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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一部从战争走向革命：极左主义的胜利与失败
第四章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Ø八月四日的意义与后果
Ø最初的反抗
Ø布尔什维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Ø镇压与激进化
Ø左翼反对派
Ø反对决裂的革命派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社会党国际局号召进行反战斗争，就在同一天，让·饶勒斯[1]倒在了拉乌尔·维郎的枪下。八月一日，德国政府向俄国宣战，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八月二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召开了会议，讨论该党的国会议员是否应该投票赞成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2]提出的战争拨款议案。
党的领袖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老牌修正主义者大卫和党的书记谢德曼发言赞成战争拨款[3]。而哈泽和雷德布尔则号召坚决反对战争拨款，认为这样做才符合党的原则立场。双方争执不下，结果得拖到第二天才能做出决定。而在社民党国会党团会议上，右派首先发难。大卫列数了俄国的专制制度会给德国的自由造成的种种危害，他着重指出：在笼罩全国的战争狂热气氛中，如果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就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他不会接受组织纪律[4]。
而反对战争拨款的人则远没有大卫那么坚定。在议会党团以七十八票赞成、十四票反对通过了赞成战争拨款的决议后，这十四名反对者——其中有哈泽、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和奥托·吕勒[5]——同意在次日遵守纪律〔投赞成票〕。此外，在八月四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把社民党一致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消息通知首相的，不是别人，正是党主席兼议会党团发言人——胡戈·哈泽。
哈泽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关心国防，因为有了国防，才能保卫人民的自由和文化免遭沙皇专制统治的威胁。他还表示，在用武力巩固了德国的安全后，希望各交战国能够尽快达成持久的、保障各国人民友谊的和平。在社民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拥护战争之时，它又表示自己忠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与和平。世界历史又翻过了一页[6]。
八月四日的意义与后果
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马后炮式的结论：八月四日的投票，与社会民主党在投票之前的好几年里的政治演变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它是这个演变过程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在当时，投票的消息传出来后，就连许多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人都不免大吃一惊。当列宁收到刊载有八月四日议会投票结果的那期《前进报》时，他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还以为这是德军总参谋部炮制出来的赝品[7]。就在不到十天以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社民党还在一份声明中赌咒发誓说：
具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向战争贩子发起了强有力的抗议。……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奥地利统治集团的狼子野心而流一滴血！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利润的渴望而流一滴血！[8]
七月三十日，在一系列似乎无法阻挡的事态面前，执委会举手投降了，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终归徒劳无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即使是那时候的执委会也还没有拿起号角，跟着资产阶级吹起“保卫危机中的文明”的战争进行曲[9]。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缺少足够的档案材料，无法了解当时的社民党领袖的真实动机（不管他们是否说过），以及他们在那关键的一周里的个人想法。谢德曼后来在自传里坦白承认，说自己被在柏林举行的沙文主义游行的规模给吓怕了[10]。艾伯特在一封信和一些笔记里，透露出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战争，害怕战争最终会造成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害怕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会给“罗莎集团”的计划增加分量[11]。恐惧肯定是当时最主要的情绪。七月三十日夜里，艾伯特和奥托·布劳恩带着党的金库去了瑞士[12]。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过程中，军方掌握了独裁者一般的权力。在当时看来，军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摧毁社民党多年来苦心建设的伟业、毁灭工人阶级多年来争取到的胜利果实、消灭社民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关闭各种报刊；说不定什么时候，军方就会逮捕社民党党员和领袖，让社民党通过几十年的活动所争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新闻媒体中传来的可怕的压力、现有的军事当局与国家机关，与重新抬头的野蛮而强大的沙文主义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似乎无法抵挡的逆流。在这股逆流面前，有许多党员被打懵了，他们对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孤立状态感到很不习惯，不懂得怎么同这股逆流斗争，更不用说在非法状态下同野蛮的镇压作斗争了，对这些党员来说，向沙文主义情绪屈服，成了一个甜蜜的诱惑。有的人经受不住诱惑，就投降了。多年来曾站在激进派的队列前头坚持斗争的康拉德·亨尼施，仅过了几个钟头就背弃了他的过去，投靠了护国派阵营，他宣称，通过这种方式，他解决了“两颗心之间的冲突”[13]。这种现象，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并不新鲜；卡尔·肖尔斯克提醒他的读者：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八月四日”，那是一七八九年的八月四日，在那天晚上，法国贵族交出了他们的特权，并“公开同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断绝了关系”[14]。
一九一四年八月确实开启了一个新时期。从那时起，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德国社民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就再也不能指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至少是在短时间内）。新的形势把沉溺于日常公事的领导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领导们恐怕无法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具有什么意义、他们做出的决定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他们恐怕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态前面，这些领导们疑窦丛生、犹豫不决、惊慌失措了。而剩下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完了。就在七月底，内务部忙着安抚各工会的领袖，向他们保证说：他们不用担心什么，祖国需要它所有的儿子效力，特别是他们[15]。
右翼社民党人把这说成是德国资产阶级提供的大好良机，他们认为这是个能保全党组织的办法，更妙的是：根据这一办法，党组织就获得了“官方承认的地位”，既然资产阶级承认了自己需要社民党，那么在面临来自外部的危险时就应该维持“国内和平”。既然工人的领袖们已经开始鼓吹“国家利益，劳资共享”，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德意志祖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结合起来，以此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那么德国的统治阶级自然会再次在这个社会中给这些领袖们留下位置，不过这次找的借口听起来更有理。
八月二日，各工会同老板们达成协议，工会同意不再进行罢工，老板也同意不再进行闭厂（lock-out），而且只要战争继续进行，所有的集体协议就会一直生效[16]。八月三日，三十来个支持大卫和谢德曼的议员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他们确信工会领袖们会支持他们[17]。政府则许下了一系列诺言，答应将在战后实行“新国策”，向各工人组织保证只要它们听政府的话，政府就不会为难它们，而且还向它们的领袖们暗示“听我的，将来包你前途无量”，使得社民党及工会的领袖们进一步倒向资产阶级一边。
领袖们犹犹豫豫地倒向右派。至于反对战争拨款和战争的那十四名议员，他们把“团结”看得太重了，他们对党太忠诚了，在“爱党主义”的强烈驱使下，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违抗国会党团的纪律。哈泽——甚至连李卜克内西——都表示尊重大多数的决定，尽管国会党团中某些人曾事先声称：如果党团做出的决定与他们的相反，他们就不会遵守党团纪律。
那些屈服于“党”的人没有想到，这一转变，要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战争，为战争祈福。社民党号称忠于原则、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忠于和平与社会主义，如今这副假面具已被揭下；它一再赌咒发誓说这场战争是纯防御性的，一再愤怒地否认会有任何吞并他国领土的事情发生，如今这些鬼话已经被揭穿了。他们花言巧语，企图粉饰由枪林弹雨、漫天毒气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构成的现实，但是他们的谎言却被轻易地揭穿了。社民党领袖们很快就变成了跟德国的军政头目一样的“吞并主义者”（annexationist）。他们想让德国工人相信：威廉二世的军队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英帝国主义作战时，是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保卫社会主义未来在欧洲的胜利。而在法国，社会党人也转而宣布：如果要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就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与泛德帝国主义。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就在这一天，第二国际死了。
最初的反抗
对于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或党的转变，并没有人提出质疑。但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弗兰茨·波克瑙[18]在争论中，把“社民党领袖的背叛”这个论题，叫做“共产党人的”论题，他对这个论题提出了质疑。他致力于论证横扫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狂潮”力量是如此之大，动摇了党的信心。他从自己的论据出发，得出了一个观点：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之间的对抗，要比阶级之间的对抗，更能促成政治激情的爆发。关于德国的形势，他写道：“领袖们所做的，正是群众想要的，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被证明是一个神话[19]。”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跟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以后的说法[20]没什么两样。然而只要做一番深入的考察，就能发现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考茨基和波克瑙所说的“群众的冷漠”，确实没什么好争论的。赞成战争拨款的决定在工人中间（无论是不是党员）并没有遭到公开的反抗。没有人进行任何运动、罢工、示威来反对这个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拒征兵的行动，也没有预备役士兵发动兵变。尽管如此，这些现象终究不过是表面现象，不能拿来当成解释。
很显然，波克瑙所说的“群众”不过是由一大群的个人所组成的，他们对事态的看法和反应，以及无论反抗还是投降的意愿只能通过一个组织来整体地表达。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组织——德国工人的组织。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党和工会的领袖们以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态度，没有问过“群众”的意见，就决定接受和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这正是长期以来，群众逐步失去了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所造成的恶果。在群众失去了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之后，群众又能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反对这些决定呢？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后，革命派——特别是列宁——立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其实，德国工人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根本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召开各种集会，、在会上进行公开的讨论所得出来的。德国工人阶级承受着两方面的压力：在上层，领导人之间的会面遭到了戒严状态的威胁；在下层，动员令则把基层工人强征入伍，如果他们举行罢工或示威（罢工和示威不但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也遭到了党和工会的禁止），就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在逮捕和简易审判的威胁面前，想表达反战态度的社会主义工人，会发现他的组织不但不支持他，反而还跟他的阶级敌人站到了一起！事实上，对于“群众”的态度这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考虑，而应该把它同“领导们”的态度联系起来。
一九一五年，列宁在同考茨基论战时着重指出：认为“群众”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造出一个革命，以此来“回答”战争，并实行“社会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样来提出问题是荒唐的。他写道：
……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21]。
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在一九一四年的德国，只有在那些激进派能担负实际上的领导责任的地方、只有在被激进派控制的机关和媒体阵地里，以及在那些能让活动家和部分“群众”表达出对全国领导层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反对意见的组织（或其一部分）里，才存在着对阶级合作和“国内和平”的反抗——换句话说，就是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布伦瑞克（Brunswick），由塔尔海默负责的《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进行了反抗；在符腾堡，由维斯特麦耶尔控制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和由克里斯平经营的《士瓦本日报》进行了反抗。各大激进派报纸，如《莱比锡人民报》和《布莱梅市民报》也进行了反抗，就连《前进报》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反抗[22]。第一份表达了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大战的立场的地下出版物是由柏林下巴尼姆[23]选区的一个党小组印制的，这并非偶然；这份出版物是由三个有办法碰头、印刷和传播消息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这三个人构成了一个组织的胚胎）制作的，这亦非偶然。其实，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起，《前进报》编辑部成员保尔·施文克[24]与下巴尼姆党组织书记、装订工人奥托·盖贝尔[25]以及柏林地区的社会主义妇女组织领袖玛尔塔·阿伦泽[26]就开始翻印各种文件，通过翻印和传播文件的活动，他们使一批积极分子了解到了反对“神圣的联合”[27]政策的思想，尽管这批积极分子的圈子并不大[28]。
罗莎·卢森堡的老同志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段时间，卢森堡曾考虑过，有没有可能通过出版和传播一份由党内著名人物签名的宣言，在勇于斗争的积极分子中间促成一次猛烈的爆发，并把她认为已经暗中存在的零星自发反抗给组织起来。但列奥·约吉希斯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种“漂流瓶”式的手段代替不了有组织的活动。为了起草这份宣言，卢森堡曾向几十位积极分子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她家去，但后来只有七个人去了她家，而这七个人里又只有两个人是全国闻名的，这两个人就是弗兰茨·梅林和保尔·伦施，而伦施无论如何都不肯在任何宣言上签名，很快就又倒向党的领导层一边去了[29]。而李卜克内西由于不愿服从党纪，没有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结果马上就破坏了党纪[30]。尽管如此，卢森堡还是坚持要这么做。他们决定召开另外一次会议，为此他们发了三百多封电报。只有克拉拉·蔡特金毫无保留、没有回避地发了回电。卢森堡只好把这个主意搁置下来[31]。
德国的革命派发现，他们被彻底地分割、孤立了，变成了一盘散沙。此外，他们在付出代价之后才认识到：不单只有国家和警察镇压他们，就连那个他们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的党，竟然也跟着国家和警察一起来镇压他们了！八月一日发布的禁止一切示威和公开集会的禁令，是一系列阻止人们发出反战声音的措施的前奏。社民党执委会在党内也实施了戒严。在这方面，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经历，对于他自己，以及对于德国左派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八月初，李卜克内西还以为反对派在党内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仍然原封未动，所以还是有可能通过党内政治讨论来使党获得重生的。出于这种幻想，他向执委会建议组织一次集会，反对吞并他国领土的宣传，他希望能从这次集会开始，一步步地纠正他所认为的“八月四日错误”[32]。执委会拒绝了他的建议。
八月底，李卜克内西前往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了解到了德军在当地犯下的暴行。九月三日，由于一家布莱梅报纸在报道中歪曲事实，把八月三日的社民党国会党团讨论结果说成是所有人一致赞成战争拨款，李卜克内西向这家报纸进行了抗议[33]。九月二十一日，他应一些政治伙伴的邀请前往斯图加特。他们原本打算举行公开集会，但遭到军方禁止，不过李卜克内西还是跟活动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活动家们对李卜克内西在八月四日对战争拨款投了赞成票一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李卜克内西向他们做了解释，揭露了国会党团内部讨论的真相，揭示了反对战争拨款的反对派的存在，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你们的批评完全正确……我本来应该在国会全会上大声喊出‘不！’的。我犯了大错[34]。”
由于公开了这些消息，李卜克内西遭到了执委会的训斥。李卜克内西于十月十日通过诉诸党的民主传统来回应，他写道：“〔这一传统〕允许任何同志……采取反对哪怕是最高权威的立场[35]。”十月十七日，军事法庭针对他从战前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对他启动了诉讼程序。十一月十日，由修正主义分子温尼希[36]主编的建筑工会机关报要求将他开除出党。正如肖尔斯克所写的：“〔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改变了，这一改变要求党控制住党内的反对派，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持‘国内和平’[37]状态[38]。”
军方和党的机关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早在八月五日，党执委会就决定把党代会推迟到战后召开，从而掌握了临机处置的大权，而这种权力原本是让它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的[39]。军方禁止了九月二十一日的斯图加特活动家集会、十一月四日的门兴—格拉德巴赫（München-Gladbach）活动家集会、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莱比锡活动家集会和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阿尔托纳（Altona）活动家集会，但在其他地方阻止了群众集会的，却是各地党组织的书记，这些书记拒绝召开集会，从而轻易地阻止了集会的举行。
在汉堡，激进派绕过党组织的各级领导，自行号召集会，成功地召开了一次有来自四个区的群众参加的大会[40]。在两面夹击之下，激进派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沉默了：《莱茵报》（RheinischeZeitung）从九月十一日起被迫停刊两天，波鸿的《人民报》（Volksblatt）于九月二十日被迫停刊，《莱茵瀑布回声报》（EchovomRheinfall）和《但泽新闻》（DantzigerZeitung）于九月二十五日被迫停刊[41]。《前进报》的几位编辑——居诺夫[42]、多伊米希[43]和希法亭[44]宣布自己不赞成执委会[45]，结果《前进报》从九月二十一日起被迫停刊三天，从九月二十八日起被迫无限期停刊[46]。十月一日，哈泽和里夏德·费舍尔[47]求见军方，以党的名义保证《前进报》再也不会提到“阶级斗争”之后，军方才允许《前进报》复刊[48]。在十一月里，符腾堡党组织执委会把以克里斯平和瓦尔赫尔为首的激进派领导人赶出了《士瓦本日报》，任命修正主义分子威廉·凯尔[49]为负责人[50]。
在反对派中间，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已经看穿了：这些招数都是冲着反对派来的，招招都是为了要让反对派闭嘴，切断他们同普通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尽快开始公开的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要违反党纪。做出这个决定，让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长期以来，党就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觉得自己在践踏自己的一部分，而这又往往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坏的影响[51]。
李卜克内西最后的幻想破灭了，他决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使他的神经为之颤抖；但他明白，他对那些仍不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亏欠了很多，为了报答他们，他必须这么做。他只剩下一种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那就是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这也就是要投票反对他自己的党做出的决定。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夜里，在雷德布尔的公寓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李卜克内西竭力想说服其他社民党反对派议员，让他们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做出这一意义重大的表态，但他没能说服其他人[52]。十二月三日，在国会就增加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李卜克内西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这一壮举，使他成为了反对派的象征，各种分散的反对派势力也开始向他靠拢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从此开始了，尽管还要过上几年，这一分裂过程才最终结束，而使分裂过程最终结束的各种条件仍是一团乱麻；这反映出了反对派的犹豫：那些不赞成党的领袖在八月四日转向支持战争的人们，在同这一转变进行斗争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坚决果敢起来的。
布尔什维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第一批对八月四日转变的后果明确表明立场的人，是列宁和流亡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八月二十四日前后，列宁起草了一份文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未来几年中的基本方针[53]。
在列宁看来，这场战争“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立场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54]。这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态度来避免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抛弃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
……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一致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55]。
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们倒向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边，这一背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意味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56]。列宁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事实上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已经指出过了[57]。”在列宁看来，这种机会主义倾向早就已经存在了，在战前，这种倾向就以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和平主义、对议会制度和合法性的盲目崇拜等形式存在着，而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在战争面前采取沙文主义立场，则是机会主义倾向的登峰造极的体现；列宁认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其实是由于无产阶级内的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党的官僚以及工会的全职干部——的社会压力而造成的：
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58]。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们卖身投靠了帝国主义阵营，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重新寻找出路。帝国主义战争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前途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列宁写道：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59]。
欧洲大战本身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60]，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
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61]。
这一新的前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以“统一”为借口，继续容忍机会主义派存在于工人政党内。
此外，列宁明白，如果各种工人组织被解散的话，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瓦解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的“几万个被合法主义腐蚀的领导人、工会官员和特权工人[62]”——即使从他们狭隘的本位利益的角度来看，也会蒙受重大损失。
因此，无产阶级的统一并不是问题，无产阶级的统一仍然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63]，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为了实现这样的统一，就必须把机会主义和阶级异己分子给清除出去：“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1914年国际蒙受耻辱和遭到破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64]。”
一九一四年九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便号召成立全新的第三国际：“现在，在1914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65]。”
它还宣布：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打倒机会主义！不仅清除了“变节分子”……而且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这一资本主义奴役最残酷、资本主义进步最迅速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66]
但是布尔什维克几乎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为了建设各国的革命党，为了建设一个革命的国际，就必须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决裂，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国际层面上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决裂。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写道：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67]。
出于在国际层面上的行动的需要，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努力，尽量在国际运动中多争取一些同盟者，加入他们这个小小的阵营。他们的同盟者有荷兰的“论坛”集团（开战时返回荷兰的潘涅库克也参加了这个集团），有同《布莱梅市民报》合作的一批布莱梅活动家（他们同拉狄克和潘涅库克有联系）[68]，还有柏林的一个以《光线》（Lichtstrahlen）杂志的主办者[69]尤里安·博尔夏特[70]为首的小组，这个小组也同拉狄克及布莱梅活动家们有联系。
在列宁写给拉狄克的信中[71]，可以发现列宁曾经对成立一个叫做“明星”（Stern）的革命组织寄予厚望，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成立。他花了很大力气与各派活动家合办了一份国际性杂志《先驱》（Vorbote），这份杂志由潘涅库克负责出版，在这份杂志上，潘涅库克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研究性论文，分析了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72]。尽管如此，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写给荷兰人戴维·怀恩科普[73]的信中，列宁还是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最有利的时机也许还没有到来，因此更有必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一切国家内同机会主义的决裂[74]。与此同时，他催促拉狄克，让拉狄克去跟德国左派要一份能明确、完整和准确地阐明德国左派的原则、表明德国左派的思想立场的声明，他还写道：“……荷兰人+我们+德国左派+0，这样也不要紧，以后将不是零，而是所有的人！[75]”。
列宁与他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盟友之所以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参加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会议，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后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核心，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他们组成的。拉狄克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表在《光线》杂志上，在这个报告中，他认为这次会议是“重建国际的第一步”，尽管许多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说了不少暧昧的和平主义昏话，但是支持重建国际的革命斗士们“这么做是出于一个信念：想要立刻抛开旧国际的残余部分，建立一个战斗的组织，是不可能的[76]。”。
镇压与激进化
一九一五年二月七日，尽管李卜克内西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龄，他还是被抓了壮丁，被编入地方部队[77]。军方害怕他的影响力，不停地把他从一个部队调到另外一个部队。不过，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也就减小了他对党的领袖们的威胁。
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发表那份传单，提出那句著名的口号：“主要敌人在国内！”[78]，列宁称赞这个口号，说这个口号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79]”几天后，当局逮捕了卢森堡，以执行她于一年前被判处的一年徒刑[80]。各家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们接连遭到镇压。二月，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人民报》（Volkszeitung）被停刊三周。三月，马格德堡（Magdeburg）的《人民之声》（Volksstimme）被停刊，《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Arbeitsstimme）和雷姆沙伊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cratischeZeitung）被查禁。五月，曾在《自由新闻》（FreiePresse）工作过的一名编辑被捕[81]。镇压在不断进行。一九一六年四月，《光线》杂志被查禁[82]，同年十月十七日，军方占领了《前进报》，并将其交给了党执委会[83]。
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扮演了维护“国内和平”政策的辅助警察的角色。重工业资本与总参谋部携手组织了战时经济，把战时经济的重负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公共支出在财政上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的。战争头两年里，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工资却没加一分钱[84]。可是工会领袖温尼希竟然宣称：“民族独立和全体人民的经济要求，高于工资劳动者的眼前利益[85]。”
没过多久，所有人——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收入，都渐渐只能勉强糊口了，限量配给和物资短缺又加剧了这一情况。从一九一五年二月一日起，面包开始限量供应，接着食用油、肉类和马铃薯也要限量供应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那个可怕的冬天，被人们叫做“芜菁之冬”，每周人们凭配给证可得一·五千克面包、二·五千克马铃薯、八十克黄油、二百五十克肉、一百八十克糖和半个鸡蛋——假如商店里还有货的话。这些食物总共只能提供人们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一[86]。劳动人民、士兵和水兵，还有市民在忍饥挨饿，前激进派保尔·伦施却认为配给制是“战时社会主义”的措施[87]。而战争带来的红利却在节节上涨[88]。
把战争当作一场新奇快乐的、直抵巴黎的远足的人，早就绝迹了。战场上遍布着道道战壕，每一道战壕里都是泥浆满地，每一道战壕里都是冰冷彻骨，让所有的人都再也无法自吹自擂，再也吹不出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来。医院里挤满了伤病号，令人触目惊心的残疾青年随处可见，死亡与失踪名单上不断增加着“英勇牺牲”的名字，这一切，为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竭力鼓吹的种种幻想敲响了丧钟。不会有什么“新国策”了，那些在各条战线上送了命的几百万德国青年永远得不到什么“未来”了。如果镇压不是一天天加剧的话，群众当中也许早就会表达出对和平的渴望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千多名妇女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争取和平[89]。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国会通过了动员法案《为祖国志愿服务法》（GesetzüberdenvaterländischenHilfsdienst，又名Hilfsdienstgesetz），把工人束缚在工厂里。该法案规定，所有不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十七岁至六十岁的男子，都必须向当局出示自己的被雇用证明或由前雇主提供的无业证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按照指示，在两周内到某个地方去工作，如果他拒绝服从，或是擅离工作岗位的话，就要坐牢，刑期最长为一年[90]。
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号召工人阶级用战争手段去保卫经过多年斗争所争取到的各种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然而这些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早已荡然无存。尽管镇压无时不在进行，工人阶级的怒火仍是越来越高涨，他们的愤怒越来越明显。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斯图加特爆发了骚乱，妇女们也举行了抗议物价高涨的示威。同时，在莱比锡，也有人试图举行抗议肉价的示威，但被警察镇压下去了。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由于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柏林也发生了骚乱[91]。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国际派[92]号召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93]。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上向围着他的几千名工人和青年发表了演说[94]。当局逮捕了李卜克内西，但是，就在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他出庭受审的那一天，柏林多家兵工厂的五万五千名工人举行了罢工[95]。布伦瑞克的劳动者们也跟着举行了罢工，同时在布莱梅也举行了游行示威[96]。
一九一六年七月，鲁尔地区波贝克（Borbeck）的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随后的整个夏天里，鲁尔地区的罢工此起彼伏。八月十六日，埃森的一队矿工在游行时喊出了“李卜克内西万岁！”的口号。在汉堡爆发了饥民哄抢食物的暴动。镇压也再次开始了。卡尔斯基于六月二十八日被捕，恩斯特·麦耶尔于八月三日被捕，梅林于八月十五日被捕。李卜克内西在一审中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两年半，上诉后又被加为四年半[97]。
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军政首脑无法为“神圣联合”求得胜利，就只能去攻击“煽动分子”了。群众的反抗刺激了、有时则产生了一些非常初级的组织，这些组织使群众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采取行动。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剧烈的震荡后，走出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后的茫然麻木的状态，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考茨基在写给维克托·阿德勒的一封信中承认：“极端主义迎合了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当前需求。现在李卜克内西成了战壕里最受欢迎的人[98]。”
左翼反对派
德国的革命派——左翼激进派尝试着组织起来，但进展很慢，花了很长时间才有实际效果。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后，卢森堡的朋友们立刻碰了头，这些朋友们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坚持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开始，这个核心有卢森堡自己、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这两人是她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老同志）、梅林和蔡特金（这两人是她的私人好友）、保尔·列维（一九一三年后担任她的律师）、麦耶尔和施特勒贝尔（这两人是在《前进报》工作的记者）、还有被李卜克内西介绍进来的柏林活动家威廉·皮克（当时任柏林党组织的第二书记，作为机关干部，他的人脉很有价值）、保尔·郎格[99]、以及赫尔曼·敦克尔[100]与凯特·敦克尔[101]夫妇[102]。
虽然这个小组有东欧出身的活动家，但它的地下活动经验很少。当局完全清楚这个小组全部成员的身份，并对他们进行着严密监视。直到几个月之后，敦克尔夫妇设法同下巴尼姆党组织领导接上了头，对方提出可以提供技术帮助，这个小组才得以开展地下宣传活动。第一份传单是由马尔赫列夫斯基起草的，这是一篇反驳亨尼施的论战性文章[103]，下巴尼姆的同志们趁着晚上在自己家里用油印机印好传单后，他们再把传单送到克拉拉·蔡特金的卡片索引上的地址。
从那时起，这个小组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打破沉默，不然国外的活动家们就会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全体一致地拥护他们的领袖的沙文主义政策。第二个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蔡特金纷纷在瑞士的社会党报纸上撰文，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对修正主义者休特古姆[104]和里夏德·费舍尔的沙文主义宣言的谴责。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在圣诞节向伦敦的《工人社论》[105]发去了问候；梅林宣称，争取和平、反对领土吞并的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要在德国进行这些斗争，“如果领袖们愿意，就跟他们一起斗争；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把他们踢开；如果他们破坏斗争，就斗倒他们[106]。”
不久之后，下巴尼姆的同志们就在党内散发李卜克内西反对战争拨款的演讲文稿[107]。十二月底，胡戈·埃贝莱因[108]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组织的基础，他在党内建立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在每个工厂都有一名代表，在每个城镇都有一个人负责同中央核心联络，传播反对派的著作。
在一九一五年中期，这个团体已经同三百多个城镇建立起了联系[109]。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中央核心的另一位成员阿图尔·克里斯平向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党员发去了开展组织活动的通知，几天后他就接到了来自德累斯顿、杜伊斯堡、慕尼黑和但泽（Danzig）的回音，响应他的人当中还有像维斯特麦耶尔和迪斯曼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活动家[110]。三月五日[111]，在皮克位于柏林的家中，左派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组织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足够让活动家们初步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组织，这样就能进一步完善党内秘密网络的结构机制了[112]。
在这些过于出名的活动家的地下斗争中，时有成功，时有打击。卢森堡的上诉被驳回后，她从一九一五年二月起坐了两个月的牢。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监狱里给第一期《国际》（DieInternationale）杂志写了文章；《国际》杂志是由这个组织出版的，由她和梅林任编辑。这本杂志是在鲁尔一家党报的出版社里印刷的，上面还刊载有蔡特金、塔尔海默、施特勒贝尔、凯特·敦克尔、保尔·郎格和李卜克内西的文章。但它刚出第一期就立刻被当局查禁了[113]。与此同时，符腾堡活动家雅可布·瓦尔赫尔也被捕了，当局指控他散发煽动颠覆国家的传单。法庭在对他的判决中，强调指出他的政治路线违背了党的路线[114]。
一九一五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参加完伯尔尼（Berne）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后，在回国时被捕[115]。尽管她在十月获释，但她的健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此后几乎没有参加反对派的活动[116]。在斯图加特有七名活动家被捕并遭到了指控，这七人中有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耶尔和一位名叫汉斯·蒂特尔[117]的青年[118]。在柏林有位来自萨克森的建筑工人叫弗里茨·格洛比希[119]，他在当地的一些青年工人中间有些影响，皮克联系上了这些青年工人[120]，但在妇女在国会外举行示威之后，皮克被捕了[121]。麦耶尔和埃贝莱因也在那年秋天被捕了。最后，当局不顾维斯特麦耶尔已过服役年龄的事实，将他强征入伍，结果他死在了前线附近的医院里[122]。
在流亡者中间和瑞士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对德国的运动有密切的影响，因为第二国际的左派最初就是在瑞士重整旗鼓的。好几年里维利·明岑贝格一直在领导瑞士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一直同布莱梅和萨克森保持着联系。一战开始时，他正在同莱茵兰人瓦尔特·施特克尔一起工作。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德国代表，是由斯图加特、哥平根、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地方组织选派的。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以三票对十三票未能通过。但会议决定同维也纳局[123]决裂，宣告自己为独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由明岑贝格任国际书记。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这个国际组织的第一份杂志《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出版了，上面登有亨勒、李卜克内西、柯伦泰[124]和拉狄克的文章。这份杂志在德国的传播得到了李卜克内西、梅林、保尔·弗勒利希和格奥尔格·舒曼的帮助[125]。
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反战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中派多数派，他们倾向于和平主义；另一派则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左派。有五名德国代表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们是：阿道夫·霍夫曼[126]和雷德布尔（这两人属于中派），麦耶尔和塔尔海默（这两人代表国际派），这四人都投票赞成多数派；剩下的一人——《光线》杂志编辑博尔夏特则是支持列宁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唯一的德国代表[127]。
一九一五年六月，七百五十多位著名活动家、报纸编辑、全职干部和工会领袖联名向党执委会的政策发出了抗议[128]。这份抗议书是在李卜克内西家里，由他自己、麦耶尔、施特勒贝尔、马尔赫列夫斯基、赫尔曼·敦克尔、梅林、劳坎特[129]、海因里希·劳芬贝格[130]和雷德布尔起草的[131]。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国际派在李卜克内西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名代表[132]采纳了卢森堡在狱中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这份文件激烈抨击了“国内和平”政策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并宣称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才能赢得和平[133]。三月十九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在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当中，仅来自柏林的代表就有十七人[134]。这次会议同新出现的中派反对派[135]划清了界限，并在事实上成立了未来的斯巴达克斯派。
针对国际派的文件、特别是卢森堡在狱中写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进行了细致的批评。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德国的国际派把和平——而不是内战——作为他们的目标。列宁抨击“尤尼乌斯”，说尤尼乌斯虽然认为战争已经开辟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但尤尼乌斯的分析却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是围绕着退回战前形势的前景而进行的，而且尤尼乌斯把阶级斗争局限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136]。尽管如此，在战争期间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行动。当斯巴达克斯派追随李卜克内西，宣称“主要敌人在国内”时，它就加入了正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形成的革命派的行列。
另外，在国际派的一月会议结束后，过了几天，奥托·吕勒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的文章，引起了轰动[137]——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有博尔夏特（他已经被捕了）的杂志才支持这一分裂[138]。左派活动家们一直努力促使青年组织中的左派与机会主义决裂，柏林的弗里茨·格洛比希就是这么做的，他和他的同志们独自在青年工人当中开展组织活动[139]。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装成野营爱好者，在耶拿（Jena)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召开了全国青年反对派代表会议[140]。李卜克内西、吕勒、亨勒和舒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141]。革命派成功地出版了合法报纸——比如布莱梅的《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和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142]。他们还出版了一些地下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是非法的，但却多少都能做到按时出版，这些地下刊物有《斯巴达克斯通信》，还有在杜伊斯堡和汉堡出版的《斗争》（DerKampf）[143]。
随着左翼反对派的成长，它开始遇到各种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时中派反对派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多，在国会党团内很活跃，该如何同中派反对派打交道，就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它内部对于未来的前景的认识也不一致。一些人要求成立新党，与社会民主党彻底断绝关系。卢森堡反对这种看法，她认为他们应该留在党内，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要避免变成一个孤立的、脱离群众的小宗派，并尽量引导工人参加斗争[144]。一月的时候，吕勒、林道[145]和布莱梅人约翰·克尼夫[146]就已经宣布要与党决裂[147]。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的示威游行，是与卢森堡的“群众行动”概念相符的，与此同时，青年活动家们印刷和传播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传单[148]，这表示他们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罢工，似乎印证了这条路线；没有受到革命派直接影响的工人群众，在战争期间发动了政治性罢工，而修正主义者认为这种罢工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列维去了瑞士，并同当地的德国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49]）做了很多组织工作，斯巴达克斯派（当时已经改叫这个名字了）的人数依然很少，李卜克内西的威望所赢得的同情，并未使斯巴达克斯派在人数上增长多少[150]。斯巴达克斯派的一些成员，比如赫克特和开姆尼茨的布兰德勒[151]，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但他们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们在工会中的职位[152]，而不是因为斯巴达克斯派本身具有影响力；此时的斯巴达克斯派仍是一个很不牢固的、松散的网络，逮捕或入伍通知书随时都能破坏这个组织内部的联系。
其实，当时已经有了几个组织。在柏林，围绕着《光线》杂志的一批人，组成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但是当局对它的镇压，以及它的核心人物博尔夏特的转变，很快就让那些曾对它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列宁）失望了[153]。在德国西北部，一些小组开始同国际派结盟，与此同时，这些小组同当时在瑞士的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在汉堡，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劳芬贝格（战前曾是中派）转到了反战立场上来。他与弗里茨·沃尔夫海姆[154]（曾参加过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InternationalWorkersoftheWrold〕）、鲁道夫·林道、威廉·迪维尔(WilhelmDüwell）和保尔·弗勒利希等活动家一起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小组。在这个小组身边，有一个在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青年”组织，它以户外休闲娱乐活动为掩护，开展了宣传鼓动活动。由于得到了地下领导者们的支持，它在青年工人当中发展了不少成员，但它与其他地下小组没有联系[155]。
激进派在布莱梅一直拥有可观的影响力——皮克曾担任过当地党组织书记，潘涅库克也在那里住过六年——曾当过学校老师、后来在党校任教、在《布莱梅市民报》编辑部工作过的约翰·克尼夫在青年工人中间很有影响力。当地党组织的干部跟拉狄克有私人交情，而拉狄克也通过通信继续对他们产生强烈影响。克尼夫能每周举行一次党内讨论会，在会上他为革命思想辩护，传播拉狄克、列宁、托洛茨基等人发表在瑞士报刊上的文章[156]。他组织了一个主要由青年活动家组成的地下核心，这个核心小组在码头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
他的一个支持者——青年记者艾尔德曼[157]同德累斯顿和斯图加特的青年组织保持着固定的联系，艾尔德曼甚至还跟第七十五步兵团的一群士兵保持着固定联系，这些士兵是由布莱梅鞋匠卡尔·雅纳克[158]组织起来的。一九一五年秋天，雅纳克趁休假之机告诉克尼夫，他的同志们赞成同党决裂，成立新的革命党。一九一六年，布莱梅组织选派艾尔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耶拿代表会议。就在同一年，布莱梅的革命派已经同经营《布莱梅市民报》的中派彻底决裂，革命派从在海军造船厂工作的工人当中募集到了一笔经费，买下了一家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新周刊《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他们的领袖参加了国际派的会议，与博尔夏特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拉狄克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保持着联系。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期间，恩斯特·麦耶尔离开柏林，前往布莱梅，同当地的革命派就他们的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159]。
在柏林，下巴尼姆的活动家们先是在党内开展工作的，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被从工会内产生的新反对派接了过去，新反对派是由“革命工长”组成的，他们继承了社民党在柏林工厂内著名的“党信得过的人”的传统[160]。战争塑造了他们，赋予了他们特殊的性质。其实，当党的领袖宣布“国内和平”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五金工会车工分部领袖里夏德·米勒就邀请了柏林五金工会的几位领袖，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绕开拥护战争的改良主义领袖——即奥斯卡·科恩[161]和威廉·西林[162]等人，在工会内组织反抗雇主的斗争。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米勒差点当选为柏林五金工会主席，但他坚决谢绝了[163]。
后来，米勒对这次错失良机后悔不迭，但此时的“革命工长”团体更倾向于在工会机关内开展半地下活动，而不是直接接管工会的职责。这个团体最初的核心（一九一八年，他们的存在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是在密谋的气氛中活动的。它系统地从各工厂、各行业的工会代表中发展可靠的成员。这个网络的成员们把自己隐藏在各个关键岗位上。他们利用车工工会提供的合法掩护，作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派别组织，在工会内开展活动，但它一直同各工厂、各车间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逐渐拥有了控制代表大会的能力，并坚持要求彻底的讨论自由。
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既不是工会，又不是党，而是一个既像党又像工会的地下集团。作为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核心，他们曾有几次成功地表达出了工人反抗国家和党机关的意愿，在活动中具体地表达出了他们的要求和他们随时准备斗争的决心。它的主要核心——即“中央”——的人数，从来没超过五十个人[164]，但由于车工在每个工厂里都位于有利的地位，所以“革命工长”团体在各种代表会议上都能形成一个规模虽小，但却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的集体，因此他们在几百个受他们直接影响的人的帮助下，使几十万柏林工人能够做出符合自身愿望的积极行动的决定，从而推动了几万、然后是几十万的柏林工人。
这些五金工人都是技术能手，收入相对较高，因为雇用他们的企业都在为了应付战时订货而全力开工。他们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和战前工会运动中最优秀的分子。在一九一四年，他们并不出名，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柏林工人接受了他们的领导，尽管他们年纪还不大，但却成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骨干。他们的主要领袖里夏德·米勒与雷德布尔有联系，倾向于中派反对派，这使得他尽量避免让反对派中的两个派别之间爆发论战[165]。他们中有三人——布鲁诺·佩特斯[166]、奥托·弗兰克[167]和赫尔曼·格洛特[168]本来就已参加了、或不久就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169]。其余的人则接近斯巴达克斯派，后来他们大部分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参加了共产党，比如保尔·埃克尔特[170]、保尔·维格曼[171]、里夏德·诺瓦科夫斯基（RichardNowakowski）、汉斯·菲弗尔[172]、保尔·诺伊曼[173]、海因里希·马尔赞[174]、诺严多夫[175]、奥托·托斯特[176]、保尔·肖尔策[177]、弗里茨·文古特[178]、里夏德·舍特勒（RichardSchöttler）、保尔·维尔[179]和安东·格利列维奇[180]等人。后来，又有一些不在工厂里工作的活动家加入了他们的圈子，比如奥托马尔·盖施克[181]，他是一家青年工人旅社的经理[182]。由于时常有人入伍和退伍，这个圈子的成员经常变动，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他们领导了声援李卜克内西的罢工，有五万五千名柏林五金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183]。
“革命工长”组织是一个灵活的网络，靠着在合法组织中工作的活动家彼此之间的信任而存在着。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柏林工人的候补领导层。它曾有几次成功地向社民党和工会发起了挑战，但是，它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导层的雄心，也没有同工会决裂的胆识。
反对决裂的革命派
德国的革命反对派所表达出来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所期望的相差很远。当然，布莱梅的小组确实有时会发表布哈林、拉狄克或列宁的文章，并愿意接受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必须建立新国际的整个分析。而国际派虽然也同意第二国际已破产的论断，承认建立第三国际的历史必要性，但拒绝通过与机会主义决裂来为此做好准备：
当旧的国际破产后，新的国际必将诞生，但只有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诞生出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必须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只能证明它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些缺陷是它长久以来的痼疾），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想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去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话，它就必须经受彻底的内部变革。
要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成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光靠拟定几份纲领、发表几份宣言，光靠机械的纪律或过时的组织形式，是办不到的，只有通过广泛地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依靠群众坚决的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首先要把党的官僚机构转变为民主的机构，在这么一个民主的机构里，全职干部将成为群众的工具[184]。
其实，卢森堡从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几乎没有使她在组织问题上向列宁靠近一点。她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及其备受赞扬的纪律偏偏表现在这里——这个有四百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小撮议员的指挥下，在二十四小时内回转身来，被人驾在一辆大车前面，而过去它是把猛烈攻击这辆车当作终身目标的。……德国的教育和组织越是好，越有闻名的纪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帮助也就越……有效[185]。
她相信，必须把革命派全都组织在一个党和一个国际里，但她却不认为这一历史任务是在任何形势下都能完成的，尤其是在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
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跃历史的发展，正像人不能跳跃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186]。
所以，国际派的革命者们所接受的革命前景，与布尔什维克的很不一样。国际派的任务是把老房子修好，把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赶走，还要把党夺回来，交还给党员群众。为此，在等待着必将到来的群众起义的同时，他们要进行宣传，要帮助启发群众，并为群众提供一种分析。但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及受其影响的那部分德国革命派所鼓吹的那种“机械的”立即决裂，是一剂比疾病更糟糕的猛药。约吉希斯写道，这么做可能会导致革命派与“党内最优秀的同志们”隔绝开来，使他们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187]。卢森堡写道：
对于小派别及其秘密集会，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脱离”它们，去建立新的派别和组织秘密集会。但是，企图通过简单的“退党”，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从资产阶级的这一最严重最危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以勇敢的模范行为给无产阶级带头，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幻想[188]。
她其实是在宣称这样的倡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得先把自己从“议会痴迷病”和“党证”迷信中解放出来。她写道：
清除那些今天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不是靠个人或个别集团的决心就能解决的私事。它将作为对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补充而紧跟着它发生[189]。
其实，正如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决定，宣示了社民党已经不仅是“阶级本身的运动”，而且还成了一个可以叛逃到阶级敌人那边去的一个机关一样，一九一七年的各种事件，也揭示了各种企图修复或改良社民党的设想都是徒劳无功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事实上分裂了，这确实有一部分是由“群众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是由机关的行动造成的。不仅仅是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决裂了，改良主义派里头也发生了分裂。就这样，在革命派的行列当中，再次出现了思想混乱，因为革命派并未预见到这一点，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1]让·饶勒斯（Jean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2]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von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中译者注
[3]卡·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KlassenkampfgegendenKrieg），柏林，1919年，第14页。
[4]同上，第55页，第87页。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算社民党决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他也要投赞成票。——中译者注
[5]卡尔·海因里希·奥托·吕勒（KarlHeinrichOtto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5年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公开反对战争，赞成脱离社民党。加入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担任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袖。1919年11月退出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团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反极权的“工人联合会”流派。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中译者注
[6]弗勒利希（Frölich）、林道（Lindau）与托马斯（Thomas）主编，《德国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GeschichtederdeutschenRevolution），柏林，1929年，第99页；菲利普·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MemoireneinesSozialdemokraten），第1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57—258页。
[7]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8]转引自：卡尔·格吕恩贝格（CarlGrünberg），《国际与世界大战》（DieInternationaleundderWeltkrieg），第一卷，莱比锡，1916年，第51页。
[9]同上，第63—64页。
[10]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1卷，第235页。
[11]弗·艾伯特，《文集》（Schrif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6年，第309页；另请参阅：迪特尔·库尔特·布塞（DieterKurtBuse），《艾伯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艾伯特日记中的一个月》（EbertandtheComingofWorldWarOne:AMonthFromhisDiary），《国际社会史评论》，第3期，1968年，第430—448页。
[12]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1卷，第245页。
[13]转引自：欧根·普拉格（EugenPrager），《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GeschichtederUSPD），柏林，1921年，第34页。
[1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0页。
[15]保尔·乌姆布莱特（PaulUmbreit），《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工会》（DiedeutschenGewerkschaftenimWeltkrieg），柏林，1917年，第21页。
保尔·乌姆布莱特（PaulUmbreit，1868年6月30日——1932年3月21日），生于莱比锡，当过五金工人，1898年因工伤而退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担任工会报纸记者。1900年在卡尔·列金建议下，负责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集的出版工作。在一战期间积极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4—1918年任战时粮食局（Kriegsernährungsamt）顾问，十一月革命后担任社会化委员会委员。1919年当选为全德工联执委会委员。1920年任国家经济会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社会政策委员会主席、劳动部劳动法委员会委员、电力部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中译者注
[16]同上，第21—30页。
[17]格吕恩贝格，《国际与世界大战》，第73页。
[18]弗兰茨·波克瑙（Franz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1950年同许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forCultralFreedom，该组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积极从事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19]弗·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WorldCommunism），密歇根，1962年，第58—59页。
[20]详见：考茨基，《社会主义与战争》（SozialismusundKrieg），布拉格，1937年。
[21]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257—25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5-5.htm——中译者注
[22]请参阅《德国革命插图史》里的大事记，第515—518页，这一部分记录了媒体所遭受的迫害。
[23]下巴尼姆（Niederbarnim）是柏林的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主要是工人。——中译者注
[24]保尔·施文克（PaulSchwenk，1880年8月8日——1960年8月22日），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当过钳工。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开始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并为《前进报》工作。一战期间反对社民党的“国内和平”政策，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和普鲁士立宪议会独立党党团秘书。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1924—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1936年在大清洗中因被指控为外国间谍而被捕，1939年获释。1945年回国后担任过一些次要职务，1952年退休。——中译者注
[25]奥托·盖贝尔（OttoGäbel，1885年12月4日——1953年5月1日），装订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与下巴尼姆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出版了反对派的第一批文件。后来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但在德共（斯）成立时没有加入，而是留在独立党内，成为独立党内左派领导之一。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入选中央局。1921年12月支持布拉斯反对中央局，但后来没有参加共产社。后来负责编辑《共产党通讯》（KommunistischePartei-Korrespondenz）并任国会党团书记。当过柏林市议会议员。受财政丑闻牵连，于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1932年被判处一年半监禁，1934年获释后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德国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并在自由工会工作。——中译者注
[26]玛尔塔·阿伦泽（MartaArendsee，1885年3月29日——1953年5月22日），曾在书店工作过，1907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担任妇女运动组织者；1914年加入反对派，参加了下巴尼姆小组，出席了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参加《共产主义妇女》（DieKommunistin）编辑部，当选莱比锡工会委员会委员，同德共右派比较接近，在国际工人救济会工作。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与丈夫保尔·施文克一起流亡苏联（施文克后来在苏联遭到关押）；后来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7年以前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成员之一。
[27]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于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了类似的同盟关系，所以这里的“神圣联合”也是指德国社民党同德国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状态。——中译者注
[28]玛·阿伦泽，《在红旗下》（UnterderrotenFahne），东柏林，1958年，第75—81页；保·施文克，《列宁、梅林与下巴尼姆的参考资料》（Lenin，MehringunddasNiederbarnimerReferentenmaterial），《德国工人运动史论》（Beiträge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第1期，1960年，第158—163页。
[29]参见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回忆录，《共产主义公报》（Bulletincommuniste），第3期，1921年1月20日，第40—45页。
《共产主义公报》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自1925年起成为共产国际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30]1914年12月2日，帝国国会就第二次军事拨款法案进行表决，卡尔·李卜克内西不顾国会党团的纪律，投下了反对票，他是国会中唯一反对军事拨款的议员。——中译者注
[31]《革命》（DieRevolution），第2期，1924年，引用自：吉尔贝·巴迪亚（GilbertBadia），《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战争初期的态度》（L'Attitudedelagauchesocialedémocrateallemandedanslespremiersmoisdelaguerre），《社会运动》（LeMouvementsocial），第49期，1964年，第84页。
[32]同上。
[33]同上，第85—86页。
[3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DokumenteundMaterialien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第2编，第1卷，东柏林，1958年，第35页，注释5。
[35]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第23—24页。
[36]奥古斯特·温尼希（AugustWinnig，1878年3月31日——1956年11月3日），生于布兰肯堡（Blankenburg）一个贫苦家庭，当过砖瓦匠学徒，1896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担任建筑工会领袖。1913—1921年当选汉堡市议员。1917—1918年出任东西普鲁士国家专员与波罗的海省份特派代表。1919—1920年出任东普鲁士总督。1920年因参加卡普暴动而被开除公职。在二十年代逐步右倾。1927年脱离社民党，参加了老社会民主党（Alt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ASPD）。1930年参加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Volkspartei，KVP）。纳粹篡权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37]“国内和平”的原文为Burgfrieden，直译为“城堡和平”。所谓“国内和平”，是指资产阶级和工人官僚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停止国内的阶级斗争，让工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驯顺地为资产阶级充当炮灰的状况。——中译者注
[3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7页。
[39]格吕恩贝格，《国际与世界大战》，第41页。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执委会的这种权力，原本是让它在革命形势下运用的。——中译者注
[4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1]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8页。
[42]海因里希·居诺夫（HeinrichCünow，1862年4月11日——1936年8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早年经商，后参加了工人运动。从1898年起担任《新时代》杂志编辑。1905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在一战爆发初期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1917—1923年他继考茨基之后负责编辑《新时代》杂志。1919—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剥夺养老金，1936年逝世。——中译者注
[43]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多伊米希（ErnstFriedrich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1月反对起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
[44]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6]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30—32页。
[47]里夏德·费舍尔（RichardFischer，1855年4月3日——1926年9月21日），当过排字工人出身。1873年在瑞士加入社民党。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他担任秘密发行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排字工长，1890—1893年，他进入党的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893—1903年任《前进报》编辑兼出版人，1893—192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持中派立场。——中译者注
[4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9]威廉·凯尔（WilhelmKeil，1870年7月24日——1968年4月5日），当过车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887年参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逐步堕入修正主义。1900—1918年当选符腾堡邦议员。1910—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拥护战争，被任命为符腾堡邦社民党机关报《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Tagwacht）总编，将其从左派手中夺走，导致符腾堡邦组织分裂。1919—1920年当选符腾堡邦立宪会议主席和魏玛国民议会议员，1919—1933年出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920—1932年当选国会议员。1921—1923年出任符腾堡邦劳动与粮食部长。纳粹篡权后退出政界。1946—1952年当选巴登—符腾堡州议会议员，1947—1952年担任巴登—符腾堡州议会主席。——中译者注
[50]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一卷，第306—317页。
[51]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反对派领袖，从哈泽到卢森堡，还有蔡特金和梅林，都得了重病。
[52]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41页、第89页。
[53]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7页。
这篇文章实际写于公历9月5日—6日（俄历8月23日—24日）。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01.htm——中译者注
[54]同上，第1页、第2页。
[55]弗·伊·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03.htm——中译者注
[56]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2页。
[57]同上。
[58]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259—260页。
[59]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266—267页。
[60]弗·伊·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05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12.htm——中译者注
[61]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8—19页。
[62]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58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21.htm——中译者注
[63]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15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14.htm——中译者注
[64]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59页。
[65]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117页。
[66]弗·伊·列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45—4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08.htm——中译者注
[67]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35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43.htm——中译者注
[6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66—72页。
[69]同上，第72—77页。
[70]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布莱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中译者注
[71]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128—129页、第155—158页。
[72]详见《导言》（ZurEinführung）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任务》（DieImperialismusunddieAufgabendesProletariats），《先驱》，第1期，1916年1月；这两篇文章的简介和摘要，收录于：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21—128页。
[73]戴维·怀恩科普（DavidWijnkoop，1876年3月11日——1941年5月7日），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07年代表荷兰社会主义者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同年10月，参与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并任主编。1909年，因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右翼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该党。同年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任该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和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改建为荷兰共产党，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因对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工会等问题决议有不同看法，1926年被开除出荷共。1930年恢复党籍，1935年重新当选荷共中央委员。1918—1925年和1929年后，均当选荷兰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74]弗·伊·列宁，《致戴·怀恩科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142页。
[75]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106页。
[76]卡·拉狄克，《第一步》（DerersteSchritt），《光线》，1915年10月3日，第3—5页。
[7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8]传单的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2—166页。
中文版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k/mia-chinese-karl-liebknecht-191505.htm——中译者注
[79]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350页。
[80]《前进报》，1915年2月20日。
[8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8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3页。
[8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490页。
[8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3—126页。
[85]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5页。安德烈·萨尤（AndréSayous）对食品供应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详见他的《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L'Épuisementéconomiquedel'Allemagneentre1914et1918），《历史评论》（Revuehistorique），1940年1月—3月，第66—75页。
[87]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8]同上，第123—124页。
[8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7—168页。
[9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8页。
[91]同上，第516页。
[92]1915年3月5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人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国际》（Internationale）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这次会议使一些地方的左派之间建立起初步联系。4月，《国际》杂志创刊号出版，随即遭到了社民党执委会和德国反动当局的联合围剿，只出了一期就被当局查禁。此后左派就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派别组织，它也是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前身。——中译者注
[93]传单的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73—375页。
[94]演说的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76—378页。
[95]埃尔文·温克勒（ErwinWinkler），《1916年的柏林工长运动》（DieBerlinerObleutebewegungimJahre1916），《历史学刊》（ZeitschriftfürGewissenschaft），东柏林，第11期，1968年，第1427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页。
[96]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324页。
[9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2页、第331页、第516页。
[98]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630页。
[99]保尔·郎格（PaulLange，1880年1月5日——1951年6月14日），生于庄丁工家庭，当过办公室职员，1898年参加社民党，1903—1906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入选中央局。1920年11月因不同意德共的工会政策，在德共与独立党左派合并之前退出德共，参加了独立党（右派），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后来他和列维一起成为社民党左翼反对派成员。1945年6月重新参加德共，1945—1951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00]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LudwigRudolph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共（斯）成立时当选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中央局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的独立党政府的部长。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101]凯特·敦克尔（KäteDuncker，1871年5月23日——1953年5月2日），娘家姓多尔（Doell），当过教师，1898年同赫尔曼·敦克尔结婚，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党，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担任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在战争期间同丈夫一起参加了国际派，1918年入选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负责妇女工作。1919年入选德共（斯）中央局，1920年未入选中央局。此后未担任重要工作。1938年流亡美国，1947年与丈夫一起返回东德定居。
[102]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90—191页；海因茨·沃尔盖穆特（HeinzWohlgemuth），《德国共产党的成立》（DieEntstehungderKPD），东柏林，1968年，第64—65页。
[103]霍·舒马赫曾在书中写道，保尔·施文克曾误以为这份传单是梅林写的，见《他们叫他卡尔斯基》，第134页，注释107。
[104]阿尔伯特·奥斯卡·威廉·休特古姆（AlbertOskarWilhelmSüdekum，1871年1月25日——1944年2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者。1900—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05]《工人社论》（LabourLeader）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创刊于1887年，原名《矿工》（TheMiner），1888年改名为《工人社论》，后来改名为《新社论》（NewLeader），最后于1947年改名为《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tLeader）。——中译者注
[106]《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1页、第77页。
[107]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4页。
[108]胡戈·埃贝莱因（Hugo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1年10月16日），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年11月入选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区（Neukölln)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当选中央局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中译者注）。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1928年同调和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109]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ZPA），东柏林，《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档案文件，1914年》（WilhelmPieck.Mappe，DokumenteduKPD1914），1929年，NL36/2。该文的摘要收录于：吉·巴迪亚，《斯巴达克斯运动。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最后岁月1914—1919》（LeSpartakisme.lesdernièresannéesdeRosaLuxemburgetdeKarlLiebknecht,1914–1919），巴黎，1967年，第326—337页。
[110]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98页。
[111]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5月5日”，经核对《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5页），改为“3月5日”。——中译者注
[112]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IML-ZPA，NL36/2。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皮克、李卜克内西、梅林、凯特·敦克尔、赫尔曼·敦克尔、盖特纳（Geithner）、吕勒、保尔·列维、克里斯平、贝尔滕（Berten）、梅克尔（Merkel）和盖贝尔。
奥托·盖特纳（OttoGeithner，1876年5月23日——1948年7月31日），生于梅泽堡，当过木工学徒。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4年参加社民党。1899—1910年任柏林工人教育学校校长，1908—1910年任社民党党校出版局编辑。1910—1915年任哥达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12—1918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哥达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0年、1921年、1924年当选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21年任《图林根人民报》（ThüringerVolksblatt）编辑。1926年3月因支持极左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5年被判处三年半徒刑，1938年10月被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1945年5月7日获救。德国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1945—1946年任《图林根人民报》编辑，1946年秋季当选哥达市议员。1948年7月31日逝世。——中译者注
彼得·贝尔滕（PeterBerten，1873年2月18日——1960年7月28日），当过木工和建筑工人，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7—1914年任社民党杜塞尔多夫执委会委员。1904年起任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印刷《国际》的活动，但没有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杜塞尔多夫工人苏维埃委员。1919—1928年当选为杜塞尔多夫市议会议员。1920—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立宪会议议员，1921—1924年任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1924—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当选为社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多次被监禁。二战结束后重新担任下莱茵社民党副主席。——中译者注
[113]详见《国际》杂志在重版时由沃尔盖穆特撰写的序言，《国际》，东柏林，1965年。
[11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5]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50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6页。
[11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7]汉斯·蒂特尔（HansTittel，1894年9月1日——1983年8月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平板印刷工。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成为符腾堡激进派领袖之一，同年年底因散发反战传单而被监禁八个月，后被强征入伍。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年底担任符腾堡地委政治书记，1920—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担任图林根（Thuringia）地委政治书记，起义失败后被捕，1924年获释，1926年起领导中央出版局，1928年年底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建德共（反对派）。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39年退出德共（反对派），逃到美国，1962年返回西德定居，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11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201—206页。
[119]弗里茨·格洛比希（FritzGlobig，1892年1月25日——1970年2月2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四岁时被电车撞伤。当过雕刻师，1908年参加了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同时继续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活动。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是共青团最早的领导之一。1922年在苏联大使馆工作。1923—1926年担任布莱梅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主编，1926—1930年担任莱比锡的《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nArbeiterzeitung）编辑。1930年迁居莫斯科，在国际工人救济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在集中营中被关了许多年。195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20]阿伦泽，《在红旗下》，第92页。
[12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12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第515页。
[123]指1915年4月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会议。——中译者注
[124]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Михайловна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中译者注
[125]维·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DieDritteFront），柏林，1930年，第43页、第156—165页、第204—207页。
[126]约翰·弗兰茨·阿道夫·霍夫曼（JohannFranzAdolf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镀金工人和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当选国会议员。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既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又随独立党回到社民党。
[127]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37页。
[128]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9—173页。
[129]古斯塔夫·劳坎特（GustavLaukant，1869年9月22日——1938年10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战中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创建独立党，任《自由报》编辑。——中译者注
[130]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接到撰写汉堡工人运动的任务后，移居汉堡。1914年在汉堡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8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织了“统一共产主义者”。后因支持革命“工人联合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后参加共工党，1919年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共工党开除。他被指控同发动1920年卡普暴动的将军们有联系。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
[131]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许多未来的共产党领袖，比如布兰德勒、布拉斯、多伊米希、埃贝莱因、赫克特、郎格、梅尔格斯（Merges）、保尔·诺伊曼、吕勒、塔尔海默和瓦尔赫尔，还有未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克里斯平、罗伯特·迪斯曼和雷德布尔。
[132]这十二位代表是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克尼夫（Knief）、李卜克内西、林道、梅林、麦耶尔、明斯特（Minster）、吕勒、舒曼、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与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Thalheimer），详见《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70—275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7—171页。
卡尔·明斯特（KarlMinster，1873年12月25日——1943年2月10日），生于艾登科本（Edenkoben）一个小店主家庭。1896年移民美国，1899—1901年任费城德意志人工会书记，1901—1906年任《纽约人民报》（NewYorkerVolkszeitung）编辑。曾任多家社民党报纸驻美记者。1905年加入美国国籍。1912年返回德国，参加社民党，并担任索林根的《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Arbeiterstimme）编辑，1914年1月担任杜伊斯堡的《下莱茵工人报》（NiederrheinischeArbeiterzeitung）编辑。一战爆发后，反对党执委会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被撤掉编辑职务。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1916年10月任布伦瑞克的《人民之友》（Volksfreund）编辑，因反对“国内和平”政策，不久就被撤职。1917年5月逃往荷兰，担任《斗争报》（Kampf）编辑，同年12月被德国特务绑架回国监禁，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当地建立德共（斯）组织。1919年10月德共二大后脱党，1920年加入共工党。1921年脱离共工党，加入独立党。1922年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同年没有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年起先后担任埃森的《起床号》（Weckruf）和哈根的《人民之友》编辑。1924年1月担任普法尔茨自治政府国务秘书，自治政府失败后短暂经商，1928—1933年担任自由记者，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1929年参加德共（反对派），1931年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萨尔盆地、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于1941年12月10日被捕，1942年7月27日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前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3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279—282页。
[134]1948年，一位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代表奥洛夫（Ohloff）的笔记被发现后，这次会议才开始广为人知，详见乌拉·普莱纳（UllaPlener），《斯巴达克斯派的三月会议：德国共产党成立道路上的里程碑》（DieMärzkonferenzderSpartakusgruppe，einMarksteinaufdemWegezurGründungder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东柏林，1961年，第4期，第812—841页。
弗里茨·奥洛夫（FritzOhlhof，1889年12月3日——1946年2月18日），生于汉堡，曾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当过职员。1908年参加社民党，在消费合作社工作。一战爆发后，虽然体检不合格，还是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统一共产党，并当选为波美拉尼亚地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8月退党，重新参加社民党，1921—1931年任美因茨的《人民报》编辑。1924—1933年当选为美因茨市议会议员。1931年退党，参与创立社工党。1931年11月—1932年6月当选为黑森邦议会议员。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3月被捕，获释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5月4日再次被捕，同年10月7日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后又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二战结束后返回美因茨，重新参加德共，并担任《美因茨新报》（NeueMainzerAnzeiger）编辑。1946年2月18日因车祸逝世。——中译者注
[135]随着战争的进行，工人阶级的处境不断恶化，群众对社会民主党领导越来越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部分中派也开始反对党的领导层，形成了一个中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袖是哈泽和雷德布尔。——中译者注
[136]详见弗·伊·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1—15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8/001.htm——中译者注
[137]《论党的分裂》（ZurParteispaltung），《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01—307页。
[13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4页。
[139]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3页。
[140]即1916年4月23日—24日于耶拿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秘密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柏林、布莱梅、德累斯顿、杜伊斯堡、艾尔贝菲尔德、格拉、哥达、汉堡、耶拿、莱比锡、易北河畔米尔贝格和魏玛的约三十名代表。会议通过了由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并表示拥护斯图加特（1907年）、哥本哈根（1910年）和伯尔尼（1915年）国际青年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译者注
[14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1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07页。
[142]这家报纸是由瓦尔赫尔、亨勒、克里斯平和吕克（Rück）控制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3页）。
[143]同上。
[144]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77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86页。
[145]保尔·鲁道夫·林道（PaulRudolfLindau，1888年3月28日——1977年10月18日），出身于马具商家庭，当过运输工人。1907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期间是汉堡左翼激进派领袖，后参加德共（斯），当共工党脱离德共时继续留在德共内。1921年任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地委书记。他在德共内属于左派，持温和立场。1923年入选中央局，在组织部工作。1924年参加中派集团。1933年至1945年流亡苏联，返回德国后任柏林党校领导，1950年被解职，此后编写了多部史书。
[146]约翰·克尼夫（Johann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布莱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参与组织反对派，1916年参与创办《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后参加“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戈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斯同盟进行论战，反对加入独立党，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
[147]弗·格洛比希，《……但是团结起来力量大》（...aberverbundensindwirmachtig），东柏林，1958年，第138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9页。
[148]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1—102页。
[149]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Beradt），《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PaulLevi.EindemokratischerSozialistinderWeimarerRepublik），法兰克福，1969年，第17页。她认为，为了反驳右翼对列维的批评，应当解释列维的瑞士之行的政治目的。
[150]在李卜克内西被判刑后，他的威望不降反升。
[151]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布莱梅工作，在布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德共（斯）与独立党左派的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法国当局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移居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
[152]齐格弗里德·贝克特（SiegfriedBeckert），《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的革命党的斗争》（DieLinkeninChemnitzimKampfgegendenOpportunismusfürdieHerausbildungeinerneuenrevolutionaerenParte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7年，第109页及其后。
[153]列宁曾对这个组织寄予厚望，详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156页。
[154]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夫海姆（FriedrichWilhelmWolffheim，1888年10月30日——1942年3月17日），记者，1912年至1913年在旧金山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报的工作。1913年返回德国，一战中与劳芬贝格一起领导汉堡的极左派。后成为产业“联合会”的理论家，参加了德共（斯），在德共（斯）内竭力维护极左理论（这些理论对共产主义政党作用提出了质疑）。后成为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反对派的代言人。后来当了出版商，与劳芬贝格一起鼓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人指控与参加了卡普暴动的部分军官相勾结（这些军官想同苏联结盟反对西方）。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0年8月被开除出共工党。与人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derKommunisten），后与民族主义者一起创建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VereinigungzumStudiumdesdeutschenKommunismus）。1923年同纳粹党有联系。领导过多个小组织，同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Strasser）领导的左翼有明显的联系。纳粹上台后被捕，死于集中营。
[155]《向前迈进，不要忘却》（Vorwärtsundnichtvergessen），东柏林，1958年，第235页、第253页。
[156]同上，第142页。
[157]弗里德里希·威廉·艾尔德曼（FriedrichWilhelmEildermann，1897年7月24日——1988年10月16日），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当过小学教师，1915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应征入伍，1919年加入德共。1921—1923年担任《下萨克森工人报》（NiedersächsischeArbeiterzeitung）主编，1923—1924年担任《西里西亚工人报》（SchlesischeArbeiterzeitung）主编，1928—1930年担任马格德堡《论坛报》（Tribune）主编。1930年因“发表不当言论”被判处监禁一年九个月。1932—1933年2月担任罗斯托克《人民卫报》（Volkswacht）主编。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担任德共梅克伦堡组织宣传鼓动部部长。1933年5月1日被捕，1934年被判处监禁两年半，1936年5月获释。1937年1月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同年10月流亡法国，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被法国当局拘留，1943年被转移到阿尔及利亚关押，不久获释。获释后曾短暂参加英军、美军。1944年前往苏联，担任自由德国委员会的报纸《自由德国》编辑。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1947年5月返回德国。1947—1951年担任《团结》主编。1951年8月担任莱比锡大学新闻与报纸研究所所长。1954—1957年担任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新闻系副系主任。1957年转到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历史部工作。七十年代中期退休。1988年在东柏林去世。——中译者注
[158]卡尔·雅纳克（KarlJannack，1891年1月23日——1968年5月27日），私生子，曾当过农场工人、补鞋匠。1909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参军，1915年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16年春季因中了毒气而退伍。返回布莱梅后参加了“工人政治”集团的活动，并因此被捕，为避免监禁而再次参军，十一月革命后退役，返回布莱梅，参加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并于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2月成为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领袖，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当选为德共（斯）西北地委书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与极左派一起被开除，但未参加共工党。重新参加德共（斯）后继续原来的工作。1920—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起任全德工联的雷姆沙伊德组织的书记。1923年起在德共莱茵兰—南威斯特法伦地委担任负责工会工作的书记，坚定地支持布兰德勒反对左派。1924年10月10日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1925年10月再次加入德共，在国际工人救济会工作。1933年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同年5月流亡国外。1940年1月被法国当局扣押，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5年9月返回德国，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59]《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43—148页，第169页。
[160]关于这一点，详见瓦尔特·托尔明（WalterTormin），《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eischenRätediktaturundsozialerDemokratie），杜塞尔多夫，1954年，第40—44页；皮特·冯·奥尔岑（PetervonOertzen），《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BetriebsräteinderNovemberrevolution），杜塞尔多夫，1964年，第71—78页；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2—1435页。也可参阅里夏德·米勒的回忆录《从帝国到共和国》（VomKaiserreichzurRepublik），柏林，1924—25年。
[161]此处有误，奥斯卡·科恩（OskarCohn，1869—1934）是社民党国会议员，在1914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但他不属于工会运动。这里指的应该是当时的柏林五金工会主席阿道夫·科恩（AdolfCohen）。——中译者注
[162]威廉·西林（WilhelmSiering，1875年3月28日——1945年？月？日），出身于铁匠家庭，当过铁匠学徒，1904—1919年任德国五金工会铁匠分会干部。——中译者注
[163]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59—60页。
[164]托尔明认为，这个核心的人数有八十到一百人（《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42页），但冯·奥尔岑不同意这一数字，他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4页）中提出了可信的论据。
[165]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66页。
[166]布鲁诺·佩特斯（BrunoPeters，1884年1月18日——1960年2月1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成为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小组书记，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7年4月领导了德国武器军火厂（DMW）的罢工。1918年1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担任了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工人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二十年代在德共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工作。纳粹篡权后曾短暂被捕，获释后在铁路工作，并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被捕。德国解放后参加了统一社会党，长时间担任次要职务。
[167]奥托·弗兰克（OttoFranke，1877年9月15日——1953年12月12日），柏林建筑装配技工。1892年参加社民党，1898年参与创立德国运输工人工会（DeutscheTransportarbeiter-Verband），一战爆发后反对“国内和平”政策，成为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组织者。1916年6月因组织罢工而被捕，在被监禁五个月后被送往东线作战。1917年秋季逃离军队，潜入柏林，1918年10月担任李卜克内西的委托人。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21年担任德共东萨克森地委领导。1923年前往莫斯科，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4年5月返回柏林，不久后被捕，1925年10月逃往苏联。1928年获赦后返回德国，担任德共中央委员会档案馆馆长。1933年7月被捕，1936年10月获释，1937年11月再次被捕，1938年1月获释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流亡英国。1946年9月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担任党校教员。——中译者注
[168]赫尔曼·格洛特（HermannGrothe，1888年1月3日——1961年10月19日），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至1917年住院，后退役。参加了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e）的革命工长组织，受命筹备十一月起义。1919年活跃于失业工人运动。1922年起任工人代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24—1933年任德共全职干部；纳粹篡权后被捕，1936年获释；战后定居东柏林。
[169]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3页；又见收录于《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69页（及其后）和第349页（及其后）上的最早一批活动家们的回忆。至于格洛特的生平，请参阅：赫尔曼·韦伯（HermannWeber），《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DerGründungsparteitagderKPD.ProtokollundMateriale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17页。
[170]保尔·埃克尔特（PaulEckert，1883年11月10日——1964年2月29日），五金工人，1914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组织和领导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918年12月参加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但仍留在独立党内，领导独立党左派。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工会工作部工作。由于意见不合，于1923年退党，1933年重新参加社民党。纳粹篡权后退出政治活动。德国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曾在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工会的机关内担任次要职务。——中译者注
[171]保尔·维格曼（PaulWegmann，1889年10月17日——1945年4月3日），柏林五金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与里夏德·米勒一起组织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1月任罢工行动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左派发言。在工会和独立党内领导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局。后参加了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的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返回独立党，1927年返回社民党。后来成为了柏林市政当局的青年问题专家，退出政界。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后因斑疹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
[172]汉斯·菲弗尔（HansPfeiffer，1895年4月24日——1968年4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时曾接受无政府主义，1914年前回到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因病免于服役，在柏林积极同明岑贝格周围的青年团体联系，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擅长组织建设，1919年起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书记，负责组织工作。1923年1月入选中央局，1923年4月同左派决裂。1924—1925年被监禁，后反对左派，在柏林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去了莫斯科和布拉格。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被判三年监禁。后回厂工作。战后参加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未担任重要职务。
[173]保尔·诺伊曼（PaulNeumann，1888年2月7日——193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左翼反对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出席大会。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174]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党议员，共同领导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返回德共。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多次被监禁。德国解放后，在西柏林市政府工作，1948年9月因参加统一社会党而被解雇。此后在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作。
[175]保尔·诺严多夫（PaulNeuendorf，1880—？），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参加五金工会，一战期间曾短暂担任车工分部领导，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柏林执委会委员。二战后参加了自由工会联合会和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76]奥托·托斯特（OttoTost，1883年1月4日——1954年1月30日），柏林五金工人，曾参加海军，后退伍。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参加了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后再次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库克斯港（Cuxhaven）组织了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并短暂领导该部队。1919年10月任五金工会主席和柏林工会书记，属于独立党左派，支持迪斯曼，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并担任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77]保尔·肖尔策（PaulScholze，1886年4月13日——1938年5月22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工人家庭，当过工具装配工学徒。一战期间参加革命工长组织，组织了多次罢工。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柏林革命工长组织主席，一月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之一。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二十年代初参与成立国际工人救济会（WorkersInternationalRelief），1924年至1935年间领导国际工人救济会西欧分会。1929—1932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35年流亡苏联，1936年11月4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5月11日遇害。1991年10月18日公开平反。——中译者注
[178]弗里茨·文古特（FritzWinguth，1892年1月8日——1948年2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成为青年组织者和斯巴达克斯同盟组织者。1917年任诺伊克伦的独立党副主席，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8年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1920年入选德共（斯）中央委员会。支持列维，1921年随列维被开除出党，追随列维一起返回独立党，后返回社民党。1933年任五金工会书记，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获释后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抵抗小组。德国解放后，于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79]保尔·维尔（PaulWeyer，1887年4月18日——1943年10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同时成为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接近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仍留在独立党内，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德共内属于左派，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1924年领导了脱离工会的运动，1924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重返社民党。
[180]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Grylewicz，1885年1月8日——1971年8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入伍，在东线打过两年仗，1917年因伤退伍。返回柏林，当了机械工人，参加了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十一月革命后在柏林警察局里担任艾希霍恩（Eichhorn）的助手，积极参加了1919年一月起义。1920年任大柏林地区的独立党副主席，后任主席，在独立党内领导左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0—1924年当选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组织主任。1923年在莫斯科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和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同年被捕，被监禁四个月。1925年8月再次被捕，但获赦出狱。1927年4月1日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德国左翼反对派的领袖，并参与创立列宁同盟。1930年2月脱离列宁同盟，组成托派组织“左翼反对派”（LinkeOpposition）。纳粹篡权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3年被诬告为间谍，被捕，后脱身，1937年流亡法国，1941年流亡古巴，靠当木工为生，1955年返回西德，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181]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意为“北极熊”），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1—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3年5月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1927年担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后改任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在国会纵火案当天被捕，曾在关押在多个集中营内，1940年获释，1944年7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获救。1945—1946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柏林地委主席。1946—1953年任统一社会党柏林地委委员。1950—1954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82]冯·奥尔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3页）中指出，保尔·肖尔策是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这确实有可能，但缺乏文件证据。不管怎么样，保尔·肖尔策没有在1919年1月参加德共（斯）。雅科夫·萨莫伊洛维奇·德拉布金（YakovSamoilovichDrabkin）认为，弗兰克、舍特勒、诺瓦科夫斯基和汉斯·菲弗尔四人是“在革命工长组织中间工作的革命派活动家”，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DieNovemberrevolution1918in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448页。
雅科夫·萨莫伊洛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СамойловичДрабкин，1918年5月8日——2015年10月10日），苏联历史学家。生于基辅，1936年考入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41年毕业。曾参加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在苏德战争中从事政治工作，曾参加对德军士兵的宣传工作，担任过德文报纸《士兵之友》（Soldatenfreund）编辑。战争后期随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第49集团军作战，解放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苏德战争胜利后在苏联军管当局工作。自1949年起专门研究德国现代史与国际工人运动史，发表了多部专著。196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德国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曾获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家称号。2015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183]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9—1430页。在整个战争期间，警方似乎都没能打入这个圈子，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无论如何，在列奥·施特恩（LeoStern）出版的档案《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DieAuswirkungendergrossensozialistischenOktoberrevolutionaufDeutschland）里没有关于他们的报告。
[184]《斯巴达克斯通信》（Spartakusbriefe），柏林，1958年，第137—139页。
[185]罗·卢森堡，《国际的重建》，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371页，中译者为袁成，校对者为常正文与殷叙彝。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15-xx.htm——中译者注
[186]罗·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398页，中译者为唐春华与周家碧，校对者为殷叙彝。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191604.htm——中译者注
[187]详见约吉希斯于1916年9月写给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信，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93页中引用了这些信。
[188]罗·卢森堡，《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472页，中译者为肖辉英，校对者为周懋庸。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170106.htm——中译者注
[189]同上，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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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
Ø富有才华但并不身居要职的人
Ø罗莎·卢森堡
Ø左派内部的分裂——拉狄克事件
Ø但左翼势力确实存在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会批评党的领导层，但是敢指出党的领导层已经抛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最高纲领前景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在左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这点也是否认不了的。这个集团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它仍然表现出了党内的普遍的不安。
在一九一三年的代表大会上，来自这方面的批评的数量很多，批评者也很踊跃。一个代表走上讲台宣称工厂里有许多工人认为领导们“跟资产阶级的理想太近了”[1]。另一个代表宣称：“随着组织的巩固和集中……，单个的同志现在已无法把握全局，而越来越多的全职干部和书记却拥有了单独控制整个机构的权力[2]。”
而且，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征兆，显示出领导和“被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坏。一九一〇年，在关于改革普鲁士选举制度的讨论中，《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拒绝刊登卢森堡支持群众罢工的文章，由此开了由党的领导层进行报刊审查的重大先例[3]。一九一二年，考茨基趁着《新时代》编辑部改组的时机，免去了老激进派弗兰茨·梅林[4]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的工作[5]。接着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一三年开除了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卡尔·拉狄克[6]，开除他的理由很站不住脚，而开除他的程序又是追溯性的，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是史无前例的[7]。
另外，就在同一时候，当时被叫做“左翼激进派”（Linksradikalen）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倾向于挣脱对党的效忠，此前这种效忠一直使他们束手束脚。一九一二年，在改革党内体制的论战中，格奥尔格·雷德布尔[8]和他那批激进派代表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左派派别。执行委员会指责他们破坏党纪，并非毫无根据[9]。一战爆发前夕，左翼激进派在各级党组织内集结了起来，并在组织中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斯图加特激进派的领袖弗里茨·维斯特麦耶尔[10]把激进派阿图尔·克里斯平[11]介绍进了《士瓦本日报》（SchwäbischeTageblatt）编辑部里[12]。最后，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3]、弗兰茨·梅林和罗莎·卢森堡办了一份通讯，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出了第一期，这显然是要把坚定的左翼反对派分子给集结起来[14]。
富有才华但并不身居要职的人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名垂青史，一战中他们共同斗争，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们在同一个晚上悲剧般地牺牲，他们的战斗和牺牲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伯恩施坦事件”和反修正主义斗争中，一批记者和理论家汇集到了考茨基身边，后来，从这批人中间逐步分离出了一个流派，他们俩其实只是这个流派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而已。
后来成为了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化身的卡尔·李卜克内西[15]，是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职业是律师，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者，积极拥护反军国主义斗争（特别是在一九〇五年耶拿代表大会上），他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提交给了一九〇六年在曼海姆举行的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16]。在这本小册子里，他阐述了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若干原则。由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他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7]，这使他成为了同军队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的象征，也使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
在党内，他反对执行委员会对青年组织的控制，捍卫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并提倡呼吁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主张。他也是所有离开东欧、到德国避难的社会主义者的保护人和辩护人。托洛茨基就是在那几年里认识李卜克内西的，对于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写道：“他天性冲动、热情、忘我，有很强的革命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嗅觉敏锐，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18]。”在战前的社会民主党里，他出众的品质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威望。在他身上，旗手的成分比领袖的成分更多些，鼓动家的成分比理论家的成分更多些。他还没有碰到配得上他的能力的大场面，而且他也不是机关里的人。那些巧妙地操纵着党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干部和议员对他抱着一种屈尊俯就的假殷勤态度，因为在他们眼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像一个仗着自己有个响亮的姓氏到处胡闹、而别人也拿他没办法的顽童[19]。
在一九一〇年前后，弗兰茨·梅林[20]是柏林左派每周例会上的中心人物[21]。梅林出生于一八四六年，是一位文学史家和著名的批评家，他起初是民主派，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才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并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但在一九一〇年跟考茨基决裂，向卢森堡靠拢。他无疑是所有左派评论家中头脑最清醒的[22]，尽管如此，他的年纪和他所受的智力训练，使他无法成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23]的真正领袖。
社会民主党激进派的另一个领军人物是克拉拉·蔡特金[24]，她走上激进派道路的历程跟梅林很像[25]。她也是在非常法时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她出生于一八五七年，曾在法国流亡过几年，在法国她见过大部分欧洲社会党领袖。她是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领袖，也是妇女组织机关报《平等报》（DieGleichheit）的编辑。她跟卢森堡有很深的交情。她跟梅林一样，是那些仍忠于革命传统的德高望重的人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人虽然广受尊重，并且在党内和党的外围中广为人知，却形成不了一个能把反对派组织起来的核心。这个核心其实是由国外出身的活动家们组成的。
闻名世界的荷兰天文学家安东·潘涅库克[26]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九〇六年，柏林中央党校邀请他去讲学，但德国政府威胁说要驱逐他，所以他谢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布莱梅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住了几年，并在当地培养了一代革命活动家[27]。一九〇九年他写了《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在这篇文章里，他着重指出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层，在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他是第一批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特权阶层，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这个观点来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之一，此前马克思主义者只用这个观点来分析英国工人运动[28]。一九一二年，他与考茨基进行论战，他主要是通过《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undRevolution）这篇文章来同考茨基争论的。在论战中，他批评了党的领导层的做法，批驳了考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为这些做法所做的理论辩护。他针对考茨基，特别着重指出通过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29]。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开展反军国主义活动，并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工人阶级必须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虽然他是德国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但他也与荷兰的“论坛”集团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联系[30]；“论坛”集团是一九〇九年从荷兰的正式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反对派，它的纲领是革命的，后来“论坛”集团成立了社会民主党[31]。
在整个国际运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支持“论坛”集团，在“论坛”集团里，除了潘涅库克之外，还有诗人赫尔曼·戈尔特[32]和作家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33]。从那时起，许多评论家都强调指出：列宁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同潘涅库克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有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被当作是正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形成的国际左翼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34]。
尤里安·卡尔斯基（JulianKarski）——真名马尔赫列夫斯基——是另一位著名流亡者帕尔乌斯[35]的同志。帕尔乌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在一战前下海经商去了[36]。卡尔斯基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是记者，先后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人民报》工作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普及者，也以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专家的身份为党的领导人工作。一九一〇年以后，他也开始批评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转变，考茨基这种转变表现在他的政治活动、理论辩解、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上，以及通过议会手段和平地、渐进地夺取国家政权的口号[37]。一九一三年，他跟卢森堡和梅林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读起来简直就像一篇判决书：
这就是全部实情。我们三人——特别是我——坚持认为：在我们看来，党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危机，这场危机要比修正主义第一次出现时所经历过的那场危机严重得多。这些话看起来可能言过其实，但我确信，党要是再这么走下去的话，就会陷入彻底衰退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口号，来争取建立一个革命党，这个口号就是：进行最激烈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38]。
罗莎·卢森堡
不过，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那个体弱多病的外国出身的女人那样，赢得如此之多的尊重——有时则是来自党和工会的领导层的恐惧和仇恨，这个女人是在二十世纪初，同考茨基一起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大理论家之一而登场的。
罗莎·卢森堡[39]于一八七〇年出生在波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里。少年时即信仰社会主义，一八八八年流亡瑞士，在那里结识了另一名波兰流亡者、活动家列奥·约吉希斯（化名蒂什卡）[40]。他们一起建立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KrólestwaPolskiegoiLitwy,SDKPiL），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在华沙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被监禁了好几个月。
但是，从一八九八年开始，除开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在波兰参加俄国革命的那段时间，卢森堡就一直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参加过多次重大理论论战（其间她通过假结婚获得了德国国籍），为此赢得了资历、名望和深厚的友谊，当然也获得了对手的敌视。她的名字，与“伯恩施坦事件”，与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的历史密不可分。在这些斗争中，她发表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41]。也正是她，通过《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42]，在德国党内发起了关于“群众罢工”及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结果与教训的论战。
从一九一〇年起，潘涅库克、梅林和卡尔斯基先后与考茨基决裂了，卢森堡也停止了同考茨基的合作关系，尽管两人曾在合作中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她自己对帝国主义和群众行动的分析，同考茨基越来越修正主义的分析和观点是对立的。一九一三年，她由于在波肯海姆（Bockenheim）的社民党集会上做了反军国主义的发言，遭到起诉[43]，在一九一四年头几个月里，在一系列抗议活动和保卫党的活动中举办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她以镇压的受害者和演说家双重身份登场，成了集会上的焦点人物[44]。在此期间，她曾在柏林中央党校教过几年书，就连那些跟她意见不同的学生，也对她深感钦佩[45]。
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她都是重要人物，而且流亡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般也要通过她来投票。她也是社会党国际局委员。但她在社民党内，从来没能通过报刊的支持建立起稳固的发言阵地，也没能拥有固定的、广泛的听众——她的固定听众，仅限于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和支持者。但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对她抱持敌意的、作为一个外国出身的女人难以溶入的环境中，她却能让别人清楚地了解她的意见。她同倍倍尔、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关系都很好，同考茨基的关系也同样好，她通过在辩论和演说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力量，赢得了所有这些人的尊重。她敏感，富有艺术气质，又拥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所应有的勇气。列宁后来曾称赞她“是一只鹰”[46]。在一九〇七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就战争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针对这个提案，列宁和卢森堡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案[47]，因此，从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在一战之前，列宁和卢森堡就已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领军人物。
尽管如此，他们俩都是有主见的人，在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他们都有分歧。在列宁发表《怎么办？》之后，卢森堡认为，这本书体现出了集中化的倾向，这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她把这种倾向叫做“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在反驳列宁的文章中，她写道：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则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在历史上是从基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的扩大和发展符合于以下的辩证矛盾。无产者大军是在斗争过程中吸收进来并认识到自己的目标的。党组织的活动、无产者对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日益认识，并不是在时间上互相机械地分割的不同的事情。它们只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除了斗争的总原则外，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许多细节策略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军队训练营里训练士兵那样来教导党员的。而且，社会主义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随着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斗争起伏而变动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员对党的领导中心机械从属和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只能是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有战斗性、最先进部分的个人和集体代表的集中意志。……它……是党内的少数服从多数[48]。
她非常坚决地反对列宁所支持的集中制思想：
显然，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之点，并不在于为未来的政策准备好一整套指示。重要的是：一、鼓励对各个有关局势的斗争形式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二、当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接近的时候，对当前阶段的相对性和革命紧张形势的必然加深保持了解。
把这种消极性质的绝对权力如列宁所希望的那样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我们就把这种机构所固有的保守主义加强到了危险的程度。……列宁所要求的极端集中制是充满监工式死气沉沉的精神的。那不是一种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列宁所关心的，主要不在于使党的活动更有成果，而在于控制党——把运动缩小，而不是使运动发展，去束缚它而不是去统一它[49]。
她那个著名的结论有时会被人当作是她的思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区别（尽管这些人错得厉害），那个结论就是：“从历史上来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比起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要无可比拟地富有成效得多[50]。”
这次论战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它并没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说的那么重要[51]。虽然如此，它还是能让我们去分析卢森堡的思想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卢森堡的政党思想同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思想的区别又在哪里。但是同时也应该记住，卢森堡忠于德国社民党，并同样地忠于它在国家层面上和国际层面上的统一。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这样的想法，就像她在一九〇八年写给老朋友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分裂——不要把这种分裂同意见分歧相混淆——是致命的。你们现在想脱离党，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阻止你们这么做……您向社会民主工党提交辞呈一事，只意味着您将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以您不能这么做；我们谁都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离开组织，同群众脱离联系。哪怕有一个最糟糕的工人党，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52]
尽管卢森堡在集中制问题上、在党的作用问题上同列宁有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一九〇七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向机会主义斗争，在那之后也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友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卢森堡在一九一〇年同考茨基决裂，批评考茨基为新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后，她并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任何人的支持，甚至连列宁也不支持她，因为列宁认为她的批评太过分了[53]。一九一三年，卢森堡把她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时的思想加以提炼，写成了《资本积累论》，这本书出版后遭到了尖锐的抨击，批评她的人不仅有潘涅库克，而且还有列宁。列宁认为，卢森堡提出的“在封闭的经济体内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以资本主义要想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掠夺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的观点[54]，“从根本上就错了”。
卢森堡认为，自己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帝国主义面临由它自身所激起的群众反抗时的脆弱性，但列宁却批评她，说她把革命行动变成了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忽略了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领导层的作用。到了一九一四年，社会党国际局终于关注起俄国党的问题来了，这正是列宁想要的，他为此从一九一二年起就跟孟什维克——这些人被他称作“取消派”——进行斗争，而卢森堡则赞成考茨基对所谓的列宁的“分裂”政策的批评，并发言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新统一[55]。社会党国际局本来打算在一九一四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但由于一战爆发，这次大会没能开成，如果它开成了，那么人们肯定会见到卢森堡和列宁就俄国问题再次发生对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左派内部的分裂：拉狄克事件
德国左派的分裂，是与国际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相联系的，这种分裂，在所谓的“拉狄克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卡尔·拉狄克，本名卡洛尔·索贝尔松[56]，出生在奥地利控制的加利西亚[57]，从这次“事件”之后，开始被人们叫做“拉狄克”[58]。在德国党内，他是个独行侠，说得更准确些，是个“外来者”。他起初是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一九〇四年参加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他在华沙负责主办党报《红旗》（CzerwonySztandar）。革命失败后被捕，然后又逃了出来，在德国避难，居住在莱比锡。他从一九〇八年起为《莱比锡人民报》工作，一九一一年又去了布莱梅，为《布莱梅市民报》（BremerBürgerzeitung）工作，在那里，他尖锐的文风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不仅和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论战，而且还与中派的和平主义幻想进行论战。这个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专栏里批评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那批人之一[59]。
“拉狄克事件”是一九一二年捅出来的。那年拉狄克应好友塔尔海默[60]的邀请，暂时顶替塔尔海默，去接管哥平根（Göppingen）的一家激进派报纸《自由人民报》（FreieVolkszeitung）。这家报纸长期处于财政困难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它跟符腾堡党组织的修正主义领导人作对。拉狄克痛批执行委员会，说他们同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企图扼杀这家报纸，捅出了一件全国性丑闻。与此同时，由于他在华沙党委问题上支持反对派[61]，波兰党于一九一二年以盗用同志的钱财、书籍和衣物的罪名将他开除[62]。在一九一二年的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拉狄克的党员资格提出了质疑，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最后没有得出结果。一九一三年的代表大会注意到了他已被波兰党开除的事实。根据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不能接受被另外一个成员党开除的人为党员的规定，大会决定将这条规定追溯用于拉狄克，把他从德国党中开除出去。
在波兰党和德国党执委会的交流中，卢森堡担任联络人，在这次事件中，她支持拉狄克的敌人，因为她也讨厌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支持卢森堡。但潘涅库克和他在布莱梅的朋友们无条件地支持拉狄克，而卡尔·李卜克内西原则上也是支持拉狄克的，因为李卜克内西认为执委会是想拿拉狄克来“杀鸡儆猴”，吓唬其他批评机会主义的人。在国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则为拉狄克辩护，拉狄克则向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上诉[63]。由于一战爆发，这事不了了之，但它还是对后来产生了影响。
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在党内发生的对左派力量的第一次考验——党内有人企图惩罚一位左翼反对者，在这次考验面前，德国左派的领袖却分裂了——左派中有些人乐于看到一位左翼同伴遭到惩罚。左派分子并没有团结到足以形成一个派别去反对官僚机构的程度。在社民党的党员们看来，确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具有凝聚力的、持久的左翼集团存在。
但左翼势力确实存在
人们很容易匆忙下结论说，左派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党报记者、作家和教师组成的，比如保尔·伦施[64]、康拉德·亨尼施、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尔·弗勒利希[65]、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66]和恩斯特·麦耶尔[67]等人，这些人曾在报界跟卢森堡、梅林或马尔赫列夫斯基合作过，或曾在中央党校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但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左派中有从布莱梅移居柏林、担任中央党校书记的威廉·皮克[68]，斯图加特的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耶尔，哈勒的威廉·科嫩[69]，这三个人都是党务工作者、全职干部，接受过机关专业工作人员的训练。左派中还有战斗性工人、工会活动家和党员，在一战爆发之前，他们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的“野猫罢工”[70]中让工会领袖们吃了不少苦头[71]。这些人有来自波鸿（Bochum）的矿工海因里希·托伊贝尔[72]，开姆尼茨建筑工人的领袖弗里茨·赫克特[73]，还有斯图加特的技师罗伯特·迪斯曼[74]、鲁尔区哈根城（Hagen）的技师约瑟夫·恩斯特[75]、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的奥托·布拉斯[76]，以及柏林的车工里夏德·米勒[77]。
这些左翼激进派活动家在一战爆发前拥有很强大的阵地。在一些工业中心，他们在当地的党员群众和党组织机关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享有巨大的威望；通过他们的出版物，他们在党内和工人阶级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一九一四年，当局对卢森堡采取法律手段之后，卢森堡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取得巨大成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威望之高[78]。尽管遭到党内官僚阶层和国家政权的两面夹击，他们还是对党内外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环境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许多青年活动家受到了他的鼓励，培养起了反军国主义情绪，这些青年活动家通常都在柏林党校上过卢森堡的课，这些人有：维利·明岑贝格[79]（当时流亡瑞士）、瓦尔特·施特克尔[80]、埃德温·亨勒[81]、雅可布·瓦尔赫尔[82]、威廉·科嫩、保尔·弗勒利希和格奥尔格·舒曼[83]，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在这里列出来。
在一九一四年，尽管这些活动家还没有形成一个集团，但他们在号召举行群众罢工、抨击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批判考茨基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和平主义口号的宣传中靠拢得更紧密了。在不断增多的经济性罢工、反战集会和工人反战游行、以及保卫卢森堡的活动中，他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使这些人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去斗争的共同基础，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能解决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方法，群众的自发行动是政治活动中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过正如卢森堡所写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来进行，而她认为社民党正是这样的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84]。
多年来，德国左翼激进派都跟他们自己的党的专制组织冲突不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集中制是阻碍群众的激进化、阻碍革命行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他们对集中制的看法同列宁相反。他们注意到修正主义是从党的队伍中间、特别是从党的领导层中出现的。他们知道工会官僚和官僚们的保守观点正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革命性质，并不倦地批判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专断手段。他们跟卢森堡一样，认为对于组织来说，并没有什么万灵秘方：
我们无法预先保护自己免于机会主义偏向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危险只能靠运动本身来加以克服——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之下——但只是在有关危险已经在实践中具体成形以后[85]。
这种关于行动的基本概念，这种把党视同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以及他们对组织的深深的忠诚（尽管组织上出现了官僚这个肿瘤，他们仍把组织视为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具体表现），这使得他们不愿建立一个派别组织。他们不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成立一个革命的流派，哪怕是一个非正式的、松散的流派；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的话，可能就会促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因此他们甚至还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党或第二国际内的任何分裂。
直到那时为止，都还没有人正视过〔建立一个左翼派别〕这个问题，就连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行的假设的人都没有。这个问题，是由兰道尔[86]之类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87]之类的记者（仅仅是试验性地）提出来的，这两人都不属于工人运动[88]。但是，首先是一战的爆发，然后是第二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人对“保卫祖国”的支持，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考茨基在他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八日写给自己的长年合作者维克托·阿德勒[89]的信中写的这番话，并没有错：“这里现在有某种不安的情绪，有种对新道路的犹豫的探求，从中一定会产生出什么东西……就连罗莎的支持者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90]。”
[1]《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Parteitagesder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1913），第287页。
[2]同上，第246—247页。
[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82页。
[4]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Erdmann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
[6]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中译者注
[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及其后。
[8]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
[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7—219页。
[10]约翰·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耶尔（JohannFriedrichWestmeyer，1873年1月14日——1917年11月14日），工人，斯图加特党组织的书记，符腾堡激进派的领袖，卢森堡与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的私人朋友。1914年开始组织反战活动，被逮捕并被征召入伍，后来死于军医院。
[11]阿图尔·克里斯平（ArthurCrispien，1875年11月4日——1946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1918年11月——1919年1月10日任符腾堡邦副总理兼内务部长。1919年——1922年任独立党主席，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任社民党主席。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12]威廉·凯尔（WilhelmKeil），《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ErlebnisseeinesSozialdemokraten），第1卷，斯图加特，1947—1948年，第262页。
[13]尤里安·巴尔塔扎·约瑟夫·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BaltazarJózef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14]这份通讯的第一期出版于1913年12月27日，它谦虚地自称为“新闻通讯”周报（约翰·彼得·耐特尔〔JohnPeterNettl〕，《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删节版，伦敦，1969年，第313—315页）。
[15]卡尔·W·麦耶尔（KarlW.Meyer），《卡尔·李卜克内西：没有国家的人》（KarlLiebknecht:ManWithoutaCountry），华盛顿，1957年。
[16]卡·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MilitarismandAnti-Militarism），剑桥，马萨诸塞州，1972年。
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易廷镇译，三联书店，1962年。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k/1907/index.htm——中译者注
[17]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07年2月发表《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后，立即遭到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同年4月23日，莱比锡法院下令没收该书；同年10月9日—1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叛国罪”在莱比锡法院受审，并被判处一年半徒刑，直到1909年6月1日才出狱。——中译者注
[18]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7页。
[19]同上。
[20]托马斯·霍勒（ThomasHöhle），《弗兰茨·梅林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869年—1891年》（FranzMehring.SeinWegzumMarxismus1869-1891），1958年；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JosephSchleifstein），《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891—1919》（FranzMehring.SeinmarxistischesSchaffen1891-1919），东柏林，1959年。
[21]这种例会于每周五在“莱茵金梦”（Rheingold）饭店举行（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4页）。
[22]他不承认第二国际中有真正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俄国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同上）。
[23]思想流派（tendency）与派别组织（faction）都是政党内的派别，这两种派别的区别在于：思想流派是由具有某种共同思想、或在某些问题上具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它的成员并不那么固定，结构也比较松散，没有自己独特的纪律；而派别组织则具有比较紧密的结构，成员比较固定，一定程度上还有自己独特的纪律。——中译者注
[24]克拉拉·约瑟芬娜·蔡特金（ClaraJosephine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娘家姓艾斯纳（Eißner），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办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德共中央局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25]路易斯·多耐曼（LuiseDornemann），《克拉拉·蔡特金传》（KlaraZetkin.EineLebensbild），东柏林，1959年。
[26]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布莱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际共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27]塞尔日·布里西亚涅（SergeBricianer）编纂，《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Pannekoeketlesconseilsouvriers），巴黎，1969年，第45—46页。
[28]安·潘涅库克，《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汉堡，1909年；节选收录于：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52—98页。
[29]安·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undRevolution），《新时代》，第30卷，第2期，第541—550页、第585—593页、第609—619页；节选收录于：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06—112页。
[30]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42—43页。
[31]第二国际的荷兰支部是社会民主工党（SociaalDemocratischeArbeidersPartij），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修正主义逐渐控制了党的领导层。1907年，马克思主义者戴维·怀恩科普（DavidWijnkoop）创立《论坛报》（DeTribune），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集团，这个集团就叫“论坛”集团。1909年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了“论坛”集团，“论坛”集团随即成立了社会民主党（SociaalDemocratischePartij）。1919年，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PartijNederland）。——中译者注
[32]赫尔曼·戈尔特（HermanGorter，1864年11月26日——1927年9月15日），荷兰人，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过古典文学，当过中学教师，写过有关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论文。1896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修正主义，支持“群众罢工”，1907年参加《论坛》的编辑工作。1909年被开除，共同创立了左派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反对一战，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1918年年底前往德国，1919年至1920年间成为德共（斯）极左派的理论领袖。后来当选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成员，先后同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1920年4月参与创立共工党，撰文回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共工党的“同情党”地位。1921年4月批评统一共产党的三月行动。1922年共工党分裂之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在比利时旅行期间逝世。死后他的文学作品和诗集得以出版。
[33]亨丽爱塔·戈维尔丁·安娜·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HenrietteGoverdineAnnaRolandHolst-vanderSchalk，1869年12月24日——1952年11月21日），荷兰女作家，社会主义者，著有《森林中的妇女》（1912）和《两个世界之间》（1923）等诗集；曾参加过“论坛”集团，但在“论坛”集团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的斗争中采取了调和立场。——中译者注
[34]详见H·舒勒（H.Schurer），《安东·潘涅库克与列宁主义的起源》（AntonPannekoekandtheOriginsofLeninism），《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SlavonicandEastEuropeanReview），第41卷（第97期），1963年6月，第327—344页。
[35]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ИзраильЛазаревич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36]Z·A·B·蔡曼（Z.A.B.Zeman）与W·B·沙尔劳（W.B.Scharlau），《革命商人：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帕尔乌斯）的一生，1867—1924》（TheMerchantofRevolution：TheLifeofAlexanderI.Helphand〔Parvus〕1867-1924），伦敦，1965年。
[37]霍斯特·舒马赫（HorstSchumacher），《他们叫他卡尔斯基》（SienanntenihnKarski），东柏林，1964年。
[38]致汉斯·布洛克（HansBlock）的信，1913年12月16日，见E·麦耶尔（E.Meyer），《与战前的中派决裂》（ZurLoslösungvomZentruminderVorkriegszeit），《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5期，1927年，第153—158页。
[39]罗莎·卢森堡的主要传记有：保尔·弗勒利希（PaulFrölich）的《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伦敦，1940年；约翰·彼得·耐特尔（PeterNettl）的《罗莎·卢森堡》，两卷本，伦敦，1966年（删节版，1969年）；还有一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之一弗雷德·奥尔斯纳（FredOelssner）的《罗莎·卢森堡，简要评传》（RosaLuxemburg.EineKritischebiographischeSkizze），柏林，1952年。
[40]列奥·约吉希斯（Leo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41]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前引书。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1898/index.htm——中译者注
[42]罗·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Massenstreik，ParteiundGewekschaften），汉堡，1906年。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33—11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6.htm——中译者注
[4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481页。
[44]同上，第482—484页。
[45]同上，第390—396页。
[46]弗·伊·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45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中译者注
[47]请参阅：弗·伊·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64—75页、第79—85页。——中译者注
[48]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高铦译，《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551页。
[49]同上，第552页。
[50]同上，第558页。
[51]这种观点详见列宁在1907年为自己的一个文集写的序言中提到《怎么办》的那部分（弗·伊·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92—100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6/010.htm——中译者注
[52]该信出自：亨·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罗莎·卢森堡的生平与著作》（RosaLuxemburg.IhrLebenundWirken），第221页。
社会民主工党是荷兰的社会党，1909年，罗兰—霍尔斯特、潘涅库克和戈尔特脱离了社会民主工党。——英译者注
[5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1卷，第433页。
[54]这是由耐特尔所总结出来的观点，见《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32—534页。
[55]同上，第592—595页。
[56]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RadekandtheGermanRevolution），《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
[57]加利西亚（Galicia）是东欧一地区名，现属波兰。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时，西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占据，1867年东部亦被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加利西亚被归还给波兰。——中译者注
[58]“拉狄克”和波兰语中的“盗窃”发音相近，拉狄克是用这个笔名来抗议对他的污蔑。——中译者注
[59]卡·拉狄克，《我们的反帝斗争》（UnserKampfgegendenImperialismus），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IndenReihenderdeutschenRevolution），第156—176页。
[60]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担任哥平根的《自由人民报》（FreienVolkszeitung）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耶尔交好。一战爆发后加入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斯派的活动，1916年被征召入伍，1918年因伤退役，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符腾堡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同极左派斗争，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局。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承担了责任。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建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逃往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许可，1948年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61]在1908年12月5日至13日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华沙区党组织批评了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波兰党从此产生了裂缝。党内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以华沙党委为首，波兰党的几个党组织开始向以蒂什卡（即列奥·约吉希斯）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造反，总执行委员会则于1912年3月1日宣布解散华沙党委，波兰党自此在事实上分裂。在这一事件中，拉狄克站在以华沙党委为首的反对派一边，反对总执行委员会。请参阅《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2卷，第309—314页。——中译者注
[62]这是波兰党在此事中开除拉狄克的具体理由，请参阅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74—577页。
[6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5—256页；路·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35—237页；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关于拉狄克的自我辩护，请参阅：《我的反击》（MeineAbrechnung），布莱梅，1913年；鲁道夫·弗兰茨（RudolfFranz）在《1913年的拉狄克事件》（DerFallRadekvon1913）(《论坛》〔DasForum〕，第4卷，第5期，1920年2月，第389—393页）里充分阐述了拉狄克的理由。
[64]保尔·伦施（PaulLensch，1873年3月31日——1926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2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7年—1913年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4年8月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19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922年退出社民党，倒向反动阵营。——中译者注
[65]保尔·弗勒利希（PaulFrölich，1884年8月7日——1953年3月16日），又名保尔·维尔纳（PaulWerner），出身于工人家庭，是家中的第11个孩子，曾当过商行的办公室职员。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8年起在阿尔托纳当记者，1910年至1914年在《汉堡回声报》（HamburgerEcho）工作，与布莱梅的激进派活动家克尼夫、拉狄克和潘涅库克合作过。1914年至1916年在《布莱梅市民报》工作，一战期间应征入伍，当过士官，1916年退役，1916年至1918年与约翰·克尼夫合编《工人政治》，1916年以布莱梅左派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昆塔尔会议，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成员，接近列宁；1916年年底重新被征召入伍，1918年夏季因从事反军国主义活动被捕，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十一月革命后被解放。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在德共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派发言，入选中央局。后参加巴伐利亚革命，短暂转入地下。后重新入选中央局，1920年批判列维的消极，1921年成为“进攻理论”的支持者。1921年至1922年任中央局书记。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1年至1924年、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代表德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8年12月被德共开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被捕，1933年12月获释，先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并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66]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中译者注
[67]恩斯特·麦耶尔（Ernst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斯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入选中央局。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局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和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68]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WilhelmReinhold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布莱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介绍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局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事务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69]威廉·科嫩（WilhelmKoe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生于汉堡一个木工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0—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1—1919年任哈勒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曾为三月行动辩护，后来又支持莫斯科妥协。后来参加了中派，1929年屈服。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1948年任统一社会党萨克森州委主席。1949—1963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3年受批判，1959年任柏林工人运动研究委员会（KommissionzurErforschungderBerlinerArbeiterbewegung）主席。——中译者注
[70]野猫罢工（wildcatstrike）是指没有得到工会正式领导的自发罢工。——中译者注
[71]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8页。
[72]海因里希·托伊贝尔（HeinrichTeuber，1872年2月23日——1927年9月1日），当过矿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起任工会主席，工会内左翼反对派的领袖。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三月行动后随列维派退党，参加了共产社，又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1927年9月1日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73]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Carl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四处游历打工，1908—1911年先后在柏林、布莱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并认识了布兰德勒。1916年在开姆尼茨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了同年年底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在德共（斯）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局委员，1922年担任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副部长。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中任经济部长。1924年从右派转投中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10月被捕，1925年7月获释。1927年入选政治局，领导工会工作部的工作，1928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1932年返回莫斯科，重新担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36年4月7日逝世于莫斯科，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中译者注
[74]罗伯特·迪斯曼（RobertDissmann，1878年8月8日——1926年10月30日），车工，22岁时担任巴门—艾尔贝菲尔德（Barmen-Elberfeld）五金工会领导。1905年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五金工会书记，1908年担任社民党哈瑙（Hanau）党组织书记。1914年参加反对派，独立党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10月担任五金工会主席，成为工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后来因坚持工会的独立性、在哈勒代表大会之前和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独立党参加共产国际，因而同独立党左派决裂。独立党左派同德共合并后，继续留在剩余的独立党内，1922年同列维合作，反对独立党同社民党合并。1923年同列维在社民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因心脏病去世。
[75]约瑟夫·恩斯特（JosefErnst，1882年3月30日——1959年8月19日），曾当过水手，后来在五金业工作。1909年至1914年在哈根的五金工会中工作，1911年至1914年任当地工会主席，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第八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卡普暴动期间曾领导鲁尔工人武装反抗反动军队。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31年参加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后参加自由民主党（FreieDemokratischePartei），1948年至1952年任诺德奈（Norderney）市长。——中译者注
[76]奥托·布拉斯（OttoBrass，1874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13日），锉销工，1897年参加社民党。后来当过保险公司出纳员、报社行政人员。领导过鲁尔地区的激进派，参与创建独立党。1918年任雷姆沙伊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在柏林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魏玛代表独立党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在鲁尔组织罢工。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反击卡普暴动，因此被指控叛国。在独立党内属左派，在哈勒代表大会任联合主席之一。独立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2月和列维、多伊米希（Däumig）一同辞职，三月行动之后作为少数派代表参加了莫斯科的谈判，在列维被开除后几个月里公开支持列维，并与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共同组织新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共产社，同年与列维回到独立党，随后回到社民党。此后直到1933年未发挥重大作用，纳粹上台后遭到监视。1945年以从事地下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后被红军解救。然后参加了苏占区的社民党组织的领导层，在呼吁重建自由工会和争取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号召书上签名。参加创立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77]里夏德·路易斯·米勒（RichardLouis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领导了反对战争的反对派，组织了革命工长网络。在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了三次群众罢工。后被征召入伍。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革命工长组织与德共（斯）合并，反对一月起义。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后领导工会和独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被德共开除出党，1929年退出政治活动，转而经营房地产。——中译者注
[78]请参阅：《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军国主义》（RosaLuxemburggegendendeutschenMilitarismus），东柏林，1960年。
[79]维利·明岑贝格（Willi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6月？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当选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数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法国当局扣押，法军溃败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80]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herStoecker，1891年4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08年参加社民党，活跃于青年运动，1912年起在科隆领导社会主义学生组织，1914年同明岑贝格建立联系。1915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1918年至1919年领导科隆的苏维埃。1918年12月—1919年6月任艾尔贝菲尔德的《人民论坛报》（Volkstribüne）编辑。1919年6月任独立党副书记，成为党内左翼的领袖。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统一共产党，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列维辞职后任党主席，同年8月在德共七大上被免去领导职务。1923年1月在德共八大上入选中央局，同年担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委政治书记。积极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1924年加入中派。1924—1932年任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81]埃德温·亨勒（EdwinHoernle，1883年12月11日——1952年7月2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学过神学。1909年与教会和家庭断绝关系，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4年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Tagwacht）副主编。一战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加了《国际》的发行工作。1916年4月代表斯图加特社会主义青年参加了耶拿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秘密代表会议。1916年6月被捕，同年8月被送往前线作战。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当选为斯图加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1月至6月被捕入狱。专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1924年支持中派，但反对开除左派，1928—1933年在中央局竞选活动部工作。1933年流亡苏联，1943年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返回德国，至逝世前一直担任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82]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斯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参加右派而被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83]格奥尔格·舒曼（GeorgSchumann，1886年11月28日——1945年1月11日），出身于石匠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至1913年在党校学习，后成为记者。一战中加入国际派，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后被军事法庭判处12年苦役。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在莱比锡领导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工作，后来领导德共（斯）。他是德国中部最受欢迎的领袖，属右翼。1924年转入中派，同年5月当选国会议员，12月辞职。1925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为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至1927年在德国入狱。1929年成为调和派，后做了“自我批评”。1930—1933年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9年前一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后被释放，返回工厂工作，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宣称反对苏联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并赞成社会主义。1944年被捕，遭受了酷刑，1945年1月11日遇害。——中译者注
[84]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9页。
[85]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7页。
[86]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Landauer，1870年4月7日——1919年5月2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遇害。——中译者注
[87]弗兰茨·费姆费尔特（FranzPfemfert，1879年11月20日——1954年5月26日），作家，《行动》（DieAktion）周刊编辑，战前曾在左派立场上批判社民党，一战中成为表现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1915年成立“反民族社会党”（AntinationaleSozialistenpartei）。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让《行动》为极左派工作，1920年4月参加共工党，为“工人联合会”辩护。1921年初被共工党开除，继续对工人政党进行左翼批评。1923年申请加入“第二斯巴达克斯同盟”，同托洛茨基建立了个人合作关系，在为国际左翼反对派辩护过程中同托洛茨基接近。1933年先后流亡布拉格、巴黎，1940年流亡伦敦。1941年定居于墨西哥，在那里当摄影师，后逝世于墨西哥。
[88]作家弗兰茨·费姆费尔特从1911年起出版《行动》周刊，他支持卢森堡身边的左派力量，但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党”（汉斯·曼弗雷德·波克〔HansManfredBock〕，《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Sy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格兰河畔麦森海姆〔MeisenheimamGlan〕，1969年，第47页）。
[89]维克托·阿德勒（Victor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90]引用自维·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BriefswechselmitAugustBebelundKarlKautsky），维也纳，1954年，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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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章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
Ø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
Ø一个新世界
Ø改良还是革命？
Ø党的官僚阶层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从此埋下了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的种子，一九一九年，随着共产国际的成立，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此分道扬镳，这件事给第二国际的历史投下了一道扭曲的光。许多作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企图找出这一重大分裂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些人认为这次分裂本来应该是可以被预见到的。尽管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在第二国际的内部争论中及其内部的紧张局面中，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苗头，但当时还没有社会党人想要分裂，就算有，也只有很少人会这么想。未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当时也认为：自己只是俄国的一个派别，是一个要在沙皇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的派别。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跟彼得·司徒卢威[1]论战时，愤怒地否认了他要分裂党的说法：
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2]
在一九〇五年时，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确实有理由大发雷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尽管列宁同许多人进行过争论，同许多人存在分歧，但他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致敬（在列宁心目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他希望能在俄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党），并反对那些被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人，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机会主义者驱逐出党，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拒绝承认党的存在之必要性、并企图“取消”党。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
在一九〇七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前，列宁一直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3]。在他抨击参加这次大会的德国代表的机会主义时，他完全同意考茨基对这些代表的批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立场。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六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生，并介绍了倍倍尔的功绩，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人像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个工人，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4]。
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工会领袖卡尔·列金[5]在访问美国时所坚持的机会主义立场，但他还是再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巨大的功绩”、它的“严整的理论”、以及它的“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6]欢呼致敬。
在成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位居核心地位的那些人中间，也许只有托洛茨基曾关注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后，他在自己的著作《总结与前瞻》中写道：
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转向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党内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7]。
其实，在第二国际内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并不是革命派，而是法国社会党人之类的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没有人能对考茨基[8]或倍倍尔[9]这样的人所拥有的“继承权”提出质疑。在这两个人当中，倍倍尔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里德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活生生的化身。倍倍尔曾是一名五金车工，一八七一年，当梯也尔（Thiers）的军队向巴黎公社的战士们进攻时，俾斯麦的军队也在帮助梯也尔，此时倍倍尔是帝国国会议员，他喊出了“向王宫开战”这个口号。他曾两次入狱、两次被判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抵抗《反社会党人法》[10]运动的主心骨。他是一个耐心的建设者，一个能承受重担的战士。他在辩论中能进行可靠的论证，在斗争中能保持沉着的自信，坚信工人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靠着这些东西，他不知疲倦地吸引、训练和说服了工人群众。
卡尔·考茨基是奥地利人，出生于一八五四年，比倍倍尔小十四岁。他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雄心。他是实践家倍倍尔身边的理论家、学者，他给党和群众指出清晰的道路。他曾在瑞士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期间，党的活动家们秘密地把这份报纸散发到全德国去。他是恩格斯的朋友和门徒，在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接过了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工作，继续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DieNeueZeit）杂志的专栏撰稿。他的对手把他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教皇”，还说他宣称自己一贯正确[11]。事实上，他具有巨大的权威和高尚的声望。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敏锐的大脑，控制着一只健壮的胳膊。
一个新世界
四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怕迫害，不畏坐牢，成功地在每一方面把工人组织了起来，他们不但把工人组织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去，而且还把工人组织进了各种为短期要求而进行的活动中去，还把工人组织进各种娱乐、教育和文化组织里。社民党的活动家们给工人阶级提供了一整套真正的组织结构。这些活动家叫做“党信得过的人”（Vertrauensmänner），他们是党在各个城镇、各个企业中的可信赖的代表，是工会的代表，在各级工会、合作社和群众组织中当选为干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在国家内部建立起了一个反对国家的党，它是如此强大，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国中之国。
在一九一四年，社民党拥有一百〇八万五千九百〇五名党员。在一九一二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它推出的候选人获得了四百二十五万张选票。它建立并领导的工会拥有两百多万会员，年收入高达八千八百万马克。它的活动家知道如何围绕着它建立起一个由各种并行的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网络；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把几乎所有工资劳动者都组织起来了，而且他们的组织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中去：社会主义妇女协会、青年运动、人民大学、图书馆与读书会、娱乐组织和户外运动、出版社、新闻、报刊杂志。社民党的行政和技术机关富有现代的管理和宣传的经验，这些称职能干的机关所组成的坚实的架构，撑起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党拥有九十家日报，其中雇用了二百六十七名全职新闻工作者和三千名体力劳动者、职员、管理人员、商务经理和代表。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执行委员会（Parteivorstand）和中央机关的干部、党在各邦的所有领导人、大部分地方组织的书记都是党的全职干部，他们是由党任命的专职人员，要把他们自己的一切时间奉献给党；而党在各级选举中的当选代表——党在帝国国会中的一百一十名议员、各邦议会中的二百二十名议员、各市镇议会中的二千八百八十六名议员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是党的全职干部。各工会联合会、各行业工会或各地区工会组织的领导多年来已经变成了专职工会活动家，他们在党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对于以阶级为基础、在德意志帝国里组织起来的这样庞大的一个运动，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政治机构来看待，甚至也不能把它当成是议会民主制中的一个模范“工人党”来看待。路特·费舍[12]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不仅仅是许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的集体的这种融合[13]。
不管把它当成是一个世界也好，当成是一个小社会也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他们的传统、实践与仪式（有时这些东西看起来跟宗教很像）提供了一种政治态度，或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不止于此，他们还提供了一套体系，一种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所以我们才能解释说，为什么那些分歧巨大的派别，比如分别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那些派别，能够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这样我们才会明白，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袖的卢森堡，在反驳列宁在《怎么办？》中阐述的关于党的概念时，为什么要这么写：“事实却是，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同无产阶级组织有联系，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14]。”
改良还是革命？
尽管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每一场有关战略和策略的重大思想斗争中，德国社民党都全身心投入了进去，但这些斗争却从来没有影响过它自身在组织上的团结。
虽然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会在拜占庭式[15]的争吵中分裂，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表现得像是一个团结的党，在它里面各种不同的派别能够共存，如果换了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党分裂成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党。一八七五年，在哥达（Gotha）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6]创建的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Arbeiterpartei）与费迪南德·拉萨尔[17]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DeutscherArbeiterverein）合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那时起，社民党内就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派别，一个专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专家轻易就能认出这些派别是“可能派”[18]、“盖德派”[19]、“布朗基派”[20]和“阿勒芒派”[21]的德国版。但这些派别却都共存于同一个党内，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这种情况使他们之间的争论具有一种特殊的局面，因为如果能通过妥协来解决争论，并能把争论引向行动的话，那要比各派互相争吵、谁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要好得多。
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拉萨尔派做了重大让步，这让马克思深感忧虑[22]。一八七八年，俾斯麦企图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来打垮这个年轻的党，当时党内有一派人，声称自己愿意接受非常法中对社民党的各种限制。这个派别受了卡尔·赫希伯格[23]的影响，他们自称自己的想法是“现实的”，马克思派很快就战胜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否认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虽然合法活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尽管党内一些急性子的人——他们是未来的极左派的先驱——认为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不过他们也发动了非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使党在镇压之下依然得以继续成长[24]。
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一八九一年废止后，社会党人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党内一方面出现了号召抵制选举、并提倡永久性的进攻策略的“青年派”，另一方面出现了以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25]为首的、要求党走“可能派”路线、专门从事选举斗争的右翼，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党的领导层按照考茨基所阐述的设想，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被爱尔福特（Erfurt）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纲领确定了下来。考茨基没有抛弃最高纲领（maximumprogramme）——即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前景，所以党要先放下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能——也必须——去为最低纲领（minimumprogramme）的要求（即各种局部的目标）而斗争，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良而斗争，党还必须巩固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还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26]。
于是，把最高纲领（革命与社会主义）和最低纲领（有可能在现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的改良）截然分开的一道鸿沟就这样形成了。这种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截然分离的情况，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宰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
一八九八年，爱尔福特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第一次遭到了理论层面上的猛攻，而对它发动进攻的，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恩格斯的朋友、在非常法时期曾组织过地下出版活动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抛出了“修正主义”，对这一基础进行攻击。他根据自己二十年来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中都是和平地发展着的，所以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这一远景产生了怀疑。同时，他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对于由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所造成的那些矛盾，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它们的辩证的解决办法了。他现在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与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无关，他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的必需。他要求抛弃那些被他认为是过时的革命词句，去寻求现实的改良；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应当为了改良，同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一起参加到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去[27]。
这次论战叫做“伯恩施坦事件”，它就是这样开始的，它进行得很尖锐，成果也很丰富。考茨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反击伯恩施坦的经济论点的辩论中去[28]，在他身边有一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罗莎·卢森堡便是这批人中的翘楚。她对爱尔福特纲领提出了新的解释，把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结合了起来，给革命力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她认为“选择改良还是选择革命”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取改良的斗争，只能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只能由社会民主党按照这样的前景来完成[29]。一九〇三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定谴责修正主义者“将通过胜利夺取政权的政策替换为与现存秩序相调和的政策”[30]的企图，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这次辩论。
尽管如此，这次论战还是持续了好几年。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像惊雷一般震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写道：“在为它〔革命〕徒劳地等待许久之后，我们当中很多人认为〔俄国革命〕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31]。”就在俄国革命期间，工人阶级中间也出现了自发的鼓动，就在同一年，鲁尔（Ruhr）矿工广泛地发动了非正式罢工，将这种自发鼓动推到了顶点[32]。工会全职干部与激进分子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全职干部们害怕冒险主义，企图阻止工人的斗争，拒绝让工人政治化。激进派则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即“政治总罢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落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因此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武器之一。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举行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提议发动政治总罢工，获得了大会的通过[33]。激进派似乎战胜了新修正主义者，随后这些新修正主义者在工会里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首领是列金，他曾说过，在他看来总罢工“完全是胡闹”。
其实，在那几年时间里，战场已经变了。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再能忠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因为真正的斗争已经半遮半掩地在党和工会的机关里开展起来了。在一九〇六年的曼海姆（Manheim）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得到了倍倍尔的支持，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党和工会必须就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事项进行磋商，使工会具有了与党平等的地位[34]。此举使得耶拿代表大会上的投票结果失效了。一家激进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Volkszeitung）写道：“我们在党内消灭了修正主义，可现在修正主义又在工会里复活了，而且更加茁壮了[35]。”对于党和工会的新关系，卢森堡打了一个比方：农夫（工会）对他的妻子（党）说：“哪些事你同意我的，你做主；哪些事你不同意我的，我做主[36]。”修正主义者爱德华·大卫[37]高兴地说：“革命主义的兴盛只是昙花一现，它能兴盛一时多半是出于好运，现在它已经过去了……党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积极地利用和扩大它在议会中的力量的工作中去了[38]。”
当社民党领导层用耶拿大会上的决议来跟工会领袖做了妥协后，它就明确地背弃了党对革命的认同，此后它在论战中就很少提到革命了。从那时起，就有了“中派”（Centre），它同新修正主义的距离（新修正主义是靠帝国主义的成功而滋养成长的，它企图让党去适应它所谓的“现代”经济），与它同激进主义（从一九一〇年起，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以及工人为了对抗这些经济困难所进行的罢工，都对激进主义产生了影响）的距离一样远。
而且，党还在一九〇七年大选中遭到了沉重的失败，党的领袖们让自己相信：要想取得重大的或持久的成功，他们就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不能再用过分革命的词句把小资产阶级选民给吓跑。考茨基是这个中派领导层的理论家。但是，在关于民族问题和反军国主义问题的论战中，右派和中派走得越来越近，在其他论战中，比如在与摩洛哥事件[39]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如何在普鲁士争取选举改革和普选权等问题的辩论中，它们就走得更近了。由此引发了各左翼派别的联合，它们越来越强调党的内部机制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它们对这个问题的强调，甚至招来了“进行派别活动”的指责。
欧洲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与欧洲各国一起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了，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此时的改良主义实践，已经再也无法通过争得改良成果来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中派仍然对革命的可能性犹疑不定，又对越来越多地卷入各种有可能威胁到党的团结的事件感到焦虑不安。中派企图通过一边继续进行日常的合法活动，一边在形式上继续忠于革命前景的做法，来遏制所有离心倾向，就像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时期所做过的那样。但形势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党的官僚阶层
马克斯·韦伯[40]和罗伯特·米歇尔斯[41]之类的社会学家所做的分析[42]，以及夏尔·昂德勒[43]之类的法国社会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勾勒出了一幅概略性的图示。他们都把社民党描写成一个僵化的、官僚化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根子上就是保守的，屈从于由目光短浅的干部构成的机关，并因此同社会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个组织原本声称要推翻和改造这个社会。这些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社民党内获胜。
这些人的批评确实有现实根据。在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期间，根据激进派的要求，党的执行委员会得到了加强，执行委员会被全职干部统治着，这些全职干部在实践中是不会服从监督的。执行委员会任命地方一级和地区一级的书记，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些书记组成了一个等级体系，通过精心构建的网络来控制着各级组织的一切活动。党纪是严格的，在群众组织中当选的党员或代表，必须接受“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紧密控制，而这些党团又是为领导层中的全职党员所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还要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安排全职干部的工作、调动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指导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还要像指挥军事行动一样领导竞选活动，而竞选活动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
对于机关的彻底集中化和用严格的纪律来统治党这两个特点，米歇尔斯是这么解释的：自从一九〇六年起，保守主义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赢得了主导地位，所以才形成了这些特点。可是，正是这些特点使列宁把德国党当成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在列宁看来，倍倍尔和他那一代活动家们实现了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中的群众党，它构成了一支工人大军的框架，而这支工人大军又是由专业的总参谋部来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宣称要实现这个目标，但它当时还未能实现它。一些有幸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俄国流亡者，对这个党抱着羡慕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嫉妒之情。
这种矛盾仅仅存在于外表上。卡尔·肖尔斯克[44]在阐述这些社会学家的看法（主要是米歇尔斯的看法）时，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官僚阶层据以创设的那些目的——以及官僚阶层所依据的情势——这两个因素对保守主义在官僚阶层中的得势所起的作用，比工作人员要支薪这一事实更有力得多[45]。”那些为了把革命觉悟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带给俄国工人阶级，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职业革命家们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们得在非法状态下冒着镇压的危险去这么做，这使他们几乎没有让自己融入沙俄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可能，甚至连这样想一下的念头都几乎没有过。他们在自己的一般宣传中仍把自己的革命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在俄国可能比在德国更难实现）放在最前面，同时强力地把自己的组织集中化——然而保守主义没有机会渗入到他们的日常实践中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却刚好相反，它虽然跟布尔什维克一样，在原则上都承认革命是自己的长期目标，但它的机关却完全是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之间建立起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比较平静，工人阶级处于退潮之中，党希望能加强其竞选能力，增加得票数量和当选的候选人数量，党要全神贯注于不让党内冲突影响竞选，不让党内激进派的革命词句或获得好处最少的工人提出的要求，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最保守的工人阶层中可能投自己票的选民给吓跑。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源于一种经济形势，这一经济形势助长了对于通过和平手段让社会继续进步的乐观信念。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竭力去揭示的，他研究了大柏林地区组织于一九〇七发表的统计数字。事后，他曾试图解释党为什么会变质、党的领导在一九一四年为什么会“叛变”，他着重指出，当时的党员中，大约有百分之九点八根本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自雇劳动者”（self-employedworkers），这些“自雇劳动者”包括旅店老板、酒店老板、理发师、手工艺者和商人，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小工厂的老板。这部分人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加，因为党为了赢得选举胜利，正在修改辞令以争取这部分选民。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是很脆弱的；在统计中，党员里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九能算作单纯的“工人”，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非技术工人”，事实上，这些非技术工人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46]。
党的核心支持者，是具有一门手艺的技术工人，季诺维也夫把这些技术工人叫做“工人贵族”[47]。党的全职干部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党的机关是由数千名有特权的全职干部[48]组成的，这些全职干部往往有不只一份工作，拿着不只一份的工资，党的机关——报刊、金库和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晋升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季诺维也夫把这些人统称为“工人官僚”。他是这样来描述“工人官僚”的：“工人官僚”是一个阶层，它企图隐瞒自己已经存在这一事实，但它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这个阶层的目标是“秩序与和平”，也就是维持社会现状，而社会现状使党的政策越来越保守。他的结论是：这个阶层的成员实际上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代理人[49]。
卡尔·肖尔斯克所做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季诺维也夫的很接近，尽管他表达得不一样。在他研究保守主义是如何渗入党内的文章中，他写道：
党的干部追求的首先是组织内的安宁与统一。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他自然会反对批评和改革。随着左派要求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干部也就越来越倒向右派[50]。
他着重指出，这种现象在党的运作中——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特别明显。大城市里的工人基本上都属于激进派，但在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代表却占不了多数，占多数的反而是代表着不那么无产阶级化、不那么革命的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一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拥有八千六百五十九名党员（这些党员几乎都是工人）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只有四十三名代表，而乡镇中的七百二十三名党员却拥有四十九名代表。在一九一二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斯图加特和坎斯塔特（Cannstadt）的一万七千名党员只有九十名代表，而来自其他非无产阶级城镇的五千名党员却有二百二十四名代表[51]。因此，邦执行委员会要依靠占大多数的来自半农业地区的党组织的代表的支持，而这些半农业地区的党组织所承受的来自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压力更重，所以，在一个不再根据工作场所、而是根据选区制定的制度下，邦执行委员会自然要压制工人城镇的地方组织。
《多特蒙德工人报》（DortmunderArbeiterzeitung）当时是非常激进的矿工的一个据点，这家报纸有一位激进派编辑叫康拉德·亨尼施[52]，在一九一〇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尽管矿工组织一再投票，一致表示信任”，在他所谓的“高级官僚（Oberbonzen）”的控制下，他的工作环境还是变得难以忍受，逼得他要辞职。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了一个领导职务，但在工会全职干部的直接要求下，地区执行委员会免去了他的职务[53]。
在对党的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组成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一九一一年，百分之五十二的党员来自党员数量在八千人以上的地方组织——基本上都是工人阶级城镇——但他们的代表只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代表比例很不公平，有些小地方的党组织，每五十七人就有一名代表，而好些大型工业城市的党组织，每五千七百人才有一名代表[54]。在决策机关中，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所占比例过低，激进派之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屡遭挫败，这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正是在机关里控制着党的那些人所希望、并系统地加以利用的。这些人以前大多是无产者，后来被提拔成了脱产的全职干部，对他们来说，这是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
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官僚阶层的化身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55]，一九〇六年，他在三十六岁时当上了党的总书记[56]，一九一三年，倍倍尔逝世后，他接任党主席一职。艾伯特以前当过马鞍工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了党，在组织工作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起初在布莱梅码头当体力工人，后来负责管理福利社（这是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中心）。一九〇〇年他成了全职干部，当上了布莱梅党组织书记处中负责工人问题的书记，在那里他赢得了称职职员的名声。当选总书记后，他立即提倡使用现代组织手段，给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引入了电话、速记员和打字员，增加了大量的报告、问卷、卡片索引和报单。肖尔斯克是这么描写他的：“艾伯特是个乏味、冷静、坚定、勤劳的人，他非常注重实效，他身上所具备的一切特点，稍加变动，就会使他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斯大林[57]。”
正是艾伯特建立了这样的机关，并最终赢得了修正主义者的信任。一九一一年，老激进派保尔·辛格尔[58]逝世后，艾伯特得到了列金和工会领袖们的支持，想同得到倍倍尔支持的哈泽[59]竞争辛格留下的党主席一职，结果艾伯特失败了[60]，但两年之后，倍倍尔逝世后，他毫无困难地继任了党主席一职[61]。他的副手——党的机关的其他重要人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没他那么乏味。奥托·布劳恩[62]，工人阶级出身，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后来在柯尼斯堡当记者，此后他与党内的重大理论论战保持距离。菲利普·谢德曼[63]，曾当过排字工，后来在黑森当记者，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鼓动者，在入选执行委员会之前曾被人当成是激进派，但他也同重大论战保持距离，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间，他三次当选代表大会代表，但他一次也没有发过言。在帝国国会里，他成为了社民党党团中的畜牧业专家[64]。
乍一看，这些如此平淡乏味的人，居然能在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广泛、重要的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人们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事实上，艾伯特、布劳恩、谢德曼等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两股对立的阶级力量之间的某种特权地位。德国经济的转型，欧洲社会的相对平静（这种平静只在一九〇五年被俄国革命打断了一下），社会立法的进步，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争取得来的成果，这些成果，同社会进步与个人成功——这种个人成功，是工人组织及其封闭的世界提供给工人阶级中有能力的成员的——的前景一道，都助长了种种修正主义倾向。
这些修正主义倾向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赞成“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同“德国的”资本家的繁荣、以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相联系的。
这类观点是随着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提出而发展出来的，但它们要赤裸裸得多、无耻得多，而且不包含有曾激励了伯恩施坦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成见[65]。对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同伙，也是德国的殖民政策与军事政策（原则上进行防御，必要时实行进攻）的盟友。如果德意志帝国卷入了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都绝对不能希望德国战败。
曾当过伐木工，后来当上了党的干部、议员的诺斯克[66]，最为明确地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基，他在帝国国会内宣称社会主义者不是“没有祖国的流浪汉”，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拿出能说服工人的理由，让工人去为德国当兵[67]。在背后推动着诺斯克的那股力量是不会掩饰自己的。
出身容克地主的普鲁士国防大臣冯·埃涅姆[68]抓住诺斯克这次演说提供的机会，并要求倍倍尔批判他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军国主义著作[69]。实际上，通过诺斯克和冯·埃涅姆的穿针引线，社民党被拉进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防问题——的论战。帝国最高法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判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十八个月监禁[70]。
[1]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2]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1卷，第48页，脚注①。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8.htm——中译者注
[3]弗·伊·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67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6/007.htm——中译者注
[4]弗·伊·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3卷，第388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109.htm
原书中此文刊登的日期和刊物有误，这篇文章其实发表在1913年8月21日的《北方真理报》上。——中译者注
[5]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Rudolf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TradeUnions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会议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6]弗·伊·列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11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24.htm
这篇文章其实发表于1914年5月5日。——中译者注
[7]列·达·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蔡汉傲译，陈泰编校，新苗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0.htm——中译者注）后来，他在《我的生平》中引用了这段话，又在后面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20.htm——中译者注
[8]请参阅：卡尔·列纳（KarlRenner），《卡尔·考茨基：德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与政治发展简史》（KarlKautsky.SkizzezurGeschichtedergeistigenundpolitischenEntwicklungderdeutschenArbeiterklasse），柏林，1929年。
[9]至今还没有一本倍倍尔的传记能配得上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请参阅他的自传：《我的一生》（AusmeinemLeben），柏林，1910年至1914年。
[10]《反社会党人法》，又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全称《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GesetzgegendiegemeingefährlichenBestrebungenderSozialdemokratie），它是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了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一切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均予禁止，其集会、活动、游行予以解散，印刷品予以查禁；禁止为社会民主党印刷宣传品和提供集会场所；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城市或地区宣布实行“小戒严”；“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者”要被驱逐出居留地，参与受禁活动的人将被处以罚款或被判刑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同《反社会党人法》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最终使《反社会党人法》在1890年9月30日期满后失效。——中译者注
[11]1870年，天主教会在第一届梵蒂冈会议上，将“教皇永远正确”（Papalinfallibility）列为正式的教条，所以考茨基的对手才会攻击他自称“一贯正确”。——中译者注
[12]路特·费舍（Ruth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Elfriede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德共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委员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在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Brandler）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13]路·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何式谷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21页。
[14]罗·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15]拜占庭（Byzantium），即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历史上拜占庭曾是东罗马帝国首都，故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在西方，“拜占庭式的”常具有“诡计多端的、爱耍阴谋的、玩弄权术的”的意思。——中译者注
[16]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MartinPhilippChristianLudwig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中译者注
[17]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18]1879年，法国工人党（PartiOuvrierFrançais）成立后，党内以保罗·布鲁斯（PaulBrousse）和贝努瓦·马隆（BenoîtMalon)为首的一派主张将理想目标分成若干阶段，集中力量争取眼前可能实现的某些要求，把自己的政策称为“可能的政策”，故被称为“可能派”（possibiliste）。1882年，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同盟（FédérationdestravailleurssocialistesdeFrance）。1902年可能派加入了以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19]于勒·巴西尔·盖德（JulesBasile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0]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21]阿勒芒派是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让·阿勒芒（JeanAllemane）为首的一个派别。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中分裂出去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内以阿勒芒为首的一派因意见分歧，于1890年分裂出来，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ouvrier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通称阿勒芒派。该党强烈倾向工团主义，是后来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根基之一。该党于1901年解散。——中译者注
[22]马克思于1875年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该书后来由恩格斯于1891年出版。请参阅：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第2卷，柏林，1960年，第48—51页。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11—3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5-4.htm——中译者注
[23]卡尔·赫希伯格（KarlHöchberg，1853年9月8日——1885年6月21日），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改良主义者。生于法兰克福一犹太银行家家庭。大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187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经济上支持过党。创办和资助出版过《未来——社会主义评论》、《经济政策通讯》、《政治经济文丛》、《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等杂志，传播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其试图把党引向改良主义轨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同施拉姆、伯恩施坦结成“苏黎世三人团”，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是该文主要发起者和执笔人）的右倾纲领，鼓吹党应走改良主义道路，放弃党的最终目标，同资产阶级结盟并依附于资产阶级。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给予了批判。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解除其所担任的职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狂热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殖民政策。恩格斯称，此人已无可救药。——中译者注
[24]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56页、第577页、第579—81页。
[25]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Heinrichvon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6]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63-564页，第676-678页，第681—683页。
[27]卡尔·艾米尔·肖尔斯克（CarlEmilSchorske），《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SocialDemocracy,1905-1917），剑桥，马萨诸塞州，1955年，第16—20页。请参阅：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nderSozialdemokratie），斯图加特，1909年。
[2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9—20页；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个反批评》（BernsteineunddassozialdemokratischeProgramm,EineAntikritik），斯图加特，1899年。
[2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22页；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oderRevolution？），莱比锡，1899年。
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70—17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1898/index.htm——中译者注
[30]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3—24页。
[31]卡·考茨基，《政治性群众罢工》（DerpolitischeMassenstreik），柏林，1914年，第89页。
[32]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5—37页。
[33]同上，第42—44页。
[34]《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Parteitagesder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1905），第131—132页。
[35]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2页。
[36]《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Parteitagesder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1906），第315页。
[37]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HeinrichRudolph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10月初任外交部国务秘书，十一月革命后，于1919年2月7日任国民议会议长，2月11日辞职，改任不管部长，6月21日改任内务部长，10月4日再次担任不管部长。1920—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38]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3页。
[39]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将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有利于法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妥协。——中译者注
[40]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MaximilianCarlEmil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41]威廉·罗伯特·爱德华·米歇尔斯（WilhelmRobertEduardMichels，1876年9月9日——1936年5月3日），德国社会学家，曾师从韦伯。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退党，一战后参加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中译者注
[42]罗·米歇尔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SoziologiedesParteiwesensindermodernenDemokratie），莱比锡，191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及其社会成分》（DiedeutscheSozialdemokratie.ParteimitgliedschaftundsozialeZusammensetzung），《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第23卷，1906年，第471-556页。
[43]夏尔·菲利普·特奥多尔·昂德勒（CharlesPhilippeThéodoreAndler，1866年3月11日——1933年4月1日），法国日耳曼学家。——中译者注
[44]卡尔·艾米尔·肖尔斯克（CarlEmilSchorske，1915年3月15日——2015年9月13日），美国文化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二战期间曾在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战后曾在卫斯理大学（Wesleyan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1年曾获普利策奖。——中译者注
[4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46]格·季诺维也夫，《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危机》（DerKriegunddieKrisedesSozialismus），德文版，1924年，第548—549页。该书第一版于1917年出版于彼得格勒。
[47]同上。
[48]季诺维也夫估计这些有特权的全职干部大约有四千人（同上，第510页）。
[49]同上，第507页、第532页。
[50]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51]同上，第130-131页。
[52]本诺·弗里茨·保尔·亚历山大·康拉德·亨尼施（BennoFritzPaulAlexanderKonradHänisch，1876年3月13日——1925年4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之前属于“激进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是帕尔乌斯的朋友和追随者。一战爆发后，起初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920年12月任普鲁士邦文化部长，1922—1925年任威斯巴登行政区区长。——中译者注
[5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34页。
[54]同上，第138—139页。
[55]格奥尔格·柯托夫斯基（GeorgKotowski），《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治传记》（FriedrichEbert.EinepolitischeBiographie），第1卷，威斯巴登（Wiesbaden），1963年。
[56]原文有误，艾伯特出生于1871年，他是在1905年（三十四岁）时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中译者注
[5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4页。
[58]保尔·辛格尔（PaulSinger，1844年1月16日——1911年1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1862年参加德国进步党，当时是民主主义者。60年代中期结识倍倍尔等人后，转向社会主义。1868年参与创办柏林民主工人协会，投入工人运动。1870年后，曾和哥哥合办大衣制造厂。1873年捐献巨款，资助社会民主党，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884年创办《柏林人民报》（《前进报》前身），同年起当选为历届国会议员。1885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887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达19年之久。——中译者注
[59]胡戈·哈泽（Hugo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14年不愿支持战争拨款法案，但迫于党的纪律，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12月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60]K·R·柯林斯（K.R.Collins），《胡戈·哈泽当选为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主席之一的选举》（TheelectionofHugoHaasetotheCo-ChairmanshipofthePrewarGermanSocialDemocracy），《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ofSocialHIstory），第2期，1968年，第174-188页。
[61]在1892年至1916年之间，社民党一直实行双主席制，1892年至1911年之间由倍倍尔和辛格任主席，1911年至1913年之间由倍倍尔和哈泽任主席，1913年至1916年之间由艾伯特和哈泽任主席。——中译者注
[62]奥托·布劳恩（Otto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63]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Heinrich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中译者注
[6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06—208页、第280页。
[65]跟伯恩施坦的观点相似的观点是从那之后发展出来、并得到运用的，发展并运用这些观点的派别，被夏尔·昂德勒叫做“新拉萨尔派”。
[66]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ander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6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7页。
[68]卡尔·威廉·格奥尔格·奥古斯特·戈特弗里德·冯·埃涅姆（KarlWilhelmGeorgAugustGottfriedvonEinem，1853年1月1日——1934年4月7日），一战爆发之前曾任普鲁士国防大臣，一战中任德军第三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6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8页。
[70]瓦尔特·巴特尔（WalterBartel），《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DieLinkenin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imKampfgegenMilitarismusundKrieg），东柏林，1958年，第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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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译者序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是一部阐述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探讨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的著作。全书共分四卷。
第一、二卷由卡尔·考茨基执笔，论述了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潮。其中第一卷着重分析了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历史原因和经济基础，概述了各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介绍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具有空想共产主义倾向的异端教派，如韦尔多派、使徒兄弟会、伯格德派、罗拉德派、塔博尔派和波希米亚兄弟会等组织，并剖析了与这些派别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历次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意大利的多里奇诺起义、英国1381年的农民战争、威克里夫运动和波希米亚的胡斯运动。在第二卷中，作者集中阐述了德国农民和市民阶层在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产生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描述了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斗争业绩和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详细评述了再洗礼派的纲领以及他们在明斯特坚持斗争的历史。
第三卷是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著述的合集。在这一卷中，考茨基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生平、著作和实践活动，拉法格评述了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托马斯·康帕内拉的理论思想和政治生涯，并研讨了十七、十八世纪在南美巴拉圭出现的“耶稣会国家”的历史，介绍了耶稣会教士当时在那里试行的种种具有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论述了这个组织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最终面临的历史命运。
第四卷的作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胡果·林德曼和美国社会党人莫里斯·希尔奎特。书中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揭示了这些思潮和运动的深刻社会背景，并详细地介绍了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北美进行实验的情况，生动地记述了各种共产主义移民区开展活动的史实。
这部著作的各卷相继完成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1895年，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梅林和狄茨等人计划在斯图加特以多卷本形式出版一部《社会主义史综述》，并决定将整部著作分成若干独立的专题，既叙述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实，又钩深致远、探赜索隐，追溯社会主义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渊源。由于条件限制，这项工程未能完竣。《社会主义史综述》一书最后只出了两卷，即第一卷《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和第三卷《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梅林著）。第一卷由两个部份组成，其中第一部份是考茨基的论著，题为《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第二部份汇编了考茨基、拉法格和林德曼等人的著述以及伯恩施坦写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文。《社会主义史综述》的出版计划中辍以后，考茨基等人决定将原书第一卷作为独立著作刊行于世。他们抽出了伯恩施坦的文章，于1908年将这一篇幅较长的著述作为单行本出版，而将考茨基、拉法格、林德曼等人的论著按前述顺序编成四卷，重新印行，并将原书标题改作《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四卷集版本的由来。
从这部著作问世时算起，迄今已经有八十余年了。在此期间，社会主义史研究领域出版了许多新著，并且发掘和整理了不少新的史料。可是今天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我们仍然会深受启迪。这部书的编者和作者大都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直接影响下从事过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后来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在当时，他们毕竟是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社会主义史的学者。他们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去摧毁廓清这个领域长期流行的唯心主义陈腐观念，以明白晓畅而又雄辩有力的笔触论述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他们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鉴古论今，展望未来，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勃勃的生气和逻辑的力量。这部著作属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史研究领域培育的最初一批果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本身也在社会主义史上留下了值得重视的一页。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还显得不够成熟，但它毕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和社会主义学说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考茨基和拉法格等人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这部著作值得重视之处还在于它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而在这方面，又以考茨基撰写的第一、二卷最为突出。列宁曾指出：“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1]《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二卷堪称这样的“财富”。考茨基为了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穷源溯流的探究，把目光从近代移向遥远的古代。他考察了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政治思想，考察了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本质，考察了中世纪不断涌现的各种具有空想共产主义性质的异端教派，考察了历次农起义的纲领与斗争实践，特别是详尽地评析了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力图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上追寻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留下的踪迹。他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在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宗教乃至科技和文艺著作中广搜博采，披沙汰金，钩稽史料，并依据各种方志、稗史、文书、契约、法令、年鉴、谣谚、章程、书简、传单以及宗教典籍来考辨史实。他深知任何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的根源都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因此他始终着力于研讨各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用经济领域的变化来说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史料进行综合和分析，以便勾勒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以前发展的轮廓。
应当说，考茨基的工作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无论在史实考订方面，还是在理论阐述方面，这两卷著作都存在不足之处。可是，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考茨基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5年3月25日，他写信给考茨基，说他正在“急切地等待这本著作”；[2]4月初，他致函拉法格，说他“收到了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运动史》”；[3]5月下旬，他已经读完全书，并在致考茨基的复信中仔细地分析了这本著作的得失。他指出书中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对于完全处在封建的等级划分之外、失去了阶级特点、几乎被置于最低阶层的地位的那些分子的发展和作用研究得很不够”，二是“对于十五世纪末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和“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没有充分了解”。[4]但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这部著作是充分肯定的，他以赞许的笔调写道：
“关于你的书，我可以说，越到后面越好。从原计划看，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探讨得还非常不够。关于中世纪的那些教派就已经好得多了，而且越往后越好。最好的是塔博尔派、闵采尔、再洗礼派。对许多政治事件作了重要的经济论证，但是也还有一些泛论，说明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我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修改《农民战争》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5]
恩格斯以前常常批评考茨基是“学理主义者”，指出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6]，然而这一次，恩格斯却对考茨基的著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之所以十分推重这部著作，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两卷新书资料翔实、考证精当，为他修改《德国农民战争》提供了新的史料。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急切地等待这本著作不仅仅是由于再洗礼派的缘故”，而且也由于“以前的运动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7]。考茨基的著作正是对“以前的运动”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对那些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及时地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项工作无论对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是对于推动现实的斗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恩格斯赞同考茨基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认为考茨基“抓住了一个全新的题目”[8]。他称考茨基的著作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前史”[9]，认为“研究这样的问题，从来不会一开始就完全成功的”，因此，他鼓励考茨基“一定不要把已经动手的工作丢开，而应该继续研究下去”[10]。恩格斯自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缜密的思考。在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内，他仍然对这项研究工作倾注了心血，并十分渴望在修改《德国农民战争》时详尽地阐述自己的见解；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写道：“但愿我能做到这一点!”[11]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恩格斯晚年对研究“社会主义的前史”如此关注和重视，这是发人深省的。研究这个“全新的题目”，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学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前途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这种研究也利于我们去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摈除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的种种唯心主义空想模式和错误论断。当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这样的问题是很艰巨的工作。我认为，这个题目要求研究者具有纵观世界的眼光，不仅要面向欧美国家的历史，而且也应当面向东方民族的历史；不仅要做钩沉辑佚、抬遗补阙的考证性工作，而且要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把“社会主义的前史”同整部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惜多年来，恩格斯的遗愿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这个译本能对这方面的工作有所促进，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译完这部欧洲的“社会主义前史”，我自然想到了中国。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有它的“前史”吗？回答是肯定的。从先秦哲人提出“兼爱”、“尚同”，到《礼运》篇描绘“大同”世界；从封建前期农民起义者提出“太平”世界的空想，到中世纪“异端”思想家设计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从早期启蒙者黄宗羲、颜元、李塨、何心隐、龚自珍等人憧憬未来的“理想社会”，到太平天国领袖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史”可以说是赓续不绝，源远流长。在今人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历史传统的积淀势必顽强地发挥作用，从而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这已经为实践所证实。“前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能不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著述呢？
我们期待着。
韦建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于北京
[1]《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6页。
[3]同上，第434页。
[4]同上，第461—462页。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1，446页。
[7]同上，第39卷，第426页。
[8]同上，第462页。
[9]同上，第39卷，第426页。
[10]同上，第462页。
[11]同上，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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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的谈话（1974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的谈话
（1974年2月22日）
【肯尼思·戴维·卡翁达（KennethDavidKaunda）（1924—）赞比亚国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代表人物之一，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资深领导者，赞比亚共和国前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他领导赞比亚于1964年获得独立，1964年10月24日—1991年11月2日任赞比亚第一任总统，连续执政长达27年。卡翁达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几个非洲穷朋友之一，他克服了部族政治的干扰，保持了国内的稳定，建设“人道社会主义”，致力于非洲的团结和统一。】
主席：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对。
主席：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主席：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总理：说得很准确。
主席：搞不清楚呢。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主席：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主席：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主席：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确实如此。
主席：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主席：（对总理）总理，你怎么样了？
总理：还可以。没抓好大事。
主席：（笑）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
总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主席：我们在坦桑和你们国家修一条铁路。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在坦桑撞死的那个人怎么了结的？
总理：我们道了歉，赔偿，处分了有关的人。尼雷尔总统说用不着，不过还是这样好。我们在他们那里（指赞比亚）修铁路，也有撞死他们人的事，但我们大使说都当场处理了，不过还要回去调查。不知道还有没有那样的事。我们有1万多人在那里。
主席：还有，要教育。要告诉他们（指卡）。
我有病呢，病了两年半了。我今年81了。你多大？
卡：我今年50岁。
主席：你是青年，儿童团！他呢（指王洪文同志），被人骂为“儿童团”。你今年有……
王洪文同志：39了。
主席：他今年39。
卡：主席先生，如果我可以就中国工程人员在赞比亚的表现说句公道话的话，我就要诚实和衷心地说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我并不是讲客气话。我们那里曾经来过欧洲人，呆了很久很久。也来过印度人，也是呆了很久的。但是我们中国兄弟的表现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中国兄弟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就不会在你面前这样说了。
主席：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但是你的话，我不完全相信。
总理：总会有犯错误的，一分为二。
主席：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嘛，应该教育。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这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谈论世界上的问题时都是对比的。主席先生刚才提到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当我们论论中国的工程人员在赞比亚的表现时，我们就不能不根据历史条件来比较地研究问题。我们不能不把中国工程人员的表现同别的国家来的人的表现对比起来谈。（主席举茶杯同赞比亚客人——碰杯。）自从我们两国互设使馆以来，我记得只有1964年和1965年我有两次写信给总理，提出一些抱怨。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工程人员不了解赞比亚对国际问题的态度。既然已经写过两封这样的信，如果再有要抱怨的事，势必还会写信的。但从那以后7、8年了，我再也没有写过那种信。这是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表现一直是满意的。
主席：以后有事，你就写信。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
卡：感谢你给我的荣誉。我不敢当，但我很感谢你告诉我的情况。
主席：你是个好人。有什么不对的，向中国工程人员进行教育。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
卡：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我的同事尼雷尔总统说，我们担当不起，但是我们感谢你们给予这样的荣誉。
主席：你们有责任叫！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他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总理：他（指卡）刚才提出有五个中央委员想来看看主席，可不可以来？
主席：可以，请！
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南罗得西亚、南非、西南非，那就难啰！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你们有多少人口？
卡：我们现在约有500万，450万到500万。
主席：有阿尔及利亚的一半。坦桑尼亚有多少人口？
卡：大约1200万。
主席：你们应该发展人口。
卡：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
主席：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你这回要跟他（指总理）谈些什么问题？
卡：我建议跟总理谈非洲统一问题，南部非洲解放斗争问题，还可以跟总理讨论一些国际问题，例如在现今的世界上超级大国在自私自利、剥削他人的基础上的合作。在这一项下，还可以谈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大国在一些地区的卷入，具体地说，如他们所谓要维持印度洋航路的问题，以及它们在地中海、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及非洲本身的卷入。还有一些同我们地区有关的具体问题，威胁到我们赞比亚、扎伊尔的和平与安全。这也关系到超级大国，赞比亚认为正是它们在这个地区施展阴谋诡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些双边关系问题。我想跟总理谈的，总括起来就是这些问题。（主席点头）
主席：有几天？
总理：今天、明天、后天，3天。24日晚上，他们就到外地去看农村和一些小的工厂。先去林县。
卡：请允许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对总理讲过的一些话，即赞比亚非常感谢你在你们接待我们的兄弟蒙博托总统访问你们伟大国家的时候会见了他。这对于你刚才讲到的友谊，特别是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十分重要。我们需要这种团结。在他来华之前，我们的这位兄弟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但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在听到你以及总理对他讲的话以后，他对于你们的看法改变了。我们赞比亚很感谢你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坦桑尼亚也很感谢。
主席：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坦桑、赞比亚这些国家。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
卡：对。主席先生讲的很重要。
主席：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你讲点话给我听吧。
卡：我想接着你的话讲。我们赞比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你的领导下给予我们赞比亚的支持，不应仅看作对赞比亚的支持。我们应对这种支持加以政治上的解释，即应去支持那些现在还不幸地处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地区的兄弟姐妹。我们把这作为一个原则问题看待。在我们取得和巩固自己的民族独立时，如果我们不去支持非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斗争，那就是自私自利的，就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没有什么差别了。
主席：好，讲得好！Verywell（很好），verygood（很好）！
卡：在我们国内，我们的同志们懂得群众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我们在独立时承袭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把赞比亚人分成了两部分，即所谓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同工农群众。我们已经在进行反对残余的赞比亚剥削阶级的斗争。……
主席：你讲得好啊。你现在不能当communist（共产党），你当communist（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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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记录节选
（1974年5月25日）
【爱德华·希思，即爱德华·理查德·乔治·“泰德”·希思爵士（SirEdwardRichardGeorge'Ted'Heath，1916-2005），英国军人和政治家，生于肯特郡的布罗德斯泰斯（Broadstairs），1965年至1975年英国保守党党魁，1970年至1974年英国首相。他在任内的最大成就，是成功推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
主席：（对希）我是投你的票的！（希思高兴地点头，笑）
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希点头）这个尼克松，水门事件能过关吗？
希：根据我个人的判断，他可以幸存下来。他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但我见过他很多次，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感到他是决心继续担任总统的。
主席：嗯。
希：我想再补充一点。尼克松的对手——民主党，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更愿意他留任，因为这样可以使民主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如果下次大选前总统有所改变，那末下次大选时共和党的地位就会大大改善。
主席：那个WatergateAffair（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现在英国不会闹吧？
希：在英国不可能闹。
主席：在英国闹不闹呢？
希：不会，因为首相会很快处理这种事件。我当首相时，曾处理过类似的一件事，涉及到两个大臣。事情发生后，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这两个大臣撤了职。这是解决这类事情的唯一办法。
主席：我们东方人不懂。
总理：闹得这么大！
主席：就是。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
希：我可以问主席一个问题吗？（主席点头）主席是否感到水门事件使中国建立同美国的关系更困难些？使中国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更困难？
主席：倒不。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哪一年搞成功啊？（众笑）
希：（笑）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众笑）。
主席：对。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讲话不清楚，害了一身病。
主要是这两国。如果再有问题，美、苏两霸能不能真正和解起来？
希：我想这要看美国是否有能力保持他们的意志。苏联现在下了很大决心，也有强大的组织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实力。美国则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他们在越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最后不得不从那里撤军。美国国内有种族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美国未能像苏联那样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实力和决心是苏联唯一尊重的因素。如果苏联看到美国正在衰弱下去，他们会企图加以利用。因此，欧洲必须团结，并且在团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
主席：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两家就搞不成。
希：我认为在根本问题上，这个安全会议不会有多大进展。
主席：那么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吗？
希：我想，只要美国决心保持自己的地位，俄国就将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种地位。它会尊重这种地位的。
总理：就不会有真正的和缓。
主席：（环顾四周，指乔冠华同志）他是个lord（老爷），LordChiao（乔老爷）（众笑），你发表点意见吧。不吭声呢，你的胆子太小啊！
乔：刚才希思先生说，是否有可能，如果美国加强自己的地位，苏联就会尊重它。当前的问题是，苏联认为美国的地位可以被削弱，所以采取现在的态度。因此希思先生所说的问题是美苏相互斗争中的一个暂时状态而已。
主席：我没有听见。（唐转述乔所讲内容）你翻给他（指希思）听。
（对希）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
希：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他们有国内的经济困难、许多农业困难，我想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主席同希思碰杯）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
主席：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他会输的。
希：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我们看到，他们的潜艇舰队比整个西方世界的总合还要大，他们的导弹在不断改进，更加先进。因此，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但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主席：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希、艾摇头）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主席：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
希：如果欧洲是软弱的，不团结的，那末俄国人可能就凭着自己的实力来影响欧洲，而不必为自己的防御而担心，也不必做防御准备。如果欧洲是软弱的，俄国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俄国发愁。
主席：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主席：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问邓小平同志）吵了多少年了？
邓小平同志（以下简称邓）：56年起，二十大，那时为了和平过渡问题。
总理：布加勒斯特会议是60年。
邓：一直到64年，从那以后就断了。吵了8年。
主席：要从54年开始算起。因为55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找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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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谈话（197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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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谈话
（1974年11月6日）
【埃里克·威廉斯（EricWilliams，1911-1981），是加勒比地区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交部长，也是联合国大学委员会委员。他于1956年创建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民族运动，同年任国家的首席部长。在他的领导下，196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获得独立，此后他一直任总理直至1981年去世。】
主席：噢！历史这门学问是一门好学问。
威：我同意，我一直这样觉得。在我管理政府事务中，历史学总是给了我很大帮助。
主席：譬如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他得了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派他去了。路上遇到很大困难，几乎被人干掉了。在西班牙到加勒比的路上，船队很多人主张太危险啊，埋怨他。
威：很对。
主席：最后还是胜利了，victory（胜利）。现在，最著名的一个意大利人是Amerigo（亚美利哥）。
威：对，AmerigoVespucci（亚美利哥）。
主席：NorthAmerica（北美洲），LatinAmerica（拉丁美洲），都是以他的名字起名的。
威：非常正确。
主席：古代商业意大利很发展。报纸，newspaper（报纸）首先在意大利出现。
威：是的。
主席：我是在PekingUniversity（北京大学）上过新闻学。
威：那很好。
主席：我的先生对我这么讲。这位先生后来被军阀砍了。邵飘萍，他的名字也叫邵振青。鲁迅知道他。那个时候北京还坐马车，没有motorcar（汽车）。1918年，onethousandninehundredandeighteen（1918）。
威：很久以前了！
主席：是啊！我看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和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主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譬如我，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MEETING（会议，会见）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威点头，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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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197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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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
（1974年3月25日）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JuliusKambarage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国务活动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革命党的缔造者，也是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执政超过25年。】
主席：最近欧洲跟美国吵了一阵，现在又不吵了，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啊？
尼：我不知道。你一定知道得比我多多了。
主席：我是不行呢。他们那些事情，我也不大懂。
尼：谁又懂啊？！
主席：他们自己承认有困难。
尼：是的，但他们又尽力想表示互相友好。他们在某些场合好像努力搞友好，在另外的场合似乎又想吵架。我真是弄不懂。这些事你知道得比我多，比我更懂。
主席：不大懂。你是远地的客人，所以我问你哩。
尼：例如在中东，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双方都说自己希望在中东实现和平，双方却又都在加紧武装他们保护下的人。看来他们不是为和平而努力，而是为和平去上武装这方和那方。（众笑）
主席：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
尼：你觉得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问题是否可以永久地解决？
主席：（摇头）这个事就难说了！美国国务卿又要到俄国去谈，又说这一次比过去谈要困难。
尼：但是他又说美国的敌人所提出的问题比美国的朋友提出的问题要好办。英国一家报纸就说他去俄国是为了证实和敌人打交道容易些。
主席：他最近一次招待记者的谈话，你看了吗？
尼：没有。
主席：应该拿一份给他。
尼：谢谢。
主席：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众笑）
尼：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众笑）
主席：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50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是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
尼：他们赚了很多钱，他们卖给中东阿拉伯国家武器，从中确实赚了很多钱。伊朗从美国买了很多武器。伊拉克从苏联买了大批武器，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及我不知道。（问马莱塞拉外长）苏联是不是向他们赠送武器？
马莱塞拉（以下简称马）：武器是买来的。
尼：他们也从苏联买了大量武器。现在他们又在做一笔用石油换武器的特别交易。
主席：埃及石油不多嘛。
尼：埃及目前有沙特阿拉伯帮忙买军火。目前沙特阿拉伯正在帮助埃及从西方世界得到武器。
总理：过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都给埃及钱从苏联买武器。
主席：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
尼：你认为能持久吗？
主席：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
尼：他们争辩说，军备竞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发现谁也胜不了谁，于是就会停止竞赛，说：咱们别打了吧。这样就可以达成协议了，因为到那时他们就会说：这样搞军备竞赛不行，只会毁掉自己的国家，停止吧。这样就会停止军备竞赛，实现永久和平。这种说法可能吗？（众笑）
主席：恐怕比较困难一些吧。比较困难一些，ratherdifficult（比较困难），比较困难一些。
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尼：我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南部非洲要取得独立，比非洲其他部分困难更多更大，因为反对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更强大。在这方面你对我们有什么劝告吗？
主席：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吧。譬如南罗得西亚，只有多少白人？
尼：25万。
总理：整个南部非洲可能只有500万。
尼：（同马讨论之后）最多400多万。南非有300万，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罗得西亚可能还有100万，合起来400多万。而非洲人在罗得西亚有500万，南非可能有1800万，莫三鼻给有600、700万，安哥拉数目稍小于莫三鼻给，纳米比亚在50万与70万之间。
主席：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
尼：变化是一定会有的。我们现在正努力集中解决葡属殖民地的问题——莫三鼻给和安哥拉。
主席：一个是西南，一个是东南吧。
尼：对。一个同我们接壤，一个同赞比亚和扎伊尔相连。
主席：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尼：是有了变化。但是南部更艰苦，更困难。
主席：你这回出来走了很多国家。
尼：我从毛里求斯开始，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我都是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新政府比他们过去的政府要更多地同情我们在南部非洲进行的斗争。……
主席：现在澳大利亚是工党政府执政，他们的领袖到过这里。
尼：来过两次。
过去当我们因英国卖武器给南非而同英国政府争执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支持英国，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超级大国开始争夺印度洋了，惠特拉姆反对，新西兰的柯克也反对，他们反对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竞争。
主席：但是美国人说他们在印度洋缺少基地。
尼：是的。
主席：看来这两个大国还是要争印度洋的。
尼：是的，他们好像决心争夺。他们是否认为中国有争霸印度洋的野心？
主席：这一点我还没有听到讲。他们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
尼：但是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
主席：也怕呢。
尼：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众笑）
主席：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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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美国﹞奥古斯特·H·尼姆兹（AugustNimtz），2009年李百玲译、易天放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AReturntoLenin—ButwithoutMarxandEngels?
