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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DieVorläuferdesneuerenSozialismus.ErsterBand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第一卷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德〕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 （1895） 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者：韦建桦 译者序 第二版序言（卡尔·考茨基） 第一篇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共产主义的基础 第一章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 一柏拉图和他的时代 二《国家篇》 三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产生的根源 四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本质 五中世纪教会的财产 六奴隶制的消亡 第二章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雇佣劳动者 一早期的手工业 二行会 三早期的帮工制度 四学徒，帮工，师傅 五帮工与师傅的斗争 六帮工的社团组织 七城市的工人贵族 八马尔克公社和矿产开采权 九大型的资本主文矿山企业 十矿工 十一纺织业中的资本与劳动 第二篇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派别 第一章中世纪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 一寺院共产主义 二异端教派的共产主义与教皇统治 三中世纪的贫富对立 四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五神秘主义 六苦行主义 七国际性和革命精神 第二章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异教共产主义 一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 二韦尔多派 三使徒兄弟会 四农民战争的经济根源 五多里奇诺起义 第三章伯格徳派 一伯格德派初创时期的状况 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和教皇 三查理四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第四章英国的罗拉德派 一威克里夫运动 二罗拉德派 三1381年的农民战争 第五章塔博尔派 一教会大分裂 二胡斯战争爆发前的波希米亚社会状况 三胡斯运动的开端 四胡斯运动中的各派 五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 六塔博尔派的覆亡 第六章波希米亚兄弟会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 （1970年12月6日） 【在这个请示中提到“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自称拥护毛泽东思想，但受到无政府主义、卡斯特罗主义、马尔库斯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毛泽东12月6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苏共十九大拥护者”要求我发表该组织的两个信件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70年9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苏共十九大拥护者”要求我发表该组织的两个信件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1970年9月22日） 【这两个信件是苏联人特卡琴科夫妇交给我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是《告国际共运和工运全体共产党人书》，二是致毛主席的信。鉴于前者内容错误不少，后者对毛主席的提法不合适，同时为了该组织安全起见，当时中联部建议不发表。康生将请示报告批送毛主席的时间是9月22日。经毛主席批示，康生批退中联部的时间是9月27日。】 这类材料，以后均不宜发表
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谈话记录 （1970年5月11日） 【黎笋（越南语：LêDuẩn，1907-1986），越南广治省兆丰县人，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统治越南（包括北越时期）长达十七年。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越南劳动党不再设主席职务，作为第一书记的黎笋成为北越的最高领导人，领导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1976年南越并入北越之时，越南劳动党改名越南共产党，黎笋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越共的最高领导人。】 时间：1970年5月11日18时45分至20时15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 参加人： 越方：李班、吴船 中方：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 翻译：黄群 记录：吕辉祥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什么时候见过你？ 黎笋（以下简称黎）：1964年。 我们见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兴奋。 这次毛主席抽出时间来见我们，我们很高兴。目前越南、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主席：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主席：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越来越好。 黎：我们尽量努力把工作做好。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主席：要长期打。准备长期打，如果不长期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还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它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是整了它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虚惊。既然打起来，那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益的。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个西哈努克，这位亲王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朱其文。 主席：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结果朱其文是个国民党，要跑到外国去。他是国民党我们不知道，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我们越南人民时常想念着毛主席的恩情。在9年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不能取得胜利。我们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尤其是在南方今天能坚持长期抗战，敢于长期打下去，主要也是依靠毛主席的著作。 主席：不一定。 黎：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主席：你们有自己的创造。你们为什么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16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确不准确，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是杀死了16万，还有很多人被抓起来坐监牢。 主席：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正是这样，光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3万。 主席：美国人现在人口分配不够，在全世界铺开太广。所以，死人它是很伤心的。死个几万人，对它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无论北越、南越，死人是要死的。 黎：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主席：就是呀。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 周：有一点。 主席：在哪一省？ 周：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主席：在西双版纳？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我们的壮族跟你们也差不多。 主席：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就是靠壮族。壮族现在有多少？800万？ 周：现在多了，有1000多万人了。 主席：这是韦国清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问他，你是哪一族？是少数民族吧？他说，我是汉族。后来才承认了他是壮族。 周：太平天国的兵能打仗，有一部分就是壮族。 主席：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越南侬族也很能打仗，侬族同广西的壮族是一个民族。 主席：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人民一天天觉悟。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不斗也不行了。 主席：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也好斗起来了。 主席：就是呀。信佛教你也不要说他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17年，后来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进来，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4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都参加了，我们总理他是蒋介石黄埔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不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9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彪（以下简称林）：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主席：国民党的党部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国民党没有共产党帮助，根本不能北伐。那个时候在黄河一带，在北方，它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靠共产党帮它组织。 此外，我们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利用这个东西，对它是有益的。北伐头一年利用，第二年就屠杀我们。1926年北伐，1927年就屠杀我们。现在，柬埔寨这位亲王还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也是很少有的。16年了，看他的样子还不怕共产党。 周：现在西哈努克反而常提到国内丛林中的战士，像秀木这样的共产党反倒不强调。 主席：你不看看他吗？ 周：黎笋同志要见他。 黎：1956年我在南方工作的时候，听到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我很高兴。我当时马上离开了南方到金边去，我们还在那里开了南圻的圻委会。（注：法国统治越南时期，把越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圻”，南圻的圻委会即越南南部地区的党委会。）当时我给西哈努克讲，是不是让我们的一些抗战人员到金边去。他当时还是同情我们的。 主席：他现在离开你们毫无办法。离开你们跟红色高棉，他有啥办法？ 黎：据我观察，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也一直在琢磨，东南亚这块地方总有一天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 主席：对。 周：他见记者时也说，我现在能变成粉红色的也好！ 康：他说毛主席叫他读马克思的书。 主席：好几年以前我就对他说了，你何必作这个国王呢？我叫他读一读马克思的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对我说，我不行了，我老了，是我儿子的事了。 世界上的事情相当怪。190年前，美国人反对英国人的时候，美国人口只有300万人，英国那个时候恐怕有2000万人以上，全世界都有英国的殖民地。其实，美国人的主体，主要部分就是英国人。英国人他要反对英国人，你说这不怪吗？ 黎：最近尼克松也讲，190年来美国没有输过，意思这一次也不愿意输给越南。 主席：没有输过？ 黎：实际上输了好多了。在中国，在朝鲜，印支抗法时他给法国人开支80%的军费，结果都输了。 主席：就是呀！ 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怕谁，小国、小民族是存在这个问题。它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作家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黔驴技穷”，翻译可以读给你听一听。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只有70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这些你们大概都是清楚的。 至于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就多了。不仅外国同志或朋友不理解，我们自己许多人也不理解。 我举一个例子，北京附近有一个二七机车车辆厂，这个厂有8000多人，连家属有4万人。可是从来没有清理过。现在一清理，有国民党的三个支部，它叫区分部。另外，有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三个支部。这一次就是把这些清理出来。北京有个大印刷厂，几千工人，叫做新华印刷厂，印钞票、印书、印传单，北洋军阀时代给袁世凯服务，北伐后给国民党服务，日本人打进来又给日本人服务，日本投降以后又给国民党服务，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又给我们服务。你看，五朝元老，就没有清理过，里头有乱七八糟的人。差不多全国所有的工厂都是如此。全国大部分农村也有他们的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国民党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差不多都是从国民党那里吸收过来的，没有动过。你说不搞行吗？ 我们有一批人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批评共产党，登报自首，跟着蒋介石走，就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彭真管北京市，又管中央书记处一部分。陆定一也是国民党。他自己承认了没有？ 周：承认了，他亲笔写的。另外，还有旁证。 主席：他是管宣传部的。组织部长安子文也是国民党。至于邓小平跟他们有点不同，没有查出他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说我们至多只有半个北京。 我们过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是没有入过共产党的党员。 林：假党员。 主席：从来没有入过党，冒充的。中国人口多，事情也多，复杂得很，我们少数人毫无办法。暗斗也好，明争也好，我们搞不过他们，发动群众，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外国朋友就不懂得这一条，说你们搞什么呀？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秘密的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朱德、陈云这些老同志都要打倒。后来才晓得，主要就是他们搞的。我们都不懂，你们还懂？ 黎：老实讲，我们是不理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不那么理解，连胡主席也说不理解。 主席：现在慢慢也可以理解了。 黎：对。 主席：还出了一张红卫兵传单，批评金日成同志。我也没有看那个传单，你看过没有？ 周：看过。 主席：闹得朝鲜同志也紧张起来了。有的人要跑到你们那里去参军。 每个省里头，每个县里头分两派，搞武斗。我们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就偏要搞武斗。武斗就武斗，你去斗嘛。现在才晓得，那是有坏人在后头牵线。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全面内战了。报纸上没有登就是了。全面内战，其基本性质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也伤害了一些好人，但是把问题大体上搞清楚了。学校4年没有上课，我说，地球还是照样转嘛。 周：卫星照样上天了。 主席：老教授还是要保护，哪怕是国民党，问题搞清楚就行了，还是要给薪水，让他教书，写文章，这叫做一批二用。你不用，我们没有人呀。问题也搞清楚了，他也愿改呀！年老的，70岁以上的、有病的，那是一批二养。把他养起来，就是不做工作，给他饭吃。你不养他，他没有出路嘛。 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也做过些好事，但是后来不行了，后来作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华盛顿在历史上也起过作用，所以美国人吹牛皮，说革命美国在先，法国在后，俄国第三，我们东方就更落后了。按照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抹煞华盛顿他们的功劳。拿破仑使欧洲一些国家变成大民族国家，也起了作用，德国、意大利，原来分成许多小国。 周：大公国，小公国。 主席：吹牛皮吹得差不多了。 黎：我从朝鲜回来的时候，毛主席给我讲，东南亚印度支那三个国家一定会先取得胜利。我回国以后，向胡伯伯和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现在真理越来越明显了，美国在老挝抓了苏发努冯，老挝人民就起来了；在南越杀了我们的人，人民就起来了；现在在柬埔赛赶走了西哈努克，人民也起来了。 主席：的确是这样。我还给你讲了，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我们也一样想，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也想让后方更安定一些。中国是我们越南打美国的大后方。所以，我们曾经下过这样的指示，尽管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主席：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 黎：我们虽然这样讲，还是要依靠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有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主席：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同我们都老老实实遵守，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所以现在苏联柯西金总理讲话也只好说，至于要开国际会议，要问越南、老挝、柬埔寨。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这位总理我认识，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言，说他们内部怎么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我们也听到这样说。 主席：你们也听到这样说？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 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他们怕。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不谈了。你不请他吃饭呀？ 周：已经请过了。 黎：现在全世界反帝的精神是很强烈的，在这些反帝力量中，最强的还是中国的力量。因此，全世界人民都盼望毛主席健康。今天我们见到毛主席很健康，我们很高兴。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很高兴。 主席：谢谢你。我是不行了，快见上帝了，世界是他们的，都归你们。我步胡主席的后尘。 林：毛主席还是很健康的。 周：西哈努克都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是世界人民的幸福，包括柬埔寨人民在内。那个感情倒是真的。 林：主席活到80多岁，90多岁都有可能。 黎：我们也是表达我们的真实感情。因为毛主席讲了，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很害怕。这是很重要的。 主席：有什么好害怕呀，你打人家，我作个后方都作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作个后方都作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美国说它可以动员1200万军队，可是它只能派50万军队到越南，再跨过去就害怕了。 周：中国人多它也怕。 主席：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又吹起来了。 黎：我们再一次衷心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谈话记录节选 （1971年6月3日） 毛主席：掩盖是掩盖不了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年或下一个世纪，会暴露的。讲真话比较好。讲假话，骗人也可以骗一个时候，要骗几十年恐怕就难了。 有些党企图侮辱别的党，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别的党永远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被人家封为“教条主义者”、“好战分子”。我们这里有一个专政，据说是“军阀官僚专政”。（众笑） 齐奥塞斯库：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做法，对别的党扣帽子进行侮辱。 毛主席：有些党，比如你们的党，我们就不怨你们。最近我看了你的一篇讲话，公开承认过去错了。别的党就不承认。很多党骂了我们十几年，我们一直没有回答。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其原因叫作“不得不骂”。这种情况我们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还有个被骂的资格，这个不错。1960年，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是强加于你们。乔治乌-德治同志实在困难啊！能够怪你们吗？ 那个时候人家要在你们那里开，也难拒绝。1956年，中国开“八大”的时候，乔治乌-德治同志到中国来了，我同他谈了一次话。他跟我讲了一些真话：实在受不了啊！那个时候不是撤销了政治情报局嘛！做到这一点要有点勇气才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党开大会时请客，最近捷克开党代会。一请客，就要骂人。把这个规矩改一下，何必请客啊！我们的九次大会就不请，这个天也没有塌下来。 结果越骂越糟，客人到得很多，意见并不一致。还是多搞双边关系为好。比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就是了嘛，搞个什么联合行动？！ 周总理：联合，意见又不一致。 毛主席：好几年前，我就跟一些同志谈过：我们不干，天也没有塌下来，地球也照样转。 齐奥塞斯库：如果能停止对别人扣帽子，停止侮辱别人，那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党都主张这样做。就是在1969年各国党的会议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大会上，就有好多党，大的党，拒绝跟他们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很希望找出同中国共产党恢复关系的途径。 毛主席：也是双边搞为好。我们不是双边吗？ 齐奥塞斯库：这些党，例如意大利的党、西班牙的党和其他的党，都愿意同你们搞双边关系。我们来这里以前，他们请我们向你们转达他们希望恢复关系的愿望。 毛主席：恢复可以，就是过去骂得太凶了，这笔老账怎么办呢？还要交利息呢。这些账我们都有的。现在不骂了，可以，你过去那笔老账你总要交代一下嘛。比如你们也是这样嘛，只要几句话就行了嘛。 齐奥塞斯库：有的党已经这样说了。 毛主席：说了就行了。 齐奥塞斯库：是的。 毛主席：分裂也没有什么，四分五裂。比如意大利的党，你全部开到中国来也欢迎，来骂人，你报纸上骂一骂完全可以，言论自由。但是你得让别人也有言论自由。谁是在我们头上拉屎，我们得还敬，不管你那个国家有多大，手里挥舞多少原子弹！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防空洞这些东西，这是准备打仗用的。你们到不到东北去？ 周总理：准备到南京、上海去看看，在北京也看一点，可以安排。 毛主席：这些东西也可以做准备啰。 齐奥塞斯库：分裂带来了很多损失，这是事实。犯了很多错误，这是事实，但应该改正错误。 毛主席：我们不改，我们“教条主义”一直坚持下去，永远不改，一万年不改！柯西金来一趟，减少一千年；你们罗马尼亚波德纳拉希来一下，减少一千年。我说：哎呀！一下就减少两千年，再减非常危险噢！现在不过剩下八千年了。 齐奥塞斯库：还可以减少一些吧？ 毛主席：一年都不减了！你拉屎到我头上，我要还敬！小国不在内，一句话不讲，可以。大国啊，不买它的账！谁人作说客也说不动我们，越说关系越不好！我们都是“军阀”、“官僚”啊，在这里“专政”啊，“叛变”了马列主义啊，毫无资格参加那个“大家庭”。你们有资格，我们没有。 扬·格·毛雷尔（以下简称毛雷尔）：我们是“民族主义者”。 毛主席：你们啊？也有点帽子啊。 毛雷尔：少一点，但还有。 毛主席：就是说，人们顶了几下就少了一点嘛。我们不多不少，八千年（伸出八个手指。）大家听着啊，不减了！ 林彪：坚决不减了！ 毛主席：你看，“军阀”说话了。（指林彪）他是“军阀”头子之一。我也是“军阀”，“军阀”加“官僚”。 哎呀，人家是了不起啊！赫鲁晓夫叫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那么一个好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们为什么又不要这么一个人？我问柯西金，他也不好讲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啊，没有讲出来。我说，你们不要，我们要可不可以啊？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个“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又不干，他说，不好啊。（众笑） 这个国家，我看不怎么样。一件事，他们的文章，从前的大篇的文章，我们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我们反驳的文章他们不登。这里面总有一点原因吧。“教条主义者”、“军阀官僚专政”的国家的文章应该痛驳嘛，让俄国人都知道嘛，群起而攻之嘛，它不干。这一点连帝国主义都不如了。美国报纸敢登我们骂它的文章，特别是那个《纽约时报》。 你是到过美国的啊，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包子，没去过。最近打了一个乒乓球过去。 齐奥塞斯库：这个球打得好。 毛主席：你们赞成啊？ 齐奥塞斯库：我们赞成。 毛主席：我最近看了布达佩斯报纸上一篇文章，它也赞成。打个乒乓球有啥要紧啊？美国副总统阿格纽，他说他不赞成。那个领头的人叫斯廷霍文，他说：我们打的不是乒乓，而是tabletennis（桌球）。他在那里跟他耍文字游戏。 齐奥塞斯库：打乒乓是很有意思。 毛主席：噢，你们赞成，我也料不到。 齐奥塞斯库：特别是你们有很好的乒乓球选手。 毛主席：乒乓球的领导就不行，被我们总理骂了一顿。他们是技术观点，锦标主义，净想要赢，不想输。统统七项冠军，我们拿了四个，他还嫌少呢，像个什么话呢？！我们体委的领导，那个才是官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我们国家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相当普遍，只想赢别的国家。除了乒乓球一项，本领又不高，牛皮又没有多少吹的。 一个法国人到中国，我就跟他吵架。他总讲中国怎么好，怎么好。我说，不是，你那个话不对。他举了中国放了卫星为例。我说，在天上现在转的卫星两千多个，我们不过放了两个而已，那时还只有一个，你们法国只放了一个，日本也放了一个，三个而已，而别的国家两千多，这个牛皮不好吹。 齐奥塞斯库：诚然，这只是个开始，但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总有一个开始。 毛主席：这种看法，我看合乎事实。爬到月亮上去，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本领，也没有这个兴趣，也不很佩服那些爬月亮的人。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你们也没爬，我们也没爬。 齐奥塞斯库：是的，我们今后也没有这个想法，费钱很多。 周总理：又没有空气，又没有水。 齐奥塞斯库：而且没有实际成果，只有一些科学价值和好奇价值。 周总理：地球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要到月球上去，荒唐。 齐奥塞斯库：为争夺月亮，花费很大。 周总理：垄断资本得利。 齐奥塞斯库：各国人民为这种竞争付出很大的代价。 毛主席：各国人民？ 齐奥塞斯库：就是搞这个事的国家。 毛主席：就是两个。什么叫超级大国？ 齐奥塞斯库：很难下定义。 毛主席：就是原子弹多，霸占的地方多，它可能控制别的国家，而别人不能。哎，专讲一些对于别人不吉利的话，又骂超级大国了。 周总理：我明天在群众大会上还要说这个。反正讲超级大国，他们不会退席。 毛主席：哎呀，你退席，退了十个，只有五双。 周总理：讲超级大国，他们不退席。 毛主席：讲社会帝国主义，他们也不退吧？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封号，叫社会帝国主义，social-imperialism。列宁讲的，不是我们讲的。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做的是帝国主义。 周总理：苏联侵略捷克，我们利用杜马大使的大使馆讲这个话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毛泽东主席接见伊朗左派革命组织代表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接见伊朗左派革命组织代表的谈话记录 （1970年10月1日） 时间：1970年10月1日晚10时15分 地点：天安门城楼 参加人： 伊方—雷兹瓦尼、哈桑、穆哈森 中方—林彪、周恩来、康生 翻译：伍书湖 （10月1日晚焰火结束后，周恩来总理把代表团引见给毛主席。周总理对毛主席说：“他们是伊朗同志。”毛主席迎上几步同他们亲切地握手。）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伊朗就是波斯，欢迎。 雷兹瓦尼（以下简称雷）：（用中文高呼）毛主席万岁！ 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谢谢同志们。 雷：见到毛主席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 主席：（问康生）他们来多久了？ 雷：一个多月了。 主席：你们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 （雷用中文高呼“毛主席万岁！”） 主席：同志们万岁！同志们好，欢迎你们。 雷：能见到您，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努力做您的好学生。 主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向你们学习。 雷：毛主席万岁！ 主席：谢谢。你们很年轻，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我老了，不行了。 （雷等人笑着摇头，用中文高呼“毛主席万岁！”） 主席：祝你们革命胜利！ （雷用中文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再次同代表团二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并向前走了几步微笑着挥手欢送他们。然后，周恩来总理把他们带到林彪面前，林从座位上站起来同他们握手。） 林：欢迎你们！ 雷：我们看到毛主席和您，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林：你们会逐渐取得革命胜利的。 （雷等同林握手告别，又同周总理握手告别，周总理用英文向他们说“再见”。）
毛泽东主席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 （1970年10月1日） （事后追记，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1970年10月1日晚上9时20分至10时10分 地点：天安门城楼休息厅 参加人：周恩来、康生 翻译兼记录：黄里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我们考虑同缅甸奈温政府搞好国家关系，互派大使，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奈温、吴努，这两派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吴努曾经要求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没有理他。奈温最近派来一个华侨商人，要求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这个华侨名叫陈……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名字叫陈国和，我们官方没有正式和他接触。 主席：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 周：现在，我们把你安排在主席台上，奈温政府没有提出抗议，过去是要提抗议的。 主席：你们再好好打一下，把缅甸东北部大片地区打下来，把腊戍打下来，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人口，那就好了，你们就有发言权了。现在，奈温为什么来找我们？就是因为你们在缅甸东北部打了他们。 你们的同志过去在中国回不去，这次利用奈温反华的机会，都回去了。 罗线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他是缅甸的少数民族？ 德钦巴登顶（以下简称巴）：他是克钦族，同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一样。 如果毛主席认为目前的时机已经适合于恢复中、缅两国关系，并且又不影响我们的革命斗争，我们也同意恢复中、缅两国关系。当然，中、缅两国关系一改善，我们党内下面的同志中间会产生一些思想混乱。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做工作。 主席：恢复两国关系，就是恢复外交关系。奈温要求同我们搞好关系，目的是为了搞点经济利益。我们帮他们搞点经济建设，将来缅甸解放了，还不是你们的？！ 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巴：只要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好处。我们同意恢复两国的关系。中、缅两国恢复关系后，我们内部下面的同志将会产生思想混乱。1949年（应为1950年——译者注）中、缅两国开始建交时，我们党内下面的同志里头，就产生过思想混乱。但是我们要做工作，可以解决。 主席：你们的主席现在在哪里？ 巴：在勃固山区。 主席：你们中央在勃固山区打仗，没有你们东北部这个地区打得好，主要是没有很好发动群众。你们的路线是对的，搞武装路线是对的，是正确的。 我们的外交路线是依靠人民的。我们同奈温政府搞好关系，是过渡的，奈温是个过渡人物。 我同印度代办说过，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请他向他们的总统、总理问候。这个代办就回去汇报了。印度政府不可靠，它既亲美，又亲苏。现在为了搞平衡，它要求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恢复国家关系后，它会要求我们不支持印度的马列主义左派党，会要求我们停止援助印度的少数民族米佐和那加的武装斗争。 我们对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一般不骂或少骂。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这对我们有利，他们是第二中间势力。 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 各国垄断资本家都是怕人民的，奈温也是怕人民。 你们有些仗没有打好。中国人的话不要全听，你们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搞。 周：访问组同你们东北军区的意见有分歧，开了会，我们批评了访问组。 主席：你们有批评中国人的权利。马列主义者是不分国界线的。中国同志错了，就是错了；你们错了，就是错了。 缅甸外交部长拉汉在曼谷对新闻记者说，在缅甸东北部同缅甸政府打的不是中国人，是缅共。 巴：拉汉还说，缅甸政府同中国政府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周：他们派陈国和来，我们官方根本没有同他接触。我们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的。他们已提出大使人选，要求我们也派大使去。 主席：奈温现在有困难，主要是经济困难，大米减产了。但是，缅甸的情况还是比印度好。在延安时，一个美国记者告诉我说，缅甸有希望，印度没有希望，印度这个国家，一发生饥荒，就有二三百万人死亡。 周：印度收容了我西藏叛匪达赖等一伙人，干涉我们内政，因此我们支援米佐和那加的斗争，它就没有话说。 主席：你住在北京，能知道缅甸国内的情况吗？ 巴：看缅甸的报纸，可以知道一些情况。我们在缅甸掸邦有一个中央委员，我们同他有电台联系，他也报来一些情况。但是不幸，这位中央委员已于今年9月上旬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电台的下落还不知道。 主席：你们要提高警惕，敌人会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你们前任主席德钦丹东同志就是被敌人的特务打死的嘛！ 巴：如果对中国有利，并且不影响缅甸的革命斗争，我们同意中国同缅甸恢复外交关系。 主席：试一试，看看究竟如何，有了进展以后，还要给你通通消息。奈温同印度不同。奈温对美国和苏联都有疑虑。他右怕吴努，左怕你们。 假如奈温来中国，你要不要见他？ 巴：可以见。 主席：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巴：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要努力打好仗。 主席：要逐步消灭敌人。假如你们能打到勃固山区去，那就好了。你们在缅甸东北地区已经打了几年？ 巴：还不到3年，是1968年出去的，69年，70年，还不到3年。我们已经消灭敌人好几个营。我们把敌人的主力师99师打垮了，现在又调来77师。 主席：要打好仗，首先要摸清情况，能吃的，就把它吃掉，吃不下来就不吃。打仗并不困难，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我，无非是要消灭我。我打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集中多数，打少数，不打对等数。比如，五打五，就不好打；五打一，就可以打，可以打赢。 巴：但是，要把毛主席的这个军事思想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那是很困难的，是不容易的。 主席：好吧！就谈到这里。 （谈话进行中，西哈努克夫妇来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介绍西哈努克同巴登顶认识。）
参考书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参考书目 A．参考书目 B．专门刊物 C．档案库 D．会议记录 E．当时的报纸、公报与刊物 F．已公开的文件 G．传记 H．自传、回忆录、回想 I．同时代人的著作 J．历史著作与评论 A．参考书目 《共产主义政党与工人政党历史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zurGeschichtederKommunistischenundArbeiterparteien），第II卷，《德国》（Deutschland），第I部分，《德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6年）与德国统一社会党》（K.P.D.(Gründungbis1946)undS.E.D.），东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531页，影印本。 《十一月革命历史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zurGeschichtederNovemberrevolution），东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59年，292+70页，影印本。 Colloti,Enzo（恩佐·柯洛蒂），《德国共产党1918—1933。参考书目集》（Die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1918–1933.EinbibliographischerBeitrag），米兰，1961年，217页。 Eberlein,Alfred（阿尔弗雷德·埃贝莱因），《工人阶级与社会运动报刊》（DiePressederArbeiterklasseunddersozialeBewegung），柏林，四卷本，1968—1969年，2122页。 Фарбман,Н.В.（Н·В·法尔布曼），《苏联对现代德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文献集）》（ИзучениевСССРновейшейисториигерманскогорабочегодвижения(Обзорлитературы)），收录于：《现代德国工人运动史》（Германскоерабочеедвижениевновоевремя），莫斯科，1962年，第282—303页。 Herting,Günter（君特·赫丁），《共产国际历史参考书目1919—1934》（BibliographiezurGeschicht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1919–1934），东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60年，200页。 Procacci,G.（G·普罗卡奇），《共产国际，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1935》（L’InternazionaleComunistadalIalVIICongreso1919–1935），收录于：《编年史》（Annali），米兰，1958年，第283—315页。 Sworakowski,Witold（维托尔德·斯沃拉科夫斯基），《共产国际及其外围组织。研究指导与欧美图书馆藏品列表》（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anditsFrontOrganisations.AResearchGuideandChecklistofHoldingsinAmericanandEuropeanLibraries），斯坦福（Stanford），1965年，493页。 B.专门刊物 《编年史》（Annali），由米兰的菲尔特里内利基金会（FeltrinelliInstitute）出版。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历史档案》（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卡尔·格吕恩贝格（KarlGrünberg）编纂，莱比锡，1911—1930年。 《社会史档案》（ArchivfürSozialgeschichte），由汉诺威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出版。 《德国工人运动史论》（Beiträge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由东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简称BzG） 《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ofSocialHistory），由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ofSocialHistory）出版。 《国际历史科学通讯》（InternationaleWissenschaftlicheKorrespondenzzurGeschichte），由西柏林自由大学弗里德里希·麦内克研究所（Friedrich-Meinecke-Institut）历史委员会出版的月刊。 《社会运动》（LeMouvementsocial），由巴黎的法国社会史研究所（FrenchInstituteofSocialHistory）出版。 《社会主义历史评论》（RivistaStoricadelSocialismo），米兰。 《概览。苏联与东欧研究刊物》（Survey.AJournalforSovietandEastEuropeanStudies），伦敦。 《当代史季刊》（ViertelsjahrsheftefürZeitgeschichte），由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所（InstitutfürZeitgeschichte）出版。 《卡尔·马克思大学学刊》（WissenschaftlicheZeitschriftderKarlMarxUniversität），莱比锡。 《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学刊》（WissenschaftlicheZeitschriftderMartinLutherUniversitätHalle-Wittenberg），哈勒。 《历史学刊》（ZeitschriftfürGeschichtswissenschaft），东柏林（简称ZfG）。 《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КПСС），由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 C.档案库 a)私人档案库 保尔·列维档案库，巴丁格图书馆（ButtingerLibrary），纽约。主要档案： P1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P19-1德共（斯）通知，1919年6月11日。 P19-2列维致所有人的信件，1919年11月28日。 P40关于将保尔•列维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文件。 P50-4列维的《谁想要一月暴动？》（WerwolltedenJanuarputsch?）的手稿。 P50-16德共（斯）第2号通知，1919年6月13日（3日？）。 P50关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的文件。 P54关于卡普暴动的文件与报告。 P55列维、拉狄克与列宁的通信，1919—1921年。 P55-91919年8月德共（斯）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纪要。 P63列维、列宁与蔡特金的通信，1921年。 P64关于1921年的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党内危机的材料。 P70关于1921年德国统一共产党耶拿代表大会（七大）的文件。 P83-6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笔记。 P83-9在1921年4月7日的柏林地委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P88关于意大利党的党内危机的文件。 P89-6列维与布拉斯、弗兰克、维格曼的通信（1921年）。 P113关于三月行动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与材料；与瓦尔斯基和蔡特金讨论罗莎·卢森堡的手稿的通信。 P124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P124-8列维就德共（斯）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二大做的报告。 P125关于德共（斯）的成立的文件。 P126关于共产国际的起源的文件。 P126-6列维就共产国际二大所做的报告。 P129-3德共（斯）第5号通知（未标明日期）、第6号通知（1919年12月2日）、第11号通知（1920年1月）。 P129-4列维的《党史》（GeschichtederPartei）的手稿。 P129-8德共（斯）第19号通知（1920年8月1日）、第20号通知（1920年10月5日）。 b)政府档案库 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College）收集的德国外交部报告：《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卡尔·拉狄克（索贝尔松）的卷宗》（Aktenbetreffend denrussischenBolschewikKarlRadek(Sobelsohn)），第38号胶卷。 科布伦茨（Koblenz）联邦档案库（Bundesarchiv）：《总理府卷宗》（AktenReichskanzlei），《关于共产党的卷宗》（AktenbetreffendKommunistischePartei），第1—6卷。 杜塞尔多夫州档案库：Nos.16,681to15,692。 布莱梅州档案库：文件编号2E–3K13–413–449。 c)政党档案库 我们无法查阅保存在东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ZPA）的德国共产党档案库，只能查阅一些零散的影印件。可以找到的档案如下： 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会议纪要 2/11921年1月2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2/21921年2月22日—2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2/31921年3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2/4,2/51921年4月7日—8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2/61921年5月3日—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2/71921年8月2日—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2/8,2/8/1&2/8/21921年11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及拉狄克写于1921年11月10日的信件 2/13,2/141923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中央局与政治局的会议纪要 31921年8月18日的中央局会议，以及赫克特就共产国际三大所做的报告 3/1从1921年5月24日到1921年12月21日的中央局会议 3/2从1921年12月7日到1922年2月15日的中央局会议 3/1/51921年9月至12月的政治局会议 3/1/61922年的中央局会议 3/1/7,3/1/22,3/1/271923年的中央局会议 3/1/14关于布兰德勒的受审的速记记录 3/1/151921年9月12日—16日的政治局会议 3/1/16德共（斯）中央局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 3/1/171921—1922年间德共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的政治报告 3/1/25中央局的通知（1921年） 3/1/27中央局的通知（1923年） 3/21922年的中央局会议 3/2/391922年的组织通知 3/2/401923年的组织通知 3/31923年的中央局会议（1923年9月12日—16日，1923年10月12日） 3/81921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3/1022个地委关于总罢工与反卡普斗争的报告 5391921年2月22日—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 5381921年的中央局1号通知 10/14库尔特·盖尔就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德共中央局做的报告 12/1981921年的中央局2号通知 15/1/144中央局致德累斯顿与开姆尼茨地委领导的信件，1923年5月7日 17/1/151茨维考地委领导的报告（1923年） 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德国共产党卷宗”里，缺失了1923年的资料，这些资料可在文件架F495/19/70找到。 D.会议记录 a)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1917年4月6日至8日哥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Gründungs-ParteitagesderUSPDvom6.Bis8.April1917inGotha）。附录：《1917年1月7日于柏林举行的社会民主劳动派与斯巴达克斯派联席会议纪要》（BerichtüberdiegemeinsameKonferenzderArbeitsgemeinschaftundderSpartakusgruppevon7.1.1917inBerlin），柏林，1921年，129页。（简称ProtokollUSP1917）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于莱比锡》（Unabhä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ausserordentlichenParteitagsinLeipzig,vom30.Novemberbis6.December1919），柏林，未标明日期，560页。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于哈勒》（Unabhä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ausserordentlichenParteitagsinHalle,vom12.bis17.Oktober1920），柏林，1920年，310页。（简称ProtokollUSPHalle） b)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国统一共产党、德国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BerichtüberdenGründungs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vom30.Dezember1918bis1.Januar1919），柏林，未注明日期（1919年），56页。（简称Bericht1...）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DerGründungsparteitagderKPD.ProtokollundMaterialen），由赫尔曼·韦伯（HermannWeber）收集并撰写序言，根据保尔·列维档案库中的文件编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346页。（简称DerGründungsparteitag）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Berichtüberden2.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vom20.bis24.Oktober1919），未标明出版地点（柏林），未标明出版日期（1919年），68页。（简称Bericht2...） 《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2月25至26日》（Berichtüberden3.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am25.und26.Februar1920），未标明出版地点（柏林），未标明出版日期（1920年），90页。（简称Bericht3...） 《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4月14日至15日》（Berichtüberden4.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am14.und15.April1920），未标明出版地点（柏林），未标明出版日期（1920年），110页。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1月1日至3日于柏林》（Berichtüberden5.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vom1.bis3.November1920inBerlin），柏林，1921年，196页。（简称Bericht5...）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统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VereinigungsparteitagsderU.S.P.D.〔Linke〕undderK.P.D.〔Spartakusbund〕），柏林，1921年，334页。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8月22日至26日于耶拿》（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2〔7〕Parteitag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abgehalteninJenavom22bis26August1921），柏林，1922年，454页。（简称BerichtII(7)...）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III〔8〕Parteitage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abgehalteninLeipzigvom28Januarbis1Februar，1923），柏林，1923年，454页。（简称BerichtIII(8)...） c)国际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DerIKongres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inMoskauvom2bis19März1919），汉堡，1921年，202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7月19日于彼得格勒，7月23日至8月7日于莫斯科》〔DerZweiteKongres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vom19JuliinPetrogradundvom23Julibis7August1920inMoskau〕，汉堡，1921年，798页。（简称ProtokolldesII...）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于莫斯科》（ProtokolldesIIIKongressesderKommunistischenInernationale〔Moskau，22Junibis12Juli1921〕），汉堡，1921年，1086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于彼得格勒—莫斯科》（ProtokolldesviertenKongresse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etrograd-Moskauvom5Novemberbis5Dezember1922），汉堡，1923年，1088页。（简称ProtokolldesIV...）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Protokoll:FünfterKongres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17Junibis8JuliinMoskau），汉堡，1925年。 《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的国际联席会议记录》（ProtokollderInternationalenKonferenzderdreiInternationaleExekutiv-Komitees），维也纳，1922年，52页。 d)工会 《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6月至7月于纽伦堡》（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des10Kongresses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NürnbergJuni-Juli1919），柏林，1919年，699页。 《德国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全德工联第一次联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deselftenKongresses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1.BundestagdesAllgemeinenDeutschenGewerkschaftbundes〕），柏林，1922年，640页。 《1919年斯图加特德国五金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DieVierzehnteordentlicheGeneralversammlungdesDeutschenMetallarbeiterverbandesinStuttgart1919），斯图加特，1919年，447页。 《1921年耶拿德国五金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DiefünfzehnteordentlicheGeneralversammlungdesDeutschenMetallarbeiterverbandesinJena1921），斯图加特，1921年，478页。 《德国印刷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6月14日至24日于纽伦堡市弗劳恩托尔格拉本大街“德国庭院”旅馆（教师之家）》（DerVerbandderDeutschenBuchdrucker,ProtokollderzehntenGeneralversammlungvom14.bis24.Juni1920imHotel"DeutscherHof"〔Lehrerheim〕,FrauentorgrabenzuNürnberg.），柏林，1920年，335页。 《德国印刷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2年7月于莱比锡》（VerbandderDeutschenBuchdrucker.Protokollder10.Generalversammlung,July1922inLeipzig），柏林，1922年，239页。 e)苏维埃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AllgemeinerKongreßderArbeiter-undSoldatenräteDeutschlands,vom16.Bis21.Dezember1918imAbgeordnetenhausezuBerlin:StenographischeBerichte），柏林，未标明出版日期（1919年），216页。 f)议会辩论 《国会议事录》（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es），第XIII次会期，第II次会议，速记记录，柏林，1914—1918年。（简称StenographischeBerichte...）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s，IWahlperiode，1920），第306—310卷、第340—351卷。（简称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es）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VerhandlungendesSächsischenLandtages），第2次选举时期，第I、第II卷。 E.当时的报纸、公报与刊物 DieAktion（《行动》），由弗兰茨·费姆费尔特（FranzPfemfert）主编，柏林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1918年（第7年），1923年。 DerArbeiterrat.OrganderArbeiterräteDeutschlands（《工人苏维埃。德国工人苏维埃机关报》），柏林，1919—1920年。 BotederRussischenRevolution.OrganderausländischenVertretungdesZKderSDAPR(B)（《俄国革命信使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机关报》），第1—11期（1917年9月15日——11月28日）。 Bulletincommuniste.OrganduthecomitédelaIIIe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公报。第三国际委员会机关报》）（1920年），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后改为法国共产党）机关报，1921—1923年。 BulletindesIV.KongressderKommunistichenInternationale（《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1922年，第1—31期（11月11日——12月12日）。 BulletinderErweitertenExekutiv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公报》），莫斯科，1922年，第1—16期，1923年6月8日—26日。 LaCorrespondanceInternationale（《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信息公报的法文版，1920—1923年。（简称Corr.Int.） CorrespondenzblattderGeneralkommission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集》），柏林，1918—1919年；后改为《全德工会联合会通讯集》（KorrespondenzblattdesAllgemeinenDeutschenGewerkschaftsbundes），1920—1923年。 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德意志汇报》），施蒂内斯康拜因旗下的日报，柏林，1918年（第47年）—1923年。 DasForum（《论坛》），由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Herzog）主办的月刊，柏林，1919年（第2年）—1920年。 Freiheit（《自由报》），独立党柏林地区机关报，从1918年11月15日起改为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30日停刊。 GraphischerBlock（《印版》），印刷工会机关报，第6期，9月1日，1919—1920年。 HamburgerVolkszeitung（《汉堡人民报》），汉堡独立党的日报，后成为德共的报纸，1919—1923年。 DieInternationale,ZeitschriftfürPraxisundTheoriedesMarxismus（《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刊物》），第1期，1915年4月15日；1919年5月30日作为德共的理论机关刊物重新发行，柏林，1919—1923年。 DieInternationale,ZentralorganderUSPD(Linke)（《国际，独立党〔左派〕中央机关报》），独立党左派的日报，柏林，1920年10月27日——12月31日，在12月8日—31日之间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机关报。 Internat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Inprekorr）（《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信息公报的德文版，柏林，1921—1923年。 DieJungeGarde（《青年近卫军》），共青团的周报，曾用过多个副标题：《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27日——1919年8月）、《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1919年9月——1920年10月）、《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1920年10月——1921年1月）、《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共产国际支部）机关报》（1921年1月以后）。柏林，1918—1923年。 DerJungeGenosse.InternationaleZeitungfürArbeiterkinder（《青年同志。劳动少年的国际刊物》），由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办，柏林，1921—1923年。 Jugend-Internationale.Kampf-OrganderKommunistischenJugend-Internationale（《青年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战斗机关报》），月刊，1919年6月—1923年。 DerKämpfer.OrganderKPDBezirkSachsen（《战士报。德共萨克森地委机关报》），开姆尼茨，1919—1922年。 Kommunismus.Zeitschrift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fürdieLänderSüdosteuropas（《共产主义。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副标题后来改为《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6月19日——1921年10月16日），维也纳，1920—1921年。 DerKommunist.FlugzeitungderInternationalenKommunistenDeutschlands（《共产主义者。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通讯》），布莱梅，1918—1920年。 DieKommunistin.Frauenorgane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共产主义妇女。德国共产党的妇女机关报》），斯图加特，1919年5月—1923年。 KommunistischeArbeiterzeitung.OrganderKAPD（《共产主义工人报。共工党机关报》），柏林，1921—1922年。 DerKommunistischeGewerkschafter.WochenzeitungfürdieTätigkeitderKommunistenindenGerwerkschaftenundBetriebsräten（《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为工会与企业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而办的周刊》），从1921年9月起，副标题改为《工会与企业中的共产主义者的周刊》，柏林，1921—1923年。 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报，彼得格勒（后改为莫斯科），1919—1923年。法文版为L’Internationalecommuniste，俄文版为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KommunistischePartei-Korrespondenz（《共产党通讯》），莱比锡、柏林，第1—13期，1919年4月15日—7月10日；在1921年10月1日——1923年8月之间改为双月刊。 KommunistischeRundschau（《共产主义评论》），由独立党左派的多伊米希、施特克尔、盖尔等人主办，柏林，第1—6期，1920年10月至12月。 LeipzigerVolkszeitung（《莱比锡人民报》），莱比锡独立党的日报，后成为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917—1923年。 Moscou（《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法文机关报，莫斯科，1922年，第1—44期，11月11日—12月12日。 DerParteiarbeiter.MonatschriftfürdiePraxisrevolutionärerOrganisationsarbeit（《党务工作者。革命组织工作实践月刊》），德共干部的月刊，1923年8月。 Ruhr-Echo（《鲁尔回声报》），埃森独立党的日报，后成为德共的报纸，1919—1923年。 DieRoteFahne（《红旗报》），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国统一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柏林，1918—1923年。 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Korrespondenz（《社会民主党通讯》），1918—1923年。 SozialistischePolitikundWirtschaft（《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社民党左派机关报，由保尔·列维主办，柏林，1923—1928年。（简称SPW） SozialisticheRepublik（《社会主义共和国》），科隆独立党的日报，后成为德共的报纸，1923年。 Spartakusbriefe（《斯巴达克斯通信》），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再版，柏林，1958年，475页。 UnserWeg(Sowjet).ZeitschriftfürKommunistischePolitik（《我们的道路〔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在1921年5月—6月之间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杂志》（Sowjet.KommunistischeZeitschrift）。双月刊，柏林，1922年（第3年）。 VomBürgerkrieg（《来自内战》），由E·施耐勒（E.Schneller）主办的自由派机关报，柏林，1923年，第1—4期。 Vorwärts.BerlinerVolksblatt.Zentral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前进报。柏林人民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民党的日报，1917—1923年。 VossischeZeitung（《弗斯报》），日报，1918—1923年。 F.已公开的文件 Beinert,Heinz（海因茨·拜纳特），《纪念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五十周年》（Zum50.JahrestagderErmordungvonRosaLuxemburgundKarlLiebknecht），东柏林，1968年，81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记录（1922年12月15日——1923年5月15日》（BerichtderExekutiv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15.Dezember1922–15.Mai1923〕），莫斯科，1923年，82页。 《共产国际主席团与执委会活动记录，1922年3月6日——6月11日》（BerichtüberdieTätigkeitdesPräsidiumsundderExekutiv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fürdieZeitvom6.Märzbis11.Juni1922），汉堡，1922年，142页。 《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集，8月22日至26日于耶拿》（BeschlüssedeszweitenParteitagesderK.P.D.abgeordnetenvom22.bis26.AugustimJena），柏林，1921年，39页。 《关于共产主义支部与工作小组的建立》（ÜberdieBildungderkommunistischenZellenundArbeitsgruppen），汉堡，1921年，16页。 《在萨克森建立左派社民党政府。资料汇编》（DieBildungderlinkssozialdemokratischenRegierunginSachsen.EineMaterialzusammenstellung），柏林，1923年，58页。 Degras,Jane（简·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文件档案》（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19–1943.Documents），第I卷（1919—1923），伦敦，1956年，463页；第II卷（1923—1928），伦敦，1960年，584页。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DokumenteundMaterialien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第II编（1914—1945）：第I卷（1914年7月—1917年10月），东柏林，1958年，760页；第II卷（1917年11月—1918年12月），1957年，770页；第III卷（1919年1月—1919年5月），1958年，500页；第VII卷，上半卷（1919年2月—1921年12月），1966年，651页；下半卷（1922年1月—1923年12月），1966年，523页。（简称Dok.u.Mat.） 《慕尼黑匕首审讯案，1925年10月—11月。挽救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证人证言与专家鉴定意见。文件汇编》（DerDolchstossprozesinMünchen,Oktober-November1925.EineEhrenrettungdesdeutschenVolkes.ZeugenundSachverständigenaussagen.EineSammlungvonDokumente），慕尼黑，1925年。 Drahn,ErnstandLeonhard,Susanne（恩斯特·德兰与苏珊娜·莱恩哈德），《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革命者的地下出版物》（UnterirdischeLiteraturimRevolutionärenDeutschlandswährenddesWeltkrieges），柏林，1920年，200页。 《关于三月斗争的真相。揭露与缄默》（DieEnthüllungenzudenMärzkämpfen.EnthülltesundVerschwiegenes），哈勒，1922年，40页。 Gankin,OlgaHessandFisher,HarryH.（奥尔加·赫斯·甘金与哈里·H·费舍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TheBolsheviksandtheWorldWar:TheOriginsoftheThirdInternational），斯坦福，第2版，1960年，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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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 （1970年7月15日） （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1970年7月15日至16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 参加人： 老方：西沙瓦、沙南、坎派 中方：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邱会作、申健 翻译：黄群 记录：吕辉祥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凯山（以下简称凯）：6月30日到的。 主席：你们明天就要走？ 凯：是的，明天我们去朝鲜访问。 主席：很好。现在朝鲜跟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凯：我们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向中国党通报了情况。根据目前的新情况，我们制定了今后3年的斗争计划，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大力推进我们的抗美救国斗争，以便夺取更大的胜利。 主席：你们国家面积多大？ 凯：21万平方公里。我们的人口很少。 主席：260万？ 凯：对。 主席：打了这么多年，你们在人力、物力方面不感觉缺乏吗？ 凯：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比较贫乏。 主席：什么贫乏？ 凯：比如说人力方面，要补充兵员人很少。由于人力少，搞生产也有困难，要搞好生产为前线服务，改善群众的生活也都感到有困难。 主席：看来战争要延长。 凯：我们也是这样分析的，战争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美帝国主义很顽固，而且在军事、经济方面的潜力也还是巨大的。虽然战争要延长，我们有决心打下去。 主席：这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有决心。无非是困难嘛，人少嘛，物资少嘛。 人多也有困难。比如说，美国它就没有困难？泰国它就没有困难？它们的困难也许比你们还大。 凯：毛主席说得很对。我们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困难是失败中的困难。 主席：对。上次我给你说，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因为泰国人打你们嘛。你可以来，我不可以去呀？ 凯：毛主席讲的这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主席：泰国哪些地方住的有你们的人？ 凯：我们在沙耶武里的根据地是给泰共同志准备的后方。我们在南寮的根据地跟泰共的斗争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地区泰共的运动搞得不错。 主席：那个地方都是你们的民族吗？ 凯：整个边界地区同我们都是一个民族。 主席：人口比你们国家还多？ 凯：多得多。光是这块地方（指泰国东部和北部）就有5、600万。 主席：现在怎么归泰国了？ 凯：在十七、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老挝还是一个封建割据国家，还没有进入中央集权，当时我们的边界一直到这边（指泰国东部和北部），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泰国的封建王朝就向老挝的封建王朝进攻，后来就把老挝分成了很多个小王国。 主席：琅勃拉邦王国？ 凯：对。还有会晒王国，川圹王国，万象王国以及其他王国。 主席：王国多得很。 凯：当时老挝封建阶级还没有进入中央集权。 主席：对。 凯：虽然上面有一个全国性的国王，可是底下还是封建割据。后来英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进来了，1893年它们签订了一个协定，把老挝分成两半，大致湄公河以西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以东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当时中国的云南也被划进法国的势力范围。 主席：广东、广西直到广州湾都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同日本就争夺东北，就是满洲地方。从北京到广州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主要操纵在英国手里。所以，吴佩孚为什么打张作霖呢？就是英国人搞的，后头他自己后悔了，觉得上当了。后头英国人把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都让给日本人了，因为那时希特勒起来了，他自顾不暇。 凯：老挝原来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后来美国人进来取代了法国人，现在日本人也插进来了，泰国对老挝也有野心。我们老挝这个国家虽小，可是很多个帝国主义都看中了它。所以我们说，小小的老挝也是旧中国的缩影，很多国家都看中了。 主席：就是呀。 凯：现在它们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更多的国家都插进来了，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都进来了。 主席：菲律宾不行了。 凯：对。虽然我们国家小，人口少，但是美国在我们老挝花了不少钱。 主席：他（指西沙瓦）是干什么的？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他是军队的总参谋长。 主席：你是管打仗的。你认识我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吗？ 西沙瓦：我前次见过黄永胜同志。我们的关系很密切。 主席：靠不住。 我们帮他们的忙还太少吧？ 周：他们提出来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现在就是运输比较困难。 主席：不是修了一条公路吗？ 周：还没有完全通，只是到了孟赛，到桑怒、查尔平原还没有完全通。丰沙里那边人口少，只有9万人。 主席：世界变了，从老挝来讲，也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自找灭亡。它的目的就是想占地方，找人来埋葬它，我们有经验，譬如日本占了大半个中国，占了很多地方，除了四川及其他一些地方以外，都被它占领了，结果帮了我们的忙，老百姓都起来反对它。到它投降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超过了100万。开始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只有2万人。 我们开始跟日本打仗的时候你干什么？ 黄永胜（以下简称黄）：部队缩小以后当团长。 主席：打日本初期，他不过是个团长。从井冈山到抗日，打了10年。他17岁当兵。 林：现在我们的军事干部，数他的资格最老，秋收暴动他就当兵了。他比各大军区的干部资格都老。 主席：日本人教育了中国人。后头美国人又帮助蒋介石打我们。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同我们签订了和平协定，等他准备好了，他就开兵打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大相信什么条约，什么签字这一套，这也是有点原因的。譬如说，我们两家并没有条约，也并没有签什么字，但是我们讲的话算数哇！帝国主义讲话不大算数，包括美国的走狗梭发那·富马。 有些东西，你说组织联合政府也可以，但是要准备另外一手。组织联合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联合政府。 凯：对。 主席：永远的联合政府？没有那个道理。 凯：我们也有过几次谈判、两次组织联合政府的教训。第一次联合政府搞了一年多，后来他就镇压了，破坏了，所以又重新打起来了。第二次联合政府只有8个月，他又破坏了，所以又重新打了起来。毛主席刚才说得很对，联合政府不是目的，不过是个手段，为了继续把革命向前推进，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然后搞社会主义。所以搞联合政府，是为了消灭政府。 主席：就是这几句话。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缅甸也好，都是这样。现在缅甸、泰国的游击队都有发展，虽然规模还不算大。游击队是一个训练干部的学校。资产阶级决不会为我们训练共产主义干部。 凯：毛主席说得很对。 主席：它的武装想消灭我们，那好，我们就打嘛。你打，就要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就能够训练干部。我们应该首先说明，要有人民，要有军队的战士。但是人民同战士要干部领导，没有领导是散的。 我们同老挝接近的有些什么族？ 周：同老挝族接近的，有傣族、壮族、傣族、壮族的话可以听懂40%，这两个族都跟他们接近。西双版纳的傣族也跟他们接近。 凯：中国西双版纳的人可能跟我们是一个民族。 主席：人口不多？ 凯：不多。 主席：广西的壮族呢？ 凯：广西壮族的语言在生活方面跟我们通一点。 主席：有点汉化了。 凯：现在广西的壮话很多汉话。 主席：叫他们老挝化好了。 黄：老挝苗族不少。 凯：北寮很多苗族。我们川圹是苗族最集中的一块地方，人比较多。桑怒、丰沙里、琅勃拉邦、乌多姆赛、沙耶武里、万象都有苗族分布。 主席：有几十万人？ 凯：大概有20万人。 黄：老挝的苗族跟广西的苗族是一样的。 主席：你怎么知道？ 黄：我调查过。 林：他在广东工作了很长时间。 主席：他是广东的司令员。 历史上大汉族主义可厉害了，强迫少数民族同化，不同化就打。所以，苗族、瑶族、壮族、彝族历史上不晓得受过多少战争，可是他们能打。汉族人多，欺负他们。 凯：我们那里苗族人也能打仗。所以，现在美国人利用苗族人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企图长期利用这支力量来破坏老挝革命。 主席：要打到泰国去： 周：泰国参加打老挝、柬埔寨，它已经突破了国界嘛！ 主席：泰国人口多，3000万。不晓得泰国是什么族。 周：基本上是泰族。 主席：历史上战争没有断过。我前次同黎笋同志说过，看来这个世界不那么和平。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要捣乱。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 林：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革命。 主席：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不然就是改名为帝国主义是上升的资本主义了。 帝国主义也不那么舒服。你说尼克松就那么舒服吗？ 周：成天不能睡觉。 主席：那位同志（指沙南）是干什么的？ 凯：负责宣传工作。那一位同志中坎派，是我们党驻河内的代表。 主席：这个名字我熟悉。 问题清楚了，你们的谈话我也看了。 凯：谢谢毛主席。 主席：困难是有的，但是希望更大。看来你们年纪都不大嘛。 周：都不大。大概坎派同志大一点，54岁。 主席：你还不很大嘛。 凯：我刚进入50岁。 主席：比西哈努克大1岁半。 凯：沙南同志50岁，西沙瓦同志42岁。 主席：苏发努冯同志呢？ 凯：今年7月13日满61岁。 主席：跟你差不多。 林：比我小两岁。 主席：差不多了。 周：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主席：什么经济、军事你找他们几位。 凯：我们向毛主席报告，经济援助小组、军事援助小组都进行了工作，我们彼此见了面，谈得很好。 面临目前新的形势，我们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 主席：是呀。你要提出来，你不提出来，谁理你呀？ 凯：我们是提出来了。 主席：你提出来就有办法了。找他们就是了，你不要紧张（笑，面向邱会作），人家在革命呀！ 康生（以下简称康）：经济方面由李强同志负责，基本上解决了。他们提出来的东西，凡是我们有的，或者能做到的，基本上可以解决。 主席：经济问题如果能解决，就可以少向人民征税。 康：他们过去是用富马的票子，现在他们用自己的新票子。 凯：我们现在用的钱是中国帮助印的。 主席：中国过去也不会印，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也证明，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学会的。 凯：对。 主席：你们将来把万象、琅勃拉邦、沙湾那吉拿到手以后，可以开个印刷厂。 我不大懂，万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凯：老挝的象很多。过去国王举行典礼都要有大象，尤其白象是最名贵的。 我们沙耶武里省象很多，南寮的象也很多，由于打了很多年仗，敌人老是轰炸扫射，大象也跑了。 主席：今天你解决了我一个问题。中国有一部古书，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说中国北朝信佛教，有一次开大会，由一些水平高的和尚讲演，讲到中间有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加牟尼平时出门骑什么牲口。他说，在家牟尼坐在莲台上，出门骑白象。这个站起来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释加牟尼出门骑的是牛。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是说的骑牛吗？这位和尚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他。 不谈了，下次再谈。下次不谈牛，不谈狗了。3年以后也见不到你们了。 林：主席还能活30年。 凯：我们今天见到毛主席很高兴。毛主席今天给我们谈了很重要的问题，有老挝革命的问题，也有世界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所谈的这些话，对于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但是释加牟尼骑牛这一套不包括在内。
本书中的术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本书中的术语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组织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USPD），简称“独立党”。1917年4月6日—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战派在哥达召开大会，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10月12日—17日的非常代表大会上，独立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左派于同年12月初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共产党；右派在1922年9月20日—23日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回归社民党，剩下一小部分中派党员依然坚持独立党的名称，但在政治上毫无影响力；最终在三十年代初正式解散，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它是社会主义工会运动的联合机构，成立于1890年11月16日，1919年7月5日解散，改组为全德工会联合会。它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很深，它旗下的工会一般统称为“自由工会”（FreieGewerkschaften）。 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KPD），简称“德共”。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左翼激进派召开大会，合并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KPD﹝S﹞），简称“德共（斯）”。在1920年11月1日—3日的德共五大上取消了党名中的“斯巴达克斯同盟”，改称“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1920年12月4日—7日，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举行统一大会，合并为德国统一共产党（Vereinigte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VKPD），简称“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8月22—26日举行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又取消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再次改称“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德国解放后，东部的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n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SED），西部的德国共产党于1956年被取缔后转入地下，1968年9月22日重建，改称德意志共产党（DeutscheKommunistischePartei，DKP）。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Opposition﹞，KPD-O或KPO），简称“德共（反对派）”。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闭幕后，许多反对六大的极左路线的共产党员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他们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1932年1月，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一部分党员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篡权之后转入地下。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KAPD或KAP），简称“共工党”。1920年4月3日—4日，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反对派在柏林召开大会，成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它反对参加议会选举，主张共产主义者退出工会，建立新的工人组织“工人总联合会”。1922年分裂为埃森派和柏林派。埃森派于1927年解散，柏林派于纳粹篡权之后转入地下。 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KommunistischerJugendverbandDeutschlands，KJVD），简称“共青团”。它是德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1918年10月26日—27日，受斯巴达克斯派影响的青年团体在柏林召开代表会议，成立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FreieSozialistischeJugend，FSJ）。1919年10月18日—20日，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柏林举行第三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全体团员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退出了代表会议，并于同年12月14日—16日成立社会主义无产青年团（SozialistischeProletarierjugend，SPJ）。1920年11月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合并为德国统一共产党后，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与社会主义无产青年团合并为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KommunistenDeutschlands，IKD），简称“际共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着在柏林出版的《光线》（Lichtstrahlen）杂志，形成了一个左翼激进派集团，它自称“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SozialistenDeutschlands，ISD），它公开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并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还与布莱梅和汉堡等地的左翼激进派小组建立了联系。1918年11月23日，布莱梅左翼激进派小组改称“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1918年12月15日—17日，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柏林举行。1918年12月24日，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在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与斯巴达克斯同盟合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左翼激进派代表大会上，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与斯巴达克斯同盟合并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 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VerbandjungerArbeiterDeutschlands，FJAD），1906年2月11日，德国南部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卡尔斯鲁厄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中央组织，即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同年12月25日—26日，德国北部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柏林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德国自由青年组织联盟（VereinigungderfreienJugendorganisationenDeutschlands）。1908年4月8日帝国国会通过《帝国结社法》，禁止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参加政治性结社和集会。因此，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于同年5月3日举行非常代表大会，决定解散联合会，改为青年鼓动工作中央委员会。但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体依然以各种形式继续活动，本书中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就是这些青年团体的统称。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SAPD或SAP），简称“社工党”。1931年9月，以马克斯·塞德维茨和库尔特·罗森菲尔德为首的左翼反对派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同年10月4日，他们在柏林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D），简称“社民党”。1875年2月14日—15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Arbeiterpartei，SDAP）与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verein，ADAV）在哥达举行合并代表大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通过后转入地下。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后，于同年10月12日—18日的哈勒代表大会上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4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剩余的部分有时也被人们称作“社民党多数派”（Mehrheitssozialisten）或“社民党右派”（Rechtssozialisten）。1922年9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重新统一，称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Vereinigt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VSPD）。在1924年6月11日—14日的代表大会上删去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德国解放后，东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SED），简称“统一社会党”。1946年4月21日，德国东部的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1989年12月16日改称“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ozialistischen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ParteidesDemokratischenSozialismus，SED-PDS），1990年2月4日改称“民主社会主义党”。2005年7月17日改称“左翼党/民主社会主义党”（DieLinkspartei/PDS）。2007年6月16日改称“左翼党”（DieLinke）。 德国五金工会（DeutscherMetallarbeitverband，DMV），简称“五金工会”。它是德国金属工人的产业工会，1891年6月6日成立，1933年5月2日被纳粹当局强行解散。 革命工长组织（RevolutionäreObleute），一战爆发后，在柏林五金工会内部，出现了以里夏德·米勒为首的一部分持反战立场的工人组织者，他们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国内和平”政策，并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网络，这个网络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革命工长组织”。从1916年开始，革命工长组织积极参加了多次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组织工作，并在十一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一月起义和三月斗争失败后瓦解。 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Arbeiter-Union，AAU），简称“工总”，是由极左派建立的工团主义组织，1920年2月14日在汉诺威正式成立。 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Arbeitsgemeinschaft，KAG），简称“共产社”。1920年9月26日，以保尔·列维为首的一批因反对三月行动而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成立了“共产主义社”。1922年2月22日，共产主义社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列宁同盟（Leninbund），1928年4月，以胡戈·乌尔班斯、路特·费舍、阿尔卡季·马斯洛夫等人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因支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列宁同盟。 技术应变组织（TechnischeNothilfe，TeNo），1919年9月30日成立，其目的是在发生罢工时提供工贼，破坏罢工。纳粹篡权后，被纳入警察部门。德国解放后被盟军勒令解散。 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DeutscherGewerkschaftsbund，ADGB），简称“全德工联”。1919年6月30日—7月5日，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举行。大会决定建立更坚固的联合形式，因此解散了原先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建立了全德工会联合会。1933年5月2日被纳粹当局强行解散。 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一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立即形成了一个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左派集团，1915年3月5日，该派在柏林举行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发行《国际》杂志，因此得名“国际派”（DieGruppeInternationale）。1916年1月1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发行《斯巴达克斯通信》（Spartakusbriefe），因此得名“斯巴达克斯派”（Spartakusgruppe）。1917年4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斯巴达克斯派决定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11日，斯巴达克斯派成立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左翼激进派举行大会，合并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 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llgemeinerfreierAngestelltenbund，AfA），简称“自职联”。它是一个以白领职员为主的工会，前身是1917年成立的自由职员联盟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freierAngestellte-Verbände），1920年11月6日改为自由职员总联合会。 报刊 《柏林日报》（BerlinerTageblatt）：1872年1月1日创刊，持自由派立场，发行量很大，1939年1月31日被纳粹当局停刊。 《柏林午间新闻》（BerlinerZeitungamMittag）：1878年1月1日创刊，原名《柏林新闻》（BerlinerZeitung）；1904年改为小报，改称《柏林午间新闻》，同年10月22日发行了改版后的第一期；1943年2月26日停刊，1953年11月19日复刊，重新改称《柏林新闻》。 《德意志日报》（DeutscheTageszeitung）：保守派报纸，1894年11月28日创刊，1934年4月30日停刊。 《弗斯报》（VossischeZeitung）：广受欢迎的自由派报纸，创刊于1617年，历史上曾用过多个名字，自1785年起采用《弗斯报》的名字，以纪念该报主编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弗斯（ChristianFriedrichVoß，1724—1795）。 《共产主义者》（DerKommunist）：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机关报。 《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布莱梅左翼激进派的机关报，1916年6月24日创刊，1919年3月停刊。 《国际新闻通讯》（德语：Internat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法语：CorrespondanceInternationale；英语：InternationalPressCorrespondence），共产国际的新闻刊物，1921年秋季创刊，最初用德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出版，后增至八种，编辑部设在柏林。纳粹篡权后，转移到多国以多种名义继续出版。共产国际解散时停刊。 《红旗报》（DieRoteFahne）：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9日创刊，原为斯巴达克斯同盟机关报。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在国外秘密编辑发行。二战爆发后逐步停止出版。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1日创刊，由爱森纳赫派的《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和拉萨尔派的《社会民主党人》（DerSocial-Demokrat）合并而成。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在国外编辑发行。德国解放后，于1948年9月11日重新发行，改称《新前进报》（NeuerVorwärts）。1955年1月1日重新改称《前进报》。 《自由报》（Freiheit）：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918年11月15日创刊；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重返社会民主党后，于9月30日停刊。 其他 布什马戏场（CircusBusch）：著名的布什马戏团的表演场地，也是柏林最大的会场之一；1895年建成，1937年拆除。 大柏林（Groß-Berlin）：柏林市及周边地区的统称。 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ollzugsratderArbeiter-undSoldatenräteGroßberlin），一般简称执委会或柏林执委会，它是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后的临时议会；它的地位相当于1917年2月后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地方局（Oberbezirk）：为了克服地委众多、工作不够集中的缺点，德共设立了地方局，每个地方局统辖若干地区委员会。 地区委员会（Bezirk）：德共的地区组织，简称“地委”。在1919年6月14日—15日于柏林举行的德共（斯）秘密代表会议上，设立了22个地区委员会。在1922年德共共有27个地区委员会。每个地区委员会由数个区委员会（Unterbezirk）组成。 区委员会（Unterbezirk）：德共的基层组织，简称“区委”。每个区委员会由数个地方党组（Ortsgruppe）组成。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derVolksbeauftragten）：革命后的德国临时政府；一些邦也成立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政治书记（Polleiter）：负责领导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时也叫PolitischerSekretär。 中央局（Zentrale）：德共在1919年1月—1925年7月之间的核心领导机构，它是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的常务机关，其职能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请勿与“中央委员会”混淆。中央局委员由党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1925年7月12日—17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的组织结构，撤销了中央局，将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定为党的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由各地区的代表组成。除中央局委员之外，中央委员会委员均按照各地区委员会的提议选举产生。1925年7月12日—17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的组织结构，撤销了中央局，将中央委员会由Zentralausschuss改称Zentralkomitee，使中央委员会成为党的领导机构，下辖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 组织主任（Orgleiter）：负责领导组织工作的党员。有时也叫组织书记（Organisationssekretär）。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 （1975年6月21日） （未经毛主席审阅） 时间：1975年6月21日下午5时15分至6时20分 地点：中南海 参加人：柬方——柬共中央常委英萨利，柬共中央委员、军需军备大臣明山，柬共中央委员杜姆，柬共中央委员、东部地区副书记彭 中方——邓小平 翻译：谢月娥、齐宗华 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毛主席同布特书记热烈握手） 布特书记：向毛主席致敬！ 毛主席：欢迎你！ 布特：谢谢！ 毛主席：Verywelcome（非常欢迎）！ 布特：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 （毛主席同英萨利握手） 毛主席：（伸出两个手指）第二次见面了！ 英萨利：祝毛主席长寿！ 毛主席：（手指柬方人员）Longliveyou（你们长寿）！ （毛主席同明山握手） 明山：毛主席是杰出的领袖！（毛主席摆手） （毛主席同杜姆握手） 杜姆：向毛主席致敬！ （毛主席同彭握手。宾主入座） 毛主席：我眼睛不行，腿也不行，讲话也不行。不行了，靠你们！ 布特：我们很愉快地接受。我们很高兴能会见主席。 毛主席：你们的作战、war（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指邓小平）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布特：谢谢。主席这样说，使我们感到很温暖。 毛主席：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这4次跟苏联没有关系。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六次都跟苏联有关，反对我们，分裂党。可是他们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除出去了。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批评你们的资格，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rectification（纠正）。这些我都不谈了，由这位姓邓的去谈。（笑） 我要谈一点，就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socialistway（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以后50年，或者100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1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立的统一，unityofopposites（对立的统一），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unityofopposites（对立的统一），struggleofopposites（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我没有话了。 布特：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到这里向毛主席致敬。我们一贯很尊敬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你的著作指导了我们的革命，直至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亲自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在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时，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加以运用，以得了效果。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了《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作，坚定了我们的斗志。中国解放后，我们也很注意学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人民的经验。我们很注意阅读介绍中国经验的文章。毛主席刚才讲的关于路线斗争的问题，…… 毛主席：嗯。 布特：我们在党内也进行学习，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毛主席：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一本是这样，其他的比如政治经济学等等都是一字一句翻译的。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注：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我对别人没有讲过这么多话，跟你们讲。 布特：谢谢。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光荣。今天毛主席接见我们，同我们谈这么多的内容，给你们很大启发。我们党和人民把它看作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再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毛主席：不要谢我，要谢马克思、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30本书，印成大字的，送给你们。马克思、列宁他们说得好，比我好。 布特：我们高兴地接受。我们要努力学习这些书，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我们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毛主席：我不满意自己。 好，谢谢你们。 布特：我们向毛主席告辞了。祝毛主席长寿！我以代表团、全党和全体战士的名义祝毛主席长寿！告辞了。 毛主席：谢谢。 布特：再见！ 英萨利：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同柬共中央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
皮埃尔·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chm电子书下载 皮埃尔·布鲁埃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译者：龚义哲 根据约翰·阿彻（JohnArcher）的英译本转译 2022年重校本 TheGermanRevolution1917-1923 (PierreBroue,1926.5－2005.7) JohnArcher(Translator) 2022年重校本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于2021年上传本书之后，译者又从头到尾重新校订了一次，舍去《本书中若干缩写词》，编制了更详细的《本书中的术语》；补译了《参考书目》。 序言 本书中的术语 第一章战场 第二章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 第三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 第一部从战争走向革命：极左主义的胜利与失败 第四章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第五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 第六章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七章世界革命的问题 第八章十一月革命 第九章双重政权时期 第十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第十一章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十二章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 第二部给共产党定位的尝试 第十三章诺斯克时期 第十四章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 第十五章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后的共产党 第十六章极左反对派与分裂 第十七章中派主义问题 第十八章卡普暴动 第十九章位于十字路口的共产党 第二十章莫斯科与德国革命派 第二十一章一九二〇年的伟大期盼 第二十二章保尔·列维与一种德国式的共产主义观念 第二十三章统一共产党的初期活动 第二十四章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 第二十五章三月行动 第二十六章三月行动失败导致的后果 第二十七章莫斯科妥协 第三部从争取群众到不战而败 第二十八章艰难维持下来的团结 第二十九章新的开始 第三十章拉巴洛转折 第三十一章争取建立反对贫穷和反动的统一战线 第三十二章“群众性的共产党” 第三十三章工人政府 第三十四章策略的发展 第三十五章占领鲁尔 第三十六章德共的党内危机 第三十七章前所未有的前革命形势 第三十八章打倒库诺政府 第三十九章准备起义 第四十章莫斯科对德国革命的看法 第四十一章德国的十月 第四十二章又一次失败导致的后果 第四部被历史所谴责的事业？ 第四十三章历史与政治 第四十四章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的庄稼上 第四十五章保尔·列维：被错失的良机？ 第四十六章卡尔·拉狄克：错综复杂的作风？ 第四十七章对失败的总结 德国革命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谈话记录 （1970年6月27日） （未经毛主席审阅） 时间：1970年6月27日晚7时30分至8时45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室 参加人： 朝方——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内阁副副首相兼外务相朴成哲，团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仲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韩益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高等教育相杨享燮，驻华大使玄峻极，外务省参事高成淳，党中央委员会代理科长池南山 中方——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先念、吴法宪、邱会作、韩念龙 翻译：中方：张庭延 朝方：金相台 记录：陈忠诚、唐闻生、王海容 朴成哲团长：你身体好吗？ 毛主席：马马虎虎。欢迎，欢迎同志们。 毛主席：（同玄峻极握手）你是大使，没有见过？ 玄峻极：今年“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见过主席。 毛主席：又忘了。 （握手后，毛主席和全体外宾合影，然后一起步入会见厅） 毛主席：（面向周总理）哪一天来的？ 周总理：他们24日来的，今天27日，明天再呆一天。 朴成哲：我感谢主席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今天这样接见我们。我首先转达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政府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问候。金日成同志对中国在美帝国主义6月25日发动侵朝战争和6月27日霸占台湾2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上海、沈阳等中国重要城市举办这么大规模的重要活动，并邀请我们代表团参加一事，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委托我，如果拜会毛泽东同志的话，向主席转达如下的话： 周恩来总理不久前访问我国以来，朝中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各方面正在很好地发展，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在采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步调中取得了美好的进展。金日成同志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并表示确信这种关系今后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 我们两国人民过去因为紧密团结进行斗争而战胜了共同敌人——美、日帝国主义。朝鲜人民为有中国这样的邻国作为自己可靠的同盟者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党和政府，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的，把中国的东北看作是我们的后方。 您也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在共和国北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在南朝鲜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实现祖国的统一，从而早日实现朝鲜革命的全国胜利。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得加强自己的主体革命力量。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国际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迫切需要中国的积极支援。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和政府对主席同志所说的东北地区就等于朝鲜的后方这一点赋予重大的意义，并对此十分感谢。（毛主席点头） 目前，我国北部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顺利进展。南部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的斗争士气也很好。我们确信，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并搞好自己的工作，那么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朝鲜人民完全支持主席同志在不久前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南朝鲜和台湾，不断进行挑衅活动，最近又在印度支那不断扩大侵略战争。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朝鲜人民、中国人民、柬埔寨人民、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政府和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今后也要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同亚洲以及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金日成同志祝愿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同志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并祝两位身体健康。 我受金日成同志委托向主席转达的就是以上这些。 我们这次来到贵国逗留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贵国党、政府和人民的温暖款待，对此我们和主席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这次陪我们到地方上去的李先念同志、邱会作同志，为使我们看到一切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我们坦率地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我们认为，通过这次我们两国代表团互访，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战斗团结做出了贡献。通过这次举办的“六·二五”、“六·二七”纪念活动，向全世界显示了朝中两国人民历史形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认为，这对于敌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我们为能有这么一个机会看到贵国人民在以主席同志为首、林彪同志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情景感到高兴。我们祝愿兄弟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要说的话完了。 毛主席：你讲得好啊。 朴成哲：谢谢。 毛主席：感谢你的这番讲话。我和金日成同志是朋友，而且是多年的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大敌当前，我们两国人民非团结不可，而且整个世界人民也非团结不可，我这里说的包括苏联人民。这些人民不团结，要革命怎么革法？这个帝国主义，他们是有朋友的。比如美帝国主义，它有日本、朴正熙、蒋介石这类王八蛋当朋友。 （面向翻译）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周总理：（面向朴成哲）恐怕你听得更清楚。 朴成哲：我听不清楚。 毛主席：这样大规模的纪念，过去搞过没有？这次还是你们提议的。很多问题你们不提议，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一些外交人员，他们有时候就是你不提议，他就不知道，有些好的提议，也不注意，没有这种敏感。譬如，崔庸健同志到中国三次，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时候。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要打倒谁呀？恐怕要打倒邱会作吧！（笑）那时候他来了。这类事，我们两国内部解决，不要公开在报纸上闹。 朴成哲：讲的是那时候的情况吧？ 周总理：讲的文化大革命那里的情况。有人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邱会作。刚才翻译时用的时态不对。 毛主席：听说当时红卫兵出了一种小报，就是反对你们。这张小报我们总理说他看见了，我没看见。这个文化大革命许多事情我们还不理解。你们还能理解吗？ 朴成哲：我们也没有理解。 毛主席：现在就比较理解了，这里面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五一六兵团”。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结果，暴露了这些坏人。此外，没有一个省不打内战。有些省是一两个地方，比如：河北省，主要是保定，保定二十几个县；比如：辽宁省，就主要是沈阳、鞍山、大连这三个地方，主要是沈阳，他三派，打得不可开交。这回你们去了吗？现在不打了嘛。 朴成哲：我们去看了。 毛主席：他们也不对你们讲这些过程啊？ 朴成哲：简单听了一些。 毛主席：当时东北主要是宋任穷领导的一派同沈阳军区领导的一派抢工厂、抢大学生。一个叫“辽联”，一个叫“八·三一”，一个叫“辽革站”。 周总理：“八·三一”就是“8月31日”辽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 毛主席：这三派代表在北京谈了8个月，达成了协议。每一个省都有这样经过谈判。 中国人多，你晓得。过去国民党走了以后，它藏了许多人下来。10个国民党走了1个，还有9个藏下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用他们。你比如学校吧，我们有什么办法？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都没有，只好用他们留下的。工厂的资本家、厂长、工头都留下来了。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北京有一个印刷厂，叫新华印刷厂。这个厂清朝开始就有的，规模比现在小一些。然后就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给他印钞票。然后国民党北伐占领了北京，又替国民党服务。然后日本人来了，把国民党赶走，又替日本人办事。（众笑）然后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又来了，又替国民党办事。然后我们把国民党赶走了，又替我们办事。所以从来没有清理过这个厂。就是这个工厂，换了多少时代，但人还是那些人，人没有换。 朴成哲：没有换人。 毛主席：没有换。 朴成哲：所以思想比较复杂。 毛主席：思想是国民党、日本间谍，组织名义上是共产党。我这也是讲一部分人，一部分领导人。有许多新的工人。工厂扩大了，有三四千工人。这样的工厂很多。凡是有老底子的厂都有那些没有清理的工人。他不闹？ 喝点茶。 学校，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比如外交部，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吗？它内部就闹。 我也有一点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那种作风，不相信自己的外交部同一些驻外大使馆的报告。有一点跟尼克松不同，他就不改造他的国务院同各大使馆。我们的现在还在改造的过程中。现在我们正要一些大使馆派人回来开短时间的会。 周总理：驻朝鲜使馆这次回来一个参赞王彭，原来作代办的，那些报告都是经过他的。这个人是不用脑子的，夸夸其谈，已经调回来了。 毛主席：（面向朴成哲）我没见过，你见过，你们是好朋友。 朴成哲：见过多次，有点讲不通。 毛主席：（面向周总理）现在不要他干了吧？ 第二次就是从朝鲜到越南，回来路过，也谈了一次。朴成哲同志也在场。是去年9月。第三次是去年10月。 周总理：这两次朴成哲同志参加了。 朴成哲：1967年也来过。 毛主席：就是那么一回事，不关大局，大局是好的。 只看小局、细节，只看别人的缺点，不看自己的缺点。 朴成哲：（面向翻译）指谁？ 周总理：我们中国方面。 毛主席：不仅到朝鲜的，到越南去的也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我们驻锡兰的大使馆观察就很狭窄。总是说，大选那个统一国民党会要胜利的，而自由党是不大行的。它尾巴上还提了一点：如果自由党取胜，统一国民党也会发动军人搞政变。这些估计也可以了，但是不合现在的现实。 有些大使馆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比如在莫斯科，是很难做工作的。经常看人家的报纸，无非是骂我们。一骂我们就不舒服了，于是世界就总是黑暗的。总而言之，听他们那些报告，这个世界是要灭亡的。苏联就是讲我们这些人要灭亡。总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有些是可以原谅的，但那些观点、看法是不对的。有一些使馆的人员是不纯的。 周总理：有坏人。 毛主席：比如说，我们过去驻河内的大使朱其文，他就是一个暗藏下来的国民党。 周总理：回来后还往外跑。逃跑了，我们又捉回来了。 毛主席：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去年10月见到你们就说，我们应该派总理回访。这个回访看来是有效的。对两国人民，对两国以外的各国人民，对有些国家的政府都发生了影响。 怎么样啊？老是这么吹下去，我也没有话讲的了。我们国家这类事多了，内部的事，外部的事。只能说现在比较好一些了。据我看，整个世界形势也不那么坏，比较好。总而言之，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比较10年前、5年前都大大提高了。 吹了多久了？（看表）你讲。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啊？ 朴成哲：既无问题，也无不满，都很满意。 毛主席：都很满意啊？不见得。 朴成哲：这是真心，没有什么不满。周总理访朝时，金日成同志曾经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坦率的交谈。对所有的问题，金日成同志都是理解的。所以这次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了。我是参加了会谈的，我认为当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同志式地谈完了。 周总理：当时除了金日成同志，还有崔庸健同志、金一同志、朴成哲同志。 朴成哲：曾经有一些问题，我们不理解。经过周总理的解释，我们理解了，因此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加强合作，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 毛主席：及其走狗。比如：佐藤、朴正熙、蒋介石之类。 朴成哲：那当然是。那是我们的反面对象。所以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现在我回答：没有。 毛主席：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你去问他们（指周总理等）。 朴成哲：我一定那么办。 毛主席：有什么事，去问他们（指周总理等）。 朴成哲：对于您今天这样亲切的接见我们，我向主席同志再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毛主席：感谢你们了，感谢金日成同志，还有崔庸健同志，各位代表团员同志。 朴成哲：回去后，我一定准确地向金日成同志报告毛泽东主席同志的话。 毛主席：我不相信金日成同志及其领导的党不是一个好党，我不相信。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历来就有，看不起你们，从彭德怀起就有。 周总理：同去的聂荣臻当然跟彭德怀不是一个性质的人，但也有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小至于王彭。 （朴成哲听不懂我方译员的翻译） 周总理：朝文句子的顺序和中文不同，我们中国的朝语广播就有这个毛病，因为延边的朝语尽量地吸收了许多汉文语汇。 毛主席：（面向翻译）你是延边人啊？ 张庭延：不是。 周总理：但他们学的都是延边的朝语。 毛主席：（面向朴成哲）请你们搞点人来教吧。请你们广播。请你们来编写和修改广播稿，因为不仅有北朝鲜的问题，还有南朝鲜的问题。 周总理：南朝鲜的问题还要复杂，南朝鲜的文字用的是汉文。 毛主席：所以要研究一下。这个不请他们是不行的。我看今天就开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众笑）（面向翻译）你姓什么？ 张庭延：姓张，叫张庭延。 毛主席：（面向朴成哲）他是张飞的后代，所以很不文明。（众笑）（面向翻译）你是哪里人？ 张庭延：北京人。 毛主席：北京人啊，北京话你听得懂吗？（拿起一盒火柴）这个叫什么？ 张庭延：火柴、洋火、取灯儿。 毛主席：（点头）对了，能叫出“取灯”就行了。 朴成哲：我回去后，把主席说的关于广播员的事报告金日成同志。 毛主席：帮我们一个忙吧。 朴成哲：我们报告之后，相信金日成同志是会派人来的。 毛主席：中国编的广播稿子我是不听的，（面向周总理）你也是不听的，（面向林彪等）你们谁也不去听，只有这些臭知识分子去编，半通不通。（众笑） 朴成哲：是这样。 毛主席：那行了嘛，你去找他们（指周总理等）。 （面向周总理）他明天就走？ 周总理：明天上午参观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下午黄永胜同志回来，我们要去接，晚上他们回宴，今天晚上看《沙家浜》。 毛主席：那后天走了，明天28，29日走。你们今晚还有事？ 朴成哲：还有一个晚会。 毛主席：耽误了你们的时间了。 朴成哲：我们再次祝毛主席、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毛主席：祝金日成同志、崔庸健同志万寿无疆。 朴成哲：我们回去一定转达。 （毛主席同客人起身向外走） 毛主席：我送你们到门口。 周总理：他们拍的我访朝的电影，比我们拍得好。江青、康生同志看过。 毛主席：（面向朴成哲）你很年轻，多大年纪？ 朴成哲：谢谢，57岁。 （毛主席送客人到门口，朴成哲同毛主席握手告别） 朴成哲：祝您身体健康。 毛主席：祝你一路平安。 （金仲麟、韩益洙同毛主席握手，并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同玄峻极握手）你叫玄…… 翻译：玄峻极。 毛主席：玄峻极。 玄峻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初次进拘留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初次进拘留所 在东京，我起先住在四谷区内藤新宿街的叔父的家里。我的祖母也住在一起。本来预定由叔父来照料我，但是我在那里只住了一星期便离开了。因为叔父的家离神田的补习学校太远，实际上他的家狭小，生活也不富裕，受他照料，感到不舒服，因而我只好离开了。可是，一想起在故乡过着贫困生活的母亲，这简直是过分轻举妄动了，因为这样一来，母亲不得不从她的艰苦的生活中每月寄十五元钱给我。 我在本乡区，找到一所没有比这更坏的廉价的公寓。在三块席子①大的肮脏房间里，没有电灯，只用洋灯来代替。尽管这样，每月房钱要付七元五角左右。母亲寄来的十五元钱，一半缴了房钱，剩下来的，不管怎样节省，都不够分配。不久我也就离开了这本乡的公寓，另在神田区猿乐街学校附近找到上级同学住的公寓，加入进去，和两位上级同学住在一起，自己做饭。虽然是三个人住在一个六块席子大的房间里，但每月十五元依然是不够用，最后还得向友人借债。过了多少年，我做了律师以后，还不时受到旧友催讨旧债，这差不多都是那时候欠下的。 ①一块席子普通长约二公尺，宽约一公尺——译者 准备学医而进东京补习学校的我，在那时期最热心学习的是“万朝报”。“万朝报”在日俄战争发生以前，甚至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山泊”。可是到1903年（明治36年）秋，日俄开战的形势成为不可避免，这家报纸一变它从前一贯反战的态度，因此幸德秋水、堺枯川（即堺利彦）二人与基督教徒的内村鉴三，一同向社长黑岩周六提出辞呈，离开了该社，堺与幸德在那年秋天立即创办了“平民新闻”，主张“反战论”。尽管如此，过了几年之后，我在东京时，“万朝报”上还依然带有这种堺、幸德的余风。达在一向看惯大坂的报纸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惊异的。在这报上有英语栏，为了投考学校需要熟读这英语栏，也是当时我爱读“万朝报”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报纸最吸引我的，是石川三四郎的法国、比利时通讯和森田有秋的柏林通讯。石川的通讯，报道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国社会党的动向；用“铁血生”笔名发表的森田的德国通讯，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动向。我非常喜爱森田的特约通讯。那时，向日本报道外国的社会主义或工人运动的动向的只有这两种通讯。我曾经受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真髓”的启发，开始注意社会主义，读了这两种通讯，更明确地打下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 在我的心里，逐渐明晰地形成了不愿作医生的感觉。在那霸舅父家里，我曾和医生一起住过，对于医生的内幕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我要进医科学校的决心本来就不强，只是为着满足母亲的热望，才产生这种意图。这种决心经过东京补习学校时代显然逐渐发生了转变。我一面准备着投考医科学校，一面反把兴趣的重点转移到政治、经济、法律的方面。 那时我是十八岁。我本来是智力早熟而身体却发育得较晚，但从这十八岁起，身体突然显著地长大了起来。我现在身长五尺四寸五分，在冲绳人中是个高身材，从日本人的一般标准来说，也可算是中上等，这是在我到东京以后很快地长起来的。 就在这十八岁那年的除夕到次年1912年（明治45年）的元旦，发生了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 在这除夕的晚上，我和四、五个朋友在本乡的一个小饭馆楼上举行除夕晚会，吃了一、两碗面，喝了些廉价的酒，很高兴地走到街上去。外面因为除夕实行特别警戒。我就在摇摇晃晃中被警察捉住了，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照着警察的脸冷不防向他打过去，大喝一声：“少欺负人！”于是有几个警察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把正在撒酒疯的我推倒地上。“年纪轻轻的学生，吃了酒居然敢打起警官来了，太不像话。”——以此为理由，我被他们连拖带拉地带到附近的本乡区真砂警察局。进了警察局之后，我被他们苦苦地打了一顿。但是，因为我还用所有的力量来抵抗他们，这次他俩用绳子把我的手向后反绑，捆在柱子上，用竹剑来“试炼”我。尽管这样做，我也没有承认错误，于是他们把我的身子捆上五花大绑，又用毯子把头蒙上，不是把我送到拘留所而是扔在警察局的壁橱里。 第二天，元旦中午的时候，我才被从这壁橱里提出来。全身所有的骨节都隐隐作痛，脸部和胸部也都因伤痕而变成青色了。而且在这期间，警察也没给我饭吃。司法主任问明了我的地址、姓名等以后说：“因为你还年轻，今天又是大年初一，所以特别宽恕你。”这样我才获得了“赦免”。 但是，我腰包里一文不名，衣服褴褛，木屐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一光着脚从本乡区真砂街走到神田区的猿乐街，在下午三点左右才好容易到公寓。公寓里的友人和公寓主人夫妇都惊讶地迎接我。他门正因我的突然失踪而担心着，现在看见我又突然狼狈不堪地回来，更惊讶了。公寓主人是埼玉县的农民，夫妇俩都是为人和蔼、心地善良的人。那胖胖的、诚恳的女主人的面貌，至今还是很清楚地显现在我的眼前。 那个女主人，她把为我留下的元旦早晨吃的煮年糕重新热了一下，和已经冷透了的午饭一同端出来给我。我把这两餐并作一餐吃下去，就一动也不动地接连睡了两天。 这是我第一次被警察拘捕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次有益的经验。 由于这次的经验，我学会了进入拘留所以后的应付办法，明白了对警察的憎恨，更具有忍耐他们的“试炼”的信心。在我十八岁正月所发生这一事件，成了我以后参加革命运动后抵抗拘留所或监狱的训练。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谈话记录（1975年4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谈话记录 （1975年4月18日） （未经毛主席审阅） 时间：1975年4月18日下午5：00至5:30 地点：中南海 参加人： 朝方——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 中方——邓小平 记录：唐闻生、王海容 （毛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热烈握手） 金日成：主席好啊！ 毛主席：欢迎你！ 金日成：我们这次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毛主席：很欢迎！ 金日成：是金东奎同志，你见过。吴振宇同志，也见过。 （毛主席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共和国副主席金东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朴成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民军上将金文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驻华大使玄峻极，以及责任副官康治万和外交部仪礼一局局长李仁春一一握手。除金日成主席和吴振宇外，其余外宾退出。宾主入座） 毛主席：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腿也不好。你好吗？ 金日成：很好。我跟主席两年没见了！ 毛主席：很欢迎，welcome（欢迎）！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金日成：这次来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毛主席：你们的事办得还好吗？ 金日成：还不错。我们现在是三个工作：第一，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支持南朝鲜民主化的斗争；第三，和第三世界团结。这是我们的三个中心工作，还算不坏。 毛主席：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 金日成：我们的路线是一样的，我们跟主席同志学习。 毛主席：我还要向你们学习。南朝鲜、台湾麻烦。 金日成：是个麻烦事情。 毛主席：美国人霸住不走啊！ 金日成：我们看到你们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报告，讲到革命斗争的形势。我看帝国主义经济危机，能来个大乱，美国鬼子就从南朝鲜、台湾滚出去了。 毛主席：它不想走啊！ 现在柬埔寨、越南好。 金日成：是啊，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的胜利就和我们的胜利一样，我们感到很高兴！ 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去接你了没有？ 金日成：车站接了。 毛主席：那好。 金日成：将来我还要找个时间拜访他一下子。 主席听还是好，啊？ 毛主席：听，好。（指耳朵）这个好，（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角）这个不好，（指腿）这个不好。 你今年还要去Europe（欧洲）、Africa（非洲）？ 金日成：回去以后，5月初到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现在有消息说还有毛里塔尼亚。其它一些还没有回答，这三个国家确定了时间。因为他们来了朝鲜，要我去答复他们。 毛主席：我们也是欠债啊！ 金日成：所以，他们已经催了多次，我打算就去一次，看一看！特别重要的是去阿尔及利亚，他们的主席到过朝鲜。每次我们的代表团去，他都要我去，说是在平壤没有谈完，要到他那里去谈，谈第三世界团结的问题。他是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主席，要我们去谈。 毛主席：布迈丁这个人相当有头脑。 金日成：这个人很坚决，我看他很坚决。他们准备明年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在斯里兰卡开会，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去参加会议。还没有谈完，我们去谈谈看。参加会议，我们觉得有意思，争取他们支持我们的斗争，去一次看一看。 主要是这几个国家。有时间就去看看保加利亚，应该去访问，但是还没有回答。 毛主席：不到阿尔巴尼亚呀？ 金日成：还没有决定。阿尔巴尼亚同我们关系正常了，好了。 毛主席：那好。他们不喜欢越南，也不喜欢我们。我们请了尼克松，他们不高兴。 金日成：阿尔巴尼亚吗？ 毛主席：嗯。 金日成：是不是越南也不高兴？ 毛主席：越南也不高兴。 金日成：我相信他们是没有理解你的革命外交路线。 毛主席：我们请了尼克松，请了基辛格。基辛格是个很坏的人，尼克松比较好。 金日成：基辛格可能狡猾一点。你们请尼克松，我们发表了社论，绝对支持，后来，我又做了演说，是主席的革命路线嘛。 毛主席：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好嘛，他们封锁中国好几十年，这是很大的胜利。我们很理解。为什么他们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 毛主席：他们不高兴，现在好一些了。 金日成：我那个时候说，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胜利。中国不是去找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毛主席：我说是尼克松自己要来的。 金日成：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共同的胜利，应该庆祝嘛。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跟总理谈过这个。 毛主席：我们premier（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金日成：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邓小平：专门请他们的玄峻极大使回去报告了这件事。 毛主席：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你们好一些。崔庸健同志的腿好一些吗？ 金日成：他的腿不好，现在好一些。他也不能说话，听不懂他的话。第一是不能走；第二是不能讲话，听不懂，我也听不懂；第三，心脏也不好。所以，他现在不参加工作，在家看书。 我们金一同志，他本来很健康，我本来打算不到外国去，由他代替去看看，答复一下。去年他也生了病了，腿也不好，走不了，是因为脑子里生了一个良性的瘤子，有鸡蛋那么大。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发现不了，也治不了。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主席来电报告诉我，他们有好的医生能治。请总理派了飞机送他到罗马尼亚开刀。脑子做手术的时候，他昏过去三回。现在好了，但是腿也不好。他已经回国，能够工作了，但不能走，他不能指挥腿和胳膊。 就是这两位，其余都好，年轻一些。崔庸健岁数大一点，比总理小1岁，76岁。他的身体别的地方都没有毛病。他在家里，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因为他不能讲话，讲了别人都听不懂，大会上就不好发言了。一般的他的意见都能发表，讲话听不懂就写意见书交换意见。 毛主席：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金日成：谢谢。 毛主席：早几天才回来，回来才几天。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 金日成：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主席：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你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主席：不行了。 金日成：为什么不行？ 毛主席：上帝请我喝烧酒。（笑） 金日成：还早！ 毛主席：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笑） 金日成：我们不希望你去。 毛主席：我不能抽烟了。抽烟几十年了，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也不抽，随便。主席记忆力好。 毛主席：你们那里找到石油吗？ 金日成：还没有发现。总理很关心，中国也派了专家去钻探，还没有发现。 毛主席：可能海里有吧？ 金日成：可能有，因为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技术还不行，只能到（海）边上去钻。 毛主席：我不谈政治，由他（指邓小平）来跟你谈了。（笑）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主席：他（指邓小平）会打仗。 金日成：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毛主席：还会反修正主义。 金日成：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十年没见了。 毛主席：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 金日成：很好，我们欢迎！ 毛主席：我们要他！ 金日成：我们也欢迎他！ 毛主席：你们去谈话，我不谈了。 （张玉凤报告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以及还有三名团员前边没有赶上握手，请示怎么办。） 来。（做手势） （指张玉凤）她是东北人，讲东北话，黑龙江的。 （金日成主席对吴振宇讲了几句话，吴出去） 观察形势，situation（形势）。（指唐闻生）此人是美国人，英文名字叫NancyTang。 （吴振宇回来，对金日成主席讲了几句话） 金日成：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起身告辞） 毛主席：等一下。（金日成主席又坐下）你们吃饭还是用筷子吗？two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我们吃饭用筷子。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贸易部长桂应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事业部部长郑南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民军空军司令吴克列进来。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主席：祝同志们好！（挥手） （毛主席准备送外宾，金日成主席坚持不要。金日成主席和吴振宇同毛主席握手告别） 金日成：毛主席健康长寿！ 吴振宇：万寿无疆！（众笑）
故乡——琉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故乡——琉球 我在谈到东京以前，必须在这里略谈我的生长地冲绳的自然环境。琉球的日出和日落，真是奇观。从海面升起或没入海面的太阳，在水平线上，显得又圆又大。我时常看见到冲绳来的画家们对着这种壮丽的日出或日落的风景写生。 在亚热带圈流着的黑潮，呈现深碧色，波涛汹涌，狂风怒号。但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有时出现海市蜃楼的景象。 “要到琉球来， 请把芒鞋穿， 琉球遍地是石头。” 以古生层和隆起珊瑚礁构成的冲绳岛，多赤土、砂地及石砾，正如上面这首诗中所写，土地是贫瘠的。全岛细而长，南北长一百三十五公里，登到高一点的山上就可以鸟瞰东西两面的海面，最狭窄的地方只有五公里宽。然而人口的密度，比较内地的农村要大得多。因为整个的琉球被亚热带圈的海洋包围着，湿度高而郁热。由于这种关系，在冲绳多肺结核病和皮肤病，有不少人因患肺病，活不到二十五岁就死了。我原来也有弟兄五人，其中有一个妹妹在十四岁时、另一妹妹在二十二岁时死去了。冲绳的气温，夏天超过华氏一百度的时候很少，冬天根本不降雪。在二十年中不一定能下一次雪珠。 到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曾下过四、五分钟的雪珠。在冲绳，夜里睡眠的时候，就是在冬天也不需要铺褥子，普通中等的家庭，一般都不用褥子。相反地，因夏天通宵闷热,大家却铺了席子睡觉。中等以上的家庭，则使用中国凉席。 风在冲绳是著名的。冲绳是台风必经之路，甚至被称为：“暴风胜地”。其中特别是石垣岛最为出名，冲绳岛的风也相当厉害。每秒速度三十公尺的风是极普通的，有时超过六十公尺的并不稀罕，因而，像内地房屋那样的构造是经不住的。这里屋顶上的瓦，一片片都是用石灰连在一起，在房屋四周还围绕着比屋檐还高的绿树篱笆。这个篱笆是用一种叫做“福树”的树木密植而成的，“福树”不向旁生枝，而丛生着厚厚的椭圆形的叶子。但是，在那霸或首里那样的城市里，则在离屋檐六尺至一丈多远的地方，筑起一道有屋檐商的石墙。这种为冲绳街区和乡村风光所特有的“福树”篱笆和石墙，一面挡住了风，同时也遮蔽了阳光，听以白天在室内也是暗昏昏的。 在冲绳，不论冬夏，树叶常青。一到二月，梅花、桃花、樱花齐放。但这里的花并不像内地那样浓艳，也几乎不结什么果实。在冲绳种的最多的农作物是甘蔗和白薯。甘蔗是春天种，到第二年夏天收割。如种白薯，一年四季可收获四次。富农普通一年种三次；至于不能不以白薯为主食的贫农，则在掘出白薯后的坑里立刻又栽上新的秧，一年种四次。白薯在冲绳称为“唐薯”，开花结实与内地不同，所以日本政府曾在冲绳进行改良白薯品种的工作。在战争期中及战后，闻名一时的“冲绳第一号”就是冲绳县政府的改良种，“农林第一号"是农林省的改良种。大米每年可收割两次，但因水利失修，一年的收获量还不及内地一次，品质也低劣。洋白菜、西红柿、黄瓜、葡萄等类蔬菜在十二月至二、三月中也有收获，在日本内地缺乏青菜的冬天，把这些东西从冲绳运到内地去贩卖是有利可图的，战前，就曾这样做过。家畜方面，猪和山羊饲养很多，渔业方面，干鲣鱼出产丰富。水果有菠萝和香蕉。冲绳人的体格一般都很弱小，依据过去的征兵检查统计：合格率比内地低百分之二左右，合格的以辎重兵占绝大多数，炮兵等兵种极少是合格的。 从南吹起、又从北吹回的风，刮成了名护湾周围的一片广阔的沙滩。松树丛生、拔海1,500尺的名护山峰，从沙滩后面俯视着海面。我出生的名护村(现已改为街)，就在这山谷里，这是国头郡的中心，是冲绳北半部最大的村。这里是一片沙地，光着脚走路也沾不着土，下了雨，水分也立刻被吸收进去。你如果要掘一口井，只要浅浅地一掘，就有清水流出。山上，除松树之外，还有杉木或野生的樟木，有的地方，更繁生着南洋的羊齿类植物。 我就生在这名护村里，我的家原来是经营印刷所的，后来改营贩卖布料、估衣、油盐、酱、酒、纸烟等杂货，逐渐没落，负债累累。在我幼年的时候,家中还有一只琉球帆船。当我十岁或十一岁那年，发生了一场暴风雨，暴风从南面吹来，吹断了系在岸上的那只船的锁链，把船吹到沙滩上，紧接着打着旋儿从北面吹回来的逆风又把它抛到海湾里去。眼看着它快沉下去了。在这急遽地倾斜着的船面上，还可以看见我所喜爱的三个船夫的影子。但是在那狂风骇浪中，简直无从措手来营救他们。我紧紧地扶着石墙，呆望着海面，一直到船和人都完全看不见了，吓得半天不敢动弹。晚上，我又到石墙那里，只看到在风还没有停的海滨上燃烧着熊熊的火炬。 自此以后，我在日本和国外各地漫游时，也时常想起关于疏球的壮丽的日出和日落，以及这猛烈的暴风雨。特别是想起暴风雨的时候为多。在冲绳，船只遇险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我在那霸中学的时候，在珊瑚礁中间窄水道的海港入口处，船只时常被暴风雨所覆没了。有一次，也在这海港入口处，覆没了一只船，我的母亲本来预定坐这只船从故乡名护到那霸来看我，所以我一夜没有合眼，在码头上等到天亮。侥幸得很，母亲突然改变了计划，并没有搭那只船。在琉球，因暴风雨而丧命的，在我的熟人之中，不知道有多少。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7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 （1970年7月29日）（未经毛主席审阅） 时间：1970年7月29日下午5时至6时 地点：上海 参加人： 朝方——团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副团长、副总参谋长金铁万及代表团成员，驻华大使玄峻极 中方——周恩来、黄永胜、邱会作 翻译：中方——张庭延 朝方——黄得龙 记录：中方——赵青田 朝方——李明洙 （外宾进入会见厅，毛主席迎上前去，同客人握手。吴振宇说：“身体好吗？”毛主席说：“对对付付。”毛主席同客人一一握的。周总理说：“一起照个像。”照相后，毛主席同外宾返回会见厅。） 毛主席：哪一天到上海的？ 吴振宇总参谋长：我们是25日到北京，27日到上海。 毛主席：今天29日。 周总理：5天了。 毛主席：你们都到过上海吗？ 吴振宇：我是第一次来。（指金铁万副团长）他到上海来过。 金铁万：1964年来过上海。 毛主席：大使同志什么时候来的？ 玄峻极：上一次朴成哲副首相来时，我曾经和他一起到上海来过。 毛主席：热得很啊。在上海看了些什么东西？ 邱会作：看了展览会、东海舰队的一部分、民兵连的表演，今天看了江南造船厂的一部分。 毛主席：我们的海军不像样子，大概要100年才能赶上某些国家。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刚才讲的这个造船厂也不行。同样的规模和日本比较，就是不能造那么些船。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要研究一下，找出原因来。 吴振宇：今天我们到造船厂看了一下，你们在技术方面很先进，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 毛主席：就是先吃行，这个日本相当厉害。 吴振宇：日本的造船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你们已经下水的19000吨的货轮。 毛主席：在外国不算一会事，在中国就算是大事。 吴振宇：对于外国来说，造19000吨的船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毛主席：请你们抽烟。 吴振宇：谢谢。 毛主席：我们过去军事往来隔了几年，现在又恢复了，要互相帮助。你们有多少人口？ 吴振宇：现在北朝鲜有1300万人。 毛主席：南朝鲜呢？ 吴振宇：2800万。我想讲几句话。 毛主席：好。 吴振宇：我首先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您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同志转达我们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的问候。 毛主席：谢谢。 吴振宇：我们向毛泽东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您为加强和发展两国人民和军队间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而邀请我们前来访问贵国，并感谢主席同志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热情地接见我们。金日成同志这次派我们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谈到：我们党和政府很满意地看到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间的关系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他说，如果见到毛泽东同志时，必须转达这个内容。 毛主席：这个好，要合作。 吴振宇：今年4月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的访问，对于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互相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不久前，我们两国又互派代表团，在朝鲜和中国各地广泛地举行了声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和霸占中国台湾省20周年的活动。 毛主席：见了你们代表团。 吴振宇：这些活动为反对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接见了访问中国的我国代表团，并对我们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讲了很多好的话。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党中央，听到毛泽东同志同朴成哲副首相会见的消息后感到很高兴。我国军事代表团这次在访问期间到处受到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并就两国军事方面的实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你们对我们如此热情的款待，标志着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艰苦斗争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回国后一定要把这次在贵国所受到的热情款待和兄弟般的援助报告给金日成同志和党中央。 在访问贵国期间，我们亲眼看到贵国人民在自己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毛主席：有一些成就，不那么巨大，还在努力，继续努力。也包括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吴振宇：当然应该继续努力。这些成就是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是组织和动员全党、全民进行文化大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我们把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并为之欢欣鼓舞。我们为能有中国这样伟大的邻国、朝鲜人民反美斗争的盟国而感到高兴。我们始终不忘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是朝鲜的大后方的话。这是对处在同美帝国主义直接对峙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人民的巨大鼓舞。朝鲜人民为解放祖国的另一半土地——南半部而进行的斗争和中国人民为解放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省所进行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朝中两国人民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今后，我们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反帝、反美斗争的革命旗帜，为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为加强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贡献一切力量。 毛主席：嗯。 吴振宇：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设中，在加强国家的安全和国防力量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我代表我国军事代表团再次向毛泽东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主席同志热情地接见我们。我们向周恩来同志和黄永胜总参谋长同志提出了有关军事援助的问题，我们相信您已经听到这些汇报，我们希望毛泽东同志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军事援助的所有问题给予解决。 毛主席：只要能够。 吴振宇：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是在不了解你们国家军事生产的情况下提出的，只是提出了我们的要求，还要根据你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这些问题，相信可以解决。 毛主席：讲完了吗？ 吴振宇：还有一句，最后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毛泽东同志万寿无疆。 毛主席：谢谢。 吴振宇：昨天晚上我接到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指示，要我同中国同志们一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之后回国。 毛主席：好，欢迎你。跟他（指黄永胜）和他（指邱会作），你们合作。 吴振宇：我们军事代表团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建军43周年的纪念活动，同中国人民解放一道渡过这一意义深远的节日。我要讲的都讲完了。 毛主席：你回去后问候金日成同志。 吴振宇：我一定转达。 毛主席：听说他手臂病了？ 吴振宇：金日成同志的胳臂现在还没完全好，活动有点不方便。另外，过去动过手术的一部分现在很好，但没动手术的肾脏不好，正在治疗中。 毛主席：这样病开刀，我就不那么赞成。 吴振宇：看起来还得一个阶段的治疗。 毛主席：（面向周总理）听说有一种中药可以治。 周总理：有，过去给他吃过这种药，还是化了一些石头的（指肾结石），后来石头大了，就不行了，那一次动手术，开刀还是开得很好的，是他们自己培养的医生开的。动手术那一部分还好，别的没动手术的地方不大好。 毛主席：（面向吴振宇）还好吗？ 吴振宇：动手术的地方还好。现在是另外的地方不好。 周总理：肾脏不大好。 毛主席：没割吗？ 吴振宇：没割，现在是争取不动手术治疗。 毛主席：对，没割好。我过去两个手臂也是痛得不得了，后来好了。 周总理：是风湿。 毛主席：第二次是在北京时，也是从这（左）面到这（右）面痛，就是糊同仁堂的狗皮膏药糊好了。 吴振宇：是不是在狗皮上面贴上膏药？ 毛主席：听说是在狗皮上糊上膏药。 周总理：东北那个地方也有。 毛主席：看来那个作用是热敷性质的。今年上半年回到北京，我的（左）手臂又痛起来了，根本没治，后来好了，这些病可以治好，不治也可以好。过去我的两手不能同时这么举（做手势，一只手举得高，一只手举得低），现在好了。（做手势，两只手可以同时举过肩高） 吴振宇：我们首相同志的胳臂也是不能完全举起来。 毛主席：这种毛病到处都有。 吴振宇：我们副首相朴成哲同志的手臂也不好。 毛主席：看样子很好嘛。 吴振宇：今年春天治疗了几个月时间，他的病好像和首相同志的病是同一种病。 周总理：打游击的时候受了风湿。 毛主席：我看病，是现在不打仗了，走路坐汽车，又不骑马，晒太阳也少了。 吴振宇：不运动。 毛主席：就是这个道理。你多大年纪？ 吴振宇：53岁。 毛主席：（面向黄永胜）他17岁当兵。 周总理：井冈山时期的。 毛主席：上帝保佑他，没被打死。他是从班长当起，当排长、当连长。 黄永胜：一级也没拉。 周总理：是在1927年大革命时候。 吴振宇：已经很久了。 毛主席：37、47、57、67……43年了。 周总理：1970年他60岁。 毛主席：（面向邱会作）你是哪一年当兵？ 邱会作：1929年。 毛主席：你多大？ 邱会作：快55周岁了。 黄永胜：他参军时更小。 邱会作：15岁。 周总理：红小鬼啊。 毛主席：我们的军队就是有两个教员：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日本人。军队不打仗不好。 吴振宇：是的。 毛主席：听说我们现在的连长上过战场的就少了，班长就没有了。 周总理：连、排长都没有打过仗，营长起还有一些。 黄永胜：有极少数连长在1962年中印边境和珍宝岛反击作战中，打过仗的。 周总理：我们到越南替他们修铁路、公路的部队和高射炮部队里，有一些班长是打过仗的。 吴振宇：我们也是这样，排长、连长有很多是没打过仗的。 周总理：你们在“三八”线不是打嘛。 吴振宇：那就是警戒嘛，还不是真正的打仗，只是放放枪。 毛主席：那不算。要准备打呀。不过你们总是觉得，好像是敌人马上就要来的样子。你们是前线，我们稍后一点，所以，你们那样紧张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相当紧张啊。正在准备。你跟他们（指周总理、黄永胜）要了些什么东西？ 吴振宇：我们提出了很多。 毛主席：昨天你和他们（指周总理和黄永胜）谈过，我看总会有的，打起仗来你们会有的。但不要任何代价。你们的人流血，在前线打仗，要一些枪炮、子弹还要付代价？我们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去卖军火，不做军火生意。 周总理：军事上互相援助。 吴振宇：我们军队的同志和人民都把毛泽东主席讲的这些话当做最大的信心，并正在进行备战工作。 毛主席：不过我们最近两年生产少一点，就是67、68这两年，生产下降了些。打得厉害，一个工厂分两派，互相打呀，（指邱会作）就他管的嘛。67、68打了两年。可以也有点好处，有锻炼嘛。学校也打，工厂也打，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怎么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呢？怎么动不动就打呢？有些工厂自己能造手榴弹，造什么土坦克。有什么要紧呢，打2年它就不打了。去年一般没打了，现在好了。 周总理：在舟山还有些小打。 毛主席：都有后台，参谋长。（众笑） 吴振宇：在后面指挥。 毛主席：有些人，他是复员军人，什么连长、营长，甚至于是团长，他在那里指挥。有些是有坏人在那里挑拨。但去年就逐渐恢复起来了，今年恐怕更好一些。所以你们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再过几年，我看是有点希望了。你们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再过几年，我看是有点希望了。你们大使是去年来的？ 周总理：原来来了，后来有病，就回去休养了，今年身体好了就来了。 毛主席：（面向玄峻极大使）可惜你没有看到这个。 周总理：主席是说，他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毛主席：我们把这叫做全面内战，因为到处发生嘛。当然，不那么十分全面，有些地方就没有打嘛。我看各省当中没有打的很少。 吴振宇：是不是蒋介石的特务进来活动了？ 毛主席：就是那些王八蛋嘛！ 吴振宇：原来潜伏在这里的？ 毛主席：比如有的兵工厂，就是这些老底子。 周总理：重庆打得最厉害。 毛主席：比如上海有一个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蒋介石埋伏下来的少将、中将、上校，有相当一大堆，至于尉官，那更多了。那些人就是国民党，趁此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可是苏联大使馆没有，注意保护，群众在它的大使馆附近，不准进去。 周总理：还是在1966年，中学生在那里开会，把那条路改名为“反修路”时，我和他们接触过，他们几十万人很有秩序，连续搞了5天。那时坏人还没有钻进来，他们还不懂。我们说话还灵嘛。 毛主席：有的坏人出来了。就不听话了，那不也好嘛！这样坏人就暴露了。所以我们说，清理阶级队伍就搞这几件事。（面向周总理）有没有人给他们专门介绍一个工厂？ 周总理：准备给他们看看二七厂、南口厂，介绍我们工厂“斗批改”的全过程。学校也可以看一看。 吴振宇：我们听说我们今天看的那艘船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造的。 毛主席：（面向周总理）是哪一个造船厂？ 周总理：（面向邱会作）是沪东造船厂还是江南造船厂？ 邱会作：江南造船厂。 吴振宇：今天我们看了工厂，在工厂里工人全朝气勃勃地努力进行工作，他们是模范。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看法：凡是我们看过的地方，不管是那里的人民还是军队，都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起来了。 毛主席：经过斗批改了嘛。江南造船厂也是个老船厂。 周总理：105年了。 吴振宇：我们知道，老是老得很。我看坏人也不会少。 毛主席：再过几年就没有谈起这事了。 吴振宇：昨天我们看了民兵表演，他们表演得很好，好像实际打起仗来一样，他们都是百发百中。 毛主席：你不要相信，一遇到敌人说不一定他就打不中了。 周总理：他们没有在敌人面前锻炼过，现在打的是静物。 吴振宇：他们的战斗精神很顽强。 毛主席：在上海看的吗？ 邱会作：是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表演的。 吴振宇：昨天我们看了一次全家射击表演，从58岁的老大爷一直到9岁的小孙子都参加了，一共12个人，一开始打，他们打的靶子就全倒了。 毛主席：那是故意摆样子，给你们看的。 邱会作：名字叫全家班。 毛主席：表不了几次。表也可以，不泼他的冷水。但真正见了敌人，是另外一回事，你们都是打过仗的，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 吴振宇：我们看到这里民兵训练的强度很大，水平很高。 毛主席：（面向呈振宇）抽一支。 据我看，世界人民的觉悟比较过去几年要高一些。帝国主义同它们走狗面临着危机。各国人民反对它，就是他们国内的人民也反对它。但是要看到，帝国主义同它的朋友，同它的邻国或者朋友是还有力量的，他们还想作怪。因此我们要准备对付。但我相信，各国人民会互相帮助的。比如说，美国人民闹事，美国的资本家发愁，它那个紧张情况比我们差不多。 周总理：比我们紧张。尼克松到处演说，到处把他轰下来。 毛主席：（面向周总理）到哪里去演说啊？ 周总理：到西部演说，把他轰下来。他讲不下去，到一个地方讲15分钟就被轰下来了。今年去了几个地方，都不行。 毛主席：他是西部人。 周总理：是西部人。人民反对他，美国很多舆论都说，没有一个总统比他更不得人心了。 毛主席：这些大国威信在低落。所谓威信低落，就是人民不那么相信那些人。我们还是要准备，他打进来了怎么办，准备有好处。特别是你们总参谋长，不要我这一讲，你们就睡大觉了。（众笑） 吴振宇：（笑）应当准备。 周总理：准备有好处。 毛主席：问金日成同志好，并祝他的病早日恢复健康。 吴振宇：谢谢，我一定要转达。 毛主席：再问崔庸健同志好。 吴振宇：我一定转达。 毛主席：其他我认识的同志，全问他们好。 吴振宇：谢谢。 毛主席：希望你们发展起来。 吴振宇：谢谢。 毛主席：咱们是讲团结了。 吴振宇：谢谢毛主席抽出宝贵时间和我们进行这样好的亲切的谈话。 毛主席：（面向玄峻极大使）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周总理：是今天清早把他们两位（指大使和副团长）用飞机从北京接来的。 毛主席：他们在北京啊？ 周总理：是的。我们是昨天晚上来的。 毛主席：那你没睡觉啊。 周总理：稍微睡了一点。 玄峻极：我们是今天早上听说毛主席接见，还为我们准备了飞机，我们是乘飞机来的。 （毛主席同客人谈完话，站起来） 毛主席：（面向翻译）你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 玄峻极：他朝鲜话讲得很好。 毛主席：（指翻译）我看你像朝鲜人。 （毛主席送外宾至门外，同外宾一一握手告别） 吴振宇：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谢谢。祝金日成同志万寿无疆。 毛主席：（同玄峻极握手）姓玄这个姓很少。 玄峻极：（点头）毛主席已经是第二次讲这话了。 毛主席：（引用一句中国古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后）玄是好的意思。 玄峻极：谢谢。 毛主席：是老子书上的。（指引用的古文）
德田球一自传（195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德田球一自传 （1952） 松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 〔录入说明〕个别异体字改成了简体更常用的字，其他未改动 一、我的出身 金城大夫的书斋 读“一年半”的时期 冲绳的统治阶层 读“社会主义真髓” 思想之萌芽 母亲的愿望 秃顶家谱 故乡——琉球 初次进拘留所 学法律的愿望 鹿儿岛舅父之家 日本资本主义的青年期 第七高等学校时期 重返冲绳岛 “貧乏物语”时期 储金局时期 充当律师的书童 米骚动 二、狱中十八年 富有正义感的少年 以孝顺出名 在小学校第一次罢课 从第七高等学校学生到代课教员 郡公所书记 再往东京 参加米骚动事件 任候补法官两个月 律师时期 组织日本共产党 劳动战线的统一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早稻田大学的反军训斗争 少年同情者 在市谷监狱遭逢大地震 监狱成为学习的地方 元老派的解党论和党的强化 因三·一五事件被捕 佐野学等人的叛变 公审斗争 网走监狱和冰的“桂花糖” 监狱领有地的农业 监狱的花 做针线活和纺线工作 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 受虐待的人最能够互相理解 亲切的犯人们 死于狱中的同志们及其他 狱中的读书 成为气象预测专家的经过 千叶、小菅、丰多摩、府中 战争结束前后 结尾语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1970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 （1970年10月8日） 毛主席：许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跟苏联的关系我们也不大知道。自从周恩来同志去了以后，许多事情我们也理解了。 金首相：对。这些事情我们老早就应该通报给你们，但我们没有做好，所以很多问题，彼此有些误会。 毛主席：有些是积累起来的，本来是不大的事，是比较小的事，加上我们驻外使馆有些人的报告也不那么好。（问周总理）现在查出一个什么人了？ 周总理：有一个王彭。原来我以为王彭很“左”，谁知他底下有一个人叫罗振文的，比他还“左”。 毛主席：这个人很不好，大国沙文主义。 周总理：是啊，闹了半天是他在那里指挥，指挥一切。 毛主席：在那里专政的就是那位（问总理）叫什么名字呀？ 周总理：罗振文。 毛主席：罗振文，并不是王彭。王彭听他指挥，为什么听他指挥啊？ 周总理：他说王彭是老右倾机会主义。王彭已经够“左”的了，他更“左”。 毛主席：“左”得很，太“左”了，极“左”派。 金首相：这些固然是一些原因，但就我们方面讲，过去确实对苏联抱有幻想，关于这一点，我趁这个机会向主席同志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就是那个联合行动的问题，那一次我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给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 …… 毛主席：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继续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是他们这么说的嘛，不是我们这样说的嘛。难道资本主义永远存在为好啊？马克思不是这样说的嘛！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帮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的剥削者。这是一般的原则，但做起来，有主有次。“主”就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亲密的走狗日本军国主义这些，那还有啰，比如朴正熙、蒋介石、朗诺、阮文绍之类。美国人专门喜欢这些人。也是很怪，它按照它的阶级本性跟他们亲，而苏联呢？也是跟他们差不多。 金首相：对。 毛主席：在西面，主要抓住一个西德；在东面，主要抓住一个日本；此外还跟美国有矛盾，同时有勾结。比如越南、柬埔寨这些问题上，它们是有勾结的。在中东呢？它们又有矛盾，又有勾结。 金首相：据说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会议的南朝鲜代表马上向南朝鲜政府作了汇报，认为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因此，它们今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要更好地研究。我们根据这些情况，认为苏联要公开同南朝鲜傀儡勾结。 毛主席：所以要靠苏联来帮助你们或者帮助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就是讲军火要卖钱，这也是没有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呢？军火是杀人的东西嘛，打仗不仅杀别人，别人也杀自己的人，就是打仗流血嘛。武器、弹药是一种战争的工具嘛，他还要钱。我就不知道列宁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斯大林在世的后期，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也是要钱的。 金首相：因为我们国小，不能完全靠自己，所以上一次已经同黄永胜总参谋长谈过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状况。 毛主席：是啊，我们两国能够合作的就合作。现在我们工业开始有点起色了。中间文化大革命有两年搞武斗。各地大的兵工厂都是国民党的老底子，有国民党反革命，造成武斗。有些民用工厂也是这样，都是国民党埋藏下来的一些人在那里操纵。上一次我跟朴成哲同志谈过。所以六七年、六八年两年生产低落，六九年，就是去年，跟今年才起来了。反革命也查出一些了，搞大联合了，不打仗了（笑）。 我们中国内部搞内战呢！……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七、八两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 金首相：由于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正确的认识。 毛主席：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完全没有准备。……你这个外交部以及中央文革里面有坏人指挥群众去烧英国代办处干什么？我们也莫名其妙。 那个沈阳军区也不得了，有那么几个月，那个日子也难过啊。在北京开谈判，谈了八个月。以后把坏人清出来，他们的日子才好过。不然，沈阳街上打得一塌糊涂。 我们叫作全面内战。……这个话是不好，外国人讲中国乱，也不完全是假的，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两年，六七年、六八年。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这一套啊？我们没有计划的。 后头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中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解决，学校也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都是留下来的国民党那一套，从大学教授到中学教员到小学教员都是他们。我们没有这种人。我们在乡村，他们在城市啊。所以，一九四九年那一年的胜利就是秋风扫落叶。 林彪：对，秋风扫落叶。 毛主席：就是他（指林彪）、他们（指其他中国同志）打的，就是把有形的军队扫掉了，他们藏下来的这些人大部分埋藏下来了，就没有搞了。有许多呢，也只得利用他们，只得利用他们暂时管起来。那有啥办法啊？比如东北一些大工厂，不利用那些旧人员，你有什么办法？比如大学，你不用它的教授、教员，你没有啊。 所以，这次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也许还有第三次，你们那个时候不要再搞得莫名其妙啊，又是说反你们不得了了啊（笑）。 对于许多党的公开攻击我们都是不回答的。我们只回答了一个意大利、一个法国、一个美国。其他许多党，比如东欧的党，虽然骂得很凶，他们不能不骂，我们都不回答。比如罗马尼亚，过去骂得很凶，你不是跟我讲过吗？说德治是一个好人。现在怎么样呢？他们也不骂了。现在东欧有些党，我们准备跟它改善关系，比如像匈牙利、波兰。改善的程度呢，那就还要看了。 金首相：有些问题我们很清楚，它是离开了阶级立场。但由于我们的斗争情况，没有能够同它们进行坚决斗争。 毛主席：是啊，你们现在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贸易关系跟苏联决裂也不好。我不劝你们搞决裂。苏联干预中国这个问题，就是把全部专家撤走了，所有的协议都撕毁了，所有的合同都撕毁了，后来赫鲁晓夫又想转弯了，又想再派专家来了，这时候我们就不干了。 （下略）
第十一章留德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十一章留德二 正确观点的绝对必要——“岂天本为蚊蚋生人？”——屈费尔与达尔文的观点的比较——新唯物论的学说——产业革命前的英国状况——纺纱机与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世界史上最可怕的大惨剧——政治上的变迁——法律上的变迁——无产阶级在文学上和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在经济学上和文学上的代言人——胡适博士的错误——历史中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多元论与新唯物论的两个图解——“矛盾逻辑”——“历史不外抄袭旧文”——形式逻辑的公式，例子及其批评——“一切流动”——人类发展的过程——奴隶制与社会主义——“依照概念去规正对象”——“奶媳妇”的故事——袁枚与胡适博士的笼统话——“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一个“劳工代表”的话和胡博士的“祖孙方法”——野生牛马和岛类的关系——猫和继母花及红刍的关系——测量人类一切忧患，缺乏和满足的标准——“天下之至动”——老子，庄子，列子，孔子的宇宙观及其批评——矛盾是否存在的问题——正反合的发展——反和反之反的真意义——“斯须变幻为苍狗”——塞住了他的喉咙——“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渐变与突变——大胆的“真理”的制造者——妄乞灵于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与突变说——新近发见的大批突变的事实——轰动一时的曼德尔主义——善选突变物种的柏班克——多甫里斯的突然变异说——新近对于生物作突变试验的几个学者——自然真太糊涂了！——数量变化引起性质变化的化学分子式——协作中新的力的产生——拿破仑的骑兵和曼麦琉克人打仗的故事——性质变化引起数量变化的例子——《吕氏春秋》的谬论——胡适博士个人主义的批评——马赫的言不顾行——胡博士的言不顾言——“我比长安远九千”——一秒钟走十万八千哩——光小姐从星球下嫁与太阳先生中途勾引的秘闻——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眼法——是非善恶的问题——墨子对儒家的攻击——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三种道德——相对与绝对——胡博士的相对论——相对论的流弊——胡博士相对论的根据及其批评——三种几何学说与假设的问题——把胡博士装成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由相对的真理进为绝对的真理——“两位大师”和一个弟子都看不见相对的真理——胡博士新近的错误——黑格尔和卡尔的“矛盾逻辑”不同之点——“拿破仑威而不廉！”——好一个指点迷途的大教主！——还是先面壁十年罢！——故意造出一个恶名词——用方法“牵着”人们的“鼻子走”——实验主义的总评价——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口乱骂——实验主义与“矛盾逻辑”“联合战线”的问题——实验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比较观——革命的“矛盾逻辑”和反革命的实验主义——唯物的一元的“矛盾逻辑”和唯心的多元的实验主义——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矛盾逻辑”的实在论——实验主义的实在论——胡博士对于实在的大批例子及其批评——“对于自由意志有本能的信仰”——“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借着脑子去发见客观的真理——把有用和真理看做同一物——实验主义怎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呢？”——实验主义者所谓有用与否的标准——“玄学方法”的徽号还是收回自用罢？——我劝你首先把逻辑来研究” 我既从读书中找出一个读书方法，复利用这种方法选择一种正确的观点，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观点不正确，即看不见一切事物的真相，虽有天大的真理也会熟视无睹。《列子·说符篇》载：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这一段话表见田氏和食客千人反不能像一个十二岁的童子一样发见真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前者从人类得天独厚的观点出发，而后者则从万物与人类并生的观点出发，故结果一则谬误，一则真切。可见正确的观点是探求真理的基本条件。 又如著名的动物比校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者居维叶（GeorgesCuyler1769—1832）虽明知变成化石的的动物和现今存在的动物种属全然不同，即各地层的种属也彼此各异，但却极力反对拉马克（Lamarck1741—1920）的动物进化说，因为他是从上帝创造动物种属固定不变的观点出发，故遇着动物极显著的变异，而视为相互间毫无关系。迨达尔文出，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使生物学上起一大革命，因为他是从自然淘汰的观点出发，故将生物变异的原因与进化的真相和盘托出来了。居达两氏对于生物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但因观点不同，一则成为谬说，一则被认作定论（近来虽有反对论出现，并没有推翻达氏的学说）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是一般学者应当引为深戒的。 慎择一种正确的观点既是治学的先务，现在要问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它的内容怎样，特介绍于下。 “人类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加入于一定的，必然的，并非自己意见所能左右的关系里面，即加入于生产关系里面，后者是和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这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物所根据的真实基础，并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符合。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进程，人类的意识并不决定自己的生存，反之，他们在社会中的生存却决定自己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阶段，即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如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就是和财产关系——这些生产力向来是在它们的中间发育的——发生冲突。此等财产关系从生产力的发展形态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于是进于社会革命的时代。经济的基础一经变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也或迟或速地跟着变革了。观察这些变革，必须将经济的生产条件中物质的和可由自然科学证实的变革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总说一句，精神文化的诸形态分别清楚，人类对于这种冲突是在此等形态中认识并决定胜负的。我们要评判一个人，既不能以他自己所想像的作标准，我们要评判一个这样的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作标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有的冲突中去说明这种意识。当一种社会形态尚能充分容许一切生产力发展时，决不会颠覆，当较高的新生产力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胎中孕育其物质生存条件时，决不会出现。所以人类所提出的问题，当只限于自己所能够解决的，因为详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要等到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至少已经在发达的进程中，它自身才会出现。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递嬗时期中经济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进程中最后的对敌的形态，这并不是指各个人的对敌，而是指由各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所发生的对敌，不过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中所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造成解决这种对敌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前史即以这种社会形态为结局。” 大家看了上面一大段话和其中的术语，恐怕有些莫明其妙，今特将其主旨加以概括地说明。它的大意不外是说：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其他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上层建筑物，当基础一轻变动，全部上层建筑物就会或迟或速地跟着变动。再详细些说：经济中最重要的元素为生产力，所谓生产力即社会生产进程中所用的一切力，如自然力，人类劳动力、兽类劳动力和技术力是。“人类一经获得新的生产力，即改变自己的生产方法，维持生活的生产方法一经改变，即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磨机产生一种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磨机产生一种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这些依照自己物质的生产方法形成社会关系的人类又依照他们的社会关系去形成各种原则，观念与范畴。此等观念与范畴并非永久不变，恰和产生它们的关系一样，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产物。” 这一段话虽十分简单明了，但多数人未必完全领略，即领略，也不见得就相信这种学说是一种确切不易的真理。现在为使大家深切了解并表明它的真实起见，特拿近世生产力首先发达的英国的社会状况来做一个例证。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前，农业仍占国中的主要位置，即一般纺纱织布的手工业者也大都住在乡间或附近城市的地方。就普通情形讲，纺纱与织布是一种家庭工业，大概是家中的主妇及其女儿从事纺绩，家长则用她们所纺的纱织成布匹。此等织工于本业之外，还租有一块小土地，兼事耕种，即使一旦失业，尚可靠农产物维持生活。他们并不是无产者，因为至少有“一根棍插在自己祖国的地面上。” 可是至一七三八年，凯伊（Kay）发明一种飞梭，使织工的生产力增加一倍。向来三个女工所纺的纱供给一个织工，常不敷用。至飞梭应用后，棉纱更呈供不应求之势。至一七六四年，哈格里夫斯（JamesHargreaves）发明一架纺纱机，忽使纺工的生产力增加八位。于是棉纱供过于求，织工的需要至为迫切，而工资也跟着上升。他们此时因大利所在，争先恐后地抛弃从前兼营农业，专门织布，一时的收入虽较为丰裕，但纯粹靠工资过活，即变成无产者。由是农业的织工阶级逐渐消灭，而无产阶级出现于世了。 还有一层，当时的纺纱机十分粗笨，作工时需要很大的气力，男子也因此担任纺纱，整个的家庭都以此为生。同时大批的家庭妇女因敌不住新式机器的竞争，将旧有的纺纱车抛弃不用，如果没有力量购买新式纺纱机，便专靠家长织布维持生活，所以原米合在一起的纺纱织布至此分离独立，为以后精密分工的起点。 然这一架粗笨而不完全的纺纱机不独是直接造成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并且还间接产出一个农业的无产阶级。自一般织工抛弃农地后，这一大批土地转入新兴的大佃农阶级的手中，他们用大规模的和改良的耕种方法，获得多量的产物，以廉价出售于市场。于是向来居人口中重要成分的所谓自由民（Yoomen即小地主），因墨守旧法，受不住他们竞争的压迫，流于破产，将自己的土地出卖，另谋他业，或直接去做他们的雇佣劳动者——农业中的无产者——以图生存。此等自由民在一八一五年以前大半都消灭了。至于旧式小佃农除掉感受自由民的同一压迫外，还因大佃农的租地每年可由地主自由收回，破坏了他们相习成风的世袭租地制，使之无以自存，而流为农业中纯粹的工资劳动者。农业的无产阶级也由此出现了。又加以自一七六○年以来，夺取农民公共土地的圈地之举盛极一时（当十四，五，六世世时，此举即已出现，在一七一○至一七六○年之间被圈之地不过三十三万英亩，然以后六十年中竟骤增至五百七十万英亩），使他们不得不加入纯粹工资劳动者的队伍中，而工业的，尤其是农业的无产阶级的数量因以扩大。 在另一方面，工业的运动仍是日进无已。一般资本家在河流的地方建筑工厂，利用水力驱策纺纱机，因此节省不少的人力，能以廉价出售所纺的纱，而那些用手转动纺纱机的工人又大受打击。阿克莱特（Arkwright）一七六八年利用别人的设计和自己的水力机结合起来，使之专门适合于有水力或蒸汽作发动力的工场，而不能应用于普通的农村中，于是确立工厂制度的坚固基础，使一般散在家庭中的纺纱者不得不渐归于淘汰。旋又有克伦普登克隆普顿（Crompton）发明“骡机”（Mule）使纺纱业的生产力愈加增大。此外如羊毛业和麻业等也相继采用这种机器而略加以改良。纺纱业的机器既这样雄飞突进，织布业方面也有卡特赖特（Cartwright）在一七八七年所完成的水力织布机与之后先辉映。英国八十万手工棉业织工渐浙地被这种机器扫荡而廓清，为世界史上一种最可怕的大惨剧。此等纺纱帜布业和其他各业所用的机器后来更利用瓦特所发明的蒸汽机作发动机，使产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自工厂制度发生后，凡工厂所在之地逐渐变为新兴的城市，英国的人口遂由南方迁至北方，由乡村迁至城市。又机器的应用日见推广，各项手工业均被次第推倒，而铁的需要也愈多，铁工业便跟着发达了。机器制造的商品价格低廉，销行极广，旧式的运输方法如驿马车，驮马，货车和帆船等等不能任重致远，更不能行驶迅速，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需要，于是有铁路与汽船的发明，使此等商品得满布国内，并走遍全球，造成庞大的国内和世界市场；因这些市场的出现，复促进产业的发达。 英国人既获得新的生产力，即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法，因此又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关于经济方面的事实已如上述，现在要指出跟着这种基础变动而变动的上层建筑物的现象。 在政治方面，因大工业的兴起与发达而有向外发展的必要，遂促进了殖民事业和商业战争，今试列举其重要的如下。 （甲）关于殖民方面的： 一七八八年殖民于澳洲。 一七九六年占领马六甲和斯里兰卡 一八二九年拓殖西澳洲。 一八三六年拓殖南澳洲。 一八四○年拓殖塔斯马尼亚。 一八五八年收回东印度公司有印度的统治权。 一八八六年并吞缅甸。 一八九○年与德法分别划定非洲政治区域。 （乙）关于战争方面的： 一七九三年与法国开战。 一七九五年与荷兰开战，夺取好望角。 一八○一年与丹麦开战。 一八○三年复与法国开战，至一八一五年才告终结。 一八一二年与美国开战。 一八二四年侵略缅甸。 一八三八年与阿富汗开战。 一八四○年与中国开战。 此外，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逐渐能与地主阶级抗衡（在十八世纪以前商人和制造家被人轻视，绝不如地主的高贵），而一八三二年的国会改革更使它取得政权。 在法律方面，也同样因大工业的发展，近世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使各自获得种种利益。例如： 一八○八年修正刑法。 一八一九年规定工厂取缔条例。 一八二四年撤销禁止劳动联合的法律。 一八三二年通过国会改革条例。 一八三三年规定工厂条例。 一八三四年修改救贫法。 一八四六年撤废谷物条例。 一八四七年规定十点钟工作法。 一八六七年通过第二次国会改革条例。 一八七一年制定工联条例。 一八七六年修改教育条例，实行强迫教育。 一八七八年规定工厂和作场条例。 一八八○年通过雇主责任条例。 一九○六年通过工联和职工争议条例，以及工人赔偿条例。 一九○八年通过老年赡养条例。 一九○九年通过职工局条例，和劳动交易所条例。 一九一一年通过国办保险条例。 一九一三年通过工联条例。 在学术方面，因大工业初起之时，工资颇高，工作也多，还没有发生机器驱逐新式产业工人的事，所以当时表同情于他们的作家虽为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抽鼓舞，然态度却十分和平，如葛德文（WilliamGolwin）：一于一七九三年所刊布“《政治正义的研究》（EnquiryConcerningPoliticolJustios）一书，主张以理性劝导和讨论为社会改革的唯一工具。与葛氏具有同感的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希望社会的改造以自由正义为基础，戏剧家柯尔律治（SamuelTaylorColerldgs）和骚塞（RobertSouthey）则赞美葛氏，欢迎人类自由平等的曙光。不过他们三人旋因对于法国大革命幻象的消灭和失望，趋于保守，提倡社会正义与爱民，变成托利民主派（TheDemocracy）和基督教社会改革的先声。 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之初，工人的状况逐渐变坏，而此时代表他们的作家的态度便不相同。荷尔（CharlesHall）一八○五年刊布他的《文明的影响》，（EffectsofCivllization）阐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利害相反的学说，虽其中不免有反对工业进步的弊病，要不失为表现新兴的劳动的第一声。 不独散文方面发现这种声调，即诗歌方面也有一种更激烈的弹劾。雪莱（Shelley）的诗道： “英国人啊，你们受地主的蹂躏， 为何反替他们耕种？ 你们受强豪的压迫， 为何反替他们纺绩？？ **** “英阔蜜蜂啊，你们采花酿蜜， 岂不耗尽气力？ 不工不作的雄蜂， 怎能消耗你们的收益？” **** “你们播种，他人收获； 你们生财，他人剥削； 你们织布，他人穿着； 你们造戈，他人夺掠。” 此外，还有英国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欧文（RobertOwen）及协作派的社会主义缪狄（GeorgeMudie），科谟（AbramCombe），格雷（JohnGray），汤卜逊（WilliamThompson），摩尔根（JohnMinterMorgan），爱德蒙慈（ThomasRoweEdmonds），布来（JohnFrancisBray），和反资本主义的作家累汾斯吞（PiercyRavenstone），霍德斯琴（ThomasHodgshin）等等纷纷著书立说，攻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其经济学说。他们的主张虽各不相同——前一派以社会主义为依据，后一派要求返到资本主义的前期——然都是反映资产阶级的举起与困苦，并非无病呻吟。 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有它的代言人。第一个先驱要算亚当·斯密（AdamSmith）。亚氏十年心血的名著《原富》（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发表于一七七六年，当时正是机器工业发轫之际，他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阐明分工的效能自利的原则和经济的自由，替工业资产阶级开辟一条大路。 其次就是边岑（JeremiasBentham）。他倡导功利主义（Utititarism），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力排寡头政治为这种幸福的障碍，须代以民主主义的改良，而私有财产则为社会生活唯一可能的基础，他所主张的财产分配的平等如与这种财产发生冲突，便当牺牲平等。所以他在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二年的英国改革运动发生很大的影响。 再其次为李嘉图。上述协作派社会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两派虽从李氏的价值说抽出结论，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然他本人却认资本为文明，进步和社会中一切有益事业的创造者，资本家为生产与价值的真正的创造势力。他是代表这个阶级向地主阶级进攻，以为后者不独对于文明的发展无所禆益，并且违反全社会的利益，当资本家的活动日益发展，人口日益增加，农业上便扩充到劣等土地的耕种，于是地租上升，五谷的价格增长，工资也增涨，而利润则随之下降。所以文明进步的结果是地主阶级坐享大利，资产阶级反受其害，而工人阶级也毫无利益，因为它所得的工资虽较高，对于生活品所付的代价也较多，出入相抵，仍旧是妙手空空。然这并不是经济生活的自然趋势，而是阶级立法——即限制外国粮食入口的谷物条例——造成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后来对于国会改革和撤销谷物条例的煽动在理论上的根据。 以上三人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对于工人还表示很大的友谊。迄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出，态度便不相同了。他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兼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主张工农业均衡发展），向资产阶级进攻。他发明一种人口律，说：“现今的人数如为一亿，则人类依1，2，4，8，16，32，64，128，256的数目而蕃殖，食料依1，2，3，4，5，6，7，8，9的数目而增加。在二百年中，人口与食料的比例为256∶9，在三百年中为4096∶13，在二千年中两者的差异几乎算不清楚了。” 马氏倡此谬说，把一切贫困，一切罪恶都归在人口过剩上面，因此替统治阶级和现制度洗刷得干干净净，而贫民恰为过剩的人口。富人既没有能力予他们以工作和生计，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利作此项要求。还有一层，施舍是一种罪恶，因为它维持了过剩人口的蕃殖，所以无产阶级除掉极力限制婚嫁，缩小蕃殖子孙外，实在别无办法。这真是进攻无产阶级的一种露骨的表示。 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学上有它的最著名的代言人，即在诗歌上也有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为之发扬新兴的自由主义的情绪，向地主阶级进攻。我们试看下面拜伦（GeorgeGordonbyron）的诗： “看这些可耻的辛辛那提（Cincinnati）群集着。 这些战争的土豪，这些农场的狄克推多（Dictator）； 傭兵的刀剑变成他们的犁铁。 别人的鲜血润泽他们的农业； 这些萨宾（Sabine）农夫，仓廪充足， 送出自己的骨肉赴战场，为的是地租。 年复一年，仙（Cent）复一仙，千百万金钱被抽收。 血滴滴，汗淋淋，泪涔涔，为的是地租。 他们大声疫呼，他们既饮且食，立誓为国捐躯不畏缩，但怎样仍旧生存，为的是地租！” 此外，如卡莱尔，拉斯金和莫里斯（WilliamMorrls）等等鉴于一八三○和一八四○年代工人阶级的民权运动（Chartism）的兴起，而有保守的改革言论。即一八八三年资产阶级第一流智识分子所创设的费边会（FabianSociety）虽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仍不外眼见工人阶级势力的不可侮，借此麻醉工人，替资产阶级保镳的一种玩意儿。 关于英国经济的基础变动后，所有政治，法律，学术等等变化的事实，我已经说得不少，举一反三，读者必能领悟，用不着再辞费了。不独英国的历史可以作为历史的唯物论的真凭实据，即德，法，意，美，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一切文明国家的历史无不如此。像这样能以事实证明的真理真没有唯心派先生们鼓唇摇舌的余地了。 不过此处有一点是必须郑重声明的：上述的事实只是举期总的趋势，并仅就经济对于政治，法律，学术等等的影响而言，至于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未尝涉及。难道它们丝毫不发生作用么？不然，大大地不然。例如英国于一八二五年取消一七一九年的欺诈条例（BubbleAct）,使资本得以组织股份公司，开始广大的和集合的企业，因此促成商业与运输的革命，这就是政治影响经济的明证。总之，政治，法律，学术等等都可以影响经济，同时并互相影响，不过追根到底，它们都以经济为依归。 然这种道理不独普通一班人不能了解，即号称知识充足的学者也同样莫明其妙，而鼎鼎大名的胡适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驳某先生道： “其实他也只承认‘经济史观（按这个名词是西洋资产阶级自作聪明的学者私改的，我们应称之为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这一段话表现胡博士对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因为他硬认这种学说仅视经济为人类社会中发生积极作用的唯一要素，而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等都是消极的，都是不发生丝毫作用，专待经济去推进的，这岂不是荒谬绝伦么？！ 其实这种学说的开创者之一（共二人）弗里德里希已经明白告诉我们说： “依照唯物史观讲，历史中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为实际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卡尔固然没有超乎此的主张，我亦复如此。现在如有人强认经济的要素为决定一切的唯一的东西，那他就把那句话变成一句空洞的抽象的和荒谬的话。经济的状况是基础，然上层建筑物的各种要素，如阶级争斗的政治形态及这种争斗的结果，如胜利阶级于战胜后所定的宪法等等，如法律形态，如参加争斗者的脑袋中对于这些实现争斗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学说，如各种宗教观及其发展成为固执的体系，对于历史的争斗的经过也都有影响，在许多场所，多半决定此等争斗的形态。所有这些要素互相影响，经济的运动终久经过这一切无穷尽的偶然（就是诸事件内在的联系十分辽远，或不能证明，我们可以视这种联系为不存在，不予以注意）而必然贯彻起来，否则学说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应用当比分解一次方程式还要容易。” 这一段话在一方面表明上层建筑物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学术等等对于历史的争斗的经过都有影响，在另一方面表明经济的基础是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例如上面所举英国一八二五年取消欺诈条例使商业与运输发生革命，虽为政治影响经济的明证，然没有十八世纪下半期的经济革命，使大规模的企业成为当务之急，即不会有取消这种条例的事实出现。所以经济成为“决定一切最后的要素”，是确切不移的。在唯物史观论者与多元论者间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今为使读者易于了解起见，特图解于下。 上列两表的箭头是表示一种要素对另一种的影响，第一表中的实线是表示它们们相互的影响，无分轩轾，第二表中的虚线与实线是表示它们中间的影响原有轻重之分。两相比较，读者当能充分了解唯物史观的学说了。 这种学说的名称不一，除上述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外，又名近世唯物论，新唯物论，或辩证法唯物论。前两个名称是指“正确应用并扩充唯物论于社会现象的方面”，第三四个名称是别于十八世纪哲学的或机械的唯物论而言，第五个名称是指应用“辩证法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观上”，这是一个总名，因为它的对象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这些，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单问辩证法是什么？是近世唯物论的方法，——和弗里德里希所说的一样——是“最革命的思想方法”，是“思想最高的形态”，是“我们最优良的工作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不用说，辩证法也是我此后的思想方法，所以我必须详细说一说。 近世唯物论的创造者卡尔晚年拟著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书，未能如愿以偿，而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HerrnEugerDǔhring'sUmwätzungderWissenschaft）一书中对于辩证法虽说得不少，但杂在争辩之中，没有条分缕析地发挥出来。此外许多学者虽替辩证法作出一些规律，或一，二条，或三，四条不等，然都是各就己意分出项目，并无一致的公例。我现在也是就自己所认为重要的分举数条如下。 一在运动中看察对象 西洋从前有句俗话，哗做”太阳底下没有新事件”。中国向来也有句俗话，叫做“历史不外抄袭旧文”。这都是把世事看做“一成不变”，“万古如斯”的。更确切些说，这种观点对于世事的发展不外乌里扬诺夫（Uljanow）所说的一句话，即“视为变小和变大，视为重演”。（AlsVerkleindrungundVergrösserung，alsWiederholung） 孟子谓：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更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论与宿命论，因为它将一切的一切归之于天，为之于预定。殊不知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是因经过困苦的奋斗，将自己优越的聪明才智锻炼一番，才能够起来担负大任，并没有什么天意存于其间，更非由于预定。 然荀子的话比孟子说得还要笨拙死板：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 与这种静止的世界观相适应的思想方法是形式逻辑，它的三大律为： （一）同一律，其式为：甲等于甲或甲为甲，如“彻者彻也”，“孔子悟为孔子”，”人为万物之灵。” （二）矛盾体，其式为：甲不是非甲，或甲为乙，即不得云甲非乙。这就是说，两种互相矛盾的事物不能并立。如“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你要读书，休要卖柴；你要卖柴，便休读书。” （三）不容间位律，其式为：甲或乙，或为非乙。或不是“甲是乙”，就是“甲不是乙”。如“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像这种法式是孤独，呆笨，死板,固执，同一律以一个孤独的个体去说明自身，只有对于寻常日用品是最为明了，如说： 柴是柴（不是米）， 米是米（不是油）， 油是油（不是盐）， 盐是盐（不是酱）， 酱是酱（不县醋）， 醋址醋（不是茶）， 茶是茶（不是柴）。 像这样的“开门七件事”，就是乡下的愚夫愚妇也能懂得。所以狄慈根（J.Dietzgen）称这条思想律为很适合于家常日用的事物。可是一经用于抽象的或非日常经验所能完全接触到的事物，便令人有些莫名其妙，并且也不能表现事物的真相。如“彻者彻也”一句话，在行彻法的当日，意义固甚明了，但现在即无从一望而知。 又如“孔子恒为孔子”的话，丝毫没有表现孔子的真相。他尝为委吏，尝为乘田，更作司寇，且周游列国。他自己也说过：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可见他在一生的发达中，变化正多，“恒为孔子”的说明语简直将这些事实完全掩蔽了。 “至于人为万物之灵”一语，同样没有说出人的内容，关于这一点，留在下面再讲。 矛盾律过于呆板，常只有片面的真实，不能说明较高的理论和复杂的关系。像此律上面所举的第一个固然说得过去，第二例已经有些勉强，但如换一个理论较高的例子，便不可通了，如说： “圆系由曲线而成，即不得云圆非由曲线而成。” 这句话不独深合于矛盾律，并且也和日常经验相符，然据数学家说，即最圆的圆也是由无限的直线成立的。又如说： “孔子既为师，即不得云孔子非师。” 孔子有弟子数千，在事实上，确为人之师，不过相传他在这个时期中曾问礼于老子，同时便是弟子了，所以这个方式不能说明孔子为师而又为弟子的复杂关系。 不容间位律也非常固执，不是探讨真理的利器，如孟子下面解答陈臻的一段话即可以表观它的疏漏： “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总括上述各点，可见逻辑的思想方式，缺点甚多，在应用上不能使我们感觉满意。返观辩证法便不相同。它具有一种动的观点，所萌“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正是它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本来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例如月球只要在一秒钟内停止不动，就会一直跌到地球上来，把我们毁灭个干净。可是此处所谓运动不单指位置上的移动，一切变化都包括在内，如一张桌子虽长年累月地站着不动，但它的质料一天一天地朽坏，终至于变成废物。不复可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总之，一切事物都要经过一种发生，发达和没落的过程，并不是天造地设，自始至终，毫无变动的。所以希腊古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一切流动，绝不长存”，弗里德里希也说：“运动乃物质的生存方法。从未曾有过不动的物质，也不能有这样的物质”，故“不把世界看做已经完成的万事万物的集合体，而视为诸进程的集合体。”辩证法挟着一个动的观点，处处追随它的对象，一步也不放松，故能随时随地地捉住后者的真相。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研究人类，当观察采取果实充饥的原始人情形怎样，游猎人与畜牧人情形怎样，农业发展后的人群情形又怎样，手工业和手工机械业时代的人群情况又怎样，大工业时代的人群情形又怎样。这样追踪他们发展的过程，才能够知道他们在各时期中的特点，对他们有一种确切的认识。如不注意他们的发展，闭着眼睛说：“人为万物之灵，自古至今，莫不皆然”，那就一点也没有说明人类的真相，因为它丝毫没有表现一点发达的观念。 又如研究奴隶制，我们追溯它的起源，首先要问一问在游猎人中何以不蓄养奴隶，一到农业经济与土著时期，这种制度即开始出现？细心考察一下，便发见这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游猎时代，一个人所生产的物品只能供一己的需要，当时蓄养奴隶没有丝毫利益，所以游猎人对于战争中所获得的俘虏加以杀戮，作为食品，或神的祭品。迨劳动一经进步，农业，牧畜和初步手工业部门的分工一经发达，一个人所生产的物品超过一己的需要，可供他人的剥削，俘虏才被当作奴隶，而不直接当作食品。此事对于俘虏自身，也是一种较优的待遇。弗里德里希说： “有了奴隶制，农业与工业间较大规模的分工才是可能的，因此造成古代世界的繁荣，因此造成希腊的文物。没有奴隶制，即没有希腊的国家，没有希腊的艺术与科学；没有奴隶制，即没有罗马的国家。没有希腊文物与罗马国家的基础，也不会有近世的欧洲。奴隶制对于一种状况是必要的，并且也是普遍承认的，大家永不要忘记，我们全部经济的，政治的和智识的发达系以这种状况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便没有近世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对于初期奴隶制的评价。 在这个时期中，对于奴隶的待遇尚十分良好。可是当他们被用在大营业中，为主人获取余钱而服务时，即逐渐感受残酷的压迫。迨奴隶制充分发扬时，手工业，农业和每种体力的劳动都成为可鄙的贱业，为一般自由人所不屑从事，于是不独统治阶级要靠奴隶劳动养活，即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这种劳动被驱策到绝顶，而被压得不能动弹的奴隶便将自己的仇恨与报复的感情一齐发泄在劳动畜牲和劳动工具上面。主人们为防止损失计，予以最笨重的，最不易损坏的，自然也是最退化的工具，因此使奴隶劳动和生产物同样进化，而奴隶制便不能不倾覆了。 我们要这样跟着奴隶制的进程去考察奴隶制，才能看出它在历史中的作用。不然的话，徒打起道德的高调，忿怒填膺地说道：“奴隶制是一种最古的剥削形态，是一种‘始作俑者’的剥削形态，是一桩逆着文化的大错误，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制度，是文明进步的障碍，是社会主义的死敌！……”这只是发泄主观心情，不能算做对于奴隶制客观的评价。 以上两例表见辩证法观察一种对象是何等深刻而切实，绝非形式逻辑所能企及，因为它是冲破了这种逻辑狭隘的地平线，才能有此。既是这样。辩证法完全排斥形式逻辑么？却又不然。普列汉诺夫说得对：“静止既系运动中的一部分，形成逻辑的思想方法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一部分。”我们在前面说万事万物川流不息地运动，这自然是它们的常态，但也有暂时静止的可能，因此我们并不将逻辑完全除外，不过要指出它的缺点，不恃它为主要的武器罢了。 二在实质中考察对象 辫子先生常说：“从前有一个名士以善咏花草著名，如芍药呀，海棠呀，玫瑰呀，蔷薇呀，芝兰呀，牡丹呀，以及其它奇花异卉呀，经他形容出来，以是入神入化，惟妙惟肖。可是如果拿这些花卉去请他鉴别，他却茫无所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对于花卉的知识是从书本子上得来的，书上说某花如何秀丽，某花如何秾艳，某花如何清幽，某花如何香郁，他便依样葫芦地造成诗歌，形诸咏叹。至于某花的实质真正怎样，他从不过问，如花的本质与他所咏的不同，他恐怕要否认此花的其实。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所谓： “不就对象的自身去认识对象的本质，但从对象的概念去找对象的本质。起初是从对象形成对象的概念；后来却掉转枪来，依这种概念去测量对象。现在是要依照概念去规正对象，不是要依照对象去规定概念。” 上面所说的情形是世人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终日坐在书房中的一般饱学先生不能幸免，因为“闭户造车，出而合辙”，是他们的惯技。辩证法是要从实质去考察对象则不受概念的拘束，这是第一义。 我们乡间有一个十几岁的奶媳妇（即童养媳），一日因炒丝瓜没有刨皮，受其姑的鞭责，翌日因炒茄子刨了皮，又被痛打，她于是带着埋怨的口吻诉苦道： “丝瓜不刨皮也打，茄子刨皮也打，到底要我如何哪？” 左邻右舍的人虽责备她的婆婆不应随便打人，但同时也无不笑她的愚蠢无知，竟至不能辨别丝瓜的应刨皮与茄子的不应刨皮！此事遂成为一个笑柄，而这奶媳妇口中的话也被人传诵，垂诸不朽了。 可是一班文人学士说出许多愚蠢无知的话，我们号称智识分子的人不独不能像我乡人对那“奶媳妇”一样加以嘲笑，反信以为真，这不是咄咄怪事么？我少年时代读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遇着下列两句话： “秦废井田，民怨；王莽复井田，民又怨。” 当时我总不懂得这种人民何以那样的神秘，既怨秦不该废井田，又怨王莽不该复井田？！后来自己能运用思想，才知道怨秦废井田的民是耕田种地的农夫，怨王莽复井田的民是田连阡陌的地主，这是两个利害不同的集团。袁枚竟混称之为民，不加区别，试问他的智识此那个对于丝瓜与茄子一律看待的“奶媳妇”要高多少？！ 又如素来善于替美国资本主义宣传德意的胡适博士在一九二八年所作的一篇“《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的大文里面说： “安诺德先生的第二表里又有这点事实： 美国人每人有二十五个机械奴隶。 中国人每人只有大半个机械奴隶。 去年三月份的《大西洋月报》里，有个美国工程专家说： 美国人每人有三十个机械奴隶。 中国人每人只有一个机械奴隶。 安诺德先生说：美国人有了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机械奴隶，便可以增进个人的生产能力；故从实业及经济的观点上说，美国一百十兆的人民便可以有二十五倍至三十倍人口的经济效能了。” 当我见着这个消息，不禁大吃一惊，惊的并不是“美国一百十兆的人民便可以有二十五倍至三十倍人口的经济效能”，他们比我们富得多，——这是胡博士的真意所在——而是我的“大半个机械奴隶”或“一个机械奴隶”到那里去了？举首四顾，家徒四壁，机械奴隶，连影子也没有！我于失望之余，口中犹喃喃自语，不断地念着“大半个呀，一个呀！怎么失踪了？！” 胡博士倘若看见这种情形、也许先骂一句“蠢才”，然后解释道：”他们所谓中国人每人有大半个或一个机械奴隶，是指平均数而言，你虽是中国人，自然不限定真正有这种奴隶。”啊，原来我在实际上没有机械奴隶，在名义上可以被派给大半个或一个！幸而他们举出中国人的机械奴隶数目作比较，我从实际生活上可以确切知道自己没有机械奴隶，这是一个骗局。假如他们单说：“美国人每人有二十五个或三十个机械奴隶”，以他们那种“商务参赞”和“工程专家”的资格，又经我们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这样严厉的题目，很郑重地介绍出来，未尝加上“平均”字样，没有到过太平洋彼岸的我和一般脑筋简单的青年怎能不羡慕美国人个个有二十五个以至三十个机械奴隶呢？又怎熊不羡慕美国人个个那样享幸福，因而崇拜他们如天帝，景仰美国为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呢？即退一万步说，又怎能不想像美国至少是没有穷人，无不家给人足呢？胡博士，你这样不知限制不加说明地人云亦云，是你一时粗了心，没有经过你那实验主义的实验，还是你的实验方法破了产，找不到真理来！ 然问题的中心不在怪胡博士没有加上“平均”两字，而是怪他不应当介铅这些笼统的话来欺骗中国人。美国明明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家每人有几千几万，以至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的机械奴隶，至于普通工人呢，不独没有机械奴隶，自己还是资本家的奴隶，还是资本家的机械奴隶的奴隶。像这样在实际上做机械奴隶的奴隶的人在名义上竟被派给二十五个以至三十个机械奴隶，岂不是过于开玩笑？！那位安先生和工程先生不说美国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每人平均有多少机械奴隶，偏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说“美国人有二十五个或三十个机械奴隶”，而我们的胡博士也扳起面孔，引用出来，要中国当作镜子照，试问他们的智识又比那个对于丝瓜与茄子一律看待的“奶媳妇”要高多少？！ 其实这样笼统的说法是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必然的结论，因为前者的公式为“是，是；非，非，”（辩证法的公式则为“是非，非是”），对于凡百事物以为是则是，非则非，是中不会有非，非中也不会有是，故只看见事物的表面。不能深刻认识其内容；后者具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观点，持论更比形式逻辑为死板，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略加说明，借以表见它和辩证法的差异。 胡博士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文中自己明白承认： “凡是个人主义者，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只认个人，一方面却也认那空荡荡的“大我”“人类”；他们只否认那介于“人类”与“我”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家庭，国家之类。” 此处所说的“种种关系”，当然包括阶级在内。胡博士不说美国资产阶级有多少机械奴隶，偏说美国人有多少机械奴隶，这并不是他不知道有阶级的存在，实因他为方法所限制，为本阶级的利益所束缚，不得不说一句笼统话，自欺欺人。我这种推论是有真凭实据，并非妄相揣测，例如他明知“大我”是“空荡荡的”，竟在一篇《不巧》的大文中大谈其不着边际的“大我”，美其名曰“社会的不朽论”。这种妙论更是极笼统话的能事，而为实验主义的充分应用。 至于辩证法是要从实质中去考察对象，找出其中个别的差异，而不为一个笼统的名词所蒙蔽，这是第二义。 胡博士在一九二七年一篇《漫游的感想》中第二项首先引伦敦《晚报》（EveningStandard）一一九二六年八月的统计说： “美国每六人有车（指摩托车）一辆。” 旋又引纽约《国民周报》（TheNatio）一九二七年一月的统计说： “美国人口平均每五人有车一辆。” 他于引文的旁边特别加圈（此外如全世界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等等的车数旁边没有这种特惠）之后，隔一段又说道： “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者一二百辆摩托车。我说：‘这里开汽车赛会吗？’他用手指道：‘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这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这，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接进城。” 他在第三项中引出一恫“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的“劳工代表”的话，说：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 依照以上所征引的各点，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如下：美国的工人差不多都有摩托车，至少是大多数人都有摩托车，他们全体都富足，都满意，并且几乎都是资本家，或都要变成资本家了。 我想从那样的证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胡博士不能怪我太过火，因为他自己在那篇大文的第三项中固已明言：“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可是鲁宾斯坦（M．Rubinstein）在一九二四年再版的《资本的集中与工人阶级的任务》（DieKonzontrationdesKapitalsunddelAufgabenderArbeiterklasse）一书中叙述美国许多产业区域的工人状况说： “工人常是受生活的压迫，全家在工厂中作工，密集于筚门圭窦之中，（原文为：inelendenBaracdken）度其非人的生活，他们的住所比牛栏马厩还要简陋而不适于卫生。……此等产业区域的工资制度本来很刻薄，又有一种特定的小商业与之朋比为奸，遂使每个工人对于公司立在债务的关系中，直接变为奴隶，除掉重病外，不能一刻离开他的主人。托拉斯的警察到处搜索，驱策每个工人去作工。”（详情可参看南强书局出版的“《世界大战后的资本集中》三四至三五页。） 一九三○年十二月八日《申报》的电报栏也说： “目下美国已有五百万人不能觅得职业，而据美国劳工联合会推料，若照日下之率，继长增高，则至明年二月间将超过七百万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申报》的国外要电栏复说： “美国各处求食者日见增多，纽约各街有无业无食之游民数十万人。”“参议员希夫林今日在参议院提出美国农区失业与困苦之问题，谓时局危迫，如不早为补救，将起革命；阿堪萨斯州近已有大批农民攻击城市，大呼速给我食，以救我饥。” 我虽十分抱歉，因手边没有参考书，不能拿胡博士游美当年的工人状况来作反证，但这前后三年的事实当然不致相差甚远。像这样的事实绝不能允许我们作出“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和“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的结论，难道胡博士说谎么？绝对不是。他的最大的错误是在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将片面的事实拿来作整个事实的代表。至于辩证法是要从实质中去考察对象，拿住对象的全体而不为片面的事实所淆惑，这是第三义。 三在联系中考察对象 “夫秋蝉登高树，长吟悲鸣，自以为安，不知螳螂超枝缘条而稷其形。夫螳螂志在有利，不知黄雀徘徊枝阴，欲啄螳螂。夫黄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挟弹危掷而集共背。夫臣但虚心志在黄雀，不知空陷其旁，陷于深井。” 太子友这一段话是不注意四周联系的一个好例子，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胡博士在上述一文中引出那个“劳工代表”赞颂我们这个时代为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以后，接着又说道： “这是他的主义。以下他一条一条地举例来说明这个主旨。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近年的新音乐与新建筑。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我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上面的叙述和批评一定是胡博士生平最得意的杰作之一，这不独可以由他的特别的介绍（其余五人对于现代的评价，他都略去不提）和字旁着重的符号表现出来，并且还因这是最切合于他的实验主义中所谓“祖孙方法”的一个例子。“祖孙方法”是什么？据他说，就是： “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上面有他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它再也逃不出去了。” 试看那“劳工代表”的话，从科学的进步一直到幸福的增加，不是祖父也有，子孙也有么？好了，我现在要开始分作两方面来批评了。 在一方面，一个“劳工代表”能穿着晚礼服，硬衬衫，与俄国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的交通总长，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言人胡博士，“痛骂这个物质文明时代”（引号内的话系胡博士原文中的，下仿此）的印度人，“有名的‘效率工程师’，‘老女士’，‘有名的牧师’分庭抗礼，讨论‘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无论他是真正的工人也好，冒充的工人也好，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的支配，他的话决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意志，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说现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他拿以前各时代作比较，空空洞洞来这样一句，自然可以说得过去。但除掉乱离时代外，这句空泛的话无论对于那个时代都能应用。因为世界的进化是后胜于前，初期农业时代的人可以这样对游猎时代的人自夸，初期工商业时代的人又可以这样对初期农业时代的人自夸，手工机械业时代的人又可以这样对初期工商业时代的人自夸，大工业时代的人自然又可以这样对手工机械业时代的人自夸。 胡博士看到这里，一定有些不服气，以为以前各时代对于更前的时代只能用比较级的形容词，决不能像现代一样，配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殊不知人类对于超过寻常比例的事物，即喜欢应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表示心中的惊异。当游猎时代人类谋生的技术非常拙劣，共同生活的人群至多不过四五十，一到初期农业时代，技术进步，共同生活的人群即扩充至四五百，这不是很可惊异么？一到初期工商业时代，技术更进步，共同生活的人群扩充至数千，这不是很可惊异么？一到手工机械业时代，技术更进步，共同生活的人群扩充至数万，这不是很可惊异么？既是这样，谁能说每个时代的人不配说出那个“劳工代表”那样冠冕堂皇的话？ 第三，他以人类一分子的资格说现代是最好的时代，自然不算错，但他以“劳工代表“的资格，说出这样的话，而以“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为佐证之一，那就大错了。因为他只注意纵的联系而不注意横的联系，这就是说，他只知道拿从前的工人状况作比较，而不知道拿现在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作比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他有意或无意背叛本阶级——如是他真正是个工人的话——的行为！ 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对德国莱比锡（Leipaig）一个工人委员会所说的几段话正好借来作此事的解释。他说： “当你们讲工人状况及其改善时，你们所指的是将他们的状况和现代其他国民的状况作个比铰，将同时代生活习惯的标准作个比较。 有人戏弄你们，把你们的状况和几百年前的工人状况来作比较！ 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否比八十年前，二百年前，或三百年前的工人好些——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有什么价值，它能使你们满意么？你们现在比博托确德人（DleBotokuden）和吃人肉的生番好些，这种完全确定的事实于你们有什么快意。 每种人类的满足总以一个时代通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方法的状况为转移，或以——也是一样——一个时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最低限度以上的满足方法的剩余为转移。一种高涨的最小限度的最低级生活必需品也有忧患和缺乏，这在早前的时代是从不知道的。当一个博托确德人买不到肥皂，他感觉什么缺乏呢？当一个吃人肉的生番没有适当的衣服穿，他感觉什么缺乏呢？在发见美洲以前的工人没有烟吃，在发明印刷术以前的工人不能获得一本有用的书，他们感觉什么缺乏呢？ 人类一切忧患和缺乏仅以当时已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舒适的满足方法的状况为转移。要测量人类一切忧患，缺乏，和一切满足，要调查人类每种状况，只有和同时代的人对于通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状况作个比较。一个阶级，每种状况只有由同时代另一个阶级的状况去测量。” 拉萨尔这些话真是湿合于辩证法中联系的规律。我们试拿美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状况来比较一下。这个阶级的主要代表为摩尔根（Morgar）和洛克斐勒（Rockerfeller）。摩氏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StatesSteelCorporation）占有美国开矿业三分之二，和煤炭生产三分之二弱。“伊利海（Eriesee）岸有居民十万的城市为他所有，并且为对这个托拉斯的经理表示敬意起见，此城特名为加利（Garry）。即匹兹堡（Pittsburg）区的许多工业城镇也是它的真正的世袭区域。”“它每年的纯利润达数万万美元。”（引鲁滨斯泰语）洛氏的美孚煤油公司（StardardOil）占有美国煤油产场百分之九十（美国这种产场又占世界煤油生产四分之三），每年获得巨大的利润。 至于工人阶级，除少数工人贵族外，普通工人所得工资大半不够生活（失业的工人更不必多讲），即退一步，假定能够出入相坻，然与资产阶级相形之下，未免太可怜了。卡尔说得对： “一栋屋子无论其为大为小，只要四邻的屋子和它一样大小，那它在居住上可以满足一切社会的要求。可是小屋子旁边如果建筑一座皇宫，它便相形见拙，小得不像样子了，这小屋子现在所表现的是，它的主人没有体面，或很少体面；在文明进步之中，它固然可以造得高耸天空，但当它旁边的皇宫依前此的比例，或更大的比例向天空升起时，那么，这比较矮小的屋子的居民总是感觉不舒服，不满足，总是感觉局促不安。……我们的欲望与享乐是由社会中发生出来的。” 住的屋子既须以四周的屋子为标准而决定是否舒适和满足，对于其他衣食与享乐，又何独不然？ 我现在总括起来说，美国的工人阶级即使像胡博士所描写的一样，个个都能坐汽车去做工，然他们所得的工资与资本家不劳而和的利润相较，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近世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们破剥削的程度比以前各时朋的劳动者不知大几千几万甚至于几十万倍。所以那个“劳工代表”如真有阶级觉悟，而又懂得辩证法的联系律，注意阶级间的关系，便应当说：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最伟大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劳动者最被剥削的时代。” 他不知道这样直说，一味作资产阶级的应声虫，颂扬现代，真是一个可怜虫，有什么称道的价值？！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胡博士不独不肯发丝毫怜悯之心，让他这种优点消灭下去，偏要视为奇货，掠夺过来，形成另一种结论，就是形成“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结论。那个”劳工代表”的话虽与“祖孙的方法”适合，胡博士以为“捉住两头，它再也逃不出去”，其实它是从“中段”溜跑了（即不注意与资产阶级的联系）！胡博士，你把那“劳工代表”的傻话当作金科玉律，作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故意恶作剧，还是你的“祖孙方法”破了产，找不出真理来？ 然辩证法恰能免去上面两个例子的毛病，因为它知道世间绝没有孤立的事物，必须在联系中去考察对象，才不致顾此失彼，所以它的眼光四射，注意纵横两方面和对象的一切关系，详加审定，方才推出结论。我们知道达尔文的思想方法深合于辩证法，而他在《物种起源》中所举的许多事实尤为注意联系的好例，譬如他说： “南美洲各处都有成群的野生牛马，独巴拉圭（Paraguay）没有。据阿塔刺（Azarae）和棱格（Rengger）的调查，系因此处有一种蝇类产卵于初生牛马的脐下，把它们弄死了。然寄生它们身上的其他昆虫当能杀死此蝇，如巴拉圭的食虫鸟类减少，则昆虫必增加，使此蝇类减少，而野生的牛马可以蕃殖起来。不过野生牛马一经蕃殖，将使植物大受蹂躏，植物凋残，则昆虫减少，蝇类增殖，而野生牛马又被歼灭了。 又英国的土蜂全属如归消灭或甚稀少，则需要它为媒介而传播花粉的继母花和红刍也将消灭或甚稀少。这种土蜂是田鼠的食料，而田鼠又是猫的食料，所以英国的猎如减少，鼠就会蕃殖，鼠多则土蜂少，土蜂少而继母花和红刍将大受影响。” 以上两事给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要考察一种事实，明白它的真相，必须注意各种各样的联系，如野生的牛马和鸟类有关系，猫和继母花及红刍有关系是。这就叫做辩证法的看法。 四在矛盾中考察对象 俗语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又说：“宇宙之间，森罗万象。”的确，我们试打开眼睛“仰观天象”，只见昼夜寒暑，风雨晦明在那里彼来此往，互相代谢；低下头来“俯察地形”，便有山川河岳，飞潜动植在那里纵横排列，栖息孳乳；再抬起头来考察人事，又遇着一些智愚贤暴，贵贱贫富的人或是致孜孜不倦工作，或是泄汇沓沓地享乐，或是栖栖皇皇地奔走，或是轰轰烈烈地争斗，或凭喜怒哀乐的感情，发为是非利害的言论，或据善恶邪正的观念，穷究治乱兴衰的遗迹，或持刚柔强弱的学说决定胜败存亡的命运。总而言之，这是一些纷纭错杂的现象，这是《周易·系辞》上所谓“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 为什么演成这样的“至赜”与“至动”呢？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古代的哲人对此问题曾有种种的说法。 老子告诉我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是什么？他们就闪烁其词地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为什么生一，一为什么生二，二为什么生三，三为什么生万物？他便解答不出来了。 其次，《庄子·天下篇》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说之。”《天运篇》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只有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秋水篇》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但为什么自化呢？又没有下文了。 再其次，《列子·天瑞篇》说出一批“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话，也一样不能解答是为什么。我们试听他说道：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像这样说得天花乱坠，终是神秘而不可捉摸。 可是孔子的看法却有些近真理了。《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为什么这样的“生”呢？《系辞》上回答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可见孔子所谓运动，所谓变化，不是什么神秘的，而是因物的自身具有刚柔两种性质相摩相荡产生出来的。这比较仅知万物的运动与变化而不明其所以然的道理的上列各说算是进步多了。 不过孔子所谓易，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等等还不能脱离神秘的色采，还陷在唯心论的深坑中，而他所谓刚柔，所谓阴阳，不独不能完全说明万事万物运动与变化的内容和真相，就此等名词的本身讲，有时也是迷离恍惚的。 其实万事万物的运动与变化是起于内外的矛盾，起于内外的对抗。我们在第一条规律中说明运动为物质的生存方法，然“运动自身就是一种矛盾”（引弗里德里希语）。试回顾上文我所举的昼夜寒暑，风雨晦明，山川河岳，飞潜动植，智愚贤达，贵贱贫富，喜怒哀乐，是非利害，善恶邪正，治乱兴衰，刚柔强弱，胜败存亡，《庄子》上所举的天地，日月，云雨，《列子》上所举的阴阳刚柔，长短圆方，生死暑凉，浮沉宫商，出没玄黄，甘苦羶香等等不都是些矛盾，不都是些对抗么，它们不独彼此互相矛盾，互相对抗，而自身也含有矛盾与对抗（所谓彼此矛盾，是指物的自身与环境的矛盾，并不是说某物仅和另一物互相矛盾，与其他一切物丝毫没有关系：如上面所举天地日月云雨之类，只是取其为对峙的名词，简单明了，容易为人所领略，并不是说天仅和地互相矛盾，与其他星球没有关系）。所以天地间无论怎样“森罗万象”，无论怎样“无奇不有”，并不神秘，都有线索可寻。整个的世界不外是一个矛盾与对抗的世界。 然一班圣人之徒会引出他们老祖宗的话来反驳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对抗？！就是怕闻“矛盾”与“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也曾和杜林同声说道： “关于生存的逻辑上基本特质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在乎排除矛盾。矛盾这个范畴仅属诸思想的结合，并不隶于实在界中。在事物中没有矛盾，换句话来说，真正设定的矛盾自身是毫无意识的。……从相反的方向互相争持的各种力的对抗确是世界及属于世界事物的生存一切行动的基本形态。可是这种元素和个体的力的方向互相冲突，与矛盾不合理的思想丝毫没有关系。”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真正没有矛盾，没有对抗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唯唯否否。怎样讲呢？请听弗里德里希说： “我们考察事物，如认其为静止的，无生命的，分离的和个别而不相联系的，那便没有遇着矛盾。我们虽看见一些有时共同的，有时个别的质素互相对抗，然在这个场合，是隶属于各种事物，它们自身并没有包含矛盾。如以这个考察的领域为满足，即可同意于通常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可是如果在事物的运动中，变化中，生命中，相互的影响中去考察事物，便完全不相同了。我们马上就遇着矛盾。运动自身是一种矛盾；即单纯的机械的位置移动也要一种物体于一刹那间在一个位置上，同时又在另一个位置上，在同一位置上，又不在同一位置上，才能够办得到。这种矛盾不断的发生，同时又解决，就是运动。” “单纯的机械的位置移动既已经包含一种矛盾，那么，物质的高等运动形态，特别是有机体的生命及其发展当包含更多的矛盾。我们在上面看见，生命之为物尤其是在乎于每一转瞬间既为同一物而又为另一物。所以生命也一样是一种出现于事物中，当自发生，当自解决的矛盾；迨矛盾一经停止，生命也就停止，而死亡出现了。我们又看见，在思想的领域中不能避去矛盾，而人类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及其受拘束并认识有限的人身上实际的存在，其间的矛盾是在人类无限的继续中，无限的进步中解决的。” 所以我们用动的观点去考察事物，便发见它们自身和相互间充满了矛盾。无论自然界，无论人类社会，一律表现这种现象，而每种科学也证明这种现象。乌里扬诺夫在他的有名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usundEmpirokritizismus）中曾举出几个例子说： “在数学中为正数与负数，微分与积分。 在机械学中为作用与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为阳电气与阴电气。 在化学中为原子的化合与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为阶级争斗。” 即此可以表现所谓矛盾并不是没有意识的纷乱，而是按照一定规律的展进。孟子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昔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一治一乱”，循环不已的学说，而不是辩证法的进化论。后者大概是循着下列的方式进行的： 正（Tbese） 反（Antithese） 合（Synthese） 上列括符中的文字出源于拉丁文，在德文中尚有三个常用的名词，除一，二两名词外，第三个名词的译法应当稍异，即 正（Positive） 反（Negation） 反之反（NegationderNegation） 事物的发展系循着正反合的公式进行，何以见得呢？我们再将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中所举的例子介绍出来，就可以知道了。 “请以大麦为例。千万石大麦会被磨成粉末，煮而食之。但一粒大麦如果在经常的条件之下，落在适宜的土地上，因受温度与湿气的影响，而发生一种特有的变化，它发了芽，大麦经过这种变化达到反的局面，由它所发生的植物是它的反。这种植物经常的生活进程是什么？它发育，开花，结实，最后又产出麦粒，当这种麦粒一经成熟，麦杆即形枯槁而入于反。这种反之反的结果又是初始的麦粒，但不复是一粒，而是十粒，二十粒以至三十粒，五谷的变化在外表上甚为迟缓，所以现在的大麦和百年前的大概相似。试以一种供人赏玩的植物——如天竺牡丹或芝兰——为例：如果依照园艺去培植种子和植物，则这种反之反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更多的种子，并且获得更好的种子，开得更美丽的花朵，这种进程每重演一次，即每一次新的反之反又会提高它们的完善状态。——大麦所演的进程在大多数昆虫中也是如此，例如蝴蝶是。它们因卵子的反，从卵子中孵化出来，经过变化，因性的成熟而交尾，又达到反，当交尾的进程一经完毕，雌蛾已经产出卵子，便会死去。至于其他动植物的进程没有这样简单，在它们死去之前，不仅产生一次种子，卵子或幼儿，并且要产生许多次，然此处不必论及；我们于此只须指出反这反在有机世界的动植两界中是实实在在出现的。” 在动植两界的情形既是这样，在人类史中又何独不然，所以弗里德里希又说： “一切有文化的民族最初都是土地公有。当某种原始的阶段一经越过，这种公有财产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生产变成一种桎梏。它要被勾消，达到反面，于经过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后，变为私有财产。但因私有土地自身所引起的更高的农业发达阶段又使私有财产成为生产的桎梏——像现今的小地产和大地产的例子一样。对于这种私产转入反——即再变为公有财产——的要求必然会出现。然这种要求不是指恢复原始的公有财产，而是指形成一种更高和更发达的公有财产形态，不独使生产不致受丝毫拘束，并且还要首先解放生产，使它能够充分利用化学上的发见和机械上的发明。” 在大麦，芝兰或蝴蝶的生命简单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寻出它们单纯的正反合的发展，但在复杂的人事社会中，对于正反合的每个局面中又常能寻出正反合来。所以卡尔说：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资本家占有方法——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建筑在一己劳动上面的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次反。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依一种自然进程的必然性，产生它自己的反。这是反之反。这种反之反不再对工人恢复私有财产，但恢复基于资本主义时代所获——即基于协业以及土地和劳动自身所生产的生产工具的公有——的个人财产。”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上面所举反的局面中的正反合。 统观上列的事实，可知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并且还是自然与历史的运动律和发展律。凡百事物从正起经过反而达到合，总是量的增加与质的改善，故这种方法表现发达的观念。 不过我们在此还要附带说明一点。在日本和中国有好些人把德文的Positive译为“肯定”，Negation译为“否定”，NegationderNegation译为“否定的否定”，我以为这不免有些语病，因为反对辩证法的人总是把“反”和“反之反”看作简单的否定，有人曾说； 中国人是中国人（肯定） 中国人非中国人（否定） 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否定的否定） 他们于是振振有词地说，像这样的“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只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开玩笑，有什么发达的观念可言，怪不得捷克的马萨里克（T．G．Masaryk）要说：“辩证法简直是戏法”，更怪不得头脑冬烘的郭任远博士要说：“辩证法是哲学家在安适椅上和人家喧嚷吵闹的方法。” 其实弗里德里希早已明白说过： “辩证法中的反不是指简单的否定，也不是宣布一种事物的不存在，也不是随意破坏一种事物。斯宾诺莎（Spinoza）曾说：每种限制或同时就是一个反。（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还有一层，反的方法第一是由进程的一般性质决定的，第二是由进程的特别性质决定的。我不仅当弄出反来，并且当再消灭反。我所造成的第一次反必须使第二次反有出现的可能。怎样讲呢？这全以每个场所特别的性质为转移。如果磨碎一粒大麦，或杀死一条虫，第一幕固然成功，但第二幕却不可能了。每种事物各有其特有的方法，在变成反之后，必须表见一种发达才对，即每种概念和观念也是如此，” 所以辩证法的反不是否定。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他的《逻辑》（WissenschaftderLoglk）中说得对： “反同样是积极的（Positive也可以译作正的），矛盾不是消灭于零中，不是消灭于抽象的虚无缥缈中，大概只是使它的特别的内容进于反，像这样的一种反不是全反，而是自身解体的特定事项的反，即特定的反；所以结局其中所产生的结果是被保存着。……这种反是一种新的意象，比较从前的意象更高并更丰富；因为它在旧意象的反或对抗中变成更丰富，它包含后者，且多于后者，它是后者和对抗的统一。” 反既比正更高更丰富，反之反，不用说，比反又更高更丰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断地经过正反合的局面，便不断地向前展进，而它们的原动力就是矛盾。因此辩证法考察事物细大不捐，尤其是对于最简单之点，予以充分的注意，以便寻出其矛盾的所在，表现其运动和争斗的所由来。所以卡尔在他的生平唯一杰作中“首先分析那最简单，最平常，最基本，最丰多，最普通见过千百万次的资产阶级商品社会的关系，即商品交换。分析这种最简单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细胞），发见近世社会的一切矛盾（各为一切矛盾的胚胎）。以后的陈述向我们指出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其主要成分的总数中从头至尾——的发展（如发生和运动）。（引乌里扬诺夫语）宇宙间既是充满了矛盾，万事万物的运动与变化既是起因于矛盾，故辩证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矛盾中考察对象，寻出对象所包含的矛盾及其向前发展的出路，而它自身也遂被称为“矛盾逻辑”。 五突变说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这是天上的突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地上的突变。“国之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政治上的突变。“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军事上的突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这是植物的突变。“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这是美人生活上的突变。总之，整个的宇宙不独充满了矛盾，并且还充满了突变。其实这也是极寻常而自然的事，因为当矛盾达到顶点，即有突变出现。 可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一致否认突变的学说（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时候，它的学者们都承认此说，在自然科学中，如地质学和生物学都是如此），尤其是不承认政治方面的突变说，例如德国修正派的领袖伯恩斯坦（EdwardBernstein）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站在小资产阶级折衷主义的观点上，攻击辩证法，说革命已成为过去的事迹，此后决不会再现，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革命突然爆发，便塞住了他的喉咙。 又如我们的胡适博士也一样反对突变说，所以他说： “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有革命。如所得税的实行不过是十四年来的事，然而现在所得税已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纳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都可以看见。” 这真是一个“玄之又玄”的妙论，简直令人莫明其妙！因为革命的经过无论怎样和平，期间无论怎样长久（如产业革命是），总是一种突变，现在竟有胡博士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发见美国的社会革命是“渐进的”，倒也别致！他所谓“渐进”，不用说，是指渐变，这是与突变相反的。我们且来领教美国怎样渐进或渐变法。不幸我们仅遇着所得税一项，像这样征收私有财产的税金去维持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经过一万年也不会推翻这种制度，而实现一种社会革命。至于“社会化”，不能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自工厂制度出现以来就是社会化的，随地看见这种或那种社会化的现象有什么稀奇？ 在实际上，胡博士所谓“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只是指“美国天天在社会进化之中”，因为只有进化才是渐进成渐变的。渐变与突变既是相反，难道进化与革命也互相对抗而不相相容么？不然，渐变是突变的前提，而突变是渐变的结果。试举一例为证，我们拿一壶冷水置诸火炉上，则见壶水的热度逐渐增高，及达到镊氏一百度，便登时沸腾起来。热度的逐渐增高可称为进化，因为它是徐徐变化的，及至沸腾，可称是革命，因为它是突然爆发的。现在胡博士只承认渐变而不承认突变，无疑只承认水的热度可以逐渐增高至摄氏一百度或一百度以上，而永不会表见沸腾的现象，这是何等滑稽荒谬？！ 胡博士在上句说“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在下句马上又说：“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实验主义的议论真是神秘得很，既说不会有社会革命，又说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我知道了。他的上句所谓社会革命是突变的，下句所谓社会革命是渐变的，他最怕的是突变，所以敢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但对于这个具有号召力的社会革命的时髦名词又不能割爱，于是用“指鹿为马”的办法，硬说美国的社会进化是社会革命，于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学者进退失据的态度了。 但胡博士从前说：“真理是人造的，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以‘真理’的美名的。”我们试看他怎样替进化和革命的界说造“真理”： “顺着自然变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进。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工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急骤的变化，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故叫做革命。其实革命也都有变化演进的背景，都有历史的基础。” 胡博士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将这种意思发挥得更加尽致。 “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虽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 胡博士这种说法简直视进化和革命，渐变和突变为同一物，至多不过是在程度上有个缓急之分，在意识上有个不自觉与自觉之别。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远于事实的曲说。步骤的缓急和人工的有无，绝对不是两者区别的所在，因为改良是进化中一个或然出现的阶段，其步骤的急促和人工的督进，有时和革命没有两样，如以此为标准，则革命与改良丝毫没有区别。“打开天窗说亮话”，胡博士此处所谓革命只是改良，这用不着我来辩驳，他自己已经“露出狐狸尾巴”来了。他说“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在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既说“很像一个革命”，可见还不是真正的革命。那是什么呢？就是实验主义者所主张的改良。哼，认改良为革命，未免鱼目混珠罢！ 步骤的缓急和人工的有无既不是进化与革命的区别所在。标准到底在那里呢？就胡博士所举的例子来讲，瓜的结实和婴儿的结胎都是进化（即他所谓演进）或渐变，迨瓜熟蒂落和胎足生产，才是革命或突变；至于他所谓“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正等于瓜和胎儿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一种适于发育的特别养料，催促它们很顺利地早日达到成熟期。这是一种改良或改进，并不是革命或突变自身。怎样见得呢？瓜和胎儿在没有成熟的时期中，体积虽日日增加，但性质没有显著的变化。瓜总是苦涩而不可口，胎儿总是蜷伏于胎盘内，举凡血液的循环，养料的摄取，废物的排除，都惟胎盘是赖，它只是母体的一部分。迨瓜熟蒂落，胎足生产，不独两者的体积充分发育，而性质也突然一变，向来苦涩之味一变为甘甜，向来专恃胎盘为营养排泄机关的，现在自己的五脏六腑，五官四肢都能应用了。这是数量的变化引起性质的变化，这是革命或突变的特征。总之，进化或渐变是数量或性质发展的过程，而革命或突变乃是数量变化引起性质变化，或性质变化引起数量变化的过程，这是两者根本不同之点。胡博士不懂得这种客观的真理。惟仗着实验主义的法宝，本着阶级的意识，硬替进化和革命制造一种界说，因为这界说对于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大有用处”，便给以“‘真理’的美名”。他这样勇于作为，真不愧为一个大胆的“真理”的制造者！ 但就是他自己在理论上所倡导的和演进没有根本区别的革命，即不打断历史延续性，仅“有意的加了一鞭”的革命，一到应用上，他也干干净净地推翻了，所以他说，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这句话靠得住么？据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载美国去年公司破产的达二万一千七百十二个，损失额达十万六千万美元，同月二十二日复称美国去年银行倒闭的有一千三百二十六家，四月二十日又载美国失业人数已达七百万，且有有增无减之虞。像这样的现象自然不能算作社会革命，不能算作很大的突变，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兆端已见，胡博士等着实验罢。即使这一次没有机会，以后也是会遇着的。 不过胡博士否认突变，一方面固仗着实验主义“本店自造”的“真理”，另一方面却以达尔文主义为护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序文中说：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张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胡博士这样解释达尔文主义，完全是诬蔑达尔文主义，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我们知道，达氏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当明白承认古代博物学史“自然界无跟进之事”的格言（但旋申明，就当日的生物讲，此格言并不尽然），并宣言自然淘汰的作用，惟聚集轻微，继续有益的变异，而不能产出巨大成突起的变异，可是他不独没有因此否认突变，且屡屡说及突变的事实，今试征引数节如下： “同一巢的小刍，同一果壳内的子实有时表现甚为显著的差异。”（Strongly-markedDifferences） “桃树的新苞发生杏实，寻常玫瑰的新苞发生苔玫瑰。”（Moss-roses） “许多植物学家都相信刺篦（Fuller’steasel）一物具有刺钩，为任何机槭设计所不及，这不过是野生刺篦（Dipsacus）的一变种；而其变化系突然起于种子之中。脱司辟狗（Turspitdog）大约是这样；据说安孔羊（AnconSheep）也是这样。” “一大属中的植物有数种开蓝花，有数种开红花，开蓝花的一种变开红花，或开红花的变开蓝花。” “凡相信迟缓和逐渐进化的人自然也承认有突然和巨大的特别变化，如自然界甚至于家养中所起的单独变异是。但家养物种既比在自然状况中的更多变异，这样巨大和突然的变异大概常出现于自然界，而偶然起于家养中，在此等家养变异中有些可归其原因于复化（Revereion）。这样再现的特质在许多场所，也许最初是逐渐得来的。大多数的变异必须称为畸形，如六指人，箭猪人（Porcupinemen）安孔羊，尼亚塔牛（Niatacattle）等等是……” 达尔文于《物种起源》出版十二年之后，复刊布他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名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DescentofMenandSelectioninReiationtoSex1871）一书，内中表现他对于突变的注意愈加增强，对于突变的事实也搜集愈多。例如他在第八章说： “自然界中的动物，按不同的时季，呈现各种特性，其例多至不可胜数。我们看见鹿头的角就是这样。又如北极动物的毛在冬季中即变厚变白。有许多鸟只在蕃殖时季获得鲜明的颜色和其他装饰。拍拉斯（Pallas）说西伯利亚的家养牛马当冬季颜色变淡；我曾亲见亲闻相类似的显著的颜色变异，即英国几种马由褐白色或赤褐色变为完全白色。” 不仅是这样，到了十四章，达氏在“有进突然的变异”（VariationsSometimesabrupt）这个题目之下，又举出一大批突变的事实。他说： “突然和显著的变异颇为稀少，……今将我所搜集的少数例子列举出来，它们的要点是在颜色上，至于全变白色和全变黑色的除去不计。世人都知道谷尔德（Gould）不承认少数变种的存在，因为他视轻微变异为特例；可是他说波加他（Bogata）附近属于息南吐司（Conathus）的蝶鸟分为二三族或二三变种，它们尾上的颜色彼此不同——‘有些全部羽毛为蓝色，有些仅中间八羽作美丽的绿色。’在这个例和以下诸例中都没有发见中间阶级。澳洲产的鹦哥的一种，只有雄类的‘腿毛有些作殷红色’，‘有些作草绿色’。同洲另一种小鹦哥‘有些横过翼盖的条纹作艳黄色，有些作红色’，美国所产绯红雀少数雄类‘横过小翼盖的条纹作华丽的红色。’……孟加拉（Bergal）所产蜜鹰或具发育不良的小毛冠，或不具此冠；这种轻微差异所以值得注意，是由于在南印度的同种‘具有十分显著的后头部毛冠，由几种羽毛构成。” 就许多方面看，下列一例更饶趣味。乌鸦黑白相杂的一种变种，其头部，胸部，腹部以及翼和尾的一部分都作白色，此变种只限于飞洛（Feroe）岛。岛上这个变种不少，因为格列巴（Graba）在此看见八至十只。这个变种的各项特性虽不十分固定，但几个著名鸟学家已定其名为一异种。这种黑白相杂的鸟为岛上其他乌鸦追逐迫害，声音十分喧嚣，遂使布日尼施（Brüinnich）断定为一异种；现在却知道这是一种错误。前面所说全变白色的鸟为同类所拒，不与配偶，和这个例子很相类似。 北海许多部分都发见寻常海鸬鹚的一显著变种，扰格列巴说，飞洛岛每五鸟中有这样一个变种。它的眼旁具有一纯白色圈，圈后有一狭的白曲线，长一英寸半。这种特性使好些鸟学家认此鸟为一异种，定其学名为U．Lacymans，但现在已经知道这不过是一变种。它常和普通海鸬鹚配合，然绝没有看见中间阶级；这也不足惊异，因为我在他处已经指明过，凡突然出现的各种变异（VariaiioaswhichappearSuddenly）或遗传不变或竟不遗传。” 此外，在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中还有谈及生物界突变事实的，但我们这里所征引的例子已经够用，不必再词费了。现在要问胡博士，这一切的一切是达氏在讲“一点一滴的变异”，还是在讲突然的变异？恐怕虽有百喙，也不能说他不是谈突变罢！胡博士，你要反对突变。不妨本实验主义的方法，凭着脑袋，自我作古地制造“真理”，何必仿托古改制的办法，死死地抱住达尔文，来曲解他的学说呢？！你要知道这是最愚蠢最行不通的把戏，因为他在《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VariationofAnimalsandPlantsunderDomestication1803）和其他著作中明明承认有渐变，也有突变，能读此等书的不止你一人（你是否读过，是否细心读过，似乎是一个疑问），你又焉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俄国伟大的和极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季米里亚捷夫（K．A．Timiriazov）在《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的特点》上说： “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且还多于一般的渐进的变化，故后者不独没有唯一的意义。而且没有优先的意义。” 胡博士。你知道这么一回事么？ 还有一层，在生物学上，注意动植物的变异性，广搜事实，切实研究的开山之祖差不多要算达尔文，他在草创时代，见闻有限，所以对于突变的事实说得不多。自此以后注意这一点的人日多，而所搜罗的事实也几乎是应有尽有了。今试先将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亚东图书馆有译本）中所举的例子择要介绍如下： “美国一个叫做赛斯·莱特的农夫所蓄养的羊忽于一七九一年产一只身长腿短的羔儿，和其牡羔羊的形状大不相同，并传种至今。 南美洲巴位格哇伊国现在的无角牛是一七七○年突然产生的一只没有角的牡牛的子孙。 纽西兰中央岛的山地里有一种叫做“列斯托”（Nestor）的鹦鹉本本和别种鹦鹉一样，以花的蜜和果实为养科。自西洋人移住以后，它偶然在所晒的牛羊皮上啄了一下，忽喜肉食。从一八六八年起专好啄牧场中羊的脊背，吃羊的肉，尤喜欢吃肾脏。 卡墨列（Dr．PaulKammerecr）在《遗传之谜》（DasRätselderVererbung1925）中说： “一只本来生白壳蛋的母鸡如由一只交趾支那雄鸡——这种鸡的母鸡是生黄蛋壳的——与之交尾，则此寻常母鸡的蛋也变成黄壳。截马克（Tschermak）使各种各样的野莺类（Finkenrtan）与金丝雀雌类杂交，则野种的蛋壳上所具有的斑点时常表现在是金丝雀的蛋壳上。” 卡氏复介绍服洛诺夫（Voronoff）的实验道： “我取欧洲种的牡羊一只，其毛长五生的米突（Centimeter）；替它安上一根更大的精腺。几个月之后，此牡羊的毛长达到三十生的米突，这就是说，比澳洲最好的羊毛长达到五个生的米突。” 当唐继尧的时候，云南有两个阉鸡的人对于鸡也善于行服洛诺夫这种手术。一只平常的鸡经过他们的手术之后，即能长到三十斤以上（据说唐氏因他们的手术秘而不宣，特招致署中，强其公开传授）。除掉这些事实外，我们还可从德人赫各莫腊透所《金鱼养育法》（商务印书馆有译本）中找着一点材料； 金鱼生后全系黑色，自六星期至八星期，即为通常变色的时期，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鱼身颜色有一变再变的，如初变红色，迟几点钟后变晶白色，也有由白变红的，也有鱼身斑点忽现忽退的。” 顾复编的《农作物改良法》（商务印书馆出版）更供给我们两个最显著的突变的例子： “日本的稻作中，栽培而积最广的为神力。此稻系由兵库县揖保郡里会岛的丸尾重次郎于明治十年在有芒的程吉种中所发见的三本无芒稻选出。 美国长线维陆地棉中的米德种是美农部米德（RowlandM．Meade）于一九一二年在德克萨斯（Texas）的克拉克斯微尔（Clarksvills）附近考察田场时从一田中异于寻常的优良棉本中选择出来的。” 其实日本稻中除神力外，尚有竹成和雄町为突然变成的优良品种，美国棉中除米德外，尚有隆斯塔（LoneStar）为突然变成的优良品种。此外花卉中突然变成的优良品种尤触目皆是，如去年（一九三○年）上海三友实业社所陈列的名菊，有号“鹤立鸡群”的，有号“双峰插云”的，也有号“太真出浴”的，像这样好听的名目多至十几个，这都是因同一本菊花中有半朵，一朶，或二三朵花的颜色和其余花的颜色绝异，故获此佳名。又生物学上有“变形”（Hoteromorphosen）一项更告诉我们种种奇具的突变，如下等动物失去一只眼睛，在原处生出一个触角。失去一条腿，在原处生出一个翅膀，失去一个下颚，在原处生出一只是。 现在又要请问胡博士，以上所举形形色色的事实是“一点一滴的变异”，还是突然的变异？以“捉妖”“打鬼”自命的博士如不认此为妖魔与怪而一律加以捉打，恐怕无法排斥突变说罢！ 不仅如此，奥国孟德尔（GregorManlel1822—1884）在布纶（Brürn）寺院试验植物品种间的杂种至许多年之久，在一八六五年布纶博物学会席上发表他所研究的结果，后来且将演稿登在学会的会报上。他这种报告造成“孟德尔法则”（MendelischesGesetz）或“孟德尔主义”（Mendelismus），在最近三十年来，这种法则或主义竟轰动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了。兹举其所示的例子一二如下： “将紫茉莉开白花的品种和开红花的品种的花粉杂交起来，第一代的种子会开出玫瑰红的花。再将玫瑰红花的种子纯粹的培植起来，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开白花，百分之二十五开红花，百分之五十开玫瑰红的花。 将豆子开白花的品种和开红花的品种的花粉杂交起来，第一代的种子不是开玫瑰红的花，而是开红花。但再将这种开红花的种子纯粹的培植起来，便有百分之二十五开白花，百分之七十五开红花。而这百分之七十五开红花的种子再栽培下去，有三分之一总是开红花，其余三分之二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开白花，百分之七十五开红花。” 美国伯班克（LutherBurbank1849—1926）所以驰名于世界，就在鉴识植物的性质非常精绝，能选出优良的突变种子，加以培植，不独“伯班克薯”（BurbankPtato）久已有名于世，即其它花卉果木也多有他所选出的佳种。 再次，我还要介绍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即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University）的植物学教授德弗里斯（HogodeVries,1848）。他于一八八六年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荒原薯地上发见一种月见草（Nachtkcrzo），便移植于大学植物园里，培养至若干万株。这种草竟呈出各种各样的突变，如叶子光滑的，雌蕊特别短的，茎粗而节短的，叶脉红色的，叶色薄的，全体矮小的等等。多氏经过十五年的研究，于一九○○年至一九○三年刊布两卷书，名为《突然变异说》（DieMutitiontheorie）。书中的材料丰富，证据确凿，使著者立享盛名。他后来发表好些有价值的著作，如一九○五年的《物种与变异》（ArtonundVarietäten），和一九一二年的《遗传学上的突变》（DieMutationeninderErblidhkeitslere）等是。当他被邀到美国演讲时，美国的报纸恭维他了不得，甚至于说他的突然变异说已经推翻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了。 至于现今一般生物学者借助于外界的影响，试验生物的突变而获得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如伍尔克（vandoWolk）对于槭树的试验，伍尔夫（F．Wolf）和柏蓝（H．Braun）对于微菌的试验，罕森（Hansen）对于酵菌的试验，曾尼斯（Jonunings）对于滴虫的试验，陶厄（Tower）对于薯叶甲虫的试验，马克杜加尔（MacDoagal）对于显花植物的试验，都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也供给一种同样的事实，就是： “美国纽约达芬倍奚博士曾将X光照诸鸡蛋之上，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此种试验影响于鸡蛋之孵化与刍鸡颇大。将多数之鸡蛋曝于X光下，有仅数分钟者，有至数小时者，各有不同之效果，仅曝数分钟者，所孵化之刍鸡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雌性，与普通雌雄性之比例相差极远。经过数小时者，尤发现一种奇妙之现象：所孵化之刍鸡非为现代所有，身体之结构上有突异之进步。据一般科学家推测，如此之进步尚需经过数百年之进化程序，而今经X光之一照，竟突飞改变至数百年后之现象，斯亦奇矣！” 在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研究中既有一种突然变异说发生，并有堆积如山的突变的事实出现，主张“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的胡博士，侈谈进化论的胡博士，总应该知道一二罢。现在不要讲生物学，即就农科而论，凡最初浅的栽培学或作物学等等论及种子，无不有“突然变异选出法”一项，在美国学过农科的胡博士尤应当知道这一点。而退一步，假定达氏没有承认过突然的变异，胡博士为着真理（这是客观存在的真理，不是他所谓“人造出来的”真理）的缘故，也不应当利用达氏的学说来造成自己“一点一滴的”进化论，何况达氏本承认突变，他竟一概抹杀，借便私图，未免有伤忠厚。 “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既是这样，一般实验主义者对于服洛诺夫行过手术的长毛牡羊，云南行过手术的三十斤以上的鸡，日本稻中的神力，竹成和雄町，美国陆地棉中的隆重斯榙和米德，三友实业社的名菊，以及伯班克薯等等优良品种都不能认为“真实可靠的进化”，因为它们不是由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而来，乃是由突然的变异而来。从前武三思说：“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现在胡博士既否认突变为“真实可靠”，势必也要说：“于我有用的为真理，于我无用的非真理”，因为他本着实验主义的方法，对于任何事物要“大有用处”，“才给它们以‘真理’的美名”，而突变对于握有政治权和经济权的资产阶级不独丝毫没有用处，并且还是一个大祸害，所以代表这个阶级说话的他不得不加以否认和排斥。 以上所举大批的事实攻击胡博士“生物进化……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的臆说，算是体无完肤，现在还要介绍黑格尔在《逻辑》一书中所举一个人人能够实验的例子把他的“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的谬论打个粉碎。 “水在寒冷的天气中结冰并非渐次进行，先变成稀薄的浆，然后结为坚固的冰，而是一跳即成为固体。” 自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看来，水不肯“一点一滴的”逐渐由液体而“演进”为浆状物，再由浆状物而“一分一毫的长成”固体，竟这样一步跳而为冰，实在不成其为真理，因为和他的学说不相符合，对于他没有用处。唉，自然这样不称我们博士的意，真太糊涂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德国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美国现状的不安事，自然界种种突然的变异和一般生物学家的突变的理论与试验这些残酷的事实既给予伯恩斯坦和胡博士一班人以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对于突变说似乎可见就此收场，不必往下说了。不过一般盲目否认突变的人也许反借我所举的例子——尤其是关于生物学上的例子——做口实。另形成一种曲说，说这虽是事实，究竟为偶而不常的例外，试看千千万万的物种中仅呈出这少之又少的突变，不是一个明证么？其实我这里所举生物学上的突变，多就达尔文所指突然的变种而言，故其例颇为稀少；至于辩证法所谓突变，绝不止此，如本章第四项（在矛盾中考察对象）所说的“反”和“反之反”，第五项（突变说）第一节所举的六事，和胡博士所谓“瓜熟蒂自落”，“九月胎足而产婴儿”等都是突变。所以每一事物都要经过数次或无数次的突变。这是一种经常的现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出证据来的。这个问题实在过于严重，我们若不能用极充分的证据，从多方面证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除渐变外，随时随地都有突变，并非偶然现象，则辩证法根本要塌台，实验主义可以屹立不动。此事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胡博士可以仍旧洋洋得意地大唱其“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换句话说，大唱其改良论，而我们从此却不配再主张整个的改造——根本的改造，换句话说，不配再主张革命论。这是辩证法和实验主义，我们和他们的生死关头，故不能不郑重说明，再三说明。 〔附注〕上段“”中语见胡博士《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他在此文中将“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和“笼统的改造”对立起来，使人家看见，自然而然地不倾向那“笼统的改造”——因为那是一个不好的名词——真是会玩把戏。其实它们是应当和我这里所指的“整个的改造——根本的改造”对立的。胡博士的目的是在保持现制度，仅零零碎碎地修补。恰和东一块，西一块补旧衣，补旧马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在推翻现制度，从根本上再来一个整个的新制度，恰和弃去旧衣，裁制新衣，破坏旧马路，翻造新马路一样。至于制新衣服要从一针一线做起，造新马路要从一寸一寸筑起，这是方法上的问题，不能与目的浑为一谈。可是我们的大博士本着实验主义的训练，偏要再玩把戏，大做其浑淆的工作，所以接着又说：“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唉。作伪心劳，胡博士可以休矣。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所谓突变不仅是由一种数量突然转变为另一种数量，由一种性质突然转变为另一种性质，而是数量上的变化突然引起性质上的变化，性质上的变化突然引起数量上的变化。今先将弗里德里希对于前者在化学上所举的例子介绍出来： “如以C代表一原子量炭素，H代表一原子量水素，O代表一原子量酸素，N代表每种结合中所含炭素原子量之数，便可以表现这些级次的分子式如下： CnH2n＋2——通常白蜡一类 CnH2n＋2O，第一酒精一类 CnH2nO2一杯基的脂肪一类 我们如果以最后的一个分子式为例，顺次假定n＝1，n＝2，n＝3，……便得到以下的结果（同分异性的除外）： CnH2O2——蚁酸——沸腾点100°溶解点1° C2H4O——醋酸——沸腾点118°溶解点17° C3H6O2————沸腾点110°溶解点—— C4H8O2——牛酪酸——沸腾点162°溶解点—— C5H10O2————沸腾点175°溶解点—— 如此类推下去，一直到C30H60O2麦里息酸（Melissinsäuer）为止，此酸段至八十度才能溶解，并且没有沸腾点，因为它一达到气化时，即行分解。” 其次再看人事界中的例子。如初期的工厂手工业与行会的手工业不同之点只在同一资本同时雇用比较多数的劳动者，当时不过把行会主人的工场扩大一些，这是数量上的变化。卡尔告诉我们说： “多数力融合为一种集合力，便发生一种新的力，抛开这一点不讲，大多数的生产工人单是社会的接触，即产生一种竞争和一种特殊的精神的兴奋，能提高各个人服务的能力，所以十二个人同时在一个一百四十四点钟的工作日中所供给的总生产物，比十二个劳动者各自单独作十二点钟的工或一个劳动者连接作十二日的工所供给的要多得多。这正是因为人在性质上虽不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所说的一样，是一种政治的动物，然却是一种社会的动物。” 又弗里德里希所引拿破仑的有训练而不善骑马的骑兵与善于人自为战而没有训练的曼麦琉克人（Mamelukes）的战争故事更是一个显例。 “两个曼麦琉克人对三个法兰西人是无条件地占优势；一百个曼麦琉克人对一百个法兰西人便不分优劣；三百个法兰西人对三百个曼麦琉克人通常是占优势，一千个法兰西人对一千五百个曼麦琉克人每次都要打个胜仗。” 在另一方面，一块冰如遇热溶解为水，则其所占的容积必比固体时为大，如遇大热而尽蒸化为汽，则其占的容积必比液体时更大，同为凡物遇冷便收缩。收缩则小。遇热便膨胀，膨胀则大，这就是性质上的变化引起数量上的变化的例子。 在物理上既多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中更是随在都有。如当手工业时代，工人用手车纺耖，每人每日至多不能超过半斤，一到了大工业时代，每人照顾一架机器纺秒，即增至数十百倍，这也是性质上的变化引起数量上的变化的明证。 总而言之，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演进达到某种程度，必定发生一种突变，使向来渐进的发展忽然中断（并不像胡博士所说的“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的连读性”那样轻松），面另换一个新方向和新局面，我们固不像资产阶级的学者和实验主义的信徒一样，因畏惧突变而否认突变。但也不像一般夸张突变的人一样，以为世间只有突变，没有渐变，所谓“渐变”不过是一些小的突变；我们承认有渐变，也有突变，两者正是相反而相成，并不像冰炭的不相容，方圆的不相入。这是辩证法的看法，这是宇宙间的定律，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 六理论与实际的一致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因为它是实行的指南针，是实行的灯塔，没有它，实行便找不出方向，便要在暗中摸索。然理论非凭空发生，乃是经验和思潮的产物，它要去指导实行，必须与当前局势和将来的发展的实际情形切合，否则就变成空论或胡说。而不成其为理论。可是自古至今的所谓理论多不合实际，只是一些空论与胡说。 《吕氏春秋·君恃篇》说：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犹且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 这一段话把人类的宰制万物归之于“君道立”，与实际情形相去十万八千里。殊不知人类所以达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生有一只优越卓绝的手能够制器作工，有一个组织精巧的脑袋能够思想计划。纽曼（KarlV．Neumannn）说： “曾有人对于人类的文化史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叫做人的脑与手的历史。……在太古之世，这双手将火石做成斧与刀，并且在突然的岩石洞壁上刻出动物的形象，后来它们又造成米罗（Miro）的维纳斯（Venus，按这是司美丽与爱情的女神），画出西斯廷的麦当娜（SixtinischeMadonna，按此即马丽圣母之象），这同一的手更建筑城市与华丽的皇宫，制造巨大的汽船与铁路，汽球与飞机。” 《周易·系辞》上也说：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吕氏春秋》不从人的手与脑去追求“载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的原因，而笼统归功于阶级制中的君主，真可谓信口开河。 其次胡适博士本着实验主义的观点，许多年来极力提倡个人主义，在一九一八年《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征引易氏致友人的信道： “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他在一九二五年《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重申斯义，并劝学生死心塌地读书，不问时事，因作一极妙的诗规劝道： “救国千万事。 何一不当为？ 而我性所适， 仅有一二宜。” 他在一九一九年《不朽》一文中更高唱“社会的不朽论”，说： “……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代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做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他在一九三○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序言中复将《不朽》的要点撮出，说道： “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即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么？” 西洋资产阶级的学者自资本主义的曙光时代起即提倡个人主义，去适应这个阶级的利益，胡博士既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本着实验主义一味追求效果的方法，极力颂扬他自认为“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以冀适应本阶级的利益。我们自然不能责备他，不过要用辩证法的眼光，分别考察他的话是否适合于实际，是否可作一般青年的指路碑，而配称为一种理论。 第一，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一切生养教育都直接间接有赖于社会，当社会或国家需要个人牺牲时，即不当退避，尤其是比一般平民享有求知的优先权的智识分子应当奋不顾身，尽一己先知先觉的义务，切不可存“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的心理，专谋一己的私利。现在抛开这种大道理不谈，专讲在当日情势之下是否需要胡博士那样的“理论”。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学生倘若跟着他跑，即不会有轰轰烈烈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出现。而资产阶级的革命无由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所以他的呼声不独为其他阶级的人所非笑，并被本阶级的青年当做耳边风。为什么呢？因为易卜生生在小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环境中，走入个人主义，完全是因这个阶级没有争斗的能力，使他不得不着重个人的反抗，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已有争斗的力量，正需要联合或各自集体地干起来，对于他稗贩来的个人反抗主义，都知道效力甚小，无稗实用，故置之不理。胡博士说：“突变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对于他自己所侈谈的易卜生主义，恰是一语破的！像这样不切实际的空谈那里配为理论呢？ 第二，他的“小我”“大我”的说法，真是乱七糟八，一塌糊涂，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个人与全体的利害一致，说说“小我”“大我”，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在阶级制明明存在并且对抗非常厉害的现代，个人的利害只能与某个阶级一致，绝不能与全体人类一致，当然谈不到“小我”之外就是“大我”，更谈不到“‘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除掉“‘小我’是会消灭的”外，“大我”中的一整个集团也是会消灭的（此处本不能再用“大我”这个名词，不过为便于反驳胡博士起见，姑妄用之），如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年）后贵族阀的消灭，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后资产阶级的消灭是，我们的大博士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一味高唱他自己所认为“空荡荡的‘大我’”，而“否认那介于‘人类’与‘我’之间的”阶级，他如真不知道，就是不智，如有心作伪，就是不诚，二者必居一于此， 还有一层，他说，过去，现在，将来种种“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像这样说得花天乱坠，真令我如坠五里雾中！可是莫忙，我要问大博士。“一点加一滴”怎样解法？据我想，具体地说，总不外人加人，物加物，意志加意志，感情加感情，凡属“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都相加起来，就等于“大我”的现象，换句话说，就等于社会现象。我们为求简单明了起见，不笼统讨论这一切的一切，仅提出意志一项来说。因为这个问题与下面要讲的“个人造成历史”一事大有关系的缘故。 我上面解释胡博士的说法如果不算武断，则他明明承认社会现象是各个人意志总和的产物（观于他说：“个人造成历史”，益足证明这一点）。这是真的么？待我举出最近国际间的糖业状况来作考验的资料。前数月的《申报》中载古巴因糖价低落，故意焚烧大量的糖类，今日（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一日），又载古巴，爪哇，德，比，匈，波兰，捷克七国代表签订国际糖业协定，限制各关系国过量的糖的输出，以免产糖者的破产，各国糖业资本家从事于糖的生产本来是想获取利润，他们拼命扩充这种生产，本来是想获取更多的利润，社会现象如为各个人意志总和的产物，则他们应当如愿相偿，各得厚利。但结果不独达不到这种目的，并且因生产过剩，大破其产，大焚其糖，大限制其输出。可见在这无组织的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各个人意志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交互错综交相牵制的结果，因此往往违反各个人的意志，胡博士的“一点加一滴……，便是‘大我’”的说法，完全与实际相反。 末了，我对于他这篇《不朽》论中所谓“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的高见还要批评一下，这是从向来流行的“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两句臭调变来的，为形式逻辑与实验主义得意的理论。尤其是后者必然如此，因为它反对辩证法的有定论（Diterminism）而高唱自由意志论，认个人可随意造成历史，造成社会。可是上面糖业状况的事实已经明白告诉我们，个人的意志在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中绝不能造成历史，造成社会。自然历史和社会也不是人类以外的东西造成的，各个人的确都有力量错杂其中，不过不像实验主义者那样笼统的主张一样。怎样讲呢？卡尔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achlzehnteBrumairedesLouisBonaparte）说得对：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非出于自由创造，非出于独立选择，而是在已有和现成的局势之下进行的。” 弗里德里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把这种意思发挥得更为详尽。 “……社会史上的行动者是具有意识，思索，情感和一定目的的人类；每一件事的出现都有意志，都有目标。但这种区别对历史的探讨——尤其是对各个时期和事件的探讨——虽十分重要。而于历史的进程受内部普遍的规律的支配这种事实，却不能有所改变。不管一切个人所怀抱的目的怎样，在表面上这里大概是像受偶然的支配。凡所志所愿的事物仅有少数出现，至于多数目的交互错综，互为牵制，不是起初即不能实现，就是方法没有效验。所以无数单个意志与行动在历史上的冲突所表现的状况，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大致相似。行动的目的固所心愿，但由此等行动所发生的结果却非心愿，或者初时似乎和目的相符，终久背道而驰。就大体讲，历史的事件好像同样受偶然的支配。可是在表面上偶然即表现力量，它仍是受看不见的内部规律的支配，所以应将这种规律找出来。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出现怎样，每个人是依照自己自觉的目的去做的，这些在各方面动作的意志及其对于世界的许多影响所发生的结果，就构成历史。因此要看无数个人所志所愿的是什么。意志是由情感或思考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情感或思考的动力，种类甚多。有一部分是外界的状况，有一部分是理想的动机，如野心，“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或纯粹个人各种各样的幻想。但在一方面，我们已经看见，在历史中动作的无数个人的意志所产生的结果，时常不是自己所愿意的，有时且恰恰相反，个人意志的动力对于总的结果只占次要的位置。在另一方面要问有什么原动力站在此等动力的后面，有什么历史的原因能在行动者的头脑中变成此等动力？” 本章起首所介绍的唯物史观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读者覆按一下，即可以知道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个人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怎样。胡博士对于这一点完全不懂，惟高唱“个人造成历史”，“个人造成社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热不复迷信所谓全知全能的上帝，可是却迷信个人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像这样和实际背道而驰的议论也够得上一种理论的资格么？ 第三，我说个人是胡博士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即他的新偶像，并没有冤枉他。试看他在最近一篇序言中仍是怎样“极力拾高个人的重要”，不独个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并且起一个念头“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因此像煞有介事地奉劝个人“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其实他还应当说：“起一个念头而不敢忘这个念头的社会影响。”否则恐怕“引起几十年的血战”，并且说不定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啊，个人，个人，你真是伟大，真是神秘！但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慎子说得对：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能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夫弩弱面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 所以个人绝对不是万能的。他在社会中等于沧海的一粟，而他的作用也不过是一粟。要在某种状态之下，代表某种势力，应某种潮流，个人才能表现得十分重要。像胡博士那样的说法只是他自己所谓“一股夸大狂的空气”！ 胡博士看到这里，一定要强辩道：“我所说的毁灭一村一族，引起几十年的血战和兴邦丧邦等等上面，不明明有‘也许’两个字么？你自己不看清文意，怎样好怪我鼓吹个人万能呢？！” 如果你不是鼓吹个人万能，在一方面你应当加上“在某种状况之下……”等字样，在另一方面决不致流露“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等语。至于“也许”两字是你故作较狯，常玩的一种把戏，绝不能减轻你鼓吹个人万能的错误。怎样讲呢？ 譬如你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篇二千一百多字的文中极力描写”突变好听的‘主义’”是怎样的容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怎样的没有用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怎样多危险，讥笑“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警戒人家莫谈主义，“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复于这样痛快淋漓畅论一番之后，安上一张后门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迨人家提出反驳，说没有一种主义做标准，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绝不能蔑视主义，你便从后门里跑出来，说你已经在劝人研究主义（当时的人正苦于没有一种主义做解决问题的标准，故先从研究主义下手，这原是对的，你劝人家莫谈主义，这又是你的理论不切合实际的明证，还有一层，你当时正在“空谈外来进口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更是自相矛盾）。可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于叙述欧洲人所谓科学破产以后，何尝没有声明他“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你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却不因此饶恕他，说“谣言这件东西就和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粱任公这样说的’”。其实你所谓“也许”，所谓“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也正等于梁氏的声明，有什么用处？因为你这种说法与全篇文字的分量和语气太不相称，绝不能引起人家的注意。他们只知道喊着：“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个人造成历史。个人造成社会。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胡适博士这样说的！”这么一来，一切卑鄙龌龊，自私自利。狼子野心，不顾公益的人都找着“理论”上的根据了。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背离，不足以为实行的指导，故对于实际不是不发生影响，就是发生很坏的影响。至于辩证法是要细心考察实际情形，使理论能与之切合，为实际所需要，因而指导实行，改造世界。如乌里扬诺夫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提出土地归贫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及以后的对德国媾和等等理论都切合实际，为当时的环境最迫切的要求，故一经见诸实行，即收得绝大的效果。这是辩证法的观察法。这是辩证法理论与实际一致的第一义。 奥地利有名的物理学家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信徒马赫（Mach1838—1916）于一九○五年著《认识与错误》（ErkenntnisundIrrtum）一书，宣言： “‘有定论’或‘无定论’论旨的正确无从证明。……但当研究中，每个思想家在理论上必须为有定论者。……每种新发见暴露了我们见解的缺点，表见了向来未曾察觉的关联的其余一部。……所以就是那些在理论上代表极端有定论的人在实际上也必须为无定论者。” 乌里扬诺夫在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评道： “将纯粹的理论故意和实际分开，将有定论限于‘研究’方面，使道德方面，社会活动方面以及‘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方面都陷在‘主观’评价的问题中，这不是愚昧么？这个饱学自炫的人说，在我的工作室中，我是一个有定论者；但对于一个哲学家应注意的一种包括理论与实际，并建筑在有定论上的统一的世界观，可不必提及。马赫说出这点小事，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对于依照自然与必然的关系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清楚。 ※※※ 一个可爱的对照：在理论上是教授，在实际上是神学家。或者在理论上是客观论（即‘羞答答的’唯物论），在实际上是‘社会学上的主观方法’。” 像这样把理论与实际划作毫不相干的两截，在理论上做有定论者，在实际上做无定论者，真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殊属可笑，无怪乎乌里扬诺夫对之大肆讥评。可是这个鼎鼎大名的马赫却系胡博士等的实验主义的远祖，所以胡氏论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时，特说明詹氏是综合“马赫等人的学说，做成一种实验主义的总论”。不仅如此，马先生这种毛病竟遗传给我们的大博士了。请看他在《科学与人生序》中的供状罢：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看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这不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有定论么？为什么会出于高唱“自由意志”（即无定论）的实验主义信徒的口中呢？啊，这也只是一种偶然的说法，终久还是要显露他那真面目来的，所以他接着又说； “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甚至于因果律的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因果律的作用使他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预测将来；一方面又使他可以运用他的智慧，创造新因以求新果。” 胡博士在上面明白承认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人的一切生活，他的自由真是有限的，在此处忽说笼罩一切的因果律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这就是说，并不见得支配着他的一切生活，而其所持的唯一理由是“因果律的作用……使他可以运用他的智譬，创造新因以求新果”。这种微妙的理论真有些令人莫测高深！一切行为刚才还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类，此刻因制造新因去求新果，即可脱离它的羁绊，使之无从笼罩，天下神奇的事宁有过于此举么？但我们细心考究一下，人类并没有魔术棍子打破因果律的藩篱，突然冲出，他们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举动，在此作怪的不过是胡博士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罢了。 怎样见得呢？斯宾诺莎（BenedictusdeSpinoza1632—1677）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生哲学》”（Ethik）中批评那些主张自由意志说的哲学家道： “他们显然认人在自然界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相信人破坏自然界的秩序比服从这种秩序为多；而人对于自己的运动具有一种无条件的权力，除掉自己以外，不受任何事物的决定。” 胡博士在实际上也是这种哲学家之一，不过他对于明目张胆高唱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和单一性的人生观的张君劢一班人既奉送了一个“玄学鬼”的徽号，自己自然不能不勉强承认因果律对于人类一切生活的支配权。但他终为实验主义的方法所限，便绕一个圈儿来摆脱这种律的束缚。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深文周内，故意罗织，还有其他事实，可作旁证。譬如他在《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中对于“‘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是什么？”回答道： “这个不消说得，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有那种‘创造的智慧’，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根据现有的需要，悬想一个新鲜的将来，还要能创造方法工具，好使那个悬想的将来真能实现。” 他在《詹姆士论实验主义》中又说： “‘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人本主义）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正在修改之中，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实验主义的宇宙是还在冒险进行的。” 此处所谓“创造的智慧”，“悬想一个新鲜的将来”，雕刻大理石一般地改造实在，修改未完的草稿，“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和冒险进行的宇宙等等，无一不是胡博士这一班实验主义者本着“自由意志”所要干的勾当。所以他不独在实际上是一个无定论者，在理论上也毕竟是一个无定论者（他和张君劢一班“玄学鬼”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不过有时又高兴做一个有定论者，如和他的远祖马赫相较，岂止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并且还是言不顾言，像这样矛盾百出，难道是“一代不如一代”么？！ 至于辩证法是要理论与实际紧接一起，并且连贯一气，如在理论上为有定论，在实际上也必然为有定论，绝不能自相矛盾，这是辩证法理论与实际一致的第二义。 七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认识 “人家说是长安远，我比长安远九千”，这是我们家乡一个出远门的人写信回来说的。我小时候，总是把它当做歌儿唱，以为那里真是远得不得了。后来在中学学习地理，才知道长安不算远，比长安远九千里的地方也不算远，只有许多学生前往欧美留学，算是到了“地之角”，那才真是远。但出国前偶阅哈洛（B．Harrow）《从牛顿到爱因斯坦》（FromNewtontoDinstain）一书，发见下面一段话： “你如果设想乘坐快车，每点钟的速度平均为三十哩。你从纽约出发，在四天之内当达到旧金山。如以同一速度旅行全球，可在三十五日之内蒇事。倘仍能以同一速度腾空而起，向月球进发，在三百五十日之内便可达到目的。一到月球，旅行一周，需时八日，在地球时旅行一周却需三十五日。你如果不去月球旅行，而收拾行李，向太阳出发，那你，不如说，你的后裔在三百五十年之内当可入太阳境，再加上十年，即能绕行太阳一周。” 把地球和月球的距离比较一下，固觉得欧美犹如此邻，但把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比较一下，岂不觉得月球是“望宇对衡”么，由此看来，太阳真是极远极远，真是“天之涯”了，可是奠忙，再听哈洛说罢： “此等距离雄极大，然以地球和各星球的距离相较；又不算一回事。光的运行不是每点钟三十哩，而是每秒钟十八万六千哩，光从太阳达到地球，约需八分钟，从最近的星球达到地球，豹需四年多一点。有些星球的光即运行几百年也不能达到地球。” 啊哎，太阳先生离我们真不算远，因为光小姐仅走八分钟就到了，只有那最近的星球劳它走四年多路。不能不称为十分远。还有好些星球劳她走几百年。尚不能和我们见面，不能不称为最远。但据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申报》电； “世界各国的大天文台最近关于星的扩大现象，均有精密的观测。据观测的结果，各天体由其中心（即太阳）逐渐离开，而宇宙的范围渐次扩大。此仍以分光摄影的光学的研究，得其判断。这种现象打破从来的宇宙衰老说，而证明宇宙尚在进化的路程中。” 既是这样，世界上如再出一个新的牛顿或一个新的爱因斯坦用窥天仪发见新的星球，要劳光小姐跑几千年甚至于几万年，才得和我们打个照面，那这里所谓“十分远”和“最远”的星球不是又变成“最近”和“十分近”么？ 我上面这几段谈天说地的话并不是随便开玩笑，替大家解闷气，而是要证明世间所谓真理是有时间和空间性的，在一个时候和一个地方所谓“真”，到了别个时候和刖个地方也许不真了。这不独关于路程的真理如此，即其他一切的真理也大半如此。再拿光小姐来说，在物理学上极有权威的牛顿说她的行动是直线的，从不走弯曲路。凡能用仪器实行试验的物理学家，谁也相信这是毫无疑义的真理。可是迄爱因斯坦出，竟发现光虽是寻着直线进行，但在途中如与具有吸引力球球体接近，她便不能再走直线，试以下图说明其理： 假定甲为一星球，当它的光线向地球射来时，它的光捉恰恰掠太阳而过。光线的途径如不受太阳的影响而为笔直的，当为甲乙，我们都知道，太阳先生平日的为人十分磊落，且板起一副威风凛凛的面孔，正经得了不得，但一看见这位光明美丽的小姐在前面经过，便心花怒发，忘其所以，竟使出自己吸引力的大本领，拼命地向她勾引。光小姐本是大家闺秀，岂肯违反礼教，随意私奔，不过她毕竟六根未净，抵不住太阳先生那样如火如荼的热情的挑战，遂炙脉脉含情，心心相印。她虽知道娘家与婆家的监视甚严，不容自己有外遇，然实在有些舍不得太阳先生，在前进中不断地向他暗送秋波，以致自己误入歧途，而她的真正的行径遂改为甲乙。在地球上盼望这位仙子下嫁并偷偷地窥测她的芳踪的婆家满堂宾客不独没有看出她的不正当的行径，反以为送她出来的娘家是甲非甲，她的路线是正直的。但古语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她的不正当的举动虽一时瞒住了那些宾客，甚至于瞒住了精明的牛郞，终于被目光炯炯向她进攻的爱哥发觉，并向朋友们宣布出来。因此我们现在便不认牛郎对她的看法是完全靠得住，而相信爱哥的观察为廉得期情了。 诸位看官，精勿怪我以游戏的笔墨来描写这天大的真理为太不郑重，我无非是怕此事过于干燥，引不起你们的注重，故这样哥儿姐儿来一大段。现在我要作古正经地发议论了。 爱因斯坦对于光的路线的新发见并没有推翻牛顿所说的光循着直线进行的真理，而是限制了这种真理的应用。就是，当光从太阳射到地球而不受其他球体的吸引力的影响时，它的行径便是直线的，当光从其他星球射到地球而受太阳的吸引力的影响时，它的行径便是曲线的。所以这种真理也一样要受时间和空间性的限制。 在天文，地理和物理学上的真理既大半要受时间和空间性的限制，在阶级制底下出现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等的真理更不待言。尤其是关于是非，得失，善恶，邪正诸端，很少永久的标准和一成不变的真理。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的成语也说：“春雨如丝，农夫爱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爱其皎洁，盗贼恶其光明。”这正是因为各人的立场不同，以致是非好恶背道而驰。 又如儒家讲道德，重礼乐，信天命，自以为他们的道是永久的真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可是墨子却攻击他们体无完肤。《公孟篇》说： “儒之道足必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槨，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庄子看见儒墨之争各有是非，所以说道：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可见关于人事方面的是非原是相对的，要在这一方面去求抽象的真理便十分困难。善恶也是如此，所以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中说； “从一种人民到另一种人民，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善恶的观念甚为分歧，常是彼此互相矛盾。——然有人会反对道：善毕竟不是恶，而恶也毕竟不是善；如果善恶不分，则一切道德扫地，各人可以随意行动。……可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了结的。要是这样简单，当没有善恶之争，各个人都知道善是什么，恶是什么。现在怎样呢？对我们宣传的是何种道德？第一是从前信仰时代传来的基督和封建的道德，计分为旧教与新教的两部分，又再分为耶稣旧教的道德，正宗新教的道德，和界限不分明的道德等等。此外有近世资产阶级的道德，又有无产阶级将来的道德，所以在欧洲最进步的诸国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供给三大系道德学说，同时并存，比肩而立。那一种是真实的道德呢？就绝对的永存的意义讲，没有一种是真实的；不过那种代表现在的改革和将来的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的确具有富于继续性的最多的真理元素。” 以上这些例子都表现一切真理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具体的真理而非抽象的真理。可是这里有一个应注意之点值得郑重提出，就是，这些虽是相对的真理，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一定的立场内，却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我小时以长安为标准，觉得比长安远九千的地方最远，后来以中国为标准，觉得欧美最远，以地球为标准，觉得月球最远，以月球为标准，觉得太阳最远，以太阳为标准，觉得最近的星球为最远，以最近的星球为标准，觉得最远的星球为最远，就我的标准继续改变讲，所谓“最远”的真理是相对的。但就标准未曾改变讲，它便是绝对的。其余各例可以类推。所以辩证法所谓相对同时就含有绝对，自它看来，相对和绝对间自身的差异也不过是相对的，两者的中间并没有彼此隔绝的鸿沟，也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但实验主义却恰恰相反。它站在相对论上（辩证法自然也含有相对认，不过不限于相对论），排斥绝对，它的相对就只是相对。并没有绝对的元素在内。所以胡博士在《实验主义》的论文中说： “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它：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一类‘这个真理’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它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它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它是可以证实的。” 天下有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应从真的本身着眼，它如果真是永久不变的，真是绝对的，便不应为着“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和“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的缘故，而盲目地加以排斥。实验主义者不懂这个道理，先定下一个主观的标准，然后来谈真理，其流弊必然达到乌里扬诺夫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作的结论，就是： “把相对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不陷入绝对的怀疑论，存疑论和诡辩，便陷入主观论，这是免不了的。以相对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其意义不仅承认我们认识的相对性，并且否认我们的相对认识所接近的任何种不依赖人类的客观标准。一个人从赤条条的相对论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每种诡辩为正当，可以把拿破仑是否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一事作为‘有条件的’，可以为着个人或人类便利的缘故，于科学的意识形态（Ideology，在一方面这确是‘便利’的）之外，又让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另一方面这确是‘方便’的）。并行不悖。 实验主义者从赤条条的相对论出发，果然发生了乌氏最后这几句话所指出的现象。如詹姆士恐怕人们“没有兴趣，没有刺激，没有激励，转入正途”，特决定拥护宗教，胡博士硬认“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这是一种诡辩，理由详后），就是一些显明的证据。 然胡博士把真理完全看做相对的，也自然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作根据，例如说： “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它，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看王充《论衡·说日篇》）。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遣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绕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有哥白尼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月球是绕地而行，此处应系一种错误）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刻卜勒，如牛顿，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得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它，因此它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解释来代它了。” 胡博士用大气力来描写古今人对于日球三种不同的假设，意在指摘一，二两种的错误，借此陪衬第三种也不过尔尔，再明白些说，不过是相对的真理罢了。其实这种推论丝毫没有道理，因为真理是还绝对正确，应从它的本身下批评，不能因一二两种假设的错误，遂疑及第三种假设所成立的真理也有些靠不住（即不过是相对的）。这种议论是完全不相信人类能从相对的错误中找出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可算是“十足的……武断思想”。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认识的产物是否具有至上的妥当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他的答案是： “思想的至上性是在一批绝非至上的思想家中实现出来的；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批相对的错误中实现出来的；两者只能在人类无限的生存中充分实现，别无它道。 此处和上面一样，又有同一矛盾发生于人类思想必然绝对表现的特质和这种思想在极受限制的单个思想家的实现中，这种矛盾只能在无限的进步中——对于我们至少是人类无限的连续中——去解决。就这种意义讲，人的思想是至上的，又是非至上的，他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又是有限制的。依资质，功用，能力和历史的目标讲，它是至上的，无限制的；就单个的表现和每次的现实讲，它是非至上的，有限制的。 永久的真理也是如此，人类若单从事于永久真理和思想结果——这是具有至上的妥当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的——的探讨，一定可以达到知识界的无限性现实与可能实现的境界，因此无数有名的奇迹便当完成了。” 这正是一种辩证法的看法，它指出人害在搜求真理的进程中免不了要表现一批相对的错误，但并不像实验主义一样，因此一口咬定宇宙间没有永久的绝对的真理，这是何等的切合实际情形。 此外，胡博士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说法作为真理仅为相对的证据，他说： “就是平常人景信仰，最推祟为永久不磨的数学定理，也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我们学过平常的几何学的，都知道一个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又知道一条直线外的一点上只可作一条线与那条直线平行。这不是几何学上的天经地义吗？但是近来有两派新几何学出现，一派是罗贝邱司基（Lobatschwsky）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只角加起来小于两直角，又说在一点上可作无数线和一条直线平行；还有一派是利曼（Riemann）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大于两直角，又说一点上所作的线没有一条和点外的直线平行。这两派新几何学（我现在不能细说），都不是疯子说疯话，都有可成立的理由。于是平常人和古代哲学家所同声尊为天经地义的几何学定理，也不能不看作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了 关于几何学上这三派的差异问题，胡博士这样很不正确有头无尾颠倒错乱地说几句，实足以引起绝大的误会。我最初看见，很学奇怪，所谓定理（Theorem）明明是由公理（Axiom）中推出，能够证明的，它所根据的公理如没有被推翻，它自身即是“永永不磨的”“天经地义”，为什么只能算作“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最适用的假设”！？其实胡博士所要说的是公理而不是定理，因为公理是假设的，是不能证明的。讲到罗利两氏的几何学，我因不明其内容。特就质于一位数学专家的友人C君，据说这只是他们所假设的公理的不同，故所推出的定理也不同。因为三角形内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是根据一条直线外的一点只有一条平行线这个根本公理证明的，这是平常的几何学，称为欧氏几何学（EnklidscheGeometrie）；或抛物线几何学；迨罗氏出，继许多学者之后，企图证明欧氏的平行线定理，但因这定理实在是一种公理，无法证明，终归失败，于是反过来，去掉欧氏的平行线公理，易于一直线外的一点可作无数平行线的公理，于是三角形内三角之和即小于二直角，这是罗氏的非欧几何学（Nichl-EnklidscheGeometrie），又称为双曲线几何学；后来利氏又换一条直线外的一点没有平行线的公理，于是三角形内三角之和即大于二直角。这是利氏的非欧几何学，又称为椭圆几何学。所以胡博士所说的两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而罗利两氏的非欧几何学并没有重大的意义，并没有推翻欧氏几何学，不过是证明欧氏的平行线定理是一个公理，是不能证明的，即去掉也不致发生矛盾罢了。 这三个几何学说在各自假定的公理之中，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到底谁是谁非，此处用不着加以讨论，因为这样一来，便超出我和胡博士争辩的范围之外了。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无论这三种几何学说都真也好，都假也好，或一真两假也好，两真一假也好，断不能因此推出“假设是人们随便矫揉造作的玩意儿”的结论。胡博士自然没有这样明白说出来，不过他一则曰“平常人和古代哲学家所同声尊为天经地义的几何学定理，也不能不看作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再则曰“我们所假设的律例不过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三则曰“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窥其用意，无非是认假设为由人随意造成的，真理乃完全相对的，主观的。这是一种天大的错误，叫人家无从原谅，特详述其理由如下： 费尔巴哈说得对：“我的感觉是主观的，但感觉的根据是客观的。”我现在也同样地说，人们的假设是主观的。但假设的根据是客观的，所以假设不是搓汤圆，可以随便大一点，小一点，圆一点，扁一点；假设也不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可以随便简一点，略一点，漏一点，补一点；假设乃是客观实在的摹本，乃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印象。因此假设不能马马虎虎，必须正正确确，否则不成其为科学的假设，只是不负责任的的信口开河！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实在的问题，以后当详加讨论，不过此处因它和假设有最密切的关系，不能不先说几句。胡博士认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涂抹，装扮，这些话简直是在开玩笑，没有回驳的价值。他或读者如果要求我回驳，那我也有权利，用开玩笑的方法来遵命。实在这个女孩子果真是百依百顺地让我们涂抹打扮，弄得花枝招展，媚态横生，对于我们确是爽心悦目，一见销魂，但这不是她的本色，不复能称为实在了。大家如嫌这种说法过于空洞，我可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胡博士是一个实在，如果替这个实在作一个摹本，就他的尊容讲，所表现是一个眉清目秀，瓜子脸儿，并蓄有八字须的四十许的男性。但我们的大博士如果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取下博士帽，拔掉八字须，剃去眉毛，画上两道上海最时髦的又细又长的柳叶眉，脸儿敷着雪花膏，扑上三花粉，配以鲜艳的胭脂（两唇也在内），再将头发烫得蓬松松的，装成一个娇滴滴的十六岁小姑娘的样子，就扮相讲，固然较前美丽得多。无奈已非“庐山真面目”了！在素识胡博士的人看来，一定要说：“像这样‘冠而雌’‘老而少’的打扮和本来面目实在差得太远了？！”在素来不识胡博士的人看来，也许一时信以为真，并且赞美道：“像这样才学超群，容颜绝世的佳人真是千载难逢，罗兰夫人不能专美于前矣！”可是迨他们慕名造访，一定相对骇然，大骂造像的人故意恶作剧，不赤赤条地作成一个摹本，要这样那样矫揉造作，以伪乱真。 胡博士，请勿怪我轻薄，亵渎了你的尊严，我的用意不过是就近取譬，使人易于明了罢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实在是要客观的实在，不能任意涂抹装扮，假设是要正确的假设，不能随便省略增补，否则八字须的四十许的胡博士就会变成娇艳欲绝的十六岁小姑娘了。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断定：前面三种几何学说如果都真，必定各有特别适用的场所，牛顿和爱因斯坦对于光的学说可以并存一样，如果都假，那就是摹本走了样，应当再用心作出正确的摹本，如果一真二假，或二真一假，那就是有的系正确的摹本，有的系走了样的摹本。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因三者的并存并废，或一存二废，或二存一废，而推出“真理仅系相对的，实非绝对的”的结论。再进一步，假定从这三种几何学说中证明其中所含的真理确系相对的，然也不能因此断定它不曾进于绝对的真理，因为相对的真理本是跟着宇宙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向绝对真理方面进行的。怎样讲呢？乌里扬诺夫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得很明白： “从近世唯物论……的观点看来，只有我们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的认识界限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这种真理自身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接近它，也是无条件的，一张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这张图画表现一种客观存在的模样是没有条件的。什么时候，在何种状况之中，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达到发见煤焦油（Kohlenteer）中的茜素（Alizarin）颜料，或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每种这样的发见系一种‘无条件的客观认识’的进步，这是没有条件的。总而言之，每种意识形态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每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别于宗教的意识形态），符合一种客观的真理，一种绝对的性质，这是没有条件的，你们〔指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将说：相对和绝对真理间这样的区别是无定的。我的答案是：要防止一种科学变成一种固执的教义，即变成一种死板，僵硬的东西，这种区别固然是“无定的”，但要自别于信仰主义（Fideismus），存疑论，哲学的唯心论。康德和休谟（Hume）门徒的诡辩，这其中最决切的和最不可救药的成分，这种区别同时便是‘有定的’。这里是你们没有发觉的一条分水岭，因为你们没有发觉，遂堕入反动哲学的构渠中。这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和相对论中间的一个分水线。 中国的马赫主义者胡博士啊，你也是同样没有发觉这条分水线，遂堕入反动哲学的沟渠中，并且因阶级立场和方法的关系，将愈堕愈深，不能自拔了。 胡博士在最近一篇序言中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倡存疑主义的赫胥黎和实验主义的杜威自己既各有所蔽，说出话来自然也尽是毛病。不过单就赫氏的“拿证据来”，和杜氏的“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讲，是搜求真理者所应有的态度。无奈我们承受师传的大博士恰和那“两位大师”一样，只能在存疑主义与实验主义所限制的范围以内找证据并顾到当前的问题，一出这个范围，虽有最明显的证据和日日接触的当前问题，他和一切实验主义者，存疑主义者就熟视无睹了，总是依照自己的方法，闭着眼睛乱喊宇宙间没有永久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绝不知道在当前的问题上先找一找证据，实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到处都有永久的绝对的真理，试看一加一等于二，二减二等于零，三乘三等于九，四除四等于一，这不是永久的绝对的真理么？胡博士如能用一种假设证明一加一等于三，二减二等于一，三乘三等于十，四除四等于二，那我就相信假设可以随便做，真理没有永久的，绝对的。又试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发生一种空前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这不是永久的绝对的真理么？胡博士如能用一种假设证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没有起义，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没有发生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旦三十日上海也没有发生学生运动，那我就相情假设可以随便做，真理没有永久的绝对的。像这样的证据，这样的当前的问题，真是多至不胜枚举。现在要问胡博士，这一类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证据的，是不能证实的”？还“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如果说它们仍不出前一列的说明，请将上面的绝对真理一律加以反驳，如果说它们的确也和后一列的说明相符，请赶快取消你那前一列的妙论，免闹笑话！ 至于辩证法是完全根据客观的实在，判断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自己绝没有何种武断的固执的教条，套在客观真理的身上，加以矫揉造作。它在一方面，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动不居，真理也跟着变化，因此真理是相对的，在另一方面它承认宇宙有些客观的实在于形成真理之后，即具有永住性，不因时间空间的变迁而受影响，这种真理是绝对的；还有一层，它承认相对的真理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具有绝对的意义，并且因宇宙的展进而向着绝对的真理方面展进。所以辩证法既不像机械唯物论的代表杜林一样，认一切真理为终极的绝对的，也不像实验主义的代表胡博士一样，认一切真理为暂时的相对的，绝不含有绝对性，它完全以客观真理自身的是否变化为评价的标准，故免去两者的偏执了。 结论 我对于辩证法定出七条规律，并很详细地举例说明，一则借此阐发留德时对于这种方法的心得，二则以便初学者的易于应用。不过在这七条规律中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或可称为附属的：如一，二，三，七条系基本律，四，五，两条是由第一条推出，第六条的前半截不过是第二条的反面。次要诸条所以分门别户，独树一帜，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在实际上应用最广，如让其包含在主要各条中，隐而不显，即不免有埋没之虞。 辩证法的规律既经明了，我们现在要进而指出卡尔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之点。此事最为重要，因为资产阶级的学者对于这种区别多半不懂，在那里乱发议论，淆惑听闻。德国哲学家杜林曾犯了这种毛病于前，我们的哲学博士胡适复继起于后，真所谓无独有偶（其实何止他们两人，这里不过是举个例子罢了）。他在一九三○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序言中说； “从前CDS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它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康苗立士特〔应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黑格尔更顽固了。” 当我初次看见这一段话时，几乎不相信自己是在读胡博士的大作，以为梁启超复活，这是出于梁氏的手笔。因为在资产阶级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者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承认梁氏完全是一个玄学的头脑，“笔锋常带感情”，遇事信口开河，而胡博士则受过科学的洗礼（但梁氏的才具却超过胡博士），能应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实验主义来讨论一切问题，虽因方法不善，常是求不出真理（如本书前面所举的各例是），但他总算是小心翼翼地搜求证据不肯完全抹杀事实。现在拿上面这一段话来看，我简直不敢恭维他的的头脑胜过梁氏，他们两人真是半斤与八两，彼此相等。 我们完全暴露胡博士上面一段话的严重错误，须分作四项来讨论： （一）他完全不懂辩证法的发展史及其内容。 （二）他不懂或曲解达尔文主义。 （三）他丝毫不懂卡尔的政治学说。 （四）实验主义的的总评价及其与辩证法“联合战线”的问题。 关于第二项，我在突变说中已经尽情说过，兹不再赘，关于第三项，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说，此处专讲一四两项。我们要想知道黑格尔和卡尔两人辩证法的异点，最好先听一听卡尔自己的一部名著第二版的跋文中所说的两段话。 “就根本上讲，我的辩证方法不独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还是它的正反对。黑氏以为思想的进程——他甚至于在意象的名称之下，将这种进程变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真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真实世界只是这种进程的外表的现象。反之，我以为理想不过是反映在人的脑袋中的物质罢了。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我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神秘的方面，就加以批评。……辩证法在黑氏的手中虽弄成神秘化，但绝不因此妨碍他在宏大和有觉悟的方法中，首先写出辩证方法一般的运动形态。辩证法在黑氏手中是头在下的逆立着。我们要从这神秘的外壳去发见合理的核心，必须将头在底下的辩证法颠倒过来。” 这两段话虽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卡尔的辩证法中间一个绝大的异点，但不详细，我们可再听弗里德里希说： “自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意象独立发展，绝对意象不仅永久存在——不知道在何处？——并且还是现存整个世界真正的活灵魂。绝对意象自行发展，经过一切初步——这些初步在〔黑氏的〕《逻辑》一书中讨论十分详细，且都包含在绝对意象中——于是‘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于不知不觉之中因自然的必要，经过新的发展，后来在人类中复达到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现在在历史上又从粗糙中发育出来，及至最后，绝对意象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才完全复活。自黑氏看来，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出现的辩证法的发展，这就是说，经过一切曲折运动和暂时退步而贯彻的自低至高的进步的因果关系，不过是意象从永久——不知在何处，但和每个有思想的人的脑袋没有关系——出来的自发运动的影子。这种意识上的颠倒错乱必须加以铲除，我们不把真实事物看做绝对意象发展到这个或那个阶段的反映，却从唯物史观的见地，将我们脑袋中的意象看做真实事物的反映。因此辩证法变成了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这两种规律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表词上是相异的，因为人的脑袋能够有意识的运用它们〔指规律〕，而在自然界，一直到现在，甚至在人类史中，他们是在无意识的形态中，在外界必然的形态中，经过无限的偶然，才贯彻出来。可是意象辩证法自身却因此成为真实世界辩证法运动自觉的反映，而头站在地上的黑格尔辩证法复将脚站在地上。” 上面这几段话明白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卡尔的辩证法是唯物的，前者将思想的进程看做因，真实世界的发展看做果，后者将真实事物看做因，将脑袋中的意象看做果。所以前者是一种玄学方法，而后者是一种科学方法，胡博士不懂辩证法发展的历史，看见它是“出于黑格尔的哲学”，便一口咬定它“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这是何等武断！ 中国人具有一种望文生义的大本领，为任何国人所不及。譬如前清时代的乡试中有一次的搭截题为： “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 像这样上下句“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可算是难做极了。但我们的八股先生中居然有人做出： “夫人不如鸟，可耻孰甚？如耻之，莫若师文王。”的妙文来，把题中的上下句接得天衣无缝，令我不能不叫一声“天才”！后来“洋八股”代兴，有一个试题为： “拿破仑，华盛顿，威廉论。” 可是有一个人只知道前六个字是两个人名，不知道后两个字也是人名，即振笔直书，作成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大文，他的最得意的结论是： “夫拿破仑威而不廉，华盛顿廉而不威，欲求威廉并著之完人，诚忧忧乎其难矣！” 我一看见这种大文，不能不叫一声“更高级的天才”！现在我们的胡博士决切地断定黑格尔以后的辩证法（即唯物的辩证法）为“玄学方法”，可见他的望文生义的本领比上面两个做老八股与“洋八股”的人更大，令我不能不叫一声：“最高级的天才”！ 我为什么要说这许多废话来和胡博士开玩笑呢？因为他好摆出学者的架子，像煞有介事地教训世人。他最近在《胡适文选》一篇长序的末段说：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叫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看啊，好一个指点迷途的大教主！“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我们慈悲为怀的“胡圣人”（这是上海中国公学学生们替他上的尊号），当然是看不过意的。当齐宣王时，“有牵牛而过堂下者，……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我们的教主或圣人也无非是“不忍其……无罪而就死地”，故不惜“千言万语”，现身说法。可是俗语说：”对牛弹琴，牛耳不闻”，你所要拯救的对象既只是一些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试问你的苦口婆心有什么用处？！难道你真正想演竺道生顽石点头的奇迹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要想真正教人，确是一桩大不容易的事。自己对于一种学说，要先弄得清清楚楚，至少也要知道个大概，不致厚诬这种学说本来的面目，才配开口或动笔，否则不是“教人”，而是“误人”。你对于达尔文的学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卡尔的政治学说和辩证法毫无所知，怎好“教人”呢？不怕贻误你的少年朋友么？你如果真要教人的话，还是学学达摩，先面壁十年罢！ 第三，你“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这就是替人们指出一条路，如用你的话来说，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个人如真正相信一种学说或方法，为之阐扬。引起人们的注意，采用，这只是替他们指出一条路，本来不能说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但胡博士一方面看不起读者，另一方面又愤自己的学说无人附和，兼妒忌别人的指导，故意造出这个恶名词，想借此挑拨读者的恶感，所以我在此用他的语法加以诘责，至于自己绝不敢把读者当牛看待）。你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 “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种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你现在也许借口于对特别问题没有特别主张（其实从个人主义，“好人政府”起，至“人权论”止，是很多的），只给你的少年朋友一个哲学方法，不算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可是一种方法要胜过千千万万的特别主张，如果不信，可听我说一个故事。西洋小说中，曾述及某国王遇着一位擅点金术的仙人，此人的手头所指，无论何物立即变为黄金，尽以奉献国王，但他辞而不受，要求教点金术。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学会了点金术，不愁没有黄金。同样你教会了你的少年朋友一个方法，不愁他们不作出和你相同的或大同小异的特别主张。关于这一点，你看得非常清楚，并且明白承认：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 所以你用方法去“牵着”人们的“鼻子走”，比任何特别主张还要牢固得多，厉害得多。你说：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我现在要问： 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就算“高明”，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就算“好汉”么？！ 第四，你既以哲学方法相号召，我便要概括地批评你这种法宝。你所谓哲学方法，不用说，就是前面领教过的实验主义，这种主义和耶布郞斯基（Jablonsgi）几句简单明了的话所描写的一样，是： “独立战争后美国资产阶级庞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即这个阶级庞大的蒸蒸日上的权力意识和企业精神的一种表现，它（指资产阶级）在实行上既不受一切封建残余的妨害，在理论上又不受一切形而上学成见的羁绊，便把它的福音：‘无顾忌的蓄积’补入实践中。“ “庞大的蒸蒸日上的权力意识和企业精神”所要求的，自然是实际的利用和实际的利益，所以实验主义处处以“有用”和“效果”为实验真理的标准。这种主义只看见宇宙间个别的事物，而不见全体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既经错误，所以什么“祖孙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什么“实验的方法”都只能助成它找出一些似是而非或完全荒谬的结论，我在上面所指胡博士等的错误，就是最显明的证据。 第五，胡博士，你的实验主义既是一种极不正确的方法，偏要拿来教人，美其名曰“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叫人当作“防身的本领”，不是“江湖术士，左道惑人”么？还有一层，依照贵方法讲，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不含有绝对性，既是这样，贵方法即使正确，也不过是相对的，你那有贵格来排斥最切实用的辩证法而让你的法宝独占江山呢？你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 “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于是气愤地大叫： “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像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口乱骂，不独连你的老子一起骂在里面（因为据我所知，他老先生确是圣人之徒），不独连你自己也必然骂在里面（因为侈谈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的人既是马，克两氏的奴隶，侈谈易卜生个人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的你就享有特权，不能算作易，杜两氏的奴隶么），并且和你的主张与方法完全矛盾！怎样见得呢？“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你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两个重要目标，你一面“输入学理”，一面“研究问题”，这表见你的能力大，本领高，能够兼筹并顾，人家只能“输入学理”，不能“研究问题”，这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小，本领低，无法两全其美，——你的工作倘若说得上是相对的真理，那么，他们的工作正是事同一律。即再退一步，假定你的双方兼顾是完全正确，他们的偏于一面是完全错误，依照贵方法讲，正确是相对的，错误也是相对的，有什么了不得，值得你那样大动肝火，一律赠以“奴隶”的头衔？！何况你的主张与方法谬误百出，不值识者一粲，乃竟持一种入主出奴之见，视自己的主张与方法为天经地义，目他人为“‘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其实你如果肯平心静气地考虑我在上面及下面所指出的你和实验主义的一大批错误，至少可以看出你自诩为“十几年前……所预料的种种危险”（即此处所征引的目的热，方法盲等等），是你自己和他人共同躬蹈的，从此不要勇于责人而怯于责已，从此不要以教主自命，以为可以“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否则逃不了“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讥了！ 本章各处对于实验主义的错误既多所指摘，这里复有一种总的批评，大家当能明白它的真相。至于它和辩证法“联合战线”的问题，实在没有讨论的价值。它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有了实验主义即没有辩证法，有了辩证法即没有实验主义。胡博士以为它们“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实则达氏虽未尝提及辩证法的名称，却应用了这种方法（因为辩证法是自然界，历史与思想上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发达律），所以卡尔于《物种起源》出版的异年，写信给弗里德里希说：“此书雎是用粗疏的英文发挥出来的，却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的基础。”实验主义虽自称为从达尔文主义出发，却只袭取了它一点皮毛，而忘其神髓，结果弄得和它背道而驰！今举其最主要的几点如下： （一）达尔文主义根据生物界的事实：承认有渐变，也有突变，而实验主义则抛弃突变说，专采取“一点一滴的变异”说，因此形成一种“改良主义”（詹姆士的）和点滴改造论或零星改造论（胡博士的）。 （二）达尔文主义承认自然界的规律和客观的真理，它是一种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一种一元的宇宙观；实验主义否认宇宙间的规律和客观的真理，只有以有用和效果为标准的“本店自造”的规律与真理，它是一种唯心论，是一种多元的宇宙观。 （三）达尔文主义否认有自由意志，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观于达尔文的各种著作用全力证明特种的变异，否认它们的分离创造，就可以知道，达氏晚年虽自称为“存疑论者”（Agosticist）这不过一种避免攻击的说法，非出于他的本心。胡博士说：“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那宗教的权威不曾打破的时代，明明是无神论者也不得不挂一个‘存疑’的招牌。”这句话正好说明达氏的曲衷。至于实验主义只要有用，只要有效果（冥冥中有一个主宰，可以保障道德的秩序，对于资产阶级最有效用），便承认造物主的存在，所以它的创造者詹姆士（WilliamJames1842—1910）在《实验主义》（Pragmatism1907）一书中公然宣言： “上帝的观念……在实际上至少有一点胜过旁的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许给我们一种理想的宇宙，永久保存，不致毁灭。……世界有个上帝在里面作主，我们便觉得一切悲剧都不过是暂时的，都不过是局部的，一切灾难毁坏都不是绝对没有翻身的。 依实验主义的道理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满意的功用，那假设便是真的。 我们照宗教经验的证据看来，也很可相信比人类更高的神力是实有的，并且这些神力也朝着人类理想中的万向努力拯救这个世界。” 像这种迷信达到十二万分的说法，对于中国受过科学洗礼，智识分子自然是十分刺耳。于是眼明手快的胡博士就说詹姆士“富有宗教性”，“有时不免有点偏见”，遂“引了旁人（以杜威为最多）批评他的话来纠正他的议论”。可是无论我们的大博士怎样苦心孤诣地“纠正”，无论他自己怎样明白宣布：“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不坊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但他毕竟为实验主义的方法所限制，总不敢死心塌地的站在唯物论方面，不得不说：“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错误，实则这是存疑论者的一种腔调，如果有人认我的看法过于武断，我可再引他在《不朽》一文中一段最明显的话来作证据和补充。他于叙述唯心派人一口咬住灵魂不是近世唯物论得所说的神经作用的总名，而另是一种神秘玄妙的事物之后，即批评道； “既是‘神秘玄妙’，自然不能用科学试验来证明它，也不能用科学试验来驳倒它。既然如此，我们只好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看这种学说的实际效果如何，以为评判的标准。依此标准看来，信神不灭论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全是坏人。即如司马光，范缜，赫胥黎一类的人，说不信灵魂不灭的话，何尝没有高尚的道德？更进一层说，有些人因为迷信天堂，天国，地狱，末日裁判，方才修德行善，这种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总而言之，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 胡博士对于科学已经证明的一切体质活动的和谐——即所谓灵魂或精神——竟依照实验主义的方法，作出这样的批评，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存疑论么？！存疑论是一种遮遮掩掩的唯心论，所以实验主义终久是一种不脱神秘色彩的唯心论。总之，达尔文主义是将科学从宗教的分类观解放出来，将神的创造说打得粉碎，实验主义是迷信宗教日趋神秘，不独詹姆士有明目张胆拥护上帝的宗教，即我们的胡博士也有极端唯心的和个人主义的宗教（参看他的《不朽》论），一则是孟子所谓“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一则是“下乔木而入幽谷”，两者的趋向恰恰完全相反。 我们试将上列三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实验主义不独和达尔文主义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它的蟊贼。像这样浅薄无聊的主义，胡博士竟在中国大吹大擂，自诩为“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借达尔文主义为护身符，另一方面对唯物的辩证法妄施攻击，未免太胡闹了！ 然辩证法和实验主义根本不相容之点究竟在那里？概括起来说，约有以下数端： （一）辩证法是革命的，实验主义是反革命的。前者承认一切流动，绝不长存，渐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发生突变。后者只承认渐变，不承认突变。只承认进化，不承认革命（即使在表面上袭用革命字眼，究其实际不过是改良，如上面所举胡博士所说的“革命”是）。据詹姆士自己说，实验主义的人生观为“改良主义”（Meliorism），我们的胡博士也说：“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才是真进化。”可见革命与突变所做到的进步在实验主义的目光中不算“真进化”，那就是假进化或真退化了。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天天供给我们以突变或革命的事实，实验主义既盲目不见，仅从事于零零碎碎和枝枝节节的改良，便绝对赶不上历史的发展，不得不落伍，不得不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二）辩证法是唯物的和一元的，实验主义是唯心的和多元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是哲学思想中的两大主要潮流，前者从客观出发，认主观隶属于客观，意识隶属于实在，精神隶属于自然界；后者从主观出发，认客观隶属地主观，实在隶属于意识，自然界隶属于精神。此外，还有一种摇摆于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折衷论，时而靠近唯心论，时而又靠近唯物论，这是狄慈根所目为“最讨厌的中间派”的勾当。卡尔的辩证法是以物质为出发点，认物质世界为真实世界，而意象或观念只是这个世界的反映，它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一元的唯物论。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折衷论，不过就全体看，它总是站在唯心论一方面，即偶然接近唯物论，也不出乌里扬诺夫批评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的一句话，就是：“效颦唯物论，在伪唯物论的术语之后隐藏着唯心论。”因此我把它直截了当地列入唯心论。詹姆士说：“事物中到底有多少统一与分离，须从经验上决定，在没有决定以前，实验主义必须自附于多元论的一方面。”所以这种主义不仅是唯心论，并且还是多元论。 （三）辩证法承认有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Reality），实验主义仅认有依赖主观存在的实在。乌里扬诺夫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得对： “认识论上真正重要的问题——这是哲学派别分歧所在——不在乎我们对于有原因的联系的描写已经达到怎样正确的程度或此等结果能否在一种正确的数学方式中表现出来，而是在我们认识这些联系的泉源为一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或为我们的精神特质认识一定的先天的真理等等。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存疑主义耆（休谟主义者）马赫，阿微纳利阿斯（Azenarias）必然分离的所在。” 不用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从辩证法和实验主义分离的所在。辩证法对于此事的态度怎样呢？请再听乌里扬诺夫说罢： “（一）事物是离我们的意识，离我们的知觉而存在，是在我们以外，因为茜素颜料昨日也存在煤焦油中，这是不用争执的，我们昨日不知道它的存在，遂没有茜素的知觉，这也是不用争执的。 （二）在现象与‘自在之物’（Dingansich）中间决没有原则上的差异，也不能有这样的差异。所有差异只在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之间。…… （三）在认识论中和在其他一切科学方面一样，必须具有辩证法的思想，这就是说，我们的认识不是完成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力求怎样从无知中生出知识，怎样使不完全不正确的知识变为完全的正确的知识。” 上列三项明白指出辩证法承认有不依赖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对象和物体，初不因我们的是否认识而有所改变，至于我们的感觉只是外界的印象或摹本，换句话来说，只是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对于我们感官所起的影响的结果。 然实验主义的认识论恰与此相反。朱兆萃所著《实验主义与教育》（见商务的《万有文库》）一书举有一个浅显明白的例子可以说明它的态度，今特征引如下： “依实验主义者之言，客观的事物事实虽属于物质世界，属于实在，诘其究竟，不过是各主观的情意的结果，如离开人的行为，其自身即不能存在。……如通常所谓客观的存在的某种星球，在某种意义而言，从天文学者装置望远镜，探索无限的空间，偶然发见于望远镜时，始认其为特殊的星球的存在，天文学者不发见此以前，是不能形成天文学者经验的一部及宇宙的一部，由此偶然的发见而始存在也。所以有人设问，彼海王星等非由望远镜之力发见以前，其位置形状非已确定乎？实验主义者对此，则有断然的肯定，谓其初虽非由于望远镜的观察而确定其位置形状。而天文数学计算的结果已确认之也。于是论者更进而问之，然则海王星非数学的发见时，海王星是否存在？实验主义答称为否。此实以人格的行为为客观物存在所不可缺的要素。” 这样将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客观事物的被发见并作一谈，殊属可笑。海王星当未被发见以前，在我们的知觉中确是不存在，然却不能因此否认它自身客观的存在，否则我们便永远无从发见。这个道理本来十分明白，可是实验主义者从唯心论出发，否认客观的实在是人类感觉的泉源，所以詹姆士不承认实在为绝对的，仅认为由人们自觉精神的活动所产生，而杜威也不承认意识世界以外有世界，像这样认外部世界仅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存在，它自身并不存在的认识论必然要达到纯粹的唯我论（Solipsism），即全世界只是我的一种概念，除我以外再也没有他人的存在。这种唯我论者就是叔本华（Schopenhauer）认为尖进疯人院的。然不管怎样，普列汉诺夫下面的几句话总不能说是偏陂了。 “唯心论以为：没有主观即没有客观。地球的历史却指出客观的存在比主观的出现要早得多，就是，比具有一种显著程度的意识的有机体出现要早得多。……全部发展史证明了唯物论的真理。” 实验主义者既认实在不过为人类自觉精神的活动所产生，则实在便不止一个，因为不独各个人的精神作用各不相同，即一个人的精神作用往往也前后互异，故不能不表现种种实在。胡博士说： “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轻，花开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大不相同的。 ……一样的满天星斗，在诗人的眼里和在天文学者的眼里，便有种种不同的关系。一样的两件事，你只见得时间的先后，我却见得因果的关系。一样的一篇演说，你觉得这人声调高低得宜，我觉得这人理论完密。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 ……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的一部分，都有我们增加的分子’。” 胡博士代表实验主义对于实在所说的这三段话完全不能成立，今试一一反驳于下： 第一，人们的智识各有不同，对于事物的认识自然有程度的差异，可是客观的实在绝不因此而有所改变。无论诗人和植物学者所注意的部分怎样不同，那日呀，风呀，花呀，鸟呀，草呀，木呀，始终各只是一个实在，断不因他们认识的不同而分作两个实在。否则如有诗人而兼植物学者的第三人出来，日风花鸟草木岂不又将由两个实在而合为一个实在？！幸而这里只举出两个人。它们须变成两个实在，倘若举出八个十个人，岂不应当变成八个十个实在？！如有一个人能兼这八个十个人之长，岂不又要由八个十个实在而合为一个实在？！像这样疲于奔命地变戏法，真难乎其为实在了！其实胡博士所谓“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只能指对于实在所认识的深浅和多少的差异讲，只能指对于实在所认识的部分的不同讲，绝不能说客观的实在自身是因人而异，否则这不是在描写实在，而是在说神话了。 第二，这一点一经清楚，所谓一样的满天星斗，诗人与天文学者所见的关系不同，一样的两件事，一样的一篇演说，你我所见的关系不同，也当然是认识上的程度问题，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自身在那里变幻。这和上一段所说的，事同一律，不必多讲。惟有一点应特别是出来讨论，就是胡博士所谓： “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 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他对于实在的问题是何等纷乱，何等不清楚！此处要问的是：这一百个大钱是以两座五十个的形态而存在，还是以四座二十五个的形态而存在，还是以十座十个的形态而存在，它如为两座，则诗人见了是两座，植物学者见了是两座；天文学者见了是两座，你见了是两座，我见了也是两座，只要不是疯子，总不会说它是四座或十座。它如为四座，则普天下的人都会看见是四座，决不说它是两座或十座。它如为十座，则普天下的人都会看见是十座，决不会说它是两座或四座。这一点可以表见：凡人人能够完全认识的客观实在，其对于此实在的感觉必然相同，绝无差异。即此又可以证明独一无二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否则各人所见便不能完全相同了。胡博士自己举出一个这样显明的例子，竟无法变把戏，于是不得不从“你可以摆成”五个字下手，跟着就来一套“两座”的，一套“四座”的，一套“十座”的。心计固然也不错，可惜他忘记了：这里是要观察实在，不是要动脚动手“摆成”实在，一百个大钱自身表现为两座四座或十座是一事，“你可以摆成”两座四座或十座又是一事。这样将两者浑为一谈，实在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上面所谓“实在也就不同”，不过是诗人，植物学者，天文学者，和你我“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看见的关系不同，此处竟说“你可以摆成”两座四座十座，那就不复是“注意”，不复是“看见”。而是“做作”！这个破绽把实验主义的所谓实在论打得粉粹了！ 第三，胡博士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句话不知他怎样解释？指上面日风花鸟草木满天星斗，两件事，一篇演说的例子讲么？他自己也声明实在的不同只是因各人的注意点不同，并没有说是由他们故意加以改造的结果。指“你可以摆成”两座四座十座讲么？那是自己在变把戏，与借感官去认识实在一事无关。指先认识一种实在，然硅依“有用”“效果”或其他主观标准加以改造讲么（依胡博士“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它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的话看来，我这种推测似乎很有根据）？那胡博士自身就会被人改造成为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更要闹大笑话！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这种名句是什么意思。无已，惟有一种事实可以作它的似是而非的佐证，就是地球是一个实在，我们替它加上一些经纬线，星球是一些实在，我们替它分成星座，这难道不是“我们改造过的实在”？其实经纬线的设置和星座的划分，为的是便于记忆或计算，使人们对于客观的实在认识愈加清楚，并且人人都知道那是人为的假设，非实在所固有，这与实验主义者所谓之“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没有丝毫共同之点。因为我们如果像雕大理石像一样去改造星球和地球，那站在“有用“和”效果”的观点上，恐怕首先要去掉火星，免得那上面的怪物将来和我们捣乱，其次要去掉日本和英格兰这几个小岛，免得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此事如果可能，就请胡博士一班实验主义者大显神通，赶快去做，如不可能，就请他们少谈些像雕大理石那样自由的改造实在，以免自欺欺人。 末了，我们要问实验主义者为什么会弄出这种重大的错误？詹姆士在他的《实验主义》第三章中说： “自由意志是一个要素，加给人的一个积极的能力或德性，有了它，人的尊严就莫名其妙地增高了。信仰自由意志的人应当为了这种理由去信仰。那否认它的有定论者说，个人自己不能创造什么，只能将全部过去的宇宙推动，传给将来；他们这样说是减小人生的。人去了一个创造的要素，没有以前的可欣羡了。我想诸君中总有半数人和我一样，对于自由意志有本领的信仰，且羡慕它是一个尊严的要素，于我们的忠信很有关系的。” 他在第七章又说： “这个世界实在是可锻炼的，等我们的手去给它最后的修饰。古人说，天国是听人造作的。世界也是如此，服服帖帖地听人铸造。人把真理产生到世界上来。 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思想家的尊严和责任都因之加重了。有人觉得这是最能鼓舞人的观念。意大利实验主义的领袖巴比尼君对于人类这种神圣创造的机能，更具一腔狂热。” 大家看啊，实验主义者主张人类具有自由意志，可以随便改造实在。这并不是由于考察实在得来的，而是因为“对于自由意志有本能的信仰”，以为“有了它，人的尊严就奠明其妙地增高了”，以为“这是最能鼓舞人的观念”，遂对之“具一腔狂热”！资产阶级养尊处优，席丰履厚的学者和教授们要求“一个尊严的要素”，需要“这种神圣创造的机能”，原无足怪，可惜这个原则只是一种幻想，把这个原则套在实在上面，想随意加以改造，更是幻想中的幻想。弗里德里希说得对：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后的结果；原则不是强加在自然和人类史上的，而是从它们中间抽出来的；自然和人类世界不是依照原则布置的。原则要和自然及历史一致，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改造世界决不能从“自由意志”这个原则出发，以为它可以“服服帖帖听人铸造”，“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它涂抹……装扮”。在实际上，世界改造的途径是由许多客观的原因和一定的规律（这不是指空洞的原则）决定的，不是由几个人甚至于一大部分人的什么自由意志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没有组织的社会中，一切社会现象成于一切个人意志，感情，和行动等等的互相交错，故不独不能表现单独个人的意志，且常与此意志相反。例如胡博士的“自由意志”是好人政府，个人主义和人权等等，而事实上所表现的是坏人政府，反个人主义和军权之类，就是一个明证。然这犹可以借口于我们的大博士手舞斧柯，不能有所作为，但他主持北京大学文科和中国公学全校的时候，不是大权在握么，请他扪心自问，这两个学校是否“百依百顺”，“服服帖帖”地听他改造，听他实现他的“自由意志”？！总而言之，世界是一个倔强的世界，实在是一种倔强的实在，我们要能找出它们的规律性，依照它们的趋势做去，才可以支配它们戚改造它们，如对于星球可以连成星座，对于地球可以加上经纬线，对于大工业正在发展，需要普及教育的中国可以提倡白话文，对于博学多能并主张“要肯认错”的胡博士可以尽量指出他的错误，使之自行认识改正是。如不看清这一点，惟闭着眼睛说，世界是一个服服帖帖听人铸造的世界。实在是百依百顺听人涂抹的实在，于是本着“自由意志”，随便改造，那就等于在星球中去掉火星，在地球上去掉日本与英格兰诸岛，在现今的中国由宣统废帝复辟，在胡博士的脸上拔去八字胡，涂上脂粉，我可保证永远会成功。 辩证法和实验主义的实在论及其异同得失既经明了，当进而叙述它们的真理论。 （四）辩证法承认客观的相对和绝对的真理，实验主义只有以有用为标准的相对的真理。辩证法既承认有不依赖主观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自然也承认有客观的真理，因为真理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不过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作用和相互关系等等的因果法则罢了。所以相信辩证法的人用不着像实验主义者一样，凭丰脑子去发见真理。只须借着脑子去发见真理。相对和绝对的真理一经认识清楚，即可使之供人类的运用，去达到人类的目的，所以真理对于人类大概总是有用的；例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渐变与突变，进行与革命的真理一经明白认识，我们即可根据他们的规律，着手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如有人嫌我这几句话说得过于简略，请再看一看弗里德里希所举的一个极明显的例子； “我们对于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诸种力如不认识，并加以考虑，则它们的作用便完全和自然力一样，是盲目的，暴烈的，破坏的，可是一旦认识它们，知道它们的活动，方向和效果，便可以使它们愈加屈服于我们的意志之下，并借它们去达到我们的目的。此事对于现今暴烈的生产力特别是这样。我们如果一味执拗，不求理解它们的性质和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其拥护者不肯从事于这种理解——它们就发生反抗我们的作用，并宰制我们，像上面详细述及的一样。但一经知道它们的性质，它们在联合生产者的手中即转变为恶魔支配者手中那样顺从的奴隶了。这就是雷雨闪光中电气的破坏力和电报机及电弧驯服的电气中间的差异；也就是失火焚烧的火和供人使用的火中间的差异。依照现今生产力被认识的性质去处置它们，便有一种按全体及个人需要有计划社会生产规律来代替社会生产的纷乱，因此由一种基于近世生产工具性质的生产物占有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占有方法，——在这种生产方法中生产物首先奴役生产者，其次也奴役占有者——在一方面直接社会的占有作为维持并扩充生产的手段，在另一方面，直接个人的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手段。” 但在另一方面，实验主义完全否认有客观真理的存在，认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并且认有用和真理为同一物，所以詹姆士在《实验主义》第六章说； “你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两句话的意思恰是一样。” 像这样的真理可说是荒谬绝伦，就是德国新康德主义派的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也觉得这是可笑的，他在《哲学概论》（EinleitingindiePhilosophie1914）中说道： “依照〔指实验主义〕的说法，一切‘真理’只是在人的需要上创造出来的，只是一种人的价值，如此就表现，相对论这种近世的形态在原则上不出古代诡辩派简单明了构成的一句话的范围，即：人是一切事物的准则。（DerMenschseidasMassallerDinge） 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真理的判断，不从它们的本身着眼，惟用人作准则。惟以对于人有用与否为前提，必然要弄出极端错误的结论，今试详述其理由并举例证明如下： 我在上面明白承认，凡属客观的真理对于人类大概总是有用的，但绝不是像实验主义者一样，因此一口咬定，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因为有用与否纯系主观的，并没有一定标准，不独一个人视为有用的，别个人未必视为有用，一个阶级视为有用的，别个阶级未必视为有用，即同一个人，同一阶级对于有用与否的标准也往往前后互异，如以此作测量真理的尺度，那真理将极变幻无定的能事。试以实验主义者所表现的各种事实来作证据。 （甲）詹姆士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上，觉得有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替本阶级保镖，保证道德的秩序，最为有用，于是承认上帝的存在为真理。他说： “或然的真理的唯一试验是引导我们，什么应用得最好，什么应用能把生活的各部和总体的要求配合得最妥贴。若神学的观念能够这样，若上帝的观念能够这样，实验主义怎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呢？一个观念在实用上这么胜利，而说它是‘不真’，这是实验主义认为不可的，除了这种具体的实在的符合，还有什么别的真理？” 可是胡博士认上帝的存在为没有用处，不是真理，而吞吞吐吐的存疑论大有用处，便是真理，于是自认为存疑论者了。 （乙）我们在前面已经举出几十个例子证明突变与革命是客观真理，即前此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明白承认这种真理，但到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的现代，它的学者们，尤其是实验主义者，认渐变与改良为“有用”，遂宣布为唯一无二的真理；至于突变与革命对于这个阶级已经不复有用，遂被视为非真理了。 （丙）实验主义者不独以阶级的利害为有用与否的标准，有时并且随一时的高兴和方便以为有用与否的标准。例如胡博士在做《科学与人生观序》时，慨于中国“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大呼中国人“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因此他当然认破除迷信的宣传为有用，为真理。但他在做《不朽》时，却说：“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由此看来，中国三万九千九百万人（假定中国有四四万人口，内中至多不过一百万人不信神鬼之说）所迷信的鬼神论“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对于破除迷信的宣传不复有用，也不复是真理了。 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实验主义者所谓有用与否是怎样漫无标准，他们把有用和真理视作两两相等，是何等滑稽！所以我们很决切地说：凡属真理总是有用的，但凡属有用的，不限定就是真理。 在另一方面，我们要郑重声明，真理对于人类所以有用，是因人类能够认识它的真相，因势利导，收为己用，并不是它必须具有有用的条件，才成为真理，既是这样，它只要自身成为真理的条件没有消灭，自然不管对于人类是否有用，终不失其为真理。还有一层，在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往往极端相反，有些真理对于一阶级为有用，对于另一阶级便不免有害；如突变与革命的真理对于从前方兴的资产阶级和现今的无产阶级是有用的，对于从前衰微的贵族和现今的资产阶级却是有害的。所以有用绝不是真理的标准，否则突变与革命的真理一时为真，一时又为为非真。岂非神秘，岂非玄之又玄？！即此一端，已可证明实验主义把有用看做真理的标准，实“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胡博士从没有机会和博大精深，最切实用，最革命的唯物辩证法相接触，丝毫不知道它的历史和内容，妄加以玄学方法的徽号，现在看见我对于这两种方法的比较分析，他为实事求是，名副其实起见，应不客气，将这个徽号收回自用！ 辩证法的规律，沿革，及其与形式逻辑，实验主义的比较等等都已详述于上，现在当作一个结束。大家对于我草的这几万字试细心思索一下，或复按一遍，当能确切相信辩证法不是什么“武断思想”，更不是什么“玄学方法”，而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上普遍运动律与发达律的科学”。凡真心探讨真理的人如用它作武器，当可避去平常最容易犯的许多错误，否则为劣等方法所贻误，必至动辄得咎，和实验主义者一样陷在纷乱的泥坑中，而无以自拔！ 末了，我还要附带声明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为什么要另开专章来讨论，特别是对于辩证法为什么要长篇阔论呢？因为这是我的立脚点所关，我的方法所在，不得不明白而又详尽地表示出来，以为以后一切学业的张本。还有一层，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乃是一般智识青年和学术家，事业家等等急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凡须运用思想的人总希望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思想方法，以为己助。唯物的辩证法虽是一种最优良的和唯一无二的思想方法，但在德，英，法，俄，意，日以及其他任何种文字中，据我的调查所及，绝少研究这方法的专书，或专章，即偶有一二，也非详尽则通俗的作品，至于方法论素称幼稚的中国，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不得不忘却自己的谫陋草成此章，贡献给全国运用思想的朋友们（因时间和才力的关系，自不免有疏漏或错误之处，尚望随时赐教，以便日后修正），并借歌德有名的诗进一忠告道： “我劝你，亲爱的朋友， 首先把逻辑来研究。 你的精神受着良好的训练， 如在西班牙的长靴里一样紧衬， 它将小心谨慎地前进， 寻着思想轨道，多么方便， 即使邪途歧路满眼前， 它也不会东奔西窜。”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未删节本〕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1]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2]，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4]，第四个是冯国璋[5]，第五个是徐世昌[6]，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7]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8]，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9]，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10]，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注释 [1]吴老，指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2]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3]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军阀曹锟用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4]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5]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6]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7]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8]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9]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0]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11]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称自己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1970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 （1970年10月10日） 录入者注：这份档案残缺。 …… 毛主席：……这些话是作为一种商量，当作问题提出来的，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譬如究竟是帝国主义战争为主要倾向，还是革命为主要倾向？虽然是这么讲：帝国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革命是主要倾向。我看还要看。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一定就不能侵犯别个国家了吗？这也是当作一个问题，应当考虑的问题。 …… 毛主席：有些人总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但是我们冒险也就是你打来了嘛，你的什么飞机、什么船来了我们才打嘛，你来冒险我才防御嘛。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比如讲我们两家的所谓罪名是冒险主义者，它们总是有理由说就是了。你们无非是打了一条船，一架什么飞机这些东西；至于我们打了什么东西，他们也没有说。我们只是讲空话，吹牛皮就是了。我说，也做点实事了，比如说对巴勒斯坦帮点忙了。就是这些。嗯？ 周总理：巴基斯坦抵抗印度的时候，我们也帮了一点军火。 毛主席：比如东南亚现在的战争，你不帮也不行啊。我说你不帮就是叛变革命啊！ ……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纪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未删节本〕学习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白求恩[1]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释 [1]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第十章留德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十章留德一 赴德——做手势——权利义务的分明——德国大学生的欧战谈——产业竞争的大决斗——“你蔑视他人的程度还不够”——“哀哀欲绝地喊救命”——“后来居上”——阶级教育——击剑打球与阶级争斗——五个月的德文补习——“教授步法”——照例将马克思大骂一顿——犹太人与中国人的脑袋——大可取法的讲师制——敲开学问之门的先决条件——大学生的顿足和擦足——“烂羊头”的博士——小小书城中的生活——经验中的读书方法——读书口号——哥白尼与“非圣无法”——达尔文与无神论——第二个口——养成批评能力的五个要点——学问家的要素。 留德的方针既定，即开始觅伴同行。此次乘博图斯号来欧的，除留法生和我外，本还有上海同济大学的几位留德学生。不过他们坐的是三等舱，我们是四等舱，无形中有些形格势禁，彼此均不接谈。他们此时都在巴黎，我托人介绍，乃得与S君等两人同赴德国的法兰克福。 由法至德一路经过好些战区，但偏在夜间，无从视察，因此减少我一种凭吊的资科。抵法兰克福城后，即托此间同学在城内法兰克福大学附近租下一间房子，以便补习德文，作为入大学的准备。 我的房东是一个机器工人，他的老婆系一个洗衣妇，都只受过国民教育，自然不懂外国语，因此我初时向他们打交涉，简直和哑巴一样，只能做手势，真是非常困难。此地虽有几个中国老留学生，但既非素稔，又带有几分看不起新留学生的气味，且其住所和我的相距甚远，故难得其帮助，一切均由我自己去办。 我于到后两三日内，在餐馆中遇着一个懂英语的德国大学生H君，和他攀谈后，即领我到他的住所，介绍同学G君做我补习德文的教师，言定每日教课两点钟，G君因此获得一种意外的收入，非常高兴，登时邀我同到书店买一本粗浅的德文书，回去即从字母教起。他教了一点钟遽尔停止，我初以为是要休息几分钟，后经H君的说明，才知道已将买书的时间计算在内。我不觉暗自好笑，西洋人的权利义务真是分得太清楚了。 我在G君处每日虽只学习德文两点钟，然我的全部时间却都花在这上面，因此获得迅速的进步。S君在来德的途中曾对我说：“我们在国内学了七八年德文，才能够看书说话，你要想进大学，非专门预备三四年不可！”我以学习第二种外国文的经验看来，虽知道这是一种故意作难的话，但预计总要一年才可以看书说话，不意此次实地练习的结果，到了三个月，即能说几句普通话，并翻阅浅近的书籍。 和我往来的几个德国大学生都是参加过欧战的（G君除外），一谈及战事，便津津有味，他们告诉我：怎样坐飞机在法国的天空掷弹，怎样远隔二百里用大炮轰击巴黎，怎样用几百尊大炮同时射击，将法军背后的阵地打成一条大沟，使之无从退却，怎样冲锋陷阵，死伤枕籍，怎样身入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怎样被敌击伤，视为服务祖国的无上光荣。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使我疑自己是在听荒唐小说。其实这都是确切的事实，一点也不荒唐。但是一涉及战争的结果，他们就哼的一声，将话匣子关住了。 我和他们谈话，见其处处流露一种狭隘的爱国热忱，而对于法人则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不独在大战中不准同伴说半句法国话（德国中学以上的学生大半懂法语），即在战后，仍旧如此。资产阶级为着产业上的竞争，借武力为后盾，造成军国主义，迨战事既开，急城夺地，据为己有（德国之于亚尔萨斯和格林两州），养成两国的仇恨，复以爱国主义相号召，不过因此驱策本阶级的子弟，使之为阶级的利益，自心情愿效命疆场，并且麻醉了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之当炮灰。此次世界大战在表面上好像原因复杂，在骨子里不过是德与英法等国产业竞争的大决斗罢了。战后双方的仇恨日益加深，报复之心，有增无已。这种事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决斗并没有解决产业竞争的问题，只是这一方压倒了它方，历时不久，将再有一次大决斗（届时的形势不限定是原来的两方重决一次胜负，多半为胜的一方的某一国或几国与败的一方联合战斗）。啊，何止再来一次，资产阶级一日不倒，像这样的大决斗将连二接三地来个不休。资产阶级倒的快慢，要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觉悟，组织，争斗精神和策略怎样，它是不会自己顺扑的。最好是在第二次大决斗中或工商业大危机中乘时崛起，将其打倒，否则全人类即得不到解放。 这些资产阶级子弟除掉谈论他们最得意的参战行动外，间常涉及中国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具有一种蔑视的心理，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蓄辫子，缠小脚，抽大烟，吃老鼠。问其何以知道此等真假参半的事，据云在小学校时听见教师讲的。我后来详加考虑，才知道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格来兴罗斯伍姆（AlexV．GleichenRusswurm）说，古代一个政治家有一次对着一个少年政治学者说：‘你决不能宰制他人，因为你蔑视他人的程度还不够。”凡一个国家要想宰制另一个国家，必先使其国民极端鄙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否则机会一来，它的国民将有所顾虑，不能尽量发挥其宰制的能力。德国小学教师要将这些事告诉小学生，正是他们养成其小国民轻蔑中国人的心理的一种高妙手殷。不过这种把戏不独德国人会玩，其他各国无不如此，如日本小学生动辄骂中国人为亡国奴，英美小学生呼中国人为Chinaman，法国小学生称中国人为Chinoiserie，也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循循善诱的成绩。 中国既成为东西各国一个轻蔑的对象，所以西洋人一旦遇见一个语言流利，举止大方，或衣服整洁的中国学生，必指为日本人，如自己声明为中国人，他们犹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其意以为中国也能有这种人么？！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也自有招致侮辱的原因，如政府的腐败，战乱的频仍，经济的紊乱，法律的残酷，学术的停滞，教育的衰败，人民的顽固，风俗的浇薄，在在为人所轻蔑，所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并不能完全理怨人家。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人只有于惭愧之余，急起直追，努力输入西洋的科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才不致过于落后。乃一班头脑冬烘的人不此之路，偏高唱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胹颜以先觉自居，竟欲以此去觉“西洋的后觉”。从前康有为要派人往欧洲传播孔教，某西人斥他为“不要脸”。最近粱启超辈又以为西洋的“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于是决心要拿中国文明去拯救全世界，因而大声疾呼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氏居然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弟！ 我当然不是一个“洋迷”，一味崇拜西洋文明，而蔑视中国文明。辫子先生从前总是埋怨中国学生拿看放大镜去看西洋的文物，故愈觉其大，却将镜头反过来看中国内的文物，故愈见其小。但我的观察西洋与中国文物是全凭自己的肉眼，并没有借助于这种放大镜的倒顺两端，故自信能作持平之论。 中国系一个开化最早的国家，诚如柏格森（Bergson）之师布特鲁（Boutreu）对梁启超所说：“我们祖宗里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已出了多少哲人了。”但中国的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即停止不进，西洋的文明虽发达较迟，却是后起之秀，使我们有望尘莫及之叹。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文明是封建社会的，至多也不过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西洋的文明是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是财政资本主义的，两相比较，当然是“后来居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只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将来的模型”。十年以前，有一最大部分的新文化运动家反对中国发展及本主义的大工业，然这种大工业仍是一步一步地前进，并不受他们丝毫的影响。中国要步西洋文明的后尘（这句话自然不是指按照它的程序，一成不变地重演一遍），是为历史发达的定律所注定，无可逃避的。中国人目前的大任务是在尽力输入西洋较高的学术以补自己的不足，决不是将自己固有的旧学术送往西洋去“超拔”“大海对岸那边好几万万人。”自然，现在如有人，将中国某种哲学，文学或学术介绍给西洋人，供其研究与参考，我并不反对；但如厚着脸皮，极力夸奖自己的文化，号召青年以拯救全世界自任，我就不能不斥其狂妄了。 我的话说得太远了，现在再回转来讲德国的大学生。德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它的阶级的界限非常严明，而各阶级所受的教育也几乎各有定规，不能超越。工人阶级的子弟大半只能受到国民教育，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则多止于中等教育。而资产阶级的子弟才能够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各大学中学生的成分以资产阶级为最多，小资产阶级次之，至于工人阶级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他们的思想行动都是反动的，例如我相识的几个大学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也有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然同为社会主义的死敌，他们一听见这个名词不独将掩耳疾走，并且还要忿怒填膺。总之一千个大学生中恐怕找不出两三个相信或表同情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一旦起来骚动，危及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他们必投入军队或自卫团中，以生命相抗（在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中即有这种表现），所以德国以及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在大战之后犹能支持不敝，原因虽多，而其阶级本身统治力量的坚强，实为一个主因。 我所认识的几个大学生曾因欧战失学，及解甲归来，投身大学，均极发奋，然也们却喜从事一种游戏，就是击剑，虽因此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亦所不惜，这不仅是他们几个人的嗜好，一般学生也无不酷嗜此道，时常打得头破血流，疤痕满面，而美丽的女郞偏喜寻找这种人才为恋爱的对象，因为她们认此等疤痕为勇敢的标志。德国学生的击剑与美国学生的打球可以遥遥相对，他们的直接目的固为锻炼身体，而其间接目的则在担负统治阶级的任务。自阶级制度出现以后，凡站在统治地位的人无不以讲武为先务，不独从前的皇室贵族如此，即现在的有产者也是如此。他们且顾虑到军官学校所培植的人才不足供阶级争斗之用，故于游戏之中普遍地养成一些作战的健儿。我们对于他们击剑与打球等等如果仅视为一种单纯的游戏，那就是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我因从G君补习德文，得和这些大学生往来，除言语上获得不少的帮助外（遇到困难时即借助于英语），算是初次对于西洋人有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诚为一举两锝。不过三个月之后，我即停止G君处的功课，转入法兰克福大学特设的外国学生德文补习班，此班开课已久，我系中途补入，幸对于所教裸程犹能赶上，不感十分困难。同班的学生共有十余人，都系自欧洲各小国，如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等。 我在补习班肄业两个多月，即届放假之期，时间虽甚短促，然对于练习作文听讲等项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放假之前，固不必经过考试，但中途插班的学生于放假后须受大学的德文试验，取录后才能入学。因此我必须经过这种手续，幸此时已能作文，会话，听讲，故对于考试能应付裕如。在半年之内，居然达到这种目的，真是“始愿不及此”。 我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正式入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经济科听讲，此校为德国最有名的新大学之一，而本科尤为各科之冠。今特将见闻所及，举其荦荦大者于后，并附以评语。 （一）校长。大学校长在名义上虽主持全校，但在实际上除掉开学时出来演说，与学生见一见面外，平常一切事务都用不着他操心，因此他于教课以外（校长系由软授中推举出来的），与学生很少接治的机会。这与中国各校的校长恰恰相反。在中国每逢更换一个校长，可以使全校的组织根本动摇，而在教授治校的西洋各国便没有这种毛病，算是一个优点。 （二）教授。在学术发达的国家做一个大学教授是一桩极不容易的事，所以教授（内中也分好几等）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他们也自命不凡，处处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走路有一种特别姿势，不疾不徐地一大步一大步向前进，这是所谓“教授步伐”，和前清的官僚各有其与品极相称的步法，正复相同。 在每科教授之中有一个主任教授，凡学生选定科目，须经他签字才发生效力，这与我国学校的教务长相似，不过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而我们的教务长大概只是一些不能教课的饭桶 我在前面说过，大学是资产阶级子弟的大本营，其中的教授不用说，是资产阶级的导师和拥护者。凡社会科学的教授在讲堂中讲课，照例要将马克思大骂一顿，这不独在德国的各大学是如此，即在其他英，美，法，意等国的大学也无不如此。但在法兰克福大学却有一个特点，它竟因特殊的关系，私人捐款的关系），聘请一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名的经济学者奥本海默（FranzOppenheimer）当教授。 奥本海默是一个双料博士——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科确有精深的研究，著作极多，不过他要挂“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不免有些僭妄，因为他对于这种主义时常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加以“修正”，至多只是——如某杂志所云——“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对于他的学说不予以介绍，惟将他所提出的一个颇饶趣味的问题略加讨论。 我们中国一般有智识的青年大概听见过“犹太老板”这个名词。久居沪上的人更知道哈同——犹太人——为上海最大的地主和商人。其实全世界的犹太人不独发多财善贾见称，并且以出产大学问家有名于世，如李嘉图，马克思，爱因斯坦等是其中的最著者。不仅这样，德国人对于犹太人，不论其为资本家或工人，一律痛恨，他们恨资本家，是因其盘剥重利，恨工人是因为宣传社会主义（犹太工人大半系社会主义者），可见犹太全民族的聪明才智确是高人一等。这是什么缘故呢？ 出身于犹太族的奥本海默在讲堂上常对我们说：“每个犹太人至少懂两种语言文字，即犹太族的和所在国的。一个人如果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事物的了解，必定比仅通一种语言文字的人更为透彻。犹太人在学业上能站在最前列，原因即在于此。 这种说法再加上到处受压迫的事实，的确可以解释犹太族所以出产事业家与学问家的原因。同时我又连带想起一桩事，某日人谓：“论全世界人的头脑，以犹太人为第一，中国人为第二。”这句话似乎不算过当。中国是一个开化最早的国家，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文物大备。欧洲中世纪末火器，印刷器和罗针盘的三大发明都早已创始于中国。中国人既沐浴长期的文化，又因文字繁难复杂，须经过很久的训练，才能运用，故思想要比其他文字较简易的民族更为精密周到。在现今的过渡时期，我们虽觉得事事落后，但如果环境顺利，肯干的话，也正不让人。观于用功的留学生的成绩常在同班学生之上，即可见一般。 （三）讲师。我国各大学的讲师系按所任钟点的数目，由学校每年送致十个月的薪水，在德国大学则不然。讲师的收入全以听讲人数的多寡为标准，要想吸收学生，须首先在学问上努力上进。还有一层，一切主要科目足以招致听众至数百人的，均被各教授占去，因为他们认此为基本的知识所关，非亲自讲授不可，留下给讲师的功课不是附属的，就是专门的，听讲的学生总不会满百人，讲师如不尽职，则听讲者更少，故不得不特别卖力。我看见一班讲师在当时物质压迫之下，犹常到书店中去搜集新书（教授亦然），作为精神上的粮食，这是我国的大学讲师和教授所难做到的，所以他们能造成学者，而我们的先生们那怕教课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始终只是一些不长进的“教书匠”。因此我主张国内各大学有采取这种讲师制的必要。 （四）学生。德国的中学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随便向国内任何大学报名听讲，大学生每学期还可以任意更换大学，绝不像我国的大学生不容易获得转学的许可。一般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程度虽不见得怎样卓绝，然常识充足，对于各科颇能平均发展，不似我国各省的学生仅偏于一面，如从前湖南学生的数学，安徽学生的国文，上海学生的英文是。 德国大学生上课，不用说，是没有讲义或课本（间有一些教授拿自己的著作作讲授的材料，但并非一字一句地死讲），须自己作笔记。就是教员讲课，也不过对于某种学科讲一个大概，指出一些参考书，令各人自己去看，他们不会把学问拿给学生，只能教学生自己怎样去做学问。因此一个学生如以讲堂上所听的功课为满足，便永远敲不到学问的门。一般大学生肯到图书馆去看参考书的固然很多（尤其是将近毕业，预备作毕业论文的学生），过门不入的，也实在不少，所以他们虽在大学混几年，与学问并不发生关系。 德国大学生对于教员的讲课如认为重要，精粹或有趣味，京顿足以表示欢迎，如认为不对，则擦足以表示拒绝，对于同学在讲堂上有不对的举动，也采用同样方法，当顿足之声一起，俨同击鼓，而擦足则好似船触沙滩，沙沙之声大作。有时学生因见解不同，一部分人对于教员的说法表示赞同，另一部分人却表示反对，于是顿足声与擦足声随时并作，将讲堂变成一个战场，煞是热闹。这种办法在一方面可以表现学生的意见兼鼓舞他们的精神，在另一方面，可以裁制教员的信口开河，或同学的越轨行动，我国各大学的学生大可加以仿效。 德国大学生于所选科目达到法定的学分，参加毕业考试及格后，即取得博士的头衔，所以德国的博士不啻烂羊头，凡入大学肄业的人个个有分。说到这里，我又想及我国人的博士崇拜狂。当清季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数年中，国人一闻留学生有个“博士”头衔，便崇拜的了不得，以为他就是大学者，其实就西洋的所谓博士而论（不问在德国美国，或其他各国），至多也只敲开了学问的门（有许多简直没有找着这个门径），要想做一个学者，须再下多少年苦工夫，或许有几分希望。然国内既有这种盲目的崇拜，许多留学生便百计千方去钻营博士，有的是从联络批阅毕业论文的教授下手，时常去拜访，并馈送一些礼物，有的是请所在国的学生代作毕业论文，以求侥幸于万一，有的因学分未满，不能参与毕业考试，回国后便冒充博士，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可怜博士，可怜留学生。 德国大学的情形已略如上述，现在要讲我个人在大学肄业的经过。我所选的课程为经济学，经济学史，社会学，社会主义史等等，因向来对于此等科目已有一种粗浅的认识，故听讲时不感觉很大的困难，且因投身于新的环境中，精神非常兴奋，故进步颇速。 但一个学期还没有过完，我即感觉不满。第一，资产阶级教授们的观点完全不正确，不独牵强附会，矫揉造作，而且抹杀事实，一味说谎。第二，大学的课程虽系分科教授，然仍是一种普通知识，殊少专一的和精深的科目。我的大学热因此减退，决定潜心自修。到德后，曾乘马克大跌。书价未增之际，买了一大批关于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以后陆续增加，共有一千多部。我于是坐在自己小小的书城中，开始涉猎群籍，而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著作为主要的对象。初时作工，茫无头绪，遇着疑难，也无法解决，因为要请教于同班的学生，多无解答的能力，且素乏交谊，也不便冒昧，要请教于教师，不独有时自觉问题琐屑，难于启齿，非有丰厚的束脩，也不能达到目的。加以德文不像英文一样，有良好的字典或百科全书足资参考，可以减少困难。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有本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法子拼命读，遇有不懂的地方，暂时放过，继续前进。 我从前在国内看英文书，已经从经验上知道对于一书的重要处必须用横线标记出来，否则读了一遍，隔若干时，几乎等于不读。此时因读书校多的缘故，又觉得单是画横线还不够，必须在重要处的旁边画出几个撮要的字，或加一个批，以便下次翻阅时，望着几个撮要的字或批语即知这一段或几段的内容是些什么。 到了后来，看书更多，觉得这种办法还是不够，必须另用一个甚至于几个目录本子，随时将所搜集的材料分类记在上面。至于分类法也有以学术为标准的，如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也有以人物为标准的，如李嘉图，黑格尔，中国，英国……。无论读何种书，凡有关于学术或人物的材料即按类载入目录本中，注明书名册数和页数等等。以后要用那一项材料，在目录本子中一查即得，用不着打开每本书去翻。我想凡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必定备有这样的目录本，不过大家都秘而不宣，使初入此途的人无从仿效罢了。 我读书时有一个口号，就是： 用打仗的精神求学， 以批评的眼光读书。 关于这个口号的前半截用不着解释，关于它的后半截我却要说几句话。孟子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明明是叫我们不要盲目相信书本子上的话，叫我们要善于怀疑，所以张横渠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而德国一个最著名的学者所提出的标语且为：“对于万物都怀疑。”因为一切学问都系渐演渐进，日增完善的，并非一开始即可奉为金科玉律，毫无瑕疵；尤其是在这个阶级制的社会中，它们多半杂着一些阶级的成见，容易鱼目混珠，后学者苟不独具慧眼，辨别其中的是非真伪，惟一味盲从，则不独自己为其所蒙蔽，而学问的本身也绝无进步可言。 我现在不要拿那些最富于阶级成见的社会科学或文学，哲学来说，单提出一种与阶级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天文学做个例子。古代埃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以为地球系宇宙的中心，太阳则绕地球而行。此说在中古时代变成欧洲的天经地义，无人怀疑，也无人敢怀疑，否则就是“非圣无法”。迄哥白尼（NicolasCopernicus，1473—1543）出，偏对于这种学说发生疑问，他研究复研究，思索复思索，仰观天象，俯察地形，发见太阳为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只是环绕太阳的行星之一。于是托氏及其门徒与真理完全相反之说因此暴露出来了。近世天文学的出现，全系哥氏怀疑之功，由此可以证明怀疑的作用是怎样伟大。不过我终嫌“怀疑”两字带有不少消极的意味，特改为“批评的眼光”，使之充满积极的精神。 世人具有“批评的眼光”的自然也不少，可是要他们拿出批评的胆量来，就有些困难。例如当哥白尼的学说公布之后，反对认纷然四起，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Galileo1564—1642）虽明知哥氏学说的正确，不敢宣布自己的意见，后来冒险做到这一着，竟又被迫而加以否认。又如穆勒（JohnStuartMill1806—1873）在生时不敢自承为社会主义者，至死后他的自传出世，才得表现他这种信仰。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著《物种起源》（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一书，予宗教以一种致命的打击，但在世之日，不独不敢自承为无神论者，并且力言书中所述的见解不致摇动任何人的宗教感情。因为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要说实话，不免打破它的威权，引起的仇恨，往往发生不测的祸灾，故许多聪明人都像金人一样三缄其口”。可是“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我不管什么威权，什么仇恨，特发出第二个口号： 细心想道理， 大胆下批评。 这种精神与德国一个最著名的学者下面一段话完全一致：“我们现在应做的事的确是对于一切现状加以无顾虑的批评，所谓无顾虑是指只管批评，不要怕批评所生的结果，更不要怕和现在的势力相冲突。” “以批评的眼光读书”和“大胆下批评”，固为搜求真理所必具的条件，但现在要问怎样具有这种眼光？此事和各人的资质固有绝大的关系，然仍非练习不可。依我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着，至少须注意以下五点。 （一）学皙。“学然后知不足”，学是求知的基本条件，如不学，便谈不到充足的知识。古人所谓“不学无术”，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学习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系泛指对于一切事物的学习，狭义则专指对于书本子的学习，此处仅就狭义而言。 “学之为言，效也”，“习之为言，既学而复熟之也。”“学而时习之”，便能“熟中生巧”了。 （二）比较。“读书得问”最容易和最重要的方法莫过于比较，我们对于某种学问如茫无门径，只要将关于它的一切著作（如过多则选择重要的）细读一遍，用综合和分析的方法，比较其中的异同得失，自可得其真相。比较的方法是一种由博大而进于精深的方法，知道利用此法，一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观察。一切书本子上的学问大概只是人类实际生活的总和，所以我们的书要读得好，必规注意观察实际情形。因为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文学哲学也好，在在与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注意及此，以为参考资料，则虽读书万卷，也不能融会贯通，终其身不过是一个书呆子罢了。 举个例来说，牛顿（SirIsaacNewton1642—1727）因看见一个苹果从树上下坠，而形成他的重力说，爱因斯坦因看见一个人从屋顶上下坠，而形成他的相对论，瓦特（JamesWatt，1736—1810）因看见一个壶盖被沸水冲开而造成他的蒸汽机，都是得力于观察，得力于实际生活中的事件与书本上的学说打成一片。又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所盛称的克吕格博士（Dr.Crüger）的蔻良特兰花（Coryanthes）谈，尤非亲眼考察，不能领略此花构造的奥妙。今试介绍如下： “这种兰花下唇的一部分半空作一大瓢状，上有两角，常发出清水注入其中；当半满时，水即自一边的小槽向外流出，下唇的下部居水瓢上，成一个小房状，有两旁门通其内；房中具有奇异肉凸纹。就是极聪慧的人如不亲加考察，也不能想像这一切部分有什么用处。克吕格曾见成群的大土蜂来访这种大兰花，目的不在得糖汁，而在嚼食水瓢上小房内的肉凸纹；它们彼此相逐。常被推入水瓢中，翅膀即湿，即不能飞去，迫得从那小瓢所构成的甬道爬出。……这种甬道甚狭，且为结合的雄蕊所覆盖，土蜂在寻找出路时，它的背先触有胶粘性的雌蕊，继触有胶粘性的雄蕊。所以最先出来的土蜂背上即带着雄蕊粉而去。” （四）思索。有学习，比较，观察而无思索，也不会有什么成绩，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牛顿，爱因斯坦和瓦特的大发现与发明固种因于前三同。而实收功于思索，否则他们虽具有绝大的天才，不见得即能从此等极寻常的事件中发现真理。 我以为学习，比较和观察所得的东西好比是一些原料，必须经过思索这架机撂加以制造，才能使原料变成制造品。 （五）评论。可是思索这架机器既是无形的，所以它的制造品也是无形的，我们要使之具体地表现出来，即有赖于言语与文字。经过这种过程，思想的制造品不仅是简单地出现，并且还被括垢磨光了。要达到这一步，才有切实的效果可言。 一个人对于任何一种学问能这样按部就班做去，必能养成一种批评的能力，遇有机会再和人论战，必更能发达这种能力。当他的批评能力一经增高，他的见解将与之俱进。当他的见解能有独到之处，他的创作必能超群出众了。 太史公所以能著成一部名山不朽的《史记》，是由于他具有才学识三长。才就是我所说的资质，然这不是普通的资质，而是许多优越卓绝的特质的一种结合。这虽是一种先天的秉赋，但必须有适当的机会，使得就其性之所近，加以锻炼。世间固有多方面的天才，无处不可以表现伟大的成绩，不过为数甚少，才能有所成就，否即即不免有埋没之虞。我们乡间有句俗话，叫做“田畔脚下埋死多少秀才”，便是这个意思。歌德说：“天才是勤奋”（GenieistFleiss），话虽不免流于一偏，要可以表见锻炼工夫的重要。上面所说的学习，比较，观察，思索和评论正是才的炼金炉与驰驱场，由这种方法和质疑问题。谈话讨论，便产生学问。因才华的发展和学问的增长，即能养成真切的独到的见解。一个人能备具才学识三者，才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必须制裁反动派（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必须制裁反动派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未删节本〕用国法制裁反动份子——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演（1939年8月1日）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1]。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2]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没有。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应该由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由法官出来过问。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3]。 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赏什么人呢？应该赏抗日的人，赏团结的人，赏进步的人。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应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正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第三个，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4]，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5]，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注释 [1]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这个惨杀事件，激起了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的公愤。毛泽东在这篇演说中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的这次惨杀事件的指使者蒋介石和他的党徒。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3]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统一”，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而提出的。自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日起，国民党在政治上用以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他们诬蔑共产党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这种反动叫嚣就更加猖狂了。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取过来，变为革命的口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 [4]参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英美等帝国主义也不断劝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议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愿意实行英日经济合作，共同参加所谓“远东建设”。一九三九年，英美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这一年的四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蒋介石和日本之间，企图拉拢中日“议和”。六月，美国示意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员，要中国出面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日问题。七月，英日达成协议，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局势”。 [5]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这些反动的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975年5月3日） 原件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毛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到会者一一同毛握手。 （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毛问：怎么样？还好吗？（周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在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同志握手）纪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说：不知道。 吴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问：你是延安人哪？（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比小指）。 苏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谢答：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毛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作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毛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日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要叶剑英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说：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到会者与毛一一握手告别） （在与周握手时）毛说：还是三句话。 （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说：你不要（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江青说：听主席的。 张春桥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说：照主席的指示办。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毛说：司令官呢。 吴桂贤说：主席保重。
反对投降活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反对投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 〔未删节本〕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1939年6月30日）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1]到卢沟桥事变[2]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3]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4]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5]，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6]。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7]，有些装红白脸[8]。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9]，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10]，而不知其它。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11]、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12]，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3]国际投降主义者，指当时阴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 [4]当时，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本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 [5]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经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一九三九年六月，即毛泽东作此文时，英日正在进行谈判，重新酝酿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制造的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6]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做法和阴谋。当时汪精卫是公开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 [7]毛泽东这里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彼此间的活动有如唱双簧的关系。 [8]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又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的活动，就好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一样。 [9]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10]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11]“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1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动摇，改取诱蒋投降为主的方针，在十一月三日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弦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我的生平（193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我的生平 李季著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 序言 第一册 第一章出生地与家庭 （一）开场白（二）“湖南骡子”（三）大家庭（四）童歌（五）急口令（六）谜语（七）笑话（八）故事 第二章私塾时代 （一）子曰铺（二）《百家姓》的新解说（三）“四大茴饼”的太极图（四）小小生命中的危难事件（五）“朱夫子一脚沦在井中”（六）绝好的独幕剧（七）先生娘子（八）闹学（九）半年成绩 第三章中学时代 （一）新式学校生活的纪律化（二）“知识触动了我的心灵”（三）梁启超的威权（四）神出鬼没的国文作法（五）讥讽文字（六）转学（七）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性质（八）毕业（九）打油诗（十）毕业以后 第四章高等学校时代 （一）告贷（二）第一名（三）转校（四）山清水秀之乡（五）教育精神的改变（六）“把凳子坐矮了！”（七）学校风潮（八）最新教育方法的“训话室”（九）“面貌可憎”的斋务长（一○）砍头校长（一一）引起学业生活转变的一次谈话 第五章到上海和往北京 （一）“血战”的开端（二）行路难（三）“洋大人”（四）“红头阿三”（五）观潮要带护照（六）“来呀来呀！”（七）娼妓问题与现社会（八）“五十须当寻子助”（九）“驾返苏杭”（一○）“特别洗尘”（一一）“刮脸一毛”（一二）“不见如花密丝朱”（一三）“只怕湖南人说官话” 第六章大学时代 （一）求学时期中更换环境的必要（二）“两院一堂”（三）避入桃源的大学改革计划（四）“辫子先生”的“文”与“配”及其思想来源（五）“阎王教授”的逊位（六）“弹球校长”的八面玲珑（七）英文学门的牺牲者（八）英文读法（九）第一篇译文（一○）疾病与庸医（一一）笔墨官司（一二）一元钞票（一三）方帽黑服——饭碗问题 第七章粉笔生涯 （一）返里（二）回京（三）十六点钟（四）两副面孔（五）“五四”示威（六）“六四”以后的大演讲（七）“临时监狱”（八）紧闭三门（九）女学生运动与五等嘉禾章（一○）“截然两事”（一一）呜呼派（一二）学生革命与阶级背景（一三）代表过去生活的两首诗（一四）“书生”和实际生活（一五）读书与活动（一六）“我要投身在时代狂澜中”（一七）“玻璃铺盖”（一八）译书的技术（一九）第一本译文（二○）补习学校（二一）退出大学 第八章到山东和往广州 （一）入山（二）中兴煤矿公司（三）新矿井中的一瞥（四）从骡子的寿命去推测工人的寿命（五）“时也命也运也！”（六）“悲人穷也”（七）“抄近路”（八）科学是什么？（九）借自己的脑子所发见的结果（一○）“英文书记”（一一）广州与上海的比铰（一二）广州的手工业（一三）从广州人的拉屎说到美国人的进餐（一四）绝对相反的道德观（一五）最高的道德（一六）男女生理上的比较（一七）妇女解放的条件（一八）妇女运动（一九）“太少了对不起人！”（二○）“吃烧猪”（二一）处女膜（二二）“吃在广州”（二三）“盲妹心静”（二四）出国的动机（二五）五本译稿（二六）口头成约 第九章放洋与路过巴黎 （一）晴天霹雳（二）冒名护照（三）海景（四）“乐哉鱼乎！”（五）“走禽飞兽”（六）南洋（七）从象，犬，马的精神作用看出哲学家的谬见（八）华侨（九）海上霸王（一○）过关（一一）初到法国的整个印象（一二）梁启超与“科学破产”（一三）刀的罪过（一四）“伏尸百万”（一五）近二百年来欧洲历届战争的死伤率（一六）世界大战死伤表（一七）“扎硬寨，打死仗”与攻坚（一八）“夫子自道”（一九）留学生中的彼疆此界（二○）“西洋面包”的解剖观（二一）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的比较（二二）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的三大趋势（二三）价廉物美的人肉市场（二四）“欲其为我詈人也”（二五）防制女性的“守宫砂”（二六）惨无人道的“阴户锁”（二七）“初夜权”的保存与滥用（二八）周围三尺的大蛋壳（二九）一夕话 第二册 第十章留德一 （一）赴德（二）做手势（三）权利义务的分明（四）德国大学生的欧战谈（五）产业竞争的大决斗（六）“你蔑视他人的程度还不够”（七）“哀哀欲绝地喊救命“（八）“后来居上”（九）阶级教育（一○）击剑打球与阶级争斗（一一）五个月的德文补习（一二）“教授步法”（一三）照例将马克思大骂一顿（一四）犹太人与中国人的脑袋（一五）大可取法的讲师制（一六）敲开学问之门的先决条件（一七）大学生的顿足和擦足（一八）“烂羊头”的博士（一九）小小书城中的生活（二○）经验中的读书方法（二一）读书口号（二二）哥白尼与“非圣无法”（二三）达尔文与无神论（二四）第二个口号（二五）养成批评能力的五个要点（二六）学问家的要素。 第十一章留德二 （一）正确观点的绝对必要（二）“岂天本为蚊蚋生人？”（三）屈费尔与达尔文的观点的比较（四）新唯物论的学说（五）产业革命前的英国状况（六）纺纱机与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七）世界史上最可怕的大惨剧（八）政治上的变迁（九）法律上的变迁（一○）无产阶级在文学上和经济学上的代言人（一一）资产阶级在经济学上和文学上的代言人（一二）胡适博士的错误（一三）历史中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一四）多元论与新唯物论的两个图解（一五）“矛盾逻辑”（一六）“历史不外抄袭旧文”（一七）形式逻辑的公式，例子及其批评（一八）“一切流动”（一九）人类发展的过程（二○）奴隶制与社会主义（二一）“依照概念去规正对象”（二二）“奶媳妇”的故事（二三）袁枚与胡适博士的笼统话（二四）“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二五）一个“劳工代表”的话和胡博士的“祖孙方法”（二六）野生牛马和岛类的关系（二七）猫和继母花及红刍的关系（二八）测量人类一切忧患，缺乏和满足的标准（二九）“天下之至动”（三○）老子，庄子，列子，孔子的宇宙观及其批评（三一）矛盾是否存在的问题（三二）正反合的发展（三三）反和反之反的真意义（三四）“斯须变幻为苍狗”（三五）塞住了他的喉咙（三六）“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三七）渐变与突变（三八）大胆的“真理”的制造者（三九）妄乞灵于达尔文主义（四○）达尔文与突变说（四一）新近发见的大批突变的事实（四二）轰动一时的曼德尔主义（四三）善选突变物种的柏班克（四四）多甫里斯的突然变异说（四五）新近对于生物作突变试验的几个学者（四六）自然真太糊涂了！（四七）数量变化引起性质变化的化学分子式（四八）协作中新的力的产生（四九）拿破仑的骑兵和曼麦琉克人打仗的故事（五○）性质变化引起数量变化的例子（五一）《吕氏春秋》的谬论（五二）胡适博士个人主义的批评（五三）马赫的言不顾行（五四）胡博士的言不顾言（五五）“我比长安远九千”（五六）一秒钟走十万八千哩（五七）光小姐从星球下嫁与太阳先生中途勾引的秘闻（五八）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眼法（五九）是非善恶的问题（六○）墨子对儒家的攻击（六一）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三种道德（六二）相对与绝对（六三）胡博士的相对论（六四）相对论的流弊（六五）胡博士相对论的根据及其批评（六六）三种几何学说与假设的问题（六七）把胡博士装成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六八）由相对的真理进为绝对的真理（六九）“两位大师”和一个弟子都看不见相对的真理（七○）胡博士新近的错误（七一）黑格尔和卡尔的“矛盾逻辑”不同之点（七二）“拿破仑威而不廉！”（七三）好一个指点迷途的大教主！（七四）还是先面壁十年罢！（七五）故意造出一个恶名词（七六）用方法“牵着”人们的“鼻子走”（七七）实验主义的总评价（七八）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口乱骂（七九）实验主义与“矛盾逻辑”“联合战线”的问题（八○）实验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比较观（八一）革命的“矛盾逻辑”和反革命的实验主义（八二）唯物的一元的“矛盾逻辑”和唯心的多元的实验主义（八三）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八四）“矛盾逻辑”的实在论（八五）实验主义的实在论（八六）胡博士对于实在的大批例子及其批评（八七）“对于自由意志有本能的信仰”（八八）“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八九）借着脑子去发见客观的真理（九○）把有用和真理看做同一物（九一）实验主义怎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呢？”（九二）实验主义者所谓有用与否的标准（九三）“玄学方法”的徽号还是收回自用罢？（九四）我劝你首先把逻辑来研究” 第三册 第十二章留德三 （一）“一个较光彩的小石”（二）牛刀一试（三）“中国一件大幸事”（四）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五）中国近七十年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六）中国封建制度的时期及其特点（七）殷周的耕种方法（八）由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九）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和商人（一○）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特点（一一）战争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二）阶级与阀阅的区别（一三）一个人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一四）士的阀阅（一五）先秦时代的主要阶级（一六）梁启超受了骗！（一七）那有这许多派别！（一八）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谓先秦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一九）那有这许多阶级！（二○）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二一）老子的“最大功劳”！（二二）弥缝工作中的大漏洞（二三）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二四）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二五）“哲学史……变成了灵异记！”（二六）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二七）孔子“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二八）梁启超口中的孔子的阶级性（二九）孔子要用士阀去推翻贵族阀（三○）孔子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三一）士是地主的证据（三二）孔子的政治哲学（三三）“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三四）替“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加一重保证！（三五）不懂得“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抖”的缘故！（三六）孔子岂肯恢复封建制度？（三七）“孔子的‘学’只是读书！”（三八）“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三九）荀子为什么要“明贵贱”？（四○）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批评（四一）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四二）墨子提倡兼爱的原因（四三）墨子的“明鬼”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不信鬼？（四四）墨子的“非命”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信天命？（四五）墨子的“节葬”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四六）墨子的“非乐”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重礼乐？（四七）“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四八）拿这句话为批判实验主义是对的（四九）抛弃“非攻”论的精华了（五○）不懂得“中国古代第一奇书”是怎样发生的（五一）介绍《天下篇》的二十一事（五二）由小变大，由实变虚，由动变静等等的变戏法（五三）借“共相”“自由”的花样为诡辩作护符！（五四）“胡博士三手！”（五五）本体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么？（五六）翁仲能称为仲翁么？（五七）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五八）错解“《墨辩》”（五九）介绍并批评墨学灭亡的原因的三种说法（六○）介绍并批评法家为儒道墨三家的嫡嗣的两种说法（六一）法家的阶级性（六二）主义陈列所！（六三）法家接受儒家学说的证据（六四）许行等代表无产阶级的三大理由（六五）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稠子！（六六）介绍古代哲学中绝的“四种真原因”（六七）用“胡子头发一把抓”的办法治哲学史！（六八）“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六九）“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七○）难道是“古学党”的宣传部长？（七一）“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七二）“第四个真原因”还是一个假原因！（七三）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补充的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更大的原因”（七四）四系哲学的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分析观（七五）介绍并批评胡博士的作史方法（七六）“述学”的成绩（七七）“明变”的成绩（七八）“求因”的成绩（七九）“评判”的成绩（八○）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八一）批评后的悲愤！ 《我的生平》整理校对说明 录入者说明：原书为竖排本，转为横排本，页码尽量与原书一致。原书繁体字转简化字。个别特殊的字不能转化的，与原书一致。原书的标点符号与现代不一致的，转为现的。如原书中的波浪线表示书名号由一律改用《》，其中有的虽没有波浪线标识，但能确认是书名的，添加书名号《》。认为是明显的排印漏了的字以〔〕标识。原文人名、地名的下划线从略。凡著作、人名、国名等专有名词，比较著名的，改用现代译名。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未删节本〕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1]，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战争[3]、甲午中日战争[4]、戊戌维新[5]、义和团运动[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4]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5]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7]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毛泽东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1974年4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 （1974年4月2日） 【乔森潘（KhieuSamphan，1931－），曾是西哈努克国王民社同盟时期的国民议会议员，后又出任商业大臣，1967年离开金边加入红色高棉队伍。1970年至1979年曾任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防大臣、副首相、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1982年任负责外交事务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副主席。1985年，乔森潘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英萨利（IengSary，1925-2013），红色高棉高层人物之一，被称为政权的“三号人物”，曾出任民主柬埔寨政权副总理及外交部长。2007年11月12日，与其夫人英蒂利（曾担任红色高棉负责社会事务的部长）被柬埔寨警方逮捕，被送到柬埔寨为红色高棉历史问题所设立的特别法庭审判接受审判，接受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行的指控。】 乔：我们有进行长期战争的一切条件。对此，人民精神上是有准备的。经济条件也已具备，粮草和衣着都能自给自足。目前的国内形势表明，我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主席：长一些好，长期打。如果是短期胜利，那也好嘛。 乔：对。 主席：你们打了几年？ 西哈努克亲王（以下简称西）：4年零1个月。我们是从70年3月开始打的。 主席：再准备6年吧，一共10年。就是这种想法，至于如果只要4年或者3年解决问题，也好嘛。 西：很对。 主席：我们打了22年，犯过很多错误。哪位是英·萨利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呢？ 英·萨利（以下简称英）：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观点，准备进行长期斗争。正像乔森潘副首相说的，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快取胜的条件。 主席：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众笑） 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主席阁下是指将来。（众笑） 乔：团结起来是为了以后共同打倒帝国主义，重建中立和独立的柬埔寨。 主席：哎。 英：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 主席：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他们（指英·萨利和乔森潘）。（众笑） 西：柬埔寨解放以后，我将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这一点，我曾经多次公开声明过。 英：我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受了考验，参加了救国斗争。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我们国内的意见。我们认为柬埔寨政体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就是要有真正的民主。这一点，我曾多次向国家元首和首相说过。最近我们国内也表示同意我这个意见。 主席：你们国内领导人叫什么名字？ 英：胡荣、符宁。 西：还有宋成，他是参谋长。 主席：我说共产党呢。 西：这些都是共产党。 总理：主席说的是头子。 主席：我也没见过。 西：还有普里萨拉亲王。我们是统一阵线，统一阵线内部没有党派，柬埔寨的共产党人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从未建立一个党，只是宣布支持阵线的政治纲领。 英：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是由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的。 西：有沙罗特绍、农谢和宋成。 英：成立了一个集体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乔森潘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现在他出国访问了，就由宋成指挥了。 主席：不要那么吞吞吐吐，就是直说。他们两位（指乔森潘和英·萨利）是代表共产党。他们两位（指西哈努克和宾努）是代表另一个党。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不吞吞吐吐好，讲真话。统一阵线的领导者是他们两位（指两亲王）当，还有他（指英·萨利）。（对乔森潘）我看你也像个共产党吧（众笑）。不要瞒了两亲王嘛。 总理：两亲王都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但他们还是愿意跟中国友好。 西：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我们已经实行了变革。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当初朗诺打倒我，就是因为我把军队交了出去，当然也包括警察。金日成主席对我说，如果当初军队在我手中，朗诺是不可能发动政变的。谁有军队，谁就有政权。我现在和柬埔寨共产党人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战斗在一起。我对未来毫无野心。我认为将来权力应当归他们，他们是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掌权。有人说，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分子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原来人数很多，而现在阵线内部西哈努克分子占的比例太小，不平衡，共产党人包揽了一切事务。我回答说，原来的西哈努克分子都去支持朗诺和尼克松了，不再和我在一起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 主席：这样好嘛。 西：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他们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柬埔寨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应当保留王国的称号。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阁下在1970年就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国家，但支持柬埔寨王国。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内容，中国不支持阮文绍的南越共和国，也不支持朴正熙的大韩民国。柬埔寨王国是革命的，现在政权不在我这个亲王手中，而在人民手中，实行真正的民主，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邪恶势力而斗争。柬埔寨共产党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保留了王国的国旗和国歌。实了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掌权，也就是说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我已经正式表过态，认为应当由他们掌权。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主席：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众笑） 西：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我说的吵架，是指近乎内战的严重局面。 主席：不是那样。 西：战争结束以后，重建柬埔寨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无休止的争吵。国体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柬埔寨共产党人也公开表示了意见。我们在历史上是个王国。我倒也愿意成立共和国，但我本人是个亲王，即不能背叛祖先，又要对得起人民，因此我同意保留王国。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就是建立人民的政权。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主席：你倒很慷慨。 西：不是我慷慨，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这种形势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各方面的爱国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局面。正像英·萨利特使所说的，柬埔寨革命与其它革命不同，有自己的特点。 主席：我们这个党内也吵架。50年，我们已经吵了10次架，最近一次是跟林彪。林彪没有他们（指两亲王）好啊，林彪坏透了！ 你们的事业会成功的。但是我有点怀疑，比如：说90%的土地（已解放），哪有那么多啊？ 总理：还有人口80%，是不是有那么多？ 西：不是宣传而是客观地说，解放区实际上可能有550万人口，朗诺占领的地区，主要是金边等大城市有200多万人，包括马德望、磅湛——磅湛倒没有多少人口——还有西哈努克城、磅同等，加在一起可能有200万。解放区的人民都是生产者，而朗诺的200万人多数是消费者。为此，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增加给朗诺的援助。战争继续1年，援助增加一倍，这事和财政援助都得增加。大米、肉类等都用飞机从美国运来。因此朗诺的共和国是靠美帝、美国人为地维持着。 我们在战斗方面的困难是，尽管中国经常给我们很多援助，但军事装备运输困难，没有海军、空军和坦克。在这方面，朗诺占优势。朗诺还有重炮，我们也有一些大炮和炮弹，但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另外还有雇佣军，尼克松组织了泰国、老挝、南越的雇佣军，这些人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现在，越南兄弟已不再帮助我们打仗了，他们要执行巴黎协定。因此我们在战争上完全靠自己，那只有柬埔寨人在战斗。美国说还有越南人，我们说没有。我们要越南人不必再帮助我们战斗，只要求他们在运输方面提供援助。 主席：这样好，自力更生。 西：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主席：我们过去也没有坦克，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只有陆军。打了18年，跟蒋介石打，跟日本人打。后头和平了又打，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不过我们出的是志愿军。加在一起25年。 我这个人读了6年孔夫子，读了7年资本家，根本不知道什么马克思、列宁。还没有你们两亲王这么进步呢（众笑）。后来蒋介石杀人哪！我们5万人，杀了1、2万。革命失败，投降蒋介石一部分，消极不干了一部分，剩下1万人左右。结果蒋介石也打败了，日本人也打败了，美国人也打败了。 十月革命教育了我。主要是蒋介石杀人啊。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是个娃娃头（众笑），从来没有想还要上山打仗啊！蒋介石杀人哪，城市里头呆不住啊，逼上梁山。打了10年，打出一点经验，不当小学教员了。日本人来了，又打了8年，然后又跟蒋介石打了4年，然后又跟美国人打了3年。 总理：25年。 主席：所以我今年81了，有20多年消耗在打仗上。这个打仗，一打就学会了。（众笑） 西：很对。 主席：不打就不懂呢。 英：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 主席：主要是经验，自己打。所以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10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 乔：我们有正规军。我们在武器装备上与敌人相比，处于劣势，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我们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现在金边城里的人民斗争运动开展得很顺利。 英：我们现在有三支部队：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越南同志认为，我们的三种武装力量发展得都很快。目前我们的正规军差不多有10万人了。 主席：嗯。 乔：我们的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合起来约有20万人。 英：我们军队的主要建制是营和团，现在我们还没有成立师，因为指挥问题较复杂。现在越南同志在帮助我们解放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个妇女营，在西北战场上有两个妇女营直接参战。这些女战士很勇敢，她们往往要等到敌人的坦克到了50米的距离才发火箭筒。有时火箭筒不好用，敌人的坦克就压了过来。所以这次战斗中牺牲了50名女战士，另外有6名女战士被俘。他们宣传这件事，我们核实了，确有其事，但是在这场战役中我们消灭了敌军六辆坦克，因为有其它营配合作战，包围了这些坦克。 主席：那好，不错。要建立几个军，每个军要有三个师，每个师要有15000人。这种军队就是学校呢。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也上了大学，而且上了20几年，叫绿林大学。（众笑） 西：这是最好的大学了。 主席：又搞军事，又搞政治，又搞调查研究，农村、中小城市、分配土地问题。你们分配土地了没有？ 乔：我们现在国内已经采取措施，取消农民高利贷的负担。 主席：要减租减息。 乔：我们那里没有分土地，因为生荒地很多。 主席：那是几年之后。农民不得土地，战斗力不会提高的。站在朗诺一边的地主不打倒，农民的积极性不会很高。 西：现在解放区已经没有地主了，人民政权把原来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了。当然，成立新政权以后不久，人民把少数地主干掉了，其他的地主都跑到金边城里或逃往法国了（众笑）。另外，实业家、大资本家也是这样。至于这些人的财产，小工业家的被当地的农民分了，稍大一点的由国家、人民政权经营。 主席：对资本家就要谨慎。只有买办资本可以没收，如果是民族资本，就不忙啊。 西：对爱国资本家，我们不着急。 乔：民族资本家同我们站在一起，农民中的富农也和我们站在一起。 主席：不仅富农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 乔：爱国者。有些地主甚至自愿地交出自己的土地，因为没有劳动力。 英：我们甚至对买办也区别对待，我们只反对为美国人工作的买办，争取另外一部分买办支持我们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买到药物和别的东西。 主席：这好，不错啊。 总理：我听说法国人的橡胶园给他们缴税。 乔：我们现在自己经营过去的橡胶园，割胶完全由我们自己的工人做了，然后再卖给法国人。 英：法国人收购的价格很低，1公斤才给30个里尔。但我们又不能不卖，因为产量很大，如果不卖就放坏了。所以有些船挂上白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解放区事做买卖。有些船进来时还带上汽油。 主席：那好啊，交换啊。 西：是的，以货换货。 英：但真要换货，法国人又怕，害怕朗诺。 乔：我们有时从他们那里弄占汽油和其他工业品，另外设法卖出橡胶。但是法国人给我们朗诺的货币，经常贬值，不值钱了，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同法国人也有斗争。 主席：噢。叫他们给美元，dollars（美元）。 英：过去法国人给过一次美元，后因怕朗诺，不敢给了。 主席（对英）：你这次回去，去了多久？ 英：3个多月。去了很多地方，4号公路、5号公路、1号公路、原来的橡胶园都去了。现在我们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块完整的地区了，在内部来去自由，是一块独立的地盘，帝国主义在外边进行侵略。敌人在城市里也是受包围的。磅同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一度曾使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吃了点亏。 西：因为金边的战斗把一部分兵力吸引过去了，所以磅同的人就出来了，否则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里，很被动。 英：我们把正规军动员起来应付金边战场。 乔：说法是在磅同，如果我们的干部提高警惕，也能通过游击活动保护人民，袭击来骚扰的敌人。但由于我们的疏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主席：总是要犯点错误的，不犯错误不可能啊。 乔：问题是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来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又动员了一次，推动了我们各地干部的工作。 英：主要是因为朗诺的大炮和弹药都少，很少炮击解放区后方，所以我们的后方有点像太平地区。这就有必要推动干部。 西：敌人有时和我们争夺老百姓，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比如在磅同的问题上，他们争到了一些居民，但原来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就不得不要求尼克松多给美元。 主席：原来在中国学习的，叫纳拉迪波吧。 西：对。他现在还在金边。 主席：能不能出来呢？ 西：由于他参加反对美帝和朗诺的斗争，被判了5年劳役。在监狱里住了3年多以后，他得了精神病，就被放出来了。我母亲离开金边来中国时，纳拉迪波的外婆不放他走。我还有两个孩子在国内解放区，和乔森潘在一起。其中一个经过3年，病死了，一个还在。另外有一个孩子在法国。剩下的现在都在中国，在我身边。朗诺那边现在只有纳拉迪波一个。 主席：好，不谈了吧。（对总理）你们谈吧。少谈些，不要详详细细什么都谈，把大纲节目谈一谈就行了。 西：主席阁下长时间地接见我们，使我们深感荣幸。消息公布后，全体柬埔寨人民，特别是正在斗争的战士和干部，都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乔森潘回国后，一定会把谈话的精神带回去，干部、战士听了都会很高兴。 主席：供你们参考了。我还是劝你（指西哈努克）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 西：我有时读一些摘要。 主席：比如：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我总是希望你进步，你们两位（指两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 西：我们是亲柬埔寨的。 主席：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 西：我们怀着最大的信心，坚决走这条路。 主席：帝国主义怕呢！ 西：很对。 主席：完了。