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
﹝美国﹞奥古斯特·H·尼姆兹（AugustNimtz）2009年
李百玲翻译、易天放校对
〔说明〕原文发表于美国学刊Science&Society，2009年第73卷第4期
﹝摘要﹞最近有一种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却包含着将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拉尔斯·利赫（LarsLih）的《重新发现列宁，对〈怎么办〉的语境化解读》（Lenin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inContext）中的众多主张之一是，“马克思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化身，尤其是德国社民党”，其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是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政治“灵感”。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以及直到列宁《怎么办?》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所讨论的主题，就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与列宁的之间的距离这一长期以来的假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更加普遍化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了俄国革命，并为青年列宁提供了将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践的必要工具。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德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和德国党的观点和纲领理解和回答了俄国的发展问题，这使列宁不仅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也能洞悉它的弱点。
在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一个颇有潜力的积极发展是新兴起的对列宁的兴趣。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LeninReloaded：TowardaPoliticsofTruth）反映了2011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俄国革命的会议的主要内容，这部重量级的论文集是由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拉尔斯·利赫（LarsLih）在2006年提前定下来的。利赫本人的著作（Lenin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则专注于列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怎么办?》，还附有一个改良的新译本。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很值得祝贺，不过同时也要有所警觉，因为它们都暗中强化了或自觉不自觉地老调重弹了在马克思学神话中所假定的列宁的事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距离。这么做就失去了一个继续肯定列宁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机会，至少对那些持此观点的作者来说是如此。
编者对文集的介绍直言不讳。
人们没有充分强调列宁相对于马克思的外在性：他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核心集团的成员。事实上，他从未与马克思或恩格斯相遇。此外，他来自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地区。……列宁强有力地置换了马克思，将他的理论从其原始文本中抽离出来，并将其植入其它历史时刻，从而有效地使其理论普遍化。[101]
可能这只是一种吸引读者注意力的说辞，但是不幸地是，它支持了假设的距离论。文集的17位作者中，很多是非常著名的，例如TerryEagleton,Fredric，Jameson,EtienneBalibar和AntonioNegri，但只有斯拉沃热·齐泽克和拉尔斯·利赫对列宁及他的马克思来源作了清晰的阐述。
利赫提出的问题是：“列宁在哪里获得的灵感？他自然是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但是更具体、更确切地说是从马克思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化身那里得来的（同上，287页〔原文斜体〕）。[1]在利赫的许多著作中，都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总体来看，他阐述了德国党的成功之处、它的历史以及曾经的成就。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给予青年列宁以信心，使他坚信这一切同样能够在俄国实现。利赫的中心论点是认为《怎么办?》直接继承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
利赫在引证列宁在《怎么办?》之前以及《怎么办?》等著作的基础上指出，在青年列宁刚刚形成革命纲领和政见的时候卡尔·考茨基这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教皇”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键的证据是，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即对德国党纲领——这个纲领在1891年爱尔福特会议上通过[2]——的评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1899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撰写的纲领草案中，列宁写道：“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列宁，1977，卷。4,235——以下简称LCW,4,235）对于利赫来说，同样重要且引起争议的是在《怎么办?》中援引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LCW，5，384），这就是利赫用“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来描述列宁的证据。
与所谓的“教科书”的说法相反，也与某些列宁的左派支持者相反，利赫认为把列宁置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之中是合适的，至少在他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3]但是“作为马克思的特殊化身”这一表述方式的问题在于，它掩盖了列宁如何不依赖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独立掌握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纲领和事业这一事实。我认为，列宁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不是通过考茨基的著作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能够更加准确地评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的优缺点——尽管在《怎么办?》中他仍赞同党是一种组织模式。不同意关于列宁的这一根本事实，就不能理解为何他会最终德国党和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党的领导层分道扬镳。
就在列宁翻译《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同时，恩格斯就考茨基在政治罢工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评论。恩格斯揭示了“它的作者与现实的党派运动失去联系的程度”。当然，列宁决不会知道恩格斯对考茨基的不那么肯定的评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认为这只是他自己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教皇”。
这里要说的决不是对利赫令人印象深刻的极有价值的800页重读《怎么办?》的书评，尽管不提及此，后面的论述将是不充分的，但是比较而言，关注他的“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独特观点，是以他整理的特定证据为基础的，即把列宁《怎么办?》之前的著作都包括在内。因此，不需要强调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连续性这一更宏观的问题。对于这个非常有限的目标来说，那是一个在未来有必要更加详细研究的课题，对于列宁的纲领和政治学谱系，则是必需的。
我也要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包括“教皇”在内，没有人比列宁这个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来的居民更好地领会了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学。中心性而不是外在性是最好地描述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关系的语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对这样的结果表示惊讶。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竟为他们准备了如此的“讽刺”。我现在要为这些说法提供证据，一个必需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和政治学，因为它与俄国的发展有关（也是未来任何研究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连续性所必需的）。[4]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迅速成为领导核心，6年之后，俄国青年人恳请他在其管理机关——总委员会中作为俄国流亡者团体的代表，自此马克思正式开始与俄国革命运动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这一要求是对他以前反对俄国的一种讽刺。但是马克思严肃认真、充满热情地对待了这一要求，此后直到他1883年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12年间）都将俄国的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1863年，俄占波兰地区农民运动爆发，以及马克思期望它会在俄国同胞—1861年被沙皇“解放”的—中引发革命，这两个事件相结合向马克思发出了“熔岩将会从东流向西”的信号，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将会从沙俄开始并向西扩展。这一结论挑战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利赫可能会称之为“教科书”——解读马恩两位革命家所得出的结论，即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将他们的观点只用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他们两人的进一步政治性阅读推翻了这一结论。西欧革命进程的历史命运，“地球的这个小角落”，正如马克思讽刺性地在1857年提到的那样，依赖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发展——那些地方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战场。
马克思担任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使他声名远播，同时随着1867年《资本论》的出版，使俄国流亡者团体非常关注他。他们想请马克思担任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正如他们在信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这说明“俄国和德意志革命运动的特征极为相似，而且马克思的论著在俄国青年中广为人知，深受欢迎”（总理事会，1974年，220）。马克思的著作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有一些著作于1872年开始用俄文出版，这是第一个非德文的版本。8年后，马克思评论了其著作在俄国的出版情况：《资本论》在俄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和受到更高的评价”（MECW，46，45）。所有这一切都很值得注意，因为它再次与标准的版本相矛盾，即把他的思想假设为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激进的俄国人显然不同意这一点。
在为《资本论》做研究准备期间，马克思非常关心俄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农民问题，这促使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学习俄语。正如他的妻子珍妮所描述的那样，“他开始学习俄语，就好像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样。”有两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他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最流行的著作于1863年出版，是一部小说，题目就是列宁将会使用的《怎么办?》。在读完另一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恩·弗列罗夫斯基（N·Flerovsky）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其为“继你的《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最重要的一本书”（MECW，43,424）。他指出：
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MECW，43，450）
5年后，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俄国的社会革命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MECW，45,103）[5]，虽然用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一些。此后直到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俄国革命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而这个事实几乎被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视,也被他们的支持者忽视了。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第一次使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与年轻的俄国革命者进行政治合作，尤其是托曼诺夫斯卡娅（ElisavetaDmitriyevaTo-manovskaya），马克思一家曾在1870年夏天帮助过她。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准确信息的需求是她去巴黎的原因之一，在那里她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公务员妇女联盟”，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最终成为公社的领导者之一。通过她，马克思能够对巴黎公社的倡导者提供策略上的支持和实际斗争中的建议——例如迫切需要与各省农民结成联盟。巴黎公社运动一年后，恩格斯谈起像托曼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俄国年轻人以及其它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时说道：“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年轻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MECW，44，396）
俄国年轻人想从马克思那里找的是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更具体地讲，俄国能否在保留完整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还是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呢?之所以没有明确的答案，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俄国仍然处于他难以做出绝对判断的进程之中。他起草了许多复信草稿，但是从未邮寄出去，这些草稿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广泛研究。在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党劳动解放社（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者之一——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使公社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转变的基础，“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5页。〕。换言之，正如他在一封复信草稿中所说的那样，“要想挽救俄国公社，必须要有俄国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MECW，24,359）。
187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敦促下与俄国民粹派成员彼得·特卡乔夫（PeterTkachev）进行论战，驳斥了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民是“天生具有的革命性”的说法，他严厉警告了那些“过早的尝试起义”这一民粹派倾向，因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84。〕恩格斯准确地预见到了革命发生的情况，尽管不是他预期的时间而是30多年之后。
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越来越意识到……变革已经迫近，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顺畅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MECW，24，50）
两年后，俄土战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场战争将会引发社会革命。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事实上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先导。
在与特卡乔夫的论战中，恩格斯写道，鉴于俄罗斯的现实，一场以阴谋开始的革命当然是合理的。“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宣布阴谋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到普遍谴责”（MECW，24,37）[6]。后来，他和马克思都赞扬了像VeraZasulich这样的俄罗斯革命者，他们对俄罗斯统治者实施或企图采取个人恐怖行动.1881年，当NarodnayaVolya（人民意志）的成员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马克思告诉女儿珍妮，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纯正家伙，没有矫情的姿态，简单、实事求是、英勇无畏。……〔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欧洲，他们的作案手法是俄罗斯特有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与希俄斯地震〔希腊，1881年〕一样，这种做法不利于道德化——支持或反对——”（MECW，46、83）。对恩格斯来说，他们是“我们的人民”，他们的行动帮助在俄罗斯创造了“革命局势”（MECW,46,208）。正如马克思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他和恩格斯都没有称赞恐怖主义是一种随时随地适用的策略。但在俄罗斯的特定条件下，这是合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俄国社会革命一旦开始，必将向西扩展，从而引发“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MECW，45，296）。事实上，“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1882年，恩格斯在给一位关系密切的德国同志写的信中指出，下一个国际形成之日，必将是革命时机成熟之时：
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MECW，46,198）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预言，因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实导致了1919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建立，而它也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纲领。
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他们仍作出了最清晰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MECW，24,426）此时已是马克思生命的晚期，距离他的逝世只有15个月，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俄国的农民问题，这也是青年列宁最初革命研究的主题。
俄国革命前线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点燃了马克思的革命热情，成为他直到逝世前关注的核心。马克思在逝世前三个月，与他的女儿劳拉分享了他的思想在俄国的声望带给他的喜悦：“我的成功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了；它让我感到满意，因为我破坏了一个除英国之外的强国，它是旧社会的真正堡垒””（MECW,46,399）。圣彼得堡的学生们听说马克思去世后，收集了一些藏品寄送给恩格斯并让他在马克思的墓上献上花圈——这是一个小小的但并非微不足道的迹象，表明他对俄罗斯的喜悦并非毫无根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在世12年，这样恩格斯能够把更多的纲领和政治学说具体化，与他的新同志一起研究俄国问题。恩格斯与流亡者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查苏利奇，还有联系相对不那么密切的普列汉诺夫。并且能够清楚地区分不同年代的团体。如果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曾经对民粹主义观点持开放态度，那么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至少在1895年之前，也就是他去世前几个月是这样的（MECW,50,450）。当他介入流亡者组织的政治和内部争论时，他有意识地降低了干预的请求，而做出更广泛的党的承诺。然而，他曾经向查苏利奇提出建议，这在列宁的《怎么办?》中多有提及，尤其是他要求对俄国运动进行公开辩论：“把他的对手引诱到公开场合，暴露在阳光下，并在公众面前攻击他们，是马克思面对秘密阴谋时最有力和最常用的策略之一”（MECW,48,484）、
关于农村公社未来的纲领性问题，恩格斯于1894年作出了最后的判断。正如他和马克思所怀疑的那样，俄国最近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资本主义化，“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至于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否需要保存足够多的传统公社，他没有明说：
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MECW，27,433）
因此，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所有扭曲相反，如果西欧的资产阶级统治不能被它自己的无产阶级推翻，俄国便“永远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转型”。此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年来所说，俄国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而且其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革命成果的制约。这一预测将被后来的历史深刻而悲惨地证实。恩格斯的设想中缺少了俄国无产阶级。直到恩格斯去世一年后，列宁及其同代人中发生了政治生涯中的剧变，1896年圣彼得堡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俄国首次大规模的工业罢工。如果恩格斯还在世，无疑他会把工农联盟纳入他的考虑因素中，像他和他的伙伴为德国和法国等国所作的那样[7]。列宁吸收了他们丰富的遗产，并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整。
这一简短的概括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不确定的术语，相反，再次与通常的标准版本的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上纲领上都很熟悉“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就像他们身临其境一样。由于他们的算术而不是代数在关于俄国社会革命时间的选择上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将只会惊诧于革命没有在他们所预料的不久之后便发生。
二、青年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了解
在俄国的发展过程中，恩格斯关注的是1891—1892年发生的干旱和大饥荒对俄国造成的严重破坏。尽管恩格斯不了解饥荒发生的相关细节，但他正确地预见到其政治反应（MECW，49,375）。按照托洛茨基在《青年列宁》——这是研究列宁前彼得堡时期的最好资料来源，虽然还有争议——中的说法，大饥荒对于列宁的政治轨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亲眼目睹这一危机，使列宁坚定了信念，唯有激进地改造俄国社会才能阻止这种由于大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这也正是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托洛茨基，1972年，特别是第13章）。
要理解青年列宁如何了解以及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些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他非同寻常的语言能力早在1891—1892年大饥荒之前就具备了。主要是在他母亲（德国血统）的鼓励下，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从小就不仅精通德语，而且精通法语和英语。他的德语技能使他在18岁（即1888年）的时候就能阅读《资本论》。
1889年，列宁搬到了伏尔加河地区的萨马拉，那里受到饥荒的影响非常严重，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纲领。一年后，为了便于使用，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翻译过程需要对文本的深入理解，而不仅仅只是能阅读。在饥荒发生期间以及结束之后，列宁投入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研究工作中（恩格斯到1894年还没有完成第三卷[8]）。以托洛茨基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从未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加聪敏、更加应当感激、更加专一能干的学生。”托洛茨基经进一步研究得出，萨马拉时期，尤其是1891—1892年，列宁第一次有意识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熟悉的时候，
在一次散步中告诉卡尔·拉德克，他在拿到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之前，不仅研读过《资本论》，还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很熟悉，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到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位置，这发生在1891年。
在1921年党的普查表中，列宁填写他的革命活动开始于1892—1893年的萨马拉。
列宁在1904年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无法忽略的影响”（Pomper,1990,32-33），明确这一点很有必要。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评价很高，就像《资本论》应该主要归因于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因此，马克思可能会赞同，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于俄国青年人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是一个良好的开端。[9]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阅读《资本论》和其它著作是必做的一件事。这正是列宁在他的萨马拉末期（1889—1893年）开始做的事情，即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俄国现实，尤其是特别是农民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农村的渗透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重要问题。几个月之后的1894年，在列宁第一部运用《资本论》独立写的分析性著作中，他与恩格斯在实质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上文提到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这证明了列宁从学徒到精通马克思方法的程度。
进一步阅读列宁的早期著作和来往信件，至少那些由《列宁全集》编撰者所编辑的著作，揭示了他的作品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相似度。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之外，他还阅读、作笔记或援引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卢格的通信[10]、《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论住宅问题》、《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1895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西欧之旅过程中，列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呆在苏黎士、日内瓦、巴黎和柏林的图书馆里，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认识。[11]他回来后不久写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撰写的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过程和任务。[12]到1902年列宁写《怎么办?》时，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熟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都在他的阅读清单上。
如果有人赞同拉尔斯·李的“俄罗斯埃尔福特主义”论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列宁却很少涉及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可以称为列宁的公开宣言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人民之友》）这一写于1894年的著作中，他只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民粹主义的辩论中引用了1次考茨基的说法，他却引证了马克思41次，恩格斯14次。完成《人民之友》不久后的西欧之行无疑让列宁第一次阅读了许多德国党的文献，但是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引用率。在包括《怎么办?》在内的列宁的全部著作中，考茨基被援引了42次，而马克思被援引了151次，恩格斯是59次。《人民之友》蕴含了《怎么办?》的核心观点，尤其是号召无产阶级为政治民主制而斗争。正是这一宣言，尤其是最后一部分，明确而权威地表达了列宁的观点，他用社会民主党（但没有提到德国民主党）的名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他如何完全彻底地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13]尽管列宁非常尊重考茨基的权威性，但他却宁愿选择直接回到考茨基权威性的来源那里——我认为，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才有信心最终与德国党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1页。〕
三、列宁所了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利赫用来证明列宁作为“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证据是准确的，但是却忽略了其它证据，那些证据蕴含了当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写作《怎么办?》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更加现实或者说更加冷静的看法。
在利赫的论述中明显缺少青年列宁对伯恩施坦和德国党自身的修正主义等所有重要问题的反应。当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批评开始在民粹派圈子里受到注意的时候，列宁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迅速反应。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列宁最终找到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经过研究后将其斥为机会主义（LCW，37,278,281）。尽管考茨基首度公开攻击伯恩施坦是在1898年9月党的斯图加特会议上，比列宁的批判大约提前一年，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宁在开始他自己的批判前在等着听取考茨基或是德国党的其它领导人说了什么。列宁认识到只是批判德国党在俄国的回声并不够——这是利赫唯一关注的——而应该找到回声的来源。再一次，他通过自己的方式，不依赖于德国党完整地领会了马克思，这一点使他具有了批判的信心。
在他的批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伯恩施坦的诡计——英国费边主义改革者的德国版本（MECW，49，502-3；50,468）——的批判，列宁得出了与恩格斯至少在1892年得出的相似结论。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翻译了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的《工会主义历史》这一部重要的费边主义文献，这无疑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强调一次，列宁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纲领，但他独立于恩格斯也是很明显的。同时，他开始着手进行批判，这是他独立于德国党的宣言。伯恩施坦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列宁的一个信号，清楚地表明尽管德国党曾是欧洲社会党的历史性旗舰，但它并非没有缺陷，至少在它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身上是如此。[15]
列宁在写作《怎么办?》时，有机会阅读恩格斯1891年所写的对德国党的批判，尤其是他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列宁非常重视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德国党的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尤其是他把1901—1902年的《新时代》期刊寄给了普列汉诺夫。此时普列汉诺夫正致力于为新《火星报》起草纲领，列宁在附言中说：“上面有恩格斯和考茨基写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文章，这可能对您有些用处。（LCW，34,87）”尽管草案采用的是恩格斯的观点，较之以前的如《哥达纲领》之类的纲领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在涉及政治要求时，仍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在恩格斯看来，“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中占了很大一部分”[14]。
恩格斯最关注的是草案没有明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政治要求，政治民主要通过与之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达到。“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6]在恩格斯看来，没有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是德国党的领导人为了不触及德国的“半专制制度”而采取的策略。与这种策略有关的是他们幻想通过合法的选举手段来夺取政权——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议会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出，德国的现实“证明了以为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它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MECW，27,226-28）恩格斯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在党内充分讨论，所以这一点在他的批判中反复提到。
如果民主共和国的合法要求不能明确在纲领中表达——这就有更多证据支持了恩格斯的“半专制制度”的说法——他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表述：“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2页。〕在爱尔福特纲领最终草案中，他的建议出现在10个要求中的第二条：“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Steenson，1991，299）”恩格斯感到他的干预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党的方向仍要继续保持冷静。当倍倍尔在1894年“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时（恩格斯和拉法格，1960年，344），恩格斯仍是乐观的，他认为仍然有时间阻止党滑向改良主义。他表示在六个月内不再参与斗争。
列宁进行研究和批判的意义在于，他第一次了解到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方向的忧虑，担心机会主义倾向将会转变成毒瘤[17]。尽管利赫并没有强调“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事实，我仍然要指出，结合列宁对伯恩施坦的认识，他能更加冷静和准确地理解德国党〔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8页。〕。列宁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尤其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领导。与俄罗斯的改良主义倾向的周旋，只会加强他对恩格斯所担忧的问题的认识（Lih，2006,296-8）。在《怎么办？》的开头几页中，他指出，事实上，德国党对伯恩斯坦机会主义的反应不够坚决。在后一章中，他呼吁效仿德国同志，但没有详尽阐述，他承认了党的“弱点”。（LCW，5,439）
恩格斯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没有讲原则，这恰恰正是列宁非常坚持的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员在几近专制的俄国需要为政治民主而战斗。列宁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相较于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更增强了他的信心。如果说德国党曾经给予列宁灵感，正如利赫强调的，在他阅读了恩格斯所写的批判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列宁在阅读了纲领草案批判并将其寄给普列汉诺夫之后不久，便将《共产党宣言》视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这一点决非巧合（LCW，5,340）。在《怎么办?》的第四部分，列宁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清晰地阐明：德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近期任务都是为政治民主而斗争。换句话说，与查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个别资料相比，列宁现在更加推崇原始文献。
正如上文提到的，利赫的“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这一观点重要的证据是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阶级斗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将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所持的立场与《阶级斗争》中的相关部分“政治斗争”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一个并不算小的区别。考茨基强调的是利用议会，恩格斯看到的是需要“打碎”国家机器，“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不管考茨基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容易明白他的广泛传播的观点是为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社会主义道路服务。由于需要完成《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只有空阅读考茨基手稿的“前16页”，“我无法对其余部分（主要部分）的安排方式发表意见。（MECW,49,367）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对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看法。不过，后来列宁找到了恩格斯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作出的指示（在《怎么办?》中），认为要比考茨基的说法更加有吸引力。
列宁可能并不知道，恩格斯并不是第一次进行批评了，他和他的战友早已批判过德国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宝库中非常重要的文本之一《1879年通告信》中，他们就曾批判过德国党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职责推给了三个新党员，而他们的观点与革命观点是相反的。考虑到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必要提一下，三位之一就是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编辑部，“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并与该报决裂，因此其领导人包括伯恩施坦在内，亲赴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见以解决他们的分歧，力图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19]因为《1879年通告信》在1931年才全部面世，那时斯大林对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根源很感兴趣，而列宁则不太可能熟悉它——至少在写《怎么办?》之前并不熟悉。当然，列宁也不太可能知道马克思对考茨基的负面评价：“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天生的市侩和无知。”这是马克思与考茨基在1881年的第一次会面后作出的评价。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没有什么证据显示马克思改变了观点。列宁同样也不太可能知道，倍倍尔而不是考茨基是恩格斯在德国党内最尊重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0—621页。〕倍倍尔的工人阶级出身和政治觉悟对恩格斯尤其有吸引力。“在读过贝贝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决心去考虑与德国政党策略有关的任何问题”（MECW,48,475）。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党内知识分子视考茨基为他们的指路灯的做法。（有关上下文，请参阅Pierson，1993）佐证是恩格斯写了对考茨基关于法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的评论。曾是辩证学家的恩格斯告诫他：“总的来说，你概括得太多了，这常常使你在需要最大相对性的地方变得绝对”（MECW，48，267）。
列宁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党领导人的真实看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然是指在写作《怎么办?》时——他们两位所写的大部分东西被有意隐藏了，因为他们的信中充满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倍倍尔这位几乎很难激发他们怒火的人，也感到为了维持与受到他们嘲笑同志的良好关系，被迫要承受这些责难。1913年首次出版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整的《1879年通告信》的一个预告版，事实上有大量的删节，大部分内容在伯恩施坦编辑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编年史中。（详见Morgan，1965年，附录III）
在《怎么办?》问世两年后，列宁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进一步，退两步》，解释了俄国党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列宁很快发现德国党的领导人，尤其是考茨基，与他的对手孟什维克站在同一战线。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考茨基，发表了罗莎·卢森堡著名的但是很有倾向性的对列宁保卫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文章，但却拒绝发表列宁的回应。托洛茨基这一列宁当时的对手对列宁的诽谤，在考茨基的刊物中也是受欢迎的。
如果早些时候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到1907年，列宁肯定已经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质。对列宁来说，没有比党在殖民问题上的态度更有启示意义的了。在1907年斯图加特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党内多数派在伯恩施坦的操纵下，支持通过一份决议草案——最终被推翻了——公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18]列宁和多数代表一样，大致如他提到的，从国家不能进行殖民侵略出发，谴责“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21]
随着1914年的“八月炮火”，列宁与德国党彻底决裂。德国党议会党团的决议——也是那些其它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明显违背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先前达成的协议，最终导致了分裂。为了弄清党何以为战争辩护，以及党为何会鼓励他妥协，列宁决定不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而是再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的来源那里。如果说为了研究与考茨基和德国党有关的问题，列宁曾被迫回到前者的思想和纲领的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那么这次为了这一关键问题，即如何解释德国民主党的变质，列宁在一战爆发后的两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来源，即研究黑格尔。[22]当文学与生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时，也发生了转向，这是德国在1917年之前所缺乏的，它对于理解列宁为何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做出独创性的理论和纲领性贡献以及他何以曾是并继续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成员至关重要。
四、结语
“回到列宁”再次成为受欢迎的新闻。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试图将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分离出来，就像《再上膛的列宁》文集编者习惯做的那样；二是将列宁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附属，就像利赫所做的那样。而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列宁写作《怎么办?》时，一定要将其置于欧洲社会党的背景中考虑，利赫将这一众所周知的观点过于曲解了。他忽视了对社会民主党定义时的早期内部争论。如果他能少坚持一些他的论点，他可能会注意到青年列宁如何为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和政治学而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里学习，而不是从两位创始人的德国党的阐释者那里学习。正是因为列宁很好地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才能够预见、了解并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发生在德国党内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倡导的那样，为政治民主战斗到底，而是日益受到恩格斯曾一再告诫过的可能发生的塞壬之歌（sirensong）的诱惑。这种趋势为后来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分裂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在1874年写道：“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20]再重提一下，如果说恩格斯的计算不太准确的话，他的代数学是没问题的。他的预见将会通过俄国革命实现，他与他的战友对预见到的剧变满怀信心，而对这一成功实现的关键之人，托洛茨基作了如下精准的描述：“马克思从未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加聪敏、更加应当感激、更加专一能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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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此，李的论文挑战了该文集编辑的外部性论点，他含蓄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2]英文译本见Kautsky,1971。
[3]有一位列宁学家或关于列宁的“教科书”作家，李没有注意到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列宁之间的连续性的理解是正确的：NeilHarding(1996)。哈丁的问题是他讨厌他们的政治。我认为，他没有能力诚实地表达他们的立场。
[4]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0)的目的之一是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和政治在多大程度上预见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具体参见第九章和第十章，以及我的文章“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他相关神话”（2002年）。
[5]当然，我指的是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德国发生的革命动荡。
[6]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预示了列宁对他的批评，更重要的是，预示着他后来在WITBD中的同行L.Nadezhdin对恐怖和阴谋在俄罗斯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作用的批评。列宁不太可能读过恩格斯的论战；否则，他会援引它来加强他的论点。自从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分歧》（1974）中提到它，列宁可能就知道它的存在。他1915-1916年的帝国主义笔记本(LCW,39,506)显示他是在一段时间后阅读的。
[7]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的这一未被充分认识的维度，请参阅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Nimtz,2000)。恩格斯在1891年确实预见到，俄罗斯农民起义的成功取决于“新兴无产阶级”居住的“城市中心的成功起义”(MECW,49,243)。
[8]列宁焦急地试图尽快得到一份副本（LCW，37，68）。有趣的是，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纳罗德尼克·尼古拉·丹尼尔森似乎是第一个从恩格斯那里收到出版商稿件（MECW，50280）的政党联系人，这也表明了他和马克思对俄罗斯运动的重要性。
[9]Lih,2006,377-84，正确地反驳了列宁从未克服民粹主义影响的频繁指责，而是错过了展示马克思本人如何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吸引力的机会。
[10]列宁早年熟悉1842-1843年马克思与鲁格的通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直到今天仍未得到重视的信件揭示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过程，这是他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步骤。列宁能够发掘它们并看到它们的重要性充分说明了他的先见之明。
[11]在巴黎期间，他“对巴黎公社做了一些研究”（韦伯，1980年，第8页）。
[12]LCW，2，15-27。最后几段清楚地预见了《怎么办？》对政治民主的重要性。
[13]《火星报》第一期的报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使用的报纸NeueRheinischeZeitung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的副标题是“民主机关报”。另一个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融合。列宁在这里也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正如Lih所说。
[14]关于普列汉诺夫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论点——通过《怎么办？》仅被引用了41次——列宁也很快与他决裂。
[15]列宁承认，正如他在《怎么办？》的第一个脚注中所指出的，他特别提到了“德国伯恩斯坦主义者”，即伯恩斯坦在党内有追随者。
[16]只有那些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政治不相容的人才能理解恩格斯的观点。要理解为什么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并非如此，请参阅德雷珀(Draper)，1986年。
[17]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考茨基决定发表恩格斯的批评。考茨基仍然是正统的坚定支持者，无疑将恩格斯的批评的发表视为对右翼的弹药。此外，他不是该草案的作者，因此更容易将其公开。
[18]我还想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决裂包括在内，我认为，那次决裂始于列宁1900年在日内瓦与他的那次决定性的、发人深省的会面；参见“‘火花’是如何几乎熄灭的”（LCW，4，333-49）。与这位曾经受人尊敬的英雄决裂，使他准备在必要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英雄们做同样的事情。
[19]关于这一行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0年，第255-59页。
[20]有三个问题无疑降低了恩格斯在晚年对考茨基的尊重；一是考茨基在完成《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论》时拖拖拉拉；他对前妻路易丝的粗暴对待；最后，他没有让恩格斯知道他正在撰写和编辑一部多卷的社会主义历史。
[21]详见列宁关于代表大会的两篇文章（LCW,13,75-93）。列宁在他1898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了沙皇对“边境地区”的殖民化与德国在非洲所做的事情之间的相似之处(LCW,3,258n)。关于德国在非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Iliffe，1969年，第3章和各处。
[22]参见Anderson,1995，了解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详细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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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记录节选（197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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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记录节选
（1972年6月28日）
【班达拉奈克夫人，名西丽玛沃·拉特瓦泰·迪亚斯，（1916-2002），僧伽罗人，佛教徒，贵族出身，1940年与当时担任卫生和地方行政部长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结婚后，开始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和政治活动。班达拉奈克夫人是60年代国际风云人物。她于1960年7月开创了由女子掌管一个国家军政大权的先例，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举世瞩目。1994年11月16日，78岁高龄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宣誓就任斯里兰卡新总理。这是她第三次出山，她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三次荣登总理宝座的女人。】
毛主席：有些人批评我们，说不帮助革命者。
班：那些革命者中有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政府、苏联政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支持他们的。这种印象是他们的领导人造成的。
毛主席：其实他们不清楚，也难。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总理：头子在班房里。他们（指斯里兰卡）那里最近放了8000多人。
毛主席：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
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主席：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undcivilwar。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主席：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总理：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主席：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唐）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主席：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月半，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主席：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
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主席：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毛主席：越“革命”越不好。世界上最“左”的最不好。你看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这些都资产阶级化了。至于共产党，英国的共产党，法国的共产党，还有意大利的共产党，也不像话，天天骂我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它才是真马克思。你比如印度的共产党，有三四个党。马克思主义解散了。
班：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他们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是按照他们各自的需要。
毛主席：是啊，世界上的事情差不多，我们国家也是，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多得很，各说各都是真的，只有我是假的。他们给我取的名字叫B-52。
班：那为什么？
毛主席：说我无非是侵略和分化人家。又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的名声历来不大好，因为他焚书坑儒。焚了一部分书，坑了460个知识分子。
周总理：孔夫子那一派给秦始皇加了一个大罪名。
毛主席：美国人也说我不好，说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
班：美国人那么说吗？
毛主席：过去的美国人，现在不说了。现在的美国人说我比希特勒稍微好一点。苏联也说我不好，说我是教条主义。
他们（指苏联）的大使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说不是，双方都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你们说的，怎么还是社会主义？所以不是。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修正主义，所以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谈不来。
他们先托罗马尼亚来讲和，后头托古巴来讲和，说是要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格瓦拉带队。
毛主席：主要是罗德里格斯。我说，不能，要公开论战1万年，我是跟柯西金讲的。
班：1万年，我们就看不到了。
毛主席：我死了，有后人，后人死了，又有后人，争论一直继续下去，1万年。柯西金1965年来的时候说是太长了，toolong，我说，你是苏联总理，为了你的面子，我减少一千年。你看，我的让步多大，一让就是一千年。
班：那是很有意思。
毛主席：我们跟赫鲁晓夫讲不来。他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也说要讲和。他们经常在我们国家搞颠覆。勾结国防部长彭德怀搞颠覆，没成功。早就勾结刘少奇，也没成功。早就勾结林彪，又是一个国防部长，而且是我的“亲密战友”、“副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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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1938年5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张国焘
（1938年5月6日）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挤，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追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滥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澜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一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话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管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般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到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高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材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竞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味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追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而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请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使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有再接再励。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为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一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变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近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力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相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谬误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界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岂以为人尽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二十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票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杞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复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之危亡，因而认为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势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亲护中共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亦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亦全体民族之福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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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资本主义的青年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日本资本主义的青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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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记录节选（1972年9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记录节选
（1972年9月27日）
毛主席：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来。
毛主席：美国好一点，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表面上美国人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
毛主席：是啊，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置障碍。
毛主席：你看这个世界怎么样呢？
田中：我认为现在世界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了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现在美国的财力也达到一定限度了。看来苏联的力量虽然最强大，而且在发展，但实际上欧洲也在逐渐出现争取解放的迹象。
毛主席：不错。
田中：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
毛主席：是啊，他先来了嘛。
田中：是的。美国人虽然先来了，但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美国对日中先搞好友好关系不但不反对，反而欢迎。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并不是做政治姿态，而是希望通过日中友好促进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
毛主席：那不错，它也没办法啊。
田中：美国也在逐渐地变化。
毛主席：是啊。他自己也讲现在世界上起了变化嘛，讲世界现在有五大力量。
周总理：昨天我跟他谈了这个问题了，说我们不是潜在力量，而且不作超级大国。
毛主席：实际上也不行。中国名曰五大力量之一，你看嘛，……
毛主席：（面向周总理）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总理：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主席：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周总理：后天。
毛主席：哦，后天，你们速度很快啊。
田中：非常感谢，这么快就能发表联合声明。
毛主席：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
毛主席：是啊。
田中：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主席：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我说你们国家有两个党，说是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呢，是比较右啊。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说，你（注：指尼克松）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指田中）的票啊。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田中：是。我也对周总理阁下谈过这点。
毛主席：是啊，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那个共产党，我是不感兴趣的。其他在野党比较好，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田中：是的，不能解决问题。
毛主席：解决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啊。
田中：唐朝时，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和尚，叫空海和尚，另外也称弘法大师。在唐代，他到中国学过佛教，在日本开创了一派，叫作真言宗。我是信这一派的，但对他的教义却不太理解。
毛主席：年轻时信的啊？
田中：也不算信。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小孩子，因为祖母信，我就跟着信。
毛主席：我也信过。
田中：祖母每天晚上念经，我也跟着念经。
毛主席：就是嘛。
田中：其实对那此教义并不太懂。
毛主席：接受了那个传统文化。我到12岁还替我母亲到南岳山一个庙去烧香，走一步，拜一拜。后头又相信孔夫子，封建主义。五经四书，除了春秋、易经，我都读过。
田中：日本也教四书五经。
毛主席：读了呢，一点啥用处也没有，只是一次跟我父亲作斗争时用上了。他总是说我不孝，吼叫。我就说，书上说的，我拿出书来，书上写的，“父慈子孝”。我说你慈子才孝啊，你是天天骂人，又打人！（众笑）
田中：就是反过来用上了四书五经。
毛主席：是啊，他没有读过，不识字，我就欺负他。哪能没有斗争？！我们家庭在头就是斗争。我们五个人。我、我母亲、毛泽民三个人组成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而对毛泽覃呢，不理他，他是父亲一派的，他小，是最小的一个弟弟。
周总理：两派。
田中：我们那里也是一样，我们家里也斗。我们有时顶老师。老师拿四书五经来批评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所以不懂你说的这些道理。
毛主席：我也利用过宋朝王安石说过的三句话顶了我的老师。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时候批评他的人多得很啊。
周总理：就是王安石。
毛主席：他说不要理他们。我的先生就火了，说我好像要造他的反。我说，你这个人讲得正是，就是要造你的反！然后，他又跟我讲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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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论中华民国底宪法》（193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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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国底宪法
张国焘
（1937年6月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7年6月14日《解放周刊》第6期，署名：国焘。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过国民政府立法院三年以上的时日，终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一日修正通过、同年五月五日由国民党政府公布。这一宪法草案将成为半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大会讨论底根据。对于这一宪法草案，国人虽多论列，即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中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认为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须详加讨论和修改，但是还未引起国人广泛和充分的注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已逾十年，还不曾有一个宪法，当然是一个憾事。这个已经公布的宪法草案，也不曾发动国人热烈讨论，而是由一党训政壁垒森严的状况下颁布下来的。因为有了这种原因，所以国人对于宪法草案就采取着缄默和冷淡的态度、这当然不是好现状。如果认为与其纵容国人对国事发言盈庭，倒不如使之缄默寡言，一切听候（万能政府）底颁布；那么，立宪与不立宪，反正一样，又何别多此一举：但由渴望抗日和民权的国人看来，就不能始终安于缄默。如果国人对宪法保持冷淡，宪法就会是一纸空文；如果重视，宪法就会发生应有的作用。因此发动一个广泛而有力的立宪运动，那么，这一运动本身就能吸引广大民众来参政和救国；而且立法本身能否民主化，能否用立宪来开辟一个民主政治的新局面，能否动员广大民众抗日救国，就看国人对于立宪是否热烈参与。宪法制定以后，不至成为具文，也全恃国人对于宪法的态度如何而定。
应当认识抗日救国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民主宪法正是民主政治底法律根据。由一党训政，转变为立宪政治，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转变为由民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和行使最高政权，总算是中国政治一个进步。因此国人应当急起直追，积极注意立宪问题，发动广大民众来讨论这一宪法草案，形成强烈的立宪运动。广大民众热烈参加立宪，发表意见，要求修改，宪法才能形成全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宪法。就是如果民主宪法一旦到手，也还不应当以此为满足，而且应当再进一步运用这一民主宪法来抗日，□□□中国成为独立自由、领土主权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这便是国人对于立宪应当采取的态度。
究竟中国现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宪法呢？在南京立法当局方面，存在着不少的偏见。或则拘泥于孙中山先生底遗教；或别用单纯的法律观点去观察宪法，注意于各国宪法底比较；或则认为宪法系万古不变的根本大法。因此制成的宪法草案，不能适合中国现时代底需要。国人对于宪法草案底批评，也多少不能逸出上述的。
其实中国现时代底宪法，应当具有他自己的特征。
第一、孙中山先生底三民主义，对于中华民国底创造，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自有其历史作用。曾在孙中山先生底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展开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也曾因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为招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山先生在世时的中国环境与现在中国所处的环境显然不同。现在是日本侵占了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正企图灭亡华北和全中国，亡国灭种底危险降临在每个中国人民底面前。救亡图存乃是我国家民族、政府和人民最中心和最急迫的。因此国家要善于运用中山先生的遗教，使之适合于中国现在的危亡环境，不应当将中山先生的遗教视为教条，而应当将中山先生底革命主义看作挽救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第二、中国与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同，因此中国宪法不能机械地仿效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国现在是丧失了领土主权的半殖民地，是正被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国家，因此不能用单纯的法律观点或与各国宪法底比较研究，来究成中国底立宪。中国底宪法最主要的根据，是将中国目前的危亡环境和中山先生底遗教很好地联系起来，完成一个适合于中国现状的救亡图存的民主的宪法。
第三、宪法不是永久不变的。现时代的宪法应当是能够最广泛的唤起民众来救亡图存底一个武器。在中华民族的领土主权恢复以后，中国获得独立自由以后，那时宪法当可为必要的修改。
总括说来，宪法是一个规定国家性质、政府机构和保障人民权利底根本大法。中国需要救亡图存，因此需要一个民族解放的宪法。中国人民需要改善生活，因此需要一个保障人民民生幸福底宪法。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解的，更不可互相对置的。目前中国人民的中心目的，是民族解放，这又非有广大的民权自由，认真的改善人民生活，来发动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不可。民族解放需要全国人民底抗敌战争，民生幸福需要民众有组织的努力，都非宪法所能直接赋与，宪法只可给予为民族解放民主幸福而斗争底一些保障和条件；至于民权自由，宪法应当给与彻底而直接的保障的。因此保障民权自由，是立宪运动底中心任务。中国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不但尚未成功，而且亡国大祸逼在目前，因此中国需要一个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底政府，这个政府需要一个民族统一纲领，为政府和人民底奋斗指南，同时需要一个民主宪法，为政府和人民共同奋斗底依据。
立法院当局没有了解中国的需要，因而对宪法缺乏应有的认识。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仅出自日本军阀一时的侵略政策，而是有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本质做这侵略政策底基础。因此中国的得救，决不能由外交政策、和平应付和生产建设得来，必须进行猛烈的抗敌战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换句话说，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就非给日本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或者是致命的打击不可。吾人并不反对抗日的外交政策和生产建设，相反的，而且赞成，如果这些政策，是以抗日为目的，不过仅仅指出只有这些是不够的罢了。问题的中心，是应当认识中国今日的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是一□不放□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来实现抗敌的战争。
为什么南京当局的一部分人士总是眷眷不忘训政时期底一党专政，不肯大胆开放政权，不敢形成民主宪法底新阶段呢？这原因是没有了解中国非常时期底需要，因此不能了解以一党来救国，即使是真诚的，也是万分不够。如果能了解目前中国需要最广泛的发动全国人民来救国□就不□泰然放弃调政时期的政治，积极主张民主宪法，与国人共救危亡。
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既是不可避免，战争没有爆发以前，固然需要最广泛的从精神上和从物质上来准备，发动和组织全国人民去进入抗战。战争爆发以后尤其需要全国底优秀力量来领导抗战，需要全国军队和千千万万的农村和城市人民为国牺牲，需要全国人民踊跃地供给战争需要，巨额的纸币需要维持，军需工业，交通，□□，粮食需要保护，纵令遇到困难，全国人民战斗精神需要始终不懈，内部需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并且还要战胜敌人和汉奸从内部来破坏中国的抗战等等。试问即使有“万能的党国”，民众老是在静待，老是安民众安于阿斗底地位，老是对民众存在着门户之见，这如何能成功！万一因为不能团集国力，不幸抗战不利，则中国必遭灭亡。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都亡了，还有什么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至多只好效法阿皇到英伦作富公罢了！
如果能够从中华民族底最高利益出发来讨论宪法问题，那么，宪法中许多具体问题就不难解决了。现在让我们对于宪法中几个主要问题来加以探讨。
一、三民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宪法草案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此条曾招致国内许多人士之非议，即如大公报记者王芸先生曾认为：“在一个尊严的国家之上，还是少加些形容词为好。”吾人并以为在宪法所不加冠词为妥，正如王芸先生所说：“我誓愿尽忠国家，永不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举手宣誓信仰三民主义，却踌躇了，我不反对三民主义并且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但是一定叫我举手宣誓，承认不折不扣的信仰，最低限度，还得给我一个充分的时间，再把三民主义仔细地读几遍。”我们想，这种意见，是值得注意的。除此以外，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种规定可以用以作为限制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的曲解之根据，如萨孟武氏就有这种观点。他说：“宪法草案既把中华民国的国体规定为三民主义共和国，那末，凡积极的主张别个主义或消极的反对三民主义的政党，当然，都可以视为违宪的政党而不容许其存在了。”依照这样说法，不就是仍然是一党政治了么？不是极大的限制与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了么？因此，我们主张，第一条照普通一些好：“中华民国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自然这不是说：我们主张不以三民主义冠国体就等于反对三民主义，我们是赞成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因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的革命的救国主义。依照中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民族主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履行直接民权……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第三，民生主义……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我们赞成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并力求其能迅速实现，但并不是在国体上冠着三民主义四个字就可以了事的，而是在日常的政治上议会上，整个宪法的精神上来贯彻它。
二、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宪法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这些规定，固然不错，表示了民族主义底精神；可是这些规定，还只是消极的，还应当进一步的为积极的规定。因此宪法总纲中应专设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业已丧失之领土主权，应力图恢复，务须达成领土主权完整之中华民国”。这样的条文规定，其意义是宪法给予国民全体和政府一种神圣的任务，凡属国民都应为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而奋斗，以求得最后胜利。
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应有的特点。因为事实上中华民国主权，大部分已被侵犯，如果宪法上只是掩耳盗铃的记载着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有名无实的条文，实在太过于消极。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政府或国内某种势力固不得侵犯国民的主权；第二，政府和国民尤应恢复被外力侵犯了的主权。第一种意义，由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条文，业已自明；第二种意义就需专设一条，使其意义更加显明。
“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的记载，其意义一方面表示不承认“满洲国”和冀东察北的被侵占，另一方面表示限制政府不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为丧权辱国的领土处分或与外国订立丧失领土底条约。这意义固然很好，但是也还不够。宪法必须表明中华民国国民和政府不但不容许领土之被侵犯，而且决心恢复失地。
上述条文的增加，不但万分需要，而且表示中华民族底志愿和宪法的特殊精神。这样宪法就不会成为死板的条文，而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工具。
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问题
宪法草案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这一条文，没有规定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而只是空泛的说到一律平等。应当根据中山先生遗教，“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因此宪法应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有自决权，均为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
特别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蒙古王公，进行反动的民族运动，来破坏中华民国底统一，以遂其宰割中国的阴谋的今日，如果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没有民族自决权，就不能发动各民族来共同抗敌，反而使各少数民族感觉在汉族占优势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底自由是被漠视的，这更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的机会。因此宪法上承认民族自决权，确定各民族组织自己的政府，而自由联合于统一的中华民国之下，这正是夺去日本侵略者利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来宰割中国的武器，并且是发动各民族来一致抗日救国底必要前提。
四、人民民主权利问题
如果中华民国的宪法应当是一个民主宪法，那么，对于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人民是不是享有民权自由，可以说丝毫没有。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各种新闻纸均受严格的检查；人民没有出版自由，各种出版物可以随时被没收和查禁；人民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更没有组织政党底自由，随时可以用“扰乱治安危害民国”底罪名，横遭摧残。人民底身体，可以任意逮捕，拘禁，审问，甚至处死，人民底居住处所可以任意搜索或封锢。工人罢工，甚至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罢工都被弹压。人民不但不能宣传比三民主义更进步之主义，而且不能有信仰之自由。弄得偶语弃市，腹谤当诛。甚至以“睦邻”的理由，不准各种刊物登载“抗日”等字样；爱国志士沈钧儒、章乃器等被认为是危害民国底罪犯；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另一方面外国报纸，刊物，真正“危害民国”的日本报纸和刊物，在中国境内享有无限制的自由，不受检查，不敢封禁。日本侦探，汉奸卖国贼，到处横行无忌。甚至殷汝耕辈可以自由来往于天津一带。这些事实，同样举不胜举。
如果政府当局真正主张立宪，与国人相见以诚，就应当首先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开放党禁，立即停止干涉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信仰、居住、身体等等基本自由权利，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新闻检查条例和一切限制人民自由底法令。国人更应急起力争上述民主权利底实现，而且人民还应当力争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之自由，对国民大会有提出议案和宣传讨论之自由。
人民底民主权利，不但不应当制定法律来限制、干涉或剥夺，而且应当由宪法予以直接保障。
立法院中一部分人士主张限制人民民主权利，不外下列几种理由：
（一）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力和组织力，其原因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殊不知人民缺少团结力和组织力，正是人民没有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结果。只有赋与人民的广大的民主权利，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吸引人民参加政治活动，才能提高人民的团结力和组织力。（二）在目前非常时期的中国，人民为了救国，应当牺牲民主权利。其实反面倒是真理，正因为中国处在非常时期，人民若没有民主权利，就不能使广大人民奋起救亡图存。（三）根据世界大势，战后各国都趋向限制人民自由，因此中国也要限制人民自由。其实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所以有些国家形成法西斯专政，来镇压革命，维持资本帝国主义底垂死统治。中国都需要唤起民众来共救危亡，因此不应当效法法西斯主义。（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一切不敢开放政权，畏惧民众，顾虑到“利害是非繁然难阵”、都是当局未能置身于领导国人救亡图存的地位，因而感觉到一旦给人民的民主权利，殊为危险。
根据上述各种事实和理由，国人应当力争宪法直接保障人民权利。人民的信仰、言论、著作、出版、通信、集会、结社应有完全之自由，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之。人民的身体和居住自由，除刑事上犯罪外，不得侵犯。这种自由应当最广泛的给与中国人民，不应当用保障国家安全，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等等宪法的理由来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只有外国侵略者，日本特务机关及其人员，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等团体或个人，不但不应当享有此种自由，而且应当严厉的剥夺他们的一切自由。因此宪法应当载明“凡勾结外敌，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及安全者，不得享有人民之自由及权利。”
五、国民大会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应由宪法规定，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权力应当扩大，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国民大会底代表之选举应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式行之。中华民国公民年满十六岁者，即应有选举权，年满二十岁者即应有被选举权。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应当有财产、文化、性别、民族、信仰等等限制，也不要经过什么公民宣誓，更不得以背叛国民政府等罪名，剥夺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汉奸卖国贼，刑事上犯罪者，和有神经病者，才应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民大会应当每年召集一次，会期应当延长，不应当有什么当然代表，也不应当有什么指定的代表。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限制不应当太严紧。总之，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民选的，和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读者可参看本报第二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和第四期凯丰同志的文章）
一部分当权人士对于国民大会底概念，大要如下：（一）国民大会的权限愈小愈好，因此将原定这次“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底规定改为“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底规定，而且加上“本届国民大会如期完毕，任务终了”底条文。（二）训政时期越长越好，认为现在还只是宪法开始，而不是宪政告成，因此准备还继续来一个训政时期，将施行宪法日期，推延到很远的将来。（三）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限制愈多愈好，国民大会开会时间愈少愈好。这些都表示不愿有一个民选的和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只想将国民大会变成空议一场的，毫无实权的，装饰品式的，群众大会式的玩具。
实际上，在今天不应当认为如果国民大会权力过大，就会发生各国议会政治同样的流弊，须知中国今日正是缺少一个民选的国会，而中国正需要一个民主的国会。没有民主的国会，就没有民主共和国。中国今日并不是政党太多，并不须畏惧各党派将会操纵国会，制造政潮，而是人民缺乏参政的机会，人民没有政治结社的自由，应当开放党禁和政权。因此国人应当要求一个民主的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就是一个民主的国会——也是救国会议和立宪会议。
六、政府机构问题
吾人不反对中山先生五院制的政府机构论，可是总统、五院院长副院长、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都应由国民大会选举，对国民大会负责。总统和行政院院长不过是行使中央政权的行政首长，立法院应是缩小的国民大会，行使立法权，监察院等于国民大会的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考试院只能对公务人员，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行使考试权，不应对公职候选人资格也来实施考试权。行政、司法，考试三院院长副院长，都不应由总统任命，而应由国民大会选举。总之，不应形成总统独裁，而是一方面应当不侵犯国民大会职权，另一方面增加五院职权，使之能独立负责。论者每谓这样足以形成立法与行政的互相牵制，减少行政效率；殊不知基本问题是需要一个民族统一的纲领，提高民权来团结政府和人民一致奋斗，这样就无所谓互相牵制了。
七、地方制度问题
在地方制度问题中，应当增加一节，规定中国境内各民族得组织各民族的人民自治政府，一面这些民族自治政府对于自己区域内得享有充分行使政权的权利，另一方面自由联合于中华民国之下。对于各省省长还是应当遵照中山先生遗教，由各该省省民代表会选举，而不应由中央政府任命。
八、国民经济
关于国民经济，宪法上，还应明确记载下列二点：第一，“耕者有其田”和“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第二，八小时工作制。吾人不但主张宪法应当明文保护工农利益，并且主张迅速制成保护工农利益的土地法和劳动法，因为这是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来一致救国底前提条件。
本文不过对于宪法草案中各个主要问题，略加论列，其他问题，均不论及。关于宪法问题，值得国人详加研究，本文不过当作国人研究的一个材料罢了。国民政府所公布的宪法草案，需要彻底修改。希望国人能够发动一个热烈的立宪运动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运动，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主政治所应当采取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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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奈温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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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奈温谈话记录节选
（1971年8月7日）
【吴奈温（NeWin，1911—2002），由于与昂山共同创建了缅甸独立军而被称为“缅军之父”。1949年以后，吴奈温长期担任缅军总司令，总参谋长。1962年，创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并任主席。此后，他一直担任缅甸党、政、军最高领导人。1972年4月，专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总理。1974年初，当选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即缅甸总统）。1978年3月7日，缅甸人民议会选举吴奈温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毛主席：不结盟总的方向就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上军事集团之间搞一个中间势力，其中各有各的目的。
现在我们两国关系比较好嘛。
奈温：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坏，即使在最不好的时候也不坏。
毛主席：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你们大使馆还算好的，汉有烧掉，英国代办处烧了。
奈温：是的。
毛主席：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我们给他们修。你烧了人家的大使馆，成什么话呢？！你要好好赔啊！所以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
奈温：是的，中国驻仰光使馆的事也是这样。
毛主席：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不过我们烧大使馆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这些都是中国人做的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奈温：应该说只有个别人要负责。
毛主席（点头）：他们有一个集团，一个阴谋集团，搞破坏的。
周总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破坏国际关系，破坏文化大革命。
奈温：不过十分幸运的是，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管理国家已经比较顺利了，一切事情都好了。
周总理：不能这样说。
奈温：当然，这里那里可能有些小问题，但同那时比较好多了。
毛主席：就是“五一六”的问题还在这里清查。极“左”思潮有些不是“五一六”，要进行教育。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成果就是把这些坏人暴露出来了。
（对总理）你们没有请外交部代部长跟他们见面谈话？
周总理：准备见他们。他这几天有别的事。这几件事都是他（指韩念龙副部长）参加的，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午门大会被冲击的一个。
毛主席：抓住他要搞什么东西？喷气式？
韩念龙（以下简称韩）：那天没有搞，没有要我们表态。那天同去的，还有耿飚。周总理（对奈温）：你懂得我们说的喷气式吗？
奈温：不懂。
毛主席（对韩）：你做一个给他看看（众笑）。（韩起身做“喷气式”。）你那个样子不行。（李先念副总理起来做“喷气式”。）你（指韩）做过喷气式没有？
韩：那天没有做。
毛主席：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是种很好的体操。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很多干部住医院，总是有病，住休养院，一年有七八个月。还要吃很贵的药。文化大革命一来，吓得统统跑了。从医院、休养院统统跑到机关去了。病也没有了，药也不要吃了，要去搞那个检讨，搞喷气式，做那个体操。他们不听我们的，我们跟他怎么讲也不听，他怕群众。这样我们就好办了，就给我们人整了一些坏习惯、坏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有点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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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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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错误
张国焘
（1937年4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
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的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犬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己必须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党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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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谈话（197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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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谈话
（1973年4月20日）
【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1922-）1970-1976年就任墨西哥总统。执政期间，颁布新选举法，放宽各政党登记和竞选条件及参政年龄限制。鼓励私人企业扩大生产，将160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农民，兴建公共工程，扩大交通运输和住宅建设，同时还增加教育拨款，建立科研机构，增设大学和技术专科学校。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扩大同第三世界的经济贸易联系。】
埃：我不是讲卫生，我只是不抽烟。
我们刚才谈闯祸，其实是我们墨西哥在闯祸。
毛主席：你们闯美国的祸了，那个我们赞成。
安吉亚诺大使：是在我们国家闯美国的祸，不是到美国去闯祸。
埃：现在有1000万黑西哥后裔住在美国的南部。
毛主席：1000万？
埃：1000万墨西哥后裔。所以在美国有墨西哥的影响。
毛主席：那你不投票，他总统选举就困难了。
埃：在美国的墨西哥后裔是参加投票的，并且多年来在竞选中经常是投了得胜者的票。
毛主席：都是反对尼克松，还是支持尼克松的？
埃：支持另外一个竞选人．这是美国南部的现实情况。
毛主席：但是我投尼克松的票。所以现在一些所谓左派讲我是“右倾”。
埃：毛主席为什么投尼克松的票？
毛主席：因为他最反动！欺骗性比较少一点。美国军队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闹革命了。
埃：现在大家关心一件事，即青年不愿意打仗，但是他们看不到明确的道路。他们目前生活富裕，物质生活好，但不满意他们的前途。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毛主席：我，恐怕总理也是，我们青年时代也没有想到要革命啊。读孔夫子的书，我变成封建主义者。封建主义怎么说？
黄：Fcudalismo（西班牙文：封建主义。）
埃：对。
毛主席：然后又读资本主义的书，变成资本主义者了。到20几岁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开始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后来不知怎么样七弄八弄又转到共产党。
埃：这个道理你自己一定知道。斗争的实践使你相信了马列主义。知道马列主义是唯一的道路。
毛主席：也没有。我开始就搞些什么城市的工人运动，搞什么农民运动，此外搞些什么学生运动。搞些跟国民党合作的运动，就是没有准备打仗。就是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
周总理：反面教员。
毛主席：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呆不下去啊，那没有法啊，只好上山啊。一打就10年，打到延安。
埃：是的。
毛主席：后头日本人来了，又跟蒋介石讲和，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
埃：这些我们知道。
毛主席：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我的职务是小学教师，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它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跟打仗。现在呢，环境又逼得我走“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众笑）请了尼克松到这个地方，又请了日本首相田中到这个地方，于是我的名誉就不好了。不晓得哪一天要“左倾”起来，恐怕要没有机会了，我80岁了。（埃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依环境，依大势。跟着跑。
埃：这是主要原因。
毛主席：一卷进去了，就主观起作用了。
埃：是这样。这是互相配合的两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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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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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来看过去
张国焘
（1937年2月6日）
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十二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
我说上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有充分理由，没有丝毫虚伪。不错，在五次“围剿”后，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时，我与当时的党中央有过分歧；但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在这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又在西康地区自动的取消自称中央的错误行为，成立西南局，从政治上的一致走到军事策略的一致，组织对立的撤销，一直到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的统一，和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现在我与党中央之间，没有任何的原则上的分歧了。
但是，过去有过分歧，不能不留下一些余波和痕迹，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来在主要问题上加以说明。一则我自己应当开展自我批评，检查我自己过去的错误；二则为了纠正同志中过去分歧可能发生的错误观点。因为党中央的路线是依据着世界革命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联共的经验教训和中共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来决定的，是唯一的领的领导中国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路线；党中央是中国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所组成的，每一个党员都应当了解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党中央是一个领导的整体，全国红军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整体，应当坚决在党中央领导下奋斗到底。
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现在想来，这正是我的错误观点得着发展的开始发动，错误观点在那里呢？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三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现在看来，上述五点是主要错误所在。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五次“围剿”以前，五次“围剿”中和突围以后，都是执行着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一贯的正确路线，坚决领导着苏维埃和红军进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中国奋斗。虽然有着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如对十九路军）和军事策略上的错误（如党中央决议历次批评的那样），但是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基本路线是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根据当时的一般条件，所应当采取的路线。这次不能拿策略上的部分错误曲解成为路线上的错误。
五次“围剿”中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应当永为中共的光荣。中央苏区里的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工作，发扬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足为全国的苏维埃和红军的模范，万里长征中英勇坚决的抗战，是中共布尔什维克最堪夸耀的一页，虽然红军受着一部分损失，但万里长征中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坚强和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这是胜利的。
南下虽然是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获得了创造川西赤区、红军扩大和迎接二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但在与北上对立和形成党和红军不经常的关系上说来，是错误的，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南下在战略上虽然有他的不利之点和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执行的，可是在党员群众英勇奋斗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当胜利。
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当有的。
就是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在十二月决议后，对党中央过去关门主义性质的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对的。应当了解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协定三条件的提出，是统一战线策略运用的开始，在当时情况下，在统一战线策略运用上虽然有着关门主义的错误，但不能解释成为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上述的错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十二月决议时止，在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十二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这一错误的根源在那里？
我认为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和自己，在基本上是执行着一贯的为苏维埃中国奋斗的基本路线，一贯的忠实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这也是后来转变到党中央领导下来的基础，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中所受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于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去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估计不够。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着发展，这些就是错误的根源。因此在过去一个时间中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虽然我现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与中央一致，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应当认识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和党中央。应当认识党和红军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对一切派别观点、小团体观点、门户之见、地方观点、部落观点等等，这些是有苏维埃红军从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农民意识的客观原因做我的基础。应当扫清一切不正确的观点的残余，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党当前的历史伟大任务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因为党的毫无缺陷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和一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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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197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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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
（1972年2月21日）
毛主席：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克松：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主席：（指基辛格）他是博士。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主席：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总理：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叫作“共匪”，那么主席把他叫作什么呢？
周总理：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主席：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总理：从1924年开始。
毛主席：不要由我们两人包办了。不让博士发表声明怎么行呢？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尼克松：是的。
基辛格：那是总统指出了方向，制订了计划。
尼克松：讲这样的话助理是很聪明的。
毛主席：（笑，面向基辛格）他夸奖你了。
尼克松：从外表看，他并不像一个完成秘密使命的人（secretagent）。但他在受包围（incaptivity）的情况下却秘密到巴黎去了12次，到中国来了1次。而这些事只有他和一些漂亮的姑娘知道。
基辛格：我利用姑娘来作掩护。
毛主席：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尼克松：当然，这点我理解。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但我们希望不给你们造成这样的形势。
毛主席：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
我们这里有个美国人叫柯弗兰，他写了一个材料，当时你们正在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
周总理：正在竞选的时候。
毛主席：他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这回请你来，他又不赞成。你看怪不怪？（笑）
尼克松：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主席：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克松：是的。
毛主席：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
尼克松：还有法国的戴高乐。
毛主席：戴高乐是另一个问题。
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
（毛主席点头）
基辛格：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主席：就是罗。
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苏联就在那里挖尸。（笑）
周总理：Inoutermongolia（在外蒙）。
毛主席：但又不吭声。（笑）
尼克松：我在最近的印巴危机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美国，左派疯狂地批评我，说我没有站在印度一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们亲印度，其次是因为他们亲苏联。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看到更大的问题，即不能允许一个国家，虽然它也许是一个大国，去吞并邻国。在这里就是指巴基斯坦。
我因此受到了损失，但我并不为此而难过，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正确。我在政治上蒙受了损失，但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毛主席：但是你们搞那个吹风会，是不是少搞一点？我这是作为一个建议。比如我跟你吹的这些东西，统统吹出去，好不好呢？这些哲学问题？
尼克松：主席可以放心，我们之间或者我和总理之间谈的事情除非双方都同意，不会超出这个房间的范围。在最高一级进行讨论时，就应该限制在这一级。
毛主席：这个好。
尼克松：我们在这个房间的保密范围内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苏联在同中国的边界上的兵力比在同西欧边界上的兵力要多。……
既然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主席：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ltennis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
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周总理：这也是在尼克松总统就任以后。
毛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死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叶海亚说，不能比，一个是流氓。
周总理：就是说约翰逊。
毛主席：也不晓得他怎么得出这个印象。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总统（注：指约翰逊）。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8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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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193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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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张国焘
（1936年4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干部必读》第10期，1936年4月1日。
（一）
同志们：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
当然，这一地区比之于湖北、江西较为落后，可是我们有着伟大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有如下发展的可能：可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而其冲突与矛盾特别厉害的地方首先得到胜利，使整个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样去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
这一伟大的前途，鲜明的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每一个党员必须相信，在落后的地区中建立政权来配合全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可以使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相信这一点，坚决为实现当前的战略方针而斗争。任何落后地区中不能建立苏维埃的倾向，任何落后地区不能战胜进步地区的见解，都是取消革命的观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不能赞同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当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要落后，当时考茨基预言说十月革命最多只能维持三天或一月，后来又说一年，然而这些机会主义的“预言”都破产了。现在苏联已经得到最伟大的胜利，这证明列宁观点的正确——即在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首先暴发革命和革命胜利的可能。外蒙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那里的革命政权巩固了，进行了许多建设的工作，而自己获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先例。当我们从嘉陵江过到平武以后，我们中间有一个知识分子写了一篇文章，说革命不能在落后区域发展，当时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念。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我说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胜利的可能，然而博古出来反对，他说“马克思主义承认革命可以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区域发展起来，但不能首先在最落后的区域发展起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当前我们所处的区域比之于英美德法当然是最落后，但比之于半殖民地中国的其他地区，就是比较落后。西北一带的地区当然是比中国内地差一些，但与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相比说来，那就不能说他是最落后的区域了，只能说较落后的地区。外蒙已经可以得到胜利，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地区能否建立革命政权了。再拿这地方的民族做例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建筑、经书、军队、骑兵等，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最落后的地区？如果最落后的话，为什么西藏能建立二十四个营的新式军队？我想只有充满大汉族主义观点的人们，才会说这是“最落后地区”，这是“革命的障碍”。列宁说过，苏维埃政权可以便利一切穷苦人民的应用，落后民族的应用，甚至非洲刚果的人民也可应用这一政权。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落后地区中就没有丝毫困难，困难是有的，但是这正需要我们去战胜困难，从艰苦的斗争中去克服一切困难。譬如拿苏联来说吧！他们的革命还不是经过艰苦的奋斗么？他们中间不管什么人不是都努力从各方面学习，以惊人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难么？苏联革命的成功、巩固以至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原因也就在此。
我们在这一区域中，虽然是比较落后的，可是已经具备有这种条件：可以形成政权和军队去战胜敌人，当然，这里需要我们有充分的组织工作，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任何懈怠都可以使革命中途断送。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工作，倘若不经过艰苦的斗争，那么，革命胜利的获得，简直是梦想。如果认为这里是最落后地区的话，那么这是取消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悲观的哀号，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那些牛皮大家，看见一些小的胜利便头昏了，便大声疾呼“五次‘围剿’粉碎了”。后来事实上没有粉碎五次“围剿”，以至离开中央苏区，便堕落到赤裸裸的悲观主义的泥坑中去了，以为中国革命前途已经惨淡无光了，这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对中国革命有决定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一伟大的前途。那么，我们的前途是失望，我们的行动是无意义的了。
事实上也说明这里的工作不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发展起来。丹巴的例子还不明显么？在丹巴建立了政权，组织了格勒得沙革命军，而且组织了骑兵呢！当然现在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开展，这只是我们的工作还差，我们的工作还不善于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罢了。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中国革命与苏联的革命以及土耳其革命对于西北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譬如回民都知道“天方围”（土耳其），而且说“天方国”革命以后快乐得很，大概他们现在也想学“天方国”哩！
当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挫折以后，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这是必然的趋势，毫不足怪的。当我们离开鄂豫皖后，我们的退却方向是向着西北，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也是向西前进，二、六军团同样是在同一的方向前进。
现在可以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在落后的地区中我们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另外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西北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在梦中留恋着瑞金、黄麻的大米，对于革命的前途表现悲苦的失望。
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来，我们是遭受了相当的挫折。但是卖国贼蒋介石能否在这基础上稳定他的统治，改善群众的生活，取得帝国主义的让步，以实施其民族改良的欺骗呢？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清楚蒋介石的进一步的卖国以后，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争，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到来了，因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是削弱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是得到了一部分的胜利，我们受到一些损失，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把我们镇压下去。明显的，二、六军团军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胜利的前进，虽然在数量上还没有显著的发展，但在质量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了。又如陕北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最初离开鄂豫皖时不过一千多人，到现在已有极大的发展。二十六军也有相当的扩大。一、三军团在长期行军之后，能在陕北会合后取得相当时期的休息和整理。红四方面军在渡过嘉陵江后，力量不仅没有受到摧残，并且有发展。这些说明红军并没有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使基本力量受到损失。反之，蒋介石不但不能把苏维埃革命镇压下去，同样也不能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消灭下去。现在反蒋派也正在抬头了，而使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更加削弱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革命方面，不特没有被蒋介石打坍下去，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这一发展还没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然而，这一前途已在前面。
因此，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必须要以艰苦的斗争来保证这一胜利，像那些只能在太平时候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足球打，有菜馆子进，有捷报看，便兴高彩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有准备能艰苦斗争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同志们！党现在所要求于我们的是：艰苦卓绝的为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二）
其次说到我们的南下，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我们击溃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缴枪达一万三千支。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休息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红大、党校也办起来了。南下的行动，同时给二、六军团的行动以有力的配合，吸引敌人到主力红军这一方面，而使二、六军团胜利的西进。对陕北红军也给了极大的配合，南下的行动牵制了敌人，使陕北红军能顺利的到陕北去。如果主力红军不南下，全部用到陕北去，将遭受更大的困难，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至于各方面红军都转移了地区，这并不奇怪的。当我们苏维埃运动极发展的时期，没有能够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反而使敌人利用机会结合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对付我们，这一基本的原因就影响到苏维埃根据地的转移。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开始时的关门主义——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反而被敌人包围。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革命阶级底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他们的基本弱点也就在此。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
四次战争中，虽然消灭了敌人两个师，但敌人还有相当力量，还占领许多城市，可是牛皮大家却说“四次围剿”完全与彻底粉碎了！这是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丝毫也不懂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一受到挫折时，也就当然只有堕入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
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因此，我们向西北行动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
有些人以单纯的军事眼光来估计中国革命，以为中国国内的阶级战争只能是防御的，这是“食古不化”，是替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偷运私货。
在国内战争中，敌人的兵力当然占些优势，我们的力量比较的薄弱，这时候以少胜多——是可以有这样的形势的，这就是采取运动战，用各个击破敌人的办法来战胜敌人。这就是进攻路线的特点。
无政府主义者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为了大多数人而干的，那我们是反对的。社会民主党以为只有获得了大多数人才能革命，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在统治阶级把持一切的时候，革命最初是不可能占多数的。只有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可以在少数人的发动下领导大多，数人斗争而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估计中国革命是防御战正是不了解列宁主义原则，也唯有列宁主义才能了解中国革命，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
所以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三）
因为有的同志对西北革命前途没有估计清楚，与对落后区域的估计不足，没有对这一落后地区的特点了解清楚，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估计不足等，于是便发生了许多错误的见解。
现在我们要用主力红军来准备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少数民族，争取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任务的完成，与二、六军团的行动互相策应。我们不能以为在此是借路经过，因此乱搅一顿，乱拉牛羊，以为西北群众争取与否可以不管了，这是极其错误的。必须了解，我们要把这一地区创造成为巩固的地区，要去夺取少数民族，以取得向西北行动的顺利条件。
这里我们首先来说说西康的大概情形吧！
西康的地区，从一般原有的材料上可以找到一些参考，可是这些材料还是不精确的，这些材料需要我们加以一番整理，譬如有些人估计西康有三百万人口，有些人却以为只有一百多万，甚至有些人只估计为六十万。拿炉霍一县为例来说吧！他们只估计有四、五千人口，可是总政治部先遣工作团的报告却说这县实有二万二千多人。因为过去只估计到差民的数量，其余喇嘛、牧民就不计算在内，这当然得不到一个精确的结论。又如由此地至炉霍必经之将军梁子，有人说比党岭山还高，可是据先头部队说上下只有三里路。再如，甘孜有三、四万人口，有很大的坝子，青稞、麦子、豌豆、胡豆、酥油、奶渣等出产极其丰富。在瞻化县也有二万多人口。这样算起来单就甘孜、瞻化、炉霍、道孚四县就已有十万多人口了。
这一带地区是农业与畜牧的社会，而畜牧地区也比较固定，在粮食的给养上是无问题的。光就我们已到道孚的队伍来算，每日有八万斤粮食就够了。单拿炉霍每年出产二十五万石粮食来推算，那么，我们整个部队在那里住三个月才吃去五万石粮食，再加上牛羊的出产，那么，粮食是极其充足的了。当然，如果说我们有吃，百姓没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们便无吃，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此地粮食的充足也决不会发生如此这般的事实。
拿番民的情形来说，当然与我们是有许多不同。首先语言是不通的，因此常常发生许多误会，番民群众还认我们是“平番军”呢！在我们中间也有些人误会，认为“番人是蛮子和牲畜样的东西”，因此就乱搅一顿，乱打菩萨。大家想想，这样怎么能够去争取番民呢？！
有的同志说番民很落后，其实并不尽然，譬如拿番人的武装来说吧！西藏有藏人（就是番人）军队二十四个代本（每代本等于一营），他们有英国造的枪支，有机关枪和钢炮，他们在军事上也并不落后。现在藏兵驻昌都的有七个代本，驻巴安有两个代本。我们如果要打藏兵，那还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学习呢！
我们要夺取西北，首先在此地需要准备的时期，但必须准备得很快，这里我们要完成相机夺取康定，消灭李抱冰的任务。另外我们每一个同志在此地必须下极大的努力来学习，学习番话，打番骑番反，研究此地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此立足。现在的确要从党校、红大各机关起以至每一个同志都从事于这方面的努力学习才行。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老大”的现象，以为这些落后的区域要来于什么呢？同志们想想吧！法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此地建筑教堂，为什么要来此地传教，而且一住几十年，他们拼命学习藏文，著有法藏字典，他们为的什么？难道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家还不好么？又如蒋介石还不是不断派人到西康来么？诺那呼图克图就是蒋介石派来的。蒋介石为什么要西康？难道南京、江浙还不好么？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眼光狭隘到不得了，连学习番语、番文，了解当地情形的决心也没有，这怎么行呵？！在苏联有二百种以上的民族，苏联党的负责同志拼命学习各民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却如此“老大”？纵使中国革命成功了来说，也还要派人到这些区域来工作的，可是，身处此地的我们的同志却没有决心来学习，这又怎么行呵？！
总括说来，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去夺取群众，坚决反对轻视少数民族，抛弃粮食，破坏政治影响等等不能容忍的行为。
现在来说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形成政权与革命军队？第二是我们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
我们要夺取西北少数民族，当然是包括回民、番人、蒙古人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现在只说此地的番人吧！
番人与汉人的关系是非常恶劣的，而且经过长时期的恶劣关系。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主要是中国历朝的西征平番一直到赵尔丰的统治，刘文辉的入康，一贯来大汉族主义对于番人的压迫，汉官、军阀对于番人的无限制的残酷剥削，就当然造成了番人仇汉的心理。番人一般的可称为土伯特族，藏人叫藏巴，康人称康巴，丹巴一带叫雍巴，道炉一带称博巴。番人还是处于残存着的部落社会上面，牧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农业还不发达。以前汉人统治阶级对番人的政策，就是拼命压迫他们，赶他们往雪山上跑，或则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来压迫他们。因此，番人的主要要求当然是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直至与汉族完全分离。
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每家番人只留一个男子在家，其余男子都要出家当喇嘛，甚至一个男子也不留，只留一个女子去找“上门汉”来主持家务。喇嘛有自己的日历，还懂得一些天文、地理、医药之类，完全垄断文字事业，并操有极大的财富与高利放债，大喇嘛寺且保持有枪枝。结果，番人不管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
当我们打下道孚时，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经书、菩萨毁坏了，他答应送我们的马，一个人送一匹。可是当喇嘛的代表进了灵雀寺，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菩萨时，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一定要去捣毁经书菩萨？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得要？偏偏要去断送群众？这真是糊涂极了。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好像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笑）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大笑）？！
这里我们说到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吧！
第一、要了解整个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吞并的对象。帝国主义为着要吞并西北起见，同时就用一切办法来束缚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革命的助力。同时也必须指出少数民族如果不和汉族工农联合，他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和中国革命联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取得解放，就是说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
第二、少数民族是在蒋介石汉官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因此，中国工农所要打倒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也正是少数民族的共同敌人。
第三、少数民族所要反对的土司、大喇嘛的统治，是和汉宫统治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他们要求农奴、牧奴的解放·取消等级制和差役制，取得自由民的地位。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运动，解放农奴、牧奴，反对帝国主义汉官、军阀和他们内部勾结帝国主义汉官的内奸。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疑的少数民族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现在的状况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次说到形成少数民族的政权问题。这需要我们加以好好的研究。首先要估计到现在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已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如果少数民族单是建立土伯特的人民革命政府那就不够了。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汉人与红军必须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西北联邦政府建立的原因也就在此。因为必须提高西北联邦政府的威信，其名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有些同志反对这一政府的形式，我起来声明说：这一政府的性质，一如当初苏联的远东共和国一样，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可是有一些同志却偏偏想法来修改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当时王稼祥同志说：“要苏维埃运动在西北一带发展，那么，中国革命的旗帜就要变色”。这是不把少数民族当做中国革命一部分的错误说法，这实际上是没有看清现实的革命，是把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的书呆子，企图把自己脑筋中的公式套上革命，真是愚笨至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是要把少数民族当做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也就绝不能解释成中国苏维埃运动之下一切政权的形式都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忘记了劳动苏维埃的形式。
曾经有人瞎说，列宁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原则是先分裂而后联合，这种机械式的了解是不对的。先进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党必须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全部利益为前提，去帮助少数民族的运动。正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样，一面坚决拥护番人完全独立，同时号召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的联合。因此，分离和联合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绝不如书呆子所理解，以为少数民族应该先行分离，然后联合，因此，必须先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至于说西北联邦政府的组织是大汉族主义，那更是胡说，是不足与辩的。
最后，他们又来作最后的挣扎，说“没有邦，怎么联”。联邦政府各民族已有自己的军队、政府，群众为什么不可以用“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要应当在获得更广大和巩固的根据地上，重新正式行使职权较为慎重。因此，在目前最恰切的名称当然是西北联邦政府了。他们反对这政权名称的原因，实质上是对西北的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争取西北失掉信心，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掩饰他们放弃西北忽视少数民族的实质吧了。
在提起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到过去对这些问题是发生了多少幼稚的行为呵！然而这是用不着任何感慨的。
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他的前途，它的历史的需要，绝不能有丝毫的儿戏，而是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一切与群众间的各种问题，都要经过西北联邦政府来实现。西北联邦政府正是坚决拥护民族自决直至完全分离。
在道孚、炉霍、甘孜一带，我们要建立波巴日德瓦革命政府，这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现在要说的是大喇嘛、大头人的一群。这些人在反帝、反汉官中有的动摇，有的局部中立，甚至有参加的可能，他们对取消农奴制度自然是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中立他们。我们要反对他们中的一部，孤立其中另一部，再利用他们中间的一部。
对于土司，他们中间的一部还是有可能参加反帝、反汉官的斗争，同时在事实上他们曾经有过土司反汉官的事件发生，因此我们不能提出杀尽土司的口号，如果他们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汉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采取外交手段来对付他们呢？
可是，我们的同志现在非常怕犯右倾，以为“左”倾总比右倾好，拼命的往“左”倾路上跑，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好好纠正过来，依照党的正确路线来争取少数民族。
这里，我们说到番人革命党与青年革命党的问题。
在外蒙古革命时，有过这样的事实：王公大喇嘛虽然是反动的，可是在另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汉官时他们是革命的，因此蒙古的革命党中还包括着王公大喇嘛。而另外则以青年革命党来吸收更年轻的分子参加。所以，在番民党中可以包括大喇嘛、大头人进去，同时也可以同样的必需来组织番民青年革命党，一般说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中，青年革命党党员的年龄要大些，将来青年革命党在军队中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在番民的领导干部也将大部出现于青年革命党。番民区域中青年工作的重要再明显也没有了，可惜我们的金川省委都不了解这点，以至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解决。
再则，还要补充说到的，在部落社会中，部落中间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之，政府的组织想将他统一起来，实行中央集权与千篇一律的形式是比较困难与不可能的。就是说，在组织上应该是灵活的，是要注意到各地方的特点的，要有地方分权，组织上不完全相同，不过在原则上，要使这一政府成为群众强有力的政权机关，至于呆板的去讲究名词的统一那是用不着了。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克服工作中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要克服番人对我们的误解与猜疑。
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主要的是满足穷苦番人的要求。当然，此地无所谓富农、中农、贫农的分别，土地问题在原则上是土地归耕种者所有，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此其一。将教堂、土司一部分反动头子的土地没收，分给地少与无地的穷人，此其二。第三，废除等级制度、差役制度、解放农奴、牧奴。第四，允许土地买卖和出租自由。第五，庙宇土地依当地群众意见来决定，实行减租。
对宗教问题是：政教分离，信教自由。我们还应提出保护喇嘛，反对天主教的口号，一般的不没收喇嘛庙土地。甚至我们还可派一些人打进喇嘛庙中去，夺取喇嘛，革新喇嘛教，使之有助于革命。我想，为了争取群众，为了革命胜利，这种工作方法是可以采用的。
就粮食政策来说吧！现在就需要我们赶紧号召春耕，同时我们要坚决反对践踏田地，在这方面要来一个动员，要坚决的转变，我们下操的操场，不应该设在耕种的土地上面。其次，我们要设法开荒，奖励耕种。我们可以号召缴纳土地税，并灵活运用购买、乐捐、借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至于搜山必须严格禁止，粮食政策上的目的在于一面满足队伍的给养，同时又要使群众在我们领导下面斗争，就是说，不应该因粮食问题而断送群众。
所有这些当然还是从原则上提出的问题，现在需要我们的同志依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党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如何进行工作呢？第一、番人自决、完全独立，与旧有汉族统治完全分离。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联邦政府；第二、要使番人了解清楚我们与过去的汉官是完全不同的；第三、要使群众消除对我们的猜疑，抛弃我们曾给予不好的影响。这样才能去争取少数民族，而使党的策略在少数民族中实现出来。
其次，要说到红军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大数量的红军，直接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党经过军委领导这一军队。红军与西北联邦政府的关系怎样呢？当然，整个红军是以中国革命为前提，面联邦政府也是党经过党团而领导的政权机关，这一政府也包括红军的代表。西北联邦政府包括着西北各民族穷苦人民联合的性质，如果说我们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形式是以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兵士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基础，那么，西北联邦政府则包括全西北与各民族人民的联合的形式，红军是以全国的革命为方针领导的基础，在西北问题上的方针则共同结合在联邦政府之下。
（四）
为着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在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不可容忍的错误观点。这表现在：以为我们到此地是借路经过，侵犯番人利益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主力红军为着战胜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不仅以夺取西北为对象，而且以全中国革命胜利为对象，因此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队伍，加强我们队伍的质量。另外，我们要虚心的细心的学习，去了解此地番人的特点，学习领导与争取少数民族，学习如何去领导波巴日得瓦革命军，学习战胜骑兵打番反，学习战胜自然，我们这方面的学习正与学习战胜蒋介石卖国军联系着不能分离的。可惜，有的同志在这方面还缺少学习的勇气和决心，学习的积极性还没有提高，甚至有一小部分的同志表现怕雪山、怕草地悲观失望的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开展斗争去克服。
拿事实来说吧！草地雪山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去年我们过草地所以遭受一些损失，原因是在于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如果我们有准备的过雪山，损失就微乎其微了。据调查，我们这次主力红军全部翻过夹金山，只牺牲四十七人，其中二十五师便占了二十四人，因为二十五师事前准备较差；反之，在红大，因为准备工作充分，一个人也没有牺牲。翻党岭山牺牲更少，总数才不过二十人左右。实在来说，如果进一步的准备，牺牲的数目更可减少以至于没有。事实也是如此，有的师、团准备好些，整师整团队伍翻两个雪山，一个人也没有损失。至于过草地呢，那更好走了！过草地如果能够：设法用牲口、毛牛多驮些粮，减少人员带于粮的重量，每天缩短行军的路线，找有树林的地方宿营；加强收容队的工作；预先准备帐棚等物质，再加上今后天气渐渐暖和了，通过草地至多不过十天八天，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如果好好准备，一定能更其胜利的战胜草地。
还不止此！还发生许多错误的见解和行为：第一、不顾一切的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将怎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断送群众。当然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于革命前途失了信心，小资产阶级的哀号悲啼。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我们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与这种错误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八十颗子弹。九军卫生部为了捉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斗争，晓得那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呵！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的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的执行。
同志们！努力去争取少数民族，夺取西北，准备战胜蒋贼卖国军，准备战胜自然，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去奋斗。只有如此，才能顺利的遂行当前的战略方针，夺取西北，创造广大抗日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结合，去完成中国革命所给予我们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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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1973年6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
（1973年6月22日）
【穆萨·特拉奥雷（MoussaTraoré）（1936年9月25日，卡伊，——）马里军事和政治领袖、军人独裁者、外交家、军事活动家、国务活动家。1968年11月19日发动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莫迪博·凯塔政权，1968年11月19日-1969年9月19日任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1969年9月19日-1979年6月19日任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穆萨·特拉奥雷统治马里长达近23年，是马里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1991年3月26日被军事政变推翻。】
毛主席：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毛主席：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的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处用他们制造商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拿破仑，无论怎么样，使后人向他表示尊敬。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样好一点啊，那个人相当聪明。马罗法典，他也读过啊。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而我呢，法国法典也没有读过，罗马法典也没有读过，可见得不行啊。因此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
特：的确，你说的是真实的情况，那些资本家创造了你所说的那些东西。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列宁在哪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要拿起帝国主义的武器攻打帝国主义。
毛主席：（咳嗽）我也不行了吧，你看。
特：不。
继续我刚才说的，确实，拿破仑读了你刚才讲的法典，然后又用它来为他的第二祖国制定你刚才所说的法典，因为这个人记性好。
毛主席：而且推进到了德国的莱茵河流域。
特：对。
毛主席：莱茵河以东的德国就得保守，南德意志也不行，全国分为好几个国家，又不统一。
特：你应该同意我这点意见，即任何事情都是由领袖创造出来的。当然，可以和他的同事讨论。
毛主席：没有同事不行啊，如果我没有他们（用手指在座的各位中国同志），我也不行啊，话都讲不通。
特：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
毛主席：我是地才（众笑），地是land（英文：土地）吧。
特：你不信，可以问周恩来总理，我多次向他提过你的名字，并且总理在和我谈话时，也多次提到过。
周总理：（笑）但没有谈到天才，今天是特别发挥，原来没有讲过这个字，讲过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对特）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特：强加什么？
毛主席：天才啊。（特无可奈何地笑，众笑。）咱们讲平等好了，我也不强加于你，你也不强加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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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1936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
张国焘
（1936年3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干部必读》第18期，1936年8月18日。
同志们！我们今晚要来讨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的任务。现在我首先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来说：
第一、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形究竟怎么样呢？
上次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上已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国内阶级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结合，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苏维埃实际政策许多部分的改变等等，但是对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断然的估计。现在我们就要来解答这一问题。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的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其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的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二、六军方面来说，他们还没有确定的根据地，还要进行运动战，在运动战中人数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发展，可是发展的数量并不大。陕北红军经过相当时期的休息和整理，现在也有相当的发展，最近在山西行动，虽然没有得到他们的报告，但一般的估计；他们或者还要回到陕北行动。这些我们在各方面得到的发展，显然还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绝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因为日本要完全殖民地化中国，蒋介石要完全拍卖中国的现在，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现在的问题是在要求我们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二、六军大概要经过运动战来同我们会合，共同创造西北根据地。我们也要克服当前的困难来创造西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陕北红军同样要艰苦奋斗来确立脚跟。五次战役的不能取得胜利，给予我们现在许多新的困难，但丝毫也不能引起我们的悲观失望。当然，对于我们现在获得的一些发展也不能作过分的估计。
其次，我们说到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的三个时期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攻下长沙。这一时期是从零星的游击战争进到大规模国内战争的开始与根据地的创立。当时敌人内部的争斗，军阀混战的爆发，群众斗争的兴起，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党一贯的艰苦斗争，是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源泉。可是当时的立三路线却阻碍了这一时期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时期是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中间，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长城各口反日战争，以及胜利的摧毁了敌人对苏区红军一、二、三、四次的“围剿”。当时在红军建设、党的建设等等问题上是获得了不少的成绩，这里四中全会是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可是在这时期中没有使反日战争与苏维埃运动取得具体的结合，没有实地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蒋介石，反而使敌人能够在“抗日必先剿赤”的口号下形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包围我们，这是这一时期中战略上的极大错误。当时爆发的“一二八”与长城各口反日战争一直到北方事变与福建事变都有极大的可能与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当时我们党的领导却坠入深深的关门主义泥坑中去了。不会去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不会设法去把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结果敌人还可以去进攻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而且压迫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
第三时期是五次“围剿”后经过长期行军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进到了目前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时期。中间一方面军的退出中央苏区，在相当的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是退却，一直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才终止了这一退却。
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进行布尔什维克顽强的艰苦奋斗，共产国际曾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在有革命形势的时候，共产党要组织群众的暴动去争取政权；可是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却要耐心的领导群众的部分斗争，联系到为政权而斗争。在中国革命形势在广大区域存在时，形成了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后来受到了相当打击。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巩固与扩大我们的力量，去开展新的更大胜利的局面。
第三、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高潮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过分估计。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蒋介石无耻的投降卖国，已经掀起了中国民族革命新的高潮。西南派与胡汉民等反蒋派已经积极的活动，公开摆出反蒋派的面孔；中国的广大群众与小资产阶级反日运动的发展，说明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正在此伏彼起的发展着。可是我们党还异常缺乏有组织的领导，党在白区中的领导力量还很薄弱，因此民族革命的运动带着更多自发的性质。这同样也要求我们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有些同志在民族革命高潮的面前发生过分的幻想，以为现在著名的军阀也可以来抗日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有害的幻想。要晓得蒋介石“剿赤”的欺骗口号还有一部分的欺骗作用，他还能用许多新的办法来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要作过分的估计，主要的是要我们积极去发动群众的斗争，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去团聚群众在党的口号下行动。
当然，如果把现在的民族革命新高潮不当什么一回事，或者说苏维埃动动就包括了民族革命，现在没有什么单独的民族革命运动好说，都是错误的，这就根本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国际六次大会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带有伟大民族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譬如在武汉的城市工人中，不仅要以八小时工作的口号去动员工人，而且要以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去动员他们。否则民族改良主义便可以在工人中起欺骗的作用，同样民族改良主义也可以影响到乡村的农民，特别是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国际告诉我们不要小视了民族改良主义的作用。当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前面，不仅小资产阶级重新卷入了革命，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地主与军阀也有动摇中立以至参加反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我们才着重提出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包围敌人。过去我们那种呆板的观点，以为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没有所谓中间势力的争取那是不适用了。中国大革命到广州暴动时期，小资产阶级被吓退了，富农走进反革命营垒中去了，在民族革命高潮的今天，他们又摇摆起来，以至参加反日运动，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性。总之，我们指出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发展，但共产党领导的力量还薄弱，正需要我们从艰苦斗争中去把苏维埃动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相当挫折，企图用反攻敌人保持原有胜利的基础上，而发动全党热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取得了休息和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开始在川西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掀起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整个部队在物资上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也都是从我们坚决反攻敌人中所获得的成绩，这样，怎么能说南下是退却呢？！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在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丧失了这种可能的机会，就在于当时我们没有采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反使敌人来包围我们。现在不仅我们转移了地区，陕北红军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当敌人有相当优势兵力，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尚未具体形成的今天，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
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团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的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这里我们还必须说到当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我们有组织有目的的提出到西北去，创造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川北来成立了川陕政府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扩大了数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当时我们与中央曾发生过一个时期的隔阂，为的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鄂豫皖呢？事实是这样：当时敌人的兵力大于我们几倍，我们形成孤军独战，虽然和敌人进行了不断的剧烈的战斗，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解决胜负的问题。如果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将要形成与敌人拼消耗而损失我们的有生力量。结果为着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为着寻找在有利的地区上新的发展，所以离开了苏区。当时中央同志反而批评我们说，如果以为离开苏区有客观的原因那是右倾。又说四方面军到西北去是离开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这不是胡说是什么呢？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去顾到客观的事实，而将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主观的错误（当然，当时我们在主观上也有很大的弱点）。遵义会议的重大的缺点就是不承认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除主观的错误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对于划时期的关键不加丝毫考虑，把革命当作儿戏。对于红四方面军退出苏区的经验不加研究，因此使五次“围剿”时又重复一次教训。这些空谈家、唯心论者先生们简直是闭了眼睛来说话哟！
我们与陕北同志基本分歧就在于对五次“围剿”的估计，五次“围剿”后的整个形势与当时的战略方针。这些空口说白话的书生们，当我们退却时还说我们胜利了！这是多么小孩子气与信口开河啊！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闹。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噶曲河终是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样，只有要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的坚决反抗。在今天来说，纵使南下得到更伟大的胜利，始终也还要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够和敌人拼消耗。毛、周、张、博的重大错误的继续，就在于没有揭发过去的错误，而继续其退却路线，一直发展到罪大恶极的分裂红军。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
最后，说到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
我们现在还是要相机消灭李抱冰，会合二、六团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西北是一个机动的极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地区。西北离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使敌人更困难来向我们进攻；西北是敌人统治势力最弱的一环，群众最痛苦；西北有广大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的助力；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主要依靠我们自己，而与机会主义者之专门依靠苏联之飞机大炮完全不同。列宁说：各国的革命不要等外力的帮助，否则便不是国际主义者，这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我们夺取西北，主要的还是创造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来战胜日本强盗与卖国贼蒋介石。
现在有些同志在猜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走那一条路呢？天天在估计草地有多长；另外却有一部分同志把革命势力过分的极端夸大，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大炮客如果一受打击，便要堕入消沉的深渊。毛、周、张、博就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当四次“围剿”时，消灭了两师敌人，便大声疾呼四次“围剿”彻底而完全粉碎了。五中全会甚至还说五次“围剿”我们胜利了，结果呢？一受挫折便跌落悲观失望的泥潭中去了。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了的么？难道不是在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论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
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停留一个时期，要去打康定的敌人。二、六军团在康定附近与我们会合有极大可能。所以我们的战役计划还未终结，完成这一战役计划与将来胜利的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现在我们要进行许多准备工作。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的战役胜利。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顽强的艰苦斗争来完成这些任务呵！
末了，还要指出已经发生的错误倾向
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有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现在又有些人在造谣，说什么要走三个月的草地，这一谣言影响到我们通讯连发生个别开小差的企图，这种谣言必须坚决扫清才行。
还有表现不遵守政治纪律，断送群众，将群众赶向敌人那方面去。更发生泄漏军事秘密，不要组织路线，以及生活上行动上的许多不是艰苦斗争所能容许的现象。这难道不是在客观上帮助敌人么？
这些同志对于苏维埃运动前途失掉了信心，表现着一种醉生梦死的行为，这需要我们开展无情的斗争。
在艰苦斗争的今天，干部以身作则的领导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在我们干部中发生一切可以起破坏作用与瓦解作用的现象，都要给以布尔什维克的猛击。
现在每个党员都要为革命牺牲一切，要准备在革命不甚顺利发展的时期依然铁一般的坚决奋斗。
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的来约束自己。
同志们！党要求每个干部在今天的情况下，要以卓绝的艰苦斗争来领导全党一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晚于道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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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197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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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
（1974年5月29日）
【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lRazak，1922–1976），简称拉萨，又译阿都·拉萨，全名阿都·拉萨·胡先（AbdulRazakHussein）。自从1951年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职位之后，阿卜杜勒·拉扎克便出任巫统副主席。长期以来，他是为人所熟知的东姑的有力助手和承继人。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他出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一直到1970年东姑阿都拉曼宣布退休之后，他乃坐上巫统主席之职位，并在1970年9月22日开始出任第二任马来西亚首相。】
主席：（问总理）你们谈了什么话？
总理：在联合国公报里写了，已经加入马来西亚国籍的，就不再是中国公民了。那是在联合国谈的，就是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本来在万隆会议前，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他们不清楚，现在谈清楚了。他说的百分之四十华人是四百万，他们那里还有二十万中国血统的人没有取得马来西亚国籍，也没有我们的护照。这个问题等建馆以后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我们支持中国血统的人参加马来西亚国籍。如果要保持中国国籍，我们就发给华侨护照。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这次解决了，这点我们已有默契，公报里没有写进去。
拉：我们建交后还将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华人是忠于国家的。他们中有些人已成为内阁部长，我让他们在我的政府里当了部长。但是有一小撮人还在丛林里和我们作战。这是很坏的。我们告诉他们，没有理由要同我们政府作战，因为我们对持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给予自由，条件是不得诉诸武力，但是他们仍然和我们作战。我们希望以后能解决这个问题。在沙捞越很多人已经投降，不对，不是投降，是放下他们的武器。但是在马来西亚的丛林中还有人在和我们打仗。
主席：你们找他们谈了吗？
拉：没有。他们不愿意和我们谈判。我希望和周总理谈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对我们来说非常讨厌。他们这个仗是不可能打赢的，因为他们反对政府，也反对人民，反对国家。我来之前两天，他们又炸毁了上百部筑路机器，可见他们的目标是破坏性的，对国家毫无好处。我们告诉他们，他们的斗争是无用的，他们应当走出来，放下武器，帮我们建设一个团结、幸福的国家。
主席：据我所知，他们是在两国——就是泰国跟他们（指马来西亚）——交界的地方，主要在泰国的地方。
拉：不，他们中有些人，大约150至200人已经跑回我们国家里来了。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他们说从中国得到鼓励。现在我们两国建交了，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承认我们了，我们两国已经建交了，他们再无理由反对我们政府了。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停止这场战斗，因为它只能消耗我们的力量，对我们和他们都毫无好处。他们要丧失生命，毫无理由，毫无目的。
主席：这个事情也难呢，麻烦得很。
拉：我希望和总理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这些人对我们是件很麻烦的事。
主席：双方的意见不同。
拉：他们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了人民、为了被压迫的人民而战，但我们的政策正是要帮助被压迫人民，因此我想，这两者并没有分歧。只是他们要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因为我们是选举产生的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大多数人民支持我们，他们只是一小撮。
主席：那你又何必怕呢？
拉：因为我们不想打仗。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我们就要杀害他们，而我们不喜欢杀人。我们愿意所有的人都过幸福生活。
主席：我们也没有接触多少年。他们跟东古·拉赫曼谈过的，谈失败了。
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56年。
主席：对了，1956年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往来，那以后他们就到了北京。
拉：是的，看来是这样。
主席：以后他们的代表来北京。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共产党的代表都到我们这里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还有缅甸、泰国，我们也不能拒绝呢。
拉：是的，我们理解。但现在如果你们同他们有接触，你们告诉他们不要再打了，走出来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幸福、统一的国家，那对我们肯定会是极大的帮助。
主席：这个难。这些人才不听我们的呢！
拉：那我们就要被迫打他们了，除非他们放下武器。
主席：不仅不听你们的，也不听我们的。那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好干涉。
拉：对，但我可以告诉他们，你们和他们没有关系，你们已经承认了我们的政府，他们是匪徒，我们要对付他们了。他们听了之后，一定怕得很。
主席：怎么没有关系？！那不好这么说。
拉：你们有关系吗？
主席：我们有关系啊！就是有关系啊！我们的法律承认外国的这类人在北京或我们的其他地方有这种生存的权利。我们劝过缅甸的共产党跟缅甸政府谈，结果也没有谈成。
拉：我们不怕给他们生存权利，我们只是不愿意他们打仗。我们愿意给他们社会地位，只是希望他们停止战斗，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理由打下去了。现在你们对我们友好，我们对你们也友好，还有什么理由打下去呢？
主席：你们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吗？
拉：不行，他们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因为他们搞武装斗争。我们取缔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张武装斗争。但是他们可以参与政治，比如沙捞越那些人，他们放下了武器，就可以作为普通公民参加工作，参与政治。他们这个党使用武力，杀人，因此不能作为政党存在，但他们这些人可以参与政治。
主席：那准谈不拢！（众笑）
拉：沙捞越有560人同意了，他们放下了武器，就可以参加政治了。
主席：噢，就是北部吧。你找找他们谈谈看吧。
拉：如果他们准备谈，我们是愿意谈的。如果那些领导人准备像沙捞越的领导人那样走出来和我们谈，放弃斗争，我们可以和他们谈。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资本家，只是不能使用武力来反对政府。他们心里信仰什么都可以，那是自己的事。我们是个自由的社会。
主席：这些我就不能代表他们的人讲话呢。
拉：我知道。我要求你们的只是尽你们所能帮助我们。如果有机会谈判，我们会谈的。因为我们真正想要和平，把战事停下来，他们的生命也可得以保存，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我们有400万华人，他们都生活得很幸福、事业繁荣。然而这些人却在打仗，不时要死人，而他们又永远达不到目的。
主席：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你们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拉：是的，谢谢。
主席：我看你们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太少了。（众笑）
拉：少是少，但是讨厌得很。他们杀人，破坏进步，破坏机器、拖拉机，所以我们叫他们匪徒，实际上他们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匪徒。
主席：我们也叫“匪”呢！（众笑）
拉：不，你们是我们的朋友。
主席：蒋介石就是这么讲我们的，叫作“共匪”。
拉：是的，但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和我们打仗，用武装和我们打仗。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共产党，我们不跟共产党打仗，我们打那些用武力反对我们的人。
主席：他们是日本人占领马来西亚和其他各国的时候才搞起来的吧？
拉：是的。1956年我们和他们会晤过一次。当时我们说，现在我们既然要独立了，你们为什么不放下武器帮助我们巩固独立、建设国家呢？但他们拒绝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会晤过。
主席：我们那个时候从报纸上才知道。
拉：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非不得已，我们不愿意杀人。
主席：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众笑）
拉：我们不想杀害他们，但他们在打我们。如果战争停下来，就可以救他们的命。
主席：他们那些人呢，是亡命之徒，不怕死的人。（众笑）你打他，他就跑了。（拉点头笑）你不打他，他又来了。
拉：是的，是的，他又来了。你说得很对。（众笑）
主席：就是麻烦啊！这个事情呢，你们去解决。你们想出办法来。
拉：谢谢你。我要对他们说，我和你谈了这件事。你说，你们和他们没有关系，这些事是我们的内政。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要对付他们了，他们就会灭亡，就是这样。
主席：有关系！不能讲没关系。但是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拉：是的，那是我们的内政，和主席没有关系。
主席：我们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政。你讲我们没有关系，那就不好呢！
拉：过去有关系，现在没有了。
主席：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
拉：那我就说，你说这是我们的内政。
主席：这个可以。等于你们还是跟英国有关系一样嘛！你们不能说跟英国没关系。
拉：是的，那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主席：我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总而言之，是个麻烦问题。要搞得恰当一点。
拉：正因如此，我才请求主席帮我解决。
主席：要我帮呢，现在也难呢。反正他们人也很少，现在你也不必怕他们嘛。
拉：我们不怕他们，但是我们不愿意和他们继续打仗，杀他们。我们不喜欢杀人。
主席：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但是我们报纸上报道得不准确。比如对印度，过去总说“蓬勃发展”，这就不对嘛。不符合事实。天天都说“蓬勃发展”，一个形容词。
拉：反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里了，今后我们是朋友了，我把这件事留给主席考虑，不管用什么办法，请主席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主席：将来总有时间嘛。
拉：对。
主席：互相要设使馆嘛。你们的使馆到北京来调查我们国家的情况。
拉：是的。
主席：共产党跟共产党也不一致呢。比如我们跟苏联就不一致呢。
拉：但是我想做你们真诚的朋友。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真正的、持久的友谊，不应有任何障碍。
主席：这个问题不会障碍我们两国的关系。
拉：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那末，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主席了，看能否作任何事情来帮助我们。如果将来我遇到麻烦，我就再来找你，求你帮助。
主席：（笑）我呢，一身病。如果我还能起床，你要来，我欢迎。（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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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193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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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张国焘
（1931年2月1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1年2月17日《实话》第9期。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发生了与共产国际指示给我们党的路线背道而驰的立三路线，这一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达三个月之久，发展成为反共产国际的斗争。因此要使全党转变到共产国际所指示的路线上来，须首先最清楚的最彻底的揭穿立三路线的本质。
三中全会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对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立场，这不但没有能够反对立三路线，同时也没有反对右倾。相反的，到是给了立三路线一层保证，并使右倾发展滋长起来。这样，当然不能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方面来。虽然在共产国际批评立三路线错误的信到达后，当时中央政治局即企图接受国际指示，开始这一真正转变，但是还不彻底，还包括由于调和立场所发生的错误观点。
只有四中全会才开始了这一真正转变。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在这四中全会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明显的暴露了他们自己的面孔，而受到四中全会的打击。
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以罗文虎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虽然罗文虎企图掩盖他的右倾纲领。但是他的右倾观点还是暴露出来了。第一，在罗文虎所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和他所发行的反革命的小册子中，对于党反对右倾的任务始终一字不提，或空空洞洞地说他一句，共产国际和党的路线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他却是片面的。“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这是右派罗文虎不能不具有的立场。第二，他口口声声说立三路线破坏了党和中国革命，这是暴露他对革命的失望，目的就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可是中国革命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之上发展的，我们党虽然发生了立三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然于党始终尽了它革命的作用，而且有不可抹杀的成绩；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党一天天的健全起来，并不如立三主义者说什么党的危机，也不如右派首领所说立三路线破坏了党和革命。可是右派叛徒罗文虎企图提出右派纲领，却不能以夸大立三路线的恶果下手。第三，他说：中共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不正确，在六次大会以后，在六月十一号决议立三路线形成之前，党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因此他主张推翻整过领导，这正如陈独秀的取消派一样，是以破坏我们的党为目的的，右派要提出他的纲领，又不能不从破坏党下手。
丝毫没有奇怪，因为共产国际和党员群众反对右倾的坚决和激烈，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用提出明显的右倾纲领的办法来反党。因此右派就利用反立三主义的机会，企图把党拿往退却的路线上去，一开始就用发行反革命的小册子和组织第二省委等办法来分裂党，公开向敌人告密。
立三主义者，在党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争斗中，也知道公开反对国际，对立三路线公开调和是不可能了，便也采取企图联合右派小组织或者用对反右倾的消极态度的方法，来继续他们反国际反党拥护立三路线的新花样。
凡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应该了解右派小组织首领罗文虎等十人说什么他们是坚决反对立三路线者，他们主张提拔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他们不满意四中全会，因为它没有解决实际任务，他们反对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因为他执行国际路线没有保证，力争紧急会议等等欺骗的话，实际他们是反党反国际反四中全会分裂党向敌人告密，来便利敌人对我们的摧残。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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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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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
（1974年5月30日）
主席：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但是你的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很对，我没有讲清楚。
主席：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呢。
譬如：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凡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大前提。“凡人都是要死的”，这是看了从古以来中国的老人都死了，就是这个大前提。（指唐）“唐闻生是人”，是小前提，这个小前提就包含在大前提里头。“凡人”不是有个“人”吗？“唐闻生是人”，不是包含在大前提里头吗？所以唐闻生呢，是要死的呢。这是结论。就是三段论法。
她叫唐闻生，我劝她改个名字，叫唐闻死。她说不好听呢！（对唐）你四十岁改了吧。准不改！
就是讲，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
你看，地球绕太阳转叫公转，这个公转包含在自转里头呢。365转就叫一年，其实呢，这就是公转。而这个公转就在自转里头，是对立的统一。没有自转，哪有公转呢？没有相对，哪言绝对呢？绝对真理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相对真理之中。
李：嗯，完全对的。
主席：一切绝对真理，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它又存在于相对真理里面。又相对又绝对呢，对立统一，unityofopposites（对立的统一）。
你为什么统统赞成我呢？又不驳我呢？
李：因为你讲得是对的，我们寻找的都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
主席：相对真理里面包含着绝对真理。
李：是的。在物理上，每一个真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但我们把整个过程看做似乎是绝对真理。每件事的经过都是相对地进一步，这个过程似乎就是绝对真理，但我们懂得的只是相对真理。
主席：里面有绝对。
你讲讲你那个发明创造给我听一下吧。
李：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推广、退一步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和证明原来的想法对不对。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接着起一个飞跃，又进一步了解，进一步实验。过程差不多都是这样，从实践开始，又回到实践。
主席：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
朱光亚（以下简称朱）：（对李）你讲讲十几年前的发明吧。
李：那就是，宇宙是不是绝对对称？比如：有正粒子、负粒子，正电、负电，正质子、负质子等等。但后来理论就脱离了实践，说宇宙一切都是绝对对称的。1956年，我跟杨振宁看到一些新的实验很难解释，就问那时的理论是不是有根据，发现很多没有根据。我们做实验，发现从前的绝对猜测是错误的。很多事实表明，正负、左右是不对称的。
主席：（笑）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指右肩），这边低（指左肩）。我的眼睛这边好（指左眼），这边差（指右眼）。
李：常常说，人有不大对称的。比如：心是在左边。
主席：心是左的，胃是向右的，从胃到小肠是向右。
李：但是心不对称，不等于自然界都不对称，大多数是对称的，人的心在右边也有，不过人数很少，大约占一百万分之一。但是现象不对称，不等于基本原理不对称。
主席：按照列宁的话呢，有条哲学原理。他讲的是平衡，平衡跟对称是一个意思吗？
朱：根据我的理解，从物理的具体现象的规律来讲，不是一个意思。在哲学里是一个意思。
李：（边说边表演物理学上的平衡和对称。把一枝铅笔放在一个平拿的牙签盒上。）这是平衡。（先后以两个相反的角度斜拿盒子，让铅笔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从盒上滚下来。）这是对称。
主席：希腊人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按：欧几里德，希腊数学家，约公元前330-275，著有《几何原理》），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你今年四十七，这就是运动，从一岁开始到四十七岁。时间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科学研究要放在静止才能研究，不然不好着手。但是结果，比如：提纯，世界上总是不纯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零，还可以数下去。
我请教你们两位（指李、朱）呢。我没有学过物理学，但是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比如：你们的高能物理，一百万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吗？
李：一百年以后，甚至二十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要说一百万年。
主席：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据你说，现在那个粒子（指“不平常的原子核”中的核子）有一千多。
李：可能是这样，这是很初步的推测，不晓得对不对，还要实验。
主席：我想这个问题。宇宙是无限的，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了。难道微观世界是有限的吗？我在这里想，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说，有二十一个命题。其中一个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按：出自约公元前四世纪的公孙龙。）有些人说这是诡辩。我呢，怀疑。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是哪一年搞清楚了，那么科学家就不要了呢。
李：我们追求科学真理是无穷的。我们说，原子构造是无限的，一时看到的有限。
朱：但是有一个时候形而上学，叫了“基本粒子”。（笑）
李：这是错误的。是粒子，但不是基本。这倒不是我们叫出来的，在我们以前，有人就叫做是“基本粒子”。我们认为错误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了解。现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基本粒子”完全不基本。
主席：希腊人说，那个原子是基本，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分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多问题闹不清楚，比如：光学，太阳发出来的光，它的结构怎么样呢？
李：我们觉得是电磁场的波动。
主席：内部结构呢？
李：我们知道光子走的时候，是正电子和负电子偶的结合，然后下面是正介子和负介子偶的结合。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也是复杂的。
主席：电子呢？
李：主要是电子，也有一部分光子，就是电子加上两个光子，然后下面就是电子加上另外的正电子和负电子偶的结合，再下面又是电子加上正电子和负电子偶的结合。大概是这样下去的一个结构。
主席：我是说外围电子。
李：也没有单独的电子。每一个电子都有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
主席：没有书啊。
李：有是有书，但是都写得不好。
主席：这个问题就告一段落吧。讲点世界的形势吧！你们怎么看呢？
李：还是主席说吧。
主席：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不可能不打仗的，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同呢。就是一样的社会制度，它也要打，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是一派，英国、法国、美国……是一派，后头又跟俄国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信的都是一个上帝。上帝跟上帝还打呢！（问李）你信宗教吗？
李：不信。
主席：那个英国的培根（按：1561-1626）是信宗教的。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
第一个发现宇宙结构的是德国的康德（按：1724-1804），他发明的学说叫星云说。后来法国的拉普拉斯（按：1749-1827）发展了。拉普拉斯是拿破仑的教员哪。你到过法国吗？
李：去过。
主席：英国的达尔文（按：1809-1882）、莱伊尔（按：1797-1875）、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呢。我不知道波兰人哥白尼（按：1473-1543）在前，还是培根在前？哥白尼在四百年前。我不清楚这个历史。
李：我想可能培根在后，因为英国发展得晚一点。哥白尼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
主席：莱伊尔是搞地质学的。达尔文是搞生物学的。
（问朱）你在哪一国读书的？
朱：我和李教授一起在西南联大读过书，后来一起到美国去了，我50年就回来了。
主席：你现在管什么事啊？
朱：我现在在国防科委，搞应用科学。
主席：我一身病，讲话也讲不清楚。
李：讲话很清楚。
主席：（对罗青长同志）你也是招待他的？
罗青长同志：我是招待他的。
主席：（对李）我向你介绍外国人写的一本书，英国汤姆生（按：1861-1933）编著的，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叫《科学大纲》。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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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193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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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张国焘
（1931年5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1年5月8日《实话》第13期，署名：特立。
四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后的过程，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关键。我们的党开展着反立三路线和对它的调和主义的争斗，谴责了瞿秋白同志对于共产国际两面派的行为，将右派叛徒罗文虎等驱逐出党，打碎了右派小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党和群众工作的全部转变，这个转变将要使党的工作在最近的将来有重要的进步。
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辞句掩盖着对于执行革命任务的消极，它不但曾经把党从国际路线变成了半托洛斯基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路线，而且它也使右倾发育滋长起来。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使党内不能不发生在剧烈斗争中落伍的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代替坚决领导的“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就尽了它助长一切反国际路线的倾向的发展作用。在党转变到国际方面来的关键时期，严重打击这些倾向，甚至开除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是万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使党的力量减弱的现象，而是强固党的必要前提。要使党的转变更能彻底，工作更能进步，还须加强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一部分右派小组织的参加者和拥护者，曾经口头上承认他们分裂党的小组织行动的错误，可是他们真正承认了错误么？完全没有。
右派组织的参加者和拥护中，虽然有些的确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可是他们还没有能够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同时却有很多的分子，知道公开提出右倾政纲与党的路线对抗，是予他们不利的，就是公开继续他们小组织的活动，也必然在党员群众前面暴露自己的罪恶。如是他们就采取了新的策略是：①承认分裂党的小组织行动是错误的，可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右倾政治意见，仍然保留。②声明停止小组织活动，可是互相保持小组织的道德把小组织的活动经过对党秘密起来。③有组织的回到党内来，等待适当机会来反党反国际。这完全是不承认错误，简直是右派小组织有组织的对党的策略，在这新策略下维持小组织的存在和活动。
党员群众应该认识清楚，不但公开的右派小组织分子不能存留在党内，就是在这种新的掩盖之下，继续小组织活动的分子，也是不能存留在党内的。他们或者彻底承认错误，事实上与右派小组织和右倾作争斗，或者堕落到罗文虎的地位，再没有别的道路。对于右派小组织采取调和立场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最明显的表现。但反右的争斗，却要深入到各种实际工作方面去，反对一切理论上的和实际工作中的右倾，如对敌人“围剿”苏维埃区域的恐惧与悲观，富农路线，工会中的合法主义和黄色倾向，不积极领导群众争斗，对执行党的路线的怠工等。只有加紧反对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右倾，才能根本打碎右派小组织和它的调和情绪。
立三路线虽然揭发了，但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仍然存在各种工作部门中，正需要深入的肃清。假若有同志认为反立三路线已经结束了，这是绝对错误的。公开拥护立三路线，已是不容许的了，就是对于反立三路线实际怠工，或者不去坚决揭发立三路线在各种工作中的残余，反而去保留起来，也要遇到严重打击。只有加紧反对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倾”，才能彻底肃清立三路线。
表面拥护党的路线，实际继续右派小组织活动或立三路线的两面派行为，是最值得党注意的。因此党不仅要求每个犯错误的同志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且要求他们从实际上改正错误，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这些派别观点最容易混淆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而且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都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的分子利用党内曾经有过的派别成见或由派别观点出发的武断宣传来反党反国际，继续其右倾或“左”倾路线或者是“左”右倾联合的新花样。
进行实际工作与两条战线上的争斗是不可分离的。决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实际工作，因此就应该放松两条战线上的争斗。相反的，只有更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才能更加有力的加紧实际工作，也只有加紧实际工作，才能更加有效的执行两条战线上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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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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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节选
（1973年6月5日）
毛主席：讲老实话，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中国党都要感谢你们，你们打败了美国。
黎笋：刚才我对周恩来同志说，在亚洲首先打败美国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肯尼迪说过，没有料到中国派人去朝鲜，你们进去了，他们就失败了，撤走了。所以今天美国在越南南方走了。历史是一个长过程，但是是一条线。
毛主席：差不多，差不多。
黎笋：刚才周恩来同志补充意见说，中国当初打败蒋介石也意味着打败美国侵略者。
毛主席：打败它的走狗。（笑）我们是先打败它的“阮文绍”，把他赶到台湾。（众笑）
范文同：现在“阮文绍”到了越南南方。
毛主席：你们先打败美国，后打败“蒋介石”。
我们是先打败“阮文绍”，又打败了美国。我们除了朝鲜就没有跟美国直接打了。
黎笋：这样一打，它就不敢来中国了。
毛主席：（笑）它要想一想。
你想一想，尼克松为什么跑北京来呀？不是你们打胜仗，他也不会来了。另外呢，他也看到杜勒斯的政策不那么对。他们宣传的杜勒斯的口号是中国人比希特勒还要坏。现在尼克松他们说，中国人比希特勒好一点了。（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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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193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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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
张国焘
（1930年12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0年12月21日《实话》第4期，署名：特立。
立三同志自从六月一直到三中全会领导了中央的政策，他在这个时期中一贯的反对共产国际，他责备共产国际不懂得中国形势，企图以革命者所绝不应采用的外交辞语责备国际右倾，而领导中国反对国际。自然他达不到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万分的密切。
什么是立三的理论呢？什么是他以类似激烈的辞句所遮盖的反共产国际的理论呢？很明显的，立三理论是：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理论。这位“大革命家”——立三同志只是一位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沮丧的小资产阶级者。
立三在他的文章中总是说到，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方能胜利，它或者说，“没有世界革命底胜利则中国革命不能保障它的持续”。
立三这种对于中国革命很自负的特殊意见并不是他首创的。德国、奥国及匈牙利的社会法西斯党人在一九一八年，亦曾采用这种口号反对革命运动。考茨基、诺斯克、谢德曼及包活尔等狂吼着说：“啊，是的，我们赞成革命，但是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范围内才能成功，我们单独干只有失败，所以要打倒不懂这个大道理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欧洲社会法西斯蒂党人利用这种口号，居然得着暂时的效果，麻痹了工人群众。
这种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主义也就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的实质，托洛斯基主义独有的与这件左倾的冒险主义的外套。托洛斯基派反对苏联的斗争实质是什么呢？是：苏联不能存在，更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失败，如果不赶快爆发世界革命，苏联一定要死亡。于是，托洛斯基派根据着这种苏联一定要死亡的预言，努力去促成这种早已算定了的死亡。自然他不会如愿以偿。苏联工人阶级在联邦共产党领导下飞快的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时托洛斯基在土耳其著书，反对德国革命，拼命的证明苏联的死亡是必然来到的，自然我们希望立三同志根本铲除他的错误理论。但是这种不相信革命的悲观主义也就是立三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基础。
各国的一般形势，与革命主客观力量之发展速度是不同的。革命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毫无怀疑，各国统治制度的危机，都在大大的向前发展。但是只有与列宁主义绝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家，才会想到全世界能同时爆发暴动。
中国革命者应当怎么办？在等待着这种事件的到来吗？这实际上是抛弃组织中国革命，是放弃组织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麻痹与解散群众的理论。简言之，这是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办法的理论。如果立三毫无掩饰的在党内宣传这种理论，那他早就不能在党内了。所以他就用托洛斯基的方式遮盖这种理论，用冒险主义的词句，责备共产国际。
立三提出开始世界暴动的号召，他以为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它简直要求要使一切共产破产，现在党应当组织中国革命，争取城市与农村广大群众，创造真正胜利的暴动条件，而立三对于这一任务的完成表示怀疑，而提出冒险主义的把戏。
他看到帝国主义国民党与白色恐怖的力量，但他不相信，中国工农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拥护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推翻反动统治与保持革命胜利。因为他是在绝望中去组织中国革命，所以将中国党引向冒险主义去，同时逼迫着共产国际要它也要走上这个冒险主义的道路。
立三路线是与列宁主义绝不相容的。必须铲除立三路线，才能使党有力量去执行组织革命的历史任务，创立胜利的暴动的前提。立三根本认为这种任务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是在对绝对的消极与冒险主义中间动摇着。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解决的任务。革命形势正在飞快的发展。党需要百倍努力的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以准备胜利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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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197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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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
（1973年11月12日）
主席：那个扩张主义是个可怜的，你们不要害怕。
基：我们并不怕他们。我们不时需要对他们采取像两个星期以前采取的那种强烈措施。
主席：不错。
埃及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说通他们。一个副总统沙菲，他就不信你们，说你们偏以色列。我说，不然，犹太人不是铁板一块，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并不跟任何资本家合作。
基：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
主席：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你看，你们在古巴把它一吓，它就滚了。
基：两次。第二次我们没有宣布。
主席：第二次是在最近。
基：对，那是在最近。最近他们企图在那里建立潜艇基地，我们把海军舰只开到那里去，他们就跑了。
主席：这个国家我就很怀疑，它要跟我们拉关系。通过卡斯特罗的代表团，那个团长叫罗德里格斯，率领6个拉丁美洲的共产党的代表团，代表苏联来说和。在这以前是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来说和，不要搞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
基：我记得他那次的来访。
总理：不是后来这一次，还要早。
主席：那是很久以前了。
总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基：噢。
主席：第三次柯西金自己来了。
总理：1965年。