毛泽东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1974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 （1974年10月20日） 【保罗·哈特林（丹麦语：PoulHartling，1914－2000）丹麦外交官和政治人物。丹麦自由党党员，1973年到1975年担任丹麦首相。1978年，哈特林成为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1981年他领导的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85年他离任。】 主席：（对哈）Sitdown,please（请坐）！ 哈：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我们能有机会会见主席先生，感到十分高兴，十分光荣。这是我们第一次访问中国，而且我们到这里来还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所见所闻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席：中国现在还不行，notgoodenough（不够好）。 哈：你说还不行，但是我说已经很好了。全世界对你们25年来所作的一切，印象深刻。主席先生是否能告诉我，你们的秘诀是什么？ 主席：没有什么秘诀（众笑）。 哈：那末明显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席：我也不大知道。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ownership（所有制）。 我问你一个欧洲的事，你们感觉到欧洲有什么问题吗？ 哈：嗯，我想欧洲的问题包括西区和东欧。我们属于西欧，又是北欧国家。我认为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我们有些通货膨胀，这使我们那里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的人民和国家都比较富裕。我们没有饥饿。我们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使年迈和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 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欧洲存在着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本世纪内，我们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我本人的年龄刚刚足以使我两次大战都赶上了。我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 主席：1914年。 哈：是的。我们经过了两次大战，我们欧洲人当然害怕另一次新的战争，所以我们很高兴现在的和缓，东、西欧国家之间和缓紧张关系是件好事。 如果我可以再补充说一点的话，我想说明这也是丹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北大西洋联盟的原因。我们这样做，可以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致被苏联所控制。 主席：你们欧洲安全会议什么时候能够开好？ 哈：嗯，开好嘛……欧安会目前进展十分缓慢，仍然需要时间，但我们希望会有些成果。我们预计还要开另外的会议，或者说开很长的一系列其他会议，因为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突然……所以，我想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我们能够参加会议，是因为我们有北大西洋联盟作坚实后盾。同时我们还是九国欧洲共同体的成员。由于我们有了西方合作的良好背景，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也去参加讨论安全问题的会议。 主席：（点头）噢。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的事。 哈：那是什么事？ 主席：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把两只手的食指对起来相撞。） 哈：……我发现，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不同点是：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家。有很多问题使我迷惑不解，也许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即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否与中国的人口基本上是居住在农村的农业人口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主席：不错。中国农民占80%。我们现在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占2亿。 哈：就是说大城市中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主席：大、中、小城市。 哈：如果我可以再进一步提问的话，请问你们努力减少城市人口是否因为你们认为农村人民的品德、态度对人的影响更好，更有价值，所以应当走出去看一看正在农村发展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主席：城市人口太多，困难。难于供应。现在城市人口已经不少了，差不多跟美国的人口一样了（众笑）。 哈：是的。也和整个欧洲共同体的人口一样。 主席：差不多。中国的城乡结构很特别，城市人口很少，农村人口很多。跟欧洲不同。 哈：与欧洲正相反。 主席：嗯。所以打起仗来，城市人口太多也不利。 哈：主席先生，刚才你又提到了战争问题。你是否可以谈谈你如何预见世界和中国的未来？未来是否包含战争的可能性？ 主席：这个问题是个不需要讲的问题。 哈：为什么？ 主席：现在到处讲和平，就是怕战争。 哈：是的（众笑）。 主席：所以战争是跟和平共处的。如果不怕战争，讲什么和平呢？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哈：我想你说得对，主席先生。我们有许多问题，有经济等问题，但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我们最不解的。这是使全世界感兴趣、关心和为难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有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可能使世界全部毁灭。我们已尝试了两次世界大战，那是可怕的。战争总是可怕的。如果再有一次战争，那将是世界性的大灾难，我们不可能无视这个前景。 主席：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差不多了吧？
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谈话记录节选 （1973年1月13日） 【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Mobutu，1930—1997），扎伊尔总统、人民革命运动主席。1997年5月29日被赶下台，在他掌权32年中，巧取豪夺，聚敛了40亿美元的家产。他私人拥有丰富的铜矿、钻矿、金刚石矿等矿产资源，直接出卖国家所有的矿产，成了蒙博托敛财的第一手段。他是黑非洲国家典型的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者，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毛主席：怎么样，跑到北京住得惯吗？ 蒙：很好。在这里对我们的欢迎是非常友好、热烈的。 毛主席：卢蒙巴，他没有来过。 蒙：对。他没有来得及来。 毛主席：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谬勒尔，就是不支持你！（笑） 蒙：我知道。还有一些和他们在一起的。 毛主席：还有一些打游击的，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你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 蒙：因为面对他们的是蒙博托这样有魄力的人。 毛主席：因为你这个帽子（指蒙戴的豹皮帽）把他们吓住了（众笑）。 蒙：不是，是我的权威。 毛主席：他们那些人我看不怎么样。不少人都在外国，不到国内去，不了解情况。 蒙：是这样的。 毛主席：不是我们不革命，是他们自己不争气，打你不赢有啥办法啊。 蒙：而且他们不仅自己不争气，还用全部时间来欺骗把他们看作朋友的人。 毛主席：现在都完了吧。被你打得呜乎哀哉了吧。 蒙：现在扎伊尔是非洲中心的一个大国，享有和平，是一个巩固的国家。扎伊尔的儿女们联合起来了，拥护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刚才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毛主席：过去了吗？ 蒙：是的，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才能坐在一起共同庆祝中扎友谊。 毛主席：怎么叫扎伊尔？ 蒙：这是我们国家原来的名字，叫扎伊尔，后来比利时殖民主义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把它改为刚果。 蒙：相反，我不怕，而且主张和平共处。 毛主席：我不主张和平共处，主张革命！ 蒙：我也在革命，用我的方式来革命。 毛主席：讲是那样讲，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酝酿的一条就是世界要革命！ 蒙：我们也搞革命，但按照我们的方式。 毛主席：各有各的方式。你们搞你们的方式，我们搞我们的方式。 蒙：对。 毛主席：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讲假话。 蒙：我来这里后，注意到这一点了。 毛主席：比如我们跟尼克松达成的公报嘛，…… 蒙：对，我读了好几遍。 毛主席：就是各讲各的。有几处共同的，可以合作的。 蒙：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毛主席：美国人是看我们不起的。非洲人、亚洲人，他们都看不起。 毛主席：我们支持反对你的人。你也不隐晦，照样讲。我们也不隐晦，照样讲。 毛主席：现在呢，两国就要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法子反对了。
第六章波希米亚兄弟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六章波希米亚兄弟会 塔博尔失陷了，但它并没有从此湮没无闻，这个共产主义的军事国家有过光辉的历程，它的业绩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在它覆亡以后，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却显得更加昭著鲜明，因此，塔博尔派在创建业绩时所坚持的那些基本思想尽管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改换了形式，但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在塔博尔沦陷以后，那里有两个派别的组织得以延续下来。这两个组织出自同一渊源，甚至具有相同的名称（它们都叫做波希米亚兄弟会），但双方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中一派继承了塔博尔在军事方面的传统，而另一派则继续进行共产主义的实践。 我门已经看到，当初一些外国士兵之所以前来投奔塔博尔派，仅仅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分享胜利的荣誉和战利品。而另一方面，塔博尔派自身也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染上了粗野的习性。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后都把抢夺财物、领取军饷当成了参加战争的真正目的。 塔博尔被攻陷以后，这些人在波希米亚就再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于是，他们便前往国外，准备在那里受雇于人；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了零散的雇佣兵，另一部分人则建立了具有严密组织的军事集团，今天为这个人所雇用，明天又为那个人所雇用。这样的集团在当时屡见不鲜，一般都是由某个著名的将领纠合一些雇佣兵组成，这位将领从一开始就自任集团的主帅。而波希米亚兄弟会军队却同这种采用专制方式组建的军队截然相反，它是以塔博尔派为楷模，用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一段时间里，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军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这种作用尤为明显。据记载，16世纪初在乌克兰境内崛起的哥萨克骑兵就是按照这些军队的模式组建起来的。 不过，相比之下，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波希米亚兄弟会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一般是爱好和平、憎恶暴力的（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七节）。这一点既反映了当时无产者的软弱，也体现了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传统。可是后来，波希米亚爆发了胡斯革命，原有的权威已被打翻在地，下层民众奋起斗争，并在起义中连连奏捷，这时，大批的共产主义者就被卷入了潮流。这些人一旦投身于暴力革命，客观形势就必然按照固有的逻辑把他们推上民主派起义的领导岗位，使他们成为起义中最急进的一部分力量。 不过，即使在塔博尔派赢得辉煌胜利的时刻，那种爱好和平、反对战争、谴责一切暴力行为和强制手段的思潮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是彼得·海尔奇茨基。他大约生于1390年，原先可能是一个破产的贵族。当时，他住在沃德尼亚尼（塔博尔派控制的城市之一，参看第二篇第五章第五节）附近的海尔奇茨村，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并在那里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早在1420年他就宣称，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不应施用暴力，在革命战争时期，他进一步坚定了这种信念。他诅咒战争，说战争是一切罪恶中最可鄙的罪恶，认为战争的参加者丝毫也不比杀人犯和谋害者善良。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你们所说的负有战争使命的骑士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大概就是那些身居城堡要塞、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盖不住臀部的短衫的纨袴子弟吧?如果说只有他们才有权进行战争，那么，市民和农民在战争中又将干些什么事情呢？……因为无论是国王、诸侯和地主，还是那些失意潦倒的贵族，都不是独自进行战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用暴力驱使农民走向战场，并唆使全体士兵去屠杀、去作恶。”（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4卷第1册，第478、479页。） 海尔奇茨基是主张实行平等的、原始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们不应当通过战争和国家的强制性措施迫使社会实行普遍的平等，而应当避开国家和社会去实现这种平等。真正虔诚的信徒不应当参与国家的任何事务，因为这种事务是卑鄙邪恶、亵渎神明的。在他看来，社会的不平等状态是由国家造成的，财产、地位和职衔的差别是由国家规定的，因此，这一切只能随同国家一起消亡。基督徒消灭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国家置之不理。真正虔诚的信徒不仅禁止担任国家公职，而且也禁止向国家政权提出任何请求。警察机关和法庭不是为他们而设立的。真正的基督徒应当主动行善，不应当强迫别人行善，因为上帝要求行善必须出于自愿。任何强制性的行为都是一种罪孽。 海尔奇茨基认为，在现存的国家和现存的社会里，真正的基督徒只能在最底层找到立足之地，在那里，人们只有服从和效劳的义务，没有发号施令和进行统治的权利。任何一种统治的实施、任何一个阶级的组成都同博爱与平等的信条格格不入。基督徒不应当实行统治，也不应当进行剥削。所以，他们严禁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因为要经商就必然要进行欺骗。城市是商业中心，那里是罪恶的渊薮。该隐[1]创建了城市，又创立了度量衡制度，这样，他就使原先质朴单纯的生活充满了狡计权谋，因为过去民众在交换物品时是从不计量长短和轻重的。当然，最可鄙、最可恨的还是贵族。[2] 当时，随着厌战情绪的日渐高涨，随着塔博尔派的统治日渐失去下层民众的同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但却十分温和的共产主义就获得了日益众多的拥护者。 塔博尔陷落以后，波希米亚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的教派，其中一部分是由散居各地的塔博尔派成员组成的。在这些共产主义的教派中，由海尔奇茨基的拥护者组成的教派（即海尔奇茨兄弟会）是影响最大的一派。 在彼得·海尔奇茨基的弟子中，格利高里教士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原是贵族，后来家道中落，十分贫寒，以致不得不靠从事缝纫业来糊口。1457年，原塔博尔派的一些成员在森夫滕贝格（塔博尔派的思想在这一地区仍有影响）附近的昆瓦尔德村建立了一个居民点，当时，他们推选了格利高里担任领导人和组织者。住在这个居民点的人（即“兄弟们”）接受了海尔奇茨基创立的教义，并按照这种教义的规定来全面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一切，大概主要是格利高里努力的结果。 波希米亚兄弟会初期的组织状况至今仍然若明若暗，这是因为，后来的兄弟会成员都为自己的组织在最初阶段实行过共产主义而感到羞耻，他们千方百计地遮掩这段历史。不过，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后继组织海恩胡特兄弟会的情况还是为人所熟知的，这个组织是波希米亚兄弟会内部斗争的产物，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波希米亚兄弟会后期的组织状况。如果我们从后期的组织状况出发进行探讨，并对内部的斗争情况作一番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组织的概貌作出如下描述。[3] 不言而喻，兄弟会的每个成员都严禁当兵服役，严禁因担任国家公职或地区公职而介入国家的管理事务；同时，兄弟会的成员也严禁向国家提出任何请求，严禁向当局提起任何诉讼。兄弟会主张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完全的平等，不允许出现贫富差别，并禁止一切形式的剥削活动。所有的富人或特权阶层的成员在加入组织之前，都必须首先放弃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任何一个“兄弟”都不准经商、放债、开设旅店。另一方向，每个会员乃至整个团体都有责任帮助所有遇到困难的兄弟。 私有财产和个体家庭没有遭到取缔。在有家庭存在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强调博爱精神，提倡与同伴甘苦与共，努力保持平等，做到既没有人高踞于众人之上，也没有人屈居于他人之下。而在保存私有财产的情况下，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颁行最严格的纪律，并在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执行这种纪律，就连家庭生活中最隐秘的方面也要受到纪律的约束。 牧师和长老是经过教徒选举产生的。彼得·海尔奇茨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鄙弃一切强制性的手段，认为这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邪恶行为，而牧师和长老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行使着一种惩戒权。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权力大概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阴郁、乖僻的思想本是中世纪共产主义的普遍特征，而由于胡斯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不幸和难以言状的痛苦，结果，那种阴郁、乖僻的思想在波希米亚兄弟会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牧师和长老所行使的惩戒权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 在那里，各种娱乐、各种舞蹈全都遭到了禁止，人们认为，这些活动是魔鬼为了戕害教徒而设下的陷阱；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人间必须履行的唯一职责就是生活、劳动、默默地忍受。当时，人们已经完全按照清教徒的方式来过礼拜日了。 私有财产和个体家庭虽然没有遭到取缔，但人们还是认为，只有保持独身状态才显得更加高尚和圣洁。按照规定，牧师不能占有财产，而且必须过独身生活。独身者按照不同的性别分别居住在兄弟之家和姐妹之家，在那里，他们一起劳动，共同生活。我们只要看一看伯格德派之家的实例，就可以推想这种兄弟之家和姐妹之家的情景了。 同塔博尔派一样，波希米亚兄弟会也对学者持鄙弃的态度。他们认为学者也属于特权阶层。格利高里教士直到逝世（1473年）以前，始终告诫教徒要对学者保持警惕。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象塔博尔派那样十分重视对民众进行扎实的基础教育。图书印刷术推广之后，他们立即以巨大的热忱掌握了这种有益于民主事业的技术。金德黎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基督教派别象兄弟会那样，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公开印行数量如此可观的书籍。”（见该书第1卷第39页。）从兄弟会成立时起，到该组织在夸美纽斯逝世（1670年）以后几乎遭到彻底覆亡时为止，他们出版的图书就数量来说远远超过了波希米亚在同一时期印行的其他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此外，还有一点也使兄弟会感到自豪，那就是他们率先用本国语言出版了圣经（在威尼斯付印），从而使波希米亚人在这方面比其他各民族先行一步。[4]16世纪初，波希米亚境内总共有五个印刷所：其中一个为天主教势力所控制，设在比尔森；另一个为饼酒同领派所控制，设在布拉格；其余三个全都掌握在波希米亚兄弟会手中，分别设在永本茨劳、莱托米什尔和魏斯瓦瑟。即使有了这三个印刷所，兄弟会有时仍感到不能满足需要，他们还常常委托纽伦堡印刷所完成刊印书籍的任务。 兄弟会规定，在未经集体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准擅自撰写和出版著作。这一规定看来颇为奇特，但它同兄弟会制定的那种严格的纪律是完全吻合的。在他们的教会章程中有这样的条文：“书稿必须经过其他人审阅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方能印行；倘若没有经过审阅并得到认可，任何人在我们这里都不允许出版书籍。”[5] 1571年，波兰人约翰奈斯·拉西茨基访问了波希米亚兄弟会；他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起源与奥秘》一书中描述了兄弟会出版图书的情况： “在那里，任何一部著作在出版之前都要经过许多长老和教会工作人员审阅；人们推选和任命这些工作人员，就是为了让他们执行这项任务。……而且，一般说来，任何著作都不是由个人单独出版（除非有特殊原因）；相反，那里的每一种著作都以整个兄弟会的名义印行，这样做是为了让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象其他成员一样从中分享荣誉，从而彻底打消作者心中常常容易萌生的那种沽名钓誉的念头，而且这样做也会使著作本身显得更有份量，产生更大的影响。”[6] 然而，尽管兄弟会作出了上述种种规定，那里的书籍仍以惊人的数量刊行于世！ 这个新的共同体继承了塔博尔派的许多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原塔博尔派的许多成员，因此，毫不奇怪，虽然这个组织具有温和、驯顺的色彩，但在当权者的眼中，它仍然是一个十分可疑而又危险的团体。在格奥尔格·冯·波杰布拉迪统治下，当局早在1461年就对兄弟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格奥尔格·冯·波杰布拉迪，当初，塔博尔正是在他的干预下役底丧失了独立的地位。1452年，格奥尔格还是一个摄政者，到了1453年，在国王拉迪斯拉斯去世以后，他已经当选为国王了。格奥尔格在当政以后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对波希米亚兄弟会施行迫害，并将兄弟会的领袖格利高里教士等人投入监狱。昆瓦尔德教区遭到了摧毁，教区成员被驱逐出境，当局还禁止他们举行任何集会。 夸美纽斯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当时，各地都奉命对兄弟会成员进行严厉的审讯，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会的大多数成员、特别是那些杰出的人物便风流云散，进人山林，开始了穴居野处的生活。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安全的保障。只有在夜间，他们才能平平安安地燃起篝火烧煮食物，因为只有入夜以后，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才不会暴露他们的行踪。在这种时候，他们总是冒着严寒，围坐在火堆旁边阅读圣经，进行虔诚的交谈，以此来消磨时光。有时，他们不得不踏着很厚的积雪外出寻找食物；一路上，大家总是踩着先行者的脚印一步步前进，而走在最后的人则拖着一根枫枞树枝，用来扫平积雪，覆盖脚印，使人无法辨认，这时，雪地上残存的印痕看上去就象一个农夫拖着一捆柴火走过以后留下的踪迹。由于他们过着这种穴居野处的生活，敌人便用讽刺的口吻称他们是‘穴居野人’。”[7] “穴居野人”这一称号果真是在当局进行这次迫害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吗？事实是，在德国西部地区，人们早在14世纪就以揶揄的口吻把伯格德派信徒称作“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因为这些信徒总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集会；而在德国东部地区，伯格德派信徒则被称作“洞穴蛰居者”，这个称号经过迻译，便成了“穴居野人”（这个词由捷克语“Jama”一词派生而成；“Jama”意即“坑井”、“岩穴”）。这个称号也表明，伯格德派的传统在波希米亚兄弟会中可能确有影响。民众不仅把兄弟会称作“穴居野人”，而且也称他们是“皮卡尔特派”。 直到波杰布拉迪于1471年逝世以后，当局施行的第一次迫害才宣告结束。 在后来的岁月里，兄弟会有时也曾遭受迫害，但一般说来，这种迫害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当时，波希米亚的国家政权还很虚弱，而一些地主和城市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兄弟会的有力的保护者。那些聪明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早已看出，这个教派所坚持的那种反对国家、追求平等的立场绝不会造成丝毫的危害，相反，它所宣扬的吃苦耐劳、清心寡欲和逆来顺受的精神却为人们培养了最理想的剥削对象。 兄弟会在遭到第一次残酷迫害以后之所以还能迅速地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种庇护。同时，由于他们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出极为豁达的宽容态度，这就更加有利于他们去争取信徒。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塔博尔派的思想完全一致，而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教会组织的思想却截然相反。兄弟会之所以能采取这种态度，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一个进行统治的组织，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教会组织迥然不同。1464年，兄弟会在里赫诺夫山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波希米亚的代表，而且还有来自摩拉维亚的代表。这次会议宣布，建立社会组织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信仰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兄弟会始终坚持这项原则。他们在这一方面同后来的路德派教义针锋相对、互不相容，因为路德派教义认为，能够使人获得幸福的是信仰，而不是实践活动。 由于采取了这种宽容的态度，兄弟会成功地把许多性质相近的团体和组织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而当实际的分歧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则更加严格地坚守自己的立场。1467年，兄弟会在洛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今天的语汇来说，里赫诺夫代表大会确立了共同体的纲领，而洛塔代表大会则使共同体具备了固定的组织形式。亚当派的残余力量为了提出联合的建议，也派遣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对于兄弟会来说，亚当派的共产主义确实是过于急进了。在亚当派中，只有单个的成员在发誓纠正自己的“谬误”之后，才被批准加入组织。 另一方面，兄弟会同韦尔多派就双方联合问题举行的谈判也没有成功，因为韦尔多派在当时已经带上了十分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和市民色彩。格利高里在他的小册子（题为“人们应当怎样对待罗马教会”）里这样写道： “我们同韦尔多派的牧师，特别是同斯蒂凡牧师进行了多次交谈。斯蒂凡牧师从来就不主张按照罗马方式举行礼拜活动。（当时，韦尔多派的牧师为了免遭迫害，通常都按照罗马方式举行礼拜活动。——卡尔·考茨基注）在韦尔多派内部，在德国人中间，斯蒂凡从事过秘密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被活活烧死在烈火之中。他曾主动地向我们表示，要去匡正韦尔多派中的一切同基督的信仰、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倾向，而且，要按照圣徒的经典，重新恢复早期教会在昔日实行的制度。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可是，由于韦尔多派同罗马方面任命的牧师们交往甚密，向他们透露了实情，于是，那些牧师便出来阻挠计划的实施。” 结果，双方没有能够实现联合。格利高里在小册子中接着写道： “韦尔多派的一些成员也承认，他们已经背离自己的先驱所走的道路；而且，在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害群之马，这些人向别人索取钱财，为自己聚敛财富，而对穷人却漠不关心。作为一个牧师，本应把世俗的钱财乃至自己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产用于布施赈济，绝不能对陷入困境的穷人坐视不救；而现在，他们却为自己积聚财宝，这种行为实在同基督徒的信仰大相径庭。……”[8] 可是过了不久，韦尔多派的这种命运就无可挽回地降临到波希米亚兄弟会成员的头上。 波希米亚兄弟会坚持清教主义，以此向现存社会表示抗议，同时他们也通过这一途径同现存社会实行分离；然而在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清教主义却正是发家致富的极好手段。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清教主义同原始基督教的苦行主义虽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六节）。诚然，它们都宣称人生欢乐和各种享受具有虚无空幻的性质，甚至认为这是卑鄙无耻的行为多可是，同原始基督教的苦行主义紧相联系的是浑浑噩噩的懒惰习性，而同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主义紧相联系的却是它的信奉者所表现的那种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勤勉精神。今天，在已经建立了大型工业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具有勤勉特色的清教主义，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9]的福音，自然不可能使大批雇佣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使他们满意的程度。可是在当时，在自然经济以及零星的、简单的商品生产向普遍的、已经具有部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转化的过程中，清教主义却是使小资产者转变为资产者的极其有效的手段；而且，居民群众在当时越是崇尚那种单纯质朴、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清教主义的上述效用就越是明显，因为一般说来，这种生活方式是同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售产品，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是为了积累，而是为了消费。除了坚持清教主义以外，兄弟会成员还普遍地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这一点势必也对他们的经营活动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当初，塔博尔派靠夺取利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正是这种富裕的生活使他们的共产主义遭到了毁灭，现在，波希米亚兄弟会依靠自己的勤勉、朴素、节俭和聪明才智，也迅速地达到了富裕的境地。 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富裕生活为他们招引来了大批新的追随者，这些人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前来投靠兄弟会完全是出于世俗的动机。另一方面，随着那里的生活日渐富裕，许多老会员也越来越感到严格的纪律已经成为一种桎梏。因为这种纪律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允许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富裕；而且，它还禁止一切人把自己获得的财富用于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它禁止人们去经商或放债。随着生活日渐富裕，那里的财产纠纷也日益增多，于是，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提起诉讼，大家都需要国家政权保护自己获得的资财。 这样，兄弟会内部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温和派。这个派别虽然还不敢对原先颁布的规章进行否定，但却力图使人们相信，这些规章只能被视为崇高的、无比神圣的理想，而不应当被看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条文。 后来，有两个地主和一些骑士也申请参加兄弟会，这时，两派之间便出现了第一次公开的冲突（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严格派认为，这些地主和骑士只有放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才能加入组织。而温和派则认为无须对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最后，严格派还是取得了胜利，在申请者中间，只有那些完全按照共同体的要求去做的人，才被批准加入组织。 不过，到了1480年，温和派已经获得了一次成功：一个名叫鲁卡斯的学者被吸收加入了兄弟会，接着，另外一些学者也获准参加了组织。学者们跨进了兄弟会的大门，这是温和派取得的一次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学者又使温和派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这时，严格派以沃蒂茨的织工格利高里为首，对日益发展壮大的温和派势力进行了口诛笔伐，但结果却徒劳无功。1491年，在奥尔利采河畔的布兰迪斯召开的代表大会（即宗教代表会议）上，温和派赢得了胜利。这次会议决定：从此以后，富人和身居高位者即使不放弃财产和地位，也可以加入组织；人们需要提醒这些人注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如果不放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就很容易丧失灵魂得救的机会。这样一来，平等的要求虽然没有被彻底勾销，但事实上却遭到了贬抑，变成了一种虔诚的愿望。 这些虔诚的兄弟还用相似的方式，巧妙地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道路。就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如果世俗政府向一位兄弟下达命令，让他去担任法官、陪审官或行会首领，或让他去参加战争，或让他同其他人一起，对拷问或处决某个罪犯的决定表示赞同，那么，我们将声明：一个幡然悔悟的人绝不应当违背自己的良知，勉为其难地去干这类事情，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最好是隐遁和规避。不过，如果他经过恳切的请求或其他的努力仍然无法摆脱这些事务，那么，他就应当顺从政府的决定。”兄弟会成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仅允许进入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机构，去担任公职、参与战争，而且从此以后，他们也可以向这种强制性的权力机构、向法官提出请求，甚至还可以从事剥削活动，去开设旅馆、经营商业——当然，这一切也必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这些决定把先前的平等、自由和博爱精神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对此，严格派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努力进行鼓动，反对这些决定，并在鼓动中把昆瓦尔德的马蒂亚斯主教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对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他们或者进行威慑，或者进行挟制。在他们的催逼之下，马蒂亚斯召集了一次新的宗教代表会议，推翻了布兰迪斯会议的决定，并宣布一定要重新坚持原先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 可是好景不长。原来，严格派在获取胜利的过程中并没有凭借本身的实力，而是依靠了突然袭击的手段。因此到了1494年，在里赫诺夫宗教代表会议上，他们便再次陷入少数派的地位，这时，严格派才认识到，要想在共同体内部重新恢复他们的基本原则，已经毫无指望，于是，两派便分道扬镳了。1496年，双方也曾努力实行联合，结果却出现了互相指责的局面，致使矛盾更加激化。 严格派被称作少数派。他们的人数寥寥无几，其成员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即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且，这个派别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的力量便日渐衰微。1527年，严格派的一些成员在布拉格被处以火刑，从此，这个派别在公开场合便销声匿迹了。 温和派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他们依靠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并利用这种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建立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组织，因此，这个派别便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1500年，温和派已经掌握了二百个教会。在整个16世纪，他们发展成了波希米亚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只要看一看兄弟会中的贵族成员在1575年向皇帝呈送的那份请愿书，就可以了解贵族在这个组织中的势力是多么强大了；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十七名男爵和一百四十一名骑士。 当时在这个组织中，一切带有初期共产主义痕迹的制度都已荡然无存，而且，如前所述，人们还煞费苦心地在兄弟会的文献中剔除了有关共产主义传统的内容。他们一方面允许富人加入组织，一方面竟使兄弟会内部出现了乞丐。1609年，人们在兄弟会的教会章程中曾经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人不致沦为乞丐。”这时候，人们所负有的那种扶助兄弟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已经不复存在了。 金德黎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波希米亚的清教徒原是一些狂热分子。在波希米亚，彼得·海尔奇茨基比胡斯更受他们的尊崇。当初，他们依照圣保罗的教义奉行独身主义，不举行任何宣誓活动，不担任任何公职，不谋求任何奢侈的享受，不允许积累任何财當，也不为牟取利润而发放债款；对于战争，他们抱着憎恶的态度。而现在，这些人却变成了十分殷富的财东、尊贵体面的夫婿、机灵乖巧的商贾、威仪赫赫的市长和陪审官、精明稳练的将军和政治家。”（见该书第2卷第312页。） 截至三十年战争爆发时为止，即在白山战役于1620年打响之前，这个派别一直在蓬勃地向前发展。自1526年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占据了波希米亚的王位，于是，波希米亚贵族就同哈布斯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白山之役则最终决定了斗争的结局。这一战役使波希米亚贵族全军覆没，结果，贵族的财产遭到没收，分给了耶稣会会士和宫廷佞臣。同时，这一战役也使波希米亚兄弟会陷入衰亡的境地。从此，这个组织残留的少数成员便星散各地，在艰难困苦之中维持生存。最后，他们终于在信奉虔诚主义的伯爵亲岑道夫[10]的帮助下，于1722年在他的萨克森领地海恩胡特找到了避难之所。 然而，在海恩胡特兄弟会中，人们既没有保持严格派的共产主义激情，也没有继承温和派通权达变的传统。意志消沉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仅仅因为居住在极其落后的穷乡僻壤才免遭当局的迫害，因此他们也不可能保持兄弟会组织的那些特色。 16世纪，波希米亚兄弟会已经退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舞台。到了17世纪，这个组织在整个历史的舞台上也渐渐地悄无声息了。 [1]该隐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相传为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曾杀死其弟亚伯。——译者注 [2]参看雅罗斯拉夫·高尔《有关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论文集》第2卷：《彼得·海尔奇茨基和他的教义》，1882年布拉格版。 [3]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约·阿·夸美纽斯，根据他撰写的《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根据兄弟会在1609年制定的教会章程，根据该组织在1535年呈递给国王斐迪南的宗教信条，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波希米亚兄弟会后期的组织状况（上述三种文献均收编在夸美纽斯的《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简编》一书的德文版中，该书于1739年在施瓦巴赫出版，由“享有至高无上特权的书籍和论文出版者J·J·恩德雷斯”刊行于世）。兄弟会后期的组织是当时斗争的产物。有关这些斗争的情况，A·金德黎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1857年布拉格版，两卷集）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4]参看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57页。 [5]参看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296页。 [6]转引自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328页脚注。 [7]见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45、46页。 [8]转引自高尔《有关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论文集》第1卷：《兄弟会与韦尔多派的交往》（1878年布拉格版第98页及以下各页）。作者在那里按捷克文原版摘引了格利高里的著述，并将引文译成了德文。 [9]“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德国自由思想党领袖欧·李希特尔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未来的描写》一书中的人物。李希特尔在这本书中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攻击。——译者注 [10]尼古拉·路德维希·亲岑道夫（1700—1760），奥地利贵族出身，生于德累斯顿，是18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德国虔诚派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第五章塔博尔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五章塔博尔派 一教会大分裂 二胡斯战争爆发前的波希米亚社会状况 三胡斯运动的开端 四胡斯运动中的各派 五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 六塔博尔派的覆亡 一教会大分裂 威克里夫运动的兴起对教廷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如果教廷继续充当法国的工具，那就势必危及它在整个欧洲的地位。因此，教廷开始渴望挣脱法国的羁绊，企盼从阿维尼翁迁往罗马，因为它在罗马比较容易揺脱法国的控制。 同时，威克里夫运动还向教皇们表明：作为教会的君主，他们的地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这场运动使教皇认识到，必须设法使世俗统治机构成为自己的可靠支柱。随着教皇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日益丧失操纵教会和利用教会的权力，随着这种权力日益明显地落到各国君主的手中，教皇就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必须在控制世界各国的同时，加紧控制自己统治下的世俗国家，即教皇国。这一点，也使教皇深感迁居罗马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出于这种种原因，教皇迫切希望迁往罗马；而就在这时候，意大利人也渴望教皇返回本国。按庶他们的说法，教皇在阿维尼翁“受到了巴比伦式的囚禁”。这一事实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让教皇在意大利定居，这对他们的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教皇一旦离开意大利，这个国家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罗马，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明显地出现了衰落的征象。 彼特拉克在他的作品中最出色地表达了人们要求教皇重返罗马的热望。他在诗歌和书简中，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罗马皇宫和圣坛在教廷迁走以后呈现的一派衰飒萧条、垢积尘封的景象，描绘了这座不朽之城象一个弃妇那样穷愁潦倒的情景，指出只有等到罗马的合法统治者重新归来，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愁云惨雾才会一扫而空。诗人还写道，如果教皇敢于摆脱法国的羁绊，他就会流芳百世，罗马城就会时来运转，意大利就会得到和平；相反，如果教廷继续留在阿维尼翁，它就势必在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的生活中自取灭亡，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憎恨和蔑视。 从1326年到1352年，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因此，他对教廷的腐朽生活了如指掌。从下面这首描写阿维尼翁的十四行诗[1]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这座城市是多么痛恨： “愿雷霆击中你那诡计多端的脑袋！ 你为非作歹，聚敛了大量的钱财， 忆往昔，你箪食瓢饮，清苦度日， 而现在，你敲诈穷人，见钱眼开。 这里是叛徒巢穴，孕育一切祸胎， 这里的流毒正在对世界造成危害， 这里的人们花天酒地，蝇营狗苟， 这里的生活荒淫无耻，极端腐败。 魔王率领着老老少少的女妖， 在你的殿堂跳起疯狂的舞蹈， 凤箱吼，魔镜闪，火苗跳跃。 从前你赤身跣足，头戴荆冠， 如今却穷奢极侈，纵情享受， 你臭名昭著，愿上帝将你诅咒。” 彼特拉克对教廷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不过，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削弱乃至摧毁教廷的统治，而是为了促使教廷迁回意大利。在他看来，教廷的可鄙之处并不在于它用极端无耻的手段对全世界进行了剥削。他认为，教廷之所以可鄙，是因为它不在罗马、而在阿维尼翁挥霍了那些通过剥削得来的果实；是阿维尼翁的环境气氛摧毁了教廷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健全机体，一旦教廷迁回罗马，它必将迅速地恢复健康。 意大利人当时对教廷如此眷念，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些原因）之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民族意识的觉醒同商品生产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时候，这种生产本身的利益（首先是资本家的利益）就要求建立一个尽可能实行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可以保证资本家在本国范围内拥有可靠的市场，而且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为资本家争得足够的地盘和活动自由。诚然，直到17世纪，人们在这一方面才具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可是，现代民族意识早在14世免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当然，在14世纪，这种民族意识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的引发之下才会公开地显现出来，它在当时还远远没有那种自然的本能的力量。 在商品生产素称发达的意大利，人们最先表现出这种民族意识。这个国家在14世纪亟需实现统一，亟需在一个政府的统辖下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各个小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和平安定、秩序井然的局面，从而为市民致富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国家不再成为异族侵夺的对象。不过，意大利后来实际上还是遭到了异族的劫掠，直到19世纪为止，它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命运。 在当时，只有教廷才能使意大利实现统一，也只有教廷才能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地君主之上的权力机构。因此，对于意大利的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主义者来说，促使教皇从阿维尼翁返回罗马就更显得刻不容缓了。 除了上述各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造成这种趋势的因素之一，这个事实就是法国在对英战争中遭到了失败。法国的失败使人们日益明显地感到，毋需对这样一个敌国怀着恐惧心理。 于是，在威克里夫运动兴起以后，教廷里的人们就开始认真考虑迁回罗马的问题了。乌尔班五世最先采取行动，试图离开阿维尼翁。他不顾法国的查理五世和一大批充当法国走卒的红衣主教的反对，竟于1367年5月在马赛乘船经热那亚前往罗马。抵达罗马后，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到了1370年，法国的红衣主教们又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在阿维尼翁可以更惬意地优游度日（据吉本说，这些红衣主教主要是贪恋勃艮第出产的葡萄酒，这种酒在意大利是无法搞到的），这样，乌尔班五世便重新回到了阿维尼翁。 1376年，格列高利十一世再次采取行动，离开阿维尼翁，移居罗马，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为止（1378年）。此后，罗马民众十分担心法国红衣主教再次选举一名亲法分子担任教皇。于是，他们拿起武器，举行暴动，包围了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厅，强迫红衣主教们把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选为教皇。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必须选举意大利教皇，否则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法国的红衣主教后来一得到机会便立即离开罗马，声明这次选举是在威逼之下进行的，其结果无效，他们又重新选举了一位教皇。这位教皇就是克雷芒七世。 这就是教会内部出现大规模分裂的过程。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分析这场分裂的原因，是由于这一事件在教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异端教派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同一时间出现两位教皇，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罕事。可是，两位教皇都带有某种民族色彩，这倒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中一位教皇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另一位意大利籍的教皇则受到德国和英国的支持。后来，除了这两位教皇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位教皇，这位教皇几乎只得到西班牙人的承认。由此看来，天主教瓦解为一个个国家教会的崩溃过程，早在这次教会大分裂的事件中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这里，决定事变进程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教义，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动机，而是民族矛盾和政治矛盾。 自此以后，互相敌对的教皇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参与较量的教皇及其后继者们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取得压倒对方的优势。整个教会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从而使社会也濒于土崩瓦解的危境。在那个时代，各种尖锐的矛盾已经对社会形成威胁，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的农民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人们感到有必要结束这种纷乱扰攘的局面，重新组织教会，或者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对教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可是，教廷根本没有能力来进行这项事业，因此，其他各种势力就不得不为此而操劳。当时，人们举行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名为教会会议，而实际上与会的世俗君主代表同各种教会组织的代表一样享有发言权。 1417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宗教会议上，马丁五世当选为教皇，取代了其他各位教皇的地位，结束了教会的分裂局面。当时选举马丁五世担任教皇的不仅有红衣主教，而且还有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除了二十三名红衣主教以外，还有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这五个基督教国家的三十名代表。 由这类宗教会议推举产生的教廷在权势方面远远比不上当初曾经击败过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那个教廷。诚然，从这时起，教皇已经不再象阿维尼翁时代那样俯首帖耳地听从一个国家的摆布了，可是与此同时，教皇自己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也大大地削弱了。国家教会业已形成，这些教会都受本国君主的管辖。从此以后，教皇就只能同这些国家的君主分享操纵教会和利用教会的权力，否则，他就将完全丧失这些权力。教皇所获得的那一份权力是有限的，一些专门的国家条约（即某一国家政府与罗马教皇签订的协定或国事诏书）对教皇的权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情况都是如此。在意大利，罗马教会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教会。 只有德意志帝国在上述宗教会议召开的时代没有建立起国家教会。当时，帝国四分五裂，情况十分严重，以致没有力量去干预和限制教皇对德国教会的操纵权和利用权。于是，德国从此就成了教皇争权夺利时瞄准的主要目标，而且，在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德国始终是处于这样的地位。 可是，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有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例外，这就是波希米亚王国。 二胡斯战争爆发前的波希米亚社会状况 在14世纪，除了英国之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方面能同波希米亚并驾齐驱。英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羊毛贸易和侵法战争的胜利；而波希米亚经济的发展则得力于本国的银矿企业。在波希米亚的银矿企业中，最著名的要数库特纳—霍拉银矿。这座银矿于1237年开始采掘，从那时起直至15世纪，它的产量在整个欧洲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4世纪初，那里的白银产量每年约为100000马克（1马克=12磅）。除此之外，波希米亚的许多内河流域还建立了淘金企业，例如摩尔多瓦河和卢日尼采河流域都有这样的企业，塔博尔城就位于卢日尼采河畔。[2]在那个时代，正是因为有这些矿山企业作后盾，波希米亚的权势才得以迅速增长，奥塔卡尔二世（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3]的劲敌，1253—1278年在位）的政府才能够声震遐迩，查理一世（登上德国皇位以后称作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的政府才能够煊赫一时。而查理一世之所以能登上皇帝的宝座，除了因为教皇对他表示支持之外，主要也是因为库特纳—霍拉银矿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使他有可能用钱财去买通各位选帝侯。后来，他的儿子温采尔也采用了这一套在当时司空见惯的伎俩，才当选为德国皇帝。[4] 库特纳—霍拉银矿的收益使波希米亚的商业、工业、艺术和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布拉格，更是欣欣向荣。这座城市当时被人称作“金光灿烂的布拉格”，城里到处都矗立着金碧辉煌的建筑。1348年，那里又建成了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第一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自然不会一无所获。众所周知，教会素来贪得无厌，其嗅觉又极为灵敏。它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捞到钱财，同时也懂得用什么方法去获取这些钱财。因此，波希米亚的寺院和教会变得非常富裕，尤其是在皇帝查理四世的统治下，寺院和教会更是殷实富足，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那样，查理四世本人就是一位“僧侣皇帝”。 布拉格的大主教们“在波希米亚占有十七处宽广的领地，除此之外，摩拉维亚的科耶廷和巴伐利亚的吕厄也是他们的领地；他们还拥有为数甚多的小型庄园。他们的宫室富丽堂皇，可以同帝王的殿宇媲美；成群的奴仆侍立左右，随时供他们驱遣。”单是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的教士咨议会就有三百名教士，“一百多座村庄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划归他们所有，变成了他们的寺产。大教堂教长一个人就独占了沃林地区的整片领地，此外，他还拥有大约十二座小型庄园。”（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41页。）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对教会的财产状况十分熟悉，他在《波希米亚人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教堂象波希米亚教堂那样星罗棋布，那样恢弘雄伟，那样富丽堂皇。在波希米亚，一座座教堂巍然耸峙，气势凌云。……高大的圣坛上放着金箱银匣，里面供奉着圣徒遗骸。神甫的法衣上缀满了串串珍珠。整个陈设十分华贵，各种器物价值连城。……这些景象不仅见之于城市，而且也见之于乡村。” 不过，波希米亚的教会越是富裕，教皇对它的剥削就越是加重。 在这个国家，除了教会和国王及其下属臣僚之外，库特纳—霍拉的矿业公司股东也赚取了巨额利润。在14世纪，雇用矿工为自己干活的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矿业经营者，而是布拉格和库特纳—霍拉的商人，亦即资本家。这些资本家通过矿山的收益积累了财富，提高了声望。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发展，波希米亚境内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与其他各地相同的现象：在那里，除了教皇属下的教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刻矛盾之外，又出现了商人与消费者、师傅与帮工、资本家与家庭工业经营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地主和佃农的矛盾也势必日益激化。而同这些事实并行不悖的另一个事实是：波希米亚也出现了当时在各地普遍流行的那种趋势，即把农民从农奴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用单纯的租税制来取代农奴制。关于这一现象的根源和性质，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进行过分析（参看第二篇第二章第四节）。在14、15世纪之交，农奴制在波希米亚实际上已经消亡。可是，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波希米亚，地主们也力图重新恢复农奴制，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不满。[5] 这种不满情绪大概在低等贵族的成员中间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其收入水平并不比富裕农民高出多少，而且，他们也不象地位显赫的男爵那样拥有权势，可以对自己属下的农民大肆进行敲诈勒索。可是，随着商品交易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他们却很快就失去了自己那种旧式农民的俭朴本色，他们希望象富商和男爵那样，过上一种“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这个阶级在14世纪末期迅速地陷入了颓败潦倒的境地。当时，王权已经十分强大，尽管骑士们有时也大张旗鼓地进行劫掠，但毕竟成不了什么气候。况且波希米亚从属于德意志帝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无法进行一场有利可图的民族战争。这样，波希米亚的骑士们就只好到雇佣军中去服役，这条途径几乎成了他们弥补经济亏空的唯一出路。 波希米亚的农民也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民一样，为雇佣军输送了大量的兵员。 银矿开采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从而导致了上述矛盾的产生，而且必然引起一场价格革命，使上述矛盾变得格外尖锐。 一种商品的价格就是人们为换取这种商品而支付的贵金属（金或银）的数量。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贵金属的价值越低，在生产这种贵金属的过程中付出的劳动越少，人们为换取商品而支付的贵金属数量就越多。15世纪末期，萨克森和蒂罗尔的矿山采掘业曾在德国引起一场价格革命；从16世纪中叶起，美洲金银矿的发现和开采也曾在整个欧洲引起一场价格革命；同样，波希米亚那些储量丰富的银矿在当时一旦被发现和开采，就必然会在这个国家导致一场价格革命，促使各种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我们虽然未能在波希米亚历史中找到若干实据作为佐证，但是，只要“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一定理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能怀疑，波希米亚在14世纪确曾面临一场价格革命。 当然，不同的阶级在这场价格革命中的遭遇也互不相同；有些阶级受到了损害，有些阶级则得到了利益；有些阶级只受到轻微的影响，而有些阶级却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可是，在任何一种通过货币支付活动而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中，价格的上涨都会使包藏在这种关系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必然是那些依靠货币收入来维持生活，而又无力迫使别人相应地提高这种收入水平的阶级，具体说来，在城市里，受害最深的是那些从事雇佣劳动的下层民众；而在农村，受害最深的则是低等贵族。 但在这一切社会矛盾之上，还有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民族矛盾；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波希米亚，民族矛盾也同教会矛盾交融汇合在一起。 在13世纪，波希米亚在经济上还很落后，而位于它西部的德意志邻邦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远远地走在它的前头。波希米亚的君主想方设法吸引德国移民前来定居，只是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波希米亚的工业、商业、艺术和科学才在库特纳—霍拉银矿建成以后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在这一方面，功绩最为卓著的要数奥塔卡尔二世和查理一世（即后来的查理四世）这两位深受波希米亚爱国者拥戴的君主。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德国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艺术家和学者们才纷纷来到波希米亚定居。 当时，库特纳—霍拉率先变成了一座纯粹由德国人居住的城市，其他一些矿山城市（如德意志布罗德和伊赫拉瓦）也是如此。[6]此外还有许多城市或者被德国人重新改建，或者迁进了大批的德国人，以致各个城市的政府都由他们把持；况且，德国人又是富裕阶层、即商人和上层手工业者的代表，这就更有利于他们掌握各地的权力。在这些城市里，地位低微的手工业者、大批的短工以及其他下层民众都是土生土长的捷克人。[7] 布拉格大学也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这所大学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全校分成了四个同族会。学校设立了一个联合的自治机构，每个同族会在这个自治机构中都享有一票表决权。不过，由于巴黎大学是由法兰西、皮卡第、诺曼底和英格兰这四个同族会组成的，所以法国人在巴黎大学自治机构中实际上享有三票表决权；而在布拉格大学，波希米亚人却只有一票表决权，因为这所大学分成了波希米亚、巴伐利亚、萨克逊和波兰这四个同族会，而波兰同族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德国人（他们来自西里西亚等地）。表决权问题绝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在那个时代，大学是学术界和政治界首屈一指的权威机构，其影响相当于现代新闻出版业和高等院校的总和。[8]而且，就外观来说，大学也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布拉格，大学的高楼广厦和师生的宿舍公寓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城区，甚至可能还筑有专门的城垣，[9]早在15世纪初，就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在校学习。 据1408年的一些资料记载，布拉格当时有博士和硕士二百名，学士五百名，大学生三万六千名。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无可否认，当时大学生的数量确实十分可观。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波希米亚人的历史》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1409年，当德国大学生离开布拉格时，在同一天内就有两千人告别了这座城市，几天后，又有三千人相继离开布拉格，后来，他们创建了莱比锡大学。因此可以肯定，当时在校学习的学生总数绝不会低于一万人。[10] 那时候，许多慈善团体也同大学建立了联系，人们向教授和比较贫困的大学生馈赠钱财和房屋，供他们使用，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给大学提供薪金和奖学金。大学的一切财产、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捷克籍的教师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在乡村学校任教，只能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而他们的德国同行却占据了大学里的一切肥缺；每当捷克民族同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学总是站在德意志民族一边。 除了上述各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教会也变成了一个有利于德国人的剥削机构。当然，人们也允许捷克人去担任那些卑微的牧师职务，但是，寺院以及寺院以外的高级教职多半是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例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布拉格大教堂的教士，这些教士多数都是德国人。布拉格的大主教康拉德·冯·贝希塔也是“一个来自明斯特兰地区阴暗角落的狂热的德国人”（施洛塞尔语），胡斯起义就是在这位大主教任职期间爆发的。 这样，在波希米亚的各个地方，整个民族的多数成员（从城市的下层民众，到地位寒微的牧师，直至乡村的全体居民，即农民、骑士和地主）都感到德国人在对他们进行剥削，或者感到德国人在剥削活动中同他们进行着竞争。先前，人们一方面进行斗争，以反对教会的剥削，一方面提出要求，以期获得教会的财产；现在，这种斗争和要求已经同反对德国人剥削的斗争以及对德国人财产的要求交融汇合在一起。 因此，在14世纪，波希米亚境内也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当然，在各个国家，由于唤起民族意识的特定条件互不相同，这种意识在刚刚萌生时所表现的形式也迥然而异。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意识主要产生于对民族国家统一的渴望，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推动下，意大利的爱国者对教廷顶礼膜拜，而德国的爱国者则对强大的皇权梦寐以求。在法国和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对敌对民族的仇恨；而在波希米亚，民族意识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阶级仇恨。 这种阶级仇恨大概在《波希米亚历史述略——愿忠实的波希米亚人引为鉴戒》一书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这本书虽然在胡斯战争以后（1437年）才刊行于世，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胡斯运动中风行一时的思想。书中写道： “波希米亚人千万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绝不再受德国人的统治；因为波希米亚的历史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波希米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最凶悍的敌人。” 接着，作者引证了捷克的历史事实，对这一论点作了详细阐述。书中指出，查理四世皇帝“虽然提高了波希米亚的地位，扩大了布拉格城的规模，并在那里发展了科学事业和其他事业，但是，他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庇护了德国人。试问，在波希米亚国王属下的所有城市里，究竟是谁在担任市长和议员呢？是德国人。是谁在担任法官呢？也是德国人。人们在什么地方向德国人宣讲教义？在主教礼拜堂。人们又在哪里向波希米亚人宣讲教义？在教堂庭院和普通民宅。这一切都是确凿不移的铁证，它证明这位德国籍的皇帝企图让德国人来占领波希米亚。并企图逐渐清除波希米亚人，例如，在他的统治下，当局已经规定，凡向市政府提出诉讼者一律不准使用波希米亚语，而必须使用徳语。……”[11] 在援引了上述事实之后，我们对于这种民族矛盾同教会矛盾交融汇合的过程就很容易理解了。在传教士中间，在寺院内，在大学里（从根本上说，大学在当时还是一种神学机构），德国人处处都享有获取各种肥缺的优先权。在这种情况下，捷克人当然要起来遏制教会的剥削行为，并要求获得教会的财产，而德国人面对这种斗争，也势必要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在14世纪，各地都出现了要求改革教会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会在捷克人中间找到适于发展的肥壤沃土。这样一来，那些德国血统的波希米亚人也就必然会以更加坚决的态度对这种斗争进行反击。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一场反对教皇、反对德国人的运动勃然兴起了。运动的最卓越的理论代表是扬·胡斯，因此，人们就借用他的名字，把这场运动称作胡斯运动。 三胡斯运动的开端 胡斯运动在刚刚兴起的时候，袭用了威克里夫运动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论据和要求。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学说一传到波希米亚，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胡斯就曾坚定地把威克里夫的思想作为自已的依据。不过，如果断言胡斯运动是由威克里夫的学说造成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威克里夫学说充其量不过给胡斯运动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论据，并对胡斯运动表述自身要求的过程产生过影响，至于胡斯运动的原因、动力和目标，却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不是一场从外部输入的运动，而完全是一场在本地诞生的运动。早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这场运动就已经初露端倪，其代表人物是克罗姆涅日什的米利茨和雅诺夫的马提亚，而在那时候，威克里夫的著作还没有传播到波希米亚，直到这位拉特渥斯的教士[12]进入暮年之后，他的著作才传播到这个国家（1380年左右）。 查理四世的儿子温采尔（他是第四位以“温采尔”为名号的波希米亚国王，1378—1419年在位）千方百计地调和各种矛盾。他对德国皇位十分冷淡，甚至有些鄙夷不屑，因为皇帝没有什么权力，鉴于这个原因，他没有必要象自己的父亲那样去当一名僧侣皇帝。他力图征服教会，将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这方面，他同捷克爱国者和教会改革派的斗争有着共同之处。可是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看到，德国人为波希米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本人的权势奠定了基础。他支持捷克人的斗争，但又不希望德国人因此而遭到损害。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温采尔政府采取左右摇摆的立场，它今天可以对捷克人和改革派表示支持（例如在大学的问题上），明天又会对他们进行压制。当然，温采尔也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在他的统治下，德国人的权势和声望每况愈下，但是，由于他实行了左右摇摆、矛盾重重而又常常令人难以捉摸的政策，在他的有生之年，各种矛盾几乎都没有出现激烈冲突的局面。 只是当外国强权势力出面干预波希米亚政局的时候，各种矛盾才发展到激烈冲突的地步。这些外国强权势力主张用铁腕政策取代摇摆政策和妥协措施，并试图用强硬的手段一举朴灭那里的烈火，结果却使整座大厦都陷入了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 在这场反对教皇、反对德国的运动中，最杰出的理论代表是扬·胡斯。从1398年起，胡斯在布拉格大学担任教授，尔后，从1402年起，在伯利恒教堂担任教士，深得温采尔的宠信，温采尔曾委派他担任王后索菲的解罪神甫。当时，布拉格大学的权力还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在胡斯传播威克里夫学说的时候，这所大学对胡斯和威克里夫起初持反对态度，并把威克里夫的四十五条论纲称作异端邪说。大学校园里的这场争端日益演变成了民族争端，捷克人和宗教改革派在对方多数票的压力下处于劣势。最后，温采尔终于在1409年出面干涉，规定波希米亚同族会在该校享有三票表决权，其他各个同族会合在一起只有一票表决权。这一规定公布后，大多数德国籍教授和学生便纷纷离开波希米亚。这时，布拉格大学公开宣布拥护胡斯，并聘请他担任校长。 从此，胡斯就遭到了布拉格大主教的憎恨，最后甚至遭到了教皇本人的仇视。斗争日益尖锐，胡斯与教会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尤其是当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聚敛钱财而在1411年再次推销赎罪券的时候，双方的冲突更是发展到了极其剧烈的程度。1412年，布拉格城里也开始推销赎罪券。胡斯慷慨激昂地声讨这种行径，谴责教皇的剥削行为，并把教皇称作基督之敌。于是在布拉格城里，拥护胡斯的捷克人同追随天主教会的德国人就发生了武力冲突，捷克人焚毁了教皇的训谕，并对僧侣进行了威胁。 早在那时候，各种迹象就已经表明，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营垒要进行一场公开的较量。可是，温采尔严格奉行不偏不倚的政策，再一次巧妙地维持了和平局面。他先把胡斯逐出布拉格（1412年12月）；不久以后，他又使四名拥护教廷的神学家遭到了相同的命运。与此同时，他还规定（1413年10月21日）：在布拉格市政厅的全体议员中，捷克人今后应占半数，这样，他就打破了德国人在这座城市的优势地位。 1414年，康斯坦茨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宗教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会议的任务是重新统一和组建教皇属下的教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废黜当时在位的三名教皇，任命一位新的教皇，而且还必须把波希米亚的异教运动镇压下去。温采尔的兄弟西吉斯蒙德（1410年起任德国皇帝，是温采尔在波希米亚的预定继位者；温采尔本人的皇位早在1400年就已经被德国选帝侯褫夺）对镇压胡斯派特别热心，因为胡斯派不仅会迫使波希米亚脱离教会，而且还会使它脱离帝国。 胡斯应邀去参加这次宗教会议。1414年10月，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前往康斯坦茨的旅程。他所依凭的首先是自己的正义事业，而不是国王西吉斯蒙德给他签发的那张安全通行证。同前代以及后世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把那些无法调和的深刻矛盾仅仅看成是意见的分歧和彼此的误解，以为只要消除了误解、驳斥了谬论，他的思想就必定会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试图使神甫们相信，基督的后人必须象使徒那样恪守清贫；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统治者，只要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就丧失了合法的地位，即使是教皇或国王也不例外。可是，胡斯的说服工作没有荻得成功，神甫们拒不接受这些观点。 胡斯提出的这种民主主义的原则也使西吉斯蒙德大为恼火。 波希米亚人（特别是那里的贵族）掀起了声援胡斯的巨浪。这一事实证明，波希米亚人所拥戴的这个人物十分危险，于是，宗教会议便进一步下定了剪除这个危险人物的决心。本来，宗教会议试图通过长期的囚禁或威胁迫使胡斯幡然改悔，但经过努力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宗教会议便在1415年7月6日把胡斯及其学说定为异端，并将胡斯送交世俗法庭惩处。西吉斯蒙德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背弃自己的诺言，不顾自己先前为胡斯的自由和安全所作的保证，悍然下令将胡斯活活烧死。 这样一来，波希米亚人就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作出抉择：或者奋起反抗，或者俯首屈从。他们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早在当局对胡斯一案进行审理期间，胡斯的一些比较坚定的拥护者就已经公开宣布同教会实行决裂。他们重新提出了雅诺夫的马提亚曾经提过的要求，主张在圣餐礼中让民众同领饼与洒。原来，在天主教会内部有一种习俗，即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不是把饼和酒一起授予在俗教徒，而只是把饼发给他们。只有僧侣才有权使用圣杯。胡斯的拥护者所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主张取消僧侣特权的教义，这种教义对象征僧侣特权地位的外部标志也持否定的态度。自此以后，圣杯，亦即在俗教徒的圣餐杯，就成了胡斯派的标记。在历史著述中，有一种广为流行的传统说法，认为人们在胡斯战争中之所以展开大规模的拼杀，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解决在俗教徒在圣餐礼中能否同领饼与酒的问题；那些“思想开明之士”也抓住这一点，洋洋自得地指出当时的人是多么狭隘，而当今的自由思想家又是多么通达。 如此评述胡斯运动，其运思之聪明，论据之雄辩，大概就象若干世纪以后，有人站在历史角度这样来评述我们今天的革命斗争，说19世纪的人愚不可及，居然象迷信者一样对某些颜色顶礼膜拜，结果，法国人为了决定旗帜的颜色是用白色，还是用蓝、白、红三色或单用红色，竟展开了极其残酷的流血斗争；匈牙利人为了决定旗帜的颜色是用黑、金二色，还是用红、白、绿三色，也进行了同样残酷的斗争；而在德国，有一段时间每个佩带黑、红、金三色袖章的人都被判以重刑，投入监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各种旗帜在今天与各个民族、各个政党的关系，就象圣杯在当年与胡斯派的关系一样；圣杯是胡斯派的战斗标志，他们集合在这一标志的周围，为捍卫它而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这一标志本身并不是他们进行斗争的目的。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圣餐仪式，这些仪式的意义也同上述情况一样。 在扬·胡斯被处以死刑之后，波希米亚各地都掀起了同天主教组织实行决裂的运动，在俗教徒的圣餐杯成了运动的象征。这时，坚冰已经打破，人们在同教会决裂以后，紧接着就采取了实际步骤。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步骤也是当时的全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在布拉格，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已经时时起来进行斗争，他们不仅进行示威游行，而且有时还奋起驱逐传教士和僧侣，袭击教堂和寺院。不过，最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的还是贵族，他们确实没有白白地充当胡斯学说的热心拥护者。胡斯死后，他们为了报仇雪恨，曾向主教和寺院僧侣发出挑战书（自然是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热忱），同时，他们开始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去占据教会的财产。 在这场风暴面前，温采尔没有招架之力。教皇和西吉斯蒙德曾催促他对造反者采取果断的措施，可是毫无结果。温采尔认为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装聋作哑，对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最后，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向他的兄弟进行威逼，他声称，如果温采尔还不采取对策来制止胡斯派兴风作浪的行径，他就要兴师问罪。西吉斯蒙德的威胁果然奏效。温采尔开始反对胡斯派，并企图招回被驱逐的僧侣。在这种情况下，布拉格的下层人民群众举行了一场暴动，他们在扬·瑞日卡的领导下占领了这座城市（1419年7月30日）。 在这之前，温采尔慑于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暴，已经逃到他的温采尔施泰因城堡里隐匿起来，布拉格城被民众占领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据说，他当时由于盛怒而中风，几天之后就丧命了。 在王位空虚的情况下，波希米亚成了期斯派异教运动蓬勃发展的天地。 四胡斯运动中的各派 当异教在波希米亚还是一种受压制的教义的时候，人们突出宣传的仅仅是它的民族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内容。当时，人民群众中的各个阶级面临着共同的民族仇敌和宗教仇敌，正是这种同仇敌临的情绪促使他们互相联合起来。 而当国内的共同敌人遭到痛击，“上帝的箴言”获得胜利的时刻，便发生了下述现象：尽管大家所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箴言，但各个不同的阶级基于互不相同的利益，却对箴言作出了迥然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对立的解释。 从总体上来说，胡斯运动分成了两大派别，每个派别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同样，天主教会在波希米亚的少数余党也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这三个城市分别是：布拉格、塔博尔和库特纳—霍拉。 当时在波希米亚，除了布拉格以外，库特纳—霍拉是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城市。毫无疑问，该市矿业公司的德国籍股东和矿工自然要坚持天主教会的立场。如果胡斯派获得胜利，这些德国股东和矿工遭受的损失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惨重，因此，当时在他们中间，对天主教的信仰也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狂热。任何一个胡斯派成员，只要落到他们手中，都会遭到杀害。那时候，确有许多胡斯派成员陷入他们的罗网。波希米亚人甚至断言，库特纳—霍拉人曾拿出钱财，用以悬赏缉拿胡斯派：如果抓获一个普通异教徒，可得赏金六十个布拉格银币，如果抓获一个传播异教的教士，赏格则为三百个布拉格银币。 除了库特纳—霍拉以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城市也被德国人控制着，这些城市自然也忠实地维护天主教的事业。在胡斯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这些城市大都落到了胡斯派手中，并在他们的推动下完成了捷克化的过程，就连库特纳—霍拉也不例外。1422年，库特纳—霍拉彻底脱离天主教的事业，自此以后，天主教势力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比尔森[13]。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城市之外，当时还有一小部分贵族也忠心耿耿地坚持着原有的信仰。这些贵族之所以要这样做，部份是因为他们希望日后在朝廷谋求比较称心的职位，部分是因为他们憎恶胡斯运动中出现的民主倾向。 但是，大多数贵族都坚决支持胡斯派的事业，因为他们强占了教会的财产，所以不能不采取这种立场。这些贵族（特别是高级贵族）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贵族共和国，并推举一名傀儡皇帝来充当元首。由于西吉斯蒙德不可能担当此任，贵族们便企图在波兰和立陶宛物色一个人来顶替这个角色。可是，没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王侯愿意到这个马蜂窝里来自寻烦恼。 布拉格市民往往也站在贵族势力一边。诚然，那里的下层民众在举行了一系列起义，驱逐了德国僧侣和贵族以后，已经掌握了大权。布拉格除设立市政厅之外，还举行城区全体居民大会，任何一个在本市有独立谋生手段的人在会上都有投票表决权。市政厅的议员可能就是在这种会议上选举产生的。可是，过了不久，布拉格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地位较高的市民阶级。当时，这座实力雄厚的城市自然也同贵族一样，乘机强占了教会的财产。那些掳掠来的财产数量非常可观，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布拉格的两个城区、即新城和旧城互相争夺的目标。这批没收充公的财产或被出卖，或被瓜分，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抛售出去；除此之外，人们还掠取了教堂和寺院的财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财富都给那些投机钻营者提供了良机，使他们有可能飞腾发迹，出人头地。库特纳—霍拉被占领以后，当地的矿业开发权落到了布拉格居民手中，矿业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情况自然也给那些狡诈的投机分子创造了发财致富的有利条件。这样一来，布拉格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由捷克人组成的城市贵族，这个新贵族不久就同原有的贵族意气相投，并对“城区广大居民”的统治深为不满。 不久以后，同情贵族的倾向必然也在布拉格手工业者中间，甚至在最底层的民众阶级中间滋长起来。这是因为，布拉格是一座生活奢华的城市，那里的工商业之所以会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是由于朝廷和显贵们在那里挥霍他们从全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因此，正如罗马市民当初把教皇赶走，后来却一再热切盼望教皇归来一样，布拉格市民现在也开始感到，整个社会最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王权和一群从事剥削活动的贵族。这时，市艮中的民主势力越来越弱，而贵族势力则越来越强。虽然历次的暴动、阴谋活动和外来干涉有时加强这一派势力，有时又助长另一派势力，但是，布拉格在与民主派结盟时，却始终都是一位不可信赖的盟友，而当它与民主派为敌时，则是一位十分强硬的敌人；到了胡斯战争后期，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变成了与民主派敌对的营垒。 布拉格市民和胡斯派中的贵族（特别是那些高级贵族）合在一起，组成了“温和派”（这样称呼他们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们在没收教会财产时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极端的），亦即卡利克斯廷派或饼酒同领派。[14] 同温和派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派，根据这一派的人员构成和总的倾向，可以把他们称作民主派。 民主派在农民中间争取到的拥护者。当时，在这个国家，农民是民众中的最庞大的阶级。 胡斯革命促使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呈现出公开对抗的态势。对于贵族来说，如果那些隶属于教会的农民不给他们纳租税、服徭役，他们从教会那里没收来的地产就毫无用处。可是，这些隶属于教会的农民之所以起来进行反抗教会的斗争，却并不是为了在抛开原来的主人之后，给自己换上另一个更加苛刻的主人，他们的愿望是成为自由的农民、自由的财产所有者。其他农民的情况也同他们一样。上层革命势必唤起下层革命。先前还勉强阻挡着各个敌对阶级发生武力冲突的一切藩篱如今已被拆毁；先前迫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严格照章行事的传统如今已被抛弃；先前对男爵和农民还有几分约束力的王权如今已被推制。农民们感到，如果他们现在不能成功地根除贵族的统治，并彻底摧毁贵族的势力，日后他们就会在贵族的极权统治下备受煎熬。他们现在只能选择一条道路：要么就彻底争得自由，要么就完全沦为农奴。 同农民携手并进的还有小资产者和无产者。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布拉格，但大部分人都住在小城市，在那里，他们驱逐了德国的“名门望族”，即地位较高的市民阶级。从实力来看，所有这些城市都远远比不上布拉格，它们不可能象首都那样独自抵御那些大肆搜刮、欲壑难填的男爵们的优势兵力。于是，就象德国城市早先在王权衰落的情况下被迫结成联盟，以抗拒掠夺成性的贵族一样，波希米亚的小城市现在也实行了联合——当然，少数拥护天主教的城市不在此列。 低等贵族在经济上的地位介于农民和高级贵族之间，就象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介于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样，他们的立场动摇不定，令人无法信赖，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同现代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相似。同比较富有的自由农相比，这些低等贵族的地位其实高不了多少，他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同样是有得有失。如果农民获得解放，那就会使低等贵族从租税和徭役中获取的收入进一步减少；可是，如果打倒了高级贵族，那就为低等贵族扫除了危险的竞争者，肃清了日益强横地压迫他们的仇敌，因此，抢夺高级贵族的财物不仅符合农民的心愿，而且也必定正中骑士的下怀。当时，在低等贵族中，一部分人投靠了贵族派，一部分人投靠了民主派，而绝大多数人则动摇于两派之间，谁暂时赢得了胜利、获得了战利品，他们就对谁表示拥护。 在那些矢志不移地忠于民主派的骑士中间，特罗茨诺夫的瑞日卡是首屈一指的杰出人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他作为雇佣军的士兵，曾同波兰人、土耳其人打过仗；在英国军队服役时，也曾同法国人交过锋。他把自己的作战经验贡献给民主派，成了民主派中声名赫赫、威震敌胆的首领。可是，不管他多么坚定地站在民主派一边，对于民主派来说，他始终只是一个军人（民主派当时建立了一支无敌的军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同其他的许多骑士以及布拉格的大部分小资产者一样，他的政治立场介于民主派与卡利克斯廷派之间。 瑞日卡逝世后，他的那些特别坚决的拥护者们就同民主派分道扬镳了。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中间派，即“孤儿派”——他们自称“孤儿”，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慈父一般的瑞日卡。 而民主派则被称作“塔博尔派”，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城市塔博尔是民主派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共产主义者成了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 五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发展，波希米亚势必也同其他各地一样出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公元14世纪，波希米亚的毛纺织业首先在布拉格、伊赫拉瓦和比尔森兴起。毛纺织业的发展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可能起了特殊的推动作用。 早在1337年，布拉格就已经出现了织布业雇工，他们独立操作，生产出成批的布疋。由此可以断定，当时那里已经有了较大的企业主，这些企业主以家庭工业经营者的身份雇佣帮工从事劳动（参看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第104页）。 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在那里产生了影响。当时，波希米亚境内已经出现了伯格德派（这个教派在那里被称作“皮卡尔特派”）。德国的一些手工业者前来定居以后，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的优待，这些手工业者的到来，对于伯格德派思想的传播可能也起了促进作用。 据记载，韦尔多派成员在当局对他们施行迫害的初期，就纷纷逃离法国，前往波希米亚并在那里找到了避难之地。他们在波希米亚进行秘密活动，传播自己的教义。[15] 当波希米亚人同教皇属下的教会发生矛盾时，教会的反对者们在波希米亚不仅受到了宽宥，甚至还得到了支持，这时，共产主义的异教徒们自然也就扬眉吐气了，周围各国遭到迫害的共产主义者也纷纷到波希米亚来寻觅安身立命之地。共产主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得到发展，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共产主义和其他异端教派有着相同的论据，在许多方面甚至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们都主张回到原始的基督教去，都希望重新恢复纯洁的教义。只是到了后来，在对这种教义进行解释的时候，它们之间才开始出现斗争。 教会和帝国用烈火烧死了扬·胡斯，并以这种行动向波希米亚人宣战，结果导致人们在波希米亚没收和攫夺教会的财产，从而推翻了世代沿袭的财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对于各个共产主义教派来说，这是一个大好时机。现在，他们可以昂首挺胸、公开活动了。过去，这些教派一直处于隐秘状态，其组织鲜为人知，只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勉强撑持局面，有时，因为某个成员叛变投敌，外界才了解到还有这样一些组织存在。[16]而现在，他们公开地登上了舞台，这时人们才看到，这些教派已经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 当然，在布拉格，共产主义者力量太弱，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敌人力量太强，以致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但在一些较小的城市，情况却截然相反。 共产主义的传教士们宣告，建立基督千年王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布拉格将象罪恶的渊薮一般被天火焚毁，而在其他各个城市，正义者将受到庇护和保佑。基督将以非凡的威仪降临人间，建立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既不存在主人和仆役，也不存在罪孽和贫困，而且，除了自由圣灵的法规之外，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规。到那时，幸存于世的人们将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天堂一般纯洁无邪的境界；他们不会产生肉体的痛苦和欲望，也不需要举行种种圣礼以达到超凡入圣的目的。[17] 当时，许多城市都创建了共产主义的组织。至于农村，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有关史料谈到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从各种迹象来看，共产主义思想只是在城市里被人们付诸实践。在这些城市当中，最著名的要数皮塞克、沃德尼亚尼和塔博尔。在塔博尔，共产主义者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切权力。 塔博尔城当时建立在卢日尼采河畔，位于小城奥斯蒂附近。我们知道，卢日尼采河以它两岸的淘金业著称于世。黄金富源可能大大地促进了奥斯蒂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与工商业相联系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可以肯定，自1415年以后，那里的共产主义鼓动家就受到了庇护。据记载，当时对他们进行庇护的主要是一位名叫皮特尔的富裕的织布厂主兼布疋商人——这一事实也说明，当时那里已经居住着大批的织工。从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一封信中披露的情况来看，后来在塔博尔生活的居民主要也是织工。关于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这封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1419年，在温采尔的统治下，当局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采取过反动措施，在此期间，由于奥斯蒂的天主教势力十分猖獗，共产主义的鼓动家们被逐出了这座城市。后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座宽矿的山丘上定居下来，这座山丘地势险峻，屹立在卢日尼采河上，只有一条狭窄的沙嘴与陆地相连，形成了一个半岛。共产主义的鼓动家们选中了这个易守难攻之地构筑自己的营垒，并使用旧约圣经的语言把这座山丘命名为“塔博尔山”[18]，因为他们同后来的再洗礼派和清教徒一样，对旧约圣经的语言怀有一种偏爱。 共产主义者象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塔博尔，以便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举行集会。据记载，在1419年7月2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出席者总数竟达四万二千人，这些人来自整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各个地区。这一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 “甚至敌对的一方也把这次集会的整个进程描绘得象一次激扬士气、振奋人心、富有宗教色彩和田园气息的民间盛典；会议在极其宁静而又井然有序的气氛中进行。大批朝圣者高举旗帜，以圣体为前导，从四面八方列队前来；当地的人也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前往迎接，向他们欢呼致意，并一一指明在山上为他们安排的位置。每一个前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兄弟’或‘姐妹’，大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牧师们分头进行工作：有的在指定的地点向男子和妇女分别宣讲教义；有的听取人们的忏悔；有的则以而包和酒两种形式向人们分发圣餐。这些活动一直进行到中午为止。接着，人们便去共同享用由客人们带来并在人群中分发的食品；如果有人感到食品不够，别人就会拿出多余的食物进行支援，塔博尔山上的兄弟姐妹是不分彼此的。由于整个集会始终洋溢着感人肺腑的虔诚气氛，所以绝不会有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而且，那里根本就不允许奏乐、跳舞和嬉戏。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大家进行交谈，互相勉励，以增进团结，加深友爱，坚定为‘圣杯事业竭忠尽力的信念。在这种场合，人们自然会控诉和声讨敌对势力，尽情抒发满腔的激情，并商讨各种方案，以便在全国范围重新争得传播‘上帝箴言’的自由。最后，会议在静穆的气氛中结束。这一天，一些农田受到了践踏，散会之前，大家还筹募了一笔钱，绰绰有余地赔偿了这些农田所有者受到的损失。”[19] 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的第八天，布拉格爆发了起义。这场起义铲除了天主教反动势力，使国王温采尔一命呜呼，从而揭开了胡斯战争的序幕。这时，人们就不只是组织单纯的示威活动或举办共产主义的野餐了。他们已经着手组织共产主义的教区。 塔博尔派奉行的基本原则在布拉格大学起草的一篇文稿中概述得十分清楚。按照当时的风尚，布拉格人和塔博尔派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一场辩论加以解决（这场辩论于1420年12月10日举行）。为此，布拉格大学的教授起草了一份辩论纲要，其中至少列举了塔博尔派的七十六个论点。在教授们看来，这些论点证明了塔博尔派的教义是一种异端邪说，或者至少也是一种谬误的思想。当然，辩论纲要中列举的论点大都属于神学范围的问题，这一点完全投合教授先生们的兴趣，同时也符合当时那种思维方式，可是其中也有两个论点含有共和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塔博尔派宣称： “到了那时，人间将不再有君主，不再有统治者，也不再有臣仆，而且，一切贡赋和捐税都将被取消，再也没有人强迫别人去干某种工作，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兄弟和姐妹。 就象在塔博尔城里大家不分彼此、共拿财产一样，各地财物也应全部变为公有财产，任何人都不得占有私产。如果有人占有私产，那就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塔博尔派由此得出了下列结论，人们不应当再拥戴某个君主，也不应当再推选某个君主；上帝将亲自担任人类的君主，政权应当交给人民掌握；要象铲除杂草一样推翻和消灭一切王公、贵族和骑士；要取消各种贡赋、捐税和租金；要废除一切有关诸侯、国家、城市和农民的法规，因为这些法规的制定者是人，而不是上帝，等等。 至于那些单纯涉及教会问题的论点，其中有的是要求拆毁所有的教堂，有的是禁止在教堂里对上帝进行礼拜，有的是禁止绘制或崇拜各种圣像，有的则是批驳那种相信炼狱存在的观念，如此等等。此外，塔博尔派还对钻研学问（或者也可以说对科学）持反对的立场，他们认为： “凡是在圣经中没有明确表述的东西，基督徒都不应当相信或坚持。除了圣经之外，任何道貌岸然的博士或导师之流（指教授）以及哲学家们所写的著作都不准翻阅、讲授或宣读，因为这些东西会使人误入迷途；所以，如果有人去钻研那七种人文学科[20]，在这些方面获取导师的地位，或让别人称自己是这些领域的导师，那么，此人就在步异教徒的后尘，他就是一个虚浮不实之徒，从而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这条教义大概更加尖刻地刺痛了教授先生们的心。关于基督教共产主义者对科学所持的反对立场以及他们所奉行的苦行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从另一个角度作过分析和说明（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四、五节）。 那时，共产主义当然只能按照原始基督教所提供的那种方式来实施，而且，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当时的生产水平。 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公共储金处，人们把这种储金处称作“钱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蓄上缴给公共储金处。据记载，这样的储金处一共有三个，一个在塔博尔，一个在皮塞克，一个在沃德尼亚尼。兄弟姐妹们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家产，然后把所得的钱款放在储金处管理者的脚下。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普施勃拉姆的著作，1429年，这位作者在一篇攻击塔博尔派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们（指塔博尔派的牧师）还设下了另一个卑鄙的骗局：在皮塞克城的民众上山投奔他们之后，他们竟向这些民众下达命令，责成所有的兄弟把自己的钱财统统汇集起来，接着，他们设立了一两个钱桶，教区群众交给他们的银钱几乎塞满了钱桶的全部空间。负责管理银钱的是皮塞克城的无赖马蒂亚斯·劳达，此人和钱桶的其他一些管理者以及牧师们自然要从桶里大捞油水。从这种令人作呕的把戏中可以看出，他们使用何等卑劣的手段来攫夺民众的财产和收益，并借此机会发财致富、中饱私囊。”[21] 连帕拉茨基也不能不承认，普施勃拉姆所作的这种指责纯属无耻的诽谤。 我们看到，大剥削者及其辩护士们（忠心效力的普施勃拉姆也跻身于这种辩护士的行列）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象今天一样善于散布流言蜚语，借以攻击被剥削者的先锋战士；他们指责这些先锋战士“靠骗取劳动者挣得的几文钱来中饱私囊”，同时声称自己对这类中饱私囊的行为感到无比愤慨。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他们都很善于摆出这种姿态，其实，他们自己才真正是靠损人利己来大发横财的剥削者。 不过，无论那些储金会的管理者是多么正直无私，用这种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毕竟是难以持久的。同早期的基督徒相比，塔博尔派更不可能坚持实行这种共产主义，因为早期基督徒的核心成份是一些具有乞丐意识的无产者，而塔博尔派却不是这样，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从来没有也绝不愿意靠富人的施舍来维持生活。在当时那种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每个人都变卖自己的生产资料，把钱存入公共储金处，再由储金处拿出钱来为大家购买消费资料，那么，人们就无法再从事劳动了。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的塔博尔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普遍地实行上述措施。这种措施肯定很快就停止实行了。同早期的基督徒一样，塔博尔派最后实际上是采取下列形式来实行共产主义的：每个家庭都为自己而从事劳动，仅仅把多余的劳动收益上缴给公共储金处。 当然，这种做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遭到了比较热心和坚决的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采取别的做法，就不可能持久地实行单纯的消费资料公有制。因此，那些比较急进的共产主义者就要求实行全面的共产主义，并要求取消家庭。而要取消家庭，只能采取两种方式：或者是实行独身主义，或者是取消固定的个体婚姻，推行所谓公妻制。塔博尔派中的急进的共产主义者比较倾向于选择后一种方式，这是因为他们同天主教会和僧侣制度势不两立。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对教士所奉行的那种独身主义也采取鄙弃的态度。 对于我们来说，人们在那个历史阶段得出上述共产主义结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原始基督教中，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共产主义结论，在论述僧侣制度的时候，我们也对这种结论作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曾指出，无论是公妻制，还是男女修道士的独身主义，都不是人类心灵出现的“迷误”，而是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 急进的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这种目标，在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又坚定。有关这个教派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在波希米亚，这个教派也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当地的人只要提到皮卡尔特派（即伯格德派），几乎都是指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这个教派的主要传教者是一个名叫尼古拉的农民，因此，人们也把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在胡斯教派中衍生的这一组织称作尼古拉派。不过，这个教派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称还是亚当派，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亚当式的生活方式（如果用18世纪的语言来说，就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是纯洁无邪的生活方式。据说，他们在自己的集会地点（即所谓“伊甸园”）举行会议时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的。这种说法究竟是否是一种谣传或恶意的诽谤，我们至今还无法断定。 据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亚当派居住在卢日尼采河的一个岛上，他们不穿衣服，裸露着身体。可惜西尔维乌忘了说明，这些人是时时刻刻都赤身露体，还是仅仅在特定的场合才脱去衣衫。 “他们过着公妻制的生活；但在没有得到自己的首领亚当允许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同某个女子相识。不过，如果一个男人钟情于某个女性，内心充满了炽热的情欲，他可以拉着这个女子的手到首领那里去，对首领说：‘我的心灵已经为她而燃烧起爱的烈焰。’这时，首领就会回答他说：‘你们一同去吧，去开花结果、生男育女，为人间增添苗裔吧。’”[22] 这种取消婚姻的做法同当时的道德观念确实是太不相容了。在那个时代，缔结个体婚姻、建立个体家庭，这是自古以来代代相袭并在人民思想中深深扎根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也是现存生产方式和现实社会需要所提出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诚然，取消婚姻是当时的共产主义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可是，正是这一结论向人们证明，这种共产主义在那个需要实行个体婚姻的社会里是无法立足的；同时，这一结论也证明，当时的共产主义注定只能在一些小型团体和教区的有限范围内实施。塔博尔派的广大群众以十分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急进的共产主义要求。 早在1421年春，这两个派别之间就出现了公开冲突的局面。1月29日，狂热的急进派主要代表之一马蒂涅克·豪斯卡牧师[23]被一名骑士逮捕。由于许多朋友说情，豪斯卡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此后，他便更加积极地宣传自己的教义；他的追随者们也摆出了咄咄逼人的阵势，这样，塔博尔派的主教尼古拉就只好到布拉格去求援。当时在布拉格，共产主义的异教运动也得到了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厅立即下令采取严厉措施，并按照那时通行的规矩，将两名参加异教运动的布拉格市民判处死刑，活活烧死。也正是在这段时间（3月），塔博尔的两派决裂了。急进的共产主义者只占少数，他们在遭到驱逐之后，组成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撤退到卢日尼采河畔的密林之中。 马蒂涅克牧师接受人们的劝告，放弃了自己的“异端邪说”。可是，他的同志们却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于是，瑞日卡便对他们发起了进攻。确实，瑞日卡在内心深处一直倾向于布拉格人，对于塔博尔派所憎恶的“皮卡尔特派异教势力”，他当然怀着满腔的愤恨。他在密林中袭击了这股异教势力，并抓获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些人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时，瑞日卡便下令将他们（约有五十人）处以火刑。他们放声大笑，步入刑场。 马蒂涅克感到自己在塔博尔派中处境窘迫，于是便决定前往摩拉维亚。可是在旅途中，他和自己的同伴——独眼的普罗科普一起在赫鲁迪姆遭到逮捕，并被押解到罗乌德尼采，交给大主教康拉德处置。这时，瑞日卡向布拉格人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设法把这两个危险分子押回布拉格，并处以火刑，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可是，布拉格的议员们对下层民众心存戒惧，因为在这些民众中有许多人拥护马蒂涅克的主张。议员们派了一名刽子手前往罗乌德尼采，这个刽子手对两名被捕者进行了长时间的拷问，直到他们供出布拉格城里的一些战友的姓名为止。接着，刽子手就把这两个人放入圆桶，用烈火烧死了他们（1421年8月21日）。 然而，皮卡尔特派异教势力并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在内扎尔卡河（卢日尼采河支流）的一个岛上，还居住着一批亚当派成员。瑞日卡派出四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他们进击，并责令这些士兵把他们全部歼灭。遭到袭击的亚当派成员拼死抵抗，击毙了大批来犯之敌，可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最终还是战败了。凡是在战场上没有死于刀剑之下的人，后来都被烧死在烈火之中（1421年10月21日）。 这样，共产主义的急进派就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据对他们进行围剿的军队后来证实，这些急进派并没有得到十分广泛的发展。确实，当时能远远超越时代限制的人仅仅是少数特别勇敢的分子，以及那些极其片面地理解共产主义的人。这些人为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史留下了有价值的史料，可是，他们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亚当派遭到了镇压，从此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但是，怀着强烈仇恨对亚当派进行追剿的瑞日卡并没有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这个教派的残余力量仍在塔博尔派中间艰难竭蹶地维持生存。到了15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他们又重整旗鼓，并试图同波希米亚兄弟会实行联合。关于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情况，我们在下文还要介绍。 在亚当派遭到镇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有人用激进方式来推行共产主义了。相反，那种用温和方式来推行的共产主义（当然，说它是共产主义，主要是依据它的动机，而不是根据它的实际）却在塔博尔维持了近三十年之久。 那时，人们把公共储金处（确切地说，这种公共储金处实际上是“公共储藏室”，因为人们上缴给集体的主要是实物）的收入用于何处呢？ 在早期基督徒的教区里，一部分人总是把自己的剩余财物用来帮助另一部分人克服贫困。而在塔博尔，人们却毋需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在那里，所有教区成员在生活条件方面尽管还不是完全平等，但确实已经接近于完全平等了。他们起先夺取了教会的财物，后来又夺取了敌对的封建主和城市的财物，这些财物足以使每一个成员过上丰裕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教区成员之间就更容易实行平等了。[24] 塔博尔派不需要拿出钱财来扶困济贫，可是，他们必须赡养自己的牧师。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占有私人财产的僧侣贵族。每一个普通教徒都可以成为牧师；教区群众推举自己的牧师，再由牧师选出本区的主教。牧师在经济上依附于赡养他们的那个教区。同中世纪的一般僧侣一样，这些牧师就其作用来说大体相当于现代国家及社团中的公职人员和教师：他们负责建立和管理教区的公共机构，促进各个教区之间的联系，并沟通教区与外界的关系。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给儿童讲课。塔博尔派十分重视在民众中普及良好的教育。这是在他们那里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在当时的各个民族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在这一方面，人们至多还可以举出“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例子同塔博尔派相提并论。可是，由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具有僧侣的、天主教的倾向，这就使他们的工作表现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特征。当然，我们应当用当时的尺度去衡量塔博尔派的教育事业。他们的教育主要侧重于神学方面。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经说过：“意大利的牧师应当感到羞愧，他们当中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读过新约圣经。可是在塔博尔派中，几乎所有的妇女都通晓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内容。”在另一个地方，西尔维乌还曾说过：“那些狡诈的家伙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热爱教育事业。” 塔博尔派这种关心民众教育的做法同他们鄙弃科学的态度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的确，塔博尔派对科学是持有一种鄙弃的态度，除了上文列举的若干事实之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把那些前来投奔他们的具有学养的人安排去从事手工业劳动。不过，上述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塔博尔派所憎恨的是那种同下层民众相脱离并与之敌对的学问，是那种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和上层阶级特权的学问，是在当时的生产状况下同普遍的平等互不相容的学问。小农生产和手工业方式的生产迫使劳动者付出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他们除非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去钻研什么高深的学问。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一种平等的要求，即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那种有可能普及的教育。 当时经济的落后状态使塔博尔派产生了对学问的憎恨情绪。而他们所奉行的共产主义又使他们产生了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享有盛誉的现代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25]就是塔博尔派的后继组织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主教，这也许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 不过，对于塔博尔派来说，军事比教育更加重要。这个向整个现存社会勇敢挑战的小小的共同体只有在战场上不被压垮，才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环境，甚至也没有休战的机会。他们的共同体和统治势力的利益情同水火，互不相容。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可以击败自己的敌人，但却无法制伏这些敌人，因为敌对一方的根基深藏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中；而塔博尔派的共产主义却只是一根用人工嫁接在这种生产关系上的枝条，它绝不可能发展成当时社会的普遍形态。 塔博尔派注定要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这是他们的光荣，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厄运。 塔博尔派的整个组织越来越集中力量以应付战争。他们的人员分成了两类团体，一类是军事（作战）团体，一类是后勤团体。后勤团体的成员留守后方，从事劳动，以维持自己和军事团体成员的生活。军事团体的成员则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他们时刻披坚执锐，严阵以待，就象古代日耳曼人那样，同妇女和儿童一起迎战敌人，而且，其剽悍和勇猛的程度也同古代日耳曼人不相上下。这两种团体可能是交替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些成员从战场归来后，便开始从事手工业劳动，而另一些迄今一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成员则奔向战场，——不过，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因为我们对于塔博尔派在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同对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可惜只能进行一些推测。尽管文献中有关塔博尔派军事活动的记载十分详明，但介绍塔博尔派内部体制的史料却寥寥无几。 这种军事团体的设立在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们一般都认为，中世期末期常备军的首创者是法国的查理七世，因为他在15世纪中期创立了一支由十五个雇佣军连队组成的常备武装部队。可是事实上，只有塔博尔派的军事团体才称得上是第一支常备军；而且，同法国军队相比，这种军事团体还具有下列优点：它依靠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来组建队伍，而不是靠召募雇佣兵来扩充力量（在法国，甚至还常常召募外国雇佣兵，即瑞士和德国的雇佣兵）。 由于塔博尔派采取这种方式来组建队伍，他们在敌人面前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军事优势。 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纪律和战术。那些仆役和雇佣兵今天可以被召集起来，到了明天，如果军饷停发，或出现了别的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他们就会一哄而散。在这样一群恣行无忌的乌合之众中，还能有什么纪律和战术可言呢？ 而塔博尔派的军队却是自古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出现的第一支军容严整的部队，它的成员不是那种一窝蜂地冲向敌阵的乌合之众。这支军队按照不同的武器装备分成各种战斗分队；所有这些战斗分队都在战前组织的演习和风云变幻的实践中经受过严格的训练，都在指挥中心的调遣下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并在行动中井然有序地进行穿插配合。他们是第一支善于在野战中有效地使用重炮的部队。最后，他们也是第一支擅长行军的部队。单是靠急行军，他们就屡次挫败动作迟缓的敌军而赢得了胜利。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塔博尔派缔造了一支与中世纪的军队迥然不同的新型军队。 也许可以说，军事领域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那里的每一次巨大的进步都是社会革命带来的结果。在过去的五百年中，凡是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都是那些善于汲取革命进步成果并极其巧妙地利用这种成果的人，瑞日卡、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 塔博尔派怀着激情，充满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就使他们格外能征善战。对于他们来说，一旦踏上了征途，就不能再妥协退让、裹足不前：他们要么就赢得胜利，要么就战死疆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欧洲成为一支威震敌胆的战斗队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以战争的威慑力量来挽救胡斯革命，就象无套裤汉[26]在1793年以自己的威慑力量来挽救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 六塔博尔派的覆亡 温采尔去世以后，加利克斯廷派（即胡斯派中的贵族和布拉格人）同西吉斯蒙德举行了谈判。确实，加利克斯廷派一想到自己要向皇帝和教皇宣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向整个欧洲宣战，他们就不寒而栗。况且，塔博尔派正在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加利克斯廷派就更加倾向于妥协了。如果当时矛盾的焦点仅仅在于解决普通教徒的圣杯问题，双方肯定早就达成妥协了。可是，矛盾的焦点并不仅限于此，问题还涉及到教会的金钱和财产，而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教会及其走卒西吉斯蒙德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塔博尔派也同样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强占了教会财产的加利克斯廷派只好半心半意地同塔博尔派携起手来，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叙述胡斯战争的历史。1420年3月1日，教皇马丁五世在一篇题为“镇压一切异端分子”的训谕中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出号召，要求人们组织十字军，讨伐胡斯派。此后，一支支掠夺成性的十字军便相继成立，以便对异教势力进行镇压。从1420年到1431年，十字军发动了五次征讨，每一次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塔博尔派的军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声威大震，名扬四方，以致最后在米斯进行的第四次征讨（1427年）和在多马日利采进行的第五次征讨（1431年）中，十字军一听到胡斯派逼近的消息，就吓得丧魂落魄，张惶失措，还没有等到敌军露面，整支庞大的队伍就已经四处逃散，溃不成军——所有这些史实，我们都不可能在这里详细介绍。此外，在胡斯派抗击十字军的战争间歇时期，加利克斯廷派还同塔博尔派进行过内部斗争。关于这些斗争的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一一铺叙。 看来，从塔博尔派取得多马日利采战役辉煌胜利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什么敌人能同他们对垒抗争了。在国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敢前来同他们交锋。在国内，他们的敌人（即贵族和一些城市）的力量日渐衰歇。塔博尔派坚持实行威慑措施，使这些敌人濒于彻底灭亡的危境。 然而，当时的事实向人们表明，如果获胜者追求的目标同经济发展的目标互相抵触，那么，他们在军事上的胜利就不可能起多大作用。当然，如果塔博尔派在军事上遭到一次严重的失败，那无疑会导致他们走向彻底覆灭。可是，即使他们赢得了胜利，那也仍然会使导致他们灭亡的各种因素得到发展。塔博尔派大获全胜之日，也就是他们开始走向衰亡之时。 塔博尔派越是所向披靡，他们在波希米亚的反对者加利克斯廷派的处境自然就愈加窘迫，至于天主教势力的境况，那就可想而知了。贵族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如果不是惧怕教会贪求无已、蓄意报复，这些抢劫教会财产的强盗早就心甘情愿地同教会握手言欢了。在塔博尔派获得多马日利采战役的胜利以后，贵族们表现得特别殷勤恭顺。而在此期间，由于胡斯派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教皇和皇帝以及尾随其后的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也变得心虚胆怯了。他们同加利克斯廷派从未停止过阴谋活动和双边谈判，而在塔博尔派获得多马日利采战役胜利以后，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卖力地进行这种勾当。1433年，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教皇属下的教会派出的代表甚至同意不再把占据教产视为侵犯教会权益的行为，这样一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教会不仅不剥夺波希米亚人的财物，甚至还向他们赠送财物。教会派代表携带重金前往波希米亚，向加利克斯廷派进行馈赠，以便使这些新盟友有可能积聚力量来对付塔博尔派。“几年来”，贵族们“几乎已经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帕拉茨基语）；而现在，他们自恃有皇帝作靠山，特别是有教会及其财富作后盾，便重新鼓起勇气，举行集会，建立组织，以便在布拉格人的帮助下，利用天主教势力提供的教会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世俗性质的）钱财，去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力。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波希米亚人的历史》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形势。不过，这里应当指出，在瑞日卡去世以后，普罗科普成了塔博尔派最著名的领袖，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评定了普罗科普的作用，但他在这一点上所作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普罗科普从未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所说的那样拥有无限的权力。下面的引文提到了普罗科普实行的恐怖统治。其实，凡是遇到这种提法，都应当理解为塔博尔派实行的恐怖统治。艾伊尼阿斯写道： “波希米亚的男爵们常常举行集会，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感觉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因为他们摒弃了自己的国王的统治，从而不得不承受普罗科普给他们套上的沉重枷锁。他们在会上指出：普罗科普是一个独裁者，他专横跋扈地统治这个国家，擅自提高关税标准，征收贡赋和捐税；他驱使人民投入战争，随心所欲地调遣军队，进行抢掠和屠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违背他的总志、抗拒他的命令；所有的人，不分贵贱尊卑，他都一律视为自己的奴才和仆从。男爵们还指出：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波希米亚人这样不幸：他们在疆场上度过无尽的岁月，不论是炎夏还是寒冬，他们都栖身帐篷，席地而卧，而且时时刻刻都必须披坚执锐，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到国内战争的困扰，另方面又受到国外战争的困扰；他们不是在战场上拼杀，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战斗来临，年年月月，无尽无休。最后，男爵们还指出：总有一天，他们会摆脱残忍的暴君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在他们征服了其他民族之后，他们将不再被迫为那个独夫（即普罗科普）效劳。他们决定，召集士绅、骑士和各城市的代表来会亦一个联合议会，共同就如何有效地治理整个王国的问题进行磋商。当这些人在议会中聚首时，美因哈德先生向他们指出：如果在一个王国里，民众不再游手好闲，也不再受战争的困扰，这个王国该是多么幸运。而波希米亚人至今却从未得到安宁，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他们的王国遭到了蹂躏，如果不及时采取匡救的措施，这个国家势必很快就会走向灭亡。在这里，农田无人耕种，一片荒芜；有些地方，牲畜和人已经因忍饥挨饿而丧命……” 当然，在他们看来，只有让贵族重新上台，才能根除这些祸患。 塔博尔派所面临的各种敌对势力由于一致反对塔博尔派的原则，因而把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结成了“反动的一帮”，组成了一个反对塔博尔派原则的联合阵线。而就在同一时刻，塔博尔派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敌人施行的诡计和阴谋相比，这些变化给塔博尔派造成的威胁更加严重。 人们把民主派称作塔博尔派，而在这一派中，来自塔博尔的共产主义者始终只占极少数。这一部分人在民主派中最果敢、最坚决，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最激进，而且在军事上也具有出类拔萃的才干。然而，民主派中的多数群众却是小市民和农民，他们对共产主义纲领的态度相当冷漠。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人所受的损失就越惨重。 波希米亚人虽然连连告捷，但在开始一段时间却无力拒敌于国门之外。他们的胜利是在居于守势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当时的战争中，人们主要是进行烧杀抢掠、蹂躏破坏，这一点同当代欧洲文明势力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大体相仿。这样的战争势必带来种种灾祸，而直到稍后一段时间（1427年），波希米亚人才把这股祸水引向国外。可是，尽管他们采取了攻势，也仍然未能免遭邻国仇敌的骚扰。况且，在本国领土上，内战还在继续。波希米亚的国力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加衰竭。当时，不仅商业深受其害，手工业和农业也遭到了损失；不仅贵族和富裕的布拉格市民日益走向破产，各地的小市民和农民也日益陷入困顿的境地。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滋长起强烈的厌战情绪，产生了对和平的渴望。那些毫不妥协的塔博尔派成员在人们眼中越是成为和平的唯一障碍，他们在国内的拥护者就越是迅速地减少，民众舆论就越是坚决地反对他们，这样一来，人数极少的塔博尔派就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实力地位。他们同广大居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贵族在同塔博尔派进行斗争的时候，常常得到民众的支持。 在当时，就连狭义的塔博尔派也变得和原先迥然不同了。 塔博尔的命运对于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价值。它使我们看到，米尔豪森的闵采尔派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即使当时在军事上未被压垮，他们在以后仍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塔博尔的共产主义完全是根据贫民的需求，而不是根据生产方式的需求建立起来的。今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树立必胜的信念，是因为生产的需求和无产阶级的需求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在今天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15世纪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时，贫民的需求孕育产生了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的思想，而生产的需求却迫使人们去实行个体所有制。因此，共产主义在当时绝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普遍形态，而且，贫民一旦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这些人一旦摆脱了贫民的地位，他们对共产主义的需求就必然立即消失。而随着这种需求的消失，共产主义本身或迟或早也必将销声匿迹，尤其是当人们放弃了取消个体家庭和个体婚姻的做法以后，共产主义就更难维持下去了，因为至少对于一些小型团体来说，上述做法是保证这种共产主义能够持久实行的唯一途径。我们看到，塔博尔派已经放弃这种做法：他们几乎彻底消灭了亚当派，从而为私有制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重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塔博尔派当时夺取了无数的财物，在他们那里，富裕的程度越是迅速提高，财富的数量越是迅速增长，私有制就越容易以其固有的思想方式（贪婪和嫉妒）去排斥共产主义，并压抑共产主义的互助友爱精神。人们在生活条件方面的平等开始消失，塔博尔开始出现穷人和富人，而且，富人越来越不愿意把他们的剩余财物分给穷人。 当时，外地的人员也涌进了塔博尔，这就加速了上述进程。谁要是全心全意地信奉一种思想，准备为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一切，那么，即使他所面临的条件不利于这种思想的发展，他也不会轻易背弃这种思想。老一辈的塔博尔派就十分坚定地恪守自己的信念，为了这种信念，他们过去曾忍受许许多多的迫害，历尽各种各样的艰险。 可是多年来，战争的重担主要压在塔博尔派肩上，而这漫长的战争岁月必然会使塔博尔派队伍的成份发生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军事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损耗的兵力很快就得到了补充。塔博尔在当时已经成为远近四方的共产主义狂热信徒向往的圣地。就连那些十分遥远的国家（例如英国），也有人来到这里。看来，招募兵员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访问过塔博尔，他对许多不同的教派在那里和睦相处感到惊异。他写道：“在塔博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坚持同一信仰，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在那里，也有尼古拉派、阿里乌教派、摩尼教派、亚美尼亚教派、聂斯脱利派、贝伦加尔教派和里昂穷人派，而最受人尊敬的则是罗马教廷的头号敌人韦尔多派。” 在塔博尔，还有一类人的数量也在增长，而这种增长的趋势包蕴着更加严重的危险。塔博尔派由于连战连捷，因而吸引了许多乐于冒险的分子。这些人对塔博尔派的理想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一心只想沽名钓誉，同时更热衷于掠夺战利品。帕拉茨基在描述胡斯派军队的普遍状况时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中越来越缺少参加征战的本国士兵，农民和小城市的手工业者往往一听到战斗的号召就躲藏起来，即使硬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也会在军队中悄悄溜走。这样，波希米亚军队自然就要增补大量的外国兵员。几年来，不仅大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宛如潮水一般涌进波希米亚军营，就连一些德国人也试图投奔这支战绩辉煌的军队，这些人的动机不是为了捍卫宗教的信条，而是为了寻求冒险的乐趣，正是这种欲望驱使他们离开了故乡。特别是塔博尔派和孤儿派的军队，在这段时间（1430年）大都是由这一类‘流氓无赖’和‘各种社会渣滓’组成的。过去，瑞日卡曾要求他的全体战士真正成为‘上帝的战士’，要求他们全心全意、披肝沥胆地笃守自己的信仰，绝不能三心二意、犹豫徬徨，这是他所十分重视的一种素质。而现在，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素质自然已经日益明显地在军队中消失了。”[27] 在开始一段时间，塔博尔派军队的战斗力可能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晌，尽管那种满怀热忱、勇于献身和自觉遵守纪律的基本素质正以不可逆转之势日渐消泯。可是另一方面，这支军队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可靠性。同那些雇佣兵一样，破产的贵族也出于相同的原因到这支军队里来服役，地主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塔博尔派的附庸，他们要向塔博尔派，输捐纳税，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勉强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势必要同塔博尔派进行斗争。我们在前面已经从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著作中摘引了波希米亚男爵控诉普罗科普专制统治的言论，只要看一看那些言论，我们对上述情况就十分清楚了。 因此，当贵族起来反对塔博尔派，当他们开始集结雇佣兵，并倚恃天主教会提供的钱财，向雇佣兵提供比较优厚的临时待遇的时候，塔博尔派的各路军队中立即纷纷出现投敌倒戈事件。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内战再次爆发，当加利克斯廷派和塔博尔派背水一战的时候，为什么塔博尔派会败在敌人手下。当时，塔博尔派已经遭到农民和市民的背弃，一部分军队已经叛变投敌，而他们的敌人却把自己内部的仇隙抛到一边，结成强大的联合阵线来对付民主派的残余力量。这些残余力量当时还对某个共产主义教区（这样的教区也只是徒具虚名罢了，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保持忠诚，但他们这样做多半是由于形势所迫，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强烈愿望。 1434年5月30日，在波希米亚布罗德附近的里旁村一带，双方进行了决战。贵族派占优势，拥有两万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塔博尔派只有一万八千人。战斗相持甚久，难分胜负。最后，贵族终于获得胜利，不过，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战术高明、勇猛善战，而是因为塔博尔派军队首领、骑兵司令约翰·卡佩克背叛了自己的战友。在战斗中，卡佩克没有去冲锋陷阵，相反却率部临阵脱逃。接着，一场血腥的屠杀便开始了，敌军对任何人都不予宽赦，据记载，惨遭杀害的塔博尔派战士共有一万三千名（这支军队总共不过一万八千人！）。自从遭到这次惨重的失败之后，塔博尔派的力量便一蹶不振了。 塔博尔从此就不再是波希米亚的统治中心了。民主派遭到了失败，贵族和布拉格的名门望族互相勾结，得以在全国重新恢复剥削制度。国王和他的“忠实臣仆”进行了矿日持久的谈判，在谈判中，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对方蓄意进行欺骗；最后，西吉斯蒙德同意实行大赦，并允许每一个封建主和每一个教区均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以解决遭到破坏和劫掠的教会财产的问题，只是到这时，他的王位才得到承认（1436年）。 塔博尔派的力量在里旁战役中遭到了摧残，但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他们的斗争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也越来越难以有所建树了。1436年，他们欣然同西吉斯蒙德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塔博尔城至少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截至五十年代中期，塔博尔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在这期间，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访问了这座城市，并在写给红衣主教加尔瓦雅尔的一封信中叙述了自己的观感。这是当时目睹塔博尔派内情的见证人给我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之一。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信中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这些内容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塔博尔派共同体的特征。艾伊尼阿斯写道： 塔博尔的房屋是用木料或泥土建成的，这些房屋看上去横七竖八、杂乱无章。“那些人占有大量贵重的家用器具和数目惊人的钱财，因为他们把从许多民族那里抢来的战利品聚集在一个地方。起初，他们也打算全面地仿照教会的方式来生活，并把所有的财物集中在一起。他们以兄弟相称，如果有人缺少某种物品，别人就会提供援助。而现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自生活，一些人饥肠辘辘，另一些人却在纵情欢宴。博爱的激情转瞬即逝，（对圣徒教区的）仿效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塔博尔派劫掠别人的财产。凡是用暴力夺得的财物，他们全都划为公有财产。可是，他们不可能把这种制度坚持下去。人的秉性占了上风，所有的人都无法抗拒自己的贪欲。由于他们的力量已经衰微，对左邻右舍心怀畏惧，所以再也不可能象从前那样四出抢劫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好去谋求商业利润，从事低贱的职业。在这座城市里，有四千名男子本来可以持剑作战，但现在却成了手工业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靠从事毛纺织业为生，结果，他们就被视为毫无战斗能力的人了。”[28] 塔博尔派的多数成员是毛纺织工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访问塔博尔的时间是在1451年。从他所描写的情况来看，这座城市的战斗力已经丧失殆尽，那里的共产主义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塔博尔派往昔的革命余威仍使波希米亚的当权者感到危惧。在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访问塔博尔之后，波希米亚摄政者格奥尔格·冯·波杰布拉迪即于次年麾军进击塔博尔，要求把塔博尔派的牧师全部交给他处置。只过了三天，塔博尔城就挂出降幡，人们交出了城里的牧师。在这些牧师中，凡是不愿“改变信仰”的人，全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从此，塔博尔共和国就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同时也丧失了全部的独立性。 这个共产主义的共同体过去是何等豪迈，以致半个欧洲都在它面前战战兢兢；而现在，面对它那可悲的结局，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塔博尔与其在凄凉的风烛残年苟延残喘，还不如象明斯特那样，在共产主义青春光芒四射的时刻壮烈牺牲。 塔博尔的沦陷使波希米亚民主派失去了最后一个避难之地。 塔博尔派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同雅各宾派有相似之处。在下面这一点上，两者的命运也很相像：他们都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去挽救革命，然而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窃夺革命成果的大剥削者。在19世纪初的法国，他们是为大资本家和大工业贵族的利益而挽救革命，而在15世纪的波希米亚，则是为那些在国家和社会中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高级贵族的利益而挽救革命。低等贵族在胡斯战争中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没有使他们免遭破产，相反却加速了这种破产的进程。高级贵族得到了教会财产的最大份额，他们靠牺牲低等贵族的利益来发财致富，并购买了低等贵族的全部田庄。 不过，在战争之后受苦最深的还是农民和小市民。由于国力耗竭，人口锐减，农民和小市民的反抗力量受到了极其沉重的压迫。与此同时，这种形势又促使地主向负有纳税义务的小市民提出极其苛刻的要求，并试图减少小市民在议会中的席位。当然，地主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农民。他们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有时候，横遭迫害的农民也以微弱的力量奋起反抗，举行暴动，结果，当局不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镇压下去了。在一些地区，人们虽然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却无法改变农民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那里的大地产所有者采取了下列措施：他们选择一种新的经营项目来取代农业，而这种经营项目只需要为数极少的人来充当劳动力；随着这种经营项目的发展，有时不仅能解决农民人数不足的问题，甚至还可以直接把农民赶出他们的田庄。在英国，劳动力匮乏的状况（当然，那里产生这一状况另有原因，在这一点上，英国不同于波希米亚）曾有力地促进牧场经济即养羊业的发展，最后，扩大养羊业的规模竟成了人们在英国境内剥夺农民财产、造就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而当时在波希米亚的许多地区，大地产所有者则致力于修筑鱼池。这种鱼池虽然不象英国牧场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作用却同牧场相仿。如果说，英国农民遭受的是羊吃人的灾难，那么，波希米亚的农民面临的则是鱼吃人的现实。 帕拉茨基为了论述在15世纪下半叶波希米亚骑士和农民状况的发展过程，曾经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佐证，那就是一个名叫弗舍尔德的人留下的史料。弗舍尔德从1493年至1497年任王国的地方法院副书记官，出版过《波希米亚法律、法庭和地产统计资料》九卷。书中提到：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各个行政区都设有向导员。这些人不是法庭公差，但对地主、骑士和农民的全部田庄了如指掌。那时，农村人口还很稠密，人们通常还没有去购买整座的骑士田庄并把它摧毁，因此，其实的城堡和宫室尚未夷为平地，村庄、农田和草地也没有因为修筑鱼池而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骑士和村庄比比皆是，不可胜计，一些人便充当了向导员。他们的使命并不是把某人传唤到法庭，而是把法庭需要传唤的人的田庄地址告诉公差，并为公差带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人称作向导员。可是到了后来，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村遭到了战争和瘟疫的浩劫：所有的行政区都有大量的骑士田庄被踏平、披摧毁，那些幸免于兵燹和瘟疫之灾的田庄，多半也因为修筑鱼池而变成一片荒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需要什么向导员了。……”（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4卷第1册，第528、529页。） 在15世纪初，农奴制在波希米亚境内几乎已经绝迹。而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那里的农民却又普遍陷入了农奴境地。 如果有人把这一现象的产生归咎于胡斯战争，那就未免荒唐可笑了。社会是以和平的方式向前发展，还是在暴力斗争中向前发展，这一点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由生产方式的演进和需求决定的。如果革命暴力斗争的结局不符合革命战士的意愿，那么，这一事实仅仅证明他们的意愿是同生产方式的需求背道而驰的。革命的暴力斗争永远也不可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当然，这样一来，它也就加剧了社会发展给被压迫者带来的苦痛。胡斯战争也起了这种作用。从15世纪起，整个欧洲各国的农民状况都或迟或早地开始恶化。波希米亚尽管经济落后，却仍然跻身于最早产生这种现象的国家行列，而且在那里，这一进程发展得最为迅速，这一切，无疑是胡斯战争带来的结果。倘若没有胡斯战争，这一重大的转折也许会推迟一个世纪，要等到德国农民战争进行之后才会发生。 [1]引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1882年柏林版，第40页。德译者为L·盖格尔。 [2]参看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论波希米亚民族的起源与历史。论文汇编»，1551年巴塞尔版，第109页。 [3]即鲁道夫一世（1218—1291），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年在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者。——译者注 [4]据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查理当时答应向每个选帝侯奉送100000古尔登的赠金。对于这种说法的可靠性，目前尚有争议。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科伦和特利尔的选帝侯每人至少从查理那里获得了40000古尔登的赠金。特利尔选帝侯在1376年7月12日写的收据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当时的人并不象韦尔夫基金的管理者那样小心谨慎（译者按：韦尔夫基金是由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我们之所以感到那个时代十分野蛮，无非是因为人们在当时毫不隐讳地从事文明社会中的各种罪恶勾当。那时候，统治阶级还充满自信，因此，虚伪矫饰之风还没有在他们中间盛行。他们不仅公开出卖选帝侯的选票，而且还公开兜售教会的职衔；他们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殴打自己的仇敌或竞争者，而不必使用和平的、合法的金融投机手段迫使对方破产和自杀；教会和世俗的王公贵族可以公开地同他们的情妇姘居（英王爱徳华三世的情妇艾丽斯·帕雷尔斯甚至还出席高等法院审理案件的会议）；如果一位君主去巡视他属下的某个“奉命唯谨、竭诚效力的城市”，市政当局就会把妓女送到他身边，以便盛悄地款待这位君主，使他得到愉悦。这一切，就是我们那些“德高望重、端方正直的先辈们”的习俗。 [5]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1册第34页及以下各页；第2卷第2册第30页；第3卷第2册第38页。 [6]据一位古代编年史家说，自从德国人在伊赫拉瓦重新采掘旧矿，并在库特纳—霍拉发现矿藏以后，“波希米亚境内的德国人就与日俱增。国王（奧塔卡尔二世）依靠他们开采金矿和银矿，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据说，他集聚的金银盈千累万，堆积如山。”（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1册第158页。） [7]帕拉茨基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当时布拉格城里的一些最显赫的市民家族。从这些家族的姓氏（如施图克、沃尔弗林、沃尔弗拉姆、陶森德马克、佐·登·海南、冯·施泰因、皮克讷尔、塔弗尔隆、科尔恩毕尔、奥尔恃尔等）来看，他们几乎都是德国人。参看《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2册第24页。 [8]阿维尼翁教廷的历史学家康斯坦·赫夫勒曾指出，巴黎大学的权势有时甚至超过了法国国王。这所大学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能同教皇和国王分庭抗礼，并能在反对教皇和国王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是依靠自己的权势，而不是象拉萨尔所说的那样，依靠什么中世纪“学术自由”的原则（拉萨尔的有关论断，可参看伯恩施坦编辑出版的《科学与工人。拉萨尔演讲与论文集》，第2卷第65页及以下各页）。其实，早在中世纪，这种“学术自由”在大学里就已经荡然无存了。那时，大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侦查异端分子的动向。 [9]参看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第2卷第37页。 [10]有些作者提供的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法肯施泰因在他的《爱尔福特史话》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有四万名大学生离开了（布拉格），其中两万名学生同时抵达菜比锡。”（见该书第290页；转引自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1卷第246页。） [11]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3册第292、293页。 [12]指威克里夫。他曾在拉特渥斯教区任职。——译者注 [13]捷克西部城市，西捷克州首府，重要经济文化中心。——译者注 [14]“卡利克斯廷派”源出拉丁文“卡利克斯”（Calix）—词，这个词原意为“圣杯”；这一派之所以又被称作“饼酒同领派”，是因为他们主张在圣餐礼上同领饼与酒。 [15]参看F·本德尔：《韦尔多派的历史》，第46页及以下各页。 [16]14世纪末，有两名传教士从韦尔多派组织据守的皮埃蒙特谷地来到彼希米亚，寻访这里的韦尔多派成员（这一史料出自本德尔：《韦尔多派的历史》，第47页。作者没有交代具体时间；不过，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事实证明，这两个意大利人是叛徒：他们向天主教僧侣透露了韦尔多派经常举行集会的地点，从而使韦尔多派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7]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81页。帕拉茨基在记述塔博尔派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时，主要取材于J.普施勃拉姆于1429年为反对塔博尔派传教士而撰写的论战文章：《反对塔博尔的盟主》。可惜的是，这篇文章仅仅留下了一份草稿。 [18]在福音书里，“塔博尔”一词含有“军营”的意思。——译者注 [19]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1册，第417页及以下各页。 [20]指中世纪大学里讲授的文法、逻辑学、修辞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这七门学科。——译者注 [21]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297页。 [22]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论波希米亚民族的起源与历史。论文汇编》，第109页。 [23]马蒂涅克牧师还试图按照早期教会的做法，重新恢复友爱聚餐会（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4卷第1册，第471页）。 [24]据文献记载，甚至在贵族统治下的布拉格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城区广大市民（亦即居民大会）没收了房屋、葡萄园等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正义事业的拥护者们。当然，他们手中的财产后来往往又遭到了“廉洁的”市政厅的剥夺（参看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281页）。 [25]夸美纽斯(1592—1670)，一译“考门斯基”，捷克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译者注 [26]一译“长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原为贵族对不穿短套裤而穿粗布长裤的平民代表的讥称。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者以此自称。——译者注 [27]见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3卷第2册，第500页。 [28]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论文汇编》，第662页。
第四章英国的罗拉德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四章英国的罗拉德派 一威克里夫运动 二罗拉德派 三1381年的农民战争 一威克里夫运动 贪得无厌的阿维尼翁教皇除了对德意志帝国进行敲诈以外，还选中了另一个国家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那就是英国。 在历史上，英国一度是最恭谨地为教皇效力、最驯顺地忍受教皇剥削的国家。13世纪初，英国王室已经完全依附于教廷。1213年，无地王约翰[1]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教皇的封臣，为此，他每年必须向教皇缴纳一千镑银币作为采邑贡赋。自此以后，教廷对英国的盘剥便日益加重。直至爱德华三世[2]当政的时代（14世纪），国会还愤慨地指出，全国每年上交给教皇的赋税，正好是国王所得赋税的五倍。[3] 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当时的国家中央政权也已经积蓄了十分强大的力量，它不仅能稳操胜券地同教廷进行斗争，而且还准备征服教会的统治机构和剥削机构，借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里说的是“国家中央政权”，而不是君主政体。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说法，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封建国家中，封建等级的代表机构，即国会已经纷纷建立，它们与王室并存，而且或多或少地对王室起制约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代，国会与王室之间权力分配的情况也极不相同。有些国会纯粹是唯命是听的表决机器；也有些国王充当国会的驯服工具。然而，不管中央政权内部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中央政权本身的强大实力在各地都开始超过了帝国境内的其他各种势力——在这方面，只有德国是一个例外。 到了14世纪，英国的国王和国会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专横跋扈的教皇。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教皇表现得越来越暴戾恣睢，不可一世。这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一场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法国和英国之间长逾百年的战争（1339—1456年）使教会与国家这两大势力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双方进行战争的借口是解决王位继承权问题。事实上，这场战争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使这场战争变成了民族战争，也就是说，变成了一场与全民族各主要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战争。 我们知道，在13、14世纪，基督教—日耳曼贵族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掠夺钱财的欲望。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繁荣，贵族们的需求日益提高，这样，贵族及其属下的农民所经营的自然经济就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贵族们日益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使出独特的本领来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不过，他们的独特本领仅限于斗殴拼杀，而且，他们要想靠施展这一套本领来牟取利益，只有用独立行动或受雇于人的方式，去帮助实力雄厚的权贵实现目的，也就是说，去帮助权贵攫取钱财。 可是，德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以满足骑丄们掠夺财富的欲望。因此在这个国家，自从十字军东征和远征罗马的战争（这实际上也是掠夺性的战争）结束以后，骑士们就把矛头对准了本国的市民和农民。如果这样做还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甚至会象饿狼一样互相残杀。这样，市民阶级和贵族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可是，英国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的中央政权有足够的力量同毗邻的法国进行一场战争。在同法国发生的冲突中，市民阶级利益和贵族利益出现了互相吻合的局面。同德国相比，这两个阶级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英国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市民阶级与贵族的共同利益之一，就在于同尼德兰进行贸易。我们知道，尼德兰的毛纺工业兴旺发达，其原料主要是从英国进口的。对于尼德兰毛纺工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经营养羊业的英国地主和从事贸易业的英国商人表示关心，就连英国国王也十分关注，因为他从羊毛出口的关税中可以获得一笔最丰厚的收入。 早在1279年，贵族们就在呈送给爱德华一世[4]的一份请愿书中指出，他们每年从羊毛中得到的收益相当于他们在农村全部收入的一半。英国最早的出口统计是从1354年开始的。当时的出口产品总值为213338英镑，其中羊毛出口的总值就达196062英镑。出口关税总额为81896英镑，这些关税几乎全部是从出口羊毛这一项中抽取的，其他各项出口产品所上缴的关税只有220英镑（参看乔·克雷克：《英国贸易史》，1844年伦敦版，第1卷第144、148页）。 可是，英国羊毛的进口者，即尼德兰各城市的繁荣却受到了法国的威胁。这些城市的财富不仅吸引着法国王室，而且也吸引着法国的骑士。13世纪，法国骑士曾以进行宗教战争为借口，向富饶的朗格多克[5]大举进攻；到了14世纪，他们又企图在佛兰德斯境内掠夺财物。面临威胁的佛兰德斯城市没有同德意志帝国结盟，而是把英国看成自己强大的盟友。 不过，上述矛盾并不是英法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矛盾。在掠夺财富方面，英国骑士的贪欲并不亚于法国骑士。法国骑士对尼德兰的财富梦寐以求，英国骑士则对法国的财富垂涎三尺，因为从经济上来说，法国远比英国先进。当时，比较野蛮的国家总是企图对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富裕的国家进行掠夺，例如，在法国人掠夺尼德兰财富的同时，英国人也在掠夺法国人的财富，而苏格兰人则在掠夺英国人的财富。尼德兰人同英国人结成了同盟，而苏格兰人则同法国人实现了联合。不过，在历次斗争中，旗开得胜的大都是英国人：他们赢得了胜利，同时也夺走了无数的战利品。 一位英国编年史家写道，克雷西战役以后，法国北方沦陷的各省被洗劫一空。英国人获得的财富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习俗发生了全面的变化。 骑士阶级捞到了大量的钱财，可是，他们只深通抢劫之道，却并不熟悉理财之术。市民阶级巧妙地从他们手中赚取了钱财，并用这些钱财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当时，战争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肩上。不过，这场战争也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利益。农民和地主一样，也希望继续同尼德兰顺利地进行羊毛贸易。况且，战争还能使子弟众多的农民家庭获得军饷和大量的战利品。当然，对于农民来说，这场战争最大的好处还是在于它结束了骑士在国内横行霸道的局面，使他们不再象德国骑士和惨败于外敌之手的法国骑士那样，在自己的国家肆虐逞凶。 因此，毫不奇怪，对法战争在英国成了全民族的一件大事，举国上下都热切地关注着这场战争。 可以想象，在14世纪的英国，人们对教廷怀着多么强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教皇乃是敌国的工具和盟友。支持教皇，就是叛国；反对教皇，才是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行动。 这种情势促使国会最大限度地削减了英国上交给教皇的赋税（例如，英国从约翰王时代起，每年都必须向教皇缴纳一千镑银币作为采邑贡赋；1366年，国会取消了这一贡赋）。不仅如此，这种情势还提供了有利条件，使那种主张彻底摆脱教皇统治的思想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法国和意大利，异教运动已经遭到了镇压，在查理四世即位后的德国，这一运动也受到了围剿，可是在海峡彼岸，异教运动却在14世纪的下半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正是在英国，这种反对教廷的斗争第一次变成了一个大国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事情。在那里，市民和农民、王室和贵族、高贵者和卑贱者乃至许多教士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因此，也正是在英国，宗教改革的思想第一次得到了确切的、甚至是科学的表述。 这场反教皇运动的最杰出的思想代表是约翰·威克里夫。他是一个学者，起初曾担任神甫，后来是牛津大学教授。虽然威克里夫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激进、十分坚决，但他从未逾越统治阶级的利益给他划定的那条界线。他从原始的基督教出发，热情赞颂基督的清贫；他把基督继承者们的富裕、豪华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同基督的清贫加以对照，要求这些继承者们也象基督那样笃守清贫，并要求他们按照基督对富家子弟的教导，把自己的财产分配给大家。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基督继承者”，并不是泛指所有的基督徒，而是专指那些天主教士。在他看来，只有这些教士的财产才应当予以没收；他的这种教义完全符合大地主和皇帝的利益，因为一旦对教会的财产进行“分配”，这些财产就会落到大地主和皇帝手中。由威克里夫掀起的这场异教运动归根结底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把教会这个剥削工具和统治工具从与英国为敌的外籍教皇手中夺过来，让这个工具掌握在本国国王和本国贵族的手中。 威克里夫得到了贵族上层人士的庇护，其中包括英国的两位最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兰开斯特的公爵约翰，一位是诺森伯兰郡的伯爵派尔希。兰开斯特的公爵约翰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幼子，理查二世的叔父。理查二世是爱德华三世的孙子和继位者，于1377年开始执政，当时年方十一岁；他那位权势赫赫的叔父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罗拉德派 异教运动并没有局限在统治阶级的范围之内。反对教廷的斗争使当时社会的一切矛盾都暴露无遗，各个阶级都在反对法籍教皇这个共同敌人的民族斗争中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阶级的特殊利益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冲突。因此，天主教的著作家对下面这样一个现象总是津津乐道，这个现象就是：凡是由教会改革派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迟早总会发生内部分裂，出现激烈的纷争。在这些著作家看来，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证据，它证明宗教改革是魔鬼所干的勾当。的确，圣灵本来就同宗教改革没有什么联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深信不疑。 在这种情况下，伯格德派就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英国，人们习惯于把这一派称作罗拉德派。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尼德兰毛纺工业的勃兴，欧洲各国城市也产生了发展毛纺工业的要求；于是，在这种形势的召唤下，佛兰德斯的织工就纷纷奔向遥远的异乡。 显然，在一个与尼德兰相邻，而又同它保持极其密切的贸易往来的国家，在一个向尼德兰输送原料，从而使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织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优势的国家，人们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把佛兰德斯的毛纺工业技术引进本国，使它在自己的国土上得到发展。 确实，早在亨利三世[6]当政的时代，英国政府就作过努力，试图由国家来促进毛纺工业的发展。1216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出口羊毛，禁止贩卖外国生产的纺织品。可是不久以后，政府就被迫取消了这项法令；1271年，政府重申这一禁令，但事后又再次宣布停止执行。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能否自由地经营羊毛出口事业，关系到英国地主和商人这两大势力的切身利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后来，英王爱德华三世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他于1331年发布了一篇文告，邀请佛兰德斯的纺织工人、印染工人和毡合工人前来英国定居。这一号召果然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几年以后，布拉班特和西兰岛的一些工人也陆续来到英国。[7] 这样，到了14世纪的下半叶，英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毛纺工业，而发展最快的地区当推诺福克郡，这个郡的首府是诺里奇。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后来成了罗拉德派的活动中心。 佛兰德斯的伯格德派很可能随着当地的织工一起来到了英国。这一推断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在织工中，只有那些最贫困的人才甘愿移居外地，而在尼德兰，正是这些最贫困的人为伯格德派输送了绝大多数成员。 富勒在他的《教会史》中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当局为引诱尼德兰织工移居英国而使出的种种花招。他写道： “我们的国王向那个国家派出了乔装改扮的密使。这些密使混在尼德兰人中间，渐渐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那些尼德兰人一个个手艺精湛，技术超群，但却寄人篱下，无法自立，只能充当雇佣工人和学徒。密使对这些贫苦雇工的奴隶生涯表示义愤，说师傅对雇工实在过于刻毒，简直没有一点基督精神，弄得雇工如同牛马，过着非人的生活。密使低叹这些雇工起早摸黑，矻矻终日，吃的却是粗茶淡饭，每餐不过是几块鲜鱼和一点干硬的乳酪而已。雇工如此含辛茹苦，结果只是让那些充当师傅的家伙发财致富，而他们自己却得不到半点好处。密使对雇工们说，倘若他们身怀技艺前往英国，那就会鸿运亨通，在那里，他们的技艺处处都会使他们受到热忱的欢迎。他们可以痛痛快快地饱餐牛肉和羊肉，尽情地享受口腹之乐。⋯⋯如果一位尼德兰人光临英国地主的宅第，那将会使地主感到十分欣幸，因为尼德兰人带来的是勤奋工作的精神和财富。这位尼德兰人初次踏进地主门庭时，还是一位陌生的来客，等到日后离开时，他已经成为这位地主府上的新郎或佳婿了。⋯⋯”[8] 国王使者的游说使佛兰德斯无产者信以为真，这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事情。后来，这些无产者发现自己受到了可耻的欺骗而大失所望，他们就更加热忱地追求先前在故乡确立的伯格德派理想，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也许正是在这种理想的鼓舞下，英国才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鼓动热潮，至少可以断言，这种理想是共产主义鼓动工作最坚实的基础。毛纺工业中心诺福克郡当时也成了罗拉德派活动的中心。据罗杰斯说，在这个郡殉难的罗拉德派志士可能比英国其他地区牺牲的烈士总数还要多。[9] 罗拉德派从诺福克郡出发，在全国到处奔走，被人们称作“贫苦兄弟”或“贫苦牧师”。他们在各地传布原始基督教关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福音。在当时的英国，外出旅行相当方便，这就为他们开展鼓动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候，热情待客之风还在各地普遍盛行，尤其是许许多多寺院，更是殷勤地接待来客，漫游者无需为食宿问题而烦恼，也不必为旅途安全而担忧。 后来，随着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生，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变化，寺院遭到了取缔，农民被逐出了家园，无数的流浪汉和拦路抢劫之徒构成了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自此以后，在全国旅行就变成一件困难重重、耗资甚多而又十分危险的事情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参看托罗德·罗杰斯：《英国农业与物价史话》，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95页及以下各页）。 罗拉德派的箴言当时在民间几乎成了到处传诵的谣谚： “当亚当耕耘、夏娃纺织的时候， 哪里有什么贵族?” 罗拉德派最卓越的代表是约翰·保尔。他可能是严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成员。关于这个教派，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论及，并曾指出它是伯格德派的良友和盟军。从各地情况来看，这个教派后来发展成了罗拉德派运动中的一支劲旅。14世纪，圣奥尔本斯地区有一位名叫沃辛格姆的修道士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他对托钵教团深恶痛绝，说这些教团一边在民众中煽风点火，一边又在统治阶级面前曲意逢迎，以便利用双方，牟取私利。 沃辛格姆在他的书中探讨了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量后，他得出了下列结论： “在我看来，世风如此颓靡，全国民众都有责任，托钵教团也不能辞其咎。这些教团早已把它们立下的誓约忘得干干净净，将教团创建时确定的目标抛到九霄云外。当初，那些缔造教团的圣哲曾希望教团保持清贫，不置任何世俗产业，以便永远传布真理，不为财产所累。可是，这些教团出于对有产者的艳羡，竟然支持统治者任意胡作非为，同时又诱使平民百姓陷入迷误；对于统治者和平民百姓犯下的罪孽，它们都予以赞扬。这些曾经放弃财产并发誓要恪守清贫的教团，竟把善良说成邪恶，又把邪恶说成善良；为了谋取产业，聚敛钱财，它们用阿谀谄媚的手段来迷惑君主，又用散布谎言的方法来蒙骗民众，从而把君主和民众一齐引入了歧途。”[10] 不过，要在同一时间既向君主谄媚，又向民众讨好，这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我们估计，沃辛格姆在文中所说的实际上是托钵教团的两派，其中一派贪求财产，另一派鄙弃财产；贪求财产的一派对权贵阿谀奉承，而鄙弃财产的一派则在民众中进行“煽动”。 的确，在被剥削阶级中，托钵教团（特别是法兰西斯派）是很受欢迎的。在1381年爆发的起义中（有关这一起义的情况，我们在下一节就要谈到），许多宫苑都遭到了摧毁，而托钵教团的寺院却安然无恙。起义军的首领之一杰克·斯特拉夫曾经宣布：托钵教团是唯一应当加以保护的教士团体。[11] 看来，约翰·保尔有可能来自这支托钵僧队伍。保尔的同时代人富瓦萨尔就曾把他称作“肯特郡的疯狂传教士”[12]。不过，保尔主要还是在埃塞克斯郡和诺福克郡传教。他在1356年前后开始进行鼓动工作，不久就引起了教会和世俗权力机关的注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诺福克郡主教宣布将他逐出教门，爱德华三世则下令将他逮捕（大约在1366年）。约翰·保尔获释后，又重新开始传教。不过，自从被开除教籍以后，他就再也不可能利用教堂的讲台来发表言论了，于是，他就在广场上、在教堂的庭院中宣讲教义。富瓦萨尔给我们提供了约翰·保尔当时发表的一篇演说词（收录在《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一书中），不过，我们无法保证这篇演说确实出自保尔本人。书中所载的演说词原文如下： “亲爱的人们！只要英国的一切财富尚未变成公有财产，只要这里的人还有贵贱之分，只要我们大家还没有取得平等地位，只要统治者还压在我们头上，英国的现状就没有改善的可能。统治者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我们大家都同样是亚当和夏蛙的子孙，统治者又能提出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比我们高贵？难道因为我们把劳动所得的果实供给他们挥霍，他们就高人一等？他们穿着绫罗绸缎、丝绒皮裘，而我们却穿着褴褛的布衫；他们享用美酒、佳肴和糕点，我们却只能喝着白水吞咽糠麸；他们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悠闲度日，我们却必须备尝艰辛，栉风沐雨，在田野上劳动。然而正是依靠我们的劳动，他们的生活才能那样靡丽奢华。他们把我们称作奴仆，要我们尽心为他们效劳，倘若稍有怠慢，我们就要遭到殴打。没有一个国王愿意倾听我们的呼声，或帮助我们获得应有的权利。当今的国王还太年轻，我们应当去见他，把我们遭受奴役的情况告诉他，并向他指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将自行采取匡救的措施。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去见国王，那么，所有被称作奴仆的人以及陷入奴隶地位的人都会跟随我们一起去争取自由。国王如果见到我们，是会欣然同意我们的要求的。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将另行采取对策。” 在这篇演说词后面，宫廷侍臣富瓦萨尔作了补充说明，他写道：“这就是保尔的演说。大主教下令将他关押了数月。其实当时应当将他处决，那才是上策。” 不过，即使当局采取了这个良策，也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为当时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鼓动家在宣传同样的思想，保尔仅仅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1360年左右，威克里夫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罗拉德派运动的发展。威克里夫本人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他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与下层民众为敌的上层贵族。可是，他要向当时一切权威中的最高权威宣战，就不能不在全体民众中唤起激昂慷慨的热情，不能不使他们接受一些新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当局也并不反对下层民众参加这场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 可是过了不久，当局就发现这些新的同盟者不仅令人憎恶，而且还十分危险。这是因为，罗拉德派运动已经同当时劳动阶级中最善战、最强大的阶级所掀起的反抗运动汇成了一股洪流，从而增添了无比巨大的力量。这个最善战、最强大的阶级就是农民阶级。我们在评述多里奇诺起义时，已经遇到过与此相仿的情况；下面，在分析胡斯派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时，我们还将再次看到类似的现象。 三1381年的农民战争 我们在前面叙述多里奇诺起义的情况时曾经指出，从13世纪到15世纪，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呈现出上升趋势（参看第二篇第二章第四节）。在法国，由于战争的爆发，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战争使多灾多难的法国农民受到了英国侵略军的洗劫。与此同时，法国骑士由于遭到失败，便转而对本国农民和弱小城市进行敲诈勒索，以此作为谋求生存的唯一手段。法国农民陷入了极其悲惨的苦难境地，最后终于在法兰西岛[13]地区（巴黎周围的广大地区，其东北部一直延伸到现今的比利时边界）揭竿而起，进行拼死的斗争，这就是所谓“扎克雷起义”[14]（1358年5月）。大约在两百年后，当德国农民战争爆发时，天主教徒和路德派之间的宗教矛盾顿时烟消云散；同样，在饥肠辘辘的法国农民举行起义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英法两国骑士合成了一股力量，这样，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起义农艮淹没在怵目惊心的血泊之中。最后的决战是在莫城进行的。当时，这座城市还归英国人管辖，城里的居民接纳了一支九千人的农民队伍。六十名（！）骑士闻讯赶来，冲向手无寸铁的农民，象宰杀羔羊一般大肆屠戮，一直杀到他们自己也感到厌倦时才收起屠刀。当时惨死刀下的人竟达七千余名。接着，骑士们放火焚毁了莫城，城里的居民因为支持过“扎克雷”，也全部被活活烧死。自此以后，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参加起义的农民在各地都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上述史实是富瓦萨尔记载下来的，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是我心情。在叙述这些情况之前，他对农民严惩某些贵族的行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5] 起义结束后，法国农民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奴役。 二十年后，英国也爆发了农民起义。人们通常认为这次起义同法国农民起义相去无几。可是，我们认为，英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同法国农民战争截然不同，这一点，已经有人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16] 当时在英国，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争爆发而出现逆转，相反，这种趋势在战争爆发以后却变得更加明显了。农奴制开始消亡，先前强加于农奴的劳役负担已经被货币地租所取代。这样一来，大地主就不得不用雇佣工人的劳动来顶替农奴的劳动。不过，在14世纪，一支大规模的农业无产阶级队伍还没有出现。“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17]这种状况给地主（或他们的农场承租人）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支付很高的工资，因而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地租收入。一大批低级贵族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在经济上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在一场严重的瘟疫流行之后，上述情况给地主们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影响。这场瘟疫是从1348年开始在全欧蔓延的，它在许多地区持续流行了二十年之久，据统计，整个欧洲至少有二千五百万人被这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在法国，瘟疫使农民遭到了更加深重的苦难；而在英国，它却变成了一个契机，加速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进程。 这场瘟疫同最近流行的某些类似的时疫一样，似乎颇有些仁慈的色彩：它主要是在贫苦阶层中猖獗肆虐，而对富有的阶级却并不侵扰。[18]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发达到让无数闲散劳力踯躅街头的程度。瘟疫虽然没有伤害富人的性命，但却触及了富人的命脉，这命脉就是他们的钱囊。瘟疫过去以后，工资数额以巨大的幅度猛增，达到了使地主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早在1349年，国王爱德华三世就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任何一个农民和雇工都有义务接受别人向他们提供的工作，而且，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只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工资；支付高工资的雇主和领取高工资的雇工，都同样要受到惩罚。 这项保障地主利益的法令虽然规定了劳动工资的最高限额和每个劳动日的最低时限，但它并没有产生什么效用。后来当局在1350年和1360年又接连颁布过两项法令，结果仍然无济于事。这是因为，这些法令本身并不能造成一支人数充足的无产者队伍，以便按照地主的需要来规定劳动力的价格。 对法战争使大批劳动力变成了雇佣兵，当然不可能使地主面临的劳工问题得到缓解。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地主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促使他们为获取优厚的报酬而参加战争，促使他们在法国一再进行抢劫掠夺，以便通过这条途径来弥补经济上的亏空。这种困境大概就是英国无尽无休地同法国交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英国贵族后来在国内无尽无休地自相残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法国民众在奥尔良姑娘[19]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起义，经过顽强的努力，最后终于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自此以后，英国贵族就不断地互相屠戮、互相劫掠，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20] 另一方面，这种“困境”必然使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在地主中间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就是要没收教会财产以满足地主的要求。 同时，由于地主采用立法手段未能解决“劳工问题”，他们便试图通过另一条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条途径就是公开地施用暴力。他们开始恢复旧的农奴制，强迫农民从事劳动，以此来取代雇佣劳动。 这样，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就越来越深。农民的这种情绪为罗拉德派鼓动家进行宣传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尽管农民的利益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迥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和最切近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消除富人及其政治家所施加的迫害。当然，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对“富人”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农民的心目中，所谓“富人”主要是指地主；而在城市无产阶级看来，所谓“富人”主要是指商人，但两者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无关紧要的。 自从农民与城市下层民众联合起来以后，罗拉德派运动就失去了鲜明的色彩，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变成了一种融合各种派别的民主主义反对派运动。但是，罗拉德派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无比巨大的力量。 为了开展反抗地主的斗争，农民开始组织自己的队伍。据记载，当时他们已经成立了联合团体，并设法筹集了资金，以便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托罗德·罗杰斯对揭示这场运动的本来面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对于我们撰写本节内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他说，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是罗拉德派的“贫苦牧师”，正是他们在运动中进行了联络工作，使整个运动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理查二世执政初期，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在爱德华三世执政的最后几年，英国人在战争中连连失利。1374年，他们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当时他们在法国占据的地区只剩下了加来、波尔多和贝永这几个”桥头堡”。理查开始执政时刚刚十一周岁。在这样一位国王的领导下，当然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法国在当时也耗尽了力量，以致无法利用这一良机。双方虽然也曾撕毁停战协定，但事后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自此以后，英国贵族就只能依靠自己在庄园里获取的那一部分收入为生，这些收入成了他们的唯一财源，因此，他们就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榨取农民的血汗。 战争停止以后，大批雇佣兵重返田园，使农村增添了许多久历戎行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越是残酷地施行暴政，农民就越是坚决地进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这两个敌对阶级很快就发生了流血冲突。 农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举行了起义，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机构已经开始镇压民主运动，并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罗拉德派的鼓动家。约翰·保尔自然也遭到了迫害，坎特伯雷大主教下令将他关进了梅德斯通监狱。据说，保尔在被捕时公开宣布，不久就会有两万名战友前来营救他出狱。这一预言后来果然变成了现实。 按照通常的说法，这次农民起义是由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引起的，这一事件的过程是：一个税吏污辱了瓦特·泰勒（砖窑工或泥瓦匠的领班）的女儿，于是，瓦特·泰勒就进行报复：他杀死了税吏，并号召人民起来用暴力驱除暴力。 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于1381年6月10日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同时爆发的。在纺织业中心诺福克郡和彻底废除了农奴制的肯特郡，农民起义的声势最大。肯特郡起义的领导者瓦特·泰勒和杰克·斯特拉夫。瓦特·泰勒曾参加过对法战争，具有丰富的作战惊讶；杰克·斯特拉夫是一名教士。起义者向伦敦进发，途中将约翰·保尔营救出狱，然后在布莱克希斯（伦敦附近的荒野）安营扎寨。他们通知国王前来晤谈。国王闻讯后乘船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来到预定地点，却不敢舍舟登岸，结果晤谈未能举行，国王又掉转船头，溯流而归。6月12日，伦敦城里的农军盟友打开了城门，让农民冲进了这座城市。首都的下层民众同农民实现了联合。起义者由于未能抓获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便把压迫者的宫殿当作发泄仇恨的目标。他们烧毁了兰开斯特公爵的宫殿，因为这位公爵是他们最痛恨的人。但是，农民并不抢掠宫中的财物，“他们对盗贼深恶痛绝，只要在现场抓到一个行窃的人，他们就会砍下他的头颅。”[21] 年仅十五岁的国王和他手下的一些贵族谋臣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逃进了伦敦塔。伦敦市长沃尔沃思建议国王向反叛者发起冲击，以便突破重围。他认为，如果采取这一行动，伦敦的富裕市民就会同国王的军队组成联合阵线。沃尔沃思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索尔兹伯里伯爵指出，万一国王在同反叛者交战时遭到失败，整个事业就将毁于一旦。这种看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实，国王手下当时还有八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可供驱遣，只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将领在农民面前已经吓得失魂落魄，失去了战斗能力。当局无法用军事手段把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国王便决定同农民举行谈判。同法国的扎克雷起义相比，英国农民起义向人们展现的是另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 理查确实不能不采取妥协的立场，因为起义者已经于6月14日向伦敦塔发起进攻，击毙了曾经下令囚禁约翰·保尔的大主教，同时，起义者还抓获并处死了其他一些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 就在伦敦塔被攻克之前不久，国王匆匆离开那里，前往迈尔恩德去同起义者举行谈判。起义者声明，他们要求永远做自由的农民，并要求发布文件，承认他们的自由权利。此外，起义者还要求取消贵族在狩猎和捕鱼方面的特权，并希望统治者作出其他一些让步。国王答应了起义者提出的一切要求，同意立即下令颁发各种必要的文件。当局还委托三十名文书负责文件的缮写工作。 这样，农民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大批的人纷纷返回家乡。当时农军面临着缺粮的困难，这可能是人们离散的部分原因。农军只有很少一点粮食储备。据富瓦萨尔提供的资料，早在农民攻克伦敦之前，当他们还驻扎在布莱克希斯的时候，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员因缺粮而挨饿了。可是尽管如此，瓦特·泰勒、杰克·斯特拉夫和约翰·保尔率领的一支人数较多的农军仍然驻守原地，他们要督促当局颁发文件，如果可能的话，还准备迫使当局作出更大的让步。 翌日，统治者和起义军再次举行谈判。起义者在史密斯菲尔德同国王及其骑兵卫队相遇。理查传令邀请瓦特·泰勒前来同他会谈，谈话地点就安排在两军之间。瓦特·泰勒接受了这一邀请。 就在国王同瓦特·泰勒谈判的时候，一名骑兵渐渐向他们逼近，瓦特·泰勒当即提出抗议，这时，理查猝然下令逮捕泰勒。一队士兵立即向他扑来，带队者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伦敦市长沃尔沃思。泰勒在背信弃义者的袭击下跌倒在地，一柄柄利剑刺穿了他的身躯。理查虽然还很年轻，但在玩弄阴谋、施展骗术方面已经十分老练，而在那个时代，这一套手腕就是所谓治国之术。当时，他骑着马来到惊愕的起义者面前，谴责瓦特·泰勒背信弃义，妄图杀害他这位国君；理查表示，他本人愿意充当农民的领袖。他用这番花言巧语拖延了时间，稳住了起义军，直到全副武装的伦敦市民赶到现场为止。然而在这支武装力量来到以后，理查和他的部下也还是不敢同农军公开较量。他们只满足于切断起义者返回伦敦的道路，以便在伦敦城里重新恢复“秩序”。当局向农民颁发了赦免证书，于是，农民就带着证书各自走散了。[22] 诺福克郡农民起义的结局更加悲惨。6月11日，在一个名叫约翰·利特尔斯特里特的首领统率下，起义农民攻占了诺里奇。诺里奇的主教亨利·斯宾塞立即调集军队，发起进攻，并在一次战役中击溃了起义军。亨利·斯宾塞还亲自上阵，杀死了许多农民。事后，他下令立即将被俘的起义者处以死刑，约翰·利特尔斯特里特也在这批起义者之列。在他们行将就戮的时候，亨利·斯宾塞这位虔诚的大主教还得意洋洋地给他们做了最后的祈祷。 其他各地的小规模起义绝大部分也都遭到了摧残。在农民运动风潮平息之后，理查便开始考虑怎样背弃他先前为欺骗农民而许下的“君主诺言”，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做法。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远远没有娴熟地掌握现代外交权术。同后来的人相比，当时的人在造谣撒谎、背信弃义和行凶暗杀方面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后来的人毕竟还要顾及民众的批评，所以在玩弄卑鄙无耻的外交手腕时不得不裹上一件道德的外衣。一般人总以为君主出言不苟，一诺千金，殊不知从14世纪到17世纪（后来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守信和诚实一直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一个威势赫赫的君主自然不能暴露出这样的弱点。 国王在集结了一支四万人的军队之后（“这样一支大军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沃辛格姆语），便立即抛开自己的面具，下令对叛逆者开庭审讯，予以严惩。当时，埃塞克斯农民曾派遣使者去见国王，提醒他注意不要忘记自己的诺言。可是，这位高踞王位的无赖自从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之后，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对农民派来的使者宣称： “你们过去是奴仆，现在仍然是奴仆。你们应当继续过农奴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不应当一仍其旧，而应当雪上加霜，百倍艰难。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上帝还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治理这个国家，我们就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力量和才能来狠狠地处置你们，让后人从你们的奴隶境遇中看到前车之鉴，不致重蹈覆辙。”[23] 国王进行挑衅之后果然达到了目的。埃塞克斯农民再次拿起武器举行了起义。可是，由于其他各郡的农民没有响应，他们只能孤军作战。最后，王室军队击败了起义的农民。 从表面上看，“秩序党”的事业确实取得了胜利。可是，英国的政治家自己也无法否认，他们并没有通过公开的较量来制伏起义的主力，而只是通过欺骗、谋杀和突然袭击才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因此，起义从表面看来虽然遭致了失败的结局，但它绝不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斗争。统治者告诫自己不可乘胜进击，唯恐激起第二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农民仍在不断地从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到了这一世纪的末期，他们几乎全都得到了解放。 可是，同农民一起举行起义的还有伦敦和诺里奇的下层民众。这些民众的自卫能力比不上农民，因此，获胜的统治者首先对他们施行报复。据文献记载，农民起义结束后，当局对起义军首领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惨遭杀害的起义军首领多达一千五百名，约翰·保尔和杰克·斯特拉夫也未能幸免。面对这一史实，我们可以推断，当局镇压的对象主要并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在城市中的盟友。例如，在当时的国会案卷中保存着被判决的二百八十九名起义军首领名单，其中来自伦敦的有一百五十一名，而来自其他各个城市和乡村的只有一百三十八名，还不到总数的一半。 农民起义的失败结局丝毫也没有影响农民解放事业的进程。可是对于罗拉德派运动乃至整个反抗教廷的斗争来说，这种结局却几乎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英国国王和贵族面对如此桀鹫不驯的民众，本来就已经如坐针毡，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贵族当然会感到，如果他们自己再去参加一场革命运动，宣布与教皇实行决裂，并将教会的财产予以没收，那就实在太危险了。而恰恰在当时，教廷已经不再充当推行法国政策的驯服工具了，这种形势就更有利于英国统治者同教廷实现和解。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就要谈到，教会于1378年发生了大分裂。当时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是法国教皇，一个是罗马教皇。后者与法国为敌，但却得到了德国和英国的支持。 新教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企图使我们相信，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公众在道义上对教廷的腐败感到愤慨。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威克里夫运动就应当在教会大分裂时期出现轰轰烈烈的高潮，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教廷在道德方面的堕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历史进程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决定的。从1381年起，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同威克里夫的活动宗旨互不相容了。诚然，威克里夫及其支持者同农民起义并没有丝毫的联系，相反，我们知道，他的靠山，兰开斯特的约翰正是起义者最痛恨的人物。可是尽管如此，威克里夫教义的革命色彩还是过于强烈，以致不可能用来维护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早在1382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就已经宣布威克里夫提出的二十四条论纲是异端邪说。同年，国会又颁布了一项特别法规，命令各地的世俗法庭支持宗教法庭的裁决。威克里夫虽然也曾在1382年发表题为“亵渎神明的行径”一文，以表明自己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可是这种努力于事无补。就连一向支持威克里夫的兰开斯特公爵也开始对他采取反对的立场。当局罢免了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所任的教学职务，取消了他的头衔，这样，他就只好重返拉特渥斯，回到自己的教区。1384年，威克里夫在当地逝世。 罗拉德派的遭遇更加悲惨。在农民起义中，罗拉德派的鼓动家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那时以后，当局每抓获一个罗拉德派成员，就立即将他定为叛国分子，然后用烈火把他活活烧死。同查理四世当政以后的德国一样，英国这时也开始了一个迫害罗拉德派的时代。当然，英国当局并没有能够制服罗拉德派。可是，罗拉德派后来也没有能够象在1360—1381年那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同德国境内出现的情景一样，罗拉德派在英国的斗争也只能使无数志士献出自己的生命。 1381年的起义势必在国外引起反响，促使各地当局重新掀起迫害伯格德派和韦尔多派的恶浪。在14世纪末期，这些教派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之地了。然而，就在这风雨如晦的岁月，被戕害、被蹂躏的人们突然迎来了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这个时代以辉煌壮丽的图景向他们证明：“上帝在小人物中间”会显示何等“巨大的神威”。这是一个足以同1793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相媲美的英雄时代；在波希米亚，随着胡斯战争的爆发，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时代拉开了序幕。 [1]英国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的国王，1199—1216年在位。亦译“失土王约翰”。——译者注 [2]英国国王，1327—1377年在位，是英王爱德华一世的孙子。——译者注 [3]参看威·肯宁格姆：《英国工商业发展史》，1890年剑桥版，第1卷第253页。 [4]英国国王，1272—1307年在位。——译者注 [5]法国古地区名。范围基本包括东起罗讷河、西到加龙河，北至中央高原、南到地中海地区。——译者注 [6]英国国王，1216—1272年在位。——译者注 [7]参看乔·克雷克：《英国贸易史》，第1卷第128、148页。 [8]富勒：《教会史》，第3卷第9页。转引自肯宁格姆的《英国工商业发展史》，第1卷第284页。 [9]参看托罗德·罗杰斯：《英国劳工史》，1896年斯图加特版，第96、125页。 [10]托马斯·沃辛格姆：《英国圣公会史》，1863年伦敦版（出版者是赖利），第2卷第13页。 [11]参看赖希勒：《约翰·威克里夫和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情况》，第2卷第228页（此处使用的是187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译本，译者是P·洛里默）；此外，还可参看沃辛格姆的《英国圣公会史》，第2卷第9页。 [12]参看《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1578年巴黎版（出版者是布里的德尼·索瓦热·德福尔马伊），第2卷第122页。 [13]法国旧区名。位于巴黎盆地中部。——译者注 [14]“扎克”（Jacques）是当时的人对法国农民的蔑称。 [15]参看富瓦萨尔：《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第1卷第190页及以下各页。 [16]参看托罗谊·罗杰斯；《英国农业与物价史话》、《英国劳工史》。 [17]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5页。 [18]“据文献记载，在英国，只有穷人在瘟疫流行时深受其害，上层阶级中很少有人遭到不幸。”（托罗德·罗杰斯：《英国农业与物价史话》，第1卷第295页）“有关这场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看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死于瘟疫的人数，在威尼斯约有十万人，在吕贝克约有九万人，在斯特拉斯堡有一万六千人；维也纳一天之内就死去九百人。据称，许多地区十分之九的居民都被夺去了生命。不过，遭此厄运的通常都是贫苦阶层的群众，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执政的君主因染上瘟疫而殒命。”（弗里·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2册第303页）。 [19]即法国女民族英雄贞德（约1412—1431）。1428年，在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军占据法国北部，并围攻通往南方的门户奥尔良城，形势危急。1429年，贞德率军驰援，重创英军，解除城围，扭转了战局。贞德被称为“奥尔良姑娘”，成为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旗帜。——译者注 [20]亦称“蔷薇战争”。这是1455—1485年英国封建贵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混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为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为白玫瑰，故名。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饱经灾难；旧的封建贵族在战争中自相残杀，实力耗尽，客观上为都铎王朝建立专制统治扫清了道路。——译者注 [21]沃辛格姆：《英国圣公会史》，第1卷第456页。 [22]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主要参考了沃辛格姆提供的资料。富瓦萨尔也描述了起义的过程，但他那种趋炎附势的倾向表现得过于明显。他声称，作为一个法国人，他根据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撰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让一切努力施行德政的君主和善人引为鉴戒，知道怎样去惩治那些歹徒和逆贼。”（《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第2卷第124页）有关这次起义的情况，还可以参看C·E·莫里斯的《中世纪英国平民领袖传略》第2卷：《泰勒，保尔，奥斯德卡斯尔》，1875年伦敦版。 [23]引自莫里斯：《中世纪英国平民领袖传略》，第189、190页。
第三章伯格徳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三章伯格徳派 一伯格德派初创时期的状况 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和教皇 三查理四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一伯格德派初创时期的状况 在中世纪，最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从而最早出现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地区，是尼德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在那里，数不胜数的通商大道纵横交错。当时，从南方前往佛兰德斯港口的有法国人，特别是意大利人，他们带来了本地和东方的产品。他们有时沿莱茵河航行，经科伦顺流而下，但后来大部分人都经海路驶向佛兰德斯。不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英国人从西边来到这里，德国汉萨同盟各大城市的商人则从北部来到这里，他们沟通了东起诺夫哥罗德、西抵伦敦的整个北欧地区的贸易，并把佛兰德斯的港口，特别是布鲁日（在中世纪，布鲁日还是个海滨城市）作为他们主要的商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尼德兰的草原和滩地适宜发展养羊业，因此，这种条件也有利于毛纺工业的发展。贸易往来的繁荣兴旺促使人们在满足本地市场的需要之后进一步扩大生产；同时，这种贸易也给本地输送了上等的原料，即名震一时的英国优质羊毛。上述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使佛兰德斯很早（13世纪）就建成了十分发达的纺织品出口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参看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那里很早就出现了依附于资本的织工，意味着那里的纺织业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 因此，在阿尔卑斯山北部，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教派首先在尼德兰境内出现，就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这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教派就是伯格德派。 关于伯格德派的起源及其名称的含义，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莫斯海姆的推测比较可信，他认为“伯格德”一词是从古萨克森语中的“beg”（求乞）一词演化而来的，因此，所谓“伯格德派”就是指一群穷汉、一帮沿街乞讨的兄弟（见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378页）。人们还把伯格德派称作“罗拉德派”。“罗拉德”一词的词源是“Lollen”，原意为吟唱、喃喃低语。“罗拉德派”是指那些在送殡时唱挽歌的人。其实，“伯格德派”和“罗拉德派”这两个名称都是民众给这个教派起的绰号，伯格德派自己则把他们的组织简单地称作“兄弟会”。 据史籍记载，早在11世纪，尼德兰境内就出现了由虔诚的妇女组成的团体，其名称叫做“信女会”〔Beguinen，Begutten〕。这些团体的倾向如何，我们知之不详。据说，当时出现这种信女会团体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十字军东征造成了男性居民人数锐减，从而使妇女人数大大地超过了比例。许多女子不可能进行婚配，社会中出现了“妇女问题”，信女会的“妇女之家”就是要给独身女子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同修道院相比，这种组织的优越性在于：它们是自由的联合体，妇女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组织。 上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以后，尼德兰境内出现了一些由男子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的组织状况同信女会相似。 这种团体是由未婚的手工业者组成的兄弟会，其成员多半是织工[1]。他们聚居在自己的住宅里，过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靠从事手工劳动来维持生活，同时也开展慈善活动，尤其是致力于接济穷苦人和患病者。同所有的同类组织一样，这个团体也规定自己的成员过独身生活。 13世纪，有一个名叫多荷德尔的人描述过布鲁日地区早期伯格德派之家的情况，我们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伯格德派活动的实际情况。多荷德尔写道：“三十年前，此地有十三名织工，均为未婚男子、普通教徒。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追求一种虔诚、博爱的生活。他们向修道院院长艾克胡登租借了靠近城墙的一块地皮和一座宽敞舒适的房屋，每年缴纳六磅格罗申的租金，此外还要奉送一定数量的蜂蜡和胡椒。不久，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经营手工织造业，用共同的劳动所得，来维持共同的生活。他们没有制定什么严格的规章，也没有立下任何必须恪守的誓言，只是大家都一律穿着同样的褐色衣衫；他们本着基督教的自由和博爱的精神，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团体。”[2]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织工兄弟会”。直到1450年，布鲁日的伯格德派才放弃织造业的经营活动，去参加法兰西斯派，以便使自己免遭迫害。 在其他地方，伯格德派之家的组成情况也同布鲁日一样。在保证团体福利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每一个伯格德派之家内部都实行财产公有制。同时，每个成员也允许占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这些财产或者是他劳动的收益，或者是继承的遗产，或者是接受的馈赠。每个成员在有生之年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些财产，在他去世以后，这些财产全部归团体所有。 从经济上说，这种共产主义的团体远比个体的手工业者优越。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绝不会助长懒惰之风（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而且还因为大规模的经营比个体手工业者零零星星的小规模经营更加经济合算。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伯格德派的成员都没有结婚，没有家庭。毫不奇怪，这种工人合作团体有能力同行会的织工师傅进行激烈的竞争，因而在织工师傅中间不受欢迎。据莫斯海姆说，在根特等地，市政当局常常迫于织工行会的压力，不得不出面“压制伯格德派的劳动热情”，不得不在伯格徳派和行会之间进行调解，以便使公共生活重新恢复平静。[3] 可是在无产者群众中间，伯格德派却深受欢迎。这是因为伯格德派的生活费用较低，他们的劳动所得在用于支付自身的生活费用之后尚有盈余，他们便把这些盈余的财物用来周济穷苦人和患病者，并用来热情款待各地的来客。卜尼法九世曾在一道训谕中赞扬过伯格德派，说他们“在自己的旅客寄宿所里收留了那些贫苦和不幸的人们，同时还尽力发展其他各种慈善事业”。[4] 类似的共产主义合作团体还有“共同生活兄弟会”。这个组织也诞生在尼德兰，不过它直到14世纪末才问世。它的创始人是代文特[5]的格尔哈德·格鲁特。这个慈善团体的基本成员不是手工业者，他们是出身于上层阶级而又有志于扶助贫民的人。这个团体的性质也和伯格德派迥然不同。伯格德派的成员大都是织工，而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却主要是靠缮写书籍来谋生。伯格德派用自己盈余的财物帮助穷人克服物质上的贫困，而共同生活兄弟会则主要着眼于消除穷人在精神上的贫困，并致力于民众教育事业。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还十分缺乏，他们便在民众中散发书籍，以此作为促进民众教育的一种途径；但他们采取的主要途径还是兴办学校。在这一方面，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时，一个兄弟会之家甚至使全城居民的文化水平都有了普遍的提高。例如在16世纪中叶，阿默斯福特[6]地区就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普及了拉丁文知识。在那里，就连最卑微的手工业者也都懂得拉丁语、会说拉丁语；文化水平较高的商人都懂得希腊语，姑娘们能唱拉丁语歌曲。在大街小巷，人们处处都可以听到优美悦耳的拉丁语。”[7] 这段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但它至少说明了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活动所遵循的方向。 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组织。兄弟会“是一个紧密团结而又充满自由的合作团体。……加入团体的人无须立下终身恪守的誓言，兄弟们也无须象僧侣那样遵守严格而又琐细的规定。……兄弟会之家组织状况通常如下：在一个兄弟会之家，大约聚居着二十个兄弟，他们统一管理收支，统一安排膳食。……新的成员加入兄弟会之前……必须先经受为期一年的考验，在此期间，人们要对见习者进行十分严格的考察。……人们要求，参加组织的人员必须把自己继承的财产交给集体共同使用。弗洛伦西乌斯（格尔哈德的友人和弟子）在他的箴言中指出：‘生活在集体中的人倘若去找寻自己的财物，或者声称某个物品是他自己的财产，那就要受到严惩。'……兄弟会的工作妥善地分配给各个成员去完成。集体所需要的各种手工业都有专人从事。在韦瑟尔地区兄弟会之家订立的规章中，人们对担任教员、缮写员、书籍装订工、图书管理员和读书辅导员的兄弟们的职责作出了规定，同样，对担任裁缝、理发师、面包师、厨师、园圃工和酒窖管理员的兄弟们的职责也作出了规定。……可是，尽管存在着这种分工，大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协调一致的合作。负责宗教事务和教学工作的兄弟在必要时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全体成员都要轮流在厨房里干活），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兄弟则几乎要参加一切宗教方面的活动，这样，整个集体每时每刻都仿佛是一个和衷共济的家庭。全体成员共同致力的主要工作是缮写书籍。……他们每天都安排一定的时间来缮写书籍，而且特别划出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缮写供穷人阅读的图书。”[8] 不过，共同生活兄弟会从未发起过一场共产主义的反抗运动——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同那些有财产、有文化的阶级保持着联系。他们始终拥护教皇的统治。最后，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中，他们那种悄然无声的活动终于结束了。 伯格德派与共同生活兄弟会截然不同。诚然，伯格德派起初也十分驯顺，因而博得了一些教皇的赞许。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及其权威机构没有进行过丝毫的反抗。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中间渐渐地萌生了革命的因素。 他们从未象僧侣教团那样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多他们没有向教皇的权力机构要求过任何特权，也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权；他们始终没有依附于教皇的权力机构，也没有为了某种利益而同这个权力机构结合在一起。他们从未凌驾于无产者之上，因为他们没有制定任何明确的规章，也没有立下任何终身的誓言，所以，他们一直同无产者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团体、结婚成家，绝不会因此而同这个团体发生冲突。 在这方面，伯格德派同法兰西斯派中的在俗教徒极为相似，在一些地区，伯格德派有时实际上已经同在俗教徒融合为一个整体了。 法兰西斯派是得到教皇承认并由教皇授予特权的教派。尽管如此，他们至少在局部问题上还是同教皇发生了冲突。伯格德派是完全独立的教派，他们的无产阶级倾向从一开始就同当时教会的富裕状况和剥削性质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教皇之间的冲突当然就更加不可避免了。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虔诚和恭顺，只要他们所开展的这类运动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就会使罗马教廷感到一种威胁。从13世纪以来，伯格德派确实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当时，这个教派的信徒遍及整个德国、法国和英国，其发展速度之快简宜令人难以置信。造成这种形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许多城市在这一世纪都想方设法延聘佛兰德斯的织工，以求提高本地毛纺工业的发展水平。那时，东至维也纳、图林根、勃兰登堡、劳西茨，西抵英国，到处都有佛兰德斯织工的足迹。 不过，我们也不必把佛兰德斯织工向各地迁移所产生的影响估计得过高。相似的状况必然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在麻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已经发展成为出口工业的地区，麻纺织工人和棉纺织工人中间也出现了同伯格德派极为相似的倾向。 1404年，乌尔姆纺织业帮工制定了一个章程，这个章程“具有宗教的、几乎是苦行主义的浓厚色彩，使人不禁想起尼德兰境内的那些伯格德派兄弟会。伯格德派的成员大都是毛纺工人”（参看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载于希尔德布兰德出版的《年鉴》，1866年版第110页）。 伯格德派的迅速发展必然使这个组织的自信力不断增强。可是与此同时，这种迅速发展的趋势也促使这个组织内部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这是因为，同一种学说、同一种思想一旦被传播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它就不能不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一部分伯格德派成员依然是低首下心、终日祈祷的信徒，他们超然物外、与世无争；而另一部分伯格德派成员却产生了大胆的思想，他们不主张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对待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他们希望深入到社会中去，努力铲除这些不公正的现象。于是，大批的鼓动家（即所谓“使徒”）就走出了伯格德派之家，他们象韦尔多派的“巴尔本”[9]那样辗转各地，到处宣说原始基督教的福音，并建立了一些教区。这时，除了公开的伯格德派之家以外，大批具有激进倾向的秘密团体也开始在德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当时尼德兰还从属于德国）。这些团体并不是为策划武装暴动而成立的密谋组织，而是一些从事宣传活动的组织。可是尽管如此，当时的权威机构、特别是教皇属下的教会还是把它们视为寇仇，因而常常对它们进行搜捕和迫害。 早在1299年，在贝济耶[10]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就对这些组织进行了谴责，说他们在民众中鼓吹锡利亚式的狂想，诱使人们相信世界（也就是现存社会）的覆灭之日即将来临。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些伯格德派成员在莱茵河畔被当作异教徒活活烧死。 然而，这种迫害仅仅收到了局部的成效。伯格德派中比较温和、比较怯懦的一派确实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建立的那些伯格德派之家为了免遭迫害，便纷纷投靠当时拥有权势的某个僧侣教团，或者直接加入这个教团。在这种情况下，同伯格德派中的一部分卑躬屈膝的分子同气相求的法兰西斯派就成了最大的渔利者，他们乘机把许多伯格德派之家据为己有。例如，安持卫普的伯格德派之家早在1290年就已落入法兰西斯派手中。到了15世纪，这个伯格德派之家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座男修道院。 13世纪以后，人们就很少再建立新的伯格德派之家了。 可是，伯格德派中还有一部分比较坚强的分子，他们在当局的迫害下更加隐蔽地开展活动，同时也更加坚决地进行反抗。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支持。自从阿尔比战争爆发后，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都愿意迁徙到德国来，因为德国的国家政权不象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各国那样强固有力，也不象它们那样热中于维护罗马教廷的统治，因此，流亡者在德国就比较容易在某个城市找到安身之地，或者在某个地主的庄园里找到栖身之所，因为地主对新来的劳动者往往是非常欢迎的。 当时，从法国南方和意大利流亡到德国的是韦尔多派和使徒兄弟会成员，而从法国北方流亡到这里的则是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成员。 纺织业作为一个生产出口商品的行业，迅速地从佛兰德斯发展到了毗邻地区，这些地区在当时都同佛兰德斯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例如在下莱茵地区和法国北部地区，纺织业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香槟地区，纺织业在13世纪曾出现十分兴盛的局面。到了14世纪，纺织业急遽衰退，这主要是因为英法战争阻隔了通商大道，切断了纺织业的原料来源。 因为上述地区早就发展了毛纺工业，所以，那里也很早就出现了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至少是原始基督教倾向；不过对于无产者来说，这两种倾向归根结底完全一致）的织工兄弟会，即使徒会（注意不要把这个组织同意大利的使徒兄弟会混淆起来）。使徒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重新恢复使徒的生活方式。“早在12世纪，即在圣伯尔纳德时代，他们就已经遐迩闻名了，圣伯尔纳德在他发表的两篇论述所罗门诗歌的演说中，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使徒会主要在法国境内活动。……使徒会成员参加劳动，靠从事手工劳动维持生活。他们都是手工业者，从圣伯尔纳德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是织工。尽管圣伯尔纳德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他还是赞誉了他们的勤勉精神。”[11] 不过在12世纪，这一类教派在法国北方还不可能找到象法国南方或佛兰德斯那样的适于发展的土壤。因此，使徒会始终没有象韦尔多派或伯格德派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在那个地区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13世纪成立的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 这个教派的缔造者是贝纳的阿马尔里克（出生于法国沙特尔主教辖区的贝纳）。阿马尔里克于1200年左右在巴黎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204年，他因创立教义而受到指控，被传唤到罗马接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审讯，英诺森三世强迫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因此，人们以为阿马尔里克提出的那些危险的教义再也不可能引起祸患了。直到阿马尔里克于1206年去世以后，人们才发现他已经拥有大批的信徒。他的最杰出的弟子是迪南特的大卫（迪南特位于比利时的那慕尔附近）。1209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宣布阿马尔里克的教义是异端邪说，于是，当局便开始对阿马尔里克派进行残酷的迫害。 在当时的各种共产主义教派中，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是最勇敢、最激进的一派。他们不仅宣布实行财产公有制，而且宣布实行公妻制；他们谴责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因而也谴责一切当权者。最后他们宣布：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上帝无处不在。“1339年左右，一些伯格德派成员流入康斯坦茨主教辖区；据约翰·冯·温特尔图尔说，他们竟在那里传布这样的教义：仁慈的上帝会在一只虱子身上显灵，也会在一个人身上显灵。这种言论简直放肆到了极点。”（见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2卷，第20页。）由此可见，他们认为上帝就存在于人体内部；人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因此一切对人进行束缚的事物都应当受到鄙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去满足自身的欲望。如果我们揭开这种泛神论教义的神秘外衣，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对于遭到凌虐和践踏的无产者来说，这种教义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这种教义传播的范围很广，它很快就从巴黎经过法国东部地区传入德国境内。伯格德派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接受了这种教义。到了13世纪末期，这种教义在莱茵河畔的伯格德派中已经流传得极为广泛，以致在那个地区，“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和“伯格德派”这两个概念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伯格德派”这一概念所包容的涵义越来越广。在伯格德派中，把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置于首要地位的那一派越是得到普遍的发展，他们同市民和农民的民主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就势必愈加紧密，因为市民和农民的民主反对派也同样反对现存的制度，而且也同样把罗马教廷视为最庞大、最危险的敌人。这两派都从原始基督教中找到了相同的行动依据，而且，这些派别的教义都笼罩在神秘主义的烟雾之中，鼓动家们为了免遭迫害，又故意给他们的教义裹上一层掩人耳目的外衣，而无论是那些神秘主义的烟雾，还是这层掩人耳目的外衣，都不利于人们清晰地阐明原则问题，[12]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伯格德派同市民和农民的民主派之间的界线就越发模糊莫辨了。于是，“伯格德派”这一名称在14世纪的德国就成了所有异教徒的统称。在英国，伯格德派被称作罗拉德派；而“罗拉德派”这一名称在那里也同样成了异教徒的代名词。 因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伯格德派或罗拉德派在14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后来的英国大批涌现、比比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这些教派的发展规模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标志。可是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运动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和教皇 德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1314—1347年在位）同教廷之间发生的冲突，为伯格德派以及整个异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场冲突进行一番详细的分析。 民族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总喜欢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把皇帝和教皇之间发生的每一次冲突都看成是一种“文化斗争”，即德国皇室的较高文化同教廷的蒙昧野蛮之间的斗争。他们根本不问这种斗争出现在什么时代，不考虑这种斗争是发生在公元10世纪，还是发生在19世纪。在这些历史学家写的通俗著作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实，即便是在中世纪，皇帝和教廷之间各次斗争的性质也不尽相同。从鄂图王朝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和教廷之间斗争的焦点主要是：统治机构（即教会）的操纵权和利用权应当由谁来掌握；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操纵权和利用权又应当由谁来把持。后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城市摆脱了一切外来的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于是，皇帝和教皇争夺意大利北部地区操纵权和利用权的斗争也就随之结束了。至于双方为争夺教会操纵权和利用权而进行的斗争，其结局同他们之间的其他一些斗争一样，最后是代表较高文化的一方（即意大利教廷）取得了胜利，而代表野蛮的一方（即德国皇室）则遭到了失败。德国皇室贪婪地觊觎意大利的财富，结果却使自己的势力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当教廷击败皇室、胜利凯旋的时候，德国境内拥有领地的诸侯们也在庆贺自己的胜利。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发展，在各地都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勃兴起了促进作用。可是在德国，这种发展趋势却没有导致中央政权的加强，事实上，自从霍亨斯陶芬王朝败落以后，德国中央政权便明显地陷入了衰微的境地；相反，帝国诸侯的势力却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而日益强盛起来。这些诸侯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拥有主权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中，德国皇帝只不过充当一个联邦首领的角色罢了。 而在毗邻的法国，情况却迥然不同。从13世纪起，特别是从法国王室占据了富饶的法国南部地区之后，王室的权势便日益增强（参看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正是在德国皇室同教廷之间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斗争最终以教廷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的时候，法国国王积蓄了十分强大的力量，实现了德国皇帝极力追求而未能达到的目标，即把教皇变成自己的工具，并让教会为自己效劳。我们在前面叙述多里奇诺起义的历史时，曾经介绍过卜尼法八世的情况，这位教皇力图摆脱法国国王菲力浦四世的控制，结果却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1303年）。为了彻底粉碎教皇谋求独立的一切梦想，菲力浦四世强迫卜尼法八世死后的第二个继位者、1305年当选为教皇的法国人克雷芒五世离开罗马，并迫使他迁居法国南部地区。克雷芒五世在法国南方经过长期的辗转流徙，最后终于在1308年定居于阿维尼翁[13]。此后，在长达两个世代的历史时期中，阿维尼翁一直教皇官邸的所在地。[14] 这样一来，教廷就完全成了法国王室的附庸。早在克雷芒五世当选为教皇的时候，他就被迫向法国国王许下一系列重要的诺言，于是，法国国王便威逼他将这些诺言一一兑现。克雷芒五世一登上教皇的宝座，就同意国王对法国的全部教产征收什一税。然而，对于法国国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取缔圣殿骑士团。原来，这个骑士团拥有巨额财产，其指挥中心设在法国南部地区，菲力浦四世对它的财富早就馋涎欲滴了。[15]克雷芒五世极力从中斡旋，但无论他使出什么花招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只好勉为其难地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给圣殿骑士团加上传播邪教、败坏风纪的罪名，导演了一出开庭审理的闹剧，然后宣布骑士团是异端，并取缔了这个组织。在其他地区，君主们如果想没收大量的教产，那就得准备同教廷断绝关系；而在法国，教皇却亲自出面帮助君主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毫不奇怪，法国国王始终坚定地站在天主教和教皇一边，并对异教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外交政策方面，教皇也不得不顺从法国国王的意愿。法国国王一直同英国龃龉不和，同时还企图牺牲德国的利益，借以扩大本国的领土。为此，法国国王迫使教皇同英国国王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 不过在这一方面，法国国王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来强迫教皇就范。自从教皇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以后，教廷就丧失了原先从法国获得的那一份最优厚的收入。而且，由于教皇已经离开罗马，教廷也就越来越无法从教皇国获得可靠的收入，这一部分收入甚至常常全部落空。而与此同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教皇宫廷却同当时所有的宫廷一样，生活越来越奢侈，需求越来越提高，对金钱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教廷从法国和意大利捞取的财富越少（不久以后，它从西班牙获得的收入也日益减少），它就越是要加紧对北方各国进行敲诈勒索。在阿维尼翁，教皇处心积虑地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法规，用以榨取德国教会的钱财，后来，这些法规终于促使德国同罗马决裂，并导致了一场宗教改革。[16]在14世纪，德国的中央政权十分软弱，因而在一切问题上都只能听凭教皇摆布。当时教廷在各种名义下向德国主教和修道院长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同时还采取越来越卑劣的手段进行直接的剥削（例如出售赎罪券），并进行威逼勒索（主要是以开除教籍来威胁恫吓）。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曾经这样写道：“由于教皇无休无止地提出要求，由于到罗马去朝拜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加上战争连绵不断，德国绝大多数的教会机构（在14、15世纪）都负债累累，不得不向意大利银行家借款，并偿付高得惊人的利息。锡耶纳、罗马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利用教廷的权威，对德国教会进行重利盘剥。如果德国的主教不及时偿付债款，这些银行家就会设法让教皇发布命令，用开除教籍和罢免职务来威胁德国主教，迫使他们付清利息。”（引自拉秦格尔：《教会济贫史》，第304页及以下各页） 可是，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教皇仍不满足。克雷芒五世的继任者、1316年即位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布：皇帝去世之后。他的权力应归教皇所有；这就是说，身为法国奴仆的教皇应当成为德国的太上皇。任何一个皇帝，只要他还想保持皇帝的地位，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主张。于是，路德维希接受了挑战，但他是出于无奈，因而态度勉强，行动也不坚决。这场斗争完全不同于霍亨斯陶芬王朝与教皇之间进行的那场斗争，因为斗争的双方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夺意大利的操纵权和利用权，而是为了争夺德国的操纵权和利用权；不再是为了解决由谁来主宰教会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教会的宗教统治者能否主宰世俗政权的问题。教皇向德国采取了攻势。正当各国的君主政权日渐强大，并开始利用教会为自己效劳的时候，德国皇室却在教皇面前为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斗争。 在这场斗争展开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场斗争。当时，帝国的诸侯已经开始变成拥有主权的统治者，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削弱皇权。相反，在日益崛起的诸侯面前受到威胁的那些势力，尤其是各个自由的城市，却把皇权看成是自己最好的盟友。因此，在反对教廷的斗争中，这些势力也就成了皇帝的最有力、最可靠的同盟者，而那些级别较高的贵族却往住站在教皇一边。当然，教皇有时过于骄横跋扈，连诸侯们也不得不奋起反抗；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把皇帝看成是自己直接面临的敌人，因而协助教皇来削弱和压制皇帝的势力。 教皇对皇帝使用了最厉害的武器：他宣布皇帝是异端，并革除了皇帝的教籍。然而，各城市对教皇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当时有一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在这段时间，教会的神职人员在普通教徒中受到了极大的蔑视；在人们的眼中，就连犹太人也比这些神职人员高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曾多次引证路·克勒尔论述早期改革派的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以极其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各城市对教皇的态度： “斯特拉斯堡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当教士们遵照教皇的命令停止举行礼拜仪式时，他们就被撵出了这座城市。苏黎世早在1331年就驱逐了教皇委派的一切神职人员。在康斯坦茨，市政府要求当地的僧侣重新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让他们考虑。在这一期限过去之后（1339年1月6日），所有拒不履行职责的僧侣都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在罗伊特林根，市政厅公开宣布：对于俯首帖耳地服从教皇的教士，任何人者都不准收留，违者要罚十五镑钱币。在雷根斯堡，市政当局用饥饿来威胁当地的教士，强迫他们举行礼拜仪式。在纽伦堡，市政当局的寡头统治集团一度曾同罗马神职人员互相勾结，此后，各行会展开了公开的斗争，最后终于挫败了那些豪门贵族和教士。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刚刚奏捷，就立即站到了被革出教门的皇帝一边。由此可见，凡是不受贵族统治的城市，都与罗马势不两立，同时都忠诚地拥戴路德维希。”（引自路·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第114页。）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伯格德派的异教运动就以突飞猛进之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因为当时整个德国都回荡着反对教皇的战斗呼声，无论是谁，只要加入这一斗争的行列，都会受到市民派和皇权拥护者的欢迎。 莫斯海姆在他的书中摘引过一位法兰西斯派编年史家的著述，这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 “德皇路德维希让那些教会分裂主义者青云直上，登上无比显赫的高位，却不去清算他们犯下的罪行，这种做法使各个教团的其他一些分裂主义者更加有恃无恐、恣意妄为。这些人凭着一些真真假假、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同教皇实行决裂，助长了‘兄弟会’（即伯格德派）的势力，给天主教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兄弟会’成员肆无忌惮地纷纷从他们隐匿的地方跳了出来，支持彼得·科尔巴利乌斯（即路德维希推举的伪教皇，其僭号为‘尼古拉五世’）和路德维希所采取的行动。”[17] 这时，从其他国家逃往德国的异教徒也得到了路德维希的庇护。1324年，约翰二十二世在一篇训谕中把这位德国皇帝称作异端分子的保护人和支持者，并特别指出他保护和支持了伦巴第的异教徒。这里的所谓异教徒，大概就是指韦尔多派和使徒兄弟会。 德皇路德维希甚至还利用了共产主义思想，不过，他所利用的并不是伯格德派所主张的那种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法兰西斯派所主张的那种危险性较小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指出，在法兰西斯教团内部，人们曾围绕该教团能否添置产业的问题进行过斗争（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对法兰西斯教团中贪求财富的一派表示支持，从此以后，这个教团中严格遵守教义的一派就越来越明显地采取敌视教廷的立场。1317年，约翰二十二世设立宗教裁判所，惩处了严格遵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即属灵派或小兄弟会。此后，这位与路德维希针锋相对的教皇又于1322年宣布：这个教派所宣传的有关基督及其使徒不置产业的教义乃是异端邪说，于是，教廷同这个教派的矛盾就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1328年，约翰二十二世甚至撤销了教团首领米夏埃尔·冯·卡塞纳的职务，因为这位首领站在严格遵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一边。这样，严格遵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便坚决支持路德维希，成了他手下的一批最积极、最勇敢的鼓动家。路德维希正是从他们的队伍中推选出了一名伪教皇，即前面已经提到的尼古拉五世。1328年，路德维希让罗马人选出了这位伪教皇；当然，这样做不过是权宜之计，路德维希很快就会将伪教皇抛在一边。到了1330年，尼古拉五世已经拜倒在阿维尼翁教皇的脚下，并发誓要悔过自新，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 这个德国皇室奴才的命运已经表明，教皇与皇帝之间的这场斗争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最后，德国皇帝终于遭到了失败。 三查理四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教皇克雷芒六世（约翰二十二世以后的第二个继位者）为德国皇位物色了一位候选人，此人甘愿死心塌地为教廷和法国效力。这个人就是波希米亚国王约翰的儿子查理。 德国皇权的衰落不仅给帝国诸侯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开始成为享有主权的统治者，而且也给帝国边境的一些地区（如瑞士和尼德兰）提供了可能，使它们相继取得了独立地位。当时，波希米亚也在日益摆脱帝国的控制。在同帝国当局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波希米亚国王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法国的查理四世娶了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卢森堡人）的妹妹为妻，这样，双方就结成了姻亲。约翰的儿子温采尔是在法国王室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由于王室对“温采尔”这个名字不太欣赏，他就在行坚信礼时改名为“查理”，自此以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王室的教育和王朝的利益使他成了法国和教廷的忠诚可靠的盟友。当查理表示希望登上德国皇位时，教皇克雷芒六世便立即宣布废黜正在执政的路德维希，并要求德国人另选一个新的皇帝。查理以教会为靠山，用他掌握的大量钱财作后盾，赢得了四个选帝侯的支持，这些选帝侯一致推举他登上了皇位（1346年）。就在两个皇帝即将展开真正较量的时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离开了人世，于是查理就赢得了胜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为此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 查理不是那种容易为感情所左右的政治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深入地钻研过一套新的统治术。因此他深知，凭借帝位之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他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大权在握，是因为依靠了他的祖国的支持，而并不是因为他戴上了一顶皇冠。因此，他最关心的是波希米亚的利益。虽然他也利用占据皇位之便千方百计地榨取钱财，但他决不想为了保持皇位的尊严而去冒险进行斗争，从而为此作出牺牲。在他看来，皇帝身上残留的那一点威严是同教皇属下的教会的威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皇帝和教皇只有合作才能共存。当然，由于查理本人的倾向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在进行这种合作时是不会感到困难的。 这样，查理就象意大利人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僧侣皇帝”，充当了教廷权益的热心代理人。教廷的一切权益，只要同他自已的权位没有冲突，他都极力加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自然是民主的异教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异教势力。当初，在路德维希的统治下，迫害伯格德派的行动在德国境内几乎已经完全停止，即使还有人要进行这种迫害，也不可能得逞。而现在，这里却开始了一个对伯格德派血腥镇压的时代。 据史籍记载，这种迫害异教徒的行动早在1348年就已经开始。但反动势力直到14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才大张旗鼓地进行疯狂镇压，因为当时英国的异教运动蓬勃高涨（我们在下一章就要谈到这个运动），引起了罗马教会的切齿愤恨。为了对付伯格德派，查理接连不断地颁布了一道道法令。1369年6月10日，他在卢卡[18]下令授予宗教裁判所法官特别代理权，这是他使出的最凶狠毒辣的一招。 早在1367年，教皇乌尔班五世就向德国派出了两名宗教裁判所法官，但过了不久，这两个法官就感到案件太多，难以应付。于是，乌尔班的继任者、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又增派了五名法官去协助他们工作（1372年）。从此以后，德国到处都燃起了烈焰腾腾的柴堆，成百名异教徒被活活烧死。 最后，教皇卜尼法九世于1394年1月30日发出了一道诏书。他参照德皇查理四世颁布的法令，在诏书中将历任教皇作出的所有关于剿灭异教徒的决定全部汇集在一起，同时，他还引证了德国宗教裁判所法官就德国异教徒问题所写的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指出，民众把那些异教徒称作“伯格德派”、“罗拉德派”和“姊妹会”，而异教徒自己则把他们的组织称作“贫民会”和“兄弟会”。卜尼法九世愤愤不平地写道，一百多年来，这种异教运动一直在发展，尽管当局用火刑进行威胁，也仍然未能把它镇压下去，现在，终于到了彻底扫灭异教运动的时候了。 果然，在1395年，宗教裁判所法官彼得·皮利希多尔夫呈送了一份捷报，声称他们已经把异教运动镇压下去了。可是到了1399年，教皇卜尼法九世又不得不增派六名法官前往德国。 在当时的形势下，伯格德派的拥护者日益增多，他们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可是，由于当局进行残酷的迫害，他们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影响。 公开的、独立的伯格德派运动终于彻底销声匿迹了。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早在13世纪，当伯格德派刚刚遭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温和派成员就已开始向托钵教团靠拢；而现在，这些人已经完全依附于托钵教团。人们再也看不到独立的伯格德派之家了，它们已经变成了一座座修道院，其中一部份被托钵教团、特别是法兰西斯教团占有，另一部分虽然还保留原有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站到僧侣的立场上了。教皇尼古拉五世终于在1453年正式批准将这些修道院吸收进教会，并向它们授予在俗教徒修会的各种权利。 伯格德派的秘密组织并没有被彻底剿除，也没有低头屈服。可是，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斗争中，这些组织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没有能换来胜利的成果，而只是使无数志士献出了生命。 后来，只是当德国的世俗统治者再次同教廷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当德国绝大多数诸侯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教会和皇帝发起全线进攻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反抗运动（它在各种反抗运动中力量最为薄弱）才有可能同其他异教运动一样，重新在德国境内兴起。 从路德维希四世去世，到德国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发生，整个欧洲在这段时间只有两个地方还有条件掀起异教运动：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波希米亚——这种地点的转移很不寻常，因为德国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猖獗，正是波希米亚统治者推动的结果。 [1]据记载，在德国，积极参加伯格德派—韦尔多派运动的除了织工意外，主要是建筑工人。路德维希·克勒尔在他的《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1885年莱比锡版）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间接证据，试图证明这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自由的泥瓦匠同业公会。如果这种考证真的能够成立，那么，这无疑是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可是，他没有为自己的假说提供任何直接证据，他那些间接证据也并没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2]转引自I·L·冯·莫斯海姆：《伯格徳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1790年莱比锡版，第177页。 [3]参看莫斯海姆：《伯格德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第182页。 [4]参看莫斯海姆：《伯格德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第653页。 [5]荷兰东部城市，在埃塞尔河畔。——译者注 [6]荷兰中部城市。——译者注 [7]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2卷第111页。 [8]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2卷第97—102页。 [9]“巴尔本”是韦尔多派的教士，他们长年累月在各地奔走联络，宣传教义。——译者注 [10]法国南部城市，临地中海的利翁湾。——译者注 [11]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380页。 [12]“在那些‘使徒’中间，有一个‘隐秘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派别，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渐渐地创造了一套十分巧妙的手法。早在13世纪，奧格斯堡的大卫在谴责‘异教徒’时，就曾着重指出这些人善于以极其‘狡猾的手法’来玩弄词令。有一部古代文献在谈到14世纪的一位韦尔多派使徒时这样写道：‘此人十分机智，善于用词藻来粉饰和遮掩自己的邪说。’……对于这些‘神秘主义者’来说，象征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出于对异端裁判所的恐惧，不敢如实地宣讲自己的观点、主张和原则，于是，他们便使用一种手势语言，而这种手势语言往往只有‘兄弟’们自己才能理解。施纳泽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些人看来是故意用隐喻手法给自己的主张裹上一层外衣。”（路德维希·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第184、219页。） [13]法国南部城市，位于罗纳河畔。——译者注 [14]1376年秋，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离开阿维尼翁，于1377年初由海路进入罗马。阿维尼翁教廷历时七十年才告结束。——译者注 [15]同其他教团一样，圣殿骑士团也不单是从事宗教活动；这些骑士对于经商之道是颇为谙练的。普鲁茨指出：“无可否认，圣殿骑士团的确以作战勇敢而著称。可是，人们同时也强烈地谴责他们奉行的自私自利政策，指斥他们时时刻刻把骑士团的利益置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之上。在这一方面，人们着重指出骑士团同异端分子保持着许多暧昧的关系。这个组织为了聚敛财富，甚至不惜牺牲基督教界王公大人们的利益，对于他们贪求钱财的行为，人们早就进行了斥责。骑士团拥有巨额资金，最后竟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财团。在那个灾祸频仍的时代，骑士团占有的不动产的价值估计约有二千五百万至六千二百万法郎，同时，他们还收取利息，什一税和租金等等，每年的进项不低于二百万法郎，如果按今天的币值来计算，这个数字大概还要再扩大二十五倍。这种富埒王侯的状况当然同那些‘圣殿贫苦兄弟’订立的坚守清贫的规章很不相符，况且在这些财富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履行骑士团的职责，同时，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为圣地作出贡献。骑土团不仅经营船舶航运业务，而且还进行大宗的买卖交易。他们用自己的橹舰每年花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运往巴勒斯坦，再把这些人从那里接回原地。他们享有特权，可以免税输入西方各地的商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种特权使他们有可能大规模地从事牟取暴利的投机事业。他们作为东西方往来的主要沟通者，对整个货币流通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皇利用骑士团的那些既安全可靠又能快速航行的船只，把专为圣地筹集的钱款运往目的地，指定人们将这笔钱存放在骑士团的金库里，并让骑士团的公职人员负责管理。对于其他一些金融方面的活动，骑士团也起着沟通者的作用。他们设在巴黎的中心机构（即圣殿）简直变成了一座国际交易所，那些散居各地、相隔千里的商人在签订协议时都要同这个交易所取得联系，甚至连各地的君主也照此办理，例如法国国王就把自己的钱财寄存在那里，并委托人们在那里办理收支业务。骑士团办理这样的业务，当然不是纯粹出于仁爱之心，倘若无利可图，他们是绝不会为人代劳的。圣殿骑士团既是军事集团，又是大地产占有者，任何人都无法同他们竞争。在这种条件下，这个组织最后便发展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财团。君主们纷纷向他们献媚，并向他们借贷资金。对于骑士团的这种势焰，菲利浦四世深有感受。”（引自汉·普鲁茨：《中世纪西方国家史»，1887年柏林版，第2卷第49、50页》 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一切骑士中最富有基督教精神的骑士们所创建的圣殿，竟然是一座商业交易所！同莱辛虚构的那个有关圣殿骑士同犹太人纳旦建立友谊的故事相比，这个事实更使反犹太主义者感到难堪。（圣殿骑士同犹太人纳旦建立友谊的故事，出自德国作家莱辛的著名剧作《智者纳旦》。——译者注） [16]我们在前面引证了汉斯·普鲁茨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生动地描述了教皇聚敛钱财的各种手段。他写道：“教廷对聚敛钱财的一套手法早就运用得十分娴熟了，它给各种等级的神职和名目繁多的差使一一标明了出卖的价码，规定了委任手续费，形成了一套精审严密的制度，从而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在合法的名义下搜括钱财。对此，大家早已怨声载道，可是后来这些流弊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因为教廷在当时已经无法再象先前那样从罗马城和教皇国收取贡赋，同时也由于大批希望交上好运的骗子纷纷涌向阿维尼翁教廷，由于教廷人员在普罗旺斯寻欢作乐，过着放荡的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迫切地需要现金。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促使教廷把聚敛钱财的本领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把失去的一部分收入通过另一条渠道两倍、三倍地补偿回来。教廷首先靠出买那些报酬优厚的神职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无论是教廷的高级官员，还是包括教廷公证员、书记员、缮写员等在内的一大批低级官吏和从事辅助性工作的公职人员，都要先向被授于显要神职的人诈取一笔钱财，然后才给这些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发放委任证书。被擢升为修道院长、主教或大主教的人员，首先必须上缴一大笔钱财；不用说，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他们还得预先花钱在各种掌握实权的机构打通关节。这些人在达到目的之后，自然要想方设法使自己付出的代价得到补偿；当初别人采用标价出售神职和收取任命手续费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们，现在，他们也使用类似的手段来对付下级机构的人员。于是，各级机构都层层效仿，如法炮制；下级机构的人员不仅必须从有限的薪金中拿出钱来补偿上司们已经支出的款项，而且还必须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收益，使他们不受任何损失。在教廷的财政预算中，神职任命费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收入。所谓神职任命费，是指新上任的高级神职人员为了得到教皇的认可而上缴的一笔款项。早在13世纪末期，布雷萨诺内教区的主教任命费就已经高达4000金币，除此之外，被委任者还要向教廷的官吏奉送200金币作为礼金。后来，各种神职的价格又有了大幅度的上涨：美因茨、特里尔和萨尔茨堡教区的大主教任命费分别为10000金币，鲁昂教区的大主教任命费甚至高达1200O金币；朗格勒教区的主教任命费为9000金币，康布雷教区的主教任命费为6000金币，图卢兹和塞维利亚教区的主教任命费分别为5000金币；甚至象明登这样的贫穷教区，主教上任时也必须上缴500金币。至于各个修道院辖区，教廷也采取类似的做法，根据各地教产的多少来规定修道院院长任命费的标准。后来，约翰二十二世规定，一切由于原任人员升迁而出缺的神职，均归教皇掌管，这些神职的继任人员都必须由教皇直接任命。这样一来，教皇就可以掌握一大批职位，以便随时用于擢升新的人员。自从约翰二十二世想出了这个绝妙的主意之后，神职任命费就成了教廷最充畅、最可靠的财源之一。与此同时，教廷从上任年贡中得到的收益也在急遽增长。所谓上任年贡，是指每一个新任主教在上任后第一年缴给教廷的全部收入。此外，教廷还实行所谓“初熟之果制度”，这就是说，只要一个教会的有俸职位还没有人员到任，这个职位的薪俸就归教廷所有；于是，教廷就可以拖延肘间，迟迟不任命新的人员，以便大大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教廷还坚持实行教士遗产法，按照这项法规，在主教死后，他的动产全部归教廷所有。教廷所做的一笔获利甚多的生意是出卖挂名神职，即允许某些暂时还无权担任神职的未成年者获到候补资格，或颁发递补证书；允诺某些人在将来继任那些眼下还被占据的职位。除此之外，教廷还通过审批兼职权和兼差权（即允许某些人同时兼任数种有俸职位）来增加收入。最后，还有一种十分兴隆的买卖，那就是出售各种各样的赦免权和特许权，为此，教廷针对各种情况详尽无遗地制定了收费标准。 教廷通过这一系列的财政措施，从那些收入丰厚的显贵那里征收了巨额钱财，而这些显贵又对自己的下级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最后，这一沉重的负担就落到了无拳无勇的平民百姓身上。”（引自汉斯·普鲁茨：《中世纪西方国家史》，第2卷第330页及以下各页。） [17]转引莫斯海姆：《伯格德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第320页。 [18]意大利中部城市，在托斯卡纳区。——译者
第二章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异教共产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二章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异教共产主义 一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 二韦尔多派 三使徒兄弟会 四农民战争的经济根源 五多里奇诺起义 一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 我们在本篇的开头已经指出，中世纪的城市建设事业最初是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发展起来的，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活动最初也是在那些地区出现的。不仅如此，正是在那些地区，还萌发了早期的异教活动，即最初的宗教改革运动。 德国的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一种愚蠢的论点，他们声称，必须具有一种内心的热忱、一种笃实虔诚的宗教感情，才会产生改革教会的强烈愿望，而这种热忱和宗教感情只有在日耳曼民族那里才能发现。可是我们看到，宗教改革运动很久以前就在意大利展开了，而那时德国境内还根本没有萌生宗教改革的思想。 宗教改革运动最初正是在罗马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首善之区开展起来的。罗马在中世纪是“欧洲的心脏”，其性质同大革命[1]以后至1870—1871年战争[2]这段历史时期的巴黎相似，但就地位来说，当年的罗马要远远地超过后来的巴黎。那时，罗马是统摄一切教会事务的中枢（在中世纪，教会事务充斥着一切生活领域），任何教会事务都在罗马最后裁定；不仅如此，罗马还是艺术和科学的中心，是裁决一切争端，包括世俗社会争端的最高机构所在地；——最后，不要忘了，罗马还是人们穷奢极侈、寻欢作乐的花花世界。那些感到心情抑郁、在故乡无法享受自身权利的人，那些希望获得高深的学问、想要领略典雅艺术的人，那些坐在家中百无聊赖、而又拥有大量金钱的人，都怀着虔敬的心情纷纷前往罗马。这些人云集罗马，尽管动机千差万别，所得的结果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最后都会把金钱挥霍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们往往还会去借用别人的钱财。 早在中世纪，罗马就同今天一样成了一座旅游城市，它依靠外地的游客来维持生存、求得发展，这种状况在当时表现得比现在还要明显。历届教皇给自己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罗马旅游业的发展。 在中世纪，人们还没有想到用举办博览会的方法来吸引游客。不过，教皇们在那时却发明了另一种同样奏效的方法，那就是举行大赦年（或称神圣年）的庆祝活动。谁要是在规定的某一年到罗马去朝圣，他的全部罪孽都会得到赦免。这一招果然行之有效。正象成千上万的人在1889年和1900年打着求知的幌子前往巴黎，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寻欢作乐一样，在中世纪，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神圣年前往罗马，他们在那里纵情享乐，干尽了当时人所共知的各种罪恶勾当，而一旦启程还乡，却可以比初来罗马时显得更加清白。教皇卜尼法八世宣布1300年为第一个大赦年。要统计这一年象潮水一般涌向罗马的人数，“是颇为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结果；精明的僧侣们深知，一旦开了先例，人们便会竞相效尤，所以，他们可能对当时的实际人数进行了夸张。不过，有一位亲自参加了庆典的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断定，在那段时间，罗马城里到处游客如云，其数量从未少于二十万人。另据一位亲历其事的人估计，这一年前往罗马的游客累计约有二百万人。每个游客只要略微捐赠一点钱财，就能使财富堆积如山，足以同帝王的库藏媲美。在圣彼得大教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两名神甫手执齿耙，把流水一般倾注在圣坛上的成堆的金银扒搂进去，根本顾不得细数。那时适逢天下太平，民丰物阜；退一步讲，即使食品匮乏，客店和寓所的租金昂贵到极点，在卜尼法的政策推动下，在罗马人招徕顾客、以图渔利的贪欲驱使下，人们也会想方设法储备数量充足的面包、美酒和鱼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德译本由施鲍尔谢尔翻译，1837年莱比锡版，第2573页。） 按照最初的规定，“神圣年”每隔百年才庆祝一次。可是，买卖既然如此兴隆，教皇和罗马人就势必要求经常举行这种活动。于是，每两次大赦年的间隔就越来越短，先是改为五十年一次，然后改为三十三年一次，最后又缩短到每二十五年庆祝一次。 上面讲的还仅仅是当时引诱游客、攫取钱财的种种手段中的一个例子。其实，在罗马教皇发明大赦年的花招之前，这座中世纪的“不朽之城”早就已经在衰替的境况中重新堀起了；它比中世纪的其他城市更早地树立了威势，更早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不过，在其他各个城市得到验证的一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罗马，那就是：这座城市的生活越是富裕，实力越是雄厚，城里居民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就越是增强。同其他城市的居民一样，罗马人也力图挣脱统治者的控制而求得独立，他们所要摆脱的对象有时是教皇，有时是皇帝，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中世纪的罗马近似于1789—1871年这段历史时期的巴黎，这绝不仅仅因为罗马是欧洲的心脏，而且也因为它同巴黎一样，是当时革命的中心。 在12世纪，明谷的圣伯尔纳德[3]被奋起反抗的民众吓得胆战心惊，他曾经这样大声疾呼： “谁还不了解罗马人那种放肆和乖张的特征？这些民众从来都不安分守己，生来就喜欢犯上作乱。他们性情粗野，桀骜不驯，目无尊长只是因为力量太弱，他们才没有起来造反。当他们许下诺言，表示要尽心效力的时候，实际上却在竭力篡权；当他们立下誓言，保证要忠贞不二的时候，实际上却在等待时机，准备发动暴乱；如果当局对他们不予理睬，将他们拒于门外，他们就会狂呼乱叫，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擅长于惹是生非，而对于行善之道却一窍不通。他们的行为惹得人神共愤；他们丧心病狂地亵渎上帝，在自己内部勾心斗角，而对邻人又嫉妒怨恨，因此，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表示友爱。他们希望别人对他们望而生畏，而他们自己却时刻提心吊胆，过着卑怯的生活。他们不甘心听命于人，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对于上司，他们心怀异志，对于同自己地位相当的人，他们无法和睦相处，对于向他们行善的人，他们以怨报德。无论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还是拒绝别人的要求，他们都同样表现得那样恬不知耻。”[4] 这种呵斥之声，听起来同资产者在1871年辱骂巴黎人的语言何其相似！ 正当教皇们在基督教世界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在罗马本地却威风扫地。“教皇们以开除教籍为手段，对诸侯和民众进行威吓，他们踌躇满志，以为自己权力无边，对西方世界的教会实行着统治。然而正是这些教皇，在罗马却很难找到一处安定的立足之地。恰恰在他们自己的这座城市、在他们主管的这片教区，他们最难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本地居民的诅咒声中，他们常常象逃亡者一样辗转流徙于四面八方。”[5]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些称雄世界的统治者在本城居民面前是何等软弱无力；他可以逼迫德皇亨利四世前往卡诺莎请罪，但对罗马人却无计可施。[6]这是一个彰明较著、家喻户晓的事例，但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孤证。这位教皇感到自己在罗马没有安全的保障，只好出走，情愿在异乡流离转徙，最后死于萨莱诺[7]。 只是到了15世纪，当诸侯的专制政权在各地纷纷崛起的时候，教皇们才控制住自己统治下的那些叛逆的臣民。（在庇护九世于1848年逃离罗马之前，[8]）犹金四世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受到罗马人起义的威胁而被迫逃亡的教皇（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433年）。 当时，民众希望按照《福音书》的要求，迫使僧侣重新去过清贫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把教会搜括来的、堆积在罗马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显然，对于如此不甘屈服、如此敌视教会的民众来说，产生这样的愿望是十分自然的。还有一个事实也不难理解，那就是：通过若干年来反抗教皇控制的活动，民众已经认识到，究竟应当从哪里着手，才能找到维持生存的不竭的源泉。 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正是在罗马首先发难，力图对教会进行认真的改革（这一历史事件早在12世纪中叶就已发生）；而这种尝试性的行动是同布雷西亚[9]的阿尔诺德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阿尔诺德是阿伯拉尔[10]的弟子，他十分坚决地反对教会神职人员占据世俗财产，同后来所有宗教改革家一样，他也以原始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依据。可是，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按照他的观点，教会的财产不应当分配给民众，而应当归世俗当权者所有。 阿尔诺德曾在巴黎学习阿伯拉尔讲授的课程，由于“散佈异端邪说”，被驱逐出法国，此后便逃往瑞士。1145年，他前往罗马，受到当时正在采取反抗行动的民主派的保护，于是，他便为民主派效力。 可是，不到十年时间，这场运动就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因为罗马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该跟别人一起用过于暴烈的行动去反对教皇，对于他们来说，那样做实际上等于亲手宰杀为自己下金蛋的母鸡。的确，罗马之所以能增强实力、积累财富，并不是依靠本地的工业或商业，而是依靠教皇对基督教世界的盘剥。同古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罗马人也是依靠对世界各地的剥削来维持生存的，只是剥削的方式与先前不同罢了。1154年，罗马人同教皇缔结了和约，并将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驱逐出境。后来，阿尔诺德落在声名赫赫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手中，又被这位皇帝引渡给教皇麾下的刽子手，于是，刽子手们立即将他处以火刑，烧死了这位名闻遐迩的异教徒。 二韦尔多派 相比之下，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在法兰西南部地区，异教活动的基础更加深厚。在中世纪的西欧，商业和城市工业正是在那些地方率先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论及意大利南方的情况，囲为从中世纪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那个地区隶属于西欧，不如说它隶属于东方世界。那里的文化没有多少基督教—日耳曼的特色，相反却具有比较鲜明的拜占庭—萨拉逊的风格。在意大利北方和法兰西南部地区，最早出现了市民阶级。那里不仅最先发展了满足当地需求的手工业，而且紧接着又建立了早期的大工业和出口工业，因而也就出现了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雏形。 这些城市的财富早就使教皇馋涎欲滴。然而，也正是这些财富，使上述城市在较短的时间内具备了争取独立的实力，它们往往就是依靠这种实力，赢得了独立的地位，摆脱了教皇所加的桎梏。 不过，在意大利北方的城市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客观情况，促使这些城市采取拥护教皇的立场。当时，对意大利城市的财富垂涎三尺的不仅有教皇，而且还有教皇在搜刮意大利财富过程中的竞争者——德国皇帝。这些皇帝在经济落后的德国所能捞取的油水越少，就越是贪婪地渴望在富庶的意大利城市敲骨吸髓，残民自肥。不管他们在德国境内是多么软弱，只要他们对意大利发动掠夺性的战争，他们总是能招募到大批人马。这种战争就是所谓“挺进罗马的远征”，我们的民族历史学家曾用他们所擅长的各种唯心主义法术，给这种远征罩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 由此看来，意大利北方的城市需要同时对付两个互相争斗的剥削者。只要这些城市的实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还不足以抵御这两个剥削者以维护自身的独立，它们就总是被迫同其中的一个剥削者结盟，以便摆脱另一个剥削者的侵扰。 这些城市面临的问题是，究竟哪一个剥削者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是教皇，还是德国皇帝？教皇兵力单薄，但距这些城市较近，而且，教皇在每个城市都拥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因为那里有他属下的僧侣；德国皇帝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一般同这些城市距离较远。当时，每一个城市都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换自己的立场，时而拥护教皇，时而拥护皇帝。它们今天同皇帝结成联盟，明天就可以向皇帝及其盟友发动进攻，反之亦然。在每一个城市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拥护皇帝的派别和一个拥护教皇的派别，前者从13世纪以来被称作“保皇党”，后者则被称作“教皇党”。看来，在这些城市中，是拥护皇帝，还是拥护教皇，这一矛盾成了各个阶级和各个党派之间一切矛盾的焦点；这是因为，如果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受到了皇帝的拉拢，或者得到了皇帝的庇护，那么，毫无疑问，同他们敌对的那个政党就必然会投入教皇的怀抱。 单是这一个因素，就决定了意大利北方城市往往具有十分鲜明的拥护教皇的倾向，在那里，这种倾向从未消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大利北部地区是人们前往罗马朝圣的必经之地，而且，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连那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也喜欢取道意大利北部地区。无论是前往罗马的朝圣者队伍，还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队伍，都大大地推动了意大利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而这两支朝圣者队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教皇统治着整个基督教世界。过了不久，教皇在欧洲的剥削事业又给意大利北方城市带来了新的利益。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早期的汇兑业和银行业，意大利北方的商人成了最早为教皇效力的银行家。教皇搜刮来的钱财全部汇集到了这些商人的手中；商人们为教皇管理钱财，同时自己也从中渔利。在他们手中，这些钱财成了雄厚的资本，即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他们可以把这些钱财借贷给各国的君主、城市、封建主和寺院，也可以用这些钱财来经营商业，从事投机活动。 这样，教皇的剥削事业就成了意大利北方经济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因此，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居民同罗马人一样，也感到教皇的统治地位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常常象罗马人那样奋起反抗教皇的统治，因为他们只想利用教皇，而不愿意受教皇的剥削。可是，他们也同罗马人一样，注意把自己的反抗行动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使教皇的剥削机构不致于因此而遭到摧毁，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利用这个剥削机构来获取利益。 所以，意大利北方同罗马一样，虽然早就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早就爆发了异教反抗教皇统治的斗争，但不管在哪一座城市，都没有发生过彻底的宗教改革。在那些地区，人们早在德国宗教改革以前就很快地摆脱了天主教教义的束缚，取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可是，要想摈弃教皇的统治，却缺乏经济上的先决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那种真正的反抗运动，那种不仅把矛头指向个别的压迫现象，而且也指向教皇的整个统治制度的反抗运动，就不是发生在意大利北方，而是发生在法兰西南部地区，这是因为，法兰西南部地区在经济上同意大利北方一样发达，但在利害关系方面却同教皇的权力地位毫无瓜葛。 施洛塞尔[11]在谈到“阿尔比战争爆发前的法国南方”时这样写道： “那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它位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之间。在那里，保存着大量的罗马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遗迹。自从马赛城建立以后，希腊罗马文化一直在那里如繁花盛开，在整个古代历史时期从未凋残。到了中世纪，各门科学、各种观赏艺术和实用艺术、以及市民生活中的各种设施，首先是在那里以独特的风格得到发展。那里是罗马诗艺、拉丁语诗艺、西班牙诗艺和阿拉伯诗艺的荟萃之地，通过各种诗艺的融合，那里产生了一种博采众长而又别具一格的诗歌艺术。众所周知，在那片土地上，最适于创造所谓陶情冶性的艺术，最适合妇女们在爱情、歌咏、情操和才藻方面比试高低。那里同荷马时代的希腊一样，每逢节庆和盛宴，必定有诗人吟咏酬唱。那里还造就了专门赞颂勇敢、讴歌爱情的歌手，这些歌手就地搜集吟唱的素材。最后还应当指出，但丁和彼特拉克[12]在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本民族的杰出人才之前，正是在法国南方的源泉中汲取了营养。在各门科学中，那里的医学尤称发达；如果撇开萨莱诺[13]不谈，那么法国南方的医学堪称一枝独秀。此外，犹太人也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学术机构。……法国南方城市早就已经享有自由，并且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那时，欧洲其他各国的人还根本不知自由和独立为何物。图卢兹是一位实力雄厚的伯爵的居住地，然而就是在那里，一切行政事务也是由独立的市参议会和自由的市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在穆瓦萨克，邦君甚至首先必须进行庄严的宣誓，保证尊重这座城市的权利，然后才能指望自己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正是在法国南方，人们首先对教会的堕落普遍表示不满；为什么正是在那里，人们普遍地要求对教会的礼仪实行改革，并要求把福音书译成本国语言；为什么人们会基于上述原因而同教会进行一场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不仅毁灭了那个地区的自由，不仅使欧洲首屈一指的繁华胜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娈得荒凉沉寂，使法国君主把自己的统治势力扩展到地中海之滨，而且，这场战争还使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各地应运而生。”[14] 早在12世纪初，法国南方的异教运动就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教皇加里都斯二世不得不在1119年召开图卢兹宗教会议以采取对策。可是，在整个12世纪，异教运动的浪潮却越来越汹涌澎湃，其基础也越来越深厚牢固。 同历次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一样，这一次运动也把各种不同的阶级卷了进来，这些阶级的利益和目标十分悬殊，只有一根纽带把它们维系在一起，那就是对罗马教廷剥削活动的憎恨。可是，所有这些阶级都力图通过同一途径达到他们那些互相歧异的目标，这条途径就是向原始基督教回归之路。当然，对于这条途径，每一个异端教派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在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时候，各个派别当然都竭力求同存异；在投入战斗的时候，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意识到相互之间还存在什么差异。此外，我们应当看到，当时各个派别并没有固定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转换，它们的名称也在发生相应的变易。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当时的历史文献比任何时代都更显得残缺不全（迄今为止，这类历史文献几乎一直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因为这些文献总是着重记载当时参加斗争的各个党派的种种幻想和论据，而不大注意记述这些党派产生的真实背景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如果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就会认识到：对于法国南方异教徒的奋斗目标，人们往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不足为怪的事情。有些人断言，那些人——即所谓异端分子[15]（“异教徒”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全都鼓吹了共产共妻的思想；而另一些人则走向相反的极端，声称在异教徒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倾向。前一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而后一种观点在我们看来也没有根据。例如在韦尔多派那里，就明明存在着清晰的共产主义印痕。 关于这个教派的缔造者，人们一般都认为是比埃尔·韦尔多。但也有人认为，早在韦尔多以前，这个教派就已经存在了。[16]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年代先后的问题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肯定的史实是，韦尔多是里昂的一位富商，他目睹周围的广大群众过着贫困的生活，便为自己的富有而感到羞耻，于是，他把所有的家产部分给了穷人（此事大约发生于1170年），并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批象他那样甘愿清贫度日，并悉心为忍受贫穷困苦的人效力的伙伴。如果说，韦尔多不是这个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教派的缔造者，那么，至少应当肯定，他为这个教派的组织和发展工作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正是他首先使这个教派变成了公开的组织。这个教派的成员被人称作“卑贱者”或“里昂穷人”，他们大都是手工业者，其中多半是织工。 1145年，教皇犹金三世派遣一名特使前往法国南方，因为在那里，异教运动到处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圣伯尔纳德同这位特使结伴前往，以便去抨击那些“摩尼教徒”，亦即异端分子。“由于这些摩尼教徒在图卢兹一带的织工中势力最强，而当地的方言土语又把织工称作‘阿里安’（Arriens），于是，人们便把这个教派命名为‘阿里安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北方，在那个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当地的异端分子称作‘狄克斯朗德派’（Tixerands，原意为‘织工’）。”（F·多林格尔：《中世纪初期诺斯替—摩尼教派的历史》，第91页；还可参看第131页。1890年慕尼黑版。） 1250年左右，罗马的一位宗教裁判官在一本题为《里昂的异教徒》的小册子里记述了韦尔多派的情况（这位宗教裁判官被人称作“冒名的莱纳”，因为他的小册子最初是假借1259年去世的宗教裁判官莱纳·萨柯尼的名义发表的，后来，人们对莱纳的作者身份发生了怀疑）。为了表示对韦尔多派的蔑视，这位宗教裁判官在书中强调指出，韦尔多派的牧师都是手工业者，即鞋匠和织工。其他一些著作也往往把织工说成是韦尔多派的成员（参看路·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第18、33、120页）。 韦尔多派一开始并没有表示要同教会分道扬镀。当里昂的大主教下令禁止他们传教时，他们还曾恳求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允许他们从事传教活动。可是，教皇不可能对他们表示宽容，因为他们的教义过于危险；而且，他们还拒绝象后来的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那样为教廷奔走效劳，这就使教皇更加无法容忍了。由于这些原因，卢西乌斯三世便在1184年下令将他们革出教会。从那时起，韦尔多派就同教皇属下的教会彻底决裂了。 最初，韦尔多派的共产主义具有十分明显的僧侣特色。他们要求实行共产主义，但在他们中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上升到实行财产公有的神圣境界；况且，在他们那里，财产公有的观念还同鄙弃婚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韦尔多派只要求“尽善尽美者”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可能还要求这些“尽善尽美者”奉行独身主义，至少在这些人中间，独身主义是受到赞许的，而结婚成家的人则要遭到蔑视。至于韦尔多派中的“弟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结婚，也可以添置世俗产业。因此，“弟子”必须赡养那些超脱尘俗的“尽善尽美者”。韦尔多派的这种共产主义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回忆起了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联想起托钵僧的共产主义。同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一样，韦尔多派也主张实行男女平等。他们认为，妇女完全可以同男子一样从事布道活动。这也是他们所坚持的一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为此，教皇曾对他们进行谴责。男子和妇女一起云游四方，在各地传布教义，这种做法引起了善男信女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奉行独身主义，也未必能够保持纯洁的贞操。 值得注意的是，韦尔多派除了坚持上述观点之外，还主张废除兵役制和宣誓仪式，他们还积极采取行动，以提高平民教育的水平。我们在上文曾援引过那位“冒名的莱纳”写的小册子，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不管男女老幼，所有的人都参加教育和学习活动，从不间断。工人们在白天需要干活，就把教育或学习活动安排在晚间；因为他们用许多时间去学习，所以就很少进行析祷了。在教学和授课时，他们没有书本。……凡接受过七天教育的人，即可向一名弟子传授自己的知识。”[17] 如果韦尔多派当初同教皇言归于好，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教团；那样一来，他们所奉行的那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就会同所有僧侣教团的共产主义一样，变成产生剥削现象的一个根源。可是，由于他们一直都是一个受迫害的教派，因此，掺杂在他们的共产主义中的那种具有贵族色彩和剥削性质的成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韦尔多派的共产主义是从下层民众阶级中汲取力量的，而这种共产主义所包含的具有贵族色彩和剥削性质的成份却同下层民众阶级的民主倾向格格不入。所以，韦尔多派或迟或早总要面临这样一种抉择：要么把自己奉行的共产主义发展成一种民主的共产主义，要么就彻底拋弃共产主义的主张。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随着传播这种教义的阶级的变换，韦尔多派所作的抉择也在发生变化。当农民和市民占优势的时候，韦尔多派就变成了一个市民的、新教的教派，当无产阶级分子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韦尔多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 韦尔多派的活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南方。在意大利北方和法国的许多地区，甚至在德国和波希米亚境内，都有韦尔多派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韦尔多派的教士（即所谓“巴尔本”）长年累月地在各地奔走联络，这是他们的职责。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指出，中世纪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互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时，这种联系在韦尔多派中间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老一辈的韦尔多派教士就象使徒那样四处奔走，几乎从不停歇。他们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拜访本派的组织，看望本派的教友（他们可以根据特殊的标志来辨认教友的住宅，这类标志都设在房门或屋顶上）。他们的旅程甚至常常延伸到遥远的国度，例如德国和波希米亚。……波希米亚的韦尔多派同法国和皮埃蒙特地区的教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结成了亲如手足、志同道合的共同体。他们互相资助钱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埃蒙特谷地的布道者常常到波希米亚去寻访自己的教友兄弟，波希米亚的教友也常派遣自已的子弟前往皮埃蒙特谷地，去学习神职人员的必修课程。”[18] 法国南方的异教运动日益高涨，以致对教皇的统治构成了威胁。这时，教皇便求助于法国北方的强盗骑士和其他匪徒：他把这些骑士和匪徒组织起来，编成所谓十字军，嗾使他们去进攻异教徒居住的富庶的城市和乡村，使这些城乡地区遭到了极其残酷的蹂躏和洗劫。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法国南方人民一直进行着反抗。阿尔比战争于1208年爆发，一直持续到这一世纪的三十年代（阿尔比城是异教徒聚居的中心城市之一；阿尔比战争即因该城而得名）。“叛逆者”最后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从中渔利的并不是教皇，而是法国王室。正是法国王室强占了那片残破衰飒的土地，从而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1245年，安茹的查理占领了普罗旺斯；1249年，“神圣的”路易吞并了伯爵领地图卢兹。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第二十歌中，借法国卡佩王族的缔造者雨果·卡佩之口这样说道： “只要普罗旺斯的巨大妆奁 还没有蒙受我家族的羞耻， 他们没有多大权势，可也没有作恶。 然后他们用武力和奸诈 开始他们的掠夺。” 过了不久，教皇就感到法国王室比阿尔比派的异端分子更加可憎，因为法国王室的实力已经变得十分雄厚，它甚至要把教皇变成自己的工具和俘虏。 然而，不管阿尔比战争给教皇带来的实际利益是多么少，这场战争毕竟摧毁了13世纪初叶异教运动的可靠的根据地。韦尔多派当然也同样遭到了打击。在大城市，他们只能结成秘密团体，零零星星地分散在各处坚持活动。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些偏僻的谷地，这样，运动本身自然就带上了农民的色彩。在那些地区，韦尔多派具有纯粹小农的民主主义特征；直到今天，这个教派在萨瓦和皮埃蒙特的一些山谷地带依然保持着旧时的风貌。 三使徒兄弟会 在异教运动普遍遭到镇压的冋时，异教共产主义也遭到了镇压。看来，人们如果想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愿望，似乎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了，那就是充当僧侣，并対敎皇采取拥护的立场。可是，我们在前面谈到法兰西斯派教团时已经看到，托钵教团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掩护并培养了一些人，这些人很容易走上叛逆的道路，起来反抗那些从事剥削活动的富裕的教会。在那些狂热的信徒中间，有一批同情无产阶级的分子，教皇的猜忌和迫害往往使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就消极无为，要么就奋起反抗。如果形势有利，他们就会掀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北方出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异教共产主义派别。这个派别就是使徒兄弟会，亦称贱民派。 当时在意大利，人们常常把下层民众阶级的运动称作贱民运动。早在11世纪，米兰、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和皮亚琴察地区就出现了贱民。“贱民”一词最初源于方言词语“pates”，本意是“破旧的麻布”、“褴褛的衣衫”，所谓贱民，就是指捡破烂的人。直到18世纪，米兰还有贱民区或贱民街，那是拾荒者居住的地方。 1058年，米兰爆发了贱民运动。在早期的贱民运动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次。这场运动是由下层民众阶级开展起来的，人们在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富裕的教士和城市的贵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城市民主运动发生的时间很早。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人们在运动中竭力寻求并获得了罗马教廷的支持。米兰的教士拥有大量财富，在这方面，他们足以同罗马教会相颉颃，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而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米兰民主派和罗马教廷的共同敌人。最后，米兰的民主派和罗马教廷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米兰的教士不得不向罗马拱手称臣，而在米兰境内，市民统治也取代了贵族教士的统治。 历史学家通常把米兰的贱民运动称作无产阶级运动。可是，我们认为，在11世纪中叶，米兰的无产阶级绝不可能拥有那样雄厚的实力，以至在当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米兰的贱民运动说到底无非是一场反对世族统治的市民运动。 在12世纪的意大利，人们把韦尔多派以及其他一些异端教派称作“贱民派”。到了13世纪，“贱民派”这个名称就逐渐被“使徒兄弟会”取代了。 使徒兄弟会是哲拉德·塞加烈里创立的一个教派。塞加烈里出生于帕尔马附近的一个名叫阿尔察诺的村庄。他曾申请加入法兰西斯派教团，但遭到了拒绝。此后，他便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并于1260年左右独自创立了一个教派。不久，他就在下层民众中争取到了大批的信徒，尤其在伦巴第，他的信徒为数甚多。 “他们按照早期基督徒的方式，彼此之间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任何人都不准拥有私人房屋，不准储备隔夜之粮，也不准占有任何用于享乐消遣的物品。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便向别人乞讨食物，他们从不选择乞求的对象，从不提出特殊的要求，也从不对别人施舍的食物进行挑剔。富人在加入他们的组织时，必须舍弃自己占有的财产，把这些财产交给兄弟们共同使用。”[19]在他们当中，婚姻是被禁止的。“兄弟们到各处奔走，去劝人忏悔的时候，有权象使徒那样带着姐妹结伴同行。不过，他们不能娶这些姐妹为妻，而只能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助手。他们虽然与自己身边的女友同床共寝，但总是把这些女友称作基督教同宗姐妹，矢口否认同她们之间有夫妻关系或其他不贞不洁的关系。”[20] 莫斯海姆估计，这种禁止婚姻、禁止占有财富的规定只适用于使徒，也就是说，只适用于“传教者”，而不适用于教区的兄弟们。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使徒兄弟会同韦尔多派就太相似了。不过，有一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使徒兄弟会曾经宣布，共产主义是达到完美境界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这些新的使徒一开始显得十分谨慎。他们竭力避免向教会公开宣战，只是在夜晚举行的秘密集会上宣讲新的福音。使徒们被派往各个国家，无论在西班牙、法兰西，还是在德国，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使徒人数极多，1287年的维尔茨堡宗教会议便颁布了一道反对使徒的特别法令（皇帝鲁道夫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禁止人们向使徒们提供住所和饮食。 在意大利，人们早就开始注意这些共产主义信徒的动向了。1280年，帕尔马地区的主教获得有关这些人的情报之后，便逮捕了塞加烈里。教皇洪诺留四世下令对此案进行审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使徒兄弟会并不是十分危险的组织，它仅仅是两个享有特权的托钵教团（即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的竞争者。1286年，使徒兄弟会被教皇取缔，但塞加烈里被宣告无罪释放，当然，他随即就遭到驱逐，离开了帕尔马。 当局这次把塞加烈里驱逐出境，也同驱逐其他人一样，本来是要消除祸患，可是结果反而使祸患蔓延开来。塞加烈里被驱逐后，便在整个意大利北方积极活动，到处传播他的教义。使徒兄弟会没有向罗马教廷屈服，他们的组织也没有解散。当局的迫害虽然比以前更加残酷，但这种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正是在这种迫害之下，使徒兄弟会同教会彻底决裂了。 塞加烈里于1294年再次被捕，1296年（一说1300年左右）被处以火刑。可是，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塞加烈里死后，一位更加勇敢、更加坚定的鼓动家和实干家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个人就是多里奇诺。13世纪下半叶，多里奇诺出生于韦尔切利附近的普拉托。他的父亲名叫尤利乌斯，是一个牧师，可能出身于诺瓦拉城的名门世家——托尔涅利家族。尤利乌斯牧师是一个隐修士，但并不是孑然一身的孤独者。他同多里奇诺的母亲住在一起，并同她缔结了姻缘。儿子降生后，他并不感到羞惭；他悉心培养孩子，把他送到韦尔切利去学习，希望他日后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年轻的多里奇诺由于一时糊涂，偷了老师的一些钱，事后，尽管人们没有追究，但他还是逃到了异乡。他来到特里延特，进了当地的一所法兰西斯派修道院，在那里充当见习修士。 他在这所修道院究竟生活了多长时间，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整个生平事业年谱至今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早在修道院生活期间，就已经熟悉使徒兄弟会的教义，因为这种教义同小兄弟会（即具有叛逆精神的法兰西斯派）的教义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法兰西斯派修道院里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多里奇诺怀着满腔热忱，孜孜不倦地钻研使徒兄弟会的教义，不久以后，他就成了弘扬这种教义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大约在1291年，他参加了使徒兄弟会。 他越来越无法忍受修道院的生活。还没有等到见习期结束，他就离开了修道院。不久，他结识了特伦克的玛格丽特。当时，玛格丽特还在一所圣卡塔琳娜修道院里生活。所有的文献都赞誉玛格丽特和多里奇诺具有一种刚健的美，一种同卓越的睿智、忘我的热忱、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品格融合在一起的美。毫不奇怪，他们俩自然是倾心相爱，一往情深。多里奇诺为了能在玛格丽特近旁生活，便前往她所在的修道院，在那里充当仆役。在他的劝导下，玛格丽特接受了他的思想，最后同他一起逃出了修道院。从那时起，他们就为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直至离开人世为止。据他们的敌人说，他们已经结了婚，只是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罢了，而据多里奇诺本人说，他们俩从来都只是象兄妹那样相处。如果真的是保持兄妹关系，那当然比较符合使徒兄弟会的教义；但如果结为伉俪，倒更加合乎人的天性。 这对情侣逃到了伦巴弟。在那里，多里奇诺很快就成了地位仅次于塞加烈里的领袖。塞加烈里死后，多里奇诺便成了整个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当局日益加紧迫害，使多里奇诺无法在意大利站稳脚跟。他受到了追捕，不得不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最后，终于在达尔马提亚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在那里，他给留在意大利的兄弟们写了许多信，于是，这些书信便象传单一样，在兄弟们中间广为流传。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修道院院长、菲奥利的约阿希姆（见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他的教义同塞加烈里的教义一样，也对多里奇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约阿希姆把社会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并把第三阶段、亦即最高阶段设想成普遍实行僧侣制度的阶段，而多里奇诺却摒弃了这种观点。在14世纪初，人们对托钵教团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深知不可能依靠这种组织形式来实现财产公有。诚然，多里奇诺也赞扬圣法兰西斯和圣多米尼克为贫民事业作出的贡献，赞扬他们循循善诱地启迪弟子们热爱穷苦人和卑贱者，蔑视金钱和权贵。可是，他同时也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圣法兰西斯和圣多米尼克的努方是徒劳无功的。他说，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房造屋，用以储存那些乞讨来的财物，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使整个教会腐败堕落的泥潭。他认为，要想扫除腐败堕落现象，就必须彻底革除僧侣制度，把早期使徒兄弟组织的体制重新普遍地建立起来。 可是，这个任务应当由谁来完成呢？共产主义者能独自担当这个重任吗？尽管共产主义者在当时是那样热中于神秘主义的幻想，是那样坚信奇迹必然发生，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足以完成上述任务的。 同修道院院长约阿希姆的弟子们一样，多里奇诺一开始也希望有一位国君出来充当救世主。当初，约阿希姆的弟子们曾指望霍亨斯陶芬王朝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扮演这种角色，而现在，多里奇诺则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弗里德里希，即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的儿子身上。他声称，这位国君将夺得教皇的宝座，把教皇及其属下的红衣主教、主教、神甫、僧侣和修女统统置于死地；到那时，只有加入使徒兄弟组织的人才有权利生存，也只有他们才能看到即将在人间出现的辉煌壮丽的图景。 多里奇诺援引犹太先知的预言和《约翰启示录》的内容作为自己的论据。可是，他并不象某些昏聩糊涂的狂热分子那样，以为只要有了这些论据就万事大吉了。他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阿拉贡王国与法国南部地区毗邻。当法国南部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反抗罗马教廷统治的时候，阿拉贡王国也由于类似的原因而采取相同的立场。在阿尔比战争中，阿拉贡王国站在异端教派一边。一开始，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还曾试图进行调解，到了后来，这位国王就干脆公开地用武力去支援阿尔比派了。他同阿尔比派一起抗击十字军，最后在同十字军交战时阵亡（1213年死于米雷战役）。彼得二世的儿子雅科布一世继续派兵支援阿尔比派。后来，当罗马教廷沦为法国的工具之后，雅科布一世的儿子彼得三世又同教廷发生了争端。“西西里晚祷”事件[21]发生以后，法国人被赶出西西里，彼得三世占领了这个地区。这时，教皇马丁宣布褫夺国王彼得三世在他的国家拥有的权力，并把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授予法国国王的兄弟——瓦卢瓦的查理。彼得三世同教皇和法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285年，彼得三世的次子雅科布二世继承父业，掌握了西西里的统治权。后来，由于雅科布二世的长兄阿尔丰斯三世逝世，雅科布二世便登上了阿拉贡王国的王位，这样一来，西西里的统治权就落到了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二世手中（1294年）。 就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开始执掌西西里大权的时候，卜尼法八世也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贪婪、最凶狠的教皇之一。自此以后，这两个统治者就互相对抗，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激烈斗争。由此可见，多里奇诺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寄予的希望并不是虚无缥渺的梦想，他是在充分研究了阿拉贡王室的历史传统、仔细分析了西西里统治者的现实情况以后，才提出这种希望的。多里奇诺的错误仅仅在于，他对统治者在斗争中发出的豪言壮语过于轻信；他把统治者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当成了原则之争，把他们为抢夺战利品而进行的斗争看成了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这是多里奇诺的幻想，也是后来许多非常开明的思想家所产生的幻想。 多里奇诺在1300年写的第一封书信中曾经作出预言，说弗里德里希二世必将在1303年战胜卜尼法八世。到了1303年，卜尼法八世果然殒命，但并非死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之手。原来，这位教皇同罗马的豪门巨室——科隆纳家族发生了冲突，同时也同在贪婪、阴鸷、凶狠方面与他不相上下的法国菲力浦四世发生了冲突；正是在这场冲突中，卜尼法八世丧了性命。[22] 可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导致教廷的覆灭；它仅仅促使人们去选择一位愿意和解的教皇。这位教皇就是本尼狄克十一世，正是他同菲力浦缔结了和约。 多里奇诺所期待的巨变没有发生，于是，他又发出了两封信（后一封信已经遗失）。在1303年12月写的前一封信中，他宣称：正象他所预言的那样，在1303年，“那位煊赫一时的君王”（指卜尼法八世）已经遭到“灭顶之灾”；在新的一年里，新的教皇将同他的红衣主教们一起，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击毙；而到1305年，全部下层僧侣都将遭到灭亡的命运。 同上一次的预言相比，这一次预言就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事实是，本尼狄克十一世同法国达成和解之后，又于1304年同西西里国王缔结了和约。这样一来，这位国王就再也不可能成为多里奇诺的盟友了。 在上述那封信写成以后不久（也可能是在起草那封信之前），多里奇诺回到了意大利。[23]他离开了安全的藏身之地，率领一支武装队伍奔袭皮埃蒙特地区，接着便开始了反对教会、国家和社会的公开斗争——这是西方爆发的第一次共产主义的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对于弗里德里希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可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却找到了另一些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拥有革命的力量，同与教皇勾心斗角的君主迥然不同。这些支持者就是农民群众。正是由于农民群众的参加，起义者才有可能把斗争坚持到1307年。同时也正是这个原因，使这场旨在按照原始基督教精神重建社会的起义发展成了农民战争。 四农民战争的经济根源 农民战争在中世纪的最后数百年间屡见不鲜。那时仿佛到处都堆满了火药，只要有一个火星，就会引起爆炸。 为了说明这种形势，必须回顾一下城市的发展给农民的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城市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工业品开辟了市场，而且为农产品提供了市场。城市越是繁荣兴盛，市民——即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越是不可能自行生产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和原料，而只能从城市周围的大大小小的农业经营者手中购进剩余产品。那时，农业经营者除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之外，还生产剩余产品；市民在购买这些产品时，或者向他们出售自产的和进口的工业品，或者向他们支付货币。这样，农民手中就有了货币。结果，人们就势必争取把农民承担的实物租税和徭役变成货币租税。地主当然是十分希望发生这种变化的，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产生对货币的需求。农民也同样希望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可以使他们成为自由人，从而有可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这两个阶级努力的目标是如此一致，它们之间当然就十分和谐、毫无芥蒂了。事实却根本不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实行实物贡赋制度的时候，地主们要求提高贡赋数额的欲望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地主及其仆从本身所需要的实物毕竟有限，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欲望也有一定的限度。而一旦涉及到金钱，他们的贪求就没有止境了，因为无论有多少金钱，也无法填满他们的欲壑。于是，从这时起，地主就更加穷凶极恶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同时，农民也日益坚决地进行反抗。当农民无法销售自己剩余的实物产品时，他们还没有感到缴纳这些产品是一种巨大的牺牲。而在销售实物产品的市场出现之后，农民就会感到，向地主缴纳剩余的实物产品，或交付销售这些产品所得的钱款，就等于舍弃自己对生活的享受；况且，这种享受不久就变成了需要。 除了这个矛盾之外，还有另一个矛盾。在城市得到发展以前，农民不可能找到一个避难之地，以逃避压迫者所施加的迫害。而现在，城市给农民提供了这样的藏身之所，许多农民都利用了这种便利条件。还有一些富裕的农民则利用地主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还清了债务，彻底卸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这样一来，承担徭役义务的人就大量减少，封建庄园的生产经营也就因此而经常蒙受损失。所以，当农民在城市的影响下越来越积极地进行努力，以期抛却或卸掉自己承受的负担时，地主也在不断地加紧努力，以求更加牢固地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庄园内，并且进一步加重他们的徭役负担。 此外还有第三个矛盾。由于农产品有了价值，出产农产品的土地也就有了价值，而且，这里所说的土地还不仅仅是已经开垦的农田。以前，在人口十分稀少的时候，土地曾被看成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无论是农民，还是拥有隶农的实力雄厚的地主，抑或是某个僧侣集团——总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想开垦土地，都可以从马尔克公社或邦君那里如数获得他所需要的土地。而当城市赢得了权力和威望之后，那样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人们虽然还远远没有把全部可以开垦的土地变成农田，但人口确实已经相当稠密，以至再也没有人把土地看成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了。对土地的占有开始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特权，以至不久以后，人们就为争夺这种权利而展开最激烈的斗争。一方面，各个马尔克公社都变成了封闭性的组织，它们宣布马尔克境内的全部土地都是当时组成公社的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由这些家庭共同使用。这样，在城市得到发展以后，农村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被排除在马尔克公社之外的低人一等的村民阶层。 另一方面，在马尔克内部，那些权势赫赫的地主们又竭力强占马尔克公社的地产，并把这些地产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他们做出慈悲为怀的姿态，把一些土地的使用权恩赐给马尔克公社社员。 经济越是向前发展，上述各种矛盾就越是尖锐，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就越是加深，双方也就越是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般只在某个地区的范围内发生。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冲突也会波及各省，席卷各国，发展成名副其实的战争，即农民战争。 在这些斗争中，双方互有胜负。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农民的状况在13、14世纪（在意大利要更早一些）是不断得到改善的，尽管他们有时也遭到一些失败。 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它说明，当被剥削阶级的状况得到改善的时候，这个阶级同剥削阶级的矛盾却可能更加尖锐。当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卫道士（坦率地说，他们是一些粉饰太平的人）力图向工人们证明：工人的状况已经得到好转，因此整个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场运动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因为人们产生了某种误解。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荒唐可笑的了。即使这些卫道士们对“正在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作的描述完全符合事实，这些描述本身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班老爷现在也许已经知道，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贫困的产物，而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现在，就连最善于粉饰太平的沃尔弗[24]或布伦坦诺[25]也不会宣称阶级斗争的势头正在减弱、阶级矛盾正在趋于缓和了。 从上文介绍的事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农民状况得到改善的部分原因了。那时，城市向农民提供了援助，而农民也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援助。逃亡的农民可以在城市里找到避难之所，这样，那些严刑峻法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就没有多少威力了。地主为了保存他们的劳动力，就不得不同意提高农民的待遇，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此外，地主在经济上的困难处境，也常常是农民状况得到改善的一个原因。在12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它不仅能够抵御来犯的敌人，而且还能向东方人发动进攻，这些东方人也是基督教世界的仇敌，他们创造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已经使基督教军事集团和僧侣集团产生了掠夺的欲望。十字军东征之初，各国穷兵黩武、贪婪成性的封建主都踊跃参加。可是，他们怀着十分美妙的幻想开始行动，最后却以可悲的结局而告终，他们的收获根本弥补不了为这一行动而作出的牺牲。在这方面，十字军东征同现代殖民政策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这两者也有一点区别，而正是这种区别，使十字军东征远比现代殖民政策显得高明。今天，由于“国家观念”的发展，殖民政策所造成的牺牲必须由国家承担，也就是说，必须由纳税者即人民群众承担；而殖民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却归某些冒险家和商人所有。 可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情况却迥然不同，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封建主为发财致富而远征东方，他们所需的费用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自己承担；如果远征遭到失败，承担风险的也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十字军东征使许多城市（特别是意大利城市）变得富裕起来，但也使欧洲的许多贵族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同时，十字军东征还使其余的贵族渴望获得在较高的文明状态下制成的产品；而在欧洲，要想得到这样的产品，就必须付出大笔金钱。所以，毫不奇怪，贵族们对金钱的需求就日益迫切。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加紧榨取农民的血汗，同时也常常使地主们负债累累。为了得到金钱，地主们心甘情愿地同意：只要农民缴付一笔钱，即可解除他们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高级贵族遭受的损失还比较小，而低级贵族在当时则迅速地败落下去，几乎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 最后，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当时人口在不断增加，而马尔克公社的封闭政策以及地主对马尔克公社土地的兼并措施却使农民很难在一个新的地方安家落户。于是，居民中的过剩人口就被迫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他们大都靠从事城市手工业或靠服兵役来求得生存。那时充当雇佣兵的除了经济上遭到破产的低级贵族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身强力壮的农村青年。这些青年在家中没有工作可做，便去投靠封建主，因为封建主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并答应分给他们丰富的战利品，此外，他们还到富裕的城市去服役，到诸侯的麾下去当兵，或在某些经常获胜的将领那里参军入伍，因为这些将领已经开始把当兵服役变成了一种职业，并把自己统率的士卒变成了雇佣兵。 早在13世纪，意大利就出现了雇佣军。西斯蒙第认为，在当时的城市党派斗争中，大批的人遭到流放和驱逐，这些人可能就成了最早的一批雇佣兵（参看西蒙德·德·西斯蒙第：《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1826年巴黎版，第3卷第260页）。 于是，在那个时代，除了封建军事集团控制的军队，即骑兵部队、骑士队伍之外，又出现了一支由应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军队。而这样一来，步兵在军事上就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 不过，这些应征入伍的农民一般并不是无产者，而是农家子弟。他们在服役期满，获得了足够的钱财之后，便重返故乡，在家里参加劳动，或者自立门户，独自生活。他们把武器、装备连同参战期间掌握的军事技能一并带回了家乡。他们拥有热那亚和英国的弩弓、瑞士的长矛、波希米亚的流星锤和两节棍，这些武器的威力常常使14、15世纪的骑士为之胆寒。[26]在那个时代，武器的威力无疑也是提高农民地位的因素之一。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城市建设事业首先是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各种矛盾也首先是在意大利出现的。我们在上文已经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分析。 那时，意大利还出现过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地主不在自己占有的庄园里生活。这一现象使上述各种矛盾变得格外尖锐。 在古代，意大利的大地主多半是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在这方面同希腊的大地主一样）。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从未中断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传统，它们从一开始就希望乡村贵族到城里来居住。当这些城市拥有了强大的实力，掌握了对农村的统治权以后，它们便强迫乡村贵族在城里建立官邸，以取代设在乡间的官邸。有些城市在制服了贵族之后，甚至强迫他们去从事某个城市职业。当时在意大利推行的这种迫使贵族迁居城市的政策，同17、18世纪的法国国王强迫本国贵族离开城堡、移居宫廷的做法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一旦采取了这类措施，贵族的独立性就丧失殆尽，同时，贵族的力量就可以被用来为法国宫廷和意大利城市增添光彩、树立威望。可是这样一来，意大利农民的境遇就变得同革命以前人们在法国的境遇相差无几了。 一般说来，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那里的剥削活动就不会象双方分住两个地方时那样残忍。双方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不仅可以建立某种融洽的联系，而且还能产生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又可以消弭某些矛盾。地主如果在乡村同他属下的农民比邻而居，他对自己周围的环境状况就不会漠不关心；这种环境是使他心情愉悦，还是使他烦恼郁悒，是疾病蔓延，对他和他的家庭形成威胁，还是处处生机蓬勃，有益于人的健康，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 而在城里生活的地主就不会去关心和理解他属下的那些农民；他所关注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地产带来的纯收入。只要能从他的土地上获得同以前—样多的纯收入，他就心满意足，即便那些土地变得使人无法居住、成为一片荒野，他也可以安之若素。罗马近郊的荒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它告诉人们，这种经济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那片荒原在15世纪还是精耕细作的农田，还遍布着数不胜数的村庄。而今天，那里却成了荒凉凄迷的沼泽，只有水牛在那里生活、疟疾在那里滋蔓。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除了地主不在自己占有的庄园里生活这一现象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城市生活使贵族们很快就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感情的熏染。因此毫不奇怪，同其他各地相比，意大利的农业最早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在那里，凡是没有争得完全独立的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都变成了佃农或短工，他们对于自己耕种的土地没有半点权利，而在当时能够争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是为数极少的。 五多里奇诺起义 当多里奇诺在意大利举事的时候，上文描述的种种情况早已出现，文中介绍的各种矛盾也已经产生。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多里奇诺一举起反抗的大旗，就得到大批群众的响应。 我们不清楚多里奇诺和他的同志们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争取农民的支持，还是在形势的推动下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不过，不管他们这样做是否出于自觉，只要他们决定舍弃僧侣式的宣传方式而踏上武装起义的征途，客观形势的发展逻辑就必然迫使他们去争取农民的支持。因为在当时，单靠共产主义信徒的力量还不可能进行一场暴力革命的尝试；而除了这些共产主义的信徒之外，对现实最为不满而又最富于反抗精神的民众阶层就是农民。 可是，使徒兄弟会一旦开始依靠农民的力量，他们就再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了。他们的命运中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形势和命运迫使他们向前迈出了一步，只有这一步，才使他们有可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也正是这一步，从一开始就注定他们的一切成果都将付之东流，并决定了他们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只要稍加说明，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使徒兄弟会成员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决心冲破几个教区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攻占罗马，并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整个社会。而农民却不是共产主义者，至少不是使徒兄弟会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者。诚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也主张财产公有，即主张牧场和森林的公有，可是，他们绝不会赞成在消费资料方面实行共产主义，也绝不会赞成把自己的家产全部贡献出来，变为公有财产。共产主义者要彻底变革整个社会，不达到这个目的决不罢休，而农民只要地主作出一些小小的让步（例如蠲免某些负担，让出某些有争议的土地），就心满意足了。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农民的目光极其短浅，他们只看到本地的一点利益。在当时的历次农民起义中，只要各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不足以克服这种狭隘的地方观念，农民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使起义屡遭失败。那时，每个地区总是单独举行起义，又单独去缔结和约，从不为其他地区着想。这样一来，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民就很容易被兵力集中的敌人所击败。 多里奇诺起义的历史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如果我们运用类比的方法，把这次起义同其他一些类似的起义作一番比较，那些看来无法理解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了。 多里奇诺最初在皮埃蒙特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活动，接着便从那里出发，向平原地区挺进，并袭击了韦尔切利附近的加蒂纳拉要塞。当时，投靠多里奇诺的人除了兄弟会的成员以及一些铤而走险的分子和被解雇的雇佣兵之外，主要是大批的农民。不久，多里奇诺就集结了五千名战士，这在当时已经是一支阵容强大的军队了。在这支队伍中，不仅有男子，而且有妇女，她们在玛格丽特的率领下投入战斗，一个个勇猛如狮。 “妇女姐妹们在这场英堆的事业中勇敢善战，丝毫不比男子逊色。她们身穿男子的服装，加入战士的行列，同男子一样英勇无畏地进行殊死的战斗。”（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283页。） 这个地区的剥削者将他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抛到了九霄云外，韦尔切利和诺瓦拉的主教同当地的贵族和城市一齐武装了一支军队，用来对付起义者。可是一经交战，这支剥削者的军队就被打得一败涂地，剥削者躲在城里，感到惶惶不安。 这时，多里奇诺的实力又进一步得到迅猛的发展，他的对手们再也不敢在公开的战场上同他交锋了。可是，这位刚毅果决、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并没有利用这个时机继续挥师进击，以便把起义的烈火燃遍四面八方，相反，他却滞留在起义的策源地塞西亚谷地，仅仅满足于洗劫和捣毁一些寺院、庄园和城镇。 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在历次农民战争中，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对于把这场斗争继续向其他地区推进，塞西亚谷地的农民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同周围地区的农民一样，只要剥削阶级稍许向他们作出一些让步，他们就甘愿放弃斗争。当时，这个地区的剥削阶级很可能已经采取了一些让步措施，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已经使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曾设下钓饵，企图诱使多里奇诺上钩；他们不仅答应彻底免除对多里奇诺的一切刑罚，而且声称要授予他韦尔切利地区雇佣兵队长的官衔。可是，多里奇诺以鄙夷不屑的态度拒绝了这些建议。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断，剥削阶级当时可能向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而这正是农民举行起义的目的所在。这一点目前虽无确证，但我们只有依据这种推断，才能解释多里奇诺为什么会滞留原地，无所作为；为什么正当他的敌人集结兵力的时候，农民们却开始离开他的队伍。 这场共产主义的起义只是一次地方性的起义，但它的敌人却十分清楚，起义的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地区的范围。因此，当时的国际强权势力——罗马教廷便出面进行干预，并组织十字军对起义者进行征讨。这样一来，起义者就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厄运。他们再也无法立足于平原地区，于是便向山区撤退，并以那里为根据地，同十字军展开一场游击战争。在这场斗争中，多里奇诺施展了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的同志们也发扬了英勇无畏的精神，从而建树了令人惊叹的殊勋。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多里奇诺的一支部队正在进行洗劫，这时，特里韦罗地区的二百名市民企图向他们发动进攻，可是结果却被这支部队中的三十名妇女打得落荒而逃（参看克罗内：《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特宗教战争史话》，第80页）。这些遭在国攻的起义者还屡次在公开的战斗中击溃自己的对手，并且经常采用伏击和奇袭的方式重创敌军。可是尽管如此，敌人仍在步步进逼，使共产主义的信徒们陷入了铁壁一般的包围之中；与此同时，这些共产主义的信徒日益丧失了农民的援助，农民开始对他们产生怨恨情绪，因为这场战争给农村造成了破坏，带来了苦难。 尽管如此，贱民派（这是使徒兄弟会的别称）仍然坚守阵地，使最后的决战一直延缓到1307年才爆发。而在这场决战中，起义者仅仅是由于缺衣少食、物资匮乏才遭到失败。当时，十字军已经放弃用武力来征服起义者的打算，他们只指望用断绝粮草的办法迫使起义者投降（这一情况发生于1306年冬至1307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首先迫使位于这座山（贱民派就据守在这座山上。此山据说就是蒙特切贝罗山，一说是蒙特卢贝罗山）附近的城市和村镇的全体市民和居民统统撤离自己的住所，这样，异教徒们就再也无法在这些地方抓到俘虏、搞到粮食了。接着，主教（即韦尔切利的莱纳里，他是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者）下达命令，让四面八方前来助战的大批人员在使徒兄弟会成员最有可能发起冲击、也最容易突碇封锁的地方构筑了五座防御工事或堡垒。所有这些堡垒均派有重兵把守。其他一切经过询问和探勘而查明的关隘、道路和入山的小径，均层层设防，严加戒备，凡是能运送武器、干粮或其他物资上山的通道都被堵得严严实实，根本无隙可乘。”（引自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287页。） 当局釆取这种方法，最后终于摧残了起义者的战斗力。 十字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起义者忍饥挨饿、缺少一切必要物资的缘故。但丁在他的《神曲》中也曾暗示过这一点。他在诗中把自己游历地狱的时间定在1300年，因而不可能把贱民派起义当成过去的历史事件来加以描述。在地狱深渊的一个断层上，一些生前曾经拨弄是非、制造分裂的人正在受到惩罚，诗人在那里同谟罕默德不期而遇。谟罕默德对他说： “那么，好吧，或许不久就将看到‘太阳’的你，请你对多里奇诺修士说：假使他不急于要跟我到这下面来，那就应当多多储备粮食，免得受到雪灾，而让诺瓦拉人取得胜利，不然，诺瓦拉人是不能轻易取胜的。”[27] 确实，雪灾使围困起义者的敌军——即“诺瓦拉人”——赢得了胜利，“不然，诺瓦拉人是不能轻易取胜的。”被围困的起义者在严寒和饥饿的折磨下耗尽了体力。一些人由于缺衣少食、疾病流行已经丧身；起义者在极度囚难的情况下，只能靠吞食死者的血肉来充饥。“最后，使徒兄弟会的成员一个个形容枯槁，看上去已经不象活人，倒象是行将腐败的死尸。”（莫斯海姆语） 他们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抵抗。那些包围起义者的兵痞虽然居于优势，但对这些英勇的战士仍然十分畏惧。后来，一些投敌分子向他们透露实情，说被围困的起义者由于身体虚弱，已经没有力量再拿起武器，直到这时，兵痞们才壮起胆子，向被包围的阵地发起进攻。 敌军于1307年3月27日发动进攻。“这是一场屠杀，而不是什么战斗。”被围困的起义者拒不乞降，他们振奋精神，使出最后一点力气进行拼死的搏斗，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虚弱得无法站立，因此，他们的抵抗也就只能成为敌人进行怵目惊心的血腥屠杀的借口。坚持战斗到底的一千九百名战士几乎全部惨遭杀害，少数人得以脱逃，只有几个人被生俘，其中就有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主教事先特地下了命令，不准他的部下杀死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在战场上猝然结束了这两个人的生命，这种惩罚对于他们俩来说实在是太轻了。 所有拥护教皇的人无不欢呼雀跃，庆贺他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危险的烈火。从表面上来看，这场起义纯粹是一次地方性的起义，可是罗马教廷却比塞西亚谷地的农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场起义的国际影响。因此，主教莱纳里在攻克贱民派的堡垒之后，立即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将领去向教皇克雷芒五世报捷。教皇闻讯之后如获至宝，迅即在他当时下榻的普瓦捷[28]传令将刚刚获悉的消息记录成文，转告法国国王菲力浦(美男子)[29]；教皇可能还向其他君主报告了这消息。 不过有一个方面，旗开得胜的教会却始终未能奏捷。过去，他们常常通过严刑拷打迫使异教徒放弃自己的异端邪说，而这一次，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残暴的法官动用了种种酷刑，但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面对刑罚，毫不动摇；玛格丽特这个恪守信念的女性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她那位意志坚强的难友也从未表示过悲戚和哀怨。无论是凌迟、车裂，还是钳夹、刀戳，都无法胁迫他们开口表示悔改或乞求宽恕。”[30] 他们被判处火刑，这是当时对异教徒惯用的刑。1307年6月2日，多里奇诺在韦尔切利就义。当局下令将玛格丽特押往刑场，让她在一旁目睹行刑的情景。即便在这样一个令人心悸的时刻，这位英勇的女性也还是不屈不挠。“当局再一次劝他们俩表示悔改，但依旧是徒劳无功。接着，为了使临刑者的心灵受到更残酷的折磨，士兵们将玛格丽特押上一座高台，这座高台正对着用来烧死多里奇诺的那个烈焰腾腾的柴堆；当多里奇诺在临死前痛苦挣扎时，士兵们便对玛格丽特进行百般嘲弄，并施用种种酷刑。” 玛格丽特后来在比耶拉被烧死。尽管当局对贱民派的血腥镇压使下层民众受到了震慑，民众眼看这位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无私无畏的先驱者惨遭杀害，还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奋起反抗，“要不是当局动用武力进行弹压，他们就捣毁了法庭：为了发泄满腔的义愤，平民们挥动复仇的双手，差点没把一个出身于贵族的无耻之徒撕成碎片，因为这个家伙曾经放肆地对临刑前的玛格丽特进行嘲弄，并打了她一记耳光。” 中世纪社会中的第一次共产主义起义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起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前进。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业绩并没有从此湮灭。不管胜利者们（他们是唯一给我们留下有关这场运动的记载的人）如何用捏造事实、恶语中伤的手法极力给战败者抹黑，他们都无法彻底斩断人们对这些战败者英勇献身精神的追怀。甚至就在胜利者所作的那些曲暗的描写中，也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精神闪烁的光芒。近代研究这场运动的历史学家曾以惋惜的口吻指出：“在多里奇诺的纲领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甚至还有公妻制的思想，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克罗内语）但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对这些战败者的英勇献身精神加以肯定，甚至表示钦敬。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在各种民歌和传说中，人们还久久地追怀贱民派和农民为反抗教会和贵族的剥削而进行的这场斗争，这些民歌和传说在皮埃蒙特山谷地区特别流行，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也广为传播。1372年，格列高利十一世还发布了一道训谕，禁止人们在西西里把小兄弟会和多里奇诺派成员的骨灰和遗体当作圣人遗骸来供奉。这个教派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在法国南方，它还拥有众多的信徒，为此，1368年在拉图尔召开的一次教会会议曾专门颁发了一项法令来对付这个教派，这项法令规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必须将他们逮捕，并送交各地主教进行惩罚和制裁。 可是，这个教派再也不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在意大利，异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从14世纪起，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同维护罗马教廷统治的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当时的意大利已经十分巩固，专制警察国家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由处于社会暈底层的弱小的民众阶级开展的共产主义异教运动当然就无法产生较大的影响了。 但在意大利境外的地区，使徒兄弟会残存的一部分力量却很快就同一些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教派联合起来。在这些教派中，最重要的就是韦尔多派和伯格德派。 [1]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2]指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译者注 [3]圣伯尔纳德（1090—1153），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吹者。——译者注 [4]转引自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551页。吉本认为：“在这种刻毒的描绘中，已经看不到半点基督徒的仁爱。” [5]吉泽布莱希特：《德国君主时代的历史》第3卷，第550页。 [6]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于1075年发布《教皇敕令》二十七条，宣布教皇权力高于一切，因而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1076年，格列高利七世乘德意志政局不稳，宣布驱逐亨利四世出教，挑动德意志诸侯和主教们叛离亨利四世。1077年初，亨利四世亲自到意大利卡诺莎教皇所住的城堡门外，赤足披毡，在雪地里哀求三天，才得到赦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译者注 [7]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8]在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当马志尼号召意大利各地群众反抗奥地利侵略，建立罗马共和国时，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被迫离开罗马，逃往加埃塔。——译者注 [9]意大利北部城市，在米兰以东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谷地南端。——译者注 [10]阿伯拉尔（PierreAbelard1079—1142年）是法兰西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译者注 [11]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洛塞尔（FriedrichChristophSchlosser，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徳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海德堡学派领袖。——译者注 [12]彼特拉克（FrancescoPetrarca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诗人。——译者注 [13]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14]引自《世界史》，184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7卷第251、252页。 [15]关于“异端分子”（Katharer）一词的语源，至今尚无定论。这个词可能来源于希腊语。在希腊语中，“Katharos”一词的含义是“纯洁”，因此，“Katharer”或许是指“纯洁的人”，与“Puritaner”（清教徒）一词语义相近。不过很难设想，早在12世纪希腊文就已经如此广泛地流行于法国南部地区。另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词是由德语中的“Katze”（猫）或“Kater”（雄猫）一词衍变而成的；这倒是一种绝顶聪明的解释。雅科布·格莱持尔和哥特弗里德·亨森这两位“博学多才的”耶穌会士就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把那些信奉异端邪说的人称作“雄猫”，是因为他们象雄猫一样总是在夜晚聚会。另一位学者则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那些信奉异端邪说的人，是因为他门崇拜一种形状如猫的魔鬼，并去亲吻这种魔鬼的臀部（见阿拉努斯：《抨击韦尔多派》第1卷，第4页）。以上材料均转引自莫斯海姆：《试对异端教派史进行公正全面的评述》，1746年黑尔姆施泰特版，第363页及以下各页。 [16]参看F·本徳尔：《韦尔多派的历史》，1850年乌尔姆版。 [17]转引自阿·穆斯顿写的《韦尔多派的历史》（1834年巴黎版），第189页；并请参看该书第449页。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表明，韦尔多派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 [18]引自本德尔：《韦尔多派的历史》，第46、116页。 [19]见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224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莫斯海姆在史学领域重新发现了使徒兄弟会。他撰写了三卷《异端教派史》，以周详细致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使徒兄弟会的情况。他写道：“可以说，正是我使这个不同寻常的帮派（在这里，‘帮派，一词没有轻蔑的意味，它的含义相当于‘教派，一词〉死而复苏，重见天日。我的这点小小的荣誉大概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见该书第92页） [20]同上书，第226页。 [21]即1282年3月30日举行复活节晚祷时在巴勒摩发生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人民起义。——译者注 [22]卜尼法八世的下场是一个鲜明生动的例证，它说明，尽管中世纪弥漫着虔诚的空气，19世纪洋溢着唯物主义精神，但罗马的教皇们在中世纪却远不象在19世纪那样安全。当时，菲力浦四世派遣威廉·诺加雷携带巨款前往意大利。诺加雷在意大利同科隆纳家族进行了秘密策划，尔后便在阿那尼对卜尼法八世发动突然袭击。他们高呼“打倒教皇”的口号，逮捕了卜尼法八世。这位教皇感到怒不可遏，加上后来又受到了虐待，这就更使他恐火中烧，暴跳如雷。这时发生了一场暴动，总算使卜尼法八世得到了解救。为了免遭科隆纳家族的袭击，卜尼法八世只好去投靠奥尔西尼家族。可是在那里，他也同样遭到了囚禁。在这期间，教皇得了癣狂症，最后被折磨致死。伏尔泰说得很对：“在意大利，几乎所有妄图橫行霸道的教皇都有过这样的遭遇。这些教皇可以给一个个王国的君主授权，而他们在自己的王国境内却总是命运多舛。”（《通史短论》第61章） 所以，20世纪的教皇崇拜者们实在没有理由对中世纪的状况恋恋不舍；而当今那些仇视僧侣的人们也大可不必因为采取了一点大胆的行动而自命不凡。 [23]莫斯海姆指出，多里奇诺离开达尔马提亚的时闾是在1304年初，即在上述那封信写成之后。而多里奇诺传记的作者克罗内却认为，起义者奔袭皮埃蒙特的时间为1303年底（参看《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待宗教战争史话》，第39页）。我们认为，说多里奇诺自愿把起义的时间定在初冬时节，从而准备进行一场冬季战役，这种论断看来很难成立，因为皮埃蒙特地区冬天极其寒冷。不过，如果说客观情况迫使多里奇诺作出了这一决定，这倒是可能的，因为密谋着究竟在什么时候发难，并不总是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多里奇诺曾经答应他的战友们在1303年起事。如果他的计划在当时已有泄露的危险，或者，如果战友们当时已经在对他进行催促，多里奇诺就可能在形势的压力下，被迫选定一个不太适宜的时间采取行动。迄今为止，各种文献对于同多里奇诺有关的历史事件的记载，在年代顺序方面简直混乱不堪。 [24]尤利乌斯·沃尔弗（JuliusWolf1862—193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25]路德维希·约瑟夫·布伦坦诰（LudwigJosephBrentano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6]有关瑞士人在那个时代采用的战术，可参看K·贝尔克利的《文克里德正传》，1886年苏黎世版。 [27]引自《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八歌。第八圈：第九断层。散播不和者》。 [28]法国城市，维埃纳省首府。-—译者注 [29]即菲力浦四世（1268—1314），法国国王，1285—1314年在位——译者注 [30]克罗内：《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特宗教战争史话》，第91页。下面的引文都是摘自这部著作。
第一章中世纪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二篇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派别 第一章中世纪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 一寺院共产主义 二异端教派的共产主义与教皇统治 三中世纪的贫富对立 四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五神秘主义 六苦行主义 七国际性和革命精神 一寺院共产主义 在基督教—日耳曼文化圈里，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是罗马帝国的文明植根最深的地区。在民族大迁徙时期，罗马文明传统在那里受到的破坏最轻微，几乎没有发生中断的现象；而且，那些地区同文明程度较高的东方国家，诸如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即使在民族大迁徙之后接踵而来的那些极其黑暗而又野蛮的岁月里，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城市也没有完全失去昔日的风姿，那里的城市最早得到了恢复，重新积聚了财富，树立了威势。在中世纪，由商品生产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首先在那些地区产生了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那里，这些社会矛盾是从古代传留下来，而又在中世纪接续下去的。 在那些地区，无产阶级[1]也从未销声匿迹。这个阶级首先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城市重新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因此，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在这些城市的怀抱中孕育产生，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既然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城市在当时同罗马都市十分相似，既然罗马时代的传统在那里保存得最为完整，那么，在那些地方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一如既往，依然保持着它在罗马帝国衰亡时代所具有的种种形式。无产阶级同市民社会的对抗斗争，一开始就带有纯粹的僧侣的特征，直到19世纪，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无产阶级的对抗斗争才最终越出这道樊篱。 为了阐明这种僧侣的特征，这里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基督教创立之后最初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不过，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虽然还不允许共产主义在整个社会变成现实，但它却不断地造就一批批新的无产者，从而也就不断地使人们产生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渴求。 基督教越是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就越是以鲜明的态度放弃在全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在基督教内部创建共产主义的团体。 这些共产主义团体把当时还残存的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奉为自己的楷模，这种共产主义组织就是家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聚居的共同体。在古代，每一个农业生产的经营实体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封闭型的单位，它自己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一切主要物品，只将剩余物资作为商品销售出去，这种现象直到帝国时代还继续存在。起初，构成这种经营实体的都是一些聚居的共同体，亦即拥有大约四五十名成员的大家庭。这些家庭成员完全以共产主义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比这种聚居的共同体更大的农业经营实体，是大规模的奴隶主庄园。这些庄园中只有一部分是大型种植场，在那里，人们只为市场生产某种固定的产品，例如小麦。而绝大多数庄园则不仅生产农产品和畜产品（其中包括庄园劳动者的全部生活资料），而且还把原始的农产品加工成工业品，尤其是在冬季，那里主要是进行这种生产活动。 很明显，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以外的地区一旦兴起，共产主义者就势必要以这种自给自足的聚居共同体为典范，来组建自己的经营实体。这种经营实体的成员之所以齐集于一处，并不是由于家族血缘关系的制约，也不是由于外界压力的逼迫。是共同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们聚集一堂；是共同的利益和一定的规章与誓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 埃萨伊教派的垦殖区就是人们创造的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模式。后来，随着犹太国家的没落，这个教派的垦殖区也走向了衰亡。 早期的基督徒都在大城市生活。在那里，生产方式是分散的手工业，而政治制度又造成压力，迫使基督徒只能秘密结社，所以，这两种因素都不允许人们建立上述的聚居共同体。只有当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成为国教，当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都能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组织时，这种聚居共同体才具备组建的条件。这时，数不胜数的基督徒聚居共同体便迅速地应运而生，这种共同体就是寺院。 正是那些曾在当年涌现过第一批基督徒的居民阶层，如今又为新建的聚居共同体输送了绝大多数的参加者，即绝大多数的僧侣和修女。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富人，他们已经厌弃自己的财产，同时也憎恶这些财产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地位。而另一部分人——这些人占整体的多数——则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他们在“世俗”社会，即市民社会中走投无路，于是便到寺院里来寻求栖身之所。圣奧古斯丁[2]曾以怨艾的语气这样说道：“如今，绝大多数决心终身侍奉神明的人，或者是一些奴隶；或者是一些重新获得自由的人；或者是因为决心侍奉神明而被主人释放或将要释放的奴仆；或者是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平民。”[3] 一个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维持生计：它可以靠劳动过活，可以靠求乞糊口，也可以靠剥削为生。同样，寺院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取收益。有些寺院的成员原来就是流氓无产者，这些寺院就明显地带有流氓无产者的倾向，主要是依靠乞求施舍来维持生存。有些寺院运气颇佳，吸收了富人入寺为僧，或者找到了富翁充当施主，它们获得了这些富人捐赠的钱财和地产，接收了他们送来的奴隶或隶农，于是，虔诚的僧侣便可以靠剥削奴隶和隶农来坐享其成。而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寺院则是那些准备相濡以沫、共赴艰危的穷人结成的团体。这些寺院就只有靠内部成员从事手工劳动来谋求生路，至少在创建之初，这些寺院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撑持局面的。 我们所了解的最早的一批寺院，在公元4世纪就曾规定僧侣必须从事手工劳动。当时的一些最著名的寺院创始人都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例如公元4世纪的安东尼[4]、帕科米乌[5]、巴西勒[6]，公元6世纪初的本尼狄克教团创建者——努西亚的本尼狄克[7]，都坚持这种主张。 最初，这种聚居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自由地退出组织；共同体也不规定自己的成员穿戴特殊的服饰，以显示同其他居民的区别。 处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寺院，就其性质和目标来说，简直同现代无产阶级组成的生产合作社相去无几。人们建立这两种组织，都是为了尝试在某个限定的范围内，依靠本组织成员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可是，由于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同于罗马时代的社会，所以，这两种组织尽管十分相似，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区别。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几乎把一切生产都变成了商品生产。因此，工人组成的生产合作社也不能不生产商品。他们制造各种用品，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那种提倡自由竟争、导致经济危机的制度，造成了险象环生的局面，产生了腐蚀人心的影响，工人生产合作社就必须在各种风险中搏斗，必须同各种腐蚀人心的影响进行斗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用品。每一个农户、每一座封建庄园都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全部物品，或者至少是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物品，只将剩余的物资送往市场，作为商品销售出去；同样，当时的寺院也是照此办理。剩余的物资使寺院同市场和世俗社会发生瓜葛，往往以巨大的力量诱使人们走上邪恶的歧途。按照规定，剩余物资应当归穷人所有。可是，如果将这些物资变卖出去，使它们为自己所用，那就会给寺院带来更多的利润。 在中世纪晚期，当城市工业得到发展的时候，寺院如果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就有可能造成同手工业者激烈竞争的局面。可是在那里，自给自足的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寺院那样，以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长期地抵御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寺院那样，在悠久漫长的岁月里坚持实行自然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使寺院带上了守旧的色影，但同时也使它们具有坚韧沉毅和顽强抗争的特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今天的生产合作社所欠缺的。 这两种组织的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现代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不是消费资料的公有制；寺院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那里，共同生活、共同管理生活资料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人们只是为了在管理生活资料方面有可能长期地坚持共产主义制度，才不得不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在共同管理生活资料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保持不变，共同管理生活资料的制度就绝不可能长期贯彻实行。况且在城市以外的地区，管理生活资料同从事生产经营这两件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生产合作社和寺院之间还有一个区别，现代生产合作社不取消个体家庭，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个体家庭组织可以十分协调地并存。可是，消费资料的公有制同个体家庭组织却互不相容。所以，僧侣或修女在他们的聚居共同体之外绝不允许另建家庭。不过，寺院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到此为止。诚然，原始的聚居共同体并不禁止各个成员的个体婚姻，然而，这种共同体立足的基础是在千百年来的习俗中被奉为神圣的血缘关系，而不是人们在当时刚刚创立的结构体系。在原始的聚居共同体产生的时候，社会上还不存在个人的财产私有权和遗产继承权，至少在涉及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时候，这些权利还根本没有出现竹而寺院的情形却刚好相反，在寺院产生的时候，这种财产私有权和遗产继承权已经完全确立。尽管寺院想要远避红尘，以便脱离市民社会而幽居独处，它其实仍然栖止于市民社会的范围之内。倘若在寺院里实行个体婚姻，那就会造成危险，使寺院的共产主义毁于一旦，正如当初因为承认个体婚姻，而使原始基督教教区的共产主义遭到夭折一样。 寺院要想坚持卖行它的共产主义，从而继续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只有立誓禁绝婚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那些自由主义的开明人物认为，僧侣和修女之所以抱定独身主义，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然而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如果广大群众中产生的某个历史现象使他大惑不解，他就应当看到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联系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他应当从这里寻找自己对那种历史现象未能理解的原因，并进一步去探究客观事物的联系，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他绝不应当把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归咎于群众的愚昧，尽管这样做比较省力，而且还能使历史学家本人显得格外高明。寺院的僧尼实行独身主义，这并不说明寺院的创立者是一帮蠢材，相反，这一事实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关系的威力有可能胜过自然法则。 这里顺便提一下，独身主义未必就是禁欲主义。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的那样，在实行独身主义的同时，也不妨发生非婚姻的两性关系。柏拉图就曾探索过这种解决问题的道路。可是，由于罗马社会的婚姻制度执行得过于严格，寺院的人们根本没有可能去走这样一条道路，于是，他们只好勉强接受禁欲主义的要求。更何况当时还普遍笼罩着一种悲凉抑郁的氛围，这就格外有力地促使人们去奉行苦行主义。 我们认为，寺院内部之所以出现独身主义，其根源就在于那里实行的是消费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独身主义和消费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这两种现象迄今为止总是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的观点不是向壁虚构的臆断。古代的柏拉图和埃萨伊教派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例证。我们还可以举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一些试图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作为例证，来进行比较说明。——当然，这些移民区不同于为实现近代空想主义者的设想而建立的那些移民区，因为近代空想主义者（如罗·欧文、傅立叶和卡贝）已经把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从而把生产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作为他们进行试验的基础。 同这后一种共产主义相比，前一种共产主义是落后的，我们仅从它的宗教性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对于本文所要评述的前一种共产主义的团体来说，宗教绝不是什么私人的事情。这些团体还处在这样一种发展水平：在那里，各种社会准则均被包藏在宗教的外衣之下，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服从一定的教义也就成了参加团体的前提。 查理·诺德霍夫在他那本论述美国共产主义社团的著作中，描绘了那里的各种宗教共产主义团体的情况。[8]尽管这些团体所走的道路千差万别，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而且互相之同又没有丝毫的联系，但都毫无例外地对婚姻采取敌视的态度。由此可见，这种殊途同归的是一种偶然。 诚然，在这些教派中，也有两个派别是允许缔结婚姻的，那就是（1844年创立的）阿马纳教派和（1817年组成的）分离派。可是，就是这两个教派也把奉行独身主义的阶层宣布为卓荦冠群、值得嘉许的阶层。佐阿地区的分离派起初也是禁止婚姻的。从1830年起，这个派别才允许人们缔结姻缘。可是，他们订立的十二条基本规则中的第九条却这样写道： “我们认为，男女之间在实现传宗接代的目的以外所发生的任何一次两性关系，都是罪恶的行为，都是同上帝的训诲背道而驰的。完全彻底的禁欲生活比婚姻生活更加高洁。”（见查理·诺德霍夫：《美国的共产主义社团》，第104页。） 其他一些教派则直截了当地禁绝婚姻。例如拉普派[9]在1803年以后本来是容许人们结婚的，然而到了1807年，这个派别又改变了观点，认为必须实行独身主义。1832年，二百五十名拉普派成员由于忍受不了禁欲生活而脱离总教区，并建立了自己的教区。然而，他们的教区很快就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教区的财产也完全被各个家庭所瓜分。 创建于18世纪的震颤派[10]是美国境内历史最悠久的共产主义派别。在他们制定的五条基本准则中，第一条规定要实行共产主义，而第二条则申明要坚持禁欲主义。 在所有这些教派中，只有一个派别曾经大胆地提出，他们不准备采取禁欲的做法，而决心通过柏拉图式的途径，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独身主义目的。不用说，这种柏拉图式的途径当然比终身禁欲的做法更加违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这个教派就是1848年在奧奈达和沃灵福德地区组成的完善派。他们认为，基督不仅教导人们实行财产的合并，而且也教导大家实行人的结合。在他们看来，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别人同自己发生性的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男女双方“过于柔情缱绻，难舍难分”，这也同样是罪恶的利己主义的表现，一旦在两性之间出现了这种情意缠绵的迹象，就要通过“批评”以及其他措施加以遏止。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规定一样，在完善派中，生儿育女的事情也得由社会来调节，而且还要求按照“科学的原理”来进行(参看查理·诺德霍夫：《美国的共产主义社团》，第276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美国教派中，恰恰是完善派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只有他们建立了正规的簿记制度，也只有他们表现出文学艺术方面的情致。 当完善派受到文明的浪潮冲击的时候，他们应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婚姻制度，以适应公众舆论的要求。1879年，这个组织的缔造者和主持人J·H·诺伊斯向该组织的成员发布了一篇文告，提出了下列各项建议： “第一，我们应当停止群婚的实践。我们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步骤，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制度的正确性及其实施结果发生了怀疑，而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反对这种制度的公众舆论的压力； 第二，我们既不采取震颤派的立场（他们主张人们普遍实行禁欲主义），也不同意世俗的立场，我们将坚持使徒保罗的立场：允许缔结婚姻，但更提倡独身主义。 如果你们同意进行这一变革，那么，我们的组织今后就将分成两个不同的等级，一个是已婚者等级，一个是独身者等级。两个等级都享有合法的权利，但后者具有更崇高的地位。 在进行这种变革之后，我们在下列几个方面仍将实行共产主义： 第一，我们的财产和企业将一如既往，继续归集体公有； 第二，我们将一如既往，共同来管理生活资料，并且在一起进餐； 第三，我们将一如既往，共同承担教育儿童的责任； 第四，我们仍将在每天晚上举行聚会，并继续实行目前已经采取的一切措施，使人们在道德和思想上日臻完善。 可以肯定，这种共产主义制度将足以把我们大家维系在一起。” 然而，这个希望很快就成了泡影。几乎没有一个成员愿意留在圣洁的独身主义等级里。群婚制解体了，随后便出现了许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这样一来，生活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这个组织的现任主持人W·A·欣茨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这样说道： “当人们在‘丈夫’和‘妻子’前面冠以‘我的’和‘你的’这样的词汇时，实际上就已经迈出了脱离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下一步，人们当然就就会以满腔的热忱去关心自己的子女，再下一步，他们就势必要求积聚私人的财产，以供给自己的子女在目前和将来使用。”[11] 早在1881年，这个奥奈达地区的组织就已经从一个其产主义的联合体变成了一家股份公司；这家公司的生意十分兴隆，而且在剥削工人方面已经相当老练。公司雇请了一千五百至两千名雇佣工人，“它的政治目标是防止工人组成工会。”[12]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主要是消费共产主义）是多么紧密地同废止婚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寺院出现的独身主义绝不是愚昧痴騃的乖戾性情带来的结果，也不是自我折磨的疯狂心态的产物；这种独身主义的根源，深藏在寺院组织赖以产生的经济条件之中。 在考察美国的那些共产主义移民区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共产主义可以使人变得非常勤奋，可以激发巨大的劳动热情。有人担心，在共产主义的联合体里，人民可能会无所事事，这种忧虑简直可笑之至。经验早就证明，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证过诺德霍夫的著作，这本书也提供了一系列论据，可以证明我们的上述观点。作者在书中写道： “我常常问别人：对于那些好逸恶劳之辈，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其实，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团体里，根本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由此我想道，懒散怠惰并非人的天性。这里以‘冬季震颤派’为例，他们是一些四处飘泊的流浪者，每逢严寒季节将临，他们就到震颤派以及其他教区那里去，诡称要参加组织，以便在那里觅得一个栖身之处。震颤派的一位长老向我介绍说，初冬时节，这些流浪者，饥肠辘辘、囊空如洗’地前来，他们在这里‘填饱了肚子、充实了行囊，一到玫瑰花含苞欲放的季节，就远走高飞了’。——即便是这样一些颓废堕落的人，在这有条有理、秩序井然的劳动环境中也深受影响，为之折服，他们毫无怨言地参加劳动，直至春天的和煦阳光诱使他们重新走向自由的天地。”（见查理·诺德霍夫：《美国的共产主义社团》，第395页） 所以，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教会的人巧舌如簧，善于捏造事实、张大其词，历来都使一切能言善辩者相形见细，甚至连娴于辞令的讼师也望尘莫及，但我们还是可以确信，寺院的创始人在要求僧侣从事手工劳动时，其态度是十分郑重的，那些报道僧侣们勤勉劳动的文字，也并不都是溢美之词。 当然，僧侣也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的其他自由劳动者一样，并没有过于沉重的劳动负担。按照努西亚的圣本尼狄克作出的规定，在本尼狄克派的寺院里，一个标准的工作日为七小时（参看拉秦格尔：《教会济贫史》，第100页）。我们向虔诚的基督教人士推荐这种标准的工作日，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另外，北美的原始共产主义移民区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内部产生的，但它同后者相比，却拥有巨大的优势。 如果在这里详尽地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也许会离题太远。[13]我们只需指出一点，那就是：这种现象确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上述各个团体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在日渐衰微的罗马帝国，上述优势必然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农民阶级，也没有一个方兴未艾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它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截然不同。农民阶级在罗马帝国已经破产溃灭，继之而起的是役使奴隶进行劳动的大地产经济；接着，小得可怜的零星土地出租制，即租佃经营制又取代了大地产经济。同这种租佃经营制相比，寺院的生产联合体在经济上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所以，在基督教世界，寺院能以迅猛的速度得到发展，并成为整个罗马时代残存的技术与文化的代表者，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在民族大迁徙之后，日耳曼的诸侯和地主们感到，寺院是在他们控制的领域内发展先进生产方式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他们大力支持、甚至经常发起建立寺院，就象18世纪的欧洲统治者赞助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一样。所有这一切，也同样都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地区，寺院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无产者和遭受蹂蹒的农民提供栖身之所；而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寺院的首要任务则是推动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寺院在经济上拥有压倒同时代的其他一切经营组织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必然会使所有的寺院都变得殷实富足而又权势煊赫。任何一个寺院，即便在创立之初没有仰仗某个显贵闻达的施主的扶持而获得钱财与权势，只要它在那荒僻的草莽之间坚持生存下来，它迟早总会达到有钱有势的地位。而掌握权势与钱财，也就意味着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于是，僧侣和修女就不再象以前那样自食其力了，他们已经有可能靠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当然不会放弃这种机会。这样一来，寺院就从生产联合体变成了剥削联合体。 在私有制和削活动盛行的社会里，人们在一个小团体内部进行的每一次成功的共产主义试验，最后总要遭到这样的命运。不管人们是实行生产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还是实行消费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抑或在两个方面同时实行共产主义，其结局都是如此。关于生产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的最后结局，生产合作社的历史业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美国的原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历史则提供了为数甚多的证据，证明了消费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的最终命运。 无论是生产合作社，还是原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只要它们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它们就宁肯招收雇佣劳动者，而不愿吸收与原有成员同享权益、平分果实的新成员。 摆脱体力劳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脱离一切劳动。人们摆脱了体力劳动，就有可能从事脑力劳动了，正是在这一方面，寺院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开始阶段，寺院在艺术和科学的领域里当然没有任何地位可言。那肘的寺院，只是昔日的农民、手工业者、奴隶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生产联合体。它远离城市，建立在某个偏僻荒凉的地方，以便逃避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烦扰，这样的生产联合体绝不是从事艺术与科学的理想之地。在罗马帝国，即使当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艺术与科学活动也仍然集中在城市里。 然而，随着曾为人们提供过丰富产品的奴隶制的消亡，不仅奢侈糜费之风渐渐停歇，而且连科学、艺术、手工业以及整个文明生活也都慢慢地陷入了停滞状态。农业生产步步倒退，变成了水平低下的租佃经济，由很不开化的世袭隶农经营，产量低得可怜，有些地方，农业甚至已经彻底崩溃。农业萧条衰落之后，城市也跟着破败凋零，那里的市民日渐稀少，市区的规模步步收缩，富饶的景象也越来越难以见到了。民族大迁徙或者使这些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或者使它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此失去了任何作用。 这时，寺院就成了科学和艺术赖以存身的最理想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处避难之地，因为在这期间，寺院已经富裕起来。公元4世纪，寺院开始建立和发展，但直到6世纪，学术文化活动的中心才开始逐渐向寺院转移。在各个城市重新恢复繁荣的局面以前，寺院一直是学术文化活动的中心。 在寺院人员中，也有人在迈进寺院大门的时候，就立志要在那里利用可供支配的余暇时间，来从事艺术创作或科学研究，但这样的人从来都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人则利用剥削事业为他们提供的优裕条件和闲暇时间，来进行猥琐鄙俗的享乐。僧侣们好逸恶劳、荒淫无耻、醉生梦死，这在当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事实。 在上述现象发生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发展趋势。一个寺院的生产联合体一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它就立即高踞于其他居民群众之上。它要保持这种优越的地位，就只有将那些蜂拥而来、希图分沾经济利益的大批群众拒于门外，断绝同他们的往来。这类寺院就象当初的马尔克公社和手工业行会，以及19世纪的某些繁荣兴旺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或生产合作社那样，一旦殷实富裕起来，就变成了封闭的排他性组织。申请进入寺院的穷人总是受到回绝，被拒于千里之外。相反，那些有地位、有钱财，并许下诺言，答应给寺院带来实惠的人，却深受欢迎，被寺院吸收进去。随着财产的日积月累，寺院已经不再是生产联合体，而变成了剥削联合体，既然是这样，它也就不再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避难之地了。寺院变成了侍候贵族公子哥儿和千金小姐的处所。 可是，在整个中世纪，人们一直怀着极其热切的愿望，要求建立生产联合体，同时也要求为穷人和受压迫者建造避难之所，而寺院正是当时唯一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组织形式。所以，在整个这一段历史时期，人们一方面无尽无休地谴责僧侣们伤风败俗、行同狗彘，一方面又连续不断地采取措施，力图通过改革现存的教团或个别的寺院，或者通过创建新的教团与寺院，来达到革除弊端的目的。 改革的方法五花八门。其中最简单易行、而又最便于改革者从中渔利的方法，是没收寺院的一切多余的财产。德皇亨利二世（1002—1024年在位）就是以采取这种措施而著称于世的（参看兰普雷希特：《德国史》，第2卷，第280页及以下各页；吉泽布莱希特：《德国君主时代的历史》，第2卷，第84页及以下各页）。这位没收寺院财产的大人物后来被教皇敕封了圣徒称号。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这是一个鼓舞。 可是，这种改革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旗开得胜，因为当时那些凶悍好斗的僧侣往往起来进行武装自卫。他们打死了一些热中于改革的修道院院长，有时，他们还进行暗杀活动，使一些修道院院长遇刺身亡。 即使改革取得了成功，到头来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过不了多少时间，一切都会故态复萌。 至于创立新教团的活动，其结果也是如此。新教团的创立者们为了把一切世俗的东西统统从寺院里清除出去，便越来越别出心裁地拟定寺规(按照今天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标准法规”)。依照这些规定，人们必须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折磨自己，以便人为地屏除种种尘世的欲念。于是，人们就越来越严酷地奉行苦行主义，越来越凄清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对于存在的弊病，人们没有也不可能去治本，而仅仅着力于治标，所以，那一切苦修苦炼的办法全都徒劳无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其中绝大多数办法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创建新教团的活动多半集中在12、13世纪。当时，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城市正在迅速地走向繁荣。这种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同时在发展壮大，这就是说，不仅是劳动的无产阶级，而且主要是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在成长发展。在不少城市里，这个阶级力量雄厚，足以掀起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进一步推动僧侣运动的发展，并使僧侣阶层比公元6至11世纪那一阶段更鲜明地带上了无产阶级特色。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教会，这种僧侣运动并不总是采取友好亲善的态度。它常常同这一期间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崛起的反对教会的异端运动结成联合阵线。 不过，罗马教皇也经常成功地利用这些僧侣的无产阶级运动，来为自己效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米尼克派[14]和法兰西斯派[15]的托钵修会[16]才身价百倍。本来，（1215年召开的）拉特兰公会议[17]已经明令禁止创立新的教团，以便刹住到处泛滥的“乱设”教团之风。可是这项禁令还没有颁布，就被教皇一笔勾销了，因为他考虑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教团的利益。这两个教团正是在那个期间创立的。 早期的法兰西斯派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这个教派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18]生于1182年[19]，是一个富商之子，青年时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他感受到了人们常有的那种良心的谴责，内心充满了厌恶财产的情感和扶弱济贫的热望。他变卖了自己的家当，将所得的钱款悉数分给穷人，并决心终生为穷人奔走效力。他首先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挚友，然后便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教团。对于当时的权势者、特别是最富有的权势者——教会来说，这个教团确实有可能构成一种威胁。可是，罗马的教皇们很善于防患未然、化险为夷，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收买这个教团，把本来瞄准富裕教会的武器掉转一个方向，用它来保护富裕的教会。 “对于这场在教会之外兴起的改革运动，英诺森三世力图通过承认与招安的办法，来消除其危险性。最后还有一点，自然也是这位狡黠的教皇孜孜以求的目标，那就是把有钱有势的僧侣们失去的民心重新争取过来；倘若做到了这一点，那么，那些托钵求乞之徒就使教会有可能重新站出来说教，宣称它自己的理想至少可以在某个特定的组织里得到实现。这样一来，就可以稳妥地把整个人民运动的惊涛骇浪导入安全的堤坝之中。”[20]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口头上批准了法兰西斯教团的合法地位；1223年，洪诺留三世又在书面上对此予以确认。 圣法兰西斯相信，他可以防止教团演变为剥削团体，可以保证教团不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先前，有关永远不置恒产的戒律仅仅适用于寺院的个别成员，而并不适用于整个寺院和教团。圣法兰西斯认为，他现在只要把这条戒律发扬光大，让整个教团遵照执行，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法兰西斯派教团不准谋求任何私利，也不得从事任何职业性的工作，它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穷苦人和病残者效劳，而且应当对自己获得的那一点慈善的布施感到心满意足。 可是，正因为这个教团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显得非常得力，同时，也正因为它通过实际的帮助而赢得了贫苦阶级的信任，使这些阶级打消了革命的念头，继续保持对教会的信赖。所以，不久以后，人们布施的大量钱财便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教团的库房。还在圣法兰西斯在世的时候，他的教团内部就有人提议取消有关教团不置产业的禁令。“及至这位创立托钵修会的大人物长眠时，人们已经让他安卧在一座用黄金和大理石装饰而成的熠熠生辉的大教堂里（见格雷高罗夫：《罗马城的历史》，第5卷，第114页。）在他去世（1226年）以后不到二十年，要求取消禁令的呼声就已经十分强烈，以致英诺森四世不得不在1245年修改教规，确认法兰西斯派有权积蓄和享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不算是他们的法定产业，也应看成是他们实际占有的财产。这些财产的产权归教皇所有。 从这时起，法兰西斯派教团就迅速地遭到了它的前辈曾经遭遇的命运（多米尼克派也是如此）。这个教团演变成了剥削团体。当时，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约翰·鲁伊斯布劳克（荷兰人，生于1293年）曾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一般的僧侣，特别是托钵僧侣作过如下的评述： “在这些人中，普遍存在着三种毛病：懒惰，贪馋，耽于享乐。老一辈的教士都很贫寒，托钵修会的缔造者们也都乐天知命，视尘世富贵如浮云。而如今，几乎所有的寺院僧侣都追求钱财，趋之若鹜。托钵僧侣多如牛毛，但真正遵守教规的却寥寥无几。他们自称寒素之士，可是，他们在寺院周围的整个地区敲骨吸髓，搜刮民脂，过着绰有余裕的生活。而且在他们自己中间，还存在着若干本不应有的等级：有些人占有四五件衣衫，有些人却连一件也没有，有些人在斋堂的雅座里，同修道院院长、住持和牧师一起享用美味珍馈，而另一些人的餐桌上却只有蔬菜、鲱鱼和啤酒。这些人十分眼馋，尤其当他们想到一切财富应归公有的时候，他们的嫉妒之心就更加艴然难平。……”（转引自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着重阐述德国和荷兰的情况）》，1842年汉堡版，第二卷，第57、58页。） 有关不置恒产的要求放松之后，还引起了另一个后果。在法兰西斯派中，有一部分人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穷人利益的代表。这些人的主要成份是在俗教徒。原来，圣法兰西斯创建的是一个民主的组织。他不仅设立了僧侣修会（即“第一会”）和女教徒修会（即“第二会”[21]），而且还设立了“第三会”，即在俗教徒修会。这些在俗教徒可以共同为完成教团的使命而工作，但不必禁绝婚姻，也不必放弃普通的世俗职业。在俗教徒大都是手工业者或其他平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完全可以被称作劳动者组织，他们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教团变成剥削团体。于是，在两个派别之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罗马教廷对实行剥削的一派越是大力支持，严守教义的一派信徒（人称“属灵派”或“小兄弟会”）就越是坚决地反对教皇和教会本身，同时，也就越发积极地同各种敌视教会的组织实行联合。最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设立了异端裁判所来审理他们的案件，企图以此来压服他们，尤其在法兰西南部，人们更是雷厉风行地采取这项措施（如1317年在纳尔邦和贝济耶地区设立了异端裁判所），然而这一切，只能促使他们同教会一刀两断、彻底决裂。自此以后，他们就成了共产主义的异端教派——伯格德派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派别中，又涌现出了再洗礼派[22]的先驱人物。 我们看到，法兰西斯教团中严守教义的一派构成了僧侣共产主义和当时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僧侣共产主义是中世纪的社会基础之一，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则力求彻底变革现存的社会。 在这一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当然，这里说的所谓共产主义只是僧侣的共产主义。这位理论家就是卡拉布里亚[23]的修道院院长——菲奥利的约阿希姆[24]。他于1145年左右生于科森扎附近的凯利乌村，曾徒步前往圣地朝拜，然后返回卡拉布里亚，入寺为僧，此后，约于1178年当选为高拉索地区西多派修道院院长。后来，他又在菲奥利地区创建了自己的修道院。1201或1202年，约阿希姆离开人世。 当时的各种社会弊病，尤其是教会内部盛行的令人发指的剥削和舞弊之风，使约阿希姆感慨万端，他要在这人欲横流的氛围中寻找一条匡时济世之路，他认为，这条道路就是普遍实行共产主义。——当然，这里的所谓共产主义只能是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寺院共产主义。 在他看来，一场革命正在到来，一个新的社会即将诞生——那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千年王国。 他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最初是人们崇奉‘肉’的时期，这一时期起始于亚当，终止于耶稣；接着，是人们对‘灵’与‘肉’同时崇奉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至今；最后，还有一个完全崇奉‘灵’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端于圣本尼狄克在世的岁月。”这第三种社会是普遍实行僧侣制度的社会。到那时，整个人类都将被组织在寺院之中。“我们必须象圣徒那样生活，为此，我们就不能去追求尘世的财产，而应当贡献出这些财产。……”这第三种社会据说在圣本尼狄克以后的第二十二代，亦即不久的将来就要全面实现。罗马教会将受到严惩并走向没落，在它的废墟上将屹立起一个新兴的团体，即屏弃私有制的正义者教团。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的、彻贯觉悟的时代就升起了曙光。 约阿希姆的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法兰西斯教团中的严格派（即以“正义者教团”自许，并以匡救社会为己任的小兄弟会）对这种学说更是推崇备至，也正是通过这个派别，约阿希姆的学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学说影响了意大利的闵采尔[25]——多里奇诺，甚至连闵采尔本人对这个学说也不生疏。 路德曾经指责闵采尔，说他的“狂妄思想”来源于约阿希姆对《耶利米书》[26]的诠释。闵采尔本人在1523年12月2日致蔡斯的信中谈到了他同约阿希姆的关系，他写道： “你们想必也知道，是那些著作家们把这个学说归在修道院长约阿希姆的名下，也正是他们用辛辣的讽刺口吻把这个学说称作永恒的福音。说到约阿希姆，我仅仅读过他对《耶利米书》的诠释。可是，我的学说比他的诠释更高瞻远瞩，我并不是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学说，而是从上帝的谆谆教诲中接受了这种学说，我准备用圣经的全部章节来对此加以证明。” 这封信曾作为《从杜撰的信仰说到即将诞生的新教（1524年托马斯·闵采尔写于阿尔施泰特）》一文的附录刊布于世。 约阿希姆的预言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德国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预言正好符合群众心中的热望，因此，当事实已经证明这种预言纯系臆造的时候，人民宁可去曲解事实，也不愿放弃对预言的信仰。原来，约阿希姆曾经预言，社会变革将在1260年左右大功告成。而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快要到来的时候，罗马教廷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27]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于是，约阿希姆的信徒们便期望皇帝能战胜教皇，并在推翻教皇以后，庄严地揭开新社会的序幕。 然而，结果是事与愿违。 “弗里徳里希的死（1250年）同约阿希姆所作的预言是互相牴牾的。因为，按照约阿希姆在预言中的说法，只要弗里德里希尚未完底大业，他就不会溘然长逝。于是，在一些人中便首先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弗里徳里希二世其实并没有死，他不过是暂时隐匿起来罢了，有朝一日，他会东山再起，重新开始并彻底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于是，在一些人中便产生了离奇古怪的悬想，并由此而编造出有关德国皇帝的神话。后来，由于世人的误解，这种悬想又被穿凿附会地同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联系起来，并作了牵强的解释，说人们盼望弗里德里希一世卷土重来，以期重新建树帝国的伟业。”[28] 我们看到，在人民的心目中，所谓“帝国的伟业”，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 二异端教派的共产主义与教皇统治 弗兰西斯派教团的例子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寺院共产主义组织具有多么鲜明的反对教皇统治的倾向。事实上，从11世纪起，许许多多的僧侣改革运动和创立教团的举动本身就是对教皇统治权的谴责，而且，这种谴责往往采取十分猛烈的攻势。 凡是关心无产者利益的人，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把矛头对准了教皇操纵的教会。这是因为在中世纪的各个有产阶级中，教会是首屈一指的豪富，它占据着数额最多的财富，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社会生活。 这里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当时的教会统治就相当于本世纪的金融寡头——交易所的统治；或者，如果暂时借用一下反犹太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那么也许可以说，教会统治仿佛是犹太民族的统治。正如反犹太主义者宣称今天的整个社会已经犹太化了一样，中世纪的整个社会则无处不在教皇的掌握之中。今天，交易所左右着报刊出版事业，同样，教廷在当时也主宰着精神生活；今天，交易所决定着政府各部乃至国王的命运，决定着帝国的盛衰兴亡，同样，教皇在当时也是如此炙手可热。 然而，教皇的统治同当代金融寡头的统治一样，并没有赢得万众一心的拥护。恰恰相反，这两种统治势力都遭到了其他所有社会阶级的敌视，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不仅是被剥削者敌视他们，就连一般的剥削者也敌视他们，因为一般剥削者不得不把自己掠夺来的许多财物奉献给他们这些地位最高的剥削者，而对于他们所占有的财富，一般剥削者早就暗中觊觎，馋涎欲滴。有人认为，在中世纪后半期，人们普遍对教廷表示服从，是出于由衷的钦仰，或者，是由于思想的愚昧，这种观点真是荒唐之至。其实，在绝大多数场合，这种服从乃是一种咬牙切齿、忍气吞声的服从，只要条件许可，人们就会奋起反抗。在整个中世纪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内，各阶级、各地区反抗教皇统治权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过，只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教皇的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正如财政寡头在当今的社会里还不可能被推翻一样。事实上，每爆发一次这样的斗争，每出现一次社会性的灾难，每发生一次战争、瘟疫、饥荒和暴动，其结果都只能促使一切剥削者中最大的剥削者进一步聚敛财富、巩固权力。这在当时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是如此。 上述状况对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相当有利的，可是，它对于无产者开展独立的阶级斗争却十分不利。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继续以金融寡头统治下的情况为例，来进行对照比较。中世纪的状况类似于（1830年至1848年的）法兰西在市民国王[29]的王权统治下出现的状况。在那时的法兰西，金融寡头倚仗自己掌握的财政大权，凭借一部虚应故事的选举法，利用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的落后状态，通过议会和皇帝建立了权力无边的统治。奋起反抗金融寡头的不仅有农民和雇佣工人，而且还有工业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已经把这些阶级联合在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勾销了他们之间的阶级对立。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就很难再确立独立的阶级意识，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置身于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而且，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也暂时消释了对无产阶级的猜忌。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占有财产的前提是别人的无产，他们对穷苦人和流离失所者的苦难竟然也产生了恻隐之心，并鼓励人们为铲除贫困而努力奋斗，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对社会主义也投以赏识的眼光。在那个时代，最受读者欢迎的法国文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只要举出欧仁·苏[30]和乔治·桑[31]的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就在这时，爆发了1848年革命。金融寡头所支持的王权被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特权也被剥夺了。政权落到了人民手里，也就是说，落到了工业资本家、小资产者、小农和工人手中。共同的敌人刚被推翻，这些阶级就意识到了各自的特殊阶级利益，意识到了各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虽然这种认识深浅不一，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这中间，尤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表现得最为清晰而深刻。革命一方面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威力，一方面也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是某些狂热的文人墨客所迷恋的资种梦幻，它深深地植根于革命阶级之中；它已经不再是供人观赏的玩物，相反，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变成一种锐不可当的武器。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不遗余力地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独立运动。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反对一切貌似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心惊胆颤，草木皆兵，把某些极其温和的博爱思想也当成了社会主义。在资产者的社会里，社会主义遭到了取缔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决定何去何从：如果他们对社会主义忠贞不渝，那就会被逐出资产阶级社会，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湮没无闻；如果他们不想遭到这样的命运，那就必须干净彻贯、永生永世同他们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实行决裂。从这时起，社会主义在政治界和著作界就陷入了凋残零落的境地，直到新兴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强大的阵容，足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迫使整个社会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刮目相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重新显露生机。 中世纪的情况与上述情况相似，当然，其发展进程要比上述进程漫长得多。那时，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类似1848年革命那样的作用。在德国，我们可以脉胳分明地追溯这一进程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的发展线索。 同本世纪上半叶的无产阶级运动相比，中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当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阶级意识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当时的流氓无产者甚至还力图结成行帮，自成一统，并竭力为自己谋取特权；[32]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纺织工人，根本就无视任何阶级差别。他们要为全体人而工作。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超越了一般行会斗争的水平，但它同其他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革命运动还混合在一起。 相反，当时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萌生共产主义思潮的条件在某些方面却比19世纪上半叶更为有利。 三中世纪的贫富对立 在整个中世纪，乃至在宗教改革时期，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远没有象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悬殊。然而，那时的贫富差别却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鲜明显豁，一览无遗，因而也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愤慨。今天，最严重的社会差别是在那些大都市，即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出现的，在那里，穷人的居住区往往同富人的居住区远远隔开。而在本文论及的那个时代，城市中的各个阶层、以至各个行业的居住地虽然比今天更加严格地互相分开，可是，那时的城市规模毕竟很小（在当时，拥有一万至两万人口的城市已经算是大城市了），所以各色人等只能密密匝匝地毗邻而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远比现在公开，无论是在劳动方面，还是在交际方面都是如此，任何一个阶级的悲欢甘苦对于其他阶级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政治活动和节日庆祝活动多半是在公共场所举行，不是在市场上、在教会的庭院中，就是在教堂和公众集会的大厅里。人们的买卖交易都是在集市上进行，而且，只要条件许可，手工业者都在大街上从事经营活动，或者至少是敞开大门营业。 在这里，首先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情况。今天，资本家给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是积累、聚集资本。一个现代的资本家对自己拥有的资本永运不会满足。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收益都用来增殖资本，以便扩大已有的企业，创建新的企业，击败竞争者，如此等等。如果他已经拥有数以十亿计的资本，他会竭力争取使资本的数额上升到二十亿，以便保住已有的资本，防止别的竞争者超过自己。一个现代的资本家绝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收入用于个人的消费，——如果那样做，那他就是傻瓜或蠢材，再不然就是因为他的收入过低，以致入不敷出。而且，即便是家资巨万的首富，也照样可以节俭自奉，绝不会因此而丢掉面子。如果他想过一下奢华的生活，他通常都避开公众的耳目，躲在舞厅、酒楼的雅座、狩猎的别墅、赌场等地挥霍一番。而在大街上，人们看不出一个百万富翁和其他居民群众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自然经济制度和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度下，情况就迥然不同了。那时，富人和权势者无法把自己的实物收入或货币收入换成股票或国库券积存起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收入用于消费。如果他们的收入属于货币收入，他们也只能用这些钱购置象贵金属和宝石那样的价格昂贵而又不会腐朽的商品，以便积聚一批财宝。世俗和宗教界的达官贵人、城市的名门望族和富商巨贾越是加紧剥削，越是赢得巨额的收入，他们就越是穷奢极侈。当然，他们自己是根本消费不完那堆积如山的物资的，于是，他们便用这些钱财来雇佣仆役奴婢，购买骏马名犬，为自己和扈从人员添置华贵绚丽的服装，营建雄伟壮丽的楼宇，并将室内装修得美轮美奂，富丽堂皇。他们一心想要积聚奇珍异宝，这种欲望使崇尚奢华的风气格外炽盛。中世纪的权势者们骄横强悍，他们不象胆怯懦弱的印度教徒那样，将自己的财宝埋入地下；同时，他们也不象当今的资本家那样，煞费苦心地隐匿自己的财物，以逃避窃贼和税吏的眼睛。他们的财富就是他们的权力的标志和根基，因此，他们洋洋得意、顾盼自雄地公开炫耀自己的富有；他们的衣服、器皿和宅第装饰着金银珠宝，处处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是一个黄金闪烁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同样是如此。 当时，富人们安富尊荣的全部生活情景是有目共睹的，而穷人们贫穷窘迫的整个状况也同样众目昭彰。无产阶级还处于刚刚崛起的阶段，这个阶级虽然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成员，足以促使那些思想深邃、感觉敏锐的人陷入深思，去寻求一条消除人间苦难的道路，可是，无产阶级的声势毕竟还不是十分雄壮，它还不足以在平常时期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一种威胁。于是，基督教在初创时期（即在流氓无产阶级充当基督教中流砥柱的那个时期）所采纳的思想便有了滋生的肥沃土壤，那种思想认为，贫穷并不是一种罪过，而是上帝十分钟爱的一种状况，不应受到鄙薄。因为按照福音书的教诲，穷人乃是基督的代表，书上写道：“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带来什么裨益，人们往往用很不仁爱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基督的代表。可是，那时的人毕竟没有象现代警察机构那样用尽种种手段，竭力为富人清除挡道的社会垃圾以及其他各种垃圾现代警察机构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清除贫困，而只是为了遮掩贫困。而在中世纪，人们却并不把穷人关进贫民窟、工场、监狱和其他场所。那时，行乞是一种正当的权利，并且每一次礼拜，尤其是每一次隆重的礼拜仪式，总要使锦衣玉食的富豪和一贫如洗的穷汉齐集一处，汇聚在教堂里。 无论是在那时，还是在今天，人们都可以用柏拉图关于两个国度的说法来描述社会。[33]不过，在中世纪，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国度至少还是相互了解、彼此熟识的两个邻国。而今天，这两个国度却变得极为陌生，彼此之间竟没有丝毫的了解。如果在资产者的国度里有人提出要求，希望了解一点有关无产者国度的实情，那就需要组织一次专门的考察，那情景就象去探究非洲的内幕一般。当然，对于资产者来说，探究非洲内幕比了解无产者的实情更加重要，因为探明非洲的情况，就有希望去开辟新的销售市场，就能赢得利润；而弄清了无产阶级的状况，那就不啻向现存的社会制度提出惊心动魄的控诉，这样做只能对社会民主党有利。因此，毫不奇怪，欧洲各国政府即便拿出一点钱来用于考察当今社会状况，这笔开支也仅仅相当于他们用于考察非洲开支的百分之一。许许多多“有教养的人”对黑非洲的情况比较清楚，而对自己所在那个城市的无产者居民区的情况却不甚了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候，这方面的状况才开始有一点转变，因为那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日益壮大。自从当局对无产阶级产生了畏惧心理，人们才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阶级。 而在中世纪，有产者却无须对无产阶级心存戒惧，同时，他们也不必去研究这个阶级，以便弄清这个阶级的状况。因为那时穷人的贫苦状况毫无遮掩，随处可见，同富人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因此，毫不奇怪，这种对比不仅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各个阶级切齿痛恨，而且也使处于社会上层的各个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义愤填膺，起来反对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从而推动了为实现平等而进行的斗争。 四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产生于往昔社会制度下的思想传统，对后世的社会制度会发生影响，这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这种思想传统对社会发展往往起着干扰和阻遏的作用，因为它妨碍人们认清社会发展的崭新趋势和需求。可是在中世纪末期，思想传统所起的作用却常常同上述情况截然相反。 在民族大迁徙的狂风巨浪以及随之而来的野蛮时代过去以后，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起，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各国人民就开始向一个新的文化阶段迈进了。这个文化阶段虽然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在许多方面都同阿蒂卡和罗马社会在沉沦前夕和沉沦之初达到的最高水平相仿。阿蒂卡和罗马社会给后世留下了种种文献著作，这些思想财富正好是中世纪末期各个新兴阶级求之不得的东西。于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和科学得到了复兴，这一事业大大增强了新兴阶级对自己的信心，深化了他们对自身的认识，从而成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具有保守性质的传统，便成了一种革命的因素。 当然，在前人留下的思想财富中，任何一个阶级都只汲取最符合自己的意愿、最适应自身需求的东西。中世纪末期，市民阶级和封建诸侯继承了罗马法为己所用，因为罗马法十分契合简单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易以及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他们欣赏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非基督教文学，因为这种文学赞颂了人生的欢娱，有时甚至还赞颂纵情的享乐。 而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同情者来说，无论是罗马法还是古典文学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在罗马社会遗存的另一类文献中找到了自己寻求的东西，这种文献就是福音书。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完全契合他们的需要，因为在当时，还没有条件进行较高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共产主义在那时还只能是一种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只能把富人的多余财物平均分配给缺衣少食的贫民。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并不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上的共产主义教义造成的，然而却正是这种教义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滋蔓，正象罗马法促进了专制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样。 由此看来，中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依据仍然，是基督教的宗教教义。但尽管如此，这种运动也还是无可避免地同掌握权柄的教会发生了冲突，因为教会是首屈一指的豪富，它早已把普遍实行共产主义的主张宣布为魔鬼的异端邪说，并且使用了形形色色的诡辩伎俩，力图曲解和抹杀原始基督教典籍中的共产主义内容。 如果说，努力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举动必将促使人们走上异教的道路，即走上同罗马教会发生冲突的道路，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异教的活动，即反对教会的斗争，也必将促使共产主义思想四处传扬。 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设想完全摆脱教会而独立自主地行动，那样的时代尚未到来。诚然，在中世纪末期，各城市已经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远远超过了教会所代表的文化。各个新兴的阶级（其中有诸侯及其臣僚、商人、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著作家）根本就不信仰基督教，而且，这些阶级居住的地方越是靠近罗马，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就越是冷漠。基督教世界的首善之区，实际上是不信教者云集的中心。可是尽管如此，那时毕竟还没有多少人想到要组织一个新的国家管理机构，即建立一个可以取代教会组织的世俗官僚机构。对于那些居于统治地位，而又不相信基督教的阶级来说，教会这个执行统治职能的组织还是不可缺少的。中世纪末期的革命阶级不是摧毁教会，而是把教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它统治全社会，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改造社会，正象无产阶级在今天迫切需要把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 处于社会上层的各个阶级越是对基督教采取怀疑的态度，他们就越是关注下层阶级的信仰问题，就越是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不让下层阶级受到任何教育，因为这些阶级一旦接受了教育，就会高瞻远瞩，不再把视野拘囿于基督教教义的范围之内。上层阶级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所处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已经决定他们不可能受到任何较高水平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们始终也没有越出基督教观念的樊篱。 但罗马教会也没有因此而占到多少便宜。因为民众反对教会剥削的伟大运动照常开展，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只是人们在运动中阐述自己的奋斗目标时，主要是从宗教方面来寻找论据，这就是上述情况带来的唯一后果。 原始基督教的文献典籍给一切决心没收教会财产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提供了大量的斗争武器，因为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早先都很穷困，他们都要求自己的弟子自觉地坚守清贫。教会即使拥有一些财产，其所有权也不是属于僧侣，而是属于教区。 回到原始的基督教去，回到福音书去，使遭到罗马教会篡改和歪曲的“上帝箴言”恢复本来的面貌——这就是一切反对罗马教廷的阶级和党派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些党派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上帝箴言”的解释也纷纭歧异。他们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要求各级教会统治集团不再占有任何财产。至于是否要在教区内建立民主组织，甚至实行财产公有制，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反对罗马教廷的各派势力就分道扬镳了。可是，在原始基督教流传后世的文献中，明明言之凿凿地记述了这种民主组织和财产公有制，因此，一个崇拜原始基督教的人，只要不是存心淆乱黑白，就绝不会从“上帝箴言”中找出什么反对的论据；所以，有产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只要已经投身于异教运动，只要能在思想上冲破本阶级的私利和偏见的樊笼，就比较容易接受民主的共产主义，尤其当反对罗马教廷的各个有产阶级把罗马教廷视为凶悍的强敌，而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某些偏激的思想家闹腾的无伤大体的儿戏的时候，当一切反对罗马教廷的势力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时候，那些正直之士就更容易接受民主的共产主义。在开始阶段，这种异教的共产主义看上去只对罗马教廷的剥削事业构成威胁。所以，它很容易得到具有异教思想的有产阶级的宽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回到原始基督教去的号召不仅能在穷苦的民众中，而且能在有产阶级的许多成员中掀起共产主义的浪潮。 考察了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以推翻罗马教廷为目标的异教运动开展期间，共产主义思想竟会显示出那么巨大的力量，产生那样广泛的影响，以致使当时无产阶级的实力、影响和觉悟程度在相形之下显得十分逊色。 所以，一般说来，异教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同有产阶级的运动结合在一起，把进攻的矛头单一地指向罗马教廷，而试图向整个有产阶级社会发起进攻，那么，这种运动就会在顷刻之间分崩离析，消逝得无影无踪。 无产者缺乏阶级觉悟；有产者（商人、骑士、特别是僧侣）却对共产主义的意图颇感兴趣；往昔的历史时代（即原始基督教时代）的共产主义思潮又通过文献典籍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在所有这一切情况的影响之下，共产主义运动表面笼罩的那一层宗教外衣势必严严实实地掩盖运动本身的阶级特征。从共产主义思想在12、13世纪复苏，直至宗教改革在16世纪发生，在这整段历史时期内，情况都是如此，而且比当时的一般民众运动中出现的类似状况更加突出。 可是在那个时代，无产阶级毕竟已经给共产主义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中世纪的无产阶级既不同于罗马社会衰落时的无产阶级，又不同于现代的无产阶级；同样，以中世纪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也既不同于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又不同于19世纪的共产主义。它构成了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与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基于相同的原因，都是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它同现代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详加论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一样，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崇尚苦行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共产主义，一种主张清心寡欲的共产主义，一种乞灵于神秘莫测的超人力量的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它同19世纪的共产主义也截然不同。 五神秘主义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上节末尾提到的神秘主义的问题。 关于神秘主义产生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点，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越是发达，社会的力量就越是难以为人们所驾驭，社会的内在联系就越是变得扑朔迷离、深邃莫测，降临在人们头上的灾祸也就愈加凶险可怖。面对着这种灾祸，人们茫然失措，无可奈何；而最感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忍受剥削的民众阶级。 可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新兴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商人和诸侯）却借助于古典政治学和罗马法从容措置，应付裕如；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古典政治学和罗马法才得到了复兴。而对于社会底层的各个阶级来说，科学乃是一片很难接近的禁地——更何况当时在这个领域中又使用着与人民群众的语言迥然不同的专门语言，即拉丁文和希腊文，这就使社会底层的各个阶级比今天的民众更难迈进科学的大门。 然而，科学之所以没有在社会底层的各个民众阶级中得到传播，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由于科学同民众阶级的需求大相径庭，这些阶级便对科学采取拒绝的态度，这才是事情的主要原因。 科学和艺术一样，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独立发展。要使科学得到繁荣，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使科学研究有可能进行，而且要有一定的需求，使科学研究获得动力。即使科学研究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也并不是每一及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都能产生深入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内部真实联系的需求。一个走向衰亡的阶级或社会，总是不愿意看到客观真实多它们不是把人们的聪明才智用来弄清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用来寻找种种根据，以便借此来自我安慰、自我排解、乃至自我欺骗，同时，他们也借此来掩盖真象，使敌人弄不清它们的实力和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历来只有新兴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才能把科学事业推向前进。谁真正地把握着未来，谁就会兴致勃勃地去研究客观真实，并揭穿一切掩盖客观真实的虚幻的假象。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颓败沉沦的时代，科学事业也随之而零落凋残了。现实世界伤心惨目的景象使人们抑郁苦闷，于是，大家便日益逃离现实，躲进他们按自己的需要而臆造的虚无缥缈、奇妙绝伦而又神秘莫测的幻境中去。当他们感到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便设想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前来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崇拜奇迹的神秘教义——锡利亚教义便广泛地传播开来。 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家业，同时也接受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学说，不过，他们在这种学说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骠勇强悍、追求人生享受的蛮族，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怀着阴郁、懊恼的心情逃避现实；为什么要仿效原始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特有的做法，诚惶诚恐地进行冥思苦索和反躬自省。这些日耳曼人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战胜基督教，但却用十分天真质朴而又富于直感的方式去理解这种宗教，以致使神秘主义失去了蓬勃的生机，只能在某些寺院里苟延残喘，其地位就如同先前的异教遗留下来的一些残余经卷一般。 后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蓬勃地发展起来，使这个世界经历了一场革命。这时，在这个范围内，特别是在新兴的文化中心——各个城市中，《约翰启示录》的思想和整个神秘主义学说又有了复活的条件。那些乐于接受原始基督教的阶层，同时也乐于接受神秘主义的学说。于是，神秘主义就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并驾齐驱，一起得到了发展。 当时，把握着未来发展前途的并不是贫民和被压迫者，而是富人和权势者，即诸侯和资本家。这些人理所当然地要去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因为科学越是清晰地揭示客观真实的情况，就越是有利于他们这些掌权者。即使科学没有沦为权势者的奴婢，而是自由独立地向前发展，诸侯和资本家的权力机构也仍然要设法推动它的进步。 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把握未来、即决定可以预见的前途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贫民和被压迫者越是清楚地看到这种客观现实，就愈加感到现实的冷酷无情。那时，要想把压迫、剥削他们的“衮衮诸公”统统打倒，让忍饥挨饿的群众得到幸福和自由，除非有奇迹从天而降。而贫民和被压迫者竟然真的怀着满腔热忱企盼这种奇迹发生。他们出于无奈，只能在自己心目中保持对奇迹的信念，否则，他们就会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他们开始憎恨科学，就象憎恨教会宣扬的传统教义一般，因为科学是为凌虐他们的那些人服务的；他们开始逃避满目凄凉、冷酷无情的现实，久久地进行静思默想，使自己完全沉浸到内心深处的世界中去，以便从中得到一点慰藉，看到一点希望。他们用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来抗拒科学和现实世界提出的种种论据。这种内心深处的声音，就是所谓样上帝的声音”、“神灵的启示”、“内心的豁然顿悟”，而实际上无非是表达了他们的渴望和需求。这些沉思者越是脱离社会、远避尘嚣，越是用各种麻醉神志的方法（特别是饥饿和祈祷的方法）使自己堕入梦幻，想入非非，他们内心的那个声音就越是高亢洪亮，具有无坚不摧的气势。这样一来，那些如痴如醉的人便相信奇迹确实能够发生，最后，这种信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竟然发展到了坚如磐石的程度。对其他一些怀着同样需求和期望、并乐于树立这种信念的人，他们甚至能现身说法，进行宣讲。 闵采尔的著作为我们了解这种思想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里，我们打算引证他的一些著述，特别是从他讲解《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篇布道词中摘引一些内容来加以阐释。《但以理书》第二章讲的是尼布甲尼撒王作的一个梦——他梦见一尊巨像，身躯用铁和金子铸成，两脚却用泥土塑成，最后被一块石头砸得粉碎——这个梦所提供的情节，完全可以用来阐发革命的思想。[34] 闵采尔在布道词中指出：基督被人们“任意涂抹成了一座偶像”，“他已经成了整个人世间的一块擦脚布”。正因为如此，我们受到了异教徒和土耳其人的嘲笑。如今，基督受难的事迹不过是人们消闲的谈助。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这种污秽龌龊的环境中挺立起来，必须尊上帝为师，去聆听他的教诲，并积蓄力量，去打击上帝的敌人，以报仇雪耻。我们对上帝必须怀有敬畏之心，而对那些恶人则应当毫无惧色。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当然，那班文人学士会说：今天，上帝已经不再以显灵和亲口赐教的方式向他的亲爱的朋友们进行启示了，大家只能去苦读圣经。因此，如果那些获得上帝启示的人发出警世良言，文人学士就会报以讥讽的嘲笑，就象犹太人嘲笑耶利米一样，当初，耶利米曾经作出预言，指出巴比伦人将要前来进行掳掠。[35] 接着，闵采尔便开始谈论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手下的术士都没有能力替他圆梦。“那些亵渎神明的伪君子和胁肩谄媚的小人只知在主人面前曲意逢迎，投其所好，同今天在宫廷里养尊处优的那班文人学士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这些文人学士荒唐地认为，他们无需等待圣灵降临，就能够分清善恶。殊不知真知灼见正是由上帝播入人心灵之中的。“正因为如此，圣保罗才引证了摩西和以赛亚的语句（参看《罗马书》第10章），指出只有经过上帝的启示，才能在心灵的最深层听到那谆谆教诲之声。倘若有人在上帝的昭示下仍对这种教诲无知无觉、麻木不仁（参看《罗马书》第8章），那么，他肯定理解不了上帝的微言大义，哪怕他啃破十万册圣经也是枉然。” “一个人要想听到上帝的教诲，并且做到心领神会，他就必须借上帝之力，屏除自己的肉体欲望，如果上帝使他心灵震动，要扑灭他肉体中的一切淫欲，他就应当顺从上帝的意志，使上帝能够显示神威。因为一个充满动物欲望的人，不可能听见上帝在灵魂深处的呼唤（参看《哥林多前书》第2章），他必须在圣灵的指引下进内心省察，以求得对义理的纯正理解（参看《诗篇》第18篇），否则，他的内心就只能是一片黑暗，他就会把基督仅仅当成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从而误入歧途。……因此，人们要想得到上帝的启示，就必须放弃一切消遣娱乐，以虔敬真诚之心去追求真理（参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而且必须在实践这种真理的过程中辨明真相与假象。” 一个上帝的选民[36]，若要知道什么是上帝的风采和上帝安排的梦境，什么是世人和魔鬼的形象以及他们造成的梦幻，那就必须真心诚意地、头脑清醒地“同尘世中一切肉体上的逸乐一刀两断”。他只有根除物欲，即根除自己心中丛生的荆棘蒺藜，让心田上萌生芳草嘉卉，“他才会意识到，上帝和圣灵就在自己的心中，将陪伴自己度过此生”。 在另一篇文章中，闵采尔以鲜明的笔触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一个是正直的基督徒，他犹疑彷徨、忧愁郁闷，忍受着心灵的巨痛，在寻求上帝的启示；另一个是自鸣得意的文人学士，他鼓吹在宗教上要淡然处之，并讥笑人们在心灵深处展开的一切斗争。 闵采尔写道，一个“刚刚皈依圣教的基督徒”迟早总会产生强烈的愿望，要求确立一种真正的信仰；他会发出这样的浩叹，“啊，我这可怜的人，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中支配着我的行动？我的良心受着煎熬，我被折磨得肝肠寸断，力尽精疲。唉，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对上帝和世人都产生了怀疑，心中得不到一丝慰藉。我的良心受着鞭笞，我的腹中满是疑虑，我的眼前山穷水尽，我对上帝有失恭敬，因此上帝使我堕入痛苦的渊薮。从外部来说，我忍受着疾病、贫困、不幸以及恶人制造的种种祸患的威胁；而从内心来说，我所经受的磨难更加惨烈。啊，倘若我能认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是多么愿意确立起真正的信仰！” 在这种困境中，这位犹疑彷徨的人便去请求文人学士给予指教。“文人学士尊口难开，因为他一开口就是名言高论，一字千金，在费了巨大的周折之后，他终于开口说道： ‘哦，亲爱的人，既然你不愿信仰，那就不妨到魔鬼那里去嘛！’ ‘哎哟，最亲爱的博士啊，我是很想确立信仰的，然而我内心怀有疑虑，以致于心灰意冷；我到底该怎样消除这种疑虑呢？’ ‘嗐’亲爱的伙伴，，文人学士答道：‘你何必为这种玄而又玄的问题自寻烦恼呢！你就简简单单地去信仰得了，把心中的那些思虑都抛到一边去吧。那些思虑都是空洞无谓的玄想。你不如同大伙儿混在一起，去自寻快乐，这祥，你就会把烦恼忘得干干净净了。’ 你看，亲爱的兄弟，教堂里回响的就是这种安慰之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名堂。正是这种安慰，把基督徒的全部严肃认真的精神变成了令人厌弃的东西。……圣彼得[37]告诉我们：谁是脑满肠肥的蠢猪；其实那些奸邪、狡诈的文人学士无一不是属于这路货色，不管他们是什么宗派；他们饕饗狂饮，穷奢极欲，谁要是对他们表示半点异议，他们就会象狗一样露出利齿，狺狺狂吠。”[38] 在闵采尔笔下，文人学士和世俗享乐同样受到了抨击。 闵采尔怀着锡利亚式的狂想，以极其狂热的激情，把行将建立的新社会想象成了人间天堂。他大声疾呼： “的确，从开始树立纯真信仰的那一刻起，我们大家势必在心灵深处产生并保持这样的信念：由于基督化为肉身来到人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将成为神灵，并同基督一起成为上帝的弟子，亲聆上帝的教诲，从而超凡入圣。或者更明确地说，我们自己就将完全变成救世主，而红尘世界则将变为天堂。”[39] 这段话反映了关于世界末日劫变的神秘主义思想，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完全符合那种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梅兰希顿[40]提供的一些情况尚属可信，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他的记述中了解到，一旦上帝没有显灵，使闵采尔的热望化为泡影，闵采尔就会对上帝出言不逊，表示极度的蔑视。梅兰希顿怀着恐惧的心情这样写道： “确实，他（指闵采尔——译者）竟然明目张胆地宣称，上帝当初曾同亚伯拉罕[41]等先祖对话，如果现在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同他对话，他就要让上帝变成一堆粪土。这些话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42] 对于现代的无产阶级来说，这种与苦行主义同时盛行的狂热的神秘主义已经成了十分陌生的东西。当今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对时代的特征熟视无睹，他就会看到无产阶级把握着未来。在无产阶级面前，其他一切阶级都每况愈下，无论是在社会作用方面，还是在政治权力方面，抑或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力量方面，这些阶级都在不断地衰颓下去。今天的客观现实预示着无产阶级必胜；人们对这种现实研究得越深透，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越明朗，客观现实就越是清晰地显露出无产阶级必胜的朕兆。科学的任务就在于一往无前地探求真理。今天，科学只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也只有无产阶级，才关心探求真理的事业。 诚然，在今天，那种渴望超自然的力量显示神威的神秘主义思想又盛行起来了。然而这一次，这种思想不再风行于无产阶级内部，也不再风行于共产主义者之中（共产主义者信奉求实的哲学，他们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了），而是风靡于各个有产阶级之中，因为正是这些阶级感到了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 不过，今天的有产阶级并没有对一项伟大的事业怀抱什么信念；他们也不象中世纪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神秘主义者那样，充满着对伟大事业的献身精神，并从中汲取力量，反抗种种惨绝人寰的迫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在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神秘主义和迷信思想再也不可能造就什么英雄与殉道者，再也不可能象资产阶级的科学事业那样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了。这种神秘主义和迷信思想往往借用科学的外衣来包裹自己，以便能登上上流社会的大雅之堂，它总是驯顺地迎合着权贵名流的心意。 六苦行主义 除了神秘主义之外，这里还要着重介绍一下中世纪末期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即苦行主义特征，这也是他们区别于现代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中世纪和罗马帝国衰落的时代一样，生产还不很发达，因而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过上优裕的生活。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人平等，谁就必然会把奢侈的享受视为罪恶，甚至会把艺术和科学也视为祸端，因为在许多场合，艺术和科学确实只是象奴婢一样，为奢侈的享乐者服务。而同这些主张人人平等的人相比，共产主义者往往更加激进。面对着当时存在的大量贫困现象，共产主义者不仅把骄奢淫逸、伤风败俗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罪孽，而且常常把任何一种欢乐、任何一点享受、哪怕是毫无危害的享受，都统统看成是犯罪行为。我们从上文引证的闵采尔著作的若干段落中，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证。我们在其他地方还可以发现，类似的例证简直比比皆是。这种观点使梅兰希顿大为恼火。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篇《托马斯·闵采尔事略》中，他这样写道： “（闵采尔）声称，大家必须培养纯正的基督徒的虔诚精神。首先，必须戒绝那些为公众所不容的恶行，如通奸、杀人、亵渎神明等等。与此同时，必须清心寡欲，节衣缩食，以折磨自己的肉体；必须沉默寡言，愁眉锁眼，不修胡须。他认为，实行这一类幼稚可笑的戒律，就是实践福音书上所写的消灭肉欲和刻苦修行的训诲。他的整个布道活动，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传布这种思想。” 由于实行这种阴郁的清教主义，共产主义者就不仅同统治阶级互相对垒，而且还经常同当时的一些劳动阶级发生牴梧，因为这些劳动阶级在那时还充满着热爱生活的质朴情感和开朗豁达的乐观精神。农民和手工业者往往对共产主义者表示厌恶，认为他们是一些伪君子。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劳动阶级陷入了被压迫、受凌虐的境地，随着诸侯专制统治的加强，一切反抗斗争都失去了胜利的希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行，俭省度日——亦即所谓“力戒奢靡”，已经成了地位低下的剥削者们奉行的主要道德准则，因为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们才最有希望发家致富，跻身于大剥削者的行列，——这时，只有在这时；清教徒的思想才开始在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滋生了清教主义思想；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无产阶级中的清教主义思想一扫而光。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使无产者感到沮丧，一方面又使他们满怀希望。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无产者意识到，企图通过个人努力使自身的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那完全是一种幻想。这种生产方式使每一个形单影只的无产者都感到前程黯淡，以致心灰意冷。在他们看来，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那不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们的座右铭是及时行乐——即得过且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享受的机会；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变得无拘无束（当然绝不是无忧无虑）、玩世不恭，而在奉行清教主义的市侩们看来，这正是两种大逆不道的罪行。 可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使无产者满怀希望。诚然，这种生产方式使无产者越来越痛切地感到，个人的前途日益无望，一片渺茫；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却又使无产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所隶属的阶级前景灿烂，一片光明。无产阶级对未来越来越充满希望，对胜利越来越满怀信心，因为它看到，有朝一日，它将成为自己创造的财富的主人，这一天已经日益迫近，而它所创造的那些财富，又是何等辉煌！ 对于今天的无产者来说，最使他们感到愤慨的并不是富人的奢侈豪华。我们在前面已経指出，在今天，富人的浮华习气已经不象前五百年前那样显眼，以致激起公愤了。现在，使无产阶级义愤填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各种生活必需品大量积存的时代，他们却不得不忍受缺衣少食的痛苦，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物品大量积存，他们才不可避免地遭此厄运。他们深知，现代生产方式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生产力，凭借这种生产力，一个能使所有的人都丰衣足食的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一个只关心个人命运的无产者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会使他变得落拓不羁、玩世不恭；而对于那些投身于本阶级的斗争，为本阶级的全体成员尽心竭力，并同他们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促使他们培养了开朗豪放、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 当中世纪的无产阶级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具备了本阶级的独立情感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都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他们的清教主义同基督教的苦行主义，尤其是同基督教创立以后最初几百年间盛行的苦行主义有许多近似之处，然而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区别。 早期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性质，主要是由流氓无产阶级决定的。而流氓无产阶级最突出的特点——如果用道德家的眼光来看，也可以称之为罪孽——就是懒惰、肮脏、浑浑噩噩。基督教的苦行主义，说到底，无非是用一整套精心构想的方法，把流氓无产者的这些特性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苦行主义同产生于类似社会条件下的印度苦行主义（即婆罗门教和佛教的苦行主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些善男信女成年累月地趺坐在一个地方，甚至在几十年内一直保持静默，外部世界的一切变化，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阴雨干旱，他们一概置若罔闻，无新于衷。他们从不洗脸，从不理发，从不剪指甲，即使虱子跳蚤长满全身，他们也仍然纹丝不动。在这些神圣的忏悔者中（他们多少都带有一点神圣的色彩），有的人甚至连饭都懒得去吃，必须由虔诚的信徒一口一口地把饭喂到他们嘴里。 在中世纪，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已经成为劳动者。他们的处境不允许他们以如此超然的态度脱离尘世生活。他们不象修道的隐士那样，依靠别人的施舍度日，即通过剥削他人的劳动果实为生，他们是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他们必须四处奔波，为尘寰的俗务辛苦操劳，否则就会饿死。倘若整天浑浑噩噩、四体不勤，他们的生存就难乎为继。再说，他们的身份还不算十分卑贱，其地位同正在勃兴的富裕的农民阶层和手工业者阶层比较接近，因此，他们也不愿意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腌臜不堪。在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觉悟程度较高，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一部分人就更不可能去过那种懒散、肮脏和浑浑噩噩的生活了。所有记述这一段历史生活的人都一致认为，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恰恰是一些共产主义派别的成员在周围的群众中表现得最为勤劳、正直，其仪容也最为整洁。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些品格，有些地区甚至欢迎他们去做工。摩拉维亚[43]地区的再洗礼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成功地争得了定居的权利。作为一个温和的教派，他们还在周围居民允许的限度内，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加居住区。对于他们的情况，金德黎曾作过记述。这是一个对再洗礼派毫无偏爱情绪的作者。他这样写道： “在波希米亚地区，再洗礼派零零星星地散居于其他各派之中；而在摩拉维亚地区，这个教派却拥有大批成员，并且建立了许多教区。再洗礼派在1530年以前就已经迁入摩拉维亚地区，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建立了七十多个教区。当局对他们的迫害时轻时重，未曾间断，但他们却在一些贵族的庇护下生存下来；当然，贵族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经过仔细权衡的。 “在摩拉维亚地区，再洗礼派屡遭驱逐，但每一次驱逐都不了了之。马克西米利安[44]也对再洗礼派采取反对的立场。他按照他父亲订立的惯例，于1567年向议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在短期内将再洗礼派驱逐出境。然而这一次，贵族方面却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反应。在皇帝面前，贵族等级和骑士等级竭力主张让再洗礼派继续居住在原来的地方（高级僧侣等级以及各个城市没有附议）。贵族方面之所以呈上这样的奏疏，绝不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再洗礼派尚未变成死硬的异端分子，从而企图劝说他们改变信们；不，他们提出这种主张，只有一条十分实际的理由，那就是：再洗礼派是一批非常有用的臣民；驱逐他们，比驱逐犹太人更加得不偿失，这样做会在物质利益方面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他们提出的这条理由十分重要，天主教徒、饼酒同领派[45]和（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成员只能表示赞同。确实，在摩拉维亚各地，再洗礼派的成员都是一些极其勤勉、俭朴、平和的工人，再说，在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46] 象这样一些品格，都是《约翰启示录》的狂热信徒和早期基督教的苦行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具备的。 七国际性和革命精神 本书论及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中世纪的共产主义和现代共产主义都具有国际性，这是上述三种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它们同带有区域性质的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地方。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是为单个的城市行政区及其管辖的地域设想的模式。而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是为着整个人类，或者至少也是为着他所立足的整个国际文化圈而从事活动的。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所表现的区域狭隘性，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特性互相吻合。农业生产使人们安土重迁，把人们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迫使人们竭尽全力从事劳动。昔日游牧部族到处飘泊的活动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乡村居民的视野变得日益狭窄：人们孤陋寡闻，目光短浅，拘囿在马尔克公社和村庄的范围之内。这一切，已经成为农民的特征。 中世纪城市小资产者的状况也不比农民更强。他们除了从事自己的城市职业以外，往往还兼营农业。即使是单纯从事农业，他们也还是难离故土，因为他们不能不仰赖本地某些主顾的支持。而且，他们往往还拥有房产，这也是他们不肯轻易迁移的原因。 而资本家和无产者却突破了这种区域的局限。商人的营业并不单纯仰赖本地的顾客，他们主要是依靠本地与外地的往来。这种往来越是密切、越是方便，他们的生意就越是兴隆。所以说，商人的活动具有国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跨区域的性质。凡是有钱可赚的地方，商人都可以随处安家。 无产者的活动也具有跨区域的性质，但这种性质的产生却另有原因。无产者身无长物，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一个地方，无论是在自己的故乡，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同样要忍受剥削和压迫。只要他们眼前出现一线微弱的希望，发现在外地或许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就会远走他乡。 可是，商人活动的跨区域性与无产者活动的跨区域性截然不同。商人同外地的贸易往来以及他在异乡市场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所隶属的那个国家的实力——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古典城邦，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商人要使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特别是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不管商人是旅居国外，还是定居国内，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在羁旅国外时，他往往比居留国内期间更鲜明地表现出爱国的情绪）。我们看到，从中世纪以来，凡是在形势有利于专制制度、有利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商人都站在诸侯和沙文主义者一边。 无产者的情况不同于商人。国家政权是压迫和凌虐他们的那些人所依傍的最大的靠山。从罗马共和国衰亡的时代起，直至19世纪，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能够把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国家为自己服务；也从来无法指望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国家施加一点影响。国家成了无产阶级最大的仇敌，所以毫不奇怪，无产阶级自然要从这些事实出发，来确定自己的立场。从原始基督教诞生的时代起，直到19世纪为止，所有的共产主义派别对国家、对政治活动和国防事务都不仅十分冷漠，而且深恶痛绝，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只有在偶然的机遇下，在革命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些共产主义派别才改变自己对上述事物的憎恶态度，因为在那样的时代，原有的国家政权似乎已经岌岌可危，行将崩溃，无产阶级看来有希望夺取政权。而一旦反动势力卷土重来，这些派别就会以更坚决的态度声明自己退出一切政治活动。例如，波希米亚兄弟会在塔博尔派失败以后，再洗礼派在农民战争结束以后，门诺派在明斯特起义遭到镇压以后，都采取了这种立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要详加介绍。 不过，从原始基督教产生的时代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始终强调，实现国际之间或地区之间的团结互助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商人在国外是当地人的竞争对象和冤家对头。他们不能指望得到当地人的热情帮助，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依靠本国的实力，因为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保护着他们。 无产者在国外同在本国一样遭受剥削和压迫，他们在那里是以反剥削、反压迫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在斗争中，他们不可能仰赖本国的支持，而只能依靠同他们并肩战斗的当地无产者的援助。 当然，如果无产者在国外仅以出卖劳力的姿态出现，而缺乏强烈的斗争意识，他们就很容易把国外的无产者伙伴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看作自己的战友，那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可能去实现国际间的团结互助了。 可是，共产主义者却不是如此。他们首先是反剥削、反压迫的战士，他们在各地面临着同样的敌人，遭受到同样的迫害。这种境遇促使他们紧紧地拧成了一股绳。人们可以看到，从原始基督教产生以来，共产主义者始终保持着一种独具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全体成员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他们之中，外乡同志和本地同志一样，都是手足兄弟，无论在什么地方，外乡人只要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就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由于共产主义者具有这种特征，同时也由于他们不占有任何财产（有产者如若加入他们的队伍，并希望在他们当中充当教育者，就必须将自己的财产分发给穷人），这就给共产主义的先驱者、鼓动家们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使他们有可能遍访各地，到处奔走。他们长年累月风尘仆仆，行动是那样灵活自如，旅程是那样漫长遥远，以致直到今天，在铁路畅通的时代，仍使我们为之惊叹。例如波希米亚的韦尔多派和法兰西南部的韦尔多派，那时就互相往来，从未间断。 由于这个原因，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和鼓动家们在当时社会底层各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就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那时，革命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区域局限性。由于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农民和小资产者在组织严密的敌人面前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劣势地位。如果说，这种区域局限性在某些地方能够得到克服，个别地区的革命起义能够彼此呼应、联成一气，那么，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那些到处奔波的共产主义宣传家们努力的结果。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和波希米亚的塔博尔派运动之所以能在最初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这些宣传家所起的纽带作用。在1525年爆发的伟大的德国农民运动中，这些宣传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从事活动，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不过，那时德国小邦分立主义的势力过于强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家们还无法战胜这种势力。这次起义最后之所以遭到了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起义的力量过于分散。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异教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特征。这个特程显示了异教共产主义同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区别，同时又表明了它同现代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这个特征就是异教共产主义的革命性。 流氓无产者胆怯懦弱而又惯于卑躬屈膝。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恨富人。他们对富人的仇恨情绪至少同从事劳动的无产者一样强烈。关于这一点，在《福音书》中也是有案可稽的。我们在这里只要提一下那个关于穷人拉撒路的比喻[47]，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个比喻只字未提富人和穷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拉撒路之所以能进入亚伯拉罕的怀抱，并不因为他是善人，而是因为他处境艰难。至于那位富人，比喻中也丝毫没有提到他如何为非作歹——他之所以注定要进入地狱，永远受痛苦的折磨，仅仅是因为他富有；亚伯拉罕不可能、而且看来也不愿意使他的痛苦得到丝毫的减轻。这个比喻反映了人们对富人本身的仇恨，这确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阶级仇恨，结果不是这样，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仇恨可言了。 关于穷人拉撒路的比喻同时也向我们表明，流氓无产者是以什么方式来宣泄自己的阶级仇恨的。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幻想。他们悬拟出富人遭受痛苦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场景，并深深地陶醉于其中——然而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这种悬想而已。他们憎恨富人，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是多余的人物，只能靠富人的恩赐维持生活，因此，他们对富人越是憎恨，就越是卑怯而恭顺地匍匐在富人面前。这种状况在罗马君主时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个社会里，一切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一切阶级的自信心都已丧失殆尽，懦夫思想和奴才习气四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在那个时代，基督教一旦同叛逆的犹太教分离开来，就势必带上当时社会的种种特征；同时，也毫不奇怪，这些特征势必在当时的基督教典籍中留下极其鲜明的印痕。 正因为如此，那些在中世纪末期开始崛起的专制诸侯尽管信奉唯物主义，却仍然把《新约圣经》的典籍看成是求之不得的工具，就象他们把与《新约圣经》同时产生的罗马法视为心爱的工具一样。他们宣称，必须让民众保持对这种宗教的信仰。 然而，民众——即被剥削阶级，亦即农民、小资产者和无产者——却同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这些民众已经不再是罗马社会衰朽时期的民众了。他们勇于斗争，性格粗犷，桀鹫不驯；那种规定人们在右脸挨了耳光之后，必须把左脸也转过去任人痛打的教义[48]，那种宣扬“主说伸冤在我”[49]，断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50]，从而禁止进行正当防卫的教义[51]，那种把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说成是基督徒的职责的教义，他们是无法接受的。民众一旦亲自了解了圣经的内容（天主教的教士们深知，把了解圣经内容变成自己的特权，这是多么重要），他们就不再从《新约圣经》中学习那些鼓吹恭顺和克己的教义，他们从中汲取的仅仅是对富人的仇恨。在《新约圣经》中，最受居于社会底层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民众阶级欢迎的篇章是《约翰启示录》，这是一个早期基督徒渴望杀敌的革命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他欢欣鼓舞地预言，现存社会将在骇人听闻的劫难中走向灭亡。他的这些幻想使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先前采取的一切行动、进行的一切威胁都显得那样和善温良。除了《约翰启示录》以外，这些居于社会底层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民众阶级还喜欢去发掘《旧约圣经》的思想，因为在这部典籍中充满了农民民主思想的印迹，它不仅教导人们去憎恨暴君、富翁和权贵，而且教导他们去进行果敢的、无情的斗争。 早在农民战争期间，路德就曾指出深受农民欢迎的《旧约圣经》和受到诸侯欢迎的《新约圣经》之间的矛盾，他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52]一文中写道： “农民们宣称，依据《创世纪》[53]第一、二章，天地万物都是在自由的气氛中一起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样经受了洗礼。然而，这种说法也不能帮他们什么忙。因为在《新约圣经》中，具有权威和影响的已经不是摩西，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他命令我们把整个生命财产都置于君王的统治之下，并受世俗法律的约束。[54]…… 下层民众勇于斗争的精神也触动了共产主义派别拥护者们的心弦。不过，他们旳力量还很薄弱，在富人和权贵们面前，他们还必须饮恨吞声，以求生存，因此，在风平浪静的时代，他们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宣传用暴力推翻现存社会、以便用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的思想。共产主义者虽然不象罗马衰落时代的流氓无产者那样卑躬屈膝、低首下心，但直到宗教改革时代为止，他们确实都普遍地表现得十分温顺。描述那段历史情况的作者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温顺与忍让，同他们的勤劳与整洁一样，也都是他们所具有的特征。 然而，一旦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旦周围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揭竿而起，共产主义者也会迸发出革命的热情；这时，他们（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往往发生分裂）就会感到上帝站在小人物一边大显神威的时代业已到来，一切奇迹都有可能发生。这时，他们就会投身于革命运动，以期利用运动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他们一旦置身于运动之中，就绝不会在现存政权面前表现丝毫的妥协，因为在现存社会的内部，他们的处境绝不可能有任何改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威望很快就会压倒那些动摇不定、犹豫傍徨的分子，很容易被推举为运动的领导者（例如，多里奇诺修士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农民战争中，约翰·保尔在英国农民战争中，塔博尔派成员在胡斯教派中，闵采尔及其拥护者在参加图林根农民战争的起义者中，都取得了这种领导地位），他们给运动本身涂上了一层共产主义的色彩，使共产主义的表面声势超过了它的实际力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有产者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他们心怀恐惧、暴跳如雷，采取疯狂的行动，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全面的镇压。 中世纪末期以后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有许多相像的地方，但是，由社会下层的民众阶级在中世纪末期以后掀起的这种运动却充满着革命精神。运动的这一特征极其鲜明地显示了它同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区别，同时也表明了它同现代无产阶级的共声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似之处。 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且也不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中世纪以后出现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必然会在形势有利的条件下努力干预政治，并采取反抗的行动。它同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会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把这种专政看成是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有力的杠杆。 [1]考茨基在本书中多次提到“无产阶级”和“无产者”。这类用语在此处是否妥当，值得研究，1895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曾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61—462页）。——译者注 [2]奧略里·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世界观的狂热宣扬者；生于北非的塔加斯持，曾任北非希波的主教，人称“圣奥古斯丁”。——译者注 [3]摘自《论僧侣的修行》第22章，转引自I·C·L·吉泽勒尔：《教会历史教科书》，第3版第1卷第545页。 [4]安东尼（Antonius，约251—约356年），相传为基督教古代隐修院创始人。生于埃及。二十岁左右弃家至尼罗河附近德巴意矿野隐修，后创立隐修院多所，死于红海西岸山间。——译者注 [5]帕科米乌（Pachomius，约290—约346年），古代基督教集体隐修制的创始人。生于埃及。约320年在尼罗河畔建立隐修院，召募第一批修士过集体隐修生活。——译者注 [6]巴西勒（Basilius，？—约363年），古代基督教神学家。336年被选为安西耳城（今土耳其安卡拉）主教。——译者注 [7]本尼狄克（Benedikt，约480—550年），一译“本笃”。天主教本尼狄克教团（一译“本笃会”）创始人。529年在卡西诺山兴建隐修院，并编制教规，开创天主教修会制度的最早模式。——译者注 [8]查理·诺德霍夫：《美国的共产主义社团（根据本人亲自考察访问的结果写成）》，1875年伦敦版。 [9]美国基督教的一派，创立者是德国虔敬主义信徒格奧尔格·拉普（1757—1847)。——译者注 [10]震颤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最初从英国公谊会分出，后来流传于北美，特别是纽约地区。1774年，该教派的创始人安·李(AnnLee，1736—1784)率信徒移居美国，不久便在美国传开。在该教派举行的宗教仪式中，信徒们边唱歌边伴以舞蹈，开始时四肢颤动，渐渐地整个身体都不停地震颤，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直接与圣灵相通，“震颤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他们主张所有的信徒实行财产公有，男女分居，严格地奉行独身和禁欲的信条。——译者注 [11]见W·A·欣茨：《美国的社团组织》，1903年芝加哥版，第213页。 [12]同上书，第227页。 [13]我们已经多次引证诺德霍夫的著作。在那里，作者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现象。普通农民和普通手工业者通过共产主义的途径，使自己在经济上超过了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不过，如前所述，我们不应当把他们建立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移民区同那些有文化的城市居民，特别是自由职业者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混为一谈。这后一种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要创立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超越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水平，甚至还逾越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水平。可是，这种试验往往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因为在农村，特别是在荒无人烟的莽原，城里人如要自食其力，那是很难担当起创业任务的。即使试验从表面上来看已经获得成功，它也绝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一个形单形只、自给自足的共产主义团体，不管具有多么完善的组织，在经济上总是要远远落后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今的社会里，一个共产主义的移民区只有使自己的成员变得鄙俚粗俗，只有弃绝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14]一译“多明我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米尼克创立于法国图卢兹。1217年获教皇批准。注重布道活动，故又名“布道兄弟会”。该会成立后不久即受教皇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参与镇压阿尔比派，残酷迫害异端教派、进步思想家和科学家。——译者注 [15]一译“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09年由意大利人法兰西斯创立。会士间互称小兄弟，故又名“小兄弟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初期规定会内不置恒产，会士托钵乞食为生。但后来却积累了大量产业，以致发生分裂，分化为若干派别。——译者注 [16]亦称“乞食修会”。天主教修会的一种。始创于13世纪，当时仅有法兰西斯派、多米尼克派、加尔默罗派和奥斯定派四个修会。15世纪后，续有增加。这种修会初期规定不置产业，会士以托钵求乞为生，因而得名。——译者注 [17]天主教于12至18世纪在罗马拉持兰宫先后举行过五次公会议，史称“拉特兰公会议”。此处系指1215年由教皇英诺森三世主持的第四次公会议。这次会议规模空前，表明教皇的政治和宗教权力达到了顶峰。——译者注 [18]一译“方济各”。法兰西斯派创始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的一个呢绒商人家庭。1198年参与阿西西起义。1205年起，与三名友人以组织新修会为号召，身穿粗布长袍，手托乞食钵，赤足前往法兰西、西班牙、摩纳哥、埃及等地劝人入会。后获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法兰西斯派托钵修会。1226年卒于故乡。——译者注 [19]有些史籍记载为“1181年”。——译者注 [20]见F·格拉塞尔：《法兰西斯运动》，1903年斯图加特版，第60页。 [21]“第二会”的创立者是圣法兰西斯的一位热悄洋溢的女友和仰慕者——十八岁的克拉拉·齐菲；因此，这个修会又称“克拉拉修会”。 [22]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德国1524—1525年农民战争以前的人民革命高潮中产生，反映了农村平民的利益。它否认教阶制度和教会圣礼仪式，反对封建压迫，要求成年时再受洗礼，宣扬社会变革和财产公有。1520—1521年，一部分再洗礼派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后来参加了农民战争。——译者注 [23]意大利一区名，在亚平宁半岛南端。——译者注 [24]一译“约雅敬”，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曾任西西里岛国王热罗二世的侍从。1215年，在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约阿希姆及其学说被定为异端。——译者注 [25]托马斯·闵采尔（1490左右—1525年〉，伟大的德国革命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译者注 [26]亦译“耶肋米亚”或”曰肋米亚"。《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属“先知书”，共五十二章。相传为先知耶利米所述，由他的助手记录成文。——译者注 [27]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0年），西西里国王，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212—1250年在位）。——译者注 [28]引自汉·普鲁茨：《中世纪西方国家史》，1885年柏林版，第1卷，第657页。 [29]指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1830—1848年在位）。——译者注 [30]欧仁·苏（EugèneSue，1804—1857年），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立法议会议员（185O—1857年）。——译者注 [31]乔治·桑（GeorgeSand，1804—1876年），著名法国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译者注 [32]“在巴塞尔，有一座名叫‘科伦贝格’的小丘，那里居住着一些被人视为卑污下贱的人物——屠夫、掘墓人、厕所清洁工和职业乞丐。这个居民点颇为奇特。科伦贝格的居民同其他所有的居民绝不来往；他们在小丘上组成了一个行帮式的团体，并自立法庭，人称‘科伦贝格法庭’。这个法庭由七名脚夫组成，人们称他们是‘不穿裤子、不带佩刀’的‘自由人’或‘自由兄弟’。”（毛勒：《徳国城市制度史》第2卷第472页。） [33]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中指出，一个存在着私有制和贫富对立的国家，绝不可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分裂成为两个国度，一个是穷人的国度，另一个是富人的国度，两者并存于一国境内，互相视为寇仇。柏拉图用这种比喻的说法，来描述贫富之间的尖锐的矛盾。——译者注 [34]《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合称为“四大先知书”。其中第二章叙述了先知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详梦的故事。据说尼布甲尼撤曾“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忽然飞来“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但以理认为，这个像从头到脚的各个部分象征着历史上相继出现、每况愈下的各个国家，上帝将把这样的国家“打碎灭绝”，并“另立一国”，使之万世长存。 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曾利用这个故事来鼓吹革命思想。1524年7月13日，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城堡大厅里布道，他当着诸侯、大臣和许多市民的面公开宣称，“眼前的这个国家”就是《但以理书》中描绘的“泥足巨人”，它即将被人民革命的巨石砸碎，一个新的国家将永远屹立在天地之间。 这篇布道词于1524年在阿尔施泰持刊行，标题是：《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城堡大厅对忠于职守的公爵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译者注 [35]事见《旧约·耶利米书》。——译者注 [36]“上帝的选民”的典故原出自旧约《申命记》第7章和《历代志》第16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以色列人，即犹太人）特作自己的子民。后来的基督徒都把自己称作“上帝的选民”。——译者注 [37]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译者注 [38]以上引文见《新教，或称来自哈尔茨山麓施托尔堡的托马斯·闵采尔发出的号召书》，闵采尔著，1524年阿尔施泰特版。 [39]闵采尔：《坚决揭露奸邪之徒的虚假信仰》，1524年米尔豪森版。 [40]菲力浦·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支持路德反对农民战争，并攻击闵采尔。路德死后，成为路德宗的主要领导人。——译者注 [41]《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译者注 [42]菲力浦·梅兰希顿：《托马斯·闵采尔事略》。这篇文章收录在“上帝的忠实仆人马丁·珞德”的全集中（见1729年菜比锡版，第19卷第295页）。 [43]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旧地区名。相当于今南、北摩拉维亚州。——译者注 [44]德国皇帝。——译者注 [45]亦称“圣杯派”，是15世纪捷克胡斯派中的温和派。主张在“圣餐”礼中，教徒与主礼的教士同样领食面饼和酒（天主教礼仪中，主礼教士领食饼与酒，教徒只能领饼，不得领酒），因而被称之为“饼酒同领派”。主要代表中小封建主和城市中等阶层的利益。——译者注 [46]见A·金德黎：《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第2卷第19页及以下各页，1857年布拉格版。 [47]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载，耶穌在讲道时曾设过一个比喻，说有个富翁，穿绸着缎，“天天奢华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撤路，满身疮痍，躺在富人门前乞讨度日。乞丐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富翁死后，则在地狱里受刑。富翁恳求亚伯拉罕解除自己的痛苦，亚伯拉罕回答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31节）——译者注 [48]见《马太福音》第6章第39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2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任他打。”——译者注 [49]见《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译者注 [50]见《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译者注 [51]参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13节、《马可福音》第13章第13节。——-译者注 [52]这是路德写的攻击农民起义及其领导者闵采尔的文章，发表于1525年5月。——译者注 [53]《旧约圣经》的首卷。——译者注 [54]《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彼得前书》第2章第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译者注
第二章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雇佣劳动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二章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雇佣劳动者 一早期的手工业 二行会 三早期的帮工制度 四学徒，帮工，师傅 五帮工与师傅的斗争 六帮工的社团组织 七城市的工人贵族 八马尔克公社和矿产开采权 九大型的资本主文矿山企业 十矿工 十一纺织业中的资本与劳动 一早期的手工业 在中世纪，人们最初是怎样经营工业生产的呢？那时候，每一个经济单位都是自行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物品。每一个农庄都不仅生产天然农产品，而且还对这些产品进行加工，制成面粉和面包、棉纱和织品、器皿和工具等等（我们不应当把这种农庄的规模想象得过于微小，应当看到，它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合作社，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其中有父亲和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儿孙女，有时还有曾孙一辈的后裔）。农民在自己的家中还自任建筑师、营造工匠、家俱木工和锻工。 一般说来，地主的需求要远远多于农民的需求；可是，不管地主需要什么物品，他都只能在自己的庄园，即领主庄园（封建庄园）内让人制作，或者在他所统辖的农庄里托人生产。不过，地主比农民拥有更多的劳动力，他可以用农民缴纳的粮食来供养大批的仆役，这些仆役多半没有自由。此外，他每年还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徭役期）随意调遣使唤每一个依附于他的农民。因此，他可以实施一定的分工制度，让一部份人专门从事或主要担负建筑工作或木工活计，让另一部份人从事制革工作，再让剩下的一部分人负责锻造武器，如此等等。 这样，中世纪的手工业就在封建庄园里揭开了序幕。 当时，凡是保存着罗马时代旧城的地方都还保留着昔日自由的城市手工业的残余，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但在德国，除了集中在各个封建庄园的手工业以外，自由的城市手工业几乎完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一个劳动者一旦学成了某种专门的手工业技艺，他就不会被支使去干别种活计，否则就违背了事情的常理。如果这位手工业者在为封建庄园干活之后还有剩余的精力，他就可以去为别的主顾干活。他可以为附近的农庄工作，也可以为一些规模较小、无力雇佣或培训这类工匠的封建庄园劳动。当然，要承揽这样的活计，他必须得到领主的许可，并缴纳租税以弥补领主的损失。 这样，就出现了最初的为顾客服务的劳动。 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工作，即为市场服务的工作。 有些封建庄园是对远近四方居民具有吸引力的活动中心。特别是在皇帝或国王的驻跸之地（行宫）和主教所在地，这种情况就格外明显。在那里，军人、扈从和官吏云集；有时，其他民众也大批地涌向那里，去参加节日庆典、开展娱乐活动、听取法庭审判、参各种集会。当时，国内生产的财富主要积聚在那些地方。因此很自然，那些地方就成了商人最早的聚集汇合之所；在德国经商的人起初多半是外国人，即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商人们在那里最容易为自己的货物找到销路，手工业者们在那里也最有希望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其他产品。 于是，同这些封建庄园毗连的村庄就成了市场。这些村庄的人口不断增加，财富日益积累，因此，它们最有条件构筑深沟高垒，而且，这些村庄也最有必要采取防卫措施，因为它们已经使掠夺成性的强盗垂涎欲滴。在构筑了坚固的城垣之后，原来的村庄就变成了城市。 众多的人口和丰足的财富促使人们在一个地方采取措施，加强防卫；反过来，在当时那种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有了坚固的防卫设施和由此形成的安全局面，城市的人口就会愈益增长，财富也会进一步增多。 就这样，从8世纪起，德国境内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城市网；西方的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都或迟或早地出现了同样的局面。 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是自由城市。大多数城市都是从领主统辖的村庄演变而成的，这些城市的居民仍然臣属于一个或几个领主。然而，随着财富和人口的日益增长，这些城市就越来越不需要领主的监护，市民就越来越感到向封建庄园输捐纳税是多余的负担，同时也就越来越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摆脱这些重负。市民们日益坚定地向领主展开斗争，最后，他们终于在各地争得了自由。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手工业者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他们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中坚力量，积极地参与了反对领主的斗争，为城市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城市不仅是一个市场，而且也是一座保护手工业者的堡垒。在短短的时间内，除了本地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以外，其他一些手工业者也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他们当中有从外地的封建庄园逃来的农奴和依附农，也有已经从事或准备从事手工业的自由民。当时，城市里还没有出现手工业者过剩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正需要不断增加人口，因为只有增加人口，城市的生活才会更加富裕，实力才会更加雄厚。逃亡的农奴和依附农受到了城市的保护。他们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而没有遭到追究，就获得了自由。手工业者并不把这些初来乍到的同行视为竞争的对手，而是看成并肩战斗的伙伴，因而怀着喜悦之情欢迎他们到来。除了依附农和农奴出身的手工业者外，自由民出身的手工业者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两部份人联合在一起，就使城市手工业者提高了威望，增强了实力；他们当中的一些没有自由的人也越来越多地赢得了独立的地位。这些人摆脱了徭役和实物税的负担，只需要交款纳税就行了。他们获得了开市权，即不受干涉地进行自由买卖的权利。最后，各地通过努力，终于确立了一条原则：不管是谁，一旦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就立即享有人身自由。 手工业一个接一个地在封建庄园消失，又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纯粹的城市行业。领主们过去在自己的庄园里让人制作的那些产品，如今已经成了商品，于是，他们就不得不花钱到城里去购买。 以前，手工业一直是没有自由的人从事的职业，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全面结束。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终于使手工业者的队伍全部由自由的人组成，而手工业本身也成了繁荣兴旺、备受崇敬的职业。 对于各种专门的手工业部门和各个特定的地区来说，这一发展过程的起讫时间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这一过程的上限为11世纪，下限为14世纪。 早在11世纪末期，隶属于庄园的黄金首饰匠就已经开始一边为封建庄园干活，一边为市场需要而工作了。那时候，这种职业已经不再带有某种卑贱屈辱的性质，连一些自由民也都转而从事这种劳动了（参看汉斯·迈耶尔：《斯特拉斯堡黄金首饰匠行会从诞生起至1681年的历史》，1881年莱比锡版，第154页）。可是另一方面，直到14世纪，波恩地区的织造业大权却仍然由封建庄园专门掌管（参看毛勒[1]：《德国城市制度史》，1870年厄兰根版，第2卷第323页）。 二行会 奋力崛起的手工业者阶层所面临的斗争任务不仅仅是反对城市领主，他们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同城市的名门望族作斗争。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城市最初不过是四周构筑了城墙的乡村而已。乡村的制度是马尔克制度；城市的制度也仍然是马尔克制度。城市区域（即城市马尔克）同乡村区域（即乡村马尔克）一样，分成两个部份，其中一部份是被分割的马尔克，另兰部份是未被分割的马尔克（牧场、森林、水源）。凡是在乡村定居并经营自己的农庄的人，都可以使用未被分割的马尔克；这些人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公社，实行自治，并按照自定的规则来生活。凡是马尔克内部出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地方，领主们都享有某些特权，他们担任马尔克的常务领导，马尔克公众大会作出的决定需要经过他们同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立宪政体。 起初，每一个刚刚迁来的客户都被视为马尔克成员，受到人们的欢迎。那时土地是绰绰有余的，所缺的只是耕耘土地的人。后来，这种情况首先在城市里发生了变化，那里的人口急剧增加，土地富足有余的状况转眼就不复存在，于是，在当地定居多年的家族终于产生了恐惧，担心如果继续让初来乍到的客户加入马尔克，就会给他们自己造成危害。从此，马尔克公社就变成了一个封闭性的团体，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至多只在对公社极其有利的特殊情况下，才吸收一些新的成员。 于是，在城市行政区内，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居民阶层，同久居本地的宗族并立。这个居民阶层的成员都是较晚迁进的客户，他们在公共的城市马尔克中不占任何份额，或仅占微乎其微的一点份额。他们不是马尔克公社的成员，所以也就无权过问马尔克公社的管理事务。可是，马尔克的管理机构实际上就是城市的管理机构；因此在城市中，新市民就没有任何政治収利，而老市民则变成了贵族。 一开始，人们还把这些新市民看成是来寻求保护的公民，于是容许他们在城市里安顿下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市民的人数不断增加，财富也日益积累。许许多多的商人、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都属于新市民的范围。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并要求参加市政领导。他们展开了反对家族统治的斗争；这一斗争爆发的时间在各地迟早不一，有的城市开始于13世纪，有的城市则开始于14世纪；最后，在14或15世纪，他们终于几乎在各地都推翻了家族统治，并参加了市政领导。 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公共马尔克并没有被褫夺。凡是公共马尔克得到保存而没有化整为零的地方，马尔克公社也都继续保存下来，作为一个封闭性的团体存在于城市行政区之中。不过，城市行政区这时已经不再是马尔克行政区。城市的政治基础也不再是马尔克制度，而是行会制度了，至少在德国，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大批的群众如果不组织起来，就无法进行持久的斗争。手工业者也必须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把马尔克公社看成是组织工作的楷模。当初，在那些有许多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富裕的封建庄园里，人们早就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分别组成合作团体，每个团体由一名师傅担任领导。当然，组织这种团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开展斗争，而是为了进行生产和管理。可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一旦起来斗争，反对他们的领主时，这些合作团体当然就为实现战斗的目标而发挥作用了。在手工业者赢得自由以后，这些组织还继续存在。它们原本是处于依附地位的手工业办事机构，后来则发展演化成了自由的手工业同业公会。 除了这种同业公会以外，各城市的自由手工业者为了自卫，还建立了各种组织。这些组织一开始就享有自由，并且实行自治。自由的同业公会带动了那些仍旧处于依附地位的同业公会，并支持它们的斗争。最后，这两种协作组织终于融为一体。在各城市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之后，手工业者的组织就全部变成自由同业公会或自由行会了。 早在12、13世纪，自由行会就已经在大部分城市里建立起来了。而在其余一些城市，这种组织要成立得晚一些。另外，也不是所有行业都同时具备组建行会的条件。最先建成行会的是那些最富裕的行业和从业人员最多的行业。商人行会就是资格最老的行会，除此之外，还有毛织品工匠行会和裁缝业行会。稍后成立的还有鞋匠行会、面包师行会、屠宰业行会等等。当时也有个别行业人数太少，不足以成立一个单独的行会，于是，为了得到组织的保护，从业人员就只好去参加另一种行业的行会。例如，浴室行业的服务人员在罗伊特林根[2]参加了屠宰业行会，而在埃斯林根[3]则参加了裘皮缝纫业行会。 在城市居民中，凡是具备一点条件的人都参加了某个行会。甚至连娼妓都成立了行会，例如在法兰克福、日内瓦、巴黎就有这样的组织。在那里，妓女们在圣玛格达琳娜的庇佑下，从事“卖身的行当”（参看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第2卷第471页）。不过在当时，也不是所着的行业都能顺利地组成自己的行会，正如在今天不是所有的无产者都能建成自己的工会一样。社会上总还有许多行业的从业者生计艰难，或者，他们的职业本身就受人蔑视，这样，他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组成行会，也不可能去加入已有的行会组织。对于这些贫困凄惨的“贱民”，行会手工业者摆出傲慢的神气，投以轻蔑的目光，这一切，同城市贵族对他们自己的态度完全一样，他们绝不会想到去维护那些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就这样，在城市中除了老的市民阶层以外，又在行会手工业者中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权者阶层。 随着行会日益显著地变成了特权组织，手工业内部也就日益鲜明地形成了新的阶级对立，即师傅和帮工的阶级对立。 三早期的帮工制度 城市雇佣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手工业帮工o他们愉快舒畅、心满意足地在那里生活，“绝不会怀着非份的嫉妒心理，愤愤不平地对那些升迁发迹的人侧目而视”。他们为自己的地位而自豪，在“十分红火的富裕生活”中，他们也获得“一份公平合理的劳动收入”。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呢？他们同师傅一样，也受到“行会的保护”，如果他们同师傅发生了争执，行会就会在中间作出裁决，并维护“他们的一切权益”。他们也算是师傅的家庭成员，与师傅一同用餐。师傅对他们象对待子女一样悉心照应，并促使他们养成高尚、正直的品格，以便他们将来也能晋升为师傅，并无愧于这一崇高的荣誉。在人们的心目中，师傅是“上帝授予的职位”，帮工总是怀着敬畏之心，一步步地去争取这种荣誉，就象教士争取升任神甫、贵人争取晋封骑士一样。那时候，“手工业者们在行会中还亲如手足、肝胆相照”。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且也是执行上帝的训诫”。在行会内部，人们还奉行着“平等和博爱”的原则。 以上种种，就是行会制度的热中者和中世纪生活的迷恋者对行会手工业兴盛时期的帮工状况所作的描绘。今天，有些人竟然据此得出结论，说什么只要复兴同业公会制度，就可以消除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他们认为，同业公会是一种颇为适用的组织，它不仅维护师傅的利益，而且也维护帮工的利益。 约翰奈斯·扬森[4]先生就曾以十分甘美的牧歌式笔调来描绘中世纪末期手工业帮工的状况，他是德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中最年轻的学者，我们在上文摘引的一些语句就出自他的手笔[5]。可是，这位历史学家在他的文章中还特意援引了当局、师傅和资产阶级文人对帮工们过份奢侈和骄横的行为所提出的责难。企图以此来证明帮工当时确实过着富裕的生活，这就不免令人生疑了。如果这类责难也可以算作雄辩的论据，那么，人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雇佣劳动者在一切时代都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了。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事实，就可以发现实际情况与扬森描写的那种田园诗一般的境界迥然不同。[6] 在德国，有关手工业帮工或“雇王”（这是帮工的旧称）情况的记载，最早见于13世纪的文献。在这之前，手工业者使用雇工的事情可能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现过，所以在文献中均未提及。 在斯特拉斯堡的羊毛织工中，直到13世纪还没有一部帮工法；甚至在14世纪，师傅与雇工的界限还不太分明（参看古·施穆勒[7]：《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1879年斯特拉斯堡版，第389页；并参阅该书第451页）。 在14世纪以前的条件下，还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雇工或帮工阶层。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样，手工业者在当时还有一部份是依附农，集中在大领主的庄园里；另一部份虽然是自由民，但还不是得到完全承认的公民。只有那些土地占有者，即马尔克社员才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多手工业者的组织几乎没有任何合法地位，它们首先是战斗组织。每一个刚刚迁来或新近开业的手工业者都被这些组织看成是战斗的伙伴，看成是加强行会力量的生力军，因而备受欢迎。这些组织不仅不把他们排斥在行会之外，相反还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争取他们加入行会。这就是当时实行强迫加入行会制的意义之所在，当然，这种制度根本不可能造成一种垄断权（参看格·路·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第2卷第399页）。直到1400年，斯特拉斯堡的织工还规定：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经过五人小组鉴定，证明出身可靠，就可以直接加入行会，不需要再经过一段学徒时间（参看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402页）。 当时的手工业技术还十分简陋，并不需要许多人一起劳动、通力协作。任何一个手工业者都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置备劳动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那时在许多行业中，原料都还由顾客自己提供，手工业者只管加工，领取一定的工钱，而且多半是在自己的家中干活。大多数手工业者家境都很贫寒，不可能使用雇工；再说，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哪一位手艺人被迫去充当雇工，供人使唤，因为无论在技术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法律方面，手工业者都有条件独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又到哪里去招聘雇工呢？ 从14世纪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特定的、享有自身权利的帮工阶层已经发展起来，学徒制度也已经明确地订立。据毛勒推测（参看《德国城市制度史》，第2卷第367页），手工业界出现的这种新的等级序列，可能是仿效骑士团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骑士团的成员分为僮仆、近侍和骑士，于是行会手工业便援例将人员分成学徒、帮工和师傅。可是，手工业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肯定还有其他条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4世纪，手工业已经成为城市中最重要的行业。它的地位不仅日益超过农业，甚至还经常超过商业。手工业者变得越来越富裕，各个行会的力量日益壮大，声望日益提高，对市政当局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由于家境富裕，有些手工业者就有了使用雇工的条件。而且行会也掌握了“立法的权柄”，这样便可以让社会公共机构来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了。当时的客观条件不仅造成了上述发展趋势，同时还为手工业师傅提供了后备力量，使他们有可能去招收雇工。 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使农村状况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以后探讨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时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先指出一点，那就是这场彻底的变革最后不仅导致了农民战争，而且还促使大批沦为无产者的农村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向繁华的城市，因为在城市里有希望得到保护、享受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一股从外部，即从乡村、集镇和小城市涌向规模（比较）宏大的城市的潮流，来势十分猛烈；对此，毕希尔在论述14、15世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居民状况的那部卓越的著作中进行了研究，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8] 下面，是法兰克福市民中信仰基督教的男性新市民历年增长的情况（本市出身的男性市民未计算在内）： 起讫时间增长的人数平均每年增长的人数 1311—1350年129332 1351—1400年153531 1401—1450年250650 1451—1500年253751 由此看来，越是接近16世纪，从外地迁入城市的人数就越是猛增。 另一方面，外地人还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迁到城市中来，成为新的市民。下面是法兰克福市民的原籍与该市之间的距离在历年中变化的情况（以100个市民为基数）： 起讫时间原籍在2喱 以内的人数原籍在2喱以外 10喱以内的人数原籍在10喱以外 20喱以内的人数原籍在20喱 以外的人数 1311-1350年54.835.5 6.53.2 1351-1400年39.442.9 11.16.6 1401-1450年22.954.4 12.610.1 1450-1500年23.251.2 11.314.3 当时并不是所有从外地迁来的人都被吸收为市民。涌入城市的无产者人数越多，在各城市漂泊流浪的居民队伍就越是膨胀。今天，要从统计学的角度对这部份居民的状况进行考证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作为依据。我们只能指出一点，那就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各城市的穷人急剧增加，其数量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据有关资料披露，从1451年到1538年，汉堡有16—24%的居民是穷人；在1520年，据说有两千名一贫如洗的人生活在奥格斯堡。这些人来自何方？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些猜测；可是，整个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在人数多得惊人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份是从农村迁来的无产者。 刚刚迁进城市的人一般都设法在手工业界找个安身立命之处，至少也要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学会一门手艺。可是在当时，手工业师傅已经录用了足够的雇工和学徒。不久以后，他们就觉得招收的人数太多了，因为雇工们当然力求尽快地获得独立地位，争取晋升为师傅。这样，手工业者本身人数的增长速度就比市场对他们的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过去，行会对每一个新来的同行都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把他们看成是新的力量；现在，行会把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当成同本来就已经为数过多的行会会员竞争的不受欢迎的人。那时，行会早已不是靠会员的拳头，而是凭会员的钱袋来树立自己的威势了；而行业内部的竞争越少，会员的钱袋才越是充盈。这样一来，各种行会就日益变成了排他性的组织，它们越来越专横地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来阻挠从外地、特别是从农村来的人进入手工业界，并在手工业界内部将师傅权日益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特权。按照这种意图设立的种种机构并不是在行会制度“僵化衰老”的时期才出现的，早在14世纪，这些机构就开始建立，而到了16世纪，它们已经基本健全了，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发展。因此，这些机构的确是行会制度在全盛时期的产物；而这一时期的行会制度正是那些狂热向往同业公会的人心中仰慕的典范。 四学徒，帮工，师傅 在招收学徒的问题上，排他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妇女首当其冲，被排斥在手工业界之外。学徒必须由男性来充当。 男子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手工业界享有垄断权。关于这个问题，在德国已经找不到一份内容翔实的文献了。可是在法国，这方面的史实却历历分明。在那里，直到13世纪，妇女基本上还没有被摈斥于手工业界之外。“布瓦洛的著作集录了百种手工行业的章程。[9]在这些行业中，只有两种行业绝对不许妇女涉足，还有一种行业只是某些工序不让妇女插手。而从现存的章程和决定中可以看出，上述三种行业起初都是允许妇女从事劳动和经营的。另外，有八个手工行业明文规定妇女有资格从业，妇女与男子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还有六个行业完全或主要由妇女经营，这些行业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也在内部划分三个等级，即女学徒、女工和女师傅，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手工业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行业的领导和监督工作有的由女性经理人负责，有的由女性和男性经理人共同掌管。至于其余的各个行业，虽然无法直接判定它们除了师傅的妻子和女儿以外，是否还准许外来的妇女从事劳动，可是从这些行业的章程中，却也并不能直接得出禁止这些妇女从业的结论。”[10] 今天在德国还保存着14世纪的一些史迹，证明那时的妇女或者单独成立自己的行会(如科伦的纺纱女工)，或者同男子一起组成行会，并独立经营自己的行业。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裁缝在1377年制定的规章中这样写道：“一个没有丈夫的女子如果希望从事手工业，应当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市民，并征得市政厅的同意。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她应当向手工业行会缴纳三十先令，作为行会的公益金，并奉献四分之一升酒，让行会的人来喝。办完这一切手续之后，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们就有权从事手工业了。”（向男子提出的要求与此相同。）[11] 在14世纪，有些地区的其他各种手工行业也还向妇女敞开大门，例如在科伦，屠宰业、制袋业、纹章刺绣业和腰带制作业就曾吸收妇女参加行会，并让妇女享受同等的权利。可是，从普遍的情况来看，外来的妇女在14世纪已经被剥夺了经营手工业的权利。截至16世纪，在大多数行业中，只有师傅的妻子和女儿还有权从事手工业劳动。而在此之后，就连这些妇女也失去了从业的权利。从那时起，女性就完全彻底地被摈斥于手工业劳动之外了。 不仅如此，在男性学徒中，人们也开始采取甄选简拔的做法，这就使一个个民众阶层相继失去了让自己的子弟从事手工业的权利。最后，许多手工行业竟然发展到要求对学徒进行谱系审查的地步。少年们只有证明自己的列祖列宗是婚生的、独立的、体面的人，才能被某位师傅收录为徒。更有甚者，有些城市居然要求学徒出示婚生的证据。不言而喻，这类要求势必会给某些人创造条件，以便百般刁难那些受到鄙弃的人。一旦要求祖祖辈辈都必须是婚生的人，那就把大部份无产者拒于门外了。一旦要求人们必须是出身于独立的门第，那就使依附农出身的人无法再跨进任何一个行会手工业的门槛了。最后，所谓“不体面的”职业，首先是指那些涌入城市的农民最容易找到的赖以谋生的职业，还有农村中的一些非行会的手工行业，以及主要由城市居民中的潦倒失意者从事的那些职业。毛勒在《德国城市制度史》一书（第2卷第447页）中列举了从事这类“不体面的”职业的人员，其中有牧羊人、磨坊工、亚麻织工，还有衙役、公差、农田警卫、掘墓人、更夫、乞丐头领、清道夫、河岸清洁工、草地管理员和刽子手，以及收税员、笛师和号手，可能还包括理发师和澡堂服务员。 亚麻织造业多半是乡村的家庭工业。15世纪，亚麻织工大批流入城市。例如，1488年就有四百名施瓦本的乡村织工迁入乌尔姆。[12]所以毫不奇怪，人们要想方设法遏止这股潮流。 明文规定不让这些迁居城市者从事手工业的最早的文献，大概要数不来梅鞋匠公会于1300年发布的文告了（当然，目前保存的只是17世纪的复制件，当时人们也许是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对这份文献进行了复制）。这篇文告禁止向亚麻织工或脚夫的儿子传授手工业技艺。[13] 学徒时间被延长到了最大限度。 关于学徒的年限，起初并没有什么规定，更不存在什么对付学徒的强制性措施。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规定这种强制性措施的章程，是在1304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种措施就开始在苏黎世的磨坊工、制帽工、鞣革工中间推行了。但直到15世纪，人们才普遍实行这一措施。 从师学艺的年限长短不一。有一年制的（例如14世纪科伦的裁缝业），也有八年制的（例如科伦同一时期的黄金首饰业）。但多数是把学徒时间定为三年。在英国，学艺时间拉得很长，最长的可达十二年之久（后来一般定为七年）；但那里的学徒在熬到满师之后，即可成为师傅，不会再遇到什么法律上的障碍。这也许就是英国没有出现象德国那样的帮工组织的原因之一。 在德国，学徒年限定得并不太长。但人们在从师学艺和出任师傅这两个阶段之间插进了一段充当帮工的时间，并把这段时间尽量拉长，其方式主要是规定必须经历一段漫游期。 早在14世纪，就有文献把帮工的漫游活动作为一种风俗记载下来，但当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强制漫游的措施；相反，倒是出现过制止漫游的禁令。据文献记载，强制漫游的措施最早是1477年在卢卑克[14]的羊毛织工中开始实行的，织工们要求师傅之子在晋升为师傅之前，必须成年累月地在异乡漫游。至于帮工，文献中没有提及。到了16世纪，强制漫游的措施开始加紧推行。而在英国，人们却始终都没有实行过这种措施。 明文规定的漫游时间是一至六年；一般限定在三至四年。 为了防止手工业界人满为患，人们还采取了另一条措施，那就是限制每一个师傅招收的学徒和帮工的数额。这条措施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通过这一途径，人们同时也防止了那些富裕的师傅变成纯粹的资本家，不让他们以压倒的优势同地位较低的师傅竞争。 这种限制学徒和帮工数额的做法，早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例如1386年，康斯坦茨[15]的市长和缝纫业行会师傅曾颁发过一个通令，其中指责“某些师傅使用许多雇工，以致给别人带来了损害、构成了威胁。因此，任何一个师傅都不得招收五名以上的雇工和两名以上的学徒。”[16] 到了15世纪，这种限定人数的做法就普遍推行了。[17] 这时，再也不是每一个帮工都有可能取得独立地位了。依附于人的手工业者在封建庄园里从事的那种劳动已经不复存在，自由手工业者在主顾家中从事的那种劳动也已经完全消逝或正在消逝。手工业者现在是在自己的作坊里加工自己的原料，他们必须占有房屋，必须有条件购置一些储备物资。在有些行业中，要想把手工业经营得发达兴旺，已经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家境的富裕殷实已经不仅仅是独立经营手工业的结果，而且也是独立经营的前提，这种状况变得日益明显。所以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雇工永远也不能争得独立的地位，他们注定要在雇工的位置上终此一生。 可是尽管如此，那些已经取得独立地位的人仍然嫌帮工中升任师傅的人数增长过快。于是，人们便采取法律的措施来矫正经济的发展趋势。本来在13世纪，升任师傅并没有什么烦琐的条件，而现在，师傅的位置却变得越来越高不可攀。那些条件大多是在15世纪订立的。 按照规定，帮工在晋升师傅之前，必须先取得城市公民权。在获得这种权利之后，往往还必须等待多年，才能得到师傅权。 例如，1403年的乌尔姆织工章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在乌尔姆拥有住宅，并已住满五年的市民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学习织工手艺；满师以后，也可以给孩子购买行会权。可是，一个外地的织工，不管他是来自乡村，还是来自别的城市，倘若要想获得市民权，就必须在五年之内脱离织工行业，而且在享有市民权之前，不能获得行会权。至于织工行业的学徒和雇工，即使在本市已经住满五年也无济于事，他们要想被授于行会权，必须事先已经享受了五年的市民权。”（见善茨：《论德国帮工社团的历史》，第8页） 晋升师傅的另一个条件是完成一件满师考试的作品。这件作品是否合格，当然要由行会师傅来评定。而对于晋升者来说，这些师傅正是他们未来的竞争者。此外，晋升者必须接受谱系审查，这种审查可能比学徒所经受的审查更加苛刻。晋升者还要缴纳一笔数额很多的入会费，并举行一次规格颇高的师傅聚餐会，即丰盛的宴会，来款待行会的弟兄们。 一个帮工要实现上述所有的条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富有浪漫气息而又耽于幻想的人企图让我们相信，当时采取这种种措施完全是为了维护顾客的利益，是为了保证顾客得到质量可靠、做工精良的手工业品。我们只要看看那时的当事者自己发表的言论，就可以知道，这种解释同上述限制性措施产生的真实原因相去何等遥远。例如，伊赫拉瓦的织布工匠行会在递给当地市政厅的一份呈文（1510年）中明确表示，他们要求把学徒时间延长到四年，“使人们不可能那么轻轻松松地进入手工业界。”（见卡尔·威纳尔：《文献记载的伊赫拉瓦地区织布工匠行会史》，第30页）。1597年，美因兹大主教建议各城市的鞣革匠和制鞍匠实行期限较长的学徒制度和漫游制度，“以便有效地把住招收人员的关口，使糅革匠和制鞍匠这两种行业的人得以维持生计，不让其他一些经验不足、手艺拙劣之徒夺走他们的饭碗。”（见施塔尔：《德国的手工业》，第40、41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师傅的儿子来说，这些限制性的规定或者被一笔勾销，或者一切从简，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对于师傅的女婿和师傅遗孀再嫁的后夫来说，事情也往往照此办理。奇怪的是，在涉及到这些人的时候，人们就不再小心翼翼、殚思竭虑地去“维护行业的声誉”了。而这一切绝不象某些人惯于宣称的那样，是行会制度“退化”时期才产生的现象。早在14世纪，法兰克福的屠宰业、不来梅的制鞋业就成为师傅的子女独占的领地了（参看善茨：《论德国帮工社团的历史》，第14页）。更有甚者，在15世纪就已经有人企图关上行会的大门，主张从一开始就限定师傅的人数。1468年，汉堡的渔业工呈请市政厅将师傅的人数从五十名削减到四十名；1469年，当地的黄金首饰匠人数被裁减到十二名；1463年，沃尔姆斯[18]的驾车运酒工被压缩到四十四名。而且在这一时期，继承师傅权的世袭制也已经出现。 这些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主要方面：其一是进一步扩大了农民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后果，从根本上推动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所有行会组织之外的城市无产阶级；其二是在行会手工业内部造成了师傅与帮工的对立。同帮工的人数相比，师傅的人数越来越少。一切希望绕过行会而取得独立的人，都被加上“劣等工匠”、“蹩脚艺人”等恶谥，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追究。不久以后，连城外、郊区、甚至偏僻的乡村都不准经营手工业了，禁区的范围有时扩大到数哩方圆，而通常是限定在一哩以内（即所谓“一哩地禁区”）。例如1500年，人们就在茨维考[19]作出决定：亚麻织工不许在一哩地禁区内的村庄定居，只有在较大的村庄中，每村才可居留一名。至于涉及到这一地区其他手工业者的限制性决定，早在1421年和1492年就已经颁布了，当然这一切也受到了抵制（参看E·赫尔佐克：《茨维考城编年史》，1845年茨维考版，第2卷第154、162页）。这些决定在城市的行会师傅和乡村、城郊的非行会手艺人之间引起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后来这种斗争也汇入了农民战争的洪流。在大批乡村居民潮水一般涌向城市，在准备充当雇工和帮工的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帮工们越来越不容易取得师傅权，也越来越难于绕过行会而赢得独立地位。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眼看自己注定要一辈子充当手工业雇工，对于大批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来说，帮工已经不仅仅是学徒和师傅之间的过渡阶段，而且也成了一种长期职业。帮工也很快就觉察到自己并不是什么未来的师傅，而是师傅的剥削对象，于是，他们同师傅之间就发生了日益激烈的利害冲突。 五帮工与师傅的斗争 中世纪末期，师傅同帮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当师傅本人还是主要劳力，充其量只是偶尔雇用一名帮手的时候，他绝不会过分延长劳动时间，因为那样一来，吃苦受累最多的正是他自己。雇工那时还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因为他实在不值得为这一个人单独起火。倘若师傅生意兴隆，雇工也就衣食丰足，师傅与雇工的利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况且在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货币工资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师傅和雇工往往平分劳动收益。 当时在斯特拉斯堡的织工中通行这样一条惯例，雇工同师傅一起劳动，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比例参加分配，即分得共同的劳动报酬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参看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416页）。从1364年乌尔姆黄金首饰工匠的章程来看，那里也实施这种规定（参看施塔尔：《德国的手工业》，第332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契机会导致发生那种不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而是基于阶级对立的嫌隙纷争。 一旦企业中帮工的人数增加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劳动中监督四五个帮工，总不象监督一个帮工那样简单。于是师傅日益从一名领班变成一名严厉的监工，他要千方百计地从帮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随着帮工的劳动负担日益加重，师傅的劳动负担就越来越轻。如果使用大批的雇工，那么，单是这些雇工的劳动就不仅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还能保证师傅得到丰厚的收入。有时，师傅甚至连这种催逼监督的工作也懒得去做。于是他就实行计件工资制，使自己从监督工作中解脱出来。计件工资制从14世纪末期开始发展起来；尤其在织工行业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制度日臻完善的发展过程。[20]早在15世纪，人们就时时感到必须禁止师傅脱离劳动的行为。 师傅自已越是脱离劳动、越是依靠帮工为他生产剩余价值，他就越是不遗余力地延长帮工的劳动时间。当然，每一天的劳动时间看上去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人们却一步一步有效地革除了星期一不干工作的管理，并在许多节假日、甚至礼拜天都实行照常劳动的制度。 1522年，就在农民战争爆发之前，萨克森公爵亨利希发布了一道言辞激切的训令，明文禁止在节假日劳动。不过另一方面，他又宣布不准帮工们在“星期一”“无拘无束”或“优哉游哉”地打发时光（参看C·W·黑林：《萨克森高地史》，1828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1页）。——1503年，当韦瑟尔的裁缝帮工举行罢工的时候，该市市长在行会议事厅这样断言：裁缝帮工固然是很不安分守己的群氓，“可是，师傅们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愿满足帮工的起码要求，即每天给他们安排好三顿膳食，反而让帮工承受过重的劳动负担。”他厉声正告师傅们说，如果他们继续让别人“在礼拜天或节假日的清晨”干活，“一直干到做弥撒时方才停歇”，如果他们对学徒“横加折磨，或者竟至挥拳痛打”，那就要受到惩罚。这篇市长演说收录在扬森的著作中（见扬森：《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意志民族史》，第1卷第337页）。这篇东西同他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行会生活可不怎么协调。 师傅在极力给帮工加重劳动负担的同时，还力图压低帮工的伙食标准、削减他们工资数额。如果师傅家中要给四五个帮工和两个以上的学徒提供膳食，那么，单独给这些人起火做饭也就划得来了。而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他们的伙食上“采取节俭措施”，而师傅一家却照旧过着优裕阔绰的生活，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在扬森之流看来，帮工既已从属于师傅的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该是何等亲善融洽、温情脉脉，而其实这种从属关系已经成为压榨帮工的杠杆。 在工资方面，师傅比在伙食方面更加煞费苦心地采取尅扣措施，这是自不待言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师傅使用的雇佣劳动者愈多，他内心渴求降低工资的欲望就愈加强烈。如果师傅仅仅使用一个劳动者，那么，每天多发或少发几个芬尼并不是什么至关紧要的事情；但如果他是剥削成百名劳动者，那么，每天就会有成百马克的出入，一年之中，累计的差额可以高达成千上万马克。这种比例关系早在中世纪末期就以较小的规模发挥它的影响。当然，那时还远远谈不上出现一个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数百名雇佣劳动者的企业家。一般说来，那时如果有人雇请六七个帮工，就已经大大超出了条件许可的正常标准。可是尽管如此，这种发展水平也还是使某些人在心中产生了压低工资的欲望，这种欲望之强烈，要远远甚于手工业尚未“繁荣兴旺”、只有少数手工业者才有条件雇用一名帮工的时代。 另一方面，雇工也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增加工资，尤其在德国，由于发生了价格革命，雇工的这种要求就更加迫切。这场价格革命是15世纪金银矿大量开采、产量猛增带来的结果，也是16世纪出现的另一次声势更加浩大的价格革命的先声。这后一次价格革命是在美洲开发金属矿藏以后发动起来的，其影响所及，遍于整个文明欧洲。除了贵金属生产中出现的这种巨变之外，商业集团的垄断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与此同时，奢侈糜费之风也日益盛行，各个阶层的需求都不断增长，手工业师傅也不例外。雇工们由于同师傅在一起生活，而且就在不久前还几乎与师傅待遇相同，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当然也力求在普遍繁荣的社会生活中分享一点福利。 因此，15世纪和16世纪初叶，正是在工资问题上，师傅与帮工之间的矛盾日益趋于激化。 早在14世纪，师傅与帮工之间的斗争就已经揭开了序慕。而由于上述矛盾的推动，加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各种矛盾的激发，所以，越是临近16世纪，他们之间的斗争就越是频繁激烈。 那些醉心于行会制度、洋溢着浪漫气息的人总喜欢把行会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对比，以为行会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是工人的福地乐土，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绝不存在什么阶级仇恨。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殆尽，阶级之间之所以会播下仇恨的种子，完全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或者用小亚细亚人的惯用语来说，完全是“犹太人的习性”造成的。可是，早在14、15世纪，同业公会的师傅和地主们就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同人们赞誉的那种前资本主义时代美妙绝伦、纯洁无瑕的境界相去何等遥远。至于后来若干世纪的情形，就更毋庸多说了，当时，资本主义那种与生俱来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行会手工业的“繁荣”已经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基础上，并酿成了殊死激烈的阶级斗争。 善茨在他那部精采的著作中，对“历史”学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为帮工制度涂脂抹粉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倘若有人象雪恩贝尔格[21]那样（见《行会制度》一书，第76页），谈论什么14、15世纪手工业的勃兴和广大手工业者的富裕，那他同时也该想一想这一方面的事实（指对工人敲骨吸髓的剥削）；因为毫无疑问，师傅的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尅扣劳动工资而取得的，是那些瞻念前途忧心如焚的帮工们用汗水换来的。”（见《论德国帮工社团的历史》，第21页。） 不管行会的势力是多么强大，也不管它们是多么为自己的自治和独立而感到骄傲，它们对于“国家的帮助”是从来不会拒绝的，它们要利用这种帮助来压制帮工。早在15世纪（在英国更早，是在14世纪），各地政府、市政厅就已经颁布了名目繁多的工资标准。如果一个城市归某个邦君管辖，那么，这种标准就由邦君颁发。不仅如此，当时还出现了通行全国的工资标准，它不仅适用于手工业者，而且也适用于农业工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这个例子中的工资标准十分典型，它是萨克森公爵恩斯特和阿尔伯特于1482年发布的《本邦法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原文如下： “高级僧侣、绅士、骑士以及各个城市怨声载道，嗟叹臣民的道德水准一落千丈，人心浇薄，世风日下；究其原因，是由于臣民占有的钱币过多，由于雇工和手工业者的工资过高，也由于各阶层靡费之风日盛，一味讲究吃喝穿戴；至于各城市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由于臣民们赖以自给的最重要的日常营生，如制造麦芽、酿造酒类、贩卖啤酒的行业，均被某些高级僧侣和经营这类生意的贵族[22]以及乡村手工业者所霸占（？），此种现象原不应发生，这类行业也不属上述各色人等经营的范围，所以目前状况实有背于往昔的传统习俗。有鉴于此，经仔细权衡斟酌，首先要铸造发行成色较次的钱币，作为给雇工和手工业者支付工资之用。[23]再者，今后无论何人，均只许用本邦生产的布料给自己的雇工缝制衣服；唯有缝制裤子、帽兜、披肩和围裙的布料不在此列，可由各人随意选购与发放。倘若东家或贵族不给自己的雇工发放衣履，而是支付上文提到的钱币，则可给每个从事农耕的雇工支付三百个新格罗申[24]，给每个饲养牲畜的雇工支付二百四十个新格罗申。” 这就是为农业工人规定的工资标准。接着，文中又提到： “每个包伙的手工业工人每周可发给九个新格罗申，伙食自理者发给十六个新格罗申。对于包伙的工人，中餐和晚餐只能供应四样饭菜：开斋日可供应一份汤、两份肉食和一份蔬菜；礼拜五和其他不吃肉食的日子可供应一份汤、一份鲜鱼或腌鱼，外加两份蔬菜；对于实行斋戒的人，可供应五样饭菜：一份汤、两种花色的鱼，外加两份蔬菜，他们的工资每周为十八个格罗申，但一般工人只发给十四个格罗申；如果这些实行斋戒的工人伙食自理，则工资如下：抛光工人每周可得二十七个格罗申以上，一般泥瓦匠或其他工匠每周至多领取二十三个格罗申。”[25] “暗无天日”的中世纪末期强行规定的这种“斋期”，怎能不使蒸气和电力时代的每一个劳动者心驰神往！官方在工资和伙食方面采取的种种限制性措施，也属于扬森之流引证的史实，他们正是依据这类事实，洋洋自得地断言工人们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过着非常幸福和愉快的生活。 诚然，官方的这些决定可以用来彻底批驳自由派关于现代文明给无产者带来无穷幸福的奇谈。可是，这些决定丝毫也不能证明雇佣劳动者在当时感到非常满足。要把握一个阶级的状况，仅仅对这个阶级本身有所了解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这个阶级的状况同其他阶级的状况加以比较，同那个时代的普遍需求进行比较。一般说来，今天在衣着方面，人们已经不是那么讲究富丽华贵了，尤其是男子更是如此；在饮食方面，一般来看，今天的耗费也不算太高。在1482年颁布的萨克森《本邦法规》中规定的那种午餐数量和晚餐数量，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充足了；可是，如果把它同当时人们惯于在吃喝方面大肆挥霍、穷奢极欲的状况作一个比较，那就显得有点寒酸了。 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十分讲究饮食的精美和丰盛。这里仅从无数史实中信手拈出几个事例。1246年，奥托卡尔·普热美斯二世的侄女库尼根德与匈牙利王子贝洛在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畔举行婚礼，当时，从“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和摩拉维亚运来了各种各样的物资，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堆起了五座饲料谷垛，每一座都象硕大无朋的教堂那样巍然耸立；大大小小膘肥体壮的家畜遍布多瑙河上的整座岛屿和附近的原野；野味和家禽早已储备，盈千累万，不计其数；用来烤制面包、酿造酒类的小麦约有一千穆特[26]，足够两国百姓吃好多天（见弗·帕拉茨基：《波西米亚史》，1866年布拉格版，第2卷第1分册第188页。）这种情景简直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拉伯雷描写的那些场面。1561年，在奥兰治的威廉举行婚礼期间耗费的粮食和饮料计有四千舍非尔[27]小麦，八千舍非尔黑麦，一万三千舍非尔燕麦，三千六百桶葡萄酒，一千六百桶啤酒。1509年，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勃莱希特去世后举行的大型丧宴上，宾主享用的菜肴不下二十三道。1569年，赫尔姆施泰特附近有一位修道院长皈依新教，在他举行的号称极其简朴的新婚喜筵上，一百一十名来宾共吃掉了两头牛、三只猪、十条牛犊、十只羊羔、六十只母鸡、一百二十尾鲤鱼、十条梭子鱼、满满一大桶鱿鱼、二百五十公斤黄油、六百个鸡蛋和两块甜奶酪（参看A·施洛萨尔：《谈昔日德国的饮食》，1877年维也纳版，第33、35页）。 要想把握一个阶级的状况，仅仅把这个阶级同当时的其他阶级进行比较也还是不够的。一个社会的性质如何，主要并不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现状，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抑郁不平，主要原因倒不在于贫困本身，而在迫使人们沦落到贫困境地的那种趋势，或者说，在于迫使一部份人在贫困中忍受煎熬、而让另一部份人扶摇直上、优游度日的那种环境。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是迅速，其前进的趋势就越是显豁明朗，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就越是果敢地奋起反抗，社会的斗争也就愈加激烈。法国革命前，德国境内的贫困状况比法国更加严重，可是革命恰恰是在法国首先发生，其原因就在于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从1870年起，德国成了经济发展最快的欧洲国家，于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主要阵地就转到了德国，而不是在英国；虽然英国的社会矛盾要尖锐得多，可是相对来说，数十年来那里矛盾激化的进程比较缓慢。今天，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是美国；在一、二十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将有可能转移到那里去，尽管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 现在，我们从那些文化史家口中绝少听到有关发展进程的论述。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学家条分缕析地向工人们进行了论证，说什么工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己身处福中，因为据说是有了机器之后，工人们居然也奢侈地穿上了长袜、用上了手绢，而在过去，这些东西就连称雄一时的君主也未敢问津。保守派则向我们开列出15、16世纪的一些菜单、工资标准和服饰制度，并对我们说：请看在行会兴旺发达、教会主宰社会生活的时代，农民和工人在那美妙的古代岁月是何等幸福。可是，如果这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历史学家肯给我们指点一下，看看今天的发展方向如何，四百年前的发展方向又是怎样，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会是另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了。他们将不得不向我们承认，不管是在四百年前，还是在今天，剥削阶级努力的目标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迫使劳动阶级越来越深地陷入贫困的泥潭。当然，不论过去和现在，劳动阶级中都有过一些特别幸运的人，他们曾获得暂时的成功，不仅免于沉沦，甚至还争取使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了多方面的改善；可是，即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也还是不能与牧师、高级贵族、商人和师傅这样一些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同日而语。他们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文化成果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少。 尽管手工业帮工当时能吃上各种烤肉、穿上丝绒上装，我们在他们的队伍中也还是根本看不到扬森津津乐道的那种“安富尊荣”和“其乐融融”的景象，看不到他们“对上流人士”毫无“忌妒和怨怼之心”的表现，也看不到他们如愿以偿、心满意足的神态；我们所看到的是与此截然不同的情景。 六帮工的社团组织 没有一个组织，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也就不可能进行阶级斗争。帮工们当时也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自己的组织。 帮工们之所以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组织起来，是因为他们面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充满腥风血雨。直到1385年，但泽[28]的雇工还因为举行罢工而被割去耳朵。[29]对于这类史实，扬森是绝口不提的。因为一提起这些事情，就同他描绘的那种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很不协调了。可是，这类事件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行会虔诚信仰天主教义的时代，发生在行会充满“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时代。 一开始，帮工还仅仅是建立一些临时性的组织；他们只是为了达到某些眼前的目标而实行联合。在德国，这类帮工组织最初1329年出现在布雷斯劳[30]。在那里，制作腰带的雇工联合在一起，准备进行长达一年的全面罢工。[31] 可是不久以后，就出现了比较固定的帮工组织。 在一个城市中，某个手工行业的雇工会因为一些机遇而汇聚在一起，而这些机遇当然也就为促成他们的联合提供了条件，并且也影响他们这种联合的性质。在中世纪，使帮工们能有机会聚合的场所是教堂和酒馆，有时候，战争也给他们提供这种机遇。据说，当时手工业师傅为了逃避兵役，就让行会出钱雇佣一些帮工代他们应征；后来，这些帮工往往在和平时期也乐于保持他们在战时的组织，于是，一些世俗社团就应运而生了。不过，有关这一类社团组织的情况，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实例。 帮工的组织形式主要是教堂兄弟会，其次是酒馆碰头会。成立兄弟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救济活动，而酒馆碰头会的任务则是筹划反抗师傅和当局的斗争。不过，这两种组织的职能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教堂兄弟会也经常为抗暴斗争提供资助。 在德国，最早的一批帮工兄弟会是15世纪初叶或14世纪末期在织工中成立起来的。据记载，早在1389年，施佩耶尔[32]的纺织业帮工中就有一名司库，这个事实说明，当时那里已经成立了救济储金组织。在乌尔姆，纺织业帮工早在1402年就成立了兄弟会。这个兄弟会在医院包了两个床位，专供贫苦帮工治疗之用，此外，它还设有一个丧葬保险储金会。 为了说明这类兄弟会的特征，这里不妨介绍一下斯特拉斯堡亚麻纺织业帮工兄弟会制订的章程条款，这些条款于1479年得到当局的批准，内容如下（原文载于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93页；我们在这里将它译成了现代德语）： “我们——斯特拉斯堡织工行业头领汉斯·格尔伯特和五人小组成员，谨向读到或听到本函内容的诸君宣布：尊敬的汉斯·布莱欣和马丁·舒斯特尔已从威斯霍尔恩[33]莅临本地，目前担任斯特拉斯堡亚麻纺织业帮工的司库（出纳）；他们要求并希望我们捐赠钱财，并实施下列各章、各节和各款规定…… 帮工们将在斯特拉斯堡大医院受到亲如手足的关照，这个医疗地点永不变更，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帮工应当每隔半年选举一次司库，每次推选两名。具体地说，就是在圣诞节前的斋戒日（即四季斋戒祈祷日）选举两名新司库，到圣灵降临节后的斋戒日再重选两名新司库；新选的司库到任后，必须立下誓言，保证尽其所能，消除祸患，使圣母的积蓄（指团体的公共财产）得到增益，不受损失。倘若有人当选为司库而拒绝就职，则应受罚，按规定上交半磅蜡，而选举结果照常生效，不管当选者如何执意不从。当然，这一切在执行之前须经领导成员批准。司库每两周外出巡行一次，向各人征收每周的捐款；巡行期间，司库不得支取公积金用于吃喝。如果兄弟会的某个帮工拖欠两个芬尼的捐款，而且在司库巡行索款时仍未缴纳，则应责令该帮工交付两个芬尼的罚金。今后除患病者外，任何人均不得从兄弟会的公积金中借款；即便是患病者借款，也应先征得领导者的同意，并须预交一件物品作为抵押，而抵押品的价值应高于借贷的金额。每逢斋戒祈祷日，每个帮工都应缴纳一个芬尼，存入兄弟会公积金，并须捐献一个足色的斯特拉斯堡芬尼铸币；倘若在此期间某位帮工不在城里，则应在回城后立即补交自己的那份捐款。” 接着，章程中就教堂礼拜的仪式、圣坛供奉的香烛等事项作出了若干规定，然后又指出： “外地帮工，如果是首次来本地干活，允许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免征捐款。如若超出这个期限，则应缴两个芬尼的杂费（股金），此后理所当然地要同心为兄弟会效力。帮工如要指控师傅，进行诉讼，则费用自理，不得从兄弟会公积金中支付款项。” 下面又是有关圣坛香烛的若干规定；接着，章程申述了下列惩罚条例： “凡是拒绝向司库缴纳杂费或每周费用的帮工，将永远不准在本地干活，除非他把上述款项缴齐，或请一位善心的帮工代付；如果帮工不履行上述义务，则应把他的姓名记录在案，并在斋戒祈祷日向帮工会议公开宣布。 司库应向帮工会议公布账目，并且起誓决不从公积金中挪用分文。收款人也应立下誓言，保证向所有兄弟一视同仁地征收每周的捐款和斋戒祈祷日的献款。大家还必须在每个斋戒祈祷日为一切已故和在世的兄弟姐妹祷告祝福。如果一个兄弟不幸染上了疾病，住进了医院，大家应从兄弟会的公积金中每日给他支付一个芬尼。如果一个兄弟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某个师傅家中或在本市其他地方不幸逝世，司库就应责成全体帮工为死者办理丧葬事宜，违令者罚缴两个芬尼。 从今以后，亚麻纺织业的全体单身帮工均应在兄弟会中出力效劳。” 由此看来，兄弟会主要是在医疗和丧葬方面设立的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保险组织。 行会和城市当局把兄弟会视为心腹之患，可是他们又不能明火执杖地采取镇压措施，因为兄弟会是具有教会性质的团体；况且这个团体在当时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可缺少，因为帮工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的医疗和丧葬保险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果把这些保险事务交给行会办理，那将会给它造成沉重的负担。所以，行会和当局大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兄弟会：它们极力把这个组织限制在单纯的救济事业的范围之内，并设法把它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除了兄弟会之外，酒馆碰头会也得到了发展。这种组织形式是帮工从师傅那里承袭下来的。原来，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酒馆碰头会。“这些酒馆碰头会为行会同城市贵族进行斗争出谋划策，它们是民主活动的堡垒。”（施塔尔：《德国的手工业》）。帮工们最初也是同师傅在一起饮酒的。可是后来，由于双方的矛盾日趋尖锐，由于师傅在帮工面前日益骄横跋扈，所以帮工们只好越来越远地退避在一旁，半是出于心甘情愿，半是由于无可奈何。他们组成了自己的酒馆碰头会。过去，在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中，各行会的酒馆碰头会曾经发挥过作用，现在，在同行会对垒的情况下，帮工的酒馆碰头会也开始发挥同样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在中世纪末期，各个城市势必会在酒馆碰头会的问题上出现殊死激烈的斗争。城市当局试图将酒馆碰头会全部镇压下去。当行会和城市的统治机构——市政厅之间还存在矛盾，城市贵族还在市政厅执掌大权的时候，就连手工业师傅的酒馆碰头会都在取缔之列；但也有一段时间，当局并不取缔所有手工业者的酒馆碰头会，而仅仅查禁那些未能加入行会组织的人成立的酒馆碰头会。可是不管怎样，在14、15世纪，帮工组成的碰头会在各个地方总是处于被禁的地位。当局三令五申，执意要取缔这种组织。 本书已多次引证施穆勒和毕希尔的论著，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当局在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区对酒馆碰头会大张挞伐的情况，也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1421年，在美因兹、沃尔姆斯[34]、施佩耶尔和法兰克福，当局力图取缔雇工成立的一切酒馆磁头会，并责令他们指天起誓，保证今后只在教堂举行活动时才聚集在一起。1390和1423年，当局在康斯坦茨[35]查禁了帮工成立的所有合作组织。类似的事件到处发生，比比皆是。而1465年斯待拉斯堡‘雇工管制条例’的颁发，更使整个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条例是经各城市共同协商产生的，它不仅在斯特拉斯堡刊布，而且也在参与协商的其它城市颁发。制定条例的目的，就是要一劳永逸地彻底平息骚乱的风潮。”[36] 这个“雇工管理条例”，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实施的一部“反社会党人法”，因此值得在这里作一番介绍，看一看其中有些什么最主要的规定。条例中写道： “复活节后的第三个礼拜日过后，高地暨低地诸城特使于星期一在斯特拉斯堡汇聚一堂，共商整饬手工业雇工及其他勤杂佣工的事宜。本条例即为各地特使商定之意见。现根据协议，将各项规定公布于后，希遵照执行： 首先，从今以后，手工业师傅或雇工绝不允许互相纠集、串通一气或朋比为奸、拉帮结党；未经所在城市的市长和市政厅的同意和批准，绝不允许擅自在内部制定规章或发布禁令。 其次，从今以后，凡在城市定居、供人使唤、听候骑士、扈从或市民差遣的勤杂佣工，以及在城市做工的手工业雇工，都要立下誓言，保证依顺所在城市市长和市政厅的领导，保证服从该市法庭的裁决，决不觊觎非份的权利。 再次，从今以后，手工业雇工不得阻拦本行业的师傅录用其他雇工，不准糟踏任何资财，不许打击别的雇工。” 上面这一节的意思是说，手工业雇工不许举行罢工，不许谴责或“谩骂”师傅，也不许对那些破坏罢工的工贼表示唾弃。也正是在这一节，当局接着规定：雇工如同师傅发生争执，或与其他雇工发生争执，应提请本市师傅理事会予以解决，并服从理事会的裁断，除非事情必须提交市政厅处理，否则一律不准越级上告。任何一个师傅，如果录用一名雇工，应于一周内将该雇工的情况上报行会董事长，董事长应责成有关人员录下该帮工关于永远服从师傅法庭裁决的誓词。接着，就应将这个帮工的姓名载入一本专门的名册。凡是没有在一周之内按规定上报有关情况的师傅，必须罚款，每拖延一天，罚交五个先令。当局用这种手段开始对帮工实行警察式的监视，实在是用心良苦！ 在紧接着的一节中，当局规定：手工业雇工和其他勤杂佣工不准佩刀，只有在穿越荒野时允许破例。 “凡对上述各章、各节、各款规定表示反对、拒不执行的雇工，任何师傅都不得在本行业范围内雇用，也不准在自己的住宅或庭院内收留；倘有师傅违犯此项规定，一经揭发，即应交付四个古尔登[37]的罚金。” 上交的罚金一半归市政厅所有，另一半分给行会。 在未经其他城市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参与结盟的城市都不能擅自更改上述条例。 依据条例，所有勤杂佣工和没有取得斯特拉斯堡公民权的人，“夜间均不准在本城的幽暗小道上行走”。从复活节到米迦勒节[38]，这些人不许在晚上十点以后上街；从米迦勒节到复活节，不许在晚上九点以后上街。如果外出为师傅或东家办事，则不在此列。凡违犯此条令者，罚款三十个先令，或关进“塔楼”，幽囚四个星期。 所有勤杂佣工也不得在上款规定的时间之后在酒店或花园中聚会。凡违犯此条令者，应当受罚，惩罚方式与上款的规定相同。 在上款规定的时间之后，酒店老板不准用布蒙上窗户，不准接待雇工。凡违犯此条令者，须付五镑罚金。 “可是，上述条令与绅士、骑士侍从、商人以及朝圣者无关，因为他们是端方正直、光明磊落的人。 雇工如胆大妄为，竟敢违抗本条例的规定，那么，在未经市长和市政厅特许的情况下，该雇工将永远不准在斯特拉斯堡做工。” 此外，帮工管制条例还包括下列四点规定： “第一，从今以后，所有手工业帮工和其他勤杂佣工均不准占有酒馆，不准租用房舍或花园，也不准结成团体，时时聚会，只有在举行礼拜仪式或进行其他没有危险性的活动时，才准许聚集在一起；第二，每逢斋戒祈祷日以后的第二个礼拜日，他们也可以为履行敬献圣烛的义务而聚会一次，但事先必须向行会首领（行会董事长）报告，否则不准聚会。行会首领接到报告后，应委派这些雇工所在行业的师傅一至二名去安排此事，并派遣他们亲临雇工聚会的现场；第三，手工业雇工应选定假日举行葬礼，不许在工作日安排殡葬事宜；第四，不准三个以上的勤杂佣工和手工业雇工一起戴相同的球型帽，穿相同的上衣和裤子，或佩戴其他相同的标志，违者应予惩罚。” 在这些规定中，酒馆碰头会和帮工的其他各种联合组织都遭到了坚决取缔。只有他们组成的教会团体还允许保留（大概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敬献圣烛”，而且也是为了让他们进行救济活动），但就连这些教会团体也必须接受师傅的监督。 可是，在1473年的雇工管制条例中，上面列举的最后四点规定却只字未提；除此之外，这个条例与1465年的雇工管制条例完全一致。1473年编定的这个文本收录在1551年出版的织工手册中，我们在上面转录的文字就是依据这个文本（原文载于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208页及以下各页。本书转载时将原文译成了现代德语）。 由此看来，仅仅在八年时间之内，这部“反社会党人法”中最严酷苛刻的规定就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其他一些规定也没有生效。 各地的情况莫不如此。15世纪一开始，法兰克福市政厅曾下令禁止短工和勤杂佣工成立酒馆碰头会。按规定，如果有人置禁令于不顾，将一所住宅或一个房间租借给短工和佣工作为饮酒碰头之所，那就要受到重罚，每天必须上交一个古尔登的罚金。但在这个严厉的禁令发布后，却有十一个酒馆获准开张，而其中就有园林雇工和来自萨克森豪森的雇工开设的酒馆。在市政厅禁令的一份副本上，竟记载着这些酒馆登记注册的情况。[39] 事实证明，这类禁令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在15世纪，各地的帮工勇猛奋进，冲垮了一个又一个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他们要使自己的组织赢得承认，使参加组织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使他们自己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到了15世纪末期，帮工们已经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他们的组织也作出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成功的业绩乃是从中世纪“精神”中产生的、为中世纪所固有的、在中世纪的全部进程中贯串始终的一种常态。可是事实上，这些成功的业绩是通过斗争取得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在中世纪末期行会制度性质的问题上，就会确立与前一种人的看法迥然不同的观点。然而，绝大多数文化史家却正是坚持前一种人的做法；在他们的笔下，那些在某一历史阶段终结时显露出来的、经过漫长而酷烈的斗争才取得的成果，统统被描绘成这一历史时期从始至终固有的常态。 当局镇压帮工组织的各种努力之所以全部归于失败，首先是由于帮工已经成为当时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在城市的生产方式中，他们的作用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绝大多数城市中，手工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主要命脉，而且因为在手工业内部，无论就从业人数还是就其影响来说，帮工都是师傅面临的一支声势强大的力量。城市的繁荣越来越离不开手工业界的雇佣劳动者。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雇佣劳动者放下工作、远走他乡，那里的手工业就濒于破产的危境，那里的城市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失。另外还有一点应当提及，那就是当时的形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帮工们能够紧密地拧成一股绳。那时城市的规模都还不大，据毕希尔统计，1440年，法兰克福居民人数为八千人；1449年，纽伦堡居民人数为两万人[40]。而雇工的人数可能还不到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十。[41] 雇工的人数既然如此之少，在同一城市、同一行业中，他们彼此之间当然就很熟识了。加上同一行业的手艺人总爱聚居在一条街上，这就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那些街道往往就以行业的名称来命名，有些街名还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15、16世纪，还没有时兴那种斯文儒雅的风习，还没有用安着铁栅、涂着白漆的窗户把工人同外界隔绝开来，让他们在车间里领略铁窗风味。那时候，只要天气允许，人们一般都在家门前的街道上做活。即使在屋里做活，也都敞开门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须印发报刊，也不用召开会议，就可以对必须采取的行动取得一致意见。谁要是不同其他人和衷共济，那就要遭殃！他将怀着凄惶悒郁的心情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一个工人不仅在工作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同事，而且在社交方面也完全离不开他们。 帮工的漫游活动使他们在迂拙迟钝的师傅面前显得比较灵活机敏。通过漫游活动，各城市风雨同舟的帮工组织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只要一个地方发生了罢工，别的地方就没有一个人前来充当替补的劳力！施穆勒在谈到这种情况时用哀怨的笔调写道：“多数帮工居无定所，这种状况只能对帮工社团的道德操守（!）和经营态度产生不良影响，它助长了轻率鲁莽、不负责任、目空一切以及在师傅面前妄自尊大的倾向。师傅总是固定地居住在某个地方，即使较大的店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师傅同其他城市的同行沟通思想也仍然十分艰难、十分缓慢。而帮工却每时每刻都同四面八方保持联系、互通信息。他们在一个城市做工，但并不认为自己是那里的市民。长年累月的流转迁徙，使他们把打点行囊、跋山涉水视为等闲之事。在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卷起全部家当，成群结队地一走了之，然后又到另一个毗邻的城市去逍遥度日，如果当地的人希望同他们相安无事，他们便要求人们定期为他们支付饮食费用。他们的联系比较广泛，集团意识非常强烈，因此能把任何一个从外地前来充当替补劳力的人拒于门外，而且在斗争中经常立于不败之地。”[42] 除了上述种种情况之外，还应提及的一点是：帮工们很少有妻子儿女的拖累。在帮工中，只有极个别的人娶有妻室。在有些行业，简直找不到一个已婚的帮工。本来帮工就隶属于师傅的“家庭”，在师傅看来，如果把帮工束缚在自己家中，不让他们结婚成家，就可以更好地对他们施以“严父一般”的管教，使他们同酒馆碰头会断绝来往；可以更加严密地监视他们，还可以通过供给（比较）粗劣的饮食、发给五花八门的实物工资来剥削他们。一个已婚的帮工要承受十分沉重的压力，他必须争得独立的地位；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达到目的，使自己成为一名行会师傅，他就只有采取非法的途径，到城郊或乡村去充当“飘泊江湖的蹩脚工匠”，或沦为“惹事生非的肇事之徒”。 正因为帮工过着独身生活，所以在他们当中就积聚起了一种锐不可当的反抗力量。施穆勒在上面引证的那段文字中描述了帮工的种种特征和优点，指出他们桀骜不驯、无所牵挂、充满自信。其实，促使帮工形成这些特征和优点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他们的漫游活动，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独身地位。 同那时相比，今天无产者的斗争变得何等艰难！在每一次罢工中，在每一次竞选中，在一切需要无产者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的场合，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都得由他们的妻子儿女共同承担。在小城市，工人们虽然不用出版报刊、不用举行集会就能轻而易举地沟通思想，可是，他们必须顾及家庭，而这一层考虑就使他们只好顺从企业主的意志。在大城市，工人们彼此之间并不熟稔，为了沟通思想，他们就需要印发报刊、举行大型集会、组织各种协会。这时，要想造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局面，光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沟通思想就显得不够了，而为了对付集中的、实力雄厚的资本家，这种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局面又是绝对必需的。这一点同当初对付小手工业师傅的情形截然不同。毫不奇怪，在今天，工人的经济斗争正在日益转变成为政治斗争。对于工人来说，自由就象维持生命的食粮一样重要，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就等于夺走他们的食粮。形势到处都在迫使工人把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的斗争，进一步扩大成为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 可是，在手工业帮工中，从中世纪末期直至近代史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他们自身所特有的政治倾向。当时帮工只是专心致志地埋头从事本行业组织的活动，但却通过这些组织取得了成就，争得了地位。今天，各个工人组织虽然享有范围更广的政治权利，但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组织能象当初的帮工那样获得成功。况且，这些成功的业绩都是在十分罕见的有利条件下取得的，而且总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得而复失。当然，帮工的势力也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能得到同样顺利的发展。各种组织的力量在当时或强或弱，其影响也有大有小。至于人数众多的无产者阶层，即那些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则根本无力建立组织，只能听凭剥削者任意摆布。在他们身上，既见不到“集团意识”，也看不出那种号称在中世纪到处弥漫的“博爱精神”。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工人在13、14世纪已经建立了组织，但后来又眼看自己的组织冰消瓦解；这些工人都是没有专门技艺的劳动者，即短工。在来自农村而没有加入行会的竞争者的猛烈冲击下，他们的各种组织荡然无存。在各个城市的辖区，农业部门出现了凋敝衰退的势头，这可能也是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不过，即使是农业部门以外的短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例如，在14世纪末期（1387年），法兰克福的建筑辅助工（小工）、酿酒业雇工和麻袋搬运工还保持着行会组织；但就在当时，那里就已经存在着一些游离于行会之外的短工，其中有十六名酿酒业雇工、四名麻袋搬运工、十名拉锯工和六名杠夫。到了1440年，建筑辅助工行会已经不复存在；酿酒业雇工行会气息奄奄，只在艰难竭蹶中勉强撑持到15世纪；麻袋搬运工行会则勉强维持到16世纪上半叶，而他们身边的那些处于行会之外的人却越来越扩大了影响。 城市无产者有的永远无力建成自己的组织，有的在建成组织之后又被迫解散，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往往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在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总是比有组织的帮工低下，这两部份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七城市的工人贵族 那些有组织的雇工越是取得显著的成就，就越是明显地以特权阶级自居；他们感到自己同师傅一样，已经成为高踞于无产者之上、可以对这些“不体面的人”表示鄙夷不屑的贵族。帮工如果将“不体面的人”带到酒馆碰头会里去，就会受到惩罚。至于所谓“不体面的人”是指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不久，这些有组织的工人由于自命不凡，便反对人们笼统地把他们同其他无产者冠以同样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在15世纪下半叶，这些工人在各地都怒形于色地拒绝“雇工”的称号，要求人们把他们称作“帮工”。于是，便有人津津乐道地把这种行动说成是“民主精神”的觉醒，认为这是帮工为了取得同师傅平等的社会地位、或至少是取得大致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作的一种努力。对于这种见解，我们不能苟同。因为事实恰恰是，当雇佣劳动者还被称作“雇工”的时候，其社会地位反倒远比他们被称作“帮工”的时候更接近于师傅。诚然，在他们被称为“帮工”的时候，其地位已经提高到农民和无产者之上，可是，他们并没有师傅那样迅速地扶摇直上，那时的师傅已经成了他们的剥削者和主人。在14世纪，雇工还能同师傅在一个酒馆里聚饮，而到了15世纪，师傅已经把同雇工共坐一桌视为有失身份的事情。雇工被扫地出门，离开了由师傅组成的酒馆碰头会；他们不得不进行长期的奋斗，以便组建自己的酒馆碰头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异想天开，竟会认为自己比先前更有资格同师傅平起平坐呢！ 事实上，他们是羞与其他雇工为伍，因为那些雇工的地位非但没有随大家一齐提高，反而一落千丈。今天，在某些行业中，有些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争得了特别优惠的待遇（这些工人大都是有技术专长的劳动者，迄今为止，无论是机器还是女工，都还无法同他们进行激烈的竞争）；在那里，我们有时也发现他们有着类似的自命不凡的情绪。而帮工当初也正是受这种情绪的支配，才对“雇工”的称号表示鄙弃。这就象不久以前许多排字工的表现一样：他们一听到别人称他们是“工人”，便感到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是“艺术家”。 各行各业的帮工成立的职业性联合组织越是硕果累累，这些组织中的劳动者就越是心胸狭窄。那时，他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使自己的组织成为一切团体中实力最强、声势最壮的组织，他们不仅要赛过师傅，而且要压倒其他行业的帮工。他们的组织不是陶冶人们的阶级意识，而是培养一种充满嫉妒、渴慕虚荣的狭隘的等级偏见。 起初，一个行业的帮工团体还吸收其他行业的劳动者，甚至还吸收其他等级中同情帮工的人参加。到了后来，这样的事情就绝迹了。这里以法兰克福五金业帮工兄弟会为例，该组织历年吸收会员的情况如下： 1402—1471年吸收会员1096名，其中有27名不是帮工 1472—1524年吸收会员1794名，其中有6名不是帮工 1402—1471年吸收35名非五金加工业的帮工 1472—1496年吸收6名非五金加工业的帮工 从1496年以后，该组织就根本不再吸收任何一个非五金加工业的帮工了。[43] 对于这些数据，人们也许还可以这样解释，说当时除了五金业的兄弟会以外，又成立了其他一些联合组织，所以，别的行业的雇工就不一定要到五金业的组织中来寻求支持了。可是，各种社团之间争风吃醋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一点却是事实，我们可以举出它们的无数纷争作为例证。此后不久，帮工的“等级尊严”就几乎成了世间最不可触犯的东西。人们对待他们的这种尊严，几乎要象对待当代军官或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的尊严一样，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动辄得咎。帮工们之所以如此神经过敏，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自尊心，而是由于他们怀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情绪。 众所周知，1471年，莱比锡制鞋业雇工为了维护自己受到冒犯的尊严，曾向当地的大学下过一道战书。边境总督、巴登的雅科布属下的面包师和侍从也同样骄矜自负；1470年，他们曾给帝国直辖城市埃斯林根和罗伊特林根发过一封战书。1477年，明岑贝格的领主冯·埃朋施泰因的厨师以及厨房伙计甚至公开向索尔姆斯的伯爵宣战。[44]至于工人们彼此之间的纷争，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生。例如，1350年斯特拉斯堡的纺织业雇工曾同羊毛梳理工发生争斗；1360年，当地的织布业雇工又同毛纺业雇工发生纷争。在这类事件中表现得最强悍顽固的大概要数科尔马尔的面包业雇工。在1495年的基督圣体节，其他一些行业的雇工同他们一样，也备办了价格昂贵的香烛，于是，市政厅同意这些行业的雇工享受同他们一样的待遇，可以在圣体旁边列队游行。就是因为这件事，面包业雇工便开始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延续了十年之久，直到他们在市政当局和其他雇工面前赢得胜利之后才告结束。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真是更仆难数。 由于帮工的心胸是如此狭隘，所以，尽管他们同师傅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尽管这些矛盾也导致了频繁而激烈的斗争，但这些矛盾和斗争却始终未能造成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也没有掀起改造社会的潮流。正是那些力量最雄厚、成效最卓著的组织，在当时非但不在内部培养同其他工人紧密团结的意识，即阶级意识，相反却制造对立；它们一方面与其他一些同时崛起的组织发生对立，因为这些组织的成就令人嫉妒，另一方面又与日益增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发生对立，这些群众无力建成自己的组织，正在日甚一日地陷入贫穷困苦的深渊。只有资本主义工业才瓦解了帮工组织，并降低了帮工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同其他无产者处于同一等级。同样，也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造成各种条件，使整个工人阶级有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些地方也造成了新的工人贵族，但这毕竟是一时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归根到底是要把全体劳动者的地位一律拉平。现在，这种生产方式正在引起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其目标是要把脑力劳动者，即“新的中等阶级”的特权地位也彻底摧毁，使他们同体力劳动者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这样一场一律拉平的运动是空前未有的，其来势十分猛烈，以致许多聪明人直到现在还以为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幻想，殊不知这场运动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 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却不可能发生这种革命影响。那些有组织的帮工都是不安本份、不甘屈从的人，他们能娴熟地使用武器，决不让他人触动他们享有的权利，冒犯他们的等级尊严。他们比现代工人更乐于举行罢工、鼓动风潮，以便通过这种途径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也拿起武器，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的举动远比今天的无产阶级“激进”。同中世纪末期那些大胆莽撞、狂放不羁的帮工相比，今天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就显得太驯良温顺了。然而，这里所说的一切仅仅涉及帮工的外在表现。至于他们的倾向，其实是极其温和的。所谓“逍遥自在的星期一”，大概就是他们所提出的最激进的要求了。在那个社会中，他们分得的利益虽然不如师傅或商人、王公那么多，可是，他们毕竟也属于那个社会的特权者，毕竟也在那个社会中分享了优惠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可能去努力奋斗，以求彻底改造那个社会呢？诚然，相对地说，他们在社会利益中分得的份额确实越来越少，为了增加自己的份额，他们也进行过顽强的斗争。可是，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发生过怀疑。在革命时期，他们也许会同其他比较坚决的革命分子携手并进；就连行会师傅在同“正人君子者流”，即城市马尔克社员和商人发生争执时，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可是，不管是帮工，还是行会师傅，都同样是很不可靠的，在他们身上，没有丝毫坚毅顽强的精神。只要遭到反击，只要战斗失利，他们就立即背弃起义的事业，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起义的目标不大热心，他们不过是想利用起义来捞取眼前的特殊利益罢了。1525年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很快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中世纪末期的各种社团没有给自己提出创建新社会的目标，也没有树立起一种社会的理想。 八马尔克公社和矿产开采权 矿工的特征不同于城市手工业雇工。从可以稽考的史实来看，古代的矿工完全没有自由——他们是奴隶或囚犯。中世纪的矿工则是自由的人。他们起初也都是马尔克公社社员。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每一个马尔克公社的区域都分成两个部份，一部份是被分割的马尔克，另一部份是未被分割的马尔克。 马尔克公社的每一个家庭都在村子里得到一份土地，它的农家庭院（包括住宅、农用建筑和园圃）就建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一份自留自用的土地。除此之外，人们还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出农田，即田地马尔克，然后按一定的章程分给每个家庭。牧场、森林、水源和道路仍归公有，构成未被分割的田地马尔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未被分割的田地马尔克缩小了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不断增加，于是就必须开辟新的村庄，并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出一批新的田地马尔克，供给新建的村庄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农业有了发展，使狩猎和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于是人们便压缩未被分割的马尔克，以便扩大被分割的田地马尔克。 最初，在被分割的田地马尔克中，每个社员都享有大小相等的份额；同样，在公共马尔克的使用方面，每个社员也都机会均等。但公共马尔克的使用方式要由全体居民共同决定。举凡使用牧场、收集林中成堆的落叶、采伐木料和薪柴、以及开采石料方面的事宜，均由全体居民安排处理。每个马尔克公社社员都有权在公共马尔克的范围之内，按照公社规定的一定条例，开采和使用采石场里的石料。 在大多数马尔克公社里，采石工作是一种附带的劳动，只有在个别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才从事这种工作。可是，在盐矿、铁矿、铜矿乃至银矿或金矿的矿脉清晰可辨，而储量又丰富充足的地区，特别是在入侵的日耳曼人重操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开创的旧业，着手开发矿产的地区，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这些地区，开采矿藏的工作、凿取和采掘贵重矿石的工作势必很快就引起普遍的重视。各个地方都急需上述矿产，各地的人都在探查寻找，然而只有少数地区发现了这些矿藏。所以，那些拥有这类矿区的社会集团很早就在满足自身需要之后大量地开采自己的矿藏，然后向毗邻地区提供剩余的矿产，以换取那些地区出产的产品。因此，这类矿产属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中最早的实物。 矿区大都位于群山之中，在那些地方，农业的地位本来就十分低下。现在，随着矿业的日益发展，农业就愈加显著地退居于次要地位。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需要大片的耕地了，因为用矿产品就可以换回粮食。而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手也越来越少（畜牧业也是如此），因为在从事矿业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马尔克公社社员已经纷纷转向矿山。自给自足的生产以本身的需要为天然界限，商品生产则以市场的需要为自己的界限；而对于矿产品来说，其市场实际上是广袤无限的，因为只有少数地区发现并开采了盐类和金属，而市场却扩大延伸，其范围之广令人难以置信，所以，这少数地区的产量根本不可能超出市场需要的限度。当时，贵重物资总要经过许多买主与卖主之手，在一个个村庄之间辗转流传，从而经历漫长悠远的行程。尤其是金属就更是如此，因为金属一旦加工成武器、工具或首饰，运输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知道，早在石器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就进行过广泛的交易，用来交易的物品有武器和饰物，还有制造武器和饰物的材料。在法兰西境内，大致在图尔[45]和普瓦捷[46]之间，蕴藏着大量色泽蜜黄、纹理均匀、质地优良的燧石。勒韦莱博士曾在大普雷西尼附近发现过一处手工工场遗址，这个手工工场当初就是用那种燧石制作石器，供给四面八方的广大地区使用。在整个法兰西、比利时以及瑞士境内，都可以发现用那个地区的燧石制成的石器；从那特有的色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这些石器的来源。在美洲，人们还发现密西西比河谷原始居民的坟丘中，并排放置着苏必利尔湖出产的铜、阿勒格尼山脉出产的云母、墨西哥海湾的贝壳和墨西哥出产的黑曜石（参看卢伯克：《史前时代》，1874年耶拿版，第一卷第74、77、187页）。 今天，只有贵金属才称得上是人人珍爱、人人希求而且永远不厌其多的商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只有黄金才配享有这种地位。在商品生产的开始阶段，铁和铜的地位也是如此显赫，有时甚至连盐都具有相同的魅力。所以，当时的人便以不可遏止的巨大热情去从事这类产品的生产。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地下的矿物宝藏提供了有利条件，允许人们进行开采，采矿就会成为那里的头等重要的职业，这是丝毫也不足为怪的。而农业生产却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它还远远没有发展成为商品生产，所以在那些地方，农业同矿业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最初，矿井只建在公共马尔克的范围之内。可是，如果采矿的规模有了扩展，如果在被分割的马尔克范围内发现了有价值的矿床，那又该怎样处理呢？原来，人们分配田地马尔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进行耕作；如果一块田地不再用于这个目的，就是说，如果人们已经不在上面进行正常的耕耘种植，那么，这块田地的使用权就要重新归还给马尔克公社。所以，只要人们开始在一块田地上采掘矿石，上面所说的一切就立即生效。而凡是采矿事业得到发展的地方，矿业总比农业显得重要。所以，不久以后就通行这样的规定：只要人们在一片被分割的马尔克范围内发现了矿藏，这个范围内的农田和草地就立即重新划归公共马尔克。到了后来，为了用一切权力鼓励人们探矿，甚至还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只要人们估计一块田地底下可能有矿床，就可以把这块田地宣布为公共马尔克的组成部份。最后，因为人们一心要获得有价值的矿物，竟自取消了农户用来修建庭院的那一份自留自用的土地。每一个马尔克公社社员都有权在马尔克全境的一切地方寻找和探查矿脉。如果探矿工作给某人造成了损失，那么，他可以要求赔偿，但不准阻挠探矿工作的进行。在施泰因费尔德修道院收藏的一本古籍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矿产开采权具有强大的威力；如果有人要在别人的菜圃里挖矿，而且要一直掘进到别人的卧室下面，那么，对于这种举动，就连国王、公爵和伯爵都不能出面阻拦。”[47] 在马尔克制度的发展进程中，一般都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随着农业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地超过畜牧业和狩猎业，人们就越来越压缩公共马尔克的范围，以便不断地扩大自留自用的土地使用权限和使用面积。然而在矿区，由于矿业的地位压倒了农业，因此就出现了与一般情况截然相反的趋势。在那里，矿产开采权限制着自留自用的土地使用权，在某些方面，它还使自留自用的土地重新化为公共马尔克。 然而，人们之所以要把采掘场地设置在公共马尔克的范围之内，其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便于将这块场地很快地再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分出来。早期的矿山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仅有一些露天开采的矿场和挖取矿石的简陋矿井。象这样的矿井，只要一个或少数几个工人就可以凿成。那时，矿井不象公共牧场那样由大家共同使用。各种不同的采掘场地就象农田上的零星地块一样，是交付各个马尔克公社社员去经营利用的。可是，因为各种矿井的产量互不相同，而且矿井的数量同耕地的数量一样，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欲望随意增加，所以，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利益，人们规定，凡是分得矿井的人，必须向公社上交一定比例的收入。这些矿井的采掘工作，也同分配给各人的农田上的耕耘稼穑事务一样，必须受公社的监督和领导；无人开采的矿井同无人耕种的农田一样，应重新划归公社所有。矿井的经营利用者一旦停止掘进，不再开采，就失去了对矿井的一切权利。 一块蕴藏矿石的地盘如果已经划为自留自用的土地，那么，有权优先分得这块地盘的当然是矿藏的发现者，而绝不是这块地盘迄今为止的所有者。直到今天，矿藏的发现者仍然享有这种优先权。 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不太贵重的矿物的开采工作一直停留在原始水平。例如，有些铁矿和煤矿的矿井设施直至19世纪仍很简陋。相反，贵金属的开采工作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矿山的规模愈来愈大，情况日益复杂，危险性也与日俱增。每一个分得采掘场地的马尔克公社社员，每一个“矿山合作社社员”虽然都十分希望独力经营采矿业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希望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各个矿井之间日益紧密地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日益明显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各个矿山合作社的社员小心翼翼地在他们的矿井或“矿区”之间划定界线，尽管他们慎之又慎地维护每一个社员在自己地盘中的那一份权益，可是由于技术上的需要，生产经营却越来越显著地联成一体了。本来，马尔克公社的官员，即矿山监理只负责监督矿井的修建工作。现在，这种官员已经成了按计划组织整个生产的领导者。 那些达到了如此规模的矿山是非常富裕的，由于收入十分丰厚，矿山合作社社员和马尔克公社社员（一般说来，在那些地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本来是同一的）就越来越脱离矿井劳动，直至最后将劳动的任务全部交给他们的雇工或矿工去承担。于是，矿山合作社社员就逐渐变成了资本家。 在富裕的矿区，雇工的人数日益增多。同时，在熔冶矿石、提炼金属的冶金工厂里，工人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上述这些工人以外，手工业者也越来越多地迁入矿区，他们在那里制造矿山器具，加工已经炼成的金属，或为当地居民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商人们在那里经销矿产品，收入颇为可观，于是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迅速云集于矿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以矿区为中心的城市——“山城”。在这个城市里，马尔克公社社员，即“矿山和冶金工厂的所有者”只占人口的少数，他们同商人一起，构成这个城市的贵族，而商人当中有一部份人可能也正是马尔克公社的社员。 尽管这种矿山合作社的构成有其独特之处，但它仍然是马尔克公社，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对它来说，农业和畜牧业当然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在那里，林业却同矿业一样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冶金工厂用来熔化矿石、提炼金属的燃料就来源于森林。所以，凡是在矿山合作社社员还沿袭古老的马尔克制度的地方，他们都组成了森林合作社。 关于古代矿区公社制度在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况，吉尔克[48]在阐述“以戈斯拉尔[49]为中心的哈尔茨山[50]地区庞大的矿业组织”时，给我们作了清晰的描绘：[51] “根据城市法规，矿山和冶金工厂的所有者（矿业经营者和林业经营者）组成的合作社，是介于商人和帮会（造币者、摊贩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市民法人团体。他们以法人团体的资格参与市政领导，委派代表参加起草各种规章。在任何一项法律需作改动时，市政厅都必须征询该团体的意见。按照城市法律，该团体还享有财产查封的豁免权和各种对付佣工的正当防卫权。同时，在涉及哈尔茨山森林的事务方面，林业经营者还组成一个马尔克公社，他们对三项真正的营林大事共同会商；除了经营采矿、冶金事业之外，他们还从事木材加工业、狩猎业和渔业。而在整个采矿和冶金企业范围内，则由全体矿业经营者和林业经营者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合作社，该组织接受最高当局的监督和最高机关的管辖，这种监督权和管辖权最初由帝国的官吏来执掌，后来则交给了戈斯拉尔市，并由市政厅的六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实施。因此，矿山合作社社员可以在他们自己选举的矿山法官或矿山监理的领导下，自行管理采矿事务。他们在戈斯拉尔举行全体大会，制定矿山章程、矿山协约和矿山法规，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不能不受到市政厅的干预。在矿山监理主持的法庭上，他们以陪审员的身份参加审判，该法庭是处理债务问题和矿山本身各种问题的第一审法庭，但不论在何种问题上，它都必须首先受理矿业经营者提出的诉讼。” 可是，矿山合作社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未能长久地保持马尔克制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随着强大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兴起，矿山合作社同农民公社一样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当然，那些富有的矿山合作社自有办法抵御自己的压迫者，在这一点上，它们同贫苦的农民公社截然不同。我们还从未发现中世纪某个地区的矿工沦为依附农、甚或变成农奴的事例。然而也正是矿山的财富使封建领主垂涎欲滴，于是，他们便迫使矿山向自己缴税纳贡。这些领主宣布，采矿和狩猎一样，属于他们的特权。在莱茵河左岸地区刊布的一些法律指南中，他们明确地把采矿和捕捉野生动物相提并论，规定“无论是在地面上捕捉，还是在地底下采掘”，均属“仁慈的领主”的权力范围。而国内最大的领主是国君，他迅即将一系列的矿山攫为己有，不久，他又并吞了贵族、修道院长和主教们霸占的矿山。最后，德意志的国君或皇帝竟昭示全国：凡未经他们敕封者，一律不准从事采矿事业。于是采矿事业，首先是金矿、银矿和盐矿的开采事业，就被昭令规定为王室的经济特权了。 一开始，皇帝还实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至少是其中的一部份要求已经如愿以偿。在前面提到的阿亨巴赫的那部著作[52]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许多史实。例如在12世纪，弗里德里希一世[53]就曾迫使许多主教承认他们占有的矿山是皇家封地。可是到了13世纪，王室的权力就开始衰微，而大封建领主的权力却膨胀起来，变成了各邦的诸侯。这样，矿山经济特权就落到了各邦诸侯手中，过了不久，诸侯们就变得权势煊赫，足以对小封建领主、各个公社和合作社充分行使这种特权。 早在1356年，查理四世[54]就被迫在金玺诏书中承认选帝侯享有矿山经济特权。最后，到了1519年，查理五世[55]终于在他的即位誓约中保证，各个帝国阶层[56]均享有自己的经济特权。 当时，在矿业部门，至少是在规模较大的矿区，马尔克公社制度已经普遍地冰消瓦解。人们自由选举的公社官员已被君主委任的官吏所取代，这些官吏不受马尔克公社社员和矿山合作社社员的制约，独立地领导矿山生产，执行法律，决定谁可以分得矿井，谁不能享受这种权利。不仅如此，在矿区范围内，马尔克制度的排他性也从此绝迹了，因为矿山生产同这种排它性造成的重重限制越来越无法相容。矿山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而人们只能到远处去招工，因为矿区大都建在荒凉贫瘠的山区，那里的居民本来就寥寥无几；另一方面，矿山的建设费用越是增多，经营规模越是扩大，就越是需要吸收外来的雄厚资本，因此，人们就努力争取让城市的富商巨贾到矿山来合股经营。这帮商界老爷一般都同诸侯交往甚密，因为他们常常通过借贷资金帮助诸侯度过难关。商人与诸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可能也是一种推动力，它促使各邦君主动用手中的权力，去取缔马尔克公社社员开发矿山的特权。矿山从马尔克范围里划分出来了，矿山所在的那些山区，已被当局宣布为“独立”区域。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得到邦君的批准，都可以在这片独立的山区从事采矿事业。这样，那道阻拦外地人涌入矿区的堤坝就被拆毁，一股色彩斑驳、喧嚣杂沓的人流很快就汇集于矿区，特别是聚集在银矿和金矿，一起来谋取各自的利益，他们当中有商人、放高利贷者、冒险家、工人和乞丐。只是在采取了这一措施以后，大型矿区才有可能迅速形成繁荣的局面。 矿山与马尔克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已经化为乌有。所以难怪后来的罗马法学家对于从马尔克制度中产生的德国矿产开采权感到茫然，认为无法阐释，更何况他们对马尔克制度本来就一无所知。只有格·路·毛勒对马尔克制度进行的划时代的研究工作，才为人们考察德国的矿产开采权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现象提供了钥匙。 九大型的资本主义矿山企业 在罗马法学家的眼中，德国矿山在16世纪初叶呈现的是一幅离奇怪异的图景。 一口矿井的采掘者对那口矿井并不拥有完全的产权，而仅仅享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诸侯统属的官吏——矿山监理授予。被授予矿井使用权的人，即那些矿产开采权的申请者组成一个矿业联合公司，其股份或矿业股票（这个词是从捷克语中的“kus”一词演化而来的，原意是“份额”）共计有4份；到了后来，这一数字又有所增加。在这当中，有一定数额的矿业股票归诸侯所有。股票可以出售。 在矿山标准股份的构成中，“4”这个数字起着关键作用。从库特纳—霍拉[57]矿山条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最初，一个矿山的开采权如果为许多人所共有，那么，这个矿山的权益就被分为标准的4份。后来，人们就以此为出发点，确定矿业股票的数字为8、16、32份，以至到最后出现了4×32=128份的股票数额，而这个数额后来便成了一个基准数。我们发现，在1327年的一份文献中最早提到了矿业股票的这种基准数额；但在弗赖贝格[58]，人们直到1698年才开始按128份矿业股票的数额来分配利润（参看阿亨巴赫：《德国矿产开采权通论（联系普鲁士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加以阐述）》，第291页）。 谁占有一份或若干份矿业股票，谁就是“矿业公司股东”。所以，各个矿山都是由股份公司经营的。可是，占有一份矿业股票并不意味着享有一份矿山产权，而只意味着享有一份矿山纯收入的分配权。矿山的纯收入是在矿业股票所有者中间分配的；同样，矿山的开支也在这些人中间分摊。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支出大于收入，而矿业公司的某位股东又无力支付摊派给他的额外补助资金，那么，这位股东就丧失了自己的那一份矿业股票，其他股东就有权将他的矿业股票转让给别人。如果一口矿井终止了采掘工作，那么，矿业联合公司就失去了对这口矿井的一切权利，诸侯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矿井授予他人。 这些规定统统都与罗马法中的财产概念背道而驰，然而仅此一端，尚不足以窥见全豹。诸侯还强行剥夺了马尔克公社的权利，他们委派的各种官吏领导着矿山的生产经营，而矿业公司股东却绝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在萨克森公爵和选帝侯奥古斯特颁发的“矿业条例”（1574年颁布）第三款中，提到了诸侯任命的下列各种矿山官吏：矿山参事两名，督抚一名，矿山总监一名，矿井管事一名；矿山参事应同上述其他官吏一起，每隔半年巡视矿山一次。“除此之外，我们还根据矿山的情况与规模，在每个山城委任和设置一名矿山监理以及适当数量的陪审法官、矿务专家、出纳员、发款员、审计员、矿山录事、冶金厂管事、冶金厂庶务、专司契约与冶金事务的文书、炼银技师和矿山测量工程师。” 矿业公司股东可以任命采矿工长和矿工领班（见“条例”第42款），但必须征得各地督抚、矿山总监、矿井管事和矿山监理的同意和批准。根据“条例”第44款，上述官吏有权罢免采矿工长和矿工领班的职务。矿工领班负责招收工人，并有权将工人解雇，但事先必须得到矿山监理和两名陪审法官的首肯。 上述资料引自阿格里科拉[59]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还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官吏的职责。[60] 矿山督抚是最高执法者，一切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矿山监理是受他直接领导的下级官吏。每逢星期三，矿山监理同陪审法官一起审理案件；在其余的日子里，他必须视察矿井，布置应当完成的工作。采矿工长应于每星期六向矿山监理汇报帐目。 矿山录事负责“为希望分得矿井者”填报“申请单”，并在每季度为矿业公司股东结算一次矿井收支项目，同时填清帐册。出纳员负责收进矿山盈余的现金，并从中提取一笔必要的资金，付给各个采矿工长，作为维持矿井经营之用。发款员负责将纯利润分发给矿业公司的各位股东。如果矿井没有盈利，相反却出现了赤字，矿山录事就负责填写单据，标明摊派给各人的额外补助金数额，在经过矿山监理和两名矿山陪审法官核准同意之后，将这些索款单据分别贴在各位有关的股东（或他们的代理人）的门上。 釆矿工长负责管理矿井，并发放工资，工资标准由他同陪审法官一起确定。“那时，他们（指陪审法官）同采矿工长一起，把一段长达若干拉赫特尔[61]的井巷包给矿工采掘，并根据石质的硬度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见阿格里科拉的著作，第71页。）如果工人们遇到了始料未及的、质地坚硬的岩石，他们的工资就要相应地提高；相反，如果岩石比原来设想的松脆，那么，他们的工资就要降低。 最后还有矿山领班，他们负责领导和监督井下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矿山的生产经营中，矿业公司股东除了从事商业方面的活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支付资金，在经济繁荣时坐收盈利。而在一些银矿，由于矿产品直接铸成了银币，所以就连商业方面也没有什么紧要任务需要完成。诚然，正如阿格里科拉所说（见前引书第31页），矿业公司股东必须住在矿山，以便对他们的工人进行监督。他们不能完全信赖工长。“东家要目不转睛地盯住自己的牛马。”可是在我们看来，阿格里科拉的这些提醒人们注意的话恰恰证明：矿业公司的股东们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心愿，希望自己的居住地远离自己财富的生产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他们成了多余的人，生产过程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各邦诸侯委任的官吏手中。 作为一个人，矿业公司股东对于生产经营日益显得多余；但与此同时，他所拥有的资本却越来越显得重要。不久以后，卓有成效、一帆风顺地开发矿业就成了城市大资本家、大商人和大银行家的特权。 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史初期，采矿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尤其在德国，这种发展更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德国成了“欧洲的秘鲁”，成了我们这个大陆上首屈一指的盛产金银的国家。 人们越是向地壳深层掘进，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就越是迅速加剧，采矿的成本也就愈加飞快地提高。因此，正如上文所述，大多数矿物（如铁和烟煤）的开采事业在很长时间里都停留在十分原始的状态。这里以埃尔茨[62]山麓的褐煤开采业为例。直到上一世纪中叶，那里的煤矿仍然收益极低，根本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经营。在那一带，仅有一些小煤窑，甚至往往只有一些露天开采场，矿业公司股东自己带着妻子儿女在那里挖煤，采掘工作一般都在隆冬农闲时节进行。矿业公司的股东多半是农民（参看布拉夫：《波西米亚北部工人状况研究》，1881年布拉格版，第4页）。——在迈宁根[63]高地，人们直到今天还用极其简陋的方法开采石板页岩。“……有些地方有可能紧挨着地面开采出最易于加工的优质石板页岩。人们便在这些地方凿出许许多多矿眼，整个生产就在那里进行，这种状况比比皆是。人们在那里探寻这种质地最优的矿柱，并将矿屑堆放在紧靠开采场所的地方。岩层中的故障层出不穷，一旦出现了一个故障，使石板页岩遭到损毁，人们就得停工。或者，如果因为排水设施很不完善，甚或根本没有这类设施而使矿眼被水淹没，人们也得停工。”在那里从事生产经营的是一些页岩工人组成的、执行租约的小型团体，他们在采石场开采自己所需要的石料（参看E·萨克斯：《图林根的家庭工业》，1882年耶拿版，第1卷第70页）。可以想象，在最初阶段，所有的矿山企业大抵都是采用这种经营方式。 人们一旦开掘到较深的岩层，就会因为工具的简陋而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巨大的岩石开采起来极其费力，矿井的通风设备开始失去效用，使人们无法继续向前掘进，加上地下水又时时都会淹没矿井。 然而，对贵金属的渴求势必会冲决这一切障碍。这种渴求的欲望迫使实践家和学者们振作精神，深入钻研；这种渴求的欲望不断地给刚刚发轫的科学技术提出崭新的、越来越庞大的任务，推动科学技术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发明成果，促使科学技术去驾驭自然力，去设计效能越来越高的工具，去创造条件，让越来越雄奇伟美的建筑拔地而起。 所以，我们看到，早在16世纪，德国的金矿和银矿的开发事业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技术水平。 谁要是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妨读一读上文已经提到的克姆尼茨人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的著作，那是一部极其精采的指南读物。 不过，对于我们的论旨来说，在这里介绍一下约阿西姆塔尔[64]的牧师马太西乌斯在他的《布道书》中描写的情况倒更为剀切相宜。那些情况反映了当时银矿生产所具备的技术条件，书中的叙述虽然不是那么详尽无遗，也看不出什么深湛的专业造诣，但却比较活泼生动、条理清晰而又简洁凝练。[65] 当时，科学已经在采矿事业中得到运用。具有理论素养的工程师负责矿山的营建和领导工作。这种工作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没有文化的普通矿工所能贡献的力量。 当然，就连这些普通矿工也必须学会使用罗盘。 “这是一种绝妙的仪器，理应受到人们的感激和赞美。因为它不仅为大地上的旅人和海上的舟子指明方向，而且也告诉你们这些置身地下的矿工，在巷道里应当沿着什么方向（按照什么方位）前进、朝着什么地方开掘。” 既然矿工需要用罗盘来掌握方向，这就说明，当时的矿井建筑达到了何等复杂的程度，出现了多少纵横交错的情况。对于工程师来说，罗盘就显得更加重要，他们在运用三角学原理进行测量时，必须借助罗盘来确定各个矿井的边界（即矿山测量）、设计通风的管道，等等。 “这种仪器以其奇特的效能帮助人们创造了矿山测量的精湛技艺，有了这种技艺，人们在矿井建设中就可以万无一失，就不致于在修建中给矿业公司股东（即矿井的经营者）带来损失，不致于使矿井发生漏水现象；就可以排除积水，使空气畅通，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安排使用。……那些不谙此术的人，尽管学过欧几里得的理论和全面的几何学知识，也不得不便用两脚规、标杆以及诸如此类的老式工具，如尺子、绳索等等，此外还必须置备许多器械、绳墨和测量用品。可是，谁要是掌握了上述技艺，并运用三角学原理，注意比例关系，谁就能在这种情况下应付裕如。”（以上引文均见约翰·马太西乌斯：《矿山祈祷词或布道书》，第143页。）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个特征早在那时就开始形成，这个特征就是劳动者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另一类是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人们要求前者最大限度地付出自己的体力，同时要求后者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智能。 不过，在16世纪初叶，至少在技术领域里，还没有出现“知识分子过剩”的现象，如果说这个问题已经发生，那也是发生在神学领域里。那时候，工程师还不象今天这样数不胜数、比比皆是，所以，这种人材在当时备受推崇。例如，马太西乌斯就曾大声疾呼： 应当“褒奖工艺师们的辛勤劳动，学会尊重那些探求真理的英才俊彦，使他们比只会开凿和修建旧式矿井的普通矿工享受更加优厚的待遇。就连王公大人们也深知，对于那些灵气所钟、颖慧过人的工艺师，应当按照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以礼相待。马克西米利安陛下对他治下的工艺师就恩礼有加；那时，曾有一位工艺师在因斯布鲁克[66]承办一项工程，并在库特纳—霍拉设计制造了抽水机械（即水泵）。他采用这种象虹吸管和汲水车一样的机器，抽干了大片茫茫的湖水。然而，正是这位工艺师，却受到某些人的苛待，于是，他便在皇帝陛下面前诉说自己心中的愤懑，仁慈的皇帝说道：‘那些人根本不明白怎样对待工艺师。’ 感谢上苍！如今，各种崇高的技艺又同福音书一起被列为学校的课程，许多贤达之士都深知这些技艺的用途，深知人们可以用四边形和三角形原理来测量大地。所以，矿山的经营者和矿区所在的城市理应帮助和鼓励那些在这方面有天赋、有才具、对数学和技术有兴趣、有热忱的人才，使他们有充分的条件从事矿山测量工作，并努力研制出效益显著而又经久耐用的工具，以便使排除积水、采掘矿石的费用日益降低。” 由此可见，在矿业部门，人们早在16世纪初就已经用科学来促进生产了。在那里，传统的方式，即前辈遗留下来的、在手工业中起重要作用的习俗已经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精细缜密的科学研究，这种研究是一个革命的因素，它的目标是要不断地在生产中进行革命，是要发明越来越先进的工具，即研制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节省劳力的工具。而这一切，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独具的特征。 我们从马太西乌斯的下列描述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矿业部门，机器制造业在上述条件下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水平： “矿山的劳动是如牛负重的苦活，有些矿工必须终日赤身露体地守着输送矿石和抽取积水的笨重绞车，不断地排除积水，开掘他所承包的坑道，因此，他们不仅要流下血汗，而且往往会死于非命。人类由于自身的罪孽，注定要受苦受累。而现在，上帝却把功效显著的工具和技术赐给你们，使你们少流一些苦涩的汗水，摆脱当牛作马的境遇；让你们采用绝妙的技术，通过水力、风力和火力，从幽邃的地底抽取积水、输出矿石，从而降低了费用，使你们更容易采掘和获取地下的宝藏。这一切，都是上帝施予的宏恩大德。 如今，人们可以使用畜力和自然力来开掘坑道，许多技术人才正在进行发明创造，为矿业生产效力。这一切福祉的降临，应归功于上帝；同时，这也是人间的骄傲，是世人应得的酬劳。先前，矿工为了挣得一个芬尼，必须终日伫立在笨重的绞车旁，频频转动辘轳进行牵引，常常被绞车震倒，或被辘轳的摇把击伤，这真是一种辛酸惨淡的营生。在一个工班内，两名矿工要把大量的地下水汲取到地面上来，吊斗的容积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型的木桶，因此，这种劳动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足以使人四肢衰惫，精疲力竭。现在，上帝让工艺师们降生人世，这些人运用巧思，确实建树了功德：他们让人在绞车上安装滑轮、绞链和连杆，从而减轻了劳动强度，提离了工作效率；他们还让人安装圆形旋转盘和轮轴，配上绞盘、齿轮、联动装置或副齿轮以及踏板，使人们不仅可以用双臂和腰部的力量，而且还可以用双脚和整个身躯的力量来牵引矿石、提取积水，这一点，是值得人们铭感的功绩。此外，卷扬机也是一种精妙的设备，有了它，人们就可以使用畜力把矿石和积水牵引到地面上来，在一个工班之内，这种机械的功效胜过二十台绞车。而且，这种畜力卷扬机上还配有制动闸扳[67]。人们还可以在矿坑里面安装轮轴和连杆，使用传输带、滑轮组和进风阀，利用这些装置节省劳力、提高工效。山地或高原的矿工还可以使用矿石袋（阿格里科拉在其著作中把这种袋子称作“utres”，意为“皮口袋”）和革囊，在隆冬季节，他们把矿石装进袋子，从高高的山巅运往冶炼厂，然后再让矿犬把（空的）革囊重新送上高山。 开凿宽敞而又齐整的横式矿井，并在其中修筑流水槽、设置排污场，这当然要算是矿山企业中最卓越的技术了，因为这种矿井易于排除积水和污浊的空气，导入洁净的空气，也便于驱使矿犬拉动斗车，比较轻松地把矿石运送出来。为此，矿工们应当感谢上帝的恩赐，并自觉地、及时地、真诚地缴纳捐税，即上交四分之一的收入、九分之一的产品。在无法开凿横式矿井的地方，人们可以使用抽水设备：可以用绞盘牵引吊斗来提水，也可以用脚踏水车的方式来汲水，还可以借助于水力和风力来抽水。在地底有暗流的地方，可以使用一种器具迫使水位上涨，再把地下水引向水阀，使水升到高处。这种抽水机械在许多地方都已投入使用。不过，因为要把地下水提送到高处，人们就必须从地面把水注入矿井。在皮迪经营的矿山，人们就设计出了这种抽水机械。正是这位富有的矿主，在水轮机操作室内由于遭遇不幸而殒命。工艺师们在抽水方面废明了许多技术精湛、效能显著的机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唧筒和水泵，因为有了这种机械，人们就可以用人力、水力和风力把地下的积水抽到横式矿井或地面上来。[68] 矿工们，当你们跳起轮舞的时候，你们也应当讴歌那位设计风动机械来提取矿石和积水的英才，讴歌那位在井口用火力机械汲水[69]的巧匠。…… 既然上面谈到了种种技术设备，那么，作为一个矿区牧师，我在这篇讲话快要结束时也应当提一下另一种精巧的技术，并为此而感谢上帝的恩典。这种技术就是利用进风阀、通风筒（阿格里科拉把这种设备称作“风管”，拉丁文为“canalislongus”，意即“修长的管道”）、送风机和风箱，把洁净的空气输入或压进横式矿井，并把浑浊的空气从井下抽取或输送出来。在横式矿井的高处，人们凿开风道，铺上板条，用粘土或陶土勾缝、粘牢、抹平，以便通过这条风道把清爽新鲜的空气导入矿井，使排污场的污秽恶浊的空气溢出井外。令人惊叹的是，只要用风箱把污浊的空气排出去，清新的空气就会立即吹进来，这是因为自然界中不可能有一处地方保持真空状态。 在库特纳一震拉，人们因为要在井下进行烘焙工作[70]，便使用类似烟道那样的巨型风筒，把污浊的空气排出去；同时，必须从五百拉赫特尔[71]以外的地面把新鲜空气导入矿井。我们约阿西姆塔尔地区最近也修建了类似的设施，在数百拉赫特尔以外的地面，人们采用通风机，沿着管道把洁净的空气压入矿井。修建这种设施，几乎等于同时筑成两条上下相连的横式矿井，其造价是十分昂贵的。”（见约翰·马太西乌斯：《矿山祈祷词或布道书》，第145页及以下各页。） 马太西乌斯在这里所说的还仅仅是矿山开采方面的情况。如果翻阅一下阿格里科拉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在矿石加工方面，当时也采用了各种大型设备，例如捣碎机、冶炼炉、金属分离器，以及加工“液态固体”（如盐类、玻璃等等）的机械。不过前面介绍的情况已经足以说明，在16世纪，采矿劳动早已失去了手工业特征，至少在贵金属的开采工作中，手工业特征已经不复存在。过去，矿工在学徒期间学会一套简单的手工操作技巧，就可以在满师时通晓整个生产流程；而现在，采矿劳动再也不是那种简单的手工操作了。一个普通的工人再也无法理解整个生产流程。矿山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体，这个机体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各种大型的、精良的、极其昂贵的设备。只有具备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即“工艺师”，才能把握和驾驭这个机体的运动，也只有比人力更强大的力量才能保证它的正常运转，谁要想占有这个机体并使它保持活力，谁就必须拥有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矿山上，一个无产者根本不能指望独立自主地开采任何一口矿井。就连那些小资本家也无力单独筹集足够的资金，去购置一台正规的矿山设备。 当然，人们可以实行联合，成立一个公司，即矿业联合公司。事实上，这种组织形式也常常出现。可是，股份（即矿业股票）的标价之高，往往使一般平民望而却步。在约阿西姆塔尔的一些矿区，一份矿业股票售价为一千约阿西姆塔勒[72]，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了（参看马太西乌斯：《矿山祈祷词或布道书》，第18页）。然而人们却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地获得投资效益。 当时，地质学还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采矿不啻是一种冒险的事业。今天的矿业生产尚且要承担许多风险，在当时就更是险象环生、成败难卜。矿井的收益总是忽高忽低、大起大落。有时候，人们不仅要委弃个别的矿井，甚至要撤离整座大型的矿山，只有等日后时来运转，再回去重新进行开采。 公元10世纪，哈尔茨山银矿（在戈斯拉尔附近）建成投产。在最初一百年间，银矿收益极高。而在这以后，那些矿区就阒无声息了。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银矿都陷于停产状态，直至1205年才重新恢复生产。 公元12世纪，萨克森地区的银矿开始进行采掘；13世纪，波希米亚地区的银矿建成投产。1295年，波希米亚的温采尔二世在他颁发的“矿业条例”中宣称：各地的金银资源均已枯竭，唯有波希米亚的金银象泉水一样大量涌流。14世纪，戈斯拉尔的矿业生产再次停顿，直到1419年才得以恢复，并在整个15世纪维持了开工的局面。 相对地来说，迈森[73]的矿业生产经营得较为持久。可是其收益真如潮涨潮落，变动不居！ 马林贝格地区的矿山收益1520年为258古尔登；1521年为772古尔登；1522年为1806古尔登；1523年为1161古尔登；1529年为2562古尔登；1530年为6572古尔登；接着，矿山收益激增，至1540年达到最高水平，其金额为270384古尔登；此后又开始下跌，到1552年，矿山收益金额为22749古尔登。 在施内贝克的那些兴旺的矿区，历年用于分配的纯利（即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盈利）数额如右表所示： 年份分配的纯利 （纯银马克） 15116192 151259340 151317673 15148127 151514214 151621156 151725342 15189675 15196779 152010787 1521774 15226321 15231935 1524253 15252515 由此看来，在那些兴旺的矿区，用于分配的纯利润额是在59000马克和250马克之间波动。至于那些萧条的矿区能拿出多少纯利进行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某些年份，许多矿区都出现过巨额的亏空，这就是说，那时候，人们要么就支付大笔的额外补助资金，要么就停止经营（或退出经营活动），使自己投入矿区的资金全部付之东流。 大资本家可以撑持住生产的局面，这样，按历年的平均值来计算，他总能牟取到相当可观的利润。而小资本家则很容易沦为乞丐。即使他吉星高照，能使企业兴隆，频频获利，他也必定会对自己的事业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在大财阀的影响下，诸侯及其官吏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小资本家。 阿格里科拉告诉我们，当时由于存在着下列种种无可否认的丑行，许多人都认为，在采矿业中，伦理道德已经荡然无存： “比方说，如果人们发现某地有希望开发某种金属矿藏，诸侯或当权者就会闻讯赶来，逼迫当地的矿业公司股东交出他们占有的矿井；[74]毗邻地区的刁钻强横之徒也会闻风而至，在法庭前挑起争讼，与原矿业公司股东打一场官司，以便从他们手中至少夺走一部分矿井。矿山督抚会责令矿业公司股东偿付大量的额外补助资金，股东们若不愿缴纳或无力支付，就会丧失自己所拥有的股份，乃至含冤受屈，失去矿井，这时，督抚就可以把这些矿井据为己有，自行开采使用。最后，采矿工长也会前来堵住矿井的通道，数年之后，矿业公司股东以为这些矿井里的矿石已经采尽，便纷纷离去，这时，采矿工长便立即前来开采这些被委弃的矿井，并用强制手段将矿井据为己有。除了上述种种情况之外，所有的采矿者（按，这里指的不是雇佣工人）还要受那些狡狯诡谲、招摇撞骗、藏奸耍滑的无耻之徒的欺凌。……那些无耻之徒或者花言巧语，摇唇鼓舌，吹嘘某些矿井的好处，夸大矿业股票的价值，从而以双倍的价钱把这些股票兜售出去，或者把某些矿业股票的价值贬低一通，以便用低廉的价格把它们收买过来。”（见阿格里科拉：《矿山丛书十二种》，第一册） 因此，毫不奇怪，当年的采矿业同今天的交易所一样声名狼藉，——不过，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富有魅力。同交易所一样，矿业在当时也是大资本家藉以渔利的工具，通过它，可以掏空那些资金不多、但急于发财的人的腰包，在这些大资本家面前，当然谁也不敢玩弄上文提到的种种伎俩。例如富格尔家族和茨维考的商人勒麦兄弟就属于这样的大资本家，前者租用了施瓦茨地区的金矿，[75]后者占据了施内贝克地区的绝大部份银矿，从而积聚了数额惊人的财富。 马太西乌斯说：“想要从事采矿业的人，要么必须拥有钱财，要么就得有勤劳的双手；因为进入矿区从事采掘等活动的人，只能是家资巨万的富翁或一贫如洗的穷人。”（见《矿山祈祷词或布道书》中的第六篇传教宣讲词。） 换句话说，只有大资本家和无产者才能在采矿业中站稳脚跟，世代相续。 十矿工 昔日从事采矿事业的马尔克公社社员，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矿业公司的股东。与此同时，先前随同马尔克公社社员一起采矿的那些帮工或矿工，也逐渐变成了从事雇佣劳动的无产者。他们不再同主人一起干活，也不再居住在主人家中，与主人分甘共苦，一同生活。旧的宗法关系已经解体。矿工们为某个资本家采矿，却往往不认识资本家本人。这个资本家就象住在一个远方城市里的富商巨贾一般，对矿区的劳动一无所知。 诚然，从理论上说，如果某个地方的矿区已经从公共马尔克的范围内划分出来，被宣布为“自由区域”，那么，在这个地方，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矿业公司的股东，连穷人也不例外。可是，在前面一节描述的那些情况下，甚至连拥有少量资金的市民都感到，在矿业公司投资入股无异于从事冒险的事业。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来说，当然就谈不上存在任何实际的可能，去充当什么矿业公司股东了。充其量只有采矿工长有时候能指望爬上这样的位置。 不过，同今天的情况相比，16世纪初叶矿工的境况并不算差。据阿格里科拉的著作（《矿业丛书十二种》，第四册）记载，当时，矿工每天的劳动时间，亦即上一个班所应工作的时间，一般为七小时。早班从凌晨四点开始，至中午十一点结束；中班从十二点开始，至下午七点结束。只有在急需的情况下，才允许工人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翌日凌晨三点）。任何一个矿工都不准连续上两个班，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会在上班时间沉睡过去，“艰巨繁重的劳动会使他疲惫困倦”。 矿工们不仅在星期日和节日期间停工休息，而且星期六也不上班。他们利用星期六这一天去采购下周的生活必需点。这样算起来，矿工每周的劳动时间总计为三十五小时，——要是碰上节日，那么一个星期内的劳动时间就更短了；而在当时，这样的节日并不罕见。有些地方，每个工作日的劳动时间比上述标准还要短，例如在库特纳—霍拉和哈尔茨山地区，工人上一个班只需工作六小时。[76] 至于矿工的工资状况，我们在目前所能搜寻到的历史文献中，尚未发现比较翔的资料。不过我们知道，在16世纪初叶，工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一般水平比今天要高，而在整个工人群众中，矿工的地位又最为突出。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推断，矿工在当时的工资待遇是比较优厚的。 然而就在当时，矿工的生活水平也同一般雇佣工人一样，已经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矿业部门在16世纪已经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互相分离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使那些单纯的体力劳动者的声誉受到了贬抑，也使他们的收入因此而减少。他们很容易从自己的岗位上被别人替换下来。他们不需要学习很多的知识，相对地说来，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矿工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 阿格里科拉以痛惜的语气说，一个真正的矿工本来应当具备多方面的知识，而现在能够掌握整套技术的人却有如凤毛麟角。他写道： “通晓矿山业务的人真是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有的人通常只有钻探的经验，有的人只有淘洗矿砂的经验，有的人只熟悉熔炉冶炼技术，有的人只掌握矿山测量技术，有的人只从事建筑工程，而有的人只精通矿山法律。”（见《矿业丛书十二种》，第一册。） 由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机器，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无须经过长期的培训，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操作了。从阿格里科拉的《丛书》第八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矿石加工方面，当时许多工序都已经使用女工，甚至开始使用童工；在选矿和洗矿部门，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矿业劳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种，这些工种的技能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迅速学会，不需要事先具备什么基础；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肢体健全，都可以从事这些工种的劳动。 人们把矿区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分出来，这就从法律上开辟了道路，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从事矿业劳动，现在，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利用这种条件进入矿业部门的不乏其人。他们之中有破产的、走投无路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这些人只要没有沦为流浪汉或去充当雇佣兵，通常都到萨克森、波希米亚、萨尔茨堡[77]和蒂罗尔[78]的金矿和银矿去谋生，就象1849年以后许多家道败落、丧失财产的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去寻找出路一样。阿格里科拉指出，当时绝大多数矿工对矿业都是一无所知。“因为一般说来，去投奔矿山的都是一些负债累累、无力偿还的人，他们或者是沉沦困境、一筹莫展的商人，或者是失去营生、抛下犁锄的农民。” 路德[79]的父亲也是一个破产的农民，后来在曼斯菲尔德矿区当上了矿工。 那时候，一个地方只要有一座银矿建成投产，浩浩荡荡的人群就会象潮水一般迅速地汇合在那里。例如1471年，萨克森的施内贝克地区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之后，那里就象出现了一股魔力，使偌大的一座城市拔地而起。另据记载，当约阿西姆塔尔地区的矿山于1516年开始采掘的时候，汇聚在那里的矿工竟多达八千余名。 由此看来，当时并不缺少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此很自然，工人的工资水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或者至少是不再提高，尽管16世纪初叶已经出现了物价飞涨的局面。 矿业公司的股东和诸侯统属的官吏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进一步加剧工资下降的趋势。他们不仅千方百计地压低矿工的货币工资，而且设下各种掩人耳目的骗局，在暗中大量尅扣矿工的工资。例如向矿工支付质量低劣的铸币，在矿工中施行实物工资制，这些都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这里试以施内贝克地区为例。据记载，在15世纪末，那里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施内贝克地区的白银产量日益增长，以至不可能把所有的白银全都铸成银币。这时，矿业公司的股东便开始把那些业已熔炼、但尚未提纯的粗银运往外地，以换回各种份量不足的铸币，然后，他们就用这种劣币向工人支付工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这种劣币对工人施行骗术。”[80] 我们已经多次引证过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于1574年颁布的“矿业条例”，正是这个“条例”认为有必要订立一项专门的规定，要求人们用质量合格的铸币给工人支付工资（见“条例”第47款）。“条例”第43款还禁止采矿工长和矿工领班对工人实行收费包伙制。 至于当时颁发的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条令，那就简直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了，这一事实说明实物工资制在当时是何等盛行。当然，那些条令所禁止的大都只是强迫工人接受实物的做法。例如，在1510年颁发的“蒂罗尔地区矿业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 “不准威逼或强迫任何一个工人接受实物以代替工资，只有在工人乐意接受的情况下，才允许实行实物工资制。倘若一个工人不愿童接受实物，并准备就他的工资问题提起诉讼，那么你——我们的矿山法官——就应当依据矿山法，遵照本条例的规定，对他的起诉予以支持，以伸张正义。” 不过，这种条令看来往往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我们不要忘记，在矿工的工资标准和待遇问题上，正是诸侯统属的官吏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他们点头同意，那些压低和尅扣工资的行径根本就不可能得逞。 工人同矿业公司股东一样，也把诸侯及其官吏看成是强暴的敌人。在许多方面，他们同小矿业公司的股东甚至有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促使他们联合扫来。当然，矿工也向往有朝一日成为小矿业公司股东，这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诸侯、官吏和大资本家怎样对小矿业公司股东进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怎样设置障碍，使小矿业公司股东很难得到机会、甚至往往没有机会去开采储量丰富的矿井。他们采取的这种种手段，使矿工心目中本来就十分微弱的一线希望变得更加黯淡渺茫，使他们更难指望有朝一日提高地位，摆脱无产阶级的境遇。小矿业公司股东和工人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这同今天手工业者与无产者的关系有些相似。这种情况促使他们经常实行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共同敌人——诸侯和大资本家。尤其在阿尔卑斯山矿区，这种联合行动更是屡见不鲜。 在那些保持小规模生产方式的矿区（例如铁矿区），工人和矿业公司股东之间的这种联合最为紧密。在那里，矿业公司股东自己也参加劳动，他们往往根本不使用雇佣劳动者，而只是让本家族的成员在自己的矿井里劳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矿山企业中，也时常出现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举例来说，如果铁矿采掘区仍旧采用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而矿石冶炼厂却已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大型企业，那么，铁矿采掘区很快就会陷入依附地位，完全受冶炼厂的控制；这样一来，那些在采掘区从事生产的、名义上保持独立地位的采矿者，就成了冶炼厂老板的雇佣奴隶，就象今天迈宁根高地的一些“独立自主”的石笔制作者实际上已经沦为他们的经销人的雇佣奴隶一样。 在金矿和银矿企业，矿工与矿业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诸侯的官僚机构在这些矿区施行的压迫措施也最为严酷。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矿山企业，工人们最善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早期的工人中，只有矿工结成人数众多的群体共同从事劳动。从这一点以及其他某些方面来看，他们同大型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工人颇为相似。早在中世纪，一个大型的矿山企业就已经拥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银矿企业，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例如哈尔茨山、弗赖贝格、伊赫拉瓦和库特纳—霍拉地区的银矿都聚集着大批的工人，[81]后来，曼斯菲尔德等地的银矿也是如此。 比林根指出：“曼斯菲尔德矿区的矿工通常是每隔两个星期去艾斯勒本[82]矿务局领取一次正式工资，那时候，矿工、烧炭工、矿山服务人员以及其他各色人等的工资总额高达一万八千至两万塔勒。”（见约翰·阿尔伯蒂·比林根：《古老而又享有盛誉的曼斯菲尔德矿区的历史。一个皈依圣教的曼斯菲尔德人所作的历史叙述》，1743年莱比锡—艾斯勒本版，第8页。） 当时的矿工都能征善战，这是他们与现代工人的不同之处。例如，1530年，五千六百名全副武装的矿工在施瓦茨（位于蒂罗尔州）迎接查理五世，并为他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 曼斯菲尔德地区的矿工曾在图林根起义中发挥过杰出的作用。施庞根贝格在记述该地区矿工的情况时指出，当局曾于1519年对曼斯菲尔德地区的矿工进行过军事检阅。他写道： “曼斯菲尔德的格布哈德伯爵在其兄长阿尔布雷希特出访不伦瑞克，去拜会亨利希公爵期间，以他自己及其兄长的名义，并代表他的诸位堂兄，向矿工发布了一道训示，其中指出：一旦当局有令，每一个矿工都应拿起自己最精良的武器，雷厉风行，整装待发。对此，矿工们莫不欢欣鼓舞，表示拥护；九月二十一日，艾斯勒本的矿山总督巴斯蒂安·梅策维茨通知矿工前往魏门堡的广场接受检阅。在那里，总督视察了矿工队伍的阵容，对他们的武器装备表示满意。”[83] 在这支能征善战的工人队伍中，焕发着一种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精神，工人们时刻准备着，用武力来抗击一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横逆。统治矿山的诸侯和资本家同他们之间矛盾越是尖锐，他们就越是频繁地发动抗暴斗争。 除了真正的矿工以外，矿山上的锻工看来也是一群威武不屈的硬汉。古时候，在重要的采矿基地附近，总是居住着一些矿山锻工，他们锻制矿工用具，生产井下使用的铁制机具。关于这些矿山锻工的情况，早在1300年发布的“库特纳—霍拉地区矿业条例”（第1部份第3条第16款）中，当局就作过详细的分析。他们称锻工是在矿山上兴风作浪的罪魁祸首，建议锻工师傅审慎地选择那些“既不参加集会，又不参与密谋，也不参加危害国家的活动”的人充当帮工（参看阿亨巴赫：《德国矿产开采权通论》，第1卷第204页）。 在那个时代编年史的最后数十年间，以及在农民战争爆发之前的数年之内，见于文献记载的矿工起义真是触目皆是，不可胜计。由此可见，当时的局势是何等紧张。 这里不妨以萨克森矿区爆发的工资斗争为例，来说明当时的历史情况。 1478年，萨克森公爵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致函弗赖贝格市市政厅，内容如下： “忠实可爱的臣民： 近悉施内贝克地区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增加收入，而且在本公爵统辖的区域，凡经营矿业之地，工人莫不提出此项要求。对此，若表示应允、一味迁就、姑息纵容，日后势将酿成大患，危及本公爵和各位臣民。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以期防患于未然，并准备同本公爵领地内的矿务专家一同磋商，以便拟议和起草一项普遍施行的条令，阐明如何根据每个工人的贡献与劳动状况，来确定其工资数额。为此，望你们在复活节前的第四个礼拜日过后，于星期二前来德累斯顿与我们晤面。同时，请邀约两三名熟悉工人劳动和工资情况的矿务专家一同前来。我们还约请了本地其他矿务专家多人，届时，他们也将前来，共同就上述规章条令事宜进行会商。…… 公元1478年复活节前第五个礼拜日过后的星期一 于德累斯顿”[84] 从上述文字来看，工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协商。那次商谈取得了什么成果，现已无从稽考。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平静的局势没有维持多久。据文献记载，早在1496年就已发生下述事件： “1496年，由于当局决定将矿工的工资减少一个格罗申，他们（指矿工）便群起攻击，把施内贝克地区的法官和陪审官打得落荒而逃。与此同时，一部份工人撤离了矿区，有的向施列陶和吕斯尼茨地区进发，有的向盖尔地区挺进。当时的普拉尼茨地区陆军上尉迫于形势，不得不调遣乡勇，占领施内贝克全境。四天后，部份矿工重返工作岗位。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反抗的风潮便再度掀起。1498年，矿工们声称，绞车工和学徒工如果不愿任人宰割，就应跟随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决定向茨维考和普劳伊施地区的乡民发起进攻，因为这些乡民曾受调遣，对矿工进行过镇压。不过，由于当局好言相劝，矿工的风潮最后还是平息下去了。”[85] 1496年，库特纳—霍拉地区的矿工也因工资下降而举行暴动，工人们全副武装地撤离矿区，在邻近的一座山岗上树起大旗，安营扎寨。然而最后他们还是被迫作了让步。 据文献记载，在“农民骚乱”发生前夕，约阿西姆塔尔地区也爆发了工人运动。 这个地区的矿山企业是在1516年兴建起来的。据马太西乌斯在他的《1516—1578年约阿西姆塔尔矿山自由城编年史》中记载，在矿山开工投产的翌年，那里就爆发了一次起义。书中写道，在1517年，“矿工举行首次起义，他们在这一年的玛格丽特纪念日把队伍开往布赫豪尔茨地区。” 1522年，那里发生了文献上所说的“第二次起义”，当时，“矿工队伍向图尔克纳地区进发”。 1524年，“过了复活节以后的第四个星期日，矿工们在安息日那天再次举行起义，由于莱斯尼茨的伯爵亚历山大从中斡旋，当局才同矿工达成妥协。” 可是，矿工所进行的这一切斗争，同手工业帮工开展的各种斗争一样，始终没有发展成具有革命目标的运动。 在15、16世纪，矿业部门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远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部门发达，这个部门在当时最接近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水平。可是尽管如此，矿业工人还是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先锋。 我们认为，这种局面是由矿业生产的特殊性造成的。矿业生产使工人在崎岖难行的高山峡谷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们远离通衢大道，远离繁华喧阗的商业都会。有些旧式的金矿甚至地处冰川地带，工人们都在拖船上作业。这种工作环境使矿工同其他地区的同行无法互通声气，同其他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阶层也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环境使矿工的视野变得十分狭窄，或者至少也在阻碍他们扩大自己的眼界。工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自己的兴趣集中在本地区、本行业的那些鄙俗无聊的琐事上。 当然，他们也忍受着剥削，也怀着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可以毫无惧色地拿起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可以主动地参加革命运动，甚至站在运动的前列。然而，只有当他们的偏狭的眼前利益恰好同整个运动的利益互相吻合的时候，他们才会采取上述行动。一旦眼前的特殊利益得到实现，一旦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会在顷刻之间毫不犹豫地脱离运动，背弃运动的领袖。 由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矿工们便滋长了行会式的地方主义思想，其偏执顽固的程度，简直比城市手工业帮工还要严重。这种思想在矿工中保持得最为长久，直到今天才算销声匿迹。今天，矿业生产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开采金矿和银矿，而是开采煤矿和铁矿。煤炭和铁矿的采掘场所也不再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一条条铁路已经使它们同整个工业部门和世界市场紧紧相连。在这种情况下，矿工中的地方主义思想当然就日益瓦解冰消了。 十一纺织业中的资本与劳动 同手工业帮工和矿工相比，那些没有组织的无产者群众当然更不可能制定出真正的革命政策，也更不可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毅力去贯彻这样的政策。这些无产者群众并不感到自己是刚刚崛起的、奋发向上的阶级，却认为自己是那些败落衰颓的阶级分崩离析后的产物。他们对这些阶级，特别是对农民怀着同情，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亦步亦趋地追随于农民之后。他们始终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目标，也没有力量独立地实现某个目标，他们象一盘散沙，忍受着践踏蹂蹒，始终是畏葸不前。诚然，对于现实的强烈不满也使他们产生满腔的激情，可是我们看到，这种激情充其量只是促使他们抱定决心，去归附各种革命的起义队伍。他们随时都准备和农民共同举事，一旦农民揭竿而起，他们便紧紧地与农民站在一起，如果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在某个地方蓬勃兴起，他们也会参加。然而，这样的运动决不可能由他们首先发起，在他们当中，甚至连一星半点有关社会改革的设想也不可能产生。 无论是矿工和手工业帮工，还是无组织的城市无产者，都不可能肩负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先驱者的使命。当时只有一个工人阶层，不仅在现实环境的推动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同时从现实环境中获得了必要的思想动力，把这种思潮加以升华，使它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只有这个工人阶层，在现实环境中培养了不可缺少的毅力，从而能在新的社会理想看来前景渺茫、无法实现的时代，矢志不移地坚持这种理想。这些工人就是纺织业的工人，特别是毛纺织业的织工。 当然，我们不应当简单机械地理解上述论断。今天，如果我们正确地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栋梁，那么，这决不是说其他阶级的成员——小资产者、文学家、工厂主等等——就不能參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决不是说这些阶级的成员就不能以坚定不移的立场投身运动。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有可能站在运动的前列。从另一方面来说，确认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栋梁，也并不意味着肯定每一个工业无产者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同样，在理解纺织工人是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先驱者这一论断时，也应当避免那种绝对化的倾向。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在早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从事工作的还有其他一些分子，如果断言每一个织工都是共产主义者，那当然是无稽之谈。可是，从我们对这一运动考察的结果和我们在这一方面掌握的可靠资料来看，织工在参加和开展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的确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而这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我们认为，只要考察一下早期毛纺工业的状况，就不难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了。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论及其他纺织业——诸如麻纺工业、棉纺工业和丝织工业的状况，因为在中世纪，这些工业部门在国际上的影响远不能同毛纺工业相比。在有些地方（如乌尔姆和奥格斯堡），生产亚麻织品和单面绒布的行业也发展成了经营出口产品的工业企业，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行业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特征同毛纺工业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意大利的丝织工业，情形也是如此。[86] “在德国的各行各业中，毛纺织业历来居于首要地位。在中世纪，正是这个行业使德国的市民阶级勃然而兴，盛极一时。正是在为毛纺织业引进必要的原料和输出产品的过程中，汉萨同盟建立了海上霸权，德国当时的国际贸易事业也因此而得到了发展。德意志帝国在中世纪的最后数百年间之所以能树立威势，确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毛纺织业开辟了通向富裕的大道。……因此，德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史绝不仅仅是一个手工业部门勤勉奋进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德国的经济文明史。的确，在毛纺织业的发展史中，反映了我们民族生活的前进历程。” 上面这段话是希尔德布兰德[87]撰写的《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一文的引言。[88]这段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夸饰之处。只有一个地方需要作一点修正，那就是：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并不单纯是依靠本国的毛纺工业确立起来的。在确立这种地位的过程中，矿业也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16世纪初叶，矿业对德国经济生活的影响之深，甚至要超过毛纺工业。 然而不可否认，在整个德国，乃至在整个西欧的各个基督教国家，毛纺织业确实是最早经营出口产品的工业部门。 在中世纪，人们在缝制服装时，除了使用皮革和毛皮，还使用亚麻布。至于毛料，那是豪华的奢侈品，起初只有显贵富豪们才能享用。麻纺织业是原始的家庭工业。妇女们在自己家中或在封建庄园纺纱织布，以满足自家的需要。至于羊毛加工业，情况就迥然不同了。这种行业只要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家庭工业的格局，因为它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拥有大型的设施，如染坊、毡合工场、修剪作业间等等。只有象寺院、城市公社或行会这样的较大规模的组织，才有条件置备这样的设施。 最早的一批男性织工是在寺院里出现的。中世纪初期，寺院是整个工农业部门先进技术水平的代表者，同样，寺院里的男性织工可能也是在德国为毛纺织业的普遍发展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人。按照某些人的所谓“开明”观点，似乎僧侣都是靠祈祷和抄写福音取得统治地位的，这种看法实在是大谬不然。 据文献记载，康斯坦茨修道院早在9世纪就已经有了毡合工和裁缝。修道院的僧侣们还向居住在博登湖[89]一带的邻人传授毛料的织造和缝纫技术。[90]在11世纪，各个寺院的章程和规定中还没有明显地提到纺织业。可是到了12世纪，纺织业已经在寺院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寺院在这一世纪订立的各种规定都以显著的位置提到羊毛贸易、羊毛储存以及羊毛纺织方面的事务，并把这些事务视为僧侣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在西多教团[91]于公元12世纪作出的各项决议和规定中，这一方面的内容更是彰明较著”（参看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301页）。的确，西多教团的僧侣把纺织工艺变成了他们特有的专长。“12世纪初，这个教团在德意志帝国西部边陲地带创立，那里正是纺织业蓬勃兴起、遐迩闻名的地方；接着，教团便迅速地向东部发展。我们看到，布拉班特[92]、图林根（阿尔特采勒地区）和西里西亚的西多派修道院都以销售为目的而生产纺织品。由于修道院也吸收普通教徒充当学徒和帮工，因此可以推断，布拉班特地区的织工掌握的某些先进技术一定也流传到了德国境内。”[93] 这种用手工业方式经营的毛纺织业不仅在寺院，而且也在各个城市迅速发展起来。首先兴办毛纺织业的是尼德兰，早在10世纪，那里的毛纺织业就开始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 这个新兴的工业部门是生产奢侈品的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羊毛织品一直是专供地位显赫、安富尊荣的阶级享用的东西，因此，在15世纪，当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也出现了对羊毛织品的需求时，有些人便声称：这种需求标志着社会底层的群众也普遍过上了十分阔绰的生活。 上等毛料是售价很高的奢侈品。倘若进行长途贩运，那是相当合算的事情，所以，毛料就有可能成为出口商品。当时，整个欧洲处处是行销这种商品的市场。因此毫不奇怪，凡是各种必要的条件已经具备，质地优良的原料来源充足，而技术发展的水平又达到标准的地区，纺织业就很容易发展成经营出口产品的工业部门。 这种局面首先出现在佛兰德斯[94]。早在13世纪，佛兰德斯的纺织品就已驰名全欧。那里的毛纺织业很早就得到了发展。佛兰德斯的织工不仅能获得本国生产的大批羊毛，而且也能获得在当时负有盛名的、质地最佳的英国羊毛。而英国本土直到后来才建立起自己的毛纺工业。[95] 在许多城市，毛纺织业一直停留在手工业的水平之上，它同其他手工业一样，通常只为本地市场生产。然而，就是在这些城市，毛纺织业也要受世界市场的左右，这是因为，外来的竞争势力使本地毛纺织业无法独占国内市场，从而使国内市场也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份。因此，即使某个地区的毛纺织业尚未屏弃自己的地方特色，尚未发展成为经营出口产品的工业部门，世界市场也会对它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地区的纺织品生产者就同商人发生了矛盾，因为商人从国外进口纺织品，造成了同本地生产者竞争的局面。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广大的消费者群众所怀有的那种世代相传的憎恶商人的情绪，而是生产者和商贩之间的那种非常特殊的矛盾。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商人把商品的价格定得越高，他们对商人的憎恶情绪就越是强烈；而对于毛纺工人来说，商人越是以低廉的价格把他们的商品，即进口的纺织品抛向市场，他们对商人就越是怀着满腔的愤恨。 毛纺工人同商人之间还出现了另一种性质的矛盾。这就是说，除了竞争双方的矛盾之外，在他们之间还萌生了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矛盾。当毛纺织业发展成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部门之后，生产者就必须拥有一笔资金，作为经营企业的费用。因为在这时候，生产者已不再把商品直接出售给顾客。商品必须经历遥远漫长的旅程，往往要从一个市场辗转贩运到另一个市场，才能在成交之后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商品要越过许多险恶的难关。所以，生产者要想售出商品，收回货币，就必须等待很长的时间。另外，毛纺织业一旦发展成为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部门，生产者就必须立即到遥远的地方去采购原料，即羊毛，因为附近地区出产的羊毛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工业越是发达，竞争越是激烈，顾客对纺织品的成色和质量的要求越是苛刻，生产者在挑选原料时就越是一丝不苟。然而，大量出产优质羊毛的地区并不很多。如前所述，质地最佳的羊毛要从英国运来。于是，采购原料的地点越来越远，原料的价格也就越来越贵。生产者必须不断地增加原料的储备量。他们为购买原料而支付的资金日益增多，可是，随着出口产品运销范围的不断扩大，这部份资金的周转速度却日见迟缓。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品的生产者要么就必须是一个资本家，要么就只有依附于一个商人，由这个商人给他预垫必要的资金。事实上，他们也正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发展的。一部份毛纺工人地位下降，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工业经营者，也就是变成了家庭劳动者，他们雇佣一名帮工，甚至连一名帮工也没有。他们从商人手里取得原料，再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交给商人，并相应地获取一定的报酬。另一部份纺织品生产者则变成了资本家，他们雇佣大批的帮工，不仅掌握生产大权，而且也统管贸易事务。能够青云直上、登上这种高位的人，并不总是织工师傅；在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从事其他专业的手工业者，也常有这样的机遇。要把羊毛制成毛料，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工序，而在当时，这些工序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各自独立的趋势，并由各种不同专业的手工业者分别去完成。例如在14世纪，斯特拉斯堡的羊毛纺纱工就率先同织工分离开来，他们的工作就是把羊毛洗涤干净，加以整理，并纺成纱线。人们把纱线送到织工那里，在织机上织成料子，然后再送去进行毡合。在14世纪，毡合工场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同样，毛料修剪业也已经自立门户，修剪工的任务就是对毡合后的毛料进行加工。最晚从纺织业中分离出来的行业是毛料印染业。直至15世纪下半叶，印染业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而直到16世纪开始后，仍有不少纺织品生产者自己动手，去完成印染工序。 从技术上来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行业都依存于其他行业；而在经济上，每一个行业又都力图让其他行业从属于自己。当时，在羊毛纺纱工和织工之间展开的一场角逐最为激烈。在有些地方（例如西里西亚），织工们固然也成功地迫使羊毛纺纱工屈居于服从的地位，可是在绝大多数地区，羊毛纺纱工却让织工变成了他们手下的佣工。在这些羊毛纺纱工中，出现了一批专营羊毛织品的贵族，他们让本行业中比较穷苦的师傅或自己家中的雇工去整理羊毛，并将羊毛纺成纱线，然后再责成雇工或独立的家庭工业经营者把纺成的纱线织成料子。这时已经出现了配套成龙的手工工场的雏形，尤其是在寺院里，这种体制发展得最为完善。那里已经把生产纺织品的所有必要的工种安排在同一工场，联结成一个整体。15世纪以后，人们在某些地区的手工业部门中也可以看到，纺织品生产者不仅在自己家中使用羊毛纺纱雇工，而且也使用织布雇工。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发现，织布业中也普遍地实行了分工，其方式是：每一个羊毛织工专织一种特殊品类的毛料；每一个羊毛织造工场被分成了五至六个工区。而羊毛纺纱工场则采用另一种分工形式。在那里，人们把各种性质不同但却互相衔接的工作分配给不同工种的工人去完成；这样一来，那种行会式的羊毛纺纱业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开始让行会外的雇佣劳动者去承担这个行业要做的各种工作，甚至还把一部份工作分配给那些未经培训的雇佣劳动者——农民、女工和童工去完成。在纺织业中，人们早就实行了计件工资制，这也是同该行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相适应的一项措施。在有些地方，计件工资制已经造成了损失，因而停止施行。例如在1492年，乌尔姆市政厅颁发了一项决定，宣布废止计件工资制，“因为潦草塞责的工作态度影响了产品的质量”。现代资本家可以采用罚款的办法，强迫工人用最快的速度劳动，同时又使产品质量保持最佳水平；而在黑暗的中世纪，这一套绝妙的制度述没有健全起来。 除了计件工资制以外，还有一个事实也能证明纺织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那就是：织布雇工往往是已婚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其他行业的绝大多数手工业帮工迥然不同，但却同现代无产者十分相似。织布帮工既已成家，就不再从属于师傅的家庭了。 毛纺织业也是当时在技术方面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行业很早就要求配置比较庞大的技术设备。为制造出口商品而组织的大规模生产，有力地促进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随着劳动分工日趋细密，技术设备的种类也就日益繁多。 首先，未经加工的羊毛需要洗涤，为此，就要有一个羊毛洗濯间。在那里，羊毛纺纱工负责洗去羊毛上的污垢，并使羊毛变得十分蓬松。接着，就必须均匀地将羊毛分成一绺绺毛絮，以便将它们纺成纱线。这道工序大都由一些独立的手工业者——羊毛梳理工去完成，或者由女工去进行。工人们有时是在专门设置的工作场所——梳理作业间从事这项工作。 羊毛在梳理工那里处理完毕，便送到纺纱工手里。纺纱工序或者是由专门的手工业行会来承担，或者是由织工手下的雇工来进行，有时也由行会之外的人，特别是女工去完成。纺车在16世纪已经普遍采用。 纺纱工把羊毛纺成纱线以后，便送交织工，让他们在织布机上进行加工；然后再送到毡合工场，交给毡合工人处理。在中世纪，毡合工场已经普遍设立。毛料在毡合工场经过加工，就被紧紧地绷在一个个框架上，以便晾干，为此，就需要一些场地；接着，毛料被送交梳刷工进行处理，他们负责用刷子进行梳刷，使毛料起绒；然后再由毛料修剪工来修剪蓬起的绒毛。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毛料修剪工需要有专门的工作场所，即修剪作业间。毛料经过修剪之后，就被送往进行漂白工场进行漂白，或者送往染坊染成颜色，有时也送到毛料印花工那里进行加工处理（在奧格斯堡1490年的税收帐册中，就提到过一名毛料印花工）。 最后，从文献记载的史实中可以看出，当时还有对毛料进行加工的碾轧作业间。看来，那时的毛料和今天的亚麻布一样，也要经过碾轧，以便变得平整。[96] 在上面提到的各种设施中，有一部份设备规模相当庞大，价格极其昂贵，根本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购置的。这些设备都是城市或行会的财产。在当时，还没有出现由个别企业家占有劳动者的全部工具、从而拥有资本主义产业的情况。然而，正是在毛纺工业的领域内，由于劳动分工日趋细致周密，人的创造才能已经开始得到发挥。上述种种设备的推广使用，就意味着人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技术革命，也意味着有一股动力，在鼓舞人们不停地进行技术革命，不断地采取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例如在15世纪末期，纺车开始投入使用，起初流行的还只是手摇纺车，而到了1530年，于尔根斯就在不伦瑞克附近的瓦滕米尔发明了脚踏纺车。又如毡合工序，最初完全是用脚踩的方式进行的。后来（大约是在12世纪），人们发明了用水力带动的毡合机械，便逐渐取消了脚踩的毡合方式。在14世纪，还有一批用脚踩方式进行操作的毡合工，此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手工业者了。 每一次这样的进步，都造成了劳动力的过剩。现代大工业所具有的这种特征，不是在其他任何部门，而正是在毛纺织业的工人中间首先出现的。 当然，在宗教改革以前，毛纺工业还不象矿业那样接近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水平。在这一方面，它比矿业落后。可是，矿业是在渺无人烟的荒野地带发展起来的，矿工们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之中，远远地离开其他群众生活的地方，同他们的斗争与追求不发生任何联系。而毛纺织业却多半是在城市里发展成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的，这些城市的车辆川流不息，道路四通八达，又处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的直接影响之下。在这些城市，毛纺工业最早以极其鲜明的色彩显示出资本主义的特征，正如在18世纪的英国，纺织工业最早揭开工业革命的序幕一样。师傅们竭力争取成为商家，那时，在对帮工进行剥削的过程中，商人和资本家比任何一个城市的手工业师傅都更加残酷，他们同手工业师傅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如果师傅实现不了充当商人和资本家的愿望，他们自己就会沦为商人的雇佣奴隶，成为家庭工业的经营者。那时候，他们就会比其他行业的师傅更紧密地同自己的帮工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地对付剥削他们的人。行会之外的无产者是帮工的劳动伙伴，又是与帮工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也越来越密切地同帮工团结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毛纺工人中的狭隘的行会观念就日益淡薄下去，而随着世界市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的视野就不断地开阔起来。对于其他市民来说，下面这几行诗句所描述的情况，仅仅是茶余酒后的一种消遣： “如果在某个偏僻遥远的地方， 发生了民族之间的纷争较量， 我们就不妨以战争作为谈助， 来聊一聊那疆场厮杀的情况。” 可是，对于从事毛纺工业的人员来说，诗中提到的这一类情况却至关紧要。举例来说，英国与法国是否已经交战，佛兰德斯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如何，汉萨同盟与丹麦的关系怎样，通往诺夫哥罗德[97]的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皇帝会不会同威尼斯方面订立和约，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关系到毛纺工业的原料能否保障供给，关系到它的商品能否找到销路。不管是谁，只要他为世界贸易而生产，他就得抛弃坐井观天的陋习，同时，他就再也无法象那些仅为亲朋好友干活的手工业者那样，继续保持无忧无虑、踏实安然的心境了。在那个时代，爆发过各种城市斗争，毛纺工人是斗争的参加者，而且常常在斗争中成为最杰出的中坚力量；在那个时代，也爆发过各种行会斗争，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些社会变迁和技术革新就是引起这种斗争的原因。在城市斗争和行会斗争爆发的同时，国外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商业危机也影响着国内形势。于是，这种种因素绪合在一起，就使得纺织行业永无风平浪静之日，时时都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毛纺工业是中世纪末期最富于革命性的城市行业，同样，这个行业的工人也具有革命的精神。在他们看来，社会绝不是什么坚如磐石、恒久不变的事物。他们最容易产生变革社会的思想。对于剥削，他们有着刻肌刻骨的痛切感受，因此，他们对富人的仇恨也最为强烈。 在所有的手工业企业中，要数毛纺织业的实力最为雄厚。当时，每个城市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联合体；而在经济富裕的城市，即那些为西方的国际工业市场（这个市场的范围包括从英国到诺夫哥罗德和君士坦丁堡的整个区域）提供产品的城市，毛纺织业乃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行业。要使城市繁荣富强，就得依靠毛纺织业，也就是说，必须依靠毛纺工人。 在毛纺织业蓬勃发展的那些城市里，毛纺工人（特别是织工）不仅在经济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从人数来看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在当时的那些小城市里却足以大震声威。用相对的观点来看，当时在毛纺工业的中心地区所聚集的人数之多，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早在1333年，布雷斯劳的织工就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战斗队伍，共有九百名成员。在科伦，唯一的一次织工起义遭到镇压以后，被驱逐的织工竟达一千八百人。荷兰的织工就更多了。据文献记载，勒芬地区在1350年共有四千台织布机，伊珀尔地区也拥有同样数量的织布机，梅赫伦地区则拥有三千二百台织布机。1326年，根特地区一次就有三千名织工遭到驱逐，因为这些织工准备发动一场起义，以便同佛兰德斯的伯爵展开斗争。14世纪下半叶，在那里从事纺织业的一万八千名男子全都拥有武器。至于布鲁日地区，在手工业繁荣时期靠从事羊毛加工业为生的人，竟有五万名之多。[98] 在这些地方，由于人员如此密集，织工队伍中就积蓄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难怪修道院院长特鲁多在他的编年史著作中讲到织工时这样写道：这些织工比其他所有的手艺人都更骄纵恣肆、胆大妄为。 如果把上面所说的全部情况作一个归纳，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恰恰是毛纺工业部门成了宗教改革时期社会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为什么在每一次反对现存的城市政权和国家政权的斗争中，都是织工在前线冲锋陷阵；为什么他们是那样容易接受向整个社会的统治制度宣战的思潮；为什么中世纪末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爆发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带上了一点无产阶级的特色，织工们通常都会同它结成联合阵线。施穆勒写道：“在语言中，‘织工’和‘谋反者’成了两个等值概念，人们借用织工在织布机上排列安装经线的形象，来比喻那种在暗中逐步经营策划政治风潮的行为；[99]时至今日，这个譬喻仍然有它的道理。”[100] “在一些同时代人的眼中，”希尔德布兰德写道，“织工行会在那时已经赢得了某些人后来在1848年力图为受宠的（！）‘工人’阶级争取的那种地位。”[101] [1]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毛勒（1790—1872），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译者注 [2]德国城市，在今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境内。——译者注 [3]德国城市，位于今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境内的尼喀河畔。——译者注 [4]约翰奈斯·扬森（JohannesJansen，1829—1891)，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写有多种德国史方面的著作。——译者注 [5]见约翰奈斯·扬森：《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意志民族史》，第1卷第315—342页。 [6]在近代历史学著作中，象扬森撰写的这种引起轰动的论著还为数不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现象的发生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扬森猛烈地抨击了自由派新教关于宗教改革的无稽之谈，他指出，在宗教改革的虔诚词句后面，隐裁着非常具体的物质利益。当然，早在扬森先生之前，科学社会主义就已经指出了这一事实，而且，它不象扬森先生所做的那样，仅仅片面地指明物质利益在新教一方所起的作用，它同时还揭示了物质利益在天主教一方所起的作用。可是尽管如此，扬森毕竟指明了象路德及其战友那样的被当今社会的权威要人推崇备至的人物，原来也是力图以革命手段实现革命目标的革命家，这一点对于广大读者来说，确是新颖而又令人震惊的论断。通晓宗教改革时期历史的学者可以从扬森的著作中得到某些启发，找到某些新的线索。就这些方面来说，扬森的著作是有功绩的。可是，我们千万要注意，绝不能把这部著作当作内容翔实的信史介绍给广大读者。在背离史实方面，扬森先生这部著作在所有现代史学论著中是无与伦比的。他对宗教改革初期的社会状况作过两点论述。一开头，他全是罗列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好的方面，其中有真实的材料，也有杜撰的东西。他声称：在天主教教义的统治下，德意志真是国运隆昌。接着，他便着力渲染16世纪初期社会状况的坏的方面。他大声疾呼：请看一看那些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抛弃信仰的行为，看一看罗马法律与新教教会吧，它们把德意志搞成了什么样子！ 除此之外，扬森先生那种“征引史料进行论证”的方式也颇为奇特。他不是从史料中提炼能够反映事物特征的东西，而是从中选取对自己合适的东西；他不仅介绍史料中记载的事实，而且还以主要的笔墨介绍史料中出现某些见解和愿望，倘若这些东西符合他的目的，他便直截了当地把这些见解和愿望说成是客观事实。例如，有一个天主教的行会章程向“行会会员”提出过要求，要他们“亲如手足、肝胆相照”地一起生活。有一本天主教的小册子发表过宣言，说手工业者的工作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上帝——在扬森看来，这一切不就是“信而有证的实据”，证明了天主教徒的纯朴和忠贞吗？又如，一位天主教神甫写过这样的话：教会的改革是必要的——在扬森看来，这句话不是已经清楚地证明教会毋需进行暴力革命、毋需挣脱教皇的控制，也照样可以实现改革吗？如果采取这种方式实现改革，德意志不就可以保持统一和安宁了吗？而新教的教会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呢？新教的牧师惯于在布道和撰文时哀叹：世界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邪恶——在扬森看来，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宗教改革使人堕落到何等地步吗？而且，用来证明这一观点的论据还是最无疑义的“史料”——来自新教方面的“史料”呢。 由于扬森采取这样一种拼凑史料和运用史料的方式，所以，即使他引用的东西全都确凿无误，他据此而展开的论证也仍然是弄虚作假。虽然他使用了从蒙森（19世纪德国著名的古罗马史专家。——译者注）以来便在德国史学界风靡一时的写作手法，但这也并没有给他的论证增添光彩。这种写作手法的要领就是，用现代名称来表述古代状况，从而硬是逼迫读者将古代历史的特点撇在一边，而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代事物。蒙森在描述古罗马人的状况时就曾玩弄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词语和概念，扬森在论列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时也仿照这种做法。他在书中（第1卷第412页）写道：“教会的法规宣布劳动是唯一创造价值的手段。”可是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扬森却暴露了他自己对这句话的含义也十分茫然，一无所知。同时，他还喜欢谈论什么行会担保的“劳动权利”。行会到底为谁担保以及怎样担保这种权利？这些我们在下文再来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那些寻求公正无私的教诲的读者来说，扬森的著作是不值得推荐的。 [7]古斯达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1838—191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青年历史学派的首领，哈雷、斯特拉斯堡和柏林的大学教授。——译者注 [8]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看卡尔·兰普雷希特就毕希尔的著作写的一篇引人入胜的书评。这篇书评发表在《社会立法与统计档案》上，1888年杜宾根版，第1卷第485页及以下各页。 [9]埃蒂耶纳·布瓦洛(1200—1269年)是巴黎行政股官，曾编辑出版《手工业手册》，该书收集了巴黎各种手工业行会的章程。——译者注 [10]见弗里·威·施塔尔：《德国的手工业》，1874年吉森版，第68页。 [11]见弗里·威·施塔尔：《德国的手工业》，1874年吉森版，第80页。 [12]施瓦本是德国的一个地区，在今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乌尔姆是德国南部城市，在今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译者注 [13]参看维·柏麦尔特：《行会制度史论文集》，1862年莱比锡版，第16、68页。 [14]德国北部城市，在今联邦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译者注 [15]德国南部城市，在今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译者注 [16]见G·善茨：《论德国帮工社团的历史》，1877年莱比锡版，第9页。 [17]参看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453页；卡尔·毕希尔：《十四、十五世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居民》，第1卷第607页；卡尔·威纳尔：《文献记载的伊赫拉瓦地区织布工匠行会史》，1861年莱比锡版，第17、29页；F·卢比：《从文献记述看伊赫拉瓦地区的手工业》，1887年布尔诺版，第114页。 [18]德国城市，在今联邦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译者注 [19]德国城市，在今民主德国卡尔·马克思城区。——译者注 [20]参看善茨：《论徳国帮工社团的历史》，第109页。 [21]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22]由此可见，萨克森贵族当时就已经开始兴办乡村工业，借以增加收入。当时人们还不会酿制马铃薯烧酒，所以贵族们便投身于酿造啤酒的事业。 [23]在支付工资的问题上，国君采取如此简便的方法来欺骗工人，这真足以引起当代主张复本位制的某些人的艳羡和钦佩。 [24]格罗申是旧时德国的银币单位。——译者注 [25]引自洪格尔：《赋税史》，第22页。还可参看弗赖堡市政厅发布的手工业者工资标准（1475年），载于黑林：《萨克森高地史》，第2卷第17页。 [26]穆特（Muth）是奥地利旧时谷物计量单位，1穆特合30麦测（1麦测合3.4-80升不等）。——译者注 [27]舍非尔（Scheffel）是德国旧时谷物计量单位，1舍非尔约等于23—233升。——译者注 [28]即今波兰城市格但斯克。——译者注 [29]参看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1879年斯特拉斯堡版，第453页。 [30]在今波兰境内。——译者注 [31]参看施塔尔：《德国的手工业》，1874年吉森版，第390页。 [32]德国城市，在今联邦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译者注 [33]威斯霍尔恩是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34]德国城市，在今联邦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译者注 [35]德国城市，在今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译者注 [36]见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525页。有关纽伦堡当局压制当地帮工组织的情况，布鲁诺·舍恩兰克（1859—190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九十年代曾为《前进报》撰稿。——译者注）在《三百年前的社会斗争》一书（1894年莱比锡版）中作了详尽的评述。 [37]德国古代金、银铸币名称。——译者注 [38]米迦勒节是追念圣经中三大天使长之一——米迦勒的宗教节日，时间在每年的九月二十九日。——译者注 [39]参看卡尔·毕希尔：《十四、十五世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居民》第135页；还可参阅第603页（“1421年的禁令”）和609页。 [40]参看卡尔·毕希尔：《十四、十五世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居民》，第194、34页 [41]参看卡尔·兰普雷希特就毕希尔的著作写的书评，见《社会立法与统计档案》（1888年杜宾根版）第1卷第497页。 [42]引自古斯达夫·施穆勒：《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同业公会制度》（见《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历史研究》，第1卷第79页）。 [43]参看卡尔·毕希尔：《十四、十五世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居民》，第619页。 [44]参看C·W·黑林：《萨克森高地史》，第176页。 [45]法国中西部城市，安德尔—卢瓦尔省首府。——译者注 [46]法国中西部城市，维埃纳省首府。——译者注 [47]转引自H·阿亨巴赫：《德国矿产开采权通论（联系普鲁士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加以阐述）》，1871年波恩版，第1卷第71页。 [48]奥托·吉尔克，徳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49]德国城市，在今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译者注 [50]德国山脉，在今联邦德国东北部和民主德国西南部，位于易北河和威悉河之间。——译者注 [51]见奥托·吉尔克：《徳国的合作社法》，1868年柏林版，第1卷第443页。 [52]H·阿亨巴赫：《德国矿产开采权通论（联系普鲁士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加以阐述）》，1871年波恩版。——译者注 [53]即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1123左右—1190），1152年起为徳国国王，后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曾多次远征意大利。——译者注 [54]查理四世（1316—1378），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1346—1378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55年即位）。——译者注 [55]查理五世（1500—1558），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理查一世。——译者注 [56]指德国历史上直属帝国中央并在帝国议会中占有席位的阶层，在教会方面包括教会的选帝侯、大主教、主教、教长、修道院院长等，在世俗方面包括世俗的选帝侯、公爵、侯爵、伯爵以及直辖市等。——译者注 [57]库特纳—霍拉是捷克西部城市，位于布拉格东南约72公里处。中世纪银矿开采驰名欧洲。——译者注 [58]德国城市，在今民主德国卡尔·马克思城区。——译者注 [59]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1493—1555），16世纪德国采矿和冶金学者，被称为矿物学之父。——译者注 [60]我们所采用的是配有精美插图的德文版：“矿山丛书十二种。书中介绍矿业部门的各种职务、仪器、工具以及与此关联的一切事物，配有精心印制的图版和文字清晰的说明。初版系拉丁文版，撰述者为学识渊博、遐迩闻名的博士、选市侯直辖市——克姆尼茨市长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先生，现译成德文出版，移译者为深孚众望、博闻强识的哲学家、医生、人所景仰的巴塞尔大学教授菲力浦·贝歇尔先生”，1557年巴塞尔版。 [61]旧时德国矿山的长度单位。一拉赫特尔约等于两米。——译者注 [62]埃尔茨山脉，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拉伐克交界处。捷语名称为“克鲁什内山脉”。煤的蕴藏量极为丰富。——译者注 [63]德国地名，位于今徳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属苏尔区。——泽者注 [64]波希米亚西部城市，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亚希莫夫市。——译者注 [65]约翰·马太西乌斯：《矿山祈祷词或布道书。……并附1578年以前的约阿西姆塔尔编年简史》，1578年纽伦堡版。这本书是一个文集，它辑录了1553—1662年间所作的传教宣讲词。 [66]奧地利城市，现为蒂罗尔州首府。——译者注 [67]用于制动的圆盘形装置。可参看阿格里科拉的著作。 [68]阿格里科拉把“水泵”称作“Fibulae”，这个拉丁文词语原意为“螺栓”（？）。在《丛书》第六册中，阿格里科拉介绍了三种用吊桶汲水的机械，七种水泵，六种“用连杆装置来汲水的机械”，例如戽斗之类。由此看来，当时使用的汲水机器至少已经多达十六种。 [69]这里所说的机械也许是一种已经失传的蒸汽机吧？ [70]这里指的是点火烘烤矿石。矿工在矿石旁燃起一堆火，使矿石受热而变得松脆，裂成碎块。当然，如果没有良好的通风设备，这种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71]一拉赫特尔约等于两米。这就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掘进到距离地面一公里的深处了。 [72]1519年开始发行的波希米亚银币。在约阿西姆塔尔用当地出产的白银铸成，故名。德语货币名称“塔勒”即由此演化而来。——译者注 [73]德国城市，在今民主德国境内，位于德累斯顿市西北，易北河支流迈莎河畔。——译者注 [74]萨克森的奥古斯都在1574年颁布的“矿业条例”第一款中向矿业公司的股东们许下诺言，保证改变以前常常施行的做法，不再没收矿业公司股东的股份。官方的这种供认不讳的态度倒也十分可爱。 [75]“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每年仅从蒂罗尔的施瓦茨地区租赁的矿山中就要赚回200000古尔登。1511年至1517年间，奥格斯堡的荷希施台特公司在这些矿山至少捞取了149770纯银马克和52915公担紫铜。”（见约翰·扬森：《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意志民族史》，第2卷第390页。） [76]可参看H·阿亨巴赫撰写的《昔日的德国矿工》一文。这篇发人深恩的论文刊载于布拉塞尔特和阿亨巴赫出版的《矿产开采权杂志》（1871年波恩版，第12年卷，第110页）。 [77]奥地利西北部城市，萨尔茨堡州首府，位干萨尔察赫河畔。——译者注 [78]奥地利西南部州名，南接意大利。——译者注 [79]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徳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译者注 [80]见E·赫尔佐克：《茨维考县城编年史》，第2卷第201页。 [81]参看阿亨巴赫：《昔日的德国矿工》。 [82]德国城市，在哈尔茨山东麓、哈勒以西约30公里处。——译者注 [83]见叙里亚库新·施庞根贝格：《萨克森编年史》，153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84]克罗茨施编著的《萨克森地区采矿业的起源》一书收录了这封信（见该书第87页）。 [85]见本塞勒尔：《弗赖贝格地方志及当地矿山企业史》，1843年弗赖贝格版，第2卷第389页。可参看赫尔佐克：《茨维考县城编年史》，第2卷第158页。 [86]有关意大利丝织工业的情况，可参看罗慕洛·格拉夫·布罗利奥·达亚诺的著作：《中世纪末期以前的威尼斯丝织工业及其组织》，1893年斯图加特版。 [87]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863年起出版《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译者注 [88]这篇文章刊载于希尔德布兰德出版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66生耶拿版，第6卷第186页及以下各页)。 [89]又称“康斯坦茨湖”，位于瑞士、奧地利和联邦德国之间。——译者注 [90]参看C·G·雷伦：《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历史》，1856年莱比锡版，第97页。 [91]天主教修会，又称白衣修士教团或伯尔纳德教团。1098年创建于法国第戎附近的西多矿野，故名。——译者注 [92]荷兰和比利时之间的历史地区名；现为比利时中部的一个省。——译者注 [93]见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第216页。 [94]西欧历史地区名。位于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西南部。——译者注 [95]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这个说明虽与正文的论旨无关，但我们却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在建面已经提到希尔德布兰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后来的资本主义时代）毛纺织业首先在那些适宜养羊的地区，例如在北德意志、萨克森和英国境内得到了发展。相反，葡萄种植业却限制了养羊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毛纺织业的兴盛，例如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参看《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第232、233页）。也许，我们还可以把这种考察再深入一步，并得出下列结论；养羊业促使人们在牧场经济的模式中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由于这个原因，随着资本主义毛纺工业的勃兴，那些适于发展养羊业的地区就首先具备了逬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条件；在这些地区，地主们怀着最强烈的欲望，要求褫夺小农的田产，以建立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相反，葡萄种植业却有利于小生产的发展。凡是在葡萄种植业兴旺发达的地区，地主们都感到，要想获取盈利，与其褫夺农民的田产以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如采取加重封建负担的途径对农民进行剥削。因此，在南德意志，在法国的许多地方，以及在其他一些经营葡萄种植业的地区，小农经济都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上述各个地区的土地占有方式之所以存在差异，原因就在于那些地区采用的生产方式互不相同。 [96]参看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载于希尔德布兰德出版的《年鉴》（1866年版，第7卷第90—98页）。 [97]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现为苏联俄罗斯联邦诺夫哥罗德州首府，位于列宁格勒西南。——译者注 [98]参看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第83页；还可以参看H·格罗特博士的著作：《纺纱、织布和缝纫业历史图片和研究论文集》，1875年柏林版，第215页及以下各页。 [99]织布机上的“经线”，在德语中称作“Zettel”；以这个词为词根构成的动词“anzetteln”，意为“排列安装经线”，这本是织工的一种工作，但人们也常用这个动词的转义，来表达“在暗中经营策划某种阴谋”的意思。——译者注 [100]见施穆勒：《斯特拉斯堡的织巾匠和织布匠行会》，第465页。 [101]见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第115页。
第一章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一篇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共产主义的基础 第一章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 一柏拉图和他的时代 二《国家篇》 三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产生的根源 四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本质 五中世纪教会的财产 六奴隶制的消亡 一柏拉图和他的时代 自然科学和机器设备的应用，是现代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争分夺秒地探索新路，争取有所发明、有所发现，这是现代生产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而也是现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现代生产方式始终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今天取得的成就，明天就会过时，就会“陈旧”；一切陈旧的东西对于它来说都是全然无用、令人不齿的，只有崭新的事物才是唯一可取的，然而这种崭新的事物也绝不会长此以往、一成不变，它的可取性仅仅局限于明天更优越的事物出现之前。 以往的各种生产方式却不是这样。它们发展得十分缓慢；尤其是作为一切经济的基础的农业，往往成百年、甚至成千年地固守着同一种生产方式。在那些时代，陈旧的事物是稳妥可靠、久经考验、令人敬畏的东西，而革故鼎新却是一种极其可虑的、轻举妄动的冒险行为。当然，这种状况主要是表现在生产中，特别是十分显著地表现在农业部门。然而，这种观念也同样流行于整个社会，而且也渗透在艺术、科学和政治领域。 今天，一种艺术、一种理论或一个党派，如果可以称得上开天辟地、前无古人，那就会令人啧啧称道。而以前的时代却不是这样，那时，任何人想要有所作为，都得追寻前人的踪迹，以便从前人的范例中获得依据。不管他的事业是多么明显地产生于特定的、崭新的条件下，他都要以过去时代公认的权威作为依据，在他看来，这样做比指明那些特定的、崭新的条件更为重要。 宗教改革时期的再洗礼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也同样是如此。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勇敢的改革者，却认为自己是在重振许多世纪以前的原始基督教的旧业；他们阅读了《使徒行传》，了解了原始基督教的情形。除此之外，他们有时还引证另一个权威，那就是生活在更加遥远的古代的柏拉图。 他们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同古希腊罗马鼎盛时代的生产方式相差无几。这两个时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很多相同之处。古代社会从柏拉图时代到基督教初创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后来日渐下降，及至民族大迁徙时期，整个社会几乎完全沦落到了野蛮的境地；欧洲社会竭力从这种状态下挣脱出来，但进程相当缓慢。只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社会才重新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并准备迈步越过这个水平。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十五、十六世纪的状况只是伯利克里[1]时代的雅典和帝国时代的罗马状况的简单重复。这两个时代之间的深刻区别首先在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存在着奴隶制，这种奴隶制直到民族大迁徙时期才在欧洲日渐销声匿迹。奴隶制从各个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把整个社会引向绝路，使它无力自拔。结果，随着贫困景象的普遍出现，随着艺术和科学的日渐凋零，古代社会也走到了尽头。相反，宗教改革时期却是一个经济勃兴的时代，它为今天庞大的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一发展进程在十五、十六世纪还刚刚起步。在艺术、科学、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些古代伟大的文明民族依然被当时的人们奉为宗师；基督教的影响经久不衰，它主宰着整个精神生活，其力量远远胜过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诗人。如果说，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也曾从往古的基督教典籍和异教徒论著中找寻权威的东西，作为自己提出要求的依据，那么，这只是追随遍地风行的时尚罢了。他们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决不是来自柏拉图，也不是来自原始的基督教。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从当时的社会需要中产生的。可是，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却从原始基督教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柱，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者更从柏拉图那里找到了可以倚靠的支柱，这种支柱使他们增强了自信，在某些地方，还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论据、提出要求。 因此，要充分理解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派别，就不能不对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作一番研究。 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仅仅是这两种形式的古代共产主义，因为只有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才通过文献著作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影响。然而，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却绝不仅限于上述两种表现形式。 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同人的本质、人的天性格格不入的。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观点。事实上，人是一种社会的生物；只要生产条件许可，使共产主义有几分实现的可能，人就很容易产生向往共产主义的感情。几乎所有的历史时代都存在过某种真正实行的、或者力求实行的共产主义形式。人类诞生之初，共产主义就已经伴随着出现了，它曾经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同生存斗争的规律绝不是背道而驰的，恰恰相反，它曾是人类生存斗争中的最重要的武器。原始时代赤身露体、手无寸铁的人类，只有紧密地结成或大或小的联合体，才能抵御可怕的敌人，在荒原草莽之中生存下来。原始人只能生存在这种联合体之中，也只能随同自己所属的联合体一起生活；他身上那根同联合体紧紧相系的脐带还没有切断。那时，人们共同谋取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起狩猎，一起捕鱼，一起居住，齐心协力地守卫共同的住所和土地。 当然，随着生产的进步，这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生产的进步造成了私有财产同公有财产并存的局面。这种私有财产最初还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私人用品，它们大多由那些使用者本人制造，如装饰品、武器等等；这些用品同它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似乎已经不可分割、浑然一体，以致在这些人去世以后，人们往往将他们的用品一齐葬入坟墓。 可是，私有财产的规模越来越大，其意义也日益显著。在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之外，产品的交换也发展起来了；起初这种交换只发生在生产不同产品的各个部落之间，后来则扩大到个别生产者之间。这样，就出现了商品生产，即为了销售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商品生产仅仅局限于这样一种形式，即每一个经济单位首先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只将多余的产品卖给他人。在农业经济中，至今仍维持着这种状况。这种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者拥有自由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权利；这些生产资料和产品是他的私有财产。只有当私有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商品生产才会出现。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发展又促使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转变成私有财产。最后，私有财产甚至也囊括了最重要的一种生产资料，即长期以来构成一切公有财产基础的土地。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一并拓就以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为前提。 私有财产不仅日益扩大它的范围，而且还连续不断地冲破重重限制，因为贸易往来越是扩大，要求实行私有制的各种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原有的限制就越是明显地束缚人们的手脚。 本来，私有财产纯属个人的所有物，在所有者去世以后，这些所有物或者一同被埋葬，或者变为公共财产；而现在，私有财产却变成了可以由他人继承的产业。 原先的平等已经不复存在，私有财产变成了一种社会力量，社会分化为进行统治的有产者和依附于他人的无产者，谋取私有财产成了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最后，货币的产生使这种渴望赢利的心理变成了无限膨胀、不可遏止的贪欲。 人们对于可供使用的货物的需求总是有限的。当财富仅仅局限在可供使用的货物范围内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更多的东西，只要能够舒适愉快地生活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货币，情形却刚好相反，人们对于货币的占有永远不厌其多，因为货币是一种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万物的商品，是一种不会腐败变质而永远有用的商品。于是，远远超出本人需要之外而积累钱财、广置产业，就成了有产者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从这时起，贫富之间的差别可以达到天差地远的程度，而且，凡是存在这种条件的地方，到处都会出现贫富对立的现象。 随着这种状况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以前，舍己为公、自我牺牲是人们最推重的品德；现在，这种品德已经日益丧失殆尽。各人最关心的是自己。原先的联合体分裂成了彼此激烈斗争的阶级，变成了一盘散沙，每一个人都盯着自己的利益，都在处心积虑地损公肥私。使个人和联合体紧密相连、并使整个联合体团结一致的纽带，如今已经日益松散；结果，这个联合体不是衰败下去，就是被另一个发展较慢、但仍然保持着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活力的民族所征服。 这就是古代社会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这种发展过程大概在雅典进行得最迅速、最明显。从波斯战争[2]结束到马其顿的菲力浦[3]征服希腊、其间的历史不到一个半世纪（即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338年）。在这段历史刚刚开始的时候，那里虽然已经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虽然已经出现了享有特权的贵族和无权的民众阶层，出现了富人和穷人（这里姑且撇开奴隶不谈，因为他们并不是联合体的成员），但是，这种对立还没有发展到褫夺自由居民在国家事务中的共同利益的程度。而在这段历史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阿蒂卡[4]境内除了一定数量的奴隶之外，就只剩下清一色的百万富翁和一贫如洗的穷人了。 当时的演说家狄摩西尼[5]在一次法庭演讲中这样大声疾呼： “以往的时代和现在全然不同。那时候，凡是属于国家的设施，都是那样富丽堂皇、熠熠生辉；而在公民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显得突出。直到今天，诸位仍可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确信，泰米托克利斯[6]、米太雅第[7]以及过去时代的其他所有伟大人物的住宅，丝毫也不比当时一般公民的房屋更华美、更壮观。相反，那时兴建的公共建筑和纪念碑却是那样魏峨壮丽，蔚为大观，永远为后人所望尘莫及。我指的是雅典神殿的柱廊、军械库、柱石夹道的回廊、比雷埃夫斯[8]的港口建筑，以及我们这个城市的其他许多公共设施。可是今天却有那么一些政治家，他们营建了私人官邸，其气派之豪华，胜过许多公共建筑；他们购置了大宗田产，其范围之广阔，超过在座的诸位法官拥有的全部土地。[9]可是，如今为国家事业而兴建的那些建筑，却显得那样简陋寒俭，提起来都令人羞愧。” 在整个希腊，这种现象触目皆是，但最突出的要数雅典，因为雅典通过波斯战争成了希腊境内最强盛的国家，而且，它之所以要拯救希腊的自由，使之幸免于波斯人制造的枷锁，无非是为了把它自己制造的枷锁套在希腊人身上。当时，爱琴海诸岛和海滨的全体居民（以及爱琴海以外的一些沿海城市和岛屿），几乎都向雅典拱手称臣、纳税进贡；除去奴隶的劳动和兴旺发达的商业所带来的利润之外，各种战利品以及战败者进献的贡品都成了希腊居民取之不尽的财源。这些财富使富有者更富；使其他从国家的巨额收入中分沾利益的自由民脱离劳动，堕落为好逸恶劳的流氓无产者；使全体居民都受到腐蚀，变得萎靡不振。同时，这些财富也使雅典在整个希腊遭到切齿的痛恨。 这种状况终于导致了一场殊死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不断扩张的雅典，另一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那些尚未被雅典征服的伯罗奔尼撒国家。这种斗争不仅仅是一场反对希腊宗主权的战争，而且也是一场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战争。雅典是希腊境内最民主的国家，而斯巴达则是最严格地实行贵族制的国家。在一切臣服于雅典的国家里，财政支出主要得由贵族承担；首当其冲、遭到攫夺的是贵族，而不足人民。在雅典本土，人民则更是尽可能地把国家的经济负担圧在贵族和富人肩上。因此，各地的贵族和富人对雅典恨之入骨；雅典境内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雅典的贵族和富人竟向斯巴达这个敌国频送秋波，并同它暗中勾结。对于他们来说，斯巴达的胜利就是推翻民主制度的最佳途径。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即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即公元前431—404年），最后以雅典强权的彻底覆灭而告结朿。雅典被限制在阿蒂卡境内，成了斯巴达的附庸。追随斯巴达的那帮卑劣之徒建立了统治，取消了雅典民主制。 这是一个颇为发人深省的事实，它要求人们对国家兴衰的原因进行思索。究竞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形态？这个问题在当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柏拉图就是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429年至427年之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揭开序幕以后的几年，柏竝图在雅典诞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年迈的贵族首领。柏拉图从不否认自己的贵族出身，他对民主制一直怀着憎恶的情绪。舒适优裕的环境使他有可能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的才智，并且很早就开始探讨诗艺，钻研哲学。大约在二十岁那年，他结识了苏格拉底，这对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那时起，他就潜心研究哲学，成了苏格拉底门下首屈一指的高足。他通过独立的钻研和广泛的游历，进一步扩大了苏格拉底学说的思想范围；在他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逝世后，他周游各地，从埃及、昔兰尼直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游历归来后，他便在雅典公开执教。可是后来他却两次中断教学活动，跋涉于通往西西里的漫长旅程 这两次西西里之行[10]的来龙去脉，很典型地说明了柏拉图时代政治生活的衰微。柏拉图本来阐述过一整套独辟蹊径的政治原则（关于这些原则，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要作一点努力，以便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信念和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思想只是纸上谈兵，只是纯粹的空想。 公元前368年，叙拉古的暴君（独裁者）老迪奥尼修斯去世。他的儿子小迪奥尼修斯象所有继承王位的太子们历来所做的那样，摆出某种姿态，俨然是一位哲学家，而且还号称改革家。柏拉图的友人、迪奥尼修斯的内兄狄翁希望把这个刚刚即位的君主争取过来，支持他们的共同事业；于是，柏拉图便怀着这种希望亲自前往叙拉古，准备通过这位暴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施展自己在民主制度下未能身体力行的抱负。 自然，实际的经历使柏拉图大失所望。对于迪奥尼修斯来说，如果哲学家们蜂拥而至，为他的宫廷增添光彩，那是值得欢迎的；但决不允许这些人败坏他欢宴痛饮、沉湎声色的兴致。当他对那些哲学家感到厌烦的时候，他这位“高踞王位的哲学家”就不由分说地下令将他们扫地出门，驱逐出境。然而柏拉图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几年后，他又来到叙拉古宫廷；这一次，他遭到了暴君咄咄逼人的敌视，最后总算万幸，居然逃出虎口，保全了性命。 我们这位哲学家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但他的教学生涯却没有中止；他在八十一岁那年溘然长逝，在此之前，他一直从事教学活动。 二《国家篇》 我们在这里只研究柏拉图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第一部系统地为共产主义辩护的哲学论著，它的题目是《国家篇》[11]。同柏拉图的其它论著一样，这部著作是用对话体写成的，文中以苏格拉底为谈话的主角，并通过他来表述柏拉图的思想。 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 现存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是不理想的，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柏拉图认为，私有制和贫富对立将导致国家的衰亡。“如果把道德和财富分别置于天平两侧的秤盘上，那么，只要一边升高，另一边就势必下沉。这两者的关系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所以，如果财产和富翁在一个国家备受尊崇，道德和贤哲就会遭到鄙薄。……这样的国家绝不可能保持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分裂成为两个国度，一个是穷人的国度，另一个是富人的国度，两者并存于一国境内，而互相视为仇敌。[12]……最后，他们（指居于统治地位的富人）再也无法进行战争，因为要进行战争，他们就得动员民众，而民众一旦武装起来，就会使他们感到比敌军还要可怕；如果不动员民众，他们在战争中又会显得势单力薄。再说，这些富人十分珍惜金钱，他们也不愿意缴纳捐税。” 至于穷人，即无产者，柏拉图把他们比作“雄蜂”[13]——这是一个典型的比喻，它清楚地揭示了占代无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区别。当时无产的自由民多半是流氓无产者。在今天，社会依靠无产者而生存；而在当时，无产者却多半是依赖社会而生活。国家和富人通过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通过勒索被征服的敌人来维持经济收入，无产者则依赖国家和富人的这种剥削活动来维持生计。不过，按照柏拉图的看法，这些两条腿的“雄蜂”同振翅飞翔的雄蜂又有区别，他们并不都是无刺的。“一些不带毒刺的‘雄蜂’，年迈时会沦为乞丐；而那些生有毒刺的‘雄蜂’则全都成为地痞无赖……他们之中有小偷、扒手、盗取神殿宝物的蟊贼，以及诸如此类的为非作歹之徒。”（第8篇，第6、7章）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这样两个互相争斗的国度并存，那么，不管政权是由富人掌握（实行寡头政治），还是由穷人掌握（实行民主制度），这个国家都注定要灭亡。 那么，在柏拉图看来，应当用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来取代这种“腐败制度”呢？ 他认为，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消除这种互相争斗的局面。 然而，柏拉图是一个贵族，他绝不希望消灭阶级差别。按照他的观点，共产主义应当成为稳定国家秩序的保守因素，而这种共产主义只能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他认为，如果在统治阶级内部取消了私有制，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引诱这个阶级去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样，统治者就不再是豺狼，而成为忠诚的牧犬，他们将全心全意地克尽职守，保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在柏拉图设想的国家里，劳动阶级，即农民和手工业者仍应保持私有财产，同样，在小商小贩和富商巨贾中间也应如此。的确，如果在这些阶级中消除私有制，那是同当时生产方式的需求相矛盾的。因为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小规模经营还是当时生产的基础。这种小规模的经营必然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先决条件。虽然当时也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经营，但这仅仅局限在那些使用奴隶的地方。工农业部门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要求实行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只要没有外部压力强迫劳动者集中起来，只要劳动者还是自由的人，他们就总是各自独立地工作。在柏拉图时代，如果要求在自由劳动者中间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那只能是一种荒唐无稽的想法。因此，柏拉图的社会主义同现代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阶级是不参与生产的。他们依靠劳动阶级缴纳的赋税而生存。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而是最广义的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即消费共产主义。 统治阶级是国家的守卫者。他们是从最优秀、最干练的人中精心选拔出来的。卫国者的子女同本国其它阶级的子女相比，当然更有希望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因为他们毕竟是近水楼台。但是，如果卫国者的某个后裔并不称职，那就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从统治阶级中清除出去；相反，如果在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出现了一位资质颖异的佼佼者，卫国者就应当“以礼相待，并把他推举到统治者的岗位上去”。 由此可见，在柏拉图设想的国家里，贵族并不是世袭的。 青年人一旦被确定为卫国者阶级的接班人，就要接受特殊的、精心的教育。柏拉图对这种教育作了细致的描述，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不打算详加论列。 柏拉图（亦即书中的苏格拉底）接着说：“明智的人会提出，除了施行教育外，还必须对卫国者的住宅和其他全部财产作出恰当的规定，使他们既不会有失杰出人物的身份，又不会受到诱惑，走上欺压国民的歧途。” “很对。”格罗肯[14]说。 “那么，你看，”苏格拉底接着说，“要使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否应当按照下列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首先，任何人都不得占有财产，这样才能避免一切不良现象的发生；卫国者不得拥有特殊的宅邸，也不得拥有禁止他人随意进入的库房。他们应当象骁勇而又节俭的战士一样，向国民依次征收生活必需品，作为自己履行保卫职能所应得的报酬，其数量要规定得当。使他们既不感到匮乏，也不会在年终尚有积余。他们应当共同生活；应当象疆场的战士那样一起进餐。必须告诉他们，神已经把金银一般贵重的东西赋予他们，这些神圣的恩赐他们将永久珍藏于心灵之中，因此，他们不需要拥有尘世的金银。必须严格禁止他们用手中掌握的世俗黄金去玷污心中神圣的黄金，因为那些污秽龌龊的金币已经造成了许多亵渎神灵的祸患，而他们心灵深处的黄金却是纯洁无瑕的。在整个国家中，只有他们这一部份人禁止使用金银，他们不可触摸金银，不准在住宅和衣服里存放金银，也不许用金银杯盏饮酒作乐。如果他们自己拥有田产、房屋和黄金，他们就成了房产主和庄园主，而不再是国家的守卫者；就成了冷酷无情的权贵，而不再是国民的同志。那样一来，他们就将在仇恨别人、同时也被别人仇恨，窥伺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窥伺的状态下终此一生，他们会感到内部敌人比外来敌寇更加可怕，这将使他们和整个城邦一起走上腐败堕落的末路。”（第3篇，第22章） 柏拉图不仅要求他的“卫国者”实行财产公有，在他看来，一切有可能在卫国者中引起私欲、造成争端和裂痕的事物都应当扫除。因此，他要求在卫国者中取消个体家庭，实行妻室和子女的公有。 今天，那些残害社会主义者的人声称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家庭和婚姻，他们以此为据，证明社会民主党人自甘堕落，与禽兽为伍；其实，他们在那位古代哲学家的论著中就可以找到这类观点，然而对于这位哲学家，目前维护道德风纪的官方卫道士们却赞赏不已，宗教界人士对他更是推崇备至，而且特别称颂他的伦理学“几乎同基督教完全一致”。 “依我看，”柏拉图在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要实现上述这一切，就必须连带实行下列措施。” “什么措施？” “所有的妇女必须归全体男子所其有，任何妇女都不准专门与某一男子共同生活。子女也应当公有，要做到没有一个父亲认识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自己的父亲。”（第5篇，第7章） 柏拉图讲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主张两性关系可以混乱无度。按照他的观点，在两性关系中只应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优生原则。女子只允许在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为国家生儿育女”，男子只允许在三十岁至五十五岁之间“为国家传宗接代”。谁要是在规定的育龄之前或之后生育子女，那就是违法乱纪。在这种情况下怀孕的妇女必须进行人工流产，婴儿如已出生，则必须遗弃。这样的孩子不准抚养成人。在法定生育年龄以内的男子和妇女应由摄政者择偶相配，要尽可能“在最大限度内使优秀者与优秀者成双结对，低能者与低能者互相结合；优秀者的子女应当抚育成人，低能者的子女则不准抚养，以保持种族的纯洁优良；所有这一切（即安排配偶的事宜）只能由统治者掌握，对外必须严格保密，以便尽一切可能使卫国者队伍内部永不发生龃龉。” 超过法定生育年龄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和愿望，与年龄相仿者同居。 “新生婴儿由专门机构负责收养，这些机构可以由男子组成，也可以由妇女组成，或者，也可以由男女混合组成，因为男子和妇女都同样可以担任行政职务。” “很好。” “我想，优秀者的子女应当由这些机构送到哺乳室，交给媬姆照管；这些媬姆应当在城邦的一个特定区域里居住。而低能者的子女以及天生畸形的幼儿则理所当然地要送到某个秘密的禁区隐藏起来。” “要使卫国者世世代代保持优良的素质，当然必须这样做。” “这些机构还要负责喂养婴儿的事宜。如果孩子的母亲奶水充足，有关机构可以把她们请到哺乳室来，但千万要谨慎行事，不能让她们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这些母亲不能完成哺乳的任务，有关机构还得另外雇一些乳娘。”（第5篇，第9章） 这一切对于我们的情感来说是那样荒诞离奇，甚至令人憎恶。然而，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却不会有这些感慨。希腊人虽然也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正如他们自己公开声明的那样，一夫一妻制仅仅是为生育合法子女、保障财产继承权而订立的一种制度。婚姻并不是在恋人们憧憬的美满境界里缔结的，而是由家长们商定的；在缔结姻缘时，人们并不考虑男女双方的意愿，而是着眼于他们的财产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一个青年男子在同一位良家女子订婚以前，根本就无缘同这位姑娘晤面。 由此可见，如果把买卖婚姻的出现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不公正的。受法律保护的一夫一妻制本是古已有之，它是私有制和遗产继承权的产物。所谓性爱，就是以不可遏止的热情，渴求与某一特定的异性结合，而且天长地久，矢志不移，并将其他所有异性都排除在外；严格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倒是创造了条件，使这种个人的性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得到承认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目前社会的道德来说，纯属金钱交易的婚姻是有背于道德的事情。可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存了这种婚姻的经济基础，上述那种道德观念就不能发挥作用，去废止金钱交易式的婚姻，而只是促使人们竭力掩盖这种婚姻的实质，促使缔结姻缘的双方被迫做出姿态，似乎确实是爱情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异教徒的真诚坦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徒的虚伪矫情。当然，这种情况在有产者的婚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人们不仅考虑财产的增殖与继承问题，还要考虑能否生育体格强健的后裔。这也是婚配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斯巴达，财产状况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斯巴达人最重视骁勇善战的军事素质。因此，他们在缔结婚姻时，主要考虑的是优生原则。这种观念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丈夫可以把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转让给另一个男子，因为这个男子更强壮，更有希望生育体魄健全的婴儿。普卢塔克[15]曾把斯巴达人的姻缘比作配种场，在那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配出最佳的良种。 因此，对于柏拉图的同时代人来说，由政府根据优生原则来安排男女婚配事宜，这并不是什么荒诞不经和令人憎恶的事情。 取消家庭，在两性关系中实行共产主义，这是在消费品方面贯彻共产主义主张时必然要导致的结论。事实确是如此，如果一切消费品都要实行公有，却又把性的享受这样一种富有魅力的、对社会生活影响很深的享受排除在公有范畴之外，那就太不合乎逻辑了。 相反，实行公妻制，即在两性关系上实行共产主义，同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却没有半点逻辑联系，除非把妇女也算成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也已经指明，《宣言》中写道：“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16] 不过，在另一点上，柏拉图的理想却同目前社会民主党的要求相吻合。同社会民主党一样，柏拉图也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权利（这一点当然仅限于卫国者阶级之内）。他甚至认为妇女也应当参加征战，并同男性卫国者一样接受教育。 “在国家赖以生存的各项事业中，没有一项是专为妇女或专为男子而设立的；妇女和男子具有相似的天然秉赋，因此，妇女按其天性来说，也同男子一样可以从事一切事业；只是从总体上来说，妇女比男子柔弱一些罢了。……因此，完全可以让我们卫国者的妻子们脱去衣裳（以便同男子一样进行体格训练），因为她们将披上道德之衣，而不必再穿普通的衣衫；可以让她们参加征战，参加国家管理，而不要让她们再去做别的事情；当然，同男子相比，她们应当承担较为轻微的工作，因为她们的资质毕竟较为柔弱。”（第5篇，第5、6章） 要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男子平等，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柏拉图设想的国家里，实现这一基本条件的途径是，把家务劳动交给劳动阶级去完成。而对于在其他基本条件下生活的妇女来说，只要家务劳动——至少是最繁重的那一部分工作还不能用机器去完成，这些妇女就无法获得解放。 不管柏拉图的这些思想事多么大胆，它们毕竟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些思想有着现实的基础。我们在分析柏拉图最大胆的一种设想（即在两性关系中贯彻有计划的优生原则）时，已经看到了这一事实。柏拉图在产生这种思想时，受到了一个榜样的启发，而且，在整个思想进程中，他也受到这个榜样的影响。这个榜样就是斯巴达，那是希腊境内贵族制度最为巩固的国家，因而历来深受雅典贵族的同情。这种同情之心十分强烈，它甚至促使贵族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协助斯巴达去征服雅典。贵族们怀着这种情绪进行密谋活动，背叛自己的国家，甚至用阴谋手段杀害最杰出的民主派和军事将领。 柏拉图身为贵族，受过苏格拉底反民主倾向的影响，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没有动摇过对斯巴达的同情之心。 在苏格拉底的弟子中，许多最杰出、最著名的人物都有亲斯巴达的倾向。色诺芬[17]曾同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18]结成莫逆之交，他久历戎行，为斯巴达效力；在科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94年）中，他甚至毫无顾忌地追随于斯巴达统帅之后，同自己的雅典同胞交战。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逐出了雅典城邦。阿基比阿德[19]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他身为雅典军事统帅，竟叛变投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斯巴达人的总参谋长；他将雅典方面的薄弱环节一一透露给斯巴达人，从而使雅典蒙受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这场战争虽然后来还延续了多年，但它的结局实际上早在那时就已经决定了。雅典战败后，大获全胜的斯巴达把一帮寡廉鲜耻的贵族分子——“三十僭主”强加给雅典人民，让他们掌握权柄，于是，雅典就成了“三十僭主”的囊中之物。这帮贵族分子实行酷虐的恐怖统治，借机中饱私囊，使战败的雅典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他们的首领是克里提亚斯，而此人也是苏格拉底的门徒。 只有把握这些事实，才能正确理解苏格拉底遭到指控的原因。 斯巴达国家是柏拉图设计他的理想国时所依据的基本模式。我们只要看到上述事实，就不会对此感到惊奇了。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不过，这种论证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仅仅是照搬斯巴达国家的模式。柏拉图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斯巴达国家当时已经出现的种种弊病，因此，他绝不会一味模仿。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获得的权力和财富，使它自己急剧地堕落下去，其速度之快，同雅典在波斯战争中获胜之后迅速腐败的情形不相上下。斯巴达境内残存的原始共产主义根本不足以遏止这种堕落的趋势，正如一座骑士城堡的断壁残垣无法抵挡现代炮兵的轰击一样。这些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已经成了徒具形式的东西。在柏拉图那个时代，这些残存的共产主义充其量只能使学者和思想家获得一点启发，使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制度还是可行的、值得追求的，他们可以从这种残存的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思想胚胎中，进一步设计出整套的共产主义制度，当时，这种共产主义至少在想象中是能够实现的。 当然，这一切也只是想象而已。柏拉图虽然是一个贵族，但他的贵族思想仅仅表现为对下层民众的蔑视，而并不体现为对本阶级成员的信任。他对贵族分子和下层民众同样抱着怀疑的态度。他既不满意雅典的民主制，也不欣赏斯巴达穷兵黩武的残暴行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政策。 因此，他在自己设计的理想国中把统治阶级、即卫国者阶级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征战者，一部分是摄政者。他认为只有摄政者才能治理国家，而摄政者必须是哲学家。在他的眼中，军事贵族的统治和当时主要由流氓无产者构成的民众的统治一样，都是昏庸腐败的。只有哲学家的统治才能保证国家有一个明智的领导。“只要哲学家尚未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和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厄运，我们所设想的制度也就不可能付诸实施。”（第6篇，第13章。并参看第5篇，第18章） 哲学家怎样才能取得国家的统治地位呢？在柏拉图看来，“他们不是靠参加人民的政治斗争，而是靠争取一位独裁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第6篇，第14章）[20] 柏拉图曾设法劝说一位独裁者来实践他的理想。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这种尝试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遭遇。 柏拉图的命运也是后来一切空想家的命运。所有这些空想家无不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改革，但他们都没有在社会本身找到改革所必需的因素；他们只好寄希望于某个政治独裁者或金融寡头，寄希望于某位贤明的君主或百万富翁，企盼这些专断强横的人采取高尚正义的举动。 当时，柏拉图在他所熟识的那些国家中，已经找不出任何一个民众阶层能肩负复兴国家的使命。一切都已腐败、衰朽。人们认为只有专制独裁才是拯救国家的最后出路，这种思想的幽灵甚至也在一些共和主义者的头脑中萦回。柏拉图的同窗色诺芬就写过一部政治小说，题为《居鲁士之教育》，书中颂扬了一位富有学养的君主所施行的德政。 紧接着柏拉图之后出现的那些哲学家们，就不再把独裁统治看成是帮助自己取得国家统治地位的阶梯了；相反，他们把这种独裁统治仅仅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政务烦扰的一帖良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国家正在崩溃。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公众事业，而是可爱的“自我”。他们再也不去探索最佳的国家制度，而是去寻求一条最佳的途径，使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谋取幸福。 这时，基督教赖以萌生的土壤便渐渐地形成了。 三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产生的根源 本章开头一节描述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以雅典为例进行了论证；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发展进程乃是古代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连称霸世界的罗马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就在它表面上国势鼎盛的时候，骨子里其实早已没落衰微了。罗马帝国囊括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体，这些国家全都沿着同一条轨道发展；其中一部份位于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国家比罗马先进，另一些位于西岸和北岸的国家则比罗马落后；但这些国家奋起直追，力争达到首都的发展水平，因而也就同首都一起，奋力驶向希腊和地中海东部诸国已经到达的境界：全社会的崩溃瓦解。 我们已经看到，当时雅典人民的自由已经丧失，共和制转变为独裁统治的条件业已成熟。其他民主制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罗马也不例外。就在人们悬拟的基督降生的时代，罗马共和国已经气息奄奄，专制独裁统治已经应运而生了。 当时，贵族制和民主制同样遭到了破产。在罗马帝国，人民的核心力量——自由农陷入了艰难竭蹶的境地，在许多地区，自由农已经不复存在；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他们则被迫去充当大地主的佃户。国家的强盛和荣耀是以农民破产为代价而取得的。连年不断的战争总是靠农民组成的民军来进行，从而使农民的经济破败凋敝；而大地主是靠驱使奴隶来进行生产的，所以他们的经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相反，正是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价格极低的奴隶资源。因此，毫不奇怪，奴隶制经济迅速地占了上风，并对自由农经济进行排挤。自由的、强健的农民阶级象烈日下的冰雪一般崩溃解体。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已经成了残废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沦为城市无产者，成了苦力、小贩、仆役和乞丐。一贫如洗的农民涌入大城市，同被释放的奴隶一起，构成了自由居民的最底层。 然而，只要民主共和国还存在，贫穷的群众就不会无法挽回地陷入窘迫的境地。自由民群众虽然身无长物，却拥有政治权力，他们很善于依靠这种权力舒舒服服地维持生活，他们懂得怎样采取形形色色的方式，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向富人和被征服的进贡地区强行索取财物。 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仅使他们衣食不愁，优游度日，而且有时还使他们获得无偿馈赠的生产资料，即田产。在罗马共和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人们不断地进行尝试，力图把农民的田产分给无产者，以便造成一个新的农民阶级。可是，所有这些扭转经济发展车轮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这些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大地主在政治和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阻挠这种尝试的进行；即使人们冲破障碍，造成了新的自由农，大地主也会迅速地把农民重新压垮，并把他们卖给别人。此外，流氓无产阶级的颓废堕落也是这种尝试遭到失败的原因，这些人大都不愿再从事劳动，他们喜欢在大城市逍遥自在地度日，而不肯在农村过那种衣食不周、劳苦艰辛、充满忧患的小农生活。无产者阻挠有益于他们的社会改革，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分得的田产以低廉的价格抛售出去；他们还经常把自己的政治权利出卖给富裕的大地主，或者用这种权利来反对改革家，以此来阻止社会改革。 在这些社会改革的尝试中，要数格拉古兄弟发动和领导的改革最为出色。[21]这两个兄弟一个是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出生于公元前163年；公元前133年被贵族政敌杀害）；另一个是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出生于公元前153年），他继承了其兄的事业，而且表现得更坚决、更激进，结果也同他的兄长一样，在狂暴的大地主手下丧生（公元前121年）。有人把格拉古兄弟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毫无根据的。格拉古兄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消除私有制；他们是要建立新的财产关系，要重新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农民阶级，而这正是私有制最牢固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诚然，在那个时代，不单是大地产在倾轧小地产，而且在许多地方，大规模的经营也在排挤小规模的经营；可是，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究其根源，并不是由于大地产和大规模的经营方式拥有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而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力——奴隶的价格极其低廉。 无休无止的战争把大批沦为奴隶的战俘输入市场。罗马人当时进行的某些战争，甚至是专为满足大地主对廉价奴隶的需求而发动的，这是纯粹的猎取奴隶的战争。 浩浩荡荡的奴隶队伍云集一处，他们的价格自然就低廉到了极点。当初，雅典的奴隶制就是由于类似情况而迅猛发展起来的。在罗马帝国，这种买卖奴隶的勾当更加恶劣。罗马统帅鲁库鲁斯[22]在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曾把战俘当作奴隶出售，如果用今天的货币来折算，每个奴隶仅值三个马克！ 在这种情况下，收买大批奴隶（罗马富翁一般拥有成千上万名奴隶）并驱使他们去从事劳动，是有利可图的。可是，同小规模的经营相比，这种大规模经营在技术上并没有丝毫优越之处。相反，奴隶的劳动极其粗重，很不经济，尤其在农业部门更是如此；一个奴隶在这类大规模经营单位中的工作效率，远远低于一个自由劳动者在小规模经营单位所达到的水平。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对奴隶的劳动作了如下论述：“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指在奴隶制度下——作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185页）[23]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参看西斯蒙第[24]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中的论述。西斯蒙第在书中大段引证了沙·孔德[25]在一部著作中对奴隶制的议论，接着，他写道：“今天，任何一种需要理解力、鉴赏力和认真态度的工作都不是奴隶所能完成的。古代罗马的精美产品很可能是那些在自由时代掌握了工业技能、而后来在战争期间沦为奴隶的人制作的。因为，当罗马人彻底征服了全部工业民族，只能在野蛮人中获取奴隶的时候，他们的艺术和各种工业就急剧地衰败零落，他们自己也堕入了野蛮的境地。 “然而，奴隶制不仅腐蚀了被奴役的人，而且也腐蚀了自由民，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了一种鄙视工业劳动的情绪，使贫困的自由民越来越不愿从事工业生产。在罗马共和国，无产者不愿参加任何劳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鄙视劳动，一方面也由于他们面临着奴隶的竞争；无产者的这种状况是一个值得注意而又令人心惊的例证，它说明奴隶制把人民中既非主人、又非奴仆的那一部份人推入了堕落和困苦的深渊。”（第1卷，第382—393页） 如果说，在大规模的经营中，奴隶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那仅仅是因为奴隶本身几乎一文不值；而且，由于奴隶价格极低而数量很大，人们也就无需爱护他们，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食品和衣物。即使耗尽他们的精力也在所不惜，人们还可以另外找到足够的奴隶来替换他们。 由此可见，罗马帝国时代发生大规模经营排挤小规模经营这种现象的基本条件，与今天发生类似现象的基本条件是迥然不同的。当时还没有条件实现比（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小规模经营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还没有条件进行合作生产。因此，说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格拉古兄弟绝不是共产主义者，这是完全符合他们那时的经济状况的。 对格拉古兄弟所作的论断，也适用于反抗罗马地主政权的密谋组织领袖——卡提利纳（生于公元前108年）。[26]卡提利纳领导的政党为夺取政权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于是，他被迫和自己的同志一起举行暴动，因为寡不敌众，最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公元前62年）。有人认为他也是共产主义者（蒙森[27]则称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毫无根据的。卡提利纳同格拉古兄弟一样，并不要求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依靠无产者夺取政权，然后把无产者变为有产者。 当时，政治生活死气沉沉；无产者同有产者一样，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已经堕落消沉；民主制同贵族制一样，都已岌岌可危；独裁者、皇帝、雇佣军首领和官僚政治的先驱者们登上舞台的道路已经铺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者及其朋友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古代无产阶级一旦丧失了政治权力，也就随着失去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在这种时候，谁要是贫穷，谁就会陷入窘迫的境地。大批的人一无所有，这使罗马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景象。广大群众的赤贫、困苦和不幸成了亟待解决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社会仍然按自己的轨道在继续发展，中等阶层每况愈下，富人越来越富，无产者的数量与日俱增。 可是，这并不是在罗马帝国社会引起震动的唯一的社会问题。自由农的破产导致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崩溃的先声。 罗马社会早在丧失政治功能之前，就已失去了军事功能。农民已经不复存在，民军也随着失去了兵源。取代民军的是专制政体的最有力的支柱——雇佣军。这支军队在国内所向无敌，但在抵御外敌，特别是对付日耳曼人时却力不胜任；日耳曼人当时日益强悍，步步进逼，而罗马的军事力量却明显地衰退了。 这种状况引起了十分重要的经济后果。征服性的战争很少再发生了；无休无止的边境战争如今日益成为单纯的防御战，战斗中损失的人马往往多于俘获的敌兵。奴隶的来源越来越少。充分供应奴隶的渠道一旦断绝，奴隶制的基础就随之崩溃，尤其在农业部门更是如此。当时奴隶制虽然还没有彻底消亡，但它的范围已经日甚一日地局限在维持奢侈生活方面。 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自由农的崛起和自由手工业的振兴。随着奴隶来源的减少，自由的、生机蓬勃的手工业并没有兴起，相反，却出现了工业的倒退和衰落。农业的状况也同样如此。自由农遭到奴隶制经济的摧残，已经一蹶不振；在罗马帝国，凡是自由农已经消失的地方，农民经济就不可能再扎根生长。原因就在于，奴隶制经济虽然越来越无利可图，但大地产却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大地主终究比小地主更有能力抵抗皇家官吏的敲榨勒索，抵抗战争祸患对各地的破坏蹂躏，所以，大地产即使在当时情况下也仍然在进一步扩展。 可是，到了后来，大地主再也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役使奴隶从事农业的经营方式了。这种经营方式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这种方式之外，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制度，即把大片的田产全部或部份地分成若干小块，并把这小片的田产租赁给所谓世袭隶农，以便收取一定的贡赋和租税。在后来长达数百年的君主时代，这些世袭隶农被人们千方百计地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就是中世纪依附农的前身。 人们之所以要把世袭隶农束缚在土地上，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化造成了帝国劳动力的急剧减少。战祸频仍，使人员不足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居民的数量锐减。罗马的统治阶级为了获得隶农、招募新兵，不得不大量吸引未开化的异邦人移居帝国，最后，这些外来移民及其子孙后代构成了帝国军队和农业劳动者的主要成份。 然而这样做仍然不能弥补人员的损耗，于是，人们只好不断地把更落后、更不开化的人迁移到国内来。 罗马文化之所以能盛极一时，是因为有十分充足的劳动力可以供人们任意挥霍使用。一旦失去充足的劳动力，就不会再有丰富的产品，农业和工业就发生倒退，变得越来越衰颓和落后，艺术和科学也就跟着枯萎凋零了。 社会的这种衰落过程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从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28]及其第一批后继者统治下达到辉煌顶点，到民族大迁徙之初陷入颓败潦倒的可悲境地，其间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可是，早在公元一世纪，这种衰落的趋势就已经初露端倪，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就在这衰落的过程中，并借助于这种衰落的势头成长起来了；在整个社会倾圮崩塌的时刻，这股力量要拯救一切尚可拯救的事物，最后，它终于把残存的罗马文化传给了日耳曼人，同时为创建一种崭新的、更高的文化开辟了道路。这个力量就是基督教。 四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本质 同希腊衰亡时期一样，在罗马君主时代，一切敏于思考而又同自己的苦难同胞休戚与共的人们都急切地感到，必须从可怕的境遇中寻求一条出路。 对于这个出路的问题，有过各种不同的回答。柏拉图的理想也一度死而复苏，可是在当时，这种理想所能产生的影响比它当初问世时的影响还要微弱。诚然，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公元三世纪的人）也曾博得上等阶层的欢心，甚至还深受皇帝加列努斯和皇后萨罗尼娜的宠爱，致使他认为有可能在皇帝和皇后的赞助下，按照柏拉图的国家模式建立一个城邦。可是，这位时髦哲学家的沙龙式的共产主义，仅仅是无所事事的达官贵人借以消磨时间的许多娱乐中的一种形式罢了。当时除了给移民区安上一个新鲜名称——“柏拉图城邦”——以外，根本就没有试行过柏罗丁的计划。 人们普遍地对国家政权表示怀疑和冷淡；社会的机体腐朽到了极点，以致谁都不再指望有哪一位尘世凡人能使社会的机体死而复生，即使是最有威权的罗马皇帝也无能为力。只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一种神异的奇迹才能成就这种事业。 那些不相信奇迹会发生的人，不是在忧郁的悲观情绪中消沉下去，就是在浑浑噩噩的享受中麻醉自己。而那些生性乐观、充满热情的人既不愿悲观沉沦，又不甘于浑沌度日，于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开始相信奇迹可能发生。 在人民群众最底层生活的一些充满热情的人中间，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的衰落使这些人感受到最沉重的压力，他们既没有钱财去过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也不会产生醉酒以后接踵而来的、往往导致悲观主义的颓丧情绪。在这些人中间首先萌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天上的拯救者不久就要降临，他将在人间建立一个美妙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没有战争，没有贫困，到处是一片欢乐、和平和富裕的景象，幸福的生活将永世长存。这个拯救者就是涂了圣油的主——基督。[29] 人们一旦确信奇迹会发生，就会冲破一切藩篱而张开幻想的羽翼，每一个善男信女都可以对未来的天国进行极度夸张的想象。在他们看来，不仅是社会，而且整个自然界都将发生变化，一切祸患都将在自然界消失净尽，一切消费资料都将由自然界奉献出来，以极其充足的数量供人类享用。[30] 所谓《约翰启示录》就是表达这种期望的一部著名的基督教著作。这部著作大约写于尼禄[31]去世后不久，书中宣告，在不远的将来，重返人世的恶魔尼禄和重返人世的基督将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整个世界都将卷入这场斗争。基督将在斗争中大获全胜，并建立一个千年王国；虔诚的信徒将同基督一起治理这个国家，他们将永生不死。不仅如此，在千年王国期满之后，还将出现一片新的天宇和新的大地，大地上将出现新的耶路撒冷——那是一个极乐之地。 千年王国——这是原始基督教设想的未来国家。根据这个名称，人们把基督教各宗各派中产生的一切对未来新社会的狂想都称作锡利亚式的狂想。[32] 在基督教诞生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许多传教士都以《约翰启示录》为依据，宣说锡利亚式的狂想，有些传教士——如伊里奈乌斯（公元二世纪的人）和拉克坦提乌斯（公元320年左右在世）——还以极其浓重热烈、栩栩如生的色彩细致地描绘了未来的人间天堂。[33]可是，基督教信徒的队伍越是扩大，越是超出不幸者和受压迫者，即无产者和奴隶及其朋友们的范围，而把权势者和富人也容纳在内，锡利亚教义就越是遭到官方教会的憎恨，因为这种教义毕竟带有某种革命的意味，它终究预言了现存社会将被推翻。 原始基督教精神生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诚然是锡利亚式的狂想。可是，它那注重实际的共产主义倾向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原始基督教在当时的统治者面前也是一支不可制服的力量，因为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东西。不仅是它那虔诚的狂想，而且还有它所发挥的实际作用，都使它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现在就来考察它的实际作用。 我们知道，广大群众的普遍贫困是君主时代的严重社会问题。国家虽然想方设法解决贫困问题，但所有措施都徒劳无功。有些皇帝和民间人士也曾试图通过慈善的布施来济贫。可是这点施舍无异于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问题，况且，贪得无厌的罗马官僚机构也不可能很好地执行这类措施。 悲观主义者和贪图享受的人对于群众的贫困，同对于国家和社会中的其他灾难一样，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宣称，这种贫困状况的确可悲，但却是无可避免的；对于无可避免的事情，洞悉事理的人不应当强行抗御。 而生性乐观、满怀热情的人和承受苦难的无产者却采取另一种态度。他们无法平心静气地袖手旁观；他们不能不为消除贫困而努力。如痴如狂地梦想弥赛亚[34]会从九霄云外给人间带来幸福，这对贫苦的人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那些首创锡利亚教义的人便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着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问题。 毫无疑问，他们的措施同格拉古兄弟的措施是截然不同的。当初，格拉古兄弟求助于国家；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政权为自己服务。现在，一切政治运动都已停止，国家政权普遍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新兴的社会改革家不打算依靠国家，而决定撇开国家，通过建立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特殊组织来改革社会。 他们同格拉古兄弟还有一个区别，而这个区别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格拉古兄弟领导的运动有一半是乡村运动；这场运动不单是依靠城市无产者，而且也依靠破产的农民。而且，这场运动企图把城市无产者也变成农民。当时，城市无产阶级的根柢确实有一半还深植于农民阶级之中。 而在君主时代，城市与乡村已经完全分离。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构成了两个互不了解的国度。基督教运动在其发轫时期纯粹是大城市的运动——这种性质是如此鲜明，以致当时“乡村人”和“非基督徒”竟成了同义语。后世的基督徒也沿用“Paganus”一词（拉丁语，意为“村民”）来称呼“异教徒”。 格拉古兄弟的社会改革与基督教社会改革之间的重大区别，同上述情况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意图是，用农民经济压倒大规模的农场经济和牧场经济；这种改革也触及当时的财产分配关系，但这样做是为了给生产方式的改革开辟道路。而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场改革就不能不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分析。 对于早期的基督教来说，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是大城市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劳动。在这些人眼中，生产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们所效法的榜样是田野上的百合花：这种生物既不耕耘播种，也不纺纱织布，但照常活得生意盎然。这些人也力争改变财产分配关系，但他们不是着眼于生产资料，而是着眼于消费资料。对于那时的无产者来说，消费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罕事。在罗马共和国末期，人们时常公开地向穷苦大众施舍食品，或给他们分配粮食，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惯例，直到君主时代初期，这种惯例还保持未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希望把这类施舍和分配变成一种制度，争取在现有的消费资料方面按一定的规则实行共产主义(其中一部份资料平均分配，另一部份资料共同使用)——所有这些想法，难道不是极容易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吗？ 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不久以后，便出现了贯彻这种思想的共产主义团体。第一批这样的团体是在经济最发达的地中海东部国家，特别是在犹太人中间组成的。犹太人比基督徒先走一步，早就已经表达了《约翰启示录》所描述的种种期望，而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埃萨伊教派。[35] 约瑟夫[36]在谈到埃萨伊教派时这样写道： “他们认为财富是不足挂齿的东西，而对于财产的公有，他们却推崇备至；在他们中间，看不到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富有。他们订有法规，要求一切志愿参加他们的教团的人都必须交出自己的财产，供大家共同使用，因此，在他们中间，既没有人感到贫困拮据，也没有人占据富余的物资，大家情同手足，共同占有一切财物。……他们不是聚居在一个城市，而是散居在所有的城市，并建有自己的特殊住宅；如果本教团中有人从外地移居到他们这里，他们就把自己的财产分给这些异乡人，于是，异乡来客就可以享用这些财产，就象享用自己的财产一样。埃萨伊教团的成员可以无拘无束地互相访问作客，即使他们素昧平生，也会象毕生知交一样相处。他们在国内旅行时，只随身携带一件武器，用以对村盗匪，除此之外不带任何东西。在每一座城市，他们都有一位专管接待的人，他会给来客提供衣服和食品。……他们之间不做任何买卖交易；如果某个成员给别的成员提供了一些物品，以救人之急，他就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所亟需的东西。即便他拿不出任何东西供给别人，他也可以十分坦然地请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无论向谁提出这种要求都无不可。”[37] 基督徒在开头一段时间也作了种种努力，争取全面地实行共产主义。据《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记载，耶稣曾对一个富家子弟这样说过 “你若愿意作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38] 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32、34节）中有一段文字，对耶路撒冷的第一批教徒作了如下描述： “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众所周知，亚拿尼亚和撒非喇[39]因为向教徒们隐瞒了自己部分钱财，就受到上帝的惩罚，被处以死刑[40]。 事实上，这种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是要把一切生产资料转变为消费资料，再把消费资料分配给穷人。如果这样的共产主义得到普遍的推行，那就意味着全部生产的终结。早期的基督徒是一些真正的乞丐式的哲学家，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可是不管怎样，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毕竟不能长期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 当时的生产水平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督徒们也无法逾越这个界限。于是，他们只得竭力把私有制和共产主义这两者结合起来。然而在进行这种结合的时候，他们不可能象柏拉图那样，把共产主义规定为贵族的特权，而让人民群众继续保持私有制。因为在当时，恰恰是人民群众需要实行共产主义。 他们采用了下列方式来实现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结合，即让每一个人都保留自己的财产，特别是保留自己在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而仅仅要求在享受与使用方面——特别是在对生活资料的享受与使用方面——实行共产主义。 当然，对两者进行这样的区分并不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当时人们在经济问题上还不可能划分如此严格的界线。可是，实践却日益明显地导致了这种结果。 按照这个原则，有产者可以保留并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首先是保留和利用自己的地产；至于他们所占有和赢得的消费资料——粮食、衣服、住宅，以及用来购买上述消费资料的货币——则应当提供给基督教教区使用。“所以，财富的公有仅仅体现在共同使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基督徒在加入兄弟的联盟之后，都对整个教区全体成员的财富享有某种权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提出要求，让富裕的成员分一部分财产给自己，以解燃眉之急。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使用自己的兄弟们的财富；拥有财产的基督徒不得拒绝自己的贫苦兄弟提出的利用和使用这些财产的要求。例如，一个没有房屋的基督徒可以向另一个拥有两三间房屋的基督徒提出要求，请后者分给自己一间住房；当然，后者仍继续保留房屋的产权。可是，按照共同使用的原则，后者必须把一间住房交付别人使用。”[41] 教区筹集一切可以运输的生活资料以及货币，并选出自己的公职人员，来掌管这些捐赠财物的分配事宜。 由于基督教承认了私有制（尽管是部分地承认），这就打破了它在初期追求的那种共产主义的完整性。而到了后来，这种共产主义的完整性还要遭到进一步的削弱。 我们在考察柏拉图理想国时已经看到，实行消费共产主义同取消家庭和个体婚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要达到取消家庭和个体婚姻的目的，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实行妻子儿女的公有，另一种是弃绝两性关系，坚持独身主义。柏拉图选择了前一种途径，埃萨伊教派选择了后一种途径。这个教派崇尚永不婚嫁的独身生活。同样，基督教在一开始主张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曾力图向家庭和婚姻发起攻击，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大都是奉行禁欲主义，这同当时的抑郁伤感的气氛是十分吻合的；当然，那时也有一些基督教宗派公开宣扬取消家庭和婚姻，认为这样才更富有人生的乐趣，他们还亲身实践这种主张，如公元二世纪诺斯替教派中的一个派别——亚当派就是一个例证。 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29节）中，基督声称： “无论任何人为我的缘故而抛弃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田产，都要得到一百倍的报酬，并能享受永远的生命。” 在《路加福音》中，基督大声疾呼：[42]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43] 所有的原始基督教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竭力取消家庭生活。因此，在这些团体中有一条规定，即每天共同用餐。（参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46节。）教徒的这种友爱聚餐会相当于斯巴达人和柏拉图理想国中规定的集体用餐。[44]这是在消费资料方面推行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 可是，如前所述，基督教不可能超越小规模经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界限。而个体家庭却必然同小规模经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这种家庭并不只是男子与妇女、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形式，而且也是经济单位。由于基督教不可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它也就不得不让世代相传的家庭形式继续沿袭下去，尽管这种形式同消费共产主义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归根结底，不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性质。完全的共产主义有碍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同样，竭力取消家庭和婚姻的做法也同在全社会广泛传播基督教的目标背道而驰。这种做法始终只是局限在个别宗派和团体的范围之内。它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实施。 这个事实再次表明，物质条件比思想观念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思想观念是受物质条件制约的。教会在不可抵御的压力下，被迫使自己的教义适应于随着它的发展而改变了的形势。由于共产主义的传统无法根绝，它们便竭力对这种传统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琐细繁芜的论证，竭力把这种传统与现实调和起来；这类论证近似于当时那种专事索隐抉微、而不进行深入研究的哲学。 基督教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已经不再为解决贫困问题、消除贫富悬殊而努力了。当初，第一批基督徒还曾宣称：富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施舍给穷人，从而使自己也降到清贫的地位，那就不能进入天国，也就是说，不能加入基督教团体；唯有穷人才能升入天堂。而现在，人们却对这种纯粹的物质关系重新作了解释，把它说成是精神领域的关系。 拉秦格尔[45]在《教会济贫史》（1860年巴伐利亚的弗赖堡版）一书中描述了早期教会神学家在财产问题上的思想特征，他写道：“教会完全是为穷人而设立的，富人被摈除在外。而要摆脱财产的羁绊，并不需要放弃财产，他（指富人）只要放弃对财产的奢侈享受，放弃对财产孜孜以求的兴趣，一句话，放弃贪婪的欲望就行了。……富人还必须使自己的心灵同尘世间的一切财产保持距离；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管家，虽然占有财产，却完全同一无所有的人一样；他只能拿出必不可少的一点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作为上帝委托的忠心耿耿的经管人，他应当把其余的一切都用来帮助穷人。”同富人一样，穷人也不得追求尘世的财产；他必须乐天知命，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富人扔给他的残羹剩饭。（见第9、10页。） 这是多么机巧圆通！富人无需再放弃自己的财产，而只要使自己的心灵同尘世间的财产保持距离就行了；他可以占有财产，却又象一无所有的人一样！这样一来，基督教便巧妙地同它最初实行的共产主义宗旨协调起来了。 不过，尽管基督教的锐气已经减弱，它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仍然为克服贫困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虽然它没有根除贫困，但它毕竟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减轻了广大群众由于贫穷而产生的痛苦，在这方面，它确实是遥遥领先，成了当时最有实绩的组织。这也许就是它取得成功的一根最重要的杠杆。 然而，基督教的影响越大，它在当时的社会问题面前就越显得孱弱无力；而在当初，它正是从这些社会问题中汲取了自己的力量。基督教不仅无力消除它所面临的种种阶级差别，而且，随着它的势力日益强盛、财富日益增多，它自己还造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对立；教会中出现了一个统治阶级，即教士集团；广大的普通教徒[46]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基督教各教区最初实行完全的自治。教区的最高信托人，即主教和长老，由教徒们在自己中间选举产生，这些信托人有责任向教徒报告自己的工作。他们不能从自己担负的职务中获取任何利益。 可是，个别的教区一旦扩大了范围、增添了财产，领导者所承担的任务就骤然増多，这些任务纷纭繁复，以致不可能在从事普通职业的同时附带完成。于是便出现了分工，基督教区的各种职务成了大批人员从事的专门职业。从这时起，教会的财产就再也不可能完全用于周济穷人了：人们必须从中取出一部分来支付这些财产的管理费用，承担集会场所的修建开支，并保证神职人员的生活来源。 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了教区的主体成分呢？是流氓无产者或劳动无产者，后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同流氓无产者相差无几。这一类人从来就无力保持民主制度所赋予他们的权利。无论是在共和国里，还是在教会中，他们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正如他们在共和国时代将自己的权利出卖给权贵一样，如今在教会里，他们又将自己的权利出卖给主教，从而丧失了一切权利。 主教负责管理本教会，亦即本教区的财产，并决定教会的财产如何使用。因此，在流氓无产者面前，主教握有无比巨大的权力；而且，教会积聚的财富越是增多，主教手中的权力就越是膨胀。这些主教越来越独立于自己的选民之外，而选民们则日甚一日地依附于主教。 与这一发展过程同时出现的另一种趋势是，一些早先完全独立的教区日益紧密地结成了大型的联合体，即总教会。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目标，以及共同遭受的种种迫害，早就促使一些教区通过书信往来和互派使者建立了联系；到了公元2世纪末期，希腊境内和亚洲地区的许多教区已经十分紧密地联合起来，一些省区的教会建立了更加稳固的联合组织，这些组织的最高机构是信托人代表大会，即主教会议。随着这种机构的产生，各教区的自治权限就大大地缩小了，这就更有利于主教们抬高自己的地位，凌驾于本教区的教徒之上。 最后，帝国境内的所有教区终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早在公元4世纪，它们就已经召开了若干次帝国宗教会议（第一次会议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47]）。 在宗教会议上，左右局势的是那些钱财最多、势力最强的教区派来的主教。所以，罗马的主教最终赢得了西方基督教的领袖地位。 这一发展过程从始至终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其中有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因为国家政权不容许出现一个新的国中之国；也有个别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斗争；还有平民和教士集团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往往是平民遭到失败。平民们只享有一种权利，那就是对教会的神职人员点头表示同意，这种状况早在公元3世纪就已出现，而且几乎遍于国中；教会的神职人员组成了一个体系严整的集团，他们自行增补人员，并有权任意处置教会的财产。 从此，在罗马帝国，教会就成了向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物提供机遇的组织，使他们有条件升迁发迹，飞黄腾达。自从政治生活僵死沉寂以后，在政界谋取功名的道路便已断绝；出征作战的任务几乎完全由雇佣的野蛮人去承担；艺术与科学奄奄一息，只能在艰难竭蹶中撑持门面；国家的管理机构则已衰朽僵化，而且越来越腐败堕落。只有教会里还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也只有在那里才最容易步步高升，取得某种社会权力。世俗社会中凡是有一点能力和才智的人，几乎都纷纷皈依基督教，并在其中谋求教会职业；在同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教会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它开始着手利用国家政权为自己效劳了。 公元4世纪初，一个机敏狡黠、觊觎王位的人——君士坦丁[48]——已经发现，只有拥戴基督的上帝，也就是说，只有同基督教的教士集团友好相处，才能稳操胜券。在他的支持下，基督教成了在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久以后，又成了国内唯一的宗教。 从这时起，教会的财产就以迅猛的速度不断积累起来。皇帝和私人竞相捐赠财物，来买取这个新兴权力集团的欢心。另一方面，皇帝还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国家和城市的一系列任务交给教会官僚机构去完成，因为昏庸腐败的国家官僚机构已经无力完成这些任务。当然，这些任务也必然同时为教会开辟固定收入的渠道。 在这之前，教徒向教会捐赠财物完全是出于自愿。教会自从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以后，就开始暗中谋划，准备定期征收捐税。起初，它们还只是采用道德说教的方法来抽取是什一税，到了后来，便不惜采取强制手段来达到目的。[49] 这时，教会已经非常富有，同时，教会中的教士集团也已经完全脱离普通教徒而独立。毫不奇怪，随着财产的增多，教会在管理这些财产时就越来越漠视穷人的利益！教士集团独自享用这些财产，贪婪靡费之风在教会蔓延，尤其是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等地，这种风气格外炽盛。教会从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慈善机构变成了世间绝无仅有的一部极其庞大的剥削机器，早在公元五世纪，罗马教会就确立了一条常规，要求将教会的收入分成四份，其中一份归主教，一份归主教属下的教士集团，一份用来支付礼拜活动的费用（建筑和维修教堂等等），只有一份用来接济穷人。穷人的全部所得加在一起仅仅等于主教一个人的收入！ 可是，采取这种一分为四的措施，很可能并不是为了对穷人表示歧视，相反，倒是为了对穷人加以保护，因为倘若不采取这种措施，牧师老爷将会独自挥霍教会的全部财产。 煞而，只要孕育产生基督教的那些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基督教所蕴涵的共产主义思想就不可能被窒息消灭。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整个期间，直至民族大迁徙时期，教会的财产一直被人们看成是穷人的财产，任何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任何一次教会会议都没有对这一点妄加否定。当然，用于管理这些财产的开支是十分庞大的，它有时竟抵销了全部的收入，这是绝大多数慈善机关的共同特征。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宣称，说那些管理财产的人就是财产的所有者。 人们如果迈出这一步，那就等于完全勾销了教会最初实行的共产主义宗旨；只是在后来，当武装入侵的日耳曼人彻底改变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社会基础之后，人们才有可能迈出这最后一步。 五中世纪教会的财产 基督教没有也不可能创立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发动一场社会革命。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拯救罗马帝国，使之免于灭亡。如果说，罗马帝国在整个社会百孔千疮的情况下居然能生存下来，并苟延性命达几百年之久，那么，这并不是基督教的功德，而是信奉异教的蛮族——日耳曼人的功劳。那时，日耳曼人充当雇佣兵，并移居到帝国境内从事农业劳动，成了撑持这个没落社会的支柱。 可是，实行雇佣兵制度和移民垦殖政策，并不能使蜂拥而至的日耳曼人得到满足。推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日耳曼人清楚地看到了帝国的弱点，同时也使他们见识了那些只有在罗马帝国才能得到的享受，这就更加激起了他们南征的欲望。终于，日耳曼军队象潮水一般涌来，席卷整个帝国，各路人马互相倾轧，争先恐后地抢掠财产；后来，混乱渐渐平息，个别部族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国家，这才开始形成新的社会秩序。 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人还处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阶段。各个部族、地区和村落组成合作团体，即马尔克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制。当然，房屋住宅已经成为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耕地也分配给各个家庭专门使用。但是，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公社，牧场、森林和水源也都归集体使用。 在罗马君主时代的没落社会中，穷苦贫困、一无所有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自从民族大迁徙以后，这种现象就不再普遍存在了。当然，在中世纪，群众也经常陷入困苦的境地，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而是由于发生了灾荒、战祸或瘟疫。而且，这种困苦往往是暂时的，而不会是终身的不幸。不管在哪里，贫苦的人都不会孤立无援，他们所属的公社会保护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 教会的慈善事业已经不再是维持社会生存的必要因素了。在那个时代的疾风暴雨中，教会组织之所以能保全自己，完全是因为它随机应变，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从一个慈善机关变成了一个政治机构。它不仅拥有财富，而且还行使政治职能，这就是它在中世纪享有权势的主要原因。在新旧社会大规模交替转换的暴风骤雨中，教会保住了自己的财产。不管它的财产曾有多大损失，它都会分毫不差地重新弥补起来，甚至还会赢得更多的财产。在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国家，教会都成了首屈一指的大土地所有者，它们通常占有国内三分之一的土地，有些地区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比例。 这时，教会的大宗财产已经根本不再是穷人的财产了。查理大帝[50]曾经设想过，在法兰克王国，可以象袭用罗马帝国的其他规定一样，也不妨援例将教会的财产一分为四。可是，这项措施同他所设想的其他大多数“改革”措施一样，也是书写在羊皮纸上的官样文章——完全是一纸空文。查理去世以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一部无耻杜撰、大胆作伪的文献汇编——伊西多尔的教谕[51]；这部文献意在为教皇的统治权辩护，它成了教皇制定政策的法律根据。在教会财产的问题上，这些“教谕”规定：教会的财产是穷人的财产；而所谓“穷人”，只能理解为神职人员，因为只有他们立下了誓言，决心坚守清贫。这种理论广泛流行，从此，教会的财产就被看成是教士集团的财产了。到了12世纪，这种理论又有了合乎逻辑的发展，人们宣称：教会的一切财产都属于教皇；教皇可以随意处置教会的一切财产。 这种观点同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吻合，它反映了教会在国家和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而教皇又在教会中享有统治地位的事实真相。 教会财产的性质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它迫使人们在神职人员中实行永不婚配的独身制度。自古以来，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原因，教会中有许多派别始终希望在神职人员中实行独身制度，有时候，它们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可是，所有这些派别都没有实现它们的奋斗目标。而现在，一种物质利益同这个奋斗目标发生了联系，人们在教会财产问题上产生的忧虑不安可以通过这条途径得到消除；只有在这时候，争取实行独身制度的种种努力才获得成功。先前，当教会的财产还被看成是全体教徒的财产，而主教们仅仅对这些财产行使管理职权的时候，神职人员的家庭对教会财产的保存并未构成严重的威胁。可是，一旦教会财产成了教士集团的私产，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时，每一个有子女的教士都力图把教会财产尽量分给自己的子女。“牧师的儿子不仅继承其父的遗产，而且还要求把其父早先享用过的那些教会财产当作他们的遗产来据为己有，这样的事情日日发生，屡见不鲜！”（引自吉泽布莱希特：《德国君主时代的历史》，第2卷，第406页。）对于这种状况，人们怨恨填膺，例如，在1014—1020年间召开的提契诺宗教会议上，本尼狄克八世愤愤地指出：“那些卑鄙无耻的父亲（指已经结婚成家的僧侣）为自己的卑鄙无耻的儿子们赢得了大量的田产、大片的庄园，以及一切能够捞到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从教会的财富中挖出去的——因为除了教会的财富之外，这些人一无所有……”（转引自吉泽勒尔：《教会历史教科书》，1831年波恩版，第1卷第282页。正是吉泽勒尔提醒我们注意到了教会的财产与僧侣的独身制度之间的联系。）然而，只有当教皇的独裁统治在教会中牢固确立以后，教士们肆意为子女捞取财产的行为才得到有效的制止。那时，教皇权力机关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对牧师缔结婚姻。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首先发起这一行动；刚毅果断的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继而以无比坚决的手段贯彻了禁止牧师结婚的命令。可是，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这道禁令直到很久以后才得到普遍的承认。公元1220年左右，在列日还有身居要职而又娶有妻室的僧侣；直至1230年左右，在苏黎世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参看吉泽勒尔的前引著作，第290页）。 在宗教改革中，教会财产变成了世俗财产，被诸侯们强行占有；神职人员变成了国家官吏，靠自己的薪俸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在神职人员中实行独身制度当然就毫无意义了。新教的神职人员可以随意生男育女，只是再也没有教会财产可以分给自己的子女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世纪的教会财产已经不再是穷人的财产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面对当时的穷人，中世纪的教会组织根本就没有任何扶危济困的行动。在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虽然没有出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某些城市可能有例外的情况），但有时也会出现大批处境艰难的人，正如上文所述，在灾荒岁月，有忍讥挨饿者；在瘟疫流行时，有身患疾病者和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者；在战争年代，甚至还有遭到入侵敌军的驱逐、从邻区或远方跋涉而来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所有这些人，教会都予以接待。 在中世纪，对这样一些处境艰难的人提供援助，被认为是每一个有产者，特别是每一个土地所有者应尽的义务，所以，扶困济贫也就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教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之所以尽这种义务，并非因为它是一种专门的慈善机构，而是由于它跻身于有产者的行列；它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遵循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基督教原则，而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异教的原则，一种连处于低级文明阶段的所有民族也都共同奉行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热诚待客。 一切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民族，或者至少还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传统的民族，都喜欢平分财富、同甘共苦，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也正是在这样的民族中，一个陌生人的到来会成为一件非同寻常、众所嘱目的事情，大家都不可能在这个人面前态度冷漠，淡然处之；他们根据陌生人的出身和表现，可能会把他视为仇敌，向他发起攻击，也可能会把他奉为上宾，将他看成是自己家庭中令人尊敬的一员；可能会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也可能会尽其所有，给他提供居住的房舍和丰盛的饮食，有时甚至会为他准备结婚的新房。 只要所谓自然经济依然存在，只要人们不是为市场或顾客而生产，不是为销售而生产，而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人们就总是喜欢在满足家庭的需要之后，让大家共同享用自己的生产所创造的剩余财富。中世纪盛行这种生产方式，至少在农业中，这种生产方式占有主导地位，而在当时，农业生产部门对于整个社会生活都具有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 生产越发展，每一座农庄获取的剩余财富就越多。特别是在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国王、高等贵族、主教和寺院的僧侣那里，积累起了数额惊人的富余的生活资料，他们不可能把这些生活资料拿去销售，而只能用来充当饲料。他们利用这些生活资料来供养庞大的军队，雇佣手工业者和艺术家，同时也十分慷慨地款待宾客。那时候，一个富人如果对一个初次登门、和蔼友善的陌生来客提出的饮食和住宿方面的要求表示拒绝，那就会被世人视为极不光采的行为。 主教和寺院的僧侣给饥肠辘犍的人提供食品，给赤身露体的人提供衣衫，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栖身之所。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中世纪的每一个有产者习以为常的举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同别人至多只有一点区别：由于他们是国内的首富，因而可以比其他有产者表现得更加慷慨大方。 可是，人们一旦开始从事商品生产，即从事以销售为目的的生产，一旦建立了销行各种产品的市场，热诚待客的风尚便迅速地消失了。这时，各个经济单位就有了条件，可以将自己的剩余财物换成货币；而货币乃是产生权势的巨大源泉，是人们永远不厌其多的东西，它不会腐烂变质，便于收藏积累。于是，人们对于共同享用剩余财物就再也不感兴趣了，他们开始满怀热情地储存囤积金钱财宝，贪得无厌的欲望扼杀了慷慨助人的精神。 这种所谓的货币经济排斥自然经济的势头越是猛烈，有产者们款待客人的热情和慷慨解囊的兴趣就越是低落。货币经济排斥自然经济的现象起初出现于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而从13世纪起使迅速地遍及欧洲其他各地。 随着慷慨助人的风气渐渐消歇，贫民的数量便与日俱增。商品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在某些地区甚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从这种种迹象来看，古代某些国家经历过的那种始而昌盛、继而败落、终至灭亡的发展进程似乎又要重演了。 可是，中世纪的社会没有重蹈覆辙；它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奴隶制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消亡。 六奴隶制的消亡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奴隶制是由基督教铲除的。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见解。基督教在其发韧阶段，在它还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也许对奴隶制进行过原则上的抵制，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相反，在我们所看到的最古老的基督教文献典籍中，凡是提到奴隶制的地方，作者都持肯定的态度，甚至还劝导奴隶在自己的主人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基督教之所以会造成一种铲除奴隶制的假象，是因为在罗马帝国，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和奴隶制的衰退是同步发生的。关于奴隶制衰退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分析。奴隶制经济造成了帝国日益贫困、人口锐减的局面，其结果就使帝国的军事力量衰落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可能赢得战争，也就不可能获得战俘，于是，奴隶的来源就随之断绝。在这种情况下，奴隶日益成为一种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而不再是可以生财赢利的剥削对象了。 当日耳曼人在民族大迁徙时期象潮水一般席卷罗马帝国，并占领这个国家时，那里的奴隶制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日耳曼人在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划出一部分据为己有，开始定居下来，他们那种百折不挠的农民的锐气使这个国家——或者确切地说，使所有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国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然而这一次，这股新兴力量却再也不可能重建一种新的奴隶制经济了。当时，日耳曼各部族刚刚定居下来，刚刚皈依基督教，也就是说，他们刚刚对残存的罗马文化及其生产方式有了几分了解，许多居无定所、到处流徙的游牧民族和海上民族便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在东部，有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在北部，有诺曼人；在南部和东部，有阿拉伯人和萨拉森人。从8世纪到11世纪，这些入侵者不断地骚扰劫掠，使西方的基督徒深受其害，甚至常常使他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再去夺取奴隶了，相反，他们自己已经被猎取奴隶和贩卖奴隶的人们所瞄准，成为可以牟取暴利的货物。那时在“异教徒"中，有大批的基督徒在充当奴隶；而在基督徒那里，异教徒出身的奴隶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昂贵。 当然，在基督徒的市场上，异教徒出身的奴隶也并没有完全绝迹。据记载，在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境内还有买卖奴隶的事情发生。1307年，萨伏依的阿马戴乌斯六世就在君士坦丁堡买过两个女奴。[52]在热那亚，一个“身体健康、没有暗疾”的鞑靼女奴在1384年售价为1049里拉，到了1389年，售价为1312里拉。奴隶商贩在取货的时候，一般都是支付现金。在这一时期的城市法典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许多多有关奴隶的规定（参看尤利·克罗内：《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特宗教战争史话》，1844年莱比锡版，第16页）。 人们使用这些奴隶，仅仅是为了享受奢侈的生活。当时，要想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已经不可能了。在日耳曼诸国，从传统的罗马生产方式发展产生的新的生产方式不得不从一开始就作好准备，争取在没有奴隶的条件下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奴隶制最后之所以归于灭亡，并不是由于基督教唤醒了人们分辨是非的天良，而仅仅是由于奴隶的来源十分紧缺和匮乏，我们只要看一看下述事实，对这一论断就不难理解了：当基督徒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重新对“不信神明的人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恰恰是那些冲锋陷阵的基督徒首先开始了抢夺和贩卖奴隶的勾当。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们同后来在非洲活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样，劲头十足地经营着抢夺和贩卖奴隶的事业。1454年1月8日，教皇尼古拉五世在教谕中明确宣布，允许“将所有萨拉森人、异教徒以及其他与基督为敌者变成永生永世的奴隶”；后来，克雷芒五世（1523—1534年在位）[53]又进一步扩大这种“权利”，宣布它适用于一切异端分子（参看路德维希·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改良派》，1885年莱比锡版，第480页）。然而，当时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已经使奴隶劳动在整个欧洲成为多余的东西了。 奴隶依然只是一种奢侈品，可是，当欧洲列强征服和开辟了海外殖民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发现，殖民地还没有具备推行欧洲生产方式的条件，在那里，驱使奴隶从事劳动是有利可图的。从此，掠夺奴隶、买卖奴隶、以及榨取奴隶血汗的勾当，又成了欧洲基督徒营私牟利的重要手段；无论是罗马教会，还是任何一个高级的新教教会，都没有对这类行径表示过异议。 正如罗马帝国当初不可能继续依靠奴隶从事生产一样，在民族大迁徙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国家里，也不可能采取这种役使奴隶的生产方式了。先前，在罗马帝国的农业部门，曾经实行过世袭佃农制，以取代奴隶生产制，现在，日耳曼各国也实行了类似的制度，有时候，它们甚至直接仿效罗马的成规。 在那个时代，如果迫使农民离乡背井，那就太愚蠢了。当时缺少的并不是土地，而是人。在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各国，富人和权贵——即主教和修道院长，国王和公爵，以及他们的随从和宠臣们——并不希图以奴隶经济取代农民经济；相反，他们力求使农民依附于自己，让农民承担缴租税、服徭役的义务，以便通过这种手段来充分利用农民所处的困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当然不能不免除农民的一些负担，因为这些负担箝制了农民的手脚，使正常的农民经济无法得到发展；在所有负担中，首先必须免除的就是兵役。 于是，农民便纷纷前去投靠某个权势者，置身于他的庇护之下，同时向他承诺义务，保证年复一年地交纳固定数量的农产品，并完成固定天数的劳动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免服兵役。他们的保护人或地主会指派自己的随从或仆役去顶替他们的名额。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种招募佃农的方式。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各国都保存了罗马时代的一些大庄园，尤其是教会占有的大庄园更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因为教会历来最善于精心维护自己的利益。皇帝的赏赐又造成了新的大土地所有者。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许多土地失去了主人；农业的进步又使许多土地变成了可以耕种的农田。而在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一定数量的居民所需要的维持生计的土地面积，要远远少于他们依靠畜牧或狩猎为生时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前曾为人民提供食物，是一些马尔克公社的公共财产，而现在，这些森林对于公社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国王便将这些森林收归己有，将它们同其他荒地一起，赏赐或租借给宠臣和权贵，并优先照顾主教和寺院的僧侣。这样一来，这些新的地主为了把自己占有的财产利用起来，便竭力吸引农民前来垦荒种地。在农民承诺一定的赋税和劳役的前提下，地主将田园租借给农民——当然是连同公用牧场和公用树林一起租借，否则，农民将无法经营。 每一个地主既然千方百计地把大量新农民招揽过来，他就势必要煞费苦心地防止农民从他那里外流出去。他使用自己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包括合乎道义的手段和违背道义的手段、合法的手段和非法的手段，总之，务必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前一直享有自由的农民，如今不仅要交租纳贡，而且还沦落到依附于人的地步。 可是，不管农民处于何等屈辱的境地，他们的地位仍然要高于奴隶。在一个国家中，奴隶们人地生疏；在一同为奴的伙伴中，他们也是互不相识；他们享受不到丝毫的权利，而仅仅充当一种工具；他们没有任何可以立足的基础，能据以进行持久的阶级斗争，以争取本阶级的解放。诚然，我们也掌握一些奴隶起义的史实，可是，那种短暂的暴动至多只能使起义的参加者获得自由，却不可能对奴隶制度本身产生任何影响。奴隶暴动的目的并不是要根除奴隶制，而是要逃离奴隶主的牢笼。无论在什么地方，奴隶们都从未进行过坚韧持久的阶级斗争，以实现消灭奴隶制的目标。 中世纪依附农的处境与奴隶不同。他们并不是毫无权利的人；他们所承担的徭役和贡赋有确定的限额，不能随意增减，谁要想作任何一点变动，都必须经过反复协商或讨价还价才能使他们接受。而且，在地主面前，依附农并不是分散孤立的个体。每一个农民，不论是处于依附的地位，还是享有自由的权利，都是马尔克公社的成员，他们与公社保持一致、休戚与共。在任何时候，农民都把这个组织看成是自己的坚强后盾。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农民就有可能向地主进行十分有力的反抗了；事实上，农民也经常开展这种斗争。整个中世纪都充满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在有利的条件下，这种斗争最后往往使农民重新获得解放，使他们不仅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且还摆脱纳税进贡的义务，直至推翻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 城市手工业者的状况比农民更好。他们最后在各个地方都摆脱了人身摆脱了封建领主的控制。 从12世纪起，在基督教文化区刚刚遏制住来犯的敌人之后，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手工业者由于获得了自由，便立即以迅猛的速度发展技术。这些技术超越了古代的水平，给手工业者带来了福利和声誉，而他们自己又进一步从这些成果中汲取了新的力量，以便向扼杀自由的势力进行抗争。 这样，那个历来只允许古代社会向前发展到一定程度、接着便使社会向后倒退的力量——奴隶制，就没有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找到立足之地。 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也就与古代截然不同了。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是处于各阶级的最底层，他们的地位要高于奴隶，因此，他们往往企图让奴隶来承担自己的生活费用，也就是说，依靠奴隶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自己则坐享其成。有一些古代无产者尽管并不是流氓无产者，而是工人、手工业者，但也同样沾染了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这个在社会中安享寄生生活，并仰赖社会而求得生存的流氓无产阶级，决定了古代整个无产阶级的特征。 到了中世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这时已经处于各阶级的最底层。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地位更低的阶级可供自己剥削，以便赖以为生。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无产阶级中享受寄生生活的那一部份人——流氓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在古代某些时期的一些通都大邑中那样获得规模较大的发展。他们再也没有希望象古罗马的流氓无产阶级那样，在国内形成一种力量；也没有希望象大部份无产者当初还能做到的那样，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争得无忧无虑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能维持一种凄惨悲凉的乞丐生涯。 然而，就在中世纪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比古罗马时代大大减少，在力量上比先前大大削弱，在生活上格外步履艰难的时候，在这个阶级之上，却出现了一个自由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在社会上的力量和影响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古代先驱。他们从劳动中汲取力量，靠劳动来树立威望，劳动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要素。他们不是依靠别人的劳动，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谋求幸福。当然，在这个社会集团的范围内，也会有一些地地道道的无产者阶层，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倾向于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近似于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即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可是，不管这种共产主义是多么明显地以原始基督教为依据，也不管它在表面上同原始基督教多么相似，它毕竟已经是一种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共产主义、一种以成员的劳动为收入来源的共产主义了，而且，中世纪越是赢得进步，手工业越是向前发展，雇佣劳动者的力量越是壮大，无产阶级分子所实行的这种共产主义就越是鲜明地呈现出上述特征，尽管它仅仅是一种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在小手工业经营占主导地位的城市里，这种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还不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生产。可是，在城市郊区，在农业部门，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那里，财务和生产尚未分开，财务方面的共产主义已经导致了经营方面的共产主义，而且，使工农业联成一体的大规模经营早就成了广泛采用的生产形式。 这就是寺院共产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 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产生于大城市，而寺院共产主义则同早先在古犹太人那里出现的埃萨伊教派的共产主义一样，最初产生于城市郊区。 可是，不管中世纪的共产主义在城市和乡村的形态有多大的区别，一般说来，它始终是一种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这是它与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不同之应；但它同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一样，并不是以共同占有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为出发点，而是以共同占有和共同使用消费资料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它与现代共产主义截然不同。 [1]伯利克里（Perikles,公元前490左右—429年），雅典政治活动家、战略家，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译者注 [2]即公元前500年开始的希腊波斯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希腊城邦保卫了自己的独立，回击了征服小亚细亚各希腊城市并多次征讨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强国，其中主要的几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92、490、480和479年。从公元前479年起，希腊人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于公元前449年与波斯王缔结和约，迫使他放弃侵略爱琴海区域的野心并承认小亚细亚希腊人的独立。在战争过程中，古希腊的主要奴隶制国家——雅典和斯巴达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了。——译者注 [3]即菲力浦二世（公元前382左右—336年），马其顿王，公元前359—336年在位。——译者注 [4]希腊中东部区名，公元前13世纪时已建成独立的居民点，中心为雅典、马拉松和厄琉西斯。——译者注 [5]狄摩西尼（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译者注 [6]泰米托克利斯（约公元前525-460年）是古希腊政治活动家，波希战争时期的统帅，雅典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7]米太雅第（死于公元前489年）是古希腊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在他指挥下，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译者注 [8]希腊的重要港口。——译者注 [9]当时雅典的法庭是陪审法庭；每个法庭由五百名陪审法官组成。 [10]指柏拉图力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前往西西里的城邦国家叙拉古进行政治活动的经历，详见下文。——译者注 [11]《国家篇》是柏拉图在成熟时期写的一部著作，旧译《理想国》或《共和国》。——译者注 [12]从这里可以看到，所谓一国境内分为两个国家的说法，并不是迪斯累里（19世纪英国政治家和作家，四十年代曾参加“青年英国”社，是托利党领袖之一，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译者注）的发明；这种提法的最初出现，比迪斯累里的论断早了两千多年。 [13]雄蜂（Drohne）在蜂群中不劳而获，因此，西文中用这个词借喻懒汉、寄生虫、游手好闲之徒。——译者注 [14]格罗肯是书中同苏格拉底交谈的一个人物。——译者注 [15]普卢塔克（约40—125），古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写有古希腊和罗马杰出活动家的比较传记。——译者注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9页。——译者注 [17]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4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译者注 [18]阿革西拉乌斯（约公元前442—358年），斯巴达王，约公元前399—358年在位。——译者注 [19]阿基比阿德（公元前451—404年），雅典政治家，军事将领。——译者注 [20]研究柏拉图式共产主义的最年轻的教授罗伯特·波尔曼先生有一项惊人的发现。他宣布：柏拉图所要求的那种哲学家的专制统治已经在德意志帝国实现。他写道：“这一要求恰如一种预言，指出象德意志国家率先实现的这种真正的国家君主制必然要产生。事实不正是如此吗?”可是，那些超然于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利益之上而治理国家的哲学家又是些什么人呢？据波尔曼先生说，这些人就是“当今的国家官吏、地方官吏、神职人员、教师、军官等等，他们不占有财产，或者确切地说，不占有大宗财产，但却受到了最高等的文化教育”云云。“现代国家中具有这种地位和思想的社会阶层是古代国家所没有的，而柏拉图却以天才的睿智认识到，造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乃是全部政治的首要问题和基本问题。”（见《古典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第1卷，第427页及以下各页）作为一个德国史学教授，认为阐述中世纪以来的整部世界历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霍亨索伦王朝及其国家盖世无双的殊荣，这种想法本来不足为怪。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竟不惜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甚至把柏拉图也拉来充当普鲁士容克和官僚统治的先驱——这倒实在是波尔曼先生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 一个德国学者，面带无比庄重的神情，给一位希腊哲学家戴上了一顶普鲁士的尖顶头盔，而居然没有引起嘲讽揶揄的哄然大笑，这个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当代德国史学及其读者的特征。 [21]格拉古兄弟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122年任古罗马的护民官，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译者注 [22]鲁齐乌斯•李奇尼乌斯•鲁库鲁斯（约公元前117—前56），罗马统帅，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以家产富有和举行豪华宴会而闻名。——译者注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2页。——译者注 [24]让·沙尔·列奧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瑞士经济学家，批判瓷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译者注 [25]沙尔·孔德（1782—1837年），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译者注 [26]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罗马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策划者。——译者注 [27]泰奥多尔·蒙森〔1807—1903年〉，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译者注 [28]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年至公元前14年在位。——译者注 [29]“基督”（Christos）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就是“涂了圣油的人”。 [30]科罗迪在《锡利亚教义史通考》（1781年法兰克福版）中详尽地描述了这类虚无缥缈的奇特幻想，他甚至还对此进行了考证！ [31]尼禄（37—68年），罗马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译者注 [32]“锡利亚”（Chilias）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一千”。 [33]在未来的基督教王国，酒和爱情将产生重大的作用。伊里奈乌斯在布道时说：“将来总有一天，要长出这样的葡萄植株：每一根藤上长有一万个枝桠，每一个枝桠上生出一万根粗枝，每一根粗枝上冒出一万根细条，每一根细条上结出一万串葡萄，每一串葡萄含有一万颗果实，每一颗果实的浆液可以酿造二十升葡萄酒。”但愿人们在千年王国口渴的程度也按照这个比例增长。伊里奈乌斯还展望了充满柔悄蜜意的欢乐景象：“到那时，年轻姑娘将与青年男子交际而得到愉悦，白发老者也同享这样的特权，他们的烦恼将在欢乐中烟消云散。”对于罗马没落社会的老老少少来说，这后一种展望肯定更富有吸引力。 [34]根据《新约》，弥赛亚即救世主耶稣。——译者注 [35]埃萨伊教派是公元前150—70年出现的古犹太宗教教派。该教派认为耶路撒冷的宗教团体已经蜕化变质，于是决心革除积弊。他们实行财产的公有制，过集体生活，并订立了一系列严格的戒律。——译者注 [36]约瑟夫•弗拉维(JosephusFlavius，约37—95年)，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事长官，发表过许多有关古犹太和古罗马历史的著作。——译者注 [37]约瑟夫•弗拉维：《犹太战争史》第2篇第8、3、4节。 [38]还可参看《马可福音》第10章第21节；《路加福音》第12章第33节，以及第18章第21节。 [39]据《使徒行传》第5章记载，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夫妇皈依基督教，变卖了自己的田产，但他们没有把所得的全部钱财“放在便徒脚前”，而是“私自留下几分”，结果两人都被使徒彼得处死。——译者注 [40]《使徒行传》第2章第44、45节也很重要，可以参看。 [41]I・L・福格尔：《最早出现的第一批基督徒的历史遗迹》，1780年汉堡版，第47页。 [42]以下引文出自《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 [43]还可以参看《马太福音》第10章第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第12章第46节及以下各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第8章第31节及以下各节，第10章第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路加福音》第8章第20节（“耶稣回答说：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第18章第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 [44]当然，如果道梅尔（德国作家，生于1800年，卒于1875年，写过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论著。——译者注）的叙述（见《古代基督教的秘密》，1847年汉堡版）可以确信的话，那么，教徒的这种聚餐会就不是什么友爱聚餐会，而是吃人的筵宴。 [45]拉秦格尔（Ratzinger），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写过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译者注 [46]“普通教徒”（Laientum）—词来源于希腊语（“Laos”），原意为“平民”。 [47]尼西亚是古代小亚细亚的城市。这次会议由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325年召集，目的是解决宗教争端。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了会议。——译者注 [48]君土坦丁（274左右—337），罗马帝国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但直到去世前不久才接受洗礼。公元306—337年在位。——译者注 [49]第二次图尔教会会议（公元567年）还要求信徒们交纳农奴什一税。 [50]查理大帝（742左右—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年在位）；公元800年，在罗马圣彼得教堂接受教皇利奥三世的加冕，称为皇帝（800—814年在位）。——译者注 [51]公元9世纪，天主教会出于扩大教廷权力的目的，编造了许多“谕令”，并汇集成册，世称《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译者注 [52]此处年代有误。意大利萨伏依伯爵阿马戴乌斯六世生于1334年，卒于1383年，1343—1383年在位。——译者注 [53]教皇克雷芒五世于1305—1314年在位；1523—1534年在位的罗马教星是克雷芒七世。——译者注
第二版序言（卡尔·考茨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二版序言 卡尔·考茨基 本书第二版印行时，我们在形式上作了变动。这本书现在已经不再作为一套丛书的首卷出版，而是以独立著作的形式刊行于世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任何修改；就内容来说，本书基本上依然保持原貌。我只是对书名作了改动。这部著作原先题为《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现在改成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这一改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十分必要，因为本书第一版的题目与内容不尽相符。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当我确定了本书的主旨，开始执笔起草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决定把这本书编入社会主义通史，并作为这套丛书的首卷在日后出版。 早在《社会主义史综述》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拟定之前，我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编写本书，并且完成了其中的主要章节。将近1/4世纪以前，我就已经着手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工作了。当时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把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也是恩格斯早在1845年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提出的要求。[1]1886年，我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组题为《哲学的贫困和资本》的文章，对这一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那时候，欧文和魏特林等人所坚持的空想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我很想了解这种矛盾的由来是否能上溯到过去的时代，同时也想探究这种矛盾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我感到，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对于弄清上述问题十分有益，因为在那个时期，许多略具雏形、刚刚萌生的矛盾已经产生了影响；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压迫，这些矛盾未能显现出来，直到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期以及19世纪，它们才分别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中重新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矛盾在托马斯·闵采尔和托马斯·莫尔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作出错误的判断，可是，我所设想的计划却与事实相距太远：当初我以为，只要用几个印张的篇幅就足以阐明这两个人物的特征及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地位；而后来，我却很快就陷入了日益繁复的工作之中。 在研究托马斯·莫尔的过程中，我的工作进展得倒还十分顺利；1887年，我已经出版了有关这个人物的专题著作。[2]莫尔在学术方面造诣深湛，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我们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本质特征。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莫尔享有崇高的声誉；那些作家经常饶有兴致地执笔为文，评述他的为人和作品。莫尔生前是一位政治家，临终时成了天主教会的一名殉道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常常怀着爱戴的心情描述他的政治生涯。况且，莫尔所参与的学术事业和政治活动都是在上层进行的，而社会的上层总是为公众所瞩目，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掌握那个领域的情况。 可是，当我着手研究闵采尔的时候，却遇到了远为复杂的难题。闵采尔所接受的并不是人文主义教育，而是神学教育；他给后世留下的只是一些传单，而这些传单又裹着厚厚的一层神秘主义外衣，人们很难揭开这层外衣，以窥见其中的实质性内容。闵采尔的信徒和朋友大都是没有文化的无产者，而当时那些记述闵采尔生平活动的文献编纂家又都是同他势不两立的仇敌；而且，闵采尔所献身的运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之下，因此，有关他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的那些记载就不仅充满敌意，而且往往显得十分含混。 所以，我绝不能单纯以这些史料为依据；在参考史料的同时，我必须用更多的注意力去认识闵采尔参与的那场运动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用这种认识去阐明闵采尔的斗争历程。这种做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所遵循的唯物主义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种要求。 我在历史研究中遵循的这种方法常常遭到曲解，那些批评我的人总爱指责我随心所欲地“杜撰”历史，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我采用的这种方法作一番简要的论述。 历史的起点从来都是人类个体的历史。我们所说的社会，实际上只是人类个体相互关系的总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互助或斗争乃是维持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的作用不再产生实际效果，历史的发展就会戛然而止。唯物史观之所以与传统历史观迥然不同，并不是由于唯物史观无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由于唯物史观绝不仅仅着眼于个别的杰出人物。在历史文献中，唯有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才得到流传，也只有他们才被看成是历史进程的体现者。而我们则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全体参与者共同创造的结果，单独的个人即便拥有无边的权力，也无法象全体群众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要想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必须首先弄清促使群众投入运动的原因。 可是，给我们提供历史资料的那些文献编纂家却很少考虑到群众。他们所推崇的是曾经对群众产生过特殊影响的个别人物。当然，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从研究杰出人物入手，为此，我们可以去研究莱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可以去研究大革命时期的人物或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个别人物的研究不过是整个研究工作的起点罢了。我们不能把群众看成是一连串毫无价值的“零”，以为只有在这些“零”前面加上一个数码才能使它们构成有效数字；我们也绝不打算从群众领袖的身上去领悟群众所起的作用。在促使群众投入运动并激励他们发挥作用的诸种因素中，领袖仅仅是一种因素，而这种因素并不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况且，领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并根据群众的意愿去确定目标，如果没有群众，领袖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人物了。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描述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就应当研究这个人物的各种特征，看其中有哪些成份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该时代的人民所具有的社会共性，哪些成份属于这个人物本身所特有的个性。在确定了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这种个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特殊环境和特殊命运铸成的。在这一切全都弄清之后，这个人物身上剩下的那一部份禀性就只有用他本人的天赋条件来说明了。而面对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则应当停住自己的脚步。对于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来说，也许正是剩下的这一部份禀性包含着待别引人注目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没有丝毫的意义。 在达到了上文列举的各项目标之后，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直到这时，我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一任务的最艰巨的部份。 当我们把需要研究的人物所具有的个性和他的社会性加以区分以后，我们还必须努力弄清这种社会性的内涵。这个人物以社会运动的代表和先驱的身份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此，面对这场社会运动，我们也同样需要努力区别其中的特殊因素和一般因素。为此，我们必须把这场运动同其他各种类似的运动加以比较，以便通过这一途径去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共同之处。 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项最浩繁、最艰难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把历次运动同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整个社会进程联系起来逐一加以考察，而整个社会的进程归根结底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探讨每一次运动的历史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当时的社会特征和经济特征加以解释，一方面又要研究历次运动的共同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那些因素。 只有在这种研究获得成功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能够把某个历史人物作为起点，进而去深入探究，以便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便可以回过头来阐释个别人物和个别运动的历史中存留的某些尚未澄清的问题。 我们缺少翔实的史料，因而无法详尽无遗地了解那些对于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许多文献已经散佚不存；而有些文献又仅仅记述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其内容或则讹误悖谬，或则语焉不详。而且，许多事件在史籍中未见记载，因为编纂者认为这些事情不值一提；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当初某件无关宏旨的小事原来正是一起重大事件的胚芽。还有一些情况在史籍中根本无从查考，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情况不言自明，毋庸赘述。可是在今天，这一类情况却使我们感到十分陌生、难于理解了。 即便是最严谨、最精邃的史料考订工作，也只能澄清原始资料中业已充分记述的史实；我们丝毫也不可能通过考订工作去填补历史文献的空白。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遇到这种史料残缺的情况；他必须进行极其审慎的判断，然后再去勉力从事补苴罅漏的工作。然而，历史学家只有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出发，才能站在坚实的基础上去完成这项任务。正如古生物学使人们有可能凭借残存的骨骼去再现某些绝种动物整个躯体的原形一样，历史学也必须根据个别的征象努力再现整个社会结构的原貌。当然，这里所进行的仅仅是一些构想，但是，这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在这项工作中，人们肯定会发生错误，然而，这却是重现历史进程全景的唯一途径，因为文献资料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进程获得一鳞半爪的印象。 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如果采用上文论述的那种方法，我们就会取得比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更加确切可靠的成果。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也必须再现历史的原貌，不过，它所努力再现的并不是社会的结构，而是个别人物的内心世界——它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确切可靠的成果了。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千变万化、云谲波诡、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领域，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同人的内心世界相比。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充分认识他自己；至于别人，那就更不可能对这个人进行充分认识了。而现在，有人竟想去描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生活在距今十分遥远的时代，其内心世界与今人迥然而异，而对于他的情况，史籍的记载实在少得可怜，更何况这种记载已经被各党各派出于自己的好恶歪曲得面目全非！如果人们要议论什么“凭空杜撰”的话，这种描写伟人的方式才真正是凭空的杜撰。诚然，在叙述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把某些杰出人物作为起点。可是，历史编纂学的工作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努力把过去流传下来的那些空疏浮泛的人物评传置于社会基础之上，进行脚踏实地的研讨，那么，它就不仅不可能为阐明历史规律作出任何贡献，而且永远只会给人们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当然，上面所说的一切都只是针对历史学家而言的，因为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人类行为的规律。谁要是发誓保持自己的意志自由，他必然从一开始就会拒绝我们所说的史学方法；可是这样一来，他也就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什么历史科学了。对于他来说，史学只是一门多少带有一点庄严色彩的艺术，在这门艺术中，正确性当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挥道德的功能，即感化的作用。 由于采用了上述唯物主义的方法，我对闵采尔生平事业的研究很快就步步深入地进行下去了。这种方法一方面促使我去研究再洗礼派，一方面又推动我去研究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教派，它甚至还迫使我追根溯源，去研究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通过研究，我要弄清什么是闵采尔独具的特征，什么是闵采尔同当时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共有的特征；同时，要弄清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何种特色，以及这场运动同其他类似的运动在哪些方面互相吻合；最后，通过研究，我还要弄清各种运动产生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闵采尔始终是我所要论述的中心人物，可是，我的论著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个中心人物的范围。 就在我的著作即将完稿的时候，我的朋友、拙著的出版者狄茨拟定了《社会主义史综述》的编辑方案；他向我提出建议，希望把我的书稿作为这套丛书的首卷出版。我欣然同意，因为我感到应当支持这项旨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工作。我的书成了阐述近代社会主义问题的各卷著作的引论，因此，我当时将本书定名为《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 可是，本书的内容同这个题目并不完全契合。有些评论者已经正确地指出：我的著作没有囊括所有可以被看成是近代社会主义先驱的人物；而且，对于书中论及的人物，我在评述时也没有均匀地使用笔墨，有关早期历史人物的情况，我写得比较粗疏简略，而对于闵采尔和再洗礼派的情况，则写得十分细微周详。 可惜我们未能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出版《社会主义史综述》这套内容详尽的丛书。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计划。这样，本书第二版便以独立著作的形式出版了；借此机会，我根据上文申述的理由更动了书名，以便使题目更切合书中的内容。我实在不想完全舍弃第一版的书名，否则，我会将本书的标题改作《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先驱》。 我最初为本书拟定的标题是：“托马斯·闵采尔与托马斯·莫尔的对比研究”。现在，要想恢复这样一个标题肯定是不行了，因为随着我的研究工作的深入，闵采尔在书中已经不再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他的论述仅仅是全书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在其他各个组成部份中，也没有一个人物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足以决定全书的性质。 不过，书中倒有一部份内容构成了全篇的高潮，这一部份内容论述的是再洗礼派在明斯特的斗争。同其他各个章节相比，我在这一部份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在本书的前一部份，除了论述矿工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的那些内容之外，我所介绍的具体情况几乎都是公认的史实，而且其中大部份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本书前一部份的新颖之处仅仅在于：笔者没有孤立地铺叙这些事实，而是把它们看成是无产阶级整个奋斗历程的组成部份。 而对于再洗礼派在明斯特的斗争，我却必须根据史料重新进行研究；迄今为止，有关这场斗争的著述要么就是不得要领，要么就是用心险恶，满纸谎言。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已经为主张和平的再洗礼派进行了辩护，而对勇猛善战、坚持斗争的再洗礼派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过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曾经那样热心地为提比略和卢克雷茜亚·博尔吉亚[3]洗刷污垢；现在，这种历史学一如既往，它不仅毫不踌躇地听信那些诋毁明斯特再洗礼派的极端愚蠢的谎言，而且还摆出满怀激情、维护道义的姿态，一再公开地散布这种谎言。那些先生以为，只要对1534和1535年间涌现的无所畏惧的英雄人物大张挞伐，他们的矛头就可以同时刺中当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驱！这正是他们的居心所在，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人们就无法洞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了。 这也是他们对所谓无前提的科学作出的一种贡献！ 我对再洗礼派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有人对此加以反驳。无论是这一部份内容，还是本书前一部份的章节，我都感到没有必要进行重大的改动。 不过，我倒十分希望扩充这部著作的内容。可是我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我只是把有关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那些提纲挈领的论述加以扩充，写成了一部探究基督教起源的专著[4]；能做到这一点，我已经感到满足了。那是一部独立的著作，但与本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本书揭示的一些合乎规律的逻辑联系，也是我在撰写那本专著时所依凭的指针。这两部著作是互相依存的，谁要是打算批判其中的一部，那就必须对另一部也加以剖析。 我不得不放弃了从其他方面来扩充本书思想内容的打算。人们对这部著作的新版盼望已久，如果我还要等待下去，以便挤出时间对各章各节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并搜集新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那么，新版的问世恐怕就会遥遥无期了。 从历史的角度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追根穷源的研究，这一工作确实很有裨益，甚至非常必要；可是，我们绝不应当因此而忽视当前的阶级斗争。对于我们来说，理论不应当成为僵死的知识，它应当推动我们的实践。科学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然，我们运用这种手段绝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政党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民族的目标，而是为了使整个人类得到发展。一切科学都应当为实现这一宏伟而又实际的目标作出贡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科学不仅“应当解释世界，而且还应当去改变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应当立足于“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作人道主义者。 卡尔·考茨基 一九〇九年四月于柏林 [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份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7页。）——译者注 [2]《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引论》，1888年斯图加特版。——译者注 [3]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4年）是古代罗马的第二代皇帝；卢克雷茜亚•博尔吉亚（1480-1519）是意大利的贵族女子。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竭力为他们辩护，并颂扬他们的功绩。——译者注 [4]《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斯图加特版。——译者注 [5]这两句话引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译者注
德国革命大事年表 td{border:2pxsolid#FFFFFF;border-bottom:#8080001pxsolid;line-height:180%;margin-left:0px;margin-right:0px;padding-left:4px;padding-top:3px;valign:top;padding-right:4px;padding-bottom:1px}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德国革命大事年表 日期世界重大事件 德国重大事件德国革命运动的重要事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重要事件俄国革命运动的重要事件 1914年 八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越过边境进攻社民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拨款4日：以卢森堡为首的国际主义者举行会议1日：塞尔维亚社会党人投票反对战争拨款8日：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投票反对战争拨款 27日：两名社会党人参加法国内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发表反战宣言 九月马恩河战役21日：李卜克内西承认自己投票支持战争拨款的行为是错误的6日至7日：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开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 十月战争进入堑壕战阶段 十二月2日：李卜克内西独自一人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战争拨款 1915年 一月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全体议员被判刑 二月香槟战役、伊塞尔战役和阿尔贡战役（持续至三月）7日：李卜克内西被强征入伍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举行会议（2月27日至3月4日），确定了失败主义路线 18日：卢森堡被捕 三月18日：李卜克内西与吕勒投票反对战争拨款4日：反对派在柏林举行第一次会议26日至28日：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在伯尔尼召开 四月14日：《国际》第一期出版5日至7日：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会议在伯尔尼召开 五月23日：意大利参战27日：李卜克内西发表题为《敌人在国内》的传单 九月保加利亚参战5日至8日：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 协约国在香槟和阿尔图瓦发动攻势 十二月21日：十二名“中派”议员投票反对战争拨款 1916年 一月1日：国际派在柏林开会，通过了卢森堡的提纲 二月凡尔登战役（二月至六月）《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发表5日至8日：准备召开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四月14日至30日：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在昆塔尔召开 五月1日：工人举行了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1日：李卜克内西身着军装散发传单 六月27日至30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李卜克内西28日：李卜克内西被判刑 七月协约国发动索姆河攻势（七月至十月） 九月21日至23日：社民党召开全国大会第一期《斯巴达克通信》发表 十月军方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将其交给了社民党执委会 十一月凡尔登战役继续进行（十一月至十二月） 1917年 一月社民党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会议 二月1日：开始进行潜艇战10日至12日：二月革命爆发，沙皇政权垮台 三月5日：斯巴达克派宣布赞成同中派分子组成一个党，“左翼激进派”则表示反对 四月6日：美国参战16日至23日：柏林与莱比锡爆发大规模罢工6日至8日：哥达代表大会召开，成立独立社民党16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发表《四月提纲》 贵妇路战役 法军发生兵变（四月至七月） 五月瑞典社会党分裂，左派社会党成立 七月20日至22日：彼得格勒工人的和平游行遭到临时政府镇压 八月2日：水兵举行示威游行 25日：水兵领袖被判刑 九月科比斯与莱希皮奇就义 十月意军在卡波莱托惨败 十一月7日：彼得格勒发生起义 8日：列宁开始执掌政权 十二月4日至8日：德军与俄军在东线停火5日至12日：斯德哥尔摩会议 22日：俄方与德方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平谈判 1918年 一月奥匈帝国发生工潮28日至31日：柏林与其他工人阶级中心爆发工潮 二月俄国党围绕和平问题发生争执 三月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6日至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将党名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四月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三月至七月）28日：越飞出任苏俄驻柏林大使 五月15日：内战爆发 七月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八月协约国在蒙迪迪耶获胜 九月30日：保加利亚宣布停战 十月30日：维也纳爆发革命；奥匈帝国瓦解1日：德国军方首脑要求和谈1日：斯巴达克派与左翼激进派举行联席会议，号召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31日：土耳其宣布停战2日：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组阁；两名社民党人参加了内阁21日：李卜克内西获释 30日：海军当中开始进行鼓动；斯图加特爆发游行示威 十一月2日：奥地利与意大利签订停战协议3日：基尔水兵起义11日：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并设立了中央局3日：奥地利共产党成立 11日：雷通德停战协议5日至9日：革命浪潮爆发；各地纷纷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5日：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 12日：奥地利共和国成立9日：柏林爆发革命；艾伯特出任总理 16日：匈牙利共和国成立10日：艾伯特与社民党—独立社民党联合政府得到了苏维埃的授权 16日：工会与老板达成了协议 十二月4日：自由军团开始组建7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举行武装示威游行16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俄国共产党派拉狄克前往德国 6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决定召集国民议会；柏林发生反革命暴乱遭到了失败29日：独立社民党部长全部辞职；诺斯克出任国防部长 10日：艾伯特检阅从前线返回的部队，称赞他们是“不败之军”30日：德国共产主义者、斯巴达克派与左翼激进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共产党，拉狄克出席了大会 16日至21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支持召集国民议会 23日至24日：柏林的水兵与士兵发生了武装冲突 25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前进报》编辑部被占领 29日：独立社民党部长全部辞职；诺斯克出任国防部长 1919年 一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4日：艾希霍恩被撤职1日：德共（斯）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5日：柏林爆发示威游行；多处建筑物被占领 6日至12日：自由军团恢复了柏林的秩序 15日：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遇害 26日：国民议会大选举行 二月自由军团开始控制全国12日：拉狄克被捕 11日：艾伯特当选总统；谢德曼的联合政府开始执政 鲁尔发生罢工 三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日：自由军团攻进哈勒2日至6日：独立社民党在柏林举行非常党代会2日至6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参加共产国际 3日至8日：柏林爆发总罢工，遭到镇压；柏林经历了“血腥的一周”3日：《红旗报》被查禁 31日：鲁尔开始总罢工10日：约吉希斯被捕遇害；保尔·列维接掌德共（斯） 四月法国海军黑海舰队发生起义；7日：巴伐利亚第一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日：中央局流亡至莱比锡10日：荷兰共产党成立高尔察克率领的白军发动进攻（四月至六月） 28日：巴黎和会通过国际联盟盟约8日至14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 13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巴伐利亚第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五月1日：法国爆发总罢工1日：自由军团占领慕尼黑，大肆进行镇压11日：中央局离开莱比锡，前往柏林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 7日：巴黎和会将凡尔赛和约条款告知德国代表团11日：自由军团占领莱比锡 28日：鲁尔总罢工结束 六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20日：谢德曼辞职；铁路工人开始罢工 22日：国民议会批准《凡尔赛和约》；鲍威尔的联合内阁开始执政 30日：全德工联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 七月铁路罢工结束 八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16日至17日：德共（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会议；列维开始同极左派发生冲突31日：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 九月9日至10日：独立社民党在耶拿召开代表大会白军向彼得格勒进攻（九月至十月） 十月以迪斯曼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担任了五金工会的领导20日至24日：德共（斯）在海德尔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维将极左派开除出党 十一月独立社民党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11月30日至12月6日），左派开始得势共产国际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了西欧局 十二月5日：拉狄克获释 12日：《红旗报》重新出版 1920年 一月10日：国际联盟正式成立国会大厦外的示威群众遭到开枪镇压，42人死亡17日：拉狄克离开德国由极左派控制的阿姆斯特局召开会议； 拉狄克担任共产国际书记 二月德共（斯）在卡尔斯鲁厄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三月13日：卡普暴动13日：德共（斯）中央局拒绝保卫政府共产国际撤销阿姆斯特丹局 14日：总罢工开始23日：德共（斯）中央局发表“忠诚反对派”宣言 17日：卡普出逃；列金呼吁各工人政党与工会组建政府 22日：总罢工结束 24日：签署比勒菲尔德协议 26日：列金拒绝出任总理 27日：赫尔曼·穆勒出任总理 四月俄波战争开始3日：国防军进攻鲁尔4日至5日：反对派在柏林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5日：西班牙共产党成立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4日至15日：德共（斯）在柏林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五月1日至29日：法国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 六月6日：举行大选；独立社民党与右翼政党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25日：费伦巴赫（中央党）政府开始执政 七月德共（斯）代表对共工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一事表示抗议15日：准备举行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7月19日至8月7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二十一条” 八月红军进逼华沙城下1日：英国共产党成立拉狄克因支持德共（斯）反对俄共（布），被免去共产国际书记的职务 九月意大利北部的五金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占领工厂10日：土耳其共产党成立 十月12日：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签订和约12日至17日：独立社民党在哈勒举行代表大会，接受了“二十一条”13日：伊朗共产党成立 拉狄克秘密抵达德国 十一月1日至3日，德共（斯）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名为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28日：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14日：弗兰格尔的白军被歼灭，内战就此结束 十二月4日至7日：德共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召开合并大会，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列维与多伊米希共同出任主席25日至30日：法国社会党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同意接受“二十一条”并参加共产国际开始进行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24日：列维对允许共工党以“同情党”资格参加共产国际一事表示抗议 1921年 一月7日：德共发表致各工人组织的《公开信》15日：意大利社会党在利沃诺召开代表大会 21日：拉狄克与列维首次发生冲突21日：意大利社会党分裂；意大利共产党成立 二月工会提出了十项要求22日：列维与多伊米希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布兰德勒接任党主席21日：共产国际的“小委员会”批评了《公开信》拉狄克抵达俄国 库恩·贝拉抵达柏林 三月20日：上西里西亚举行全民公决16日至17日：赫尔辛在德国中部发动进攻21日：赫尔茨发动城市游击战；德共号召举行总罢工 19日：警察进入曼斯菲尔德地区；德国中部到处都发生了战斗；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战斗27日：列维致信列宁16日：英国与苏维埃俄国签订贸易协定 29日：许尔特遇害 30日：三月行动结束 四月英国矿工举行罢工（四月至六月）8日：发表关于三月行动的提纲；进攻论开始出现 12日：列维发表《我们的道路》 15日：列维被开除出党 五月费伦巴赫辞职；维特接任总理8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俄国党内发生冲突；列宁—托洛茨基联盟反对极左派（五月至六月） 14日至16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 六月联合总工会（CGTU）成立，法国工会发生分裂6日：布兰德勒被判刑17日：列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反对库恩 共产国际三大召开，转向“群众”（6月23日至7月12日） 七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3日：红色工会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八月艾尔茨贝格尔被暗杀3日至4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艰难地接受了莫斯科妥协 22日至26日：德国统一共产党在耶拿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麦尔和弗里斯兰德出任党的领袖 九月柏林左派不断发展；弗里斯兰德倾向列维（九月至十月） 十月22日：社民党参加维特内阁共产国际提出了工人政府的问题 十一月25日：《前进报》开始发表一系列揭露三月行动的文章16日至17日：德共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口号 20日：列维的共产主义社举行第一次会议 十二月20日：已被免去党主席的职务的弗里斯兰德向全体党员发表呼吁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支持工人统一战线 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反对共产主义社的斗争 1922年 一月22日：弗里斯兰德被开除出党拉狄克前往德国，就俄德军事合作开展秘密谈判 二月6日：签订《华盛顿条约》1日至7日：铁路工人举行罢工22日：共产主义社加入独立社民党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2月24日至3月3日） 三月22日：五金工人开始罢工俄共（布）举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3月27日至4月2日） 四月2日至5日：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与第三国际在柏林举行会谈拉狄克以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抵达德国（四月至五月）3日：斯大林担任俄共（布）总书记 10日至19日：热那亚会议召开 16日：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 五月列宁第一次中风 六月4日：五金工人的罢工结束7日至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 19日至24日：全德工联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 24日：拉特瑙被暗杀 27日：各工人组织在柏林签订协议 七月18日：《保卫共和国法》颁布8日：德共被赶出统一战线 八月意大利的总罢工失败格鲁吉亚事件（八月至九月） 九月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重新统一 十月墨索里尼夺取意大利政权 十一月21日：没有社民党参加的库诺政府开始执政（11月24日至12月6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工人政府的口号，确认了统一战线的战略（11月5日至12月5日） 普法尔茨发生罢工 十二月16日：列宁第二次中风 25日：列宁口授遗嘱 30日：苏联宪法通过 1923年 一月11日：法比联军占领鲁尔；开始进行消极抵抗、罢工、示威游行和破坏活动德共在莱比锡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左派与新领导人，特别是布兰德勒发生激烈冲突（1月28日至2月1日）拉狄克秘密访问德国（1月至2月）列宁口授遗嘱的附录，建议免去斯大林的职务 三月21日：在德共的支持下，蔡格纳的社民党政府在萨克森执政26日：在埃森地区党代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派别斗争6日：列宁同斯大林决裂 9日：列宁第三次中风 四月在共产国际的调停下，德国党左右两派再次达成妥协17日至25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遭到猛烈攻击 五月8日：寇松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26日：施拉格特被处决拉狄克公开访问柏林 六月9日：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府被推翻，保加利亚共产党保持中立12日至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拉狄克发表了“施拉格特讲话” 七月12日：中央局发表告全体党员书，决定于7月29日举行反法西斯示威游行26日：拉狄克建议中央局取消示威游行剪刀差危机爆发；发生了多起骚乱和罢工（七月至八月） 许多邦禁止举行示威游行 八月9日：开始进行反对库诺政府的总罢工28日：季诺维也夫任命了军事委员会，准备举行起义6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决定准备举行起义15日：季诺维也夫起草了关于德国问题的提纲 11日：库诺辞职23日：政治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准备在德国发动起义 12日：有社民党参加的施特莱斯曼政府开始执政 九月19日至28日：保加利亚起义失败26日：实行戒严；巴伐利亚宣布脱离德国21日：德国起义的筹备会议开始举行 26日：鲁尔的消极抵抗停止了27日：穆勒将军向萨克森政府发出威胁 十月1日：黑色国防军的暴动失败8日：布兰德勒返回德国1日：季诺维也夫发来电报，主张让共产党人参加蔡格纳政府8日：托洛茨基发表论党内民主的信 1日至6日：施特莱斯曼改组内阁，成立了更右倾的内阁20日：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起义的最后准备4日：筹备会议结束15日：《四十六人声明》发表 10日：布兰德勒、波特赫尔与赫克特参加蔡格纳政府21日：中央局决定撤销起义10日至16日：召开红色农民国际成立大会 13日：施特莱斯曼被授予全权；图林根成立工人政府；无产阶级百人团在萨克森举行代表大会22日：拉狄克秘密抵达德国 16日：波特赫尔号召武装无产阶级22日：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批准了撤退的决定 17日：穆勒将军发出最后通牒 19日：中央政府决定对萨克森采取行动 21日：开姆尼茨会议；社民党左派拒绝号召举行总罢工 23日至24日：汉堡起义 29日：蔡格纳辞职；国防军强行驱赶萨克森政府的部长 十一月8日至9日：慕尼黑暴动失败3日至4日：德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布兰德勒的提纲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德共中央局7日：党内开始公开辩论 30日：没有社民党参加的马克思政府开始执政 十二月8日：托洛茨基发表《新方针》 1924年 一月“中派”成立，布兰德勒被孤立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就德国问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6日至18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反对派，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驾马车的权威 19日至2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就德国问题作出决议，批评了拉狄克与布兰德勒的错误21日：列宁逝世 二月布兰德勒被免去党主席的职务，由雷梅勒接替大规模地发展党员，大量不符合条件的人被吸收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召唤” 四月16日：德国政府接受道威斯计划7日至10日：德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左派掌握了领导权 五月23日至31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确认了三驾马车的权威 六月共产国际五大召开，确立了开展反“右”斗争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6月17日至7月18日） 七月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重新讨论了1923年的德国失败的问题 十月反托洛茨基运动开始 十二月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
第一章战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一章战场 Ø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Ø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Ø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 Ø不是走向战争就是走向革命 Ø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1]。 上文引用自马克思的战友、与他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景的文章，他认为在德国工人运动面前，只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战争： 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2]。 因此，恩格斯希望德国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战场，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无产阶级将与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厮杀。 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以及无产阶级培养自己的阶级觉悟和建设自己组织的能力。根据这一分析，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是先进国家当中，革命胜利的前景最为接近、最为现实的国家之一。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德国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当时煤是工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人口迅速增长（在一九一三年达到了六千七百八十万人），它的商业历史悠久，为它积累了足以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这些条件使得德国在几十年时间里一跃进入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一九一三年，德国生产了一亿九千万吨煤，居世界第二位；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铁——就连这样还满足不了它的需求——居欧洲第一位；它的煤矿和钾矿（在一九一三年开采了一千万吨），使它的化工产业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从一八九〇年起，德国是第一个在整个工业中采用新能源——电能和内燃机的欧洲国家。在一九一四年前夕，它在电器生产方面领先全欧洲。德国工业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在这方面只有美国可以与它相比，而且德国工业运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建立起一个跟工业应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科研体系。在研究所和技术教育设施方面，以及生产的科学组织方面，德国都走在世界前列[3]。 德国经济跟英国经济或美国经济一样，可以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尽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得比较迟，使得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或法国那样的殖民帝国。一九一三年，德国的外贸额为两千两百五十万马克，是法国的两倍，英国的百分之八十五[4]。它同全世界都建立了商贸关系，由于德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消化它的全部产品，所以它要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的产品寻求市场。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是很晚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只是“德意志诸邦”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民族运动风起云涌，震撼了欧洲，到了一八四八年，民族运动似乎要将德意志引上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统一的道路了。但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勇气和自信。在民主运动的极左一端，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形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威胁，宁可安稳地躲在君主制国家的城墙后面，也不愿意去进行人民性的和民主性的冒险。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利润之间（由普鲁士的铁拳而统一的国家，为它的利润提供了保障），它做出了选择。据说，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七年间，是“铁与煤”[5]撑起了德意志的统一，还有人说，“在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洗礼仪式上，为它施洗的教父是圣曼彻斯特[6]。”但是，把德意志的统一以国界和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的，正是由俾斯麦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普鲁士以这种方式，在统一的德意志身上留下了两方面的烙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烙印：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对追逐利润比对“毫无结果的政治游戏”更加热衷，另一方面是东欧的贵族地主，也就是容克（junkers）的烙印，他们头顶钢盔，脚踏皮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他们的傲慢和军事力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 《帝国宪法》的复杂，正是这两方面的烙印的反映。德意志帝国不是单一制国家（unitarystate），而是联邦制国家，它由二十五个邦组成——从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并拥有十分之九的矿产资源和金属资源的普鲁士，到只有五万名居民的小公国；有巴伐利亚（Bavaria）、萨克森（Saxony）和符腾堡（Württemberg）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邦，还有汉堡（Hamburg）、布莱梅（Bremen）和吕贝克（Lübeck）三个“自由市”[7]。每个邦都保留了自己的宪法。普鲁士有自己的国王，普鲁士国王身兼德意志帝国皇帝之职。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也有自己的国王，巴登（Baden）和黑森（Hessen）有自己的大公，三个自由市有它们自己的参议院。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中有通过提名产生的上院和通过选举产生的下院。每个邦的选举制度都不一样：符腾堡实行普选制，而在巴登，只有缴过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在巴伐利亚和黑森，任何人只要付了费就能参加投票。普鲁士邦议会（Landtag）是通过复杂的“等级”选举制产生的，在议会选举中，选民要根据他们的财产数量来编入不同的“等级”里[8]。在一九〇八年，这种选举制度使科隆（Cologne）的第一等级中的三百七十个富有的选民在选举中所投的选票的分量，相当于第三等级的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个选民之和——还有，在一九〇三年的柏林第五十八选区选举中，一位黑夫特（Heffte）先生（他是一家香肠厂的老板，当地唯一一位第一等级的选民），拜这种选举制度之赐，得到了为他一个人单独组成一个等级参选的权利[9]。 帝国政府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外交、陆军、海军、邮政、电报、商业、海关和通讯。皇帝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他把这些权力委托给帝国首相，首相只对他负责。立法权被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和由普选产生的全国性议会——帝国国会（Reichstag）分享。在实践中，划分选区的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对农村选民有利）、在工作日举行选举的传统（这种传统能阻止许多以工资为生的选民去参加投票）、“官方的”候选人，以及被选上的议员没有报酬等情况，限制了选举原则的有效性。帝国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提出立法的议案，没有联邦参议院的同意，它什么立法议案也通过不了，即使它的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首相，它也罢免不了首相[10]。 此外，这个政体——它既不是议会制的也不是民主制的——的特点，便是普鲁士在帝国政府内占据了支配地位。普鲁士国王身兼帝国皇帝一职，普鲁士首相同时就是帝国首相。在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有十七个代表，任何措施只要冒犯了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给这十七个代表下一道训令，就能阻止任何措施实行[11]。在德意志帝国里，没有普鲁士政府的同意，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而普鲁士政府又是由通过“等级”选举制选出的普鲁士邦议会产生的。普鲁士仍然是容克军事贵族的堡垒。德国的军官团是一个充满骄傲的武士阶层，他们身上既有身为封建贵族的傲慢，又有身为技术专家的优越感。他们向皇帝个人宣誓效忠，并坚信自己负有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在国家的上流阶层中，容克占有绝对多数，在军队的等级体制中，它们的思想是主流。在德意志帝国的官僚阶层中，情况也是如此。联邦公务员大多是普鲁士人，他们跟军事长官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他们跟军事长官们有着同样的权威观和同样的傲慢态度。皇帝可以通过实施戒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权力交给这个阶层，实施戒严后，宪法中规定的各种自由、以及对这些自由的保障都将被暂时中止，并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 在实践中，这套政治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德国社会的进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那些使得革命成为必需的矛盾之一。德国的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特点，表明德国社会已经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下列事实：在一八七一年，德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为三分之一，到一九一〇年已升至三分之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在一九一〇年，有二十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二十万。大柏林[12]有四百二十万人，汉堡有九十三万人，慕尼黑（Munich）和莱比锡（Leipzig）有六十万人，科隆有五十万人，埃森（Essen）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人口都在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人之间，布莱梅和开姆尼茨（Chemnitz）的人口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之间[13]。在德国中部和南部，有许多中小型庄园，但在全国有三百三十万农业工人，而大庄园——其中有三百六十九个面积超过一千公顷——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4]。这种中世纪的残余物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和贫农、农业无产阶级的联盟成为可能，而这种联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 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把生产工具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被集中在了少数工业巨头手中，这种情况似乎已经为工业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采矿业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矿山总经理、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Rhineland-Westphalia）煤矿辛迪加（在一九一三年，这个辛迪加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七的煤矿生产[15]）董事长艾米尔·基尔多夫[16]所主宰。弗里茨·蒂森康采恩是纵向集中的样板，它拥有煤矿和铁矿、高炉、轧钢机和冶金厂。克虏伯雇佣了七万多名工人，其中有四万一千多人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里工作。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有自己的街道、警察、消防队，还有长达一百五十千米的内部铁路[17]。在化工业中，巴登苯胺公司（BadischeAnilin）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雇佣了一万多名工人[18]。其余的化工生产由两家企业所控制，这两家企业在一九一六年合并，后来又组成了IG法本公司[19]。主宰电器的是西门子公司（Siemens）和拉特瑙（Rathenau）的通用电气公司（Allgemeine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AEG），通用电气公司在柏林地区有十家工厂，雇佣了七万一千名工人。两家船运公司——汉堡—美洲航运（Hamburg-AmerikaLine）公司和北德意志劳埃德（NorddeutscherLloyd）公司控制了海运量的百分之四十[20]。 德国是世界上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得最彻底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各家银行主宰着经济活动，百分之七十四的银行业务集中在柏林的五家大型金融机构里[21]。 这些巨头——基尔多夫、蒂森、克虏伯、胡根贝格（Hugenberg）、施蒂内斯（Stinnes）、冯·西门子、拉特瑙、巴林（Ballin）和赫尔菲利希（Helfferich）——构成了一个人数非常少的阶层的最上层部分，这个阶层大概有七万五千个家庭，共有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人，根据桑巴特[22]的看法，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年收入超过一万二千五百马克的阶层是富有的资产阶级。而中层资产阶级则有六十五万个家庭，共有两百万到两百五十万人，年收入在三千到一万二千马克之间。这两部分组成的统治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根据桑巴特的计算，在一九〇七年，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是八百六十四万产业工人、一百七十万在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的工资劳动者、以及二百三十万在工业和商业中工作的低级白领工人，总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广义上的的无产阶级，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到百分之六十八。爱德蒙·维梅尔[23]在他那本研究德国社会的著作结尾写道：“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在威廉二世（WilhelmII）的德国里，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已经无产阶级化了[24]。” 到了一九〇八年的时候，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高级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这批高级技术工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贵族”[25]，这个阶层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保守的，因为许多社会主义教育者和组织者都来自这个阶层。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充斥着工厂的那些不成熟的、悲惨的、卑躬屈膝的无产者了。德国无产阶级是现代的工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熟悉技术和机器，富有集体工作感和责任感，了解组织的作用和必要性，他们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能献身于激进斗争，并开始认识到这个社会只把他们当成工具，他们还意识到了：只要自己团结起来，就能汇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可以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过程中被打垮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于某些理由，工人认为小资产阶级能在斗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 不是走向战争就是走向革命 德国作为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特征，及其政治体制，使得德国成为了一个对工人斗争有利的战场。工人阶级不但是唯一一股有能力摧毁地主贵族的落后于时代的权力、摧毁军队与国家官僚的特权，把德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社会力量，而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宣称它有权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接过权力，并以所有被剥削者的名义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要进行争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扩大普选权的斗争，就必须打破宪法框架；这就需要一场阶级斗争，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摧毁国家的壁垒——军官团，这场阶级斗争才能结束。宪法第六十八条清楚地体现了它的本质，因为这一条文消除了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所需的前提，当时有人根据英国政治体制的演变，提出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的建议，但德国的情况却正好与英国相反。 从这个观点来看，其他先进国家都具有一些“社会安全阀”：基于普选、议会制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然而，使德意志得以统一的军事、社会和政治条件，以及俾斯麦为了在保存容克地主的权力的同时，扩大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所做的种种努力，却使德国建不起来这些安全阀。换句话说，德国的统治者自己丢掉了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好手段。 德国帝国主义的国际地位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在德国发展工业的那段时间里，世界的财富几乎都被瓜分完了，其他强国都建立起了殖民帝国，在殖民地拥有市场，而德国帝国主义就没能得到殖民地市场这个额外安全阀的好处。历史学家们总是强调：英—德竞争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从一八九〇年起，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出现了不稳的迹象。美国和德国在几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英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地朝向工业落后国家，在这方面，英国工业与德国工业发生了冲突。德国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几乎肯定是能赢的，但世界上很大一片地方对德国关上了门，不让它进行直接的扩张，而与此同时，它不通过战斗就无法得到它所需的殖民帝国。英国和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竞争，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英国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地位，所以英国的外交活动都是系统地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场斗争的关键，是整个世界实在太小了，满足不了这两个竞争者的需要。这场斗争是由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需求而引发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因为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个姗姗来迟的竞争者所面临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进行战争。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德国社会形势就摇摆不定：是走向内战和世界革命呢，还是走向帝国主义战争呢？而如果德国选择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话，那就像恩格斯曾预见过的那样，还是有可能反过来转变为革命与内战的。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九一二年，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大会上，同意重申它自己、它的各国成员党和各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的任务： 如果出现爆发战争的危险，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执行局总的活动的支持下，竭尽全力通过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制止战争爆发，当然这种手段视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情况而改变。 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26]。 德国的统治阶级生活在一个正在不断地机械化、不断地均质化和不断地无产阶级化的国家里，生活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里，他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得不死命地通过让无产阶级相信自己是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方法——用维梅尔的话来说——“把无产阶级和帝国调和起来”[27]。为凯特勒[28]蒙席[29]和施特克尔[30]大人的“社会基督教”、弗里德里希·瑙曼[31]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摇旗呐喊的那帮鼓吹者所做的一切努力，为的就是这个[32]。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了；德意志民族直到完成统一为止，曾经不得不为了民族统一而战，因此它具有一种狂热的、焦虑的民族情绪；巨大的经济成就所带来的自豪感；作为“上天选民”的优越感文化；以及一个迟迟才参加瓜分世界的国家的挫折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德国在教育、媒体和宣传中灌输着这种信息。 统治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群众接近任何国际主义的、革命的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梅尔介绍了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如何从这些工作中诞生的。在大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击败、破产，面临着跌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初，反犹主义（奥古斯特·倍倍尔称其为“傻瓜的社会主义”）就成了转移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怒火的手段。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去征服全世界；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战胜无产阶级，就只能把无产阶级——用维梅尔的话来说——“引入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之中[33]”。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往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是通过斗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支部里。人们都认为，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首先是工人的伟大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成果，证明了恩格斯的乐观看法，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表现来看，没有人能对此提出怀疑。 [1]《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291—292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9110-189201.htm——中译者注 [2]同上，第293页、298页。 [3]皮埃尔·勒努万（PierreRenouvin），《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L'Empireallemandde1890à1918），第1卷，第11—25页。 [4]同上，第17页。 [5]俾斯麦说过，要用“铁和血”来统一德意志，这里是对他这番话的戏仿。——英译者注 [6]洗礼是基督教的一种传统仪式，基督徒的婴儿或新入教的信徒都要接受洗礼，在洗礼仪式上，要有神父为婴儿或新信徒施洗，施洗的神父一般就是婴儿或新信徒的教父，不过每个教派进行洗礼的具体方式都不完全一样。——中译者注 [7]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4页。 [8]同上，第105—106页。 [9]这个典型案例引用自：昂利·穆瓦塞（HenriMoysset），《俾斯麦下台二十年后的德国的公共精神》（L'espritpublicenAllemagnevingtansaprèsBismarck），巴黎，1911年。 [10]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7页。 [11]同上，第109页。 [12]大柏林（Groß-Berlin）是柏林市及周边地区的统称。——中译者注 [13]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69—70页。 [14]同上，第71页。 [15]同上，第31页。 [16]艾米尔·基尔多夫（EmilKirdorf，1847年4月8日——1938年7月13日），德国工业家，生于纺织厂主家庭。曾在贸易公司和纺织公司任职。家族企业破产后，转而经营采矿业。1873年担任盖尔森基兴采矿股份公司（GelsenkirchenerBergwerks-AG）商务经理，1893年任该公司总经理，在他领导下，该公司成为欧洲最大的煤矿企业，他也被称为“烟囱大王”（Schlotbaron）。1893年参与创办莱茵—威斯特法伦煤矿辛迪加（Rheinisch-WestfälischesKohlen-Syndikat），并从1893—1913年担任该企业董事会委员。1891年参与创立鼓吹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泛德同盟（AlldeutscherVerband）。一战结束后，遭到胡戈·施蒂内斯排挤，失去了盖尔森基兴采矿股份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施蒂内斯在1924年逝世后，基尔多夫官复原职。在二十年代积极资助纳粹运动。1927年参加纳粹党，1928年退党，1934年重新入党。1937年逝世。——中译者注 [17]加斯东·拉法埃尔（GastonRaphael），《克虏伯与蒂森》（KruppetThyssen），巴黎，1925年，第211页。 [18]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7页。 [19]夏尔·贝特兰（CharlesBettelheim），《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经济》(L'économieallemandesouslenazisme），巴黎，1946年，第67页。 [20]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8页、第65页。 [21]同上，第32—33页。 [22]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23]爱德蒙—约阿希姆·维梅尔（Edmond-JoachimVermeil，1878年5月29日——1964年4月14日），法国专家，专门研究德国文化史。——中译者注 [24]爱德蒙·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L'Allemagnecontemporaine,sociale,politique,culturelle〔1890-1950〕），第1卷，巴黎，1952年，第92—94页。 [25]昂利·布热郎（HenriBurgelin）写道：“工人中某些阶层，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很可能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什么提高”（《1871—1968年间的德国社会》〔LaSociétéallemande,1871-1968〕，巴黎，1969年，第91页）。自从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Kuczynski）于1934年发表《工人处境的发展》（DieEntwicklungderLagederArbeiterschaft，巴塞尔，1934年）之后，还没有新的著作能够提出比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更好的材料。 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Kuczynski，1904年9月17日——1997年8月6日），生于艾尔贝菲尔德（Elberfeld）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柏林、海德尔堡等地求学。1925年进入银行工作，此后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26年前往美国求学。1929年返回德国。1930年参加德共，1931年担任《红旗报》经济编辑。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5年流亡英国。1936年开始为苏联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在英国期间，担任德共流亡组织的领导。1940年1月被英国当局扣押，同年3月获释。1943年9月参与创建自由德国委员会英国支部，并担任该支部领导。1944年9月受邀加入战略轰炸调查团（StrategicBombingSurvey），参与调查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战后返回德国，1945年7月被苏联军管当局任命为苏占区财政管理委员会主席。1946—1956年任柏林大学经济史教授。1947—1950年任德苏友好协会主席，1949—1958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5年创建德国科学院经济史研究部，并任部长。1965—1979年任国家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1990年入选民主社会主义党元老委员会。——中译者注 [26]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卢森堡对这个文件提出了修改意见，其收录于：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Braunthal），《国际史》（GeschichtederInternationale），第1卷，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98页。 [27]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14页。 [28]威廉—爱玛努埃尔·弗莱赫尔·冯·凯特勒（Wilhelm-EmmanuelFreiherrvonKetteler，1811年11月25日——1877年7月13日），德国神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因茨主教。——中译者注。 [29]蒙席（Monsignor）是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尊称，本意为“我的阁下”。——中译者注 [30]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Stöcker，1835年12月11日——1909年2月2日），路德宗的神职人员，反犹主义神学家，曾任威廉皇帝的宫廷牧师，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反犹政党——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Partei）。——中译者注。 [31]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Naumann，1860年3月25日——1919年8月24日），新教教士，1890年参加基督教社会党，1896年退党并创立民族社会协会（NationalsozialerVerein），他鼓吹“民族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32]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01页，第104页。 [33]同上，第114页。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序言 一九七〇年，在欧罗巴社会主义合众国主要城市之一——莫斯科的工艺技术博物馆里，在大讲堂里正在上一堂历史课，这一课讲的是俄国革命，它开辟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充当讲师的钳工刚刚向听众介绍了在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斗争的状况是多么的困难，而俄国的农业性和落后性、以及俄国革命初期的孤立又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他解释说： 如果西方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这种情形就有可能引起俄国在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一场进攻性的、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战争。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是由于它自身的内部发展所决定的[1]。 在长时间的双重政权状态——这种状态在德国特别明显——之后，工人苏维埃在几个工业中心夺取了政权，这标志着一场艰苦的内战的开始，德国工人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但他们的胜利，立刻招来了法国和波兰两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苏联红军对此做出了响应，他们汇入了德国革命的火焰中，与此同时，在革命的宣传攻势面前，帝国主义军队被成团成团地从内部瓦解了。现在轮到法国工人和波兰工人举行起义了。欧洲革命胜利了，欧罗巴社会主义合众国成立了。讲师总结说： 新生的苏维埃欧洲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篇章。德国的工业技术同俄国的农业结合在了一起，在欧洲大地上开始了高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巩固、统一的新型经济机制，显示出了巨大的可能性，还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曾在政治上领先于欧洲的苏维埃俄国，现在也谦虚地退居到经济落后国家的地位上，居于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工业国后面[2]。 在一九二二年，年轻的共产党领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设想过，在半个世纪之后，该怎样去教育新一代人，让这代人了解这场最后的斗争是怎么开展的，让这代人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最初一段岁月。在那时，这仍只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描绘出来的未来图景。但是，一年之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领袖之一——共产国际主席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写到： 德国的事态，正在按照无情的命运发展着。俄国革命花了十二年时间——从一九〇六年[3]到一九一七年——所走过的路，德国革命将只用五年——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就能走完。在最近几天中事态发展得甚至更加迅速。首先，是“联合政府”，然后是“大联合政府”[4]，接着是科尔尼洛夫[5]事件，专家名人的内阁，而现在又是某种类似“大联合政府”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像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下台，换来换去换个没完。这就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下面”呢，群众正兴奋地沸腾着、骚动着，不久，一场战斗，一场即将决定德国未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敲着德国的大门；只有瞎子才会对此视而不见。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具有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将看见，一九二三年秋天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不但将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将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无产阶级正颤抖着手，翻过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一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就要写下新的篇章了[6]。 共产国际主席继续写道： 关键在于，德国革命将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列宁的话仍是正确的，他说过：“在西欧，首先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但继续进行和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则要比在俄国容易得多。[7]”……德国无产阶级再也不用担心过早夺取政权的危险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早就已经成熟了。……德国革命将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它将得到俄国经验的全面帮助，不会重复俄国革命曾犯过的错误。……两千万坚定的、有文化的、有组织的德国无产者，将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展示出他们强大的能量，对于他们的能量，我们甚至还没有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8]。 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同志们领导了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仅仅是先头部队的一场前哨战，而主要的战斗还没有打响，俄国的先头部队仍然被孤立着。德国革命——当时所有革命者眼中的关键环节——经过五年的起伏之后，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那时起，已经有过很多评论家对此做出结论，这些结论都是符合他们的思想或政见的；有些人看到了俄国人民——新弥赛亚[9]——的卓越的革命性；有些人发现了德国人民心灵深层的民主情怀——有些人的发现则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德国人民天生具有军国主义思想；而所有人都指出：以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能够移植到一个西方国家、一个先进社会的心脏地带里，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在他的著作里，对失败的德国革命下了一个判决，他认为德国革命“不过是一段混乱时期，造成这种混乱时期的原因，可以从焦虑失衡的短暂危机中去找，这种危机是由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战败与解体导致的现实崩溃造成的[10]。”有人曾企图用“围城中的群体性精神病”来解释巴黎公社。但这位显然倾向于民主思想的作者对德国革命的失败，给出了更细致具体的政治上的解释： 有组织的德国工人很快就明白了德国和俄国的根本区别，并觉察到了：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拥有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如果突然把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的那种纯种的共产主义搬到德国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11]。 看来，回顾一下这些言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德国革命被反革命打败之后，过了十几年，这个反革命就顶着“希特勒主义”这个名字，向全世界发动了野蛮的进犯，这场进犯是如此的野蛮，使我们不得不问：还有什么“灾难”能比得上它？——哪怕是让“有组织工人”来评判！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见到一些反革命分子：曾经欺骗了士兵苏维埃代表的总参谋部军官法乌佩尔[12]，二十年后在西班牙指挥了“秃鹰军团”[13];曾经帮助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逃跑的海军军官卡纳里斯[14]，二十年后负责指挥“阿布维尔”机关；库尔特·冯·施莱赫尔[15]少校，他是那些比他更出名的将军们背后的真正主使，在一九三二年当了一阵子总理；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16]，克虏伯公司[17]、蒂森公司[18]和IG法本公司[19]。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在德国进行的这场战斗，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当然，也对我们的现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未来。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当革命在德国进行时，它的战斗并不是每天都以街头武斗和进攻街垒的形式进行的；它不只是通过机枪、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来进行的。在工厂、矿山、社区中心、工会、政党中、在公众集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中、在游行示威、辩论和理论论战中进行的各种隐蔽的斗争，同样是战斗，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这就是阶级斗争，而它首先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斗争中的关键问题，是在德国、在全世界，建设一个坚定不移地改造世界的革命党。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是艰苦曲折的，就连认识到这一点都是很不容易的。在“极左主义[20]”和“机会主义”之间、在“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行动主义”和“消极被动”之间，德国革命派来回奔波，忙忙碌碌，想找到通往未来的出路，想找到能确保德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他们有时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反面教训，有时候是通过俄国同志的成功榜样来寻找），最终却没有成功。 为了描写他们所进行过的尝试，我们需要许多关键的文件，但能查询的却很少：出于政治需要，这些文件暂时被迫静静地躺在那些不让我们查阅的档案馆里。这是因为，在这部关于一个“群众性”共产党的夭折的著作中，共产国际以及俄国当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中所发挥的作用，绝非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1]叶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FromNEPtoSocialism），伦敦，1973年，第99页。 本书中的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原注。对于原注，中译者有时会补充一些内容，这些补充的内容后面一律加上“中译者注”。本书中的人物小传大多取自本书的附录，以脚注的形式移植到正文之中，这些小传均视为原注，而未出现在附录中的人物的小传，均由中译者撰写，并在后面加上“中译者注”。本书中的引文，凡是已有中文版的，中译者会尽量采用现有的中译文，而不再重新翻译，并给出中译文的相应出处。在引文中，有个别由作者、英译者或中译者为了语义完整而添加的词句，这些词句用六角括号〔〕框出。——中译者注 [2]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第123页。 [3]此处可能是“1905年”之误，但在核对季诺维也夫原书时，发现原书中也是“1906年”。——中译者注 [4]“联合政府”和“大联合政府”是指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时期里成立的两届联合政府。——中译者注 [5]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请参阅列·达·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40.htm——中译者注 [6]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ЕвсеевичЗиновьев），《德国革命问题》（ProblemederDeutschenRevolution），汉堡，1923年，第1—2页。 [7]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在多个场合发表过意思相近的言论，请参阅：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第34卷，第7页。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的原话是：“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1 《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43页。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的原话是：“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50.htm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13页。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的原话是：“俄国革命的全部困难在于：俄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开始革命比西欧的工人阶级容易得多，但是，我们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则比较困难。在西欧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困难，因为革命无产阶级面对的是高度的文化思想，而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71.htm 《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500页。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的原话是：“我们开始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弹药把它继续下去，把它完成，就十分困难。在一个像德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组织得很好的国家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非常困难，但是社会主义革命一经在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和燃烧起来，就会比较容易地胜利完成。”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86.htm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3页。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的原话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01.htm——中译者注 [8]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7—11页。 [9]弥赛亚（Messiah）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救世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俄国人民由于深受东正教影响，其民族性格中具有“弥赛亚”情结，深信自己是被选中的、注定将要去拯救全世界的救世主，正是由于这种“弥赛亚”情结，才使得俄罗斯人民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中译者注 [10]昂利·利希藤贝格尔（HenriLichtenberger），《新德国》（L'Allemagnenouvelle），1936年，第12页。 [11]同上，第11—12页。 [12]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FreiherrvonFaupel，1873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3]秃鹰军团（Condor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书中的说法有误，秃鹰军团的指挥官是胡戈·施佩勒（HugoSperrle）少将，法乌佩尔并未直接指挥过秃鹰军团。——中译者注 [14]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Franz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5]库尔特·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施莱赫尔（KurtFerdinandFriedrichHermannvonSchleicher，1882年4月4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官员家庭。1900年参军。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战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帮助组织了反革命的自由军团。二十年代在国防军内步步高升，并组建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布吕宁任总理期间，施莱赫尔担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副手。在他的策划下，布吕宁于1932年5月倒台。巴本继任总理后，任命施莱赫尔为国防部长。巴本辞职后，施莱赫尔继任总理。1934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免职，同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6]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Wilhelm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中译者注 [17]克虏伯（Krupp）集团是德国著名的军工产业集团。——中译者注 [18]蒂森（Thyssen）集团是德国著名钢铁与机械企业，1999年蒂森集团与克虏伯集团合并为蒂森—克虏伯集团。——中译者注 [19]IG法本公司（I.G.FarbenAG），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FarbenindustrieAG），成立于1925年，它是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之一。——中译者注 [20]“极左主义”（ultra-leftism）是指包括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communism）在内的各种左派共产主义（leftcommunism）流派。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安东·潘涅库克（AntonPannekoek）、卡尔·科尔施（KarlKorsch）、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等人。——中译者注