主席：我就跟他宣布，要跟它斗争一万年！就是10千年——tenthousandyearsofstruggle（一万年的斗争）。我跟他声明，我们两家都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被你们封为教条主义，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也给你一个封号，叫修正主义。所以，咱们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次我对柯西金让了一步。我说，10千年，看在你亲自来看我的面子上，减少1千年。你看我多大方啊，一让就是1千年，onethousandyears（1千年）！（众笑）然后嘛，就是波德纳拉希，又通过他来说项，两次经过罗马尼亚给苏联说项。这一次我又让了1千年。（众笑）我的时间越搞越少！第五次，齐奥塞斯库再来，又提这个问题。我说，无论如何不行了，我不能再让了！（众笑）
基：我们知道苏联每一个位置。我们已经有机会和你们谈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主要看怎么算。
主席：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要对付太平洋、对付日本、对付中国、对付南亚，好几个国家。统共只有100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至少增加100万，或者更多。
基：不会的。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如果欧洲、日本、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在中东、在毛主席上次谈过的地区共同努力，就可以大大减少进攻中国的危险。
主席：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外蒙古，它就驻了兵。在赫鲁晓夫的时候，还没有在外蒙古驻兵。珍宝岛事件是在赫鲁晓夫以后。
总理：已经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了。
基：1969年。因此，重要的是，在此期间西欧、中国和美国需要配合行动。
主席：嗯。
基：因为那样它们就不敢进攻了。
主席：日本的态度也是好的。
基：很好。
主席：欧洲大部分态度也不错。
基：它们的态度胜过它们的勇气。
主席：主要是荷比卢那些小国。
基：荷比卢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如果发展下去，也会那样。
主席：我看德国还是西方的，不会跟苏联走。北欧的挪威很怕苏联。瑞典呢，有点动摇。荷兰呢，略倾向苏联。
基：那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并非出自它的信念。
主席：那对，而且他们在战争中很勇敢。他们是acountryofathousandlakes（千湖之国）。那个时候打得好苦，给苏联挖了一块，后头又退回去了，也是不好惹的国家。列宁格勒跟芬兰边界隔得太近。
主席：嗯。
谈谈台湾问题吧。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问题，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那就复杂了。我不相信和平过渡。你（指姬外长）相信吗？
基：是问我吗？噢，你是问他（指姬外长）吧。
主席：你（指姬外长）管外交的嘛。
一堆反革命，跟我们怎么能够合作啊？！我说，没有台湾也可以，100年以后再来。
基（笑）：噢。
主席：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
总理：现在有1600万了。
主席：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想不要100年。
基：对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会快得多。
主席：但是由你们定，我们不催。你们如果有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
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但是我已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在1976年期间完成这个过程。所以，问题在于找到一种使我们能够建立外交关系的方案，用它来象征我们联系的加强，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主席：可以嘛，就是这样一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主席：哎，一样！（众笑）
我们对香港也不忙，甚至对澳门我们都不触动。如果我们要触动的话，只要稍稍触动一下。那是从明朝起葡萄牙建立的一个据点。赫鲁晓夫就骂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连香港、澳门都不要。我跟日本人讲，不仅赞成日本要北方四岛，苏联在历史上还割掉中国150万平方公里。
基：我对建交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清楚的谅解，我们信守这一谅解，而且联络处正在进行着有益的工作。
主席：嗯。
基：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双方或任何一方何时认为象征我们之间的关系各方面都已经正常化是有益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找出某种方案，使这成为可能，但并不一定要这样做。
主席：我们跟苏联建了交，跟印度也建了交，就不那么好啊。还不如我们跟你们的关系，还要好些哪。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说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互相理解。我认为，我们双方对于实质问题是相互理解的。
主席：但是我们的主任跟你们讲大道理，什么华盛顿反对英国那一套。
基（笑）：他在几个星期之前给我作了一次大演说。
主席（点头）：哎。
基：但是这些话，过去总理也已对我讲过。
主席：那套话可以少讲。我们现在有个矛盾，一要支持阿拉伯各国反对以色列，二要欢迎美国来整苏联，使苏联不能控制中东。我们黄镇大使讲了支持阿拉伯这一条，就不懂得反对苏联控制中东这个重要性。
主席：我相信苏联要把欧洲抓到它这方面困难很大。有此野心，困难很大。
基：我认为要在军事上把欧洲抓到手很困难。如果他们企图这样做，肯定会同我们打仗。最大的危险在于苏联在这样一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在他们可以很快派遣地面部队达到的地方，如同他们在捷克所做的那样；或者对他们认为我们无法采取行动的地区，进行突然的空中袭击。
主席：就像对付捷克那样。这个苏联不像话！你对付捷克，用个阴谋，装作旅行的飞机，控制他们的机场，然后运兵。当作客机，其实是军队。一架飞机就可以控制他们的机场，以后就不断地去，使得捷克没有办法。
基：是的，确实如此。
总理：就是那天夜里。
主席：所以，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基：只要受他们威胁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就好。
主席：利用你们把两只脚陷在东南亚的机会。不能怪你们的总统，要怪约翰逊政府。
基：什么时候？利用机会做什么？
主席：就是到捷克。
总理：还有印度。
主席：那些东西我就不那么注意，那些小事，就是对埃及、对伊拉克、对印度都有所谓互不侵犯条约。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所以它要跟我们搞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不干。
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主席：我们这里有些人发议论，说你们丧失了时机，就是埃及赶苏联军事人员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帮埃及一手。（基脸红）但是我又想，那时候你们困难，你们两只脚都陷在东南亚那个坑里拔不出来。
基：主席先生，你讲得很对。当时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们的大选，第二是我们当时仍然卷入越南，我们不可能同时对付两个问题。
主席：这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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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党内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认识》（193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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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张国焘
（1930年12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0年12月21日《实话》第4期，署名：特立。
常常咒骂党的同志是怠工不动和动机主义，这是李立三的方法底一种特色。李立三所采用的那种手段，不仅是卑劣的，而且是极危险的。
我们很难看到，在世界任何一国内，有像中国党这样动员大多数干部与全体同志所干的勇敢的拼生死的残酷斗争。如果党内已经显然发生了一种停顿与混乱，我们就必须分析他的来源。特别是在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斗争情绪，在许多斗争中表现不但不是低落而正是高涨的现在，这种分析更是需要。
我们必须明白地，毫不含糊地指示出来，现在一般党员之所以徬徨无据，和党与广大群众关系之所以削弱，根本原因是中央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前在李立三领导下所定下来的致党的死命的路线。当着党的领导——像李立三的领导那样——在一切问题中采用着错误的政策，当着这种领导给予党以有系统的错误的指示和命令，当着这种路线取消了工会与青年团的组织的时候，那么，除了一般党员丧失那执行真正革命路线的有效方法以外，还有什么别样的结果？如果我绑起一个人的脚来，他怎么能够跳跃呢？
这种情形的改变，只有在理论上与行动上彻底的来肃清李立三主义，才有可能。三中全会完成了这种任务吗？我们应该说，没有。毫无疑义的，三中全会是曾经尝试，想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国的实际的情形来定下一个路线，以代替李立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不错，三中全会取消了那种条件尚未成熟就去暴动的办法，也取消了李立三独创的群众的和组织的路线。并且也已经把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
但是，三中全会这种建立一个正确路线的企图，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他对李立三主义取消了一个错误的调和态度。三中全会想取消李立三主义，但是一点也没有损坏它。三中全会企图根据国际的指示来定下的一个路线，但是并没有领导全党走到正确路线的途径，没有同直接反对共产国际的李立三主义作坚决斗争。这种错误的对李立三主义的调和态度的结果，使得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在党的工作上开始反立三主义的第一步。这是一种惯常的经验：只开半步的人，他决不跑路。
他还会怎样呢？李立三，他断定了“中国与全世界的暴动”。他用他的冒险的计划来“组织”（就是说，他不组织）党，他说，参加与领导一切罢工，一半是不可能的，一半是机会主义的。他把他的天然论代替了组织革命的真正的革命的路线。他说，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向前发展。李立三给了党一大捆钞票，但是都不能兑现，因为都是假的，在党内的结果就是党的崩坏。不去对党员群众解释这些是原则上的错误，不去解释李立三发行的假钞票，而且他的路线是反对共产国际的，三中全会不但不做这些事，反而说这条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
李立三对党说：“哟，现在全中国与全世界的暴动的时机到了”。三中全会说，不对。但是同时也不说，李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一致的路线。在这种含混状态之中，一般党员与党的干部怎能找出他的出路来？所以，三中全会在有些实际问题上的正确的决定也毫无结果，这有什么可怪的呢？
从这里看来，很明显地，我们必须在党内对李立三主义施行一番彻底清算，推动党来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任务。一切调和的企图想掩护李立三主义的任何部分，都是想把党拖住泥坑里的企图。因此，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很彻底的确定在理论上行动上反李立三主义的斗争的基础，击碎那些在三中全会尚占着统治地位的对李立三主义的调和态度，因此好毁灭那阻挡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障碍。
这就是党的目前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使党能够团结起来，队伍整齐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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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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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的谈话
（1973年2月17日）
主席：从前英国也有一个lord（勋爵）。反对你们杜勒斯的，是一个老爷，陆军，叫蒙哥马利，反对你们美国杜勒斯的政策。
基：对。
主席：他现在不反对你们了吧。那个时候，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咱们两家是仇人啊。
基：是以前的仇人。
主席：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我们方面的感情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主席：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有些大动作也没有。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说得很对。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
主席：有你下了命令，说总统要什么问题的材料，就有情报像雪片一样飞来。我们也不是宋翔，我们也有一个情报局，就是不灵。比如林彪的事，它就不知道。比如你要来，它也不敌。我看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说，1969年你们国务院一个中国科科长到日本去了。这篇文章在日本报纸上发表了。
基：我好像没有读到过。
总理：我们过去没跟你提过这篇文章。
主席：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主席：对。
基：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席：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主席：这不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主席：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主席：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总理（对主席）：帮助蓬皮杜，他（指基）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主席：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主席：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失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主席：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主席：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你们可能已从报纸上看到，我派赫尔姆斯到伊朗去，引起了许多猜测，说什么我的地位如何受到了影响。实际上我们派赫尔姆斯去伊朗，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个有才干的人管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波斯湾这个地区。而鉴于赫尔姆斯过去的经历，他是一个合适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能理解需要处理些什么复杂问题的人在这个地区工作。所以，我给他权力同所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打交道，但这件事不会公布。
主席：这些我们过去不大懂，对你们美国的事都不大懂，内政什么东西不懂，外交也有很多不懂。大概你们这4年，我们可以学懂一些。你们还有4年嘛。
基：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裁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主席：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译员：modeofacti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主席：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主席：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60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60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主席：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100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13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还有治外法权。
主席：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总理：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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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民众心目中的广东》（19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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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心目中的广东
张国焘
（1926年6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6年6月30日《向导》第160期，署名：国焘。
我会到许多广东以外的革命民众，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国民政府什么时候能够北伐，北伐能否成功？”为什么他们这样问呢？因为他们听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广东，人民似乎已经获得自由与幸福，而且相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族而反抗帝国主义的。他们自己却无日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反动势力的摧残和剥削痛苦万状，因此希望国民政府做他们的救星。许多并不同情革命的民众，稍微明白一点的，现有也不被反革命谣言所惑去相信广东会实行共产；他们所要问的，就是广东是否平静，政局是否稳定。因为广东以外的各省都扰乱不堪，民不聊生；到是广东统一以来，平安无事，因此他们对于广东也就渐渐同情起来。倘若广东的状况，还良好一些，那么，对于全国民众的影响还更大得多。全国工商界的资本都可以输入广东去开发实业；来往广东的商船，必能满载货物到上海等处，决不至空船漂海而回。广东良好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民众的革命勇气，至少增高十倍。全国民众希望北伐，必然若大旱之望云霓。真到北伐的時候，我们即不说全国民众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此种民众的同情，其影响北伐的效能；至少亦当过几师劲旅。但是怎样才能使广东的现状更为良好，这是一个很复杂而很重要的问题。
广东是革命势力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受帝国主义者及反动军阀蹂躏最甚的地方，社会现状极为纷乱。自国民党的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广东无日不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中，香港窥伺于南，卖国军阀环绕于北，反动分子蠢动于内；革命势力除了艰苦奋斗之外，并无和平建设的充分机会。现在吴佩孚势力伸张的结果，不但湖南的唐生智已经被他的武力所攻打，即广东亦已从各方面感到吴佩孚势力的压迫；广东若不准备应战，简直是坐待而亡。目前高唱入云的北伐问题，目的固然在于完成国民革命和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同时却也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无论是完成北伐事业，或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都必须先巩固广东内部。但是如何巩固广东内部，又是一个很复杂而又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若说到巩固广东内部，大家的目光似乎注重在北伐时广东要留多少兵力，才能镇压一切的问题。国民政府既然要一支大军实行北伐，同时又要有雄厚的兵力巩固广东，人民的负担未免就要加重起来。而且在准备北伐的紧急关头，解除人民疾苦的工作，政府领导亦不能十分注意。因此大家有意无意之间，以为要广东现状日渐良好，必然要减轻人民负担，注重解除人民疾苦的工作，要实行北伐，必然要加重人民负担，面且不能以全力注重解除人民疾苦的工作，认为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工作，其实不然，并不是负担加重；即使为完成国民革命，保卫广东的安全起见，人民负担如需加重一点，受多年革命潮流薰陶的广东人民，亦不至发生不安的现状。同时政府若不能整理广东政治，加重人民负担的结果，政府所得亦属无几，很难达到巩固广东内部的目的。
要晓得如何巩固广东内部及如何改良广东现状，就要首先知道广东人民的痛苦是什么。广东人民现在最感受痛苦的，第一就是土匪的骚扰，因为广东土匪是最多不过的。为什么广东的土匪这样多呢？广东的南边有三个海口——香港、澳门、广州湾，这三处本来是中国的地方，现在都归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盘据这些海口，当然是以掠夺中国人民——首先是广东人民——为目的。他们只有掠夺中国人民，才能培植他们的海口。而培植他们海口的方法有三样，枪械、鸦片和赌搏；那么，土匪就变成他们的重要主顾了。土匪在这些海口买得枪械，回到广东，大抢一番，又回到这些海口去将抢掠所得的金钱用之于烟赌，并带些枪械回来重新抢劫。如此循环不已，土匪的本钱固然用在这些海口，抢掠所得也就消费于这些海口了。加之香港历年利用陈炯明魏邦平林虎等反革命派扰乱广东，又留下不少的残兵散卒，流为土匪。广东既有三个制造土匪的外国海口，又加上残兵散卒之流为土匪者，那么，广东就变成土匪最多的地方了。土匪之在广东，简直是垄断河道，公然抽捐派税，弄得农民不能耕种，商买无法贸易，交通阻塞，民不聊生。而且这些土匪许多与反革命派勾结的，随时都想乘机倾灭国民政府。第二就是贪官污吏。这些贪官污吏，多半是躲在革命旗帜之下的腐败士大夫。他们对于除盗安良和整理乡村政治的事业，当然不热心执行，反而勾结土豪劣绅，鱼肉乡民，巧立名目，多方抽税。人民血汗多半流入他们的私囊。政府所得之捐税还不如贪官污吏之所得。这班贪官污吏简直是政府与人民中间的最大障碍物，有了这班东西，不但要加重人民的痛苦，即盗匪亦无法肃清。不多说别的，国民政府只要能够做到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这两件事，人民的痛苦至少能减轻十倍，政府的收入至少也要比现时增加一倍。不但人民的痛苦减轻了，广东内部也就巩固了。广东无土匪并无贪官污吏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民众真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欢迎北伐军，国民政府又事实上增加了一倍的收入，那么北伐也就易于成功了。
如何才能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呢？首先要有一批忠实而廉洁的革命分子，能有切实负起肃清土匪与铲除积弊的决心才行。广东有九十四县，三千万人民；统治这么一个地方，至少有一万个真正革命分子，分布各县各机关，办理各项事业。但是这一万个忠实而且廉洁的革命分子如何养成呢？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民党。国民党并不是没有，国民党也并不是不革命，而一班党员还没有充分的政治训练和彻底的革命化。要使多数党员获得充分的政治训练和彻底的革命化，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能够在最短期内所能办到的。但是我们仅仅指明这是最重要的事实问题。不然，革命党打到了广东，并不能把广东弄好，这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北伐军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肃清湖南的土匪和贪官污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样，那更为危险；而且广东有这班土匪和贪官污吏，广东内部又何能稳固呢？
我说这么一大篇话，不是不赞成北伐，而且我主张急于要北伐。但是这些问题，说明党是如何的重要。要是有一个有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北伐成功，其意义便是解放全国民众，革命政权必然异常稳固，否则，至少亦有些美中不足。但是如何才能养成一个有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第一，革命党人必须认定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没有党什么事情都办不到；第二，革命党人要认定什么都可牺牲，但是民众利益决不可牺牲；第三，一个党员要负担真正解放全国民众的责任，必须日趋革命化，一切不革命的分子决不能混进党中；第四，一切革命分子必须有合作到底的决心；第五，革命势力的真实联合比什么还重要。假使一个革命党没有上列的五项决心，必不能造成一个真正负担革命的群众党。没有这样一个党，革命不是不能成功，即是革命失其意义。二者都是革命党人所不愿意有的现状。
一般民众是从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看广东，他们是否同情革命和北伐，也是从这样地方着眼，而我们要满足人民的要求，又须从长期的选党下手。望革命的同志们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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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的谈话（1973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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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的谈话
（1973年7月29日）
【马里安·恩古瓦比（MarienNgouabi；1938－1977）是刚果共和国军事将领、刚果劳动党创始人，并且在1969年1月1日至1977年3月18日期间担任总统一职，任上更改国号为刚果人民共和国并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于非洲实现的理想，最后于官邸内遇刺身亡死于任上，得年39岁。】
主席：我对扎伊尔的总统说，那个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样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他说我这个话是实话。
因为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
恩：是这样。
主席（对总理）：过去关于缪勒尔和米都迪迪那些人，我们跟他们（指恩）是一致的。
总理：那时候他们也不赞成蒙博托和蒙博托以前的阿杜拉的统治。
主席：现在帮助南部非洲那些受压迫人民的，有你们刚果，有坦桑尼亚，可能还有赞比亚。他们帮助我们运武器。有时我们给一点经费。
阿尔及利亚过去同法国打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埃及，Egypt（英文：埃及），纳赛尔总统，请他把武器运给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党。
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东南亚各国这些共产党，我们都是支持的。请问，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呢？！
所以尼克松总统在这里，就在这个座位上（用手指恩坐的位置）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说大炮是要放的。
总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修、反，打倒美帝国主义！
主席（对总理）：最后你们达成协议，就是不要点名，不要点尼克松的名字，可以骂美帝国主义。
总理：昨天还讲了。（指宴会讲话）
主席：尼克松也说可以了。他的意思就是，只要第一，你不点我的名。
总理：第二，美国政府前不加很多形容词。
主席：他说你们加一点可以，就是要少。
说没有偏向，那是假的。我们是有偏向的。譬如在你们国家，我们偏向你们国家的人民同它的政府。过去偏向过马桑巴——代巴、努马扎莱、拉乌尔，后头就偏向你嘛。（对总理）也没有帮助在刚果推翻过什么政府？
总理：尤卢我们是反对的。
主席：啊，尤卢。
总理：最后他们搞那些瓦拉的活动，我们是不赞成的。
主席：这个尤卢还在吗？
恩：他已经死了，流亡在西班牙时死了。后来我们把他的尸体运回刚果埋了。
主席：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人的人，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你们跟美国有外交关系吗？
总理：他们断交了。
恩：没有外交关系，从1964年以来就断交了。
主席：我们也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互相设立一个联络处。
总理：他们那里（指刚果）是美国把大使撤走了。本来是有外交关系的，以后美国把大使撤走了，所以他们说，你要回来就自己采取主动，因为是你先撤的嘛。他们的道理还是对的。
主席：美国从刚果撤走大使馆，无损于刚果。
恩：是的。
主席：我看好处多一点。
主席：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主席：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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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192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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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
张国焘
（1926年2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6年2月10日《向导》第145期，署名：国焘。
中国国民党中，一小部分为谣言所惑的党员，时常叹息的说道：“自从共产党加入本党以后，引起党内重大纠纷。”不错，二年以来，党内纠纷是继续不断的。可是这并非孙总理容纳共产分子集中革命势力的遗旨有谬误，也非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妨碍了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发展；这乃是最少数落伍党员不明了革命趋势和不愿积极革命因而排斥新进革命分子之所致。虽然这一小部分党员不明了纠纷的原因及党的真相，为敌人多方的离间挑拨诋毁所蒙蔽；但是这两年来中国国民党惊人的进步，已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自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党的方面，中国国民党吸收了全国先进革命分子十万以上，国民革命的种子已散布在全国进步的民众的心中，国民革命的旗帜已为千百万民众不惜牺牲生命以奋斗的目标；在政治方面，广东反革命势力完全肃清，而且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国民政府和一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可谓全国民众的革命基础。
国民革命进行如此顺利，当然为敌人所深恶痛绝，百般破坏，而不肯一刻放松的。而且敌人的破坏是很巧妙的。他们知道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根本，他们就从破坏国民党下手。这种破坏方法，比用武力攻打革命势力还要厉害十倍。自从孙总理去世之后，他们就梦想中国国民党将从此瓦解，不但梦想而已，而且在行动上给了中国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许多绝大的打击。迄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集之前，他们还梦想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能举行；当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之中，他们又梦想第二次代表大会必定破裂。可是他们的梦想成了梦想。但敌人如何梦想，我们不去管他。所可叹者，即在中国国民党内，也有一小部分的党员，虽然他们没有蓄意破坏中国国民党的心思，或许还是以为爱护中国国民党的，可是在反动分子领导之下，谣言迷惑之中，他们在那里希望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能开成，或最好发生裂痕；甚至敌人或反动分子所捏造的关于广东政局的谣言也有意或无意的为之传播。这是何等重大的过失！但是现在事实证明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不如反动分子所预料。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到海内外代表二百五十八人，全国和海外各地所有中国国民党部都有代表到会，代表都是由全体党员所选举的。所以这次大会确系全国的代表大会，大会开会十九日，全场气象异常严肃，代表精神异常统一。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大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隶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之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进行这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大会。一切富言和决议，都在以至诚之意接受总理遗嘱之下，根据孙总理的主义和政纲，以最大多数的投票而决定的。宣言和一切决议的要点，读者自能领会，用不着多说，但是这次大会在革命史上的重要，不减于第一次大会，这是大家应一致承认的。
大会结束了以前的一切纠纷，制定许多实现孙总理主义和政纲的计划，而且大会代表全党立誓要于第三次大会前，实现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员诸君，和自命中山先生真正信徒诸君，对于第二次大会，采取若何态度？还是在第二次大会决议之下，一致进行孙总理所指示的国民革命呢？还是消极的怠工呢？还是在反动分子迷惑之下，继续反对正确的继承孙总理遗教的第二次大会决议呢？这是请大家平心静气思索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大会处罚西山会议几个最反动分子，还应宽大一些。但是就事实上说，已经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最大多数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根据全党的意志都以为不能再加优容。处罚反动分子或许宜宽大，但是党的威信亦是重要的。我们还是牺牲几个反动分子呢，还是牺牲孙总理艰难缔造的党的纪律呢？这几个反动分子虽然是老同志，但是为了全党的生存，也就不能不割爱了。
还有一些党员对于广东政局尚欠明了。他们不知道广东这个活泼泼的革命根据地，确系党中诸领袖和广东全体同志历经艰苦奋斗，才有今日，广州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依照总理的遗志遗教为指南的。广东的革命局面，一方面固然可以为北出中原的根据，一方面也还没有脱离危险之境。英帝国主义窥伺于南，反动军阀环绕于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潜伏于内。稍微明了一点大义的人们，都应极力爱护孙总理数十年经营的广东，并为这许多艰难困苦的广东同志分扰，尤其香港政府无时无刻不在图谋倾覆国民政府，武力攻打广州，只有全国党员一致动员抵抗，并急速促成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才能保证广东的安全。即使对于广东现状真有怀疑的地方，亲去考察一番，亦无不可。若取消极反对的态度，终有些说不过去。
大会对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依照孙总理容纳共产分子集中革命势力的遗旨，以诚恳和蔼的精神，加以讨论。在理论上，一致拥护孙总理遗旨；在事实上，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确能增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太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经此一番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又重新得着一层稳固的保障。
大会既然获得绝大的成功，当然为真实的革命者所欢欣鼓舞的。国民党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鉴于国民党的势力日增，基础日固，或者格外嫉视，因而加紧破坏，亦未可知。只要所有国民党左派——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都准备在第二次大会决议之下，牺牲一切，矢志奋斗的自能化险为夷。我们不知道为反动分子所欺骗的一小部分党员，将何以自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些在革命战线上的战士们，正伸出他们的双手，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着为同一目的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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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话节选（197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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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话节选
（1973年9月12日）
【乔治·让·蓬皮杜（GeorgesPompidou，1911—1974），法国总理（1962—1968）和总统（任期1969年至1974年，于任内去世）。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方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
主席：（对蓬）我这个人文化不行，不懂外交。
蓬：但是你很了解中国人民。
主席：了解一些，不完全了解。我年纪大了，搞了一些官僚主义。（对齐）也叫bureaucratism（官僚主义）吗？
齐：对，英文是bureaucratism（官僚主义）。
蓬：但是你过去也从事了很多活动。
主席：哎呀，打了二十几年仗了，把精力也耗费得差不多。我是一个小学教员。
蓬：我也是教员。
总理：他当过中学教员。
主席：我是primaryschoolteacher（小学教员），形势把我逼去打仗。那么要打呢，就打吧。一打就是二十几年。后头还跟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跟蒋介石打得多了。跟日本人打了八年。所以外国人到中国，现在这个时代比较难。中国人打游击战争可以。（蓬笑）
蓬：我曾有机会见到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们宣布自己是爱好和平的。我认为他们有理由现在成为爱好和平的人。
主席：我不信。
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蓬无可奈何地举手向天。）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peace（和平），不然就要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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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19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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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
张国焘
（1925年12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5年12月20日《向导》第139期，署名：国焘。
林森等召集的所谓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等四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五位候补中央委员。他们被开除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还有一篇开除凡属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宣言，也在号称党报的《国民日报》发表出来，连日《国民日报》又做了好几篇关于开除共产党员的文章。这个问题，因此值得国民党全体同志的注意了。无论《国民日报》如何掩饰，但是这次北京会议和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决议，其本身终有许多不合法的地方：一、这次北京会议不是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召集的；乃是由林森等以中央委员的个人资格召集；二、退一步说，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至少要有十三个正式委员出席，现在林森等的会议，除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候补委员沈定一、第祖权、傅汝霖等五人和并未参加会议的吴稚晖先生外，实际只有九个正式委员出席，根本不得谓之中央全体会议，更不得有所决议。三、再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的决议有效，古今中外，也没有中央委员开除中央委员的道理。
一个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除了他是叛徒的现行犯以外，中央全体会议，只能加以处罚，或停止他的职务，但是他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资格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是要留待全体代表大会解决的，中央全体会议断乎不可越俎代庖。杨希闵、熊克武、刘震寰等都是反叛的现行犯，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都只予以不得已和必要的处分，不但还没有正式开除他们，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和监察候补委员的资格，也未正式取消。可是未按法定手续而召集的和不足法定人数的所谓中央全体会议，居然开除九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开除汪精卫先生党籍六个月，这是何等反常的举动。
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根据：在国民党方面，由总理孙中山先生允许于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于后，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在中山先生指导之下，又重新制定“凡属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如何，本党均应集中而包括之”的决议；在共产党方面，也由屡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共产党为集中和扩大国民革命势力起见，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山先生认定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国民革命的共同倾向，所以坚决主张国民党须包括为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属性的真正革命分子。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如此看来，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肯容纳共产党员和共产党自愿加入国民党，都是赤胆忠心为着革命，也是磊落光明的行为。如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于革命前途真有不利，在国民党内又是引起纠纷而阻碍革命工作，亦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加以善意的讨论而决定之，方为合法。在共产党方面，为两党前途计，当然也要重新考虑。林森等这种不合法和急剧的举动，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是否能得到全体国民党员的信用，都失了居在一个政党领袖地位的常态，不但违反中山先生的遗旨，于党于国亦是有损无益的。
林森等的宣言和《国民日报》的论文虽然都声明仍认共产党为友党，可是不断的说：“共产党是营寄生生活的”“共产党是没有党德的”“一个跨党党员要忠于国民党，便背叛于共产党，要忠于共产党，便背叛了国民党”“团体是有排拒性的”……等等挑动感情的议论。但是共产党员并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用不着促进这些反对共产党的感情。这种宣言和论文出现以后，徒使一些党员，在这南北革命潮流都在激进中间，放弃积极的革命事业，专门进行挑动感情的工作。就是一些反国民党报纸，也用冷嘲热笑的口吻，幸灾乐祸的心理，大肆其破坏的阴谋。这不但妨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就是孙中山先生之灵，也是很痛心的。
一个共产党员，假使他没有阶级的觉悟，只顾参加国民革命，不愿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很高兴的让他做一个不跨党的国民党员，丝毫没有吝惜的。一个国民党员，假使他进行国民革命，同时又愿意负担为工农阶级争斗的特别使命，不但是国民党所不能阻止的，而且是国民党所不应阻止的。阶级争斗不但不破坏各阶级共同需要的国民革命，反而只有促进阶级争斗才能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阶级实际参加国民革命。工农阶级的分子须是一个阶级觉悟者，才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他才是一个真正国民党党徒。老实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的，目前两党的革命工作，更是完全一致的。三民主义之中，再加上一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是一个真正国民革命者。可是于信仰三民主义之外，加上一点老腐不革命的习气，或是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的心理，或是违反中山先生革命方略的行动，或是具有争权夺利的欲望，或是悲观叹息的无勇气，可就不是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了。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诸领袖明知共产党确有共产主义的坚决信仰，为集中和扩大国民革命势力起见，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最高党德的表现。共产党员为同一目的起见，不惜加入国民党，自愿受国民党纪律的约束，也是最高党德的表现，都是稍怀私见和热心革命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开除，未免太不顾中山先生意旨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革命的前途了，这是我前面已经说明过的，若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不守纪律，也须事实证明。在这两年中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不但到处为国民党扩大党势，努力国民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不少的同志，已经为国民革命而死难了。我们是为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既没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的野心，也没有垄断国民党党务的阴谋。到因为革命潮流太紧张了，我们有时力量不及，不能如量为国民党服务，到是很觉得惭愧。这不是信口瞎说，都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我个人就是一个例。虽然挂了一个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空衔，国民革命的工作到是做了一些，可是国民党机关内的工作，却是没有做过，倒是十分抱歉。就是其他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没有钻营饭碗的，总算都是为革命而来，也可告无罪。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才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同志手握着手来革命，哪有仅去包办革命工作的道理？不但欢迎国民党老同志和我们一块合作，尤其欢迎国民党的青年同志来和我们一块儿革命。我也承认，有些共产党员，因为幼稚的缘故，在国民党内工作有些错误，或是态度不好，但是在许多错误中间，他们有一样好处，就是不避艰难困苦的干革命。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的组织，不错，是有的。可是这个党团作用，是特别督促和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同志们在国民党内特别努力革命工作。所有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只有积极赞成，从没有掣时过，所以这个党团作用，不但与国民党无损，而且是与国民党有益的。
我希望忠实的国民党同志们不要自视为圣明天子，以归化的夷狄视共产党，我们兄弟般的于中山先生和我们共同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工作好了。我更希望林森先生不要面对大众说：“无论北政府南政府都是一样靠不住……”，邹鲁先生不要终日坐迫鹿钟麟压迫北京民众的示威运动和发表挟嫌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汪精卫同志是代表国民党执掌国民政府政权的人物，开除他的党籍和停止他的职务，不啻摇动国民政府的基础。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是孙总理历年来和最近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多英勇奋斗的同志屡经血战得来的，绝不要去勾结外敌和反动者去破坏了。上海这些好好的党部，不要打得粉碎呀！尤不要指挥热心革命的同志说：这件国民革命工作，是共产党发起的，我们真正三民主义信徒不要参加呀！张静江同志的劝告，全体国民党同志都必须平心静气去接受呀！假使有人不顾一切，走这条相反的道路，他不但是自杀，而且糟踏了总理孙先生，那么，凡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为国民党和革命的前途计，就要毫不客气的和他奋斗。
最后，我要慎重声明的是：国民党内纠纷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障。我们是愿意和一切忠实的国民党革命分子，长久合作的。林森等的决议是对于我们没有影响的。一切困难问题，须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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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谈话节选（197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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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谈话节选
（1972年7月10日）
【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1886－1963）是一位法国政治家，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以他名字命名的舒曼计划为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他和让·莫内一起被称为“欧盟之父”。他出任了欧洲议会的第一任议长。】
主席：我这个人名誉不好。杜勒斯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苏联也骂我，叫作教条主义。你看我怎么得了呢？
舒：我自己过去学过历史。毛主席在世界的历史上能找到没有挨骂的伟人吗？伟人总要挨骂的，否则就不是伟人了。
主席：我不算伟人。
舒：你自己证明你是伟人，因为尽管有各种人骂你，你还是继续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主席：没有完成多少。
舒：改变了世界。
主席：没有改变多少，改变了一点，十个指头改变一个指头。把这个北京改了一改。最近我们又把一个姓林的，叫林彪，也把他改造了。（笑）
总理（笑）：不知你听说了没有。
舒：听说了这个人。
主席：（对总理）：你们要发一个通知。
总理：看到文件了，在搞。
主席（对舒）：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他专了两天半的政。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1970年8月23日一天，24日一天，25日半天。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
舒：这就看出这滴酒精的威力了。
主席：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1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想到苏联去。现在中国人骂他作卖国贼！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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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19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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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
张国焘
（1925年11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21日《向导》第136期，署名：国焘。
五卅运动还没有完结，国内战争又开始了。在每次战争中间，人们总要受极大的损失和痛苦；多一次战争，就须多受一次的损失和痛苦。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百数万的紊乱，没有法子生存，如是不得不把身子卖给军阀去挡枪弹。军阀们只要拿出七、八元大洋，就可以雇佣一个兵士，为他们自己的私利而战争。可是这些兵士也一样是好好的老百姓，只因为太穷苦了，所以被军阀们大批地送到前线去丧失了生命，兵士们的父母妻子从此也就变成最可怜悯的为军阀的牺牲者。在战争中间，不但商业停滞，商人们不遭强捐勒索，就被焚杀掳掠。学校不但因战事停顿，学校还要被军队占领，学生也要被驱逐了。农民工人一面要受战时生活昂贵的痛苦，一面还要促去前线送命。每一次战争中，不知要丧失多少生命，孤儿寡妇，遍地皆是；繁华都市和农民区域，都夷作战场，因此人们对于战争恐怖极了。人们没有不厌恶战争而祈祷和平的。所以每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总见一片裒求和平的声音。
可是和平是哀求不来的，民国九年的直皖战争和十一年十三年的两次奉直战争，人们何尝不哀求和平，可是战争依然的继续下去。假使人们只知哀求军阀间的和平，那么，和平永无实现的一日。人们对于战争十分厌恶，对于和平屡次哀求不得或者觉悟得时机已经到了。人们会慢慢地想到怎样制止一切战争和获得永久和平的方法。
人们既然要避免军阀战争的蹂躏，就得追求战争的原因。这次战争是五卅运动所促进的。为什么这次反奉战争是五卅运动所促进的呢？要明了这个因果关系，就不得不追述已往的事实。当五卅运动初起的时候，民众何等热烈，声气何等浩大，迫得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和北京政府开始谈判，准备让步；可是奉系军阀自告奋勇的向英日帝国主义者投效了。遣派大军驻扎上海，从事压迫民众运动。因为奉军开到上海的结果，就引起奉系军阀和孙传芳之间的剧烈冲突了。帝国主义者看见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勃兴，如是恐惧极了，因此一面就想把大宗款项和枪械供给他们的刽子手张作霖，遂引起直系不可忍耐的危惧；一面帝国主义者又记起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关税会议，想借此缓和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在经济上略示援助他们的工具段张，而以段张压服民众运动为交换条件，可是这又使直系眼红起来。关税会议不啻是帝国主义列强抛下的一块骨头，这块骨头既引诱着段张尽量压迫民众，复使奉直两系军阀为这块骨头而打起来。这真是帝国主义残害中华民族的妙计呀；有了五卅运动，便有帝国主义利用段张的阴谋毒计，有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毒计，就有这次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卅运动促进了这次的反奉战争，换句话说，这次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毒计对付中国民众所酿成的结果。
帝国主义这样阴谋毒计的酿成中国内乱，压迫民众运动，内乱虽然被他们酿成了，可是民众运动到底被他们压服了没有？没有，五卅运动并没有被他们压服，不过由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进到国内战争的时期了。只要看看全国民众的反奉运动和北京学界反对关税会议以及上海市民反对泸案重查力争自由种种运动，就知道五卅运动还没有完了。
但是这次战争的发动，是由于□□□直系战争的目的：一、是抢夺帝国主义抛下的骨头；二、是报复去年战败的旧仇。假使这次战争一面是奉系，一面是直系，再没有其它分子参加，那就简直是军阀间循环式的报复战争。可是反奉方面，并不止直系，还有国民军国民党和民众势力也站在反奉的一方面。而且在实力上，直系不过共有十多万军队，国民军有四十万，就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也有十多万精兵，再加上全国一致反奉的民众势力，所以在客观上看来，反奉战争中国民军国民党和民众势力是毫无疑义的宝力军，直系不过是这次战争的导火线罢了。国民军不但表同情于民众反帝反帝国主义立场，且能给予民众以相当的自由，国民党的军队，更是唯一拥护人民利益的国民革命军，民众也愿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后盾。这次战争，既然一面有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党做主力军，一面又是帝国主义刽子手的段张，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所不同的。
在民众方面，虽然有反奉的浓厚情绪，可是一班小商人和一部分的教职员与自由职业者，看见五卅运动的表面消沉，不免悲观失望，表示对内对外的妥协心理，甚至哀求和平；就是素称热烈的学生，也多有回到学校里埋头读书去了。但是只有反奉的心理是不够的。就是热烈的徒手示威运动也是不够的。五卅运动以来，无论谁都有一种热烈的反帝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刽子手的奉系军阀。可是帝国主义是全副武装的，又有奉系军阀做他武装刽子手，要打倒他们，就得实行武装的革命。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再说民众对于这次反奉战争，若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那么，你怎样痛恨奉系军阀，奉系军阀还是打不倒的。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打倒奉系之后，代之而起者又是军阀，军阀一日存在，战争就永无已时。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积极参加战争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
读者诸君，五卅运动还没有完；我们要利用这次战争的机会，成为武装民众的机会，使示威游行的五卅运动成为武装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使向军阀要求自由的运动成为民众武装保障本身自由的运动。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唯一出路，这也是革命民众的必经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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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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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谈话记录节选
（1973年11月2日）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GoughWhitlam，1916年7月11日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出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维力瓦选区的工党（ALP）籍政治家，为第21任澳大利亚总理。1972年12月21日，在当选总理后的数周内，惠特拉姆实施了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举措，奠定了中澳建交的基石。这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封闭当中但又试图摆脱这种孤立的时候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惠特拉姆又被人们尊称为“中澳建交之父”。】
总理：你（指惠）最近遇到的邓小平副总理、徐向前副委员长过去都是军人，现在都算文的了。
惠：我这次访华见过多次的副总理……可能我用词不当，如果我讲话笨拙或者不确，请您原谅。他（指邓小平）在1969年九大的时候失宠了。但在1956年八大时他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有趣的是，十大时，他又恢复到如此高的地位。
主席：因为九大的时候，实际上是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十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惠：1971年我来的时候，林彪的问题已经解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英语地区曾引起很多猜测。
主席：1971年9月，他自己跑掉了。其实林彪这个人，我跟他打交道有几十年了，合作的时候也有，很少，对立的时候很多。他是亲苏联的。他准备搞政变。
惠：噢！嗯，嗯。他背后是不是苏联？苏联支持他吗？
主席：总的说是这样，具体细节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他没有出路，向北面去。这就是一个证据。
总理：后来发现的文件也证明他联苏。要中国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
主席：打日本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他在苏联。在苏联发表文章，拥护蒋介石，根本不理共产党。
惠：是的，作为局外人，从书中读到俄国早从二十年代起就对中国共产党发生有害的影响，这使人感到这是悲剧性的，即早在20世纪20年代，俄国人就不帮助中国共产党，而只是进行干涉或者压你们不让执行自己的政策，采取自己的行动。
主席：它扶助中国党内的一个小派别，领袖现在还在莫斯科。
惠：那是谁？
总理：王明。这个小集团是在苏联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形成的。当然后来国内也有人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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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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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节选
（1974年2月25日）
【胡阿里·布迈丁（HouariBoumediene，1925～1978）阿尔及利亚国务活动家，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总参谋长，独立后的首任国防部长，1965年发动不流血政变废黜本·贝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1976年任总统。任内大力发展经济，实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在伊斯兰世界中反美反犹，是第三世界和北非的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主席：你看欧洲安全会议的前途怎么样呢？
布：欧洲安全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提错了。我们的观点是，安全问题不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地中海的确介乎欧洲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欧洲安全问题和地中海联系在一起，所以关系到中东，关系到阿拉伯世界。
主席：就是。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
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获得真正独立。不仅阿拉伯国家，而且欧洲国家，都要摆脱出来。不容易解决，但又不是不可能解决的，主要取决于有关国家有没有这个决心。
主席：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多少个国家，三十几个国家。
布：一切都取决于利益。
主席：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布：我们认为只要哪里有美国人和俄国人，哪里就有分歧。当然，我不知道最高级领导人之间是否已达成某种协议，所以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
主席：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
布：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主席：我看会打仗。
布：是热核战争吗？
主席：那还不能定。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我的看法。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
布：我能向毛主席提个问题吗？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
主席：准备打仗！
布：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
主席：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
布：对不起，我插一句话，有人说还有中国。
主席：有南亚、有中国、有日本、有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我跟法国朋友讲得多了，要他们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快三十年了，再有三十年不打仗就是六十年了。
布：是否在你看来，战争一定是周期性的？
主席：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布：尽管美苏间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但苏联竭力想赶上美国，这是否构成美苏接近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的人民都钦佩中国，但是它们都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面对美国人和俄国人，中国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主席：准备它们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的和平，六十年，可见得第二代人，他就不讲了。
布：你是指我们这一代，还是指她（指唐闻生）这一代？
主席：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过了三十年了。再有三十年，就是六十年了。
（对齐宗华）你们的讲法跟英国人的讲法有很大的不同呢。（按指法文同英文中“六十”的讲法不一样。）
（对布）这个问题，我提给你和你的朋友们作为参考。总而言之，我不相信所谓持久和平。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有一位你们最初的领导人到过北京，叫什么名字？
总理：阿巴斯。
布：阿巴斯是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他还活着，经营药店。
总理：他的年纪比较大了。
布：是的，岁数比较大一点。他是革命某一个阶段的代表。他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并公开宣布这一点。他现在身体很好，还在工作。
主席：今天你们还有什么事啊？
总理：今天谈了两个钟头，他谈得多。
主席：今天你就休息吧。每一天也不要过于累了。
布：我想不会太累。我来就是为了看望你，同你谈一谈，看望一些老朋友和中国人民，并且了解你们的巨大成就。今天我能够认识你，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主席：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你可以了解了解。（对总理）大概跟他们的水平差不多吧。
总理：按人口比例比他们的水平低。
主席：比较低。
布：我们要落后得多，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向你们学习。不仅是物质方面，还有别的方面，人民的经验，这是最主要的。
主席：经验嘛，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
布：主要是你们的作法好。
主席：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我们这个教育老是不大好，叫他们两方面都介绍，往往办不到。
布：我想，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进行这种革命中的革命。
主席：也难说呢。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看呢，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尾把日本、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布：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们认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事，就是中国站了起来。第三世界的国家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
主席：这个问题可能如此，但是还要等待以后的历史学家来评论。
总理：中国革命也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又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布：我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知道主席是否同意我这个看法。很抱歉，我提的问题太多了。
主席：我跟你的看法一样，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今天谈到这里，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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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致威金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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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张国焘
（1923年11月16日）
亲爱的威金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自己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六）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九）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不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政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仅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们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的任务，即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六名代表参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六名代表中，三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我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六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像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晌。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二、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为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为其反对直系的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得到王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会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了一部份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一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物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所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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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如何反对铁路共管》（192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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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对铁路共管
张国焘
（1923年8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3年8月22日《向导》第37期，署名：国焘。
临城事件发生的结果，列强势必趁火打劫，由中国人民身上敲诈一笔横财，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了的。果然，最严酷的铁路共管案，已于目前由外交团护路委员会预备好了，不日就要向北京政府提出。该案不但指明列强要共同掌握已成未成之全中国铁路警察权，并须连带管理全部铁路财政权和运输权。我国人处此全国铁路将亡未亡之际势非护路救国不可。
但是我们处在北京卖国伪政府之下，怎样护路救国，怎样才能达到护路救国的目的，这是我们目前最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京卖国伪政府，不但为我们所否认，而且日夜处心积虑，势非将他推翻不可的。如果我们现在去督促北京政府力争外交，简直是承认和巩固北京政府的地位。我全国人民决不可因争外交的缘故，便认贼作父。而且北京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是不待列强压迫便自动卖因的传统外交政策，这次不待外人要求，首先任命曼德组织铁路警备队，开门揖盗，便是铁证。北京政府若存在一日，便卖国一日，因为他专靠卖国以生存。国民如为外交问题与北京政府合作，岂只认贼作父，抑且延长北京政府之卖国生命，促成他多多与卖国家利权呢！
列强这样协以谋我，北京政府又不可靠，那就只有靠民众势力以救危亡。但是如果我们和前几年的活动一样，由全国各团体各自单独打几个代电，开几次会议，效果势必又等于零。就是举行几次无组织的国民大会或示威运动，效力一定也不大。我们并不能说民众团体没有势力，只是民众团体的组织还未强大，而且没有全国民众势力集中的有力团体，起来号召全国民众为系统的救国运动。
因此为护路救国起见，难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个国民会议组织成了，才能在全国各城市举行有组织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表示民众的公共意志，和爱国热忱，并因而吸引更广大的民众加入运动。国民会议如果变成了全国民众的中心团体，那么，国民会议才能做全国民众的武器。而全国民众才能应用这个武器，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国民会议，我们虽然有十二分的爱国热忱，如何能够反抗目前最紧迫的铁路共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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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与第一手资料的对决——答杜应国先生（施用勤，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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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与第一手资料的对决
——答杜应国先生
施用勤2007年
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手托洛茨基》在《21世纪》（网络版）上刊出9个月后，杜先生决定反击。然而他不在史料的基础上与笔者过招，把他的争论降到诡辩、玩弄文字游戏的层面上，令笔者为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杜先生说的非常自信，认为我的文章不值一驳，只要把他的大作《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与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放在一起，读者自会分辨是非曲直。然而看他的反驳文章，笔者感到的是急切的报复心理，狡辩多于说理，曲解多于对史料的客观解读，表面的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理直气壮，其实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拙文所说的“双重曲解”并非像杜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他在斯大林时代对托洛茨基的“第一次曲解”的基础上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第二次曲解。拙文指的第二次曲解是在告别革命时代对托洛茨基的曲解，还特意指出《领袖三部曲》的作者德·沃尔科戈诺夫。进行第二次曲解的也是一大批人，国内外都有。杜先生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令人敬佩，只是这个责任他独自承担不起来。何况杜先生所用观点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布哈林热以来形成的观点，严格来说是属于第一次曲解的产物。莫非杜先生也想把第一次曲解的责任也承担过来？笔者没有把任何一次曲解的责任推给杜先生，只是说他的大作是这双重曲解的影响的产物。
杜先生指责我没有准确地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原话，笔者在此想稍做解释。一是因为杜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网络上，我没有打印出来，也没有把我认为值得商榷的话剪贴到拙文中，并非是我蓄意歪曲杜先生的话，只是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搞相关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我知道杜先生的观点出自何处。虽然不能保证一字不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另外，既然说的是“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我更主要的是反驳对托洛茨基的双重曲解。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向杜先生道歉，因为拙文是直接回应杜先生的，确有把别人的表述方式强加给杜先生之嫌，此外，杜先生在转述这些观点时，毕竟下了工夫，我没有逐字引用他的话，对他的劳动有失尊重。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是怎么曲解杜先生的，我只举一例。拙文说，联系到托洛茨基是在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建议被否之后才不得以求其次，就更没有理由说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独裁者的嘴脸，若是他在权力角逐中获胜，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杜先生驳斥说：“笔者在比较分析斯托两人的性格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喜好。’……归结道：‘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什么样——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白纸黑字，明明是一个不确定的语式判断，怎么在施先生笔下就变成了‘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了呢？”“再说，笔者在这里强调‘铁腕人物’，而不用‘独裁者’。一是因为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独立执政的经历，因此不好妄加推论……”笔者不禁要问，杜先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据正常理解，“铁腕人物”不是杜先生这句话所要强调的，它无非是杜先生所要推论是“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洛茨基“会是什么样”的论据，而且还给出了答案，“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与斯大林基本一样，但不完全一样。换言之，就是大同小异。决不会是用已经确认了的“铁腕人物”的事实来强调托洛茨基在“大权在握后”仍是铁腕人物。既然杜先生说托洛茨基“没有独立执政的经历，不好妄加推断”，那么“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什么样——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又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在“妄加推断”他“一旦大权在握后”“会是什么样”吗？也就是说，杜先生的这句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推断托洛茨基“一旦大权在握后”的状况，前边的“铁腕人物”云云，都是为推断“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什么样”服务的。笔者与杜先生区别的绝不是“不确定语式推断”和确定语式推断，而仅仅是杜先生说的是“不难想象”，而笔者说的是“肯定”，杜先生说的是“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而笔者更直接地点出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独裁者”而已。现在为了指责笔者曲解他，硬说是他的话是在强调托洛茨基是“铁腕人物”，托洛茨基“没有独立执政经历，不好妄加推断”。莫非杜先生真是头脑混乱到连自己要表达什么都弄不清楚了吗？还是为了用诡辩术在枝节问题上制造论敌“随心所欲地改变对手的话意”，使读者对笔者的论述和论据产生怀疑，而故意曲解自己的话？
既然杜先生再次把问题引到这里，那就还应该把看看这两个“铁腕人物”和“发号施令”是否完全一样。按《现汉》的释意，“铁腕”一词的意思是强有力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人都是铁腕人物。但在如何使用“铁腕”上和铁腕的由来，二人却有天渊之别：斯大林是靠高压和恐怖手段，而托洛茨基靠的是启发、调动人的积极性，靠的是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在他领导下取得的胜利而形成的威信。杜先生在两人都喜欢大权在握中看到的是两人的一致之处，而列宁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手中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感到担心，而对在内战中手中掌握无限权力的托洛茨基不仅毫不担心，而且给予无限的信任，列宁预先给托洛茨基签署信任状，并在空白的信任状下写道：“同志们：鉴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对革命事业胜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并且说：“这样的信任状您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1]
说实话，我确实不想写反驳文章，是因为对杜先生解释他的话的真实含义不应该是历史问题论战的内容，不愿意在杜先生把这场论战降到的诡辩层面上进行论战。但我还是比杜先生更快地做出反应，立即写了反驳文章，倒不是因为我缺乏自信，不，我同样希望不仅将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与杜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放在一起，而且希望将这四篇都放在一起，接受读者的评判。我担心的倒不是拙文会在网络上消失，无法与杜先生的大作比较，因为我的相关研究文章及译作都在网上，时间最长的大概有三、四年了。我担心的是，这个话题说的是近80年前的事，年深日久，再加之如此漫长的岁月中盛行于世的是对托洛茨基的曲解，所以了解真相的人不多。根据我多年的研究经验，顺着流行观点说，很容易顺理成章，想把这类观点推倒重来，是十分困难之事。更何况像托洛茨基这样遭迫害、曲解、诬陷达数十年之久的人，在革命大行其道时，他被诬蔑为反革命而遭到妖魔化，在告别革命时代又把他当成革命狂人，再度进行妖魔化。要把他的事说清谈何容易。杜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例。
由于杜先生对拙文的反驳主要集中在工会问题争论、新经济政策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态度上，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有关，也是对托洛茨基双重曲解的一个焦点。因此笔者的答复重点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其他枝节问题就不赘述了。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工会问题杜先生着墨最多，笔者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也不得不多写一些。
在工会问题上，杜先生以为抓到了笔者的致命伤，立即搬来了重武器，想把笔者置于死地。可能他在想象中已经看到笔者被他打倒在地，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得意之余，他还幸灾乐祸地指点笔者“仔细品味一下原文的含意”，让我“再去读读列宁在争论期间写下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等文”。如此强有力的论据，居高临下的火力，恐怕笔者只好认输了。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杜先生意犹未尽，又就笔者在工会问题上的“知识性错误”洋洋洒洒地说了一通。
杜先生指定要笔者“仔细品味”的托洛茨基的两句是：
国民经济又在绝境中挣扎了整整一年，这种绝境加剧了我与列宁之间的分歧。[2]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性冲突。党内爆发了一场争论，但是辩论题目是不合时宜的。[3]
在这两句话里，杜先生品味出了列宁在考虑上超越战时共产主义，而托洛茨基的考虑还停留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框架内。
笔者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完全不同。工会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和是在这条死胡同里引起的，这条死胡同不是超越还是坚持战时共产主义，而恰恰是没有被超越的战时共产主义。而此后的一年内，指的正是在托洛茨基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后的一年内。第二句话中的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指的也是在工会问题上的对抗，也不是在超越还是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上的对抗。更令人奇怪的是，杜先生竟在这句话中品味出了“并最终承认，由他引发的‘这场争论是不合时宜的’”。“这场争论是不合时宜的”说的是不应该对工会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托洛茨基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但辩论的题目却不合时宜。当需要讨论如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时，党内却在讨论应该以什么速度进行工会国家化；当经济崩溃迫在眉睫时，党内却在热烈地争论‘共产主义学派’的问题。”[4]杜先生指责我对托洛茨基的话断章取义。我斗胆问一下，这难道不是断章取义吗？或是杜先生在双重曲解的影响下形成的、能凭空品味出原文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味道来的异乎寻常的品味能力，损害了他的正常的理解力和逻辑判断力？
看来，这件重武器是不能对笔者造成伤害了。不过不要紧，杜先生手中还有一件更致命、更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列宁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也就是那些他要笔者好好读读的列宁的那些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只字提到杜先生品味出的超越和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不同意托洛茨基的工会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批评，也不是列宁的最后定论。过了几个月之后，列宁把杜先生赋予如此重大意义的这场争论称为“致命之症”的“狂热病”，为它把党的力量消耗殆尽而痛心不已。如果真是事关重大原则的争论，列宁会把它称为“致命之症”的“狂热病”吗？现在请读者再来判断一下，托洛茨基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与列宁的最终评价是一样呢还是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它是不合时宜的，新经济政策使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而列宁称它为“致命之症”的“狂热病”。如果说二者之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列宁的评价更尖锐、更致命。列宁对这场争论的最后定论不知杜先生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我倒宁愿相信杜先生是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只是今后在争论中要更慎重一些，不要急于攻击对手，先尽量多地掌握相关的材料，以此来保证自己攻击论敌的武器是有效的，真的能把对手置于死地。否则，它会像没有击中目标的飞去来器一样，会重重地打在使用者自己的身上。如果杜先生是知道了不说，抱着侥幸心理，想蒙骗读者和对手，那就另当别论了。
还需要指出一点，那就是“考虑超越”并不是列宁的考虑，而是杜先生替列宁考虑。与新经济政策类似的提案托洛茨基早在一年前就做出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是如此严峻，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已是刻不容缓，而列宁仅“考虑超越”托洛茨基一年前就实际超越了的东西就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且还不是直接“考虑超越”，而是拐弯抹角地通过工会问题的争论，需要具有杜先生这样超常品味能力的人才能品味出的“考虑超越”。这到底是颂扬列宁呢，还是贬低他呢？
我顺便在这里回答杜先生对我的另一点置疑：列宁在其遗嘱中是否在经济、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边。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合作的几年中，他们之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观点一致之处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为数不多的分歧中，像在工会争论中一样，列宁最后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托洛茨基接近的例子并不少见，他对托洛茨基的抨击对象的抨击甚至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1920年初，托洛茨基提交“新经济政策”提案时，列宁不仅自己反对，还说服其他人一起反对。一年后，他本人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托洛茨基在提出计划经济方案时，列宁在其致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一张便条中尖刻地嘲弄说：“我们穷得像叫花了，像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乌托邦’。”[5]可在《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力》一文中，列宁写道：“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专家研究表明，在秘书手写的此信的影印件上，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的限定语。[6]也就是说，列宁在这方面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两位领袖对工农检查院的意见。1920年，托洛茨基就抨击工农检查院，指责它的检查办法毫无效益，纯属浪费时间。而列宁当时对通过工农检查院的监督遏制政府工作人员的无能和腐败抱有希望，所以为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辩护，认为托洛茨基攻击工农检查院是在泄私愤，并因此而感到愤怒。[7]而两年后，在列宁本人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对工农检查院的抨击远比托洛茨基对它的攻击更加严厉。对最后导致列宁要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的格鲁吉亚问题的态度，列宁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同志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指控。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是意气用事。1922年10月列宁病愈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持斯大林，谴责格鲁吉亚人。[8]
我之所以在此回答杜先生以离题太远为借口而不予详述的置疑，是因为杜先生在这里又玩了一个小把戏：离题太远只是个借口，它无非是让杜先生可以不战而胜的武器，仅一个藏头露尾的置疑，就能让读者感到他手中掌握着充分的反驳笔者的材料，只是因为离题太远，不说罢了。
紧接着杜先生又说，除了“整刷工会”、“拧紧螺母”之外，不知道托洛茨基还有什么经济政策。杜先生对托洛茨基了解不多，这在他的这两篇文章中充分暴露出来，他不知道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也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嘲弄的口吻和咄咄逼人的架式，或是想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底气不足，或者干脆就是无知者无畏的表现。杜先生不应该不知道，最早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就是托洛茨基，后来使他备受指责他的计划经济思想，他的工业化方案。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实则是他的加速工业化的纲领。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接下来就工会问题谈谈杜先生的理解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笔者的论点是：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不是超越废止和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争论，而是在保留战时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工会的地位和任务。因此，拙文说“这两种考虑（指列宁的政治考虑和托洛茨基的经济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下只能各执一端，顾此失彼。”杜先生却说：“而恰恰是这句话不经意地透露了作者试图抹煞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根本性的判别：列宁的考虑已经超越了战时经济政策的框架，而托洛茨基的考虑却仍局限在战时经济体制之内”。杜先生不同意拙文的观点在情理之中。可这句话——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下只能各执一端，顾此失彼——怎么“透露了作者企图抹煞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大差别”？杜先生在此又在玩弄诡辩术，明明是他的观点，却要由笔者的话中“透露出”。我实在看不出，它与我的话有什么关系，是怎么从我的话中“透露出”的？这二者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拙文在引用了托洛茨基的相关论述后说，“说的够清楚了”。然而杜先生却厉声问道：“不知道是‘够清楚’地表明了托氏与列宁完全一样，也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建设已经来临，需要适时地中止战时共产主义呢？还是恰恰相反？”这还是杜先生的花招。要说清楚这点的是杜先生，笔者要说清楚的是笔者的观点，没有义务论证杜先生的观点。
杜先生反复强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超越还是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争论，他的依据一是“和平建设”，另一个就是他指责笔者“何故不完整引述”的“放松军事压力”。然而什么是“和平建设”呢？对我的结论“在列宁的诠释下，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什么和平建设，而是充满斗争的建设”，杜先生大加嘲弄，批驳道，他所说的“和平建设，是指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所出现的一种非战争状态，其本意是指与战争相对的和平。”如果真像杜先生界定的那样，和平建设就是在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一种非战争状态下的建设，那么，杜先生的指责就更没有道理了。内战基本结束是事实，意识到这点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智慧。在和平状态下无论用什么方式——新经济政策的方式还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建设，都是和平建设。何况当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制定，托洛茨基在1920年初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被否决，作为具体领导经济建设的领袖只能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和平建设”。在工会问题上，他和列宁的差别只不过是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上。杜先生的答复中提到的列宁说的“我们估计当时对波兰的巨大让步会给我们和平”的话，来证明列宁为争取和平建设的机会而做的巨大努力。但不知杜先生是否知道，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反对攻打波兰，在兵败华沙后，大多数军政领袖都主张报复，再度攻打波兰时，也是托洛茨基力排众议，说服列宁与波兰媾和。用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争取和平建设机会。放松军事压力也不能与超越或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间划等号。因此，不管是“和平建设”也好，还是“放松军事压力”也好，都不等于“超越战时共产主义”。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只是对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框架之内，工会在“和平建设”中应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的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论。而且当时形势要求的不是“考虑超越”而是实际废止，而这样的实际废止的建议，托洛茨基几乎早在一年前就提出了。另外，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如果真是超越和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两种立场的争论，那么在“考虑”上“超越”时的分歧会在实际上超越、即废止时变得更加激烈。然而事实却相反。新经济政策一出台，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即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9]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笔者的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
当年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新经济政策，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指的是他在1922年就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主张。他们的逻辑是，他加速工业化就是反对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的，反对新经济政策就是轻视农民，就是掠夺农民。他们的指责虽然荒谬，但比把工会问题的争论当成超越与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说法更合理些，至少它还有形式逻辑可寻。当然他们也曾拿工会争论和布列斯特和谈说事，从中引申出列宁重视农民，而托洛茨基轻视农民，这无非是要制造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对立。众所周知，那时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说法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合逻辑。如今，杜先生还在多数派当年编织的谎言里兜圈子，真是不可思议。
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限——5-10年——的那句话，杜先生指出，那句话的意思其实说的不是期限，而是事情的难以预料。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他还是想给新经济政策划定一个时间范围，大概是10-20年。所以他对笔者所言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后来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不以为然。他论证说，布哈林与斯大林结盟，是在1925年三驾马车分裂，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才开始的，到1928年他与斯大林总共才三年时间，他问道：“在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同推行的除了新经济政策之外还有一套什么不同的‘新经济政策’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不得不遗憾地再次指出杜先生的一个知识性错误，虽然杜先生对我说他的知识性错误十分反感（但这并不妨碍他报复性地指出拙文的所谓知识性错误）。杜先生只知道三驾马车，但他不知道此后还有“5人小组”和“7人小组”。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至少是在1923年10月前，“三驾马车”就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10]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虽然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已经提到这一史实，但杜先生只顾挖空心思寻找拙文的破绽，对此却视而不见，继续犯这种低级错误。解秘的苏共档案表明，“5人小组”利用托洛茨基10月8日致政治局的信把幕后进行的反托洛茨基的斗争公开化时，布哈林就积极地参加他们的阴谋活动。当时布哈林在彼得堡未参预10月19日政治局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的写作，看了《答复》后，他于１０月２０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11]在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引用了布哈林主笔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打倒派别活动》中关于列宁重视农民，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一段：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12]最后一句话暗示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的不断革命论。这段论述是把多数派在第一个答复中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指责具体化，充分展示了大理论家布哈林的诡辩技巧：掐头去尾，不谈革命前的危机，也不谈列宁晚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都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本人有关。这种作法本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就连与轻视农民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会问题，也被他生拉硬扯到一起。这大概就是杜先生在工会问题争论上把列宁与托洛茨基对立起来的源头。不同的只是布哈林把二者的分歧归结为“轻视农民”，而杜先生把它归结为对“和平建设”的清醒的意识。且不管托洛茨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是否对农民估计不足，《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也就是“答复”把无论是战争还是工业建设问题上的列宁主义都归结为充分估计农民，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布哈林，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散布的有关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他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左派共产党主义者的领袖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更为卑鄙的是，明明是“5人小组”在幕后搞派别活动，社论的标题却赫然写着“打倒派别活动”，真是贼喊捉贼。
新经济政策像当时的所有问题一样，被搞得面目全非。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这个问题又受到了我国当时经济政策的影响，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当时在我国已经否定了计划经济、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作为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倡导者的托洛茨基当然不会受到我国理论界史学界的重视。而当年多数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却迎合了当时的需要，被拔高为什么伟大的战略转移，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康庄大道。甚至在今天，理论界在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还认为改革没有从农业开始是失败的原因之一。[13]布哈林也因为坚持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备享哀荣，被说成是列宁之后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辩证法掌握得最好的人，没有辜负列宁对他的厚望，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真的是重视农民吗？如今谈到新经济政策，只讲它重视农民，这是当年多数派对新经济政策的曲解。而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即重视农民）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租赁俄国的企业和土地，搞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初衷是：“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14]众所周知，列宁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指的恰恰是农民。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远比小农更接近社会主义。可是这个新经济政策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手中，仅剩了重视农民，即重视列宁要工人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盟来反抗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二者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布哈林更是把宝全押在农业和农民身上，鼓吹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号召他们“发财吧”。这些口号今天听起来挺舒服，但不知道列宁若是听到的话会做何评价，是像今天的国内学者一样大加赞扬呢，还是狠狠地把他嘲笑一番。
实际上，在列宁尚能理政时，布哈林和斯大林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与列宁的不同，这在持续了近一年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看到新经济政策导致农村经济的复苏，就希望农业的恢复能增大农村的需求，从而推动工业的发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恢复迅速的农业上，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安抚农民，不断地对他们让步。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这类让步之一。列宁认为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让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对苏维埃制度造成严重威胁。因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关税保护主义，它保护苏维埃基础薄弱的工业免遭敌对势力的压力。由于列宁患病，这场斗争反反复复，最后由同样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托洛茨基以他们两人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才推翻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
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主张是客观经济形势的要求，摆脱新经济政策实施中产生的问题的出路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在他本人最先提出并赞同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还不到一年，就提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纲领，莫非真的是像多数派所说的那样是轻视农民，极度迷恋战时共产主义，杜先生所说的没有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的结果吗？根本不是。是因为托洛茨基发现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根本未能实施，因为外国资本家对苏维埃制度的怀疑，很少有人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列宁的招商引资计划未能实现。外国资本家不响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他们的邀请，不是列宁的错，但这不能改变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严重瘸腿的事实，即缺了工业恢复和发展的这条腿。就是因为这个未曾全面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就在俄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由于工农业恢复速度不同而造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其实质是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其原因有三：一是上面指出的外国资本家没有前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二是俄国农业的原始状态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农业凋弊主要是由于战时共产主义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农业生产也就随之恢复；三是恢复工业生产需要投入，而当时负责经济和财政的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主张为获利较快的企业投资，减少甚至停止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工业贷款。这又暴露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斯大林鼓吹和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设想，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则是抱残守缺。
在列宁决心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威胁下，多数派同意托洛茨基的工业化主张。托洛茨基在其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由此造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有切断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个问题在1922年就已经出现了。1922年，农业收成达到了战前产量的75%，但是工业产品只有战前水平的25%，而这也仅仅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由于农业恢复速度较快，工业严重滞后，工业品匮乏和农产品相对富裕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严重的剪刀差。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要求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农结合。由此可以看到，托洛茨基的加快工业化的纲领的主旨，不是为了“掠夺”农民，而是相反，是“重视农民”，维护后者的利益，维护工农结合。托洛茨基的报告得到政治局的赞成，也在代表大会上通过。
随着列宁健康的恶化，来自他的威胁越来越弱，多数派撕毁了他们与托洛茨基达成的让他领导工业建设的承诺，拒不实施工业化方针。拖延使本来就很严重的剪刀差变得更加严重。可多数派却对此视而不见，硬说托洛茨基指出的危机是危言耸听，表明他在困难面前惊惶失措。但是，危机并没有因为他们不承认而消失。由于没有及时加速工业化，工业产品的短缺使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变得越来越大，直至在1927年下半年形成导致斯大林与布哈林反目的粮食收购危机。甚至连对布哈林百般赞扬的国内学者也不得不承认，1923-1927年间出现过几次工业产品的“商品荒”。这一切破坏了工农业之间的正常的商品循环，使工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大大激化了城乡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对多数派“面向农村”的口号，托洛茨基挖苦地说，“面向农村”的不应该是蛊惑人心的口号，而是商店里装满商品的货架。1926年11月1日，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如果你们核查一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监控数字，你们会发现这些数字表明比例失调，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品匮乏——去年匮乏工业品总额高达3亿8千万卢布，今年的亏空额将达到5亿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原始数据表明比例失调上涨了25%。”[15]据国家计划委员会1925-1926年度的监控数字表，该经济年度的国家预算才37亿卢布，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才290亿卢布。[16]看了这些数字，读者就可以知道工业品匮乏到了什么程度。这么大的工业品缺口，怎么能不造成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呢？在粮食收购危机时，布哈林曾说，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降低了粮食收购价。其实这次要的。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他们出售粮食所得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国家可以提高粮食收购价，但落后的工业生产不出能满足农民需求的商品。
但是，工业化的资金来自何处？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向农民收取。也就是当初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的“掠夺农民”的根据。其实多数派对他的指责远远不够。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他在1923年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工人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像工业发展初期的家庭手工作坊一样，拼命工作，节衣缩食。看来，托洛茨基不仅是农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工人的“敌人”，他为了实现工业化，要掠夺整个社会。不过多数派为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打进楔子，而减轻了托洛茨基的“罪恶”。多数派反对工业化，保护农民不受掠夺。但他们不能保护农民不受工业落后所造成的工业品匮乏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掠夺。据托洛茨基的统计，由于剪刀差，农民每年为购买匮乏的工业产品多支付10亿卢布，而十月革命免除了农民的地租是5亿。农民每年亏损额为5亿。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农民每年的亏损数字是4亿。这两个数字哪个准确，笔者无从考证。但剪刀差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是无可置疑的。由于多数派迟迟认识不到加速工业化的重要性，农民的亏损让剪刀差给吞噬了，农民受到损害，也没有使工业获利。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因此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
上述一切表明，即使像列宁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设计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像当年和今天的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都是前无古人的事。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其他政策，有不少是在形势压力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也一样。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哪怕是权宜之计也要赋予它以战略的性质，如新经济政策的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时，没有考虑建设问题。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它将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世界革命成功后，就不存在独自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内战爆发后，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内战胜利大局已定，托洛茨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建议，列宁之所以否定他的提案，根本不像布哈林所说的，是把战时共产主义当做是“永远适用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而是仍寄希望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喀琅施塔得海军暴动的压力下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它的重心是要搞一段国家资本主义，但实践表明，列宁的设想没有成功。如果命运假列宁以时日，他不会看不到他的经济政策未能全面实施及由此产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及商品荒，也不会不据此修改甚至放弃这个政策，再制定新政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情况来判断它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某人坚持还是反对新经济政策来判断他正确与否。更何况如上所述，布哈林、斯大林等坚持的根本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以破产——粮食收购危机——而告终。之所以今天还有人在神化新经济政策，是因为他们仍保持传统的看法，认为只要沿着英明领袖指出的道路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他们是受了多数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制造的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的毒害。而这个领袖永远正确论，正是日后斯大林独裁的依据，也是破坏党内民主的因素之一，苏联共产党失去活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失利，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态度
笔者引用了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险》[17]中对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批判。为了避免讹误，笔者特意将整段文字翻译下来：
土地耕作生产集体化要求以一定的技术基础为前提。集体经济首先是大型经济。但是，经济的合理规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质所决定。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
但现在，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完全分离的。苏联工业的发展无论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久。高增长系数是对总体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工业即便在完成拟定计划的情况下，在五年计划末，顶多能为20-25%的农业经济提供拖拉机和所需要的农机具。这是集体化的实际限制。由于苏联仍是孤立的，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只能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中来考虑。
十分清楚，今天的集体化的速度不是由生产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决定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它本身没有市场是无法生存的。消灭新经济政策使中农——商品生产者面临抉择：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费经济，即走向灭亡，或是为市场而展开内战，或是在集体经济的新路上碰运气。[18]
至于消灭富农，托洛茨基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实践中，消灭富农导致用纯行政的方式消灭富农：没收财产，剥夺土地，最后把他们流放。这项政策是如此贯彻，好像富农在与农村的关系上完全是异物，就像是来自异体的肝脏或是波洛优齐人。[19]事实上，富农只是中农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施）。单独消灭每一个富农，在两位民警（全副武装的）的帮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农的产生，哪怕是在集体农庄内部，要困难得多。为此需要的是工业和文化革命。[20]
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要求加快工业化，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城市对农村的领导角色
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我们永远把系统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我们永远让集体化取决于工业化。我们总是把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几十年的远景中考虑的。……因此，我们从末要求在斯大林-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五年计划的框框内消灭阶级。我们要求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工业化而有计划地削减富农的积累。[21]
要说托洛茨基是否赞同斯大林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民集体化，笔者上面所引的他本人的话应该最具权威性。依笔者愚见，在笔者提出这样的论据后，杜先生还要坚持“托洛茨基支持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观点的话，就应该证明笔者所列举的托洛茨基的话是笔者伪造的，或是托洛茨基还说过其他自相矛盾的话。否则就高挂免战牌，保持沉默。这是最明智的。
但这是凡人之见。杜先生辩术高明，自有出奇制胜的高招。他对笔者所提供的一手论据不置一词，却找了不少他认为能证明他的观点的二三手的论据：
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拉科夫斯基：
普遍认为，斯大林采取的这一“新方针”以及强迫集体化的政策，只不过是在消灭了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后接过他们的纲领而已。这是布哈林一开始对斯大林的指责，许多前反对派人士也是这样看的。
斯大林用唯一可能的手段来实施反对派的纲领，这是事实。
前苏联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
在对待农民的政策方面，正是斯大林突然采纳了，甚至深化了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关于对农村富裕阶层实行非常税收的建议。不仅如此，斯大林为实现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还是“左派”反对派的许多著名人物。
美国学者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斯大林致力于把他的新政策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区别开来，但就其本质来说，二者是相同的。实际上，他已经迅速地接近了左派的观点，而且主张马上采用暴力手段迅速而又普遍地实行农民集体化；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反对派的观点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笔者把两组论据放在一起，请读者判断，究竟谁的更能代表托洛茨基本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态度。不知杜先生是否以为他举这些例证就能让托洛茨基的批判化为乌有，还是他认为上述这些人能比托洛茨基本人更好地表达他本人的态度？或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国际接轨？笔者以为，这些学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可能都没有看过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的文章，没有读过1923-1927年间左派反对派的政治文件，也像杜先生一样，以讹传讹。但笔者相信，如果他们看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的话，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而不会像杜先生一样继续诡辩。笔者已经将托洛茨基1923-1927年间的重要文章译成中文，其中根本没有斯大林式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方案。
杜先生援引的拉科夫斯基的话：“这是布哈林一开始对斯大林的指责，许多前反对派人士也是这样看的”云云，指的不是斯大林在29年底制定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基础的强行农业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而是他刚刚放弃他与布哈林一起推行的破产的新经济政策，准备实施工业化方针时。杜先生用这话来证明“托洛茨基赞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是打了个时间差。这也又一次证明了杜先生对托洛茨基著作知之甚少，1928年间，托洛茨基本人及所有反对派都认为斯大林在1928年采取的左倾方针是接受了他们的纲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当时斯大林工业化的具体纲领还没有出台，也没有提出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民集体化。只是放弃了他原来推行的“重视农民”的政策，要搞工业化了。而加速工业化，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左派反对派一贯的主张，但他们因此却遭到诬陷，受打击，被开除出党，被流放。看到斯大林推行的经济政策破产，在粮食征购危机下被迫接受了他们的主张，认为实践证明了他们的纲领是正确的，为此感到自豪，这是不难理解的。不少反对派成员顶住了迫害、开除出党和流放，却在斯大林的左倾方针下向后者投降。麦德维杰夫所说的“为实现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还是‘左派’反对派的许多著名人物”，指的就是这些投降者，其中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等。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始终采取有批判地支持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27年）出台时，他批判它太保守，当后来它变成冒险主义时（1929年底），他批判它的冒进。笔者上引文字所出文章，托洛茨基写于1930年2月13日，由于当时他流亡土耳其，很可能是在得到这个计划的第一时间写的。单纯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说，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左派反对派的计划“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本质上相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托洛茨基的批判中却分为保守的和冒险主义的。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托洛茨基套用列宁的话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要看干什么，还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
最为可笑的是，杜先生在引用了伊萨克·多伊彻的相关的话时，挑衅式地问道：“作为该书（指《先知三部曲》——笔者）译校者之一的施先生若不相信，那就再引一段”，“未知施先生记得这句话否？”我记得，在杜先生的第一篇文章中，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是颇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能证明他的观点时，他也是乐于利用的。不过，他利用的这段引文的叙述不够严谨：斯大林不能承认为了接受托洛茨基的立场而放弃列宁的立场。这句话并不是说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的立场是对立的（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与列宁关系的整体评价就是证明），而是说斯大林此前一直称他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经济政策是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立的。而现在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政策，就是放弃了列宁的经济政策。说的是斯大林及其派别的心理。当时这确实不仅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中引起混乱（反对派的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直至有人投降），也在斯大林派中引起混乱。后来在投降的反对派成员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时，因左倾方针而对斯大林产生怀疑的不少斯大林派的成员却遭到流放。至于“托洛茨基——他看到自己的意见已被他的敌人以残暴的方式付诸实施，因而畏缩，不敢承认”的说法，则是多伊彻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事实。拙文再次引用的托洛茨基的批判以及上面提到的“不仅要看干什么，还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就是证明。
还需要说明的是，斯大林放弃他与布哈林一起推行新经济政策，不是孤立的事件。1927年底他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然宣称“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表明了他对这个自己伙同布哈林一起推行了多年的政策的仇恨，这一仇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产诱发的，还有他与布哈林一起推行的国内外政策的总破产引起的。英国工会在英俄委员会的支持下破坏了1926年英国总罢工，并随之退出了斯大林对之寄以极大希望的这个委员会。1926-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这两个严重失败使斯大林声誉扫地，狼狈不堪。于是他把他的怨恨发泄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右派上，也为自己找到了替罪羊。斯大林的向左转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也表现在共产国际方针的180度转弯上。他的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错误地判断了世界形势，认为世界已经双脚跨入了革命前夜，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无力对抗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每一次罢工都有可能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不能与改良主义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具体在德国，共产党不能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并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社会法西斯党，是共产党要集中火力打击的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放过了真正的法西斯——纳粹，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的激烈的斗争中，它坐收渔翁之利。正是斯大林的这个从极右转为极左的国际政策，导致了纳粹上台和使千百万生灵涂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笔者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把这笔账也算到托洛茨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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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的《答复》除了双重曲解的陈词滥调和经不起推敲的毫无逻辑的诡辩外，没有提供一个新鲜的论据，没有说出一个独到新颖的观点。大概是为了弥补这点，在杜先生文章的结束部分对笔者又进行了一轮完全脱离争论内容的攻击。但他的这种攻击与他在正文中的论述一样，思维逻辑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抓住“正统”一词大做文章。杜先生认为拙文《双重曲解》中有一股令他不安的可疑气息，而且令他不安和不快。据他说原因就在于要把托洛茨基立为正统。虽然杜先生十分高古地为正统一词释意，然而却犯了一些非常低级的逻辑错误。但笔者是在《现汉》的释意上理解正统一词的，即“指党派、学派从创建以来一脉相承的嫡派。”说得更通俗些，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郑超龄坚持的马恩列托，无非是说托洛茨基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的真正的革命领袖。这种真正的领袖不是争来的，而是凭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对革命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斯大林当年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争的不是“正统”，而是权力，正统仅仅是他打的旗号，而不是争夺的对象。而且正是因为他不“正统”，他才进行阴谋篡权斗争。他能把托洛茨基妖魔化，凭的也不是“正统”，而是凭着他篡夺的权力。所谓斯大林“以自命正统的方式建立起这个‘马恩列斯’谱系”，不也正好说明了它不是正统吗？杜先生还说“这‘正统’就成了施先生手中克敌制胜的法宝”。读者看到，无论是在《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中，还是在此文中，笔者都不是以“正统”来批驳杜先生的，而凭的是扎实的史料。何况杜先生自己也承认，“好在，这样的‘正统’还没有立成”。这样一个“没有立成”的正统，又没有权力背景，怎么能成为笔者的“克敌制胜的法宝”呢？杜先生在不经意之间，又把笔者的论据与“正统”搞混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任何争论中克敌制胜的一方凭的都不是“正统”，而是他们手中的权力。“由于心中揣着个争‘正统’的情结”，所以“对斯大林时代的本质认识又是有限的”的指责，更加没有道理。恰恰是双重曲解者才忽视了体制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曲解者都把列宁和斯大林等同（第二次曲解者还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同），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同。二者都认为列宁斯大林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前者是为了抬高斯大林，后者是为了否定革命。但他们无视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曲解和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民主的践踏，还有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换血。而在托洛茨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坚持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对斯大林独裁体制的批判，1920年代党内斗争中，捍卫党内民主是左派反对派斗争的重要部分。这些都是杜先生所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史实。正是由于杜先生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定性为“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他千方百计要证明的只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他所看到的也只是二人之间的性格的相似：“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爱好”，所以他才认为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仅仅是个人换位。而无视两人之间的理论、立场、方针、路线的对立。到底是谁“对斯大林时代的本质认识”有限，谁看不到体制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杜先生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当年对托洛茨基的诬陷和指控“自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效力”。但笔者要补充一点，虽然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效力”，但它的影响还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布哈林热和由此形成的当前我国史学界对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以及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主流观点，就是证明。
至于杜先生说笔者的“双重曲解”是“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在它的两头封堵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全盘肯定托洛茨基”，并指责我以此妨碍学术界为准确评价托洛茨基和恢复他的本来面目的“自由研究”“自由争论”。“双重曲解”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仅凭它的“两头封堵”就能让人“全盘肯定托洛茨基”，实在令笔者正在惊诧不已。惊诧之余，却发现按杜先生指责笔者的逻辑，正是他本人指责笔者的“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你若是不同意他“返回当年的语境”指出的托洛茨基的某些缺陷或不足，你就不实事求是，你若不同意他指出的托氏思想的局限，就是无视当今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运动状况。而且他用“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就是“学术界的自由研究，自由争论”，而你用“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就是给这样的研究和讨论设置障碍。他对杜建国先生与笔者的大加挞伐就是自由研究和讨论，而笔者对他的驳斥就不仅不是自由研究和讨论，而是妨碍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杜先生的霸道和逻辑混乱由此可见一斑。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笔者真的对杜先生进行“双重围堵”，那也决不是一个“双重曲解”所能奏效的，它凭的是无可争议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没有任何陷阱。而杜先生确实有以诡辩制造“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之嫌。
今天，人们为让托洛茨基回到本来应该属于他的革命领袖行列，不是为了“重塑金身，在人类思想的奥林匹斯山顶上再制造一个万王之王，众神之神”，像杜先生所指责的那样，而是为了证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为洗刷对托洛茨基的双重曲解而努力的人，决不是为制造一个让信徒顶礼膜拜的新偶像，而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他的思想和实践能重新点燃无产阶级寻求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希望，为未来的革命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1]《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2]同上，第404页。
[3]《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率406页。
[4]同上。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03页。
[6]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3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5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8]同上，第页。
[9]《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6页。
[10]《马恩列斯研究》1997年第3辑第36页。
[11]《马恩列斯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6页。
[12]《马恩列斯研究》1999年第1辑第203-205页。
[13]参见《苏联兴亡史论》第43、230-24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
[14]《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8-9页。
[15]TrotskyTheChallengeoftheLeftOpposition(1926-1927),p.132.
[16]ТроцктйКсоциализмуиликкапитализму,стр.29,изданаизд.ПлановойэкономииМосквыв1926г.
[17]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1-8,PublishedbyMonadPress1973.
[18]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3-4.
[19]波洛优齐人系11-13世纪欧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
[20]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4.
[21]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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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高等学校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第七高等学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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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学生运动的我见》（1923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学生运动的我见
张国焘
（1923年1月2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3年1月24日《向导》第17期，署名：国焘。
自“五四”到现在，全国学生大有变化，这是我们敢断言的。从前日本侵略我国太厉害了，全国无人不愤恨，所以北京学生一发动，便得着全国的同情和响应，那次的学生运动，不但是全国一致的学生运动，也是全国人民都表同情的运动。现在外国侵略中国的情势依然一样的厉害，内政更是腐败不堪，而学生运动居然消沉了，这是何等的可惜！学生运动消沉的原因，当然很多，大概有四项原因是最重要的：一、地方观念太甚，没有“全国学生一体”的热烈观念；二、各省各地政治情形不同，造成各地学生对于政治的不同观念；三、他们与民众接触太少，没有由学生运动形成民众运动；四、他们对于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没有彻底了解。既然有这些原因，结果便使各地学生分离，使学生运动不能有永久的影响；而且造成现今学生界的复杂情况。但是现在许多政治现状促着各地学生都兴奋起来了，或者像“五四”运动一样的学生运动，能够复活于今日罢。如果各地学生能够采取一种适当的方针，我想全国学生是能重新团结起来的，而且能够得到人民的同情，达到一种一定的结果呢。
五四运动以后，接着便有安徽学生驱逐李兆珍的运动、湖南学生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天津学生反抗杨以德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得到全国学生充分的援助，仅仅有些地方，曾有某省学生之同乡会援助某省学生之举。全国学生既不能充分的援助某个地方的学生，便使全国学生不觉得严密结合之必要和功效。这种现象，是地方观念造成的；地方观念深入人心，所以难得发生一种彼此休戚相关的强固观念。各地学生既无亲切关系，便使各地学生团体散体，无法抵抗的恶势力。地方观念或者是中国民众最大敌人之一，而且地方观念现已侵入各种民众运动。鲁案协定，只有山东入出头反对，他省人民丝毫无表示；片马问题，只有川滇人民力争，全国人民漠不关心；这是两个显明的例。如果全国学生能够不受地方观念的影响，将北京学生被政府国会协同蹂躏的耻辱，认为是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耻辱；将英人殴伤重庆学生的耻辱，认为是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耻辱；大家协力同心，一致对付，才是增长民众势力消灭敌人暴力的希望罢。所以全国学生的目前任务，尤其是北京学生的任务；便是如何重新组织一个全国学生联合会。从此大家结合得异常严密，彼此互相担保；以后无论那一个地方学生发生事情，都要认为是全国学生的事情，一致行动。有这种观念和行动做基础，全国学生联合会才能实际成立，才是学生界有益的工作。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全国学生结合于什么目标之下。学生不过是求学的青年，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政治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所以要找出全体学生的共同目标，真是煞费斟酌。从前全国学生联合会以抗日成立，以抗日为唯一目的，虽然反抗日本的事业仍须进行，但是这个单纯的目的，现在是不能维持全国学生会的存在了。如果重新组织全国学生会，便有重新审定该会目标之必要。全国学生会的目标，不外两种：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学生界的自身利益。现在我们先说学生界应取的政治目标。全国学生界的观念比以前确有变化和进步；虽然因各地政治情形不同，造成各地学生不同的政治观念，但是也有归于一致的趋势。最近学生界的活动足可证明这种趋势。进步最速的学生要算湖南学生，他们不但组织得很好，最近还发表宣言，表示他们要推翻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口学生为英商和英国捕房杀伤拘禁花厂工人事件，竞予以实际援助；重庆学生为片马问题，且举行抵制英货的示威；广东学生且能明瞭英国借款给陈炯明的用意，和他们必须赞助民主革命的使命，因而举行反抗借款的国民大会；上海学生是紧来否认北京政府，否认北京政府一切卖国条约和卖国借款的。北京学生在政治的见解上，的确比南方学生较为落后；虽然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虽然五四运动明明是政治运动，但是他们屡次表明他们不干预政治，他们历来便取不理政治的态度，以为专心求学和造就个人是能“定吾国文明的百年大计”的。现在蔡校长之走和象坊桥之被殴，是使他们觉得非干预政治不可了，而且承认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干预政治的行动呢。去年双十节的裁兵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的运动、民权运动和高师学生预选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事件及最近北京学生暴露国会罪恶的运动，均是表示北京学生厌恶军阀官僚和反对北京政府国会赞成民主革命的意向。其余各地学生，如果三省等处学生，思想虽较落后，但是没有不痛恨军阀官僚和外国侵略勾当的。照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如果全国学生的结合以反抗外国侵略为共同目标，当然是没有人反对的；再加上以打倒军阀官僚建立真正的独立的中华民国为共同目标，也是没有人不赞成的。或者还有许多学生不觉得有取革命方法之必要，但是非有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全国学生不能结合拢来，这一点或者大家能够明确。而且各地学生的活动，已经证明现在学生界是有采取一个共同政治目标的可能性了。要是说到学生界的自身利益，那就比较简单。因为学生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利益也就是一部分青年的利益。中国社会有许多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如婚姻制等）。束缚青年的发展的，非根本铲除不可；官僚政客时常宣传青年脑筋简单，受人利用的谬说；而且禁止青年干政，用意都是妨阻青年的进步，青年须一致反抗，比如实际要求扩大青年的选举权。改良学校制度，普及教育，谋学生求学之安全等事，当然更是他们的紧要利益。所有这些共同要求和共同利益，都可做为全国学生结合的共同目标。而且非有全国学生一致的努力，决不能达到这些改善青年境遇的目的。现在北京学生既然要挽蔡驱彭谋得求学之安全，又不能忍受象坊桥之耻辱，那么，便非联络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不可。我希望北京学生能够认清这次运动的性质，急速联络全国学生。而且他们要引起全国学生的热烈同情，便不可专以挽蔡驱彭为目的，首先要明白全国学生的要求和意向，再进于采取全国学生所需要的共同目标，这次北京学生运动或可变为全国学生运动。
学生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这是谁也承认的，但是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便是无论商大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江苏省议会减少教育经费的议案，这是省议会把纳税人民所纳的教育费移作别用的行为；江苏学生便应该和纳税人一同起来干涉。但是我们只看见江苏学生包围议会和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等举动，没有看他们为纳税做适当的宣传。要是他们能够有适当的宣传，纳税人谁不愿意他所纳的税用在教育自己子弟的事业上呢？蔡校长愤目前政治万恶而辞职抗议，北京学生并没有本着蔡校长的意思向民众宣传；怪不得象坊桥学生流血的时候，满街市民都说，“又是学生捣乱”。学生请愿被打，这是政府国会蹂躏人民的一桩大罪恶。学生如果能够到民众中去宣传这件事实，民众的同情和愤激是会发动的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各地学生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团结全国学生；但是这样是还不够的，如果时时把学生运动形成单独的运动，还是很大的失策呢。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举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
我还要说的，便是他们不彻底了解自身责任的事件。许多学生认为他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社会，现在蔡校长指示给我们说：“从前的留学生和学者不过给恶政府做装饰品；所以现在学生要将来不做恶政府的装饰品，便只有先行引导民众改造现政治的唯一方法。还有许多学生抱和平改革政治的观念，但是有许多事实早已证明这种观念的误谬。国家财政已属破产，军费反日增无已，教育经费不是拖欠便是裁减，安徽的教育经费，简直被军阀勒扣了去。废督裁兵无望，理财制宪亦无望；连学生请愿的和平行动，都已屡遭政府的殴辱。人民生命依军阀官僚的喜怒为转移；一切法律均归无效。外力横行国中，土匪无处不有，现政府何能解决呢？这些事实，我们只要思想一番，便知道民众革命是唯一的道路。又有一些人，以为民主大革命是办不到的，虽然民众势力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们还不感觉革命之可能。现在我敢断定如果全国学生能够在革命目标之下团结得紧密，再在全国民众中，下宣传的工夫，那么，革命也许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便会大成功的。我希望全国学生——中国社会最活动分子——能够抛弃一切和平苟安的观念，认清自己的责任，毅然把为自由独立的革命搁在自己的两肩上才是。
末了，我要说的是：现在团结全国学生的机会到了；全国学生聚集一处，大家诉说他们受军阀官僚和外力蹂躏的痛苦的机会；现在他们决定共同反抗军阀和外力的时机也成熟了，或者从此还可动员全国学生向军阀和外力进攻。我们现在问问全国学生们：你们还是抛弃你们的时机呢？还是歧路徘徊、莫名其妙的瞎干呢？还是奋起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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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评杜应国《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施用勤，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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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
──评杜应国《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
施用勤2005年
〔说明〕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12月号，总第45期。2005年12月30日。
一前言
在革命史上，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虽然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托洛茨基去世已经大半个世纪，把他打成反革命并对他进行种种诬蔑和诅咒的斯大林去世也半个多世纪了，但当年对托洛茨基的诬陷和诅咒仍有迹可寻。如中国当前高中使用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仍说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向党发动进攻，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斯大林与他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捍卫党的统一。在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之后，知识分子纷纷打出「告别革命」、「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旗号时，托洛茨基又被重新归入革命家的行列，但不是为了让他进入革命的先贤祠，而是为了他的「革命罪行」把他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苏联解体之前，即在1991年夏天，笔者在参观一个著名俄国庄园时，在一个展厅里就看到一个挂盘，盘上画的是俄罗斯神话故事中长着七个头的妖龙，这七个头分别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在革命的声誉已经被斯大林及其体制败坏殆尽时，人们懒得辨别真正的革命家和「革命官僚」之间的区别，于是，曾经彼此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殊死斗争的「革命骑士」托洛茨基与「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又被重新归在一起。
在80年代末，斯大林体制已经陷入绝境，因积重难返而改革的前景渺茫时，这种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拿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为例。此人是历史、哲学博士。上将，曾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建议用信息—社会保障机构取代军队政治机构面被免除职务，降职为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领袖三部曲」：《斯大林政治肖像》、《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列宁政治肖像》。除《斯大林政治肖像》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外，其他两部都还没有中译本。在三部曲中，《斯大林政治肖像》于80年代末最先问世，在这本书中，作者仍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斯大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行，号召回到列宁那里。这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致的。在这本书中，对托洛茨基的描绘仍然没有完全重复斯大林时代的诅咒，但基本上是否定的，如野心家、虚荣心极强、只会夸夸其谈，强烈的权力欲导致他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进行派别活动，妄图篡党夺权，最后身败名裂，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泄他对斯大林的仇恨等等。作者之所以这样描写，或是由于他那时还没有阅读托洛茨基所写的大量文章和信件，或是由于当时苏联的环境还不允许他以另一种方式谈这位革命领袖，因为苏联当局还没有为他平反。在他写作于1992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时，他显然已经阅读了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材料和他本人的著作与文章。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认为，伊萨克·多伊彻的巨著《先知三部曲》是这位俄国革命家的最客观的传记。」[1]了解他本人当时对革命的态度，他的这个评价就更为可贵。此时的沃尔科戈诺夫的观点已经和他当初写《斯大林政治肖像》时大不一样了，这时他已经开始否定革命了，但与他此后写《列宁政治肖像》时还有距离，在那本书里，他把列宁描绘成阴谋家、野心家、权术家，性格残忍、冷酷，比斯大林有过之无不及。在《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中，托洛茨基不再是《斯大林政治肖像》中的政治小丑，作者肯定了托洛茨基的个人才干，但整体仍是否定的，称他为「革命狂人」。由于误人革命歧途，而且还是「狂人」，故而他那超人的精力、非凡的才干给国家、人民乃至他本人都带来了灾难。
记得1997年，在《博览群书》杂志上曾读到某著名学者为沃尔科戈诺夫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写的一篇书评。但该书评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其实仍是沃氏在《斯大林政治肖像》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即政治小丑、野心家、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对手等等，其中完全看不到沃尔科戈诺夫对革命和托洛茨基看法的转变。其实，沃氏对托洛茨基评价的改变从他作为卷首语所引的别尔嘉哪夫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不算列宁的话，托洛茨基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高好几头。这是无可争议的。当然，列宁更伟大、有力，而托洛茨基更才气横溢、更出类拔萃……」。
在俄国，沃尔科戈诺夫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是有代表性的。至此，托洛茨基经历了双重的歪曲，已经面目全非了。第一次歪曲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而且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歪曲无所不用其极，他的著作被严厉禁止，阅读、传播托洛茨基的著作者按反革命论处，被判处死刑、流放，最轻的也要被监禁几年。由此而造成的民众对托洛茨基的曲解是高压和无知的产物。但只要人们依旧信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他的魔咒迟早会解除，人们迟早会通过阅读历史重新认识这位革命家和历史人物，阅读他的著作，对那段历史和托洛茨基本人重新评价，并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学习对形势进行革命分析的方法，从中汲取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勇气和智慧。
然而，由于建立在高压和集权基础上的斯大林体制一直打着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号，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法对革命和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被剥夺了独立思考权利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很容易把对斯大林体制的不满变成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不满。这也有情可原。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人们应该享有真正的、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但在斯大林和斯大林式的官僚的统治下，所有这些都只是停留在宣传上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夜郎自大的夸夸其谈，人们对领袖和制度的拥护是欺骗和警察手段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苏联延续了六十多年。制度的僵化日益严重，人民群众的不满愈来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松了压力，原来的制度就难以维持，连对它进行激进改革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把赫鲁晓夫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对比，就很清楚。1956年开始的对斯大林的否定是回到列宁那里（当然，赫鲁晓夫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列宁那里），而戈尔巴乔夫对体制的改革，其结果只能是倒退回资本主义。这种急剧的变化使社会丧失了重新梳理革命，把斯大林官僚毒瘤从社会主义机体上切除的历史机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之后，革命巨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领袖、无产阶级专政的奠基人还能恢复他的历史本来面目吗？称他为「革命狂人」已经是很客气的了。由此形成了对托洛茨基的第二次歪曲，这次歪曲是对斯大林式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反感以及对托洛茨基同样的无知的产物。从某种角度说，第二次歪曲比第一次歪曲更严重。它完全剥夺了人们对革命的兴趣，而代之以鄙薄和厌恶之情，这样，作为革命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袖的托洛茨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杜应国先生对杜建国先生研究托洛茨基不以为然了，他以不屑的口吻说，居然现在还有人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托洛茨基在中国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在改革开放前，他的著作一直是禁书，「托派分子」的罪名曾使许多原本与「托派」不沾边的共产党员死于非命，其中较有名的是王实味，后来在给他平反时又郑重其事地给他摘去这顶帽子；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反党」之外，又给他们扣上了「汉奸」的罪名，「托派分子」真是十恶不赦。1952年，国内托派分子被一网打尽。鲁迅研究界颇有名气的李何林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托派分子」时总是义愤填膺，以「托匪」相称。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对托洛茨基的研究和重新认识是不可能的。不算解放前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解放后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共有五至六种，其中包括《我的生平》、《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被叛卖的革命》等，均属于「灰皮书」系列，即「内部读物」，不公开发行，够一定级别的领导和专业研究人士才能购买阅读。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记得在《好书》杂志评选1999年十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的中共理论家龚育之先生说，《先知三部曲》是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但要把它评为好书，就要涉及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问题，还是不评为好。改革二十多年来，托洛茨基著作及有关他的研究著作的出版极为有限。在此期间新出版的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有《流亡日记》，另外，《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文学与革命》从内部读物变成公开出版物。但这只是托洛茨基著作中极小的一部分。据国外专家统计，托洛茨基著作全部出版的话，可达150多卷。80年代，出版过一部李显荣的研究专著《托洛茨基评传》，此书除了恢复了一些史实──如托洛茨基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和总司令──外，对他的评价基本仍停留在斯大林时代。确实，如今在中国托洛茨基著作不再是禁书，研究和出版托洛茨基著作也不再是违禁之事。国内目前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现状只能从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向右转、对左深恶痛绝中去找，在「告别革命」、「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口号下，还会对托洛茨基感兴趣吗？
不仅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情况不佳，国内图书馆连一套完整的托洛茨基原文著作都没有。笔者自翻译校对完《先知三部曲》之后，对托洛茨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去国家图书馆和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查找托洛茨基的原文著作。本以为在这两家图书馆中即使不能找到他的全部俄文著作，起码也能找到一大半。结果大失所望。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中，托洛茨基的俄文著作只有四十多部。即使是1927年以前苏联出版的二十一卷《托洛茨基全集》（其中不少是两册一卷）也不全，只有十几本，而且都是影印本，有几本复印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国际共运专业图书馆的情况都这样，其他图书馆的情况可想而知。
杜应国先生称，如今对托洛茨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的障碍已不复存在。从理论上讲。确管如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对他的研究也不再是禁区。但根据什么？根据斯大林对他的评价？还是根据如今向右转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史的新的曲解？还是根据国内已经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十五份之一？还是根据已经基本出齐的英文版托洛茨基著作？
二杜应国先生对托洛茨基的曲解
尽管杜应国先生自认为与国际学界共识接轨，摆出一副师爷训人的架势，但在他的文章中部看不到他读过多少托洛茨基著作或对托洛茨基思想以及当年党内门争的历史完整把握的痕迹，而双重的曲解和无知却不少。下面将择其要者进行分析。
作者认为，托洛茨基虽然最早提出新经济政策，但他没有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清醒地意识到这点的只有列宁。关于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及目的，在拙文《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模式》[2]一文中已经做了剖析，这里不再详述。仅限于指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喀琅施塔得红色海军基地暴动的压力下制定的，而且他从新经济政策伊始就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因素战胜社会主义因素，还是社会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看来，在列宁的诠释下，新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建设根本不是什么和平建设，而是充满了斗争的建设；更何况列宁终其一生都是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奉者，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框架内才能解决。把他的新经济政策与后来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并把它与托洛茨基的工业化、集体化政策对立起来，是对列宁和他的新经济政策的极大的曲解。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模式的说法，完全是布哈林的观点，而不是列宁的观点。虽然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地、长期地推行」，只要指出列宁所谓的长期仅仅是五或十年[3]。读者就可以看出列宁与布哈林的区别了，从而也可以看出杜应国先生的断言是没有凭据的。
托洛茨基主张「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是实有其事，并非作者有意歪曲。只是作者没有交待清楚其历史背景，其结果仍是在歪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早在20年初，托洛茨基就意识到俄国经济形势严重，有可能对革命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提出以实物税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旨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中央委员会以十一票对四票否决了他的建议。他主张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了，而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刻不容缓，他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寻求出路，即「正确地、系统地实行战时方法，以求得实际经济成果」。而当时的工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极大地妨碍着经济建设的有序进行。托洛茨基采取的「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的措施只能说是不得以而为之，或者说在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他最早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与列宁当时在工会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列宁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这个危机时刻（指广大工人群众不能忍受战时的命令方式──本文作者）的来临」，而托洛茨基则「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让工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旨在解决「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4]。这两种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下，只能各执一端，顾此失彼。因而不能说列宁的考虑是正确的，托洛茨基的考虑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没有糊口之粮、工业燃料、原料，光考虑政治不行，不考虑政治，单单考虑粮食、燃料和原料也同样不行。联系到托洛茨基是在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建议被否决后才不得以求其次，就更没有理由说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独裁者的嘴脸，若是他在权力角逐中获胜，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新经济政策兼顾了这两种考虑，消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列宁起草了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即站到了他的一边……几个月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全新的规定。我完全赞同他的决议案，于是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团结一致。」[5]至于「工会国家机构化」，托洛茨基本人是这样说的：「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物资至少在原则上都国有化，并根据国家命令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其中有工会独立作用的余地。既然工业生产是有赖于国家保证工人得到必需的产品，那么工会应该被纳入国家工业管理系统和产品分配系统之内。工会国家机构化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6]说得够清楚的吧。
如果真像杜应国先生所说的那样，列宁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而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与列宁的背道而驰，那么杜先生又如何解释列宁在其「遗嘱」中在经济、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呢？
杜应国先生认为托洛茨基在派别门争中「屡战屡败，但屡败展战」，可嘉的似乎只是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也有些堂吉词德的味道。事实究竟如何？
记得一次我与朋友聊起联共（布）20年代业内门事，我说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朋友吃惊地说，不对，斯大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我对他说，你说的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即权力门争的另一方面，即思想、观点、方针政策斗争的结果。单纯从谁赢得权力，搞垮了对手来说，斯大林是大赢家，但从思想观点、方针政策的斗争来说，赢家就不是他了，而是托洛茨基。一般来说，政治斗争的这两方面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即使有背离，也是暂时的。在党员和民众还无法分辨方针政策、路线的对错时，错误的一方可能获得胜利，正确的一方可能暂时失利。一旦实践做出了裁决之后，广大党员和民众为了党和国家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会回过头来支持正确的一方。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苏维埃俄国中，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的特殊条件下，政治斗争的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长期严重的背离。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列宁领导时期，党内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远的不说，自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到1923年初列宁彻底失去理政能力之间，党内斗争曾发生过多次。如二月革命后，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与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以斯大林、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党的上层领导发生争论[7]；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宁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右派在是否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期间，党内主和派与主战的左派共产党人的严重分歧；内战期间，中央军事路线与军事反对派的斗争；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爆发的工会辩论；列宁晚年在外贸断制和民族问题上与三鹰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激烈斗争。[8]
然而那时的斗争，是同志之间不同观点和意见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手段是公开辩论，赢得多数者获胜，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除了最后两场斗争──即有关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的斗争──之外，没有一次斗争曾导致人事变动，就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泄露起义日期，也不例外。
然而，列宁生病和不能理政之后，布尔什维克这一党内斗争的良好传统被破坏了。党内斗争主要不再是因为对方针政策的观点分歧，而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目的的变化使斗争的形式、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时的目的就是要把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备受诅咒的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核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190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开始时，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后来，他脱离孟什维克，为党的统一而斗争，因此与布尔什维克冲突不断，他与列宁多次论战，彼此攻击。他于1917年5月加入布尔什维克。由于他杰出的组织和宣传鼓动才能，他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内战开始后，他出任军事人民委员、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缔造了红军，并率领这支队伍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饱经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破坏的俄罗斯满目疮痍、一片凋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工业的动脉──铁路运输──已濒临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任起铁路人民委员之职，在短期内修复了大量机车，使铁路恢复正常运转。因此，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也因此被列宁誉为最能干的两位中央委员之一。这在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领导中引起了不满，尤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
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严酷的内战时期，党只能高度集权，最后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政治局。那时，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为生存而斗争，无暇进行体制建设，当时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应急性的，如权力高度集中、普遍的任命制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造成党内产生了一批官僚，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多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十月革命和内战──没有作为，因为他们不具备作为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的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但在革命后，他们身居要职，掌握了不小的权力，他们对长远的革命目标失去兴趣，对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变得愈来愈冷漠。他们热衷于权术，更喜欢自上面下的传统的统治，更顾意享受革命已经给他们带来的结果──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权。他们为了权力无原则地勾结起来，这种作法本身证明了他们的堕落。病中的列宁察觉了这一情况，他提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反对官僚主义，并以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和吸收更多产业工人入党来加强党内民主，消除战时高度集中所造成的弊端。[9]可惜为时已晚，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其结果是使三驾马车及其支持者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三驾马车正是利用列宁打算消除的那些弊端，巩固加强自己的阵地的。开始时，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三驾马车──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10]。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在党的领导层中被完全孤立，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说，他被「箍了起来」。「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11]。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核心不是在革命中形成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革命目标，也不是共同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夺权的野心。党在这样的核心的控制下，逐渐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退化成为少数野心家服务的驯服工具，这个所谓的核心在几年之后就发生了分裂，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驾马车」为了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不择手段，在开始时他们不敢直接与托洛茨基对抗，就借助神化列宁，再翻出十多年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论战时的彼此攻击来败坏后者的名声，并把自己装扮成列宁的学生，并歪曲、诬陷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推行一条反列宁的孟什维主义路线；而他们这些在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等事关国家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公然与列宁对抗，为私利而背叛列宁遗愿的人，却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列宁路线的忠实捍卫者。领袖──列宁──永远正确，党内斗争是正确的领袖（列宁）和拥护他的学生（七人小组及其支持者）与反对他的人──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当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陆续沦为反对派后，他们就失去了列宁的学生的桂冠，成了列宁的凶恶的敌人；而斯大林的地位则进一步提高，当时的党内斗争就成了他和列宁一起反对孟什维克、反革命和叛徒的斗争。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曲解为后来斯大林的独裁奠定了基础，并对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回忆一下文革中对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诠释。
即使这样，他们对战胜托洛茨基仍没有把握。他们还需彻底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并利用斯大林手中掌握的组织局和各层书记队伍，对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威胁利诱：反对托洛茨基者就能提升，不反对他的甚至不能当厂长、车间主任、会计乃至缮写员。以此把革命领袖与广大群众隔离开来。十月革命本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胜利后始终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他们不断向群众发表演说，用革命的理想和目标鼓舞人民，让人民了解当前的任务和困难，在教育鼓舞人民的同时，他们也能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与否。他们不仅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还深入到工厂兵营演讲。列宁就是在工厂演讲时遇刺的。演讲更是托洛茨基的主要斗争武器，正是他那雄辩、充满激情的演讲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倾向革命，保证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仓促组织起来的工农红军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英雄队伍。而后来多数派之所以能战胜他，靠的是限制他的观点的传播，把这位革命的泰坦神与赋予他不竭的力量源泉的大地──人民群众──隔绝开来。
就是上述情况造成了联共（布）当年党内政治斗争中权力斗争结果与思想、方针政策斗争的结果长期严重背离的原因。
无原则的勾结和阴谋手段只能保证斯大林摄取权力，却不能保证他运用权力的能力。这就是斯大林在方针政策斗争中从一个失败走另一个失败的原因。如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不顾托洛茨基的批评和建议，顽固地推行他和布哈林自命为正确、稳健的、能确保「工农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对托洛茨基对工业严重滞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导致经济危机，破坏工农结合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采取行政措施强行压缩消费者的需求，最后终于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沉重的打击下，被迫彻底抛弃他推行了多年的经济政策。在国际政策方面，这类的例子更多。在中国革命、英俄委员会等问题上，在革命高潮时，他拒不同意采取托洛茨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发动工农群众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在后者的警告声中，一步步地把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引向灾难的深渊；而在革命已经失败之后，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又以极左的冒险主义使革命力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斯大林受够了右倾政策的苦头之后，从1928年开始，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全世界已经进入革命高潮的「第三阶段」理论，直接导致纳粹在德国上台，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在这个理论中，他提出了「社会法西斯[12]」概念，命令德国共产党集中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绝对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托洛茨基与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力主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它们的共同敌人──纳粹党。[13]在纳粹上台前那几年中，他竭尽全力对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敲响警钟，在德国形势发展的每一个转捩点上为他们指出正确的策略路线，但那些领袖们不仅不听他那些睿智的分析和建议，还对他百般嘲笑。
客观地说，如果讲的是不同的观点、方针政策的斗争的话，鼠目寸光的官僚经验主义者斯大林根本不是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革命理论家、战略家、策略家托洛茨基的对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从斗争伊始就借助不正当手段，如无原则勾结、拉帮结派、造谣诬陷、耍阴谋、使用流氓手段，动用组织措施、国家镇压机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把党内思想、观点、政策、方针的斗争战场变成血腥的屠宰场。这本身就证明了他思想上的软弱。还有一个更好的证明。30年代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遥远的墨西哥，他几乎是孤身一人进行反对斯大林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他组织的第四国际还未成气候，无法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抗衡。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不能释然，多次派刺客暗杀托洛茨基，直到后者惨死于特务的冰斧之下。流亡者托洛茨基除了思想之外，是不会对作为苏联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独裁者斯大林构成任何威胁的。那么斯大林为甚么还要怕他，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恐怕只能从托洛茨基的思想、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他对斯大林昏庸的政策的犀利批判中找答案了。这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宽容只是胜利的强者的品格，在以卑鄙手段获胜的弱者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杜应国先生对这两个人的界定，其实只适用于斯大林一个人。他才是为夺取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为了把列宁领导的生机勃勃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改造成惟他的马首是瞻的驯服工具，他不惜把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杀光。这些手段保证他战胜了所有反对派（当然是在无原则、无远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配合之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他们和斯大林勾结起来，为战胜托洛茨基破坏党内民主，最后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保证了他二十至三十年的独裁统治，却保证不了他准确地判断形势，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即真正的领袖的能力。
笔者译完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8）三卷本中的头两卷。1923－1927年党内斗争最激烈的五年中，托洛茨基所写的文章和书信大部分收入其中，已经收入专集的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和英俄总委员会问题的文章除外。他的文章和书信涉及的都是经济政策、党内制度、外交政策等问题。文章不是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正确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他对多数派的批评确实是建设性的批评。由于多数派对他的睿智透彻的分析和劝告只是一味谩骂，固执己见，并狂妄地称他们的政策是惟一理智和正确的政策时，托洛茨基的文章中也不乏激愤之词，但其主旨是维护十月革命的成果，对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错误政策将导致的恶果大声疾呼，敲响警钟。直至他被开除出党，流放到阿拉木图，乃至被驱逐出国，他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国际左派反对派是共产国际中的一派，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进行改革，纠正当权的多数派的错误路线而斗争。因而，他坚决反对另立新党、建立新国际的主张，甚至不惜与坚持这些主张的人分道扬镳。1933年，在斯大林的错误的「第三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德国共产党不发一枪就让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才决定与第三国际决裂，着手建立第四国际。
如果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性格、禀赋的不同，是权力欲和野心之争的话，值得兜这么大的圈子吗？其实，除了作者指出所谓托洛茨基错失夺权良机之外，他还有更简单可靠的办法：即发动军事政变。他是军事人民委员，在军队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23年12月27日致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的一封信表达了军队对中央多数派诋毁托洛茨基的愤慨，他在信中说，当多数派为在军队中破坏托洛茨基的威信，派代表在军人党员会议上诬蔑他是孟什维克、分裂党、是政治上的破产者时，与会的官兵义愤填膺地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报告人滚下去！」军人党员中许多人提议，大家必须万众一心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14]。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又有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的遗嘱的尚方宝剑，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利用列宁提供的炸弹去夺取政治斗争的胜利，或利用军事政变来达到这个目的，托洛茨基本人是怎么考虑的呢？他说：「当时，能全部了解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官僚主义分子的『列宁－托洛茨基联盟计划』的只有我和列宁两人，政治局其他成员只有些模糊的猜测而已。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遗嘱，谁也不了解[15]。我的出击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更确切地说，是被描绘成我个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斗争。我一想到这点就胆战心惊。我认为，这将使我们的队伍军心涣散，既便获胜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16]「我尽可能长期地避免介入这场斗争，因为其性质是一场非法阴谋活动，至少在开始阶段是旨在反对我个人的。这样的斗争一旦爆发，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必将会采取极端尖锐的形式，会导致致命危险的后果。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以极大的个人让步为代价试图保持集体工作的共同基础，还是我进行全线进攻，虽然没有这种行动的必须的政治基础……有导致陷入绝境的胜利，也有开启新的未来的失败。」[17]这是目光远大的政治家，还是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的野心家，读者自己判断吧。
为夺取政权而调动军队，作为政治家的托洛茨基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列宁卧病之后，当追随者的触角伸进军事部门时，我力求避免有关党内分歧的话题，尤其是同军事部门工作人员谈话。局势很不明朗，分歧已初露端倪，在军队中拉帮结派蕴藏着极大的危险。」[18]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他「毫不反抗，甚至怀着宽慰的心情交出了我的军事职务，因为这样可以夺去敌人散布我搞军事阴谋等流言蜚语的口实」[19]。
三杜应国先生文章中的知识性错误
除了上述分析、判断性的偏颇和错误外，杜应国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这里仅谈最重要的两处。一是作者断言，托洛茨基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共同决定封杀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这大概是因为作者只看到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对加米涅夫讲的那段话。那是在列宁已经准备与斯大林摊牌，作为「三驾马车」成员的加米涅夫已经乱了方寸，托洛茨基对他阐述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请你记住并转告他人，我根本无意为改组而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我反对清除斯大林。」[20]或是他还记住了伊萨克。多伊彻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对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早期的消极状态的描述。他没有看到1923年4月18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编》。在这份标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与会的其他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1、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话。在公布（在公布的情况下）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论苏汉诺夫》）是否要有些区别。
托洛茨基
2、不能公布：这是没有讲的政治局讲话。仅此而已。文章的基础和内容是个人鉴定。加米涅夫
3、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也持这种看法，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的问题我没有问，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在公布的情况下就没有区别。只是这份记录（《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稍晚些时候转交给我──在几天前。
季诺维也夫
4、我认为没有刊登的必要性，况且没有得到伊里奇对公布文章的批准。斯大林
5、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为从对广大群众的公布中谁也不会搞清任何东西。
托姆斯基
6、弗·伊·的意见不是写给广大群众的，而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所以把这么多篇幅用于个人鉴定。论合作社的文章就与之不同。不应该发表。
索尔兹
7、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同意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斯洛瓦廷斯卡娅[21]
笔者之所以把这份文件全部翻译过来，除了证明托洛茨基没有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共同封杀列宁遗嘱，还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托洛茨基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多么孤立，简直是孤掌难鸣。其实，1996年出版的郑异凡的《天鹅之歌》摘引过这份文件，也就是说，这份文件的中译文并不是在本文中首次披露。另一个知识性的错误是作者武断地说，托洛茨基赞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不知作者根据什么资料得出的这个结论，不知是不是根据国际学界的共识。我记得《先知三部曲》中明确地说，托洛茨基反对消灭富农，集体化只有建立在相应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效果。他主张在国家工业的支持下，为集体农庄提供拖拉机、汽车等农机具，在国家工业不能为农村提供全部所需的农机具的情况下，只能搞试点，显示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优越性，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中派政策（经济政策也包括在内）定性为左右摇摆政策，他要求左派反对派对它的哪怕是向左的摇摆，也采取有批判的支持的态度。当斯大林向左转，许多反对派成员因此向他投降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杜应国先生大概会说，伊萨克·多伊彻是「狂热的托派分子」，他的话不足为凭。那就来听听托洛茨基本人当初是怎么说的。笔者最近正好读了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险》[22]，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定性为冒险主义，并断言它会带来危险。文章对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做了全面批判，这种充满了历史主义的精彩批判，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为了避免转述的讹误，让读者更好地领略作者的风采，将整段文字翻译下来[23]：
土地耕作生产集体化要求以一定的技术基础为前提。集体经济首先是大型经济。但是，经济的合理规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质所决定。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
但现在，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完全分离的。苏联工业的发展无论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久。高增长系数是对总体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工业即使在完成拟定计划的情况下，在五年计划末，顶多能为20－25%的农业经济提供拖拉机和所需要的农机具。这是集体化的实际限制。由于苏联仍是孤立的，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只能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中来考虑。
十分清楚，今天的集体化的速度不是由生产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决定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它本身没有市场是无法生存的。消灭新经济政策使中农──商品生产者面临抉择：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费经济，即走向灭亡，或是为市场而展开内战，或是在集体经济的新路上碰运气。
这段引文不仅驳斥了斯大林的集体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说法，也驳斥了他消灭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至于消灭富农，托洛茨基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实践中，消灭富农导致用纯行政的方式消灭富农：没收财产，剥夺土地，最后把他们流放。这项政策是如此贯彻，好像富农在与农村的关系上完全是异物，就像是来自异体的肝脏或是波洛优齐人。[24]事实上，富农只是中农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施）。单独消灭每一个富农，在两位民警（全副武装的）的帮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农的产生，哪怕是在集体农庄内部，要困难得多。为此需要的是工业和文化革命。[25]
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要求加快工业化，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城市对农村的领导角色。
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我们永远把系统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我们永远让集体化取决于工业化。我们总是把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几十年的远景中考虑的。……因此，我们从未要求在斯大林－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五年计划的框框内消灭阶级。我们要求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工业化而有计划地削减富农的积累。[26]
这些引言足矣驳斥杜应国先生对托洛茨基赞成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论断了。看来，杜应国先生在撰写《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之前，还应该再多读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再多了解一下当年党内斗争的历史。另外我还想到，如果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是托洛茨基的话，他关于集体化、工业化的睿智论述大概可以让我国人民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吧。
杜应国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这也不能全怪他。除了上述历史政治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托洛茨基著作的数量太大。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苏联和世界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问题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几乎对所有问题都能说出独到的见解，对形势的分析清晰透彻，对发展趋势的判断、预见的准确率极高。读过托洛茨基对3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分析和判断的西方学者认为，他这些方面的著作堪称经典。我在此提西方学者，并非拿他们来压人，因为国内学者很少有人读过这些著作，至少在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看不出来。但杜应国先生不该把他的管窥蠡测之见当成客观的历史结论，甚至戴上一顶「国际学界公认」的吓人的大帽子。
也许有人会说，在论战中，尤其在攻击对手时，谁都会把自己装扮得公允、不偏不倚，来加重自己对对方的指责的份量。说漂亮话，批评别人谁不会啊。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归批评，他若大权在握的话，这么左的人，能比斯大林好到哪儿去啊。
集体化只能建立在农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这是托洛茨基的一贯思想。早在1922年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写于1925年11月、于1926年9月在《真理报》上连载的长文《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他明确地说：「土地国有化的全部意义只能在高速发展的农业技术和由此产生的土地耕作集体化──即许多年以后的前景──的后果中表现出来。」[27]
说托洛茨基「左」，这是对他的又一个普遍的误解。虽然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称为左派反对派，这是相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和布哈林领导的右派而言的。而且，不能把中派理解为不偏不倚的中庸的派别，更不能把它看成像斯大林自我标榜的那样是既不左也不右的永远正确的派别。按托洛茨基的理解，左派是革命派（对那些把革命与极左、左与极左混为一谈的人来说，这种区别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它的立场和方针政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正确立场和方针政策；右派的立场和方针政策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向国内外资产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方针政策；而中派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方针政策的经验主义的官僚，它在左右两派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采取左右摇摆的政策。而且，由于斯大林不仅不听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批评，反而在争论伊始就把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上纲上线，定性为孟什维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并自吹自擂，说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这样，就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另外，他是鼠目寸光的官僚经验主义者，不是理论家，因而他没有理论预见能力，再加上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和为争夺权力不择手段，把他的每次摇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变成灾难之后，再开始新的摇摆，给党、国家、经济、政治和共产国际造成剧烈的震荡。对斯大林政策的这一特点，托洛茨基作了形象的比喻，说他像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因而处处挨打的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子伊万一样。在高瞻远瞩、雄才大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托洛茨基与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之间划等号，只能是曲解、偏见和无知的结果。
四今天还有多少人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杜应国先生对今天还对托洛茨基感兴趣的人居高临下，简直就像成年人看小孩胡闹一样。这大概又是作者的一个想当然。除杜建国外，对托洛茨基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在google搜索网上，无论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打上托洛茨基的名字，都可以找到上万项的相关信息。前些时候，笔者在网上还看到有人要求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将它存放的托洛茨基档案全部上网，因为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就个人著作来说，能在网上查到托洛茨基俄文原文著作和英译本，大概还是古往今来的作家中最多的，虽然这远不是他的著作的全部。
沃尔科戈诺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书中说，1989年他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在大厅入口处，看到一张堆满了印着第四国际领袖托洛茨基大幅肖像的托派出版物的长桌，那些推销自己的小册子和杂志的年轻人郑重地说，他们代表托洛茨基同志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德国支部。当然，他的感觉应该与杜应国先生一样，因为他断定，第四国际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宗派组织[28]。
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在西方世界一直没有停止。70年代中期，他的著作的英译文已经出齐，他档案中的保密部分除外，因托洛茨基在把他的档案卖给哈佛大学时，规定这些档案到1985年解密。
苏联时代，托洛茨基著作一直是禁书。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他的著作才能在苏联公开出版。笔者1990－1991年间在苏联时，只看到两本托洛茨基著作，一本是《文学与革命》，另一本是《斯大林传》，还有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档案》。整个90年代，俄国总共出版了十五种托洛茨基著作，其中包括俄裔美籍人费利施京斯基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档案编的四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反对派》，后来又出版了ПисьмаизСсылки（《流放地来信》）АрхивТроцкого[《托洛茨基档案》（三卷四册）。去年，我托在俄国的朋友帮我购买这些书，他告诉我早已脱销。看来，研究托洛茨基著作的人还是有的，尽管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对托洛茨基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诬陷。我在网上看到，托洛茨基研究所于1991年在莫斯科成立，而且至今一直有活动。
特别值得介绍一下的是，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学家瓦迪姆·罗高文（ВадимРоговин，1937－1998），他倾其一生最后十五年的时光，写下了七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种选择》。此书描述了从1923年左派反对派形成到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身亡这段时间，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为捍卫十月革命与斯大林集团进行的政治斗争的历史。以一个学者最成熟、最宝贵的十五年时间研究撰写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并明确地说托洛茨基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代表，不知杜应国先生看了会作何感想。厚厚的七卷书和十五年的时光，这不是杜建国的一篇文章可以比的。居然还有人下更大的力气，不仅为托洛茨基翻案，还要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把托洛茨基立为正统！就像著名的中国托派郑超麟坚持的一样：马恩列托！
我想，这是包括杜建国在内的大部分托洛茨基研究者的目的。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他们不愿意走「告别革命、私有化的人间正道」，为了解决当前和未来人类面临的危机，他们不畏艰难地挖掘被斯大林的血腥镇压、封杀、诽谤、歪曲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在托洛茨基开拓的崎岖道路上奋力攀登，不顾他人的嘲讽和冷眼。人各有志，杜应国先生大可不必奇怪。
注释
[1]Д.ВолкогновТроцкийизданаНовостямиМосква1992-гCтр.18.