第四十七章对失败的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七章对失败的总结 ·托洛茨基重谈德国问题 ·保尔·列维的看法 ·德共的先天不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上，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十月失败”造成的惨败，让历史发生了关键的转折。在欧洲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刻，曾从资产阶级手中失去的主动权，又回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此后资产阶级再也没有搞丢主动权。一九二三年的失败，即使不能象征着共产国际的堕落（这个堕落首先开始于俄国共产党）的开始，至少也对这个堕落过程起到了关键的加速作用，这一堕落最负面的各个方面，往往都能同对这悲惨的一年的最大的期盼直接联系起来。 时至今日，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仍未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起码的关注，它所获得的关注，远远不及历次胜利所获得的关注，就连一些重要性远不如它的失败，获得的关注都比它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在这次失败之后，这场失败的革命，这次在一九二三年举行起义的尝试，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讨论。讨论只开了个头，但从未进行到底，就连这次讨论，现在也几乎无人记得了。在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只有俄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以及当时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保尔·列维，曾试图做出总结性的解释。 托洛茨基重谈德国问题 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他的名著《十月的教训》中回顾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形势，这篇文章是他的全集的第三卷《一九一七年》的序言。正如他在一九二三年底发表的《新路向》中宣称的那样，他认为在这悲惨的一年里，德国曾出现过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非常有利的机会，并认为失败的原因出在党内。他写道： 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1]。 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共产党领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们错误估计了阶级敌人的武装力量：在前革命时期低估了敌人，在革命时期，在起义之前又高估了敌人： 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副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2]。 他在拿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的过程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过程做对比时，强调了随着关键时刻的临近，两个革命党内的忧虑与犹豫情绪不断加重。他回顾了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起义的抗拒，并得出结论：在德国党领导层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犹豫情绪，这种情绪滋生、加深，最后从他们身上传染给了群众。德国左派的解释把“躁动不安的工人群众”同“胆怯的领袖”对立起来，这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驳，他写道： 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转到自己的反面：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的希望就会被失望所代替，而敌人在这时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1923年10月，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3]。 几年以后，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中更加细致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了德共领导层的责任：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我们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革命领导的最大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地探知政治形势脉搏的跳动，以便掌握急剧的事变并及时地转变方向。革命领导的这些品质并不能单单靠对共产国际的最新通告表示效忠而取得。如若具备必要的理论条件，这些品质能够依靠亲身的经验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而取得[4]。 托洛茨基认为，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从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转变，它具有“强烈的革命后果”。但是： 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适时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共产党仍然遵循着它对〔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口号所作的片面的解释。这种片面的解释使它决然地背离了一触即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从一九二一年三月所采取的策略急剧地转变到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在工会和国会中进行有系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件易事。在安全渡过这种转变的危机以后，又出现了发生一种新的、片面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偏向的危险。群众的日常斗争吸引着一切注意力，形成它自己的策略常规，使人们不去注意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任务[5]。 在一九二三年，打开德国局面的钥匙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非常明显，倘若共产党不能及时地理解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无望的”，如若党不能得出一切必要的革命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才能够从“无望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手持钥匙的共产党，用这把钥匙为资产阶级打开了大门[6]。 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工人确实没有投入战斗。这与认为德国正处于革命形势的那种分析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既非偶然，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在德国无产阶级经历过最近几年发生的一切事件以后，必须使他们深信这次问题会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深信共产党已经准备停当，要进行斗争并能取得胜利，才能够领导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可是共产党对实行这一转变采取了非常迟疑不决的态度，并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尽管右翼和左翼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九、十月，它们都对革命发展的进程持着相当程度的宿命论的看法[7]。 最后，这次惨败可以用德国党领导层的两个弱点来解释：宿命论——它相信革命会以某种方式自行发展下去，而与领导层自己的政策无关；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在德国，领导上全都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传染到党内，通过党传染到阶级[8]。” 托洛茨基从一九二三年的德国经验当中得出了一些教训，他相信对于世界革命运动来说，这些教训与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训同样重要，它们都指出了革命领导层的问题：“有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把历史向前推进一步；也有着其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才能较小然而掌握舵盘的人能长期阻止国际革命的发展[9]。”托洛茨基认为，德国的事态是一条总体规律的具体体现： 这里存在着危险，即党的领导和整个党的政策有可能跟不上阶级的行动和紧急的形势。当政治生活相对不活跃的时期，这些不协调的情况可以得到补救，即使会遭受损失，但不至于招致大的灾祸。但在极为紧急的革命时期，所缺少的正是消除不协调的时间，如同前方受到攻击时去救援一样。就其性质来说，一个革命危机最紧急的时期是短暂的。一个革命领导（迟疑，动摇，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观望等待）跟不上客观任务，就有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导致灾难，使多年的准备工作付诸东流。……当领导能适应形势的时候，形势已经变化了；群众在退却，力量对比急剧地发生了不利情况[10]。 在托洛茨基看来，他所谓的“过渡到武装起义前夕的革命领导的危机”是一种“一般危险”。它是由于“党的领导上的某些人和党的中间阶层，在关键时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资产阶级的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恫吓”[11]产生的压力而造成的。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才克服了他们的动摇。而在一九二三年，尽管有共产国际存在，却没能克服这种犹豫动摇。结果犹豫动摇导致了失败。 保尔·列维的看法 在这个时候，列维返回社民党已有一年多了，他领导着社民党的一个左翼流派，他给《十月的教训》的德文第一版写了序言。他跟托洛茨基一样，认为导致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变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灾难： 像当时的德国那样，整个社会在短短几个月里全面滑坡的情况，也许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在为鲁尔战争而洒下的泪水的海洋中，出现了一小撮资本家，他们的经济权力，以及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贪欲，都在不断增强，他们开始在资本家自己的行列里面进行可怕的洗牌重组。先前的敲骨吸髓的通货膨胀消失了，那些没有抓住机会的“老实人”，没赶上在鲁尔大捞一把的好时机，他们屈服了。工业与知识分子中的中间阶级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工人发现，以金芬尼计算的工资急剧减少，这对他们的经济基础造成的影响，意味着他们的一切组织体制、工会、合作社等，都不得不屈膝投降[12]。 列维和托洛茨基都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从未像一九二三年这么明显。他们面临着历史性的形势，按照逻辑来讲，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政权理应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就像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托洛茨基认为，德共本来是可以领导德国革命的，就像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做到过的那样，但列维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列维充满火药味地宣称，托洛茨基的假设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恰好同时具备这三个前提时：德国形势完全与俄国形势相同；共产国际成了有史以来最完美无瑕的组织；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是一位高水平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欧洲有名的傻瓜；我们就会看到：尽管这些前提全都具备了，德共仍然不能获得这样的资格：在这场灾难之后，挺身而出，成为能够重塑国家的力量[13]。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理解领会了自己的政策，通过执行这些政策，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望，这些政策使他们在十月赢得了合法性。革命派本来是能够、而且也应该在德国执行这样的政策，并以此使他们赢得同样的地位的： 在德国的悲惨环境中，这样的政策是不难推行的。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当然是以前的世界大战留下的经验；其实，这只需要揭示出：鲁尔的这场战争，是德国资本家掠夺德国的非资本家阶级的无耻伎俩，这种政策到头来一定会让受其所害的各个社会阶级起来反抗它的始作俑者[14]。 德共的首脑没有采取这个简单明了的政策，反而一头扎进了“民族压迫”论，他们自称这是“新”理论。拉狄克就“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施拉格特发表了他那篇声名狼藉的讲话，季诺维也夫曾警告共产党人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党的每一个狂热的全职干部都在鹦鹉学舌地重复这些论调，这实际上搅乱了德国劳动群众的思想，鼓舞了极右翼的蛊惑煽动。无产阶级对这些论调完全不能理解，这才是它陷入消极被动的原因： 而这一切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在鲁尔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力量，整个德国却被民族共产主义的臭气弄得乌烟瘴气。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正在毁灭的德国的继承人，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宣称自己拥有同样的权利——一个自称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另一个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所以，两者本质上都是相同的[15]。 但是在一九二三年里，列维曾支持成立德国工人政府的号召，并支持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因为他认为，既想反对成立大联合政府，又想在共同斗争中帮助工人阶级克服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而造成的隔阂与恐惧，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九二三年八月，在他重整社民党左派的时候，他相信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是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我们不应该认为，俄国所采取的形式就是成品。我们并不认为俄国所采取的形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各项任务的出发点。社会民主党必须在与俄国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更加独特的性质的情况下，行之有效地推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它必须更多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现有的政权体制联系起来。它首先可以采取议会少数派的政府的形式，这样可以把它在议会力量上的“弱势”转变为社会力量上的“强势”[16]。 这也许可以证明：尽管列维曾对德共的民族政策提出过警告和批评，但他还是能够认为德国的形势是革命形势，最后还是能够认可德共为寻求政府层面上的过渡口号而进行的尝试的[17]。 德共的先天不足 列维虽然很想揭示出，德共在经受战斗的考验之前就已经彻底破产了，但他其实并没有否认托洛茨基的分析所依赖的基础。要写出一九二三年夏季的“民族共产主义”政策是如何搅乱了劳动群众的思想，要宣称德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跟在布尔什维克后面“鹦鹉学舌”之外什么都不会（他后来就是这么做的）[18]，只需要强调指出这个党表现出的种种不足就可以了，在当时非常有利的条件下，这个党却不能把自己提升到配得上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从这个观点来看，拉狄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很重要的：“《公开信》事件是很典型的。我当时要是在莫斯科的话，我脑子里压根就不会冒出这个念头。” 决定德共的政策的人不在柏林，而在莫斯科。在反法西斯日等问题上，是身在德国的德国人自己觉得承担不起做出决定的责任，便请求莫斯科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不仅如此，他们本来应该把这些决定贯彻到底，可又做不到。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拉狄克向德国党的领袖们指出，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仍未抽出时间来对《公开信》及其政治意义、以及《公开信》所开启的政治前景进行认真的探讨。一九二三年一整年里，在德国做出的唯一重要的倡议，是由布兰德勒于七月十二日向全党发出的号召[19]。这个倡议激起了干部们的强烈反应，他们以为布兰德勒“疯了”，不仅如此，就连布兰德勒自己，在这一表态之后，也没能根据德国形势勾划出前景。 同样重要的是：八月间扭转了德共政策的，是俄国党政治局；托洛茨基根据瓦尔赫尔和恩德勒提供的信息，做出分析，而瓦尔赫尔和恩德勒则等着托洛茨基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做出裁决之后，才能得出政治结论。一九二三年九月，布兰德勒在莫斯科几乎不假思索就承认了：他是一个拥有几十万党员的革命党的领袖，而他在德国看不到的问题，远在莫斯科的人却能看得见。 德共的一个弱点就是它的左派的“煽动家”，他们是狂傲不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善于玩弄革命的词藻，却没有正确估计形势、或提纲挈领的本事。他们吸引了一些优秀的战斗性工人，但是，正如蔡特金在写给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们也引来了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冒险家，甚至是庸俗的反犹分子，更不用说那些与工人运动格格不入的革命玩票者了[20]。 德共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右翼的领袖，这些人总是在对形势的本能判断与自己的保守反应，以及伪装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意志论原则之间摇来摆去，在武装起义期间，这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一副荒唐可笑的讽刺画。一九二一年三月，布兰德勒让自己接受了库恩等人的领导；一九二三年八月和九月，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先后都保持了沉默，没有为自己的主张而奋战到底，这也体现出了这个弱点。 在总体上，德共还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它的干部们，这些干部在面对统治阶级时，他们是乐于奉献、敢于牺牲和英勇无畏的，可是，他们却几乎不会独立思考，总是盲从莫斯科的指示，把莫斯科提出的建议当成了金科玉律。 但我们不应忘记，德共的领袖仅有短短几年的经验，而且在这几年里他们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列维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是个律师，是个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在世界革命的紧要关头才接下了领导新生的共产党这个重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知道他的局限性，担心他的浅尝辄止和个人主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挥了自己的全部影响力，让他担任了党的领袖。在德国没有人能干得比他更好。一九二三年，德国国家安全机关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指示，命令大使馆不得给拉狄克发签证，不能让他返回国内形势已经白热化的德国，这并非偶然。拉狄克要比德共的领袖优秀得多。 德共拥有布兰德勒和瓦尔赫尔这样久经考验的工人领袖，拥有塔尔海默这样的理论家，拥有能够协调罢工、组织游行，并率领那些能够死战到底的先进工人的大军的人。它能够召集优秀的演说家，让他们到群众集会上去讲话，去参加议会中的辩论，它能够召集足智多谋的密谋家、才华横溢的记者、笔杆子和枪杆子都能玩得转的地下工作者。但是，它却没有一个像列宁喜欢说的那种能够耳贴地面，倾听青草生长的人，它没有能够在实际形势中找到出路的人。它没有列宁，考虑到战前的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中二流人物的素质，在党或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因素能在短短几年里，造就出能够在全欧洲（如果不是全世界）最清醒、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面前，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人。列维在一九二〇年说过，德国革命派的重大错误在于，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们不愿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哪怕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仅仅是一个小宗派[21]。拉狄克在一九二六年写给蔡特金的信里，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在卡尔和罗莎的逝世纪念日，我在莫斯科青年团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话——那次会议上也安排了你的讲话。我在准备演说稿的过程中翻读了罗莎的论文，我深深感到，我们德国的左派激进派不是觉醒得过早而是过迟了，对于危险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过于尖锐而是过于软弱了[22]。 简单来说，德共的弱点，就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弱点的折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中的小社会，它在原则上反对德国社会，实践中则适应德国社会，两者完美结合，它所提供的经验、责任与任务，并不适用于那些能够与工人一起创造历史的人，而只适用于那些想利用工人来参与政治的人。 工会官僚与社民党机关的保守性质，使工人当中最有战斗性的分子反对集中制与组织的概念。共产党的领袖来自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他们身上带着社会民主党留下的全部印记——消极被动的倾向，甘当事态的尾巴的习性。在这方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其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我们对此必须予以大力驳斥。这是因为，在莫斯科与德共的关系上，莫斯科的成功、特权、然后是威信，最后是专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德共的人员的平庸造成的。只要世界革命的前景仍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缺点就是暂时的，是能够得到克服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中，俄国革命的堕落却成了一个关键因素。在俄国党内逐步掌握了权力的斯大林派，驯服了德共，在这个强有力的党内，斯大林派仅仅遭到了微弱的抵抗，甚至当德共面临着由纳粹主义的崛起而造成的致命危险的时候，它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执行了有罪的错误政策时也是如此。 在我们研究的德共这段短暂的历史时期当中，极左主义，以及一切自称以卢森堡主义为基础的理论，所提出的关于群众自发性的观点，都走进了死胡同，这是这段时期里最惊人的事实之一。革命的急躁情绪，以为由坚定的战士所组成的小集团和积极活跃的少数派能够代替广大群众的活动的悲剧性的幻想，对“榜样行动”的优点的坚信，贯穿于德共的这段历史。它们也是为这些因素而付出的代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在长年累月中垄断了工人运动，以及德共的缺点——它不能够对无产阶级的活跃的少数派对革命的渴望迅速做出响应。各种少数派的自作主张（既有来自德共内部的，但往往是来自德共之外的）使得德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活跃而又有组织的派别能够应付各种艰难的事态，并能够充分利用它们最根本的有利条件——工人阶级队伍当中的分裂。 德共在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终究不能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巴达克斯主义的失败，最起码不能代表共产主义的失败。它代表着整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德共曾试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推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它的动作太慢了，被世界危机的发展抛在了后头。 在此之后的德共的历史，又属于另外一章了，在这一章里，德共的一切原则路线都源自莫斯科。正是因为这样，再也没有人去始终如一地试图建设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再也没有人去利用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集中、文化水平与组织了。 由于美国贷款的注入，德国经济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后，恢复了元气，并出色地发展了它的生产机关。然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又重创了它，与一九二三年相比，这次危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表现都不一样，但两次危机都同样严重，并产生了同样的革命潜力。而这次胜利的是武装的冲锋队与党卫队（Schutzstaffel）。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党人与改良主义派，斯大林派与极左派，布兰德勒派与托洛茨基派，都被肩并肩地送上了绞刑架，送进了集中营。在这个时期里，那个沿用了德国共产党之名的党，不再是列维、布兰德勒、拉狄克或马斯洛夫的党，他们都曾想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工具，但此时的党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此时的德共是一种“新型的党”，它服从于富有魅力的天降英才恩斯特·台尔曼的权威，他显然是“元首”的无产阶级翻版，永远正确，全知全能，可实际上，他只是照着苏联的“天才领袖”炮制出来的、专门用于德国的一个赝品罢了。苏联的官僚阶层已经不再关心组织德国革命，相反，它害怕任何可能危及不稳定的现状的事件——它的存活完全依赖于这个现状；德共成了一个机关，为了迎合苏联官僚的外交政策的需要，而执行其下达的任务，就是它唯一的用处。 继承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官僚传统，又按照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俄国模式加以改进，就产生了一个由各级书记组成的执掌一切权力的官僚统治集团（监督、通信与领导都是通过各地方委员会的政治书记进行的）——它完全依赖由少数几人组成的书记处，书记处直接领导着各个中央部门，并把控制各级党组织的权力紧紧抓在手里。党员不断变动，不停地被替换，拥有长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所剩无几，由八千名全职干部组成的机关足以牢牢控制住这样的一个党，再通过党控制了青年与失业工人——这些青年与失业工人当中，有一些人后来又参加了纳粹党，纳粹党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并保证会去斗争。德共的力量，足以在它自己的队伍当中，以及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阻止建立反纳粹统一战线，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当希特勒匪帮成功掌握了政权机关的重要机器时，德共却不堪一击，在短短几天里就被打垮了，与它一起被粉碎的，还有其他工人组织，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赢得的一切成果。 施特克尔、施耐勒、诺伊鲍尔、贝克与台尔曼等人或是死在了绞刑架上，或是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下，或是死于希特勒的监狱和集中营里，而维尔纳·希尔施、列奥·弗利格、雷梅勒、埃贝莱因、许斯金德、奇本贝格尔、列奥夫和海因茨·诺伊曼则死在了斯大林的格伯乌[23]的监狱或拘留所里。 最后的这次失败，是两个斗争产生的结果，这两个斗争尽管彼此相隔，但是它们的起源与结局却是紧密相连的。前者发生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发生在德国各个工业城市的工厂与街头；后者发生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发生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并以斯大林及其官僚机关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场斗争中，世界无产阶级都在至关重要的战场上失败了，这暴露了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悲剧性弱点，并指出了克服这种弱点的唯一方法——建设一个真正的国际。 在本书的最后，请允许我们引用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结尾的一段话，来对世界革命做一个评价： 资本主义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够提高科学和技术至于一种高度而陷人类于战争和危机的地狱。敌人们只给社会主义以十五年限期，就要它在地上建立天国。我们并未曾夸下这个海口。我们也从未规定这样的限期。大变革之过程，应当拿适宜的尺度来计量的[24]。 从这个观点来看，共产国际幼年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再是一部充满了破灭的幻想的历史，而是一场延续至今的斗争的肇端（prehistory）。 [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1978年，第545页。 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文没有黑体字，这里的黑体字是根据英译文加上的。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index.htm——中译者注 [2]同上，第575页。 中译文没有黑体字，这里的黑体字是根据英译文加上的。——中译者注 [3]同上，第577页。 [4]《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77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2.htm#4——中译者注 [5]同上。 [6]同上，第77—78页。 这段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7]同上，第78页。 [8]同上，第83页。 [9]同上，第81页。 [10]同上，第81—82页。 [11]同上，第82页。 [12]保·列维，《为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所作的序言》（IntroductiontoTrotsky’sTheLessonsofOctober），《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第5卷，第2期，1994年春季，第63页。 [13]同上，第64页。 [14]同上。 [15]同上，第65页。 [16]《关于党的当前任务》（ÜberdiegegenwärtigeAufgabenderPartei），《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SozialistischePolitikundWirtschaft），1923年9月7日。 [17]他曾多次回顾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在共产党人中间》（BeidenKommunisten，《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1924年4月17日）这篇文章里。 [18]《共产党人的新主意》（DerneueKommunistendreh），《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1925年6月18日。 [19]英文版与法文版均把日期写成6月12日，但参照本书第38章的内容，应为7月12日。——中译者注 [20]请参阅本书第四十二章。 [21]列维档案库，P124/8。 [22]《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6页。 此处借用了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的译文。——中译者注 [23]格伯乌（ГПУ），全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由契卡改组而成。——中译者注 [24]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结论》，郑超麟译。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6.htm
第四十六章卡尔·拉狄克：错综复杂的作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六章卡尔·拉狄克：错综复杂的作风？ 卡尔·拉狄克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人物，任何一个想要研究共产国际早期历史的人，都绕不开这个关键人物。尽管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如今已经几乎被遗忘了，可是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年里，他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从他走出德国的监狱，到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他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此外，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他都是德共的导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派他负责“德国问题”，就像它指派托洛茨基负责“法国问题”一样。H·舒勒（H.Schurer）与沃伦·勒纳[1]最近的研究成果，也许开启了研究拉狄克的道路；大量的“拉狄克”文件藏在东德和苏联，不许我们查阅，我们现在只能期盼，这些文件有朝一日能够向我们开放。 对拉狄克最好的描写，无疑出自一九二〇年的德国记者威廉·赫尔佐格笔下： 卡尔·拉狄克……已经当选为第三共产国际的书记。他那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活跃过头的头脑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的大脑充满了德国浪漫主义（加上一点波兰犹太教义），富有讽刺与能量。他每天都要为《真理报》和《消息报》各写一篇社论，往往还要另写一篇文章，供克里斯蒂安尼亚[2]的广播电台播送。他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个代表。他向他们提出建议和指导。他主持第三国际的大小会议，还要参加执行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与许多部门的各种会议。他要在工人大学讲课，还要给红军指挥员上课。他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发言。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草率了事，而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非常严肃认真，但绝不缺少机智。他能把握问题，充分理解问题，对问题进行剖析与解释。听他讲话简直如沐春风。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意，对于各种人物和事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解。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每一天、每一个领袖，甚至是每一个有点重要性的人物，他都一清二楚。因此，他具有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非常了解。 他具有闪耀迷人的风度。虽然他的俄语水平不如母语好，但他的文章脉络清晰，比喻活灵活现，令人钦佩不已。对于人类生活中有关政治和知识的一切方面，都能在他的头脑中唤起敏捷的反应。简单来说，他具有卓越的才智，是一个天生的宣传家和鼓动家，谁也无法压制和阻止他的宣传鼓动。在用世界革命的思想来影响、感染和渗透这个敌对的、或仍是冷漠的世界这个问题上，他从不知妥协为何物。他与布哈林、奥辛斯基[3]等人属于布尔什维克（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一代。这个阶级战争的卓越战略家，这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恐怖主义者，热爱德语文学；他熟悉歌德、海涅、克莱斯特[4]、弗里德里希·冯·根茨[5]与浪漫主义作家比希纳[6]、格拉贝[7]，他热爱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8]，并能引用施特凡·格奥尔格[9]与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10]的诗篇[11]。 这段描写充满了恭维和赞美，不过仍不失真实可信，但是，也许还应该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拉狄克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凯斯勒[12]伯爵曾这样形容拉狄克：“介于巴克[13]和狼之间的某种东西，又有点像街头的阿拉伯人……梅菲斯特”。英国间谍兼外交官布鲁斯·洛克哈特[14]写道：“〔拉狄克〕半是教授，半是土匪”。他的魅力源自他的智慧，源自他的机智善辩，源自他时刻不忘使用的狡黠的幽默感，源自他渊博的学识和对知识的广泛的好奇心，简单地说，他的魅力源自他的优雅、敏锐与无可辩驳的文弱，尽管他讲起话来咄咄逼人。 最重要的是，拉狄克是一个独行侠。当他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时候，他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其实，早在德国党的领袖对革命还毫无经验，仅在书中读过一些对巴黎公社或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描写时，拉狄克就已经有了一些革命经验。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流亡国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时，他又回到了波兰，接替了列奥·约吉希斯，担任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主编。然后他体验了坐牢的滋味。出狱后他定居德国，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在《新时代》上抨击了考茨基，因此赢得了辩论家与理论家的名声。他专门研究帝国主义，并全力揭示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会导致世界大战。他以这个观点为基础，发展出了他的世界革命理论——这个课题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很熟悉，但对德国社民党的党员来说却很生疏。他的才智使他成了一个有名的记者，但他在德国仍是孤单的，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里，由于他支持以华沙党委为首的反对派，反对卢森堡与约吉希斯，他遭到了进一步的孤立。 在所谓的“拉狄克事件”中，他为自己的名气与孤立付出了代价。他曾鲁莽地抨击过社民党的机关与南方的修正主义者。在一九一二年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次年，在波兰人的支持下，他被德国党和波兰党开除，理由是他的某些个人行为。他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为了能更好地为自己辩护，他果断前往柏林，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发表了自辩书。为此而成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即“巴黎委员会”）洗清了他的冤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赢得了列宁、李卜克内西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的支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的案件得不到应得的重审，这样一来，他就像舒勒所写的那样，“在大多数德国社会党人眼中仍是个有污点的人”[15]。 一九一四年，他在德国已无容身之地，德国的国际主义派的核心成员都是他最难对付的劲敌。他在极度消沉之中流亡到了瑞士，这让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托洛茨基十分失望： 我曾希望他能成为我的同志。……但我在谈话中惊讶地发现，他不相信战争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近期内根本没有可能。他回答说：“不行，对此来说，人类生产力还不够发达。”[16] 不过拉狄克很快就在流亡的国际主义者的圈子里重新振作起来，并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列宁希望能通过他同德国国际主义者建立联系。列宁劝说他参加一份国际刊物的工作，列宁希望这份刊物能够成为重整国际的出发点。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拉狄克属于少数派；但德国代表拒绝同拉狄克一起在宣言上签字。在伯尔尼，当蔡特金发现拉狄克也来出席昆塔尔会议时，她勃然大怒[17]。他显然仍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尽管拉狄克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但他却与列宁保持距离，列宁曾用很重的话批评拉狄克“耍阴谋”，甚至还骂他“卑鄙下流”。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他同列宁发生过争论，他还谴责过一九一六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18]。同时，在德国问题上，他坚决要求革命派同社会民主党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通过拉狄克发表在《工人政治》上的文章，德国的极左派才接触到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工人贵族的背叛、关于必须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关于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的主张。在独立党成立大会上，一位斯巴达克斯派代表引用了拉狄克的话，并在听众当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拉狄克仍是德国运动中的一个在逃犯，但他周围的坚冰正在逐渐消融。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急剧地改变了他的立场。他跟列宁乘上了同一列火车，却被俄国当局拒绝入境。于是他便在斯德哥尔摩逗留了下来，帮布尔什维克组织国际联络工作，并领导了对德宣传。在起义的第二天，他抵达了彼得格勒，并立刻被当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副外交人民委员任上，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外交官及将领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并在战俘中间开展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还在前线组织了两军士兵之间的亲善活动。他始终关注着德国，在德国政府拒绝让他以苏维埃政权的官方代表的身份入境后，他偷越国境，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以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的身份抵达了柏林。 拉狄克的反应受俄国经验影响极大，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他在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在这一阶段，他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旁观者，他深信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具有其优越性。在他被捕之后的几周里，他曾担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审讯中他的立场是坚定的。然后情况改变了；他成了一个特殊囚犯，他的牢房成了政治沙龙，政治家、将军、商业巨头都跑来求见他这个俄国政府的半官方代表，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或是去影响他。这个波西米亚法外狂徒表现出了优秀外交家的才干，同他谈话的人无不为他倾倒，或是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开始讨论起高层的外交政策，探寻结盟的可能性，并把他当成了一位全权的特派大员。 尽管如此，拉狄克一刻也没有忽视德共的各种问题，在短短几天里，他已经目睹了这个党的诞生，也目睹了它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他在列维身上做了大量工作，试图说服列维接受这些观点：一定要争取群众、避免“左”派幼稚病、在工会当中开展工作、并利用选举和议会讲坛提供的各种机会。从一九一九年起，他就在撰文反对“左”派幼稚病，他在论战中提出的各种论点，几乎都为列宁全盘接受。拉狄克赞同列维提出的总体前景，也赞同列维提交给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提纲的路线（他可能帮助列维起草了这个提纲），但他却不信任列维，他还尖锐地批判过列维，因为列维在新党内搞分裂，还抨击过匈牙利与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而他认为这种抨击是出于机会主义立场的。 回到俄国后，他担任了共产国际书记，主要负责德国事务。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在是否邀请共工党参加大会的问题上，他支持德共（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俄国党，显示出了他的独立性。此举（他认为自己要向共产国际负责，而不是向他自己的党负责）导致他被俄国党免去了书记职位。与此同时，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仅有极少数共产党领袖不赞同列宁对于波兰和德国的革命前景的乐观看法，拉狄克就是其中之一。列宁后来说过：“拉狄克预见到了事情的结局。他警告了我们，我当时对他很恼火，骂他‘失败主义’。但是他大体上是正确的[19]。” 在德国问题上，拉狄克对于德共领袖有着不少的保留意见。在卡普暴动之后，他是对德共中央局的态度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之一，他极力谴责“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在那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要么直接、要么通过弗勒利希同列维论战。他起先反对同独立党左派建立密切联系，但后来又转变了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列维。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在搞阴谋，企图在独立党左派领袖（而不是在德共中央局）当中寻找支持者，或者是在寻找他认为能够抗衡列维的有害影响的人物。在合并大会上，他反对列维，但又与列维一同起草了《公开信》，为此他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库恩的抨击，然后他通过阐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发展出了他对极左主义的批判。 要搞清楚拉狄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以后的政治目的，就不太容易了。他强烈反对左派，强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分裂意大利社会党的企图，但是，当列维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给最糟糕的左派对手大开方便之门后，此举又让他大为惊讶。在三月行动发动前，他从莫斯科发出指令，要求“推动”党，但是，当他得知这种“推动”是怎么进行的（三月行动在库恩推动下发动了）之后，他马上就对三月行动进行了谨慎的批判。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层陷入了混战，拉狄克似乎选择了同俄国党的左派站在一起（为此他遭到了列宁的批评），但他的立场又比季诺维也夫要右一些，季诺维也夫为此指责他违反了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同列宁与托洛茨基达成的妥协——但是列宁后来又批评他过于“左”倾。在俄国党代表大会与共产国际三大之间，他表现得犹疑不定，最终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他的行为促使塔尔海默与特拉奇尼提交了修正案，发起了左派的反攻。 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在莫斯科有一些人想要重新向中派开战，拉狄克似乎就是其中之一，他公开抨击了蔡特金，并为此遭到了列宁的批评。他先向列维、然后向弗里斯兰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所使用的词句同柏林左派使用的词句很像。其实，从一九二一年二月开始，他的政治性格、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他对世界革命进展速度的悲观情绪，都是与他的态度相矛盾的。他先是坚决地反对左派，但又突然参加了左派，可他对左派的支持又不够彻底。在写给中央局的信中，他将这种转变解释为爆炸性的国际局势所引发的焦虑，以及他认为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但这能解释得了这种转变吗？他是否只是想避免同明显获得了列宁的无限支持的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他是否认为，可以利用当时的形势，方便地搞掉被他认为已经不可靠的列维，但又不抛弃列维的路线呢？我们目前只好承认，我们还弄不清当时的这个谜团，拉狄克在当时的表现，使他遭到了“左右摇摆”的指责，如果不说他是“投机分子”的话。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认同舒勒提出的在一九二一年底出现了一个“新拉狄克”的观点。出现的只是旧拉狄克的重生，经过六个月的困惑之后，他又重拾了早先的看法，认为西欧的革命进展速度是缓慢的，必须通过耐心地争取群众来建设一个党，必须围绕着经济要求与“过渡”口号，不断地进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他作为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外交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同冯·塞克特将军和外交官冯·马尔赞[20]举行了会谈，促成了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拉狄克其实是克里姆林宫在德国的非正式代表，在某些方面，他代表着共产国际不一定赞成的外交政策。在共产国际内，有一些人致力于在工人统一战线战略的框架内，寻找革命的“新道路”，拉狄克就是这些人之一；他就算不是工人政府之类的过渡口号的父亲，至少也是教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没有引起季诺维也夫的注意，却引起了拉狄克的极大关注，他从中得出结论，并在一九二三年将这些结论公开发表；历史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回野蛮”的问题的现代翻版，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无产阶级具体应该怎么做？拉狄克的结论对此作了回答。舒勒认为，拉狄克在一九二三年提出的观点，抛弃了他以前的关于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在拉狄克看来，正是因为在那一年，德国的经济危机摧毁了工人贵族赖以生存的基础，把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都拉低到了相同的水平，整个阶级才有可能重新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我们已经指出过对拉狄克的“施拉格特路线”的传统解释错误何在。对这条路线的传统解释认为，这是企图复活“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舒勒甚至认为这是“对于作为一种有潜力的革命因素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新兴趣”的证据[21]。拉狄克认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他是针对小资产阶级而提出“施拉格特路线”的，这个阶级已经被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民族耻辱给逼得发狂了，“施拉格特路线”就是为了不让反革命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当中获得群众基础。施拉格特虽然站在反革命一边战斗，但他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值得革命者钦佩，不过，正如拉狄克所说的，他只是一个“走入虚无的浪游者”，而走向未来的钥匙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然而，在整个一九二三年里，拉狄克的政治表现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正当非正式罢工撼动了库诺政府时，他坚决反对任何急躁行为，反对德共内部的任何极左冲动，当七月二十九日的街头示威被禁止时，他几乎是单独承担了不对禁令进行抵抗的全部责任。然后，他似乎没有经过讨论，就转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必须准备起义的意见，他本人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可是，关于这一点，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我们还不能给出准确的回答。托洛茨基本人的影响力，是否足以让拉狄克相信，由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做出转变？鉴于他以前的经验，他是否当即同意改变他当时尚未成型的观点？他在一九二一年没有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克制了自己的冲动，会不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或保证，或者正好相反，他是因为投机心理作祟，想追随当时高层中的主流观点？那么，他这次是不是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才做出急剧转变的？舒勒猜测，拉狄克知道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但他的言行都是与他真实看法相反的，这是真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德国党的领袖（特别是布兰德勒）的态度是跟拉狄克相似的，他们心里都充满了疑虑，但都没有说出口，有时甚至还积极助长同志们的幻想。拉狄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指出，关键问题在于：德共是“一个优秀的工人党”，但还不是共产党，八月的转折进行得太晚了，德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明白，社会民主党的垮台使工人阶级群众陷入了何等严重的消极状态之中，此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德共决定撤销起义时，拉狄克不在开姆尼茨。但他后来批准了这个决定，当布兰德勒要求他承担全部责任时，他同意了布兰德勒的要求。这次他没有回避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其他委员及俄国党的领袖发生冲突，相反，他主动发起了冲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面临着千夫所指，他极其坚定地、一步步地为自己辩护。据他自己的说法，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出于对传统的尊重，他才做出了让步，支持了那个决议，让他和布兰德勒充当了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的替罪羊。 拉狄克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在面对统治阶级时，在坐牢或潜入地下时，他的勇气同样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他自己的党内，他的政治勇气就就不那么可靠了。当政治路线明确的时候，当他通过党内的普遍赞成，或是通过他的听众的可靠意见，从而清楚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的时候，他就能表现得才华横溢、高效能干、坚定果决；但是，每当共产国际或俄国党的领导层的内部冲突加剧的时候，或是在艰难的政治斗争中出现了某种新情况的时候，他只要一觉得自己脚下根基不稳，就会变得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见风使舵。他在解释和阐述问题时（也可以说是在推广普及思想时）无比睿智，在评论别人的政治思想时可谓妙笔生花，但是，每当需要他自己拿主意，自己承担起指引方向（特别是在需要纠正方向的时候）的责任时，他就会显得犹豫不决。他能够机智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政治路线，在没有尖锐的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也能够“通过代理人”成功地领导德国党，但在危机时期，在需要一个全面的领袖来承担一切责任（包括在自己的党内，为了捍卫自己认为的正确路线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十五年后，在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拉狄克上演了一出令人吃惊的戏剧：他在检察官维辛斯基[22]面前，指控了一些人犯有罪行，同时又承认自己是这些人的共谋，托洛茨基为此对拉狄克做出了很严厉的评价。不过，这个评价，正好可以与赫尔佐格的恭维互补： 拉狄克……只是个记者。他拥有这一行的卓越才干，也拥有这一行的全部缺点。拉狄克受过的教育，也许形容为“极为广博”是最恰当的。他对波兰运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他长期参加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对世界各国报刊，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报刊，有着深入而仔细的研究，这些因素都拓宽了他的思想境界，使他的头脑极具灵活性，并给他的头脑提供了无数的事例、对比，还有分析与轶事。然而，拉狄克缺乏费迪南德·拉萨尔所谓的“头脑的坚韧力量”。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当中，拉狄克与其说是关键的参与者，倒不如说是过客。他的头脑过于冲动，过分滑头，不适合系统的工作。他的文章也许能给人提供大量的信息；他提出的反论能使人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拉狄克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23]。 简单来说，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共产国际让拉狄克担任德共的导师，交给了他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在德国锻造出一个革命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要由那些能够给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找到正确方向的人组成，但是，他却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无法把自己并不具备的东西传授给德共的干部，这些东西就是：充分的政治自信，这种自信是以在变化莫测的形势中久经考验的分析为基础的；行为的一贯性；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坚守原则而又不堕入教条主义。在他的羽翼下，尽管他自觉地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却还是不能成熟起来。 [1]沃伦·勒纳（WarrenLerner，1929年7月16日——2007年12月2日），美国历史学家，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1952年获波士顿大学学士学位，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6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1961年任罗斯福大学历史系助教，1961—1965年任杜克大学助教，1965—1972年任副教授，1972—2002年任教授，1985—1990年任杜克大学历史系主任，2002年获杜克大学荣誉教授称号。主要研究俄国与东欧历史。——中译者注 [2]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是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的旧称。——中译者注 [3]尼古拉·奥辛斯基（Николай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Валерианович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4]可能是指埃瓦尔德·克里斯蒂安·冯·克莱斯特（EwaldChristianvonKleist，1715—1759），德国诗人；也可能是指弗兰茨·亚历山大·冯·克莱斯特（FranzAlexandervonKleist，1769—1797），德国诗人；或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vonKleist，1777—1811），德国诗人、作家。——中译者注 [5]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vonGentz，1764年5月2日——1832年6月9日），德国出版商、国务活动家。——中译者注 [6]卡尔·格奥尔格·比希纳（KarlGeorgBüchner，1813年10月17日——1837年2月19日），德国剧作家、革命家。——中译者注 [7]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ChristianDietrichGrabbe，1801年12月11日——1836年9月12日），德国剧作家。——中译者注 [8]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ConradFerdinandMeyer，1825年10月11日——1898年11月28日），瑞士诗人、小说家。——中译者注 [9]施特凡·安东·格奥尔格（StefanAntonGeorge，1868年7月12日——1933年12月4日），德国诗人。——中译者注 [10]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年2月1日——1929年7月15日），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中译者注 [11]威·赫尔佐格，《俄国札记》（RussischesNotizbuch），《论坛》（DasForum），第11期，1920年8月，第805—807页。 [12]哈里·克莱门特·乌尔里希·凯斯勒（HarryClémentUlrichKessler，1868年5月23日——1937年11月30日），德国作家、收藏家、外交官，曾于1918年11月18日——12月15日出任德国驻华沙大使。——中译者注 [13]巴克（Puck）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精灵，身材矮小，毛发浓密，喜好恶作剧，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里就有一个巴克出场。——中译者注 [14]罗伯特·汉米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HamiltonBruceLockhart，1887年9月2日——1970年2月27日），英国记者、作家、间谍与外交官。二月革命时任英国驻莫斯科代理总领事，十月革命后组织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间谍活动，并卷入了刺杀列宁的案件。——中译者注 [15]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1部分，《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第62页。 [16]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7]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63页。 [18]1916年复活节期间，爱尔兰人民于4月24日发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在经过六天血战之后惨遭英军镇压。——中译者注 [19]蔡特金，《回忆列宁》，纽约，1934年，第18页。这一段在中文版中被删去了，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0]阿道夫·格奥尔格·冯·马尔赞（AdolfGeorgvonMaltzan，1877年7月31日——1927年9月23日），德国外交官，曾在促成拉巴洛条约的谈判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中译者注 [21]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2部分，《概览》，第55期，1965年4月，第135页。 [22]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Януарьевич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3]列·达·托洛茨基，《新的莫斯科阴谋》（ANewMoscowAmalgam），《列昂·托洛茨基文集1936—1937》（WritingsofLeonTrotsky1936-37》，纽约，1978年，第118页。
学法律的愿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学法律的愿望
第四十五章保尔·列维：被错失的良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五章保尔·列维：被错失的良机？ 保尔·列维是共产主义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到列宁通过与克拉拉·蔡特金的通信，向列维伸出援手，却被列维回绝的那一刻。 拉狄克认为列维不是共产主义者，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玩票者[1]。托洛茨基把列维同弗洛萨尔与塞拉蒂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受到了俄国革命的吸引，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超越了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但当群众运动退潮时，他们又倒退回了原处[2]。最后，历史学家里夏德·洛文塔尔认为，列维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只是因为他不了解俄国的真相；作为卢森堡的门徒，他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战友，只是因为他从未真正了解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相[3]。这也是民主德国历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撇开“叛徒”和“内奸”之类老套的帽子，我们就能发现，民主德国的历史学界认为列维不过是一个“阶级敌人”，一个潜在的叛徒，即便他曾是德共的领袖[4]。 有两个人可以作证，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一个是蔡特金，她赞同列维的保留意见与批评意见，她一直在不倦地为列维辩护，为了达成妥协，她出了大力，但列维最后还是高傲地拒绝了妥协[5]。一九三三年，她在莫斯科逝世，她逝世前始终是德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党员，当斯大林主义获胜的初步迹象开始显现时，她仍然认为：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她与列维为之辩护的观点，并未超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分歧的范围，她去世前仍在撰文捍卫这个观点。 另一个人就是列宁。一九二一年八月，在列维被开除出党的五个月后，列宁描写了列维在一九一六年的态度：“那时莱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6]。”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甚至能从托洛茨基笔下，发现他开始修改他在一九二三年做出的判断，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话：“这个人已经完全失掉了他的头脑……他，至少还有东西去损失，对于别人我们就不能这样的说[7]。” 在这个问题上，与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相同，洛文塔尔的论点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首先，在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即使不说是“亚洲的”，至少也是专属于俄国的，所以，一个人要是拥有列维那样的学识，具有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的话，就只有出于误解才会以共产主义者自居。但是，这些历史学家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这种解释，把卢森堡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革命一翼，同布尔什维克割裂开来。 不过，还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呈现出了辩证的变化。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取得的进展，既能解释官僚化的进程（机关牢牢地控制了党），又能解释卢森堡为什么特别看重群众的自发性。他们还认为，布尔什维克通过强调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来领导群众运动，找到了使无产阶级成功发动革命斗争的公式（这个公式完全可以运用于先进国家），其原因在于俄国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在独裁统治中的特殊地位。既然如此，那么列宁与卢森堡的分歧，并不代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倾向，而是同一种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两个支流。按照这个假设，列维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外国同志一样，注定无法建立起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而意味着俄国革命是一次命运不济的大胆尝试，尽管如此，它仍然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们不该忘记，在这种讨论中，经常还会出现第三种立场。这是一种教条，它认为工人运动必须机械地服从各国共产党领袖的指示，否则就没有出路，而说到底，这些指示又是来自俄国共产党的领袖的。 要想回答由列维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就得回顾一下列维涉及的历次政治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他多次站到了共产国际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中的某个集团或某个委员会的对立面上。 列维先是坚决反对那些鼓吹革命派应该抵制选举、退出工会的极左潮流。这种立场最早出现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然后出现在极左反对派的队伍当中，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这些极左流派形成了共工党。列维同极左派作斗争的方法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尤其是遭到了拉狄克与列宁的批评。他们俩都对列维通过开除反对派，导致了党的分裂而感到十分遗憾。此后，他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对德国革命的进展速度的分析，又使他同布哈林等俄国领袖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一九二〇年卡普暴动之后，列维又同这些人发生了冲突，因为他支持德共（斯）针对工会领袖提出的工人政府计划做出的“忠诚反对派”声明。就在同一年，共产国际允许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加入，遭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的抗议（虽然他们的抗议没有成功），他是其中抗议得最激烈的。 在共产国际的纪律问题上，列维又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意见。在国际层面上，他批评了共产国际特派员（“灰衣主教”）在与各国支部的领导人打交道时所扮演的角色。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他确信拉科西与卡巴克奇耶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他尊重了纪律，对此闭口不言。但是，后来他就这个问题，同柏林的活动家进行了公开的讨论，然后又在《红旗报》专栏里撰文讨论了这个问题。他顶住了拉科西的施压，并反对拉科西对德共事务的公开干预，他批评了这种干预，因为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正规机构都没有下达决议支持这种干预。一九二一年初，他在中央局内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便辞去了职务。几天以后，他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公开批评三月行动，便发表了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为此他被开除出党，开除他的决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 在关于党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更深刻的分歧。列维不赞成对这种关系进行任何机械的解释，他坚持认为，总参谋部可以对部队发号施令,但党却不能这样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党应该为工人阶级提供指导、做出解释、指明道路、提出口号。党不应该试图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认为当前形势并不需要武装起义的时候，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要求工人发动起义。 在一系列导致了列维同共产国际决裂的事件当中，双方之间最后的分歧，可能就是导致了他同共产国际决裂的最关键的原因，这个分歧同当时的事态关系最为密切。在一九二〇年夏天，布尔什维克相信前革命形势已经出现，但列维却认为，欧洲的革命浪潮已经退潮，资本主义重新获得了喘息之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近期发生。他坦率地告诉列宁，如果红军能战胜波兰，打到德国边境的话，这很有可能不会鼓舞德国工人拿起武器进行“最后的斗争”。而且，他并不认为波兰工人会起来反对本国政府。他以这种分析为基础，提出了统一战线战略，这个战略立足于这样的事实：进行防御性斗争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深感失望的工人群众的朴素愿望。他支持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公开信》，这个文件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尖锐批评。 在当时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这些分歧是完全正常的、可以容忍的。在这些问题上，列维确实总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起码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长期核心（这个核心是一小批以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为首的俄国党领导人），还有德国党与匈牙利党的左派意见相左。但是，把列维的立场，同列宁与托洛茨基等领袖的立场进行对比，甚至是同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在其他情况下的立场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来，谁都不会觉得列维的反对意见是成体系的，谁也不会从中看出他在原则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都不认同德国极左派的根本政治路线。列维在德共（斯）二大期间及结束之后提出的论点，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议论中得到了阐述和进一步发展。其实，双方的分歧只有一点：在当时，分裂党是不是解决这个政治问题的恰当方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反对分裂，而列维则推行了分裂。但在共产国际当中,没有谁想在这个问题上搞倒退。而且，列宁对德国的具体情况并不像列维那样了解，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大部分独立党人被争取到了共产国际一边（列维对此立有大功），这一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列维在一九一九年进行的“破坏性”活动的正确。当德共（斯）发表了对工人政府的“忠诚反对派”声明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库恩、马斯洛夫等人对其大加挞伐，列宁虽然对这个宣言的不妥当的表达方式感到很可惜，但又明确表示它“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看来，都是完全正确的”[8]，这与列维的立场完全相同。 说到纪律方面的话，列维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做法，也是符合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的章程的条文与精神、符合布尔什维克与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实际做法的。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在中央委员会在他们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不赞同的决定之后，他们不是进行了论战吗？他们不仅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论战，而且还在党报上、甚至在党外报刊上面公开论战。在一九一八年，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是曾宣称必须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非常代表大会，否则不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吗？他们受到了任何纪律处分没有？列维由于反对共产国际特派员而遭到了批判，可是法国共产党也曾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召回代表，并且这个要求还得到了满足，难道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 就连发表《我们的道路》一事，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也不被当作什么重大罪过。虽然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抨击某个领袖具体起到的作用，但它确实批判了党的政策，可它是在三月行动已经发生之后才批判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发动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ь）上批判了起义。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仅被暂时免去了领导职务。在这一点上，列维还有一个很有分量的论据。一九二〇年，列维在狱中写了一封信，批评了德共（斯）领导层在卡普暴动期间的行动，共产国际的领袖（特别是季诺维也夫）企图不顾列维的反对，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其实，列维在纪律问题上遭到列宁严厉批评的只有一点：列维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辞去了党主席与中央局委员的职务，这是把议会式的观念用在领导层内的关系上，以此为借口，抛弃了作为党的领袖所应承担的责任，党的代表大会将这个岗位交托给他，但他却放弃了在这个岗位上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斗争。 共产国际三大上的争论，帮助人们弄清了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列维的观点，显然与左派所表达的观点，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所表达的观点（他们表达出了那些在俄国党内遭到了政治失败，因而在代表大会上闭口不言的人的想法）不同，与没有沉默的特拉奇尼或塔尔海默等人表达的观点也不同。列宁用明白无误的话语，用他和蔡特金对话时同样尖锐的话语，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不，共产党人不是“用锁链去鞭挞大海”[9]的克赛尔克斯。不是！特拉奇尼宣称：一个宗派党（party-sect），可以在尚未通过自己的言行争取到群众之前，就能率领群众去夺取政权，拉科西虽然没有这么说，但他也是这么想的；要是布尔什维克也这么想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在这些问题上，列维提出的不同意见，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相同；列维并不是不同意整个共产国际，也不是不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信条，甚至也不是不赞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不赞同的，仅仅是曾在短短几个月里主导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后来变成了仅仅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库恩为首的一种倾向。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分歧，产生于革命在一九二〇年是否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一九二〇年夏季，列维也许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认为战后革命浪潮已经结束的共产党领袖。但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不久之后就接连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首先是拉狄克，他不愿赞同列宁对于波兰革命前景的幻想[10]。到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列宁才不得不接受现实，随后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接受了现实。最后一批承认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人，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季诺维也夫与他的密切合作者（拉狄克称这些人为“东南派”），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八月期间，这些人在俄国党政治局的争论中落败，之后他们才放弃了乐观的看法。 我们应该为列维说几句话。列维之所以被开除出党，不是因为他像安妮·克里盖尔[11]写的那样，“犯了路线错误”[12]。他是因为发表了《我们的道路》，违反了党纪，而被开除的。对他的开除处分，并没有以他犯了某些路线错误为借口——他对党的观念，他对党和群众的关系的观念，都是“卢森堡式”的——因为列维所捍卫的观念，正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成功推行的观念。列宁对蔡特金说过，“列维派”在离开莫斯科时，赢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他说的是实话。列维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列宁等人是错误的，列宁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列宁批评列维的，仅仅是他在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斗争的时候不够坚决，他抛弃了自己身为党主席的职责，以及他发表了那本小册子，破坏了党的团结，违反了党纪。开除他的理由就是“破坏党纪”（Disziplinbruch）。 有人曾提出另一种解释：列维在政治上提出过各种不同意见，这当然不能证明开除他是正确的，但正因为他是正确的，而共产国际的俄国领袖是错误的，所以才更要开除他。这么一来，列维在三月行动后违反党纪的行为，就被当成了赶走他的借口，他的聪明才智与思想独立使他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列维的个性历来不能得到德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以及跟他打过交道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完全接受，这一点得到了所有见证人的赞同。列维出身于资产阶级上层，他保持着这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他喜好收藏艺术品，善于追逐打扮入时的女性，这很让那些职业革命家看不惯。所以拉狄克才指责他是一个革命玩票者，因为他从未放弃律师的职业，并且一直维持着党外的个人生活。 列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也清楚这一点。拉狄克曾指责他傲慢自大、目空一切，对待工人同志态度冷淡。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他是最不愿意为莫斯科的决定辩解的人）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同样的证言。他是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这使他自傲，而且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深知自己在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这更使他自高自大；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他曾不得不会见一批落伍了半个世纪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在谈起这些乡巴佬时，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这也就怪不得赫克特和台尔曼等人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会那么起劲地攻击他了，当时他已经从以前的“列维同志”变成了后来的“博士先生”。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也有同感，列宁曾批评列维“对工人的态度上有些矜持”[13]，托洛茨基曾说过列维“孤芳自赏”[14]。 最后，让我们注意一下拉狄克对列维的控诉中的一段话。列维并不是自愿担任共产党领袖的。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遇害后，经过人们百般恳求，他才担任了德共（斯）的领袖。后来他一有机会就想退下来。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卡普暴动之后，他之所以同意留任，只是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党犯下大错之后，党非常需要他；但他也定下了一个期限：他只留任到把独立党左翼争取过来为止，他愿意承认，这件事没人能干得比他更好。在合并大会上，他再次提出退居二线，但是来自独立党的人认为他能保证合并的诚意，在他们的挽留下，他才同意收回这个要求。这会不会是一个容易被劝服的人的故作姿态呢？拉狄克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列维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列维最后也明白了自己无法对它们忠诚到底。 列维性格中的这一方面，在拉狄克没有提到的场合中，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都能得到证明。在一九二〇年夏季的共产国际二大上，所有的代表都相信这是最后一次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革命的中心很快就要转移到西欧，但列维却沉默不语，当列宁询问他的时候他才开口。当列宁把关于共产国际的体制的提纲提交给俄国党时，列维对这个提纲提出了批评，但没有把批评坚持到底。他声称任何问题都不过是文字上的细枝末节，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二十一条”。但是，他却是极少数预见到了“二十一条”蕴含的危险的人之一，他很清楚，“二十一条”一定会按照革命即将发生的前景（他觉得这个前景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小），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对那些仍然处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影响之下的各国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他只在专项委员会、然后在全体会议上才提出了一些疑虑。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主张而奋力斗争，只是做了记录，后来，当拉科西对意大利社会党动用“二十一条”时，他也是这么做的，而没有去阻止拉科西。 一九二一年二月，列宁责备列维“擅离职守”：列维明明认为某些领导人的观点对德共、对共产国际都是有害的，却把阵地丢给了这些人，对此我们难道能认为列宁是错误的吗？列维抛弃了领导德共的重任，把这个担子丢给了别人，而这些人刚刚还不经讨论就屈从于拉科西等人的要求，从而暴露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对此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如果列维坚持领导德共，或是在几天之后会见库恩及其副手的人不是布兰德勒与施特克尔，而是列维与多伊米希的话，三月冒险还会发动吗？ 列维知道库恩抵达了柏林，他也清楚库恩此行带来的危险，以及库恩在政治上的无能。既然如此，当他在前往意大利途中，被来自柏林的消息打断了旅程时，他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远离决策中心呢？我们不禁揣测：在一九二一年初，在三月行动之前，列维就已经决定不再担任共产国际的领袖，而希望成为一个睿智而辛辣的评论家，但历史终究没有让他当成。当然，列宁也曾几次宣称要辞去领导职务，但这是为了在党员队伍当中开展斗争，而不是为了去旅行。 毫无疑问，这才是决定了列宁对列维的态度的真正原因。当时，列宁正在全神贯注地建设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使它们配得上共产党的名字。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的违纪行为，确实曾在一段时间内损害了党的团结，可是，当他们反对的路线被证明是成功的之后，这种危险就消失了。尽管这些分歧十分严重，而且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它们毕竟都过去了，对俄国同志不再构成问题。但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对德共的情况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在列宁看来，列维是有罪的，因为他“缺少与党团结一致的精神”；“恶毒地糟蹋了党”[15]。 三月行动及其失败，是德国共产党人的一段苦涩的经验。一夜之间，党以共产主义纪律的名义，命令党员投入行动，而党员对这些行动是否准备充分仍满腹怀疑，结果大批党员惨遭镇压，大多数党员丢掉了工作，一些人还在监狱或要塞内坐了几年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也许有三分之二）发生了动摇。没有动摇的那些人既明白这次灾难的惨状，也理解坚守这种信条的必要：无论如何，他们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因此，在三月行动之后的几周里，在大多数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中间，出现了极左主义的新一轮爆发，也正是因为这样，遵守纪律的坚决要求才会广泛出现，只有这样，他们服从了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倡议一事，才能得到正当化。 当镇压正在残酷进行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反共分子正在齐声痛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与“极左主义”时，列维也进行了同样的批判。在不幸的三月战士看来，他就是“工贼”、行动的破坏者与违反纪律者的化身。而就在几周前，这个领袖还抛弃了自己的岗位，因此也就更加不可饶恕。由于他并未竭尽全力去阻止三月行动，他在事后对三月行动的指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做出了最坏的预言的叛徒，由于看见自己的预言实现而在沾沾自喜。 但是，列宁做出如此严厉的处分，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在一九二一年，不仅刚刚成立不久的德国统一共产党眼看就要分裂，党几乎就要不复存在，而且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一九二一年的转折是它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剧烈转变。共产国际是在战后革命浪潮的涨潮中成立的。它的战士，来源于那些相信革命将会是他们的时代、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业的积极分子。对于共产国际机关的干部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库恩也许有着种种局限性，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巩固缺乏准备，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在一九二〇年，资本主义得到巩固的迹象还非常少见。库恩于一九一七年被俘，两年后他就担任了匈牙利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经历过胜利与流亡之后，又经历了失败，然后在内战期间担任过政委，内战后又被赶到了闹着饥荒的土尔克斯坦。当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特使抵达柏林时，他怎么可能会以为这个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了呢？其实，一年以来，共产党人一直在紧握着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同新形势下的现实搏斗，这是在逆水搏浪。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断定，不可能让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们承认，他们自己、他们的党与整个共产国际都错了，短期内夺取政权的前景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不可能让代表们承认只有列维（他破坏了通过斗争与苦难凝聚起来的团结）是正确的，而党和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列宁就此坦率地向蔡特金做了解释，他说道，为了避免让那些曾反对列维、并在最艰难的时期依然忠于党的人陷入绝望，他不得不批评列维的态度。 在几乎同一时刻，俄国共产党也遇到了几乎一样的问题。尽管新经济政策被采用了，但它激起了许多反对与疑虑。人们不是都在谈论“退回资本主义”吗？在批判了工人反对派之后，又向农民做出了妥协，这让积极分子们愈加担心，他们坚信俄国革命要么发展成为世界革命，要么就注定要失败。赫克特曾暗示说，三月起义是对喀良施塔德进行弥补的尝试，这当然是不正确的[16]。 但是，有一种假说认为：季诺维也夫孤注一掷，企图通过三月行动来点燃世界革命，并以此避免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假说倒不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说过，在经过许多谋略和走廊上的争吵之后，俄国党才能就国际形势得出了一个妥协意见。列宁秘密地说服了加米涅夫，让他支持自己的观点，然后加米涅夫才被补选进了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结成联盟，才击败了季诺维也夫集团，并从拉狄克那里赢得了一系列的让步，所以季诺维也夫才会指责拉狄克“背叛了”他。然而，虽然俄国党决定必须做出妥协，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而牺牲原则，也没有批判进攻理论。可是，如果他们要宣判列维无罪的话，他们就得这么做。俄国党内没有一个人曾动过这样做的念头——无论是担任着仲裁者的列宁与托洛茨基，还是被击败了的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全都没有这样想过。 列维一开始想寻求列宁的支持，他似乎不能理解列宁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做出这种姿态的。对拉狄克与同时代人描绘出的列维的形象，不加思索全盘接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首先，在列维被开除出党后，他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始终遭受着资产阶级的痛恨。这证明了：尽管列维没有为了战斗性的活动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兴趣，但他也没有为了个人兴趣而牺牲战斗性的活动（在他与共产党决裂后，他在这方面的收获也许减少了）。况且谁也无法否认，对于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人活动家，比如马尔赞、诺伊曼和弗兰肯等人（就连列宁也敬重这些人，称赞他们“组成了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17]），他知道如何去赢得和保持他们的信任。一个玩票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在其他方面，当列维拒绝了列宁通过蔡特金转达给他的建议时，当他拒绝以克制自尊心为代价，换取对他的政治胜利的承认时（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应该是更重要的事），他似乎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在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攻击下，他一直捍卫的那些主张，已经被他自己放弃了，又或者，他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能得到纠正了。面对着口诛笔伐的他，是否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陌路人？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如果列维真的像列宁说的那样，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话，那么在一九二一年，他不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或者说他不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两者也许是一回事）。 他就这样“失去了头脑”，此后，这个显然神志清醒的人就做出了一连串错误的判断，做出了一些不准确的预测。他认为“极左派”会毁灭列宁与托洛茨基，德共的领导权将落入“巴枯宁分子”之手，这样一来，德共就会无法执行统一战线策略。 可以确认的是，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具有坚定的个性和政治洞察力，使其能够与俄国领袖平起平坐讨论问题的外国共产党领袖，唯有列维一人，当他被开除出党之后，再也无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只有他曾用政治术语提出了共产主义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的问题——如何把一九一七年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这根生气勃勃的嫩枝，嫁接到西欧工人运动这颗根深蒂固的老树身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他之后，俄国人身边的人，都只会跟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那些仍在犹豫不决、保持沉默的人，在因犯错误而被批判之前，都纷纷退出了。 这样一来，列维在一九二一年的个人冒险，就象征着共产国际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这也是共产国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共产国际没能实现它的抱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没能在西欧各国建立起这样的共产党：能够自觉地、系统地把无产阶级给组织起来，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它没能建立起这样的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不是俄国榜样的翻版，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本国的社会现实、斗争传统与思想传统的政党，正如布尔什维克党是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社会现实、斗争传统与思想传统的政党一样。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有着丰富多彩的色调。列维就是德国色彩的活生生的表达。把这段时期里的列维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历史见证过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党与艾伯特的社会民主党曾是共存的，列宁的思想与“列宁主义”曾是共存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曾是共存的，卢森堡与“卢森堡主义”曾是共存的。这样的观点，意味着抹杀了列维真正的历史影响——一个被错失的良机。 [1]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 [2]列·达·托洛茨基，《一个时代的结算》（Biland’unepériode），《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MouvementcommunisteenFrance〔1919–1939〕），巴黎，1967年，第27—32页；《托洛茨基信札》（TrotzkisBrief），《我们的道路（苏维埃）》，1922年2月15日，第82—84页；《〈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序》，《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2卷，第334—340页。 [3]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 [4]民主德国历史学家给他扣得最多的帽子是“右翼机会主义者”和“变节分子”。在《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1919年卷中，这位德共当时的领袖的名字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过！阿诺德·莱斯贝格的《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一文并未否认拉狄克在德共历史上的地位，但在写到列维时，还是写成了“列维的机会主义的与背信弃义的政策，很快就暴露出了这个叛徒的真面目”（《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87页）。 [5]蔡特金，《回忆列宁》，结尾的日期为“1925年1月”（81页）。 [6]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9页。 “莱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中译者注 [7]列·达·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刘仁静译，第七章，《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german_fascism/09.htm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本书中译作“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译者注 [8]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86页。 [9]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0页。 [10]克·蔡特金，《回忆列宁》（ReminiscencesofLenin），纽约，1934年，第18页。 这一段在中文版中被删去了。——中译者注 [11]安妮·克里盖尔（AnnieKriegel，1926年9月9日——1995年8月26日），娘家姓贝克尔（Becker），法国历史学家，出身于犹太家庭。1942年参加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194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57年退党。主要研究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译者注 [12]她还写道：“后来他因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被开除出党。”（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03页脚注） [13]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 [14]《红旗报》，1922年1月13日，转引自列维，《托洛茨基信札》，《我们的道路（苏维埃）》，1922年2月15日，第82—84页，列维档案库，H3/4。 [15]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 [16]根据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卷，第335页，注释2）的说法，在1921年5月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赫克特对三月行动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后来，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认为喀良施塔德叛乱与三月行动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两者的日期，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7]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6页。 此句按照英文句式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第四十四章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的庄稼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四章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的庄稼上 在本书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时期当中，德国共产党从斯巴达克斯同盟开始，经过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国统一共产党等几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了德国共产党。这段历史并不是一部描写“好人”与“坏人”的斗争的黑白分明的史诗（无论这“坏人”是右翼机会主义者还是左翼宗派主义者）。这段历史也不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在一个企图掏空它的阶级内涵的外国组织的怀抱中死去时发出的垂死呻吟。德国共产党代表了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在为自身的觉悟与存在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的一段经验。要理解德国共产党，就不能不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个危机曾在各个方面长期困扰着社会民主党，并在一九一四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公开暴露了出来。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化身（就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化身）。它体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几个独特的特征：对组织的严肃态度；严格的纪律（它向自己的党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把他们组织进了一个个支部里面）；以及最低纲领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的共存——最低纲领要求进行改良主义的实践，而无产阶级革命却在一整个历史时期里被抛到了角落里。在德国进行扩张的时期，这两个纲领被生硬地捏合在一起，在战前时期被艰难地保留了下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种妥协。战争迫使人们在这两种前景中做出抉择，在战前，这两种前景似乎是互补的，但战争已经使这两种前景成为相互矛盾的了。为最低纲领而斗争——最起码是为保卫已有的成果而斗争——在战时似乎就只能走上“神圣的联合”之路，而与之相反，人们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前景在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内战的斗争之中（必要的话，要进行非法斗争）。 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各种势力融合在它体内，而它的危机又把各种势力给释放出来了。各种旧的流派又重新登场了；行业工会的“合作主义”要求与老板达成协议，以便获得特权；伯恩施坦的与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有联系的“修正主义”；“工团主义”彻底抛弃了议会“幻想”，鼓吹“基层群众”的组织，并赞美“自发性”，反对“组织”的缺陷。所谓的各种“中派”倾向在各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中间来回摇摆；在它们身上全都出现了这样的迹象：既延续了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又不太愿意去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在面临危机时，它们都做出了自卫性的本能反应，表现出了保守主义，祈祷着能回到它们心目中“往昔的好时光”。极左主义既是一股旧的潮流，同时又是一种新的回应。它既全盘否定过去，又带着童稚的渴望，企图推动事态的发展，它拒绝一切妥协，甚至拒绝任何转变；它过于单纯，它追求的是“最高纲领”，它缺乏耐心，它不容分说地要求实现乌托邦主义，尽管如此，“政府社会主义者”的政策的异乎寻常的特征，却使极左主义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俄国革命介入了这场危机，它先是间接影响了这场危机，然后又对这场危机起了直接而关键的影响。对于德国工人运动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来的经验和教条（如果不说是完全陌生的话）。布尔什维克党是根据俄国的特殊条件而建立起来的。但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专属于俄国的。列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描述为既是以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而诞生的，又是在同沙皇俄国的斗争的具体环境中诞生的。此外，俄国革命的胜利，还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最高纲领的正确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的观点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在德国革命派看来（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集团或小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第一套也是最重要的一套理论与实践，领导俄国工人赢得了胜利。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德国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拉狄克与列宁关系非常密切。他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在程度上并没有超出布哈林或皮亚塔科夫同列宁的分歧。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当时的拉狄克当成是一位德国的活动家，尽管他的人际交往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与德国国际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与拉狄克共事的布莱梅左翼激进派在一定程度上为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所吸引和着迷，他们宣称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产业联合会”理论，在有关工会和选举的问题上本能地采取了极左主义立场，所以他们无疑更加接近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极左派（列宁曾与这些极左派进行了长年的斗争，甚至在他自己的派别里也是如此），而不是更接近于可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斯派在一系列重要的策略问题上，比如利用议会讲坛和在机会主义工会内开展积极勇猛的反对活动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有着非常相似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用了多年的时间，才艰难地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思想。他们反对集中制，他们认为集中制必然会变成官僚集中制，至少也会成为官僚阶层的源泉。他们青睐自发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与它的政治运动是一体的，他们反对工人贵族的概念，而列宁和拉狄克等人则利用了这个概念去证明：革命派必须有意分裂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一分裂具有历史必要性。 不过，斯巴达克斯派、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以及布尔什维克全都相信：必须在国际层面上组织革命斗争。俄国革命的威望与共产国际的成立，把这些理论与实践都大不相同的派别集结到了一个阵营里面，团结到了莫斯科的旗帜之下。从那一刻开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人热切盼望着）：作为胜利了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克主义应该把自己嫁接到已被危机折腾得四分五裂的德国工人运动的身体上，并应该掌握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革命流派，不是把这些流派给俄国化，恰恰相反，而是应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与总路线（而不是现成的方法）传授给它们，并以此来让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化”。 斯巴达克斯派的老近卫军，尤其是卢森堡与约吉希斯，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曾在长年的斗争中与自己紧密相连的小集团，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密谋与基本教义的小派别，列宁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不屈不挠的派别的领袖，但这些老近卫军如今大多已经消逝了。在继承了他们的新一代人眼中，列宁首先是革命的导师和理论家，他能够预见到老党的堕落，并能够拯救自己的党，使党免于堕落，只有他才能够开始实现最高纲领——世界革命。因此，在他们看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革命运动的左翼的身上，是历史的必要，是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正确而辩证的复归，而国际革命运动的支部之一的胜利，又丰富了这些经验。俄国革命派把继承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遗产，翻了几番之后，又回报给了德国革命派。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期当中，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机械地照搬组织条例、口号和指示，要到几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化”才变成了那样子。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化”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成德语，引入德国工人的意识当中，转变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在其他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尝试一样，“布尔什维克化”是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尝试，而不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个词是专门用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俄国支部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所成立的是一个奇怪的组织，它不像是一个政党，它完全没有一个德国的共产主义政党所能够有、也应该有的样子。换句话说，德共（斯）成立时，它实际上既是斯巴达克斯派的组织，又是极左派的组织，它是一对活生生的矛盾。但是，一九一九年十月于海德尔堡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显示出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至少它的领导集体的态度发生了深刻转变。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各项决议，首次试图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原则与策略确定地引入德国。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群众党的，它只是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为群众党；它也曾经历过长期的分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跟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的德共（斯）一样，是一个小党；懂得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相比，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因为布尔什维克根本看不出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有哪一点与自己相似，而列维与塔尔海默在同列宁讨论时，比布尔什维克自己显得更像布尔什维克。 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开启了一个建设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嫁接进行得很完美。浓缩于“二十一条”的俄国经验，开始影响德国党的外观与机能，不仅如此，德国的经验也对俄国党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德共领导层在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德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之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课题和立场介绍给了共产国际。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中所做的，不过是把拉狄克和列维在反对德国党反对派与共工党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课题加以系统的总结罢了，当然，比起拉狄克和列维，列宁的目光更为长远，怨气也更少。卡普暴动之后，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列金的提议的问题上，德共领导层的亲身经验与他们的应对方法，被共产国际所吸收，并成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口号之一。 斯图加特五金工人在同迪斯曼作斗争时提出的倡议，启发了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公开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首次得到了清晰的表达。早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这个政策就被运用过了，但那时它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学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把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人和非共产主义工人组成统一战线的斗争，促成了过渡口号与过渡要求的思想的提出，这个思想首先是在共产国际内部的讨论中出现的，然后又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德国社民党在一八九一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给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提出过渡口号与过渡要求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道鸿沟，充实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库。 然而，这种嫁接也产生了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就是德国极左派，他们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充满敬意，但又拒绝接受它，当列维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成德语时，他们把这当成是“机会主义”、“右翼”与“背叛”，竭尽全力地抵抗它。共产国际内的极左派，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身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官僚”（apparatchiki），激烈地反对德国党的一切创新，把这些全都系统地批判为环境的压力、机会主义的施压与社民党的影响。在反对这两者的斗争中，同时在反对保守主义（这些保守派总是想采用昨天的理论和实践，就好像世界从未改变过，共产主义者也没有从生活中学到任何东西似的[2]）的斗争中，列宁总是尽量减小伤害，避免草率的批评，并成功地把组织得不够充分的讨论延后，这都是为了提出把旧原则与新条件进行有机的结合——而非妥协。 德国的社会状况，对德国的政治道德的粗野嘲讽，对社民党与工会强加的官僚扼制的反弹，对军事阶层、容克与工人贵族的仇恨，使得各种极左流派层出不穷。在“民族布尔什维克”劳芬贝格被开除出德共（斯）之后，又有明岑贝格支持抵制议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库恩·贝拉又发现了积极抵制议会的奇效。在一九一九年把“盲动分子”开除出党的那些人，到了一九二一年，就在新的幌子掩护下，狂热地重新推行起了旧的进攻理论。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说服了弗里斯兰德，但每出现一个弗里斯兰德，就不知又会出现多少个费舍与马斯洛夫的支持者？在这些支持费舍与马斯洛夫的人当中，既有痛恨世界大战的知识分子，也有缺乏教育而又满腔斗志的工人，他们的战略是单纯的，他们的策略显得缺乏耐心，他们时刻想要拿起武器参加起义，他们随时都会批判俄国党或德共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并把新经济政策、统一战线、苏联国内的向资本家妥协和过渡要求统统斥为“机会主义”。在这里，列宁又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在一九一九年未能劝阻极左派脱党，未能阻止他们被开除出党，但他始终不忘记向共工党的活动家伸出手，在关键讨论中又不向他们做出过分让步，从一九二一年起，他还保护了费舍身后的左派，尽力把他们挽留在共产国际的行列中。 德国共产党是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成立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成立的，甚至还可以说它的成立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其实，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在共产党和独立党的活动家眼中，社会民主党就是可恨的“诺斯克党”。一九二〇年后，社民党与它最有害的分子脱离了关系，至少表面上如此。伦施与温尼希等人已经公开投靠了阶级敌人，并被开除出党了，诺斯克也已经靠边站了。社民党从卡普暴动中学到了一点经验；它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也就是说，它反对革命，但它又在格尔利茨（Görlitz）代表大会上做出姿态，表示自己仍是工人党。它的存在，是为了争取工人支持改良主义政策，据它所说，改良主义政策才是合理而现实的；它反对“追随莫斯科的”革命派的冒险主义与不负责任。一九二二年，社民党与独立党的右翼少数派重新合并，这也有助于它重塑形象。此后，它的左翼同意与共产党进行联合行动，这么一来，它就再次拥有了对自己的阋墙兄弟施加影响的能力，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可以吸引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的成员拉过来，特别是在工会当中，因为工会里的社民党活动家和共产党活动家是肩并肩地工作的。来自社民党的这种压力，加上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热切渴望（这种渴望有时几乎成了一种迷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统一战线政策为什么能在德国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最起码能解释德共的一部分人是如何理解统一战线政策的。至少，从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占据了工会中的领导职务这一事实来看，这些压力在一九二三年加强了党内的“右倾”倾向。 因此，德共似乎是建立在两个不断更新的流派之上的。这两个流派一“左”一“右”，都是产生自社会现实的。它们彼此斗争，但又彼此互补。党的历届领导层不停地企图把两派整合起来。两派的逻辑都会给党带来灾难——党要么就是被盲动主义政策和进攻理论变成一个被孤立的小宗派，要么就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由于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而在大团结中瓦解。党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尽管如此，谁也不敢断言它是虚弱的，也没人敢说它对各种事件和工人斗争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当然，布尔什维克党也经历过同样的困难。它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持续不断的党内危机，在革命时期，党内危机甚至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一七年七月事件中的“左”倾盲动，十月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右翼的顽抗，以及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党内危机。 作为一个整体，德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曾是卢森堡的“婴儿”的它，证明了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它不仅发出了啼哭声，它还成长了。它的理论水平的提高，它提出的新口号，它在手段的精准性与阐明中间目标两方面的进步，都是它成长的证明，但不仅如此，它的组织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党内左右两派——伴随着形形色色的中派——的共存，也能让我们看出它的成长。这种共存不是目标，而是事实，它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实际。组织派别的权利，在党章与党的实践当中都得到了承认，所以这种共存就作为党的惯例而得到了容忍——一九二三年，各个思想流派（tendency）被派别组织（faction）所取代之后，就连派别组织都得到了容忍；所谓派别组织，就是拥有自己的纪律的集团，它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妥协”，这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的。这种共存具体表现为：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所有人都能参加辩论，在辩论中又有这样的惯例：少数派有权在所有机关报上和各级组织内提出自己的反报告，有权参加包括执委会在内的所有委员会，当少数派与领导层的政策存在严重分歧时，少数派不仅有权在党内自由发言，甚至还可以在党的报刊上面自由地、公开地发言。 这些流派的轮廓大致是固定的，它们的长期存在，当然可以当成是党的组织具有人为性质的证明；联合起来的各种流派并不等于党。事实上，虽然各个流派在各种重大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基本上都保持了自己的一整套观点，但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列维在瑞士的时候曾反对参加选举，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他显然支持“产业联合会”，并且反对在现有的工会中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方针政策，仅仅是在不久之前才为列维所接受。在一九一八年底的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弗勒利希在一切关键问题上，都是极左派的完美榜样。在一九一九年，他在参加中央局的工作期间，在与列维共事中曾在一定程度上被列维说服了，但到了一九二一年，他又回到了极左主义。此后，拉狄克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指导，后来他就变成了坚定的右派。 弗里斯兰德是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开始参加党的活动的，他当时的立场已经难以得知了；在一九二〇年的卡普暴动期间，中央领导人由于消极无为，并号召工人不要保卫政府，弗里斯兰德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当年秋天，弗里斯兰德是批判列维的机会主义的急先锋，并且热烈地支持共产国际向共工党示好的举动。他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支持进攻理论，并被列宁点了名，要他来参加一九二一年六月的共产国际三大，回到德国时，他成了莫斯科妥协的支持者。他的变化，当然不能用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温顺态度来解释；当他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总书记后，没过多久，他就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党内事务的干预，几个月后，他又参与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政纲几乎条条都与列维的完全一致，而他曾是列维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布兰德勒长期扎根于工会工作，并鼓舞了在他的重镇开姆尼茨建设群众党的工作；从一九一九年起，他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上的父亲，但在一九二一年，他在担任中央局主席的时候，下令发动了三月行动，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又成了右派的领袖。他与塔尔海默先是跟列维一起反对弗勒利希，后来又跟弗勒利希一起反对列维。 社会的压力不断地压倒了这些人。这些压力反映在活动家的意识当中，正是这些活动家发起了政治讨论、组成了各种流派、造成了各种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又提出了各种政策。但是，活动家在党内政治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环境、传统、教育、出身或活动直接相关。当然，传统上左派最强大的地方，比如柏林、瓦塞尔坎特和中莱茵兰等地，都是左派独立党人的重镇；而右派的据点，比如符腾堡、西北地区、埃尔茨山脉和西萨克森等地，都是曾受过斯巴达克斯派影响的地区。但两者之间并不总是有着直接的联系。比方说，在一九二一年的党内危机中，中莱茵兰的前左派独立党领袖几乎全都支持列维。当他们追随列维脱党之后，新的左派就接过了这个地区。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前左派独立党人确实在工会中有着很深的根基，在一九二一年，曾参加过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老一辈革命者，比如埃克尔特、诺伊曼、马尔赞和文古特等人脱离了统一共产党。但他们当时的领袖是老斯巴达克斯派分子列维和弗里斯兰德（他是被布尔什维克亲自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的）。后来接掌了中央局领导权的人，不仅有老斯巴达克斯派的中坚人物（皮克、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和埃贝莱因），还有来自左派独立党的其他领袖，比如施特克尔、雷梅勒、科嫩与波彻尔。这里面也许有一个一贯的现象：那些迟迟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为战争留给他们的体验，才接受共产主义的，直到一九二三年，他们全都属于左派——但左派并不只有他们。 德国共产党的生活——它的外部活动与内部生活，它的政治生活和它的干预——都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产物，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成是分析与行动的辩证产物。我们观察到组织仍像过去一样，总是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于对已经改变的现实视而不见，迷恋于过去的口号，对采取新的立场十分不情愿。在一九一九年，列维批判了盲动主义倾向，认为盲动主义会对党构成致命的危险，当时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可是，当盲动主义倾向偃旗息鼓之后，他仍然继续批判它们。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的共产国际二大结束之后，国际形势马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党仍然轻率地坚持旧的路线，就好像革命会立即发生的前景依然成立一样，全然不顾波兰已经与苏俄停战，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遭到了失败，欧洲资本主义重新开始巩固等事实。列维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些转变，然后列宁和托洛茨基成功地让共产国际承认了这些转变。 在德国共产党的生活与斗争当中，共产国际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行动中，库恩·贝拉在活动时确实利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俄国共产党的代表这个身份提供的全部权威。但在一九一九年，盲动主义分子在行动之前，并不需要来自莫斯科的特派员。在三月行动之后，德国统一共产党仍在盲目地坚持进攻理论。如果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不把德共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话，他们会自己认识到错误吗？要不是共产国际发挥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威信，制止了极左冒险的话，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就要在库恩·贝拉式的冒险中一头撞向毁灭了吗？而且，就连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威信，都挽留不住德共中的保尔·列维等人，他们如果能继续留在党内的话，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塔尔海默在就有关独立党和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歧等问题，向列宁做出答复的时候，他采用了同等的语言。但就在几个月后，他就犯下了大错：在卡普暴动初期，他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的声明中要求工人不要反对暴动。后来他从未辩称这一举动是正确的。一九二一年，他在动身前往莫斯科时，深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挨了严厉批评之后，他才相信自己这次又犯了严重错误，然后才回国了。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当中，德国共产党从未提出过渡口号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人政府问题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是工会官僚、社民党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列金，在卡普暴动的第二天，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的压力下，他向共产党提出了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共产党的领导人深陷于日常活动而不能自拔；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乱了套；他们发表了“忠诚反对派”的声明，然后又马上抛弃了它，但这个声明只是他们想要谨慎地采取某种立场的尝试。列宁发了几句话，就足以使他们匆忙地批判起了“忠诚反对派”的声明。但在两年以后，拉狄克（在列宁的支持下）从莫斯科鼓励和催促他们，要求他们抛弃这条路线，并坚决地采取那个他们以前曾同意加以纠正的政策，但他们是一点一点地领会这个政策的，他们让自己的对手提出了这个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采用这个政策。 事实上，在这整个时期当中，在德国革命连遭失败的打击下，俄国革命的胜利对德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的情况也是错综复杂的。列宁一再要求把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奉为典范，但他在一九二二年批评了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说三大通过了用俄语构思和写作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却没有得到恰当的翻译，对于不了解俄国经验的人来说，这些决议是难以理解而又不切实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列宁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手腕堪称典范，但拉狄克在处理德国问题时并不总是妥当的，而季诺维也夫则从未正确处理过德国问题。列宁只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才进行干预。当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投入斗争时，他只有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可供参考（一本是列维写的，另一本是布兰德勒写的）。三月行动之后，他立即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并写信告诉列维：除了列维亲笔告诉他的情况之外，他一无所知。他向列维坦承：尽管没有证据，但他相信库恩又会犯“老毛病”。可是库恩已经被季诺维也夫派去柏林了，而刚刚离开柏林的拉狄克正在给列维的反对者写信，给他们出谋划策…… 于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和党的机关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一个牢固的“官僚”机关的定型，是社会民主党堕落的根源。艾伯特建立了由全职干部组成的机关，它剥夺了社民党党员的权利，在社民党的选举活动中塞进了修正主义思想，并打着“与时俱进”的幌子，企图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权结合起来。早在一九一六年，李卜克内西就尖锐批判了社民党的集中的、专权的机关，这个机关把组织本身变成了目的[3]。这个论断在斯巴达克斯派与极左派的宣传当中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它也是所有代表最关心的关键议题之一。人们把一切问题——从无产阶级的消极无为，到无产阶级对世界大战缺乏反应——统统归咎于机关。极左主义就是由于这种负面经历而产生的一种非黑即白的本能反应，一九一九年以后，极左主义的力量就是从这种负面经历中产生的；同样地，奥托·吕勒等人从这种经历中获得了论据，据此来反对组织，支持一种反对集权、崇拜自发性的哲学。这种传统，这种对机关和集中制的不信任，生动地贯穿于德国共产党的早年，党员大会的频繁举行、地方组织警惕地保持着监督自己选出的全职干部与自己的报刊的权利，可以让我们看出这一点。共工党系统地批判德共是“领袖们的组织”，但在当时的德共（斯）党员队伍当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党官僚”的忧虑情绪，就连当时的《红旗报》也没有隐瞒这一点[4]。在一九二〇年[5]十一月召开的德共五大上，赫尔曼·敦克尔宣称俄国革命的重要经验是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党[6]，符腾堡代表汉斯·蒂特尔当即大喊：“我们不要官僚集中制，我们要民主集中制！[7]”他所代表的地委也提交了一个决议，决议的大意与他的发言相仿[8]。 尽管如此，在同独立党左派合并后的热烈气氛中，共产党人还是着手建立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既有合法的部分，又有非法的部分。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效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这点来看，俄国的榜样——在内战期间，人们是如此地渴求高效的集中制，以至于党实际上已经军事化了——似乎与德国的经验并不矛盾。他们需要工人的总参谋部、专家和军队，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总参谋部、专家与军队。对于那些满口“自主”和“分散化”，并痛骂“共产党机关官僚对党的专政”的独立党右派，列维、塔尔海默、施特克尔或多伊米希都曾予以抨击。德国统一共产党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依照德国的条件与传统，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建立的。在行动中需要纪律，但每时每刻都能进行讨论。党是集中的，但它的集中制是民主的。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弗里斯兰德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可以在每一次集会上，在基层党员或他们的代表面前，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批驳领导层的立场。弗里斯兰德和他之前的列维一样，都是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出党的，但在被开除之前，他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向基层党员以及做出最终决定的中央委员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管怎么说，他跟列维一样，都是自己铁了心要脱党的。列维与弗里斯兰德都是出于自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既然他们自己摔门而出，那谁也不能指责德共把大门锁上。 在这段时期当中，由全职干部组成的机关所带来的问题，与同沙皇俄国斗争的时期当中，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大军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除非硬是要极大地歪曲事实，否则不可能把这些职业革命家当做是后来的职业官僚的前身。德共使用的全职干部不过两百来人[9]。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技术工人的平均水平，他们仅有的特权，就是能够第一个被逮捕、被起诉、被判刑，以及在遭遇开枪镇压时能够第一个饮弹身亡。 尽管德共具有强大的力量，尽管它参加了各种选举，并在选举当中获得了许多成功，但它从未被魏玛德国的社会所同化吸收。作为一个革命党，它是魏玛德国身体中的异物，对它而言，魏玛德国是它不可调和的敌人，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摧毁魏玛德国。参加机关工作的那些人都很年轻，并彼此相互竞争，力求胜过别人。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民党机关是一种在社会上飞黄腾达的手段，对许多人来说，社民党机关使他们从工厂走进了国会大厦；而德共的机关仅招收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斗争的战士。 列维被人批评得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事业，却总是想保护自己的私生活。德共的机关工作人员，无论是在合法机关还是在非法机关工作的，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他们才能成为革命的专业工作者。除了非法机关中的专业人员（他们并没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之外，共产党的干部都要承担严格的义务。他们可以被召回。他们不是权势无边的官僚。弗里斯兰德在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上接受了莫斯科妥协，他回国后，就被活动家们赶出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层。在一九二三年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原是党主席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恩斯特·麦耶尔，在选举中央局的秘密投票中落选了。 其实，对德共批评得最厉害的那些人，无论是当时的列维或弗里斯兰德，还是试图担当历史学家的前德共活动家费舍或洛文塔尔，他们都没有批评过当时的德共机关，他们批评的只是共产国际的机关，他们一方面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特派员，一方面批评德共在财政上对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重依赖。这些特派员经常与德国党发生分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比如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托马斯与列维之间发生过冲突，这似乎是拉狄克精心安排的，他让列维读了托马斯的报告。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之后，列维与拉科西·马加什在中央局与中央委员会里曾发生过多次争吵。列维退党后，库恩·贝拉又曾与德国党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 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总是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人。拉科西与库恩最后都遭到了批评；拉狄克几乎当场批评了拉科西，库恩当着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的面被列宁批了一顿。而且，共产国际的特派员们（尽管这些“红色流亡者”当中并没有多少重要人物）在德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意见也并不一致。菲利克斯·沃尔夫与列维关系密切，并且赞同列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意见。在一九二〇年的共产国际二大刚开始的时候，时任共产国际书记的拉狄克在共工党问题上，难道不是支持德共的立场，反对他自己的党（俄国党）的立场吗？一九二一年，在弗里斯兰德与斯塔索娃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而在一九二二年又发生了麦耶尔与克莱涅之间的冲突。但是，斯塔索娃的职责是担任组织问题上的专业人员，而不是政治方面的领导；而克莱涅虽然可能向季诺维也夫做过报告，但他并不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在阐释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方面，他几乎起不了什么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他虽然迫使中央局做了自我批评，但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却仍是少数派。一九二三年，左派在批评布兰德勒时，经常引用季诺维也夫关于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的讲话，这激怒了布兰德勒；他在讲台上答复道：“谁也不是我们的主子，我们不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个人意见束缚[10]。” 在一九二三年准备起义期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那些顾问，不管他们是不是俄国人，他们的职责仅限于担任技术顾问。在现场做出决定的是德国党中央局，实际领导起义的是德国党的政治—军事机关的负责人。当然，从九月初开始，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从莫斯科下达的，但这些决定并不是强加给德国党领导层的，德国党领导层接受了这些决定，为这些决定分担责任，并试图贯彻执行这些决定。 只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由于俄国党的内部派别斗争，由于德国革命的失败，这些做法才被改变了，俄国党的领袖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了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被他们叫做“右派”的人必须为这次失败负责。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我们关注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这段时间当中，德共曾多次因政治错误而遭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德共常常接受这些批评，但都是经过了一番讨论才接受的。可是，在这些讨论与政治斗争中，并没有哪个领导人被撤换。尽管党的核心可能犯错误，它还是得到了保留；它时时刻刻都在吸收新生力量，比如那些来自独立党左派、曾为了它的成立而呕心沥血的工人阶级骨干。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也许是严厉的，但在列宁的压力下，它在批评的同时，又十分注意维护德共领导层的连贯性，关注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关心领袖的培养，在这个培养过程中，犯错是难免的，犯错之后的纠正也是必要的。这就是列宁党的做法。这与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布尔什维克化时期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在那段时期里，路特·费舍是用大棒来推行“布尔什维克化”的。 从一九二一年的保尔·列维到现在的赫尔曼·韦伯，人们都喜欢强调德共在物资上对共产国际（即对俄国共产党）的依赖之深。一九二〇年哈勒代表大会上的争论过去一年之后，弗里斯兰德在自己率领的反对派的旗帜上写上了这样一句口号：“独立自给”。要计算共产国际的援助在德国党的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估算这种援助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还有这种援助所形成的关系，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文件。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这种援助持续了很长时间。在一九一九年的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埃贝莱因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载[11]。他说这种援助是有限的，但却是国际团结的证明。德共有权接受俄国党的帮助。在物质上帮助外国活动家和外国政党，一直是所有革命组织（包括当时的社民党在内）都承认的义务。在接下来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共产国际的援助越来越明显，所以谁也没有对此提出进一步的质询。 当时德国普遍陷入了贫困，党的许多活动家都只能靠工资或失业补助金勉强糊口，不可能再向他们征收高额的党费，所以党的活动不可能靠自己的财政来解决。到了一九二三年，就连社民党的金库都空了。连《新时代》都停刊了，就连强大的五金工会都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召开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靠自己的资金，德共是不可能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去发动必要的宣传和开展必要的活动的，也就不可能干预事态。在一九二三年晚些时候，布兰德勒曾指出：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的物资帮助，党就无法维持二十七家日报的运营，付不出二百名全职干部的工资。如果只靠自己的资金，德共只能维持四家日报，只雇得起区区十几个工作人员[12]。 可是，合法活动的支出本已高昂，非法活动的支出更是令人难以承受。没有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会质疑党的地下秘密机关的必要性，“二十一条”规定了必须要有地下机关。在一九一九年被政府取缔的那几个月里、在卡普暴动结束之后国防军进行报复的那几周里、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行动之后、以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之后，党都曾被宣布为非法。每一次被宣布为非法后，党都没有停止存在，没有放弃行动，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地下交通体系，要有地下印刷厂。一个正在准备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要有一个更加秘密的军事机关，它必须更加隐蔽，因此开支也就更加高昂。德共需要获知有关极右组织与黑色国防军的情报，需要采购军火，需要训练专业人员，需要对武装组织的成员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需要建立穿越国境的秘密交通线，需要建立秘密网络，需要印制假证件等等。在当时的德国，这些工作所需要的资源，都不是一个工人政党（哪怕它拥有几十万党员）能凑得出来的，就连明岑贝格这样的商业天才也办不到，尽管他曾建立了一个“托拉斯”，但那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时期才办到的。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德共从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得了多少援助，也不在于这种援助是不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是否阻碍了德共制定出德国必需的政治战略。从这点来看，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曾要求过绝对的“独立自给”，就连列维或弗里斯兰德，在他们最终决定脱党之前，都没有这样要求过。 社会民主党已名声扫地，它的破产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必须要有一个志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就是按照这种设想而建立起来的党。当列维用极其克制的语调提出了有关俄国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时，他得到了支持。德国党的领袖并不是对俄国同志有异议，而是对那些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胜任的流亡者，那些“土尔克斯坦人”有异议。反对库恩或拉科西的倡议的那些人并不是要质疑共产国际存在的必要性，他们只是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有意见。 共产国际二大试图为它的工作方法制定总原则。共产国际要成为一个世界党，各国共产党仅是它在各国的支部。它的运行要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意味着它的最高机构是由各国支部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要经常召开，在召开前要经过仔细的筹备，世界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高于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做出的决定。在世界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世界代表大会的权力委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相当于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党的中央局），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是在世界代表大会上，依照各人的能力被选举出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当选之后，就不再代表自己原先所属的党，而代表整个共产国际。 这个世界党需要一个世界性的领导层，但只有通过参与全球范围的活动，才能锻炼出这样一个领导层。这个纲领富有雄心，但却从未实现。当然，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间，共产国际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开一次。它的成立大会只开了四天（这次大会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象征性的会议），但二大开了二十五天，三大开了二十天，四大开了三十一天。这几次大会开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还要进行介绍、预先讨论和专项委员会的会议。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都发生了多次重大的政治争论，最重大的决策都是在经过如此尖锐的论战之后才做出的，而不是事先就决定好的。 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情况却不是这样。成立大会上的执委会是在大会结束时拼凑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共产国际却从未组成一个它所需要的国际性的领导层，哪怕是稍微像样点的都没有。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选出了一个执委会，委员之一是法国人罗斯默，但他当时甚至还不是法国社会党党员（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决定参加共产国际），这表明各国代表想要创造一个国际性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不是联邦制的，而且也绝不是各国党的代表人物的集合。二大选出的执委会里有德国党的恩斯特·麦耶尔，这个人选非常重要。麦耶尔是老斯巴达克斯派的核心成员之一，而且也是德共（斯）当之无愧的代表。但他并不是德共（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让人们相信他能够胜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责。唯一一个能担此重任的德国人是列维。包括列维自己在内，谁也没有动过让他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委员的念头。所有人都认为，列维必须留在德国建设德共，列维当选为麦耶尔的候补委员[13]，只具有象征意义。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在设立一个真正的执委会这个问题上，最大的保留意见来自德国党，确切地说，是来自列维。他不希望让外国委员住在莫斯科并长期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他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该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在一个专项委员会上，这个建议遭到了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14]。在利沃诺代表大会之后，列维与蔡特金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提出了质疑，拉狄克也要求德国党中央局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要坚持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必须要有对欧洲事务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做代表，这样执委会才能事半功倍。……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么说：我们要让自己的良心沉默不语，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时不时拿出来向大家展示一下；要么我们就得抛开一切怀疑，派去有责任感的同志——必须明白，这些同志不应逗留太久，而且必须时常轮换，这样他们才不会同自己的党分隔太久。你们必须找人派去莫斯科[15]。 列维的答复表明：他根本不是从纯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德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的。他建议德国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不要卷入艰难的争论”[16]。一九二一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党中央局的愿望做出了答复（德国党中央局并不支持列维充满疑虑的保留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扩大它的“小执行局”，这个“小执行局”不久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席团。德共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代表，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工作，他们的任期大约为三个月：在一九二一年有库尔特·盖尔、威廉·科嫩、弗里茨·赫克特、弗勒利希与皮克等人担任过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瓦尔赫尔、埃贝莱因、蔡特金、亨勒与波彻尔等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参加过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他们在任期内享有完全的权力，但他们的任期比较短。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八月间，布兰德勒也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与主席团委员。 但是，把这些人派驻莫斯科，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列宁不是要求把马斯洛夫派来莫斯科，这样他就可以对马斯洛夫进行政治“再教育”吗？列宁可是公开这样说的。他这番话不是惹得德国党左派大为光火吗？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德国党中央局出于同样的动机，也要求把弗里斯兰德派去莫斯科当代表。这便出现了新的问题；这样一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不再被当作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不再被当成是一个由受过教育的领袖组成的机构，而是变成了一个学校，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是因为在政治上出了偏差而遭到排挤，就会被派去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再教育。 三月行动之后，《前进报》揭露了这次行动的一些内幕，埃贝莱因不得不逃往莫斯科避难，以躲开因他的错误而招致的一系列抨击——他还被补选进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此同时，蔡特金也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但她的当选仅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她年事已高，身患重病。她不得不放弃日常活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她代表的是德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而不是未来。在一九二三年，布兰德勒虽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但他实际上无法履职。他出狱后去了俄国，很快就回国担任党主席一职，这个工作要求他付出全部精力。施特克尔的情况也一样，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但他只去了一趟莫斯科，然后就回到了德国，担任了鲁尔被占领区的最高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真正的国际性的领导层。每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它的“小执行局”或主席团及书记处，总是在不停地改组。合法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匆匆过客，他们不能适应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执委会扩大会议”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而召开的；每年召开两三次的这种会议，其实是把各国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召集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核心身边举行会谈。但即使在这种会议上，代表们实际上只代表本国支部，代表不了整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业务，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代表外国共产党的执委会委员进行的，而是转交给了一小批专业人员。 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俄国人核心是很小的。这个核心确实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要人物，但苏俄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们抽出太多时间去处理共产国际的事务与世界革命的问题，尽管这些事务和问题都至关重要。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但他同时也是俄国党政治局委员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红军与一般性的问题上，除了他自己负责的法国党之外，他抽不出多少时间来关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能在百忙中抽出大量时间，处理有关共产国际与德共的事务的人，只有拉狄克（他还要负责俄国党的教育与宣传工作）。 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拉狄克还要担任俄国政府的半官方代表，同德国政府打交道，而一个人是很难同时扮演外交官与革命领袖两个角色的。列宁在病倒前，就已经很难及时获知有关德国的各种事态的消息，他也从不隐瞒自己在信息上的滞后。一九二二年以后，列宁已不再在共产国际内发挥作用。一九二三年七月，就在反法西斯游行示威即将举行之际，普鲁士政府禁止举行游行，在这个紧要关头，俄国党主要领袖的反应具有重大意义。托洛茨基没有表态，他说这是因为缺乏信息；如果斯大林有自己的意见的话，他也不会表露出来，因为他不想暴露出自己对德国的总体形势缺乏了解。八月二十三日，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结束了休假，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但布兰德勒及其同志还是等了三个星期，直到九月才能开始进行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给了一小批布尔什维克党的全职干部（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都忙于应付内战）与外国流亡者身上，这些外国流亡者有匈牙利人库恩、波加尼和鲁德尼扬斯基[17]（据说此人带着军事资金消失得无影无踪）；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卡巴克奇耶夫、米涅夫[18]和柯拉洛夫；几个波兰人；还有芬兰人库西宁。他们虽说不上毫无经验，但也算不上经验丰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明显的极左倾向。他们对西欧工人运动了解不多，却对俄国经验感同身受，相信俄国经验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共产国际的领袖对世界代表大会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们的经验与知识通过代表大会得到了精炼提纯，但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当前任务却是由一小批缺乏经验、对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毫无准备的人来进行的，他们的核心是拉狄克，他是一支单人乐团，一个极富天才的记者，一个虽然忠诚但却不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三月行动之前，盖尔是“小执行局”委员，他提供的证据表明，对于把库恩派往柏林这件大事，甚至在“小执行局”这个最高级别的委员会里，都没有进行过讨论。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相信：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共产国际虽然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但却不能像一个国际性组织那样开展工作，反而成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的附庸。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维从莫斯科回国后，就对俄国党在共产国际内的主导权提出了质疑。由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也是苏维埃国家的领袖，共产党人又把俄国视为革命的堡垒，把保卫俄国当成最神圣的义务，这个问题就更加微妙了。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种主导权既是正常的，又是暂时的。列宁本人写道：“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象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19]。”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对俄国党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并行使政权而感到欢欣雀跃。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其他国家的党夺取政权的斗争都失败了，俄国党的威信也随之愈发强大。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遇害后，保尔·列维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相提并论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党的领袖只会跟着俄国人屁股走。一九二一年的新左派顽固地捍卫自己的提纲。当有人抬出季诺维也夫等人，用他们的名字给自己的论据添加分量的时候，麦耶尔和布兰德勒都毫不犹豫地予以了驳斥。一九二三年四月，德国党的四位活动家格哈特·艾斯勒、海因茨·诺伊曼、汉斯·菲弗尔与阿图尔·埃维特号召全党更加彻底地学习俄国党的榜样；个中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要让党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党就必须布尔什维克化。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反动，俄国党的机关才在较长的时间里，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绝对统治。 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当德共与俄国党打交道时，下面这个套路基本上都会反复上演：德国党提出了某个提议或发起了某个倡议，引发了尖锐冲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然后，在列宁的干预下，做出了一些正式的批评，认为德国党的倡议是可以接受的，并号召进行公开讨论。在共产国际与俄国党的领袖当中，愿意去理解德国党的倡议与问题，愿意去寻求共识而非妥协，竭力反对分裂德共的人，似乎只有列宁一个人（托洛茨基总是会追随列宁，或者与列宁达成共识）。 一九一九年，在要不要把极左派开除出德共的问题上，列宁与列维发生了冲突，列宁竭力想让共产国际接纳共工党，但没有成功。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支持“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在关于成立工人政府的号召的问题上，他支持德国党中央局的立场，在争论中，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极左派的反对者，并毫无保留地支持争取左翼独立党的努力。在关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的《公开信》的问题上，他击败了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维护了《公开信》的立场。他竭力挽留列维，想方设法让他留在德共。他利用了自己全部的道义威信，实现了莫斯科妥协；他阻止了左派对“中派”的批判，当麦耶尔准备因左派的派别活动而开除左派时，他又阻止了麦耶尔。一九二三年初，列宁已不能视事，德共的派别斗争便与俄国党的内部争论纠缠不清，俄国党的内部争论，不但在德共内引发了派别斗争，也成了派别斗争的背景与借口。列宁曾断断续续地起过这样的作用：通过不懈的工作，按照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党的政策，让党员队伍获得共识，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在不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同时建设党，简单来说，就是帮助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除了他之外，在德国，在共产国际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列宁在共产国际内扮演了理论家、舵手、组织建设者、导师与仲裁者的角色，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的德共历史上，可能只有两个人曾在某些时刻能够扮演这种不可缺少的角色。第一个人是列维，他是斯巴达克斯派中的“非正规军”[20]；第二个人是拉狄克，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中的“非正规军”。道义权威从列维手中转到拉狄克手中，标志着在建设德共领导层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标志着拉狄克在政治上对莫斯科的深切依赖，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这三年里，拉狄克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莫斯科，而列维仅仅在莫斯科短暂逗留过。 [1]尽管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中以德国活动家自居。卢森堡可是把自己当成是波兰活动家的！ [2]早在1919年，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第21—22页）就写过：一个共产党必须时刻注意，“不是革命要向党学习，而是党要向革命学习”。 [3]卡·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政治遗稿》（PolitischeAufzeichnungenausseinemNachlass），柏林，1921年，第17页。在东德出版的李卜克内西文集中，这一段话直到1968年才得以发表。 [4]《红旗报》，1920年2月4日。 [5]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一九二二年”，经查证改为“一九二〇年”。——中译者注 [6]《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7]同上，第40页。 [8]同上，第107页。 [9]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二章，以及布兰德勒的信件，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08页。 [10]《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3页。 [11]《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29页。 [12]出自布兰德勒的信件，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08页。 [13]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恩斯特·麦耶尔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保尔·列维当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中译者注 [14]《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94—596页。 [15]列维档案库，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2页。 [16]同上，第293—294页。 [17]鲁德尼扬斯基·恩德雷（RudnyánszkyEndre，1885—1943），匈牙利人，当过律师，一战期间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担任骑兵军官，在东线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俄共（布），1919年1月参与成立共产国际，同年担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驻莫斯科代表，1920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年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不久，侵吞大量公款后携款潜逃。1924年向苏联驻柏林大使馆自首，返回苏联后，于1926年被捕，1939年3月获释。1943年4月3日逝世。——中译者注 [18]斯托扬·米涅耶维奇·米涅夫（СтоянМинеевичМинев，1890年8月21日——1959年5月5日），190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流亡瑞士，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至1943年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中译者注 [19]弗·伊·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293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27.htm——中译者注 [20]法文原文为franc-tireur，本意为“自由射手”，即游离于主力之外的非正规军，这里是指列维和拉狄克在各自的党内都与主流若即若离。——中译者注
第四十三章历史与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部被历史所谴责的事业？ 第四十三章历史与政治 在当代史的各种课题中，受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一时需求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的历史。 一九二七年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起草并出版一部党史[1]。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当时的党主席、权势倾天的台尔曼宣布，党史正在起草当中，已经写到了独立党在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与左派独立党参加第三国际[2]。没过多久，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政治问题，以及纳粹党篡权之后开始镇压德共，这项工作就被无限期搁置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了研究这个课题的首批著作，首先是由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3]撰写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4]，然后是由路特·费舍撰写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5]。尽管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英国的、美国的都有）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回溯了德国共产党的早年岁月，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执政党以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自居的国家里，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仅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可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里的寥寥几句，以及一些文件和评论中的只言片语而已，而这些东西往往又是不真实的。直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理论上是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才出版了《德国工人运动史纲》（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6]，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部“官方”的党史。 在编写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史书时遇到的困难，与编写其他国家的正式共产党党史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定期地篡改各种发言与分析；被打成“路线错误”、“叛徒”或“变节分子”的人，他们所起过的作用遭到了诋毁或贬低；出于派别偏见而随意解释、伪造或销毁各种文件；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或策略的需求而修改过去，等等。一九二七年，前斯巴达克斯派分子恩斯特·麦耶尔试图编写德共（斯）的早年历史，这是科学地编纂德共早期党史的最后一次尝试[7]。要不是他死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会被打成“调和派”开除出党了。 德共的建党元老当中，大部分人都先后成了反对派，这些人主要是在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与斯大林化时期转投反对派阵营的，这意味着他们后来不会被承认起过任何“积极”作用。保尔·列维与卡尔·拉狄克就是这样从官方党史中消失的。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他们是党最重要的领袖，正如托洛茨基的名字被彻底地从布尔什维克党史中抹去一样，他们的名字也彻底地从德共党史中消失了，实在是不得不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就会被扣上老套的“人民公敌”、“叛徒”与“变节分子”的帽子。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被当成了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的替罪羊，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右派分子”瓦尔赫尔、弗勒利希和波彻尔也消失了，“左派分子”或“极左分子”费舍与马斯洛夫、乌尔班斯、罗森贝格与科尔施都是这样消失的，最后麦耶尔这样的“调和派”也消失了。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苏联“大清洗”中，以及二战后的东欧各国的清洗中，又有许多曾为德共的斯大林派效力多年的领导人消失了——不是被处决就是瘐死狱中，这些人包括胡戈·埃贝莱因、海因茨·诺伊曼、雷梅勒、奇本贝格尔、弗利格、列奥夫[8]、舒尔特[9]、舒伯特[10]和明岑贝格等人[11]。 这些年来，德共的历史完全掌握在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等领袖手里。在一九二三年以后的历史上，他们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充当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领导了反对老近卫军的斗争。他们的心腹之患，就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给自己塑造出一副在过去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形象，最终塑造出一种历史形象，这种形象能满足这样的苛求：他们既能掌控党的机关，又能在俄国党在共产国际内的影响力面前坚持自我。德共的历史成了一系列自上而下（也就是来自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思想整顿，意在消灭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物，“小资产阶级倾向”与“歪曲”，用斯大林主义的话来说，也就是“阶级敌人的活动”。它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上，都必须贬低、丑化、歪曲当时不属于斯大林派的每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吹嘘、夸大斯大林派在德共内的代理人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台尔曼和后来的乌布利希被吹捧得如此过分，以至于都变成了“个人崇拜”。 这个任务，与出版一部完整的信史是矛盾的。所以民主德国的各家历史研究所在前些年的研究成果才会如此之少，在斯大林谴责了需要用“正式文件”来编写历史的“官僚主义分子”之后，谁要是太看重“正式文件”，都是很危险的[12]。 哪怕只是提到过去被打倒的反对派，都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会让新一代人重新认识布尔什维克主义，重新认识党，了解它的目的与手段，了解它的本质，而这与日常生活和官方讲话告诉他们的完全不一样。要是让人们回想起来，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的目标并不是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世界革命；或是让人们回想起来，布尔什维克并不相信俄罗斯人通常相信的天命救世论，恰恰相反，他们的党认为俄国革命仅是革命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容易的阶段，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获胜时，革命才算成功，那可要不得了了。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革命具有严格的苏维埃革命的性质，而当时在德国还并不存在一个党，一个像斯大林派历史作家所描写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集中而铁板一块”，拥有“被马克思列宁主义锻造出来”的干部群体，拥有一贯正确的机关，仿佛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步兵方阵一般的党，而这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唯一政党——垄断一切权力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力图把自己现在的形象投射到过去的样子；要是让新一代人知道了这些，那可就太危险了，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工人代表会在波兰和匈牙利猛然卷土重来之后就更加危险。结果，描述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的领袖支持下，按照德国的具体情况，力图在德国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经过，这样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更不可能成功的是：描写在党的早年，党的组织是依靠下面这些东西才得以成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承认党内可以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甚至是派别组织；全体党员与领导人的大会、少数派报告、广泛的讨论、不同派别都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允许少数派参加领导机关等实践。 斯大林主义自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当继承人，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上有着丰富的事例，足以证明它在许多关键要点上与斯大林主义势不两立。在这方面，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也许具有更加丰富的事例。早在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开始攻击卢森堡的人格，贬低她的作用，这给俄国历史学家定下了一条红线[13]，并彻底打压拉狄克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经过“各种流派”的历史性融汇而形成的理论[14]。这次攻击，是为了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树立起“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列宁主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教条。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有一个现象始终存在，那就是猛烈抨击“吹捧”卢森堡的人。她与斯巴达克斯派的同志们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因为他们曾批评过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并经常声称自己完全忠于工人民主，忠于群众的自发性。从这点来看，就连给社会民主党“平反”都要容易一些，这从统一社会党成立时给了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5]等老社民党人物何等的优待就能看出来。 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苏联档案馆的开放（尽管仍是有限的）、新的领导人对“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本人的抨击，鼓励了研究人员。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新一代人的好奇心爆发了出来，这使研究人员感到了压力。因此，他们试图编写出更加科学的历史，一种既能与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抗衡、同时又能继续符合“党的精神”（也就是能满足当前执政者的政治需要）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共的第一部官方党史（即《史纲》）问世了，围绕着这部党史的讨论由此展开，在讨论中，领袖的论点首次遭到了质疑，尽管这种质疑仅仅是不完整的和间接的。 一九五七年，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罗伯特·莱布兰德[16]在《团结》[17]上发表专栏文章，抨击了声名狼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斯大林主义观点。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士兵苏维埃在革命中并不是俄国苏维埃那样的双重政权机关，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18]，这种观点遭到了莱布兰德的批判。莱布兰德认为，“从德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基本力量与无产阶级的目的来看”，德国革命是一次失败了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主张，把德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等于是“玷污和诋毁德国无产阶级的这次伟大的运动”[19]。 莱布兰德的尝试马上就得到了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的支持，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因为他是老资格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阿尔伯特·施莱纳在一家历史刊物上撰文，表示“他自己”以前认为十一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深入研究之后，他放弃了这个看法[20]。青年历史学家罗兰德·鲍尔[21]利用了十一月革命时期的德语与俄语文件，特别是列宁与卢森堡的著作——在这些文章面前，谁也难以反驳。他猛烈批评了斯大林派将十一月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而人人都知道，这个观点得到了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首肯。鲍尔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与“未能获胜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并强调指出后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前做出的诠释”[22]。后一种看法得到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历史学家圈子的支持，鲍尔做了一个很精准的结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是一场未能进行到底的、失败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评价，既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符合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国共产党对十一月革命的评价[23]。” 尽管这只是一次很初步的讨论，但它提出了大量的重要意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当局很快就动用了严厉的手段，强行中止了这次讨论。乌布利希在党报《新德意志报》[24]上发表专栏文章，断然宣称只有把十一月革命定性为“一场使用了无产阶级的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阻止了即将在政治局中爆发的争论。他严词驳斥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十一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看法”[25]。前一种观点的地位重新得到了巩固，后来又成了官方党史的基础，新一版的德共党史仍然没有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记述的斯大林派的党史做出任何重大修改。布兰德勒和他的同志们仍是“全党公敌”与“右翼机会主义分子”，费舍派是“极左宗派分子、全党公敌”。可是，在一九二三年时属于布兰德勒派的乌布利希，以及当时追随费舍和马斯洛夫的台尔曼，却被写成了在党内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健康”“革命”力量。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抨击了费舍和她对德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做的“极左”阐述，这可是白纸黑字写进了会议记录里的[26]，但是《史纲》的编纂者却写道：“就在一九二三年，当战后革命危机达到了高潮的时候，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党的一些领袖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站了出来，反对他们的修正，瓦尔特·乌布利希就是这些领袖之一[27]。” 乌布利希很重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捍卫这种现状，只有维持住了现状，他才能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保住自己的地位。当围绕着《史纲》发生的争论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在向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宣称： 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我有幸曾在两个时期当中积极而自觉地参加了它的领导工作。在这篇发言中，当我谈到有关战略与策略的一系列问题时，我不仅要依靠我个人的理论知识，不仅要系统地利用我个人的丰富经验，还要依靠我亲身参加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些重大斗争的切身体会[28]。 他企图以此来限制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布莱梅左翼激进派和斯巴达克斯派之间的联系的讨论，这个讨论当时仍能广泛进行。在去斯大林化时期，卡尔·德雷赫斯勒[29]与威廉·艾尔德曼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30]。他们宣称： 在德国革命工人运动中的党这个问题上面，认为……布莱梅左派得出了政治上最明确的观点，这是错误的。……与布尔什维克最接近的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它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所有的德国革命派团体，并在运动中获得了坚定的支持，特别是获得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把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布莱梅左翼激进派相提并论，或是单纯地夸大布莱梅左翼激进派的重要性，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31]。 一九六四年，赫尔曼·韦伯发表了《乌布利希伪造历史》一书，批判了《史纲》[32]。韦伯认为，问题不仅在于乌布利希要宣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只能属于最具有连贯性、因而也是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派别，还在于乌布利希出于这方面的需要，歪曲了原本有利于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历史。而且，对于乌布利希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通过“修正后的”历史，来捍卫这么一条不容挑战的关键原则：“能够采取正确行动的派别只能有一个，只有它起到了‘领导作用’，并且拥有使它有权获得政治领导权的唯一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33]。” 在一次讲话中，乌布利希用了大量篇幅来批判他所谓的“修正主义”概念，然而就在这次讲话中，他实际上承认了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党的过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他在这次讲话中声称： 德国工人阶级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失败，说明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34]。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希所要宣称的是：只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领导下，德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这完全是在罔顾马克思、列宁与卢森堡的思想，完全是在为过去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开脱，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勒令德国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让德国共产党走上了绝路；更不用说他还罔顾了各国共产党最近在“和平共处”、“为先进民主而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框架内推出的各种政策。 海因茨·哈贝丹克（HeinzHabedank）编写了汉堡起义的史书[35]，他是第一批为使用“正式文件”平反的人之一，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至今仍要冒着这样的危险：当权者一声令下，他们的研究就得被迫中断[36]。就像在苏联，历史研究总是与其引发的政治影响密不可分一样。阿诺德·莱斯贝格撰文阐述了列宁在推行工人统一战线政策中所起的作用[37]，这些文章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读者了解到了拉狄克所起的作用和他的个人品性，并对布兰德勒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尽管莱斯贝格在写到这些人物时措辞非常谨慎，但这些文章却不可能不激起各种反响和问题。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这个关键问题上，乌布利希在理论领域做出的修正，得到了西方的主要史学著作的支持，尽管双方之间仍有不少分歧。因此，维尔纳·安格莱斯才在他那部研究那段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的著作结尾写道： 他们认为，激励和率领这次革命的是他们自己，但革命仍要由德国工人群众来进行。在帝国垮台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个幻想破灭了，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之后，它已经不再是可行的方案了。这是德国共产党的悲剧，而且也确实是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共产党人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曾向政权发起多次冲锋，直到一九二三年末才停止了这种注定失败的做法，在德国现代史上，他们的尝试，仅是发动革命的多次失败尝试之一，这个发现可能会给党带来一丝宽慰[38]。 里夏德·洛文塔尔[39]的论文《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无疑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这部著作也采取了相同的基调。他颠覆了东方作家笔下的德共历史，并得出了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各种“组织伎俩”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他列举了这些“组织伎俩”： 谨慎地把各种不同成分混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不那么均匀、而是比较听话的领导层；鼓励成立各种“派别”，这样共产国际就能操纵一个派别去反对另一个；在党的各种文件中加入一般性的关键语句，日后用这些关键语句来衡量领导人的表现；针对不听话的领导人，在党内逐步编造出各种谣言，用以抹黑他们，先在私下交谈中散播谣言，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反对者之口公开传播，最后由共产国际的权威加以公开利用[40]。 最后，就像乌布利希所做的那样，洛文塔尔把革命党在德国遭遇的挫折，解释为革命是不可能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成功的： 由于欧洲所有的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都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才获得了威信。一个革命党，如果对自己的作用怀有“卢森堡式”的概念，就不可能长久维持自身的存在，所以共产主义的基层群众才会左倾。但是，两种情况确实都表明（如今这比过去更加明显）：罗莎·卢森堡的基本期望，以及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怀有的期望，即欧洲的先进工业国的工人阶级会通过切身体验而逐渐革命化，已经被历史所驳斥了……归根结底，罗莎·卢森堡的后继者被“布尔什维克化派”打败了，因为他们自己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未来的[41]。 洛文塔尔与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不一样，他指出了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与后来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的共产国际的关键区别：“如果列宁能够预料到这个被我们称为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的最后结果的话，他很可能会坚决反对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从（他选择的）历史后果而不是他的思想动机来看，也许是列宁错了[42]。” 瓦尔特·乌布利希、里夏德·洛文塔尔和维尔纳·安格莱斯都认为，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先进国家发生和获胜的列宁与卢森堡犯了重大错误。而我们则认为，错的应该是乌布利希、洛文塔尔和安格莱斯。我们相信，尽管德国共产党最后失败了，但它本来是可以胜利的。世上并不存在一本《天命之书》，上面预先写好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必然胜利，德国的十月革命必然失败，以及斯大林和希特勒必然胜利。创造历史的是人。 [1]《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XIParteitag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柏林，1927年，第416页。 [2]恩·台尔曼，《革命的出路与德国共产党》（DerrevolutionäreAuswegunddieKPD），第95页。 [3]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OssipKurtFlechtheim，1909年3月5日——1998年3月4日），生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一个犹太书商家庭，1910年随父母返回父亲的老家明斯特（Münster）。1927年中学毕业后加入德共，1931年退党。1931—1933年在弗莱堡、巴黎、海德尔堡、柏林、科隆等地求学。193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篡权后，参加了“新开端”（NeuBeginnen）小组。1935年被捕入狱22天。此后流亡比利时、瑞士，最终流亡美国。1952—1959年在德国政治大学执教，1959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1974年退休。——中译者注 [4]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奥芬巴赫，1948年。 [5]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48年。 本书借用了该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何式谷译）的译文。——中译者注 [6]这部党史起初是以文稿的形式发表的，乌布利希为其作序，这篇序言发表在《团结》的1962年8月号和9月号上。 [7]他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Kommunismus），收录于《德意志人民与国家》（VolkundReichderdeutschn），第2卷，柏林，1929年。 [8]维利·列奥夫（WillyLeow，1887年1月25日——1937年10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并成为斯巴达克斯派的青年组织者。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23年以前曾在地下机关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25年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副主席，是实际上的组织者，1928—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2月26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10月3日遇害。1989年1月平反。——中译者注 [9]弗里茨·舒尔特（FritzSchulte，1890年7月28日——1943年5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化工工人。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同年当选为拜尔—勒沃库森企业代表会主席。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8—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0—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32年7月1日担任革命工会反对派全国主席。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34年12月前往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5年12月15日——1936年6月1日担任红色工会国际宣传鼓动部部长。1938年2月21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4月7日被判处八年苦役，1943年5月10日死于劳改营。1956年3月26日平反。——中译者注 [10]赫尔曼·舒伯特（HermannSchubert，1886年1月26日——1938年3月2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矿工和巡回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担任莱比锡工人体育协会书记。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同年秋季负责领导图林根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924年初被捕，同年4月27日越狱，同年5月当选国会议员，同年7月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1924年12月—1933年3月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参加了左派，随后又追随台尔曼反对费舍。1929年3月任东普鲁士区委政治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33年秋季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盆地和法国，坚持以前的宗派主义路线，反对皮克与乌布利希。1934年12月流亡苏联，1935年1月担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同年年底被免去党内一切职务，1937年5月15日在莫斯科被捕，1938年3月22日遇害。——中译者注 [11]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57页；第2卷，各人的小传。 [12]1934年，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ПролетарскаяРеволюция）上发表了一封信，攻击了历史学家斯卢茨基，指责在斯卢茨基的笔下，列宁在1914年以前没有致力于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并认为考茨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列宁并不支持德国党左派反对中派的斗争。斯卢茨基反驳说，没有正式文件能支持斯大林的论点，这激起了斯大林的怒火：“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约·维·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6页） 阿纳托利·格里高利耶维奇·斯卢茨基（Анатол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Слуцкий，1894年7月15日——1979年1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大学期间参加革命运动。二十年代曾先后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教育学院、共产主义历史学院等地执教。主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937年被捕。六十年代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中译者注 [13]在批判斯卢茨基的信中，斯大林“批评”了帕尔乌斯和卢森堡等左派社民党人，以及他所谓的“半孟什维克主义的错误”（同上，第80—81页）。他批评斯卢茨基，说斯卢茨基之所以为这些人辩护，是因为斯卢茨基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人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同上，第87—88页）。1931年12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对党史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研究”，他指出：“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罗莎·卢森堡并不赞同布尔什维克，而是接近中派”，“她更接近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14期，1931年12月23日，第1257页）。 [14]在上一条注释里提到的那次讲话中，卡冈诺维奇指出：“拉狄克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团体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国际把工人运动中的精华吸收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共产国际内的各种流派融汇进了布尔什维克党。拉狄克应该清楚这个融汇论代表着什么。……他一定明白，融汇论给派别组织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容忍溪流的存在，那我们就得让它有容身之处。不，同志们，我们党不是一个蓄水池，什么乌七八糟的流派都流进来，而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是如此强大，它不能容许任何小溪存在，因为它完全能够让路上的一切障碍消失”（同上，第1260页）。我们应该看一看拉狄克是怎么说的，1919年，他代表共产国际宣称：“与劳埃德·乔治（LloydGeorge）、克莱蒙索（Clemenceau）、谢德曼和希法亭等人的猜测相反，共产国际并不是苏维埃政府的天才产物。……而是旧的第二国际中，在战争期间宣称自己存在、并加强了自身力量的一切革命流派的集合。为它播下种子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还有……世界产业工会的英雄战士德布斯（Debs）、德利昂（DeLeon），……于勒·盖德、洛里欧与莫纳特，……罗莎·卢森堡、瓦尔斯基、蒂什卡，……荷兰的‘论坛’派，当时他们都遭到过嘲笑，……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德国左翼激进派完成了这项工作。”（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第62页。） [15]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junior，1894年9月12日——1979年12月4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之子，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在东线参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在多家社民党报纸工作过，1928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进集中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0年在出版社工作。二战结束后，当选勃兰登堡省社民党主席，参加了把（苏占区）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并在统一社会党成立时入选中央委员会，1949年入选政治局。1946年至1949年任勃兰登堡邦议会议长，1948年至1967年任东柏林市长，1949年至1971年任人民议会副议长，1971年任统一社会党人民议会党团主席，1960年入选国务委员会，1971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中译者注 [16]罗伯特·莱布兰德（RobertLeibbrand，1901年5月1日——1963年1月25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被捕，曾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解放后曾任德共符腾堡—巴登党组织主席，1951年被免职。后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任副所长。——中译者注 [17]《团结》（Einheit），全称《团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杂志》（Einheit–ZeitschriftfürTheorieundPraxisdesWissenschaftlichenSozialismus），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946年2月创刊，1989年停刊。——中译者注 [1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5—256页。 [19]罗·莱布兰德，《关于十一月革命性质的讨论》（ZurDiskussionüberdenCharakterderNovemberrevolution），《团结》，第1期，1957年1月，第107—108页。莱布兰德在1923年当过哈勒的共青团书记，并在1923年8月的反库诺罢工中当过罢工委员会委员（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80页、第322页）。 [20]阿·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十一月革命之前及其间对德国产生的影响》（AuswirkungenderGrossenSozialistischenOktoberrevolutionaufDeutschlandvorundwährendderNovemberrevolution），《历史学刊》，第1期，1958年，第32页。 [21]罗兰德·鲍尔（RolandBauer，1928年3月19日——2017年？月？日），出身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斯利采（Kraslice）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当过钟表匠、首饰匠和眼镜技师。二战结束后，与父母一起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德国的苏占区定居。1946年8月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1947—1949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魏玛地区党组织的青年书记。1949年起在卡尔·马克思党校学习，完成学业后在党校历史系担任助教、讲师和副主任。1954—1958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学习。1962—1964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1962—1964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学家协会副主席，1964—1967年任柏林市委宣传鼓动书记，1967—1978年任柏林市委科学、公共教育与文化书记。1967—1971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1年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71—197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1971—1981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978—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desFriedensunddesSozialismus）杂志编辑部代表，1991年5月退出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desDemokratischenSozialismus）。——中译者注 [22]罗·鲍尔，《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ÜberdenCharakterderNovemberrevolution），《历史学刊》，第1期，1958年，第142页。 [23]同上，第168页。 [24]《新德意志报》（NeuesDeutschland）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机关报，1946年4月23日创刊，1989年12月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旗下的有限公司，2007年民主社会主义党并入左翼党之后，改为由左翼党支持的报纸。——中译者注 [25]《新德意志报》，1958年6月18日。 [26]《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6—357页。 [27]《团结》，第6期，1963年6月，第5页。 [28]《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5页。 [29]卡尔·德雷赫斯勒（KarlDrechsler，1932年10月17日——），生于安娜贝格（Annaberg）。1951年高中毕业后入读哈勒大学，起初学习新教神学，后转入历史系。1956年开始在德国柏林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哈勒分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编纂工作。1962年获博士学位。1965年起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中央历史研究所工作。1976年晋升为教授，1976—1986年担任中央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6—1990年担任所长。1988—1990年担任《历史学刊》（ZeitschriftfürGeschichtswissenschaft）和《历史年鉴》（JahrbuchfürGeschichte）编委会委员。1989—1990年担任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副主席。1992年提前退休。——中译者注 [30]1957年11月25日至30日，一些历史学家在莱比锡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行了会议记录《十月革命在德国》（DieOktoberrevolutioninDeutschland），艾尔德曼与德雷赫斯勒提出的这个问题见该书第223页。 [31]《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28—30页。 [32]赫·韦伯，《乌布利希伪造历史。一个对〈德国工人运动史纲〉的评论（附文件）》（UlbrichtfälschtGeschichte:EinKommentarmitDokumentenzum'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4年。 [33]同上，第110页。 [34]《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33页。 [35]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柏林，1958年。 [36]我们应该注意，本书第一版是在1971年出版的。——英译者注 [37]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他还在《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38]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75页。 [39]里夏德·洛文塔尔（RichardLöwenthal，1908年4月15日——1991年8月9日），生于柏林一个推销员家庭，1926年参加德共，1928年担任共产主义大学生社团全国主席，1929年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而脱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1年脱离德共（反对派），参加“列宁主义组织”（LeninistischeOrganisation，后改为“新开端”）。纳粹篡权后，成为左翼地下抵抗组织“新开端”（NeuBeginnen）的主要理论家，1935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流亡英国，1945年参加社民党，成为社民党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1961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1974年退休。——中译者注 [40]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TheBolshevisationoftheSpartacusLeague），《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nternationalCommunism），《圣安东尼论文》（St-Antony'sPapers），第9期，第68页。 [41]同上，第69—70页。 [42]同上，第71页。
第四十二章又一次失败导致的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二章又一次失败导致的后果 ·众人对失败的第一反应 ·俄共（布）的党内冲突 ·德共内部的新一轮派别重组 ·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 ·共产国际的裁决 ·反对“布兰德勒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德国惨败”，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退却，但它起初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季诺维也夫论德国革命的系列文章一直连载到十月三十日，在这些文章中，这位共产国际主席还在不紧不慢地数小鸡[1]。只是在三十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才有几句话暗示可能会发生某种失败[2]。《国际新闻通讯》的读者在同一天的刊物上，会发现由阿尔贝撰写的一段纪事，这段的小标题是《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它婉转地暗示说，在九天前的开姆尼茨会议上，人们在幕后做出了退却的决定[3]。几天后，调子变了。人们都谈起了“白色德国”、社民党“新的背叛”和“失去的机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共被取缔，德共的报刊在全德国被禁止出版。一个又一个活动家接连被捕。这次失败被描述得越来越严重。俄国党的领袖们在讨论“新路向”时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次失败使俄国党的领袖们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三驾马车，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所谓“四十六人”反对派之间第一次爆发激烈的公开冲突，双方在党内民主、老布尔什维克与新一代人、机关的权力与地位，以及不断加深的官僚化倾向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冲突[4]。 从那时候开始，十月的这次惨败就经常被提及，但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讨论。它成了一件武器，被用来解决俄国党内争论，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被俄国党领导层用来确保外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支持和服从。 众人对失败的第一反应 季诺维也夫的第一反应是完全认可撤退的决定。他写道： 事态表明，我们是估计过高了。……德国共产党在那几个危急的星期里里暴露了许多弱点，犯了若干严重错误，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没有发动无产阶级参加10月这场大斗争是错误的。……那次退却原不该这样被动。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避免决战是必然的[5]。 十一月三日至四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在柏林秘密举行了会议，讨论了中央局提交的由布兰德勒和拉狄克起草的提纲，并以四十票对十三票通过了这个提纲。这个提纲指出，德国近期发生的各种事件意味着“十一月共和国的终结”，与“法西斯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民主”。工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正当他们的注意力被鲁登道夫与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高调冒险所吸引时，艾伯特与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以冯·塞克特将军的独裁为其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冯·塞克特将军“为了掩饰实情，允许议会民主的幻影继续存在，因为实情一旦暴露，就会引发部分工人群众的自卫行动”。社会民主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了工人，在每个紧要关头成功地传播各种幻想，它要为工人的消极无为负全部责任。然而，在现在的“法西斯”国家面前，任何“民主”幻想都不可能继续存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一贯企图在无产阶级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弄得虚弱不堪、晕头转向的时候，向无产阶级发起挑衅。无产阶级阵线的团结将“自下而上地”实现，从长远来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必将在持久的斗争中被清除出去[6]。 这个提纲起草得很匆忙，十一月二十三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对其做出了初步表态。共产国际主席认为德共犯了错误。艾伯特与冯·塞克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未能立即建立自己的专政”，“十一月共和国才变成了冯·塞克特的独裁”，季诺维也夫个人认为，冯·塞克特就是“德国的高尔察克[7]。”他断定：“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德国将不得不经历一段痛苦的白色恐怖时期，无产阶级将会遭受重大牺牲。德国革命的道路要比我们以前认为的更为艰难[8]。” 塔尔海默对此作了初步答复，批评了季诺维也夫，说他又把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拿来对比，这完全是生拉硬拽，不过，塔尔海默的答复并未超出纯理论探讨的范围[9]。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汹涌浪潮。如果拉狄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季诺维也夫在十一月七日仍不认为有必要改组德共的领导层[10]。十二月一日，他发表了《国际革命的第二个浪潮》，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高估了德国事件的革命性质，但他并没有对德共的领导层提出任何明确的批评。然而，在俄共（布）党内危机的压力下，仅过了几天时间，一切就都改变了。 俄共（布）的党内冲突 早在那年夏天，俄共（布）的党内危机就已是暗流汹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罢工频频爆发。九月里，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了一批进行非正式的公开鼓动运动的共产党员。与此同时，三驾马车也发动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良斯基[11]被调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接替他的是三驾马车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12]和拉舍维奇[13]。十月八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党内官僚的猖獗，并威胁说要在基层党员中间发起讨论[14]。十月十五日，包括皮亚塔科夫和拉狄克在内的四十六名共产党领导干部上书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跟托洛茨基一样的意见[15]。如果不是因为对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热切期望与细致准备，把人们的相当一部分能量和急躁情绪给吸引了过去的话，这场斗争肯定会爆发得更早。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十月二十七日答复托洛茨基的信中，它批评托洛茨基“在国际革命的发展的紧要关头”做出了这样的举动[16]。 《真理报》在十一月七日掀开了公开讨论的序幕。起初讨论双方还比较克制，但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始参加讨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也开始作答的时候，讨论开始变得激烈起来[17]。十二月的头几天里，论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十二月五日，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必须在党内实行“新方针”的决议。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围绕这个决议进行了激辩[18]。此时，反对派似乎占了上风：在为德国的十月革命进行准备的革命动员过程中，人们重新焕发了热情，革命的精神在红军与共青团当中复活了，这对反对派是有利的。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提议，要求恢复在党内建立派别组织的自由，这个提议仅以微弱劣势落败[19]。 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大会上[20]，拉狄克声称支持反对派的提纲，并间接介绍了“德国问题”，他声称共产国际最重要的几个支部——法国支部、德国支部和波兰支部——的领导人都是赞同托洛茨基与“四十六人”的[21]。这让季诺维也夫警觉了起来，他知道布兰德勒与托洛茨基还有拉狄克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核心中有着这么一个联盟，会对三驾马车构成什么样的危险。这就是“德国问题”成了俄国党内斗争的核心问题的缘故。 十一月二十二日，费舍写了一封抨击布兰德勒的信，这封信被德国警方截获了，大概是在十二月二日至三日之后，季诺维也夫注意到了这封信，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德共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22]。季诺维也夫首先对十一月四日的决议提出了质疑： 这次政治错误是你们对政治和技术准备估计过高的必然结果。你们一定十分清楚，我们在莫斯科的人本来认为，共产党人加入萨克森政府只是一种军事—战略权宜，而你们竟把它变为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为政治集团，从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们把你们参加萨克森政府看作是一种手段，借以夺取一个调遣我们队伍的立脚点，可是你们竟把参加该政府变为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普通的议会联盟。结果造成了我们的政治失败。更糟的是，这件事还包含着一种笑剧成分。我们经得起战斗中的失败，但是如果一个革命政党竟在起义前夕陷入了荒诞的境地，那就比失败还要糟。在德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一种可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决战序曲的政策。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革命步骤。没有发表一篇哪怕是部分明确的共产主义演说。没有采取任何加速武装萨克森工人的重大措施。没有运用任何旨在在萨克森建立苏维埃的实际办法。代替这一切的，是伯特歇尔所作的“姿态”；他扬言非到武力驱逐的时候，决不离开政府大厦。不，同志们，这不是准备革命的办法[23]。 在《德国革命问题》德文版序言（日期为十一月二日）中，季诺维也夫是认可德共在萨克森采用的策略的[24]。但他又加上了一个后记，批评了德共在蔡格纳政府中执行的“老套的议会政策”。这是他首次公开批评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说他们既没有把成千上万的工人给武装起来，也没有提出工业国有化、逮捕投机商人或选举苏维埃的问题[25]。 托洛茨基认为，要为德国的挫折负责的，正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自己。他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先是流传了一个多星期后才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又被收入了小册子《新路向》），根据关于德国在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七月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陈述，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想法： 如果共产党能够突然改变它工作的步子，能够善用那历史给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去进行直接的、政治的、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以此夺取政权，那末事变的结果将完全不像我们在11月间所看到的那样了。……一直要到10月里它才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到了那时候，为展开冲击所需的时间已经太少了。准备工作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群众跟不上去，党的缺乏信心从两方面泄露出来，而在决定性的开头，党却不经一战便退却了。 如果党不经战斗便放弃了它非常有利的阵地，则主要理由乃是：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7月），证明了党不能从过去政策的自动性中解脱出来（这个政策之确立仿佛是为未来数年之用的），不能在其鼓励、行动、组织与技术诸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26]。 几天前，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可了拉狄克的一些声明，并表示三驾马车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令自己感到不安，这证实了季诺维也夫的担心： 我们只清楚一件事：对我们党、对整个共产国际、对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来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是与胜利的十月革命、红军、共产主义还有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可能：托洛茨基同志竟然会不属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的领袖之列。尽管如此，争论有可能超出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范围，这种想法令我们非常担心，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公开发言，更是加深了我们这种最深切的忧虑[27]。 在莫斯科，斯大林开始对有关德国的讨论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一直置身事外。他联系了正被调查委员会扣留在莫斯科的马斯洛夫，向马斯洛夫询问了有关当前形势和德共政策的问题。他很快就关照起了马斯洛夫。他到处都为马斯洛夫说好话，说马斯洛夫既有敏锐的洞察力，又能坚持原则，并亲自插手安排了调查委员会的领导人选，调查委员会最后洗清了马斯洛夫的一切嫌疑[28]。这一新的联盟，改变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间的力量对比，也在他们中间制造了相当的混乱。 德共内部的新一轮派别重组 十一月七日，布兰德勒在德国党内开展了讨论，促成了这次讨论的，与其说是德国形势本身，倒不如说是俄国党内的争论。十二月，三份彼此抵触的文件被提交给了中央局。第一份是由费舍及其支持者起草的，他们宣称支持季诺维也夫的来信；第二份是由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起草的，他们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批评；第三份是由“中派”——科嫩、克莱涅、雷梅勒和埃贝莱因——起草的，他们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批评，但又不接受费舍的立场。在中央局的表决中，费舍的文件获得了六票，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只得了两票——他们投了自己的票，蔡特金缺席——中派获得了剩下的十七票[29]。 中派代表了党的领导人当中支持季诺维也夫、同布兰德勒保持距离、但又不愿同左派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们认为，“在十月事件之前和十月事件期间，德国的客观形势已经达到了最革命的程度”。由于“错误的理论概念”和“对党的任务的错误理解”，导致党自己犯下了一系列战术和战略错误，由此迫使党做出了退却的决定。他们把这些错误总结为： ·未能及时认清反库诺罢工之前的重大工人斗争的重要意义，因而未能据此调整党的路线； ·没有及早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最迟应该在鲁尔被占领时开始准备），并因此导致了后来的军事准备过于仓促； ·为了保存工人的力量进行“关键一击”，在九月和十月间成了群众运动的制动器； ·对左派社民党领袖怀有幻想，并助长了这种幻想； ·未能利用在萨克森争得的地位发动群众； ·在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只考虑到最后的战斗，拒绝甚至阻碍了局部行动的组织； ·按照抽象的推理进行预测与估计，结果导致党“总是在斗争面前悄悄溜走”； ·高估了步枪数量的重要性，低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意志； ·根据错误的估计，制定了过于死板的计划。 在中派看来，正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不战而退，这是一个大错，党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不战而退，那些集结在党的周围，“为了最后的战斗而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先进分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不战而退；而且，不战而退还极大地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尽管如此，形势仍是革命的，因为“白色独裁不会长久”。共产党人要“为了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大涨潮”而等待上“几个月”，到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与行动，将是决定成功的唯一因素[30]。 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被孤立了，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认为十月撤退是“不可避免的和正确的”。按照他们的提纲，失败的原因在于“客观因素，而不是党的策略错误”[31]。他们解释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不再愿意为十一月民主制度而战……而又尚未做好为建立工人代表会专政与社会主义而战的准备”。误以为工人阶级已被共产主义争取过去，这是最关键的错误。犯了这个错误的，不仅是中央局，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局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意见并不够有力[32]，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没有重视这些批评意见。 由于这个错误，导致起义的日期被定得过早，而局部行动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最关键的总的政治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却被低估和忽视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与政治、技术方面的细节没有得到充分的协调。而且，党未能利用它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地位来加剧社民党内的危机，未能组织武装抵抗。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认为，目前不可能预测军事独裁能持续多久，但在不远的将来，党应该专注于同社民党的影响进行斗争，并加强工厂里的组织[33]。 左派的提纲毫无半点吞吞吐吐。他们开门见山地宣称： 在八月罢工和十月事件之间，德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到了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程度。……在十月里胜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即使是在有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党仍应该参加战斗。这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与共产党密切相关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由此为我们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 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不战而退重挫了无产阶级的士气，在党员队伍中间制造了混乱。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第一，中央局在十月以前，确切地说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迫使中央局行动以前，一直不肯让党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第二，技术与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不够完善；第三，采用了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并企图与左派社民党人建立“不合时宜的”的联盟；第四，按照过渡口号进行了宣传工作，而这些口号导致了在群众当中推广“共产主义纲领”的失败；第五，由于上述错误，导致了党内斗争的爆发。党必须做好准备，“休养生息几个月”，迎接新的斗争。为此必须把所有右翼分子赶出党的领导层[34]。 论战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左派坚持己见，但中央局多数派的瓦解才是关键因素。中派的立场并不明确。塔尔海默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中派批评的只是“不战而退”而非“退却本身”——退却变成了“不战而退”，这并不是布兰德勒的过错。他批评了中派的提纲，说这个提纲当中体现出了“老套的进攻理论的复活，这个理论要想成功，需要两个条件：党的革命意志，与广阔空间的蔚蓝地平线”。他中肯地断言：中派的提纲是妥协的产物，其中充满了“左派的”前提与“右派的”结论之间的矛盾[35]。但中派的立场另有其靠山。十二月二十七日，俄共（布）政治局批评了拉狄克，并采取了如下立场：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政策，是建立在下列基础上的：支持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并与左派合作，同时批评左派的错误，但又坚持左派的正确意见，与此同时批评右派的严重错误；但拉狄克同志却采取了完全支持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右翼少数派的路线，并与党的左翼决裂，这在客观上对德国党的团结构成了威胁[36]。 由于拉狄克不但拒绝服从决议，还拒绝遵守他自己的党的纪律，政治局便以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资格不是由俄国党委任、而是由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授权为由，批评了拉狄克的“宗派态度”。拉狄克已经就德国问题准备好了提纲，托洛茨基和皮亚塔科夫都在这个提纲上签了名，然后拉狄克没有经过俄国党领导层的批准，就直接把提纲递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37]。 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 在一月十一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爆发了第一次交锋。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和皮亚特尼茨基。托洛茨基因病未能出席。德国代表人数不少：代表右派的是布兰德勒、瓦尔赫尔与蔡特金，代表中派的是雷梅勒、皮克与科嫩，代表左派的是台尔曼、费舍与阿图尔·柯尼希[38]。 拉狄克以共产国际驻德代表的身份做了报告。他首先回顾说，十月的退却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致同意的，左派社民党人的背叛与萨克森政府的软弱无力，迫使党不得不退却。他认为党错过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他说道，党至迟应该在一九二三年五月认识到革命形势已在德国出现，但尽管一切证据都能证明这一点，在一九二三年六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的领袖，包括他在内，全都要为没有实行一个已不适用于德国形势的计划而共同承担责任。他强调指出，每个重大决策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的。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清楚，正如他清楚布兰德勒曾反对在没有必要的政治准备的情况下，就让共产党人参加蔡格纳政府，但最后还是这么决定了。拉狄克宣称，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主席，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他却企图逃避自己的责任，以莫须有的理由，拿布兰德勒来当他的替罪羊，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39]。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拉狄克总结出了一些导致了十月退却的“客观”理由： 如今正在德国无产阶级当中发生的事情，只是对德国总体形势的反映，是对一切政治活动的垮台、军队之外的所有社会阶级的极端的政治冷漠的反映。……我们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工人党，但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我认为这就是整个形势当中的最重要的特点[40]。 这是认真进行分析的尝试的开端。但是，一月十二日，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指控了拉狄克和布兰德勒，从这一刻开始，主席团内的气氛就变了，使得认真的分析无法进行下去。共产国际主席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简单；都是因为拉狄克和布兰德勒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他们要对德共的一切错误负责。共产国际的职责首先是撤换德共的领导层，这是因为旧领导层已经失去了信任，也是为了转移支持左派的工人的正当的不满，避免左派的分裂。成立了一个专门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主席是库西宁，另有五个德国人参加，他们是马斯洛夫、台尔曼、雷梅勒、威廉·科嫩与皮克。蔡特金要求让布兰德勒和拉狄克参加这个委员会，但遭到了驳回；这是多数派心意已决的一个明显信号[41]。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暂停工作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42]随即召开。反对派在这次大会上遭到惨败[43]。季诺维也夫就德国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德国的形势确实是革命形势，俄国党领导层在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分歧。然而，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主要错误在于估计错了时间。在讲到过去的问题时，他说自己并不想逃避责任，但又坚持认为，俄国党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决议。但他随后又强调了过去的各种困难的重要性；拉狄克和布兰德勒把共产党人参加蔡格纳政府这件事给弄成了庸俗的议会交易。早在七月的时候，拉狄克就建议德国党不要在反法西斯日举行游行示威，束缚了德国党的手脚。而在失败之后，他现在又提出了一整套哲学，来掩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在俄国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拉狄克，如今在与德国相关的问题上成了“右派”倾向的化身——在季诺维也夫看来，这并非巧合。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一起，企图“把派别斗争带进共产国际里”[44]。布哈林给这份起诉书结了尾，他认为布兰德勒要为失败负责，因为布兰德勒不但没有利用统一战线政策来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反而只是用来同社会民主党合作[45]。 拉狄克竭力为自己辩护。不错，革命形势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同样正确的是，党未能利用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应当与德国党中央局承担同样的责任。他回顾了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等人的历史——他们曾是革命的国际主义战士——指出他们自己也是德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弱点的牺牲品，因此不该让他们去承担全部责任。他指责布哈林无耻地利用了代表们的无知（他们不太了解德国党的情况），并质问布哈林：假如布兰德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右派的话，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不早点谴责他？当布兰德勒犯下一系列声名狼藉的错误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都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他质问各位领导人：“难道你们只想分享胜利的果实，却不想分担失败的责任？”他最后说道，对于德国党中央局的十一月三日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只需要纠正一点：除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之外，还应该补上一句：“打倒布兰德勒！”[46]。 最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一致决定，要求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内讨论德国问题时服从俄国党的纪律；仅有一票弃权，这一票很可能是拉狄克自己投的[47]。 共产国际的裁决 一月十九日，库西宁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报告。这个报告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判决：在各个方面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与疏忽，这有一部分应归咎于一些机会主义的偏差”。在形势的评估上出了错：“当党认识到革命形势业已成熟时，已为时过晚”，“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也没有对结局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重视”。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推迟和阻碍自发运动，同时又没有给自发运动找到政治目标；未能进行争取成立苏维埃的鼓动；忽视了加强工厂代表会与行动委员会，结果导致当全体无产阶级应该参与行动的时候，却只有党自己在行动。在政治组织上出了疏漏：未能发展足够多的党员，在技术准备工作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参加。在对各种相关势力进行分析时出了错误：低估了社民党破坏行动的能力，对左派社民党人及他们参加行动的能力抱有幻想。对于萨克森采取了错误的路线，把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没有预先考虑其他方案，也没有准备撤退计划。 库西宁委员会把这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德国共产党，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悍然蔑视。报告断言：德国党原本应该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参加萨克森政府，并声称共产党籍的部长们暴露出了“可悲的无能”[48]。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以四票赞成、二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报告，投了反对票的是蔡特金与拉狄克；皮克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先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十月退却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修正案被主席团驳回了[49]。 在此基础上，讨论于一月二十一日继续进行。季诺维也夫充满了胜利的自信，当然，为了避免惊吓那些犹豫不决的分子，他在讨论中采取了调和的立场，表示自己愿意帮助反对派，并在闭幕词中吸取了皮克修正案的精神：“〔十月的〕退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党自身的错误与弱点，同样也是因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弱点。当然，会有不少工人说我们让机会溜走了[50]。”季诺维也夫的让步，给了布兰德勒的支持者一个台阶下，他们便顺坡下驴，宣称自己将会投票赞成决议，蔡特金是为了维护团结，拉狄克（他更为幻灭）是出于传统的考虑，是为了在外界面前维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团结。但是，他们俩后来都后悔了，布兰德勒也后悔了，因为决议并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刚刚坦承的那样，明确承认撤退是必要的，而且决议还对左派应承担的责任不置一词[51]。 代表波兰代表团对主席团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的普鲁赫尼亚克[52]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隐瞒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还对自己的态度表示了后悔： 由于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列宁再也不能参加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由于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威信遭到了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质疑，共产国际领导层便遭到了威信被动摇的危险。……我们认为，拉狄克是共产国际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指责他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也会对共产国际全体领袖的威信造成极大伤害。……围绕德国问题，共产国际最著名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在一个有活力的革命党内是不可避免的，……[53]。 但是，这些自称要坚持上述原则的领导人，最后却还是投票赞成了这个与他们的立场相反的决议。几年以后，塔尔海默写道：季诺维也夫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他听了拉狄克的发言后，觉得自己受到了布兰德勒—托洛茨基—拉狄克联盟的威胁，他想为自己开脱，想证明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过错：“拉狄克的发言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谁也没有授意拉狄克，让他声称一旦托洛茨基遭到攻击时，我们就会为托洛茨基辩护。……当我们觉察到这一点时，我就在《国际》上撰文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54]。” 对季诺维也夫及其盟友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是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斗争，以及必须恢复在这次争端中严重受损的威望。几周后，古拉尔斯基—克莱涅明确地解释了这一点，并指出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虽然宣称同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但这也帮不了他们： 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同拉狄克与托洛茨基组成了联盟，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要么就是对俄国共产党和欧洲各党进行去布尔什维克化，要么就是保持俄国共产党，并对欧洲各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55]。 反对“布兰德勒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企图粉碎一切反抗或批评的中心，并粉碎托洛茨基可能获得的一切支援。法国党的苏瓦林[56]、莫纳特[57]与罗斯默就是这样被开除出党的；波兰党的瓦尔斯基、瓦列茨基[58]与维拉·柯斯特舍娃[59]也同样遭到了批判。而在德国，德共的基层党员中间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布兰德勒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靶子，大多数党员对他恨之入骨。季诺维也夫利用了这种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情绪，对布兰德勒进行了攻击。在三月行动之后和在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上曾与列宁进行过斗争的那些人，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背后的俄国党遭到任何批评。各国党的领导人与俄国党的领导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却被揪出来当了替罪羊。 俄国党享有如此巨大的道义威信，以至于谁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反对俄国党领袖的要求。结果马上就出现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性格上，变得完全缺乏主动性（往往也缺乏政治智慧），并且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莫斯科的指示，哪怕这些指示是相互矛盾的。于是，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在二月十九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并任命了新的中央局，由两位左派和五位中派组成。雷梅勒接替布兰德勒，出任党主席，台尔曼任副主席[60]。新一届中央局立即表态，反对俄国党反对派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反列宁主义”倾向[61]。左派的猛烈攻击，在党内制造了一种“猎杀女巫”（witch-hunting）的气氛，中派很快就难以招架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德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秘密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最差的情况下筹备的；十二万一千四百名党员（一九二三年九月时有二十六万七千名党员）选出了一百一十八名代表，其中仅有十一人支持布兰德勒，而他们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布兰德勒提出的文件。左派在大会上赢得了胜利，他们通过了要求“消除‘布兰德勒主义’的所有痕迹”的决议。左派领袖鼓吹有步骤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并完全否定党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后采用的全套战术策略，他们认为这套策略纯粹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当中最落后的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领袖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曼努伊尔斯基[62]多次发生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蔡特金的信——曼努伊尔斯基称之为“挑衅性的”——听起来就像是那些曾为在德国建立一个革命党而耗尽全部心血的共产党人最后的回声：“群众的革命感情并没有政治内容，没有政治目标。它仍是自然的和本能的，没有转变为明确的革命觉悟，没有转变为在关键斗争中进行战斗的坚定意志。” 党的责任就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坚定群众的意志；而失败正是因为党未能做到这一点。党只顾着“最后的斗争”，未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在这方面，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及格；左派指望进攻能起到魔法一般的作用，右派则依赖社民党左派去做党自己做不到的工作。德国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在萨克森出现了一个工人政府，就意味着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而德国无产阶级却没有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有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头脑中把萨克森的经验与武装起义的主张联系起来”。 蔡特金还写道：十月的退却是必要的，她认为十月退却之后，形势仍在继续恶化，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层除了批斗布兰德勒及其支持者外，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她个人认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就不能没有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或皮克这样的人担任领导[63]。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她又重申了这个论点，强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责任，即使是在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的人看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至少要对允许布兰德勒放手行动这一点负责。布兰德勒承认，也许机会已经在八月错过了，但他又强调指出，谴责他的人当中，就有当时正在柏林领导党的那些人。拉狄克拼命地争辩，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冷不防地插一两句话，而且往往能一针见血。塔尔海默提醒大会注意，他和布兰德勒已经批判了俄国反对派，并宣称“俄国党领导第三国际这一事实是历史的需要”[64]。在闭幕式上，波兰代表维拉·柯斯特舍娃对共产国际内形成的“紧张而痛苦的持久斗争气氛”提出了抗议[65]。这一切终归徒劳；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延续了他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66]，萨克森事件，以及“拉狄克主义”和“布兰德勒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体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共与共产国际内仍有强大的影响力[67]。 几个月后，斯大林见有机可乘，便首次就国际形势起草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先谈起了所谓的“德国、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然后又讨论了西欧革命的前景。他认为，西方的共产党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些党“是由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的”。和它们对峙的有像欧洲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拥有“可靠的国家机关”，并能得到阅历很深的社会民主党这样“老练的”敌人的帮助，这个敌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他继续说道：“如果认为这样的共产党‘一夜工夫’就能够推翻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当前的任务是：使西方的共产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今这个任务是有可能完成的，因为“萨克森工人政府的惨痛经验”，以及俄国反对派的彻底粉碎（反对派是“对西方共产党的党员群众和革命派的挑战”），“唤醒”了党员群众[68]。 通过“布尔什维克化”，德国共产党开始转变为一种新型政党，这种政党很快就被叫做斯大林党[69]。 [1]出自《伊索寓言》：一个农村少女头上顶着一罐牛奶，准备去市场卖掉，她一边走一边幻想卖掉牛奶之后要买更多的鸡，鸡生蛋，蛋生鸡，再买个养鸡场……正在她幻想的时候，突然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头上的鸡蛋全部摔碎了，她便痛哭起来：“啊，我的小鸡啊！啊，我的养鸡场啊！……”这个寓言的寓意是：小鸡还没孵出来之前，不要数小鸡（东西还没确实到手之前，不要妄想）。——中译者注 [2]这篇文章题为《不要幻想》（KeineIllusionen），收录于：《德国革命问题》，第97—104页）。 [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9期，1923年11月9日，第663页。 此处有误：R·阿尔贝（即维克托·塞尔日）当时在法文版《国际新闻通讯》上连载《德国纪事》（Notesd’Allemagne），《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垮台》（LaDefaillancedesSoc.Democratesdegauche）是其中一篇，但这篇刊登于《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6期，1923年10月30日，第656页。——中译者注 [4]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83—195页。 [5]转引自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北京编译社译，1964年6月，第91页。 [6]H.B.（即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会议》（DieTagungdesZentralausschusses），《国际》，第18期，1923年11月30日，第517—528页。 [7]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中译者注 [8]《真理报》，1923年11月23日；《共产主义公报》，第49期，1923年12月6日。 [9]《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期，1924年1月3日，第3—4页。 [10]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3页。 [11]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Маркович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中译者注 [12]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13]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恢复党籍。1928年死于哈尔滨。——中译者注 [14]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31008.htm——中译者注 [15]即《四十六人声明》。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31015a.htm——中译者注 [16]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85—189页。 [17]同上，第185—186页。 [18]同上，第186—188页。 [19]同上，第189页。 [20]塔尔海默认为具体日期应该是13日，但他又加上了一个前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11页）。 [21]同上，第11页。在1924年1月6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引用了拉狄克的话（《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20期，1924年2月15日，第225页）。 [22]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63页。 [23]《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1924年2月4日；《共产主义公报》，第8期，1924年2月22日，第209页；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第92—93页。这封信上没有标明日期。 此处借用了《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的译文，“伯特歇尔”在本书中译为“波彻尔”。——中译者注 [24]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v页。 [25]同上，第105—109页。 [26]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五章，王凡西译，1958年。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7.htm——中译者注 [27]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4—235页。 [2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409—410页。 [29]海·布兰德勒与奥·塔尔海默，《解释》（Erklärung），《国际》，第2/3期，1924年3月28日，第135页。 [30]《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185期，1923年12月28日，第1564—1566页；《关于十月撤退的策略与党的近期任务的提纲》（ThesenzurTaktikdesOktoberrückzugsundzudenNächstenAufgabenderPartei），《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14—19页。 [31]塔尔海默很喜欢这个论题，他在自己的小册子《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中以巧舌如簧的口才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32]布兰德勒喜欢这个论题，他在自己的信中反复对此进行了讨论。 [33]海·布兰德勒与奥·塔尔海默，《关于十月失败与当前形势的提纲》（TheseszurOktoberniederlageundzurgegenwärtigenLage），《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1—14页；《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3期，1924年1月16日，第29—30页。 [34]《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现状的提纲草案》（SkizzezuThesenüberdieSituationundüberdieLagederParteivorgelegtvomPolbürosderBezirkleitungBerlin-Brandenburg），《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54—57页；《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期，1924年1月23日，第33—34页。 [35]奥·塔尔海默，《对德共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反思》（RéflexionssurlesthèsesduComitéCentralduPartiCommunisteAllemand），《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期，1924年1月23日，第34—35页。 [36]《联共（布）决议集》（ВКП(Б)вРезолюциях），第1卷，1941年，第534页，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6页。 [37]同上；《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23页。这个提纲至今仍未公布。 [38]《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散见于全书各处。 [39]同上，第5—23页。 [40]同上，第10—13页。 [41]同上，第58—80页、第81页。 [42]1924年1月16日—18日，俄共（布）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28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2名仅有发言权的代表。请勿同于1924年5月23日—31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混淆。——中译者注 [43]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95—198页。 [44]摘自季诺维也夫就德国问题向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做的报告，《共产主义公报》，第8期，1924年2月22日，第205—210页。 [45]转引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第99—102页。 [46]同上，第101页。 [47]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9页。 [48]该报告收录于《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95—109页。 [49]同上，第82页。只有拉狄克和蔡特金投票赞成皮克的修正案。在应邀出席这次主席团会议的人当中，十人赞成皮克修正案，十一人反对决议（同上）。 经核对德文原文，皮克其实提出了两个修正案，第一个是： “党的上述错误和缺点，足以解释德共为什么在十月的时候不能牢固地掌握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德共没有投入夺取政权的关键斗争是正确的。” 该修正案因多数反对而被主席团驳回。在主席团当中，拉狄克和克拉拉·蔡特金给皮克的修正案投了赞成票。在所有与会者当中，有11人投了赞成票，18人投了反对票。 皮克又提出了第二个修正案： “德共内部的反对派无疑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人们注意到了机会主义的危险，但它没有能力给党提出更好的、能够把广大工人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领导他们投入革命群众斗争的政策。” 尽管拉狄克和蔡特金给这个修正案投了赞成票，但它还是被否决了（与会者当中只有10人赞成，其余均反对）。——中译者注 [50]同上，第83页。 [51]同上，第84—87页。 [52]爱德华·普鲁赫尼亚克（EdwardPróchniak，1888年12月4日——1937年8月21日），1903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参加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十月革命后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omunistycznejPartiiRobotniczejPolski），1920年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2年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53]《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93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54]塔尔海默，《对德共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反思》，第11页。 [55]《国际》（德文版），第4期，1924年3月31日，第161页。 [56]鲍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57]皮埃尔·莫纳特（Pierre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Vie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yndicalistes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58]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Partii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59]维拉·柯斯特舍娃（WeraKostrzewa，1876年2月2日——1939年7月9日），本名玛丽亚·卡萝琳娜·萨宾娜·柯舒茨卡（MariaKarolinaSabinaKoszutska），1902年参加波兰社会党，1906年当选华沙工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当选波兰社会党左派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流亡苏联。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0]《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1924年2月18日，第244—248页；《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2卷，第164页。 [61]转引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第121页。 [62]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63]《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5—96页。 [64]《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3—78页，第84—87页，第101—105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4年6月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90—413页。 布兰德勒在1924年6月23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第258—282页。 拉狄克在1924年6月21日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第185—222页。 塔尔海默在1924年6月23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283—290页。“俄国党领导第三国际这一事实是历史的需要”出自第287页。——中译者注 [65]转引自K·S·卡洛尔（K.S.Karol），VisapourlaPologne，巴黎，1958年，第45页。 [66]出自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6月19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1）》，第83页。——中译者注 [67]《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31—135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6月19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1）》，第97—98页。——中译者注 [68]约·维·斯大林，《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3—255页。 [69]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想要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的话，请参阅赫尔曼·韦伯的巨著《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和第2卷，本书曾多次引用过他的这部作品。
第四十一章德国的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一章德国的十月 ·等待的时间 ·执行计划 ·观望的时间 ·开姆尼茨会议 ·退却 九月底，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离开了莫斯科，返回德国去领导战斗了。目送他离去的路特·费舍留下了这样的描写： 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看见托洛茨基正在向布兰德勒道别，他从克里姆林宫内自己的住处，一直把布兰德勒送到三一门——这是一种极其有礼貌的特殊表示。他们在那里站下来，在秋日午后的明亮阳光中，矮胖的布兰德勒穿着没有熨过的便服，风度翩翩的托洛茨基穿的是一套合身的红军军装。在谈过最后几句话以后，托洛茨基按照一般俄国习惯，亲切地吻了布兰德勒的两颊。由于对他们都很了解，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这时的确感动了；他感到，他在发生翻天覆地事件的前夕正在为德国革命的领袖祝福[1]。 等待的时间 在秋天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德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事件。大联合政府陷入了危机，人民党拒绝对巴伐利亚采取任何措施，而社民党拒绝对八小时工作日进行任何正式的进攻。尽管如此，右派仍然一致要求希法亭辞职，内阁重组后，希法亭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商人卢特[2]接任。但社民党得到了不会改动八小时工作日的保证。冯·塞克特将军逮捕了黑色国防军的官兵，他们企图再发动一次卡普暴动，并威胁要引爆炸药。 为什么人民对此默不作声呢？也许是因为害怕巴伐利亚的不祥的噪音。九月初，柏林有十一万人失业；十月底有十六万人失业，几周后达到了二十万——而全国失业人口达到了两百多万人[3]。在十月八日至十四日这一周里，一个柏林五金工人可以挣到六十五亿马克——相当于两到三美元——勉强相当于去年这个时候的十分之一。十月十六日，一个鸡蛋就卖一亿一千万马克，相当于一个矿工一小时的工资[4]。工人在八月通过斗争赢得了浮动工资制，减缓了工资的购买力在九月的下跌势头，但是，从计算出浮动指数，再到公布指数之间间隔太长，让这个制度失去了全部意义。十月十一日，就连《前进报》都抨击了工会在这个“贫穷与绝望的浪潮”正在“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上涨的时候却无所作为[5]。同一天，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工会行动委员会[6]。然而，共产党人并不指望工会领袖能有多少行动的意愿。恩德勒写道：“无论工会领袖会不会在斗争中跟着群众走，事情都将取决于群众的斗志与共产党人的影响力[7]。” 一个叫冯·凯涅（vonKaehne）的地主被指控谋杀了一名在他的土地上收集木柴的工人，波茨坦附近一家法院宣判冯·凯涅无罪。被告人扬言他“不在乎向暴民开枪”[8]。饥荒席卷了城市。共产国际的刊物是这样描写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形势的： 早上的街道一片阴沉。牛奶店门前挤满了不幸的贫苦妇女。她们聚在那里，坐在自己带来的凳子或折椅上，一些女人在缝缝补补。……寒冷的湿气浸透了穷人的旧衣服。她们在那里等了好几天，就为了买到一点人造黄油。站在妇女面前的自然是穿着绿警服的警察，他们板着脸，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愧。一辆满载土豆的货车开过来了。人们从街道两旁一拥而上，几个小孩爬上车厢，抱起一捆捆宝贵的蔬菜丢到街上，马上被一抢而空。司机踩下油门。警察徒劳地叫骂着。我看见一位穿着体面的绅士，也许是个小职员，镇定地捡起几个土豆塞进兜里。我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驼背老妇，拼命地跑过来，想给自己也抢到一份。……街道饿慌了。街上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绝望、愤怒与仇恨的神色。……这些情况是一个目睹过这种哄抢行为的人告诉我的。这些饥民的秩序精神令他惊讶。饥民们在哄抢时仍是井然有序的，他们没有打砸，也没有不必要的推搡。他们没有拿走奢侈品，只拿走了面包、脂肪和鞋袜。濒临饿死的饥民，回复到了最原始的求生意识，拿走了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只有警察的干涉才会使征收变成骚乱[9]。 共产党人拧成一股绳，沉默地等待着。阿尔贝写道： Losschlagen……这个词的意思是先把锤子或棍子往后摆，再狠狠地砸出去，也就是开始进攻。站在街垒这边的人，个个嘴上都挂着这个词。……在图林根，共产党人在半秘密的集会上讲话，集会结束后，他不认识的工人都上来围住他。一个铁路工人直接问他：“咱们究竟什么时候动手？还要等多久？” 十月是寒冷的，在工人区阴暗的街道上，人们冒着濛濛秋雨，一连站了好几个小时。司机、家庭主妇、失业工人——既没有衬衫也没有雨衣——都在争论着。……他们怀着满腹怨气聚集在黯淡的十字路口，而在灯火通明的远处，警察正守护着公共财产；我经常能听见他们一再谈到俄国……在我的想象中，在这片穷人组成的黑色天幕中，至少升起了一颗星星。……十月的第一阵寒风伴着大雾与细雨来临了。屋里既没有炉火也没有面包。穿着绿警服的警察守着商店，被从早到晚等在那里的绝望的妇女包围着；突然间，背着短卡宾枪的警察沿着挤满人的大道冲来；一辆辆卡车疾驰而来，只见车上耸立着一支支步枪，顶顶军帽的帽徽在闪着光；在每一扇门后边，人们脸色阴沉，而每个令人不安的晚上，报上都会写道：“波伊腾（Beuthen）死亡七人，……佐劳死亡十二人、杜塞尔多夫死亡十五人、科隆死亡六人”。……警察心惊胆战，他们也饿着肚子。不过，警察的职责可不是分发面包[10]。 执行计划 九月底，共产党领袖在莫斯科决定，德共应派代表参加萨克森邦与图林根邦的政府。这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占据战略要地。对他们采取的这个计划，拉狄克概括道： 无产阶级正在萨克森主动行动，首先是保卫这个我们已经参加进去的工人政府。在萨克森，它要利用政权来武装自己，并在德国中部的这个无产阶级小邦，建立起一道围墙，把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和北方的法西斯分子隔开。与此同时，党正在全国各地拼命发动群众[11]。 这个计划已经讨论了好几周。布兰德勒坚决反对它。萨克森的社民党左派确实富有善意，但他们却是靠不住的。当年夏天，无产阶级百人团与社民党人利布曼手下的警察多次发生冲突。九月里有几十位工人就是这样死于莱比锡警察之手。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建议，只要蔡格纳政府不肯承认工厂代表会的政治地位，德共就不能参加蔡格纳政府，而且德共也确实按照这个建议，多次拒绝了参加蔡格纳政府。现在才参加萨克森政府实在太突然了，德共拿不出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无法向党的活动家与同情者交待。这样一个行动方针需要耐心的解释，并且必须发起一场宣传运动，让经过斗争团结起来的群众积极参加，才能得以落实，而不能靠高层谈判得出的决定来落实[12]。 但是，布兰德勒的意见似乎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赞成。身处莫斯科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果共产党人再不马上号召萨克森群众奋起抵抗，并以此引发全国总起义的话，他们就会把主动权拱手交给萨克森的国防军司令米勒[13]将军，此时米勒将军掌握着萨克森的全部行政权力，而社民党左派光靠他们自己是无力抵挡米勒的。在米勒进攻前，萨克森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牢固基地。布兰德勒估计可以在一周之内武装五万到六万工人，组成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现在正是把他们武装起来的时候[14]。 这个决定最后下达时，布兰德勒已经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十月一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致电德共中央局： 我们对形势是这样理解的：决定大局的时刻将在不超过四、五、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到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占领一切有用的据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必须把我们加入萨克森政府的计划付诸实行。如果蔡格纳集团愿意有效地保卫萨克森不受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蹂躏，我们必须加入政府。必须立即武装五六万名工人。不用理睬缪勒将军。在图林吉亚也应该采取同样态度[15]。 共产党立即与萨克森的社民党左派领袖开始了谈判。各地的共产党报刊几乎都被取缔或停刊了。十月七日，工厂代表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动》的传单。它号召工人准备总罢工，对任何反革命企图进行回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与自卫组织，在工厂和工地组织每日集会[16]。十月八日，布兰德勒回到了德国，同日，雷梅勒在国会发表讲话，这段讲话等于是内战的宣战布告： 我们非常清楚，只有用红色专政才能粉碎目前统治着德国的白色专政。……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只有用你们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才能消灭暴力的统治。……当你们使工人认识到，手榴弹和机关枪是比议会里的一切空谈更有效的武器，白色专政的武器要比投票更加有效时，你们就是自己给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17] 他用挑战的态度向国会议员们宣告：共产党人准备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18]。十月九日，德共中央局（布兰德勒已经回到了自己原先在中央局的岗位上）的代表们提出了萨克森政府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由二十点要求组成，包括武装工人、解除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由工人监督生产、实行供应粮食的紧急手段、号召在整个德国成立工人政府等[19]。萨克森社民党接受了这些要求，十月十日，新一届蔡格纳政府成立了。其中有三位共产党部长：波彻尔任财政部长，赫克特任经济部长，布兰德勒没能当上他想要的内务部长，只当上了邦总理办公厅主任（Ministerialdirektor），虽然如此，这个职位还是使他获得了监督警察的权利[20]。中央局发表声明，对这个决定做出了解释： 德国共产党中央局授权三位党员——布兰德勒同志、波彻尔同志与赫克特同志参加萨克森政府。劳动人民正与大资本家、大地主与保皇派将军的联盟进行着面对面的交锋。军队与大资本家的独裁正准备扼杀工人阶级。……在萨克森成立一个保卫无产阶级的政府，是向全德国工人阶级发出的信号。……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这是与社民党左派成立保卫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的首次尝试，如果党按照相同的目标，发动起全国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尝试就一定能够胜利[21]。 同一天，刚刚在二十四小时前被勒令永久停刊的《红旗报》发表了俄共（布）总书记斯大林致塔尔海默的信： 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将对欧美无产阶级产生远比六年前胜利的俄国革命更为巨大的影响。德国革命的胜利将把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柏林[22]。 斯大林在信中表现得信心十足，德国党的领袖们是否也跟他一样自信呢？我们读一读恩斯特·麦耶尔的话，就会产生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结盟政策与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分裂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行动能力。德国无产阶级被解除了武装，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来，它被打败了好几次；它正在踌躇不决。德国工人已经对所有工人组织的领袖都失去了信任。……他们失去了自信。尽管如此，如今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像社会民主党建议的那样，不战而降；另一条就是殊死一搏、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挣脱自己身上沉重的枷锁[23]。 但正是因为事已至此，麦耶尔才称赞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是一个重大胜利：“哪怕是无产阶级最小的成功，都能巩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并破坏社民党的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在德国中部成立工人政府的重大意义的[24]。” 十月十三日，三位共产党人——诺伊鲍尔、特纳尔[25]与卡尔·科尔施参加了图林根邦政府，社民党人弗勒利希[26]是这个政府的总理[27]。麦耶尔对此评论道： 共产党把德国中部变成了即将来临的革命斗争的枢纽，以此承担起了重大的责任。德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经受失望了。但我们坚信，红色萨克森与红色图林根能够让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得到复苏、加强与发展。我们党将让大家看到，工人政府能做到什么[28]。 然而，布兰德勒在十月十二日致中央局的报告中，泄露出了他的严重不安： 在群众的压力下，萨克森的社民党人已决定同我们成立联合政府。参加萨克森政府，使我们党能为内战重整队伍，并做好准备。……我们的纲领中规定的军事与组织任务已得到执行。……可是，武器方面的情况是灾难性的。……我们的职责是尽量劝阻群众不要发动那些会遭到孤立的斗争，而不是参加进去[29]。 观望的时间 共产党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部分是因为国防军的进犯。第四军区（WehrkreisIV)[30]司令米勒将军于九月二十七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开始接管萨克森的全部权力，并派遣部队进入萨克森维持公共秩序。他宣布，即日起所有集会与出版都必须事先得到军管当局的许可，任何行业和地区，只要他认为是“对公共生活必要的”，就不能举行街头示威和罢工[31]。然而红色萨克森并没有向他屈服，米勒将军接连发出威胁，却没有命令士兵走出营房。九月二十九日，他下令强化戒严，十月五日，他取缔了一切共产党的出版物[32]。 为了反击他的一再威胁，工人政府成立了，它的正式名称是“保卫共和国与无产阶级的政府”。十月十二日，蔡格纳在邦议会宣布，他要解除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并加强无产阶级百人团[33]。米勒将军立刻在十月十三日下令，无产阶级百人团“与其他同类组织”必须解散，并限他们在三天之内将武器交给国防军[34]。他还下令取缔所有在萨克森成立的、有各工人政党与各工会的活动家参加的行动委员会。蔡格纳政府对取缔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发出强烈抗议，并为无产阶级百人团担保，说它们是忠于宪法的[35]。来自萨克森的一百五十五支百人团的代表们不顾米勒将军的禁令，于十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开幕），在开姆尼茨郊外举行了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代表大会[36]。十月十四日，来自巴伐利亚各工厂代表会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也在萨克森邦的普劳恩城举行了巴伐利亚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37]。米勒将军的命令遭到了公开藐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社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召开了越来越多的群众集会，号召工人反抗米勒将军的威胁恫吓，藐视他的命令，并建设自己的百人团。但蔡格纳政府并没有为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做出具体行动。正当中央政府夹在盖斯勒（和他的顾问冯·施莱赫尔少校）与社民党之间左右为难时，米勒将军继续伸出了他的爪子。他的士兵仍留在营房里没有出动，但在十月十六日，他通知蔡格纳政府：他已下令萨克森警察直接听从国防军司令的命令——也就是说，无论是萨克森邦内务部长还是蔡格纳本人，都不能指挥萨克森警察了！[38]他开始召集萨克森的预备役官兵。同一天，在莱比锡的一次大型集会上，经济部长、共产党人波彻尔呼吁萨克森的工人抵抗军事独裁，并要求萨克森政府立即全面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39]。红色萨克森巍然不动。 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起初似乎是矛盾的。社民党领袖轻易就接受了希法亭被卢特接替的事实。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就能避免倒台：十月八日，施蒂内斯、波尔济希与蒂森向这个有社民党参加的内阁提出了下列要求：延长工作日、减少由雇主承担的社会开支、取消面包津贴、将铁路私有化[40]。十三日，在社民党议员的赞成下，国会授予施特莱泽曼全权。但是，十四日的《前进报》发表了一篇抨击戒严的社论，它认为戒严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因为，尽管政府以必须同反动派斗争为借口，来证明戒严的正当性，但实施戒严其实是为了对付工人运动，而在萨克森，戒严对付的是一个以社民党人为首的、符合宪法的政府[41]。 就在同一天，德共政治局批准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提交给预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召开的萨克森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应萨克森邦政府的三位部长波彻尔、赫克特和格劳佩的号召而举行的，它是筹备全德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重要步骤；“十五人委员会”刚刚号召在十一月九日——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全德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42]。中央局发表声明，号召劳动人民“为争取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建立工人政府而斗争”[43]。《红旗报》再次被迫停刊，秘密印刷但公开散发的《红色战旗》（RoteSturmfahne）代替了它。十月十六日，曼海姆的工会宣布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国防军进行镇压，禁止举行街头示威游行，结果造成七人死亡、二百五十人受伤。十月十七日，军事当局逮捕了阿尔托纳的失业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44]。共产党议员阿图尔·利贝拉什在萨克森邦议会中的发言，简直就是冲锋的号角： ……反抗对无产阶级百人团……〔以及〕对行动委员会的禁令，让萨克森政府把警察转交给萨克森工人阶级等任务，不能只靠政府的几项措施……，现在，不仅要在萨克森、而且要在全国都这么说：大家都去参加自卫组织！把武器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面成立行动委员会！然后号召全德国举行总罢工，并把罢工坚持下去，直到法西斯组织被屁滚尿流地赶进地狱为止。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德国工人群众要远比五十万的国防军与法西斯分子更为强大。如果军饷低微的国防军士兵能认识到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的话，就会偷偷地把武器交给我们[45]。 但就在同一天，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警察、并以此削弱了蔡格纳政府的权威的米勒将军，直接向蔡格纳发起了新的进攻。他给蔡格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迄今为止，他在行动时，一直相信蔡格纳是跟他携手合作的，但波彻尔在莱比锡的讲话却使他产生了怀疑： 我要求您，总理先生，对波彻尔部长的发言做出合理的评论，并在十月十八日十一点整对我做出明确的回答：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同意波彻尔部长的讲话的措辞与精神？政府是否打算按照这些精神来处理政府事务？还是愿意按照我的指示来工作？假如是后者的话，为了澄清局势，我必须要求萨克森政府在报刊上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此外，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明显有罪的波彻尔部长搞出来的风波，我要求政府把准备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告知我[46]。 次日的《前进报》再次向米勒将军的这个举动提出了抗议[47]。十八日晚上，柏林各工会的代表们召开会议，并举行了表决，以一千五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一旦国防军向萨克森发起进攻，就举行总罢工[48]。普鲁士邦政府的首脑、社民党人奥托·布劳恩与塞费林同艾伯特通了电话，对国防军在萨克森的举动表示不安[49]，并要求约束米勒将军的行为。 内战在萨克森一触即发，假如它爆发了，会不会通过一场抗议性的总罢工而迅速蔓延到全德国呢？萨克森的工业家声称自己的安全遭到了威胁，要求国防军保护他们[50]。蔡格纳政府的经济部长波彻尔要求德累斯顿各家银行提供一千五百亿金马克的贷款，他要用这笔钱给最饥饿的人们购买紧急救济粮。银行回答他说，他的提款要求已被转告给了……米勒将军[51]。《前进报》再次发出愤怒的抗议。巴伐利亚禁止向萨克森销售奶制品[52]。 蔡格纳向萨克森邦议会保证，他已下定决心抵抗到底。他坚决回绝了米勒将军的要求，并表示他绝不会赏光答复米勒将军。他再次抨击了国防军及国防部长盖斯勒[53]。在国防部长的包庇下，米勒将军对萨克森的合宪政府做出了违宪的行为，所以他要求中央政府立刻阻止米勒将军。他强烈谴责了国防军（特别是盖斯勒），回顾了卡普暴动期间军队的态度，并指出：尽管自一九二〇年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保证实行军队民主化，但军方头目总是顽固地抗拒民主化。他还抨击了历届政府的军事政策，并谴责了成立黑色国防军之类的部队和缩短技术训练时间的行为，缩短技术训练时间对同欧洲强国作战并无好处，但对镇压工人却大有好处。他强调指出了黑色国防军之类的半地下组织的政治作用与野心，并指出政府一方面包庇它们，一方面却又下令取缔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54]。 波彻尔就政治与社会形势做了详细报告。他指出萨克森人口的七分之一，也就是七十万人，陷入了完全贫困或急需援助的境地。全国的谷物供应商已经把米价提升了百分之四十一，并对红色萨克森实行了有效的封锁。他报告了同国际工人救济会进行的谈判，后者已保证立即送来二千吨谷物，并正在考虑送来二十万吨的可能性[55]。邦议会拒绝了米勒将军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利用自己的职权包庇将军们的“非法”行为的盖斯勒辞职。一个由邦议会中的社民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动身前往柏林，求见共和国总统。 但是，到了当天十一点钟，米勒将军发给蔡格纳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他又给蔡格纳发去了一封措辞更咄咄逼人的信：“鉴于您尚未答复我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发去的信，我谨此通知您：我已将此事通知了国防部长，请求采取进一步行动。致以最高的敬意。米勒中将[56]。” 在次日（十月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施特莱泽曼简短地告知各位部长：国防军部队已接到了开进萨克森与图林根的命令，为了“震慑极端分子，恢复公共秩序与安全”，各部队将在萨克森与图林根集结[57]。中央政府在同一天给蔡格纳发去了消息，向他保证：把部队派往萨克森，是为了阻止巴伐利亚极右势力可能发动的进攻[58]。 十月十九日，《红旗报》被允许在柏林复刊。在写给《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的通讯中，共产党议员巴尔茨[59]中了缓兵之计。他写道，关于政府的意图流传着大量谣言，但所有关于进攻萨克森的谣言都是过分夸大的。其实政府很可能还没有做出决定。劳动群众的队伍当中也有他所谓的“起伏”存在[60]。 而事实是：进攻萨克森的决定早已下达。米勒将军跟往常一样，以最客气的语气给蔡格纳写了一封信，向蔡格纳保证，他已经接到了命令，要他“重建与维护萨克森自由邦的宪法秩序的各项条件”，他会直接向人民解释进行这次干涉的理由[61]。他立刻为此张贴了大量告示。进攻开始了。 几天后，另一位共产党领袖艾米尔·赫莱因再次宣称： 萨克森、图林根与德国中部的工人阶级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威胁。这个危险之巨大，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自发地引发伟大的革命斗争。德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这个斗争的深入和扩大。 社民党左派到了必须做出决定的关头：“在斗争与背叛之间，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共产党人自己是很自信的： 决定胜负的不仅仅是武器；战士的精神状态也能决定胜负。反动派气量狭小，蔑视穷人，企图让人剥削人的状况、让军队养成的下意识行为天长地久；而无产阶级则拥有进行社会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乐观主义精神。……德国到处都充满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闷的压抑感。净化一切的雷霆，点燃大火的雷霆，随时都会打下来。然后——灾难就将降临到被征服者身上！[62]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没有发现，就在他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他的阵营甚至还没有投入战斗，就遭到了不折不扣的失败。就连季诺维也夫也没有发现这一点，他还在《真理报》上连载自己的系列文章，为德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事态勾勒出大致的进展。 开姆尼茨会议 十月十五日与十七日的《红色战旗》报道了正在柏林举行的谈判的情况：社民党、共产党和各工会的组织正在首都就共同成立行动委员会举行谈判，已经谈了一个多星期[63]。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写道，他无时无刻不期盼着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因为如果能达成协议，它就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64]。布兰德勒在已经复刊的《红旗报》上宣称，德国劳动群众绝不会坐视萨克森无产阶级遭到进攻。他在文章结尾写道：“如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65]”然而，国防军已经选定了发动决定性入侵的日期，而布兰德勒却不愿定下起义的具体日期。正如卡尔所说的：“国防军选定了日期，到了那一天，共产党人要么必须行动，要么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66]。” 十月二十日，革命委员会在德累斯顿秘密召开会议。尽管它刚刚收到了柏林的几个重要武器库被当局查获的消息，它仍不认为形势很严峻。一切已准备就绪，只待二十三号以后开始的起义。然而，在那一天以前，萨克森无产阶级必须呼吁全德国的工人提供帮助。革命委员会决定，武装起义应当从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开始，为此必须在工厂代表会会议上，按照共产党人的建议，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工厂代表会会议将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开姆尼茨召开，讨论经济形势与社会问题[67]。 第二天早上，德共各个地委的书记们与布兰德勒、波彻尔和赫克特开了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公布了计划。即将举行的工厂代表会会议应当立即按照布兰德勒的建议发出号召，呼吁为抵抗国防军、保卫无产阶级萨克森与萨克森工人政府而举行总罢工。到了星期一（十月二十二日），全国就会发起全面总罢工。到了星期二，特别分队、突击队与无产阶级百人团就会按计划行动，进攻兵营和警察局，占领通信中心、火车站、邮局和行政机关办公楼。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相信他们将在几小时内举行起义。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专项委员会（有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参加）已经动身前往德累斯顿[68]。 当天晚上，无产阶级百人团据守了通往开姆尼茨的道路，以防国防军突然袭击[69]。但什么也没发生。无产阶级百人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穿着运动服，戴着臂章，头上顶着红五星，守卫着会议厅的各个门口，巡逻在这座工人的伟大城市的街道上[70]。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四百九十八人，其中各地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一百四十人、各工会的代表一百〇二人、全德工会联合会萨克森领导层的代表二十人、监督委员会的代表七十九人、工人合作社的代表二十六人、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十五人、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十六人、德共各种组织的代表六十六人、社民党各种组织的代表七人、独立党的代表一人[71]。 萨克森政府的三位部长——社民党籍的劳动部长格劳佩、共产党籍的财政部长波彻尔与经济部长赫克特——首先做了报告。他们三人在报告中都强调了极其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严重的财政危机与濒临绝境的失业情况[72]。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发言人都偏离了原定议程。许多代表都在发言中讨论了萨克森的政治局势，并支持立即组织抵抗军事独裁的斗争。一些代表还要求政府立即做出决定，号召举行总罢工，反抗戒严与国防军准备发动的进攻。 然后布兰德勒发表了讲话。他可能以为，在目前为止的讨论气氛中，他的建议会得到热烈的通过。他简短地讲道，工人阶级的萨克森正面临着威胁，必须向全德国工人求助。然后他转向社民党左派，请求他们放弃一切无用的希望，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乞求中央政府保护萨克森上。为了粉碎正指向萨克森工人的利剑，必须立即号召举行总罢工，这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他强调指出一致同意的必要性，并要求立即举行表决[73]。 此时，社民党左派犹豫了。当蔡格纳再次抗议国防军部队开进萨克森与召集预备役官兵时，中央政府做出了书面答复，安抚他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对付冯·卡尔与希特勒的巴伐利亚的。米勒将军再次向萨克森发出威胁，但到目前为止，也仅仅只是威胁而已。这也许意味着中央政府里的社民党部长们会把他调去对付巴伐利亚，而不是萨克森。只有在米勒将军已经得到或即将得到自由行动的许可时，赞同就布兰德勒的提议举行表决才有意义，而目前尚无法确定米勒将军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突然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将会陷入轻率的冒险，很可能会激怒一个实际意图与能力都尚不明了的对手。 社民党左派还说，布兰德勒的计划等于让萨克森政府服从工厂代表会的权威，也就意味着使“忠于宪法”的说辞失去了意义，让那些指责他们“掺和共产党的把戏”的人得到了口实。而且社民党左派也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正如他们的报刊所证明——也对这些问题没有把握：米勒将军是否会进攻？德国工人是否已经做好了还击的准备，并且愿意按照命令发动总罢工？而且萨克森的局势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人不会决定自己单独行动。简单来说，社民党左派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 劳动部长格奥尔格·格劳佩——他也是工会运动的老战士——以社民党左派的名义答复了布兰德勒[74]。他说，保卫工人的萨克森的问题，就跟政府与国防军首脑一再违反宪法的问题一样，确实已经出现了，但是，对这些问题该做何种反应，却不宜由这个会议来决定，尽管它代表了萨克森的各个工人组织。萨克森有自己的“保卫共和国与无产阶级”政府，应该保卫的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向由选举产生的邦议会负责，而邦议会中又有两大工人政党的代表。布兰德勒本人也是政府成员之一。格劳佩争辩说，因此，目前只有政府才应该根据它自己掌握的情况，考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手段。绕开政府自行行动，只会损害政府的信誉。格劳佩坚决主张：如果共产党抱着布兰德勒的建议不放，他就要和本党的同志一起退出会议，让共产党自己去承担责任。然而，他完全了解形势的严重性，他建议选举一个由两党各占一半名额的委员会，研究总罢工的问题，并在会议结束前向会议做出报告。布兰德勒随后同意撤回自己的提案，并支持格劳佩的提案，格劳佩的提案得到了一致通过[75]。 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共产党的整个计划都搁浅了。选出这个委员会，就等于开姆尼茨会议不可能号召总罢工。看来，开姆尼茨不可能做出立即行动的决定了。首先，共产党人彻底不知所措了。社民党左派代表的反应似乎表明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76]。既然德共并没有准备第二套方案，德共代表就只能随波逐流了。在他们的赞同下，这个专门委员会提出了提案，塔尔海默称这些提案构成了“一流的葬礼”[77]。委员会承认有必要举行总罢工，并希望发动总罢工，建议选出一个由五名共产党人和五名社民党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立即同各政党、各工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接触，与它们一起探讨采用何种形式来号召总罢工，并为此做准备。只有在政府和工会拒绝带头的情况下，才能授权行动委员会号召总罢工[78]。 开姆尼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它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决定。德共的计划在付诸实现之前就搁浅了。而且，导致计划搁浅的手段，令共产党用来证明这个计划的合理性的整个分析都产生了问题。 退却 就在同一天晚上，中央局在开姆尼茨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事领导人和各位“顾问”，但没有拉狄克和他的同伴，他们取道华沙和布拉格，已经到了德累斯顿[79]。共产党在开姆尼茨会议上的失败，以及萨克森统一战线的破裂，迫使中央局做出决定，撤销原定的起义计划[80]。 次日，军方终于图穷匕见。米勒将军的部下走出了营房，特殊军列运来了援军。在被包围的萨克森首府，布兰德勒和他的同志们见到了拉狄克、皮亚塔科夫等人。德国党的领袖介绍了当前形势，并对撤销起义的决定做了解释。但他又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不同意这个决定，并认为应该按照原定计划发动起义的话，那么还来得及扭转这个决定[81]。 但拉狄克也认为德国共产党必须退却。原定计划是按照社民党会参加行动的预想设计的，既然社民党已经临阵脱逃，那就不可能执行原定计划了。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器仅是一万一千支步枪，这本身就够少的了，但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器则更少，仅有区区八百支步枪[82]。必须承认，尽管有三位共产党人参加了蔡格纳政府，但这个政府没有为武装工人做出半点贡献。因此，当无产阶级不够团结、缺乏武器的时候，共产党不可能仅靠自己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同意布兰德勒的意见，他们发现，自己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整个共产国际面前，为这个决定共同承担责任了。 然而拉狄克并不认为输掉了一切。即使共产党真的没有足够力量去领导起义赢得胜利，他们还是可以领导防御性斗争的。因此他建议号召举行总罢工，但不把转变为武装起义作为总罢工的目的[83]。但这个建议遭到了一致反对。德国同志全体坚持认为，一旦号召总罢工，就必须号召起义，因为此时总罢工就是起义的同义词[84]。 第二天，中央局在柏林开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拉狄克再次建议举行不以起义为目标的总罢工。费舍建议，先在柏林举行总罢工，两三天以后，主要通过基尔等地的倡议，再把总罢工转变为起义。这两个建议都遭到了布兰德勒的反对，他还与费舍一起对拉狄克的建议投了反对票[85]。结果，当米勒将军的部队对蔡格纳政府采取行动时，德共没有给德国无产阶级提出行动的建议。 以“红色萨克森”为基础而制定的这个计划，就这样在短短几天内垮掉了，随之垮掉的还有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胜利的希望。虽然如此，这个计划还是在汉堡被付诸实行了[86]。汉堡共产党人起义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87]。是因为雷梅勒在接到撤销起义的命令之前，就提早动身离开了开姆尼茨吗？[88]还是因为“左派”企图绕开中央局，在基尔强行发动起义，但“被迫改在”汉堡进行？汉堡起义究竟是因为违反纪律、还是由于误会、还是由于联络错误而造成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瓦塞尔坎特地委政治书记胡戈·乌尔班斯是在参加完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在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晚上才回到汉堡的，而此时距离汉堡起义仅剩几小时了。起义肯定让他大吃一惊。按照西北军区指挥员阿尔伯特·施莱纳和当地领导人汉斯·奇本贝格尔制定的原定计划，武装起义是同全国总起义相配合的，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汉堡党组织按照原定计划发动了起义。 就在十月二十二日晚上，汉堡码头工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按照全德工联领导人的建议，要求各工人组织、各政党与各工会在国防军进犯萨克森时号召举行总罢工。从二十三日凌晨两点开始，共产党的武装小分队开始砍倒树木，切断电话线，破坏了通信。凌晨五点，为了夺取武器，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突击队袭击了郊区的派出所，并毫无困难地攻克了约十个派出所。参加战斗的只有数百名缺少武器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敌人只有当地警察，还有海军后来派来的一些分遣队。但工人群众并没有群起响应，就连码头工人也没有举行罢工。工厂里仅发生了怠工。 总起义被撤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堡。当地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孤立，便且战且退，在二十四日晚上，最后的战斗在班贝克（Bambek）郊区结束了。首要军事领导人汉斯·奇本贝格尔采取了正确的撤退行动，让大多数人逃脱了追捕[89]。但是，仍有二十一名起义者牺牲、一百六十五人负伤、一百〇二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乌尔班斯本人，他在法庭上对起义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共产国际都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大加赞赏，并引为楷模[90]。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拉狄克的青年伙伴、俄国共产党记者拉丽莎·莱斯纳[91]对汉堡起义做了绝妙的报道，使这次起义享誉天下[92]。汉堡起义后来构成了恩斯特·台尔曼的传奇的基础之一，但他在这次起义中根本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当时，人们都把这次起义当成一个错误或误会（也确实如此），它本来会变成一场悲剧，但考虑到当时的整个形势，它最后却把损失降到了最小，也算是侥幸。中央局也把这次起义当作一个证据，用来证明开姆尼茨会议上做出的退却决定是正确的。德共只有一部分人投入了战斗，而且还是孤立无援的；而广大群众就算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消极无为的。一九二三年的十月革命就只有这么一次武装斗争，它仅仅是一个城市里的“三月行动”…… 中央局在十月二十三日召开会议，并组织了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当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草案。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草案[93]。草案提出： 1.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对立日益尖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生死决战每一天都有可能爆发。 2.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与部分社民党工人）迫切希望参加斗争，但大部分工人尽管蒙受着巨大的痛苦，遭受着骇人的贫困，却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 3.因此，必须通过坚定的鼓动，提高无产阶级的预备军的水平，使他们向自己的先锋队靠拢。党必须找出特别的方法，在无产阶级的那些已表现出参战意愿的阶层（五金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农业工人与公务员）当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开展的技术准备工作，要以充沛的精力继续进行下去。为了让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团结起来，我们必须立即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探讨，这既是为了迫使社民党人参加斗争，也是为了让社民党工人摆脱他们的背叛成性的领袖。 4.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准备，党必须竭力约束同志们，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如果爆发了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斗争，党就要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支援。此外，还要通过各种群众斗争的方式（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来抵御反革命的进攻。在这些冲突中，要尽量避免武装斗争。 5.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必须号召举行抗议罢工，反对施特莱泽曼的最后通牒。在这些活动中，不得进行武装起义。如果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不对施特莱泽曼的最后通牒进行斗争的话，我们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同志就必须与之决裂，并与之斗争[94]。 在几天的讨论中，拉狄克成功地使中央局接受了他的观点，而德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反库诺罢工爆发时所主张的路线上，仅有少许细节不一样。德共把起义的准备工作降到了次要地位，把重心放在建立防御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上。但整个局势已经变了。二十六日，冯·塞克特将军下令戒严，禁止在柏林举行任何罢工[95]。在十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政府内阁会议上，施特莱泽曼与国防部长盖斯勒强烈要求对萨克森进行武装干涉，理由是部队处境困难，难以自卫；而且也必须昭告天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违反宪法精神的[96]。社民党部长们让步了。就在同一天，施特莱泽曼向蔡格纳发出了最后通牒： 您的办公厅主任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开姆尼茨的发言，表现出了共产党的谋反与暴力精神。他公然叫嚣同国防军正面对抗。……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要求您安排萨克森邦政府辞职，这是因为：考虑到一切事态，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是违反宪法规定的[97]。 施特莱泽曼总理要求蔡格纳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如果不立即成立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新政府，他就要给萨克森指派一位中央政府特派员[98]。拉狄克给波彻尔与赫克特写了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不战而降，还要号召举行罢工[99]。中央局批准了拉狄克的建议。十月二十八日，米勒将军通知蔡格纳，他接到了解除蔡格纳职务的命令，并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禁止萨克森邦议会开会[100]。同日，开姆尼茨与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的社民党与共产党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萨克森政府进行抵抗，并呼吁萨克森的工人群众保持镇定，举行总罢工，并号召全德国工人支援萨克森工人[101]。 十月二十九日，艾伯特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授权施特莱泽曼总理“解除萨克森自由邦政府、市政府与邦行政机关成员的职务”[102]。中央政府任命人民党籍的国会议员海因策[103]博士为中央政府特派员[104]。对于国防军开进萨克森各城市时要不要有乐队伴奏这个问题，他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一番[105]。萨克森政府的部长们拒绝让步，国防军便在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强行将他们赶出了政府。波彻尔进行了消极抵抗，他被强行拖出部长办公室，然后被赶到了大街上[106]。他宣称萨克森邦政府仍是唯一的合法权力机关，并呼吁工人群众支持它[107]。社民党、德共、全德工联与其他一些工人组织呼吁举行为期三天的抗议总罢工[108]。在大部分工人区，国防军都与无产阶级百人团或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在弗莱堡（Freiberg）发生的冲突应该是最激烈的，有二十七人在这次冲突中丧生[109]。 十月三十日，萨克森社民党领导层与社民党部长们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可能还有全体社民党议员。为了成立一个完全由社民党人组成的政府，蔡格纳宣布辞职[110]。同日，米勒将军允许萨克森邦议会开会，邦议会议长宣读了蔡格纳的辞呈，并成立了一个由社民党人费利施[111]任总理的新政府[112]。在二十四小时里，总罢工就失去了力量，在第三天就消退了。 在外地，只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所有工人组织的号召下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113]。中央局在柏林召开了会议，拉狄克试图让中央局同意在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装保护下举行示威游行，但没有成功。他遭到了费舍的坚决反对，费舍宣称，萨克森和汉堡的事件已经让群众灰心丧气，无论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倡议，他们都不会响应了[114]。德国革命不会发生了。 对于共产党活动家在这次退让、这次不战而败中的体会，还有谁能比阿尔贝描写得更好呢？他在《枕戈待旦五十天》中写道： 在九月、十月和十一月这三个月里，我们生活在德国，对革命有着深刻的体会，而别人对此往往只有一知半解。我们曾处在革命的临界点。我们在夜色中漫长地守候着。发动起义的信号却始终没有发出。……这是一场沉默的、几乎不像是真实的戏剧。上百万革命者做好了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在他们背后是几百万的失业工人，他们忍饥挨饿，遍体鳞伤，决心殊死一搏，正在受苦受难的全体人民，都在低声咕哝着：“我们也要上！我们也要上！”他们绷紧了肌肉，握紧了步枪，准备同国防军的装甲车战斗……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只有德累斯顿的流血闹剧——曾让资产阶级德国胆战心惊的工人部长们，就这样被一个下士和几个士兵赶出了办公室。萨克森的工业城市的街道上，留下了几道血迹——总共有六十人死去了。现在，从这次大规模的、一事无成的冒险中，原本已经破了产的社会民主党又冒了出来，它欣喜若狂，仍然坚定地忠于自己抛弃革命的誓言[115]。 社民党内的激变仍持续了几天。在柏林举行的一次社民党干部全体会议上，与会者象征性地要求把艾伯特总统开除出党[116]。但季诺维也夫曾为之欢呼的伟大期望如今已经彻底落空了。资产阶级德国再次站稳了脚跟，并推行了稳定马克的新政策，彻底抛弃了在这“非人的一年”里搞过的冒险。这需要消灭右派中的异议分子，这个任务就交给国防军来完成。希特勒及其同谋在巴伐利亚搞的冒险，仅过了几小时，就以希特勒等人被捕而告终，在动荡的几个星期里，这次冒险极为有效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吸引了社民党活动家的注意。希特勒，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在狱中写完了《我的奋斗》。通货膨胀把德国经济给“清洗”得一干二净，美国资本看见有利可图，便大量涌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迅速起死回生。尽管如此，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曾经拯救了资产阶级德国的大量资本纷纷撤出，使德国再次遭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灾难，这次危机把希特勒送上了权力宝座。 但那时候的德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九二三年的惨败，加上俄国党的内部危机（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列宁的继承权），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在这之后，德共的政策几乎都是在莫斯科用俄语写成的。 [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366页。 [2]汉斯·卢特（HansLuther，1879年3月10日——1962年5月11日），1907年当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3年任德国城市协会（GermanStädtetag）秘书，1918年任埃森市长，1922年12月担任粮食与农业部长，1923年秋担任财政部长，1925年至1926年任总理，1930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33年至1937年任驻美大使。——中译者注 [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4]同上，第631页。 [5]《前进报》，1923年10月11日。 [6]《前进报》，1923年10月12日。 [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6期，1923年10月30日，第655页。 [8]转引自阿尔贝，《共产主义公报》，第42期，1923年10月18日。 [9]《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1页。 [10]《明确》（Clarté），第52期，1924年2月1日。 [11]《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页。 [12]同上，第25页。 [13]阿尔弗雷德·米勒（AlfredMüller，1866年1月1日——1925年10月29日），生于包岑（Bautzen），中学毕业后参加萨克森陆军，1884年获少尉军衔。一战爆发时任预备役步兵第104团团长，1915年晋升为上校，1916年3月任第63步兵旅旅长，1918年5月晋升为少将，改任第32步兵师师长。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担任第12旅旅长，1921年担任第4师师长和第四军区司令，晋升为中将。1925年在演习中意外身亡。——中译者注 [1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61页。 [15]同上。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8—379页）引用了这段电报，却没有标出日期。她先记述了共产党参加蔡格纳政府，然后写到艾伯特总统下令撤换萨克森邦政府，将政权交给中央政府委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但艾伯特是在十月中旬下达这个命令的。如果读者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会以为这封电报是在国防军开进萨克森之后立即发出的，可那已经是十月第三周的事情了，她还特地指出（第378页），季诺维也夫发出了这封电报，命令“坚决以武力抵抗国防军的侵犯”。 此处借用了《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第378—379页）的译文，“缪勒”在本书中译作“米勒”，“图林吉亚”在本书中译作“图林根”。——中译者注 [16]转引自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72页。 [17]《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61卷，第12004页。 [18]同上，第12005页。 [19]《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75页。 [20]社民党阁员除了担任总理的蔡格纳之外，还有耐伊（Ney）、弗莱斯纳、格劳佩与利布曼（《萨克森邦官报》〔SächsischeStaatszeitung〕，1923年10月11日）。 [21]《德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XParteitag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柏林，1925年，第276页。 [22]《红旗报》，1923年10月10日，附有原件的复印件。（《斯大林全集》中并未发现该信。——英译者注） [2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2期，1923年10月16日，第624页。 [24]同上。 [25]阿尔宾·特纳尔（AlbinTenner，1885年2月27日——1967年1月20日），出生于瓷器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作，当过教师。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Frölich）的图林根邦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1925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0月又重新入党，1929年3月1日再次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越狱后流亡荷兰，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转而经商，再未返回德国，定居阿姆斯特丹，1952年退休，1967年1月20日逝世。——中译者注 [26]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Frölich，1877年12月31日——1966年1月22日），出身于小农家庭。1895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0年参加社民党。长期担任阿尔滕堡（Altenburg）的五金工会领导。1914年至1916年参军。1918年11月当选为阿尔滕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参加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0年担任萨克森邦国务委员会委员。1921年10月至1924年2月担任由社民党与独立党组成的萨克森邦政府总理。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1938年两次被捕，1944年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第三次被捕。德国解放后，1945年10月担任社民党萨克森邦监察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当选为萨克森州议会议员，1946年4月参与成立统一社会党，1949年10月7日——1950年9月27日当选为临时人民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27]《图林根邦公报》（AllgemeineThüringischeLandeszeitung），1923年10月17日。 [28]《共产主义公报》，第43期，1923年10月25日，第779页。 [29]1923年10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纪要，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401页，注释93。 [30]法文版与英文版此处均为“第三军区”，但这与事实不符，米勒中将时任第四军区司令，该军区的司令部设在德累斯顿；第三军区的司令部设在柏林。——中译者注 [31]转引自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42页。 [32]同上。 [33]《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578页、第1662页。早在3月23日，萨克森邦议会就已经按照蔡格纳的提议进行了表决，决定拨款六千八百万马克，用于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83页）。 [34]《舒尔泰斯欧洲历史年鉴》（SchulthessEuropäischerGeschichtskalender），慕尼黑，1923年，第192页。 [35]同上，第193页。 [36]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2—433页；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61—462页；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67页；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47页；《弗斯报》，1923年10月18日。《1923年10月13日在开姆尼茨附近的拉文施泰因举行的第一次萨克森自卫组织大会上对劳动人民加入百人团的呼吁》（Aufrufdes1KongressesdersächsischenAbwehrorganisationenvom13Oktober1923inRavensteinbeiChemnitzandieWerktätigenzumEintrittindieHundertschaften），《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0—461页。 [3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38]《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06—1607页。 [39]《法兰克福报》，1923年10月18日；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79页。安格莱斯搞错了这次讲话的时间，在自己的著作中写成了10月13日。 [40]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16页。 [41]《前进报》，1923年10月14日。 [42]艾贝哈德·蔡齐希（EberhardZeissig），《1923年10月21日开姆尼茨会议的行动纲领草案》（DerEntwurfeinesAktionsprogrammsfürdieChemnitzerKonferenzvom21.Oktober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4年，第1060—1065页。 [43]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3页。 [44]《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1页。 [45]《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27—1628页。 [46]同上，第1622页。 [47]《前进报》，1923年10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 [48]《红旗报》，1923年10月20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2—463页。 [49]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13页。 [50]萨克森企业家协会（VerbandSächsischerIndustrieller）编著，《关于工人强夺生活资料与强制提高工资的恐怖行动之回忆》（DenkschriftüberdenTerrorderArbeiterzurErzwingungvonLebensmittelnoderLöhnerhöhungen），德累斯顿，1923年，转引自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7页。 [51]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67页。 [52]《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0页。 [53]早在九月，蔡格纳就指责过库诺政府企图逮捕他，并要求同将军们沆瀣一气、利用自己的职权包庇将军们的盖斯勒辞职。 [54]《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24页及其后。 [55]同上，第1647—1649页。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10月19日萨克森自由邦与苏联签订的经济协议草案，代表双方签字的是波彻尔与苏联贸易专员斯托莫尼亚科夫（Stomoniakov）（汉斯·许布什〔HansHübsch〕，《1923年10月19日苏联与萨克森自由邦的经贸条约草案》〔DerEntwurfeinesHandelsvertrageszwischenderSowjetunionunddemFreistaatSachsenvom19.Oktober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1965年特刊，第135—139页）。 鲍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БорисСпиридоновичСтомоняков，1882年1月15日——1940年10月16日），生于乌克兰敖德萨一个保加利亚裔家庭，190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于布尔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期间，在比利时采购军火。1906年返回俄国，多次被捕。1910年退出革命运动。1915年前往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陆军服役。1917年前往德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1925年担任苏维埃政府驻柏林代表。1934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8年12月17日被捕，1940年10月16日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56]《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724页。 [57]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71页，安格莱斯在《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9页）中收录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58]《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760页。 [59]威廉·巴尔茨（WilhelmBartz，1881年12月10日——1929年3月18日），印刷工人，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在党校学习；当过全职党务工作者与记者。1919年5月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同情列维派，但没有随列维和弗里斯兰德一起退党。1921年担任《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1922年担任共产党国会党团联合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1924年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25—1929年担任《红旗报》编辑。——中译者注 [6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5期，1923年10月26日，第642页。 [61]《红旗报》，1923年10月21日；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1页。 [62]《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5期，1923年10月26日，第648页。 [63]《红色战旗》，1923年10月15日、17日。 [64]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72页。 [65]《红旗报》，1923年10月20日。 [66]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21页。 [67]《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42页。中央局已于10月18日为开姆尼茨会议准备了一个“战斗纲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3—466页），并准备了一份号召成立工农政府的传单，传单的日期为10月21日（同上，第466—467页）。 [68]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5页。 [69]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60页。 [70]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1页。 [71]《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关于这次会议上的争论的报道很少，这篇就是其中之一。 [72]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59页，他写作时参考了《打倒军事独裁！——红色萨克森告德国无产阶级书（弗里茨·赫克特、保尔·波彻尔与格奥尔格·格劳佩在1923年10月21日的开姆尼茨会议上的三篇发言）》（GegendieSäbeldiktatur!DasRoteSachsenruftdasdeutscheProletariat!DreiRedenvonFritzHeckert,PaulBöttcherundGeorgGraupegehaltenaufderChemnitzerKonferenzam21Oktober1923）这本小册子。 [73]东德历史学家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6页）断言，布兰德勒把一致赞同当做了总罢工的必要前提。但并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他的观点。 [74]《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 [75]同上。 [76]后来塔尔海默在给自己辩解时，特地强调了这一方面，请参阅《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26页。 [77]同上。 [78]《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 [79]《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页。 [80]同上，第5—6页。 [81]同上，第6页。 [82]同上。 [83]同上。 [84]同上，第6—7页。 [85]同上。 [86]请参阅：洛塔尔·丹纳（LotharDanner），《汉堡秩序警察：对1918—1933年的历史的反思》（OrdnungspolizeiHamburg:BetrachtungenzuihrerGeschichte1918bis1933），汉堡，1958年，洛塔尔·丹纳是1923年的汉堡警察局长；另请参阅前文引用过的哈贝丹克与达维多维奇等人的著作。 洛塔尔·阿道夫·卡尔·丹纳（LotharAdolfCarlDanner，1891年4月22日——1960年2月2日），生于舍纳贝格（Schöneberg）。中学毕业当了职业士兵。1919年3月退役后加入汉堡警察局，参加了社民党。历任汉堡警察部队司令、治安警察参谋长。1923年汉堡起义期间担任汉堡秩序警察司令。1924年7月晋升为警察上校。纳粹篡权之后被撤职。1945年5月—1950年11月担任汉堡贸易局局长，1951年1月1日当选汉堡市参议院议员。1954—1960年当选汉堡市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87]请参阅：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44—446页，注释57。 [88]路特·费舍写道，在布兰德勒做出撤销起义的决定之前，雷梅勒与台尔曼已经动身返回汉堡了，所以汉堡党组织没有接到撤销起义的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发动了起义（《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83页）。——中译者注 [89]奇本贝格尔就汉堡起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收录于A·诺伊贝格（A.Neuberg），《武装起义》（L’Insurrectionarmée），巴黎，1970年，第83—99页。 原书为德文版，《武装起义。理论阐述的尝试》（DerbewaffneteAufstand.VersucheinertheoretischenDarstellung），苏黎世，1928年。A·诺伊贝格是汉斯·奇本贝格尔的党内化名之一。——中译者注 [90]1925年2月18日的第12期法文版《国际新闻通讯》（第100页）刊登了乌尔班斯的法庭陈述的结尾部分，并加上了大标题《一个起义者的证言》（Parolesd’uninsurgé），还起了一个小标题《宁在革命的烈火中燃烧，不在民主的粪堆中腐烂》（Mieuxvautbrûlerdanslefeudelarévolutionquepourrirsurlefumierdeladémocratie）。在序言（前引书，第ix页）中，埃里希·沃伦贝格写道：斯大林亲自致信乌尔班斯，对他大加赞赏。1926年11月，乌尔班斯被开除出德共后，他在汉堡起义中的作用就在正式党史中被彻底抹消了。 [91]拉丽莎·米哈伊洛芙娜·莱斯纳（ЛарисаМихайловнаРейснер，1895年5月13日——1926年2月9日），出生于卢布林一个法学家家庭，1903年随家庭移居德国，1907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就读。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19年曾任红海军司令部政委。内战结束后当了记者，还曾秘密前往阿富汗、德国等地担任联络员。1926年因感染伤寒，不幸英年早逝。——中译者注 [92]莱斯纳是在1923年9月抵达德国的，10月21日那天她与拉狄克一起在德累斯顿；她一得到汉堡爆发起义的消息，就立刻赶去了汉堡。几周后，她带着《街垒上的汉堡》（HamburgaufdenBarrikaden）的手稿返回了苏联。（拉狄克为拉·莱斯纳所作的序言，《十月》，柏林，1926年，第xviii、xix、xxiv页）。 [93]《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7页。 [94]同上，第7—8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95]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71—184页。 [96]中央政府内阁会议纪要，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54页。 [97]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86—187页。 [98]同上。 [99]《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8页。 [100]《萨克森邦官报》，1923年10月29日。 [101]《舒尔泰斯欧洲历史年鉴》，1923年，第207页。 [102]《战士报》，1923年10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9—471页。 [103]卡尔·鲁道夫·海因策（KarlRudolfHeinze，1865年7月22日——1928年5月26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899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07年至1912年代表民族自由党当选国会议员。1915年至1916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18年7月至11月任萨克森王国司法大臣，并曾短暂出任萨克森王国末任首相。1918年12月参与创立德国人民党，1919年至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0年6月25日——1921年5月4日在费伦巴赫内阁中担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在库诺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1923年10月被施特莱泽曼总理任命为国家专员，接管萨克森邦政府。——中译者注 [104]《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62页。 [105]这个细节出自H·J·戈登（H.J.Gordon），《1923年的国防军与萨克森》（DieReichswehrundSachsen1923），《军事科学评论》（WehrwissenschaftlicheRundschau），第12期，1961年12月，第686页，注释27。 [106]波彻尔把自己被赶出政府的故事告诉了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76—277页）；他辩解说，他是在仿效“法国革命家米拉波”。 [107]《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45页。 [108]同上，第1845—1846页；这个呼吁发表在10月31日的报刊上。 [109]《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7期，1923年11月2日，第663页；恩·施耐勒，《1923年10月的教训》（DieLehrendesOktober1923），《十月》，第2期，1926年，第31页。 [110]戈登，《1923年的国防军与萨克森》，第687页。迪特曼与维尔斯已经动身前往德累斯顿，去收拾事态。 [111]阿尔弗雷德·卡尔·费利施（AlfredKarlFellisch，1884年6月1日——1973年3月4日），出身于屠夫家庭，当过手套工人学徒。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当选为社民党萨克森邦执委会委员。1918—1926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9—1922年任社民党萨克森邦议会党团书记。1921—1924年任萨克森邦经济部长，1923年10月31日至1924年1月4日任萨克森邦总理。1946年协助成立统一社会党。1946年5月—1948年3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国务秘书，1948年4月—1949年9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部长。1949—1952年任萨克森州立图书馆馆长，1952年退休。——中译者注 [112]《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41页。 [113]莱蒙德·瓦格纳，《1923年秋季黑森—法兰克福与巴登地区的革命运动》（DierevolutionäreBewegungindenBezirkenHessen-FrankfurtundBadenimHerbst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7期，1965年，第88页。 [11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10页。据安格莱斯所述（《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51—252页），费舍最后还是被说服了。11月27日，在卢斯特公园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有三千至四千人参加，但是警察一到，示威群众就被驱散了。 [115]R·阿尔贝，《枕戈待旦五十天》（Cinquantejoursdeveilléed’armes），《明确》，第52期，1924年2月1日，第66页。 [116]《人民之声》（DieVolkstimme），1923年11月2日，转引自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33页。
第四十章莫斯科对德国革命的看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章莫斯科对德国革命的看法 ·德国革命的特点 ·同纳粹勾结的传闻 ·工人阶级、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 ·工会、工厂代表会与苏维埃 ·各种内部困难 ·各种外部困难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德国革命问题》系列的第一篇文章。这个系列共有八篇文章，有六篇是在下令退却前发表的。它们被译成德语，由德共传达下发，然后又被迅速收回；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可以让人们看到，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领袖对德国的十月怀有怎样的展望。 德国革命的特点 从一九一七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就在等待德国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不会等上太长时间，季诺维也夫认为胜利多少是有保证的： 德国的事态，正在按照无情的命运发展着。俄国革命花了十二年时间——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七年——所走过的路，德国革命将只用五年——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就能走完。在最近几天中事态发展得甚至更加迅速。首先，是“联合政府”，然后是“大联合政府”，接着是科尔尼洛夫事件（巴伐利亚的事件！），专家名人的内阁，而现在又是某种类似“大联合政府”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像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下台，换来换去换个没完。这就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下面”呢，群众正兴奋地沸腾着、骚动着，不久，一场战斗，一场即将决定德国未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敲着德国的大门；只有瞎子才会对此视而不见。 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具有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不但将是德国的转折点，也将是整个人类的转折点。工人阶级正颤抖着手，翻过全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关键一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就要写下新的篇章了[1]。 即将来临的革命，它的社会内涵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工人的人数是其他社会阶级的总人数的两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工人仍在或多或少地追随着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但他们正在脱离社民党： 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二千二百万工人群众——这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核心与世界革命的启动资本。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总人口为一亿六千万，其中工人最多只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德国总人口为六千万，其中两千多万是工人。在我们这里，工人阶级仅是极少数。在德国正好相反，工人阶级构成了基本要素，在人口中占大多数。德国工人几乎都是有文化的。他们接受过极好的组织学校的教育。他们有文化。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在军中服役（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工人在德国军队中占很大的比例），所以他们会成为最优秀的革命战士。对他们来说，社会民主党是一所糟糕的学校，但他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2]。 德国革命将在一个高度工业化、拥有极高的科技水平、无产阶级得到了高度训练的国家爆发。因此，从历史角度来说，夺取政权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并不会为时过早，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早已成熟。可是，不能就此认为，无产阶级将在舞台上唱独角戏。小资产阶级也要扮演一个角色。在大战期间和战后，资本主义使小资产阶级遭到了沉重打击，并使它陷入了广泛的贫困化。它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只会是友善的，最差也是中立的： 德国革命将吸取俄国革命的教训，避免重蹈它的覆辙。从一开始，革命就不能忽视城乡联盟、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极大的重要性。它不会对小商店和小工厂进行全面国有化。……德国革命政府从成立开始，就必须尽量争取小资产者、知识分子、工匠、贫农和中农的同情。……这正是因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拥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工人阶级在德国革命中将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它才会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慷慨之举，避免做出会把小资产阶级粗暴地推开的行为[3]。 在其他问题上，革命将会一如既往地释放出毋庸置疑的力量：“二千万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组织得当的德国无产者，在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中，能释放出何等巨大的能量，我们对此还完全没有半点头绪[4]。” 同纳粹勾结的传闻 季诺维也夫揭露了全世界的社民党报刊是如何竭力欺骗工人，造谣说德国共产党人同民族主义派相互勾结甚至结盟的。其原因非常简单：法帝国主义正在考虑对德国革命进行武装干预，指责德国共产党人同民族主义派勾结，就是为了事先替武装干预辩解： 在帝国主义大战中，“保卫祖国”论在曾一九一四年起到了可耻的作用，而现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同民族主义结盟的传闻，又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的目的就是提前抹黑伟大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早在革命发生之前，他们就做好了诽谤、污蔑、中伤革命的准备，这六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对俄国革命干着同样的勾当[5]。 因此，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世界工人明白：德国是战败国，被协约国践踏在靴底下，所以民族主义宣传才能获得响应。德国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痛苦、焦虑与绝望，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罪魁祸首身上转开，利用民族主义的狂热吸引他们，把他们拉进反革命队伍里：“把所有出于对压迫他们的协约国的仇恨（合理而正当的仇恨）而追随法西斯分子的无财产阶层，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边争取过来，这与其说是德国共产党人的权利，不如说是重大的义务[6]。” 国际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共产党发动的抹黑宣传，说明帝国主义正在以德国企图发动“复仇战争”为借口，对德国发动反革命战争。因此，有人正在策划比一九一四年八月更无耻的背叛。共产党人与德国无产阶级都想要和平，但外国对革命的干涉，一定会激起德国所有的有生力量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进行殊死的抵抗。 工人阶级、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 季诺维也夫回顾了德国革命自一九一八年以来的历史，并试图说明，每当无产阶级有可能获胜时，社会民主党最后都会成功地让资产阶级生存下来（至少是暂时的）。不过他认为，这次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了，对此他给出了几个理由。 首先，主要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德国共产党人已经理解了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推迟起义与夺取政权的计划，他们首先必须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季诺维也夫相信，在一九二三年，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赢得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了。他们控制了二千多个城镇的工厂代表会运动。他们在工会中享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前，他们恐怕无法彻底赢得工会。在八月——这点很关键——他们在柏林和汉堡的罢工委员会中占有绝对多数： 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巩固而持久的多数”？恐怕还不能这么说。但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赢得这样的多数，我们很快就会做到这一点。群众的情绪仍能改变；它并不会一成不变。千百万工人的情绪不会一下子就确定下来。他们中一部分人还在犹豫不决，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共产党的阵营，另一只脚还踩在社会民主党那边。转变肯定需要一段时间。要求每个工人都宣誓效忠共产党，把这当作成功的条件，这是荒谬的。大多数人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才会做出选择，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人的背后[7]。 季诺维也夫相信，当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失去了至少三分之二的支持者，它的党员现在大部分都是年纪较大的工人。几十万社民党工人现在在工厂代表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中站在共产党人一边，他们突破了本党的党纪，遵从德共的口号。在革命的过程中，社民党将像一九一七年的社会革命党那样瓦解。 从这个观点来看，社民党内出现的左翼倾向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它的领袖值得信任，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征兆，以扭曲的方式反映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情绪。大多数社民党左翼领袖都是些“老熟人”，他们都曾在过去某个时候背叛过工人。让他们发挥独立的作用会造成危险，过分依赖他们的话，就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致命的威胁。但是，这绝不是说可以忽略他们的影响力；在工人阶级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最后的幻想寄托在这些社民党左派分子身上，只有当工人阶级治好了自己的这些幻想，革命才能胜利：“如今大多数工人群众仍对社民党左派怀有一丝希望，不过他们很快就会说服自己：最后的战斗，不但不能让社民党右派来领导，也不能让社民党左派来领导，这一刻已经不远了[8]。” 季诺维也夫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德共派代表参加蔡格纳的萨克森邦政府（此时已经实现了）所具有的两重目的： 首先，应当帮助萨克森的革命先锋队巩固阵地、占据地盘，把萨克森变成发动进一步行动的基地；其次，给社民党左派一个机会，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暴露自己，这样就能够让社民党工人更容易摆脱对他们的幻想。……只有在我们得到了下列的充分保证之后，共产党参加萨克森政府的做法才是正确的：萨克森邦的国家机关真的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它会武装几十万工人，同巴伐利亚和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战斗；它开始动真格地把行政机关中那些从威廉二世时期就一直工作到现在的资产阶级分子驱逐出去；它会立即针对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致命的经济措施。如果目前的萨克森政府真的能把萨克森变成红色邦，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集结地，德国无产阶级就会知道如何助它一臂之力。但是，如果它做不到这一切，德国共产党就必须吸取萨克森插曲的经验教训，一再向工人群众揭露社民党“左派”没有负起责任以及社民党领袖的卑鄙的反革命行径[9]。 至于整个德国的形势、共产党所肩负的基本任务及其行动能力，他写道： 德国共产党已经争取到、或非常接近于争取到数以百万计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剩下的那部分无产阶级，是不能通过投票或讨论来加强和锻炼的，要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他们才会加强和锻炼自己。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大多数德国工人确信，共产党人已不同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那段时期，现在他们不仅率领着先锋队，还率领着数以百万计的全体工人群众，准备投入战斗。最重要的是要让工人群众确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就一定能胜利[10]。 工会、工厂代表会与苏维埃 季诺维也夫很清楚工会所起到的有害作用。他说，工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是反革命的关键要素。因此，他毫不怀疑工会领袖会在关键时刻跑到街垒的另一边去，参加统治阶级的阵营。而且，对共产党来说，赢得工会机关的支持，并不比赢得国家机关更容易——很可能会像俄国那样，要到革命胜利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德国共产党人还是坚持在工会中继续斗争，这是正确的，他们常常能在工会里赢得真正的大多数支持，甚至还能赢得部分机关的支持，在五金工会里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在工会中的积极斗争，他们在工厂代表会中赢得了阵地。季诺维也夫回顾道，几年前工厂代表会还不过是改良主义工会机关的附庸，而从工人群众认识到可以利用工厂代表会反对工会干部那一刻开始，就有可能转变它们： 工厂代表会开始表现出真正的阶级斗争精神。工厂代表会正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被黄色工会所抛弃的经济斗争的职能，正在被工厂代表会一点一点地接管过来。它们不仅接管了这些经济斗争的职能，还接管了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密不可分的大量职能。通过这些做法，今天的德国工厂代表会已经非常接近于夺取政权时期的俄国工人苏维埃了[11]。 全国的工厂代表会组成了密切联系的网络，领导了经济罢工，协助建立监督物价与房租的委员会，并通过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武装了无产阶级——这是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间的俄国，由工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履行的那些职能，如今在德国基本上都被工厂代表会一手操办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成了真正的工人苏维埃，所以德国的工厂代表会运动才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意义。它们的一般的、国际的性质就在于此，这适用于任何国家在革命刚开始时的每个工人运动。在德国存在着这么一个工厂代表会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要想胜利，光靠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要想赢得革命的胜利，并巩固胜利，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框架。在最终起义之前，必须建设好这个组织框架，它会成为地基，在它上面将建起苏维埃政权的宏伟大厦[12]。 他提醒说，德国的工厂代表会已经参加了粮食供应、工资发放、分配燃料与提供武装等工作，并且是正在成熟的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如此，他还是指出：德国革命中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会采用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形式： 德国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它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肯定会与我们一样，也是苏维埃政府。它不会是“各自为政的工厂代表会”，比方说，把西门子工厂、哈尔斯克（Halske）工厂或克虏伯工厂交给厂里的工厂代表会，让代表会掌握无限的决策权；而应该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就是说，在全国层面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掌管全部生产，掌握一切权力[13]。 但他还表示，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德国的各种事态的过程会与俄国不同，这是因为德国工人不需要创造新的组织。在德国革命的第二天，真正的苏维埃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以工人代表会的形式出现。 各种内部困难 季诺维也夫回顾道，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夺取政权本身并不太难，夺取政权以后才难。尽管如此，夺取德国政权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法西斯资产阶级可以召集六十万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他们肯定得不到人民的同情，但他们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地点发起沉重的打击。 在起义的第二天，德国革命就会遇到真正的困难。大地主和富农会囤积粮食，不给城市供粮。煤炭供应也会不足，更不用说工业生产中的困难、失业与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了。资本主义德国留给革命政府的是经济上的烂摊子，革命政府首先必须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 这种前景要求实行谨慎的政策。无产阶级政府只会对大中型工业进行国有化，这样它才能有效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工业生产，“不要忘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的好的一面”。它会谨慎地对待贫农和中农，与此同时，它会依靠俄国运来的谷物给城市供粮。煤炭问题更难解决；它恐怕不得不考虑同法国重工业签订协议，或是向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大量订货。失业人数在短时间内将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但可以通过成立一支大规模的红军，来部分缓解失业问题。至于财政困难和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德国将会基本上参照苏维埃俄国的做法，并依照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 在起义胜利的次日，德国革命就会遇到大量的内部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未来属于正在奋起的阶级和党，它们都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困难。不过，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智慧、共产党的全部政治经验、坚定的革命意志、强大的革命能量与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全部组织力量、今天正走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列的英雄一代的全部智力——这一切，德国工人阶级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必须被引向唯一的目标：为最后的斗争做好全面的准备[14]。 各种外部困难 尽管德国革命会遇到大量的内部困难，但与外部困难相比，这些不过是小菜一碟，季诺维也夫认为，来自外部的困难才是革命盔甲上真正的弱点。 德国革命的意义与影响绝不会亚于俄国革命，但俄国革命拥有两个有利条件：广阔的国土，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为两个彼此交战的阵营，而德国革命并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是，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点，就是它不会有遭到孤立的危险，因为它不是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说道：“当然，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预料到最糟糕的意外状况，并调整策略，做好准备，以防国际帝国主义发现德国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插曲，而是决定整个资产阶级欧洲的命运的重大事件，并立即得出实际的结论[15]。” 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没有陆军，所以它构不成直接的威胁。法国正好相反，它拥有必要的兵员和物资，足以发动反革命战争。但要是法国向德国革命宣战的话，它就得动员全部的资源，来打垮德国无产阶级的殊死抵抗，这样一来，它就会门户大开，遭到国内的革命反攻。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能立即组成干涉军，为帝国主义充当马前卒，但这两个国家在社会和民族两方面都很脆弱，因此要冒极大的风险。 因此，德国革命要通过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共产党，积极地动员各国无产阶级支援德国革命，但也不能断然排除无产阶级德国被迫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那样的城下之盟的可能性。它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前景：同意履行凡尔赛和约，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条款，以换取法国承诺停止进攻并撤出鲁尔。德国革命派吸取了俄国的经验教训，比一九一八年的俄国革命派更为成熟、经验更加丰富，最重要的是，他们完全理解革命正在遭受着国际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将会被迫签订这样的条约。德国的劳动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但要是国际资产阶级选择战争，德国无产阶级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战斗，直至胜利。 季诺维也夫论德国革命问题的系列文章中，第七篇写于十月二十二日。就在前一天夜里，中央局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决定撤销起义。正如共产国际主席怀着对德国十月革命的期盼所写下的六篇文章的态度，它们清楚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领袖赋予德国事件的重大意义，以及对自己正置身于德国十月革命的前夜的确信。 [1]格·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ProblemederdeutschenRevolution），汉堡，1923年，第1—2页。 这段英译文与序言中的英译文略有出入。此处依照原样译出。——中译者注 [2]同上，第6—7页。 [3]同上，第11—12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4]同上，第12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5]同上，第17页。 [6]同上，第19页。 [7]同上，第29页。 [8]同上，第34页。 [9]同上，第34—35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0]同上，第36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1]同上，第40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2]同上，第45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3]同上，第46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4]同上，第55—56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5]同上，第61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第三十九章准备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九章准备起义 ·在莫斯科决定的转折 ·德国的转变 ·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讨论 ·军事准备 ·全党活动家的总动员 ·九月的形势 正当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度假时，反库诺的罢工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规模如此巨大的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六月采用的折衷策略显然是不顶用了。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群众显然已经做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而他们的领袖却还以为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能就这样不明朗下去。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均势，而这种均势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从八月中旬开始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拼命地想要弥补从五月开始浪费掉的时间。 在莫斯科决定的转折 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俄共（布）才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德国革命。当季诺维也夫得到有关罢工和库诺政府垮台的首批消息时，他正在高加索度假，他赶紧动笔起草题为《德国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八月十五日终于写完了： 危机正在成熟。关键的事件即将来临。德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历史都将翻开新的一章。德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迅速而坚定地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危机。危机正在成熟。赌注是巨大的。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那个时刻就要来临了[1]。 反库诺罢工暴露出德共还不能做到准确把握群众的真实情绪。如果不及时对此加以纠正，就会酿成大错。此前党由于担心过早投入战斗，一直在劝阻群众，因此党在局部运动中成了运动的制动器，这些做法必须停止：“在关键的战斗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火药不受潮。……我们如果在关键的斗争时机到来之前，都不发动任何进攻的话，就是教条主义，就会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2]。”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费舍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季诺维也夫都在犹豫不决，他同布哈林、库西宁和皮亚特尼茨基[3]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起草了上面那个提纲[4]。库西宁和拉狄克读了这个提纲，就明白了“革命正在叩响德国的大门”[5]。 打倒库诺的罢工规模之大，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边得不到想要的信息，便邀请担任德国驻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瓦尔赫尔与恩德勒到克里米亚去。他们会谈之后，瓦尔赫尔就回国了，显然是去为托洛茨基收集详细信息的[6]。与此同时，俄国的主要领袖纷纷中断了休假，前去讨论德国形势。 八月二十三日，俄共（布）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自从列宁因病不能视事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第一次必须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前锋，而世界革命的命运现在又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并不会由自己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是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机关的责任，但共产国际是不会对他们的决定提出异议的。由于事关重大，政治局特别允许皮亚塔科夫[7]与瞿鲁巴[8]两位专家列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库西宁与拉狄克，以及当时的德国党驻莫斯科代表埃德温·亨勒和雅可布·瓦尔赫尔[9]。这次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有多种材料都提及了它。唯一一份确切的证据是巴沙诺夫[10]的文章，里面并无不实之处，也从未有人提出过相反的观点[11]。 据说拉狄克做了主要报告，他指出反库诺罢工的规模之大，表明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仍然坚持要求保持谨慎（在此前的几周里，他的干预都是以此为中心思想的），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肯定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拉狄克做完报告后，托洛茨基发表了激烈的言论。他毫不怀疑直接夺取德国政权——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关键时机正在到来。只剩下短短几周时间来准备了，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季诺维也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他认为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仅仅几周，但他也赞同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看法，认为必须为起义做好准备。斯大林发言不多，而且显得有点怀疑。他认为不应期待德国革命能在一九二四年春季以前获胜，但他没有坚持这个观点。 尽管意见并不一致，政治局还是认为德国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必要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负责准备工作，成员有拉狄克、特工部门首脑之一约瑟夫·恩什利希特[12]、工会活动家瓦西里·施密特[13]与皮亚塔科夫[14]，并立即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特殊会议，应邀出席的除了德共的固定代表蔡特金与亨勒之外，还有党主席布兰德勒，以及包括费舍、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在内的左派代表[15]。 德国代表很可能是在九月初抵达莫斯科的，他们刚到苏联首都，就发现德国的十月的临近，让气氛焕然一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16]。城里到处贴满了标语，要求年轻人学习德语，以便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服务[17]。工厂、学校和大学每天都要开会，热烈地讨论德国工人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布哈林号召学生丢掉书本，拿起步枪时，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呼[18]。一家又一家工厂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为了帮助德国革命，俄国工人愿意放弃加薪，甚至情愿减薪[19]。红军部队纷纷表示，他们随时准备驰援德国革命，履行自己的“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义务，并向德国工人发出了许多大意如此的决议[20]。两个特别基金会成立了，一个是黄金基金会，它甚至请求妇女献出自己的结婚戒指[21]；另一个是谷物基金会，贸易人民委员部打算为它征集六千万普特[22]的“德国储备”，并储存在西部边境附近[23]。政治局下令各地党支部挑出会说德语的党员，准备建立预备部队，必要时以“国际旅”的名义进军德国[24]。共青团热情地为这次革命斗争做准备；这将成为它这一代人的斗争[25]。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口号，并试图让人们理解：“德国的打桩机”与“苏联的面包”联合起来，就能征服全世界，创造一个有两亿人口的大国，谁也不可能对这样的国家发动战争[26]。世界革命的前景又复活了，它带来了一阵愉快的清风，把几个月来一直在毒化俄国党内气氛的分歧，以及正在开始扎根的冷漠情绪一扫而空。拉狄克也让自己沉醉于这种激昂而乐观的气氛之中。一些人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当时情况的见证。一位红军指挥员亚历山大·巴尔明[27]听了拉狄克在军事学院发表的演讲： 拉狄克向挤满了整个会场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听众觉得，他完全沉浸在对这些事件的等待与思索之中。他向我们辩证地介绍了正在彼此斗争的两个德国的经济、历史、心理与生活方式，其中之一是劳动人民的德国，他们为了拯救民族和全世界的进步，正要迫使另外一方接受自己的统治。拉狄克的口才仍跟以往一样雄辩：他的口音还是那么微妙，但他的智慧和激情却压倒了一切[28]。 德国的转变 这些感情在德国引发了回响。八月十六日的《红旗报》发表了一首诗，它的题目意味深长：《它正要到来》[29]。在塞费林取缔了柏林的工厂代表会全国委员会之后，八月十七日的《红旗报》抨击了社民党领袖：“我们接受社民党的挑战，他们将承担一切后果[30]。”八月十九日，《红旗报》发表了古谢夫[31]的小册子《内战的教训》中的一章，标题为《让无产阶级做好准备！》[32]。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报》发表了题为《为新的战斗做好准备》的文章，讨论了工人在获取武器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33]。八月二十二日，《红旗报》发表了《告社民党与独立党工人群众书》，号召他们同社民党与独立党断绝关系，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走到共产党这边来[34]。 政府和警察再也不能容忍了。八月十六日，普鲁士邦政府取缔了柏林的工厂代表会全国委员会[35]，随后符腾堡邦政府也禁止德共召开原定于二十二日举行的地区代表大会[36]。法国占领当局于二十四日取缔了鲁尔与占领区的五家共产党日报。二十六日，《红旗报》编辑部被无理占领。警察在同一天搜查了编辑部，并逮捕了五位工作人员。塞费林指责大柏林工厂代表会中央委员会是德共柏林市领导机关的幌子，取缔了它；《汉堡人民报》被停刊三天。警察在二十九日又搜查了《红旗报》编辑部，并又逮捕了两人。警方还发布了几份通缉令，费舍也名列通缉名单之中，但警方没有抓到她[37]。 与此同时，俄共（布）政治局宣布了关于德国问题的新方针，并于八月二十八日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为起义进行准备工作[38]。《红旗报》对莫斯科确定的新路线做了详尽的阐述。九月一日，德共中央局发表《告工人、职员与公务员书》，向他们提出了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中包括工人监督生产、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成立工人与贫农的政府等要求[39]。季诺维也夫在为国际青年节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向即将到来的斗争欢呼：“地球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击败两千万的无产者[40]。” 九月二日，《红旗报》发表了拉狄克的《不许干涉德国！》，并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采纳了托洛茨基于八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建议。声明指出，由占领鲁尔而引发的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无产阶级在经济混乱中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大联合政府”是靠着社民党的配合才成立的，它曾许诺要向资产阶级征税，要让富人付出代价，可它刚上台就取缔了工厂代表会的中央机关。当资本家扬言关闭工厂，企图迫使工人就范时，这些组织是“唯一能够引导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并避免无意义的冲突的组织”：“他们要挑衅绝望的工人群众，迫使工人过早行动，并在工人做好战斗准备之前打败工人。”声明解释道： 德国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大量的迹象都是可靠的话，那么革命已经在德国启程了。德国无产阶级将要面对的，不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而且当它遭到本国资产阶级进攻时，它还要面临一个风险：它的后方还有可能遭到协约国及其仆从国的资产阶级的进攻[41]。 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通过集会、示威、罢工与针对士兵的宣传，来保卫德国工人阶级。几天后，洛佐夫斯基在德文版的红色工会国际刊物上写道：“革命正在叩响德国的大门，要求进门。……我们不能规定德国革命会在哪一天到来，但如果我们根据现状来判断的话，大概还有几个月。”他在文章结尾对并不太遥远的未来做了一番展望：到那时候，世界革命将形成一个“从海参崴到莱茵河的地区阵营”[42]。 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讨论 关于德国的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讨论，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了几周[43]。经过各方努力，德共两派已经同意通力合作，帮助准备起义，两派的代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以及俄国党的主要领袖一起工作。库西宁和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布兰德勒、埃贝莱因、费舍、马斯洛夫、台尔曼、马克斯·黑塞[44]与格利列维奇[45]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对德国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设想了各种前景，并琢磨口号，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 起初大家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当然，费舍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九月十二日，就在她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她再次批判布兰德勒关于工人政府口号的思想是“机会主义”，还指责他“倒向改良主义”，企图同社民党妥协[46]。但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准备夺取政权，这也是正要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至于布兰德勒，他自己似乎已经确信夺取政权已经提上了日程表。库西宁后来写道，布兰德勒预计夺取政权将会“易如反掌”，库西宁甚至还说他“陷入了革命狂想之中”[47]。他对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实现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时机就要来了[48]，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是以德国党的主席的身份发表这番讲话的。 至于布兰德勒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费舍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她一会说布兰德勒把形势吹得天花乱坠[49]，一会又说他其实是反对采取任何行动的[50]，并且想找出不同的方案。其实布兰德勒并不怀疑革命的前景，但他认为大部分俄国同志的估计“过于乐观”[51]。 在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首先，是否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号召群众按照俄国苏维埃的模式，来成立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季诺维也夫认为，俄国党应该在起义前号召选出这样的代表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构成新生的德国工人国家的基本单位[52]。然而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成功地申辩道：在起义前，工厂代表会就会起到苏维埃的作用。后来托洛茨基是这样来给自己的决定辩解的：“事实上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53]。”而且他还认为，成立苏维埃会让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而且还会成为政府的靶子，被政府利用来挑衅工人，使工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就过早投入战斗，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还认为，“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而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54]，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然而，尽管他们在苏维埃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却在要不要给起义规定具体日期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德国党左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坚持要给起义规定一个具体日期，俄国党政治局最初也是这个意思。但布兰德勒反对这么做，他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55]。 托洛茨基在九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阐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首先谈起了最近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墨索里尼的政变、保加利亚的赞科夫政变以及西班牙的军事政变。这些反革命事件，都是在对它们有利的形势下，按照它们的领袖指定的日期发动的。他认为，“共产党不能采取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否则就是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共产党对所谓革命是自发发生的，而不是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规定日期这种自由派的伟大规律完全无可奈何。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是正确的，而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这纯属废话和无稽之谈[56]。”他描述了一个正在经历“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国家：矛盾尖锐到了极点，民情处于鼎沸的状态；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多数劳动人民，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所有积极的、自觉的奋不顾身的成员”都拥护党——这指的是哪个国家，已经不言自明了。他宣称：“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个尽可能近的日期，使得在这段时间内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急剧转变，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来作好出击的准备，使自己的全部日常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以便用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没有页不可能有别的任务[57]。”因此他建议把日期定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十一月七日，在他看来，定在这一天，既能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又能利用十月革命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巨大声望。但布兰德勒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肯退让。他认为只有德国党的领导层，才能够对必须发动进攻的时机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他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并获准由起义的领导者来选定起义日期[58]。 在讨论准备工作的会议上，由于一些个人分歧，引发了另一次同样激烈的争论。布兰德勒十分钦佩托洛茨基，尽管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分歧，他还是对托洛茨基很友善，他还请求把这位俄国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派到德国来，亲自领导这场关键的战斗。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他甚至还可能像某些人暗示的那样毛遂自荐，因为只有共产国际主席才能担此重任[59]。 没有人忘记，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退缩了，而托洛茨基却领导了起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无论是自己的对手的成功，还是自己的领袖的失败，都是三驾马车所不敢冒的风险。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几乎一致同意，只把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派往德国，去承担最高领导责任[60]。 布兰德勒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费舍与马斯洛夫已经保证忠于中央局，他还是不信任他们。他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绝不能让中央局遭到削弱，他要求在这个关键时期，免去左派领袖在中央局和党组织中的职务，以免他们用惯常的派别斗争来损害中央局。他建议模仿列宁在一九二一年的先例，把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布哈林与拉狄克的强烈抨击[61]。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妥协方案勉强得到了通过。马斯洛夫被单独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他个人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问题进行调查[62]。 费舍被允许返回德国的岗位上，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派了一个“监工”跟着她，这个人就是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委员、俄国人瓦西里·施密特，他专门负责监督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是否遵守纪律[63]。 当布兰德勒返回柏林，就莫斯科讨论向中央局汇报时，他说自己基本上满意。十月十二日的会议报告写道：“布兰德勒同志做了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总体讨论、与反对派的讨论以及同俄国同志的讨论的报告。……并没有意见分歧，只在规定相应日期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64]。” 军事准备 技术问题在莫斯科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让费舍很恼火[65]。但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肯退让，并以他身为一九一七年的胜利的组织者所带来的威望发表了意见。他在《真理报》上撰文回顾了十月起义的技术准备工作： 军事准备工作是与极严格地按照日程规定的任务同时进行的。在这里，党要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军事机关。当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偶然的、预料不到的、自发的情况，无疑地，我们应该重视和适应所有这些“偶然现象”，但是，我们的策略计划订得越周密，我们处理这些突然事件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 革命拥有强大的即兴力量，但它永远不会为宿命论者、粗枝大叶和头脑简单的人做出任何好的即兴作品。正确的政治估量、正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决心是必定要胜利的[66]。 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多的任务，这超出了德共的军事机关——M机关的能力。为了支援德国革命，红军派去了一位指挥员，他是爱沙尼亚人，曾当过工人，名叫洛泽[67]，又叫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或戈列夫[68]。为了准备起义，他对已经改名为“政治—军事组织”（Militär-PolitischenOrganisation，MP）的军事机关进行了重组。他担任全国总司令（Reichsleiter），为了协助他的工作，成立了一个由数名中央局委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Militärrat），并由恩斯特·施耐勒任主席。全国被划分为六个地区性的政治—军事司令部，相当于军区。每个军区指挥员（MP-Oberleiter）身边都配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技术顾问，协助他们工作。在军区指挥员下面是区指挥员与分区指挥员，他们领导作战指挥部（Kampfleitungen），负责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百人团，在以后的战斗中还要率领无产阶级百人团作战[69]。整个政治—军事组织听命于负责准备起义的政治机关——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skomitee，简称Revko或Revkom）[70]，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奥古斯特·克莱涅，他在一九二一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到德国，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 俄国指挥员和技术人员被派往德国，担任预定中的起义的指挥员，他们的数量常常被夸大了。这些技术骨干几乎都是在一战期间接受过军官培训的德国人。这些人当中有威廉·蔡瑟，他在一九一八年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并领导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鲁尔斗争[71]，还有化名“鲍曼”（Baumann）的阿尔伯特·施莱纳[72]、汉斯·卡勒[73][74]、巴伐利亚红军的老战士埃里希·沃伦贝格、阿图尔·伊尔纳[75]、阿尔伯特·格洛姆拉特[76][77]，以及汉斯·奇本贝格尔等人，奇本贝格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预备役少尉，也是德共的秘密机关中最有才干、最勇敢的领导人之一。此外还有曾当过军官或士官的人，比如卡尔·弗兰克[78]、克里斯蒂安·霍伊克[79]、化名“迪特里希”（Dietrich）的施特凡·海曼[80]、棱宁克[81]、梅克尔[82]、施特勒蔡尔[83]等人[84]，还有曾在旧帝国陆军中当过少校的汉斯·冯·亨蒂希[85][86]。 他们中有些人也许曾在俄国上过军事学校，那里的课程讲的主要是俄国内战的问题，但他们的基本军事知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街头学会的。以前在M机关工作过的同志并不能参加全部工作，并发现他们被调离了关键岗位。奥托·布利安[87]负责保卫工作，奥托·布劳恩负责训练军事骨干[88]。来自M机关的专业人员被委派给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安东·格利列维奇，他在一九一八年当过艾希霍恩的副手，并在莫斯科参加了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有阿图尔·埃维特、奥托马尔·盖施克（他在军事机关中的化名是“北极熊”〔Eisbär〕）和梅尔赫尔（化名“马丁”〔Martin〕）[89]。最后，还有一批指导员、专业人员和外国共产党人前来加强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在俄国接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在红军中担任过干部，而且也是俄共党员。这批人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留下了名字。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是已经参加了、就是正要被招募进红军的军事情报机关。不过我们应该提一下施泰因（真名曼弗雷德·施特恩[90]）[91]、“格奥尔格”（真名阿列克西斯·斯杰茨基〔AlexisStetski〕[92]）[93]、担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沃亚·伏约维奇等人。还有一些人是红军军事情报总局（第四总局）的人，历史上只留下了他们的化名；这些人有瓦尔特·克里维茨基[94][95]；阿尔弗雷德·克劳泽（AlfredKrauze）与路德维希（又名伊格纳斯·瑞斯[96]），负责保卫在德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97]。这些外国干部人数不到一百，他们原则上并不直接负责执行计划，而只是给德国的“政治—军事”机关的最高级领导人担任技术顾问。 在起义的第一阶段，负责主要任务的是工人民兵，也就是从年初就开始耐心组建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布兰德勒估计，仅在萨克森就有五万至六万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98]。波彻尔在一九二三年写道，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的人数，要比其他地方的总人数多十倍[99]。而费舍则认为，无产阶级百人团只有在鲁尔地区才算强大[100]。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真实实力究竟有多强，很难估算，因为在德国大多数地方，它们要以别的名目来掩饰自己。普鲁士邦政府在五月十五日取缔了无产阶级百人团，这无疑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但它们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着，并以“服务性社团”或青年户外俱乐部的形式，成立了新的百人团，这些名目可以让它们进行操练、乡下行军，以及使用武器与技战术动作的训练。赫尔穆特·加斯特（HelmutGast）的著作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百人团[101]。 一九二三年五月，全国有大约三百个无产阶级百人团。据加斯特所述，到了十月的时候，百人团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八百个。总人数大约有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在萨克森；在可以合法组织百人团的萨克森与图林根，两地的百人团人数之和占了全国的一半[102]。五月一日，当无产阶级百人团尚未在普鲁士邦被取缔的时候，它们在柏林搞了一次游行，有二万五千人参加；同一天在德累斯顿也有一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组织了游行。九月九日，八千名百人团员在德累斯顿举行了游行，九月十六日，莱比锡的五千名百人团举行了游行。九月二十三日，在艾尔茨山脉的厄尔斯尼茨（Oelsnitz），八百名百人团员在乡下举行了游行，十月七日，又有两千名百人团员在同一个地方举行了游行[103]。所有的百人团当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由共产党单独成立的。其余的五分之四则是通过德共与工会、社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成立的，与社民党一起成立百人团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图林根和萨克森。莱比锡的百人团团员中，百分之四十来自德共，百分之二十来自社民党，百分之四十来自工会[104]。 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结构设计的。它的基础单位是工厂或城市百人团，并尽量依照工地、车间或小企业的划分，设立下属单位。两个六人组构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每个百人团有三个中队，还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急救队。六人组、小队和中队的队长都是由自己选出的。领导百人团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团长，他是政治领导人；在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当中（这些人往往当过军官或士官），还要通过选举选出一位技术顾问，协助团长工作。出于团结的考虑，民兵往往选举两大工人政党的党员当领导。萨克森的惯例是共产党人当团长，社民党人当技术顾问。从这个观点来看，加斯特特别指出茨维考—普劳恩（Zwickau-Plauen）是个例外：那里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司令部由七位领导人组成，其中社民党四人、共产党三人，社民党人马克斯·塞德维茨[105]负责领导当地的百人团[106]。尽管如此，无产阶级百人团总体上还是受德共的军事机关指挥的，在工作会议或军事集会上，担任主席的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比如图林根的特奥多尔·诺伊鲍尔[107]和萨克森的恩斯特·施耐勒[108]。 从德共的立场来看，能在短短几个月里建立起这样一支军事力量，堪称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与整个德国社会相比，与国防军、警察和极右军事组织的力量相比，它的力量仍显得非常薄弱。但共产党人决心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起义、国防军的瓦解与总罢工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来确保无产阶级百人团的胜利，有些人已经把无产阶级百人团看作是未来的德国红军的雏形。 武器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组织局和列奥·弗利格（他是中央局的“幕后人物”）与共产国际特使之一、OMS[109]成员米洛夫—阿布拉莫夫[110]保持着联系。米洛夫—阿布拉莫夫有个好处就是他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用这个身份掩护他的行动。弗利格还同负责采购武器弹药的特别委员会WUMBA[111]保持着联系。大部分的军火采购是由尼科劳斯·法夫[112]经手的[113]，他的职业是教师，也是预备役军官，化名“温克勒（Winkler）博士”；为了购买这些军火，密谋者们显然花了大笔的美元[114]。采购工作的成果是难以评估的：各种说法差距很大，最少的认为弄到了六百支步枪，最多的认为搞到了五万支步枪。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每两个百人团战士可以分到一支步枪[115]。手枪似乎要比步枪多得多[116]，但机枪和重武器就非常少了。为了弥补武器的缺乏，他们储备了大量炸药，大多是晚上从采矿场偷来的。国防军的一些军火库或工厂遭到了奇袭，一些库存军火被夺走了，但大多数军火库和工厂都被做好了标记，等待起义时再夺取，到了起义那一天，首先夺取警察局的武器。活动家在萨克森建立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地下兵工厂[117]。还同国防军的军官、士官和士兵进行了接触，希望他们能在最后一刻把军火库转交给起义者。 全党活动家的总动员 全党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从九月头几天开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几十位专家的帮助下，成千上万的活动家转入了地下。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突击队员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公开身份的活动家也改换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在所有大城市里，人们潜伏在改装成宿舍或地下指挥部的公寓里，有时一连待上好几天，他们在里面研究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地图，研究部队的部署和通信联络。他们还按照命令，定期进行行动队或百人团的操练。 这些活动家离开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他们往往在思考、行动与举止等方面养成了纯密谋式的习惯。汉斯·菲弗尔曾发表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讲话，费舍凭借记忆引用了它： 同志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宣布总罢工。因为那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会发现我们的计划，在我们发动以前把我们消灭。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使自发性运动缓和下来。让我们遏制我们在工厂中的组织和失业者团体，从而使政府相信危险已经过去。然后——在他们麻痹下来，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再让我们在一天晚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发动决定性的打击，逮捕政府成员，进攻国防军军营，敲起最后决战的丧钟[118]。 菲弗尔的计划天真到了几乎是可笑的地步。但是，这可以用当时的紧张形势、以及活动家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来解释。经历过那几周的阿尔贝写道： 在每一个城市，他们都为战斗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参加行动的人都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作了详尽周全的考虑。没有一个白天不曾进行艰苦的工作，没有一个晚上不曾执行特殊任务。没有一个问题被忽略。我知道一些同志已经好几周都没能好好睡上一整晚了。我看见一张张由于疲劳过度而消瘦的脸庞。人们的眼中依然燃烧着炽烈的意志之火。……德国共产党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全新而又完善的表率，为革命的准备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119]。 我们还应该登出他对党的一次会议的回忆： 围在同一张桌子周围的，都是那些知道事情原委的人，在人民蒙受苦难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心中充满了期待，使他们每一天都能更加意志坚定，看见他们的面容，让我觉得很高兴。……一个年轻而又拘谨的声音宣称：“我们已经有了整整好几个师！”武器确实不够，但我们会在兵营里找到武器。每个人都在心中盯着德国地图。“萨克森、图林根、汉堡和柏林将会支撑起……俄国！”，“拉狄克写过……”。我注意到，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是最谨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思考和衡量困难时，思路总是一成不变，这有时候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朋友打断了我们的批评；他说：“我相信革命，因为我要革命，而我与要革命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位支部组织者。他没日没夜地工作[120]。 沃亚·伏约维奇曾向维克托·塞尔日透露过自己的乐观：“沃亚相信，我们会在那一天胜利：‘一切都会比俄国的更好……’[121]”。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活动家系统地进行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们那种坚定的乐观主义情绪，在多年以后得到了费舍的承认： 俄国政治局正式保证支持德国暴动，被人们热情地认为起有决定性作用。来到德国的许多俄国同志、取之不尽的基金（大部分是美元）、内行的准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信心十足，相信这次一定会获得俄国的援助。……这些清醒的德国工人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感情迷住了[122]。 九月的形势 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从莫斯科开始，然后秘密地在德国各个工业中心开展，矛盾的是，正当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德国的危机却似乎平静下来了，至少也是缓和了。在八月底，塔尔海默还认为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 成立工农政府、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步的时机，将在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不仅想同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决裂，而且还愿意用一切手段为争取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时候到来。而小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部分对工人阶级表现出友善中立的态度、且大资产阶级本身陷入分裂，也是必要的。此外，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无产阶级百人团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群众中享有说一不二的威信，这也是必要的。……因此，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满足可以确保工人阶级获胜的条件。必要的准备时间会有多长，将由历史来决定[123]。 按照这个分析，从政治方面的发展，是看不出起义的日子正在接近的。德国党中央局似乎决心出面纠正在执行施拉格特路线中出现的明显偏差。沃亚·伏约维奇告诉昂贝尔—德洛：“它决定调整这种策略，并把这些好斗的宣言变得和缓一些”[124]。然而，罢工结束、库诺政府垮台后，施特莱泽曼内阁一上来就明目张胆地要求包括工资劳动者在内的所有人做出牺牲。施特莱泽曼总理和财政部长、社民党人希法亭坚持要求削减所有人的工资、增加劳动强度、大量增加进口。资产阶级报刊大肆鼓噪，要求废除八小时工作日。被公认为施蒂内斯的喉舌的《德意志汇报》在九月八日写道：“德国人民必须多工作至少两小时，劳动强度至少要恢复到战前水平[125]。” 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确仍在壮大。社民党柏林地区代表大会宣布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破产，要求回到阶级政治上，并经过表决通过了向蔡格纳发出贺信的决议[126]。但它同时又暴露出无力阻止本党的领袖对共产党进行的镇压。在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发表联合声明的次日，内务部长、社民党人佐尔曼下令，一周内禁止《红旗报》和罗斯托克（Rostock）的《人民卫报》（Volkswacht）出版[127]。 然而，德共的非法或半合法报刊却并没有投降。《红旗报》复刊后，继续发表火热的言论，并在九月十五日印出了大字标题：“打倒血腥与饥饿的政权！[128]”九月二十一日，《红旗报》号召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准备进行推翻施特莱泽曼、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总罢工[129]。九月二十三日的《红旗报》在头版发表了号召准备起义的文章，题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再告社民党工人）》[130]。次日，柏林警察局勒令《红旗报》停刊两周[131]。 总的来说，德国城市的街头变得平静了。这几周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冲突发生在巴登，在勒拉赫（Lörrach）这个小城发生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了战斗[132]。巴登的共产党领导人号召在巴登举行总罢工，但中央局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武装斗争在一个次要地区过早引发，便否决了总罢工的号召[133]。巴登政府同意从勒拉赫及其周边地区撤回警察部队，于是当地局势便于九月二十五日恢复了平静。 九月底，施特莱泽曼政府已经完成了稳定马克与外交正常化的两个重要步骤。九月二十六日，施特莱泽曼总理宣布政府承认鲁尔被占领，并决定停止消极抵抗。由此开启了通往妥协的道路，而这正是华盛顿与伦敦所期盼的[134]。其次，马克在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的暴跌后，从二十二日起稳定在了一亿马克换一美元的价位上[135]。 此时，极右派的活动十分猖獗，眼看就要造成全新的局面了。九月二十一日，胡戈·施蒂内斯通知美国大使：反共运动正在巴伐利亚不断壮大，并得到了所有右翼政党和中央党的大量温和派的支持。他明确告诉对方：这个运动得到了工业界的支持，它的任务是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战斗，并用武力粉碎一切总罢工的企图。他接着又说道，他希望能就此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再也不能成为在德国可行的政治模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立即废除“妨碍生产而又毫无用处”的法律与法令[136]。巴伐利亚的事态很快就让大使相信了施蒂内斯的话是正确的。 九月二十六日，冯·卡尔[137]发动军事政变，自封巴伐利亚邦总督，下令戒严[138]。当天晚上，艾伯特做出了反应，动用宪法第四十八条[139]，在全国实行戒严，并将全权授予国防部长盖斯勒，他是民主党人，是冯·塞克特将军的文官替身。社民党部长们都同意这个决定，因为“巴伐利亚发生了反动的危险”。社民党的报刊号召“保卫共和国”。但在二十七日，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冯·洛索夫[140]将军宣布服从冯·卡尔的命令。二十八日，冯·卡尔在巴伐利亚废除了在拉特瑙遇刺后迅速通过的《保卫共和国法》[141]。 主动权似乎落入了极右派之手。从巴伐利亚到全国各地，从组织良好、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团伙——臭名昭著的艾尔哈特与罗斯巴赫[142]的自由军团，到从一月起就觉得时来运转的鲁登道夫，再到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到处都在耀武扬威、摩拳擦掌。罗斯巴赫刚刚从监禁他的要塞中越狱。黑色国防军开始了行动，十月一日，布赫鲁克尔少校在屈斯特林（Küstrin）发动了暴动，这次暴动准备得很仓促，在发动之前就已经暴露了[143]。人们广泛地谈论“反布尔什维克的新十字军”将从慕尼黑出发，向柏林进军。 在某些方面，当时的形势会让人回想起卡普暴动的时期：民族主义团伙、工人武装与国防军形成了三角对峙状态，谁也难以下定决心首先动手。此时国防军已经合法地统治了国家，它宣布自己要“保卫共和国”，抵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敌人，而将军们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避免“手足相残”，要粉碎革命的威胁。工人阶级已被这悲惨的一年折磨得筋疲力尽，被民族主义团伙的威胁所迷惑，容忍了军事独裁体制的建立和戒严状态的实行，尽管过去的经验告诉它，这个体制归根结底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 德共向德国工人阶级发表宣言，解释了这一切[144]。施特莱泽曼在国会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工资与八小时工作日发起了进攻。戒严表面上是为了阻止巴伐利亚纳粹分子与莱茵兰分离主义运动的活动而实行的，其实是为了摧毁工厂代表会，并趁革命运动仍在积蓄力量时对其进行打击。 但是，主动权似乎已经从工人阶级手中落到了法西斯分子手上这一事实，并没有让共产党领袖灰心。他们甚至还希望这种威胁能激起工人的斗志。他们相信，当大联合政府的假面具被剥下，暴露出它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庇护所的真面目后，工人群众就会像八月那样，跟着他们一起奋起抵抗。按照武装起义的设想——这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首次由一个共产党精心准备的武装起义——到了九月底，细节都已在莫斯科制定下来，起义计划于数周后引发德国十月起义，在世界革命爆发五年之后，开启它的第二阶段。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局向各地委书记传达了秘密通知，告诉他们，起义正确凿无疑地逼近： 必须立即在各个工厂和各个城镇组织由社民党、独立党、德共、体育俱乐部、工厂代表会、工会与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同戒严和得到政府支持的盖斯勒与冯·卡尔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当前任务是在每个工厂与每个城镇准备总罢工。……在准备总罢工的同时，各行动委员会必须制定发动工人群众、投入即将到来的战斗的计划[145]。 [1]转引自奥·库西宁，《一个关于德国事件的虚假声明》（UnExposéfallacieuxdesévénementsd’Allemagne），《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178页。这篇提纲的全文从未发表过。就连现在的官方历史学家也只能部分引用。 该提纲（节选）收录于《苏联历史档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卷，第635—647页。但这已经是1923年9月23日被政治局专门委员会认可后的文本，所以找不到与这段引文相符合的段落。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erman-revolution/2-1923.htm#9——中译者注 [2]《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2期，1925年2月6日，第763—764页。 [3]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Аронович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17日——1938年7月29日或10月30日），本名约瑟夫·阿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ОрионовичТаршис），生于沙皇俄国科夫诺省（今立陶宛）维尔克米尔一个犹太木匠家庭。曾当过裁缝学徒，后子承父业，当了木匠，参加了地下工会运动。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越狱后流亡德国，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1月15日被捕，半年后获释，1908年流亡德国，1913年再次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1914年6月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入选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十月革命后，1919—1920年担任铁路工会主席，1920年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行政政治部部长。1937年7月被捕，同年12月10日被开除出党。1938年7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6页。 [5]《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 [6]有关这次会面的信息来自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9页），他是根据恩德勒1952年提供的消息而写的。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2页，注释38）强调指出这些记录中的不实和夸张之处，比如托洛茨基许诺派红军进军德国云云。但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瓦尔赫尔与恩德勒在那一天出现在克里米亚，我个人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这次会面确实发生过。 [7]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ГеоргийЛеонидович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达可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8]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9]鲍·巴沙诺夫（B.Bajanov）在《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AvecStalinedansleKremlin）（巴黎，1930年，第190页）一书中给出了皮亚塔科夫、瞿鲁巴和拉狄克出席会议的证据，皮亚塔科夫和瞿鲁巴是作为德国事务的专家而出席的，前者被认为是军事专家。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9页）提供了证明库西宁、瓦尔赫尔与亨勒出席会议的证据。 [10]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沙诺夫（БорисГеоргиевичБажанов，1900年8月9日——1982年12月30日），生于医生家庭，1918年9月考入基辅大学物理学与数学系，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进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МосковскомВысшемтехническомучилище）化学系学习，但未完成学业。1922年进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23年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秘书，同年8月9日起担任斯大林的助理，兼任政治局秘书。1928年叛逃国外，沦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1]巴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190—198页。最近的共产国际官方历史仍对这次会议缄口不言。 这次会议实际举行于1923年8月21日，其记录收录于《苏联历史档案》第5卷，第616—628页。——中译者注 [12]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恩什利希特（Иосиф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14]巴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195—196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9页，两位作者的消息来源都是埃里希·沃伦贝格提供的情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5页）则是参考了前面两位作者的著作。而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给出了拉狄克和施密特的名字，却把恩什利希特与皮亚塔科夫换成了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Skoblevsky），而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这两人当时其实是在德国工作的。考虑到这个专项委员会即使到了十月最后几天里仍在俄国工作，而当时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已经在德国工作了好几周，那么前一份名单应该才是正确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只给出了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的名字（鲍·苏瓦林，《斯大林》〔Staline〕，巴黎，1935年，第316页）。皮亚塔科夫参加了这个专项委员会，这是确凿无疑的，这可以从拉狄克在起义失败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声明中得到确认（《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23页及其后）。 [15]之所以邀请左派代表到莫斯科，与布兰德勒和俄国领袖一起讨论，可以用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心促进德国党两派通力合作来解释。拉狄克在1926年12月写给蔡特金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解释：“我设法同布兰德勒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单靠左派同志是不能领导党，不能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虽然我本人对他很器重，他个人同我也比较亲密。一个没有左派工人的共产党，有变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险，而一个不同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耳歇尔这样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老斯巴达克分子合作的共产党，则有变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危险。”（《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6页；此处借用了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的译文，“瓦耳歇尔”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斯巴达克分子”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派”。——中译者注）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则认为，这个安排表面上是要让左派领袖来参加有关准备工作的讨论，实际上是拉狄克为了把她和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而搞的诡计。其实，有重要的职责要交给她那一派当中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又参与领导起义的那些重要活动家。台尔曼与柏林地委的两位工人领袖格利列维奇和马克斯·黑塞都参加了全部的讨论。十月的时候，黑塞甚至还被派去萨克森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拉狄克确实正在试图做到一方面避免分裂、另一方面又在左派同志当中把费舍和马斯洛夫孤立起来（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这么做）。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因为按照费舍的说法，台尔曼从德国回来以后态度大变，对于会议决定的战略“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而且柏林只有很少几个重要活动家对莫斯科采用的计划能否行之有效表示了疑虑（《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1页）。 [16]据费舍所述（《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4页），当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发现莫斯科街头贴满了有关德国的标语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一切证据都表明布兰德勒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先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左派领袖才赶到。据穆贝戈维奇所述（《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8页），中央局是在9月12日做出了派费舍与马斯洛夫去莫斯科的决定的。 [1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4页。 [18]别谢多夫斯基（Bessedovsky），《一个苏联外交官揭露的真相》（RevelationsofaSovietDiplomat），第62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19]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与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活动的报告》（BerichtüberdieTätigkeitderExekutivederKIvomIVbisVWeltkongress），1924年，第8页。 [20]请参阅库尔斯克轻步兵团致德国共青团的决议，发表于《青年近卫军》（德文版），1923年10月7日。 [21]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92页。 [22]普特（пуд）是俄国主要计量单位之一，1普特=40俄磅，约等于16.38千克。——中译者注 [23]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联外交官揭露的真相》，第62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24]同上。 [25]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2页。 [26]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27]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армин，1899年8月28日——1987年12月25日），内战期间参加红军，22岁时即担任旅长。后来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进入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7年叛逃国外，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2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至1944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8年至1964年在美国之音俄语部工作。——中译者注 [28]亚·巴尔明，《为苏联服役二十年》（Vingtansauservicedel’URSS），巴黎，1939年，第217页。 [29]《红旗报》，1923年8月16日。 [30]《红旗报》，1923年8月17日。 [31]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Иванович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Давидович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中译者注 [32]《红旗报》，1923年8月19日。 [33]《红旗报》，1923年8月21日。 [34]《红旗报》，1923年8月22日。 [35]《前进报》，1923年8月17日。 [36]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8—409页。 [37]同上，第409页。 [38]《共产国际简史》（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KurzerhistorischerAbriss），东柏林，1970年，第235页。 [39]《红旗报》，1923年9月1日。 [40]同上。 [41]《红旗报》，1923年9月2日。 [42]《红色工会国际》（DieRote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第9期，1923年9月，第785—789页。 [43]《共产国际简史》（第236—238页）特别指出，讨论从9月21日开始，直到10月4日才结束。但是塔尔海默（《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21页）指出布兰德勒8月底就到莫斯科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塔尔海默解释说：“因为大部分俄国同志都不在。” [44]马克斯·黑塞（MaxHesse，1895年2月21日——1964年6月7日），出身于五金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威廉·黑塞（WilhelmHesse）是柏林五金工会创始人之一。当过机械工人。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门子公司工作。1914年应征入伍，曾三次负伤。1916年退役后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因参加罢工，再次被征召入伍，因开小差被判处监禁六年，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施潘道工人苏维埃委员。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3月至9月被捕入狱。1920年至1923年担任洛伦茨（Lorenz）工人代表会主席和统一共产党夏洛腾堡党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党内的左派，并参加了1923年9月的莫斯科讨论，然后被派往萨克森。1924年至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在1927年被开除。后参与成立列宁同盟。1929年返回社民党，担任社民党夏洛腾堡组织主席。1933年被捕，越狱后逃往荷兰，1941年再次被捕，1944年越狱，1947年返回德国，1964年在汉堡逝世。——中译者注 [45]通过《共产国际简史》（第237—238页）可以确认埃贝莱因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而黑塞与格利列维奇是自己承认参加了准备工作的，并且可以通过第三方提供的证据得到证实，请参阅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第160页。 [46]1923年9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8页，注释85。 [47]《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60页。 [48]《劳动报》（Труд），1923年9月22日，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05页。 [49]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5页。 [50]同上，第358—359页。 [51]布兰德勒致托洛茨基的信，1924年1月，列·达·托洛茨基，《论革命》（Delarévolution），巴黎，1963年，第196页。 [52]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82—183页；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594页。 但托洛茨基只说了“在8月到9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没有具体指出是谁提议的。 《十月的教训》全文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index.htm——中译者注 [53]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594页。 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4]同上，第594页、第595页。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勒、拉狄克、托洛茨基与德国党左派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Protokoll:FünfterKongres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17Junibis8JuliinMoskau〕，汉堡，1925年，第139页）。 [55]《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56]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403页、第40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3a.htm——中译者注 [57]同上，第40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8]《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59]这是布兰德勒自己说的。请参阅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周任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3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3页，注释65）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可信的。 [60]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3页。根据布兰德勒在1962年10月写给韦伯与卡·赫·蒂亚登的信中的说法，最终决策权掌握在由布兰德勒、台尔曼和皮亚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手上。 [61]季诺维也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发言，1924年1月11日，《国际》（德文版），第2/3期，1924年3月28日，第44页。《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一书中并没有收录相应的段落。其中提到了对费舍的攻击，参见《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61页。 [62]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14页。德共与共产国际内部有些人指控马斯洛夫同警察勾结。1922年2月，马斯洛夫在柏林被捕后，曾供认自己是俄国政府的代理人，深受托洛茨基与拉狄克的信任。考虑到当时的俄国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供认似乎能让他尽早出狱。但他还是因为使用假证件而判处监禁八个月（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14页）。这件事在9月被提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 [6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 [64]1923年10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6页，注释80。 [65]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1页。 [66]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出自《托洛茨基言论》，第4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67]沃尔德马尔·洛泽（WoldemarRose，1897年3月11日——1939年1月20日），化名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Пёт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коблевский），也曾用过“戈列夫”（Горев）这个化名。出身于里加一个德裔工人家庭。一战期间参加了俄军中的拉脱维亚步兵团，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先后担任旅长、师长，并因作战英勇而荣获红旗勋章。1923年潜入德国，协助德共进行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4年3月被德国警察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1927年被苏联政府用德国间谍交换回国。回国后继续在红军中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8]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17页，注释97）记载了有关斯柯布列夫斯基抵达德国的时间的几种说法：有人认为他在1922年9月就到了德国，也有人认为他是1923年1月抵达德国的，还有人认为他是1923年9月才到德国的。 [69]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4页及其后；赫尔曼·韦伯在《从罗莎·卢森堡到瓦尔特·乌布利希》（VonRosaLuxemburgzuWalterUlbricht，汉诺威，1961年，第28—29页）里收录了沃伦贝格提供的情况。 [70]俄国作者，特别是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34页）用Revkom来称呼地方机关，并用“Kopf”（首脑）来指代全国领导机关。 [71]他以“戈麦斯（Gomez）将军”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72]他在西班牙的化名是“辛德勒（Schindler）少校”。 [73]汉斯·卡勒（Hans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1917年参军，1918年在法国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国，1928年参加德共，并参加了军事机关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38年撤往法国，后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回国，担任梅克伦堡人民警察首长与统一社会党梅克伦堡党组织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译者注 [74]他在西班牙的化名是“汉斯上校”。 [75]阿图尔·伊尔纳（ArturIllner，1891年10月15日——1974年12月25日），曾用化名里夏德·施塔尔曼（RichardStahlmann），1919年参加德共（斯），在军事机关工作，1923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流亡苏联。后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二战期间在瑞典领导地下抵抗运动。二战后在民主德国情报部门工作，1960年退役。——中译者注 [76]阿尔伯特·格洛姆拉特（AlbertGromulat，1882年7月6日——1950年11月22日），生于东普鲁士拉格尼特县（KreisRagnit），当过护工、汽车机械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当过司机。战后当过审计员、旅行社代理。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3—1933年担任德共全职干部，主要负责地下机关的后勤工作。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11月流亡法国，任德国政治流亡者协会（SozialvereinigungdeutscherpolitischerEmigranten）书记。1939年9月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5月流亡墨西哥。1947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50年11月22日病逝。——中译者注 [77]韦伯，《从罗莎·卢森堡到瓦尔特·乌布利希》，第29页。 [78]卡尔·巴洛莫伊斯·弗兰克（KarlBorromäusFrank，1893年5月31日——1969年5月21日），曾用化名保尔·哈根（PaulHagen）、威廉·米勒（WilhelmMüller）、维利·米勒（WilliMüller）、约瑟夫·玛利亚（JosefMaria）、L·A·格鲁贝尔（L.A.Gruber）等。生于维也纳一个小商人家庭。1913年考入维也纳大学，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退役，返回维也纳大学学习，参加反战运动。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革命后当选学生委员会主席，并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苏维埃。1919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0年移居柏林，担任德共理论刊物《国际》编辑。1923年在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时被捕，后逃脱。1924年再次被捕，获释后返回奥地利，参加奥地利共产党的工作。1926年再次前往德国，先后担任开姆尼茨的《战士报》（Kämper）编辑、哥达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29年因批评党中央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同时还加入了“新开端”小组的前身。1932年加入社工党，任执委会主席和党报《社会主义工人报》编辑，1932年年底被社工党开除后加入社民党。纳粹篡权后返回维也纳，1934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新开端”小组的工作。1938年流亡巴黎，1939年流亡伦敦，1940年流亡美国，1944年参与创立民主德国委员会。二战结束后留在美国，退出政治活动，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地当心理医生。1969年5月21日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79]克里斯蒂安·霍伊克（ChristianHeuck，1892年3月18日——1934年2月23日），1919年参加德共（斯），1919年至1924年当选为维塞尔布伦（Wesselburen）市议员，1922年至1933年当选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邦议员，1930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遇害。——中译者注 [80]施特凡·海曼（StefanHeymann，1892年3月14日——1967年2月3日），出身于犹太家庭，一战期间自愿参军，多次负伤，并被晋升为预备役少尉。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共（斯），在军事机关工作。1924年被判处监禁三年半，1926年获特赦出狱。参加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红色救济会与国际工人救济会的工作。纳粹上台后被捕，被辗转关押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等集中营。1945年解放后曾任民主德国驻波兰和匈牙利大使。——中译者注 [81]古斯塔夫·棱宁克（GustavLengnink，1894年8月29日——1983年11月23日），生于东普鲁士拉比奥县（KreisLabiau）一个木工家庭，当过散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入伍，服役期间曾多次获奖，1918年退役。1919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德共。1922年起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1923年6月担任东普鲁士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7月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27年获释。曾参加左翼反对派，但后来向中央屈服。1931年任东普鲁士红色救济会书记，并当选为红色救济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回到柯尼斯堡，任革命工会反对派东普鲁士建筑工会分部政治书记。1933年3月1日被捕，被关进集中营。1934年4月4日获释。1948年参加统一社会党，在党务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83年逝世。——中译者注 [82]保尔·梅克尔（PaulMerker，1894年2月1日——1969年5月13日），生于工人家庭，当过侍者，1911年参加工会，1914年入伍，曾因在军队中散发小册子而被判处监禁六个月。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至1924年任西萨克森地委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7年至1930年、1934年至1945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在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4年初潜入德国，进行地下工作。1935年返回苏联，1937年前往法国巴黎，任德共国外局书记处委员。1940年被捕，1942年越狱后流亡墨西哥。1946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工作，曾任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1948年3月—1950年8月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1950年任农林部国务秘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1952年被捕，1955年3月被判处八年徒刑，1956年1月获释，同年7月平反。——中译者注 [83]马克斯·施特勒蔡尔（MaxStrötzel，1885年7月25日——1945年1月？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至1927年担任西萨克森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担任波美拉尼亚地委政治书记。纳粹篡权后流亡苏联，1938年7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4月获释，1945年1月在苏联逝世。——中译者注 [84]上面这些名字都能在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里找到。 [85]汉斯·冯·亨蒂希（HansvonHentig，1887年6月9日——1974年7月6日），犯罪心理学家。一战期间曾在西线和巴尔干作战。战后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1923年曾协助德共组织起义。1925年流亡苏联。1935年流亡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助教。此后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俄勒冈大学、爱荷华大学、堪萨斯城大学等多家大学任教。二战后返回西德，在波恩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86]沃伦贝格称他为“冯·亨”。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7页）写道：“作为图林吉亚共产党军事机器的组织者，他被授予购买武器的重任。”奥·恩·许德科夫的《右翼里的左翼分子。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革命少数派与共产主义运动》一书提供了不少有关这个奇特的人的信息，特别是在160页上描写了他在1923年发挥的作用。 [87]奥托·布利安（OttoBulian，1886年3月21日——1938年8月10日），生于西普鲁士省托恩县（KreisThorn）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钳工学徒。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自1923年起在地下的政治—军事机关工作，参加了1923年的战斗。1925年被判处二年半监禁。获释后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88]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86页、第89页。 [89]同上，第114页、第134页、第145页、第217页。 [90]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Stern，1896年1月20日——1954年2月18日），曾用化名埃米利奥·克雷贝尔（EmilioKléber）、拉扎尔·施特恩（Lazar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Stern）、马克·齐尔伯特（MarkZilbert）等。出身于奥匈帝国的布科维纳（Bukovina，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在西伯利亚率领红军游击队同高尔察克白军作战。内战结束后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读。1923年被派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24年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5月被判处十五年苦役，1945年又被判处十年苦役，1954年2月18日病逝于索斯诺夫卡流放地。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91]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33页，注释2）认为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而不是人们以前以为的拉扎尔。沃伦贝格指出他用了施泰因这个化名。施特恩以“克雷贝尔将军”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92]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斯杰茨基（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Стецкий，1896年1月15日——1938年8月1日），生于斯摩棱斯克一个小官吏家庭。1915年考入彼得格勒理工学院（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м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минституте），同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因参加革命而被捕，被流放到彼尔姆，未能完成学业。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任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委员。1917年7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六大。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1918—1920年在红军工作。内战结束后，于1921—1923年在红色教授学院（Институткраснойпрофессуры）学习。1924年5月—1927年12月在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25年任《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правда）编辑。1926年任列宁格勒省委委员。1927年12月—1938年4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右翼反对派，但后来屈服。1930—1934年任文化与宣传部部长。1933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委员，负责筹委会的具体工作。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38年4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8月1日遇害。1956年6月2日平反，同年9月3日恢复党籍。——中译者注 [93]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4页。 [94]瓦尔特·赫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Германович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95]参考他的作品时应谨慎小心。请参阅瓦·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苏联驻西欧情报机关前首脑对俄国秘密警察的揭秘》（InStalin'sSecretService:AnExposéofRussia’sSecretPoliciesbytheformerChiefoftheSovietIntelligenceinWesternEurope），纽约，1939年。 [96]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瑞斯（Игнатий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Рейсс，1899年？月？日——1937年9月4日），本名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НатанМарковичПорецкий），曾用化名伊格纳斯·瑞斯（IgnaceReiss）、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克（Ludwik）、汉斯·艾贝哈特（HansEberhardt）、施特夫·布兰特（SteffBrandt）等。1919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同年开始为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先后在波兰、奥地利、德国、法国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7月逃亡国外，并致信斯大林，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宣布参加第四国际，但他同时又保证不会出卖任何苏联特工。9月4日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被暗杀。——中译者注 [97]关于路德维希与阿尔弗雷德·克劳泽的情况，请参阅伊丽莎白·波列茨基（ElisabethPoretski，伊格纳斯·瑞斯的妻子）的《我们自己。一个苏联间谍（伊格纳斯·瑞斯）的生与死》（Lesnôtres.Vieandmortd’unagentsoviétique〔IgnaceReiss〕，巴黎，1969年）。根据该书作者所述，路德维希在德累斯顿陪同皮亚塔科夫，皮亚塔科夫用的是军事情报总局准备的假护照，那份假护照与路德维希的完全一样。 [98]《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99]《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3页。 [100]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35页。 [101]赫尔穆特·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历史学刊》，第3期，1956年，第439—465页。 [102]同上，第452—453页；《十月》（Oktober），第4期，1931年，第21—22页。 [103]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3页。 [104]同上，第454页。 [105]马克斯·塞德维茨（MaxSeydewitz，1892年2月19日——1987年2月8日），生于劳西茨（Lausitz）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当过印刷工学徒，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5年因健康原因退伍，1918—1920年担任哈勒的《人民报》编辑，1920—1931年任《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nVolksblatt）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派，1931年脱离社民党，成立了社工党，与库尔特·罗森菲尔德共同担任党主席。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45年回国，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46—1947年任柏林广播电台台长，1947—1949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7—1952年任萨克森邦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在1951年至1952年的对社工党员的批判中被迫做了自我批评，1955年平反，1955—1967年任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馆长，1967年退休。1987年在德累斯顿逝世。——中译者注 [106]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5页。 [107]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Neubauer，1890年12月12日——1945年2月5日），生于黑森邦卡塞尔魏拉县（Werra），父亲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公务员。受过高等教育，当过教师。1913年获博士学位，曾参加民族自由党的政治活动。1914年志愿参军，1915年晋升为少尉，1917年因中了毒气而退役。曾参加“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1918年12月参加德国民主党，此后思想急剧左倾，1919年夏末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9月—1924年8月当选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23年10月参加了图林根邦的弗勒利希政府。1923年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积极参加党内左派的活动。1924年8月至1933年1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中期担任杜塞尔多夫的《自由报》主编。1925年初担任鲁尔地区政治书记，同年6月因参加极左派而被撤职。此后在柏林的德共出版机构工作。1926年6月向多数派屈服，重新担任《自由报》主编。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33年8月3日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监狱和集中营。1939年7月初获释，此后继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14日再次被捕，1945年1月8日被判处死刑，同年2月5日遇害。——中译者注 [108]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48页、第453页。 [109]OMS是Отде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связей的缩写，即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 [110]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阿布拉莫夫—米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ЛазаревичАбрамов-Миров，1895年10月19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921年起以苏俄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1926年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8年平反。——中译者注 [111]WUMBA为WaffenundMunitions-beschaffungsamt的缩写，意为“武器弹药采购处”。 [112]尼科劳斯·法夫（NikolausPfaff，1892年3月8日——1951年5月23日），生于巴伐利亚邦上弗兰肯（Oberfranken）行政区米歇劳镇（Michelau）一个编篮工家庭，1910年开始当小学教师。一战期间自愿入伍，多次负伤，晋升为少尉，1918年8月退伍。曾参加社民党、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3年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5年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回国。1929年8月—1930年9月当选国会议员。1930年年底被捕，被判处一年徒刑，1932年5月获释。此后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6月8日被捕，1945年4月15日获救。1945年12月重新参加德共。1951年病逝。——中译者注 [113]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44页。他还给出了其他军火采购员的名字：克里斯蒂安·霍伊克与保尔·格麦纳（PaulGmeiner）（同上，第134页、第161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7页）也提到了冯·亨蒂希在图林根负责采购武器。 保尔·格麦纳（PaulGmeiner，1892年8月28日——1944年4月18日），当过车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在准备起义期间负责采购军火，起义失败后，于1924年9月被判处三年九个月徒刑。1924年当选布伦瑞克邦议会议员后获释。1927、1930年连选连任布伦瑞克邦议会议员。纳粹篡权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3年年底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4年4月18日在空袭中遇难。——中译者注 [114]同上，第363页。 [115]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250页）认为弄到了600支步枪，而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93页，注释1）认为有11000支。曾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投靠了纳粹的瓦尔特·佐伊切尔（WalterZeutschel）认为党在全国囤积了50000支步枪（瓦·佐伊切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契卡在德国的活动》〔ImDienstderkommunistischenTerror-Organisation.Tscheka-ArbeitinDeutschland〕，柏林，1931年，第92页）；而布兰德勒在莫斯科则声称他在萨克森仅有800支步枪（《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页）。布兰德勒后来告诉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395页），在汉堡起义开始时仅有395支步枪。 瓦尔特·佐伊切尔（WalterZeutschel，1900年7月22日——1976年6月21日），生于汉堡，当过商行职员学徒。191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8年夏季应征入伍，退伍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参加了汉堡起义，起义失败后参加了德共的地下军事机关的工作。1924年年底被捕，1925年被判处八年徒刑。1928年获释后担任《汉堡人民报》编辑，1929年退出德共，此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表现。——中译者注 [116]佐伊切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契卡在德国的活动》，第23页）写道，汉堡的起义者拥有80支步枪和两倍数量的手枪。 [117]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7页。 [11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0页。 [119]R·阿尔贝，《革命的临界点》（Auseuild’unerévolution），《明确》（Clarté），1924年2月15日，第97页。 [120]R·阿尔贝，《革命的临界点》，《明确》，1924年2月1日，第63页。 [121]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0页。 [122]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9—370页。 [12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9期，1923年8月31日，第619页。 [124]昂贝尔—德洛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9月20日，信中提到了伏约维奇在九月初造访巴黎的事情，引用自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95页。 [125]《德意志汇报》，1923年9月8日。 [126]《前进报》，1923年9月25日。 [127]《红旗报》，1923年9月4日。 [128]《红旗报》，1923年9月15日。 [129]《红旗报》，1923年9月21日。 [130]《红旗报》，1923年9月23日。 [131]《红旗报》，1923年9月24日。 [132]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88页；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45—47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03—205页。 [133]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26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16页。 [134]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98页、第100—128页。 [13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136]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64页。 [137]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vonKahr，1862年11月29日——1934年6月30日），德国律师，保皇派分子，参加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Volkspartei），1917年任上巴伐利亚省省长，十一月爆发后被免职，但不久又复职。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社民党政权，自任巴伐利亚邦总理。1921年9月1日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辞去巴伐利亚邦总理的职务。1923年9月24日再次发动政变，自任“邦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1924年2月被迫辞职，此后担任巴伐利亚民事法庭庭长，退出政界。1934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3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95页。 [139]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 第四十八条联邦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 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 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及一百五十三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 其详细，另以联邦法律规定之。 按照第48条，总统可以下令戒严，此时实际上等于中止了宪法的效力。——中译者注 [140]奥托·冯·洛索夫（OttovonLossow，1868年1月15日——1938年11月25日），1888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队，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1914年8月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二军参谋长，1915年7月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一战结束后回国，1920年至1921年任步兵学校校长，1923年1月1日任巴伐利亚军区司令，1924年3月被撤职。1938年在慕尼黑逝世。——中译者注 [14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95—296页。 [142]格哈德·罗斯巴赫（GerhardRoßbach，1893年2月28日——1967年8月30日），德国军官，十一月革命后参加自由军团，1919年曾组织“罗斯巴赫突击队”（SturmabteilungRoßbach）在波罗的海沿岸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并在全国各地组织极右恐怖组织。后参加纳粹党，并参加了啤酒馆暴动。——中译者注 [143]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70—278页。 [144]《德国共产党告劳动人民书》（LeKPDaupeupletravailleur），《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增刊，1923年9月29日。 [145]转引自莱蒙德·瓦格纳，《1923年秋季黑森—法兰克福与巴登地区的革命运动》（DierevolutionäreBewegungindenBezirkenHessen-FrankfurtundBadenimHerbst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7期，1965年，第85页。
第三十八章打倒库诺政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八章打倒库诺政府 ·内战的流言不胫而走 ·反法西斯日事件 ·八月初的形势 ·暴风雨的警告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首先在于懂得如何正确分析具体形势[1]，照这么说，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要想当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这点没人怀疑。但是，它还是显出了不少相互矛盾的特点。另外，以前的冒险失败所留下的记忆，也严重影响了共产党领袖的判断。风险越高，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失败的危险也就显得更大，也就更有理由拖延行动——万一过早投入战斗，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内战的流言不胫而走 六月初，鲁尔的形势稍微缓和了一点，但由于经济危机不断恶化，马克不断贬值，物价不断飞涨，全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各处都爆发了工会不承认的野猫罢工，这些罢工遭到了社民党领袖的反对，他们吓唬工人说，鲁莽的行动会带来哪些危险，混乱的局势只会加强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这些罢工中，工厂代表会的威信正在加强。工厂代表会的全国行动委员会，即由赫尔曼·格洛特任主席的“十五人委员会”，逐渐有了另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样子，它向工会的既成领导层发出了严肃的挑战。 六月十六日，十五人委员会以各地工厂代表会的名义，向工人、公务员、职员与知识分子发出了庄严的呼吁。它指出这场灾难正在威胁着整个德国社会，并重申了工人阶级能够摧毁万恶之源——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共同斗争，只有阶级斗争能让你们获得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工人群众正躁动不已，如今的工会企图阻挡这股洪流，这个重担便落在了工厂代表会肩上[2]。”十五人委员会要求各地的工厂代表会成立地方性的与地区性的组织，以便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给工人群众提供“目标和领导”。必须进一步开展成立物价监督委员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的运动；在工厂代表会的支持下，它们将构成工人政府的基础，而只有工人政府才能提供一条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 其实，罢工与示威游行已是此起彼伏了。六月二日，包岑（Bautzen）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3]，六月七日，德累斯顿与莱比锡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4]。就在同一天，上西里西亚的十万名矿工与五金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5]，这个罢工委员会是经选举产生的，二十六名委员中有六名共产党人[6]。六月十一日，西里西亚的十万名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7]，然后勃兰登堡的一万名日工也举行了罢工[8]。也是在六月十一日那天，埃姆登（Emden）、布莱梅、汉堡和吕贝克的商船水手在海员联合会的号召下举行了罢工；海员联合会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会员，接受共产党的领导[9]。 柏林的五金工人采取了行动[10]。柏林市区与郊区有二十五万五金工人，其中有十五万三千人参加了工会，还有大量的工人分散在许多小企业里，这些小企业的工会组织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工人的压力迫使工会就是否举行罢工进行投票表决，结果绝大多数工人都赞成罢工。工会又搞了一次表决，这次连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也能参加，结果赞成罢工的比例甚至还高于上次。最后，工会向最大的六十家企业（共有九万名工人）发出了罢工的号召。老板们马上开始谈判，可到了七月十日，已经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罢工，许多工厂的工人甩开了工会领导层，自发参加了罢工。就在这一天，老板们签订了协议，同意将工资由六月最后一周的九千八百马克增加到七月第一周的一万二千马克。协议中还有一条规定：为了补偿生活成本的飞涨，必须成立一个双边委员会，负责制定物价指数；老板们要求对这一条守口如瓶，以免消息外泄。尽管如此，罢工的成果还是很明显的：在七月三日，老板还不肯接受工会的要求，可是到了七月十日，工人就获得了比工会在七月三日提出的要求还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八的工资[11]。 建筑工人和首都的木工也举行了罢工。在全国各地，共产党在发动罢工与组织复工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不仅经常能在工会会议上赢得多数支持，而且在他们迫使工会领导召开的工人集会（全体工人都能参加）上，他们也常常能得到多数人支持。 七月十二日，正当保卫工资的经济罢工风起云涌之际，《红旗报》发表了响亮的《告全体党员书》[12]。这篇号召书完全是由布兰德勒一个人起草的，在七月十一日的中央局会议上，尽管大家都对此感到很惊讶，不少人还有保留意见，但中央局还是接受了它。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取得的进展，让布兰德勒十分担心，而关于一个会议的报告，又使他大为惊恐——在这个会议上，曾参加极左派、然后又投靠了极右派的沃尔夫海姆大肆叫嚣“枪毙共产党”。布兰德勒希望全党提高警惕，留意到局势的严重性[13]。这个号召书宣称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库诺政府已濒临垮台，总危机的时刻即将到来。法国与比利时正在怂恿莱茵兰的分离主义运动，巴伐利亚眼看就要在极右政府的领导下脱离德国。国防军（至少是巴伐利亚的国防军）还有纳粹冲锋队以及黑色国防军正在蠢蠢欲动，准备在秋收后公然发动内战，进犯工人的萨克森与图林根——那里的左翼社民党政府支持开展工厂代表会运动，并容忍无产阶级百人团运动。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早就被军方首脑掌握得一清二楚，并且还得到了他们的批准；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也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因为就是他们怂恿法西斯分子这么干的；就连社民党的领袖也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但他们却守口如瓶，甘当法西斯分子的帮凶：“我们正在走向真正的战斗；我们必须彻底做好行动的准备！我们要沉着冷静，镇定自若，要用明确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和群众[14]。”没有人能猜到法西斯分子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只有当我们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社民党工人与无党派工人一起斗争时，我们才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反革命。……我们党要提高自己的各种组织的斗志，这样当内战爆发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法西斯分子企图用压倒性的残忍与最坚定的暴力来赢得内战。……只有用红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才能挫败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如果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分子，向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开枪的话，他们会发现我们已经做好了歼灭他们的准备。要是他们胆敢对罢工工人搞十个抽杀一个，革命工人就要对法西斯分子双倍奉还！……不管是谁，只要他真心愿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战斗，我们党就会与他并肩作战。前进！让我们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紧密的队伍！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精神，迎向战斗！[15] 同一期《红旗报》上刊登了中央局的决议，宣布七月二十九日为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日”，到时将在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党在大规模街头示威中的力量，将在那一天得到检验，然后党将以此来影响政治进程，特别是争取让大部分工人支持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向全体党员发出的号召仍然遭到了批评，批评它的人以右派干部居多。布兰德勒后来谈到，当时有个流言：“布兰德勒疯了，他还想再搞一次暴动！[16]” 反法西斯日事件 组织游行示威的决定，肯定是符合中央局的决心的，它决心确保自己对运动的控制，但也要把运动给统一和集中起来。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种示威游行一定会加剧阶级对立。各大报刊马上就跳了出来，大骂共产党：这是宣战，是共产党正在准备发动内战的证据[17]。 党的报刊虽然对此矢口否认，但它发表的要求提高警惕的号召，它始终坚持认为关键时刻一定会到来，必须发动群众，这些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而且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人在准备反法西斯日。只要看一看号召筹备与组织地方性的示威游行的传单，就能发现：共产党已经争取到了许多工会与无党派人士参加它的计划。此外，凡是在共产党能劝服社民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大批的工人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甚至要走在共产党前面。 七月二十三日，德共与社民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游行过程中发生了暴力事件。示威群众强行关闭了商店，阻止公交车运行，并强逼打扮得像是资产阶级的路人举标语牌并喊口号[18]。汉诺威省长（Oberpräsident）古斯塔夫·诺斯克借此大做文章，下令禁止原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在汉诺威省举行的示威游行[19]。中央政府也要求其他各邦照此办理。除了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所有的邦都禁止举行示威游行。普鲁士邦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塞费林禁止了原定于波茨坦举行的示威游行[20]。 中央局内部又出现了过去的种种分歧。他们该不该接受禁令？是否要不顾禁令继续进行示威？如果这么做的话，那该如何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如何避免过早投入战斗？布兰德勒倾向于折衷方案。德共当时确实能从支持它的群众当中，拉起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它还没有赢得任何一个重要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它必须尽量保持克制，以免中了政府的挑衅，简单来说，就是回避检验力量，但又不丢面子。他建议继续使用现在的口号，并在没有禁止示威游行的萨克森、图林根与巴登举行示威，在当地政府没有办法阻止示威游行的普鲁士萨克森[21]、鲁尔和上西里西亚，也要举行示威游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要派持有武器的无产阶级百人团保护游行队伍[22]。费舍则认为，党要是屈服了，就不可能不丢面子，也不可能不失去工人的信任，她坚持要求在柏林举行示威游行[23]。 听命于塞费林的柏林警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共产党在柏林无产阶级当中的影响力远远不如社民党。布兰德勒认定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当中有极左分子，他特意强调，要是中了政府的圈套，柏林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就会在过早打响的战斗中遭到孤立，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布兰德勒在指出这一点后，又略带讽刺地说，只要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能保证示威群众会得到充分的武装保护，中央局就批准在柏林搞游行。布兰德勒的反驳惹火了费舍，她甚至大骂布兰德勒是“法西斯分子”和“冒险家”！布兰德勒退让了，他建议举行一次反对禁止游行的罢工，但这个建议被驳回了[24]。中央局陷入了深刻的混乱之中。资产阶级舆论继续痛斥“布尔什维克灾祸”与共产党企图借示威之机搞暴动，而大部分中央局委员都认为，要是同意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的话，就会落入敌人的圈套，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可是，向禁令屈服的决定实在太重大了，布兰德勒不敢在没有咨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25]。 莫斯科的情况也很混乱。俄共（布）十二大刚刚闭幕。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出席的党代会，列宁在二月六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然后又中了风，从三月九日起全身瘫痪。几个月来，政治局因为经济问题而多次发生冲突。必须对“剪刀差危机”进行补救；托洛茨基建议实行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但遭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反对他的是三驾马车——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他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担任总书记）组成的联盟。在俄共（布）十二大上，三驾马车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显露出来，但前者却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批评党内民主遭到压制、机关势力越来越大、领导干部的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布哈林与拉科夫斯基批评斯大林搞强行俄罗斯化的沙文主义政策。此外，斯大林在格鲁吉亚事件[26]上的所作所为，迫使列宁向托洛茨基提出建议，与托洛茨基联手对抗斯大林，在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前夕，他还向斯大林发起了斗争，致使他同斯大林断绝了个人关系。但由于列宁的缺席，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向他的对手下手，而他的对手却正在政治局里组织反对他的派别组织。 布兰德勒的电报抵达莫斯科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内，都去度假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值班的只有库西宁[27]与拉狄克[28]。保加利亚共产党刚刚重复了德共在卡普暴动期间的错误，宣布他们在斯坦波利斯基[29]的改良主义农民党政府与赞科夫[30]的武装政变之间保持中立[31]。拉狄克认为，德国党应该避免“强行发动斗争”，“不要因为害怕保加利亚发生过的事情在德国重演，而招致一九一七年七月那样的失败”[32]。不过他还是咨询了正在度假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托洛茨基由于缺乏信息而不愿表态[33]。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认为必须反抗禁令，并转告拉狄克： 只有遵循七月十二日的号召书中的路线，群众才会接受共产党的激励，才会在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集结到共产党身边。否则就会重蹈意大利与保加利亚的覆辙。德国共产党的党员当中，犹豫不决的人实在太多了[34]。 斯大林的意见则完全相反。在写给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他宣称共产党应该暂时退却：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不是应当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问题。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如（1）实现和平的保证；（2）土地归于农民这一口号；（3）工人阶级中极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目前，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他们的邻国，而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什么呢？……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是在睡觉；但是，让他们先进行攻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并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表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软弱的。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去鼓动他们[35]。 既然意见不能统一，拉狄克便在二十六日致电布兰德勒：“共产国际主席团建议放弃七月二十九日的街头示威……我们担心，那样做就会中了圈套[36]。” 中央局一致接受了这个立场。除了萨克森、图林根和符腾堡三地，其他地方原定于反法西斯日举行的街头示威游行都改成了室内集会[37]。尽管如此，参加的人还是非常多。在柏林举行了十七场集会，有二十万人参加[38]，在开姆尼茨有五万至六万人参加，在莱比锡有三万人参加，在哥达有二万五千人参加，在德累斯顿有二万人参加，在整个符腾堡有十万人参加[39]。左派批判了他们所谓的投降行径。中央局庆贺自己打乱了反革命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大屠杀的计划。麦耶尔为这个决定辩解说： 如果共产党人真的像政府宣称的那样，要在二十九日发动内战的话，那么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但他们并不想在敌人选择的时候战斗。……德国共产党在二十九日因地制宜地组织了示威活动，从而避免了让党员和工人同情者的生命遭到危险，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怀有革命急躁情绪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个决定是有害的退却；但我们党非常清楚：只有在党公开说出它要做什么、它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它才能在工人阶级中树立影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共产党是群众的党，它的策略，与那些反革命小集团的阴谋与暴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需要阴谋诡计。……它会继续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40]。 八月初的形势 七月末八月初的德国，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此时呼吁冷静下来做好准备，似乎很不合时宜。七月二十六日，《十字日报》写道：“我们无疑正处在另一次革命的前夕——目睹了眼前这一切之后，谁还会弄错呢？[41]”次日的《日耳曼尼亚》指出：“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已经摇摇欲坠。……不满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不管哪里的人心中都憋着怒火。气氛一触即发。只要一颗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这是十一月九日的气氛[42]。”除了共产党的报刊，所有报刊都谈起了“十一月气氛”。 七月二十九日，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在魏玛召开了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保尔·列维、库尔特·罗森菲尔德、五金工会的领袖迪斯曼与柏林五金工人的领袖马克斯·乌里希。列维负责组织会议。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共产党的成功”与社民党的“不可饶恕的过错”[43]。《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会议记录——这种“派别行为”证明了党机关的混乱——并转载了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号召发起打倒库诺政府、反对社民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党的“大联合政府”的斗争[44]。这意味着预先堵死了通过议会解决正在到来的危机的路子，也意味着走上了成立工人政府的道路——列维早就决定要走这条路了。 拉狄克在八月二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面对德国资产阶级的破产：共产党的职责》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的路线。他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正在经受第二次战败，它为了抢先镇压群众起义与革命，不得不向协约国投降。当前局势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共产党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党“几乎就要把全国的大部分工人积极分子给争取过来”，并“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地区、工厂与市镇的社民党人的大多数的支持”。其次，社民党正在衰落：“它已经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因素了。它不再是反革命的关键因素。……它是一群失去了活力的群众。”第三，法西斯运动正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瓦解。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吗？一切似乎都在证明这一点，但拉狄克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宿命论，因为这个问题全都要看党的活动。他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组织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一样。共产党也必须有不一样的组织。”有些人认为必须按照俄国榜样的道路走，他坚决反对这种幻想： 布尔什维克可以靠七万党员夺取政权，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是一盘散沙。我们的德国党至少要有一百万党员——而且还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这么多党员。我们的组织不能是一个竞选组织，而必须是一只握紧的拳头，把它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还有我们的无产阶级百人团——我们的突击队——的铁甲。德国共产党极有可能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就要投入行动。但它必须全力以赴，尽一切努力给自己争取最可能成功的时机。 党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统一战线的机关，与左派社民党人一起建立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并通过这些组织去推广那些能够发动群众的过渡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工人监督生产、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与成立工农政府。与之同样重要的是认真考虑如何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为了使德国摆脱贫困，我们需要工程师、军官与银行职员。” 这篇文章是七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起草的，拉狄克在文章结尾重申，进攻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不要让敌人给我们造成局部的失败。准备不充分的进攻，会在最好的行动时机导致失败。要是敌人主动进攻，他就彻底失算了。我们要做好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挫败敌人的进犯，再打败敌人。但不要过早投入战斗。这就是德国当前的局势。这就是共产党的职责。这些职责要求共产党人付出最大的努力，要求相信自己的力量、能量与热情，但也需要冷静、镇定与良好的战略方案。到了那时候，德国同志就能够说出这句话：“勇敢、勇敢、再勇敢！[45]” 在八月五日至六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兰德勒提交了一个关于政治形势的提案，在这个提案中，他依照拉狄克的分析，阐述了相同的主题。他认为党的任务应该是准备“防御性的革命斗争”。党必须加倍努力，与各工会和社民党成立工人统一战线，这将使德国建立起工农政府。因此，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进行争取仍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的运动，并尽量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下层阶层，就算不能赢得他们的同情，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善意中立。 费舍再次批评了对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机会主义”理解，并指责布兰德勒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胡戈·乌尔班斯尖锐批评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六月采用的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最后的表决中，费舍、乌尔班斯和七位左派投了弃权票[46]。布兰德勒在报告中说，弃权的这七人[47]其实不过是在向他个人表示不满。他引用了费舍的话：“自从莱比锡代表大会结束后，党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反对派的愿望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十分有限[48]。” 然而工人的情绪却越来越急不可耐，七月退却之后引发的不满情绪，更是给它火上浇油。德共的领袖是否真的像爱·哈·卡尔认为的那样，“耗尽了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储备”？德共是否真的像他以为的那样，“没有为行动武装起来，或没有做好行动准备”？[49]还是说，就像拉狄克后来暗示的那样——共产党人只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宣传工作，没有注意到他们身后正在涌起新的革命浪潮？[50]实际上，就在几天后，柏林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罢工浪潮，这创造了全新的政治形势，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与社民党的领导层，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暴风雨的警告 八月八日，国会举行了会议。库诺在发言中要求举行信任表决，并要求牺牲、节俭和辛劳，他的发言不时被共产党议员打断。他的发言刚一结束，社民党议员就要求暂时休会，次日再进行讨论，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德共议会党团发言人威廉·科嫩大喊：“我们听见全国各地都在高喊着一个口号：打倒库诺！[51]” 八月九日，国会继续进行讨论。没被允许进入会场的工人代表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社民党议员宣布他们将在信任表决中弃权。柏林的波尔济希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52]。在开姆尼茨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要求库诺政府下台[53]。经过一番争论后，国会于八月十日举行了信任表决，社民党投了弃权票，共产党投了反对票[54]。科嫩在讲台上号召全国劳动群众“发动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踢开议会，成立工人革命政府”[55]。暴风雨就要来了。 八月十一日黎明时分，罢工从柏林地铁的车间开始了[56]。几分钟后，印刷工人开始罢工，而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小组的倡议下，国家印钞厂的八千名工人也开始了罢工[57]。印钞机停转了，几个小时不到，政府就无钱可发了。波尔济希、西门子等大企业也相继发生了罢工[58]。柏林十一家工厂的工人在决议中重申了共产党的要求：库诺下台，成立工人政府。城市交通完全停止。煤气与电力全部切断。运输工人与电力工人的罢工激起了其他行业的罢工、集会与不断增长的鼓动。汉堡的码头发生了总罢工。克雷菲尔德（Crefeld）与亚琛的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警方进行镇压，造成人员死伤[59]。 各家报纸的午间版均报道了国家银行用完了钞票、关门停业的消息。《前进报》呼吁工人保持冷静。《红旗报》发表了“十五人委员会”的声明： 在每个工厂进行消极抵抗！别再在工资上玩花样了！拒绝破产！赶走放高利贷的！至少给工人和平时期的工资!立刻给每个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发一千万马克，以补偿生活成本的高涨！给工作的人面包吃！接管粮食供应！由工会和工人组织分发食品！建立工农政府！工人们，库诺政府正在把你们拖进深渊，你们必须挣脱它！为了你们的生存，成立所有被剥削者的统一战线！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人自卫组织！[60] 八月十日晚上，柏林工会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社民党、独立党与共产党的代表均应邀出席了会议[61]。社民党的代表是奥托·维尔斯、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与赫尔茨[62]，共产党的代表是费舍、盖施克与赫克特。问题在于工会是否支持自发罢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果得到了工会的同意与公开支持，罢工就能一举扫除库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个有各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工人政府。这与列金在卡普暴动后提出的建议相同，但这次是在工人大举进攻的时候提出的。讨论是炽烈的。这些著名的工会活动家，几十年来一直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比如费舍提到的古斯塔夫·扎巴特[63][64]——都倾向于这个倡议，他们都很清楚，这意味着同资产阶级、乃至工会运动的全部过去决裂。 以维尔斯为首的社民党领袖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罢工意味着无政府、冒险与混乱。政府刚刚向社民党代表团做出了郑重的承诺。它会行动起来的；各大企业已经保证会提供五千万金马克，用来购买粮食，它们还保证提供两亿金马克，用来制止通货膨胀。国会刚刚表决通过了增加收入税和公司税。这一切都能保证经济形势会迅速得到好转，而罢工会毁了它。共产党代表针锋相对地提议，发动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以争取每小时0.6金马克的最低工资、打倒库诺政府和成立工农政府为目标[65]。他们真的希望说服对方吗？我们只要读一下费舍的发言，就难免会对此产生怀疑： 我真希望工人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诸位尊贵的工会委员先生们的发言。你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否则你们就不会满嘴废话了。运动正在外面进行着，它十分强大，问题只是要决定跟不跟你们一起来领导运动，或是甩开你们自己干，甚至干脆跟你们对着干[66]。 维尔斯的意见与政府的许诺令工会领袖大为动摇，而共产党代表的这番表态又几乎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让他们行动起来。最后他们决定拒绝共产党的建议。 八月十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向全体地方委员会发出通知，告诉它们柏林已经爆发了“由消极抵抗与罢工组成的强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它宣布各地代表将在次日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发动为期三天的罢工：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它如何发动，取决于全国各地的运动。……我们收到的消息表明，柏林目前的局势，也存在于全国各地。到处都发生了消极抵抗与罢工。应该有条理地把这些运动整合起来，由我们来领导它们。……我们必须让全德工联的地方委员会来率领这些自发的运动。在运动尚未发生的地方，在运动还处于自发状态的地方，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漫长的谈判上面，工厂代表会必须领导与组织运动。 党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任何不测，特别是要做好被迫转入地下的准备。不过就目前而言，前景可能会是这样的：“库诺政府很可能会被罢工浪潮推翻，然后换上来一个大联合政府。社民党也许会参加这个联合政府，把运动给停下来[67]。” 八月十一日是宪法节，是魏玛宪法的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在汉诺威、吕贝克和诺伊洛德（Neurode）发生了枪击事件。早上十点，挂着红旗的轿车或摩托车载着柏林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们，把他们带到了克列姆斯宴会厅与旁边不远的新世界（NeueWelt）音乐厅，他们是来参加工厂代表会全体会议的。在与工会领导开完会后，“十五人委员会”连夜把各地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召来开会。警察没有干预。格洛特以十五人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罢工[68]。在短暂的讨论后，他的建议就被通过了，一起被通过的还有九个要求： ·库诺政府立即下台； ·成立工农政府； ·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征收粮食，并进行公平的分发； ·立即正式承认工人监督委员会； ·撤销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 ·立即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六十金芬尼； ·立即雇佣失业工人从事生产性工作； ·结束紧急状态，并撤销对游行示威的禁令； ·立即释放工人政治犯[69]。 当天下午，德共把工厂代表会的号召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警察根据前一天通过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允许没收任何鼓吹破坏公共秩序或以暴力推翻现行政体的印刷品），没收了这些传单。社民党议会党团紧急召开会议，针对当前形势做出了几个决定，并企图纠正他们前一天犯的错误。社民党议会党团宣布不再信任库诺，但在维尔斯的一再坚持下，并考虑到了局势的重要性，它又宣称自己愿意参加大联合政府[70]，这个联合政府将会致力于“让富人付出代价”，并把工人群众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库诺政府受了这致命的一击后，便辞职了。 在罢工波及到的每一个工业大城市里，都发生了暴力冲突。格洛特以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总罢工的指导方针：选举罢工委员会、组织监督委员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向各工人政党与各工会呼吁成立工人统一战线，以便准备成立工农政府，用无产阶级百人团去解除法西斯组织的武装，并向士兵和警察开展亲善宣传[71]。 八月十二日，汉诺威、洛特豪森（Rotthausen）与盖尔森基兴的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有三十人被杀。十三日，各地都发生了更多的示威游行和伤亡更大的交火事件。死亡人数为：威廉港六人、汉诺威二十人、格莱什（Greisz）十五人、亚琛十人、蔡茨二十人、耶拿三十人、布雷斯劳一人、克雷菲尔德四人、拉蒂波尔（Ratibor）四人。哈勒与莱比锡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征用了周围农村的牲畜，宰杀之后再把肉分给了工人[72]。 罢工刚一开始，中央委员会就转入了地下，离开了柏林。只有弗里茨·赫克特一个人留在首都，负责同“十五人委员会”联系，协调各地的行动[73]。自从自发罢工把库诺赶走以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小时，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各政党之间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艾伯特以总统的名义，授权德国人民党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组建新政府[74]。四名社民党人入阁：罗伯特·施密特[75]任副总理，希法亭任财政部长，佐尔曼[76]任内务部长，拉德布鲁赫[77]任司法部长。新政府并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它打算同法国谈判，并改革公共财政，“让富人付出代价”，以此来稳定马克[78]。其实，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资产阶级与国会里的资产阶级议员已经被工人的行动吓得不轻，他们不得不做出剧烈而关键的转变。库诺主张的急剧贬值的战略把统治阶级拖到了深渊边缘，它决定后撤了。社民党得到了对大企业采取财政措施、并对极右分子严加管束的承诺之后，便再次同意与资产阶级合作，拯救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施特莱泽曼盘算了一番，认为社民党的入阁至少能给他争取几周的时间，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同外国政府谈判鲁尔问题。 身在莫斯科的俄国共产党也想到了这一点，至少拉狄克是这么写的。他认为，代表着中等资产阶级的施特莱泽曼会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外交困境，并让资产阶级付出代价，以此来改善国家财政。社民党之所以参加大联合政府，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妄想的“中间道路”已经出现在了眼前：采取财政措施结束马克的贬值，使物价回落，同法国谈判，对民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并削弱大工业家的影响。拉狄克断定新总理“是一个经验比库诺更丰富的政客”，他得出结论：危机仍然跟以前一样严重，但是，“尽管如此，施特莱泽曼先生也许代表着一个阶段，一个运动暂停下来，……相对冷却的阶段”[79]。 这也是德共中央局的看法。在长时间的鼓动工作中，共产党一直都在宣传这样的观点：库诺的垮台是成立工人政府的开始。可现在库诺下台了，社民党却选择了参加大联合政府，不肯与共产党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样就不可能成立工人政府了。要让社民党的内部危机继续加深，还需要一些时间。阿尔贝写道：“现在形势稍微缓和了一点。这给了大联合政府一点时间，让他们在对希法亭还抱有一丝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与落后工人面前彻底把自己搞得名声扫地[80]。” 工厂代表会全体会议发动的总罢工已于八月十三日结束。要不要继续罢工？行动委员会是这么打算的，在由格洛特签字的那篇声明中，它号召“扩大”总罢工，并“对大联合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81]。他肯定认为，总罢工现在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足以连施特莱泽曼政府一起打倒，并建立工人政府。布兰德勒后来说道，中央局也想试试这个主意，它曾建议将罢工延长一天。但结果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布兰德勒说，工人认为，既然库诺已经辞职了，考虑到他的后任做出了种种承诺，那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工人不肯行动，就连左派的活动家在工人面前也碰壁了[82]。 中央政治局对复工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波彻尔、皮克与赫克特就反对结束罢工[83]。八月十四日早上的《红旗报》印出了这样的标题：《百万人还在街上，战斗还在继续！》[84]。但《红旗报》这天又出了一期特刊，要求一致而有序地结束罢工。它解释说，在社民党与工会领袖都反对的情况下，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可能会落得手足相残的下场，所以必须尽量避免这种后果发生[85]。八月十五日的《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标题：《斗争已被破坏！准备下一次斗争！》，下面用了一个小标题强调“这只是暂停，而不是结束”[86]。布兰德勒后来在为自己辩解时强调指出，在哈勒、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等党的重镇，罢工并没有发展到柏林的水平。萨克森工人在库诺政府垮台后已经参加了罢工，但他们并没有像柏林同志那样发动经济罢工，而是发动了政治罢工，这是武装起义的开始阶段，而柏林工人并没有达到这一阶段。工人的大军并不总是齐步前进的[87]。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中央局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费舍认为，布兰德勒根本不想发动总罢工，因为没有得到全德工联的批准[88]——这是荒唐的，因为罢工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罢工。乌布利希把没有制定政治目标或没有号召成立工人政府归咎于“中央局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89]。可是，打倒库诺政府确实是罢工所宣称的目标之一，而且它也实现了这个目标，而成立工人政府的条件又确实没有成熟。虽然工厂代表会对复工并不太情愿，但就连左派也不怎么反对复工。费舍并不是个纪律性很强的人，但她也在工厂代表面前为复工辩护[90]，这可能是得到了马斯洛夫的批准[91]。其实，在这次罢工结束时，柏林的罢工工人觉得他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目标：打倒库诺政府。罢工渐渐平息下去了，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仍有零星的罢工在某地或某家工厂爆发。 工人队伍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倦情绪，他们的敌人立刻加以利用。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大约二百名罢工工人被捕，十万多人被解雇。塞费林发布禁令，禁止“十五人委员会”在普鲁士活动，并对“十五人委员会”采取法律手段，“十五人委员会”只好到耶拿避难[92]。所有人都认为，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打倒了库诺的这次罢工，是这“非人的一年”中的主要事件。一些人得出结论：这次罢工最终让工人认识到，任何政策，只要社民党反对，他们就无法推行下去；他们还认为，这次罢工是战后的斗争精神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还有人认为：这次罢工迫使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同社民党结盟，这就为最后的阶段做好了铺垫，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群众转向共产主义。 德国资产阶级的首脑、德共与共产国际的领袖都有各自的分析和期望，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八月十日给库诺投了信任票的那些政党，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就不得不抛弃了库诺，“割肉止损”。金属工业的老板们曾顽固地拒绝接受浮动工资制，后来却急急忙忙地同工会达成了实行浮动工资的协议。共产党领袖从打倒了库诺的罢工中，看出了形势要比他们原先的估测更为成熟。资产阶级忙不迭地做出了妥协，这样才能从国际上腾出手来，扫除革命的威胁。共产党人认为“活跃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要求夺取政权，便匆忙开始了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 [1]出自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对库恩·贝拉的批评：“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8页）。——中译者注 [2]《红旗报》，1923年6月17日。 [3]《红旗报》，1923年6月2日。 [4]《红旗报》，1923年6月7日。 [5]《红旗报》，1923年6月9日。 [6]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52页。 [7]《红旗报》，1923年6月12日。 [8]《红旗报》，1923年6月24日。 [9]《红旗报》，1923年6月12日。 [10]《红旗报》，1923年7月8日。 [11]请参阅梅尔赫尔关于这次五金工人罢工的文章，《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6页。 [12]《红旗报》，1923年7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65—367页。 [13]这里是根据布兰德勒对文采尔与卡尔所作的陈述而写的，安格莱斯在《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58页，注释109）中探讨了这件事。 [14]《红旗报》，1923年7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65页。 [1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65—367页。 [16]《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1页。 [17]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153页）记载了几篇文章，分别发表于7月19日的《日耳曼尼亚》、7月12日的《德意志汇报》、7月14日的《梅泽堡日报》（MerseburgerTageblatt）的文章，它们都痛斥这是“比开进莱茵与鲁尔的法军更可怕的危险”。 [18]《红旗报》，1923年7月24日。 [19]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64页。 [20]波茨坦档案库I，国家内务部，no.13，212，第52页，转引自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153页。 [21]普鲁士萨克森（PreußischesSachsen）是普鲁士邦的一个省，首府为马格德堡。它与萨克森邦不是一回事。——中译者注 [22]《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2页。 [23]同上，第55页。奇怪的是，在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到“反法西斯日”的只有五行字，而且一个字都没提到她自己当时的立场（《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30页）。 [2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2页。 [2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65—366页，注释131）讨论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用电报把自己的答复发给了德共中央局，那这封电报到底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就发出了，还是等开完会之后才发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26]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成立了由孟什维克控制的独立政权。1921年2月至3月，在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的大力推动下，红军出兵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后斯大林提出了将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发生了激烈冲突。列宁对此高度重视，在1922年年底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在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并批评了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但由于列宁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这些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中译者注 [27]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Wilhelm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28]《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dubolchevisme），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库西宁自1921年12月5日起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第320页）。 [29]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Стоименов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年3月1日——1923年6月14日），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земеделскинароденсъюз）领袖，1919年10月6日出任保加利亚首相，1923年6月9日被军事政变推翻，被俘后经残酷折磨被处死。——中译者注 [30]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ЦоловЦанков，187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7日），1910年出任索菲亚大学教授，1923年月6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权，并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政权，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后投靠纳粹德国，1944年出任德国控制的保加利亚傀儡政府总理。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并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31]请参阅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90—200页。 [32]《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 [33]同上。托洛茨基从未质疑库西宁的主张。 [34]同上。 [35]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17页。这封信的俄语原文没有找到，但斯大林承认过这封信的存在（《八月五日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据费舍所述，这封信最早是由布兰德勒及其友人发表在1929年2月9日的《工人政治》上的（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6—347页）。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与《斯大林评传》中都说这封信写于1923年8月7日，这与卡尔所写的并不符合（《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注释1），显然卡尔在写书的时候只参考了《斯大林评传》的美国版。但这封信肯定提到了反法西斯日，因为它提到了“示威”（1969年的法文版翻译成“manifestation”〔宣示〕，这是错误的，应该翻译为“démonstration”〔示威〕），因此它关于布兰德勒的“意图”的论断也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不能把这封信当做是斯大林对拉狄克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而应该是在反法西斯日之后，为他在反法西斯日问题上的立场而向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做出的辩解。 [36]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 [37]霍尔昌斯基，《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第164页。 [38]《红旗报》，1923年7月30日。 [39]霍尔昌斯基，《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第164页。 [40]中央局的声明，《红旗报》，1923年7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78—381页。此时党内各派之间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拉狄克在1926年12月写给蔡特金的信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发生在这时候——而不是在五月布兰德勒去莫斯科“弥补关系”的时候。拉狄克在谈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局选举时写道：“那一年夏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皮克、古拉尔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路特·费舍与马斯洛夫排除掉，布兰德勒并且在一封写给我的私人信里宣布，问题再也不能弥缝下去了。当时，我曾这样答复布兰德勒：我可不能同他们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他终于让步了。”（《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5页；此处借用了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第565页的译文——中译者注）。 [41]《十字日报》，1923年7月26日。 [42]《日耳曼尼亚》，1923年7月27日。 [43]《人民信使报》（Volksbote，蔡茨），1923年7月31日。 [44]《莱比锡人民报》，1923年8月2日。 [45]《红旗报》，1923年8月2日。 [46]《红旗报》，1923年8月8日。 [47]此处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七人”，但经核对《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2卷，第151页），实际应为九人。——中译者注 [48]《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81页。 [49]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8页。 [50]《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14—15页。 [51]《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161卷，第11748—11749页、第11761页。 [52]《红旗报》，1923年8月10日。 [53]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251页。 [54]《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161卷，第11779页。 [55]《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56]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42—243页。 [57]《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161卷，第11770页。 [58]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14页。 [59]同上。 [60]《红旗报》，1923年8月10日。 [61]《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1—342页；《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13页、第21页。 [62]保尔·赫尔茨（PaulHertz，1888年6月23日——1961年10月23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早年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19—1925年当选柏林市议会议员，1920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5月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流亡执委会，1938年与流亡执委会决裂，参加了另一个社会主义抵抗组织“新开端”（NeuBeginnen）。1939年流亡美国，1944年参加民主德国委员会。1949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63]古斯塔夫·扎巴特（GustavSabath，1863年5月1日——1952年11月21日），社民党人，当过裁缝学徒，1887年加入裁缝工会，1888年任裁缝工会汉堡分会主席。1893—1896年任工会全职干部。1896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书记，1902—1919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执委会委员，1919—1928年任全德工联联邦执委会委员，1920—1928年任柏林工会委员会书记、全德工联大柏林委员会主席。1928年退休。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6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1页。扎巴特在1919年至1922年间参加了独立党。 [65]同上。 [66]《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67]中央政治局的第18号政治通知，转引自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328—329页。 [68]埃里希·洛赫勒（ErichRochler）的回忆，收录于《在红旗下》，第212页；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45页。 埃里希·洛赫勒（ErichRochler，1896年6月22日——1984年9月20日），生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当过管道工。1914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德共。1929—1933年担任红色体育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fürRoteSporteinheit）柏林—勃兰登堡地区领导，1933年3月5日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但因纳粹篡权而未能上任，同年10月12日被捕，1934年12月6日被判处两年徒刑，1935年11月获释后重新当了管道工，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于1942年2月4日再次被捕。德国解放后，于1952—1954年担任德国体育委员会摔跤部主席，1957年担任德国体操与运动联合会（DeutscherTurn-undSportbund）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6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04—405页。 [70]《前进报》，1923年8月12日。 [71]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83页。 [72]《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7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2—343页。 [74]古·施特莱泽曼，《遗产》（Vermächtnis），第1卷，柏林，1932年，第88页。 [75]罗伯特·施密特（RobertSchmidt，1864年5月15日——1943年9月16日），社民党政客，1893年至1902年任《前进报》编辑，1893年至1898年和1903年至1918年间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到1930年间继续当选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入阁。——中译者注 [76]弗里德里希·威廉·佐尔曼（FriedrichWilhelmSollmann，1881年4月1日——1951年1月6日），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1年任《莱茵报》编辑，1920年担任《莱茵报》主编。十一月革命后任科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后担任科隆大学客座教授，1951年在美国逝世。——中译者注 [77]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Radbruch，1878年11月21日——1949年11月23日），法学家，一战前曾任大学法律教授，1919年参加社民党，1920—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1年10月26日——1922年11月14日任维特内阁的司法部长，1923年8月13日——11月23日任施特莱泽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6年任海德尔堡大学教授，纳粹篡权后被免职，二战后继续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授法学。——中译者注 [78]《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361卷，第11840页及其后。 [79]《红旗报》，1923年8月27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8期，1923年8月29日。 [8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64页。 [81]《红旗报》（劳西茨），1923年8月1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06—407页。 [82]《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0—31页。 [83]中央政治局8月13日会议上的一个报告，克鲁什在《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297—298页的注释209中简介了这个报告的内容。 [84]《红旗报》，1923年8月14日（早间版）。 [85]《红旗报》，1923年8月14日（特刊）。 [86]《红旗报》，1923年8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07—409页。 [87]《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1页。1923年8月14日的《阶级斗争》号召把已经取得的局部胜利发展为全面胜利，并以这样的口号结尾：“打倒施特莱泽曼！” [8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3页。 [89]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工人运动史》（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第1卷，柏林，1933年，第126页。 [90]《红旗报》，1923年8月15日。 [91]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0页。 [92]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16—117页；《前进报》，1923年8月18日。塔尔海默后来认为：中央局未能立即组织反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1923:EineVerpassteRevolution?〕，柏林，1931年，第24页）。
第三十七章前所未有的前革命形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七章前所未有的前革命形势 ·失控的通货膨胀 ·危机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危机造成的政治后果 ·民族主义的新爆发 ·直面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党人 ·“施拉格特路线” 由占领鲁尔而引发的德国危机，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所经历过的最深重的危机。在一个以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为根基的国家里，贫困变成了普遍现象。几乎全部劳动人口都陷入了绝对贫困状态，小资产阶级也被毁灭了。所有人都失去了一切权利，只有资本和生产手段的占有者仍然享有特权。投机掮客、腐败政客、窑姐龟公倒是大发横财。随着一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蛋，一切民主思想也全都完蛋了。一切所谓的道德观都成了笑柄。简而言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所导致的恐怖景象，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取得了璀璨辉煌的成就，如今一切都倒了个个儿。 失控的通货膨胀 一九二三年危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货膨胀。这并不是新现象。早在一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就马上出现了，在一九一九年，它曾一度得到控制。但从一九二一年起，让马克贬值就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心战略。他们又捡起了以前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财政危机完全是由于出口不足造成的，让马克再次贬值，就能降低成本，增加出口，刺激生产，并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大工业家建议，由他们来代替国家，为货币提供信用，以此来恢复正常的经济形势，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国家为此提供担保。但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存在时，没有一个政府能提供这样的担保。内阁里的资产阶级部长们一再劝诱社民党部长们接受胡根贝格与施蒂内斯的建议，但都被社民党部长挡回去了。 大概是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开始，德国的工业巨头们决定，要让整个形势好转，必须先让它恶化；失控的通货膨胀，能把德国的债务一扫而空，使国家向他们屈服，耗光劳动群众的力量，这样一来，最后主宰局势的就只剩下大资本家了。整个一九二二年，马克都在稳步贬值，鲁尔被占领后，马克就一落千丈了。然而，要准确地找出谁该为马克的崩溃负责、谁应该对此负多少责任，是很困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到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不断扩散的恐慌，还有各项相应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美元能兑换一千马克；到了十月能换二千马克；到了十一月能换六千马克。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一美元能换八千马克，一月十日能换一万马克，到了十五日，就能换五万六千马克了[1]。从那时起，马克就开始了疯狂的贬值，中间有几次暂停，有几次下跌的速度放慢了一点，但每次暂停或放慢之后，紧接着就是越来越快的贬值。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一美元能兑换九万六千马克，到了七月十日能兑换二十万马克[2]。七月二十三日，一美元能兑换四十万马克，到了二十八日就能兑换一百万马克[3]。到了八月七日，美元对马克的汇率跌破了一比二百万；八月九日已达一比六百五十万[4]；九月五日跌破一比二千万；九月六日达到了一比四千六百万；九月七日已达一比六千万[5]。 到了九月二十日，一美元已可兑换三亿二千五百万马克[6]。短短一年时间，马克就只值原来的十六万二千五百分之一了！到了这般地步，数字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市面上有十六亿五千四百万马克在流通。到了八月十五日，仅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总额就达到了一百一十六万四千〇二十五亿四千八百〇五万七千（116,402,548,057,000）马克[7]。印钞厂日夜不停连轴转，甚至还要找私人印刷厂承包一部分工作量：先是印刷面额为一百万马克、二百万马克、五百万马克和一千万马克的纸币[8]，然后又印起了面额五千万马克和一亿马克的纸币[9]。 物价以同样的速度上涨。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一个鸡蛋卖三百马克；五日的价格是四百二十马克[10]；十日的价格是三千四百马克；十一日是四千四百马克[11]；二十七日是七千马克；到了八月五日已经涨到了一万二千马克[12]；八月八日涨到了三万马克[13]。商店先是每天涨一次价，然后是每小时涨一次。大商店还专门雇人在价格表上加〇，他们甚至还常常赶不上实际价格的上涨。其实，只有以黄金或外汇（主要是美元）进行的交易才真正有效。马克纸币实际上已经无人使用，只有在支付工资的时候，才会按照固定比率增加一点数值发给工人。 危机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整个经济机器一点点地、无法避免地失灵了。国家银行不再发放贷款，除非有价值稳定的实物作担保，但它仍在接受已经沦为废纸的纸币作为支付手段，而投机商手上最不缺的就是纸币，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利率变成了天文数字，二十四小时贷款的利率高达百分之百，一月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四百，一年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五千。谁要是敢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超过二十四小时，别人准会以为他疯了。其实，拥有资本的人，谁也不希望拥有任何形式的马克纸币，当然债务除外。农民拒绝出售庄稼。商店空空如也，市场门可罗雀。危机造成了一种真正的国内封锁。城镇居民组织了征粮队，到乡下去袭击农场，抢劫庄稼。 凝聚了大量财富与成就的实际资产、房地产、各种货物与珍稀品，越快脱手，就能赚得越多。这些东西有时能用看起来大得吓人、实际却少得可笑的价钱买下。不识货的人是没有机会弄到它们的。谁要是只有一点点钱，或是拥有无法分割的财产，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但谁要是有足够多的钱，就一定能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钱。大商人、工业家与大庄园主忙得不可开交，拼命买进一切能买的东西。据说施蒂内斯买下了横跨各行各业的一千三百家企业，他自己都承认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多少笔交易。出口业赚取了难以置信的暴利。一方面，极低的租金与工资、实际债务的贬值，使出口业能够把价格压低到无人能比的程度，而另一方面，他们拿到的是外汇。大公司可以把资本以外币的形式储存在国外。他们在瑞士、荷兰与南非设立企业，隐瞒自己的收入，并通过成立无记名的中介公司来逃避禁止资本外流的法律。简单来说，大资本家赚到手的是美元或黄金，而用来支付债务的则是纸——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正好相反，他们完全被掏空了。凡是领年金者、领养老金者，还有退休者或固定进款的持有者，他们一天比一天贫困。一九二三年七月，一个领养老金的人平均能领到一万〇八百马克，假如他敢在领钱的那天就花光这笔钱的话，那么这够他坐两趟有轨电车[14]。公寓楼的房东们发现，他们收上来的房租跟废纸没什么两样。既然什么都没了，他们就只能卖掉了。于是一队队经纪商就带着几千克的马克纸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走了他们看中的公寓楼。办公室的白领职员是按月领工资的，领养老金者所遭遇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他们的工资是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按照上个月的物价上涨指数来提升工资，结果他们这一年的工资贬值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 工人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按周领工资的。“物价上涨”与“工资调整”之间的时间差对他们来说影响没那么大。尽管如此，有时还是很严重的。一个在一九二二年底能拿三千马克的五金工人，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能拿五十万马克，到了七月能拿四百万马克[15]。如果我们把马克换算成美元的话，就会发现，短短半年里，他的实际工资先从三十美元跌到了二十五美元，然后又跌到了十四美元。根据官方的数字，当时的工资是一九一四年的三千三百倍，而物价则上涨了一万二千倍。因此，工人的理论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四分之一[16]。一九二三年八月初，工资比一九一四年高了八万七千倍，而物价则上涨了二十八万六千倍[17]。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商店经常是空无一物。 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这一个星期里，一个有两个小孩的工人家庭的生活成本为每周五百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一十二马克。这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收入，而且还是按照上周的价格来算的……[18]。到了十月，一个矿工要工作一小时才买得起一个鸡蛋，要工作两周才买得起一双靴子[19]。失业在一九二三年头几个月还不算太严重，但后来就每况愈下了：到了九月，五金业的完全失业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点〇六，纺织业的是百分之四点五三，印刷业的是百分之十二点九，成衣业的是百分之十二点六；这些行业的不完全失业率分别为百分之十六点五八、百分之三十六点一九、百分之三十二点〇九和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八[20]。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不断增长[21]。夜间旅社不堪重负。抢劫案的数量增加了几倍。自杀事件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22]。大部分大城市里，由于缺乏顾客，公共交通已经停业。柏林的全部公共澡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停业[23]。德国绝大多数人口就这样被打入了社会底层。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化，不如说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化了。 危机造成的政治后果 通货膨胀抹平了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消灭了工人贵族，让收入最高的技术人员也过上了跟体力工人一样的生活。不分行业，不论技术高低，大家工资都一样了，大家都变得一样悲惨。几百万工会会员还在缴纳会费，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会费都变成了金库里的一堆堆废纸，所以工会全都垮掉了。全职干部都落得跟流浪汉一般的境地，工会的各种福利基金早都一钱不值了。一份报纸定价几千万马克，可是购买印刷用纸的费用却要用黄金支付。由于缺钱，他们连代表大会都开不起了。报纸、杂志、公报一家家地消失了。《新时代》就是这样停刊的，在它的字里行间曾凝聚了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整整一个时代[24]。 社民党的传统工会活动全都停顿了。工会运动失去了力量，集体协议成了笑话。工人群众脱离了工会，他们离去时往往对工会满腹怨气，责骂工会的软弱消极，有时还痛骂工会也是造成这种惨状的同谋。工会与社民党的机关都垮了，国家机关也一同瘫痪了：财产、秩序和法制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么一个深渊里，谁还会在乎什么议会机关、投票权和普选权？就连警察和军队也逃不脱危机的影响。整个世界正在完蛋。就在短短一年以前，人们在分析德国社会时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基本要素，如今全都被破坏了。 尽管社民党的机关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社民党却还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过它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社民党的右翼分子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当成是比正在折磨着德国工人的贫困还要可怕的洪水猛兽，并绞尽脑汁来反对它，但在社民党内，出现了一个多少还有点迷茫的左派，面对右派的攻势，它正在组织反抗。带领这个左派的有来自不同世代的人，有埃里希·蔡格纳这样的“一九一八年的社民党人”，也有保尔·列维与迪斯曼这样的老社民党员。这个少数派召开了几次派别会议，并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公开登场了。比如，列维就宣称：“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问题是：究竟是选择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其他阶级的专政。……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与共产党一起前进[25]。”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社民党内部产生了分歧。统一战线运动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势头最为猛烈，在这两地领导运动的是一些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的工会干部，但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统一战线运动。共产党终于看见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征兆，工人开始大批大批地脱离社民党。季诺维也夫在六月指出： 当前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西欧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尽管在名义上仍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他们基本上已经不再追随社会民主党了。社民党工人现在心里已经倾向我们了：他们正在摆脱社民党，向我们走来[26]。 季诺维也夫认为，“广大工人群众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如今已经“细若游丝”[27]，就算有人不相信这一点，他也无法否认共产党正在取得进展的事实。阿图尔·罗森贝格写了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与历史的书，他在回首往事时，还是会染上一些他以前的同志的那些诗意的幻想，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在一九二三年夏季的德国，人们无比渴望革命[28]。” 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都把选举当作自己的政治体制之本，但当他们想到这场灾难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破坏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选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这场危机期间，有一场选举可以让我们判断共产党的影响力扩大了多少：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农业区的邦议会选举中，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得票数从一九二〇年的一万八千票下跌为一九二三年的一万一千票。社民党尽管已经同独立党右派合并，但它的得票数还是从二万三千票下跌到了一万二千八百票。在一九二〇年会被当成“极左”政党的独立党，当年只得了二千二百五十七票，而现在共产党是首次在这里参选，它在当地并没有根基，可它一下子就得了一万〇八百五十三票，相当于总票数的约五分之一[29]。 我们掌握的有关党员及党控制的各种组织的成员数量，也很能说明问题。共青团在一九二二年秋季有三万名团员，而它现在已经有了五百个地方组织，团员人数超过七万[30]。它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吸引了数十万青年[31]。据说，以开姆尼茨为中心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在一九二二年九月有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名党员，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已经有了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七名党员，并新成立了九十二个地方党组[32]。柏林地委发展了八千名党员，哈勒地委发展了五千名党员，鲁尔党组织发展了三千名党员，图林根地委发展了二千名党员[33]。布莱梅的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34]，中莱茵兰地委在九个月里发展了一千二百名党员[35]。 在党员人数增长的同时，组织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九二三年春季，党坚定地走向工厂，并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使自己能在工厂中树立影响。中央局设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厂党组转变为工厂支部（Betriebszellen）。它有一份刊物叫《党务工作者》（DerPartei-arbeiter），专门登载有关这个任务的消息与指示。开姆尼茨党组织在九月八日至九日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以此为基础改组党组织[36]。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共产党报刊取得的进展也是非常显著的。《红旗报》在七月的印量达到六万份，超过了《前进报》[37]，从六月起，《汉堡人民报》的印量也超过了三万五千份[38]。 不过，能够更好地衡量党所取得的进展的，是党的机关与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数量，在六月是四千个，到了十月已增至六千个[39]。弗里茨·赫克特领导下的工会工作部已经无法有效协调工会党团的工作，便对组织方法进行了改革。党从七月起设立了“红色联盟”，地方上所有工会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的领导人都参加了红色联盟。这样的联盟在七月有一千一百个，到了十月已增至二千一百个，此时工会工作部已经同三千四百六十个市镇里的党团保持着联系[40]。在六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按照雅可布·瓦尔赫尔的估计，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影响着或直接领导着二百四十多万工人[41]。根据赫克特的估计，党当时影响着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的有组织工人，也就是二百五十万人[42]。 建筑工会有五十五万一千名会员和七百四十九个[43]会费收缴机构（centresdepaiementdecotisation）；共产党在这个工会中有五百二十五个党团，在六十五个地方分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六十五个地方分会共有六万七千二百名会员。在二百三十个地方分会中，共产党与改良主义派几乎平分秋色，而这二百三十个地方分会共有三十三万一千名会员。瓦尔赫尔估计建筑工会的会员当中有大约二十六万人追随共产党。 在工会运动中，五金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派的重镇。根据瓦尔赫尔提供的数字，五金工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有一百六十万会员，并有七百五十个会费收缴机构，共产党在五金工会中有五百个党团，支持共产党的五金工人大约有七十二万人[44]。他估计，在二十六个会费收缴机构里，共产党的影响力与改良主义派相当，这二十六个会费收缴机构共有五十万会员。在几个重要城镇——斯图加特、哈勒、梅泽堡、耶拿、苏尔、索林根、雷姆沙伊德等——共产党争取到了这些地方的二十六万工会会员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七月进行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惊人的进展。德共支持的候选人在主要的工业中心都赢得了胜利，获得了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与绝大多数的票数。他们在柏林赢得了五万四千票，而社民党候选人只得了二万二千票[45]；在哈勒，共产党得了二千票，社民党只得了五百票[46]。瓦尔赫尔并没有低估改良主义派对工会的掌控力度，但他还是在六月时宣称：“我们处于在组织上争取工会的正确道路上[47]。” 改良主义工会不是瓦解就是无所作为，而在共产党的积极活动激励下，工厂代表会运动在一九二三年进展神速。工厂代表会十分灵活，它没有脱产的专职干部，而是由基层工人来领导的，比起工会机关的干部，这些基层工人要更接近老社民党的“党信得过的人”传统。它们吸引了工人阶级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最终履行起了工会的传统职能，此外它们还担当起了严格来说应该是政治方面的职能。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起，德共的各种活动就有一部分是通过各级工厂代表会及其代表大会进行的。德共在二千个工厂代表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让德共引以为豪，这些工厂代表会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拥有一万二千名工人的洛伊纳工厂代表会，伯恩哈德·科嫩在这一万二千人当中赢得了百分之六十的票数[48]。各工厂代表会在八月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举行推翻库诺政府的罢工，它自称直接或间接代表了约二万个工厂代表会[49]。 全国的工厂代表会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叫“十五人委员会”，由三十五岁的五金工人赫尔曼·格洛特担任主席。他曾参加革命工长组织，一九一七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多年担任失业工人委员会的组织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并参加了党内的柏林左派。革命工厂代表会运动——也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厂代表会——倾向于采取同样的组织形式：它的基层组织是工厂代表会，每个工厂的代表会都由两个委员会组成，一个代表生产工人，一个代表职员，前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工厂代表会是按照产业与城市组织的，但在一九二三年，德共是按照区和地区来组织工厂代表会的。一九二三年十月，季诺维也夫根据当时他掌握的有关德国的消息，写了这样的话：“在诸如分发食物、支付工资、分配燃料与武装工人等关键问题上，德国的工厂代表会已经参加了进去，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革命即将在我们眼前成熟，而工厂代表会正在成为革命的主要工具[50]。” 同样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并在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厂代表会的倡议下，监督委员会（Kontrolausschüsse）的数量也增加了几倍。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生活必需的食品的价格与房租，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径。它们由包括女工和家庭主妇在内的工人组成[51]，有时也会吸收小商人和工匠参加它们的活动[52]。各地监督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不断进行宣传鼓动，试图发动低薪工人——特别是妇女——去不间断地参加活动。 不过，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倡议，是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ProletarischeHundertschaften）。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忘记武装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在拉特瑙遇刺后的宣传运动中，建立工人自卫组织的口号被再次提出，在鲁尔被占领后的运动中，这个口号开始得到落实。鲁尔地区的德国警察已被驱逐出境，而自由军团又在不断派人潜入鲁尔，所以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在鲁尔是十分必要的，然后全国也都需要建立工人自卫组织了。在德国中部，哈勒的《阶级斗争》率先发出了建立工人自卫组织的号召[53]。三月十一日，当地的工厂代表会召开了代表大会，将这个口号变成了现实。不过，其他地方可能早就成立了无产阶级百人团。三月九日，开姆尼茨的十个无产阶级百人团阻止了民族主义者的一次集会[54]。三月四日，四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在格腊（Gera）举行游行示威，三月十一日，南图林根的四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也在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举行了游行[55]。在短短几周里，这个运动就席卷了全国，五月一日，在传统的柏林劳动节游行中，二万五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戴着红袖章的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工人民兵[56]。 德共十分关注无产阶级百人团。党成立了一个由恩斯特·施耐勒[57]领导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成立与具体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这个委员会很快就成了党的军事委员会[58]。施耐勒不得不谨慎行事；普鲁士邦内务部长塞费林于五月十三日下令取缔无产阶级百人团[59]和一个极右准军事组织[60]，另外几个地区的内务部长也有样学样。结果，无产阶级百人团仅在图林根与萨克森才发展到了较大的规模，那里的左派社民党政府给它们提供了官方保护，甚至还给拨款。波彻尔在六月中旬写道： 我们不是在玩打仗游戏。我们的百人团并没有军事目的。……一旦遭到挑衅或反革命的恐怖袭击时，百人团必须立即做出反应。……武装百人团的问题尚未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这个运动所展现出的力量与决心。否则就成了在无产阶级能有效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之前，就企图武装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的基本条件在工厂中得到实现之前，百人团不能有军事目的[61]。 共产党想把无产阶级百人团转变为“统一战线的机关”，并试图把社民党工人或无党派的工会活动家吸收进来。这自然遭到了社民党领袖的反对，有时候甚至还会遭到共产党自己人的反对，按照波彻尔的话来讲，这些人想把无产阶级百人团变成“为夺取政权而武装起来的部队”。党在报刊与各级代表大会上一再强调，德共反对成立“党的百人团”[62]。 民族主义的新爆发 共产党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要衡量它的进展是困难的。极右民族主义者取得的进展则更加惊人。民族主义的新颖特色，是它的新色彩，它的民粹性——说得更好点，应该是平民性。民族主义组织的核心仍跟一战结束时一样，是自由军团的打手、疯狂的冒险家、仇外分子、反犹分子、没有军装、武器与暴力就活不下去的嗜血野兽、陷入绝望与疯狂的人——他们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大战与漫长的军国主义洗脑所造就的可悲产物。然而，从一九二三年起，民族主义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外貌。随着希特勒与纳粹党的粉墨登场，德国从突击队的时代，转入了煽动家与群众行动的时代。 对他们来说，一九二三年的德国真是个理想的地方。他们可以向跌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几百万小资产者与正在受苦的工人指出，是谁把他们害得这么惨：是协约国的资本家，是异族，是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光荣而无敌的国军背后捅了一刀”的“十一月罪人”，是工会与工人政党的那些“政客”与“大祭司”，他们愚弄了劳动人民，并利用他们强大的组织，瘫痪了劳动人民，再把劳动人民手脚捆起来献给敌人。 从危机一开始，库诺政府就成了一个好靶子；那里有议会制政府、民主、共和国，它是软弱无力而又分散的，总之一句话——背叛！被背叛了的德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民族”；德国的领导人出于对权力的野心，在一九一八年到处蛊惑人心、散播谣言，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们的无耻叛卖，德国才会蒙受耻辱、轻蔑与践踏。要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统一的民族意志，要有“元首”（Führer）的独裁，要有德意志的意志、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要有军队的纪律、力量，要用暴力来拯救与扫荡一切。 一九二〇年，希特勒参加了一个叫“德国工人党”（DeutscheArbeiterpartei）的小党，后来他在党名中加上了“民族社会主义”。这是为了给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加上合身的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性质。一九二三年的危机给他提供了大好良机。现在至少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议会制或共和制政体，也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资本主义制度了。这使他得到了机会，可以使他用口号来阐述自己的策略，并用他的宣传与活动的技巧来给这些口号增光。在战后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当中，希特勒吸引到了不少学生、失业者与小资产者。这个退伍士兵两年前曾是民族英雄，后来又让那些梦想着恢复往日繁华的资产阶级分子大为扫兴，而如今他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最后的希望，唯一能在街头、学校、甚至是在工厂中抵挡共产主义的力量。 在已经极度无产阶级化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共产国际正面交手了。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民族社会主义就是统治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在一九二三年年底，民族社会主义让统治阶级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后他们还会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再次遭遇同样的困境，而那一次他们是在劫难逃了。 纳粹党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有一万五千名党员，它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有六千名队员。一九二三年年初，经过曾参加自由军团的国防军军官罗姆[63]的多方奔走，冲锋队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的支持，与巴伐利亚其他的民族主义组织订立了盟约。一战期间的德国空军英雄赫尔曼·戈林上尉当上了冲锋队领导。南方的政府给冲锋队提供了支持和大量资金，使冲锋队迅速壮大。五月一日，一万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附近举行了游行示威。九月一日，七万名冲锋队员在纽伦堡举行游行，并接受了希特勒与鲁登道夫的检阅。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胜利鼓舞了纳粹党，他们开始叫嚣“进军柏林”。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宣布：“十一月议会就快完蛋了！大厦正在倾覆！整个体制正在崩溃！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要么选择万字（swastika），要么选择苏联的红星；一边是共产国际的世界暴政，一边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纳粹党举行了一场又一场集会，一次又一次游行。各种极右组织拼凑了一个“斗争同盟”（Kampfbund），希特勒成了这个同盟的首领，他的党拥有五万名党员，还有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冲锋队。 这并不是唯一一支准军事组织。早在一九二一年，曾参加埃舍利希恐怖组织的布赫鲁克尔少校在获得国防军的批准后，依靠重工业巨头的资金，在勃兰登堡卫戍部队的军营里成立了“黑色国防军”（SchwarzeReichswehr），它的骨干主要来自勃兰登堡卫戍部队，它得到了大量的军火，并有不少志愿者前来接受短期训练，充当它的士兵。黑色国防军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它却是一支半官方的军事组织，拥有二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拥有专业部队和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直接继承了自由军团的思想；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只等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建立“军事独裁”而冲杀，把德国从“异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直面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党人 从一九二二年年底开始，共产党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总体进展感到焦虑，纳粹党的进展尤其让他们担忧。十二月初，卡尔·贝克第一个发出了警报。法西斯主义刚刚在意大利获胜，而它在德国获胜的可能性并不比在意大利小。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足够广阔的基础，大企业会做出巨大的努力，“让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中立”。但是，社民党导致的幻灭，会让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陷入消极被动的境地，因此，法西斯主义才会成为极其严峻的危险。只有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才能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64]。 几周后，汉斯·蒂特尔写了一篇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文章，指出它已经在德国南部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它得到了一些大资本集团的赞助，并试图争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支持。它鼓吹泛德意志主义与反犹主义，并针对议会制、政党与工会的“大祭司”发起煽动与蛊惑。它在中间阶级当中发展了很多人，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准军事组织。蒂特尔强调指出，纳粹党“意志坚定、财源充足，是一个军事化的政党，并能得到统治阶级的同情”[65]，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组织他们反抗纳粹党。 危机使纳粹党以惊人的速度壮大起来。在柏林和上西里西亚的工厂代表会中，都有纳粹党人当选。波彻尔宣称：“法西斯主义正在工人阶级当中生根。”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武装力量已不足以对付这种新式的民族主义[66]。 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正在苦苦挣扎，企图避免沦为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小资产阶级当中获得了基础。共产党人必须尽快把握这一点。三月二十五日，拉狄克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无力的德国》的文章，他指出，截至目前，共产党人都忽视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进行斗争”，特别是忽视了以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被打垮了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名义进行斗争。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那些现在在革命中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社会阶层，才会投靠了极右阵营[67]。德共两派在莫斯科达成新的妥协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马上就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德国共产党必须让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知识分子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只有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才能保卫德国国土、德国的文化财产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68]。” 五月十七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共产党人尽量尝试把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拉离法西斯主义： 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陷入了迷惘与愤怒之中，我们必须走到正在受苦的他们中去，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除非他们与工人阶级结盟，一起打倒资产阶级，否则他们既保卫不了自己，也保卫不了德国的未来。要战胜普恩加莱和卢绍尔[69]，首先得战胜施蒂内斯与克虏伯[70]。 五月底，德共就卢特贝克向法国占领当局发出的呼吁发表了看法。它向“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呼吁： 一个政府，居然敢以朝廷弄臣的犬儒态度，公然乞求法国将军允许他们屠杀自己的德国同胞，对这种政府，你们会怎么做？我们相信，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民群众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真挚而诚恳的，但他们却被引入了歧途，没有认识到协约国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敌人[71]。 这些呼吁没有得到右派的回应，只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杂志《良知》（Gewissen）对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表扬了几句。尽管如此，这个呼吁意味着一种政策的宣布，这种政策必将引发剧烈的回响。 在六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不是夺取德国政权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六月十二日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只指出了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进展，欢迎德国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的共同行动，对于德国形势他只讲了一两分钟，重申必须把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号召，扩大为争取建立工农政府[72]。波彻尔在发言中只强调了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赢得的成功，以及他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颓唐”。他强调“工人政府可以出自当代民主机关”，并宣称共产党应该“考虑到可能不得不成立工农政府——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联合。议会外的阶级斗争机关应是这种政府的支柱”[73]。 拉狄克没有理睬这些老问题，他特地强调了“民族问题”在德国的重要性： 一家纳粹杂志正激烈地反驳人们对共产党的普通误解；它说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正在变得越来越民族布尔什维克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一九二〇年，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味着靠拢某些将军。而今天，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了一种一致的想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德国。只有我们才能找出带领德国走出现状的道路。把民族放在首位，意味着在德国，就像在殖民地一样，要采取革命行动[74]。 季诺维也夫在答复中也附和拉狄克，宣称《良知》上那篇文章是“巨大赞美”，并证明了党“并没有从合作主义[75]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阶级性质”[76]。六月十五日，拉狄克在讨论过去半年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与德国革命正遭受着威胁。……德国工人已经如此贫困，‘别中了挑拨’这句口号已经彻底失效，显然德国工人阶级将不得不战斗[77]。”由于德国无产阶级不得不同时与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战斗，“形势十分困难”。这下子讨论开始变得坦率而激烈了。诺伊拉特批评了塔尔海默的文章，也就是那篇主张德国资产阶级在国际事务上可能会违背自己意愿、（至少是暂时地）发挥革命作用的著名文章[78]。诺伊拉特还说：“我们必须打倒德国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府。……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如果我们同民族主义者竞争，这些小资产阶级就不会找到通向我们的道路[79]。” 波彻尔回答说，德共已经表现出只有自己才是阶级的革命领导层，只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如果照着诺伊拉特建议的路线走，就会“使法西斯主义大受鼓舞”[80]。亨勒为拉狄克辩护说：“为了打倒库诺政府，党需要群众，必须照顾到群众的思想。”他鼓吹用“活生生的国际主义”来取代“僵硬的国际主义”[81]。拉狄克在答复中强调了德国形势的独特性，“一个沦为殖民地的工业强国的失败”： 在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与技术员将发挥重大作用，如今他们对让他们无产阶级化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全民的仇恨。……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工人党，我们就必须找到一条能够通向这些群众的道路，要找到这条道路，我们就不能推脱自己的责任，而要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拯救民族[82]。 在这些争论后，到了六月二十日，在讨论法西斯主义时，这条新路线才显出了它的全部面貌。蔡特金做了报告，她正生着病，不得不被人抬到讲台上。她指出，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还不知道该如何分析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白色恐怖的变种：“法西斯主义……绝不是资产阶级因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而对无产阶级进行的报复。……法西斯主义是被派来惩罚无产阶级的，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更广泛地开展在俄国所开始的革命[83]。”她认为法西斯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也是资产阶级国家崩溃的征兆。它首先在退伍士兵和无产阶级化的中间阶级当中发展力量。由于社会主义迟迟不能到来而导致的失望情绪，以及对自己的阶级丧失了信心的工人，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看似革命的纲领，迎合群众朴素的感情，并有组织有步骤地使用暴力。意大利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只把法西斯主义当作得到军方撑腰的恐怖主义运动，而没有弄清楚它的社会意义。 蔡特金还说，必须在军事层面上发起反法西斯斗争，但仅靠无产阶级百人团是不足以对付冲锋队的。共产党人要想一劳永逸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就必须把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支持者给争取过来，最起码也得让他们保持中立，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法西斯主义的这部分支持者是对社民党感到幻灭的分子，他们想逃离贫困，共产党人要擦亮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到一个崭新而光明的前景。 在对蔡特金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拉狄克发表了他那番有名的关于施拉格特的讲话： 在蔡特金同志谈到法西斯主义内部矛盾的整个过程中，施拉格特的名字和他的悲剧性命运始终在我的脑中盘旋。当我们在这里决定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忆一下他。德国民族主义的这位蒙难者的命运不应被遗忘，也不能用几句轻描淡写的话敷衍了事。他的命运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给德国人民很多东西。我们不是感情脆弱的浪漫主义者，看见尸体时不会忘记仇恨，我们也不是讲这种话的外交官：“站在坟前时应该讲好话或者保持沉默。”施拉格特，反革命方面一个勇敢的战士，有资格受到我们革命战士的真诚尊敬。……德国的法西斯分子中，谁要是想忠诚地为德国人民服务，却又不了解施拉格特的命运的意义的话，那他的死就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可以在墓碑上刻上：‘走入虚无的浪游者！’[84]” 他介绍了列奥·施拉格特的生平，并向法西斯分子提出： 谁企图在投机商、钢铁巨头和煤炭大王那里当差，奴役德国人民和使德国人民卷入冒险，谁就会遭到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人的抵制。他们将对暴力回以暴力。我们将以一切手段同由于不理解而与资本的走卒们同流合污的人作斗争。但是我们认为，巨大数量的具有民族主义思维的群众属于劳动阵营，而不是属于资本阵营。我们想要并且将寻找接近这些群众的道路，我们将找到这一道路。我们将竭尽所能不让施拉格特这样的准备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视死如归的人成为走入虚无的浪游者，而是走向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使他们的真诚的热血不是白白流洒、不是为了煤炭大王和钢铁巨头的利润盈利而流洒，而是为了作为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员的伟大的德国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流洒[85]。 “施拉格特路线” 拉狄克的这番讲话，标志着德共开始采用所谓的“施拉格特路线”。拉狄克后来又写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条路线，在这些文章中，一个人恐怕得是高度近视——或怀着严重的偏见——才能找到一丝半点企图同纳粹主义勾结的想法[86]。比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一期《红旗报》上撰文写道： 法西斯暴动将是工人阶级与德国的大难，德国共产党人有义务同它斗争，有必要的话，还要拿起武器。但德国共产党人同时还有义务去劝说法西斯分子当中正在与贫困化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告诉他们共产主义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引导他们走向胜利道路的指路明星。……以为我们可以只靠手中的武器就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种想法是荒谬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只为了工人的小块面包而进行的斗争。它一直在试图成为大地上的受苦人的明亮的灯塔。……社会民主党犯下的最大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摧毁了人民群众的力量[87]。 共产党做了系统的工作，试图同纳粹分子，尤其是同纳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大学生进行讨论和公开辩论。他们在报刊上开展了论战或谈话。雷文特洛夫[88]伯爵在《卫国者》（Reichswart）上对拉狄克做了答复，然后弗勒利希又答复了雷文特洛夫。莫勒·范登布鲁克[89]随后在《良知》上撰文向拉狄克讨教，拉狄克也答复了他[90]。德共根据这些来往信件，加上雷文特洛夫和拉狄克后来写的文章，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关于施拉格特的讨论》，并尽量把它系统地传播到纳粹党员及同情者手中[91]。共产党演说家在哥廷根、耶拿与柏林的大学里，就“施拉格特为什么会死”这个题目，向民族主义听众发表了演说，费舍在柏林宣称：“将要解放德国的巨人就在这里：它就是德国无产阶级，你们也是它的一分子，你们应该与它站在一起[92]。”八月二日，雷梅勒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十日，一位纳粹党演说家也向共产党听众发表了演说。雷梅勒对纳粹分子说：“他们告诉你们，共产主义会夺走你们的一切。可正在夺去你们的一切的正是资本主义！[93]”这些交锋往往对共产党有利，八月十四日，纳粹党领袖决定停止论战[94]。 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加紧向受到危机影响的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特别是军官与警察开展宣传工作。一九二三年三月，为了影响知识分子，德共成立了“国际工人救济会之友协会”（BundderFreunde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hilfe），马克西米利安·哈登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文化界名人在参加者名单中赫然名列前茅[95]。《红旗报》发表了题为《脑力无产者的贫困化》[96]与《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社论，指出了医生、律师、教师与公务员的困境：“没有了德国工人阶级，德国知识分子就要死亡。德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97]。” 这些工作似乎没有取得较好的结果，德共的影响力很少能超出工人阶级。然而，反对共产党的人——以社会民主党为首——却经常利用这个新策略所隐含的危险。有时候，共产党演说家为了取悦听众，会向听众做出危险的让步，虽然这些让步仅仅是口头上的，但社民党总是会利用施拉格特路线大做文章，痛斥这条路线意味着共产党与纳粹分子的合作。雷梅勒在八月十日向纳粹分子发表演说后，《前进报》对他大肆抨击，骂他居然对纳粹分子说，与其跟社会民主党结盟，共产党更愿意跟纳粹党结盟，也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愿意跟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结盟[98]。 《前进报》还指责费舍居然在柏林公开发表反犹言论[99]，从此产生了一个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歪曲误解。在法国，一战期间曾因其社会沙文主义思想而臭名昭著的萨洛蒙·格伦巴赫在《人民报》[100]上发表文章，对此大加渲染，企图挑起法国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法国工人反对德法两国的共产党人。这场宣传攻势收到了一些效果，这是法国共产党在开展声援德国工人的运动时，在工人阶级当中遭到孤立的原因之一。瑞士共产党人昂贝尔—德洛在通信中记载了这一点[101]，这对法国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法国党的一些党员对这个运动也表现得不够情愿[102]。 然而，“施拉格特路线”还是得到了全党上下的接受，德共左右两派都没有对其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它符合了时代的需求，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虽然它在实践中有些时候走了样。当时，没有一个德国党的领袖不承认这一点，波彻尔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我们党必须重新考虑一下对法西斯运动所应采取的立场。过去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军事组织的阶段，只考虑到用包括以无产阶级的暴力来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在内的手段，来保卫工人阶级。组建自卫组织是共产党宣传的基础。显然，这是不足以抵挡法西斯主义的，它是一种具有社会内涵的政治运动。我们还得在思想方面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我们首先要亮出自己的看法，举出自己的防止民族灭亡和经济奴役的方法，然后指出法西斯主义扮演的角色是资本的工具[103]。 在一九二三年中期，共产党认为争取群众是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必要前提，而“施拉格特路线”是争取群众的唯一方法。布兰德勒发表了题为《通往深渊之路》的文章，简要阐述了德共在这个时候的政策与展望，并特别解释了党的两个重镇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其中的地位： 德国经济与国家政权的崩溃，造成了独特的形势，正如在萨克森与图林根那样，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阻止监督委员会、无产阶级百人团等斗争机关的成立，但无产阶级又还不能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因为它在资产阶级的德国当中遭到了孤立。……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是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变成政治斗争，这样他们就能像一九一九年那样打垮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有义务去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阴谋，当矿工和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时，或是遭到法西斯进攻时，共产党有义务依照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制定的要求，去建立一个联合运动[104]。 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底，德国共产党人完全相信，由危机造成的德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无产阶级内外的影响力，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支持这个观点。在六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出把夺取德国政权作为当前任务。季诺维也夫宣称：“德国处在革命的前夜。这不是说，离革命剩下一个月或者一年。也许，需要长得多的时间[105]。” [1]《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期，1923年2月14日，第83页。 [2]《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各地确切的汇率为：在但泽为1:266000，在纽约为1:276000，只有在柏林为1:187000。 [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4]《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1期，1923年9月8日，第535页。 [6]《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0期，1923年9月5日，第528页。 [8]《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9]《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2期，1923年2月9日，第75页。 [11]《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 [12]《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3期，1923年8月7日，第470页。 [1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4]同上。 [1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16]若尔日·卡斯泰郎（GeorgesCastellan），《魏玛德国》（L'AllemagnedeWeimar），巴黎，1969年，第156页。 [1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8]《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3期，1923年8月7日，第471页。 [19]《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2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21]《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2期，1923年2月9日，第75页。1923年柏林的无家可归者比1922年多了40000人。 [22]1923年6月，仅柏林就发生了2700起抢劫案和150起自杀事件（《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2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0期，1923年9月5日，第528页。 [24]最后一期《新时代》发行于1923年8月23日。 [25]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4期，1923年9月18日，第560页。 [26]格·季诺维也夫，《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Unfaitnouveaudanslemouvementouvrierinternational），《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0期，1923年6月8日，第337页。季诺维也夫给出了一个例子，在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示威游行中，实际参加的人数达到了共产党员的两三倍。 [27]同上，第338页。 [28]阿·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起源与历史》（EntstehungundGeschichtederWeimarerRepubl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405页。 [29]同上，第407页；《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 [30]《从三大到四大：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报告》（FromThirdtoFourth:aReportontheActivitiesoftheYCI），第39页。 [31]乌雷曼，《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第39页，第130页及其后。 [32]莱·瓦格纳，《论1923年春季与夏季的萨克森群众斗争问题》（ZurFragederMassenkämpfeinSachsenimFrühjahrundSommer1923），《历史学刊》，第2期，1956年，第256页。韦伯给出的相应数字则比较多，分别为19432人与30584人，但这也体现出了同样迅猛的进展（《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73页）。 [33]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69—376页。 [3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50页。 [35]《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36]《战士报》，1923年9月11日，转引自瓦格纳，《论1923年春季与夏季的萨克森群众斗争问题》，第256页。 [3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4页。 [38]公共秩序国家专员的第92号报告，1923年6月，转引自海因茨·哈贝丹克（HeinzHabedank），《1923年汉堡起义史》（ZurGeschichtedesHamburgerAufstandes1923），柏林，1958年，第75页。 [39]同上，第69页。 [40]同上。 [4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ProtokollderKonferenzderErweitertenExekutiv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Moskau,12-23Juni1923〕），汉堡，1923年，第196页。 另请参阅：瓦尔歇在1923年6月19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问题的副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38页。“瓦尔歇”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 [42]《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8页。 [43]法文原文与英文版均为“749个”，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37页）中却是“794个”，由于未能找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无法判断哪个数字才是正确的。——中译者注 [4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95页。 另请参阅：瓦尔歇在1923年6月19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问题的副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37—238页。“瓦尔歇”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 [45]《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97页。 [46]威廉·艾尔西尔（WilhelmErsil），《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AktionseinheitstürztCuno.ZurGeschichtedesMassenkampfesgegendieCuno-Regierung1923），东柏林，1961年，第149页。 [4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96页。 另请参阅：瓦尔歇在1923年6月19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问题的副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38页，略有修改。“瓦尔歇”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 [48]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75页。 [49]同上，第245页。 [5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7期，1923年11月2日，第662页。 [51]请参阅本书第二十七章。 [52]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136页。 [53]《阶级斗争》，1923年2月28日。 [54]赫尔穆特·加斯特（HelmutGast），《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DieproletarischenHundertschafteralsOrganederEinheitsfrontimJahre1923》，《历史学刊》，1956年，第3期，第447—448页；《战士报》，1923年3月10日。 [55]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48页；《战士报》，1923年3月15日。 [56]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95页。 [57]恩斯特·施耐勒（ErnstSchneller，1890年11月8日——1944年10月11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战前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1916年被提拔为军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为士兵苏维埃委员。1920年参加社民党，卡普暴动后参加德共（斯）。1921年参加三月行动，曾同情列维派。1923年负责起义的筹备工作，指挥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后来曾参加过中派与左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局委员，负责军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积极参加“反托洛茨基主义与卢森堡主义的斗争”。参加了台尔曼的领导层，但在维托夫事件后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32年10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集中营。1939年6月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领导了集中营内的德共秘密组织。1944年8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德共组织被破坏，施耐勒在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后遇害。——中译者注 [58]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7页；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33页。 [59]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98页。 [60]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84页。 [61]《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62]同上。 [63]恩斯特·尤里乌斯·君特·罗姆（ErnstJuliusGüntherRöhm，1887年11月28日——1934年7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8年军校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三次负伤，晋升为上尉。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协助希特勒组织纳粹党与冲锋队。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的监禁，但立刻获得假释。1930年担任冲锋队总司令。纳粹上台后，以罗姆为首的一派主张实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并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国防军的强烈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清洗冲锋队，开始了“长刀之夜”，罗姆于次日被枪决。——中译者注 [64]贝克这篇文章起初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后来转载于《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5期，1922年12月9日，第720—721页。 [6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01期，1922年12月30日，第763页。 [66]《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67]《红旗报》，1923年3月25日。 [68]《红旗报》，1923年5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07页。 [69]路易·卢绍尔（LouisLoucheur，1872年8月12日——1931年11月22日），生于北部省鲁贝市（Roubaix）一个富裕的新教家庭，曾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1908年创建西宝建筑公司（SociétéGénéraled’EntreprisesS.A.），1916年12月担任负责炮兵与军工的副国务秘书，1917年9月——1918年11月担任军备部长，1918年11月——1920年1月担任工业重建部长。1921年1月——1922年1月担任解放区部长。1924年3月——1924年6月担任贸易、工业、邮政与电报部长。1925年11月——1926年3月担任财政部长。1928年6月——1930年2月担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中译者注 [70]《红旗报》，1923年5月1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22页。 [71]《红旗报》，1923年5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35页。 [7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35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6月1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44—45页。——中译者注 [7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55页。 另请参阅：伯切尔在1923年6月1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6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伯切尔”在本书中译为“波彻尔”。——中译者注 [7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66—67页。 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没有找到拉狄克的这段话，只好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75]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社团主义”或“组合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鼓吹通过各阶级之间的合作来调和阶级矛盾，意大利法西斯党上台后，也建立了企图在法西斯国家的绝对统治下调和劳资矛盾的合作主义体制。——中译者注 [7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01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26页。奇怪的是，这里提到“拉狄克同志已经在会上讲了德国一份法西斯报纸的声明”，但在前面没有找到拉狄克这段话。而且“并没有从合作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阶级性质”这句话也不见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只好根据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7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27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国际政治形势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52—153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德国工人阶级正在经受最大的危险，德国革命也与它一起经受这一危险。……工人阶级的灾难如此之大，对党而言不可能局限于口号：勿让自己被挑唆。它不得不进行斗争。”——中译者注 [78]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三章。 [7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2页。 另请参阅：诺伊拉特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57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推翻德国资产阶级、成立工农政府、同苏维埃政府结盟，并且也许在工人阶级胜利（如果不是别的结局）后再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同法国帝国主义达成某种妥协，这就是应走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不仅能够进行成功的斗争，而且很可能把成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广大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一边，不是如果我们试图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竞争，他们就和我们一起走，而是如果我们在任何转折斯克都坚定不移地宣布毫不妥协的国际主义。”——中译者注 [8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4页。 另请参阅：伯切尔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59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伯切尔”在本书中译为“波彻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德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发现这一矛盾和表明自己是现在唯一有能力恢复国家独立的那个阶级的革命领袖。……诺伊拉特的政策的结果，将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极大加强。”——中译者注 [8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7页。 另请参阅：亨勒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62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但是为了推翻库诺的政府，共产党需要广大群众。所以它应该利用这些群众的思想。……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应该不是宣传‘不可调和的国际主义‘，而是采取生命攸关的国际主义，像俄国共产党所能采取的那样。”——中译者注 [8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47—148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3年6月16日的第八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71—172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小资产阶级和技术知识界的广大群众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无产阶级化的事实，而面临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对派的工人政党，而是夺取政权的工人政党，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到通向这些群众的道路。并且我们多半能找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不怕承担责任、如果我们说：是的，只有我们——工人阶级，能够拯救国家。”——中译者注 [8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05页。 蔡特金在1923年6月20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48—249页。——中译者注 [8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40页。 此处译文参考了何式谷翻译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12页上的部分译文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会议记录》第284—285页上的部分译文。《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是当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一部小说的题目。主人公是一个自由军团士兵，在反对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斗争中被杀死。——中译者注 [8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44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3年6月21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会议记录》，第289页，中译者借用了该书中的译文，并根据何式谷翻译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14页上的部分译文作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86]对拉狄克的文章做出这样的解释，其源头来自当时法国报刊上开展的宣传攻势。费舍的书（《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对这种解释推波助澜。 [87]《红旗报》，1923年7月27日。 [88]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艾纳尔·路德维希·德特雷夫，雷文特洛夫伯爵（ErnstChristianEinarLudvigDetlev,GrafzuReventlow，1869年8月18日——1943年11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参加德国海军，1899年因与法国女人结婚而被迫退役。退役后当了记者，活跃于右翼知识界。一战期间在战时新闻报道局工作。1920年创办《卫国者》（DerReichswart），在1923年曾与拉狄克有过接触。1924年退出德国民族人民党，成立了德国人民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Freiheitspartei），1927年退出人民自由党，参加了纳粹党。——中译者注 [89]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ArthurMoellervandenBruck，1876年4月23日——1925年5月30日），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作家，对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很大。1925年自杀。——中译者注 [90]详情请参阅雷文特洛夫，《答拉狄克》（MitRadek），《卫国者》，1923年6月30日；莫勒·范登布鲁克，《走入虚无的浪游者》（DerWandererinsNichts）与《现实》（Wirklichkeit），《良知》，1923年7月30日；拉狄克，《对〈良知〉的答复》（DemGewissenzurAntwort），《红旗报》，1923年8月16日—18日；《与苏维埃俄国结盟的条件》（DieVoraussetzungdesBündnissesmitSowjetrussland），《红旗报》，1923年9月2日。 [91]卡·拉狄克、保·弗勒利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莫勒·范登布鲁克，《关于施拉格特的讨论》（Schlageter:EineAuseinandersetzung），柏林，1923年。 [92]《红旗报》，1923年7月29日。 [93]转引自《共产主义公报》，第41期，1923年10月11日，第625页。 [94]《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Beobachter），1923年8月14日，转引自上书。 《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机关报。——中译者注 [9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6页。 [96]《红旗报》，1923年7月22日。 [97]《红旗报》，1923年7月26日。 [98]奥托·文采尔（OttoWenzel），《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Die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imJahre1923），柏林，1955年，第116页，注释21；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1页，注释66。 [99]1923年8月22日的《前进报》指责费舍，说她宣称“所有批判犹太资本的人”都是“阶级战士（Klassenkämpfer），虽然他们还没有自觉”，还说她大喊“是的！把犹太资本家都吊死在路灯上……但是……像施蒂内斯那样的大资本家呢……？”。按照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18页）与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0页，注释62）的说法，费舍没有立即在《红旗报》上发表更正，但在一周后，她才在《红旗报》上发表更正，指出《前进报》在一个次要之处歪曲了她的原话。二十多年后，她写道：“我说，只有在一切资本家，犹太的和非犹太的都包括在内，成为同一攻击对象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赞成向犹太资本家作斗争”（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5页，注释①）。 [100]《人民报》（LePopulaire)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01]昂贝尔—德洛致季诺维也夫的信，6月14日、9月6日、9月20日、9月22日（《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91—199页）。 [102]在1923年9月29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昂贝尔—德洛写道：“比方说，莫纳特就认为，德国党走上了社会党在1914年走过的那条路”（同上，第198页）。罗斯默并没有质疑拉狄克的分析，而且他似乎是很赞成拉狄克的，但他在谈起施拉格特发言时也写道：“拉狄克的演说无疑是雄辩的，但这并没有减轻工人活动家的担子，这些活动家已经给自己的活动定下了经过仔细斟酌的方向。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眼睁睁看着纳粹党取得的进展而仍无动于衷的社民党领袖来说，这篇发言真是太重要了，他们很庆幸能抓到这个一个借口——看起来很完美的借口——他们能利用这个借口痛斥‘共产党与法西斯领袖的勾结’”（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224—225页）。 [10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104]同上，第359页。 [105]这段话是根据俄语速记报告第103页翻译过来的，卡尔在《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78页也引用了这句话。但这段话的德文版却有些差异：“德共是一个阶级政党，但从革命党的类型来看，它必然是一个处在革命前夜的革命党。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插曲发生，但斗争的来临却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01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26页。——中译者注
第三十六章德共的党内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六章德共的党内危机 ·统一战线在萨克森的成功 ·濒临分裂 ·新的莫斯科妥协 ·党的团结在愈加紧张的局势中得到了恢复 鲁尔被占领了，当地工人阶级被同外地隔绝起来，这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引发了德共的新一轮党内危机。才过了几周时间，过去的争吵又再次出现了。 统一战线在萨克森的成功 一月十日，萨克森的社民党政府垮台，这给德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趁机大张旗鼓地发动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宣传运动。萨克森社民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只想与邦议会里的民主党议会党团建立议会联盟，但部分左派主张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这样的左派联合政府就能在邦议会里占据过半多数。共产党系统地在各个城镇与工厂组织了工人集会。在这些集会上，人们充分地交换了对政府问题的看法，共产党人提出的立即在萨克森成立工人联合政府的要求，经常能赢得包括一部分非共产党人在内的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经常出席社民党的集会，并介绍自己的主张。他们每次都获得了可观的票数[1]。 在社民党左派的压力下，萨克森社民党执委会勉强同意在三月四日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就在这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德共在《红旗报》上向萨克森社民党提出了一个“工人纲领”。这个纲领的主要要求有：无偿没收前王室财产；把工人武装起来；对司法、警察和行政机关进行清洗；对反革命组织采取严厉措施；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扩大代表会的权利；没收闲置的工厂；发行强制公债；由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监督物价等等[2]。在非常代表大会上，尽管右派领袖得到了迪特曼的支持，但左派还是赢得了胜利，非常代表大会以九十三票对三十二票通过决议，拒绝与德国民主党结盟，并授权成立一个以格奥尔格·格劳佩为首的“九人委员会”，同德共进行谈判[3]。 共产党随即再次提出了他们以前曾向旧的社民党领导层提出过的那些建议：把工人武装起来；通过工厂代表会对工业实施全面监督；解散邦议会并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社民党左派没有接受，他们跟自己的前任一样，不愿做出更多的让步，由政府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萨克森向着“苏维埃化”迈出了一步[4]。共产党不想把事情做绝；于是共产党便收回了解散邦议会和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要求，并宣布：他们愿意在邦议会中支持社民党的一党政府，但这个政府不能让右翼领袖布克参加，并且还要着手允许组建工人自卫组织，成立由工厂代表会的代表组成的、咨询性的“工人议会”（Arbeiterkammer），并大赦政治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九日，萨克森社民党扩大会议接受了这些要求，就在同一天，尽管遭到了莱比锡代表的反对，共产党也接受了这些要求[5]。三月二十一日，萨克森邦成立了新政府，由埃里希·蔡格纳任总理、利布曼[6]任内务部长、格劳佩任劳工部长；邦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对新政府投了赞成票，这样它就在邦议会中得到了多数支持[7]。波彻尔代表萨克森共产党人对新政府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走向成立工人政府和武装工人的一步。资产阶级议员随即退场抗议他们所谓的蔡格纳政府的“布尔什维克纲领”[8]，德国各大报纸也立即对蔡格纳政府发起了口诛笔伐的风暴。 三月二十二日，德共政治局批准了萨克森党组织的决议，并决定开展全国性的宣传运动，宣扬萨克森事态[9]。然而，《红旗报》在三月三十日发表了来自柏林和柏林—勃兰登堡的好几份决议，它们批判萨克森党组织的政策是“机会主义”，同一期《红旗报》还刊登了萨克森党组织领导层的答复[10]。 濒临分裂 德共左派认为，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意见的转变，只是一个次要事件，因为他们认为社民党左翼跟右翼都是叛徒。但对德共领袖和拉狄克而言，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证明了他们的路线的正确性。拉狄克为此给英语读者写了一篇文章： 社会民主党目前仍是德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人会对此觉得不满意、不舒服，但不管人们对它是什么态度，这就是现实。有人会跟着列维走……有人会拿起武器，跟这些叛徒战斗，然后遭到失败，就像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共产党一样。也有人会日复一日地教育无产阶级，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来同这个可耻的事实斗争[11]。 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马上就被带到了德国最紧张的地区——鲁尔。德共八大结束后，费舍就去了鲁尔，专心组织当地的左翼派别，经过她的努力，当地的左翼变得愈加强大了，甚至还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破坏了党纪。她认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消极抵抗”的伎俩，党的任务应该是推动工人前进，促使工人占领工厂与矿山，并夺取政权。她依靠着工人运动中强大的工团主义传统，以及党内外的极左流派，企图使鲁尔工人共和国的思想起死回生，三年前，这个思想曾经激励了工人同卡普暴动作斗争。 按照费舍的看法，“一个莱茵—鲁尔工人共和国将成为革命的基地，从这里，一支工人大军将开入德国中部，在柏林夺取政权，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12]。”这个前景，对那些曾支持“工人联合会”的极左派而言极有诱惑力，并在矿工当中得到了响应，如果费舍的话可信，那么，连党的领导人当中都有人赞同，鼓吹这个前景的人主要有约瑟夫·艾普施泰因，他是鲁尔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13]。但是，中央局的支持者在施托尔岑堡和瓦尔特·施特克尔的带领下，坚决反对这个思想；施托尔岑堡是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委领导人，施特克尔当时是占领区地方局负责人，他还得到了埃森五金工人的支持。 在整个鲁尔地区，这两派的支持者斗得不可开交，这是因为多数派仅占微弱多数，而且形势十分艰难。在埃森举行的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委代表大会上，两派首次公开交锋。费舍与恩斯特·台尔曼[14]都是外地人，当地党员并不熟悉他们，但支持左派的那些地方党组不顾施托尔岑堡的反对，将他们选为代表，让他们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撤销了他们的代表资格，但同意让他们参加大会的工作，并允许他们分别代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与汉堡—瓦塞尔坎特地委发言。费舍抓住这个机会，向中央局的“机会主义”方针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她指责中央局一心想同社民党达成协议，争取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就是证据。对于鲁尔地区，她提出了一个当前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夺取工厂、由工人监督生产、在占领区成立工人民兵等要求。她坚持认为，目前，打倒库诺政府的号召就是对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表达，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准备手段。她痛斥布兰德勒的支持者是“民主之友”——在当时的德共里，这是很严厉的指责——并放出狠话，说她已经做好了发动分裂的准备，她甚至宣称：“总有一天，所有的同志都会跟着我们，把那些支持民主、眼睛死盯着魏玛宪法不放的人统统赶走[15]。” 费舍的老对手蔡特金站了出来，她支持施特克尔和施托尔岑堡，反对费舍。她批评了左派，说左派的分析根本不符合德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假如左派的路线付诸实施，就要重蹈盲动主义冒险的覆辙，这会导致鲁尔无产阶级过早发起进攻，最后会陷入孤立而失败。她还警告说，占领军的特务正在试图同当地的活动家与领导人建立联系，如果按照左派的号召去做，就有可能正中占领军下怀。最后，中央局的支持者以六十八票赞成、五十五票反对而险胜[16]。 党再次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在鲁尔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反对派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且他们意志非常坚定；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在鲁尔的行动，以及费舍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一切都表明危机已经极其严重，眼看就要爆发。中央局陷入了不安之中[17]；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中央局发出了言辞温和但态度明确的警告，它的题目是：“必须停止！”它指出，早在埃森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对派的一系列行为都在危害党的团结。中央局不想压制讨论，但无论用什么理由、什么特殊情况来为分裂辩解，它都会坚决挫败一切挑唆分裂的企图[18]。次日，中央局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刊登了费舍的一篇文章，同时还刊登了布兰德勒的答复[19]。 布兰德勒在同一天出席了在开姆尼茨举行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并发出了郑重的警告： 中央局将再次尝试同反对派达成一致。我们希望绝大多数支持反对派的同志会真诚地寻求拯救党的方法，回到我们当中。可是，……我们不能容忍已经发生在地委代表大会上的事情一再发生。在行动中反对党的实际口号，将其换成已被我们否决的其他口号，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会毁了革命斗争的纪律。谁敢违反，谁就是党的敌人，必将遭到严惩[20]。 左派的领导人当中，至少有几个人听进了布兰德勒的警告。艾普施泰因被中央局撤职，换上了比较温和的左派彼得·马斯洛夫斯基[21]。四月十日，四名左派干将——阿图尔·埃维特（中央局委员）、汉斯·菲弗尔（中央局委员兼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书记）、格哈特·艾斯勒[22]（路特·费舍的弟弟，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地委领导干部）与海因茨·诺伊曼——宣布同反对派的领袖划清界限，批判了费舍与马斯洛夫的提纲的本质，并拥护党的“集中”[23]。诺伊曼是《红旗报》和《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部成员，也是秘密机关成员，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会说俄语。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执委会中，这个“中派”的支持者赢得了十票，而左派的极端分子则赢得了二十四票[24]。四月二十二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邀请中央局和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前往莫斯科，与俄共（布）的领袖一起开会[25]。 新的莫斯科妥协 三月九日，列宁第三次中风。共产国际执委会试图在五月初的莫斯科会议中解决这次危机。中央局的代表是布兰德勒与波彻尔，左翼少数派的代表是马斯洛夫、费舍、台尔曼与格哈特·艾斯勒[26]。俄共（布）的代表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与拉狄克[27]。我们无从得知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28]。它做出了一个冗长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着重宣布：“分歧源自德国革命的进展缓慢，以及各种客观困难，这些困难同时引发了各种左的和右的偏向[29]。” 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了德共八大的决议，认为其中一些说法犯了“右倾”错误，比如利用社民党工人的“幻想、偏见和需要”，或是“资产阶级国家中可以利用的权力工具”可能用于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些错误解释了“健康的无产阶级力量对其感到不满……便倾向了极左主义”。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说道，尽管如此，中央局同极左倾向的斗争是正确的，比如在鲁尔，极左倾向可能会导致“孤立的斗争……党可能会遭受重大失败”，又比如在萨克森，极左倾向可能会把党与“正在走向我们的广大工人”隔绝开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说道：“中央局首先要同右派分子作斗争，消除导致左派产生革命的猜疑情绪的原因，只有这样做，它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才能成功[30]。” 在未占领区尚无任何革命运动、或法国占领军中仍未出现任何瓦解的迹象时，就在鲁尔采取占领工厂的行动，这种做法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既认可了党对蔡格纳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但又对党未能把在萨克森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同在整个德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成功结合起来表示遗憾。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接受了德国资产阶级同凡尔赛和约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有利于瓦解资本主义欧洲的观点，但它又提醒人们注意，德国资产阶级仍在向无产阶级发动阶级斗争，德国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败协约国。德共的任务应该是向那些被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耐心解释：“只有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才能保卫德国国土、德国的文化财产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31]。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这个决议，为了进一步保障这个政治协议得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在《红旗报》的半月特刊上进行公开讨论；左派领袖停止在那些他们没有影响力的地方进行宣传[32]；右派领袖要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建议，让在德共八大上没有被选入中央局的左派领袖补选进中央局。 党的团结在愈加紧张的局势中得到了恢复 中央局和左派好不容易达成了妥协，而国际形势在五月里变得紧张了，这也有助于加强党内的妥协。五月二日，福煦元帅正式访问波兰，并检阅了军队。五月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33]侯爵就所谓的苏联间谍在波斯、阿富汗与印度的活动，向苏联发出了最后通牒。五月十日，一个白俄在瑞士暗杀了苏联外交人员沃罗夫斯基。苏联国内也是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季诺维也夫写道，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死硬分子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鲁尔事件、寇松的最后通牒、沃罗夫斯基的遇害以及福煦元帅耀武扬威的访问，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34]。” 五月十三日，德共在柏林发起示威游行，抗议暗杀沃罗夫斯基和进攻俄国的计划，吸引了约十万人参加[35]。五月十六日，十五万群众参加了大规模的火炬游行，为即将被送回莫斯科安葬的沃罗夫斯基的遗体送行，维克托·塞尔日[36]后来写道：“这次游行标志着革命动员时期的开始”[37]。全体中央局委员与拉狄克、李可夫[38]、苏联大使克列斯京斯基[39]都参加了火炬游行。拉狄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呼吁德国劳动群众保卫俄国革命[40]。五月十六日与十七日，中央委员会连续开了两天的会。布兰德勒在会上发言，着重指出了国际形势的严重性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危险，然后会议就只简单地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为了贯彻莫斯科协议，费舍、盖施克、台尔曼与柯尼希被补选入中央局[41]。看来，双方已经按照拉狄克在会议次日提出的公式，达成了一致；拉狄克是这么写的：“我们目前还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必要的前提条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决心进行革命——尚不存在[42]。” 但就在第二天，鲁尔的局势又发生了剧变。弗兰茨·达雷姆写道：“饥饿迫使狼走出森林，迫使矿工走出矿山，迫使车工走出工厂[43]。”施蒂内斯的代理人大量购买外汇，导致物价暴涨，马克的行情一落千丈。工人不顾工会的阻挠，自发进行了罢工，德共在控制罢工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自发的罢工运动从五月十六日开始，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但它缺乏足够的威信，无法制止时不时在街头爆发的骚乱。最后，到了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局在埃森与中央罢工委员会同时召开会议，同意按照加薪百分之五十二·三的条件复工。左派也同意这个决定，工人迅速复工了[44]。 此时，共产党人对需要通过谨慎的方法来解决德国革命的问题，似乎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觉得革命形势已迫在眉睫的，还有其他人。五月二十六日，就在盖尔森基兴爆发首次冲突后，杜塞尔多夫行政区副区长卢特贝克（Lutterbeck）博士给法国将军邓文[45]写了信，请求允许德国警察进入占领区恢复秩序： 像盖尔森基兴这样的事件只会对敌视国家的势力有利。还会有新的麻烦发生，而秩序——文化与生产必不可少的基础——正遭受着被长期破坏的威胁。……工业区对我们而言太复杂了，我们不敢冒险，让一座城市里的火星变成一场大火……莱茵河或德国国境都阻挡不了这场大火。这是威胁着全世界的危险。如果法国最高统帅部继续坐视暴动扩散，就会使人以为法国希望德国政府垮台……不惜把鲁尔交给暴民，让他们发动一场威胁整个欧洲文明的暴乱。这种把戏也会危及法国自身。占领军并不完全是由冷冰冰的物资、步枪、机枪与坦克组成的。使用这些武器的是有眼睛有耳朵的士兵。他们会铤而走险，从鲁尔把危险的种子带回法国本土，让它们生根发芽。 面临着这些危险，我冒昧地指出，假如法国最高统帅部放纵无政府状态不管的话，它就要为此承担重大的责任。假如它自己不肯动手，那它至少有义务让德国当局接手，让德国当局来完成自己的职责……。我斗胆提醒一下，在巴黎公社那时候，德军司令部可是全力为法国当局的镇压行动提供了便利的[46]。 [1]莱蒙德·瓦格纳（RaimundWagner），《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DerKampfumdieproletarischeEinheitsfrontundArbeiterregierunginSachsenunmittelbarnachdemVIIIParteitagderKDP），《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3年，第651页。 [2]《红旗报》，1923年3月2日。 [3]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653—654页。 [4]同上，第655页。 [5]同上。 [6]赫尔曼·利布曼（HermannLiebmann，1882年8月18日——1935年9月6日），1905年参加社民党，1909年至1912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记者，1913年至1933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莱比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8年至1923年当选莱比锡市议员。1919年至1933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上台后被捕入狱，因在狱中受尽折磨，出狱后不久即逝世。——中译者注 [7]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357页。 [8]请参阅蔡格纳的原则声明，《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VerhandlungendesSächsischenLandtages1923），第717—720页。 [9]转引自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657页。 [10]《红旗报》，1923年3月30日。 [11]卡·拉狄克，《革命的严峻考验》（TheCrucibleofRevolution），《共产主义评论》（CommunistReview），第3卷，第11期，1923年3月，第533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05页。 [12]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95页。 [13]早在1914年以前，艾普施泰因就是鲁尔的激进派领袖之一。他曾于1919年被捕入狱，获释后定居科隆，1921年，他当选为中莱茵兰地委书记，取代了列维的同伴达雷姆，然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组织才干，把中莱茵兰建设成了左派的坚固堡垒。他身边有一支能干的队伍：彼得·米费斯（但此人后来被揭露出是警方的奸细）、教师凯尔夫、威廉·弗洛林（WilhelmFlorin）。在莱茵兰的其他地方，在多特蒙德党组织领导阿图尔·柯尼希、比勒菲尔德的克特尔、鲁尔工厂代表会委员会书记汉斯·科尔维茨（HansKollwitz）等人的率领下，左派也拥有强大的力量。 彼得·米费斯（PeterMieves，1897年1月11日——1939年4月16日），生于科隆一个工人家庭，曾在国营铁路（Reichsbahn）当机修工。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1922年任德共中莱茵兰地委领导。1921年当选为德国铁路工会（DeutscherEisenbahn-Verein）科隆分会主席，但由于开展共产主义鼓动而被开除出会。1921—1925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21年的共产国际三大。1926年被指控为奸细，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32年申请重新入党，当地党组织要求他先“证明自己”。此后积极参加了科隆的反法西斯斗争同盟（KampfbundgegendenFaschismus）的活动。1933年5月被捕，1934年1月获释。1939年7月16日因胃癌病逝。——中译者注 维利·凯尔夫（WilliKerff，1897年5月1日——1979年4月19日），生于亚琛一个矿工家庭。在师范学院就读期间接触社会主义运动。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亚琛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加了社民党。1919—1920担任小学教师。1920年参加独立党，同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担任德共科隆组织全职干部，1923年任组织主任，1924年任中莱茵兰地委政治书记。1924—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5年10月任德共图林根地委政治书记。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9月获释，1935年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936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38年3月24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9月获释。1943年在红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员。1947年6月返回德国，同年9月在勃兰登堡州经济部任教员，1949年4月任勃兰登堡州内务部信息处处长。1952—1960年任柏林当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4月19日在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威廉·克特尔（WilhelmKötter，1902年3月29日——1957年11月3日），生于比勒菲尔德，当过公司职员。1920年参加德共，积极参加了德共比勒菲尔德组织的活动，1923年任德共比勒菲尔德区委书记。1923年年底被捕，后越狱，1924年5月再次被捕，被监禁四个月。1925年再次担任德共比勒菲尔德区委书记，同年参加极左反对派。1926年被调往中央委员会工作。极左反对派分裂后，领导其中的折中派集团。1927年8月返回比勒菲尔德，再次担任区委政治书记。1930年6月24日被开除出党。此后退出政治活动，依靠经营香烟店为生。纳粹篡权后曾数次被监禁。二战结束后再未加入任何政党，但仍然保持共产主义反对派立场。1957年11月3日在比勒菲尔德逝世。 汉斯·科尔维茨（HansKollwitz，1893年8月13日——1948年11月14日），生于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12—1914年四处打工，1914年应征入伍，因伤退役后在爱尔福特、马格德堡和柏林等地当木工。1914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参加了柏林大罢工。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8月—1923年初担任汉诺威省党组织书记。1923年担任鲁尔地区工人代表会委员会书记。1924—1925年参加左派，担任德共鲁尔地委组织主任，1926—1929年担任德共东普鲁士政治书记。在1927年德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9年3月担任德共中莱茵地委政治书记，1930年4月被判处监禁三个月。1931年4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两年，1931年1月26日获释，2月再次被捕，1935年获释。此后以木工为生，并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德国解放后，担任德共波美拉尼亚政治书记，1945年8月担任德共梅克伦堡州委书记，统一社会党成立后担任梅克伦堡州委委员，1948年在罗斯托克逝世。——中译者注 [14]台尔曼是纯正的无产者，他比谁都更能代表汉堡左派。但汉堡左派的真正领袖是乌尔班斯，在1923年，《汉堡人民报》的编辑菲利普·邓格尔是乌尔班斯的左右手。 菲利普·邓格尔（PhilippDengel，1888年12月15日——1948年3月28日），出身于酿酒师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军，被提升为中尉。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参加德共（斯），并担任《红旗报》编辑，1922年担任《社会主义共和国》编辑，并进入中莱茵兰地委工作。1923年任《汉堡人民报》编辑，并参加了汉堡起义。1925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7年返回德国，次年逝世。——中译者注 [15]《红旗报》，1923年3月29日。 [16]同上。 [17]请参阅在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有关费舍的态度的讨论，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7页，注释82。 [18]《红旗报》，1923年3月30日。 [19]《红旗报》，1923年3月31日。 [20]《红旗报》，1923年4月1日。 [21]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1页。 [22]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Eisler，1897年2月20日——1968年3月21日），出生于莱比锡，1901年随家人移居维也纳，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8年11月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1年移居柏林，在《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9年间参加调和派，1929年至1936年曾在中国和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8月在巴黎被捕，1941年越狱后逃往美国，1947年被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离开美国，返回民主德国，在宣传机关工作，1956年至1962年任民主德国国家广播委员会主席，1967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23]《论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ZurLageundzudenAufgabenderPartei），《国际》，第10期，1923年5月15日，第228—234页。这篇文章之所以发表在中央理论刊物上面，是因为《红旗报》在1923年4月8日至21日被禁止发行。 [2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8页。 [25]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62页）指出，这封信是在《关于我们与反对派的分歧的材料》（MaterialzudenDifferenzenmitderOpposition）中找到的，但这本书我们无法查阅。 [2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0页）只提到了前三人，没有提到她弟弟。但1923年5月13日的《红旗报》提到了格哈特·艾斯勒，《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09页上的一个注释也提到了格哈特·艾斯勒是代表之一，这不太可能是偶然的疏忽，也许是因为费舍认为她弟弟“背叛”了左派。 [2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0页。 [28]这次会议的记录并没有公开，只有费舍对此做了简述，她的简述似乎不太可信。 [29]《关于德共党内分歧的决议》（ResolutionzudenDifferenzeninderKPD），《红旗报》，1923年5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02页。 [30]同上，第303—304页。 [31]同上，第304—307页。虽然决议中的这段话可以当成是费舍所谓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的基础，但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1页）却写道：“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一次又没有被提及”。 [3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08页。在1923年初，左派似乎真的动摇了右派的一些重镇。中央局把特派员派去陷入争论的各个地委，这暴露了它的焦虑：汉斯·蒂特尔就是因此被调离符腾堡，到图林根上任的，他在图林根被选为政治书记（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34页）。 [33]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NathanielCurz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30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34]《真理报》，1923年5月16日。 [35]应该提醒一下，当时在柏林有大约30000名共产党人。 [36]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Львович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37]维·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MemoirsofaRevolutionary），伦敦，1967年，第168页。 [38]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39]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0—1937年担任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1937年3月—5月担任第一副司法人民委员，1937年5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63年7月6日平反。——中译者注 [40]《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 [41]同上。 [42]《红旗报》，1923年5月18日。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79页）从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集的德共在1923年至1924年的档案材料中，引用了鲁尔的一位左派领袖昂格的发言，他批评了中央局的机会主义。 [43]《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4期，1923年6月1日，第824页。 [44]《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IXParteitag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abgehalteninFrankfurta.M.vom7bis10April1924），柏林，1924年，第11页。 [45]若瑟夫—西里尔—玛格德莱娜·邓文（Joseph-Cyrille-MagdelaineDenvignes，1866年4月27日——1941年12月21日），一战期间担任法国驻马德里大使馆武官。一战结束后担任协约国驻莱茵黑森省最高委员会委员，192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担任杜塞尔多夫中央民事办公厅厅长，1924年晋升为少将，同年退役。——中译者注 [46]《红旗报》，1923年5月29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4期，1923年6月1日，第825—826页。
第九章放洋与路过巴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九章放洋与路过巴黎 晴天霹雳——冒名护照——海景——“乐哉鱼乎！”——“走会飞兽”——南洋——从象，犬，马的精神作用看出哲学家的谬见——华侨——海上霸王——过关——初到法国的整个印象——梁启超与“科学破产”——刀的罪过——“伏尸百万”——近二百年来欧洲历届战争的死伤率——世界大战死伤表——“扎硬寨，打死仗”与攻坚——“夫子自道”——留学生中的彼疆此界——“西洋面包”的解剖观——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的比较——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的三大趋势——价廉物美的人肉市场——“欲其为我詈人也”——防制女性的“守宫砂”——惨无人道的“阴户锁”——“初夜权”的保存与滥用——周围三尺的大蛋壳——一夕话 我自领到一千元的稿费后，即去找率领各省学生赴法国里昂的W先生，询问买船票等事。他告诉我说： “你不是里大的学生，同赴法国，须将回国路费三百元缴存某银行，法领才肯签字。缴款事因你不在，无人负责，所以没有替你办护照，现在距开船期只有三天，要补办也来不及。” 我在广州时本托W先生代办护照，今竟发生意外，不啻一个青天霹雳！因问他道：“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护照一定不能去么？” “自然，但浙江有一个学生已办有护照，不愿意去，你如果肯冒险，拿了他的护照，也许可以混过去。” “这样很好！那怕到马赛不能登岸，要退回来，我也是愿意的。” 计划既定，我便付出不上百元的船费，托人买一张四等船票，和几十个赴法的男女学生同乘法国邮船博图斯号离开上海了。 这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八月间的事。迨船抵香港，几个朋友拿了护照一看，见上面的相片和我的面貌完全不同，而头发一项，相片上系向两遍披的长发，我是剪了所谓陆军头的短发，由这个显著的异点，更容易找出其他不同之点，因此都不主张我冒险前去，就是同船中好些P．K．大学的同学，也有劝我在香港登陆的。至于赞成我前去的，简直没有一人。我久具出国之志，今既上船，绝对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不到黄河心不死”，还是鼓勇前进。但心中到底有点不自在，尤其是每到一个埠头，看见旅客上岸，须查验护照，而且非常严厉，使我惴惴不安，不独因此丧失登岸的权利，且连带想及将来抵法时，如经同样严厉的检查，必无幸免。因此当同船的学生个个豪兴勃发，自命为乘风破浪，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却如待决之囚，时常要悬想自己将来的命运。这种滋味真令人难受。 凡寄居陆地的人一旦乘船飘海，当感觉一种异样的风味。在那波涛万顷，海阔天空的当儿，眼见沙鸥点点，上下飞翔，游鱼阵阵，跳跃水面，不觉心旷神怡，说不出的快乐。但有时茫茫海面，好像一大荒原，深蓝色的水不啻凄惨的象征，容易引起游子愁思，并感觉意外的弧寂；尤其是当着惊涛骇浪，或晕船吐呕的时候，觉得海上生活，十分辛苦。有时天朗气清，风平浪小，忽见巨舶三五，迎面而来，疲敝的精神又为之一振。有时于日间赤帝施威，热不可耐之后，继以月朗星稀的清夜，此时万籁俱寂，只有船身与水相搏，奏出一种自然的微妙的音乐，耐人寻味，遂于不知不觉之间，幽然而入睡乡了。总之，海上旅行，变幻多端，殊富诗意，为人生不可不历之境。否则一读尼采（FriedrichNeitzsche）与王阳明的《泛海诗》，也可以想见海上境界的奇突和雄伟了。 尼氏的诗道： “一切的一切光怪陆离地闪烁着， 到午昼便无精打采地睡觉； 苍天啊，只有你的目光 风驰电掣般照耀我！” 王氏的诗道：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我们幼时读《诗经》，就知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但从未听见说过鱼能飞行的。一日在甲板上闲眺，竟看见尺许长的小鱼一群飞行海面，高至数尺，真是有趣。询诸老于航海者，谓此系飞鱼，又名文鳐鱼。后当风浪险恶之际，有飞鱼一尾被浪打在船面，取而视之，其背苍黑，其腹白，鳞圆大，胸旁两鳍较长于本体，恰如鸟之两翼，故能飞行。这种小鱼容易为巨鱼所捕食，经过自然淘汰的作用，才使两鳍异常发达，在危急时，借飞行水面以避仇敌。迨习惯既成，而此海阔天空之中即任其所之。庄子谓“乐哉鱼乎”，此语如真能表现鱼的情状，那飞鱼当更加快乐啊！ 我后来研究生物学，才知道不仅鱼能飞，即兽也有能飞的。除掉常见的蝙蝠外，如飞松鼠飞猴之类，都能飞翔。在另一方面，如非洲的驼鸟，南洋群岛的食火鸡，新西兰的鸭鸵鸟，南美洲的“盆基”（Penguin）鸟〔企鹅〕都只能疾走而不能飞翔。普通所谓飞禽走兽，和它们完全不相符合，要反过来说“走禽飞兽”才合实情。 其实特殊种类的禽兽还不止此。鸟类不仅生于陆地，并且生于水中，如水喜鹊常在水下讨生活，火地（TiérradeiFuego）海峡所产的海鹰善潜水，善游泳，又善飞翔。兽道亦然，如鲸鱼生活于海洋中，而鼹鼠且生活于地下。它们的种类在生存竞争中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异，才具有现今的特性，而适于特种的生存。 一种小小的飞鱼引出我这两段话，并非故炫新奇，不过是要灌输一点生物学的常识，免得大家少所见多所怪罢了。现在当再回转去讲一讲沿途的见闻。船经西贡和新加坡，都停泊两三日，除掉抵埠时须由警政机关查检在此登陆者的护照外，所有过客后来均可自由出入，因此我也获得观光的机会。 这两个地方都在热带，每年只有干湿两季。干季自十一月起至四月止，燥热异常，湿季自五月至十月止，时常下雨，气候较为温和。热带植物的茂盛迥非温带所能比拟，而其种类也大不相同。人民因天然物产丰富，易于谋生，气候终年酷热，难于动作，故不能进取，而文化程度甚为低落，任凭资本主义国家的宰制，无可如何。 我在幼年时，常听见祖父说，安南贡象至北京，由我地附近经过，到处有人赶去观看，旁观者的伞呀，其他物件呀，一经落在地上，即被象用鼻子卷去给象奴了。此次在西贡，看见象的动作十分灵敏。每见游客行近，即屈一膝为礼，向之乞钱，得钱后，用鼻端拾起，掷诸三丈外的看管人处。此人即视钱之多少，分别予以香蕉和椰子浆等等。但游客有时不肯一破悭囊，象必再四屈膝行乞，至最后仍没有希望，便将鼻孔中的涎沫喷在他们的脸上或身上，藉以泄愤。 这样知情意的表现就是象的精神作用。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以为只有人是有理性的，其他动物都谈不到这一点；大哲学家如笛卡儿和康德等甚至倡言精神为人类所独有，其它动物未尝具此。其实所谓精神不过是一切体质动作的和谐，没有什么神秘。所谓理性不过是一种思考的能力，并不稀奇。象倘若没有精神与理性，能够表现那样的动作么？ 又如犬马都有显著的精神作用。西洋的牧羊狗能看管羊群，不使离散，否则即咬着羊的腿拖回来，纽芬兰有一种狗能游泳水中，拯救落水的孩子，瑞士有一种狗能用颈带着酒食和救急药品跑到阿尔卑斯山（Alps）的深雪中去拯救迷路的旅客。至于马，凡看过马戏的人都知道其动作的巧妙，变化的神速，与音乐的节拍，丝毫不爽。曾有一个德国人教几匹马学文字，居然成功，就是算术的加减乘除，也算得不错。这不比世界上许多野蛮人不懂计算，甚至于不懂四以上的数目高明得多么？认人类以外的动物没有精神和理性，岂非梦呓？！ 凡行经南洋的人对于华侨多有种种的记载。我现在也要来说几句。论他们的人数，约有八百五十万，以广东福建人为多，计越南泰国等处三百五十万，英属（殖民地三州，保护地四州）二百万，荷属三百万。他们的类别从工商业资本家起，至车夫苦力止，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然他们都直接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比内地更为厉害。 梁启超游新加坡等处的记录说：“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大矿的么，中国人。种大橡皮园的么，中国人。大行号么，中国人。杂货小贩么，中国人。苦力么，中国人。乞丐么，中国人。计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州，中国人约二十六七万，欧洲各国白人合计不过六千八百人。”可是这面英国国旗正是宰制中国人的符号，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大权都操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手中，中国的劳动者固是他们的奴隶，即中国的资本家也等于他们的附庸。人数虽多，没有多大的作用。 此外，沿途所见，印象良多，举其大者而言，约有两点。第一，从香港愈向西行，则人种的颜色愈黑，如越南人，马来人。印度人（原系高加索种）和黑人是，而此等有色人种均系文化落后的弱小民族，无不受白种资产阶级的宰制与压迫。第二，沿途一切形胜之地都为英帝国主义所占据，如红海口的亚丁（Aden），地中海的马耳他（Malta），英国均筑有炮台，驻兵防守，以为控制海洋之计，它得称雄海上，实由于此。 船行四十二日，才抵马赛，同行的人于风尘劳顿之余，得达目的地。都欣欣热有喜色，惟我则因难关在前，殊不能作乐观。迨我跟在众人的后面，跑到验护照处，查验员竟因人数众多。且误认均系里大学生，对于我所持的护照，未经对验，即行签字。第一重难关算是轻轻逃过了。 登岸后，遇着一位老留学生，所说：“法国人办事向来马马虎虎，所以你能混入，如在英国。必无幸免。西洋人对于东方人的面貌不易辨别，因此寄居欧洲的国人常拿着别人的护照出外旅行，可以通行无阻，但像你和护照上的相片相差这样远，恐怕有些困难。”既是这样，我的护身符终久不会灵。后来还是由W先生代为致书驻法公使馆，伪称我的护照于登岸后遗失了，请补给一张，这个悬心吊胆的问题才告解决。 我在马赛没有逗留，一直乘火车赴巴黎，在该处遇着P．K．大学的几位同事，到各处浏览几天，正如走马看花，未能详细观察，但整个的印象是：凡科学发达的国家，一切的一切都较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为进步，中国今后的进展全仗科学的继续灌输，而人类将来的解放，更有赖于科学的发扬光大。因为科学是万能的，只有拿它做工具，才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段正相反对的话： “当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当梁氏于游欧后发表这一段话时，国内一般缺乏科学素养的玄学鬼羣起附和，并推波助澜，大叫“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毕竟胜过西方文化！”“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世界！”一唱百和，风动一时，直至现在，余波尚存（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的《申报·自由谈》犹载有‘物质文明为人类衰减之先导，唯佛老之学足以挽救之’等呓语）。对于思想界发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实有驳斥的必要。今特借此机会，加以矫正。 梁启超本系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绝非自出心裁的思想家，而他的最大的缺点是满脑子装着中国素无条理的玄学思想，未尝受过科学的洗礼，关于这一点，他上面的一段话表现得最为清楚。 第一，无论何种科学现正在发展中，没有能够自夸完全成功的，凡稍有科学常识的人类都能知道。梁氏却认定各种科学现已成功，丛分它们造成‘黄金世界’，而其唯一的证据是：‘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以此去说明科学的成功，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第二，即退一步，假定各种科学已有相当的成功，然却被各国握有统治权的资产阶级所利用，以为互相雄长和压迫工人之具。如理化科学所发明的炸药，不用以凿山通道，而用以毁灭人物，数理科学所发明的飞机，不用以乘客载货，而用以攻击敌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绝对不是科学之罪，而是利用科学不以其道者之罪。梁氏不明白这一点，竟大叫：“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这种议论赛克斯（BillSykes）对于自己杀人事件的理论，毫无二致，他说：“陪审诸君啊，这个旅行商人的头确被砍下来了。但这种事实不是我的罪过，乃是刀的罪过。”现在试问梁氏把此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在科学的身上，与赛克斯把杀人的责任归在刀的身上。有什么区别？ 梁氏如仍在世，必定本诸下意识的作用，说道：各国的资产阶级利用科学为杀人的工具固为事实，然假使没有精深的科学造成炸弹，飞机，绿气炮，潜水艇等武器，列强虽从事战争，也断不致于死伤如此之多，所谓“我早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科学岂能辞其咎？！ 我以为像这样的议论不独梁氏会洋洋得意地提出，并且还是现今中国智识界多数人所异口同声倡导的，因此不得不详加探讨，以明真相。 凡战争中死伤人数的多寡，与武器的良窳，战术的优劣，统帅的贤愚，军队的强弱以及天时地利，运输交通等，在在有关，固不能执一端以为测验的标准。然我们统观中外古今关于战争的记录，也可以看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战争中的死伤率非常之大，及至近代，科学愈加昌明，死伤率便逐渐减少。中国古代描写战争，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等语，又古诗中有：“老恨匈奴不息兵，五千豸甲丧胡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句，可见昔时的战争死伤非常之多，甚至于弄得全军覆没。 然这不过是一些抽象的说法，让我们再考查事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大屠杀。《战国策》载： “白起率数万之师……越韩魏，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如雷。” “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 “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 ”苏子遂将而与燕人战于晋下，齐军败，燕得甲首二万人。……遂将以与燕战于阳城，燕人大败，得首三万。” “韩魏相率与兵甚众，君（指武安君）所将之卒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 战国时这几个小小的国家一经交锋对垒，死亡动辄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这便是古代战争死伤最多的铁证。 可是一至科学发达的近代，情形便不相同。中国自应用枪炮以来的战争，每次死伤的人数，虽然无从查考，然在西洋却可以提出数目字来。今特列举如下： （一）大腓特烈时代（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战争的死伤率平均为全体将士百分之三三·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一七，战败者占百分之三○。 （二）拿破仑时代（一八○四至一八一五年）战争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九，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十二，战败者占百分之二六。 （三）俄波战争（一八三○至一八三一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八·五，内中占用者占百分之十二，战败者占百分之二三。 （四）意大利战争（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五·五，内中战胜者中百分之三，战败者占百分之八。 （五）古里米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一二，战败者占百分之一八。 （六）意大利战争（一八五九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三·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一○，占败者占百分之一七。 （七）普奥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二，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八，战败者占百分之一六。 （八）德法战争（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二·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八，战败者占百分之一七。 试将上列八次战争的死伤率加以比较，虽非完全递次减少，然总的趋势固是如此。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的死伤数却又别开生面，今特列表如下： 有一，二国的军队总数及伤亡总数无从查考，故我们不能从上表窥及全豹，单就表中三数均备的各国的总和计算。其死亡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二·七弱，死伤率为百分之五四弱。这诚为近代战争中一个空前的数目。然却不能因此归罪于科学——即归罪于武器的精良。我们知道，在军火的发展与增加中，从路易十四时（一六四五年）起至大腓特烈时止，战争的死伤率固然不断地增加，但从拿破仑的时代起，采取散兵战，便减少了。后来因密集阵的出现，死伤率遂不能锐减，如俄军在古里米战争中，奥军在普奥战争中是。至于此次大战，在最初的两三个月中，东西两大战场，多为遭遇战或攻击要塞之战（如德军对于比国的列日——Liége——要塞是），死伤自然要倍蓰于阵地战，即后来的攻坚（如德军对于凡尔赛——Verdun——是），也是如此。此外，每次交锋对垒，无不用“扎硬寨，打死仗”的法子，时期既长久，争斗又猛烈，而战争的领域复由水陆两面，扩充到天空海底，死伤之多，自是意料中事，毫无足怪。如以此为科学之罪，试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战争中，死伤率较此更大，又是谁之罪昵？ 倘若科学发明一种武器，杀人无算，简直没有承防御的方法可资应付，那么，没有科学头脑的人如梁启超辈才可以强词夺理地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科学岂能辞其咎？！”然在事实上，有绿气炮，即有防毒的器具，有飞机，即有高射炮，有潜水艇，即有侦察和袭击的方法，这就是梁氏所谓“一方攻击的经验进步，一方防御的经验也进步”。既是这样，还来鼓舌摇唇，向科学妄施攻击，岂非无的放矢？！ 第三，科学是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无容赘述，它的唯一的任务是在发现真理，因此它是光明的。梁氏却把它比作一个“大黑影”，并说：人们“挤命住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科学是一种有根据，有系统和实在的知识，并非如玄学一样，迷离恍惚，不可捉摸，但梁氏戴着一副玄学的眼镜，遂把光明看做黑暗，实际看做飘渺了。 第四，科学既是脚踏实地，不涉幻想，无论如何，不会破产，如指各国资产阶级所引起的世界大战为科学破产，便是无理取闹。谁说这种话，谁就是缺乏常识。我留学欧洲四年，与各国反动的，保守的和进步的知识份子接触也不少，从没有听见他们叫过科学破产。梁氏以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恐怕是“莫须有”罢！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童騃无知之言，绝对不能视此为“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 第五，梁氏于这一段话之后，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老实说，上面一段话本是“夫子自道”，但他毕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特借欧洲人之口说出这种思想反动的话，自己反声明“绝不承认科学破产”，并希望大家勿“因此菲薄科学”。其实他指摘科学“带来许多灾难”，比拟科学为一个“大黑影”，诬蔑科学为“却不见了”，都是一批菲薄科学的话，何止于“不承认科学万能”？他自己既极力诋诽科学，却又叫人家尊重科学，可谓矛盾已极！我所以称他为“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原因即在于此。现在我也不必在此处多说，当进而叙述在巴黎其他的感想。 我逗留巴黎虽不过数日，然在街道上和各中国餐馆中所遇见的中国留学生确是不少。内中有十年八年的老留学生，也有方来问津的新留学生，有官费生，自费生，也有勤工俭学生。他们中间除党派外，还不免有些彼疆此界，就是：老留学生看不起新留学生，官费生看不起自费生，而自费生又看不起勤工俭学生（这自然是就大体讲，并非人人如此）。我后来寄居德国，才知道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可是在外国人的眼光中却不相同，他们最看得起自费生，不大重视官费生，其所持的理由是：自费生必为大资本家的儿子，有钱留学，官费生必系贫穷子弟，才由政府给以留学费用，他们这是以本国的习惯来看待中国人，那里知道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我国的官费生不是官僚子弟，即是善于夤缘的豪绅子弟，至于贫穷的学生对于官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讲到自费生，虽不少纨袴子弟，但其中却有一大部分是借钱读书或自食其力的穷措大，不独在日本的速成科留学生是这样，即在欧美的留学生也是这样。 我在赴法的途中默想留学生中必有许多饱学之士和杰出的人才，但在巴黎观察和考查的结果，殊令人失望。后来久居欧洲，更觉得中国学生对于西洋的学术能够深造有得的，可以说是百不一觏。新来的学生固不必说，即十年八年的老留学生，也不过是资格老，论起学问还是十分幼稚，有些甚至于连自己所学的科目的书报都看不懂。从前湖南有句流行语，叫做“东洋蛋饼，西洋面包”。意思是说：东洋留学生的学问薄如蛋饼（约一分厚），西洋留学生的学问厚如面包。在实际上，这是西洋留学生的一种不虞之誉，因为此项面包是“空空如也”，不过徒有其表，所谓表就是几句半生不熟的外国话。内地学生一听见此等留学生打开话匣子，唱几句西洋调，便瞠目咋舌，视为学者，可是拆穿西洋镜，实不过尔尔。 在另一方面，日本在西洋的留学生数目较少，而成绩却好得多。他们回国后多能将研究所得，著书行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日本送来的学生大半系各专门或大学的讲师，助教，教授等，很少简单的中学及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出国前对于某种学问既具有相当的基础，一到某国留学，多经人介绍，和一般教授讲师往来，甚至于与之同居，故得益较多，成就较速。 返观我国学子到西洋留学的，多系没有根柢的中学生或大学生，至于讲师教授之类前往研究的虽不能说是没有，但居极少数。他们的留学经费不充足（中国官费生的经费比日本的少得多），故不能常出入于各教授讲师之门（如屡向此等教授请求指教，须另给学费，不能像中国教师一样，可以纯义务），也不能购买大批书籍以资研究（各图书馆对于各项书籍多半只备一份，不易假得）。况且他们的学识有限，外国文程度不高，观察力与思考力都十分薄弱，对于一种学问大有不得其门而入之苦，遑论升堂入室？迨三五年后，所学稍有心得，又将束装回国，以致无由深造。然这还是就一部分肯用功的学生而言，至于那些顽劣的学生终日游荡寻乐，那里有心打开书本子或到校上课！中国自派送学生出洋已在五十年以上，而人数大概也不下十万，却不能人才辈出，原因即在于此。 难道中国所派遣的留学生真是丝毫没有用处么？却又不然。他们在学业上虽没有获得令人十分满意的成绩，但在本国的各种革命运动中却尽了很大的责任，并且还在继续尽这种责任。关于此事可分作三项来说。 第一，留日学生。我国留日的学生人数最多，参加革命也最早。他们大半学习法政，富有民族革命的思想；清室的推翻，完全得力于他们的鼓吹与奔走。他们对于中国政治革命的功线绩确是不小。 第二，留美学生。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学校，资送毕业生前往留学以后，留美的人数骤然增加。他们在清华时既过惯了一种极优裕的生活，到美国后又置于资产阶级财富的发展，举凡思想与行动便彻头彻尾地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大半学习理工等科，回国后相继投入实业界，因此对于中国的产业革命将成为一支主力军。 第三，留欧学生。在欧洲留学的学生分布于法，德，奥，英，意，比，瑞士和俄罗斯等国，他们所研究的科目与趋向几乎是应有尽有，然就大体讲，大概研究社会科学，而具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尤其是法，俄，德三国的留学生大有变成中国社会革命运动中急先蜂的趋势。 以上所述，仅就总的趋向而言，并非全体如此。我们不能说，日本留学生个个参加政治革命。美国留学生个个领导产业革命，欧洲留学生个个从事社会革命。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参加政治革命的只有日本留学生，领导产业革命的只有美国留学生，从事社会革命的只有欧洲留学生。 我对于巴黎旅行中所引起的两大问题既已发表一些意见，现在将转而叙述几件较小的事。 （一）凡西洋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大概女多于男，欧战后更呈出这种现象。我在巴黎跑几天街，看见群雌粥粥，攘往熙来，内中不少装束入时争妍斗艳的妓女，此辈尤以咖啡店为驻节之所，游客入门，即秋波频送，媚态横生，非至达到勾引目的不止。法兰西本系美人的出产地，而其妇女又以善装饰见称于世，所谓锦上添花，益增艳丽。巴黎的人肉市场可以说得上是价廉物美，故各国的豪华公子。走马王孙趋之若鹜。即我国的留英学生也有于暑假时特意前来问津的，因为英国的人肉市场货劣而索价反倍蓰于此，故不惜仆仆风尘，来贪图这一点小便宜。 （二）《战国策》载： “楚人有两妻者，人誂其长者，长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曰：‘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 这一段话实足以代表世间最大部分男性对于女性的心理。他们于嫖娼宿妓之外，还要引诱人家的妻女以求一时的欢乐，至对于自己的妻子则又严加监视，惟恐其受他人的诱惑，他们要防闲自己的妻子，遂不惜用尽种种矫揉造作的方法，文明一点的，如“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男女授受不亲”，“非祭男女不交爵”，“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等等的礼教，野蛮一点的，便有“守宫砂”一类的把戏（取壁虎置器中，养以朱砂，迨体尽赤，用其血点女人肢体，非行房事，即终年不灭，故称壁虎为守宫），后面这种办法虽不免做得露骨些，但和非洲及印度的角喙鸟（Hornbills）相较，毕竟差胜一筹，因为它囚禁雌体于树穴中，固封其口，仅留一小孔以为哺饲之用，把对方的行动自由完全剥夺了，一般生物学家虽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缘故，然这种深锁幽闺的策略恐怕和性的问题不无几分关系罢。 可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贵族在这一方面的行动是否比角喙鸟好些（它多半含有保护雌体的意思），便成问题。他们为着远出从军，防范自己的妻子起见，竟异想天开，制成一种“阴户锁”，锁住女人的下体。此锁形状如梭，长约三四寸，宽约一寸余，中有一缝，两旁锯齿密布，锋利无比，前后系以铜片，直达腰腹，再锁在一条横铜带上，使之无从解脱。于是这“可怜方寸地”变成金城汤池，虽有百万雄兵也不能破关而入，犁庭扫穴了。听说至拿破仑仍沿用此锁。当我在巴黎一个小博物馆中看见此物时，不禁愕然，默想男性对于自己同床共枕的人好意思施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蔑视对方的人格，真是达于极点。至今脑袋中还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故纪述于此，借为被封锁的妇女志哀。 （三）欧洲的贵族对于防范自己的妻子既倍极残酷，而对于蹂躏他人的妻子又异常放纵。例如“初夜权”固然是起于有史以前掠婚时代当事人报酬帮忙友人的遗习，无东无西（中国的情形怎样，没有人考证出来，日本人至今犹有遗风，如淡路岛新郎最亲爱的朋友于结婚的前夜偕新郎逃入森林中，这是一种不可少的仪式），都经过这个阶段，但保存并滥用至十七八世纪的恐怕只有欧洲的贵族和领主。他们对于领土内新婚的女子享有初夜同床的权利，迨自己对付不了，却将此权赐给他的的代理人。否则须纳一种特别税，名为“处女的实物”，新妇才得免此蹂躏。这真是野蛮横暴登峰造极了。 （四）我在巴黎的博物馆中还看见一种最希奇的东西，即一种鸟蛋的壳，周围约有三尺。听说此蛋壳来自非洲东南隅的马达加斯加岛，而生产这种大蛋的鸟类已绝种。计算此蛋的直径约合九寸五分强，以之和直径一寸二分的鸡蛋相较，大至八倍，而和直径一分的十五分之一的人卵相校，竟大至一千四百余倍。不过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此蛋比人卵既大一千四百余倍，所孵化出来的鸟也将比人大一千多倍。实则人系在母体内胚胎，一切营养料均取诸母体，故极微小的卵可以生出八九磅的婴孩，至于鸡卵和鸟卵都在母体外胚胎，一切营养均储在蛋壳内，故蛋虽大而所孵化的幼雏反较婴儿为小，所以鸡卵的直径虽比人卵大一百八十倍，而其幼雏却比婴儿小至数十倍了。 巴黎之游诚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并增长不少的见识，但这只是一个过路亭，不能长住。我必须向目的地前进。 目的地在那里？从前本是有定的。自从在这个过路亭歇歇脚后，竟有些打不定主意了。我出国时的计划本系先到英国，后往德国。所以要到英国是我向来所学的外国文为英文，前往留学，不独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且可就近寻找有价值的新书，分出一部分时间来翻译，借以自给。所以要往德国，是因我已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苦于所知过于肤浅，非亲至这种主义的发源地一窥其堂奥不可，不过我在大学所习的第二第三外国文为法文和拉丁文，对于德文从未入门，故须稍假时日从事补习，不能贸然前往。 但我在巴黎遇着P．K．大学的同学M君，他于听我详述这种留学计划之后，贡献一条意见道： “老L，你还是先到德国，后往英国。” “先到德国，为什么？” “前几天一个美金只能买二十五个马克，这两天可以买四十几个，甚至于五十个，你趁此机会赶快将金镑换成马克，可以在德国留学五年，还能剩下回国的旅费，如住英国，至多不过支持一年。” “德国未必这样便宜罢，一千块中国钱可以住五年，还能剩下路费？” “谁骗你！新近有人从柏林回来，每月至多用三百马克，现在放宽一点，作为四百马克，每年五千马克不是绰有余裕么？” “这个固然很好，但后来的变化不知怎样？并且我对于德文还没有会过面……” “这是枝节问题，到了德国，自然容易解决。马克么？将来一定涨价，你赶快兑换罢！” “你怎样知道？” “德国的情形一天好似一天，此后马克当然有涨无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 “好的，等我想一想，征求几个朋友的意见，再来决定。” 这一夕话使我临时打消留英的企图而倾向于留德，不过有两个困难点又令我长虑却顾。第一，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正在变化中，非将金镑换成马克不能汇往德国，要是一起兑换，将来如果成为废纸，又怎样办呢？第二，我花去四五年工夫学英文，才能勉强看书作文，德文比英文更难，不知要有多久的补习才能翻阅书报，如费时太多，即非得计。旋和几个朋友商议，他们都赞我到德国去，并一致认定马克不会跌价。我自己也以为无论如何，所带之款必能供两年之用，以一年学德文，一年读书，仍较留英为强，于一度踌躇之后，决定马首东向，于是一面托巴黎的银行将汇往伦敦之款取回，换成马克汇往德国，一面托留英某君代买英文历史名著数部。拟于陷入困境时即开始翻译，借维生活，自以为这是一种万全之计。
第三十五章占领鲁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五章占领鲁尔 ·列强与赔款问题 ·“消极抵抗” ·两线作战的困难 对于战后德国而言，一九二三年是“恐怖之年”（annusterribilis）。一战的后果，导致了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史无前例的危机。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决定占领鲁尔，前两年的经济困难一下子转变成了惊人的社会与政治动乱。 列强与赔款问题 凡尔赛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要求德国支付赔款。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各战胜国你争我抢的一块骨头。自一九一九年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就在赔款委员会里争吵不休。协约国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官则竭力拖延赔款，企图扭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利局面。 一九二〇年七月的斯帕会议决定了德国应该偿付给协约国各国的赔款份额，并规定了征收欠款的方法。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巴黎会议决定德国的赔款分四十二年支付，每年缴付固定数额的现金，其余的则从德国的出口收入中按比例扣除。第一次伦敦会议决定，由于德国欠缴二千万金马克赔款，作为制裁，必须占领杜塞尔多夫与杜伊斯堡。一九二一年五月的第二次伦敦会议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不包括对被破坏的财产的赔偿），每年缴付二十亿金马克与德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二年七月，德国政府请求推迟缴付，遭到法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普恩加莱[1]政府不顾其他协约国的反对和全欧洲舆论的愤怒，以“确保生产安全”为借口，命令德古特[2]将军率军占领鲁尔。 协约国的内部分歧，与形形色色的和平观念和政治道义观念无关，与德国的未来前景也毫不相干。法国工业家想要占领鲁尔，用它来补偿法国北方被摧毁的工业，并给已经划归法国的洛林（Lorraine）提供燃料。德国工业已经失去了上西里西亚的煤矿的四分之三，但还要给法国提供大量的煤作为赔偿。 德国赔偿给法国的煤占了对法出口的一半，这对英国煤矿业构成了威胁。法国钢铁制造商急需鲁尔的冶金焦炭。而德国重工业在失去洛林地区的矿臧后，矿石供应严重不足。如果法德两国的重工业携手合作，组成法德托拉斯的话，英国就会被赶出欧洲市场，它的冶金工业就会丧失重要的产品市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方势力都在活动，代表这些势力的是两家法国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Banquedel'UnionParisienne）和巴黎荷兰银行（BanquedeParisetdesPays-Bas），还有比利时的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在这个影响深远的计划中，雷蒙·普恩加莱在幕后运筹帷幄，资产阶级的所有机关当中都有他的支持者，他可以依靠他们。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德国法占区当局、协约国驻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主席蒂拉尔[3]与普法尔茨占领军司令德·梅茨（AdalbertFrançoisAlexandredeMetz）将军就一直在挑动莱茵兰的分离主义倾向。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说他们正在“殖民”德国，但他们其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便在巴黎策划肢解德国。如果能在莱茵河流域成立一个包括鲁尔在内的国家，就能给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柱，并能构成法德联合的基础，这样一来，法德就能共同主宰欧洲市场了。 美国打着必须“拯救德国”的旗号，坚决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试图劝说法国政府减少赔款，并放弃肢解德国的打算。美国资本家宣称愿意给德国提供恢复经济与支付赔款所必需的资本。正如叶夫盖尼·瓦尔加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即使在正常状态下都缺少工业劳动力的国家……，唯一一个能给德国提供原料，让德国工业无产阶级继续开工的国家[4]。”英国坚决地同美国站在一起，仅靠美国一国的压力就能避免英国最害怕的灾难发生。正如瓦尔加所写的：“在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大陆体系时，英美的世界市场体系日益紧密结合起来[5]。” 一九二二年年底，普恩加莱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建议稳定马克（马克的不断贬值正是德国用来减轻债务负担的手段之一），并采取措施平衡预算，制止资本外流和囤积外汇。因此，设在柏林的赔款支付监督委员会在事实上管理起了德国的财政，它有权“否决它认为不必要的支出，并推行任何它认为可以实现的增税方案”。这样一来，德国就受到了极其严厉的监管，就连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土耳其都没有被监管得这么厉害。而且法国政府还拒绝把偿还赔款的宽限期延长到两年以上，更不允许拖欠占领军的维持费用和推迟交付用于抵还赔款的实物。法国政府要求在埃森设立一个协约国委员会，负责监管煤矿生产和交付实物，以此作为抵押，并要求以外汇存款作为抵押物，还要获得征收货物的权力。 “消极抵抗” 法国和比利时两国的军队占领鲁尔的第二天，库诺政府宣布抵抗外国入侵。艾伯特总统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发表了号召抵抗入侵的讲话。一月十三日，国会以二百八十四票赞成、十二票反对，通过了进行“消极抵抗”的决议[6]。德国人不得与占领当局合作，并停止交付一切赔款。随着占领进一步深入，冲突愈加频繁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和波鸿有人开了枪，铁路工人和矿工举行了零星的罢工。占领当局宣布要采取严厉措施粉碎抵抗。一月十九日，多特蒙德市长被占领军逮捕，一月二十七日，弗里茨·蒂森的儿子被捕。德国政府号召工人采取“爱国的罢工行动”，并对那些同意为占领军工作的工人发出威胁，声称要把他们打成“卖国贼”。一月二十七日，法国军方宣布，军队已接管了被罢工所瘫痪的鲁尔铁路，为了让铁路恢复运行，他们把一千四百名德国铁路工作人员驱逐出鲁尔，并向法国和比利时国内的铁路工人发出大规模号召，要求他们前往鲁尔，顶替被驱逐的德国工人[7]。一月二十九日，占领当局宣布实行戒严，并将占领区扩大到荷兰边境[8]。 从二月初开始，冲突变得更为暴力。库诺政府号召进行消极抵抗的决议、大众传媒上的民族主义宣传与占领军的横征暴敛，都在给冲突火上浇油。这一切使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大受鼓舞。库诺得到了大工业家的支持，他必须让国防军首脑放手行动，而这些首脑同各种民族主义团伙的头目之间的勾结早已是路人皆知。一月二十六日，鲁登道夫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9]。民族主义狂热病再次席卷全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准军事组织和前自由军团的志愿兵纷纷云集鲁尔。国防军的将领在政府的同意下协调着各地志愿兵的行动。一月三十日，库诺总理与冯·塞克特将军会面讨论了武装与动员等事项，并就各自与埃舍利希组织的关系达成了一致[10]。 次日，冯·塞克特将军接见了一个叫杨克（Jahnke）的臭名昭著的冒险家，他向将军提出了破坏铁路的建议。冯·塞克特又与施蒂内斯会面，讨论了资助这些新行动的问题。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冯·施蒂尔普纳格尔（vonStülpnagel）中校受命潜入占领区，负责指挥破坏行动。他把自己的任务总结为：“就是把消极抵抗转变为积极抵抗——来一次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1]——并通过国家尽快地组织起积极抵抗[12]。” 二月十三日，冯·塞克特将军同鲁尔工业家代表和国家银行领导举行了商谈。他们表示愿意马上提供三亿马克，由墨索里尼牵线，在意大利购买奥地利的军火。十五日，冯·塞克特会见了埃舍利希组织的头目。十七日，冯·塞克特在与施蒂内斯康拜因的经理和冯·勒文施泰因（vonLöwenstein）矿山的老板讨论时，他们决定去找鲁登道夫。二十日，在施蒂内斯的总经理家中，冯·塞克特会见了鲁登道夫，就国防军同极右派活动家合作的条件进行了磋商[13]。 这些频繁的政治活动，让暴力冲突在鲁尔重新抬头。铁路被倾覆，输电线与电话线被切断；越来越多的破坏行动频繁地让工业和运输陷入瘫痪。每次冲突发生后，占领军都会大肆报复，逮捕了许多人，民族主义者利用这点大做文章，他们企图挑动全德人民参加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去，而这场斗争自然要由他们来控制。 法国和比利时的行动，重新促成了德国国内的“神圣的联合”，社民党一头扎进了这个“神圣的联合”中去。赫尔曼·米勒以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名义，宣布社民党支持消极抵抗政策[14]，但是，许多社民党议员却对此不甚积极，甚至到了投票表决时还是如此[15]。 德共认为这又是一次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表决，他们不愿再次向德国资产阶级屈服。德共在鲁尔号召工人在两条战线上斗争，既要同占领军斗争，也要同正在欺骗他们的本国资产阶级斗争。共产党在宣传中指责了欺骗德国工人为了“施蒂内斯的百分之五十股份”而去遭受杀戮的伎俩[16]。 拉狄克辛辣地讽刺了“德国化学工业的爱国主义”——就在宣布进行消极抵抗后的几周里，巴登苯胺公司就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出售生产炸药的秘方与在法国设立炸药工厂的协议[17]。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劝阻德国工人阶级——首先是鲁尔工人——不要上了民族主义的当。 为了争夺鲁尔工人，占领区的合法德国当局跟占领当局争得头破血流。共产党活动家凯特·波尔[18]就它们之间的冲突写道： 无论是对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对法国将军而言，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拉拢鲁尔无产阶级，双方都不惜下了血本。法国将军特意利用了德国工人阶级对本国老板的仇恨。……法国将军在每一个场合都一再强调，法军开进鲁尔是来同资产阶级作战的，而不是与工人为敌。……大批法国特务潜入鲁尔，按照这个意思进行鼓动。而德国一方也做了同样的努力。当法军逮捕工厂经理后，他们就会在厂里成立由工人组成的“解放委员会”，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往里面塞一个共产党工人。……比“解放委员会”更时髦的是搞抗议罢工。每当某个经理、市长或官吏被驱逐的时候，他们都会许诺支付工人的误工费，让工人去搞罢工[19]。 然而，没过多久，“消极抵抗”就走向了德国政府和军方首脑不想看见的方向。尽管受着种种威胁，贫困的压力始终是对工人影响最大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每当他们挺身而出，跟老板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蒂森康拜因的各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们同意跟老板们一起投票赞成一项提案，要求释放小弗里茨·蒂森，然后他们就被自己的工厂代表会召回了[20]。尽管工业家们被占领当局的一些激烈行为整得小心翼翼，但他们还是死死盯着哪怕是眼前那一点物质利益不放。尽管共产党人（许多情况下还有工会和工厂代表会）一再要求把煤分给工人家庭，但工人却一点煤都得不到。煤始终被存在矿上，等着货车来运给占领军，而老板们在这时候最多也就是声嘶力竭地骂两声而已。工业家的“消极抵抗”越来越像一场装腔作势的哑剧。 工人区的境况一天比一天悲惨。高昂的物价、日益严重的失业与贫困，激起了一次又一次愤怒的骚乱和街头示威，然后占领军又赶来驱散人群。在布尔—雷克林豪森（Buer-Recklinghausen），占领军甚至动用了坦克来镇压工人游行。三月三十一日，协约国的工程师委员会抵达了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五万三千名克虏伯工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停止了工作，然后他们又听说，法军正在征用原本用来给他们运送食物的货车，他们当即向占领军发起示威游行；结果数人被杀，四十二人受伤[21]。 几天以后，当古斯塔夫·克虏伯[22]本人被捕时，工人对此几乎毫无反应。他们现在左右为难，他们经常被各种挑衅行为激起自发的反应，而这些自发的反应又往往会遭到两面夹击。四月十三日，一群工人攻占了米尔海姆的市政厅；在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下，他们任命了一个工人代表会，监督食品的分发，并组建了工人民兵[23]。占领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工人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他们，但他们授权德国警察进入米尔海姆恢复秩序。四月二十一日，经过一番激战，警察重新占领了米尔海姆市政厅，战斗中有六人死亡，七十人受伤[24]。 来自军队和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的袭击与破坏行动，他们企图挑起占领军的大肆报复，这样就能激起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站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一支突击队炸毁了埃森附近的一座桥梁。一个曾参加过自由军团的人，很快就成了德国民族主义事业的第一个祭品。列奥·施拉格特[25]被指控炸毁了杜塞尔多夫附近的铁路，他被法国当局逮捕后，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并执行了枪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战斗正在波鸿进行。波尔写道： 德国工人被迫发起反占领斗争，这让反抗德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相当艰难。这让那些土匪、德国资本家，都变成了为了祖国的事业而受迫害的民族英雄。只有当德国无产阶级能够获得法国工人阶级积极而坚决的帮助时，德国无产阶级才能同时向德国资本主义和法国军国主义发起战斗[26]。 这似乎是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告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27]。一月初，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28]辞职后，法国党摆脱了它最右的派别，并试图发动反占领的宣传活动，谴责普恩加莱的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法德工人团结，并组织了反军国主义宣传，推动德国工人与占领军士兵的亲善活动。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多少成效。一月，马塞尔·加香[29]、皮埃尔·塞马尔[30]、加斯东·蒙穆索和其他数人在埃森参加会议后被捕[31]。不久，共青团领导人之一加布里埃尔·佩里[32]也被捕了[33]。另一队鼓动员在法国共青团领导人昂利·洛泽雷[34]领导下，秘密进入了鲁尔[35]，但他们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尽管从三月的法兰克福会议开始，共产国际费了很大力气在欧洲组织反占领运动，但却收效甚微。事实上，鲁尔工人被彻底地同法国无产阶级隔绝开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国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给德共党内新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两线作战的困难 鲁尔形势的爆炸性发展，激化了德共内部的分歧。在德共八大上，左派要求讨论占领鲁尔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但布兰德勒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层的迹象，没有将其列入议程。一月十三日，共产党议会党团拒绝给库诺政府投信任票。共产党议会党团发言人保尔·弗勒利希抨击道“库诺与普恩加莱是一对双生兄弟”，并同时谴责了占领鲁尔和“消极抵抗”政策：“现在是战争，而卡尔·李卜克内西教会了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执行战争政策。他号召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不要国内和平，而要国内战争！[36]” 二月二十三日，《红旗报》发表了中央局社论，支持这个路线。《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报头：“在鲁尔河同施普雷河，打倒库诺与普恩加莱！”鲁尔战争被当成是两国资产阶级“在德国工人阶级的脊背上”进行的冲突[37]。 然而，这个政策实际运用起来，却遇到了极大困难，要在鲁尔打倒普恩加莱，就不可能不卷入“消极的”或“积极的”抵抗，而要打倒库诺，就不可能不卷入某些工团主义势力的游戏，他们利用法国占领鲁尔所提供的机会，玩弄起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就在埃森大屠杀的第二天，《红旗报》在头版登出了一篇文章：《工人在埃森遭到屠杀。克虏伯工人成了法国军国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挑拨的牺牲品》[38]。三月十一日，在埃森举行了工厂代表会会议，会上代表中央局发言的卡尔·贝克坚持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占领鲁尔和凡尔赛和约的斗争，特别是要在占领军当中开展革命宣传。他一再重复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把工人武装起来、建立工人政府、成立各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机关，监督委员会、工厂代表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等口号[39]。在试图协调反占领的国际行动的法兰克福国际会议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议题[40]。看起来所有共产党人似乎都同意这些口号。 但是，被当成中央局的理论头脑的塔尔海默发表了一篇文章，马上就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激起了抗议的怒潮[41]。他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一致，但它们却发挥了不一样的作用。他说德国资产阶级在抵抗中“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客观上发挥了革命的作用”，就像俾斯麦在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〇年统一德国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而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是这么认为的。 塔尔海默强调指出，在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并不是、也不能是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法国在鲁尔战争中的失败”就是“共产党人的目标”。因此，目前共产党人的目标，恰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目标不谋而合（尽管程度有限），只有当德国资产阶级向法国资产阶级投降（这是他所期望的）之后，共产党人与德国资产阶级才会分道扬镳。然后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击败本国资产阶级，这样才能赢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诺伊拉特[42]与索梅尔[43]强烈反对这个分析，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共产党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即使只是暂时的；他们谴责说，这种分析中透着一九一四年的社会爱国主义的霉味。德国党左派的观点与他们相同[44]。 塔尔海默的文章，是否表达了中央局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明确而自觉的路线？费舍声称他是受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受拉狄克指使的[45]，这是真的吗？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失败，原因在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苏维埃俄国与德国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联盟。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 无产阶级国家可否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战略适宜性出发，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在这里贷款和军事联盟没有原则的区别。我敢说，我们已如此强大，可以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来摧毁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如果采取这种国防形式，即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的形式，该国的同志们的义务是帮助这个联盟取得胜利。如果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该国的资产阶级自己被打败了，那将会出现另外的问题（笑声），对此我没有义务去说明，但是你们是很容易理解的[46]。 这段发言中包含的论点，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在另一种情况下重新出现了，但费舍及其门徒对这段话的评价并不正确，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后来抛弃了用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但在这段话里却完全没有抛弃这种政策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把布哈林的一段话当成俄国党、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政治原则立场的信条，这样实在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他这段话是在就共产国际的纲领作报告时说的，况且这个报告还被驳回了。斯捷克洛夫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也遭到了同样的曲解，科辰转引了其中一段： 对于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俄国的劳动群众当然没有特别的同情，对于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更不同情。然而，苏维埃俄国，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能容许法国与其走狗——首先是波兰——联合起来征服和肢解德国。……目前，波兰对德国的进攻，就等于直接进攻苏维埃俄国[47]。 这是向白匪波兰发出的警告，不能当成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无条件支持”[48]。不过，这篇社论的作者还是谨慎地指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需求，同劳动群众的同情之间的区别。这也证明了俄国领袖此时并没有把苏维埃俄国的盟友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盟友[49]。 塔尔海默写那篇文章时，他不可能未卜先知，事先想到要寻找一条在某种情况下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路线，对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保卫苏维埃俄国都是一个普通的任务。但我们更愿意认为，当面临着席卷鲁尔的民族主义狂热时，为了给党指明方向，塔尔海默想要给正在影响着工人（包括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民族主义浪潮，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解释。当然，他也想强调革命在德国发展的缓慢，以及左派的政策的危险性——这些左派一直想找到促成革命危机的捷径。 [1]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1860年8月20日——1934年10月15日），法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3年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年至1924年与1926年至1929年再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让·玛丽·若瑟夫·德古特（JeanMarieJosephDegoutte，1866年4月18日——1938年10月31日），法国陆军少将，曾参加法国侵略马达加斯加、突尼斯、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战争，一战期间指挥法军摩洛哥部队，1919年被任命为驻鲁尔法军司令，1925年法军撤离鲁尔后改任阿尔卑斯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3]保尔·蒂拉尔（PaulTirard，1879年6月2日——1945年12月23日），法国官吏，1903年起担任公务员，曾在殖民地事务部、司法部与法属摩洛哥任职，1919年至1930年任协约国驻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主席。——中译者注 [4]《1922年10月至12月的形势——英法的赔款计划——简述》（Lasituationenoctobre-décembre1922–LesPlansderéparationsfrançaisetanglais–Donnéesprincipales），《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1期，1923年2月7日，第67页。 [5]同上。 [6]《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357卷，第9422页。 [7]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89页。 [8]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82页。 [9]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29页。 [10]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22页。 [11]圣巴托罗缪大屠杀（MassacredelaSaint-Barthélemy）：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1572年8月24日，即圣巴托罗缪日的晚上，天主教徒对于格诺派（Huguenot）进行了大屠杀，掀起了全国性的杀害于格诺派的暴行。——中译者注 [12]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22—24页。 [13]同上，第25—26页。 [14]《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357卷，第9424—9428页。 [15]根据君特·霍尔昌斯基（GüntherHortschansky）所述，这个提案在议会党团的表决中，仅以60票赞成、55票反对而获得通过（《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DernationaleVerratderdeutschenMonopolherrenwährenddesRuhrkampfes1923〕，柏林，1960年，第119页）。据施特克尔所述，有67名议员赞成消极抵抗，65人在表决前退场，14人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期，1923年1月19日，第20页）。 君特·霍尔昌斯基（GüntherHortschansky，1926年2月20日——2015年10月11日），德国历史学家。1946—1949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历史，1951—1956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获博士学位。1962—1969年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工人运动研究部副部长，1969—1989年任部长。1966年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工人运动史教授。——中译者注 [16]保尔·弗勒利希的文章《60%或4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期，1923年1月30日，第51—52页）很好地总结了他们的论点。施蒂内斯曾向经济会议宣称：“法国工业家卢绍尔（Loucheur）先生想跟我们组个托拉斯，他占60%的股份，我们占40%，但我们可不干。”（《莱因—威斯特法利亚日报〔RheinischWestfälischeZeitung〕，1933年1月20日）。 [17]《德国化学工业的爱国主义》（LePatriotismedel'industriechimiqueallemande），《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8期，1923年3月2日，第122页。 [18]凯特·波尔是卡塔琳娜或莉季亚·拉宾诺维奇的化名，她是古拉尔斯基（克莱涅）的伴侣。请参阅本书第二十八章，注释65。 [19]凯·波尔，《占领鲁尔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L'OccupationdelaRuhretlalutteduprolétariatallemand），《共产主义公报》，第10期，1923年3月8日，第158—159页。 [2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期，1923年1月30日，第52页。 [21]《红旗报》，1923年4月1日。该报特别指出，死者当中有一位叫约瑟夫·詹德尔（JosefZander）的共产党员，他试图阻止冲突，但没有成功。 [22]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Krupp，1870年8月7日——1950年1月16日），1909—1941年任克虏伯集团董事长。——中译者注 [23]费舍，《斯大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298页。 [24]《红旗报》，1923年4月22日。 [25]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AlbertLeoSchlageter，1894年8月12日——1923年5月26日），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曾参加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少尉。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卡普暴动。鲁尔被占领后，施拉格特带领一个民族主义小组潜入鲁尔进行了多次破坏活动，1923年4月8日，施拉格特被法军逮捕，5月7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5月26日被枪决。他死后变成了德国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偶像。——中译者注 [26]《共产主义公报》，第10期，1923年3月8日，第159页。 [27]季诺维也夫的来信，1923年2月2日，转引自儒·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L'OeildeMoscouàParis），1964年，第187页。 [28]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1913年因公开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开除教职。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在党内是中派。1918—1920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1923年担任总书记。1922—1923年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1月1日因拒绝退出共济会以及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他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合作的要求而辞职，随即退党，另行组建统一共产党（Particommunisteunitaire）。1924年同另一个小团体合并为共产主义社会党（Partisocialistecommuniste）。后返回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1942年当选国民议会下议院议员。1932—1935年任朗香（Ronchamp）市长。1935年退党。1935—1936年任劳工部长。1936年参加共和社会主义者联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1938年1月18日—3月10日任国务部长，同年3月至4月任新闻部长，4月10日至8月23日任公共工程部长。1940年3月21日——6月27日再次担任公共工程部长，同年6月兼任运输部长。1940年7月投票赞成贝当出任国家元首。法国沦陷后拒绝进入维希政权工作，但仍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二战结束后，在法庭上被判无罪。1946年去世。——中译者注 [29]马塞尔·加香（Marcel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30]皮埃尔·塞马尔（PierreSemard，1887年2月15日——1942年3月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底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8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39年10月被捕，1942年被移交给纳粹德国，3月7日遇害。——中译者注 [31]《人道报》，1923年1月21日。 [32]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领导。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被捕，同年12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33]《人道报》，1923年3月23日。 [34]昂利·洛泽雷（HenriLozeray，1898年5月17日——1952年7月13日），曾任法国共青团领导，1936年至1940年当选塞纳省议员，1945年至1950年当选谢尔省（Cher）议员。——中译者注 [35]热拉尔·瓦尔特（GérardWalter），《法国共产党史》（HistoireduPartiCommunisteFrançais），巴黎，1948年，第137页；海因茨·科勒（HeinzKöller），《塞纳河、鲁尔河与施普雷河上的团结斗争》（KampfbündnisanderSeine,RuhrundSpree），柏林，1963年，第180页。 [36]《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7卷，第9429页。 [3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4页）写道，就在使用这个报头的《红旗报》出版后的第二天，拉狄克撵走了两个对此负责的记者，其中之一是格哈特·艾斯勒。并把报头改成了：“在施普雷河反对库诺，在鲁尔河打倒普恩加莱！”不过我们在任何一期《红旗报》上都没有找到这个报头。费舍还说这个报头印成了押韵的两行：“反对库诺，打倒普恩加莱！/在鲁尔河与施普雷河”，但事实并非如此。埃里希·沃伦贝格在接受比绍（Buchot）采访时，在谈到1923年的事件时，也提到了这么一件事，但他把拉狄克换成了台尔曼，还说台尔曼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可台尔曼其实要到三个月后才入选中央局。 [38]《红旗报》，1923年4月1日。 [39]《红旗报》，1923年3月13日。 [40]《红旗报》，1923年3月18日、20日、21日。 [41]奥·塔尔海默，《关于鲁尔战争的若干策略问题》（EinigetaktischeFragendesRuhrkrieges），《国际》，第4期，1923年2月15日，第907—1002页；《共产国际》（德文版），第26期，1923年。 [42]阿洛伊斯·诺伊拉特（AloisNeurath，1886年8月29日——1955年4月25日），生于维也纳，曾获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陆军。1921年3月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支部）（KommunistischeParteiderTschechoslowakei〔DeutscheAbteilung〕），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底随该党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192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11月—1929年9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1929年6月被开除出党，此后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列宁主义派）（KomunistickástranaČeskoslovenska〔leninovci〕），继续坚持开展共产主义活动。1948年2月流亡瑞典，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verigesSocialdemokratiskaArbetareparti）。1955年4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中译者注 [43]约瑟夫·温特尼茨（JosephWinternitz，1896年2月18日——1952年3月22日），化名约瑟夫·索梅尔（JosefSommer），又名伦茨（Lenz），生于英国牛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布拉格和柏林求学。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转入德共，成为左派理论家。1924年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德共流亡组织的活动。1935年转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1939年流亡英国，194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8年9月返回德国，加入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3月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51年遭到强烈批判后逃往英国，重新加入英国共产党，在伦敦逝世。——中译者注 [44]阿·诺伊拉特，《一个可疑的论点》（EineverdächtigeArgumentation）；索梅尔，《鲁尔战争与德国无产阶级的任务》（DerRuhrkriegunddieAufgabendesdeutschenProletariats），《国际》，第2期，1923年3月1日，第110—113页、第209页及其后。这两篇文章与塔尔海默那篇文章被一起转载到了《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5期，1923年6月7日，第6857—6888栏，同一期《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还刊登了塔尔海默的答复《再论我们在鲁尔战争中的策略》（NocheinmalzuunsererTaktikimRuhrkrieg），这个答复以法语、英语和德语发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1号公报上（6月8日，第1—2页）。诺伊拉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索梅尔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他的真实身份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一位党员约瑟夫·温特尼茨（JosephWinternitz）博士，又名“伦茨”（Lenz），他刚刚移居德国，成了左派的理论家（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44页）。 [45]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3页。 [46]《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20页。费舍在她的书里也引用了这一段（《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1页），但她没有引用“如果……很容易理解的”这句话。 另请参阅：布哈林和塔尔海默在1922年11月18日的第十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531页。本书借用的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译文。——中译者注 [47]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68页。 [48]同上，第67页。 [49]这是费舍的分析，同意她的看法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犯了年代上的错误。斯大林时代初期出现的那些苏联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被他们挪到了这一时期。费舍和科辰为了支持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就必须求助于引用布哈林的另一段话，这是他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在左翼反对派面前为“一国社会主义”思想辩护时说的：“当已被战败和征服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德国抵抗战胜者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等，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同情。当时，共产党考虑过保卫德意志祖国不为战胜者协约国帝国主义所蹂躏的问题。”（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67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2页，费舍引用时所加的脚注并不正确。） 布哈林的这段话，在这里借用了《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的译文。——中译者注
第三十四章策略的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四章策略的发展 ·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论战 ·最终的决议 ·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论战 ·布兰德勒的提纲 ·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后续影响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它似乎第一次能够就前三年出现的各种分歧达成一致。自从共产国际三大闭幕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六个月，发生了大量的事件，也从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可以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取得的重大进展看出来，但也可以从共产国际内部各种流派之间的尖锐斗争看出来。另外，一切都让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再次站在了阶级大战的门槛上。 拉狄克为各国代表起草了一些初步的意见[1]。他强调了纲领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随后要上报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过去几年的经历表明，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在总体战略上，共产党人都不能局限于对当前时期的一般分析： 世界层面上的社会革命时期，很可能会长达几十年，这段时间如此漫长，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大致的远景。它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回答还只是完全依赖于经验的。……这些问题当中，最根本的是世界革命的当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问题，也就是要弄明白我们是否必须提出各种过渡要求的问题，这些过渡要求虽然不像斯巴达克斯派的纲领那样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但却会引导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只有当这些斗争得到了充分的深化与扩大后，才会推动他们把专政当做目标[2]。 拉狄克指出，以往的经验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首先，共产党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能否提出一些过渡要求，而这些过渡要求是与共产党人一旦上台之后会做的事情不相符的；其次，在现有的反对垄断资本的各种倾向当中，以及工人反对削减工资的斗争中，出现了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要求，共产党人应该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最后，经济方面的一般的过渡要求有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监督工业，那么，除此之外，以什么样的形式提出相应的政治方面的过渡要求，比如建立工人政府，才是正确的呢？ 拉狄克批评了当前共产国际内部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布哈林在四大上为其做了辩解），它们都把这些问题贬低为对策略的讨论： 我们不接受这种阐述。把策略问题与纲领问题截然分开，至今都是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机会主义十分乐于维护纲领的“纯洁性”，这只是为了让它在实际工作中犯下各种龌龊之事，并通过这种方法，把纲领变得脱离实际、软弱无力[3]。 因此，他向代表大会提出，共产国际当前正处于世界革命的第二波浪潮与第三波浪潮之间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总体形势的特殊性质，要给出明确的定义。他据此建议起草一个过渡纲领，这个纲领要给出有助于发动工人群众、有助于推动他们投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口号： 世界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它的发展速度是快是慢，我们都需要一个过渡纲领。这个纲领的任务就包括使某个党的工作具有与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与其他工人政党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们提出了建立专政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而且还在于我们提出了过渡要求。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各种要求，不但是企图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实现的，而是还是用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有鉴于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工人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夺取政权的斗争[4]。 俄国代表团在经过长时间的内部讨论后，支持了拉狄克的观点，反对布哈林的观点[5]；共产国际四大有关策略问题、特别是有关德国的决议，是由拉狄克带头起草的，这两个事实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事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拉狄克的相同。大家确实都接受了世界革命已在德国提上日程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如果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是假象的话，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从俄国通向德国[6]。” 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论战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世界革命的路途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拉狄克在发言（题为《资本的进攻》）中解释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是，虽然世界资本的危机没有克服，虽然政权问题客观上一直仍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但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已失去对他们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夺取政权的信心。他们被迫转入了自卫。……作为目前紧急任务的夺取政权就不在日程之上了。无产阶级的退却还没有结束[7]。 正像前几次代表大会一样，策略问题仍是共产国际四大的主要焦点之一。就在四大召开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各个专项委员会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预先讨论。德国党左派的一些论点，特别是有关工人政府口号的阐释，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拉狄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激烈地反对拉狄克。他们之间的分歧，要到以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8]。 德共的领袖是统一战线政策最热烈的拥护者，这是毋庸置疑的。麦耶尔在发言中坚持认为，为了替统一战线做好准备并实现它，必须在各工人组织的上层人物之间达成一致。他着重指出，如果没有三个国际的柏林联席会议，没有各政党的领袖之间的谈判，就不可能创造出有利于德共的环境，德共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他反对所谓“工人政府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的观点（这是季诺维也夫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五大上的论战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道：“它〔工人政府〕首先是一个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争取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9]。” 代表德共左派发言的费舍反驳说，统一战线策略只会加深德国工人运动对“工人团结”的幻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幻想，在过去两年里，这个策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驱使独立党同社民党多数派重新统一。她批评了德共在拉特瑙遇刺后的宣传运动中的做法，认为这是隐藏了自己的旗帜、抛弃了自己的革命路线。她认为德共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危险，即出于“西方化”的渴望，而再次堕入机会主义和议会主义[10]。 拉狄克对费舍的发言做了答复，他始终坚持自己在同王德威尔德争论时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解释，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保卫“小块面包”的斗争的提纲，他为其正确性进行了辩护：“我们知道，这一次也好，下一次也好，他们〔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要欺骗我们的。为了不受骗，我们应该向群众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但是决裂的政策，应该在我们有能力单独去做、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再开始[11]。” 谈到工人政府口号时，拉狄克也批评了季诺维也夫的阐释——他把工人政府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他坚持认为，工人政府绝不该是“催人睡觉的软枕头”，他说道：“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清楚的。它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中的一个阶段[12]。”他批评了拒绝议会活动的教条主义。他断言，工人政府既可以通过议会外的工人群众的斗争而产生，同样也可以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后几个工人政党之间的议会联合而产生。不管哪种情况，其关键因素都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对这个政府施加的影响，而这又得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工人政府口号的出发点是西欧的斗争经验。它考虑到了西欧和俄国之间的差异——在俄国，大多数工人直接倒向了共产主义，而西欧的工人却对各种党派依恋不舍。但是，工人政府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正如拉狄克以他特用的幽默感所解释的：“如果说人从猴子到人民委员的发展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这个阶段，这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是可能的[13]。” 因此，拉狄克在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言时，既反对那些要求“孤注一掷”、不肯做出半点妥协的人——他们认为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也反对那些想临阵脱逃、并把工人政府当成“降落伞”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发言结尾是对着左派说的： 统一战线的道路比起我们1919年的策略要困难得多，那时我们说：打碎一切!把一切打得粉碎，要容易得多，痛快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如果这条道路是必要的，我们只有走下去，并且意识到会有危险，来自右面的危险。同时我们坚决相信，这条道路不会给我们而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14]。 最终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提纲，共产国际四大批准了这个提纲。采用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在广大工人群众在为捍卫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共产主义先锋队要走在前面”： 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建议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切身利益，而同属于其他政党或组织的所有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一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为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是革命教育的源泉，因为这种斗争的经验会使劳动人民相信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共产主义的意义[15]。 具体来说，共产党人不仅应该果断地“同叛徒领袖们举行谈判”，还要对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说成是一切“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合并的说法，予以坚决的驳斥，而且统一战线的策略也绝不意味追求“竞选联合”。统一战线策略如果能成功，将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历史成就”，这个政策要想成功，其前提是“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它们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充分的行动自由”[16]。 在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有一节是专门讨论工人政府口号的。工人政府是“一般宣传的口号”，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工人政府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就具有最大的意义[17]。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跟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联合”，而共产党人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实现“所有工人的统一战线，主张一切工人政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将其推翻[18]。 因此，工人政府将在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产生。它的最低纲领是很简单的：“工人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监督生产，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富人肩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19]。”即使工人政府是在议会框架内的有利形势下产生的，它也绝不是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手段、绝不是避免内战的良药： 只有当工人政府是从群众自身的斗争中诞生，并由处于最底层的受压迫群众所建立的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为后盾，才可能有这样一种工人政府。但是，即使那种在议会活动中产生的工人政府，也就是纯粹源自议会的政府，也可能提供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所活跃的机会。当然，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并使这个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政府存在下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也可能是国内战争。只要无产阶级想建立这种工人政府，从一开始就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反抗。所以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对团结无产阶级和发动革命斗争是适合的[20]。 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表示准备同非共产主义的工人党和工人组织一起成立工人政府。但是，只有在能保证使这个工人政府真正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才能够这样做。同时，共产党人参加这种政府的当然前提是：1.只有在共产国际同意之后才能参加工人政府；2.参加这种政府的共产党人处于本党的最严格的监督之下；3.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4.共产党绝对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和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独立性[21]。 决议提醒共产党人注意：就像任何正确的口号或策略一样，工人政府口号也包含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共产党必须看到：“任何资产者的政府同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府，即革命的无产者行使政权的工具[22]。”其实，工人政府有多种可能。有“自由党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出现。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德国，存在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它们都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而是“徒有其表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工人领袖的联合政府”： 在关键时期，力量已大大衰退了的资产阶级会容忍这些“工人政府”，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隐瞒政权的真正阶级性质，抑或是在堕落了的工人领袖的帮助下，打乱无产阶级的革命攻势，给自己争取时间。共产党人绝不能参加这样的政府。相反，他们还必须无情地向群众揭露这些假“工人政府”的真正性质。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而这些假工人政府客观上也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23]。 共产国际四大指出了另外三种工人政府：工人与贫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最后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名副其实地体现这种政府”。在前两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携手并进，“在一定条件下和有一定保证时”，共产党人甚至还准备支持非共产党的工人政府：“但是，共产党人同样要向工人公开讲清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解放[24]。” 必须搞清楚这一点：共产党人可能参加的这几种工人政府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府（工农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不是达到这种专政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但是如果它们在什么东西地方出现，都是争取这种专政的重要起点。只有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真正的工人政府（第五种类型），才是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25]。” 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论战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德共在莱比锡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继续讨论曾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讨论过的问题。柯拉洛夫[26]与拉狄克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了这次大会，拉狄克刚从挪威返回不久，此前几个月里挪威工党一直在闹分裂，他去挪威就是为了劝阻挪威党，避免发生分裂的[27]。莱比锡代表大会必须对共产国际的决议表态，德共左派在会上反对布兰德勒与麦耶尔的报告，并提出了反报告。 麦耶尔在报告中为统一战线策略及中央局对该策略的运用做了辩解，但他也承认，在拉特瑙遇刺后的宣传运动中犯了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他着重指出，在党的领袖之间开展的讨论，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在社民党的基层工人中间引发了反响[28]。布兰德勒就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做了报告[29]。他首先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介绍了法西斯主义在各地——特别是巴伐利亚——取得的进展，以及它会对工人运动造成的致命威胁。他说，通过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党可以担当起领导反法西斯战斗的重任： 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只是一个宣传公式。它确确实实就是用于斗争的策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把握每一个机会去为减轻贫困而斗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发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斗争。……我们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时期，光靠争取提高工资、降低房租与物价的斗争，哪怕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也是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了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争得适当的成果而斗争……这是为了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斗志和战斗力，并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30]。 他继续说道，当社民党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最终决定不再充当资产阶级的左翼，而是成为“工人的右翼”时，共产党人应当做好准备[31]。 除非工人阶级能够团结成一支坚强的大军，否则最后的斗争是不会胜利的。布兰德勒向左派的支持者发出挑战，他对他们说，他相信人们对党的原则并没有异议，只是在实际运用上才有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对统一战线策略本身包含的机会主义危险的估计上。为此，他着重强调，对具体问题应当“具体解决”，再讨论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党必须结束讨论了。 费舍再次抨击了中央局，她认为中央局的做法是消极无为、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她花了很大力气来说明，布兰德勒对工人政府口号的解释，只不过是企图把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而已[32]。在一次发言的末尾，她说了这么一句挑衅性的话：“随你们叫骂去吧，我们要继续斗争[33]。” 马斯洛夫对布兰德勒的攻击没有费舍那么激烈，但却更加深刻，他对工人政府的批评尤其尖锐。他认为，中央局关于工人政府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议会主义，它对上层人物之间能达成一致的愿望，暴露出它对社民党的领袖存在着严重的幻想。他批评中央局忽视了工厂代表会运动的重要性，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通过发动基层群众来迫使上层达成一致的观点： 工人政府能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一些呆板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一些具体的情况：群众运动是否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工人进行斗争的能力是否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工人代表会与监督委员会）斗志如何、是否需要武装工人阶级……，以及是否需要结束防守阶段，并转入进攻[34]。 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谁要是不愿承认这是原则分歧，那就未免太乐观了。左派强烈反对工人政府的口号，他们宣称，在中央局看来，工人政府就是同社民党领袖结盟，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但在左派看来，社民党的领袖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使他们参加工人政府，他们也会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认为社民党天生就是跟反革命勾结的，布兰德勒想把社民党从资产阶级那边拉出来，把社民党变成工人政党阵营的右翼，到头来他只会被社民党利用和戏耍。此外，左派仍然死抱着原先的极左进攻论不放，对于防御性的口号，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的。左派拒绝接受关于过渡口号的思想，只愿意接受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成立工厂代表会或监督委员会等要求，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能在短期内引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得到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作为后盾，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因此，工人政府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左派提交代表大会表决的提纲的主要内容[35]，但代表大会驳回了左派的提纲；布兰德勒代表中央局提出的提纲，以一百一十八票赞成、五十九票反对，被代表大会采纳了[36]。 布兰德勒的提纲 莱比锡代表大会采纳了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与工人政府的提纲，这个提纲是把共产国际四大批准的提纲运用于德国的一次尝试。提纲首先指出，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反对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先是把革命的先进分子组织成共产党，然后把参加了工会与改良主义政党的工人争取过来。但是，共产党“是群众的党与群众的先锋队”，“它的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目标——夺取政权”，为此，它必须通过自己组织或参加的行动，通过在各种工人组织中开展日常工作，来赢得群众的信任。 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就是社民党的改良主义领袖的露骨敌意。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攻势时，这些改良主义领袖通过推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一再阻挠无产阶级的反抗。在组织反资产阶级的具体斗争中，共产党人可以赢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并揭穿改良主义领袖的真面目：“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用来揭露改良主义派的谋略。相反，揭露改良主义派，是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紧密的战斗力量的方法[37]。” 共产党人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成立统一战线为目标，做好邀请其他工人组织参加联合斗争的准备： 以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可以只靠向群众发出斗争的号召（仅仅是“自下而上”的）就能成立，或是仅靠各党执委会之间的谈判（“自上而下”）就能成立的想法，都是反辩证法的和停滞的看法。统一战线的发展，主要得通过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进程、阶级觉悟的觉醒，以及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斗争意愿[38]。 因此，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既要通过争取现有的工人群众组织（比如工会与合作社等），又要通过建设能把阶级团结起来的新组织（比如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和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等）来进行：“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以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为形式而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会出现在争取群众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的结束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39]。” 这个提纲还提醒德共注意前几个月里暴露出来的两种“偏差”。“右”的偏差表现为在联合行动中对改良主义派做出过度的让步、不敢公开表达共产党人自己的立场，尤其是不敢在改良主义工会中领导斗争的倾向。“左”的偏差表现于在实践中应用党的路线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强调“自下而上”地建设统一战线；宣称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有在夺取政权前夕才是合适的口号；否认提高群众觉悟的过渡口号的必要性；以及笼统地把德共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成是把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运用于德国导致的后果。“左”的偏差用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消极，并在党内制造了“极左”情绪，对中央领导、整个集中制与党纪怀有敌意与不信任。 提纲进一步指出，号召成立工人政府，是唯一能把共产党人的政策统一起来的口号： 只有在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改良主义领袖对劳动群众的斗争意愿做出让步后，工人政府才会出现。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由于无力克服经济危机，而被工人阶级的斗争打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工人政府才会出现。 工人政府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通过议会手段和平长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它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首先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提供的各种手段）的框架内，以各种无产阶级的组织与群众运动为后盾，推行工人阶级的政策的一种尝试，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要自觉地突破民主的框架，摧毁民主国家的机关，用无产阶级的机关全面取而代之[40]。 这个提纲依照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在谈到有关以工人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为基础而成立的工人政府的假设时，做了如下表述： 工人政府既不是“简化的革命”也不是“专政的代替品”，它们只会软化资产阶级的抵抗，从而让改良主义派获益。工人政府是斗争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向寸步不让的资产阶级发起猛烈斗争的阶段。……共产党宣称：与联合政府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相反，工人政府是唯一能在当前的时期支持无产阶级的重大斗争的政府，是唯一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又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府[41]。 工人政府的命运最终要取决于共产党的政策，取决于他们能不能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阵营、并让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在工人政府成立之前，以及工人政府掌权的时期，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及其政治机关发起最坚决的斗争，去克服工人政府的动摇、疏忽与错误，使工人摆脱对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42]。 这个提纲拥护共产党议员应在恰当的时机参加工人政府的观点： 参加工人政府，并不等于共产党要做出任何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的妥协，不等于共产党要做任何交易或采取任何谋略，而是要让无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旦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明确表示愿意同资产阶级决裂、并为了当前的要求与共产党人一起参加斗争，共产党人就会与他们一同斗争[43]。 在参加工人政府的各项必要前提当中，最重要的是承认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拥有立法权力，与武装无产阶级： 共产党参加工人政府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改良主义领袖的保证，而是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合格的阶级机关的存在、改良主义官僚进行抵抗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为了群众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领导群众的能力[44]。 这个提纲强调指出，就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体制的一切参与方式一样，工人政府仅仅是达成目的手段之一，是无产阶级“夺取全部统治权的斗争”的一个阶段：“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工人政府并不是必要的、而是可能的步骤之一[45]。” 提纲结尾谈到了德国各地的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提纲回顾了这个问题的历史，以及各邦议会中在共产党的投票支持下成立的社民党政府，并宣称： 只有在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当群众的压力之大，迫使某些社民党领导人决定同那些号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人结盟时，地方性的工人政府才会成立。地方性的工人政府，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机关之上的、由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这种工人政府的政治基础不是资产阶级议会，而是议会外的阶级机关。德共参加这样的地方政府，是为了给全国性的斗争创造基础。各地的工人政府彼此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联系，必须结成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红色联盟（这种资产阶级政府可能是由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也可能是资产阶级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46]。 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后续影响 布兰德勒的提纲，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就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专项委员会里，也有人对其持保留态度，在莱比锡代表大会结束后，这些都在党内引发了紧张情绪。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共产国际的某些领袖似乎受到了费舍的观点的影响，并对共产国际四大的提纲在德国的发展方式感到不快。比方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报刊都刊登了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德温·亨勒对这次讨论的报道，他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意布兰德勒的立场，认为布兰德勒的立场是机会主义的，并对其大加抨击[47]。 对于这个问题，亨勒采用了费舍用过的手法，这样来提出问题：在与社民党党员及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打交道的时候，工人政府的口号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所有共产党人，无论左派右派，都以分裂社民党、把社民党的基层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边为目标。但是，在革命斗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到革命斗争结束时才能实现。工人政府会引发这样的斗争。亨勒强调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共产党首先必须“真诚地对待社民党，这是因为社民党在群众面前表现得很真诚，为了让群众能够自己揭露他们，共产党就必须以诚待人”。这是对上层领导之间的谈判做的辩解。 此外，亨勒还试图说明，工人政府的主要任务绝不是将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而是要突破它，因为这会促使“工人代表会与工人自卫军的成立、强化与系统的集中化，以及解散军队、警察与资产阶级的司法与行政机关”[48]。他提出了一个更为辩证的公式——对左派而言比布兰德勒的提纲更能接受——即工人政府是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阶段，而且“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工人政府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进行着革命的辩证发展：它是为了消灭自己而存在的[49]。”这是对布兰德勒的立场进行弥合的大胆尝试，但还不足以克服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当德共必须运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分歧爆发了。在萨克森邦议会中不占多数的布克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保尔·波彻尔声明，萨克森共产党人已经决定帮助成立工人政府，并且不会做出任何能让社民党作为借口、再次同资产阶级结盟的事情。费舍立即批驳了他的观点，认为这里面丝毫没有提到群众行动，就是抬出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它的出发点完全就是机会主义与议会主义[50]。 对莱比锡代表大会采纳的提纲进行的谨慎的阐述，并不能掩饰分歧的存在。布兰德勒及其支持者确实着迷于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必要性，他们想把这些工人原原本本地争取过来，考虑到这些工人仍心存幻想，他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工人能够接受的过渡口号，而在刚开始的阶段，这些工人对工人政府的印象，仅仅停留于在现存体制内同社民党结成议会联盟——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可能。费舍和马斯洛夫一方也同样使用着“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这些术语，但在使用前者时，他们指的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在使用后者时，他们是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来使用的。他们政策的这一方面，是所有极左派自一九一八年以来所一直坚持的战略的一部分，德共在某些时候也采用过这种战略——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战略就是无论任何情况都要发动革命进攻，并拒绝接受一切过渡口号。这是一条通向孤立与失败的道路。 因此，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费了很大的力气，试图让这两个流派相互合作——这是克服两者之间的分歧的唯一手段——但还是徒劳无功[51]。这可以从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许多事看出来。就在莱比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费舍对中央局的抨击的基调，她对中央局“消极被动、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52]的批判，引起了以大会主席施托尔岑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克莱涅为首的众人的强烈反应[53]。在大会的第三天，她要求发表个人声明，并借此机会代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发表了原则声明。施托尔岑堡要求她停止发言。马斯洛夫便向代表大会提起上诉，要求撤换主席。 皮克发言劝说双方，他说双方都有误会，应该冷静一下[54]，这阵骚动才算平息下来，大会总算回到了原定的议程。在大会闭幕前，要开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局，这时又出事了。即将卸任的中央局建议将中央局委员的人数从十四人增至二十一人，并提交了二十一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左派无一人上榜，但中央局也对左派做出了重大让步，没把从大会一开始就成了左派的靶子的麦耶尔列入名单。麦耶尔提出抗议，他说在大会上并没有哪个地委公开声明对他“有所保留”，那么不把他列入名单就是“前所未有之事”[55]。左派赢得了全党三分之一的委任投票，它要求在中央局中获得与其力量相称的席位。它声称柏林—勃兰登堡、瓦塞尔坎特与中莱茵兰的代表将不参加中央局的选举。在深夜举行的会议上，拉狄克在得到柯拉洛夫的支持后，倚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权威，说服了布兰德勒，让他把左派党员列入中央局的名单[56]。 新的二十一人名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布兰德勒的反对，但这份名单还是加入了三名左派活动家——埃维特[57]、林道与菲弗尔。然而这样的让步并不能让左派满足。他们认为林道太温和，而埃维特又是拉狄克的人[58]。九个地委支持中央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柏林、瓦塞尔坎特、黑森—法兰克福与中莱茵兰几个地委提出了另外一份名单，上面只写了四位左派领袖的名字——费舍本人、盖施克、柯尼希[59]与卡茨[60]。最后，东普鲁士地委只提名了麦耶尔一个人[61]。中央局的候选人名单最后得到了比较让人满意的多数票，全体获得通过[62]。 尽管没人提起选举主席，新当选的中央局还是有了一位领袖。德国党的新首脑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他是一位四十二岁的建筑工人，有较长的社民党党龄，也是老斯巴达克斯派的核心当中极少数既是工会领导人又是“群众”活动家的人之一，他是开姆尼茨党组织的创建人，一位优秀的组织者。在列维辞职后，他就担任过统一共产党主席。在任上，他发动了三月行动，并导致他被捕判刑。获释后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住了几个月。 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有点驼背，那是一次工伤导致的；他说话带有浓重的萨克森口音，长着一张宽宽的脸，脸上总是带着平静的表情，他为人严肃，办起事来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与其说他是理论家，倒不如说他是实干家，办事牢靠，性格冷静。简单来说，他是一个工人领袖，能够代表德国工人运动的许多方面，也代表了社民党的传统中最好的那些方面。他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任，尽管他对“柏林人”（他返回德国后就批判过“柏林人”）的仇怨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不放心[63]。他身边有跟他经历相似的党员、工会活动家、群众领袖，比如赫克特、波彻尔、瓦尔赫尔、科嫩、雷梅勒与施特克尔等人，当然还有蔡特金。他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跟他大不相同，是一个理论家，甚至是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的经历使这个人变成了他的第二个自我，这个人就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他还有一个刚升上来不久的组织者，这个人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作家，但很有本事，这个人就是当过家具木工的瓦尔特·乌布利希。还有古拉尔斯基，（正如某些人振振有词地断言的那样）他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他以奥古斯特·克莱涅的化名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在他们背后撑腰的是拉狄克，无论身处莫斯科还是德国，他的工作都是密切关注德国事态。至少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他就一直在提携布兰德勒，并与布兰德勒一起筹备了莱比锡代表大会。 新的领导层看起来似乎十分稳固，在其他时候也许是这样，但它刚上台不久，一场风暴就彻底撼动了德国。 [1]这些意见起初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但后来还是以《共产国际纲领的问题》（LaQuestionduprogrammedel'I.C）为题发表在《共产主义公报》，第14期，1923年4月5日，第126—128页。 [2]同上，第126页。 [3]同上，第127页。 [4]同上，第128页。 [5]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布哈林签字的声明，这个声明请求推迟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做决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42页。 另请参阅：布哈林在1922年11月21日的第十八次会议上代表俄国代表团宣读的声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I卷，第687—688页。——中译者注 [6]《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2年11月9日的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53—54页。布鲁埃这里搞错了，这句话不是出自季诺维也夫的开幕词。——中译者注 [7]《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7—318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5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资本的进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00—40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文版并没有“无产阶级的退却还没有结束”这句话，这是根据英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8]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中。 [9]《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6页。 另请参阅：恩斯特·迈耶尔在1922年11月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99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恩斯特·迈耶尔”在本书中译为“恩斯特·麦耶尔”。——中译者注 [10]《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2页。 另请参阅：路特·费舍在1922年11月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07页，此处按照汉语的句式对引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1]《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0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3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3]《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2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2—103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2年11月11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34—135页。——中译者注 [15]《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5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4页。——中译者注 [16]《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4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4页，此处引文按照英文版的句式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7]此处译文借自《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5页。——中译者注 [18]《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4—1015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5—1306页。——中译者注 [19]《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6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6页。——中译者注 [20]《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6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6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1]《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6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6——13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3]《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这段话当中，除了“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之外，其他均不见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收录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一文，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7—1308页，但中文版中并没有“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句话，中文版相应位置上的句子是：“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工人政府既无法建立，也无法存在下去。”因此这句话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5]《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17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30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6]瓦西尔·彼得洛夫·柯拉洛夫（ВасилПетровКоларов，1877年7月16日——1950年1月23日），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Shumen）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学时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95—1897年在尼科波尔镇当教师，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任党组织书记。1897—1900年留学瑞士，学习法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07—1917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次出席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齐美尔瓦尔德、斯德哥尔摩等地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6月和1922年11月先后率领保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的三大和四大。192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组织领导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当选为保加利亚第26届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9月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1947年12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去世后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于索非亚逝世。——中译者注 [27]在1月5日至6日的挪威工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拉狄克进行了干预，把挪威工党的“自治权”纳入了党章，对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感到不满的少数派才勉强接受了（哈尔瓦德·曼泰·郎格〔HalvardMantheyLange〕与麦耶尔〔Meyer〕，《挪威工党史》〔Detnorskearbeiderpartishistorie〕，第2卷，第320页及其后）。 [28]《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97—219页。 [29]同上，第314—333页。 [30]同上，第318页。 [31]同上，第328页。 [32]同上，第238—240页。 [33]同上，第287页。 [34]同上，第345页。 [35]同上，第142—150页。 [36]同上，第375页。 [37]同上，另请参阅《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247页。 [38]《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7—248页。 [39]同上，第248页。 [40]同上，第25页。 [41]同上，第252—253页。 [42]同上，第253页。 [43]同上。 [44]同上。 [45]同上。 [46]同上，第254—255页。 [47]埃德温·亨勒，《德共代表大会上的统一战线策略》（DieTaktikderEinheitsfrontausdemParteitagderKPD），《国际》，第6期，1923年3月15日，第179—185页。 [48]同上，第183页。 [49]同上，第285页。 [50]《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68页及其后。 [51]布兰德勒在1922年10月12日给恩斯特·麦耶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柏林那帮人的“下流的派别斗争伎俩”，并建议停止费舍的党内职务（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5页，注释88）。最后没有对费舍进行任何处理。 [52]《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0页。 [53]同上，第247页。 [54]同上，第299页。 [55]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6页。 [56]费舍一直坚定地反对拉狄克，她毫无证据地断言拉狄克企图把左派领袖给彻底排除掉。对于拉狄克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建议，以及拉狄克寻求妥协的做法，她解释为拉狄克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拉狄克在1926年12月给蔡特金写了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在他看来，“……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和朔累姆等人代表着共产党工人中的整整一个阶层”，他们体现了“革命急躁情绪”。关于这个问题，拉狄克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不得不和它进行斗争，以便使共产党工人明白：一个没有希望的少数派是无力夺取政权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同这支群众队伍一刀两断，因为它代表着我们阶级的希望。”谈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时，他说道：“……所以，在来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我个人主动建议一定要把路特·费舍容纳进中央委员会；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希望中央委员会里有左派代表，这样，对于那些单纯埋头于日常活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不理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何在的同志来说，他们就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ALetterbyKarlRadektoClaraZetkin〕，《新国际》〔TheNewInternational〕，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5页。）费舍在自己的书里也引用了这封信（《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注释①），她一直想证明，拉狄克耍阴谋想搞掉左派，但就是她引用的这封信让这个观点不攻自破；其实拉狄克当时采取的立场，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相悖的，想把左派（首先是路特·费舍）全部排除掉的其实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企图挑起分裂。请参阅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75页及其后；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台尔曼》（Thaelmann），莱比锡，1932年，第42页；爱·哈·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TheInterregnum1923-1924），伦敦，1954年，第158—159页。最后，我们应当注意，费舍以前就曾对自己说了谎——1924年1月，她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最后一刻进行的干预，成功避免了分裂。”（《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1页。） 拉狄克这封信的译文借自《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第565页，“朔累姆”在本书中译作“肖雷姆”。——中译者注 [57]阿图尔·埃维特（ArthurEwert，1890年11月30日——1959年7月3日），出身于小农家庭，当过制鞍工人。1908年参加工会运动，同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初前往加拿大，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判刑一年。1920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担任黑森地委书记。倾向于同左派合作，但被左派认为是“温和派”。1923年1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局委员。同年4月与菲弗尔、海因茨·诺伊曼一起批判左派。在准备十月起义期间担任西方局军事首脑。1925年参加中派，同年7月在德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在德共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26年10月当选萨克森邦议会议员，同年11月2日被捕，12月获释后转入地下。1928年5月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8年至1929年侨居莫斯科。1929年因参加“调和派”而遭到批判，在同年6月的德共十二大上做了“自我批评”，从此在党内失势。此后转入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0年前往美国，指导共产国际拉美局的工作。1932年至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1934年被派往巴西。1935年被巴西警察逮捕，因遭受毒刑拷打而精神失常，但仍于1937年5月8日被判处13年徒刑。1945年5月1日被转入精神病院，1947年8月被遣返回德国，医生认为他的病情无法康复。但在1956年仍被谴责为“外国代理人”。1959年7月3日去世。——中译者注 [5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7—268页）写道，中央局提出的修改后的名单包括了四名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这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四人当中，她只给出了埃维特的名字。 [59]阿图尔·柯尼希（ArturKönig，1884年4月18日——1945年？月？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9月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与成立德共（斯），领导埃森党组织，在1920年的鲁尔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担任多特蒙德区委书记，1923年担任西方局组织主任，同年5月作为左派的领导被补选入中央局。1924年4月担任中央局司库，同年5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11月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出党，此后消息不明，据说他在纳粹篡权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并因此被党卫军杀害。——中译者注 [60]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7页）提到，拉狄克“运用手段”阻止了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当选，但她没有给出具体细节，其实并没有人提名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她对自己获得提名参加选举一事不置一词。 [61]费舍（同上，第250页）断言，由于麦耶尔拒绝在德共内部帮助组织一个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紧密的派别组织，所以拉狄克便要求将麦耶尔排除出名单。在说这话的时候，她倒忘了自己对麦耶尔的抨击了。 [62]费舍（同上，第267页）断言，左派代表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弃了权，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最多只有16名代表弃权，而赞成左派、反对布兰德勒的提纲的代表则有59人。值得注意的是，得票最多的人是林道（195票）和菲弗尔（192票）；左派的支持者和中央局的支持者都投了他们的票。然后是蔡特金、埃贝莱因、弗勒利希、亨勒和布兰德勒（166票），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有三十多名左派参加了投票。当选者当中得票最少的是乌布利希（117票）和卡尔·贝克（107票）（《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382页）。 [63]请参阅本章注释51。
《我的生平》整理校对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我的生平》整理校对说明 《我的生平》共三册。原书为竖排本。 原书繁体字转简化字。个别特殊的字不能转化的，与原书一致。 原书的标点符号与现代不一致的，转为现的。如原书中的波浪线表示书名号由一律改用《》，其中有的虽没有波浪线标识，但能确认是书名的，添加书名号《》。 请留意：原书中所称的“实验主义”因为大量出现便保留其原汉译。实应为现代所译的“实用主义” 认为是明显的排印漏了的字以〔〕标识。 原文人名、地名的下划线从略。 凡著作、人名、国名等专有名词，比较著名的，改用现代译名。 如： 柏柏尔（AugustBetel）→倍倍尔 克纶普吞（SamuelCrompton）→克纶普顿 哥尔通（FrandisGalton）→高尔顿 布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 奈瑞→牛顿 佛郞克佛→法兰克福 喀莱尔（ThomasCarlyle）→卡莱尔 纳斯钦（JohnRuskin）→拉斯金 亚诺尔特（MattewArnold）→阿诺德 波庐塔克（Plutarch）→普鲁塔克 海奈（HeinrichHeine）→海涅 凡尔塞宫→凡尔赛宫 蒲鲁东（P．J．Proudjpm）→普鲁东 马可梨（T．B．Macaulay）→麦考利 黑佛斯托斯（Hephastos）火神→赫菲斯托斯 布洛墨托斯（Promethsus）→普罗米修斯 格兰姆（Gramme）→克 纽西兰→新西兰 衰克思（BillSykes）→赛克斯〔百度及查找，似乎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中的人物〕 柯尔（Cole）→应指英国学者，著有《社会主义思想史》 胡拍（W．H．Hooper）〔百度不到〕 柯尔崩（P．Kolben）〔百度不到〕 “盆基”（Penguin）鸟〔企鹅〕 〔第二册〕 柏格森（Bergson）→伯格森 蒲陀罗（Boutreu）→布特鲁 阿白海默（FranzOppenheimer）→奥本海默 《物种原始》→《物种起源》 屈费儿（GeorgesCuyler1769—1832）→乔治·居维叶 开伊（Kay）→凯伊 哈格利夫士（JamesHargreaves）→哈格里夫斯 阿克来（Arkwright）→阿克莱特 克伦普登（Crompton）→克隆普顿 麻喇甲→马六甲 锡兰→斯里兰卡 威至威士（WilliamWordsworth）→华兹华斯 哥尔利治（SamuelTaylorColerldgs）→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_百度百科(baidu.com)]〕 骚狄（RobertSouthey）→罗伯特·骚塞 塞理（Shelley）→雪莱 涡文（RobertOwen）→欧文 亚丹斯密（AdamSmith）→亚当·斯密 边岑（JeremiasBentham）→边沁 马尔查士（ThomasRobertMalthus）→马尔萨斯 摆伦（GeorgeGordonbyron）→拜伦 莫理斯（WilliamMorrls）→莫里斯 佛利德利系→弗里德里希 乌里耶诺夫（Uljanow）→乌里扬诺夫 《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啻愁根（J.Dietzgen）→狄慈根 赫拉颉利图斯（Heraclitus）→赫拉克利特 蒲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 鲁宾斯泰（M．Rubinstein）→鲁宾斯坦 托辣斯→托拉斯 拉塞尔（FerdinandLassalle）→拉萨尔 斯宾挪莎（Spinoza）→斯宾诺莎 《人类原始及类择》”（TheDescentofMenandSelectioninReiationtoSex1871）→《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提密利亚截夫（K．A．Timiriazov）→季米里亚捷夫 奥国门曼德尔（GregorManlel1822—1884）→孟德尔 柏班克（LutherBurbank1849—1926）→伯班克 多甫里斯（HugoDeVries）→德弗里斯 密罗（Miro）的威洛斯（Venus）→米罗（Miro）的维纳斯（Venus） 细克斯提尼的马多拉（SixtinischeMadonna）→西斯廷麦当娜 渣华→爪哇 黑煤油（Kohlenteer）→煤焦油 亚里插林（Alizarlin）→茜素〔相关引用段落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35页〕 信仰理性论（Fideismus）→信仰主义 康苗立士特可能是共产主义（Kommunismus）译 克洛泡特金→克鲁泡特金 卫德尔班德(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文德尔班 〔第三册〕 赫颉利图斯（Heraclitus）→赫拉克利特 斯宾挪莎（BenedictSpinoza）→斯宾诺莎 来布尼兹（Leibnitz）→莱布尼兹 斐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费希特 卞斯天（EdwardBernstein）→伯恩斯坦 卡尼亚低（Carneades）→卡涅阿德斯 斯达林→斯大林 菲列滨→菲律宾 因文中有“《杜灵格的科学革命》改称《杜林的科学革命》”一语，保留了《杜林的科学革命》，没有改用《反杜林论》 《哲学的贫穷》→《哲学的贫困》 《佛爱巴黑与德国唯心哲学的尾声》→《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其他替换的： 如： 牠→它 其牠→其他 明显的个别的错讹，直接替换或更改，不一一说明。
第八章到山东和往广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八章到山东和往广州 入山——中兴煤矿公司——新矿井中的一瞥——从骡子的寿命去推测工人的寿命——“时也命也运也！”——“悲人穷也”——“抄近路”——科学是什么？——借自己的脑子所发见的结果——“英文书记”——广州与上海的比铰——广州的手工业——从广州人的拉屎说到美国人的进餐——绝对相反的道德观——最高的道德——男女生理上的比较——妇女解放的条件——妇女运动——“太少了对不起人！”——“吃烧猪”——处女膜——“吃在广州”——“盲妹心静”——出国的动机——五本译稿——口头成约 当我正在进退失据的时候，适有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托P．K．大学某教授代聘一个英文秘书，月薪八十元，每月的红成称是，面工作却非常清闲。有人问我如果愿住，当转为介绍。我因此职薪丰事简，可以专心译书，借储他日出国的费用，又可亲自考察新式产业中的工人生活，获得一些实际的知识，可算是一举两得，遂允许前往。 这是我办补校一年后的事。当我宣布要离开北京，前往山东的消息时，许多同事因我办事切实，肯负责任，深愿我继续主持校务，使大家得照常不问校事，专门教课，故极力挽留。旋知我的去志坚决，即替我和另一赴欧的同事C君设宴送行。我于是襆被出都，前去领略那离群索处的深山生活了。 中兴煤矿公司系完全中国资本所办的矿业，大股东为朱启钤等。矿中所用工人多至七千，矿穴距地面约深一千尺，分新矿井与旧矿井两种，新矿井有升降机，上下便利，而旧矿井则仅用篾箩系在钢索上，用辘轳转动以资上下，殊感不便。 我于抵公司两星期之后，即跟着监工入新矿井去参观，内中阴暗潮湿，郁热窒息，而杂以炸矿穴的硫磺气味，真是一个活地狱！大的矿道有五尺多高，小的矿道只二，三，四尺不等，须伛偻或匍匐前行。我在内中停留四五点钟已不胜其苦，然工人在新矿井中每日要作十二点钟的工，在旧矿井中因上下不便，每次要继续作二十四点钟的工：除吃饭外，不能休息片刻，否则一遇着监工和练习生，就会挨打。工人挨打之后绝对不敢反抗，因为公司中有一个警察局是专门用来惩罚他们的。 从前英国的铁路工人当着旅行客车开车的季节，常是被迫继续作工至四五十点钟之久，以此和中兴煤矿公司的十二点以至二十四点钟工作相较，似乎中国的资本家还算是仁慈的。但在地下作工和在地面作工的苦乐大相悬殊，所以欧美设有通风管的矿山工人作工每日不过六点钟，而中国缺乏这种设备的矿山，作工时间竟多出一倍以至四倍，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只要拿畜牲做标准，就可以测出工人所受的牺牲。平常一匹骡子从三，四岁起，每日作工十点钟以上，可活至十五岁或二十岁，在中兴公司矿洞中的骡子栖息于空气较为流通的大矿道中，每日作工八点钟，只能经过五年，就要死去。它的寿年竟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工人的工作时间比骡子多三分之一以至三倍，他们的寿年宪竟要减少若干呢？我虽无从统计，但从他们苍白的脸色，频数的咳嗽，和枯瘦的肢体看来，知道他们多患“贫民症”（这是欧洲工人对于肺病所用的代名词），不是能够久于人世的。 矿洞中的工人这样苦苦地作工，每日只能得银二三角，除掉吃饭外，每日可余铜子数枚以至十余枚。但在地面作工的人每日只获得铜子二十四枚，须吃面三斤，计铜子十一枚，余下三枚还不够菜钱。至于穿衣住屋，养家等资简直谈不到了。 然工人最感痛苦的还是在工作受伤，得不到公司分文的疗养费，也没有医院可住，以致为着小小的伤或病，常是呻吟床笫，或竟丧失生命。加以公司的矿师为本国高工学校毕业的学生，一味节省经费，见好于创办人，对于一切万不可少的设备都付阙如，因此更容易发生危险，贻害工人。例如当我下新矿井后的半小时内，升降机的钢索忽然中断，内中一个工人，跌得半死不活。后来考查钢索中断的原因。才知道此索已过保险时期三个月，犹在使用，致召斯祸。 当一九二○年唐山煤矿中枉死了几百工人，社会上大起不平之鸣，替他们呼冤。然此等事在中兴公司的矿山中正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三四年前，因公司的设备不周，一次竟枉死四百六十余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枉死七十余人。社会上无人过问，公司也不给抚恤。我有一次和公司的要人某君谈及此事，说工人这样大批地惨死，真是可怜，他叹一口气答道：“这是时也，命也，运也！”啊，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惨死，原来看做命该如此！ 在另一方面，中兴公司的资本经历年的增加，总数不过三百八十万元，然在这五年之内，竟获得一千万元的剩余价值。柯尔（Cole）所说的“每天逢着臣富与赤贫，高红利与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本是指产业发达的英国讲的，不图已经表演于产业不发达的中国。既是这样，中国没有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话与实际情形真相符么？ 我自从看见新式产业中资本家的剥削与劳动者的牺牲达到这样可怕的程度，便痛恨前者而表同情于后者，因此趋向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意志更为坚决。我在当时和一班急进的智识分子一样，已经自命为这种主义的信徒，但我也和他们一样，只知道一点皮毛，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有时还觉得它不完善，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加以“修正”，使它得马上在中国出现。 老实说一句，我当时所谓社会主义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完全将中国旧有的意识附会在它的上面，我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相信这种主义呢，因为我是一个“有志之士”，本着一种“英雄气概”，很想出来拯救苍生。在中学时，已醉心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到P．K．大学后，更同意于辫子先生的两句话：“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做事情呢？‘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不过我早已是无神论者，特去掉后面这句话前半截，而取其后半截。我趋向社会主义是“悲人穷也”。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是何等不正确，并且容易发生摇动，试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凭道德的观点而赞成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是以主观为取舍。要将个人的意志加在社会的身上，未必能与实际状况相符合，而可见诸实行，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自有其发达的定律，并非像机械一样，可以随便拆开改装的。例如五四运动以后，一班站在最前线的重要智识分子都舌敝唇焦地主张并讨论“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这显然是认资本主义为不好，社会主义为可取，故在那里大声疾呼。其实，这都是一些废话，一点用处也没有，试问在当时的状况之下，一般资本家建设工厂，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制造商品，出售于市场，借以掠取剩余价值，这种行动有谁能够加以制止？靠工人么？还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力量几等于零。靠政府么？政府中人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表同情于资产阶级，他们决不出此，即出此，也绝对做不到。既是这样，大家还要“抄近路”，凭着主观的意志为去取，真是梦呓。大家看了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主观论的毛病。 第二，凭一种怜悯的感情而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摇动，甚至于改变方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所独有的对象，非其他阶级所得窜取。如因怜悯这个阶级的贫困而相信这种主义，那么，将来也可以因怜悯其他阶级的贫困而改信他种主义。例如流氓无产阶级的贫困还远在无产阶级之上，即小资产阶级在破产时，其困苦也和它不相上下，如果以怜悯为怀，这两个阶级还是值得给予同情的，尤其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很容易表同情于自己原来的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立场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大半是互相对抗的，如要对他们大发慈悲，便会摇动，甚至于丧失自己固有的立场。所以为着“悲人穷也”而相信社会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 我后来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发源地德国加以深切的研究，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这是现今文明世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内大多数人对于它不是不了解，就是误解，今特借此机会加以详细的解释。 大家看见“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名称，不免要发生疑问道：“为什么要冠上‘科学的’这个形容词？”因为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地皮上的。“但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是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则为过去或现在已有的事物。所以科学的工作领域首为过去与现在，而不在将来。因为事实或出现于过去，或出现于现在，而将来既还未实现，自无从附丽。 科学的任务不仅在知道事实，还要知道事实的联系，即通常所谓因果。 不过单靠这两点还是不够，必须于认识事实及其联系之后，再加以研究。故科学的特质有三： （一）认识事实。 （二）认识事实的联系。 （三）力求更进一步的认识。 所以科学是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不涉幻想的。然科学并不是专致力于过去和现在。完全与将来绝缘，它也一样注意将来，或预言将来的事变。例如天文学对于将来的日蚀月蚀，彗星出现等事可以先期说明出来，正因它对于过去和现在日，月，星球的运行已有确切的认识，故推测将来，丝毫不爽。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科学这个名词的意义既经明了，便容易知道它被当作形容词加在社会主义上面的用意了。这种主义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相峙的，后者是英法一班社会思想家凭着自己的脑子所发明的图案，前者是德国两个社会科学大家借着自己的脑子，“从已经出现的物质的生产事实中所发见的”结果。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以确切认识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为先务，绝不像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一样，疲精费神去描写将来的社会制度。我们先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进而叙述它的理论。 当中古时代，一切产业的规模十分狭小，因此所有生产工具大半为生产者所私有，如自由农民或农奴据有农场，手工业者据有工场是。他们的产物于自给自足之外，多半经过商人之手而互相交换。然历时既久，商业不仅擒住生产的剩余，并且次第蚕食生产自身，使全体生产部门都附属在它的下面。因为一般小〔生〕产者常因原料或工具的不足而受商人的接济，遂为他们所宰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情形。 到了近世社会，形势一变，工业起来支配商业。一般资本家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以有计划的分工，制造商品，出售于市场，而其售价却较廉于小生产者的生产品。因此将他们一一排挤于生产领域之外而逐渐占据一切生产部门。 凡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含的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所以它的价值是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需的生活品的价值而成的。例如劳动力每日的价值为一元，资本家即以此数雇用劳动者，作工十点钟。他在五点钟内所生产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值（除去资本家所投的资本的价值），然他必须继续作工五点钟，此后所生产的价值便是一种剩余，即一种剩余价值，完全为资本家所垄断。 资本家将劳动者所制造的商品送入市场，实现其中所含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后，不独依旧购买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从事于生产，并且将剩余价值（除去用于消费的一部分）变作资本（即资本的蓄积），从事于更大规模的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他们更将各单个的资本集合拢来（资本的集中），使蓄积的作用扩大并加速，又使资本技术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的革命扩大并加速。于是生产的组织便由单纯的协作进而为手工工厂业。再进而为大工业了。 当最初的资本家出现时，工资劳动的形态虽已存在，然这种劳动只是例外的，副业的，迨资本家使生产变作一种社会的行动，由许多人在工厂中着手实行，工资劳动即成为全部生产的常规与主要形态，而工人即以工资劳动为唯一的活动。但生产工具与生产物都为资本家所垄断。这就是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私有，其中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 这种对抗并非偶然，而且是日趋激烈的。在一方面，因大资本压倒小资本，小资产阶级相继破产，以致无产阶级的人数日多，在另一方面，因技术进步，机器日精，人类劳动的需要减少，以致无产阶级的失业者日多，形成庞大的产业预备军，随时随地供资本家的驱策去压迫现役劳动军。而“那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与蓄积的范围及精力保持均衡的定律，将劳动者钉在资本上面，比赫菲斯托斯（Hephsstos）火神的楔子将普罗米修斯（Promethsus）钉在岩石上还要坚固。它形成一种贫穷的蓄积以与资本的蓄积相呼应。所以一方财富的蓄积同时就是对方——即生产自己的生产物作为资本的阶级——贫穷，劳动痛苦，奴隶状况，无知识，凶残和德性堕落的蓄积。” 无产阶级既对照着资产阶级而日趋贫困，它的消费即降至极小限度，它所买的商品仅限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另一方面，因近世机器不断的改良，生产力不断的提高，生产范围不断的扩大，商品的数量有增无已。世界市场虽可加以扩张，然不能和生产的扩张同其步骤，于是发生商业的危机。在危机之中，生产物充斥于市场，无人过问，现金匿踪，信用消失，工业停滞，工人因替资本家生产了过多的生活品，以致自己得不到生活品，而破产之事也层出不穷。大量的生产物和生产力必须加以毁灭，才能够使生产与交换恢复原状。 但这种危机绝非例外，而是隔若干年出现一次的。“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总是每隔十年出现一次。后来虽不甚如期表演，然并没有停止。”而且每次出现，比较上次危险更大，蔓延更广，现在简直成为一种痼疾，永久不退了。这种痼疾就是暴露资产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管理近世伟大的生产力。 “危机既暴露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再行管理近世生产力，而大生产机关和大交通机关的转变为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有财产又表现它对于这个目的已经成为赘疣了。资本家一切社会的职务现在均由雇员担任。他们除掉领取收入，裁下利息单和在交易所——各资本家在此互相攫取资本——投机外，不复有其他社会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曾经排挤工人，现在却排挤资本家，它虽还没有层策他们加入产业预备军，但完全和他对于工人一样，已将其置诸过剩人口之列了。” 然资产阶级对于近世伟大生产力的管理虽表现没有能力，并成为赘疣，但它决不背自动退让，而有待于无产阶级的起来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将资产阶级手中脱落出来的社会生产工具变为公有财产。因此一举使生产工具得摆脱他向来的资本特质，而以充分的自由贯彻它的社会的性质。于是一种依照预定计划的社会生产才有可能。生产的发达使以后各社会阶级的存在成为一种时代的错误（Ananchronism）。当社会生产的纷乱一经消灭，国家的政权也会死去。人类毕竟成为他们自己联合的形态的主宰，同时也就是自然界的主宰，和他们自己的主宰！他们是自由了。” “贯彻这种解放世界的事业是近世无产阶级历史的使命。研究这种事业历史的条件及其性质，并使现今受压迫而被召出来行动的阶级觉悟自己行动的条件及其性质，是无产阶级运动理论表现的任务，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任务。” 统观以上各节，即知道科学的社会主义不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它将来的出现不是人们主观上的空中楼阁，而是现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要投身无产阶级，为之服务，决不是悲其贫穷，而是因为它系一种唯一的进步势力，负有创造新社会的使命，并具有这种能力。要看清这一点，才可与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否则凭一时感情的冲动，信仰不坚，必至朝秦暮楚，为世诟病。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说完，现在再回到我和中兴煤矿公司的关系上去。我在公司中担任的职务为起草英文书信，工作至为清闲，因为公司要于购买机器或零件等物时，才对上海各洋行通信，每星期平均仅一二次。我于是利用全部闲暇时间来看书报和译书，觉得十分安适。 可是当一个月期满，我去领取薪水时，发见我的姓名上冠有“英文书记”四字，马上向原来请我的矿师K君提出抗议，诘问他何以前云聘请“英文秘书”，此刻改作“英文书记”，况且我所任的职务明明为起草书信，并非抄录文件，和通常的书记一样，他当答应请公司改正。但至第二个月月终我去领薪，看见仍旧是原来的名义，便非常生气，即时表示辞职不干。K矿师便说明公司向来无秘书的名称，所以没有更改，待他向天津方面的董事磋商，才能给予明白的答复。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暂时等候回信。但同时深深感觉到我的四周都是一些趋炎附势，欺压工人的资本家的走狗，非常讨厌，我因言语与地位的关系，既不能与工人接近（即接近，一时也无从启迪他们，因为他们还被压在一班如虎如狼的包工的工头之下，丝毫没有反抗的勇气，与觉悟的表现，）而读书译书又陷在独学无友，孤陋寡闻的状况中，至于为储款出洋计，到处都可就事，正不必死守山中，于是决定离开此处。迨第三个月月终，公司方面表示更改名称的困难，我即于一九二○年年底辞职来沪了。 抵沪后，适值前P．K．大学的学长C先生将往广东办教育，我遂和前此在大学的同班学友Y君，及另一P君一同前去、 广东居南海之滨，与西洋通商最早，吸收西洋文明也似乎应在各省之先，但事实上却不然。走遍广州城内，除掉看见一些不平的马路与不明的电灯以外，找不着其他新式的设施，和新兴的大工业。拿它和上海较，真有天壤之别，例如上海在欧战期中，机器纺织业如风起云涌，盛极一时，而号称富足的广州并没有呈出这种现象。此事的原因虽多，然最重要的还是因它偏处一隅，不能直接和内地各省交通，形成一个产业的重心。所以要使珠江流域的广州得与扬子江流域的上海及黄河流域的天津同样发达起来，必须首先完成粤汉铁路。这一着一经办到，不独中部各省对欧洲的输出输入可以直接取道广州，使之成为南部一个大商业中心点，并且因商贾的辐辏，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因此粤汉铁路完成后的广州虽未必能和上海争衡，一定可与天津媲美。 广州的新式工业虽不发达，然手工业却大有可观，所谓“广货”最有名于内地各省的。手工业既十分兴盛，工人的收入也铰多，据我所知，他们的生活似乎较中国任何处的工人为高，尤其是饮食一项较为丰足。可是手工业必定屈服于机器工业之下，这些手工业者此后将感觉生活日趋困苦，且将日就灭亡。英国八十万手工棉业织工的受尽痛苦，以致逐渐消灭，印度大批手工棉业织工的突然丧亡，以致“骨头漂白了印度的原野”，这不是他们前车之鉴么？ 然他们在现时的生活中却有好些令人称赞的事，而道德心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更为坚强，也是内中的一点。例如我们一到各公共厕所的门口，即看见内中放有草纸，旁边置洋铁筒一，一般劳动者在此取纸，必投制钱一二文于筒中，此筒虽是有主之物（看厕所人的），但并无人看管，取纸人没有不投钱的，而筒中所积之数十文钱也未见被人窃去。此事在中国不能常见，尤其是出于一般平民，更属难能可贵。 不过统观广东工人的状况，这也原不足奇，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宽裕，故肯出这几个小钱去易草纸，免得自己携带。犹之美国许多城市的报纸放在街心，任人给价取阅，餐馆的餐肴，陈列一处，任人按值取食，虽无人照顾，却从没有不付或少付价钱的。美国的富足远过广东，所以它的人民的道德心能在进餐中表现出来，而广州的人民还只能在拉屎中表现出来。俗话说：“礼仪生于富足，盗贼出于贫穷”，可谓一语破的。 我从前在高等师范肄业时，听见好些教员和同事说：“学问有新旧，道德无新旧，道德是永久不变的。”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所谓道德不过是每种经济的社会状况的产物，是随这种状况变化的。上述两事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为使人们深刻了解起见，不坊再举几桩绝对不相容的事来加以发挥。 中国人对于弑亲的行为视为滔天大罪，在前清一经上奏，城墙要缺角，地方官要夺职，而逆子更要凌迟处死，民国虽不这样严厉，但也要处死刑。在古代罗马，凡弑亲者和一只狗，一只鸡，一条毒蛇，一史猴同装在一个袋中，投诸大海或河流中。可是据胡拍（W．H．Hooper）的“《塔斯及人天幕中十月记》”（TenmonthamongthetentsoftheTuski）所载，塔斯及人对于多病的老父老母，加以弒戮，自认为一种极道德的行为；柯尔崩（P．Kolben）的“《好望角的现状》”（TheProsentstateoftheCaperofGoodHope）一书对于霍屯督族（Hottentots）人也有同样的记述，不独做儿子的愿意这样做，就是为父母的一到年老多病的时候，也要求，甚至于哀求自己的儿子将其杀死，如不依从，即斥为不孝。所以弒亲成为儿子一种神圣的义务。 有好些人听见此事件，必定要大骂道：“‘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这些野蛮人简直是禽兽之不若！”但我们且慢动肝火，先来考究他们的道德观为什么和我们及罗马人的完全相反。他们是游猎之民，转徙无常，而物质且时感缺乏——在这种情形之下，怎样能够挟着多病的父母随行，即使办到，为父母的必定也要多受许多痛苦，所以不得不速其死，使之解脱。反之，古代的罗马与现代的中国，是奴隶制功资本主义的时代，居住既有定所。物质又比较丰富，奉养老年父母，实有可能，所以视完全反乎此道的弒亲为大逆不道。可见道德的标准是以经济的社会状况为转移，原无一定，但进步的道德总算是较好的，我现在要引倍倍尔的一段话，作为此事的结论。就是： “食人的野蛮人以吃人肉为道德，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奴隶制为道德，中古时代的封建领主以农奴制为道德，近世的资本家以工资劳动及工厂和夜工糟踏妇女童工为道德的精华。社会的四个局面，即有四种道德的观念，每一种较高于前一种，但没有一种是最高的。最高的道德状况毫无疑义地为人类站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上互相交接，而‘你想人家加诸你的事，你才可加诸人’这种伦理上的第一条原则，因社会的组织，变成人类关系中一种不可侵犯的规则。在中古时代，人们以门第为贵，在近代以金钱为贵，在将来以一己为贵，将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实现。” 然外省人初到广东观光，首先发见并深深印人脑筋中的，当推妇女劳动的情形。我们从九龙搭火车至广州，沿途都看见妇女在农场中作工。及抵广州，又看见妇女从事各种手工业，就是码头上的挑货，也有她们在内，甚至于还背着自己的小孩子。她们的勤劳，真是令人佩服！ 妇女是人类中首先受压迫的人，当男子为奴时，她们早已尝着这种滋味了。然当古代社会，妇女发现农业，从事种植时，她们的地位日高，权力日大，遂形成一种母权，使男子不得不仰其鼻息。后来因经济状况的变迁，妇女丧失这种主要地位，由男子取而代之，于是母权消灭。父权继起。自此以后。妇女受男子的种种虐待压迫，以致心身的发育绝不能和他们并驾齐驱。就现代文明各国的妇女讲，除尻骨盘，乳房以及审美的感觉和皮肤的感觉较男子为发达外（据生理学家说，妇女此等感觉的优越不是表现高度的发达，而是表现停滞在较低和较原始的发达阶段），其他如头盖骨女子系扁平，男子则隆起；如脑髓，欧洲通常妇女较男子的少一百二十格兰姆（Gramme〔克〕每一格兰姆合库平二分六厘八毫），即新生的女孩也几较男孩少五十格兰姆；如筋肉，女子平均为十四启罗格兰姆又七五（Kilc-gramme〔千克〕每一启罗格兰姆合库平二十六两八钱），男子则重至二十四个半启罗格兰姆。尤其重要的是血的差异。血系由血浆和血球（分赤白两种）所构成，其功用为输送生活进程中所必需的物质于身体全部，并输送其中的废物于排泄器官，特别是赤血球为空气交换的媒介，吸取肺中空气的酸素送至身体全部，它所以能履行这种职务，是收功于它的血色质（Hämoglopin，按此为赤血球中的主要成分，除蛋白质外更含有铁质）。可是女子血中所含的血浆和水分与男子较，为百分之八○与七五之比，她们的赤血球，每立方米厘米突为四百八十万个，男子为五百三十万个，而此赤血球中所含的血色质与男子较，又为百分之一三与一四之比。妇女的赤血球和血色质既较男子为少，故脑筋的营养和智识的发达便大受影响，几乎事事落在男子之后。 我对于男女在生理上的重要差异说了这么一大段，用意不是供给一班惯于压制妇女的男子以材料，作为男女不能平等的科学上的根据，而是要使全体妇女认清自己所有的弱点，急起直追，加倍努力，以期早日达到男子发展的水平线上。可是此事从何处着手呢？初看好像千头万绪，头头是道。然细心考察一下，却只有一条坦途，就是尽可能地参加生产的工作，力求经济上的独立。 中国向来的劳动妇女大半了是操持家务，不出户庭，即从事生产，也极其有限，像上述广东的妇女那样参加生产的为数甚少（仅湖北，江苏的江北一带及其他少数地方）。所以她们的受束缚与压迫非常厉害，不能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她们此后要获得自由与独立。当尽量摆脱家庭的事务，出来参加社会的生产工作。例如近年来各工厂中招致大批的女工作工，社会上即发生一个妇女问题，引起多数人的注意，这就是她们争自由独立的起点和解放的先声了。 此外，广东一般有智识新妇女争教育机会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和公共职务的开放等等，也甚为热心，且因环境顺利的关系，一时大有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趋势。这种智识妇女的运动对于礼教遗毒甚深的广东正是一剂解毒散，自有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男女同校一事为女子必争的首要之点。因为教育是青年人发达身心最有效的工具。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一切教育的设施没有女子的分，即有，也是附属的。我们知道国内已有好些女子小学，女子师范，女子中学，甚至于女子大学（男性的学校未尝冠上男子的称号，而女性的学校必须注明女子字样，即此可以证明女子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来替男子造就良妻贤母，然其中的设施与教员，在在不能与同等的男子学校相比拟，故女子应与男子同学，以争取较完善的教育。并与男性交换智识，砥砺性行，以为将来共同担负一切工作的准备。 可是此等运动虽具有相当的意义，终久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范围。即使一一达到目的，也只能替生长在有产家庭的少数妇女谋得利益，决不能改变最大多数贫苦妇女的命运。她们的解放在乎推翻现社会制度，因此她们必须与工人运动携手共进，才有成功的一日。 广东妇女运动的兴起虽与一时政治环境的顺利不无几分关系，然其主因还在她们所受的压迫特别厉害。今试举数事以概其余。 广东人蓄妾之风似乎较任何省人为盛。通常的富翁每人总有八个成十个小老婆，这并不是起于好新厌旧的心理，更不是由于身体上的需要，实在是一个“面子问题”，因为“太少了对不起人”，不独富人有妾，贫人也有妾。潮州一带的轿夫每人常有一二个小老婆，她们帮夫共同谋生，因此丈夫的负担并不十分加重。 在另一方面，妇女如有外遇，一经发觉，即被装在猪笼内，投诸大海。当广东人新婚时，更有“吃烧猪”的习俗，就是，新婚夫妇第一夜如此这般之后。垫被上要“见红”，才认新妇为处子，于是将烧烤的小猪一只或一对和礼物数种送至岳家，表示满意与感谢的意思。否则岳家不独吃不到烧猪，新妇也被挥之门外，退回娘家。所以广东人对于女儿防范甚严，真是“养女如看虎”，时常提心吊胆的。 可是“见红”固然是处女的标志，不“见红”也不一定是非处女的证据。因为女子膣口前面的处女膜可以因月经初潮，海绵质充填膣口而破裂，可以因坠地或颠簸破裂，也可以因剧烈运动而破裂，更可以因洗涤而破裂，此膜一破，新婚之夜即不能“见红”。没有生理学知识的广东男子不知道冤枉了多少不幸震破处女膜的“红花女”（即湖南所谓处女）啊？！ 广东特色虽多。然以吃为最著。从前有句俗语说：“穿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与现今所谓“欧洲的房子，日本的老婆，中国的饮食”同一脍炙人口。因为苏州出绸缎，广州多珍馐，而柳州则产寿材。我们对于广州的吃可分作三项来说。 第一，家庭中的吃。关于衣食住的三大要素，广东因地近热带，对于衣的需要较少，对于住也不甚注意，惟食则极为考究。上等家庭口餍珍馐，中等家庭食必鱼肉，固可不论，即穷家小户每餐大概也荤素杂陈，食必兼味。以此与北方工人的吃咸萝卜，馒头加白开水相较，固不可同年而语，即与中部各省工人的饭菜相较也要超出若干倍。广东工人的饮食虽不能与欧美工人比拟，却可以说是具体而征了。 第二，茶楼中的吃。广州的茶楼最多，随处都是，而广东人的每日上茶楼，几乎成为生活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不独智识界人喜欢前去，即劳动界人如洋车夫之类，每日也要到一二次。他们的收入多耗于此处。茶楼中有一种唱戏的“盲妹”，系广东的特色。我们看见这个名词就可以知道这种女戏子是盲目的。她们的年龄大都在二十以下，脸子也多半标致，再戴上一个着色眼镜，远望之俨然是一个二八佳人。可是一经知道底蕴，对于这种残疾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发生美感，因为眼睛是美的第一种要素，西洋人以眼大为美，中国人以眼小（所谓凤眼）为美，虽所定的标准各不相同，然其列为美的主要条件则一。向来形容美人总离不了“明眸”，“秋波”，“美目盼兮”，“盈盈秋水”等句，可见目的魔力极大。所以《西厢》上有“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的话。盲妹既不能以目视，即失去美的基本条件，不能称之为美人，但在广州却能本着自己的色相，号召一般青年男子为之捧场。有许多富豪且特意物色盲妹，藏之金屋，询其理由，则异口同声地说：“盲妹心静，好！”这种人真可与逐臭之夫。嗜痂之叟鼎足而三。 第三，酒馆中的吃。这种馆子的酒菜丰盛优美，确具特点，但取值也甚昂，普通一席需二十元左右。此外，有二三士元一碗的“龙虎会”（系猫蛇同烹），有七十两银子一碗的汤，一百两银子一碗的鱼翅。所谓“富人一席之费为贫民终岁之资”，在广州恐还不止此。菜价既昂，而厨师的工资也极丰，他们中间竟有每日坐轿上工的，可算是“贵族工人”了。 广东的社会状况已略如上所述，现在进而谈论它的教育。粤中虽不乏杰出的文豪，然一般学生的中文程度却较中部各省的学生为低，即外国文与各种科学也不甚优良。关于这一点，我前在北京办高等补习学校（内中有四分之一为广东学生）时即已感觉到，及至广州加以考察，更征实了。此事的远因是在中原的文化及于岭南，较中部各省为迟，近因则为广东当时没有大学。不能罗致中外有名的学者从事讲学，而本省稍有学问的人士又大半群趋京华，不肯留在桑梓服务，以致各中学或高等学校都感师资的缺乏，学生的程度遂不能提高。 C先生到广州未几，即组织一个教育委员会（这个机关与现今的教育厅相等），并拟有大规模的教育计划，如开办大学，设立翻译局，整顿中等学校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广东当局请他前去，用意只在借此以资号召。并没有诚意改进教育，以致他办事数月，一筹莫展。又加以广东当时正预备进攻广西，军用浩繁，无力兼顾教育费，所有办大学与翻译局的设计，都成画饼。 我在广州住过半年，C先生初时以第一中学的校长相委，旋又以省视学相委，但我因正在翻译一部关于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书，无暇及此，均辞而不就，于是改派同去的T君和P君担任这两个职务。迨我这部近三十万言的书告成时，拟议中的编译局有行将开办之势，他约我当驻英编辑，每月译书万字，送薪水二百元。此事给予我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当然再好也没有了，我便欣然应允。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初离粤返家，准备束装就道。 我抵家乡后，仍利用闲暇，拼命译书，在家两月余，共译就二十万字，计小书三本，连同在广州所译之书，共有五十万字（大小两本）。满似将此等译稿送给编译局，取得一笔巨款作为安家和留学费。不意至七月初间忽接C先生来信，编译局因受军事的影响，一时不能开办，劝我将译件交F先生卖给某大书馆，立即起程赴欧。 当我在广州时，P．K．大学的教授T先生也曾到该处，他有一天问我说： “编译局如办不成，你的稿子可卖给某某印书馆。” ”它的稿费太少，我不愿卖。” “平常的稿子最好的是三块钱一千字，次一等的，一块两块不等，你的算四块钱一千，好么？” “编译局如果流产，以后再说罢。” T先生与P．K．大学的F先生（即教过我们班上英文学的）同为某大书馆某丛书的校稿人，T先生既有前议，我此时特写信给北京的F先生申述此事，旋接到他的回信，欢迎我的译稿。迨我于七月下旬抵沪时，他已先期而至，当蒋在家乡所译的三本小稿子交出，复致函C先生速将存在广州的两部译稿一并寄给他。 F先生于是从某某书馆取款一千元给我，并说道：“你到欧洲后有信来，我即将你应得的余款汇给你。” “谢谢你，依照T先生的成约，四元一千字，五十万字的稿费共二千元，此处拿了一千元，还有半数，一定请你早些寄给我。” “好的。“ “再会罢。”
第七章粉笔生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七章粉笔生涯 返里——回京——十六点钟——两副面孔——“五四”示威——“六四”以后的大演讲——“临时监狱”——紧闭三门——女学生运动与五等嘉禾章——“截然两事”——呜呼派——学生革命与阶级背景——代表过去生活的两首诗——“书生”和实际生活——读书与活动——“我要投身在时代狂澜中”——“玻璃铺盖”——译书的技术——第一本译文——补习学校——退出大学 当我回乡之日，正值北军和我地冒充“护国军”的土匪交锋对垒，两边的交通水塞不通。我经过一些周折。通过奉军的防线，安抵家中，久别归来的游子，备受家人热烈的欢迎，不独父母的心中非常愉快，就是祖母也十分高兴，地方人士看见我已经大学毕业，又能通过无人敢靠近的北军驻扎地，以为我有很大的势力，快要升官发财了，对于我的眼光遂为之一变。从前不肯将子弟送入“洋学堂”的人现在都想以我为榜样，打算叫他们读“洋书”了。 久居城市，力学不倦的我此次得返园林，将疲劳的心身休养一番，殊觉快意，但一个月后，祖母因病逝世，我在悲哀之中，帮助办理丧事，也忙了一些时候。旋因乡间土匪猖獗，不能安居。又家中虽得到祖母一部分遗产，较前宽裕，然我当秉自己一技之长出外谋事，没有坐食的可能，遂于两个月后，复束装北上，冀获得一栖身之所。 我于九月九日清晨抵京，正是P．K．大学开学的前一日。遇着几个同学，据说母校现开办预科补习班，全由毕业同学教课，我的同班也有两人——即曾做班长的一位湖北同学和一位湖南同学——担任英文功课，似乎还要物色教员，劝我和F教授接洽一下。 F教授是在我们班上在易卜生戏剧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因我做第三年级班长，接触的机会颇多，对我以乎表示一种好感。我即于是日下午前去见他。 “F先生。好呀！” “哈罗，密士特L，你来了，找到事没有？” ”没有。乡间土匪多，把我赶出来了。” “唉，你来得太迟，校中开办补习班，本来很欢迎你们来教课，但是找不到你们。啊，待我看一看，你在实习班教八点钟的英文课罢。” “八点钟的英文？听说薪水很少，恐怕不够生活。” “那就是十六点。我们可将T君所任的功课给你，把他调入图书馆办事。好在教员的名单要于明日校刊上才发表，此时还来得及更改。等我今晚或明早和C先生商量一下。” C先生是学长，所以F先生须与之商酌，然他们两人当时正是“一鼻孔出气”，凡他答应的事没有不成功的。因此好些同学费二三个月奔走还找不到的位置，我在两三分钟内却得得了。还虽是一点机缘，却不能不感谢F先生栽培的厚意。 我在十年的学校生活中不知受多少困苦，经过多少风波，一旦出来任事，心中十分高兴，自己在教课上既极努力，而学生的程度又不甚高，故应付裕如，关于这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可纪之处。惟有一事颇有一述的价值，就是一个人一旦脱离学生活，与粗糙的实际相接触，便会尝到异样的滋味。 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除掉C阎王样一类的少数怪物外，一班教员无不表现一种和颜悦色，蔼然可亲的样子，而对于优才生和老班生更特别优待。这是我在中学，高商和大学屡试不爽的。但我们一入母校教课，向来的教职员都于有意无童之间另换了一幅面孔——一幅尊严的面孔。从前的关系，颇似家人父子，现在的关系却变成上司与僚属一般。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从前是他们对于我们有所顾忌，如不善为应付，深恐引起反感，打破自己的饭碗，或妨害自己的名誉：现在是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要求，而又失去兴风作浪的可能，变成他们颐指气使的工具，自然不为他们所重视而虚与委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只是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一般教职员具有两幅面孔，不过是由于趋利避害，何足深怪，然我系农家出身，生性高傲，殊不愿低首下心，伈伈伣伣，以求果腹。所以我在母校服务，颇感痛苦，为一时因无路可走，不得不暂维现状，却已深深感觉到此处非我安身立命之所。 然P．K．大学教职员对我们的态度，并非个个如此，也有历久不变的，如辫子先生就是一个显例。他始终像慈母一般爱护我，像严父一般督责我，遇有过失，即当面指斥，不稍宽贷。在十年来所遇的数十百个教员中，只有他对于我的影响最大。他是一个帝政主义者，我则为决切的共和主义者，在政治上固绝对不接受他的主张，然在其余的行为中几乎都唯他的马首是瞻。例如不趋炎附势，阿谀取容，不将相片登在同学录上，教课时不肯迎合学生的心理,加以赞许，且常当面督责，这几点都是由他直接传染给我的。 我在补习班教课不到八个月，北京学界即发生一种空前的举动，就是“五四运动”。令特略述其起原及经过如下。 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那一天，北京专门以上各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并发出宣言道：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见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十几个学校的学生于集合之后，即向东交民巷出发，及达到西口，美国兵营的军官允许他们从兵营与美使馆经过，但巡捕房坚不放行，学生们于是在美使馆前大呼： “大美国万岁！ 威大总统万岁！ 大中华民国万岁！ 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同时并对美使馆递上一个说帖，又派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使馆求见各公使，因是日为星期日，各公使外出，由馆员接见，代表们也同样递上说帖。 学生大队对于自己幻想中的“友邦”公使馆这样递过说帖之后，即退出东交民巷，再行游街。这一次运动既专为抗日而起，故亲日派的走卒外交总长曹汝霖，日本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也成为众矢之的。当日学生手中所持的白旗有“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标语，并有一副挽联，夹在两面大国旗当中，上面写的是： 学生队伍的游行路线为户部街，东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于是直指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至则双扉紧闭，叩之不应，附近并有巡警宪兵和游缉队等二百余人正在那里警卫。因此引起学生的忿怒，齐声大喊“卖国贼”！旋有人用旗杆捣下屋上的瓦，几个湖南学生（北大和高工的）首先从天窗中跳进去，打开大门。大队遂蜂拥而入，大索曹氏，不得，仅找着他的久负艳名的小老婆苏佩秋和其他家人，纵之使去。后来搜出章宗祥，即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他皮破血流，晕倒在地，天灵盖上露出骨头。而群众余怒未息，遇物即毁，又得到汽车油一瓶，作为引火之物，焚其住宅。 像这样的学生暴动在中国为创举，从前的学生很少干预政治的群众行动，即有（如太学生伏阙上书之类），也只是温和而非暴烈的，只是改良而非革命的。这既是一种非常举动，映入军警当局的眼帘，自然是叫做“不法”，所以警察总监吴炳湘下令捕人，有三十三个学生竟被他们抓去了。 此次暴动本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并不是由那一党或那一派的人暗中主持，谋定后动的。然世人多以此归功于P．K．大学，甚至归功于其中的某杂志社，这实在是一种不虞之誉，在政府方面也以为此举是出于P．K．大学的阴谋与煽动，竟视Z校长为眼中钉，于九日夜间发令查办（此令中途收回了）。而社会上早已谣言蜂起，不是说徐树铮已派人暗杀Z校长，就是说他要在夜间焚毁P．K．大学。弄得校中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Z校长因受了这种种压迫，即于十日上午潜行出京，北京各校的学生自被捕的同学保释后，本已照常上课，但Z校长被迫出京的消息一经传出，等于青天霹雳，风潮的波缘又重新展开。学生们互相约定，政府于数日内不请Z校长回校，当一律罢课，与之作持久战。同时他们更组织演讲团，在各处讲演“抵制仇货”，“争回青岛”；而演讲的分子且由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扩充到中等学校的学生。 政府对于Z校长的出京正是求之不得，那里肯请他回校，并且还慑于日本公使的抗议书，接二连三地下令干涉学生的演讲，解散他们的集会，查禁他们的“五七”日刊，到后来且逮捕贩卖国货的学生，因此激励全体学生的公愤，遂实行罢课。 至六月四日，各校学生的身上藏着旗帜，五六人一组或十余人一组，出校作露天演讲，劝民众爱国并购买国货。然满街的警察到处干涉，又有马队向听讲的群众冲锋，游缉队与保安队捕拿演讲的学生，送往北河沿P．K．大学的法科学院监禁，共计有一百七十多人。又从东华门到东安市场以及北河沿一带满布军队，尤其是法科学院的大门两旁张着二十个营幕，对于赤手空拳的学生，如临大敌一般。 可是政府的压力愈大，学生的反抗便愈烈。五日上午竟有几千人出发演，有些学生且背着行李，携带食品，预备坐监。他们共分三大纵队：第一队为P．K．大学，第一中学，第四中学各校的学生，由东四牌楼过东单牌楼到崇文门一带演讲；第二队为法政专门，蒙藏专门，崇德中学各校的学生，由西四牌楼过西单牌楼到顺治门一带演讲；第三队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由前门到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一带演讲。于是警察，马队，游缉队，保安队，脚踏车队满街乱跑，到处冲锋或拿人，结果是日上午被捉去的学生多至一千余人。 此时法科学院已呈囚满之患，军警于是又占据马神庙P．K．大学的理科学院，作为第二监狱，而汉花园的文科学院前也张有营幕，大概是预备作第三监狱了。 当大队的军警将大队的学生赶入这种监狱之际，其余的同学和民众闻讯，都赶去欢迎，一时鼓掌与呼口号声纷然并作，声震屋瓦。群众激昂的情绪真是达到沸腾点。同时被监禁的学生即开始向兵士作爱国的宣传，很能获得他们的同情，当官长不在时，竟任听学生自由出入，而此项临时监狱及变成“自由监狱”。 然至是日下午，各校的学生仍是前仆后继地出外演讲，并且愈来愈多。政府因捕不胜捕，便改变计划，仅以军警驱逐听众，不再捉拿演讲的学生。并且因上海天津商民罢市的消息和天津学生运动的消息相继传来，清华学校全体学生排队入城的传说接踵而至，顿觉惊慌失措，狼狈不堪，遂一面撤退包围P．K．大学的军警，以平众怒，一面紧闭西直门，阜成门和得胜门，在阻清华学生的来京。 其实清华学生没有排队来京，用不着关上大门，众怒也并未因军警的撤退而平息。被拘于法理两学院的千余学生于军警去后，开会议决两条办法：（一）暂不出校，并举出纠察员数人维持秩序；（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这一着如办不到，宁肯饿死狱中，不回本校。 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说明政府时而捕学生，时而撤军警。自为儿戏，学生无端被拘，诀不能自行散去。最后且说道：“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种种不法行为，皆政府纵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国家之运命自蹙。长此优容，何以为国？学生等一面质问政府有以处置军警，一面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观此可以知道此时的学生仍满具革命的精神。 在近世的革命运动中，妇女也占有相当的，甚至于重要的位置。如当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首先排队往凡尔赛宫的尽是妇女，迨国民军阻止前进。她们使用碎石作武器，将其击退，而有名的“革命美人”墨里库尔（TheroignedeMericourt）手持指挥刀，坐在群众所拖的大炮上，口讲指画，更是风头十足，此外，如美而艳的罗兰夫人（MadameRoland）为吉伦特党（DieGuribdusteb）的灵魂，且能左右政局。当五四运动之初，一班女学生似乎稍为落后，但旋即急起直追，组织讲演团，创办周刊。变成学生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到了军警包围P．K．大学之日，十五个女校联合会在石附马大街女子师范学校开一个大会，议决排队到总统府去要求撤退军警，可是女子师范的校长方还在前几天才得到一个五等嘉禾章，觉得令女生出校参加运动，实在有负政府的恩德，遂将校门封锁起来。不料学生们不谅解校长的苦衷，竟抛砖投石，将校门打开，排队至天安门，与其他十四校女生会合，浩浩荡荡，直奔总统府。这与往凡尔赛宫的法国娘子军真正有些相似。 但这一千人的女生队一到新华门首，即为总统府的卫队拦住，不准入内，遂推举代表四人向徐世昌提出四条要求： （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 （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 （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 （四）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得虐待。 这种要求表现当时女学生的心理是何等温和。然徐总统对于这种心平气和的学生的代表竟拒不延见，仅叫一个秘书出来招待，而这个秘书对于上列四条要求，只有“三日之内回话”六个大字的答案。 末了，我对于各校教职员运动的情形也要附带说几句。自来学生参加革命运动，教职员总是置身事外，不肯出来活动的，如一八四八年中西欧洲各国发生革命时，几乎到处都有学生军，但绝对没有见说有什么“教职员军”，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教职员多半都是有家室的人，平日的生活虽不能说怎样席丰履厚，然大概差堪温饱，学校一旦发生事变，他们的饭碗即成了问题，所以遇事老成持重，长虑却顾，把革命性一齐失掉了，他们不独不肯领导学生运动，并且还要阻碍学生运动，无中无西，都是如此（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当然也有例外）。 当五四运动初起之时，北京各校的教职员多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否则也是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至于站在前面来领导的，找不出一人，站在背后帮忙的也许有几个。直至数百军警包围P．K．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校长才觉得火烧眉毛，不能再行观望，于是共同上一道呈文给政府，请撤退军警，其所持的唯一大理由是：“学生与学校截然两事，学生犯法，不能罪及学校。”他们竟认学生革命的行动为“犯法”，把学生与学校分作不相干连的“截然两事”，这种论调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然北京专门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对全国的通电，却勇敢一点，内有“等学生于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不过这还是没有反抗精神的“呜呼派”大叹其气的话，拿来与学生联合会的通电比较，要落后得多！当真，连“尾巴主义”都说不上。 五四运动经过的情形既如上所述，现在要问它的结果是什么？在消极方面是曹，陆，章的去职，在巴黎的中国专使对于和约拒绝签字，在积极方面是此后全国学生的组织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育起来了。历时未久，他们且和十九世纪末叶“到民间去”的俄国学生一样，更进一步实行与劳动民众接触，并为之领导，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得以继续发展。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我后来看见德国的大学生，甚至于中学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动的，如与之言劳动民众的利益或革命，不独要掩耳疾走，并且马上发生一种仇恨之心。当时不甚了解中国学生何以这样革命。他们何以那样反革命？难道中国的的“人性”比德国的好些么？后来详加研究，才知道另有阶级的背景在。 凡统治阶级的子弟大都是反动的，被压迫阶级的子弟则多为革命的，因为统治阶级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见，时时要防备并压迫其他阶级，这种意识反映到它的子弟，自然趋于反动一途；被压迫阶级为解除自己痛苦起见，时时要反抗压迫者，这种意识反映到他的子弟，自然趋于革命一途。德国现今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子弟，故日趋反动，然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学生却争先恐后地叁加革命，荷枪前驱，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仍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垂数十年（特别是日本的压迫来是凶猛露骨，如甲午之战和二十一条要求等等），故由此等阶级出身的学生满带着反抗的精神，变成了民族革命的急先锋。所以学生的革命与否完全以他们所隶属的阶级是否感受压迫为转移，现在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此后如果不大受压迫，他的子弟必趋向保守或反动一途，这是可以断言的。 五四运动的源流既经明了，现在要讲我和它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我在中学肄业时是积极参加各种风潮和运动的，即在高等师范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如同学们所提倡的抵制日货和救国储金等等，我总是发起人之一，但自入P．K．大学后，因学膳费都出自借贷，很想专心读书，不问别事，以免花费宝贵的时间。旋因受了辫子先生的影响，而又体弱多病，这种倾向愈加强固，不独对于同学们的一切运动都不参加，并且不与人往来。当时和我相友善的只有同班S君一人，曾有一诗赠他云： 八载湖湘二载燕，此心茅塞尚依然； 病中展卷新愁起，客里闻鹃旧恨绵。 愧我才疏同北海，羡君文绮等青莲： 异乡沦落知交少。愿作雷陈继昔贤。 这首诗可以表现我是怎样的孤立愁苦。然下列《怀乡》一诗更可看出我的思想的陈腐与态度的消极： 蓟门南望客心伤，只见云山不见乡： 路远莫逢千里雁，愁多时转九回肠。 十年献赋嗟难遇。廿载垂帷苦备尝； 举世纷拏同醉梦，平泉归去在沧桑。 我当时于英文学之外，颇好作诗，愿意做一个清高的诗人，超然物外。但将这些诗拿给辫子先生看（我曾做了一首七律诗送他，至今公记着“孤身仗剑走幽燕，立雪程门又一年”两句），被他大骂一顿，说“这样干下去，至多只能变成一个名士，有什么用处？你的中文既有一些根柢，可以出国留学，我如有钱，一定送你出去。” 这种教训打破了我做诗人的幻想，从此以后，再也不弄这玩意儿了。然我的思想还没有什么变化。当五四运动时，我已是一个教员，与学生隐隐约约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当日的示威运动也没有参加。可是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所表现的热烈情绪和奋斗精神激励了我潜伏已久的活动的本能，使我登时抛弃向来离群索处的冷静态度，而投身于这种漩涡中。 不过这是一种纯粹的学生运动，在表面上没有教职员出来参加。因此我是以P．K．大学毕业生的资格加入群众大会，或跟着游行，并且没有出面演过说。然仅仅这样的参加已经使我认识了群众运动伟大的力量，知道了群策群力确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这是书本上找不到的，即找得到，也很容易忽略过去，决不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 从前士子的口号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而先生出诗题也离不了“赋得目不窥园”这一类的东西，总想把学生造成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结果一班“书生”不独不懂得实际情形，甚至于连通常的说法也不能够领略。记得我县有一个饱学秀才一日偶行乡间，遇着一个大缺口，不能跨过。附近的农民见其欲进不能的窘状，即大声呼道： “先生。你跳罢，跳哪！” 这种声音反复地送入他的耳鼓，他竟不懂是什么意思，仍呆着木鸡一般站着不动。那个农民无奈，只好跑来跳给他看。 “啊，你如果叫我跃，我早就跃过去了！” 他才恍然大悟地这样回答一句，登时跳过去了。 像这样的书呆子固然是丝毫没有用处，即现今号称“竞业乐群”的学校学生也都被封锁在深垣大厦中，不使与实际生活接触，以致对于社会情形毫无所知。一般所谓“大教育家”多半不主张学生参加社会运动（近几年来更是如此），以为学校是读书之所，学生在校应当专心向学，不问外事，将家学问造好了，再来活动不迟。我当时的见解也是如此。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今特分述其理由于下。 庄子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不独对于一切学问为然，即对于一种学问也何莫不然。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要想造好一种学问，恐怕至死也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说“学问造好了，再来活动”，就等于说，“待人死了，再来活动。”即退一步讲，假定学问是可以相对造好的，甚至于假定学问在毕业时就算造好了，再来活动不迟；然向来不肯活动的人，学问一旦造好了，更不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因为他们不独没有这种素养，缺乏这种兴趣，并且为着生计问题，忙个不了，实无暇及此。 还有一层，一切学问都就有实验，自然科学以字宙和化验所为实验室，而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为实验室。凡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理论的科目，而理论又只是实际生活的总和，这几科的学生要想将学问造好，必须与实际生活接触，必须参加社会运动，否则他们在书本子上所得的一点理论不能与实际打成一片，一定成为空论，没有价值。所以学生单是为造就学问起见，也有一面读书，一面活动的必要。 此外，智识分子（普通称为“智识阶级”，此与“有枪阶级”及“有笔阶级”同为不通的名词）系社会文化的保存者和发展者，负有先知先觉，领导群众的义务，而学生尤为其中的主要部分，不可放弃自己的责任。北京的学生倘若都是关着门读死书，必定没有五四的壮举，没有五四运动，则中国的民族革命至少要停顿至若干年之久。所以五四运动实具有伟大的价值，尤为推动我前进的机关车，故我不能不在此多说几句话。 我既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即逐渐深思默想来确定我的趋向。就我的家境而论，本没有入任何学校的可能，然因自己的刻苦奋斗，毕竟由中学而高等，而大学，不能不算是一桩幸事。从前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P．J．Proudjpm）自言和一个野蛮人一样，投身学海，勇猛前进，借此替无产阶级的兄弟们去夺取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教育。我求学的情形也仿佛相似，然因此所得的教育如果专为一身一家谋利益，未免太不值得，我于是决意要为民众的幸福而奋斗。我当时的心情正和哥德的《浮士德》（Faust）上面所说的一样； “我要投身在时代的狂澜中， 我要投身于事变之冲， 痛苦与欢乐， 失败与成功， 交相更选不为动； 男儿事业一步也不能放松。” 主意既定，我便开始研究社会科学，将P．K．大学政治，经济等科讲义拿来读一遍，发见其中是空无所有，并且不合我的口味。不得已求诸英文书中，得到托尔斯泰（LeoTolstol）的几本小册子，读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将其译成中文，登在上海某杂志上，而我自己也变成他的信徒了。 我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托氏的学说呢？因为从儒教克己之说到他的“无抵抗主义”，相隔不过一步，我一前进，即达到他的领域中了。不过旋因研究社会主义史，对于一般社会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的学说得到一个比校，知道他这种主义缺点甚多；同时自己从经验上也觉得一经相信他的说法，对于现状固然发生一种不满意的心理，但总只有消极的态度，而无积极的行动。这样殊不能满足我的进取的欲望，于是离开这个领域，而开始向着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坦途前进。 当时一班自命为青年的领导者，都好谈谈主义，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地在那里挣扎，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我觉得要研究一种学说，须先从它的历史下手，便决计将我刚看过的一部史书译成中文，予大家以一种初步的知识。 讲到译书一道，本来极不容易，有时失之毫厘，便差之千里。例如某留日学生在某校翻译日文的仪器名称，竟将“力ツハン”（玻璃板）译作“玻璃铺盖”，及遭仪器室主任的诘问，他硬要维持译文的尊严，声言自己曾经睡过，以致闹成一个笑柄。即就国内译述界的先进而论，严复自命为“信，达，雅”，在实际上他只勉强做到一个“雅”字，谈不到“信”与“达”，因为他好以己意改窜原文，而又任意剪裁，失去原著者的本意。就是辫子先生也不能免去这种毛病。他每于译就一句话或一段话时，必说道：“你们看呀，我替它穿上中国衣服了。”然替西洋人穿上中国的袍套，即失去他们固有的形态，殊无足取，因为我们急于要看的，不是中国化的西洋人，而是纯粹西洋式的西洋人，否则便无从认识庐山真面目。至于林纾译书，全仗他人口述，作成文言，更容易失去原文的本来面目，所谓自郐以下，不足道了。 以上所举的缺点是意译所难免的通病；尤其是文言的意译最易犯此病。无论卡莱尔的作品也好，麦考利（T．B．Macaulay）的作品也好，如用文言意译出来，所有作风和文体都和译者的一样，不复能表现原著者固有的差别了。所以译书还是以直译为佳。直译对于表现原文的神情容易得多，因此也要忠实得多。不过一字一句地死译，丝毫不顾到文情，其弊还远在意译之上。曾有人将“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英文再译成中文为：“吃饭没有好菜，吃水，把手做枕头，而且快乐”，将“驰骋文坛”的英文再译成中文为“文章场中跑马”，这就是死译的显例。 我赞成译书要逐段逐句直译，去掉其中重复的主格或宾格，将每句中的副词子句提在前面，正句放在后面（有时也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形容词子句或居前，或居中，或居后，原无一定，总以适宜为度。译文的语句宜简短清畅，不佶屈聱牙，文情宜前后贯串，不可各不相谋，致令人读之，感觉索然无味，甚至于不知其意义的所在。总之，翻译是一种艺术，要经过长期的熟练。和细心的配置，才能够将原文的神髄一一表现出来，决不是知道一二条规则就可以学好的。 当我开始翻译上述的一部历史时，一班老同学和同事都不相信我具有这种能力。尤其是曾经同房住过的T君很明白地说： “老L，你是学文学的人，没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怎样能够翻译这样的书，得了，不要干罢！” “啊，政治学，经济学的书我也看过，这部书不很难，我定要来试一试。” “试一试，许多译名也会成问题！” “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不过因为它成问题就不干，那便没有事可做。” “何必做这样的难事？啊，拿破仑的字典中没有‘难’字，你只怕是他的信徒罢？” “拿破仑的信徒！那到恰恰相反，我的字典中是没有‘易’字。西哲有言：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奋斗。你以为奋斗是容易的事情么？” “生活，作工，奋斗，都是些怪好听的名词，老L，你看了三四个月新思想的书，论调居然不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不要开玩笑，看我译罢。” 我起初翻译该书，的确感觉许多困难，有时对于一句话半天不能下笔，又没有人能够或愿意指教（辫子先生处我不敢拿去请教），专靠自己深思苦索，真不容易。就是能够了解的句子，也不知道要怎样翻译才好，这样试试，那样改改，一篇成功，稿凡数易。可是两个星期之后，各种困难，逐渐消灭，初稿已可应用，不必再易稿纸。这本是我的一种附属工作，然三个月之内，这部二十二万字的译品便告成功。现在看起来，此项译文并不高妙，且略有错误，但当时的读书界因其系易于了解的白话文，颇加赞许，初版二千，未几即罄。我旋看出是书的观点错误，议论浅薄，遂听其绝版，不再印行了。 除掉这种附属工作之外，我还担任不少的教课，自五四风潮爆发，P．K．大学的Z校长离京以后，F前校长力谋复任，补习班的教员V某（系本科毕业生），参加这种运动十分努力。迨事情败露，一般掌握全校行政权的大教授深感这许多毕业生在校中任课，暗中形成一种势力，难免乘机生事，遂于放假时借口下学期扩充学额，决定取消补习班，否则至少当使之离开本校。我们十几个同事的饭碗既发生了问题。便推举C与T两位担任筹备补习学校的工作（当时本也推及我，被我当面辞却了）。但他们因自己在P．K．大学每周得继续任课数小时，不注重此事，以致暑假将近过完，还丝毫没有举动。我在P．K．大学教课也得蝉联下去，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过眼见一个本来可以开办的补习学校不能实现，殊觉可惜，遂毅然出来找校董，请津贴和筹备招考等事项，并一面寻觅校舍，商借用具，不到两星期，诸事都弄妥贴了。当即招集一班旧同事开会，报告经过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为这个“高等补习学校”的主任（没有校长）其实除庶务一职外，所有教务，会计和杂务等，都是由我一个人包办的。当时招收学生计二百余人，每人年纳学费四十元，总计收入在一万元以上，均分配作钟点费（职员不兼薪），故教员的薪水甚优。我每星期担任英文功课十二点钟，所入亦复不少。 然因为这是一块“肥肉”，“择肥而噬”的便大有人在。所有教职员既都系旧同学和旧同事，彼此势均力敌，各不相下，谁也不愿意受他人的指挥与支配，因此办事殊觉不易。即就教课而论，有好些人提倡“均产主义”，要将钟点平均分配，借使彼此的收入得以相等。这自然不是一种正当的办法，我于是提出一个标准，即非英文学门毕业的，不得教英文，非国文学门毕业的，不得教国文，非数理门毕业的，不得教数学，此议名正言顺，获得多数人的赞成，一场风波遂告平静。不过几位任课较少的同事便以不上课而领取干薪的方法作为消极的抗议。我复召集会议，说明本校对于学生征收巨额的学费，教员即不可随便缺课，致荒废他们的学业，凡曾经缺课的，应请补授，否则当实行扣薪，此议又被通过，而缺课之风也从此消灭。 补校的教员既能够认真教课，而学生为未来升学计，也颇知勤学，所以办学一年，成绩斐然，且超过P．K．大学前此的补习班，这是P大各教授于披阅试卷后的评语，并不是我凭空估计的。以同样的教员教同样的（指程度讲）学生，因变更办法，而效果竟不相同，可见实心任事与敷衍塞责，其结果原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于补校的教课外，每周又在P．K．大学预科一年级担任英文作文和文法四点钟，但教至第二学期，即被迫而辞职，此事的原因颇为复杂，今特分作三项来说。第一，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的气焰聚然增高，教员和学生的关系与从前迥然不同。某教授常说：“‘五四’以前的教员是老子。学生是儿子，‘五四’以后教员便变成儿子，而学生变成老子了！”当时的情形确是如此。学生对于本校毕业的教员，尤存一种轻蔑的心理。第二，我对于学生的英文作文颇多删改之处而又不滥加好评，不多给分数，故不能博得他们的欢心。第三，我的英文程度虽可勉强担任此项功课，但口音实在不正确（后在德国练习口音时，愈加觉得自己这个缺点），说话也不流利，本有引起他们反对的理由。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学生在教室中对于我便有种种不满意的表示，我因补校的教课与事务频繁，又忙着译书，正不必恋恋于这四点钟，阻碍他们的进步，遂辞去不干，免得他们劳神来下逐客令。 平心而论，用大学本科毕业生去教大学预科的学生，实在有些不配。记得在县中学时，某知县时常来校训话，总是说：“学堂办事人的程度不高，教员的程度不高，学生的程度也不高。然办事人和教员的程度不高不要紧，只有学生的程度不高就不得了。”当时以为此话很有道理，现在一想，简直是胡说。因为学生程度的高低是以办事人和教员为转移的：办事人的程度高，可以促进学校的改革，教员的程度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识，反之，办事人和教员的程度均低，学生的程度决不会高起来。所以学生反对学识不充足的本校毕业生担任教课，本是一种应有的举动，毫不足怪（我的老同学十余人在P大学教课，前后都被迫离校了）。然P．K．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前年曾写信给我，要求前去任课，后又因此事打电给我（据说系由F先生转，但我没有收到），去年暑假复向学校当局请愿，聘我去当主任。从前预科学生的拒我，与现在本科学生的迎我，其举动虽异，其用心则同——都是在求进步。 我自退出P．K．大学后，心中发生不少的感想，决计要设法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以资深造。尤其是眼见一班在五四运动中露头角的学生都获得资本家的帮助，或有力者的奥援，个个兴高采烈地前往欧美留学，使自己感觉在学业上将成为落伍者，不得不急起直追。然我既没有丰富的家财可供留学之资，又不屑钻营幸进，以求一逞。真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第六章大学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六章大学时代 求学时期中更换环境的必要——“两院一堂”——避入桃源的大学改革计划——“辫子先生”的“文”与“配”及其思想来源——“阎王教授”的逊位——“弹球校长”的八面玲珑——英文学门的牺牲者——英文读法——第一篇译文——疾病与庸医——笔墨官司——一元钞票——方帽黑服——饭碗问题 北方的人情风俗固然与南方不同，就是学校生活亦复异趣。我骤置身于新环境之中，获得许多考察与学习的机会，可以增进心思的活动，助长智识的发达，益信自己此次排除万难，离湘北上，诚属上策；因为一个青年人在求学时期中——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的时期中——隔若干时更换环境一次，实为必要之举。后来留学德国，看见它的大学生一个学期在东部大学，第二个学期往往转入西部大学，第三个学期来到南部大学，第四个学期又去进北部大学。他们拿着一个入学凭据，可以向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学报名听讲，毫无阻碍，因此对于全国各有名的教授得亲教泽，对于各地的风俗习惯得自行考察，真是法良意美。我国各大学若不翻然改图，采用此制，仍旧多方阻止学生的转学，那就等于“故步自封”，必无良好的成绩可言。 就我个人更换求学地点讲，也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P．K．大学中西教师的程度此湖南高师又要高得多，功课的进行也较为迅速，使我在学业上不得不努力奋进，大有“欲罢不能”之概。 不过在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是放任的（P．K．大学上课点名，年终要考试，若外国大学连这两点都是没有的），一切行动均十分自由，一个人如不能自立，也很容易走入歧途。记得初入大学时有一位湘潭老学生对我说： “来到这里真倒霉，事事不如人，做（指做文章）也做人家不赢，穿也穿人家不赢。” 我听了此话，只着重“做”的一句，没有注意“穿”的一句，不禁暗中称赞道：“到底是‘最高学府’，人才济济！”但后来亲自考察的结果，觉得一般学生固然比湖南高师的齐备一点，能做的固然大有人在，但游惰之风十分厉害，爱穿的也就很多，尤其是逛窑子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大学堂）是有声于八大胡同的（胡同即街巷之意，北京有八条大胡同为妓女寄迹之所）。此外还有所谓“探艳团”，系由一班用雪花膏敷脸的阔少组成，与民国十四年以后湖南的“蝴蝶采花团”相类似，不过后者不是一校学生的集合体罢了。 一班教育家看见P．K．大学的学风不好，便拟出一种“根本改革的计划”，要将大学迁往乡村，和清华大学一样，以免学生日与都市的恶社会接触，受其影响，并且还要更进一步，在学校附近造成新村，以资模范。这种议论骤然听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详细考察一下，即觉其谬误，今特说明如下： 第一，这种议论是绝对承认人为环境的产物（哲学的唯物论的观点），而不知道环境是可以由人改变的（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辨子先生”常对我们说，英国某大学的附近有一条街为娼妓麇集之所，学生都远而避之，以经过该处为耻；一日他图捷便起见。穿过此街，出口时适遇见一位教授，真是无地自容，以后再也不敢取这种捷径了。今如认大学师生的嫖娼宿妓为由于八大胡同的诱惑，将何以自解于上述一事？ 第二，即退一步，完全承认人为环境的产物，将学校放在新村中，养成一些善良的新人才，然此等新人才毕业后既不能老死于新村中，一旦出而仕事，岂不是又将与恶社会同化，前功尽弃么？ 第三，学校系学习学理的处所，而社会却是一个大实验场，今使学校离群索处，便是在学理与实际的中间，故意造成一道宽广的鸿沟。通常的学校门首那悬有“学校重地，闲人免入”八个大字的虎头牌，我已嫌其过于闭关自守，不与群众接近，今如将学校迁在偏僻之地，那更是闭门造车，以求出而合辙，殊违教育的本旨，而无稗于实用。 基于以上三项理由，我是绝对不赞成迁移校舍这种消极办法的。P．K．大学因经费困难，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要算是一桩幸事。 P．K．大学素以能容纳各派的人才见称，所以教职员中不少特别人物。然初次见面即深深印入我脑筋中的，只有“辫子先生”一人。他曾留学英德等国，担任英文学门的功课，到了开学那一天，几个外国教员于许多人演说之后，群推他上台演讲。他一开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接着又骂一般教员与学生，说：”你们口口声声‘改良，改良’，把‘良’的都‘改’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散会后，细加打听，才知道这是著英文《尊王篇》和《春秋大义》等书的全中国英文学巨擘某某先生。他是一个位复辟党人，背上拖一条大辫子。我称他为“辨子先生”，不独丝毫不含轻蔑的盘思，还是尊重他自己的意见，因为他视辫子为人身上至高无上的装饰品。 有一次我在讲堂上问他道：“先生在外国留学时，当然是短发洋装，后来回国才蓄辫子，初时不感觉不方便么？”意思是想引起他对于拖辫子发表一点意见。 他马上用手指着一张门反问道：“那张门上为什么要起凸线呢？”我一时促住了，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 “这是‘文’啦！你觉得门上有凸线不方便么？”他于解释之后，又追问我一句。 “那倒不见得。不过……”我正要继续说下去。他便拿着自己的辫子，摆了一摆，说道： “这也是‘文’啦，” 我看见他发出这中奇论，知道不能以常理反驳，便和诸同学以一笑了之。可是他的议论有时较此还更奇特，例如一日忽问学生道：“我们为什么可以打洋车夫的屁股？”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满意的答复。他于是自作答案道：“因为我们‘配’呀！” 辫子先生一方面墨守中国古圣先贤的旧礼教，一方面又采取英国卡莱尔（ThomasCarlyle）的政治学说和拉斯金（JohnRuskin）的教育学说，所以主张威权，哲人政府，天才贵族，崇拜英雄，排斥群众文化，讲求教育上质的完善而不求量的增加。他把中国的古董和外国的古董合拢来，遂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极端保守的学说。他虽这样顽固，然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崇。当一九二三或二四年的时候，在德国的物理大家爱因斯坦（Einstein）等得悉他的穷困，特募款接济，并拟聘作德国大学的教授，即此可见他们景仰的诚意。我在P．大时，和他的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但这不是第一学年的事，留在以后再说。现在要先讲第一学年所遇的一位英文学教授C先生。 C先生系江苏人，为英国留学生，年龄约三十左右，中英文俱有可观。不过酷好冶游，性尤骄情暴戾。他似乎以妓院为家，至少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消磨于此，因此不独对于教课无暇预备，即上堂也来得极迟，每点钟照例只上三十分。 “我的英文可以教你们二十年，中文可以教你们十年。”他常是这样夸口地对我们说。 有某同学一日问他一个英文生字，说是字典中找不着。他马上很得意地答道： “啊，你可以从我的脑子里面找出来。” 但有时遇着学生质问字义或句子，他解答不出，便眼睛一横，装着发气的样子说道：“这也不知道，要来问我么？”学生本来畏之如虎，再也不敢做声，他便这样鬼混过去了。 我们一班有三门主要功课都由他一人包办，学年试验的结果，三十二人中竟有半数不及格，须留原级听讲，而我的老向学G君也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由于同学的英文程度一定怎样坏，而是因他的试题过于刁钻古怪，给分过于刻薄。例如试验英文单字，他偏令学生解释不常见的拉丁字，或对于一个单字须提出意义相同的另一单字之类。 到了第二学年，我们的功课又是由他担任，同学个个都怕他，只要有法子想，多愿意转班。当上课之日，班上值剩十三人，其所隶的省分如下： 江苏三人 湖北三人 广东三人 湖南二人 山东一人 河南一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清清楚楚列举出来呢？为的是便于说明。C先驾驭学生的手段十分高妙，对于江苏的三位，因同乡的关系，特别表示亲昵，对于湖北的两位和广东的一位，因英文比较优良，也另加青眼，而河南一位是他的旧学生，关系的密切更不待言。以上七人虽不能说一定拥护他，但决不反对他，其余六人中有两人没有能力，且绝对不肯多事，真正决心反抗的不过三，四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想驱逐他，几乎是令人不能想像的事了。 可是他操纵学生的把握愈大，放纵的程度也愈高。当第一学年每点钟还上课三十分，到第二学年，常是连这三十分都不来上，又不请假。在开课不久的一个星期中，他一连两点钟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中等待这许久，自然有些不耐烦，不过伏处这种积威之下。谁敢发难来反对他呢？况且反对派的人数甚少，反抗如不成功，即不至开缺记过，而下一学年的留级自是意料中的事。还有一层，校长F先生非常圆滑，我曾替他加一个绰号，叫做“弹球”。他向来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宗旨，对于教员与学生一律敷衍，绝不肯辞退一个教员，或开除一个学生，无论什么人怀着天大的气，一走进校长室，经过他的一番劝慰，非发笑不可。因此更没有驱逐教员的可能。但我实在有些忍受不了，因于离开教室之前叹一口气道： “唉，我只好退学，一年花许多钱，读不成书！” “我们不上他的课，真是可恶！”那位平日为C先生所器重的广东同学忽然这样叫了一声。 啊，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大概是由于他的火暴性一时发作了，随便发泄发泄罢！但有几个同学马上起来附和，大声叫道： “好呀！” “对的！” “可恶！” “我们到阅报室去开会罢！” 这几句简单的话居然使空气登时紧张起来。大家离开教室后，顺道经过阅报室，有四，五个同学首先跑入，其余的人自然也不好意思不跟着进去。我们围绕一只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将C先生的劣迹数述一遍，主张一面不再上他的课，一面通知校长另聘教员。 不过说来说去，总只是这四，五个人。其余的同学都默不作声。班长为湖北人，系C先生的高足之一，也不发表意见，仅声明听大多数的主张，大家叫他怎样办。孰怎样办。我看见形势不佳，便说道： “我们刚才要求各位同学发表意见，有好些人不说话，大概是默认了我们的主张。现在为表示慎重和负责起见，我提议请赞成的人签名，交班长保存，如不赞成，自然不必签。” 原来发言的人都附议。我们几个先进阅报室的人恰好依文坐在一起，即首先签名，其余的人为情势所追，也只好依样葫芦，尤其是向来和C先生接近的同学为避嫌计，不得不如此。此举不独使一般动摇分子稳定起末，并且使那些本来愿意拥护他的人不能起来活动，或走漏消息，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 可是此事进行的困难远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于实行罢课之后，由班长将全班的公意转达校长，请求更换教员，但他绝对不允许，并振振有词地说： “你们说C教授不好，为什么在放假之前与开学之后，没有一点表示，现在开课许久，因他偶然没有请假，缺课一，二次，即说他不好，实行罢课，这是不对的。教员不好，应先来告诉我，怎样可以这样自由行动呢？现在叫你们同学赶快上课罢。在没有上课之前，完全谈不到更换教员的问题。” 班长将F先生的话转告诸同学后，许多人都面面相觑，觉得前此的举动是过于鲁莽，道理落在校长的手里。即原来几个发动的人也想不出办法，只是主张不上课。 我于是说道：“我们要驱逐一个教员，当然采用非常的手段，不能依照通常的程序，先向校长请求。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校长既不肯辞退C先生，我们可直接写一封信给他，由全体同学署名，说明他的学问诚然高超，但我们的程度实在不够，所以上课一年，留级的多至十余人，还是请他向别处另展长才罢！” 不幸诸同学对于我的堤议不加赞成，也没有人附议。其实此举实有必要。因为在一方面可以使C先生知道罢课系出于全体公意，班内已经没有拥护他的人，也许因此知难而退；在另一方面可以使同学坚决地走上争斗的道路，不致因初次遇着困难，即垂头丧气，屈服下去。可是几个积极参加争斗的同学没有看清这一点，而一般持消极态度的同学更反对这样“走极端”，所以大家仅持不上课为唯一无二的武器。 然自命为学贯天人的C先生也不是一个弱者，更不愿意在他素所轻视的我们的面前示弱。他看见我们罢课，便质问F校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他说自己一二次没有上课是由于临时发生头痛，家中又未装电话，故不及通知教务课，如以此为罢课的理由，未免太笑话了，如认他的英文程度不配当二年级生的教授，应具体地指出证据来。F先生自然是极力敷衍他，答应在一个星期内一定强制学生上课。 校长旋将班长叫去，要我们马上停止罢课，否则他只好依照校章，实行处罚，至于更换教员的事留待以后再说，总有妥善办法的，班长对同学宣布F先生的意旨。问大家怎么办。 “这桩事情弄成一个僵局了。” “啊，要坚持到底。” “我们全体到校长室去开谈判。” “那到底不大好。” “但受了这种压迫就停止罢课，岂不是虎头蛇尾，太儿戏了么？” “C流氓这样恋栈，真是可恶！” “校长不负责任也太滑头了！” 大家这样你一句我一嘴地随便说着，没有一种确定的办法。 “我们还是直接写信给老C，使他死一死心，不存半点再来教课的幻想，这是单刀直入的办法。要想‘弹球’替我们辞退他，是永不会有的事。现在不进即退，大家如果畏首畏尾，不敢写这封信，那就只好屈服，马上终止罢课，并向老C请罪。”我终于带着激昂的神情，说出这一段话。 有几个积极分子便又抢着说道： “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要屈服。那可不成！” “我们是要干的！” “啊，还是依照老L的说法，请班长写一封信叫他滚罢！” “…………” “…………” 同学们于议论纷纷之后，终久决定采用写信的办法。但关于署名一事又发生争执，有的主张由代表全班的班长署名，有的主张仅书某班全体同学公启。 我却坚持各人亲笔签名的前议（因为信的作用完全在这一点），毕竟也被采纳了。 自此信发出后，又引起一个轩然大波。C先生于披阅之下，非常愤恨，以为俗语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老”，当然不错，这次风潮一定是三个湖北学生挑拨起来的，遂要求校长开除他们。 八面玲珑的F先生虽不致听信一偏之言，取此强硬手段，但马上叫了班长去，大加责备：“你们贸然罢课已经是不对，于今又直接写信辞教授，更是岂有此理。C先生系由学校聘请的，要辞也要由学校辞，你们怎样可以越俎代庖，他现在很生气，要求开除你们三个湖北学生，我劝他先上课，由我来加以警戒。今限你们于后日上课，如再顽强反抗，我再也不能原谅了！” 班长听了这些话，对于自身的问题作一次辩护与陈述后，像煞有介事地召集紧急会议，报告校长的警戒，并且红耳赤地说道：“做么事？老C怪我鼓励风潮，真是见鬼！我已当着校长的面将班长辞了，为避免嫌疑起见，以后对于班上的事一概不管，请大家另举人罢。” “举老L。”一位同学这样叫着。 “好的。”另一位同学马上起来附和。 我立刻打断他们的话头说道：“这样不对，班长辞职，我们应当挽留，不过密士特T为全班受过，暂时退避一下，也是对的，我主张班长的职务仍旧由他担任，对于驱C一事可另举几个代表来办。” 大家觉得这样也好，便推举首先发难的广东Y君和我做代表去和校长交涉。 我们见着校长后，将C先生教课不称职，与罢课系全班公意，非湖北三个同学的煽动等事实陈述一遍，并要求他改请辫子先生担任我班的功课。他的答复仍是一套老话，力言如不先上课，绝对谈不到更换教授的问题，并且还要连累三个湖北学生，甚至于全班。 “我们如果一上课，先生马上就可以替我们解决更换C先生的问题吗？”我看见他老是不松口，特转变一个方式问他。 他随口答道：”那自然可以。”并于微笑之中带一点惊异的神气。 “假如我们上课，C先生不来。又怎么办？” “那不能怪你们。” “那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上他的课了。” “他如果真正不来，你们以后可以不再上他的课。” “好的。C先生教课一年，牺牲了我们一半同学，本学期又随便旷课，即上课每点钟也只有三十分，使我们得不到益处，双方的感情非常之坏，已经陷于势不两立的地步，本来绝对没有重集一堂的可能。不过为尊重先生的命令，兼顾全三个湖北同学起见，我们可以上课，但以一次为限。届时他如果不来，我们以后无论如何是不再上课的。” “很好很好。只要你们上课，一切事都好办。C先生处由我去通知，就是明天，啊，明天没有他的课，就是后天上午罢。” 我和他这样谈了一阵，双方都感觉满意。不过双方的立场却是相反的。在我看来，我们如果承认停止罢课，C先生一定误认为他的恐吓成功，决不肯无条件地上课，届时我们可以报告校长，以后不再上课；即使他肯来。我也业经声明，只以一次为限，他的地位仍然不稳。在校长一方面，以为我们罢课一星期，丝毫没有达到目的，今既承认上课，决不至重新罢课，他的第一步手段是设法使我们早日复课，没有料到C先生要唱高调，即使料到，也自然不能强其授课，所以乐于答应我们的要求。 Y君和我回去将交涉的结果报告同学，都以为有条件的上课不算是失败，尤其是进退维谷的三位湖北同学觉得此举减轻了他们的责任，用不着再提心吊胆了。 到了第三日上午，我们齐集教室，预备向C先生领最后一次的教。他果然认我们为已经屈服，届时坐在教员休息室不动，声言静待校长惩罚三个为首滋事的学生，然后再来授课。他的用意也许不如此，只是为顾全面子起见，想我们派代表前去邀请。但我们的上课本来没有诚意，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那里肯这样办呢？于是这种相持之局重新展开，而胜利之神却决切地站在我们一方面了。 我们于第一点钟过去之后，即欢天喜地回到寄宿舍，另由Y君和我将经过情形报告校长。至则他早已知道此事，表现不怿的神气，因为C先生曾和他谈过一次话。不愿无条件地授课。“他这一次不肯上课，是余气未销，我当设法去劝，他如肯来，你门还是上堂听讲，不要使事情愈弄愈僵。” “啊，我们已经遵照先生的命令上堂，他不肯来，其咎不在我们。以后他就是来，我们也不能再上课。请先生即时改聘G先生（即辫子先生）来班授课，以免荒废我们的学业。” “G先生已在三年级担任许多功课，年老力衰，不能再加钟点。就是要改聘教员，也当在下学期。C先生的学问很好，只要教授法能改良，便是很难得的教授。无论如何，你们应再试一试看。本星期快过去，下星期你们等我的信罢。” “我们已经试过一年多，辛酸苦辣的味儿也尝够了，希望先生下星期给我们的信是更换教员的好消息。” 我和F先生这样谈了一回，没有结果而退。但下个星期的信，不是C先生的来授课，不是更换教授，也不是三位湖北同学的受惩罚——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乃是F校长自己的去职，由鼎鼎大名的Z先生前来接任。 Z先生履新以后，我们将C先生一年以来教课的成绩和风潮的经过详细告诉他，要求改骋辫子先生，旋蒙首肯，而此相持数星期的罢课运动才得告一段落。至于C先生并没有因此失掉位置，只是改教国文学门的英文。他受了我们罢课的教训，此时每点钟足足要上四十五或五十分，有时打过下堂钟，还向学生说；“请你们等一下，我将这一段讲完，”于是又另加上三，五分钟。可是历时不久，他因某事与某先生大起冲突，竟将饭碗打破，在以后两三年中只见他携着手杖在中央公园闲游，再也找不到正当职业了。 当我们班上正在兴高采烈庆祝胜利与欢迎辫子先生之际，我们老同学G君的惨剧突然发生了。这是起因于C先生的留级处分。G君的英文虽不怎样好，但也有中平的程度，并且读书极为用功，更无丝毫嗜好，确是一个可造之才。不幸他在第一学年考试中，对于C先生的两门功课未能及格，暑假时苦苦地加以温习，以备开学前的补试，结果又遭失败，须留级一年。他和我同级至四，五年之久，今忽较低一级，相形之下，心中自然十分难过。加以自已是一个寒士，家中又无父母兄弟，一面要筹款读书，一面还要遥顾妻室儿女，今留级一年，使家计愈加困难，更足以伤其心而夺其气。 然这还不是致命伤。他的志愿在学英文，五，六年来对于此道力求上进，从未间断。留级后，因第一年级的英文学功课仍系C先生担任，深恐下届学年考试重演这种悲剧，特改入自己不甚擅长并不感兴趣的中国哲学门（我班许多留级的同学均被迫而走入此途）。我对于他改门的事曾极力加以阻止，说我们已下决心要做驱C运动，C在二年级如果站不住，在一年级也当然如此，即不然，就他的程度而论，绝对不致再遇着同样的命运。可是他（其实何止他一人）一遇见C先生，就胆战心惊，再也没有勇气在这个“五殿阎王”（C的绰号）的班上听讲，迨我们的驱C运动成功，他想再改回英文学门，已为校章所限，不能如愿相偿，于是由抑郁，忧愁，愤懑而变成神经病了。 他平日本沉默寡言，静如处女，但此病一经发作，便大吵大闹。无论何人，尤其是素来相识的人，如在附近谈笑，甚至于未尝谈笑，一为他所见，即大呼他们是在讥笑他，骂他，或想法子要害他。他只相信我和一个同乡T君，我们时常加以安慰，勖以安心静养，莫涉幻想，然这个可怜的牺牲者那里能够办得到啊！ 他的精神恍惚，夜不成寐，某日嘱我代购高丽参二元，晚间竟作一次吃下，于是更不能睡，起床书古诗二句云： “惟将终夜常开眼， 报答平生未展眉。” 他心中无限的痛苦要算是由这两句诗和盘托出来了。 G君既患神经病，不复能读书，我和几个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代向本校请求退学，并借得路费五十元，托他的乡亲乘便护送回家，不幸他的病日趋沉重，三年以后，即一瞑不视，与世长辞了！C阎王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不知道也自觉惭愧否？！ 像这样恶劣的教授实为教育界的败类，鼓着勇气，起来加以驱逐是学生的权利，也是学生的义务。我们如果不逐去此獠，第二学年考试后，说不定，又将有半数同学留级，甚至于还不免有步G君后尘的。可是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大家都有长足的进步，而我因得到他的特别指教，尤为孟晋。 辫子先生在我们班上所担任的功课为英文学，但他却要从读音教起。骤然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然仔细考察一下，正是理所当然。日本人称中国学生为优良的“语学家”（Linguist），中国人说英语和日本人较，当然高明得多。但和英国人较，相差还有十万八千里。不独在本国的学生是如此，即在英美留学的人也找不出几个说话绝对准确的。这是因中西人的发音完全不同的缘故。中国人说话大概出自口腔的前部和唇部，而西洋人说话则有喉音，鼻音，口腔后，中，前部音，齿音与唇音等等。通常的英文教员于教英语时不注意学生的发音，以致无论何字，学生都从口腔的前部或唇部读出。辫子先生听见我们的口音不准确，总是说Openyourmouthwide（把口开大些），他并且将五个母音发音的部位用一个图表示出来。这是每个学英语的人一种必具的基本知识，今特介绍于此。 此外，他又选择一些浅近而有趣味和章节的诗句叫我们练习口音。除掉他译的《痴汉骑马歌》外，还有些短小精悍之作，下列一首即是一例； One，two，three，four，five, Icaughtaharealive; Six，sever，eight，nine，ten, Ilethergoagain。 如译成中文，当为： 一二三四五， 捉只活兔子； 六七八九十， 将它再放释。 辫子先生的英文远在严复之上，中文却不及严氏，然他偏自命为擅长此道，视学生为不通本国文字之辈。所以每写一句中国文，必问“你们懂不懂？”如听见学生偶然说一两句文言，即表现惊讶的神色，似乎以为这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当中国正将对德宣战之际，他在某外报上作英文社论一篇力斥其非。旋令三年级学生译成中文，不甚佳妙，又持报来我们班上，问谁能担任这种工作。我当允拿来试试，译就送去，他阅后，非常满意，很高兴地说道：“啊，密士特L，你在那里学得这样好的中文？真是难得！” 此文名《义利辨》，曾在北京两种中文报上登载过。我从P．K．大学毕业至今，除掉自己的著作（约一百万言）不计。前后译品已超过一百六十万字，然却以这一篇文言的译文为起点，这是值得提及的。 辫子先生对于我既有一种特别好感，便叫我于每个星期日到他的家里去集谈，届时三年级有一位同学I君（他的英文还好）也来参加。除谈话外，常命我们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并立时加以改正。行之既久，获益颇多。此外，他又督促我们读各种课外的英文名著，如卡莱尔，拉斯金，阿诺德（MattewArnold）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的著作都在其列。如有询问，无不详为解释。因此通常的学生读书无人指导与疑难无从质问的痛苦，我算是从此解脱了。自问所读英文书籍比同班中任何同学为多。当毕业时，我虽因平时不注意于死板的教课，名列第二，然英文毕业论文（阅卷者为F教授）只有我的缴卷最早，篇幅最长（约一百页），而分数也最多。 我在学业一方面虽算十分幸运，然在体质上却恰与之相反。初到北京时即患便血症，校中的中医与西医轮流替我诊治至四五十日之久，丝毫没有效果，而病且日益沉重。许多同学都劝我休学。尤其是同乡C君很直率地说道：“老L，我看你两目深陷，病象日增，恐怕难有希望，还是回去罢！”我的答复是：“死也要死在北京，回是不回去的！”当时虽病得十分厉害，但仍继续听讲，从未缺过一点钟的课。旋卒因服清宁丸与脏连丸将病魔赶跑了。 不过此病难痊（也间时复发），而鼻衄与痰中带血等症又复发生。屡次就诊于校医，他好像是故意恶作剧，当我验肺时，如说明痰中带血，他即宣言略有肺病，下次再验时，不加说明，又力言没有肺病，旧校医如此，新校医也如此。我的病之有无全以自己说明与否为转移，真是有些奇怪。其实凡任校医的十有八九是不甚高明并异常疏忽的，那里够得上诊病啊？！ 庸碌的校医既没有治病的能力，我的病遂迁延不愈，心中并且非常忧虑。不得已求诊于某医院，医生于详细诊察之后，对我说，“你没有多大的病，鼻衄与痰中带血是因天气干燥，营养不良与思虑过度所致。但看你的神气非常害怕，你如果怕死，是要死的，不怕死，决不会死。” 我自从听了他这几句简单的话以后，心中即刻镇定起来，此病虽始终未曾断根，然我毫不以为意，总是鼓着勇气，向前干去。 可是干的结果，到了毕业那一年——第三学年——竟弄出一种虚胖病来了。我当时变成一个大胖子，不独登楼气喘，步履艰难，即安坐不动，每分钟的脉搏也多至一百一十下。请教于校医，据说，我的心脏的瓣膜不能如常人一样充分开合，无法可治。啊，我竟成为一个废人了，但是不管，干罢！我睡在床上读书，睡在床上作毕业论文，从不肯屈服于病魔之前，更不畏校医死刑的宣告。迨毕业后，经过三个月的深呼吸和两个月的静坐，我的“无法可治”的心脏病与四肢臃肿的虚胖病一齐消失了。 然我于疾病外，还加上一种贫病。在P．K．大学读书三年虽只花费三百元，但家中既无力供给，正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我为着写信向亲友借钱，不知遭过多少白眼。最可恶的是一个在某高等审判厅当推事的亲戚对于我持一种滑头态度，引起我的忿怒，和他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他是我表兄的室兄，当我在高师肄业时，听说我家有一个灰鼠皮套，竟不通知我，即令表兄写信从我家取去。自此以后，便没有下文。我留学北京的第二年，特写一信给他，表示手中拮据，请假我数十百元。初以为此举一定成功，因为他拿去那件缎面皮套也能值此数。不意他的回信竟说出自己长在困境（实际上并不如此），爱莫能助的话。 我接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和悲愤，即向他索还三年前被取去的皮套，以便变卖作学膳费，他回信否认此事，说只有他的老弟曾为代买一件灰鼠皮套，似乎和我所说的没有关系。我于是复信讥笑他，说不管有无关系，既是代买，应当给钱，为何一文不予？！ 他接到此信，更文不对题地回我一信，并且说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足下尚其勉之！”我阅后大怒，率性诉出他为官的劣迹，并骂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亦身之四维也，足下尚其勉之！” 后来父亲知道此事，怪我不该指出他的隐事，说是“发人隐私，衔恨刺骨”。可是过了两年，我在北京教课，他也来京做官，竟携着我的外甥女来访，好像从前丝毫没有嫌隙一样，他的度量是何等宏大啊，这也就是官场中的人情世故！ 借钱既是万分困难，我只好从节用一方面做工夫，每餐在小馆中吃大饼两个，白菜豆腐汤一小碗，约合铜元七，八，九枚。我老是这样吃，不叫荤菜，竟引起掌柜的注意，很不高兴。他当面虽不说什么，但在厨房中却故意和他的伙计说长说短，来取笑我，然我没有钱吃八个铜子一碗的坛子肉，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个时候，我非常困苦，简直连每日十余枚铜子的饭菜钱都没有，只好拿衣服付诸质肆。到了后来已无可质之物。一日读书，偶然在书中翻出一张一元的钞票，当时那种惊喜之情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我相信任何人中一个十万元的头彩，不见得比我拿着这张钞票更为高兴。因为这是救命的资料。我后来每读德国社会主义的诗人海奈（HeinrichHeine）《咏世故》（Weltlauf）的一诗，抚今思昔，犹有余痛。就是； “你如果一钱莫名， 唉，那只好早辞红尘—— 贫儿啊，生存的权利 本来仅属诸富人。” 当此经济困难之际，学校当局忽欲使我们从不收宿费的西斋迁入征收重费的新造西式房屋中，我闻讯首先出来反对，在西斋的墙上贴出一张十分愤激的字条，责备当局不肯体恤一般贫苦学子，以致我们由“学生”而变为“学死”了！凡住在西斋的同学都起来响应，造成一种浓厚的反对空气。Z校长毕竟俯顺舆情，取消成议。我每年得减轻二十元宿费的负担，不致流为“学死”，恐怕要归功于这种反抗运动罢。 在大学的必需费用只限于学膳两项（各科都发讲义，书籍可以不买），而我又能缩衣节食，故所费绝少。首先替我借纸币的亲戚后来又代借得数十元，家中有时也勉力济以小款，七挪八扯，终得度过难关。到了将近毕业的半年，二哥因到汉经商，博得微利，乃分汇一百元给我，但我仅用去六十元（连回家的事费在内），余四十元仍带回家中了。 光阴似箭，转瞬三年，这便是我们毕业的时候了（从前大学本科毕业只有三年）。回顾自己的学业虽比三年前长进得多，但所学的东西仍不过英文学中一些普通的常识，绝谈不上何种专门的研究。并且所得的知识都是资产阶级的宝贝，当我的思想一经转变，它们对于我仅仅具有历史上的价值。在第三年中，由提倡新文学的F教授介绍我们读易卜生几种戏剧（这便是我们毕业论文的题材），号称为革命文学。其实这种个人主义的作品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套把戏。 然不管怎样，我们在此读了三年，照例是要毕业的。当一年前，学校忽令学生备置方帽黑服，作为听课时穿戴之用。我们为好新奇的缘故，也就很踊跃地各出五元四角购买一套由旧祭服改制的西式服装，大家初时居然穿起这道袍似的黑服，戴起这平天冠似的方帽来到讲堂听讲。但历时未几，在一方面，同学们都觉得这样做“洋道士”没有什么趣味（也并不是人人都这样穿戴的），尤其是衣服漂亮的美少年不愿意披上这“道貌岸然”的衣服，掩蔽了自己的“本色”。在另一方面，讥笑的人实在也不少，而辫子先生恐怕要算其中最有力的一个罢。他说： “娼妓最喜欢招摇过市，炫示自己的美丽，无论什么足以自炫的东西，她们总要表示出来给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们现在穿戴这样的衣帽，不独是‘堂堂乎张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像这样讥讽备至的话，令人有些难受，于是人人想望的方帽黑服便不时行了。可是一到毕业时期，同学们又争先恐后地穿戴着在照相馆拍照，预备刊在同学录上出风头，虽要花费两三元也在所不惜。至于我，既没有这种装门面的闲钱，又觉得此举有些肉麻，所以同学录上的相片独付缺如。 当一个学生在中学或高等学校毕业时，前面马上摆着两个问题：升学呢，还是谋事呢？及至大学毕业，除掉自己有钱或得着机会能够出洋深造或表金外，大概只有一个饭碗问题急待解决。在这百业不振，人浮于事的中国，要想混碗饭吃，实在大不容易。留在北京么，真是“过江名士多如鲫”，恐怕打破头颅，也抢不到一个位置。并且北京还有一种怪现象，说来几乎令人不能相信，就是：容易找着一个月薪四五百元的位置，很难找到一个四五十元的事情。因为要谋大事情的，常有大势力做靠背山，故不难唾手而得，要谋小事情的，常没有人援手，故不得其门而入。各自回省活动么？就表面上看，似乎比在京容易些，但党派林立，各有势力范围，也一样难于插足，因此同学们刚忙着将毕业论文做好，马上就要四处奔走，去找饭碗，结果，十个人中往往有八九个人是会落空的。其实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是现社会制度中一种不可避免的坏现象，不独中国为然，即在其他各国也无不如此。这种制度一日存在，便谈不到根本解决的法子了。 讲到我自己，平日既不肯趋奉教职员，又无占据要津的亲友能够助以一臂之力，也自然要加入失业者的队伍中，不过在京读书三年未归，很想回去看看父母和祖母等，一叙阔别之情。至于这人人无法解决的饭碗问题，只好暂时置诸脑后。因此，我于毕业同学们终日奔走，汗流浃背的当儿，独自离京，遄返故里了。