[2]《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模式》，载《视界》第14期第192-207页；《红鼹鼠》2005年第3期第77-88页。
[3]《列宁全集》第42卷第325页。
[4]《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5-40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5]同上，第406页。
[6]同上，第405页。
[7]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页。
[8]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有关文章和注释；莫西。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拙文《神话与事实──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关系》，载《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二期第73-78页。
[9]参见《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17-418页。
[10]参见《斯大林研究》1993年第二辑第1－16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四辑第221－223页。
[12]根据「第三阶段」理论，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政党，但由于它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更有欺骗性，因此它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敌人。
[13]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中的相关章节。
[14]《马恩列斯研究》1999年第1辑第199-200页。
[15]斯大林收买了列宁秘书组组长福季耶娃，列宁遗嘱的拷贝当时就交给了斯大林以及几个政治局委员，甚至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6]《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20页。
[17]WritingsofLeonTrotsky[1929]pp.42-43.
[18]《托洛茨基自传》第447页。
[19]同上，第447页。
[20]同上，第424页。
[21]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1923-1927)том1стр.56.另参见《天鹅之歌》第125页。
[22]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1-8,PublishedbyMonadPress1973.
[23]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3-4
[24]波洛优齐人是十一至十三世纪欧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
[25]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4.
[26]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6.
[27]Л.Троцкий:КСоциализмиликКапитализмстр.20,издан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ПлановоеХозяйство,1926г.
[28]Д.ВолкогновТроцкийкнига2,стр.176,изданаНовостями,Москва1992г.《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四十五期200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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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1922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革命党的“否认”病
张国焘
（1922年12月2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27日《向导》第15期，署名：国焘。
中国革命主义者的观念上，自然有许多错误。消极的“否认”观念或者是最大错误之一。下面这些事实，足够证明：“否认”观念仍然支配一般的革命心理：
本月二十七日上海总商会所发起之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招待新闻记者，欢迎他们赐教。席间《民国日报》记者邵仲辉发表意见，说道：“北京政府及所任命之军阀，如总统，巡阅使，督军，督理，以至总司令，国民概不承认。如有接洽，概以先生称之。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一则表示其官职在法律上不生效力，所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就是仲辉同志贡献离界三项办法中之最重要的一项。接着还有叶楚伧同志演说，又把仲辉的大意重述一遍道：“至言办法，则须以北京政府地位之承认与否为前提。如不否认北京政府，则任何办法，断难有效。”这两位代表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演说的用意，无非想引起商家反抗北京政府，不幸只是传授他们一些孔子的名分论和消极的否认论。这种消极的否认观念，一半出自只图建立革命政府反抗非法政府的片面革命策略，一半出自缺乏革命精神的旧观念。虽然这个“否认”观念使各种民众运动受许多磨折，使革命事业受重大打击，但是革命党人现在还没有脱离“否认”观念的病态。
最近几年之内，“否认”观念留下的坏影响，实在数不胜数。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上海学生和北京为否认北京政府案之争执，引起不断冲突，全国学生联合会毕竟因而破裂，因而消灭。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其他由国民党领率的团体，一俟否认北京政府的议案通过后，便放弃一切实际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甚至失去活动机能。最近之劳动立法运动，又因国民党分子否认民六国会之成见，引起劳工界之纠纷。如果民党分子仍然向商人宣传“否认”政策，恐怕又是一次失策罢。
我们并不是说民众不应该否认北京政府和民六国会以及各省军阀，但是仅仅否认他们，于革命上为无意义。如果一旦民众获得了政权，我们是会立刻否认一切卖国借款和卖国条约，丝毫没有顾忌的。但是革命未成功以前，我们便须承认军阀官僚的存在，并拿他们当做我们瞄准的目标，不断的向他们下攻击。并且拿他们的种种卖国勾当和暴虐行为做攻击他们引线。倘若我们现在只是否认他们，事实上有作么效果呢？我们敢断言：丝毫没有效果。这样是说，如果军阀官僚继续掌握政权，即使全国人民都否认他们，他们仍然可以一样的进行卖国借款，一样的横征暴敛，一样的掳掠屠杀。进一步说，只是消极的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睛让他们作恶。这个理由，极其简单，极易明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米。所以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
许多反对否认北京政府的分子，确是缺乏革命精神。他们只知向军阀官僚告哀苦，希望军阀官僚改善他们的境遇，丝毫不觉得革命之可能与必要。同时民众赞成革命的，的确还是极少数。要是革命党为用一种适当的政策，这些今天还反对革命的民众，明天或许就会赞成革命，而且总有一天，他们会变成革命的信从者，因为他们那种和平改良的希望，始终达不到目的。现今民众既然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如果国民党总是要求民众否认政府，民众便一方害怕，一方觉得否认政府并没有益处；结果民众便不会与国民党接近呢。倘若民众还承认北京政府，倘若他们还没有觉悟，倘若他们还向政府要求这个那个，革命党便要让他们去要求，而且还要不断的引导他们去要求。倘若民众愿意枝枝节节去攻击政府一下，革命党便应该率领他们去攻击。因为民众向政府要求一次，便增加一次失望，向政府攻击一次，便增加一次愤激。这样做去，才能得到三种重要的结果：（一）由这许多次的失望和愤激，促醒他们相信革命是唯一的方法；（二）这种零细的要求和攻击，便是一种民众的训练，如同兵士练习打靶一样；（三）革命党借此得到时常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得到向民众宣传革命的机会，结果便能使民众信任革命党，也能使民众的革命气焰变成由一个或数个革命党指挥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所以否认北京政府的观念，不啻造成纵容军阀官僚作恶的形势，也是停止一部分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但无益，反有极大的损害。
一个革命党一定要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最高度的计划，一个是最低度的计划。最高度的计划便是由革命而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则，最低度的计划便是目前奋斗的方略。倘若没有高度的计划，固然不能成为革命党；要是没有最低度的计划，何能使民众相信革命党是真正为民众利益奋斗呢？现在国民党的最低计划，除了军事行动不计外，只是今天联张作霖，明天联段祺瑞。简单说来，国民党除了与军阀周旋以外，简直没有别的目前奋斗的方略，怪不得民众难以发现国民党是代表民众利益奋斗的政党。同时我们看见：民众渐渐觉醒，各处都发生争民权、争自由、裁兵、承认苏俄、废除治安警察法、反对山东协定等运动；但是个个运动都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助力。如果国民党永远躲在否认北京政府的观念之下，丝毫不去实际的参加这些运动，这是国民党何等的损失呢！我们以国民党与其只图由军事革命而建立一个局部的革命政府，同时否认北京政府一切行动，不如在全部革命不能成功之前，采取反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而且国民党只有立在北京政府反对党地位，不断的代表人民向北京政府下攻击；如是所有反对北京政府的势力，才能聚集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即使民众仍然愿意向北京政府去要求什么，国民党也要引导他们去要求，不过应该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罢了。他们不能说军事行动不是攻击北京政府的方法，但是单是军事行动，未免不是片面的。像这次商人要求政府裁兵制宪理财的运动，实在含有反对政府的色彩，国民党最好把否认北京的老调子收起来，即刻用实力帮助商人的要求才是，而且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可以给我们一种教训；俄国共产党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曾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加入议会，代表俄国无产阶级要求改良生活；而且不断的引导群众做争自由与解放的运动。我们知道中国只有幼稚的革命历史，自然革命党免不掉许多幼稚的病态；但是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跳出这个“否认”病态的范围，一方指挥已属革命旗下的群众实际利用个个反抗政府的机会，一方促起没有觉悟的群众向革命的路上前进。我们知道这种反抗政府的群众直接行动，是革命进程中一步艰难的工作。但是要完成革命，这步工作，是没法子避免的，而且只有这样有系统的努力，才能使群众觉醒，才能使革命党日见发展，结果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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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译者前言（施用勤，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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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译者前言
施用勤2009年
多年来，一直把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身上。改革开放后，随着档案的公布和学术研究气氛宽松，这个冤案才被彻底推翻。原来，对那次重大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就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革命导师、伟大领袖的斯大林。当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经验方面都严重不足，无力对抗挟十月革命、列宁继承人和共产国际[1]权威以自重的斯大林。虽然在实践中他们感到应该采取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指示相违背的正确措施，但只要共产国际代表一施压，再以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威胁，甚至连陈独秀这样独立不羁的人，也不得不屈服。
然而在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却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他领袖在这场斗争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展现了他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及对事件进程的准确预见。尽管中国革命的失败证实了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以及反对派对他们的批评和对革命进程预见的正确性，但斯大林、布哈林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把反对派开除出党，随后又把他们流放或关进监狱，彻底粉碎了反对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更是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下，当年这场斗争逐渐在苏联人的记忆中消失。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直是禁区。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本译文集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是该书的一章）中译本的《出版者说明》中，对整本书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在总结经验以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的幌子下，攻击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败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预见’。”这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批评和他对这场革命进程的预见。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出版者说明》则这样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做了种种的造谣诽谤，诬蔑广州起义是‘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说中国在1911年已经经过‘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否是中国的“二月革命”，是个可以讨论的历史学术问题，说托洛茨基否定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那可真是胡说了。通观托洛茨基乃至反对派的所有文章、文件，都没有一处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错误的中国政策，怎么就成了诬蔑诽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来解密的文件表明，广州起义确实是领导（斯大林）“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进行的冒险”，而且广州起义确实在几天之内就遭到了失败。但在当年，这几乎是对托洛茨基的官方评价，是不能讨论和质疑的。当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论》（现两卷本）中，每一篇文章之前的编者按，几乎也都是这个调子。2008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读本》，就是从这个两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论》中选出来的。为了保持当年的风貌，编译者保留了当年的编者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改革开放后，当斯大林的“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光环不再之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作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有的作者在完全肯定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方针政策的批判和他的预见的正确性之后，又加了一句，虽然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力量对比的悬殊。有的作者则对这场论战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50大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在革命高潮时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布哈林则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有作者认为，凡是认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的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我党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对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等反对在大革命时建立苏发，反对建立苏维埃，因而，他们在大革命时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观点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作者得出结论：斯大林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正确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要求建立苏维埃的不正确的建议。
这样的客观和全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却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错误的东西则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说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布哈林导致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流成河革命失败的政策来反对假定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正确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只是作者认为它是错误的，更何况作者还认为它可以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准备，从而减少宁汉合流造成的惨重损失。即使真的不能扭转败局，能够减少失败的损失的策略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综观当年两派论战，除了苏维埃问题之外，还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前景、革命领导权、国民党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等全部问题。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是出于双方不同的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
不断革命论与三个阶段理论
长期以来，不断革命论一直被视为托洛茨基反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其实，这是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提出的俄国革命发展的一种设想。扼要地说，就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爆发，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与卑鄙，它无力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只有率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因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将进入更高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刚刚公布时，曾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一致抨击。这倒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的荒谬，而是由于它与此前俄国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的三个阶段论理论大相径庭。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1917年列宁回国以前，在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出席者都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3月29日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在论证支持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时说：“权力在两个机构之间分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全的权力，角色被分开了。苏维埃事实上承担起倡导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责任，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它设计了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事实上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责任——应该根据临时政府巩固革命进程的程度，给它以应有的支持。”这种认识本身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十月革命中采取主动，何况他也没有这样的胆略和能力。
如今若要搞问卷调查的话，大概不少人都会说十月革命是斯大林领导的。其实，不仅斯大林没有领导十月革命，列宁在10月25日凌晨（俄历）赶到起义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时，大局基本已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负责党中央与隐匿的列宁之间联系的斯大林无故缺席了10月24日（俄历）上午俄共（布）中央决定发动起义的重要会议，而且整整一天都没有在斯莫尔尼宫露面。直到深夜，他才发现起义开始，并进展顺利。在此之前，他本人都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定，又怎么能通知列宁呢？托洛茨基曾说过：“列宁在1917年实质上没有说服斯大林，而是用胳膊肘把他推开。”其实这次（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并没有推开他，而是他自己躲开了，他不愿意在不断革命论指引下的“超越阶段”的冒险中毁了自己，他给自己留了一手。他在这年早些时候拒绝刊登列宁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方来信》，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甚至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愤怒地骂他们是工贼，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党。与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不赞成将他们开除出党。这表明当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他们破坏纪律是情有可原的，即出于他们都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三个阶段的理论。
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陈旧的三个阶段理论的胜利。但十月革命的洗礼并未能洗去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三个阶段理论是1923年起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依据。在他们实际掌握了共产国际领导权之后，在制定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时，仍是严格遵循三个阶段的理论。这在他们制定的中国革命政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最大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景和领导权上。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交融在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会只停留在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它必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领导权。他的阶段论的观点似乎更加客观，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后来我国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也都接受了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定性。其实，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曾进行过一场“社会史论战”，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这种定性展开讨论，只是如今对此已鲜有人知。当时的共产党理论家同意这种观点，而中国的托派是不赞成这种定性的。托派领导人之一尹宽曾发表一篇长文，论证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2]判断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想指出，后者更符合马克思的全球化的观点。
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财产……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预言了全球化，然而愚钝的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忙于榨取剩余价值，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为此还不惜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末才意识到世界已经按照它的方式被全球化了。国际学术界为此热闹了好一阵。全球化、地球村在我国学界也火了好几年。然而马恩预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是为了住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地球村，享受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人都能摆脱异化、实现其本质力量的平等社会。后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反动与倒退，肯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也正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放弃了世界革命，又加上“官僚”社会主义根本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使资本全球化在今天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主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观察到的全球化趋势，经过80年的发展，到1926—1927年肯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界定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忽略这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很难说是科学、完整的。正是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残余——外，还要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最主要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在这场斗争中的关键就是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而进一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甚至专门作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武约维奇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的决议》，该决议说：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上要求马上形成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马上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的要求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不是别的，正是重蹈托洛茨基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旧立场的覆辙。[4]
托洛茨基以十月革命为例，反驳了对他的指控。一般人都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学界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其实不然，二月革命只是一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这个任务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才完成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土地革命，才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发动十月革命并获得胜利。反过来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完成土地革命，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只有它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革命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使他们免除了5亿卢布的地租。……如果土地革命真是二月革命完成的话，农民根本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恐怕连一年都维持不了。换言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在一个阶段内完成，才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建立并渡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内战阶段。
其实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打破了三个阶段理论的束缚才取得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辛亥革命完成的，也不是北伐胜利后完成的，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完成的。这又一次验证了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经验，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讨论的只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还是在同一个阶段中先后进行，这两种模式哪种可行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它的得失成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超越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胜利了，而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然这两场革命的胜负是不能仅仅归结于遵循还是违背三个阶段理论的。不过，直接涉及谁掌握领导权的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大概是不能否认的。确实，不断革命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提出了革命中最核心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因而能够准确地判断各政党的阶级性，准确地预言斗争进程。如早在1927年3月22日刚刚得知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托洛茨基就敏锐地提出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具有执政党的性质，来抹杀阶级冲突，一相情愿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相反，阶段论者以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残余来抹杀阶级冲突，一相情愿[5]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闭眼不看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硬说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由于抓不住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历史进程，他们的判断屡次被事件所否定。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斯大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不过，对那些认定俄国比中国先进，俄国无产阶级比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人来说，力量悬殊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革命社会力学与常规社会力学。
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
斯大林、布哈林否定反对派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主要理由是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才能建立苏维埃。他们没有直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这点已经蕴涵其中。即使对斯大林这样的保守官僚来说，在无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时，他当然也就不会反对它去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也不成问题了。
倒是今天的某些研究者，更直接地以力量不足为依据，来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否定托洛茨基。如前面提到的说法：斯大林以错误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的建议；托洛茨基的批评尽管完全正确，他的预见虽然也被事件所证实，但这一切都似是而非，因为力量对比太悬殊。也就是说，大革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失败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再高明，也无法改变力量对比，而悬殊的力量对比已经决定了你的建议也是错误的。
但这种力量对比概念，是从常规社会力学的角度，而不是从革命社会力学的角度得出的。在正常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永远是弱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掌握着社会经济命脉、国家政权和军队的资产阶级，则是强者。但社会不是永远处在常态之下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正常社会状态维持不下去的结果。
其实，在正常社会状态下，无产阶级不仅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是弱者，就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是强者。无产阶级的强弱（无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落后国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取决于它自己，而取决于占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力学所着眼的，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危机与震荡中的变化。列宁早在1905年革命时，就曾说过：“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后备力量中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6]这个“从敌人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主要后备力量”，就是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在对德国小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可能发生的立场变化的论述，对其他国家也完全适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巴黎公社的经验，至少是在一个城市内，后来则是十月革命，在无可比拟的更加广阔的时空中，表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不能推行独立的政策（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强烈暴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如果革命党没有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的话，就糟糕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性。罢工和政治风潮恶化了国家的经济情况。小资产阶级如果根据经验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它带到新路上，它就能暂时容忍不断增加的损失。但如果革命党一再表明它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左右摇摆、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话，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耐心，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灾难的罪人。……
……小资产阶级可以追随工人，如果看到他是新主人的话。社会民主党教工人当仆人。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追随仆人的。[7]
因此，在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动摇和妥协时，无产阶级能否争取领导权，并不在于它的绝对实力，而在于它在革命形势中，能否让小资产阶级相信它，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革命党要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这也是托洛茨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要求它退出国民党的原因。
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以相对弱小的兵力在几个月内就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固然和北洋军军阀的腐败、士兵士气低落，不少军队不战而降，归顺了北伐军，以及北伐军思想工作做得好，士兵斗志昂扬有关，但与工农在敌后的罢工、暴动，对北伐军的积极协助是分不开的。以上海为例，它不是北伐军打下来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工人起义夺取的。国民革命军是被起义工人迎入上海的。发动工农进行革命，当然只能以罢工和土地革命的形式进行。工农组织在罢工和土地斗争中成长壮大。在这些地区变成国民政府的辖区后，工会农会面对的还是同一些工厂主和地主。它们不会因政府换了招牌后，就停止为工农的利益而斗争。国民政府在它的辖区内禁止罢工，不允许在后方没收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表明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它与工会农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建立苏维埃，就是把这些在革命斗争中业已存在的组织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这涉及的不是有没有力量组建苏维埃，而是想不想建。
斯大林正是因为信奉常规社会力学，他才一直把宝押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将军们身上，根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这在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23年8月，德国面临革命形势时，他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了下面的话，充分暴露了他对群众革命力量的态度：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是不是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能够这样做？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而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8]
建立了苏维埃，中国大革命就一定能胜利吗？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也不认为，建立了苏维埃，共产党就一定能够胜利。他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例。那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工人在自己的组织机构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今后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自发的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重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它不失时机地武装工农，深化土地革命，推动民主革命阵营中的分化，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从而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不过，托洛茨基认为，如果领导路线正确的话，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获胜机会的。
如果在大革命高潮中建立了苏维埃，即使不能确保共产党的胜利，至少可以保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不会被“盟友”打得措手不及。
高潮与退潮
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反对1927年南昌起义和同年年底的广州起义，是从“极左”转到了极右。
中国革命的成功，走的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加之南昌起义之日被定为建军节，这对理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的批评造成一定的困难。笔者不想在这里讨论武装起义的方针正确与否。只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共发动武装起义时，革命是否仍处在高潮期？当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托洛茨基不反对在革命高潮时发动武装起义，斯大林也不主张在革命低潮时发动起义。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认为在经历了上海和武汉两次沉重的打击后，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农运动已被粉碎，工人脱离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动势力得到加强，今后出现的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党员、群众因失败而沮丧，反动势力嚣张之时，发动起义只能遭受新的失败，因而是冒险主义，是左倾盲动。斯大林不仅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认为它还在进一步高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大革命在武汉政府分共后，革命已经失败，这早就是中共党史界的共识，此后共产党的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的。另外，斯大林为中共发动的武装起义设计的道路，肯定不是它实际所走的长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十月道路，赋予它的使命绝不是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是直接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成功。托洛茨基称起义为左倾冒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以斯大林路线为准，那么托洛茨基的观点肯定非左即右。可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路线在左右摇摆。他的路线不能作为判断左右的标准。如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上，他开始反对工业化和农业是“轻视农民”。他赞成布哈林的“乘在农民的马车上，用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一旦发现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确实是工业严重滞后导致的，他本人也开始主张加速工业化，并把本来与他一起安稳地坐在农民马车上的布哈林打成右派，推下车去，他接过车夫的鞭子，开始纵马狂奔。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斗争开始时的极左，其实是接受了在中国革命中极右路线失败的教训的结果，只不过是按着他历来的左右摇摆的规律，从极右转到了极左。莫洛托夫代表他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据这个理论，从1924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到1928年已经结束，世界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任何一次偶然的劳资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导致无数革命先烈死于非命的所谓的中国“立三主义左倾路线”和“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极左战略目标，实际上都是这个“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个愚蠢的理论的指引下，本来应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共同打击甚嚣尘上的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共产党，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民主党），让纳粹分子坐收渔翁之利。纳粹上台不仅导致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毁灭，还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希特勒的胜利宣告了“第三时期”理论的彻底破产，斯大林又转到了极右的“人民阵线”政策上。中国抗战期间，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无非是“人民阵线”的中文版而已。这就是斯大林的左右摇摆。托洛茨基曾经形象地说过，斯大林就像是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伊万一样，他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所以总是挨打。
斯大林主张起义，一是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刷以往失败的耻辱。
1927年12月18日，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穆拉洛夫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张便函中，说了下面的事：《消息报》副主编格隆斯基劝他放弃反对派活动，并断言，中国问题将被事物本身的进程从讨论中取消，因为那里新的事件已经酝酿成熟，它们将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9]
众所周知，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为它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
联共（布）党内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斗争的背景资料
联共（布）党内斗争不是起源于中国问题，它早在1923年8月就开始了。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当年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是为了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捍卫列宁主义，因为国内各类历史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都是这么说的。这是当年多数派的说法，但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有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为维护党内民主、党的统一，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官僚主义而斗争，他的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所能倚重的唯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列宁还未离开人世，只是因失去语言能力而不能理政后，包括列宁要求罢免的斯大林在内的自称为列宁忠实学生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斗争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所谓的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列宁的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联共（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对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分裂党的指责更加荒谬。因为早在1922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大约在一年后，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谈定好的。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他们用组织纪律和行政措施来进行思想观点的斗争，在党内民主遭到彻底破坏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胜利。
1923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多数派的打击下，已经无力进行斗争。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正如季诺维也夫当初曾得意扬扬地说过的那样，已经“被箍住了”。他被正式排挤出决策核心，担任了三个次要职务：租让委员会主席、电业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即使这样，他仍然是动辄得咎。如他组织策划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就曾被斯大林讥笑为不务正业的农夫，挣了几个卢布不购置农机具，而是买了一台留声机，因此导致破产。虽然在几个月后，政治局就被迫让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上马。
1925年季诺维也夫派与斯大林、布哈林的决裂，使情况出现变化。1926年春，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结成联合反对派，再次对当权的多数派的错误进行批判，并为争取恢复党内民主而斗争。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中国革命政策，是联合反对派斗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革命从1925年起进入高潮。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一味对蒋介石让步，甚至在后者提出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真正成为国民党的附庸的《整理党务案》时，仍对他让步，终于酿成了蒋介石的“四·—二”反革命政变。联合反对派对当权的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提出批评，要求改国共党内联合为党外合作。斯大林在四·一二政变的一周前还称蒋介石遵守纪律，进行反帝斗争，还有利用价值，在利用完之后，再把他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然而几天之后，这只被榨干的柠檬居然成功地发动政变，使斯大林狼狈不堪，他指使各国支持者把载有他的讲话的那期《共产国际》的相关页码销毁。但面对反对派的指责，他还是振振有词地反问：在这几年中，反对派到哪里去了，它为什么一声不吭？还理直气壮地指责说，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的义愤是假的，他们拿中国问题做文章，实际上是在寻找论战机会，他们抓住中国问题，“就像是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10]从收入本集的文章来看，斯大林的指责似乎并非没有道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拉狄克的，日期是1926年8月30日。其后还有几封信和文章，除了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文是在1926年9月写的外，其余都是在1927年3月以后的事了，离蒋介石政变已经为期不远了。而且这些文章和信件都不是正式文件，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封锁，反对派的文章观点也不能见诸报刊，只能在反对派内部流传。托洛茨基在那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反对派内部统一思想，还有与不同观点的交锋。3月22日的《关于中国革命》一文，从其最后一段来看，显然是在说服联合反对派投入拯救中国革命的斗争，并以这是事关“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的大事，来打消他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进行新一轮的派别诬陷的顾虑。更大的障碍是在1925年还参与制定中国政策的季诺维也夫等人。他们或是认识不到这一政策的错误，或是为维护自己的声誉，不同意以联合反对派的名义来进行这场斗争。
托洛茨基于3月31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揭开了联共（布）在中国问题上斗争的大幕。大概是因为在“四·一二”政变的震撼下，联合反对派统一了认识，季诺维也夫派也认识到了他本人参与制定的中国路线的危害。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所署日期是4月14日。而反对派领袖共同签署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几份文件，都是在7月期间，也就是“马日”事变以后的事了。3月31日和4月的文件，托洛茨基在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两次讲话，对防止蒋介石政变来说，是晚了些，但对防止武汉汪精卫的分共来说，还是很及时的。
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双方的优劣高下表现得格外清楚。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武汉政府和冯玉祥、唐生智等“革命”将军的准确定位，以及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武汉政府必将镇压工农运动，与南京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预言，很快就被历史进程所证实。而斯大林说“蒋介石服从革命纪律”，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左派国民党是土地革命的领袖的话音未落，革命运动就两次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斯大林、布哈林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限制反对派的观点的传播，竭力缩小和隐瞒中国失败的严重性。但如此惨重的失败、政策的破产、反对派准确的预见，仍使他们十分难堪，甚至在本来支持他们的自己的派别中，他们的声望也一落千丈。就是托洛茨基在其上做了两次讲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期间，此时依靠蒋介石的政策已经破产，依靠左派国民党的政策的破产也初露端倪。为了确保自己在这次全会上的胜利，斯大林不让共产国际前主席季诺维也夫出席会议，并拒绝向与会者散发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尤为恶劣的是，为了限制出席人数，他把会议地点从安得列耶夫大厅转到一间小房间里。其狼狈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狼狈不堪，但因为大权在握，他无须顾及中国革命在他指导下失败的事实。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斯大林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条路线是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把共产党打了个措手不及，把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淹没在血泊中的上海政变，在斯大林嘴里，竟成了“把他们（右派）逐出国民党”，好像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是它把蒋介石逐出国民党，还“完全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难怪托洛茨基说他是无以复加。
斯大林决心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党籍，也是为了不让中国革命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日程。
开除托洛茨基，就是在斯大林、布哈林的追随者中，也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虽然出于派别利益，他们也抨击托洛茨基，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认为这是党内斗争。但真的要把他开除出党，他们难免会受到良心谴责。他们都还记得，他在革命、内战和建设中的巨大贡献，他们多少次眼看着托洛茨基的预言变成现实，这次对斯大林、布哈林错误政策的预见如此迅速地被事件所证实，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很佩服的。但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他们不得不表示赞成，因而不得不以疯狂和歇斯底里来掩盖自己的内疚。
在10月23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重提他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要求。在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时，布哈林、诺伊曼等人的粗暴的插话与这次会议上空前的暴力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早在1926年10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已经不可能在会议上正常讲话了，他的讲话不断被嘲讽和起哄打断。听众虽然对托洛茨基也抱有敌意，但对他还怀有敬畏之心。查看当年的会议记录，虽然在他讲话过程中，也有斯大林和他的铁杆追随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以及布哈林分子粗鲁的插话，但还没有到不能讲话的地步。尤其是在发言限定时间已到，托洛茨基要求延长时间时，总能得到与会者的同意。这次就不同了。在托洛茨基讲话时，书籍、玻璃杯向他砸去，他的讲话多次被疯狂的请问打断，对他的嘲笑、口哨声、叫骂声响成一片，甚至淹没了托洛茨基的声音。在他宣读3000字的讲稿过程中，喧嚣、谩骂、起哄就达20多次。记录中有几次提到，可怕的喧哗声压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惊心动魄的喧哗声。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继续读他准备好的讲稿。由于不能使他沉默，会议甚至在他还在讲话时就宣布休会。
疯狂战胜理性，谬误战胜真理，就在这可悲的一幕中完成了。但这并不是灾难的结束，甚至对斯大林派来说也是如此，就不用说布哈林派了。不久之后，布哈林派就被打成右倾反对派。一年多后，当第一批投降的反对派成员返回莫斯科时，一批批因对斯大林内外政策产生怀疑的原斯大林派成员，也踏上了流放的道路。这还不是全部。后面还有疯狂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还有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使人类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第三时期”理论。
代表大会结束后，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找到布哈林，宣布投降，称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时，布哈林飞扬跋扈地说:“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11]然而，就在他作为多数派的代言人扬扬得意地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历史判决”时，同一个铁幕即将落在他的头上，把他压成齑粉。这是他在毁灭前的最后的疯狂。就在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纷纷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时，粮食征购危机已经爆发。就是这次危机再加上中国政策的破产，导致执政的中右派（反对派一直把斯大林派称为中派，把布哈林派称为右派）联盟再次分裂，布哈林本人作为右派领袖也面临着灭顶之灾。
另外，在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第一次讲话时插话的两位德共领袖雷梅尔和诺伊曼后来的下场也不好。1925年后，他们和台尔曼是德共党内的三巨头。台尔曼为了追求自己在德共的绝对权力，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32年，即希特勒上台前夕，发起一场反这两人的斗争，并大获全胜，他们二人被赶出德共权力核心。纳粹上台后，二人到苏联避难，后来都被清洗。[12]
此后，斯大林的国内外政策向左转，这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承认了以前政策的错误。但嘴上是不能承认的。上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次向左转给苏联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党内斗争到此结束，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错误的中国政策的批判并没有完结。在流放中，甚至在后来流亡国外时期，他仍继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对其后续发展——广州起义——加以批评。
反对派斗争对中国的影响
托洛茨基真的是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统计，他的全集可达150卷。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理论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如俄国文学中的“同路人”概念就出自他的笔下，经济学术语“剪刀差”是他创造的。但作为成功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的最主要的著作还是他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战略策略那部分，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斯大林、布哈林的论战和斗争，和他论述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以及后来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是其中的重要的篇章，在这些作品中，充分表现他驾驭革命潮流的能力，他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为他赢得先知美誉的准确预见。他的这些作品都应该是革命战略战术的最好的教科书。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们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一直被湮没。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虽然深刻，判断、预言准确，但可惜的是，在当时并没有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斯大林、布哈林大权在握，一意孤行。他的批判既没有使中国革命免遭蒋介石政变的打击，也未能使它避免汪精卫分共之害，更没有阻止它陷入后来的左倾盲动之中。中国国内的党的高层领导大概除了从苏联传来的对托洛茨基观点的片面批判外，对他的观点知之甚少。陈独秀初次看到托洛茨基评中国革命的文章，已是1929年了。但在莫斯科的中共党的高层中的某些人，对中国革命失败的真正罪人是谁，是十分清楚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瞿秋白当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他在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要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的身上，而我们自己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13]
说得好听一点，这番话是有大局意识，但不像是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话，倒更像一个通权达变的官员。不过，不久之后，他本人也遭到了别人的手脚，成了替罪羊。在他从高峰跌到低谷时，不知他是否对自己当初的做法有过反省。据郑超麟老人晚年回忆，瞿秋白曾看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也曾一度动摇，但很快又站稳了立场。
在中国的托派中，除了在苏联接触过反对派的留学生之外，还有陈独秀本人和当时中共党内所谓的“陈独秀派”。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遭到不指名的批评，以及失败本身的沉重压力，使他茫然，使他沉思。与他关系密切的陈独秀派大多也处于这种状态中。其中一个名叫尹宽的人，从二位回国的留苏学生手中得到了几篇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文章，看了之后如获至宝，马上与他周围的人共享。他们看了之后，都有拨云见日之感。于是他们把这些文章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在后来致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一看到托洛茨基的批评文章，就豁然开朗，一切困惑都迎刃而解。其实，这是客气之词。据郑超麟老人说，他是逐步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的，而且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过异议，经过深入思考，才予以接受，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探讨第二个问题。
还需要提一下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他于1926年作为培养对象被派往苏联学习。他一直关注联共（布）党内斗争，在思想上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尤其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在学习期间，收集到当时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和文章。但他没有公开站到反对派的一边。1929年毕业后，为前往王子群岛拜会托洛茨基，他特意取道欧洲回国。在德国，他找到左派反对派领袖乌尔邦斯、得到托洛茨基的地址，就起程前往土耳其。由于有乌尔邦斯的介绍，他顺利地见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非常重视中国问题，放下手中工作，与他长谈。先是每天上午谈、后来为了不影响他回国，改为整天谈。就这样，托洛茨基与刘仁静谈了十多天。但在刘仁静返回德国，准备取回他寄存在乌尔邦斯那里的一箱托洛茨基著作时，却发生了意外，乌尔邦斯宣称他已经与托洛茨基决裂，拒绝把这箱书交给刘仁静。刘仁静为此捶胸顿足，惋惜不已。不过，他还是把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以及托洛茨基与他谈话的精神带回中国，对中国托派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中国托派有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不少原中共高干如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也不乏热血青年。但它的命运与当时其他各国的托派一样，在国民党当局和共产党的双重打击之下，它甚至未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更不用说起重大影响了。在这个脱离社会运动的组织之内，却有几个派别，彼此争论不休。后来，他们中有的人退出了托派，如陈独秀，更有甚者加入了国民党，如刘仁静。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直到1952年，毛泽东下令将中国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托派，从此不复存在。被捕的托派分子轻则判刑10—15年，重则无期徒刑。刑期满者陆续释放，那些被判无期徒刑者，直到1972年才获释。此时，那些尚在人世的、被判无期徒刑的托派上层人物，只剩13人了。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在中国
据郑超麟回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在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情况如下：1929年尹宽从山东留苏学生那里得到的几篇文章，由他们翻译成中文。在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由他决定将这几篇文章用铅字出版，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刘仁静带回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以及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政纲草案》，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二集出版。这两集总计十多万字，是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最早中译本。现在恐怕是难得一见了。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又出过一个译本。这个译本除了收入两集《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之外，还增加了托洛茨基流亡国外后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的评论，以及对中东路冲突[14]、中日战争的述评，书名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由于出版年代较早，此译文集只有在图书馆中才能看到。出于政治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本书就没有再版过。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没有出版过俄文专集。该译本是根据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反复逐译，难免有失真之处。再加上翻译年代较早，现代汉语与当初的文字已有一定的差距，已不太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繁体字和竖排版也是阅读障碍。
在本译本中，除了《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以及附录中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武约·武约维奇在其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因笔者找不到俄文原文，根据英译本转译过来，其余文章都是笔者直接从俄文原文译的。本译文集没有收原译本中的《上海来信》，而是收了拉狄克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一文。因为拉狄克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6日之前，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与中国留学生关系密切，因工作关系，他对中国革命问题格外关注，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反对派有相当影响。本译文集中所收的托洛茨基头三篇文章中，有两篇是致拉狄克的信，绝非偶然。
原译本所收第一篇文章是托洛茨基1927年3月4日致拉狄克的信。本译文集中的第一封信也是致拉狄克的，不过早了好几个月，写于1926年8月。另外，本译文集中所收托洛茨基党内斗争时期的相关文章有26篇，比《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那个译本多了12篇。据郑超麟老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5月曾致函政治局，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找到这份文件，只好付诸阙如。
最后提请读者注意：托洛茨基对宋庆龄的评价是在论证中共独立性的激烈争论中做出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另外，像对李济深、冯玉祥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根据他们在当时的行动和表现做出的，同样是在激烈的论战中，作者不可能知道他们日后的立场变化，因此他的这些评价不是对这些人物的盖棺论定。为避免累赘，笔者就不在正文中一一加注说明了。此译文集能够面世，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它的北京图书策划中心的李向晨主编、责编李婷晓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译者
2009年9月初稿
2011年8月修订
[1]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1919年创立，它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历史继承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各支部（各国社会民主党）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破产、解体。共产国际捍卫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它加强和扩大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联系，指导各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在落后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共产党做了极大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炮制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国际的重心随之改变，它不再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主管第三国际以来，他的机会主义政策导致德国革命（1923年）、英国总罢工（1926年）、中国革命（1925—1927年）、德国革命或德国反法西斯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以及后来的人民阵线等一系列失败。1943年，为换取英美加大反法西斯战争的力度，斯大林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2]参见郑超麟：《史事与回忆》第1卷，第467—47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54—255页。
[4]Ъ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й，Ио15-16，стр.13
[5]原文如此
[6]《列宁全集》中文第27版第12卷，第32页
[7]Ъ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й，Ио29-30，стр.13
[8]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页。
[9]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пцнявСССР，т.4，стр.276
[10]《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21、25页。
[1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420页
[12]参见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74页
[14]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插手广州起义，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出于镇压中共和亲近英、美的需要，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端，并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1929年6月，张学良决定用武力收回中东路，7月11日，将俄方局长免职，并将俄方工作人员59人遭送回国，同时收回中东铁路专用之外的电讯机关，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等机构。7月17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20日，苏联红军向东北军发起进攻，11月，满洲里、扎兰诺尔、海拉尔等地相继失陷。12月3日，英、美、法等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与苏联谈判。12月22日，中苏双方签订《伯力协定书》，规定“按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状态”。长达半年的中东路事件就此结束，中苏两国关系得以缓和。
在中东路冲突期间，国际反对派内部就此爆发了激烈争论。不少人主张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侵略。托洛茨基著文反对这种立场。他重申，苏联应无偿地将中东路还给中国，但不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在中国革命人民尚未夺取政权之前，把中东路保留在苏联手中，对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来说，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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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1922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
张国焘
（1922年12月2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23日《向导》第13期，署名：国焘。
在小资产阶级和平派中间，胡适先生或可为一派的代表，他发刊《努力周报》，活动甚力。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曾发表那有名的政治主张，标榜好政府主义。他还梦想他自己是个漂亮的外交家，主张由各省政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派代表组织一个会议，要求一班军阀官僚把袖子里的把戏拿出来，做到“杯酒释兵柄”的故事，并大倡联省自治、梦想用这种制度削减军阀实权。这位先生也曾多少站在一个政府党（王宠惠内阁）后面，企图把他的主张慢慢实现，结果经过这几月的试验，不但竟是一场春梦，反被王怀庆等加上他一个过激派的头衔，要把他捉将宫里去。现在呢，或者是使他细嚼过去经验的时机到了，或者是使他重审过去的政治主张和决定目前的方针的时机也到了。我们要问他，目前你怎么办呢？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计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呢？还是从此更有新的觉悟呢？
第二个可注意的小资产阶级和平派，是蒲伯英派；就是研究系的左派。蒲伯英先生原来是研究系中间一个重要分子，他现在似乎发现了一些研究系历来的错误了，他现在至少了解研究系借以结合的基础——共同的政治观念——已经动摇了，所以他宣告研究系早已不存在了，不过还剩着一个友谊的组织。因为研究系是和平的民主派，又可说是投机派，他虽然是中间的左派，但是还完全不能说他有急进的色彩。他那稍微有价值的事业，便是在《晨报》上宣传些资产阶级的新观念和新理论。他主张国会先制宪，和联省自治。在一个月以前，主张先制宪和制定联省自治制度，不能不说稍有意义；但是现在便没有意义了。国会议员现在是公然向曹大帅磕头去了，公开的买卖又开市了；曹锟快要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了；更反动的张绍会立刻要上台了。我们要问问：你或者还是闭着眼睛制宪呢？还是这些事实会迫着你更走左一点呢？
现在我们要求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仅仅要求你们来抵御更反动的势力。由吴佩孚指挥北京政府的稍微进步时期已是过去，政府现已落在曹锟手里。曹锟虽然素来是个懦弱无能的东西，但是现在是受一班帝制派和反动官僚的包围，变成更反动军阀领袖了。倘若他把北京政权握得稳固了，北京便会出现恐怖的色彩呢。我们还可以说，凡属带着一点所谓新的色彩的分子，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非革命的，将来都要遭受同一的危惧。我们决不要求你们和我们一样的向军阀进攻，但是我们要求你们来共同抵御这种危惧。你们敢接受我们的要求么？
或者因为更反动势力都已联合拢来了的缘故，足为我们共同抵御的第二个理由。现在更反动的中心当然在保定，著名帝制派杨度等早已变成保定王的宠臣；不但专以压迫新势力为职务的齐燮元是保定的外藩，就是皖系督军卢永祥等和徐世昌派的王怀庆等也与保定有明显的结合了。这个保定王现在一面和亲日胡匪张作霖联络，一面又要借吴景濂之力，与英国奴隶陈炯明发生关系了。国会中最反动之吴景濂等现在也变成保定王的走狗了。所以保定现在是制造政治罪恶的中心点，那些凶恶军阀、亲日派、民国罪犯、国会叛贼、流氓强盗之流，都是光园的上宾了。他们聚集在那里，商量怎样得到奴隶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地位，怎样把民国的政治机关变作他们的私人账房，怎样拍卖中国以饱私囊，怎样压倒各种进步的势力等勾当。倘若你们细心考察这种政治情况，倘若你们想到反动的势力都已结合一气的事实，或者能提醒你们感觉与革命势力携手的必要罢。
我们宣告过好些次说：所谓“恢复法院”是无意识的举动；所有温和的改良运动、立宪运动，是会毫无结果的；目前解决政治的唯一方法，是革命的民主派和各派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的革命运动。我们的主张，拿历史上的事实，屡次证明毫无错误；目前的现状又给我们的主张从新证实一次呢。无论那个诚实希望改造中国的人，现在是没有法子否认我们的革命方略了，而且他们现在是没有旁的道路走了，除非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走。
这个多年躺在文化运动底下的胡适先生，因为奉直战争的时局变更，促着他献身政治宣传，这个蒙上社会运动面具的蒲伯英先生，也因为那次政变，促起他注意国会制宪事业。现在一个有捉将官里去的危险；一个目击多数议员卖身给军阀去了，或能感觉制宪的无价值了。先生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你们如何干法呢？请你们快快答复这个问题，用事实答复这个问题。而且这里有许多知识阶级分子在后面看着你们：他们会看着你们现在怎样干法，借此审定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还要说明白些：我们所希望于你们的，是在不与任何外国侵略家发生关系之下，在不帮助叛贼陈炯明辈之下，和在不宣传不可能的和平主义而阻碍中国的改进之下，与我们共同抵御更反动的军阀势力。再说明显些：胡适派或者目前应该放弃替王正廷辩护的态度，放弃替顾维钧、罗文于伸冤的态度，也不要一溜烟跑了，而且在上项条件之下，努力做暴露反动军阀祸国卖国的宣传；蒲伯英派或者目前应该为政治上共同利害的缘故，抛弃对于民党多年来的恶感，进于与民党联络，在议会的讲台上，指着国会内外那班国贼的面孔，很勇敢的指摘他们的卑污行为。用这样的方法干去，就是说你们在唤醒大家痛恨军阀的事业上做了一些功夫，这就是说你们在改造中国的事业上尽了一点力量。倘若你们能照这样做去，虽然我们在政治上是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相互中间，目前是没有大冲突的。倘若你们不能照这样去做，我想那些知识阶级分子再不会让你们在政治上说话了罢。还有一层，当着政局这样反动的时候，你们如果把头缩起来，这就是说，让反动军阀横行；让反动军阀横行无忌，其罪等于帮助反动军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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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劳工司与劳工局》（19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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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司与劳工局
张国焘
（1922年12月2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23日《向导》第13期，署名：特立。
陈炯明完全握得广东政权以后，就想组织一个劳工局。他这个劳工局是由资本家，法庭，律师，工人代表组织之，说是要保护资本家和工人，调解劳资纷争，不使有罢工罢市的事情发生。而且说：如果不服这个劳工局的裁判的由政府惩办。在这个劳工局里面，资本家和工人的代表数当然是一样多的，律师和法庭的代表当然是保护资本家的；所以由这个局判断出来的事件，当然都是褊袒资本家的。倘若工人不服他的锁决，便要惩办。这就不啻说：劳工局一成立，广东工人的颈上便像判着一副链子了：不但劳动状况不能改良，罢工也会遭公开的禁止了。同时北京政府也计划组织一个劳工司，这个司的一个重要目的，说是要保护资本家，务使资本家不因劳工之薄待，而受罢工等事之损失。政府还宣传劳工团体请求派代表参加的消息。这两件事实表现一些什么意义呢？一，这是表现工人的势力增大了，已使官僚叛贼们不得不注意了；二，表现他们现在正想用新的方法压迫劳动运动。在另一方面说来，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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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1922年1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
张国焘
（1922年12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6日《向导》第12期，署名：国焘。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份，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为什么很重要呢？这是极容易解释的。稍微明了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前中国完全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因此造成一种士大夫阶级，这阶级几千年来都是以做官为专利的职业。近代工业虽然逐渐发展，但是欧美式的资本家简直只能在上海香港等处数几个，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小。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的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的势力会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那一班旧官僚——士大夫――现在还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他们简直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只是以做官发财为目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做政治活动，不如说他们是做政治买卖。虽然那一个政治买卖都离不了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份。所以别一种力量，便很容易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这种力量便是军队。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要是有一种更大的势力，当然更能操纵一切，这更大势力便是外力，所以外国人的势力在中国是无上的权威。在另一方面，当然会发生一种反对官僚军阀外力的势力，同时又因为农人、资本家、劳动者都还没有势力，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新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造成的。
要明了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便要略微叙述他们过去的活动。辛亥革命之成功，以一班留东学生实际参加革命投身新军的力量为最重要。后来到民国四年，因为日本以最后通牒，逼追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条约，引起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也是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尤其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那次运动差不多完全为知识阶级所倡导，结果能够使日本商业受重大打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竟至不敢签约，亲日派亦被罢免；而且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真不亚于辛亥革命。自此以后他们渐能左右舆论；近来之非基督教运动，裁兵运动，民权运动等，均足表现他们的势力。
但是现在他们的运动和从前五四运动时比较，似乎是消沉得多。不错，他们现在没有一九一九年那样活动了，这是因为他们走上错的道路了。他们的误谬观念，是不注意现实政治；而且相信社会改造只需要书本上的学识和教育能够成功的。我们很知道“知识便是权力”，我们并不看轻知识，（马克思派还特别看重知识）我们也知道教育是最要紧；但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错误了。当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各处学生革命气焰极盛，学生们到处都做爱国宣传，并且用十人团等方法，想组织那更广大的民众于爱国旗帜之下。现在他们的革命气焰日见消沉，虽然是因为他们的战斗方法有许多错误，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为文化运动的声浪所迷惑了。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哲学文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现在我们一定要问问此时研究学问的爱国学生们：你们现在研究三年工夫了，现在你们得着什么了？再问问那些投身教育事业的爱国学生们：你们现在的成绩怎么样？我们并不说：那些爱国的学生们现在是变了心了；不过他们现在所研究的学问除了做他们自己的装饰品以外，与中国民众是无切身利益的；他们献身学校教育，简直连个人的肚子都不能弄饱。我们并不反对知识和教育，但是他们如果要得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书本子上是得不到什么的；如果要讲教育，便不能专讲学校教育，组织群众，率领群众运动，向群众宣传，便是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教育。虽然他们知道民众的觉醒是重要，虽然他们也以改造中国为己任，虽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但是仍然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用“预备改造中国的工具”的语调欺瞒自己，完全把现实政治和中国问题置之不问。这是何等的错误呢？作者亦曾与这些知识阶级一同参加五四运动，与这些爱国分子都是好友，所以敢于恳切警告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走错了道路呀！而且要说：我们现在正当的道路是要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
还有那以政治为万恶的观念，和只做社会运动，不做政治活动的观念，一定要从根本上铲除。因为中国政治素来是一种宫吏买卖勾当，所以使一班纯洁的知识阶级认为是万恶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不是政治活动，我们的政治活动是要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倘若我们的政治活动都能照着这个方针，这有什么万恶呢？只做办学校教育办出版物的社会运动是断然达不到这些目的的；况且社会运动如何能和政治运动分开呢？
我们的敌人都已渐渐知道我们的势力了，他们是用种种谬说阻止我们做政治活动的。一班旧官僚军阀如徐世昌等等曾经屡次声告学生不应干预政治活动。一班旧式政客也时常宣传青年脑筋简单，不宜做政治活动。但是我们很容易明了他们的用意，自然我们也很能明了自己的政治知识很缺乏；我们却相信现在青年至少比那些旧官僚政客的政治见解要高明些。我们虽然不懂得政治买卖，但是我们却懂得中国民众的真正要求，这种“青年脑筋简单”的宣传，不过是要减少我们的自信力。若说“学生不应干预政治”，这只是我们的敌人才是这样说的。他们的用意是很简单的，不过是把我们排出政治范围之外，以遂其包办政治买卖的欲望。但是我们就不能受他们的愚弄；这或者还是我们要取他们而代之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些不努力的知识阶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中国，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件新衣，想拿一些新布屑来把一件旧衣补成一件新衣，结果补来补去还是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这种主张仅仅证明他们缺乏政治知识和不懂得中国状况。我们也不要被这种谬说所欺骗，以至阻碍我们真正政治活动的发展呀！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知识阶级既然在中国的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现在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呢？要是擦清眼睛仔细看看，我们个个都能发现曹锟怎样争总统又种下国内战争的种子；那些总统、国会议员、阁员、军阀最近捣的什么鬼，英国如何霸据威海卫、片马；河南的土匪怎样蹂躏那些无组织的人民；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怎样压迫上海唐山汉口等处的工人；就是我们费了几年工夫，流了血去争的青岛和胶济路问题，现在名义虽说交还其实还完全以日人管理之下。再看了那些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们怎样互相冲突，不是鹬蚌相持的时机么？青年土耳其党怎样恢复土耳其的独立，俄国劳苦人民怎样从日人和帝制派手里夺回海参崴，这两件事不能使我们奋发么？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或者是知识阶级为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奋斗的最好时机；或者这些事实会促着知识阶级再不能忍受了，再不能过纯粹研究室的生活了，或者至少会使他们记起他们曾出全力而争的青岛；现在是功亏一篑而仍落于敌人之手。在另一方面，那时常被土匪杀戮，军阀蹂躏的农民，正等着知识阶级去率领他们出火坑；那些压迫在外国人之下的上海唐山等处的工人们，现在是不断的向他们呼救的；他们自己也天天在压迫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又造成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切实参加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的运动，是他们——中国人民的重要成分——不可摆脱的责任。倘若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真正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者，一定要和中国之革命的社会主义派联络，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倘若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更能百折不回的努力，中国的革命是会得到和土耳其一样的胜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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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19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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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
张国焘
（1922年12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6日《向导》第12期，署名：国焘。
数年来举国力争之山东问题，现在是由王正廷等花费五个月工夫，得到所谓“圆满解决”了。固然山东的断送，已由英美所谓“善意援助”在华盛顿会议席上，立下了张本（参看本报第七期之《日本与山东协定》），现在不过由王正廷等一项一项的正式宣告奉送给日本罢了。王正廷等究竟拿了些什么奉送日本呢？青岛最繁盛区域之七八千亩土地，业已定为日本的既得权。铁路不但要用四千万元去赎，还要由日人管理运输和会计呢。矿山虽然名义是中日合办，但是事业上仍然在日本人手里。公产最重要的一部分，依旧为日本人所有。所谓盐业，是被日本人明明白白骗去一千四百万的巨款。电报海关等等除了大部分归日本管理以外，不过分了一部分给英国人安格联管理，日本人除了牺牲一些干骨头之外，肥美之肉却死命咬住，一点也不放弃。这真怪不得小幡和日本报纸说是满意呀！
日本人不但一点什么没有放弃，还暴露种种的阴谋呢。青岛土匪在日本保护之下，已把商会会长和督军代表架去了，现在居然完全武装，密布街市，胶济沿线，亦秘密布置，设总司令部于东华旅馆呢！这便是借此造成中国无法接收青岛，图谋继续驻兵的勾当呀！同时日本因为中国要有个政府来签订这个条约，便把汪大燮王正廷等捧上台去，专门叫他们在这日本海盗认为满意的条约签字呢。
山东人民完全能够了解这次条约是丧权辱国的，所以他们为这条约争斗好几个月；但是他们把山东问题，认为仅仅是山东人民的问题，那就未免错误了。山东问题并不仅仅是山东人民的问题，乃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很以为奇怪，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对于山东问题现在一声都不响呢？那些国民运动的领袖们，居然能够安安乐乐坐在上海租界上，对于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我们一定要恳切的劝告他们：倘若你们不愿意你们所代表的国民运动慢慢死去，你们是应该出来引导民众做反抗日本的运动呀！那些几年来奋战苦斗的全国学生们，应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发动和五四运动一样的热烈运动呀！筹款赎路并不能挽回山东被侵略的情势，只有学俄国劳苦群众夺回海参威，和土耳其夺回君士坦丁一样的方法，才是把青岛夺回的惟一方法。青岛和胶济的命运，是以你们继续的联合战斗力的大小为转移的。
看呀！那些日本强盗们不但抓住青岛，还渐渐恢复他在北京政治上的固有地位呢；他正在联曹锟、张绍曾等最反动的势力，准备借款给他们呢；他还和英美法意一同派委员到河南去，借肃清土匪为名（其实他一面制造土匪，一面借肃清土匪为名用军队蹂躏中国）插足到中国腹地去。他和别的帝国主义者又将借中国土匪骚扰的题目，图谋继续在中国驻扎军队（华府会议决定从明年一月一日起撤退驻华军队）。我们一定要监视那些日本外交家和浪人的活动，注意我们的青岛，一刻不放松才好。
我们反抗日本强盗，夺回青岛的奋斗方法，当要和劳农俄国，日本劳动群众，高丽人民一致进行。那些侵略满蒙福建，强占青岛的日本强盗，也继续不断的侵略俄国，蹂躏高丽人民，所以他是俄国、高丽、中国等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同时我们也要诚恳的告诉日本劳动群众说：你们的敌人是在你们自己国内，那侵略我们的强盗们，也一样的压迫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和我们联络打到你们国内的敌人。同胞们！不要把山东问题忘记了，不要把你们几年力争的青岛忘记了，不要把我们的爱国天职和爱国宣传忘记了。惟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所以我们要联络苏俄、高丽和日本的劳苦群众；共同打倒这个远东惟一的强盗——日本军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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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三部曲》第三版译者前言（施用勤，202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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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三部曲》第三版译者前言
施用勤2022年8月14日
自从本书第二版以后，国内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2010年10月的《炎黄春秋》上刊登一篇标题为《一部颠覆性的著作：〈20世纪俄国史〉》的访谈以来，十月革命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与德皇、德国总参谋部合谋的产物的说法甚嚣尘上。虽然该文说此书在俄国出版后反响热烈，几年时间内数次再版。但我在网上查了查，除了一篇该书主编祖博夫关于此书的自吹自擂的长文外，有关此书的评论并不多，且多数是批评性的反响。看来，所谓的该书出版后在俄国反响热烈，一版再版，纯属受访者为抬高此书的身价而制造的谎言。因文中说列宁拿德皇的资助、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斯大林和希特勒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纯属无稽之谈、极端荒谬，又看到了此书在俄国国内的反响，笔者认为这些说法不值一驳，故在本书再版前言中没有对此发表看法。
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该访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据说该杂志刊登此文后，杂志社的电话被打爆，读者纷纷询问该书是否已被译成中文。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购买此书的版权，准备翻译出版。如果在网上点击“列宁、德皇”，《列宁是德奸》、《列宁靠德皇资助发动十月革命》之类的标题铺天盖地，这些文章虽然标题各异，表达方式不同，情绪激烈程度有别，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即列宁接受德皇资助，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并由此得出列宁是德奸，没有德国资助，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同时也发泄对“德奸”，对“德皇资助的革命”的强烈仇恨。列宁接受德皇资助，背叛祖国，似乎已是如山铁案。而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其实依据的只是《20世纪俄国史》一书中披露的材料以及德国2007年的《明镜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标题为《皇帝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是《被收买的革命》的文章。
乍一看，令人觉得是找到了新材料，因而对革命家列宁和他领导的革命产生了新看法。当年，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欺骗了人民群众，才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其实不然，这些爆料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七月事件时，临时政府通缉“德奸”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并将其取缔，依据的就是列宁接受德国总参谋部的资助，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列车回国。在通缉列宁，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社及党的机关，并将它的一批领袖投入监狱，布尔什维克党员遭到“爱国”民众的殴打和残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多数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宣布，“卖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彻底搞臭，被消灭了。然而事与愿违，仅仅两个月后，这个被“彻底搞臭，被消灭了”的党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选举中成了多数（在全俄多数城市的苏维埃中也一样），而一直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拒绝与新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退出了主席团。一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某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党派领袖，如克伦斯基，在为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发动的内战失败后，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再次把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资助联系起来。当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也都持此说。也就是说，今天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在重弹当年的老调。
当年的俄国人怎么啦，居然听任“德奸”列宁的党夺取政权，听凭他签订卖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且在内战中为保卫这个政权英勇战斗，反对那些爱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他们是不是有病啊？他们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今天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和当年的俄国百姓不同，前者仅仅是依据这两件事就义愤填膺地对列宁和十月革命做出了判决，而后者除了听到这些指控外，还有他们对战争的仇恨，对和平及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不想再为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继续流血，承受战争的苦难和牺牲。当他们经过对比，发现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使他们实现和平和土地的愿望时，他们就不再相信对该党领袖的卖国指控，选择了布尔什维克。
今天的人若想研究这段历史，也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这些指控上，而要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中，至少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列宁与德国的“联盟”
列宁称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正确的。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别说是十月革命，就连二月革命也未必会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认的。而且这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结论，还是第二国际的结论。在战争迫近时，它开了三次国际会议，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发表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反战宣言。但在战争真的来临时，它就放弃了国际主义，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仅从这一点来看，说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事。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失败主义”，“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因而应该承认，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硬说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而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真是颠倒黑白。
在战争开始阶段，在各国政府掀起的沙文主义狂潮中，持反战立场的人是很困难的。不要说他们反对的各国资产阶级，就是他们昔日的同志，也与他们反目为仇。他们不仅在盟国（英法两国）中受排斥，就是在敌对国家中也一样。托洛茨基就因为反战宣传在一家德国法院被缺席判刑。在那段时间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稍后的昆塔尔会议上，为坚持国际主义，坚决地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文主义而斗争。随着战争的持续，它带来的苦难日益深重，反战的国际主义者才逐渐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列宁一贯的立场，而不是他与德国“勾结”的产物。因为在战争开始阶段，德国帝国主义未必会想到利用列宁和他的党，一是因为它知道列宁不仅是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死敌，也同样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死敌；二是它清楚，在当时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是没有市场的。随着战争陷入僵局，东西两线作战的德军很难取得进展；另外，在军队和群众中厌战情绪的增长和布尔什维克因坚持反战而影响日益增强，德国总参谋部才有可能把目光投向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列宁的反战立场不可能是德国资助的产物。
如果说确有列宁和德国为实现推翻继续战争的临时政府而共同行动的话，唯一的实例就是列宁等俄国侨民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一事。列宁回国是为了实现他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推翻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因而受到了协约国的阻拦，他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回国，所以只能铤而走险。另一位反战领袖托洛茨基虽然取得了临时政府驻美国领馆出具的回国护照，但在途中被英国海军非法扣下，在哈利法克斯战俘营羁押了一个月。德方同意为列宁等人回国提供方便，当然是有他们的打算，他们知道这些人是反战的，并主张推翻进行战争的俄国临时政府，而这也是当时身陷两线作战的德国所需要的。历史提供的答案是，在这场交易中，列宁和他的党所承担的只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了临时政府。即他实际所做的，没有超越他的一贯立场。他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本国政府，还要以自己的革命为表率，引领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而效法，彻底推翻各国的统治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的胜利。德方所追求的目的是要减少一个敌人，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重新瓜分世界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当时的人当然会质疑列宁等人的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事，尤其是想继续进行战争的当政者。列宁回国后，受从瑞士回国的侨民的委托，对在4月4日举行的彼得格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了《我们是如何回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因通过正常渠道回国无望，尔·马尔托夫提出建议，以遣返在俄国的德奥侨民作为交换条件，让俄国侨民取道德国回国。为此，他们曾向俄国发了若干份电报，并通过瑞士社会党人弗里茨·普拉滕实施这个计划。后者与德国驻瑞士大使签定了一份书面协议，该协议的要点是：所有侨民不管对战争的看法如何，均可回国；侨民所乘车厢享有治外法权，护照和行李不受检查；回国侨民必须在俄国宣传回国侨民要与数量相等的德奥被拘留人员交换。[1]这三条中，只有第三条可以算得上是对德国允许他们回国的回报。参与谈判并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德国、瑞士、波兰、瑞典社会党人。[2]事情说得很清楚了。虽然流言诽谤并没有停止，但临时政府在在6月18日（俄历）进攻失败之前，没有再以此为借口，对列宁和他的党发难。因为英法两国政府阻止列宁等反战人物回国，即使不是应临时政府之请，至少也是得到它的默许。现在想利用此事指控列宁，它没有底气。另一方面，在民众普遍反战情绪的压力下，它不敢贸然用通敌罪指控列宁。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不欢迎列宁回国，是毫无疑义的，但他们克制自己，没有就此事做文章，其原因在于虽然他们与列宁及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是对立的两方，但在之前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斗争中，他们毕竟曾是革命战友，他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本国剥削阶级的敌人，也与世界上所有剥削阶级势不两立，更知道像列宁这样的革命家是绝对不会为德皇效力的。值得玩味的是，就是那个时任司法部长，后来指责列宁是“德奸”最起劲的克伦斯基，为抗议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因列宁等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一事指控他们为“德奸”而以辞职相要挟，认为这个指控是对革命家的恶毒诬蔑。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今天拿这个说事的的人比当年列宁的敌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不如。
6月进攻的失败使群众的反战情绪强烈到了极点，临时政府和执政党为给失败找替罪羊，才开始拿“德奸”说事，但收效甚微。7月在彼得格勒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参加者有民众，还有武装士兵，打出的标语，所喊的口号，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次示威游行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相反，由于他们认为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力劝游行群众保持克制。临时政府调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后，以列宁是德奸为借口，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通缉逮捕它的领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此时之所以昧着良心做以前他们克制自己不做的事，无非是为了自保。
决定十月结局的是德皇的金马克，还是民心向背？
至于德方对列宁和反战的国际主义者的资助，当时也是临时政府关注的要点。在这方面早就编造了不少谣言。在托洛茨基等人离开美国回国前的欢送会上，德裔美国人为他们募捐了300多美元。在俄国报纸上则被说成是一万美元。托洛茨基在反驳时除了说出真实数字外，还对此大加讽刺，说在德方眼中，临时政府只值一万美元。在七月事件后，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门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经费进行了调查，但一无所获。在克伦斯基于192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关于资助德奸一事，也只说了德国对一个名叫叶尔莫连科的准尉提供了1500卢布的活动经费。而在《明镜》周刊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一文中，资助费用竟有2600万马克。并断言没有这笔经费，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就挺不过它的第一年。据说，些金马克相当9吨黄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推翻像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政府，并把它变敌为友来说，又不能不说这对德国来说是太划算了。
在临时政府发动6月进攻前，执政党的领袖对布尔什维克说，你们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中没有一个席位，在七月事件后又遭到镇压，宣布已经被彻底消灭。它真的能仅凭2600万马克就起死回生，而且迅速壮大并战胜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吗？[3]
何况英法两国也为自己的盟友提供了不少援助。即使没有，临时政府在财源上也不会处于劣势，因为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无论从宣传资金和武装上，他们只会比布尔什维克党强。仅沙皇政府在战争初期转移到喀山国库的黄金，就有500吨。这些都在临时政府的掌握中。就算是布尔什维克得到德国资助的9吨黄金，也只是这批黄金的1/50弱。
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有一段话，说的是执政党和临时政府的报纸成捆成捆地送到前线，扔在角落里没人看。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传单，士兵们则争相传看、朗诵、传抄，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托洛茨基的话可以推断，执政党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资金办报纸和搞宣传，而是它们办的报纸没人看。2600万马克可以办报，搞宣传，也可以假定布尔什维克办报和搞宣传靠的就是这2600万马克。但是，你可以用钱印报纸，可以组织演讲，但你不可能用钱去贿赂读者和听众去看你的报纸和听你的演讲，更不可能让他们追随你去行动。
看来，关键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你印的报纸群众爱不爱看，你说的东西群众爱不爱听。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读者爱读，临时政府和执政党的报纸群众就不爱看呢？
看看二月革命的口号就清楚了。二月革命是群众自发的革命，它既不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也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应该说，在苏维埃各政党中，唯一一个真正为这三个口号而斗争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那个把“把土地分给农民”写进自己的党章的社会革命党在它掌权的6个月里，甚至没有为实现它的这个目的做过一件事。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德国资助、阴谋的结果，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布列斯特和约》，坐地分赃，还是城下之盟？
《明镜周刊》上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一文是这样评价布列斯特和约的：“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与苏俄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他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基尔德的水兵起义导致德皇政府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结合德皇资助革命一事，“很快”两字让人觉得，《布列斯特和约》是德皇与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得逞之后，双方的坐地分赃，是布尔什维克报答德国当初对它的资助，而且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用文中的话，即是“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
苏俄与德国的谈判从1917年12月9日开始，到1918年3月3日签定，历时两个多月，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但在这个“很快”的两个月中发生了太多的事，不知是此文的作者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笔者不得不替他来重温这段历史。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起草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呼吁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不单单是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立即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平条约。正是因为英法两国政府拒绝参加和平谈判，苏维埃政府才不得不与德国单独媾和，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力求让谈判为英法两国的加入敞开大门。《和平法令》体现的是革命外交原则。
因为同盟国是与原俄国交战的一方，因此和平要以消弭这两方的战事为基础。11月22日，苏俄与同盟国签署了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和谈从12月9日开始。苏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平的声明。同盟国于12月25日做出答复，同意了民主和平方式。但在12月28日，德方提出了苛刻的和约条件。托洛茨基是俄德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第二任团长。列宁之所以让他去主导谈判，是因为“为了拖延谈判，必须有能拖延的人”。为什么要拖延谈判，拖延到什么时候？列宁根本不想签署这个屈辱的条约，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想“酬谢帮助过”他的德国帝国主义。拖延能解决问题吗？但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来说，拖延不仅仅是缓兵之计，他们认为世界革命即将全面爆发，十月革命的成功只不过是它的前奏。在拖延的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内，不仅德国，甚至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都将被无产阶级起义推翻。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布列斯特和约》是城下之盟，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耻辱条约。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想保卫国家，而是他们没有军队保卫国家。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反战宣传的后果，这种宣传激起的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了军队。在十月革命前，各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就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如果在第一场雪之前还不能停战，他们就自主撤离阵地。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一书中谈到他第一次穿过俄军前方阵地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看到战壕几乎已经空了。他曾劝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代表，要求他用有力的语言支持他们代表团的谈判。后者回答说：“根本不行，我们不可能再回战壕里，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还会说我们像克伦斯基一样继续欺骗他们。”[4]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法打仗的。虽然列宁说过，革命胜利后，他成了爱国主义者。但在战场上，保卫国家不能仅凭领袖是否爱国，而是能够战斗的军队。
后来，苏俄的不战不降的态度激怒了德国，德军在最后通牒到期后发起了进攻。霍夫曼将军认为，这是这是他所经历过的一场最可笑的战争。战争几乎完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列车上载几名携带机枪的士兵和一门大炮，冲向下一站，便将车站夺取，逮捕布尔什维克，另一支分遣队乘火车继续前进。[5]他的回忆证明了托洛茨基所言不虚。
看来，此文作者对谈判过程，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和谈中的分歧也不甚了了。
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并拖延谈判，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苏俄代表团的坚持下，布列斯特和谈是公开进行的。在谈判中，托洛茨基为唤醒西方无产阶级，与同盟国的外交官和军人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在苏俄主动中止谈判的会议上，托洛茨基发表了挑战式的演说：“我们拒不签署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刺刀写在现存各民族肌体上的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人带来压迫、不幸和灾难的和约上签字。”[6]之后，他就带领苏俄代表团退场。这场斗争的效果，当时被关在德国监狱中的李卜克内西做了如下的评价：“即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谋得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等于零。由于俄国代表团，布列斯特成了声传遐迩的革命讲坛。它揭穿了同盟国，揭露了德国的贪婪、欺骗、狡诈和伪善。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多数的和平政策宣判了死刑，它有力量解放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7]
这就是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即停战，但不签署和约，这是出于下述考虑：1、霍亨索伦王朝不缺乏与俄国作战的意愿，但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是否能调动军队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2、十月革命对德国军队有什么影响？它是否很快能显现？拖延谈判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领会苏维埃革命以及它的和平政策。如果不让欧洲工人看到革命的俄国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死对头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的话，则会减轻协约国日后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困难。[8]
他与列宁在和谈中的分歧也在于此。列宁同意他的不战不和的方针，但主张一旦德方提出最后通牒，就立即签约。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等德国人重开战事后再签约，德军的军事行动不仅可以提供苏维埃革命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死对头的充分证据，也能最雄辩地驳斥说列宁是德奸的诬陷。在德军发动进攻后，托洛茨基以弃权的方式保证了列宁主和立场取得多数。但苏俄不得不为此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为此，托洛茨基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备遭诟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即布尔什维克不想让自己与德国停火和单独媾和有损于英法两国。在停火协议谈判过程中，托洛茨基指示苏维埃政府谈判代表：如果同盟国国家不同意不把它们的军队从俄国前线调往西线，就拒绝签署休战协定。这一条件开始遭到德国将军霍夫曼的拒绝，尔后被接受。托洛茨基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述了此事，并说：“如果我们不得已单独与德国签定停战协议，那么我们就有权对德国说，不许把军队从俄国战线调往其他战线……因为英、法不应被压倒。我们有自己的代表和德军人员一起，监督这些条件是否得到遵守。”[9]有人会说，一个革命政府，会为与之并不友好的英法资本主义政府着想吗？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
韦勒－本涅特在其关于布列斯特和谈的著作中对此是这样说的：“但胜利的和约也是有代价的。100万人的军队滞留在东线不能调动，是德国扩张的代价，而在西线激烈进行的列强之战，用这支军队的半数可能就足以在它的前几个阶段扭转局面。”[10]需要提一下的是，作者并非亲苏俄人士，他是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叙述此事的。
“和平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与苏俄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的结盟关系”。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在东线自然安宁，苏俄无力在东欧与它抗衡，也不能通过谈判让它退出东欧，它对东欧的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它想利用东线的安宁而抽调兵力加强西线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连这都做不到，哪里还谈得上威廉二世的梦想——德俄对抗西方的同盟呢？
布尔什维克党为签署这个和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党内发生了几乎导致党的分裂的主战派（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主和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执政联盟因后者反对和约而破裂，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奸的流言再度抬头，加速了内战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
这一说法也是出自那篇访谈。笔者学俄文出身，当年插队时在农村自学俄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看俄文原文小说。一生看了不少原文和翻译的俄国小说。近20多年来，主要从事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和与此人相关的历史研究，自认为对俄国革命史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十月革命。我所阅读过的相关俄国历史、文学著作，没有一本提到过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或以新的男女关系来取代夫妻关系。只知道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社会的基本单位或细胞仍是家庭，也没有看到过十月革命后家庭曾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什么时候恢复的记录和描写。十月革命后，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政府首脑。在他那个时期的著作中，根本没有鼓吹破坏家庭和共妻的文章和法令。在布尔什维克那个时期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看不到这样的文件。至于共产共妻，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共产共妻的说法，骨子里是封建主义的，把女人看作是财产（在卦书中，妻财是并列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摆脱这一封建遗产。只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最基本的了解，就知道这纯属诽谤，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解放的是女性。女性获得尊严，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同工同酬，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曾说过，革命如果不能首先解放备受压迫的妇女，就不配称为革命。如果在俄国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有过对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咒骂，那也只能是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诬蔑，正如当初中国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诽谤和诬蔑一样。这对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敌对双方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对事隔几十年后撰写历史的人来说，却是不可饶恕的。另外，我觉得文章表述很成问题，既然家庭破坏了，人的繁衍仍要继续，那只能是群居群宿，所谓的共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还用得着“甚至”吗？就是在扎米亚京的反专制独裁的寓言小说《我们》中，独裁者都没有消灭家庭，只是为了便于控制，让所有夫妻都生活在玻璃房里，只有在获准性交时，才能挂上帘子。
笔者正好看了《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中的一篇题为《从旧家庭到新家庭》的文章。此文曾刊发在1923年6月13日的《真理报》上。该文是对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座谈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家庭解体——发表的看法。文章是针对与会人员对旧家庭解体和新家庭轻率建立的忧虑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的指责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破坏家庭、共产共妻真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国策的话，莫斯科的积极分子座谈会就应该对旧家庭的解体欢呼雀跃，而不是感到忧虑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整个这句话说的是他们对旧家庭的解体和新家庭轻率建立感到忧虑，也就是说，旧家庭的解体和新家庭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整个社会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并非家庭解体后，整个社会就群居群宿——共妻，而是旧家庭解体后，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也许有人会问，这篇文章是在1923年6月写的，距1917年十月革命已经5年多了，共产共妻是否发生在这段时间内？上面已经说过，在列宁这段时间的著作和俄共当时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找不到相关证据。而且，无论是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内，还是在后来的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中，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都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并没有关于他们是群居群宿的记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的主张破坏家庭，共产共妻的话，领袖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们保持自己的家庭，却让整个俄国社会破坏家庭，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不共妻，却让整个社会共妻，也同样不可能。另外，十月革命以后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一直在为新政权的生存全力以赴地斗争，无暇他顾。十月革命后的当务之急，是停止战争，争取和平，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虽然为布尔什维克政权赢得了喘息时机，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前与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从而推动了内战的爆发。此后是长达3年的内战。虽然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但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内战，俄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铁路运输即将瘫痪，粮食产量降到了战前（即1913年）的30-40%，生铁产量为战前的2%，食糖产量为战前的4%。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为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还是工人阶级和社会，都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1922年，经济形势稍有改观，家庭危机逐渐露头，到1923年引发了社会忧虑。
托洛茨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虽然当时已经遭到政治局中的多数派的排挤，但毕竟还是7人政治局中的一员），当然不会在这种社会现象中只看到消极的一面，陷入道德说教或哀伤的感叹，而是深入分析它的原因，阐发其中蕴涵的积极意义。
他认为，旧家庭的解体，是巨大的事件——战争和革命——冲击着家庭生活方式的结果。巨大事件的机械力量与觉醒的思想的批判力量结合在一起，在家庭领域中产生了当前这个正在经历的破坏阶段。只是在夺取政权后，俄国工人才在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开始自觉地迈出文化的最初几步。在强大的震荡的影响下，个性刚刚挣脱了日常生活方式、传统、宗教形式和关系，那么他的个人抗议、他对旧风俗的造反在开始时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形式，或是肆无忌惮的形式，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其中表现的是觉醒的个性，他想按照新方式而不是按旧风俗建立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托洛茨基列举了导致离婚的几个主要原因：丈夫因征兵脱离了习惯的条件，在内战战线上成了一位革命者。他经历了最伟大的内在变化。他的视野扩展了。他的精神需求提高了，复杂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他回到了家中。他看到一切或几乎是所有一切都还停留在老地方。夫妻双方的惊讶转变成相互不满。不满又变成了愤恨。愤恨导致了分手。
丈夫是共产党员，过着积极的社会生活，和它一起成长，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个人生活的意义。但妻子，女共产党员也力求参加社会工作，参加会议，在苏维埃或工会里工作。家庭或是不知不觉地化为乌有，或是由于缺乏家庭舒适产生了冲突，引起了彼此仇恨，于是就离婚了。
丈夫是共产党员，妻子是非党人士。丈夫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工作，妻子仍封闭在家庭圈子里。支部决定，共产党员应摘去家里的圣像。丈夫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妻子认为这是灾难。在这个实质上是偶然的事情上，暴露出丈夫和妻子之间精神上的鸿沟。夫妻关系日益紧张，最后是离婚。
一个有10年、15年共同生活的家庭。丈夫是一位好工人，关爱家庭，妻子忠于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自己的家中。但偶然的机会使她加入了妇女组织。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她面前展现。她的精力有了新的广泛的应用之地。家庭生活大不如前。丈夫生气。妻子觉得自己觉醒的公民尊严受到侮辱。离婚。
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旧的婚姻中越是缺少个人关系，外在的连接——包括仪式、宗教方面在内的习俗——起的作用就越大。因而对这个后者的打击，就是对家庭的打击。在旧家庭本身之中没有内在联系，如果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靠惯性力量维系，那么每一个外在的推动都能导致它的解体。而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中，这样的推动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家庭动摇、破裂、瓦解，再次产生，再次破裂的原因，就在这里。
接着，托洛茨基还谈了建立新家庭的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在苏俄进行的全部文化工作，都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不提高男女公民的文化水平，就不可能建立新家庭。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家务劳动、孩子的抚养、教育社会化。
虽然托洛茨基在为旧解体家庭辩护，但从中可以看到，他否定的是缺乏内在联系的、靠惯性力量维系的旧家庭。然而他否定（破坏）旧家庭不是为了共妻，而是为了建立男女双方志趣相投的、更加和谐的新家庭。这种家庭比维系在习俗上的家庭更加合理，更加进步，更加符合时代潮流，大概是不能否定的。
不过，“共妻说”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笔者曾在《作家文摘》（第184期）上读到一篇题为《1918年苏联伪造“共妻令”的风波》的文章，讲述了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俄曾经出现过的“共妻”现象。但这个标题中有两个毛病。1918年还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苏联于1922年12月建立。虽然这1922年前的苏俄和1922年后的苏联在政权制度上没有本质的差别，但苏联这个名称在1922年前是不存在的。另外，这篇文章的标题不大规范，苏联伪造“共妻令”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共妻令”是苏联伪造的。从文章内容看，伪造“共妻令”完全是个人行为，因而应该加“在苏俄发生的”几个字，这样就不会造成任何误解了。文中介绍了在苏俄发生的几件与“共妻”有关的事。第一件事是莫斯科的一家布店小老板赫瓦托夫编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并擅自在莫斯科大街小巷粘贴。该“法令”称，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成为人民公共财产。将由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委员会负责对已经收归公有的妇女进行分配。据该法令，男人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小时。此案受到苏维埃执法机构的高度重视，1918年6月底，在莫斯科对此案进行了法庭审判。当时地位很高的柯伦泰为被告做辩护，认为被告的荒诞作法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沦丧的结果，要求法庭对赫瓦托夫法外开恩，将其无罪释放。但在获释后的第二天，他就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了。应该说，这个“共妻令”与布尔什维克和它的苏俄政府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突发奇想的个人行为。
另外在苏俄发生的与所谓的“共妻”有关系的事件，是个别地方政府所为。弗拉基米尔市苏维埃曾颁发过一条政府法令，宣布18-32岁的女性为国有财产。1918年夏，叶卡捷琳诺达尔市苏维埃向一些优秀红军战士颁发令纸，作为对战斗英雄的奖励，令纸上写着：凡持本令纸者，有权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城挑选10位16-20岁的姑娘，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社会化。[11]这两个例子虽然是“官方”的，但都是地方政府所为，仅限于当地，而且时间不长，没有泛滥到全国，更没有成为整个苏俄政府的国策。《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说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除了恶意诋毁外，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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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有些人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想用文字和语言重塑斯大林的金身，实现后者靠权力、镇压、谎言、假案、大清洗（血腥镇压）未能实现的事。在这些人中，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所谓的“左派”教授格雷弗·弗尔（GroverFurr）相当突出。
2016年10月，笔者应一些年轻朋友之邀，在北京东四一家民营书社听过他的一次讲座。
虽然讲座场所比较简陋，面积不大，主室的条案两边坐了20来个人，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讲座主办方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把格雷弗·弗尔教授的讲座内容翻译、打印出来，发给听众。但讲稿的题目与通知的不同，成了《托洛茨基——1920年代的争论，1930年代的谎言》。
我浏览了一下弗尔教授的讲稿，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水平不高，立论随意，没有一项他说的托洛茨基的谎言是能够站住脚的。
讲座主持人是北大教授，看来与弗尔教授十分熟悉。他首先对弗尔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左翼，一直进行俄国革命史的研究，揭露各类对革命、对斯大林的歪曲诽谤，或是揭穿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谎言。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此书的中译本和俄译本也分别在中国和俄国出版，据说在俄国的销售还不错。主持人还说，因教授的左派观点，他的很多著作在美国很难出版，为此深感惋惜。他强调说，弗尔教授精通20多国语言，他对托洛茨基谎言的揭示是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得出的。他对弗尔教授为揭示真理不辞劳苦的精神大加赞扬，说教授今天下午两点抵达首都机场，马不停蹄地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只有2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来这里给大家讲座。听了这番介绍，所有在场的人都为教授热烈鼓掌。最后他说，今天的讲座先由弗尔教授演讲，然后大家提问题。
在弗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弗尔教授说的是托洛茨基的谎言。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这个人物有大量不同的说法，判断他的言论是真话还是谎言，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你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要澄清历史、证伪、揭穿谎言，需要依据靠得住的史料和文献，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新的伪造和谎言。教授讲稿中对‘列宁遗嘱’的看法，说它是托洛茨基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伙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伪造的结论，依据的是推测和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弗尔教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一通他不是对托洛茨基做好坏判断，只是揭示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他说托洛茨基伙同克鲁普斯卡娅伪造遗嘱，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我本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穷追猛打，这时书社主人出面制止我。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是争论不出什么来的，于是承诺不再发言。
弗尔教授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斯大林招魂，传播别人和他本人对苏共历史和早期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制造的谎言。他在美国没有市场，在中国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原因并不难理解。在美国，有关联共（布）党史、党内斗争，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著作、史料都早已公开出版，所以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相对比较全面，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要他们相信弗尔教授的谎言和他借助谎言重塑的斯大林偶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共虽然承认他犯了错误——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亲自定调，功过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年中共的反修斗争中，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是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文化革命初期，更提出要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自比为斯大林了。那时虽然也出版了一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但量很少，还都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即使对关于斯大林的宣传有怀疑的人，也无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一是没有资料，二是不允许。我认识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因与几个同学一起研究托洛茨基而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以及联共（布）党史真相的书。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的布哈林热。因布哈林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反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又被说成是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所以布哈林热持续升温。在此期间，在中国宣传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合法化。但在1996年，我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一书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曾受到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和新闻出版署四个部委的调查，虽然对出版社、责编和我本人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也足以表明，在那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非法的。其实这时，中国知识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告别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人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体制正确与否、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各派的是与非等，都不再感兴趣。1999年，我参与翻译并对全书进行统校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也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上也刊登了一些写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对此三部曲的评论，但只是一些微澜，根本热不起来。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我译的托洛茨基的三本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2010年）、《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反应更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读者失去了深入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机会。
由于缺了这一步，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仍然迷信斯大林，对他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的看法，仍停留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内。弗尔教授制造或搜集的对托洛茨基的新旧谎言，不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共鸣。所以有单位请他前来，安排他演讲，也有出版社为他出书，兜售他的谎言，而且还是十分低劣的谎言。
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揭穿弗尔教授的谎言，驱散弗尔教授粉饰假革命家、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诬蔑真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迷雾，让有志革命的人看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弗尔教授的谎言太多，无法在一篇前言中逐条分析。在此只限对他关于《列宁遗嘱》的谎言和他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理论斗争的总结。
列宁遗嘱
弗尔教授宣称：“我们发现，所谓的‘列宁遗嘱’可以确定并非他本人写的，因此，这份遗嘱也许并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说可以确定“列宁遗嘱”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所有相关材料都说：列宁中风第二次发作后，他失去了书写能力，后来的著作都是他口授的。但推断“遗嘱”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
而使教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莫斯科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瓦连廷·萨哈罗夫的相关研究。他说，萨哈罗夫的研究，依据的是1990年代苏共首次公开的档案，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长达700多页的论文，专著由莫斯科州立大学出版。教授把萨哈罗夫的结论概括如下：所谓“列宁遗嘱”主要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炮制的，帮助她的是列宁的秘书，尤其是首席秘书马莉娅·沃洛季切娃和利迪娅·福季耶娃。这里并没有现存的来自列宁本人的原始文档。（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事实上最开始连标题都没有），它们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首先来分析一下萨哈罗夫说这份文件并没有“遗嘱”的标题的说法。列宁本来写的就不是遗嘱，而是他希望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解决的紧迫问题，他一度还希望他能亲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中，一般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章被放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它的标题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对这封信的注释中说，这是病中的列宁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在１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括弧中也明确地标出了它是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以，“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云云，不仅不能给萨哈罗夫、弗尔教授加分，还能让人产生他们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的印象。他说的没有标题，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列宁全集》的目录中，凡是标题前面标有星号的，都表明标题是编者加的。如果以没有标题来认定文章是别人伪造的话，那《列宁全集》中的伪造就太多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标题确实是编者加的，因为前面有星号。但编者用这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列宁的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么记的：“８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４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12]由此可见，这个标题完全符合列宁的本意。
把明明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些文件说成遗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会有不少幕后交易，而文件矛头所指的对象、列宁治疗的中央监护人的斯大林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读者不难想象。
弗尔教授由此推断——实际上也是萨哈罗夫的推断：文件的第一段声明据说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2日做出的，第二段据说是于1923年1月4日做出的。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列宁的秘书记录了这两段口述。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除了列宁的秘书们，列宁的妻子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显然与两份文件的制作和延迟发表有关联。托洛茨基也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一起通过伪造文件的方式来攻击斯大林。
萨哈罗夫的研究确实是挺重视史料的。因为除了上述这封信，他还研究了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指出日志不全，缺了1922年12月24-29日的记录，而且杂乱无章。并对照了列宁值班医生日志，发现秘书日志关于列宁口述的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医生记录的病人的身体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他口述。
他还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关系不好，所以她不希望他上台，因此她要帮助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但这不是列宁的意愿，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伪造。于是，一个伪造列宁遗嘱的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笔者没有条件像他一样去俄国核实他所说的一切，也无意这样做。我在此只想说，即使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结论仍只能说是推断。因为萨哈罗夫指出的种种可疑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断。如几天的值班秘书日志的阙如，不少研究者就认为这是斯大林所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以中央对列宁的医疗监护人的身份，严密地控制了列宁的秘书，列宁最后口述的文件，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密，但都被他的秘书在第一时间交给了斯大林。
我在此只想问一个问题：莫非斯大林他们没发现《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关键几天的缺失，莫非他们没有把它和《值班医生日志》加以对比并从中得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结论。为什么这些问题要在几十年后由萨哈罗夫来发现呢？斯大林对列宁晚年的言行是如此关注，他怎么会忽略这两份重要的日志呢？怎么会发现不了萨哈罗夫发现的问题呢？而最希望发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人，莫过于斯大林了。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不是没有发现，却对此闭口不谈，那结论只有一个，即这些缺失和混乱的出现，是和他有直接关系的。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他怎么会容忍这份对他极为不利的伪造的遗嘱呢？不当时就揭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在当时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行动，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拿“列宁遗嘱”来说，当时帮列宁记录“遗嘱”的秘书们还在，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还在，克鲁普斯卡娅还在。显然，知道此事的人还要更多些。所以对此事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另外，当时的许多人对列宁、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了解，当然比后来人更清楚，当年的当事人显然比几十年后的萨哈罗夫更清楚地知道，说病中的列宁会受制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口授的文件是他夫人伪造的，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斯大林就是对遗嘱再恨，再想否定遗嘱，他也只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小型领导人会议上以他特有的风格，说列宁的信是处在“娘们”（即克鲁普斯卡娅和两个秘书）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但不敢说是“娘们”伪造的。并在必须搞清楚列宁的真实意愿的借口下，决定把信封存起来。[13]弗尔教授引用的皮达可夫对列宁最后信件的看法，也只说它们是在列宁承受着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皮达可夫在说此话时，已向斯大林投降，在当时事关重大的“遗嘱”问题上，他当然要按照当权派的口径说。
不过，他们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成就了萨哈罗夫，让他有机会根据对《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的研究，写出700多页的博士论文，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列宁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伙同托洛茨基伪造的。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与这些文件利益攸关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没有人否定过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否认过它们的真实性。
1923年6月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托洛茨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它的正式理由的话。如果传达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评苏汉诺夫》）时（在传达的情况下）是否应有区别。”
加米涅夫：“不能公布，这是没有发表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素材和内容仅是个人鉴定。”
季诺维也夫：“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是否要公布的事我没有问，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可以提这个问题。在传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这份记录（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是稍晚转交给我的——在几天前。”
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必要刊印，况且也没有得到伊里奇的刊印的批准。”
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们知道。不是公布。没人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知道任何东西。”
A·索尔茨：“弗·伊·的这些意见不是面对广大读者的，而是中央委员会，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做个人评价。与那篇论合作社的文章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14]
上引文件是一份绝密文件，标题是《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总》，记录者是斯洛瓦廷斯卡娅，时间是1923年6月初。而季诺维也夫的相关建议是6月2日提出的。
这份文件的日期，证明弗尔教授“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的断言是错误的。
我引这份文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件中提到的几个人最迟在1923年6月初就知道所谓“列宁遗嘱”的内容了。二是想请读者注意，在当时，除托洛茨基外，都只是反对公布“列宁遗嘱”，但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斯大林承认“遗嘱”存在，并用它来打击政敌，还有多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他用了其中对这两人的界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布哈林沦为反对派后，他又用了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鉴定：“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927年10月，在同反对派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15]
至于为了防止“遗嘱”扩散，对宣读过程做的种种限制，媒体也都有介绍，而且证据确凿。
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还有一段他为自己的粗暴辩解的名言：“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只说斯大林粗暴，但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6]
上述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文章证明，当时联共（布）高层都知道“遗嘱”的存在。可斯大林和多数派在公开场合仍竭力否认它的存在。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那份文件教授看不到的话，斯大林文章中的相关说法他是应该也能够看得到的。这正是以揭谎言为己任的弗尔教授揭穿斯大林在列宁“遗嘱”问题上制造谎言，证明自己客观公正立场的好机会。但他不仅不这么做，却以托洛茨基在1925年曾撰文否认美国同情者伊斯特曼在其著作《列宁死后》中公布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和他后来流放时又再度承认“遗嘱”的真实性，来揭露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连对他曾引证过的科特金称托洛茨基否定伊斯特曼著作引用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文章是斯大林口述的说法，他也反对。这一切只能表明弗尔教授揭露谎言是有倾向性的，他的谎言揭露本身就是谎言，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列宁遗嘱”的真伪。列宁是否口授了“遗嘱”，主要应该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来判断，而不是《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它与《值班医生日志》，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通过本三部曲，中国读者可以了解列宁晚年口授的这些文件的深层原因。
“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看了这个标题，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对不上的。我怀疑是译文出了问题。我看了原文——“PermanentRevolution”versus“SocialisminOneCountry”，确实是“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而且还明确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教授把当年党内斗争中两场理论争论各一半“versus”在了一起，再次证明了教授的对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理论之争缺乏起码的了解。
更可笑的是，弗尔教授直接从中得出了结论：“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是被自己的谎言所强迫，不得不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由于理论破产和拒绝承认理论错误，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谋杀、破坏、与德、日军国主义合作颠覆苏联，把理论错误和密谋颠覆活动结合起来，确实是弗尔教授的一大发现。但是，如果“不断革命论”对不上“一国社会主义论”呢？弗尔教授的努力岂不白费了？
在此笔者不得不给弗尔教授补补课，简单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之争和“一国社会主义”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断革命论对的是俄国革命的三阶段论。简单地说，不断革命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之前的俄国革命三阶段论则认为，俄国先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本书中对这两个理论有详细的介绍。读者在阅读到相关段落时加以注意就行了，在此无须赘述。只说一下，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桥梁和助产士的作用。
因为“不断革命论”论是在1904年底提出的，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它不可能是针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而“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如果非要说二者有联系，只能在这一点上，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二者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而不是versus了。当然，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对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它的对错应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另一个理论“阶段论”来定它的正确与否，更不是与它没有关系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客观地说，它已得到十月革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的验证。在中国是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验证。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因当政的斯大林、布哈林恪守阶段论，拱手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并让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为资产阶级作苦力，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运动，致使革命半途而废。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不断革命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土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完成的，此后革命继续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
“一国社会主义”versus的不是“不断革命论”，上面已经说清楚了，它实际上versus的是“世界革命论”。
弗尔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建设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弗尔教授的说法，根本没有触及当年“一国社会主义”之争的核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其实是争论双方都没有异议的。俄国革命已经爆发，但它并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甚至是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因此，它只能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建设。由于革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破除了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了国有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布哈林在1924年底炮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能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的传统，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首先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从而导致多数派的第一次分裂和季托联合反对派的诞生。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且还是该理论的主要批评者。这也证明了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不是“不断革命论”。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针对的是世界革命论。这可以用斯大林本人在争论中说过的话来证明：“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黑体是我加的——施）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17]他的这句话与他本人在1924年说过的话截然不同：“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指建成社会主义——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8]
上述两段斯大林本人的话中的第一段证明，“一国社会主义论”强调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第二段话，是斯大林在成为“一国社会主义论”者之前，即他还是一个世界革命论者时说的，引文中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意思是社会主义的建成要通过世界革命。而且，世界革命对应的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建成社会主义世界。
在澄清了这两个理论之争后，还有必要再分析弗尔教授对托洛茨基在“一国社会主义论”上的前后矛盾的指控，还有他对列宁后来赞成这个理论的断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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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国际共运的衰落，并不像国内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叛的结果。根子在斯大林，他破坏党内民主，对联共（布）的残酷清洗，不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需要、无产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维护他个人专权的需要，而且他还使这一切制度化，形成了斯大林体制。今天的国际共运的低迷，证明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弗尔之流为斯大林主义招魂，为他涂脂抹粉，旨在让共产主义运动万劫不复。有志革命的青年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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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中央编译出版社支持，读者厚爱，本书出了第三版，为进一步完善译文质量提供了机会。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参照俄译本再次对全书进行了校对，发现了不少问题，深感“译”无止境。
本书责编李晓燕女士为这次再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的年轻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游先生指出了译文中的一些问题，还发现了两处作者的错误，如说盖得是国防部长，托洛茨基长女去世时是30岁，据他的建议，以译注的形式对此加以改正。中译本是根据此书英文第一版译的。在该版本中，《流亡的先知》在一处误把斯米尔诺夫写成斯米尔加，王先生根据名字前的限定语“战胜了高尔察克的”判定斯米尔加应是斯米尔诺夫，足见他的史学功力。他在对我指出这个错误时，还用英文本（后来的版本）和俄译本中此处均是斯米尔诺夫来证明他的推断，展示出他的严谨学风。我谨代表全体译者对他表示诚挚的感谢。
[1]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119-120页。
[2]参见同上，第120页。
[3]华东师大教授吕新雨石她的《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证明列宁被德国收买纯属子虚乌有，并彻底揭穿了德国《明镜》周刊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和俄国《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的假专家、假学者、假教授的面貌，暴露出他们仇恨革命的真嘴脸。
[4]《托洛茨基自传》第33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5]本书第337页。
[6]本书第4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7]《托洛茨基自传》第329页。
[8]参见同上，第331页。
[9]本书第391页。
[10]同上，第392页。
[11]参见《1918年苏联伪造“共妻令”的风波》，载《作家文摘》第184期第141页。
[1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463页。
[13]引自托洛茨基的《列宁遗嘱》。
[14]《苏联的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第56页，CHALIDZEPUBLICATINS1988年版。
[15]《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6]同上，第151-153页。
[17]《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
[18]同上，第6卷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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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1922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
张国焘
（1922年1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15日《向导》第10期，署名：国焘。
和森同志在本报第八期上发表一篇“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他主张重新建立一个革命政府，担负中国的民主革命；他的主张虽然是为革命，虽然出自一种很好的观念；但是在革命策略上看来，不免是一种错误的主张。他曾拿南方革命政府化为土耳其安戈拉政府，但是他忘记了这两个革命政府中间的重要分别。土耳其国民党的安戈拉政府是与君士坦丁土皇政府对峙的，君士坦丁政府是在外国强盗们挟持之下，而供他们的利用，安戈拉政府是为土耳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安戈拉政府成立只两年光景，现在居然得着了胜利，把土耳其人民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凶爪底下解放出来。我们看见土耳其革命政府的胜利，自然非常欣悦，非常羡慕；因此也希望中国国民党的南方革命政府能做到安戈拉政府一样的伟绩。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安戈拉政府能够成功，因为安戈拉是靠近俄罗斯的领土，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在安戈拉那里，基玛尔派可以自由宣传国家主义的理想，聚集各种反帝国主义的势力，组织他们的人民和革命军。不但不受外国帝国主义者们的威压，反能得到苏维埃俄罗斯友谊诚实的帮助。这便是基玛尔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广东和福建的形势就不同。广州最靠近香港，英国侵略者握住广东的咽喉，把持广东的经济命脉，英国海军几个小时内便可占据广州；福建被日本的势力包围着，和广东的形势毫无两样。在这样英日势力威压之下，如何能够组织一个自由活动的革命政府，完成他为自由和独立而革命的任务呢？
我们再拿历史上的事实来说罢，国民党曾在广州组织过两次政府，第一次被陆荣廷派的军阀赶走了，第二次被叛徒陈炯明打散了，这两次不但没有完成为自由和独立的革命，反遭显著的失败。是什么缘故呢？一、遭那些与国民党合作的军阀之破坏；二、国民党旗下的有力军官之背叛；三、外国势力屡次的压迫。国民党革命政府虽成立两次，但同时不能得到有组织的民众努力做后援，所以一方与一派军阀或有力军官妥协，联络他们的感情，谋同床异梦的合作，一方极怕咄咄逼人的外国势力，总想对他们做相当的让步，消除他们的阻碍力，得到他们的赞助。这样的革命，何能维持一个革命政府！结果事实告诉我们，这革命政府的命根先后都被他们扑灭了。这种与有力军官和外国势力妥协的政策，或则完全放弃革命主张，与他们完全妥协，为他们做奴仆，从前既因这样推翻革命政府，将来他们又会让他安然存在么？现在形势并没有改变，如果又复建革命政府，不是再走上这条循环的旧道路去了么？
现在我们设想许崇智等的军队能完全占领福建，打回广东，恢复革命政府，这个革命政府又怎样做法呢？第一个简单的问题，便是那个能够担保所谓革命军里面，不会发生第二个陈炯明呢？国民党已经遭遇着有力武人的几次卖弄，现在还去用全力和他做形式的合作么？外国帝国主义者屡次陷害革命的事业，现在还向他们乞怜么？即使和有力的军官合作，向外力乞怜，组织一个政府，不会再被他们推翻么？我们不愿意光荣的国民党永远与有力军官玩把戏，我们不愿意他再受狡猾的外国侵略者的愚弄，因为这是徒伤革命精神而毫无益处的。
因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行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把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的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孙中山和跟着他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的确于中国的改造上面尽了许多的力量，由他们几十年努力的结果，才有今天的中华民国，但是民众完全把他们忘记了，在双十节那一天，全国各处的庆祝太会中间，简直没有一个人提及孙中山的功绩。这便证明国民党与群众早隔离了。因为国民党没有在群众中间宣传，所以群众才不记得他们呢！因为国民党只在南方“革命”，群众——特别是北方的群众……便认为是南北之争，完全不觉得是为全国人民利益之战争，还使地域的观念侵入革命领域之内。假使国民党的领袖也把为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认为反抗北方驻防军的革命，这真是革命的损失呀！国民党因为曾在广州组织过合法政府，当然认北京政府为非法政府，但是因为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所以他的一切动作，国民党都不去理会。这样做法，等于停止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政治工作，我们不可仅仅不承认非法政府的动作，并须起来做严厉的反抗。这种消极否认的政策，便多半是由于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合法政府的观念造成的。
所以我以为国民党再不必在广东或福建组织不稳固的革命政府，而且一定要改更他们的方针，才能完成他们的革命任务。虽然现在国民党还没有重新组织革命政府的表示，但是把全副精力注射福建，也是失策的。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全体国民奋斗——必定分一部分力量帮助正在争集会结社自由而罢工的一万三千个浦东纺织和烟草工人，和正在反抗英国资本家，而被压迫的唐山工人，这些工人们正在与军阀与洋主人争斗，出来保卫他们，正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给国民党的责任。国民革命的领袖真不宜长久坐在租界内做亡命客，把这些任务抛在脑后呀！这样一件保卫受摧残的人民的事业，比去组织一个有名无实不久即倒的革命政府，实在还更重要。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做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我们不是说，军事行动可以不要进行，打倒叛贼陈炯明的行动可以放弃，但是我们在群众中间做工作，是第一个重要。如果要组织革命政府，便要是真正革命政府，便要是一个不受军官特殊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这样一个政府现在既然不能组织成功，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唯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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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留德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十二章留德三
“一个较光彩的小石”——牛刀一试——“中国一件大幸事”——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中国近七十年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中国封建制度的时期及其特点——殷周的耕种方法——由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和商人——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特点——战争的积极和消极作用——阶级与阀阅的区别——一个人构成一个“社会阶级”！——士的阀阅——先秦时代的主要阶级——梁启超受了骗！那有这许多派别！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谓先秦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那有这许多阶级！——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老子的“最大功劳”！——弥缝工作中的大漏洞——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哲学史……变成了灵异记！”——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孔子“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梁启超口中的孔子的阶级性——孔子要用士阀去推翻贵族阀——孔子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士是地主的证据——孔子的政治哲学——“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替“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加一重保证！——不懂得“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抖”的缘故！——孔子岂肯恢复封建制度？——“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荀子为什么要“明贵贱”？——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批评——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墨子提倡兼爱的原因——墨子的“明鬼”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不信鬼？——墨子的“非命”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信天命？——墨子的“节葬”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墨子的“非乐”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重礼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拿这句话为批判实验主义是对的——抛弃“非攻”论的精华了——不懂得“中国古代第一奇书”是怎样发生的——介绍《天下篇》的二十一事——由小变大，由实变虚，由动变静等等的变戏法——借“共相”“自由”的花样为诡辩作护符！——“胡博士三手！”——本体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么？——翁仲能称为仲翁么？——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错解“《墨辩》”——介绍并批评墨学灭亡的原因的三种说法——介绍并批评法家为儒道墨三家的嫡嗣的两种说法——法家的阶级性——主义陈列所！——法家接受儒家学说的证据——许行等代表无产阶级的三大理由——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稠子！——介绍古代哲学中绝的“四种真原因”——用“胡子头发一把抓”的办法治哲学史！——“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难道是“古学党”的宣传部长？——“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第四个真原因”还是一个假原因！——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补充的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四系哲学的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分析观——介绍并批评胡博士的作史方法——“述学”的成绩——“明变”的成绩——“求因”的成绩——“评判”的成绩——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批评后的悲愤！
牛顿有一次曾说：“世人怎样看待我，不得而知，但我自视不过是在真理的海岸上一个游玩的小孩，有时拾得一个校光彩的小石，或一个较美丽的贝壳，而真理的大洋横在我的前面，都没有被发见。”我继千百人之后来号称“学海”的德国留学，获得一种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这也许比得上“一个较光彩的小石或一个较美丽的贝壳”。自然，我不是以牛顿自况（要首先发见此观点和方法的人才配和他相比拟），不过我国前此许多留学生对于这种学说都熟视无睹，掉头不顾，我幸不为成见所蔽，能虚心研究，入海求珠，达到目的，私自庆幸之余，特借他的话来作一个纪念罢了。
当一个小孩子得到一包精美糖果时，没有不怦然心动，马上想拿来尝尝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和唯物论的辩证法正是我这个小孩精神上的食物，自然也急想一试。可是在通常状况之下，小孩子吃糖果不独嚼得烂，消得化，而且齿颊芬芳，肠胃爽利；我对于这种观点与方法要想嚼得烂消得化，已经大不容易，至于芬芳爽利的愉快恐怕无从领略了。
然不管怎样，我总要试一试。我的第一种试法是对于十九世纪一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作一个小册子。他是一个德国人，德文中对于他的传记和学说的著作与材料无虑数千百种，几乎是应有尽有。不过大都为小品，很少宏篇巨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学术发达的西洋各国，一般学者对于有功学术的人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总不外将他的一切遗著刊布出来，将关于他的传记的材料搜集拢来，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发表，经过相当的时日，才能对他有大部头的著作（尤其是传记，必定如此）。这位德国学者的逝世距我开始替他作传之时不过四十年，他的著作虽已陆续发表数十种，但非全豹，而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际政党的详细历史还没有出现，故材料一项仍旧是不完备的。
可是就现有的材料讲，要浏览一遍，已是一种浩大的工程。我利用法兰克福市立图书馆和工联图书馆，作为搜集材料的大本营，穷年累月，所得实多。起初本只打算草一个四万字的小册子，共分四章，章中又分若干节。第一章脱稿，仅一万多字，与预期无甚出入，但一到第二章，容量甚多，即拟将全书增至八万字，草至第三章第四章，容量更多，又拟增至十六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字。就文字讲。第一章较逊于第二章，第二章较逊于第三章，第三章又较逊于第四章。当这种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因材料的增加，必须改章为篇，改节为章，并将一二两章重新改作，将第三章加以增补。迨改作增补告竣，字数达五十万，历时两年多。后来回国，先后将上中两册出版，复有修改增加之处，几达五十万字，连下册一起算，当有七十万字。
然这七十万字只是我所拟著的书的上编，内中的最大部分是讲书中主人生平的事业及其著作，至于他的学说虽偶然涉及，但有系统的详细的介绍当归诸下编。这本是一种浩大的工作，在西洋各国至今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企图，我首先单独来尝试，未冕大胆，不过我除其他应做的事外，当用毕生的力量从事于此，成功失败，在所不计。
我的第二种试法是对于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一种批评。我在国内即已读过他这部大著，当时觉得像这样有方法有系统的著作在中国为仅见，非常满意，非常佩服。但自我获得一种新的观点与方法后，一日偶于和我相距不远的四川同学S君的桌上看见这部书，携回再看一遍，即发见许多错误，使我不得不完全改变从前所持的态度。同时S君本来同样是此书的崇拜者，经我指出其中的毛病后，他也完全同意。我向来对于中国哲学的兴趣颇为浓厚，在中学，高师和PK大学时，常因修习经史国文，和中国文学史，伦理学史等课而注一部分精力于此道，然在留学期中，身边没有参考书籍，殊无详细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可能，不过是就自己的新观点和方法暴露书中的肤浅错误处罢了。近数十年来，中国的著述界，萎靡不振，惨淡无光，而批评一项更为落后，这是一般著述家不能长进和滥作滥译的最大原因之一，这是著述界一件最不幸的事，即就《哲学史大纲》而论，许多年来除梁启超外，没有人下过一种比较深刻的批评，指出它的弱点，便弄得我们的胡博士有些莫明其妙地一天一天自大起来了。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说：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牛顿发见一种划时代的真理，法国最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Lagrange）称他为“世间最大的天才”，著名的天文学家阿拉戈（Arago）说他的“努力当是超人的”，然他自视只是一个小孩子。我们的胡博士依照西洋现成的方法，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至多也不过是“矮子中间一个长子”，竟这样老气横秋地自夸自奖，叹为“中国一件大幸事”，“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两相比较，可见中西学者度量的不相同了。因此我便不揣冒昧，将从前对于此书的意见，加以整理和补充，写在下面，以供世人与胡博士的参考。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
卡尔说得对：“哲学家不是像菌一样突然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他们是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结果，这种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贵的和最难看见的精华表现于哲学的观念中。这种精神在哲学家的脑袋中建筑哲学体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筑铁路。哲学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脑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样。……”胡博士作哲学史时，对于这个道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说：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所以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段话表见他对于时势和思潮的因果关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对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见解一样，以为是互相循环不知到底是谁先谁后？！实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虽“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人类能够争取权势，并从事于政治，宗教，哲学等等之前，必须有衣食住，必须作工”（引弗里德里希语），因为“事实先于观念，理想——像普鲁东说得一样——不过是一朵花，而物质的生存却构成它的根。”（引巴枯宁语）
所以思潮无论怎样影响时势，究其根源，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对于这种十分显明的事实盲目不见，竟在“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的上面加上”有时“两字，表示那不是经常的状况，这正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在那里作祟！梁启超认这部书专从实验主义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药“（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我以为此书的根本缺陷就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以致弄出大批的错误。
例如他所谓时势是指一个“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所谓社会状态又包括经济在里面。他不独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且把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表见他不懂得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还有一层，他对于所谓“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历纪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完全不明了。据他说：
“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的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他于征引《大东》，《葛屦》两篇诗作为“贫富太不平均的”证据后，即批评道：
“这两篇竟像英国虎德（ThomasHood）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诗作为“更动人的”证据后，说道：
“这竟是近时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的话了！”
照他这几段话看来，当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间，中国已经不是封建时代（梁启超也具有同样见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西周约有三百年为封建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为霸政期），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完全和现代一样，有“资本家雇用女工”，有“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既是这样，中国近七十年来所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并非自西洋输入，不过是复古罢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中国由原始土地公有变为奴隶制，“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再变为封建制，“在东周以后”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变，因为“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这和胡博士的见解极端相反。这两方面的见解到底谁是谁非，值得我们严重的讨论，因为胡博士所谓哲学怀胎时代和出生时代的社会，是他的哲学史的背景，分析这种社会的性质，，是他做哲学史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则以后的一切叙述评判也必然不会清楚正确。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不得不多说几句，作为我的批评的根据。
二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依我的考查，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始于周朝。武王克殷，大封先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成康继之，时有增加。《吕览·观世篇》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荀子·效儒篇》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真可谓盛极一时了。迄周室东迁，王纲不振，封建制度日见崩溃，春秋时已有郡县，战国时更多；不过要到秦始皇废封建为郡县，这种制度的寿命才正式告终。所以我们在一方面不能承认胡博士等的中国封建制度在老孔以前的二三百年间即已结束的见解，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某君的“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隶制度”，和东周以后才完成封建制度的说法。今特别指出这种制度的特点，使大家心目中有一个标准，容易下正确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说得简单明了的，在中国要算春秋时的芋尹无宇，在西洋就是卡尔。芋氏说：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卡尔对于欧洲的中古时代说道：
“我们在此所看见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隶属的人——即农奴与地主，奴仆与宗主，俗人与教士。个人的倚赖构成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恰和它构成那站在这种生产上的其他生活方面的特点一样。可是个人的倚赖关系既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生产物便用不着取一种异于自己实质的虚幻形态。它们是以自然的劳务（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报效（Naturalleistangen）而加入社会的行动中。”
这两段话说明封建制度底下的等级制和劳役形态，正切合周代的情形。据梁启超的推定，周代“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先秦政治思想史》）孟子所谓“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也是诸国中的等级，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就是自然的劳务和自然的报酬之一例。
周代既确立封建制度，何以在东周以后逐渐崩溃而终于消灭呢？事实告诉我们，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古代的史家绝不注意于经济事项，因此不能供给后代以种种应有的材料；不过我们从古书的一鳞半爪中仍可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氾胜之书》所载，伊尹作区田，教民粪除，无论此说是否假托，然区田必为殷周两代的耕种方法。梅文鼎以为区田是空一行种一田（即所种的田四周都荒废不种，令其长草作为肥料），《农政全书》以为区田是二分种一，我想两说可以并存，并且是由前者展进到后者的（这两者也许是商周的耕种方法不同之点）。关于此事我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但欧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经济（Zweifelderwirtschaft）与三田经济（Dreifelderwirttschaft）确能作为一种旁证。所谓二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二区，每年轮流种一区，荒一区，所谓三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三区，每年轮流于夏季种一区，冬季种一区，荒废一区，而三田经济出现于德，俄，法，瑞典，丹麦等国，直至十八九世纪为止。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生产力大为发展，观于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此事与所谓“废井田”没有关系），孟子所谓：“深耕易耨”，“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庄子·则阳篇》所谓“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小匡篇》所谓“深耕均种疾耰”，都是一些最显明的证据。照这种情形看，当时似乎超过了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而达到一田经济（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对于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废一部分，以为培养之计。即使各国未必一律如此，有许多国一定是这样，因为《货殖传》明明告诉我们，“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烧草下水种稻，又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独长。在“地广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没有区田，在“地小人众”的区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观篇》有“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的话。又商鞅治秦，弃灰有罚，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弃之可惜，不独以其妨害行人，才加处罚。古代实行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废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发见灰可作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废如许土地。《管子·揆度篇》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孟子·万章篇》说：“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按孟子所说的井田虽不可靠，此处言农夫的收获必有相当的根据，与当时的实在情形或相差无几。）可见农工的劳动生产力实在是很发达了。
我们现在又要问：春秋战国时的农工业生产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铁的工具的应用。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GustavSohmoller1838—1917）说，铁的制造系于纪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条耳诸族（Mongolisch-turanischsStämme）传入中国，这是可以证实的（见西氏《国民经济纲要》第一卷，GrundrissderallgamainenVolkswirtschaftsiehre）。纪元前二千三百年正当唐尧帝的时候，中国就能发见铁矿而学习制铁，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就历代出土的几千件器具看来，关于殷周两代的，只有铜器，绝无铁器，可见当时犹是青铜器时代，在前乎此的唐代自不应有铁器。不过董作宾在一九二八年冬从殷墟的发掘中，于“骨贝制器，玉器，石器，各种兽类之骨角爪牙及铜”外，还有“铁，瓦，瓷，炭，土之类”，这里所谓“铁”如果不是由殷以后的铁混入的，也许和蒙古条耳诸族传铁入中国有些关系。但无论如何，中国铁器的盛行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如孟子说“许子……以铁耕乎？“《管子·小匡篇》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钃，试诸土木。”美金是金银铜之类，恶金就是铁。所以《海王篇》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轻重篇》更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耒，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可见铁制工具的种类已经不少。此外，江淹《铜剑钻》的序上说：“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又墨子书中言守城备敌，有应用铁器之处，而《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篇》更有“夫矢来有乡〔方也〕，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等语，足证铁的应用已经由农工业的工器扩充到兵器了。
古代器具的应用是铜器在先，还是铁器在先，西洋的考古著作至今尚在争持中。有许多人以为粗笨的铁器比铜器更古，因为铁矿在摄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铜矿要到摄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谓“铸铜既难，求铁甚易”，确是实情。不过中国是由铜器时代而转入铁器时代巳有什物和历史证明，用不着争论了。还有一层，铜虽较铁更难铸，而铁的功用远非铜所能及。如战国时燕，赵，秦各国因北方的山险，筑长城以备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将此项长城首尾联缀起来，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营作朝宫，谓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并“穿郦山，……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见《史记》）——像这样伟大的建筑工程，如果没有铁器，如果没有极进步的手工业，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美国有名的《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的作者摩尔根（LawisHenryMorgan1818—1881）说，铁的生产在人类经验上是一切转变点中的转变点；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
春秋战国时既因铁器的应用而农工两业大为发展，出产品的种类也日见增加。《史记·货殖传》说：
“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以上不过是略引数节以见一般。农工业的生产品这样发达的结果，商业自然要跟着兴盛。周初所谓城市不过是封建诸侯的堡垒，不过是农业城市，至春秋时，逐渐发展为工商集中地，到了战国多变为商业的重镇，如临淄，邯郸，咸阳，洛阳，南阳，大梁，寿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业一经发达，富商大贾便应运而生。据《货殖传》所载：
陶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这一大批例子表现春秋战国时商业的利润是怎样丰厚，商人的势力是怎样伟大。此外，如郑弦高的犒秦师，吕不韦的“移绅鼎”，竟以商人而操纵政治了。这种新兴的商人变成了时代的骄儿，他们的资本（这是货币，晚周有蚁鼻钱，又《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峪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就是铜钱）和商业的发达“使到处呈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倾向，增加这种生产的容量，并加以垄断。……所以商业对于生产的组织到处总是发生一种解体的影响。（引卡尔语）
可是“这种解体的进程将向何方展进，换言之，那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以商业为转移，而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特质为转移。在古代世界，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常产生奴隶经济；否则随转变点之所至，结果只是由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的家长式奴隶制（Apatriarchalslavesystem）而变为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家长式奴隶制。然到了近世，它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引卡尔语）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对于封建制度的生产组织确发生了一种解体的影响，而新起来生产方法一直到前清咸丰年间为止（即一八六一年为止，自此以后，中国发生机器工业，才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奴隶制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是商业统制工业。”（引卡尔语）中国当先秦时代，正是如此，所以太史公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现在总括起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由铜器时代而转变为铁器时代，农业和手工业因技术的进步，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如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就是一例。）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封建残余虽保存得不少，但封建制度却因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受着最终的制命的打击，商人资本在产业的发展中便取得优越的地位了。不过萨微阿里（JosephSalvioli）在他的“《古代资本主义》”（DerKapitliasmusimAltertum）中说得对：
“近代与古代不同之点，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生产工具的垄断所给予现今历史的程途是古代不能达到的。古人从没有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亚里士多德以为商业构成财富最重要的基础，这句话可适用于整个的古代。商业在当时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工业在现代所占的一样。”
我们既经知道，无中无外，古代没有现今的资本主义，也就可以断定古代的争斗不在胡博士所谓“那时代的资本家”及其“雇用”的“掺掺女手”的“女工”之间，而是在地主与无土地的农民，商人与工农，富人与贫民，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此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这一点，才能够明了先秦时代争斗的内容，才算是找着当时哲学的渊源了。
我为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做了这样详细的经济史的考证，胡博士恐怕要笑我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实则这个先决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则先秦哲学的发生，发达和消灭都无从说明。大家如不相信此话，就请看下面各条的批评罢。
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第一，胡博士“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首辟一章，加以讨论，而其错误与肤浅，在此书中要算首屈一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毫无所知，以致误认当时已有工业资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争斗。不仅是这样。他因缺乏经济学的知识，对于这个时期的战争，只感觉到它的消极作用，看不出它的积极效果，所以第一条说：“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其实“暴力对于每个怀孕新社会的旧社会是一个接生婆。暴力自身是一种经济的势力。”（引卡尔语）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种，不用说，是战争，战争是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因此在近世资本主义的曙光时期，“欧洲诸民族的商业战争便以地球为舞台。这种战争始于尼德兰（Netherland）对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国反雅各宾党（Anti-Jacobin）战争中且占一种巨大范围，至中英鸦片战争等等犹继续表演下去。”（引卡尔语）不独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无不如此。“罗马人以一批显赫的战争叩开非亚两洲的关门，此后的财富便达到最高的发展。亚洲是美术和工业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学府，征税人和署都护（Prokonsul)受贿的不竭的泉源，〔罗马人〕用最残酷的暴力，特别从此处榨取大批的金银。”（见萨氏《古代资本主义》）中国春秋时代战争的结果，使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逐渐与中原同化（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讲，前者包括整个的生产范围及其技术的和经济的关系，后者包括言语，思想，道德，美术等等，即全部意识形态）。战国时代战争的结果除同化作用外，还发生资本原始的蓄积，当时的秦在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罗马很有几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也不失为资本原始蓄积的一种手段）。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战争在消极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积极方面却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发展，分立的小国被兼并，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兴的地主获得土地（详情见后），而超国界的商业遂愈形发达，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势力。胡博士对于当时农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崩溃既未曾梦想到，自然看不出战争深一层的原因，对于战争本身的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又只知其一，复贸然列为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第一种情形，无怪乎梁启超要说：“胡先生说哲学勃兴的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细研究……那时代的时势”第二种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可以互相交通了。……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与隶僚仆台）。
胡博士这里所说的事实虽不算错，可是所用的术语却超出现代科学的常识以外，不免闹一大笑话。因为他所要说是阀阅或等级（即德文的Stand，按阀阅不应专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别权利或义务的人类集团讲，不过如有人嫌其内容过狭，可用等级两字），而他所用的术语竟是阶级（Klass）。中国从前虽也用阶级两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国志》所谓“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是，然等级两字似乎还应用在先，观于《韩非子·外储说左篇》说：”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就可以知道。到了学术发达的现代，特别是因受了西洋社会学的影响，阶级这个名词更不这样混用。现在所谓阶级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区别，所谓阀阅或等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区别。如果认这种说法过于简略，我可介绍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中一段话如下：
“所谓阶级是指一种在生产进程中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对于生产进程中其他的参加者大概部站在同等的位置上。所谓阀阅是指一种在法律的社会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结合起来的人群。大地主是一个阶级。贵族却构成一个阀阅。为什么呢？因为大地主据有一定的经济的生产标记，而贵族却没有。贵族据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国家法律许可的——权利和特权。但在经济方面，他也许没有一点根基；他也许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不过讲到阀阅，始终是一个贵族。”
所以阶级和阀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它们在内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称上自不能任意混淆。胡博士竟把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列为五个“社会阶级”，未免太怪诞了！
此处所谓怪诞不仅是指他误阀阅为阶级，还是指他的分类太不得当。凡稍微治过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以前（自此以后便只有阶级，没有阀阅了），有三个阀阅，第一为贵族，第二为教士，第三为平民。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诸侯和大夫只是一个贵族阀，并不是什么三个独立的阀阅，因为他们的品位虽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区别），而在法律上则因为一个享特权的集团（中国的贵族和西洋的贵族一样，可免一切徭赋，《韩非子·诡使篇》“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一语就是一个反证）。这和西洋所谓第一阀完全相同。胡博士虽也读过西洋史，却不懂得这一点，以致将一个阀阅分作三个“社会阶级”！最好笑的，是王的这个“社会阶级”，当西周只有一个王的时候，岂不是一个人就构成一个“阶级”么？即依照他的说法，诸侯“也可称王”，然充其量不过几个人，试问三五个人构成一个“阶级”，如何说得过去？！
中国所谓士，和西洋的教士阀虽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处，的确构成一个独立的阀阅。关于这个阀阅的意义，胡博士并不懂得，他的哲学史上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在此略说几句，弄出个头绪，兼作为以后批评孔子的张本。
中国的士和西洋从前的教士一样，系社会中的智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识分子），为古代职官的来源。孟子讲周室班爵禄，君与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计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他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可见古代的职官是由有智识的士来包办的，士和官几乎是不可分离。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并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实在是因几个月不过官瘾，有些难熬了。
然所谓士。不仅是文的，还有武的，这是战争中军官的来源。如《商子》所称的“农战之士”，《韩非子》所称的“耕战之士”，都是武士，都是军官。
讲到士的等次，是在贵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样。他所享的权利虽无从详考，然观于孟子所谓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谓“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卷貂”，《入国篇》所谓“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足证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经传中总是以大夫士与庶人对举。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阀相当，他们在法律上多半只有义务，绝少权利的。由这些事实看来，中国古代明明也只有三个阀阅，胡博士偏将它们分作五个“社会阶级”，社会科学的常识不是成为问题么？！
胡博士误阀阅为阶级，以及任意分为多数社会阶级一事，骤然看来，似乎仅系一种小节，值不得我这样严重地批评。其实这话出自“‘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引梁启超语）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种谬说，令人辗转相传，贻误青年学子。例如梁启超便接受这种意见，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无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话后说道：“其言若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既是这样，我就不能不“辞而辟之”，以免这种谬说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对于阀阅和阶级既弄不清楚，浑为一谈，到了第三项，复想勉强加以区别，于是说道：“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独“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时代，即战国仍是封建时代，不过这种制度正在崩溃中罢了。此处指明封建时代已经过去，实属大错。至于所谓“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不知是什么阶级，所谓“一种”是指一个还是指数个？胡博士不肯——不如说不能——明白指示出来，可见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然就他下面“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这些话看来，所谓“生计上的阶级”一定是资产阶级，一定是工人阶级。实则当时和战国时代决没有现今垄断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也决没有现今一无所有，专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其理由已详上文，此处不用重说。
然当时以及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来，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贵族），新兴的地主（即士，说详后）与小农（自耕农佃农之类）贫民雇工。如《管子·山国轨篇》所谓“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指这几种人。
二是债权者与债务者。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婴所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战国策》所载孟尝君令冯谖“收责（即债）于薛”，《管子·问篇》所谓“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史记·货殖传》所言”子贷金钱千贯”，和曹邴“贳贷行贾遍郡国”，都是债权者（即盘剥重利者）和债务者存在的证据。
三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及农民。除上面所举《史记·货殖传》的大批事实外，如《平准书》所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成不厌糟糠”，《战国策》顿子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就是商人宰制工农的明证。（富至巨万的庶人有一部分当为地主。）因为古代不独工农两业没有完全分离独立，有许多商品且为农产物，故操奇计赢的商人总是本着多财善贾的手段，来压迫工农。
还有一层，“从封建的生产方法过渡出来有两条路。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纵生产。”（引卡尔语）当战国时，这两条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货殖传》说，白圭治生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富至僮千人”，他们取的是第一条路；又说，“桀黩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这取的是第二条路。这两种人都广蓄奴仆，以自封殖。此外，《商君传》言商鞅定变法之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当时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数。
总之，先秦的阶级争斗是在地主，小农，贫农，雇工（这是农业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业资本家服务的工人），债权者，债务者，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奴仆这几种人中进行的。胡博士不知道将他们加以分析给大家看，仅说了一句“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未求免太笼统太敷衍了事罢了！
第四，他所列举那时代的时势第四种情形是：“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这真是牵强附会，不成理由。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经常的现象，未闻即因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况且那时还有几国可以除外，所谓政治的黑暗腐败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何以独能为诸子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对于这一问题将无词以对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这一章对于中国哲学怀胎时代举出四种现象，即“（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极的，肤浅的，或错误的。梁启超反问道：“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这一问是极有理由的，不过他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显系受了胡博士的骗，误阀阅为阶级，把阀阅内部等次的消灭当作阶级的消灭。实则当时的阶级不独没有减少，并且还正在增加，因为封建地主阶级虽“渐渐消灭”，然新兴的地主阶级又起而代之，新兴的债权者，商人，债务者和手工业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认“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所以他作出这一章说明哲学结胎的原因，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都是白费气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无是处，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错误肤浅。他把那个时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几首诗作为例子，却不甚正确，如《北门》的“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却指为“乐天安命派”，《北山》一诗是人臣服役劳苦不均的怨声，《伐檀》《硕鼠》两诗是被压迫农民对地主的愤恨，两者在表面上虽好像相似，但性质绝不相同，将它们列在一起，目为愤世派或激烈派，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惊异地说道：
“请看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
其实前四派（就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并没有这许多派，四者只能算作一个颓废派）是属于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要这样解释，才切合实际情形，才算十分显明，否则于“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之后，忽然“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说一声“奇怪”了！
四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第六，胡博士紧接着上面几句话又说道：
“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这就是他所谓“哲学发生时代”的结论，以后专论各哲学家的事实和学说等等。
老子孔子的思想是否即这个“革命种子”的发芽，留在后面去讨论，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他对于“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作了两章，对于他们和诸子时代的背景反不提及，这种作法也实在特别。怪不得梁启超要说：
“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机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梁氏于觖望之余，便用了大气力，“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结果举出十二条于下：
“‘（1）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2）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3）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4）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数十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5）覇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6）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皁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7）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45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8）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6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进行。
（9）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10）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
（11）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12）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
梁氏上面所举十条环境的原因，虽是当时的实情，然当时代愈向前推进，则（一）智识的素养愈宏富，文化大发展的可能性应愈大，（二）地方分化发展进步，文化应愈为多元的，（三）民族的外延愈扩大，内容愈复杂，思想应愈起一种变化，（四）国家愈统一，国土愈大，取精用宏，应愈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五）社会秩序比较安宁的日子愈多，人民应愈得安心从事学问，交通也愈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应愈多，（六）平民中的智识分子愈多，学问自然应愈解放且普及，（十）不独抄书的方法愈通行，而印书的方法也愈推广，因此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愈普及利用，学术自然应愈益增进。观于他在第七八两条指明四，五，六三种原因，至战国时，“循加速的法则进行”，就是一个明证。（其实一，二，三，三种原因何尝不如此！）可是失望的很，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因此我们对于以上的十条，也可以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质问他道：
除却第九条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七条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出哲学胎，单在这时代出胎呢？
他倘若还存在的话，也一样没有法子回答这个问题。这十个“环境的原因”既非常枝节而肤浅，则他所举十一，十二两种心理上的原因便不能建筑在这上面了。
然春秋战国诸子哲学的勃兴，其真正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以为就在本章开始批评前所详细描写的一件事上。现在为求明了连贯起见，可概括说明于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工业的生产力因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应用——而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当封建的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于是站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或迟或缓地跟着变动。诸子哲学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它所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正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冲突中应有的表现（详情见后），一点也不足奇怪。
要这样去说明先秦诸子的时代背景才算是对的。梁启超说：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淳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它的对比，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
他将当时的民族大混合大醇化看做一桩极端重要的事，自然不对，因为这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文化的民族的“大混合大淳化”，只是“夷而进于中国也”的勾当，没有什么了不得，而他所谓“自然应该是”和“自然应该有”，更是说不出理由的臆断话。不过除去这两点不计，这几句话恰恰证明我上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怎样讲呢？春秋战国之交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的时代，故学术思想呈出一大变动，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总是停滞在这种生产方法中，故学术思想也没有变动，无论它们怎样发展，无论它们怎样和外来的精神文化（如印度的佛教）结合，终不能跳出先秦哲学的范围。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机器工业移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始萌芽，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发生摇动与崩溃，于是学术思想又呈出一大变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得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全在于此。这样对比一下，更可以显出那时诸子哲学勃兴的渊源了。
五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第七，胡博士论“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他论孔老和诸子的哲学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独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而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例如他在《哲学史》中说古代有五种社会阶级，即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话文学史》中又新提出五个（自然是不成话），即
清客阶级，
文人阶级，
绅士阶级，
智识阶级，
和尚阶级。
当他讲杜威的教育哲学（见《胡适文存》卷二）时且说：
“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实何止古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而他在《哲学史》中不独提及阶级两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认当时“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么，讲诸子哲学时，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不意关于这一点，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完全没有企图这样去做。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外又是几派。当他讲孔子的时代时，说“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如老子邓析是。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曾子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与货孰多”？所谓货就是商品，这种再三鄙视商品的话应是针对着商业发达的战国说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语应是技术进步，法令繁多的战国时代的写照；（三）书中的词句简练，易于记诵，应为盛行作经（如，《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等经和《墨经》之类）的战国末期的产物。由此看来，胡博士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第一胎，“中国哲学的始祖”，便没有一点真实性了。
即抛开这一点不讲，专就他所描写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这位“老太爷”的本来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个标题下说道：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话和《伐檀》，《硕鼠》，《苕之华》等诗去对比，自以为是源流分明。其实老子是旧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和旧贵族的代表，完全反对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统治阶级最明显的说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他为着拥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工商业，甚至于不惜主张回到封建最初自给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雄有甲兵，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试问像这样旧制度的反动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硕鼠》两诗有什么渊源？！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不是替被压迫的人民主张利益，不过眼见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详情见后），予旧贵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击，而当局复好作好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样轻徭薄税，使人民得安居乐业，不起为乱，摇动封建制度的基础，特发几句牢骚，这与《伐檀》《硕鼠》的抗议完全不同。至于他所谓“民不畏死”和“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是看见人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要起来革命，特警告当局勿一味惨杀，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风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惧之”的痛苦，这与《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篇诗是破落的贵族极端厌世的消极表现，与被压迫的人民造反作乱的具有积极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们的胡博士竟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将它们各各配合起来，作为互相影响的证据，本领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读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学说是反动的（我所谓反动是开倒车的意思，胡博士所谓反动仅指一种反响讲，所以他一方面称老子“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又称“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这样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学是绝对的唯心论，什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都是没有根据，玄之义玄的把戏，和客观的真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把戏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变成稀世之宝，所以说：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宣言“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又承认“那绝对博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的大的士对于老子所假设的这个“抽象的观念”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热心称赞，许为他的“最大功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谓“天地不仁”，所谓“无名之朴”，所谓“无为”，所谓“不争”，都是反映着一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贵族的愤恨，反动，消极，软弱的意识，没有什么微妙的大道理在里面。可是胡博士因为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什么“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呀，什么“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呀，什么“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呀，什么“狂风吹不断柳絮，齿落而舌长存”呀，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可惜一个不小心，漏出一个大破绽，就是：
“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
胡博士应当知道，这两种学说是绝不兼容的：要毁掉一切已经存在的文物制度，须用极严厉的干涉政策，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办得到（其实这种开倒车的干法，虽有极严厉的干涉政策，也不会成功），这和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恰恰相反。所以要实现第一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二种学说，反之，要实现第二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一种学说。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老子的种种说法只是一些泄愤或无聊的话，本来没有精密的系统，虽有胡博士为之穿凿附会，极力弥缝，也终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战国时封建制度的破灭既成已定之局，无可挽回，则旧贵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趋于悲观厌世。杨朱就是一个好例。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的学说所以能盛行一时，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贵族的心理，故人争归之。不过他的著作没有传世，《列子》书中虽有《杨朱篇》，但这是东晋晚出的伪书，因此此篇也有些成问题。胡博士根据《杨朱篇》来讲杨朱的哲学，照例又说，这“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若不将阶级关系弄清楚，专用“纷乱”，“战争”，“痛苦”，等字眼去说明这个“时势的产儿”的背景，决不会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应用于当时每个哲学家的身上，然绝对不能说明，同样的“纷乱”，“战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杨朱，庄子等成为反动派（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老子……杨子……庄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为改进派，陈仲子，许行等成为革命派。惟有从阶级的观点着眼，便可以明白个中的真相，因为第一种人是代表旧贵族和旧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旧制度日趋崩溃而不可救药时，他们只有出于反动，厌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种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详情见后），当新势力日形发展时，他们的改造论便愈谈得起劲；第三种人是代表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当然和现在所谓无产阶级不同，说详后）的，当这种人民的痛苦日深时，他们的刻苦自励也日进。要这样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办法，那就无异“隔靴搔痒”！
又《哲学史大纲》讲杨朱的一篇夹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之间，使派别紊乱，系统不明，是编制上的一种错误，应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后和庄子一篇之前，才算妥当。
第十，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庄子和老子杨朱一样，是代表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拥护君主，并要求回转到最初的封建时代，《天地篇》说：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观，而万物之应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在另一方面他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德充符》说：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
《胠箧篇》说：
“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庄子既隶属于反动派，所以对于改进派的儒墨两家，施行攻击，斥为“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篇》）同时他自己因为找不到出路，遂趋于所谓“出世主义”。他便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
胡博士批评庄子的学说，一则曰“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再则曰“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是对的。但他不从阶级的观点立论，故只能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他只知道庄子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是“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所以他的持论是十分肤浅的。
其次他解释《庄子·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几句话，也完全是牵强附会的。他以为：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禅’。”
这和从前的中国人把孔子“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几句话比拟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一样，都是犯了神经过敏的毛病。其实高唱唯心论的孔子庄子那里能真正转入唯物论，来体会“自然淘汰”和”物种由来”啊？即此一点，已足打破这些比附说而有余；况且在一切科学都不发达，只晓得讲什么“道”的古代，谁也不会注意到生物进化论，这是很自然的。否则拿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然他把《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解释得和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说一样，是以《至乐篇》的末章作为佐证的，就是：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胡博士不征引这一段话则已，一征引这一段话，便将他所附会的话，一齐推翻了。他说“这些种子，得着水，……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中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这一节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诚然不可细考，但马和人是不用细考可以确切认识的，试问“马生人”成其为“中坚理论”么？这样远于事实的胡说竟劳我们的大博士为之发挥光大，其用心良苦，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
但说到这里，我应当再声明一句。高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庄子，决不肯正正经经，精精细细讲什么“生物进化论”，而他上面什么“为”，什么“生”，也决不是“生物进化论”，只是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这些话如果够得上“生物进化论”的资格，那他的《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变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段，也是绝好的“生物进化论”。胡博士为什么不一块儿征引出来，作为第二个佐证呢？就实际情形讲，庄子中这一类的说法不过是一些信手拈来的游戏文章。我的大博士像煞有介事地徐称之为“生物进化论”，用全力加以发挥，实在是自己上了当啊！
此外，他以为庄子说的“彼〔即非是〕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等语和黑格尔（即《哲学史》所指的海智尔）思想进化的正反合三重进程式相符，更属奇谈。因为庄子的说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对的，原来没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进程序则代表一种进步的，发展的观念，和前者相校，不独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种比拟癖，好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硬撮合在一块？！
六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
第十一，胡博士做《哲学史》，不从阶级的观点着眼，惟划分许多派别，这是我们已经领教过的。但他讲到孔子，除列入“积极的救世派”，称为“许多‘有心人’”中之一外，又说：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
此处所谓“封建阶级”，自然不成名词，然观于下文“《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等语，可见他所要说的是贵族的等级，照上面“处处要保存”的字眼看来，他当然承认孔子为贵族阀的拥护者和代表。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因此他又不能不承认孔子为这个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是值得我们从长讨论的，因为他支配中国的思想界至二千余年，我们若不看清楚他代表那一个阶级，便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说。因此我对于此事又要多说几句。
就一般讲起来，在阶级制的社会中，一个人无论是圣人也好，凡人也好，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总是隶属于某个阶级，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论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总是拥护并代表这个阶级。我们要注意，在这样的社会中，决没有超阶级的人。而我们的孔二先生更不能例外。
关于此事，不独素来不愿谈到阶级的胡博士（要他谈阶级，除非是在不表现阶级争斗和不关痛痒的时候，如“和尚阶级”之类），已于无意中流露出来了，就是宣言阶级制度在我国“已成二千年僵石”的梁启超也明白承认孔子一批人的阶级性。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
“儒家虽言‘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然则儒家果尽然将国人分为能治与受治之两阶级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故所最当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地位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
梁氏这一段话毛病很多。第一，“能治阶级”与“受治阶级”不成名词。应改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第二，所谓“‘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殊不尽然，如孟子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都是指地位讲，不是指品格讲。此处所谓“君子”正是统治阶级的公仆。第三，从前统治阶级的代表在理论上大概不肯赤条条地主张本阶级的利益，总要拿全体人民来做一个幌子，尤其是关于将来的理想，乐得如此。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革命的口号偏偏标出“自由，平等，博爱”来，声声口口替全体人民谋幸福。儒家的把戏也是一样。如以为依照它的“人人皆成为‘君子’的鬼话（这等于胡博士所谓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即可以实现什么‘全民政治’，借此去混淆它的阶级性，那就是“非愚即妄”！然无论如何，这一段话总算明白承认了孔子一批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确定的事实。
我国资产阶级两个最有权威并极力讳言阶级制的学者既已或明或暗地承认了孔子的阶级性，我现在进而鉴定他到底属于那一个阶级，总不能说是武断罢。
据胡博士的意思，孔子是要替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保镖，即日本的学者中也有怀抱这种意见的。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孔子在鲁国虽是一个士阀出身，然他的祖父孔父却系宋国的贵族，因此他带有好些贵族的色采，并同情于旧制度中若干成分的保存，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他并不是这个行将死灭的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是要推倒这个贵族而代以士阀，关于《春秋》讥世卿，和“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雍也，可使南面”等说法，就可以知道（孟子更明白说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所谓“仁者”，不用说，就是士阀出身的大圣人之类）。
孔子为士的代表，这是几千年来全国人所公认的，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大家既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接着承认他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我想不独熟读《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和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类话的穷措大忽然听见这种议论要大吃一惊，就是习闻“儒家的系统……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的青年学子也会认为谬说。其实何止这两种人，凡属智识分子大概想不到满口仁义道德的孔二先生和所谓非封建的新兴地主阶级有什么关。可是莫忙，听我举出证据来：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士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关系，正和此相同。所以士阀与新兴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一部分的士是有土地的。（在最初恐怕是最大部分的士都有土地，到了春秋时代，士的数量大增，单是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至战国则士多如鲫，如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养士各数千人，于是“穷光蛋”的士占大多数。）孟子谈“周室班爵禄”，说天子的“元士受地视子男”，其余“大国”“次固”“小国”的“上士”“中士”都有一定的土田，这当然是事实，不可和他的井田说等量齐观。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的书中找出士有田的证据。例如《管子·问篇》说：
“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
所谓“士之有田而不使”，“士之有田而不耕”，就是士为地主的铁证。至于所谓“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就是指武士。这种武士也是新兴地主的一个大来源，应当略加说明如下：
当春秋战国时，战争频繁，需要很多的军官，于是武士应运而起。到了战胜以后，被兼并的国家的土地变成胜利品而归战胜的君主支配了，《韩非子·有度篇》载：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
《十过篇》载：
“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这里所谓“开”和“启”并不是开荒，只是将原来封建地主的土地（也许有非封建的地主杂在其中）剥夺过来。这种土地总有一大部分是赐给战士的，所以《诡使篇》又说：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
《显学篇》也说：
“夫上所似陈良田大泽，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
《管子·八观篇》也给我们一个反证，就是：
“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
这寥寥的几桩事已经充分告诉我们，封建地主是怎样的崩溃，新兴地主是怎样的起源了。（此等事在孔子前二三百年间即已发生，《诗经》上的《秦风》，《权舆》,《小雅》，《正月》，《大雅》，《瞻卭》等篇表现得很清楚，这里所说，当然是部分的，并非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崩溃和整个新兴地主阶级的起源都是如此。）这一点值得我们绝大的注意，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
春秋战国时的士多系新兴的地主，既有证据，则代表士阀的孔子同时又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正和代表贵族的老子庄子等同时又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事。孔二先生虽是手段高明，对于拥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露骨的表示，但全部《论语》仍留下不少的痕迹。例如：
“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这里所谓“使民以时”，就是不违农时，排斥聚敛，就是不要向地主苛索，“富之”，就是增进地主的财富。因为这种重农的主张，其最大部分的利益当然是归于地主而不归于真正耕种土地的农民。【注】所以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是毫无疑义了。
【附注】法国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虽注意农民的利益，并认农民和渔业矿业者为唯一生产阶级，却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它的格言“农民贫则国贫；国贫则王贫。”——“PoorPeasants，PoorKingdom；PoorKingdom，PoorKing”——和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富国篇》所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可见口头上尽管说什么农民，人民，百姓，或下，而实际上的着重点仍在地主阶级，无中无外，正是一套把戏。
孔子既代表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一个统一江山的天子君临天下，作为这个阶级的保护主，使不受向来一切封建主的剥削。他替鲁国作《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正是这个意思的表现。因此他的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国与家直接联系起来，将封建制度中一切等差一扫而空。就是他晚年赞《周易》，也不过是本着唯心论，随自己的意思，极力称颂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些大部落的首长（即所谓元后）为怎样的大圣人，为怎样可崇拜的偶像，因以建立他的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去适应这个新兴阶级的利益。
所以孔子的学说能支配中国至二千余年之久，正因为这个长时期中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近十几年来，他的学说完全失去向来的威权，正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早已下降，丧失以前统治的地位，由新兴的资产阶级起而代之了。
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从来没有人细心精密地分析过，以致大家对于他的认识，都十分肤浅而模糊，丝毫不懂中国经济发展的胡博士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所讲的孔子的学说是很浅薄而支离的。今试略举数点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已经隐约指出，孔子是已经具有一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帝国的中心思想才去修《春秋》赞《周易》的，所以他的议论无不归结于此，观于《春秋》书“初税亩”（宣公十五年）和“用田赋”（哀公十二年）以示讥，《易传》称远古代的元后，即可以知道。胡博士不懂得这一点，便反转来说：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
于是特辟专章，大谈“《易经》的哲学”，说全书有三个“基本观念”：
“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
他以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精华就是“（一）易，（二）象，（三）辞”，换句话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就是“（一）易，（二）象，（三）辞。”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表现孔子哲学的特点，因为所谓万物变化由简而繁，制度文物趋于意象，都是中国古代唯心哲学的通则，【注】至于“使人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的辞更是每个哲学家所不可少的工具。试问他举出这三种很普通的东西作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附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变化，由简而繁的意思；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即制度文物起于意象的意思。
所以用易象辞去说明孔子的哲学，或“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孔子何以恰恰是他那样的“正辞”或“正名”。而不是别种样式的“正辞”或“正名”。要追问到这一点，才可以达到“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才可以表现他的哲学的特点。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他为什么不像老子一样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再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为什么不像芋尹无字一样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我们对于第一个例的答案是：孔子为新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的代表，富于朝气，勇于进取，正在以造成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前提，故有生，位，人，财，义的说法，绝不能和日趋崩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老子一样，说出一些不仁，刍狗和绝弃的反动话。对于第二个例的答案是：他在政治组织上所要的，大的是国，小的是家，故只简简单单讲君臣父子之道，不复需要封建时代的十等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要讲哲学，必须以阶级为根据，否则无论自以为见解怎样迈越前古，总是浅薄无聊的！（胡博士说：“《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又说：“古今说《易》的人不懂此理〔指象〕……，所以越讲越不通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自以为有独到的见解！）
（二）胡博士又很郑重地介绍《系辞传》的一大段，并加以详细的解释，我现在为便于批评起见，仍然要将这一段话列在后面：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大段话的出发点是八卦。从前日本的幸德秋水倡言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男子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近来中国也有人觉得“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辩》中玄同的信。此外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卷上，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有同样的意见。）我以为此说是很有理由的，因此，孔圣人这一段话的第一节“近取诸身”四字是其实不虚的，至于”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等等，原始人虽也办得到，不免带一点铺张的色采。然这一条至少可以表现八卦的起源本来是唯物的。不意被孔二先生一赞，它竟由唯物而变成唯心的了。于是我们的初民从实际经验中所发明的工具和所创造的事业，被他倒果为因，一起归住“盖取诸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几个卦上，并一起归在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几个所谓圣人的身上。像这样的说法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勾当，与上古实在的情形没有什么关系。
胡博士不明白这种情形，竟于解释上述一大段话之后，说道：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
观他的言外之意，是明明承认内中有几件——不过不是“件件”——是“合着历史的事实”。现在如果请他具体地指出到底是那几件，我想他没有办法做得到，否则就会跳出常识的范围了。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完全显明的骗局不独不予以指摘，并且还详为解释，还于模棱两可的批评中代为加上一种保证，这是极不应该的。
（三）胡博士用一专章讨论《易》既是十分浅薄，而他用一专章讨论“正名主义”也是一丘之貉。他说：
“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
以上所说的原是事实。不过他一提及孔子在《春秋》上正名的主旨就完全弄错了。他说：
“那时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么东西。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读这两句，可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抖的神气！《论语》又说：“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书‘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当我们论孔子的阶级性时，对于这一段话已经征引过几句，并发了好些议论，现在仍然要从另一方面再说几句，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值得反复讨论的。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他老先生虽不限定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却是眼光锐利，善观时变。《中庸》虽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他虽自称为“信而好古”，但遇事自有斟酌，并不迷信古代的任何种制度。颜渊问为邦，他答泣：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又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秦也。——虽违众，吾从下。”
可见他的心中自有主宰，不肯受古代文物制度的拘束。要懂得这一点，才会看出他对于季氏僭用八佾，“气得胡子发抖”，对于三家者以《雍》彻”，大肆讥评，《春秋》对于吴，楚，齐，晋，之君称“子”称“侯”，以及大书“天王狩于河阳”和“春王正月”，并不是因为他“回想那封建制度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便“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而是他看见当时的诸侯大夫互相侵伐僭窃，扰攘不宁，要借此裁制他们，确立一种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去适应他所代表的士和新兴阶级的利益。（这种天子不限定就是周天子，只要当时的诸侯能以“德”——不以力——服人，和汤武一样，起来统一“天下”，他也是赞成的。）我说这句话，绝不是随意推测，而是有真凭实据的。今试分述如下：
（1）梁启超说得对，当封建时代，“天子与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公羊傅》注文）。各侯国所有行政机关大略与天子相同，所差者规模稍有广狭耳。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所以“封建制度最盛时代”的周天子也不过是在名义做一个共戴之主，并没有孔子心目中的天子那样的威权（胡博士对于我说的孔子主张中央集权的天子制一点，当然同意，因为他也有“重君权的儒家”的说法），故孔子的目的实不在恢复封建制度。
（2）封建制度最重阀阅，不得互相逾越。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阀或庶人阀出身，并非贵族。（《尸子·劝学篇》“子路，卡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就阀阅制讲，他们应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张，始终安于士阀，不得有非分的希冀。然在事实上，孔子对于“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此三年，可使足民”，以及赤也“愿为小相焉”的说法，不独没有贬词，自己且公然宣言“雍也可使南面”。啊，不仅如此，孔子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子贡为齐鲁聘吴越，职居卿位，宰予仕齐，也是卿，他们师弟简直闯入贵族阀了。这是“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所许可的么？所以如就他“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应当说阀阅）而论，“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吴，楚，齐，晋的僭号，晋文公的“叫来”周天子，固然是不对，但他们师弟日日打主意，想爬入并且实行爬入贵族阀，甚至于还想南面称王，又何尝是对？他的最有名的私淑弟子孟先生宣言“惟仁者宜在高位”，心目中完全没有封建制度中的共主周天子，（所以有人嘲笑孟子，说：“而今尚有周天子，口口声声说王齐。”）又何尝是对？因为像胡博士所说的一样，“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他既明斥贵族的躐等行为，自己一系更不应当有躐等的念头和行动，否则不免厚于责人而薄于责己，简直不成其为大圣人了。
我们根据以上的两种理由，可以断然宣布胡博士所主张的孔子“定名分”是“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为一种皮相之谈。
（四）《哲学史》讲孔子的学说篇幅最多，而毛病也真是不少；我们无睱一一提出来讨论与批评，今只再将一个较重要之点略说几句作为收束，孔子论学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学包括遇事观察，即物穷理，身体力行，学文读书。如《论语》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都是指广义的学，狭义的学专指学文读书讲，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好古敏以求之”，“博学于文”是。胡博士在“一以贯之”一章竟说：
“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过来的学问。”
这种说法未免太小视了孔子，像他那样“集大成”的人，或用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像他那样“气象阔大的人物”，何至于把个“学”专限在读书上？我们从推理上也可以断定他不致于那样浅薄无聊，何况还有上面所举两个“好学”及其他无数证据呢？梁启超说，看见胡博士这段话，对于他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这一大惊倒是应当的。
不过胡博士的武断还不止此。他于作出上项结论之后，并且公然宣布孔二先生的罪状，说：
“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孔子所谓“学”并不全是狭义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即再退一步，假定他所谓“学”“只是读书”，也不能把后来“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归咎于他，因为他老先生所教的科目除“书”外，还有“礼乐射御数”，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有六艺，而后世只取一艺）书——他对于此事应负责任么？凡稍有常识的人总不能以此相诘责。可是胡博士为实验主义所蒙蔽，处处吹毛求疵地去“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以致弄出这种笑话!我说他此书的根本缺点是在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这也是一个明证。
第十二，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已如上所述，孟子更是如此。他的书中拥护农业的话很多，如“不违农时”，“薄税敛”，“民事不可缓也”，“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之类是。但有人以为孟子明明代表一般农民的利益，主张井田制，怎好说他是拥护地主阶级呢？其实所谓“五亩他宅”，“百亩之田”，只是他一种温情主义的口头禅，和西洋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偶言替工人阶级谋利益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时既有地主阶级的存在，而他又力倡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这就是承认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的说法，在事实上，前者为地主，后者为农民，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所说的：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所谓“巨室”并不是朱熹所想象的“世臣大家”，只是墨子所说的“大家”（参看《墨子·天志》上中两篇），管子所说的“巨家”（参看《山国轨篇》），只是大地主。（同样上面的“君子”和“劳心者”也不仅指在位的官吏，是包括整个统治的地主阶级在内。）至于“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天下慕之”，就是卡尔所谓“支配一个时代的观念常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这种巨室从孟子的时代起一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是中国的统治者，而历朝的帝王就是他们的首领。
胡博士没有看清这一点，遂于讲孟子的政治哲学时说道：
“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乐利。”
这种说法是十分浅薄而错误的。我们在反驳之前，要再进一步，问杨墨又是受了谁的影响？胡博士回答道：
“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
孔门的“‘孝’字”派这样影响杨朱，杨朱又这样影响孟子，互相交错，煞是好看！不过我们要再问胡博士，“‘孝’字”派的家庭伦理为什么不能直接影响孔门的其他各派，而另外激成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主义？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主义为什么又不能继续发展下去，而另外造成孟子的“民权”论与“乐利主义”？我想他对于这种兜圈子的顽意儿没有法子能够给予一种满意的解答。因为杨朱，墨子，孟子学说的动力本来不在这里，如靠这一着去解释，真有“此路不通”之叹！
关于杨朱的为我主义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关于墨子的兼爱主义的背景可待下面去讲，我们现在专讲孟子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话并不是受了什么杨墨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的地主阶级已经壮大，内中有些且变成“巨室”可以和政府对抗，使为政者不敢得罪他们，——这种情形反映到孟子的心目中，他才有胆量说出一些重民轻君的话。胡博士不知道从这种具体的事实中去找线索，专凭着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从杨墨方面打主意，殊不知这是很渺茫的事，即使属实不虚，也当然是枝节的而非根本的了。
他又说，孔子的政治哲学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故孟子所说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一类“‘衣帛食肉’的政治，简直是妈妈的政治。……后人不知道这个区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所以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他自以为懂得这种区别，见识高人一等。但孟子的嘴上为什么挂着“‘衣帛食肉’的政治”，他就说不出来。这也是要从事实中去找线索，不能专在想象上着眼的，就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较春秋时又进一步，反映到孟子的脑袋中，才发生那样虚悬一格的议论来。
第十三，胡博士所讲的孟子性善论，留在荀子的批评中一起来估量，现在且先描写荀子的阶级性。他和孟子一样，明白主张要有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所以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杨倞注；“美谓褒宠，恶为形戮”）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富国篇》。）
至于这个统治阶级，不用说，也是地主阶级。所以他在同篇中又说：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
此处所“民”和“下”，并不是指一般农民，而是指地主，一则可以从“民富”两字看出来，二则本篇的下文又明言“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可见他讲什么富，什么礼，只是为地主阶级说法。
儒家既是一脉相传，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主阶级，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到底持一种什么态度呢？孔孟对于商人都具一种轻视的心理，至荀子则更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公然排斥工商，所以《富国篇》主张“省商贾之数”，因为“工商众则国贫”，而《君道篇》更要“省工贾，重农夫”，这就是表示不准工商侵夺地主阶级的利益了。
胡博士不知道从这种根本地方着眼，所以描写荀子，处处只能说出一个当然，而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例如他讲荀子的名学占去本篇三分之一的篇幅，但不能告诉我们荀氏为什么有那样的名学。他说：
“墨家论‘名’只有别同异一种用处。儒家却于‘别同异’之外添出‘明贵贱’一种用处。‘明贵贱’即是‘寓褒贬，别善恶’之意。荀子受了当时科学家的影响，不能不说名有别同异之用。但他依然把‘明贵贱’看得比‘别同异’更为重要。”
荀子为什么“把‘明贵贱’看得比‘别同异’更为重要”呢？哲学史的作者绝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但自我们看来，却十分显明，就是：荀氏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最注意的是下面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并且弄得“秩序”井然，所以他特别重视“明贵贱”。至于说“‘明贵贱’即是‘寓褒贬，别善恶’之意”，简直又是闹笑话，因为果如所言，贵即是褒是善，贱即是贬是恶，再明白些说，统治阶级即是当褒，即是善，被统治阶级即是当贬，即是恶，这还了得？！所以他至多只能说：“明贵贱”和“寓褒贬，别善恶”具有同样的用意。
他介绍孟子的性善论，占孟子一章篇幅的半数，在荀子一篇中又将两人的论性比较一番，说：
“孟子把‘性’字来包含一切‘善端’，如侧隐之心之类，故说性是善的。荀子把‘性’来包含一切‘恶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类，故说性是恶的。这都由于根本观点不同之故。孟子又以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
不过说来说去，只勉强做到他所谓“述学”两个字，一向侈谈生物进化论的大博士竟不能利用生物学中的遗传说来判断他们学说的是非真伪，借以履行他自己所揭橥的“评判”的职务。自然，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困难的问题，不容易寻得一种正确的解决；但因此便缄口不言（仅在后面讲宋子的时候，附带说一句，“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为善，遂说性本是善的，同是偏执之见”），总不能算是尽了哲学史的作者的责任，尤其是以“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夸的人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不可不发表一点意见。
可是他既默不作声，我们站在批评地位的人，不能依样葫芦，正不妨本着自己的认识，来谈几句。我以为孟子的言性善，和荀子的言性恶，都是一种唯心论，都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没有经过细密考察的。他们一讲到性，多不从一般人的性上去加以个别的分析，偏好引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来作性善或性恶的说明。例如在一方面孟子就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在另一方面，荀子却说：
“隐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他们就是讲到性的本身，也不外几句空空洞洞的话，（如孟子所谓人有侧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荀子所谓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是）绝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据，因此我们应当另寻门径。
在阶级制的社会中，所谓善恶的问题，本因阶级立场的不同而不能有一致的标准。现在即退一步，假定已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标准，然环境的影响对于性的善恶有极大的作用。孟子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原因即在于此。（自暴自弃也包括在内）这是第一点。
其次，依照遗传学看来，举凡先天的性质（即从祖先传下来的）和后天的性质（即本人出生后所获得的），大概可以遗传，不过前者是一代传一代，后者是隔一代或几代而相传的。（参看赫克尔《自然创造史》第九讲《遗传律与遗传》——（ErnstHaeckel；NatürlicheSehböpfungs–Geschichte，1923，）既是这样，一个人的善性或恶性当然可以遗传给他的子孙。如“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这种事实如果的确，而又不是受了环境的影响，那一定是出于遗传。大家听了这句话，不免要奇怪起来，因为所谓遗传应当是善传善，恶传恶，不能有恰恰相反的现象出现，和尧与丹朱，瞽瞍与舜，舜与商均一样。实则瞽瞍之于商均，正合于赫克尔所举出的隔一代相传的规律，（其公式为A＝C＝E，而B＝D＝F）而丹朱的例子如果不能从他的祖父母找到解释，也是可以从尧的身上说明的。卡墨列的《遗之传谜》（原文见本书第十一章）论天才的第二，三，四条可以供我们的应用，他说；
“二，天才在精神方面十分显赫，在体质方面常是不成功的。……由过度工作的脑筋中流入胚胎的疲劳质（Ermüdungsstgoffe）也许和发作中的毒药一样发生效力：倾向受刺戟，而授胎的效果缩小了，或变坏了。因此就常规讲，天才差不多总是产生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后裔。
三，还有一种原因也助成这种很少价值的状况。……凡光明多的地方，黑暗也多；黑暗多的地方，光明也多。天才与癫狂，天才与暴戾常为比邻。……天才于光明显赫的性质外，还具有不惬人意和卑劣的怪癖。曾经提及的分殖律对于儿童的分配既不平均，又不公道；它予一个孩子以最有价值的性质，予另一个孩子以很少价值的性质。而此等很少价值的性质常具有较强的遗传的伸张力；所以有价值的后裔是否出生，还是一个疑问。
四，我们不要忘记，（恰恰是关于遗传的）生一个小孩子是要两个人合作的。男的如果具有才能，女的就未必如此，女的如果具有才能，男的也未必如此。可是平均总占优胜；在遗传的影响上非天才的生产者容易胜过天才的生产者。哥尔通以为我们的遗传质料有四分之一得之于父母，十六分之一得之于祖父母，六十四分之一得之于曾祖父母等等，他的学说虽未尝证实，但他对于减弱的遗传所引起的倾向的危险，已经使人注意了。”
我们把这三段话看一下，便知道书本子上那样的尧生出书本子上那样的丹朱，是很可能的。
现在总括起来说：在充满了矛盾，对抗和争斗的阶级制社会中，以及遗传的关系，我们在一方面不承认孟子的人性皆善说，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荀子的人性皆恶说；我们承认，因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缘故，人的性是有善的有恶的，不可一概而论。这就是我们对于孟子荀子两种相反的性论的批评，这也许不完全正确，也许还要受他人的指摘，但总比费尽气力描写他们的学说而不能得到一种结论的胡博士进了一步。
七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
第十四，梁启超说，胡博士“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他所讲的“最好”的荀子，我们已经领教过，现在再来看他所讲的“最好”的墨子罢。
自我看来，胡博士所讲的墨子并不比他所讲的孔子，庄子为好，因为我们到处找不到“石破天惊的伟论”，内中“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最可笑的是他把墨学的发生完全归在对儒家的反响一点上。他说：
“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那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琐碎的礼节？……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
墨子攻击儒家，处处和它对抗，这是事实；但把他“反对儒家”看做因，把他“自创一种新学派”看做果，便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墨学的起源是由于阶级的观点和儒家不同，我们要想彻底了解这“一种新学派”，当从分析墨子的阶级性入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的生产力虽日益提高，而农民的困苦却不曾减少。《管子·治国篇》说：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十疋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四养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四时皆种，五谷皆宜也）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稟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这一段话描写一般农民的被剥削，受痛苦，至为明显，一个农夫在中平的年岁产粟二百石，还要将自己的儿子出卖去维持生活，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我们细心翻阅墨子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是代表这种农民和手艺工人的。（所谓手艺工人，有一部分固为独立的手工业者，但有一大部分仍是农家的妇女，因此可以说，他是代表农民阶级。）他的书中言及农工的事比老庄孔孟荀等的著作要多得多。《尚贤》中篇说：
“……王公大人明乎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这几句空空洞洞的话好像不能表现墨子的阶级性，实则不然。试看儒家的孟子只会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荀子只会说“或佚或乐，或劬或劳”，视被压迫阶级的劳动为当然的义务，不注意于这种阶级的劳苦情形。（他们两人虽都有“九亩之宅百亩之田”的说法，但也不过是一种理想上的花样罢了。）墨子却完全相反，他的心思才力专注于此，所以在《非命》下篇又托为“古圣王”的事迹道：“昔者禹，汤，文，武方为致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他既代表一般平民的利益，便一洗儒家贵贵亲亲的议论，主张完全由平民来组织政府，所以要“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尚同》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贤》上）。我们将这些事件参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墨子所代表的正是农工阶级。
还有一层，他在《天志》诸篇，《兼爱》下篇和《非乐》上篇中或再三申明“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或宣言“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或慨叹于”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一本作傲）贱”。这里所谓“大家”（与孟子所称的“巨室”有些相似），“强者”，“贵者”，“多诈者”，不用说，是统治阶级的人，大部分必为地主（内中当然仍有贵族）；所谓“小家”，弱者，贱者，愚者，不用说，是被统治阶级的人，大部分必为农工。墨子既拥护小家，弱者，贱者，愚者的利益，则他代表农工阶级，更显而易见了。
不过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墨子既代表被压迫的农工，为什么不领导他们从事争斗，反而大谈其兼爱主义呢？其实此事并不足奇，凡研究过西洋各国初期农工运动史的人即能遇着这种现象，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农工的阶级意识十分暗味，争斗的力量更为薄弱，数于压迫阶级不能不取一种友善的态度，希望借此调和双方的对抗，减轻自己的痛苦。墨子的主张兼爱，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兼爱》中说：
“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必诈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誉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
墨子兼爱的主旨及其阶级的背景，这一段话表现得最为明白。胡博士介绍他这种学说，不知道征引此节，偏将《兼爱》上一段比较空洞而且次要的话抄录出来，以致不能完全表现兼爱说的真相，更绝对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倡此说，真是浅薄极了。
我们对于墨子的阶级性既经认识清楚，便容易说明他为什么有“明鬼”，“非命”，“节葬”，“非乐”的议论，更容易说明他为什么要攻击儒家的不信鬼而信天命，厚葬久丧而又重礼乐四点。他的立论完全是由他的阶级观点出发的，今试分述于下：
（一）凡智识浅薄而又感受压迫的人对宗教的迷信比智识较高的人为强，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就个别讲，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噩子的信鬼和儒家的不甚信鬼，都含有阶级的意识在里面，前者所代表的为智识浅薄的农工阶级，后者所代表的为智识较高的地主阶级，故彼此所表现的态度各不相同，而前者对后者施行攻击。然墨子的“明鬼”除掉阐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教人不要恃”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以相侵凌外，还有一层意义，《明鬼篇》说：
“今洁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特注之汙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今执无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诚无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吾非乃今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乎？其所得者臣（一本无此字）将何哉？此上逆圣王之书，内逆民人孝子之行。……”
这一段话不独表见墨子要借明鬼去“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处处注重民众的利益，并且还可表见他的主张不是对儒家而发，因为儒家最重祭祀，如有人不供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也就是它的死敌。墨子固常攻击儒家，说：“儒以天为不明，以为鬼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然我们绝不可像胡博士一样，因此断定：“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这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与实际情形一点也不相符合。
（二）墨子的“非命”论也是从国家和农工的利益上出发的，所以《非命》下说：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无此字）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升粟而不敢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夫蒉（此贵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矣！”
由此可见墨子是熟计了本阶级的实际利害，才有“非命”论的主张。儒家因此代表一个地主阶级，故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使农民乐贫安命，服服帖帖地供地主的剥削。但墨子看见这种情形，却忍不住要批评几句道：儒“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篇》）“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胡博士没有看清此中的源委，便根据这几句话，贸然宣言“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也未免太粗心了。
（三）墨子的“非命”论既是从国家和农工的利益出发，他的节葬短丧说也是事同一律。他以为王公大人之死不独需要华丽的衣衾棺椁，和许多金玉，珠玑，戈剑，羽旄，齿革，车马等物去陪葬，并且还要杀殉；就是贱人之死，也将倾家荡产，这是一种害处。至于居丧三年，寢苫枕块，忍饥受寒，使人面目陷𨼥，颜色黧黑，耳日不聪明，手足不强劲，必扶面后能起，杖而后行，更是没有道理。
“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同闢）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储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同已）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穗也！”(《节葬下》)
我们看了这些话，就知道墨子的反对厚葬久丧，是因此事对于农工的利益太不相容，故不得不提出“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节葬下》)，和“三日之丧”（《公孟篇》的办法。至于儒家既代表一个地主阶级，尽有财力替死人装门面，尽有时间对世人顽花样，虽受墨子严厉的批评，也是悍然不顾的。胡博士不懂两者中间的阶级关系，不好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不说：“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就说：“墨子深恨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许多虚文仪节。所以他对于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前几句话和一二两项中所举的例子同一谬误，用不着再驳，后几句话连一种当然的情形还没有描写清楚，（墨子的节葬短丧并不是只注重精神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仪文，而是他的仪文另系一种）更谈不到所以然的道理了。
（四）墨子的学说固处处表现他的阶级性，但无论何处，总赶不上“非乐”论中那样深切著明。他并不是不懂得乐的好处，只因这种东西不独与贫苦的农工无缘，并且直接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为阶级的利害计，断然取一种反对的态度。《非乐》上说：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一本无此字）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
《非乐》一篇的好材料实在太多了，我不愿割爱，故引了这许多。最后这一段话阐明劳动（即所谓“力”）为人类生存的唯一要素，这只有代表农工阶级的人才能够领略得到，并说得出，决非统治阶级的人所能想像的。墨子明明知道乐足以安身，甘口，美目，乐耳，而偏持一种非乐论，正是反映着当时贫苦农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在饿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当儿，一切音乐的功用完全谈不到。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的非乐论是从民众的物质生活中发挥出来的。坐在安乐椅上著《哲学史》的胡博士自然不会懂得这一点，于是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振笔直书道：
“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的流弊了。”
“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好神秘的句法！“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好武断的批评！自己找不出墨子立说的原因，即冠以“宗教家”三字的头衔，使他神秘起来，加以“想不到”三字的评语，使他愚蠢起来，用这种方法做哲学史固然便当，其如非真相何？！算了罢，像这样的名句到处都是，实在驳不胜驳，我们现在来讲墨子因此反对儒家的问题。
代表地主阶级的儒家在本阶级优美和坐食的生活条件之下，注重礼乐，是必然的现象。它这一套东西是本阶级的专利品，不准其他阶级僭用，所以《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国篇》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可是自墨子看来，在当时的农工贫苦状况之下，对于什么礼呀乐呀，不独没有僭用的可能，并且也没有僭用的必要，所以老实不客气地加以排斥。《非儒篇》载有晏子批评孔二先生的一段话，无论有无其事，要可表见地主阶级的堂堂一表人物，和墨者的不能满意他的原因：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惑也）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当为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试问拿锄头，刀锤，针线的朋友们那里用得着这些顽意儿？墨子要出来反对，正是当然的事。可是胡博士不知道细心观察他立言的背景，硬说“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这样一来，把他的非乐论的真正原因完全抹杀了。
此外，如墨子的三表法完全是站在本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上的一种实际应用的工具。我们如果要批评它的得失，当从当时具体的事实和状况立论，才昭平允。但胡博士却只知道用实验主义的死法子，来对付三表法。他对于第三表批评道：
“这一条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
我以为后面这一句话拿来批评他自己的实验主义倒是对的，把它加在墨子的第三表上，真是不知所云？！怎样见得呢？因为实验主义立下一个抽象的原则，处处要拿一桩事的有用或效果去评判它的价值，既是“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那么，应用这种方法的人在这几百年中对于这许多事只好置诸不议不论之列，待它们的用处表现出来，切合实验主义所定的标准，然后才下批评。万一实验主义的信徒中有些性子急躁，不愿师弟或父子相传，静心等待几百年的，那就只好直截了当地认这许多事没有用处，一律宣告它们为无价值。在这种局势之下，实验主义者不出于此，必出于彼，没有其他途径可寻。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这种方法是一种玄学方法而非科学方法了。至于墨子所谓“用”和“利”都是就本阶级的立场，举出具体的事实，论世知人，我们不能妄加訾议。胡博士既已承认他没有“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路百世而不悖’的公式”，便不应当从他的书中抽出一个“用”字和一个“利”字，用自己的阶级观点，加以抽象的批评，说它们是“解得太狭了”。（胡氏在上列一段话后，虽接着就说：“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作为实在的例子，然这不是就墨子的立场下批评，而是就他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下批评的。）
又如墨子的非攻也完全是站在农工的利益上立论的。《耕柱篇》说：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竹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即所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
《非攻中》和《非攻下》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师徒之兴，“久则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
胡博士介绍墨子的非攻论，对于这些最重要的和根本的议论，一字不提，偏将好些次要的和比校空洞的话引出来，并且批评道：
“墨子说‘义便是利’。……义是名，利是实。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兼爱是‘义的’，攻国是‘不义的’，因为兼爱是有利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攻国是有害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只说得攻国的‘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可见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试问胡博士不将墨子非攻的主旨弄清楚，这样义呀利呀，不义呀不利呀，来一大段，有什么用处？他最后虽说“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非攻”的本意，仍旧是不务边际，因潞拿边沁（J.Bentham）的话来说明墨子的“非攻”，实在不中肯綮。
统观以上所征引的墨子学说，以及我们的说明和批评，可以知道他的根本思想是在谋农工阶级的利益，所有兼爱，明鬼，非命，节葬，非乐，非攻以及节用，尚贤，尚同，天志等等，无不以此为出发点。也无不归宿于此。唯心派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永远不会懂这一点，他讲哲学总是从唯心论出发：从前既说过，“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所以此时也说，“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这和梁启超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兼爱（见梁著《墨子学案》），夏曾佑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明鬼（见夏著《中国历史》），李石岑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非乐（见李著《人生哲学》），胡朴安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非攻（见胡著《墨子学说》），同是犯了认枝节为根本的错误。胡博士是被认为国内三个哲学家之一，并且以善讲墨子著名，不独至今犹受国内一班胡涂的大学文学哲学教授的拥戴，并且早已为梁启超所推崇，宣言“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可是专就这一篇（第六篇）讲，大部分是完全错误，即偶有比较正确的，也和梁氏批评他所讲的孔子一样，“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中国古代农工阶级一个唯一的代表被他这样糟塌了，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
第十五，《墨子》一篇的成绩既这样坏，而《别墨》一篇也不见得高明。胡博士认《墨辩》六篇非墨子所作，我们可以同意，但因此要将它们送给惠施，公孙龙这些诡辩家，便没有理由。（说见下文）他说及此书的性质，连《小取篇》的九节一起列举出来，介绍辩的七法，为之逐条举例说明，因此占去很多的篇幅，和全书的分量殊不相称。至于两言《墨辩》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奇书”，在一方面固然表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在另一方面却暴露“他莫明其妙的心情。区区六篇书，里面名学也有，算学，形学也有，光学，力学也有，心理学，人生哲学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也有。为什么这样丰富，为什么远非庄老孔孟等人的著作所能企及呢？他不能明白告诉我们。实则一切科学都起于社会的劳动（有两方面，一为技术的进程，一为经济的进程，即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实际的应用，并不是由任何人凭空想像出来的。墨子既是农工阶级的代表，“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相勖，他的门徒因参加生产或接近农工而获得种种经验，创造种种科学，这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奇怪。我以为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重要关节提纲挈领地说三四段，和专用三四十大页去介绍那“奇书”中的一种学说（名学）相较，至少具有同等的价值。
然第八篇最大的弱点还在替惠施，公孙龙等的诡辩作辩护士并征引《墨辩》去加以附会两项，今试先介绍他们所讨论的二十一事，然后来谈这两项。
（1）卵有毛。（2）鸡三足。
（3）郢有天下。（4）犬可以为羊。
（5）马有卵。（6）丁子有尾。
（7）火不热。（8）山出口。
（9）轮不蹍地。（10）日不见。
（11）指不至，至不绝。（12）龟长于蛇。
（13）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14）凿不围枘。
（15）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16）镞矢之痰，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17）狗非犬。（18）黄马，骊牛，三。
（19）白狗黑。（20）孤驹未尝有母。
（21）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他开宗明义说：“这些学说前人往往用‘诡辩’两字一笔抹杀。近人如章太炎极推崇惠施，却不重这二十一事。”于是征引章氏的一段评语，而指为“有点冤枉这些辩者”，自己遂将二十一事分为四组，说每组是讨论一个大问题，就是：
“第一，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3）（9）(15）（16）（21）
第二，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这一纽又分两层
（甲）从“自相”上看来，万物毕异。（13）（14）（17）
（乙）从“共相”上看来，万物毕同。（1）（5）（6）（12）
第三，论知识。（2）（7）（10）（11）（18）
第四，论名。（4）（19）（20）”
胡博士自造成这四顶大帽子加在二十事（第八条未列入）上面之后，即开始他的十二大页的辩护。我们为阻止这种诡辩和诡辩的辩护词流毒思想界起见，也当分作四项来逐条加以驳斥。
一，空间时间的一切区别都非实有，我们是承认的，但惠施等的三，九，十五，十六，二十一各条不独不足以说明此事，并且凭白加上一种颠倒错乱的纠纷。就第三条讲，郢是一部，天下是全体，一部分怎能大于或同于全体，而说“郢有天下”？胡博士不从这上面着眼，反引庄子“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的开顽笑的话作比校，并解释道：
“郢虽小，天下虽大，比起那无穷无极的空间来，两者都无甚分别，故可说“郢有天下”。”
拿郢和天下去同“那无穷无极的空间”相比，作出“两者都无甚分别”的结论，已经是十分勉强，不能自圆其说；由“两者都无甚分别”的结论忽变为大有分别，即极小的郢包含着一个极大的天下，胡博士真会帮着变戏法！
第三条的戏法是由小变大，第九条的戏法便是由实变虚，因为他的辩护词是：“从‘势’一方面看来，车轮转时，并不蹍地。”实则当车轮在地上行动时，总有一点着地，一点既去，次点复来，点点相连，轮便旋转，怎能说“并不蹍地”？
第十五条的戏法是由动变静。胡博士引《经下》“景不徙，说在改为”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的注释（其实是错解《经下》一条的意思，参看《东方杂志》二十一卷第二章行严《名墨訾应考》），并解说道：
“影处处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看不见，其实只在原处。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
我们现在先要问影从何来，自然是来自飞鸟。鸟既飞动，影也随之而动，这还用得着怀疑么？！胡博士不管这一点，竟把随鸟移动而不可划分的鸟影强分割为判然各别的什么“前影与后影”，已属可笑；又叫人们“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作为实证，我劝他还是自己或倩人照一照去证实自己的幻想罢！
第十六条的把戏和第十五条是同性质的。胡博士最得意的辩护词是：
“今假定箭射过百步需要三秒钟。可见它每过一点，需要三秒之几分之几。既然每过一点必需时若干，可见它每过一点必停止若干时。司马彪说：‘形分止，势分行。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速。’从前的‘势’看去，箭是‘不止’的。从‘形’看去，箭是‘不行’的。譬如我们看电影戏，见人马飞动；其实只是一张一张不动的影片，看影戏时，只见‘势’，不见‘形’，故觉得人马飞动，男女跳舞。影戏完了，再见那取下的影片，只见‘形’，不见‘势’，始知全都是节节分断，不连络不活动的片段。”
胡博士口口声声说实验主义承认世间的一切是变化的，运动的，但遇着一枝正在变化和运动中的箭反依照诡辩的方法，解作不变化不运动，即此一端已足表见他的自相矛盾和这种主义的纷乱了。他把箭“每过一点，需时三秒之几分之几”，作为箭在这一点上“停止若干时”的证据，完全超出现代科学常识之外。因为依照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凡物体不受外界的压力，则静的常静，不能自动，动的常动，不能自静；箭既因外力而动，除空气的阻力足以减少其速度，并使之终于停止外，在中途决不能“停止若干时”。况且胡博士自己明明说出箭“每过一点”的话，“过”是动象，下面忽接“必停止若干时”，真是不通！
至于他征引司马彪“形分止，势分行”的胡说作为基本理论，把电影戏中“节节分断，不连络，不活动的片段”作为例子，更不值识者一粲。从前的电影术本是将不动的人物摄成各种姿势的影片，然后加以剪裁连络，利用人的目力赶不上电影机转动的速度，不得不形成一种幻觉，于是才有“人马飞动，男女眺舞”的活剧。试问此事和本来飞动的箭有什么关系，而可以拿作比喻？！
第二十一条也被行了一个大手术。胡博士引《经下》“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一条作这一条的注释，并引司马彪的《天下篇》注说：
“‘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与《经说下》所说正合。《列子·仲尼篇》直说是‘物不尽’。魏牟解说道，‘尽物者常有’。这是说，若要割断一物（例如一线），先须经过这线的一半。又须过一半的一半，以此递进，虽到极小的一点，终有余剩，不到绝对的零点。”
拿这些话去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条辩护，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这一条的着重点在“日取”与“不竭”两事，区区尺棰，如果真正“日取其半”，计日可达到一个不可分的最小之点，如将此点取去，即不能说“不竭”，如留而不取，即不能说“日取”。自司马彪以至胡博士都不知道注意这不能并存的两事，偏说“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虽到极小的一点，终有余剩，不到绝对的零点”。试问说了这些不相干的话有什么用处？
二，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我们也承认，但用十三，十四，十七各条去说明万物的“自相”，用一，五，六，十二各条去说明万物的“共相”，却绝不可能，胡博士说：
“从‘自相’上着想，一个模子铸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钱；一副规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圆；一个矩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方。故（13）条说“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14）条‘凿不围枘’，也是此理。”
所谓“一个模子铸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钱；一副规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圆；一个矩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方”；只是技术不精的缘故，否则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几何学上可以证明两个圆或方可以完全相等，完全相似。由此可见他拿这些口实去替十三，四条辩护，是非常勉强的了。
胡博士又将同一的道理用在第十七条“狗非犬”上，自然也说不过去。不仅如此，他并且旁征博引，大发其议论，首先引《经下》“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和《小取篇》“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于是批评道：
“这几条说的只是一个道理。从‘共相’上着想，狗是犬的一部，盗是人的一部，故可说‘狗，犬也’，‘盗人，人也’。但是若从‘自相’的区别看来，‘未成豪’，犬始可叫做‘狗’，偷东西的人始可叫做‘盗’，故可说‘杀狗非杀犬也’，‘杀盗非杀人也’。”
胡博士利用《墨辩》上那些含有错误的话去替第十七条辩护，便错得一塌糊涂。我们为表明真理起见，不得不停在此处多说几句。
狗既是犬的一部，则杀狗就是杀犬，盗既是人的一部，则杀盗就是杀人，这是每个人的常识所能判断的，本不会发生问题。可是胡博士偏要替它们加上“共相”“自相”的花样，便不免有些令人头昏眼花，弄不清楚。其实所谓“共相”是全体人或物所具的共同形态，所谓“自相”是各个人或物（或一部分人或物）于“共相”外所具的特别形态，“自相”虽和“共相”有别，但绝对没有推翻“共相”。所以既说“狗，犬也”，即绝对不能说“杀狗非杀犬也”；既说“盗人，人也”，即绝对不能说“杀盗人非杀人也”。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真正要说“杀狗非杀犬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也未尝不可以，不过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这两个图表示狗与已成豪之犬，盗人与非盗人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是两部分此肩并立的。所谓杀狗，并不是杀另一部分已成豪之犬，所谓杀盗人，并不是杀另一部分的非盗人，此外，如“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都当作这样解释。可是既然把犬与人各看做一部分，即不能同时又把他们看做全体，而说“狗，犬也”，“盗人，人也”。一桩事用两个不同标准，是《墨辩》两个例子的最大毛病，胡博士对于这一点毫无所觉，反拿“共相”“自相”去附会，可笑亦复可怜！
然我们的大博士眼光不锐利，看不清这样的复杂情形，总算情有可原。我们最不能原谅他的，是征引公孙龙荒谬绝伦，一望而知的“白马非马”说作为十七条的另一注释。先请大家看一看这段妙文：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谁承认这种说法为正确，谁的常识便成了问题。可是胡博士却说：
“这一段说单从物体“自相”的区别上着想，便和泛指那物体的‘类名’不同。这种议论本极容易懂，今更用图表示上文所说：
公孙龙从黄黑马作出“白马之非马”的结论，我们本已极不容易懂，又承胡博士绘图相示，更无从懂起。甲图示共相，十分明白，但乙图示自相，却十分神秘，因为大图圈里面含着一个小圈，明明是表示它们有隶属关系（至于小圈里面的线纹只能表示别于共相的自相，却不能表示小圈和大圈没有隶属关系，怎能证明“白马之非马”，“杀狗非杀犬”，“杀盗人，非盗人”呢？！他在乙图的大圈中注明“非白马”，“非盗人”，“已成豪之犬”字样，企图借此对小图中的“白马”，“盗”，“狗”宣布各自独立，不相统属；可是图形已经给他们一个限制（要达此目的，当如我们在上面所示的方形图），此举怎能成功呢？！即使成功，又把白马，马也（公孙龙上面一段虽没有这样说，却是事实），“狗，犬也”，“盗人，人也”的话推翻了。所以无论如何，他总陷在矛盾之中而无以自拔。
我们现在再归到本题上去。第十七条的“狗非犬”虽是一种诡辩，然当辩护士的人如果顽一点手段，把犬解作已成豪的，狗解作未成豪的，说它们没有隶属的关系，也未始不是言之成理（不过这不是十七条的本意）。不意胡博士走错了路，偏引出《墨辩》和《公孙龙子》的说法来做注释，结果不独不能达到目的，反完完全全把它的诡辩的真相陪衬出来了，暴露出来了。我们的大博士此刻如果细心考量一下，恐怕要说一声“倒霉”罢！
关于十三，十四，十七各条的辩护词既一无是处，关于一，五，六，十二各条也是如此。不信，请看下面的说法罢：
“（1）条说，‘卵有毛’。这条含有一个生物学的重要问题。当时很有人研究生物学，有一派生物进化论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
种有几。……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
这学说的大意是说生物进化都起于一种极微细的种子，后来渐渐进化，‘以不同形相禅’，从极下等的微生物，一步一步的进到最高等的人。……因为生物如此进化，可见那种子里面都含有万物的‘可能性’（亦名潜性），所以能淅渐的由这种‘可能性’变为种种物类的‘现形性’（亦名显性）。又可见生物进化的前一级，便含有后一级的‘可能性’。故可说‘卵有毛’。例如鸡卵中已含有鸡形；若卵无毛，何以能变成有毛的鸡呢？反过来说，如（5）条的‘马有卵’，马虽不是卵生的，却未必不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又如（6）条的‘丁子有尾’成玄英说楚人叫虾蟆作丁子。虾蟆虽无尾，却曾经有尾的。第（12）条‘龟长于蛇’，似乎也指龟有‘长于蛇’的‘可能性’。”
胡博士为着替这几绦辩护，便不惜从他所曲解的庄子进化论入手，来一大段“可能性”，“现形性”，“前一级”，“后一趿”的伟论，真是煞费苦心！不过生物学上的问题最重事实，切忌空谈，想先造成一个空洞的架子，拿来向各种物上一套，是不可能的。现在就具体的事实讲，他对于第一条的说法如果成立，那我们还可说：卵有头，卵有尾，卵有翼，卵有足，卵有感情，卵有意志，卵有一张大纸写不了的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疯子，恐怕没有人肯承认这是对的罢！
讲到“马有卵”，确是真的，因为一切胎生的哺乳动物——从人起至老鼠止——其母体都能产卵，父体的精虫要钻入此等卵珠内，才会结成胎儿。不过当惠施时，还没有这种科学知识，所谓“马有卵”，只是一种瞎说，偶然命中了。然用大气力替这一绦辩护并大谈生物学的大博士竟不知道马能产卵的事实，以致退转去，从马的老祖宗方面打主意，说出“马虽不是‘卵生’的，却必不未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的话——大好的材料，当面错过，未免太可惜了！
此外，他对于第六条和十二条的辩护也完全没有道理。虾蟆”曾经有尾”，固是事实，但当它有尾时，是叫做蝌蚪，迨四肢生而尾脱，才称为虾蟆。如因它“曾经有尾”，便一口咬定它现在虽无尾，仍应叫做有尾，那么，人类在母体内由卵发生到婴儿的途中，有一个时期，颈的两边开着几个鳃孔，身子的后部掉着一个长尾巴，我们岂不是应当说：“人有鳃”，“人有尾”么？至于说“龟有‘长于蛇’的‘可能性’”，便叫做“龟长于蛇”（章行严对于这一条的解释较为正确，参看《名墨訾应考》），那么，如果另有一个胡博士的同志或门徒说“龟有大于象的‘可能性’”，岂不是又要说“龟大于象”么？这样一来，把戏正多着啦！
三，讨论关于知识的问题。梁启超批评胡博士这部哲学史，说，“第八篇讲的别墨，都是好极了”，又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现在正谈到别墨一篇的知识论，我们且洗耳一听那“石破天惊的伟论”罢：
“公孙龙一班人从这些理论上便造出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他们以为这种种区别同异都由于心神的作用。所以（7）条说‘火不热’（10）条说‘日不见’。若没有能知觉的心神，虽有火也不觉热，虽有眼也不能见物了。（2）条说‘鸡三足’。司马彪的两脚需‘神’方才可动，故说‘三足’。公孙龙又说‘臧三耳’。依司马彪说，臧的第三耳朵也必是它的心神了。……
※※※
（18）条‘黄马骊牛三’，与‘坚白石二’同意。若没有心神的作用，我们但有一种‘黄’的感觉，一种‘骊’的感觉，和一种高大兽形的感觉，却不能有‘一匹黄马’和‘一只骊牛’的感觉，故可说‘黄码骊牛三’。”
像这样的“伟论”不独石破，而且铁也要破，不独天惊，而且人也要惊！因为他（一）看出了“公孙龙一班人……造出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二）解释了七，十，十八各条的现象是由于“没有能知觉的心神”；（三）批准了司马彪对于第二条及其类似现象的说明。不过我们要问一句，既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为什么不拿健全的心神做标准，偏要拿“没有能知觉的心神”做标准？所谓‘很有价值’，是否就在这一点上面？依我们的浅见，如果提出这种标准，将使人无所适从。人们不独可以消极地说‘火不热’，‘日不见’，并且还可以积极地说‘火如冰’，‘目可触’，因为古代希腊某哲学家的仆人站在太阳底下反觉寒冷，而螃蟹的眼睛如被深深挖去，会补生一个触角。人们不独可以主张“黄马骊牛三，”并且还可以主张“黄马骊牛一”，因为色盲的人不能有“一种‘黄’的感觉”，也不能有“一种‘骊’的感觉”，只能有“一种高大兽形的感觉”，故必然由三变一。但如果再有一些神经病的先生来看，也许复由一而千变万化，幻像无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博士将忙于做注解，并大感其困难了！
讲到“鸡三足”，“臧三耳”的解释，更饶趣味。鸡的两脚既然需神方才可动，胡博士的两脚又何独不然？臧的第三只耳朵既然是他的心神．，胡博士又何尝没有这种心神？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胡博士三耳”，“胡博士三足”，甚至于还可以说“胡博士三手”，哈哈，罪过，罪过，哈哈。岂非咄咄怪事？！
可是大博士的“伟论”还不止此，请往下再看罢：
“（11）条的‘指’字也作物的表德解。我们知物，只知知物的形色等等表德。并不到物的本体，也并不用到物的本体。即使要想知物的本体，也是枉然，至多不过从这一层物指进到那一层物指罢了。例如我们知水，只是知水的性质。化学家更进一层，说水是轻养二气做的，其实还只是知道轻气养气的重量作用等等物指。即使更进一层，到了轻气养气的元子或电子。还只是知道元子电子的性质作用，终竟不知元子电子的本体。这就是（11）条的“指不至，至不绝”。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再也不会完的。”
这完全是一种唯心论，里面含有严重的错误，并且不像他替其他各条辩护一样，显然露出破绽，使人一望而知，因此我们对于这一段话不能轻轻放过，应当迎头痛击，免得他人来中毒！
卡尔说得对：
“人类的思想是否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的问题。人类必须在实际中证明真理，即证明自己思想的真实性和力量。至于离开了实际的思想是否真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
因此我们对于胡博士所提出的问题不作长篇的理论，只简单说几句，即用一个实际例子来作证明。
我们所以认识外界，是由于受了物质的刺激，引起感觉而产生印象，我们的感觉印象和真实的外界有时不免有点差异，甚至于完全不同。（这种说法比胡博士的承认知道物的表德更进一层）然此事并不能使我们承认物的本体位是不能认识的。即以胡博士为例，当他初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打起文学革命的招牌，一面宣传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一面提倡杜威的实验主义，我们一致承认他为新文化运动和被压迫的民众领袖之一。我们因他的表德而对他的本体的认识是浅薄而错误的。但后来细加考察，才知道他倡个人主义是想替资产阶级开辟一条自由发展的坦途，倡实验主义是想替这个阶级介绍一种计较效果的方法，他毕竟是这个阶级的代表。试问我们依据他的表德，为什么不知道他的本体？他的本体是什么神秘东西而竟使我们无从知道？
我们由物的性质作用就可以认识他的本体，恰和我们知道胡博士的性质作用，就可以正确认识他本身一样。人类从坐人力车，二人轿，和帆船进化到坐汽车，汽船和飞机，这种技术的进步正是人类研究自然界现象并认识它们的本体的结果。不过人类的认识力是受历史的条件限制的，世界虽始终可以认识，但我们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除此以外，世间并没有什么神秘而不可认识的东西，胡博士说：“即使要想知物的本体，也是枉然”，其实一点也不“枉然”！总之，惠施公孙龙等的第十一条和胡博士的解释都是一种唯心论，和实际情形是不相符合的。
四，讨论关于名的问题。胡博士说：“（4）条说‘犬可以为羊’，又（19）条说‘白狗黑’，是说犬羊黑白都系人定的名字。当名约未定之时，呼犬为羊，称白为黑，都无不可。”后面这句话如果是真正“名约未定之时”说的本不算错，但拿来替第四和十九条辩护，实在是强词夺理。因为既有犬羊黑白之名，可见名约已定，即不能随便改称，尤其是不能互相更换。否则大学教授的胡博士可以呼为小学教师，著了《中国哲学史》的胡博士可以称为著了西洋哲学史，而四马路的野鸡也可以呼为家鸡，翁仲更可称为仲翁了
胡博士对于第二十条的辩护也是同样幼稚可笑。他说：
“（20）条说‘孤驹未尝有母”，《列子》作‘孤犊未尝有母’。魏牟解说道，‘有母非孤犊也’。这是说‘孤犊’一名专指无母之犊。犊有母时不得称孤；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了。这便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一切正确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
他在一方面赞成“呼犬为羊，称白为黑”（至于他加上“名约未定之时”一句，简直是废话），在另一方面却又主张“犊有母时不得称孤；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一切正确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这真是中了我们乡间“嘴唇两块皮，翻身又改移”的话；这样反复的说法要是诡辩派的信徒才表现得出来。然我们对于本条的驳论并不在此。我们承认有母非孤犊，孤犊没有母的话是对的，但本条所以成为诡辩，就在“未尝有”三个字。所谓“未尝有”就是“从来没有”的意思，而按之实际，犊尝有母，迨母死才称孤，所以我们可以说“孤犊无母”，却不能说“孤犊未尝有母”。魏胡两位大师不注意这三个字，偏去说“有母非孤犊”，“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当然是文不对题！
现在总括起来说，上文的二十一事除掉“山出口”不解是什么意思，只好存不而论，“马有卵”为偶然说中外，其余都是诡辩，完全不能成立。因此，不独胡博士的十二页辩护词尽是劳而无功的废话，即梁启超所谓内中三五条叫他心折，章太炎所谓“辩者之言独有‘飞鸟’，‘镞矢’，‘尺棰’之辩，明察当人意。‘目不见’，‘指不至’，‘轮不蹍地’亦几矣”，也是不正确的言论。因为这十九条如果成立，不独辩证法要被推翻，就是形式逻辑也站不住脚，只有实验主义可以摇头摆脑，称霸一时。然从此便没有公认的是非可言了！可是不要害怕，单是常识先生的力量已经足以驱除这一类的鬼怪，使之不能白昼横行，所以我们也用不着学杞人的忧天，把这个当作一桩大事。
不过我们现在要再进一步，考究胡博士认这种诡辩为正当，极力为之辩护一点，是自己偶然的错误，还是他的主义上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大家只要将本书第十一章《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认识》一项中批评实验主义的话回顾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行为是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我们曾经征引乌里扬诺夫的一段话，说明以相对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必定要达到诡辩一途。我们又曾经指出实验主义正是以相对论为认识论的基础。所以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要出全力替这些诡辩辩护，正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能幸免的。然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再也无从掩饰了。我们于批评这部哲学史的开端即明白宣布它的根本缺点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大家现在看了胡博士这样有系统的错误，总不能说此话是言过其实罢！
关于胡博士替上述二十一事辩护的错误，我们已经详细指出，现在对于他征引《墨辩》的话去加以附会的错误，应略说几句。章行严曾作《墨学谈》，登诸《新闻报》，“推言惠施之学，不出于墨之道”，而以《荀子·解蔽篇》所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为有力的证据。旋又作《名墨訾应考》，将《墨经》（即《墨辩》）的话和惠施的说法对比起来，加以解释，藉示两者的互相抵触，没有同源的关系。我以为学派支流相衍，易趋极端，把双方的偏向和对峙的议论作为彼此没有系统成同源关系的证据，似乎不尽靠得住。况且《墨辩》中也有诡辩（如上文所举狗盗的问题之类），更无以自解。不过他引《墨辩》的“次，无间而不撄撄也”，“动，或徙也”，“景不徙，说在改为住”等语去驳惠施“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引“儇𥟭秪”去驳“轮不蹍地”；引”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去驳“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引“行修以久，说在先后”去破“今日适越而昔来”；引“厚有所大也”去针对“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引“正，无非”去破“郢有天下”及“犬可以为羊”；引“物甚不甚，说在若是”去释“龟长于蛇”；引“无不待有，说在所谓”去针对“孤驹未尝有母”；引“偏去莫加少，说在故”去驳“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和公孙龙的《白马论》；大体都精当。他的正确解释不独足以反映胡博士的附会的错误，并且还可以补我们没有论及的各点（指惠施的十事），甚有翻阅的价值，读者可自去参考（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份《东方杂志》），此处不多说了。
第十六，胡博士所讲别墨的成绩既不过如此，而推究墨学灭亡的原因尤为肤浅。他说：
“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当西历前二三三年。到司马迁做《史记》时，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消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个字。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消灭得这样神速呢？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悬揣下列的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学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其实墨学在战国末年，已有衰亡之象。那时战争最烈，各国政府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管子·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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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韩非子·五蠹篇》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都是指墨家说的。可见那时墨学不但不见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这也是噩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别墨惠施，公孙龙一般人有极微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词”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树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
梁启超以为除这三种原因外，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
“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此外，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斥墨子为保守派，并说：
“他这一派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结果他是敌不过进化的攻势，尽管他和他的弟子们有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精神，死力撑扎着自己的存在，然而终竟消灭了。这正是社会的进展取辩证式的证明。”
我以为上面三种批评都没有道出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今试分述其理如由如下：
凡一种学说的兴起必有其阶级的背景，非友派的堤携所能成功，而其消灭也是如此，非敌派的攻击所能奏效。儒家虽极力攻击墨家，墨家又何尝不极力攻击儒家，结果何以儒家不消灭而墨家却消灭了？胡博士以为是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然这位皇帝何以有此举动呢？既云“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何以法家仍能存在，只有墨家消灭了呢？我们对于这几个问题如果细心考虑一下，就知道墨学消灭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儒家的反对。况且胡博士自己对于这种主张也没有坚决的信心，所以说出“儒家这样盛行，墨学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的话，所谓“没有兴盛的希望”，自然不是消灭的代名词。故他说的第一种原因不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
第二种原因也和第一种一样，同为外界的原因，假使墨学自身的基础稳固，这些外界的原因决不能消灭它，至多不过是使它“没有兴盛的希望”罢了。
第三种原因算是进一步，谈到墨学本身了。可是不独“‘诡辩’太微妙”的话应当如梁启超的批评，改为“诡辩太诡”，才合实情，并且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不能算作墨学的致命伤。因为墨家的后进派别颇多，除诡辩派外，也还有研究应用科学的派别，即使前者足以召灭亡，后者应可以巍然独存，何以也同归于尽呢？可见墨学消灭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至于梁启超所补充的第四种原因绝不能视为墨学自身的原因，这只是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从自己的立场所发出的一种批评，殊非定论。那些话如果可以当做一种主要原因，则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又何尝不可当作第五种原因，就是：
“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富国篇》）
荀子这一段话比庄子说的更为详尽而厉害，然同样是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去下批评的，故不能算作墨学自身的原因。但这两种说法都足以反映着墨家的阶级性是和所谓道家儒家不同，这一点对于我们最有用处。
末了，某君认墨子为反革命派，因为“敌不住进化攻势”，以致消灭，这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不独没有道出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并且厚诬墨子的人格了。
以上三种说法既都是隔靴搔痒之谈，然则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就在农工阶级的失败。当秦始皇初年“还很盛”的墨学不到一百五十年，即“早已消灭”，胡博士惊其消灭的“神速”，而不知其所以然。但自我们看来，觉得这是当然的结果，用不着惊讶，也不算“神速”。因为当秦末时农工阶级由陈涉，吴广领导发难，起而革命，虽能以“锄耰棘斤因利乘便”而亡秦室，终于领袖被戕，军事失败，被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泗上亭长刘季坐收渔人之利了。自此以后，这个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将农工阶级压在底下，供其剥削。后者既被屈服，则代表他们利益的墨学不能幸存，自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墨学不消灭于被孟子骂为“无父”和“禽兽”之时，也不消灭于被法家的政家猜忌之时，也不消灭于“诡辩太诡”之时（依照胡博士的说法．墨学应消灭于这几个时期，不应迟至汉初），而独消灭于汉初，主要原因全在于此。在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阶级中的地主阶级既经变成统治阶级，汉武帝当然要“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因为他老先生是这个阶级最初的代表。至于法家于“罢黜百家”的当儿，不独不与墨家同其命运，并且掌握实际上的统治权，正因他们也是这个阶级后起的代表，关于此事，留待以后再说罢。
我们试将这两方面的事实对照来看，便知道墨家的消灭与儒家的兴盛都是由于站在他们背后的阶级失败与成功的结果，丝毫没有疑义。胡博士等不知道从这个根本地方着眼，一味凭着自己主观的见解去瞎猜，宜乎其不能敲开真理之门了。
八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
第十七，胡博士对于上面一切哲学家都没有确定其阶级性，对于所谓法家，当然是事同一律。不过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先决问题，这一点不弄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还是要从此事入手。
胡博士所讲的法家是“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汉书·艺文志》所谓‘法家’”。他以为：
“中国古代的法理学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老子主张无为，孔子也说无为，但他却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无为而治’了。孔子的正名主义已含有后来法理学的种子。看他说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便可见名与法的关系。后来墨家说‘法’的观念发挥得最明白，墨家说‘名’与‘实’的关系也说得最详细。”
梁启超也具有同样的意见，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说：
“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之先导。”
我以为这是一种极浅薄的形式论，最足以使人陷入迷途。说他们不对么？他们举出一些证据，如无为，正名，和法之类，并非向壁虚造。说他们是对的么？所谓道儒墨明明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类集团，就是“道家”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儒家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家代表被压迫的农工阶级，到了末流，这三种阶级格格不相入的学说，怎能浑在一起而产生法家呢？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当注意下列两点。
一，凡对于一种学说的评判当注重其内容，不得单就字面斤斤较量。例如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胡博士便说：“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如《论语》极推崇‘无为而治’。”其实这是一种极皮毛和错误的说法，不独我们曾经证明，老子是在孔子之后，无从影响起，即使真在孔子之前，也不能说孔子的无为就是由老子处承受而来，更不能说彼此的含义正复相等。关于最后这一点，胡博士在上面一段话中也已经明白承认了。可见字面上的相同，不能作为各派学说渊源和含义相同的证据。正如古代基督教要求自由平等，法国大革命时也要求自由平等，然作史者却不能武断两者互为源流，彼此相等一样。
二，当各种学说互相对峙的时代，彼此互相影响，本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末流，更难免有这种现象。不过当一个人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说应用在一起时，必有轻重主从之分，而且不悖于自家的立场，否则不成其为一家言。例如《慎子》一书征引孔子，孟子，老子，杨朱和墨子等等的话，明白表见他是受了这许多人的影响，胡博士且说他的“天道因则大，化则细”一段，“是老子杨朱一支的嫡派”。（在实际上并不如此）但终不害其为法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立场是和道墨两家相反，而与儒家接近的。下列两段话表见得十分清楚：
“民富则治易，民贫则治难。民富则重家，重家则安乡，安乡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贫则轻家，轻家则危乡，危乡则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为国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成之，赏以劝之。”
试问“老子杨朱一支的嫡派”说得这种话出么？！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批人的学说，当从大处着眼，先确定他或他们的阶级性，然后不致误入歧途。不然的话，单从字面上着想，则慎子不独可以称为“老子杨朱一支嫡派”，也可称为“孔孟一支的嫡派”，也可称为“墨子一支的嫡派”。这不兼容的三派集于他的一身，他不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么？然而他终不失去他的法家的资格，正因为他虽有时借用对敌各派的材料，却能保持自家的立场，形成自己的体系。
要懂得以上两事，才可以开始谈法家的学说，否则必为“中国古代的法理学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和法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之先导”等笼统话所蒙蔽，一起首就陷入歧途。
我们现在可以谈法家的阶级性了。儒家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主阶级，法家也是这样。大家一听见这句话，马上就会发生一种疑问：这个地主阶级既有儒家作代表，为什么又来一个法家呢？这也是有原因的。从封建制度中开辟一条新路出来的孔二先生一时自然脱离不了人治主义的圈套，所以他一谈到政治，总爱搬出一套仁义礼德的话来，尤其是把仁字提得独高。孟子继之，觉得人事繁杂，仁字有些敷衍不来，又阐扬一个义字，作为应付的工具，于是仁义并举，谈得津津有味；但当时的君主和政治家都视为迂阔之谈，而非为政之要，不肯过问。到了做过许多年兰陵令的荀子大概是从实际经验中感觉到仁义道德的装饰品不大中用，才把一个“礼”字大大地加以发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他说：
“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
荀子所说的礼，虽和法家所谓“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管子·明法篇》）没有两样)但礼无论如何总不及法的严明，容易被人上下其手，而漫无标准。在农工商业日形发展和人事日繁的当时，若没有一种严明的法作为统治的工具，即难于消除纠纷，而巩固地主阶级一切既得和未得的权利。所以慎子说：
“今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教虽成，官不足，官不足，则道理匮矣。……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并构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愿望也。”
法的作用就在使一般在财富上和地位上占优势的人永久得保持这种优势，关于这一点，他在下面说得更清楚：
“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这中间的四个“不敢”好像是使贫贱者，富贵者，愚弱者，智勇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所谓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然按之实际，却不如此，在经济上既不平等，在法律上的平等便等于欺骗，因此“法行于世”，只有“贫贱者不敢怨富贵，……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是真的，至于“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智勇者不敢鄙愚弱”，不过是欺人之谈，即使真有其事，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富贵者和智勇者在法定的限度之内已经充分陵过贫贱，鄙过愚弱，正不必在法外再为已甚，免得惹起反感，于己不利。
现在再回转来讲法家。它因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已如上述，然它代表地主阶级有什么证据呢？关于慎子的说法已详上文（即富民与重农），今特介绍《管子》，《申子》，《尹文子》，《尸子》，《商子》，《韩非子》的态度如下：
“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管子·治国篇》）
“薄税敛，毋苟〔取〕于民。（《管子·五辅篇》）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
“农桑以时，仓禀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尹文子》）
“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子·外内篇》）
“富国以农，距敌恃卒。”（《韩非子·五蠹篇）
“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篇》）
有许多人看了以上这几节话，不独不肯相信它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言论，并且会有“适得其反”的感触，至少也要说是证据薄弱，不能自圆其说。但我说法家代表地主阶级，而所举的证据不过如此，实有几种原因需要解释的，今特约略说明如下：
一，凡统治阶级的代表在实际上虽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但在外表上总要加一番粉饰，装成代表全体民众，至少是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一套把戏。上面所举的“利农事”，“薄税敛”，“国富而粟多”，“农桑以时”，“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田者利”，“市利归于农”和“富国以农”等语虽好像是就全体农民而言，然重农薄税的最大部分的利益是归诸地主，并不归诸农民，我们在批评胡博士所描写的墨子的开端，征引《管子·治国篇》所言农民的痛苦，就是一个明证。
二，申不害，慎到，尸佼诸人的书都已不传，现在只剩下若干佚文，自然不能供给我们以丰富的材料，使得窥其底蕴。
三，《商子·壹言篇》所说的“农战之士”和《韩非子·亡征篇》所说的“耕战之士”不是普通的农民和兵卒，而是地主和军官。关于此事的证据，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此处不再赘了。
既有这三层理由，便可以知道上面寥寥数节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最确切的证据，无复疑义了。法家既和儒家代表同一阶级，所以和儒家最接近，简直可以说它是出于儒家。尤其是《管子》，《慎子》，《尸子》诸书，于法之外，一致把儒家的仁义礼德等等收罗起来作为装饰品。但到了《商子》和《韩非子》便面目一变，前者明目张胆地排斥“诗书礼乐孝悌善修”（《去强篇》），或辩慧礼乐慈仁任誉（《说民篇》），后者也公然訾议“仁义智能”（《说疑篇》）。它们唯一的目的有两个大字可以包括，就是“农战”或“耕战”。因此他们虽和儒家共同代表士和地主阶级，但他们所代表的是武士（并且排斥文士），而儒家所代表的是文士，这是两者中间一个不同之点。
胡博士对于此等根本问题和大关节，一字不提，偏在整个次要的问题如书的真伪，法家的沿革等等，连篇累牍地说个不休（自然也应当说，不过不应将半数的篇幅花在这上面），末了复介绍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就是：
第一，无为主义。
第二，正名主义．
第三，平等主义。
第四，客观主义。
第五，责效主义。
这许多主义集合在一起，法家几乎变成一个主义陈列所，真是洋洋大观！然依照胡博士的意思，这并非偶然，都有来源可考：第一种主义是出于道家，第二种主义是出于儒家，第三种主义是出于墨家，要到第四第五种主义才是创自法家。既是这样，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是由法家集大成的，值得做哲学史的人用大部分的篇幅来加以描写。但胡博士对于法家所花的篇幅不到全书十六分之一，这也奇了？其实并不足奇。我们的大博士实在找不出许多材料来扩大篇幅，因为所谓道家的无为主义和墨家的平等主义，都只能从字面上勉强比附几句，那来成系统的长篇议论呢？讲到儒家的正名主义，我们承认是由法家接受过来了，因为它最重名分，试看《慎子》的说法就是一个例证：
“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积兔在市，行若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可是法家从儒家接受过来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在《管子》一书中除法一项以外，所遇见的几尽是儒家的学说，今试略举数例如下：
“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篇》）
“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幼官篇》）”
“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五辅篇》）
最后这一大段话不独充分表现儒法两家的源流，并且明白告诉我们，法理学的起源是在补礼之不足，由于礼不够用。大家看了这些话，对于儒法代表同一阶级，当可深信不疑了。此外，《慎子》祖述儒家的话已见上文，而《尸子》一书也有下列的说法：
“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
“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恕也。”
以上所举各条的学说，其名词的含义虽未必与儒家完全相同，然无害其为一脉相承，渊源有自。惟《商子》与《韩非子》两书排斥仁义礼乐和文士，似乎无以自解于出源儒家之说，其实这是因著者迫于当前的局势，急于功利，要专心致志提倡农战，才激而出此，这只是一时的策略，和儒家并非有什么根本上的对抗。《商子》或系伪书，不知是战国时何人所作，至于《韩非子》为韩非手笔，而非明为荀子的弟子，其系统分明，更无疑义。自此以后的法家如萧何，曹参，贾谊，晁错，诸葛亮等不独不排斥儒家，并且在表面上还要借重它啦，因为两者本来是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统观以上各节，可知法家取自儒家的成分甚多，不仅正名一点。胡博士不懂这些东西，竟一起抛弃不顾。他大概是为求均衡起见，不多不少，从道，儒，墨三家各派一种主义给法家，对于太少的，便拉长一点，太多的，便去掉一点，截长补短，整整齐齐，何等美观！至于客观主义和责效主义确是法家较儒家更进一步的优点，它所以能够卓然成一家，原因就在此，而后来统治阶级有能力的政治家或政论家虽多打儒家的招牌，终必卖法家的药料，原因也在此。
总而言之，胡博士对于法家与儒家的关系，估量得不正确，对于法家与道墨两家的关系，估量得更不正确。他一方面说中国古代的法理学含有五种主义，在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古代以来的法理学只是一个刑名之学”；试问以包含无为主义，正名主义，平等主义，客观主义，责效主义的堂堂法理学岂止等于“一个刑名之学”？试问“一个刑名之学”又岂能包括这五种主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子又何说焉？！”
九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
第十八，关于这一章的各项人物，有已在上面讲过的，如慎到，尹文是，有事业与著作不可考，并在思想上也不占重要位置的，如彭蒙，田骈，宋钘，邹衍是。如果单是这几个人，我们简直用不着另辟一栏来加以批评。但内中还有几个人足以代表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故不能轻轻放过，这就是许行，陈相，陈仲。
我们要研究一派人的学说，当从他们的背景入手，不能像胡博士那样抄近路的干去，因此我们又要谈这一派人的阶级性了。前面已经指出墨子是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自耕农，佃农，和手艺工人之类；但许行一班人所代表的当为更下一层的无产阶级，即极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关于此事的证据本来极不充足，因为他们的事业学说只有《孟子》中有几大段，此外散见于它书的，几是绝无仅有。至于现今所存的《神农》，《野老》等书，不见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把他们的主张和当时最下层的被压迫民众的情形对照一下，我们的推论当不会有什么错误，今请毕其说如下：
关于最贫苦的农民的情形，我们在批评墨子一项已经介绍过，即奴仆的存在也在第二项（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指明出来了。现在专讲雇工。当春秋战国时，这种无产者也已经出现，被称为“庸客”或“佣保”。《韩非子·外储说右篇》说：“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外储左上篇》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力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外，《史记·刺客传》也说：“荆轲死，高渐离变姓名，为人佣保。”可见在新地主勃兴之际，这样的雇工也普遍存在了。然当时虽确有这些最下层的贫苦民众的存在，怎见得许行，陈仲等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呢？此事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可由推论来决定。
第一，越是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便愈激烈而彻底，反之，越是上层人民的代表，主张便愈温和而趋于保守，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很少例外的。老，杨，庄一派代表当时统治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言论极端反动，固不必说。即代表士和新兴地主的孔，孟，荀一派也就揭橥“贵贵”“亲亲”，时常与封建势力妥协。到了代表农民和“百工”的墨子虽一洗家族制度与贵族政治的遗迹，高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农工自己来干的政府，即对于各上层阶级，不独不仇视，反要“兼爱”。这样温和的态度一定是反映着有地产的农民（自耕农），半有地产的农民（佃户）和有“工肆”的“百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虽时时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但仍然迷信，倘有他们自己的人参加政府，使在上的人不敢胡作乱为，各阶级的人可以相安无事，并共同和平发展，故来一套“兼爱”的顽意儿。可是受尽各种剥削和压迫的赤贫农工，雇工或奴仆的意识却不如此，他们从经验中感觉到一切大人业主都是他们痛苦之源，一切“仓禀府库”都是“厉民而以自养也”；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人不存什么幻想，虽没有力量与之争斗，但总以为这些人不应该堆积财富，安坐而食。许行等的主张正能表现他们的意识，所以他在一方面虽感激滕文公招待的诚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本着阶级的意识加以批评道：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第二，许行之徒数十人“自楚之滕。……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并且“以釜甑爨，以铁耕”。他们这样浪迹四方，自食其力，当然是一种无产者，否则要“安土重迁”了。关于这一点，从他们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来：“褐”，朱熹注为”毛布，贱者之服也”，这比墨者的“多以裘褐为衣”恐怕远要次一等。尤其是本来为“齐之世家”的陈仲的穷苦情形足以证明这一班人都是无产者的同志。匡章告诉孟子道：
“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像他这样宁愿挨三天饿，不肯乞食于人，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实在是代表最下层的民众自食其力的一种表现。荀子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骂他“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非十二子篇》），殊非持平之论。总之，陈仲这一批人的刻苦自励，不是随便开顽笑的。梁启超以为他是“当时一煊赫之贵族，而其生括如此，必有极深刻之人生观存焉”，这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我们说他们是代表当时赤贫的农工的利益，这一层密幕便揭穿了。
第三，关于这桩事我们还有一个反证。许行率领几十个门徒来到滕国，居然使滕君不得不予以招待，陈良之徒陈相见了他，竟“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而孟子听见他的话，也就拚命地发大议论，搬出尧，舜，禹，益，皋陶，后稷，周公，孔子和他的大批高足来镇压许子，规劝陈相，——这在在足以表现他是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否则堂堂的君主和“亚圣”恐怕未必肯如此卖力罢！就是陈仲也有相同的情形，《战国策》载赵威后问齐使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耶？”（《赵策》）
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到了“身织屦，妻辟纑”的境界，当然是无足轻重了，然这位国君太太竟不能忘情，还要问长问短，并且恨不得砍掉他的头，而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率民而出于无用”，换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对于做人君的未免是一种恫吓。然许行陈仲这些亲自劳动的人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自然不是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是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也不是略有财产的农工，只能是和他们一样靠两只手作工吃饭的“穷光蛋”。
我们基于以上三种理由，宣布许行，陈相，陈仲为最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的代表，总不能算是武断罢。凡研究他们学说的人先要晓得这种背景，才能够明白他们的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可是资产阶级的学者既没有这样去分析的能力，也缺乏这样去分析的兴趣，以致不能充分表现他们的真面目。胡博士说许行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陈仲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为什么呢？又是照例说不出来。梁启超也说许行是代表无政府主义，陈仲是代表遁世的个人主义，并且把他们列入反动的道家。（参看《先秦政治思想史》）他的说法既和胡博士的全然相同，而他的分类法胡博士当然要表示同意，因为《哲学史大纲》固明明称老子为“思想界的革命家”，这些激烈分子还不能算作那位老太爷的同志么？
许行一班人于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之际，独起来代表社会最下层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主张一切人都应参加生产，不得安坐而食，其勇气魄力真算是加人一等。他虽然不像胡博士所说的一样，揭橥什么“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然依照他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飨而治”的办法，势必要达到无政府，这是很幼稚的议论，为当时的生产方法所不许。而他那“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楼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的“市贾不贰”法，也是同样幼稚可笑，丝毫不合经济学的原理。无怪乎孟子要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这一段话，除”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一句，或许是他老先生弄昏了头，驳得不对外，其余都是很正确的。胡博士自己茫然于经济学上的劳动价值说，反斥孟子为不懂“互助的社会……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这个道理”，指他的“所驳全无精采”，其是“寃哉枉也”！在“互助的社会”中，因为“商业的不赚利益”，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一斤麻可以换一斤丝，一石粟可以换一石米，一双布鞋可以换一双皮鞋，——这种交易法要是许行才有勇气来主张，要是胡博士才有勇气为之辩护。
一○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
第十九，胡博士这部《哲学史大纲》不独是每篇错误百出，并且几乎每章都是如此，不独起首一章（指二篇第一章）错得顶厉害，并且末尾一章也是如此。其实起首一章的错误还算情有可原，因为他至少尚知道从所谓“时势”中去找哲学结胎的原因；到了末尾一章他简直把这种手续免去，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因此弄出来的错误，便令人无从原谅了！可是我们暂且先听一听他的伟论罢。据他说，“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约有四种真原因”：
（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荀子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因为他把“充虚之相施易”，“坚白异同之分隔”，看做“无益于理”。“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偏狭了。”他简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用的。……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哲学界有了它，“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三）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持一种智识上的悲观主义，以为“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荀子欲救其弊，乃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为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四）方士派的迷信。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至春秋战国时又因几种原因而“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当时的君主如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秦始皇都迷信这种宗教。尤其是秦始皇极力加以提倡，“到处设祠，封泰山，禅梁父，信用燕齐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卢生去寻仙人羡门子高，使韩终，侯生等求不死之药，召集天下‘方术士’无数，‘候星气者多至三百人。’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以上是胡博士古代哲学灭亡的四个真原因的撮要，原文共有十大页，此处所引不过四分之一，因此，我们的批评不能完全以此为限。现在分条讨论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的批评中已经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潮共分四大系，这不是胡博士所说的道，儒，墨，法四家，而是：
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
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
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系，
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
这四大系既各有各的阶级背景，也各有各的主义和学说，虽因同时并存，可以互相影响，而各系的游离分子甚至于将此等学说混合起来，然其主要潮流各有分别，是不能并且也没有混在一起的。所以各系中人始终是互相非难，各不相下，如墨子的攻击儒家，孟子的排斥杨墨，进攻许行陈仲，荀子的批评老庄墨子，庄子的非笑儒墨，老子的抨击儒墨法三家，都是其中彰明较著，信而有证的。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真原因，应当按照各系的情形，加以个别的分析，才能得到真相。不意胡博士虽著了一大本《哲学史》，对于此等思想系统及其背景始终不懂，以致应用我们乡间所谓“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将它们混在一起来讨论。他说，科学的“别墨”一派正在发达之中，竟受了庄子一篇《齐物论》的“根本打击”，试问这是什么话？坚苦卓绝的墨者，自信力是何等坚强，做成“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墨辩》六篇）的墨者，知识是何等优越，因反动派的庄子做了一篇《齐物论》，就“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只有实验主义者才做得出这种结论！
胡博士自言从赫胥黎学到一个“拿证据来！”平日也喜欢用证据，现在要问他这种说法有没有证据？有的，就是“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可是我们在第八项中已经说过，慎到虽时常证引墨子的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墨者，这种证据是没有用处的。还有一层，胡博士在《哲学史》的第八篇指出墨学的灭亡，“第一是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并没有涉及庄子的怀疑主义；现在竟将自己前次所举的原因，一齐抹杀，另来一个庄子的《齐物论》，可见他著书多系东拉西扯，临时凑成的。
墨家一系哲学中绝的原因，既不在区区一篇《齐物论》，儒法系更不用说，因为胡博士自己明明承认荀子，韩非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是怀疑主义的反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至于许行一系的实行家当然不会受这种无聊的空谈的影响。于是还只剩着道家一系或有受影响的可能，但仍旧没有证据。不，依照胡博士的说法，《庄子》一书在两千年前即已发见和达尔文一样的“物种由来”说（即所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说如果是庄子本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并不能影响他自己，如果是后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也不能影响他本系的同志。自我们看来，《庄子》一书中既没有达尔文一样的学说，而《齐物论》在思想上也没有表现什么影响。胡博士如不以这句话为然，即请以慎到为例。这个人是他所认为完全接受怀疑主义的，宜乎“以‘不谴是非’为高尚”，不肯“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了，但他在第十二篇曾告诉我们说：
“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报出‘法’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倡“莫之是莫之非”学说的慎子居然能创造一种“比儒家进一层”的“法治主义”，并指出“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的法的“客观的标准”，可见《齐物论》自《齐物论》，科学进步自科学进步了。至于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为受了《齐物论》的影响，更是一种无稽之谈，值不得我们一驳。由此看来，所谓“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了！
二，胡博士把荀子，韩非等“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看做庄子怀疑主义的反响，其立论的浅谬，和他认庄子的名学是“别墨”一派名学的反响，而墨学的中绝又是受了《齐物论》的影响那样的议论，没有两样。在他自己以为是在做“明变”的工作，系他所举的哲学史三大目的之一，万不可少的，但自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拉扯”的工夫，只能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不独没有用处，而且贻误后学。各系的学者既各有其阶级的背景，则一种学说的出现必然是按照本阶级的需要而来的，决不像公子哥儿闹意气一样，你有这一样，我就要弄出那一样来和你比一比长短，见个高下。荀子倡这两种主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急于要升为统治阶级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后来李斯利用师说获得成功，就是一个明证。此等学说的出现和庄子的怀疑主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了怀疑主义，它们固然要出现，即没有它，也要出现。（不过有了它，对于他们多少要发生一点影响。）试看荀子是何等喜欢臧否人物，他对于老子，申子，它嚣，魏牟，陈仲，史鱿，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一律加以批评，尤其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学说，必定长篇阔论地驳个痛快，如用《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论，在《富国篇》和《乐论篇》中驳墨子的节用与非乐论，在《正名篇》中驳“杀盗非杀人也”诸说，在《正论篇》中驳宋子的学说是。他对于庄子的批评怎样呢？只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话。他的两种主义如果真是为庄子的怀疑主义而发，拭问岂有不来一大篇驳论么？他的默不作声就是胡博士的推论不过一种曲说的反证。
“狭义的功用主义”既是儒法系为着本阶级的利益，应时势的要求而发，（其实胡博士自己也承认此说，所以说：“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其他各系因立场不同，自不致一致接受，这是很显明的道理，不意胡博士不肯细心考察这种实在的情形，偏偏好发空议论，说“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他既没有提出证据，怎能断定各系一致奉这“短见的功用主义”为准绳，而不再去求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达呢？所以他说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三，儒法系“狭义的功用主义”既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真原因，它的“专制的一尊主义”自然也事同一律，用不着多说。不过我们在此处应当指出唯心论的实验主义者是怎样夸大荀子“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的作用。他以为这“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我看到这句话，疑心他秘密组织了一个什么“古学党”，并担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不然，他便没有这样信口开河的必要。区区九个字就可以宣告全部古学的死刑，这比庄子的一篇《齐物论》有效得多了！伟矣哉，文字的力量！可怕呀，“死刑宣言书”！
好了，我们不要停在此处开顽笑，应当正正经经说几句。胡博士对于荀子的话实在犯了穿凿的毛病。“学问无止境”的大道理，荀子是懂得的，所以他在这九个字的上面预先说明：“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定也）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同时他在这九个字的下面又明白解释“止之”两字是要“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如把上下的文字连贯起来看，那就是说，知识原无止境，所以没世穷年不能探遍，但应当有个标准，有个范围，才不致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于是便不能不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师，而以其制为法。胡博士不知注意上下的文意，竟断章取义，把这九个字曲解作“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于是大惊小怪地指它为“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这种手法彷佛江湖术士的耍把戏！
“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是“专制的一尊主义”，不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也不错。不过墨子也曾说过：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胡博士既说“墨子是一个教主”，便应当承认他这种说法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包括教育在内。他的话和荀子的话虽不完全相同，然其为“专制的一尊主义”则一，胡博士在讲墨子的“尚同”时，也征引过意义相同的句子，何以不斥为“专制的一尊主义”，何以不斥为“科学的封门政策”，“哲学的自杀政策”呢？恐怕是因当时墨学正在勃兴之际，用不着这种材料罢！
还有一层，所谓“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是要一般科学家与哲学家接受这种“专制的一尊主义”，才会呈出如此现象。现在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理由，儒法系以外的三系决不会接受这种主义（就是主张“上同乎天子”的墨家也不会听命，因为它明明要“选择贤能圣智辩慧者立以为天子”，在此举未能实现时，它还是要反对“专制的一尊主义”）；其实儒法系又何尝奉行过这种主义？当胡博士拿笔草这一段文字时，他的下意识中恐怕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之后，马上变更论点，把韩非的说法与李斯的实行这种说法的事实叙述出来，想借此淆惑读者的心思。殊不知李斯“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对于科学哲学界仅系一种外来的暴力，与焚书坑儒同其性质（胡博士也说“这两件事……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至多不过是科学的被封门，哲学的被杀，绝不能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混为一谈。况且李斯的政策并没有贯彻出来，其效力当远在焚书之下。所以胡博士所说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了！
四，卡尔说得对：“宗教是被压者的太息声，是一个无情世界的心情，是种种惨淡无光的状况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当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被压迫阶级的痛苦，都有增无减，宗教的迷信也与时俱进，这原是不足奇怪的。可是宗教迷信的增加与科学哲学的发达，并非绝不兼容的，它们可以同时并进，春秋战国之际就是一个显例。因为不独各阶极的人知识思想各不相同，即一个阶级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一部分人尽管沉溺于宗教的迷信中，愈陷愈深，但另一部分人（指这个阶级一部分开明的领导者）可以跑上知识的道路。日趋光明，尤其是在一种学说已有根基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更大。试看前几年我国所谓同善社，悟善社遍布全国，上自武入官僚，下至绅士老百姓，都趋之若鹜，不独没有因此影响国内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且这些学科也与之惧进，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胡博士指秦始皇时方士十几年的热闹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殊不合理。他应当知道方士的热闹是一种外部的势力，恰和焚书坑儒一样，假史四大系的学说没有内部崩溃或停滞的原因，这种热闹对于它们不会发生影响，即发生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胡博士说：“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他以为方士的坑杀对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而在实际上并无益处，那么，他所谓方士的害处，也就未见得真是害处罢！至于说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同化了古代哲学因而灭亡了古代哲学，又是一种杜撰的话，我们用不着驳斥，叫他先实行赫胥黎的教训，“拿证据来”！然后要求答复。总而言之，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仍旧是一个假原因。
大家看了以上的驳论，就可以知道唯心派的实验主义者，美国道地的哲学博士，和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做出这十大页的古代哲学中绝的结论，可含有半点真理？！好一个实验主义者，好一个哲学博士，好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第一个批评这部哲学史的梁启超虽本于唯心论的见地，承认这“四种真原因”，但他还觉得不够，又替胡博士补充“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大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梁大玄学家看见胡大博士完全用唯心论解释古代哲学的中绝问题不大巧妙，于是极力靠近唯物论，冀得一种满意的解决。不意他的脑子里满装着民族的意识，竟把生产力和生产方法发展的问题抛开，拿住“民族混化”做主干，对于思想界打一个譬喻，归结到“有点疲倦”，“移入休息时代”。（一“休息”就是两千年，好“疲倦”啊！）这种用“当然”起，“自然”止的论断法再巧妙也没有了，只是空空洞洞，未尝告诉我们一点实在和具体的东西！
梁氏于民族问题之外又加上一个地理问题，以为“大平原民族”“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可是这种性质于“久已养成”之后，偏因“特种刺激”，来一个春秋战国五百年的长时期的“例外”，实在有点奇怪。这“特种刺激”是什么，未蒙明示，实在有些神秘。接着是孔二先生的遗产丰富，尽够我们这个民族受用，我们于感潋之余，便馨香祷祝，尊之为“大成至圣”！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梁氏替胡博士所补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无非是几句空话，一套玄谈！我们所要急切知道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实在的原因，而他所说的是一个文学家的美丽的比喻。他谈到“休息”，难道灭亡仅止于“休息”？他又谈到“独尊”，难道“独尊”可以反衬灭亡？可怜，唯心的哲学家，可怜，玄学的批评家！
胡博士的“四种真原因”和梁启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对于“古代哲学之中绝”的问题既完全说得不中肯，实在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们以为此事还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解决，当从标题谈起。胡博士“古代哲学之中绝”这一章的标题完全不通，如依照这个题目去做文章，即做一万年，也做不通！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只有一部分中绝了，另一部分是转变了，并没有全体中绝。所谓“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甚至于“方士派的迷信”明明也是一种哲学，怎好笼统地说古代哲学中绝了或灭亡了？此话如何说得过去？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分别来看。
当秦始皇统一江山之际，可以说就是周代封建生产方法正式告终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完全占得势力的时代，当秦汉递嬗之际，可以说就是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正式开始掌握政权，和小有产的农工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完全失败的时代；前者的标记是秦废封建为郡县，而后者的标记是揭竿斩木起而亡秦的农工和无产者终于崩溃，而泗上亭长所领导的文士武士的集团获得最后的胜利。这种事前的趋势和事后的结果反映到哲学上，便表现下列的形势：
一，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因贵族的颠覆和本阶级的灭亡已成事实，完全无可挽回，失望之余，走入怀疑主义一途，作为最后的微弱的太息声，并暴露这一系再也没有气力前进了。
二，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墨子系因本阶级受尽残酷战争的毁灭，和横征暴敛的诛求，一部分死于战事，另一部分残存的受新兴地主阶级和政府的剥削压迫，生活日趋困苦，阶级的力量愈益薄弱，遂流入诡辩或销沉一途，度其无聊的岁月，暴露它得不到本阶级生力军的救援，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及秦末农工们暴动失败，这一系在哲学上战斗的能力也同归于尽了。
三，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因本阶级的力量原来异常薄弱（也许还没有完全组成一个阶级），除为战事所牺牲外，又备受比农工阶级还要厉害的剥削与压迫，更无以自全，更无力为之后援。加以这一系的学说十分幼稚，本来站不住脚，更容易趋于消灭一途，所以它不独比前两系灭亡更早，甚至于连自己的学说都无法保存了。
四，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因本阶级的势力飞黄腾达，日趋强大（战事对于这个阶级是害少利多，因为由战争所获的土地多归诸战士，使之成为地主，而重农的结果又足以增加地主的利益），在哲学上遂表现一种急功好利，切于实用的倾向，和一种勇往直前，豪迈无比的气概，于是“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应运而生；及至汉初遂成为儒法系独霸“天下”的局面。所以单就这一系的哲学讲，不独没有”中绝”或“灭亡”，并且还继续发展，获得最后的胜利，深入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而两千年来在政治上总是开儒家的医方，行法家的手术，这两家能够狼狈相依，正因它们的哲学有互相辅助之处。
以上所说的仅为四大系哲学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内部的和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好些外部的和次要的原因，如秦始皇的焚书减少甚至于断绝了学说传播的机会（此事对于古代垂绝的各系哲学当然有极大的影响，胡博士毫不加以重视，未免可怪），当权者对于各系学说的仇视或提倡，得势一系对于失势各系的攻击等等，都有助于各系哲学的消灭或发扬。不过没有内部的原因，则外部的原因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暂时的。如焚书一举对于四大系是同样不利的，而受打击的程度则各不相同，就是一例。
总而言之，我们如就古代残存的少数材料中，细心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不难找出古代各系哲学或兴或废的真实原因。不意号称博学多闻，能思能虑的胡博士，应用他那“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对于这一切的一切，竟毫无所得，迫得乞灵于“怀疑主义的名学”，和“方士派的迷信”，作为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真原因；尤其荒谬的是，将正在开始深入政治生活中并继续向前发展的儒法系哲学也列在“中绝”，或”灭亡”之内，而以“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为另外的两个真原因——以这样错误百出的推论结束这部错误百出的哲学史，可以说得上是“横锁一湖秋”！
十一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第二十，我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虽没有逐篇逐章批评，但其中的重要之点和错误最多之处，大都涉及，所费的文字已多于他的原著的一半，似乎可以就此收场，不必往下再说了。不过我们还要辟这一项继续批评，实有两层用意：一是依照他所指示的方法来评判他的书，藉副他的希望，二是在这种评判中可以将前面各项的批评要点总括起来，并略加以补充，使之联成一气。他所指示的方法是什么呢？《哲学史》起首一篇的导言上说：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中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我自己深知道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我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这个目的，和未能谨守这些方法之处。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
我们钦佩胡博士在此处所表现的谦逊态度，同时也感谢他所指示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极不高明，并十分拙劣，我们且预先在此指摘一番。
一，他著哲学史，从述学入手，而所谓述学，不外（一）搜集史料。（二）审定史料，（三）除去不可信的史料，（四）整理可靠的史料。而他所谓史料又只限于两项；
“一，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
二，副料。……凡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
要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要做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单靠“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是绝对不够的。胡博士不独应当把人类学，人种学，经济史，文学和神话传说等等列入史料的范围，并且还当把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如已经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青铜器之类，一起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否则不明我们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必不能探溯哲学的起源，只好像他做哲学史一样，直从老子起首，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一字不提！然就是这样，也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因为哲学的背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种缺点都是搜集史料的范围过狭必然的结果。
讲到审定史料，他提出五项寻求证据的方法，即（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五）旁证。所谓“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又整理史料，他也仅限于（一）校勘，（二）训古，（三）贯通三种方法，而于前两项，目光始终不出书本子的范围，并且还是不出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戴震等人的书的范围。其实我们在上节所举的各种科学，尤其是已经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都为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应有的参考资料。胡博士对于这一切不独没有门径，并且也绝不加以注意，所以他作哲学史失败的根源已经伏在他所谓“述学”中了。
二，他所揭橥的“述学”既如此狭隘浅薄，而所谓“明变”也恰恰如此。据他说：
“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要明“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不是用两只眼睛死死钉在这种思想本身上“明”得来的，也不是将各种互相对抗的思想牵合在一起“明”得来的，举凡思想的变迁与歧异绝非随意形成，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胡博士总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的“明变”在同派的思想家中，虽常犯了用唯心论作解释的毛病，还错得有限，至于在异派的思想家中那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错得一塌胡涂。
三，“求因”和“明变”是互相关连的，前者既错，后者当然也会错。胡博士说：
“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他求因不从阶级着眼，偏从人的才性着眼，是弃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而从空洞的时势入手，是弃其根本而取其枝叶；不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线索，偏从思想学术中去找线索，是弃其重者而取其轻者；——像这样的“求因”是求不出真因的。
四，除掉上述三项外，还有他的最得意的第四项，就是评判。他说：
“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这是实验主义最露骨的应用，因此毛病也最大，我们应当替他指出来。
胡博士说“‘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于是自称他那以效果的价值为一种学说本身价值的实验主义批评法为“‘客观的’评判”。这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我们已经屡次声明，自原始土地公有消灭，阶级制成立以后，社会中即有许多阶级对立，每个人都有所隶属，断没有超阶级的人。因此各人对于一种思想或学说效果的估价虽未必人人互异，然至少是和他们的阶级观点相适合的，于是对于一阶级的人有效果的东西，对于别阶级的人未必有效果，也就未必有价值。现在即以胡博士所举庄子的“定命主义”为例。自荀子看来，这是没有用的（即没有效果的），故加以排斥，自陶渊明，苏东坡，以及“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看来，这是有用的（即有效果的），故予以欢迎。所谓效果，所谓有用，都是主观的，都是随阶级观点的不同而互异的，应用这种标准的评判法如何能妄称为“‘客观的’评判”？！
还有一层，一种学说对于同时和后来的思想，发生何种影响，“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其“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全以当时和后来客观的环境为转移，要这种环境适于这种学说的发展，它才表现有用，表现效果，否则它本身虽真有价值，也不见得就发生好的影响。胡博士在批评墨子的三表法时说道：
“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
现在要反问大博士，如遇着“在几百年”中不表现效果的学说，将如何评判它的价值？！
詹姆士以为实验主义不过是思想的几个老法子，换上了一个新名目。这是对的。试看以效果的价值为一种学说的价值，这不是将“以成败论英雄”的老法子翻翻花样，换上一个新名目么？老法子的说法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实验主义者新法子的说法是：对于本阶级或本人有用的和有效果的，是有价值的学说，或本阶级和本人所视为有用的，视为发生过良好效果的，是有价值的学说，否则不论其本身如何健全精密，都是没有价值的学说。请大家看啊：好一个“‘客观的’评判”法！
总观胡博士的“理想中……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的作法，实在毫无是处，他“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未免有些痴思妄想，因为采用这些方法的人即不会作出“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能作出“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的人，即不会采用这些方法。不过我们为副他的第一个希望起见，正不妨依照这些方法来考虑他的大著，作为一种总的回顾。
一，述学。就胡博士所指的“述学”讲，这一项好像比“明辩”，“求因”，“评判”三项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现成的材料中做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总算是便当的事，每个对于哲学有研究的人都能胜任愉快。其实不然。一部书的关键全在于此：述学如果正确，则以后三项比较容易为力，否则追源溯流，处处都会陷入歧途。他的哲学史第一步的大失败就在这一点上。
他做述学的工作，从老子开始，把前此各哲人的思想搁在一边，这种“截断众流”的手段，实在截得太厉害，将来源一齐截去，突然涌出一个老子来，难怪梁启超要说，“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他叙述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最不正确，如战争的积极作用，新阶级的发生，各思想派别的阶级性，都没有表现出来；而于老子本人年代的考证更不精密（在梁启超以前，既有清人崔述，汪中疑及《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胡博士如果细心考证一下，也许可以免去这种错误），以致把古代哲学家的晚辈提作“中国哲学的始祖”，首先替“明辩”，“求因”，“评判”造成一种错误的泉源；至于对老子的学说不能正确而扼要地叙出，尤其余事了。
胡博士的述学于第一次失败之后，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至于无数次的失败。他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哲学”是“（一）易，（二）象，（三）辞”。其实所谓易，象，辞只是《易经》的外表，他的叙述仅及于这种外表，而没有深究其内容，表现何以有那样的易，象，辞。他用一专章叙述孔子的“一以贯之”，归结到“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也同样是皮相之谈，未曾道出孔子的真意所在。我们为着要解释这一点，须先征引《论语》中孔子对子贡说的几句话：
“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如果“一以贯之”不过是“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试问“多学而识之”，是干什么？难道只学一些乱七八糟，没有条理，没有统系的东西“而识之”么？难道“多学而识之”之后，即不“用来推论”么，这一问便充分暴露胡博士的解释是浅薄到万分了！其实所谓“一以贯之”，如用俗语来解释，是“用一定的道理去应付万事万物，而使其贯通”，如用学术上的语言来解释，是“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而融会贯通之”。所谓“一定的道理”，或“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要这样述学，才没有失去孔子的本意。此外，他又把孔子的“学”字解作“只时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无处不表见他的肤浅和错误。
啊，我们这样挨次数下去，不独所占的篇幅太多，并且也不符原来概括批评的旨趣，因此，不得不力求简单扼要。胡博士对于充满墨子书中并为其学说主脑的“农夫”，“百工”，“妇人”，绝不提及，故意掩蔽其阶级性，宣言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于是将他从地上抛入半天云中了。对于惠施，公孙龙等的诡辩，一律加以辩护，这便是“化腐臭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对于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故为吹嘘，许行的“市价不贰”论，用“互助的社会”这种大名义曲为掩护。对于法家的学说完全没有道着要点，尤其是因《管子》和《商子》非管仲，商鞅所作，即舍弃不顾，殊不知此等著作仍旧可以表现战国时代法家的思想，不能存而不论。至于其他细微之点甚多，也不必枚举了。
二，明变。述学的工作既如此不满人意，而明变的工作便完全牵强附会，不知所云。老子一书确系战国末期的作品，他为传通的说法所蔽，将老子作为哲学的头一胎，硬认孔子的“无为而治”和“以德报怨”是出于老子的学说。在另一方面，他又以为孔门弟子“孝”字派“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以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了。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不仅是这样。“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利乐”。此后他又以为墨学发展到“别墨”，于论“辩”一顶表见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而有怀疑主义的名学出现。“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至于法家可说是集道儒墨三家的大成。因为它从道家得到“无为主义”，从儒家得到“正名主义”，从墨家得到“平等主义”的缘故。可是许行，陈仲的学说怎样变来，未蒙明示，大概是因这种人物无足轻重，用不着说罢。
以上就是胡博士“明变”的工作。他用“影响”，“反动”等字，把道，儒，墨，法，四家的学说连锁起来，表现“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好是好的，不过和真相相去，足有十万八千里罢了！大家固绝不可像今年北平某杂志所传傅斯年的见解一样，说“历史是上句不接下句，东摇西摆，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成体统的东西”，但也不能像胡博士一样，离开阶级的立场，把两只眼睛死死钉在各种学说的本身上，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简简单单用一条穿凿附会的锁链子（即影响与反动）连贯起来。我们知道，并在前面已经证明一种学说的出现或向某方面发展，虽多少可以受同时代或前代另一种以至另几种学说的影响，但语其根本，则仍以阶级的背景为转移，这是一个主要之点。胡博士抛弃了这个主要之点，所以他的“明变”只是自己明明白白地变戏法！
三，求因。所谓“变”，既只止于这四家交互的“影响”和“反动”，所谓“因”也不外诸求其中，要到万不得已，他才求之于所谓“时势”。他以为老子的思想完全是距他两三百年前的时势和思潮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又说“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而“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可见胡博士是要求老子的天道观念的因于诗人时代。但《诗经》上明明承认天有意志，老子偏说天道无知，这个“因”如何求法呢？他于是变更论点，降下来两三百年，说：“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不过孔子所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纷争大乱的时代”，也“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何以又承认天有意志？墨子所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纷争大乱的时代”，也“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何以又承认天有意志，而他对于天的态度复与孔子不同？可见单从广泛的时势上去求因，也是求不出来的。要达到这种目的，当从各人所代表的阶级下手。老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日趋崩溃，正在怨天恨地，无法自救，故愤而宣言：“天地不仁！”孔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日形发展，正在欢天喜地，奋发有为，故心平气和地说：“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墨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农工阶级日见扩大，但力量薄弱，不足以言争斗，故诚诚恳恳地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要像我们这样的求因，才是合于自然情势而真实不虚的。
可是胡博士的求因法大半只以当时的思潮为泉源，连带时势都很少提及。结果他虽有时能说出一个“因”，但这不是某种学说发生的客观的“因”，只是他凭着主观制造出来，硬加在某种学说上的“因”。举个例来说，他以为“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此外，又求墨学灭亡的“因”于儒家的反对，法家政客的猜忌和“诡辩”的微妙；求古代哲学中绝的“因”于“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和“方士派的迷信”。
然这一切的一切虽只是胡博士主观上的“因”，到底也还有一个“因”，总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掩了世人的耳目。有许多地方，连这种主观上的“因”都没有。例如他屡称“《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含有无数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但古代为什么能产生这“第一奇书”，竟说不出原因。他自诩为懂得，由孔子的“爸爸政策”到孟子的“妈妈政策”是“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讥笑他人“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但为什么有这种进化，又说不出原因。他屡说庄子“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但庄子为什么要持这种态度，又说不出原因。他说到“墨家论‘名’只有别同异一种用处。儒家却于‘别同异’之外，添出‘明贵贱’一种用处”，但墨家为什么是那样，儒家为什么偏要这样，又说不出原因。他说许行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陈仲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又说不出原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胡博士在最近“《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用老前辈的口吻，告诉他的“少年的朋友们”说：
“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
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胡博士这样会教“少年的朋友们”处处要问个“为什么”？这样会激励大家不要忘纪“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而他自己替中国著一部开天辟地的哲学史，却处处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并处处忘记了说一个“为什么”，不知这是为什么？还要请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
四，评判。“述学”，“明变”，“求因”三项既是有系统地一路错下去，并且愈错意多，则所谓“评判”便可想而知，尤其是遵照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下的“评判”，自成一家，别饶风味，请大家赶快来领略罢！