第五章到上海和往北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五章到上海和往北京 “血战”的开端——行路难——“洋大人”——“红头阿三”——观潮要带护照——“来呀来呀！”——娼妓问题与现社会——“五十须当寻子助”——“驾返苏杭”——“特别洗尘”——“刮脸一毛”——“不见如花密丝朱”——“只怕湖南人说官话” P．K．大学虽远在北京，但上海也设有招生处，我和G君的计划既定，为省费计，拟向上海投考。我将冬季几件衣服付诸质肆，约得十余元，于某日下午与G君秘密登船赴汉，转船东下，素来爱惜光阴不肯运动的我是日因进墟买票，东奔西跑，劳顿过度，上船之后，竟致鼻孔流血，痰中带血。我从没有患过这种病，现忽睹此，心中大吃一惊。然为着自己的前程，不管它是鼻腔的血也好，肺部的血也好，只有向前奋斗，不顾一切！这样一想，又稍觉舒适一点，遂昏然睡去了。不意一觉醒来，觉得贴在肉上裤裆湿潮潮地怪难过，爬起来一看，通红一块，再看垫被上也是红猩猩地一大块。才知道便血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之中复发了。不禁又吓了一跳。但旋即力持镇静，连G君也没有举以相告。像这样的出血，带血与流血只是我以后数年中“血战”的开端啊！ 上船的第二日，经过洞庭湖，胜地重游，一洗胸中的积闷，殊为适意。迨船抵汉口，我们因为当日要转船，不肯接受旅馆招待者的接客单，自以为省时省钱，一举两得，岂料因此为他们所恨，故意唆怂码头上的流氓来和我们为难。有些强提着行李向岸上走，有些强索“码头钱”，还有些小流氓跟在后面护送，前前后后共有十余人。我们将行李扣住，不准他们拿着走，行李固然放在地上，却被层层围住。没有法子，招呼一个挑夫来担到往上海的船上去。但江上轮船如星罗棋布，我们既不知道要开的船的日期，又不知道停泊的地点，只好乞灵于挑夫。而挑夫只听他们的指挥，担着向江岸的反面走。当我们叫他送往附近的船上时，流氓们都说：“那是东洋船，你们学生不坐的！”啊，当时正是抵制日货最热烈的时代，我们当然不愿意乘此等船；不过挑夫离开江岸，里面大有文章，不能不强制他停在中途。于是又被流氓们团团包围着。我们和他们相持足足有一个半钟头，真是弄得没有办法。因为两个人如果老是这样蹬在一起，即无从打听开轮的消息，如果分开起来，又无法对付这些流氓，说不定行李要被他们抢去。当此进退维谷之际，幸而来了一个印度巡捕，他举起警棍乱打。才把他们赶跑，此时挑夫的态度也改变了，竟肯将行李送上一个升火待开的船上，我们的困难才得完全解决。 汉口与上海是国内流氓麇集之所，无论何处，都不能望其项背，汉口的流氓和上海的相较，虽不啻小巫之对大巫，然已经使旅客感受极大的痛苦。所以初次出外，行李较多的人必须花一点小费，利用旅馆的接客者代为运送。不过像上海各小旅馆（又称“野鸡旅馆”）的接客者竹杠非常厉害（大旅馆好得多），旅客一入旅馆往往须付过船费，搬运费或马车费等等，三四元至五六元。汉口旅馆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旅馆总不能说是没有罢。 我们抵沪后，即报名投考P．K．大学的英文学门，一连三四日；一切试题都还得手。不过我于最后一次出场时又吐血数口。这是因天气炎热，食欲锐减，身体与精神疲劳过度所致。休息一二日，即占勿药。此行虽来去仓卒，也在各虐玩了两天，发生不少的感想，今特分述于后。 上海系英帝国主义者强迫开放的五口之一，且为亚洲唯一的大商埠，洋场十里，华洋杂处，奇形怪状，不一而足，然对于初来观光的我印象最深的厥有四事。 （一）帝国主义势力的薰天。外国人来到中国经商，要组成一种政由己出的所谓“租界”，已是国际间的怪现象，而一般操奇计赢的大腹贾跑到上海，登时变成“洋大人”，横行霸道，无所不至，我和G君走到黄浦滩一带，竟不敢在草地上散步，行经外滩公园，拟入内游览，虽不复见“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示，仍见摈于门外。于是前进至虹口附近的一个草场。因走得精疲力竭，预备在场中所设的椅上休息一下，偶一俯首，只见椅子的靠背处大书特书“Forforeignersonly”（意即“专为外人而设”），我们恐受印度巡捕的无谓干涉，只好劳两条腿再跑跑路。帝国主义者用中国市民所纳的税金（外国商人和制造家虽也钠税，为数不多，且都系取自华人），建设公共娱乐场所，禁止中国人享用。这不独是反客为主，直以奴隶侍我，然上海人却安之若素，不以为耻，有许多人且以接近“洋大人”，或当他们的买办为无上的光荣。所以乞丐们讨钱时的祝词也由“恭喜老爷生个少爷入学中举点状元，”而变为“恭喜老爷生个少爷当买办”。洋奴化的状态赤裸裸地从他们的口中表现出来了。 （二）“红头阿三”气焰的凌人。近百年来，印度受英国的宰制与蹂躏备极残酷，其人民完全变成英国人的奴隶，无复丝毫自由。然英帝国主义者故意恶作剧，招致此等奴隶来上海充当巡捕，借以宰制中国人，因此我们便变成奴隶的奴隶了。我们每次出外，总看得见这些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巡捕鞭打黄包车夫，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违犯了巡捕房的章程，只是故意寻衅，借此示威，使他们望面生畏，以便易于管理。 （三）流氓的敲诈。上海流氓之多还在汉口之上（据说有十几万），而其敲诈的手段也最为凶横高妙。当轮船抵埠时，他们即蜂拥而至，对于腰缠累累的人加以包围，或巧取，功强夺，非尽攫取其所有不止，最好笑的有一次我在黄浦滩闲眺，看见一位乡下老先生正在摇头摆脑，望看江水出神，忽然走来一个流氓向地的肩上一拍，问道： “侬在干啥事体？” 老先生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见是一个陌生的人，便问道：“你说什么？” “我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观潮。” “观潮！带护照没有？” “没有，观潮要护照么？” “怎么不要！洋人就会来，知道了，要重办的！” “那我走罢。” “不行，同到洋人那里去，我是他派来的密查。” 当他们两人正在争论之际，旁边又跑出几个流氓，问明源委，于是做好做歹地判令老先生出银十元，私和了事。他见闯此巨祸，只好依言受罚，但身边无钱，不得已将纺绸长杉脱下为质。迨半小时后，果携银十元来赎取长衫，然那些流氓早已鸿飞冥冥了。 像这一类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我也要问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氓，不用说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自东西洋廉价的机器生产品输入中国后，国内的手工业与附属于农场的家庭工业相继破产，几百万人因而失业。有的散居乡间，流为盗匪，有的麇集城市，变成游民，他们既无正当的职业，自然要恃抢劫和敲诈维持生活。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社会中的赘疣，也是现制度的产物，不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它是不会消灭的。 （四）“野鸡”的拉客。我们初来上海，因服装不入时，竟为一班下等妓女所垂青，每一出旅馆（在二洋泾桥）的门，总看见她们向我招手，并连呼：“来呀，来呀！”据说四马路一带，每至傍晚，即有此等“野鸡”出来拉客，她们最欢迎的是乡下老，一经遇见，就你拖我扯地拉回妓院中去了。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剧！十四，五岁娇滴滴的女孩子对于四，五十岁粗笨的乡下人竟有求之不得之苦，这为的是什么？无非是想几个钱！我在前面所提及的那位“辫子先生”常说：“妓女不是卖淫而是卖穷”，这句话再确切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不应当称她为卖淫妇，应称之为“卖穷妇”。 娼妓之制不知始于何时。据从前有名的柏林大学教授和卫生局主任鲁本列（M．Rubner）说，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中都有妇女的卖淫，但我以为这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物，系跟着商品的生产而出现的；如《管子》载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便行商，就是一个明证（《诗经》上所载男女相悦，私奔野合之事，不能称为卖淫）。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此制也以同一比例，或加述的比例，跟着发展，而成为现社会制度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上海既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商业区域，所以娼妓特别多，而其表现的形态也特别奇怪。英租界当局于以后数年中打着“人道主义”的招牌，实行抽签废娼之举。然因法租界没有同时举行，一般妓女均以该处为逋逃薮，英租界看见花捐与商务逐渐转移于法租界，有些眼红，抽签至第三届，即抛开假面具，停止进行了。其实用禁止娼妓的办法去消灭娼妓就和禁止应用盗贼与各种恶德的名词去消灭盗贼与各种恶德一样。用严厉的法律禁娼，在表面上固然可以取得效果，但私娼和变相的娼妓必代之而兴。例如我后来留学德国所居的法兰克福城（Frankfurtammain）是没有公娼的，但私娼则随处可以见到，尤其是各繁盛街市与大咖啡馆为她们集中之所。倍倍尔说得对：“婚姻代表资产阶级世界性生活的一面，卖淫代表另一面。婚姻是铜牌的表面，而卖淫则是为其里面。当男子不满意于婚姻时，通常以娼寮妓院为寻乐之所。当他们因何种理由不结婚姻时，通常也同样以此为安乐窝。……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种必需的社会体制，与警察，常备军，教堂和企业家一样重要。”所以要使娼妓或类似娼妓的妇女绝迹，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否则不过是徒托空谈罢了。 我们游玩两天之后。即乘轮离沪，各自返里，不到三星期，P．K．大学的取录通知书已飞到G君和我的家中，并催我们早日北上。 父母对于我舍弃不取分文，仅差两年毕业的高师而改入年需一，二百元，且须三年才毕业的P．K．大学，绝对不赞成，因为他们不独没有能力供给这种巨额的求学费，并且日日盼望我早些毕业谋事予以接济。“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须当寻子助。”父亲这样哼着乡间一个老调子，并且说，“我们的家务亏空了，我自己年老了，正要你来帮助，你如何能去呢？”至于母亲，除上述理由之外，更不愿我远居数千里外，终年不得见面。 然我的主意已定，百折不回。因向父母详细说明舍此就彼的理由，并声明，关于费用一层由我自已筹措，不要家中担负，他们才不十分反对。我虽说出这样的大话。其实自己并没有把握。当分家时，祖父母本握有最大部分的家财，不过他们有几个女儿要照顾，每年没有赢余，加之两年前祖父去世，所费不资，又各分田二十亩给父亲和叔父，祖母此时当然不肯资助我，或借钱给我，其余的亲屠虽有家财丰厚的，但他们宁愿将现洋埋在地下，不肯给子孙读书，自然更不肯借给我。所以我多次的磋商，均归失败。入大学的计划似已不能实现。然这一方面不能民功，我又转一个方向，告贷于几家亲戚，结果有一家亲戚居然代我借得湖南银行的纸币一百六十两（约合光洋一百元）。当我接到这一束银票子时，真是如获至宝，心中并常愉快，因为我的行止完全是由它决定的。 母亲看见我一切筹备妥贴，行将趣程，特提出铜元四十串作为我的旅费，我将纸币和铜元换成光洋，收拾几件简单行李，遂只身离家北上，当一个人从汉口顺流而下，沿途所见风景与湖南的不过是大同小异，有时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但从汉口北上，一过武胜关，情形便不相同；入河南境，则一坦平洋，尽系干地，所种为麦子，房屋也较矮小，正在表现文化低落的现象。再向北进行，穿过直隶，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虽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全国文化的中心点早已移至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扬子江流域。无怪乎北方人羡慕南中的文物，视为乐土，甚至于在吊戚友之丧时用“驾返苏杭”四字的素轴，祝其所谓“灵魂”往南方去享福。 市抵北京前门车站，一般旅客纷纷下车，我随着一个大块头的旅馆接客人乘着骡车离坫。不意正在登车之际，背上忽被人狠狠地打了三四下，我于诧异之余急忙回头一望，看见一个粗大女人右手执一拂帚，左手伸出来向我讨钱，才明白她是替替我拂尘。当一般大人先生们游历一个地方，例有当地人士为之设宴洗尘，我只是一个青年学子，又无亲戚朋友在此，自然不会有这种遭遇，不过这个女人将我这一打，要算是一种“特别洗尘”了。 然我从她的举动上即对于北京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就是北方一般人不免粗笨一些。旋到理发馆去理发，更觉得我初次的印象没有错误。其实我们用不着拿头颅去做试验品，只要看看那门口所挂“刮脸一毛”的吓人的牌子也就可想而知。 再论妇女的装饰，我初次看见旗婆头上所竖的那种高五六寸，宽一尺余的布帛牌楼，煞是奇异，而她们脸上的粉厚得和白壁一样，又加上一些鲜红的胭脂，更惹人注目。所谓“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她们竟兼而有之。不过这种浓妆艳抹，粗俗呆板，实不能引起人们的美感。 上面所述各节系就一般情形而论，并不是我具有成见，故作贬词。其实北方人也是有许多优点：例如他们骨格的匀称，性情的浑厚，远在南方人之上，而他们的毅力与南方人的脑力可以互相辉映。讲到美人，像名伶刘喜奎那样的天姿国色，仪态万方，我在南方简直没有见过。又如时常参加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会的朱三小姐也是当时最有名的“社会之花”，我虽没有睹她的玉容花貌，大概非常美丽罢，不然，决没有人肯替她加上这样的头衔；她出国以后，更没有人作出“轩名依旧来今雨，不见如花密丝朱”的诗句来思念她啦。 此外北方人还有好些长处和特点，我也不暇细述。特将我在北京所遇的第一种困难略说一下。这就是言语不通。北方的话和外国语一样有轻重之别，南方人的语言素无这种区分，也不知道注意这一点，所以一时要想改学官话，很不容易。我初到北京，说我县的土话，北京人不懂，遂改用一点长沙腔，以为他们总容易懂罢，还是不然，于是便用心学习他们的话，不意说出来，他们仍旧“莫明其妙”！我有一次气愤愤地向一位外省友人说：“北京人多笨，我用他们的语法和腔调对他们说话，他们总是摇头，表示不懂。” “啊，这也怪不得。”他笑一笑，这样回答我。“俗语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湖南人讲官话。’你不知道么？” “不见得罢！照你的说法，不是北京人笨，而是我自己笨？对呀，我们湖南人是‘骡子’，骡子当然是笨的。”我也给他一种滑稽的答复。可是惭愧的很，在北京寄居五年始终只有说几句难听的官话，这恐怕是湖南人的通病，用不着我一个人负责罢。
第四章高等学校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四章高等学校时代 告贷——第一名——转校——山清水秀之乡——教育精神的改变——“把凳子坐矮了！”——学校风潮——最新教育方法的“训话室”——“面貌可憎”的斋务长——砍头校长——引起学业生活转变的一次谈话 “人急智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要加倍努力，往往能发现新的出路。我向来认为不能解决的升学问题，因告贷于亲友，忽呈现一种曙光。因为我平日的学行还好，获得他们的同情与信任，特别是姊丈肯尽力帮助，故能得到相当的结果。过年后我带十几串钱向省垣进发，希望能考入何种高等学校，再求一点高深学问，以图自立。 到省后，遇着好些同班毕业的学友，都是为解决升学问题来。我们成群结队地满城跑，发见好些私立的饭桶大学用种种方法（如中学毕业直接进本科之类），引诱学生进去吃饭。我们——至少是我——在府中学白吃了好些时候的饭，至今仍痛定思痛，岂肯自寻死略，再闯入这种鬼门关？然在这新式教育的草创时代，要求一个合乎自己个性和理想的学校，实在是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终于决定投考比校完善的高等商业学校。 我在中学毕业时，虽名列最优等，然英文试卷系由他人代作，此次来省投考学校，对于英文一门，非常着急，只好用“临渴掘井”的办法，以冀侥幸于万一。这实在是我从前过于精明，不肯在英文功课上“枉费气力”的残酷的教训。所谓：“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怎样来得及呢？看看考期已逗，舞法补救，然“不到黄河心不死”，也不能不去试试。可巧得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同考者的帮助，英文勉强完了卷，数学也获得旧时学友一点指示，大概可以及格。不过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唯恐不能取录。 迨榜发，我居然名列第一，起初看见，自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则此榜的顺序是自左而右，我恰背榜。但仔细一看，确是第一。有些学友闻讯，跑来道喜，言谈间不免带一种奚落的意味；其实我自己已经知道此实是遇于侥幸，心中十分惭愧。不过除英文数学外，其余各科均由自作，特别是国文地理历史等科做得完善，而一般投考者的程度又复低下，故我获得分外的成功。 高商系省立的学校，不取学费，即膳宿等费也十分便宜，所以我能入校肄业。此校既以经商为目的，英文自然成为主要的功课，每星期计十八点钟。一般同学以为我是第一名角色，英文一定十分高明，而上课的结果，真相毕露；他们于是有些轻视我，尤其是几个英文较好的同学看我不起。我受了这种刺激，又拼死命读英文，简直无片刻休息，就是上厕所，也要读生字。不到半年，我竟能作两三页中国式的英文，绝少文法上的错误。记得在中学时，看见好些同学一天到晚读英文，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仍旧不能说话作文，但他们却自以为懂得外国文，非常骄傲。我常嘲笑他们道：“像你们这样的英文程度算得什么，我如肯干，只要半年，就会跑在你们的前面。”不意这句笑话在高商竟尔成为事实。 我进高商本系一时权宜之计，不独经济困难，无以为继，且对于商行为的科学实在也不感兴味。适暑假时新开办的高等师范学校招生，我即报名应考，竟被取录。高师对于学，膳，宿，和操衣，书籍等费都不征收，今得入此校。我的升学问题算是真正解决了。 凡我读书之处大概是一些山清水秀或富于古迹的名胜之地。先就我的家乡说起，虽不像一般堪舆家所公认的一样，是什么：“金龙逐兔走，狮象把水口”。然有山有水，有邱有陵，有参天的古木，有开阔的田园，总算是一种风景宜人的地方。我小时常喜登楼眺望。虽不知道细心领略大自然的胜境，但也莫名其妙地发生一种快感。 及至县中学肄业，一出校门，向左一望，即与近在咫尺，秀丽无比的“鲁肃山”（相传鲁肃实扎营于此，故名）相接触，登时令人心旷神怡，因为附近诸山均粗蛮鄙俗，狰狞可怖，独此山清秀宁静，青草如茵，红花似醉，恰如一个傅粉佳人，亭亭玉立。若由校门口向右行一，二里，便有汨罗江中的渡船任人撑篙荡桨，往来自如，这是我们晚饭后或星期日的经常工作：同学们差不多要达到目的地，即飞步向前。争作舟子，一显自己的身手。过江溯流而上，不及百步，有大筒车一具，高约三丈，当江水不大不小时，它就替农夫灌溉，昼夜不辍，这恐怕要算中国农场唯一的机器了。我们在它的旁边站着看看，也觉得十分有趣。 在府中学时，则有俯瞰洞庭，风景优美的岳阳楼可以登临，有周围八百里，茫无际涯的洞庭湖可以泛游，有青山福厚，香骨长埋的小乔墓（某名人挽小乔联，有“问青山此福几时修，埋香骨？”之句）可供凭吊，有矗立洞庭，砥柱中流，出产“旗枪茶”（按此茶极为名贵，在前清系贡品，仅一梗一叶，如旗枪然，故名），湘妃竹，且曾被秦始皇伐树赭山的君山可资游览。每尝暇日，与三，五同学遨游其间，真是乐不可支。 然最足以赏心悦目，养性怡情的处所还要算我现今考入的学校所在之地。这就是岳麓山。此山为有名的南岳衡山之北麓，灵秀高耸，风景绝佳，湘江经其前，江中之水陆洲恰遥遥与之对立，山川胜境，毕集于斯，叹为观止。山中复多奇迹，使之生色不少，最著者为禹王碑（系禹王治水经过时所立，字为钟鼎文，非一般学子所能认识），蟒蛇洞（相传有蟒蛇一条于某夜将舌头幻作一度天桥，搭在城墙上，诱人登天，于是人民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走上桥去。巡抚闻讯往观，方举足登桥，桥即发生摇动，于是命弓箭手对准桥头所悬二灯射去，一灯立灭而桥亦不见了。异日有一眇目和尚入城购眼药，药店遵照巡抚的预令，给以毒药。数日后发现一蟒蛇死于洞中），白鹤泉（泉水清澈如镜），响鼓岭（如以脚蹬之，发声如鼓），自来钟（系铁制，高约二尺许，其钮嵌入一树枝中，却不见嵌入的痕迹，相传系自来的），飞来石（系一巨石，高约二丈，下削上平，据说系飞来的），和万寿寺（寺中有唐朝李北海所书之碑）等等，望着这些名称，就知道内中杂有怪诞不经的说法，然却无害其为古迹。 我们于晚饭后，或星期日结伴登山，除吸得新鲜空气，令人精神一振外，遥望见江中大小船舶住来如织，省垣数十万户鳞次栉比，灯火闪烁，心中至为欣适，总之，自前清以至民国初年，西洋的一切球艺几乎都没有输入（至民国才偶有足球游戏），我们的体育运动多借助于遨游山水，故详志于此，作为学校生活的一页。 高等师范学校恰在岳麓山下，背山面水，占尽山水的形胜，即从前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故址，为张栻，朱熹讲学之所。书院虽系宋开宝中所建，然至清康熙时复重建，形势开阔，气宇轩昂，前有朱张亭，第一重大门上悬一联云：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第二大门也有一联云： “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 第一联昭示我们以湖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并表现此处为全省人才荟萃之所。第二联嵌入麓山二字，兼诏人以进德修业之旨。二者均词意深远，使出入于斯者不禁油然发生一种竞业乐群和发愤有为之心，洵属名句，不可多得。 学校的位置既经明了，当进而叙述它的内容。高师共分三科，为英语科，数理科和博物科。不独科目较高商为复杂，即经费，设备和教师都要高出若干倍。高商原来只是一部分带有政客气味的日本留学生啖饭之所，并非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机关。而高师则不然，它系由优级师范递嬗而来，根基稳固，遗产充足。前往所聘的教师有美国人，有日本人，有最著名的数学家许奎沅（他说全世界共有三个半著名的数学家，他是其中之一，而日本长泽龟之助只能算半个），有擅长文学的吴獬，至于其他东西洋留学生及国内优秀人士担任各项科目的，更不计其数。像这样人才济济的学校，在当时的全中国，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罢。 高师这样注重科学，罗致人才，在一方面固然表现办事人颇有能力，在另一方面，这实在是时代进化的关系。自民国反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为迅速，对于各种科学的需要也愈见迫切，于是全国开始注重教育，设立各种学校，教育部明令废止读经，教育方针遂于不知不觉之中，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而导向科学一途。加以在东西洋留学归国的人逐渐增多，容易聘请，即直接向外国物色教师，也不困难，故凡经费充足的高等学校都有变成一个比校完善的学术机关的可能。我们的高师不过是捷足先登罢了。 我在高师所入的系英语科，一经听讲，马上又遇着一种困难。就是一切主要功课均用英语讲解，我的速成的英文只能看浅近的课本，作简单的论说，对于听讲一层，因为耳朵未经训练的缘故，几乎完全不可能。这又怎样办呢，改入数理科么？我的性情不大相近，必定没有好结果。改入博物科么？功课全用中文讲授，固然容易，但我受了孔二先生治国平天下的学说的影响，觉得学点“花儿草儿”和“禽尔兽尔”。未免大才小用，有些可惜（这是当时的见解，现在看来，自然可笑）。我的唯一的志愿是先学好一种外国文，再来学外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既要这样，只有硬干的一个法子。我于是又本向来勇猛前进的精神，练习听讲，并多看课外的英文书籍。除上课外，差不多整天坐在自习室读英文，同学们都笑我“把凳子坐矮了”！至于休息时间是从来没有的，啊，每日也有一刻工夫，就是看报的时候。这样苦读的结果，历时不过一年，我又变成本科中最优秀的分子之一。 在我们肄业的第一学期中。高师发生一次更换校长的风潮，其中的内幕和新校长接任后的措施俱是教育界中常有的把戏，殊有可纪的价值，今特分述于后。 旧校长V先生为日本留学生，而教务长S先生则为北京译学馆派。这一派人至工心计，当民国元二年政党风起云涌之际，他们六七人即各入一党。分工合作，所似无论那一党失势，这一派总坫得住脚，不受影响，S先生初在校中真是“卑躬下士”，甚得学生的欢心，旋乘校长的离校它往，暗中示意老班学生（我们是新班生，老班生系前此的优级师范学生），鼓励风潮，驱逐校长。迨风潮扩大，此派中据有省教育会会长一席的F先生即出任调停。他到校后，邀请各班的代表谈话，我也是代表之一，因得一聆高论。 他一方称赞学生，借此反映校长的不对，一方又替自己吹吹法螺。 “我向来办事是根据学理，兼参以社会上的经验，总要准情酌理，折衷至当。”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段之后，这样总结几句，表示自己是学问高深，经验宏富，而办事恰到好处。同时他又指挥S先生，用种种手段牢笼学生，以致老班生多数入彀；复借政治上的势力，在官厅方面大施运动，于是这一块肥肉便落入他的口中了。 我们新班生因为不明真相，对于驱逐校长一事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此时看见F先生这样玩手段，都不直其所为，加以平日对于他的为人没有丝毫信任心，遂共同写一封信拒绝他来校，不过没有发生效力。 他接事后，见不受新班学生的欢迎，心中甚为恐慌，对于种种反抗的表示尤不敢加以惩罚，以免操之过激，酿成风潮。然在另一方面，他又素以能干自夸，不甘示弱，于是想出一个两全的方法，打起“新教育”的招牌，召集学生，大演其说。 “中国的散育方法一直到现在，都是错误的，都不合教育的原理。古代的‘朴作教刑’，打得学生皮破血流，固然不对，就是现今学校的开缺，记过，记点。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因为这都是消极的方法，收不到良好的效果。我来本校是决心要把学校办好，要用最新的教育方法教育学生，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学生尤为明理的人，自然可以理喻。因此我现在要取消一切开缺，记过，记点的办法，特设一个‘训话室’，对于有过失的学生加以开导与训练，借以增进教育的效果。” “拍拍拍拍……”学生们听了这种天花乱坠的说法，掌声不绝。从前好些反对他的人此刻都改变态度，尤其是那些晚间不愿睡觉，早晨不愿起床，或好在外面游玩的学生兴高采烈，以为从此不受若何拘束，可以自由自在了。有些学生甚至于诚心诚意地称赞他为“唯一无二的新教育家，真是了不得！”可是我和少数同学始终持一种反对的态度，知道他这只是在变戏法，终究要露出狐理尾巴来的。 然F先生的戏法却不止这一套。他因初次到校，不熟习学生中的情形，不知道那些学生喜欢闹事，那些学生专读死书，无从分别加以笼络，使为己用。除掉注意于前此学生代表的行动外，又借口于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要求学生对于学校的一切事宜用书面发表意见。 “我于披阅你们的意见书后，对于其中的建议，准诸学理与经验，在五分钟内即可决定采纳与否，因为我办事向来是敏捷的。”他又这样自夸自奖地来迎合学生的心理。 这样一来，凡好出风头的学生或真正愿意学校改革的学生都纷纷上条陈（我没有干这玩意儿），结果自然是没有被采纳，不过供他做一种考查学生的能力与倾向的材料罢了。 F先生的手段系刚柔并进，恐怕这些软法子尤不能保持自己的位置，又“根据学理与经验”，宣布取消班长制。他说： “我所谓教育方法的错误与不合教育原理是指整个的方法讲，而班长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班长系同班学生举出，自是一班的人望所归，且足以代表全班的公意。然惟其如此，班长便容易制造风潮。你们现在既有意见书直接提交给我，比班长的转送更好，班长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今特将斑长制取消，将一切应办的事改由‘服务生担任’。凡教室，自习室和寝室都有服务生，每周由教务处更换一次，大家轮流做，可以练习办事的才能，岂不比班长制更好么？” F先生这种手段算是辣极了。自此以后，无论教职员有什么天大的错处总闹不起风潮，因为只有一班书呆子，或拥护他的学生，或最没有能力的学生才被派作教室与自修室的服务生；凡好吵闹的学生至多只能当寝室的服务生，至于反对他的人简直没有做服务生的可能。并且在履行职务中谁最不肯代表同学说话，谁就有时常被派的希望。欧洲的资本家最喜欢收纳半白痴的人作工，我们的同学中如有这种人，一定是极受校长的欢迎，得时常荣膺服务生一席。 F先生对于学生的情形既经明了，对于学生的布置亦复周到，乃突于一日召集全校学生开会，宣布前此废止原有的惩戒方法，施行训育。本系一种试办，不意学生不能体会，竟遭失败，不得不恢复原状，以促学生的进步。自他创设“训话室”以来，在一个月内，共计训过三，四次话，同学的行为虽不比从前更好，也不见得更加放纵；因为他虽不用惩戒方法，仍旧侦骑四出，监视甚严，大家不愿去尝“训话室”的味道，只好自重一点。他这一次对于向来所称为“明理”的学生，忽然视为不可理喻，迫得舍弃“最新的教育方法”，而回到“错误”与“不合教育原理”的“消极的方法”上去。这真是不肖的生徒辜负了贤明校长的一片苦心么？ 原有的惩戒方法不恢复则已，一经恢复，真是雷厉风行，记大小过的固时有所闻，而记点的尤不计其数，例如在教室或自修室高声谈笑，即被记一点，休息时互相搂打即被记一点，冬天不坐在自习的位子上而围炉问火，即被记一点，晚间睡觉稍迟，即被记一点。这都是因教务和斋务处的一班职员好吹毛求疵，想借办学认真的招牌去迎合校长的心理。这样以来，弄得同学人人自危，看见他们就和老鼠遇着猫儿一样。 不过在另一方面，F先生的确聘了几个有名的中英文和科学教员，使学生在学业上获得较大的益处。所以他虽有任用私人，操纵学校等劣迹，大家却专心向学，不与为难了。 至于我个人对于他的行为虽有点看不过意，然也无可如何，且正在努力上进的时候，更无暇兴风作浪，但我不是完全默不作声，自甘屈服的，有时听着在同学面前揭穿他的黑幕，而对于斋务长D先生尤好拿当作开心的资料，他是我的同乡，相隔不过数十里，我看见“面貌可憎，语言无味”，特装作不知道他为近地人。故意不理。在他则对尊卑之分看得甚严，也不愿意先来招呼我。然又想急于和我接近，妄想收作“门下士”，便时常来我坐的一桌吃饭，并和我坐在一方，我仍不睬他，旋且发见他对于桌上的两碗荤菜必须先由自己下箸，否则宁可不吃，于是联合同桌的人首先掠取这两碗菜，使他吃个暗亏。他受过三，五次这样的戏弄，再也不来了，然我的品行分子却被扣去不少。 此外，对于S先生要再说几句。他自鼓励风潮，使F获得校长后，真是劳苦功高，特由F转荐他做教育厅的特派员，并兼全省中学的校长。当我们举行预科毕业考试的时候，他以特派员的资格前来监考，此时是威风凛凛，盛气凌人，无复前此和蔼可亲的态度，他的真面目至此乃毕露。 S先生旋又以特派员的资格，摄行高等工业校长的职务，因开除学生，被痛打一顿。于是老羞成怒，一面复开除一批学生，一面怂恿政府下令通辑，并派军警追缴学校对于被开除的学生所花的一切费用。有些学生逼得无路可走，遂投入南军，而他们的父兄也有被捉入官或倾家荡产的。迨南军讨袁北伐，陈兵长沙，S先生挟着一个放有湖南全省中学校印的皮包，仓皇出走，适由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所统率的军队驻扎地经过。卫兵见其形色张皇，特加以检查，发见刻有“湖南全省”字样的方印，以为他犯有政治上的嫌疑，即予以扣留。迨那位学生自外归来，看见是他，便说道：“啊，S先生，我正四处找你啦！你在此处，好呀！”至异日，他被枪毙了。 我的叙述已经牵扯得很远，现在要回到自身的学业问题来。当第二学年考试完毕，正将准备回家的时候，一日从前府中学的老同学和现时的同班G君忽乘着没有人的当儿低声向我说： “L暑假不要回去，我们同去投考P．K．大学本科，好么？” “投考P．K．大学本科，那来的文凭？”我很诧异地反问他。 “不要文凭，文科是不要文凭的，你没有看广告么？” “新闻都看不了，谁有工夫看广告。但文科的内容是些什么？” “共分英文学，哲学和中国文学三门。来，我们到阅报室去看广告。” “看广告倒可以，但我没有钱，去不成。” “钱，我也没有，考了再说，总有法子想的。” ”啊，那倒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一面讲，一面走，到了阅报室，我拿报一看，果然看见P．K．大学招生广告投考资格项下，关于文本科的，除高等学校及大学预科毕业外，还有同等学力一条，便有些心动。在高师肄业虽可不花一文，两年毕业后虽可获得教职，但始终局促一隅，见闻有限，将来执教中学，更将自己求进步的路断绝了，不如乘机投入全国文化中心的P．K．大学，多求一点学问，再来问世。本来富于进取心的我经G君的怂恿，遂决定向这一途前进。
第三章中学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三章中学时代 新式学校生活的纪律化——“知识触动了我的心灵”——梁启超的威权——神出鬼没的国文作法——讥讽文字——转学——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性质——毕业——打油诗——毕业以后 我在姊丈处读书既有良好的成绩。为什么半年即告终止呢？因为是年下半年，本县新开办一个官立中学堂，姊丈及其介弟和我都前往应考去了。迨榜发后，我们都名落孙山。他们的失败或另有原因，至于我实因国文做得不好，不能侥幸望其取录。我向来作文，是“田横不肯归汉”，“周勃厚重少文”这一类的题目，现在竟遇着一个新学试题，为：“西儒牛顿因苹果坠地而悟地有引力论”。我不知道牛顿是谁，引力是什么。胡乱涂了一篇“上下数千年，纵横九万里，今日之世界，千古未有之世界也”的文拿，自然不合阅卷知县老爷（中学的正监督）的口味了。 我们遭此挫折，都愁眉不展。预备再回去读旧书，可巧同寓旅馆的某君与中学副监督有旧，他的消息灵遁，知道学堂将招备取生烤名，劝我们前往应考。姊丈和我从其议。均得取录。但他不满意于备取生的名义，不肯入学，我则求之不得，很高兴地准备前往。其实备取生与正取生没有多大的区别，每年同样缴纳膳宿费十六串（不收学费），不过于书籍用品外，少得一套操衣罢了。我于入堂一学期后，即升为正取生，获得同样的待遇。 当我投考县中学时，并没有通知家中，及经取录，便欣然返里，以为在经读书的费用既比私塾为廉，而又能获得一切必需的书籍用品，学习许多新的科目，祖父母必然高兴，乐于接济。不意祖母对于这一点小费竟勒而不予。我遇此阻力，几乎又不能前进；幸父母七挪八扯，勉强凑足半年膳宿费，才得成行。 我一入中学，便觉得读书的生活与前迥异，不独上课下课有定时，即吃喝眠起也无不有定时；不独体操功课要立正，报名数，即起床后与就寢前也无不立正，报名数；不独穿衣戴帽要整齐一律，即铺床迭被也无不要整齐一律。总之，这是一种纪律化的生活，与向来的私塾，甚至于书院完全不同。我当时因为好新奇的缘故，非但不以为苦，反感觉浓厚的兴趣。却丝毫没有理会到这种纪律化的新式学校正是应近世纪律化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它虽裹在尊孔与读经的宽袍里面，并不赤裸裸地专门要求注重科学，换句话来说，它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但如果不是西洋的大工业在中国植下了根基，决不会有这样的学堂出现。 我在学堂得与数十个活泼矫健的青年同起同作，同游同息，心中甚为愉快。加之我是全室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又善翻铁杆（此技系在姊丈处读书时学习的，我的身体转弱为强全由于此），故大家都乐与我周旋。但历时稍久，同学间互相认识比校清晰深刻，形势便为之一变。凡是正取生都看不起备取生，甚至于还恨备取生，说他们考入学堂是怎样繁难，备取生进来多么容易。而国文优长的学生又看不起其余的同学，并且结成盟兄弟，操纵一切。当时各州县的学堂，还谈不到科学，专以图文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国文好的可以为王，国文不好的必然被人拿着做笑柄。记得县中早已开办的高等小学某生作“毛遂自荐论”，有“毛遂者，勇也，呜呼叹曰，忠也”等语，竟传遍全城学生界，被人当作歌唱，就是一个显例。讲到我自己，既是一个备取生，而国文又常只能得到及格分数，所以初时和我接近的优秀分子渐渐地摆起架子来，不大理我了。 我受了这样刺激，便拼死命读书，每晚必至夜半才止，清晨四五点钟又起来开灯继续工作。当时的奋斗情形，正和德国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卡尔的诗所说的一样，就是： “知识触动了我的心灵， 再也不能使我安宁。 轰轰烈烈地工作， 只是前趋而不少停。” 我的中文根底本来非常浅薄，又常遇着“竞争为文明之起点”一类的题目，更不能得心应手。故此时读书的对象为各种报纸上的论说（常抄录成册）和《饮冰室文集》等等。因此我的目光与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崇拜梁启超及其尊师真是达到极点，简直把他们当做圣人看待，所谓“前有孔孟，后有康梁”，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话头。其实梁氏只从一个带着浓厚妥协性的新兴软弱资本主义的文学代表，并且还只是一个文章家，没有多大的真实学问。他的维新的学说全由抄袭日本人的作品而来，乃竟因缘机会，得享大名，操纵全国的舆论垂数十年，这并不是因为他具有天大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代表一种新兴的势力，故能睥睨一世，受人尊崇，然其流毒至今，愈加猛烈，因为现今一般投机的作者明目张胆，毫不知羞地抄袭外人的著作，署上自己的名字，实由于他的作俑。 不过我们当时确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不仅极力注意国家大事，并且还变成忧时爱国之士。都想发愤为雄。即就我们好取别名一事讲，也可表见一斑，梁启超号任公，我们一位姓余的同学便自称为壬公。此外，如命名为尝胆郎，冒险子，知耻子，杞忧生，断金生，进取生，卧薪樵夫，东溟狂客的，实不计其数。我自己也号移山郎，取义于愚公移山，志趣坚决，不因成败利钝，稍拄初衷。我们这样生气勃勃，立志自强，虽是年少气盛人所常有的表现，然没有梁氏的进取冒险说以及“恫乎，中国民族之不武也！”这类的议论来相鼓舞，不独未必如此兴奋，恐怕一时还难走上这条道路。 墙《饮冰室文集》当时还是禁书，学校当局不准学生公开地披阅，并且为防止我们离经叛道起见，特用古文作国文教本。此外，每星期还有八点钟的讲经（《春秋》），都是大圣人微言大义之作，教忠教孝的。 除掉国文之外，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地理与历史。《方舆纪要》浏览颇熟，其中论各地形胜之部，均能背诵。旋又购置一部《御批通鉴》，每日必圈点数十百页，后来更进而读《史记》，《子书》等等，遇有疑难，辄求教于国文教员H先生，先生系清朝举人，学识充足，见我力学不懈，特别乐于指教（同学中以鉴史为课余读物的仅我一人），因此使我的进步愈益加速了。 H先生不独为我特别感激的人，并且是我们全班的良导师。他在改文和讲解国文中，必随时随地向我们指出各种作文的方法。有一次他指着两篇文章说道：“你们看呀，‘高手字字飞，低手字字砌’，这不是一个好例子么？作文总要做到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记得从前有一个学生做了一篇文章，先生一字不改，即批道：”两个黄鹂鸣翠柳。”学生看见，初时很高兴，以为这一定是‘音韵铿锵，清脆可听’的意思，但自己不免有点怀疑，拿去请教，先生又批道：“不知说什么东西。”你们作文切不可犯这种毛病。” 关于H先生所讲的方法与通常的国文作法，自然没有多少差异，此处不用赘述。唯有一点是他特别注重的，就是：他最喜欢“一针见血”和奇突的文字。他尝说： “作文要做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要使人看过上一段，猜不出下一段是什么，看过上一句，猜不出下一句是什么，才算是最高妙的。例如从前有一个人拿着母亲的像请一位才子作赞，后者即信笔在像上书道： ‘这个婆婆不是人。’ 其子大意失色，急呼道：‘什么？’旋见第二句写的是： ‘乃是天上一神明。’ 这下才把心放下，转惊为喜，但第三句又为： ‘生下三儿都做贼，’ 不觉怒上心头，正待发作时，而第四句却是： ‘偷得蟠桃献母亲。’ 于是乃拍案叫绝，叹为千古奇文，得未曾有。作文要能够这样神出鬼没，变幻莫测，才算是行文妙手。” H先生这样的教授法不独使我们获益不少，而且感觉浓厚的兴趣，可惜一年以后，他因事辞职。我们自失掉这位良好的教师，中间经过两个教员，都很平庸，殊令人感觉不满。最后才由L先生担任斯席，先生的国文根底很好，尤其在改文方面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为人精细而有条理，每次发作文改卷。必以优劣为顺序，我的总在前列，且常居首位，因我对于国文下过两年苦工，已能和同学中最优秀的分子并驾齐驱，甚或超过之。L先生常称我为“天真烂漫”，而全体教职员与同学此时也另眼相看了。 我在中学虽极用功，然并不像书呆子一样，丝毫不活动。无论校中有什么游戏，或闹什么风潮，总有我的一分。自第一学期后，同学即起而驱逐一个监督（即校长），我就是两次当面举手反对他的一人。有一次我们因要求学校当局节省浮费，发给书籍仪器不遂，竟全体离校入城，住在旅馆里面至少有一星期之久。此时我也积极参加活动，卒获得大胜利。随后我们又用断然的手段，赶走一个办事敷衍的监督。至于和教员或劝学所所长冲突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总之，我们可以算是“洞庭湖的麻雀经过不少的风浪。” 此外，我们又好作打油诗，宝塔歌或对联之类嘲弄教职员，这是现今一般中学校所不经见的。从前乾隆皇帝出游，偶然指着一个石像问某翰林，这叫什么，翰林以仲翁对。他便作一首诗道： “翁仲如何号仲翁？ 只因窗下少夫工； 当年锚点为林翰， 谪贬河南做判通。” 我们的英文教员B先生教生字时，有一次在sink旁边注上“沈溺”二字。YW两生于下课后和我便依照上面一诗，在黑板上写四句平仄不调似通非通的诗骂道： “沉溺如何书沈溺？ 只因窗下少自习； 当年错奉为天子。 驱逐回家吃考米。” “考米”系“老米”之误，为我县“粗米饭”的代名词，这几句话旋为下堂上课的国文教员H先生所见，即申斥道：“这是谁写的，‘沈’‘沉’相通，‘沉’且系俗字。你们自己不懂，为什么还要嘲笑人家呢？” 我们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写这四句话时，本来是洋洋得意以为找着B先生的错处了。及听见H先生的话便面红耳亦，自觉没趣。 然历时不久，故态复萌，一日，我们又作成一首对联骂两个监学道： “余祖新滥竽三期，辄向汉卿夸手段。 康章甫尸位两月，每逢卓斗论功劳。” 汉卿系一位拔贡教员的别号，而卓斗则为本校的理发匠，将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样对列起来，未免恶作剧了。 县立中学自从收入我们这一班学生后，即停止招生，同学不过五六十人。每年用款数千元，还常苦经费不足。两年以后，同学转学省内外各校的甚多，残存的人数有限。教育当局于是停办本校，将我们送入正苦学生不足的府立中学，并由县中给予一种津贴，每人每年二十串，以此作为伙食费，还绰绰有余。故我在中学读书，所费无几，不独在府中学时不须花钱，即在县中学，除第一年外，也常是继许多同学之后欠费不缴的。 府中学的监督系一个姓魏的知府，他以办学著名，很得上峰的信任。其实内中的教员既没有出色的人物，学生的程度也不比县中学为高，在国文和经学方面且有逊色；因此我们虽换了一个地方，实无所得。 入府中学未几，即遇着辛亥革命。岳州距武昌不到三百余里，水陆交通至为便利，故我们得讯最早。当时的学生充满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大概都看过《述津宝筏》这一类的小册子，即不然，也知道满清入关后曾惨杀汉人，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大家互相传诵的沉痛语句。所以我们高喊着“革命流血，排满自由”的口号。 迨武昌起义，学生中一般最活动的分子平日虽未尝与革命党人接触，但为热血所驱使，都跃跃欲试。学校当局因风鹤频惊，莘莘学子都不能安心向学，还恐发生变端，便实行放学。我初时想和几个同学秘密往武昌从军，但因种种困难，不能成行，只好回家。旋得长沙响应的消息，即与姊丈及其介弟同往省城，希望投入学生军。不意该军名额已满，无从插足，只得废然而返，坐待时局的平静，继续我的学业。 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性质，有许多人至今完全不了解，以为这只是驱逐满清，使汉族重光。恰和明太祖起兵歼灭元朝一样。其他一切文物制度都没有变更，不过把皇帝换成总统，将跪拜改作鞠躬罢了。在实际上，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今特略为解释如下： 辛亥革命和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一样，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起源本来甚早，在春秋时即开始抬头，至战国更盛极一时，结果使秦始皇不得不应时势的要求，废封建为郡县。自此以后，两千年来，商业资本主义虽继续发展，然工业资本主义却是由西洋输入的。 一八四○年（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中国不得不与英国订立五口通商的条约。西洋大工业（即机器工业）的商品遂得正式侵入，而此等“商品的廉价均是一些大炮，将中国的一切城壁都打倒了”。中国受了这种刺激，至一八六○年代机器工业应运而生，最初为军用工业，逐渐进而为官民合办和人民独办的工业，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败于日本，更成为新式产业发展的一大冲动力。于是为运输商品所必需的铁路逐渐开始建筑，至一九一二年贯通南北的各主要路线均先后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一年便轰轰烈烈地出现并胜利了。 此次革命，虽和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一样，只有上层的变动，而无下层的改造，然却不能因此否认它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袁世凯出任总统，世人因其为北洋军阀的首领，多认他是封建集团的代表，其实北洋军阀虽保存不少封建残余的遗迹，却是建筑在财政资本（交通系所掌握）上面，不是建筑在“半封建的地主”上面；而袁氏富国强兵和救国救民的口号，也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封建集团的口号。即最近一次革命也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推倒其他一部分，即金钱贵族（这不过就大体讲，实际情形当然复杂得多，读者不要看得太机械），恰和法兰西的二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是工业资产阶级打倒财政贵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一样。现今各派相争，均以“封建余孽”相丑诋，实则他们虽带有若干封建残余的彩色，都代表——或不得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如认为“封建余孽”，未免掩蔽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故特表而出之。 现在要回到我的学校生活上去。我在府中学肄业进步远逊于前，这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我的中文既赶得上一般最优秀的分子，便心满意足，不思进取，所谓无竞争，无进步，就普通情形而论，大概如此。第二，府中学的学风不良，各县的畛域甚深，特别是革命后，迭起风潮，隶籍我县的学校当局与某县的学阀（学董）发生冲突。虽由一位自命为“高矮子”与“老少年”的滑稽教员（他说自己本居矮子之列，但在侪辈中算是“高”的，自己本是一个少年。但因著有胡子，未免“老”了，故有是名）奔走调停，终归无效，致劳我们用武力解决，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引起省教育厅的查办。在这种状况之下，实谈不到敬业乐群与安心向学，而我又是风潮中最活动的分子之一，更无暇顾及书本子了。第三，我对于各项功课尚有相当的注意，但于英文一门简直不睬。在一方面，这固然是各州县学校学生所同取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还是由于我自知毕业后无力升学，在中学疲精废神学点英文，终久没有用处，故甘心自暴自弃。当毕业时我不能作一句简单的句子，也记不到五十个生字，英文程度的低劣可想而知；然同学中比不上我的，恐怕还不在少数啦。 我们于修业期满考试完毕后，即举行毕业典礼，当时已是民国时代，仪式非常简单。有好些同学似乎因此失望，每于言谈之间总是称羡前清那种隆重的典礼，恨不得民国迟反正两年，使他们得尝一尝从前毕业生的滋味。的确在前清时代不必说中学毕业，就是高等小学毕业，也是富有特别“滋味”的。曾有某君对于一位高小毕业生草成打油诗数首，描写当时的情形惟妙惟肖，今特介绍其咏扫墓与准备见官的两首如下： “破了天荒洋秀才， 旗罗鼓伞拜坟堆， 八十把儿三眼统， 吓得祖宗爬起来。” “缎子鞋儿袜似银， 纺绸套裤趁时行， 摇摇摆摆纱长褂， 预备明朝见太尊。” 其实我们的同学于毕业后。也有回去扫墓的，也有准备见官的，也有大请其客借此获得礼物的。他们并刻有两种名片：其一注明某某中学毕业生，预备持此去见知事或大绅士，其一仅书某某中学毕业，作为普通拜访之用。此外大家又想起毕业离校后，没有特别显明的标志，未免埋没了自己的身分，特于一个月以前，由某生画就一个直径二寸多的圆形徽章图样交学校当局制成银章，挂在衣襟上，真是堂哉皇哉！啊，还有报子也是应当连带说及的。这种人因民国没有秀才拔贡等名目，深恐到各同学家去报喜，得不到很多的喜钱，特于最优等毕业的头衔之下加入“准予参与文官考试”八个大字。这样一来，便伴着一些官气了。 至于我自己，回家后固然没有扫过墓，也没有请过酒（我家祠堂的头目向人表示，如宴请他们，祠堂当奖钱二十串，但我置之不理），因为我的虚荣心比拽少，雅不愿借此出风头，打秋风，引起有识者的讥笑。 当一个学生初入学校时，无不想望早些毕业，及至将近毕业的时候，时常想到毕业以后升学的问题或谋事的问题是如何烦难困苦，前途是如何渺茫，心中不觉冷了半截，恨不得老是不毕业，至少也要延长一，二年。至于依恋师友，不忍别离，尤其余事。这大概是每个学生的心理，也是每个学生必须经历的苦境，而对于我为尢甚，升学么？实在为家境所不许。当我在中学肄业的第二年，祖父母即将父亲和叔父分出，各给田三十亩，令独立门户。父亲与大哥当时犹抽大烟，家用浩繁，旋因大哥患肺病死去，花费更多。至我毕业时，父亲的烟瘾虽已戒除，但家中仅剩田二十亩，已经入不敷出，更无余力来帮助我。谋事么？我的年龄既轻，知识有限，没有出外任事的资格，并且也毫无门径。处此两难之境，真是进退维谷，不知道要怎样办？
第二章私塾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二章私塾时代 子曰铺——《百家姓》的新解说——“四大茴饼”的太极图——小小生命中的危难事件——“朱夫子一脚沦在井中”——绝好的独幕剧——先生娘子——闹学——半年成绩 当某年正月一天清晨，母亲用一根新的大红绒线把我的头发扎成五个“鞬子”，替我穿上一件蓝竹布长衫，一双新鞋，吃过早饭，叫我拿着香烛钱纸鞭炮和六十个制钱的红纸包封，跟父亲到一个姓李的先生的蒙馆中去上学。这蒙馆是在一个半截堂屋里，内中除陈设七张八仙桌和十几条板凳外，一舞所有。我在父亲指挥之下，向一张贴在壁上的“孔子圣人”的小红纸牌位行过三跪九叩首的严重礼节之后，又向先生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礼。这便是正式上学。迨父亲走后，先生教我和其余的学生读书。我在未入学之前，因跟着较大的孩子们瞎念，本已能背诵大半部《论语》，获得祖父的夸奖，但入学之后，仍须从《三字经》读起，一则因为我并不认识多少字，二则这也是发蒙学生照例应读的第一本书。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我依先生的吩咐这样念着，觉得三个字一句，很顺口，但“初”是什么，“性”是什么，“善”“习”是什么，“相近”“相远”又是什么，我全然不知道；恐怕当时也没有这样清清楚楚发过疑问，先生叫我怎样读，我就怎样读，小小的孩子那里知道求解？不过这些句法没有母亲所说的那些玩意儿好懂，没有那样有趣，我是知道的。 当第二次上书，劈头一句是“苟不教”，我以为是“狗不叫”，便觉得书上的狗比我家中一只黄狗好些，因为祖母把它关在厨房中防贼，它不肯服从，整夜的叫，弄得母亲睡不着，旋读到“及老庄”，我以为是“几脑撞”，原来我们附近有一个老婆婆和她的儿子媳妇吵闹时，总是用头对着门上撞，并且说道：“你们这样忤逆不孝，我就拼着一个老命，学‘文中子，几脑撞’撞死它。” 总之，我读这种不懂解的书，除偶然遇着一些字音与目前事实相合的句子妄作解人，觉得有趣外，殊感枯燥无味。可是先生有一个朋友，绰号“牛大爷“的，常来和他打趣，替我们解书，倒非常好玩。有一天先生带着几个较大的学生外出，叫我们七个小学生在馆中温书，适逢“牛大爷”来了，看见先生不在，便很高兴的向我们说： “拿《百家姓》来，我替你们解。先讲赵，钱，孙，李四个字，‘赵’是‘赵阿公’（按即附近的赵大元帅菩萨），‘钱’是‘大铜钱’，‘孙’是‘崽过崽’（按即子之子），‘李’是‘李先生’。快些读熟，先生回来，背给他听。” 说罢，他又接连念几遍。我们对于每句的意义都懂得，只不知道连贯的意义，但因好新奇的缘故，七个人拼命大声地喊着： “赵阿公， 大铜钱， 崽过崽， 李先生。” 未几，“牛大爷”回去，先生同着几个学生回来了，他在门外听见我们叫“崽过崽，李先生”，便怒气冲冲地一脚跨进门，大声喝道： “小鬼头，谁叫你们这样念的，” 我们读熟这四句书，原来是想向先生讨好。现在忽然听见他大骂，真是又惊又吓，弄得莫明其妙，个个都不敢做声。 先生于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取下帽子，用手在头上一摩，自言自语道：“这一定又是‘牛大爷’弄的鬼。” 我们听了这句话，才知道“牛大爷”教的四句书有些蹊跷。异日“牛大爷”来了，先生埋怨他不应该这样开玩笑。但他生就一个诙谐的脾气，好鬼头鬼脑地玩戏法。记得后来有一次，适值先生不在，他看见一个名叫龙生的学生手中拿着一个“四大茴饼”（即四文钱一个的大饼），便说： “你这正像一个太极图，拿来我讲解给你们听。” 当饼落到他的手中时，他举起来向我们说： “这是一个太极。” “太极生两仪”，他手中的饼变成两边； “两仪生四象”，饼复变成四块； “四象生八卦”，饼又变成八块。 “斯道也”，他吃一块； “尧以传之舜”，又吃一块； “舜以传之禹”，又吃一块； ”禹以传之汤”，又吃一块； “汤以传之文武”，又吃一块； “文武传之周公”，又吃一块； “周公传之孔子”，又吃一块； “孔子传之孟子”，又吃一块。 他将这八块饼子吃完之后，看见桌上还剩下不少的饼屑，便把左手放在桌边，右手先从右边对着左手一扫，说道： “东吴孙权”，又从左边对着左手一扫，说道； “西蜀刘备”，迨饼屑通通落在他的左手中时，他忙向口中一送，说道： “一统归晋。” 当他这种动作完毕之后，引得全堂学生哈哈大笑，只有失饼的龙生早已红起两眼想哭，被大家这一笑，便哑哑的哭起来了。 我们的注意力本来都集中在“牛大爷”的身上，觉得这样变戏法，真是好玩，从没有想及这可怜的小孩子。及他的哭声出现，才知道这又是“牛大爷”的恶作剧。特别是我对于这个七八岁的小同学表示一种同情，恨“牛大爷”可恶。迨放学回去，就指手画脚地告诉祖父，说他骗了龙生的一个四大茴饼，分成八块，一边吃，一边说什么“太欺”“孔子”“孟子”，都吃光了，连渣滓都霉吃光了。祖父听罢，笑道； “他又在演八卦图，真是专门学这些把戏来骗人！” 我从六岁起至十二岁止，中间虽经过三个蒙馆先生，但大半是杂在牧牛拾粪的顽童中，“诗云子曰”地读书（只有最后一年是专门延请一位蒙馆先生在家教二哥和我两人），所以没有什么进步可言，然年龄最小的我在这种“子曰铺”中还要算是一个首屈一指的学童，从没有因认字或读书不出，而受那野蛮的教刑。当我在叔祖父处读书的时候，每逢初一，十五，因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全部《诗经》或《四书》，且取得他两个二大茴饼的奖赏。 然蒙馆先生最大的责任只在教学生死读死记，至于讲解他是不管的。因此我虽能背诵全部《诗经》或《四书》，却和鹦鹉学语一样，并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孔二先生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我在当日的情形正是：“诵诗三百，诘之以义，不懂，虽多亦奚以为！” 蒙馆先生有时也教我们对对子，但这是例外的举动。记得我的叔祖父有一次出过一边对子叫做：“清水塘”，许多学生都对不好，我想了一回，说道：“白山坳”。因此大受他的赞赏，其实这是附近两个地名，最容易联想到的。 我在蒙馆读书的时期，小小的生命经过多次的危难，此等事件不独可以纪念我幼年的生活状况，并且还多少表现当时的家庭和社会情形，故特择要分述于后。 （一）吞烟。当我六七岁的时候，一日肚痛大作，父亲即将他所吃的鸦片烟泡一小个给我吞服，以为可以止痛。不意烟泡分量过重，烟性太烈，竟使我昏迷不省人事，至一日一夜之久。这可以表现家人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然鸦片一项似乎与我无缘，不独此次因吞烟得祸，即前后替祖父装烟十余年，也从没有尝试过，而我的叔父和大哥等没有这种机会，反先后成了“瘾君子”了。 （二）醉酒。当某年六月的一天，祖母着我提两斤烧酒送给田中打禾的工人，我因口渴，便一路饮去，及到目的地，已所余无几。因路上受烈日的蒸射，酒性登时发作，倒在田中，知觉全失。工人们见状大惊，急奔告我的祖父。旋由他抱回营救，才得复苏。我小时的酒量本来很大，饮了从不脸红，然自此以后，遂引为大戒，绝不和它接近。 （三）牛斗。有一天，我从蒙馆中回家吃午饭，走到门前，看见我家一头大水牛正在吃草。小孩子好玩，顺手向它头上一摩；不意竟触怒了这驯良的牛，突然将角向我一挑，恰恰穿过我的背心，将我从右边抛到左边，弄得鼻破血流。这一次算是最危险，它的角如果稍斜入一，二寸，我恐怕已经一命呜呼了。 （四）狗咬。我家与四老祖父家为比邻，我对于他的两只恶狗简直视同猛虎，没有人护卫，即不敢从公共堂屋中经过。可是一日我从外面回来，在大门口偷偷地一望，没有看见那两只狗，以为可以偷关而过。不意刚走过半条巷子，达到堂屋门口时，冤家路窄，突然相遇。我吓得靠壁站着，不敢稍动，冀避其锋。但那麻狗哼的一声，黑狗即抢前一步，咬住我的小腿不放，我痛极而号，跌在地上。迨家人闻声赶至，它们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讲到狗的问题，真是耐人寻味。迈耶（E．Meyer）在他的《古代史》（GeschchledesAltertums）中，说君士坦丁堡街上的狗群各有一定的疆界，不得互相逾越，那正是一些“狗国”。我们知道，国家是一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狗里面既没有阶级，自然说不上什么国家（德国的生物学者对于蓄有奴隶的红褐蚁，血蚁，以及蜜蜂，黄蜂，水蜂等冠以“建国”——Staater-bildends——的形容词，是否得当，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不过“狗心不同，各如其面”，它们虽没有阶级之分，却有个性的区别。例如四房那只麻狗并不真正咬人，只是首先哼几声，而黑狗却一声不响，一口咬住人的肉不放。拿学界现行的用语来说，麻狗是一个理论家，而黑狗是一个实行家。并且这种区分还不够，应有更细密的鉴别，才能显出各种狗的真相。据杜洛斯基告诉我们，薇娜·伊华洛孚娜女士说：普列汉诺夫是一只猎兔狗，很会咬，但时常松口；列宁是一只猛犬，咬住了再也不肯放（列宁很高兴听这句话）。可见在咬的实行家中，也有放松与不放松的区别，讲句开玩笑的话，列宁仿佛比得上我说的那只黑狗，而又兼有那只麻狗之长！ （五）斩手。我小时最好活动，喜欢自己做各种玩具玩耍，勿扎鞬子，削地雷公，编草龙头，造车子等等。一日竟拿着祖父的蔑刀砍一个杉树小轮盘，预备做一张小车子，不意用力过猛，转盘向旁边一跳，蔑刀的余力未尽，直向我的左手中指杀来，把它的头砍去三分之一。我当时痛不可耐，一直跑到母亲房中偷偷地将指头的血滴在床底下，然后拿一块布包扎起来。过了两天，母亲知道此事，她笑着说：“你早告诉我，一定煮个蛋给你吃。”我听了这句话，信以霉真，反悔自己没有早些说出来，弄个蛋吃 （六）失踪。当某年夏季的一天，父亲从街上带回一包糖果，母亲拿来分给子女们，独不见我。她在屋前屋后，屋左屋右遍寻无着。于是举家惶惶，邻人群集，七猜八想，议论纷纷。有的说一定是“洋鬼子”拐去了（我们附近通岳州和长沙等处大路，间有外人往来），因为他要把小孩子的眼睛挖出，肾子割下去制药；家中登时派出几班人循着上县下府的大道追去。有的说恐怕是跌在塘中浸死了，因为今天老鸦呱呱地叫（在北方以老鸦叫为吉利，南方则反是），兆头不好；上下屋的人马上拿出几张水车来车塘。祖父等不了水干，即脱下鞋袜，亲自下水去摸，母亲一边哭，一边叫我的名字，父亲眼泪双流，到处乱窜。此外，如祖母哥姐等等无不悲痛伤心。就是邻居的人也觉得骤然失去我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实在可惨。 在这个愁云惨雾的当儿，我的哭声忽然出现。原来我于是日午后，一人独自跑到屋前的花苑子去玩耍，疲倦之余，不觉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女工不知道我在里面，竟将苑门上锁。当家人寻我时，见苑门深锁，均不置疑，所以没有开门来看。我醒后忽闻祖父的叹息声，父母的哭喊声，和其他人等的说话声，竟为这种紧张的局面所吓倒，不敢答应。此事从成年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合情理，但儿童的心理确是如此。记得我家附近后来有两个孩子一同出去游戏，一个孩子跌在水田中，另一个孩子吓得跑回家去，不敢作声，以致他的小伴侣竟尔丧命！我当时听见他们的喧闹声，只敢小小的答应：“妈妈，我在这里啊！”看见她听不到这种声音，才嘤嘤啜泣起来。一个阉鸡的人从苑子前而经过，听见我的哭声，奔告家人。父亲马上走来，开门将我一把抱住就跑，我受此惊吓，登时全身发抖，战慄不已。家人于惊喜之余，无不感谢黑阿公（即附近的黑神总管荣禄大夫菩萨）。说：我在院子里被什么妖怪迷住了，旋见一个身穿红袍的黑脸大人高约丈许，站在我的面前，加以保佑。其实我没有这样说过，当系家人想象之词，因为当他们怀疑我被“洋鬼子”拐去时，即已向黑阿公许上“龙衿龙袍”，请他速显神通，在半路截住鬼子和我，勿使前进，以便寻人的将我带回。今见我的踪迹是在此而不在彼，便于不知不觉之间，将“洋鬼子”改为“妖怪”，将“截住”改为“保佑”，表现黑阿公的功劳，始终不可磨灭。这是神权时代最容易发生的幻觉，并不是他们故意作伪，使自己白白送掉几尺粉子白洋布的“龙衿”和红印花洋布的“龙袍”，然后快意， （七）被打。我家既是一个地主，所以住在上屋的五六个本家大概都租有我们的田地，在我地地主与佃户的界限不像长沙一带那样严明，而且他们也不算是正式的佃户，不过因自己的产业不够耕种，才向我家分租一些。他们的排行比我们要大几辈，所以我必须称呼他们为某阿公（阿公两字在我地一用指菩萨，二用指辈尊者）。这五六个阿公的小孩子多至十几个，他们“人多为王”，一看见我，总是集合拢来，无缘无故地加以殴打。有一次他们把我绑去，捆在柱头上，正要鞭打的时候，幸而我家长工在门口经过，才将我救回。我从此极恨这些小孩子，常用乡下几句通行的话骂他们，道： “有人养， 冒人告， 良吃康， 爷吃哨。”（注：哨系猪吃的食料，字典上无此字，故借用之） 我因为小时怕遭他们打，一人不敢离家远出；同时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迫害我，现在想来，这只是阶级对抗的反映，并不足怪，而他们的人数众多，正是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小的争斗中是如此，在大的争斗中又何莫不然！ 这此大孩子虽欺负我，但那些阿公待我还算不错，至少是在表面上没有表现敌意，他们有时和附近的本家农夫集在一起谈天说地，煞是有趣，我于不知不觉之中，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内中有三兄弟尤擅此道。所以乡间有“佐捏白，爱超天（即谈天之意）元凤捏白冒边弦”的谚语。他们因为读过一些传记，讲起故事来，总是文绉绉的。譬如黄牛和黑牛相斗，一只猪吓得跌在水井中，李家大嫂走来将它救起这一桩事，经他们设来便成为： “王荆公， 黑荆公， 大战丁咚； 朱夫子一脚沦在井中。 冒得李氏夫人来搭救， 蹊乎险乎，亡之命乎， 孟子曰。” 我看见平素所读的《四书》，所有“孟子曰”都是在几句话的前面，这里忽然放在后面，觉得十分奇怪，问这是什么缘故。他们的答案是：“没有‘孟子曰’横锁在后面，连一点文气都没有了！” 其实上面那几句话已经是文气磅礴，用不着借重孟老夫子来作殿军。这不过是他们好引《四书》作谈话资抖来取笑的一种表现，与文不文没有关系。记得有一次他们坐在树阴底下谈天，看见我和几个小同学正在吃糖，有一个便说道：“哎哟，这种糖吃了肚子痛的，快拿来给我看看，”迨被我们一致拒绝时，他便说：“哼，我们并不是骗你们的吃，是怕你们吃坏了肚子。”他看见我们仍不为所动，又说道： “我们是‘君子坦荡荡’， 不在乎饮食上， 你们是‘小人长戚戚’， 光只为把嘴。” 这也是他们好引《四书》的一个明证。此外，他们有趣味的说法还多得很，我不能一一列举出来。惟有一个故事真是一出绝好的独幕剧，不忍割爱，特介绍如下： “有一个农夫名叫春生，素以善于捏白著名，一日于夕阳西下时，从一个姓陈的农家经过，他们夫妇两人正在吃晚饭，老远望见他，即遥呼道： ‘春生，好久不见了，快来捏个白去。’ ‘今天没有工夫，傅家河药鱼，特来向你们借一铺网去打鱼。’春生很仓忙地走过门来，这样回答。 ‘啊，我也正要去呢，对不起，不能借给你。’陈某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心生一计，假装自己早已知这此事，预备前往。 ‘既是你自己要用，我只好到别处去借。’春生说罢，立即离开陈家。陈家农夫遂匆匆吃过晚饭，背起网具，直奔傅家河。隔了半个时辰，春生很惊惶地跑来，气喘喘地向陈家嫂子说道： ‘啊哟，不好了，你的丈夫浸死了，快拿一张门给我去抬尸！’说罢，下一张门，背着就跑。 陈家嫂子得着这个凶讯，哭哭啼啼跟着后面赶去。 陈家农夫很高兴地走到傅家河，看见没有人药鱼，知道是受了骗，便垂头丧气地返来。半路遥遥望见春生迎面跑来，正待开口责骂时，忽听见他大叫道： ‘不得了，不得了，你家里发了火，烧得很厉害，我只抢出一张门来，你快去救火罢！’ 陈家农夫把网一丢，开大步向前跑。不到半里，忽听见自己的老婆在前面哭喊，便愈加着急，拼命跑拢去，大声问道： ‘啊。家里发了火？！’老婆听见这是丈夫的声音，马上回答道：“冒呀，啊。你没有浸死？！’ 两人这样一问一答之后，才悟到这全是春生捣的鬼。当春生背着门和网具赶来时，他们一齐骂他可恶，捏这样天大的白，使人提心吊胆！春生听罢，嘻皮笑脸回答道： ‘这是你们自己叫我做的，你们不是叫我“快来捏个白去”么？’ 他们听到这里，虽觉得春生不应该这样恶作剧，但大半也系咎由自取，于是从他的手中接过门和网具，懒洋洋地回家去了。” 以上所述的一切事件都是我在蒙馆读书时发生的，虽次序未必一定如此，但总在这个时期以内，即在十二岁以内。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时，父亲见我读书没有什么长进，终于下了大决心，把我从只教书不讲解的蒙馆先生的手中夺回来，送到附近一个酸秀才的丛馆去做“大学生”（私塾中专听先生的讲解而不背诵的，称为“大学生”）。这个丛馆就设正先生的家里，我膳食于此，每月出米三斗，菜钱四百，外加全年学费四串文。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共有四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有一陈生大概快到二十岁了。此外还有三四个“小学生”也在一起读书。 先生有子女四人，都在十岁以下，连同我们四个“大学生”共有十人“吃茶饭”，凡烹调的事都由先生娘子担任。这位“娘子”的脸虽有不少的黑斑，但“高头小脚”（这是乡下美的标准），要算是一位美人，因此甚得先生的宠爱，老实说。先生有季常癖，凡事都要受她摆布，不错，她实具有操纵先生的才能，虽不知书识字，却善于词令。有一次一位乡绅来访，闲谈了许久，去后，先生娘子特对我们说：“这位乡绅非常尊敬你们先生，他刚才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句句打在你们先生的身上啦！”乡绅的话本是一个比喻，且系就一般而言。她却断章取义地拿来替先生吹牛皮兼替自己抬高身价，真是狡猾， 不幸我对于这位擅长口才的美的先生娘子偶然失了敬意，引起她的忿怒，竟对我大发雌威。事情的起源是，我从家里带来点腊肉，每逢不思饮食时，蒸以佐餐，常为先生的小儿所染指，我那时也不过是一个孩子，怎能容忍得住，便说了几句他们不应当偷吃的话。不意先生娘子在隔壁听见，即气势汹汹地骂道。 “哼，你说什么？我的小孩子偷你的肉吃！金子，嫌你的黄得（即嫌太黄的意思），银子，嫌你的白得，我们冒吃过肉，也看见猪行过路。……” 她这样滔滔不竭地金子，银子，猪呀，肉呀说一大篇，原想借此逞一逞自己的威风，兼封住我的口。但我也不甘示弱，登时指出真凭实据来，使她无从狡辩。她因没有占得上风，便向先生处进禀，想先生出面惩罚我。 先生当时真有些左右做人难，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对，自己的娘子强词夺理，如果要惩罚我。不独说不过去，还恐传到我家中去，引起恶感；如果不惩罚我，又慑于阃威，且使娘子丧失体面，难以为情。他毕竟不愧为茂才公，终久采用一个巧妙的对付方法。到了“三八期”（每月的初三，初八，十三，十八和二十三，二十八，为私塾学生作文之期），特别出个“过则勿惮改”的题目给我做做破题（即八股的起首二句）。他的意思是叫我向先生娘子陪礼，至少也应和颜悦色，不当负气。但我素来富于反抗性，不肯无故低头，看见先生娘子，仍是不睬。这么一来，把先生气坏了。他于下届作文期又送一个“小人之过也必文”的题目给我做。我被他这样暗骂一顿，心中很不舒服，对于先生娘子愈加持一种倔强的态度，他虽无可如何，然从此对我不无芥蒂了。 这是我在先生家中读书半年后所发生的事件。先生对我既不满意，我和陈生对他也是如此。前清的士子只要读过一部《四书》，能背诵一二百篇八股文章，并能作出清顺的文字，就可以取得秀才，所以有“之乎也者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的话。像这样的秀才当然只是一些似通非通的蠢才，而我们的先生正是其中之一。他替我讲解《书经》，竟将内中注释的句读断错了，他替陈生讲解《春秋》，对于书上的错字也不知改正。后经陈生拿着别人同样的书一一对出，才知道他的本领有限，不配做我们的先生。关于断句的错误，因系注释，我已不复能记忆。至《春秋》上的错字是一个“末”字，文为“旦而战，见星，末已。”“末”应改“未”，他竟茫无所知， 我们对于先生的信仰既经丧失，陈生倡议退学，我极力赞成，至于其余两个“大学生”则不敢附和。陈生和我一面离开先生的家，一面向外宣布他的错误，此举当然使他难堪。我们好像是胜利了。可是历时不久，这种胜利竟成泡影。不，我并且还是大改而特败。 乡间另有一位似通非通的狂妄学究，与先生为八拜之交，常推崇其文章可以睥睨桐城派，列入《续古文辞类纂》，于今忽然听见我们造反，急忙出来镇压，免得扰乱人心。他逢人遍告地说： “‘未’字误作‘末’字，那有这种道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末一句难道读‘末之有也’么？！” 乡间的绅士们听见他这种说法，觉得极有道理，秀才无论如何，总不会错，即使错了，我们的学识既不较他为好，自然也不会知道，可见这完全是因为两个无知小子不安分读书，好捏造黑白，犯上作乱，于是一切错误与过失都归到我们的身上，说我们是“不肖的子弟”。 这位狂妄学究是一个“小有才”的人，看他对付我们手段的恶辣就可以知道。他撇开“旦而战，见星，末已。”的原文不提，单从“未”字误作“末”字上发议论，而又以人人都知道的“未之有也”不会错作“末之有也”作证明，使大家于不知不觉之间与之表同情，还有一层，他引《四书》上这个“未之有也”，连带说出上面几句，并不是犯了普通乡村学究好炫文的毛病，而是向人暗示我们好犯上作乱，因此便是不孝不弟。“不孝不弟，不可以为人矣”，这槐老八股调是乡村的智识分子所习闻的。所以他的必然的结论是：我们反抗先生是犯上作乱，是不孝不弟，如此便不算是人了！一桩理直气壮的事被他这样捣鬼，竟致失败。不但如此，我在失败之前还被先生毒打一顿。 我退学之举不独未得家中的同意，事前并且没有透出消息，及跑回去，大家都不以为然。不过家人对于我读书的事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除父母外，也没有人一定叫我回转去。父母看见我坚决不肯再去，且距散学之期不远，也就听之任之。但我离先生家时，没有将行李携回，特于第二日带一个长工去取。适值先生到那个狂妄学究家中商议对付方法去了，我看见原住的房子被他锁上，无法开门，即由窗户入内，取出自己的一切物件。先生娘子当时在家，并未加以阻难。 但先生归后，马上遍告我的亲属，说我“碎室辱师”，他要“关人”（即请地方人评理）。他们为敷衍他的面子计，特和我家商议，一致主张将我送去继续读书，免得这种恫吓弄假成真。否则我虽无“碎室辱师”的事实，地方的绅士为维持纲常名教起见，也会斥我为不对，说他是对的；因为“学生有理要压倒三分，先生无理要扶起三分”，这是他们对待尊卑两级人的公开态度，丝毫不加掩饰的。我因受了他们和家中至再至三的压迫，不得不于第三日下午跟着父亲重入师门。父亲于见面后，向他郑重道歉，说我年幼无知，轻举妄动，实在对不起，以后当虚心受教，请他好好地教训我。他当时喜笑颜开，满口答应了。 可是将近黄昏的时候，形势突变，先生忽然叫我出来，说要“好好地教训我”。这大概是受了先生娘子的激励罢。他鼓起眼睛，怒气勃勃地说道：“学堂虽小如州县，你没得到我的许可，就打开窗户拿东西，这明明是侮辱我。你们的家神榜上有‘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你总知道罢！我是你家中初一，十五焚香秉烛敬奉的人，你胆敢加以侮辱，你这目无师长的东西将来必定是无父无君，将来必定是乱臣贼子，非打不可！”举起蔑片劈拍劈拍地向着我的我上头上乱打，打得我哭哭啼啼地直向原住的房间逃跑。 我于被打之后仍跑回家中，将经过情形哭诉一遍，母亲听了，不免伤心落泪，祖父母，父亲等则以为先生既是这样借端出气，不再去读书就得了，还有什么话可说。至于我自己这一次算是受了绝大的刺激。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几乎没有挨过打，至多也不过是因书读不熟，或字认不出，被打几下手心。现在做“大学生”反被痛打，又不是因为读书的缘故，只是由于不满意于先生的胡乱断句和不能改正错字，实行退学，取回自己的行李。即使我的行动不对，自己已经低首下心地回转去，并由父亲向之道歉，也算是退让到万分了。他为什么要拿“无父无君”和乱臣贼子”的大帽子加在我的头上，动手打人呢？难道被敬奉在家神榜上的人，就是压迫者么？我在当时虽不能这样作有层次的推论，然将别人的说法与自己的直觉结合起来，也隐隐约约具有这种意见。总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大打击，我对于这种压迫终身不忘，对于所谓先生也终身不耻，此事可以说是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种原动力， 我既退学回家，读书一事便发生了问题。家中除母亲外，祖父本算是最爱我的，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且负乡望，何尝不想使子孙多受一点教育，增光门户；但父亲读书既未成名，叔父亦然，大哥更是一窍不通，因此有些灰心，常带着怒气说道： “送一个人去读书，就变成了一只桐油罐（即学书不成，不能改习别业，好比盛过桐油的罐，不能改盛别项油类一样），有什么用处！” 他这一次对于我继续求学的问题没有丝毫赞成的表示，也许是对我不怀什么希望，总许是因自己年老力衰，顾不到我的前程，兼想我留住家中替他装装烟。加以晚年气性刚燥，容易发怒，例如每见家中于新谷登场时粜谷开支家用，总要骂几句道； “五月卖新丝， 六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 剜却心头肉。” 有时父亲等向他要钱，或因事忤其意，一不高兴，又要大发雷霆地骂道： “君不仁，臣逃外国，父不仁，子奔他乡，你们各人远走高飞地滚罢，不要来吵扰我！” 祖父的脾气既是这样大，所以关于我读书的事便没有人敢向他进言。 至于祖母对于我此后念书的事不独不愿在祖父前有所主张，并且极力反对。她平日以为替我的父母“养大一窝人”，已经是了不得，那里还能花钱送去读书，因此时常反对二哥和我入学堂。此次更借口于我不成材，不准继续求学，免得多添一只“桐油罐”。其实为的只是节省四串钱的学费，因为饭菜在家也是要吃的，即使在外寄餐多费一点，为数也有限，家中每年的收入平均在一千串以上，除去一切家用，尚有余裕，至少出入可以相抵；祖母竟不肯将其中三百分之一作为我的教育费。真令人难于索解。有些人劝她道：“你老人家人也发，财也发（即人财两旺的意思）。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已经不读书，对于这个比较聪颖的小孙应当不惜一点读书小费，况且比起二公子前此在城南书院每年所花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啦。”但祖母对于这些话充耳无闻，有时火气来了，总是说：“我的钱就是要花，也只能给儿子花，不能给孙子花！” 我的父母原极愿意我继续上进，尤其是父亲的主张更为坚决，他常说：“读书可以化愚，三代不读书要变牛啦！”然他们筹不出四串钱的学费，无可如何，即使学费有办法，而寄膳所需的米和菜钱因祖母宣言“一概不管”，也无从出。 讲到我自己，自从受了酸秀才的打骂后，心中甚为怀恨，誓当发愤读书，一雪此耻，现忽遇此阻力，达不到目的，便感觉极大的痛苦。凡富家子弟一经辍学，必定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有饭吃，有衣穿的少年人谁肯脱下长衫，“背晒黄日”到田中去工作呢？我虽不甘下流，自暴自弃，做一个无业游民，但也不愿挖山垦土，老死在田畔下，前途茫茫，真是不知所之。 不意当此进退维谷之际，忽得到一个救星。就是二姐于是年下半年出阁，至翌年正月与姊丈同来回门。姊丈少年英俊，中文精通，曾与其弟在本县官立高等小学肄业数载，中途退出，现拟在家自修，兼带一二学生，减除寂寞。他因二姐得悉我有辍学之势，见面后，即叫我到他家里去伴读，不要学费，也不要伙食费。这样一来，我的家中自无可反对，我即于二月初间欢天喜地前往读书。后来祖母反觉得不好意思，到了端阳节，不独着人将我所需的米和菜钱送去，并且另送学费二串文。姊丈因家政操诸父母的手中，不能自主，只好收下膳费，退还学费， 我在姊丈家虽读书不过半年，却有惊人的进步。前一年在酸秀才处学做八股，仅止于破题，并且弄不清楚。此时专攻《春秋》，于半年内即已读完；并试作论说，起初是满纸胡说，远在另一同学（略长于我）之下，但奋志苦读的结果，两个月后便居其上。当散学前，我已能作一二千字的文章，清顺无訾了。 我在此读书，获得优良的成绩，自是当时一大快事，然它的意义却不止此。我地风气闭塞，极力反对“洋学堂”，记得曾有一首对联自省城传来，被一班酸秀才和老学究当作“圣语”一般互相传诵，就是： 大学堂，小学堂。不大不小中学堂，学剪发，学洋装，学个半人半鬼。 东教习，西教习，非东非西华教习，教排满，教革命，教成不孝不忠。 这首对联很足以代表他们的心理，因为他们把新立的学堂鄙薄得不值一钱，把入学堂肄业的学生看做“吃洋饭”的混蛋。看做名教中的罪人。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看不起“洋学堂”。如果不是姊丈将我从这顽固的黑暗窟中拯救出来，我纵能继续读书，也决没有那样大的进步，并且终于变成一个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不曾向新学一途前进了。所以我在他那里读书，实系生活上一个转变点，这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第一章出生地与家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第一章出生地与家庭 开场白——“湖南骡子”——大家庭——童歌——急口令——谜语——笑话——故事 “拿破仑第一倘若迟生十年，决不会做法兰西的皇帝。有理智的父母生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如果放在野蛮人中，他虽比较颖慧，也终于变成一个野蛮人，每个人是社会造成的。种种理想不是任何个人脑袋中的创造物，不是凭空而起，也不是由上天的感应而生，只是社会生活与行动的结果，只是时代精神的产儿。” 我征引倍倍尔（AugustBetel）这一段话做自述建的开场白，不是抱着什么英雄思想，暗以拿翁自居，而是要借此说明一般的社会状况和四周的环境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年人具有何等伟大的势力。 社会状况和环境既可以左右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年人——的思想与行动，我便不能不从我出生前后的周遭说起。 我隶籍湖南，世居汨罗江上。湖南系春秋时代“唯楚有材”的楚国，汨罗江则因战国时代的屈原投江而得名。至最近二三十年中，湖南更有“小日本”之称，而湖南人却绰号“骡子”。所谓“湖南骡子”，是与“四川耗子”“湖北九头鸟”鼎足而三，脍炙人口的。 有许多湖南人以为“骡子”的浑名与川鄂两省人的“耗子”及“九头鸟”相较，固胜一筹，但好好的人竟被比作兽类，并且被比作驴马相交而生的“杂种”，不独听来刺耳，令人感觉不快，实在太玷辱了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假使高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屈原犹在，即不因谏君而死，也将郁郁不乐，愤而投江。 像这样的议论是于诙谐之中表现了中国民族自尊的心理，其实这种妄自夸大的习尚是不合科学精神的。凡稍微懂得生物学和动物学的人都知道人猿同祖，人是兽类中的一种，被列在脊椎动物门的哺乳类。不独如此，就比较胚胎学讲，人类的胎儿在最初一个足月的时候，与兔，牛，猪，鸡，龟，螈蝾，鱼相当时期的胎儿相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同具有大头，眼，腮和长尾等等。到了一个半月，除螈蝾和鱼外，其余相当时期的胎儿与人类的胎儿还是大同小异。到了三个月，除鸡龟外，人类和其余三种胎儿犹相差不远。可见人类不仅与猿同祖，在进化的途中，和我们素来轻视的鸟龟兔子之类均有不少的渊源，简直可以称为“大同胞”。 人类的来源既不过如此，我们便用不着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而鄙视其他兽类，因此我也不得不把骡子的价值来估量一番。论它的家世，原来十分高贵。先就它的父亲讲，普鲁士王大腓特烈（FredrichderGrosse）说过，世上只有三种负重任的人与物，即君主，柱头与驴子。从前拿破仑出征埃及，以许多学者骑着驴子自随，当敌人来袭，法军都列成方阵时，总听得军中传令，大呼“驴子与学者居中”！法人于是称驴子为“半学者”（Demi-Savants）。至于它的母亲在我们的经传上真是出尽风头，什么“肥马”呀，“骏足”呀，“骐骥”呀，“骅骝”呀，被大家称赞的了不得，甚到一个已死的马首还要值五百金。以这样杰出的父母生下骡子来，不独“克绍箕裘”，而且是“黧牛之子”，所以它在中外历史上所占的位置比它的父母还更重要，例如英国克纶普顿（SamuelCrompton）于一七七九年发明一架最有名的纺纱机，即名为“骡机”（Mule-Jenny）而不称为“驴机”。当十九世纪时，美国南方蓄奴各州给奴隶犁地的牲口是骡子不是马，因为马受不了他们粗鲁的待遇，只有骡子才能当这种苦差。即我们北方载物乘人，也多用骡子而不用马，所以有“骡网”（即商贾结队行商用以载物的骡群），“骡车”和“螺驼轿”之名，也无非是取其能耐吃苦。又《唐书》载申蔡人秉骡以战，尤为悍锐，号“骡子军”。啊，骡子的功用既然这样伟大，我们湖南人获得“骡子”的头衔，并不算不幸，平心而论，骡子能任重致远，而又不趋不停，坚毅无比，确与湖南人的气质有些相似。 回忆十几年前在P．K．大学肄业时，有一位精通英，德，法，日和拉丁文的“辫子先生”于教授英文功课之余，辄好作月旦评。他老先生有一次睁大了眼睛向着江苏的同学说：‘你们江苏人好也好不了，坏也坏不了“。旋又对我说：”你们湖南人好的固然极好，但坏起来，本事也很大“。湖南人和各省人（广东人除外）相较，的确有些不同，尤其是奋斗的精神要高人一等。 “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常常这样问人。但失望的很，总是得不着答案。当然，有些“才智之士”曾不加思索，马上回答道：“这是由于三湘七泽，灵气所钟！”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犹用这种神秘的唯心论来解释，未免令人齿冷。 其实湖南居扬子江之南，有洞庭湖横枕其北，湘，资，沅，沣纵贯其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极适宜于产业的发展。又加以自南宋以来，北方的优秀民族逐渐南迁，他们到了江西之后，又转入湖南，驱逐原来的土著苗民，而据有其地。他们和后来美国所谓“边疆民”（Thefrontier）相较，颇多共同之点，这并不是仅指双方都向西方移动，而是指彼此的体力和性格等等大概相同。太平洋彼岸的边疆民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西门（A．M．Simons）在《美国社会势力发展史》（SocialForcesinAmericanHistory）告诉我们说，这种人民“在体质上是高大强壮的，在心情上是活泼敏捷的，在社会上是富于反抗性的。”这不是替近代的湖南人写照么（但湖南人的体质现已较前退化）？他们挟着一种进取冒险的精神，来经营这物资丰富的区域，不独一洗农业社会中安土重迁和一成不变的习惯，并且使手工业和商业继续向前发展，逐渐形成健全的商业资本主义，以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先河。故近代的湖南人是活动而非静止的，是进取而非保守的，是农工商三者并进而非自给自足与邻省老死不相往来的。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梭充实，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一层，洪秀全在八十年前起兵广西，穿过湖南，顺流而下，定都金陵，曾国藩，左宗棠等率湘军与之作战，前后达十余年；迨太平天国败灭，湘军复平捻子，定西域，他们足迹纵横南北东西。几遍全国。就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曾，左是汉族的罪魁，湘军也只是他们手中没有觉悟的工具，仿佛和俄皇手中的哥萨克（Cossack）兵一样，但就事实上讲，这种军事行动确提高了湘人发愤为雄的心理与勇敢独立的气概。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比较充实，这是一个次要原因。 湖南人的特质及养成这种特质的原因，既经说明，现在当进而叙述我的家世。英国著名的遗传学者高尔顿（FrancisGalton）以为遗传的成分，父母占四分之一，祖父母占十六分之一，曾祖父母占六十四分之一等等，此说虽没有完全证实，要不失为一个指标。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者卡尔（KarlMarx）也说：“过去世代的一切遗传像梦魔一样压在活人的头上。”我秉祖先的遗传，并受他们的影响，自然是至深且切。不用说，他们也是来自江西，至我的第五世祖即因耕田种地并肩担大布往江西出卖，逐渐致富。到了高祖已经广置良田大厦，成为乡间的富翁了。他有五个儿子，我的曾祖居长，秉性慈祥，能文章。精医术，轻财重义，以致分家后家道中落，负债累累。祖父是他的“称锤子”（即独子），见倾家荡产不足以偿清债务，遂抛弃诗书，操持家政，仍以务农经商为业，兼管理钱粮，因得精明干练，克勤克俭的祖母为内助，卒将一切债务还清，终身乃积得田约的二百亩之多。 祖父母共生二子四女，我的父亲居长，叔父则系满子（即最后所生之子），父亲年未弱冠，即和母亲结婚（她年才十六岁），共生四子（第三子早夭）二女，而我也是满子。父亲得祖父母的庇阴，专攻诗书，不理农事，秉性刚直热烈，胸无城府；母亲则温柔坚毅，处事接物，细密而有条理。至于我自己，身材颇似父亲，且兼有他们这两种性格中的成分。恰和哥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所说的一样： “父亲遗传我这健全的躯干， 使我严正的将生活来察看。 母亲遗传我这乐观的性情， 使我满具谈天说地的精神。” 我生在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诗书门第”，幼年时代的抚养与教育自应比普通的农家子弟高出若干倍。但我的遭际竟不如此。 俗语说：“娘痛满子”。这是做母亲的人难免的毛病，我的祖母对于叔父更是异常疼痛，她眼见我的父母有子女六人，叔父自娶妻后老是不生儿子，便逐渐发生一种怜爱他而讨厌我们人多的心理，加以自鸦片输入中国后，一般士大夫竟以“醉卧烟霞”为高尚的消遣方法，我的祖父，父亲，叔父和大哥都先后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三代四枪”，传为当地“美谈”。然家财因此耗去不少，而祖母待我们的刻薄手段也愈加发展。 我们既是一个大家庭，吃饭时分作三起：我跟着祖父母，父亲，和二哥一起，母亲带着大哥，大嫂，二姐一起，叔父婶母两人一起。此外还有作田种地的长工四五人和女工一人因为礼教的关系，也分作两起。家中一切大权都操在祖父母的手中，关于饮食事项系由祖母亲自指挥，或亲自分配。每逢初一，十五，她分肉给母亲等五人不独不比给叔父等二人多，并且还要少些，否则便是骨头打底，有名无实。即其他荤素菜蔬也无不如此。这是日常生活上的显分厚薄。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母亲为着子女的婚嫁真是吃苦不少。大哥二哥的娶妻与大姐二姐的出嫁，除掉万不可少的酒席外，祖父母总是不肯出钱。所有媳妇房中的木器和出阁的嫁妆不是由母亲拿自己的器具衣服首饰之类充数，就是大半是由她带着女儿苦苦地纺纱织布积集起来的（此事恰似我们乡中所谓“针挑土”，极不容易。因为她们所妨的纱绣成布后，要充我们六七个人做衣做鞋之用，所余有限）。她因外祖母去世，曾获得一百串钱的遗产，虽悉数用在男婚女嫁上面，然以我家那样地主的架子而论，要装一点体面，自然是不够用。祖母看见她陷在这种困苦中不独不加以援助，反捕风捉影，疑神疑鬼，日向祖父进言，说她的手中储蓄甚多，“现在是穷得公，富得私”（即公家穷而私家富的意思），弄得祖父信以为真，时常乱骂。所以母亲垫了钱，反要受气。在另一方面，叔父要用钱，祖父母——至少是祖母——却又十分慷慨，大有有求必应之概。 待遇上这样不平等是我国大家庭的通病，不足为奇，也不是母亲忍受不住的痛苦，因为她虽不能如“张公百忍”，大概也可以说得上几十忍。但使她最伤心的是大哥对于洋烟嫖赌。件件俱全。祖父母不直接加以管束，父亲也缺乏这种能力，祖母便时常责骂她，尤其是当大哥偷取家中谷米被发觉的时候总是把她当做“出气筒”，有时并唆使祖父出来大骂，说“这是种草不好”！ 可怜的母亲常常带着沉痛的声音说道：“女不好由娘管，子不好应由爷管，我是女流，不能外出，从何管起！……说我不能干，无力管教儿子，是可以，为什么要说‘种草不好’，连带我的祖宗三代一起骂？”但在旧式的家庭内，媳妇是不能向翁姑评理的，即评理，他们也要强词夺理，甚至于再痛骂一顿。所以母亲受了这种压迫，无处申诉，只好自怨自艾，终日以眼泪洗面。啊，不幸的母亲真是哭得太多，连带我小时也不知道陪着流了多少眼泪。此事对于我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动力之一。 母亲生男育女，倍极劬劳，而又感受种种压迫，心神更加憔悴，当我出生时，她的身体极弱，曾晕去不省人事，产后又没有充分调养与滋补，故缺乏乳汁，除间或乞助于其他乳母外，不能雇请奶娘，以致我小小的生命因营养不良，不能和常儿一样发育起来。我幼年时常患病，枯瘦如柴，每当六月炎天，也不流汗，有时还须加上夹衣。故来往的亲友们多称我为“小小的病夫”。 我在抚养上虽不能享受富家子弟应有的一切利益，然慈爱的母亲总是尽她的力所能及，甚至于力所不能及加以爱护。在这一方面到底不能算做不幸。但在教育方面确是如此。 父亲知书识礼，并且很讲究胎教和母教，但对于我小时的教育却又毫不措意。如果不是自名为“瞎眼师公“（即不识字的意思）的母亲仗着各种传说，灌输我一点知识，几乎没有家庭教育可言。兹为纪念母亲起见，特将此等传说择要介绍出来，先从童歌说起。 我最先学会的是“《排坐歌》和《洗澡歌》，就是： “排排坐， 莫搂祸，（注：‘搂祸’即‘相打’的意思。） 公公回来锯耳朵。” “前拍拍， 后拍拍， 拍得芽崽不吃吓。”（注：‘芽崽’即‘儿子’的意思。） 但我最喜欢的是“《黄狗歌》”： “黄狗上树倒唱歌， 先生我，后生哥， 妈妈来，我打锣 爹爹生，我点灯， 婆洗周，我点烛， 记得那年生外婆， 大河里石头滚上坡。 其次是“《麻雀歌》”： “麻雀子伏到灰里头滾呀滾， 又话哥哥冒买粉；（注：‘话’即‘说’的意思，‘冒’是‘没有’的意思。） 买得粉，不曾吃， 又话哥哥冒买席； 买得席，不会盹，（注：‘盹’即‘睡’的意思。） 又话哥哥冒买棍； 买得棍，不会打， 又话哥哥冒买马； 买得马，不会骑， 又话哥哥冒买犁； 买得犁，不会犁， 犁开哥哥一块脚板皮。” 童歌之外又有“急口令”，须一口气念完，简单一点的有： “白碗崽， 款白虾蟆，（注：‘款’即‘盖’的意思。） 白虾蟆， 爬白壁头。” 这里虽只有十四个字，但念来极不顺口，所以我小时候总念不成功，不知道费过多少气力。可是下列一个更加难念： “东边楼上一面皮鼓， 西边楼上一面布鼓， 看是布鼓补皮鼓， 还是皮鼓补布鼓。” 当我刚把这种四句的急口令学好，甚至于还没有学好时，亲爱的母亲又换了一个十句的，真令我应接不暇： “天上一天星， 星上一只鹰， 门上一盏灯， 桌上一盘金， 地上一口针； 捡起地上一口针， 收拾桌上一盘金， 取下门上一盏灯， 赶走屋上一只鹰， 遮住天上一天星。” 母亲的门路真多，她在告急口令的时候，又要我猜谜子，就是： “天上天鸡叫， 地下地鹅叫， 两边阳雀叫， 中间鲤鱼跳。” 年龄幼稚的我自然猜不着这是什么，心中十分着急，便要求母亲说出来，但她不肯，说再猜一个容易的罢： “桐子打桐油， 枫树结枫球， 人在桥上过， 水在脚下流。” 她说罢哈哈大笑，我虽仍旧不知道这又是什么，但看看母亲的神情，似乎是和我开玩笑，便一脑倒在她的怀里，硬要她快些说出来，她只是笑着不开口；我马上嘴巴一扁，眼泪双流地哭起来了。原来我是最小的儿子，遇事好胜，一到要失败的时候，但使出我的最后的武器——哭。例如唱歌，念急口令，和猜谜语子，我都享有优先权，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其他人等不得插嘴，否则我就“哎呀”一声加以阻止，如屡次无效，便由“哎呀”变成“哑哑哑哑”了。后来从经验上知道这样的哭可以帮助我获得最后的胜利，不论对谁都要来这样一套。 母亲看见我哭脸，才摩着我的头，笑迷迷地说道： “好孩子，莫哭，我告诉你罢，第一个谜子是真的，第二个是假的。” “什么叫做真的，什么叫做假的咧？”我看见母亲开了口，便收住眼泪，抬起头来这样问她。 “真的是有一个谜底可猜的，譬如第一个谜子是织布的机。假的是一念就知道，用不着猜的，譬如桐子当然是用来打桐油，枫树当然是结枫球，人自然只能桥上走，水自然只能在脚下流。这是用来哄傻子的。你快些念熟，拿去哄你的爹爹和哥哥姐姐。” 我为她这些话所鼓励，拼命地把这两个谜子念熟，尤其是第二个念得连环倒背，打算去哄哄他们。但当我如法炮制的时候，他们不是摇摇头，就是笑而不言，只有父亲说了一句，母亲太滑稽了。 啊，母亲的确具有这种脾气。我记得她常当着父亲对我们笑哈哈地说： “将来我死了，你们爹爹讨一个后来娘。后来娘是一把扇，扇起你们爹爹车车地辗！” “车车地辗哪，车车地辗哪！”我当时虽不十分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念来好听，便不断地念着，弄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母亲不独会这样拿父亲取笑，并且还会说其他的笑话。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出来，但她说关于女性有韵的笑话，我还记得几句，虽不过一鳞半爪，已足充分表现乡间妇女的情趣。这个笑话是： “接客莫接女客， 接五十，来一百， ‘哈哈’有三千， ‘可怜’有八百， 不问鸡崽问鸭崽。” 母亲于笑话之外。又喜欢讲故事，并且说来十分动听。譬如她说： “有一个怪人走到一家屠坊，把钱向案板上一扳道，‘买四两肉！’ 屠夫抬头将他打量一下，问要什么样的肉，他说： ‘皮掉皮， 皮搭皮， 皮里头的肉， 肉里头的皮。’ 屠夫为他所窘，把屠刀一扳，带着怒气说道： ‘什么皮皮肉肉的一大堆，我这里是专做肉生意的，并不做皮肉买卖！’ 当他们两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吵闹的时候，忽然又走进一个常‘跑江湖’的客人来买肉，问清原委，笑道： ‘这位客人要的是，猪尾巴，猪耳朵，猪腩心和堵肚子。’ 于是屠夫依言割出四样肉给他，这场纠葛才告了结。” 像这样的故事我们听了，觉得津津有味，总是要母亲再讲一个，待她讲出一个后，又连接要求下去，有时弄得她没有办法。我还记得她说的一个《三个媳妇》的故事也很有趣，就是： “某个富家有三个媳妇，都十分愚蠢，家娘（即夫的母亲）于是打发（即‘使’的意思）她们出外去学见识，并吩咐道： ‘大媳妇住三五天，带个红心萝卜回来。 二媳妇住七八天，带个冒脚团鱼（团鱼即鳖回来。 三媳妇住半个月，带个落地不响回来。 但你们必须同去同回。’ 三个媳妇含愁出门，心里万分着急，口中喃喃地念着； ‘三五天……红心萝卜。’ ‘七八天……冒脚团鱼。’ ‘半个月……落地不响。’ 她们三人游荡了四天，非常困苦，既没有饭吃，复没有宿处，简直和告化婆一样；同时又想不出一点办法，三个日期相差这样远，如何能够同回去呢，要带回去的三件东西又是什么呢？尤其是大媳妇眼见隔天就是要归去的日子，还没有找到红心萝卜，便急得嚎啕大哭，因此触动了二媳妇和三媳妇的心事，于是三个人哭做一团。 当这个时候，忽然走来一个手拿拐杖白发银须的老公公，问她们为什么这样伤心，她们争着将原因告诉他，他微微地笑道： ‘这很容易，三五一十五，七八一十五，半个月也是一十五。时候还早啦，你们到我家里去住着罢。” 三人听了，喜出望外，便收住眼泪，大笑起来。 她们在老公公家里住了十天，经他多方指点，思路大开，自己复用心学习一切家常事务和世故人情，所以都变聪明了，当要回去的那一天，大媳妇忽然恍然大悟道： ‘啊，红心萝卜就是蛋啊！’ 二媳妇接着道： ‘啊，冒脚团鱼就是巴巴（即圆形年糕）啦！’ 三媳妇更跳起来说道： ‘啊，落地不响就是纱锭啦！’ 她们于是欢天喜地带着这三件东西回家，大受家娘的称赞。” 我听母亲讲这些童歌，急口令，谜语，笑话和故事，大概是在三，四，五岁的时侯。我旋又开从祖父学习认字和猜字谜，有时并把它当作歌儿唱，至今还记锝两个： “一点点上天。 乌云盖两边， 上字倒顿起， 人字打秋千。” “一点一撇， 桥桥列列， 龙头转弯， 咚咚锵锵。” 第一个谜底是“定”，第二个是“為”，像这样的猜谜子和认字，不独毫无所苦，并且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常常要求祖父再说几个，有时弄得他存货枯竭，总是说“够了，够了，明天再来。” 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大概如上所述。但这里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我的读书识字的是长辈除祖父外，对于我初期智识的发达，很少影响，而“瞎眼师公”的母亲反能给我以许多知识。这是因为我国的父兄大都不注意于儿童教育，而做母亲的因受了数千年文明古国传说的沐浴，故于不知不觉之间，担负了这种责任。此举与西洋近代有计划的儿童教育相较，固望尘莫及，然小孩子们犹能享受这一点点盲目的教育，要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我的生平（1932） 序言 《我的生平》就是我的生平一篇尚未完卷的长序，用不着我再来做一篇短序。不过本书的起缘及其主旨，却有在此一说的必要。当我去年冬季开始动笔时，原只拟取材于我半生经过的事实，作成一本几万宇“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写实小说，用笔名发表出来，贡献给一般青年朋友。因此凡关于我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以及自传中应有的一切事项都未曾提及，即亲戚师友们的姓名也一概以西文字母代之，而于时代精神的描写，和科学常识的灌输，却特别注意。但后来愈做愈多，愈做愈不像一种小说，遂变更计划，来草一本上下古今谈，遇着什么就说什么。于星有时描写一千尺的地下的活地狱，有时又介绍无穷远的天上的珍闻；有时追记“弹球校长”的八面玲珑，有时又叙述“玻璃铺盖”的翻译故事，有时从广州人的拉屎说到美国人的进餐，有时又从“乐哉鱼乎”说到“走禽飞兽”；有时从“辫子先生”的“文”与“配”说到他的思想的来源，有时又从防制女性的“守宫砂”说到惨无人道的“阴户锁”。总之，这几乎是一个百货商店，华洋杂货，一应俱全。 同时我又认定侏儒式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博学多闻和势力最大的巨人，对于思想界发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急应加以严格的批评，这两个巨人就是梁启超与胡适博士。前者是戊戌政变以后玄学思想的民族导师，自辛亥革命以后，逐渐成为过去人物，其影响也逐渐消灭，后者是五四运动以后唯心哲学的中心人物，在现今大多数文哲学教授，“自由思想家”和一部分老成持重的青年中犹有坚固的基础；故我于前者仅以一支游击队对付之，而于后者则聚精会神，施行大包抄的总攻击。我批评胡博士的实验主义约达五万字，批评他的《哲学史大纲》约达十万字（关于这一章已在神州国光社列布一个单行本，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有时且出于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这不是我故意与之为难，实因我是一个战士，非采取这种态度，即不能发泄胸中的热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并促进他们深刻的认识。况这原是他对于我们的一种“先施之礼”（参看《胡适文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当然不能怪我没有“退避三舍”，是太不客气罢。 这部书最初是一种小说体，可以称为一部小说，其次是一种游记体，可以称为一部游记，又其次是一种辩证法与实验主义的比较说，可以称为一部科学方法论，最后系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连同评判实验主义的文字，可以称为一部《反胡适》。像这样不三不四，夹七夹八的东西，书名很难确定，不过这完全是以我所经历的事实为经，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依经组织拢来的纬，故直截了当地叫做“《我的生平》”，菲敢以此为自传，实欲借渺小的我的生活，写出近三十年来的教育状况，民族革命，学生运动，妇女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思想的潮流，未来世界的趋势与学术争斗的开端等等。区区一部三十万字的书当然不能详细陈述这些大问题，以后如有工夫和必要的话，仍将继续写下去，但几时能够兑现，我可不能担保。 末了，我还要声明一点，太史公作了一部《史记》，是要“藏之名山，传与其人”。我这部书不希望做“名山不朽”之作，只希望做一般青年朋友，中年朋友，甚至于老年朋友随身携带的一条手帕，因此它的藏所不应当在什么“名山”中，而应当在他们的衣袋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著者
第三十三章工人政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三章工人政府 ·纲领草案 ·是深化还是修正？ ·关于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 ·是政治幻想小说吗？ ·关于发展速度的问题 各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同资本主义斗争，并建立工人政府——这个号召蕴含着一个思想：可以通过工人政府开创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共产党人知道，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最终目标，但工人政府的口号才是统一战线战略的核心，而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要让广大群众接受共产党人的纲领。 在德国，这个问题是以议会多数派的形式提出来的，这给共产党人的国家理论出了个大难题，而共产党人传统上又是敌视议会活动的，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几个邦议会里，共产党、独立党与社民党的席位加起来，离绝对多数并不远；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三党的席位加起来超过半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共产党要同另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合作，那么，万一出现了由社会主义者领导、排除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政纲中采纳了工人统一战线的要求的政府，共产党就不能不支持或参加这样的政府。列金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后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就被置之不理了，但当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一年实行转折后，它现在又重新出现了。 纲领草案 德共中央局认为，党需要总结过去几年的斗争经验，制定新的纲领，取代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纲领。为此成立了由布兰德勒、威廉·科嫩、路德维希、蔡特金与塔尔海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纲领[1]。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审议了草案，并以二十四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获得通过，左派认为这个草案是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投了反对票。党的领袖随后同意将这个草案提交共产国际讨论[2]。 这个草案宣称，革命与夺取政权已近在眼前：“共产主义不再是预言，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它是现实，它是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它的统治已经开始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就必须师从俄国经验。十月革命的“所有阶段”都是“政治战略的宝库，是革命能量取之不竭的来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宝贵财富[3]。” 草案作者认为，当资本主义从前垄断时期发展到当前的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就停止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是它指出了社会主义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出路，而它正遭受着野蛮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组成了革命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要率领一切被剥削者进行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这是因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共产党人仅是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共产党人要为争取群众而斗争，不能忽视任何一种能接近群众的手段： 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一切可用的手段，也就是议会、市镇议会和行政机关。它必须想方设法把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工会和合作社）争取过来，把它们从点滴的改良的支持者，改造成为能够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5]。 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推动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德国建立一个“由苏维埃联合而成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失败后，形势不允许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提上日程，在这么一个时期当中，共产党人有义务去改变现存的社会力量对比，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创造条件。这就是纲领草案的目的，这个草案采纳了布兰德勒喜欢的一个主意，叫做“过渡口号”，共产党人应当精心制定和推广各种过渡口号，结合广大群众的实际情况，“将这些过渡口号作为一切局部斗争与局部目标的出发点”，“以此来提高群众的觉悟”[6]。纲领草案着重指出： 当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时，他们对资产阶级以及同资产阶级勾结的工人领袖越来越不满，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准备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此时，工人政府的口号就能成为恰当的手段，通过它可以使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使运动达到新的阶段，提高运动的水平，使之走向无产阶级专政[7]。 在纲领草案中，除了对工人政府口号的政治解释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过渡要求：国家要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并且国家还要在每个企业当中持多数股份；在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实行的监督下，对工业实行合作化或托拉斯化；废除一切金融、技术与商业秘密；对粮食实行国家专卖，并在工人的监督下进行口粮分配；在工人监督下，由国家垄断外贸与金融业（这一条主要由银行员工执行）[8]。这些要求给群众提供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之前，群众应当通过自己的斗争来争取贯彻落实这些措施，另外，这些过渡要求也有可能成为工人政府纲领的一部分。 这些措施构成了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它们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它们可能会猛烈促使群众激进化，把群众发动起来，与此同时，它们会遭到资产阶级的抵制，资产阶级有可能会主动发动内战。纲领草案宣称：“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政府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克服自身的矛盾性质，有效地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将国家政权交给工人苏维埃[9]。” 是深化还是修正？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就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不久，德共的领袖们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信，信中尖锐地向他们提出了工人政府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具体回答。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全德工联提出了按照金马克价格进行征收的要求，德共应该围绕这个要求，大力组织宣传活动，因为这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能把各工人组织团结起来的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个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工人政府，可能会把这条要求写进自己的纲领里，所以德共应该把这条要求加进自己对工人政府的展望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如果政府着手解除反革命武装组织的武装，并在工会的监督下改组国防军的话，那么德共就应该做好准备，支持这样一个政府[10]。 德共的领导层（不仅仅是其左翼）对这个问题依然心怀疑虑[11]。没过多久，由于维特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政府危机[12]，这将这个问题以具体的形式提了出来。社民党企图成立一个“大联合政府”。资产阶级中派政党企图成立一个扩大的、右倾的联合政府。德共中央局向德国工人发表声明，认为工人政党绝不应该（即使是间接地）帮助重工业和金融业的代言人参加政府。同时，中央局还提出了一个斗争纲领，包括下列要求：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13]；保卫八小时工作日、保卫罢工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将反革命武装组织缴械并解散；成立工人自卫组织；把所有保皇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行政机关、警察、军队和法院。 中央局解释说，通过议会内的勾结而产生出来的政府，永远不会把这个纲领付诸实现，只有“以议会外的可靠的无产阶级力量为基础的政府”，才能落实这个纲领[14]。社民党多数派与独立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他们想反将共产党一军，便向共产党提出：共产党是否愿意参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共产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社民党多数派和独立党便立即中断了讨论[15]。 不过，共产党领袖承认了自己立场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号召其他工人组织成立一个政府，但他们自己又不愿参加这个政府。《红旗报》上的一篇社论解释说：共产党现在还只愿意成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忠诚反对派”，但如果“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认真地参加反资产阶级斗争的话，那共产党也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16]。 中央局同意对这个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认真研究，并同意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关于工人政府问题的提纲，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央局在党报上发表了这个提纲[17]。这个提纲给党应当如何对待工人政府口号的问题定下了基调；它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就无法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提纲暴露出了过去和现在一直困扰着党的一切矛盾：一方面，党以前曾经批评过“忠诚反对派”声明，并认为同社民党右翼领袖搞妥协可能会导致危险；而另一方面，从工人组织统一战线的战略出发，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果——号召各工人组织组成工人政府，为实现它们的要求而斗争；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 提纲的词句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但字里行间仍然暴露出了这些矛盾，比方说，它宣称工人政府可以“构成资产阶级用以抵抗无产阶级群众的堡垒”，但又宣称工人政府能够结束垄断资本的统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政权尚未提上日程的情况下，能成立工人政府，对工人来说也算是前进了一步。提纲给出了谨慎的结论：共产党不反对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而且，如果这样的政府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支持才能成立的话，共产党也会出手相助。共产党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各邦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 在选举中，在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联合政府和依靠共产党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当中，共产党将会支持选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他们必须支持它的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措施[18]。 但这个提纲又明确排除了共产党参加这样的政府的可能，它指出“〔假如成立了‘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共产党人仍不会参加政府，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并通过自己的批评推动政府前进”[19]。 德共这次的转变，仍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为号召在德国建立工人政府的宣传活动提出了大致的构思。号召建立工人政府，是“让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唯一可行办法”。共产党人应当制定“过渡纲领”，让群众通过保卫眼前利益的斗争，逐步理解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成立工人政府就成了重中之重。在拉狄克看来，这是“将《公开信》的策略具体运用于新形势”，也是“对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走向群众！’的口号的具体运用”[20]。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拉狄克致信德共中央局，批评了提纲的思想，认为它“过于简单”。现状已经十分清楚，在当前形势与苏维埃共和国之间，肯定会有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必须承认，工人政府就是最有效的过渡方式，它是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共产党人鼓吹成立工人政府，与他们的最终目标——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完全不矛盾的。恰恰相反，成立工人政府，是实现苏维埃共和国、为之进行准备的最好手段。共产党应当积极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力，帮助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党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成立工人政府，就要忠诚地支持它。拉狄克甚至还反对德共中央局的提纲中的不参加工人政府的思想，他写道： 共产党可以参加任何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党原则上不反对参加这样的政府。当然，党本身是以苏维埃政府为其根本立场的，但这并没有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通往苏维埃政府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应该根据特定的具体情况来参加这样的政府[21]。 他建议，德共应当拿出一个提纲，这个提纲不能“百分之九十地拒绝”，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的回应，而不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老原则和老想法”，要向前迈出新的一步：“除非群众看见我们想要通过目前可行的方法来改变事态，也就是说，不是去宣传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要去落实和深化那些群众相信在当前形势下可行的方法；否则，这是不可能办到的[22]。” 拉狄克声明，这封信是以他个人名义写的，因为季诺维也夫不在，他没法征求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不过他已经当着皮克、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面，同列宁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列宁同意他的看法，但由于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听不到反方的意见，所以列宁还有些保留[23]。 最后，中央局采纳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为之辩护[24]，围绕着拉狄克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派的主力是费舍。对于要求开展实现经济要求的宣传运动的主张，她予以激烈抨击，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要求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政治运动，她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说出‘苏维埃共和国’，就连‘政治苏维埃’也不能说，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工人政府’的形式，来掩饰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口号，而‘工人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其实就是一回事[25]。” 中央局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详细阐述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这个提案以三十一票赞成、十五票反对获得通过。提案强调指出，必须支持这样一个政府，但没有提到能否参加它[26]。其实，德共已经做出了转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的中央局二号通知阐明了这个口号，日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都是按照这个通知的精神来提出这个口号的： 统一战线的推动力的政治出路必然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它将取代联合政府。……德共必须告诉工人：它愿意发出号召，通过议会内外的一切手段，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只要这个政府保证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保证做到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逮捕卡普分子、释放狱中的革命工人等事项，那么德共也愿意参加这样的政府[27]。 就在同一天，正在罢工的铁路工人采纳了这个口号。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也采纳了它，各地的共产党活动家都为它辩护，认为它是关键的实际要求，是统一战线战略在政府层面上的体现，意义相当于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要求各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决裂的号召。 关于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 不过，共产党慎重地强调指出，工人政府必须以议会外的工人阶级为基础，而不能单纯依赖议会内的联盟。这就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当某个邦议会内的几个工人政党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时，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工人政府应该是为工人苏维埃开辟道路的，可是，如果在工人苏维埃缺席的情况下，以民主选举的结果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那么共产党人是不是必须拒绝把这样的政府称作“工人政府”呢？共产党人该不该支持这样的政府？假如共产党人拒绝投票支持这样的政府，结果导致社民党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或者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的话，共产党人该如何向工人、特别是想要社会主义政府的那些工人解释？在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个问题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了。 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就出现了“工人”政党占多数席位的局面：邦议会中有四十九名“工人”议员，其中社民党多数派二十七人、独立党十三人、共产党九人，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共有四十七名议员[28]。当时社民党左派曾建议，三个工人政党一起组建联合政府，但共产党拒绝了，它说，自一九一八年起的经验表明“工人政府本来应该是工人的政府，但它却只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29]。与此同时，共产党关心的是如何对资产阶级政党重返萨克森邦政府一事撇清责任，它命令自己的议员投票支持社民党人出任总理[30]。当萨克森邦的社民党政府宣称将拒绝实行共产党要求的措施时，形势就变得更加棘手了[31]，到头来德共居然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把票投给了统一战线纲领的反对者。 一九二一年六月，这个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当萨克森邦的社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些让德共无法接受的经济措施时，德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想让社民党政府不垮台，共产党就得对这些措施投赞成票；要是共产党投了反对票，政府就要垮台，换上来一个更加反动的政府[32]。中央局及中央委员会当中发生了分歧，雅可布·瓦尔赫尔赞成“有条件的支持”，而恩斯特·麦耶尔则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无法做出决定[33]。最后，萨克森邦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只好帮助社民党政府摆脱困境，这个问题才算了结[34]。 一九二一年九月，在图林根邦议会选举中，三个工人政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同样的问题就又出现了。独立党提议成立工人政府。德共政治局决定，共产党议员应该投票支持社民党人或独立党人出任总理，并支持任何执行“始终如一的工人阶级政策”的工人政府[35]。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也都表示同意。但是，图林根党组织的领导人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拒绝支持社民党的政策，也拒绝帮助社民党上台组阁，中央不得不竭力劝说他们[36]。德共左派猛烈抨击中央的这些政策，认为这是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堕入新修正主义的第一步。中央局与大部分领导人的观点走得更远，正如W·蒂尔（W.Tür）所描写的：“工人政府是完全有可能在德国实现的。目前，几个工人政党确实不占多数；尽管如此，它们可以依靠群众的支持实行统治，并解散议会，再举行新的大选，这样它们肯定能占有多数席位[37]。” 一九二二年的萨克森邦议会选举，迫使共产党必须采取明确的原则立场。邦议会的九十六个席位当中，资产阶级政党占四十六席——德国民族人民党十九席、德国人民党十九席、德国民主党八席。社民党赢得了约一百万张选票，占四十席，德共赢得了二十六万八千张选票，占十席[38]。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席位加起来，在邦议会里占了过半多数。在由埃里希·蔡格纳[39]博士与工会活动家格奥尔格·格劳佩[40]率领的左派的强大压力下，社民党向共产党发出询问：是否愿意同社民党一起组织他们纲领里鼓吹的工人政府？[41] 在共产国际四大的会场内外，人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一家通讯社报道说萨克森邦政府已经改组，布兰德勒参加了新政府。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件事情，塔尔海默宣称布兰德勒做出了正确而不可避免的决定。左派对此提出了抗议。过了四十八小时，人们才知道，原来布兰德勒只是去讨论共产党在可见的未来能否参加萨克森邦政府的。于是讨论重新开始。这次人们得知，社民党顽固地拒绝接受共产党纲领中的两个条件——武装工人与召开萨克森邦的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大会。塔尔海默与麦耶尔建议，共产党应该放弃坚持这两项条件，参加政府。乌布利希宣称，“武装工人”的口号在萨克森并没有意义，因为每个工人都有一支步枪。德国代表团宣布，支持删去这两项条件，并成立共产党—社民党联合政府，四位左派代表对此投了反对票[42]。就在这时，俄国党进行了干预。他们不赞成塔尔海默与德国代表团多数派的意见，争执了整整一晚上。列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绝不能让步。必须坚持那两项条件。共产党必须坚持要求社民党完全接受它的条件，否则就是在政治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德国代表团在压力下让步了[43]。 德国党的领导层——德共最重要的二十位干部[44]，按照俄国党在莫斯科做出的决定，采取了行动。他们原则上同意参加政府，但提出了下列纲领性条件： ·以低价向无产群众提供粮食； ·征收无人居住的或已被占据的住房，提供给住房条件困难的工人家庭； ·将每日工作时间减为八小时； ·要求十八岁至五十八岁的人参加义务劳动； ·大赦政治犯，但不包括反革命分子； ·解散工贼组织； ·建立工人自卫组织； ·同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对行政机关进行清洗； ·保证在邦议会中投票支持萨克森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成立全国性的工人政府的运动。 德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并宣称一旦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就会参加政府。他们特别指出，这些条件当中，有八条是全德工联在萨克森的下属工会早已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来的。 除了倒数第二条外，社民党接受了全部条件[45]。如果接受了这一条，成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就等于承认了工厂代表会拥有立法权力，这会使工人政府染上“苏维埃的色彩”，并与魏玛宪法相抵触。共产党坚持不退让，双方陷入了僵局。社民党单独成立了少数派政府，由布克[46]担任总理，里夏德·利平斯基任内务部长。社民党左派的领袖埃里希·蔡格纳博士担任司法部长。布克内阁提出的政纲比较温和，争取到了一些中派议员，他们投了弃权票，使布克内阁免于垮台。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的远景，看来一时无法实现了。 是政治幻想小说吗？ 叶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在关键的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间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于一九二二年底在莫斯科出了一本书，题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这本书以在一九七〇年回顾过去的形式，科学而通俗地解释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与所需条件，并试图把新经济政策纳入世界革命的远景，它的最后一章讲的就是德国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首先出现了一个阶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人阶级自发开展了要求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提出了将铁路、矿山和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国有化的口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虚构了一位工人教授米纳耶夫，他在书中是历史讲座的主讲人（本书开头引用过他的话），他叙述了德国革命的开端： 在奥地利和德国，尽管资产阶级在议会内仍占多数，但工人政府还是成立了，这个转变过程在德国是通过无产阶级与正在抬头的反动派的斗争而完成的。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双重政权，一个是工人组织的政权，另一个是国会的纯形式上的政权。在一个生活成本高涨、危机频发的时期，工人阶级在示威游行和总罢工中频频同警察与反动派爆发冲突，显示出他们已经极度骚动不安，整个德国资本主义体系看来都已被彻底动摇，国会内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便投票支持成立一个工人政府，在工人政府成立后还对它投了信任票。这个政府中的领头人当然是谢德曼派，但没过多久，它在事实上就已不再向国会负责，而是向社民党与工会中心负责[47]。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并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官僚领导层，它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用来抵挡尚未到来的真正的工人政权的最后一道壕沟”[48]。资产阶级希望能用它顶一阵子，同时另作打算，准备依靠坚定的法西斯团伙发动反攻。此外，它还指望工人阶级很快就会对工人政府感到幻灭： 掌权的工人政党根本无法给工人阶级的处境带来丝毫改善，他们只会拿自己和工人政府的整个信念来搞妥协，然后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重掌政权的时机就会来到……[49]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群众对改良主义派的幻想破灭了，却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最不想看到的后果： 掌权的改良主义者确实很快就在工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搞起了妥协。……没过多久，就连曾追随谢德曼派的群众，都开始骂起自己的领袖了，骂他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不想干，不想打击资产阶级，不肯真心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群众迅速脱离了改良主义阵营，加入了共产党人的阵营[50]。 掌权的工人政府拒绝同资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也公然同它对抗。经济危机日益恶化，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群众日益左倾，要求自己的领袖采取积极的行动。工人政府上台后，暴露出了它的软弱无力，由此导致的主要后果，是社民党群众当中发生了危机。我们的主讲人分析道： 在改良主义派及其基层群众当中，出现了三种倾向。第一种要破坏反资本主义斗争、阻止工人采取决定性行动；第二种要对富有阶级直接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同生产与分配的无序状态作斗争。但这批人却希望能“劝说”富人不战而退。最后是第三种倾向，他们对改良主义彻底失望，并迅速同共产党人结合。前两类人基本上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以及改良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而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大多数基层群众都属于第三类。工会与工人代表会的选举结果，一再表明工人群众正在左倾[51]。 其实，就在工人政府上台后，工人代表会就已经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了，但它们仍然被“多数派”改良主义者牢牢控制着。斗争的焦点现在转到了把改良主义派赶出工人运动。每当共产党人在一个苏维埃里赢得了多数，他们就会果断行动，解散市政当局，调整当地房租与物价，并实行义务劳动制度。各地方苏维埃先后实行了这一整套措施，各地区苏维埃不久后也有样学样，逼得资产阶级不得不公开摊牌，并发动内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先是各大城市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然后扩展到了德国农村，一个庄园又一个庄园、一个宅院又一个宅院被攻克。但德国内战也引发了法国与波兰的干涉，并引爆了欧洲大战。这是一场内战，因为欧洲各国的工人都站了出来，阻止本国统治者对德国工人的绞杀[52]。 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是何等地期望自己的前景能够在六七年里，在“二十年代末”实现[53]，并按照他们的期望设想了发展过程，为此他们已经制定了工人政府等口号。可是，对于欧洲革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他们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些人显得过分悲观，甚至染上了“机会主义”——当时的左派随随便便就批评俄国党是“机会主义”。 关于发展速度的问题 欧洲革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这是左派与共产国际中的布尔什维克对手争论的焦点。一九二二年底，托洛茨基在同奥地利人弗里德兰德[54]论战时，在《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大胆的预测。他写道，只看国内因素的话，一个乐观的观察者看见了德国经济的混乱与德共取得的进展，就会觉得斗争的关键时刻很快就要到来，或许不到一年就会来了。不过，他预计会有一些延迟：“但是，显而易见，来自西方的军事占领的威胁，会阻止德国革命的发展，除非法国共产党显示出自己能够而且愿意阻止这种危险[55]。” 这并不是说，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政府垮台之前，德国革命就不可能爆发，而是对弗里德兰德提出的革命在德国已迫在眉睫的预测的反驳：“所以说，认为在法国由于内外交困而陷入议会政府危机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一样能胜利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56]。”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人应当提防“革命激进主义”和“极左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它们不过是“悲观主义与缺乏信心”的掩饰： 对我们而言，资产阶级不是掉进深渊的一块石头，而是一股活生生的历史力量，它会斗争，会使计策，时而从右翼出击，时而从左翼出击。只有当我们在政治上掌握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方法与手段，从而每次都能对它做出毫无犹豫或迟疑的反应时，我们才能更加接近那个时刻，到了那个时刻，我们就能用自信的一击，确确实实地把资产阶级打入深渊[57]。 从这次讨论可以看出，这几年的经历让托洛茨基和俄国党的领袖变得焦急了，但其中也表达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似乎无产阶级自己已经有办法去避免过早的交战。在同一期《布尔什维克》上，拉狄克也发表了文章，对急躁情绪的征兆提出了警告——由于物质形势越发艰难，在艰苦环境的打击下，在德国无产阶级与德共当中出现了急躁情绪。他写道，共产党人不能因为这些情况就丧失了对各个阶段的认识，在准备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经历这些阶段，而不能跳过它们：“共产党绝不能忘记，他们现在还不能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它的当前任务是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并着眼于未来的进攻，去夺取新的阵地。……它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和消极被动[58]。” 几天后，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打乱了两党的计划。 [1]《红旗报》，1922年10月20日。 [2]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38页。 [3]《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1922年10月7日，第1297页、第1307页。 [4]《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479页。——中译者注 [5]《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1922年10月7日，第1305页。 [6]同上，第1306—1307页。 [7]同上，第1307页。 [8]同上。 [9]同上。 [10]转引自阿·莱斯贝格，《论工人政府方案的起源》（ZurGenesisderLösungArbeiterregierung），《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5年，第1031页。 [11]莱斯贝格（同上，第1034页）提到，麦耶尔担心德共会再次变成“忠诚反对派”。 [12]1921年5月4日，费伦巴赫内阁因未能与协约国达成赔款协议而辞职。5月10日，费伦巴赫内阁的财政部长、中央党人维特组阁，内阁中有社民党3人、民主党3人、中央党4人、无党派人士2人。10月22日，维特内阁为了抗议上西里西亚全民公决而辞职。10月26日，维特再次组阁，内阁中有社民党4人、民主党2人、中央党5人、巴伐利亚农民协会1人、无党派人士1人。——中译者注 [13]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ErfassungderSachwerte），意味着要把全国的土地、建筑物、厂房等不会受通货膨胀影响而贬值的产业移交给国家，让政府获得平衡财政、支付国际债务的手段。——英译者注 [14]《红旗报》，1921年10月25日。 [15]出自恩斯特·麦耶尔在11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做的报告，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109页。 [16]《红旗报》，1921年10月26日。 [17]《红旗报》，1921年11月12日。 [18]同上。 [19]同上。 [20]《红旗报》，1921年11月16日。 [21]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115页。 [22]同上，第116页。 [23]同上。 [24]同上，第117页。 [25]同上，第118页。 [26]《红旗报》，1921年11月22日。 [27]转引自莱斯贝格，《论工人政府方案的起源》，第1038页。 [28]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65页。 [29]转引自《国际》，第21期，1922年，第472页。 [30]《红旗报》，1920年12月9日、10日。 [31]转引自莱斯贝格，《论工人政府方案的起源》，第1031页。 [32]同上，第1032页。 [33]转引自上书，第1032页。 [34]同上，第1033页。 [35]转引自上书。 [36]转引自上书。 [3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38]莱蒙德·瓦格纳（RaimundWagner），《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斗争》（DerKampfumdieproletarischeEinheitsfrontundArbeiterregierunginSachsenunmittelbarnachdemVIII.Parteitagder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3年，第650页。 [39]埃里希·里夏德·莫里茨·蔡格纳（ErichRichardMoritzZeigner，1886年2月17日——1949年4月5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学习法律，1913年取得博士学位，1918年担任检察官，1919年参加社民党，担任莱比锡地方法院法官。1921年8月出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主张同德共结盟。1923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总理，同年10月接受两名共产党人入阁。因谴责国防军占领萨克森邦的行动，被艾伯特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强行解职并下狱，1925年获赦出狱后继续担任法官。纳粹上台后失业，曾在书店工作，1944年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后担任莱比锡的社民党组织领导，1946年4月参加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当选莱比锡市长，1948—1949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年在莱比锡逝世。——中译者注 [40]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Graupe，1875年10月24日——1959年5月26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担任茨维考纺织工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茨维考市议员，1923年4月至10月任萨克森邦劳工部长，1919年至1930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当选为多米奇（Dommitzsch）市长。——中译者注 [41]《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42]《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DieLehrenderdeutschenEreignisse.DasPräsidiumdesExekutivkomitee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zurdeutschenFrage1924），汉堡，1924年，第50页。 但在核对《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0页后，发现乌布利希的原话是“……在图林根不必要求武装工人，因为每个工人都有一支步枪。”——中译者注 [43]同上，第64—65页。 [44]季诺维也夫（同上，第64页）所说的二十位领导人，是指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有威信的代表’（dieautoritativeVertretung）。 [4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46]约翰·威廉·布克（JohannWilhelmBuck，1869年11月12日——1945年12月2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08年至1917年当选德累斯顿市议会议员，1913年至1924年当选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8年至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任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与文化部长，1920年5月至1923年3月任萨克森邦总理，1919年至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6年5月退出社民党，组建“老社会民主党”（Alt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并任该党主席。1929年至1930年当选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47]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伦敦，1973年，第107页。 可在下列网址阅读全文：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preobrazhensky/1921/fromnep/lecture12.html [48]同上，第108页。 [49]同上。 [50]同上。 [51]同上，第110页。 [52]同上。 [53]同上，第107页。 [54]保尔·弗里德兰德（PaulFriedländer，1891年7月2日——1942年？月？日或1943年？月？日），生于奥地利巴登市。1915年7月10日与路特·艾斯勒（路特·费舍）结婚。1917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博士学位。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奥地利共产党，并担任机关报《起床号》（DerWeckruf）和《社会革命》（DiesozialeRevolution）编辑。1919—1924年当选为奥地利共产党执委会委员。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6年移居柏林，加入德共，担任《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法国，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2年被引渡给纳粹德国，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此后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55]《明天》（Demain），托洛茨基与弗里德兰德的通信，《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6期，1922年12月13日，第735页；列·达·托洛茨基，《政治前景》（PoliticalPerspectives），《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2卷，伦敦，1974年，第300—301页。 [56]同上，第301页。 [57]同上，第303页。 [58]《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5页。
第三十二章“群众性的共产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二章“群众性的共产党” ·德共的成分 ·德共的组织结构 ·一个正在形成的传统 ·党的影响力 资产阶级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显著破产，社民党与工会的态度，以及危机本身的重压，并不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激进化，却有可能使工人阶级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变得消极起来，最后对资本主义秩序俯首帖耳。意大利就是前车之鉴：大资本抓住了时局给予的机遇，利用法西斯战斗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一九二二年年底，布兰德勒从莫斯科返回德国，此前一年他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回国后他向德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认德共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他强调指出：党还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非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想法”，必须坚决摈弃所谓的“不妥协”的做法，“不妥协”实际上就是“无力从工人当中直接吸取经验教训”[1]。 德共的成分 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无论是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情况相比，还是与一九二一年三月行动后的几个月的情况相比，德共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九二一年夏季，德共的正式党员数量急剧减少，根据一年之后公布的数字，当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数量仅有十五万七千一百六十八人[2]，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低，而在一九二〇年年底的哈勒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独立党有八十九万三千名党员，德共（斯）则有七万八千七百一十五名党员[3]，与之相比，一九二一年夏季的德共党员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统一共产党成立时的党员数量，通常认为是四十五万人，就算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乐观[4]，我们还是得承认，三月行动导致了党员人数的锐减。赫尔曼·韦伯[5]编列了一些表格，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从一九二一年初到一九二二年中期，哈勒—梅泽堡地委的党员人数从六万六千人减少到了两万三千人，在下莱茵兰的杜塞尔多夫一带，党员人数从五万两千人减少到了一万六千人，图林根的党员人数从两万三千人减少到了一万人，在西北地区的布莱梅一带，党员人数从一万七千人减少到了四千人[6]。 到了一九二二年年底，情况已经得到了好转。波彻尔根据上缴党费的数目，估算出党在一九二二年九月时有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其中有两万六千七百一十名女党员[7]。皮克给出的数字表明，党在十月时有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名党员[8]。韦伯研究了统计数据后，认为一九二二年第三季度的党员人数为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九人[9]。根据上缴党费算出来的党员人数，要比各地方党组织在十月份上报汇总的人数少，后者为三十二万八千〇一十七人[10]。按照这种算法，党在一九二一年宣称拥有三十五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名党员，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11]。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后，德共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正式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和整个一九二二年里，德共又发展了（或者说又拉回了）十万名党员。 在德国的不同地区，党的影响力是很不均匀的。比方说在巴伐利亚，它只有大约六千名党员，尽管它自称有八千人，而且它一直没能从一九一九年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12]。而在另一方面，它自称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有约五万名党员[13]，在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有近三万名党员，在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有近两万名党员，在哈勒地区与瓦塞尔坎特有两万三千名党员[14]，在这些地方，党员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很高，但在工人阶级人口当中比例更高。这些数字意味着共产党员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在哈勒为1:46、在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为1:55、在瓦塞尔坎特为1:138、在柏林—勃兰登堡为1:144[15]。而党员与当地工人阶级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比例在哈勒为1:30、在埃尔茨山脉为1:45、在瓦塞尔坎特为1:50、在柏林—勃兰登堡为1:60[16]。党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如此不平衡，其原因与其说是近期政治形势起伏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党的整个历史所致。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开姆尼茨就在这一带）是德共的一个坚固据点，因为布兰德勒和赫克特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并且能在一九一九年把几乎所有的独立党工人都争取了过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德国中部和瓦塞尔坎特，那些地方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二〇年把左派独立党的大部队争取了过来，组成了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组织。 由于缺乏当时的统计数据，对于党员的社会成分、年龄和性别只能大致估算。但在可以入手的资料当中，这些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德共首先是一个工人的党，尤其是青年工人的党。党员有至少百分之九十是工人阶级，许多作者都同意这一点[17]。斯巴达克斯同盟与旧的德共（斯）从来没能争取到大量的产业工人阶级（少数地方组织例外），但在与左派独立党合并后，几十万工厂工人涌进了统一后的党。在党的各种会议上，与会代表与干部的工人阶级性质，令当时的观察者们为之惊讶[18]。许多党员是技术工人，这一点在五金业更为突出，当时的德共还不像十年后一样，是一个非技术工人与体力雇工的党[19]。女党员的数量比较少，仅占全体党员的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20]。 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在战争末期与战后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换句话说，属于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的那一代人，而领导他们的则是上一代人[21]。拉狄克就此写道： 属于德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是在被大战震动之后，被革命吸引而投身政治的。独立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不是靠吸收社民党的党员，而是靠吸收新的无产阶级力量。斯巴达克斯派的几十万人当中，战前的激进派为数极少，他们构成了党的突击队；而大多数人是被革命的雷声惊醒后才投身政治的[22]。 在涉及干部与领袖的时候，这段话需要做一些小小的纠正。担任领导岗位的是经验最丰富（因而年龄也最老）的活动家。几个面积较大的地区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年龄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23]。韦伯认为，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当中，只有少数人年龄超过四十岁，比如西里西亚地委的政治书记奥尔斯纳[24]当时就是四十三岁，中莱茵兰地委的政治书记、左派的一位领导人艾普施泰因[25]当时四十五岁，南方局的组织主任雅可布·施勒尔当时四十四岁[26]。其他大都是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工人，比如建筑工人西维尔特[27]，在一九二〇年他领导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的时候，他才三十三岁，锻工莱斯曼（Reissmann）和家具木工格鲁贝[28]在担任区委领导时分别只有三十六岁和三十岁。这三人都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参加了工会或社民党，在一战爆发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七年的斗争经验[29]。 到了一九二二年，出现了更年轻的地委领导人。符腾堡地委的政治书记汉斯·蒂特尔当时才二十八岁，负责普法尔茨地委的汉斯·韦伯[30]战前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他当上地委书记时才二十七岁。曾与莱希皮奇和科比斯（他们俩因参加水兵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一七年遇害）一起战斗的维利·萨赫泽在担任哈勒—梅泽堡地委书记时才二十六岁，萨克森的沃尔克[31]才二十六岁，曾参加过水兵起义的沃尔韦伯[32]才二十四岁。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就很少了，但也不是没有。豪森[33]担任劳西茨（Lausitz）地委书记时年仅二十二岁，杜塞尔多夫的党组织领导人弗格尔[34]才二十五岁，而共产党在路德维希港的代言人赫伯特·米勒[35]才二十二岁[36]。 一九二三年一月选出的中央局有二十人，四个月后又扩大为二十四人[37]。其中十四人是体力工人、五金工人、建筑工人、印刷工人，三人是办公室职员或绘图员，只有七人是记者或任职时间超过五年的党务工作者——即便如此，这也已经比地委和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中的记者和党务工作者的比例要高了。此外，这些非工人的领导人，代表着不同的几代人。年龄最大的克拉拉·蔡特金六十六岁；她是联系着英雄时代的社民党的纽带。除了她之外，年过不惑之年的就只有四十七岁的皮克、四十三岁的雷梅勒、四十二岁的布兰德勒和四十一岁的盖施克。后三人当中，当全职干部时间最久的也只有三年。有四位中央局委员的年龄小于三十岁：卡尔·贝克与瓦尔特·乌布利希[38]是二十九岁，路特·费舍与汉斯·菲弗尔是二十八岁。其他人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一九二二年，德共开始恢复元气，大量非常年轻的干部开始涌现，尤其是在地下工作与报刊工作中。一些重要岗位交给了非常年轻的人。军事机关的训练任务交给了一九〇〇年出生的奥托·布劳恩[39]，而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奇本贝格尔[40]也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同样的还有海因茨·诺伊曼[41]，他十八岁入党，第二年就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二十一岁就当上了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委书记，并定期为《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撰稿，他在狱中学会了俄语，因此他还在地下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肖雷姆[42]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七岁时担任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组织主任。埃里希·豪森十八岁时当了电气安装工，同年参加德共（斯），二十一岁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二十二岁时当上了劳西茨地委书记[43]。 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党报的负责人都非常年轻。在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个党报的主编超过四十岁。海因里希·许斯金德[44]二十八岁时，已经当了两年《红旗报》主编。阿道夫·恩德[45]当上爱尔福特的《红色回声报》（RoteEcho）主编时才二十四岁，《东方回声报》（EchodesOstens）的主编马丁·霍夫曼[46]与《贝尔吉施人民之声》的主编伯恩哈德·梅涅[47]都只有二十二岁[48]。 中央局是德共真正的领导机关，它的委员们年纪自然要大一些，但也很年轻，在这方面能与它相比的也就只有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49]或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50]。不过，他们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德国工人运动及其革命派的历史传统。大多数中央局委员都有过在社民党或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多年工作的经验。他们几乎全都是在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参加激进运动的。二十四名中央局委员当中有二十二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另外两人——路特·费舍与古拉尔斯基—克莱涅——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分别参加了奥地利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 参加过战前的社会民主党的“老革命”当中，有十五人在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有五人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布莱梅和汉堡的革命派小组。只参加过青年运动的仅有一人，有九人来自左派独立党。我们还会发现，在中央局之外，中央委员会、地区党委、书记处当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几乎都属于左派，都是随着左派独立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参加激进运动时年龄稍大了一些：马斯洛夫、乌尔班斯、罗森贝格和卡尔·科尔施都是在一战结束时参加独立党的，当时他们分别是二十六岁、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和三十三岁[51]。他们代表了德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厌恶战争，参加了有组织工人的阵营。但他们并没有构成党的核心。 德共的组织结构 德共与布尔什维克党一样，都要求党员做出巨大的牺牲，首先是较高的党费：在一九一九年，女党员和青年党员最少要缴纳十五芬尼，其他党员要缴纳三十芬尼。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到了一九二二年三月，党费提高到了四马克，而到了九月就涨到了十五马克。共产党工人上缴的党费，相当于每工作一周，就要把一小时的劳动所得献给党[52]，这几乎是社民党或独立党的党费的三倍。党费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还会随着党员的收入增加而迅速增加。我们还得算上由各种中层组织制定的捐款，还有各项特殊党费，这些特殊党费都是在政治运动期间征收的，原则上由党员自愿缴纳。 我们可以认为，党对党员提出的各种财政上的要求，正是党之所以巩固的原因之一，它赶跑了那些浅尝辄止和朝三暮四的人，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当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时，它也给发展党员造成了困难。费舍就提到过这种情况：在那几年里，上缴党费的党员数量总是比实际的党员数量要少，因为经常有人拖欠党费。 在组织与党内运作方面，德共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把新老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党。它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但摈弃了社民党从一九〇五年开始实行的按照选区设立基层组织的做法。在一九二〇年的统一大会上，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树立起了一套组织原则，建设了比德共（斯）或独立党都更为紧密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不是按照选区设立，而是按照经济体设立。党的基本单位叫地方党组（Ortsgruppe），地方党组大体上与工厂党组（Betriebsfraktionen）是一致的[53]。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行动暴露出了党的不少弱点，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党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对组织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每个大城镇的地方党组下设若干区支部，区支部下设若干分支部，分支部再分为若干个“十人队”（Zehnergruppen），每队有十到二十人。工厂中的党务工作尤其受到重视，工厂里的党代表(Vertrauensmann）或工厂党委（Fabrikausschuss）是由负责领导工厂党组的工作的党员通过选举产生的。因此，每个党员都同时隶属于两种基层组织——“十人队”与工厂党组[54]。 党的高级领导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通过选举产生的。工厂里的党代表通过选举，选出区支部的领导；地方党组执行委员会一半的委员也是由工厂党代表选出来的，另一半则是在当地积极分子（包括各种“十人队”的所有党员）的全体大会上选出的。通过这种方法选出的地方党组执委会，在考虑各种问题时，都要向各方面——包括工厂党组、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妇女组织、合作社等）中的党组的领导——听取意见[55]。尽管党组中的积极党员身负双重委任，但一九二二年的党领导层依然认为工厂中的工作还是组织得不够充分，并实行了多种措施，试图以工厂中的基层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整个党组织。一九二三年初，中央局成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系统地组织工厂工作，由瓦尔特·乌布利希负责该部门[56]。 若干地方党组组成区委员会（Unterbezirk），若干区委会再组成地区委员会（Bezirk），党在一九二二年有二十七个地区委员会[57]。为了克服地委众多、工作不够集中的缺点，党还设立了地方局（Oberbezirk），统辖若干地委[58]。各级骨干，无论是特定情况下委任的“代表”（Vertreter)，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负责工作的“干部”（Funktionär），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当选出他们的机关（无论是委员会、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党代会）要求召回他们时，他们都必须服从。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全党上下都要开展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讨论中，各种不同的流派都要相互交锋，并同时提出自己的纲领与候选人。他们享有非常广泛的自由，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算他们在某个地方党组里面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也可以在该地方党组的大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59]。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负责领导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的。一些中央委员会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出，他们必须住在党的领导机关常驻地，中央局（Zentrale）就是由他们组成的。其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则是先由各地委提名、然后再经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这些中央委员会委员既要代表整个党，同时又要代表提名自己的地委。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仍然保留了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组织原则中的一些联邦制的特色。党的“代表”（Vertreter)和“干部”（Funktionär），无论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密切依靠选出他们的党组织，这些党组织有权召回他们；在党的任何一个执行机关里，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永远不会占据多数席位，只有中央委员会是例外[60]。举行干部会议（Funktionärsitzung）或党员大会（Versammlung），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热烈的论战，是党的特色，这与斯巴达克斯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在一九二〇年，中央局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想通过建立更合理的组织（首先是建立一个真正专业的机关），进一步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它仿效俄国党最近的做法，把自己分成了两个工作部门——政治局（Polbüro）与组织局（Orgbüro），为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保持协调一致，政治局派一人参加组织局，组织局也派一人参加政治局[61]。在一九二二年，负责领导政治局的是恩斯特·麦耶尔，负责领导组织局的是威廉·皮克[62]。他们每周开三次会[63]。中央局以各种专职部门（Abteilungen）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技术机关，并把最优秀的活动家派去这些部门，比如领导妇女政治工作部门的就是玛尔塔·阿伦泽，领导青少年和儿童政治工作部门的就是埃德温·亨勒[64]；负责地方政府事务部门的是伊万·卡茨[65]，负责合作社部门的是卡尔·比特尔[66]，负责农村工作部门的是海因里希·劳[67]。其他机关虽然不叫“部门”，但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教育机关由老革命赫尔曼·敦克尔负责；党的出版机关（它的后继者就是著名的宣传鼓动部）由亚历山大（又名爱德华·路德维希[68]）负责；法律事务处则以菲利克斯·哈勒[69]博士为首[70]。 当时最重要的部门是工会工作部（Gewerkschaftsabteilung）。针对工会工作的每个领域，工会工作部都设有相应的处室，由各个领域最有经验的工人来领导。凡是证明了自己能胜任群众领袖的人，现在都成了专职的工作者。工会工作部起初由里夏德·米勒、马尔赞与诺伊曼领导，后来由雅可布·瓦尔赫尔与奥古斯特·恩德勒[71]领导。来自斯图加特的梅尔赫尔领导五金工人处，来自开姆尼茨的巴赫曼负责建筑工人处[72]。各个处按照中央局的指示，以工会工作部的名义向各自负责的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下达指令[73]。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央局建立起了一个由脱产的专职工作者组成的机关。德共在一九二一年有二百二十三名全职干部，其中九十六人是“政治”干部，一百二十七人是“技术”干部；在一九二二年有二百三十名全职干部，其中五十三人是“政治”干部，一百七十七人是“技术”干部[74]。组成这个机关的人，其出身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些人是年纪较大、经验较多的活动家，他们负责政治事务，而那些不太出名、年纪较轻、头脑灵活或勤劳能干的人，则主要负责技术性事务，不过这些事务往往也兼具政治意义。恩德勒、亨勒、梅尔赫尔与巴赫曼等人都是老革命，拥有至少十年的政治斗争与产业斗争的经验，但从这时开始，我们必须关注他们身边那些名气不大的全职技术人员在机关内部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人有列奥·弗利格[75]，他曾担任青年团领导[76]；有凯特·波尔[77]，她和弗利格都担任过中央政治局秘书[78]；有弗里茨·海尔曼[79]，他是中央局秘书，也当过青年团领导[80]；这里还要再提到海因茨·诺伊曼一回，他既要参加报刊的编辑工作，同时还要负责秘密机关的工作[81]。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叶莲娜·斯塔索娃从一九二一年起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她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化名“莉季亚·利普尼茨卡娅”（LydiaLipnitskaya）来到德国，通过假结婚取得了德国国籍，改名为“莉季亚·威廉”（LydiaWilhelm），又化名“赫尔塔”（Herta）在中央组织局工作[82]。斯巴达克斯派时期的“巡回宣传员”（Wanderredner）传统，在这个时期结束了。“巡回宣传员”与新的“特派员”制度结合了起来，中央局根据需要，把特派员派到各个地委去，担任自己的代表[83]。 一套正在形成的传统 老社民党创造了一个“党社会”，它有自己的仪式、节日、历书，还有一整套接近宗教的生活方式，而新生的共产党必须面对老社民党的“党社会”，它不能让自己显得像个缺乏传统的党，为了给自己营造出一种氛围，提高自己的威信，为自己塑造出一种思考习惯与感觉方式，它必须要有一个能做到这些事情的机关。德共（斯）与左派独立党刚一合并，就在保尔·列维的一再坚持下，朝这个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 德共有自己的典礼。每年它都要组织盛大的示威游行，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遇害，他们俩现在被合称为“卡尔与罗莎”。示威者高举着他们的“烈士”的巨幅画像——由凯特·柯尔维茨[84]创作的著名画像，画面上是就义时的李卜克内西，头上裹着染血的绷带——当领头人呼喊口号后，他们便连呼三声“Hoch”（“起来！”）或“Nieder”（“打倒！”），然后合唱《烈士之歌》。五一节、重大的“国际日”、三月的妇女节和九月的青年节都是需要精心准备与表演的节日。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周”。共产党模仿和延续了许多社民党的传统，比如党员彼此称呼“同志”（Genosse）的做法，在两党都很流行。 革命歌曲，无论是悼亡曲、进行曲还是战歌，都在这种传统中有着重要地位，同样重要的还有合唱团与剧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歌曲，由群众创作的革命歌曲，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特色，这个特色被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德共从中获益良多。游行和集会都以歌曲开始，又以歌曲结束，游行与集会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有高水平的合唱团在引导和支持群众的歌声，这些合唱团是由党员和同情者组成的，他们其实就是一支支宣传鼓动队[85]。 共青团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二年年底，共青团有三万名年龄在十四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团员，他们以地方团组为基础组织，从十一月起，在有条件的工厂里也会组建工厂团组；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领导机关、自己的地区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86]。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企图成为年轻人的群众组织，并为青年工人组织了大量的休闲活动——体育、歌唱、表演、乡村远足、歌咏与合唱团等。它还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集会和游行，试图把青年工人与失业工人团结起来，把他们培养成战士和党的骨干。共青团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观，曼弗雷德·乌雷曼对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开姆尼茨举行的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做了这样的描绘： 全德各地的男女青年工人在开姆尼茨的大理石宫殿汇聚一堂，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们展现出了青年人身上燃烧的激情。在装饰华美的大厅里，这个工业城市的工人以嘹亮的战歌和招展的红旗，迎接了远道而来的与会代表。开姆尼茨共青团的合唱团演唱了《阿伊达》[87]中的凯旋进行曲、《罗伯斯庇尔序曲》[88]、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和红军战士誓言后，全体代表起立齐唱《国际歌》。……与会代表们高唱《赤卫队进行曲》，欢迎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89]。 共青团既是党的小学，又是党的中学。它招收青少年，有时甚至还会招收儿童，在它的行列当中，青年人开始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年满十六岁的工人或中学生即可加入共青团，有时只要年满十五岁就能加入了，比如阿尔伯特·诺登[90]就是十五岁入团的。负责领导地方团组或地区团委的是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建筑工人弗里茨·格洛塞[91]在担任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团委书记时年仅十七岁。五金工人黑比希[92]担任法兰克福共青团干部时年仅十八岁。中学生弗兰茨·罗特尔（又名克劳泽）[93]担任巴登团委书记时才十七岁[94]。 这个体制使党能发掘出年轻的人才。有能力的青年工人可以在共青团中迅速上升，在担任领导职务时接受领导能力的培训，而这是“成年人”的组织所不能很快提供的。青年工具技工安东·塞夫科夫[95]十七岁参加共青团，十九岁就进入了全国领导机关，二十一岁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二年，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几乎全都换上了新人。在一战期间和战后接受过维利·明岑贝格的教育的那一代人——此时他们已是二十至三十岁——进入了党的队伍，担任起了重要职务。海尔曼、奥托·昂格[96]与列奥·弗利格就属于这一批人。新一代人接手了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弗里茨·盖布勒[97]担任了共青团主席，一九二三年五月调职，当时他才二十六岁；他的后任海因茨·皮茨（HeinzPütz）[98]才二十五岁。康拉德·布伦克勒[99]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共青团书记。一位左派成员赫尔曼·雅科布斯[100]在一九二二年担任了《青年近卫军》（DieJungeGarde）编辑，当时他才二十一岁[101]。共青团员的人数要比党员少很多，但它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骨干。 党的影响力 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这可不好估计。选举中的票数只能让我们得知党员与投共产党的票的选民的比例，在某些地区，这个比例为1:20，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1:40。但要准确了解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就要了解投票的数量、共产党在工厂代表会的选举与各级工会的选举中的得票率。 报刊是党用来树立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报刊的印量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但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却在这方面造成了很多困难。一九二二年，《红旗报》的订户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它的印量增加了一倍，但与此同时，它却出现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赤字[102]。党总共掌管着三十八家日报（其中十七家是某种报纸的地方版），共有三十三万八千六百二十六名订户[103]。这些报纸全都是由党的中央通讯社供稿的，它们都会转发同样的社论，采用同样的报道。党的理论期刊《国际》（DieInternationale）仅有三千名订户。针对工会中的党组织发行的《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DerKommunistischeGerwerkschafter）印量为三万八千份，针对妇女发行的周刊《共产主义妇女》（DieKommunistin）印量为二万九千份，针对农民的报纸《铁犁》（DerPflug）印量为五千份（该报于一九二二年停刊），研讨地方政府事务的刊物《公社》（Kommune）印量为四千五百份。党为儿童创办了杂志《少年无产者》（DasproletarischeKind），为青少年创办了杂志《青年同志》（DerJungeGenosse），它的印量为三万份，它与《青年近卫军》的读者群体并不一样，《青年近卫军》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是一份鼓动刊物[104]。 党的影响力也来自它在各级议会选举中当选的议员。列维被开除出党后，他拒绝放弃自己的国会议员席位，随他而去的十二名共产党国会议员也拒绝放弃席位，结果德共现在仅剩下了十四位国会议员。但德共的国会议员大多是在德共（斯）与左派独立党合并以前，依靠独立党的选票当选的，原则上他们代表的是独立党[105]。德共在各邦议会中共有六十六名邦议员，在四百二十个市镇中共有一万二千〇一十四名市议员。德共在八十个市镇的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在另外一百七十个市镇的议会中是最大党[106]。当选的各级议员都要接受严格的监督，必须服从严厉的党团纪律，这种纪律是符合纯粹的社民党传统的。议员既要在各级议会内通过发言来进行宣传鼓动，还要不知疲倦地劝说那些愿意听他们发言的工人，争取让他们支持党。 德共在工会中的力量不断增长。它在那些尚未参加全德工联的工会中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比如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UnionderHand-undKopfarbeiter）：在一九一九年的鲁尔工潮中，德国自由工人联盟（FreieArbeiterUnionDeutschlands）诞生了，一九二一年九月，自由工人联盟盖尔森基兴派与一个较小的工会——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合会合并为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在一九二二年，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拥有大约八万名会员，主要集中在鲁尔和上西里西亚，并试图同全德工联进行联合行动。尽管这个工会受到了工团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它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基本上遵循了党的路线[107]。一九二二年它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轮船木匠工会把同德共与共产国际保持有机联系写进了自己的章程[108]。在各港口和码头都有组织的海员工会也是一个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的“红色”工会，它由共产党员瓦尔特[109]领导[110]。除了这些组织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有部分工人是同他们的领袖一起被开除出“自由”工会[111]的，这些工人也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追随着巴赫曼、布兰德勒与赫克特的六千名萨克森建筑工人[112]。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取得的进展。尽管改良主义工会在选举中实行了一整套办法，尽量让亲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当选，但共产党人还是组织起了相当多的革命少数派，通过这些派别的活动，共产党在所有工会的代表大会上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一九二二年的全德工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六百九十四名代表中，有九十名代表是共产党人，其中又有四十八人是五金工人[113]。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围绕着《公开信》而开展的活动，以及三月行动之后，共产党开除了一大批人，但它在各大工会中依然有着很强的力量[114]。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的二百一十六名代表中，有四十六人是共产党员；运输工会代表大会的三百〇五名代表中有三十三人是共产党员[115]；地方政府公务员工会的三百〇五名代表中有四十一人是共产党员，其原因就在于此[116]。共产党在六十个地方工会委员会中占绝对多数，其中有些是工人阶级的重要中心，比如雷姆沙伊德、索林根和哈瑙等地[117]。在工会中担任工厂及工厂以上的干部职务的共产党人有四百人，他们控制了九百九十七个工会组织[118]，包括五金工会的斯图加特、哈瑙和弗里德里希港分会[119]。 共产党人在人数上明显居于少数，但他们对改良主义领袖发起了挑战，给工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政治领导层。他们的活动富有战斗性，并不局限于体力劳动者的范围。他们也在教师当中开展工作，有些人在正式的工会里工作，也有些人按照当地的情况，在某个独立工会的分会中工作。他们把中小学教师发展成了党员，甚至还招募到了大学讲师[120]——其中最出名的是哲学家卡尔·柯尔施与古代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121]——他们对大学助教、讲师具有切实的影响力，并从中发展了一些人担任党的全职干部，当过兵的里夏德·佐尔格[122]就是这些人之一[123]。经过艰苦的工作后，他们终于成功地在大学生圈子当中开展了政治工作，并建立起了支部——共产主义大学生社团（KommunistischeStudentenFraktion，简称Kostufra），大学生社团也为共青团和德共提供了不少骨干[124]。 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各级党组织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全体会议也经常举行。从一九二一年起，为了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开办了了两次中央培训班，一次开了三个月，另一次开了一个月。学员共有七十四人，都是由各地委推荐入学的。有七个地委自己开办了“积极分子班”，另外还有四位流动讲师为十六个地委开办了类似的课程，这些地委条件不足，无法给自己提供讲师[125]。一九二三年，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耶拿举办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参加这次培训班的有中央委员会选派的三十二名久经考验的学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十四名活动家[126]。 我们对德共的影响力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除了党员，很少有人看党报。这种现象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特别显著，党在当地有五万二千名党员和九家日报，而这九家党报的总发行量不超过六万四千份[127]。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这个缺点。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党定期散发“中央”的传单，但由于这些传单是免费发放的非卖品，所以很难衡量它们获得的反响。一九二二年全年共发行了十三种与党的运动相关的传单，其印额分为两种，大印额为四百万份，小印额为一百四十万份。到了一九二二年九月，由于纸价飞涨，党不得不下调为大印额一百四十万份、小印额五十万份[128]。散发出去的每一张传单并不一定都会被人们认真阅读，只要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觉得这些数字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确实应该承认，共产党的书面宣传仅能对德国工人的很少一部分产生影响。传单和报刊与其说是进行鼓动和一般宣传的工具，不如说是用来组织党员和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情者的手段。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党员的教育与培训。一年当中接受过党中央培训班教育的党员人数少得不像话——二十五万党员中仅有区区七十四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共产党员理应对党的理论感兴趣，可是党的理论刊物却乏人问津，仅有百分之一的党员订阅了理论刊物。当然，这确实证明了工人阶级在党员队伍当中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也证明了党的领袖在某些时候吞吞吐吐地承认的一种情况：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政治教育的干部才能理解和参加理论水平较高的争论，绝大多数党员对理论讨论兴趣缺缺，在党内论战中，他们只是简单地追随那些在日常斗争中组织和领导他们的当地“首长”的意见[129]。 尽管如此，德共仍是世界第二大共产党，党员人数仅次于俄共（布），但它的党员在工人阶级当中却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他们确实是一个凝聚力强而又活动积极的少数派，但是，似乎只有在他们有能力组织或领导工会斗争的地方，他们才能对参加了政治组织的工人施加广泛的影响力。这样的做法是很依赖个别的党员的；党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而较少体现于阐释自己的世界观与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而布尔什维克的例子已经表明，做到后者需要培养大量的工人阶级骨干。从这个观点来看，统一战线策略是一个进步因素，它甚至代表了一种质变，能让共产党活动家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骨干，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只是对各种事件都能提出高明的意见的观察家，或是看似对其他政治潮流都能评论得头头是道的批评家。 独立党的残部回归了“老党”社民党[130]，这在许多方面都对德共是不利的，但只要独立党人惯于同共产党合作，并且不会系统地反对共产党的话，那对共产党来说还是有利的。在重新统一后的社民党内，独立党人是与社民党工人群众相连的纽带。他们还能帮助推动成立统一战线，只有通过在德共党外的组织骨干的工作，才有可能迈出走向统一战线的头几步。其实，社民党内必须要有一个严肃的左翼，共产党新近提出的中心口号“工人政府”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131]。 [1]摘自布兰德勒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12月13日—14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9期，1922年12月23日，第753页。 [2]《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3]《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2—647页。 [4]《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5]赫尔曼·韦伯（HermannWeber，1928年8月23日——2014年12月29日），德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出身于工人共产党员家庭，1945年参加德共，1947年至1949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党校就读，后来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西德地区的刊物主编，1951年被昂纳克免职，1953年在西德被捕，1954年获释，同年被开除出党。1955年参加社民党。1964—1968年在马尔堡和曼海姆求学，1968年在曼海姆大学获博士学位。1970年平反。1975—1993年在曼海姆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和当代史。1993年退休。——中译者注 [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68—394页。 [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1期，1923年2月7日，第71页。 [8]《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62页。 [10]《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3页。 [11]同上，第624页。 [12]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83页和第390页上给出的党员人数是：北巴伐利亚有4500人，南巴伐利亚有2369人。另请参阅《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1期，1923年5月23日，第401页。 [13]其中包括下莱茵兰的16389人、中莱茵兰的4431人、鲁尔的18523人（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72、374、380页）。 [14]具体数字分别为29273人、19432人、23263人与23263人，最后两个数字居然一样，确实有点奇怪（同上，第369—374页）。 [15]同上，第369—371页。 [16]这些比例是根据韦伯的数据算出来的。 [17]季诺维也夫说过：“大约99%〔的德共党员〕是工人。”（《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3页）。 [18]罗贝尔·卢松（RobertLouzon）在1923年4月28日的《工人生活》（LaVieouvrière）上写道：“前不久我在埃森出席了一个共产党党代表（法语原文为hommesdeconfiance，意思为“党信得过的人”，可能就是前文提到过的Vertrauensmänner。——中译者注）的会议。有大约一百人出席了会议，个个看起来都像是几小时前刚离开工厂的。而在法国，即使是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支部书记与司库们的会议也从未表现出如此的工人阶级性质。” 罗贝尔·卢松（RobertLouzon，1882年6月30日——1976年9月8日），毕业于巴黎高等矿业学院（ÉcolenationalesupérieuredesminesdeParis），当过工程师。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00年参加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ouvrier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4年退党，与皮埃尔·莫纳特（PierreMonatte）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19]韦伯对1924年的党做了一番研究后，列出了下面这个统计表，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比例在干部当中最高（《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43页）： 技术工人：49% 非技术工人：11% 办公室职员：10% 农民与日工（daylabourer）：5.5% 知识分子：9.5% 教师：4% 全职干部与记者：4% 技术员：1.5% 家庭主妇：3.5% 韦伯还提供了120位干部的家庭出身，据此可得下表： 工人子弟：48% 办公室职员子弟：15% 农民子弟：12% 工匠子弟：8.5% 知识分子子弟：4.5% 资产阶级子弟：10% 其他：2% [20]但是，由于卢森堡过去所发挥的作用、费舍当时所发挥的作用，还有蔡特金的崇高威望，让人以为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德共是一个女性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党。其实，尽管有一些女性（萝茜·沃尔夫施泰因、伊姆加德·拉施、玛尔塔·阿伦泽）在中央机关工作，但在1923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仅有一位妇女，她就是担任地委政治书记的爱尔娜·哈尔贝。 伊姆加德·拉施（IrmgardRasch，1895年4月28日——1985年9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8年11月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同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开始在德共（斯）机关工作，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4年11月随社工党加入社民党。1945年返回西德，在布莱梅参与创办《威悉信使报》（Weser-Kurier），并担任该报编辑。1946—1947年当选为布莱梅州议会议员，1949—1951年担任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Gewerkschaftsbund，DGB）的报纸《劳动世界》（WeltderArbeit）编辑，1950—1955年担任印刷与造纸产业工会（IndustriegewerkschaftDruckundPapier）执委会委员，期间还担任过德国新闻工作者协会（DeutscheJournalistinnen-undJournalisten-Union）主席、德国工会联合会妇女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中译者注 爱尔娜·哈尔贝（ErnaHalbe，1892年6月30日——1983年5月18日），本名爱尔娜·露易丝·玛格丽塔·郎（ErnaLouiseMargarethaLang），娘家姓德穆特（Demuth），1910年起开始参加社民党的政治活动，1918年十一月革命中当选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汉堡建立了德共（斯）的组织，1922年担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的政治书记，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参加社工党，1934年流亡国外，1950年返回西德后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21]韦伯研究了252位干部的履历，结果表明：在1924年，较早参加政治活动的人，要比其余大多数人担任着更为重要的职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43页）： 投身工人运动的时间： 1900年以前：8% 1900—1905年：9% 1906—1916年：44% 共计:61% 1917—1920年间参加独立党：21% 参加德共（斯）:15% 1920年以后：2% 共计:39% 总共有62%的干部是随着左派独立党参加统一共产党的，而33%的干部来自德共（斯）。在后者当中，有16%在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5%参加了左翼激进派。12%是在德共（斯）成立时或成立后参加德共（斯）的。 [22]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5—16页。 [23]这方面的例子有恩斯特·麦耶尔、施特克尔、达雷姆、菲利克斯·施密特、卡尔·舒尔茨等人。 他们在1922年时年龄分别为35岁、31岁、30岁、37岁、38岁。——中译者注 [24]阿尔弗雷德·弗兰茨·奥尔斯纳（AlfredFranzOelßner，1879年8月30日——1962年6月13日），出身于装订工家庭，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苏维埃运动。1919年至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后曾任哈勒—梅泽堡党组织书记、西里西亚地委书记。1924年被判处五年监禁，1925年获大赦。纳粹上台后曾短暂被捕，后暂时脱离政治。战后重新参加德共，曾在统一社会党内担任要职，1954年退休。他是弗雷德·奥尔斯纳的父亲。——中译者注 [25]欧根·艾普施泰因（EugenEppstein，1878年6月25日——1943年3月？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在鲁尔地区组建了斯巴达克斯派组织，1918年参加德共，1920年起担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因坚决支持费舍—马斯洛夫左翼集团，被达雷姆接替，1923年2月再次当选，被中央局解职。1923年10月再次当选。1924年任西北地委书记。1924—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参加左翼反对派，1928年1月13日退党，参与创建列宁同盟，但不久后又退出。1929年曾请求重新加入德共，但被拒绝。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盖世太保逮捕，1943年3月4日被运往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后下落不明，很可能被运到马伊达内克后即遭杀害。——中译者注 [2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39页、第277页。 [27]罗伯特·西维尔特（RobertSiewert，1887年12月30日——1973年11月2日），出身于木工家庭，当过建筑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工作期间认识了列宁与布兰德勒。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其间秘密为斯巴达克斯派工作，回国后参加了德共（斯）。1921年和1923年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在《工人政治》编辑部工作。1933年纳粹篡权后，组织了德共（反对派）的地下斗争，1934年年底被捕，被判处三年苦役，刑满后又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1945年被美军解救。德国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1945—1950年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内务部长，1950年在对前德共（反对派）党员的镇压中被解职，1951年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在非斯大林化时期获平反。1967年退休。——中译者注 [28]恩斯特·格鲁贝（ErnstGrube，1890年1月22日——1945年4月14日），生于矿工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0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和独立党，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斯），1920年担任德共茨维考组织的书记，1920—1922年当选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3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924—1928年担任德共马格德堡—安哈尔特地委政治书记。1924—1932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4—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在国会纵火案当天被捕，1939年获释。出狱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8月21日再次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29]汉斯·约阿希姆·克鲁什（HansJoachimKrusch），《关于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UmdieEinheitsfrontundeineArbeiterregierung.ZurGeschichtederArbeiterbewegung），东柏林，1963年，第88—92页。 [30]汉斯·韦伯（Hans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生于瓷砖工人家庭，1913年参加青年工人运动，1914年反对社民党的支持战争的政策，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但直到1920年才退出独立党。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8年3月14日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此后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参加社民党，不久后又退出。——中译者注 [31]卡尔·沃尔克（KarlVolk，1896年4月1日——1961年3月？日），又名罗伯特·沃尔克（RobertVolk）或罗伯特·林特尔（RobertRintel），出身于加利西亚的若夫克瓦（Жовква，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21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2年年底前往德国，担任德共的全职干部，1923年至1924年任下萨克森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在莫斯科短暂工作，1924年返回德国。原先属于左翼，后参加“调和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8年脱党，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1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2]恩斯特·沃尔韦伯（ErnstWollweber，1898年10月29日——1967年5月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1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黑森—卡塞尔地委书记。1924年被捕，1926年获释，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领导地下党组织，1940年前往瑞典工作，被瑞典政府逮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44年被驱逐到苏联。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3年2月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迫辞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务，1958年被指控犯有反党罪行，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67年于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33]埃里希·豪森（ErichHausen，1900年2月5日——1973年12月1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左派独立党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劳西茨地委书记。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25年获大赦。在党内属于右翼，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4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1941年流亡美国，197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逝世。——中译者注 [34]卡尔·弗格尔（KarlFugger，1897年12月8日——1966年12月24日），生于萨克森邦汉诺威市林登区（Linden）一个油漆工人家庭，当过水管工人。1916年参加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和五金工会，同年年应征入伍，在西线作战。1918年负伤，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共（斯），在汉诺威参与了组建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德共（斯）的组织的工作。1921—1922年担任德共柯尼斯堡组织书记，1922年任德共杜塞尔多夫组织书记。1923年3月任德共中莱茵兰地委政治书记，同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任马格德堡的《论坛报》编辑，1925年因参加中派而被撤职。1926—1928年任德共符腾堡地委委员，1927—1928年任德共斯图加特市委政治书记，1929年因参加“调和派”而被撤职。1929—1931年在德共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工作，1931年任符腾堡红色救济会书记。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34年4月3日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服满刑期后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继续关押，1940年被转到弗洛森比尔格（Flossenbürg）集中营，参加了当地的地下武装抵抗小组。1945年4月23日被美军解救。1945年7月返回柏林，重新参加德共。1946—1948年任大柏林自由工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1946—1963年任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联邦执委会委员。1957年退休。——中译者注 [35]赫伯特·米勒（HerbertMüller，1900年9月13日——1994年11月24日），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8年当选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担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9年当选路德维希港市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获释，1936年前往西班牙，在国际纵队工作。1938年返回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战后曾一度参加德共在西方占领区的党组织，1949年参加社民党。——中译者注 [3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8页、第154页、第227页、第267页、第324页、第332页、第337页、第348页。 [37]1923年1月28日—2月1日，德国共产党在莱比锡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局共有二十人：卡尔·贝克、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胡戈·埃贝莱因、阿图尔·埃维特、保尔·弗勒利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埃德温·亨勒、奥古斯特·克莱涅、威廉·科嫩、鲁道夫·林道、汉斯·菲弗尔、威廉·皮克、赫尔曼·雷梅勒、菲利克斯·施密特、格奥尔格·舒曼、瓦尔特·施特克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瓦尔特·乌布利希、雅可布·瓦尔赫尔与克拉拉·蔡特金。在5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有四人被选入中央局：路特·费舍、奥托·盖施克、阿图尔·柯尼希与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写，孙魁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卷，第143页、第147页）——中译者注 [38]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中译者注 [39]奥托·布劳恩（OttoBraun，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中文名李德，又名华夫。生于慕尼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曾就读于师范学院，1917年应征入伍，1919年参加德共（斯），曾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1年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22年、1926年两次被捕，1928年越狱后逃往苏联，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32年，里夏德·佐尔格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请求共产国际派遣两位交通员携重金前往上海，其中之一就是布劳恩。完成送款任务后，布劳恩继续留在上海，并认识了博古。1933年，布劳恩应博古的邀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他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一定责任。1934年至1936年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1939年返回苏联，先后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中译者注 [40]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Kippenberger，1889年1月15日——1937年10月3日），当过银行职员，也曾为多家外国报纸当过通信员。一战期间曾当过军官，多次负伤。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担任党的地下军事机关领导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莫斯科，1924年返回德国参加地下工作，组织德共的军事机关。1928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活动。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41]海因茨·诺伊曼（HeinzNeumann，1902年7月6日——1937年11月26日），曾译“牛曼”。出身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曾坐牢半年，其间学会了俄语。1922年认识了斯大林，此后直到1932年他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武装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M机关与Z队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后担任梅克伦堡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维萨里昂·维萨里昂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Ломинадзе）一同组织了广州起义。1928年返回德国，任《红旗报》主编，推行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在维托夫（Wittof）事件中是少数支持台尔曼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开始同斯大林和台尔曼产生分歧，1932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42]维尔纳·肖雷姆（WernerScholem，1895年12月29日——1940年7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印刷厂主家庭，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刑，同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在哈勒担任《人民报》编辑。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同年任《红旗报》编辑，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获释后担任柏林地委组织主任。1923年时属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4年—1925年与费舍一起共同领导左派，成为当时德共的实际领导人。1924年至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6年11月5日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参与创立列宁同盟，但同年又脱离了列宁同盟，此后一直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德国的托派刊物撰稿。在国会纵火案的次日被捕，几天后获释。1933年4月23日再次被捕，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43]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54—155页、第181—182页、第233页、第285—286页。 [44]海因里希·许斯金德（HeinrichSüßkind，1895年10月30日——1937年10月3日），曾用化名“海因里希”和“库尔特”，生于波兰一个犹太教士家庭，曾在维也纳求学，1918年进入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学习历史，同时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因被德国政府列入驱逐出境的名单，转入地下。后来开始为《红旗报》工作，1921年1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入选中央局。后被驱逐出境，1922年和1923年留在俄国，1923年春返回德国，重新担任《红旗报》主编，6月时被塔尔海默接任。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先后参加左派和台尔曼派，1928年时是调和派，做了“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流亡苏联，1936年被捕，1937年含冤遇害。——中译者注 [45]阿道夫·恩德（AdolfEnde，1899年4月6日——1951年1月15日），曾用化名“莱克斯·恩德”（LexEnde）、“莱克斯·布罗耶尔”（LexBreuer）。生于画商家庭，1917年入伍，十一月革命后曾当选科布伦茨士兵苏维埃委员，1918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4—1928年担任德共鲁尔地委委员和下莱因兰地委政治书记，1928—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属于调和派，1929年脱离调和派后担任《红旗报》编辑。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34年辗转流亡萨尔盆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1939年被法国当局拘押，越狱后潜藏在马赛，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0年8月加入德共驻法国组织的地下领导机关，负责营救被关押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但由于法共的阻挠而未能成功。1945年7月被开除出党，同年9月返回德国，1945年10月—1946年6月任《自由农民报》（DerFreieBauer）编辑，1946年4月17日重新加入德共，1946年8月—1949年6月任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编辑，1949年6月—1950年8月任德苏友好协会的报纸《和平报》（Friedenspost）主编，1950年8月24日被开除出党，1951年1月15日逝世。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46]马丁·霍夫曼（MartinHoffmann，1901年10月18日——1945年？月？日），生于霍亨萨尔查（Hohensalza）一个小学教师家庭。1918年因进行反战宣传而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一年。1919年在柯尼斯堡参与创立德共（斯）组织。1923年任《东方回声报》（EchodesOstens）主编，1924年因支持右派而被撤职。1926—1928年在耶拿的《新报》（NeueZeitung）工作，然后又在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工作。1929年8月23日因支持调和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做了自我批评之后，重新加入德共，并担任埃森的《鲁尔回声报》（Ruhr-Echo）编辑。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4月13日被捕，1934年5月17日获释后流亡荷兰，同年又潜入德国开展地下工作。1936年2月19日再次被捕，1937年5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1942年12月1日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后下落不明，可能在战争末期遇害。——中译者注 [47]伯恩哈德·梅涅（BernhardMenne，1901年9月3日——1968年11月9日），生于梅舍德（Meschede，现为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州上绍尔兰县县府）一个法院执行吏家庭。当过屋顶装修工人，1917年入伍。十一月革命后参加了鲁尔地区的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独立党。卡普暴动后离开师范学院，参加了鲁尔红军中央委员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三月行动曾率一小队工人占领了鲁尔的一个煤矿。此后前往柏林，担任《红旗报》编辑，从此使用“马克斯·鲁德特”（MaxRudert）的化名。1921年年底担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Volkszeitung）编辑，几周后担任布莱梅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主编。1923年在杜塞尔多夫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处一年徒刑。后担任《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Volkstimme）编辑。1924年担任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kampf）主编。1925年担任布雷斯劳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主编。1927年前往苏联。1928年反对极左路线，同年12月17日被开除出党。1929—1932年在埃森担任非政治周报《论坛报》（Tribüne）发行人。国会纵火案后，曾在柏林短暂参加地下工作，随后流亡布拉格，担任《布拉格午报》（PragerMittag）主编。1939年流亡伦敦，担任托马斯·曼协会（Thomas-Mann-Gesellschaft）书记。1948年返回汉堡，不再涉足政治，在去世前一直担任《周日世界报》（WeltamSonntag）主编。——中译者注 [48]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08页、第167页、第218页、第314页。 [49]“山岳派”（Montagnard）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激进派集团，因该派议员在开会时坐在较高的座位上而得名。山岳派的基本盘是小资产阶级与无套裤汉，并与雅各宾派关系密切。吉伦特派被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群众起义推翻后，山岳派支配了国民公会，并在救国委员会中占据多数，而在1793至1794年间，该委员会实际上统治了法国。——中译者注 [50]皮·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LePartiBolchevique），巴黎，1963年，第90页。 [51]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92页、第213页、第262页、第329页。 [52]1922年5月15日—16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红旗报》，1922年5月17日。 [53]海·布兰德勒，《党的组织》（DieOrganisationderPartei），《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国际》，第26期，1920年12月1日，第33—37页。 [54]中央局关于组织问题的通知，《红旗报》，1921年6月1日。 [55]同上。 [56]《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7/2卷，第2部，第329—330页。 [57]这二十七个地区委员会是：柏林—勃兰登堡、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但泽（EastPrussia-Danzig）、西里西亚、上西里西亚、东萨克森、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西萨克森、哈勒—梅泽堡、马格德堡—安哈尔特（Magdeburg-Anhalt）、图林根、下萨克森、梅克伦堡、瓦塞尔坎特、西北、东威斯特法利亚、西威斯特法利亚、下莱茵兰、中莱茵兰、黑森—卡塞尔、黑森—法兰克福、普法尔茨、巴登、符腾堡、北巴伐利亚与南巴伐利亚。 [58]《红旗报》，1921年6月2日。 [59]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弗里斯兰德于1922年1月进行的“巡回演讲”。 [60]《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 [61]同上。 [62]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69页。 [63]同上，第306页，注释8。 [6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奇怪的是，费舍的说法是“另一个由埃德文·赫恩累（即‘埃德温·亨勒’——中译者注）领导的新部，负责专门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查阅法文版《1917—1923年德国革命》，也是说亨勒当时负责在少年儿童中的政治工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出入，原因不得而知。——中译者注 [65]伊万·卡茨（IwanKatz，1889年2月1日——1956年9月20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接受过高等技术教育。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当过一年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任机枪连连长。1919年年底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负责领导中央局地方事务工作部，支持左派。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随后担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5年组织了极左反对派，1926年1月12日被开除出党，此后转向委员会共产主义立场。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3月18日被捕，不久后获释。1941年再次被捕，后越狱，1944年被捕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又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德共，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3月14日退出统一社会党，同年5月12日加入社民党。1950年曾参加过一个“铁托派”政党——德国独立工党（Unabhängig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1956年在意大利提奇诺（Ticino）病逝。——中译者注 [66]卡尔·比特尔（KarlBittel，1892年6月22日——1969年4月18日），出身于银行职员家庭。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卡尔斯鲁厄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担任合作社部门领导。1923年至1927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返回德国，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获释。二战结束后，在民主德国任教。——中译者注 [67]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劳（HeinrichGottlobRau，1899年4月2日——1961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3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1919年至1920年领导斯图加特党组织。1920年担任中央局农村工作部领导。担任过《铁犁》（DerPflug）编辑。在1932年以前一直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7年担任国际纵队第11旅政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撤往法国后被法国政府拘留，1942年被维希法国政府转交给盖世太保，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二战后曾任民主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等职。 [68]爱德华·路德维希·亚历山大（EduardLudwigAlexander，1881年3月14日——1945年3月1日），中学毕业后曾在弗莱堡、洛桑和柏林学习法律，1911年在柏林当执业律师。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与创立德共（斯）。1921—1925年当选柏林市议员。1922年领导德共中央局出版机关，并担任《红旗报》经济编辑。1927年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MarxistischeArbeiterschule）。1928—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9年因参加“调和派”被解职。1931年8月当选为波伊岑堡（Boizenburg）市长，但由于梅克伦堡政府不承认选举结果而未能上任。返回柏林继续当律师，并参加红色救济会得工作。纳粹篡权后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在一家苏联驻德国贸易机构当仲裁人。1944年8月2日被捕，1945年3月1日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69]菲利克斯·列奥·哈勒（FelixLeoHalle，1884年5月1日——1937年11月3日或5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获博士学位。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任柏林大学法学院教授，1920年应蔡特金与多伊米希的邀请，前往苏俄执教。1920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1926年领导德共的法律事务处。1928—1930年任魏玛共和国宪法法院法官。国会纵火案当晚被捕，不久后获释，流亡苏联，1937年8月5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11月3日（一说11月5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70]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69页、第76页、第100页、第150页、第178页、第253页。 [71]奥古斯特·恩德勒（AugustEnderle，1887年8月5日——1959年11月2日），生于木工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与五金工会。1910年担任全职干部。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在五金工会内组织共产党党团，曾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至1923年留在莫斯科，担任德国驻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代表。1924年回国，担任《红旗报》的工会编辑。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开除出党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担任社工党机关报《社会主义工人报》（SozialistischeArbeiter-Zeitung）编辑。1933年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荷兰、比利时，最后抵达瑞典，领导国外的社工党组织。1945年返回德国后参加了社民党，逝世前一直在工会报刊工作。——中译者注 [72]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64页、第217页。 [7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74]《1921—1922年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KommunistischeBewegunginDeutschland1921–1922），德共中央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06页，注释8。 [75]列奥波尔德·弗利格（LeopoldFlieg，1893年11月8日——1939年3月14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工人家庭，当过贸易公司职员，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总参谋部当过秘书，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当过约吉希斯的秘书，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成立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FreienSozialistischenJugendDeutschlands），并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192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2担任德共中央组织局秘书，1923年起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柏林的联络人，1924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27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5月被免去党内职务，1932年年底至1934年初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5年重新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7月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3月20日被捕，1939年3月14日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7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1页。 [77]凯特·波尔（KäthePohl，1892年7月21日——1948年2月23日），本名莉季亚·拉宾诺维奇（LydiaRabinovich），生于圣彼得堡一个小康之家，曾获哲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参加布尔什维克。一战结束后与古拉尔斯基（奥古斯特·克莱涅）结婚，1920年两人潜入德国，参加德共的地下工作。1921年曾任德共政治局秘书，参加了《国际新闻通讯》的编辑工作，1923年在鲁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支持中派。1932年领导汉堡红色救济会的工作。1933年返回苏联，为共产国际工作。1936年被捕，不久后获释，在德共党校任教。1948年2月23日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78]凯特·波尔是奥古斯特·克莱涅的伴侣。韦伯在《德共与共产国际》（《当代史季刊》，第2期，1968年4月，第185页，注释19）中认为她名叫卡塔琳娜（Katarina），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83页又把她的名字写成莉季亚（Lydia）。 [79]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尔曼（FriedrichWilhelmHeilmann，1892年3月1日——1963年6月30日），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与成立德共（斯），曾任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1922年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1929年至1932年当选图林根邦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5年返回德国，在民主德国和统一社会党机关中担任过一些要职。——中译者注 [80]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57页。 [81]同上，第233页。 [82]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赫·斯塔索娃（H.Stasova），《回忆》（Erinnerung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9年，第752页及其后。 [83]《红旗报》，1921年6月2日。 [84]凯特·柯尔维茨（KätheKollwitz，1867年7月8日——1945年4月22日），又译“凯绥·珂勒惠支”，娘家姓施密特，版画家、雕塑家，曾创作了大量反映劳动与斗争的作品。——中译者注 [85]在共产党的曲目当中，除了各种国际性的歌曲（比如《国际歌》、《在狱中受尽折磨而牺牲》〔ImKerkerzuTodegemartert〕、《游击队之歌》〔LeChantdesPartisans〕和《华沙曲》〔Warszawianka〕——据传《华沙曲》的德文版歌词是卢森堡创作的）之外，还有各种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歌曲，其中有些歌曲也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曲，比如早已名声在外的《兄弟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前进！》（Brüder,zurSonne,zurFreiheit!），这首歌被译成了法语，取名为《齐步前进，同志们！》（Marchonsaupas,camarades!），不过还有一些用老调子填上新词的歌曲，老调子通常来自民歌或军队歌曲，新词则是依照革命斗争的当前阶段而创作的。《一月的一个午夜》(ImJanuarumMitternacht)借用了一首士兵歌曲的曲调，它描写的是1919年1月围绕《前进报》而开展的斗争；《比克森施泰因之歌》（Büxensteinlied）用了同一首歌的曲调，讲的是围绕着印刷厂的斗争；《起来，去战斗》（Auf,aufzumKampf）借用了一首士兵当中的流行歌曲的曲调，讲述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遇害的故事。1920年的鲁尔红军让《很久很久以前》（Schonseitlangen,langenJahren）流行了起来，这首歌并未正式发表，词曲作者均无从查证；同样受鲁尔红军欢迎的歌曲还有《红军》（DieRoteArme），它借用了俄国内战时期的一首名曲的曲调，后来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歌曲《我们是维也纳工人》（WirsinddieArbeitervonWien）也借用了它的曲调。1921年3月的洛伊纳斗争，是《我们牺牲在洛伊纳》（BeiLeunasindwirgefallen）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它借用了一首1919年的巴伐利亚流行歌曲的曲调。英格·拉梅尔（IngeLammel）在《工人歌曲的作用与意义》（ZurRolleundBedeutingdesArbeiterliedes，《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2年，第726—742页）中列出了1922年至1933年间德共最著名的两首歌曲，一首叫《一个赤卫队员在前进》（EszogeinRotgardisthinaus），一首叫《起来，小鼓手，敲吧》（Auf,jungerTambour,schlageein），其中一首源自1920年鲁尔的反卡普暴动斗争，一首源自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1923年出了一首歌叫《这就是赤卫队》（DasistdieRoteGarde），这首歌本是1919年米兰罢工工人的歌曲，经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Kurella）改编后，成了“无产阶级百人团”的团歌。同年还出了借用了一首士兵歌曲曲调的《各行各业都在挨饿》（HungerinallenGassen），以及《赤卫队号召我们》（DieRoteGardenenntmanuns），后者借用了一首1900年前后在工人当中十分流行的老歌的曲调（详情请参阅《斗争中诞生的歌曲》〔DasLiedimKampfgeboren〕系列中的第8本《红色战士同盟之歌》〔LiederdesRotenkämpferbundes〕）。 《在狱中受尽折磨而牺牲》译自俄国革命歌曲《英勇牺牲》（Замучентяжелойневолей，请勿同《你们已经英勇牺牲》〔Выжертвоюпали〕混淆），德文版歌词由恩斯特·布什（ErnstBusch）创作（请注意此人与纳粹德国陆军元帅恩斯特·布什并无亲戚关系）； 《游击队之歌》是二战期间的法国游击队歌曲，虽然曲调来自一首布尔什维克革命歌曲，但无从查证，疑为《越过高山，跨过平原》之误——《越过高山，跨过平原》（Подолинамиповзгорьям）的法文版题为《阿穆尔河游击队之歌》（Chantdespartisansdel'Amour）； 《兄弟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前进！》改编自俄国革命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Смело,товарищи,вногу），德文版歌词由恩斯特·布什创作； 《红军》与《我们是维也纳工人》借用的是俄国内战时期的名曲《红军最强大》（Белаяармия,чёрныйбарон）的曲调，《红军最强大》的词曲作者分别为帕维尔·格里高利耶维奇·格利戈利耶夫（ПавелГригорьевичГригорьев）与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波克拉斯（СамуилЯковлевичПокрасс）。 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Kurella，1895年5月2日——1975年6月12日），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省布里格市（Brieg，现为波兰城镇布热格〔Brzeg〕）一个精神病专家家庭，曾在慕尼黑皇家工艺美术学院（KöniglicheKunstgewerbeschuleMünchen）学习，1910年参加德国青年运动（DiedeutscheJugendbewegung），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后自愿参军，退役后积极参加青年运动。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参与创建慕尼黑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1918年12月参与创建德共（斯），1919年参与创建青年共产国际，1920—1934年当选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21年当选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1928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29年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部文艺局局长和《共青团真理报》编辑。因“极左倾向”而遭到批判后，返回德国，为德共工作。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MarxistischenArbeiterschule）任教。1932—1934年担任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InternationalenKomiteeszumKampfgegenKriegundFaschismus）书记与该委员会机关刊物《世界阵线》（LeFrontMondial）编辑。1934年3月—1935年2月在莫斯科担任季米特洛夫的私人秘书。1937年获苏联国籍。1941—1945年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并担任过多家前线报纸的编辑。1943年起草了自由德国委员会（NationalkomiteeFreiesDeutschland）的宣言，并担任该委员会机关报《自由德国》（FreiesDeutschland）主编。1954年2月9日返回民主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55—1957年担任莱比锡德语文学研究所（DeutschesLiteraturinstitutLeipzig）所长，1957—1963年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文化委员会主席，1958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年担任政治局意识形态委员会委员。1975年在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86]曼弗雷德·乌雷曼（ManfredUhlemann），《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ArbeiterjugendgegenCunoundPoincaré.DasJahr1923），东柏林，1960年，第39页。 [87]《阿伊达》（Aïda）是由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Verdi）作曲、安东尼奥·吉斯兰佐尼（AntonioGhislanzoni）编剧的四幕歌剧，1871年12月首演。——中译者注 [88]《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序曲》（OuverturetoMaximilianRobespierre）是亨利·利托尔夫（HenryLitolff）创作的交响乐《恐怖时期的最后一天》（LeDernierJourdelaTerreur，后改名《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序曲。——中译者注 [89]乌雷曼，《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第67—68页。 [90]阿尔伯特·诺登（AlbertNorden，1904年12月4日——1982年5月30日），生于梅斯沃维采（Mysłowice）的一个犹太教拉比家庭。1918年参加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1919年参加共青团，1921年参加德共，自1923年起在德共的多家刊物当过编辑，1931年至1933年担任《红旗报》编辑。纳粹篡权后流亡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流亡期间积极参加了德共的宣传工作。1944年参与创立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55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58—1981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60—1979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国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退休。——中译者注 [91]弗里茨·维利巴尔德·格洛塞（FritzWillibardGroße，1904年2月5日——1957年12月12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920年前往俄国，参加红军，同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了共青团与德共。1922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西格玛—霍亨施泰因（Siegmar-Hohenstein）区委书记，1923年至1924年任共青团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书记，1925年至1932年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1930年至1932年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2年10月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32年11月至1933年3月当选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34年2月潜回国内领导地下工作，同年8月被捕，1936年3月被判处终生监禁。1945年获救后曾在统一社会党内担任过一些要职。——中译者注 [92]瓦尔特·黑比希（WalterHäbich，1904年10月15日——1934年6月30日），出身于斯图加特一个机械工人家庭，自幼丧父。1920年参加共青团，1923年参加德共，同年11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三年监禁，1925年8月获大赦，出狱后曾在共青团和德共担任干部，1928年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年至1929年任共青团主席。1929年11月任哈勒的《阶级斗争》编辑，1930年慕尼黑的《新报》（NeueZeitung）编辑。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33年9月23日被捕，1934年6月30日在达豪集中营就义。——中译者注 [93]弗兰茨·克劳泽—罗特尔（FranzKrause-Rotter，1904年？月？日——1926年4月22日），生于波西米亚，1920年前往斯图加特求学，参加了共产主义大学生社团，1921年参加德共。起初担任共青团巴登地委书记，1924年中期任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的《工人报》主编。1926年4月22日病逝。——中译者注 [9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4页、第147页、第194页、第236页。 [95]安东·艾米尔·赫尔曼·塞夫科夫（AntonEmilHermannSaefkow，1903年7月22日——1944年9月18日），生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当过钳工学徒，1920年参加共青团，1923年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4年加入德共。1929年至1932年领导鲁尔地区的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Gewerkschafts-Opposition），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继续参加德共的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4日被捕，同年9月18日就义。——中译者注 [96]奥托·昂格（OttoUnger，1893年5月9日——1938年3月19日），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0年12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德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6年回国后曾担任瓦塞尔坎特地委组织主任，参加了调和派。1933年年初被捕，同年10月获释，1934年流亡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97]弗里茨·盖布勒（FritzGäbler，1897年1月12日——1974年3月26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战争期间参加地下反战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主席，1924年至1929年曾任多家党报的编辑，1931年当选图林根邦议会议员，并任东图林根党组织的书记。1933年2月被捕，1934年9月获释后转入地下，1935年再次被捕，1945年解放后曾在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社会党机关中担任过一些职务。——中译者注 [98]此处有误，应为海因里希·皮茨。海因里希·皮茨（HeinrichPütz，1898年8月3日——1927年10月10日），生于科隆一个铸工家庭，当过印刷工学徒。1917年在罗马尼亚作战时染上黄疸。1918年逃离军队，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的地下活动。十一月革命后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当选为科隆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0年担任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青团干部，1922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年底共青团被取缔后，负责领导共青团地下工作。1924年5月起负责共青团的宣传鼓动工作。1925年年底前往莫斯科，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7年10月10日因手术失败不幸去世。——中译者注 [99]康拉德·布伦克勒（KonradBlenkle，1901年12月28日——1943年1月20日），生于柏林一个钳工家庭，当过面包师学徒。1919年参加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参加德共，1923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4年任共青团主席，同年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10月当选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41年在丹麦组织地下活动时被捕，1943年1月20日就义。——中译者注 [100]赫尔曼·雅科布斯（HermannJakobs，1901年3月28日——1975年6月5日），生于哥达一个中间阶级家庭，1921年参加共青团与德共。1923年担任共青团中央机关报《青年近卫军》编辑。1924年1月任共青团柏林—勃兰登堡区委政治书记，同年3月任共青团主席，同年6月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1927年任慕尼黑的《新报》编辑。1930年任《莱比锡工人报》主编。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二战爆发前前往美国，为德共筹款。二战结束后继续定居美国，1975年6月5日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101]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78页、第121页、第130页、第157页、第171页、第250页、第267页、第329页。 [102]在一年时间里，每月订阅费用（按月订阅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订阅方式）从10马克上涨到了300马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103]同上。在《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中，皮克给出的数字是：共有33家报纸，395000个订户。党的主要报纸有《汉堡人民报》（HamburgerVolkszeitung）、埃森的《鲁尔回声报》（Ruhr-Echo），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开姆尼茨的《战士报》（DerKämpfer）、苏尔的《民意报》（Volkswille）、科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SozialistischeRepublik）、雷姆沙伊德的《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Volksstimme）和形形色色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等。 [10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8页。 [105]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0页。 但费舍书中的说法是“在议会内，保尔·列维及其追随者脱党以后，共产党的正式议会党团只剩下十三人”。——中译者注 [106]《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107]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22页，注释34。 [108]同上，第98页。 [109]阿尔伯特·保尔·古斯塔夫·瓦尔特（AlbertPaulGustavWalter，1885年9月22日——1980年2月14日），1919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当选为德国海员联合会（DeutschenSeemannsbundes）主席，同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4年至1933年当选汉堡市议员，1928年担任国际海员与码头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ederSeeleuteundHafenarbeiter）总书记。纳粹篡权后被捕，被监禁一年。1938年变节投靠纳粹，曾为纳粹做过宣传工作。1948年参加了保守的德意志党（DeutschePartei），1949年至1957年当选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10]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36页。 [111]指社民党系的工会，主要是指全德工联旗下的工会，传统上它们被称作“自由工会”。——中译者注 [112]致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23期，1922年10月11日，第2页。 [113]同上。 [114]赫克特写道：“在1921年，共产党员即使只参加了一个‘支部’，都会被开除出工会。而今年德国工会代表大会即使不是在法理上，也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党团。”（《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5期，1922年10月4日）。 [115]英文版为“三十五人”，但法文原文为“三十三人”，故采纳法文原文的说法。——中译者注 [116]《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5期，1922年10月4日。 [117]某些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工会中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个人很受欢迎，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当地形势所致。卡尔·雷拜因在当选当地五金工会书记之前，就已经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他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直到1933年为止，在1929年至1933年，他退出了共产党，重新参加了社民党，但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职位。后来他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都尊称他为“城市之父”，他一直连任该市市长，直到去世。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加尔姆在奥芬巴赫也享有同样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位老资格的社民党活动家，他是当地皮革工人的代言人。 海因里希·加尔姆（HeinrichGalm，1895年10月23日——1984年10月30日），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当选奥芬巴赫地方党组主席，1924年至1933年当选黑森邦议员，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初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参加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监禁。二战结束后曾成立了一个叫“工人党”（Arbeiter-Partei）的小党，1954年解散工人党，参加了社民党，1956年至1968年当选荣誉市议员。——中译者注 [11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0—261页。 [119]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54页、第295页。 [120]1924年，奥斯伦德（Ausländer）担任了教师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领导人（同上，第64页）。 弗里茨·奥斯伦德（FritzAusländer，1885年11月24日——1943年5月2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战前参加社民党，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关系密切。一战期间参加国际派，参与创立德共（斯），主要在党内从事教育工作。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捕，1943年自杀。——中译者注 [121]同上，第192页、第269页。 [122]里夏德·佐尔格（RichardSorge，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月7日），出身于巴库的一个德国工程师家庭，3岁时随全家返回德国，1914年志愿参军，曾三次负伤。1918年1月参加独立党，1919年8月在汉堡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曾在亚琛和法兰克福担任教职，并参加了德共的地下军事机关。1924年出席德共七大，并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同年前往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随后进入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0年至1932年被派往中国组织情报工作。1932年年底返回苏联，1933年前往德国，打入纳粹党，同年9月以《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组织“拉姆塞”小组，负责对日情报工作。驻日期间获得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苏德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1年10月，“拉姆塞”小组被日本特高课破坏，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虽然受尽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44年11月7日与战友尾崎秀实一起在东京巢鸭监狱英勇就义。1964年11月5日被苏联政府追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中译者注 [123]尼科尔·沙特尔（NicoleChatel）与阿兰·盖郎（AlainGuérin），《佐尔格同志》（CamaradeSorge），巴黎，1965年，第10页。 [12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71页、第194页、第233页。 [12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莱比锡代表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各级党组织都要开办夜校（《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429页）。 [126]格·舒曼，《耶拿共产党培训班》（L’ÉcolecommunistedeIéna），《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4期，1923年9月18日，第561页。为期两个月的这次培训班有很多课程。经济方面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价值理论、剩余价值与生产成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经济形势（战争、危机、社会变革与改良主义者的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历史方面有十九世纪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斗争史、1800年至1914年的工人运动史、德共的成立、共产国际、俄国革命运动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政治课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课程，其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夺取政权、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是题为“共产党人的实践”的课程，包括“专业化”、党的组织、工厂委员会与监督委员会、合作社、国会、邦议会、市镇议会、报刊、青年运动等等。学员每周要上30小时的课，每天早上4小时，然后还要分成小组，进行12小时的实践演练。后来由于爆发反库诺政府的罢工，学员们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这次培训班不得不提前结业。 [127]施特克尔，上引著作，第347页。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5月16日的会议上，曾讨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问题（《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 [12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6—257页。 但费舍的说法是“传单的印额分大小两种，大印额为四百万份（1922年9月减为一百八十万份），小印额为一百四十万份（后来减为五十万份）”。——中译者注 [129]这是党的一个特点，党内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明确地盘；每个地委，无一例外，都把自己同自己的领袖绑在一起。 [130]在1922年9月20日至23日于格腊举行的独立党代表大会上，192名代表中有185人赞成与社民党合并，两党随即于9月24日在纽伦堡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1924年又删去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但以雷德布尔为首的7名代表拒绝同社民党合并，并宣布独立党继续存在。不过这个残余的小派别并没有多少影响力，最后于1931年同社工党合并。——中译者注 [131]社民党的这个左翼主要是在萨克森发展起来的。它在茨维考地区拥有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主要领导人是马克斯·塞德维茨（MaxSeydewitz）和纺织工人的老领导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Graupe）（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95—97页）。六十年代的东德历史学家认为社民党左翼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以蔡格纳、格劳佩和塞德维茨等人为首的“萨克森”左派；以列维和迪斯曼为首的左派；他们认为后者是“假左派”。
第三十一章争取建立反对贫穷和反动的统一战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一章争取建立反对贫穷和反动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机关之发展 ·工潮中的统一战线 ·拉特瑙遇刺后的运动 在三个国际进行的讨论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顽固地拒绝接受联合行动的，而德国共产党则是最坚决地寻求达成协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决定继续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抵挡“颠覆”与“冒险”所必需的防波堤。共产党领袖们思索再三，认为只有深入贯彻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公开信》的政策，有步骤有系统地发动争取联合行动的运动，才能够打破自身的孤立，然后才能够促进左翼力量在社民党内重生，这是建设工人统一战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共产党活动家坚定地走向了改良主义工会，在里面开展工作，随着经济性罢工的复苏，他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总的说来，一九二二年的总趋势是工厂代表会运动的复兴，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真实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 统一战线的机关之发展 工厂代表会最早出现在十一月革命及其余波之中。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它们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鲁尔和德国中部，那里的工厂代表会领导了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大罢工。 一九一九年初，工人代表会的“苏维埃”运动惨遭镇压，然后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人代表会运动开始退潮，而工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要求，这使得工人代表会变成了工人运动中左右翼互斗的竞技场。魏玛宪法第六十五条[1]和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通过的法案[2]企图利用“共同决定权”（Mitbestimmungsrecht），把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雇主权威的附庸，然后再把广大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资本主义体制里面。工人组织有权过问企业在劳动环境、雇佣和解雇方面的管理和总体方针[3]，此外，国家经济会议中的“工人部门”代表也是由它们选出的。在获得合法地位后的头几年里，工厂代表会虽然能通过选举得到承认，但它们仅仅是正式的工会体制的复制品。 尽管如此，工厂代表会毕竟还是由企业的全体劳动者选出来的，它们的组织形式是以“产业”为基础的——而工会的组织则以“行业”为基础——这意味着革命派可以充分利用工厂代表会。多伊米希据此提出了“代表会制度”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每个企业都要成立工厂代表会，工厂代表会应当成为企业的第二经济权力，同老板的权力相抗衡，工厂代表会层层叠加起来，最终就能产生出国家政权[4]。只有企业里的工资劳动者，才能入选本企业的工厂代表会，左派独立党人和共产党人认为，在纯政治层面上，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它自动排除了工会的全职干部，而且它还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只有对基层群众的压力十分敏感的代表，才能当选为工厂代表会的委员。 德国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并根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工厂代表会的决议[5]，把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乃至有关工厂委员会的一切斗争当作自己在工厂工作中的核心任务[6]。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就在德共与独立党合并之前，德共召开了一次党代会，在这次大会上，布兰德勒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代表们听取并讨论了报告。布兰德勒在报告中说，工厂代表会必须是工人监督生产、存货、记账和记录的工具，这有助于工人理解为什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工人做好准备，迎接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任务。因此，工厂代表会必须挣脱工会官僚的束缚，并成为工人统一战线的真正机关。只有通过工人斗争去争取真正的监督生产、粉碎老板挑拨失业工人对付在业工人的阴谋，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各个工厂代表会结成联盟，并集中起来，工人就能在代表会的框架内，团结成为一个阶级。这样他们就能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提议，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向夺取政权的斗争[7]。 共产党人在两条战线上开展了斗争。他们一边要同工会官僚斗争，这些官僚把自己塞进工厂代表会的候选人名单中，企图通过选举控制工厂代表会；另一边他们又要同“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斗争，这些人想把工厂委员会变成工会的竞争者。从一九一九年起，共产党人就特别注意按照革命的前景来组织工厂代表会，并通过工厂代表会深化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使经济斗争政治化。共产党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组织工厂代表会的地方性的和区域性的代表大会，对抗工厂代表会的“正统”组织，这些“正统”的工厂代表会其实都是工会的分支和“经济会议”的基层选举机关，“经济会议”设在柏林，主席是曾担任过“人民全权代表”的独立党人艾米尔·巴尔特；共产党人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打破老板在一个工厂内主宰一切的权力体制，并激励工厂代表会的委员及其选民去思考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监督与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二二年秋季，共产党人在几千个工厂代表会内赢得了充分的影响力，这足以使他们在当年十一月召开工厂代表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政治上主导了这次大会[8]。 共产党人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还努力把工人阶级围绕着工人阶级自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种机构组织起来，鼓励工人成立各种各样的监督委员会（Kontrolausschuss），并深入开展监督委员会的活动，这些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管物价，并与投机倒把作斗争。监督委员会往往是根据工厂代表会的倡议成立的，而且通常都是由工人集会专门选出的。它们的目的是把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特别是女工和家庭主妇——给发动起来。它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有时还搞游街示众。它们与工厂代表会（代表着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频繁交流信息，并相互支援。它们还试图组织反对生活成本过高的斗争。这些监督委员会的影响力或许不如工会大，但它们使德共掌握了趁手的工具，在一九二二年年底，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断恶化，激起工人不断反抗时，它们使德共获得了介入日常斗争的能力。 德共也在失业工人委员会当中开展了工作。工会组织给失业工人提供了保险和救济，但随着危机的加深、物价的飞涨，这些援助的意义日益减小。毕竟工会无法向失业工人指明斗争的出路。共产党人利用自己在工厂代表会中的阵地，不断宣传“资本主义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这个道理。失业工人通常会参加与工厂代表会平行的失业工人组织，或参加当地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同工厂代表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也许是因为失业工人总体上要比在业工人更倾向于思索政治，并对经济形势（他们认为这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更有切身体会的缘故，共产党在他们身上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效，党在他们当中的影响不断增长。党在失业工人当中培养了骨干，一九二二年年底，他们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著名的社民党活动家埃德加·安德列[9]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组织了汉堡的失业工人委员会[10]。 工潮中的统一战线 由于协约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必须平衡国家预算，使其具备清偿债务和支付赔款的能力，德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严酷的财政措施，推行无情的经济政策。最先遭到波及的是铁路工人，他们有两万人被解雇，剩下的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11]。一个独立的铁路雇员工会（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12]）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它下令罢工，抗议政府的计划。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共和国总统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铁路工人属于国家公务员，没有罢工的权利，谁胆敢违反该法令，一律严惩不贷[13]。这次斗争原本只是铁路工人的自卫行动，但从该法令颁布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此时的问题，是国家公务员是否有权罢工的问题，更深入地讲，是总的罢工权的问题。德共当即向所有工人政党和所有工会发出建议，组织联合行动，保卫罢工的权利，并在建议当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14]。 然而，在二月四日那天，“正统”的工会联合会——全德工联、白领职员工会的中央组织——自职联，以及隶属于这两个工会联合会的各铁路工会却一齐谴责这个独立工会的倡议，并要求罢工工人复工[15]。其实从二月二日起，大多数铁路工人，包括蓝领白领在内，都已经举行了罢工，在基层群众的压力下，各地方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服从了群众的要求，领导了罢工运动。响应社民党工会发出的号召的人寥寥无几。罢工继续进行，而支持它的只有德共[16]；德共号召举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会议和群众集会支持罢工，并发动党员为罢工工人募捐。首倡罢工的这个工会按照德共的建议，致信社民党、独立党和两个“正统”的工会联合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向它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政府已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驳回了铁路工人的合法要求，在法律框架内，罢工工人已经没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有必要的话，各工会和各工人政党是否准备成立一个以满足工人群众的基本需求为己任的“工人政府”？由于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该工会只好在二月七日下令复工，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老板们对解雇许下的空口承诺。 共产党报刊发表了长篇文章，对这次铁路工人罢工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该文认为，这次罢工不但暴露出了改良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不肯认真地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而且还证明了这一点：在斗争中，如果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斗争，并且不能把斗争扩大到整个阶级的话，这样的斗争注定要失败[17]。 政府和雇主们继续在其他领域发动进攻，工人对此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最早的斗争发生在五金业，雇主们企图把每周工作时间从四十六小时延长到四十八小时。三月十七日，慕尼黑五金工人停工。纽伦堡、斯图加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五金工人群起响应。三月二十二日，大约十五万名五金工人参加了罢工[18]。五金工会（它是五金工人的工会，是全德工联的加盟工会）这次支持了罢工工人，但它既没有为罢工工人的要求承担责任，也没有把罢工扩展到全国。雇主们决定全力反击——他们用技术应变组织的工贼来顶替罢工工人工作，并威胁说要解雇罢工工人。德共强调指出，五金工人的防御性罢工事关全体工人阶级，并号召其他行业的工人阶级都去参加罢工[19]。德共组织了声援罢工工人的示威游行，还进行了募捐，它募集来的资金使罢工得以持续下去，而工会官僚却抛弃了罢工工人，任他们听天由命[20]。 工会的基层会员坚决要求罢工，工会领袖不得不夹起尾巴，尽量避免做出任何看起来像是破坏罢工的行为。在仲裁过程中，罢工工人可以就每一个解决方案举行投票表决，一连几周，他们都以绝对优势驳回了所有解决方案。在斯图加特地区，第二解决方案在秘密投票中以一千八百九十二票赞成、四万〇六百五十四票反对而被驳回[21]。斗争的艰巨性使其他行业的罢工工人态度更加坚定。四月中旬，图林根与哈勒—梅泽堡的农场工人罢工了一周[22]。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闭幕后举行的示威游行，显示了工人的战斗性。四月二十日，十五万工人响应德共与独立党的号召，在卢斯特公园参加了示威游行[23]。社民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无视中央的禁令，参加了示威游行。此时爆发的柏林市政工人罢工，使形势紧张到了极点。五月二日，警察向市政厅前的示威群众开火，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德共呼吁其他工人组织举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以示抗议，但遭到了拒绝[24]。 五金工人的罢工在坚持了近两个月之后，以老板对工人做出了一些让步而告终，考虑到这次罢工运动遭到了孤立，这是他们唯一能赢得的成果。每周工作时间还是要延长两小时，但这两小时按加班算，要发加班费[25]。从一九二二年年初开始，德共积极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工，但在老板和官府的进攻面前，它还是没能组织起全德工人阶级的总抵抗。不过，它还是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力。德共在几个重要的工会组织当中赢得了多数工人的支持，在柏林铁路工人当中，盖施克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柏林建筑工人当中，凯泽（Kaiser）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杜塞尔多夫、在斯图加特的五金工人当中，德共都赢得了多数人支持[26]。德共以二十九票对十八票赢得了爱尔福特工会委员会的领导权[27]。这些胜利都是经过苦战才赢得的。在五月初举行的建筑工会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剥夺了柏林和莱比锡两地代表的出席资格，因为这些代表支持德共。共产党人拒绝屈服，认为这违反工会的民主原则。赫克特率领来自莱比锡的两千多名建筑工人冲入会场举行抗议，并试图让代表大会撤回这个决定。工会领袖只好改在阿尔滕堡（Altenburg）开会，那里的共产党势单力孤，组织不起街头示威，这样工会领袖才能“秩序井然”地开会[28]。但是，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全德工联在莱比锡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共产党的提案却在代表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而这些代表基本上是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大会以三百四十五票赞成、三百二十七票反对通过了谴责“阶级合作”政策的决议[29]。大会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把全德工联改造成产业工会的决议，这将导致改良主义官僚的根基——行业工会的瓦解[30]。 拉特瑙遇刺后的运动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Consul）暗杀，这是一个主要由前军官组成的极右恐怖组织。拉特瑙曾任通用电气公司托拉斯总裁，在国会中，他是加工业（processingindustry）资本的代言人——当时加工业资本往往反对重工业资本——在拉巴洛与苏俄签署条约的也是他。共产党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阶级敌人。极右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下手，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也是为了恐吓其他赞成国内和平、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资产阶级势力。拉特瑙遇刺前，已经有几百人遭到了暗杀，就在前几天，社民党人谢德曼于六月四日遇刺，共产党人台尔曼于六月十八日遇刺[31]。在这次案件中，就像许多同类案件一样，军队和警察都是凶手的同谋；在案发前后，凶手都获得了包庇；民族主义者狂欢胜利；这一切不仅激起了整个工人运动的愤慨，而且也激起了民主舆论界的愤慨。约瑟夫·维特总理在国会中说道：“敌人在右边[32]。”人们普遍担心这次暗杀会成为下一次政变的序曲。国防军、警察与司法制度成了众矢之的，它们都是从帝制时期继承下来的。人们重新提出了曾在卡普暴动之后被提出来的各项要求，由于卡普暴动之后的历届政府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人们的情绪也就更加激愤了。恩斯特·冯·萨洛蒙[33]跟凶手同处一个阵营，他记载道：“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着人群，人们心中惶然，个个惴惴不安，只要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引爆人们心中的激情[34]。” 德共抓住了形势给予的这个机会，这次它试图通过提出政治口号来实践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拉特瑙遇刺的消息传出后，仅过了两小时，德共中央局就致信社民党与独立党，建议三党召开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并提出了十一条口号： ·禁止一切民族主义分子集会； ·解散所有民族主义和保皇派组织； ·开除国防军和警察中的保皇派军官和警官，并开除高级文官和法官中著名的民族主义者； ·勒令国防部长盖斯勒辞职，勒令冯·塞克特将军退役； ·逮捕鲁登道夫、埃舍利希[35]及埃舍利希组织的其他领导人； ·大赦“一切革命工人”； ·取缔一切鼓吹暗杀、鼓吹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的保皇派报刊； ·成立由工人、职员和参加工会的公务员组成的特别法庭，负责审判与杜绝一切由保皇派和工人之敌挑起的重大罪行； ·坚决贯彻比勒菲尔德协议，特别是关于成立工人自卫组织的第八条； ·撤销六月二十四日的实行紧急状态法令，并通过一项符合上述九条精神的法令，这条法令必须是专门针对保皇派分子的，并且不能由各邦政府来执行这条法令； ·各工厂立即召开集会，选出工厂委员会，再由各工厂代表会召开代表大会，选出由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上述措施的执行。 德共还向社民党与独立党提出，他们赞成这样的口号：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这些要求得到完全满足为止[36]。 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社民党领袖担心，万一德共与独立党联手，自己就会被抛开，于是便立即同意开会，当天午夜，会议召开了[37]。出席会议的几个组织是德共、独立党、社民党、自职联和柏林工会总委员会[38]。他们号召于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五日，举行街头示威游行，这是一系列联合行动的第一步，后续的行动将在以后的会议上商定。就在同一天，在以瓦尔赫尔为首的共产党发言人的强烈要求下，正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联代表大会也决定参加“保卫共和国”的统一战线，并提出了在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举行十二小时总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的口号[39]。六月二十五日，在卢斯特公园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三个工人政党首次与全德工联的代表共商要事[40]。虽然社民党、独立党和工会的领袖马上就拒绝了德共的一些建议（包括号召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成立监督委员会和成立工人政府的前景），但德共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向着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迈出的重要一步[41]。 在全德工联代表大会的压力下，工会领导人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改良主义者莱帕特[42]甚至说，他的组织已经做好了使用激烈的议会外手段的准备，并赞成共产党的行动思想[43]。与此同时，改良主义者坚持要求各个组织都不能提出过分的要求[44]。为了规避这条限制，共产党人提出，他们把各方一致同意的各项要求，当做是必须用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最低要求[45]，其他组织接受了这个辩解。 当天晚上，这五个组织的代表求见维特总理。维特拒绝修改法令，因为法令已经在国会宣读过了，但他同意根据工人的要求来扩展这条法令[46]。六月二十六日，在国会开会前，这五个组织的代表再次开会，提出了下列要求：成立由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其中只能有一人是职业法官；取缔与解散一切保皇派和反共和制组织；取缔保皇派报刊、禁止使用保皇派的旗帜和标志；任何以行动、言语和文字对共和国旗帜和标志的攻击都要受到严惩；军人和警察在不执勤时不得携带武器；退役军官不能穿着制服；要对警察和法官进行严厉的整肃[47]。至于共产党提出的有关大赦的要求，他们同意日后再议[48]。 在这次会议上，社民党与德共的代表发生了首次冲突。社民党坚持要求共产党给出书面保证，绝不“通过行动、言语或文字”攻击民主共和国；并不得批评其他组织，还要收回所有侮辱社民党的传单。共产党代表拒绝了这些要求，社民党代表便提出要退席，但在工会代表的坚持下，社民党代表最后还是留下来了[49]。就在原定于二十七日举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发生前的几小时，德共、社民党、独立党、全德工联、自职联签署了“柏林协定”。该协定基本上重申了曾向维特总理提出过的那些要求。全德工联和自职联批准了协定，只有共产党还有一些保留意见[50]。协定的具体内容是： ·实行大赦； ·取缔一切保皇派组织、禁止保皇派集会游行、禁止使用保皇派的标志和旗帜； ·解散一切反对共和国的武装组织； ·对国家机关和国防军实行整肃[51]。 在所有工人组织的一致号召下，各大城市共有几百万人参加了六月二十七日的示威游行[52]。在冯·萨洛蒙眼中，他们是这样的：“这些乌合之众汇聚在飘扬的旗帜下，形成了紧密的人墙，在街道上行进着。他们的脚步声如雷霆一般震撼了各个城市，他们的怒吼令空气为之颤抖[53]。” 然后德共与社民党展开了竞争，德共想迫使其他组织投入行动，利用群众的情绪与冲劲去建立它所谓的统一战线机关；而社民党则打算一方面劝说人民党议员投票赞成《保卫共和国法》，以此巩固自己在国会内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则把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在共产党的倡议下，萨克森、图林根、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与德国中部等地有许多地方不顾社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与工会的正式决定，成立了监督委员会或行动委员会[54]。 在茨维考（Zwickau），各工会与各工人政党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依靠着一支两百五十人的“工人保安队”，这个行动委员会行使了真正的政权[55]。在图林根，五个工人组织的当地领导人一起成立了中央监督委员会[56]。然而，在号召于七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游行的呼吁书中，社民党却企图加入一条警告，提醒人们当心那些“不负责任的”演说者与“奸细”的讲话。德共代表拒绝在这篇呼吁书上签字，于是这个呼吁书就在只有其他四个组织签字的情况下发表了[57]。德共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发表了一篇支持联合示威游行的特别声明，但工会的报纸却拒绝刊登这篇声明[58]。与此同时，德共努力重开谈判，至少是通过参加行动来克服分歧。为此，德共提出了新的建议：为贯彻执行柏林协定而举行总罢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各工人政党应参加选举，并把在国会内为工人政党赢得多数席位、组建工人政府作为目标[59]。许多工会的支部和工厂代表会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社民党正在国会内同人民党就《保卫共和国法》进行谈判，人民党拒绝对一九二一年三月后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实行大赦，社民党便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60]。 德共随即公开谴责社民党破坏柏林协定，并开始发表各工人组织之间的谈判记录[61]。七月四日，全德工联要求德共遵守德共自己曾参与起草的各项要求[62]。德共中央局反驳说，它与其他各方的分歧主要源自这个事实：社民党正在向国会内的右翼盟友做出让步，并强调指出：如果五个工人组织号召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工人政党就有可能在国会内赢得多数，就有可能成立工人政府，这么一来，就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巩固统一战线[63]。就在同一天，另外四个工人组织自己开了会，没有邀请德共出席，并通知德共说，从今往后，“德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联合行动之外”[64]。 德共对此发表了题为《不惜一切成立统一战线！》的声明，号召组建联合监督委员会，并建立组织，为贯彻实行柏林协定而斗争[65]。在埃森、杜塞尔多夫和莱尼肯多夫（Reinickendorf），都在事实上成立了新的委员会[66]，但此后的总形势对改良主义领袖有利，他们不再担心会被形势抛在身后，便一门心思钻进了议会里，企图通过议会来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在国会内的讨论过程中，经过一个又一个让步、一个又一个修正案，《保卫共和国法》最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警察和法庭。德共揭露了这个法案的阶级性质，并指出这个法案其实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67]。在七月十八日的国会表决中，共产党议员与极右派议员都对这项法案投了反对票，而社民党、独立党的议员则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投了赞成票。独立党与社民党多数派达成了“在议会内联合行动”的协议，为日后的合并铺平了道路。独立党以“保卫共和国”为借口，放弃了它此前做出的拒绝参加任何联合政府的正式承诺，此举加快了它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进程。两个社会民主党孤立了德共，它们竭力利用工人群众对团结的渴望，并转移了工人群众的注意力，又把破坏团结的帽子扣在了德共头上。 这次运动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它在德共和第三国际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应。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德共中央局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最后下令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建议转告德国党，并向德国党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德国党就这些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答复，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问题并不了解，因此拒绝发出“正式指示”。这封信写于七月十八日[68]，其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红旗》中所表明的最初的策略，似乎太没有力量。在你们那样的处境，不应该高叫共和国！共和国！你们应该从第一分钟起就向群众明确指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对共和国并不像对他们的经济利益那样关心。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候，应该向他们指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但不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保障，而且恰恰相反，在当前形势下，是压迫工人群众的最好形式。我们不应该跟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吹一个喇叭，统一战线绝不应该排除我们宣传鼓动的独立性，绝对不能，永远不许。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我们准备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判，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穷亲戚去谈判，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它一向保持自己的面貌，在群众面前原原本本地表示党的主张[69]。 季诺维也夫建议，既然其他工人组织都拒绝行动，那么德国党就应该主动行动，号召工人举行至少二十四小时的罢工[70]。 马斯洛夫、费舍等德国党左派领袖的看法，大体上与季诺维也夫的看法相同。他们批评德共领袖想在各党领袖之间达成协议，结果不但被扣上了导致党被群众孤立的骂名，又使得社民党能够犯下叛卖的行径。七月二十二日，德共中央局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结果造成了一场危机。克莱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与德国党的领袖们一起出席了会议，他强烈批评了党的政策，宣称德共中央局不肯认错，会导致党内爆发极其严重的危机。他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支持从左边批评中央局的马斯洛夫与费舍的。恩斯特·麦耶尔认为，克莱涅的做法其实就是“胁迫”，但德共中央局还是屈服了，只有瓦尔赫尔与赫克特（他们俩都是负责工会工作的重要干部，这绝非巧合）还站在麦耶尔一边。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克莱涅再次批评了中央局，但麦耶尔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并赢得了胜利。在表决中，仅有包括马斯洛夫在内的五位左派反对麦耶尔的提案，但有十几个人（包括克莱涅在内）只赞成麦耶尔的提案中有关党的下一步任务的部分，而对其余部分投了弃权票[71]。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依然可以对德共中央局施加影响，但他也会遭到反抗。最重要的是它暴露出了这些情况：季诺维也夫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左派与德共左派的长期同盟是怎样不断地引发严重危机的，而德共领袖为了避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总是委曲求全，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认错，更加剧了这种情形[72]。拉特瑙遇刺后进行的运动收效甚微，使左派在党内的吸引力大增，并加深了许多活动家的疑虑，他们怀疑中央局又一次陷入了消极被动。声名狼藉的“进攻理论”又在党内死灰复燃了。据雷梅勒所述，中央局收到了大量的决议，要求号召总罢工或袭击警察局[73]。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十月十五日，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组织人马，袭击了正在布什马戏场举行公开集会的极右分子。警察进行了武力镇压，打伤了五十名共产党人，打死一人。十月十六日，警察搜查了《红旗报》编辑部，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先后逮捕了五十人，其中包括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与菲弗尔。 报界宣称被捕的活动家将被指控犯有“破坏国内和平”的罪名，有可能会被判处十五年苦役[74]。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批评了德国党中央局，但它这次并没有站在德国党的左派一边[75]。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批评了柏林组织，说它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并不光彩[76]。 这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在工厂和街头不断弥漫的幻灭情绪才是真正的失败，从这种幻灭情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些已经做好行动准备的少数工人是如何的气愤难当。社民党再次证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且为了阻止阶级大战的发生，它会坚决动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力。有了社民党的保证，再加上春季与夏季的经济罢工的失败，要求对工人采取“强硬手段”的人又嚣张起来了，他们可以对工人发动反击了。在国家经济会议的一次会议上，胡戈·施蒂内斯再次提出要求：为了支付赔款、拯救德国经济，必须延长劳动时间：“仗打输了，你们就别想少干两小时了。这是办不到的。你们必须工作、工作、再工作。……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里面，最起码五年内不能罢工，谁敢罢工就得受重罚[77]。” 新政府成立了。曾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总经理的库诺担任了总理。一九二〇年三月，列金曾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库诺从内阁中辞职。而现在新内阁里一个社民党部长都没有了。新政府明显是右倾的，它接受了社民党的支持，同时又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算没有社民党的支持，它也能支撑下去。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胜利，促使德国资本家重新把目光转向了各种极右组织，在这些组织当中，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在崛起[78]。 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处境，德共拼命地组织各种宣传活动、成立与巩固各种“统一战线机关”、监督委员会，特别是工厂代表会，并赢得了可观的成功。在使这些委员会重新活动的运动结尾时，德共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成功召开了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全国大多数工厂代表会并未派代表出席大会，但出席大会的工厂代表会当中，有一些代表了德国最有战斗性的企业。十一月二十二日，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它基本上采纳了德共提出的“过渡”要求；全国代表大会还选出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由柏林共产党人赫尔曼·格洛特任主席[79]。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它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在大会召开后，巴登苯胺公司立即解雇了代表该公司的路德维希港工厂的工厂代表会出席大会的三位代表。其中之一是在普法尔茨（Pfalz）享有很高威望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克斯·弗伦蔡尔[80][81]。工人对此反应强烈，在没有得到工会的正式领导下，就发动了一场异常强大的抗议罢工。资方对此采取了闭厂（lock-out），然后按照新的工作条件重新雇佣了工人，引入了计件工资制和无偿加班。工会拒绝领导罢工，整个德国只有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支援这次罢工。尽管如此，罢工还是坚持了一个半月，但罢工工人最后精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复工。马克斯·弗伦蔡尔等三人被解雇后，又有两千多名罢工工人相继被解雇[82]。 随着经济危机日益恶化，老板的攻势日益凶猛。通货加速膨胀，物价一路攀升。就在十一月里，肉类、蛋类和人造黄油的价格就上涨了一倍，而奶油和面包的价格则上涨了两倍。一位不可多得的编年史作者记录下了这一整年里德国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他以“R·阿尔贝”（R.Albert）为笔名[83]，在《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的社会》的文章，其中写道： 三千五百万工人群众正在不安地等待冬天，这位穷人杀手的到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平均生活成本就已经增加了两倍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涨了四倍。从十月一日起，房租已经涨了四倍，邮费涨了两三倍，铁路和有轨电车已经停运……现在他们又说面包的价格已经涨了三倍多。 他描写了一九二二年年底的德国奇观。在诺伊克伦和摩阿比特的工人阶级街区，“年轻人面如土色，一看就能发现他们正受着饥饿与肺结核的折磨……，一边是残疾人、乞丐和妓女……而另一边是富人在大吃大喝[84]。” 德国曾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可现在它正在倒退回野蛮时代，它有最先进的机器和最现代的科技，可贫困正在四处肆虐。而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相信自己有办法改变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它是一切受苦人的希望，这个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一个战斗的党。 [1]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第六十五条”，但魏玛宪法第65条并无相关内容，该条全文如下： 第六十五条联邦参政会及其各委员会之主席，由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主任。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有列席联邦参政会会议之权。如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有出席之义务，且在会议之中，得要求临时发言。 疑为“第165条”之误，该条全文如下： 第一百六十五条劳动者及受雇者，得以同等权利会同企业家制定工金劳动条件及生产力上之全部经济发展之规章。双方所组织之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 劳动者，受雇者，为保持其社会上及经济上之利益起见，得在企业工会及按照经济区域组织之区工会与联邦工会，有法律上之代表。 区工会联邦工会，为履行其全部之经济任务及为执行社会法律之协助起见，得与企业家代表及其余有关系之人民各界代表集会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之组织，应使全国之重要职业团体，视其经济上、社会上之重要关系，派选代表出席。 关系重大之社会或经济法律草案，应由联邦政府于未提出议会前，提交联邦经济会议审核之。联邦经济会议亦有自行提议此项法律之权。联邦政府不同意时，联邦经济会议得说明其立场，提出于联邦国会。联邦经济会议得派会员一人，代表出席联邦国会。 劳动会议及经济会议，在该管辖范围内，有监督及管理之权。 关于劳动会议及联邦会议之组织及任务，及其对于他项自治团体之关系，专由联邦规定之。——中译者注 [2]即《企业代表会法》（Betriebsrätegesetz），该法案实际颁布于1920年2月4日。关于该法案出台的前后经过，请参阅：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中译者注 [3]罗贝尔·格茨—吉雷（RobertGoetz-Girey），《一战后的德国工会》（LesSyndicatsallemandsaprèslaguerre），第107—119页。 [4]恩·多伊米希，《苏维埃制度》（DasRätesystem），柏林，1919年。这是他在1919年3月的独立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5]《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38—74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37.htm——中译者注 [6]《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TheFirstFourCongresse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第56—57页。 [7]《红旗报》，1920年11月4日。 [8]P·马斯洛夫斯基（P.Maslowski），《工厂代表会的复兴》（LaRésurrectiondesconseilsdefabrique），《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4期，1922年9月30日，第508页；汉斯·约阿希姆·克鲁什（HansJoachimKrusch），《1922/1923年的革命企业代表会运动》（ZurBewegungderrevolutionärenBetriebsräteindenJahren1922/1923），《历史学刊》，第2期，1963年，第260页。 [9]埃特卡·约瑟夫·安德列（EtkarJosef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中译者注 [10]《共产国际》（法文版），第10—11期，1936年10月至11月，第1342页。 [11]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6页。 [12]该组织全称“德国铁路干部职工全国工会”（ReichsgewerkschaftDeutscherEisenbahnbeamterundAngestellter），出处同上。 [13]同上。 [14]《红旗报》，1922年2月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东柏林，1967年，第28—29页。 [15]《前进报》，1922年2月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0—31页。 [16]请参阅刊登于1922年2月5日的《红旗报》的告全体工人书；《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1—33页。 [17]《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0期，1922年2月7日，第73—76页，关于德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特刊；2月11日的德共中央局通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3—36页。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21页），德共中央局在1922年2月6日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在工人阶级当中宣传总罢工的必要性。 [18]《红旗报》，1922年3月18日、20日、21日、22日；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7页。 [19]《红旗报》，1922年4月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3—45页。 [20]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7—108页。 [21]《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22]《红旗报》，1922年4月7日、15日。 [23]《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24]《红旗报》，1922年5月3日。 [25]《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4期，1922年1月7日，第342页。 [26]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9页。 [27]同上。 [28]《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DerKommunistischeGewerkschafter），第20期，1922年5月20日，第191—192页。 [29]《德国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desIIKongresses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柏林，1922年，第517—519页。 这次代表大会是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改为全德工会联合会之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1892年3月14日—18日的第一次德国工会代表大会算起的话，这是第十一次。——中译者注 [30]同上，第554—555页。这个决议是由迪斯曼提出的。尽管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45页）认为共产党人赢得了30%—40%的票数，但他们在大会上只有90名代表。 [31]阿·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LeninunddieAktionseinheitinDeutschland），东柏林，1964年，第157页。 [32]《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VerhandlungendesReichstags，IWahlperiode，1920），第346卷，第8058页。 [33]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vonSalomon，1902年9月25日——1972年8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入读少年军校，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0年参加过卡普暴动，后参加“执政官组织”，在拉特瑙谋杀案中曾为凶手提供汽车。——中译者注 [34]恩·冯·萨洛蒙，《被流放者》（LesRéprouvés），第290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6—227页。 [35]格奥尔格·埃舍利希（GeorgEscherich，1870年1月4日——1941年8月26日），原为巴伐利亚一林务官，1919年在巴伐利亚组织反共军事组织“民卫军”（Einwohnerwehr），1920年组织恐怖组织“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Escherich），1921年埃舍利希组织被协约国解散缴械后逃离德国，1928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右翼运动。——中译者注 [36]阿·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UmdieEinheitsfrontnachdemRathenaumor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5—6期，1963年，第997页。 [37]同上，第70页。 [38]全德工联的全体领袖正在莱比锡出席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来不及赶回。 [39]《前进报》，1922年6月25日。 [40]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998页。 [41]同上，第999页。 [42]恩斯特·特奥多尔·爱德华·莱帕特（ErnstTheodorEduardLeipart，1867年5月17日——1947年3月23日），出身于制衣工人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的工会运动，1908年任斯图加特木工协会主席。1919—1920年曾任符腾堡邦政府的劳动部长，1920年至1921年当选符腾堡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全德工联主席，1922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43]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999页。 [44]同上。 [45]同上。 [46]同上，第1000页。 [47]《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IsteineEinheitsfrontmitdenKommunistenmöglich?），全德工联刊物，柏林，1922年，第4页。 [48]这是莱斯贝格的说法（《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0页），文中并没有给出出处。 [49]同上，第1001页。 [50]同上，f.25。 [51]《红旗报》，1922年6月2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103—105页。 [5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103—105页。 [53]冯·萨洛蒙，《被流放者》，第291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7页。 [54]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5页，注释37。 [55]G·朗格（G.Lange），《茨维考工人在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的反德国军国主义的抗议》（DieProtestationenderZwickauerArbeitergegendendeutschenMilitarismusausAnlassdesMordesanWalterRathenau），《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2年，第961页。 [56]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5页，注释37。 [57]《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2页。 [58]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4页。 [59]《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4页。 [60]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3页。 [61]《红旗报》，1922年7月6日。 [62]《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3页。 [63]《红旗报》，1922年7月8日。 [64]《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20页。 [65]《红旗报》，1922年7月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111—114页。 [66]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7页。 [67]根据这项法案，《红旗报》从8月10日起被禁止出版达三周之久（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7页）。 [68]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引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I卷，第258—259页），当时他说这封信写于6月18日，但这是不可能的。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45页，注释52）认为这封信写于6月28日，但根据后来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恩斯特·麦耶尔写给妻子的信，以及麦耶尔与季诺维也夫的通信（收录于H·韦伯〔H.Weber〕，《德共与共产国际》〔KPDundKomintern〕，《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fürZeitgeschichte〕，第2期，1968年，第185—188页）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德共与共产国际》在引用季诺维也夫这封信时，指出这封信写于7月18日，对此没人能提出有力的质疑。 [69]《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98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2年11月12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作的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总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I卷，第258—259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红旗》”在本书中译为“《红旗报》”。——中译者注 [70]恩斯特·麦耶尔致妻子罗莎·列维涅·麦耶尔（RosaLevinéMeyer）的信，日期为1922年7月24日，出自罗莎·列维涅·麦耶尔的私人档案，转引自H·韦伯的《德共与共产国际》，《当代史季刊》，第2期，1968年，第186页。 [71]麦耶尔在信中（见上一条注释）记载了这两次会议的细节。这比发表在1922年7月27日的《红旗报》上的报道更为准确，《红旗报》的报道说这个提案在表决中是一致通过的。 [72]据麦耶尔所述，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皮克做了大意如此的“严正声明”。中央局委员当中，只有保尔·波彻尔没有改变立场，只有他依然坚守前一天的立场。 [73]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9页。 [74]《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9期，1922年10月18日，第608页。 [75]根据麦耶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建议至少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但这是他的个人意见。这一点可以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得到证明。通过共产国际四大期间麦耶尔与季诺维也夫的通信来看，这确实只是季诺维也夫的个人意见。拉狄克则说过，“如果党单独行动，我敢说，这个错误要比所有已经犯过的错误都大。”（《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第I卷，1990年，第131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马斯洛夫和乌尔班斯要到十一月，在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前的讨论中，才从季诺维也夫口中得知他在7月18日写了这么一封信。 [76]《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00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2年11月12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作的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总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0—261页。——中译者注 [77]《红旗报》，1922年11月11日。《红旗报》上发表的这个讲话，已经在前一天刊登在《前进报》和《柏林日报》上了，发言稿是施蒂内斯私下传给它们的。《十字日报》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抗议《前进报》对这个发言的解读——《前进报》的解读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施蒂内斯的发言是反对稳定马克的。施蒂内斯的发言稿全文发表于11月11日的《德意志汇报》上。其实，施蒂内斯为了稳定马克而提出的“条件”，尤其是在未来10年至15年里采用10小时工作日的条件，早就广为人知了（格奥尔格·哈尔加滕〔GeorgHallgarten〕，《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Hitler,ReichswehrundIndustr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14—15页与第70—71页，注释25）。 [78]当时，恩斯特·冯·波尔济希就已经在赞助纳粹党了。1923年1月28日，德共中央局提到了巴伐利亚的纳粹的威胁。请参阅：康拉德·海顿（KonradHeiden），《阿道夫·希特勒传》（AdolfHitler:EineBiographie），苏黎世，1937年，第251页。 [79]该纲领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194—198页。出席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856人，其中有657人是共产党员（《红旗报》，1922年11月27日）。 [80]马克斯·弗伦蔡尔（MaxFrenzel，1891年4月9日——1975年10月18日），生于纽伦堡一个工人家庭，当过钳工学徒。1909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5年负伤，1916年退役，在路德维希港的巴登苯胺工厂（BASF）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联系上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参加德共（斯），并在路德维希港建立了德共（斯）组织。1920年在路德维希港五金工会内组织共产主义反对派。1922年3月当选为BASF企业代表会主席，同年11月因参加企业代表会大会而被解雇。1923年因拒绝配合法国占领军而遭到驱逐。此后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24年被法军逮捕，被判处五年徒刑，三个月后获释。1924年任德共莱茵—萨尔地委组织主任，1925年任德共普法尔茨地委组织主任。1924—1933年当选为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27年12月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加德共联合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LinkeOppositionderKPD〔Bolschewiki-Leninisten〕），并担任左翼反对派报纸《先锋报》（DerPionier）编辑。1931年德共联合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分裂后，参加了以库尔特·兰道（KurtLandau）为首的少数派。纳粹篡权后，曾三次被捕。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德共，参与了路德维希港工会的重建工作，1945年11月—1949年1月任路德维希港副市长、市长。1949年—1957年任金属产业工会（IndustriegewerkschaftMetall）书记兼执委会委员。1951年2月与德共决裂，被德共开除出党。1957年退休。——中译者注 [81]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5页。 [82]关于这次罢工的消息，可以参阅《红旗报》，它当时每天都坚持报道有关这次罢工的消息，此外还可参阅《国际新闻通讯》的德文版与法文版，法文版上有几篇R·阿尔贝（R.Albert）写的文章值得一读：《普法尔茨的产业斗争》（LaBatailleindustrielleduPalatinat），第97期，1922年12月19日，第738页；《普法尔茨的各种力量》（LesforcesenprésencedanslePalatinat），第98期，1922年12月20日，第746—747页；《失败》（Vaincus），第99期，1922年12月23日，第755页。 [83]这些文章很可能出自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的手笔，他的众多笔名中有一个就叫阿尔贝。当时他正在柏林担任《国际新闻通讯》的编辑，他在法文版上发表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之相比，这些文章的德语译文要逊色得多。 [84]《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2期，1922年9月23日，第561页。
第三十章拉巴洛转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章拉巴洛转折 ·德俄关系问题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转折 ·党与国际对拉巴洛条约的反应 ·拉巴洛条约阻碍了革命吗？ 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结束后，过了几天，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会议的前景已经可以从唇枪舌剑中窥见大半，此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外交事件。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这是一战后各方势力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影响了德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流派在这个时候来了这一手，是因为它正面临着协约国的威胁，只能通过同苏维埃俄国合作获得有限的支持。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从一战结束后，德国文武高官内部的“西方派”和“东方派”早就争得不可开交了（两派争执的核心，就是德国应该向协约国还是苏维埃俄国靠拢）。而协约国的政策，使争执更容易得出结果了。当时德共正在开展加强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系的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保卫俄国革命、同凡尔赛和约斗争的必要成分，不过，拉巴洛条约这个外交上的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正好与德共的政策不谋而合。但与此同时，德共也在全盘反对社民党的“西方”政策，这个政策企图通过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保障和维护和平。因此，“拉巴洛政策”又给工人政党内部的分裂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十分强烈的理由——并且也成了德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障碍。 拉狄克本人所扮演的角色，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当时，他既是苏俄的外交人员，又是莫斯科政府的正式发言人，同时又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担任着德共的“导师”。他在柏林同马尔赞谈判、在日内瓦同德国外交部东欧司司长谈判、在拉巴洛与拉特瑙本人谈判，而又在莫斯科向德国共产党提出建议、进行指导，甚至还能影响德共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他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把这两种身份搞混的，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双重角色，影响了人们（包括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一系列事件的解释。 德俄关系问题 在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里，在提到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时，人们总是把这个问题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相信世界革命马上就要到来了。列宁派越飞出使德国时，他认为越飞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帮助德国革命派发动革命，托洛茨基在刚出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时，他也同样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鼓动革命。 那些曾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武力反抗当地苏维埃政权的自由军团的“极端分子”基本上也是这么想的。革命俄国是头号外敌，而斯巴达克斯同盟则是头号内敌。协约国也是这么想的——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来说，这有直接的好处。当时，《泰晤士报》曾写道： 停战时，盟国企图利用〔德国〕占领军抵挡布尔什维克，来保护西欧，盟国没有要求〔德国占领军〕立即撤军，因为当地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挡布尔什维克的进犯[1]。 然而，第一波德国革命的失败，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强行缔结，很快就使这个问题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让我们看出这一点，那就是拉狄克在狱中会见的访客的性质和数量。他的牢房成了“外交沙龙”。他的访客当中有莱布尼茨[2]将军、辛策将军、马克斯·鲍尔[3]上校这样的军人，有瓦尔特·拉特瑙和菲利克斯·多伊奇[4]这样的工业家，还有马克西米利安·哈登[5]与奥托·赫奇[6]这样的知识分子[7]。这些访客全都不同程度地迷上了拉狄克，但与其说是拉狄克的个人魅力使他们着迷，倒不如说是他代表的那个国家的实力令他们着迷。苏俄固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但它的实力也体现在宽广的国土、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原料等方面，作为投资领域，它也极具潜力，它甚至还能成为兵工厂或训练场，好让德国规避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德国和苏俄都反对“强加的”凡尔赛和约，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利益恰好可以互补，正是这一事实吸引了他们。 拉狄克认为世界革命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凡是赞同他这个意见的人，都不会忽视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形势下，俄国虽然挺了过来，但它也被孤立了，这两者同样重要。在不妨碍世界革命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充分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当资本主义世界躲过了战后的灭顶之灾、革命不得不推迟的时候，这种外交博弈就又恢复了原有的吸引力。拉狄克很快就相信了这一点，当他还在狱中时，就在写给德国共产党人的信中写道： 苏维埃俄国、以及其他工人阶级可能获胜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在于：只要世界革命还在蹒跚不前，就可能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妥协。……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和平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8]。 一个月后，他获得了缓刑，离开了监狱，在缓刑期间，他写道： 德国战败了，尽管如此，它依然具有强大的技术装备和无穷的技术潜力。……在德国，由于外交关系遭到破坏、经济陷于崩溃，有成千上万的工程人员正在失业挨饿。他们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为重建俄国的国民经济效力[9]。 拉狄克的这个观点，与一个人不谋而合，而这个人在这件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冯·塞克特将军。一九二〇年一月，塞克特写道：“我认为，我们的政策的长远目的，应该是在将来同大俄罗斯达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协议，就此而言，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不去刺激俄国反对我们[10]。” 此时，德国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一九二〇年春季，列宁明明白白地批评了企图在德俄之间建立互惠关系的政策： 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11]。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转折 艾·哈·卡尔曾指出，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宁在讨论德国时，第一次使用了不同于讨论世界革命时的词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确强调指出：苏维埃俄国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分歧： 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德意志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生活下去。……因而它的唯一的自救办法，自然只有同苏维埃俄国联合，所以它就把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却促使它违心地同苏维埃俄国和好[12]。 德国外交部长西蒙斯博士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做出了答复：“共产主义不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德国政府不跟苏维埃政府打交道的理由[13]。” 一九二一年五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在新经济政策与租让政策的框架之内，成立了几家合资公司，这些公司里有德国的工程人员和德国资本。一九二一年夏季，德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帮助苏俄政府同饥荒斗争。双方最终开展了秘密谈判，讨论了在俄国领土上建立兵工厂、以便绕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的问题[14]。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正当热那亚会议进行的时候，德国和俄国代表团偷偷“开溜”，完成了这一过程。他们在拉巴洛碰了面，并签署了条约，打破了协约国组织“联盟”、一起利用俄国做出的让步的美梦。根据拉巴洛条约，双方互相免除了债务，苏俄政府不再向德国政府追讨“赔款”，同时也不用因为将德国资产国有化而向德国政府交纳“补偿金”。双方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重新互设领事馆，使德国成了苏俄对外贸易的“最惠国”（条件之优惠仅次于前沙皇俄国的附庸国）。最后，拉巴洛条约期盼两国政府能够通力合作，“以双边互惠的精神，满足两国的经济需求”[15]。 党与国际对拉巴洛条约的反应 在前几年里，无论是在国会还是群众集会上，共产党发言人都鼓吹同苏维埃俄国建立互惠关系。尽管如此，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居然会同苏俄政府签订这样的条约。社民党也马上跳出来强调同苏俄结盟带来的危险。克里斯平代表独立党，发言批评布尔什维克与“大工业资本与大金融资本的政府”签订的这个条约，并批判了苏俄政府的“亲资本主义”政策[16]。 《红旗报》的编辑们则显露出他们相当困窘。在最早的关于拉巴洛条约的评论中，他们强调指出这代表着协约国的失败[17]。第二天，在卢斯特公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皮克宣称：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签署拉巴洛条约，“不是出于友善，而是迫于严酷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是协约国的打击逼得它签订条约的”[18]。接下来几周里，共产党对拉巴洛条约一言不发，只有保尔·弗勒利希（他是共产党发言人）在国会辩论中，对拉巴洛条约轻描淡写讲了几句，他还强调指出，俄国革命者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这样的条约，都是形势所迫，而社民党和独立党应该对造成这样的形势负责[19]。 俄国领导人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不能把拉巴洛条约当成俄德结盟对抗其他欧洲国家的盟约： 把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分开的——就像与协约国各国分开一样——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上存在的同样的根本矛盾。这就是说，不能把拉巴洛条约当成是为了应对其他国家的压力而组建的攻守同盟。拉巴洛条约只是恢复了国与国之间最基本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俄国现在准备按照拉巴洛条约的精神，同任何其他国家签订条约[20]。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九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声明，认为拉巴洛条约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提醒人们注意“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德国政府是暂时性的”，而“德国工人阶级却永远存在”。人类的命运不会被这样的条约所决定： 就这一意义来说，今后几年，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成功。德国无产阶级一旦战胜“它的”资产阶级，就会使整个欧洲的社会结构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到德国无产阶级消除第二和第二半国际在本国的影响以后，人类的历史就将揭开新的一页[21]。 拉巴洛条约阻碍了革命吗？ 一些人，比如历史学家莱昂内尔·科辰[22]认为[23]，由于拉巴洛条约对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影响，所以它一定是阻碍了德国革命，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安格莱斯[24]强调指出，按照据说是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来看，“不仅预示了他在一年后提出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而且还把拉巴洛条约解释为苏俄与德国的盟约——双方都想“修改”凡尔赛和约，并反对协约国[25]。其实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并没有这个意思[26]，就算暂且不考虑这一点，他被人引用的那段话（大意为：只要“存在着能与协约国霸权相抗衡的德国”，那么俄国就能支撑下去[27]），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其实这些历史学家的论据都来自路特·费舍，她认为拉巴洛政策表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退步”，因此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这些转变了的政策方针当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瓦尔加提出的理论处于核心地位，这套理论认为，由于凡尔赛和约强加的赔款体系，德国正在变成协约国的“工业殖民地”。她无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情形——德国工人阶级正承受着双重重担，一重是德国的资产主义积累，另一重是赔款： 大体说来，所以编造出德国变成西方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为拉巴洛条约制造根据。在1922—1923年，瓦尔加、布哈林和拉狄克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新身份，它已经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成了一个几乎同德国工人一样受苦的牺牲者[28]。 而真实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下，德共竭尽全力推行着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政策在当时所采取的形式，是劳动群众反抗贫困与反动的斗争。除了拉狄克本人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断言：统一战线政策是俄国政府出于“权力博弈”的当务之急而下令实施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断言：瓦尔加对德国的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导致了“列宁对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的分析就受到根本性修正”[29]。 [1]《德国的波罗的海计划》（GermanBalticSchemes），《泰晤士报》（TheTimes），1919年10月27日。 [2]约翰内斯·胡贝尔图斯·弗莱赫尔·冯·莱布尼茨（JohannesHubertusFreiherrvonReibnitz，1882年10月23日——1939年6月25日），出身贵族家庭，1910年参加陆军，1910年退役务农。一战爆发后以中尉军衔重新入伍。1918年底与拉狄克结识。1929年参加纳粹党。1932—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3—1939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3]马克斯·赫尔曼·鲍尔（MaxHermannBauer，1869年1月31日——1929年5月6日），生于萨克森邦克维德林堡（Quedlinburg），父亲是当地市议员。高中毕业后原本打算学习法学，但由于父亲的事业失败而被迫退学，1888年10月以军官候补生的资格进入第2野战炮兵团（Fußartillerie-RegimentNr.2）服役。1889年进入汉诺威军校就读。1890年获少尉军衔，1893—1898年在多个炮兵团服役，1895年晋升为中尉，1899—1902年在炮兵试验委员会（Artillerieprüfungskommission）工作。1902—1907年在第7野战炮兵团（Fußartillerie-RegimentNr.7）任炮兵连长。1907年10月进入普鲁士总参谋部工作，1908年调入总参谋部动员部，成为鲁登道夫的密友。一战爆发后任陆军总司令部作战部第二科科长，积极参加了各项重大的战争决策。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1920年参加策划卡普暴动，在暴动中出任总理办公厅主任。暴动失败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各种反动阴谋组织。1925年获赦回国。1927年11月前往广州，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29年5月6日因感染天花而在上海病死。——中译者注 [4]菲利克斯·多伊奇（FelixDeutsch，1858年5月16日——1928年5月19日），德国工业家，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之一。——中译者注 [5]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Harden，1861年10月20日——1927年10月30日），德国著名记者、报社编辑，自1892年起主办《未来》（DieZukunft）杂志。——中译者注 [6]奥托·赫奇（OttoHoetzsch，1876年2月14日——1946年8月27日），德国学者、政治家。1918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1924、1928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曾协助签订拉巴洛条约。——中译者注 [7]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8—162页。 [8]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第9—12页。 [9]阿·施特鲁塔恩（A.Struthahn）（卡尔·拉狄克在发表此文时用的笔名），《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政策》（DieAuswärtigePolitikSowjet-Russlands），柏林，1919年，第37—39页、第44页。 [10]弗里德里希·冯·拉贝瑙（FriedrichvonRabenau），《塞克特的生平》（Seeckt-AusseinemLeben），莱比锡，1938—1940年，第252页。 [11]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6页。 [12]弗·伊·列宁，《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107—108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8.htm——中译者注 [13]《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46卷，第1994页。 [14]莱昂内尔·科辰（LionelKochan），《俄国与魏玛共和国》（RussiaandTheWeimarRepublic），剑桥，1950年，第41—45页。 [15]同上，第52—53页。 [16]《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5卷，第7716—7717页。 [17]《红旗报》，1922年4月18日。 [18]《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19]《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5卷，第7738—7740页。 [20]《消息报》，1922年5月18日。 [2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声明（节录）》，出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442页。 [22]莱昂内尔·爱德蒙·科辰（LionelEdmondKochan，1922年8月20日——2005年9月25日），英国历史学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犹太民族史和苏联史。——中译者注 [23]在他的《俄国与魏玛共和国》一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拉巴洛VS革命？》（RapalloversusRevolution?）。 [24]维尔纳·托马斯·安格莱斯（WernerThomasAngress，1920年6月27日——2010年7月5日），美国历史学家，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3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离德国，1939年移民美国，主要研究德国史。——中译者注 [2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38—239页。 [26]安格莱斯自己在书中指出了这一点，见上书第239页，注释36。 [27]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55—56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39页。 [2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2页。 [29]同上，第233页。
第二十九章新的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九章新的开始 ·统一战线：“老目标，新方法” ·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 德国共产党证明了自己能够从严重的危机当中恢复过来，克服党内的种种分歧，重新团结起自己的队伍，夺回失去的阵地。它能完成这个任务，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和支持是离不开的。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列宁尽力说服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争取群众”的政策，尽管双方（一方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另一方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存在种种分歧，但这个政策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起，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开始了。 统一战线：“老目标，新方法” 一九二一年一月，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德国工人运动发表了《公开信》，在共产国际内部开启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讨论。列宁促使共产国际三大通过了发扬这个政策的决议，但三月行动却打断了这个政策的实施，列宁使出浑身解数才打败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不给他们半点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完备政策的机会。 德共内部的进攻论支持者并没有公开反对《公开信》中提出的策略，这点倒是挺奇怪的。公开批评这一策略的是共工党。三月行动及其主导思想，是与这一策略完全背道而驰的，对此列维已经揭示过了。不论如何，拉狄克曾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但是当国际局势得到缓和、三月行动的废墟得到清理之后，他就回到了他曾启发过的那条路线上，在对这条路线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所起的作用一点不比列维小。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客观形势使斯图加特五金工人走上了《公开信》的道路，从那以后，那种客观形势最终也在德国、乃至欧洲产生了相同的成果。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大会，这次大会让共产党人看到了显著的迹象。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埃多·菲蒙[1]成功地让那些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矿工工会与五金工会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的议题是反战斗争。讨论结束后，大会发出号召，要求进行裁军，发动反对军国主义的国际斗争，通过斗争阻止资产阶级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与工资、破坏工人的政治成果和组织成果的企图。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行动，开展反军国主义宣传和具体的反战斗争。大会采纳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已经提出过的思想，即以国际性罢工来回答各国政府的宣战，而且有关的工会都相信自己能以此来彻底阻止战争。阿姆斯特丹大会还向“妻子们和母亲们”发出呼吁，请求她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动员起来反对战争[2]。 共产主义的领袖认为，这次大会反映了工人的焦虑之深。这次大会结束后的几周里，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以及近期的事态发展得出了结论，并制定了一条符合《公开信》的所有要点的路线。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提交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报告[3]。一九二二年二月和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重申并深化了这条新路线[4]。 问题在于从战后革命浪潮的失败中得出必要的结论。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缺少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的革命党。但这些年来，共产国际一直指望社会民主党会丧失其影响力，以及工人阶级能拥有永不枯竭的斗志。但这两者其实都没有发生。社会民主党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而工人群众的斗志已经没那么高了。因此，资产阶级又夺回了主动权。为了扭转力量的对比，共产党人必须耐心地通过各种手段去接近群众，这样才能让群众恢复斗志，加强信心。这些手段确实存在，工人阶级中刚刚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生力军，把他们的失败全部归咎于工人阶级的分裂，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些手段是确实存在的。季诺维也夫写了一篇题为《老目标，新方法》的文章，着重指出了这种情绪：“可以说，工人们觉得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在于其人数众多[5]。”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以及他所谓的“斗争的失败造成的重担”产生的影响，促使他根据这一事实，即“被压迫阶级自然会产生倾向团结的愿望”，提出了关于团结的问题[6]。 在这种形势下，各工人组织的团结会是一个有利因素。在一九一四年，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在面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时，必须同他们决裂。这次分裂开启了“组织分化”的道路；各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以及保卫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利益的唯一方法”[7]。但是社会民主党利用了共产党主动发起决裂这一事实（就好像主动分裂是共产党的义务似的），把共产党斥为“分裂分子”，在反思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认为，在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以及建设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我们同孟什维克主义斗争的十五年里，经常发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围绕着“团结”口号激烈斗争的情况，这些斗争在很多方面都能让我们想到目前正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发生的斗争。在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诞生到其胜利的大约十五年里（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系统的斗争。但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布尔什维克也经常与孟什维克达成协议。我们与他们是在一九〇五年春天正式决裂的，实际上我们跟他们从一九〇三年就开始决裂了。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正式分裂再次得到了确认。但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还有在一九一〇年，这种完全的、正式的分裂局面曾一度为团结和半团结状态所取代，这不仅是出于斗争的形势所迫，也是出于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所致……觉醒起来并参加了政治活动的工人群众坚持要求我们重新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如果能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重新团结在一个党里面，就能进一步加强他们同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作斗争的力量[8]。 共产国际主席就此停止了对两者相似性的分析。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下属各党在组织上是不可能重新统一起来的，因为“世界大战已经给工人运动的新旧两个发展阶段划出了明显的分界线”。但共产党人不能仅仅“保护自己的组织”并维持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立性，还应该“真诚地与非共产党群众一起前进”，以便把他们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新阶层，应该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认识到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只有当共产党人能成功组织起所有工人共同参加的联合斗争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9]。 这就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向全世界劳动群众发表的呼吁书中的政治前景[10]。共产国际在呼吁书中重申了自己的原则，即除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外，人类别无出路，并再次主张各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组织独立以及彻底的批评自由。但呼吁书中还宣称：“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衷心希望与其他所有无产者一道平等地前进，即使是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一边的无产者[11]。” 拉狄克曾是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之一，现在他成了统一战线最积极的宣传员，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对共产国际各党都同样热心地为统一战线做宣传。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刚刚以最明确的形式通过的路线，正是工人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充分吸取了过去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结果。此前资产阶级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其领导阶层没能立即适应全新而陌生的形势，陷入了组织涣散、不知所措的境地。然而他们依然保住了统治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领袖的帮助，正是这些领袖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觉悟低下和缺乏领导，而工人阶级拥有明晰的思想、高昂的觉悟和坚定的领导，正是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获胜的原因。因此，共产国际才有义务去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组织分裂，把革命的少数派从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当中拉出来。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来源于工人阶级的群众，以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只有通过教育骨干，才能把没有组织的群众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在这一时期，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国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战后第一波革命浪潮的失败，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要拿出一套战略，可以让工人阶级（特别是先进国家的）抵挡世界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组织成果与政治成果发动的进攻，并由此找出摆脱经济危机的道路。共产国际之所以转变策略，其原因就在于此： 今天的工人阶级，在应该选择民主还是专政、以及为了实现其终极目标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手段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因而被分裂了，但是在是否应该放弃嘴里的面包或头上的天花板的问题上，他们又能团结起来。 就这个问题，可以一点一点地构建起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一些无产者曾漠然坐视资本主义重建其统治，曾希望资本主义的巩固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现在看到贫困的浪潮正逐渐加剧，他们想抵抗贫困的侵袭。他们仍在幻想把这种防御性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他们还在希望不通过革命的方式就能进行这样的斗争。但他们想保住孩子的牛奶。他们想保住八小时工作制。他们不想让自己的鲜血变成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中反复发生的经济斗争，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能慢慢建立起来。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党——共产国际，不能对此视而不见[12]。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拉狄克竭力向与会代表解释，各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通过统一战线政策来“争取群众”： 共产国际是群众的先锋队。它作为无产阶级当中的少数派，为自己的纲领和理想而奋斗。但只有赢得了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它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仅仅宣传自己的理想，是无法争取到大多数的。只有当它学会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后，它的理想才能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13]。 他强调说，这绝不意味着要后撤，或降低革命斗争的水平： 共产党人参加工人阶级反对贫困的斗争，并不意味着要从革命斗争的高峰堕落到机会主义的深渊里去；正确来说，这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引导无产者，率领他们登上革命斗争的高峰[14]。 西欧国家的群众都被组织进了强大的改良主义工会里，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或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此，如何既反对这些改良主义的领袖，又能把追随这些改良主义领袖的群众给争取过来，就成了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拉狄克对此做出了回答： 从长远来看，革命的道路必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即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工人官僚反对这条道路。战胜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国际无产阶级获胜的必要前提之一，这点没错。但要怎样才能赢得这一胜利，并没有人指出[15]。 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怎样才能最容易地接近大量的非共产党工人？我们要是自满于在宣传中痛骂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同时又避免跟他们进行任何接触，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接近工人吗？这显然是最不可能的方法。这等于不去发动群众斗争。这等于说我们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当中那些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的阶层的支持而行动。这等于说我们号召群众去斗争，可要是他们在斗争中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坚定的话，我们就退出来，站在一边批评他们。这样的话，工人阶级就会把我们当成在斗争中搞分裂的人，说我们只会站在一边空谈理论，却不能理解团结所有力量去抵挡资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在试图说服那些仍然留在旧组织里的工人群众时，能够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解他们的全部幻想，理解他们的全部疑虑，理解他们对旧领袖和旧思想的忠诚，那么情况就会大为不同[16]。 因此，共产国际必须贯彻执行此前在工会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并反对分裂工会的政策，这种分裂政策跟那种企图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调和起来的政策一样危险；而且还要通过团结的协定，努力克服各党派的分裂造成的后果。统一战线政策如果能在工会运动内部赢得越来越多的重要部分的支持，就能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逼入绝境，这样的话，为了避免公开同基层会员的热切渴望唱反调，并且不让自己卷入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一切的斗争之中，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不得不利用欺骗的手段： 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经历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的左右摇摆之后，他们对这些领袖的政策就会看得更加清除，也就会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他们的斗争的指路明灯。为了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去向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提出进行联合斗争的建议，并不意味着倒退。正好相反，这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让共产主义运动能够继续前进而做的准备[17]。 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共产党人，说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口号，只不过是个诡计，拉狄克对此答复道：假如这些人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只要接受共产党人的提议，参加共同斗争，就能挫败这个诡计了。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的联席会议即将在柏林召开，这个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方都能公开宣传自己的意见。 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 共产党人认为，在各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之间举行高层会谈，是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政党来说必需的东西，对于国际总指挥部来说也一样紧要。一九二一年秋季，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都在各自的党代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隶属于维也纳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俗称的“第二半国际”）的各个组织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拉狄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给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写了一封有这个意向的信[18]。然后，德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个决议中，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它愿意在柏林、维也纳或西欧其他大城市举办公开的大会，讨论与其他国际一起进行联合行动的问题。同时，德共中央局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询问：是否应该立即向其他国际发出进行联合行动的提议[19]。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回复中表示同意以下方案：全世界资本家正企图重建资本主义体制，因此，在热那亚会议[20]期间，应当举办全世界工人的大会，以此作为工人对资本家的回击[21]。 第二国际没有拒绝共产国际的提议，但它指出，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应该先召开一次会议，专门就修补双方关系进行商讨，它认为这是更紧要的问题。第二半国际则出来表示愿意主办这两个会议。第二半国际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个声明[22]，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恶化、失业人数的激增、老板的反攻、以及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广泛要求表示关切，并建议两大主要国际的领导人一起开会，讨论包括经济形势和工人斗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提议，但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拒绝了，它不想同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德共把这次会议当做是统一战线运动的中心任务[23]。 四月二日上午，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在柏林举行[24]。一些代表曾参加过同一个党、同一个国际，而这是他们在一九一四年以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开会。会议桌是一张T字形的桌子，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坐在横杠后面，坐在正中间的是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身边坐着克里斯平、法国代表布拉克—德鲁索[25]，以及来自俄国的三位孟什维克代表尤里·马尔托夫、费奥多尔·唐恩[26]和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27]。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则隔着竖杠各占一边，相对而坐[28]。一边坐着比利时社会党人、曾当过比利时国王的大臣的王德威尔德[29]，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代表、曾担任过克伦斯基政府部长的策列铁里[30]，代表英国工党的詹姆斯·拉姆塞·麦克唐纳，代表德国社民党多数派的奥托·维尔斯。满头白发的蔡特金坐在另一边的正中间，身边坐着布哈林、拉狄克、代表青年共产国际的南斯拉夫人伏约维奇[31]，以及代表红色工会国际的法国人罗斯默。塞拉蒂是代表他自己的党——意大利社会党出席会议的，这个党是应邀出席会议的所有政党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任何国际的党，它的投票仅具有咨询性质[32]。 这些人达成共识、并致力于联合行动了吗？在那些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抱有热切期望的人看来，他们能同坐一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承诺。阿德勒致开幕词后，蔡特金随即宣读了共产国际的宣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33]。这次会议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含糊暧昧。没有一个人想恢复组织上的统一，因为这毫无意义。共产党人认为，同资产阶级勾结的那些人应当对工人运动的分裂承担全部责任。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去，否则是不可能恢复组织上的统一的。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它希望这次会议能有助于协调未来的工人斗争。所以应该邀请更多的组织参加这次会议，不仅要邀请两个工会国际，还应该邀请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会，和那些受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参加。目前资本家正在热那亚开会，企图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应当迅速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让世人听见劳动人民的心声，并以他们的名义向资本家算账。蔡特金要求会议将下列事项列入议程：着手准备反战斗争、为正在挨饿的苏维埃俄国组织救济、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并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地区。 王德威尔德“大臣阁下”——一位共产党旁听者用这个称呼来讽刺他[34]——摆着公诉人的架子出场了[35]。对于他的第二国际来说，“今天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建议召开的会议是否有任何价值[36]。”社会党人提出了诚意的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人都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所以他们不肯支持此类行动。在他们考虑采取联合行动之前，他们提出，既然共产党人突然又对团结产生了渴望，跑来出席这个会议，那么共产党人就得拿出诚意来，保证不再采取某些危害团结的行为。共产国际必须停止攻击社民党的领袖，停止挖社民党的墙角，停止派别活动（特别是在工会当中）。共产国际还必须保证，正在俄国执政的共产党务必恢复所有被取缔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由，并公开宣称自己同意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俄国社民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首先是那些社会革命党领袖，苏俄政府刚刚宣布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只有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才会恢复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并愿意毫无保留地同共产党人进行讨论。但他们拒绝把凡尔赛和约列入议程，因为他们认为，德国极右势力将凡尔赛和约斥为外国强加的产物，这么做就等于帮了极右势力的忙。 拉狄克——在旁听者笔下，他“身材瘦削，表情冷峻，面色灰白，手势激烈，发言令台下鸦雀无声”[37]——对王德威尔德做了答复[38]，他回顾了一些事情，在他看来，这些事情本来应该能让王德威尔德再也说不出“信任”这个词——他首先回顾了王德威尔德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和之后的发言，呼吁与会者不要忘记，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被社民党政府杀害的，而且英国工党也是杀害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帮凶[39]。他继续说道，共产党人来这里，不是来算老账的，而是作为活动家来推动共同行动的： 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些谈判和共同行动，但抱着极不信任的心理，并确信你们在这个斗争中会再三再四地落伍[40]。 拉狄克认为，王德威尔德提出的种种条件，实际就是要挑起论战，破坏联合行动。他继续说道：“如果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预先规定的。这些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们赞成共同的斗争[41]。”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争论与探讨中，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因此，在拉狄克的一再坚持下，尽管布哈林和罗斯默对此表示保留[42]，但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提案：向格鲁吉亚派出一个国际调查团，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保证不会对正在受审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判处死刑，而且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监督下，社会革命党领袖可以自由挑选律师为自己辩护。作为回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要答应组织一个由九名委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即“九人委员会”[43]，负责筹办以后的会议。三方最后达成一致，原则上同意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即使这次会议不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召开；并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尽可能联合举行群众性的示威”，万一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示威的话，就改在五一节示威。示威的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反对失业、争取进行联合行动、保卫俄国革命、支援正在挨饿的俄国、“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44]。 共产国际与俄国共产党打算信守代表团在柏林做出的承诺。但列宁认为，代表团做了过多的让步。四月三日，列宁口授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布哈林、拉狄克等人表示了不满，因为他们同意不对那些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的人判处死刑，却没有赢得对方做出相应的让步，甚至没能换得对方的任何让步[45]。而且王德威尔德和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46]还要来莫斯科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而他们几乎立即就放弃了辩护[47]。 “九人委员会”仅仅存在了极短的时间。第二国际各党拒绝走上这条会导致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批准了柏林协议，并命令代表团提出筹办两个工会国际的联席会议的建议[48]。德国共产党按照柏林协议的精神，发起了宣传鼓动，号召于四月二十日举办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三个政党的党员举行联合集会。社民党拒绝参加。但在四月二十日，在柏林有十五万人参加了共产党和独立党组织的联合示威游行[49]。在杜塞尔多夫等地，当地社民党领导人不顾禁令，同共产党和独立党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50]。 就在四月二十日这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全世界觉悟的劳动者”发出呼吁，号召进行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斗争，号召组织筹办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委员会[51]。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向第二国际各党发出公开信，号召他们一起来谴责德国政府对出席柏林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在德国政府的镇压下，拉狄克被驱逐出境，代表团秘书菲利克斯·沃尔夫被捕[52]。五月二十九日，“九人委员会”在杜塞尔多夫开会，此时社民党已经决定，不再支持任何新的倡议。“九人委员会”里的三位共产党代表随即向其余六人提出了真正的最后通牒：要么召开国际会议，要么就撤销“九人委员会”[53]。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断反对，他们便退出了“九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尽管如此，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还是帮助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让它们走得更近了。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统一社会民主党”，然后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也在一九二三年合并了。在德国，这次会议使劳动群众充分而迅速地了解了统一战线的实践，并鼓励了共产党、独立党和社民党多数派的基层群众之间的联合行动。社民党多数派与独立党合并后，社民党内重新出现了左翼倾向，这个派别总的来说，是赞同与共产党进行联合行动的[54]。 [1]埃多·菲蒙（EdoFimmen），全名爱德华·卡尔·菲蒙（EduardCarlFimmen，1881年6月18日——1942年12月14日），荷兰工会活动家，1919年至1923年任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TradeUnionConfederation）总书记，1919年至1942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TransportWorkers'Federation）总书记。——中译者注 [2]《共产主义公报》（Bulletincommuniste），第5期，1922年2月5日，第90—91页。 [3]这个报告及提纲刊载于《共产主义公报》，第2期，1922年1月12日，第26—33页。 [4]共产国际执委会于2月27日和3月4日的两个决议，刊载于《共产主义公报》，第18期，1922年4月29日，第335页。 另请参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决议》和《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共产国际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世界一切工人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收录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33卷，第167—169页。——中译者注 [5]格·季诺维也夫，《老目标，新方法》（Ancienbut,voiesnouvelles），《共产主义公报》，第6期，1922年2月7日，第109页。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同上，第112页。 [10]《共产主义公报》，第3期，1922年1月19日，第46—48页。 [11]同上，第48页。 [12]卡·拉狄克，《日内瓦，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Genua,dieEinheitsfrontdesProletariatsunddieKI），汉堡，1922年，1922年3月9日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69—70页。 [13]同上，第70页。 [14]同上。 [15]同上，第71页。 [16]同上，第71—72页。 [17]同上，第76页。 [18]《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也纳），1922年2月1日，转引自阿诺德·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Lenin,dieKPDunddieKonferenzderdreiInternational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3年，第251页。 [19]《红旗报》，1921年12月23日。 [20]指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重建自身统治秩序的国际会议。——中译者注 [21]1922年1月16日德共中央局会议记录节选，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51页。 [22]《自由报》，1922年1月17日。 [23]1922年3月24日政治局会议记录节选，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56页。 [24]《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出版，1966年5月，北京，第1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204/01.htm——中译者注 [25]亚历山大—玛丽·布拉克—德鲁索（Alexandre-MarieBracke-Desrousseaux，1861年9月29日——1955年12月25日），法国教师、社会党活动家，曾参加法国工人党，后随法国工人党并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12—1924年、1928—1936年任国会议员。1929年5月13日至6月9日任里尔市长。二战期间支持抵抗运动。1944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4月获救。1954—1955年任社会历史研究所总裁。——中译者注 [26]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7]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Абрамович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中译者注 [28]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79页。 [29]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30]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Ир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1]沃伊斯拉夫·伏约维奇（ВојиславВујовић/VojislavVujović，1897年1月15日——1936年11月3日），出身于南斯拉夫波扎雷瓦茨（Požarevac）的一个铁匠家庭。1912年参加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Српскасоцијалдемократскапартија/Srpskesocijaldemokratskepartije）。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5年10月退役后前往法国求学，毕业于索邦大学。1919年11月参与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并担任第一书记。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在五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7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西伯利亚，1930年重新入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巴尔干地区书记处工作。1935年1月再次被捕，被判处八年苦役，1936年10月2日第三次被捕，被判处死刑，同年11月3日遇害，1959年6月9日平反。——中译者注 [32]《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页。 [33]同上，第8—13页。 该宣言是由拉狄克起草的。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204/01.htm#2——中译者注 [34]R·阿尔贝（R.Albert），《会议印象》（Impressionsdeséance），《共产主义公报》，第18期，1922年4月29日，第342页 R·阿尔贝是维克托·塞尔日的笔名。——中译者注 [35]《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14—22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204/01.htm#3——中译者注 [36]同上，第17页。 [37]阿尔贝，《会议印象》，第343页。 [38]《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4—31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204/01.htm#5——中译者注 [39]1918年4月13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巴库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巴库公社，参加巴库公社的还有部分达什纳克（Dashnak，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的简称）和孟什维克。1918年夏天，土耳其军队入侵外高加索，围困了巴库。英军也趁机开进外高加索。在7月25日的巴库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右派社会革命党、右派达什纳克和孟什维克以259票对23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邀请英军解围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达什纳克组成的联合党团随即宣布辞职。次日，以斯捷潘·邵武勉（СтепанШаумян）为首的巴库苏维埃左派委员被捕。9月14日，土耳其军队攻破巴库，巴库公社被颠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АнастасМикоян）率红军趁乱救出了被捕的巴库委员，乘船前往克拉斯诺沃茨克（现土库曼巴希），但上岸后却不幸落入亲英军阀之手，在英军的唆使下，9月20日夜里，除米高扬之外，其余26名巴库委员全部惨遭亲英军阀杀害。——中译者注 [40]《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6—27页。 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204/01.htm#5——中译者注 [41]同上，第31页。 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42]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81页。 [43]这次会议闭幕后，三个国际的执委会指定以下九人为该委员会委员：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布拉克—德鲁索、克里斯平、王德威尔德、维尔斯、麦克唐纳、蔡特金、拉狄克与弗洛萨尔（Frossard）。 [44]《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73—7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204/03.htm#2——中译者注 [45]弗·伊·列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135—13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21.htm——中译者注 [46]特奥多尔·卡尔·恩斯特·阿道夫·李卜克内西（TheodorKarlErnstAdolfLiebknecht，1870年4月19日——1948年1月6日），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哥哥，曾在柏林当过律师，参加过独立党，反对独立党与德共（斯）合并，但也反对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独立党左派与德共（斯）合并、右派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后，他和雷德布尔领导独立党的残余部分，1931年与社工党合并。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47]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原本打算派出多达十人的辩护律师阵容，其中包括三名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党员。但其中有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退出，最后成行的只有王德威尔德、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阿蒂尔·沃特斯（ArthurWauthers）和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Rosenfeld）四人。——中译者注 [48]《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的活动，1922年3月6日至1922年6月11日》（BerichtüberdieTätigkeitdesPräsidiumsundderExekutivederKIfürdieZeitvom6Märzbis11Juni1922），汉堡，1922年，第22—23页。 [49]《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50]《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52期，1922年4月22日，第418页。 [51]《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的活动，1922年3月6日至1922年6月11日》，第26页及其后。 [52]克拉拉·蔡特金致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信，1922年5月8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36期，1922年5月10日，第274页。 [53]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63页。 [54]在那一时期返回社民党的独立党人当中，有不少人曾是共产党领袖，包括保尔·朗格、保尔·列维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库尔特·盖尔、迪维尔、奥托·布拉斯、马尔赞、诺伊曼等人。针对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构想，列维曾经提出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大联盟的构想，按照他的构思，这个联盟应该囊括德国共产党的所有非极左派别和全体的独立党人。但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孤立，在这种形势下，他自己既没有力量、当然也没有意愿去维持“独立党人的核心”。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倒是这么做了，但他仅仅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成果。从那时起，列维尽管一直固执地反对“分裂”，并十分小心地“不要把自己同群众割裂开来”，但他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在他的激励与鼓舞下，社民党内形成了“新左派”。