“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依照这一段评论看来，老子孔子应当是劳苦农民的代表，专替他们说话，才算是“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然在实际上，老子竟站在反动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发挥一种愚民政策，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胡博士看不见这种大关节，偏爱将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去比附《伐檀》，《硕鼠》两篇持，殊不知这些诗所表现的是在下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攻击，而老子是“以统治阶级的代表自居”，特向这个阶级陈情的，所以下面紧接着“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等语。至于孔子也同样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地位，把人民看做受治的客体，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试问这样的口气是受过《伐檀》《硕鼠》两诗洗礼的人应该说的么？可见胡博士的第一次大评判，就是第一次的大失败！至于一方面说老子孔子同为古代革命种子的萌芽，另一方面又说只有老子是“思想界的革命家”，而孔子为“中国古代的守旧派”，还算是小而又小的矛盾了……
第一次的大评判既已大失败，第二次的大评判又是如此。先请看他的伟论罢：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我们看了这一大段话，对于他的评论的武断，不能不吃一大惊！《耕柱篇》和《公孟篇》所记载的是否事实，本是一个大疑问，即系事实，也不能这样轻率地根据一二事来评定孔子整个的哲学方法。他自己在这一段话相隔不远的前面亲口说过：“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试问以这样“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何致蠢到遇事只问“什么”，不问“怎样”与“为什么”？我们单从常识上推测，也可以知道孔子决不致如此浅薄。
梁启超为着反驳胡博士的批评，特从《易经》上引出许多证据，表见孔子处处在讲“为什么”。其实梁氏用不着费这许多气力，只须从哲学史上讲孔子学说的一章中抄出一小节就够了。胡博士对于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几句话解释道：
“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样做，用的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第一步是行为的动机。第二步是行为的方法。第三步是行为所发生的品行。这种三面都到的行为论，是极妥善无弊的。”
多谢胡博士，已经亲口供出孔子也说过“为什么”和“怎样做”，我们如果肯仿照他用老子的无为去比附孔子学说的办法，还可以说墨子的“为什么”和“怎样”，是因受了孔子上面几句话的影响才发生的啦！
可是我们不用停在此处多说，请再看看下面一种奇妙的评判：
“《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是赵穿弒君，却说是赵盾弒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胡博士这一段话的最大部分明明承认《春秋》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从正名主义出发去批评历史的书，明明承认后人把它看做历史的模范，崇拜太过是一大错误，可见它本身原来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毒”。可是胡博士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忽然一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这就是说，《春秋》不独有”毒”，并且还有“余毒”，不独有“余毒”，并且非常厉害，使两千年来的中国产不出一部好历史！神奇哉，大博士的评判法！
像这样的评判法，他对于墨子的三表法也应用过，前面已经详细指出，兹不再赘了。此外，如断定庄子的《齐物论》为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荀子的九个字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等等，都是极荒谬的评判。总之，我们就是依照胡博士所指示的方法来批判他的书，也仍然发见其中是百孔千疮，找不出一点好东西。从头至尾，大都是浅薄而谬误的：其根本的原因就在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玄学方法，作为“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的方法。
此外，这部哲学史的成分很不均匀，对于各哲学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说得不甚充分，对于他们学说实在的背景更没有提及，而于名学一项却拉得很长，竟占全书三分之一，因为它原来是由一部名学史改造出来的。胡博士以为“清代的汉学家……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破碎”，而作为哲学史，须“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他自己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做到，全书都“流于支离破碎”，没有提纲挈领，没有系统化，而以老子荀子等篇为尤甚，因为这是由一部大学讲义改造而成的，故没有脱去讲义的气味。（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是毛病百出，但的确做到提纲挈领和系统化的境界，读者试比较一下，即能知道）
现在总括起来说：梁启超大吹大擂，认为具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的“空前创作”（参看梁氏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自我们看来，是观察力不锐敏，组织力不致密，创造力过于大胆！胡博士大言炎炎，认他自己做了这部“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哲学史大纲》“是中国一件大幸事”，但我们根据上面十万字的批评，可以确切地告诉他和世人，这是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
梁启超于批评这部书之后，发表他的感想，说他“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很是“高兴”，我则恰恰与之相反，很是“悲愤”。为什么呢？第一，我本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只因到德留学，获得一种新的观点与方法，偶然从友人处找着胡博士这部哲学史，携归重读一遍，发见许多错误，觉得有严厉批评的必要。但归国后，因从事于社会科学的教授与著述，遂将此事置诸脑后；迟至今日，因自述生平的学业，才得参考群书，重提旧事，虽此时的见解较前略有长进，然延迟这种批评工作，实在是十分可悲的事。第二，国内的旧哲学家和新哲学家，老哲学家和少哲学家，大哲学家和小哲学家，到处都是，对于这部影响最大的书，从没有作过有系统和整个的批评（除梁启超外），学术界这种萎蘼不振，真是令人愤慨！因为这种不管事的沉默态度，不独使读书界受绝大的损失，对于作者也是一样。拭看胡博士初作哲学史时，态度是何等谦恭，他宣言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他所标的目的和未能谨守他所定的方法之处，希望人家加以批评，并“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但是过了几年，他只听得大家无聊的喝采声，碰不到一篇严厉批评文字，便渐渐感觉自己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世界闻名的哲学家，真是了不得，于是公然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且目为“中国一件大幸事”，自称他“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认“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自猜“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休想站得住”！(像这样目中无人的骄傲态度，不独是前后判若两人，并且也是学术界所仅见的！然我们却不能完全怪他。这只是——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他已生锈了，他已变钝了！我们对于生锈和变钝了的胡博士已经没有爱护的可能，也似乎没有爱护的必要，只可惜学术衰败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有价值的哲学史出现，以致一部分青年学子“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我们实在不忍见中毒的人日多一日，故竭自己的棉薄，草就此文，为批评界作一个先驱小卒，希望以后源源而来的都比此深刻而高明，那今日悲愤填膺的我将来也可以得着无限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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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192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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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
张国焘
（1922年1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15日《向导》第10期，署名：国焘。
大家都知道《向导周报》是中国一派革命的社会党人创办的，是争自由，独立，和平的武器，是打倒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这周报难免国贼陈炯明的蹂躏，早就在我们预料之中，现在他果然实行收没和查禁《向导》了。但是同时广州有几个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办的《珠江评论》（在广州出版）居然还能存在，这不是证明《珠江评论》的态度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么？这个《评论》独能继续存在不是广州社会主义者的羞耻么？就只这件事实即足以证明《向导》是真正社会党人的机关报。广东的工人、青年、社会主义者应该从速觉悟，要即刻向陈炯明下攻击，跟着《向导》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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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施用勤译审访谈录（沈文涛，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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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施用勤译审访谈录
沈文涛2017年
施用勤，1949年生于上海，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1984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后转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和相关研究工作。出版了译作《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先知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与他人合译，全书统校），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本刊特委托沈文涛先生就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问题采访施用勤先生，整理出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沈文涛施老师，我一直关注您对托洛茨基的译介和相关研究工作，您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写的译者前言是国内正式出版物中首次全面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您参与翻译和全书统校的《先知三部曲》对国内读者全方位了解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斯大林对它的歪曲和背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您连续出版了您编译的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论中国革命、论反法西斯斗争这三本重要著作。通过您的《〈先知三部曲〉再版译者前言》得知，除了已出版的这三本著作外，您还翻译了他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三卷本）、《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他被斯大林流放海外后的文集三卷。依我管见，您是当前国内译介托洛茨基工作中用功最勤的人。另外在您的相关研究文章中，对俄国革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很荣幸受《文艺研究》的委托，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
施用勤这是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西方学者统计，他的全集多达80多卷，另一说法为150卷，有必要提示一下，他不是埋头书斋专事著述的作家，他首先是职业革命家，他领导了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内战期间红军的组建者和统帅，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列宁身后，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争取党内民主和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斯大林进行了殊死斗争。他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革命，还涉及军事、文化、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说，他的生平如此丰富和辉煌，随便从中抽取一个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不知你想从那里开始。
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桥梁
沈文涛那就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吧。托洛茨基于1905年革命前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其后又不断地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请您谈谈不断革命论的内容及其对俄国革命的实际影响。列宁一直未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他是否反对这个思想？
施用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不复杂，可简单地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运动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当时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从而也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远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助产士的作用。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更加让人觉得这个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目前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政权，也绝不能在后来的内战中取胜，因为它不可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证实，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开始时，托洛茨基认为不断革命论只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所以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当多数派把这个理论当作攻击的靶子时，托洛茨基为了化解矛盾，曾表示可以把它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再次得到检验后，托洛茨基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它是对所有落后国家都适用的理论。因此，当反对派领袖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准备投降，也发起对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时，托洛茨基为捍卫这个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你说列宁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论，是不对的。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开始主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都认为这是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制。翻翻列宁以前的著作，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了。列宁从1905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这点上，他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的预见截然不同：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这表明，列宁当时也将俄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然后在这个专政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与当初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流行的三个阶段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与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只是他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后者连这一要求也没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这种革命中只能起附助作用。列宁在1905年预测当时的革命结果时明确地说，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任务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因而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即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点名批评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说后者忽视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即无产阶级不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最终要夺取政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难怪当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高层对他的抵制，如斯大林、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拒绝刊登列宁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在信和提纲中有什么东西使他的战友们认为是不能接受和发表的呢？就是他在其中号召工人进行二次革命，即推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政权。而这大大出乎那些已经准备在苏维埃中充当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意料，他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他们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虽然二人在表述上不完全一致。在列宁的文章中，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说成是革命的第二阶段，但由于这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都没有彻底实现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实现最高纲领的第二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融合在一起了，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这在人们当时对列宁立场转变的评价中和布尔什维克党上层对他的抵制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也就是说，列宁以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比在口头上承认和支持更加重要。但列宁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因此，每到紧要关头，党的上层都会产生重大分歧，最突出的是在十月革命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然反对起义。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的弟子，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俄历）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另外，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重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在勾勒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说：“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必须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沈文涛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否定十月革命的趋势挺强，有人公然说，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他的晚期思想是民主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暴动的布朗基主义，甚至还有文章公开说，十月革命是德皇收买的革命。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施用勤学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社会意识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却是对十月革命客观历史研究的缺失。我曾在拙文《重温十月革命》中说过，以前国人对十月革命顶礼膜拜，和今天对十月革命的否定，表面上截然对立，但原因是共同的，即对十月革命缺乏了解。这从十月革命的史料出版上就能看到。在拙译《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一书出版前，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相关资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作为该社出版的世界史资料丛刊中的一册，该书仅有154页。选编此书的参考资料除了《列宁全集》中的相关文章外，主要是苏联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10卷本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仅凭这点儿资料，怎么进行研究？当时发表的纪念文章也好，社论也好，都可归为顶礼膜拜。其实，在改革开放前，这是研究禁区，像我今天所做的对托洛茨基的译介和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不是暴力革命；列宁不可能亲自领导十月革命；在实践中，新经济政策是瘸腿的经济政策等，当十次反革命都有富裕。
至于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晚年主张民主革命，所依据的那句话“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纯属断章取义，因为接下来的那句话就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不过,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内,是表现在一种对抗的形式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再看该文作者后来的文章，就更清楚了，他在文章中反对所谓的“打左灯向右转”，鼓吹要理直气壮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然为资本主义唱赞歌。
十月革命是密谋暴动的布朗基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暴力革命还是苏维埃民主革命？前几年，在某些人因暴力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同时，还有一种声音，因十月革命不够暴力而不承认它是一场革命。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否定十月革命的论据凸显了革命在革命后时代的尴尬，但是否应该引发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性质的重新思考呢？十月革命前，除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公开反对起义外，在都主张夺取政权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在夺取政权的时间和方式上，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列宁从9月中旬就主张立即发动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和指责越来越激烈，说拖延就是犯罪，就是自取灭亡，就是背叛等。托洛茨基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时间对苏维埃有利，满怀信心地推动形势朝更加有利于苏维埃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托洛茨基的计划是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之后再夺取政权，他对代表大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有十分的把握。但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坚持到底，而是在10月24日晚，即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可以认为，这是他对列宁的妥协。所以我在拙文《重温十月革命》中，提出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的观点。拙文不仅驳斥了从暴力的角度对十月革命的攻击，也说明了十月革命“不够暴力”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不再是禁区，但遗憾的是，在开始阶段，不少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过去的框框中。如上世纪80年代布哈林热时，随着苏联官方正式为布哈林平反，布哈林不仅重新获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对他的正面评价：“党的最大、最宝贵的理论家，理所当然最受全党喜受的人物”，他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的斗争，炮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都作为功绩被重新挖掘出来，更有甚者，把他与斯大林共同推行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实践宣告已经破产的经济政策称为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更有些学者声称研究联共（布）历史应该从布哈林开始。于是，布哈林成了列宁以后苏共高层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坚持列宁路线的人。殊不知，布哈林在列宁因中风失语而退出政治舞台后爆发的1920年代的联共（布）党内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使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退化为斯大林的党，使健康民主的党内制度退化为斯大林的官僚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摇唇鼓舌、推波助澜，直到最后他本人也沦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时至今日，在这个领域中，客观的历史研究仍然缺席。你提到的当前那些流行观点，同样无助于读者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鼓吹这些观点的人旨在否定俄国革命，对历史问题乱下结论，还被追捧者美其名曰“问题意识强”。然而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是最要不得的。举个最突出的例子：有位学者称约翰·理德把十月革命的过程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是胡说，她说十月革命一点儿也不震撼，当时的人们都把它看成是频频发生的政府更换中的一次，而布尔什维克于次年1月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震撼世界的大事。这个学者的观点，只是她个人情绪的表达，无论如何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震撼与否，不能只看当时的人们如何评价它，何况持这种评价的人也只是一部分，而且他们在事后很快就感受到了它的震撼性，否则，其后的内战就无法解释了，更主要的是要看它造成的后果。从十月革命的后果来看，怎么说它震撼都不过分。至于说什么十月革命是德皇收买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共产共妻，则只能说是恶意诋毁、诽谤。令人遗憾的是，散布这种谎言的《二十世纪俄国史》，在国内某家有影响的杂志刊发了对其中一位作者的访谈后，居然大受追捧，据说现在有几家出版社都在争相购买此书的版权，准备将它翻译出版。另外，这些人以内战是兄弟相残来否定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内战是兄弟相残，难道世界大战不是兄弟相残吗？二者的差别，无非是前者规模小，在一国之内，后者规模大，战火燃遍全球，死伤的人更多而已；另一个差别是世界大战是各国资本的利益冲突引发的，而内战则是阶级斗争造成的。在这些人眼中，前者带来的全球性杀戮是理所当然的，后者就罪该万死。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全球性的兄弟相残，这难道也有问题吗？缺乏客观研究的历史，很容易变成演义。不过在不同时期的演义方式和倾向不一样而已。
沈文涛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贡献。
施用勤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战略转移建议，托洛茨基在这份建议中写道：“亚洲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看来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形势，通向巴黎和伦敦的道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而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还都把革命扩展的希望寄托的西方先进国家上，当然，托洛茨基本人也曾对西方国家会立即爆发革命坚信不疑。当他看到西方革命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爆发后，立即将眼光转向了殖民地革命，这与他的不断革命论直接相关。正是这个理论让他看到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可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会沉重打击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次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决议。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是共产国际贯彻这个决议的结果，虽然此时托洛茨基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层，只能以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
有望改变历史进程的斗争
沈文涛您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集，能叙述一下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意见吗？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是否是正确的？
施用勤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一直是禁区。在改革开放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意见，是被彻底否定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做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但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研究有限，很难在这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有的作者在完全肯定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方针政策的批判和他的预见的正确性之后，又加了一句，虽然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力量对比的悬殊。有的作者则对这场论战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50大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在革命高潮时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布哈林则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有作者认为，凡是认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的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保持革命警惕性，及早建立革命武装，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我党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对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等反对在大革命时建立苏维埃，在客观上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但他们从过高估计国民党的思想出发，反对建立苏维埃，因而，他们在大革命时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观点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作者得出结论：斯大林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正确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要求建立苏维埃的不正确的建议。
这样的客观和全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却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错误的东西则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说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布哈林用导致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流成河的革命失败来反对假定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正确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只是作者认为它是错误的，更何况作者还认为它可以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准备，从而减少宁汉合流造成的惨重损失。即使真的不能扭转败局，能够减少失败的损失的策略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对托洛茨基研究介绍的缺乏，甚至在权威党史著作中也有反映。如前几年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肯定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说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认为他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有：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我在这里首先指出作者的无可争议的误读。托洛茨基坚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不知作者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如果是从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得出，就更加荒谬了，因为合作的形式不是只有一种，退出并不等于决裂。托洛茨基坚持的只是共产党以独立政党的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即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并强调列宁的统一战线的经典模式：分进，合击。至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说法，表明作者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无所知。正是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革命才能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土地革命。莫非大革命失败后，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我把双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归纳为三点：在理论上是不断革命论VS三个阶段理论，在力量对比问题上是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在对待南昌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态度上，则是对高潮与低潮的判断。我在观点在拙译《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译者前言》中有详细的论述。限于访谈篇幅，在此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拙译中的那篇前言。在此只想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之前，都发出过警告，还预见到后来的宁汉合流。在武汉政府清共后，他和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上的分歧，实质在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在革命遭受两次沉重打击后，它是处于高潮还是低谷。斯大林认为这时革命进入高潮，于是主张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着手建立此前他坚决反对建立的苏维埃。托洛茨基认为此时革命陷入低谷，因而反对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为两种形势判断的对错做出了最权威的定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建立在他的错误的三个阶段的理论上，建立在错误的预见和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上，建立在错误的依靠对象上，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的政策则建立不断革命论上，建立在正确预见和对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建立在正确的依靠对象上，不论它是否会带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使那场革命避免实际遭受的惨败，使其进程和结果朝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沈文涛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与斯大林派的统一战线的区别在哪？
施用勤这个问题不太确切，好像托洛茨基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战线模式，斯大林有另一种模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由特定的局势和任务决定的。如在中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任务都不相同，因而由它们决定的统一战线的形式也不相同。斯大林在这两场斗争中的统一战线也不一样，斯大林的中国统一战线政策是右倾的，放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倚重资产阶级。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斯大林又推行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德共不仅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还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即社会民主党，即把应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当成主要敌人，甚至在不少问题上，如在纳粹发起的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全民公决中，与法西斯结成了实际的统一战线。
当时德共执行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是左倾关门主义的，还是敌我不分的愚蠢政策。它最后在这场事关人类命运的斗争中不战而降，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斯大林的极左和极右并非完全来自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也受他的经验主义的左右摇摆逻辑的支配：极右政策造成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和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使他的采取了极左的德国政策。但极左极右带来的都是灾难：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及它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的中国统一战线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而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把党内联合变成党外合作，在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形成双重政权局面，在时机来临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统一战线的任务是扼止由于德共此前推行的错误政策导致的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在这种形势下，为捍卫无产阶级的生存和它在此前赢得的一切，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成败的法宝之一，托洛茨基结合中国革命和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以改变这两场革命的结局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当时德国的那场斗争仅仅是反法西斯斗争，他一直称它为德国革命。他预言这场斗争的最后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纳粹之间展开，其结果是代表革命希望的无产阶级将战胜代表反革命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乌合之众，而且无产阶级战胜纳粹之日，就是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多伊彻说托洛茨基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对斯大林错误政策的批判和他的正确主张的阐述，比他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还大，是毫不夸张的。托洛茨基的建立在对形势客观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战略战术可以彻底改变中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结局，堪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教科书。可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这一宝贵财富被各国共产党视为异端邪说。
如果撇开上述因素讲两人的统一战线的区别的话，也是有的，那就是托洛茨基相信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伟力，而斯大林只相信实力。这点在中国革命中表现得分外明显。托洛茨基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群众运动，就可能掌握运动的领导权，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就可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它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的斯大林眼睛盯着有实力的国民党和有实力的将军——蒋介石、冯玉祥，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他主张更加坚定地依靠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直到后者发动马日事变。在对待统战对象上，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托洛茨基建议德共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要德共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和你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我们与你们合作是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自己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敌斗争的英勇果敢把你们的支持者争取到我们的旗帜下。因此在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中没有对统战对象的欺诈。而斯大林与实力派的合作，更像是一场交易，因而其中的欺诈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一周前，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一旦把右派将军利用完，就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只不过由于蒋介石下手早，没容共产国际把他榨干、扔掉，他就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斯大林的阴谋玩得不高明，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是把捆住手脚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送到蒋介石的屠刀下。
沈文涛主流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大资产阶级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根本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托洛茨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没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无出路，不是工人阶级革命就是法西斯野蛮主义。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欧美等国资本主义民主大行其道，甚至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向它们学习，那托洛茨基的这一分析是否有问题？
施用勤法西斯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种族主义。共产国际提出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了。而纳粹的胜利，恰恰是斯大林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造成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虽然说的是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但针对的是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没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没有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苛刻条件以及上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未必能成气候。而德国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退到了法西斯专政。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无出路的产物，但在有出路时，未必会让纳粹党上台的。甚至在希特勒即将出任总理前，托洛茨基还主张德国工人阶级以不惜打内战的姿态来阻止大金融资本集团启用希特勒。所以，从趋势到现实之间，还有距离，只有机缘合和，趋势才能成为现实。从1929年起，托洛茨基在其反对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德共依此推行的错误的、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德共不战而败的路线的斗争中，一直把德国无产阶级阻止纳粹上台的斗争称为德国革命，而不是单纯的反法西斯斗争。在他后来对右倾投降的“人民阵线”的批评中，强调的仍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还是革命。他并不认为当时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市场而引发的规模空前的战争。
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不惜为争夺殖民地打世界大战，乃至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都是资本的这一本质属性的体现。资本主义民主制有其好的一面，但它并不能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过去、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是资本的贪婪造成的。这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像那些鼓吹它的人说的那样完美。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这个民主的不完全、不彻底。另外，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体制，它要消灭阶级、国家，解放全人类，让所有人都进入每个人都能享受全面发展的充分自由的大同世界。与这一共产主义蓝图相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太有限了。它的优势只是对斯大林式的专制而言的。而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列宁、托洛茨基阐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状态，只是过渡阶段。即使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斯大林式的独裁也不是它的应有之意。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学习民主制的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包括在内，推行的都是斯大林模式，不能依据这种模式的成败来判断托洛茨基的分析正确与否。
缔造、指挥新型军队
沈文涛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领导和组建红军，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进攻的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的发展。
施用勤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没有进行过军事活动，他们的相关学说无非是重新界定战争与阶级、社会的关系。虽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毕竟都是纸上谈兵。如法国的饶勒斯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要以民兵取代正规军的课题。托洛茨基无疑是在实践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托洛茨基在出任军事人民委员之前，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唯一和军事有关的工作就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过一段时间的战地记者。他在内战中，为马克思军事学写下了新篇章。我认为，其中除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外，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对极端激进思潮的抵制，二是大胆起用军事专家。新思想、新思潮胜利后，往往会在社会上引起许多在新思想装饰下的偏激观点。在军事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无产阶级战略”，他认为，无产阶级军事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它的敌人则是反动没落的一小撮，因此无产阶级的战略就是进攻，无须防守。托洛茨基亲自撰文与他论战，指出进攻和防守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军队并不能使之失效，突显革命领袖在整个社会激情澎湃情况下的清醒和理智。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内战初期他与军事反对派的斗争中。我在拙文《重温十月革命》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民主革命，而非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推翻临时政府，主要靠的是民主斗争以及在这一斗争中赢得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政权从临时政府转移到苏维埃的过程，在整个俄国总体来说，是和平的，正是因此，赤卫队、游击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但这种作战方式根本不能适应内战中真正的两军对垒。托洛茨基顶住了重重压力，着手建立正规军，并废止了布尔什维克在反战、瓦解军队过程中形成的一套体系：如士兵委员会、选举指挥官等。为组建正规军和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托洛茨基大胆起用军事专家。他的这一政策遭到游击队出身的军事干部的抵制，他们得到了党内高层人物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形成了军事反对派，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力还来自个别专家的叛变。列宁曾要求他赶走所有军事专家，他告诉列宁，在红军中服务的军事专家有3万多人。列宁在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说在军事部门中有几万名旧军官使他“得出了一个具体概念……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用来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也是托洛茨基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部分，他把使用旧军官和知识分子提高到无产阶级是否能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高度。内战刚刚结束，他就准备实施用民兵来取代常备军，这一工作被苏波战争打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委制是托洛茨基在内战中起用旧军官当各级指挥员时，不得已采用的方法。但斯大林后来把它制度化，似乎这是党领导军队的体现。但对托洛茨基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他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政委制就像盖楼时的脚手架，一旦楼房盖好后，脚手架就要拆掉。由此可见，后来推广到各行各业的党委制，也并非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方式。
作为红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托洛茨基不仅制定军事政策，协调军队与中央、地方政权的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军队获得必需的人员和物资而努力，他还亲自起草无数的命令、动员、战报，连红军战士的誓词都是他亲手撰写的。仅在内战时期他写的与军事相关的文件文章，就结集为厚厚的三卷，共五本，书名是《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在内战岁月中，他乘坐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总是出现在最危险、关键的战线上，甚至亲自乘坐鱼雷艇，参加对喀山和停泊在水面上的敌人舰队和岸上的炮台的袭击。为鼓舞士气，为即将上阵的士兵发表演讲，更是不计其数。而且，他对内战中重大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在三次重大的战略分歧中，除了第一次对是否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高尔察克的战略分歧中，他支持了新任总司令的比较保守的战略外，在南线进军路线和放弃还是保卫彼得格勒这两次战略分歧中，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在彼得格勒问题上，他反对列宁放弃这座城市的主张，他的意见被政治局接受后，他亲自前往彼得格勒，领导抗击尤登尼奇的战斗，不仅保住了彼得格勒，还将装备精良的尤登尼奇的军队彻底击溃。这里主要谈谈第二次战略分歧。在内战中，南线是打得最艰苦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红军司令部制定的战略思想和进攻路线都是错误的。它把进攻矛头对准库班的哥萨克，意在使进军莫斯科的白军失去后方；在进军路线上，它选择地理上最短的路线。托洛茨基认为，主要应该打击白卫军，不去触动库班的哥萨克。因为后者的目的是保卫家园，他们是不会跟着白卫军进军莫斯科的。你攻打他的家园，他们会拼死作战，并更加紧密地与白卫军联合起来。司令部的进军路线只考虑距离的远近，但忽略了在这条路上无法使用现代交通工具及沿途居民对红军的支持与否。但这个战略计划得到了列宁和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进军库班的红军在原始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与保卫家园的哥萨克艰苦作战时，邓尼金的白卫军席卷了乌克兰，兵临红军的军工重地图拉。直到这时，政治局才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调整了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并取得了南线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托洛茨基对司令部战略方案的批评和纠正意见中，可以看到他是从政治、社会、民族、阶级、心理、技术等方面综合考虑军事战略问题的，这使他远远地超越了纯军人战略家。
奉文化为至上的革命家
沈文涛您翻译了托洛茨基于上世纪20年代写的《过渡时期的文化》，可否谈谈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后过渡时期文化的分析？
施用勤这本文集的标题是《过渡时期的文化》，但不是学术性文章的文集，因而并没有你想了解的他对俄国过渡时期文化的分析。其中收录的是托洛茨基于1919年至1926年间写的与文化问题相关的文章或作的报告，而且绝大多数涉及的都是十分具体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核心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让他们认识到在俄国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陋习。有的是他支持来自基层的纠正陋习，与旧的不良习惯作斗争的倡议。还有一些是他本人为此而提的建议，如在对出版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让他们编写出版《读报手册》，建议为城乡阅览室配备地图和政治地图；为解放妇女，他建议组建幼儿园、公共洗衣房、公共食堂等。当然，其中也有高屋建瓴的提法和原则性问题，如他在1923年提出，苏联进入了“文化至上时代”，即一切工作都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时代。这是他与列宁的共同想法，只不过在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这个词被译成“文化主义”。是否译者认为译成“文化至上”，过于抬高了文化的意义，不得而知。但托洛茨基确实把文化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甚至说，只有在学会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我们的局部的日常“文化”任务时，我们之前的整个斗争和为这个斗争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才有价值。他把文化任务概括为需要学会好好工作：准确、利落、节约地工作；需要工作文化、生活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的起重机。十月革命的成功只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真正提高全民族和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并不是短期内能见效的事。他不像当时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把无产阶级捧上天，他清醒地认为到，无产阶级刚刚摆脱几百年之久的奴役，身上还留着所有压迫、无知和愚昧的后果，就不必说农民群众了。夺取政权本身丝毫也没有改造工人阶级，没有赋予它所有必需的优点和品质：夺取政权只是为它提供了真正学习、发展和清除自己的历史不足的机会。所以他的相关文章和讲话都是旨在提高苏联广大群众、干部的觉悟，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作为当时最高领袖之一，托洛茨基的讲话和文章总能提出独到见解，绝没有简单刻板的说教，也没有空洞的口号。
托洛茨基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来看待俄国革命后的文化建设的。他没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俄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落后毫不讳言，而且他对苏维埃俄国的许多落后现象的批评，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
在当时苏联国内从普通群众到上层，还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外来文明的风气，把所有这些都贴上封建、资产阶级的标签加以批判。长期以来，不论在苏联、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都是禁区，对文艺领域中的现代派的批判，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俄国，弗洛伊德学说的解禁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我国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托洛茨基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人类文明成果，始终反对这种作茧自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23年9月致条件反射心理学奠基人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中，是这样界定这两个学派的：“我认为，您的条件反射学说把弗洛伊德理论作为一个特例囊括其中，性能量的升华……只不过是在性欲基础上形成的n+1、n+2以及更高次上的条件反射。”
他认为条件反射和心理分析都把生理学当作人的行为和情感的动因，条件反射研究方法是从低级生理现象一步步攀升到最高级的心理现象，而心理分析试图跃过所有中间阶段，直接从神话、宗教、诗歌跳到人类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上。前者的优点是扎实，但得出结论相对缓慢；后者的优点是迅速，但有随意的成分。并从中得出对不同学派的政策性的结论：不能简单地断言一个学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否定它；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一个学派，哪怕它不太可靠。同时，他也指出这一学说的软肋，即把生理现实主义与对心理现象的小说式的分析结合起来处理心理问题的方式。与当年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简单粗暴的批判和解禁后的盲目推崇相比较，这样的判断无疑更公正、更科学，也表现出革命领袖对各种学说的博大胸襟。在对待20世纪出现的文艺现代派的态度上，托洛茨基的态度也一样客观、包容。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中，天翻地覆的变化造成了一个狂热的时代，它笼罩着苏维埃俄国的每一个领域，当然也笼罩着文化领域。沾染这种狂热的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工作人员，也有上层领导人，比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当年就支持过无产阶级文化派。不少人鼓吹在文学创作、科学研究领域中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和研究方法。这种普遍的狂热更凸显托洛茨基的冷静。他利用纪念化学家门捷列夫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对科学工作者详细阐述了具体科学研究方法与辩证法之间关系，他用科学语言强调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试验方法，反对当时流行的风气：用唯物辩证法主导科研工作。同时，他也指出，科学试验必然是经验主义的，与科学进步相伴的知识的专业化和狭隘化，使科研人员需要整体世界观。否则，甚至会妨碍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给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种观察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它和他们的以试验为根据的科学经验是一致的。为保护科学家，他指出，科学试验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
由于托洛茨基站在人类文明的至高点上领导和规划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所据以开始的基础，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专家，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文明的、管理合理的社会不能浪费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并把能否合理利用知识分子提高到是否相信革命的伟大精神力量的高度。他关注刊物上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旦发现错误倾向，立即予以严厉的批评。如他在《汽笛报》（这是运输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上读到了一篇标题为《在河上》的小品文，文章中说，我们应该从专家身上榨出所有有利于社会的血汗。托洛茨基批评说，榨取专家的血汗，是有害的蛊惑。党对专家的政策是吸引他们参加重要的负责工作，让他们加入到共同的队伍和行列中，包括让他们加入工会，在他们周围营造同志合作气氛。
沈文涛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著作《鲁迅与托洛茨基》的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后，在两岸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该书以大量篇幅论证了托洛茨基著作《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文学观的影响，从而使读者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您是否可以谈谈他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
施用勤我不大赞成动不动就提什么发展。对斯大林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是这样批评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上，列宁对这个学说并没有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完成了十月革命。就是列宁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经验批判主义》也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任何东西。按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他本人也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文艺领域中罢了。
托洛茨基以两种身份参与文艺领域中的活动：一是政策制定者，另一个是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方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艺术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一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去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条件，追溯新艺术的潮流并用批判地指明道路的方法促进那些最进步的潮流的发展，但仅此而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艺术的方法，艺术应当用自己的腿来走自己的路。他明确地指出，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对待艺术团体和流派，“党可以给予真心靠近革命的艺术团体以有条件的信任，以便促成革命在艺术上的定型”，但“党无论如何不能也永远不会站到某一个与其他文学团体进行着斗争，有时只不过是进行竞争的团体的立场上去”。在对待非工人出身的作家上，党“不将文学同路人视为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将他们视为协助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现实的或可能的助手”。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同路人”这个概念，是托洛茨基在他的文艺评论中提出来的。所谓的“同路人”，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打击排斥对象。“同路人”概念的提出，保护了他们，保障他们的创作权利。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是苏联文学史上重要人物。这一切与苏联和后来的中国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文艺创作的至尊，频频出现的因创作获罪的冤案，乃至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哪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呢？
托洛茨基的这本著作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他在1922-1924年间写的，其中有对俄国当时的文学流派以及作家的评论、分析，还有对党的艺术政策的阐述；第二部分写于1907-1914年间，其中第一章所收的文章讲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1905年革命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蜕化，第二章是几篇评论西方文化生活的文章。
托洛茨基在书中阐述的党的文艺政策是有针对性的、科学的、正确的。可惜的是，他的文艺政策没有落实。斯大林在这一领域推行的是完全相反的政策，他的政策不仅把艺术领域，而且把科学、哲学、史学领域都变成党指挥的领域。这具体体现在1932年提出的、经斯大林审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它成了苏联作家和批评家必须遵循的文艺创作方法和批评准则。
现在的青年人（除了搞文艺理论专业和文学的人外），可能已经不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何物了。这个作为苏联文学创作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如下：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个方法对作家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他不仅应该是先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还必须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改造和教育的教育家。然而一部作品是否“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是否“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不是由现实的发展和实际社会效果做结论，而是领袖和政府文件来裁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变成了整人的工具，冤假错案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历史上许多著名作家、诗人被剥夺写作和出版权利，甚至被监禁、流放，直至被枪毙。
直到1972年，苏联文艺理论家德·马拉科夫为顺应文艺界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理论，旨在突破该理论的樊篱。即便其实质是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但仍不能彻底放弃这个似是而非的主义，只是加上了开放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主义的基本要素要保留，但限制要放宽些，让作家有更多的创作方法的选择。但此时距这个创作方法的提出，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文革”结束后，这个开放体系也曾在中我国文艺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托洛茨基在这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文艺流派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实主义被奉为至尊，很多受到推崇的经典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都属于现实主义。由于毛泽东说过诗歌的创作方法应该是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光有浪漫主义是不行的，必须加上现实主义才行。其他流派和创作方法，基本都被否定，说它们是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的表现。托洛茨基的文学流派观令人耳目一新。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当时的主流观点也认为，革命文学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托洛茨基只在广泛的哲学意义——即文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上认同这种观点。但他反对扶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认为这是愚蠢可笑的；因为绝不能说某个流派天生就是进步的：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反动的。接着，他列举了俄国近一百年内的文学流派的嬗变：现实主义在贵族文学中达到了顶点，在它衰落后，兴起了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风格，取代它的是悲观的象征主义，现在盛行的未来派，又是对它的反动。文学流派的交替更迭是按自身的规律性进行的。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都源于先前的发展，源于现有的语言材料和表现技巧。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引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是求新求异的艺术不能再继续容忍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二是因为它毕竟与政治思想没有直接的联系，突破起来阻力相对小些。不了解这些情况的年青人，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文艺理论的热情。
托洛茨基的文学评论工作始于他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关注的是揭示隐藏在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但他没有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他对作品的深刻分析与他对审美价值的欣赏评价相得益彰，也没有刻板的说教，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评价、欣赏、剖析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揭示它们的意义。生搬硬套阶级概念的庸俗社会学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始终是他严厉批评的对象。
沈文涛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无产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谈谈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运动民主原则的看法和发展。
施用勤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如果认为它是真理，是现成的结论，而不是探索真理的方法，那么它就有变成宗教的危险，党的领袖就会成为祭司，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他就会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斯大林就是这样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1924年7月，在谈到俱乐部在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中的意义和方法时，托洛茨基强调，教育工作不是从外面把真理作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东西带给人民，不对人民说：“真理在这里，对它跪拜吧！”而是应该让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真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主义首次当政。这个事实为文化教育工作开辟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蕴涵着重大的危险，当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劳动者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可能会用“真理在这里，对它跪拜吧！”这种简单方式，作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本身是矛盾的。权威的列宁主义，也不能用这种方法从外面加诸人民群众，而是让他们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基础中去认识它。托洛茨基提出这个问题，一是出于理论原则，也有现实针对性。当时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而制造的领袖永远正确论已经出笼，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说法会给党、苏联社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后来托洛茨基在批评斯大林领导下的团中央没有推出卓越的政治人物时，曾说过，广大团员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犯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是他们无法成长的主要原因。而在苏联和中国，一直实施的是向真理跪拜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只能培养盲从者或狂热信徒，再不就是口是心非的投机钻营之人。这是斯大林搞大清洗和毛泽东搞文革的社会基础。现在不少人在搜集清洗罹难者、文革罹难者的资料，揭示独裁者的罪行。我不反对这类活动。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探讨这些运动的成因，为什么群众会狂热地投入这些运动之中，甚至成为打手？独裁者可以发动运动，但不可能亲自操作，运动的实现要靠包括一般工作人员在内的广大群众。没有他们的热情参与，没有他们的慷慨激昂的支持表态，运动是搞不起来的。不管领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登高一呼，群众热烈响应，是否是“向真理跪拜”的教育方法的结果呢？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者
沈文涛有人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抄袭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所提出的经济主张，托洛茨基到底提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托本人对苏联农业发展和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提出怎样的解决之道？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人总是认为托洛茨基“忽视农民”，鼓动“工人和农民对立”，那托洛茨基的革命观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的看法是什么？
施用勤说抄袭不不太准确。托洛茨基把斯大林派界定为左右摇摆的官僚中派，它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回摇摆。正确的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需要的是理论素养和高瞻远瞩，作为经验主义者的斯大林最缺乏的就是这些。在国内外政策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斯大林抄袭左派反对派的主张，但决非没有他个人痕迹。如他在中国革命中，在大革命失败后，才抄袭托洛茨基在革命高潮时的主张，建立苏维埃、夺取政权。但在革命高潮期适用的政策，在低潮时只能加剧本来已经遭受的失败。在经济政策上也一样，斯大林推行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反对派经济方针中的科学和严谨已经荡然无存，添加了不少官僚的主观意志、简单、粗暴，丝毫不顾客观规律和条件。因此，托洛茨基在承认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一直对它进行批评；对消灭富农和集体化，他的批评就更加激烈了。对那些因斯大林准备实现反对派提出的经济政策而向后者投降的反对派成员，托洛茨基用列宁的话批评说，不仅要看方针政策，还要看是什么人，怎么干。
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纯属莫须有。在此简单说一下这一指控的炮制和由来。
现在不少人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主要是解决农民问题的。而托洛茨基从1922年开始，就不断提议加速工业化，被说成是“超级工业化”，是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轻视农民。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读。
内战结束时，苏俄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30-40%，而生铁产量是战前的2%，食糖是战前的4%。由于经济困难，国内骚乱不断。有红色堡垒之称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暴乱平息后，列宁意识到，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他在一年前就提出把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余粮征集制改为实物税的托洛茨基的协助下，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旨在用资本主义方式恢复经济。用农业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只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把中小企业租让给资本家，即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恢复苏俄濒临崩溃的经济。另外，列宁制定这个政策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无产阶级与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共同对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家都知道，在列宁的词典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是农民。因此，新经济政策的不仅不是重视农民，而且是要对抗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但这个经济政策中完全落实的只是用农业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由于资本家对红色政权心存忌惮，前来租赁企业的资本家不多。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而工农业恢复的不同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俄国当时几乎原始的农业容易恢复，只要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不需投入，就能迅速恢复。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当年，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遭革命、内战重创的工业就不同了。遭破坏了的厂房、车间需要修复或重建，破损或陈旧的机器、设备要修理或更新，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1921年，轻工业只恢复到战前的25%，重工业的情况就更加悲惨。于是出现了新情况：工农业之间的严重的比例失调，它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加速工业化。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主旨是加速工业化的报告，政治局赞同这个报告，大会也批准了这个报告。但随着列宁因病重而失去理政能力和后来的逝世，政治局的多数把排挤托洛茨基当成主要目的，当然不会履行让他领导工业的协议。他们诬陷托洛茨基的逻辑如下：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的，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就是放弃新经济政策，就是轻视农民。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制定的，因而列宁是重视农民的，他们甚至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这样一来，托洛茨基的罪名就不仅是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而且是反对列宁主义了。
对他们的歪曲和诽谤，托洛茨基嘲讽说，面向农村，不应该是蛊惑人心的口号，而是商店里装满商品的货架。这说的是在1923年后出现的商品荒。他分析说，由于剪刀差，农民每年为购买匮乏的工业产品多支付了10亿卢布，而十月革命每年免除农民的地租是5亿。而且农民每年亏损的5亿并非最终的数字，只要工业落后问题不解决，剪刀差就不能消除，农民的亏损还要继续增长。由于多数派迟迟认识不到加速工业化的重要性，农民多支付的卢布让剪刀差给吞噬了，农民受到损害，也没有使工业获利。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因此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工业严重滞后，农民卖粮得到的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工业品。直到这时，经验主义者斯大林这才意识到他和布哈林共同“捍卫”的经济政策行不通，喊着“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接过了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以往通行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伟大领袖制定的英明政策，是胜利的保障，只要遵循它，就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再伟大的领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指出一条所谓的康庄大道。何况还面临着空前的困难，难免会有些在压力下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如在内战期间制定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这明明是在内战条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却偏偏被人说成不是战时的，它不只适合于内战的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布哈林语）。并由此把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对立起来。布哈林起初坚持他认为“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之后，终于接受了新经济政策，又把它当作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于是在布哈林热时，国内不少学者也接过了这个观点，并引用列宁赞成奥新斯基的话，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和长期”地推行这个头，而下面的话——这个长期到底有多长，奥新斯基说是25年，列宁认为他过于悲观，说“我们能够估计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这个尾就被掐去了。另外，新经济政策伊始，列宁就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推行这个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斗争，因而该政策必然会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变化。因此它不可能长期推行。国内某些学者们口口声声地说，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苏联历史上经济情况最好的几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在短短的6年中出现几次商品荒？为什么会出现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后来的商品荒也好，粮食收购危机也好，都是多数派“认真”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视而不见，并把托洛茨基指出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斥为惊慌失措，把他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主张说成是超级工业化，诬蔑为轻视农民，破坏工农联盟。
在经济建设方面，托洛茨基是一个探索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经济主张，他的经济主张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他个人的经济主张，他对这个政策的评价是：如果不是战时的严峻形势，一些中小企业是可以不实行国有化的，但他不反对这个政策。1920年初，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被中央委员会否决后，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异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他提出工会国家化，让它担负起生产、分配组织者的角色，因而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他敏锐地发现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剪刀差，于是又提出了加速工业化的建设方针。另外，在内战即将结束和结束后，为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他还提出过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等主张，在内战尚未结束时，他把已经没有战斗任务的军队组建成劳动军。早在1920年，他就提出了统一的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他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但他讲的计划，是机动灵活的领导，它从国家经济的稳定程度不同的因素出发，使它们彼此协调，并使它们与无序的市场因素协调。他坚决反对无限的和抽象的计划，认为这是翻译成经济语言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主张必须通过恢复地方权利对总局官僚制进行修改，否则人民委员部和总局的地方机构会破坏地方机构之间的联系，成为可怕的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的源泉。他认为，统一的经济计划不能通过先验的、极端随意的统计计算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生产和分配机构的工作、部门的计划及其完成情况进行经常的检验，通过旨在在这些计划之间建立应有的一致而对它们进行不断修正等实现的。这项经济创造工作应该以统计工作和在统计基础上制定假定性的大致计划——它们应该通过在实践中的调整来获得越来越大的准确性——来补充。托洛茨基计划经济中的这两点的缺失，不正是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端吗？
托洛茨基的农业集体化方针，建立在工业为农业提供的机械——农机具、汽车——上。这也可以从他对斯大林的集体化的批评中看出。他认为，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也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
对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他说过这样的话：“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在1928年以前，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
国内有些人因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就说后者对前者的批评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想大概是他们没有看过托洛茨基的这些批评。
沈文涛托洛茨基一直以激进的观点而著称，有人说他欠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空谈口号和极左思想，那托洛茨基到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何建树？
施用勤说托洛茨基一直以观点激进著称，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以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家，怎么可能不激进呢？说他欠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空谈口号和极左思想，就有问题了。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认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他认为，直到他那个时代，只需要给它增加分析概括资本主义新出现的现象的一章或一卷即可。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的计划经济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并由此来证实并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可惜的是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使他无缘实现他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到了他的对手斯大林的手中，则被扭曲、僵化，失去了生命力。它不仅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证实了资本主义的相对优越性。苏联的失败和解体，经济上的失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沈文涛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权力的斗争吗，两者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施用勤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最早接受的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是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斯大林不再神圣，但也没有给反对派领袖平反，于是出现了权力斗争说。当然，这也是西方对这一斗争的评价。我国读者特别容易接受这种说法，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路线政治斗争，而且，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人后来大都得到平反。路线政治斗争的说法都站不住脚了，自然就是权力斗争了。
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当年那场斗争缺乏了解，由此造成了太多的曲解、误读。
党内斗争是怎么开始的？表面上看，它肇始于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一封信。之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斯大林等人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在列宁领导时期，由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贡献，他的肖像在全国各地与列宁肖像并排悬挂。这引起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不满，他们结盟（三驾马车）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托洛茨基十分清楚针对他的阴谋活动，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当然，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他对列宁的康复抱有很大的希望；其次是担心采取行动会被人误解为他在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三驾马车在这方面已经散布了许多流言；三是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劣势。此外，托洛茨基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革命队伍，主要是它的领导机关的官僚退化的深层原因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内战和由此造成的工业崩溃中伤了元气，他无法率领这支精疲力竭、士气涣散的队伍战胜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的官僚。要想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振作起来，像在革命和内战中那样发挥首创精神，必须先振兴工业。所以，托洛茨基主动选择了领导工业建设的艰巨任务。斯大林在面临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威胁下，建议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拒绝了，只同意做工业问题报告。一旦列宁失去理政能力，无法实现他的主张时，“三驾马车”立刻翻脸，撕毁了达成的协议，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的工业计划。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他冒险”，实际上是害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领袖、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的光环之上再加上振兴工业的辉煌业绩。很快，三驾马车就扩大为五人小组，即增加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到24年中，又扩展为七人小组，增加了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力量对比对托洛茨基越来越不利。
促使托洛茨基写信的主要原因，是篡夺了领导权的“五人小组”控制着政治局，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却没有能力发现和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创立者，他为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内状况十分担忧，由于在政治局被孤立，他决定致函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让他们看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呼吁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危机。这封信的内容，是对党内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发出警告，并提出解决的方法。他指出，党内危机的根源在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变本加厉地推行筹备第12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办法，使党内状况急剧恶化，而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制度不正常、不健全；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中明显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引起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他指责组织局在党员任免调动上以他们是否拥护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非正式但实际执行的党内制度为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基层支部书记都由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作法，这些作法瓦解了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会形成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书记阶层，导致党的机关官僚化；机关党务工作者认为书记处是形成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机构，所以拒不接受本党党员的意见；一年前形成的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并且定型，它距工人民主制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制度更遥远。最后，他告诫说，当前日益扩大的党内危机不可能靠镇压而平息；党将进入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其领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将会严重束缚党的积极性，使它无法承担它的历史责任。他呼吁，废止书记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让党的基层群众说出自己的不满。
“五人小组”大权在握，却利用这个机会，把暗中进行的活动公开。他们避实就虚，对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统统否认，声称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切正常。他们贼喊捉贼，把托洛茨基的信称为组织派别活动的纲领，把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说托洛茨基提出问题，是挑起争论，是破坏党的团结，是在困难时刻向党发动进攻。在党内制度正常的情况下，他们的做法是不能得逞的，于是他们毫不手软地进一步破坏党内民主，用组织纪律制裁，直至最后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来进行思想斗争。恢复和捍卫党内民主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先后沦为反对派时，也求助于他们先前疯狂破坏的党内民主。
托洛茨基是否有权力野心，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党内斗争开始时，他是红军的最高统帅，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果单纯为了夺取权力，他动用军队即可达到目的，何况还有列宁建议罢免斯大林的“遗嘱”。第二个例子：1930至1933年间，为挽救德国工人运动，他全力以赴，分析德国形势，批评德国和共产国际推行的错误政策，提出与纳粹斗争的正确战略战术，他做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仅此而已。他看到了这些错误，预见到它们会给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必须敲起警钟。他知道，他的这些活动只能受到德共和共产国际的恶毒咒骂，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权力。
纵观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虽然有人员站队的变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也先后成了反对派，上纲上线的调子越来越高，基本轮廓就是这样。反对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求改变错误的政策，当权派拒不承认，使本来可以及时纠正的错误拖延下去，直到酿成大祸，如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等；反对派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健全党内制度，当权派为了一己私利，变本加厉地破坏党内民主，最终使全党在暴君的淫威下噤若寒蝉，任凭他把自己在国内外的一个又一个失败吹嘘为伟大胜利，听任他对党的儿女及人民进行的血腥屠杀，连那些当初曾与他联手破坏党内民主的人最后也成了他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斯大林靠暴力取得了思想斗争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他在思想方面的软弱，所以他的胜利只是权力层面上的，而不是思想的方面。所以多伊彻把《先知三部曲》的后记命名为《失败中的胜利》，意思是说，虽然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流放，继而被驱逐出国，最后遭苏联特务刺杀而亡，但在思想方面，他仍如在十月和内战时期一样，始终是胜利者。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宝贵文献，它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在执政党内建立健全制度、捍卫党内民主，防止和反对领导干部官僚化退化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沈文涛托洛茨基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战略家，他走在他同时代的人前面，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例如他预见了原子能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预见了纳粹的上台将导致二战，并摧毁德国工人阶级所有成果以及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他也预见了西班牙革命中会出现类似苏维埃的工农委员会，同样他以深刻的洞察力看到官僚制度在苏联不可避免地倒台。但所有这一切的革命形势都缺乏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介入，托洛茨基所预期的政治革命未发生，第四国际没什么成就，多伊彻的答案是：托洛茨基的力量与弱点都同样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那么施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施用勤多伊彻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革命家、作家，他撰写的《先知三部曲》至今仍是托洛茨基传记中最出色的一部。但他的一些观点，也仅是他的观点而已。
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假如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退出战争，并把土地分给人民，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那又该怎么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托洛茨基领导共产国际，或当权的多数派不固执己见，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中国大革命和德国革命完全有可能成功，不仅是后来一般被说成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德国革命，还有1923年秋的那场德国革命。那么是否还存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及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托洛茨基预期的革命没有发生，第四国际没有成就，最主要的根源是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当然，若没有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也就不会有第四国际。是否可以说，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和脱节呢？答案是否定的。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最终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但在当时，它发生在党内，在十分狭小的领导层中展开，而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因而不仅工人阶级，就连党对它也不了解。在决定这场斗争的爆发和结局的主要原因中，还有一些个人因素。如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时，托洛茨基不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话，多数派就不能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名义下形成的统一战线，这场斗争是否会发生？或即使发生的话，它的结局也可能会完全不同。作为阶级斗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当年的那场党内斗争没有直接关系。
多伊彻的这个观点还源于托洛茨基对苏联发生政治革命或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言当时都没有成为现实。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既没有发生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托洛茨基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多伊彻就得出结论：由于工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使无产阶级壮大并在文化上得到提高，苏联共产党有望主动抛弃斯大林的负面影响，恢复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苏联也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历史已经得出结论，托洛茨基预言的兑现虽然晚了几十年，但它兑现了。多伊彻的希望，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这个层面上，也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和脱节的问题。
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强势，根源与其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弱点上，不如说在斯大林体制的恶劣影响上。和如今的向右转不同，十月革命后，在很长时期内，全球知识分子是向往革命，向左转的。二战后为苏联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有参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当年处于守势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如今的共产党国家防范颜色革命一样。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证明。记得直到上世纪50、60年代，自由民主的大旗还在社会主义手中，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文化革命，甚至得到了法国激进大学生的支持和效法。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就是例子，它是六十年代整个欧美学生反美、反战运动的组成部分。1964年美国出现的争取校园言论自由和黑人选举权的活动，逐渐发展成全社会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它的影响很快漫延到欧洲。六十年代中期，西德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反战游行。68年3月17日，英国三万学生聚集于美国驻英大使馆前，抗议越战。在法国，“五月风暴”也不是孤立事件，它可以上溯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法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也发生在这一年。如果不是几十年来一直走议会道路的法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制止实力很强的工会援助学生造反，法国的面貌可能会发生彻底变化。
沈文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界的主流倾向欧美民主制，对俄国革命和它建立的制度的批评日趋激烈。您的托洛茨基的译作和相关研究文章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和出版的，有点儿反潮流的味道。您能否谈谈您为什么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施用勤说反潮流，这不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动机，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是有价值的事而已，它合潮流也罢，不合潮流也罢，我都不在意。但是，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知识分子，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都随大流，人云亦云，那要你干什么？还研究什么？十月革命是重大历史事件，它的领袖托洛茨基是历史人物，由于立场、价值观的不同，对这个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既然是历史研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应以历史研究的规范来从事，不能搞成演义，更不能戏说。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这个领域中，居主流地位的都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
我真正对托洛茨基感兴趣，是从1988年翻译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开始。要说我为什么会翻译这本书，那话就长了，大概可以追溯到我上中学时候。那时对政治和历史问题，尤其是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这样的问题，是不允许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的，报纸和书上怎么说，你就得怎么看。虽然我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但在思想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中学我是在清华附中上的，附中有宿舍楼，学生大多是住校。文革开始前，一天早上刚起床，大喇叭里传来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的广播，我正好在初二暑假时看了这本书，觉得受益良多。我随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本书我看过，受益匪浅。”前几年中学同学聚会时，一个同学对我说：“真奇怪，你怎么能活到今天。”即使不是在文革的狂热岁月中，你敢为党组织批判的书鸣冤叫屈，也够麻烦的了，又何况是在文革前夕，在近乎疯狂的中学生中。我自己都觉得，我能平安地活下来，确实是个奇迹。
在文革中，我看了《列宁在1918》。它和《列宁在十月》、《难忘的1919》这三部影片，当时的国人都是把它们当历史看的。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下令禁演这三部影片，说它们歪曲历史，为斯大林篡党夺权服务。这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三部影片在苏联也是当成历史看的。我当时就在其中看到了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如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门口与布哈林说了几句话后，驱车前往一家工厂去演讲。他的警卫瓦西里得知有人要刺杀列宁时，便去追赶，在克里姆林宫门口看到了布哈林，问他列宁往哪里去了，他朝相反的方向一指，然后扭过脸来阴险地一笑。而我当时已经读过了列宁夫人的《回忆列宁》，她在其中分明说，布哈林不同意列宁去演讲。我相信克鲁普斯卡娅说的才是真话。这部电影中还有许多明显的漏洞。如果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假意同意给准备暴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内应，在出席阴谋者的会议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宣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支持他们，还准备暗杀列宁时，他吃了一惊，暴露了。在一阵肉搏之后，他跳上了窗台，中弹后掉到楼下。此时这栋大厦已被契卡部队包围，一位契卡官员来到他身边，他对此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是叛徒，暴乱者要对列宁下手。不料此人是打入契卡内部的阴谋分子，当即掏出枪来，把他杀害了。同时，契卡部队冲进了会场，捕获了许多阴谋分子。电影的这个情节是要告诉观众，托洛茨基等后来的反对派领袖早在1918年初就参与或支持反苏维埃暴动、暗杀列宁的反革命活动，但由于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被分子杀害，他们又在联共（布）党内隐藏了多年。虽然卫队长死了，但还有许多被捕的阴谋分子，难道他们都是铁嘴钢牙，没有一个人招供吗？如果是这样，编剧又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呢？这里没有起码的逻辑。实际上，指挥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乱的，正是托洛茨基。拍这部电影时，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反对派领袖都早已被打倒，还必须用谎言才能证明那些已经被彻底打倒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对手是革命的敌人的话，说明的恰恰是这个定论的站不住脚。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能看出的问题，那些写脚本的人、导演、演员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我当时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伟大政治家，除了他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外，更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如果在列宁身边的最亲密的战友中，除了斯大林外，几乎都是党和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话，列宁的伟大又体现在何处呢？
当时也听说，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虽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我对这个结论并不赞同。错杀了几百万人，就这么轻飘飘的三分错误就完了，这是几百万条鲜活的生命啊！而且其中不少都对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是什么原因让当政者把屠刀挥向昔日的战友和无无辜的群众？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出于无产阶级的需要，还是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我觉得都不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我感觉到，这些问题不仅是联共（布）党史中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但那时，我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独力研究，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不过，这些问题留在了心里。
我一直不太欣赏圣像式的领袖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革命领袖不应该是上帝式的人物。我觉得，如果上帝是必须的，那么宁愿要一个死的偶像，也不能要一个活的上帝。因为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留下的经或是格言，人们还有解释的余地。在活的上帝面前，人们只能顶礼膜拜，生杀予夺，全凭他做主。我那时就认为，当年苏联的许多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斯大林变成了活着的上帝。
我于89年翻译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时，看到了另一种革命领袖，而且这种形象更加符合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形象。他不是由权力和崇拜制造的偶像，而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我过去对苏联历史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虽然当时在中国，托洛茨基仍是禁区，我译的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曾对此书的出版展开过调查，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托洛茨基的价值判断。我至今仍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他能够扭转乾坤，挽狂澜于即倒。由于自传只写到1930年，不是一部完整的传记。于是我和刘虎、张冰合作，把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三部《流亡的先知》翻译出来。正好中央编译出版社委托我校对上海郑超龄先生组织翻译的《先知三部曲》。搞一部托洛茨基的完整传记的愿望终成现实。这部书的校对工作相当艰苦，在初版前，我校对了六遍，再版前又校对了三遍。但我觉得值。在这套三部曲的世界各大语种译本中，中译本是最后出版的。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障碍，为这么杰出的人物写的如此卓越的传记，早已译成中文了，哪里轮得着我们这些人呢？
此后，我就把翻译、介绍托洛茨基当作我的主要任务。因为翻译、介绍托洛茨基，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世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我是这么认识我的托洛茨基译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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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庆祝海参崴工人》（19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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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海参崴工人
张国焘
（1922年11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8日《向导》第9期，署名：国焘。
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挚友们，在今天庆祝俄罗斯革命五周年纪念的时候，使我们对于海参崴的工人们发生特别的感想！因为海参崴是新近由日人和白党手里夺回来的，海参崴的工人们是新近才得到自由的。所以我们特别庆祝海参崴的工人们。
从种种消息看来，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是再高兴没有的了，知道你们天天在那里开种种很愉快的会，怎样庆祝红军——你们的兄弟，为社会革命的忠勇行为，怎样要求莫斯科给你们以苏维埃。这些消息给我们一个很深印象。
你们和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远东地方，在两星期以前，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遭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的蹂躏；也和我们一样自由。可是现在的情形大改变了，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努力得着完全的自由了；你们的弟兄，住在同一远东的弟兄——中国的劳苦群众，受压迫反更日甚一日。我们知道我们也须和受你们一样的困难，和你们一样的努力，才能获得自由。当我们正在准备争斗的时候，看见你们的模样，你想我们当如可的羡慕你们，庆祝你们。
现在你们当要进行组织你们自己的工人政府了，公开的组织你们的工会和俱乐部了，进行组织你们的新社会了。我们中国工人准备学习这些新课程。从这里到欧洲太远了，我们不容易从欧洲的弟兄们学到见识，但是到你们那里更近，容易从你们那里学来。
你们从事建设的新海参崴将要变成远东的明星了，我们希望远东明星的光芒会布满全远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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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的仲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圣诞节的分析（﹝英国﹞多米尼克·亚历山大（DominicAlexander），202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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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的仲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圣诞节的分析
﹝英国﹞多米尼克·亚历山大（DominicAlexander）
2022年12月18日
向红译、日土兀校
原文链接：Inthebleakmidwinter:aMarxistanalysisofChristmas
消费主义，基督信仰还是骗局？多米尼克·亚历山大（DominicAlexander）分析我们为什么庆祝这个节日。
一家大型超市在其旗舰圣诞广告中以紧缩政策和经济危机为主题，这表明了公众对于紧缩政策和经济危机已经感到愤怒了。特易购的“圣诞派对”向人们承诺，它只会削减价格或者取消睡觉时间，而不会导致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危机，而所有商品的降价则是对人们慷慨的帮助，人们可以大方的吃一顿烤肉。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有点焦灼的尝试，尝试着把生活成本危机归咎于政府，以挽救超市能把自己与所有舒适和节日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它像是在对着人们说：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守财奴，我们非常友好、仁慈，我们会在圣诞节期间尽可能地把顾客照顾好。
当时，敬酒者在节日期间要求贵族们分享他们的肉和饮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应该全年都感激慷慨的领主，因为是领主供养了他的佃户和仆人。维多利亚时代对圣诞节的改造严重依赖于家长式的主题，因此一位诗人将一位中世纪的圣人——10世纪波希米亚的殉道者国王文塞斯劳斯再次创作，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首关于一个富人给一个穷人带来食物和圣诞快乐的颂歌。
这个主题的观众不一定是被剥削者，更可能是精英。最后一节说得很清楚：
“因此，基督徒们，一定要
拥有财富或地位
现在谁来为穷人祈福
你们会得到祝福的。”
这也是狄更斯所著《圣诞颂歌》中的角色史古基（Scrooge）的观点。资本家可能一年到头都会无情地剥削他的工人，但他会为了他自己的救赎，去效法虚构出来的封建领主。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幻想，在圣诞节的时候，贵族们庇护下属，给下属福利，这样就能保证了下属们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里感激和服从领主。在某些方面，狄更斯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但他的局限性在此表现得很明显。他关心的是现存阶级等级制度的稳定性，为了确保这一制度的稳定，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需要从它的前辈那里学习一些东西。
季节和统治者
不管怎样，资本家从来没有能力来真正为中世纪的关系提供一个足以服众的替代品，这种关系支撑着像圣诞节这样的公共圣日的家长式作风。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人们就在一直指责这种虚伪和空洞的多愁善感，以及“真正的”精神元素的丧失。一年内四季变换，不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怎样远离农耕，它仍然很有意义，因为这源于求生存的传统仍然在我们在城市一年的工作中回荡着。
尽人皆知，欧洲仲冬节的基督教部分是对各种现有传统的人为强加，人们都普遍认为，耶稣的出生日期是在4世纪由罗马教皇指定的12月25日。在具有宗教意义的特定日期举行节日本身并不违背基督教的习俗。早期的基督徒会在殉道者的逝世纪念日聚集在殉道者的坟墓前一起吃饭，这也成为了他们的宗教年历的一部分。毕竟，共同用膳是创建一个社团的核心行为。
基督教在不断的传播中从一个小教派逐渐壮大起来，在年度的纪念日中增加一个“耶稣诞生节”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一旦这个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的官方宗教，那么一种不同的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不过直到罗马帝国灭亡后很久这一点才得以实现，那时的教会是统治机构，它将构成封建欧洲的王国和公国连接在了一起。
就这样，基督教最终主导了一年内的重要纪念日，但是季节性庆祝的基本农业需要存续了下来，仲冬节将统治宗教的习俗与其它习俗结合在一起。教会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意介入农业生活的模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力和资源。除了世俗贵族挥霍浪费的奢侈场面（富裕的修道院也这样做），人们对平民百姓的仲冬传统知之甚少。
很难说这些习俗在现在看起来有多古老，因为有一些习俗在现代经改造后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不管怎样，北欧习俗的总体形式与农业需要有很明显的关系。在仲冬宰杀牲畜并举行盛宴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因为人们可能没有足够的饲料让所有动物都能活到来年春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至2000年，巨石阵周围就有这种盛宴。
在秋天采集的各种由坚果和腌制的浆果制成的布丁，当人们几乎找不到其它食物的时候，这些布丁可以提供高热量的食物。将常青树枝、冬青等带进家中，不仅具有期待春天生长回归的象征意义，还能在凛冬里资源匮乏的时候为牲畜提供一些最后的饲料。因此，在19世纪的一些地区，他们仍然保留着把这些圣诞装饰品留到2月2日圣烛节的传统。
在一个由封建地主统治的社会，封建领主们控制着社会生产剩余，人们这时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让领主们，不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在仲冬时慷慨解囊。他们慷慨解囊不仅仅是因为属下的忠诚，更是因为他们的佃户的生存也可能取决于此。在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中，领主们也必须要有能力分配资助给追随者。
教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它本身是一个封建机构的集合，其领导成员需要像世俗领主那样大致相同的方式行事。但是，他们的苦行教义是保证教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抵制这对尘世的习俗和行为也是如此。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否认节日的肉欲世俗的一面，并主张庄严的祷告和斋戒仪式，这是一种持续的冲动。消费与灵修在仲冬节的对立，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创造。但是，它总是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迫切需要有关。
清教徒时代
随着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中世纪基督教中的禁欲主义和圣经教条主义立场被一批称为清教徒的新教严格主义者继承并重新利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清教徒做了很多事，他们在内战和共和时期，禁止圣诞节庆祝活动。而这些举动需要在打破封建社会权力、解除教会对劳动和生活节奏的控制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人们大规模拒绝公共仪式和教会年历中的仪式，转而支持私人的，家庭的信仰，这正符合社会革命的逻辑。
对于清教徒中较贫穷的工匠来说，对虚荣浪费、显摆和资助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排斥是他们社会激进主义的自然伴随，也是在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中保持经济自立和谨慎的必要性的自然伴随。然而，对于较富裕的清教徒、老板和贵族来说，这种对旧方式的排斥也意味着切断小区社会义务的纽带。因此，反革命分子充分利用了清教徒在这些方面的表面上的悲哀和卑鄙，而1660年君主制重新出现可能意味着节日传统和贵族慷慨的回归。这在狄更斯最终将史古基塑造成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之前，史古基漫长的意识形态前期历史。
消费资本家对圣诞节的改造
真正的中产阶级圣诞节一直要等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那时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到让英国有了资产阶级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贵族制。那么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王子引入装饰圣诞树的习俗就非常适合当时的时代。也因此，许多其它这样的传统被创造出来或被重新使用，以重新借用了它们古老的社会背景和意义。
这个节日的模式变成了神圣而感伤的私人家庭，现在它是消费的中心，与此同时生产则完全在公共领域开展。人们对圣诞节的公开庆祝变成了一种空壳式的展示，这种展示越来越聚焦于20世纪的商业机遇。柔情的维多利亚式圣诞节被赋予了一种浪漫怀旧的光泽，这种怀旧是对封建主义过去的一个假定的有机社会的怀旧，在这个社会中，工业社会的冲突应该在一种空洞的家长式作风的阴霾中被遗忘。
如果说圣诞节能给节日的狂热爱好者一种显然的虚无感，那这就是对商业化景象的空虚的合理反应。资本主义社会把人们拆分开来，他的碎片化本质意味着任何公共庆典只是一个伪装，背后没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季节对慈善的特别要求只是强调了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是如何放弃了前现代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少数社会义务的。
那么，仲冬节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它还留下了很多，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对于北方城市社会来说，这仍然是一年中最黑暗和最寒冷的部分，所以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季节的自然节奏。在资本主义工作生活的疯狂节奏中，也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间歇，即使它倾向于开展私人工作，往往主要落在妇女身上这种工作。但是，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变得原子化，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更新家庭和朋友的关系的宝贵时间。不管怎样，在一个公共领域几乎完全被资本积累的逻辑所控制的社会里，在一个人们必须顽强地争取集体供给的义务的社会里，总会有所缺失。即便如此，这仍然是有可能的：我们怀着创建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决心来庆祝仲冬节，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发明新的传统来重振旧的公共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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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19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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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
张国焘
（1922年11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2日《向导》第8期，署名：国焘。
唐山矿工被英国资本家迫着罢工，中国军队枪杀他们，英领事居然也要派兵去，一班爱国团体和革命党一声不响。陈炯明大借外债，驻在广州市的中国人民，只当“亡省”借款来反对，住在他省的中国人民充耳无闻。浦东纺织工会忽然被封，卢斌为接收民权运动信件被锢，主张民权主义的国民党和争取民权的同盟毫无表示。金华竞未经法庭审判，湖北督军私自把他在军法处枪毙，人民毫无顾问。李启汉为中国苦同胞已坐了五个月监狱，社会上竟把他忘记了。武昌女子师范开除加入革命新团体的八个学生；汉口英美公司的女工被迫罢工，英国资本家还出布告侮辱中国女工说：“停工一天心里慌，停工两天就典当，停工三天就当娼”；中国女权运动者不管那些事情。……中国人民对这些事实，都莫不关心，好像驯熟了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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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问题（﹝美国﹞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1949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瑟·韩生
东欧问题
﹝美国﹞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1949年12月
易天放翻译、赤心校对
原文链接：TheProblemOfEasternEurope
〔说明〕最初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公报》（InternalBulletin）第十二卷第二期（1950年2月）。
一些同志认为，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在阶级结构定性上的分歧，可能会变成纯粹的术语问题，而我们这些想称其为“工人国家”的人，对事态发展的评价，实际上与那些坚持称它们为“走上与苏联结构同化道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是一样的。
情况可能是这样。差异可能只涉及给我们在东欧看到的高度复杂和迅速变化的现实贴上什么标签最合适。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差异仅仅是术语上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国家的阶级性质。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最大限度的科学严谨性。
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由于涉及这个问题的分歧，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潮一再出现。虽然这些差异并不总是表明反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发展，但经验要求我们以极度的严格性和准确性来检查我们的结论，并力图寻找差异产生的原因。
因此，讨论应该具有教育意义。我们没有压力仓促下结论。我们有时间把事情想清楚。
东欧的事态发展对我们运动的未来至关重要。它们检验了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最矛盾和动态现象的能力。它们为我们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令人鼓舞的政治前景，可能为我们建立一个杠杆和支点，以推翻反革命的斯大林官僚集团，这是世界工人运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的决裂只是这整个地区涌现的强烈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潮流的第一个主要迹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苏联战胜世界帝国主义的成果不仅会暂时加强斯大林主义官僚，而且会削弱其地位。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托洛茨基为什么如此关注斯大林主义队伍的后续发展，因为他完全预料到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出现朝我们方向发展的潮流。
正确分析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应该有助于我们将这场新的反对派运动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来，从而加速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去年4月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中的一些主张。
其中一篇提纲指出：力量对比的某种特定演变，会使‘缓冲地带’的这一或那一国家有必要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造，我们不能事先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直到现在为止，逐步限制私营部门的政策并不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苏联官僚实施的那些特殊的剥削形式，构成走向这种改造道路上的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第四国际》1948年六月号，第118-119页。）
从1948年4月的这篇提纲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这个或那个国家可能被同化到苏联的样子，但趋势绝对不是那个方向。私营部门的限制并非“循着”这条道路，斯大林派官僚正在为其引入“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
提纲宣称，然而：“这种情况只能是过渡性的。它势必导致或者是官僚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后退，或者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但后者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和取消官僚在这些国家内实施的特殊剥削形式，才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似乎很清楚。要么克里姆林宫必须撤出东欧国家，要么它必须“彻底摧毁资本主义”。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破坏“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来实现”。
我个人将“资本主义的彻底摧毁”理解为财产关系的颠覆，私有财产关系的终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终结和国有制的建立。这将为这些国家建立工人国家奠定基础，并随着共同财产形式的建立，将在堕落工人国家框架内开辟同化之路。
实现这种财产关系颠覆的手段被明确指定为“群众的革命动员”，从提纲中的表述方式来看，似乎很清楚，这种革命动员到1948年4月还没有发生。事实上，斯大林派官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消灭这种自发的动员。
然而，这篇提纲确实对革命动员的必要性打上了问号，宣称“这样的破坏已经在波罗的海各国、东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卡累利阿实现。”。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被告知，“这是可能的，因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力量关系以及斯大林派对群众运动控制的程度。此外，这里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一方面处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另一方面处于官僚的压力之下。”
人们可能会想，这篇提纲是否在原则上承认，在斯大林派控制群众运动、资产阶级弱小、世界帝国主义无法对其援助的情况下，不需要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
无论如何，这篇提纲强调，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来说，“没有群众的革命动员，资本主义的摧毁是不可能的”
为这些国家制定的口号旨在动员群众反对斯大林派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要求包括“剥夺大中资产阶级”、“剥夺外国资本”、“通过将工业、银行集中在托拉斯和国家银行手中，实施真正的计划”，“在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积极参与下，制订符合群众利益，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的发展计划”。
提纲宣称，“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同斯大林派官僚的剥削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应该成为决定我们战略的基础。基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有必要在战争时用最严格的革命失败主义来对待他们本国的政府”。
提纲强调了，我们反对斯大林派和本土资产阶级分子，支持根本独立的战略，它的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力量。“因此，我们战略的根本目标仍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共和国。”
由于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执行这一战略的直接策略似乎是争取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争取尽快扩展其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提纲指出斯大林派官僚没有将土地国有化，而且“在大多数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保留了其资本主义结构”，但没有列出要求土地国有化的口号。这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决定整个经济的特征时，着重强调这一因素。
这仅仅是一个疏忽吗？或者，起草这篇提纲的同志当时是否觉得，这一问题不如他们制定口号的其他问题那么重要？
还应该指出，该决议呼吁“真正的计划”时，很可能被解释为在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能力范围内进行计划。
第七次执委会全会的决议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年后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
“1948年，东欧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被告知。“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银行系统、通信和运输的国有化实际上已经完成；波兰和匈牙利即将完成这项工作，罗马尼亚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些国家中，批发贸易也同样在走向国家化。只有零售贸易和农业仍然主要掌握在私人业主手中。”
决议详细说明了各国发生的情况，宣布在南斯拉夫“通过群众行动，即在这个国家具有真正内战性质的游击战，消灭了大部分有产阶级，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我们不得不同意“东欧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同志认为，发生此类事件的国家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已完成的社会范畴，他说，这项决议“只是去年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能是一种延伸，即它仍然将发生这种变化的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但最肯定的是，东欧的现实并不是我们之前所拥有的东西的简单延伸。在我看来，财产关系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应该反映在决议中。
这些事件立即带出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进步的吗？东欧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步骤吗？斯大林主义策划如此重大变革的能力是否表明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官僚的分析是错误的？由于财产关系的逆转，无论你给这些国家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回答。
但未来还会有更多问题。在公认发生了“真正的”内战的南斯拉夫以外，哪里有群众的革命动员呢？根据仅仅12个月前的论断，没有革命动员，资本主义的摧毁是“不可能的”。
决议指出，“这些国家垂死的资产阶级的抵抗”到目前为止“正在由斯大林派通过‘冷’的手段一步一步地进行清算，无需任何群众动员。”我认为，带引号的“冷”字是为了表明这一过程不是在深度冷冻状态中发生的，有时可能还有点热。
对这些异常事件的解释与前一年波罗的海国家、东波兰和卡累利阿的情况相同。帝国主义没有干预。他们“实际上抛弃了极度衰弱的资产阶级，转而接受斯大林派官僚的压倒性政治和军事优势。”
难道这不是在原则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在没有群众革命动员的情况下被剥夺、作为一个阶级被打破、财产关系被逆转和经济被国有化？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匆忙地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已完成的社会范畴放在由此产生的经济上无助于解决问题。你仍然需要回答这些问题。此外，称其为“资本主义”会引发更多的复杂性。
这种变化会发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吗？资本主义还有这样进步的发展空间吗？所谓资本主义有能力为这样的变化腾出空间，难道不是表明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存在根本缺陷吗？
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这些明显是堕落工人国家复制品的卫星国家是“资本主义”，那么苏联不就是一些同志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吗？你的底线在哪里？为什么？如果只有苏联的革命起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的储备，使其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基本的财产关系，那么这个标准还能适用多久？
试图把“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已完成的社会范畴加以延伸，以涵盖在决议所列国家中发生的财产关系的质变，在我看来，没有澄清任何问题。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时，我们只会迫使自己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标准。我们强迫自己在我们的理论中引入创新，而我觉得这些创新似乎根本没有必要或理由。
南斯拉夫和“真正的计划”
以南斯拉夫为例。在这里，我们进行了群众的革命动员；我们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内战；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打破了，他们正在“消失”；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已经国有化。计划已经实施。据《第四国际》十一月号报道，正在采取措施“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该政权正在向左靠拢。
然而，根据第七次全会决议制定的新标准，南斯拉夫不能被定性为“工人国家”。“为什么不是？”我们惊讶地问道。“难道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财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吗？”
这是决议给出的答案：“这些因素的总和并没有消除任何真正计划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南斯拉夫的经济与俄国的经济仍存在质的不同。”
“真正计划”的结构性障碍来自南斯拉夫的面积小、人口少、资源有限和发展落后。除非南斯拉夫能够通过“并入”苏联或加入“正式独立于苏联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前提是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形成真正统一的经济计划框架”——来废除其边界，否则这些障碍是无法克服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合并“可以被定义为这些国家与苏联结构性同化过程中的决定性的点，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
这是决议确定南斯拉夫——当然还有其他国家——是否可以被视为工人国家而制定的决定性标准。由于这个标准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因此不得不根据事实得出结论，即缓冲国家是“在结构上与苏联同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决议继续指出，“这一定义必然令人尴尬，过于简明扼要，无法涵盖缓冲区的不同方面，因此，本质上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结构同化过程中，尚未产生辩证的飞跃。它既强调了当前形势的历史根源，也强调了尚未确定的社会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这些国家的主导阶级掌权。”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这些国家的主导阶级掌权。”我认为起草这项决议的同志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报告根据所分析国家事实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联合结论。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不是作为“在这些国家”的主导阶级掌权，那么又是哪个阶级在掌权呢？
该决议引入“真正计划”的新标准，打开了一扇通向以下理论的大门：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国家，在那里，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被粉碎，一个不同的阶级掌权，但仍然不是工人国家。
决议继续：“这一定义意味着缓冲国家的情况也不同于‘正常的’和‘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它专门用来表示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排除了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工人或堕落的工人）的经济体和国家的存在。”
我现在将试图表明，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实排除了“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的国家和经济，但它为资本主义和苏联两者的国家和经济作出了规定。现在我想强调的是，就标准而言，我们正在处理一项创新，一项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创新，一项用“真正的计划”决定我们是否有一个工人国家的决定性测试的创新。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创新，那么我们就会自动将所有弱小的、落后的、贫穷的国家排除在工人国家之外，只要它们仍然孤立，无论财产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例如玻利维亚这个国家，如果工人和农民打破封建地主和矿业寡头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政府，我们就不能称玻利维亚为工人国家，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可能引入“真正的计划”。玻利维亚本身永远无法制定决议中要求的“真正的计划”。这至少需要一些南美洲国家的共同努力。
杰尔曼同志解释了这一点，他在《第四国际》九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更充分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左翼反对派起草了苏联第一个反对官僚和斯大林派暴力抵抗的计划。“但从这一点来看，任何国家框架都不能仅仅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权力的条件下进行计划。很明显，即使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准备工作，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比假装在苏联完成建设更明显是荒谬的。”
这一点基本上正确。社会主义计划确实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但在我看来，杰尔曼同志应该补充说，为了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的利益，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目标开个好头。这将给他们带来一个工人国家，虽然这离社会主义还很远，但这仍然是迈出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一步。
然而，杰尔曼同志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违背决议中规定的标准，即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的质变点是“真正的计划”制度，这种制度只有在最低物质基础上才有可能，然而不管是罗马尼亚、卢森堡，还是巴拉圭都没有。
苏联呢？
然而，这提出了一个难题。即使是苏联也有“真正的计划”的最低物质基础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决议本身被迫承认苏联的计划“本身就是对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的官僚变态”。决议并没有详述这一点，而是就此打住。
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把“真正的计划”标准作为对工人国家的决定性检验，在区分这样一个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时，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质的变化点，是无效的。
为什么不能适用于苏联？如果苏联的计划不符合我们的主观标准或我们认为的“真正的计划”规范，我们是否有义务质疑我们将苏联描述为一个堕落工人国家？难道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权利和义务疑问，为什么这个标准在目前被引入并给予如此决定性的重视？难道这不应该被解释和被证明吗？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标准，可能对我们在所有小国家的运动造成特别严重的政治破坏。保留正统的标准不是更好吗？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解释，正如我们已经无数次解释过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只有在多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可能实现，其中至少包括一到两个工业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建立所需的工人国家，作为该计划的最低物质基础。
讨论的关键
因此，在我看来，整个讨论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争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就这一点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在消除分歧方面就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你能说服我，我们应该把“真正的计划”作为我们的决定性标准，即质变点，也即所有量变经过的节点，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将南斯拉夫定性为“资本主义”，如果南斯拉夫仍然是“资本主义”，那不言而喻，所有其他东欧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
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一个不同的标准，作为决定性的标准，比如粉碎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经济国有化，那么我们至少必须将南斯拉夫视为“工人国家”并确定其性质。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他国家的性质。
我认为已经相当确定的是，全会决议中提出的“真正的计划”标准在确定我们面前是否有一个工人国家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审查中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我们面临着解释这个标准的起源的问题。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之一。
那些坚持认为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东欧都应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同志们很难找到适用于所有这些国家而没有任何例外的标准，。这一标准看起来不错，因为很明显你没有真正的计划，如果不加入苏联或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计划。因此，这一新标准的引入，使同志们一举解决了东欧国家的整个问题。
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是这样的：
我认为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一般范畴的区别不够明确。我相信，仔细阅读官方文件和支持这些文件的文章，或根据这些文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所写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两种概念掺杂在一起，因此我们对它们没有明确的区分。杰尔曼同志关于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不可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新标准来源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同志极不情愿给这些国家贴上“工人国家”的标签。在他们看来，这个标签与属于“社会主义”这个大标题的范畴联系得太紧密了。他们没有明确区分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明确区分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
然而，无论“真正的计划”新标准的来源是什么，在我看来，很明显，随着讨论使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清晰，提出这个标准的同志们将被迫放弃它。
工人国家的范畴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对“工人国家”这一范畴产生迷恋。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它是为了结束资本主义的血腥和肮脏而出现的光荣事物。直到今天，由于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所有联系以及他们领导的伟大解放斗争，“工人国家”这个词仍然笼罩着一种光环。因此，我们发现很难将它与任何卑劣的东西联系起来，即使我们坚持它在苏联的堕落，它的光辉仍然依附于它。我们希望它成为高贵、伟大和鼓舞人心的东西。
这是许多人无法区分工人国家和建立在其上的政权的原因之一。从斯大林的形象中可以看出赢得了他们拥护的国家。
其他已经学会憎恨斯大林的人，在没有真正理解的情况下背离了工人国家。吸引力只是变成了它的对立面。
然而，要做出科学的评价，我们必须学会破除表面现象。国家应被视为阶级关系的一种表达。这是一种胁迫关系，主要采取民事官僚机构和武装暴力的形式。一个阶级通过这种手段强迫或压制另一个阶级。
这种关系的表达不限于固定形式。“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列宁说。当然，他立即补充说，“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列宁继续说道，“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国家与革命》，第31页。）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为了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它压迫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始于工人阶级取代资本家成为统治阶级。新政权的任务是结束资产阶级特有的社会关系。但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即使是模范的工人国家，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最重要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人国家也被迫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资产阶级分配国民收入的模式。
我们有一个矛盾的现实——一个建立在摧毁资产阶级财产形式和经济国有化基础上的国家，但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当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开始消亡，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危险消失时，我们可以首先开始谈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如果我们称一个工人国家为“社会主义”，那更多是因为它的目标和倾向，而不是它刚从资本主义的子宫里诞生时的样子。
工人国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国家。
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沿着国际螺旋线扩展革命，以此尽快完成这种过渡。但历史迫使我们将一种不健康、正在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工人国家纳入我们的一般范畴。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越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的边界，扰乱了东欧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并形成了几乎是苏联的复制品的结构。他们的命运与苏联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苏联必须包括在我们的工人国家的一般范畴中，我认为将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包括在内是正确的，在这些国家中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已被取代。
社会内容和政治形式
1937年11月，托洛茨基就苏联的性质写了一篇最具启发性的文章。标题是《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对伯纳姆和卡特的回应，当时他们首次提出了对苏联是否为一个工人国家的怀疑。
它以教学的方式写成，借鉴了四年前写的小册子《苏联与第四国际》的理论主线。托洛茨基解释了工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内容与其可以采取的各种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
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权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你会注意到托洛茨基在他的标准中没有包括“真正的计划”。他说“政权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
他以对称的方式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将法西斯政权视为资本主义。“只要法西斯主义以其野蛮的方法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国家在法西斯统治下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我知道我们的同志没有一个会不同意这一点。我引用它只是为了表明托洛茨基判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性标准是其政权“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事实。
托洛茨基强调：“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力量介入财产关系，才能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然后他继续说：“但历史上真的有经济和国家在阶级性质上的冲突吗？确实有！第三等级掌权时，社会在数年内仍然是封建性质的。在苏联统治的头几个月，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行了数年小资产阶级经济（即使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如果资产阶级反革命在俄国获胜，新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意味着胜利者将为自己的利益重建经济。但是，在每一次社会革命的必要时期出现的这种过渡情况，与无阶级国家的理论（没有真正的老板，雇员即官僚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我看来，这段话值得最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因为它可以揭示东欧发生的事件。首先，在我看来，在决定国家的性质时，把农业中的阶级关系问题适当地放在次要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在过渡时期经济与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一段时间的矛盾。最后，它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即如果没有革命或反革命力量的介入，财产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东欧的事件构成了对这些主张的检验。问题是要弄清楚它们如何证实或否定托洛茨基的论点。
如果不彻底理解托洛茨基所说的我们的革命规范与我们必须根据科学标准来评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标准和规范
托洛茨基继续说：“这是主观的、‘规范性’的方法取代了客观的、辩证的方法。”，“这使得许多同志很难对苏联作出正确的社会学评价。伯纳姆和卡特不无理由地说，苏联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个术语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国家’。这只是意味着苏联不符合我们纲领中规定的工人国家准则。”
为了说明他的意思，托洛茨基使用了工人国家和工会之间熟悉的类比。我们的准则体现在我们为之奋斗的纲领中，要求工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组织。但现实中的工会是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有很多种。其中有一些肯定是反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工会。
托洛茨基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工会和工人国家：“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由其与生产资料中的财产形式的关系决定的。像工会这样的工人组织的性质是由其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决定的。”因为威廉·格林及其同伙保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他们是资产阶级。然而，只要劳联官僚被迫捍卫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他们就会继续领导真正的工会。“这种客观现象，在一切重要的情况下，都足以使我们在最反动的工会和工贼组织之间划清界限。”
“斯大林的职能，和格林的职能一样，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服务，从而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但他只能捍卫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会基础，才能捍卫官僚。在这个程度上，斯大林不仅保护国有化财产免受帝国主义的攻击，也保护它不受官僚中急躁贪婪的阶层的侵害。然而，他的这种保护的方法最终会彻底摧毁苏维埃社会。”
然后是一个最有趣的观察：“历史发展使我们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工会：激进的、改良主义的、革命的、反动的、自由派的和天主教的。工人政府则不然。这样的现象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说明了我们倾向于完全从革命纲领规范的角度来对待苏联。同时，工人国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它受到不同历史力量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完全与‘传统’规范相矛盾。”
托洛茨基似乎预见到我们的规范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因此不是乌托邦理想的反对意见，观察到，“当然，务必谨记，只有当纲领性规范是历史进程本身进步趋势的普遍表达时，我们才期望实现纲领性规范。”
这是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托洛茨基解释说：“工会的纲领性定义听起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行业或产业工人的组织，其目标是（1）为改善工人的条件与资本斗争，（2）参加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3）参加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如果我们将这个‘规范性’定义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说：没有一个是事实，也就是说，发展的普遍表达与同一发展的特定表现不同——例如在纲领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形式的、终极的、非辩证的平衡是绝对没有生命的，不会为革命党的介入开辟任何道路。同时，在资本主义解体的压力下，当前的机会主义工会可以并在我们工会内部正确政策的条件下，必须接近我们的纲领规范，并发挥进步的历史作用。当然，这是以领导层的彻底改变为前提。”
如果我们把这一思路延伸到东欧的复杂问题上，它会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想会的。当然，理论上必须承认，除了苏联之外，其他特定的工人国家可能会偏离规范。托洛茨基没有活着看到这种新的缓和的出现，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接近它们。再次，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利用苏联的例子的：
“帝国主义对苏联施压是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的本质。这场斗争——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军事的——涉及财产的形式。官僚作为这场斗争的齿轮，时而靠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时而靠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以增加自己的权威。（我们多么清楚地在东欧看到了这一点！——约·汉）与此同时，它无情地利用其作为微薄生活需求的分配者的角色，以维护自己的福祉和权力。因此，无产阶级的统治呈现出一种被削减、被抑制、被扭曲的特征。完全有理由说，在一个落后的、孤立的国家里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压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传递机制——官僚。如果说“一个统治阶级，同时又是一个被压迫阶级”这句话有矛盾，那不在于思想错误，而是来自苏联本身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不是一种典型，而是一种残缺的典型——根本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赦免苏联官僚。相反，只有在它的反无产阶级政治和工人国家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它的反动性质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对斯大林集团的揭露才有充分的动力。”
根据托洛茨基的这些有启发性的评论，我们是否有理由问一下，在我们对待东欧国家阶级特征的方法中，我们试图强迫这些国家符合我们对工人国家的规范，而不是客观评价财产关系的颠覆，这是否犯了错？这不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正确的名字——“工人国家”——来称呼他们的原因吗？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这个类别中添加任何形容词，尽管很明显需要一个。我完全准备好接受任何看起来最合适的词，“变态的”、“堕落的”、“残缺的”——任何能最清楚地表明我们指的是怪物而不是正常类型的词。就苏联而言，只要保留名词这一基本范畴，托洛茨基愿意在形容词上走得更远。
以下是他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5页所说的话：“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种声音：如果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范畴——‘反革命的工人国家’——来形容它。他们试图用一套良好的纲领标准，与糟糕乃至丑恶的客观现实进行对比，借此震撼我们的想象。但是从1933年起，我们不就天天研究着苏联在国际角斗场上起到的越来越大的反革命作用么？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中国革命、英国1926年总罢工和最近西班牙革命带来的新教训么？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现在是两个反革命的工人国际。批评家们忘了还有这样一个‘范畴’。英法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会完全拥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称它们为工会，我们支持它进步的措施，保护它以反对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用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反革命的工人国家呢？归根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国家是掌握了政权的工人组织。为什么对待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呢？简单而言，普通工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我们习惯于把它当作客观的事实，而不是单单将其视为我们纲领中的‘一个范畴’。对于工人国家，事实证明人们在处理它时，没能把它当作一个真正历史事实，而这个历史事实并不符合我们的政纲。”[2]
让我们把苏联想象成一个反动的工会，在那里，官僚进行敲诈勒索，与老板达成出卖的协议，对工会成员施压，压制他们的反对声音。在克服了一个被粉碎的可怕威胁并面临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威胁之后，现在正试图通过组织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领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强工会的地位，这个类比是不是太过夸张了？
考虑到这些官僚如此害怕引入一点民主和新力量——即使他们渴望会费——以至于他们非常犹豫和害怕接纳这些新的地方分会成为正式成员，甚至会在必要时利用老板的帮助来确保他们的官僚控制，这是不是有点牵强？
假设这些新东欧地方分会人中的一些成员反抗官僚，即使他们在同一所糟糕的工会主义学校接受培训，并被迫分裂。我们应该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工会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自信地对待东欧的这些新组织，如果它们是在一个破坏工会的雇主协会和托宾领导的官僚主义横行的卡车司机工会之间的冲突中诞生的，而不是从德意志帝国主义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的冲突诞生的？仅仅因为它们规模小、实力弱，缺乏给它们组织动力的庞大母体的资源，而母体现在正将它们缠绕在官僚链中，我们就不得不地称之为“工贼组织”和“御用工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坚持旧的标准，不要陷入这些创新的称呼，我们就能自信地对待它们。在下一个阶段，它们可以为新的强大浪潮提供火花，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注意到我们的纲领。
强调差异
在转向我认为是东欧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些反对称这些国家为“工人国家”的论点。
首先，一种论点认为我们应该强调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这如何能让我们在确定我们面前的国家是何种类型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这似乎是模糊的。我们可以同意在强调分歧的同时不前进一步。
强调凶猛的斗牛犬和一窝北京京巴犬之间的区别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新生动物是畸形的狗或只是在与饥饿的斗牛犬结构同化的道路上堕落的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什么是狗的标准。
你可以列出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所有相似之处和差异，强调其中一个或另一个，但你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是数量上的差异还是性质上的差异？你如何区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你如何判断南斯拉夫的阶级特征?这两种情况适用相同的标准吗？决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发生逆转的质变点是什么?
很奇怪，坚持要我们强调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同的同志，也坚持要我们强调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相似之处。他们问，如果南斯拉夫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中国呢？然而，事实是具体的。要确定东欧国家的性质，必须对每个国家进行评估。我们必须知道资产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财产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同样适用于正在发生自1917年以来最大动荡的中国。中国问题完全值得个别对待，我们现阶段不必试图将其与南斯拉夫问题相结合，从而把具体问题抽象化。
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有人认为，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比苏联更依赖世界市场，因此不能被视为工人国家。但这并不能决定这些国家的阶级特征。只是表明他们比苏联更弱，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这一事实为推进我们的计划提供了积极的方法。
与这一论点相关的是，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联的发展，它变得更加依赖于世界市场。这增加了苏联的危险，但并没有改变其阶级特性。
托洛茨基指出，苏联对世界市场日益增长的依赖是反对有害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另一个论据。（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第43页）托洛茨基无法说服大多数人，因为当时苏联的自给自足过于突出。
对于更依赖世界市场的国家，这项任务应该更容易。我们指出了这种依赖，以表明赢得国外政治盟友和推进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多么重要。
这个错误的标准似乎源于我们要求通过扩大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的准则。然而，这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经典工人国家标准之一。
“不稳定性”
提出的另一个“标准”是，与苏联相比，这些国家相对不稳定。
当然，它们更不稳定。如果他们不被苏联吸收或不能成功赢得独立，除非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真正的革命政治，否则他们的寿命将比苏联短得多。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思想渗透他们，这就为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开辟了可能性。但是，这些政权的相对不稳定性肯定不是确定其阶级性质的有效标准。充其量只能表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例如内战、革命或反革命，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者该国相对于世界大国来说是软弱的。
这样的考虑似乎已经抛到脑后，没有考虑它们的相关性或特定的重量，而只是出于一种预感，即它们无害并且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对于那些一直想把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称为工人国家的人来说，纯粹的数量可能会使他们的思想发生质的变化。
国界
正如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千百次坚持的那样，今天的旧国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样反动。我们的社会主义规范要求废除它们，这样人类才能够前进。但这是否意味着南斯拉夫被限制在其狭窄的国界内，因此不能被描述为一个工人国家？
这确实是关于“真正的计划”的争论的必然结果，并与之共命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则要求“真正的计划”，只有消除反动的国界，才能有真正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废除国界，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面临着评估真实形态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其中为我们的规范找到立足点。
让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假设一场真正的运动开始了，乌克兰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了独立。克里姆林宫当然无法承受这种事件的政治后果。但是，理论上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是否会拒绝称乌克兰为工人国家，因为计划会受到狭窄、令人窒息的国界的阻碍？
更具根本性的反对意见
这些反对意见不是很有说服力。然而，那些不愿给任何东欧国家贴上“工人国家”标签的人在他们的武器库中有更重要的论据。这些可以归纳为三个大标题：（1）生产中的阶级关系，（2）国民收入的掠夺和分配，（3）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政治后果。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近似。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来自这些不同标题的论据因此具有不同的分量。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那些处理生产中的阶级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生产关系而不是分配形式（尽管这两者在历史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或对革命社会主义的直接政治后果来确定国家的阶级性质。
首先，有必要再次强调全会决议确立的事实：“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消亡”；关于缓冲区的阶级性质的决议的结论“根本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掌权”。
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在这些国家被清算，是他们必须被视为工人国家的立场的基石。如果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那么国有化本身就不会使这些国家成为工人国家。然而，事实表明，我们必须将这种可能性定性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抽象概念。
如果决议在这方面是错误的，如果熟悉事实的同志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描述，资产阶级实际上仍然是统治阶级，那么就必须说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我看来，关于东欧事实的陈述是该决议最有力的方面。
除了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被取代之外，我们还把工业、银行系统、交通运输业几乎完全转变为国有财产。这些是重要的事实，必须在任何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为它们涉及到生产中阶级关系的决定性领域。
因为在大范围内，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所有这些国家都不能被视为“工人国家”，因为它们主要是农业国家，而且农业尚未国有化，在我看来，这种论据是称它们为“资本主义的”的最有力论据。这点需要仔细考虑。
农业问题
这些国家以农业为主，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农业向先进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速度要比工业慢得多。即使在美国，农业也远比工业落后，因此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小得多。如果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推翻资产阶级，工业成为国有财产，政府就会取代资产阶级成为农业辐条围绕的枢纽。因此，土地国有化，虽然重要和根本，却没有打破资产阶级统治和工业国有化那么重要。
在东欧，要衡量农业与工业的相对实力，还必须知道大资本主义农场主占农业的比例是多少，中等资本主义农场主占多少，主要为直系家庭生产的农民占多大，红军横扫这些土地时，封建残余势力有多大。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农民袭击土地财产的结果。今天的农业有多大比例仍然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小农户？在如此贫困的农民中，他们的生产主要不是以商品为基础的？今天阶级力量的真正关系是什么？
例如，如果地主的控制被打破，土地被重新分配，大农场要么被国家分割，要么被国家接管；如果政府正在推动一项集体化计划，那么迄今为止未能将土地国有化就没有这一领域的其他标准那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控制是决定性的，而仅仅引用一个国家的总体农业比例——不区分其阶级构成——在确定国家的阶级特征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导。
就波兰和芬兰而言，托洛茨基预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伴随着红军推进的内战中，将对大地主采取措施。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东欧战后对大地主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斯大林派在这方面的谨慎和拖延，可以归因于争取小农的努力，或至少使他们中立——暂时给予他们保证。这种保证总是可以取消的，因为法律文件对斯大林派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在农业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有必要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纲领”的官方声明，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很重要。
在这一点上应该做一个额外的观察。在我们希望解决东欧国家的性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我们自己国内的政治问题。如何赢得农民的积极同情是我们尚未详细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的《过渡纲领》给出了主线，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最根本的应该是排除没收小农财产和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他就仍然会是他那一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眼中的威信，有必要毫不容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的利益决定的。”
这很好地暗示了出于政治原因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多远。顺便说一下，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土地国有化”是如何与社会主义任务“农业集体化”相结合的。
《过渡纲领》继续说：“剥夺剥夺者同样并不意味着强制没收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财产。相反地，工人对银行和托拉斯的监督──甚至还有这些机构的国有化，可能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创造比在垄断资本畅所欲为的控制下要有利得多的信贷、购买和销售条件。对私人资本的依靠将被对国家的依靠所代替。劳动者本身越是把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国家就越是注意它的小同事和代理人的需要。
“受剥削的农民实际参加对经济各方面的监督以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土地改变为集体耕作以后是否有利——并且决定在什么时候和以多大规模改变。产业工人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农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给予他们充分合作——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工农政府。”
斯大林主义最大的罪行之一就是违背农民和商人的意愿强行征用他们的财产。我们必须“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眼中的威信”。
这种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主要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尽管它们的分量很明显。该策略基于更深层次的基础。
列宁解释过，“从理论上来说，国有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彻底发展。”[3]（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39-278页和第十二卷，第304-335页。）列宁指出，土地国有化可以加速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然而，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反封建革命中，都没有将土地国有化。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1）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逻辑结论来执行他们的历史任务；（2）在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独立力量的出现时，他们与封建反动妥协，保留了某些残余的剥削形式。这种额外的社会负担是由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恐惧造成的。
由于资产阶级不再有能力在需要的地方进行这项民主任务，工人国家就成了这项工作的接班人。但工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不是为了加快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是为了推进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其目标。
随着资产阶级被剥夺，工业转为国有，一股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秩序力量成为社会的主人。乍一看，工人国家似乎更有必要——因为它更先进——对所有这些早已过时的历史遗迹表现出彻底的冷酷无情。但是，我们与资本主义和在其统治下幸存下来的封建残余之间存在着本质上不同的关系。最初剥夺与大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大地主就足够了。这使得小农、店主和工匠成为阶级——这些阶级“不论人数是多么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残余。”（《过渡纲领》。）
随着工人国家，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展现其充满活力的力量，资本主义从小资产阶级手中重生的危险达到了消失点。尽管工人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生活机会，同时仍然允许他们继续他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但从各个方面开放的社会主义机会都更具吸引力，以至于他们自愿掌握这些机会，放弃已逝的过去，投身开创新社会的伟大事业。那些无法做出改变的人不需要被骚扰。年轻一代摆脱了令人窒息、充满恐惧的资本主义氛围，将在新的视野中成长，对什么是最佳生活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些考虑迫使我们说，在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时，必须从与资产阶级没收的工业国有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国有化及其所带来的一切。
掠夺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吗？
现在让我们转向关于掠夺和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但不那么重要的论点。
“鉴于对东欧国家的掠夺，”有人问道，“难道我们没有义务称他们为资本主义吗？”
如果一名歹徒劫持了一名工人，拿走了他的工资袋、他的周末购物袋、他的衬衫、裤子、鞋子和有轨电车车费，然后在街上踢他，我们是否也有义务称该工人为歹徒？
我们根据工人在工厂中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确定工人属于哪个阶级，而不是根据各种各样的高利贷者、工会官僚、强势的艺术家和其他伤害他的寄生虫来确定。
正如托洛茨基在谈到克里姆林宫的害虫时所说的那样：“坦白说，就官僚集团掠夺人民（这种掠夺是各种官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而论，我们所要对付的并不是阶级剥削（按这个词的科学意义而言），而是社会寄生，虽然其规模非常大。”（《苏联与第四国际》，第20页。）
我们的反对者反驳道：“但是承认外债和在某些情况下赔偿全部资产被国有化的外国资本家，这又如何呢？”
我们不会问外国资本家从斯大林派对这些帝国主义金融需求的承认中实现或期望实现多少。实际支付很可能取决于国际力量关系，以及满足帝国主义强盗对必需品要求的价格对斯大林派和铁托政权的重要性。与欧洲国家所欠的其他国际“债务”一样，它们也得到了“承认”。然而，如果他们永远得不到报酬，那也不会违反欧洲的传统。
然而，即使他们被迫向外国进贡，也不会使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你忘记了克里姆林宫通过混合公司和其他方式对东欧国家施加的剥削。这种剥削不是迫使我们称他们为资本家吗？”
是的，确实如此——如果你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缓冲区”是这个资本主义苏联正在实行帝国主义剥削的殖民区。但是，如果您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将这种形式的掠夺称为“资本主义剥削”似乎不太准确。苏联在东欧的“剥削”与帝国主义的剥削是对称的，正如苏联的警察政权与法西斯政权是对称的一样。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正如掠夺并不一定会使受害者成为“资本家”，所以也不一定使从事掠夺的人成为“资本家”。
不可避免的抗议声来了：“你要我们以‘工人国家’的身份接受这些令人反感的组织！你质疑通过工人国家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肮脏和腐朽中解放出来的整个想法。工人国家的全部意义在于，工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自己参与政府。这在东欧哪里有？”
我们完全同情有这种想法的同志。如果历史现在能给我们另一个模范工人国家的例子，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联，而不是这些堕落工人国家的畸形后代，我们也会感到更高兴。除了斯大林主义继续玷污共产主义的名义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我们还能说什么？除了继续努力清理这个烂摊子，我们还能做什么？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特别是帮助东欧的工人和贫困农民发展一场强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首先需要明确的理论，并对这些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精确的科学解释。如果你闻不到紫罗兰，别怪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理论上的分叉，而不是像大力神那样的革命河流。