第二十八章艰难维持下来的团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部从争取群众到不战而败 第二十八章艰难维持下来的团结 ·共工党的关键性决裂 ·新的理论问题 ·列维的提纲 ·右派首次脱离党 ·右派进一步脱离党 ·左派分裂的危险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拼命维持德国共产党[1]的团结，我们当然不必对此感到惊奇。那种否认现实或强求现实去迎合公式的教条主义，与列宁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有人宣称（列维是最早这么做的人之一）：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要建设革命的工人运动，分裂是一种基本而长久的手段，然而，我们恐怕得无视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中推行的政策、无视他对于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的态度、无视他在一九二〇年为了让共工党和独立党左翼向德共（斯）靠拢而做出的努力、无视他在三月行动后为了做出补救性的妥协而做出的努力，才能做此断言。 共工党的关键性决裂 共产国际三大的首批结果之一，就是不再企图把共工党拉回正轨。自从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列宁一直是最坚定地维护团结的人，但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他也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极左流派了。就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他就在考虑，在一九二〇年让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恐怕是个严重的错误[2]。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他在辩论中反对阿佩尔，并把共工党所为之辩护的意见，与共产国际内的极左分子的立场联系起来，说明他很可能觉察到了，这两个极左流派联合起来（使这两个流派分开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个人问题），会在未来给共产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共产国际执委会其他委员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采取了新的立场。季诺维也夫抨击了戈尔特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声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置于世界革命的需求之上。季诺维也夫威胁说：“你们奉行这种半孩子气的半犯罪性的政策，总有一天要变成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敌人[3]。”拉狄克接着喊道：“哥尔特已经是喀琅施塔得的保卫者了！[4]”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足为奇的：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要求共工党在三个月之内与德共合并，否则就开除出共产国际[5]。 共工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没有达成自己的任何目标，他们认为，在第三国际内建立一个左翼派别组织的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就回国去了[6]。然而，按照共工党与德共达成的协议，脱离共产国际的决定被提交给了共工党的全国领导机关。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共产主义工人国际（CommunistWorkers'International），同共产国际分庭抗礼[7]。可是，此时的共工党已经严重分裂了。有不少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已经远离了共工党。文德尔在一九二〇年夏天重返社民党[8]。沃尔夫海姆与一些军官和商人一起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VereinigungzumStudiumdesdeutschenKommunismus），从此成了纳粹的同路人[9]。奥托·吕勒已经成了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前景最凶猛的敌人之一，他把共产国际说成是：“在上面，是威权、官僚主义、个人崇拜、领袖独裁与以权压人；在下面，是死尸一般的纪律、服从与立正[10]。”他作为“反极权”的革命路线的拥护者，也早已远离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共工党剩下的人，在施罗德与柏林小组的领导下，挺到了下一次分裂[11]。尽管极左倾向并未就此灭绝，并很快又在德共当中死灰复燃，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现在已经濒临死亡了。 新的理论问题 自从一九二一年起，共产党人面临的理论问题，就与布尔什维克在战前遇到的理论问题大不一样了。事实上，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二年，列宁曾两次同企图解散党的取消派（liquidators）斗争，用分裂党的方法，建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四年以后，这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开始着手重建国际工人运动，这个任务包括驱逐那些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并把工人群众集结到新党的阵营中。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他们都认为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分裂尽管是一种很粗暴的方法，但群众正在伸手夺取政权，要尽快给他们提供一个革命的领导层，这是唯一的方法。但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后，无论在哪里，都不把革命当成迫在眉睫的任务了。而在另一方面，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曾被共产党人认为是摆脱过去的机会主义、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最快的方法，现在却导致了相互对立的各个国际、各个政党和各个工会之间的长期分裂。 由于布尔什维克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其最后的危机，他们的远景仍是夺取政权，只不过把夺取政权的时间定在更长远的时期。然而，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工人运动内的革命倾向一定要战胜改良主义倾向。在极左派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后，没有人质疑这个胜利终将到来，但仅靠理论探讨和宣传是无法赢得这一胜利的。这基本上还是要取决于革命派是否能够通过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 德国的形势把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所遇到的困难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三月行动可以看出，共产党人自己搞的孤立行动，只会对自己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三月行动导致的失败，令许多积极分子灰心丧气，而共产党人的策略又把其他群众拒之门外，尽管他们是同情共产党人的目标的，这种做法即使没有把群众直接赶到资产阶级一边，至少也会使社民党组织里的群众产生怀疑情绪，使他们陷入消极无为的境地。共产党人认识到，为了让工人对自己的力量恢复信心，为了让工人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有确切的认识，为了同改良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建立联系，他们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但工人只有在他们觉得有可能获胜时，才会参加斗争。然后他们就会看到，即使只是为了有限的目标，也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参加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歧和组织分裂阻碍了这条道路。部分工人群众只信任某个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与其对立的组织的支持者所说的话，他们一时还听不进去。因此，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各个组织都要采取共同行动，都需要彼此的领导层之间相互达成协议。但这一步也很困难，因为共产党人不得不向那些被他们斥为“叛徒”的领导人提出共同行动的要求。假如共产党人不再批判这些领导人，就等于放任他们在未来出卖群众。然而共产党人如果继续批判这些领导人，又给了他们很好的借口，可以让他们借此拒绝合作。 这就是摆在统一战线政策面前的矛盾。这个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在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可以暴露出社民党领导人叛卖工人阶级的真面目，这样就能把追随社民党领导人的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 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领袖在苏维埃中实行的政策，就包括了这种统一战线战略，他们在苏维埃里进行斗争，号召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打破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代表了阶级统一战线在斗争中的高级形式，尽管当时还没有采用“统一战线”这个术语。在德国统一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发表《公开信》之前，共产党人只考虑过通过驱逐“机会主义”领袖的斗争来团结工人阶级的路子。共产党人以“二十一条”为武装，成了分裂的发起者，而社民党人则成了“团结”的维护者。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中号召各国党“走向群众”，这暗示了统一战线战略。这个目标，仍和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进攻时期一样，都是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通过清除机会主义的领导层，克服工人运动的分裂——但手段已经变了。 我们绝不能认为，当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个新政策时，他们就彻底背弃了前一时期的政策，接受了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团结在一个组织里的思想。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列宁为了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而提出的建议，仅仅局限于那些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用来描述统一战线的公式。疾病夺去了列宁的时间，他即使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也没有时间了，但不管怎么样，俄共（布）都必然会爆发党内斗争，这提出了一种真正的危险，那就是讨论会在这一阶段就被打断。各国共产党内都有人抵制统一战线政策，其中既有不肯改悔的左派，也有所谓的“右派”或“机会主义”分子，这表明共产国际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而那个成立了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指导了共产国际的人，不得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日常事务、共产国际的本能反应，简单来说，就是要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保守主义。 列维的提纲 正当共产国际三大以新的词句提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时，保尔·列维写完了《共产党人的任务》[12]。他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承认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倒退，他强调指出，从这一刻起，共产党人就要有一套长期性的政策。这意味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正与纠正。 首先是工会政策。红色工会国际据以成立的基础，是以“依靠革命的迅速进展和群众态度的急剧转变”为前提的政策。可是，这个前提现在是否还能成立，已经很成问题了。对于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同样发生了改变。社会民主党尽管是改良主义党，也就是搞阶级合作的党，但工人群众对它依然相当信任，而且它显然能在将来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这种信任。共产党人过去曾希望把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经过一系列分裂后，能够恢复迅速工人运动的革命的统一，但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立即实现的，只能推迟到若干年之后了。在国际层面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两个工人政党的同时存在，其中一个是改良主义党，另一个是革命党，而改良主义党又比革命党要大得多。工人队伍的分裂，也导致了群众的疲惫，他们强烈渴望团结，但这种分裂却让他们产生了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万分谨慎，不要让阶级的分裂加剧。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让分属各个组织的无产者在行动中团结起来。他们必须“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关系，并在议会内外的实际斗争中与他们共同协作”，换句话说，就是要重拾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公开信》的政策。 列维认为，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能依靠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解决，因为德国形势和西欧的总体形势与俄国的有根本的区别： 在德国，这种关系与俄国的大不一样：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准备阶段的发展，都是在非法状态下进行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相互斗争中基本上都采用了书面论战和决议的方式。这绝不是要批判这些政党的演化，而只是对其进行观察——它们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而德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德国无产阶级内部的讨论是在广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阶段——准确来说应该是从第一次公开斗争到夺取政权的阶段——是以月来计算的。而在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一时还无法夺取政权，这个斗争将要持续得更久。 讨论进一步演变为以共产党和大部分独立党为一方、以社民党为另一方的斗争。而从这一点来看，各打五十大板是没有意义的；只要看到双方——社民党和共产党——都失败了，就足够了。……然后，在政治上，这个结果对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失败了。在经济方面也是一样，剥削仍在继续。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这个构成统一体的社会群体继续存在，重又存在了。就算你就“工人贵族”提出最精妙的论点，你也无法推导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谁要是把“工人贵族”的公式套用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头上，那他对德国形势的了解一定非常贫乏。然而过去几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今天，在思想上，德国工人阶级内部有着根本的分化。社会改良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思想有着尖锐的分歧。这些在以前根本就是不证自明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正好为此提供了证据，而这个草案在社民党内部遭到的抵制，也证明这些分歧绝不像某些社民党领导人想象的那么清楚，对世上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应急于签字担保[13]。 正是这种形势，迫使共产党人采取“团结”策略： 因此，社会改良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思想被分割开了，这两种思想，以两个政党为载体，相互反对彼此……，它们彼此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公开斗争时期，社民党为了自保，会站到为资产阶级效力的立场上……，这必然会激起革命群众反对它，同它作斗争。但现在战线位于别的地方。社民党工人再次站在了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属于受着剥削的一方。必须创造这样的关系：尽管在思想上、在政党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但在任何时候，依然有可能共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克制，减少不必要的辱骂[14]。 列维就此强调指出，某些词汇，比如“孟什维克”和“叛徒”之类的老套的辱骂；某些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里听起来十分动听、但在西欧工人心里根本不能唤起半点波澜的套话，把这些词汇和套话用在德国工人身上，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言辞的这种改变，也许会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小执行局”批评德国共产党人没有使用“革命的语言”，但这样的改变只会提高共产党人在德国无产者心中的地位。……言辞的改变只关乎次要方面，这点没错。我们不必使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的举止和语言。重要的是，要通过最积极地参加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限于工会），创造出一种信任共产主义的精神，以及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气氛。要最热心地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要参加教育机构，参加合作社，任何有无产阶级的地方都要参加进去，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精神，可以让无产阶级在关于目标和手段有着各种分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创造出对抗资产阶级的共同阵线[15]。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前所未有之事，但列维坚持认为，当前出现了新的形势，因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认识到，针对以群众党的形式而出现的社会改良的思想，提出以群众党的形式而出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个任务只能由德国党自己来解决，单纯照搬俄国党开出的关于孟什维克的药方之类的做法，是荒谬的，无法解决这个任务[16]。 德共是否有能力进行这一必要的转折？它是否有能力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指明这条道路？自从利沃诺代表大会开始以来的经验，让列维认为，它没有这样的能力，无力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它能够高举社会革命的旗帜，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向拥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明晰度（当然是按它自己的标准）和团结的社会民主党发起了挑战。德国革命就算没有产生出什么结果，也能够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这样一个党。可是三月行动的战略家们却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德国统一共产党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量的支持者，在思想上，它已是一片废墟。它的领导人不但没有去尝试重建它，反而做出了妥协，为它的毁灭钉紧了棺材。留下来的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中亚的塔里木河的命运，也将落在这个共产党头上——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肯定会这样的。塔里木河流经山川，流经丰富的水源，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它就是流不到大海。它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就好像它从来没存在过一般[17]。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命中注定得不到一个革命党，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革命党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就如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社会民主党一样[18]。 右派首次脱离党 列维与共产国际达成和解的可能仍未彻底破灭。列宁做了一切努力，尽量维持这种可能。然而事与愿违。开除列维已是板上钉钉的事，还有一些人也被开除了，德共又要经历一次分裂。 列维起初仍对列宁通过蔡特金传达给他的建议装聋作哑。七月二十七日，他在写给朋友玛蒂尔德·雅可布[19]的信中，用嘲讽的笔调写道：“某些人从麦加回来了[20]。克拉拉过几天就会过来。列宁给道歉留下了一丝余地。我要去麦加（卡诺莎）[21]。托洛茨基的发言跟我一样尖锐……列宁也同样坚定。季诺维也夫出乎意料地转了个大弯，而拉狄克仍然跟以前一样无耻下流[22]。” 蔡特金回来后，他写道： 克拉拉来了，带来了三个条件：首先得说不少恭维话（这是必要的，正像犹太人常说的那句老话：看在安息日的份上）；其次，我们必须停止出版自己的刊物，停止组织活动；第三，是六个月的忏悔，希望能因表现良好而获得列宁的宽恕，并赞美布尔什维克的全知全能[23]。 这是否暗示他非常伤心？是他的“自负文才”，使他不愿承认自己在次要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时又坚信自己在主要问题上是正确的吗？他是否已经受够了某些人对他的恶毒攻击，并且让这种厌恶突然间爆发了出来？是不是某种孤立感，令他在几天之内，突然转过身来，向这个他一向忠诚的党开火？党内论战的结果，是否让他心力交瘁，失去了信心，并导致他放弃了他此前一再要求的对组织的忠诚，中断了讨论？ 显然，这些都不能完全解释他的态度。当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给列宁写信申诉时，他希望列宁会支持他，会同意他在四月进行的干预是值得赞许的，会拒绝赞同季诺维也夫的诡计、拉狄克的背信弃义与库恩及拉科西的蠢行。列维真的想跟列宁玩一场孤注一掷的游戏吗？难道他真的以为，列宁会为了抚慰他，而牺牲掉季诺维也夫和库恩，还有那些信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德国活动家吗？情况看来更可能是这样的：列维已经一点一点地滑向另一边，到了列宁的建议传到他那里的那一刻，他已经越过了线，再也不能回头了。然而，在对共产国际二大发表看法时，他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仅仅是靠着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威望，才（非常短暂地）阻止了他所谓的“半无政府主义”流派在共产国际内获胜：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并不是由成千上万个列宁与托洛茨基组成的。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永恒的真理是在备受抨击的“列维派”这一边，也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边，但却遭到了党的机关、报刊、组织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实际领导层的反对。所以，可以这么说：在德国，列宁只是灰色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则是库恩·贝拉[24]。 共产国际三大的结果，在德共内部以一种不那么单纯的方式体现了出来。费舍强烈反对莫斯科妥协，因为她能很清楚地看出，莫斯科妥协确认并深化了德共二大的路线，而她是希望抛弃这条路线的。当辩论正在莫斯科进行时，她留在柏林，竭尽全力组织活动，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施压。七月二日，她起草了一封写给莫斯科的电报，这封电报得到了柏林地委的两千名全职干部的支持，在电报中她谴责了“列维派”的派别活动，并要求将列维派全部开除出党[25]。不过，她显然也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的支持者打气，至少要给一个人——弗里斯兰德打气，他刚刚被列宁说服了。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三日至四日在柏林举行了会议。德共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团支持了在莫斯科通过的提纲，这一支持以压倒多数（仅有四票反对）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承认，中央委员会会议还批准了“和平条约”。但要具体执行起来却很困难。德共中央局要求少数派专门发表声明，同列维及其他被开除的党员划清界限，以此作为自己重新支持中央的证据。作为回报，中央局建议补选蔡特金和马尔赞为中央局委员，并将少数派的另外三人补选入中央委员会[26]。代表少数派发言的诺伊曼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要求：他要求中央局全部辞职，重新选举中央局，任命新的编辑委员会，恢复讨论和批评的自由，特别是要重新举行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的选举，以确保在莫斯科的讨论和决议能得到充分的考虑。党代会的代表选举，是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在一片“对中派分子的女巫猎捕”的气氛中，在“进攻理论”的统治下举行的，而现在“进攻理论”已经被抛弃了[27]。马斯洛夫领导了反对一切妥协的斗争，最后成功地把中央委员会争取了过去。反对派的要求遭到驳回，就连由中央局提出的补选建议都被驳回了[28]。 左派的顽抗，背后显然是有莫斯科的某些人在给他们撑腰。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篇文章[29]，对蔡特金大加挞伐；这招来了列宁的批评，说他“在发挥他那用得不当的论战热情时，竟撒下弥天大谎”[30]。左派在柏林的势力如此强大，就连忠实地为莫斯科协议辩护的弗里斯兰德，在柏林这个曾是他的大本营的地方，都以三十三票对九十票被马斯洛夫和费舍逼成了少数派[31]。显然马斯洛夫和费舍（他们从那时起就成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领导人）得到了身在莫斯科的拉狄克（机会主义者的杀手）的大力支持[32]。 情况混乱到了这种地步：德共的耶拿代表大会竟然收到了至少三封从莫斯科发出的正式函件，一封是拉狄克写的[33]，一封是列宁写的[34]，还有一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35]。拉狄克警告德共当心机会主义者，并提醒德共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千万不要忘记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党都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他为什么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保尔·列维辩护，党为什么必须竭尽全力去遵守在莫斯科达成的“和约”。共产国际执委会回顾了共产国际三大上做出的决议，并回绝了右边的“孟什维克”和左边的“吵架者”。八月十七日，拉狄克做了一个报告，指责诺伊曼违反了莫斯科决议，并强调指出了来自右派的危险，根据这个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德共的形势进行了激烈争论。库恩声称，拉狄克提供的消息表明出现了新的形势。他认为共产国际的函件已经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个动议，以激烈的措辞要求“首先对右派开展斗争”。会议最后决定，按照这个意思发去一封电报，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向代表们公开这封电报[36]。 耶拿代表大会的结果，是这些彼此矛盾的压力和倾向的反映。它不仅基本采纳了莫斯科提纲，在许多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并明确回到了争取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一月路线上。特别是它通过了一个宣言，其中包含的一些要求，使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成为可能，这些要求包括没收王公贵族的财产、通过工厂委员会监督工业生产、由资本家来承担赔款的重担等。费舍反对耶拿大会的结果，在她的努力下，“左”派发出了第一个“宣言”：她没有公开抨击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而是把以前曾被她批判为“机会主义”的路线，又批判了一次。但耶拿代表大会也暴露出多数派想算旧账的情绪。耶拿代表大会通过了台尔曼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使代表大会修改了对三月行动的评价，完全没有采纳托洛茨基对三月行动的批评意见；代表大会还将库尔特·盖尔与安娜·盖尔夫妇开除出党，这么一来，就过早地同三名国会议员——多伊米希、玛丽·马克维茨（MarieMackwitz）[37]和阿道夫·霍夫曼断绝了关系，在此之前他们原本还没有拿定主意，但在这之后他们与列维一起在国会内成立了“共产主义社”，这标志着向分裂迈出了一步。尽管如此，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还是可以看出耶拿代表大会听从了列宁的建议：从来自“右派”的蔡特金，到来自“左派”的弗里斯兰德，所有的中央局委员都是衷心拥护莫斯科妥协的。新任党主席是恩斯特·麦耶尔，总书记是弗里斯兰德[38]。 耶拿代表大会让列维更加坚信：被半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宰的官僚机关——他认为这两者已经紧密联系起来了[39]——现在已经控制了德国共产党。 右派进一步脱离党 新一届中央局的政策，让列维的预测落了空。八月二十六日，天主教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被极右分子暗杀了。随后德共在事实上采取了联合斗争、反抗反动派的政策，在几个工业城市参加了由其他工人政党组织的抗议示威[40]。在九月举行的图林根邦议会选举中，工人政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德共同意支持由社民党多数派和独立党组成的工人联合政府，尽管它并未参加这个政府[41]。德共在十月提出了一个由四项要求组成的纲领，这些要求同工会联合会的要求很接近，尤其是它采用了“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口号[42]。塔尔海默以党的名义宣布，两个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任何政策，只要是能帮助工人阶级赢得“政权地位”的，都会得到德共的支持[43]。列维起先以为这些不过是权谋策略，但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判断。 主导了这些新政策的人，确实是新任总书记弗里斯兰德，他有意把这些新政策同一九二一年一月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主要是同列维集团联系起来。这位曾猛烈抨击“右派”的人，很快就在他的转变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教益。短短几周里，他就像列维一样，走上了党的领导岗位。他跟列维一样，也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各项措施的阻碍，他认为这些都影响了党的新政策的实行。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述，在他的支持下，皮克和赫克特在九月曾以中央局的名义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协商[44]。德国党的这两位领导人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不要再发表公开呼吁和公开信，让德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更多的个人联系，并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帮助他们进一步加强他们在党内的威信。 中央局请求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刊停止对工会及其改良主义领袖的抨击，因为在德国，这些抨击会被人拿来当作借口，指责共产党人想搞分裂[45]。这些观点，与列维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提倡的观点不谋而合。当弗里斯兰德与共产国际驻柏林代表菲利克斯·沃尔夫和叶莲娜·斯塔索娃[46]发生冲突后（耶拿代表大会结束后，“组织事务”由斯塔索娃负责），中央局和列维派的好感就进一步加深了。“灰衣主教”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弗里斯兰德甚至把共产国际代表称作党的领导层内部的“对立政府”[47]。德国党的新领导层（至少是其中部分人，包括弗里斯兰德在内）究竟要同列维及共产社和解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和解会对德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随之浮出了水面。 德共内部事态的发展，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九月十八日，赫克特与皮克将关于耶拿代表大会的第一份报告提交给了共产国际主席团。这份报告主要讲的是左派正在成功赢得柏林工人的支持，并决定向柏林工人发表一封公开信。九月二十四日，赫克特高兴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说，开除迪维尔与盖尔的决定以压倒优势获得通过（二百七十八人中有二百七十三人投了赞成票），但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耶拿代表大会的信激怒了柏林组织。十一月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始关注起了共产社，并任命了一个由拉狄克、赫克特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专项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组织的问题[48]。 共产社现在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问题。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赫克特那里得知，多伊米希和阿道夫·霍夫曼已经退出了德共。拉狄克说，德国共产党人必须“用各种手段打击右派”。普拉腾[49]建议立即把赫克特和皮克派去德国党中央局[50]。出现了“一个中派中心，把中派分子重新集结了起来”，而柏林却对此毫无反应，这让身在莫斯科的他们感到不安。拉狄克建议给德国党中央局写一封信，对他们对共产社的消极态度表示惊讶：“任何人如果不去批判其实质……这些人在政治上成了共产主义的敌人，任何人如果不去批判这些人，都是在为他们效劳，成了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51]。” 这其实就是向德国党中央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央局撤换马尔赞和诺伊曼等人，他们支持弗里斯兰德，在党内仍身居要职，撤换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明显赞同列维的原则，也是他们被怀疑同列维有“派别”联系。中央局在几天后召开了会议，赫克特和皮克出席了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口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毫不掩饰自己对弗里斯兰德的不信任。埃贝莱因建议免去弗里斯兰德的总书记职务，由皮克接任[52]。德国党的领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中央局驳回了埃贝莱因的建议，并要求进行更加深入的政治讨论。几天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弗里斯兰德的建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了共产社挑动分裂的任何举措，但提倡与其成员进行政治讨论[53]。 在列维和多伊米希的主持下，共产主义社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于十一月二十日举行。共产党议员奥托·布拉斯出席了会议，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把关于德共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消息讲了出来[54]。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阐述了能让德共“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的条件：党应当在财政上完全独立于共产国际；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补助；在德国散发的共产国际出版物，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中央局的平等监督；在德共的组织事务上，保证不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干预；选择一条“对革命工人来说既明确而又可以接受的”共产主义道路，一条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并不再搞三月行动这样的冒险的道路；最后是执行能同样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工会政策[55]。 弗里斯兰德在《国际》上撰文，这篇文章等于是向共产社提出建议，同时也是对他的党内对手发出警告：统一战线政策意味着要抛弃恶意谩骂和革出教门的做法[56]。《国际》的编辑写了个序言，表示自己不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编辑序言中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关系的问题，这表明列维和接替他担任德共领袖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初步的同盟。 就在党内各种力量和党的领导机关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前进报》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连续发表了一些文件的摘录，这些文件是普鲁士警察在六月五日从蔡特金的行李中搜到的[57]，它们的发表引起了轰动。这些文件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在会议上的发言和声明的记录，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三月行动的调查而收集的。这些文件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证明了某些共产党人在三月间曾进行了挑拨行动，建议绑架人质或发动假攻击，其中特别谈到了埃贝莱因为了“激发”德国中部的工人而做的努力[58]。 虽然这些文件是由社民党发表的（社民党又是从普鲁士内务部长塞费林那里拿到它们的），但任何共产党人都能轻易看出它们是可信的，这对那些应当对三月行动负责的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文件也验证了列维在那几个月里发出的最严厉的指责。这些文件的发表，对许多曾真的以为列维是造谣生事者的积极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弗里斯兰德做出关键的政治澄清。埃贝莱因在三月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激起了人们的盛怒，这促使弗里斯兰德提出了这些极具争议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党的领导层的事务的干预[59]；党的独立性；这次斗争〔三月行动〕的极左思想；以及必须对已经犯下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他的第一个批判矛头直指菲利克斯·沃尔夫（沃尔夫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系无须通过德国党中央局）和拉狄克，就在中央委员会开会前（或刚刚开完会的时候），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封半正式函件，实际上剥夺了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的权力[60]。 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弗里斯兰德宣称：“通过在个人问题上对中央局的某些委员施压、通过私人通信等方法，是不可能给在本国工人群众中间享有牢固信任的党建立起负责任的领导层的[61]。”斗争的基础似乎是很扎实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弗里斯兰德同马尔赞与诺伊曼见面，同意共同号召将埃贝莱因开除出党[62]。十一月三十日，马尔赞、诺伊曼和工会工作部的豪特[63]上书中央局，要求开除埃贝莱因，因为他仅仅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的一个派别安插在德共内的工具。哈瑙地委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64]。矛盾正在不断加剧：看来党很快就要被一阵暴风雨所撼动。 然而，一个号召全党团结的表态，却产生了异见分子预料不到的结果。党怎么可以根据社民党发表的文件，就去抨击自己的领导人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的分歧，全党上下莫衷一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论战开始了[65]。弗里斯兰德坚持认为，应当由德国党中央局来控制共产国际的所有德文出版物，这个观点在列维的支持者中间很受欢迎，恩斯特·麦耶尔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这个动议以二票赞成、六票反对遭到驳回，但五个投了反对票的人——蔡特金、塔尔海默、赫克特、皮克与瓦尔赫尔——宣称，尽管他们基本上同意这个动议，但他们还是要投反对票，以免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对立面上[66]。随后弗里斯兰德宣称，党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柏林左派所取得的进展。他估计柏林左派能得到党的一半积极分子的支持，因此中央局不应对共产社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任何会恶化事态的政策，都会刺激共产社倒向右边，从而导致党的瓦解[67]。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菲利克斯·施密特提议在两条战线上开战：“一边要与弗里斯兰德和共产社斗争，一边要与弗里奇和共工党斗争[68]。”皮克要求免去弗里斯兰德的总书记职务，代之以集体领导。瓦尔赫尔甚至还要求把弗里斯兰德派往莫斯科[69]。当弗里斯兰德质问他们，何不干脆把他开除出党时，皮克反驳说：“一个强大的中央局可以、也应当开除弗里斯兰德。而我们的中央局并不强大，不能直接这样做[70]。”皮克支持瓦尔赫尔的建议。最后会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几个重要决议：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免去弗里斯兰德的总书记职务的决议，以六票对二票通过了将他派往莫斯科的决议。恩斯特·麦耶尔对前者投了反对票，他认为这等于把弗里斯兰德开除出中央局，但他支持将弗里斯兰德派往莫斯科[71]。 然而，在这次表决前，弗里斯兰德曾在中央局会议上宣称，他拒绝流放，他也正是这么做的。十二月二十日，他与布拉斯、马尔赞一起起草了一份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批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某些委员的有害影响”和“共产国际遭到了永久性的损坏，以及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的国际领导机关的思想”造成的危险[72]。七十四位重要党员，包括许多在工会任职的人（其中就有尼德基希纳、弗兰肯与弗里茨·文古特），要求那些对三月行动期间的挑衅行为负有责任的人辞职，并将有关这次事件的所有文件公开发表[73]。布拉斯、弗里斯兰德与马尔赞的公开信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传到了中央局[74]。在柏林五金工会的帮助下，弗里斯兰德把《我们党的危机》印了五百本，散发给党的领导人。这本小册子收录了这次讨论中的主要文件，并加上了弗里斯兰德的评论，在这份注定要泄露出去的文件里，他首次通过书面方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沃尔夫和拉狄克发起了进攻[75]。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局驳回了三人的公开信，并起草了回复信，并随即将其发表[76]。与此同时，中央局发表了反对派的文件，将反对派斥为“分裂分子”和“内奸”[77]。最后，中央局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开除了弗里斯兰德，并将那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停职[78]。 在党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同意列维或弗里斯兰德的意见，或至少是愿意接受他们的论点。从四月开始，就有不少人对开除反对派的政策、对三月行动及其后果提出了抗议。这些抗议者当中有斯巴达克斯派老战士，有独立党人，还有青年，就连共青团中央机关也提出过抗议。但是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追随弗里斯兰德，就像他们没有跟着列维离开党一样，因为他们不愿破坏大局，不想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裂。他们虽然赞同列维或弗里斯兰德的意见，但不愿追随那些被打成分裂分子的人。持这种立场的，有老艾希霍恩、来自哈勒的独立党老党员基利安、工会活动家尼德基希纳，有来自哈瑙的活动家，比如五金工人雷拜因[79]，有来自法兰克福的活动家，比如与列维有私交的雅可布·施勒尔[80]，有约吉希斯以前的追随者维尔纳·希尔施[81]、青年共产党人瓦尔特·戈尔米克[82]，还有莱茵兰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弗里茨·哈彭蒂尔和弗兰茨·达雷姆[83]等人[84]。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十二月十八日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共的形势。雷梅勒在报告中说，弗里斯兰德已经公开表态。在党内，只有中央局和工会工作部里才有人响应共产社。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局的态度仍是“暧昧不清”的，因为弗里斯兰德还没有被开除。俄国代表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季诺维也夫说，共产社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从内部”侵蚀了党，他还坚持要求把所有同列维进行讨论的人立即开除出党。布哈林抨击得更凶，他说，为了政治上的纯洁，必须把列维派全部开除出党，因为让他们留在党内的话，在实行刚刚通过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就会产生极大的危险。季诺维也夫对左派可能发生的分裂表示忧虑：“如果中央局再不对列维这帮骗子，还有共产社这个反革命匪帮表明态度，极左派可能就要在另一边干出蠢事了[85]。” 季诺维也夫提醒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现在的中央局是由“左”的党代会选出的，它在处理涉及右派的问题上显得不够坚决。由于弗里斯兰德及其支持者利用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立场，因此，莫斯科必须表明立场，谴责共产社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拉狄克试图证明，分歧已经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德国党中央局显得犹豫不决，尤其是对红色工会国际遮遮掩掩地表示保留。因此德国党领导层在面临指责时，没有人站出来为它辩护。只有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布兰德勒反对公开指责共产社。他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中央局尚未完全理解政治形势”就这么做的话，会很危险。可事实上大势已定，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心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改变形势，它委托拉狄克、布哈林和雷梅勒起草一封信，写给德国党中央局，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批准发表[86]。 德共的党内争论是激烈的，但辩论的形式是可敬的。在一次又一次党员大会上，弗里斯兰德都被允许为自己辩护，尽管这些大会都是谴责他的[87]。就在中央委员会开会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一天，《红旗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那封信，给弗里斯兰德以最后一击，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拉狄克等人，信中将共产国际内所有站在列维一边的人斥为“无产阶级之敌”[88]。中央委员会以四十票赞成、四票反对通过决议，将弗里斯兰德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89]。 塔尔海默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轻蔑地把这件事称作“无兵之将”被赶走了[90]。在三月行动之后，确实有不少党员立即脱离了党，如果他们还留在党内的话，可能就会构成弗里斯兰德率领的反对派的基础。同样地，有不少在许多方面赞同弗里斯兰德的人，却批判他，甚至还投票赞成开除他。然而塔尔海默说得实在太轻率了。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被开除的这些人，以及在三月行动后立即被开除或自愿脱党的那些人，其中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参加了残余的独立党，然后又跟随独立党回到了社民党，这些在各方面起着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正是被列宁认为在德国建设革命党所必需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对此反驳说，列维、多伊米希、阿道夫·霍夫曼、伯恩哈德·迪维尔、弗里斯兰德或库尔特·盖尔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这些人也无法否认，奥托·布拉斯、里夏德·米勒、维格曼、保尔·诺伊曼、文古特、马尔赞或保尔·埃克尔特等人脱党或被开除，是党的一大损失。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指挥员，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共产党把他们争取了过去，这曾被视为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斗争中的关键一步，因此，这在当时可是被当作一次大胜来庆祝的。 左派分裂的危险 在围绕列维、共产社以及弗里斯兰德等问题而进行的论战中，人们始终担心会发生两重的分裂。开除“右派”是“左派”的要求之一，但“左派”的进展又会加剧“右派”的反抗，到头来，党就会老是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91]。从这一点来看，“右派”领袖的脱党和被开除根本不能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 在德共的重要活动家中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右派”倾向。开除是无法根除这种倾向的，而一九二一年的一系列事件则无疑加强了这种倾向。批判列维和弗里斯兰德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批判他们，而是因为不能接受他们违反党纪、引发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危及与俄国党的团结的行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施压可以让他们倒向左派。可是三月行动失败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又遭到了批评，这让许多人都觉得备受委屈，这些人当中，有些原本就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施压多少进行了一些抵制，比如布兰德勒，也有些是进攻论的忠实支持者，比如弗勒利希。 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和麦耶尔等活动家在德共（斯）与独立党左派合并以前，曾全力抵制“极左主义”，他们现在断定，“幼稚病”又复发了，并看出了这种“幼稚病”带来的危害。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成了坚定的“右派”，他们始终坚持以谨慎的态度，对盲动主义的诱惑、甚至是单纯的极左本能反应保持着警惕。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让他们相信，自己犯下了何等巨大的过错，这让他们对自己的思考能力产生了怀疑，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经常失败，所以他们逐渐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毕竟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斗争中胜利了。 德国党的新领导人，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主持中央局工作的麦耶尔，都深受拉狄克的影响，他们试图按照共产国际三大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将其运用于德国国情，给自己找准定位。革命已经退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经不是当前任务，而资产阶级的进攻迫使工人阶级转入防御，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殊死搏斗。统一战线的口号必须符合工人的具体要求，同时又要让工人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德国，能让工人注意到这一点的因素之一，是转嫁战争赔款的问题，赔款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工人阶级头上，他们的工资当中要被扣除部分税款，用于支付赔款，可是工业家和商人却只用在几个月、乃至几年以后才支付这些税款，而且还是用已经大大贬值了的马克支付的。“让资本家自己掏钱偿还他们那份赔款”的主意，并不是共产党人才有的，因此，这个主意能够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所以德共中央局提出了由国家“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要求，并要把这个要求落实到银行账户、股票、债券、商业与工业资产上[92]。 德共中央局提出，由国家征收百分之五十一的实际价值，就能有效控制生产，这么一来，基本上就不用从工资中抽税支付赔款了。德共的目的是通过争取“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的斗争，向工人揭露资产阶级国家与政府的真面目，让工人明白建立工人政府的必要性。德共中央局同时还认为，这个口号可以得到所有工人的理解和接受，这样就能把大批工人团结起来，发动“群众斗争”，向大工业家对经济与政治生活的控制发起挑战。 麦耶尔与德共中央局把这个政策叫做“德国的新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夺取政权和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准备阶段。当时俄国正在执行向资本主义倾向让步的新经济政策，麦耶尔和中央局这样做就等于是把新经济政策搬到了德国，——而且还是在德国的国家政权在工商业巨头面前暴露出了自己的无力的时候。 在党员队伍当中，这个政策并没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其实，只有那些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间，曾考虑过不必直接进行武装斗争、也能夺取政权的方法的前斯巴达克斯派成员，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这个政策。而在前左派独立党人当中，在三月行动之后，已经有不少人追随列维脱党，或是独自离开了党，剩下来的都是最有战斗性的分子，而且往往是最单纯的那些人，他们曾在三月行动中奋起战斗，他们参加共产国际也是因为他们想要立即参加革命。他们不喜欢这个新政策，因为它太像以前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了，而当他们还在社民党和独立党内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渐进主义。党的领袖优柔寡断，他们从“消极被动”跳到“不合时宜的积极”，在党员中间威信极低。 柏林新左派利用了这种新出现的极左倾向。路特·费舍跟弗里斯兰德不一样，她不赞成一九二一年夏季的转折。她认为共产国际三大没有对列维的观点提出任何明确的看法，在纠正三月行动时又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列维仅仅是因违反党纪而被开除的[93]。对于共产国际三大上制定的这个政策，许多人认为这是后退，是错误的倒退，对它十分抵触，而这种抵触当中，又混杂了对于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且正在俄国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新左派的理论家认为，列宁及其战友堕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采取了向资本主义让步的路线。他们在一九二一年提出的整个政策，等于抛弃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精神，这意味着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放弃了尽快进行世界革命的前景[94]。这个新左派也是用俄国式的词句来思考世界政治的，他们同工人反对派进行了联系；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上，工人反对派遭到了列宁和代表大会的谴责。 一九二一年夏天，在罗森贝格位于柏林的公寓中，马斯洛夫与工人反对派的两位前领导人施略普尼柯夫与卢托维诺夫[95]（他们当时正在苏俄外交部工作）举行了几次会晤。他们还与共工党进行了联系[96]。费舍和马斯洛夫认为：为了克服巨大的困难，俄国的领袖们不但要在国内向资本主义做出经济上的让步，还企图在国外某些地方支持帝国主义，以便同帝国主义达成暂时的妥协。既然如此，那么麦耶尔鼓吹的所谓“争取群众”的政策以及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与列维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他们把真正的革命派斥为“极左分子”，正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与来自左派独立党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没有受过多少政治教育），这两个流派联合起来，形成了德共内部的左派。某些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准备对付列维时，曾经支持和保护过这个左派，但它现在完全不受这些委员的控制，并以保卫俄国革命的名义，反对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它的支持者认为，在德国如果能有一个“战斗的党”，或者至少有一个与“机会主义的”中央局分庭抗礼的左翼的话，就能给那些正在同机会主义以及同资本主义妥协的倾向作斗争的俄国同志提供相当大的帮助[97]。柏林左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党中之党，它具有独特的特征与性质[98]。 左派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其“客观”原因似乎已被列宁所完全领会。他向蔡特金吐露道： 我很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出现“左翼反对派”的。的确，有些是残余的共工党分子，生活艰难、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感受到了革命，但缺乏政治经验，不知该怎么办。事情进展得太慢了。世界历史看似不会加快步伐，但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认为你们党的领袖并不希望加快步伐。他们想让党的领袖负起责任，加快世界革命的速度，对领袖们指指点点，暗骂不已。我对此完全可以理解[99]。 然而，当费舍在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后，列宁又补充道： 可从我刚才听见的来看，我实在不理解这个“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不，这样的反对派，这样的领导，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坦率地告诉你，您的“中派”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中派”并不理解，它没有力量去对付这样一群小阴谋家。撤换这种人，让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远离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确是挺容易的。这正是因为他们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而这种激进分子实际上才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者[100]。 然而，在等待德共中央局有能力把这样的政策付诸实行的同时，必须避免党的分裂，分裂不仅会让党损失一批重要骨干，也会损失其先锋力量及青年力量。所以列宁才尽量去减小矛盾爆发所带来的危险。他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给耶拿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向德国共产党人坦率地解释了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列维问题的立场，至于这个问题，后来已经被列维本人彻底了结了。列宁着重指出，这个新策略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是要为夺取政权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 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就是“最主要的任务”。……这样的争取工作，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形式上还跟着资产阶级的领袖或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人）走的时候，或者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动摇不定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更加扎实、更加周密地进行准备，我们决不放过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任何一个重大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把握无产阶级群众定会和我们一道奋起战斗的时机[101]。 但是，他又强调指出：为了让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德共必须给党内冲突设下一道红线，“要把双方的好斗分子除掉”，“要从事真正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他建议把“玩弄左的把戏和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的马斯洛夫和他的几个伙伴派到俄国来，列宁会替他们找到“有益的事情”做，并“把他们消化”[102]。 这个提议只是让左派更加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外来干涉，甚至是威胁，更让他们不能忍受的是，对方抬出来的理由，居然是马斯洛夫原先是俄国人。代表大会否决了列宁的建议[103]。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左派在柏林—勃兰登堡和瓦塞尔坎特[104]这两个重镇里维持着自己的派别组织，执行着自己的政策，而且往往只在形式上遵守纪律。费舍接替了弗里斯兰德在勃兰登堡的职务，瓦塞尔坎特的领导职务由胡戈·乌尔班斯接任，在乌尔班斯身边，码头工人台尔曼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05]。一九二二年秋季，就在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前夕，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在克列姆斯宴会厅（Kliems-Festsäle）举行会议，拟订了自己的纲领，并指派费舍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为其辩护[106]。这个纲领要求取消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回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去！[107]”德国党中央局轻率地将其谴责为派别活动，要求对左派采取纪律措施，并揭发了左派同共工党以及俄国的工人反对派的联系，以此来为自己辩解[108]。 尽管列宁并不怎么同情左派的领袖，但他还是坚决反对在共产国际四大的筹备会议上对左派的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他认为德共再也经不起分裂的折腾了[109]。此时，他的威望足以阻止分裂发生，并迫使“右翼”的德共中央局接受“左翼”反对派的存在[110]。 [1]德国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中期删去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从此以后就只叫“德国共产党”了。——英译者注 [2]请参阅本书第二十七章。 [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90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74页。——中译者注 [4]同上。“哥尔特”在本书中译为“戈尔特”，“喀琅施塔得”在本书中译为“喀良施塔德”。——中译者注 [5]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62页。 [6]同上。 [7]同上，第341页。 [8]同上，第444页。 [9]同上，第281页。 [10]同上，第286页。 [11]1922年3月共工党再次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一派在柏林，一派在埃森，双方都自称是正宗的共工党（同上，第244页）。 [12]《共产党人的任务》（DieAufgabenderKommunisten），《苏维埃》（Sowjet），第5期，1921年7月1日，第138—144页。 [13]《德共党代会》（DerParteitagderKPD），《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8期，1921年8月19日，第236—237页。 [14]同上，第237页。 [15]同上，第237—238页。 [16]同上，第238页。 [17]列维这里搞错了，塔里木河最后注入台特玛湖，离西伯利亚还远着呢。——中译者注 [18]《德共党代会》（DerParteitagderKPD），《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8期，1921年8月19日，第239页。 [19]玛蒂尔德·雅可布（MathildeJacob，1873年3月8日——1943年4月14日），生于柏林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打字员和翻译。在一战期间积极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的工作，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密友，为她传递了大量信件。1918年年底参加了德共成立大会。1919年6月被捕，同年9月获释后，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编辑《共产主义妇女》（Kommunistin）杂志。1921年与列维一起脱党，参加了共产主义社。1922年随列维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纳粹篡权后饱受迫害，1942年7月27日被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1943年逝世。——中译者注 [20]麦加位于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觐是伊斯兰教最盛大的宗教仪式，去麦加朝圣是每个有经济能力且身体状况合适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中译者注 [21]卡诺莎（Canossa）位于意大利北部，曾设有教皇的行宫。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甚至可以罢免皇帝，遭到亨利四世的强烈反对。格列高利七世宣布革除亨利四世教籍，亨利四世在内外反对下被迫妥协，在1077年1月，他来到卡诺莎的教皇行宫外，乞求教皇宽恕，教皇让他在雪地中站了三天三夜后才宽恕了他，史称“卡诺莎之辱”。亨利四世保住帝位后，回国励精图治，重整军备，1080年重新出兵意大利，1084年攻陷罗马，逼迫格列高利七世出逃，终于一雪前耻。——中译者注 [22]列维档案库，P113/15，转引自贝拉特的《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57页。 [23]列维档案库，P113/20，转引自上书同一页。 [24]同上，第240页。 [25]《红旗报》，1920年7月3日。 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1920年”，疑为“1921年”之误。——中译者注 [26]《德国共产党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4页；列维，《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NachdemIIIWeltkongress），《苏维埃》（Sowjet），第7期，第21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报告，1921年8月17日，《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DieTätigkeitderExekutiveundderPräsidiumsderExekutivkomite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vom13Juli1921bis1Februar1922），彼得格勒，1922年，拉狄克在这份报告中指出，莫斯科协议只规定应当让蔡特金参加中央局，让马尔赞参加中央委员会。 [27]列维档案库，P113/15，转引自贝拉特的《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240页；《苏维埃》（Sowjet），第7期，第215页。 [28]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75页。关于马斯洛夫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表现，列宁写道：马斯洛夫“玩弄左的把戏”，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列宁批评他“行为不得体”和“热心过头”，还说这话已经“说得温和一点”了（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02页）。 [29]卡尔·拉狄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论三月行动和今后的策略》（Der3WeltkongressüberdieMärzaktionunddieweitereTaktik），《红旗报》，1921年7月14日、15日。 [30]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8页。 [31]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76页。 [32]列宁指出，拉狄克这篇文章是一位波兰共产党员寄给他的，这篇文章有不少地方是违反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上述那项共同决定的（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8页）。 [33]《德国共产党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4—181页。这封信以《德国国内形势与德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致德共二大的公开信》（DieinnereLageDeutschlandsunddienächstenAufgabenderKPD.OffenerBriefanden2ParteitagderKPD）的标题单独出版，汉堡，1921年。这是拉狄克的个人行为，他仅在8月17日向主席团作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102页）。 [34]《德国共产党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5—106页。 [35]《德国共产党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55—174页。这封信由季诺维也夫起草后提交给了“小执行局”，并在8月13日的会议上得到了批准（《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86页）。 [36]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收录于《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100—104页。 [37]此处有误，应为玛丽·瓦克维茨。玛丽·瓦克维茨（MarieWackwitz，1865年1月11日——1930年11月23日），本名约翰娜·玛丽·露易丝·钦斯克（JohannaMarieLouiseZinske），生于萨克森邦格尔利茨县勒保镇（Löbau）一个建筑工人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7年与工人阿道夫·克莱门斯·瓦克维茨（AdolfClemensWackwitz）结婚。活跃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从1901年起在萨克森负责妇女鼓动工作，还参加过《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9月退党，参加了共产社，之后又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继续从事出版业务和妇女运动。——中译者注 [38]同上，第262—265页，第408—415页；维尔纳·T·安格莱斯（WernerT.Angress），《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StillbornRevolution:TheCommunistBidforPowerinGermany，1921–1923），普林斯顿，1963年，第209页。 [39]《党代会之后。德共党代会的结果》（NachdemParteitage.DasErgebnisdesParteitagesderKPD），《苏维埃》（Sowjet），第10期，1921年9月，第265—268页。 [40]《红旗报》，1921年8月25日、27日，9月1日。《红旗报》在1921年8月29日发表题为《德国工人！劳动人民》（ArbeiterDeutschlands!WerktätigesVolk）的文章，号召为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 [41]《红旗报》，1921年10月6日。 [42]《红旗报》，1921年10月23日、25日。另请参阅IML-ZPA的德共档案，第3辑第1卷第25篇，《致我们的组织》（AnunsereOrganisationen），1921年10月28日，第51—54页，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09页，注释18。 [43]《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112期，1921年11月29日，第98—99页。 [44]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5页。 [45]同上，第186页；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3页。 [46]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ДмитриевнаСта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参加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1927—1937年任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苏联援助革命战士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8—1943年任法语杂志《国际文学》主编。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哲学研究所顾问，同年退休。——中译者注 [47]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 [48]《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202页、第208—209页、第243页。 [49]弗里茨·普拉腾（Fritz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2年4月22日），生于瑞士圣加伦州塔布拉特镇（Tablat）一个木匠家庭，当过钳工学徒。1905年革命爆发后，前往俄国参加革命，参加了1906年里加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1908年逃回瑞士，1911年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rSchweiz），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1923年当选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下议院）议员。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四处活动，促成列宁经德国占领区回国，并与列宁一同乘车抵达瑞典—俄国边境。1919年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当选主席团委员。1921年参与创立瑞士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derSchweiz），并当选书记。1923年移居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2年4月22日遇害。1956年5月16日平反。——中译者注 [50]《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执委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第249—250页。 [51]《红旗报》，1921年11月16日。 [52]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5—6页。 [53]《红旗报》，1921年11月22日；恩斯特·弗里斯兰德，《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结果》（DasErgebnisdesZentralausschusses），《国际》（德文版），第17期，1921年12月1日，第592—593页。 [54]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9页。 [55]《共产主义社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ResolutionderIReichskonferenzderKAG），《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15期，1921年12月15日，第415页。 [56]《关于党的策略的一些看法》（ParteitaktischeBemerkungen），《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18—19期，1921年12月15日，第642—647页。 [57]请参阅本书第二十七章的注释[40]。 [58]德共于次年将这些文件全文发表，出了一本集子，题为《关于三月斗争的真相。揭露与缄默》（DieEnthüllungenzudenMärzkämpfen.EnthülltesundVerschwiegenes），哈勒，1922年。 [59]这个问题是当时中央局内部斗争的焦点。穆伊贝戈维奇多次引用了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明确指出了这一点。5月31日，中央局表示，希望就共产国际代表的人选问题在莫斯科进行公开讨论。涉及这个问题的会议记录是这样说的：“如有可能，必须向切实了解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国家的形势的代表同志们强调这个问题的必要性。”（IML-ZPA的德共档案，第3辑第1卷〔1921年5月24日至1921年12月21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第7—9页）11月26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中写道：“同志们认为，必须对执委会提出新的批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截至目前，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没有按照预期完成。”然而接下来的会议记录却并不赞成列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关于这一点，会议记录写道：“〔列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是对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的攻击，德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党——不能支持这种攻击”（IML-ZPA的德共档案，第3辑第1卷〔1921年5月24日至1921年12月21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第167页）。 [60]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10页。 [61]同上。 [62]同上。 [63]威廉·豪特（WilhelmHauth，1895—1968），德共工会工作部干部，1921年底曾参加由弗里斯兰德率领的反对派，但并没有退党。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参加了东柏林的市政管理工作。——中译者注 [64]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16页。在列维被开除出党的时候，哈瑙区委的领导层就曾支持列维，后来又表示应该重新接受列维入党（《红旗报》，1921年7月24日）。 [65]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收录于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16—23页。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蔡特金、塔尔海默、皮克、瓦尔赫尔、雷梅勒、麦耶尔、弗里斯兰德与施密特，还有《红旗报》总编“海因里希”（即许斯金德）和政治局常务秘书“凯特”（即卡塔琳娜·拉宾诺维奇〔KatharinaRabinovich〕，又名凯特·波尔〔KätePohl〕）（同上，第16页）。 [66]同上，第20页。 [67]同上，第17—19页。 [68]同上，第1页。“弗里奇”（Fritzi）是指路特·费舍。 [69]同上，第23页。 [70]同上。这个建议是海因里希·许斯金德提出的。 [71]同上，第23页。 [72]同上，第28—32页。 [73]同上，第23—27页。 [74]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98页。 [75]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第10页。 [76]《红旗报》，1921年12月24日。 [77]《红旗报》，1921年12月25日。 [78]《红旗报》，1921年12月28日。 [79]卡尔·海因里希·费迪南德·雷拜因（KarlHeinrichFerdinandRehbein，1885年10月14日——1956年3月3日），1902年参加工会，1905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参与创立德共（斯），战后担任哈瑙五金工会书记，一直到1933年为止。在1921年的党内斗争中，倾向于列维的共产社，但没有退党。1928年被开除出党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29年4月参加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捕，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重新参加了社民党，并于1946—1956年担任哈瑙市长。——中译者注 [80]雅可布·施勒尔（JakobSchloer，1888年4月24日——1956年8月24日），咖啡馆服务员，1911年参加社民党。曾与列维合作，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协助创立了曼海姆的德共（斯）组织。1921年支持共产社，但后来仍留在德共。1923年曾在德国南部的机关工作。1926年担任红色救援会总书记，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三次被捕，德国解放后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81]维尔纳·丹尼尔·海因里希·希尔施（WernerDanielHeinrichHirsch，1899年12月7日——1941年6月10日），出身于犹太银行家家庭，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支持约吉希斯。1918年被捕，获释后参加海军。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并协助成立了人民海军师。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后返回汉堡，一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列维被开除出党后退党，1924年重新参加德共。1924年9月—1925年6月担任奥地利《红旗报》编辑，1925年6月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返回德国后担任《红旗报》和《萨克森工人报》编辑。1926—192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斗争报》（DerKampf）主编。1928年担任《红旗报》主编，1932年任台尔曼的秘书。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6年11月4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11月10日被判处十年徒刑，1941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82]瓦尔特·戈尔米克（WalterGollmick，1900年10月4日——1945年2月15日），当过职员，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共青团，1920年参加德共。1921年12月曾为列维派辩护，但仍留在共青团内。长期负责共青团的宣传鼓动工作。1929年调入德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流亡丹麦。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被盖世太保逮捕，1941年被遣送回汉堡，1944年获释。1945年在汉堡身亡。——中译者注 [83]弗兰茨·达雷姆（Franz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马夫。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担任科隆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席，一战期间入伍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革命期间曾任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曾在科隆担任记者，属于独立党左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作为莱茵兰中部的代表入选中央委员会。1921年支持列维，曾在党报上公开撰文支持列维的立场，不过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但后来他又与列维决裂。1922年7月至10月间前往法国。1923年任整个莱茵兰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后来被法国占领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的报刊和组织部工作。1929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给德国政府，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后来在统一社会党与民主德国机关内任重要职务，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 [8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90—91页、第104页、第135页、第140页、第164页、第181页、第254页、第277页。 [85]同上，第329—334页。 [86]同上，第333—335页、第375—386页。 [87]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201页。 [88]《红旗报》，1922年1月22日。这种做法——当中央委员会刚要考虑解决问题时，拉狄克就发一篇文章，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一封公开信，把中央委员会逼进绝境——正是弗里斯兰德及其支持者所特别批评的“施压手段”之一。 [89]《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III〔8〕Parteitage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abgehalteninLeipzigvom28Januarbis1Februar，1923），柏林，1923年，第126页。 [90]《共产国际反击资本进攻的策略》（DieTaktik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gegendieOffensivedesKapitals），汉堡，1922年，第19页。 [91]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14页）引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共产社的出现、以及左派的进展给德国党的领袖造成的问题：“反对派有可能同共产社和独立党的左翼一起组织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党。当然，目前各方的领袖都否认有这样的意图，但万一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德共剩下来的部分就有可能投入以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为首的极左派的怀抱，最后同共工党合并。” [92]1921年11月15日，工会联合会提出了“十项要求”，其中包括征收“实际价值”的25%（《全德工联通讯》〔KorrespondenzblattdesADGB〕，1921年11月26日，第679页），随后，德共中央委员会在1921年11月16日至17日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要求“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红旗报》，1921年11月22日）。 [93]《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于彼得格勒—莫斯科》（ProtokolldesviertenKongresse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etrograd-Moskauvom5Novemberbis5Dezember1922），汉堡，1923年，第80页。 另请参阅：路特·费舍在1922年11月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卷，第10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4-192211-12/003.htm#2-6——中译者注 [9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9页。 [95]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ХрисанфовичЛутовинов，1887—1924），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9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216页。 [97]同上，第216页。 [98]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是由费舍、马斯洛夫和罗森贝格等知识分子领导的——这在德共内是不常见的——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在1919年以前实际上没有发挥过什么重大作用。他们身边是一群比他们更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这些人被叫做费舍的“青年团”，而且他们总的来说都非常聪明。比如路特·费舍的弟弟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Eisler）、1922年就当上了地区组织者的维尔纳·肖雷姆（WernerScholem）、22岁时就负责妇女工作的莉莉·科尔普斯，当然还有海因茨·诺伊曼（HeinzNeumann）。这些人中间还有摩西·卢里耶（MosesLurie），他当时用的是亚历山大·艾梅尔（AlexanderEmel）这个化名，后来他成了共产国际在德国的几个信得过的代理人之一，1936年又成了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他们都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或是为了参加革命而中断了学业。但是，柏林左派同时又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坚固据点。老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当中，没有跟着列维和弗里斯兰德走的那些人，在费舍身边集结了起来。这些人有曾当过艾希霍恩的副手的安东·格利列维奇、模具钳工保尔·施莱希特、铁路工人盖施克、五金工人及五金工会反对派领导人柯尼希（König）、会计卡斯佩尔（Kasper)、失业工人领袖格洛特、印刷工人马洛夫（Mahlow）和五金工人马克斯·黑塞（MaxHesse）。至少从1916年起，这些人就是柏林工人阶级的重要组织者。柏林—勃兰登堡区委还推出了不少名气不大但却很能干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牢牢地把握着命令的杠杆，比如汉斯·菲弗尔和托格勒（Torgler），他们看上去就跟普通的德国公务员一个样。这些人的出身都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以及后来的命运也大不相同，但在那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均一的集体。 莉莉·科尔普斯（LilyKorpus，1901年1月27日——1978年9月20日），德国作家、记者。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起在《红旗报》工作，1922年至1923年负责德共的妇女部的工作。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在30年代对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是世界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流亡法国期间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作家约翰内斯·贝赫尔（JohannesBecher），后辗转流亡苏联，1945年德国解放后回国，在民主德国政府机关工作。——中译者注 莫伊塞·伊里奇·卢里耶（МоисейИльичЛурье，1897年8月22日——1936年8月24日），化名亚历山大·艾梅尔（AlexanderEmel），生于明斯克省波布鲁伊斯克县一个犹太旅馆店主家庭，1919年入读柏林大学，学习古代史，1920年12月1日参加共产主义大学生社团（KommunistischenStudentenfraktion），1921年参加德共，1924年在德共柏林地委宣传部工作。192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应邀前往苏联，在国际列宁主义学校任教。曾参加反对派，但很快就向斯大林派屈服。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春季返回德国，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在1927年年底被德共开除出党。与反对派断绝关系后，于1928年夏季被重新吸收入党。1929年6月担任德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在柏林党校任教，还担任《宣传工作者》（Propagandist）主编。1931年12月31日因“反党活动”而被免去一切职务。1932年为《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和《红旗报》工作。纳粹篡权后流亡苏联，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教。1936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保尔·施莱希特（PaulSchlecht，1882年9月26日——1947年4月29日），出身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当过模具钳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4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当选国会议员。1927年退党后参加了列宁同盟，但后来又退出。1928年夏天他的国会议员任期期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布鲁诺·马洛夫（BrunoMahlow，1899年5月1日——1964年2月3日），生于格伦（Göhren，现属波兰）一个中农家庭，当过印刷工学徒。1916年参军，因“抗命”而被判处七年徒刑，1918年获赦。1918年3月参加印刷工会和斯巴达克斯派。同年年底参与创建德共（斯）。1919—1922年担任柏林印钞工会干部，1922年正式参加德共，并加入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层。1925年支持极左反对派。1926年同反对派断绝关系，1927年年底担任中央委员会工会工作部全职干部，1929年担任革命工会反对派全国领导层成员，1933年3月流亡国外，在偷越国境时身受重伤。1933年10月担任红色工会国际中欧局顾问，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获释。1941年8月29日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47年5月返回德国，参加统一社会党，但未担任重要职务。1964年2月3日在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恩斯特·托格勒（ErnstTorgler，1893年4月25日——1963年1月19日），生于柏林一个市政工人家庭，当过商行职员。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退役。在柏林休假时听过尤里安·博尔夏特和恩斯特·多伊米希的讲座。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诺伊鲁平（Neuruppi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20年当选柏林市议员，同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1922年起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24—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29年起担任德共国会党团主席。国会纵火案后自首，1933年12月23日获释，但仍受到“保护性拘留”，1936年11月获释。1935年被德共开除出党。二战后在比克堡（Bückeburg）市政府工作。曾试图重返德共，未获批准。1949年参加社民党，并在公共运输、运输与交通工会（GewerkschaftÖffentlicheDienste,TransportundVerkehr）工作。1963年在汉诺威去世。——中译者注 [99]蔡特金，《回忆列宁》（ReminiscencesofLenin），纽约，1934年，第38页。 中文版《回忆列宁》没有这一段，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100]同上，第38—39页。 中文版《回忆列宁》也没有这一段，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101]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05页。 [102]同上，第102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7—220页）指出，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其实是德国党的领袖，是他们向列宁提出这个建议的。她特地写道（第218—219页）：“……斯巴达克派领导人眼看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来使他们的路线得逞，便要求俄国政府违反当时共产国际的习惯来干涉本党生活，以这种手段展开了他们的改良共产主义运动。……当罗莎的学生恩斯特·迈耶尔以马斯洛夫原是俄国人为理由，要求列宁把他从德国调走的时候，他便把一个新的因素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黑体字是本书作者加上的）。在这种解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对此进行讨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指出：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费舍的论断。就在几个月之后，德国党中央局的领袖建议把弗里斯兰德派往莫斯科，而弗里斯兰德根本就没有俄国血统。 “斯巴达克派”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派”，“恩斯特·迈耶尔”在本书中译为“恩斯特·麦耶尔”。——中译者注 [10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6页。 [104]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直译为“海岸”，一般指汉堡及其周边地区。——中译者注 [105]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二章。 [10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页。 [107]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第45页。 [10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页。 [109]同上，第220页。费舍的观点得到了蔡特金的证明（见《回忆列宁》中文版第45—46页）。在共产国际的领袖当中，拉狄克是右派的“导师”，但季诺维也夫曾在某几个场合为与左派相近的意见进行过辩护，至少在1922年时如此。 [110]耶拿代表大会结束后，以麦耶尔为首的领导集体曾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被叫做“调和派”，因为它还试图给列维的回归敞开大门。当“列维派”和弗里斯兰德的支持者先后被开除之后，这些“调和派”就跟着变成了“右派”。
第二十七章莫斯科妥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七章莫斯科妥协 ·统一共产党的提纲 ·俄国共产党采取的立场 ·左右为难 ·共产国际三大的过程 ·党陷入了分裂 ·列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袖们并不想以悔罪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柏林左派自以为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撑腰，变得更加大胆了，刚把列维赶走的那个多数派其实并不都是一条心，柏林左派便开始大鸣大放，想当上这个多数派的理论家和领导力量。三月行动刚结束的时候，马斯洛夫就宣称： 对于三月行动据以发动的那些原则，其实并没有多少可说的。简单来说，形势是这样的：我们党处于守势，并正在偏离共产党的路线。成了一个像社会民主党那样自甘于守势的党。要成其为共产党，就必须进攻。否则它就得宣称：“我们反对一切进攻！”可要是说“我们反对这个或那个行动”，那就是在扯谎[1]。 几天后他在《国际》（DieInternationale）上撰文指出：“有人质问我们，三月行动究竟体现出了哪些新因素。我们应该这样回答：正是那些被敌人拿来对付我们的东西，即党不问结果就投入了战斗[2]。”费舍按照同样的精神宣称：“坐拥五十万党员却不去战斗的党只会变成一潭死水，而党确实已经变成那样子了[3]。”而阿图尔·罗森贝格则在柏林的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将其归结为这样一个哲学观念：“成则为起义，败则为盲动[4]。” 中央局被一系列事变压垮了，它急于为自己辩解，要为自己的政策做出事后补救的（aposteriori）解释，便在几天后采用了左派提出的这套哲学。 统一共产党的提纲 四月八日，为了吸取三月行动的经验教训，中央局通过了由塔尔海默起草的提纲[5]。这个提纲宣称，德国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已深陷危机，便在两条战线上发起行动：加强“白色”反革命攻势，巩固其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系，以求牺牲无产阶级，同协约国达成妥协。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必须主动进攻，不能在消极被动中被打残。在前几年里，德国资产阶级曾多次被危机所动摇，但在这些危机期间，共产党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没能走出宣传阶段。成为群众党后，它便有义务去这么做，并号召无产阶级投入行动，即使要冒仅有部分工人阶级追随它的风险。三月行动是在赫尔辛向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发动进犯后开始的。一边是反革命赫尔辛，另一边是工人群众，该选谁不言而喻。统一共产党站在了工人一边，而其他工人政党则投靠了反革命阵营。统一共产党当然没能把所有德国工人都发动起来投入战斗，德国工人的某些阶层冥顽不化，拒绝行动，现在他们又来指责党搞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了。无论如何，中央局还是要宣称： 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的时期，这样的行动尽管会导致暂时的失败，却是未来的胜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对于革命党来说，争取群众、发动革命斗争、赢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群众的觉悟能够理解客观政治形势[6]。 三月行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在实践中发起了进攻，只有这样做，才能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中央局认为三月行动的结果是积极的。阶级斗争得到了加强。消极被动的局面和国内和平被打破了。“暴露了独立党、社民党以及它们的工会官僚的反革命面目。”三月行动唤醒了迟钝麻木的劳动群众。它在国际上激起的回响，有助于“让各国的孟什维克暴露出来”。三月行动向各国工人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战线”，以及“德国革命是活生生的现实”。分析了党在组织方面的不足后，提纲宣称： 在这第一次尝试中，统一共产党暴露出了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弱点，党必须摆脱这些弱点。如果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就必须坚持革命进攻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三月行动的基础，并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7]。 随后出版了一本题为《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的小册子。它收录了关于革命进攻的重要文献，它是这套新理论的宣言书[8]。中央局的代表自信地为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做了准备，他们相信，俄国人会怀着十二万分的敬意，迎接他们这些英勇无畏、富有远见的革命家。 然而，拉狄克却对三月行动的执行感到十分不满。四月一日，他致信德国党的领袖，信中写道： 我担心的是，你们的行动恐怕早了几个星期，不等到德国和波兰的冲突爆发的时候〔就动手〕，恐怕是个战术错误。……列维肯定会到处向人控诉“盲动”；他已经发明了一个公式，“要么选择宗派，要么选择群众党”[9]。 四月七日，拉狄克在刚写的信中写道：“老头子对于把大家再次团结起来仍然抱有希望”，“执委会同样打算暂时不公开宣布反对右派的立场，除非右派自我暴露”[10]，他还写道，他自己则决定要公开斗争。塔尔海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描绘了一副乐观的图景，拼命地想驱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犹豫与怀疑：“三月行动对党来说，就如亮剑一般。我们吓坏或震慑了所有的堕落分子。其他人则遭到了孤立。当然，免不了会有几个人跑到保尔·列维那边去。……党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11]。 不管怎么说，列维的表态显然都会被许多活动家当成是对党的攻击。列宁对蔡特金说：“他恶毒地糟蹋了党[12]。”想找列维算账的人、想攻击他的人，都利用了他对党的攻击。至少共产国际执委会是清楚这一点的。四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一份郑重的声明，在声明上签的当然是最著名的名字——季诺维也夫，还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有布哈林、拉狄克、罗斯默……还有库恩。声明特别指出： 关于保尔·列维的那本出名的小册子，会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在谈到这本小册子时都异常激愤。总的意见是，保尔·列维是个叛徒。季诺维也夫同志以执行局和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把三月发动说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它的代表们鼓动起来的，是个弥天大谎。这正是德国反革命求之不得的捏造，列维就站在反革命的一边”[13]。 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继续赞颂“光荣”的三月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只宣布说，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必须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进行讨论[1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列维事件”的决议，其调子与这个声明的略有不同： 在读了保尔·列维《我们的反对盲动主义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将保尔·列维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决定，因此，也批准将其从第三国际开除出去。即使列维在三月发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十分之九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破例地违反了纪律，在特殊的情况下，从背后打击了党，仍应把他开除出党[15]。 列维可以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但政治问题仍悬而未决，只能留给共产国际三大去解决。此时，这个问题成了所有共产党领袖关注的焦点。五月十日，拉狄克在莫斯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有某种转变正在准备发生，共产国际将不会赞成进攻理论。拉狄克在文章开头先声讨了列维所谓的德共中央局组织暴动的说法，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是在遭到赫尔辛的部队进攻后自发起来斗争的。德共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七日只打算以“反击政府的挑衅”为目标：“口口声声盲动主义，只不过是拿来掩盖自己完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的进攻策略、甚至是积极防御的借口。”从这一点出发，他还是对德国党的领袖做了一些批判。他指责德国党的领袖，说他们过快、过急地从列维和多伊米希的宣传时期，转入了积极斗争的时期。他说，他们并没有“牢牢把握住工人”，并在谁也不知道罢工是不是最好的回击的时候，就“在运动的性质尚未明朗时就允许工人行动”，而且他们说的是“进攻”，可中央局领导的行动更像是“进攻性的防御”[16]。 俄国共产党采取的立场 拉狄克的改变立场，以及从三月初开始的演变（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端倪），可以用莫斯科的举棋不定来解释。三月行动发生时，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史上最艰难的危机。可以说几乎没人注意到三月行动，就连列宁这样的领袖也是如此，它被淹没在一大堆日常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当中。列宁可能是看了列维在三月二十七日写的那封信后，才初次注意到三月行动。然后，三月行动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得以进行他在统一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最重要的干预，以及他在共产国际中经历过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确实是对欧洲立刻爆发革命的前景感到最乐观的人之一，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当列宁和列维参加负责制定党在这一时期的任务的委员会[17]时，两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可是，没过多久，俄波战争就在波兰没有爆发革命起义的情况下结束了，列宁不像拉狄克、托洛茨基和波兰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一直期盼着波兰爆发革命，他的前景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浪潮开始退潮。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宁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些更微妙的评估。他承认欧洲革命的进展要比俄国革命的更迟缓，最重要的是，指望欧洲革命能加速前进，是不合理的。他对共产国际的事务进行了一些干预，但我们都知道，他向季诺维也夫提出了强烈要求：共产国际的“小执行局”在二月二十一日曾批评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是机会主义，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不能跟着这么做，必须就此事进行讨论。 当时，列宁的政治活动完全集中于苏维埃俄国的国内问题。一九二一年，正当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喀良施塔德叛乱爆发了。我们可以确信，他更关注这些事件，对在德国发生的冒险并不太关心，虽然两者爆发的日期只差几天。不过，这两个问题无疑是彼此相联系的，至少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比如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共产国际内部那些支持“进攻”战略的人，是真诚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打破布尔什维克遭受的孤立（正是这种孤立迫使布尔什维克进行战略性撤退，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必要的话，甚至不惜强行加快革命发展的速度。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之前，俄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遗憾的是我们对此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布哈林曾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即为了加快欧洲革命的爆发，必须“刺激”群众[18]。 至于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有托洛茨基的证词，摘录自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说，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会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当时政治局中有五个人。加上加米涅夫我们就有了三个人，因此是多数。但是在我们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里，一边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带说一下，这两方面曾经举行过几次正式会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那么，我们是在组织一个新派别了”。在谈判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侯，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那一派。 ……可是顺便说一下，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相当尖锐地指责拉狄克同志，说他在谈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这就是说，做了过大的让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商议，如果代表大会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向代表大会屈服还是不屈服？而它的决议可能是具有灾难性的[19]。 俄国党的领袖们最后达成了妥协，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俄国党的代表团将会既反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也反对德国党的亲列维反对派（蔡特金、诺伊曼、马尔赞和弗兰肯，他们是列宁亲自邀请出席大会的[20]）。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料的发展。塔尔海默亲自起草的提纲已经被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二十六票对十四票通过，他带着这份提纲第一个抵达了莫斯科。这个提纲特别指出：“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斗争中单独领导群众，不是一部分、而是整个德国的群众[21]。”德国党只犯了一个应该批评的错误，那就是它等得过久了。三月行动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经验：“如果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信革命进攻的理论，这是三月行动的基础，并且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22]。” 然而，在三月行动造成的后果面前，该为这次行动负责的那批人已经开始分化了。正如阿诺德·莱斯贝格[23]曾着重指出的，布兰德勒在以中央局主席的身份为三月行动承担责任后，很快就开始反思起了三月行动所造成的问题，并企图回到《公开信》的政策上去（库恩的到来粗暴地打断了这个政策）。在因三月行动入狱后，他开始反省最近的事件的历史教训[24]。六月十七日，他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谈到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前夕写的一本著名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25]，并要求同志们仔细复习一下这本小册子，好好反省一番。他建议采用能够立即发动非共产党的工人群众的具体口号，包括“在工会监督下强制重组工业、将各家银行集中化、由现有的国家和工厂委员会对工业、商业和农业实行监督”等口号，他还得出结论：“我们应该结束纯粹的鼓动。我们不应害怕变得不那么激进[26]。” 当塔尔海默抵达莫斯科时，他意识到正在后撤的肯定不只布兰德勒一个人。他肯定明白俄国党绝不会赞成他的提纲[27]。因此他放弃了在柏林时准备的策略，在得到库恩的同意后，他决定向俄国代表团的草案提出修正案（这个草案是由拉狄克起草的）。这个新策略一开始获得了成功。拉狄克在自己的草案中，加进了明显带有进攻理论的印记的分析，甚至还加进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的展望，并强烈谴责了“右派”与“机会主义者”[28]。 六月十日，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激烈地批评了他：“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列宁认为，拉狄克接受的修正案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草案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拉狄克还往里面掺水：“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给季诺维也夫写道： ……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 ……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29]。 至于三月行动本身，列宁依据列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得出了一些结论；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荒谬的，既然政府进行挑衅，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但不应把单纯的防御行动说成是暴乱。列维把三月行动说成是暴乱，他就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因此应该给他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就考虑重新吸收他入党。但与此同时，必须一劳永逸地扫清进攻理论的疯狂。 左右为难 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转变发生得非常快。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底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30]上，拉狄克提交了论共产国际三大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与列宁所捍卫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差距。拉狄克似乎是按照一九二〇年夏天描绘的前景来进行分析的。实际上，他认为同时在几个共产党内爆发的危机，根子在于“他们觉得世界革命正在退潮”，在塞拉蒂和列维的分析当中，就隐藏着这种想法。拉狄克认为并没有退潮：“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世界革命正在退潮，那我们就必须马上在日程表上删去‘为立即夺取政权而斗争’。[31]” 针对列维提出的观点，拉狄克在报告中反驳说，一九二〇年并不表示革命运动的退潮，反倒是重大的促进：“当我们于华沙受挫后，许多外国资本家都以为他们可以把革命一笔勾销了。但正是在这个时候，等待已久的危机爆发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是准备期。三月行动是纯防御性的，但它是行动，所以它是积极的：“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是失败，都意味着进展。”它最积极的成果，其实是暴露出了“右派”——列维及其同伙——正在破坏党的行动：“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恢复了对德国党的信任……这证明了德国党要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好[32]。” 他在做出这番惊人的结论的同时，还痛斥了正在德国猖獗的“白色恐怖”，把列维在当前形势下公开批评三月行动的做法谴责为犯罪：“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与发展……欧洲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变[33]。”这与托洛茨基与瓦尔加[34]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论国际形势的提纲大相径庭；托洛茨基与瓦尔加的提纲，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授权，按照列宁的立场而起草的，列宁成功地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个立场。这个提纲在开头认为，一九二〇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并体现出了战争期间的虚假繁荣所带来的反弹。但关键事实是，工人群众的反抗被打退了，这阻止了危机向革命发展。这个提纲回顾了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革命大潮的几个阶段：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革命、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一九二〇年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的总罢工、意大利北部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罢工。这个提纲得出结论：“但是，这股强大的浪潮，既没有冲垮世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冲垮欧洲资本主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年里，工人阶级的一系列起义和战斗……，都以局部失败而告终[35]。”因此，共产国际必须做出判断，世界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得到了巩固，并决定是否应该依照新形势采取新策略。提纲得出了明确结论：“很显然，目前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都遇到阻碍，进展得很缓慢[36]。”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发言当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今天，我们才看到，才意识到，我们同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实现世界革命，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在1919年，我们认为，这是只消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而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也许要若干年才能解决的问题[37]。” 列宁在初步讨论中进行了干预，然后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进行了精确的推论。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两位最有名望的领袖，从共产国际三大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全部威望投入了讨论。为了击败极左派和新左派的联盟，他们的干预无疑是必要的。 共产国际三大的过程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目的是简单的。既要维护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同时又要确保它们能进行剧烈的政治转向。具体来说，他们准备一方面批准开除保尔·列维，但仅仅是因为“违反党纪”而开除的，这是为了避免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应对三月行动负责一事公开暴露；另一方面，他们准备称赞三月行动是“进了一步”，同时批判进攻理论，并试图阻止让进攻理论复活的企图。 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并非易事，这需要谨慎的筹划和操作。共产国际三大即将召开之际，都还不能确定列宁和托洛茨基能否争取到大部分代表，让代表们赞成他们的观点。库恩返回莫斯科后，他拼命地争取外国代表，希望能让他们赞同进攻理论。罗斯默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库恩到处拜访代表，同他们谈话，向他们提建议，打听消息，把比利时代表和卢森堡代表争取了过去，并同已经站在他那一边的意大利代表达成了一致[38]。 与此同时，列宁镇定地等待着多达三十三人的德国代表团[39]。德国党的领袖当中，只有麦耶尔、施特克尔和布兰德勒没来；前两人正在柏林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布兰德勒正在坐牢。蔡特金是作为共产主义妇女联盟（LeagueofCommunistWomen）的代表出席大会的，她是德国党反对派的半官方发言人。列宁坚持要求德国党反对派的另外三位领袖——保尔·诺伊曼、马尔赞和弗兰肯——前往莫斯科出席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列维的朋友为了莫斯科的讨论，做了精心准备，他们收集了大量文件，包括报纸、传单、会议记录和活动家的现场发言。但他们抵达莫斯科时却两手空空，因为这些文件都放在蔡特金的行李里面，可在离开德国国境时，这些行李都被普鲁士警察依照塞费林的命令没收了[40]。 这件事让德国党代表团（他们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多数派）的任务变得轻松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调子。赫克特与拉科西一起会见了列宁，回来时“蔫头蔫脑的”。列宁批评他们俩犯下了愚蠢的政治错误[41]。在列宁的办公室里，进行了第一次即席讨论。列宁既激烈又讽刺地质问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他们怎么会认为，工人能在镇压与失业的重压下“学会东西”。科嫩尖锐地反驳道：“他们的肚子给头脑送去了革命能量”。然后，除了对德国党的各种批评之外，列宁又挖苦道：“没错，按照你们的想法，光靠肚子供给大脑的能量，就能产生出一切[42]。” 在后来的会议上，列宁进一步动摇了德国党多数派的代表： 挑衅已经大白于天下。你们没有为了防御性的目的而发动工人群众，以便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并以此证明你们是正确的，反而发明了所谓的“进攻理论”，这是荒谬的理论，它让警察和所有反动派获得了借口，把你们说成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好让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守护者[43]。 列宁猛烈地批评了库恩，不断地拿他所谓的“库恩的蠢行”（Kuneries）来嘲弄库恩，并嘲讽了他所谓的进攻论者在“理论上、历史上与文学上的肤浅”，他对这些人下了一个简短的结论：“这可以算是一种理论吗？这是一种幻想，这是浪漫主义的感情，不外是浪漫主义的感情而已[44]。”赫克特诉说了德国党多数派是何等的混乱和委屈，但列宁毫不在意，当着其他代表团的面嘲笑他们，让他们无助地沦为笑柄。按照弗勒利希的说法，他曾抱怨过列宁太“刻毒”，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45]。列宁的尺度拿捏得刚刚好，他既需要打败进攻论的支持者，同时又尽量避免让他们觉得太委屈。列宁在与蔡特金谈话时（托洛茨基也在场），向蔡特金解释说，如果代表大会能给进攻论“以致命的打击”，那他同时就会给进攻论的拥护者“一些安慰”[46]——这意味着蔡特金和她的朋友将会对妥协感到满意。 这样的妥协，是以维持对列维的处罚为前提的，列宁向蔡特金解释了必须这么做的原因： 他不仅十分片面地、夸大其词地甚至恶毒地批评了党，并且丝毫没有指出可以使党确定方向的东西。他为自己被怀疑缺少与党团结一致的精神找借口。就是这种情况成了许多普通的同志对他感到愤慨的原因。这就使他们对于李维的批评意见中的许多正确的地方置若罔闻[47]。 列维自己糟蹋了说服党的机会： 因此产生了一种情绪（它也感染给其他支部的同志们），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关于小册子的争论，更确切地说，关于保罗·李维个人的争论，成为这一论战的唯一的题目，而不是关于“进攻论者”和“左派”的错误的理论和不好的实践问题了。他们得感谢李维，因为他们暂时便宜地脱了身，太便宜了。保罗·李维是他自己的死对头[48]。 辩论的基本要点就是这样在关上了门的列宁办公室里，或是在漫长的专项委员会会议上得出来的，尽管如此，在整个大会议程中还是不可能不谈到它们，所以还是会有在会议进行中引发冲突的危险，虽然采用这样的议程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冲突发生。出于这个原因，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论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报告中，对三月行动提出了跟以前不同的评价。他跟库恩的关系，以及他对进攻论拥护者的庇护，使他被认为过于偏向进攻论者，因此，他不得不向代表大会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如何就三月行动做出结论的： 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里所说的：“那不是进攻，只不过是一场防御战。”敌人搞了突然袭击。……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次斗争看作前进了一步，看作德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看作“暴乱”？执行委员会认为，三月发动不是“暴乱”。把有5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事件说成“暴乱”是可笑的。……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没有掩盖什么，没有实行秘密政策，没有搞秘密外交，但我们认为，德国党上上下下不必为这一斗争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49]。 季诺维也夫收到了列维就自己被开除出党而写的长篇申诉信，但他既没有看申诉信，也没有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提到这封信，除了这段对保尔·列维提出的论点的非常简短的答复之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没有对三月行动发表一个字的评论[50]。反而在就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进行的讨论结束的时候，进行了投票表决，通过了一个总决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过去一年里进行的处罚措施表示赞成。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列维问题，而不进行彻底的讨论，这引起了德国党少数派的愤怒抗议，蔡特金在发言中抨击了这种做法： 关于列维的问题，首先不仅仅是一个纪律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凡是注意总的政治形势的人，都能正确评价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只有同共产党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同三月发动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列维事件在这里却被看成违反党纪的问题。……如果列维因批评三月发动和已经造成的错误而受到严厉惩罚，那么造成这些错误的人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呢？盲动主义错误在于中央委员会，不在于斗争的群众参加了这次发动。……盲动主义存在于中央委员们的头脑里，他们率领群众进行盲动主义的斗争，发出互相矛盾的命令，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51]。 拉狄克在就策略问题进行论战时谈到了三月行动问题[52]。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既想避免对过去进行责备、又想不惜一切代价为未来做出澄清的愿望。他严厉批评了德国党中央局，批评他们被赫尔辛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没有与曼斯菲尔德的矿工一起组织起有效的团结行动，反而采取了逃避的做法，使自己落入了根本无法取胜的境地。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号召总罢工，让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不能改正其早先犯下的错误，反而只能暴露出党的弱点。最后，更加恶劣的是，中央局不但没有认真反省错误，反而死死抱住进攻理论，不计代价地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拉狄克把自己在讽刺方面的全部才智都用来对付德国党的领袖们，但是，他还是像季诺维也夫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样，把三月行动叫做暴动是错误的，三月行动还是“向前进了一步”[53]。 尽管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确实在竭力避免在讨论中触及那些令人不快的和不想谈起的问题，但要，要想完全不谈到这些问题，还是做不到的。在拉狄克做完这个报告后，德国代表在讨论中的发言简直就是在互揭家丑，其中弗里斯兰德、赫克特和台尔曼表现得最为激烈。拉狄克和蔡特金相互指责彼此，两人都说对方过去曾撰文支持进攻理论，现在又以同样狠的劲头来批判进攻理论了[54]。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中央局的关系，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人谈到。库恩没有发言，只是在讨论代表大会议程时，他才插了一句，苦涩地提醒大家他也是“所谓的左派”之一[55]。于是，又是蔡特金把不能说的东西说了出来。她转而批评拉狄克：“在座的同志中……有几位……的态度、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往往是反复无常的[56]。”就这样，她提出了那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她认为“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问题，并明显影射了库恩，不过没有点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点毕竟是肯定无疑的：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必将证明，对于三月发动之所以如此发生，以及对于错误的政治提法导致了错误的决定，执行委员会的驻外代表是负有大部分责任的。没有人比拉狄克同志更清楚这一点了[57]。 拉狄克被将了一军，他当即抗议说他当时不在德国。但这无济于事，因为蔡特金反驳他：“几天以前，您当着证人的面说，您一了解全部情况立即对执行委员会驻外代表说，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不想使用非议会用语）至少是不明智的[58]。” 蔡特金还为列维辩解。她承认列维违反了党纪，但又提醒人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列维[59]。这样举例肯定会让被提到的人感到不快，但这是为了让代表大会注意到，在十月起义的前夕，那个人曾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他现在成了共产国际主席，并把自己打扮成了保护党纪不受列维破坏的守护者！ 当德国党多数派的代表发表声明，宣称他们赞成已经提交的提纲，但又要加入一些修正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得到了奥地利和意大利代表的支持）时，政治斗争进一步白热化了。这显然是在对先前的妥协提出非难。他们为自己的意见辩解说，托洛茨基的报告对提纲做出了“右派的阐述”，他们要纠正这一点[60]。波兰代表米哈拉克[61]差点就把对于这些讨论的全部看法全盘托出——他在发言中承认：“许多同志认定，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采取了右倾方针[62]。” 赫克特抨击了列宁，并极力为三月行动辩护[63]。台尔曼也以同样的精神抨击了托洛茨基[64]。意大利代表特拉奇尼则直接宣称，党的规模小，这并不是阻碍它成功领导革命的原因，他还援引了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例[65]。 此时，列宁针对共产国际的“左”派和共工党代表团，发起了反击。共工党代表团规模不小，他们来参加大会，明显是要成立一个国际派别。他们系统地参加了议程上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并在每次投票表决时都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他们联系了大批代表，并向他们散发自己的传单，主要是简介共工党党史的[66]。他们一再坚持自己的反议会主义、反对在工会内部开展富有战斗性的工作的观点，并对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的“超级集中制”提出批评。就在特拉奇尼发言之前，阿佩尔发言反对拉狄克的报告，并对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公开信》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67]。列宁在答复特拉奇尼时说，修正案“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在对共工党的抨击进行答复时，列宁说道： 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68]。 然后他答复了特拉奇尼，并通过特拉奇尼，对所有援引布尔什维克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分析的极左派说道： 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69]。” 托洛茨基也同样坚决要求驳回那些修正案： 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至今，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似乎要不惜任何代价为它辩护，而不是抱分析和研究的态度。……我们的职责是，明确地、毫不含糊的告诉德国工人：我们认为，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你虽然摆脱了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向前迈进，但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机会主义分子以外，还存在着阶级[70]。 托洛茨基按照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同列宁达成的协议，宣称他不会再对“左的方针”做出让步，提纲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他不会允许自己超出这个限度：“现在，我只想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许多同志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也是台尔曼同志极力维护的那种倾向的最大让步[71]。” 他威胁说，就算他和列宁处于少数，也要斗争到底，这彻底打败了抨击他们的那些人。所有涉及三月行动的动议都得到了一致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可以认为他们既挽救了共产国际，又弥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造成的一些伤害。托洛茨基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解释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作为革命战士，我们相信——客观事实也让我们确信——我们作为工人阶级，作为共产国际，不仅要拯救我们的文明，不仅要拯救几百代人经过几十个世纪的劳作生产出来的成果，还要把它们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然而，从纯理论的观点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资产阶级可能会以自己的国家机关和累积下来的全部经验为武器，继续与革命斗争，直至彻底耗尽现代文明的最后一点生命力，让现代的人类落入漫长的衰退崩溃的境地[72]。 共产国际三大号召各国共产党转向群众，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这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在下一次危机爆发的时候，确保革命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这是用社会主义来战胜野蛮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们恐怕会问：红色工会国际（它的首次代表大会于七月三日召开）的成立，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这个新的形势分析相符合的？红色工会国际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提案而成立的，它的目的——按照它的创立者之一罗斯默的话来说就是——“依照参加国际的原则，把那些已经整个地站在国际一边的工会组织，同那些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建立起来的反对派，团结进同一个国际里面[73]。” 伴随着粉碎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袖的主导权的愿望而生的，是建设另外一个由革命的领导层领导的工会联合会。然而，这样的行动所需的精妙策略，或许过于复杂了，很难让共产国际的所有拥护者理解其用意并加以运用。按照罗斯默的说法，红色工会国际的成立大会筹备得并不好，发生了多次艰难的争论，时间拖得很长，而这些争论几乎全都是围绕着红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产生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共产党与工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是“十分理想的”，结果这个决议成了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武器，被他们用来攻击革命少数派，指责革命少数派“是按照党的命令工作的”。红色工会国际的这个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的两条的，虽然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但这一事实却给了改良主义者口实，他们借此攻击“列宁主义”，说“列宁主义”是坚决反对工会独立的思想的，而在许多先进国家里，工人群众，包括他们当中的革命派，都是坚决支持工会独立的原则的。 党陷入了分裂 共产国际三大就德国统一共产党做出了特别决议。在正式会程之外，又安排了另外的会议，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的两个派别的代表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个条约体现了这样的愿望，即双方都要保持克制，避免派别冲突，以免造成党的瓦解。 共产国际三大上德国代表之间的争执，表明三月行动已在党内造成严重分歧，更不用说它引起的双方之间的敌意（甚至是个人仇怨）有多深了，派别之间的勾心斗角已经成了党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保尔·诺伊曼在大会上念了塔尔海默发给留在柏林的中央局委员的电报，塔尔海默在电报中要求“千方百计”阻挠少数派的支持者奥托·布拉斯和安娜·盖尔[74]动身前往莫斯科，这是为了“消除我们拥有力量的任何表面现象”[75]。塔尔海默的辩解暴露了他的慌张，而诺伊曼是怎么拿到这封原本不是发给他的电报的，这点好像没有人发问[76]。诺伊曼还指斥科嫩：此前季诺维也夫曾说要往德国发电报，请布拉斯和盖尔到莫斯科来，科嫩也同意了，但现在科嫩却又矢口否认，自称对这封电报毫不知情[77]。 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诺伊曼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而不是一个有名的提纲专家。在柏林这样的专家很多，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人物[78]。”马尔赞在发言中说到自己和诺伊曼是德国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着五金工会的革命少数派时，有人挖苦地插了一句：“这很说明问题！”[79]。拉狄克在马尔赞发言时打断了他，问他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哪里。马尔赞回答说，那时他在行动委员会，然后被捕坐牢，接着又逃了出来[80]。拉狄克指责列维在危险的时候“躲了起来”。赫克特指责蔡特金在一九一九年初“抛弃”了斯巴达克斯同盟[81]。在休会时，他们私下说，马尔赞和诺伊曼破坏了在柏林举行的声援曼斯菲尔德罢工工人的罢工[82]，而且伯恩哈德·迪维尔和里夏德·米勒也积极反对这次罢工[83]。马尔赞对这些指责做了答复，他讲述了自己和诺伊曼在三月行动期间的所作所为，并得到了他的政治对手弗里斯兰德的确认[84]。蔡特金针对赫克特的指责发表了一个声明，解释了在共产党刚成立时她与党的关系，她当时是按照由约吉希斯领导的中央局的决定，暂时不参加共产党的[85]。她还提醒拉狄克这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专家，别忘了在“利希滕贝格事件”之后，自由军团曾悬赏两万马克买列维的脑袋[86]。里夏德·米勒在大会的报纸上面撰文，愤怒地反驳了关于他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那些谣言[87]。马尔赞把那些知识分子斥为“耍笔杆子的工贼”[88]，痛斥布兰德勒、弗勒利希和弗里斯兰德是患了“疑心病”的“吹毛求疵者”[89]。拉狄克挖苦潘涅库克，说他只是从天文台上观察天空，而根本不去观察那群贫苦的、造孽的人[90]。赫克特和拉科西在提到列维时，都称他为“列维博士先生”。双方都说了不少很过火的话，这表明了双方的仇怨有多深，从那时起，这种仇怨就给双方之间划下了鸿沟。 列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 列宁仍然希望维持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在整个大会期间，他尽力让人们冷静下来，四处奔走调停，劝那些火气上头的人们消消气。他曾坦率地对蔡特金说：“您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们俄国人应该稍为学会去了解西欧人的心理，不要把硬的扫帚立刻就戳到人家的面孔上。这话曾引起了我的注意[91]。” 在赫克特粗暴地抨击蔡特金之后，列宁成功说服了他：正因为他抨击了蔡特金，所以他应该在第二天，也就是蔡特金六十四岁生日这一天，和其他人一起向蔡特金致贺词，表达共产国际的祝贺[92]。至于列维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持十分谨慎的保留态度，并没有把话说绝。但他自有安排。他曾对蔡特金说过： 您也知道，我对保罗·李维这个人，还有他的才干，评价是何等之高。……在遭受着最艰苦的迫害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的真诚，他是勇敢、聪明而无私的。我以前认为他是和无产阶级密切联系的，虽然我也觉察出他对工人的态度上有些矜持，好像有点希望“保持距离”的神气。自从他的小册子发表以后，我就对他的打算起了怀疑。我怕他在个性上有着强烈的孤芳自赏的倾向。有些自负文才[93]。 蔡特金为列维辩解，说列维这么做都是出于一番好意。列宁回答说： 关于这一点，我不愿跟您争论，……可是您要知道：在政治上有意义的，不是意图而是效果。……大会将指责保罗·李维，并且要严厉地对待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李维将受到谴责，只不过是为了破坏纪律，而不是为了他所抱有的基本政治观点。不过，在承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时候，怎能同时又有谴责的可能！由此可见，让保罗·李维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他的政治命运操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必须作为一个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暂时脱离政治生活。……在他较深入地研究以后，他是会带着坚定的原则，作为一个优秀的、原则性较强的党的领袖而回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不应该失掉李维，这是为了他本人，也是为了事业。我们没有过多的有才能的人，必须珍视现有的有才能的人。……倘使李维服从纪律，行为正确——譬如他可以不署名地在党报上写文章，可以出版一些好的小册子等等，——那末隔了三、四个月，我就好用公开信来要求恢复他的地位了[94]。 对于这个主要问题，列宁认为它是“学会如何争取群众”的问题。他反复对蔡特金说：“我们并不是命令用锁链去鞭挞大海的克赛尔克斯王[95]。”有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经历，共产党人不能再相信胜利是能迅速而又轻易地赢得的了： 因此，代表大会必须彻底清除“左派”的一些幻想，即：认为仿佛世界革命正在以其最初的飞快速度不断前进，我们正处在第二次革命浪潮的浪头上，而保证我们的旗帜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完全依党的意志和党的积极性为转移的。不消说，在纸面上以及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中，在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影响的真空里，是容易“制造”革命并宣布为“一个政党的光荣行动”的，只不过是没有群众参加罢了。可是，归根到底，这甚至不是革命的观点，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观点[96]。 列宁向蔡特金进言，他认为统一共产党的结构必须考虑到把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团结起来： 对于那些还缺乏深刻的理论修养和很多实际经验的年轻同志，您必须要求严格，同时也必须很耐心地对待他们。……由您去把那些已对工人运动有过劳绩的老同志团结在我们旗帜的周围，那是特别重要的。……您对他们也得有耐心，即使有时候他们不能很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要贸然宣称“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遭到严重威胁。……克拉拉，要经常想到群众，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完成革命，像我们已经完成的那样：和群众在一起，并且通过群众[97]。 在和蔡特金告别时，列宁总结道： 学习，学习，再学习！行动，行动，再行动！要有准备，十分妥善的准备，以便完全有意识地、不遗余力地利用最近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需要党的不倦的鼓动和宣传，然后是党的行动。可是必须是头脑完全清醒的党的行动，不能糊里糊涂地认为党的行动仿佛就可以代替群众的发动。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可以对自己说“准备好了，前进”之前，应该在群众中做多少工作啊！因此——要走向群众！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98]。 读到这几行字时，我们不难看出，在列宁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甚至在列宁和他的亲密合作者，比如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之间，隔着一道何等宽广的鸿沟。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要采取这样的行事方法，在那些年里，他懂得了必须考虑到自己周围的人都是什么样的材料；他也知道，他教育出来的俄国党的干部们，好歹都经历了几十年不断的斗争，而那些成长于西欧发达国家，在自己的第一次斗争中刚刚开始学习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就担任了年幼的共产党领袖的人，在经验上和政治修养上，与俄国党的干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科嫩就组织委员会作了报告后[99]，代表大会经过表决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各国共产党的体制和活动做了详细的规定[100]。一年后，列宁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说道： 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101]。 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干预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成立至今只取得了很少的成果，而且后来再也没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对于这一挫折，任何历史学家或苏联问题专家，都不能比一九二二年的列宁解释得更好了。在一九二一年，列宁保护了德国共产党人，使他们免受自己犯下的错误、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所犯下的错误之害，而他在一九二二年做出的分析，预示了德国共产党人在他去世后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 [1]列维档案库，P83/9，第二部分，f17。 [2]阿·马斯洛夫，《关于第三次世界大会的问题》（ProblemedesIIIWeltkongresses），《国际》，第7期，1921年，第142页。 [3]路·费舍，《三月行动是贝特尔海姆式的蛮干吗？》（WardieMärzaktioneineBettelheimerei?），《国际》，第6期，1921年，第470页。 [4]列维档案库，P83/9，第27页。 [5]《红旗报》，1921年4月10日。 [6]《三月行动论纲》（LeitsätzeüberdieMärzaktion），《国际》，第4期，1921年4月，第126页。 [7]同上。 [8]《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TaktikundOrganisationderrevolutionärenOffensive），莱比锡—柏林，1921年。 [9]拉狄克致中央局的信，1921年4月1日，列维档案库，P56/2；《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49—252页。 [10]1921年4月7日的信，列维档案库，P55/2；《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52—255页。 [11]塔尔海默致拉狄克的信，列维档案库，P55/1；《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55—257页。 [12]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 [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除保尔·列维的声明》，出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79页。 [14]同上，第280页。 [15]同上。 “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16]《共产主义公报》（Bulletincommuniste），第24期，1921年6月9日，第398—400页。 [17]即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委员会，列宁和列维都是这个专题委员会的委员，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8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49.htm——中译者注 [18]列·达·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北京，1965年，第74—7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2.htm#3——中译者注 [19]《斯大林伪造历史》，收录于《俄国局势真相》，刘珙译，三联书店，北京，1963年，第138—13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9.htm——中译者注 [20]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67页。 [21]《红旗报》，1921年4月10日。 [22]同上。 [23]阿诺德·莱斯贝格（ArnoldReisberg，1904年2月17日——1980年7月20日），曾用笔名“布鲁诺·布劳恩”（BrunoBraun）。生于维也纳，1923年参加奥地利共产主义青年团（KommunistischeJugendÖsterreichs），1924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4年至1932年在宣传部门工作。1932年任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DerKommunist）编辑。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35年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后被继续关押，1946年获释，1949年再次被捕，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54年获释后返回民主德国，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工作。——中译者注 [24]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莱斯贝格指出，布兰德勒引用了一条1921年提出的与俄国结盟的口号：“我们要推翻政府，并至少要成立工人政府。”（阿·莱斯贝格，《论1921年德国工人政府口号的起源》〔ZurGenesisderLosungArbeiterregierungsinDeutschland，DasJahr1921〕，《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5年，第1027页）。 [25]弗·伊·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81—22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70910-14.htm——中译者注 [26]布兰德勒这封信发表于《苏维埃》（Sowjet），第6期，1921年，第172—174页。莱斯贝格（《论1921年德国工人政府问题的起源》，第1028页）指出，布兰德勒提出的是“工人政府的经济纲领”。 [27]阿·莱斯贝格，《一封新发现的列宁就共产国际的策略而写的信》（EinneuerBriefV.I.LeninsüberdieTaktikder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5年，第687页。 [28]同上。 [29]弗·伊·列宁，《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3页。“莱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01.htm——中译者注 [30]法文原文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会议，只说了“在俄国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上”，英译文补上了“1921年五月底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会议”，经核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的列宁年表，确认这次会议为1921年5月26日—28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请勿将其与同年3月8日—16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混淆。——中译者注 [31]《共产主义公报》（Bulletincommuniste），第28期，1921年7月7日，第464页。 [32]同上，第465—466页。 [33]同上，第468页。 [34]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Самуилович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中译者注 [35]《共产主义公报》，第29期，1921年7月14日，第480页；列·达·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Theseson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andtheTasksoftheCominter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291页。 另请参阅：《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963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29.htm——中译者注 [36]同上，第312页。 另请参阅：《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983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3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90页。 另请参阅：托洛茨基在1921年6月23日晚上的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8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5.htm#3——中译者注 [38]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46页。 [39]由于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也在同时举行，所以德国代表的人数非常多。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84页，注释54）估计当时在莫斯科大概有六十名德国代表。 [40]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12页）认为，没收这些行李“无疑”是得到了蔡特金的“默许”的。这个指责非常严厉，但却没有根据。尽管如此，蔡特金确实犯了错误，她不该冒险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一般来说，这些文件都是通过机关来传递的。在1921年11月30日的中央局会议上，她为自己辩解说，她担心如果不亲眼盯着，这些文件就会到不了莫斯科，还说她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几封信和电报不是从来没寄到，就是过了很久才寄到。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15页）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没有提到任何对蔡特金的说法的反驳，很可能是因为无从辩驳。 [41]弗·赫克特，《我与列宁的会面》（MesrencontresavecLénine），《列宁其人》（Léninetelqu'ilfut），第2卷，莫斯科，1959年，第804页。 [42]同上。 [43]同上。 [44]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5—26页。 [45]赫克特，《我与列宁的会面》，第805页。瓦西尔·柯拉洛夫（ВасилКоларов）曾提到过，在6月17日的执委会会议上，列宁与库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瓦·科拉洛夫，《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列宁》〔V.I.LeninnaIIIKongresseKommunisticheskogoInternationala〕，《历史问题》〔VoprosyIstorii〕，第2期，1960年，第189—91页）。 [46]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7—28页。蔡特金这本回忆录是在托洛茨基及反对派失败后的1924年出版的，所以在这些讨论中没有提及托洛茨基在场。然而，蔡特金当时给列维写了信，信中证明了托洛茨基在场（列维档案库，P113/18）。至于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她当时的描述是可信的。 [47]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3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李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中译者注 [48]同上，第3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保罗·李维”在本书中译作“保尔·列维”。——中译者注 [4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84—185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8页。 “我们中央委员会”是指德国党中央局。“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50]列维档案库，P7/1。 [5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5—298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9—27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央委员”是指德国党中央局委员。——中译者注 [5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55—484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20—437页。——中译者注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3.htm#4-7——中译者注 [5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72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36页。——中译者注 [5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6页、第599—600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31页；蔡特金在1921年7月2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55—556页。 蔡特金的发言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6.htm#2-9——中译者注 [5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51页。 另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01页。——中译者注 [5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9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56页。——中译者注 [5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7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7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5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7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71页。——中译者注 [5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2页、第298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7页、第272页。——中译者注 [6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71页。 另请参阅：《德国、波兰、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2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6——中译者注 [61]米哈拉克（Michalak）是阿道夫·瓦尔斯基的化名。——中译者注 [6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22页。 另请参阅：米哈拉克在1921年7月1日中午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82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4.htm#1-4——中译者注 [6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28—543页。 另请参阅：黑克尔特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487—502页。“黑克尔特”在本书中译为“赫克特”。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5.htm#1-1——中译者注 [6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33—638页。 另请参阅：台尔曼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85—588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1-2——中译者注 [6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05页。 另请参阅：特拉奇尼在1921年7月1日中午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65—46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4.htm#1-2——中译者注 [66]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9—260页。 [6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5—497页。他对《公开信》的攻击详见第455页。他发言时用的是“赫姆佩尔”（Hempel）这个化名。 另请参阅：赫姆佩尔在1921年7月1日中午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49—460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4.htm#1-1——中译者注 [68]弗·伊·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2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01.htm——中译者注 [69]同上，第30页。 [70]列·达·托洛茨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拉狄克同志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的发言》，（SpeechonComradeRadek’sReporton“TacticsoftheComintern” attheThirdCongress）《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326页、第329页、第332页。 另请参阅：托洛茨基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93页、第596页、第600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1-3——中译者注 [7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22页。 另请参阅：托洛茨基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89页。——中译者注 [72]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收支表”的报告》（Reportonthe“BalanceSheet”oftheThirdCongressoftheThird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351—352页。 [73]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55页。 [74]安娜·盖尔（AnnaGeyer，1893年3月13日——1973年3月2日），娘家姓艾尔贝特（Elbert），1917年参加独立党，后与库尔特·盖尔结婚，1919年当选莱比锡市议会议员和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翼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支持保尔·列维被开除出党，先后参加了共产社、独立党和社民党。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82页。 另请参阅：诺伊曼在1921年7月2日中午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0页。但这句话的中译文与英译文有较大差异，中译文似乎同上下文牛头不对马嘴，而英译文直译为“不要使人留下他们（指反对派——中译者）背后有人撑腰的印象”，英译文的意思似乎更能说得通。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6.htm#2-4——中译者注 [7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94—595页。 另请参阅：塔尔海默在1921年7月2日中午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51—552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6.htm#2-8——中译者注 [7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82页。 另请参阅：诺伊曼在1921年7月2日中午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0页。——中译者注 [7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84页。 另请参阅：诺伊曼在1921年7月2日中午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3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英译文直译为：“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不是玩弄提纲的诡辩家，在柏林这样的诡辩家很多，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之一。”——中译者注 [7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1页。 另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0页。——中译者注 [8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5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4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8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41页。 另请参阅：黑克尔特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00页；“黑克尔特”在本书中译为“赫克特”。——中译者注 [82]二十五年后，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9页）重提旧事：“列维的某些朋友——柏林五金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保尔·马耳粲和保尔·诺伊曼——曾经走遍了全城的工厂，号召工人不要举行罢工支持曼斯菲尔德的罢工者。勃然大怒的党要求把列维和这些工贼立即开除。”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在4月7日的会议上，党主席布兰德勒已经向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些谣言，认为这些谣言是对马尔赞、诺伊曼和埃克尔特的恶毒诽谤，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遵守纪律的革命者（列维档案库，P83/9，第19页）。 “马耳粲”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83]在同一篇发言中，布兰德勒搁置了关于弗里茨·沃尔夫和里夏德·米勒的态度的问题，弗里茨·沃尔夫后来被开除出党。 [8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6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4—515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8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68页。 另请参阅：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宣读的蔡特金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18—61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4——中译者注 [8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6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70页。——中译者注 [87]《莫斯科》（Moscou），1921年6月30日。 [8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5页。 [8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6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6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9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44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10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91]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9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41—746页。 另请参阅：黑克尔特在1921年7月5日的第十七次会议上发表的贺词，《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83—687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称那天是蔡特金65岁生日，其实蔡特金出生于1857年7月5日，1921年7月5日应该是她的64岁生日。“黑克尔特”在本书中译为“赫克特”。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20.htm#1-1——中译者注 [93]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保罗·李维”在本书中译为“保尔·列维”。在中文版《回忆列宁》中，并没有“您也知道……而无私的”这句话，这是中译者根据英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94]同上，第32—34页。另请参阅列宁在1921年6月10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1—16页）。 [95]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0页。 克赛尔克斯一世（XerxesI，约前519—前465），又译薛西斯、泽克西斯、克谢尔克谢斯等，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据传说，在前480年的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期间，他曾下令在达达尼尔海峡上建造浮桥，但浮桥却被海浪冲毁，他一怒之下，下令处大海以三百鞭刑。然后以三百只船用铁链锁住，重新造了一座浮桥，让波斯大军渡过了海峡。——中译者注 [96]同上，第40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97]同上，第41—42页。 [98]同上，第30—31页。 但应注意的是，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版中，列宁认为革命浪潮是“最近即将到来的”，但在英译文中，列宁说的却是“下一波革命浪潮”（thenextrevolutionarywave），也就是说，按照英译文来看，列宁并不认为新一波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请读者注意这个细微但却关键的差异。——中译者注 [99]请参阅：克南在1921年7月10日晚上的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861—888页。“克南”在本书中译为“科嫩”。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25.htm#2——中译者注 [100]即《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具体内容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017—1051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31.htm——中译者注 [101]弗·伊·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28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4.htm——中译者注
第二十六章三月行动失败导致的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六章三月行动失败导致的后果 ·列维的反击 ·《我们的道路》 ·剧烈的反应 ·《错在哪里？》 ·反列维阵营中的分歧 三月行动失败后，在短短几天里，就暴露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给党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们甚至无力带领自己的党员投入行动。有些党员公开指责罢工。不少党员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党，还有一些人则是悄悄地溜走了。几星期的工夫，党就失去了二十万党员[1]。此外，党还遭到了镇压；党的报刊不是被查封就是被停刊，党员遭到逮捕，一些被捕的党员只被关了几个小时或几天，可是大部分人都坐了好几个月的牢。军事法庭满怀着恨意，大肆审判共产党员；仅在六月初，就有四百名在三月行动期间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和参加了武装斗争的战士被判刑，他们总共被判处了一千五百年苦役、五百至八百年的徒刑，八人被判处终生监禁，四人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许多人仍在候审[2]。党主席布兰德勒因叛国罪被判处五年徒刑[3]。 上万名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并被老板们列入了黑名单。此外，在许多工厂和城镇，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又被当局的行动和工人的消沉给破坏了[4]。 此时，谁也不清楚这次失败究竟该由谁来负责。许多活动家都知道，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七日只决定要在曼斯菲尔德地区对赫尔辛的进犯发动可行的反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还在照本宣科，认为三月行动不过是一次纯粹的自卫行动，是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为了对付政府的挑衅而发动的[5]。这确实是当时提出的第一种说法，至少是在失败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提出来的。四月七日，弗里斯兰德在柏林的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党有义务对赫尔辛的进犯做出反应，但德国中部爆发的冲突，是与中央局的意图甚至指示相悖的： 身处柏林的我们也认为，武装起义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运动的产物，只有当总罢工真正变为群众运动时，总罢工才有可能转为武装斗争，但我们首先得让工人阶级同老板们发生冲突[6]。 正确的政策为什么会造成惨痛的失败？三月行动刚一失败，弗里斯兰德，这位中央局的代言人就将其归咎于曼斯菲尔德共产党人的“错误”、《红旗报》上面的一些不当的表述和错误的公式，以及共工党的行动所造成的混乱（在三月行动期间，共工党确实愿意利用恐怖活动和挑衅行动，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激起总罢工）。他告诉积极分子们：“我认为，这次失败要怪工人群众，他们不懂局势，该回击时没回击。[7]” 列维的反击 列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弗里斯兰德并不相同。三月行动最关键的那几天里，他不在德国。三月行动即将开始之前，他与库恩·贝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他说，他以为复活节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就去了意大利。他是在维也纳得知三月行动的消息的，并因此体会到，发生在他和他的同志退出中央局之后的这次转变，造成了何等的灾难。蔡特金是这样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描述列维的第一反应的： 不幸的“三月发动”使他从心底里感到震惊。他坚决相信，那次发动把党的生命轻率地作了孤注一掷，破坏了罗莎、卡尔、利奥和其他许多人为之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东西。他一想到党的毁灭就痛苦得哭起来，的确哭起来。他认为只有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的条件下，才能够挽救党[8]。 他立即回国，发现库恩的理论已经付诸实践，在“强行推动”党发动进攻的借口下，新的领导机关已经把党推入了灾难之中。他第一个反应是在三月二十七日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列宁，他十分庆幸正在领导党的人不是他自己，并向列宁保证，他目前的态度，与党现在由其他人领导这一事实无关：“可是，党目前的领导层——我十分肯定——最多只需要半年时间，就会彻底毁灭党。这种局面，以及我从局势中看到的严重性，促使我给您写了这封信。[9]”接着他向列宁讲述了库恩·贝拉来到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位同志”[10]——并向列宁汇报了库恩、蔡特金和他自己之间进行的讨论： 这位同志解释说：俄国发现自己的情况十分艰难。只有在西欧发起运动，并在此基础上，让德国党立即投入行动，才能解救俄国。德国统一共产党目前拥有五十万党员，可以发动一百五十万无产者去打倒政府。因此，他主张提出“打倒政府！”的口号，去立即发动斗争[11]。 然后他告诉列宁，三月事件是如何发展的，他坚持认为，已经发生了的三月行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局部行动，而是“以党营私”，它导致的后果，是让那些被动员起来的共产党员与其他工人对立起来、孤立了自己、提高了工人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威信。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向列宁的权威求助： 我认为，当前形势万分危急，党的现状不仅是艰难的，更是危在旦夕的，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具体情况，但我个人还是要向您请求，希望您能亲自研究一下事态，考虑一下如何挽回局面。 我个人完全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政策。我已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谈过了，我向他解释了我的看法，即我不会阻挠这次行动，因为近来的事情让我深深地明白，不管我说什么，都可能会被别人利用，趁机给我扣上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另外，我上次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后，我就没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在等待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我也许会写一本小册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会做，我既不会批评德国党的新领导层，也不会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 我不会让正在领导党的同志们觉得我在给他们使绊子。但对德国党来说，这几周也许会是非常关键的，我不能对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因此，我请求您，就算您不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也好，我希望您能进行必要的调查[12]。 但是，事态发展得太快了，列维在四月二日到三日间起草了他的小册子，并将其交给蔡特金过目，蔡特金的意见是“非常棒”[13]，列维曾两次试图让中央委员会对此表态，但中央委员会拒绝听取他的意见[14]。四月七日，在柏林干部会议上，他做了他此前曾向列宁保证过不会做的事情，首次批评了中央局的政策，而这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鼓励下制定的[15]。 列维认为，对三月行动的任何评价，不仅事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更与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相关：“从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完全不能容许这样的行动。[16]”在关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的争论中曾出现过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又重新出现了，它们的全部具体逻辑和含义，仍跟上次争论一样。列维的意见遭到了中央局的拒绝，他的意见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行动不能只让共产党自己来进行，只能由无产阶级来进行”，而另一方的观点不幸获胜了，他们认为“共产党可以只靠自己的力量开展行动”[17]。正是这种观点，促使弗勒利希和布兰德勒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干预，同样受这种观点影响的还有拉狄克，在中央局发出的一份呼吁中（发表于三月十八日的《红旗报》），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个呼吁简直就是在号召武装斗争：“每个工人都必须反抗法律，并尽力去寻找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18]” 列维强调指出，此前在德国中部还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只是当日复一日地这样呼吁之后，那里才有了一点战斗：“我告诉你们，在曼斯菲尔德发生的事情，是在柏林进行的冒险所必然造成的后果[19]。”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0]），将其与三月二十日的《红旗报》社论标题所体现出的巴枯宁言论做了对比，并批评了党的领导层，批评他们采纳了这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仅仅因为党是“由具有献身精神和最高的牺牲精神的党员，和极端坚决的领袖所组成的组织”，就可以去“制造出”革命。他把这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使是最强大的党，也不可能抛开其他无产者去制造革命”）做了对比[21]。弗里斯兰德刚刚承认，他们派了失业工人去袭击工厂，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德国党的领袖们就已经抛弃了斯巴达克斯派的传统，也同样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抛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同无产阶级的少数派去制造革命。……而现在有一种致命的观点，比这种还要过分，居然认为我们也可以组织罢工去对付无产阶级的多数派。[22]” 这种愚蠢的政策导致了失败，它的严重性并不在于会招来多么沉重的镇压，也不在于会进一步招致资产阶级的仇恨，而在于这一事实：在此之后，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和共产党人之间，会竖起一道“不信任之墙”[23]。这种后果，对于共产党采取行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能力来说，是危害最大的，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改变。意大利法西斯党对工人组织发起的进攻、英国政府动用军队进攻罢工的矿工，都是资产阶级反攻的例证，说明了世界各地的反革命都在猖獗行动，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绝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的道路》 四月六日至七日，中央委员会秘密召开了会议。蔡特金在会上要求中央委员会听取列维的意见，却遭到了拒绝，然后她提出了一个批评中央局的动议，并要求召开非常党代会。这个动议以六票赞成、三票弃权、四十三票反对而被否决[24]。中央委员会随后以二十六票赞成、四票反对[25]通过了另一项动议，这项动议以进攻策略是必要的为由，认为三月行动是正确的，并将三月行动的失败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工人阶级的“消极”。这个动议以号召加强纪律而结束：“中央委员会赞同中央局提出的政治立场和策略意见，尖锐地批评某些同志在三月行动期间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消极或积极的阻挠，并要求中央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组织转入战争轨道[26]。”第一个挨整的是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斯·西菲尔斯，他因不服从纪律被同时开除出了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他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挨整的人。 四月十二日，列维的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UnserWeg:WiderdenPutschismus）在报刊上发表了[27]。这本小册子对三月行动、以及推动了三月行动的那种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并阐述了列维关于先进国家中的革命与共产党的作用的观点。 列维认为，革命的发展速度，是德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考虑了当前的客观条件，并特别强调了共产国际的存在，提出对主观条件进行检讨。他简短地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目前已经摆脱了战后危机，并充分地加强了自身的力量，足以发起反攻。在阶级斗争当中，工人阶级的阵地至关重要。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成立，确实大大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阵地，但这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政党，却没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了夺取政权去赢得群众的支持。 列维继续写道，从这个观点出发，党不应该高估自己的成功。党不仅没能触动中间阶级，争取他们支持无产阶级，而且党现在争取到的无产者，也仅占无产阶级的少数。列维虽然既不迷信选举，也完全拒绝老社民党那套必须先拿到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再开始夺取政权的说辞，但他还是认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选举结果是一种出色的“体温计”，可以通过它来观察群众的“体温”。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觉悟高到会投工人政党的票的工人当中，有百分之二十把票投给了共产党。对工会会员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五十万党员，代表了被组织进工会的工人群众的十六分之一。因此，共产党距离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有很远的距离。仅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批驳任何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企图了。但是，必须通过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才能继续前进。列宁在他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里写道：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28]。 在一九二一年的德国，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他们控制了至少一半的陆军，而德国共产党人在德国国防军中的影响力为零。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工业中心的苏维埃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德国共产党人只能在德国中部一个地方做到影响大部分无产者，更何况它的影响力还在不断衰退。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面前，共产党人的责任当然应该是努力创造革命形势，这样才能加快步伐，争取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们始终捍卫这种观点：一个政党可以通过明晰、果断的干预、活泼而大胆的宣传鼓动，通过它在群众中赢得的智识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力，来创造出冲突形势，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创造出冲突形势，而一个共产党更是必须这么做[29]。 而现在，这种方法、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这些思想，几个月来一直在遭到攻击，而攻击它们的人，正是那些宣称必须“与过去决裂”、把那段消极被动、进行纯粹的宣传活动的日子抛在脑后的那些人。列维写道，三月行动暴露了他们那些新思想的含义：“新思想就意味着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过去决裂，它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非政治手段、通过警察手段、通过挑衅，也可以创造出冲突形势[30]。” 列维引用了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的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他隐去了发言者的名字），并引用了《红旗报》上的文章，揭示了进攻理论是如何导致这种局面的：发动失业工人去对付在业工人；工厂里的共产党员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仍然被迫发动罢工；结果共产党员丢了工作，被迫与工友们隔绝开来，浪费了他们以前赢得的影响力，把工厂拱手让给了工会官僚。对于撼动了党的这次危机，没有别的方法能解释。不能用鲁登道夫领导帝国陆军的方式，去领导一个群众党。战斗性工人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有着同样的感受，在生活与斗争中同其他工人紧密相连，谁要是考虑不到这些因素，就不配领导战斗性工人。三月行动的结果，是“史上最大的巴枯宁式暴动”[31]。 但是，要为这种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策负责的，并不只有德国党中央局。列维不点名地批评了库恩，认为他是三月行动的始作俑者： 这次行动不是德国党要发动的。我们不知道谁该为此负责。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执委会代表越权之后，也就是说，我们事后发现执委会代表并未被授予处理某事的全部权力。……所以，一定有谁给中央局施加了压力，要它马上、立即、不计任何代价发起行动[32]。 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只是因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这次惨败会影响共产国际，也是因为即使不深究细节的话，共产国际执委会也要承担至少是一部分责任[33]。”列维详述了各种阻碍同莫斯科联系的物质困难；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西欧的联系已被切断。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产国际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信得过的人”派往各国党，指导它们的工作。这些“信得过的人”不能从最优秀的人中间、从俄国党的干部当中挑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太重要了，不能离开俄国。能够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各国党的人，往往是来自中欧的流亡者，这些人顶多也只有二流水平。列维给库恩起了个外号叫“土尔克斯坦人”，这个外号经常被人误会，不过这个外号是因为列宁曾把库恩下放到土尔克斯坦而起的[34]。只是为了让库恩·贝拉戴罪立功，才把这位匈牙利党的领袖派往德国的。列维回顾道，就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结束后，拉科西就在柏林说过，必须在所有的大规模的共产党内进一步发动分裂。列维指出，拉狄克在一篇还没发表的文章里否认自己与这一切有关，并宣称拉科西的发言“仅代表他个人”。列维评论道： 有人正在这里玩弄儿戏。把缺乏责任感的人派到国外，并在事后根据需要对其行为加以认可或否认，这种做法确实很方便，但就算它在党内被奉为老传统，它对第三国际仍然是极为危险的[35]。 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于各国党所持的态度，阻碍了政治上必要的集中： 他们从来不与当地的党的领导集体一起工作，而总是躲在背后，很多时候还反对这些领导。莫斯科只听他们的意见，却不听其他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志之间，以及各国成员党的同志之间在共同工作中的信赖关系，不可能不被这种体制所损害。作为政治领袖，这些同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基本上是无用的，此外，他们对于这些问题也十分不了解。这会导致悲惨的局面。没有集中的政治领导。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做的，就只是发表一些呼吁（这些呼吁送到我们这里时已经为时过晚），开除一些人（这些开除的命令又来得过早了）。就共产国际而言，这样的政治领导只会导致毁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做法与契卡无异，在俄国国境后面老远的地方发号施令——这种局面是难以容忍的。要求做出改变，避免不称职的代表控制各国党的领导权的情况再次发生；要求获得政治领导权，并对“党警察”的做法提出抗议，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要获得独立[36]。 尽管列维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共产国际的存在、对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提出质疑。他得出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相信纠正这些错误，就意味着在当前形势下捍卫那些列宁和托洛茨基长年以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捍卫的思想。 剧烈的反应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打算妥协。四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针对列维、蔡特金、多伊米希等人辞去中央局委员一事发表了声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其定性为“开小差”，并宣称“列维同志及其集团脱离德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原因，并不在于意大利问题，而是在德国政策和国际政策上的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37]。”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表示，希望列维的行为能“让那些曾站在他一边的同志们”擦亮眼睛。四月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首次就三月行动表态，称赞三月行动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之后“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最初的有组织的进攻”，并将其失败归咎于“德国社会党丧尽天良的叛卖行为”，以及独立党拒绝同共产党一起参加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地对德国共产党人宣布：“共产国际对你们说：‘你们做得对！工人阶级决不会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你们已经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中掀开了新的一页。要准备新的斗争。[38]’”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鼓励下，德国党中央局于四月十五日经过表决，决定将列维开除出党，并要求他让出国会议员的席位。《红旗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粗暴的声明，历数了列维的罪状[39]。他在四月三日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对党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污蔑和抨击。他在印发这本小册子前拒绝将其提交给党的领导集体审阅，当战斗仍在继续、党的活动家正在遭受沉重镇压的时候，发表了这本小册子。他公开发表的观点，是在四月七日至八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遭到了正式批判的。三月间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层号召发动的任何一个行动，并在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局强调指出，列维是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出党的，并宣称中央局并不怀疑人们拥有“在行动前和行动后”进行批评的权利：“对党来说，以斗争为根据的批评，以及斗争中的完全团结，都是极端必要的，它们也是革命的义务。然而，保尔·列维的批评不是出于党和斗争的立场而进行的，而是在公然支持敌人[40]。” 中央局内部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恩斯特·麦耶尔在《红旗报》上谴责“列维走向独立党之路”[41]，马斯洛夫把列维叫做“德国的塞拉蒂”[42]。塔尔海默却回顾了列维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在艰难时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有了列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才摆脱了以前那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党失去了一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领袖。被党抛弃的这位领袖，没能把自己的一切都与党融合在一起；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的整个人格不可逆转地投入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也就是说，要与党融为一体。他必须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的，不只是他的生命，还有他的人格。而列维没能做到这一点[43]。 列维立即就中央局决议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上诉。四月十六日，党的八位著名领导人宣称与列维团结一致，并担保列维说的是真相，这八人是：多伊米希、蔡特金、奥托·布拉斯、阿道夫·霍夫曼、库尔特·盖尔、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和保尔·埃克尔特，其中，多伊米希、蔡特金、布拉斯和霍夫曼已经在二月同列维一起辞去了中央局委员的职务；盖尔是德国党驻莫斯科的代表；诺伊曼、马尔赞和埃克尔特曾是前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现在是工会委员会的领军人物[44]。德国党的领导层显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接受开除列维，也不肯接受开除列维的理由。党的危机已经公开暴露。 列维和蔡特金在三月底给列宁写了几封信，列宁在四月十六日写完了回信[45]。关于这个正在撼动德国党、并将撼动共产国际的重大问题，列宁写道： 至于不久前德国发生的罢工运动和起事的消息，我根本没有看到。我乐于相信，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所维护的立即行动“以便支援俄国人”的策略是愚蠢的策略，过左的策略，因为这个代表往往过左。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让步，而应该抗议，并立即正式把问题向执行局全会提出[46]。 列宁当时还不知道，列维已经发表了那本小册子，但列维的这个打算让他很担忧，他批评了这两位德国党的领袖退出中央局的做法： 而退出中央委员会呢[47]！！？？这怎么说也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容忍这样的做法，即中央委员会的负责成员处于少数时就退出中央委员会，那么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正常发展和壮大。不要退出，最好是和执行委员会共同就争论的问题进行几次讨论。现在莱维同志想写本小册子，也就是想加深矛盾！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相信，这是个大错误。 为什么不等一等呢？6月1日将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不在代表大会前在这里非正式地讨论一下呢？即不要公开辩论，不要退出，不要写有关分歧的小册子。我们经过考验的力量十分少，所以我对同志们声明退出等举动确实感到不安。凡是做得到的和某些做不到的事都必须去做，但无论如何要避免退出和激化矛盾[48]。 这些劝告来得太迟了。列维已经发表了小册子，而德国党中央局已经把列维开除出党了。 《错在哪里？》 列维得到许可，可以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亲自为自己伸冤，他借此机会重新发动攻击。他再次批判了三月行动，指出库恩（他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库恩）应该为“进攻”斗争的思想和采用挑衅的方法而负责。继他在四月七日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中的言论之后，他在这方面又补上了对中央局的辛辣讽刺，嘲讽了中央局的回避、在面临自身责任时的退让： 中央局说：“我并不想这么做。”〔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并不想这么做。”执委会代表说：“我们并不想这么做。”结果在最后的总结里，“想这么做”的倒成了工人群众，提出这个观点，并按照这个观点，认为必须强行发动革命，并从“防御”转入“进攻”的，倒成了工人群众了[49]。 在剩下的发言中，列维谴责了那些指责他的人的错误信念，批评了他们借以攻击他的那种死板的、机械的纪律观念，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历史对他的分析加以佐证。他说，那些人批评他的借口之一，是他公开发表了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记录。他回答说，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也是这样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公开辩论的。那些人指责他表现出了失败主义情绪，对党的现状进行了片面的描写，并对党下了灾难性的判决。对此，他援引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的态度——而这并没有导致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分析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形势时曾宣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举动将会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暴动，我绝不认为，我对形势的分析，会跟季诺维也夫的分析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我从来没有放弃对党的义务，也从来没有拒绝参加对党来说重要性不下于十月革命之于布尔什维克的任何行动，季诺维也夫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后来才有资格去指责别人是“孟什维克”或“不守纪律”[50]。 列维提醒党的领袖们：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是如何将他对中央局的严厉批判局限于内部讨论的范围的，而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是如何不顾他的愿望、不顾当时正在遭受抨击的德国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顾虑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上发表那封信，是与我的愿望相悖的。当我在彼得堡听说那封信已被发表之后，我立即表示反对，并说那封信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当时是季诺维也夫说，德国党在卡普暴动期间犯下了极其愚蠢的错误，而当一个党犯下了如此大错时，就不能仅在私下批评这些蠢行了[51]。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在街头发动了战斗，尽管卢森堡反对这种做法，但她并没有对街头的战斗推卸责任，有人拿卢森堡这种态度，同列维的态度做了对比，对此，列维解释说： ……〔卢森堡的态度是〕出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错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一小批拼命想丢掉并没有犯错的群众的领导。〔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规模庞大、力量强大，而且是自发的，当时在柏林蒂尔加腾参加集会的工人，要比〔一九二一年三月〕整个德国参加行动的工人还要多[52]。 接下来他对曾担任过李卜克内西的副手、现在成了他的批评者的威廉·皮克说道：“皮克同志，我相信您一定知道，罗莎·卢森堡同志曾想过，她对李卜克内西的举动批评得如此严厉，以后甚至都不可能跟他共事了。她再也不能写什么了……死神夺去了她的笔[53]。”因此，列维相信，自己发表那本小册子并没有破坏党纪，反而是在按照革命行动的最高原则行事。更何况他的反对者做的事跟他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不让他享有的权利，正是他们以前曾当着他的面所主张的权利：“我没记错的话，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今年三月六日[54]召开的。大概是在三月十五日，我们就拿到了有关欧洲的报告，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声称：‘我们已经加入了反对列维的斗争。’[55]” 列维抨击皮克的根据是皮克似乎故意弄混了那本小册子写作的日期和发表的日期。他声称，那本小册子是在四月三日至四日起草的，直到四月八日才付印，在发表之前，中央委员会再次宣称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还不许他出席会议，不让他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与此同时又剥夺了他的一切合法手段，不让他在全党面前就如此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提醒他们，自从三月行动结束后，他的支持者立刻遭到了各种惩罚，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央局企图对党进行清洗，列维还宣称他并不打算跳进已经为他设下的圈套：“如果你们想搞清洗，我可不会听凭你们利用有关组织问题的条文来开除我[56]。” 从这一点来看，列维在三月行动后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却被党的领袖斥为“在背后捅了党一刀”，这是非常荒谬的。他如果保持沉默，那才是犯罪：“当党处在危险之中……，便有义务讲出来。……这不是在背后捅刀；当党发现自己还十分不完善的时候，把真相讲出来，是最高的义务。我不希望党重蹈覆辙，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人能采取跟我一样的行动[57]。” 列维强烈要求党采用他已经用过的补救方法，也就是公开地、大声地说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相信这是同邪恶斗争的唯一一种恰当方法： 皮克同志的确说过：“但最糟糕的是，列维散布了对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不信任。”是的，我确实这么做过，我承认我犯下了叛党罪。我甚至还可以补上一条罪名：在我的小册子里，我故意做得更加过分，我想做的不仅是散布不信任。……党已经出轨了，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除了外科手术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一举阻止新的疾病发作，用医学上的说法，就叫切除。这种手段不是要散布对中央局的不信任，而是要无情地揭露和惩罚党迄今为止犯下的全部政治罪过、背弃原则的全部行径。这是为了切除病灶，我愿意承认，这都是我干的，我是故意这么做的[58]。 某些共产党人真诚地认为，对党的领导层或共产国际的这些批评，就算是正确的，也应该仅在党的队伍当中、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他们错了： 以为共产党人可以在自己人中间讨论自己的错误，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与他们的优点一起，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既不能够、也不应该只让群众记得其中一面，而忘掉另一面。如果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吃亏的不是党，即使这些错误会导致的党的毁灭。如果这是无产阶级吸取经验教训的唯一方法，那就必须这么做，因为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让无产阶级为党服务[59]。 列维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才尽量让自己对三月“罪过”的抨击公开化，这个“罪过”是如此的惨痛，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仅要让党内的人，而且也要让党外的人都来学习这些教训。通过这种做法，他对列宁在四月十六日的信中的提议做出了间接的答复： 我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想把这些有关实践中的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留到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再做出最终决定，这些问题根本不像执委会说的那样是新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执委会认为，既然德国党是自己犯下这些错误的，那么它最后也可以对这些错误做出处罚。……然而，从原则上来说，包括把对党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拿到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上去讨论，或是拿到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讨论的这套做法——我得重申一遍，这套做法是与激发了整个三月行动的那套根本思想完全一致的——你会在小圈子里犯下蠢事，所以你也能在小圈子里纠正它们。如果我们能从三月行动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有在群众可以最广泛、最自由地了解和讨论这些错误的情况下，才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60]。 这就是列维与德国党左派——恐怕不仅是与德国党左派，而且还是与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分歧，尽管列维并没有对此妄下断言。其实，问题在于：西欧共产党身处的社会背景，与布尔什维克党身处的俄国大不一样，那么，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 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俄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形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天生敌人——资产阶级十分薄弱，它的主要敌人是农业封建制度。而西欧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西欧的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民主。在民主制度下，或者说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群众的组织应该采用异于在农业封建国家、在专制制度下的形式。 因此，在西欧，组织形式只能是公开的群众党，这些公开的群众党与其余所有无产阶级群众在心理上紧密相连，要推动它们去行动，就不能仅靠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只能通过党置身其中的看不见的潮流。它们不是因为接到了命令才行动；而是与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然后它们必将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顾问。它们依靠群众，群众也同样依靠它们，所以，同志们，（我以后还会谈到这一点，）三月行动失败后，中央局企图把遇到的一切问题限定在几个委员会里加以处理的做法——这完全不是革命的做法——是致命的错误[61]。 不能理解这种差异，继续尝试在西欧，特别是在德国按照俄国模式建设共产党的话，就会导致无法建成群众性的共产党，更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永远无法得到弥合，而工人运动的分裂的源头，又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现有的社会分化： 光是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带来这样的致命危险，即工人阶级可能会分裂成两个阶层——有组织工人和无组织工人，共产党组织和非共产党组织，双方不仅作为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相互对抗，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分裂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实体，每个组织都只吸收了无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一，这样一来，共产党就不再成其为共产党，不再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再是由最先进的无产者组成、领导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却变成了按照社会差异而垂直地分化出来的部分无产者的政党[62]。 反列维阵营中的分歧 几年以后，在面对纳粹主义时，德国工人运动分裂成了失业的共产党人和在业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说列维富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列维从拉狄克的文章和中央局的所作所为之中看出了这种危险。此时在他看来，共产国际几乎不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而他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权威与著作，并不只是出于辩论的策略，而且他确实有一些理由，可以认为这两位俄国党的领袖会是最可靠的“列维派”[63]，也是最难被开除的！ 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还是以三十八票对七票批准了开除列维的决定，严厉批评了包括多伊米希和蔡特金在内的八位领导人（他们曾说过列维对中央局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64]），继西菲尔斯之后又免去了维格曼的中央局委员职务，接受了盖尔的辞呈（他从莫斯科返回德国支持列维），并将瓦尔赫尔、埃贝莱因（这两人是前斯巴达克斯派）和艾米尔·赫莱因[65]（前左派独立党人）选入中央局，接替西菲尔斯、维格曼和盖尔[66]。 就在刚刚把列维开除出党的多数派当中，也发生了分歧。柏林的“新”左派自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就以其高调的抨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在又精神抖擞地重新出现了。马斯洛夫要求改组共产国际的机关，他认为在这么做之后，接下来还应该撤销西欧局[67]。弗里斯兰德则表现得更加“极左”，他向中央委员会宣称： 我很遗憾，列维仅仅是因为“破坏党纪”而被开除出党的。我们对世界的展望与他的截然不同。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阻止我们把自己同群众隔绝开来。当我们面临着真正的革命任务时，我们就有义务去把它进行到底[68]。 几天后，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显示出统一共产党内的左派力量取得了增长。此时它是党内的主流派，并牢牢地掌握了国内最重要的地区组织之一。费舍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篇报告里她抨击了“共产国际内的机会主义”。她把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的发言，以及对“口头行动”的倚靠（统一共产党“在《公开信》时期”越来越多使用了这种行动），都当成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最终决议。决议中指出：“自一九一九年以后，德国共产党人的三月行动，是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与这种政策决裂而迈出的第一步[69]。” 罗森贝格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必须更加集中化，并“应当尽快、尽可能彻底地”与共工党合并，他还强调指出，由于“右派”已经离开了统一共产党，所以统一共产党与共工党的合并就更容易了。他建议两党领导人应立即组成一个人数均等的行动委员会，以便筹备合并事务。费舍和盖施克也提出了号召“将工会政治化”的动议。罗森贝格的动议，与费舍和盖施克的动议，都以两百多票赞成、十几票反对获得了地委代表大会的通过[70]。 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共工党的领袖选择了抨击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就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共工党出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列维博士的道路：统一共产党之路》（DerWegdesDr.Levi:DerWegderV.K.P.D.），作者很可能是戈尔特。这本小册子把列维和他在中央局中的反对者等量齐观。戈尔特强调指出，统一共产党在三月行动中的态度，仅仅是它过去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延续。就算三月行动不是一场盲动，那也只能说明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它在短短几天里就从最迟钝的机会主义跳到了武装起义）的立场是盲动主义[71]。共工党报刊宣称，不再考虑与统一共产党合并；五月中旬，一个由阿佩尔、施瓦布[72]和麦耶尔[73]组成的强大的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与先前抵达莫斯科的莱亨巴赫[74]汇合[75]。 现在只能依靠共产国际三大上的讨论才能给共产党人的政策一个明确的解释了，早在三月行动开始前几个月，这些讨论就已经开始了。德国党的领导层不得不为这次讨论做好准备，以便为三月行动的理论基础和进攻策略的功绩辩护。 [1]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二章。1921年三月初，德国统一共产党拥有35万党员，可是在1921年八月，只有15万党员缴纳了党费，这是在1922年披露出来的。 [2]《红旗报》，1921年6月9日。这六周以来，德共机关报一直在定期发表“记账单”，根据F·克尼特尔的《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团结》，1956年，第3期，第251—262页）所述，被判刑的人刑期累计达2500年。 [3]《红旗报》，1921年6月7日。另外请参阅《1921年6月6日柏林特别法庭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叛国罪审判》（DerHochverratprozessgegenHeinrichBrandlervordemausserordentlichenGerichtam6Juni1921inBerlin）。路特·费舍在书中（《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2页）虽然正确记录了布兰德勒受审的日期，却将其原因错误地归结于卡普暴动。她说布兰德勒在受审时以法律术语而不是以政治词句为自己辩护，其实布兰德勒在受审时告诉法官，他愿意为中央局做出的一切决定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坚决否认党曾企图发动暴动。这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姿态。他曾在法庭上说过，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可以在魏玛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为此他遭到了左派的批评。布兰德勒在6月17日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苏维埃》〔Sowjet〕，第6期，1921年，第172—174页），为自己的态度做了辩解，说这是为了避免遭到政府的镇压，并保护积极分子。他一再坚持说，他的律师韦恩贝格（Weinberg）曾向他保证，中央局同意他采取这种姿态为自己辩护，这是皮克和塔尔海默亲口告诉韦恩贝格的。穆伊贝戈维奇在书中（《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80页）摘录了1921年7月15日中央局会议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局决定不对布兰德勒的这种做法表态，但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布兰德勒。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三月联盟破裂的第一个征兆。 [4]海·马尔赞，《三月行动与我们的工会工作》（DieMärzaktionundunsereGewerkschaftsarbeit），《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2期，1921年3月15日，第35—38页。 [5]这种观点主要表现于《三月斗争》。 [6]《4月7日于哈森克莱德小会堂举行的统一共产党干部会议》（FunktionärsitzungderVKPam7aprilinKleiensFestsälen，Hasenkleide），列维档案库，P83/9，f11。 [7]同上，第17页。 [8]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2页。 “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利奥”即本书中的“列奥·约吉希斯”。——中译者注 [9]列维档案库，P55/4，《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7页。 [10]列维，《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7页，注释1。不幸的是，贝拉特在注释中把这个人当成了……拉科西！ [11]列维，《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8页。 [12]同上，第43—44页。 [13]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49页。 [14]同上，列维档案库，P113/6。 [15]这次讨论的记录收录于列维档案库，P83/9。 [16]同上，f21。 [17]同上，f22。 [18]《红旗报》，1921年3月18日。 [19]列维档案库，P83/9，f26。 [20]《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479页。——中译者注 [21]列维档案库，P83/9，f30。 [22]同上，f33。 [23]同上，f35。 [24]由蔡特金提出的这个动议发表于《红旗报》，1921年4月30日；以及《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1期，1921年5月1日，第4—10页。 [25]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第108页）的记载，反对票的票数应为十四票。——中译者注 [26]《红旗报》，1921年4月9日。 [27]根据拉狄克的说法（《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8页），这本小册子是4月3日付印的，而根据列维在5月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说法（《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31页），它是在4月8日付印的，在此之前，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再拒绝同他见面。 [28]弗·伊·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2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7.htm——中译者注 [29]保·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柏林，1921年，第33页。 [30]同上，第33页。 [31]同上，第39页。 [32]同上，第29页。 [33]同上，第51页。 [34]在1920年年底，红军击败了由弗兰格尔男爵率领的克里米亚白军之后，库恩·贝拉在接受白军投降时曾许诺会释放白军战俘，但后来又擅自下令处决了几千名战俘，列宁闻讯十分愤怒，曾考虑过处决库恩，但后来改为将库恩下放至土尔克斯坦。——中译者注 [35]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第51页。 [36]同上，第55页。 [37]《红旗报》，1921年4月14日。 [3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的三月发动的声明》，出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76页、第277页。 “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为“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39]《红旗报》，1921年4月16日。 [40]同上。 [41]《红旗报》，1921年4月15日。 [42]《红旗报》，1921年4月15日（晚间版）。 [43]《至高的法则》（DasObersteGesetz），《红旗报》，1921年4月16日。 [44]《红旗报》，1921年4月17日。后三人（诺伊曼、马尔赞和埃克尔特）曾被指控破坏罢工，但党主席布兰德勒与施特克尔向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洗清了他们的嫌疑（列维档案库，P83/9，f17）。 [45]列维档案库，P55/10，P63/3；弗·伊·列宁，《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0卷，第255—256页。 “莱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中译者注 [46]同上。 [47]实际上蔡特金和列维退出的是中央局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中央编译局在《列宁全集》中文版里把德国党的Zentrale（中央局）和Zentralausschuss（中央委员会）都译为“中央委员会”，但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机关。——中译者注 [48]弗·伊·列宁，《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0卷，第255—256页。 [49]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17页。 [50]同上，第35页。 [51]同上，第32页。 [52]同上，第33页。 [53]同上。 [54]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3月8日—16日举行的。——中译者注 [55]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43页。 [56]同上，第44页。 [57]同上，第8页。 [58]同上，第31页。 [59]同上，第44页。 [60]同上，第28—29页。 [61]同上，第20—21页。 [62]同上，第21页。 [63]当时列维的支持者就被称为“列维派”。 [64]《红旗报》，1921年5月6日。中央委员会是在5月3日至5日召开会议的。 [65]艾米尔·赫莱因（EmilHöllein，1880年2月8日——1929年8月1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5岁时与父母移民比利时，1895年父母去世后返回德国，当过机械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党，担任耶拿的独立党报纸主编，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局。1920—1929年当选国会议员。1923年曾负责德共与法国共产党的联系，起义失败后被捕，后获释，此后因重病长期担任次要职务。——中译者注 [66]《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8月22日至26日于耶拿》（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2〔7〕Parteitags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abgehalteninJenavom22bis26August1921），柏林，1922年，第63—64页。 “第二次”是从1920年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召开的统一大会开始算起的，“第七次”是从1918年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开始算起的。——中译者注 [67]《红旗报》，1921年5月10日。 [68]同上。 [69]《红旗报》，1921年5月13日。 [70]《红旗报》，1921年5月15日。 [71]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5—306页。 [72]亚历山大·施瓦布（AlexanderSchwab，1887年7月5日——1943年11月12日），出身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20参与成立共工党，1922年退出共工党。1931年参与创立“红色战士”（RotenKämpfer）。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被捕，1937年10月被判处八年徒刑，194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73]路德维希·麦耶尔（LudwigMeyer）是莱比锡的一个五金工人，化名“卡尔·贝格曼”（KarlBergmann）。——中译者注 [74]伯恩哈德·莱亨巴赫（BernhardReichenbach，1888年12月12日——1975年2月19日），出身于富商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曾担任过社会主义学生组织领导人。1915年至1917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20年参加共工党，1921年曾代表共工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共工党埃森派。1925年参加社民党，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5年流亡英国，参加了英国工党，以后一直担任记者。——中译者注 [75]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9页。
第二十五章三月行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五章三月行动 ·库恩·贝拉的出使 ·“强行推动革命发展” ·武装冲突 从保尔·列维辞去统一共产党主席一职，到他被开除出党，中间仅仅隔了几周。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几周至关重要，其中不少细节至今仍不明朗。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导致了统一共产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但列维的对手并不想就此罢休。拉狄克回到莫斯科后，他就不再妥协，并给《国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企图让讨论得出一个结果，也就是它所谓的“推一把”统一共产党[1]。拉狄克声称，在意大利党的问题上，列维唯一做的就是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喊出了吓人的“机械的分裂”，这是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德国党领导层的消极无为，而对列维进行了个人批评。拉狄克认为，统一共产党的旧领导层“从一九一九年的惊慌失措下的防御，到一九二〇年的猛烈进攻（独立党工人群众的激进化使这个进攻成为可能）之中，都暴露出它自己是无力行动的”[2]。统一共产党显然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证据就是在这个唯有通过行动才能吸引人们关注当前的紧要问题的时刻，它却没有行动，而仅仅局限于讨论[3]。拉狄克此文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想要“推一把”统一共产党，让它走出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此需要进行反对列维的斗争；拉狄克还批评了布兰德勒、施特克尔和塔尔海默的“调和”态度。 三月十四日，拉狄克给中央局委员布兰德勒、弗勒利希、恩斯特·麦耶尔和波彻尔，以及塔尔海默和菲利克斯·沃尔夫发出密信[4]，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列维正企图按照“要么选择群众党，要么选择宗派”的口号建立派别组织。正当我们可以通过实行自己的政策，把新的群众吸引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通过贯彻这条路线，企图以灾难性的方式分裂党，这就是他的阴谋诡计。这里没有人想在德国搞什么机械的分裂，没有人想搞任何形式的分裂。我们的任务是给党内的反对派指明方向，并让左翼成为领导力量。列维很快就会离开，但我们必须尽力阻止多伊米希和蔡特金跟他一起走…… 一切都取决于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加深的话，如果与波兰开战的话，我们就要出来讲话。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你们才必须尽力对全党进行动员。谁也不可能像扣动手枪扳机那样，去开始行动。在要求行动的持久压力下，你们现在如果什么都不做，不去告诉群众必须投入行动的话，你们就会再次错过大好时机。目前的政治决定，会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性，此时应该少想一点“激进”的公式，多想想行动，去把群众鼓动起来。一旦开战，就不要想什么和平，或是简单的抗议，而要想到拿起武器[5]。 库恩·贝拉的出使 我们不知道库恩抵达柏林的具体日期，但应该是在二月底或三月初。这位新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6]，在一战前曾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一九一七年被俘后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秘密返回匈牙利后，他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他在被捕后，没过多久就获释了，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并领导已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共产党[7]。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他成功逃脱，流亡莫斯科，并在红军的政治部门工作。由于他违背诺言，处决了弗兰格尔白军的战俘，曾招致强烈批评。列宁起初说要枪毙他，但最后只是把他下放到土尔克斯坦（Turkestan）了事。库恩这个人十分勇敢，但才干平庸。列宁从不隐瞒他对库恩的看法：他对库恩的评价很低，而且库恩还要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最终失败负一定责任，因为库恩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库恩随后采取了极左主义立场，并且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在《共产主义》（德文版）上痛斥机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匈牙利流亡者中间，库恩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主要指责他利用派系手段，而且从不吝于对别人使用胁迫或腐化手段[8]。尽管如此，他仍是个重要人物，在共产国际二大以前就已经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二大以后又成了“小执行局”的委员，他在“小执行局”里的工作使人们以为他是季诺维也夫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与库恩同时抵达柏林的还有两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波加尼·约热夫[9]和萨穆埃尔·海菲茨[10]。波加尼·约热夫也是匈牙利人，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主席；萨穆埃尔·海菲茨是波兰犹太人，来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1]。当时他也使用“古拉尔斯基”这个姓，在德国使用“奥古斯特·克莱涅”这个化名[12]。 也许我们得等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档案库完全开放的时候，才能知道库恩这次出使德国的具体情况，并找出他是否还承担着秘密使命。目前能查阅的文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蛛丝马迹[13]。不过，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当库尔特·盖尔代表统一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时，宣称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提到过这次出使。多年以后，他指出这次出使从未成为会议议题，在莫斯科甚至都没有人提到过这次出使，至少当他在场的时候没人提过[14]。 我们只能通过拉狄克的信来猜测，统一共产党的党内危机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关心的问题之一。欧洲形势陡然剧变——协约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除德国的“民卫军”（civicguards）的武装；协约国盟军占领区的扩大；上西里西亚的全民公决[15]；以及波兰的战争准备——一连串的事件令局势紧张起来。有人认为，库恩这次出使，与转移人们对喀琅施塔德暴动的注意力有关，对此我们必须否认，因为这次暴动是在他出发后才发生的[16]。根据目前能找到的信息，可能性最大的解释是：库恩坚信自己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和批准，便自作主张。其实，季诺维也夫身边的人曾坦白地说过，即使他们不能胜利，国际无产阶级发动的重大斗争，也可以让俄国免于实行新经济政策[17]。 “强行推动革命发展” 库恩一到德国，马上就个别地同德共领袖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他提出了深受正在莫斯科流行的“革命进攻论”影响的观点，他这些观点同拉狄克信中概述的模式十分接近。库恩还认为，国际危机不可能不让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共产党不能再保持消极的、甚至是坐等的态度。他教育德共领袖说，德国党可以通过积极的介入来改变力量对比，因此，德国党的责任就是打破阶级斗争的天平的平衡状态。德国党必须主动出击，通过抵抗行动来树立榜样，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把暂时沉寂下来的工人阶级给激发起来，“强行推动革命发展”。然而，他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托马斯描写了化名“斯帕尼奥尔”（Spanior）的库恩的来访及其初期活动，并详细描写了库恩同两位波兰共产党人瓦尔斯基[18]与瓦平斯基[19]之间的激烈争吵[20]。三月十日，蔡特金会见了库恩，库恩对她所说的话，让她警觉了起来。她向列维发出警告，随后拒绝同库恩再次会面，除非另有证人在场。在三月十四日，列维才得知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特使的计划[21]。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会议[22]。库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他就不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了；与会者全都同意有必要“发动群众”，会上洋溢着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很快到来，只有马尔赞不这么乐观[23]。布兰德勒按照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分析，在会上做了发言，他宣称： 如果革命不能让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英国和美国很快就会开战。……三月二十日，制裁就要进一步加强。就在同一天，西里西亚也要举行全民公决，这极有可能导致波兰、德国两国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高达九成[24]。 布兰德勒的讲话得到了弗勒利希的强烈支持[25]，在国际局势极度紧张的时刻，弗勒利希的“行动哲学”使他宣称： 我们必须通过行动，尽量〔让协约国与德国之间〕产生裂痕，有必要的话，还要用挑衅手段。……中央局现在提出的，是同过去彻底决裂。以前，我们的策略，主要就是听凭事态自然发展，当出现情况时，我们再在事变过程中进行决策。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决定党和革命的命运[26]。 然而，中央委员会似乎并没有在这一天决定立即行动。布兰德勒后来写道： 中央委员会决定，如果上西里西亚的公决引发武装冲突的话，就要号召群众发起斗争，反对毫无意义的冒险。对于协约国提出的要求，德国政府要么是消极抵抗，要么是消极接受，因此遭到了制裁，这些制裁会导致更多的工厂停业、产量滑坡，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央委员会决定：一旦失业和下岗工人在贫困交加之下走上街头，中央委员会将竭尽全力去组织斗争，全心全意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并把群众发动起来[27]。 中央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在原则上不再反对局部罢工，并进一步决定，要去帮助农业工人深入开展争取加薪的斗争。它认为某个部门内的局部胜利，就算是特例，都能恢复群众的信心，并“让他们的进攻精神觉醒”。通过“打倒费伦巴赫政府！同苏维埃俄国结盟！”之类的口号，可以有效地让罢工运动政治化，并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中央委员会最后决定，如果政府利用警察或国防军来干预党预期会发生的群众罢工的话，党就必须组织武装抵抗[28]。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一个是能指望得到立即贯彻执行的。再过一周就是复活节假期了，所有的工厂在三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间都要关门。党打算利用这段时间，为复活节之后的一周内的行动做好准备[29]。可是，就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前，从德国中部传来的消息打乱了最初的计划。普鲁士邦萨克森省省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30]刚刚发表声明，宣称他准备派警察占领几个工业区，包括曼斯菲尔德—艾斯莱本（Mansfeld-Eisleben）矿区，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整顿”当地局势[31]。当地商人抱怨窃案频发，警察有时会与“哄抢者”发生真正的交战。官方声明说，赫尔辛的措施是为了阻止包括盗窃、怠工以及袭击工厂保安人员在内的各类犯罪进一步增长。然而，赫尔辛的真正目的显然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自从卡普暴动之后工人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同时摧毁共产党的坚固阵地。尽管这个消息打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措手不及，但它又以某种方式让中央委员会获得了解脱。如果拉狄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布兰德勒当时正在犹豫该不该“诱使敌人主动出击”[32]，而赫尔辛的举动正好解决了这个道义问题。左派抓住了这个机会——拉狄克告诉我们：好似骑兵中尉一般出场的弗勒利希声称：“如今，我们要同党的传统决裂。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持观望态度，可是现在，我们要掌握主动权来加速革命的进程。[33]”哈勒（曼斯菲尔德属于这一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在警察占领工厂时立即号召发动总罢工，并马上着手准备武装抵抗[34]。德国党的领袖们不再用国际形势、而是以赫尔辛对工人阶级发动进攻为由，来为自己转入总进攻辩解。 库恩所拟定的前景似乎正在变成现实。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劝说布兰德勒起草一个声明，发表在次日（三月十八日）的《红旗报》上，号召工人拿起武器，理由是巴伐利亚政府拒绝将反革命组织“埃舍利希组织”缴械解散[35]。三月二十一日之前,这份声明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反复刊登了好几次。它与中央委员会号召抵抗赫尔辛的声明并没有太明显的联系[36]。而且，警察部队在三月十九日之前并没有入侵矿区。三月二十日，《红旗报》号召德国工人支援德国中部的阶级兄弟。这期《红旗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告社民党与独立党工人书》[37]，这无疑是在向非共产党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选边站。 然而，响应号召的人寥寥无几。三月十八日，中央局将哈勒—梅泽堡地区的行动的领导权交给了当地的两位全职干部——莱姆克和波维茨基[38]。十九日，地区委员会在弗雷德·奥尔斯纳[39]领导下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想办法把局势“朝革命的方向推动”[40]。三月二十日，赫尔辛的部队继续推进，共产党的领袖们则继续试图唤起工人群众的斗争精神[41]。二十一日，被警察占领的地方开始出现罢工，但统一共产党哈勒地区委员会书记处还在举棋不定，不过他们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发动全区总罢工[42]。但是到了三月二十二日早上，罢工仍只是局部性的。现实并没有按照库恩及其支持者的期望发展。 武装冲突 就在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首先，埃贝莱因来到了哈勒，他向当地领导人解释说，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德国中部发动起义，这将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为了让工人群众摆脱消极状态，可以不择手段，他甚至建议，对统一共产党或其他工人组织发动几次假进攻，或是绑架一些著名的领袖，然后再把这些推到警察和反动派头上，这样就能激起群众的怒火。在炸毁塞森（Seesen）一家兵工厂的企图失败后，这些计划就全都告吹了[43]。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马克斯·赫尔茨抵达哈勒，事情从此有了转机[44]。一九二〇年三月卡普暴动期间，这位英雄曾组织武装斗争，奋起反击反动派，后来他同布兰德勒闹翻，因“冒险主义”而被开除出统一共产党后，他转入了地下，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征收”行动，这些行动是由卡尔·普莱特纳等人领导的战斗队进行的，目的是给共工党及其（合法的和非法的）行动筹集经费[45]。就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事件发生前不久，赫尔茨卷入了一桩疑点重重的案件——三月十三日，有人企图炸毁柏林的胜利纪念柱[46]，时任普鲁士内务部长的塞费林趁机攫取了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同样攫取了这种权力的还有赫尔辛[47]。赫尔茨似乎是在这件事发生前不久参加共工党的，但哪个党的党纪他都不想遵守，他对统一共产党那些他所谓的“政客”嗤之以鼻，这些人当中他最讨厌的就是布兰德勒。他对哈勒一带很熟悉，来到哈勒后，他出席了罢工工人的集会，并开始召集罢工工人，组建战斗队[48]。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赫尔茨在艾斯莱本成功组建了他的第一支队伍，他用从几个警察那里缴获的枪武装了这支队伍。当天夜里，他成功袭击了一个军械库，缴获的武器足以武装所有想投奔他的志愿者。在四十八小时里，他的队伍就在矿区掀起了武装行动，对军队和警察发动了城市游击战，夺取了银行、关闭了商店，没收了商人的财产。曼斯菲尔德的共产党报纸主编约瑟夫·施耐德[49]也参加了他的队伍[50]，但总的来说，统一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员对他的行动并不太热衷[51]。他们对卡尔·普莱特纳也是这种态度，普莱特纳也去了那里，他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像赫尔茨那么引人注目，但也许比赫尔茨更为重要[52]。共工党正好相反，他们将赫尔茨的事迹归功于自己，共工党的党员也把赫尔茨视为直接进行革命行动的英雄，对他大加赞扬[53]。 库恩虽然在柏林为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安排好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但这并不能阻止当地的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相互争斗。正当埃贝莱因试图发动他的部队时，共工党从柏林派去了两个人——容格和弗里茨·拉施，他们也是去哈勒发动群众的[54]。共工党在那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地的产业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多数无产者仍受农村影响。近一年来，他们的主要领袖之一彼得·乌蔡尔曼[55]一直在洛伊纳的工厂当中积极活动，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力的工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报纸[56]。三月二十一日，这家巨型工厂（拥有一万二千名劳动力）的工人选出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选举乌蔡尔曼为行动委员会主席，他在担任主席时用的是“肯平（Kempin）”这个化名[57]。三月二十三日，这家工厂发动了罢工，但在罢工委员会当中，肯平的支持者和统一共产党领导人伯恩哈德·科嫩的支持者各占一半，而科嫩还指责他的对手“蓄意挑衅”[58]。问题就这么提出来了。要不要组织保安部队？工厂里大约有两千名武装工人，他们应该向整个地区发动进攻，还是仅仅守住这个无产阶级的要塞？共工党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在战斗队中的朋友向洛伊纳的工人提出了极端冒险主义的建议，洛伊纳的工人被他们吓坏了，最后决定留守在工厂里，就这样，洛伊那的工人同当地罢工领袖的联系中断了，他们一枪没放，守在这个孤立的、结果毫无意义的城堡里面[59]。 在德国其他地方，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的活动家都在加倍努力，试图发动工人群众，向德国中部的资产阶级攻势发起广泛的抗议浪潮[60]。在柏林，他们联合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在示威中他们的发言人呼吁立即举行总罢工，但参加集会的人少得可怜。三月二十三日，恩斯特·台尔曼在汉堡组织失业工人发动示威，占领了码头，并选出了行动委员会[61]。三月二十四日早上，政府在汉堡和普鲁士邦萨克森省实施戒严，并授予赫尔辛（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国家专员）恢复秩序的特殊权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复活节放假、工厂关门的前一天，做出了答复，号召举行总罢工[62]。 但这个决定未能实现一致行动。两党的领导层都对工人群众的斗志心存疑虑。弗里斯兰德说，共产党人有义务去战斗，必要的话，甚至要孤军奋战[63]。马尔赞则反驳说，在这种情况下，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只会把自己同群众完全隔绝开来。上千人的工厂里的共产党组织至多只有五十人，如果强行罢工，只会招致工友的疏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些工友本来是会像以前那样坚定追随共产党人的[64]。马尔赞辩不过弗里斯兰德，便放弃了，接受了在鲁尔组织总罢工的任务[65]。 三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四，那一天，共产党动用了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试图发动总罢工。一批批的积极分子试图突然占领工厂，阻止他们所谓的“工贼”、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非共产党工人上工。在其他地方，一队队的失业工人同正在上班路上或已经进厂的工人发生了冲突[66]。在柏林的几家大工厂，在鲁尔和汉堡，都发生了冲突，汉堡的失业工人与码头工人还占领了码头，但在遭到实弹射击后被驱散了[67]。取得的成果少得可怜。关于参加罢工的人数，悲观的估计是二十万人[68]，乐观的估计是五十万人[69]。有些失败是极其令人失望而且极其苦涩的，比如威廉·许尔特的失败，他没能把在发电厂工作的同志们争取过来[70]。统一共产党与共工党在卢斯特公园（Lustgarten）联合组织了一次游行，参加的人数还不到四千人[71]，可就在几周以前，统一共产党在选举当中还赢得了二十万张选票。在柏林，罢工实际上根本没有发动起来[72]。 军队和警察立即向曼斯菲尔德地区增派了援军。三月二十八日，洛伊纳工厂遭到炮击，占领了洛伊纳工厂的工人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投降了[73]。为了保存力量，赫尔茨把自己的队伍化整为零。鲁尔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违背中央局的命令，发出了复工的信号[74]。三月三十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尔地区的代表弗兰肯[75]坚持要求立即下令复工。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施特克尔和赫克特同意弗兰肯的意见，但埃贝莱因坚持认为，必须“坚守”下去，他的意见获得了胜利[76]。直到四月一日，局势早已变得毫无希望之时，中央局才下令停止罢工[77]。就在前一天，已经被捕的许尔特在警察局里“企图逃跑”时被枪杀[78]。四月六日，柏林无产阶级群众为他送葬，这是这段时期当中唯一的一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曾积极活动，促成了反抗卡普暴动的总罢工，为打垮政变立下了大功，在他死后，又把大批同志凝聚起来，而正是这些同志，在他的党号召罢工时，第一次没有追随他[79]。 三月三十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德国革命》的文章，向正在进攻的德国工人致敬，文中写道：“〔德国工人〕高呼与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口号，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帮助了苏维埃共和国”。文中对“罢工与武装起义的结合”表示欢迎，认为这“形成了无产阶级已知的最高级的斗争形式”，并对“在一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共产党率领下，德国无产阶级破天荒地站了起来，奋起斗争”表示欢欣鼓舞[80]。几天以后，斯捷克洛夫[81]就在《消息报》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共产党人是否要为轻率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并因此招致惨败而负责？[82]三月行动结束了，而争论才刚刚开始。 [1]《统一共产党的危机》（DieKriseinderVKPD），《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3期，1921年3月1日，第71—79页。 [2]同上，第72页。 [3]拉狄克这是在表明自己同拉科西的个人意见无关（同上，第76页）。 [4]同上，第79页。 [5]列维档案库，P55/3；《苏维埃（我们的道路）》（Sowjet〔UnserWeg〕），第2/1期，1921年8月，第284—289页。 [6]英文版和法文版此处均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但这与事实不符，经查证后改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译者注 [7]这里的时间顺序交待得不太清楚，其实库恩·贝拉是在1919年2月21日被捕的，3月21日，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并宣告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日库恩·贝拉获释，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8]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4—175页。 [9]波加尼·约热夫（PogányJózsef，1886年11月8日——1938年2月8日），本名施瓦茨·约热夫（SchwartzJózsef），匈牙利犹太人，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以“约翰·佩帕尔”（JohnPepper）的化名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7月27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2月8日遇害，1956年5月30日平反。——中译者注 [10]萨穆埃尔·海菲茨（SamuelHaifiz或Heifetz，1885或1890？—1960），原名亚伯拉罕·雅科夫列维奇·海菲茨（AbramJakowlewitschHeifetz），又名奥古斯特·克莱涅（AugustKleine），曾用化名萨穆埃尔·古拉尔斯基（SamuelGuralski），波兰犹太人，大学时期参加犹太社会主义运动“锡安工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抵达俄国，活跃于孟什维克之中，1918年底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1年三月行动前与库恩·贝拉前往德国。1922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与德共的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起义期间曾负责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筹备工作，十月起义失败后成为中派组织者之一。1924年他的派别被左派击败后被召回莫斯科，后支持季诺维也夫，参加了联合反对派，大清洗中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中译者注 [11]“锡安工人”（PoaleZion，有时也写成PoaleiTziyon或PoaleySyjon），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1年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后，部分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成立了“锡安工人”，1907年8月，“锡安工人”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此后于1909、1911、1919、1920年召开了世界大会。早期的“锡安工人”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又坚持犹太民族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发生分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加入了第二国际，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同情十月革命，试图参加共产国际，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12]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4—175页）只提到了库恩。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08页）只提到了库恩和古拉尔斯基。其他作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35页；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51页；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提到了这三个人。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政治传记》，第118页）详细地描写了波加尼的特殊任务，据她所述，维利·明岑贝格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当中，一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阳奉阴违，波加尼去柏林的任务就是结束他的反抗。 [13]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69页）提到了1921年2月22日至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库恩和古拉尔斯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还提到了库尔特·盖尔后来做的那个报告。 [14]出自对库尔特·盖尔的访谈，摘自里·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57页，注释117。 [15]一战结束前，上西里西亚属于德国领土，但居民以波兰裔为主。德国投降后，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的公民将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归属德国还是波兰，在举行公决前，德裔和波兰裔居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波兰裔居民曾于1919年8月和1920年8月举行起义。在1921年3月20日的公决中，当地207万3千余名居民中，有118万6千余人参加投票，71万7千余人要求并入德国，48万3千余人要求加入波兰。这次公决造成德波关系极度紧张，两国一度濒临开战。——中译者注 [16]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弗莱赫特海姆为主（《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 [17]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63页。 [18]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Warski，1868年4月20日——1937年8月21日），本名阿道夫·耶尔吉·瓦尔沙夫斯基（AdolfJerzyWarszawski），生于华沙一个商行职员家庭，上大学时参加地下革命运动，1886年参加第一无产阶级党（IProletariat），1889年参与创建波兰工人同盟（ZwiązekRobotnikówPolskich），1891年被捕，1892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893年参与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KrólestwaPolskiego），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并担任党报《工人事业报》（SprawaRobotnicza）与《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adsocjal-demokratygzny）编辑。曾代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和四大，并在1906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创建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omunistycznaPartiaRobotniczaPolski），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6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29年因“右倾”而遭到批判，被免去党内职务，此后移居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在大清洗期间，于1937年7月12日被捕，8月21日遇害。1955年4月29日平反。——中译者注 [19]帕维乌·莱文松（PawełLewinson，1879年5月3日——1937年9月10日），曾用化名安杰伊·沃尔斯基（AndrzejWolski）和斯坦尼斯瓦夫·瓦平斯基（StanisławŁapiński），生于普沃茨克（Płock）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于1896年考入华沙大学（UniwersytetWarszawski）学习法律，在校期间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aPartiaSocjalistyczna），1906年参加波兰社会党左派（PPS-Lewica），1907年流亡美国，一战期间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外交部工作，并担任《消息报》编辑。在大清洗期间，于1937年6月9日被捕，9月10日自杀。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0]弗莱蒙，《共产国际史稿》，第25页。 托马斯的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可在线阅读的英文版：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5/no2/reich.html——中译者注 [21]关于这两次讨论，仅在列维自己于五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过（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8页）。 [22]这次会议的报告收录于IML-ZPA的德共档案，第2辑第4卷（1921年4月7日至4月8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穆伊贝戈维奇查阅了这些档案，她认为档案库里的这份报告，与已知的文件来源相比，基本上没有增加什么。下文引用的几段话，是列维从这份报告里摘录的，他有这份报告的复印件。 [2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3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1—512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5.htm#1-3——中译者注 [24]转引自保·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UnserWeg:WiderdenPutschismus），柏林，1921年，在列维档案库P83/9当中，这段引文（第23页）上面还写有手迹“布兰德勒”。 [2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5页、第553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28页；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2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26]列维档案库，P83/9，第24页，上有手迹“弗勒利希”。 [27]海·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WardieMärzaktioneinBakunisten-Putsch?），柏林—莱比锡，1921年，第20页。 [28]同上，第12—20页。 [29]《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TaktikundOrganisationderrevolutionärenOffensive），莱比锡—柏林，1921年，第28页；《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1页；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第16—17页。 但从时间来看，《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不可能收录有1921年的内容，疑为《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8月22日至26日于耶拿》之误。——中译者注 [30]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尔辛（FriedrichOttoHörsing，1874年7月18日——1937年8月16日），出身于东普鲁士的梅默尔（Memel），年轻时当过铁匠。1894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担任上西里西亚地区的五金工会执行书记，1906年至1914年任社民党奥佩尔恩（Opeln）区委书记，一战期间参军，后被俘，战争结束后回国，担任了上西里西亚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3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7年任萨克森省省长。1932年7月3日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德国社会共和党”（Sozial-RepublikanischeParteiDeutschlands）。——中译者注 [31]《红旗报》，1921年3月17日。 [3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3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28页。——中译者注 [33]同上。 [34]《三月斗争的启示》（DieEnthüllungenzudenMärzkämpfen），哈勒，1922年，第7页。 [35]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61页，后面附有布兰德勒的解释。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Escherich）是一个在自由军团之外发展起来的右翼恐怖组织。 [36]关于这一点请参阅B·迪维尔（B.Düwell）的《纪律与原则》（DisziplinundGrundsätze）一文，刊载于《苏维埃》（Sowjet），第1期，1921年5月1日，第17—21页。 [37]《红旗报》，1921年3月20日。 [38]《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26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7页。 [39]弗雷德·奥尔斯纳（FredOelssner，1903年2月27日——1977年11月7日），中学时即参加革命运动，1919年5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参加三月行动，二十年代初期曾为多家工人报刊当过编辑，1926年至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和中央党校任职。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担任瓦尔特·乌布利希的私人秘书。1935年前往苏联，1945年回国，1947—1958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1950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1958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9年作了自我批评后，在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40]《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10页。 [41]《三月斗争的启示》，第19页。 [42]《红旗报》，1921年3月22日；《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第137页。 [43]《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26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8页、第16页。 [44]请参阅S·伊特尔斯哈根（S.Ittershagen）的《论马克斯·赫尔茨在德国中部工人斗争中发挥的作用》（ZurRollevonMaxHoelzindenKämpfendermitteldeutschenArbeiterschaft）一文，收录于《三月斗争》（DieMärzkämpfe），柏林，1956年，第105—111页，以及赫尔茨自传中的相应章节。 [45]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42页；关于普莱特纳的“征收”行动，请参阅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29—330页。 [46]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是柏林的一件纪念性建筑物，由海因里希·施特拉克（HeinrichStrack）设计，原本是为了纪念普鲁士在1864年的普鲁士—丹麦战争中战胜丹麦而建造的，后来成了德国统一战争的象征。——中译者注 [47]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38页。这个事件可能是警方炮制的一次挑衅。 [48]同上，第143页。另外还可以参阅一篇对赫尔茨非常敌视的文章，《赫尔茨帮及其罪行！》(DieHölziadeundihreUrsachen!），《自由报》，1921年4月8日。 [49]约瑟夫·施耐德（JosefSchneider，1882年3月18日——1939年11月18日），生于艾费尔（Eifel）的一个守林人家庭，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父亲希望他当上牧师，但最后他当了水手。1901—1904年参加海军，在海军服役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因参加哗变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18个月。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再次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担任威廉港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2月1日被捕，同年6月获释。1919年9月前往艾斯莱本，担任《曼斯菲尔德人民报》（MansfedlerVolkszeitung）编辑。卡普暴动期间参加行动委员会，并领导了当地的治安部队。1920年底赞成参加共产国际，随独立党左派参加了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三月行动期间，领导了一个由统一共产党、共工党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三月行动失败后流亡苏俄，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获得赦免，1930年短暂回国。同年在苏联作家协会德国人分部担任书记。1936年1月5日被开除出党，同年11月5日被捕，1937年7月10日被判处五年苦役，1939年11月18日在流放地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50]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43页。 [51]莱姆克和波维茨基除外，他们实际上是为赫尔茨工作的。 [52]这是波克的意见，请参阅《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2页。普莱特纳主要在哈勒和比特菲尔德（Bitterfeld）一带活动。 [53]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97页，这里引用了刊登在1921年第179期《共产主义工人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赫尔茨的精神觉醒了！》（DerGeistvonHölzistwach！）。 [54]弗兰茨·容格，《向下之路》（DerWegnachunten），柏林，1961，第202页。 [55]彼得·乌蔡尔曼（PeterUtzelmann，1896年5月1日——1972年5月8日），又名肯平（Kempin），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参加海军，1918年参加人民海军师，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属于极左派。1920年参与创立共工党，1921年三月行动期间领导洛伊纳的罢工。同年6月21日被判处终身苦役，1922年获特赦后退出共工党，参加了德共。1926年退出德共。1928年参加社民党，以此为掩护参加德共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活动，1932年因被发觉参加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而被开除出社民党。1936年11月26日被捕，1938年3月7日被判处三年半徒刑，1940年6月获释。二战结束后参加德共，1949年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出党。1950年3月逃往西柏林。——中译者注 [56]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3页。 [57]《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30页。 [58]同上，第82页。按照1921年4月5日的《自由报》（晚间版）的说法，哈勒的共产党人把肯平当成奸细，但德共中央局却保证肯平并不是奸细。 [59]《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80—82页。 [60]弗里斯兰德曾在四月七日抱怨说，共工党一味蛮干，不停地企图通过恐怖行动和破坏发起“挑衅”，导致了不小的麻烦（列维档案库，P83/9，第14页）。 [61]《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57页。 [62]同上，第138—141页；《红旗报》，1921年3月24日。 [6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3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2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6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3—554页。 这里讲的是在3月1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的争论，以下转引自马尔赞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二次会议（1921年7月1日）上的发言（引用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2页）： “弗里斯兰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说，即便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诚然，在3月17日的联席会议上，限于时间而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我仍然利用我的有限的发言时间，说明了不能把布兰德勒的讲话理解为预先就赞同拟议中的行动。接着，我驳斥了弗里斯兰同志，我说：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是搞不成总罢工的，也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凡是了解工厂真实情况的人都知道，一个千八百人的工厂只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共产党员离开工厂，只会疏远群众，这实在是一种不智之举。情况就是这样。”（“弗里斯兰”在本书中译为“弗里斯兰德”。）——中译者注 [6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6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晚上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4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中译者注 [66]《自由报》，1921年3月22日，这期报纸上登出了德共汉堡党组织的传单中的一句话，这份传单是要求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的最后通牒：“失业工人将占领工厂。只要有可能，工人就会拿起武器，一有机会就会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 [67]《三月斗争》，第58—59页。 [6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51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6月26日下午的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30页；“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8.htm#1-10——中译者注 [69]这个数字来自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84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8页。——中译者注 [70]《红旗报》，1921年4月7日。 [71]按照《自由报》（1921年3月27日）的说法，“只有区区几百人”。这次示威游行的导火索之一是弗里斯兰德的被捕，在游行前他获释了，这肯定是导致游行失败的原因之一。 [72]弗里斯兰德在4月7日承认了这一点（列维档案库，P83/9，第14页）。 [73]《三月斗争》，第102页。 [74]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62页。 [75]保尔·弗兰肯（PaulFranken，1894年6月27日——1944年？月？日），当过五金工人，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索林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任下莱因地区书记，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反对三月行动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随后又回到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死于沃尔库塔。——中译者注 [7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84页。诺伊曼并没有点出埃贝莱因的名字，但塔尔海默在答复诺伊曼的发言（同上，第595页）中否认了埃贝莱因“恐吓”中央委员会的说法。 另请参阅：诺伊曼在1921年7月2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2页；塔尔海默在1921年7月2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52页。 前者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6.htm#2-4 后者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6.htm#2-8——中译者注 [77]《红旗报》，1921年4月4日。 [78]《红旗报》，1921年4月1日。 许尔特于3月30日被捕，31日在警察局提审时有人从背后朝他开枪，4月1日伤重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79]《自由报》，1921年4月7日；《红旗报》，1921年4月7日。 [80]《真理报》，1921年3月30日。 [81]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捷克洛夫（Ю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Стеклов，1873年8月27日——1941年9月15日），原名奥夫谢伊·莫伊谢耶维奇·纳哈姆奇斯（ОвшийМоисеевичНахамкис），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回国，1917年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同年3月—5月担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主编。十月革命后，于1917—1925年任《消息报》编辑，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82]《消息报》，192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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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四章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 ·政治论战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内部危机，在种种征兆累积了数月后，最后却在一个与德国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上爆发了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PSI）在利沃诺（Livorno）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一方面，对于一个共产党、或单独的党员来说，其他国家的党的事务，并不是“别人家”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战场环境全都有利于列维的对手，对于意大利党的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要比德国党的领袖更加理解。 在一九一四年，尽管出了贝尼托·墨索里尼这样狂热拥护沙文主义的叛徒，意大利社会党仍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中唯一一个同沙文主义狂潮保持距离的[1]。意大利社会党帮助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并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一九年，早在“二十一条”被采纳之前，它就是第一个参加共产国际的群众性政党。因此，在它的队伍当中，仍然存在着以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领袖塞拉蒂[2]其实是左翼中派主义者，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同意了“二十一条”，并保证只要让他来选择开除屠拉梯及其支持者的时机，他就会把“二十一条”运用于意大利社会党。 然而，当他返回意大利后，他就变得不那么坚决了。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北部的五金工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罢工，占领并接管了工厂，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为此谴责了改良主义派，这为开除改良主义派提供了一个机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以越来越坚决的态度，要求意大利党开除改良主义派。但是，开除屠拉梯及其支持者，肯定会导致党的分裂，塞拉蒂似乎担心这样做会让意大利社会党人产生误解，在工潮已经结束的这个时候，还会导致士气进一步低落[3]。他继续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充耳不闻，并辩解说，为了获得开除他们的最好时机，必须等待改良主义派犯下新的叛卖行径[4]。当然，他的顽抗也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他越发怀疑，还招来了党内左派的愤怒抗议，领导这些左派的，既有《新秩序》杂志的葛兰西等人，也有抵制议会选举的波尔迪加，还有众议员彭巴奇[5]——这个脾气古怪的人，曾让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对他颇有疑虑[6]。 这一事件已经超出了意大利的范围。塞拉蒂曾公开抱怨，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把自己的代表当成“线人”安插到各国共产党里面，各国共产党根本无法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取信息的这条途径加以监督。他甚至还写道：“某种红色共济会[7]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内部形成了。它悄无声息，行事诡秘，最危险的是，它还不负责任[8]。” 在这一点上，他跟列维的看法是一致的，当时的列维曾因为在拉狄克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托马斯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统一共产党的报告，而深感苦恼[9]。不能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怀疑过列维和塞拉蒂在搞什么阴谋，或者至少是某种一致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国际内的“右倾”危险时，总是会提到他们俩的名字[10]。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于利沃诺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11]是匈牙利人拉科西·马加什[12]和保加利亚人赫里斯托·卡巴克奇耶夫[13]，他们接到的指示是要让意大利党立即落实“二十一条”，不得拖延，尤其是要落实有关开除改良主义派的规定，要尽可能争取塞拉蒂的支持，但如果必要的话，就算塞拉蒂不支持，也要落实规定[14]。 在利沃诺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出现了三个流派。改良主义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开除无政府主义者和共济会员，并谴责“在阶级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战斗中使用暴力及非法手段”[15]。以波尔迪加、葛兰西和彭巴奇为首的“共产主义派”要求立即全面落实“二十一条”，特别是其中有关开除改良主义派和改称“共产党”的规定。领导“共产主义统一派”的塞拉蒂自称接受“二十一条”，但要求“按照本国国情与历史”来解释和执行它们。而且他还建议说，考虑到意大利社会党“并未在大战期间玷污自己的旗帜”，应该继续保留“社会党”的名字，“这是为了不让昨天或明天的叛徒盗用这个已为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熟知的光荣称号”[16]。 在论战中各派坚持己见，经过漫长的争论后，各派的提案被提交表决。塞拉蒂的提案得了九万八千〇二十八票，“共产主义派”得了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票，而改良主义派得了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五票。尽管多数派声称党仍是共产国际成员，“共产主义”少数派还是退出了大会，并于一月二十一日在同一会址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PCd'I）。它最著名的领袖是波尔迪加、葛兰西、特拉奇尼[17]和彭巴奇。拉科西与卡巴克奇耶夫当即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并自动将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分裂开始了，共产国际失去了几十万革命工人，他们要么跟着塞拉蒂留在社会党内，要么退出了政治活动。更让列维等人担心的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落到了波尔迪加之类的著名极左派手中。罗贝尔·帕里（RobertParis）认为，这是利沃诺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带来的第一个严重后果，就在北方五金工人失败后，“正当法西斯主义崛起时，这是又一个卡波雷托[18]式的惨败[19]。” 就在利沃诺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德共中央局讨论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形势。列维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该尽量把分裂的界限往右边推，这样才能把仍处于塞拉蒂影响下的大部分工人留在共产国际的队伍里，并确保意大利支部不会被极左派完全控制。因此，他认为必须争取塞拉蒂同意开除屠拉梯的支持者，同时他又提出要同塞拉蒂达成协议，即使要做出某种让步。德共中央局同意了列维的意见。在动身前往意大利之前，列维把中央局的立场告诉了拉狄克；拉狄克还没有得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他认为德共中央局的立场是正确的。拉狄克和列维都认为，一旦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了与他们俩不同的立场，应当避免与其发生尖锐冲突[20]。可是列维刚刚出发，共产国际就给柏林发了电报，号召对塞拉蒂“发起最坚决的斗争”[21]。 列维刚到利沃诺，就同共产国际代表起了冲突。波尔迪加的提案可能会让塞拉蒂身后的集团分裂，而共产国际代表不肯修改这个提案。在大会上，卡巴克奇耶夫在发言中对塞拉蒂发起了全面攻击[22]。列维私下同塞拉蒂谈了几次，他自称在这些谈话中，他曾劝说塞拉蒂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党[23]，但拉科西后来指责他怂恿塞拉蒂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抗，甚至还拿出蔡特金鼓励他这种做法的信给拉科西看[24]。 尽管列维相信大错已经铸成，但他还是克制自己，将这次意大利之行局限于“友好问候”的性质，在离开之前，他既没有公开支持也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国际代表。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不了解意大利党的情况。塞拉蒂告诉他，彭巴奇竟敢公然在议会中拥抱屠拉梯[25]，列维似乎认为，就算共产国际代表没有越权，他们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仍是过分刻板了；但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认真研究了这些文件，一切就都会得到纠正[26]。他显然是带着这种想法，在《红旗报》上撰文分析利沃诺代表大会的结果的。 列维的结论是批判性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应该以目前这种方式进行，因为最优秀的、支持第三国际的工人，现在都被赶出了它的队伍，这无疑对中派有利[27]。三天后，拉狄克详尽而冷淡地答复了他。既支持第三国际、但又支持塞拉蒂的工人，仅仅是在口头上支持第三国际而已，意大利最优秀的革命工人，是参加了新生的共产党的工人[28]。 讨论公开化了，冲突也随之公开了。一月二十五日[29]，在拉狄克的强烈要求下，德共中央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双方的冲突在这次会议上爆发了。列维很生气，因为拉狄克的文章虽然表达了德共中央局的立场，却对他进行了个人攻击。拉狄克怒不可遏，他回答列维说，列维的文章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蓄意攻击”。他还威胁列维说：“在您能攻击我们之前，我们会抢先拔剑对着您”[30]。在拉狄克的批判中，其声势之凶狠，其个人转变之剧烈，气得列维当即退场。然而就在第二天，拉狄克退让了，给列维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31]。列维对此并不满意，在写给拉狄克的私人答复中，他提醒拉狄克，在他前往利沃诺之前，他曾与拉狄克在意大利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当时多伊米希也在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新指示是在他出发后才传来的。他再次抗议拉狄克曲解了他的文章，并否认自己蓄意攻击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会的错误将会在莫斯科自己得到纠正，但他要求拉狄克对两个问题做出明确答复。一个是拉狄克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发出的威胁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否仍信任他这个德国党的领袖——到底还信不信任他？[32] 我们没有找到拉狄克的复信，但这次冲突最后似乎平息了。拉狄克出席了一月二十八日的德共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进一步和缓了。拉狄克（在会议报告中使用化名“马克斯”[33]）对政治形势做了一番很长的分析，对于正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当中浮现的分歧，他也并未隐瞒。他反对被他叫做“东南派”的极左派，他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革命的两个关键战场。但一切都取决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发展群众运动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坚定性，取决于他们是否为行动做好了准备。他坦率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想要通过一切手段来“推一把”统一共产党，但他否认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苏俄国内困难的关注。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步步紧逼的经济灾难降临之前夺取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想同共工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德国党内的形势在变坏。共产国际执委会断定，德共中央局自一月七日以后都还没有讨论过《公开信》，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了德国党还没做好行动的准备。 拉狄克解释说，他之前对列维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觉得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团结一致受到了威胁： 归根结底，让我负气跟列维争吵的，不是我跟他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从实际的讨论当中，可以看出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不像纸面上写的那样紧密。不用说，我并未发誓要盲目忠于执行委员会。我疲于应战，可批评还是没完没了[34]。 他要求德共中央局明确表态：是否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认为首要危险来自右边的政治总路线。然后再讨论统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建议。他提出： 共产国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一九一九年，它不过是一声号召大家集合的呼喊；今天，它已经得到了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德国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主观臆断地以为无法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纠正政治错误，这是不应该的，通过公开、明确、一致的政策，通过说出“我们不同意”，是有可能让它改正错误的。更严重的，是以为我们甚至无法改变共产国际的组织方式[35]。 他强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各党领袖给予建设性批评的必要，这并不是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辩护： 为了减少困难，需要做许多事情。我认为，执委会的困境在于，它位于一个正在经历革命斗争的国家。我们不该指责它发号施令，而应该批评它干预得不够多。它仅仅在碰到尖锐危机时才进行干预。……我们必须用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批评和意见。我们必须在组织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俄国党，你们就是国际内最大的党，你们跟俄国党负有同等的责任[36]。 列维以冷静的语调，对拉狄克的调和性的发言做了答复。但他的答复，基本上还是按照一月二十七日他写给拉狄克的私人信件中，有关拒绝公开进行政治辩论那部分的思路进行的：“执委会是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但只有在俄国才能纠正[37]。”他表示，自己大体上同意拉狄克的意见，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想让共产国际执委会迁出俄国，但他不同意拉狄克关于如何解决目前困难的观点。他否认自己产生了怀疑，但他又指出，他认为有两类病症，一类能通过立即施加适当的治疗来治愈，另一类就需要等待。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的问题，就属于第二类，他解释了原因： 季诺维也夫上次来德国后，我与他的关系改善了一点，但我还是必须重申：我们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每当我们批评错误时，都会被当成反对共产国际的举动。……这次讨论让我大开眼界：马克斯同志在讨论中一时失态，让莫斯科那边的心里话脱口而出。考虑到这些事实，我认为，如果我们只能表达所谓的“建设性批评意见”，那与其鼓励治愈这种病，还不如干脆让它恶化好了[38]。 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列宁会给他撑腰，也许是因为他不想为了超出自己的党关注的范围的问题而争吵，总之，列维固执地拒绝摊牌，而拉狄克则利用了列维的回避。会上提出了两个提案，列维的提案重申，对于必须执行参加共产国际的必要条款，以及开除意大利党的改良主义派，他在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他又表示应当维护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这也就意味着同塞拉蒂派决裂是错误的：“德国统一共产党表示，为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起见，应当尽量把意大利改良主义派挽留在党内[39]。” 拉狄克提出了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提案，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从塞拉蒂的支持者的举动来看，已经可以将他们视为“中派分子”，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支部[40]。 随后，拉狄克又给德国党的两位主席列维和多伊米希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认为，列维的提案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个提案，无论是对于利沃诺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的原因，还是对于开除塞拉蒂派（这已是既成事实），都没有采取明确立场。这个提案仍把塞拉蒂派当成“共产主义者”，却没有提到以波尔迪加和葛兰西为首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因此，拉狄克认为，列维的这个提案，既是反对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又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它是在企图“把独立党的实践带入统一共产党”。他针对列维的提案提出了自己的提案，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央局出于对党主席的支持，而采取中派主义立场，甚至向全党隐瞒自己的中派主义立场的话，那么还不如暂时让党主席在中央局内屈居少数派为好。[41]” 列维被将了一军，他只好再退一步，撤回了自己的提案。拉狄克则接受了蔡特金提出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增加了两段，呼吁意大利共产党与仍然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塞拉蒂派内的“共产主义分子”统一起来[42]。这个修正案获得了一致通过，这可能显得有点做作，但确有其实际基础。蔡特金虽然支持开除屠拉梯派，并指责塞拉蒂喜欢改良主义派甚于喜欢革命派，但她毕竟还是跟列维一样，希望共产国际对塞拉蒂派敞开大门[43]。从各种情况来看，也看不出来拉狄克不同意这一点。由意大利党的分裂所引发的冲突似乎就这么结束了。拉狄克并没有表现出列维所担忧的“不信任”，并对自己对列维进行的攻击表示后悔，这让列维感到满意，他继续担任党的领袖。 蔡特金的提案[44]得到了一致通过，拉狄克也没有反对，这个提案说的其实是必须改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能，改善执委会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它还揭露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从这场危机当中找出积极的出路。它并不否认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设在莫斯科，设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但它又强调指出，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要真正发挥作用，设在莫斯科会给它造成种种困难，诸如通讯方面的物质问题，以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与仍需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国家中的共产党的任务之间的差异”，都会给它带来各种困难。因此，蔡特金提出了一些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至少是让这些困难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的务实建议。首先，是增加党员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代表席位——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德国党的领袖们不想让自己被那些党员人数非常少的党或流亡党的代表压过。其次是派四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去西欧和美洲——其中至少两人必须来自俄国党，对其他人的不信任显而易见——他们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工作中的特殊情况。这等于是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国家的认识是错误的。最后，作为一种务实措施，也是为了克服《共产国际》杂志不能按时出版造成的缺点，她还建议创办一份使用多种语言出版的“新闻通讯刊物”，这样就能丰富各国党的出版物，并促进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各国党之间的沟通与理解[45]。 但是，这个提案发表后，才过了四十八小时，极左分子弗里斯兰德就在《红旗报》上抨击了它，他认为这个提案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即把统一共产党转变为一个行动的党[46]。 意大利问题马上就又冒了出来。这首先是因为拉科西和卡巴克奇耶夫批评了列维在利沃诺代表大会上的态度。他们指责列维，说他要为塞拉蒂的顽抗负部分责任[47]，随之引发了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抗议[48]。其次，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提升到了国际的层面。雅克·梅尼尔[49]在《人道报》上报道了利沃诺党代会，他在报道中强调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革命已迫在眉睫”，所以才会做出这番姿态，他还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形势真的像他们认为的那么革命吗？在当前形势下，鼓动分裂，让最年轻、最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与党的群众隔绝开来，这是最好的策略吗？[50]” 几天后，他更进一步，分析了塞拉蒂向各国共产党提出的、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两位代表的指责，并对塞拉蒂的指责表示赞同[51]。他写道：只有用被他当做是“布尔什维克的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对集中制的功效的盲目信任”，才能解释这些代表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姿态。他向法国共产党提出警告：“塞拉蒂是正确的。要当心那些‘灰衣主教’[52]！[53]” 一个国际集团开始出现了，至少在那些最担心“右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眼里是这样的。利沃诺代表大会结束后，塞拉蒂立即前往柏林，同列维会见[54]。他按照列维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信，要求对意大利党的分裂进行深入的调查。返程途中，他路过斯图加特，会见了蔡特金，蔡特金也同意这种做法[55]。显而易见，德共中央局的这个提案，肯定会让正在意大利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更加怀疑。 更有甚者，柏林的“新左派”也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来进一步打击列维。费舍、弗里斯兰德和马斯洛夫在共工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意大利党的分裂问题上反复攻击列维，还抨击他支持“同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口号，在他们看来，这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是中央局提出的。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党的领导人的会议上，列维与费舍发生了争吵[56]，他讲到，他的对手把中央局的这个提案当成了对塞拉蒂的单方面的、全面的支持[57]。左派又把他们所谓的中央局的“超级集中制”当成问题提了出来，并提出了“官僚化”的主题，还扯上了他们所谓的“机会主义”政策[58]。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柏林组织的两面夹击下，德共中央局被迫采取守势[59]。 雪上加霜的是，拉科西离开利沃诺后，他在柏林逗留了一阵子，指责列维勾结塞拉蒂，与奥地利党和南斯拉夫党搞派别活动，企图建立一个支持塞拉蒂、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别，他要求列维对自己的态度做出解释。在德共中央局的一次会议上，拉科西为自己在利沃诺的政策做了辩解，并要求中央局推翻二月一日做出的调和性提案[60]。他成功说服了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这两人随后提出了一个动议，认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以及对塞拉蒂进行斗争都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塞拉蒂拒绝开除屠拉梯派，也是因为意大利社会党在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会问题上的立场[61]。这个动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没有获得通过；德共中央局通过这种方式，对二月一日的提案表示了支持[62]。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就此罢休。拉科西也出席了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他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否认列维关于大多数革命工人仍站在塞拉蒂一边、而意大利共产党仅仅得到了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支持的说法。他说列维是为了欺骗德国党才散布这些谎言的。然后他大吵大嚷地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虽然他没有重复自己私下里跟蔡特金讲过的话[63]——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人数过多了，它的四十万党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应该离开——他宣称利沃诺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应当“成为一个榜样”，必要的话，“在意大利、法国或德国，为了政治上的纯洁性，再来十次分裂都可以”。 拉科西强调指出，国际必须拥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骨干，而各国党当中，法国党尤其需要进行严肃的清党[64]。列维断定，拉科西的发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宣战布告；他以前曾以为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而是影响到每一个党的建设的政治路线斗争。蔡特金很生气，她认为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作为中央局委员，应该自己站出来，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已经被中央局所明确拒绝的动议负责。她认为，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这一举动，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耍的一个花招，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拉科西，怂恿他们提出了动议，而这又给了塞拉蒂口实，让塞拉蒂得以谴责共产国际执委会搞最后通牒主义（ultimatism）和极权主义[65]。但接下来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二十八赞成、二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动议，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拒绝表态支持列维，而是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特使[66]。列维苦涩地说道，为了弄懂意大利问题的真实意义，中央委员会跑去德尔斐神庙[67]，向女祭司寻求神谕去了[68]。 这次表决使危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的两位主席列维与多伊米希，以及三位中央局委员克拉拉·蔡特金、奥托·布拉斯和阿道夫·霍夫曼辞去了中央局委员的职务。他们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声称自己并没有站在塞拉蒂一边，并拒绝被当作塞拉蒂的支持者，但他们同样声称自己拒绝接受拉科西的立场，并通过这种方式，拒绝为意图“通过机械的分裂手段来建立更加牢固、更加纯洁的党”的政策分担责任[69]。布兰德勒和施特克尔当选党主席，恩斯特·麦耶尔、弗勒利希、维格曼、波彻尔和西菲尔斯[70]入选中央局，接替了辞职的数人[71]；弗勒利希、波彻尔、麦耶尔和西菲尔斯担任书记[72]。新的多数派急切地宣布自己只希望党能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精诚合作，与辞职的数人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73]。其实，派系斗争才刚刚开始，就连新当选的统一共产党领袖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三月十四日，拉狄克在莫斯科批评了他们，说他们对列维过于友善[74]，而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个人欢呼列维“被揭发了”，并宣称列维“注定”会这样转变为“右派”[75]。这确实就是宣战。 政治论战 从那时起，列维就以非常明确的态度，进行着政治斗争。他首先表示，双方的分歧，源自于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截然不同——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他还没有看出这一点。世界形势以资产阶级的反攻为主，这在工人阶级的队伍当中就表现为社会民主党的复苏，这种趋势在工会中特别明显。他强调指出，在普鲁士邦的选举中，上次投了独立党的票的选民，这次有一半又把票投给了社民党。因此统一共产党应主要着眼于避免同群众隔绝，尤其是不能同参加了工会的六百万工人群众隔绝，这是西欧局势的特点，但俄国党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低估了这一点。 另一个重大分歧，源自于对进攻理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不幸的远征华沙已经使进攻理论名声扫地，但它在俄国仍有不少支持者，尤其是布哈林。列维宣称：“我们不能机械地推行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不能用刺刀来推行。苏维埃制度必须依靠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愿。在缺乏这种意愿的地方，无产阶级会把革命派当成压迫者[76]。” 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暴露出了这些问题。分裂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同屠拉梯决裂，而不是同塞拉蒂决裂，可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却希望并策划了同塞拉蒂的决裂。这么作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问题在于把十万名想当共产党人的工人留在党内，这也是各国共产党都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那些与第三国际有了组织联系的群众，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提高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经验，加强他们建设共产主义的意愿。一个方法是通过果断的决裂来教育群众，另一个方法是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一起度过这段革命时期，对正在向我们靠拢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通过这种做法，使群众上升到更高的水平[77]。 列维认为，俄国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假设他们是一致的——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以及他们在非法状态下的组织形式给他们留下的印记。而独立党的成功分裂则表明，在西欧的工人政党这样的群众党中，是不能“仅靠几个决议就能分裂的”，而只能“根据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产生的活动和信念，才能分裂。两年以来，共产国际一直把塞拉蒂塑造成自己在意大利的首要领袖，仅靠几封“公开信”，是无法在工人群众面前揭露他的。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意大利偏偏就是这么做的——幸好它在德国还没有这么做。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标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走上了“不是用循序渐进的教育，而是用机械的分裂”来教育共产主义群众的道路[78]。 这样的做法，迥异于西欧革命运动的传统。列维坚信这是俄国党的领导层运用在自己的党身上的做法，又由俄国党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运用到了整个共产国际。列维否认自己企图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移出俄国，以便使共产国际执委会摆脱俄国党的领袖的影响，但他强调指出了俄国党的孤立状况、通讯的缓慢、不经常举行个人会面，以及他们在正确认识西欧形势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此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他们便难免会倾向于从这个立场来判断问题，至少一开始会这样。 这并不意味着同俄国党的讨论是对牛弹琴。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列维希望同俄国党进行负责任的讨论。但出于种种原因，虽然有人已经指责他搞派别斗争，但他还是拒绝投入派别斗争。他希望能尽快做出澄清，只有这样才能让统一共产党避免危机，避免派别斗争可能给党造成的伤害： 正如你们所见，意大利党的问题已经成了德国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至于它的后果，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讲过了。我们必须彻底弄明白，我们怎样才能建设和发展德国共产党，我们是否还想继续成为一个团结的群众党——尽管某些小团体离开了我们，投向左边或右边；我们要不要通过统一的行动来发展壮大，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共处一段时间后，通过锻造出来的一批精锐骨干，发动分裂，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组织。我要大声说出来：党内已有迹象表明，有人正在考虑第二条路[79]。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这个判断。 [1]一战期间，意大利社会党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中唯一拒绝支持本国政府参战的，墨索里尼起初也反对参战，但很快就转而支持战争，并因此被社会党开除。——中译者注 [2]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Menotti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中译者注 [3]关于他的论据，请参阅他发表在1920年10月14日的《人道报》（L’Humanité）上的信。 [4]尤其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当时改良主义派尚未做出违反党纪的事。 [5]尼古拉·彭巴奇（Nicola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卖身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Sociale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中译者注 [6]请参阅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73页。彭巴奇后来成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者。 [7]共济会（freemasonry）是中世纪开始存在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秘密互助组织，目前依然存在，但并不是许多阴谋论中吹嘘的规模庞大、行事诡秘、具有在黑暗中影响世界走势的能力的神秘组织。——中译者注 [8]《共产主义》（Comunismo），1920年12月15日—31日，转引自《共产主义评论》（Revuecommuniste），第12期，1921年2月，第510页。 [9]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9页。 [10]库·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因后果》，《苏维埃》（Sowjet），第8—9期，1921年8月，第241页。 [11]起初是打算让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担任代表的，并发出了正式请求，但他们的请求没有得到答复。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67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52—153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7.htm#4——中译者注 [12]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DolgozókPártja）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SzocialistaMunkáspárt）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中译者注 [13]赫里斯托·斯捷法诺夫·卡巴克奇耶夫（ХристоСтефановКабакчиев，1878年1月2日——1940年10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上中学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Българскаработническа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партия），1905年当选中央委员，曾作为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出席过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914年至1923年间曾当选保加利亚国会议员。1919年参与创立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曾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三大、四大和六大。1923年秋季在保加利亚组织起义，失败后入狱。1926年获释后流亡奥地利，后前往苏联，在大学任教，1940年病逝于莫斯科。——中译者注 [1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67—169页；赫·卡巴克奇耶夫，《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DieSpaltunginderitalienischenSozialistischenPartei），《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2期，1921年，第16—22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53—154页。——中译者注 [15]帕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197页、第200页。 [16]同上，第197—198页，第200—201页。 [17]恩贝托·艾利亚·特拉奇尼（UmbertoEliaTerracini，1895年7月27日——1983年12月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因参加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并被强征入伍，1919年初与葛兰西等人合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1924年当选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判刑22年。1939年曾因强烈反对苏德密约而被开除出党，1943年被游击队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宪会议副议长，次年任议长。1956年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但又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逝世前一直被选为众议员，并曾于1962年和1964年参选意大利总统。——中译者注 [18]卡波雷托（Caporetto）是南欧一地名，现为斯洛文尼亚的科巴里德（Kobarid）。一战期间，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于1915年6月至1917年12月间，在伊松佐河（Isonzo）河谷进行了12次战役，意军在前11次战役中占领了部分土地，但在1917年10月24日至12月26日的第12次战役、即卡波雷托战役中被德奥联军击败，丧失了此前占领的全部土地。此后“卡波雷托”在意大利就成了“重大的、惨重的、丧失了以前的全部胜利果实的失败”的代名词。——中译者注 [19]帕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02—203页。 [20]保·列维，《我们与执委会》（WirunddieExekutive），《红旗报》，1921年2月6日；《危机的开始》（DerBeginnderKrise），列维档案库，P64/3，第16页。 [21]同上，第16页。 [22]列维档案库，P50a3，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78—279页。 [23]同上，第276页。 [2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29页。 另请参阅：拉科西在1921年6月27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9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0.htm#1-6——中译者注 [25]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列维档案库，P50/a，第1页。 [26]同上，第2页。 [27]《意大利党的代表大会》（DerParteitagderitalienischenPartei），《红旗报》，1921年1月23日（未署名，日期为1921年1月22日）。 [28]《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DieSpaltungderItalienischenSozialistischenPartei），《红旗报》，1921年1月26日、27日（此文署名“PB”，并指出列维是注释〔27〕中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 [29]这次会议的日期，是根据列维于2月4日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维档案库，P64/3，第16—17页）推测出来的，虽然列维并未明确说出这次会议的日期，但可以通过他提供的细节推测出来。 [30]同上，第16页。 [31]同上。在列维档案库P50a里面虽然有列维的复信，但没有找到拉狄克的这封道歉信。 [32]列维档案库，P50a4。这封私人信件居然早在1月30日就在《自由报》上发表了！1月31日，德共中央局宣称这封信被偷走了，他们只是在《自由报》将其发表后才发现这件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1月28日的讨论（会议记录收录于列维档案库P50a5）当中，拉狄克和列维都提到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关于这封信的争论仍在继续，共产党报刊说它是“被偷走的”，其他报纸则说这封信是“在国会里弄丢的”，暗示列维故意把它搞丢了。 [33]列维档案库，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85—299页。 [34]同上，第291页。 [35]同上，第292页。 [36]同上。 [37]《自由报》，1921年1月30日；《红旗报》，1921年2月2日。 [38]列维档案库，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3—294页。 [39]该提案全文收录于拉狄克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47—48页。 [40]同上，第46—47页。 [41]同上，第48—50页。 [42]同上。修改后的决议刊登于《红旗报》，1921年2月2日。 [4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3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5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9.htm#1-6——中译者注 [44]《红旗报》，1921年2月2日。 [45]这就是《国际新闻通讯》的起源，它起初是用四种语言出版的。 [46]《对党的批评》（ZurKritikderPartei），《红旗报》，1921年2月4日。 [4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29页。 另请参阅：拉科西在1921年6月27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99—302页。——中译者注 [48]这封抗议信的日期是1月28日，署名者是波尔迪加，发表于1921年2月4日的《红旗报》。 [49]雅克·梅尼尔（JacquesMesnil），本名让—雅克·德维尔斯豪维尔斯（Jean-JacquesDwelshauvers，1872年7月9日——1940年11月14日），比利时作家，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受其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曾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但此后逐渐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怀疑，1924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50]《人道报》，1921年1月25日。 [51]他与化名“卡尔洛”（Carlo）的柳巴尔斯基（Liubarsky）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尼古拉·马尔科维奇·柳巴尔斯基（НиколайМарковичЛюбарский，1883—1938），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人家庭，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于1908年流亡国外。1917年回国，在海参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1918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19—1920年担任共产国际特使，在西欧从事地下工作。1920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意大利社会党特别代表。1922—1923年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蒙古特别代表。自1923年起从事经济工作。1929—1936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3月11日遇害。——中译者注 [52]“灰衣主教”（éminencegrise）是指在幕后出谋划策、拥有极大权力的决策者或顾问。——中译者注 [53]雅·梅尼尔，《利沃诺代表大会》（LeCongrèsdeLivourne），《共产主义评论》（Revuecommuniste），第12期，1921年2月，第509—511页。 [5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6—287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2—263页。——中译者注 [5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7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3页。——中译者注 [56]请参阅刊登在1921年2月10日的《红旗报》上的费舍的发言；另请参阅她发表在次日的《红旗报》上的《德意志民族的拯救》（DieRettungderdeutschenNation）一文。 [57]《红旗报》，1921年2月10日。 [58]请参阅弗里斯兰德与费舍的提案，以及刊登在1921年2月15日的《红旗报》上的由霍尔特（Hort）撰写的《集中制与官僚》（ZentralismusundBureaukratie）一文。 [59]海·布兰德勒，《论组织问题》（ZurOrganisationsfrage），《红旗报》，1921年2月15日，晚间版。 [60]列维档案库，P50a7，标题为《拉科西的发言》。 [6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4—285页； 但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1页）收录的蔡特金发言来看，塔尔海默与施特克尔的提案“没有提到这个集团（指塞拉蒂集团——中译者注）在民族问题、工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的其他错误”。——中译者注 [6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85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6页。——中译者注 [6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9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4—265页。——中译者注 [64]《红旗报》，1921年2月26日。 [65]《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285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3—264页。——中译者注 [6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6页；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67页，注释20。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0—261页。——中译者注 [67]德尔斐（Δελφοί）神庙位于希腊的帕纳塞斯山（Παρνασσός），主要供奉阿波罗神，该神庙的女祭司以传达阿波罗的神谕而闻名。——中译者注 [68]《红旗报》，1921年3月1日。 [69]《红旗报》，1921年2月28日。 [70]马克斯·西菲尔斯（MaxSievers，1887年6月11日——1944年1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1915年被强征入伍，曾在战斗中负伤。1919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共产党。1921年曾因反对三月行动而脱党，参加了社民党，1927年重新参加德共。“国会纵火案”后曾被捕，数月后获释，流亡比利时。德军入侵比利时后被捕，越狱后潜藏在法国。1943年6月3日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1月17日在勃兰登堡监狱遇害。——中译者注 [71]在法文版和英文版中，入选中央局的五人为：恩斯特·麦耶尔、弗勒利希、维格曼、埃贝莱因和西菲尔斯，但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第104页）的记载，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选入中央局的五人是：波彻尔、弗勒利希、麦耶尔、西菲尔斯和维格曼；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第109页）的记载，埃贝莱因是在1921年5月3日—5日的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入选中央局的；再结合本书第二十六章的内容，将此处的“埃贝莱因”改为“波彻尔”。——中译者注 [72]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67页，注释22。 [73]《红旗报》，1921年3月1日。 [74]拉狄克的来信，列维档案库，P55/3；《苏维埃》（Sowjet），第819期，1921年8月，第248—249页。 [75]《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6期，1921年，第555页及其后，但该文最早用德语发表，是在1921年4月10日的《自由报》上面。 [76]《红旗报》，1920年2月10日。 [77]《我们与执委会》（WirunddieExekutive），《红旗报》，1921年2月6日。 [78]《我们剩下的人》（Wiranderen），《红旗报》，1921年3月1日。 [79]列维档案库，P64/3，第23页。
第二十三章统一共产党的初期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三章统一共产党的初期活动 ·一九二〇年的具体期望 ·客观形势在一九二〇年的转变 ·列维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共产国际同意以“同情党”的资格接纳共工党 ·《公开信》 就在一九二〇年，俄国内战结束了，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德国成立了。但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一九二一年不是个好年头：这一年发生了喀良施塔德（Kronstadt）叛乱，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内部危机，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当内战终于在一九二〇年秋季结束后，俄国共产党人随之在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论战，这正好体现出了人们在目睹了两年之久的激烈内战导致的凋敝败落后产生的混乱。他们只盯着自己的问题，却无法立即理解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被苦难逼得无路可走、只得拼死进攻、并且相信政权伸手可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稳住了阵脚，挺过了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找到了延续自身的新资源和新能力。 各国共产党人以零零碎碎的方式认识和接受了新形势，并引发了一系列激烈争论。现实驱散了布哈林所谓的“孩童的幻想”[1]，而有的人则以悲剧性的、幼稚的方式来反抗这种现实。在共产党人中间，既有领袖，也有基层党员，企图迫使工人群众去斗争。急躁的他们不愿承认这些方法已经不再有效，以为靠念咒施法就能产生奇迹，以为只要有着渴望革命发生的热切期盼就足够了…… 一九二〇年的具体期望 一九二一年初，在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结尾，拉狄克对前一年出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做了总结，并对去年夏季的巨大期望做了描述： 波兰战争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西欧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在德国国内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事态，所以向西方进军的目的不是用刺刀来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仅仅是摧毁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的外壳。执委会的这个政策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它对德国具体形势的评估。执委会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形势已经成熟。它认为只要我们攻克了华沙，就没必要进一步打进德国了[2]。 但是，“德国模式”不是唯一提出来的模式。拉狄克明确说道： 在执委会里有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的东南派，这一派坚持认为，在东加利西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地，农村形势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因此，不是在德国，而是要在这些国家一齐尝试进行突破，他们还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德拉瓦河与萨瓦河[3]上取得立足点，就能加快巴尔干国家的革命进程，并能为意大利革命创造必要的农业腹地。无论是对于意大利革命还是德国革命而言，创造一块农业腹地都是至关重要的[4]。 然而，大多数党员，当然还有党的大部分骨干，他们并没有关注这些细节，他们只相信即将到来的西欧革命的胜利。 客观形势在一九二〇年的转变 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国际认识到已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取政权，便改换了新方针。然而这一步却是马后炮，因为影响了这个举措的局势早在前一年便已出现。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向波兰发动了夏季攻势，最终却化为黄粱一梦。大多数共产党人把他闪电般的反攻当成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动的致命一击和号召起义的信号。布哈林写了一篇号召采取“革命进攻政策”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回应，他在这篇文章里辩称：布尔什维克既能够、也应当用刺刀来输出革命[5]。一批老资格的波兰共产党人以为当“解放者”到来时，波兰工人就会揭竿而起群起响应，便成立了“临时政府”，等着波兰工人拥立自己。 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也怀着这种希望。由于列维继续怀疑当布琼尼[6]的骑兵抵达德国东部边境时，德国工人群起响应的可能性，所以代表们对他满腹猜疑。红军的高歌猛进给刚刚发生过的一切涂上了新的色彩，带来了大量的许诺；让·布雷科[7]写道，五月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被当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意识的重新觉醒”和“法国无产阶级向国际革命行动迈出第一步”的标志[8]。而且革命运动似乎已经远远超出老欧洲的疆界，欧洲的周围与内部的种种矛盾，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转变。九月一日，第一届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库（Baku）举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库恩就反帝国主义世界革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赢得了印度、中国、土耳其、伊朗与库尔德代表的热烈欢呼。第三国际已经扩展到了中东和远东。 正当季诺维也夫被迫中断他胜利的德国之行时，事态似乎正在加速发展。九月初，在以安东尼奥·葛兰西[9]为首、围绕着《新秩序》（L'OrdineNuovo）周刊的都灵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影响下，在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占领工厂的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即将爆发，国家当局决定保护社会民主党的旧领袖，不让共产主义者从他们手中夺过党的控制权。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在近期内也很有可能紧随其后加入共产国际，这两件事似乎体现出世界各国工人群众正在以无法阻挡的势头涌向第三国际，靠拢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 然而，一九二〇年里败多胜少的事实，很快就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些波兰共产党人曾反对进军华沙，并对以武力输出革命的可能性提出质疑，结果是他们对了，而列宁错了。波兰工人和贫农不但没有举行起义，反而还站在本国的将军和贵族一边，跟协约国的顾问一起，为自己的“独立”而同红军作战。红军先前一路高歌猛进，后来却一路败退，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10]。反对干涉波兰的英国行动委员会[11]——曾被列宁誉为伦敦苏维埃——在苏波战争结束后没有坚持多久就停止活动了。法国铁路工人罢工不过是这个浪潮的浪尖而已。意大利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拒绝参加战斗。工人变得顾虑重重，心灰意懒，开始撤退了，就在这时，法西斯主义在慌不择路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取得了进展。十二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在武力镇压下失败了。 列宁在十二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速度”比俄国“慢得多”[12]。季诺维也夫却对意大利社会党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已迫在眉睫[13]。也许他相信共产国际各党的革命胜利，能使俄国避免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曾在俄国党政治局内遭到了激烈反对，他也只是很勉强才接受了这个政策[14]。 当然，季诺维也夫也在运用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在他周围，有共产国际的机关，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有匈牙利革命的幸存者，有流亡到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人，也有虽然缺乏经验却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的全权代表，这些人仍然相信，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之后，形势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各国共产党仍只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必须把它们转变为革命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号召各国共产党加紧行动，让即将来临的革命涨潮早日到来。 列维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维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这两个问题上，都有所保留，这体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不同看法。从这点来看，毫无疑问他是对的，而列宁是错的。但是，就算没有这件事，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俄国委员们也早就不信任他了。在德共代表大会上，麦耶尔明确指出：俄国党的领袖，特别是季诺维也夫，觉得德国党的“保留”态度，体现了他们对俄国领袖的真实的不信任心理。他们担心——肯定是由于拉狄克——列维和德共中央局对盲动的反对，可能会发展成反对并抵制一切行动。所以他们才更加急切地想让德共与共工党合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利用共工党的“强大的革命热情”，燃起“一点革命火焰”，给德共的“稳妥而正确的路线”加把劲[15]。 列维的对手想利用共工党问题，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九二〇年九月，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6]，一个俄裔青年知识分子，企图在统一共产党的柏林组织内重建“左翼”倾向，为此他在《共产主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统一全德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并从这个问题出发，明确批判了列维的立场[17]。几周后，匈牙利人卢卡奇在同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独立党合并，却把共工党排斥在外，这样会给德国革命造成隐患。他宣称“群众的革命组织只有在革命过程当中才可能存在”，并向新生的统一共产党的领袖发难，质问他们是否真的想对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18]。当这些人公开抨击列维时，拉狄克也在努力争取库尔特·盖尔和威廉·赫尔佐格等左翼独立党人，企图让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当中支持他反对列维的斗争；他把列维叫做“机会主义者”和“右翼共产党人”[19]。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德国党因没有扩大加深柏林电力工人罢工而遭到了严厉批评[20]；领导这次罢工的正是德共党员威廉·许尔特[21]。 在与独立党左派合并前的最后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拉狄克指责列维，说他“除了教育共产党人之外，什么都不想干，直到党的超级睿智的脑袋上面长满了白发为止”[22]。汉堡代表胡戈·乌尔班斯[23]提出了严厉批评议会党团的活动的提案，这个提案的最终目标是列维[24]。提案被驳回了，然而，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列维起草了一个宣言草案，并得到了临时中央局的认可，但在最后一刻，这个宣言不知为什么被撤了下来[25]，换成了拉狄克的一个文件。它特地提到： 一个仅有几万拥护者的党，主要靠宣传来发展党员，而一个组织起了几十万党员、并拥有几百万拥护者的党，就必须主要靠行动来发展党员。德国统一共产党已经足够强大，当形势允许并提出要求时，它就应当单独行动[26]。 在论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中，列维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了阐述： 有史以来所有阶级曾经肩负的各种任务中，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其中最伟大最重要的一个。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或一个孤立的党的任务，而只能是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任务。共产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不仅要领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尽可能明确地阐述这个斗争，还必须注意到自己仅仅构成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及其全部机关——现在它的机关还是工人阶级当中被资产阶级化的部分——的心灵和头脑给争取过来[27]。 这些间接的、谨慎的争论，很快就会变成公开的危机。 共产国际同意以“同情党”的资格接纳共工党 哈勒代表大会闭幕后，当季诺维也夫与共工党柏林组织领导人磋商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的这个极左政党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了比较友好的水平。某些共工党员，比如戈尔特，认为有可能参加共产国际，并认为这样就能让共工党在共产国际内组成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来反对占主流的“革命机会主义”倾向[28]。十一月，共工党派施罗德、拉施和戈尔特为代表，秘密前往俄国，他们的目的，是争取让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这样就能让共工党获得物质援助、建立国际联系，同时又不用承担修改党纲的义务[29]。 共工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两次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为此举行的扩大会议。十一月二十四日，戈尔特提交了共工党的报告[30]，而托洛茨基则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共产国际的反报告，这是一份真正的起诉书。托洛茨基在报告中说，极左派的态度不仅是“幼稚的”，而且还是“偏狭的”、“唯心的”和“悲观的”，这体现出了他们的无力，尤其是荷兰共产党人的无力——几年来他们已经沦为一个小宗派。总的来说，极左派，特别是戈尔特，把无产阶级中的少数派——即工人贵族和官僚，尤其是工会中的——同被机关困住的几百万群众混为一谈，他们声称这些群众已经“资产阶级化”，其实他们是在拒绝解救这些群众。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如何“打破硬壳”。假如西方工人阶级真的已经资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革命派的希望的破灭。戈尔特跟潘涅库克一样，在思维上陷入了伯恩施坦的窠臼；他们只盯着先进国家，却没有考虑到世界形势。像他那样宣称英国无产阶级已经“被孤立”，就是忽略了世界革命拥有双重性质：在西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在东方则具有农民革命及民族革命的性质。在一国之内获胜的革命，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只有正在讨论的世界革命才有可能。在报告结尾，托洛茨基针对戈尔特再次重申：必须以全球性的分析为基础，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吸收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党的经验[31]。 在这次讨论的结尾，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同意允许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以拥有咨询性质的投票权的“同情党”的资格暂时参加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在会议闭幕时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从逻辑上说，要摆脱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两条。在一个国家里，两个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党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或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从而加入德国共产党，成为该党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即使作为同情党也不加入我们的国际[32]。” 接纳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开启了争取共工党中的“最优秀分子”的前景。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指出，共工党在议会问题和工会问题上的策略是错误的，并表示共工党应当在统一共产党成立时与其合并[33]。一九二一年二月，共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尽管如此，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会议上，仍然号召“同国际内的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不过它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的重要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与统一共产党“共同行动”[34]。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就此事向统一共产党进行解释的电文中，保证将向德国工人阶级公开通知其接纳共工党参加的理由，统一共产党还是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35]。统一共产党中央局一致决定对此进行抗议，列维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可容忍的局面》的文章[36]，文中他探讨了共工党在工会问题上的态度。他宣称： 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共工党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制造的这种局面都是不可容忍的，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灾难。……我们支持严格的国际纪律，并支持执委会享有共产国际章程赋予它的全部权力。但共产国际章程中并没有哪一条强迫我们必须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每一个决定，都当做天才的创见来接受，我们还要公开宣布：执委会关于共工党的决定非但不是天才的创见，反而恰恰相反[37]。 拉狄克对此做了尖刻的答复，并含沙射影地暗示列维反复无常：“这是老式的社会民主党对尚未具有十分鲜明的革命性的工人的恶意，其根源可深着呢”[38]。 于是，列维试图把争论转移到他所谓的“策略问题”上。他集中论述了这么一个事实：共产党与独立党左派合并后，已经可以从宣传转向行动了，但在德国，需要一个过程来完成这种转变，而且这种转变还得在俄国革命所未曾经历过的形势中，以俄国革命所未曾经历过的方式进行。统一共产党确实是群众党，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它在对无产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毫不关心的情况下，完全掌握德国革命的命运”。因此，党必须去争取群众，而要争取群众，不能光靠宣传，还要靠各种行动，要在行动当中让群众“通过参加斗争，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以此来领导群众，这样才能争取到群众。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正是在苏维埃中做到了这一点。而现在没有苏维埃，德国共产党人就应该通过工会——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作来做到这一点：“在对待本阶级当中自认为站在我们左边的无产者同志时，我们充满了耐心和宽容，如果在对待今天仍然站在我们右边的无产者群众时，却做不到同样的耐心和宽容，那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39]。” 列维认为，统一共产党的关键任务，是在不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吸引群众参加联合行动，同时又不能把站在党的右边的无产者群众给吓跑，尤其是不能让盟友当中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分子把他们给吓走，因为党还想在这些群众当中发展党员。 《公开信》 在列维提出的政策指导下，统一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发出了第一个重要倡议[40]。在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的共产党员梅尔赫尔[41]的努力下，党在五金工会和当地工会联合会当中赢得了牢固的阵地。当地共产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非共产党工人提出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渴望。他们通过自己领导的工会机关，向五金工会的全国领导机关，即德国五金工会（DMV）以及全德工联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立即进行联合斗争，争取切实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为此召开了一次大会，梅尔赫尔和右派独立党人罗伯特·迪斯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梅尔赫尔及其同志在会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次大会以斯图加特五金工会的两万六千名会员的名义，要求按照五项基本要求组织联合斗争，这五项基本要求是： ·降低粮食价格。 ·公开资本家的账簿，并增加失业补助。 ·降低工资所得税的税率，提高对富人征税的税率。 ·由工人来监督原材料及粮食的供应与分配。 ·解除反革命团伙的武装，并把工人给武装起来[42]。 德共中央局赞成这个倡议，并发表了斯图加特五金工人的号召书[43]。而且，它还鼓励各市镇、各工厂的工人召开大会，在会上仿效斯图加特五金工人，提出共同的要求，并决定用哪些手段来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 一个新策略正在形成。从一九一九年起，在列维、布兰德勒、拉狄克和塔尔海默的文章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策略的雏形。拉狄克认为，党应该接过斯图加特五金工人的倡议[44]。列维马上就被说服了，但中央局却显得十分不情愿[45]。但是，当中央向各地方组织的书记征求意见时，他们一致赞同这个提议[46]，于是，到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德共中央局终于同意向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政党及工会发出《公开信》，建议各方达成协议，并按照协议组织联合行动。这封《公开信》于一月八日发表，信中提出保卫工人的生活水平、组建抵御右翼团伙的自卫武装、争取释放被当成政治犯关押的工人、并同苏维埃俄国恢复贸易关系[47]。信中写道： 当我们提出这些要求，以此作为行动的基础时，我们一刻也不想向自己和群众隐瞒这一点：我们列出的这些要求无法结束他们的贫困。德国统一共产党一刻也不会放弃在群众当中宣传为建立专政——这是唯一的生路——而斗争，绝不放过每一个有利的时机呼吁群众、领导群众为建立专政而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已准备好与各工人政党共同行动，争取实现上述要求。 我们并不打算隐瞒，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其他政党，并使我们反对他们。正相反，我们还要宣布，我们希望收到这封信的各个组织，不仅在口头上赞同我们提议的行动，而且还要采取实际行动，落实这些要求。我们要问他们：“你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与我们一起，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参加最无情的战斗的准备？”这个问题是明明白白、毫不含糊的，我们希望能得到同样明明白白而毫不含糊的答复。形势要求你们迅速做出答复，因此，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之前，我们会等待你们的答复。 如果收到这封信的各政党、各工会拒绝开始斗争，那么，德国统一共产党就只能独自开展斗争，它相信群众会追随自己。从今天开始，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德国国内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及其周围的群众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在公开集会上表态，表示自己愿意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和反动派，与大家一起保卫自己，一起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48]。 无论这封信是由列维单独起草的，还是由列维在拉狄克的帮助下起草的，或者是由拉狄克独自起草的，或者是在列维的帮助下由拉狄克起草的，它都体现出了列维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捍卫的政治路线。拉狄克在《国际》上，用保尔·布雷默（PaulBremer）的笔名发表了题为《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文章，文中他热情而自信地为这条路线辩护[49]。他通过对总体政治形势的分析，来为之辩护： 社民党工人对民主充满了幻想。他们仍然希望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改善自己的处境，并认为共产党在蓄意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说：要是共产党不分裂工人阶级，要是无产阶级仍然保持统一的话，就会在国会内拥有多数席位，那样一切就会变好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德国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运动，除非群众被外界事态激发起来。一千万工人参加了工会。他们盯着自己的领袖，等着口号。……共产党人的战略，必须是让广大的工人群众相信：工会官僚及社会民主党不仅拒绝为实现工人专政而斗争，甚至不肯为满足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日常需求而斗争[50]。 各政党、各工会拒绝对此做出答复，甚至不肯收下这封信。但不管西方历史学家会怎么说，它还是在工人群众和工会官僚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回响。全德工联执委会指责共产党，说共产党企图利用派别斗争和反工会的举动来“破坏工会”[51]。它还威胁说，要把支持《公开信》的地方组织开除出去[52]。建筑工会的领袖把赫克特、布兰德勒和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巴赫曼[53]（他在哈勒新建了一个工会[54]）统统开除出会[55]。德共中央局对此发表了《告全德无产者书》[56]，号召工人召开民主集会，让他们的领导人接受他们的要求，并宣告他们愿意通过全面斗争来争取实现这些要求。这样的集会在各处召开了，在会上，无论是否参加了政党的工人，无论是社民党党员还是右派独立党的党员，都赞同共产党的提议。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什切青的伏尔甘（Vulkan）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召开了代表会议[57]；一月十七日，柏林西门子公司的生产工人及办公室职员在布什马戏场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十九日，慕尼黑铁路工人举行代表会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但泽、莱比锡、哈勒与埃森的五金工人举行代表会议；莱比锡、施维林（Schwerin）、勃兰登堡和柏林的铁路工人举行代表会议；马具工人和地毯编织工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多斯特菲尔德（Dorstfeld）的矿工召开大会；耶拿工人举行大会，这些集会全都完全支持《公开信》，并号召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58]。当时举行的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体现出了共产党人获得的反响有多么强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工会领袖要用官僚手段来打压它。 在柏林木工工会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六千五百八十六票，而独立党得了五千七百八十三票，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五百票。在五金工会埃森分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得了六千〇一十九票，其他候选人总共才得了三千九百四十票[59]。二月二十六日，德国各工会向政府提出了包含十项要求的同失业斗争的纲领[60]，并警告政府说，工会可能会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可能会在重要的工业部门投入行动，这表明共产党和《公开信》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公开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遭到了多方攻击。共工党认为它是“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只能制造幻想[61]。在柏林，围绕着青年知识分子费舍[62]、马斯洛夫[63]和弗里斯兰德，形成了一个新左派，他们对《公开信》大加嘲讽，并在《共产主义》上面对其大加挞伐[64]。 《公开信》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尖锐抨击。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尽管遭到了拉狄克的反对，他们还是成功地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小执行局”对《公开信》进行了谴责。列宁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了干预，修改了这个草率的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这个问题将与其他许多问题一起，留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阶段来讨论[65]。 从此，在德国问题上，德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的分歧，就沿着两种不同的轴线发展了。一方面，俄国人，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对列维的疑心越来越重，同时拉狄克似乎一心破坏列维在党内的威信。另一方面，德共中央局似乎在当时的一系列重大策略问题上赞同拉狄克的看法，并从根本上反对季诺维也夫。 看来，共产党人的策略是否要以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为核心，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就要开始了，在论战开始后，列维和拉狄克发现，两人置身于同一阵营，并一同遭受攻击。但在《公开信》发表后的几周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列维和拉狄克分别站到了针锋相对的两个营垒里。 [1]《布尔什维克》（Bolchevik），1924年4月，第2期，第1页。 [2]这段话摘录自列维档案库P50/a5中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28日会议记录，收录于米洛拉德·德拉奇科维奇（MiloradDrachkovitch）与布兰科·拉季奇（BrankoLazitch）合著的《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TheComintern:HistoricalHighlights,Essays,Recollections,Documents），斯坦福，1966年，第285页。其实拉狄克本人是反对他这里讲的这种观点的。 [3]德拉瓦河（Drava）与萨瓦河（Sava）都是东南欧的河流，德拉瓦河起源于奥地利南部，流经南斯拉夫注入多瑙河，全长724公里；萨瓦河发源于南斯拉夫西北部，向东流经933公里后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注入多瑙河。——中译者注 [4]《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86页。 [5]《论进攻策略》（ÜberdieOffensivtaktik），《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5期，1920年，第67—71页。 [6]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Михайлович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中译者注 [7]让·布雷科（JeanBrécot），即加斯东·蒙穆索（Gaston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至1932年任劳工统一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unitaire）总书记，192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8]《共产主义评论》（Revuecommuniste），第6期，1920年8月，第504—505页。让·布雷科是加斯东·蒙穆索的化名。 [9]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托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安杰洛·塔斯卡（Angelo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中译者注 [10]1920年6月中旬，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入侵的波兰白军，并越过边境向华沙挺进，8月初，红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8月14日，红军距离华沙仅仅15公里，眼看攻克华沙已是指日可待，然而就在8月16日，皮乌苏茨基发动反攻，红军大败，不得不节节后撤，10月12日，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签订停战协议。战后，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残忍杀害了大批红军战俘。——中译者注 [11]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NathanielCurzon）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系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 关于英国行动委员会，列宁写道：“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不叫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20页）——中译者注 [12]弗·伊·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62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1.htm——中译者注 [13]季诺维也夫在意大利社会党利沃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罗贝尔·帕里（RobertParis），《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HistoiredufascismeenItalie），第1卷，巴黎，1962年，第202页。 [14]请参阅爱·哈·卡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337—338页上的详细讨论。 [15]《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页。 [16]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ИсаакЕфимович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及其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后，参与创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International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心脏病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中译者注 [17]阿·马斯洛夫，《德国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在当前危机中的政策》（DieProletarischeParteienDeutschlandsundihrePolitikindergegenwärtigeKrise），《共产主义》，第36—37期，第1298—1317页。 [18]卢卡奇·捷，《德共代表大会》（DerParteitagderKPD），《共产主义》，第44期，第1562—1564页。 [19]威·赫尔佐格，《俄国日记》（RussichesTagebuch），《论坛》（Forum），第5期，1921年4月7日，第275页、第278页；库·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因后果》（ZurVorgeschichtedesIIIWeltkongresses），《苏维埃》（Sowjet），第8—9期，1921年8月，第241页。在统一代表大会闭幕后，盖尔立刻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入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 [20]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因后果》。11月7日，柏林电气工人以1800票对60票决定发罢工，11月12日，在被操纵的表决中，以704票对600票决定结束罢工。这次罢工实际上在首都造成了世界末日般的气氛，并遭到了媒体和政府的极其狂暴的攻击。工贼组织“技术应变组织”对罢工进行干预，导致了大量冲突。最后，这次罢工在媒体的宣传攻势，以及解雇和镇压的威胁下失败。极左分子批评德共中央局没有号召总罢工，而中央局则认为号召总罢工是冒险主义行为（保·列维，《电气工人罢工的教训》〔DieLehrendesElektrizitätsstreiks〕，《红旗报》，1920年11月12日）。路特·费舍写道（《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47页、第148页），许尔特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谨慎细心的人，一个聪明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他“扬言不惜采用破坏手段——甚至要炸毁中央发电站”。1920年11月12日的《红旗报》刊登了柏林各工厂委员会代表们的讨论报告，其中许尔特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采取破坏手段，但他也坚决要求利用工人的暴力来反对“工贼”的暴力。许尔特的工会的上级机关开除了他（《红旗报》，1920年12月7日）。 [21]威廉·许尔特（WilhelmSült，1888年？月？日——1921年4月2日），德国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家，1921年3月底领导了柏林电气工人罢工，3月30日被捕，两天后遇害。——中译者注 [22]《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1页。 [23]胡戈·乌尔班斯（Hugo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 [24]《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7页。 [25]恩·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ZurKriseunsererPartei），柏林，1921年，第21页。 [2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统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sVereinigungsparteitagsderUSPD〔Linke〕undderKPD〔Spartakusbund〕），柏林，1921年，第232页。 [27]保·列维，《统一代表大会》（DerVereinigungsparteitag），《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 [28]赫·戈尔特，《共工党与第三国际》（DieKAPDunddie3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工人报》，第162期，1920年，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7页。 [29]同上。 [30]共工党似乎没有公开发表这个报告（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8页，注释37）。根据托洛茨基的答复来看，这个报告基本上是按照潘涅库克在《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中提出的分析来写的。出席了这次会议的罗斯默在《列宁的莫斯科》第113—114页记述了这次会议。 [31]托洛茨基的反报告的全文收录于《共产国际的初期》（Piat’letKominterna），英文版为《共工党的政策》（ThePolicyoftheKAPD），收录于《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174—189页。 [3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86页。 这段引文借自：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70页）。 该报告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7.htm#4 ——中译者注 [33]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0年11月28日做出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刊载于《共产国际》（KomunisticheskiiInternatsional），第15期，1920年12月，第3368栏；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61页。 [34]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8—259页。 [35]1921年2月2日，列维告诉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份文件仍未寄达（列维档案库，P64/3，f.11）。 [36]《不可容忍的局面》（EineunhaltbareSituation），《红旗报》，1920年12月24日。 [37]同上。 [38]《红旗报》，1920年12月29日。 [39]保·列维，《策略问题》（TaktischeFragen），《红旗报》，1921年1月4日。 [40]罗伯特·迪斯曼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1921年1月26日的《自由报》上撰文指出，这个主意是由共产党人奥斯卡·鲁施在柏林向梅尔赫尔提出的。 [41]埃里希·梅尔赫尔（ErichMelcher，1892年1月27日——194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精密器械制造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参军，1917年因伤退伍后在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工厂工作，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和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波布林根（Böbling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建立了德共（斯）的符腾堡组织，1919年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1921年1月发表《公开信》，同年5月被开除出工会。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后，担任德共中央工会部五金分部领导人。1923年春天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负责工会问题的书记。在1923年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领导“安全”部门。后被当成右派分子免职，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4年7月潜回德国时被捕，被判处四年监禁，1926年8月获特赦出狱后在东萨克森的党组织领导层工作，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春天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4年至1936年年底入狱，1937年8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那里的德共秘密领导小组当成“党的敌人”。1944年7月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同年年底被编入党卫军“迪勒万格部队”（SS-SondereinheitDirlewanger），在布达佩斯失踪。1951年10月1日被宣告死亡。——中译者注 [42]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卷，第99页）记载，具体要求是：取缔高利贷和降低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着手充分生产和由企业主按照在业工人的工资发放失业者救济金，停止从工资中扣税金，征收财产税和没收大财产，由企业委员会、工会和合作社来监督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和食品分配，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和在工会的监督下武装工人。——中译者注 [43]《红旗报》，1920年12月2日、12月10日。 [44]他在1921年2月28日向中央局宣称：“我当时要是在莫斯科的话，我脑子里压根就不会冒出这个念头。”（列维档案库，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2页），他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4页）提到，这个提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中央局提出的。 [45]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4页）指出，反对意见来自“部分曾是左派独立党人的同志”。 [46]同上。 [47]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第102页）记载，公开信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增加工资，改善失业者、战争受害者和领取救济金的人的处境以及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和建立劳动者的自卫组织。——中译者注 [48]《红旗报》，1921年1月8日。 [49]《国际》，第1—2期，1921年，第1—4页、第10—16页。 [50]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1—23页。 [51]《全德工会联合会通讯集》（KorrespondenzblattdesAllgemeinenDeutschenGewerkschaftsbundes），第8期，1921年2月19日，第110页。 [52]《红旗报》，1921年2月16日。 [53]奥托·卡尔·巴赫曼（OttoKarlBachmann，1877年2月18日——1954年1月18日），建筑工人，1897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担任布雷斯劳建筑工人工会的全职干部，1911年至1916年任开姆尼茨建筑工人工会第二书记，在党内属于左派，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参与创立德共（斯）。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1年任开姆尼茨建筑工人工会主席。被开除出建筑工会后担任“红色工会”书记，在德共中央工会部负责建筑工人方面的工作。1923年9月起担任被开除出全德工联的石匠工会主席。1927年当选为德国第一个共产党市长，即奥尔斯尼茨（Ölsnitz）市长。1929年因反对台尔曼的极左路线、支持布兰德勒，被开除出党。此后加入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曾被监禁，获释后继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5年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曾短暂担任埃格斯多夫（Eggersdorf）市长，后参加统一社会党。1949年退休。——中译者注 [54]维尔纳·拉塞（WernerRaase），《德国工会运动史1919—1923》（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Gewerkschaftsbewegung1919–1923），柏林，1967年，第90页。 [55]《红旗报》，1921年1月19日。 [56]《红旗报》，1921年1月21日。 [57]《红旗报》，1921年1月15日。 [58]见当时的各期《红旗报》；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89页及其后；弗里茨·克尼特尔（FritzKnittel），《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DiemitteldeutscheMärzkämpfeimJahre1921,ihreBedeutungundihreLehren），《团结》（Einheit），第3期，1956年，第17页。 [59]《印版》（GraphischerBlock），第75期，1921年2月15日。 [60]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91页。 [61]《共产主义工人报》，第61期，源自《自由报》，1921年1月15日。 [62]爱尔芙丽德·弗里斯兰德带着右翼分子的名声离开了维也纳。托曼警告拉狄克，说她是“奥地利的马尔托夫”（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6页）。她肯定是在马斯洛夫的影响下成为极左分子的。她与克拉拉·蔡特金互相看不顺眼，两人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蔡特金谈到她的改变立场时，说过“她的政治立场随着她的性生活的变动而转变”（转引自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8页）。在这段时期，她开始化名“路特·费舍”，这个化名来自她母亲的女仆的名字。通过同一个叫戈尔克（Golke）的活动家在柏林结婚，她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德国国籍（出处同上）。 古斯塔夫·戈尔克（GustavGolke，1889年？月？日——1937年11月2日），当过钳工学徒，1920年参加德共，1925年担任中央委员会干部工作部全职干部。1927年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3]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是伊萨克·切列明斯基（IsaacChereminsky）的党内化名。他在26岁以前从未参加过工人运动。1919年他认识了列维和费舍，被他们争取到了共产主义运动一边。 [64]维拉·穆伊贝戈维奇查阅了1921年1月27日的德共中央局会议记录，在其著作《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60页，注释7）中，提到了德共左翼对《公开信》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 [65]库尔特·盖尔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德共中央局做的报告，转引自阿诺德·莱斯贝格（ArnoldReisberg），《列宁主义关于联合行动的政策及其在德国的开端》（DieLeninschePolitikderAktionseinheitundihreAnfängeinDeutschlan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3年，第62页。盖尔提到了“小执行局”在1921年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列宁为反对该立场所作的干预，见《苏维埃》（Sowjet），第8—9期，1921年8月，第242页，这一事件十分出名，涉及此事的主要人物，在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和五大上都一再重提此事。
第二十二章保尔·列维与一种德国式的共产主义观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二章保尔·列维与一种德国式的共产主义观念 Ø世界革命的构想 Ø争取无产阶级 Ø统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随着哈勒代表大会的闭幕，在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欧洲最先进、一直被革命派认为是世界革命的关键的国家里，第一次出现了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是共产国际的胜利吗？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威望是核心因素之一；这是保尔·列维的个人胜利吗？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是靠一己之力，劝导不情不愿的德共（斯）和疑虑重重的共产国际，把这场政治斗争进行到底，而这场斗争又是他首先预见并力争实现的。对这个问题，人们仍在争论不休。但是，在这一阶段，有必要回顾一下这第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产生，因为它是从保尔·列维的构想当中诞生的。 世界革命的构想 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俄国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密切联系，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最为突出。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列维宣称：“这不是德国的事件，在世界革命中不再有什么‘德国的事件’了。属于被压迫者的、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的共产国际，它第一个重要的成员党按照它的组织计划成立了，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过程。[1]” 列维说，在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是不均衡的，也不是与之同步的。所以，美国虽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先进的国家，但从工人组织的角度来看，它仍处于最原始的阶段，即争取成立单一的工人组织——大一统工会[2]的时期，“大一统工会”这种思想跟宪章运动一样，在一个世纪前，当工人阶级的发展处于黎明时期的时候，在英国失败了。德国工人阶级同样目睹了两代活动家为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组织付出的心血，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付诸东流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沙皇的铁蹄下诞生并组织起来，它的人数很少，集中在被农村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孤岛般的城市里面，但它第一个以世界革命的形式提出了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德国革命的挫折，可以放在这样的背景中解释：“西欧的共产主义力量想要发展的话，最大的障碍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组织本身，直到现在，每个革命运动都在这道城墙上撞得头破血流。[3]”因此，必须彻底理解这一点：与布尔什维克党长期以来的看法相反，德国革命不能、也不必遵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模式： 从表面来看，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一月间发展神速，而西欧任何一国的革命都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们说“从表面来看”，是因为我们往往会忘记，俄国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学习革命了，在十年有组织有步骤的工作中，无产阶级运用了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学到的经验教训，从中受益匪浅。而德国和西欧的革命是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爆发的，只能在革命过程当中组建共产党，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缺陷、不足以及种种临时凑合的办法，都会是俄国的两倍、三倍之多——正是由于这些事实，德国和西欧革命的路程，就不可能像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前的七个月里，以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今的路程一样清楚而笔直[4]。 只要承认这一点，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需要在德国建立共产党。列维认为这不单纯是德国革命的问题，而是世界革命的问题在德国的具体表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阶级斗争，它的各个方面与它的目标，与德国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国主义对整个世界革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欧洲无产阶级将从德国这个战场投入决战。因此德共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对世界革命具有特殊意义。共产国际的每一个党都应当向德共学习，从它的经验教训当中，通过对它的批评，它们能学到一些与俄国模式无关、但与它们目前的具体任务有关的东西。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组织稳固的党的帮助下，在落后国家开始革命，而是要把革命扩展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共产党组织仍有待建设的国家：“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德国革命，更是世界革命，当我们有可能行动时，我们绝不能忽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反动——不仅是这里的反动，而是对世界革命的反动。[5]” 争取无产阶级 布尔什维克的优势在于，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间，他们把大多数俄国无产者争取到了共产主义一边。而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的德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崩溃。列维坚持认为，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夺取政权的首要前提，他就这一观点同时与拉狄克和极左的共工党分别进行论战。共产党人的目标，是通过“在苏维埃里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胜的秘诀在于赢得了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胜利是正面的榜样。列维在提交给德共（斯）二大的提纲中写道： 在夺取政权之前，最最重要的是加强现有的苏维埃和成立新的苏维埃。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我们不能靠发布几道命令，或是公布几条选举规则就能建立或维持苏维埃或类似的组织。没有群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行动，苏维埃就不可能存在；就像议会是为资产阶级效力的一样，苏维埃是为无产阶级效力的，它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表达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工人苏维埃才被历史赋予了引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作用。苏维埃中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应当组成党团，通过提出合适的口号来加强和巩固苏维埃，使苏维埃发展到能够满足自身的革命任务的需要，并赢得苏维埃及工人阶级群众的领导权[6]。 德国革命的教训——共产党人拒绝和社民党多数派一起参加苏维埃、企图从外部迫使苏维埃做出决定，以及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出现的“盲动主义”倾向——从反面证明了胜利了的俄国革命的正确经验。只有通过革命党的工作，才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 一九二〇年的列维和德国共产党人相信，以前列宁同卢森堡就党的问题进行的论争，终于被历史解决了。他写道： 就在这里，我们要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政党这个老问题。我不想隐瞒什么。我们再次碰上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旧分歧：“如何建设——用当时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历史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决定。列宁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极其严格的选拔来建设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在非法时期，他通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和简单的一个一个地增加共产党人的机械过程，组建了一个优秀的党，同志们，如果我们也要面临十年的非法时期，我们可能也会走这条路[7]。 出于同样的理由，德国共产党人全都相信，历史也会同样解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就组织问题和决裂的必要性所进行的争论： 共产主义者没有在战前及早成立共产党，没有在一九〇三年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组成一个小宗派，也没有组成集团，即使只能组成一个小集团，至少也能清楚地表态，对此，现在德国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的[8]。 但他拒绝从这些意见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决裂不应被拔高到原则的高度： 在和平时期，群众的转变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而在革命时期却恰好相反，群众会沿着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对于那些反对“只要还能够公开表达意见并不受阻碍地进行宣传鼓动，就继续留在大党里”的做法的激进派或共产主义团体来说，这是有利的[9]。 一九一四年的灾难震动了列维，他没有忽视这种观点，即认为党终究不过是决定阶级冲突的历史性工具：“共产党人的问题不是要成为最大的政党，而是要掌握觉悟最高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从这个意义来说，党什么都不是，革命和无产阶级才是一切[10]。” 列维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与他的新党的大多数活动家相反。对他们来说，党就是一切，因为党是发挥他们才干的手段，是不可替代的、能带给他们胜利的工具。 一九一八年以后，俄国的榜样让“工人苏维埃”这个词和通过武装起义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药方具有了魔法般的吸引力，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德国工人想要亲自掌握一些力量，这些力量应当比软弱无力的一九一八年的工人苏维埃更有效。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生活条件能发生急剧改变，在他们看来，除非重拾德国工人运动最重要的传统——组织（换种说法就是计划），否则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季诺维也夫对他们写道： 我们有一条出路，一个希望。我们正在走向彻底废除货币。我们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工资。我们正在试行市内免费客运。我们有免费的学校、免费的食堂，尽管我们现在还很穷，我们还是能提供免费公寓和免费照明。我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非常缓慢地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坚持斗争，但我们毕竟有一条出路，一个远景和一个计划[11]。 这些浅显的话，是说给那些与斯巴达克斯派一起组成了统一共产党的独立党工人听的。事实上，在数年的失望、发现了“自发性”和缺乏组织只会导致失败、并认识到把希望寄托在选举上面是没用的之后，这也是他们唯一想听的话。在这种有利的环境当中，社会民主党给工人留下的组织传统仍在延续，这便造成了一种氛围，让工人认为，建设一个拥有强大的机关、有凝聚力、有纪律、有效率、并能组织和集中工人的力量的党，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两党合并后改称德国统一共产党，它拥有数十万党员，它的领袖认为至少有五十万。它有三十三家报刊，有一份“新闻通讯”，并开办了一系列学校。它能调动可观的物质资源，动用“好心人”的人力，并享有威望，它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它拥有老社民党的四分之一选民。它认为自己已经很强大，并希望变得更加强大。 两党合并后迅速建立起了党的体制，这种体制把传统的、“旧日的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党强烈要求的“过去”的传统——与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方法结合了起来[12]。它的全部实践都是围绕着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力这个中心而进行的。中央局下设的首批专门机构之一，就是专门在工会当中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工会工作部（Gewerkschaftsableitung），它由五金工会中的共产党人、也就是以前的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来领导，专门负责“争取工会”[13]。另外还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在农村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此之前，这些工作是不太受重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了“专家”，协助重建地下机关（有时还得从头开始做起），特别是负责军事工作的M机关和负责情报工作的N机关[14]。几十个活动家成了全职干部，在党的刊物及产业（印刷厂和出版社）里工作，或是在书记处、甚至是秘密机关里工作。对于他们，对于其他党员来说，党就是一切，因为党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机关就是它的神经中枢。 统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正如列维所强调指出的，统一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呵护下诞生的。对他来说，共产国际只是到了一九二〇年才真正开始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只是国际无产阶级表示自己同俄国革命及苏维埃俄国团结一致的表态。直到一九二〇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制定了章程，真正地把自己建设为——用他的话来说——“众党之党，即把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团结凝聚在一起的党”[15]。共产国际的成立与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统一，都是在苏维埃俄国的领袖的指导策划下实现的，一九一八年的卢森堡曾对此表示不安，但统一共产党的领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他们把历史看做一个辩证的过程；从那时起，世界各国无产者就可以通过共产国际这个中介，来吸收俄国革命之后各国共产党的经验，这样一来，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党，在同质性（homogeneity）方面就能达到足以维持国际组织的程度了。列维说道： 我们相信，无论是在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德国人都不是得天独厚的。我们相信自己在德国的经验将被西欧各党分享。已经在德国发生过的冲突，将会同样地在法国、英国和所有的地方重演。我们交了学费换来的经验教训，也许能让他们少走弯路[16]。 同样地，就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列维心安理得地公开批评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某些意见，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意见是由俄国党的领袖提出和鼓吹的。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德国代表强烈反对由俄国代表提出、并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提议，即让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以特邀嘉宾和“同情者”组织的资格出席大会。列维说道： 从亲身经验出发，我们反对让那些严格来说算不上共产主义者的分子参加共产国际。……根据这个主张，我们说过，对俄国人的让步，会导致共产主义的明确、一致的界限及其明晰的思想被弄得模糊暧昧，对此我们绝不会允许，不管是什么样的让步[17]。 另外，他还承认，俄国执政党在共产国际内有着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地位，这可能会对共产国际构成危险。他宣称： 俄国同志既是国家政权，又是一个群众组织。作为国家政权，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实行一些资产阶级式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他们作为一个党绝不会去做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危险：现在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党，或超越政党之上的联合组织，它仅受共产主义立场的影响，但假如共产国际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过于密切的话，共产国际就有可能卷入与资产阶级势力的外交博弈，这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国家机关，而不是作为一个党，所必须考虑的。……这是一种理论上设想出来的危险，但我无法想象它会变成现实。我也不觉得它会变成现实，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与作为一个政权的苏维埃共和国，双方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明显一致，不可能发生利益冲突[18]。 另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某些问题得出的结论，让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列维——感到满意，这些问题曾是他们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左派争论——先是党内论战，接着变成了党外论战——的中心问题。二大批评了主要由奥地利共产党鼓吹的抵制议会选举的做法。二大宣布，共产主义者必须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开展斗争，同机会主义领袖争夺工人群众的信任。在德国共产党领袖看来，这是对他们过去立场的支持，而这种立场以前曾在共产国际领导集体当中偶尔遭到尖锐批评。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列维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为什么会带有几分欢乐。在纲领方面，共产国际采纳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提倡的共产主义概念，将其作为纲领的基础。在组织方面，统一共产党已经成为了群众党，可以开始把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了。 然而，德国党领导层，特别是列维，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主席，他反映了俄国党的经验和目标）对德国阶级斗争中的各种问题的看法，与列维大相径庭。三年的革命与内战的经历，在季诺维也夫身上留下了印记。他在《共产主义评论》第一期上写道： 每一个觉悟工人都必须理解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专政只能通过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才能实现。……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共产党，而是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和军事化的组织的共产党[19]。 列维的观念，更多地根植于德国工人阶级的传统，它与季诺维也夫的观念必然会发生冲突。 [1]《独立党（左派）与德共谈判记录（1920年12月）》（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rUSPD〔Linke)〕undderKPD〔December1920〕），柏林，1921年，第38页。 [2]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一统工会》（OneBigUnion），号召把所有的工资劳动者不分职业、行业、性别、种族，组织进统一的大工会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此后，世界产业工会采纳了“大一统工会”的思想，并为之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它至今仍坚持这个思想。——中译者注 [3]列维档案库，P64/3，第14页。 [4]《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1页。 [5]《对立面》（DerKehrseite），《国际》，第9—10期，1919年4月4日，第13页。 [6]《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页。 [7]《德共与共产国际内部危机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CrisisintheKPDandtheInternational），1921年2月24日，列维档案库，P64/3，第20页。 [8]《共产党代表大会》（DerParteitagdesKP），《国际》，第26期，1920年12月1日，第41页。 [9]列维档案库，P124/8，第3页。 [10]《清洗》（Reinigung），《国际》，第15—16期，1919年11月1日，第283页。 [11]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第74页。但应注意，他当时表达的，更多是俄国工人的渴望，而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 [12]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二十八章。 [13]里夏德·米勒担任了工会工作部的领导。与他一起领导工会工作部的还有当时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活动家，比如建筑工人布兰德勒和赫克特，和五金工人马尔赞、弗里茨·沃尔夫（FritzWolff）、瓦尔赫尔和埃克尔特（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41页）。 弗里茨·沃尔夫（FritzWolff，1897年7月9日——1946年？月？日），生于西普鲁士格劳登茨（Graudenz，现为波兰城市格鲁琼兹〔Grudziądz〕）。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统一共产党，曾为党的多家机关刊物当过版画画家，还参与创建了德国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AssoziationRevolutionärerBildenderKünstlerDeutschlands）。后来被开除出党。1933年参加社工党，同年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伦敦，参加了自由德国运动，1944年脱离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在伦敦逝世。——中译者注 [1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7页）还提到了负责打入敌对组织的潜伏团（Z队）和进行破坏与锄奸行动的恐怖团（T队），对此我们只有一些来历可疑的信息。 M表示“军事”（Militär）、N表示“情报”（Nachrichten）、Z表示“潜伏破坏”（Zersetzung）、T表示“恐怖”（Terror）。——中译者注 [15]列维档案库，P124/8，第1—2页。 [16]同上，第3页。 [17]同上。 [18]同上，第12—13页。 [19]《共产主义评论》（KommunistischeRundschau），第1期，1920年10月1日。
第二十一章一九二〇年的伟大期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一章一九二〇年的伟大期盼 Ø一次乐观的大会 Ø共工党与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 Ø独立党与加入条件 Ø幕后的争执？ Ø争取独立党大多数党员的斗争 Ø一九二〇年十月的哈勒代表大会 Ø统一共产党的成立 在共产国际一大上，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仅仅是有限地参加了大会，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没有获得本党的授权。但在二大上，外国代表则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几个月来，在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里，支持参加第三国际的倾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挪威党和意大利党已经决定参加第三国际。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众性政党，比如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都在敲共产国际的大门，它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就连一些工团主义组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和西班牙的全劳联[1]。这一政治形势与军事形势是相符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里，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有利的军事形势。 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皮乌苏茨基[2]元帅的波兰政府入侵了苏维埃俄国，而弗兰格尔[3]男爵在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在俄国西南部重新发动了内战。起初，苏俄政府曾担心协约国会发动总攻来支援波兰的入侵，拉狄克向德共（斯）中央局发出警告，称波兰的入侵会带来全新的、不祥的前景。五月十八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用一切手段保卫苏维埃俄国，抵抗“白色波兰”的入侵。但战局在七月里发生了惊人的逆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4]率领红军击退了波军，发起了反攻，并向华沙挺进。 一次乐观的大会 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的共产国际二大开幕式上，季诺维也夫庄严宣布：“同志们！今天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已载入史册。你们要记住这一天！要知道，这是对你们历尽艰难困苦、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嘉奖。你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讲述今天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你们要把这一庄严的时刻牢记在心中！[5]”他后来回忆道： 会议厅里挂着一张巨大的地图，上面每天都会标出我们的军队行进到了哪里。每天早上，与会代表们都会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张地图。这是某种象征：国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们心中雀跃不已，屏息凝神地关注着我们军队的每一步进展，他们所有人都完全明白，如果我军能完成预定任务，就能极大地加快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6]。 在这一点上，俄国代表和外国代表是一致的。在就苏波战争问题起草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该宣言由保尔·列维起草）时，独立党的四名代表之一恩斯特·多伊米希在讨论中宣称：“红军走过的每一公里路程，都是对德国革命的促进，促使它前进一步[7]。”俄国代表考虑了他们所认为的最新事态，在最后关头对草案文本做了修改。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在七月四日撰写的关于大会任务的提纲里，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8]。”这句话在提交给大会的最终草案里被改为：“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加速革命的到来，但并不提倡不经过充分准备就人为地发动革命[9]。”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共产党人证明：在此之前被困在战败国内的战后革命浪潮，正在向战胜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涌去。从这个观点来看，建设真正的共产党的工作，就变得愈加急切了。革命即将到来，它急需组织、工具和领导层。列宁写道： 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10]。 对于中派主义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请求，必须十二万分地谨慎。如果无条件地接纳它们，那就等于支持那些仍然控制着这些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领袖不抱任何期望，他们只会“积极破坏革命”，匈牙利和德国的经验已经揭示了这一点。而时间又很紧迫，要想通过党内政治斗争去赶走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阻止他们把种种问题带入共产国际，正如季诺维也夫说的那样：“……我们趁早把门关上，免得他们钻进来[11]。” 出于这种担心，加之有必要把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浓缩在少许条款中，作为各党加入共产国际所必须做出的政治澄清，俄国共产党人便向大会提出了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所必须遵守的十九项条件[12]。这些条件适用于已经加入国际的党和正在申请加入国际的党，无论它们是独立党那样的中派主义党（党内仍有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还是共工党那样的极左主义党。这些条件经大会修改后，成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它体现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心目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 共产党人的首要义务，是要让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要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共产党人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13]。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草案里用了黑体字）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组织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必要时用普通工人来代替他们。 共产党人不能画地为牢，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法律的界限之内： 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14]。 与此相关的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活动多半是非法的，但拒绝进行这些活动，就不配当共产国际的成员[15]。共产党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直接向在农村的劳动人民进行鼓动工作，这项工作主要通过同农村保持联系的工人来进行[16]。 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同改良主义者的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者的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共产党人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建议、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17]。”所有党都要“完全彻底地”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决裂，尤其是要同臭名昭著的改良主义分子——如意大利的屠拉梯[18]之流——划清界限。同时，各国共产党必须反击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行径，还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19]。” 第九条回到了在反对极左派的论战中所阐述过的命题上。它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在工会中建立支部，开展工作，这些工会中的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这些支部（后来叫做“党团”〔fraction〕）“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并且还要“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在工会内，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各国共产党必须力争让各国工会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决裂，并“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20]。 共产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们用作进行革命鼓动的讲坛，但必须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保证其议会党团的可靠性，使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21]。 在组织问题上，各国共产党都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第十三条规定： 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22]。 此外，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定期清党来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于能开展合法活动的党来说，定期清党就意味着要有步骤有组织地清除不可靠的党员[23]。 第十五条规定各国共产党有义务“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24]。 最后四条对已经或准备参加共产国际的党提出了详细的当前要求。各党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修改现行党纲，修改后的党纲必须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各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将党名改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这样才能同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旧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最后，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各党都要召开代表大会，确认其接受这些条件[25]。 这些条件本已很严格，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又对其做了进一步补充。这些条件适用于所有起源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中派主义政党的党，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参加了共产国际；也适用于那些以前曾分裂出去、现在又想参加或留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此心知肚明）。托洛茨基宣称： 无疑的，假如在无产阶级和群众之间、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的先进团体之间，已经不存在一个强大而复杂的机器，即第二国际各政党和工会，而它们在资产阶级瓦解和垂死时期又不以它们的机器为资产阶级服务，那么无产阶级就已经在各国掌握政权了。……从今以后，从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就要以十倍于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要以纲领对付纲领；以策略对付策略；以方法对付方法[26]。 当然，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会低估工人运动中的任何分裂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但是，共产党人确信世界正处于“剧烈内战”的时期，夺取政权——至少是在最先进国家里——的时机已经临近了，他们没有经过真正的初步讨论，就决定接受这些条件。 共工党与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 共产国际提出加入条件后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共工党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五月底，共工党得不到来自阿佩尔和容格的消息，也得不到莫斯科谈判的消息，就派奥托·吕勒为代表，秘密前往俄国，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然后奥古斯特·梅尔格斯也在七月初随吕勒参加了二大[27]。 吕勒的政治立场的变化，正在使他远离共产主义。从一开始他就在原则上反对以“政党”的形式成立共工党，对于正处于战时共产主义专政下的俄国，他也是很看不顺眼的。他被自己眼中的“极端集中”实践所震惊，对俄国党希望把这套体制运用于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本身的观点，他觉得既荒谬又可怕。梅尔格斯和吕勒尖锐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认为这些条件既是机会主义的又是集权的。他们认为，这些条件正是德共（斯）中央局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纲的翻版，只不过略加改进而已，而正是这个提纲导致了党的分裂。吕勒说道：“他们现在做了点改动，在理论层面上缓和了一点，而在集权和独裁上则变本加厉[28]。” 既然他们持反对态度，拉狄克就对他们说，不可能让他们出席代表大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也同意拉狄克的看法，然后吕勒和梅尔格斯就离开莫斯科回德国去了[29]。这一挫折并不符合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们的期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个正在同中派及右派进行激烈论战的紧要关头，如果能让极左派出席大会，会很有帮助。吕勒和梅尔格斯走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刻开会，决定向他们提出一个折衷提议：他们虽然不能作为全权代表，但可以作为顾问出席大会。共工党的这两位代表在离开苏俄国境之前接到了这个提议，但他们回绝了，然后继续上路[30]。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德共（斯）代表团得知共工党也受邀参加共产国际二大时，他们决定：如果梅尔格斯和吕勒，或其他任何共工党代表参加大会（即使只是以顾问资格出席），自己就要退出大会！[31] 独立党与加入条件 在围绕着加入条件而产生的冲突中，独立党代表团表现得很活跃。俄国党得到了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支持，竭力劝说——必要的话，甚至强迫——独立党，力图使独立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批准参加共产国际。代表独立党右翼和机关的迪特曼与克里斯平认为，尽管党的整个出版机关和绝大部分机关都反对参加共产国际，但党内左翼发展迅速，这意味着，在这个于世界革命之都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大会上，他们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立场。 迪特曼说，他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条件，但他又提了一堆反对意见。第一点是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所宣称的目标的： 如果本党采纳目前的条文，就会丧失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必须利用合法手段来把工人群众集结起来。……我们知道光靠总罢工是不足以夺取政权的，还需要武装起义。但如果本党在党纲里公开这么说的话，本党马上就当不成合法政党了[32]。 拉狄克在发言中说道，独立党的领导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枪决，迪特曼对此表示反对，并继续说道： 我们认为，必须尽量利用合法手段。我们有五十多家日报。这些报刊是革命宣传与行动的手段，我们必须保住它们，如果我们失去合法地位，就会完全失去这些报刊。……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共产党人应该知道非法政党要开展宣传工作是多么的困难[33]。 他还对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集中化”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老社会民主党里，我一直支持强力的集中化。可是官僚化的社会民主党给许多革命工人留下的印象，让他们疏远了集中化。这是对老社会民主党的集中的官僚阶层做出的可理解的反应。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党内出现了反对集中化的倾向。比如说，哥达代表大会拒绝由中央机关来控制党的报刊。这种心理状态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克服[34]。 克里斯平宣称，他在四个基本点上同意这些条件：共产国际的组织应是集中的；党的集中化（独立党应当贯彻这一条）；召开党代会，批准按照莫斯科的“二十一条”精神修改莱比锡代表大会决议之后，再起草一个纲领。关于党的斗争方式，他宣称： 我们生活在为夺取政权而战的时期，我们的运动必须保持合法性质。群众不会理解非法政党。我们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支持武装无产阶级。……我们不会忽视在彻底的非法状态下工作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利用一切手段去斗争，但我们不能公开地、正式地这么说[35]。 独立党代表团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猛烈攻击。季诺维也夫质问他们，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只要自己宣称不赞成非法工作，就能保护自己免遭镇压吗？拉狄克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以革命为目的党，都要在军队当中开展宣传工作，而这就需要有一个非法机关。恩斯特·麦耶尔对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关于他们赞同二十一条的声明表示怀疑，并要求他们做出进一步保证。季诺维也夫着重指出，宣传革命思想要比经营五十家日报重要得多，他还要求独立党的领袖们考虑同希法亭决裂。 瑞士代表昂贝尔—德洛[36]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他指出这个事实：所有中派主义政党内都有种种势力跟第二国际藕断丝连。他指责中派分子里的右翼企图从内部腐蚀第三国际，并得出了要把机会主义势力拒之门外的结论。克里斯平口气软了一些，但没有让步，他对未来做了一些暗示：“本党一直在向左转。它已经摆脱了右翼。伯恩施坦已经辞职。考茨基已经没有影响力，在党内起不了什么作用。没有人认为能靠考茨基和施特勒贝尔把右翼组织起来。他们势单力孤，成不了气候[37]。”迪特曼与克里斯平对被共产党人视为根本的这些原则的顽抗，导致专项委员会陷入了僵局。在第七条里，继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38]之后，考茨基和希法亭也有幸荣获“著名的机会主义者”的称号[39]。根据列宁本人的建议，加入条件里增加了一条，即各党的报刊必须发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任何要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四个月内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批准这些条件[40]。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关于加入条件的讨论继续进行。季诺维也夫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强调指出：共产国际还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它必须成为一个战斗组织，这就意味着要同考茨基提出的前景和思想彻底决裂[41]。拉狄克对独立党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的政策做了批评[42]。恩斯特·麦耶尔在发言中，主要针对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独立党领导层的活动与立场发表了看法，并表示自己不相信独立党所有领导人的一切表态；一个革命党要在实践当中证明自己，而独立党如果不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它就无力进行革命实践。 这位德共（斯）代表还明确表示，为了在独立党内发起必要的决裂，他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向独立党的工人群众发出呼吁[43]。在二十九日晚上的会议快结束时，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做了发言。克里斯平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他的党基本上赞同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他又说，共产国际的驱逐机会主义分子及改良主义分子的政策会导致分裂，而分裂总是痛苦的。对于俄国党，他只批评了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他表示，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恐怖是一种偶然现象，在西方国家用不着恐怖手段[44]。迪特曼猛烈地反驳了拉狄克，并为独立党领导层辩护，宣称它一直同德国工人群众站在一起[45]。 在七月三十日的会议上，拉科夫斯基对迪特曼为独立党同艾伯特政府合作所作的辩护进行了反驳。他表示：“可惜，在这里以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两同志为代表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仍旧缅怀过去，他们在过去两三年内没有吸取任何经验教训[46]。” 列宁对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思路做了简短却一针见血的批评，并尽力指出他们的发言彻头彻尾地反映出了考茨基的思想[47]。保尔·列维引用了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说过的话，借以阐述他自己对党和群众之关系的看法。他强调指出，独立党寻求“和群众在一起”，却在党的作用方面犯下“根本错误”，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即成为群众的革命领导层[48]。多伊米希表示很遗憾，前一天的辩论让他觉得共产国际仍不过是由各种宗派组成的。他反驳了拉狄克对独立党的歪曲，提醒人们注意：独立党始终是由尖锐对立的两翼组成的，他还强调在过去的问题上，应受指责的是共产党。谈到德共（斯）时，他说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来了一些“不该来”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宣布自己毫无保留地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回国后他一定会在党内为之辩护[49]。 最后，施特克尔对麦耶尔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号召分裂独立党表示大为惊讶。他也强调指出独立党在各种关键要点上都是赞同共产国际的，并提醒代表大会注意，德共（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德国宣扬目前共工党——现在它已经脱离了德共（斯）——的主张。他支持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发言的最后，他呼吁：革命派的队伍应当团结一致，准备迎接在几个月以后就可能发生的战斗[50]。 加入共产国际的十九项条件在其中两项合并后，变成了十八项；又补充了几项之后，变成了二十一条。这几项条件是昂贝尔—德洛和波尔迪加提出的。他们说，要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批准加入共产国际，并且还要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中，必须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就赞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任何反对二十一条的人都要被开除[51]。 幕后的争执？ 在此之后，独立党在这些问题上就再也不能模棱两可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代价，就包括开除希法亭、考茨基等右派，这就等于要分裂独立党，因为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反对这么做。况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四位独立党代表的最后几次会谈中，季诺维也夫在其中一次会谈当中明明白白地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52]。 在这个问题上，列维在专项委员会的讨论当中有所保留。他赞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绝大多数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些条件。但他私下里表示，必然会带有粗暴性质的组织手段，还是尽量少用为好。围绕着是否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发生了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应当是无情的斗争。应当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这种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样才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里面加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条款，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危险：斗争被引到“组织问题上去，从而给工会头头们获得可乘之机，让他们借这些问题来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对政治问题闭口不谈”。因此他建议把关于章程和组织的问题当作次要问题来对待，先集中精力“把满足政治方面的要求当做头等大事来抓[53]。” 显然，列维担心的是，希法亭等人在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帮助下，可能会用组织问题来掩盖关键的政治问题，利用共产国际在组织方面的限制来阻止大量革命工人参加德共（斯）。对于欧洲的革命前景，列维似乎没有大多数共产国际二大代表那么乐观。他坚持认为，参加共产国际的各个政党必须通过广泛的政治讨论来清党，但这个问题算不上迫在眉睫，因为革命并非指日可待。在专项委员会里，他支持列宁最初提出的条文，反对后来提交的草案[54]。在讨论红军挺进时德国工人揭竿而起群起响应的可能性时，他表示出悲观的审慎，这让列宁和几乎全体与会代表都觉得扫兴[55]。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列维和俄国党的领袖（特别是季诺维也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共产国际二大即将开始时，围绕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共工党代表参加讨论的决定所爆发的深刻危机，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体现。俄国代表认为，再过不久，共产国际的行列里就会再次需要共工党的革命战士，为了“推一把”德共（斯），他们便提出了这个提案。当共工党代表抵达时，德共（斯）代表求见俄国党政治局，希望能劝说俄国党撤回这个决议，但没有成功，他们便威胁说，如果允许共工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话，就退出大会[56]。拉狄克也支持德共（斯）代表，这种立场违反了俄国党的纪律，导致他被免去了从德国回国后便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务[57]。当共工党代表吕勒和梅尔格斯拒绝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后，这次冲突就迅速平息了。但总的来说，德共（斯）代表团的态度及其发言人列维的讲话精神遭到了严厉批评，批评他们的既有布哈林，他争取到了其余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来反对德国党；也有阿尔弗雷德·罗斯默[58]，几年后他批评德共代表团想搞“最后一分钟的伎俩”[59]。 俄国代表——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友好的证据，他们认为这表明德国代表仍然对过去的争执念念不忘，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以前遭遇的委屈纠缠不休。他们从德共（斯）党内和拉狄克那里听到一些批评意见，说德共（斯）中央局“与群众缺乏联系”和“过分的反盲动主义”，从而导致其采取了消极观望的立场，他们便利用这些批评，至少在私下场合里，对德共（斯）代表团尽情攻击[60]。列维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不得不提醒这些给他扣“右派”帽子的人：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是德共（斯）领导层中间第一个站出来批评德共（斯）中央局的消极无为的人[61]。但这些攻击似乎让列维感到很难受，他曾向自己的亲信诉苦，说自己开始怀疑，既然在共产国际内没有任何人能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相抗衡，那么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反对成立共产国际，到底对不对呢？[62]不过会上的这些不和最后都不了了之。列维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麦耶尔的副手，麦耶尔被共产国际二大选入执委会，并留在莫斯科，在“小执行局”里工作。 共产国际二大上的另一项决议，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罗斯默的说法，在讨论工会问题时，是围绕着拉狄克的报告[63]来讨论的，而众所周知，他在这方面是很不胜任的；工会问题“被讨论了很久”，但这个问题却是“最得不到充分重视、成果最少的”[64]。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遭到了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反对，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后它还是被通过了。这个决议重申了先前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采纳、并被吸收进了“二十一条”的路线。虽然共产国际二大没有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但它决定成立一个由洛佐夫斯基[65]任主席的临时国际委员会，号召并筹备召开一次“红色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准备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贼”开展斗争。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哈莱特·卡尔[66]认为这是“决定命运的决议”[67]，它是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通过的，社会民主党在分裂工会时——这是他们常用的最后的手段——往往利用这个决定做借口，把责任推卸给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决议通过后，共产党人就与红色工会国际联系在了一起。 争取独立党大多数党员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共产国际领袖们对德国事态的考虑和“二十一条”（这些条款是为了赶走独立党右派而设的）展开的。在二大闭幕后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国际执委会首先投入了一系列把支持社会民主党和中派主义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的斗争——这是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的关键步骤。共产国际执委会动用了全部的力量和威望，来争取独立党的大多数党员——独立党有八十多万党员、有广泛的组织体系、有五十四家日报，最重要的是，它拥有一批工人阶级骨干。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德国一国的范围，具有国际意义，它几乎只能通过独立党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本身是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产物）之间的外交谈判来解决。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后继者——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在这个问题上被挤到了二线；来自十月革命的俄国活动家们更看重的是德国独立党的作用。整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莫斯科。 独立党代表团回国后分裂了。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表示完全赞成接受“二十一条”，这就意味着要尽快同德共（斯）合并。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则号召党的活动家们拒绝“二十一条”，拒绝“集中制”和“莫斯科的独裁”。党代会筹备会议显示出独立党已经分裂成了两股力量相当的势力[68]。独立党的整个机关、全部报刊、全体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以及相当一部分工会干部，几乎全都反对接受“二十一条”。但支持莫斯科的潮流一天比一天强大。德共（斯）对这个潮流的直接支持使其能有效还击右派，使其拥有了领导层和机关，能发起针锋相对的反击[69]。右派很清楚，时间对共产国际的支持者有利，在论战中他们被迫居于守势，所以他们想法设法中止论战。这次代表大会将在五周内举行，最后开幕日期提前了八天，从原定的十月二十日提前到十月十二日[70]。 九月二十九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致独立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分析了共产国际同独立党之间的谈判的得失。信中解释说，全世界的中派主义政党都正在分化，共产国际有义务加快、深化这个过程，这是为了让这些党内的战斗性工人挣脱改良主义领袖的桎梏： 我们不能放所有想参加共产国际的人进来。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国际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共产国际变得像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那样。我们的大门向每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敞开。但是，当那些来自希法亭和克里斯平之流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及机会主义者的阵营的组织也想参加共产国际时，我们在开门前必须三思而行[71]。 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申：必须建立强大而集中的共产党，这样才能领导无产阶级赢得内战的胜利。它还说： 集中制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层面上。共产国际将是各个组织的集中的联合机构，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局面，使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会对整个工人运动、对其他国家的阶级斗争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关键问题都要在国际层面上来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让它担负起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国际总参谋部的重任。我们不能让共产国际变成区区一个联络机构。……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促成决裂是每个革命者的神圣职责[72]。 信中得出结论：当前情势要求决裂，“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变得坚强、团结而果断的话”[73]。 在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里，独立党左右两派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左派独立党人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共产党报刊，因为左派独立党自己只控制着少数几家报纸。它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评论》（KommunistischeRundschau）到十月一日才开始出版。领导左派斗争的是列维、多伊米希、施特克尔、库尔特·盖尔和威廉·科嫩。而领导右派抵抗的核心是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他本人曾是左派的支持者）[74]、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迪斯曼在党内到处发动工会干部反对莫斯科“分裂者”，他说这些“分裂者”企图建立自己的红色工会，分裂工会和党。 正如蔡特金所说的，左右两派都已经下定了决心，“支持或反对莫斯科”[75]。围绕着工人运动中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人们以最大的热情进行着激辩。在右派看来，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自决”和“言论自由”，而另一种是“莫斯科教皇的独裁”、“殖民地化”甚至是“亚洲式的野蛮”。在左派看来，要么选择“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要么选择“集中的革命组织”、“纪律”和“阶级觉悟”。右派将社民党多数派的破产归咎于官僚集中制和机关独大。左派与共产党人则反驳说，社民党多数派的破产是由于他们的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思想，这让他们把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将集中制和纪律这两件宝贵的武器用于叛卖工人阶级。右派翻出老账，提醒人们注意共产党人在一九一九年的多次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左派以牙还牙，追究起了雷德布尔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起义中的责任[76]。 这场斗争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国际性的。对阵双方都尽可能地向各国求援。到了最后，双方的领军人物已经不全是德国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他已经到了德国）和布哈林[77]（他最后没有去德国）为自己在德国的代表。右派得到了老孟什维克分子尤里·马尔托夫[78]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支援；马尔托夫曾是列宁的战友，后来成了他的对手，最近刚被放逐出俄国；支持右派的法国社会党人里，既有社会沙文主义者萨洛蒙·格伦巴赫[79]，也有中派分子让·龙格[80]，他是马克思的外孙。 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举行，在许多重要的地方，双方得票非常接近。在柏林，支持“二十一条”的候选人以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一票对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票险胜，左派赢得了十二个代表席位，而右派赢得了十一个。左派候选人名单上的前几名是革命工长组织的老成员海因里希·马尔赞、保尔·埃克尔特和保尔·肖尔策[81]。甚至早在党代会举行前，几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大会就已经分裂了。比如，符腾堡组织的左派支持者在波彻尔领导下，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议[82]。在下莱茵兰，克里斯平的支持者在大会上处于少数，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并宣称大会是“非法的”和“违反党章的”[83]。 当季诺维也夫走下爱沙尼亚汽船“瓦萨”号（Wasa），登上什切青（Stettin）的岸边时，库尔特·盖尔已经可以自豪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多数”了[84]。但这不过是个微弱多数，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左派估计自己只不过比右派多了五万票[85]。 一九二〇年十月的哈勒代表大会 十月十二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在哈勒举行，由于前几周进行的争夺代表席位的斗争，党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当季诺维也夫进入大会会场时，他发现“会场里有两个党”[86]。这番景象令人惊讶，而这种局面又为左右两派所公认，它们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大会主席团是按照对等原则组成的，所以在大会期间，它有两个主席——代表右派的迪特曼和代表左派的奥托·布拉斯。左派独立党人向季诺维也夫解释说，他们同意在代表大会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对等制，包括主席团和监察委员会（MandatesCommission），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右派会在讨论关键问题之前，就找借口分裂出去，然后又反咬一口，指责莫斯科的支持者搞“独裁手段”[87]。论战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有时还会被粗暴地打断。但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们热情地投入论战；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代表都很清楚，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对工人运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最先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四位代表，克里斯平、多伊米希、迪特曼和施特克尔依次做了报告。但这不过是遭遇战，真正的战斗是从季诺维也夫登上讲台那一刻开始的。他用德语讲了四个多小时，起初他讲得很吃力，还有些忧虑，但他随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威信，为自己赢得了最辉煌的雄辩的胜利，给自己光辉的生涯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独立党右派宣称，自己在五个问题上不赞同布尔什维克党，季诺维也夫便针对这五个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五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东方的民族政策、工会问题、恐怖政策和苏维埃的作用。 在农业问题上，他宣称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唯一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分地的口号，这暴露出了他们的目光短浅，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了他们无力把握革命的世界性质。这是因为，没有东方和远东的民族革命及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武装起义，就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机会主义者否认殖民地问题时，他们就跟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事实上支持了帝国主义。他们对“红色恐怖”和党的“独裁”的谩骂，也是出于同样的基本立场，因为他们绝不肯下同样大的力气来保卫俄国无产阶级免遭各国政府发动的“白色恐怖”之害，而支持这些政府的正是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兄弟们。第二国际破产后，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里还保留着一个堡垒，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它现在已经成了革命派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敌人。 季诺维也夫说，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二十一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决裂过程，这不是因为你们喜欢十八条而不喜欢二十一条，而是因为在世界革命、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我们不赞同你们[88]。”他说，这次党代会让他想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召开的几次党代会，在那几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问题在于是选择世界共产主义还是改良主义。站在希法亭一边的全都是改良主义派的领袖——考茨基和迪特曼（他们曾同艾伯特合作过）、格伦巴赫（法国沙文主义者）、尤里·马尔托夫，当然还有“英国的孟什维克分子亨德森[89]与麦克唐纳[90]”。季诺维也夫说，隐藏在他们的政策背后的动机，完全是对革命的恐惧，尽管他们用“混乱”、“饥荒”和一切他们认为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当克里斯平就共产国际二大做报告时，他说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形势，就跟马克思及其同志在一八四九年的形势一样，季诺维也夫说：“就好像世界革命不会在不远的将来来临一样[91]。” 季诺维也夫说，右派的观点是建立在和平发展的前景之上的，而这种前景早就过时了。右派不相信世界革命。它们嘲笑革命派的“狂热”、“天真”和“幻想”：“没有他们所谓的群众的‘狂热’，工人阶级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难道有谁会怀疑这一点？[92]” 真理在另外一边。共产国际主席宣称：“我们现在是在一八四七年！”在巴尔干和英国，革命正在敲门，但在德国它敲得更急。整个西欧的客观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唯一一道可靠防线是工人贵族，以及被他们把持的工会和被他们控制的政治领袖，正是这些人从内部瘫痪了工人阶级。为了赢得明天的胜利，必须在今天就把这些“资产阶级的急先锋”消灭掉。只要独立党代表大会接受“二十一条”，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对代表大会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强烈影响，反驳他的任务现在落在了希法亭身上，这可是个艰难的任务。希法亭是个机敏的理论家，是考茨基的追随者，却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众领袖，面对着季诺维也夫的猛烈攻势，他被迫采取守势。他抬出卢森堡，大段引用了她在一九〇四年同列宁辩论时说过的话，利用她的威信来抵挡集中制的国际和集中制的党的思想。为了给独立党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的政策辩护，他拿出“现实主义”做借口，甚至还抬出了列宁的话“共和制要比君主制好，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93]”。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提倡的政策是“孤注一掷的赌博，靠它们是不可能建立起党的”[94]。认为反对“二十一条”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正在涨潮，这是不对的。他宣称： 现在西欧有许多趋向革命的潮流，我们有义务去进一步指导、领导它们。可是，同志们，革命的发展过程不能由外面来决定。它取决于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以为喊几句口号、利用外界推力就能加快它的发展的想法，完全是空想[95]。 在发言的最后，他批评了共产党的分裂政策，认为这会给工人运动带来灭顶之灾，还批评集中制的国际是一种危险的空想。 两派主将发言后，交锋开始了。马尔托夫的发言充满了激情，这位孟什维克老战士说：“布尔什维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哪怕是可疑而暧昧的——来保住自己的权位”[96]，还说布尔什维克只想把共产国际变成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工具，但他本人太“俄国”了，无法说服大会的代表们。洛佐夫斯基的发言全是冲着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贼领袖”们去的，并因此招来了迪斯曼及其伙伴的愤怒抗议。在那些虽然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党人的纲领、但一时还无法摆脱对工会的统一原则的崇拜的人听来，这不免让他们有些担心。最后，代表大会举行表决，结果以二百三十七票对一百五十六票批准加入共产国际和接受“二十一条”。同德国共产党合并的谈判随即开始。 右翼领袖当即决定分裂。他们声称代表大会无权决定解散党，并决定继续召开代表大会[97]。然而，在短时间内，共产国际大获全胜，对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本人来说，这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但这次胜利没有持续多久。他被驱逐出德国，在德国只待了十二天[98]，他就这次出访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高兴地写道： 我们可以——我们必须认为，在欧洲，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让自己走出了空前的危机，并紧密团结了起来。过去的教育获胜了。德国最优秀的革命者的工作没有白费。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已经在德国诞生了。这将引发一系列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事件[99]。 共产国际主席强调指出，工人占德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组织水平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高。迄今为止，群众还缺少一个革命组织，对自己的利益没有清楚的认识。原因就出在“工人贵族”身上[100]，这些工会干部有十几万之多，他们是“德国资本的最好的白卫军”[101]。要发动革命斗争，就必须赶走他们：“决裂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得说：‘迟到总比不来好！’”[102]。独立党的分裂为恢复革命的团结开辟了道路。一个拥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党员的共产党将去找“工人贵族”的反动领袖们算账[103]。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又翻过去了一页。 统一共产党的成立 德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几周后，它更改了党名，删去了表明它的历史渊源的“斯巴达克斯同盟”，换上了“共产国际德国支部”的后缀。列维在《红旗报》上欢呼“独立党的终结”，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事件。一战期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即“革命的首要成分”同老党断绝关系，带走了一部分和平主义的、保守的领袖，这部分领袖认为“一切的一切”都在于回到爱尔福特纲领，将它作为团结全体社会主义者的根基：“在哈勒，爱尔福特纲领跟它的形式民主、它的‘当前要求’、它的将革命视为遥不可及的远景、它的‘疲劳战略’、它的改良主义一起，被最终埋葬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就让它安息吧！[104]” 独立党的少数派依然追随这部分领袖，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机关、报刊、议员，当然还有资金，还有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前景。至于左派，它已经走向了共产主义，是时候让在一九一九年分道扬镳的革命战士们重新团结起来了。列维写道：“《前进报》欢呼‘独立党完了！’是的，独立党已经死了，跟爱尔福特纲领一起死了。但现在有了共产主义[105]。” 十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独立党的革命多数派同右翼少数派决裂，并宣布支持让这两个德国革命组织尽快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106]。十月二十四日，在哈勒选出的独立党左派领导层向全体党员发表了声明，谴责了右派蓄意分裂党、企图破坏无产阶级阵线的“罪行”，并声称：“我们就是党！”声明还说：“把觉悟的、革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建设强大的共产国际支部的道路已经开辟了，我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107]”十月二十七日，“独立党（左派）机关报”《国际》（DieInternationale）的第一期面世了。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仍想把德国的所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要把忠于哈勒代表大会决议的独立党，同德共（斯）及共工党合并。在写给这三个组织的信中，它写道： 实际上，现在全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已是如此强大，如果工人阶级已经为履行自己的历史任务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话，在赢得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上就不会有多少困难。目前工人阶级所缺乏的，正是清晰的理论指导、对自身目标的认识、以及对革命道路的正确理解[108]。 妨碍德国工人阶级获得正确认识的主要障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十万个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会全职干部。哈勒代表大会让工人运动摆脱了这个阶层的束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09]。” 从这个观点来看，共工党的政治声明中传达出来的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它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哈勒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其许诺，给共工党的活动家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至四日，共工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有一项议程就是开除沃尔夫海姆、劳芬贝格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以此解决妨碍了共工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改善关系的主要问题[110]。奥托·吕勒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充满了敌意，他强烈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并猛烈批判俄国式的“党的独裁”以及“领袖们的国际”，而他现在也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公开赞成参加共产国际的派别，反对原先由他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领导的派别。主要由卡尔·施罗德和柏林小组领导的一个较大的多数派批评了梅尔格斯和吕勒拒绝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行为，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在十一月初又同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几次讨论，由此共工党多数派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它按照共产国际从七月就开始提出的要求，以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开除了吕勒。它决定向莫斯科派出可靠的、代表着新的多数派和新的路线的代表团，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谈判。施罗德、戈尔特和拉施前往莫斯科[111]，为弥补左翼力量内部的裂痕带来了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独立党左派和德共的合并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周。当然，不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期望的那种形式进行的。哈勒代表大会闭幕后，左右两派随即爆发了法律斗争，独立党机关（也就是右翼）成功控制了党的重要物质资源——资金、房产和报刊。在十二月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人们估计独立党在刚刚分裂拥有八十万党员[112]，其中大约四十万人参加了统一共产党[113]。剩下的党员群龙无首，他们以个人和小组的形式，返回了社民党多数派，或是投向了以克里斯平为核心的独立党残部，结果它就变得头重脚轻，剩下来的这批党员已经支撑不起独立党的机关了[114]。还有大约十万人由于幻灭，或是被激烈的冲突吓坏了，决定放弃一切政治活动。 从十一月的一系列筹备会议开始，独立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合并过程逐步进行，最终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完成。革命力量之间的分歧与不和曾经导致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现在革命力量终于能统一在一个党里面了。统一代表大会纠正了一九一七年的哥达代表大会，并弥合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讨论时产生的裂痕。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共（斯）是在很不利的形势中成立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现在这些不良影响终于能得到克服了。 在新成立的统一共产党内，有战前的激进派老战士，有卢森堡的忠诚支持者的核心人物，也有始终是社民党左翼分子的人，比如多伊米希、盖尔、霍夫曼和艾希霍恩，列宁对这些人的评价是：他们是联系党和对他们信任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活的环节”[115]。紧跟着他们的是战斗性工人、工人阶级的组织骨干、战争期间柏林历次重大群众罢工的领袖、工人苏维埃的组织者、战争和革命期间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比如里夏德·米勒、以及维格曼、埃克尔特、肖尔策、马尔赞和保尔·诺伊曼这样的人，列宁对他们的评价是：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了“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116]。 新生的统一共产党把这些人同斯巴达克斯派老战士、同一九一七年以来领导德国各地革命斗争的活动家们统一起来了。这些人当中，有埃里希·沃伦贝格[117]，他是巴伐利亚红军的幸存者之一；有来自曼海姆的印刷工雷梅勒；有来自哈勒的伯恩哈德·科嫩和威廉·科嫩两兄弟；有萨克森的印刷工波彻尔；有来自蔡茨的迪维尔；有汉堡码头工人恩斯特·台尔曼；有雷姆沙伊德的五金工人奥托·布拉斯；还有曾在一九一九年担任过莱比锡工人苏维埃主席的盖尔。 路特·费舍写道：统一代表大会是在“含糊暧昧的气氛中”举行的[118]。在她看来，在追随独立党左派的工人群众眼里，斯巴达克斯派的理论家是为了参加第三国际而不得不接受的累赘，而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斯派的知识分子则乐于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把他们一直想获得的这批原料接收下来，虽然这批人还太粗糙，不太合他们的口味，还需要磨炼。她所描绘的这幅景象过于简单化，因而显得不真实。建筑工人布兰德勒与他的哲学家朋友塔尔海默一样可以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大学讲师卡尔·科尔施[119]或古代史专家阿图尔·罗森贝格，就跟绰号“台迪”（Teddy）、有时会因他充满激情的演讲而招来笑声的粗犷汉子台尔曼一样，都是独立党的典型产物。问题在于要把此前一直分开斗争的这两个组织，在共同的斗争当中迅速合并起来。所有政党在建设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比把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的人联合起来时出现的问题更严重。 统一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两党联合组成的中央局[120]，设置了一个书记处来辅佐中央局工作，并选出了两位主席，一位是前独立党人多伊米希，另一位是列维（独立党坚持由他出任该职）[121]。列维曾想成为列宁派和卢森堡派之间的纽带，在争取独立党的革命工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他又是最杰出的战士，于是他便成了这次统一的真正象征，自然也被人们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他理解这样的期望，因此尽管他曾明确表示想退居二线，但仍接受了这一任命[122]。 [1]全称“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NacionaldelTrabajo，CNT），1910年成立于巴塞罗那，它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中译者注 [2]约瑟夫·克莱门斯·皮乌苏茨基（JózefKlemens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中译者注 [3]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中译者注 [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4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7月19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11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3.htm#1——中译者注 [6]转引自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88页。 [7]《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0页。 另请参阅：多伊米希在1920年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8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6）——中译者注 [8]弗·伊·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83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27.htm——中译者注 [9]《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51—752页。在后来召开的德共代表大会上，麦耶尔特别指出，这个改动是必要的，因为“红军进逼华沙，产生了革命危机形势”（《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18页）。 另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8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31.htm）——中译者注 [10]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9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27.htm）——中译者注 [1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96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7月29日上午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10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8.htm#1——中译者注 [12]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99—203页。 [13]同上，第199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14]同上，第200页。 [15]此句系根据英文版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句子是： “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同上）——中译者注 [16]此句系根据英文版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句子是：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同上）——中译者注 [17]同上。 [18]菲利波·屠拉梯（FillippoTurati，1857年11月26日——1932年3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创始人之一，改良主义者，一战期间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1895—1925年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被开除出党，另建统一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Unitario），1930年将统一社会党并入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massimalista〕），1932年在法国去世。——中译者注 [19]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201页。 [20]同上。 但从“在工会内，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这句话开始，说的其实是第十条的内容。——中译者注 [21]此段系根据英文版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是：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同上，第201—202页）——中译者注 [22]同上，第202页。 [23]此段系根据英文版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是：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同上）——中译者注 [24]同上。 [25]《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为：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做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同上，第202—203页）——中译者注 [26]摘自在1920年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139—140页）。 [27]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4—255页。 [28]同上，第255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9页、第36页。 [32]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于勒·昂贝尔—德洛（JulesHumbert-Droz，1891年9月23日——1971年10月16日），生于瑞士纳沙泰尔州拉绍德封市（LaChaux-de-Fonds）一个钟表工人家庭，1911年加入瑞士社会党。曾学习新教神学，1914年担任牧师。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因拒绝服役而被监禁六个月。十月革命后拥护共产国际，1919年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书记，1921年3月率领瑞士社会党左派脱党，成立瑞士共产党。1931年因支持布哈林被免去共产国际里的职务。1935年重新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43年被开除出党后，重新加入瑞士社会党，1946—1959年担任瑞士社会党书记。——中译者注 [37]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38]朱塞佩·艾马努埃莱·莫迪利扬尼（GiuseppeEmanueleModigliani，1872年10月28日——1947年10月5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出身于罗马的一个犹太资本家家庭，大学期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支持改良主义派。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回国，当选立宪议会议员。1947年1月11日脱离意大利社会党，另建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toSocialistadeiLavoratoriItaliani）。他是著名画家阿马迪奥·莫迪利扬尼（AmadeoModigliani）的哥哥。——中译者注 [39]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收录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第七条的具体内容为： “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类似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200—201页。） 但在共产国际二大最终通过的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第七条的第二段改为：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考茨基、希法亭、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的机会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23页。） 该决议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35.htm——中译者注 [40]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在共产国际二大最终通过的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这两条的具体内容为： “18.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的重要文件。 “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25页。）——中译者注 [4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5—250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7月29日上午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05—308页。——中译者注 [4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56—261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7月29日上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23—32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8.htm#3-1——中译者注 [43]《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3—298页。 另请参阅：麦耶尔在7月29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56—36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9.htm#1-6——中译者注 [4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0—320页。 另请参阅：克里斯平在7月29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1—381页。这段发言与英文版大致相同，但在关于恐怖和暴力问题上的表述却是矛盾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78页上面的相应段落是： “下面谈谈恐怖手段和暴力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不诉诸暴力。在使用暴力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下回出现这种情况：不该杀的人给错杀了。只要认真调查一下，就会弄清楚，被杀的人当中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辜。可是现在，在我们尚未掌握政权以前，我们要声明：我们应当把恐怖手段当做一种政治原则来实行，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叫敌人胆战心惊的国家；至于说我们不能放弃暴力，那是另外一码事。现状迫使我们把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来实行。” 由于英文版与中文版相互矛盾，此处暂且按照英文版翻译。 克里斯平的发言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9.htm#1-10——中译者注 [4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20—329页。 另请参阅：迪特曼在7月29日晚上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81—389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9.htm#1-11——中译者注 [46]《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34页。 另请参阅：拉柯夫斯基在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94页。“拉柯夫斯基”在本书中译为“拉科夫斯基”。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1——中译者注 [47]《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46—353页。 另请参阅：《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235—241页。 或：列宁在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05—41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3——中译者注 [48]《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3—362页。 另请参阅：列维在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12—42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4——中译者注 [49]《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66—373页。 另请参阅：多伊米希在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4—43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6——中译者注 [50]《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4—382页。 另请参阅：施特克尔在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31—43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8——中译者注 [5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42—745页。波尔迪加在此事中的作用值得注意，他可是共产国际内极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 另请参阅：博尔迪加在7月29日上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45—349页，“博尔迪加”在本书中译为“波尔迪加”。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18.htm#3-8 安贝尔—德罗在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1—424页，“安贝尔—德罗”在本书中译为“昂贝尔—德洛”。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5——中译者注 [52]8月10日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10月10日。 [53]关于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列维档案库，P55/7，第8页。 [54]《红旗报》，1922年1月22日。 [55]玛加丽特·布贝尔—诺伊曼（MargareteBuber-Neumann），《从波茨坦到莫斯科：错误道路上的站点》（VonPotsdamnachMoskau:StationeneinesIrrweges），斯图加特，1958年，第81页。 [56]《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8页、第125页。 [57]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列宁的莫斯科》（Lenin'sMoscow），伦敦，1987年，第93页。 [58]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59]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95页。 [60]《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页。 [61]同上，第35页。 [62]威廉·赫尔佐格，《俄国日记》（RussischesTagebuch），《论坛》，第5期，1921年4月，第278页；布兰德勒和盖尔的发言，收录于：里夏德·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TheBolshevisationoftheSpartacusLeague，《圣安东尼论文》〔StAnthony'sPapers〕，第9期，第44页）。 [63]《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2页及其后。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8月3日上午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14—529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3.htm#2——中译者注 [64]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85页。 [65]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Абрамович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被处死。1955年11月22日平反。——中译者注 [66]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HallettCarr，1892年6月28日——1982年11月3日），英国历史学家、记者、国际关系专家，以研究苏联历史著名。——中译者注 [67]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07页。 [68]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柏林，1921年，第222页，但他又写道：绝大多数的党员是要宣布拒绝接受“二十一条”的。 [69]右派拼命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他们说“新共产党人”是党的叛徒和德共（斯）的代理人。在9月6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迪特曼愤怒地告诉众人：他在国会里“逮到”了聚在一起开会的列维、盖尔和威廉·科嫩（《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记录》〔USPDProtokollderReichskonferenz〕，1920年，第176页）。 [70]《自由报》，1920年9月17日。左派对此投了反对票，并发表了一篇抗议书，由德共（斯）发表在9月21日的《红旗报》上，它被当成了“背叛”的证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这个抗议书（《红旗报》，1920年9月30日）。 [71]《红旗报》，1920年10月12日。 [72]《红旗报》，1920年10月14日。 [73]同上。 [74]在工会内，在是否支持莫斯科的问题上，左翼核心分裂了。奥托·托斯特、施利斯泰特（Schliestedt）、乌里希（Urich）和齐斯卡（Ziska）同迪斯曼一起反对莫斯科，脱离了德共（斯）的保尔·郎格不久也站在了他们一边。而奥斯卡·鲁施、尼德基希纳、格利列维奇、里夏德·米勒、马尔赞、诺伊曼和波彻尔等人支持莫斯科。左派失去了工会内的重要阵地，如柏林工会的地方委员会，以及里夏德·米勒在《五金工人报》（Metallarbeiter-Zeitung）编辑部里的职位（他在七月被免去了《五金工人报》编辑的职务）。 海因里希·施利斯泰特（HeinrichSchliestedt，1883年1月18日——1938年8月13日），当过钳工学徒，1910年当选五金工会执委会委员，1910—1919年担任雷姆沙伊德五金工会领导，1910—1919年当选雷姆沙伊德市议会议员，1933年5月担任五金工会书记。纳粹篡权后，组织了五金工会的地下抵抗运动，1934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75]克·蔡特金，《通往莫斯科之路》（DerWegnachMoskau），《红旗报》，1920年10月3日。 [76]《格奥尔格·雷德布尔，革命与其他人》（GeorgLedebour,dieRevolutionunddieanderen），《红旗报》，1920年9月5日；这篇文章与雷德布尔的答复（《自由报》，1920年9月25日早间版）提供了一些关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事件的有意思的细节。 [77]季诺维也夫写于9月30日的信，《红旗报》，1920年10月2日。 [78]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间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79]萨洛蒙·格伦巴赫（Salomon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脱离社会党另组法国共产党后，他留在法国社会党内。1928—1932年、1936—1940年当选国民议会众议院议员，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逃往摩洛哥，1940年9月被捕，1941年5月获释后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法国解放后，于1945—1946年当选制宪议会议员，1946—1948年当选国民议会上议院议员，1948年年底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中译者注 [80]让—洛郎—弗雷德里克·龙格（Jean-Laurent-Frederick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14—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众议院议员。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1935—1938年当选沙特奈—马拉布里（Châtenay-Malabry）市长，1938年因车祸去世。——中译者注 [81]《自由报》，1920年10月5日，早间版。 [82]《自由报》，1920年10月6日。 [83]《自由报》，1920年10月12日。 [84]格·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ZwölfTageinDeutschland），汉堡，1921年，第5页。 [85]同上，第11页。 [86]同上，第13页。 [87]同上。 [88]《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于哈勒》（Unabhä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ausserordentlichenParteitagsinHalle，vom12Bis17Oktober1920），柏林，1920年，第156页。 [89]阿瑟·亨德森（Arthur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年，1921—1923年，1925—1927年），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中译者注 [90]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91]《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于哈勒》，第147—148页。 [92]同上，第148页。 [93]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1页。 但在中文版《列宁全集》里面只找到后半句“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前半句“共和制要比君主制好”则找不到出处。——中译者注 [94]《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于哈勒》，第184页。 [95]同上，第188页。 [96]同上，第213页。 [97]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26—229页）里对这次争论做了简介，并附有由克里斯平提交、并获得一致通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告德国无产阶级书》的全文。 [98]10月21日，出席独立党非常党代会的共产国际代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中译者注 [99]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第57页。 [100]同上，第82页。 [101]同上，第87页。 [102]同上，第84页。 [103]同上，第86页。 [104]《红旗报》，1920年10月19日。 [105]同上。 [106]《红旗报》，1920年10月24日。 [107]同上。 [108]《红旗报》，1920年10月25日。 [109]同上。 [110]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80页。 [111]同上，第256—257页。 [112]《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JahrbuchfürPolitik-WirtschaftArbeiterbewegung,1922–23），汉堡，1923年，皮克提供的党员数字是893000人，其中有135000名女党员。 [113]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拉狄克特地指出：1920年12月两党合并时，德共中央局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当中，存在着夸大党员人数的倾向，将党员数量估计为50万人左右。按照拉狄克自己的看法，党员人数不超过35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57页）。皮克认为真正参加统一共产党的独立党党员不超过30万（《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7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1年6月30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I卷，第423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3.htm#4-7——中译者注 [114]1922年，独立党领袖自称拥有三十万党员，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夸大的（《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3页）。无论如何，曾经拥有近百万党员之众的独立党，在失去了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党员及党费后，已经无力继续供养自己的全职干部队伍、无力继续经营报刊和学校了。 [115]克·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42页。 [116]同上，第36页。 此处引文按照英文的句式做了一些修改，列宁的原话是： “像马尔赞和他的同志们这样一些德国无产者，真是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呵！我敢打赌，无论在什么辩论会上，他们都不会哑口无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适合做突击队。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是担负起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全部工作重担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像这样的分子，我们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他们使我们和群众发生联系。”——中译者注 [117]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Wollenberg，1892年8月15日——1973年11月6日），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医学。1914年自愿参军，曾5次负伤，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指挥柯尼斯堡的革命水兵部队。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中担任指挥员。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1923年抵达鲁尔，当年夏天在领导德共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1923年秋季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短暂返回德国，1928年再次回到苏联，在多处教育机构任教。1930年大赦后返回德国，1931年在地下领导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后再次被捕。1933年因批评德共领导，与菲利克斯·沃尔夫一起被开除。1934年流亡法国，同多个反纳粹抵抗组织合作过。1940年被捕，后脱逃至摩洛哥，1941年又被维希法国当局逮捕，盟军在摩洛哥登陆后获释。二战后为多家刊物当过记者，倒向反共阵营，为西德情报机关工作。——中译者注 [11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6页。 [119]卡尔·科尔施（KarlKorsch，1886年8月15日——1961年10月21日），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左”派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战前曾在伦敦参加法比乌斯社（FabianSociety），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回国参军，随后思想逐渐激进化，十一月革命后在麦宁根（Meiningen）参与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9年6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至11月间，曾在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联合政府内任司法部长。1924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1926年因坚持极左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120]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的独立党人是：多伊米希、布拉斯、盖贝尔、盖尔、霍夫曼、科嫩、雷梅勒和施特克尔；入选中央局的斯巴达克斯派是：列维、布兰德勒、赫克特、皮克与蔡特金。 [121]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拉狄克说：独立党以最后通牒（“最终要求”〔ultimativeForderung〕）的形式，要求列维出任主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0页）。 另请参阅：马尔察恩在1921年7月1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拉狄克的插话，《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09页。 “马尔察恩”在本书中译为“马尔赞”。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5.htm#1-3——中译者注 [122]尽管拉狄克对列维怨恨颇深，但这里又是他提供了有价值的证言。在哈勒代表大会召开前，他写信给德共（斯）中央局，提倡同列维一起开展“亲善”工作。季诺维也夫参加完哈勒代表大会回国时，坚持让列维留在领导岗位上，因为独立党左翼信任他。列维想在法兰克福退下来，他反复对塔尔海默和拉狄克说：“你们不能带着狗去打猎，又老是把狗抱在怀里。”他俩好说歹说，总算是劝他打消了退居二线的念头（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4—105页）。