至于论据本身，让我们回顾一下托洛茨基对适用于苏联的同一论据的回答：“能够到哪里、到哪些书本里去为无产阶级专政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成规呢？一个阶级的专政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使这个阶级的全体群众经常参与国家的管理。首先，我们在有产阶级的专政中看到这种情况。贵族阶级通过君主来实行统治，而贵族却在君主面前屈膝。资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的时候才采取了比较发展的民主形式。”托洛茨基接着举了德国的例子，在那里资产阶级仍然统治着，尽管“在政治上它已经完全屈从于希特勒和他的匪帮”。尽管希特勒实行政治专政，“德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受到侵犯，因为资产阶级称霸社会的一切条件都保留着，而且是加强了。希特勒在政治上剥夺了资产阶级，却使它免受（即使是暂时地）经济方面的剥夺。”
应该研究托洛茨基使用的这样的例子。它们包含理解斯大林主义角色的关键，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它扩展其统治和推翻财产关系的那些领域。
托洛茨基继续说：“当我们的对手预料着我们以后的论据时，也许会赶忙出来反驳说：虽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的少数，依靠法西斯独裁也能保持住自己的霸权，正在建设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却必须自己管理政府，把愈益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吸收到政府的工作中来。一般说来，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它却仅仅意味着目前苏联的专政是一种病态的专政。”（《苏联与第四国际》，第6-7页。）
托洛茨基论波兰和芬兰
其中一个论据最值得我们深思熟悉，尽管它不能在科学分析中起决定性作用，它认为我们的立场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有人认为，我们对这种可能性敞开大门，即国家的阶级特征可以通过来自上层的操纵，通过“冷”手段来改变。有人争辩说，这反过来意味着向斯大林主义，甚至向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让步——向斯大林主义让步，因为那样它就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未来；向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让步，因为它通过操纵资本主义政府职位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在那种情况下，第四国际还能有什么前景？
如果谈起修正，我认为支持全会决议的同志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立场没有漏洞。从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全会决议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说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动员，资本主义的毁灭是“不可能的”，而全会决议解释了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如何被“冷”手段剥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
我个人的印象是，决议让步太多。它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受到质疑，除非抽象地提到国内和世界的力量关系可以让你满意，因为这是对明显违反阶级斗争规律的充分解释。
为走出这一陷阱，不妨再看看托洛茨基关于波兰和芬兰的著作，重新回忆一下他是如何处理同样的一般问题的。首先，关于克里姆林宫在这些领土上的行动对我们评估苏联的重要性：
“暂且假设，按照与希特勒的约定，莫斯科政府不会侵犯新占领土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仅限于法西斯式的‘监督’。这样的让步将具有深刻的原则性，并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新阶段的起点，它会使我们对苏联的性质做出新评价。”[4]（《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8页。）
这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被占领土上的私有财产像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不受侵犯，而莫斯科政府真的有把自己限制在法西斯模式或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监督”的想法，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开始思考对苏联的性质进行新的评价。
然而在1939年，托洛茨基预见到了更可能的变体。托洛茨基说，莫斯科政府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对“被占领土上的私有财产”的“监督”上，“更有可能的是，在计划成为苏联一部分的领土上，莫斯科政府将剥夺大地主，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这种变化很可能不是因为官僚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它既不想也不能与被占领土上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
这不是对战后东欧事态的准确预测吗？托洛茨基继续说：
“在此自然而然地有一个类比。拿破仑一世通过军事独裁制止了革命。然而，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命令：‘废除农奴制’。这一措施不是出于拿破仑对农民的同情，也不是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波拿巴专政依靠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由于斯大林的波拿巴专政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财产之上，因此，红军入侵波兰自然应该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从而使被占领土的政权与苏联的政权一致。”[5]
在我看来，这个富有成效的类比可以在《第四国际》上发表。研究拿破仑军队前进的后果与斯大林军队的后果之间的相似性，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它会为今天在东欧发生的事情提供启示。
继续托洛茨基的评论：“这项具有革命性的措施——剥夺剥夺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以军事官僚的方式实现的。号召新领土上的群众独立行动——没有这种号召，即使措辞极其谨慎，也不能建立一个新政权——明天无疑将被无情的警察措施压制，以确保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优势。”[6]
托洛茨基极其细致地注意到，红军的逼近给波兰人民带来的推动。他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为“内战”。他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财产关系的推翻，离不开群众的革命动员。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规律所预测的事实会如何发展，以及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这些事实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我们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纲领准则，非常感兴趣。
托洛茨基再次在芬兰观察类似的表现形式。甚至像兄弟打架这样的症状也被他当作“内战”的表现。
在1940年1月为《圣路易斯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解释说：“为了将芬兰纳入苏联的框架内——这是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明显目标——有必要将她苏维埃化，即剥夺较高层的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内战，就不可能完成这种财产关系的革命。克里姆林宫将尽一切努力吸引芬兰产业工人和下层农民。一旦莫斯科寡头发现自己不得不玩弄战争和革命之火，它至少会尝试暖手。毫无疑问，它会以这种方式取得一定的成功。”（《第四国际》1942年8月号，第254页。）
请注意，托洛茨基并没有提到“真正的计划”。他称对上层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夺是“财产关系的革命”。还要注意，托洛茨基并没有预料到内战的经典形式。“暖手，”他谈到莫斯科玩弄战争和革命之火时说。
托洛茨基在他的《致伯纳姆的公开信》中更具体地谈到了内战，他说：“自然，这是一场特殊类型的内战。它不是从人民群众的深处自发产生的。它不是在基于群众支持的芬兰革命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从外部用刺刀上引入的。它由莫斯科官僚操控。”（《保卫马克思主义》第89页。）换句话说，这场内战与我们的“规范”大相径庭，但必须承认内战正在发生的事实。
托洛茨基设想了苏联前进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变形”、“扭曲”的阶段，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是“特殊类型”的内战。他警告说，第二阶段将是莫斯科官僚在新地区建立极权统治时迅速对运动进行政治扼杀。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芬兰内战和波兰的情况一样，会带有一种有限的、半受束缚的性质，在下个阶段，它会转变成芬兰大众与莫斯科官僚之间的一场内战，这无需赘述。我们至少对此和反对派一样清楚知晓，我们公开向群众发出警告。但我们分析了实际的进程，不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混淆。”[7]（《保卫马克思主义》第71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托洛茨基并没有要求内战符合他的规范（众所周知，他的标准是最高的），然后才同意将其定性为内战，甚至如果是“特殊类型”。
如果你仔细研究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著作，你会不由自主地惊讶于他对波兰和芬兰事件的分析如何准确地预测了苏联军队向西进攻德国帝国主义军队时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分析不仅仅是事后分析，而是对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堕落工人国家扩张后会发生什么的预测。
内战的第一阶段比1939-1940年明显得多。1939-40年间在希特勒轻蔑的注视下进行的尝试，然后被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打断，德国军队撤退之后，面对纳粹政权的惨败，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这个阶段更加明显，因为起义更加自发，从更深的根源和更广泛的基础涌现。毕竟，群众是在响应一支胜利的红军的前进，一支战胜了纳粹军事机器的红军，而不是一支被芬兰小部队击垮的红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事实。克里姆林宫不需要像战前那样向群众发出呼吁。它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控制群众？在许多情况下，农民消灭了大地主。许多工厂的工人组成委员会接管。
第二阶段来得很快，即政治镇压。这次镇压的肆无忌惮的性质是衡量红军前进所引发的革命冲动的深度。这种冲动吓坏了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场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的火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利用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和工作人员，把政治鞭子打在群众的脸上。革命冲动所带来的政治危险给克里姆林宫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衰弱的资产阶级在东方征服者的刺刀前卑躬屈膝和挣扎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危险。
在红军枪炮的保护下，斯大林派在文职官僚和武装部队中占据了关键地位，特别关注武装部队，在内战条件下，武装部队无论多么削弱，都比通常处于控制地位的文职官僚发挥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拉丁美洲国家，当武装部队的控制者推翻文职政权时，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周看到这种情况。斯大林派在获得了对群众的政治控制之后，转而反对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及其政治代理人，他们以前曾利用这些残余分子对付无产阶级，并开始粉碎他们的残余地位。
人们不禁会想起，西欧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在战争结束时如何利用斯大林派来拖延革命、争取时间，在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帮助下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然后把像挤干的柠檬一样的斯大林派官员扔进垃圾桶的。在东欧，在俄罗斯武器和格伯乌的帮助下，斯大林派足够强大，能够在政治领域扭转这一总体策略，利用资产阶级代理人帮助巩固自己的官僚政权，然后抛弃或吸收他们。这一阶段或多或少与加速和扩大国有化相结合。
斯大林派甚至动员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控制行动。保罗·G·史蒂文斯（PaulG.Stevens）在1948年3月1日的《战士报》中报道了斯大林派在捷克斯洛伐克使用“行动委员会”的情况，他说：“斯大林派根据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路线，显然正试图使用群众行动，以便使捷克斯洛伐克与莫斯科完全结盟，就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
“虽然斯大林派领导人以群众行动为基础，但他们谨慎行事，这暴露出他们对革命冲动的恐惧。”
可以肯定的是，史蒂文斯同志显然不认为这构成真正的内战，因为他继续说：“如果真的爆发内战，无论官僚计划如何，局势都有可能失控。”如果说“内战”是指符合我们规范的行动，那么这个估计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客观地看，这一行动与克里姆林宫向前推进或试图向前推进时在波兰和芬兰看到的行动有何不同？
由于本土资产阶级的极度衰弱，德国帝国主义或同盟国帝国主义都无力拯救他们，而且群众强烈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因此，处置这个“流氓资产阶级”，史蒂文斯同志曾经恰当地这样称呼他们，用内战的方式并不比你用一把好的飞弹枪得到的更多……不过，它必须被描述为“内战”。
现在，如果我们不在东欧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之间画出严密的、形而上学的分界线，而是从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就是说，把红军进入苏联边陲与德军交战以来的整个时期，看作是一个“时刻”，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插曲，这难道不是一场受苏联影响的群众发动的、被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反革命所扭曲的社会革命吗?因此，一切都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发展的阶级斗争规律来解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应用托洛茨基的一些教导，不要让我们的计划和内战规范干扰我们对现实的评估。在我看来，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为托洛茨基在1939-1940年的分析和预测的正确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并证实了他对国家性质的教导。除了堕落的工人国家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以这种特殊的形式推动我们今天在东欧看到的事件？你不仅可以追溯到贪得无厌的官僚主义的明显印记，甚至可以追溯到残缺不全、被亵渎的十月革命的印记，这标志着它仍然存在，并带有燃烧的炭火。
我们的政治观点
斯大林现在会撤出这些国家吗？克里姆林宫能做任何事。如果它能从华盛顿得到足够有利的交易，它可能会尽其所能帮助清理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或者至少在西方帝国主义试图像在希腊那样行事的时候退出。但华盛顿会给出这样一个协议，还是克里姆林宫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提议？华盛顿能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才能充分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让它敢于这样做。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华盛顿会放弃原子弹吗？异常的战争准备？哪个强权政治家期望美帝国主义会剪掉自己的翅膀和爪子？
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是，如果从东欧的趋势判断正确的话，将这些国家转变为苏联共和国的翻版，或者将它们正式纳入苏联，或者将其纳入苏联的经济框架，同时让它们正式独立。
没有人会误解斯大林的政治观点。它是要粉碎采取这一条路线中遇到的丝毫抵抗或潜在抵抗的苗头。
我们的政治观点必须建立在工人和贫农普遍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以及它可能像在南斯拉夫那样公开爆发。在我看来，这是最现实的政治路线。这意味着，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我们保卫已经采取的任何进步措施；在通往苏维埃巴尔干-多瑙联邦的道路上，我们反对克里姆林宫，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苏维埃波兰、苏维埃捷克斯洛伐克等而战。
我们的路线应该立足于独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视角，如果你想让这个口号发挥其全部潜力，那就意味着独立于莫斯科主导的计划。斯大林将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粉碎这些共和国，将任何朝这个方向的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并动员他所掌握的计划经济的一切可能资源来实现这一反革命目的，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我们目睹了克里姆林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行动。同化的代价，以及与莫斯科有机联系的计划，是赤裸裸的依赖。
如果我们能够指出真相——斯大林为了继续掌权，将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清算工人国家，我们的宣传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用这些术语解释南斯拉夫的情况，将为我们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斗争带来极其锐利的优势。正如托洛茨基在谈到苏联时所说的那样，“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对斯大林集团罪行的揭露才能获得充分的动力。”
我认为这也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不会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任何安慰。事实上，如果我们立足于东欧出现新的反对运动的可能性，这一立场应该会加强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由。我们展示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如此前进，破坏了苏联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应中的防御，更糟糕的是对国外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灾难性的挫折。
我们对东欧事件的分析仅仅指出了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重大打击的事态发展的积极方面。虽然边境地区的财产关系出现了动荡，但斯大林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追随者却在背后破坏工人起义。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结束时斯大林主义的罪行，整个欧洲，包括德国，今天可能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与世界革命遭受的这种打击相比，东欧的进步步伐变得微不足道。
能在西欧重演吗？
斯大林主义不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重复它在落后的东欧国家所做的事情。西方资产阶级太强大了。他们可以从美国的军火库中获得直接帮助。如果没有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规范”非常接近的群众革命动员，它们就不可能被推翻。
东欧的事件根本不表明斯大林主义的生命会延长。整个发展只是历史的一个短暂插曲。就像托洛茨基经常对我们说的那样，在谈到斯大林主义与我们拯救他免于暗杀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时，“垂死挣扎的狼最危险。”托洛茨基从他在俄国的狩猎经历中得出这个类比，他的意思是，当斯大林主义面临崩溃时，它不仅可以给人以极大的假象，甚至可以带来一些最可怕的打击。
在南斯拉夫的叛乱中，克里姆林宫看到了不祥之兆。战争只是推迟了结局，就像战争对所有这些过程所做的那样，只是为了在以后通过历史补偿来加速它们。斯大林主义将对社会主义斗争犯下新的滔天罪行，但恰恰在它表现出最大力量的东欧，铁板一块的格局可能会开始瓦解。
在内战中像喷火器一样对孤立的小分队起作用的军事官僚行动只能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作用，即在那些资产阶级被战争削弱、与群众隔绝、被传统的帝国主义保护者抛弃、受到克里姆林宫占领军的压迫、以及群众本身最初对斯大林主义抱有幻想、进步阶层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地方。
这些具体条件在西方并不成立。“但如果红军横扫大西洋怎么办？”
如果红军甚至席卷亚得里亚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很可能拉开帷幕。如果克里姆林宫真的与现实脱节，开始了向大西洋挺进的军事冒险，那肯定会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不会那么愚蠢。斯大林主义的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试图避免战争（但通过实际上有助于促进战争爆发的手段）。官僚在这方面没有改变。经历德军入侵后，其对战争的恐惧并没有减少，应对威胁的基本政治态度也没有改变。
因此，只有在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的情况下，红军才会西进。除了这个问题的纯军事方面，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阻止了克里姆林宫的前进。在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或其他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国家中，大量工人扎根于古老的文化中心，在这些国家中可以预期会出现的反应，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只是一个温和的例子。克里姆林宫深知这一点。你可以想象斯大林派官僚在规模虽小但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了怎样的噩梦，更不用说政治觉醒的南斯拉夫了。即使在东欧，他们对前进的犹豫也会在西方的国际中心成千倍地增加。红军和法国工人的兄弟情谊会产生什么结果！最好不要管它。
我重申，对东欧矛盾事件的具体分析不能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任何安慰。这只会有助于打破东欧财产关系的颠覆必然会助长的幻想，无论你给这些国家贴上什么标签。
将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东欧国家称为“工人国家”并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也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相反，它加强了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并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胶卷能倒转过来放映？
有人认为，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逆转，胶卷倒回了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内战。在我看来，这种论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出了质疑。没有内战，怎么能有反革命和恢复资产阶级产权呢？你可能会争辩说这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内战，但它仍然是一场内战。
这些国家如果试图复辟，就会爆发内战，希腊的事变尽管是血腥的，但与之相比仍然黯然失色。胶卷可以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倒转放映的主张，完全符合这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论点。在我看来，实际情况与这个论点大相径庭。
与此相关的是保卫这些国家取得的相对成果的问题。在1948年通过的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中，要求所有这些国家发生战争时采取失败主义立场。一年后的全会决议提到了这个立场，并宣布它仍然成立。它补充说，只有在它们的经济特征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重新考虑这种失败主义的立场。只有引入“真正的计划”，才能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或巴尔干-多瑙河联邦时，才能引入“真正的计划”——前提是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形成真正统一的经济计划框架”。
因此，我们很可能会保卫并入苏联的罗马尼亚，而对独立的南斯拉夫主张失败主义立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南斯拉夫的一种不必要的严厉惩罚，因为它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使它无法达到我们关于“真正的计划”的标准。当然，这一立场阻碍了对铁托-斯大林冲突的最有效干预。为什么我们要保卫苏联而不是南斯拉夫？在我看来，这不仅在政治上是非常明智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政治方面是要应对这种不可否认的财产关系颠覆给斯大林主义的声望带来的增长。理论方面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规律如何通过东欧的发展再次得到验证，以及为什么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些法则是如此全面地适用，或者说非常接近我们的“规范”。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托洛茨基在开战时对芬兰和波兰事件的处理。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即没有革命就不能推翻财产关系，是如何在这些具体的例子中得到证明的。
规律的表述甚至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所寻求的“规范”相去甚远。强烈的扰动使它呈现出一种紧缩、稀少、残缺、畸形的表情。这种扰动来自苏联，也是推动财产关系逆转的同一源头。可以区分扰动源和脉冲源。一个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另一个是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财产关系。但是，正是这种扰动、压抑、扼杀的规律表达形式更加出色地展示了规律的运作。
这种以东欧国家的起源为核心的中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
一些原本认为南斯拉夫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经过进一步研究，越来越相信这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改变。然而，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被迫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破例，但其他东欧国家仍然必须被视为资本主义。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利用了这些国家与南斯拉夫之间“强调差异”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太有成效。它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效果不佳。在那里，为了强调与苏联的分歧，全会决议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标准，“真正的计划”。尽管承认苏联不存在“真正的计划”，但仍然坚持苏联的计划与南斯拉夫的计划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现在提出的强调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之间差异的决定性标准是发生了“真正的内战”。
人们很可能会说，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不应被恰当地视为“真正的内战”。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强调这种差异，而只是为了表明“真正的计划”和“真正的内战”的论点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是完全对称的。所发生的只是标准的转变。放弃了“真正的计划”使我们可以将南斯拉夫视为畸形或残缺的工人国家，而提出“真正的内战”的标准，缺乏这一标准，则其他国家自然不被定性为畸形或残缺不全工人国家。当然，这很容易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但这是正确的吗？
让我们再次检查讨论中的主要立场。
（1）我将利用这个机会首先列出我自己的立场，尽管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顺序也有一定的逻辑。在我看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被打破，经济的主要部门已国有化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将它归为“工人国家”的一般范畴中，无论它与我们的规范有多么广泛或严重的背离。这种变化不可能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发生，尽管这场内战也可能是这种类型的残缺，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我们的规范。在东欧，必须分别考虑每个国家，以确定其实际上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2）那些认为南斯拉夫是工人国家但不承认任何其他东欧国家属于这一范畴的人的立场。这些同志同意，只要伴随着“真正的内战”，摧毁资产阶级和经济关键部门的国有化就可以作为决定性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要么否认其他国家发生过内战，要么坚持认为它不符合我们的规格。他们立场的弱点是认为不需要内战就可以把资产阶级赶下台，将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国有化。因此，东欧的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在我看来，这里的错误在于坚持根据悲惨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内战准则，并拒绝承认这一现实，因为它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扭曲。
（3）那些否认东欧国家是工人国家的人的立场。他们的决定性标准要么是“真正的计划”，要么是对“所有”因素的模糊权衡，并发现“真正计划”的决定性因素或整体因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规范的标准。错误再次在于坚持现实必须符合我们的规范，否则将受到不被认可的惩罚。
（4）有些人的立场是，无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意义上，不仅东欧国家不符合我们的准则，而且苏联也不符合我们的准则，因此苏联及其卫星国都不应被冠以“工人国家”的称号，而应被称为“资本主义”，尽管诚然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
（5）那些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现象与资本主义和工人的规范相去甚远的人认为，我们必须称之为一种全新的“官僚集体主义”
每一个立场及其变动归根到底都提出了我们处理与现实相关的规范的变化。因此，我们就得出了方法论问题。将规范和标准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的正确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托洛茨基在关于苏联的性质及其首次进入东欧的长期讨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托洛茨基关于这些问题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如此有价值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我将强调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集合来解决的重要性。在讨论的早期就采取强硬立场，拒绝以最大的注意力和开放的心态去倾听那些认真试图帮助找到正确解决方案的人提出的每一个考虑，这将是一个错误。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思考问题，并努力为解决东欧难题的集体努力做出贡献。如果我们冷静地处理这件事，并理解这不是一场派系斗争，而是一次忠诚的、同志间的讨论，我相信我们会成功。
1949年12月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
[2]《再论苏联国家性质》，见《保卫马克思主义》。
[3]《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
[4]见《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25日）。
[5]同上。
[6]同上。
[7]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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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还是赞助新蒙古罢》（1922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张国焘
还是赞助新蒙古罢
张国焘
（1922年11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2日《向导》第8期，署名：国焘。
蒙古国民革命党领袖登德布曾有一篇演说，题为“蒙古及其解放运动”在本报第五期和第七期上发表过，算是极有价值和真切的叙述，很足以沟通中华民族和蒙古民族的亲密感情。
依他的叙述，我们明了历来清政府怎样利用蒙古王公、佛教徒和扶助中国奸商鱼肉蒙古人，俄帝国怎样侵略蒙古，后来徐树铮又怎样杀戮蒙古人。我们不要说远了，中国兵在内地十八省和胡匪在东三省奸淫掳掠，是最著名的；徐树铮统率大队边防军到蒙古去了，那还了得，肆行抢掠，任意杀戮，当然是不言而知的事实。中国奸商欺侮和愚弄蠢笨的蒙古人，更是北边人谁也知道的。蒙古民族处在和朝鲜人一样的命运，当然应该图独立自强。我们中国人也处在被列强宰制的地位，也正在要自图解脱；当然不能主张自己去鱼肉人家，还要赞助人家的独立运动才是。况且中国自己并没有力量按住蒙古，曾让俄帝国夺去一次，后来又让日本侵略家和他的爪牙恩琴在那里大肆屠杀，我们与蒙古人并没有永世不解之仇，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不遭中国军阀的宰制，便遭日本人和白党的屠杀而不赞助他独立呢？
现在中国一班所谓“爱国家”，他们很仇视日本，又痛恨军阀，到天天唱撒退外蒙红军，交还蒙古，我到底不明白他们还是要把蒙古人民送到日本和白党口里去，还是要给中国军阀抓住。这样，是鼓吹和我们同病相怜的蒙古人民供豺狼虎豹的牺牲，还为日本军阀扩张侵略势力，为我们急欲打倒的军阀谋地盘。你们不怕蒙古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误会这是中国人的卑污行为吗？不怕日本帝国主义者、俄国白党、中国军阀笑你们为他们帮忙吗？
总之，日本和他的助手张作霖及俄国白党围绕蒙古的东南面，中国军阀包住他的西南面，蒙古只有三条路好走：第一条是给日本和俄国白党作殖民地，第二条是给中国军阀作屠杀场，第三条是让蒙古人民独立。蒙古是一块“不毛”的高原，经济是最原始的状况，三面环绕着强盗，要真正能独立，便非和新俄罗斯结最密切的关系不可。在蒙古这一方面，最须要与苏俄联盟；在俄罗斯那一方面，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在俄罗斯本国内已解放十几种被大俄罗斯民族压迫的小民族，他又赞助土耳其等国的独立运动，已足够证明他对于弱小民族的忠诚。他与蒙古结军事同盟，驻兵库伦，保卫蒙古的独立，与蒙古结经济同盟，借款给蒙古，促进蒙古民众的经济生活；前者便是抱世界革命的过激派政府忠实保卫弱小民族，进行解放全世界的应尽义务，后者便是促进经济落后国的经济生活，造成全世界经济平衡的革命计划。这是什么大惊小怪的狂叫：说什么“占领库伦”，“经济侵略蒙古”；还受外交系和军阀的愚弄，居然把红军驻扎库伦与日军驻扎库页岛相比例，指经济合作为侵略勾当。同时却把驻扎北京城内的外国兵，和北京政府天天进行卖国借款，促成经济侵略等事实抛在脑后。还有一层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外交和军阀，蒙古王公和中国奸商所宣传的蒙古消息都是信不得的，我们用不着替皇帝式的活佛悲哀，也用不着替蒙古王公和中国奸商抱不平。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是应该即刻决定的：还是让蒙古为日本，俄国白党或中国军阀的殖民地呢，还是赞美和羡慕簇新的独立蒙古共和国，称许新俄罗斯的义勇行为，而实际与蒙古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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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宣判无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三章宣判无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十一月十一日——使审讯停顿了，法庭放了三天假。我利用这个机会履行了一个有条件的诺言，在波士顿的教区教堂作了一次演讲。若干年来，我每年都要在这里演讲一次。这个教堂的牧师拉斯罗普先生在介绍我的时候对会众说，这个教堂的精神上的创建人提奥多尔﹒派克也曾经是一个被起诉的罪犯。我的演说大意如下：
“只要欧洲人和美国人决心以廉价的劳力和垄断企业控制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就要永远存在，威胁着我们。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我们灭亡了现在的俄国，再度发生的穷人的暴动就要带来一个新的俄国，并且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要非洲、亚洲和南美洲认为不这样便避免不了贫困、愚昧和疾病的话……
我们这些人曾经看到过一个较好的美国，感到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民族的真正灵魂已经非常沉默了。我们正在用不打自招的说谎者、卖国贼和间谍为了赚钱而提供的证词来污蔑忠诚的公民。我们正在把美国之音变成被收买了的懦夫胡说八道的地方……
我这些话并不是想使你们灰心丧气的话。相反地，我的话是叫你们拿出新的勇气和决心来探寻真理的呼声。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四次遇到灾难后来又复原了：一次是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曾经徘徊于各个互不相干的殖民地和一个有纪律的联邦国家之间；一次是在杰克逊总统时代，荒凉的、民主的西部曾经压倒寡头政治的、彬彬有礼的东部；再一次是在十九世纪，奴役人的制度把我国的心脏切成两半，我们不得不用鲜血来把它粘起来；最后一次，在一九二九年，我们引以为荣的各种工业遭到了巨大的破产，不得不屈膝向政府求援，后来罗斯福用社会改良计划才把它们解决出来，他并且以她毕生的精力从事于重建我们的经济。
凡是我们做过的，我们都还可以做到。但是，沉默是不成的，拒绝正视丑恶的事实也不成。”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被告开始声辩，争取一个宣告无罪的判决。最初，以“无权管辖”为根据请求驳回这个案子。和平宣传站要受到法院的管辖，首先必须存在，因而，政府必须证明它是存在的。法官说：“你说和平宣传站已经没有了。我对你说，一般的推断是：一种事情如果只一度存在，那末在得出相反的证明以前，就认为它还是存在的。”
马肯托尼奥答道：“在刑法里面只有一个推断，那就是无罪的推断。”
这里，马肯托尼奥给了起诉方面一个机会来以技术上的理由放弃诉讼，这样，他们就可以保住面子。他想使马德利克斯承认和平宣传战在被控以前已经不再存在了。假如马肯利克斯承认了这一点，这个案子无疑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就结束了。但是，马德利克斯顽固而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这个事实是真的，我们要加以证明也是困难的。这个组织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我们决定在十月结束，在那以后就没有再做新的工作；但是旧工作的未了事情不能马上就结束。关于和平与和平运动的信件继续源源不断地寄到办公厅里来，我们作了答复；我们不能轻易地取消我们的租约。因此，虽然我们没有开始新的工作，但是到了一二月间我们还在清理零碎事情。
马肯托尼奥于是谈到要求下令判决无罪的理由：
“这个组织之所以没有登记，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代理人’。它既不是法律上所规定的代理人，因此，被告就不会有应该它登记而未去登记的过失；因此，当然就应该对各被告以及这个组织作宣告无罪的判决。”
他接着便抨击政府的辩词说：
“政府是想在这里宣布一种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法律理论。而我是了解那个理论的：‘虽然人们认为，说明和平宣传站和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有联系的证据有很大的证明作用，但是法律并没有把联系包括在内，规定它是这一阶段控诉的证明要素。’
现在，我觉得，并且确是认为阁下已经十分明白地表示必须证实它们之间有联系。这里，在最后一句话里，政府又露出马脚来了。
那末，政府在这里怎样说的呢？它说，法律说明：关系不一定必须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无需证实它们之间有联系；所以无需证实它们之间有联系，是因为不需要证明任何契约关系。
我认为，而且我相信，阁下已经一再说明，除非证明它们之间有联系，否则是不能说它们之间有代理人和主谋人的关系的……”
马肯托尼奥坚持说，一九三八年法律里的“代理人”的基本定义并没有被一九四二年法律所改变，并且政府必须证实：（一）和平宣传站的确是在代表世界和平大会活动；（二）和平宣传站的确受到世界和平大会的控制；（三）世界和平大会曾同意和平宣传站代表它进行活动；（四）和平宣传站曾同意受世界和平大会控制；（五）和平宣传站曾同意代表世界和平大会进行活动；（六）和平宣传站曾同意接受世界和平大会的控制。“所有这几点都是必须予以证实的；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点不能予以证实，那就要败诉。”
庭上提出兼任职务的情形，例如，杜波依斯博士既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同时又是和平宣传站的成员。法官承认，这一点本身并不一定证明一个人受这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控制，但是他问这个情况，加上其他证据，是不是可能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人受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的控制呢？马肯托尼奥答道：
“不，先生。我愿意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因为你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什么控制。让我这样说：就让杜波依斯博士而论，你在这里所能证明的，就是他是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他是和平宣传站的主席。如此而已。”
他说，没有证词可以证明杜波依斯博士担任委员的组织曾经决定在此地成立一个组织；也没有发出过什么杜波依斯博士必须在此间执行的指示。
争辩继续进行到下午。法官插进来作了下面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对起诉方面的马德利克斯先生说的。他说，假定你从前住在维也纳，并且发表了一个我所喜爱的关于税收问题的小册子。我请求你允许我用我的钱在纽约重印你的小册子。政府叫我以你的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登记。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虽然我同意你的思想，但是我不是你的代理人，因此不进行登记。这样做不对吗？
马德利克斯先生答道，政府坚决认为，思想相同就含有代理关系的意思。
这个时候，政府起诉方面的克宁汉先生，一个脸上老是带着急躁愤怒神情的瘦长的德克萨斯州人，起来提出一个额外要求：不需要证明任何联系。他说，一九四二年法律所规定的宣传代理人，并不是一九三八年法律所规定的那种意义的代理人：
“你需要进一步证明，阁下所指出的，一个组织在为另一组织工作时不一定根据契约，也根本不一定根据任何协议。外国主谋人可能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里的这个人，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证明在美国散布消息、为欧洲组织并且代表它进行宣传、实现它的宣传目标，是这里的这些人的主观意图。”
法官把身体倾向前侧，然后质问，“如果主谋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消息散布者，消息散布者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主谋人”，怎么能够证明一个进行为法律所禁止的那种宣传的人犯有充当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罪行呢？法官接着说：“你的论据是这样：如果发生了关于盐和胡椒的争执，国会便可以仗着它的权力说，‘胡椒就是盐，盐也就是胡椒’。”
克宁汉先生答道：“是的，先生。这正是使问题混乱的地方。”
马肯托尼奥先生反驳道：“只是英语仍然没有变。盐就是盐，胡椒就是胡椒。主谋人就是主谋人，代理人就是代理人。”
到这里，庭上宣布休庭，下午再继续开庭。接着，马肯托尼奥先生坚持说，政府没有能够证明它的关于代理人的说法。他说：
“我再三反复地说一遍：没有证据证明有控制和指挥的情事。不仅如此，即使他们竟然说（让我们只是为了辩论而假定如此）我们散发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一个外国组织的宣传品，我们呢仍然没有犯罪，根据这个法律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有罪，除非他们能证明有控制，除非他们能证明两个组织之间有关系。只是散发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件事本身不是证据。它不是什么证明控制的证据。它不是证明什么双方同意的关系的证据……此外，在政府方面的起诉理由中，我们抓到一点确凿的东西。我们发现，在一再引用的文件证据中似乎有这种肯定的说法，就是：和平宣传站不属于任何人。”
起诉方面的马德利克斯先生接着强调地提出约翰﹒罗奇地证词；他证明和平宣传站所做的各种事情都和世界和平大会的行动一致。他提到穆斯夫人和杜波伊斯博士，并且提到这个事实：杜波伊斯博士在任和平宣传站主席的时候曾经到过巴黎；他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并且曾经到过其他地方。他谈到阿波特﹒西蒙的活动。他说：
“……以散发宣传品的形式在美国代表外国利益的人，并不像订有业务契约那样公开地做这件事。我们平常希望的那种专门的协定是没有的；这个法律的制订人，议员麦考米克和其他的人，知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她们确是把它作了很大的修正。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要根据一九四二年法证明这一点所需要的证据比根据一九三八年法少。”
辩论到这里宣告结束。陪审团还没有请来。坐在平台上面的麦荷尔法官既没有给我们任何机会来提出我们的证词，或是世界和平大会经过宣誓保证不伪的证词，也不等候人证，便宣布了他的判决。我们还在等着九个月来司法部一直答应要提出的证明我们有罪的惊人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始终没有提出来。法官说：
“现在我们面临着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要遇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有责任作出裁决，以便决定这个案件是否继续审讯下去，决定在那种情况下被告是否必须在陪审团面前答辩对他们提出的控诉。
我不知道坐在这个法庭被告席上的被告是诚实的还是已误入歧途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地，有目的地准备毁灭他们和我们赖以生活的那些自由。
然而，在本尼斯案件中，最高法院多少接受了一个老格言，这个格言是：也许我恨你所说的话，但是我尊重你说这些话的权利；而作为美国人，我们既相信我们的物质力量（它是重要的），也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就是说，相信我们生活在里面的制度的有效性……
首先，关于根据无权管辖里有提出的驳回控诉的申请，我不批准，审讯记录也将这样载明。”
我们舒了一口气。我们相信，我们所预料的事情要发生了——这就是驳斥我们的声辩，并对证据提出令人误会的解释，我们重新坐好，倾听着。法官接着说：
“政府曾经说，‘和平宣传站’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据我判断，他们已经证明和平宣传站是存在的。他们当然也证明世界和平理事会是存在的。穆斯夫人很可能到布拉格去了，很可能到莫斯科去了。过去可能有人同时是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证实；但是在一个大概是这个国度的法律（因为在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复审的要求遭到驳回）的案件中，应用在这里提出的证据时，可以看出，在这个案件中政府没有能够根据提出的证据支持在起诉书中所作的陈述。因此，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答应被告的请求，判决无罪。”
一直屏息静听的听众马上因为感到惊讶而骚动了一阵。掌声似乎就要爆发出来。事后我听说，坐在我后面的我的妻子当时昏过去了。我自己则觉得周身有些麻木。我左边的一个人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
但是，法官稍稍改变一下他的姿势，然而并没有改变声调，很快地警告不要举行任何示威，并且接着说下去。我想，也许我理解错了，他一定要把他的话作些修正。法官接着说：
“在法官决定证据是否足以作为根据判定有罪，而这种判定不会遭到讲道理的头脑合乎情理的怀疑的时候，他的任务就算终了。因此，如果把这个案件交给陪审团，我就是让陪审团在臆测的范围内臆测了。此外，我就必须告诉并指示他们，如果他们能够以任何对于被告的合理假定处理这个案件中的证据，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义务这样做，因此，必须给他们这种指示。
因此，在我看来，这个案件就法律而言，已告终结了。
政府有一个看法，被告有另一个看法。我认为被告的立场是得到他们所提出的意见的维护和支持的，而这个意见在我看来是一种结论，这就是我的裁决。”
于是，陪审团被引进来，在把庭上的裁决解释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被辞去。九个月来，我们第一次获得了自由。
我们尽快地离开了华盛顿。说老实话，我大惑不解。在这个荒谬的、完全不公正的起诉的一切结果中，这的确是我没有敢期待的结果。最初我满怀信心地预料：在经过商谈和解释以后，起诉一定会撤销。后来，在起诉方面无情地催促而这个案件定期开庭审讯的时候，我预料，在一再耽误和延期以后，永远不会真地进行审讯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定会使我们长期感到不安。但是，这样要比刑事诉讼好些。后来，在起诉人进行催促，开庭审讯以后，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黑人与白人成二与一之比的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样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会招来指责，说偏狭的种族观念战败了正义——一个今后要被用来排斥黑人陪审员的藉口。政府接受这个陪审团，只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政府认为它有绝对可靠的证据来判定我们有罪。
的确，有证据说明这就是最高当局所说的，而让公众相信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政府觉得它有这种证据，这种证据如果不是弄错了，便是以故意捏造的谎话为根据的假证据。后来没有任何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外国政府请求过我们或给过我们机会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就我们所知道和就我们所相信，我们的组织后来就没有因为给外国人工作而由外国或外国人的代表那里拿过一分钱。的确，我们的款项总数太小了，它的去处太容易证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援助。如果我们被迫宣布每一个捐款人的姓名，就能够证明出每一个钱的来源。但是，这样做就是辜负了别人的信任，非常对不起捐款人，这些捐款人非常怕联邦调查局，因而时常拒绝对任何事业作任何捐款。但是，即使不提这一点，事实也是够明白的。我们没有得到过大笔捐款；后来就没有一笔到一百元以上的捐款，而且很少有一百元这样大的数目。我们有账目和证据可以证明收入和每一块钱的用途。
自然，有许多人还继续暗示，虽然我，甚至是我的大多数同仁不知道有卖国和贿赂的事，我们组织里的某一个人仍然可能是间谍或者外国的特务。有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受欺骗，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个组织的人看来，这种指责或怀疑简直是愚蠢。
那末，为什么司法部这样自负、坚决和有把握呢？为什么它这样粗暴地拒绝了我的建议而不让我解释一下我们全部工作呢？如果经过解释以后，司法部仍认为我们在哪方面犯了法律，我是很愿意改变我们的办法或放弃整个计划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办不到，那就是发誓说我们曾经是、当时还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这是不管给我们什么惩罚，任何政府都不能逼迫我们说的谎话。
因此，当司法部拒绝商谈而坚持进行审讯的时候，我们只有进行斗争，不仅用事实和法律来斗争，而且还准备应付任何故意进行欺骗的企图，而这种欺骗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在进行审讯的三个星期里，每一分钟我们都预料这种事可能发生。我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它，一直寻找到法官的决定的最后一个字。它没有出现，而这就是当我离开法庭的时候，感到困惑不解的基本原因。我甚至忘记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重大案件中的一个小胜利了。
在这次审讯中，使我们头痛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这次审讯必须在我们祖国的这个“歧视黑人”的首都进行，在这个地方，一个黑人没有把握能不能找到旅馆住或是能不能有机会吃一顿饭，有时甚至很难找到出租汽车。此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一群黑白种族不同的男女律师和被告能够到什么地方去秘密商谈。这些事大多数白种美国人，不谈外国人，所能马上认识到的真正的问题。然而，一个白种妇女到一个黑人的旅馆去，或是一个黑人到白人的旅馆去，男女白人和黑人在早晨、中午或晚间同在一个屋子里商量事情，这些事情不仅违反习惯，而且至少在这个联邦的三分之一的州里是非法的，在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或密士失必州，要这样做，如果不挨众人打或是被杀害，也要被逮捕起来。
华盛顿在地理上是在蓄养黑奴的南部的边缘，但是它的文化一向是南方化的。今天，它的市民是没有投票权的，并且被一个不对选民负责的国会委员会治理着，因为如果华盛顿有一个民主政府，黑人就会有选举权、担任公职、到旅馆里去住和坐在饭馆里吃饭了。
最初，我们曾企图用要求改在国内比较文明的地方开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要求立刻遭到拒绝。于是有人建议租一所公寓，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这种办法被我否决了，因为如果新闻记者知道了，我们都要被关到监牢里去。
在我们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我们设法都下榻在一家黑人旅馆里。然而，房间很坏，于是杜波依斯夫人和我便住到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妇的家里去了，他们俩不像他们的朋友那样害怕。我们的白人同仁在白人旅馆，黑人律师住在家里。一个地方工会给了我们开会的地方，供我们商量事情用。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星期。后来，一个白人被告把问题向华盛顿最新而且最好的旅馆斯泰特勒饭店经理部提出来。当时他们没有房间，但是给我们预定下审讯那一星期使用的房间，那一星期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星期。我们大家都搬到那里去住，受到很客气的招待。的确，我们是在那里，在他们最好的一个餐厅的中央举行胜利庆祝会的，参加庆祝会的白人和黑人、律师、被告和黑人报纸记者。这样，至少是“在肤色战线上”的临时战斗中打了胜仗，正像我们赢得了自由而没有被判监禁一样。
然而，我仍然处在窘境。政府不仅找了麻烦，花了许多钱，损害了它自己的名誉，而且迫使我们作了特别大的、世界范围的努力来避免惩罚。我本人没有钱来打这场官司。我已经退休了，所得的养老金太少，不够应付平常的生活开支。我妻子的工作和收入因为她完全参与过这个案子而大大地减少了。我们没有有钱的朋友。没有一个被告有能力自己来负担这场官司的费用。假如不是美国朋友的突然出现，我们就要因为缺席而下狱。打这场官司的钱没有一次是由国外得来的。即使能这样，我们也不这样做，因为这样会被人当作判定我们有罪的理由。但是，在这个国度里，我们用向穷人和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工会和其他团体普遍呼吁的方式，为了下列用途募了一些款项：
诉讼费18,400元
宣传费5,600元
办公费5,250元
薪金3,600元
旅费2,365元
在这以外，还有至少13000元的诉讼费：3000元是付给一个被告所雇佣的律师的，这笔钱不是委员会支付的；另外至少有一万元是马肯托尼奥挣的，但是他不肯收下。总计48215元。此外，至少还有2000元由地方组织支付的旅费。这个案件使政府花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不可能少于十万元，并且可能比这个数目多得多。
这次异乎寻常的审讯，浪费的时间和经历以及至少十五万元穷人的收入的结果，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断定五个被告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干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它没有能够证明、甚至没有能够断定代表着七十多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除了企图制止战争以外犯了什么罪。在美国政府硬说被告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理人的时候，尽管它有权势，有钱，它也没有能够使它自己的一个法官相信它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向陪审团提出来；因此，司法部所提的被告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但是，这种想使五个人以外和平宣传的名义登记，特别是想恫吓一千五百万黑人，使他们不敢表示不满的无理企图，不是这个历时很久的、无情的迫害的真正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想使任何美国公民在思想上或是言论上都不敢反对大企业的企图：把亚洲变成美国工业的殖民地；加紧束缚非洲；巩固美国对加勒比海和南美洲的控制；尤其是扑灭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才是这个案件的目的。
这个目的，每个有才识的美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名流都完全了解这种对美国民主制度基础的进攻。即使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和平是危险的，并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民主要在现代文化中和这个骄傲的“自由国土”和“自由国家”的领导国家里生存下来，思想和说话的权利、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权利、特别是知道那个欧洲——尽管有我们的粗野的、俗气的吹嘘和世界战争牺牲者的墓地，它仍然是我们的科学与文化的主要来源——的见解的权利，就是说，这个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予以维护，使它不受杜鲁门和麦格拉斯、麦卡伦和史密斯的摧残；不受麦卡锡和领导使用奴隶的反动南方的小小的佐治亚﹒伍德的摧残，不然的话，美国就要死亡。
尽管如此，大多数有教养、有身份的美国人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举手。这是这次审讯最惊人、最可怕的结果。我们五个人现在自由了，但是美国不是自由的。迫害我们的事件所暴露的没有道德的勇气和纯真的思想的事实，仍然在那里威胁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和较好的世界。今天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美国，言论思想自由可以遭受进攻，而这个国度的知识界与道德界领袖不举手，也不说一句话来表示抗议或进行辩护，只是在“获救的少数人”的案子里的情形不是这样。他们的队伍并不包括有名的大学的校长、宗教界的领袖或是大多数科学界的有名人物。对现代文明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致命的沉默更大的威胁了。
这次起诉是国务院发动的，目的在于镇压共产党并且阻挠正在开始使五角大楼感到烦恼的和平运动。把我自己，一个黑人，也打在网里的决定，最初大概是一种偶然性的事情，但是军事当局很快地就表示支持这个决定，他们认为这对愤愤不平的黑人是一种必要的警告。在正在起来的舆论把我当作主要人物注意时，政府更加决定要判我有罪，特别是当我拒绝声明“不表示抗辩”和我不听命令继续发表演说的时候。继续不断地向杜鲁门和麦格拉斯发出的呼吁一定发生了作用，但是由于国务院的坚持，没有得到理睬；直到后来国外抗议的规模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黑人问题上面，并且甚至使天主教教会认识到，它在黑人中间规模日增地进行的使人改变信仰的活动，可能因为司法部长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而遭受失败。
在马肯托尼奥成为我们首席辩护律师的时候，天主教领导机构一定也想起，在他的周围有一大群信仰天主教的选民。国务院派出特务混在旁听审讯的听众中间，并且打听我，因为显然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我这么一个人。
司法部显然是把判我们有罪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罗奇的证词上面了。但是，当法官拒绝了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证词和关于世界和平大会的目标和行动的证词，而首先要求提出证明我们是世界和平大会的代理人的证据时，罗奇的证词的价值显得非常小，证明他有罪的作用比证明我们有罪的作用还大。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司法部做了疯狂的最后努力，在一切可能的消息来源中寻找可能发现的问题的间谍和密探。几乎每一个参加过任何和平宣传站的集会或与和平宣传站有关系的人，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务的拜访，时常达两三次之多，其中有许多人被传讯了。然而，因为发现的东西非常少，最后，这些证人大多数都没有被传讯。
反对这次起诉的舆论遍及全世界，并且有行进联合国大会之势；尽管有名的黑人可以免费到国外去旅行，同时黑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和企业家受到恫吓；黑人的抗议是越来越多，而不是就此停止。在这种时候，杜鲁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才开始听取地位最高的黑人民主党人的警告，要把我们定罪的压力才减轻了。
有某种迹象证明可能要进攻一下黑人陪审员，但是这似乎太危险。陪审员里的犹太人都被拒绝了，但是黑人被接受了，其中大多数是公务员，极易遭到恫吓。但是，要想由八个黑人、四个白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有罪的企图是很难成功的。负责审判这个案件的是一个曾经因为拒绝判决离婚而招来麻烦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官。
在全部经验中，使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个肯定的事实：今天有成千上万无辜的被害者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既没有钱和经验，也没有朋友来帮助他们。尽管报纸和无线电拼命扣压事实并蒙蔽真正的问题，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这个审讯；敢于维护原则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的勇气和金钱，使我获得了自由；但是只有天晓得，今天有多少像我和我的同仁这样无辜的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天天从监狱的大门里蹒跚地走出来，愤懑不平，心里充满了仇恨，怀着失望的心情，一生都被毁了。在这个受屈含冤的大军中，黑人所占的比例是惊人的。碰到有关黑人的惊人案件，我们保护他们，为他们辩护。但是，广大的被逮捕或被控告的黑人是没有辩护能力的。因此，极其需要在全国成立一些组织来反对这种全国规模的捏造罪名拘禁穷人、无亲少友的人和黑人的勾当。
在哈莱姆区的黑人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中间，只有少数人参加了在我们被起诉以后举行的我的生日宴会。在我都认识并且曾经拜访过的——有许多次我是以讲演人和顾问的身份去访问的——五十个黑人大学校长中间，只有一个人，斐士克大学校长查尔斯﹒约翰逊，曾经公开声称相信我在审讯面前是清白无罪的；而在宣判我无罪以后，只有一个人向我表示过贺意。
黑人教会的态度各有不同：费列得尔菲亚的浸礼会教徒极力支持我，但是全国浸礼会大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几个和非洲人卫理锡安会有关系的主教对我表示同情，而我的大学的黑人校友会——“阿尔法﹒菲﹒阿尔法”的意见不一致。爱尔克会社中的黑人通过他们的领袖支持我，但是在其他黑人秘密会社中间没有一个支持过我。
地方公立学校的黑人教师几乎完全都保持着沉默。所有这些都不一定说明他们对我遭到迫害没有同情心，而是说明美国黑人普遍害怕，普遍受过恫吓，担心丢掉饭碗，丧失被录用的机会，丧失企业活动的机会，甚至担心个人的安全。
和这种漠不关心与害怕的情况相反，全国黑人在了解事实以后，便慢慢开始给我以大规模的支持，后来，随着审讯的到来，这种支持扩大到惊人的规模。从审讯一开始，法庭上就一直挤得满坑满谷，听众以乡下的黑人和白人为主，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黑人报纸的报道证明全国人民都要求知道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全国人民都同情被告。联邦调查局、国务院与司法部派出侦探从旁听的黑人口中探听消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保持着联系。无疑地，他们日益担心这次审讯的结果可能对黑人选票发生影响，这对审讯的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多数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和西印度与西非洲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显示出他们正在摹仿西方利欲世界，剥削劳动、垄断土地及其资源，让狡黠多端和横行霸道的人在贫困、疾病和愚昧无知的世界中谋求私利，以此为人类文化的自然目的。长时期以来，我就注意到这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并且和它作斗争。我认为它最后终会改变的。我这个信念寄托在一个内在的黑人文化理想上。我认为这个理想将要建筑在古非洲共产主义上，这种故非洲共产主义由于奴役的记忆和阶级歧视的经验而得到支持和发展，这种共产主义将促使黑人集团取得精神上的团结，从而防止经济阶级的发展和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曾经一度是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当我还是“危机”的编辑的时候以及后来在亚特兰他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曾经拼命努力要做到这一点。
刚刚在我因为年岁关系必须退休而失掉那个学校的职位以前，我已经拟定计划、把一切接受联邦资助的、有势力的、黑人兰德﹒格伦特学院团结成在亚特兰他大学我任教的那一系的领导下面的一组组织，互相合作，进行关于黑人南方的社会研究工作。如果这个组织成立起来的话，我对青年黑人知识分子的指导就会增加并且完成，社会学这门科学就可能因一种范围异常广泛、机会极多的实验室试验而大大地得到裨益。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这样就可能是我恢复我在亚特兰他大学时期对十九世纪末期进行的研究，由于白种人很少“慈悲”的表示，这种研究工作便因没有经费而夭折了。所有这些工作在刚一恢复以后便被小心眼儿扼杀了。
种族歧视压力的表面上的放松，并没有像我曾经一度相信过的那样，使黑人可以自由组成一个在新的文化一致性上结合起来的集团，这个集团能够吸收社会主义、忍让和民主思想，并且可以把美国诱导到一个新天地里去。但是，相反地，部分的解放使他们中间一些人得以摹仿最恶劣的美国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沙文主义、奢侈、炫耀自己和“社会上的向上爬思想。”
我发现——当时说来真够奇怪的——我在这次荒谬的控诉与刑事案件中的经验，有使我摆脱狭隘种族观念的趋势。这种狭隘种族观念是我一向认识到的，但是，我以为它最后要使我进入以“我的人民”为领导的文化一致性的上层领域。我已经发现，在受过教育的和生活富裕的黑人中间，一大部分而且是有势力的人拒绝在任何人——即使是他们同种人——的社会领导下慢慢前进，相反地，却急于为有病的白人和病得更严重的黑人的免费医疗而斗争；他们反对工会运动——不仅反对白种工人的工会运动，尤其反对更为无依无靠的黑种工人的工会运动；他们愿意“迅速致富”，不仅是藉着暧昧的商业企业，甚至藉着有组织的赌博和“贩卖毒品”的勾当。
在另一方面，我今天已经没有坐牢的危险，得到了自由，这不仅是一小部分和我有着同样幻想的黑人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也是黑人群众和一些白人不断增加的帮助的结果，这一部分白人已经超越了种族偏见——不是由于他们慈悲为怀，而是由于他们以兄弟般的态度和同情的心情分担了黑人的担子，并且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担子的一部分。没有黑人与白人工会会员的帮助，没有进步党人和激进分子，没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那末我的呼声会永远沉寂下去了。
补充说明
审讯像闪电般突然结束了。
在起诉方面要结束这个案件的时候，被告方面正在整顿阵容，挖掘战壕，测量每个阵地，小心翼翼地准备向前进攻。威﹒爱﹒柏是被告方面的主要证人，他利用周末仔细地检查和平宣传站成立以来的每一个时刻。因为没有什么可掩饰的，他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掌握住。然而，他完全了解，这里所牵涉到的只是技术问题。真正有关系的是在他有生以来的八十三个年头中的环境和他所发生的影响，势必使他逐步走上美国和平运动的当然领导地位。这位毕生不是追求个人幸福，而是追求全人类自由，热爱真理的骄傲的黑种美国人，竟然被控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一个上了当的人，一个撒谎的人！他要在那个证人席上为自由与真理作证。在这次审讯里没有妥协，不找借口说他“不知道”。他拒绝任何因为他的年纪已大而可能给与的宽恕。这不是他好出风头，也不是因为有人向他保证审讯的结果将如何如何。他竭力要我对他可能进监狱或者得到一种缓期执行的判决——我觉得这是他更加惧怕的——有所准备。他的体重减轻了，他脸上的皱纹增加了。然而，他片刻也没有考虑过走任何其它的道路。
我日复一日地坐在法庭上等待着。等待着罪证、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的信件、照片、支票——证明被告的罪状而“不会遭到合乎情理的怀疑”的证词。因为我和任何有关的人同样清楚地知道和平宣传站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如果有这种“罪证”，必然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我想，起诉方面一定以某种方式由某个来源得到了某种东西。我以为，如果司法部不是确信它已握有某种证据——即时这些证据在审讯时就曾证明是假的——它就不曾提出这样严重的控诉来。但是，出去全部行为都流露出罪恶的罗奇和一个以留声机一样的速度背诵出两年以前某次群众集会详情的、瘦削的、面色苍白的联邦调查局特务以外，起诉方面的证人大部分都是普遍的、规矩的人，他们不大了解他们在证人席上是在做着什么，只是急于尽他们作为忠诚公民的爱国职责。
法官在告诉起诉方面“提出证据”时，相当不快。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证明我们有罪的东西，然而，马肯托尼奥提出他的申请的那天上午，法庭上的空气是沉重的。大家在街上的政府食堂吃午饭时情绪也很坏。一群霍华德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整个上午都在法庭旁听，他们走过来和杜波依斯博士握手，他们的样子很严肃，面带敬意。他们是来表示同情的。
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法庭上已经挤满了人，但是有一个人站起来把前排我经常占用的座位让给我。当麦何尔法官进来的时候，我急切地察看他脸上的神情。我觉得他平常温和的、开朗的面孔变得严肃了，我的心情更沉重起来。我们预料到他会驳回第一个申请的，果然他的理由很明白而且合乎逻辑。但是，当他转而考虑第二个申请——判决无罪的请求——时，他的言词的理路非常清楚而且公正，以至于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两只耳朵了。当他说出“判决无罪”这几个字时，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在不远的地方，我模模糊糊地彷佛看到伯纳德﹒贾菲的面孔融化为喜悦的光彩——然后又消失了。
我一下子倒在我的座位上。莉莲﹒艾尔金伸过手臂来搂住了我，我们互相依偎着，颤抖着。法官的平静而有权威的声音使我安下心来。
我还记得马德利克斯先生怎样将信将疑地站起来，看来活像是他的裤子掉下来了的样子，他悲哀地说：
“那末，阁下，我想是没有我做的事了。”
法官投下同情的眼光，然后以最和蔼的语气告诉他：
“没有了，马德利克斯先生，我想是没有了。我现在告诉被告，他们可以走了。”
莉莲何我站了起来。法庭上到处都浮动着带有笑容的面孔。法庭还在开庭，虽然麦何尔法官曾经警告过不要举行示威，但是当五个被告走出被告席，人们拥上来拥抱他们、吻他们、和他们紧紧握手的时候，他并没有加以干涉。
新闻记者们想在休息室内把我们拦住，但是威﹒爱﹒柏抓住我的手，简直像跑一样地下了楼梯，跳进停在马路边上的一辆出租汽车。
“斯泰特勒饭店！”我只得告诉司机。我丈夫已经一屁股坐下，闭上了眼睛。
在我们俩之间不需要说什么话。即使平常多年的婚后生活，也不会比过去这十个月把我们结合得更紧密。没有时间或地方允许我们沉默，不容许我们保留活动力或是感情。整个美国是我们的家：密执安湖旁边的可爱的草坪，落基山上得落日，还有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荒地。我们住过大屋子和小屋子，睡过柔软的床垫和硬板床；我们在大餐厅和厨房里的桌子上都吃过饭，我们的家庭包括所有的非常慷慨地和我们分担过患难、忧虑、费用，并共同怀抱希望的人们——争取到这个胜利的人们。我现在想到了他们——十三个肮脏的工人，聚在芝加哥的一间被煤烟熏黑了的屋子里。当我在那个炎热的六月下午对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简直没有一个人稍微动一下——只是倾听者。在我说完话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站起来说道：“谢谢你到这里来，太太。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伙伴们。”还有明尼苏达州州立大学眼光锐利的学生，还有圣约瑟被太阳晒黑了的坐不住的女学生，还有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外操西班牙语的那群人。他们都知道为和平而工作是他们不能放弃的自由权利。那些曾经在底特律城外用木板作墙壁的教堂里，支持自由事业、违抗她们的执事的勇敢的黑人妇女的胜利该是多么甜蜜啊！她们用十分肯定的话说：“现在是我们妇女站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这位姐姐（指我。——秀莱﹒格拉汉注）说得对，这是我们的事！”她们多么正确！
当我们走进斯泰特勒饭店我们的房间的时候，我高声大笑，他和我一道笑起来，我们简直笑个不停。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是支“胜利之歌”。朋友们、新闻记者们、摄影师们在我们房间里进进出出。六点钟，我们这“一帮人”聚集在斯泰特勒饭店的大餐厅里举行庆祝胜利宴会。莉莲和我，前被告的妻子，在胸前戴上大束的花；两个赶来拍照片的“美国非洲人报”记者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旁边被挤倒了。在餐厅里吃饭的其它的人一定会以为我们市办喜事哩！
但是，这只是开始。因为辩护委员会已经计划要在那个星期二晚上在华盛顿教区一个住宅里举行一个募捐会。五个被告的宣告无罪把这个集会变成一个盛大晚会，参加的人有从费列得尔菲亚那么远的地方来的。由巴尔的摩来了好几车人。人们了解，这是他们的个人胜利和集体胜利。
那天晚上你也许没有在那里，但是每个人都曾经是举杯祝贺的对象，你、你和你——那天赢得胜利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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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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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
——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
张国焘
（1922年10月1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0月18日《向导》第8期，署名：国焘。
美国哲学博士胡适先生，素来与美国驻华政治家舆论家学者来往亲密，于美国“文明”多所介绍；最近在二十二期的“努力”周刊上发表一篇“国际的中国”。那篇文章竟完全替英美帝国主义辩护，并武断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末尾一段还劝本报同人此时不必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像这样为英美帝国主义辩护的文章，似乎比美国每年花上三千万银子雇派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学者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还更明显而且有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那篇文章的大意是：
1.当直奉战争时，英国没有援助吴佩孚；英公使曾劝天津某英报持中立态度，事实上的援助更是没有的。美国愿意中国废督裁兵，而且美国学者实际上代中国拟定裁兵废督的计划；若说美国与日本携手，企图共同利用曹锟、张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更是笑话。
2.巴黎和会因为是美国的大失败，所以中国的权利也随着断送了；美国舆论在华盛顿会议时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彼时许多美国学者舆论家确系热心援助中国代表团，并不替资本帝国主义者做走狗。
3.新银行团确有消极阻止某一国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的大效果，三年不借一文给中国政府的新银行团确是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此贪图高利，借无数款子给中国政府的国内资产阶级得多。
4.投资者是希望投资所在国安宁和统一，外国投资者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不下中国人民。民国初年，外人捧袁世凯，是外国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并非恶意；而且国际投资没有危险，英国投资美国铁路便是例证。他们既已不能征服统治中国，英美日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做到和平与统一。
5.远东局面因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欧战结局有了三次大变迁了，日本的侵略反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自觉，在巴黎华盛顿两次都能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是自觉了，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
他又告诉我们说：（一）人民有时只觉得租界和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国际帝国主义还不是人民理怨的对象；（二）进行国内政治的改造，是不必顾虑到国际帝国主义，国内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更进而劝我们不要管“共同管理”的论调，不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只要专心整理国事，使政治上轨道。我们呢，老早就想说明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反抗任何国的帝国主义，为什么非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是以改造国内政治，现在胡适先生既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乐得把胡适先生的谬论略加驳复，以当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
胡适先生说：“国际帝国主义，不是人民埋怨的对象。”仿佛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受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痛苦似的。其实中国人民明明白白受了几十年国际侵略的极大痛苦和耻辱，只因同时也受军阀的推残、官吏的诳诈、鏊金制的剥削，痛恨的对象不专是国际帝国主义罢了。胡适先生那好借此隐蔽国际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减轻国人对于外人侵略的注意，促成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顺利情势。老实说罢，租界和东交民巷只有官僚政客安福系交通系帝制派觉得是福地，外币只有少数富翁觉得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只有少数银行家觉得是神人，胡适先生或者也这样觉得，我们小老百姓倒不觉得是这样。我们只知道我们每年所缴纳的租税，一半是外国政府和银行家强夺去了，一半是军阀朋分了；北京政府就是经管了这两笔帐，从未替人民做过一点事体，因而我们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们当兵的兄弟拿不到军饷。我们百余万劳苦弟兄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货深入穷乡僻巷，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种田的无数弟兄制不起一件粗布衣服了。外国牧师替土匪流氓保镖，欺侮乡下佬。香港六十五万同胞和上海一百五十万同胞，被一二万外国人统治着，平均每个外国人统治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东三省的住民时常遭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胡匪刹戮。上海市等处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日前上海市民欢迎孙大总统的会是被外国巡捕禁止了。这些痛苦和耻辱已使我们够受了，何况痛苦和耻辱并不止这些呢！我们虽然同时要打倒军阀官僚，铲除螯金制；但是也决不因此忘掉这些痛苦和耻辱呀！即使中国现在确实不会再增加国际侵略的危险了，目前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也非打倒不可。况且他还会侵略无巳，摧残我们民众的自强运动，站在和我们势不两立的地位么？
胡适先生说，远东问题只是英美日三国的问题，这句话是不错的。若说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即本报同人便不敢盲从了。但是我们要明了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那就首先要明了最近经济帝国主义的厉害和英美日都必须要侵略中国，以及怎样侵略中国的情势。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当然没有现在这样雄厚，所以那时的侵略手段，是用武力做主要的力量，如瓜分或占领弱小民族的土地，打翻他们的政府，征服那些人民。这样武力侵略的行为，便叫武力的帝国主义。现在资本主义算是发达到极点了，他侵略的目的便纯粹是奴隶经济落后国的人民，吸取原料，销售制造品，以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便不须把弱小民族的政府推倒了，也不须花许多气力派许多军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了；只须用经济的势力做主要力量，使弱小民族的土地和富源，变成资本家的私产，使那些人民做纳税和为他们开发富源的奴隶罢了。这种方法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更能深刻的普遍的榨取弱小民族的精液，一滴不漏。但同时因为要防止被侵略人民的反抗和别个帝国主义者的暗袭并准备和别个帝国互相争夺；所以还是要用武力帝国主义一样的武力来镇压被侵略人民和用兵力把守那侵略的土地。这种侵略方式便是最近的帝国主义，也叫做经济的帝国主义，又叫做侵略的资本主义。我们拿这两种帝国主义比较一下，便知道后者更是残暴厉害。国际帝国主义既由武力的变到经济的，因此列强侵略中国也正由武力侵略进到经济侵略的过渡时期；况列强在华利益素来错综复杂，就是要瓜分中国也难得分脏平均，如是更不得不采取经济侵略政策。瓜分土地的事实现在或许不会发生了，但是中国人民已是压在外国资本家的铁踵底下，经济的侵略还要更加严重，那能说没有危险？
英美日实行经济的侵略于中国，除了与资本主义和侵略政策的历史有关以外，与什么别的历史和国情，什么道德和感情都是没有关系的；只因为维持和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的要求，迫着他们必然做那侵略的勾当。英国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老前辈，海上的霸王。自俄罗斯革命成功后，他失掉了由俄罗斯——占全世界土地六分之一——采取原料的市场。战后德国和中欧各国经济破坏无遗，购买力薄弱，纸币异常跌落，物品价格因纸币汇兑关系比各国的物品价格低廉得多，英国的高价货物自然不能流入，而德国极廉价的出品反能销行国外，英国不但失掉三个大销售场，德国反能与英维持商业竞争的地位。美国在欧战中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把金融中心由伦敦移到纽约，由原料输出国变成制造品输出国，他不但把英国的南北美市场完全夺去，还已插足到欧洲市场，就是英国百余年称霸的世界煤市，也被美国抢去一次，这便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新兴的大敌。法国战后夺得广大的煤铁矿区，渐由银行资本主义国家进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势将与英国大起竞争。日本蹶起于东，动摇英国在中国和南洋群岛的市场。因此英国工商业萧条，工厂竭业，航务停滞，失业工人增至二百万，减低工资又引起国内劳资纠纷，军费无法维持，有失却世界盟主资格的危惧。中国人虽然难以梦想这种可怕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知道英国来往远东的商船，现在是要贴水脚费的。但是他要恢复他的工商业，渡过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须恢复那些大市场和掠夺场。所以他一面为对俄对德两问题不惜与法国冲突，极力图谋与俄国通商和培养德国购买力；一面用保护商业政策抵挡美德的商品；一面不惜用兵力镇压土耳其的复兴，为的要保全他到印度和小亚细亚的孔道；一面极力与日美竞争中国市场的发展。英国必然要在远东发展，是他维持资本主义命脉的一条道路。最近英国政治家舆论家资本家看见北京政府是亲美派人物，中国新兴资本家都可以任用美国机器，以及一班学者、教员、政治家、政论家都赞美国吹嘘（因为他们多由留美学生出身）大起醋意，认英国没有注意中国留英学生问题，实属危及商业利益。他们最近注意到留英学生问题，是不是因为他现在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缺乏各种侵略的介绍人和中间人物呢？是不是亟之准备经济侵略中国的表示呢？美国在欧战中是唯一的胜利者，战争的结果，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王，他已拥有世界金子的一半、制造业发达到极点。战争时，他的输出品中三分之一是军用品，战后不但须将那三分之一的生产力变为制造消耗品以求售，而且英法等国复起与他周旋，不但不让他的商品销到欧洲去，也不让他在他们的殖民地自由畅销，因此美国生产过剩，发生经济恐慌，失业工人竟增至六百万。美国要维持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得寻找商品销售所和资本经营地；但是世界上的土地差不多早已画成了英美日法等国当殖民地，只剩下中国是可以供他们自由发展和自由争夺的地盘，所以美国就非出全力争得中国市场不可。历来日美战争的呼声，并不是为耶普岛统治问题，也不是为加利弗尼亚的移民问题，更不是替中国打抱不平，只因侵略中国这肥沃地皮，和掠夺四万万中国人民，引起不解的争端。他必须夺得中国，乃是维持美国资本主义的生命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不惜与日本竞争军备和召集华盛顿会议来达到目的。拉门德、史提芬、欧白脱、芮恩施、辛博森那些忙碌的大资本家和外交家，不惜奔走京津沪之间，为的不是这侵略政策的实现么？日本侵略中国更是显明，而且他非继续侵略不可！因为中国是日本货物的唯一销场，煤铁的来源地，战时的后路粮台；日本如果停止侵略中国，便是宣告日本资本主义的死刑。况他和美国竞争激烈、军费浩繁，自然更要加劲掠夺中国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英美日三国都急须用伟大经济势力侵略中国，而且是相互竞争的侵略，为的是救济资本主义的崩壤。只是侵略的方式正由武力的变到经济的，不是武力侵略没有了，便连侵略的危险也没有了。为什么那自命“政论家”的胡适先生竟眼小如豆，只知道武力的侵略是危险的，竟不知道经济的侵略更是危险呢！这或者经济的侵略只能使四万万中国劳苦群众受痛苦、不会使美国学者的胡适先生受痛苦，所以他不能感觉到那些危险罢。胡适先生也是中国人，也是和我们一样受了几十年外国的压迫和侮辱，那继续不断的外国压迫想也忍受不了，更厉害的经济侵略的危惧又在目前，胡适先生还应多替中国苦同胞设想一些才好。
英美目的侵略进行又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美国协同侵略的政策，一种是日本企图维持特殊地位的阴谋。美国因为他的经济力量最雄厚，同时在中国又没有得到势力范围，所以他用协同侵略政策，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利益，削减他人的势力，而且可以一跃而居远东侵略的领袖地位。日本经济侵略力不充足，有时须用武力补助；同时在中国得的利权最多，所以暗中破坏共同侵略政策，希望维持固有特殊地位。他们的政策既然不一致，因此各个扶持一派势力，进行他们的暗斗，为的实行各自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好：“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部。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欲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辣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如今还正在那里拿中国人民做牺牲品，拿军阀做工具，玩暗斗的把戏；凡是稍微明了中国政局的人没有不明了那些事实的，胡适先生何能代他们否认呢！
胡适先生说：英国没有援助吴佩孚，这未免太为之遮掩罢。彼时观战的英国人以战场虚实探报直军，驻扎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不断的用无线电把奉军消息传达保定，吴佩孚的飞机由英国人驾驶，联军车替直军察勘京奉路并作先锋，以及逼迫奉军退出泺州，并不阻止直军开往泺州的种种事实，难道胡适先生竟一无所闻吗？我国人虽然健忘，这些事实也不是一句“更是没有的”的话所能勾消的。英国不但帮吴佩孚打张作霖，并曾助吴佩孚在湖北打走川湘联军，助陈炯明在广东打走国民党。英国所以帮助吴佩孚打张作霖的缘故，这是不让亲日派的势力侵入到他特殊利益的长江流域去。英国所以助吴佩孚打川湘联军和助陈炯明打国民党的缘故，都是不愿意那代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党势力发展，因为他知道如果民党握得了政权，是会便中国渐渐自强起来，与他在长江流域和广东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英国帮助吴佩孚，是必然的政策，无论谁也不能代为辩护，英国使馆虽曾劝告天津某报保守中立态度并撤回飞机师，谁不知这正是掩人耳目的奸诈行为，那能据为辩护的理由呢？
美国只是想把他的过剩资本在中国发展，他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的根据，想实行他的对华政策，须得英日赞成才能实际上做得到。他宣言要中国和平和统一实现了，他才能借款，这并不是他对中国的好意。不过美国先前因不能借款给亲日派的北京政府，至巩固亲日派的政治地位，造成亲日派的统一；即现今北京政府转到亲美派手里，他如果冒然放债，日本如果勾结亲日派在中国的日本势力范围圈内捣起乱来，日本人便会占了便宜去，美国政策反会受打击。所以他乐得说要等中国统一了，他才借债给中国发展实业。他既然是企图输出他的过剩资本，维持和发展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自然希望中国能够永远销纳他的过剩资本。倘若中国做到了真正的和平统一，以至独立自强，便会不让他继续输入过剩资本，那他不是自己挡塞了他排泄过剩资本的路么？所以美国尽管说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尽管代拟废督裁兵的计划，他只是要造成能够放债的局面，乃是极浅显的道理。若说中国独立自强的和平统一，他是会为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反对呢。要是能够达到共同侵略的计划，就是和日本携手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安福、交通等的勾当美国也是会于的。（这种企图，本在六七月间是传说过的；后来因为他和日本妥协不了，所以这个政策没有实现罢了。）看呀！北京政府现在不是在亲美派手里吗？中国现在统一了没有？但是美国外交家银行家正和北京政府商议垫款的办法，这到底是希望中国直正和平统一呢？还是借款扶助亲美派政府增进他自己在中国政治上的势力呢？但是日本便不愿政权永久在亲美派手里，尤不愿意造成吴佩孚的统一，更不愿意因统一面实现美国政策，所以又帮助着徐树铮在福建厮杀起来了。
巴黎和会的确是美国的失败，因为不能把中国利权重新分配一下，日本夺得太多，美国不但不能分润，反把日本夺得中国的权利加一层正式的保障，难以再夺回。这真是美国的失败呀！美国召集华盛顿会议，是要解决了远东问题，才商议减轻军备的；这就不说英日须要把中国利权和我分配平均，并且让我占个侵略中国的领袖地位，我们才能暂时不接火。所谓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决定采取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谓门户开放，那就是说英日不要把中国的门户把住了，让大家有均等的机会去抢掠罢。国人不要听了外交系‘像煞有介事”的自吹，以为华盛顿会议使日本有名无实的交还青岛和可以赎回胶济路的结果，便以为华盛顿帮助中国解决了一部分中日问题，这也是帮助美国开放中国的门户呀！中国虽然挽回一点微小的利权，但是多引进一个富有经济力的抢掠者。这点微小的利权，是用四万万人民卖给美国银行家的预约券换来的。美国资本家银行家是不知道怜惜受痛苦的中国人民的，即使真有几个舆论家学者援助中国，与美国资本家侵略中国的勾当也是不相干的，我们难道因为美国有几个学者舆论家和我们买弄假风情，就连美国资本主义吞噬四万万中国人的雄图都忘记了呢？
新银行团三年不借款给北京政府，是被日本反对和中国内乱阻难住了，事实上不能借款；并不是为中国的和平与统一而不借款。他记词说是友谊的赞助中国发展实业，我国人何尝不希望中国发达实业，但是我们希望要为中国民众的利益发展实业，要是为美国少数银行家的利益来发展实业，那是我们不得不反对的。这哪里是发展实业，不过把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命脉断送给美国银行家，也不过是美国银行家要挖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变成他们的黄金的代名词罢了。
胡适先生说：外国投资者也希望中国的安宁与统一。不错，他们也这样希望。但是他们希望的安宁与统一，是中国人民俯首贴耳让他们挖取精液不加反抗的意义，也正是胡适先生所谓“能保障投资者利益和安全”的意义。我们人民所希望的安宁与统一，是由我们人民自己造成的而能改善我们生活状况的安宁与统一。而且美国资本家现在是希望由吴佩孚和外交系造成和平与统一，日本是希望由张作霖造成和平与统一，英国是希望陈炯明和吴佩孚能够握住广东和长江流域的政权的和平与统一、英美日的愿望既互相冲突，吴佩孚张作霖的愿望也互相冲突，怎样能和平统一呢？而且英美日吴佩孚张作霖所希望的和平统一，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也是做不到的。只有没有他们了，才能真正达到和平与统一呢！民国初年，外人捧袁世凯，便是侵略中国和压迫民众势力的发展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时外人捧袁，是不是因为袁世凯能把西藏送给英国，蒙古送给俄国，满蒙五省送给日本呢？那时孙中山和东南各省是不是代表民众势力，但是外人怎样帮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怎样帮袁削平东南各省的反抗，大家总还记得罢？这还能说他们希望中国和平与治安，简直是压倒民众势力的发展：
远东局面的确变迁了，倒了德俄两个强盗，来了一个野心勃勃实力雄厚的美国强盗了，现在是已变到英美日三国侵略的远东局面了。侵略的形式是由武力侵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变成开放门户共同经济侵略的形式了。侵略局面虽然变迁了，是变得更趋严重了。中国人民受了几十年侵略痛苦的结果确是渐渐自觉了；但是仅仅自觉怎能改变侵略的局面，阻挡资本家的贪婪行为呢！只有我们民众的实力才能阻挡那侵略的进行！要是没有一种力，不但已有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势力无由除去，中国无由独立，还会受更大的经济协同侵略的痛苦呀！
胡适先生还说：国际投资，只要投资所在国能维持和平与治安，更不会发生问题，并举美国接受英国铁路投资为铜。其实并不是以证明国际投资不会有危险，反证明中国要赶快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美国曾经过七年的血战，脱离了英国的羁轨而独立，所以后来他接受英国的投资，使没有危险。以半殖民地和列强角逐场的中国和那时的美国比较，这不是笑话么？
总之，我们从上面得不来的结论是：
（一）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几十年了，给了我们许多痛苦和侮辱了，现在还继续加给我们那些痛苦和耻辱。
（二）英美日屡次助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徐树铮等延长中国内乱。
（三）英美日直接间接压迫中国民众势力的发展。
（四）经济的侵略比武力的侵略更危险，他们正图谋加给中国以更广大的经济侵略的危险。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
看呀！他们正在那里图谋“共同管理”，日本还在那里图谋建立满蒙为一大缓卫国，这不是他们向中国民众的进攻么？中国人民决不能信胡适先生那坐以待毙的办法，只有集中和准备民众势力来抵敌呀！这并不因为我们是马克思派，所以这样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正为中国人民的利害关系，所以要提醒和引导中国人民一致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
末了，我们要说，中国人民就是为国内政治的改造，也得要取这个方针。因为我们所谓国内政治改造便是用民众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要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依然存在，他会让民众势力发展和中国民族独立么？他们帮助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是不是巩固了我们要打倒的军阀的地位呢？所以我们的政治改造初步就是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就是改造中国政治的先决问题。
胡适先生既然赞成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我们自然是很欢迎的。所以我们还借用中国共产党宣言上一句话，恳挚的奉劝胡适先生：“中国的知识阶级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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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国庆日裁兵运动》（192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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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日裁兵运动
张国焘
（1922年10月1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1卷第5期，1922年10月11日出版。
在今年的国庆日，全国各大城市会有一种群众运动，这次群众运动是由压恶内乱反对军阀的心理激成的，同时有两个标语：一个是打倒军阀，一个是裁兵运动。这两个标语的意义大不相同，“裁兵运动”的标语和它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呼冤的声音，是软弱心理的表现，大家须要把它弄个明白。
主张裁兵运动的人，替军阀们拟定一些所谓裁兵计划，什么核实浮额，淘汰老弱，缺额不补……等等清理和限制军额的办法，实际并不是裁兵计划；还用慈悲的心理，顾虑兵士们被裁后的生活问题，发明化兵为工的计划，自以为这样一来，既可以免匪患又可以发展实业。而且以为这件事是北京政府办得到的，只是北京政府责备人民对于这件事没有民意的表示，（摧残人民的事情，北京政府倒不管民意）所以有些主张裁兵论者，也一同来发起这个群众运动，为的要向北京政府做个普通的表示。他们以为既有了这些计划，又有了民意，再向军阀哀求几次，疏通一番，那就可以由政府实行裁兵了。
朋友们！你们错了！这条路是不能通行的。你们听见张作霖在奉天购械陈兵嘛？徐树铮在福建招兵买马嘛？吴佩孚在洛阳图谋南征北伐嘛？刘镇华在潼关大收土匪嘛？哪一个不是耀武扬威，准备厮杀！这样的局面，你们到底希望谁来裁掉他的兵。你们退到最后一步，希望消极的清理和限制军额，以为至少可以减轻军费，但是军阀们侵吞浮额的军饷是必然要做的，不但侵吞浮额军饷，那一个不是腰缠千百万，欠饷五、六月，即兵变亦不顾惜的。你们想轻轻把他们刻扣浮额军饷的财源闭塞，这不是晴天白日里做梦么？就算由你们的努力做到了清理和限制军额的初步，而且更进于做到了化兵为工，那些军阀们现在既然刻扣军饷，他不会刻扣“工兵”的军饷么？兵士的生活，匪患，兵变能解决么？每个军阀不仍旧会拥有几万“工兵”，无事的时候，就借兵工制的美名，驱策兵士们种鸦片烟；一有战争，那些“兵士”还是一样的会要去挡炮子替曹家打总院，替秀才打巡阅使。还有一层，现在北京还有政府吗！这莫非是你们的错觉罢。老实说，北京并没有政府，现在只有一个曹吴的账房和一个监印官，同时也是英美日三国的驻华代理人，你们现在向他们表示民意，就是表示一百回也没有用的。要是内阁稍微和人民敷衍一下，曹巡阅胡子一扭，王博士马上就得抱头滚蛋。在明天国庆日，恐怕军阀们还会不许你们游街表示呢！所以我要恳挚的奉告希望裁兵的人们，赶快改更方针。并且我要说：我们并不是不主张取更和平的办法，并不是不走便宜的道路，也不是不采即刻能实现的最低办法，只是许多许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请求北京政府和军阀裁兵的办法是不通的道路。
我们主张打倒军阀当然不是替军阀拟计划，向“政府”表示的办法，是要大声疾呼的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下攻击。只有这样，是唯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这是比较最底而可能的一个切实办法，决不是画饼充饥的。只要饱受军阀推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的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
末了，我们要声明，我们对那些热心裁兵运动的人们，是钦佩的！也许有些人明白请求军阀解除武装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他们的游街能够举行，所以用“裁兵”二字做标题。但是这他是错了的。因为我们既只能是和全国人民说话，请求军阀和政府既无效，所以只能用一个极明显的标语，只有“打倒军阀”是唯一的标语。全国人民的愤怒都要集中这四个字之下，全国人民都要为打倒军阀而团结，结果才能实际打倒军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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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维柯·席尔瓦生平及思想简介（张耀隆，2023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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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维柯·席尔瓦生平及思想简介
张耀隆2023年1月15日
前言：拉丁美洲思想界领域为世界所贡献的主要有以巴西和墨西哥学者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理论，以阿根廷学者和秘鲁学者为代表的依附理论，以瓦斯孔塞洛斯、西蒙·罗德里格斯和安德烈斯·贝略等人关于美洲社会起源，结构等方面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主要为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问题，殖民主义问题的论述。卢多维柯·席尔瓦（Ludovicosilva）是委内瑞拉的马克思学学者，他或许没有像马里亚特吉等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样的知名度，但有所不同的是，他站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学说中如异化、剩余价值和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概念进行在重新解读的基础上的积极有利探索并有所成果。他的成果对于整个马克思学界来说是具备一定参考价值和独创性的，也代表了委内瑞拉思想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性贡献。卢多维柯·席尔瓦也是继西蒙·罗德里格斯和安德烈斯·贝略后在委内瑞拉思想界有所建树的代表性人物。
生平及所涉及领域：
卢多维柯·席尔瓦，曾用名路易斯·何塞·席尔瓦·米切莱纳，1937年2月16日（一说12月12日）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母是埃克托·席尔瓦·乌尔瓦诺（父亲）和何塞斐娜·米切莱纳（母亲）。他从小与其兄长，弟弟一起就读于加拉加斯圣伊格莱西奥学院并完成了中小学教育，1954年至1960年他游历于联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在此期间完成了哲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的课程学习，并求学于索邦大学一年。在西班牙马德里求学期间，一群学者将其称之为“卢多维柯”，自此该名取代了他本来的名字，从那时起他被称为卢多维柯·席尔瓦。1960年代开始，他编导并制作了广播节目《自由之声》，1964年他与作家考普利西安·奥巴列斯、哥哥赫克托·席尔瓦·米切莱纳和艺术家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一同参加了诗歌团体“solcuellocortado”，1964年至1968年间他担任了加拉加斯艺术协会的秘书长，在那里他参与创办了《Papeles》杂志，他是该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1969年他完成了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学业，自1970年至1986年他任教于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哲学系（比较准确地来讲，卢多维柯的哲学研究正式开始于1968年）。由于长期酗酒，导致他受到过量铵的影响，1986年他被送进精神病院33天，最终于1988年12月8日在加拉加斯去世。
卢多维柯·席尔瓦所涉及的领域众多，除哲学与马克思学研究外，卢多维柯还是诗人、媒体作家和视觉艺术创作者。尤其在诗歌领域，卢多维柯·席尔瓦表现出来了极其强烈的天赋与才华，留下了一些具有艺术性的诗歌作品。他的诗歌作品被收录到了其个人诗集《爆炸!》、《葡萄酒与十字架》等集当中。他在任教的同时也参加到了马克思主义报纸《Clarin》和由吉列尔莫·梅内赛斯主编的文学杂志《Cal》的创建活动中。他与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一起创办了文化杂志《LaMigal》。1980年代他在委内瑞拉《国家报》上开设了一个名为“瞭望塔”的专栏。1996年5月1日，由他的兄长赫克托·席尔瓦带头成立了“卢多维柯·席尔瓦基金会”，其宗旨在于研究和传播拉丁美洲及委内瑞拉的文化、诗歌与哲学。
卢多维柯还精通西班牙语文学领域，他深厚的西班牙与文学功底为他形成关于文艺创作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
主要思想论点及其内容：
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进修哲学时期，卢多维柯·席尔瓦阅读了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萨、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该时期已经形成了对哲学问题的基本看法，在其教学研究、理论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成系统的理论思想论点以及内容。其中形成自己思想论点的领域主要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中关于异化、剩余价值、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等方面。卢多维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学领域留下了至少十多部论著，其中大多数著作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或德语并出版。
一．异化论的再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异化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的一般解读为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原本自然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另一方面是指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这一方面被具体描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卢多维柯·席尔瓦在较为正统地解读异化论的基础上对异化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这些解读集中地在《作为一种制度的异化：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理论》（1983）一著作当中有所显现。就该著述而言，其主要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意在确证异化源自一个包含三种基本构成元素的“系统”：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财产私有制以及商品生产的现实目的。其次是力图向读者展示马克思始终如一地关注异化问题而非如一些评论家在20世纪60-70年代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抛弃诸如异化等哲学问题转向社会科学。
卢多维柯认为，“异化论”是一个所指内容全面而更广泛的论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异化只是“异化论”中的一方面，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同样存在异化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认同行为，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个体不仅认同那些非自身的利益，还认同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利益。卢多维柯坚信所谓意识形态的异化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故弄玄虚、宗教价值中的价值颠倒、人类需求的异化等方面影响的产物。
在卢多维柯看来，意识形态的“异化”是工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除了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及其对自然对象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异化）、劳动过程对人的异化、人对人的异化、人对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这四种异化外，所经受的“第五种异化”。
二．“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其重要的论点，其通常释义为。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之上，席尔瓦独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剩余”的理论观点。
卢多维柯关于社会意识形态部分的论述被证明是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学领域最具原创性、最具洞察力的部分。席尔瓦在《论意识形态的剩余价值》（LaPlusvalíaIdeológica）一著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应当是指一种理念和信念系统，它旨在维护维持现存的剥削与统治秩序。在他的论证中，指出怎样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有怎样的剥削关系，必然就会有怎样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层面中营造一种剥削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意识，因此，席尔瓦得出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是为社会剥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由价值观、信仰和表征共同组成的体系。
卢多维柯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的理论观点，它的整体内涵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种精神投注，即将意识或精神能量从个人处“抽取”出来，并以一种痴迷的形式投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简而言之，市场在榨取物质性剩余的同时也抽取了精神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同时呈现为一种人类精神剥削，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剥削，它在正当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同时，也攫取了“意识形态剩余价值”。
三．反对《手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
1970年代末，卢多维柯·席尔瓦撰写并完成了一本名为《反对<手册>》（Antimanual）的著作，这是一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卢多维柯·席尔瓦将该著作视为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所写《手册》及其观点的回应，主要论点有在哲学研究的关注点的重新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认识论的一定深化思考与解读。
卢多维柯·席尔瓦关于哲学问题的思想主要有：哲学通过研究世界基本问题的的目的和关注点不是问题的过程和结论，而是人的本身；关于事物本源，运动变化问题，席尔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理论从整体到具体上解决了事物本源，运动变化问题，因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世界哲学领域的地位和积极价值。席尔瓦进一步指出，任何通过封闭的形式和结构来解释世界的哲学论点都是徒劳的。根据席尔瓦的说法，与其重复或解释伟大的哲学家及其论点，不如改变其理论所限定的语境，克服其理论的局限性，使他们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存在。
因而卢多维柯从客观的学术角度批判了普列汉诺夫所写《手册》及其观点叙述的方式，如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及所涵盖内容，进而对列宁等人关于哲学问题的叙述上也进行了一定有价值的批判。对卢多维柯来说，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其实源自于普列汉诺夫所写《手册》对马克思思想的分类，从马克思原著的大量内容来看，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明确地理论化了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席尔瓦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根据历史事件的结构动力总结规律并用于解释历史事件的方法。
然而卢多维柯并不反对《手册》本身，而是反对《手册》的写作方式与风格。为
此，他主张哲学与文学的紧密结合，并主张克服二分法所带来的局限性。（根据二分法的观点，文艺创作者致力于具体与特殊的区分，而哲学家则致力于抽象与一般的区分），这也是为什么，卢多维柯写作《手册》一书的原因。按照这种思想推定，卢多维柯认为有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将革命的原则转化为信仰的思想性的原则，此外，卢多维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辩证法的秘密是理解历史的动态方式，而不是手册传递给我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通过这种方式，他肯定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应用马克思'作为应用迦太基或模具的人"，而是"包括同化和批判性地延续他的历史概念和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多维科对马克思的断言如下：
“矛盾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使命与无产阶级的最高使命相似：否定自己。
卢多维科·席尔瓦”
席尔瓦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不过是根据历史事实的结构动态来解释历史事实的一种方法。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他一直拒绝将其视为解释自然现实的哲学理论，从而批评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自然辩证法。对于卢多维科·席尔瓦来说，马克思的方法只适用于历史社会现实，因此，将其适当名称理解为一种辩证方法。
四．其他论点及领域
卢多维柯·席尔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其他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在席尔瓦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念与普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概念存在着不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类与异化的逐渐远离，并最终彻底摆脱异化，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目标也是一致的。
卢多维柯除了对哲学的探究之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领域的探究较为突出，在该领域，卢多维柯著有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的《论马克思的文学风格》（ElEstilodeMarx）（1971年），该著作可以说是“重建了马克思的文学养成过程”（翁贝托·艾柯语），并细致入微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卢多维柯分析了马克思独具一格的隐喻，充满辩证性，通篇洋溢好辩的文风，该著作在内容上可谓充分显示了卢多维柯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大学哲学教授的双重角色。
卢多维柯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如对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性思考，卢多维柯站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鲜明反对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该时期拉美各国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团体的主流理论思想。卢多维柯从基本理论入手，结合马克思原著和社会历史现象分析，对斯大林主义、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与卢多维柯同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及深刻的质疑，批评质疑的内容涵盖了从所谓“革命意识形态”到各种带有浓厚共产党色彩的内容等许多方面。
此外，卢多维柯·席尔瓦在教育学领域也有一定探究，主要观点为坚持认为教育学是塑造政治结构和产生社会是非标准以达到社会普遍平衡的工具，通过教育使社会阶级的鸿沟逐渐弥合，进而实现人“普遍而全面的发展与平等”。卢多维柯另外指出：作为教育的实践场所，学院是让人明辨是非伦理，获取尊严，激发公众多样性的重要社会平台。
对卢多维柯而言，教育学是实现不同个体多元发展的根本工具，基于消费和利润的社会现实。教育学根据给定的顺序（主要是历史顺序）收集学习材料、经验数据并建立其组织结构。在群众的斗争中，围绕历史问题组织研究社会要素是必要的。而作为他反思的核心部分，他指出社会实体必须知道如何解释历史上发生在特定事物身上的事情。而教学过程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参考功能，而另一种是情感功能。
评价：
然而，卢多维柯·席尔瓦的思想在21世纪委内瑞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和语境下是被证明有一定局限性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卢多维柯在批评质疑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及理论的基础上，并没有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引向一个积极、全面而科学的视角，相反，他在后期逐渐倾向于对南斯拉夫联邦的自治+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认可，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卢多维柯逝世4年后，南斯拉夫联邦走向了制度和结构的分崩离析，这一事件正是映射了所谓自治+市场社会主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脆弱性。
无论如何，在笔者看来，作为马克思学学者，卢多维柯·席尔瓦不拘泥于自己的民族和所处时代背景，站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问题入手，在基本问题的表述和思考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并在表述与思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叙述了一些理念，且不论这些理念是否存在一些表述，概念上的问题。卢多维柯通过一系列著作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反思与澄清，对于试图摆脱诸如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带有某种目的性的诱导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作为拉丁美洲学者，卢多维柯·席尔瓦从其理论本质上已经突破了拉丁美洲这一地域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在程度上，框架上的限定，显示了拉丁美洲学者当中那特别，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积极寻求探索与突破的那一面。这一点，笔者认为卢多维柯胜过了相当一部分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与之同时期和此前的）
因此，卢多维柯·席尔瓦的马克思学论点应当看做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基本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与探索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资本论》（第一卷）再解读，王晴译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15日第2期2.〔美〕R·略伦特著拉美马克思主义的七个主要议题冯昊青、仇英、包可可译世界哲学2017年1月2日第一期
3．〔意〕翁贝托·艾柯著论《共产党宣言》的文体风格翁德明译艾柯研究2021年3月20日
4．〔墨〕豪尔赫·桑蒂利亚纳著卢多维科·席尔瓦和拉丁美洲传播研究中的批判立场Javnost-公众2006年第3期
5．〔委〕马里奥·瓦尔迪兹：卢多维柯·席尔瓦：加拉加斯的路易斯·何塞与马德里的卢多维柯宇宙报2020年8月10日
6．〔委〕翁贝托·扎巴拉：卢多维柯·席尔瓦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诠释左翼日报网站-左翼观点（委内瑞拉版）2020年9月27日
7．〔委〕翁贝托·扎巴拉：卢多维柯·席尔瓦与批判理论时代的分歧左翼日报网站-左翼观点（委内瑞拉版）2019年11月24日
8．〔委〕翁贝托·扎巴拉：去世30年后，卢多维柯·席尔瓦的思想被讨论左翼日报网站（委内瑞拉版）2019年3月3日
9．卢多维柯·席尔瓦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西班牙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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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新年（〔意〕葛兰西，191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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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新年
〔意〕葛兰西（1916年1月1日）
人群中最亮的光头翻译
每天早上，当我在阴暗的天空下再次醒来时，我都会觉得对我来说是新年。
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这些新年，像固定的日期一样，它把生命和人类的精神变成了一种商业问题，它是未偿还的金钱，它是新管理的预算。它使我们失去了生命和精神的连续性。你最终会认真地认为在这一年和下一年之间会有一段决口，那是（意味着）新的历史正在开始；你下定决心，并为自己的不决而后悔，如此等等。这通常是日期的问题。
他们说，年表是历史的支柱。好吧。但我们也需要接受，有四五个基本的日期是每个好人都牢记于心的，它们对历史开了不好的玩笑。它们也是新年。罗马历史上的新年，或者中世纪的新年，又亦或者是现代的新年。
它们变得如此具有侵略性和陈腐，以至于让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意大利的生命开始于752年，而1490或者1492年就像人类越过高山，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生命。所以日期成了一个阻碍，一个阻止我们看到历史继续沿着相同的基本不变的路线而展开的路杆，没有突然的停止，就像在电影院里，电影撕裂了，有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线间隔。
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新年。我希望每个早上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年。我每天会陷入一种自我的思辨当中，每天我都希望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没有一天是放弃过这个想法的。所以我决定让这种想法停下来，当我对生活的强度感到醉心时，我选择去作为纯粹的动物，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从中获取能量。
没有精神上的时间。我希望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小时都是新的，尽管它与它已逝的时光相连。没有强制性的集体节奏的庆祝日，没有与我所有我不关心的陌生人分享的日子。如果只因为我们的爷爷的爷爷或者别的什么等等而庆祝，我们也应该有庆祝的冲动，这是令人恶心的。
我也因为这个原因等待社会主义。因为它会把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精神中没有的共鸣的日期扔进垃圾桶，如果它创造了其他日期，它们至少将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们愚蠢的祖先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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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致郑彼岸书》（191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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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郑彼岸书
刘师复
（1915年1月31日）
〔说明〕录入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8页。
……余忽患肺病，全肺皆痛，咳极苦。初服丁福保药一礼拜，不见效；欲转西医，而无钱，故停服药两礼拜。惟是病势日深，恐贻大患，迫得向人借贷百数十金，昨日往某著名之德医求诊。讵彼谓：非进医院不可，进院则三四礼拜可愈，否则必日积日深，不可救治云。但入医院，以一月计，最少非二百金不办，试问余从何处筹措耶？然则亦惟有听之而已。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簀，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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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艾伦·米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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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ANDPROPERTY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
〔加拿大〕艾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
（2012）
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译者：曹帅
致谢
第一章转型
1．现代早期欧洲？
2．何种“现代”国家？
3．现代政治思想？
4．政治思想的社会史
第二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
1．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
2．“公民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
3．《君主论》
4．《论李维》
第三章宗教改革
1．宗教改革的根源
2．马丁·路德
3．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
4．由服从转向反抗
5．约翰·加尔文
6．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
第四章西班牙帝国
1．国家还是帝国？
2．萨拉曼卡学派
3．弗朗西斯科·苏亚雷兹
第五章荷兰共和国
1．荷兰共和国
2．一种内乱文化
3．胡果·格劳秀斯
4．巴鲁赫·斯宾诺莎
第六章法兰西绝对主义
1．一种压榨和贪污体系？
2．从陈情书到宪政主义
3．让·博丹
4．政治经济学
5．绝对主义文化
6．孟德斯鸠
7．商业
8．让—雅克·卢梭
9．重新界定的“公意”
第七章英格兰革命
1．都铎时期
2．国王、议会和群众
3．英格兰内战中的政治思想
4．平等派与普特尼辩论
5．托马斯·霍布斯
6．《法的要素》和《论公民》
7．《利维坦》
8．约翰·洛克
9．《政府论》
10．洛克的财产权理论
11．改良
12．18世纪英格兰的洛克范式
第八章启蒙运动抑或资本主义？
1．现代性与“资产阶级范式”
2．资产阶级但非资本主义
3．进步与文人共同体
4．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5．资本主义与民主
索引
译后记
注释
感谢叶文玉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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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起！起！起！》（约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起！起！起！
刘师复
（约1914年）
起——起——起——
起来收回你的东西！
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你的东西！
你不很穷吗！你作工不很苦吗！
你为什么很穷！为什么作很苦的工！不是你没有钱用吗！钱是谁的！是财主家的么！是财政总长的么！是银行的么！是督军的么！是那万恶政府的么！不是。一定不是。他们都没劳苦一点，去开银矿、金矿、铜矿。他们也没有去种地、织布、建筑楼房，作种种的木器、铜器、瓷器——这些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一切东西、一切金银，都是我们工人造的、开出的。所以我敢大声的说：“一切东西都是我们工人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被什么财主督军、总裁总长给硬抢去。他们享那很快乐的幸福，我们反来受穷！吃苦！真正冤死了！气死了！
来呀！来呀！我们不必怕他们，也不必打死他们，只要收回我们所丢的东西就完了。但是他们未必肯善心的还给我们，所以要“一齐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我们所丢的东西，也该我们享享幸福了”。
来呀！来呀！一齐起来收所丢的东西来呀。你不要羞不要愧，这是应当的事。谁的东西，谁拿回去享幸福，这不应当吗？起！起！起！大家一齐起呀！
平等之真谛——无阶级而共产也。
自由之真谛——灭强权而无政府也。
博爱之真谛——废国家而大同世界也。
此三者完全实现，则是极乐之光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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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ФранцМерипг
НАСТРАЖЕМАРКСИЗМА
保卫马克思主义
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德﹞梅林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27本书据苏联国家书籍出版社1927年版译出
出版说明
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
保·拉法格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
反对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
康德和社会主义（1900年4月4日）
新康德主义者们（1900年4月11日）
康德和马克思（1904年2月17日）
罗陀斯岛上的舞蹈（1902年5月7日）
仿效者（1908年）
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10月29日）
哲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
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901年）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1901年）
﹝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一点意见﹞
约翰·洛克（1904年10月26日）
略论伏尔泰（1894年11月21日）
伊曼努尔·康德（1904年1—2月）
康德和斯宾诺莎（1908年2月7日）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908年1月4日）
尼采反对社会主义（1897年1月20日）
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马克思，拉萨尔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908年1月23日）
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04年7月20日）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1901年）
斐迪南·拉萨尔（1894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05年）
纪念卡尔·马克思（1908年3月13日）
无产阶级和哲学问题
伦理学和阶级斗争（1893年）
艺术和无产阶级（1896年10月26日）
宇宙之谜（188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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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19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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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
刘师复
（1914年11月）
〔说明〕载于《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81-84页。
按：观此次如火如荼之风潮，劳动界之进步，一似有不可思议者，殊不知非也。罢工要求加价之举，各业均正常有之。即以上海之漆业水木业论，十年以来，行此者亦不下数次。此次风潮，亦不过循其庸腐之古方而已，并非于劳动界所处之地位有所觉悟也。故所执以为要求之理由，与夫所用之手段，亦皆最旧之故技，而未尝有所进步。如结队游行时，或手执香火，或肩负神牌，或高提鲁班先师之灯笼，如此等等可笑之举，不一而足。以是之故，社会上一般人均轻视之以为无意识之举动，官吏则指为流氓痞棍所煽惑，故卒未由得良好之结果。考其原因：实由工人智识缺乏之故。工人现在所处之经济地位，实为人类以下之地位，愈贫愈愚，于是工人之智识程度亦几乎退至人类以下。凡此实“资本制度”为之贼也。故工人欲增进自己之生活地位，第一须增进工人智识。然方今资本压力重于万钧，欲增进工人之智识，又不能不先有团体。于是本报所竭诚献议于中国一般之劳动家者，不外六字曰“结团体求智识”。各行各业之劳动家，皆当独立一团体，名曰某业工团或工会，大略如向来之公所会馆，惟推广而改良之，且绝对不宜与资本家所立之公所会馆同处一地。（向来工人方面，多有为资本家利用两行同一公所者此最为受愚之事）团中费用，由会员每月纳最微之月金，若人数太少之行业，可合二三行或三四行而为一工团。团中最要最急之事，即为平民学校，每行至少设立一所。人数众多者当多设之以为会员及会员之子弟求学之地。教授或以夜半或以星期日，当各相其地方及行业之情形而异。（参观答悟尘书）其人数众多会费收入较丰者，可兼出一工人报。复由各分业之工团，联为一工团联合会，或日总工团，以为全体之交通机关。此城之工团，当与他城时通声气，互相联络。工人之智识既渐渐增进，团结力亦必日见进步。及乎势力既厚，声气宏大，资本制度之死命，将由此工团操之矣。
顾此种进行，有当注意之点三：（一）此种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无论何人皆可举办。惟由工团为之，则其事轻而易举也。迨乎工人之入学者渐众，工人之自觉心发生，然后乃可以与资本家抗斗矣。至于最普通之条件，为今日所可行者，即要求增加工价及减短工作时间是也。二者皆社会革命时机未熟，不得不已而思其次之法。工价当就各地方之生活状态得一略优之率，工作时间当以每日不得过八时为限，而星期日休息，尤不可无。此为工团设后可以次第要求者也。（二）工团之组织吾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鼓吹，且加以赞助，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更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先从各行各业作始，然后联络各业而组织总机关，万不可徒骛虚名，苟且立一总工团或工党本部之名目。其实空无一物，徒呼号奔走，怂恿各地方设立支部，此等无实力之团体其收效必不良。且往往为不肖所利用。前年上海之“工党”即坐此弊。（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舍〔有〕丝毫之政治意味。如英美等国，皆有劳动党加入政界，为政党之一，遂为一般无耻之政客所利用。而各国之工人，亦往往受社会民主党之煽惑，皆以政治思想未摆脱净尽之故。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条曰：“本会宗旨，在保护工人道德上经济上各种权利，此会组织纯立于政治之外，惟恃工人自己之实力，灭除贫富之阶级，不得以工会之名目及势力，协助政治家而为运动选举者尽力”。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是即用革命手段以反抗资本制度也。是可见革命的工团主义之精神矣。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病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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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敖霜》（1914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答敖霜
刘师复
（1914年8月2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21号，1914年8月2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97-299页。
来书谓“世人误会共产主义以为共他人之产，而不知所谓共产者，乃以己之产与人共之也”。云云，窃以为二者皆非也。所谓共产主义者，乃本此主义以改进现今之社会，非少数人之单独行为也。共产主义，乃社会问题，而非个人之道德问题也。推翻现社会之私产制度，取回地主资本家所窃据之生产机关，如土地工厂机器等，全归之公共，由劳动者自由使用此生产机关，共同劳动以致力于生产，凡所生产，亦全归之公共，若是者谓之共产主义。至语其理由，则以一切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皆由数千百年来无量数之人力所垦辟所经营所造成，不应为少数人所占有，故当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来以归之公共，是谓取回少数人所夺据之私产与社会全体共之，而非某人之产与某人之共之也。至各个人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住及用品等）察其由来，亦无一事不须社会之协助，（例如耕者必需乎他人所制成之耕具，制造者必需乎农人所种植之原料等等。）故亦不应据为己有，而当归之公共。凡致力于生产者，皆得自由使用之，是谓以社会全体共同劳动之结果与社会全体共之，亦非取某人之产与某人共之也。是故共产云云者，谓取他人之产与我共之者固非，谓以己之产与他人共之者亦非。必曰以全社会之产与全社会共之，其说始可通。若来书所谓以己之产与人共之，此乃朋友通财轻肥与共之义，乃个人道德问题，非“共产主义”之的解也。共产主义必须推翻现社会之组织，非革命不能成功者也。每见世人不明此理者，一闻共产之说辄来相诋曰：子言共产，子之衣易不解以与我，子之屋曷不迁出以让我乎？此等择之言，其根本之谬误，即在此混社会问题为个人道德问题耳。今来书谓宜先注意共产，然后从事于推倒强权，其误略同。须知不推倒强权，固末由实行共产也。
来书又谓同志中有以酒食征逐为共产者，此无异杀人放火而自称仁慈，自非瞽人，断不受其所给，苟有此者，亦即不能复名为同志，吾人鸣鼓攻之可耳。凡无政府党，牺牲目前之幸乐以图将来者牺牲一己之生命以为社会者也，非具此精神者，决不足与言无政府主义，决不能为无政府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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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1914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
刘师复
（1914年8月2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21号，1914年8月2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330-332页。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学说，可以数语概括之：
（一）一切生产尽脱资本势力之束缚，凡共同劳动之结果（即所生产之物）劳动者得自由取用之。（是为经济上之自由）
（二）脱政府之束缚、而自由组织各种公会及团体，由单纯以至复杂。（是为政治上之自由）
（三）脱宗教的道德束缚以达于无义务无制裁之自由境域，人群生活之关系，以互助之感情维持之。（是为道德上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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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冲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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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冲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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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恨苍》（1914年7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答恨苍
刘师复
（1914年7月25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25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79-285页。
来书曰：予每与友人讨论吾人进化之方法，多数皆主张渐进，而否认急进；非反对急进派之学说，不过以为渐进（即改良派）则手段和平，而措施不尚急迫，及成功时，人人皆能深悉无政府之旨趣，而于无政府社会中之种种布置，必较易为力。若急进（即革命派）则手段激烈，措施尚急迫大有以最短期限达到无政府目的之心理，深恐一般人民，于此短期内，不能普及无政府智识，及增进其个人道德，至成功时，不免有布置艰难，甚至大有窒碍，（如惰者不肯工作但取所需或避重就轻之弊）故不若含彼就此之为愈。以予愚昧，对于上述，亦不能定取舍之途，愿有以教之。又《民声》文字太深，倘能演为白话浅文，以期普通人之能晓，则尤善也。
按时人往往误会“急进”二字之意义，以为“欲于最短期间达到无政府”，此却不然。吾人之所谓急进者，质言之即激烈行动之代名词耳。激烈行动之作用，一方面为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一方面为鼓励风潮，迅速传播，其用意则无非欲使多数人明白无政府之真理，赞成无政府之组织也。浅而譬之：中国革命之迅速，人人皆归功于广州黄花岗之一役，及迭次之暗杀案，此即所谓激烈行动。自此之后，从前之反对革命者，亦不期而附和革命矣。可见激烈行动之效果，真有胜于十万书册之散布者。无政府之革命亦然。若徒藉口舌笔墨之外，不能不更以激烈行动助之，如罢工暴动暗杀等等，(暴动在欧文为Insurrection并非不美之名，其意犹云突然而起之激烈举动耳。黄花岗之役亦是也）皆可视为传播之一种方法者也。然吾人主张激烈行动，并非逐舍口舌笔墨而不用也。或印刷物或演说或教育或戏剧以及其他种种，皆为由今日以达至无政府之传播期中不可一日或息之事业。激烈行动则行之于一时，遇有可用之机会乃始为之耳。且中国目前之情势，此等机会似尚未至，故吾人于现在最近之时期，当先致力于口舌笔墨之传播，俟吾人之思想渐渐发达，然后再谋激烈举动以助其进步，似尚未晚也。
更有当注意者，无论如何急进，凡欲无政府之成功，必须无政府之思想普及于大多数，此为不易之事理，特用急进方法，则思想之普及较速耳。来书所谓“急进恐不能普及无政府智识及增进个人道德，”此实不然。所谓无政府智识，不过如吾所谓无政府思想，而急进则传播思想之最良方法也。至个人道德，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根本论据，以为必社会改良然后个人道德可以改良，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即都克氏所倡导）适成极端之反对。（个人主义以为必先改良个人然后可以改良社会）个人主义之哲理，与共产主义比较，孰长孰短，今不暇详论。然试以最浅而易见言者之：如欲人之不争夺，必须衣食丰裕，衣食既丰裕，自然无所用其争夺；欲人之亲爱互助，必须生活共同，利害共同，否则各怀个人主义，人人各为其私；爱他之念又从何而生？又如人之□情，乃由于雇佣制度职业不自由所致，终日为他人服役，焉得而不惰？若人皆劳动，劳动之结果，即为自己之利益，自无虑其偷惰，而反足以生奋勉之心。（今人无论何种职业，无非为强权者服役，而与己无关。又择业但求多得薪金，而未必己心志所欲与性之所近，又服役时间太长，为卫生上直接之苦恼。皆所谓职业不自由，皆为令人懒惰之原因。余尝为某学校教师，无权参与全校之改良，徒为上堂领薪之教员，形同雇役，因之教授亦苟且塞责，及自办学校，虽无一文之修金，而教授异常热心。又尝为报馆记者，每日勉强草成若干字，付之手民，即出而闲游，且觉其苦。今编辑民声，每日执笔十小时以上，反不以为苦而为乐。于此足见职业之自由不自由与个人勤惰之关系。）凡此皆须共产实行，然后可望实现者也。个人主义根本论据，远不及共产主义之精确，即在于此。吾人亦研究已熟，乃决主张共产主义。然则吾人今日之预备工夫，惟在使多数平民知无政府组织之美善知无政府道德之自由（劳动互助）足矣。若欲人人于有政府之世先具无政府之道德，此可决其不能，且亦不必也。
来书又谓“急进则……至成功时不免布置艰难，甚至大生窒碍如惰者不肯工作但取所需或避重就轻之弊，”此亦无足虑。无政府之成功，必由于平民革命，即大多数平民赞成无政府乃起而革命之谓也。而所以能得多数人之赞成，则由于吾人用口舌笔墨之传播，复从中助以急进之方法，乃能得此。急进方法，其用意亦无非在要求多数之赞成。并非用急进方法，即不顾平民之赞成与否，而徒以少数无政府党仓卒起事，便以命令颁布无政府之谓也。然则所谓成功，必由于平民自己之革命，以平民自己之革命，布置又何至艰难？窒碍更无庸论矣。至所虑不肯作工避重就轻云云，吾前已屡屡辩之。如无政府浅说，答李进雄，答飘飘，以及散见其他各论者，均已解释颇详，请参观之。
来书又指渐进为改良派急进为革命派，亦微有误会。渐进急进，本无一定之界说，第吾人所论之急进，实指激烈之举动。若改良革命云云，则别有解释。改良者即变法之谓，不彻底推翻现在社会之组织，而以变法之手段从渐改良之。革命则主张以实力推翻现社会之组织也。浅而譬之：保皇党之变法立宪，谓之改良，革命党之颠覆帝政改建共和，谓之革命。又社会民主党欲借议会之力实行社会主义，是为改良派，社会革命党（法国此党甚盛其目的则仍不外集产）不藉力于议会，而欲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是为革命派。今吾人之无政府主义，实即革命主义，断无改良变法可以达到之理。故近世之无政府党主张革命者盖十之九也。但主张革命之中，仍有和平与激烈之两种方法。文字教育之鼓吹，所谓和平，暴动暗杀，所谓激烈。和平方法用之于常日，激烈方法用之于一时，各视乎一己能力之所及，与乎地方时势之所宜，取其适者而用之可矣。
来书又谓本报文字太深，宜兼用白话或浅文，以期一般人之了解。此说极是。但本报之用意，原为通晓文字者而设，冀于阅者之中，得多数研究有得之人，以助吾人之传播。今日同志寥寥，以极少数之人，置之地积极广之中国，欲期思想普及，岂不大难。然则养成多数之传播家，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故吾人第一期望多数人游学欧洲，或研究西文，直接阅读无政府书报。然力能游学及通西文者无多，而华文书籍关于此主义者，又绝无而仅有，虽或有志研究而无从，故本报所最注意者，为介绍名家学说，解释一般疑问，及报告世界之社会运动，其用意则无非欲供无政府传播家之研究品而已，其他普通鼓吹，尚须多刊白话通俗报或书报，惜为财力精神所限，一时未能急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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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蔡雄飞》（1914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答蔡雄飞
刘师复
（1914年7月18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73-278页。
（一）问：无政府之实行，各国间必有先后。其先行者难免受他国之干涉否？答：将来无政府之革命，其为一国先举，抑为数国合举，今日尚难预测。然其起事最先者必在欧洲，且必为现在之所谓强国，此则可断言者。以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最广而最速者，实不出乎所谓数强国也。欧洲壤地接近，党人之声气素通。一旦有事，或一国已革命，则欧洲诸国必同时接踵而起。各国政府方自顾不暇，安得有所谓干涉。即使有之，无政府党能抗本国之政府者，独不能抗外来之政府乎？欧洲既纷纷革命，列强次第倒毙，则美洲亚洲诸国亦必相继而起。此时情景，可不必征诸远，但观前年中国之革命，各省皆闻风宣布独立，即将来无政府革命之小影也。故今日最要者莫如竭力传播吾人之思想。待人民具此思想者日多，一旦时机既熟，有响斯应，沛然莫之能御矣。
（二）问：中国改革政治之人物，皆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将来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实行，彼等难保其不阻碍否？答：中国今日所谓改革政治之人物，大抵迷信国家主义之政客，尚未足以语国家社会主义也。要之无论其为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均为无政府之障碍。吾人欲实现吾主义，一方面与政府战，又一方面与此种谬说战。必先战胜此种谬说，然后吾主义能得平民多数之赞同；然后人民能推翻政府；然后吾主义能实现。故无政府共产主义实行时，已无所谓阻碍矣。
（三）问：中国人民程度尚浅，共和尚不知为何物，何有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若遵以军队革命，实行此主义，社会上能免种种纷扰否？答：无政府之革命，乃平民革命，而非英雄革命也。英雄革命，可以三数英雄，驱遣党徒，运动军队而为之，于大多数平民无与也（从前一切政治革命，多属如此）。若平民革命则必由于平民之自觉，以平民自己之实力行之。断非但使用手段，运动军人仓卒起事所能成功者。故吾党第一级最重要之工夫，即为“平民传播”，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所谓平民者，除政府资本家外皆是也。言平民则军队亦自在其中（近也各国皆行征兵制度。中国不久亦必效颦。凡平民皆不免经过数年兵役之苦难。而人伍之前，退伍之后，终平民也。）故将来传播成熟，平民大革命起，军队亦必倒戈而向政府。此时惟有平民革命之大义，不复有所谓军队革命之特别名称矣。然平民革命，须俟传播成熟，闻者必疑其难，不知天下事无所谓难，惟自畏其难，斯易者亦难矣。欧洲二三十年前，无政府主义传播之艰难，与今日之中国等。然党人不畏其难，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至今日则妇人孺子皆知有所谓无政府党，有所谓无政府主义。虽尚未至“多数赞成”之境，然而相去不远矣。今中国之传播，既得欧洲诸先进之成法以为前事之师，已觉事半功倍。况近日世界风潮，汹涌澎湃，为历史以来所未有，其力足以震撼一切进化之障碍。中国虽僻处远东，然直接间接终不能不被其影响。故传播之成效，比之欧洲二三十年前，自当迅速数倍。吾人倘能群策群力，坚忍前进，各相时势之所宜，利用种种手段（或文字鼓吹，或教育补助，或激烈行动。）以为传播。吾敢谓难之一字，当消灭于吾党之传播史中也。
（四）问：中国第三次革命之机熟时，即别竖一帜，实行此主义，各国同志能响应否？答：中国第三次革命，充其量不过军队革命。然非所云平民革命也。凡平民之机会未熟，而欲遽达至无政府，必无由成功。观法兰西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之役，其往事矣（参见民声十四号巴黎之自由市府）。然则传播未熟之时，必不可起激烈之风潮乎？曰：不然，激烈行动，亦为一种最良之传播方法，如罢工，罢市，暴动，暗杀等。苟有合宜之机遇，随在可以行之。三数日之风潮，能胜于千万册书报之散市。特仍须恃吾人自己之实力以为活动，万不可使用不正当之手段（金钱权位），运动少数军队或无赖仓卒起事，徒足贻吾党之笑柄也。至问各国响应云云。在吾人之意，以为将来世界革命之起点，必在欧洲。以彼中数国传播极广，革命之时机已渐渐成熟故也。然则吾党在中国之工夫，即预备为欧洲响应之实力是矣。若不从事实力之准备，而欲于政治革命中以少数人虚揭无政府之名，侥幸欧洲党人之响应，此则所谓贫子说金耳。
（五）问：各国政府，乘中国之危，屡行其蚕食手段。而各国同志，竟任各国之政府横行，不加阻止。其故可得闻欤？答：各国同志对于各国政府之蚕食中国，无不发指眦裂。吾党各国之机关报，时时攻揭其非，不遗余力。又有反对军国主义之运动，以杀其势。此皆口舌上手腕上之阻止也。至言根本救治，则当言灭除，而不但阻止。如何方可灭除，即运动无政府革命是也。此种革命，固无时不在运动之中。特时机未熟，未如之何耳。须知所谓蚕食手段者，在政府之口中，则有种种美名，曰帝国主义，曰殖民政策，曰……。当其吞食中国时，中国人深恶痛绝之。然各国之政府，则以为最正当之手段，最光荣之主义也。即中国若一旦达至所谓强国之地位，其蚕食他国，亦必与今日各国之政府无异。此时中国之爱国主义家，或将赐以嘉名，而忘其为蚕食手段矣。然则蚕食手段，实可谓为政府最大之事业，亦为政府唯一之义务。必能行蚕食手段者，方谓之“强有力之政府”，方谓之“国利民福”，方谓之“国家光荣”。是蚕食手段与政府，实为须臾不可离之物。苟一旦有政府，即一日不能免蚕食手段之横行。空言阻止，胡能有济？是故根本之救治，舍无政府革命外别无他道也。吾人不忍中国之被蚕食，则勇猛前进，与各国同志携手而促无政府革命之成功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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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列宁主义者（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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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列宁主义者
（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三十年前，列宁在他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本小册子里，曾经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莱辛的几句诗：“谁不赞美克洛普什托克呢？但是，每个人都会去阅读他的著作吗？不会的。我们希望人们少恭维我们，而多用心阅读我们的著作吧！”①这就是说，与其去赞扬我们，不如去读我们的作品；我认为，这段话也适用于对待列宁。每当谈话涉及某一个老革命者，而这个革命者已经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他的话不能左右群众的行为，但是人们还尊敬他，并且千方百计地去称颂他，在这种时候，列宁往往在他的言谈中以惋惜的心情使用这样一个颇为不恭的词——偶像。列宁常常说：“这算什么，这不过是偶像”；在他的文集里，有一些地方曾谈到，偶像是一种应该对之顶礼膜拜的东西，但是它却不能左右人们的行为②。
不能把列宁变成偶像，而要使他的思想成为行动的指南。我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一切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共青团员的指导思想。
同志们，你们都想成为列宁主义者，而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就必须学会为解放劳动人民的事业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在战前的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些容许社会主义存在的国家里，往往有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一张党证，订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参加一些会议，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党员了。我们当然不能这样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生活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跟社会生活脱离的现象会使一个人迟早背叛共产主义事业，过去对这一点可能不清楚。今后，我们必须竭力使我们个人的生活跟斗争、跟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联系起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个人生活。共产党不是清教徒，因此它不会鼓吹这种禁欲主义。我曾经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一个女工对别的一些女工说：“女工同志们，你们应该明白，既然你们要入党，那你们就不应该照管丈夫和孩子。”当然不能这样做。问题不在于不照管丈夫和孩子，而在于把孩子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并且还要使丈夫也成为这种战士。要善于把自己的生活跟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这并非禁欲主义。恰恰相反，由于有了这种融合，由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成了自己的事业，个人生活也就因此变得丰富起来。它不会变得更加贫乏，它所产生的那种生动而又深刻的体验，是小市民的家庭生活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了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融合起来，把它跟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融合起来，这是目前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任务。你们是青年人，你们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生活，你们能够把生活建设好，使个人生活跟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
同志们，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他为奠定这一理论而孜孜不倦地工作。明确的既定目标，对这一目标的深刻理解，确定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这些都是每个革命者所不可缺少的素养，因为如果不明白前进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道路，那么不管他对自己的工作怎样热情，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
为了能够在自己的活动中把主要的东西跟次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也必须对既定的目标有深刻的理解并能看清前进的道路。列宁就具有这种把主要的东西跟次要的东西区分开来的能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在次要的东西上往往要作些让步，以便得到主要的东西。机会主义者跟革命者的不同之点，就是机会主义者往往在重要的、主要的方面作出让步，忘记了目标，放弃了目标。我们看到，列宁在自己活动的过程中一直是跟这种机会主义、跟这种不能捍卫主要的、原则性的东西的表现进行斗争的。另外还可能产生一种错误：如果一个人不能把主要的东西跟次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他往往会被一些革命的空话所迷惑。反对讲革命的空话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列宁的全部活动里。列宁说过：革命理论不是教条。它是行动的指南，工作的指南。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理论。目前，我们特别需要研究革命的理论。苏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因此国内的无产阶级有很多阶层，有无产阶级的进步的阶层（均在大工业部门工作），有比较落后的阶层，有手工业者，不同阶层的人的阶级觉悟程度很不相同。因而无产阶级的真理光靠嘴说是不能教育每个无产者的。青年们要善于掌握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就特别需要仔细地研究革命理论。
不应该盲目地相信一切：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对一切都要切实加以思考，对一切都应认真加以检验。这是青年人的任务，也是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共青团员的任务。列宁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由于他以革命的理论作指南，所以他能找出各个时期所要达到的最近的目标。
对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的深刻理解，可以使一个革命者受到应有的锻炼。它可以使革命者在进攻时勇往直前，也可以使革命者在退却时镇定自若。列宁写道：“我们应当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意外，因为爆发时期转变为平静时期往往是很难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转变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非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绝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纳杰日丁之类的人大概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几次比较激烈的爆发时期和比较沉寂的平静时期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的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和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并且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各方面的生活、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起来的政治鼓动工作。在现代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是绝对无法进行这种工作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报纸的（是按这个字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真正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萧条'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③。
要善于妥协，如果这种妥协是不可避免的话。1917年9月，列宁在《工人之路》④报上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⑤
当然，并非经常要采用妥协的方法。列宁喜欢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政治斗争并非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漫步，⑥有时也必须在泥泞中行进。
列宁不喜欢空谈和吹嘘的作风，他要求每一个革命者和党员都能非常紧张地进行工作。
这种工作有时是不愉快的，平凡的，但是一个革命者不能拒绝这种工作；为了事业，不仅需要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作，而且还需要进行平凡的日常工作。
列宁写信给米雅斯尼柯夫说：“有些人对笨重的工作、对缓慢而艰苦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张皇失措，去找‘捷'径……”。⑦
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不倦地工作，不要懈怠——这就是列宁的遗训。
要为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联系起来，以革命的理论为指南，清醒地看待生活，不要惧怕棘手的工作，这样，你们就一定能够成为列宁主义者。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志们，我国的整个生活都在向前发展，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进步的时代，你们要高举列宁的旗帜，跟群众步调一致，走在群众前面，朝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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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1914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刘师复
（1914年7月18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45-52页。
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公布
何为无政府共产党乎？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果何在乎？试以简明之语述之。
（一）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同时废去钱币。
（二）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纳税于地主或受雇于耕主；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
（三）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如耕、织、建筑、交通、教育、医药、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类正当生活所应有之事业，皆为劳动），惟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
（四）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同享受之。
（五）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
（六）无军队警察与监狱。
（七）无一切法律规条。
（八）自由组织种种公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于众人（例如长于农事者可联合同志组织农会，长于矿业者可组织矿会）。公会之组织，由单纯以致复杂，惟组织某种公会者，即为某种工作之劳动者，而非首领，非职员，任此者亦视为劳动之一种，而无管理他人之权。会中亦无章程规则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
（十）儿童六岁以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最高等之学问。
（十一）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以〔或〕五十岁，从事广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
（十二）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
（十三）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由二小时最多至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
（十四）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以上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也。欲达此种目的，当用以下之手段：
（一）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
（二）当传播时期中，各视其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1.抵抗，如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2.扰动，如暗杀暴动等。此两种手段，既所以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亦所以激动风潮。编传遐迩，无异迅速有力之传播。
（三）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
（四）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现在传播时代，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与能力之所及，从事于（一）（二）两种方法，将来时机既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均已传播极广，一旦起事，或数国合举，或一国先举，其余诸国必皆闻风响应，工党罢工，军队倒戈，欧洲政府将次第倒毙。吾党之在南北美及亚洲者，亦当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若就今日中国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梗也。
以上又即吾党用以达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时人对于吾党主义，往往多所疑虑者，无非以为“难行”而已。或则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及规避劳动任意夺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疑大地人类众多，传播势地〔难〕普及，各国政府之强权，终非少数之无政府党所能敌。此两种疑虑，大抵为今日一般人所通具者，今当有以解释之。
（一）吾人已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须先传播吾人主义，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倘多数人晓然于此主义之美善，则少数人之未明晓者，感之固自易易，曾何患其纷扰？况无政府之人民，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难行之道德。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出外铄，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且彼时之劳动，乃最愉快之事，非如今日之苦恼者也。科学发明，复无金钱之束缚，凡事皆可使用机器，无论何种工作，必求其轻捷省时，合于卫生，故每日数小时之工作无异于体操游艺，人亦何乐而避之？夫既有机器之迅速，加以作工者之众多，生产之丰富，当不可思议，需要品唯有过多，无虞不足，又何所用其夺取？倘仍有冥顽强权之人，必欲他人为之服役，而己则饱食安坐者，吾人当本反抗强权之大义，摈之社会之外，彼少数人岂能为患哉！
（二）凡事不合天然之公理者其传播难，合于天然公理者其传播自易。今无政府共产主义，实人人良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传播又岂极难，但视吾人之毅力何如耳！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六十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四十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政府之团体，遍布各地，无政府之书报，汗牛充栋，在中国人闻而咋舌者，在欧洲则已视为老生常谈。今年万国无政府党大会于伦敦，已预定有万国同联合机关之组织，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已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军队，而各国皆行征兵制度，当兵者亦无非平时之工党，故在数年前，已常有政府调兵禁压罢工，而军人均不肯从命，甚或倒戈相向者，盖不肯为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则将来一旦大革命起，军人亦将反抗政府，此实可断言者。彼食肉之政府与资本家，何足惧哉！若就中国今日情形论之，此主义之传播，诚不若欧洲之广，然吾东亚同志，苟能群策群力，牺牲二十年之时光，竭力从事于传播，吾敢决吾主义行将遍布于东亚大陆。此时欧洲之进步，当更不可思议。实行之时期，必为吾人所亲见，慎勿视为不可实现之理想也。
呜呼！欧洲战云弥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汹涌而起。愿吾东亚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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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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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
（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1．由于历史形成的条件，俄国第一个摆脱了资产阶级制度的桎梏，得以根据新的原则来改造整个生活，并且结成了兄弟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
世界革命的胜利帮助了俄国，为俄国发展壮大创造了必要的国际环境。但是俄国国内还有迫切的工作必须去做（不完成这一工作，她就不能担负起面临的任务；现有的种种条件也不能得到利用），这个工作就是提高全国的文化水平。为了根据新的原则来改造整个生活，必须群策群力做好这一工作，合理地安排和分配力量，与现代科学的成就步调一致。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中，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着特别重大的任务。
2．教育人民委员部要弄清楚，它怎样制定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才能明确规划本部工作的远景，并确定它在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中承担哪些局部任务。
3．六年来，通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顽强工作，使我们变得实事求是起来，学会了考虑实际情况和严格的估计现有条件。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理由放弃它1918年宣布的原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现在还信守这些原则，不过它现在在认识上更明确了，知道工作从何着手以及如何逐步达到既定目的。
4．1918年提出了对共和国3～17岁的全体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口号。教育人民委员部认为，国家应该供应他们伙食和衣服，让他们在儿童之家接受教育，等等。
实际生活表明，目前国家完全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它至多只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建立必要的儿童之家以收容流浪儿童。
只有完成了这一首要任务之后，才有可能扩大儿童之家网点，并收容那些在家里无法受到教育的孩子。
对于其余的儿童，暂时还只能通过学校进行社会教育。由于在校时间延长了（例如，长日制学校）①，首先使校外工作得到了发展，成立了暑期学校②，学校的影响也扩大了。正是应该沿着这条道路去扩大社会教育的范围。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儿童，因此延长在校时间和开办暑期学校后也不能减少学校网点。
5．在社会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实行两项原则：男女合校原则和彻底的非宗教教育原则，余下的问题就是在下列方面加深社会教育的内容：加强集体主义本能、习惯和意识的培养，普遍实行适当的自治形式和组织儿童在校内的劳动，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特别要巩固学校与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联系。
考虑到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在校内外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教育人民委员部应千方百计地支持这两个组织并加强它们与学校和儿童之家的联系。
6．在各种群众性的社会教育形式中，最切实可行的是学前教育，因为学前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儿童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所以劳动居民乐于为修建学前教育机构而作出物质上的破费。只不过需要指出，目前不可能开办大量讲究的幼儿园，而只能设立一些比较简陋的幼儿园。3～8岁时的印象对儿童的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这一年龄阶段的社会教育特别重要。
7．按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设想，国民教育制度应是分为几级而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统一学校。
一般说来，一级学校招收8〜12岁的儿童，其宗旨是培养儿童读、写和算的能力，授予有助于他们了解周围的人的劳动活动、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知识并培养其能力。
二级学校第一阶段招收12～15岁的儿童，其宗旨是更加全面地介绍人的劳动活动及劳动活动的组织，介绍自然力、自然和社会生活规律，把学生培养成苏维埃共和国的自觉公民。
二级学校第二阶段招收15～17岁的儿童，其宗旨是培养新生活的自觉建设者，而不论他今后将在何部门从事何种专业的工作。
第二阶段应该向学生明确地讲述苏维埃政权在建设领域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第二阶段的学生，凡具有某种专长和必要素养的人，可升入高等院校学习。
8．教育人民委员部力图把这种统一的学校变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劳动学校。
统一的学校应该特别重视人的劳动活动及劳动活动的组织。这一主题应该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各级统一的劳动学校的教学大纲之中③，它决定着自然科学方面教材的选择，是研究阶级社会、社会结构及发展的基础。
以研究人的劳动活动为方向，并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界、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实与历史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可使教学内容具有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的性质。在统一的劳动学校里，我们不是从专家的观点来对待劳动，而是从新生活建设者的观点来对待劳动，不管他今后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他都必须对上述各种关系有一个明确的理解。
我们对普通教育的观念有了本质的变化。从前，我们所谓的普通教育是指学习一般的知识，其范围有限，主要是人文科学性质的东西。现在对普通教育则应作另一种理解：明确懂得上述各种相互关系。
统一的劳动学校不仅在教学内容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都应该是一种劳动学校。它应该广泛采用劳动教学法这种得到公认的现代教育方法，因为这种教学法能使学生透彻深刻地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统一的劳动学校应该成为一种劳动学校，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它应该与周围人的劳动活动有直接的联系。从二级学校第一阶段开始，学校就应该成为扎实的劳动基地。
六年的经验改变了我们对二级学校性质的看法，一方面把它看成工厂学校；另一方面把它看成青年农民学校；再就是把它看成设有手工劳动或市政劳动基地的学校。
在这种学校里，从事一定领域的劳动：工业（通过工厂和手工业的形式），农业，市政建设。这种劳动的基础不是自我服务，而是社会公益劳动。但是，无论是在工厂学校，也无论是在青年农民学校，或者是在市政建设为主的城市学校，都要保持综合技术的、普通教育的特色，而由于对一定领域的劳动从实际上和理论上进行研究成了出发点，这一特色只会越来越突出。
不言而喻，如果这样来处理问题，就应把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学习看作一种实际的劳动试用期，并且对于一切愿意和具备了必要条件的由二级学校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开方便之门。
9．教育人民委员部认为，不仅是二级学校，而且还有高等院校，都应成为生产基地。
高等院校网点的分布应认真考虑到生产地区的需要。
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有自己一定的生产计划，即高等院校要利用师生的力量完成与他们教学课程有关的领域里的一部分社会必要工作。此计划应与该领域的经济机构共同认真商定。
在完成既定计划的过程中，大学生可以把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样一来，高等院校的工作就会搞得生气勃勃并使学校与该地区的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还有：高等院校应进行一些该地区所需要的调査研究工作。
此外，高等院校还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本地区进行一些与学生专业知识有关的生产宣传。这种生产宣传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在专业高等院校高年级建立教育系以培养教育专家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讨论。
高等院校的这种教育系应该与中等师范学校和侧重教育专业的二级学校建立密切联系。
10．在我国条件下，上述国民教育制度表现为下列形式：
1）国家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使我们在当前只能以兴办一级学校为主，以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广大阶层的群众能够入学；
2）在俄国主要地区，一级学校定为四年制，招收8〜12岁的男女儿童。四年制应为一级学校的标准学制；
3）除了这种类型的学校之外，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最好实行三年制；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削减学校网点。不应忘记，即使是我国的一级学校，也只有50%的学龄儿童能够入学，在四年制还不能普及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办三年制的学校，还可以办二年制和一年制的，把它们当作四年制的萌芽，并在短期内将它们发展成为四年制；
4）在条件许可的地区，四年制可以改为五年制、六年制和七年制，同样不能因此而削减四年制学校网点；
5）如有可能，有的一级学校不仅招收8〜12岁的儿童，而且还可以招收没有受过初等教育的少年。这类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办成夜校。鉴于学生年龄比较大，为少年举办的一级学校的课程可开二年。这种学校招收未满18岁的少年；
6）凡是没有专门设立少年学校的地方，只要儿童学校有缺额，这些少年也可以入儿童学校学习。但吸收少年入学，人数不能过多，因为他们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7）如上所述，二级学校应与某一生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这个部门是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学习的场所，而且是二级学校教学大纲普通教育部分的出发点；
8）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定型的劳动学校形式，即工厂学校④。工厂学校是把教学与工厂的劳动结合起来的学校。就学生的年龄结构（15〜18岁）来看，工厂学校超过了二级学校的第一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文化水平过低，工厂学校只能相当于一级学校，即令如此，往往也还要为一些少年办补习班，以便赶上一级学校的课程。总之，工厂学校在年龄上可以放宽，它相当于一级学校的水平，只进行第一阶段的普通教育部分；
9）青年农民学校⑤尽管还未开办，但雏型已经具备了。它相当于一级学校，尽管预定招收的是12〜15岁的儿童，实际上将要招收年龄大得多的青年。这种学校主要学习农业，方针是面向农业。青年农民学校广泛釆用设计教学法⑥，这种方法可以使学校与农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到示范农场实习；
10）对城市学校完全未作研究，这种学校一般说来应以市政劳动⑦为基础。这种学校第一阶段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的课程应从理论和实践上与某种市政劳动紧密联系起来；
11）职业学校应进行改革，与生产保持密切联系，保留第一阶段教学大纲的普通教育部分；
12）工厂学校、青年农民学校、职业学校和以市政建设为重点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中等技术学校，也可升入第二阶段继续学习；
13）中等技术学校授予二级学校第二阶段的综合性的普通教育知识。
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有权升入任何高等院校一年级或相同专业的高等院校二年级。
总之，青年一代所受的专业教育是：初等专业教育在工厂学校、青年农民学校、职业学校和市政劳动学校；中等专业教育在中等技术学校；高等专业教育在高等院校。上述每种职业教育一方面与生产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相应等级的普通教育大纲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使学生不是成为一个盲目执行他人命令的人，而是要成为既是生产部门的工人，同时又是主人。
11．应当着重讲讲教师的培训制度⑧，因为教师是新式学校开展工作必不可少的人。如果不认真抓好这一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切决议无异于纸上谈兵，只是一些美好的愿望。教师的培训工作应由国民教育局负责，教育工会则应积极支持。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是教师培训的中心。每个生产地区的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在教师中开展教育宣传并通过教育工会为教师服务。例如，按照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计划，新的教学大纲应以地方材料为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收集当地材料并加以分类，这个要求就是一纸空文。个别教师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国民教育局也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因为它忙于行政工作。教育工会也无力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作都可以委托高等师范院校去做，通过苏维埃机关收集材料，从教育学的观点对这些材料进行评价，以编写必要的指导书。
再拿地区教育工作的生产计划这个问题来说。这一计划应由国民教育局会同科学教学法研究会⑨一起制定，但是，无论是国民教育局，抑或是科学教学法研究会都不能预先做一些有关的调查工作，而高等师范院校却可以承担这项任务。
这样一来，高等师范院校就成了思想上的教育中心，依靠这个中心任何培训班都将取得截然不同的教育意义，它既有利于教师培训，又有利学校的教学工作。高等师范院校应与教育工会、中等师范学校和地区学校建立联系并通过它们进行教育宣传，关心它们的工作。中等师范学校和地区学校都应当成为在教师和居民中进行教育宣传的中心（虽然规模小一些）。中等师范学校以及高等师范院校应与本地区的教师就教育问题互相通信，成为一种教育咨询处；应与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应在教育工会的协助下在本地区举办教育报告会；应根据国民教育处的指示举办训练班，召开代表大会等等。另一方面，中等师范学校应该系统地研究本地区教育工作的情况并设法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中等师范学校以及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也应在居民中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对少年儿童进行校外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流浪儿的工作，同时还要搞好校内工作。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教育宣传机关网，才能培养出符合建立新式学校所需要的有高度业务水平的教师。
与工人和党的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这也有助于教师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12．为了帮助工人和农民顺利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专门为成人和青年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⑩，招收具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人，其课程包括一级和二级学校（两个阶段）的教学大纲。
这种特殊类型的学校为劳动人民进入高等院校敞开了大门，而他们以前是不可能受到高等教育的，同时，由于他们的热情、毅力和对待一切问题都能从工农利益出发，因而国家对他们特别重视。
13．国民教育制度里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成人学校。开展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这在我们俄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般说来，扫盲学校应发展为成人一级学校。
这些学校应该授予学员一级学校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知识，当然，所使用的教材不同。然后开办提高类型的学校，授予二级学校的知识。
在一般地提高文化水平和觉悟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专门提高政治觉悟的工作。为此建立了政治常识学校，一级和二级苏维埃党校⑪。党的教育制度的最高层次为共产主义大学⑫。在我国的形势下，党的教育与一般教育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级苏维埃党校应保持一级学校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知识水平，二级苏维埃党校应保持二级学校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知识水平。
14．在开办成人学校的同时，还应设置其他各种教育机关以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要出版群众需要的专门丛书，设立图书馆、俱乐部、人民文化馆，开展各种体育运动等等。
艺术在政治教育工作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能作用人的感情，激发新的兴趣，扩大人们的视野。应该广泛利用电影、节日活动这种能影响群众的方式。
15．建立一个条理分明、既考虑到国家的要求和时代的任务，又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国民教育制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形势的发展将会指出：什么地方还须修订补充，使之臻于完善。这个提纲只是一般地谈了谈我们对国民教育制度⑬的理解。
为了完善这一制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目前只不过是刚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16．实验学校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局所属的单位，它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所以及各种科学研究机关能给上述工作以巨大帮助。
高等院校的研究所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的工作既应与生产保持联系，还应与高等院校的整个工作保持联系。它们能使高等院校不停滞在某一水平上，也不会让高等院校沉醉于某些成就上，而是促使高等院校赶上现代科学的水平，使高等院校洋溢着一种科学探求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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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1914年7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
刘师复
（1914年7月11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7、18号，1914年7月4、11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307-315页。
余与江氏辩难既详且数，雅不欲再渎阅者之听；惟见江氏最近宣言书，其中对于无政府主义之意见，独具别解，足令闻者愈滋疑窦，故不避词费，再辩之以解第三者之惑，固不为江氏一人发也。
江氏之宣言曰：“鄙人……对于无政府党，不赞同其采用强权，否认机关。”江氏以采用强权否认机关二者为无政府党之咎，此吾人所不能不一为研究者也。
“强权”一语，在欧文为“奥陀利替”，Autorite（法），Authority（英），其译为“强权”，实始于《新世纪》报。如克鲁泡特金所著之“LaLoietI'Autorité”译为《法律与强权》。此外凡遇“奥陀利替”字均以强权译之。而日本幸德秋水译克氏《面包略取》一书，亦沿用此译语。考之英法各大词典，“奥陀利替”者，法定之权力，如“法权”“亲权”“首领权”等是。申言之，凡法律或章程所规定或社会习惯所认定之一种权力，足以命令人或限制人者，谓之“奥陀利替”，实自由之对待语也。此物在法律家视为正当之权力，惟无政府党则恶之如仇。无政府党之反对“奥陀利替”，与社会党之反对资本制度无异。盖无政府主义主张无限制之自由，绝对不承认法定之权力，凡所谓法定之权力，必侵夺他人之自由以为权力者也，故命之曰“强权”。凡无政府党无不以反对强权为职志。今江氏反指无政府党采用强权，真不知其从何说起也？或乃告我曰：江氏之所谓强权，盖指无政府党之主张以武力对待政府耳。若然，则以武力为强权。不但误解字义，抑且重诬吾无政府主义矣。夫政府挟其政治势力，侵夺吾人本来之自由；资本家挟其资本势力，掠夺世界共有之生产机关及工人劳动之结果，两者皆与强盗之挟武器以行劫掠无异。人苟被强盗劫掠，而以武力抵抗之，取还其赃物，无论何人，均许为正当之防卫者也。今无政府党以武力对待政府与资本家，抵抗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强权，恢复本来之完全自由及正当生活，与抵抗强盗，事同一例，亦为合理之防卫。而乃诬为采用强权，此何理由乎？然则吾人当任政府与资本家之迫压，束手帖耳而不与抗，始谓之非强权乎？或又告我曰：江氏之意，亦未必如此，特欲用和平手段而不主张激烈耳。若然，则激烈手段更不得指为强权也。江氏不曰激烈手段，而曰强权，是已显存先入为主之见矣。且无政府党之手段，向分两派：一不主用强劲手段而欲以渐变革者，是为改良派（Reformiste），如高得文、蒲鲁东等是；一主用强劲手段而不主渐变者，是为革命派（Revolutionnaire），革命派之中，又分为两支派：一主张抗税抗兵役等者，是为抵抗派（Rénitente），如都克、托尔斯泰等是；一主张暗杀大革命等者，是为扰动派（Insurrectionnelle），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是。可见无政府党并非全数主张激烈。江氏如不主张激烈，尽可曰不赞同扰动派之无政府主义，而赞同抵抗派或改良派之无政府主义，固不必以激烈手段概尽一切之无政府党，更万不能诬激烈手段为强权也。
至谓“无政府党否认机关”，吾已于答李进雄详辩之。盖无政府党只排斥强权的机关，而主张自由的机关，并无绝对否认机关之说，世人不察，往往怀此误会。故托尔斯泰（L.Tolstoy）尝曰：“世人常谓无国家即无公共事业（如教育等等）之机关，噫！此何说乎？吾人不用统治机关之后，何故不能组织生活必要之机关乎？吾人此时自治吾事，岂不较统治机关之为他人治事者为更善乎？在今之世，吾亦见有种种独立的组织，并不籍国家之力而反胜于国家统治机关百倍者矣，‘劳动工会’、‘合作团’（Cooperative）、‘工团’（Syndicat）等是也。况在无国家之世，一切强权，消灭净尽，吾人岂反不能从事种种组织乎？”托氏此言，可以辟尽一般之误会矣。
然江氏之所谓无政府党否认机关者，其仅如一般人之误会乎？抑所谓机关，固别有他解乎？吾尝参之江氏平日之言论，始知江氏之所谓机关，固非如是云云者也。
江氏之《洪水集》有曰：“俄国无政府党人史特孟君……谓无政府实无强权之意，非无机关组织之意。若免官税，撤军备，专从事于教育与实业，则教育与实业之机关组织，必更繁密完美，而政府者，不啻公司之经理，学校之教师。无强权即无罪恶矣，意与余全同，窃自信为无政府之正解也。”（记者按：史氏现在上海为律师，自称非无政府党，且非社会党，惟其人学问尚佳，当不至为此无意识之论。余尝以所述之言质之，询以有无讹误，史氏谓当直接致函江氏嘱其更正，但不欲宣布意见于报上云。然江氏既自谓“意与彼全同”，则上述之言，是否出自史氏及其中语意有无出入均可不论，直假定为江氏之意见可也。）所谓“无政府实无强权之意，非无机关组织之意”，此语极是。惟所谓“强权”与“机关”当先为界说。强权者“奥陀利替”（Autoric）也（其定义已述于上）。凡握有“奥陀利替”之机关，无政府主义必主张废绝之。何为握有“奥陀利替”之机关？即政府是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三部之种种机关是也（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换言之，即由法律或章程规定有权管理公务之机关是也。此种机关既含有“奥陀利替”之性质，即为强权的机关，故无政府党必废绝之，而主张自由组织之机关。何为自由组织之机关？即关于生活必需之公共事业，如衣服、饮食、建筑、教育、交通及其他等等，当自由组织种种公会或团体以经营之，由单纯以至复杂，惟绝无丝毫之特别权力（奥陀利替）可以施号令定规则含有管理之意味，一切经营，惟按公共意思之结果而行之，若是者为自由之组织。今江氏之所谓“机关”者，其为自由组织的机关乎？抑为奥陀利替的机关乎？由前一说，则当与无政府党完全同其意见，何以宣言书又自称“所异于无政府党者在有机关”乎？且既主张自由组织，则必排斥“奥陀利替”（强权），而凡属政府，在所必废，何故又谓若政府无军备关税即无强权乎？由后一说，则既主张“奥陀利替”的机关，即主张强权之存在，即为主张“强权主义”（Autoritarisme）“强权论家”，即与无政府主义之宗旨根本反对，即当绝对否认无政府主义，又何必为无政府多作解释，且自称为无政府之正解乎？两说无一可通。江氏之讨论学说，或表示主张，向皆语焉不详（无非只下断语而不说理由），故令人无可捉摸。然试细按上文所引之言，则江氏之所谓机关，实指政府而言，盖为后一说之解释无疑。何以言之？江氏谓免官税，撤军备，政府即无强权，是江氏明明主张有政府者，特反对关税军备而已。盖江氏之意以为政府惟有关税军备乃有强权，若但从事教育与实业即无强权。对于“强权”之解释既误（世人往往以强暴行为Violence为强权，而不知强权乃“奥陀利替”，江氏亦同此误），斯对于无政府之见解亦因之而俱误。殊不知无政府主义之反对强权，乃反对一切“奥陀利替”（以其侵害完全自由之故），而不但反对暴行而止。所谓政府者，乃由“奥陀利替”建筑而成，纵无军备关税，而既名政府，则必有政府之性质与作用，无论如何改良，如何缩小权限，然必认为法定的机关，必以法律或章程规定管理者之权限，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必有行使之职权。人民对于此机关必有应负之义务，且必受此机关之规则所制裁。有一于此，即所谓“奥陀利替”，即所谓强权，即为妨害完全自由之障碍物，凡无政府党，无论属于何派，无不绝对排斥之者也。江氏乃以为无强权，则其误解可知矣。
江氏又以政府比公司之经理，学校之教师，不知公司之经理即为公司之首领，凡首领必有规定之首领权，且与其他职员各分阶级，尤为显而易见之强权。江氏引喻及此，足以证明其所谓机关，确为强权的机关。（至学校为教授学业之地，而非处理事务之机关，以比政府，更为拟于不伦。且即就学校言，其管理员教员皆有特定之权力，对于生徒能施以种种命令制裁及罚规，是亦“奥陀利替”之一种。）江氏既是认强权的机关，则其基本思想既与无政府主义相乖舛，而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之否认机关”者，质言之，实不赞同无政府党之否认政府耳。江氏只否认有军备有关税之政府，而是认办理实业教育之政府，无政府党则否认一切政府（即凡含有“奥陀利替”的机关），是无怪其格格不入不肯赞同矣。然则江氏心目中之所谓无政府，不过裁撤海军部、陆军部及税务处，而留教育部与农工商部耳。所谓无政府之正解如是如是，此其所以为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也。吾乃约为简明之语以告读者曰：
（一）江氏之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实则“不赞同无政府党采用激烈手段（或武力）”，然不曰激烈手段（或武力），而必目之曰“强权”，则未免与当世之资本家及绅士常诋无政府党为暴徒者，同一声口矣。
（二）江氏之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否认机关”，实则“不赞同无政府党否认政府（即强权的机关）”，无政府党以主张完全自由，排斥一切政府，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今江氏不赞同，质言之，则不赞同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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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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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道德缺陷”……这个丑恶的资产阶级术语怎么进入了我们苏维埃教育学并且得到了普遍承认呢？
“道德缺陷”这一术语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在人的意识之外，是由某个人从外部确定的。
这种道德规范在人的心灵之中，凡不懂得这种规范的，就是道德缺陷者。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特别喜欢使用这种道德观念，把它的资产阶级道德描绘成永恒的、不可动摇的道德。
哲学唯心主义遭到马克思主义体无完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与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他们深知哲学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手中多么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及道德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依靠对历史的研究，断言：道德观念并非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它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变化着，社会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比如说，不仅野人和现代人对是非善恶的见解完全相反，而且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也截然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道德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不同阶级的道德的阶级实质，它还指岀了道德观念是如何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日常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极其精辟地阐明了道德观念产生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一直在与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这当然不是由于这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满足，就像下象棋消遣一样。他们之所以要与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把无产阶级从精神上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岀来是多么重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宗教只是哲学唯心主义的“群众通俗读物”。
宗教是控制群众的有效手段，是扼杀群众阶级本能的手段，是削弱群众阶级意识的手段。
但是，如果不摧毁宗教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唯心主义，就不可能与宗教进行斗争。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道德缺陷”这个术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有受迫害的儿童、凶狠的儿童、受苦的儿童、患病的儿童，但是不存在道德缺陷的儿童。
为什么要用这个术语给苏维埃教育学抹黑呢？
教育那些凶狠的、患病的儿童确非易事，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为了生存而进行凶狠斗争的艰苦条件下，长期生活在极其腐朽的环境中。在作风上需要极其细致，很讲分寸，要对他们进行观察，给予帮助和支持，使他们社会本能的心弦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适合这项工作的教师呢？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经济凋蔽、饥僅丛生，使得无家可归的儿童急剧增加。要想办法安置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往往是那些不了解儿童、不热爱儿童的人，而是那些需要解决吃住问题的人。“道德缺陷”这个术语可以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无论是内部的抑或外部的）；可以使他们不去考虑儿童，不去尊重儿童的人格和个性，不去正确对待儿童；它也可以使他们不去唤起帮助弱者这一最普通的人类良知。“道德缺陷”这一术语使他们以犯罪的态度对待流浪儿童也成了合法的事了。对“道德缺陷”儿童设置单身禁闭室，“隔离室”，使用一些侮辱人格的称呼——总之，一切能想的办法都想出来了，对这些孩子还是没有法子，因为他们是“有缺陷的”。
“道德缺陷”这个侮辱性的术语使一部分缺乏良心和觉悟的教师为所欲为，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这个术语。
派去对这些被生活遗弃了的、生活上堕落了的孩子做工作的人，应该是一些朝气蓬勃、非常细心的人，他们要能取得儿童的信任并善于对待儿童。
应该帮助那些备尝生活辛酸的儿童，要帮助他们提高，应该派优秀分子去做这一工作。
反对一切类似“道德缺陷”这种推脱责任的资产阶级术语！无人照顾的流浪儿童和患病儿童应该成为苏维埃可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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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三答耑任》（1914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三答耑任
刘师复
（1914年7月4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69-271页。
来书复列三问题：
否认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曰无政府主义。答曰：所谓“吾人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一语其意义经解释于以前各号，意谓“吾人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简单言之亦可曰主张无政府主义，”犹之吾人主张共产社会主义，简单言之亦可曰主张社会主义耳。既经解释，误会当可免。今来书仍以为不可，则直如来书之意，改“简称”为“浑言”可也。
否认无政府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答曰：来书之意，以为无政府主义只有废除私产之意，而无财产公有之主张，故谓无政府主义不能兼败社会主义。不知废除私产，即为财产公有，如二五之于一十耳。社会主义亦可谓为废除私产之主义，（当世学者如此解释者甚多）无政府主义亦未尝不主张财产公有，并非社会主义乃主张财产公有，而无政府主义则只主张废除私产也。来书既谓无政府主义有废除私产之意，是即能兼赅社会主义矣。
否认无政府主义为一种公名。答曰：无政府主义中有种种之派别，经略举于前次答书，且所举不过为最简单之分派，据当世学者各以其所见分列种种派别，尚不止此、实难殚述。无政府主义中既有种种派别，则“无政府主义”自然为一公共之名词。今来书之意，以为“克鲁泡特金由无政府主义进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因之不认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无政府主义之一派，且因之不认无政府主义为一种公名。”余按克氏学说，始终皆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绝无由无政府主义进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说，来书不知何所据而云耳。来书又引本报第五号所言“无政府党所主张者为为共产主义而集产则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独产则独产党所主张，二者皆无政府党所不取者也”数语，以为无政府主义非一种公名之证。不知第五号之文，主旨在正名而不在分辨学派。凡分辨学派，只当胪列派别，而不必参一己之主张。若所谓正名者，则本一己之主张而为之正其名义，记者既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则独产与集产，均所否认，一如克氏之意见，以为无政府党必主张共产。（克氏尝曰：无政府党对于社会主义则主张共产，对于政治组织则主张废绝政府。其去年致法兰西无政府党大会书亦曰无政府党同时必为共产党，独产党若必坚守其单独思想必不能为无政府党。）彼文所谓集产独产均无政府党所不取，即谓此也。然此特以一己意见所下之断语，若论列学派，则自有普通派别，不能一笔抹煞之也。（犹之共产主义家往往谓集产主义为伪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然论列学派则集产必为社会主义之一派。）
以上三问题之答解，倘能满足下之意，则其余来书中种种支节之辩难，皆可涣然冰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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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去年，我们大力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建设新式学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措施、对各地的工作、对个别教师和部分教师创造性的创举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确实有可以总结的东西。诚然，由于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要走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崭新道路，开垦处女地，同时还要进行一种极可贵的尝试，即为苏维埃工农学校打下基础，我们也做了许多幼稚可笑的事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的学校已初具规模，这种学校一方面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学的成就上的，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它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培养着新生活的建设者。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还进行了检査，看看工农苏维埃学校应该授予学生什么知识，并且从共产主义和现代教育学成就的观点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审订。省社会教育科代表大会①最近通过的教学大纲纲要，抛弃了旧的传统，提出了必须面对现实的方针。
总结经验，确定工农苏维埃学校教学工作的内容，这就为培养这种学校所需要的教师打下了基础。
全俄各地都传来了消息：教师转变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渴望了解现行制度的原理，了解教育学上的新的教学法。“轮训教师”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令人感到还缺乏一个教育宣传的常设中心，这个中心能把教师团结在自己周围，并把那些在教育和政治方面逐渐提高的教师组织起来。这个中心不能是国民教育处②，因为国民教育处的编制极小，而且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国民教育工作。只有教育工会才勉强可以作为这种中心，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把同行业的教师团结起来，而生产宣传则处于次要地位。
还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关：国民教育工作可以依靠它，教育工会的生产宣传工作也可以依靠它——需要建立一个教育实验室。经过改革的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成为这种实验室，新式学校的思想通过它传播，这种思想在新式学校里得到提炼和探究，并从这里传播到居民和教师中去。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成为教育宣传的中心，就像高等农业院校应该成为农业宣传的中心一样。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与国民教育处和教育工会地方分会一起商定，应召开专门的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听取教师的修改意见。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包括依靠学生力量按一定提纲对地区教育工作进行的考核，这种考核应成为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建设的一个基础；应包括组织本地教师的教学法咨询委员会，举办教育问题的讲座和报告会，组织“教育活动周”，举办教育展览会、短训班和召开各种教育代表会议。高等师范院校不仅应关心本校几百名学生的培养工作，而且还应关心本地区广大教师的轮训问题，关心本地区的教育工作水平的提高。
培养大学生参加教育工作，不应该流于抽象空洞和过于烦琐，而应在组织大学生参加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进行，并且要从理论上论证这一工作，在坚实的共产主义基础上进行这一工作。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包括利用学员的力量为政治教育机关服务。现在，政治教育工作甚至都未纳入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然而这项工作却要求我们投入不少的力量。当然，高等师范院校的学员不应该花时间去举办音乐会和戏剧演出会，邀请演员，筹集资金等等，但是他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参加扫盲工作，流动图书馆和咨询处的工作，进行谈话等等。这种工作要求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去做，而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正好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可以使未来的教师接触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并且可以使未来的教师学会做居民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启发他们的思想，激起他对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的兴趣。只是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还不能造就社会活动家，还必须具备感情方面的先决条件，而深入地进行政治教育就能创造这种条件。当然，为了使学生们高质量地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进行实际工作的同时，对各种社会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要做得生动活泼，不能搞烦琐哲学。使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作居民工作，就能培养出把学校变成文化中心的社会活动家式的教师。
除了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大学生还应学会对少年儿童进行校外工作，如：对少先队员，对流浪儿，在儿童游戏场，儿童俱乐部，儿童阅览室和食堂。这有助于大学生普遍地了解现代的少年儿童，从而能正确对待他们。在这里，仍然应该把实际工作与对儿童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对儿童身体素质、年龄特点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对环境的影响、游戏的作用以及组织在他们整个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能去研究学校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组织问题。大学生的社会素养和对儿童的知识可以使他自觉地对待学校据以建立的原则。这样，他就能理解新的教学大纲，明确知道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什么，掌握新的教学方法、新的儿童工作方法的实质，懂得应该怎样组织儿童在学校的生活，如何使学校充满共产主义精神。同样还应利用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力量进行对成年人的工作和儿童的校外工作，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还应包括中小学的工作。
对于未来在二级学校任教的教师来说，还必须做到；研究农业，或者是研究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领域。每个二级学校的教师都应研究上述两种专业之一。劳动学校要求教师具有哪怕是国民经济一个领域的扎实知识，掌握这个领域的方针，并能把专业知识与一般知识联系起来。否则他就是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外行，而这将会影响他的专业课（本族语、数学、自然）的教学，因为他不能把握劳动学校的基本课程：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和组织劳动的方法。
一些思想僵化的教师和教授会说：“这纯粹是空想，走极端。”他们没有看到，用当代的革命精神对学校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新式学校都要求对整个教师的培养工作进行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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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1914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刘师复
（1914年7月4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330-332页。
一九一四年七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聚会既毕，乃公宣言书于众曰：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歼此巨憝，废除财产私有权，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造生产之器械等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计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功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
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蠹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则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军之谓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与强权战斗之一切行动，皆曰革命。）对于真理之障碍物，以“直接行动”划除之，无所容其犹豫。
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人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宛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谓“无政府”为理想世界无从实现者非也。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无政府党万国联合，不但为一国说法，故中国无政府他国必来干涉之说亦不必虑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现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改造社会，同时即改造个人，故人类道德不良不可无政府之说亦无由成立也。总之，无政府共产乃人类天然生活之本则社会进化之要道，亦为二十世纪不可避之趋势，吾人可无庸疑虑者也。
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进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联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联合会未成立以前，则以本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务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
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势，吾人虽不敏，窃愿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当支那无政府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暂以吾社为交通机关。凡世界各国吾党之团体或个人，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凡吾党之国际的行动，本社同人愿勉力担任之。
我辈向前进！
无政府万岁！
通信处，上海合众国邮局九百十三号信箱转区克谨
或A.K.G.U.S.P.O.Box913,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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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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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教师
在教育工作中也应充分利用专家。不要害怕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真正优秀的积极的教师不会不跟共产党员走。
《真理报》第61号刊登了莫斯科国民教育局长拉法伊尔同志①的文章《是官僚主义还是教育工作的进步》。
这篇文章把情况说成这样：莫斯科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好，而妨碍莫斯科国民教育局有益工作的只有“小资产阶级习气极为严重的”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一类的人物。
凡是注意到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工作情况的人或是看过该局教学大纲和在社会主义教育部代表大会上听过该局发言的人都知道，莫斯科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到底搞得是好还是不好。讲这种话要严肃负责，慎之又慎。我在本文里只想谈谈所谓“小资产阶级习气极为严重的”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一类的人物。
约尔丹斯基②不久前还是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的局长，而沙茨基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最积极的一个成员。
我过去反对延请约尔丹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不对之处，而是由于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全体委员应该一律是共产党员，而且我现在也还是这样主张。但是，只要我们看看约尔丹斯基在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担任局长时的工作情况，对他那种无比忠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态度，对他一贯重视建设普通学校这一问题的态度，我是衷心敬佩的。
我与沙茨基③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共事已快两年了。我对他的首创精神、积极工作和忠于事业的表现，一向是很佩服的。我还应该指出，我们合作很好，没有任何重大分歧。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的工作很重要，它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它坚持什么路线——对此，党员同志都了解，中央宣传部也了解。
是否应该吸收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参加工作呢？
我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面临着愚昧无知的汪洋大海，而为了消灭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力量。
首先应该利用那些对国民教育事业无比忠诚、感情深厚的人。我是十分器重和敬佩这样的工作人员的。我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这种人才目前还不多，不应浪费。
那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又怎么办呢？
首先，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并且经常得到证实：凡是忠于教育事业、热爱这一事业的人，就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执行的是一条最重要、最正确的路线，为开展工作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不仅如此，正是共产党员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所持的立场把许多教育工作者引向了共产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凡是十分清楚自己奋斗目标的人，就再不去胡诌什么“小资产阶级习气”。共产党员大权在握，并且又有道德威望，完全可以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即使这种小资产阶级观点的确存在，而不是那种不会实行自己路线的共产党员所想象的，那这种观点也并不可怕：有可以与之对比的观点。重要的是善于克服小资产阶级习气，重要的是揭示其实质，让人们加深认识。
共产党员面临着一个繁重的任务，就是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教师。由于大多数教师接近了工农群众，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农情绪的感染，这项任务现在是能比较好一些完成的。但是要认真对待这一任务，就要恰当选择进行教育的论据并能做到以理服人。
乱扣帽子，说别人有“小资产阶级习气”，这种做法要不得。我认为这是蛊惑人心的手法，是软弱无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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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安那其》（191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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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其
刘师复
（1914年7月4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1-23页。
安那其，Anarchie（法）Anarchy（英）Anarko（世界语）一语，华文译曰“无政府”。此术语之定义及其内容，时人不甚研究，而种种谬解，遂缘之而生。今特略述数种定义，以为研究之一助。
（一）“安那其”Anarchie乃政治的及社会的学说。主张个人自由发展，不用一切政府之统治（见法文新百科词典NouveauDictionnaireEncychopedigueEncyclopedique）。
（二）“安那其主义”Anarchism乃一种新社会制度之哲学。以绝对自由（不为人造之法律所限制）为根本。又断定无论何种政府，无不凭借暴力，故皆为悖理害人之物，当废弃不用者也（见母地杂志MotherEarth引）。
（三）“安那其”Anarchy乃社会的学说。主张人群联合，废绝一切以人治人之统治制度者也（见英文百年词典CenturyDictionary）。
（四）“安那其”Anarko乃政治的及社会的学说。主张个人独立生存，无一切首领或政府（见加比氏世界语词典VortaroEsperantodeKabe）。
据上所举，则凡释“安那其”者，皆以无政府之义诂之。而克鲁泡特金亦谓“安那其”Anarchy即无政府No-government之社会主义。又谓将来之社会，政府职权消灭净尽，是为无政府之社会。SocietyWithoutGovernment是为“安那其”。Anarchy又谓安那其共产主义CommunismeAnarchiste即无政府之共产主义CommunismeSansGouvernement是克氏之解释“安那其”。亦直以无政府为注脚，尤为简单直捷。然则华文译“安那其”为“无政府”于义甚切。（惟有当注意者“无政府”为一具体之名词。其分量与“安那其”相等。犹言无有政府之自由社会。非但排斥政府之意也）。不知者乃疑其名之不当，必欲易以种种支杂破碎之名词，不免庸人自扰矣。
其名既定，义亦随之。“安那其”之定义既如上述，撮要言之，废却政府之自由社会是也。废却政府之自由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一切强权，惟借自由之联合，满足生活上之需要，而无须乎强权之统治。若是者谓之“安那其”，谓之“无政府”。故无政府主义即反抗强权之主义。凡一切依附强权及为强权之保障者，无政府主义皆反对之。世有嫌“无政府”为不足而以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或国家）三者并举，名之为三无主义。又未知“安那其”之真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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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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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我们往往不大了解我国流浪儿现象多么严重，不大了解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①。我们对这件事考虑不够；而为了消灭这一现象，我们做得更少。当然，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专门有一个处②，它与缺陷儿童和犯罪儿童机关一起，大力开展着反对流浪儿现象的斗争。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
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旧制度的被摧毁以及1921~1922年的饥荒，造成大批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单靠一个处的努力，或者靠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的努力，甚至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各条战线都要作出努力来消灭这种现象。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把消灭这一灾难变为全体组织起来了的居民的工作；要发动各级苏维埃机构、妇女部、俄国共青团以及一切能对此作出贡献的人参加这一工作。
有些人认为，反对流浪儿现象只需要把流浪儿抓起来，然后送到各个儿童之家去就行了。只要多拨一点钱，用作抓人，用作开办儿童之家，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情况却是：流浪儿往往逃避登记，而且即使进了儿童之家，他们也经常逃跑，因为儿童之家不掌握他们的心理特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参加生活的训练。儿童之家往往无济于事，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何况我们又有多少个儿童之家呢？我国登记在册的流浪儿达七百万（而未登记的又该有多少！），可是儿童之家最多只能收容八十万。其余的人怎么办？
流浪儿之中，有的是儿童，有的是少年，对他们釆取的办法又各不相同。
当然，不管对儿童还是对少年，首要的任务是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有病能治，有人照管。各种委员会（一般的，特别的，中央的，各省的以及其他的委员会往往忘了，每个流浪的少年儿童首先需要的是关怀，是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都于事无补，甚至反而有害。
各个机关都要认真关心流浪儿的吃住问题。自愿帮助流浪儿童要成为自愿支援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形式。
妇女部、共青团、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大家都应全力以赴地帮助流浪儿童。重要的不在于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而是要想方设法能找到帮助流浪儿童的途径。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太严重。凡是打算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马上就是这么一套搞法：谁负担经费，工资额是多少，设置几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哪儿去找；而正事却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所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全体居民帮助流浪儿。当然，这并不是说苏维埃机构可以“把无力的双手在冷漠的胸前”一交叉，什么也不管，而光让居民去关心流浪儿的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级机构都应大力开展帮助流浪儿的工作。
至于说到流浪儿童，只要我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地方住，真诚地关怀他们，并且为他们敞开学校的大门，那我们就做了或者说几乎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对少年流浪儿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些孩子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情绪，不信任任何人，心怀不满，十分孤僻……对他们要采取特别的态度。首先，要让“不信任的冰河”解冻；其次，帮助他们自立；最后，给他们安排一个力所能及、又感兴趣的工作，把他们的旺盛精力和首创精神引上正轨，同时，要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让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自己的反社会情绪是格格不入的。
要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就得让他们感到大家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快进监狱的人，看作人类的渣滓；不要把他们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让大人牵着他们的小手，然后往角落里一放，而要以友好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尊重他们的意志和人格。甚至资产阶级都懂得这一点，他们为流浪儿成立了童子军组织（如英国）。难道我们还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我们就那么笨，只会对流浪儿说一些挖苦的话：齐步走向儿童之家，那儿去找爹和妈。要知道，他们既无爹妈可找，又无儿童之家可去。
俄国共青团要吸收少年流浪儿加入自己的组织。共青团员应比“哥儿姐妹们"更信任少年流浪儿，不管“哥儿姐妹们”的手段多巧妙。
还有，就是要为流浪儿设置集体宿舍、食堂，为他们敞开俱乐部和学校的大门。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是否吸引流浪儿参加了这项工作呢？思想工作人员在这件事上做了什么工作呢？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英国的童子军运动安排了流浪儿的生活。它使这种生活带上了罗曼蒂克的美妙色彩，它不强制流浪儿的意志，让他们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充分发挥，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丰富的内容，大力发展他们的社会本能。
我国有无类似的组织呢？共青团面向18〜23岁的青年，他们声称：“我们不收小娃娃。”少先队组织刚刚建立，那儿的活动稚气十足。所以这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一直未解决。国外的少年往往通过童子军组织找到了参加劳动生活、参加社会工作的途径。
是的，资产阶级关心的是（他们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要把所有的儿童培养成资产阶级制度的忠实奴仆，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培养他们具有资产阶级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也要对少年流浪儿进行社会帮助，让他们参加组织，因为这种组织将向他们展现一个新世界，引导他们走上新路，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由这种童子军组织向正常的劳动生活过渡，这件事应该尽量使之简化易行。要在保健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劳动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协助下，找出少年参加劳动的适当形式，这种形式不能有任何剥削现象，但是确实是社会所需要的，而且要把这种形式安排得能满足学习和进行组织工作的需要，等等。
组织少年流浪儿参加劳动，这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对他们进行根本的帮助，所以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在组织少年流浪儿参加劳动的同时，还应积极地为他们设置集体宿舍，开办食堂、俱乐部、学校——所有这些都是迫在眉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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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191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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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刘师复
（1914年6月27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57-267页。
我亲爱诸同志乎，吾党在欧洲之现状，诸同志知之稔矣。若其在东亚之实况如何，则知之者必居最少数，且即知之，亦决不能详。吾于是知君等之亟亟欲闻吾东方同志之报告与意见也。此次大会，吾人未能躬与其盛，殊为抱歉。然窃喜得乘此机会，陈述中国无政府党之短期历史及吾人之主张与夫对于大会之意见于我最亲爱而尚未能握手之诸君之前，诸君幸少留意。
当中国未革命之前，人民言论行动绝对不能自由，故凡革命党多避居于东西各国，以是之故，得吸受各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思想而转贩于国人。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吾党之在巴黎者，始发刊华文无政府七日报，名曰《新世纪》，主笔政者为李石曾君，是为吾党第一之言论机关。同时在留日本之张继、刘光汉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于东京，与日本党人幸德秋水辈游，是会不但研究社会主义，实研究无政府主义者也。至次年，刘氏复密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是时东京之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张刘以著名之革命党提倡斯道，以故留学生社会中，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诸名词，颇耳熟而能详。惜其时学生之思想，大抵亟亟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而对于社会革命之义理不免冷淡。未几刘氏返国而为端方之幕宾，张氏亦去东京而走巴黎，于是东京社会主义之声响阒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纪》遂为独一之机关矣。《新世纪》继续出版者三年，编辑李君不但热心，且精研学理，多与法、比党人游，凡克鲁泡特金（P.Kropotkine）及其他诸大家之著述，时时译为华文，复别刊传播小册子多种。虽当时满洲政府文纲禁密，邮禁殊严，《新世纪》绝不能输入内地，然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实由此报播之矣。至一九一〇年四五月间，竟以他故停版，至今言之，犹为惋惜，李君现仍居巴黎，潜心译著，欲以科学教育灌输无政府主义，欧洲之中国留学生感受其思想者殊众。
一九一二年十月，中国革命军兴，南方各省次第独立，江亢虎乃在上海发起“中国社会党”。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就表面观之，颇类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而对于资本制度之解决，则只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又批评共产集产以为均不可行，而仍赞成自由竞争，此则视社会民主党为尤下者也。尤异者，江氏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忽又批评无政府，以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又谓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其矛盾而可笑，于此可见矣。
一九一二年五月，晦鸣学舍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灌溉而培植之，刊布多数之印刷品，介绍其学说于内地，一时风气颇为之披靡。凡一般研究社会主义者，皆知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完善，且知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用矣。
无政府之思想既渐渐发生，故是年（一九一二）十月“中国社会党”大会时，遂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两派提议分离。惟江亢虎则骑墙中立，提议在“中国社会党”之内，分组两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无治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民主党”，两党皆冠以“中国社会党”之名，皆须奉其所订之八条党纲（前所举），其说颇堪发噱。开会后无人赞成，两派分离之议亦无结果。卒有愤愤、乐无等宣布脱党，别组一“社会党”，主张：一实行共产，二尊重个人，三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其思想及其组织，虽与吾人见解微有出入，然不能谓非昙花一现之无政府的社会党也。惜发起仅一月，即为袁世凯所禁止，不能自由运动矣。
一九一三年夏间，袁世凯复借内乱之名，解散“中国社会党”。袁氏之骄横暴戾，固不待论，而“中国社会党”亦以分子复杂实力缺乏之故，一经风潮，立即瓦解。当是之时，全国之中硕果仅存者，惟一广州之晦鸣学舍耳。风雨飘摇，传播事业仍孜孜不已，至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其机关报《民声》乃乘南北战争风潮最烈之时而出世，直接鼓吹无政府主义。仅出二期，遂为龙济光所禁止，并封晦鸣学舍。袁世凯及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诸同志出走澳门，期继续吾人事业，而彼等复耸恿葡人干涉，《民声》不能公布，虽曾在澳秘印两期，然侦缉过严，举动悉不自由，不得已复去而他适，《民声》得续刊至今。
最近一二月间，上海同志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社之设，一方面传播主义，一方面联络世界同志，期为一致之进行、又一方面则鼓励内地之同志，各就其所在地设立传播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革命运动之预备，此则本社之目的也。
此外，如常熟则有无政府传播社“AntauengislaVenko”，南京则有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广州不日亦将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团体成立，凡此皆足为传播机关者。至言论机关，除《民声》外，尚有《正声》出版于南洋，在中国工人中传布颇广。
以上即中国无政府党十年来之历史及现在之实况也。
无政府主义之在中国，所谓襁褓时代之婴儿耳，吾人述之亦殊滋愧，然而无足怪也。当满清时，国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败之教育（大多数人且并此亦无之），人格全失，新思想何由发生。及其季年，欧、美、日本之新思潮虽渐渐输人，而其间有志者又皆岌岌于政治革命之一途，未暇留意于社会之革命。迄乎清室既倒，宣布共和，吾人以为可以乘此机会自由传播矣。不料袁氏秉政，其专制乃甚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且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净尽，以吾党之幼稚，而处此艰难之恶境，其不能有若何猛厉之进步。固有由矣，是故吾党今日在中国之运动，有较欧美为易者，亦有较欧美为难者。何以言之？中国之无政府同志几皆主张共产主义，而无主张个人主义（Individuallsmo，亦译独产主义）者。思想既一致，门户之见自泯，易一。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说，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则自“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声响已寂，虽江氏仍在美洲，期传播于中国之侨民，然信者绝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易二。然既有二易，亦有二难。中国工人智识极低，全无普通教育，识字者稀，即或略识之（无），亦鲜能读书报者，各行业虽间有工会，然绝无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难一。中国政府既嫉视吾党，在内地不能自由行动，吾党之书报均被禁止，官吏之对待平民，稍不如意即加杀戮，故皆相戒不敢阅读及收藏无政府书报以期免祸，因之传播事业异常棘手，难二。虽然，吾人固绝不畏其难，抱至死不挠之精神，竭尽能力，以与境遇战斗，非至达吾目的不止。
今度大会，吾人虽未能赴会，然窃有无限之欢祝，无限之热诚，邮贡于我大会之诸同志，并欲有所提议于大会者如下：
（一）组织万国机关——吾党万国机关（Tutmondaorganizajo）之议，发起者已非一日，今则时机已至矣。吾党散在各国，非联合（Unuigo）则声气不通，势力不厚，其要固不待言。然图精神之联合，不可无联合之机关，此万国机关之所由不容缓也。顾此种机关，其性质只为吾党交通声气之枢纽，而次非权力集中之主体，其职务只在联络各分会及各小团体，倡导吾党事业，而无统辖各分会及各小团体之权。
（二）注意东亚之传播——此事固吾东亚党人惟一之责任，惟吾等势力幼稚，外围之迫压复酷，苟非得欧洲诸国吾党之先进，本其所经验，竭力相助，以匡吾等之不逮，则进步倍觉其难。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略广者，仅欧洲一小部分耳，欲图世界革命之实现，不可不注意于人口极众地积极广之亚洲也。
（三）与工团党（Sindikatistaro）联络一致进行——吾人恒言，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Sindikatismo）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近来工团党与吾党之联络，似尚未达圆满之域，吾党不可不留意。
（四）万国总罢工——总罢工之议，吾党历年运动，均未得圆满之效果，是皆吾党未能联合之故。目下奥塞战争，全欧之和平，势将破坏，窃谓宜即乘此机会与工团党及反对军备党携手运动，实行万国总罢工。则吾党之进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
（五）采用世界语——吾党散在各国，言语不一，此实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采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之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结团体，传播世界语于吾党，（如《自由星》LiberigaStelo之类）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于万国传播（InternaciaPropagnado）。此举不独足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者颇多故也。
以上卑无高论之意见，想诸君早已见及，惟诸君有以教之。并引领以祝大会之成功。
无政府万岁！
大会万岁！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启
（Anarchist-KomunistaGrupo）
凡此次大会之报告，及以后关于吾党之一切消息，与夫各团体各个人之愿与本社通信者，均请寄至下列地址：U.S.P.O.Box913，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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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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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来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工人开始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农民的夙愿也实现了：他们分得了土地。这使他们渴望参加各种活动，他们也感到自己的精力空前充沛。
但是，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很快就察觉到，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知识，因而手脚受到束缚。战争打破了农村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局面，为农民掀开了生活的帷幕。他们知道了科学成果的伟大作用，知道有了知识就可使山河大地改变面貌，就可获得巨大的力量和资源。工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早些。
革命使劳动人民成了生活的主人，激发了他们利用科学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愿望。工人和农民的这一愿望更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因而迫切要求掌握知识。
苏维埃政权满足了这种要求学习的愿望。
在沙皇时代，所谓的校外教育十分可怜，并处于一种半合法的状态。苏维埃政权极其重视成人教育工作，不惜为此而拨出巨款。
扫盲工作的步子迈得很快，建立了大约八万个农村阅览室、三万个图书馆以及许许多多苏维埃党校、俱乐部等等。报刊充分发挥了作用，进行了文艺宣传，开展了宣传运动，举办了各种短训班。
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来，政治教育委员会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积极地开展了普及知识的工作。
红军也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基地。全体男青年都参加红军，他们在红军中这两年并未虚度。各地都开办了红军学校（为不同文化水平的红军战士设置的），图书馆，俱乐部（例如，目前[1]已有1200多个红军俱乐部，下设6200个政治、普通教育、农业等等小组，拥有13万多名会员）。
各级工会、妇女部、青年团也同样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
为了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上高等学校的机会，专门制定了优待录取的规章，普遍发放了助学金。工人和农民的子弟上中学也从宽录取。为了培养工人和农民上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还为他们专门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
但是，上述种种还远不能满足劳动人民对知识的迫切要求。自学在长时期内还将在我们俄国起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为了使自学取得很好的效果，必须知道读什么，怎么读，如何最恰当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我们常常看到，工人和农民干完活之后想学习时，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不知道从何学起，不知道读什么和怎样读；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知识。有的人识字不多，却立即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读，结果发现自己啃不动。
有些干劲不足、坚持不了的人感到灰心丧气，就只好放下了他们力所不及的学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读的是马克思的作品，而又不能掌握作者所讲的材料，结果就成了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
干劲比较足、能坚持学习的人虽然可以达到既定的目的，但是却占去了很多生产劳动时间，往往影响了工作。
现在，我们经常讲起和写文章谈到组织劳动和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主要是指组织生产的问题。
泰罗①和其他许多工程师、专家都曾详尽地探讨过如何组织体力劳动的问题。论述企业劳动组织的著作汗牛充栋。还有很多著作谈到车间的机器应如何放置，工具如何发放，劳动怎样分工，命令怎样下达，考核工作怎样进行。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从合理地组织劳动的角度来看，最优秀的专业技术工人都能做到：一切必要的动作都是合理的、迅速的，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又是最少的。
但是，如果说在体力劳动方面实自己知识的人说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还能经常强调合理地组织劳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在脑力劳动方面却常常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对于学生和那些需要通过自学来充
学习材料的选择
人类的知识领域广阔无限。世世代代以来，千百万人积累了大量有关社会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知识，谁也不能全部掌握这些知识，即使把一个人的寿命延长几十倍也不行。不过，一个人也没有必要掌握所有这些知识。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他只需要挑选最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使他变得勇武有力，能驾驭自然界和各种事件，能使他学会如何利用自然力和自然资源，如何改造人类社会的整个生活。应该从大量的知识中挑选那些对现代人最有意义的东西来学习。
我们生活在社会革命时代。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在茁壮成长。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在祸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及其残酷的事实，撕破了资本主义的假面具，使广大群众看透了这种制度的极不公道之处，看透了这种制度的种种黑暗面。劳动人民渴望寻求并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俄国已经开始建设新生活了，这种建设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言而喻，所有这些情况都将唤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而人们也将力图弄清当前的形势并理解其意义。
当然，想弄清当前的形势（这在目前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得读报，而像《真理报》这样的报纸，能使他们懂得很多东西。但是，报纸自然只能阐述某一方面的观点，让人们注意一定的事实，指岀对待问题的态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只能做到一个有天才的、消息灵通的演说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一定的方向，给人们指出远景，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指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是，为了弄清问题，除了读报之外，得同时读一些比较有用的书籍。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复杂的结构，就不可能明白它整个体系中的个别现象。由此可见，凡是想了解当前形势的人，都应该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的整个结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弄清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什么（这种力量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了解当前形势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关键、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原始文化的历史以浅显易懂的形式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必须学习原始文化史。但是不能停留在学习原始文化史上，还要研究后来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研究后来的历史怎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那些规律，这时就能明白社会发展的方向。
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关于自然现象的问题。人是人类社会的一员，同时也是动物界的一员，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有人，不仅有社会生活，还有自然界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
因此，我们还应对自然界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对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规律进行研究。自然科学有助于我们掌握认识自然现象的一定方法：观察，作结论，用实验来检验这一结论。逐步地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研究科学（人类日积月累的系统经验），这样就获得了有关这一领域的大量重要知识，从而得以为人类的福利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及自然力。我们必须熟悉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积累的知识，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掌握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方面的日益增强的措施。
自然科学还有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方面。我们在对待社会生活的问题上，是从其发展过程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同样，我们也必须以这种态度对待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地球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产生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是怎样形成的，人是怎样形成的——凡是想知道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承认自己是大地之子的人，都应该具备这些知识。当然，重要的不只是了解科学的最终成就；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如何认识到这一点，怎样去观察、借助什么样的工具、根据什么样的事实来认识这一点。重要的是不仅使人口头上相信，而要懂得实际上的确如此。在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地球的起源有过种种传说，对于物种和人的起源也有过种种传说。尽管这种传说已为许多研究成果和事实所驳倒，但至今依旧流行不衰。我们必须掌握这一情况。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说法：书籍是劳动的工具，而非形成世界观的手段。“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不是为了形成‘完满无缺的世界观’，过去的这种说法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座右铭。人们主张，要使书本成为锤子和镰刀的奴仆。”
这些话说起来娓娓动听，却没有什么道理。什么叫做“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人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书本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人获得知识，使人们把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再是，说什么“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是过去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世界观是什么？它是我们对周围生活和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态度和解决某些基本问题的一种方法。这些基本问题能不能不解决呢？不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一窍不通，就会在生活中四处碰壁，有如无头苍蝇一样。
“完满的”世界观是什么？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具备了这种世界观，处理一切基本问题都能做到胸有成竹，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协调一致，完满无缺。
如果一个人对一切基本问题都能做到深思熟虑，妥善处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尤其是他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这种人懂得他需要什么知识以及为什么需要这种知识，他将成为我们称之为的“自觉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自觉的人的工作成效，要比那种一问三不知的人的工作成效大得多。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关心形成自己正确的世界观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法的事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会感到，具备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使他的工作和活动搞得更好，也就是说，搞得更有成效。
如何学习必要的材料
对于从事自学的人说来，从什么地方入手去学，按什么程序去学，这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当然，所选择的书在文字上和内容上都要适合自己的水平。不言而喻，一个不懂得初等数学的人是啃不动高等数学的；一个不懂得哲学的人，是读不了黑格尔的著作的。但问题的实质还不在此。如果一个人读的书中所谈的问题是他从未考虑过的，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他不知道怎样把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不知道怎样把它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阅读这本书就会使他得益甚少。如果书的内容与这个人的思想有关，满足了他的某种需要，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谈一段自己的往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有三十年了。当时我虽然已在中学毕业，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在这方面也一点不懂）世界上还有一门科学叫政治经济学。有一天，我的一位女友给我带来了一本伊万纽科夫②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她竭力劝我把这本书读一读。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我都能看懂。我开始读了起来。我“啃了”很久，勉强弄明白了它的意思，不过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却觉得毫无所得。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参加了工人小组的活动，这时我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我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兴致勃勃地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花的时间不长，而收获却很大。对我说来，一本薄薄的通俗读物却比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还要难。
一个有才华的报告员，一个出色的教师，只有自己对某一事物非常喜爱，他才能使听众和学员对这一事物产生兴趣，才能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这个方向，激发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往往有的报告并没有什么丰富的内容，也并不十分深奥，但是，如果它能启发听众的思想，使他们产生某种要求，这个报告就是有价值的。过去，一些进步的语文教师经常利用文学来启发学生的思想。有的讲演人员在群众大会上往往也能做到这一点。
与同学们交谈，共同讨论问题，这对提出新的问题、激发新的兴趣很有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集体的、班级的或小组的活动很有益处：它可以给人启发和推动。
现在再来比较详尽地谈谈兴趣的问题。
每个人的兴趣各不相同：有的人对社会生活的问题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对技术问题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对艺术问题感兴趣，等等。一个人是被迫学习还是乐于学习（俗话说的，带着脑袋去学），其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如果儿童的注意力被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们是很难好好学习的。
“哈哈，普希金也得过零分。”
为什么普希金在皇村高等法政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公子哥儿，成天游手好闲？当然不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学非所需，还由于他的兴趣完全放在诗歌上了。
正是普希金，他曾经描写过一个诗人的感受（这位诗人未能表示对诗歌的兴趣，而诗人的内心却已对某一现象产生了兴趣）：
诗人尽在怯懦而虚荣地
浸沉于世俗无谓的烦扰；
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
他的灵魂咀嚼着寒冷的梦；
在空虚的儿童世界中间
也许他是最空虚的儿童。
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
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
他的灵魂立刻颤动起来，
像是一只惊醒的鹫鹰。③
普希金喻之为“神的声音”的东西，也就是兴趣。
普希金所描写的诗人的心情，对于每一个对某种现象产生了浓厚强烈的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完全适合的。例如，一个医生沉醉于自己的工作中，可能达到忘我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灵魂往往“咀嚼着寒冷的梦”：他精神不振，对四周的一切表示冷漠——但是，只要一接触他的专业，他“立刻颤动起来，像是一只惊醒的鹫鹰”。你们不妨对人作一番观察：他们大多有一块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天地。不过有的人这个天地特别广阔，他的志趣在于改造人类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关心火警，还有一些人则只是想到自己的孩子，等等。兴趣往往产生于某种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有时甚至是很久远以前的。我认识一位消防专家。他10岁的时候，遇上了一次大火灾，这次火灾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为消防工作所吸引。他气喘吁吁地在屋里谈起这件事，绘声绘影，竭力渲染。此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枯燥无味、度日如年的中学年代，小官吏的宦海浮沉生涯……而他唯一的休息就是在一个小城市的消防队当义务队员。
奶娘讲的故事和长篇的诗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深刻感受，决定了普希金的活动方向。
每当我们对职业兴趣产生的原由进行探究时，我们往往都会上溯到久远的感情经历上，也就是说，这种经历一直控制着一个人的感情。
兴趣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注意力分为随意的和不随意的两种。随意的注意力只能保持短暂的时间，以后还需要再费力气才能复呈。不随意的注意力不需要任何意志力，此外，它要更全面、更深刻得多。如果一个学生对历史毫无兴趣，就很难让他注意听教员讲课，他的思想经常溜号，注意力涣散，因而他必须不断督促自己，为此要费去不少精力。如果一个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他就会注意听教员讲的每一句话，毫不分心。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注意的时间越长，他全面掌握这一事物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知识贫乏、呆头呆脑的人不可能长时间对某一事物集中注意力，他对这个事物的兴趣很快就会减弱。反之，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学习，依靠对问题的敏感和判断，可以不断巩固自己对某一事物的注意力，“强化”自己的注意力。
我们所注意的事实和事物，往往能记得更牢。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德对一切有关微生物科学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但他一辈子也没记住每天晚上随他妻子一起念的祈祷词。
请看著名心理学家詹姆士④对兴趣的作用所作的论述：
“大多数人都能牢记与他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一个有竞技能力的学生，他在学习上可能一窍不通，十分笨拙，但他对有关竞技活动的知识却非常丰富，令你吃惊，他可以成为体育统计数字的活字典。原因在于，他经常想到他所爱好的这门活动，注意收集有关的材料并逐一加以分类。这些材料对他说来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自成体系的许多概念（他已牢牢地掌握了这些概念）。正如商人不会忘了商品的价格一样，政治活动家总能记住自己同僚的演说内容和选举结果，其数量之大，不能不令旁观者惊服，但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并不足奇，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各行各业的专家对自己关注的事物总是千思百虑、朝夕不忘。
“达尔文和斯宾塞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群脱凡的记忆力，很可能只相当于这两位科学家大脑功能的中等水平的作用。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向他切实灌输进化论（指发展理论——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注）的思想，那么他就会很快地积累并牢固地掌握有关材料。”
“各种事实将把它们与理论的关系密切联系起来。科学家的智慧越能把各种事实区别开来，那么他的知识就越广博。然而，有些理论家的记忆力可能很差，所记的东西很不连贯，甚至完全不具备记忆力。一些对于理论家无用的材料，他可能不加注意，或者刚一接触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大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很可能与那种近乎大百科全书式的无知并存……”⑤
兴趣激发了无意的注意力，而注意力又是记忆力的前提。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兴趣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选择学习材料时，应该以最感兴趣的、最令人“心神向往”的材料为选择的条件。对有的人说来，感兴趣的是社会现象，对另一些人说来，感兴趣的是技术，而对第三种人说来，感兴趣的是艺术，等等。
但是，主要选择某一领域的知识来学习，这完全不是说，一个人只应把自己的知识囿于某一领域，不必也不应涉猎别的领域。恰恰相反，我们只是说他对其他别的领域应采取什么态度。
比如说，我们面前有一个学生对技术感兴趣，另一个学生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假如两人都要学习电气化知识，那他们的态度就会不一样。学技术的学生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他的着眼点在于：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电气化需要什么技术设备。这是他学习的重点。但是，他在考虑各种必要的设备时，也会关心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有助于电网的顺利建成。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首先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待电气化问题的：电气化是建立苏维埃制度的物质基础所必需的，但要判断俄罗斯联邦的电气化是否可能，他必须弄清楚什么叫电气，电动机器如何使用等等。我国出版了一本有关电气化的通俗读物，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教科书。写这本书的人不是一位工程师，而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活动家伊·伊·斯杰潘诺夫⑥。
通过这个例子使我们看到，兴趣所决定的与其说是所获得的知识的内容，毋宁说是对这种知识所持的态度；兴趣是藉以掌握别的知识的一种基础。
心理学认为，任何新的思想、任何新的知识都应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产生“同化”，或者说，新的东西应该与旧的东西“挂上钩”。
詹姆士认为，最令人感到快慰的，就是善于把新的与旧的联系起来，正视一切完全不同于我们早已形成的概念的新现象，揭露其神秘性，把它归入旧的、早已确定的门类，归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现象的领域。尽力把新的与旧的同化，这是一种科学的求知欲，在这种同化未发生之前，新东西对旧东西的态度是很令人惊奇的。对于那些大大超越了我们的知识能力、我们对它毫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奇心，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不知道把它归于何类，也没有具体衡量的尺度。达尔文有一次说，菲吉群岛的土著居民看见小船时感到很惊奇，看到大军舰时反而无动于衷。只有那些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的东西，才能使我们产生进一步深究的愿望。“任何新的片断知识都应该与儿童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兴趣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某种途径把这个片断知识与从前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这就有了一种好处，就是可以把久远的、陌生的直接经验与最近的、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把未知的与已知的加以比较，可以把所传授的知识与学生个人的经验联系起来。”⑦
比如说，教员想给学生讲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这个概念。教员问学生：“如果有人想从太阳上朝您开枪，并且在他开枪时您已发现了，您怎么办？”学生会回答说：“我就躲到一边去。”这时教员可以这样讲：“您不必躲躲藏藏，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房里睡觉，第二天照常起床，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人，学习经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子弹才快临近您了，这时您再躲一躲。您看，地球隔太阳是多么远啊！”⑧
把新获得的知识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联系起来，并且依靠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这乃是选择学习材料时所应遵循的一条原则。问题不在于从各个领域猎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从而成为一本活的百科词典。问题在于要逐渐使知识深化，使新获得的知识与旧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从兴趣岀发，使知识越来越巩固。
重要的不只是取得知识，而是要很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教育”一词的含义正是要围绕一个人已有的概念这个基本核心，培育一些与这一基本核心有密切关系的新概念。
不言而喻，农民获得知识的方式将不同于工人。两者的阅历和知识范围各不相同。我们在制定各种训练班和成人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些大纲很少考虑教育对象的情况。问题不只是在于知识的分量，而在于通过什么方法和形式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教育对象。
读书是学习各种材料的基础。对于人类现代的生活，对于现代的文化，书本具有重大的意义：“人类文化是世代想传的，并且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发明的积累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种世代相传，如果每一代都不继承这一遗产，一切从头开始，那么人类就会至今过着与原始野人差不多的生活。而经验和知识的传播靠的是书本。世代相传的大量知识正是在书本中固定化起来的，而又由每一代人予以丰富，使之不断迅速发展，从而加快了人类文化前进的步伐。”⑨
因此必须学会读书。要养成大量、迅速默读的习惯。要使阅读达到完全自动化的境地，不为任何事情分心。
但这还不够。要能弄通所读的东西。这就困难得多了，需要一定的水平，广阔的视野，相当的词汇量和概念。
随着读书的人的水平提高，对所读的东西理解也就更深。但是，要弄清楚哪些地方已经看懂了，尽量把不懂的地方弄明白。最好把不懂的地方再读一遍，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不明白：单词，成语，意思。要査阅政治词典、百科词典、有关的教科书和有关这一问题的通俗读物，以便把不懂的地方弄明白。弄清楚一个不懂的字的意思之后，最好把这个句子整个抄下来，记住它，同时考虑几个可以用这个字的类似的句子。要像孩子们碰到这种情况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去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第一次听到“刹那间”这个词。在以后的半小时里，她把这个词与不同的词搭配使用了十来次。这个6岁的小女孩是无意间这么做的。青少年或成年人也应该采取这种办法，以便完全掌握以前不认识的单词，而在必要时就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个词。只不过要注意准确掌握词的含义和它的细微差别，以免用错了。
当然，这样来弄明白一些不熟悉的成语和单词的意思，可能会使读书的人离开了主要的东西，即掌握书中的基本思想。因此要注意尽快掌握文学语言并能熟练地理解其含义。
还必须学会弄明白所读的东西。最好按一定的程序来做这件事。
首先，读完一本书之后（开始最好是读完每一章之后），要弄清楚作者想讲的是什么东西，他在这本书里要坚持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他引用了什么论据来论证这些基本思想。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作者的思路。明白无误地掌握所读的东西，这是自觉读书的第一步。
很可能头一遍还不能把握作者所讲的意思，那就把这本书重读一遍，两遍。当你弄明白了所读东西的意思时，不要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地方，不必记住每一个单词——这样做甚至还有害。要找出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再看看其余的材料是怎样充实这些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的。有时，作者为了说明基本思想引用了许多事例，有时又运用了许多推理来论证自己的思想。读书时最好写一个书面的提要。所有这些方法都应认真在实践中釆用。
然后应该考虑全书的内容。如果基本思想是用事例阐明的，首先就应看看事例是否正确，其次要看事例是否典型。自己要尽量提岀一些类似的事例或者与作者提岀的事例相反的事例。当作者运用许多推理来论证自己的思想时，那就应该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可否釆取别的办法来论述，并且具体地说是什么办法；然后，把自己考虑的推理与作者的推理加以比较，看看哪种推理比较正确。还应考虑可否从别的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读书的人就应该得出结论，他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不同意的是什么地方。
全书读完之后，要做笔记，把应该记住和想记住的材料，如事件的年代，人名，数字写下来。通常，最好不只是记下数字，而是根据这些数字绘制相应的图表，以便一目了然地掌握实际情况。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意思和成语记下来。但是，笔记不要过长，否则日后就难于弄清楚书中到底说了什么。只应该用提纲的形式记下最必要的东西，并分为许多部分。要写得清楚明了。把书上的东西一连好几遍地抄在笔记本上要花不少时间，而且抄写的人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东西的意思，这种冗长的笔记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笔记本记得简明扼要，使人一看就能想起所读过的东西，能弄清数字材料和其他材料，这种笔记本就很有用处。应该学习按这种方式记笔记，一开始不要怕花时间去练习，起初可以从短小的文章做起，逐步掌握用这种经济的办法给自己作笔记的熟巧。
当然，有些情况下最好记得详尽一些。例如，如果这本书特别有趣和重要，那就可以不惜时间多摘录一些，把长的引文完全抄下来。如果打算用这本书做报告或写文章，那就应该这样做。有的人还未完全掌握书写的技巧，未完全掌握拼写法或文学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最好也记得详细一些。在上述的各种情况下，摘抄都是很有益处的。最好把有趣的和与所读材料有关的东西反复抄几遍，这比抄别的任何东西都有益。但是，一般说来，笔记应该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总之，阅读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弄懂意思，掌握所读的材料。第二项任务就是对所读的东西进行思考。第三项任务就是把要记住的东西做读书笔记。最后，第四项任务，就是看从所读的书中学到了什么新东西：这本书是否讲了一些新知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和益处；它是否教你学会了某种新的观察方法、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是否激发了你的某种新思想；是否唤起了你的某种特别的情绪和愿望。
这就是我们拟定的读书的程序。
当然，这个程序可以稍加改动，问题提岀的办法也可以稍有不同。阅读数学、自然学科等等往往只需要一部分程序。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因为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
工作的程序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往往使一个人能够发现别人未能察觉的东西。例如，拿破仑在检阅时总能看出士兵制服上的一些很小的毛病，而检阅前军官们仔细看过之后也未能发现这些缺点。原来拿破仑在检阅时有一定的程序，而这一程序使他得以发现一切缺点。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的专家是怎样对待同一事物的。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观察体系。例如，艺术家在观察植物时，他的程序是看色调的配合、鲜明程度，明暗色彩的配置，形式的雅致。艺术家在观察这株植物时，可能完全不注意花里有多少雄蕊以及这些雄蕊的排列法——这个问题全然不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恰恰相反，植物学家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些雄蕊，叶子的排列等等，而可能全然不去注意当时这朵花的明暗色彩以及它的形状如何。
同样的道理，在阅读时对书本所采取的一定的程序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您发现书中可能被忽略了的东西，如果你不有意去注意这个方面的话。这种读书态度逐渐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从书上学习知识，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自己切身的经验对这种书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加以检验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我们在书上读到“雷鸣电闪时的大海，景色至为壮观”，这是一回事；我们目睹这一景色，这又是一回事。再比如，我们从书本上知道，机器可以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只有那种从前用手工方式干活，后来改用机器操作的人，才能懂得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从书本上知道如何做某种手术（眼睛、耳朵）是一回事，亲自动手去做这种手术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阅历广博”的人，由于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懂得各种风俗习惯，往往更能理解生活，而另一种饱学之士可能却不如他，因为这种饱学之士闭门读书，缺少亲身的体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有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教师等等。中世纪时，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很有教益的风俗。学徒出师之后，还没有当师傅之前，要到各地去闯一闯，到别的城市去跟不同的师傅干活，看看别的地方的手工业同行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正因为如此，对自学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尽力把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通过个人的观察或劳动活动来加以检验。
从这种观点出发，参观农业、工业博物馆和展览会、示范农场和企业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活动。要广泛开展各种参观活动。不过这种活动要搞得有实效，而不要变成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参观时要做笔记，会画画的人还可以画画，然后再写参观的心得。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到外地旅行，去接触并观察陌生的人和他们的工作、生活。而且，日常生活也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材料、学习材料。不过应该弄清楚，你想看什么，目的何在，然后把自己的观察进行到底，并做出相应的结论。
如果使整个集体都来参加这一活动，那么它会搞得更生动些，产生较好的效果。参加活动的人应该交流自己观察的结果。每个人有自己特有的态度：有的人注意到这一面，有的人却注意到另一面。这样一来，就能对这一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集体可以弥补个别观察者可能疏忽的方面。
节约时间和精力
讲求实效的美国人随时随地都说：“要节约时间和精力。”他们出版了许多书（很遗憾，我们俄国人很少听说过），指出应该如何从这一观点岀发来安排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习，应该如何节省学生的精力以求最快地达到目的。美国青年很懂得这方面的道理。我们也要学会它。
现在，我们不允许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生活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之际：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日趋灭亡，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在成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像父辈和祖先那样生活。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某种新东西，而对待这种新东西需要我们亲自观察、亲自判断、亲自决定。但是，若要亲自观察，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并选准道路，就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整个工人阶级要有知识，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要有知识。如果慢吞吞、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我们就没有时间工作。要学会尽可能节约时间。
历史事实是，俄国（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并且已把这面旗帜打了五年之久。如果它今后还想继续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地，它就必须加强自己的物质基础。为此它就必须拼命地“毫不停息”地学习，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和精力。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生活方式要求这种节约。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占了他们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有把业余时间用来自学，而他们的这种时间却很零散。
总之，目前的历史性时刻，俄国的特殊地位，学生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学习时要竭力节省时间和精力。
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必须：
1）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2）为自己创造最顺利的工作条件；
3）掌握读书的必要技巧；
4）正确选择学习材料；
5）合理分工；
6）从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观点出发，拟定集体工作的形式；
7）具备必要的参考书和指导书。
先从安排时间谈起。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时间，我们就要合理地安排时间。我们的时间通常是怎样度过的呢？只有上班或上工厂，我们才是按钟点，其余的时间都是随便度过的：有时是去找好朋友聊天；有时是捧一本无聊的小说躺在床上看；深夜还吵吵闹闹，让时间白白浪费掉，等到拿起一本正经有用的书去看时，却已困倦不堪，只好点燃一根烟，驱赶睡意，这时，书又扔在一边，开始与同事谈话、争论，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怎么也起不了床，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像散了架似的。
外国人比较懂得时间的价值。一些科学家、文学家和教授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按时睡觉，黎明即起，趁早上头脑清醒时工作，尽量少串门，严格安排时间。他们起床、工作、进餐、休息、就寝都有固定时间，从不更改。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持久不衰。
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是如何支配自己时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例吧。他写了很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似乎他的写作完全取决于情绪，实际上，他的时间是经过严格安排的。他每天上午写作，工作很紧张，反复修改同一篇作品。作家不可能与世隔绝：他要经常与人接触，观察他们，研究他们。列夫·托尔斯泰抽出一定的时间与人交往。然后，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读书，等等。谢尔盖彦科写的《列夫·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侧记》一书，很好地反映了列夫·托尔斯泰这方面的生活情况。
法国作家左拉的工作情况也是如此。左拉写了大量小说，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左拉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他也像托尔斯泰那样，每天上午写作，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研究他所写的那些社会阶层。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伟大的音乐家（例如，贝多芬）的创作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他花了大量时间来弹钢琴，很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
一些在实验室里与微生物打交道或在解剖室工作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医生、科学家，他们安排自己的时间更为严格。您不妨读一读有关爱迪生、路易·巴斯德和其他著名思想家工作情况的书。著名的外科专家柯尔即使到了晚年，也严格支配自己每天的时间，按时就寝，每天抽一定的时间打网球，好让手在做手术时刚劲有力。
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凡是想取得辉煌成就的人，都应该非常珍惜、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
合理地安排工作以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尽可能创造良好份工作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头脑清醒，不能过度疲劳。疲劳不堪的人工作起来速度既慢，效果也差。最佳工作时间当然是早上。正常的人在早上工作的效果最好。当然，如果要很早去上班，那就很难在早上安排学习。但是，如果工作是上午十点、十一点才开始，那就一定要把早上的时间利用起来。不过有人往往由于睡得太晚而不能早起，那就应该尽量改变这种生活习惯。晚上学习令人感到疲倦，为了驱赶睡意，人们往往喝浓茶、抽烟、展开争辩，结果很快就疲劳过度了，工作效率随之下降。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在空气新鲜的环境里工作。要使头脑正常和有效工作，就需要使心脏的工作正常、均衡，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房间里不能太闷或太热。学习前要开气窗或窗户，使室内空气清新。烟雾弥漫的房间对学习的影响极坏。
还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就是工作时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周围有人大声喧哗、高谈阔论，随时都有人向你问这问那（尽管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是很难学习的。要学会照顾别人，让人安宁。当别人学习时，不要吵吵嚷嚷，吹口哨，高声谈话。要使自己养成在图书馆或俱乐部学习的习惯。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你学习时分心。此外，在图书馆学习随手可以取用百科词典、参考书、地图册、教科书，这些东西都是认真读书时经常要用到的。
诚然，一个人有时可能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和忙乱中学习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他所读的书或干的工作使他入了迷，以致他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阿基米德是著名的古希腊科学家、几何学家，有一个关于他的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他沉醉在他的几何图形里，甚至当敌人进了他的房子，朝他跟前走去时，他还说：“别碰坏了我画的圆。”不是任何人和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样全神贯注，不为周围的情况分心的，因此，如果外界没有什么干扰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同时，为使学习能顺利进行，还必须不受别的思想的影响，别像普希金笔下的欧根·奥涅金那样：
他的两眼盯在书上，
但是思想飞到了天边……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最好还是早上学习。昨天的印象经过一夜之后已渐淡漠，而新的印象还未产生，暂时还没有什么东西来破坏内心的平静。如果没有必要的平静和学习所必需的情绪，就要尽力为自己创造这种平静，培养这种情绪：或者在房间里快步走几圈，开始哼哼什么曲子，进行某种回忆，读几页最喜爱的作者的书或者采取其他某种类似的方法。
为使学习顺利进行，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没有这种技巧就无法读书。
这种技巧包括：能读、写、算，会看地图等等。要养成快速大量默读的习惯，养成做简明扼要的笔记的习惯，对书本提出一定要求的习惯。
为什么需要养成上述这些习惯呢？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习惯可以使人的智慧得到解放而用于思考。动物的大部分动作都是无意识的。人刚生下来时，神经中枢并没有专司无意识动作的现成器官。
“但是，成人的无意识器官却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通过艰苦劳动形成的。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通过训练而完善，而习惯又没有减少神经和肌肉能量的支出，那这种人的处境就是很悲惨的。所以，孟德斯里⑩说：
‘如果动作经过重复还未变得容易一些，如果每次对这一动作的重复需要意识一再的指引，那么，显然就不可能有任何发育上的进步，而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活动就会局限于一两个动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整天就只会穿衣脱衣，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到穿着上；每次洗手或扣钮扣他都会感到困难，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做这种事一样。最后，一些无效的努力使他深为苦恼……’
然而，正如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同时会带来一点疲劳一样，意志的自觉努力在这方面近似机械的或基本是无意识的行动，很快也会使我们疲倦”⑪。
我们知道，一字不识的成年人学习把字母连写是多么难；还有，识字不多的人签名是多么难，他要花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名字写上。不消说，当这些事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时，他是不可能去钻研读物的含义的。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克服技术困难上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应当培养一定的技巧，达到熟练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认真的阅读。
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从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角度看，选择学习材料具有何等的作用。下面我们把已讲过的话略加重复。
学习要量力而行：所选的书起码文字上要能看得懂，不要选择那种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才能看得懂的专业书，如果实在需要读这种书，那首先就得掌握必要的知识。读一本啃不动的书就等于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浩如烟海的人类知识中，只需要学习那些特别重要的、对理解周围环境和改造这种环境有用的知识。工人和农民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各种没有重大意义的知识。
当然，应该按需要研究的问题选择最好的书，因为这种书能全面地、深刻地、正确地讲清这个问题。最后，应该从最感兴趣的问题读起，逐步扩大学习范围，把有关的重要领域纳入，围绕一个基本核心来组织全部新获得的知识。
还要培养自己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工作的能力。
学习经验不足的人往往往漫无目的，一会儿读这本书，一会儿读那本书；一个题目未掌握好，又换了另一个题目。这种学习方法收效甚微，也很不经济。不要乱学一气，要有一定的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要很明确具体，不能是遥远的、不着边际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想研究资本主义。这个题目太大。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把这个总题目分为许多比较小的题目，然后从中选出一个题目，比如说，现代资本主义。然后还要把这个题目划小。例如，开始研究某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再缩小范围，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只有把这个具体的题目弄懂之后，才能转到另一个与之有关的具体题目上去，同样，把这个问题掌握之后，再搞别的问题。这是掌握相当大的题目的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当然，要制定出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对整个题目的总的概念有一些了解。
美国著名工程师泰罗在谈到劳动组织时指出，应该给每个职员、每个工人一定的具体任务。泰罗说：“水平越低的人，知识越差的人，就越是要给他提出比较简单和比较近期的目标。任何一个教师都不会想到让一个10岁的儿童研究某个问题，学习某本书。他只给儿童布置一些很容易的任务：读哪一页的哪首诗，哪篇故事。一本教科书是分成许多部分去掌握的。”
泰罗的这个意见完全正确。初次读书的人，只能给自己提出力所能及的、不复杂的、最近期的目标。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他才能完成总的任务。
要初学者制定学习计划，这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因为他不清楚他所学习的这一材料的分量和这一总题目下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比较了解总题目的同志应该给初学者以帮助，或者是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参考书。各个训练班的学员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利的条件，就像农民所说的“可以吃现成饭。”他们的学习计划已由训练班的领导拟好了。这当然要省事得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初学者也是很有好处：他可以不走冤枉路。但是，如果一个读者养成了自己定计划的习惯和提出近期任务的习惯，他就比训练班的学员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他可以定一个比较适合自己个人情况、符合自己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计划。
现在再谈谈下面这个问题：怎样学习更有效——是个人学还是小组学？
这就要看小组的学习是如何安排的。如果小组的成员学习很自觉，按时来上课，大家都能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特别是如果小组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时——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就更有效。集体学习可以节省时间。应该从每个人的力量出发而有所分工，经常交换意见有助于大多数人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明白。讨论可以提高大家对学习的兴趣，启发大家的思想。此外，集体学习可以加强督促，使学习能稳步前进。正因为这样，我们极其重视小组学习。当然这是指具备了上述条件之后。如果小组的成员经常迟到缺席，在家里也不去看学习材料，只是在小组里夸夸其谈一通，而不认真地进行任何独立作业，那就最好退出这种小组一个人去学。
但是，不管是小组学还是个人学，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学习的人都必须准备各种必要的教材和指导书，使学习走上正轨。需要有一本通俗的政治词典；还需要一本通俗的百科词典，参考书目（指出每本书的内容，具有什么水平才能读懂）；还要一本学习计划汇编，把学习各门知识、适应不同程度的人需要的学习计划编入其中。要岀版一些学习最重要的知识的指南，这种指南要给独立学习提供较大的余地，指岀对某一问题如何进行自学。如果有了这些材料，就会使自学更有成效。
[1]指1922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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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飘飘》（1914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答飘飘
刘师复
（1914年6月27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56-257页。
来书曰：“蒙所疑者。恐将来（指无政府之初期）之工作，分配不均。例如机器未十分发明之时，必有挑担之工。然同是挑担，草担轻而粪担臭，孰不担草而担粪乎？”答曰：无政府之世，工作之分配，纯以自由之意志及互相之热诚为根本。吾人苟认互助为人类之本能，则规避工作及苟且塞责之弊，在无政府之世可决其必无。虽有用力较劳之工作，其筋力较强者，必争先担任之，而决无所畏避。至于一切有碍卫生及令人厌恶之事，则必竭力求其改良。如笨重之输运，秽浊而危险之矿坑，以至如来书所举之挑粪等等，均必改用机器。此等机器，现在欧美发明已久。其应用尚未广者，则以有资本制度之故。凡较人工略贵之机器，即不肯采用耳。若一旦无政府共产实行，便可自由使用。其未有此种机器之地方，立发一电曰：此间需用某种机器若干，朝接电而夕装运，不及数月，无论天涯地角，机器辚辚于道矣。若谓需用太多，一旦不能应其所求，此亦不必过虑。盖此时凡军事之大工厂及一切无益之消耗品制造厂，皆将改为制造日用必需品之工厂。且各处均可招请技师，多开机器制造所，依式仿造，则机器之出产，自无缺乏之患。至于运输未到及制造未成之最短期间，吾无政府党当力守多劳力而少享福之格言。凡一切艰苦之工作，吾无政府党当率先勉力任之，须知无政府何以能实行，必无政府主义已得多数之赞成而后可。是即无政府党已占多数也。以多数之无政府党，独不能任此区区乎？
来书又曰：“初行共产之时，道德尚未充分，又无法律之限制。共聚一方之人，固能尽其所能，取其所需。若志好游历者，今日之东，明日之西，东西之人，岂可不许其各取所需乎？苟其许之，道德未充分之多数人，尤而效之，将若之何？欲摈之一群之外，则彼辈东西无定，摈之无所摈。若设法限制之，则彼辈任意掠夺，限之无可限。若武力对待，又恐寡不敌众，此则不能无疑耳。”答曰：讨论此问题者，当先承认两前提。一则无政府共产之所以能行，必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已广，赞此主义者已居多数。二则私产虽废，不道德之根苗已绝。（“道德”一语，本无界限。在无政府党之意见，则以为不道德之根苗，纯由社会组织之不善。宗教法律固足为道德腐落之原因，而私产尤为万恶之源泉。若一旦私产废除，复无宗教上法律上之伪道德以束缚人心，则人类本来之良德，必异常发展。此理由无政府浅说曾详论之。）此两前提既认定，则来书所疑“道德未充分之多数人”一语，必无从见之事实。而所谓任意掠夺，寡不敌众云云，尤可决其必无者也。至对游历者之工作，办甚易解决。盖聚处一方者既当工作，则游历异地者在理亦当工作，在势亦未尝不可工作。（如以半日游历半日作工于势极顺。）且聚处一地者既能各尽所能，则游历时亦必思有以尽其所能。是事实上亦断无于此则工作于彼则不工作之虑也。至谓专借游历之名，以规避工作，此等卑劣不进化之种子，吾不敢谓天地间必无其人。然即有之，亦必最少最少。此则可断言。既属最少数，则屏斥之，或感化之。均属不难。断不至如来书大多数云云之所虑也。夫人而至于借名游历以规避工作，其苦更甚于今世之逃犯。游历之快事，反变而为无限之苦恼，人又何乐而为此哉？（逃犯为避惨酷之刑罚，且为抵抗强权之一端。故比较上又觉其乐。若仅避轻易之工作而受良心责骂，社会摈弃之苦恼，谁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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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小周胡诌（周履锵，201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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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小周胡诌
周履锵
我枕边有几本书，是从书堆中随意找出来的。1《新选唐诗三百首》，2《唐宋名家词选》。其实我并不想读这些书，不过作为我的“安眠药”，每当睡不着，就随便翻阅几页，很快就能入睡，比吃安眠药有效，还没有副作用。
随意乱翻书时，多次读到李商隐的《无题》：
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烛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我步韵（其实是不合韵的）胡诌几句：
相见无期何言别，东风凶残折枯枝。
春蚕吐丝可织锦，烛光黑夜能照明。
对镜满头现白发，无多时日要珍惜。
蓬山虽远不须愁，就火飞灰随风到。
乱扯以上几句作为自寿。
写于201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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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驳江亢虎》（191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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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江亢虎
刘师复
（1914年6月20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5号，1914年6月20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23-251页。
“江亢虎新大陆通信片”第十一期内载一文，题为“纪民声杂志论载事”，对于本报批评江氏言论之要点，均置而不答；而惟以诋毁，干涉，专制，横逆，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下井投石等丑语加之本报；甚而攻击及记者个人。本报于第六号经已声明辩论范围：“纯为研究学理。绝非对于个人而为非议。”复于第六号申说记者之反对江氏乃“反对其言论而非反对其个人。”江氏荀不以记者所论为然，自可根据学理，反覆辩论，虽千百回不为赘也，不料江氏绝口不谈学理，而惟以恶声向人。江氏诚工于趋避而善于骂人哉！今试撮举本报第八号以前批评江氏言论之要点条举于后，而附注其有无答辩，俾读者略清眉目。
（一）本报谓江氏不主张推翻资本家，收回土地资本归诸社会，是为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故江氏所主张，不得称为社会主义。（江氏不能答。）
（二）本报谓江氏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而惟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以及限制军备专征地税等，均属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江氏不能答。）
以上二条为最握要之论点。此外则
（三）本报谓江氏忽而称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视之宗，忽而谓共产主义阻滞人类进化，赞成反对，同时而出。是为自相矛盾。（江氏不能答。）
（四）本报谓江氏并举共产集产之学说，统称为共产主义，是为不明学派。（江氏虽有答辩而其谬加甚于下文再驳之。）
（五）本报谓江氏举社会主义之各派（均产集产共产）一律推翻，而自称为特殊之主张（不啻自居于社会主义之外），益显见其所主张为社会政策。（江氏不能答。）
江氏既于以上各要点不能置答，则其他连篇累牍，刺刺不休之谈，其有无价值可想见矣。今请取其误会及强词夺理者顺次驳之：
江氏曰：粤人刘师复君，本“同盟会”会员，政治革命党人也。满清时谋炸李准试验炸药，自断其腕。革命后复谋刺袁世凯挟巨资北上，行及沪而和议成，乃转而刊布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并发起“心社”及“晦呜学社”于广州，彼又以毒毙李世桂之嫌疑去粵。
按此一段文章，全为师复个人作传记，写履历。江氏之笔墨如此休暇，诚可谓不惮烦。岂与人辩论必须为其人详叙过去之履历然后可讨论耶？则试有人与江氏辩论一事。而开宗明义即曰：“江亢虎即江绍铨满清之进士（或举人？）而兼小京官也。”此语为有意识否？抑又或以本为“同盟会”会员本为政治革命党即不可主张无政府主义耶？则记者曾入“同盟会”为会员固未尝自讳。十年前之“同盟会”会员，与今日之无政府党，岂复可以相提并论者？（记者之入“同盟会”在东京同盟会最初创立之时。彼时可谓纯粹之政治革命党。越二年谋刺李准方出门而弹发，事觉人狱两年余。经种种刺激及研究，而余之思想一变。出狱后组织暗杀团，章程为余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自是之后，余虽未尝标揭无政府之主张，然敢自信确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且此后皆独立运动，与“同盟会”亦几无关系矣。是时团中同志各谋其单独行动，多注重广州方面，如炸李准炸风山等，余与同志数人则担任入京刺载沣本在四川湖北革命军未起之前。某君实先行，并输运炸弹，不料中途败事，余等计划更动。故延及革命军兴，始得成行。此时强权之魁首已转为袁世凯，故余等之目的物亦因而移于袁世凯。抵沪时南北议和适开始，某君止余等勿急行。及议和既成，余等之意以为可以乘此机会散布社会革命之种子，而单纯破坏转非所亟；此即“晦鸣学舍”之所由发起，冀以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之机关者也。以上为余个人思想变迁之琐事，殊无载入本报之价值，以耗读者之目力。徒以江氏既赘述余之生平，而又不能尽实，不得已略述之以告江氏耳）至谓余以“毒毙李世桂之嫌疑去粤”一语，则尤非事实。余之去粤由于民贼之封禁本报及“晦鸣学舍”此固无人不知，且曾具述于本报第四号。江氏夫岂不闻而必故为此语，其有意耶？抑无意耶？明眼人可以判之矣（余之由广州走澳门时为去年九月。在澳复被葡萄牙干涉。则又去澳时为去年十二月。若陈某之毒杀李世桂则在本年一月。其后牵涉余名，则在本年二三月，时日之相隔乃如此至此事嫌疑之由来，尤为可笑，余固不必辩，亦且不屑述之，请观本报第五号之启事可知矣。）
江氏曰：自社会党解散，入室操戈下井投石者，颇不乏人。惟绝不意世态炎凉，虽至高尚纯洁之无政府主义家，亦不免竟为其所中。现师复近所发刊之民声杂志。对于社会党及鄙人，冷嘲热骂之作，刺刺不休，幸灾乐祸之心，跃跃如见……攻击过去之社会党，诋毁出亡之鄙人。……
嗟夫江氏老羞成怒，乃欲以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下井投石等语诋我耶？“中国社会党”虽解散，而江氏之言论与主张具在。批评江氏之言论及主张，与中国社会党之解散有何关涉？夫人苟对于现社会而思有所改革，无论其属于何派，必不免为政府所嫉视，此乃题中应有之义。区区一命令解散，安足当社会党之一晒，何灾害之足言？又何所谓下井？更何所谓凉？必江氏脑筋中先存有重视政府，崇拜政府之印象，故一遭大总统之命令解散，即大惊而小怪之，曰灾，曰祸，曰下井，曰凉，（又如在上海编登报纸。亲友荣饯然后出游美洲亦必饰其词曰出亡，曰九死一生，与灾祸等词，同一声口。）反而观之，无怪未被解散之前，时时宣言曰孙前大总统推许，唐前总理赞成：又曰袁大总统赞成，赵总理保护。一若无上之光荣无上之炎热矣！自己既怀此龌龊思想，更无怪一见有人批评其言论之不当，即指为幸灾乐祸……云云矣。且余既屡次声明“反对江氏言论而非反对个人”。至社会党则业已解散，其物已不存，更无所用其攻击。有时取其党纲而批评之，则以党纲为江氏之手笔，批评其党纲，乃批评江氏主张耳。非批评其党也。今江氏则指为“攻击过去之社会党诋毁出亡之鄙人”。余究有何语为攻击社会党，何语为诋毁江氏个人者，江氏能指出否乎？若谓芜杂矛盾……云云。即为诋毁，则当定先诋毁之界说。诋毁者，攻击个人身上之私德，及并非实情而造谣以非议之，若是者方可为之诋毁。倘为批评一人在社会上之行动及其主张，则言论自由，无论其批评合否，惟有辩论更正，而不得遽为诋毁。即使武断之曰：凡批评不合者即为诋毁，亦必须指出其批评不合之实证，方合辩论之道，今本报谓江氏平日所主张为芜杂矛盾……云云，无一不举出江氏原文，加以评论，然后下此断语。并非凭空造谣以诬之也。江氏苟以为不然，当一一答辩之，证明其非芜杂非矛盾非……而后可。今江氏则未尝有只字剖辩，而惟悍然辟之曰周内，曰诋毁，然则江氏之言论及其主张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设或有人评论之，即加以诋毁之罪，吾恐俄罗斯皇帝之上谕，亦未必如是之尊严也。
江氏曰：其最奇者，既痛斥极端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名词之不经；而直接标揭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矣，而又申言即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不知真正完全字样胜于纯粹极端者何在？且谁全谁偏？谁真谁假？有何凭据，有何标准？
记者于本报第五号“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以为极端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等名均属不当。其理由已具述于该论。然并未申言无政府共产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也。江氏果何所指而为此言耶？该论虽有“非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及“吾见近人之习用纯粹社会主义一语者往往误会以为完全之社会主义”之言。然非申言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苟稍通文义者当无不能辩之也。“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此语出自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先生，吾人固常常称述之。完全社会主义，则对于集产主义之不完全而言，办为近世所习用。然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者，均有所对待之词，而非有一定之解说。亦非专有之名词，以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之注解之形容词则可，以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别名则不可。本报第十号答悟尘书中已论及之，吾人所以谓极端社会主义及纯粹社会主义等名为不当者，亦以其用为无政府主义之别名耳。倘其但用为诠释，而非用为专名词，则既无关于正名之要旨。吾人又何必斤斤讨论乎？至谓谁全谁偏，谁真谁假，有何凭据，有何标准云云。余亦有说以证明之。真正社会主义一语，出自克鲁泡特金完全社会主义一语，尤为共产主义家所习用。如马龙氏B.Malon曾著有“完全社会主义”“SocialismeIntegral”一书。黑拿尔氏G.—Renard又有“完全社会主义与马格斯主义”“SocialismeIntegralctMarxisme”一书。此外尚不可枚举。用语既有来历，即不能为无凭据。若问何为真正何为完全，尤属易晓。社会主义者：废除私有财产而归之社会公有之谓也。既以财产公有为社会主义，则必如共产之说，生产机关及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然后可称为真正可称为完全。若集产之说，则生产机关归公有，而所生产之物仍归私有。是仅得财产公有之半面，即不啻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不啻为失其真相之社会主义矣。是即偏全真假之确切标准也。总之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等语，已成为当世无政府家共产家之熟语，江氏自未之闻，故讶以为无标准无凭据耳。
江氏曰：以余所闻，社会主义发起于圣西门集成于马格斯，社会主义之马格斯譬之中国儒教之孔子……吾人可反对社会主义，而不可谓马格斯非社会主义，而自有其所谓社会主义。犹之吾人可反对儒教，而断不可谓孔子非儒教，而别有所谓儒教。
谬哉江氏。社会主义之理想，实渊源于希腊之古哲。逮十八世纪之下半期，社会主义家蔚然勃兴。如巴比夫Bahoeuf、加彼Cabet（以上二人主共产）、孚理亚Fourier、圣西门St.Simon等同时并出。以言发起，则不独圣西门一人也，特溯集产学说之渊源者乃称圣西门耳。社会主义乃一公共之名，其中派别自夥。即从其最简单者言之，亦必有共产Communisme、集产Collectivisme两派，固不能以集产主义独占社会主义之名也。今江氏乃谓社会主义集成于马格斯（即麦格斯）譬之儒教之孔子，岂知马氏以前，共产主义之理论已极发达。鲁意布兰LouisBlanc出，更与圣西门派之说立于反对地位。马氏既主张集产，纵能集圣西门派之大成，然岂能集共产派之大成乎？若比之孔子尤为拟于不伦。儒教倘认为宗教，则孔子实为教主。以马格斯比孔子，然则马氏其殆社会主义之教主乎？然则一切之社会主义家，必皆马氏之徒乎？然则共产派之社会主义，江氏其殆屏之社会主义之外乎？江氏之谬妄一至于此，可谓叹观止矣！至谓：“不可谓马格斯非社会主义而自有所谓社会主义，犹之不可谓孔子非儒教而别有所谓儒教，”尤为怪绝。马氏之集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派，此固记者所承认，且屡次称载于本报。谁谓彼非社会主义者。然马氏只可谓为社会主义之一派，而不能以社会主义为马氏之专利品。马格斯派之外，固尚有理论圆满之共产社会主义。今江氏乃欲谓马氏之外别无所谓社会主义。比之孔子之外别无所谓儒教。呜呼江氏其善忘耶？抑梦寐萦萦于教主。遂不觉加大成至圣之冕于马氏头上耶！马氏有知将唾之矣！
江氏曰：当巴枯宁、马格斯未脱离分立以前，无政府主义实兼赎于社会主义中。及其脱离分立以后，无政府党特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词，而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从此无政府党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而师复反谓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之主张为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吾恐不但全世界社会党人不公认，即全世界无政府共产党人亦不肯公认也。此真所谓怪剧。不啻夫子自道矣。
谬哉江氏。巴枯宁派与马格斯派分离之历史，乃无政府党与国家社会党分离之历史，而非无政府主义由社会主义脱出之历史也。世之耳食者流，往往误会以为巴马二派未分以前，无政府主义实统属于社会主义中，而别无所谓无政府主义，一若巴枯宁之无政府主义亦由马格斯之社会主义所产出也者，此实不明历史之故，江氏亦其一人也。夸请以简单数语约举二派未分离以前之历史以告读者可乎？一八六四年“万国劳动会”（InternationalArbeitetAssoziation，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开会于伦敦是为劳动者国际同盟成立之始。是会宗旨，在联合各国之劳动者，谋直接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用之。至于取若何之手段，及采用何种之分配制度，其初固未有规定。且屡次大会，均不能得确定之决议。是万国劳动会乃劳动者反抗资本家之团体。其命名非社会党，其性质更与国家社会党悬殊。凡赞成劳动革命者，无论其属于何派，均不妨入会。故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之马格斯与焉，主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又与焉。会员中学派既各有不同，则关于进行之手段及目的，均必有所争论。以是之故，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派，与巴枯宁之无政府主义派，乃互相角逐，互有胜败。及其最后（一八七二年），卒致意见决裂而不可合。是即国家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派分离之历史。所谓分离，乃两派不合并为一党而分离，并非无政府主义由社会主义分出之谓。当未分离之前两派主张，固始终各执一说，各树一帜，并非巴枯宁之无政府主义原在马格斯之社会主义中至是始分离也。江氏乃谓未分立以前无政府主义原兼赎于社会主义中。其欺人耶？抑不明历史之由来耶？无政府主义始于蒲鲁东一八四八年发表其意见，实在巴马二派分离二十余年之前。试问此时蒲鲁东之无政府主义是否兼财于社会主义中耶？且即言巴枯宁无政府之运动，亦不限于万国劳动会，两派未分离之前，巴氏亦自有活泼之运动。当一八六七年“万国和平自由会”开会时，巴氏实首先提出无政府主义于该会。主张废除政府以保全和平与正义，该会议决采用。巴氏遂被推为终身会员。翌年巴氏复提出议案，主张极端破坏。当此之时，巴氏尚未入万国劳动会。试问此时巴氏之无政府主义又是否兼赎于社会主义中者耶？又翌年（一八六九）巴氏始入“万国劳动会”为会员。当未入会之先，劳动会之瑞士分部已有“罗马联合舍”之组织，与马格斯派意见不合；而赞成无政府主义。巴氏入会而势愈张，反对马格斯派最烈。次年（一八七〇）拿破仑第三帝政倾覆，巴氏遂乘势运动，欲实现其理想之无政府社会。以里昂为根据地，宣言废弃国家。不幸而遭失败，复之瑞士，次年（一八七一）万国劳动会第五次大会于伦敦，马格斯派势力日盛，巴氏乃与“罗马联合会”共组织“犹拉会，Jurassienne”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又次年（一八七二）乃与马格斯派完全分离。由此观之，巴氏之无政府运动，在未入劳动会以前，已明标无政府主义，固与马氏无关。即入会以后亦时时有独立之运动，亦明揭无政府主义之名，既与劳动会不一致，更与马氏绝对不一致。是巴氏之无政府主义，与马氏之社会主义，始终绝对不相合。所谓合者，不过同在劳动会之三年中互相角逐互相争辩而已。相合且不可，更何兼赅之可言耶？江氏又谓“分立以后无政府党特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词。”然则未分离之前，巴氏果未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耶？巴氏由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一数年中之种种运动，其社会主义耶？抑无政府主义耶？请江氏稍展其眼光，一读巴氏之历史及著作，当可恍然悟矣。
江氏又谓“从此无政府党遂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而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岂知社会主义之中，有共产集产之两派。马氏特集产社会主义耳，若共产社会主义则固无政府党之所主张者。安能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乎？克鲁泡特金，吾党之泰斗，而极端排斥集产主义者也。然其生平著述，乃往往称述社会主义，其辞辟集产主义时，必明著集产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之名，而不单称社会主义。且常曰：“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也。”又曰：“无政府主义者废去政府之社会主义也。”其他无政府大家之著作，论述社会主义者，尤触目皆是，不可以缕述。江氏乃谓无政府党以社会主义专属之马格斯而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果又何所见而云然耶？夫今日一般人之习惯，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社会民主党，固诚有之。吾无政府党人因社会上既有此习惯，乃于名义之间，辨别益严。自称或曰无政府党，或曰无政府社会党，或曰无政府共产党，而不欲单称社会党，以免与社会民主党相混，此亦诚有之。然此乃习惯问题，若夫论述学理则社会主义之名，吾人固不必讳言。安有绝不自称主张社会主义如江氏所云云者耶？江氏又谓“师复反谓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之主张为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且谓全世界之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必不公认，而指为怪剧。按本报第二号尝曰：“近日好谈半面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谓借政府能力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盖吾人以为社会主义当向社会谋解决，不当向政治谋解决，以社会问题而乞灵于政治，是自失其社会主义之价值，故目之曰半面的社会主义。今江氏乃易其词曰以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便与原意不符。因圣西门固未尝主张政治运动也。然此或称引之偶误，亦姑可以不论。第就学理言之：则西马二氏之学说，谓为半面的社会主义，亦非苛也。何以言之？社会主义必废绝一切私产，方得称为圆满。今西马二氏之学说，对于生产物之分配，均许私有。是明明尚有私产，焉得逃半面之诮乎？至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一语，及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相对待时，往往称为完全社会主义。吾既于上文历历证明之，江氏乃指为怪剧，谓世界党人不公认，抑何所闻之不广耶？江氏若必以为怪剧，则克鲁泡特金先生及当世之多数共产主义大家当先承其咎。如师复者又何足道耶？且江氏以三无二各为纯粹社会主义，又谓“纯粹社会主义乃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见洪水集）然则国家社会主义之不纯粹，不言可知。国家社会主义非他，即马格斯主义也。然则江氏明明谓马格斯为不纯粹之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彼之所谓三无二各）之主张为纯粹社会主义矣。全世界之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肯公认乎？抑不肯公认乎？怪剧乎？抑非怪剧乎？忽而奉马格斯为社会主义之教主，忽而谓其主义为不纯粹。怪剧之中，复有怪剧。吾于是又不得不叹观止矣！
江氏曰：师复又痛斥余不明社会主义之深别，而以马格斯之集产主义纳之共产主义为可骇。以余所闻，则社会主义最通行最紧要之第一著作，即马格斯所手草。固明明日共产主义宣言也。马格斯自己不明社会主义之派别，而自己纳之共产主义中，当尤为师复所大骇特骇不一骇者已。
嘻，此即江氏欲借以掩饰其不明学派之答辩词乎？一八四七年。马格斯发表共产宣言。自称共产主义（此宣言之纲领，即禁土地私有课累进税禁相续权等等；即今日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所奉为蓝本者也。）盖因当时共产Communism、集产Cellectivism两名词，尚无严确之定义，故马氏得混用之。而巴枯宁即以反对马氏主张之故，特称集产主义以自别。若在今日，两名词之定义，既已无人不知。便可纵而诠释之曰：马氏名为共产，实即今日之集产。巴氏名为集产，实即今日之共产。可见马格斯之所谓共产主义，不过历史上之名词（在今日论学派者则皆以马氏为集产派），稍读社会主义史者当无不知之。记者于本报十二号第九页答尚任书亦尝下以诠释，曾何足骇之有？惟江氏之不明学派，其病不在以马格斯为共产主义（江氏向未尝有此语。记者亦未尝谓江氏有此语）。而在胪列共产与集产之学说统而名之曰共产主义。（参见《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今江氏欲护其短，乃易之曰：“师复斥余以马格斯之集产主义纳之共产主义为可骇，”思借马氏之共产宣言以自掩。此其狡狯欺人为何如耶？马格斯之共产宣言谈历史者不妨仍其共产之名。若诸家之集产学说，则无论如何，决不能谓之共产。今江氏则统而纳之共产主义中，其言曰：“共产主义一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公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而此主义之性质作用及定义，则固未尝有所出入。断无在Anarchism则其义可广一易以无政府主义之代表名词其义忽变而为狭之理也。今江氏乃谓一译作无政府即不能包括，其理由果何在乎？岂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在西文则其义广，在华文则其义狭。如水银之忽缩忽涨者乎？在吾人之意：以为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反对一切强权，所包甚广。苟于其中特标政府（或国家？）家庭宗教三者反对之，尚不足以尽其义。惟取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之名，然后其义乃无所不赅。前后意义一贯，何所谓忽取其少忽取其多耶?且吾人但谓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可以包括无家庭无宗教耳，固未尝谓“政府”二字之字面足以包括宗教与家庭也。今江氏乃强易之曰：“若谓政府二字即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云云，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通，是无异吾人谓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可以包括Anti-familism（反对家族主义）、Antireligionism（反宗教主义），而江氏则易之曰Government（政府）一字可以包括Family（家族）、Religion（宗教）岂不令人喷饭耶？夫无政府党无有不反对家族与宗教者，其反对家族反对宗教之学说，亦皆纳之无政府主义中，固未闻以反对家族Anti-familism反对宗教Antrreeligionism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三者并举。江氏乃谓姑沿用其名词而别须分疏其定义，然则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苟非无江氏之分疏以无政府（或国家？）无家庭无宗教即不足以知其定义耶？江氏之所谓无政府（或国家？）无家庭无宗教果可以尽无政府主义之意义耶?以无政府（或国家？）无宗教无家庭三者平列分疏无政府主义Anarオchism果出之何家之学说耶？今请正告江氏曰：所谓无政府主义即Anarchism文字虽不同，而此主义之定义与范围则未尝有异。惟江氏执著字面误为排斥政府反对政府。无怪其格格不入，阻为不能包括无家庭无宗教，而特创所谓三无主义之名矣。江氏又谓以文字言无治主义较为适当，吾不知无治二字与江氏之所谓三无又能相合否？无治则无政治耳，又岂能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耶？然则所谓较为适当者又果何在耶？
江氏曰：主张无政府主义恒攻击社会主义，此各国无政府党人之通病也。攻击社会主义，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反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此则中同无政府党人之特色也。
无政府党所攻击者：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而非攻击一切之社会主义也。无政府党多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是无政府党不独不攻击之，抑且主张之矣。江氏挟其一孔之见，以为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之外别无所谓社会主义，甚至欲奉马格斯为教主，以社会主义为马格斯之专利品，于是以攻击社会主义为各国无政府党人之通病。陋哉！至余之反对江氏乃反对其遗弃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土地资本公有）而以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江氏所最尊崇者马格斯，而马氏最要之主张（土地资本公有）江氏即不敢附和。是江氏虽欲窃社会主义之名，而其实尚不足以望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项背。然则吾人之反对江氏特反对社会政策耳，尚未足以语各国无政府党之反对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而江氏乃谓余攻击社会主义，江氏诚欲借社会主义以自重，其如实不足以举其名何？至谓“攻击社会主义，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反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为中国无政府党人之特色。”今请即如其言以释之曰：吾人之所攻击者，江亢虎之社会主义（实即社会政策）也。吾人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乃主张共产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也。吾人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者（此语有语病，特姑仍江氏之语耳），乃以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而江氏之社会政策则更每下愈况尤不足以列于社会主义之林也。此种意见，不独中国之无政府党为然，即万国之无政府党亦无不皆然。
江氏原文此下尚有八九百言，欲求其意旨之所在，了不可得。无非对于师复个人，谩骂而狂吠（如谓余不欲中国更有倡导社会主义之人。谓余干涉彼之言论行动。谓余专制胜周厉王秦始皇百倍。如此种种。颇类疯人之语。）江氏自己不重惜其人格，惟记者则决不愿效其尤，与为村妪之角口。故惟有一笑置之，而不欲赘述以污读者之耳目。自今而后，江氏如能循辩论学理之范围而有所答辩，记者当乐与讨论。若犹是一派谩骂之谈，记者亦只有自守言论上之道德，决不与之晓晓，江氏之骂人自由，尽可达至圆满之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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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心社意趣书》（1914年6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心社意趣书
刘师复
（1914年6月13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4号，1914年6月13日。
吾人处今日不正当之社会，受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薰习，作所为，恒日与非理为缘而不自觉。顾吾人各具良心，苟明其非，又何忍以己身甘犯良心之不韪！用特举最显最大之数，凡吾人良心上认为违背真理者，相与戒而不为。设为信约，曰心社，将以求当世同具此心理之教言，倘不我遐弃，相约相勉，养个人之良德。用振厉乎流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破坏，庶几不远矣。
本社社友相约之事如下：
不食肉；
不饮酒；
不吸烟；
不用仆役；
不乘轿及人力车；
不婚姻；
不称族姓；
不作官吏；
不作议员；
不入政党；
不作海陆军人；
不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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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李进雄》（1914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答李进雄
刘师复
（1914年5月30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2号，1914年5月30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79-191页。
来书云：“读民声第五号《中国社会党之现状》一则……云云。余持此以质诸江君，据云‘无政府共产主义虽未敢决其可行与否，然亦未尝有只字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非也’。云云。据此则贵报所载，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抑有所误会也？”答曰：本报谓“江氏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已表示不赞成。”盖据江亢虎通讯片第三期江氏演说谓“共产主义恐未易遽见施行”，是表示不赞成共产。又谓“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是表示不赞成无政府。本报又谓“江氏从前尚未敢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非，（于其发起“三二学社”自称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见之）今则论调一变”。三二学社之发起，虽有“能否实现”之疑词；然既结社研究，则自然是赞成一方面为多，故谓未敢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之非。今则曰未易遽见施行，曰未敢深信，是俨然研究有得，知其不易施行，知其不可深信矣。非论调一变而何？然则本报之言，安能谓之无据，又何尝有所误会耶？
顾以上所举江氏前后矛盾之论，不过随手举示一节耳。实则江氏一生言论，几乎处处矛盾。本报以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幼稚已甚，闻者不察，遽以江氏之言为的论，贻误后学，实非浅影，故特著论与之商榷，以期真理渐明，并非好为非难江氏也。足下试读本报第六号《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论。当可略知本报之旨趣矣。顾是论所举，仍有未尽之意，今请再为足下言之。
江氏最近之论，谓共产未易施行，谓无机关无契约之说未敢深信，显为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证。夫赞成，反对，均为江氏个人之自由，他人何由干涉。独可怪者，江氏往日持论，尝谓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中坚，为社会主义不视之宗，又尝著论倡三无主义（无政府无宗教无家族），又自称倡尊社会主义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又自夙所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又自称愿为无政府党一学子（以上均见《洪水集》）。据此数节，江氏固俨然一宗旨极定之无政府共产党也。乃一方面又曰未易施行，曰未敢深信，且声明“非无政府党”（见通信片第一期）。请江氏试平心思之，其能免矛盾否耶？然江氏又或自辩曰，余但谓恐未易遽见施行耳，非不赞成也，非反对也，但谓未敢深信耳，亦非不赞成也，非反对也。若然，吾亦有说以证明之：
按江氏谓共产未易遽见施行，并未说明理由，颇难测其命意，然以上下文参观之：江氏谓“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鄙人首倡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之说……”是明明谓均产集产共产均不如其所倡之善而易行矣。是非不赞成共产而何？又以江氏平日持论证之，则其反对共产，更有明据。江氏尝曰：“……共产主义……与记者平昔所主持者颇相迳庭。”又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而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若制定规条，过于繁密，则措施之际，必多烦难，近于无事自扰，且甚妨害个人之绝对自由。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孟子所谓巨屦小屦同价，谁则为之？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又曰：“有主张共产论者，财归公业，力出私人，各取所需，各勤所职，然徒取所需而不勤所职者当奈何？……况人之性行，既有能有不能；其见之操行，又有力有无力。故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若尽十分义务者得十分权利，而尽一分义务者亦得十分权利（原文作亦得一分权利，然以文义考之，一字当是十字之误）。就所得之权利言，看似平等；就所尽之义务言，实是不平等。且无比较即无竞争，无竞争即无进化，意美而法殊未良也。”（以上亦见《洪水集》）凡所云云，皆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之论。江氏尚谓未尝有只字言其非耶？夫思想言论各有自由。反对共产斯反对共产耳，又何必模棱两可，忽而推崇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视之宗；忽而自称倡导二各五非；又忽而结社研究三无二各耶？抑江氏既谓共产不易施行，复有种种反对共产之议论，吾辈即不能不辞而辟之，以解世人之惑。江氏之对于共产斤斤以为虑者，即“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当奈何？”一语也。吾共产党可简单直捷答之曰：倘有此者吾人可竭诚劝戒之，戒之不听，可以众意屏之社会之外。此非刑罚也，非法律也，天然之公理而已。吾党有一格言曰：“必已尽其力之所能者，方谓清偿宿债之人。”又曰：“无业者请他往！”而克鲁泡特金先生亦曰：“众人协合而为群，无须条约，无须罚律，无须裁判，惟公众之热诚行之，有悖谬者可为众人所屏斥！”此种格言在共产之世，即为天然之法律。而无肯犯之者。何也？良心使之然也。夫良心之失，由于恶劣社会迫之使渐就撕灭耳（如诈伪者乃得衣食，正直者必日就穷蹙，饥寒所迫，则流为强劫杀人，此其最显之证也。）若共产之世，无私利之可谋，无金钱之可争，吾人本来之良心，自然发达。相互扶助，各事其事，以工作为幸乐，以无业为耻辱，断无不尽所能而徒取所需之人。即万一有之，吾人惟恻然告以“无业者请他往！”一语而已。固无待繁密之规条，苛刻之刑罚者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未有不趋而救之者，在律书中固未尝有“不救孺子入井者处某刑”之条也。然而无肯不救之者何也？良心使之然也。各尽所能之理亦然。不必设“不尽所能者处某刑”之条，而人自无肯不尽所能者，亦良心使之然也。共产之世，无物足以蔽其良心故也。况乎工作轻易，时间短少，每日劳动数小时，与游艺无异：人又何苦而不工作耶？至谓人有能有不能，有力有不力，尽十分义务者得十分权利，尽一分义务者亦得十分权利，实为不平等云云。此尤不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意义者也。在江氏之意以为人有智愚巧拙之不同，智者巧者所作多，愚者拙者所作少。而所得权利未尝有异，于是谓之不平。不知智巧愚拙，乃由遗传与感化而来，而非其人之功罪。同是人类，智者巧者非天然当驾乎愚者拙者之上者也。（今日之地狱社会智者才者辄欲居愚民之上此实最劣之心理）人乃有理性之动物，己有所长，当以助他人之所短。岂有自恃智巧而与愚拙计较权利之理？况天下事万汇千门，有宜于智巧者；亦有适于愚拙者。分工任事，相需以成，及其成功，则皆相等。如建一屋也，智巧者可任绘图测量之事，愚拙者岂不能胜运砖斫石之劳？及其落成，则绘图测量，与运砖斫石，皆为构成此屋之要素，而绝无轩轾于其间也。然则无论何人，苟既尽其所能，即为尽十分义务，纵有弱者拙者竭其能力所作终属无多，然亦不能不谓之已尽一分义务也。彼所谓尽一分义务，亦得十分权利之说，果何自来平？至谓无比较即无竞争，无竞争即无进化，此语尤谬。天演家谓“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攻击社会主义者几无不借此为口实。社会主义家则力辟其说，有以社会主义废衣食住之竞争，而仍存道德名誉之竞争者。论据未免薄弱。易其说者，则谓人类进化与一切生物不同。生物之生存竞争，以个体为单位，人类则个体之外，兼有其公共心与社会性。以社会共同进化为目的，而非特个人之自由竞争。至克鲁泡特金先生更以生物学证明“互助为进化之母”之原则。谓生物之集而成群，必相互扶助乃能生存。所谓“适者生存”一语，且能互助者能生存之谓。而指出赫胥黎优胜劣败说之谬；且证明达尔文学说原意并无优胜劣败之论。自是天演学中乃辟一新纪元。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之说，论据全失。而反对社会主义者遂亦无所借口。不料反对者用以攻社会主义而遭失败之论，江氏乃拾之以攻共产主义。得不令人失笑耶？以自命中国五十万社会党人之代表，而竟承认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又几何不轻支那而羞天下之党人耶！至其所主张财产独立，营业自由云云，其根本谬误，即由于误认个人竞争为进化之母，遂至倡为是说。而不知已大背乎社会主义之原则，视集产主义尚远不能及。记者于民声第六号断定其为社会政策，而不认其为社会主义，非苛论也。夫社会主义何自起？起于经济之不平等也。富人垄断生产机关（土地机器），生享大利，工人则为之奴隶，仰给其工资以度活，不平莫甚于此！社会主义乃从根本上改革之，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掌之，自用之，此实社会主义共同不易之原则。无论其为何派之社会主义几皆同此主张。苟非然者，即不能谓之社会主义。今江氏号称社会主义，独于生产机关公有一问题不敢置一辞，而但曰财产独立，营业自由，虽有遗产归公之言，而私产之存在如故，地主资本家之存在如故，资本势力之跋扈亦必如故。无资本无土地者（即平民），仍须服役于资本家以谋糊口。与今日之资本制度何异，与社会主义之精神相去奚止千里。足下侨居美洲当知美洲托辣斯之害。彼托辣斯之资本，岂必由遗产而来耶？其资本主之多慾无厌，又岂徒为长子孙之计者耶？若但为子孙遗产计，则煤油大王一分钟之收入，已足坐享数十世而有余。又何必耽耽逐遂，甘与世界公理为敌耶？于此足见遗产归公，终不能绝资本制度之流毒明矣。江氏乃欲窃共产之美名，谓共产主义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是直不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何物者耳！
江氏之反对共产，前段既论之矣。今当再论其反对无政府之谬。江氏通信片谓“鄙人非绝对否认政治者。……若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也。”据此以为江氏反对无政府之证，江氏或尚有遯辞。吾今再举其《洪水集》之言以互证之。江氏曰：“无政治即无系统，无契约，无机关。如此之世界，试以吾人设身处地思之，能安居乎？能进化乎？”痛诋无政治之流弊至于不能安居，不能进化，谓非反对无政府而何？江氏尚有辞可遯否？无政府何以不能安居，何以不能进化？江氏并不能道出只字。而惟信口讥议，既不研究无政府之学说，而一概字之曰无系统，无契约，无机关。又不审所谓无契约，无机关之意义，而以为纷纭扰乱之谓。其武断为可恶，其鄙陋抑又可怜矣！无政府之学说，千条万绪，有主张无契约说者，高得文、托尔斯泰、司梯尔等是也。有主张有契约说者，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是也。重理想者主无契约说，而重实行者，则大抵主有契约说，今请举克鲁泡特金之学说以代表之。克氏曰：“无政府之世，众人结合而同活于社会中，不本于强权之管辖，而本于众人之协约。”又曰：“无政府之世，法权全灭，信权不灭，仍有契约为众人志愿所认可，保此信权者，共同工作，互相协助，虽有不肖，不敢犯众也。”又曰“众人协约组合而为群，无须强为协约之条款。无罚律，无裁判，惟以公共之工作，大众之热诚行之。有不践行者，可为众人所屏斥。”于此可见无政府之真意。江氏乃以无契约三字抹杀无政府主义，吾党岂能承认乎？至无机关无组织云云（机关即组织可不必分二语）。尤非无政府主义之本旨。无政府所排斥者强权之机关，若自由之组织，则固无政府主义之所尚也。蒲鲁东之国民银行，巴枯宁之公民会，固为有目共见之组织。而克鲁泡特金言无政府之组织尤精。克氏曰：“无政府之世，以自由组织为社会组织之新法。各业皆有公会，如食品衣物以及技艺皆然。无论何种出产，互取所需而无界限。道路，铁轨，学校，机器，物具，均由工作者自经营之，自组织之。将来之社会，即阻代今日之政府。”于此足见无政府自由组织之大意。曾何无机关无组织之有乎？至于无系统云云，更不解其何谓，以意测之，其殆纷乱而不统一之谓乎？夫无政府固非纷乱，前已言之。若统一者，乃国家统治机关之所尚，政权统一即强权集中之谓。无政府党之极端排斥者即在于此。以此责无政府，吾党固顺而受之，然不统一即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其理由又何在乎？今世之所谓立宪国家，可谓达统一之极轨矣。其人民果皆安居否耶？果得真正之进化否耶？江氏又分政治为官治与自治。谓“自治如教育，实业等当取积极手段俾日进于完密。”其下即接以“若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也。”语意之间，一若无政府主义惟有破坏，对于教育，实业亦不措意也者。其不知无政府主义之本旨而误会以为如此耶，则是盲吠也，明知其不然而故为此语耶，则是诳语欺人。其心更可诛矣。夫无政府主义排斥政治法律，何尝排斥教育实业，排斥国家统治，何尝排斥人民自治。无政府之组织，以各尽所能，共同工作为社会之基础生活之本原。工作者即今世之所谓农也工也，即江氏之所谓实业也。教育更无政府之所重，主张人人皆受完全高等之教育，其时任教育者亦不啻工作之一种。安见其不日进于完密，更安见其不取积极手段耶？抑岂必有政府然后能完密能积极耶？吾党常曰：无政府者，人民自治而不用政府统治之谓也。江氏一孔之见乃以为无政治即不能自治又何其陋耶！吾今更以简单数语总括江氏言论之大谬点条列于下：
一、江氏不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不主张废私产。违背社会主义之原则。故江氏所主张非社会主义。
二、江氏对于政治主张限制军备，采用单税。对于产业，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皆属国家的社会政策，故决不能窃社会主义之名。
三、江氏既主张社会政策，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去太远。故不惜诋共产为阻滞进化，诋无政府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因是之故，吾人不能不认为反对党。
江氏如不承认，则请取《民声》第六号之论及此次答李君书一一解答。记者亦断不偏执己见，自以为是。倘江氏有圆满之理由，为记者之浅学所不识者，当即为之更正，或更当舍己见以相从。若不能以圆满之答辞。则请江氏自今以后，慎尔出话。勿再鼓其簧舌，以荧惑海外华侨之观听。盖江氏之言，在国内已无价值，而在海外则为患方长。哀我华侨！方失望于政治革命之无效，忽闻有所谓五十万社会党员之代表者不先不后，应时而至。遂举其信政治革命者而信之，而不悟其患视政治革命为尤甚。此吾所以不避好辩之名而亟亟与之商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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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写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的（胡洛卿，2010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谢山
我是怎样写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的
胡洛卿2010年4月
清明时节，是对先人的怀念。时间过得很快，谢山逝世十四年了！这十多年来，我常常想着他的一言一行。
谢山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褔？」他怀才不遇，坎坷一生，是个不幸之人。可他却认为：有幸生长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伟大时代，看到「沧海桑田三度见」（指：1．抗日战争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蒋介石统治；3．斯大林主义由盛至衰，苏联解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饱眼福！祸与福是相对的，没有祸，也无所谓福。所以常说：「生在福中不知福！」
谢山去世前，已被折磨得百病纠缠。莫说高血压、心脏病、甲亢等顽疾，就是肺病一种也够受了。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病了得不到休息，手上拿着几张不同病症的假单，也要「班后学习」。而所谓「学习」，是下班以后，干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这样的「学习」，比一天正常生产还要辛苦得多。但这不算「上班」，没有工资，没有劳保。短短几个月，把他的身体摧垮了！左肺功能丧失，右肺也不健全。靠这不健全的右肺，供养全身血液，加上其它病症，日子很不好过。能活到七十多岁，是够坚强的了。可一旦失去了他，实难接受。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无力抗拒。在朝思暮想之下，我写了《谢山小传》，当初只是寄托哀思而已。后得友人鼓励，要我补充完善，还主动给我打字。我写呀写呀，写了十多万字，写不下去了。初写的万余字，还有点满足感；后写的十余万字，反而不满意，不知怎样写好谢山这个人物……。
回忆过去，免不了勾起满腔心事，思潮起伏，难以控制。一些亲人出于好心，劝我辛辛苦苦几十年，时至今日，应该过几年安乐的日子，何必自寻烦恼？况且名人传记多得很，谁来看你这个无名小卒?算了吧！我力排众议，还是我干我的。
有时意外的事影响深远，坏事会变成好事。由于《谢山传》写不下去，想赴港求助。不料申请探亲无理受阻，大半年未办成。究其原因，是办事员故意刁难之故。于是我趁此人不在，另找一位年青人。他照章办事，给我一纸申请表，我当即填好给他。他问：「单程还是双程？」我一气之下，申请单程。心想：单程去港，以后来往自由，不再受此窝囊气了！结果非常顺利（其实是正常的），很快批准了。初来港定居很不习惯──人地生疏，生活程度高，居住面积小，房租贵。但这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受歧视，办事公平合理，快捷妥当。我来港时已年过七十，在广州居住二十年，老人证也未领到。来港不久，只填了一纸申请表丢进邮箱，未几即寄来了“长者卡”，还有一大本指导性的书──各区政府机构、医院、警署等等所在地、电话号码，以及规章制度，办什么事找什么地方，一目了然。既来之，则安之，很快安定下来，断断续续写《谢山传》。
2004年，我应邀参加城市大学举办的「新来港人士座谈会」。当时《谢山传》写不下去，像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江中飘荡，到不了彼岸。在会上发言时，我以《有志者事竟成》为题，表示决心要把《谢山传》写好。后来我想到应该藉此机会把谢诗词介绍给读者，于是修修改改，2006年写成《诗人谢山》。
笔者向来对诗词没有兴趣。谢山每写诗词，我是第一个读者。我看不懂，他给我解释，我过后即忘。现在要写《诗人谢山》，实力不从心，只有苦思冥想，尽量从书本及后期留下来的信中找资料。
谢山做事认真细致，一般诗词的写作时间，只写年月，如加上日期，定有作用。有关东欧剧变等诗的含义，我是根据日期，翻看当时的资料写成的。我想：「虽不中，不远矣！」但是更多的诗词，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照搬，不敢妄加说明。
笔者向来做牛做马，不会舞文弄墨，所写的文字，看一次改一次，改来改去，自己也认不出来，找人打字也难。只好学电脑，自行修改。我不懂英文，记忆力差，要学新科技，谈何容易。幸得各方相助，老人中心大力支持，电脑出问题了，朋友、社工、义工上门指导，令人感动！在写《谢山传》时，也写了和谢山一起的朋友们。友人看了，认为没有必要。我删去了。后来想到：那些朋友已先后去世了，我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历史见证人，应该留下一些史实，于是又把它补了上去。最后定名《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
拙作得到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也是够幸运的。谢山生前自编的《苦口诗词草》，罗孚先生在《明报·岛居新文》专栏连续撰写了七篇评论文章。谢山的朋友王凡西老人剪寄给我，并说今人多不懂古诗词，建议我找人作注，以便吸引更多读者。我给罗孚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并请他笺注。罗先生欣然接受，要我提供资料。可惜我对诗词一窍不通，不知注释要些什么资料，毫无办法，只好作罢，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但因此和罗先生有了联系，后来把拙作介绍给天地图书公司，并得到艺术发展局资助出版，得以面见读者。
得与失是相对的，因为失去了谢山，才想到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我不相信命运，但自认这十多年来都碰到好机会。能完成这部十多万字的著作，也是很意外的。我想：如果谢山有幸多活几年，我不会拿起笔来写些什么，更不会写书。那时，精力和记忆力都衰退了，给我打字的朋友也老病了，我写的字，过后自己也认不出来，更没本事去学电脑。「幸而」谢山去世时，我只有六十多岁。虽然记忆力差，还能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有时半夜睡醒，想起什么，拿笔记下，以免第二天忘了。如果在大陆，拙作是写不好的，不能畅所欲言，畏首畏尾。就算写了，也无法面见广大读者。即是说：如果那次探亲申请不顺利，就不会来港定居，也就没有《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这本书的出版了。所以受了挫折，不一定是坏事；把坏事变好事，就靠各人的努力与机遇了。现在看来，还应该感谢那位刁难我的干部呢！他改变了我此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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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规枭》（1914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答规枭
刘师复
（1914年5月30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20号，1914年5月30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93-196页。
（一）读来书，知近持吾人主义，辩服年逾六旬之老父，钦佩奚似！懽喜奚似！他日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中，又留一段佳话矣。至问“其说虽善暂时不可行”一语当持何说以破之云云。大抵今日无政府主义之阻力，全在此语。不独脑浆陈腐之老人为然，即一般自命赞成无政府主义之人及大名鼎鼎之社会党，怀此疑问者亦几十人而九。盖无政府主义理论圆满，实无可以反对之隙，故欲抵拒之者，惟有“暂时不可行暂时不可行”一语而已。今试问所谓不可行者，其冥冥中有一上帝尼之使不可行耶？抑别有他故耶？则答者必曰：“人民程度不足无政府党势力尚幼稚”矣。则又试问所谓人民程度不足者，非人民信无政府之理者尚少之谓耶？所谓无政府党势力尚幼稚者非无政府党之人数尚少之谓耶？若然，则公等即人民之一分子，公等即有可为无政府党之资格之人，倘公等及与公等怀同一直疑虑者，（度一万人中几乎一千九百九十九人与公等所见相同）一旦深信无政府主义，毅然挺身而为无政府党，则人民程度立时可足，无政府党势力立时不幼稚，而无政府立时可行矣。然而公等将又有辞曰：“吾等得闻无政府之说者尚居最少之数，其余多数之人民，尚未闻其说，虽欲信而末由，虽欲为无政府党而不可得。吾等少数人虽信之虽为之，于事无济也。”则又敢问公等谓少数人于事无济，然则何法可得多数人耶？是又必借传播之力无疑矣。然公等既知无政府主义之善者，尚不肯深信之而传播之，试问将赖何人以传播之耶？吾知公等必又曰：“此乃无政府党之事，非吾人所敢预闻。”公等须知所谓无政府党者，非四手八臂飞天遁地之人也。无政府党亦犹是人。苟公等一旦深信无政府主义，即为无政府党矣。然则播传无政府主义使人民程度不至不足，使无政府党势力不至幼稚者，非公等之责而谁责耶？是故公等苟反对无政府主义，以为无政府主义如何如何不善，是则吾可无言矣。若既以为善，而又以为不可行，则非公等所应出口也。何也？所谓不可行者，非真不可行，实公等使之不可行耳。盖知而不为，其罪尤甚于不知。苟天下人皆如公等之知而不为，则将地老天荒终不可行，又岂仅暂时不可行而已耶？天下事特患其不为耳。焉有为之为不成者？当十年前，人人皆谓中国暂时不可行革命，然革命党人聒而不舍，不数稔间，满洲政府果推到矣。今日之言无政府，犹之十年前之言革命也。公等苟能聒而不舍，无政府实行之期，又岂甚远耶？此外有谓教育未普及无政府不能行者，有谓强邻交迫无政府不可行者，吾皆已于“无政府浅说”明辨之。又有谓无政府党经过国家社会主义之一级者，此则社会民主党人之谬论也。夫天下事安有所谓阶级？中国未革命前，保皇党人皆曰民主共和必须经过君主立宪之阶级。今则何如耶？阶级之说果尚有价值否耶？姑勿论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益于社会，又姑勿论今日民主社会党之手段决不能达到国家社会主义之目的。即使如愿相价，果达到国家社会主义之境矣。试问须用若干时日若干勤劳然后可达到此境。及其达到，又须为第二次无政府之革命，取前功而尽废之，吾人果何苦而不为此不惮烦之事耶？今吾请正告公等曰：无政府之可行不可行，全在乎公等。公等以为可行而为之斯可行矣。斯无政府矣。以上即所以破无政府暂时不可行之说者也。请持此以语老父，何如？
（二）来书又谓本报第七号以禽兽为人之同类，不若易禽兽二字为一切动物。夫禽兽与一切动物又有何别耶？禽兽二字，在旧社会之陋见，以为鄙贱之称，若以科学之眼光观之，则禽兽与人确为同类，此固可以倡言而不必讳者也。贱视禽兽，即为残杀之一种原因，亦即为社会迷信之一种陋习。吾人欲使道德进化，欲使思想正确不可不以科学之真理药之。是则禽兽为人之同类之说，正当提倡之，阐明之，无庸避而不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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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政治角度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四章政治角度的意义
↘俄国反动派与德国帝国主义
↘反革命镇压
↘白色独裁还是苏维埃政权
↘大屠杀
↘社会反革命
↘第三条道路？
↘1917年10月的代价
↘道德评判和阶级偏见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十月革命的谴责一般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的“政变”阻止了民主的制度化与巩固。正因如此，它导致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在1917年10月及其随后的几个月中，民主或独裁是可供随意选择的替换项。
这又是对历史的公然神秘化或篡改。
实际上，俄国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顶峰。这种两极分化，没有给俄国制度化或实际上长期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留下任何试验空间。从1917年7月起，以民众需求激进化为显要特征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军事集团，采取了更具压迫性的应对方案。
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并非从天而降。它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它的失败只是加强了有产阶级及其党羽对复仇的渴望。这一点在十月暴动的前夕与随后就可以看出。
俄国有产阶级的这种仇恨具有少见的力量。举例而言，它可以与1871年巴黎公社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仇恨、1936年夏天的西班牙反动相提并论。
雅克·萨杜尔（JacquesSadoul）中肯地指出，他们：
……想建立一个专制主义政权，将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屠杀和驱逐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和宪政民主党人（Kadets）。[1]
俄国反动派与德国帝国主义
这种阶级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士兵们对克伦斯基（Kerensky）1917年6月在波兰加利西亚前线的攻势缺乏热情，贵族和“爱国”君主主义者们愤怒不已并变得强烈亲德（Germanophile），要求德国军队抵达彼得格勒，以粉碎革命的温床。[2]同样由萨杜尔指出：
……自从〔德国大使〕米尔巴赫（Mirbach）抵达莫斯科后，君主主义者们大感安心。德国大使的第一次访问是与大公夫人会见，即尼古拉二世的小姨子，然后他又会见了其他臭名昭著的保皇党。这显然是在为沙皇复辟做准备。专制主义君主主义者打算毫无愧色地将其全盘接受，尤其是与德国的军事联盟和乌克兰的独立。[3]
德国大使馆的一名成员，卡尔·冯·博特默男爵（FreiherrKarlvonBothmer）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一段时间以来，君主主义者的圈子一直非常活跃，并与我们自由交谈……。在这些交谈中，我遇到了一大帮对我们很和善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持一套同样的口径：没有你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你们必须直接干预，之后我们才能行动。[4]
反革命镇压
这种阶级仇恨并没有将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放在被攻击的首位。它首先针对人民群众，首当其冲的是村庄里的“野”农民，君主主义者们要求约束这些“盗贼”。
正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于改革派政党，特别是右派社会革命党的犹豫不决的支持下，在俄国革命后发动了内战。他们在1918-21年期间的表现证实了他们无限的残酷。
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本人最为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基于对群众的深刻蔑视的残酷。她在给她丈夫的信中说，“去做彼得大帝，做恐怖伊万，做保罗沙皇——把他们都踩在脚下吧。”[5]
而在革命的前夕，她仍然在给沙皇的信中这样写道：“最亲爱的，展示你拳头的力量——这就是俄国人需要的……。是他们自己要求这样做的——最近有许多人对我说：‘我们需要拳头’。”[6]
革命期间生活在俄国的美国记者威廉姆（A·R·William）引用了N·奇弗林（N·Chiffrin）在1919年9月7日的反布尔什维克日报《日报》（LeJour）中的一段话：
如你所知，布尔什维克已经改变了旧团的名称，莫斯科部队的背上印着“K.L.”——卡尔·李卜克内西。我们（北方白军）俘虏了其中一个团。我们把它带到了战争法庭。白军前线的审判时间非常短。每个士兵都要接受审讯，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将立即被判处绞刑或枪决。红军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K中尉站在俘虏团的面前，宣布：“你们中间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拿出勇气，站出来。”在这句话之后，是一个漫长而压抑的停顿。然后，一半以上的团员排着队站了出来。他们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执行。但在行刑前，每个士兵都必须挖好自己的坟墓。……
被判死刑的人被命令脱掉衣服……这样他们的制服就不会被他们的血染红，也不会被子弹打成碎片。共产党人慢慢地脱下他们的上衣，把它们捆成一捆。……然后，他们光着身子，挖起了自己的坟墓……一声令下，夜色中一闪而过，枪声响起……共产党人仍然挺立着，身躯笔直。第二声枪响。子弹直射他们的心脏，鲜血喷涌而出……[7]
这一描述在最微观的细节上预示着纳粹特种部队——党卫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方法：屠杀政委和被迫挖掘自己坟墓的犹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战俘。这是“民主捍卫者”对“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行动。
博特默男爵在他的上述书中报告称：
捷克—斯洛伐克人〔帝国主义在1918年夏天武装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俘〕和西伯利亚人对落入他们手中的苏维埃成员的行为极其缺乏顾忌，大量的处决给所有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深刻印象。[8]
《法兰克福日报》驻俄罗斯记者、德国作家阿方斯·帕克（AlfonsPaquet）也指出，在1918年7月短暂占领雅罗斯拉夫尔后，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成员被反革命势力处决，这次是在左派代表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在同一时间，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Rs）的恐怖分子杀害了一些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沃洛达斯基（Volodarski）和乌里茨基（Urisky）。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范尼·卡普兰（FannyKaplan）曾试图杀害列宁，几乎成功。
布尔什维克作家们的断言相当正确：
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步枪的射击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最优秀的无产阶级之花的尸山血海中，……所谓的“人民军队”（白军）才得以诞生。[9]
调和各方并建立一个名为“制宪会议”政权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一系列政变使权力重新回到军事独裁者的手中，如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chak）或将军弗兰格尔（Wrangel）。[10]
白色独裁还是苏维埃政权
当时，人们具体的选择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布尔什维克专政之间进行的，而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专政之间做出抉择。
反革命势力毫无疑问是独裁性质的。约翰·里斯（JohnRees）很好地描述了反动势力所使用的恐怖手段：
科尔尼洛夫（Kornilov）宣称：“恐怖之势越大，我们取得的胜利就越大”。“我们必须拯救俄罗斯。”他声称，“即使我们要放火烧掉它的一半，让四分之三的俄国人流血也在所不惜！”
阿塔曼·谢苗诺夫（AtamanSemyonov）被置于白军将军高尔察克的管辖之下。[11]在他控制下的地区的景象，让人对他统治的性质毫不含糊。
在他的首都附近，无辜的男女被挂在电报杆上绞死；在铁路沿线的处决场，他的手下用机枪扫射装满受害者的货运车。
另一位白军领袖恩琴·斯特恩伯格男爵（BaronUrganSternberg）的命令同样恐怖，“无论男女，都遭受了殴打、绞刑、砍头、开膛破肚和无数其他酷刑的折磨，将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形体不明的血团’”。甚至连他自己的医生都把男爵的一项书面命令描述为“一个变态与自大狂的病态大脑的产物，充满了对人血的渴望”。[12]
大屠杀
1918—1921年，在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乌克兰发生了为欧洲所熟知的最严重的对犹太社区的大屠杀。根据兹维·吉特曼（ZviGitelman）的说法，发生了2000次大屠杀，其中1200次是在乌克兰。笔者估计，受害者总人数达到了15万人。这些大屠杀伴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性。
男人有的被埋到只露出脖子，然后被赶过来的马蹄践踏而死；有的被驱赶向相反方向的马匹拉成碎片。孩子们在他们父母的注视下被猛砸到墙上；孕妇是最受欢迎的目标，她们未出世的孩子在母亲的注视下被杀死。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数以百计的妇女因其经历而精神失常。[13]
这些大屠杀是由反革命领导人冷酷而有意识地组织的。正如极度反动的英国作家布鲁斯·林肯（BruceLincoln）所指出的：
大屠杀如今不再是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自发倾泻，已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大肆强奸、极端残暴和前所未有的覆灭。8月底的一天，在克列缅丘格（Kremenchuk）的犹太人定居点，白军强奸了350名妇女，包括孕妇、刚分娩的妇女，甚至是濒临死亡的妇女。[14]
根据萨洛·W·巴伦（SaloW.Baron）的说法，在“社会主义者”佩特尤拉（Petljura）组织的大屠杀之后，留下了大约10万名新寡妇和20万名新孤儿。据说，所有乌克兰犹太人的房屋中不少于28%被烧毁，此外还有10%被其主人遗弃。[15]
反革命势力还得到了德国占领军的支持。1918年11月16日，当德军征服了敖德萨镇及其周边地区时，它发表了一份的声明，也转载于其报纸《新消息报》（NeueNachrichten），其中特别断言：
我们已经深入到俄国境内，打算重建秩序，把国家从布尔什维克篡位者手中解放出来……。所有对俄国有害的分子，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和支持他们的人，现在都被宣布为非法分子。任何庇护他们的人都将被带到军事法庭上。[16]
白军的暴行清单可以无限延长：
尤登尼奇（Yudenich）发动的暗杀（1919年8月，仅在扬堡镇(Lamburg)就有650人被枪杀或吊死）……；波罗的海帮派和冯·德·戈尔茨（vonderGaltz）统帅的德国部队进行的暗杀（约4000名受害者）……高尔察克的暗杀（在他撤退期间，有1000名红军士兵在彼尔姆（Perm）被活活烧死）。[17]
社会反革命
正如任何社会革命期间的情况一样，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替代方案”有着非常确切的社会经济内容。在白军建立独裁统治的地方，十月革命的成果即使没有立即消失，也会迅速被抹除。地主们夺回了他们的财产。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压制。苏维埃受到了凶猛的迫害。工人的民主权利被完全剥夺。
这就是造成白军失败的原因。
高尔察克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在战斗过程中经常有人逃到共产党那边。另一个因素是他未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虽然民众远非亲共，但在最后关头，他们更喜欢苏维埃的统治。
红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有很多原因，但大多数原因加起来都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共产党人不受欢迎，但人民群众更喜欢苏维埃政权，而不是其现有的替代方案。农民谁也不喜欢，他们首先希望不受双方影响；但在选择时，他们更喜欢给他们土地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拿走或威胁要拿走他们土地的白军。[18]
张伯伦同样指出：
在〔1918年〕7月16日，西伯利亚政府下令镇压所有现存的苏维埃，并禁止选举新的苏维埃。在整个7、8月，西伯利亚政府的政策是要恢复各种形式的私有资产……。
当白军开始恢复地主时，农民们组织了游击队，并向他们发动进攻。[19]
这就是白军为什么会失败。他们无法赢得或重建群众基础。总的来说，他们的军队是军官军队，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意愿征募新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官对农民的恐惧程度。
第三条道路？
面对这一难以反驳的诊断，十月革命的反对者往往会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有些人认为，在俄国没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基础，无论是社会层面的原因（极端不稳定；缺乏中产阶级，缺乏对民主的传统支持）还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俄罗斯帝国缺乏民主传统，群众倾向于在逆来顺受的消极状态和混乱的、无法控制的暴乱之间疯狂摇摆）。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偏差”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比专制的右翼政权更糟糕。
对其他人来说，还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如果克伦斯基政权没有被“布尔什维克政变”推翻，它就可以逐渐稳定下来，对极右翼和极左翼进行温和的镇压。[20]一旦召集了制宪会议，并以有序、合法的方式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一个可与波兰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媲美的资产阶级民主，虽然肯定有着西欧所没有的局限性，但也可以稳定下来。
这个观点并不现实。它低估了社会矛盾的易爆性。指望资本家会接受破坏其工厂竞争力的社会立法，指望土地所有者会接受对其财产的分割，只是因为上述这些改革是由普选产生的制宪会议进行的，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历史教训的误解。
在这一时期，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受到严重限制或明确压制，而且在芬兰也受到了强烈限制。资产阶级民主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也被消灭了，这三个国家在1917年比俄国要发达得多。
孟什维克领导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丹写道：
在评估了各种力量的有效关系之后，它〔孟什维克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他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反对分子向彼得格勒进军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反革命势力中最恶劣分子的胜利。[21]
1917年10月的代价
因此，真正的选择是，要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么取得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反革命的胜利，而反革命的胜利将使一个比臭名远昭的德国希特勒更坏的俄国版希特勒上台。
正是根据这一诊断和它所暗示的一切，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归根结底，十月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我们的回答是坚定的否定。1917年革命的失败会使俄国人民和欧洲付出太大的代价。
为了歪曲计算结果，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使用了他们在对法国革命使用过后就神奇消失的那种把戏。他们把革命和反革命的受害者、前者和后者的经济影响一一加起来，然后把全部这些说成十月革命的代价。
法国大革命怎么能对拿破仑战争的受害者负责？十月革命怎么能对白色恐怖和大屠杀的受害者负责呢？
诡辩家们认为，内战和白色恐怖只是革命的产物。对此的答复已经内含在了他们的问题当中：革命本身不就是旧体制的产物吗？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种对历史的概念，即历史是一种连续的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任何地方是相连的。这种观念使我们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虽然说这是一种试图将历史的运动当成一个整体理解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隐藏了特定社会和政治力量对具体行动的确切责任。
至少可以说，革命在目前并不是很受欢迎。不幸的是，即使是《革命的荣誉》和《红色彼得堡》这两本相当左的书的作者R·V·丹尼尔斯（R·V·Daniels）也被“时代精神”所迷惑，他在1992年4月26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
莫纳汉先生表明了革命的真正含义。正常的社会联系让位于无意识的谋杀和混乱。
这不过是反工人阶级和反农民的偏见。为什么革命的群众高潮是“无意识的”和“混乱的”，而私人的、统治国家的暴力却被认为是“正常的”？沙皇资本主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是500-600万人的死亡。这难道不是“无意识”的谋杀吗？为什么基于皮鞭拷打、无数的处决和驱逐、野蛮的压迫（大屠杀！）和大规模饥饿的战前统治就是“正常的”，而群众对这些罪恶的反抗就是对“正常的社会联系”的解体？奴隶制也是“正常”的吗？而反对奴隶制的反抗却是“无意识的谋杀和混乱”吗？
道德评判和阶级偏见
此外，我们不应试图掩盖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革命时期，劳苦大众首先会被引导并表现出慷慨大度。但是，面对内战，当它看到自己一再受到阶级敌人的挑衅和侵略时，它也倾向于使用直接的、有时确实是“野蛮的”暴力。巴贝夫（Baboeuf）在给妻子的信中已经指出，在攻占巴士底狱后处决朗巴勒亲王妃（PrincessedeLamballe）时，这些过激行为是人民多年来与暴力和压迫者对抗的结果，大体上是不可避免的。[22]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群众在何时何地都能表现出对男女所有权利的严格尊重，实在是在要求创造奇迹。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对革命暴力的抽象的、伪道德的谴责——不考虑确切的历史背景——试图掩盖的却是显而易见的阶级偏见。那些当权者的传统暴力是“正常的”。无论其程度如何，它都代表了一种“较小的邪恶”。一切起义者的反叛从定义上就是“更坏”的，即使它所波及的范围比有产者的反叛要小得多。这种偏见的虚伪就仿佛是打在我们的脸上一样。
这种阶级偏见往往隐藏着对群众的恐惧，而群众的社会支持又是相当明显的。正如一位相当温和的法国历史学家所说：
1861年后，知识分子和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对人民无政府状态和破坏性潜力的恐惧来控制人民。共同的恐惧（出于无知）使他们无法在对国家现实的具体了解的基础上对人民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因此，两者都屈服于20世纪初的民众自发性（stekhiinost）（基本力量）。[23]
想把1917年十月革命的代价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代价加在一起，同样也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是真正的官僚主义反革命的产物。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对后者涉及范围的低估或实际上的否定，或者说是对“苏维埃热月（SovietThermidor）”——官僚主义反革命——所构成的与十月革命及其随后一段时期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决裂。[24]
斯大林主义的代价对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是巨大的。
这场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范围，比任何将斯大林罪行归咎于所谓列宁思想（或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的微妙分析，更能表现出所发生的历史悲剧。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暗杀了一百万名共产主义者。我们能严肃地将其称之为“历史的一个细节”吗？把屠夫和受害者混为一谈，这难道不令人作呕吗？[25]
[1]J·萨杜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笔记》，巴黎，1920年，第288页。
[2]克伦斯基，改良主义者，临时政府的首脑。武装部队内部的政治局势和士兵们对和平的渴望，使他们无法组织起对德国军队的有效军事进攻，为此他受到了右派的强烈指责，我们应该记住，当时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并入俄罗斯帝国。
[3]萨杜尔，同上，第322页。
[4]K·v·博特默，《与米尔巴赫伯爵在莫斯科》，图宾根，1922年，第56页。
[5]莫纳汉，同上，第34页。
[6]莫纳汉，同上，第51页。
[7]A·R·威廉姆，《经历俄国革命》，柏林，1922年，第233-234页。
[8]博特默，同上，第62页。
[9]《俄罗斯革命史图解》，柏林，1928年，第539页。
[10]1918年11月17日，“高尔察克上将……被宣布为‘全俄最高统治者’……。英国和法国代表赞许了此次政变，……躲在乌法的社会革命者断绝了与军团的联系，但也无力做更多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共产党人达成了不稳定的和平；名录中的社会革命派成员晋季诺夫（Zenzinov）和阿夫克森齐耶夫（Avksentiev）被迫移民；切尔诺夫(Chernov)最终逃往国外。”(伦纳德·夏皮罗，《1917年俄罗斯革命》，基础书籍，纽约，1984年，第175页。)
[11]“白军”与“红军”相对，被用来指代反革命分子。因此，白军将军是来自反革命军队的将军。
[12]约翰·里斯：“为十月辩护”，《国际共产主义》，第52期，1991年秋。
译者注：历史学家安东尼·里德（AnthonyRead）以白军的立场记录了同一段历史，他极力淡化并着手扭曲“白色恐怖”的事实。但即使是里德也在书中有着如下记录：“……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德国贝尔特男爵罗曼·冯·翁根-斯特恩贝格（RomanFriederichNickolausvonUngern-Sternberg，俄化名一般简称Унгерн，中文往往翻成“文琴”或者“恩琴”，因此中文中又称其为罗曼·冯·恩琴），他被临时政府派往俄罗斯远东，声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转世者，并尽最大努力在残暴方面胜过蒙古征服者。他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1918年他宣布他的意图是消灭俄罗斯所有的犹太人和政委，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这项任务，让他的手下以各种野蛮的方式屠杀他们遇到的任何犹太人，包括活剥他们的皮。他还以带领他的人在夜间恐怖活动中骑着手电筒在草原上疾驰而闻名，并承诺‘打造一条从亚洲延伸到欧洲的绞刑架大道’。”这位“疯狂男爵”后续率领沙俄残余势力骑兵部队从东西伯利亚南下蒙古，成为了外蒙古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外蒙大肆推行暴政，暴行令人不忍卒读。1921年7月6日，苏联红军南下占领库伦，推翻了他的统治。8月21日，罗曼·冯·恩琴被苏军擒捕，后移交苏联内务部。9月15日，恩琴在新西伯利亚被处决。（引号内内容引自“赤红色の小泉同志”发布在bilibili上的专栏内容，原文出自马克思主义学生联合会（marxiststudent.com））
[13]Z·吉特曼，《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犹太人》，纽约，1988年，第99-106页。
[14]B·林肯，《红色的胜利》，纽约，1989年，第322-323页。
[15]萨洛·W·巴伦，《沙皇和苏维埃统治下的俄罗斯犹太人》
[16]引自英国自由派日报《曼彻斯特卫报》驻俄罗斯记者P·普莱斯书中的话：《俄罗斯革命》，汉堡，1921年，第456页。
[17]A·莫里泽，《列宁和托洛茨基》，生活文艺复兴出版社，巴黎，1922年，第129页。
[18]L·夏皮罗，同上，第176，184页。
[19]张伯伦，同上，第14和19页。
[20]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克伦斯基政权是非常专制的，尽管其血腥程度不如艾伯特-诺斯克政权。就在十月革命之前，克伦斯基的监狱里有超过10000名布尔什维克囚犯，其中大部分是士兵。
[21]丹，同上，第305-306页。
[22]巴贝夫，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人物。左于民主激进主义，他制定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观点。他于1797年被送上断头台。
[23]M·雷夫，《理解俄罗斯旧体制》，巴黎，1982年，第176页。
[24]在我最近出版的《权力与金钱——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伦敦，左页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讨论了这些问题，包括“苏维埃热月”的具体性质。在1789-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热月（Thermidor）”一词最初表示政治反革命。从1794年开始（“热月”是革命日历中一个月的名字），这场反革命拆除了在反对旧制度（Ancienrégime）的斗争中建立的民主和民众组织形式，但没有挑战其资产阶级性质。以此类推，“苏维埃热月”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它消灭了社会主义民主，引入了官僚专政，却没有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
[25]历史学家马克·费罗给出了以下数字，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的转变：从1924年上半年到1925年下半年，党内候选人中的工人人数从64.5%下降到43.8%。这难道不是雄辩吗？（M·费罗，同上，第246页）。这只是表明
译者注：在译文参考的小册子中，该注释以“Thiswasonlyanindicationof”结尾，下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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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反对家族主义”书后》（1914年5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
“反对家族主义”书后
刘师复
（1914年5月16日）
〔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77-79页。
反对家族主义及自由恋爱之学理，已略如兹编所述。近见世人味于此种真义，致生种种误会，颇足为主义之障碍，今当有以解之：世俗无赖，以纵欲渔色为生涯，不知生理与心理为何物。一闻自由恋爱之说，辄欲借为护身之符。而一般社会，亦遂误认此辈之行为，锡以自由恋爱之徽号。反对者乃愈得所借口。此最大之误会也。亦有二三君子，道德厚重，明知家族之害，思有以破除之，而鉴于世人之误会，不敢持极端之论，遂致强生别解，以为自由恋爱须以道德为强制，或又以为自由恋爱仍当专属于一人，以期自异于一般之无赖。其结果乃至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实际上几无区别。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窃以为自由恋爱其根本之原理，乃在去束缚而取自由。男女之交合，由于生理作用之不得不然；自宜纯任自由，而不容有所拘制。惟所谓自由者，乃男女两人之自由，而非单方之自由也。彼辈恃金钱及种种手段以购买他人之爱情，侮辱他人之身体，视人类为玩物为货品。（如姘室狎妓狎优诱奸迷奸及其他等等皆是。）在女子一方面，或为势所迫，或为利诱，或为甘言诡计所炫惑，皆绝对之不自由。在男子一方面，则为侵人自由蔑视人道，实与强奸无异。此正自由之蠹贼。自由恋爱之名，岂此辈所能假借者耶？然苟男女二人互相爱悦，以纯粹之爱情，自由结合，而绝无强权金钱骗术等关系与其间，是即为合理之恋爱。而不必问其专一与否，久暂若何。爱情既出于自由，更不必有所谓强制。倘若预悬一格，以为当属于专一，又必期以长久，甚或侵入道德问题，（婚姻制度之大谬点，即在误生理问题为道德问题。）此皆与生理学心理学相抵触，而尤背乎自由之真理者也。至有虑自由恋爱既行，男女之肉欲必益炽，将于卫生有妨害者，此亦不足为虑也。男女之交合，乃由于生理作用之害。男女亦然。交合为生理所必需，而过多亦足以生病。交合过多者世谓之淫，淫非生理所固有，乃由于习惯而生。盖凡肢体愈习用则愈发展，（如习于行路者足力健，习于拳击者筋力强。）故习于多食者食欲愈炽，成为饕餮，习于交合者肉欲愈炽，成为淫夫。顾今人之往往习成为淫，其原因亦有二：一则由社会恶劣，可以金钱买交合；一则由婚姻制度，夫妇同居，几以交合为惟一之义务。交合之机会既多，则人之习为好淫，亦固其所。然若自由恋爱，则二者皆可免除。纯以男女二人之爱情为根本，其机会岂能多得？又何至习为好淫？故吾谓自由恋爱之理明，男女之肉欲必较轻，而交合之度数亦必较减，即此故也。惟处于今日之社会，自由恋爱之所以难行者，厥亦有故：即妇人经济不独立是也。女子既不能自营生活，无论如何，势必有所倚赖于男子。如是则爱情之施与，复安有丝毫之自由？呜呼，此经济革命之所由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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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内层面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三章国内层面的意义
↘农业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
↘沙皇国家
沙皇政权于1917年2月被推翻，距十月革命还有8个月。就在那时，苏维埃——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成立了。然而，在这一关键时期的伊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既不占多数，也没有掌权。是其他的政治力量，即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组成了临时政府，以此获得了证明他们的机会。但他们最终也没有能力解决一切存在的紧迫问题。正是他们的这种无能，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影响力的持续增长与秋季新革命形势的形成。
立即实现和平并不是临时政府所面临的唯一任务。民众感受到了其他问题的紧迫性，当时的苏维埃则致力于毫不拖延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并不意味着群众自觉地支持苏维埃的权力）[1]。
对于土地、工人的贫困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说，这一点尤是如此。
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这三个关键领域，俄罗斯仍携有野蛮、落后和不发达的遗留问题，此外还受到了专制政府迅速且粗放的工业化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迅速地清理掉了沙皇专制统治“奥吉亚斯的牛圈”般的积弊。而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如囚徒一般经受着沙皇专制造成的非人道的处境，书写着人类的苦难史。
只要简单描述一下这些情况，就足以再次看出所有那些认为十月革命应当对俄国1920年代初以前的苦难负责的人是多么的虚伪，甚至多么的愤世嫉俗。
农业问题
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同时，农民仍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压力。据估计，当时农民应得的土地资本化收益约为6.48亿金卢布，但农民必须缴纳的总税费却达到了8.67亿卢布。此外，农民还必须交纳每俄亩地1.56卢布的农业税（1俄亩地相当于2.7英亩），这意味着1.7亿卢布的总额。而资产阶级和贵族私人地主每俄亩地只需交付0.23卢布。
根据一项1902年的调查，依据规模大小的不同，农民要缴纳的税费占了农场净收入的50%—60%。
除此之外，在划分土地的过程中，大地主还取走了以前供农民耕作的好土地，往往只“给予”了农民购买不够肥沃的土地的权利。
虽然做出了如此沉重的贡献，农民却几乎没有从沙皇政权那里换来任何东西。在俄国中部的中心地带，农民们生活、工作的条件依旧同他们过去一千年一样。那里的土地每公顷产量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如果再排除掉那些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拥有的肥沃土地，寻常农民的农场产量还不足英国的五分之一。[2]
背负着年复一年要缴纳的地租与税费，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积蓄。这既导致了过度耕种与土地肥力的逐渐枯竭（我们看到，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斯大林时期才有的！），又导致了每逢歉收必然发生的定期饥荒。其中，最为惨重的是发生在1891年的俄国大饥荒。
比这种经济负担更加严重的是耕地的不足。据估计，足以养活一个农民家庭的农场面积为6.5至7俄亩。在以前的贵族土地或公共土地上工作的农民，分别只能得到3.17或4.9俄亩土地。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和非常有限的农村人口外流，1861年每个成年农民可获得的平均土地面积为4.83俄亩，1905年为3.1俄亩。即使采用较低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全国也有约500万成年男子不能完全发挥出他们的劳力。在现有土地量的基础上，农民还需要6000万到7000万俄亩的土地。
1905年，农民手中拥有的土地面积为1.12亿俄亩。与之相比，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掌握了1.017亿俄亩的土地，国家和公共土地占据了1.45亿俄亩。所有面积超过50俄亩（15倍于普通农民农场）的农业企业，也占有着0.8亿俄亩土地。
结论再显然不过，农民只有通过彻底消灭贵族和资产阶级大地主，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土地。
只要这场农业革命没有发生，农民就只能继续租用属于大地主的土地。19世纪末，在所谓的“黑土地”地区（俄罗斯的中心地带），地主将其50%的财产租给农民；在该国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为35%至40%。农场的租金非常高，有时高达收成的一半。
将农民购置土地的成本、承担的税赋和租金汇总在一起，这样巨大的总成本无疑意味着农村大多数家庭不可避免的贫穷化。从1888年到1898年，农民拥有的马匹数量从1960万匹下降到1700万匹。他们拥有的牲畜数量从3460万头下降到2450万头。在这一时期，不畜马匹的农场的数量增加了22%。(所有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当时的官方调查）。
提奥多·沙宁（TeodorShanin）明智地修正了列宁在1908年《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使用的数据。沙宁介绍了1905年俄国欧洲地区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划情况，如下表所示：
·15.8%的富裕农民家庭拥有15俄亩或以上的土地；
·51.4%的农民家庭拥有7—15俄亩的土地；
·32.4%的贫农家庭拥有土地少于7俄亩。
（上述情况讨论的是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以人口为单位的财产统计。）
沙宁推断，在1897-1905年期间，俄罗斯平均有：
·0.8-1.2%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占农民人口的5.1-7.6%）；
·6-8%的无地劳工（占农民人口的3-4%）；
·2.6-3.9%的富农（richpeasants）；
·10.7-12.4%的富裕农民（well-offpeasants）；
·51.8%的中农；
·24.2-26.4%的贫农。[3]
因此，穷人占了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民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粗陋生活境况及贫困，可以通过其消费水平清楚地体现出来。按人头计算，除了食品和住房方面的开支外，普通农民农场每年在服装上花费5.5卢布，在文化精神方面花费2.5卢布，在其他物质方面花费1.4卢布。沙皇统治时期，两个农民家庭，按每个家庭有6个人来算，也就是12名俄国乡村居民，他们的消费仅与1905年一名美国工人（不算其家人）的消费相当。这就是1：12的差别（更何况，当时的一名美国工人，显然比今天的美国工人的消费要少得多）。
在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时期之前，俄国外汇的主要来源是大量的小麦出口。这一现象的形成，只是因为农民哪怕填不饱肚子，也迫于地租和税费，不得不大量出售麦子。如果农民的实际需求得以满足的话，俄罗斯早就成了一个进口小麦而非出口小麦的国家。
英国官方代表、极端保守的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SirDonaldMackenzieWallace）在他一度被视为经典的俄罗斯相关的著作中，用以下数据总结了俄国农民境遇的恶化：在黑土区的七个省，每年的欠税（即农民无法缴付的税款）从1882年每个男性居民0.9卢布上升到1893年的6卢布，1899年进一步上升到22卢布。[4]
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和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也同样引人注目。阿纳托利·柯普（AnatoleKopp）主要利用苏联作家G·普兹（G·Pouzis）的数据指出，在构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的领土的131个城镇中：
只有9%的房屋连着这一系统〔下水道系统〕。在苏俄213个革命前便拥有供水系统的城镇的19.5万人中，只有12.5%的人与之相接。[5]
1912年，莫斯科每间公寓共同居住的人数为8.7人，彼得格勒约为8人，而柏林为3.6人，维也纳为4.2人，巴黎为2.7人。[6]
哪怕不算上数小时的加班，工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也达到了10小时。根据历史学家普罗科波维奇（Prokopovitch）的说法，在1909年的彼得格勒，一个家庭要想维持体面生活，需要三倍于其平均年薪的工资。以此来看，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是极其严重的。1908年，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收入的48%用于食品（这仍然极不充足），21%用于住房（居住条件通常很悲惨），15%用于衣物。对于他们所有的其他需求，特别是医疗保健，乃至基础教育，都只能投入其微薄工资中仅剩的15%。
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i）估计，从1892年到1902年，俄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0%。[7]而在该书后来的增补版中，这位深受列宁称赞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描述了19世纪末俄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
63.7%的工人是文盲……在莫斯科的工厂里，纺织工人几乎总是被迫睡在他们的织布机上。事实上，他们全家人都睡在这些两米半长、两米宽的织布机上。纺织工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衣服来擦去织布机上的污渍。雇主们对医生说，工人们“喜欢”这样的生活……
提供纺织工人〔喜欢这种生活〕这一信息的医生后来成了一名检查员。顺便说一下，这使他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两年后，他如此描述弗拉基米尔政府统治下，大多数政府企业工人的生活条件：污染，空气不好，两个家庭共同挤在只有一到两个窗户的房间里……
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在内战和封锁期间，俄国工人当时吃的比〔德国人〕还差，通常只能吃到咸肉、烟熏鱼，唯一能吃到的鲜肉还是内脏。
工人们生活、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时常生病。在莫斯科，1000名纺织女工中，有134名患有肺结核。此外，当时还流行一种病，医生们将它定性为“创伤性”同时完全是“无产阶级性”的；至于受其伤害的人……在一家〔大〕纺织厂中，三年内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没有感染过这种病。[8]
在彼得格勒，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居民区，婴儿死亡率至少是“阶级混合”地区的两倍。在首都出生的婴儿中，几乎有四分之一不到一岁就会早夭。[9]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资料的描述有些用力过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来自一名非常温和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批评：
人们经常声称，英国的贫民窟所达到的非人道的混乱肮脏程度，其他社会都无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格兰和苏格兰贫民窟的下层民众的苦难，等同于最底层民众的苦难……，这是事实。但绝不是所有英国工人都属于最底层，而几乎所有俄国工人都属于最底层……。在俄国，工人们没有层级之分：他们都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奴隶，他们的工资甚至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10]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V,Riasanovsky），一位其著作经常为西方大学所引用的俄罗斯裔学者，在他书中写道：
……尽管有着劳动立法，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工资无疑有所提高（顺便说一下，苏联的历史学家们仍在激烈地否认这一点），但俄国工人总体上仍然非常贫穷。工资低，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几乎是文盲，被剥夺了任何其他优势，沙皇俄国的无产者为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特有的贫穷和被剥削的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有力的描述。[11]
英国教授科尚（Kochan）和亚伯拉罕（Abraham）引用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1887年，时任教育部长杰利亚诺夫（Delyanov）发布了一份通知，禁止下层阶级的孩子进入中学学习。“……马车夫、厨师、洗衣妇、小店主以及类似人员的子女，除了那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之外，理当不应该被带离他们所属的社会环境。”[12]
对女工的过度剥削尤其严重。1914年，女工的工资只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到1916年，她们的工资则降到了40%以下。[13]
十月革命在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可恶的东西方面做了切实有效的工作，这一观点真的当受质疑吗？
沙皇国家
沙皇国家的压迫，可以从财政层面确切地看出：其预算的80%都用在了军队和镇压机构上。这种对国民收入的寄生性消耗基本上是以农民为代价的（但也以工人为代价，因为有间接税）。工业的发展则首先要归功于外国投资。
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中，俄国工业并不具有竞争力。鉴于绝大多数民众的贫困，俄国的国内市场基础也微不足道，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出路。此外，相较于俄国的工业产品，进口产品往往价格便宜、质量更好。因此，沙皇俄国形成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不断向其东部和东南部军事扩张的趋势。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朝鲜和高加索地区等国家，受迫于威胁或刺刀，被迫购买俄罗斯的商品。“哥萨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词被用来确切地描述这一特点。在日俄战争中，随着西方军队在对马岛被打败，沙皇俄国的这一特征惨淡地收尾了。
然而，沙皇主义最具压迫性和镇压行的一面，仍表现在其专制统治下所形成（或缺失）的全部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对帝国人民所代表的东西：缺乏民主权利和自由；极端的官僚专断；突出的民族压迫。
随着几乎所有少数民族中都出现了民族知识分子，政府不得不承认，在脆弱的边境地区需要实行部分地方自治，否则就得设法让这些新的势力皈依自己的信仰。其结果就是大力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乌克兰、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学校里限制或禁止教授本地语言，并强制使用俄语。在波罗的海省份、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库尔兰，政府对德国人实行了类似的歧视政策。
当时，不得不经受最严重折磨的，可能正是俄罗斯犹太人。〔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必须去死，三分之一移民，三分之一同化，”波贝多诺斯特夫（Pobedonostev）〔东正教的非宗教领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原型之一〕说。
外高加索地区对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明显胜利，只是鼓励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转去鼓动革命运动。在亚洲，政府对坚定的传教运动的支持越来越多，这本身便势必会触怒当地居民中的伊斯兰传统主义者……中亚和远东成了俄罗斯帝国主义冒险家、靠不住的外来投机分子（carpetbaggers）和伪总督的快乐狩猎场。[14]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Pipes）在他长达千页的《俄国革命》一书中，为一个荒谬的论点辩护：革命是19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对乌托邦思想的奉献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求的结果。[15]但为了支持这一阴谋论，他不得不抹杀掉促成2月25日总罢工的声势浩大的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莫纳汉（Moynahan）补充说，这是“战时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些罢工发生在1917年2-3月士兵哗变之前。[16]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化造成的，而非知识分子的煽动。[17]
威廉·亨利·张伯伦（WilliamHenryChamberlin）撰写的俄国革命史，可能是非社会主义者所著的作品中最为客观的。他在书中写道：
革命深化的第一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军队纪律松弛；工业工人的要求越来越激进，先是要求提高工资，然后要求控制生产和分配；任意没收城镇的住房，并更进一步地没收乡村地区的土地；在芬兰和乌克兰等非俄罗斯地区坚持给予广泛的自治权。[18]
1917年的知识分子远非在激进的乌托邦或对权力的极度渴望的影响下行事。他们的特点是越来越温和，犹豫不决，没有任何行使权力的意愿，其归根结底是由国家的极端阶级分化决定的。
※※※
在1917年2月革命时，农民、工人和被压迫的民族发出了几乎一致的呼声：够了，够了。我们要土地、自决权、8小时工作制和直接的工人控制。这是否令人感到惊讶？
但临时政府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迟迟不做决定，把对这些问题的决定推迟到制宪会议之后，可制宪会议的选举又被一再推迟。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试图自己解决自己的重要问题，他们认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苏维埃的权力。当他们着手夜以继日的解决这些问题时，这又是否令人感到惊讶？
[1]此处括号内内容为作者所加。
[2]以上所有数据均可在L·托洛茨基，《1905》，巴黎1969年，第34页及以下寻得。
[3]T·沙宁，《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第一卷，伦敦，1985年，第99-101页。
[4]D·麦肯齐·华莱士，《战争与革命前夕的俄国》，西里尔·E·布莱克，兰登书屋，1961年，第346页。
[5]A·柯普，《改变生活，改变城市》，巴黎，1975年，第261页。
译者注：阿纳托利·柯普（AnatoleKopp）是一名苏联现代主义建筑师。这本书名“改变生活，改变城市（Changerlavie,changerlaville）”，可能是化用了1970年代法国左翼的口号“改变城市，改变生活（Changerlaville,changerlavie）”。同时，《改变生活》（Changerlavie）也是法国社会党的党歌。
[6]吉姆·H·贝克：《革命前夕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第50页，见：丹尼尔·H·凯泽：《1917年俄国的工人革命：自底层的视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7]M·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史》（GeschichteRusslands），赫希菲尔德，莱比锡，1929年，第275页。
[8]M·波克罗夫斯基，《俄罗斯历史》（RussischeGeschichte）。古腾堡图书协会，柏林，1930年，第249-252页。
[9]S·A·史密斯，同上，第13页。
[10]E·克朗克萧，《冬宫的阴影》，哈默兹沃斯，1978年，第344页。
[11]N·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历史》（HistoiredelaRussie），巴黎，1987年，第463-464页。
[12]莱昂纳尔·科尚与理查德·亚伯拉罕，《俄罗斯的形成》，哈默兹沃斯，1983年，第223页。
[13]S·A·史密斯，同上，第47-48页。
[14]科尚，亚伯拉罕，同上，第223-224，196-197页。
[15]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古典书局，纽约，1990年。
[16]在这方面，除其他来源外，见莫纳汉的激烈反共书籍《同志》（第49-56页）。
[17]同上，第4，7页。
[18]张伯伦，同上，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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