第二十章莫斯科与德国革命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章莫斯科与德国革命派 Ø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与德国 Ø反对极左派的国际斗争 Ø列宁反对极左主义 Ø赫尔曼·戈尔特的答复 Ø关于一九一九年革命的争论 Ø共产国际与独立党 就在德共（斯）的领袖们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后、特别是成立大会上犯下的各种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时，一九二〇年头几个月、特别是卡普—吕特维茨暴动所造成的形势，暴露出了这个年轻的党的最严重的弱点——面对着急速改变的形势，它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从另一方面来看，秘密召开的四大上的争论，显示出保尔·列维已经在中央局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也凸显了德国革命派——独立党左派、德共（斯）、共工党——在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过去的种种分歧以及尖锐的个人矛盾而产生的。但是才过了不到半年，独立党就决定参加共产国际，这为它同德共（斯）合并创造了条件。 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与德国 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活动，本身就对这一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归根结底，独立党的工人群众及其左翼领袖不是向斯巴达克斯派靠拢，而是更单纯地“向莫斯科靠拢”，当时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是关乎其生死的问题。尼古拉·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撰文回忆了从一九一七年掀起的欧洲革命斗争的涨潮，及其令人失望的结果： 这表明，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拯救这个已经伤筋断骨、失血过多的世界的唯一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长久地维持胜利。……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自己可以爬上这个火车头，成为它的无可替代的司机。但在资产阶级设下的重重包围之中，它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因为它要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在俄国提出来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国的城墙内得到解决。工人阶级面前正立着一道城墙，要打破它，只能靠国际工人革命的进攻[1]。 布哈林总结道，只能按如下分析来理解俄国人建设共产国际的努力：“只有当无产阶级察觉到了这个国际社会主义的阶级组织，并团结在它身边，它才能够不只是在主观意愿上、而且在现实当中成为一股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2]。” 乍一看，形势对这个由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联合成立的国际是很不利的。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党的角色和性质，甚至在革命派要不要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决裂的问题上，列宁和卢森堡都是尖锐对立的。只是俄国革命才使这两个流派相互靠拢。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尽管列宁对列维有较大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了布莱梅的一些人，但他连一个德国活动家都没有争取过来（不算拉狄克，因为他其实不算德国人）。使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的领袖们相互靠拢的，是俄国革命的吸引力，是布尔什维克在斗争当中赢得的威望，是对阶级敌人的同仇敌忾，换句话说，是客观形势，而不是彼此观点的吻合。 我们应当承认，虽然布尔什维克派出由德意志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但这对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帮助；在这个代表团里，拉狄克深受斯巴达克斯派领袖的猜疑，另外两人则是不熟悉德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此外，当时布莱梅活动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和斯巴达克斯主义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正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试图系统总结的；就连那些被公认为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家（比如克尼夫）也选择了同德共（斯）的成立保持距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更何况在斯巴达克斯同盟里还有一个少数派，它反对给新党命名为“共产党”，它的领导人指示派往莫斯科的代表要坚决反对成立第三国际，这不仅表明它对成立第三国际持疑虑态度，而且还含有一定程度的反感，这是两党之间难以相处（至少是互不信任）的关系的一个征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悲剧般的牺牲，为他们罩上了烈士的光环，这使布尔什维克不好开口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政治批评。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以及列宁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的著作里，很少提到德国工人运动，这暴露出他们缺乏准确的信息和经常的政治联系，而这种环境对政治上的思想澄清是很不利的，而要在分析、前景与口号上达成一致，政治上的思想澄清又是一个必要条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刚成立时，里面连一个德国活动家都没有。访问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德国人——在共产国际一大召开前来访的爱德华·弗克斯、出席了一大的埃贝莱因、在一大召开后的几个月里来访的恩斯特·麦耶尔——都没有停留多久。德共（斯）在形式上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实际上它却是独立行动的，这是因为，同布尔什维克有过联系、或曾参加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又在德国同德共（斯）建立了联系的那些活动家——比如拉狄克、布隆斯基和扎克斯—格拉德涅夫等人——自己同苏维埃共和国切断了一切联系。在一九一九年秋季以前，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认真的、经常的联系，直到一九一九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了一个代表到柏林，双方才建立起了严肃的、定期的联系，这个代表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未查清，据史书上记载，他叫“托马斯同志”[3]。化名“托马斯”的这个人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曾在俄国驻伯尔尼使团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返回俄国后，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处工作；参加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然后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行政书记。在彼得格勒，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编辑工作，并以詹姆斯·戈登（JamesGordon）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夏初，他被派往柏林去设立共产国际的西欧书记处。后来他简单地解释说：“必须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组织共产国际的活动。没有那些曾在地下工作中受过训练的老革命家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从莫斯科把他们派过去[4]。” 这位共产国际特使得到了充足的金钱和珍贵珠宝。经过一番惊险的旅途后，他于秋末抵达了柏林，并马上联系上了拉狄克[5]和德共（斯）中央局。他很快就在汉堡和莱比锡开了几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出版德文版《共产国际》（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他还帮助筹办了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与团体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由塔尔海默起草的纲领，这个纲领与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纲领非常相似。他与拉狄克合作成立了西欧书记处，这个机构是由德共（斯）党员或其联系人组成的，其中有拉狄克本人、塔尔海默、布隆斯基、明岑贝格和爱德华·弗克斯[6]。 这个机构几乎不能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下属机关。布尔什维克党派来的布隆斯基同样与德国党内最反对极左主义的分子站到了一起，西欧书记处对极左派采取了非常尖锐的立场，它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制定的提纲显示出它远远落后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远远落后于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因为它号召“成立”一个世界革命的国际[7]。托马斯抵达柏林，既有助于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建立认真的秘密联系，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就能在德国的各种事件发生后几周之内就得到消息；也有助于安排秘密访问。 俄国党对德国党的影响，局限于几个活动家的直接联系人，比如拉狄克在布莱梅的联系人，这些人是他从反对派那边争取过来、并带回德共（斯）的[8]。在柏林，托马斯联系了几个得到俄国党信任的活动家，特别是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9]，即使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他同反对派在柏林的领导人（尤其是施罗德）的关系，仍有利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让德共（斯）中央局同反对派和解的计划。列宁与塔尔海默进行的相隔甚远的公开讨论，仅是这一时期斯巴达克斯派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但双方之间的联系很困难，这种关系也就时断时续。就在卡普暴动发生后，共产国际起草了一篇很泛泛而谈的宣言，向总罢工的胜利与德国红军的诞生致敬[10]。这篇宣言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表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它暴露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的事态缺乏了解。 德共（斯）在卡普暴动问题上犯的错误，迫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始积极介入德共（斯）的事务。正如我们讲过的，德共（斯）中央局甘当可能成立的工人政府的“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在党内激起了激烈论战，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首次的真正干预。这次事件暴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它的“小执行局”[11]之间的重大分歧。德共（斯）的“忠诚反对派”声明遭到了拉狄克、布哈林、库恩和蔡特金的批评，最后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列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提出了为了达成共识、把争论留到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建议，此后初步的讨论很快就停息了。这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一种惯例：每次大辩论都离不开援引马克思甚至是列宁的话，列举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历史上某一时刻的政策为例证，没完没了地同一九一七年的各种事件做对比，这种做法成了讨论者常用的武器。列宁本人开了这个先例。他认为在一九二〇年的关于极左主义的论战当中，俄国经验是主要的优势，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关于建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讨论当中，俄国经验也是主要的优势。 反对极左派的国际斗争 重大讨论只能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极左思潮在德国表现得最有活力，它促成了各国共产党中的极左派第一次脱党，并于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但极左思潮远远地传播到了德国以外的地方。它影响了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荷兰共产党——“论坛”集团以前的领导人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戈尔特和安东·潘涅库克都是这个流派的主要理论家，他们在这次国际讨论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一位英国极左派分子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12]激起了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一九一九年七月，她以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BritishWorkers'SocialistFederation）的名义给列宁写信，希望列宁能支持她的组织——她的组织是反对一切议会活动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错误也是很常见的。列宁老练地回复了她，并尽量避免无谓的争吵。列宁建议，先根据对选举及对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暂时成立两个英国共产党，把革命派组织起来[13]。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了一份由季诺维也夫署名的通告，在国际内部开始了讨论[14]。 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心地避免陷入聋子对话般的空谈，避免陷入关于原则的空洞辩论。它首先指出讨论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内进行——即俄国革命已经为工人运动划出了一道新的分界线。共产党人的“通行的与统一的纲领”实质上意味着“认可争取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既然如此，关于共产党人要不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讨论变得意见纷纭的原因，仅在于对议会主义的混乱认识——议会主义究竟是指表态拥护议会制度的政治选择，还是指革命派参加代议制机关并将其作为宣传自己政策的讲坛的做法。对于参加选举不能一概而论，但原则上不应拒绝。这篇通告宣称：“完全不必因为这个次要问题而分裂”[15]。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一个荷兰共产党人鲁特格尔斯[16]从莫斯科抵达阿姆斯特丹，他受命组建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17]〔下文称阿姆斯特丹局，为了相互区分，位于柏林的那个西欧书记处简称柏林书记处——中译者注〕。他的任务同托马斯的完全一样，考虑到当时的通讯困难，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再说这也能确保更有效地获取西欧的材料（阿姆斯特丹局还负责同美洲联络[18]）。但是，阿姆斯特丹局是由具有强烈极左倾向的荷兰共产党人主导的，它很快就同由德共（斯）主导的柏林书记处发生了严重冲突。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在鲁特格尔斯的组织下，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约二十人，其中有荷兰党的代表、几个英国小组的代表（这些代表都获得了自己的组织的授权）、美国人路易斯·弗莱纳[19]和从莫斯科回来的俄国人米哈伊尔·鲍罗廷[20]，以及（未经组织授权的）来自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匈牙利的代表[21]。与会者当中没有德共（斯）或柏林书记处的代表，蔡特金说他们到了一月三十一日才得知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22]。这次会议在举行四天后被迫中断，因为警方派了奸细混入会场，记下了讨论内容，外国代表被捕后被驱逐出境[23]。 这次会议没有继续举行。蔡特金与保尔·弗勒利希、明岑贝格及一个瑞士代表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受到了荷兰警方的“欢迎”——他们对此早已一清二楚。蔡特金愤怒地向鲁特格尔斯等人抗议，说他们举行了一次准备得很差劲的“残余会议”[24]。德共（斯）之所以不满，还有其他的理由。这次会议在工会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同德共（斯）党内反对派的非常接近，而且这次会议还选出了一个三人团，全都由荷兰人组成，这三人分别是：代表荷兰共产党的怀恩科普、著名的极左分子罗兰—霍尔斯特和鲁特格尔斯本人，而鲁特格尔斯刚刚同荷兰党内的极左派站到了一起[25]。 因此，德国党得出了结论：这次会议企图把德国党驱逐出去，并企图绕开柏林书记处。他们强调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没有得到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副本[26]。无论如何，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什么重要成果，它基本上只通过了授权美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USA）为美洲大陆组建一个下级办事处的决议，并承诺将在三个月内进一步开会讨论[27]。必须承认，阿姆斯特丹局的活动没有为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做出什么贡献。德共（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于卡尔斯鲁厄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姆斯特丹局的活动和倡议发出了抗议[28]。阿姆斯特丹局很快就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政策，并宣布自己站在共工党一边[29]。四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停止了阿姆斯特丹局的任务： 我们相信，我们与荷兰同志之间的分歧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们不像第二国际那样，我们不会隐瞒自己的分歧，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容忍暧昧不清的公式。在一系列问题（工会、议会）上，荷兰局〔即阿姆斯特丹局——中译者注〕采取了不同于执委会的立场。在召开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之前，它并没有把这些分歧告知执委会。因此，执委会宣布：阿姆斯特丹局的委任已经失效，并由执委会撤销。荷兰局的职能转交西欧书记处[30]。 但就在此时，在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也出现了与这股明显存在于阿姆斯特丹局内部的极左思潮相仿的征兆。围绕着《共产主义》（Kommunismus）杂志，形成了一个这种思潮的中心；一九二〇年初，《共产主义》杂志开始在维也纳出版，它是共产国际面向东南欧发行的机关刊物。奥地利共产党跟荷兰共产党一样，代表着本国工人阶级当中非常孤立的一个流派，有着明显的宗派主义倾向，在一九一九年，特别是在“贝特尔海姆事件”中，它的所作所为就暴露出了这一点[31]。而且奥地利共产党还受到一小批匈牙利流亡者的强烈影响，他们是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奥地利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教育人民委员卢卡奇·捷尔吉[32]。尽管在党内派系斗争中，卢卡奇激烈反对库恩·贝拉[33]，但当极左潮流出现在西欧时，出现在戈尔特与潘涅库克的著作中，体现于共工党和英国极左小组的立场中的时候，卢卡奇和库恩都支持极左潮流。 卢卡奇从议会主义问题入手[34]，对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是一个准确把握力量对比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它应当利用议会手段来加强自身力量。但是当工人阶级全力进攻时，它就有义务去创造自己的阶级机关，即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议会选举就会让人觉得抛弃了实际的革命前景，并为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35]。卢卡奇的文章含蓄地批评了在欧洲当前形势下参加选举的做法，这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是对立的[36]。 库恩则突出地体现出了同样的倾向[37]。他反对所谓的“工团主义的抵制”或“消极抵制”，支持“积极抵制”——他将其解释为“如果党正在参加选举，如果党的鼓动和行动是以尽可能多地争取到无产阶级的选票为目标，就要进行尽可能广泛的革命鼓动”[38]。与此同时，意大利人阿马迪奥·波尔迪加[39]在自己的报纸《苏维埃》（IlSoviet）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发展出了一套反对工会、反对议会制度的理论，这套理论成了意大利左派的基础[40]。在布鲁塞尔，以范·奥维斯特莱顿[41]为首而成立的第一个比利时共产主义小组，也发展出了相同的观点[42]。 列宁反对极左主义 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与阿姆斯特丹局公开发生冲突时，列宁正开始起草他那本论极左主义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发表后，这次论战就不再局限于德国，变成了公开的国际性思想斗争。列宁的意图是使正在成立的各国共产党从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中获益。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全世界革命经验的精华，浓缩了进攻和防御的技艺。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把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他宣称：“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4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俄国革命的激励下蓬勃发展，但它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列宁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所作的斗争，它了解得也极少[44]。 极左派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党的必要性，还总是把“群众”同他们的“领袖”对立起来。列宁认为这一点会对革命运动构成真正的危险。由于阶级内部存在着“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这些“领袖们”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革命派有义务同这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作斗争，并且把他们从群众当中驱逐出去[45]。但他们只有在认清形势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46]。 极左派的一大理论支柱，来自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工会领袖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对抗革命，因此极左派号召革命派退出工会，并力图摧毁工会。但是，反动的“领袖们”仍然必须通过改良主义工会来维持对“群众”的影响。因此，革命派的职责就不是离开并摧毁工会，正相反，要在工会内部开展斗争，与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争夺对群众的领导权。列宁写道：“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47]。 列宁认为，“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拒绝参加这场可以获胜、而且也应该获胜的斗争，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48]。极左派欣然指责工人群众成了反革命：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49]。 只要共产党人还没有强大到能解散议会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不能让大多数劳动人民相信议会是个骗局，他们就有义务留在议会里面工作，这正是为了揭露它，利用它来教育被它愚弄欺骗的工人群众。列宁认为，德共（斯）在十一月革命后未能取得迅速发展，部分是因为它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犯了抵制国民议会选举、并让自己的党员退出改良主义工会的错误，他就此写道：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50]。 简而言之，列宁认为极左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它在西欧的发展不是偶然产生的：“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希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51]。”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西欧革命派的任务要更加艰巨：“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52]。” 西欧的共产党人应该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53]的那句话：“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列宁写道：“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54]。 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频繁引用德国反对派的文章，并一再提及独立党（隶属于该党的战斗性工人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列宁专注于避免让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主义成为妨碍所有战斗性工人团结在一个革命党里的障碍；这些战斗性工人当中，有少数人分别参加了两个共产党——德共（斯）和共工党——而大多数人则参加了独立党。 赫尔曼·戈尔特的答复 戈尔特代表极左派，对列宁做了答复[55]。他对列宁发表这本小册子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这样做会让那些已经加入或正在准备参加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领袖巩固其在西欧的地位。戈尔特争辩说，列宁错误地把俄国经验机械地照搬到西欧，而西欧与东欧则有天渊之别。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广大贫农的支持，但西欧无产阶级却不能指望这一点，因为在西欧并没有广大的贫农。在社会当中，西欧无产阶级被彻底孤立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使革命胜利，就要求群众做出更大的努力，而对领袖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要求就要小得多。在革命斗争当中，西欧无产阶级要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只能依靠它自己的质量。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首先是“把群众整体和群众当中的具体的个人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来，通过让他们认识到……这一切全部取决于他们，逐个地把他们教育成革命战士[56]。” 戈尔特认为，列宁完全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当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被争取过来、或进行宣传的阶段已经过去时，他是在助长各种幻想。戈尔特认为，几十年来，西欧工人在思想上强烈地受制于资产阶级文化——尤其是关于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想。戈尔特引用了潘涅库克的话，表示西欧资产阶级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群众的思想和情绪”。被组织进了工会的有纪律的队伍里的工人，在“可以通过选票赢得关键战斗”这种幻想的影响下，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要让他们恢复行动能力，就必须彻底粉碎各种幻想，这显然就意味着要避免让他们通过参加选举而助长幻想，然后提供给他们主动行动的方法。对于改良主义工会，共产党人不仅必须离开它们，不在它们当中工作，以免加强它们的力量，还有义务去破坏它们，因为它们妨碍了工人的行动，妨碍了工人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共产党人应当提议，按照“苏维埃”的原则建立一种组织，用来取代工会；这种组织是革命的，因为“工人自己在这种组织里有决定权”；“工人联合会”跟工会不同，它不是按照行业或产业成立的，而是按照工厂组建的。列宁号召西欧的共产党人去建立“群众党”，他大错特错了。这种“群众党”将不可避免地重新犯下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戈尔特看来，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努力去创造和培养“纯粹而牢固的共产党人核心”[57]。 卡普暴动后的几个月里，正当列宁同极左派进行公开论战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正在莫斯科同共工党的代表举行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内部也发生了一连串斗争。在柏林，柏林书记处同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发生了冲突，柏林书记处指责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有极左的、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明岑贝格[58]则指责柏林书记处的人搞派别活动，并宣称柏林书记处不肯把青年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文件和信件转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然而，在六月里，尽管柏林书记处里的俄国党的代表阿布拉莫维奇—扎列斯基[59]（化名“阿尔布雷希特”）试图进行调解，明岑贝格还是得到了青年共产国际[60]的一致支持，对托马斯及其班子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判[61]。冲突就此爆发，直到一年后，明岑贝格被解职，青年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管辖，冲突才告结束[62]。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机关仍同德国的极左派保持接触，甚至在柏林也有接触，共产国际机关绕过了德共（斯）、甚至还可能绕过了柏林书记处同极左派接触，双方的中间人是菲利克斯·沃尔夫（他是柏林书记处成员和俄国党党员）和鲍罗廷（巴贝特·格洛斯[63]认为他是柏林书记处同共工党的联络人[64]）。 此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底，共产国际和共工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始了谈判。共工党刚一成立，两名领导层成员阿佩尔和容格[65]就秘密前往苏俄，试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他们历经艰险，用了一个多月才抵达苏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他们见到的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对他们党在德国宣扬的战略和策略表示了完全的、明确的反对。列宁甚至还给他们看了尚未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手稿[66]。在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日期为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发往德国。共产国际的领袖在这封信里批评了共工党的政策，说它“背离了共产主义”，并宣布：“在现已成为德国和整个共产国际当前最急迫的那些极重要的原则和策略问题上，正确的意见不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方面，而是在德国共产党方面。[67]”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得到妥善解决，与此同时，它提议在德国建立一个临时组织局，由德共（斯）和共工党双方派出数量对等的代表组成，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来担任组织局主席，它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这两个仍然保持独立的党为重新统一进行准备工作[68]。但是，这封公开信过了好几周仍未到达德国。就在这段时间里，共工党得不到阿佩尔和容格的消息，就又派了两个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这一举动，以及它选择的代表，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关于一九一九年革命的争论 在卡普暴动之后到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还进行了关于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亚革命与匈牙利革命的争论。早在卡普暴动发生前的一九一九年底就开始的这场争论，促使拉狄克和他的伙伴弗勒利希开始反对列维。拉狄克获释后，立刻向列维开火，他把一九一九年秋天跟列维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记录公之于众[69]。他跟列宁一样，也认为库恩及其匈牙利同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无力——甚至是拒绝——去建立一个在党员、传统和实践等方面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的真正的共产党，以及他们的妥协精神——不仅同右翼社会民主党妥协，更同德国独立党那样的中派分子妥协。拉狄克把匈牙利的情况同德国做了一番对比，他极力揭示出独立党左派领袖的政治活动中的中派主义特征，这些左派领袖，比如里夏德·米勒和多伊米希的特点是在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在一月和三月里，他们倾向于拉狄克所谓的“盲动主义—布朗基主义”，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则又倾向于所谓的“普鲁东主义”的机会主义。这种摇摆不定正是中派主义的特征，在革命时期，它使这些人对革命的领导层构成了首要危险。拉狄克认为，匈牙利革命与巴伐利亚革命的失败，只能归结于共产党人向这些中派分子——巴伐利亚的独立党人和匈牙利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做出了妥协，这些中派分子成功地让革命领袖彻底丧失了坚定的决心和明晰的头脑，并成功地让群众失去了领导层。 弗勒利希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保尔·维尔纳（PaulWerner）的笔名发表了一本论巴伐利亚革命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把巴伐利亚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独立党人的“背叛”[70]。一九二〇年一月，拉狄克在为匈牙利共产党人桑托·贝拉[71]的著作写的序言里，又谈起了匈牙利问题[72]。他尖锐地批评了被德国共产党人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大意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仅仅是在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双方的上层妥协的产物，它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行动无关。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列维及其同志，批评他们断章取义，滥用德共（斯）纲领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德共（斯）不会仅仅因为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已身败名裂并陷入绝境，就准备夺取政权[73]。拉狄克断言，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柏林，这段话是适当的和正确的，但不能把它拔高到革命行动的总原则的高度。他写道：“那种只看到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的破裂，却看不到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崩溃的过程中应当把无产阶级力量集结起来的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74]。”他认为，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同匈牙利共产党人一样，不能逃避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义务，哪怕是在国际形势注定慕尼黑与布达佩斯的革命必然会很快失败的情况下：“哪里有工人阶级在战斗，哪里有工人阶级在斗争，我们就要出现在哪里，无论我们会胜利还是失败[75]。” 拉狄克嘲讽了那些被他叫做“政治辩论家”的人，说他们只有在“历史条件确保他们能获胜”的时候才会去战斗[76]。在他看来，当社会民主党建议同匈牙利共产党合并时，匈牙利共产党不能无视他们的建议，因为自从社会民主党宣称自己拥护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刻开始，无产阶级就深切渴望两党统一，两党合并的建议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愿望的。但当共产党同意合并时，也应该同任何以为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胜的幻想作斗争。必须接受统一，但同时要立起绞架！这是他从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得出的教训；不能仅仅满足于纲领，还应该像革命者一样去行动。只有这样做，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才能从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中学到经验教训，获得精神鼓舞。 列维遭到拉狄克的直接攻击后，接受了拉狄克的挑战。他跟卢森堡一样，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他宣称： 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资产阶级那边的负面因素，而是无产阶级这边的正面因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明确征兆来自于无产阶级自身，并由它所达到的革命发展阶段表现出来[77]。 与拉狄克的观点相反，资产阶级的慌乱、涣散的程度，与无产阶级的清醒、有组织的程度并无关联。以德国为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人们曾对“团结”抱有“极大的幻想”，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一时陷入完全无力和混乱状态的时候，无产阶级并不会随之变得清醒和坚定，相反，会陷入同样严重的无力和混乱之中[78]。”列维试图进一步发展卢森堡的思想，他写道： 一般来说，在资产阶级的夜晚和无产阶级的白天之间，有一个黎明阶段。……在这种阶段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衰弱到能够让一个非常小的少数派夺得政权的程度，此时我们共产党人就要面临着一个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苏维埃里。我认为，从组织无产阶级的进程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必须夺取政权；当然，这个过程不会精确地按照“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日程表来按部就班地进行，肯定会有一连串的起伏，有示威游行，有干涉，有斗争，等等。我想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要表达的意思[79]。 因此，列维认为，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们就渴望夺权，并且真的夺得了政权；当时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就像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工人阶级一样，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被“全体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的可悲幻想蒙蔽着。列维并不反对阶级恐怖的必要性，但他强烈反对拉狄克的必须“立起绞架”[80]的观点： 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在团结和凝聚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提出立起绞架，把这当成是一种促进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巩固的基本手段——不是根据“绝大多数无产者明确而直率的意愿”，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目的和斗争手段的自觉认同”，而是以处决和绞刑为基础——在我看来，这是最最糟糕的手段，对这种做法，我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来批评。就我所知，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标志是镰刀锤子，并没有加上绞架。我认为没有加上绞架并非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胆怯，而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据以成立的各种条件当中，并不包含有拉狄克同志向匈牙利党提议的那些东西。要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凝聚起来，用玫瑰花环肯定是不行的，但绝不能用刽子手的绞索[81]。 列维还说，巴伐利亚共产党人犯了另一种错误。尽管列维涅重组和整顿了巴伐利亚的共产党组织，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让他们摆脱“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的圈套。巴伐利亚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多数派社民党人和独立党人之间的协定而产生的，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拒绝支持这个“怪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慕尼黑工人想要把政权夺过来，共产党人也就照办了，这是因为他们跟拉狄克一样，都认为自己有义务跟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即使群众是错的。列维认为，共产党人的责任并非只是在任何时刻都同群众团结一致，而是要在整个革命时期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活动。共产党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拥有革命的目标、高于一切的目标，他们有责任去领导工人群众赢得胜利： 跟在群众后面，一再重复他们已喊出的口号，而不去考虑革命的广阔背景，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做法，而是“独立党人的”做法。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总是无条件地采取跟群众同样的立场，如果我们总是在任何时刻都为可能成为群众的目标的东西而斗争，我们就不仅放弃了自主决定的政治权利，还否定了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就不再是群众的头脑，反而成了群众的尾巴[82]。 列维以俄国革命为例，反驳了拉狄克。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事件期间恰恰也持这样的立场。当时，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不顾暂时的不受欢迎，毫不犹豫地逆流而上，捍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他引用了列宁的话：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83]；……从这个观点出发，绝不能撤退，相反，要牢牢地坚持革命，要提出可以让他们避免当前的或可预见的失败的策略性口号[84]。 令人失望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一定影响了列维的结论，那段时间里的失败经历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写道： 自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和三月的柏林武装斗争之后，自从慕尼黑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我就不再相信失败能带来什么奇迹般的效力了。假如我们遭到一次像匈牙利那样的惨败，我不相信我们能像拉狄克那样轻巧地略过它。……我担心的是——正如现实中那样——当一个国家发生了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之后，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展示出拉狄克所谓的“坚定而强烈的意志”。我认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跟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对世界革命是有损而无利的，我不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作为共产党领导层，必须去领导行动，而不管它造成的后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更不愿意说，如果我们不能引导胜利的话，那就必须以“即使失败了也还是有收获的”为借口，去主动招致失败[85]。 关于巴伐利亚革命与匈牙利革命的讨论绝不是学究式的辩论，在德国就更加不是。列维在反驳拉狄克的观点时，他反对的是他在党内最讨厌的东西——盲动主义，至少也是内战中的军事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思潮体现于拉狄克支持恐怖手段的观点之中。斯巴达克斯派更倾向于把这种思潮叫做“布朗基主义”，它诱使党以自己来取代无产阶级，它是战后年代的极左幻想。拉狄克与弗勒利希等人则从列维对盲动主义的敌意当中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守株待兔，坐等形势变化，在形势变化前仅仅专注于宣传活动，这是一种精妙的机会主义，它在事实上放弃了革命行动，并总是以说服和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借口来拖延革命行动，以等待更有利的综合形势出现。双方暂时还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但确实有发展到根本分歧的危险。 与此同时，主要的问题仍是如何建设共产党，如何让共产主义运动把那些抛弃了诺斯克、艾伯特与谢德曼的党、并构成了独立党的群众基础的几十万工人争取过来；在柏林和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独立党这个中派主义党在当时实际上构成了阻碍共产主义运动争取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的主要障碍。 共产国际与独立党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以“如何把那些追随独立党领袖的群众争取过来”为例，借此阐述了妥协的必要性。针对那些要求建立“小而稳固、坚定的核心”的人，他写道，德国最近的事态证实了他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即“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86]。”他不仅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巴达克斯同盟——即德共（斯）的前身——之间的传承，还从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群众党的内部演化过程中找到了证据，他写道： 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87]。 但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对独立党左翼的态度可没有如此赞赏。在关于伯尔尼会议的一篇文章里，列宁猛烈抨击了它的发言人多伊米希，他指责后者“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他说多伊米希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还说多伊米希等人是“胆小的市侩”和“反动的抱怨者”[88]。在独立党召开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对独立党的不信任态度，似乎也影响了拉狄克对独立党的态度。 独立党左派在一九一九年里的发展、该党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以及它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第三国际的决议，这些因素影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它的态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对该党的中派和右翼的领袖的基本态度。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关注于让追随独立党的大部分工人群众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主张，这个因素对该党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莱比锡代表大会闭幕后，拉狄克在返回俄国前夕，同独立党执委会就参加共产国际的前景进行了一次正式讨论[89]。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克里斯平以独立党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德国或奥地利举行一次国际会议，这也是他在写给反对第二国际的西欧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信里提出过的建议[90]。这个举动表明，独立党的领袖为了避免单独面对俄国人，什么都愿意做。 共产国际的不同机关对此的反应，揭示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一致性。设在柏林的西欧书记处是最早做出答复的，它的回答是草率的，简直就当莱比锡代表大会没改变什么一样。它告知独立党，说独立党还没有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并拒绝同任何还让“社会爱国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政党进行讨论。它宣布只能设想同独立党进行公开的谈判，在谈判中要开展毫不留情的政治斗争[91]。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做了答复，在复信上签名的是季诺维也夫，这个答复的态度要积极得多[92]，但仍对独立党的领导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他们“继续在诺斯克之流的公开背叛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之间摇摆不定”。季诺维也夫对独立党提出了许多批评，包括在群众当中散布对议会制度的幻想；大肆渲染苏俄的恐怖来恐吓德国工人阶级，让他们转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忽视反军国主义斗争；仅仅在口头上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跟西欧书记处一样指责独立党的领袖，说他们仍同各国社会民主党保持关系、拒绝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仍然让考茨基之流留在自己队伍里、公开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一边同共产国际和各个中派主义政党进行谈判，一边又在“破坏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93]。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觉悟的德国工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讨论这个答复，并要求独立党的领导人做出“明确无误的回答”，这个呼吁显然是扬言要进行党派斗争、从外部推进分裂独立党的活动。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把话说绝，还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愿意在莫斯科接见所有宣称自己已坚决同第二国际决裂的任何政党的代表。在下面这段话里，它甚至还暗示了可能做出的妥协的范围： 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清楚，必须考虑到每一种独特的情况，因为革命的发展过程具有复杂而特殊的性质。我们十分愿意扩大第三国际，吸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提高与深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为根据来改善和深化第三国际的纲领[94]。 然而，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双方陷入了僵局，这是因为它们在玩捉迷藏的游戏：独立党在此期间宣称它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那封信的答复，在原则上决定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之后，它也没有找到能与西欧书记处会面的地址——它认为要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谈判就必须经过西欧书记处这个中间人[95]。就在谈判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卡普暴动、工人以激烈斗争回击暴动、国防军的报复、大选以及四月初共工党的成立[96]。这让共产党的谈判代表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不过他们最终还是为改善德共（斯）和独立党的关系消除了障碍[97]。 接着，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初，鲍罗廷来到了独立党的中央办公室。他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派而来，带着西欧书记处的介绍信和季诺维也夫写于二月五日的那封信[98]。独立党的领导人对这封信姗姗来迟表示惊讶，但他们直到五月二十日才发表了这封信，而且还不是发表在他们所有的报刊上面[99]，可是德共（斯）早在四月二十三日就发表了这封信。克里斯平接见了鲍罗廷，但他们的谈话仅限于讨论由克里斯平提出的问题，克里斯平坚持说独立党对谈判充满善意，并再次建议待大选结束后派出代表团，在莫斯科直接进行谈判[100]。共产党的报刊现在公开发动攻势，力促独立党参加第三国际[101]。独立党左翼采取了坚决而激进的立场，威廉·赫尔佐格在《论坛》（Forum）上面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为《从莱比锡到莫斯科：不惜代价争取明确表态！》[102]。此外，鲍罗廷还答应让赫尔佐格访问莫斯科，为此赫尔佐格遭到了《自由报》的抨击[103]。四月三十日，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04]抵达柏林，继续同独立党进行个人接触，他应邀出席了五月七日的独立党执委会会议。克里斯平暗示，共产国际要求独立党必须开除一切右翼党员，否则就不会与独立党就参加共产国际一事进行商讨，还要求独立党必须同德共（斯）合并才能被共产国际接纳；对于这些说法，施略普尼柯夫予以完全否认[105]。 现在事情开始加速进行了。渴望谈判的共产国际在通过共产党的报刊和党员，给独立党的活动家公开施加压力之余，还在幕后也施加了压力。拉狄克以共产国际书记的名义致信独立党，对该党领袖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对二月五日的信做出答复——表示惊讶[106]。对于独立党的领袖既不发表这封信、也不作答[107]的做法，他提出了抗议，并再次建议他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来直接谈判，他认为这样能试探独立党领袖有多少诚意[108]。独立党执委会通过电报回复说，他们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六月九日，西欧书记处把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日程表转告给了独立党执委会，共产国际邀请独立党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独立党执委会则在六月十一日和十九日的会议上选出了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09]。 共产国际与独立党之间的关系一度濒临破裂，就在六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一封信，在信上签名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还有列宁和俄国党的其他领袖[110]，信中再次指控独立党的领袖们正在破坏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封信是写给全体独立党党员的，它宣称：“他们的态度表明，当我们指出你们只有绕过你们自己的领袖，才有可能加入第三国际时，我们是多么正确[111]。”这封信直接向独立党党员和地方、地区组织发出呼吁，鼓励他们直接选出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的代表，这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做出决定，独立党要想参加共产国际，就必须先发生分裂，而这是吸收该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把握最小而代价又最大的途径。而与之相反的是，独立党提名了四个正式代表——其中克里斯平和迪特曼是代表右派的，而施特克尔和多伊米希则是代表左派的，这又使谈判充满了各种可能。但是，德共（斯）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于六月十七日举行表决，决定对独立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独立党接受了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就要把右翼领袖开除，以此证明其革命诚意[112]。同时，德共（斯）表示，它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接纳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德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113]。” 在共工党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西欧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是矛盾的。前者于四月十八日强烈谴责了共工党，指责它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有联系，并在三月事件期间同卡普暴动的某些特务勾结——三月事件期间他们采取了冒险主义行动，并鼓吹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114]。西欧书记处对共工党自称第三国际成员的做法提出了抗议，称只要共工党继续对已经是第三国际成员的政党进行粗暴的攻击，就要继续反对它所谓的成员资格[115]。这表示它坚决反对接受共工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六月三日发表了一个公告，给共工党返回共产主义运动、参加共产国际留下了一扇门[116]。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七月二日给共工党党员写了一封公开信[117]，提醒该党内的“革命工人”注意，德共（斯）的分裂是不必要的，如果共工党真的想要重新统一，那么还是有可能的。但它要求共工党拿出能证明其诚意的证据，最起码要开除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以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三月事件期间他们同军方勾结，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名声[118]；还要开除奥托·吕勒，他已经成了俄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公开敌人[119]。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申了共产国际的立场：支持参加选举，支持参加工会中的激进活动，并宣称其在原则上赞同德共（斯）——它再次强调德共（斯）是第三国际唯一的德国党。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宣称它“完全不同意”德共（斯）领导层为其“忠诚反对派”声明所做的辩解，并承认“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在同反对派斗争时，并没有始终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耐心”[120]。最后，它为重新统一提出了具体建议：由两党各派出数量相等的代表，组成一个书记处，再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来主持该书记处，并邀请共工党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二大[121]。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二大就肩负起了这样的任务：促使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重新统一，并通过吸收独立党的全部——至少是部分——党员参加共产国际，在德国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所有证据都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要的是完全的统一，要用共工党的革命斗志来纠正独立党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德共（斯）领导层的消极倾向。 [1]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Бухарин），《阶级斗争与俄国革命》（LaLuttedesclassesetlarévolutionrusse），《共产主义评论》（Revuecommuniste），第11期，1921年1月，第385—386页。 [2]同上，第386页。 [3]这个人很可能是雅可布·莱希（JakobReich），爱·哈·卡尔在书里错误地把他当成了“一个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35页）。请参阅他提供给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Nicolaevsky）的关于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及他自己的活动的记录，这份记录收录于：雅克·弗莱芒（JacquesFreymond），《共产国际史稿》（Contributionsàl’histoireduComintern），日内瓦，1965年，第1—28页；这份记录有一个英译本叫《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TheFirstYear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署名雅可布·莱希，刊登于《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第5卷，第2期，1994年春季，第2—36页。勒纳认为托马斯的真名是鲁宾施泰因（Rubinstein）（沃伦·勒纳〔WarrenLerner〕，《卡尔·拉狄克：最后一个国际主义者》〔KarlRadek:TheLastInternationalist〕，斯坦福，1970年，第196页）。 本书发表于1971年，当时许多档案尚未公开，所以作者未能确认“托马斯”的真正身份。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公开，终于可以确认“托马斯”确实就是雅可布·莱希。 雅可布·莱希（JakobReich，1886年5月23日——1955年3月15日），生于奥匈帝国伦贝格市（现为波兰利沃夫市），上中学时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在1905年革命中曾参与行刺华沙总督。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1919年1月前往莫斯科，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同年夏季化名“托马斯同志”前往德国，成立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指导共产国际机关在西欧的工作。1928年被德共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流亡美国。托洛茨基遇刺后，为躲避斯大林的特务而改名为阿诺德·托马斯·鲁宾施泰因（ArnoldThomasRubinstein）。1955年在纽约去世。 《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英译本全文可在以下地址阅读：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5/no2/reich.html——中译者注 [4]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2页。 [5]同上。“托马斯”写道，当时拉狄克已获释，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8页）指出，当他们建立联系时，自己还在坐牢。 [6]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5页。 [7]《共产国际》（KommunisticheskiiInternational），第7—8期，1919年11月—12月，第1099—1102栏。 [8]共工党成立后没几天，德共（斯）就召开了四大，卡尔·贝克出席了四大，疏远了共工党。 [9]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31页。 [10]《真理报》，1920年3月25日。 [11]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小执行局”是协调日常工作的机关。——中译者注 [12]艾丝蒂尔·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EstelleSylviaPankhurst，1882年5月5日——1960年9月27日），她是英国女权运动活动家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Pankhurst）的女儿，1906年参加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SocialandPoliticalUnion），1914年退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了东伦敦妇女参政权联合会（EastLondonFederationofSuffragettes），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逐步转向共产主义，1920年6月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英国支部）（CommunistParty〔BritischSectionoftheThirdInternational〕），后来该党与共产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英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合并，1921年9月她被开除出英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3]弗·伊·列宁，《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第15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7/018.htm——中译者注 [14]《议会主义与争取成立苏维埃的斗争》（DerParlamentarismusundderKampffürdieSowjet），《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策与决议：执委会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与公开信》（Manifest，Richtlinien，BeschlüssedeserstenKongresses.AufrufeundOffeneSchreibendesExekutivkomiteesbiszumZweitenKongress），汉堡，1920年，第139—146页。 [15]同上，第146页。 [16]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Justinus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Propaganda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Partyof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中译者注 [17]《灯塔》（LePhare），第8期，1920年4月1日，第387页；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3页。 [18]《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8—79页。 在英文版里，本章注释[18]、[22]、[24]、[26]、[27]、[28]的出处为德共四大会议记录，但在法文版里则为德共三大会议记录，虽无法查阅原书，但根据下文可以推测法文版的记录是正确的，故按照法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19]路易斯·C·弗莱纳（LouisC.Fraina，1892年10月7日——1953年9月15日），本名路易吉·卡尔洛·弗莱纳（LuigiCarloFraina），生于意大利，幼年时随家人移居美国。190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很快退党，后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alistLaborPartyofAmerica，该党的中文译名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党），1914年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十月革命后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二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放弃马克思主义，倒向反共阵营。——中译者注 [20]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Маркович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1905年流亡瑞士。1905年革命期间在里加开展地下工作。1906年流亡英国。1907年流亡美国。1918年赴瑞典负责商务工作。1919年任驻墨西哥总领事，参与创立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并促使罗易支持共产主义。此后历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顾问和驻格拉斯哥领事馆顾问。1922年在格拉斯哥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返回苏联。1923—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顾问。1927—1932年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32—1934年任塔斯社副社长。1932—1949年任《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новости）主编。1941—1949年任《苏联新闻局》杂志主编。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21]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4页。 [22]《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23]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5页。 [24]《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1页。 残余会议一般是指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要求而不具备代表性或权威性的会议。历史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议会在1648年12月遭到整肃，驱逐了约100名赞成同查理一世妥协的议员，剩余的议会就被称为“残余议会”（RumpParliament），最后残余议会在1653年被克伦威尔解散；美国内战期间，由于南方各州的议员退出了国会，所以这段时期的国会也叫做“残余国会”（RumpCongress）。——中译者注 [25]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6页。 [26]《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27]同上，第82页。 [28]同上，第84—85页。 [29]《红旗报》，1920年4月22日。 [30]《灯塔》（LePhare），1920年5月—6月号，第484页—485页。 [31]详见本书第十三章。 英文版此处为“第十八章”，法文版此处为“第十章”，但这两章里都没有提到奥地利共产党在1919年的表现，所以根据具体内容改为“第十三章”。——中译者注 [32]卢卡奇·杰尔吉（LukácsGyörgy，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鼻祖之一。1930年前往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45年回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曾参加纳吉·伊姆雷（NagyImre）政府，革命失败后逃往罗马尼亚，1957年回国。——中译者注 [33]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5页及其后。 [34]杰·卢卡奇，《议会主义问题》（DieparlamentarischeFrage），《共产主义》，第6期，1920年3月1日，第161—172页。英文版收录于《1919年至1929年的政治著作》（PoliticalWritings1919-1929》，伦敦，1972年，第53—63页。 [35]同上，第164—169页。 [36]卢卡奇批评的观点，正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之辩护的观点，尽管当时他还没读过列宁的这篇文章。列宁写道：“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28页）。 “卢·乔”即“卢卡奇·乔治”，本书中译作“卢卡奇·杰尔吉”。——中译者注 [37]《贯彻》（DieDurchführung），《共产主义》，第18期，1920年5月8日，第549—555页。 [38]同上，第552页。 [39]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40]请参阅波尔迪加于1919年11月10日、1920年1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信，刊载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刊》（RivistaStoricadelSocialismo），第27期，1966年，第183—188页。 [41]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VanOverstraeten，1891年5月8日——1981年12月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ijvanBelgië），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支持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领导了比利时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因为意见分歧而脱离左翼反对派，后脱离政治活动，潜心绘画。——中译者注 [42]《灯塔》（LePhare），1920年3月1日，第334—335页。 [43]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1页。 [44]同上，第12页。 [45]同上，第22—23页。 [46]同上，第30页。 [47]同上，第32—33页。 [48]同上，第33页、第34页。 [49]同上，第38页、第43页。 [50]同上，第54页。 [51]同上，第43页。 [52]同上。 [53]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24日——1889年10月29日），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宁称赞他是“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同上，第51页）。——中译者注 [54]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1页。上述各段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5]赫·戈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对列宁的小册子〈激进主义：共产主义的一种幼稚病〉的答复》（OffenerBriefandenGenossenLenin.EineAntwortaufLeninsBroschüre:DerRadikalismus，eineKinderkrankheitdesKommunismus），柏林，1920年。我们这里采用的译文是1920年的法语译文《答复列宁》（RéponseàLénine），巴黎，1970年重版，并参照了收录于安·潘涅库克与赫·戈尔特合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与策略》（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法兰克福，1969年）一书中的德文版。（英文版中采用的是英译文，《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OpenLettertoComradeLenin〕，伦敦，1989年——英译者注） 中文版系根据英译文翻译。——中译者注 [56]《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英文版），第10页。 [57]同上，第14页、第19页、第38页。 [58]时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中译者注 [59]亚历山大·叶梅利扬诺维奇·阿布拉莫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ЕмельяновичАбрамович，1888年3月27日——1972年1月21日），曾用化名切图耶夫（Четуев）、阿布拉莫维奇—切图耶夫（Абрамович-Четуев）、A·阿尔布雷希特（A.Albrecht）、阿尔诺（Арно）、扎列夫斯基（Залевский）等。生于乌克兰赫尔松省（Херсонскаягуберния）蒂拉斯波尔县（Тираспольскийуезд）马茨库利村（Мацкули）。1904年毕业于敖德萨第四中学后，考入新罗西斯克大学医学系，但第一年就因参加革命运动而被开除。190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流亡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与列宁一同回国。回国后积极参加了乌克兰的革命运动。1920—1921年担任共产国际的特使，在西欧活动。1921—1924年先后担任苏联驻塔林大使馆秘书、苏联驻维也纳大使馆秘书。1924—1925年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省党委工作。1934—1950年担任国立托姆斯克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60]此处原文为“西欧局”，但这明显与上下文矛盾，可能是作者笔误，经查证后改为“青年共产国际”。——中译者注 [61]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政治传记》，第107—108页。 [62]同上，第177页及其后。 [63]巴贝特·格洛斯（BabetteGross，1898年7月16日——1990年2月8日），本名丽塞特·巴贝特·蒂林（LisetteBabetteThüring），生于波茨坦一个啤酒厂主家庭。高中毕业后当过教师。1920年加入德共，同年与作家弗里茨·格洛斯（FritzGroß，1897—1946）结婚，不久后离婚。1922年进入国际工人救济会工作，认识了维利·明岑贝格。1925年担任“新德意志出版社”（NeuerDeutscherVerlag）经理。纳粹上台后，与明岑贝格一起流亡法国。在流亡期间协助明岑贝格组织出版工作。1937年退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回国后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法兰克福汇报》经理。1967年发表了明岑贝格的政治传记。——中译者注 [64]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政治传记》，第116页。 [65]弗兰茨·约瑟夫·约翰内斯·康拉德·容格（FranzJosefJohannesKonradJung，1888年11月26日——1963年1月21日），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表现主义文学运动。1914年参军，后来开了小差。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属于左翼。1920年参与创立共工党。组织了共工党的作战小组，在三月行动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3年返回德国，为许多杂志写稿，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组织“红色战士”（RoteKämpfer），1936年被捕，1937年获释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1939年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潜藏在匈牙利。1944年两次在匈牙利被捕，但最终化险为夷。1948年流亡美国，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中译者注 [66]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3页。 [6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节录）》，出自：珍妮·德格拉斯（JaneDegras）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北京编译社译，1963年10月，第121页。 此处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6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69]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DieEntwicklungderdeutschenRevolutionunddieAufgabenderKP），《共产主义苏维埃通讯》（KommunistischeRäte-Korrespondenz），第21—22号，1919年11月20日。 [70]保尔·维尔纳（即保尔·弗勒利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评》（DieBayrischeRäterepublik.TatsachenundKritik），彼得格勒，1920年。 [71]桑托·贝拉（SzántóBéla，1881年2月1日——1951年6月1日），本名施莱伯·贝拉（SchreiberBéla），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当过会计，1904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1946年回国，1948—1950年任匈牙利驻华沙大使。——中译者注 [72]贝·桑托，《匈牙利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KlassenkämpfeundDiktaturderProletariatsinUngarn），维也纳，1920年。 [73]德共（斯）纲领中确实有这么一句意思相近的话，但表达方式大不一样： “斯巴达克同盟也将拒绝在谢德曼—艾伯特之流身败名裂和独立派与他们的合作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6页）“斯巴达克同盟”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同盟”。——中译者注 [74]卡·拉狄克，《匈牙利革命的教训》（DieLehrenderUngarischenRevolution），《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第57页。 [75]同上，第58页。 [76]同上。 [77]保·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DieLehrenderUngarischenRevolution），《国际》，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35页。 [78]同上。 [79]同上，第36页。 [80]拉狄克，《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59页。 [81]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37页。 [82]同上，第39页。 [83]弗·伊·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8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11.htm#8——中译者注 [84]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37页。 “从这个观点出发……策略性口号”这句话，在列宁的原文中没有找到，估计是列维在引用了列宁的话后做的阐述。——中译者注 [85]同上，第40页。 [86]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4页。 [87]同上。 “斯巴达克派”和“累德堡”在本书中分别译为“斯巴达克斯派”和“雷德布尔”。——中译者注 [88]弗·伊·列宁，《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382页、第383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45.htm——中译者注 [89]消息来自《自由报》，1920年6月25日。 [90]该信全文刊登于《自由报》，1920年1月2日。 [91]《斯巴达克斯》（Spartakus），1920年1月，第5—6期。 [92]《红旗报》，1920年4月23日、26日、27日、28日。 [93]早在1919年12月20日的《自由报》上，多伊米希就已经强调指出，自己的党的报刊对莱比锡代表大会充满敌意，对这次大会做了错误的、恶意的、片面的报道。 [94]《红旗报》，1920年4月28日。 [95]《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96]请参阅本书第十八章。 [97]独立党右翼想要宣布“当前局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左派认为它在共产党当中最凶猛的敌人已经被赶走了。 [98]《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99]同上。独立党领导层的借口是要举行选举活动和“纸张短缺”。 [100]关于这些讨论的速记记录刊登于1920年6月26日的《自由报》。 [101]鲍罗廷带来的这些文件被德共（斯）的报刊发表后，独立党因压下它们不予发表而受到了责难。 [102]《论坛》，第7期，1920年4月，第481—484页，这是他为季诺维也夫写于2月5日的那封信而写的引言。 [103]赫尔佐格准备于1920年5月至8月期间访问苏俄。《自由报》对他的批评文章，与鲍罗廷、拉狄克及他自己之间的通信，一起收录于：DieWutdesHilfergendinges，《论坛》，第11期，1920年4月，第866—870页。 [104]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Гаврилович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896年进厂务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190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8年流亡西欧。1909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14年短暂回国，参与重建党中央委员会与俄国的联系。1915年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6年回国后重建中央委员会国内局。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10月26日——1918年12月8日任劳动人民委员，1917年11月因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而递交辞呈，后收回辞呈，并于1917年11月19日——1918年2月7日兼任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19年当选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0年起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1921—1922年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3—1925年任驻法国贸易代表。1925年回国，在政治局的压力下被迫投降，但仍支持左翼反对派的观点。1926—1929年任五金进口公司（Металлоимпорт）经理。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流放到北卡累利阿，同年10月因病退休。1935年3月26日被捕，被判处流放阿斯特拉罕五年，1936年9月2日再次被捕，1937年9月2日遇害，1963年1月31日平反，1988年12月21日恢复党籍。——中译者注 [105]《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106]《红旗报》，1920年6月12日。 [107]从1920年7月11日起，独立党陆续在《自由报》上发表了答复。 [108]请参阅1920年5月31日的《自由报》。 [109]《自由报》，1920年6月27日。 [110]这篇文章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收录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策与决议：执委会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与公开信》第322—325页，标题为《致独立党各邦组织和各地区组织，致独立党的工人党员们》（AnalleOrts-undLandesorganisationenderUSPD，analleArbeiter，dieMitgliederderUSPDsind）。 [111]同上，第324页。 [112]《红旗报》，1920年6月24日。 [113]同上。 [114]他们一开始就明确指向汉堡的极左派，特别是沃尔夫海姆，因为他跟冯·莱托夫—沃尔贝克（vonLettow-Vorbeck）将军手下的一些军官有联系——根据布兰德勒对奥·恩·许德科夫所作的声明，沃尔夫海姆甚至是将军的秘书——还有劳芬贝格，据说在卡普暴动发生前不久，他跟沃尔夫海姆一起会见了雷文特洛夫（Reventlow）（奥托—恩斯特·许德科夫〔Otto-ErnstSchüddekopf〕，《右翼里的左翼分子。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革命少数派与共产主义运动》[LinkeLeutevonRechts.DienationalrevolutionärenMinderheitenundderKommunismusinderWeimarerRepublik]，斯图加特，1960年，第435页）。共工党的其他领导人当中，被指控有同样联系的人是柏林工人弗里茨·拉施（FritzRasch），1920年6月10日的《自由报》上发表了卡普的一个同伙的信，信中写到了他与“卡普分子”的谈话（冯·维姆伯格〔vonWeimburg〕的信，1920年3月14日），表示冯·法尔肯豪森（vonFalkenhausen）将军“并不反对同拉施先生会谈”。拉施否认了这一指控（该消息来自《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6月16日的《红旗报》引用了这条消息）。 保尔·艾米尔·冯·莱托夫—沃尔贝克（PaulEmilvonLettow-Vorbeck，1870年3月20日——1964年3月9日）生于波美拉尼亚一个军人世家，1881年入读军校，1888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889年获少尉军衔，1895年晋升为中尉，1900年参与镇压义和团起义。1904—1908年在德属西南非洲镇压当地居民。1913年10月晋升为中校，任德属喀麦隆防卫军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非战场多次击败协约国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被晋升为少将，1919年1月回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9年10月担任国防军第9旅旅长。1920年3月参加卡普暴动，同年10月20日参加卡普暴动而被勒令退役。此后在布莱梅从事进出口贸易。1928—1930年代表民族人民党当选国会议员。1930年转投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Volkspartei），但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未能当选。纳粹篡权后，并未出任公职。——中译者注 奥托—恩斯特·许德科夫（Otto-ErnstSchüddekopf，1912年11月20日——1984年10月19日），德国历史学家。生于柏林，1931年入读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zuBerlin，现为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地缘政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和德语文学，1934年进入柏林大学国防与国防地理研究所（InstitutfürWehrpolitikundWehrgeographiederBerlinerUniversität）学习，1938年以研究英国海军政策的论文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德国空军担任研究员，1940年2月入伍，1941年12月进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sderWehrmacht）军事学部门工作。1942年进入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D部门工作，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二战结束后被英军拘留，1948年10月获释。1953年开始担任历史学讲师，并担任《历史学与地理学教育国际年鉴》（InternationalenJahrbuchsfürGeschichts-undGeographieunterricht）编辑。——中译者注 [115]《红旗报》，1920年4月22日。 [116]《红旗报》，1920年6月15日。 [117]《红旗报》，1920年7月13日、14日、16日、17日、20日与21日。 [118]《红旗报》，1920年7月17日。 [119]《红旗报》，1920年7月20日。从五月底，奥托·吕勒就一直留在俄国（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120]《红旗报》，1920年7月21日。 [121]同上。梅尔格斯已经得到了共工党的委托，与吕勒一起动身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预定于七月十九日开始的谈判（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第十九章位于十字路口的共产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九章位于十字路口的共产党 Ø一种普遍的批评 Ø半公开的辩论 Ø保尔·列维的立场 Ø共产党向群众性政党发展 四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就在总罢工打垮卡普暴动后不久，德共（斯）在非法状态中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这种令人惊讶的形势，可以用整体局势的剧烈颠倒来解释，而德共（斯）对这种整体局势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政策，在德国乃至整个共产国际内激起了热烈的争论。 一种普遍的批评 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在卡普暴动的最初时刻，德共（斯）中央局在三月十三日宣布，工人阶级不应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应反抗暴动分子，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就连库恩·贝拉（他死硬的极左主义使他缺乏分辨力）也在他对三月事件的分析中，将其归结成“民主的反革命”与“反民主的反革命”的对立。他解释说，前者为了击败后者，也会诉诸于总罢工这样的“革命武器”，以及呼吁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1]。 第一个出来指责中央局的是列维本人。在三月十三日那天，他刚刚进入摩阿比特监狱服刑不久。在牢房里得知暴动的消息并了解到他的同志采取的立场之后，他立即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2]，毫不客气地表示，中央局的三月十三日号召书是“犯罪”，是“在背后给德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行动捅了一刀”[3]： 我一想到我们等了好几个月的机遇终于出现时，我就无法保持冷静。右派犯了个大错——可我们党不但没有像一九一八年那样，利用这种形势来让自己获得领导地位，反而犯下了这般幼稚愚蠢的错误！……我真不知道，挨了这样的打击后，党怎么还能恢复过来[4]。 列维写道，共产党人应当提出能够为整个工人阶级所接受和采用的三个基本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同暴动分子作斗争，直到他们无条件投降为止；立即逮捕暴动头目及其同谋。他写道： 德共原本可以用这三个口号来给罢工提供前景，而罢工目前正缺乏这么一个前景。有了这三个口号，群众很快就会看出，共产党所提出的分析，其前提是正确的，这个前提就是：社民党不会参加、或至少是不能贯彻始终地参加这个行动。只有在这么做之后，群众才会看出是谁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谁该为他们的受挫负责。只有在这么做之后，当群众采用了我们的口号，当他们的“领袖”始终拒绝领导他们并背叛了他们的时候，事态的进程将把其他人带进苏维埃的领导层。苏维埃、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共和国、废除民主共和国……如果能够照这样发展下去，半年之后我们就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5]。 没有人想反驳这个严厉的判决，就连三月十三日号召书的作者们也没有这么做。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认为三月十三日号召书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6]共产国际领袖们坚持要求把列维的信全文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和之后时期的政策的大讨论。这封信的发表加强了列维的威信，并打击了德共（斯）中央局里他的一些同事的威信。 但是列维的立场还不够完备。它批评了错误——能及时批评错误，正是他的功绩所在——却没有解释错在哪里。所以有些人就打算找出他们所谓的错误的“源头”何在。比如库恩·贝拉就批评了拉狄克对于西欧国家的革命发展速度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卡普暴动以及工人对其做出的反应，还有工人阶级的急速激进化，反驳了拉狄克的分析。他认为德共（斯）是按照一个长期的远景而工作的，当革命发展速度改变的时候，德共（斯）就措手不及了[7]。但拉狄克并不想充当替罪羊。列维的信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后，他随即写了一批很长的批评文章[8]，他认为德共（斯）中央局的三月十三日号召书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跟列维一样认为“共产党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浪潮中去，进一步深化和推动斗争”[9]。 拉狄克认为，必须弄清楚党为什么不肯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中央局内部，在于德国党的领袖的内心，在于他们墨守成规的政治实践，在于他们无力理解客观形势的转变。他重新讨论了当极左派和盲动主义在一九一九年主宰着党时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中央局同他们所做的正当的斗争。但是，对盲动主义的反对已经变得系统化了，现在已经走过了头，成了一种消极无为、抗拒行动的思潮，他写道：“他们的反盲动主义已经滑向了某种消极主义：在德国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他们在一九一九年凭借经验确信这一点——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总的来说也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但这个结论就算放在一年前也是错误的！[10]”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视角出发，写道： 莫斯科不可能给德国共产党发出具体指示。我们坚持认为德共必须自己制定路线。但是，莫斯科执委会在一九一九年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抵抗盲动主义者的那些人是对的，今天它同样清楚地理解到，目前反对盲动主义的教条主义宣传只不过是在给运动踩刹车[11]。 德共（斯）四大对三月十三日的错误并没有太在意。瓦尔赫尔批评了这个错误，并将其归咎于柏林地委的领导人。在这点上，他提到了布迪希和弗里斯兰德对三月十三日号召书所应负的责任[12]。塔尔海默不承认自己有错，他也把错误全部归咎于柏林地委的错误倾向。他指出中央局和各地方组织的联系薄弱，强调党在柏林缺乏力量，在起草三月十三日号召书的过程中，中央局只跟柏林地委的领导人商量过，他还承认，柏林地委领导人的意见对三月十三日号召书起了决定性影响，但他又强调指出，对于三月十三日的错误，害怕再次犯“盲动主义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宣称：“我不赞成这些反对意见，但要一下子扫清它们是不可能的[13]。”而柏林地委领导人恩斯特·弗里斯兰德则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14]，这也就默认了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传记作者对此以他的极左主义来解释：“这个被孤立的极左分子，只能消极以对[15]”。 值得一提的是，德共（斯）四大对于由实际政策而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说，布兰德勒与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在反政变斗争中采用的实际政策——几乎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16]。布兰德勒写了一本论抵抗政变的小册子，他在小册子的序言里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把寻求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放在首位，并以此来加深社民党内的危机，吸引左翼对工人团结的同情，尽管如此，四大——以及布兰德勒本人在四大上——却根本没提到这一点[17]。 半公开的辩论 在对由列金所倡议的“工人政府”口号和德共（斯）中央局在谈到未来可能成立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时发出的“忠诚反对派”声明进行讨论时，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德共（斯）党内的矛盾——盲动主义的复苏，与反对盲动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 瓦尔赫尔和皮克都不隐瞒他们希望看到独立党参加这么一个政府的态度。几周以后，社民党与原先一同执政的盟友中央党、民主党重建了联合政府，这让他们感到更加后悔。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派，它认为“〔成立一个〕同资产阶级执政联盟决裂、致力于武装工人、并着手进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严肃斗争的工人政府”是可取的，这样可以缩短达到最终目标所需的路程，减小路上的痛苦，因为这样的工人政府将依赖于围绕着各个革命工人苏维埃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18]。皮克和瓦尔赫尔，以及起草了“忠诚反对派”声明的那些同志的立场，正是建立在相同观点之上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过渡形式的政府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这种过渡政府脱离了议会制形式，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 德共（斯）和共产国际内部都有许多领导人认为这些全是离经叛道。库恩写道，德共（斯）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暴露出对民主有三种幻想，相信“清一色工人政府”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种政府最多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的产物，支持它就等于附和“反动的空想”[19]。在德共（斯）四大上，一个又一个发言人重复了这种论调。奥伊勒特表示，这样的政府只可能是“反动的和反工人阶级的”[20]。埃德温·亨勒认为，支持“工人政府”只会“害了无产阶级”[21]。蔡特金认为，这样做会让独立党得到最好的借口来避免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22]。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他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列金提出的工人政府不过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泽政府的翻版罢了。 但是，当讨论在德国和国际的报刊专栏上继续进行时，更深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保尔·弗勒利希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23]，他认为，“在从联合政府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路上，要经过社会主义者政府这一阶段”这个假设，是“彻底反辩证法的”[24]。他继续写道，“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必须以社民党和独立党的领袖们在议会框架内达成的妥协为基础，才有可能成立[25]。恩斯特·麦耶尔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以比较温和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这种假设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形态”，在他看来这是“非常不可能的”[26]，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批评了“忠诚反对派”声明——这不符合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27]。 拉狄克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认为，在中央局于三月十三日采取的立场，与“忠诚反对派”声明之间存在着联系。当党的领导人采纳这个声明，并赞成列金提出的工人政府时，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革命领袖的历史性任务，表现得像“抽象的思想家”而不像“战士”[28]。尽管左派独立党人（他们正在逐步趋向共产主义）表示拒绝参加这种政府——这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健康的本能反应，他们不想同右翼社民党人合作，哪怕是在一个伪装成社会主义的政府里合作——德共（斯）中央局却拼命引诱左派独立党人，想让他们接受这种妥协，这实际上等于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再次去欺骗无产阶级。 在拉狄克看来，“忠诚反对派”声明欺骗了群众，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即有可能不必先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也能成立一个革命政府。正当必须号召工人阶级投入战斗、“披坚执锐”接掌这个本质上与跟它敌对的政府之际，这样的声明会被理解为宣布放弃革命暴力[29]。他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判决：部分中央局委员虽然摆脱了社民党的“议会痴迷病”，却又得了“政府痴迷病”[30]。 面对着这些指责，“忠诚反对派”声明的支持者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比如皮克积极地为自己辩解，说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党，还说自己的唯一的目的是揭露独立党——独立党是出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的动机才拒绝参加工人政府的，并给艾伯特和克里斯平留下了可乘之机。他反复向代表大会解释说，在他看来，独立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革命运动的利益之上，这是一种懦夫行径。同时他表示，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这种政府，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支持者[31]。布兰德勒虽然认为，以正在走向起义和成立工人苏维埃的群众运动为基础，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但他在四大上却认为，这个声明在发表时起了阻碍群众运动的作用[32]。 塔尔海默没有回避对他的批评，还发起了反击。他说这个声明是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共产党人不应该以教条的方式来回答群众，而应该帮助群众增长经验。在群众看来，独立党仍然是“一张白纸”。经历工人政府这一关，将有助于群众驱散幻想[33]。在答复弗勒利希时[34]，他指责弗勒利希“又犯了幼稚病”，忘记了一九一九年的教训，忘记了柏林一月起义和巴伐利亚革命的教训，忘记了当时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建设党——为了赢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革命党[35]。布隆斯基（即M·J·布劳恩）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不过他表达得没有那么巧妙；他写道，独立党“不是共产党”，因此有义务接受列金的建议，展示其原则立场的实际后果[36]。他描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卡普暴动的相似之处，并表示，中央局所受的来自左翼的批评，都是出于这么一种愿望，即“想要参加在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一些事件，但又想在还不具备必需的经验时就去这么做”[37]。 保尔·列维的立场 表面上看，列维的立场比较微妙。孤立地来看的话，他实际上没有对“忠诚反对派”声明发表看法。在他看来，最早的错误——中央局在三月十三日的逃避行动及其消极无为，使德共（斯）不能对事态产生真正的影响。从这些大错当中，独立党获得了力量和威信；既然如此，德共（斯）中央局除了发表这个声明之外便做不了什么了，当这个声明向工人群众公布时，工人已经复工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声明只不过是在向他们解释自己错过了机会[38]。当列维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他便采取了最轻松的立场，因为这么一来，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忠诚反对派”声明似乎就成了三月十三日要求工人消极无为的号召书所造成的后果，而他对三月十三日号召书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更何况他还是第一个批评三月十三日号召书的人。 但是，列维尽管小心翼翼，还是不能使自己免受抨击。在卡普暴动后的几周里，一场针对他的攻势慢慢浮现了出来。弗勒利希在讨论卡普事件的文章里，直接挑战了列维，他反对列维对斯巴达克斯派纲领的条文所做的解释，列维的解释大意是：共产党人不会提出夺取政权，“除非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已经明确表示出这么做的意愿”[39]。弗勒利希在文章结尾点名批评了列维，还批评了他所谓的“党的高级官僚”——共工党也经常这么说[40]。拉狄克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与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亚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有关的问题上公开批评了列维，在他对党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态度所做的批评里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列维。在每一个德国读者看来，列维显然是“反盲动主义派”最明显的代表，而拉狄克认为这个派别已经滑入了“消极无为”。为了消除怀疑（毕竟列维不用为三月十三日的过失分担责任），拉狄克的批评以粗暴抨击他所谓的“共产党人的可能主义”而结束[41]。 拉狄克的文章含蓄地批驳了列维在致中央局的信中所描绘的前景，并强调了“共产党人的可能主义”——这跟盲动主义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形式之一就体现在描绘这样的前景，即企图在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程当中划分“阶段”，他认为这种前景最无可能性，并认为这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机会主义。德共（斯）可能会“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行中派主义政策”，这是一大危险。一切都表明他认为列维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这种政策的旗手[42]。 在德共（斯）和共产国际内，两种斗争随之同时展开了。围绕着工人政府问题——不如说是围绕着“忠诚反对派”声明的问题——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这些争论几乎没有被明确地阐述过，并且无论如何连很表面的对待都不曾有过。在这场争论中，各种武断的指责者与谨慎的辩护者针锋相对。他们关心的是减轻罪责，驳斥对他们的修正主义指控。与此同时，拉狄克及其支持者同列维及其在德共（斯）中央局里的伙伴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斗争，这种斗争逐步公开化了。这些斗争中没有一个得到了迅速的解决。 五月里，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本书的增补部分里，他进行了干预，打断了这场理论论战。他有力地抨击了被他视为错误的措辞，比如“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或是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称作“社会主义政府”。但他很快就撇开了算账和抽象讨论，断言“忠诚反对派”声明是“基本上正确的”策略的产物，“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43]。几周后，列宁读了库恩发表在《共产主义》[44]上的批评德共（斯）中央局的文章后，他写道：“库·贝·同志……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紧接着他写道： 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对这样的工人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5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45]、米留科夫[46]、克伦斯基[47]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48]。 列宁的这个裁决足以让这场半公开的论战正式结束了。尽管“忠诚反对派”声明可以被当做一种虽然正确、但却表达得不好的妥协立场来接受，事实却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本没有解决工人政府问题。 共产党向群众性政党发展 这次论战的所有参加者都同意一个基本要点，即必须在德国建设一个能够直接介入阶级斗争、能够通过提出自己的口号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承担领导的任务——的共产党，不过他们对于这么做的时机还是有分歧。塔尔海默在反驳弗勒利希时，提到了德共（斯）面临的两个具体问题：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足够统一的党（这也就提出了同独立党的关系的问题）；“如何把这个足够强大且革命的党的活动，同党外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活动联系在一起[4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问题还会被继续提出来。 卡普暴动之后，所有共产党人立即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政治生活已经复苏，共产党的撤退阶段已经过去了，争取工人阶级核心、赢得渴求已久的领导地位重新成为可能。在德共（斯）四大上，列维对这个问题，比对前段时间的事变更加重视。他竭力对这个已经深入地影响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动向做出解释： 在过去十八个月里，无产阶级多少都与其旧领导层离心离德了，并多少都在明显地倾向共产主义。但是……工人阶级当中的这个动向却不会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即无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它不再站在社民党多数派一边，而是站在独立党或共产党一边……必须发生一些事情，让无产阶级发觉自己的情绪已经改变了[50]。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党出面干预。因此就必须要有一个既能做出正确分析、同时又能维持严明纪律的党。列维认为，独立党内有一股工人先锋力量在推动左翼领袖前进，这股力量的存在是一个关键因素： 这对我们来说应当是无比清楚的：正是独立党左翼提供了将要领导革命斗争的部队……在同独立党的群众打交道时，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共产党人来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跟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与他们发生冲突，也就等于间接地同无产阶级群众起冲突，而这是荒谬的[51]。 在那几年里，路特·费舍坚定地反对列维，但当她后来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她也就认同了列维的结论： 卡普暴动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潮流。在和吕特维茨、塞克特、瓦特、埃尔哈特之流打了两年交道以后，工人们认识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他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采取行动，反对公开和秘密的复辟力量的重新武装。在1920年春天流行的情绪是：“面对着组织严密的自由军团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们的组织[52]。” 共产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布尔什维克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但是共产党人仍需要摈弃在反对中派主义的多年斗争中形成的许多偏见和习惯，需要打破许多禁忌，需要抛弃许多陈旧的公式。在四大上，德国党的领袖当中似乎只有列维一个人清楚地表达出了这个目标，即争取那些构成了独立党的核心及其左翼的推动力量的工人群众。恩斯特·麦耶尔并不否认独立党左派可以向共产主义前进，但他又表示，只有当共产党有能力“狠狠教训它”的时候，独立党左派才会这么做[53]。布兰德勒和来自汉堡的奥伊勒特都表示，在三月事变当中，他们没有发现独立党内有什么左翼[54]，可是恩斯特·台尔曼[55]当时正是汉堡的无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弗里斯兰德在发言中认为这个假定的左派“缺乏革命意志”[56]。大多数人的发言当中，都暴露出老斯巴达克斯派对独立党的“群众”抱有轻蔑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傲慢的态度，其中还掺杂有不乏天真的宗派主义。这种态度似乎与独立党工人的态度产生了相互影响。独立党的工人对德国共产党人并不太关心，工人不关心他们的争吵、他们的踌躇华尔兹、他们的小组织或其教条主义——在工人在柏林同暴动分子对峙时，正是这种教条主义使他们企图让工人消极无为。 [1]库恩·贝拉，《德国的事态》（DieEreignisseinDeutschland），《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11期，1920年，第316—323页；第12—13期，第345—351页；第14期，第403—411页；第15期，第438—444页。 [2]《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45—2148栏。 [3]同上，第2143栏。 [4]同上，第2144栏。 [5]同上，第2145—2146栏。 [6]请参阅：保尔·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WasistdasVerbrechen?DieMärzaktionoderdieKritikdaran?），柏林，1921年，第32—32页上面的记录，对于这份记录从来无人质疑。 [7]库恩，《德国的事态》，第317页。 [8]卡·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探讨》（DieKPDwährendderKapptage:EinekritischeUntersuchung），《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53—2162栏。 [9]同上，第2153栏。 [10]同上，第2154栏。 [11]同上，第2155—2156栏。 [12]《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3页。 [13]同上，第32—33页。 [14]同上，第45—46页。 [15]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35页。 [16]1960年在柏林出版的《工人的团结战胜了军国主义者》（ArbeitereinheitsiegtüberMilitaristen）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布兰德勒的名字。 [17]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3—6页。 [18]布兰德勒在中央委员会里提出的一个决议体现了这种观点，请参阅《共产国际》（法文版），第10期，第1643栏。 [19]库恩，《德国的事态》，第410页。 [20]《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页。 [21]同上，第45页。 [22]同上，第37页。 [23]保·弗勒利希，《卡普暴动与党的立场》（DieKappiadeunddieHaltungderPartei），《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19—31页。 [24]同上，第28页。 [25]同上。 [26]《致执委会的公开信》（OffeneSchreibenanderExekutivkomitee），《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45—2148栏。 [27]同上，第2148栏。 [28]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探讨》，第2158栏。 [29]同上，第2159栏。 [30]同上，第2160栏。 [31]《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40页。 [32]同上，第55页。 [33]同上，第33—34页。 [34]奥·塔尔海默，《幼稚病又犯了》（EinRückfallvonKinderkrankheit），《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25期，1920年7月24日，第7—19页。 [35]同上，第12—13页。 [36]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第20页。 [37]同上，第23页。 [38]《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49页。 [39]弗勒利希，《卡普暴动与党的立场》，第27页。 [40]同上，第31页。 [41]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探讨》，第2161栏。 “可能主义”是一种主张在资产阶级钦定的范围内搞“可能”见效的细小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想。——中译者注 [42]同上。 [43]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第2节，《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8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2004/12.htm——中译者注 [44]《共产主义》（Kommunismus）是共产国际为东南欧国家办的一份德文杂志。——中译者注 [45]李沃夫亲王，即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6]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1905年革命中成立立宪民主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47]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2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17.htm——中译者注 [49]塔尔海默，《幼稚病又犯了》，第13页。 [50]《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3页。 [51]同上，第51页。 [52]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63页。 “瓦特”和“埃尔哈特”在本书中分别译为“瓦特尔”和“艾尔哈特”。——中译者注 [53]《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2页。 [54]同上，第34页、第54页。 [55]恩斯特·约翰内斯·弗里茨·台尔曼（ErnstJohannesFritz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成为汉堡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56]《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页。
第十八章卡普暴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八章卡普暴动 Ø凡尔赛和约 Ø卡普—冯·吕特维茨暴动 Ø暴动是怎样被打垮的 Ø工人政府问题 Ø国防军的报复 Ø德共（斯）极左派另立新党 共和制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对于大资本家、地主和将军们来说，共和制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是一种必要的恶，至少在工人恢复理智之前是这样。而对工人来说，他们整体上对共和制觉得非常失望。他们本来指望十一月革命能给他们带来面包、和平与自由，而在革命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面包仍是昂贵的，自由仍是没有保证的，而和平是由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 因此，恩格斯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过的政治问题，如今又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出现了，而且，由于战时和战后的种种痛苦，这些问题显得更加尖锐了。民族主义仍是有产阶级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现在对民族主义越发依赖。战争以失败告终，战胜国把和约强加给德国，这些事实可以让人把那些困扰着德国的恶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帮凶斯巴达克斯派和其他革命派，正是这些人，给“光荣而不可战胜的国军”在“背后捅了一刀”。 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的条文为这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协约国内部的协商拖了很长时间。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必须保留德国，让德国成为抵挡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是以国内颠覆的形式，还是以来自苏维埃共和国的威胁的形式）的堡垒。在其他方面，协约国内部矛盾重重。法国企图吞并鲁尔，当上欧洲霸主，这遭到了英美联盟的反对，它们更希望出现一个有力的、足以制约法国、不让法国称霸的德国。 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内部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刺激了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泛德主义思潮，而德国宣称正在根除这些思潮。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战前人口。德国只能保留一支十万人的职业化的陆军，这支军队不足以推翻外国政权，却足以应付内战。莱茵兰地区和三个桥头堡（控制了这三个桥头堡，就等于敞开了通向德国的大门）要被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同时德国的南部和东部边境要保持要塞化。德国的海外资产与部分海军舰只要被没收。在协约国商量好最终赔款数目之前，德国必须以黄金和日用品的形式支付临时赔款。最后，制定战争政策的责任人，以及主要“战犯”要被移交给协约国当局，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共产国际认为，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和平，只不过是一战的延续，和约本身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分赃协议，德国共产党人也赞同共产国际的意见。这种和平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喘息之机，推迟了协约国各国的革命；对于这种帝国主义和平，他们的态度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是一样的——要为世界革命而斗争。民族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强调指出凡尔赛和约中那些令他们厌恶的方面：法国企图吞并鲁尔、鼓励各种“分离主义”潮流以图谋肢解德国、耻辱的赔款，以及外国占领——特别是利用法军里的非洲部队（他们称其为“黑色耻辱”）来占领德国。他们疾呼“国耻”，痛骂德国的“殖民地化”，德国人被当成了“黑人”，他们表示，按照协约国的要求把战争领袖移交给协约国，是对德国的荣誉的莫大侮辱。 这些情绪在德国各个阶层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并使许多政治家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谢德曼就是其中之一。就在国会就是否批准凡尔赛和约进行表决前，他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他的同党鲍威尔。诺斯克主张签订和约，并拒绝了帕布斯特上尉提出的建立军事独裁、进行全民抵抗的建议[1]。 至于军官团，从整体来看，他们承认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或许曾希望做出一些“保卫荣誉”的姿态。按照军方指定的条件，格勒纳将军继续留任，这样军方就同意签订和约，但随后他跟兴登堡一样，为了团结而辞职了[2]。在冯·塞克特[3]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组建和平时期的陆军。 卡普—冯·吕特维茨暴动 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德军军官对这种危险十分敏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他们把这一点通知了诺斯克[4]，诺斯克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但是，军队中对这个要求本来就有着强烈的不满与反感，而那些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同红军作战的自由军团在协约国的强烈要求下撤回德国后（协约国坚决要求这些部队必须撤回德国，确保他们由协约国部队来替换），这些情绪就更加剧烈了。以柏林卫戍司令冯·吕特维茨将军为首的一批军人越来越倾向于发动暴动，他自诩为兴登堡的继承人和军队光荣传统的守护者[5]。 除了自由军团的命运之外，还有其它事情令军队感到焦虑。凡尔赛和约规定必须削减军队的员额，这事关全体军人的利益。如果精锐部队都要被解散的话，军队的大批干部也难逃失业的下场。海军上校艾尔哈特指挥的海军旅驻守在柏林的门户多贝利茨（Doberitz）[6]，这支部队就被拿来开刀了。冯·吕特维茨将军向艾尔哈特保证，他不会允许“让这支部队在这么一个混乱时期里解散”[7]，他批评政府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威胁”时“表现软弱”，并公开谈论政变。公安警察[8]参谋长阿伦斯（Arens）上校试图劝阻他，安排他同议会里的右翼领袖商谈[9]。 右翼正在为争取解散国民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而进行宣传活动，但他们没有劝说冯·吕特维茨放弃他的鲁莽计划。冯·吕特维茨只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并认为如果他能预先扫除政客的话，选举就能更好地进行。所以他便开始为政变进行阴谋活动，他身边的主要人物是艾尔哈特、鲁登道夫和一个叫沃尔夫冈·卡普[10]的文官，卡普是普鲁士的农业长官，他是容克和高级文官的代表[11]。这个计划是很冒险的，时机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很难把握：当局对其了如指掌，但在国家机关的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有他们的同谋[12]。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13]，内阁开了会。他们分析了局势，但没有立即做出必要的决定，而是留给十五日的会议再行定夺[14]。但就在同一天，诺斯克下令逮捕帕布斯特上尉等首要密谋分子[15]。冯·吕特维茨将军被迫退而采取守势，撤回了多贝利茨军营。被诺斯克委以守卫军营之任务的高级军官给诺斯克打去电话，通知他说，冯·吕特维茨已经到了那里，并保证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16]。而就在同一天晚上，艾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市中心进发。 暴动分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艾伯特辞职、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同时还要组成专家内阁，并由一个将军来担任国防部长。三月十三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诺斯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未参加暴动的高级将领开会，他们答复他说，此时已经无法组织武装抵抗了。内阁在三点开会，最后决定撤出首都，只在首都留下两人[17]，其中之一是副总理希菲尔[18]。天亮前，几乎整个政府和两百多名议员逃往德累斯顿，他们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梅克尔将军的保护[19]。 黎明时分，艾尔哈特的部下占领了柏林，并在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帝国国旗。卡普自任为总理，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戒严，停止一切报刊的出版，并任命冯·吕特维茨将军为总司令。到了中午，他可以确信柏林军区的所有司令部和所有警察部队都参加了他的计划。逃到德累斯顿的政府成员对梅克尔将军的态度感到不安，便逃往斯图加特，他们认为那里的贝格曼[20]将军是靠得住的[21]。到了十三日晚上，政变似乎已经兵不血刃地成功了，因为各地都没有出现军队或警察反对政变的迹象，而且北部和东部当局也已经承认了新政府。 暴动是怎样被打垮的 尽管政府临阵脱逃，但还是有人站出来组织了抵抗。当天早上，列金召集工会总委员会[22]开会，该机关于十一点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23]。维尔斯是少数留在柏林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起草并印刷了一份传单，在上面签上了社民党部长们的名字（当然他没有跟这些部长商量过）[24]。这份传单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举行总罢工，打倒反革命，保卫共和国[25]。独立党人也号召工人“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抗军事独裁、反抗君主制复辟”而支持总罢工[26]。列金在他主持的讨论中，提议成立一个由所有工人组织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这样成立起来的总罢工委员就会比工会总委员会本身更有威信。但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社民党多数派的维尔斯等人要保卫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政府”，而独立党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可能去保卫艾伯特与诺斯克的政府[27]。 就这样，在柏林出现了两个“中央罢工委员会”，其中一个以列金为首，参加的有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fA）、公务员协会和社民党，另一个则以柏林工会的领导人鲁施等人为首，独立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28]。德共（斯）随后也参加了后者[29]。 在斗争中，列金掌握了主动权。三月十三日黎明时，他拒绝逃跑，批评了社民党领袖的态度，并以自己作为工会机关首脑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力来支持总罢工。他以前一直反对总罢工的主张；他是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的元老，几十年来都是阶级合作的化身——然而他还是决定要转入“地下”，并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能帮助击败暴动的人进行接触。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表现得比共产党领袖更接近群众。由于保尔·列维缺席（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在倾向极左主义的德共（斯）柏林地委领导人弗里斯兰德和布迪希的压力下，德共（斯）中央局不顾雅可布·瓦尔赫尔的反对[30]，在三月十四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号召书（可能是由布隆斯基起草的）。这篇号召书表达了这么一种观点：目前没有必要去反对军事政变；真正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没有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应该去参加总罢工吗？就在昨天，工人阶级还被艾伯特和诺斯克的锁链束缚着，并被他们解除了武装。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无法行动。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明确说出这一点。工人阶级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下，采取合适的手段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而这些条件目前并不存在[31]。 但德国工人并没有听从这个要求他们消极无为的号召。三月十四日是星期天，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他们抵抗的热情和规模。一列又一列火车停驶了。到了下午五点，柏林没有一列有轨电车开动，水、煤气和电力全都被切断了。到处都有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早在前一天，工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响应了。在开姆尼茨，在由布兰德勒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各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由于没有部队，它便主动成立了一支叫做“工人自卫队”（Arbeiterwehr）的工人民兵，占领了车站、邮局和市政厅。 在莱比锡，各个政党之间开始了谈判，但共产党人拒绝在一份由其他组织起草的呼吁举行总罢工的文件上签字。在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夜里，警察和示威工人在多特蒙德发生了冲突，这是首次暴力冲突[32]。三月十四日，首批交战在鲁尔爆发。冯·瓦特尔将军命令部队向哈根进军，那里的工人正在武装自己；社民党人和独立党人联合号召举行总罢工[33]。在莱比锡，自由军团向工人的游行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激起了战斗[34]。在开姆尼茨，各工人组织决定立即征召三千人参加工人民兵[35]。在柏林，德共（斯）中央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号召书，在十五日印成传单散发，但它仍然落后于斗争的进展，它没有号召武装无产阶级： 举行总罢工！打倒军事独裁！一切权力归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将在苏维埃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工人们！不要上街！每天都要在工厂里集会！别中了白匪军的挑拨[36]！ 而事实是：到了十五日，卡普—吕特维茨政府已被彻底瘫痪了。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路易·德·布鲁凯尔[37]写道：“现在总罢工以自己那可怕而无声的力量，牢牢掐住了他们[38]。” 柏林的一切都停了下来，当局连一张传单都印不出来。在鲁尔则正好相反，利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开始行动，而他们立刻遭到了大批武装工人的进攻[39]。同样的战斗也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哈勒和基尔发生了。威廉港的水兵举行起义，逮捕了冯·莱维佐夫[40]将军和四百名军官[41]。在开姆尼茨，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由各工人政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工人选举企业工人苏维埃的代表[42]。几小时后，七万五千名工人根据候选人名单和比例代表制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又选出了市工人苏维埃，苏维埃里有十个共产党人、九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独立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43]。布兰德勒是这个革命机关的三位主席之一，这个机关的权威和声望扩展到了整个工业区，派去镇压的军队不是被缴了械，就是被消灭了，工人武装了起来[44]。他不无自豪地写道： 在开姆尼茨，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总罢工、将资产阶级缴械、武装工人和立即重新选举政治性的工人苏维埃等口号的政党。第一个致力于落实这些口号的也是我们党，因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力量[45]。 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共产党人的倡议似乎能建立起工人阶级抵抗暴动分子的坚固阵线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德共（斯）有一位活动家叫马克斯·赫尔茨[46]，一九一九年他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地区组织失业者进行暴力示威。面临着被捕的威胁，他转入地下，认识了党内反对派的积极分子。 在穷困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Erzgebirge-Vogtland），这个被失业的阴云笼罩的地方，他组建了武装的战斗队，这是一种“城市游击队”，由武装的失业者或很年轻的青少年组成，他带着这些游击队袭击警察或雇主的代理人，并经常夺走工厂或银行的钱来充实自己部队的财政[47]。赫尔茨曾三次被捕又三次越狱，在这个饱受苦难的地区，他被当成了现代罗宾汉[48]。得知卡普暴动的消息后，他进攻普劳恩（Plauen）监狱，强行打开牢房大门，并立即征召人手，建立游击队，给游击队命名为“赤卫队”，并开始袭扰国防军。他率部袭击落单的国防军部队，拿走商店里的商品和银行里的钱，并极大地改善了工人区的粮食供应[49]。他的“积极行动”思想、他以游击活动代替群众行动的做法、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激起的忧虑（就连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担心起来），让布兰德勒和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很是头疼，他们批评赫尔茨是冒险主义者，并谴责他的一些做法是挑拨行为[50]。 在鲁尔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并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最后还成立了“鲁尔红军”（RoteRuhrarmee），在哈根，独立党活动家、矿工施泰默尔（Stemmer）和五金工人约瑟夫·恩斯特倡议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几小时后，两千名武装的工人向韦特（Wetter）进军，去支援正在同自由军团战斗的当地工人[51]。 三月十六日，整个德国似乎不是正在交战，就是正在为交战做准备，只有首都柏林例外，在那里军队似乎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鲁尔红军的工人向多特蒙德进军。自由军团和国防军控制着莱比锡市中心，同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交战。在科特布斯（Kottbus），布赫鲁克尔[52]少校下令：任何持枪平民将被就地枪决。在什切青（Stettin），人们仿效开姆尼茨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在军营里，政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了交战[53]。 在柏林，狱中的列维（他已经坐了几个星期的牢）给德共（斯）中央局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批评中央局的消极和缺乏主动性，批评中央局看不到反政变斗争给革命派带来的机遇[54]。而且，全国各地（柏林除外）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应都跟他一样。鲁尔的活动家号召武装无产阶级、选举工人苏维埃，并把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赶出苏维埃[55]。各地方组织对中央局的十三日指示反应十分冷淡，并烧毁了中央局的命令[56]。几乎所有的地方组织都没有理睬中央局的指示，他们号召总罢工，并参加了总罢工的组织工作。但是，几个反对派小组（特别是汉堡的）采取了观望立场，他们的借口是不想跟“社民党叛徒”一起参加行动[57]。极左派当中，无论是柏林小组，还是德累斯顿的吕勒小组[58]，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是德国许多地方的反对派活动家，比如来自汉堡的阿佩尔[59]和来自德累斯顿的卡尔·普莱特纳[60]，都去了鲁尔，参加了当地工人的战斗[61]。 在柏林，陷入绝望的卡普同鲍威尔政府的代表、副总理希菲尔举行了谈判。出于共同的利益，卡普同意由格勒纳将军出面调停，同艾伯特总统进行谈判。但艾伯特并不着急[62]。用贝努瓦—梅尚的话来说，在总罢工的打击下，卡普实际上是在企图“解决人力所不能及的问题”[63]。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政府陷入了真空里。首都的面包和肉类供应都很短缺。卡普要求国家银行（Reichsbank）行长提供一千万马克，但被拒绝了[64]。三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卡普下令“四点后，还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煽动者和工人将被就地枪决”[65]。此时站出来反对这些可能引发内战的措施的，正是那些大老板；恩斯特·冯·波尔济希[66]亲自率代表团求见卡普，坚决要求卡普放弃使用武力。“工人阶级现在是如此一致，要从几百万停工的工人当中把那些煽动者区分出来是不可能的[67]。” 鲁尔工人在早上六点夺回了多特蒙德。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柏林的一个工兵团举行起义，该团的军官被士兵关押了起来。需要派这次暴动的急先锋——艾尔哈特海军旅——去解救他们[68]。如果暴动分子坚持这么做，内战将不可避免，而工人阶级很可能获胜——不仅战胜暴动分子，同时还会战胜政府，这主要是因为，当不管参加政变还是“保持中立”的部队都已不再可靠时，政府的根基与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都在日益变小。 三月十七日，卡普发现大势已去，就溜了。政治感觉更加敏锐的一批军官向冯·吕特维茨将军施压，要他结束冒险，几小时后他也跑了，丢下副总理希菲尔，让希菲尔写一封信来帮他辩解。他的同谋也对自己的士兵是否可靠感到没有把握了，便要求将指挥权转交给没有参加政变的将军。他们要求冯·塞克特出面接管军队[69]。这次暴动总共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小时，它完全是被工人群众（首先是依靠总罢工）打垮的。 但这次暴动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当天，柏林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在诺伊克伦发生了交火，工人在科特布斯的入口处筑起了街垒。在纽伦堡，国防军向工人示威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这激起了真正的起义。在苏尔，工人民兵攻占了一个国防军训练中心，夺取了大批武器弹药。在多特蒙德，由社民党人控制的警察跟“红军”一起对抗自由军团[70]。总罢工仍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现在问题在于：卡普仓皇逃窜后，罢工就会停止吗？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停止罢工？或是反过来，被卡普暴动激起的革命浪潮会不会发展成为一场新内战？[71]在右派的一片恐惧声浪当中，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惊恐，哪些只是在散布歇斯底里情绪。 此时，由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确实没有遍布整个德国（这样的工人苏维埃仅存在于开姆尼茨和鲁尔），但到处都有由执行委员会（Vollzugsräte）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紧密的网络，这些委员会是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组成的。它们开展了反抗暴动分子的斗争，组织了防御工作，发挥了革命中心的作用，这就以一种实际的形式，在总罢工的过程当中，从整体上提出了政权的问题，以及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这个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府？[72] 工人政府问题 卡普暴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既没有成立工人苏维埃也没有成立工人民兵的地方，影响到了那些工人只满足于服从罢工的命令、而没有拿起武器的地方。对成百上千万的德国人来说，卡普暴动给他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社民党领导层公开破产了。诺斯克这个“将军们的社民党人”的工作一做完，立马就被踢开了，他已经彻底名声扫地，政治生命也完蛋了。 另外，卡普暴动是被工人用总罢工打败的，这场总罢工没有通知社民党多数派政府就发动了（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是踢开政府发动的）。在这场斗争中，此前一直争斗不休的各党派的活动家们，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从战争爆发前直到现在，他们第一次并肩对抗阶级敌人。工会领导层的威望加强了；当诺斯克和艾伯特临阵脱逃时，是列金发出了总罢工的命令。因此，人们都期盼工会领袖负起政治责任。 社民党党员中间发生了严重的混乱。三月三十日，党主席[73]奥托·维尔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同反动派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党已经陷入了混乱，我们怎样才能使党摆脱混乱呢？[74]”许多地方的社民党活动家，甚至是地方组织，同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呼喊着口号，而这些口号是与他们自己的党的全国领导层提出的口号相矛盾的。比如说，在艾尔贝菲尔德，一个社民党领导人甚至同独立党和德共（斯）的代表一起在一份号召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声明上签了字[75]。三月十八日的《前进报》说出了几乎所有德国工人的心声：“必须改组政府。不是交给右派，而是交给左派。我们需要一个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动派作斗争、并明白如何向左边靠拢以赢得工人信任的政府[76]。” 显然，在卡普逃跑前，资产阶级曾试图拼凑一个由国防军和执政党组成的阵线，来对抗正在重新觉醒的工人阶级。副总理希菲尔和冯·塞克特将军以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人们恢复冷静，全国团结起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77]。社民党内意见纷纭，彼此争斗不休。但独立党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党的右翼领导同社民党多数派的投降政策勾勾搭搭的地方[78]。在罢工当中，独立党的活动家们表达出了在罢工中并肩斗争的工人阶级的联合压力，并要求政府提供保证；这获得了党的报刊的广泛响应。但是党的机关和议会党团却倾向于恢复议会联盟。后者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宣称在政变头目逃跑后，“人民的罢工”再继续下去，就会威胁到“共和派阵线”的团结[79]。与此同时，希菲尔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希尔施一起签署了一份公报，向所有人保证：警察和国防军一直在尽忠职守，没有参与政变阴谋[80]。为了恢复秩序，这“大赦”显然是必要的，而政府在三月十九日又宣布进入极端紧急状态[81]。 总罢工拯救了政府。但这个政府会利用那些不愿抵抗政变的将军们来对付工人吗？艾伯特和诺斯克还会继续在位吗？难道工人浴血奋战，只是为了保住艾伯特和诺斯克的官位吗？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们。 工人掌握着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总罢工。列金很清楚这一点。三月十七日，他邀请独立党执委会派代表参加工会总委员会的会议[82]。独立党执委会派希法亭和科嫩出席了会议，列金向他们建议：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派代表组成“工人政府”。他的理由是：目前，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跟工会作对，就休想统治整个德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工会已经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显然，无论是独立党的代表，还是铁路工人盖施克（他代表德共〔斯〕应邀出席会议），在跟各自的党的决策机关商量之前，是不可能给出答复的，所以他们便回去向上级汇报了[83]。在独立党执委会会议上，科嫩和希法亭发言支持列金的建议，并支持就成立工人政府的问题进行谈判。党主席、右翼领袖克里斯平抗议说，他不可能跟那些“屠杀工人”的凶手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也不可能同“工人阶级的叛徒”——比如工会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讨论。左翼领袖多伊米希也支持克里斯平，他说如果执委会参加这种谈判，那他就要辞职，甚至退党。科嫩与希法亭在自己的同志当中得不到多少人支持。左翼的另外两位领袖施特克尔和罗森菲尔德[84]对科嫩的意见表示很惊讶，但他们只要求执委会不要草率地拒绝列金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得不到几百万罢工工人的理解。在投票表决时，克里斯平和多伊米希提议坚决拒绝列金的建议，并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85]。 但列金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接近党机关的社民党人以政变已被击败为由，催促他立即结束罢工，但他不顾这些人的施压，说服工会总委员会延长罢工，直到工人阶级从政府那里得到关于政府组成和政策的充分保证为止。工会领袖和政府代表开始进行艰苦的谈判。列金警告政府代表说，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自己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惜动用武力阻止鲍威尔政府返回柏林，哪怕这会导致内战（他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导致内战）也在所不惜[86]。 列金提出了一系列不容谈判的条件：诺斯克必须退出中央政府，普鲁士邦政府的两个部长海涅[87]和俄塞尔[88]也必须辞职；政府的关键职位必须由工会代表担任；必须严惩暴动分子及其同谋，必须彻底整肃军队和警察。他重申，目前有可能由各工会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立即成立工人政府。 工会领导层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还公开反对党的领袖，这给社民党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震动了社民党机关的最高层——党执委会和议会党团。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独立党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多伊米希反对科嫩，所以独立党左翼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独立党执委会派出的一个新代表团求见列金，告诉他独立党想继续讨论时，部分右派（包括克里斯平在内）已经抛弃了三月十七日晚上他们最初采取的立场。但是多伊米希毫不让步，他表示自己绝不会同意让党支持任何“工人”政府，除非这个“工人”政府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苏维埃政权[89]。尽管他的一些控制了柏林工会的同志（这些人跟他同属左派）表示反对，他还是获胜了。独立党左派大多赞同他的意见，即列金提议的工人政府无非是改头换面的“诺斯克政权”，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泽政府的再版而已[90]。而对独立党右派来说，它最终得出了结论：参与建立这样一个政府是要冒风险的——它不仅遭受着左派的猛烈批判，还面临着分裂的威胁，而党一旦分裂，独立党右派就会变成脆弱的、给政府涂上一点“左翼”色彩的伪装而已[91]。列金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建议。 但是，列金还是要向政府提出复工的条件。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政府代表在十九日早上庄严承诺将实现列金提出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叫做“工会九条”，具体内容如下： 1．未来的政府要承认工会组织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重建过程中的作用。 2．解除叛乱分子及其同谋的武装，并立即严惩他们。 3．立即把所有反革命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并立即恢复所有因参加工会或政治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 4．在民主的基础上，在与工会的协商与合作下改造国家。 5．彻底落实现有的社会立法，并采用新的、更进步的法律。 6．立即恢复执行为准备经济社会化而施行的各项措施，召集社会化委员会，并立即对煤矿和钾矿实行社会化。 7．征收粮食以控制食品供应。 8．解散所有反革命武装组织。以工会组织为基础、与暴动期间保持忠诚的国防军和警察部队一起建立联合防卫组织。 9．解除诺斯克和海涅的职务[92]。 在这一基础上，全德工联和自职联决定号召复工[93]，大部分部长和议员也启程返回柏林。但独立党和大柏林罢工委员会都没有同意复工，在名义上，这要由罢工工人会议来做决定，这个会议大体上定于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召开。 确实，罢工工人之间还远未达成一致。许多单位的群众大会决定不接受工会总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认为政府虽然信誓旦旦，但工人却什么保证都没得到，批准这个决定就等于给政府一张空白支票[94]。更有甚者，当“政府”军进入柏林郊区时，同武装工人发生了几次暴力冲突，乃至交火，有一些人被捕[95]。 一个信使出席了大柏林罢工委员会的会议，他带来了鲁尔工人的求救信，那里的工人正遭受着国防军的镇压。德共（斯）的代表与许多独立党工人反对结束罢工。皮克和瓦尔赫尔主张，他们应当保护鲁尔工人，并把这场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直到鲁尔工人的安全得到确保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为止。随后，工人政府问题第一次被公开提了出来。多伊米希谴责了他所谓的列金的诡计及“政府计划”，他认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独立党拉进议会游戏里，并为这个已经衰弱不堪的联合政府涂上一层“左翼”的伪装[96]。共产党人没有获得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的授权。他们说，自己只是在这个会上才得知了列金的建议，对此他们仅能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97]。 瓦尔赫尔强调指出，工会提议的工人政府将是一种“反对艾伯特和哈泽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它不必正式宣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多伊米希所要求的正好相反），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向前迈出了一步，是工人运动的一个胜利。他转向工会代表说道： 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如果你们真的要武装工人、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如果你们真的要把所有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机关，这就意味着内战。那样的话，显然我们不仅要支持这个政府，更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过来说，假如你们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还在背后捅工人一刀的话，那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来自你们行列的人的支持——将毫不犹豫地、以我们能用的一切手段，进行最坚决的斗争[98]。 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最终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德共〔斯〕代表们的支持）：要求罢工继续进行，直到工人从政府方面获得保证为止，特别是关于第八点——将工人编入“保卫共和国”部队的保证[99]。会议结束时，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出于切身利益，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拼命地离间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并强烈要求结束总罢工。鲍威尔以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名义承诺尊重以下四项条件：把柏林的军队撤到施普雷河（Spree）一线；解除戒严状态；不对武装工人采取进攻性行动，特别是在鲁尔一带；把普鲁士的工人编入工会控制下的“防卫组织”[100]。 停止总罢工的真正决定权掌握在独立党手中。共产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加强独立党左翼的力量的，但共产党中央局却陷入了全面危机的困境中。就在第四十二号通知（这份通知上的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它概述了党对于成立工人政府问题的新立场）刚刚下发给全体党员后[101]，共产党中央局（在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早上的激烈争论后）就批评了参加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四个代表，因为他们同意按照将工人编入“保卫共和国”部队的条件复工，党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支持成立“工人政府”的伎俩。中央局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份致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声明： 德国共产党中央局宣布：它不同意大柏林中央罢工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传单中提出的几项要求，特别是关于武装工人、公务员和办公室职员，以编入可信任的共和派部队或军事组织的要求。另外，它宣布不支持由各工会和独立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提议[102]。 当天中午，这份声明被宣读给了中央罢工委员会，几小时后独立党领导层不顾多伊米希、施特克尔、科嫩、罗森菲尔德和盖尔等人的反对，宣布对社民党新做出的让步感到满意[103]。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起草了一份根据政府新做出的妥协和许诺而号召复工的声明，列金代表全德工联、奥夫霍伊塞尔[104]代表自职联、尤哈奇[105]代表社民党、克里斯平代表独立党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106]。柏林工会领导层支持多伊米希，宣布“暂停”（而非结束）罢工，并反对结束罢工，拒绝在这份声明上签字[107]。 德共（斯）中央局在三月二十三日早上开了会。它谴责了所谓的投降行为，并号召工人为了解除自由军团、国防军和资产阶级准军事组织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释放因政治罪名坐牢的工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继续罢工[108]。但是工人已经开始复工了。而且中央局又推翻了自己前一天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皮克和瓦尔赫尔的立场[109]。它强调指出，卡普暴动表明资产阶级同社民党的联盟已经破裂，因此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应以“扩大工人的政治权力，直至资产阶级垮台”为目标。它重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得到群众支持的共产党，并明确指出： 在斗争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社会民主党对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和工人当中的其他阶层仍有较大影响，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这证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坚实基础尚不存在。为了让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群众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拥有几乎是彻底的政治自由，能防止资产阶级行使其专政[110]。 从这一分析出发，德共（斯）中央局得出了应当成立工人政府的结论： 德共认为，成立一个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成分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将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强力行动创造非常有利的环境。这有助于他们的成熟，而要实现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专政，这是必需的。德共宣布，只要这个政府不违反它对于确保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自由、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抵抗资产阶级反革命、不妨碍工人阶级巩固其社会组织的承诺，德共就会自甘于忠诚反对派的地位。当我们宣布本党“自甘于忠诚反对派的地位”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党不会准备进行革命政变，但将保留行动及对相关思想进行政治宣传的彻底自由[111]。 这个声明具有重大意义。它能改变独立党党内的和整个左派内部的力量对比。但这个改变来得太晚了，而且它要到三月二十六日才广为人知，此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二十二日早上，正当罢工结束后工人同军队初次发生对峙的消息传来后，各政党和各工会重新开始了谈判。领袖们再次分析了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或工人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通讯》的说法[112]）的可能性。独立党改变了他们在三月十七日的立场，不再要求以政府必须宣布支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先决条件[113]。 就在同一天，马尔赞主持了大柏林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会上多伊米希为“暂停”罢工的主张辩护，而皮克则主张继续罢工。多伊米希重申他反对成立工人政府的主张。皮克反对多伊米希，并解释了德共（斯）的立场： 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尚未成熟，但建立一个清一色工人政府的形势却已经成熟了。作为革命工人，我们热切渴望成立清一色工人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拒绝了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它无法认识到，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构成的有利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何在……工人政府将会成立；除此之外没有通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道路[114]。 这是一次混乱的论战[115]。多伊米希提出的动议以较大多数获得通过。罢工正式结束了。但工人政府并没有成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克里斯平徒劳地强调指出，德共（斯）中央局和独立党执委会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会参加联合政府，目前还谈不上建立“苏维埃专政”，而成立一个清一色工人政府却是“完全可能的”[116]。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三月二十三日，独立党执委会批准了一份由八项要求组成的纲领，将其作为成立工人政府所必需的共识提交给各方，并于二十四日将其公布[117]。《前进报》在二十五日解释说，社民党多数派也希望成立工人政府，但只有当各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在国会内支持工人政府时，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这就只意味着让独立党参加联合政府。它得出结论，社民党将接受责任，“建立起一个名字不同、效果一样的政府”[118]。 《前进报》（社民党的机关报》只不过是把目前的形势公开说了出来而已。罢工的结束极大地加强了社民党的地位，已经返回柏林的艾伯特开始就扩大联合政府进行讨论。列金否决了让商人库诺入阁的建议，并要求解除副总理希菲尔的职务。这破坏了计划，鲍威尔内阁辞职了[119]。议会制的游戏规则重新开始运作，三月二十六日，艾伯特提议列金出任总理，并由列金来组阁。工会总委员会拒绝了艾伯特的建议。它认为，形势已经改变了，自己无力独自承担政府的责任，况且它正遭受着媒体的猛烈攻击——这些媒体已经重新出现了，每天都在狂暴地抨击工会领袖的“对立政府”的隐蔽的影响力[120]。 现在就剩一点缝缝补补的工作了。同一天，艾伯特向他的同党赫尔曼·米勒求助[121]。新政府于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由米勒任总理，民主党人盖斯勒[122]接替诺斯克执掌国防军。普鲁士邦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政府。多伊米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柏林工厂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只有以工人群众的信任为基础成立一个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123]，但他这话说得太晚了。时机已经错过了。 德共（斯）中央局的甘做“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只产生了一个结果：它在党内引发了一阵骚动。骚动爆发于当德共（斯）中央委员会[124]以十二票对八票否决了这个声明，并做出如下表态之时： 德共党员有义务通过各种革命手段，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因此，未来能否成立联合政府，这个问题只具有次要意义，比它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力争武装自己、建设工人苏维埃的斗争[125]。 而与此同时，鲁尔的事态进一步证明了，社民党人、独立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优柔寡断对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毫无助益。 国防军的报复 在卡普暴动的次日，鲁尔在武装斗争和组织工人政权的行动中走在了前面。在许多地方，由工人苏维埃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夺取了政权。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事领导机关，它一声令下就能召集十万武装工人。三月十八日，工人武装发动进攻，迫使国防军将分散的部队后撤，其中一支被杜塞尔多夫工人打退后，丢下了四千支步枪、一千挺机枪、大批火炮、迫击炮和弹药[126]。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鲁尔工人似乎成了这一带的主人，但他们远远地跑在其他地方的同志前面，这使他们陷入了被孤立的险境。由于复工以及成立工人政府的讨论被中断而造成的当前局势，已经为其他地方的社民党人、独立党人、甚至还有共产党人所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来自鲁尔的代表威廉·迪维尔和格劳尔[127]分别于三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二十三日向柏林罢工委员会介绍了鲁尔地区的情况及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危险。三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局派威廉·皮克前往鲁尔[128]。政治分歧越发深刻。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由社民党多数派、独立党和两个共产党人特里贝尔[129]和哈彭蒂尔[130]成立的，但是党却拒绝承认，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党的授权就同意开始谈判[131]。对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支持谈判的做法，共产党影响下的埃森执委会的反应就是考虑如何阻挠哈根行动委员会。 三月十八日，哈根行动委员会号召没有武装的工人复工。三月二十日，它把自己对国防军的要求告知冯·瓦特尔将军（他在三月十六日之前一直在观望，以便同冯·吕特维茨保持距离）：国防军必须缴械并撤出整个工业区，要成立由各工人组织控制的民兵。与此同时，“公共秩序将由工人武装来维持”[132]。鲍威尔通过电报回复说，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冯·瓦特尔和他的部队并没有支持政变[133]。双方进行了谈判，试图以“工会九条”为基础达成协议，在谈判中，两个部长吉斯贝尔茨[134]和布劳恩[135]赶来帮助国家专员塞费林[136]。 三月二十三日，谈判在比勒菲尔德开始了，出席谈判的有主要城市的苏维埃代表、几个市长、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其中也有哈根行动委员会的两个共产党委员哈彭蒂尔和特里贝尔。一个小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协议，三月二十四日，所有的谈判参加者最后都批准了这份协议[137]。在这份协议中，政府方面的代表确认自己同意工会提出的九条纲领，在协议的条款得到落实期间接受军事当局同工人代表之间的暂时合作。约瑟夫·恩斯特受塞费林和冯·瓦特尔将军领导[138]。这份协议要求，在第一阶段，保留少数武装工人，这部分武装工人要受当地政府控制，充当辅助性的治安力量；大部分武装工人应交出武器，并立即停止战斗[139]。 比勒菲尔德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遵守。虽然如此，威廉·皮克（他到了埃森才知道代表们已经在协议上签字）仍然坚持执行停战，这能使工人留住自己的武器，并稳固地组织民兵——这是政府对工人做出的临时的、勉强的让步[140]。但他没能说服埃森执委会的委员们，这些委员认为，既然自己在谈判时没有发言权，那么自己也就没有义务受协议约束。此外，在这个由德共（斯）控制、实际上受德共（斯）内的反对派影响的委员会里，来自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的委员属于左派，他们同强大的当地新“工人联合会”（在这些“工人联合会”里，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起批判在比勒菲尔德协议上签字的“叛徒”，并号召继续斗争。当地出现了好几个相互竞争的革命权力机关，六七个“军事领导机关”，彼此互相竞争[141]。 三月二十四日，埃森执委会开了会，出席会议的有约瑟夫·恩斯特和一个来自“前线”城镇维塞尔（Wesel）的代表——当时维塞尔的工人正在攻打兵营。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一开始就谴责任何形式的停战，但也承认自己的弹药已经不够用了。埃森执委会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而此时哈根行动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并重申了必须停止战斗的命令。这个决定没有产生效果[142]。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在埃森又开了一次会，出席的有鲁尔的七个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皮克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比勒菲尔德协议没有提供任何保障，他建议在此期间工人不应交出武器，但他也警告说不要挑起战斗。会议选出了一个由十个独立党人、一个多数派社民党人和四个共产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皮克说道：“我们没能让前线的同志们相信停战较为有利[143]。” 但就在两天以后，埃森中央委员会根据总体形势，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要求同政府进行停火谈判[144]。第二天，三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在哈根开了会。皮克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他认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应该为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重新组织和选举工人苏维埃而战[145]。会议决定，应该进行谈判，但也要做好准备，万一国防军发动进攻就重新进行总罢工[146]。三月二十八日，埃森中央委员会召集了第二次苏维埃会议，确认了这一立场；列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47]。但就在同一天，赫尔曼·米勒通知埃森中央委员会，必须先解散所有非法的权力机关并交出全部的武器，才能进行谈判[148]。 这几天里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埃森中央委员会未能在整个工业区施行足够的权力，不能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在维塞尔，兵营已被围攻了好几天[149]，当地“红军”领导人发出了炽烈的战斗号召，被埃森中央委员会斥为“冒险主义”[150]。在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工团主义”分子扬言，一旦军队开进来，就要破坏工业设施并“摧毁工厂”[151]。 在杜伊斯堡成立了一个以极左派分子维尔德（Wild）为首的革命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夺取银行资金和全部粮食储备，并号召选出工人苏维埃，但只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才能参加选举[152]。不同派别的工人——停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破坏活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反对派成员戈特弗里德·卡鲁塞特（GottfriedKarrusseit）自封“红军总司令”，并用这个名号发表了煽动性的声明[153]。皮克批评他是“疯狂的小资产阶级”。 埃森中央委员会跟前几天的哈根行动委员会一样，没能迫使政府遵守停火协议。冯·瓦特尔将军利用了工人阵营当中的不合与内部分歧。他要求埃森的工人领袖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四门重炮、十门轻型火炮、两百挺机枪、十六门迫击炮、两万支步枪、四百箱炮弹、六百发迫击炮炮弹和十万发子弹。如果到期不交出来的话，他就当工人领袖拒绝缴械，破坏协议[154]。对这个挑衅性的最后通牒，埃森中央委员会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55]。 三月三十日，埃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柏林出席会议，与会的有所有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的领袖，包括皮克和列维在内。他们一致决定向米勒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比勒菲尔德协议得到遵守，并限制军方的行动，不让军方为害。包括列维在内的五个代表求见米勒总理，要求他召回冯·瓦特尔将军[156]。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总理回答他们说，协议已被单方面撕毁，他还以各种盗窃行为、银行资金被夺走和存在进行破坏的威胁作为“恢复秩序”的借口[157]。 皮克回到埃森后，发现形势一片混乱。埃森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已经动身前往明斯特，准备跟塞费林谈判，然而他们几乎全都在半路上被军队逮捕了[158]。尽管如此，在四月一日那天，埃森还是举行了一次工业区苏维埃全体会议，来自九十四个苏维埃的二百五十九名代表出席了会议[159]。皮克、独立党人俄丁豪斯[160]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尼克尔（Nickel）就柏林的事态做了报告，这次会议就停战条件确定了立场。它发表呼吁书，号召保卫和发展工人苏维埃网络[161]。 四月三日，冯·瓦特尔的部队开始进攻。他们仅遭到了零星的抵抗，因为各地的工人领袖陷入了混乱和不合之中，致使他们无法彼此协调组织防御[162]。而当军队重新占领煤田时，士兵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就连塞费林本人也被激怒了[163]。很快军事法庭就以犯罪或不法行为的罪名——其实是征用或战斗措施——给工人战士判了重刑。就在卡普暴动被总罢工粉碎后的一个月，暴动分子的同谋就在鲁尔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64]。 一九二〇年三月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防军恢复了秩序，工人运动的内部危机似乎达到了顶点。德共（斯）中央局的踌躇不决、推脱逃避和朝令夕改使德共（斯）未能获取它原本有望获得的成果。但是它曾试图加深那再次席卷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 三月二十六日，在工厂苏维埃全体大会上，列维向支持社民党、或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发表了演讲： 卡普和吕特维茨发动的政变，给艾伯特—鲍威尔政权造成的危险，要远远大过斯巴达克斯派曾造成的危险，但艾伯特—鲍威尔政权并不敢号召以武装斗争来对抗政变。但人民仍然要求用手中的武器同他们作战。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本来应当向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的各种力量发出新的呼吁。我们本来应当向工人阶级呼吁，并把武器交到他们手中。这完全有可能。（有人反对）对，这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不可能！”）是可能的，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能够以工人自己的队伍为基础组建军队，那么政府也是有可能武装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但政府并不想这么做，因为它知道，一旦它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打败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那就等于把武器交到无产阶级手中，使无产阶级能够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到时工人就会说：“我们愿意保卫共和国，我们愿意走上防线，但不是为了帮艾伯特和鲍威尔夺回权位！”我告诉你们，艾伯特—鲍威尔政府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个政府只会那老一套的把戏，就在它从柏林逃往德累斯顿之前，它还想同军队谈判妥协的方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谈什么“新的危险”，那是彻底错误的，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威胁着我们的就只有旧的危险，这种危险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各方力量势均力敌，很快就将见分晓，到时我们就会知道哪一方将把国家政权抓在手里，首先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国家政权！[165] 德共（斯）极左派另立新党 这一时期造成的最初后果之一，对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暴动本身的影响，并没有德共（斯）在这段时期之中及之后的政策造成的影响大。这个后果，就是反对派决定建立另一个共产党。中央局在暴动初期的消极逃避，布兰德勒在他的开姆尼茨城堡实行的团结和守势策略[166]，中央局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与反复变卦，中央局领导人对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支持，以及他们对鲁尔的冒险主义行动的批评，这一切都使极左派活动家重新活跃起来，给了极左派新的希望，并且似乎证实了他们对中央局的政治活动所下的“机会主义”的判断。在此之前，反对派一直在分崩离析，但它现在又起死回生了。 四月四日至五日，在以卡尔·施罗德（他征求了赫尔曼·戈尔特的意见）为首的一些柏林活动家的倡议下，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会议。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出席会议的有十一个来自柏林的代表，和二十四个来自外地的代表，分别代表勃兰登堡、北部、西北、图林根、西萨克森、东萨克森和艾尔贝菲尔德—巴门等地的地方组织，会议由三个主要的反对派小组（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活动家主持。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三万八千名党员，可能超过了德共（斯）党员人数的一半[167]。会议不顾费姆费尔特和奥托·吕勒的反对[168]，宣告成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KAPD）。它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党，同时又把在资产阶级议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内积极开展工作斥为“机会主义”，并宣称“列维中央”已经背叛了党[169]。 新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在这个纲领中，它宣称自己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它把共产党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大脑和武器”，并认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共产党的任务，“哪怕要遭到广大群众的肤浅的、明显的反对”。在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基本自卫武器的西欧，它自命为共产党的楷模。为了准备夺取政权的斗争，它建议成立并发展“革命工厂委员会”和“工厂联合会”。在向德国工人群众发出的呼吁中，它强调指出：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一个传统的党。它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党。它的基本工作包括支持无产阶级从每一个领导层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无产阶级从所有领导的背信弃义的、反革命的政策下解放出来，才是最正宗的解放道路[170]。 共工党成立后的第十天，德共（斯）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的讨论中，完全没有提到共工党。共产党领袖显然没把这个新党放在眼里——它是以潘涅库克的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它的队伍里既有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这样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派，又有吕勒和费姆费尔特这样的人，而且反对派当中的精华——以贝克为首的布莱梅共产党人都拒绝参加它，说明它微不足道。共产党领袖正望着另外的方向。 大选于六月六日举行。卡普暴动之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变，而其政治影响在大选结果中体现了出来。各资产阶级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五百万张选票，而各工人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一百万票。双方的极端派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中央党失去了超过二百五十万票，民主党失去了三百三十万票，而公开的右翼政党——人民党和民族自由党[171]的选票都增加了一百万张。而在另一边，社民党损失最惨。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大选中，社民党得了一千一百九十万票，有一百六十五人当选国会议员，而这次才得了六百万票，仅有一百〇二人当选国会议员。最引人注目的是独立党实现了大跃进：上次大选他们只得了二百三十万票，只有二十二人当选国会议员，而这次得了五百多万票，有八十四人当选国会议员，几乎赶上了社民党多数派，在所有的工业中心更是远远超过了社民党多数派。共产党是第一次参加大选，它的收获不多也不少：五十八万九千票，四人当选国会议员，其中包括蔡特金和列维。 工人阶级选民首次发生了改变。投票结果显示工人群众正在急速远离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主要还是走向独立党，而不是共产党。对于德共（斯）的领袖们来说，比起极左的共工党的成立，这是一个远为重大的教训。 [1]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0页。 [2]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60页；瓦·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ImKampfgegendie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34年，第86页。 [3]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Friedrich"Hans"von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岁入伍，1897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先后任德军第8军参谋长、第11集团军参谋长、奥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战后出任部队局（Truppenamt）局长，领导了国防军的重建。1926年因擅自允许前德国皇帝的孙子参加军事演习而被迫辞职。1930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国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希特勒。1933年至1935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围剿红军出谋划策，1935年返回德国。——中译者注 [4]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71—72页。 [5]请参阅上书第61—62页对冯·吕特维茨的描写。 [6]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3页。 [7]沃尔克曼，《德国革命》，第273页。 [8]1919年三月斗争结束后，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瓦尔德马尔·帕布斯特上尉向古斯塔夫·诺斯克提议，成立一支驻扎在军营里的、军事化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警察部队。诺斯克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1919年底，以自由军团官兵为主体的公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成立了。它的制服为绿色，因此又称“绿衣警察”（GrünePolizei）。1920年1月，法国政府担心德国企图利用公安警察来重整军备，便向德国政府发出抗议。德国政府不得不将公安警察解散，将其移交给各邦政府。各邦的公安警察的名称不一：在普鲁士、萨克森和符腾堡叫保安警察（Schutzpolizei），在巴伐利亚叫巴伐利亚邦警察（BayerischeLandespolizei），在汉堡叫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纳粹上台后，逐步解散了各邦的公安警察，将其并入军队。1936年6月26日，纳粹政权成立了新的公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和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前者负责政治业务和刑事业务，后者负责一般的警察业务。——中译者注 [9]约翰内斯·艾尔格尔（JohannesErger），《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DerKapp-LüttwitzPutsch.EinBeitragzurdeutschenInnenpolitik1919–1920），杜塞尔多夫，1967年，第117页。 [10]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中译者注 [11]卡普和吕特维茨是在1919年8月21日初次会面的（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第97页）。 [12]警察总监恩斯特知道这一切。1920年3月11日，卡普曾跟政府方面的著名警察事务顾问多耶商谈过，当时多耶已被任命为内务部副国务秘书（同上，第133页）。 [13]英文版此处为“八月十二日”，但这与史实不符，经核对法文版后，改为“三月十二日”。——中译者注 [14]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3页。 [15]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86页。 [16]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6页。 [17]同上，第140—143页、第149页。 [18]欧根·希菲尔（EugenSchiffer，1860年2月14日——1954年9月5日），德国法学家，曾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和司法部长等职。——中译者注 [19]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93页。 [20]瓦尔特·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贝格曼（WalterFriedrichAdolfvonBergmann，1864年4月16日——1950年3月7日），生于军官家庭，1882年参加普鲁士陆军。一战期间先后担任第1集团军军需主任、第12集团军军需主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第113步兵师师长等职务，1918年6月15日晋升为中将。战争结束后，于1919年1月19日出任第13师师长，1919年10月8日——1920年4月8日出任国防军第五军区司令。1920年12月18日晋升为步兵上将，1922年12月31日退役。——中译者注 [2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97—98页。 [22]此处可能有误，因为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已于1919年7月5日解散，改组为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DeutscherGewerkschaftsbund）。这里指的应该是全德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中译者注 [23]海因茨·约瑟夫·瓦莱因（HeinzJosefVarain），《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FreieGewerkschaften，SozialdemokratieundStaat.DiePolitikderGeneral-kommissionunterderFührungCarlLegiens〔1890–1920〕），杜塞尔多夫，1956年，第73页。 [24]奥托·布劳恩（OttoBraun），《从魏玛到希特勒》（VomWeimarbisHitler），汉堡，1949年，第94页。 [25]这份传单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9页。 [26]同上，第468—469页。 [27]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3页；另外，根据维尔斯的说法（引用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6页），独立党人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联合行动，因为后者应当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28]其实只有后者自称是罢工的中央领导机关（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7页）。 [29]德共（斯）解释说，它批评独立党的罢工委员会，是因为这个罢工委员会没有号召立即成立工人苏维埃（《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到了3月17日，德共（斯）才派了四个代表（皮克、瓦尔赫尔、郎格和塔尔海默）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四天后他们就退出了。（瑙曼〔Naumann〕与沃伊格特兰德尔〔Voigtländer〕，《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ZumProblemeinerArbeiterregierungnachdem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69页，注释32）。 [30]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54—155页；《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4月14日至15日》（Berichtüberden4.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am14und15April,1920），柏林，1920年，第43页。 [31]《红旗报》，1920年3月1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7—468页。 [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5页。 [33]同上，第496页。 [34]同上，第489页。 [35]海·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DieAktiongegendenKapp-PutschinWestsachsen），柏林，1920年，第7页。 [36]这份号召书以传单的形式在3月15日散发，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8页。 [37]路易·德·布鲁凯尔（LouisDeBrouckère，1870年5月31日——1951年6月4日），比利时社会主义者，青年时期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因发表反军国主义的文章而被监禁半年。一战爆发后参军。1894年至1904年当选为布鲁塞尔市议员，1925年至1932年当选为参议员，1945年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中译者注 [38]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反革命》（LaContre-révolutionenAllemagne），第46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0页。 [3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40]马格努斯·奥托·布里杰斯·冯·莱维佐夫（MagnusOttoBridgesvonLevetzow，1871年1月8日——1939年5月13日），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官僚家庭，1889年参加海军。1920年1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支持卡普政变，政变被粉碎后退役，1931年参加纳粹党，1932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1933年2月任柏林警察总监，1935年7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4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1页。 [42]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7—8页。 [43]同上，第21页。这些代表当中，有691名共产党人、603名社民党人、100名独立党人和95名民主党人。 [44]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1页）写道，这个工人苏维埃控制了该城周围一百公里内的范围，只有一间技术学校例外，但这间学校也被工人民兵包围着。 [45]同上，第1页。 [46]马克斯·赫尔茨（MaxHoelz，1889年10月14日——1933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5年移民英国，当过机械工人。1914年参军，负过重伤，后参加独立党，在铁路上工作。1919年在福格特兰（Vogtland）进行组织失业者的工作，并实践了“直接行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开始进行“城市游击战”活动，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把城市游击战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后脱党，参加共工党，1921年3月在曼斯菲尔德（Mansfeld）地区组织武装斗争。后被捕，逃走，再次被捕，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后重新加入德共。1928年获大赦，此后在全国巡回演讲，1929年去了莫斯科。后因船难事故遇难，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 [47]马·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Vom‘WeissenKreuz’zurRotenFahne:Jugend-KampfundZuchthauserlebnisse），柏林，1929年，第51—65页。 [48]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6页。 [49]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85—112页。 [50]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4—60页。 [5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52]布鲁诺·恩斯特·布赫鲁克尔（BrunoErnstBuchrucker，1878年1月5日——1966年2月19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曾在总参谋部工作，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21年夏天受命组建反革命组织“黑色国防军”，1923年9月26日在屈斯特林掀起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暴动失败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27年10月获赦出狱。后参加纳粹党，属于奥托·施特拉塞的纳粹党左翼。1930年7月随奥托·施特拉塞退党，参加了革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RevolutionärerNationalsozialisten）。纳粹上台后被捕，经赫尔曼·戈林的周旋获释，重新回到军队服役。二战爆发不久后退役。——中译者注 [53]同上，第477—479页，第489页，第497页。 [54]请参阅本书第十九章。 [55]埃森地区组织于3月13日出的传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4页。 [5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55页。 [5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 [58]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5页。 [59]扬·阿佩尔（JanAppel，1890年？月？日——1985年5月4日），18岁参加社民党，1911年参军，1914年参加一战，1917年退伍，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和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曾担任过汉堡地方组织的主席；1920年脱离德共（斯），参与成立了共工党。1921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1923年被捕，1925年获释后前往荷兰工作。他是左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活动家。——中译者注 [60]卡尔·普莱特纳（KarlPlättner，1893年1月3日——1945年6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印刷工。1914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担任青年组织者，曾因散发支持李卜克内西的传单而被判处监禁十八个月。1918年在德累斯顿参与成立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并担任过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后辞职。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并成为其极左派的活动家。在1919年的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在鲁尔同卡普分子作斗争。后参与成立共工党，领导共工党的作战部门，组织了多次“征收”活动，给党募集经费。在1921年3月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了城市游击队，1921年被捕，1923年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十年。1928年7月获特赦，出狱后重新参加了德共，在莱比锡红色救济会工作。纳粹上台多次被监禁，1939年9月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1月被转移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1944年夏季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初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4月又被转移到埃本泽（Ebensee）集中营，1945年5月6日被美军解救，但因长年遭受折磨，健康严重受损，不久后就病逝了。——中译者注 [61]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收录有这两位活动家的小传，见第427页和第438页。 [62]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49—254页。 [63]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2页。 [64]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11页。 [65]同上，第205页。 [66]恩斯特·奥古斯特·保尔·冯·波尔济希（ErnstAugustPaulvonBorsig，1869年9月13日——1933年1月6日），德国工业家，曾任德国雇主协会主席和德国国家工业协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曾资助自由军团，1922年起开始给纳粹党提供大笔资金。——中译者注 [67]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注释2；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05—206页。 [6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 [69]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65—266页、第277—278页。 [7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5页、第482页、第484页、第497页。 [71]3月17日，沃尔夫电讯社发出了一份公报（转引自埃尔文·科耐曼〔ErwinKönnemann〕，《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ZumProblemderBildungeinerArbeiterregierungnachdem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3年，第904—921页），其中提到了一份广为流传的政府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已被半正式地接受了，名单上的人选有：由多伊米希任总理，保尔·列维任外交部长，库尔特·盖尔任内务部长。这份公报结尾写道：“毫无疑问，现在只剩下一个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72]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10页；K·芬克（K.Finker），《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新的研究途径与研究发现》（NeueWegeundErkenntnissebeiderErforschungdesKampfesderdeutschenArbeitergegenden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1年，第909—910页。 [73]奥托·维尔斯在1919年6月10日—15日举行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39年9月16日。——中译者注 [74]《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0年3月30日至31日》（ProtokollderSitzungdesSPD-Parteiausschussesvom30，und31–31920），第4页，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75]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76]《前进报》号外，1920年3月18日。 [77]同上。 [78]比如说，在莱比锡，独立党领导人里夏德·利平斯基于3月18日跟当地的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这是货真价实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布兰德勒在《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8—49页上收录了这篇协议的全文，并附有他的评语。 [79]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3页和《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80]《前进报》，1920年3月20日，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8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82]W·科嫩（W.Koenen），《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ZurFragederMöglichkeiteinerArbeiterregierungnachdem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2年，第347页。 [83]同上，第348页。 [84]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Rosenfeld，1877年2月1日——1943年9月25日），大学期间加入社民党，1905年起担任律师，一战爆发后参军，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党，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曾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22年独立党与社民党合并时，他与雷德布尔、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TheodorLiebknecht，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大哥）一起反对合并，但后来还是回到了社民党内。在社民党内他与列维等人成为左翼领袖。1931年9月被社民党开除，参与成立社工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33年春加入德共。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法国、美国。——中译者注 [85]科嫩，《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第348页。 [86]这个消息来自工会领袖与鲍威尔政府代表的谈判记录，这份记录是财政部长休特古姆写的，转引自埃·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3页。 [87]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Heine，1861年5月3日——1944年5月9日），生于普鲁士邦波森省波森市一个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8—1920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4日——1919年7月出任安哈尔特自由邦总理，1918年11月27日——1919年3月25日出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19年3月25日——1920年3月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3—1925年出任保卫共和国国家法庭（StaatsgerichtshofszumSchutzederRepublik）法官。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88]鲁道夫·俄塞尔（RudolfOeser，1858年11月13日——1926年6月3日），生于安哈尔特一个制造商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书商和记者。1892年进入《法兰克福报》政治部工作，1897—1917年担任《法兰克福报》经济政策编辑。加入德国人民党，后加入进步人民党。1902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07—1911年当选国会议员。一战结束后，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1924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19年3月——1921年4月出任普鲁士邦公共建设部长，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出任内务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4年10月11日出任运输部长。——中译者注 [89]《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90]《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91]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18页。 [92]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0页，注释19。 [93]同上，第910页。 [9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2页。 [95]特别是在亨宁斯多夫（Henningsdorf）（同上，第476页）。 [96]《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97]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第918页，注释41）认为，盖施克（他是柏林地委领导层里的极左派分子，根据科嫩的说法，他出席了3月17日的会议）没有把列金的建议转告中央局。 [98]雅·瓦尔赫尔，《德共（斯）中央局与卡普暴动》（DieZentralederKPD(S)undderKappPutsch），《共产国际》（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第1期，1926年，第406页。 [99]《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00]《社会民主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101]《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1期，1920年，第18页；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DieLehrendesKappPutsches），莱比锡，1920年，第30—32页。 [102]《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9页。 [103]瑙曼与沃伊格特兰德尔，《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70页。 [104]齐格弗里德·奥夫霍伊塞尔（SiegfriedAufhäuser，1884年5月1日——1969年12月6日），出身酿酒商家庭，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成立自职联，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1年至1933年任自职联主席，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1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主张与德共合作反抗纳粹。1935年被开除出执委会，参加了“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集团”（RevolutionärenSozialistenDeutschlands）。1944年在美国参加民主德国委员会。1951年返回西德，任德国雇员工会（DeutscheAngestellten-Gewerkschaft）主席。——中译者注 [105]玛丽·尤哈奇（MarieJuchacz，1879年3月15日——1956年1月28日），娘家姓戈尔克（Gohlke），生于木匠家庭，曾当过女仆、保姆、裁缝，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被艾伯特任命为负责妇女事务的中央书记，并担任《平等报》编辑。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49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106]《前进报》，1920年3月2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3页。 [107]《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108]同上。 [109]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03页），新的多数派由皮克、郎格、瓦尔赫尔、塔尔海默和列维组成。 [110]《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111]同上，《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页。 [112]《社会民主党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113]弗兰茨·克吕格（FranzKrüger），《专政或人民统治》（DieDiktaturoderVolksherrschaft），第30页，转引自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1页；当时克吕格是社民党柏林地区组织主席。 [114]《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15]拉施和克劳泽（Krause）都发了言，两人相互反对彼此，而这两人又都是代表德共（斯）发言的。皮克承认“存在着两个共产党”（同上）。 [116]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根据休特古姆的笔记整理的，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8页。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克里斯平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让各资产阶级政党接受一个没有他们参加的政府，应该让基督教工会参加进来，间接代表资产阶级政党！ [117]《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18]《前进报》，1920年3月25日。 [119]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2页。 [120]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9页。 [121]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5页。 [122]奥托·卡尔·盖斯勒（OttoKarlGessler，1875年2月6日——1955年3月24日），曾任雷根斯堡（Regensburg）市长和纽伦堡市长，1919年参加德国民主党，卡普暴动结束后任国防部长，1928年辞职。1928年至1933年任德国战争公墓委员会（VolksbundDeutscheKriegsgräberfürsorge）主席，纳粹篡权后退出政界。后因涉嫌“七·二〇”政变被捕，被关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获释。1950年至1952年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中译者注 [123]《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 [124]法文版和英文版此处均为“德共（斯）中央局”，但这不合情理，经核对《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卷，第83页），发现有这样的记载：3月30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在第三次会议上以12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指出3月23日德共中央局关于成立工人政府的声明是错误的。因此改为“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中译者注 [125]《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页。 1920年3月30日，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上以十二票对八票通过一项决议，指出3月23日德共（斯）中央局关于成立工人政府的声明是错误的。——中译者注 [12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27]恩斯特·格劳尔（ErnstGraul，1886年7月10日——1958年2月25日），生于蔡茨（Zeitz）一个砖瓦匠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应征入伍，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20年9月参加德共。1921—1923年担任德共埃森组织书记。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重新入党。1925—1926年担任德共鲁尔地委书记，1926年担任德国红色救济会鲁尔地区书记，1928年当选为德国红色救济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担任梅泽堡消费与储蓄合作社经理。1930年9月再次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曾被短暂监禁。1945年重新参加德共。1946—1950年出任梅泽堡市长。1950年退休。——中译者注 [128]比起发表于《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5期上的那篇《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DieStellungderKPDzumAbbruchderbewaffnetenKämpfenimRheinisch-WestfälischenIndustriegebiet），我们更愿意引用列维档案库里的同名文章的手稿，因为档案库里那篇含有公开发表时被删去的段落。手稿当中（f.1）指出迪维尔是在3月21日抵达柏林的，这是3月13日以后柏林和鲁尔第一次建立联系。 [129]奥斯卡·特里贝尔（OskarTriebel，1891年1月13日——1968年5月24日），生于巴门（Barmen）一个职工家庭，当过钳工学徒，战前参加了五金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为了躲避兵役而逃往荷兰。1918年在巴门参与创建斯巴达克斯同盟，并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20年在鲁尔领导了反抗卡普暴动的斗争。1923年被比利时军队逮捕。1923—1929年担任杜伊斯堡的《下莱茵工人报》（NiederrheinischeArbeiterzeitung）编辑，并当选为巴门市议员。1929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于1934年3月被捕，被判处一年十个月徒刑。获释后，于1937年再次被捕，被关进奥拉宁堡集中营。二战后于1946年参加社民党，并担任杜伊斯堡劳动局局长、杜伊斯堡市议会议员。1959年辞职，1966年退出社民党。——中译者注 [130]弗里茨·哈彭蒂尔（FritzCharpentier，1869年12月22日——1928年8月2日），又名弗兰茨，曾学习商学，一战爆发前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1年曾参加列维的共产社，但后来又与列维决裂，重返德共，担任艾尔贝菲尔德地区党组织书记。1923年曾在鲁尔地区为筹备起义做了重要工作。1924年初担任雷姆沙伊德的《贝尔吉施工人之声》主编，同年7月因支持中派而被免职，此后因被警察追捕，流亡苏联。他在列宁格勒支持左翼反对派。1928年死于莫斯科，社民党报纸宣称他是在斯大林派的清洗中被杀的，但德共报纸声称他是病死的。——中译者注 [131]《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 [1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这些要求的文稿收录于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16页。 [13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34]约翰内斯·吉斯贝尔茨（JohannesGiesberts，1864年2月3日——1938年8月7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加基督教工人运动，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1912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任邮政部长。——中译者注 [135]奥托·布劳恩当时担任普鲁士邦农业部长。——中译者注 [136]卡·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比勒菲尔德，1927年，第176页。这两个部长带来了一个消息：荷兰政府已决定停止给鲁尔地区提供食品，因为那里已经被革命派控制了。 [137]同上，第177页。 [13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39]这份协议全文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1—503页，也收录于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第178—179页。 [140]《共产国际》（法文版），第15期，第3364栏。 [14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42]同上，第503页；《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43]《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在此期间，身在柏林的列维和多伊米希成功说服了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让他们去号召工会重新进行总罢工（《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但这次的努力终归徒劳。 [14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45]《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46]同上，f.8。 [147]同上，f.11。 [148]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第186页。 [149]同上，第184页。 [150]《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0。 [151]在德共四大上，列维说这些人发出的威胁把矿工群众逼到了对立面，并破坏了工人的抵抗（《德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1—22页）。 [152]《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9。 [153]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第181—182页）收录了这些宣言中的一篇，并引用了另外一篇宣称进行了两次处决的宣言。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62页）也写到了同样的宣言，但没有提到塞费林，她把卡鲁塞特写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但共工党当时还没有成立。她的意思是说卡鲁塞特是德共（斯）反对派的成员。波克的书中没有提到他的作用。 [154]全文请参阅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第187页。 [155]同上，第187—188页。 [156]《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3。 [157]同上，f.14。 [158]同上，f.14。 [159]同上，f.16；这些代表里有36个社民党人、113个独立党人和109个共产党人。 [160]瓦尔特·俄丁豪斯（WalterOettinghaus，1883年2月26日——1950年9月17日），1901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曾短暂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任米尔斯佩（Milspe）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卡普暴动期间曾在鲁尔红军的政治领导机关工作。1920—1924年、1930—1933年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参加了列维领导的左翼反对派。1931年退党，不久后参加德共，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因反对莫斯科审判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1948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161]《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工业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0。 [162]我们当然不能全盘相信塞费林的记述，但他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事例。领导哈根行动委员会的独立党人约瑟夫·恩斯特曾前往米尔海姆，试图同当地工人领袖进行讨论，但却遭到了枪毙的威胁，侥幸才逃得一命。而在多特蒙德，布拉斯也碰上了同样的事情，只是由于共产党人麦因贝格（Meinberg）的干预才侥幸逃生（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第184—186页）。鲁尔“红军”发出了号召，要求枪毙一切支持谈判的人（第198页）。 阿道夫·麦因贝格（AdolfMeinberg，1893年10月3日——1955年4月11日），生于多特蒙德一个矿工家庭，当过商业学徒。虽然参加了社民党，但反对“国内和平”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6年秋季退役。1917年因参加反对派而被社民党开除出党，同年9月4日在多特蒙德建立了独立党组织。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当选为明登（Mind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2月率领多特蒙德独立党左派参加德共（斯），积极参加了同年三月的鲁尔斗争。1919年4月21日被捕，6月1日越狱，9月18日再次被捕。1920年3月卡普暴动发生后，在独立党和社民党的共同营救下获释。随后积极参加了鲁尔红军的斗争，1920年3月31日被捕，4月2日获释。鲁尔斗争失败后逃离多特蒙德，5月9日在纽伦堡被捕，8月4日获释。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1922年7月获释。随后担任《威斯特法利亚工人报》（WestfälischenArbeiter-Zeitung）编辑。1922年12月17日，因与费舍—马斯洛夫派发生矛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自由记者。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4月被捕，同年年底获释。此后没有参加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在轰炸受害者全国协会（ReichsverbandderBombengeschädigten）工作。——中译者注 [163]塞费林，1919/1920imWetter-undWatterwinkel，第208页及其后。 [164]同上，第208页及其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8页。奥托·布拉斯对国会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报告（《自由报》，1920年4月15日），几天后，由于他把在鲁尔交战的各方军队的有关情况交给了外国报刊，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165]列维档案库，P60/6。 [16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1—252页）认为布兰德勒在党内名声很坏，是因为他要对卡普暴动期间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消极无为”负责，这不过是极左派的一面之词罢了。我们先看看费舍犯的一个错误，她说布兰德勒在“暴动后”受审时以法律术语为自己辩护，其实是她搞错了，布兰德勒是在三月行动之后的1921年6月6日受审的，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二十五章。 [167]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8页。 [168]同上，第283页。费姆费尔特和吕勒并不是反对决裂，而是反对“党”的观念。 [169]《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derKAPD），第3页。 [170]《致德国无产阶级的呼吁》（AppealtotheGermanProletariat），收录于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06页。 [171]实际上民族自由党此时已经分裂，左派参加了德国民主党，右派参加了德国民族人民党，主流派成立了德国人民党，这里说的民族自由党应该是指德国民族人民党。——中译者注
第十七章中派主义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七章中派主义问题 Ø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新的机遇 Ø左派独立党的诞生 Ø与列宁的讨论开始了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尽管德国工人对社民党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尽管他们明显倾心于俄国榜样，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德共（斯）吸引过去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分裂了德共（斯）的一系列深刻分歧，以及当这些论战正在进行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一情况得到解释。一九二〇年，列维在莫斯科是这么解释的： 成千上万的群众抛弃了曾经无比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在这个时期里依然是合法的；另一个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它是非法的，而且有时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必然会成为革命群众的主要组织[1]。 老一辈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及激进派，在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结果的影响下站到了革命一边的青年人，他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哈泽与迪特曼的党里面。从那时起，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个党。十一月革命爆发时，独立党有十万名党员，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就有了三十万党员。只有在开姆尼茨，在布兰德勒和赫克特的影响下，德共（斯）才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把当地几乎所有的独立党工人给争取了过来[2]。 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新的机遇 在一九一九年，尽管党内争论不休，意见不一，领导人彼此之间冲突不断，独立党还是赢得了绝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支持。特别重要的是，独立党党员在工会内占据着重要的职位，这促使它形成了一个核心，让反对阶级合作的人们围绕着这个核心集结了起来。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举行，两名独立党党员罗伯特·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在发言中反对联合协商与阶级合作的政策，并号召解除同雇主达成的协议，要求工会运动回到阶级斗争路线上去[3]。在大会对任期届满的现任领导层进行信任表决时，以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为首的一百七十九名代表投了反对票，四百四十五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而在关于前景的辩论结束时的表决中，有一百八十一人支持迪斯曼和里夏德·米勒，四百二十人反对[4]。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由同一批独立党活动家领导的反对派成功地让大会以一百九十四票赞成、一百二十九票反对通过了批评任期届满的现任领导层的政策的决议。他们还成功地把大部分人争取到了阶级斗争路线上来，这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所有的工会代表退出了同雇主组成的联席委员会[5]。 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迪斯曼和一个几乎全部由以前的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成员组成的小组掌握了五金工会之后[6]，工会运动中的好几个重要部分，就整个地摆脱了社民党多数派的改良主义政策，向独立党靠拢了。 在柏林，社民党多数派失去了五金工会的领导权。他们被独立党党员奥斯卡·鲁施和奥托·托斯特取代了，这两人一上台就立刻控制了首都工会委员会[7]。印刷业工会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印刷工会的机关刊物《印版》（GraphischerBlock）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起成了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喉舌。在哈勒，当地工会委员会执委会从五月起就被左派独立党人波维茨基（Bowitski）控制了，他的同志莱姆克（Lemke）负责当地工会的书记处。这些人在工会里的职位，比如迪斯曼、里夏德·米勒、鲁施、托斯特、尼德基希纳[8]、马尔赞和诺伊曼在五金工人当中的地位，波彻尔[9]在印刷工人当中的地位，托伊贝尔在矿工当中的地位，都十分稳固，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从左边挑战他们[10]。 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共产党人几乎从工会中彻底消失了，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信念而退出的，但其他人则是被开除的。他们积极组建了许多“新工会”，比如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埃森成立的鲁尔矿工总联合会[11]。德共（斯）的活动家即使留在传统工会里，出于教条上的洁癖，他们也往往避免担任领导职务。比方说，在五金工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塞普·米勒[12]被选入全国领导层，因为他是布莱梅五金工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但他拒绝就任，因为他不想“跟社民党叛徒坐在同一张桌子前”[13]。 独立党人在工会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让列维十分钦佩。他认为，都是由于盲动主义分子（他刚刚开除了这些人的首领）的不负责任，才使德共（斯）在成立时将左翼独立党人的主要领袖拒之门外；工人群众之所以站到独立党一边[14]，只是因为德共（斯）是非法的[15]，德共（斯）的冒险主义阻止了工人群众站到自己这边来[16]。列维确信，能否在德国建设共产主义运动、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决于德共（斯）能否把左派独立党人及其群众基础争取过来。他认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偏差”——战前没有形成革命派核心，德共（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个最糟糕的时候成立，并被极左倾向切断了同先进工人的联系这个现实——应当通过这种方法来纠正[17]。 左派独立党的诞生 可是，要在独立党里形成一个明确倾向共产主义、保证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制约德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共产党人对此是彻底反对的）的左翼流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九一九年五月，在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8]闭幕后，克拉拉·蔡特金按照预定计划，脱离了独立党，参加了德共（斯）[19]。以革命工长组织为首的独立党柏林党组织反对代表党领导层的哈泽，他们追随多伊米希和里夏德·米勒，批判领袖们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这是因为在诺斯克的大举镇压下，党领导层鼓吹的拥护立宪会议（当时立宪会议刚刚召开）的建议、和“社会主义者的重新统一”的前景（一个月之前，它还在公开为此摇旗呐喊[20]），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是独立党的左派仍然跟自己的领导层一样，处于混乱之中。多伊米希在一个反报告里，详细阐述了他所谓的“苏维埃制度”[21]，他的“苏维埃制度”受俄国的苏维埃组织制度影响很深，他要用“苏维埃制度”来对抗旧的议会制度。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的“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没有分歧，但他强调指出，他非常不赞同他所谓的共产党人的“盲动策略”。他向代表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在群众正在激进化的时期里，共产党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假如独立党不宣布赞成苏维埃，那么德共（斯）就会从中受益并壮大起来[22]。 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终决议是左右两派妥协的产物。正如欧根·普拉格[23]所强调指出的[24]，这份决议同时表达出了党内两种彼此矛盾的流派的观点。它提醒人们，党是以旧的爱尔福特纲领为基础而成立的。它解释说，根据近期的革命经验，它支持“苏维埃制度”，这种制度把企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取得了“在企业、市镇和国家实行自治”的权利，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做了准备[25]。它宣称党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代表人民大多数的专政”。为了实现党的目的，它会利用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议会手段”，但是它谴责“无计划的暴力行动”[26]。这份决议最后呼吁“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27]。 在独立党二大上，右翼明显占了便宜。根据左右两派达成的妥协，右翼继续控制着党的领导层，这种妥协既没有约束右翼，又能让右翼去执行自己的政策。这份最终决议是典型的中派主义政党之作，因为它让真正的分歧悬而未决。在党主席的竞选中，哈泽赢得了一百五十九票，多伊米希赢得了一百〇四票；多伊米希拒绝同哈泽共事，并向代表大会提交了辞呈，代表大会让克里斯平接替了他[28]。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左派的压力不断加强、右派对左派的压力的抗拒、党的大部分报刊在维护“妥协”时的勉强、最后是同国外社会主义政党恢复关系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分歧。 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事实上构成了独立党进行（考茨基鼓吹的）“重建”国际的工作的基础。这无非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各党对过去既往不咎[29]。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的伯尔尼会议上，由哈泽和考茨基率领的独立党代表团与大部分与会代表一起，支持一份含蓄地批判“专政”（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决议[30]。在八月的卢塞恩（Lucerne）会议上，独立党代表团与少数派一起要求为共产主义者敞开大门，但是，尽管独立党代表大会宣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但代表团仍继续谴责暴力手段[31]。这几次会议未能及时建立起某种真正的国际机构，就连在是否需要这种机构的问题上都没能达成共识，因此破坏了“重建派”的努力。卢塞恩会议刚结束，考茨基就不得不承认，参加第三国际的主张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32]。 如果独立党参加一个能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存在的国际，大批独立党党员是不会漠然接受的。另外，共产国际的成立（独立党的领导人，包括左派领袖在内，都一致批评共产国际的成立，至少也是批评它成立得“过早”）也对人产生了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享有十月革命的威望，任何企图孤立俄国的举动都会在独立党党员中间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因素增强了左翼的力量，此时左翼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而开展活动了[33]。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产生。十一月革命以及革命后反动的几个月的经验，教会了他们：必须有一条强硬的革命路线，有一个严肃的组织，必须建设一个真正的国际，这个国际要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各国党组成。现在，年轻一辈正在加入由多伊米希、里夏德·米勒和阿道夫·霍夫曼等老一辈人组成的柏林核心（雷德布尔离开了这个核心，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新人（包括威廉·科嫩、安东·格利列维奇、伯恩哈德·迪维尔、施特克尔、库尔特·盖尔、波彻尔和雷梅勒等人）往往来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活跃于一战和十一月革命期间，都曾是苏维埃的组织者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战前的社民党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他们看来，是否与德共（斯）合并（当时的德共〔斯〕仍陷于混乱的危机之中，而它本身的宗派主义又加深了自己的危机），是不值一提的问题[34]，尽管他们极为重视应同共产国际建立何种关系的问题。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日，独立党在耶拿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提出了与国际有关的问题：党要不要参加以复活第二国际为目标的日内瓦会议？此时左派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具有影响力的报刊，比如由才华横溢的威廉·赫尔佐格[35]主编的《汉堡人民报》（HamburgerVolkszeitung），或《哥达人民报》（GothaerVolksblatt），都表示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同德共（斯）合并，哈勒和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的党员大会、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少数派（这些少数派十分坚决，而且他们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加）的看法也一样[36]。从争论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代表党的领导层（也就是代表右翼）发言的是希法亭。他的发言与他过去的观点相反，他表示反对同社民党重新统一。他也反对参加正在重建的第二国际。但他同样反对参加第三国际，他认为第三国际的生命力不会比苏俄政权[37]更长久。人不应该搭上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假如由于某种奇迹，共产国际能发展起来，那它会发现自己完全被俄国共产党人控制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象征着中派主义路线的结论： 党的领导层决定，为了同一切左派组织一起接近布尔什维克，以便同布尔什维克相互理解，党要同一切左派组织建立联系。……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建立一个足以成为革命工具的国际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38]。 他的如意算盘是：不理睬第三国际，与左派里的几个党一起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然后再跟布尔什维克打交道，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实践中把形势扭转到有利于独立党的局面。假如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采纳了希法亭的意见，那么独立党就会变成实现瑞士社会党在卢塞恩会议后提出的主意的主要工具；这个主意，其实就是在不痛不痒地批判一下社会沙文主义之后，再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这种中派主义的方案，跟后来在维也纳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WorkingUnionofSocialistParties）——共产党人反对它，称它为“第二半国际”——的做法是一样的。 瓦尔特·施特克尔代表左派发言，他要求研究和讨论是否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最需要的是清晰明确。而希法亭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模棱两可，只不过是企图维护将来在互相包庇的基础上进行总调和的可能性。第二国际在一九一四年的瓦解，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为了“进行和领导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全新的基础上……在明确的革命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已在莫斯科成立，不管它的成立是否为时过早，都已成为现实。他继续说道，保卫俄国革命，是目前革命派的第一要务： 我们有义务以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来支援自己的俄国兄弟和同志，尽管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策略中的某些方面有意见。我们党有上百万党员，有这么一个党加入〔第三国际〕，对俄国人来说，无疑将是巨大的精神支援。而且，这种支援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因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旦失败，将会在整个欧洲引发危险的反动狂潮[39]。 从一九一九年九月耶拿代表会议闭幕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莱比锡代表大会召开的这段时间里，左派取得了更大的进展[40]。许多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大会和组织会议都呼吁党参加第三国际，并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议会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左派赢得了重大成果。首先，在党的行动纲领里，没有一处提到“争取大多数”的必要性。右翼一直坚持要求，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先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支持，他们一直以“争取大多数”来为拒绝夺取政权做借口。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活动都必须服从于最根本的斗争手段——群众行动——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行动纲领中对苏俄政权有所保留，并批判了红色恐怖——在俄国，在内战的特殊情况下，红色恐怖是可以原谅的——这是对右派做出的让步，这种让步使布尔什维克感到很不高兴[41]。 在参加哪个国际的问题上，论战的结果并不太明确。莱比锡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通过了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的决议[42]，但又以一百七十票对一百一十一票否决了施特克尔提出的参加第三国际的动议[43]。最后，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再次通过了一个介于施特克尔立场和希法亭立场之间的妥协方案[44]。在公开表示党在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赞同共产国际之后，它号召建设一个有能力行动、能把“其他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已经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政党）团结起来的革命的国际。假如它们反应冷淡的话，独立党就不得不独自就是否参加“莫斯科国际”进行讨论[45]。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拉狄克再次进行干预，他指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德国共产党人，这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46]。在他看来，莱比锡代表大会是独立党内的“工人群众对机会主义领导的胜利”[47]，但这一胜利还必须加以巩固。只有当独立党转变为一个战斗的党之后，它才能在〔第三〕国际里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仅在形式上参加国际；而要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德共（斯）助它一臂之力。一九二〇年二月，拉狄克解释说：“就这方面来说，只有在共产党解决了自己的危机后，它才能去帮助独立党工人克服他们党的危机，并由此为德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重新统一奠定基础[48]。”因此共产党报刊上面的许多批评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文章往往对莱比锡代表大会视而不见，仿佛独立党仍然遵循着它在一九一九年所持的立场。一些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提出决裂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抬高到了永恒原则的地步，可是，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不能在革命的基础上集聚力量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获胜。这是在德国唯一被提上日程的任务，虽然它的具体形式还未确定。在拉狄克看来，在这个关键目标上，共产党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目前取决于对两个事实的认识：“首先，独立党的群众是共产主义者，其次，在他们的领导层里，存在着一个真心要走革命道路的左翼[49]。” 尽管德共（斯）的基层党员对此仍有顾虑，但共产党与左派独立党合并的问题，还是开始以独立党是否可能参加第三国际的形式提了出来。这种前景对独立党的右翼构成了致命威胁，而且右翼还刚刚失去了他们最有影响力的领袖胡戈·哈泽——他在国会台阶上被极右分子暗杀了[50]。独立党的领袖迪特曼、克里斯平和希法亭陷入了困境：既不可能同“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合并（尽管他们其实跟社民党有着基本一样的改良主义信念，但他们又谴责社民党的野蛮手段），但是，如果走莫斯科道路的话，他们又看到了前面的危险。他们被迫采取守势。他们挥舞起“分裂党”以及斯巴达克斯派“冒险份子”的大棒来吓人，他们指责盖尔和施特克尔，说他俩同列维密切合作，成了德共（斯）的代理人，并在党内组织亲共派别[51]。他们竭力让自己的支持者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即仍然反对列金的那些活动家——相信，“参加莫斯科国际”会让他们像斯巴达克斯派那样走上分裂工会的道路，并很可能导致他们的毁灭。从这点来看，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做法，给他们提供了很有分量的借口——尽管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已经谴责了这些人的做法[52]。 许多独立党党员，甚至是左派党员与支持参加共产国际的党员，都不想分裂党，因为这会削弱党。他们认为，伯恩施坦之流已经趋向了社民党多数派，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有几个右翼分子被赶出了领导层，照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就会把考茨基及其支持者赶走（不论是不是公开地赶走），而不用正式开除他们——一般情况下，这么做会导致党员大量流失。他们也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组织原则怀有疑虑。对于官僚机关对党实行专政的一切危险、乃至保持工会独立于党的必要性的争论，他们都非常敏感（这符合德国激进派的传统）。尽管列维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于共产党领袖和左派独立党领袖之间的、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强烈对抗，仍旧使他们不和。左派独立党领袖认为，事态的发展已使自己成了群众党，而德共（斯）仍是一个小宗派，这证明了自己在一九一八年的分裂中是正确的[53]。 与列宁的讨论开始了 在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初这段时间里，列宁同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政治辩论，在这次辩论中这些问题是被当成一个整体来处理的；这次辩论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辩论双方也相距甚远，但辩论仍是公开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列宁写了《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他认为这些问题对德国革命运动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特别谈到了德共（斯）的分裂，以及德共（斯）应该同独立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 他表示柏林的《红旗报》——德共（斯）中央局的报纸——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并抨击了那些对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分裂幸灾乐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他认为，在迅速发展和疯狂迫害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只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54]。 他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党过去曾发生过的分歧，并尽力说服全体德国共产党人：分裂不是必须的，中央局是正确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工厂委员会”，到一切有工人、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55]。 列宁用共产党人的原则上的统一，来反对独立党的人为的统一，他特别抨击了独立党的左翼： 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畏首畏尾，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56]。 德共（斯）的领袖们觉得列宁的立场让他们很为难。一方面，列宁再次批评了他们开除党内极左派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列宁又抨击了他们想要争取的独立党左翼。独立党的领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克里斯平反复引用列宁的分析来给自己辩护。后来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出了一本小册子，收录有列宁的这篇《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的通知，并在这本小册子里尽力做了答复[57]。 塔尔海默开篇就写道，不能把列宁的信当做对独立党左翼的终审裁决，毕竟列宁自己也承认，他只能从德国得到很有限的消息，而且这封信是在莱比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写的，而莱比锡代表大会闭幕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他阐述了德共（斯）对独立党左翼的态度： 他们同群众一起误入了歧途。他们是和群众一道成长起来的，他们将继续和群众一道成长，他们会跟群众一起犯很多错误。对他们的错误与弱点，我们的态度仍和过去一样：要予以诚恳、直率的批评。但我们并不想在道德和智力层面上，把他们混同于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以及那些来自德国工人运动的纯议会主义的停滞时期的老古董们[58]。 接着，他告知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独立党的左派领袖（比如多伊米希、科嫩和施特克尔等人）同右派领袖（比如考茨基、希法亭和克里斯平等人）混为一谈。然后他就左派中的分裂进行了讨论。他说，德国共产党人也认为纯策略性的问题不应该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从这点来看，德国党在成立大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多数派做出的极左的决定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统一。虽然如此，他仍宣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使党分裂的关键并不是策略问题： 实际上，这些策略问题，尤其是汉堡组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致使他们走上了否认党的基础的立场。把党变成一个宣传性的社团，然后又准备把它打散，让它分散成多个工厂组织，这样做会让在这一年里好不容易有了明确的政治内涵的党，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切会导致党的毁灭。许多同志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党的中央局有义务在铸成大错之前，以最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59]。 列宁认为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德国党的后撤或倒退，塔尔海默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它具有重大意义，这不光是从德国革命的角度来说的。通过这一行动，德国党可以向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展示他们将会遇到的种种策略问题[60]。”他委婉但坚决地拒绝承认列宁这位权威的论点——俄国榜样的普适性：“德国的历史环境更接近西方国家，而不是俄国。因此，在策略问题这方面，对西方人来说，我们的经验将具有特殊的意义[61]。” 俄国和德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两国建设共产党的方法也不一样，同极左派决裂，并希望把独立党左派争取过来，便体现了这种差异。 拉狄克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德国革命的失败，他初步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并进一步发展了塔尔海默对极左派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之前，共产党是不可能获胜的。但它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去进行一些重大的行动，比方说，如果在事关工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做好了准备的话，就算他们仍未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共产党仍然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去参加示威游行和群众罢工等局部行动[62]。 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认识到了工人团结在斗争中的动员价值。他一直在同极左急躁症作斗争，并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避免陷入孤注一掷的窘境的革命道路。在德国，极左活动的账单上负债累累。这促使他去寻找既与工人当前的思想觉悟水平相符、又能让他们通过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学习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能在行动中逐渐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这边来的口号。他向第一次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解释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这些口号后来被称作“过渡口号”）： 我们无法跟称心如意的人一起干革命。我们必须——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与现有的人一起干革命。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人开始改变自己。……问题在于……向他们提出与他们当前的能力相符的具体任务。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定好各阶段的目标。理解何谓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在目前帮不上什么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加接近这个目标呢?[63]” 要执行这条路线，德共（斯）不用倒向极左派，不用支持他们“为了荣誉”而做的那些事情，也不用倒向那些把独立党的工人群众同领导他们的那些官僚（比如克里斯平）混淆起来的人。如果德共（斯）想接近那些仍被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蒙蔽的群众，如果它想在工会会员群众当中取得进展，并争取到独立党左翼的话，它首先应该明确地同极左派划清界限。所以塔尔海默才拒绝了列宁提出的德共（斯）应当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进行补救的建议。塔尔海默认为这次分裂是必要的外科手术。但他同时又勉强承认，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里面，是应该给策略分歧留有余地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德共（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过，他还指出，德共（斯）走向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显然要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路更加漫长、更加痛苦、更加艰险，他坦率地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他强调指出： 已经团结起来的两党以及两条道路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它们对西方工人政党的积极发展是有价值的。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仍要一起解决大量的策略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问题[64]。 就这样，俄德两国的共产党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如何把群众争取到革命的政治活动一边来的问题，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远距离的讨论。但是，德国阶级斗争的进程很快就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些问题，它们不仅事关共产党人同参加了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的工人的关系，也事关德国共产党人同俄国共产党人的关系。 [1]列维档案库，P124/8，第2页。 [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88页。 [3]《德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6月至7月于纽伦堡》（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des10Kongresses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NürnbergJuni-Juli1919），柏林，1919年；迪斯曼的发言见第327—342页，里夏德·米勒的发言见第434—452页。 [4]同上，第404—502页。 [5]《1919年斯图加特德国五金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DieVierzehnteordentlicheGeneralversammlungdesDeutschenMetallarbeiterverbandesinStuttgart1919），斯图加特，1919年，第19页、第182页。 [6]在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又彻底抛弃旧工会的人当中，我们只能举出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保尔·维尔，他是“新联合会”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最后于1924年被开除出党（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第187页）。 [7]《自由报》，1919年10月19日；弗里茨·奥佩尔（FritzOpel），《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期间的德国五金工会》（DerdeutscheMetallarbeiterverbandwährenddeserstenWeltkriegesundderRevolu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8年，第85页。 [8]米夏埃尔·尼德基希纳（MichaelNiederkirchner，1882年9月5日——1949年8月19日），出身于布达佩斯一个德意志族石匠家庭，当过水管工，1903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5年移居德国雷根斯堡，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被奥匈军队征兵，1915年3月在俄国前线被俘。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8年4月化名“约瑟夫·诺伊曼”（JosefNeumann），参加俄共（布）德意志人支部。1919年1月返回德国，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起任水管工会书记。支持列维，在1921年反对批判共产社。在1923年是德共右派的主要人物。1927年、1929年曾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2月28日被捕，1934年6月13日被驱逐出境，流亡苏联，担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1945年11月返回德国，当选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9]保尔·波彻尔（PaulBöttcher，1891年5月2日——1975年2月17日），曾用化名“保尔·迪本多尔菲尔”（PaulDübendorfer）、“汉斯·萨尔巴赫”（HansSallbach）等。当过印刷工人，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任莱比锡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导，参加社民党后，在工会内担任青年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领导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卡普暴动期间曾被暴动分子绑架。1921年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8月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任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席，西萨克森地委书记，支持并参加了工人政府。1923年10月任蔡格纳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被国防军强行剥夺了职位。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至1946年流亡瑞士。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1946年2月23日在莫斯科被捕，1947年被判处十年徒刑，被辗转关押于各个劳改营，1955年获释，返回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68年退休。——中译者注 [10]我们应当注意到，弗里茨·文古特是个例外。他也来自革命工长组织，并参加了德共（斯）。1919年7月起，他在五金工会的机关中工作（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335页）。 [1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2]约瑟夫·“塞普”·米勒（Josef"Sepp"Miller，1883年8月27日——1964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钳工学徒，1901年参加五金工会，1907年起在布莱梅造船厂工作，同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勒布莱梅左翼激进派，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斯）。曾担任过布莱梅五金工会的领导。1920—1921年担任布莱梅党委书记，1920—1923年当选布莱梅市议会议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属于调和派，1928—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担任德国红色救济会中央书记处书记。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46年返回东德，在统一社会党机关工作，1946—1954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3]《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10页。 [14]根据迪特曼的说法（《自由报》，1919年12月2日），1919年3月时独立党有30万党员，到了12月就已经增加到了75万。 [15]列维档案库，P124/8，第2页。 [16]主要根据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上面的说法，在柏林苏维埃全体大会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会工作的立场、反对德共（斯）党员的，正是像马尔赞、埃克尔特、诺伊曼和多伊米希这样的人。 [17]列维档案库，P124/8，第2—3页。 [18]英文版此处为“德共（斯）第二次代表大会”，但德共（斯）二大实际举行于1919年10月，经核对法文版并查询其他资料后，改为“独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译者注 [19]克·蔡特金，《演说与著作选集》（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第2卷，东柏林，1957—1960年，第xiii页。 [20]主要参见鲁·希法亭的《无产阶级的统一》（DieEinigungdesProletariats），《自由报》，1919年2月9日。 [21]这篇报告以及他的答复收录于：恩·多伊米希，《苏维埃制度》（DasRätesystem），柏林，1919年，第37页。 [22]同上，第15页。 [23]欧根·普拉格（EugenPrager，1876年5月31日——1942年1月？日），生于普鲁士邦西里西亚省拉蒂波尔县（LandkreisRatibor）一个犹太裔裁缝家庭，青年时参加社民党。曾为多家社民党报刊当过记者。1914年4月担任《莱比锡人民报》副总编。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1920年反对与德共合并，独立党分裂后，留在独立党右派。1921年编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担任《前进报》编辑。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月被驱逐到里加的犹太人隔离区，在抵达里加之后当即遇害。——中译者注 [24]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94页。 [25]转引自上书，第193页。 [26]同上。 [27]同上，第194页。 这份决议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中译文（此处部分引文即参考了这个中译本）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19.htm——中译者注 [28]同上，第195页。 独立党设有两位联合主席，在1919年3月举行的独立党二大上，在党主席的选举中，哈泽与多伊米希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名，但多伊米希拒绝与哈泽共事，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所以由哈泽和克里斯平担任联合主席。——中译者注 [29]即各党不追究其他党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的责任——中译者注 [30]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76—183页。 1919年2月3日至10日，原第二国际的几个支部试图重建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出席，但没有完成重建第二国际的任务，只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推动这一工作。——中译者注 [31]同上，第174—176页；詹姆斯·W·休尔斯（JamesW.Hulse），《共产国际的成立》（TheForming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4年，第96页。 1919年8月，参加了伯尔尼会议的几个党在卢塞恩继续召开代表会议，试图继续推动重建第二国际的工作。——中译者注 [32]《自由报》，1919年8月20日。 [33]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2页）指出，这个派别组织从1919年头几个月就开始存在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62页）说，1919年底，在他前往俄国之前，他曾与多伊米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多伊米希告诉他，自己赞成分裂党。 [34]1920年初，库尔特·盖尔还写道：“独立党左派没必要同其他党合并。独立党就是德国的群众性的革命党。”（《党代会之后》〔NachdemParteitag〕，《论坛》〔DasForum〕，第4期，1920年1月4日，第268页。） [35]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Herzog，1884年1月12日——1960年4月18日），德国文化史学家、剧作家、和平主义者。曾在洪堡大学求学。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5月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52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36]霍斯特·瑙曼（HorstNaumann），《共产国际成立45周年文件集》（Dokumentezum45JahrestagderGründungder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9期，1964年，第285—297页。 [37]英译本中，此处为SovietUnion，直译为“苏联”，但当时苏联并未成立，在核对法文版时，发现法文版中此处为lerégimesoviétique，即“苏维埃政权”，故改译为“苏俄政权”。——中译者注 [38]《自由报》，1919年11月11日。 [39]同上；施特克尔，《无产阶级国际》（DieproletarischeInternationale），第23页。 [40]在取得领导权之前，安东·格利列维奇已经当了几个月的独立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 [41]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9—211页。 此文件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的中译文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19-2.htm——中译者注 [42]《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于莱比锡》（Unabhä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außerordentlichenParteitagesvom30.Novemberbis6.Dezember1919inLeipzig），柏林，未注明具体出版日期，第399页。 [43]同上，第39—40页；投票结果登在第399页。在这个动议上签名的还有布拉斯、科嫩、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和托妮·森德尔（ToniSender）。 托妮·森德尔（ToniSender，1888年11月29日——1964年6月26日），生于比布里希（Biebrich，现为威斯巴登）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学习商业，当过商行职员。1910年参加社民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参加了1915年3月26日—28日的伯尔尼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后参加独立党，积极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20—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参加了以保尔·列维为首的左派，但在1931年没有随社民党左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美国，1943年获得美国国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NationsReliefandRehabilitationAdministration）工作，还参加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NationsCommissiononHumanRights）和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ontheStatusofWomen）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返回德国。1964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44]同上，第399页。 [45]同上，第534—535页。这个动议产生自希法亭和雷德布尔的妥协。 [46]阿·施特鲁塔恩（即卡尔·拉狄克），《独立党代表大会》（DerParteitagderUnabhängigen），《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19—20期，1920年2月2日，第22—32页。 [47]同上，第25页。 [48]同上，第32页。 [49]同上。 [50]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5—206页。哈泽于10月8日遇刺，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死于11月7日（《自由报》，1919年10月8日和11月8日）。 [51]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8页，这里甚至还提到了“独立党内的共产党小组”。 [52]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这篇关于独立党党内形势、伴之以对盖尔和施特克尔“勾结保尔·列维”的猛烈攻击的报告，只可能出自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之手（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7—208页）。 [53]在1920年夏天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多伊米希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论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7月19日于彼得格勒，7月23日至8月7日于莫斯科》〔DerZweiteKongres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vom19JuliinPetrogradundvom23Julibis7August1920inMoskau〕，汉堡，1921年，第271页）。 另请参阅：多伊米希在1920年7月30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4—43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2-192007-08/020.htm#2-6——中译者注 [54]弗·伊·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第206—207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7/032.htm——中译者注 [55]同上，第212—213页。 [56]同上，第205页。 以上三段引文同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7]奥·塔尔海默，《革命之路》（DerWegderRevolution），1920年，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引用并总结了克里斯平的发言，还对其做了答复。柏林的左派分子广泛宣传了列宁对独立党左派的抨击，请参阅克鲁格（Kruger）在一次柏林苏维埃大会上的发言（《自由报》，1919年12月20日）。 [58]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18页。 [59]同上，第19页。 [60]同上。 [61]同上。 [62]卡·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DieEntwicklungderdeutschenRevolutionunddieAufgabenderKP），《共产主义苏维埃通讯》（KommunistischeRäte-Korrespondenz），第21—22号，1919年11月20日。 [63]转引自蒂亚登，《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第10页。 [64]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20页。
第十六章极左反对派与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六章极左反对派与分裂 Ø四分五裂的党 Ø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Ø潘涅库克在理论阐释方面的尝试 Ø反对派的内部危机 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形势似乎对列维和德共（斯）中央局不利。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分裂党的主意，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则暗示着他们对党的分裂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而且大部分党员显然仍忠于极左主义的鼓吹者。其实，当反对派抨击中央局对他们采取“官僚”措施、批判中央局把所有反对者开除出党的决定时，他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有人指控列维，说他想同独立党结成竞选联盟，而驱逐极左分子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次党内危机时发生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便给这种指控增加了可信度。 四分五裂的党 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几个最大的地方组织在斗争中都支持反对派，只有开姆尼茨组织例外。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这几个地方组织仍被反对派牢牢地控制着，并拒绝接受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比如说，在埃森，二千名党员里只有四十三人支持中央局的提纲[1]。在反对派的重镇汉堡、布莱梅、柏林与德累斯顿，中央局主动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们接受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劝说他们批判当地的反对派。这种做法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实际上，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2]。 根据路特·费舍的说法，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号称有一万二千名党员，但是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尔堡回来做报告时，来听他的报告的只有三十六人[3]。柏林地方组织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的会议上最终分裂了，在这次会议上，地方组织的领导号召会议拒绝接受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定[4]。经过长达数月的斗争后，在一九二〇年三月，由中央局控制的柏林地方组织也只有八百名党员[5]。尽管如此，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至五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执行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把所有召开会议、拒绝接受海德尔堡提纲、不同意开除所有反对派代表的地方组织整个儿地开除了。从一九二〇年二月起，北方、东北、西萨克森与柏林—勃兰登堡的地委都被开除了。其他地方组织，比如图林根与艾尔贝菲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等地的组织，也正处于被开除的程序之中[6]。虽然如此，依然忠于中央局的党员（在“党”与“反对派”的交锋中，并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并不是素质最高的。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刚从鲁尔回来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毫不迟疑地指出：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党。……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我们的情况比一无所有还糟糕。……在那里迅速建立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损害了我们的、以及我们党的声誉。……结果，在劳动群众当中，我们的人已经毫无威望可言[7]。 在争论中，埃贝莱因对布兰德勒的这个判断表示了怀疑，但他也揭示出了这样的情况：在汉堡、布莱梅、汉诺威、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没有一个组织是受中央局控制的，许多地方小组已经同中央局断绝了一切关系[8]。实际上，除了斯图加特（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之后，当地的党员从四千六百人增加到了五千三百人[9]）和开姆尼茨（当地党员从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了一万六千人[10]）这两个地方之外，在其他地方，德共（斯）目前只能以很小的地方小组的形式存在。 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但是，反对派内部的演变却帮助了德共（斯）中央局，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采取了令人吃惊的立场（在二大上，以及二大闭幕后，他们的立场一直是列维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一九一八年十月起，汉堡的这两位地方领导就在他们的地方组织里发展出了一套观点，认为革命必须转变为一场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反抗帝国主义协约国的人民革命战争。一九一九年五月，当德国政府即将签署凡尔赛和约时，他们怀着十足的敌意反对这个和约，认为这是向世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11]。但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准备召开的时候，他们没有坚持这种观点，而是抗拒参加选举、抗拒在传统工会里工作，支持建立他们的“新工人联合会”，并反对党的集中化。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列维抨击他们是“工团主义者”，但列维并没有提到他们支持革命战争。 但是，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刚一结束，汉堡党组织的党员就试图把反对派集结起来，并试图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新提出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汉堡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向各反对派组织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起来： 德国共产党的一切党组织，如果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的领袖的专政；如果你们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应听命于一小撮高高在上的领袖，而应当出自群众自己的意愿、并且应当在组织层面上通过将革命群众集结在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当中，来为此做好准备，那么，欢迎你们同汉堡党组织联系[12]。 十一月三日，汉堡地方组织以《共产主义工人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共产党人致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篇呼吁书》[13]。文中他们为这么一种观点做了辩护：德意志民族是“无产阶级化”的，为了进行一场反抗协约国的革命战争，必须同俄国革命结成民族—无产阶级联盟。在他们的第二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斯主义》[14]里，他们更加详细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为必须实现“国内和平”辩解——为了保卫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还猛烈攻击了保尔·列维。他们甚至连反犹主义都用上了，他们称列维是“德国革命的犹大”[15]，指控他在一九一八年通过失败主义宣传来“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16]。 即使是在反对派内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也遭到了批评，反对派的领导人当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文德尔支持他们。共产国际与德共（斯）的领袖都猛烈地抨击他们[17]。给他们的理论取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正是拉狄克。但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仍继续参加反对派组织，在一九一九年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年初这段时间，他们是反对派组织里最出名的人物。 潘涅库克在理论阐释方面的尝试 正当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开始糟践他们作为德国极左反对派的代言人的名声的时候，德国极左派得到了荷兰共产主义者赫尔曼·戈尔特与安东·潘涅库克的支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月底，戈尔特来到柏林，与极左分子一起工作。他对卡尔·施罗德影响特别深，他使自己成了“革命工厂组织”的理论家，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宣扬“工人总联合会”（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各种“工团主义”的“工人联合会”的首次尝试）思想的那些人当中，很可能就有他[18]。 潘涅库克与戈尔特几乎同时回到德国。他重新回到了布莱梅和柏林的那批老同志的圈子里，并为际共团的报纸工作，然后在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地方组织内工作[19]。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闭幕后，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对德共（斯）中央局与极左派的分歧进行理论阐述。于是他以K·霍纳（K.Horner）为笔名发表了题为《策略与组织问题上的分歧》（TheDifferencesonTacticsandOrganisation）的系列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20]。大部分极左派分子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急躁，以潘涅库克的分析为旗帜集结起来，在一场主要针对拉狄克的论战中，批判起了德共（斯）中央局、第三国际的领导以及俄国党的机会主义。 潘涅库克根据德国革命头几个月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与当时的极左派的看法相反。在他看来，德国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力量的性质必然使西欧革命变成缓慢艰巨的进程”[21]。他认为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停滞阶段（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法兰克福会议上，列维也是这么宣称的），他写道： 然后会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试图通过语言和行动促使人民的思想清醒过来，变得革命化，为此它会力图提出新的原则，与已被接受的旧思想形成尽可能尖锐的对照。另一种则试图把仍在观望的群众吸引到实际活动中来，因此它强调共识而非分歧，尽量回避一切有碍于此的东西。前者力争在群众中造成清晰而剧烈的分化，后者则力争统一。前者可能被称为“激进倾向”，后者则被称为“机会主义倾向”。在当前的西欧，一方面，革命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另一方面，苏俄[22]对极力颠覆它的协约国政府进行着坚决的抵抗，这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会有大批现在仍犹豫不决的工人团体加入第三国际；果真如此的话，机会主义无疑将会成为共产国际内的一股强大力量[23]。 潘涅库克认为，新的机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党，无论它规模是大是小，都能自己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再也无法由一个激进小党制造出来，同样无法由一个大型的群众党或不同党派的联盟制造出来。革命是自发地在群众当中爆发出来的；……第三国际内的机会主义虽然会严格强调那些使共产主义迥异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原则（苏维埃制度与专政），但在实践中却还是会尽量依赖承袭自第二国际的形式与斗争。俄国革命以苏维埃制度取代了议会活动，以工厂为基础组织了工会运动，这在西欧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推动了人们去仿效它。德国共产党抵制了国民议会的选举，并力争立即或逐渐地在组织上同工会决裂。但在一九一九年，当革命的势头减缓、停滞的时候，德共中央委员会采用了一套不同的策略，这等于是选择了议会主义，支持旧工会，反对产业联合会[24]。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这段时间里，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战胜了革命，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的权力”继续统治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群众仍然完全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所以在资产阶级的霸权崩溃之后，他们又亲手恢复了它[25]。” 德国革命这个事例，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在一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高度的文化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从德国的事例当中可以看出：对“民主”之类抽象口号的尊崇；旧的惯性思维与政纲要求——比如通过议会领袖和社会主义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阶级意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那些被我们认为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各种具体力量，确实在起作用；但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首先还是无产阶级对党、对组织、对领袖们的信任；几十年来，这些东西一直是他们的斗争、他们的革命目标、他们的理想主义的化身[26]。 潘涅库克批驳了所谓“积极的少数派”的观点，并反对所谓政权是革命派伸手可得之物的幻想。他认为问题在于：要在无产阶级内部，为无产阶级长久执政而发展基础。这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任务，它将迫使革命派在思索先进国家的革命时，不仅要去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观点，也要重新思考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在新的国家里，群众尚未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臭气给毒化；工业化进程的开始，让群众的意识从沉睡中苏醒，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感开始觉醒；原材料能够用上得自资本主义的、用于更新传统生产方式的最先进科技；压迫使斗争的水平得到提高，但又没有过于强大的资产阶级来阻挡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在这样的国家里，将会产生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27]。 这是一个初步分析，它对短期内的前途的看法是悲观的，但在长期上却是乐观的。这个看法，与极左派的思想（直到那时候，潘涅库克都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的唯一共同点，似乎是反对成立承认“领袖”的作用的政党、反对成立承认在资产阶级议会及改良主义工会里开展革命工作的可能性的政党。潘涅库克的观点，与劳芬贝格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所做的预测完全相反——后者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做了评价，并指责德共（斯）中央局“对群众缺乏信心”，因为中央局拒绝按照在当年冬季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来行动[28]。 但是，在反对派当中，这并不是原则性的矛盾——反对派要对以下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何看待自己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如何看待各国共产党，更具体地来说，就是要如何看待德共（斯）、以及要不要参加第三国际。 反对派的内部危机 在反对派内部，有一种倾向正在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可以叫做“调和派”，它部分是在潘涅库克的影响下、部分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纲领的反对而发展起来的，它很可能也受到了拉狄克的影响（当时拉狄克正在全力争取他在布莱梅的老同志）。汉堡党组织的领导刚发出呼吁，布莱梅党组织的负责人就立即宣布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派”。他们明确批判了汉堡组织的领导，并为整个反对派设立了一个新闻局[29]。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新闻局（它有布莱梅共产党反对派组织的八千名成员做它的坚实后盾）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这是一个避免分裂的理智尝试。这份呼吁书号召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底举行一次全党代表会议，要有党的全体组织的代表出席，而不问它们对海德尔堡提纲的态度如何。这次代表会议应当把始于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但后来又过早中断的讨论给继续进行下去，中央局还应当保证放弃任何进行分裂、开除或相似措施的想法[30]。 一九二〇年二月，当“工人总联合会”（AAU）成立时，卡尔·贝克提出了布莱梅共产党人中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观点。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通过这种方式成立的“联合会”可以取代共产党；他还强调指出，这种“联合会”只应视为一种更民主的产业工会[31]。 一九二〇年二月月底，德共（斯）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卡尔斯鲁厄举行。被布莱梅地委开除的一个小组提交了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决议的修正案[32]。与此同时，布莱梅共产党人尖锐地批判了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观点，并表示自己无意分裂。《共产主义工人报》负责人之一卡尔·奥伊勒特[33]在会上表示，该报编辑与汉堡的许多党员都拥护党的统一[34]。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宣布“德共（斯）已经破产”，并同奥托·吕勒更加接近了，此时奥托·吕勒正由工团主义滑向无政府主义。吕勒以“反极权的共产主义”为幌子，鼓吹联邦制、拒绝纪律、鼓吹对自发性（他认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的盲目崇拜，他想以此来对抗纪律、集中制和组织（他认为这些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他宣布自己拥护“没有领导、没有国家或人统治人的社会主义”[35]。 面对这种情况，德共（斯）中央局在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坚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瓦尔赫尔担心开除反对派是没有用的，只会推迟反对派中的健康力量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36]，但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仍然坚持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要布莱梅共产党人还没有同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断绝一切关系，它就不会同布莱梅党组织进行辩论[37]。极左反对派似乎正在瓦解，而且当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反对派去莫斯科参加当面讨论时，德共（斯）中央局还可以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反对派继续施压[38]。把反对派团结起来的，只有对德共（斯）中央局委员的共同敌意，以及一系列原则分歧（这些分歧源于种种极其不同的分析）。看来，进行思想上的澄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要在反对派队伍里造成公开的分裂，这么一来，要组建一个新党，显然就更不可能了。 [1]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7页。 [2]同上，第226页。 [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47页。 [4]《自由报》，1920年1月6日。 [5]《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德共的拥护者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6]同上，第7页，第32页。 [7]同上，第16—17页。 [8]同上，第33—36页。 以上四条注释的来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这里讲的是1920年初的情况，而召开于1919年10月的二大的会议记录里不可能有相应的记录（布兰德勒的发言明显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的），所以实际的来源很有可能是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但法文原版的注释中也指出其来源为二大会议记录，而且中译者也无法查询德文原书，所以只能按照原样译出，日后若能查询原书，再行修改。——中译者注 [9]《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 [10]同上，第35页。 [11]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5页。 [12]转引自上书，第225页。 [13]1919年，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RevolutionärerVolkskriegoderKonterrevolutionärerBürgerkrieg）。 [14]1920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斯主义》（KommunismusgegenSpartakismus）。 [15]犹大（Judas）是犹太人，是圣经中出卖耶稣基督的叛徒，最初是耶稣选立的十二名使徒之一，后来为了30枚银币的赏钱将耶稣出卖。保尔·列维是犹太人，所以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才利用反犹主义来攻击他。——中译者注 [16]《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斯主义》，第3—4页，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7页。 [17]主要参见卡·拉狄克与奥·塔尔海默，《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GegendenNationalbolschewismus），柏林，1920年。 [1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29页。 [19]同上，第436—437页。 [20]《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WeltrevolutionundKommunistischeTaktik），《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28—29期，1920年8月1日，第976—1018页；其纲要（法文版）收录于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63—201页；完整版收录于邓肯·亚历山大·斯马特（DuncanAlexanderSmart），《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PannekoekandGorter'sMarxism），伦敦，1978年。 [21]斯马特，《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8页 [22]原文直译为“苏联”，但苏联实际上直到1922年12月30日才成立，故改译为“苏俄”。——中译者注 [23]斯马特，《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8—99页。 [24]同上，第100—102页。 [25]同上，第103页。 [26]同上，第107页。 [27]同上，第137页。 [28]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46页。 [29]同上，第225页。 [30]同上，第226页。 [31]同上，第190页。 [32]同上，第226页；《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页。 [33]卡尔·路易斯·奥伊勒特（KarlLouisEulert，1884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1日），战前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德共（斯），担任汉堡的《共产主义工人报》编辑。1920年秋季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4]《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2—23页。 [35]转引自埃里希·艾斯纳（ErichEisner），《反对披着马克思外衣的小市民。工人运动中反极权主义的“左派”》（GegendieBürgerimMarxpelz.Dieanti-Autoritären‘Linken’inder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8年，第23—24页。 [36]《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页。 [37]同上，第7页。 [38]请参阅1920年2月7日的信函（同上，第14页）。
第十五章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后的共产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五章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后的共产党 Ø保尔·列维 Ø海因里希·布兰德勒 Ø拉狄克 Ø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 Ø海德尔堡代表大会 Ø拉狄克与列宁反对分裂 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的失败对德共（斯）造成了沉重打击。在一月起义失败后的几个月里，德共（斯）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各种斗争中冲杀在最前面，但他们彼此之间却缺乏协调，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况。尽管德共（斯）已经宣告成立，但工人阶级却并没有一个革命党，只有一些分散的小组，在一月里选出的德共（斯）领导层没能把这些小组统一起来。 保尔·列维 三月初，德共（斯）中央局重建了。保尔·列维接过了一月起义中伟大的殉难者留下的担子，尽管他在这一运动中算是后辈，但却没有任何人反对他，至少暂时没有。他出身于赫希根（Hechigen）的一个银行家家庭，在一九一九年时正好三十六岁，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创建者要小一辈。战前他在法兰克福当律师，参加了社民党，并当选市议员。但他要到一九一三年九月才开始成为政治活动家；当时他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并在卢森堡因在波肯海姆做的演说受审时为她辩护[1]。卢森堡把他介绍进了批判“神圣的联合”的革命派小组。应征入伍后，他是这个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晚上组成的小组的最早一批通信者之一，并在军中遭到了虐待[2]。一九一五年三月五日，当他还在服兵役的时候，他就出席了在皮克的柏林公寓里召开的那次会议（他是十二位代表之一）[3]。退役后，他在一九一六年年底前往瑞士，在那里受到了流亡国外的国际主义者圈子的欢迎，这表示他被承认为德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但敌视社会沙文主义者，也敌视中派分子，这使布尔什维克对他产生了兴趣[4]。列宁在信中批评了他的一些倾向（这些倾向后来被叫做极左倾向）[5]，几年以后，当列维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后，列宁写道：“……我是在1915年或1916年在瑞士通过拉狄克认识莱维的。那时莱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6]。” 确实是拉狄克把列维介绍给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与吉尔波[7]、索科利尼科夫[8]一起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Sozialistengruppe），出版了著名杂志《新国际》（LaNouvelleInternationale）[9]。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经季诺维也夫介绍，他以“保尔·哈特施泰因”（PaulHartstein）的化名，在奥尔滕（Olten）会议上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10]。对于拉狄克这个被德国工人运动所放逐的人来说，列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联络人；对于一直在试图同德国建立联系的列宁来说，列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一九一七年的各种讨论中，列维证明了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因为他在《工人政治》上发表专栏文章，号召同中派分子决裂[11]。当列宁离开瑞士返回俄国时，列维在国际主义者的声明上签了字，然后他也返回德国，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成为了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领袖。 十一月革命后，他入选斯巴达克斯同盟中央局，担任《红旗报》编辑，他是斯巴达克斯派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当拉狄克来到德国时，列维欢迎了他——他与列维曾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12]；列维还帮助这位布尔什维克代表恢复了同斯巴达克斯派领袖的关系[13]。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列维发现自己被交付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就国民议会问题作报告，这使他成了极左派的好靶子，他们说他看上了议员的位子。一月里，他同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并尽力劝说中央局，让中央局强烈批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冒险主义政策[14]。他跟皮克、埃贝莱因和约吉希斯一样也被捕了，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之后几小时，他又跟他们一起获释了，当他刚开始受审时，他就得知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15]。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约吉希斯力主对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遇害进行调查，当约吉希斯也遇害后，就只有列维一人可以接替约吉希斯了。在子虚乌有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天，自由军团为他的脑袋开出了两万马克的赏格[16]。 在党内，列维因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常常遭到批评：他有为他开门的管家[17]；他的高雅品味；他收藏中国珠宝[18]；他酷爱古埃及学；他阅读古籍的原文珍版，并在演讲中凭记忆加以引述；他喜欢引证从格拉库斯兄弟[19]到卡蒂林纳[20]的古罗马历史；后来又加上了“风流成性”[21]、具有某些知识分子的偏见，举止傲慢、敏感、与人交往时缺乏热情等。尽管如此，在这个小党的危急关头，他表现出了良好的品质——智慧、文化、道义勇气以及责任感。他肩负着地下工作的沉重担子，但他做得比其他人都好。他的威信、以及他的活动使他走上了指挥岗位。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他掌握了党的领导权[22]。 列维是那些把一月行动视为大错的人之一。那篇出于爱党主义、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雷德布尔一人的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 雷德布尔想在几乎完全不具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复杂情况下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部分支持谢德曼，部分支持哈泽，部分支持……雷德布尔。在这种情况下，给革命行动规定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此我们确信不疑——这只能称之为“盲动主义”[23]。 柏林的血腥一周后，德共（斯）中央局在莱比锡避难，他在那里给列宁写了信，署名是他在瑞士时用的化名保尔·哈特施泰因，此时他刚刚接过这个地下政党的领导权[24]。他介绍了当前局势，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无力、反革命绞杀革命运动的冷酷决心，着重讲述了革命运动给自己制造的险境： 在一切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尽力让自己人保持克制，这样就不会给政府任何机会来进行下一次屠杀……在德国有一股工团主义潮流……约束自己人，不让他们犯下这类蠢事，往往是很困难的。毕竟我们组织里有些人热衷于发动政变[25]。 在信中，他向列宁介绍了独立党在最近几个月里取得的进展，并向列宁提供了独立党领袖同艾伯特勾结的具体细节，他似乎担心俄国人会中独立党的计——独立党公开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他还急切地表示，希望布尔什维克能猛烈批判考茨基及独立党的政策。两天以前，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布达佩斯成立的消息传来后，他将其同柏林起义做了含蓄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他表示很担心： 新的匈牙利革命用苏维埃共和国取代了资产阶级民主，但这场革命并不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击败匈牙利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直接战果。它并不是无产阶级经过激战打倒资产阶级的结果。它仅仅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崩溃的结果。对此没有别的解释。匈牙利资产阶级在耻辱与堕落中垮台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一切[26]。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宣布接受苏维埃专政，并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共产党合并，但在列维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在我们的革命刚开始时，我们也有过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那些恶棍曾背叛过匈牙利无产阶级，就像艾伯特和谢德曼曾背叛过德国无产阶级一样，而这些恶棍现在对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得很热情。这个危险将会继续威胁着匈牙利革命，为了我们匈牙利兄弟的利益，以及德国革命运动的利益，我们必须批判它[27]。 慕尼黑的共产党人在列维涅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核心完全由他们组成，这违反了中央局给他们的指示，列维不同意他们的决定。在写给瑞士共产党人的信中，列维写道： 我们认为，慕尼黑的同志们犯了两重错误。起初他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个讽刺画一般的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却又参加了保卫它的战斗……然后他们又把这种防御行动变成了毫无必要的进攻行动，因为他们不满足于阻止右翼的暴动，而要继续走上苏维埃专政的道路，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28]。 他很快就对得失做了分析： 如果认为光靠无产阶级的几支突击队就能完成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柏林和莱比锡，在哈勒和爱尔福特，在布莱梅和慕尼黑，都暴露出了这种盲动主义，这些地方的经验表明只有全体城乡的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29]。 他关于党的经验，使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德共（斯）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成立时，当时的环境对它的发展非常不利。从那时起，斯巴达克斯派就同几十万参加了独立党的工人相隔绝了[30]。从那时起，与斯巴达克斯派合作的就是冒险主义分子、极左分子、“盲动分子”，列维对此负有责任，这些人因其欠缺经验、不负责任及缺乏耐心，导致了一九一九年的失败和党的悲惨状况，而党的非法状态，又使它不能把真正的工人先锋给争取过来。他很快就开始思索如何纠正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错误，如何清除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并重建与工人的联系。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 在这个年幼的党里，列维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幸存下来的德共（斯）中央局委员都支持他，可能只有保尔·弗勒利希除外，但他也支持中央局，反对极左冒险分子[31]。列维得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全面支持；蔡特金按照她自己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约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出席了独立党代表大会，目的是同该党决裂，并参加德共（斯）[32]。列维似乎还得到了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开姆尼茨组织的无保留的支持。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开姆尼茨这个萨克森的工人阶级城市里，当地独立党的党员在本地领袖弗里茨·赫克特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的推动下举行表决，以一千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与独立党领导层决裂、参加共产党的决定。 到了三月，当独立党开始重建开姆尼茨的党组织时，这个城市的共产党员已经超过了一万人[33]。开姆尼茨的共产党组织跟其他中心城市不同，不是由一些积极分子组成的少数派组织，从各方面来看，它都称得上是一个在工人阶级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众党，它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建筑工会。当地共产党机关报《战士报》（DerKämpfer）发表文章，反对所谓的“冒险行为”，并主张尽快采取工人统一行动的政策。在七月的一篇文章上，它强调指出： 暴动、骚乱和起义无济于事。相反，它们只会帮反革命的忙。工人阶级目前仍无力进行太多的政治行动，应当认清目标，团结一致地工作，让工人阶级重整旗鼓，这才是应该走的路，这条路确实很难走，但它是唯一的道路[34]。 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领袖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他是建筑工人，当年三十八岁，是社民党老党员，长期参加工会运动。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在工人苏维埃内开展群众性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的经验。他公开反对党内的极左派，坚持斯巴达克斯派的通过斗争来团结工人阶级的传统，赞成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理论。他在《共产主义时事》（KommunistischeZeitfragen）上撰文指出，工人苏维埃既是团结工人阶级的手段，又是达成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手段： 工人阶级的团结，首先是成功夺取政权带来的成果。团结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在最大的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团结的任务。成立苏维埃能够实现这一团结。任何组织、政党、工会或消费者合作社都不能团结起整个阶级。这些组织在当今确实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和非凡的历史作用。但它们都担负不起彻底夺取政权、改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任务，因为它们都只能团结起阶级的一部分。而苏维埃就不一样了。哪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哪里就能建立苏维埃组织。通过组织苏维埃，每个被剥削的工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自己在整个运动中的岗位在哪里，并走上岗位[35]。 这个关键问题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理论的基础，理解了这个关键问题，就会同意革命正在退潮的判断。八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德共（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秘密代表会议，会上极左派与列维的支持者进行了第一次交锋[36]。维利·明岑贝格自从获释后，就一直在同他所谓的“党官僚”斗争，他起草了一个提纲，认为党应该在各个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内开展活动。他彻底批判“议会主义”，而他所谓的“议会主义”就是指参加选举和议会。列维在答复中阐述了中央局的观点，并对当前的局势和力量对比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分析： 显而易见，革命已经停滞了，可以说革命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处在一个时期的末尾，它始于十一月九日，革命在这一时期当中发生了，现在正在被击败。……我们已进入革命正在落败的时期，短时间内，我们不能指望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7]。 拉狄克 也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监狱放松了对拉狄克的监管，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列维能够同他定期联系。这两人多年来早已熟识彼此。他们对一月起义的看法相同，也同样反对极左主义。拉狄克站在列维一边，这对列维非常有利，因为拉狄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特使，既能给他提供建议，也能提供道义支持。在抵达德国后的几个月里，拉狄克已能领会德国革命派面对的任务是何等艰巨。他曾对阿尔冯斯·帕凯特说过，跟德国共产党人的道路相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简直就像撒满玫瑰之路[38]。他不指望胜利会迅速到来：“世界革命是一个很慢的进程，我们将会遭遇不止一次的失败。我相信，在最终胜利之前，各国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多次建立起自己的专政，接着又一再看到它的失败[39]。” 拉狄克和列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互相写了很多封信。拉狄克坚持强调在工会内开展工作的重要性——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参加了工会，而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却执拗地抛弃了工会。他认为党一定要承认多数派在成立大会上犯下的这个错误。列维承认拉狄克的看法是有理有据的，他也同意应呼吁积极分子不要离开工会，但他仍然拒绝通过提出“大家都到工会里去！”的口号，去敦促那些已经离开工会的人返回工会，或去劝说那些拒绝参加工会的人加入工会[40]。 在关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讨论中，列维和拉狄克也产生了分歧。列维不赞成列维涅的做法——列维涅明知这场斗争会失败，却还是让党投入了斗争。拉狄克则认为，列维涅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当工人群众正在同阶级敌人战斗时，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与工人共进退。最后列维想交出党的领导权。他说，党内的极左派对他的不信任和敌意造成的压力太大了，要完成任务对他来说力所不及。拉狄克劝说列维留在岗位上。他甚至对列维说，放弃领导职务就等于临阵脱逃，在革命过程中，这么做的领袖是要被枪毙的。列维被他说服了[41]。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拉狄克在莱尔特大街[42]的监狱牢房里，根据这些讨论写了一本小册子，它的完成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本小册子叫做《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它是把促成俄国革命胜利的那些分析应用于西欧的第一次尝试。此时被囚的拉狄克先做了一番回顾：世界革命的前途，其根基并不是共产党人对它的渴望，而是帝国主义客观矛盾的不断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资产阶级同样面临着各种它无法克服的矛盾，这迫使它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自己帮助群众驱散了对民主的幻想，并让群众认识到只有“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结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专政[43]。 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结论：各国共产党不应以速战速决为前提来制定策略与战略，恰恰相反，应以长期苦战为前提，在这种持久战中，进攻与防御是交替进行的，所以党不能忽视任何一种可用的武器。速胜的幻想，是因为错误理解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而产生的，尽管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都发生在同样的历史框架内，但两者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农民被动员入伍，而这些穿军装的农民又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西欧任何一国的农民，其同质性都比俄国农民低。其次，俄国资产阶级很年轻，很软弱，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它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才第一次执掌政权，在战争状态下，它不得不与军队分享权力。但西欧资产阶级早已成熟，它依托集中的经济，得到了良好的组织，在长达几十年的统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还从俄国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俄国无产阶级拿起武器进行了革命，但西欧无产阶级已经在复员过程中交出了武器，同时资产阶级又组织了自己的别动队，所以西欧的工人不得不赤手空拳地发动第一波进攻。最后，在发达国家里，工人——特别是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阶层——仍然对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能力抱有强烈的幻想；尽管从长远来看，工人贵族阶层只能与无产阶级结合为一体，但无产阶级的下一波大规模斗争必将含有改良主义性质，因此，转变群众观念的过程将会是漫长的[44]。 从这一分析中，他提出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在探讨这两个问题时，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否则就会堕入“工团主义”或“盲动主义”，这两种偏向都同样危险。每个局部斗争都应该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发动，因为只有当工人阶级“在这些斗争中动员起来，充满了革命斗志，从占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夺过各种权力机关”的时候，才能最终决定斗争的结局[45]。 赢得这场漫长的斗争（至少是以最小的代价获胜）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共产党，这样的党必须有能力对斗争中的各个阶段、对各阶段的结果及其与最终目标的关系做出分析。“工团主义者”自欺欺人，说什么群众自己会领导自己的斗争；然而，要知道，群众是会领导斗争，但却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按照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口号来斗争的。只有共产党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提出明确的口号：“共产党在斗争的间歇期里自由讨论，在斗争高潮时它是领导层，而非空谈俱乐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参谋部，但它不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只能耐心地解释和说服[46]。” 除了俄国共产党之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还太稚嫩，还不足以完全理解自己的任务。它们的任务首先是估计自身的力量，清点一下自己有多少介入斗争的手段。在德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注意到群众性的工会的存在，这些工会拥有六百多万会员，而它们被反革命分子把持着[47]；其次必须注意到社民党与独立党的力量，这两个党的力量合起来，要远远强于非法的共产党（当时只有大约八万名党员）。 拉狄克分析了真实的力量对比，并据此批驳了极左派：绝大多数工人尚未被共产党人组织起来，极左派却对争取这些工人——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漠不关心： 现在有一种幼稚的观念，以为在弱小的各国共产党与反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片空白地带，我们可以在这片空白地带上着手建立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组织——这种观念与共产主义的方法毫不相干。它产生于幼稚的共产主义者的宗派主义[48]。 各国共产党应当避免像宗教教派那样行动。在参加一切局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能够组成自己的组织、提出自己的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一般来说，他们一开始都是从纯宣传性的小组发展起来的，他们必须抵御各种因幼稚而产生的诱惑，而盲动主义就是这些诱惑之一，它企图在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去执行最终的任务。他们还要避免宗派主义，这会使他们抵制选举，最终使他们仅仅根据极少数人的感觉来进行斗争。与此同时——这肯定是他在与列维讨论时，对列维做出的回应——共产党人在同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时，还必须避免落入其反面——即极端的消极之中。无论任何时候，共产党人都有义务推动群众参加运动[49]。 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德共（斯）中央局： 当诺斯克出动他的白匪军进攻慕尼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太虚弱，无力发动总起义去救援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无法让它的所有目标都得到实现。但是，假如各个革命政党在斗争当中，通过作为运动中心的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等方式，同慕尼黑团结起来的话，也许能迫使政府放弃血腥镇压。……共产党不是一个坐等未来发生剧变的党，而是一个加强无产阶级的行动，并使其激进化的党[50]。 根据这一基本原则，他批判了为极左派所赞赏的“离开工会”的口号。离开工会，意味着把共产党人同群众隔绝开来，孤立了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小宗派，自己剥夺了自己在行动中把那些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却想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工人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最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每一次分裂工人阶级的尝试，都是与共产主义的利益相悖的。拉狄克写道，必须“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特别是要强调工厂苏维埃的中心作用，强调“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教育群众、让他们为执掌政权做好准备[51]。 最后，拉狄克针对一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到了下一年，这个问题将使德共（斯）内部爆发激烈斗争，那次斗争的关键问题是：针对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些摇摆不定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中派主义党，在德国就是指独立党），应当采取什么战略。拉狄克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与其推动左翼力量同中派分子决裂，不如帮助他们把右翼领导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里赶出去，并通过这种方法，把无产阶级的两支队伍合并成为大规模的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能战胜自己队伍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并采取坚定的、积极的政治方针，如果在每一种专门的政治活动当中，共产党都能迫使独立党做出选择：要么参加为满足革命工人群众的明显需求而斗争的活动，要么就会失去影响力，这样的话，独立党的工人群众，以及它本身，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同共产党结盟。在这样的联盟里，独立党的右翼领导是干不久的，他们将被迫离开独立党，或是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但是……只有当德共为扫清思想混乱而斗争、并能够在思想上吸引德国工人运动向自己靠拢之后，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策略就不能得到落实——它将无法鼓动其他政党发生分裂，自己反而会分崩瓦解[52]。 被关在摩阿比特监狱的这位囚徒在小册子末尾，以向独立党的“左派”活动家发表演说的口气，呼吁加强巩固共产国际，“旧国际里的一切革命流派要汇聚在共产国际里”，并呼吁保卫俄国革命：“约瑟夫·张伯伦[53]力劝英帝国主义者要‘放眼各大洲！’，而共产国际则要求‘放眼各大洲、胸怀诸世纪！’[54]。” 随着列宁论“左派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发表，国际范围内围绕拉狄克这篇文章进行的讨论达到了高潮。在德国，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其实，尽管已经从莫斯科返回的布隆斯基在“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已经耗尽了自身的力量”、以及必须“组织好群众，准备迎接下一波浪潮”[55]这两点上同意拉狄克的看法，身处莫斯科的布哈林却不同意，他还认为，在德国依然可以通过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并尽快发动起义的方法来夺取政权[56]。当时有这种看法的确实不只他一个。其实，有不少西欧共产党人从一九一九年的失败当中得出了与列维和拉狄克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德国，这些人首先就在德共（斯）党内。 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 孤立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随着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即使是最狂热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信念了。极左派用“群众的战斗性”来给自己的革命急躁情绪作借口，但群众的战斗性却正在消失。仅靠批判社民党领导的叛卖，是不足以重新鼓舞劳动群众、让群众恢复对行动的渴望的，这一点很快就显露出来了。极左派曾相信政权伸手可得，现在他们开始寻找捷径和灵药，企图以此克服群众的冷漠，或是不顾群众的冷漠而生造革命。 德共（斯）的绝大多数活动家都属于极左派，也就是在成立大会上获胜的那个流派。一九一九年一月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仅仅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定，更加仇恨机会主义者、社民党多数派和工会的领导。这个流派不光是通过际共团的领导人（比如当过萨克森议员的奥托·吕勒、布莱梅的卡尔·贝克、汉堡的弗里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在这个流派里，还有维利·明岑贝格（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在瑞士的时候，在列宁的影响下完成的）这样的人，有斯巴达克斯派老成员、来自布伦瑞克的梅尔格斯，还有柏林共产主义者组织的领导文德尔与卡尔·施罗德等人。他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急躁、同样的愤怒，并在不知所措之中寻找新的行动手段。他们全都彻底拒绝“妥协”，比如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他们支持以抵制选举作为阶级武器，并支持以抵制选举来进行宣传，让群众摆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57]。他们全都认为，工会里全是一帮改良主义者和阶级合作主义者[58]，并认为工会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是为误导劳动群众的自发斗争而服务的，已经成了阻碍工人觉醒阶级意识、阻碍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因此革命派必须摧毁工会。他们全都把“群众”同“领导”对立起来，把“自发”行动同“组织”对立起来，认为组织不可避免地都是“官僚化”的。他们利用了德共（斯）成立大会上采纳的联邦制组织形式，并利用了非法状态，来维护地方组织的自治地位、“基层”活动家的独立与自发政治活动，并向德共（斯）中央局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59]。 在曾是世界产业工会[60]会员的弗里茨·沃尔夫海姆的影响下，在汉堡有一个流派发展了起来，波克[61]将其称为“工联主义”流派，他喜欢用“工联主义”这个词，而不是常用的“工团主义”[62]；这个流派的中心思想是：应当打破党和工会之间的藩篱，消除各种工人组织之间的传统分工，“工人联合会”应当是唯一的工人组织，应该同时行使经济和政治职能，工人联合会的基础应是工厂，它最高级的机关应当是产业工人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二月，汉堡共产党人的报纸《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Arbeiter-Zeitung）宣布支持这样的“革命工厂组织”。在鼓吹这种思想的同时，他们还系统地批判传统工会，支持分裂传统工会、促成这种“联合会”诞生的尝试。沃尔夫海姆为这种政策做了理论上的辩解：传统的工会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并在经济要求的基础上把阶级集结了起来，但从现在开始，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时期，它们就成了绊脚石，必须把它们从革命的道路上搬走[63]。汉堡共产党人提议解散传统工会，把它们的基金平分给失业者。八月，德共（斯）汉堡地区组织宣布党员必须退出传统工会[64]。 极左派认为，两种传统的组织形式都已经随着机会主义者一起垮台了。无产阶级现在分属于各个改良主义政党、各个阶级合作主义工会，到处都屈从于“领导”的权威，从现在起，任务应该是去克服目前这种无产阶级之间彼此分隔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基层”、在职场、在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联合会”里把工人集结起来的方法；这样一来，工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的所有界限都会被消除，它唯一的基本纲领，就是承认工人苏维埃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力量。 布莱梅的活动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代言人是卡尔·贝克[65]，以及身处柏林的卡尔·施罗德与文德尔——并不怀疑共产党的必要性。但他们确实认为有必要建立、支持与扩大“工人联合会”。在十月七日的柏林工人苏维埃大会上，以拉施[66]为发言人的德共（斯）党团呼吁独立党人建立革命工厂组织，以此对抗传统工会的“革命化”，并宣布如果他们的意见不被接受的话，就退出大会。柏林共产党人大谈正式工会的“叛卖”，以及极左派的“工联主义”组织——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Arbeiter-Union）的“成功”，在他们的坚定决心面前，左派独立党人里夏德·米勒、马尔赞、诺伊曼和多伊米希（社民党多数派早在几个月前就不再参加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了）在会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徒劳无功[67]。 其实，当许多共产党人批判他们心目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并在一年的惨败之后拼命地强求取胜时，他们不过是重新走上了那些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流派的老路而已，而在工人运动中，这些流派早就被马克思主义击败了，但是，一连串的失败，再加上在工运官僚面前的无力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它们又复活了——尽管是借助于他们自以为的“新”口号，“新”实践。列维认为，这些理论“倒退回了工人运动的初生时期”[68]。 列维相信这些危害正不断扩散，他首先试图恢复对这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组织的控制。这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会议[69]的目标，在这次会议上把党组织按照地理区域分成了二十二个地区委员会，每个地区委员会都由一位书记领导，书记的任务是“把所有共产主义分子集结起来”（而这些分子大多数仍然分散在独立党的队伍里），“改善同志之间的组织联系”和“组织各地的小组”[70]。 但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会议上的论战，促使列维下定决心，动用更激烈的手段[71]。他认为自己已经无力迫使极左分子接受中央局的权威、服从纪律，所以他便下了分裂的决心。对他来说，主要任务是让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这首先意味着要纠正成立大会做出的错误决定。关键是要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由他领导的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有多小。他下定决心利用自己的中央局领导职务之后，便进一步决定，为了消除党的“混乱”，必要的话不惜开除大部分党员。这就是他在筹办德共（斯）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的主旨，这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在海德尔堡近郊举行，在会期中，每天都要更换开会地点和掩护形式。 鉴于一九一九年初及成立大会的经验，列维先是努力改变地方组织选派代表的办法——在成立大会上，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几个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比如开姆尼茨组织，都是支持列维的）得到的代表席位太少，因为人数多于二百五十人的地方组织最多也只能有三名代表[72]。他很重视领导层的“中心”作用，他的举动其实是要让二大变得比成立大会更集中[73]。他以这种方式解散了红色士兵同盟，当时红色士兵同盟已经变成了极左派和最极端的冒险主义分子的藏身之处，变成了党内和党的边缘的真正的“赤卫队”[74]。这个措施实行时，似乎并未立即遭到反对，而是被当作艰难的非法条件下的非常措施被采用了，但是，反对者很快就批评它是列维向诺斯克政府示好的举动，以及走向投降的第一步。 海德尔堡代表大会 大会刚开始，列维就发起了进攻。他的发言内容包括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简要总结，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对汉堡共产党人（他把这些人叫做“工团主义者”）的提纲的抨击。中央局建议，先讨论党的活动应该根据哪些原则进行，把这些原则定下来之后，再根据中央局就议会主义问题和工会问题提出的提纲，在讨论中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原则提纲强调指出，革命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有起有落，有涨潮又有退潮的过程”，是一个“尚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或力量的”阶级的殊死斗争的结果[75]。共产党人的任务正是要去帮助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并有义务使用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包括参加选举，特别是还包括参加传统工会内的激进行动。这份提纲批评“工人联合会”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其支持者以为“群众运动可以被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激发起来，因此革命就是一个组织形式的问题”[76]。 第一次讨论揭示了中央局的策略；它促使反对派产生了分歧。在议会主义问题和传统工会问题上，他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央局，但在更加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共产党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分歧。出于这个原因，沃尔夫海姆试图通过改变议程来扭转局势，使之有利于己，也就是先讨论议会主义和传统工会，然后再讨论原则。列维举出了一些简单的理由来为现有议程辩护：对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致，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其他问题才能得到明确的解决。大会以二十四票赞成、十九票反对通过了中央局提出的议程[77]。大会随后以二十三票赞成、十八票反对通过了允许中央局委员有投票权的决议[78]。 极左派犹豫不决了。过去的习惯、以及残酷镇压造成的组织混乱，使他们低估了中央局对他们构成的威胁——这个中央局是由成立大会选出的，组成中央局的那些活动家现在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党内都只是少数派。显然，中央局倾向于开除那些最坚决的反对派。劳芬贝格表示，这已经不是政治讨论了；他宣称列维已经抡起了工团主义这根大棒来打人，目的只是为了挑起分裂，列维需要分裂党，这样列维才能讨好左派独立党人，重拾议会主义政策。他表示，假如党的活动家们事先看过了列维的提纲，那它根本就不会获得通过。沃尔夫海姆跟着控诉中央局从未同汉堡组织进行过讨论。他说汉堡组织只收到过关于财务方面的批评，他只是到了现在才发现中央局和汉堡组织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其实，这些发言人的立场显示出了列维所准备的打击有多么成功。其他代表当中，施奈尔巴赫尔表示，党发现自己又要面对“要马克思还是要巴枯宁”的旧争论了[79]。 明岑贝格是那些反对参加选举、并批评所谓的中央局“过于注重宣传活动”的人之一，但他并不把反议会主义当成原则问题。他特别反对汉堡组织提倡的党的“联邦制”思想：“德国各地的孤立斗争的联邦制性质，明显地揭示出了联邦制的危害[80]。” 关于原则和策略的提纲随后被提交表决，并获得通过。对以消极抵抗和怠工作为活动形式的做法进行批评的动议以二十五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列维提议，为了澄清认识、统一思想，必须开除反对这份原则提纲的人，他的提议以二十一票赞成、二十票反对获得通过。最后，整个提纲以三十一票赞成、十八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派的代表劳芬贝格、沃尔夫海姆、吕勒、施罗德、文德尔、贝克等人没有回来参加大会。当天晚上，经过讨论之后，反对派驳回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提出的立即建立新党的提案。尽管如此，通向分裂的道路还是打开了[81]。 列维还需要战胜由明岑贝格与格奥尔格·舒曼领导的“缓冲”集团。尽管这个集团接受了关于原则和策略的提纲，并表示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思想，他们仍继续反对参加选举。但代表们明确接受了列维提出的这份提纲，并接受了参加选举的原则。这份提纲在传统工会问题上，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在传统工会内积极开展工作，把工人群众从工会官僚（他们是阻碍提高革命觉悟的主要障碍）身边争取过来。只要还能在传统工会里争取到革命战士，共产党人就有义务留在传统工会里[82]。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最有害的决议得到了纠正，于是，列维在让德共（斯）回到正轨的斗争当中，赢下了第一回合。在一篇致全体党员的宣言（日期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他解释了这一点[83]。 拉狄克与列宁反对分裂 拉狄克在狱中给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列维提纲的每一个基本要点，无论如何，这份提纲都表达出了他与列维进行的讨论的内容。他指出，在他认为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教训当中，参加选举、参加传统工会内的富有战斗性的行动，与党的集中化差不多同等重要[84]。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当拉狄克得知列维打算把所有反对他的原则提纲的人统统开除时，倒是大吃了一惊。这个消息是布隆斯基写信托爱尔芙丽德·弗里德兰德（一九一九年八月，她从奥地利流亡到德国[85]）带给牢里的拉狄克的。拉狄克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布隆斯基的信使带给列维，劝说列维不要急于分裂。列维没有考虑他的意见[86]。 拉狄克写道——尽管为时已晚——海德尔堡提纲包含了一些“机会主义公式”，但他最关注的当然是正在准备之中的分裂将以什么形式进行，因为他在布莱梅的老同志和支持者当中有许多人（以卡尔·贝克为首），甚至还有正在汉堡以弗里茨·施图姆（FritzSturm）的化名开展政治活动的俄国共产党人扎克斯—格拉德涅夫[87]，都属于在海德尔堡大会上居少数地位的反对派，他们支持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反对德共（斯）。拉狄克写道，为了在更好的基础上组织反对劳芬贝格集团的斗争、并为了共产主义运动而挽留他珍视的那些活动家（因为这些人至少有一部分是他教育出来的），他正在重新同他们联络[88]。 布尔什维克不会认识不到海德尔堡提纲是与他们自己的政策一致的。他们也不会拒绝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提纲。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尖锐地批评了党的分裂。列宁通过无线电讯得知这个消息后，于十月二十八日[89]致信德共（斯）中央局，对他们说，他们所面对的极左反对派不过是年轻与缺乏经验的表现，与极左反对派进行公开的讨论，要比不进行严肃的论战就开除反对派更可取。列宁不知道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召开的，在形式问题上他表现得极其审慎，但他明确表示：“如果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就应该尽量不要使分裂扩大，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调解，让‘左派’在提纲和小册子中表述他们的分歧意见[90]。” 虽然列宁宣布自己在根本问题上赞同德共（斯）中央局，但又恳求德国党领导层要不遗余力地恢复德共的统一。他的立场与拉狄克的完全一致，尽管两人并没有互通声气。但列维执意要分裂。 [1]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2—15页。 [2]他被分到弗斯盖斯（Vosges）的一个地方部队，并为反对该部队的“纪律”规定进行了长时间的绝食斗争。 [3]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 [4]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06页。 [5]弗·伊·列宁，《致伊·费·阿尔曼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490页。 [6]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9页。 “莱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17.htm——中译者注 [7]昂利·吉尔波（HenryGuilbeaux，1885年11月5日——1938年6月15日），生于比利时列日省维尔维耶市（Verviers），1906年开始当记者，参加左派运动，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出版了《明日》（Demain）杂志，在瑞士流亡期间结识了列宁，1919年被瑞士当局驱逐到俄国，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此后在莫斯科担任《人道报》记者。1932年返回法国。——中译者注 [8]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Яковлевич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5月担任俄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驻英大使。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9]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08页；奥尔加·赫斯·甘金（OlgaHessGankin）与哈里·H·费舍尔（HarryH.Fisher），《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TheBolsheviksandtheWorldWar:TheOriginsoftheThird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0年，第565页。第一期《新国际》上刊载有洛里欧（Loriot）写的社论《向第三国际前进》（TowardstheThirdInternational）（《新国际》，第1期，1917年5月1日）。 费尔南·洛里欧（FernandLoriot，1870年10月10日——1932年10月12日），生于奥恩省瑟通镇（Ceton），1901年参加法国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PSF），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1906年参与创建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CGT）旗下的教师联合会，1912年担任教师联合会全国司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年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因白血病逝世。——中译者注 [10]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27页；关于他的出席，请参阅甘金与费舍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第538页引用的明岑贝格的陈述。 [11]请参阅本书第五章。 [12]根据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9页）引用的一封私人信件，列维和拉狄克在瑞士时是住在一起的，当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当时刚开始学俄语的列维听见拉狄克用俄语对自己的妻子说：“俄国爆发革命了！” [13]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133页，上面说列维把他介绍给了每一个人。 [14]请参阅本书第九章。 [15]保·列维，《回忆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RosaLuxemburgundKarlLiebknechtzumGedächtnis），《阶级斗争》（DieKlassenkampf），第2期，1929年1月15日，第33页。 [1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6页。 另请参阅：克拉拉·蔡特金在1921年6月27日中午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7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9.htm#1-6——中译者注 [17]伊普希隆（Ypsilon），《从共产国际到斯大林国际》（DuCominternauStalintern），第44页。 伊普希隆是两位前德共党员卡尔·沃尔克（KarlVolk，1896—1961）和尤利安·龚佩茨（JulianGumperz，1898—1972）共用的笔名，《从共产国际到斯大林国际》的英文版书名为《世界革命的楷模》（PatternforWorldRevolution,Chicago/NewYork,1947）。——中译者注 [18]卡·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SolldieVereinigte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eineMassenparteiderrevolutionärenAktionoderzentristischeParteidesWartenssein?），第2版，汉堡，1921年，第103页。 [19]格拉库斯兄弟，即提贝里乌斯·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库斯（TiberiusSemproniusGracchus，约前163年—前133年）和盖乌斯·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库斯（GaiusSemproniusGracchus，前154年—前121年）两兄弟，两人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都曾当选过保民官，在任期内都进行过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保守势力，而先后于任上被杀。——中译者注 [20]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卡蒂林纳（LuciusSergiusCatilina，约前108年—前62年），古罗马政治家，前68年曾任裁判官，前67年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前63年企图刺杀执政官奇凯洛（Cicero，前106—前43年）并发动政变，次年兵败被杀。——中译者注 [21]赫尔穆特·格鲁贝尔（HelmutGruber）写道，在列维的葬礼上“有许多穿着毛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其中不止一个原本是可以穿上寡妇的丧服的”，并指出“列维是一个侦探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但他的性生活有损于他的声誉”（赫·格鲁贝尔，《保尔·列维与共产国际》〔PaulLeviandtheComintern〕，《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第70页）。 [22]1921年列维退出德共后，拉狄克企图贬低他的活动。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一书中（第101—102页），他写道，列维之所以能担任德共（斯）中央局的领袖，只是因为约吉希斯是外国人，需要列维来给他做掩护；也是因为在三月以后，塔尔海默虽然是个“公认的知识分子”，但却缺乏演说才能。尽管如此，拉狄克还是承认，在约吉希斯死后，列维“担负起了领导责任”，不得不说服他继续担负下去。 [23]《红旗报》，1920年1月15日、9月5日。 [24]保·列维，《在斯巴达克斯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ischenSpartakusundSozialdemokrat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9—22页。 [25]同上，第20页。 [26]《自由报》（哈瑙），1919年3月24日，由列维将其引用于：《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DieLehrenderUngarischenRevolution），《国际》（DieInternationale），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32页。 [27]同上，第33页。 [28]《灯塔》（LePhare），第1期，1919年9月1日，第29—30页。 [29]《清理》（Reinigung），《国际》，第15/16期，1919年11月1日，第283页。 [30]比方说，在柏林工人苏维埃内，所有的独立党代表都是来自革命工长组织的左翼分子，他们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攻击和侮辱。一份署名“马尔科夫斯基”、于1919年9月提交给布哈林的报告里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落到了警方手里，并被发表在《德意志汇报》（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上，1919年10月25日的《自由报》上也转载了这份报告。这篇文章的署名者显然就是本书第四章里提到过的马尔科夫斯基夫人。 [31]根据1919年11月20日的《自由报》所述，保尔·弗勒利希在九月出版了一本叫《工团主义紊乱症》（TheSyndicalstDisorder）的小册子。 [32]《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668页。 另请参阅：克拉拉·蔡特金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1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4——中译者注 [33]瓦尔特·贝托尔德（WalterBerthold），《1919年8月开姆尼茨工人反对军国主义反革命的斗争》（DieKämpfederChemnitzerArbeitergegendiemilitarischeKonterrevolutionimAugust1919），《德国工人运动史论》，1962年，第1期，第127—138页。 [34]《战士报》，1919年7月5日。 [35]《共产主义时事》（开姆尼茨），第1期，未注明日期（实为1919年），转引自卡尔·赫尔曼·蒂亚登（KarlHermannTjaden），《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StrukturundFunktionder"K.P.D.-Opposition"(K.P.O.).EineorganisationssoziologischeUntersuchungzur"Rechts"-OppositionimdeutschenKommunismuszurZeitderWeimarerRepublik），格兰河畔麦森海姆（MeisenheimamGlan），1964年，第6页。 [36]列维档案库，P55/9，会议纪要。 [37]同上，收录于：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32页；格洛斯在《维利·明岑贝格政治传记》第100—101页也引用了这段话。 [38]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第viii页。 [39]卡·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ZurTaktikdesKommunismus:EinSchreibenandenOktober-ParteitagderK.P.D.），柏林，1919年，第5页。 [40]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2页。 [41]同上，第101—103页。 [42]原文误作Lehrerstraße（莱勒大街），经查证，拉狄克于1919年1月12日被捕后，就被关押在摩阿比特监狱，1920年1月获释。而摩阿比特监狱位于柏林市摩阿比特区莱尔特大街（Lehrterstraße）。——中译者注 [43]卡·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DieEntwicklungderWeltrevolutionunddieTaktikderKommunistischenParteienimKampfumdieDiktaturdesProletariats），柏林，1919年，第5—10页、第12页。 [44]同上，第15—18页。 [45]同上，第20页。 [46]同上，第22页。 [47]同上，第23页。 [48]同上，第25页。 [49]同上，第28—30页。 [50]同上，第30—31页。1921年，拉狄克在批判列维的著名小册子《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里再次使用了“坐等的党”这个公式。 [51]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32—37页、第45—49页。 [52]同上，第56页。 [53]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1836年7月8日——1914年7月2日），英国政治家，著名的帝国主义鼓吹者，曾任外贸大臣和殖民大臣。——中译者注 [54]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64页、第66页。 [55]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6页。 [56]同上，第162页。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过程中，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至少在1921年以前，他一直支持极左派的立场。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右派”的旗手。 [57]独立党的机关报《自由报》在1919年9月11日发表了德共（斯）柏林党员通过的一项决议，并指出这份决议表达了德共（斯）的真实观点，其实它是与德共（斯）中央局的精神相悖的。 [58]阶级合作主义者，指鼓吹“劳资合作，共同发财”的人。——中译者注 [59]《德共（斯）中央局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ReportoftheZentraletotheExecutive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ontheQuestionofOrganisation），转引自维拉·穆伊贝戈维奇（VéraMujbegovic），《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KomunističkaPartijaNemačkeuperioduposleratnekrize,1918-1923），贝尔格莱德，1968年，第166—167页，注释5。这个报告强调指出，即使在共产党人的队伍当中，对组织也缺乏兴趣：“在1919年7月，党在全国有十万名党员，其中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基本上，是工人对诺斯克政权的普遍敌意，使他们转向我们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巩固党的。由于得不到工资，党的各个部门无法运转。我们党目前处于非法状态，但这个借口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在德国工人当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政府撑不了几周或几个月，在目前局势与工人苏维埃专政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正是由于对当前局势有了这样的错误理解，我们的同志才会认为在组织里积极工作是没有用的。这种对组织工作的厌恶是可以消除的，但只能慢慢地消除。” [60]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IWW）于1905年6月在芝加哥成立，它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AFL）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沃尔夫海姆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流派的主要观点，与世界产业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思想很相似。——中译者注 [61]汉斯·曼弗雷德·波克（HansManfredBock，1940年5月13日——），德国政治学家、比较文学专家，曾在巴黎第三大学和卡塞尔大学执教。——中译者注 [6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24页。 [63]同上，第130页。 [64]同上，第126—127页。 [65]同上，第130页。 [66]弗里茨·拉施（FritzRasch，1889年2月13日——？），生于柏林，当过裁缝。战前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了布莱梅左翼激进派。1916年移居柏林，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创立德共（斯）。1920年参与创立共工党。1923年脱离政治活动，此后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67]这次讨论的记录发表于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在革命派是否应该在传统工会里开展工作的问题上，多伊米希诉诸于拉狄克的威信，共产党人却这样回答他：“拉狄克对德国国情一窍不通！”一个叫佩特斯（Peters）的共产党人恳求他的同志们不要退出大会，这样会显得“不负责任”。几天后，德共（斯）中央局发表声明，正式宣称柏林共产党人的行为及政治立场与中央局无关（《自由报》，1919年10月13日）。 [68]列维档案库，P24/8，f8。 [69]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的记载，应为1919年3月2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共（斯）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局委员和较大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共有六十人。——中译者注 [70]《德共（斯）中央局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165页，注释1。 [71]列维档案库，P55/9。 [72]请参阅1919年春天起草的章程草案，收录于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304—309页），该书收录的章程草案是根据保尔·列维档案库里的文件编写的。 [73]《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2月25至26日》（Berichtüberden3.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am25und26Februar，1920），柏林，1920年，第41页；《红旗报》，1921年12月28日；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39页及其后，这些资料都提到，列维在1919年3月至8月间采取了几项集中化“措施”或“政策”，但又没有提供具体事例。 [74]后来，这些战斗组（Kampforganisation，KO）里的共产党人先是变成了反对派的基本盘之一，随后又变成了共工党的基本盘之一（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19—420页）。 1919年一月起义失败后，各地的红色士兵同盟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1919年6月，德共（斯）正式宣布解散红色士兵同盟，红色士兵同盟的残部有一部分改组为德共（斯）的军事组织“战斗组”（Kampforganisation，KO），随后又改编为无产阶级百人团（ProletarischeHundertschaften）。——中译者注 [75]《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Berichtüberden2.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vom20bis24Oktober，1919），柏林，1919年，第61页。 [76]同上，第30页。 [77]同上。这个决定事先确保了列维的提纲能获得通过，但是，由于它是在列维发表报告之后做出的，所以代表们显然很清楚，当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时，要冒什么样的风险。 [78]《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页。 [79]同上，第33—38页。 [80]同上，第44页。 [81]同上，第42页、第44页、第60—62页。 [82]同上，第48页、第51页、第62—67页。 [83]列维档案库，P19/2。 [84]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柏林，1919年。 [85]爱尔芙丽德·艾斯勒同保尔·弗里德兰德（PaulFriedländer）结了婚，她是奥地利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之一，并参与创建了奥地利共产党。1919年7月，她被开除出奥地利共产党的领导层，便移居柏林，此后，她以路特·费舍的名字（这个名字借自她的母亲）而活跃。 [86]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7页及其后。 [87]萨姆伊尔·马尔科维奇·扎克斯（СамуилМарковичЗакс，1884年8月24日——1937年3月8日），笔名格拉德涅夫（Гладнев），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家庭，少年时期即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在德国参加地下活动，1919年来到汉堡。曾参加际共团，后加入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但后来未参加共工党。1920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后定居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88]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4页。 [89]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10月18日，经查证改为10月28日。——中译者注 [90]弗·伊·列宁，《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第247—24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7/045.htm——中译者注
第十四章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四章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 Ø拉狄克对形势的认识 Ø魏玛共和国 Ø联合政府 Ø革命只得推迟 Ø工人阶级当中的深层趋势 正当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步枪与火焰喷射器的火光中结束时，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着手准备成立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存在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1]，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可是，传送文件、调动人员都需要时间，等到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时，德国党的真正创建者已经遇害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斯同盟成员、律师爱德华·弗克斯[2]前往莫斯科，把卢森堡的一封信转交给列宁[3]。几天后，列宁采取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正是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第一步[4]。但这条路并不是笔直的。卢森堡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即成立新国际是历史的必需，但她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埃贝莱因的报告中说，就在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前两天，她还表示她反对马上成立新国际的做法： 得在西欧有了几个革命党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的、有能力行动的国际才有可能存在。……在只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时候，成立国际只会削弱革命国际的理念[5]。 卢森堡遇害后，约吉希斯也坚持这个观点，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布尔什维克党邀请德共（斯）前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代表会议，德共（斯）中央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卢森堡的这个观点在会上占了上风，所以中央局在如何答复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6]。德共（斯）要求自己的代表们[7]投票反对成立新国际，（如果我们相信恩斯特·麦耶尔关于这件事的说法的话[8]）并指示他们：假如不顾德国党的反对，宣布成立新国际的话，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最后，由于通讯困难，以及刚刚诞生的德共（斯）领导层肩负重任无暇分身，只有埃贝莱因一个人去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以马克斯·阿尔伯特〔MaxAlbert〕的化名）参加了代表会议，并反对成立新国际——他的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9]。他告诉我们说：“俄国同志，特别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科夫斯基，竭力劝说我，希望能让我相信必须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暂缓成立。[10]” 机缘巧合之下，这个问题出现了转机。奥地利共产党人施泰因哈特[11]在会议开始后才抵达莫斯科，他就中欧的革命起义做了一番热情的演说；拉科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呼吁；也许还要加上约吉希斯遇害的消息；特别是会上的乐观情绪产生的压力，这些因素最终影响了埃贝莱因，使他说服了自己，在最后的表决中没有投下那张关键的反对票，只投了弃权票[12]。共产国际成立了，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由季诺维也夫出任共产国际主席，当时还没有人能理解这两个重要因素所蕴含的意义。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个中心将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柏林、巴黎或伦敦。俄国工人怀着喜悦之情，在克里姆林宫墙里欢迎世界各国工人的代表，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欧某国的首都召开时，他们将以更大的喜悦之情欢送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意味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甚至可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13]。 布尔什维克党跟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派一样，相信德国革命并没有在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被葬送掉，它将以全部的力量卷土重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要等多久。 拉狄克对形势的认识 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只有拉狄克一个人对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有直接体验，他亲身见证了这一阶段的一部分。当狱方对他的监管放松后，三月十一日，他在牢房里给正在苏俄旅行的作家阿尔冯斯·帕凯特[14]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自己反对一月起义——“如果我们得不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夺取政权[15]。”——然后他着重指出，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群众本能地指引自己走上了组织工人苏维埃、走上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的道路。在没有开展有力的号召成立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最最值得注意的。拉狄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群众，而应该归咎于这种组织不力的情况——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群众不得不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战斗：“在德国，缺少一个大型的革命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一个像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有传统的政党[16]。” 与俄国革命作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殊问题：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或当下的战斗中，大量的鲜血和财富被白白牺牲了，而〔在俄国革命中〕我们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战斗。那时我们在群众中间享有威信。那时我们掌握着群众。但德国共产党人现在还没有掌握群众，正在进行的枪战和暴动说明了这一点。那时群众组织、工会都站在我们一边，它们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或是从革命当中诞生的。德国的工会，它们是德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天才的集中体现，它们诞生于一个政治上停滞、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此它们是改良主义的。这种组织的力量不是形成于革命的过程当中，而革命在它能给自己提供新的组织之前，胡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更糟糕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继承下来的组织却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并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所以革命才会具有这种狂野的、无法控制的性质。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我们是沿着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道路走向政权的，军队站在我们一边。那时候〔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像现在的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雇佣兵来打击我们。最后，德国资产阶级要比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17]。 拉狄克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德国革命毫无胜算，而是说还要经过更加漫长、艰苦的斗争：“德国的内战，将比俄国内战更加激烈、破坏更大。您这么熟悉我，应该能理解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心里有多么悲伤[18]。” 希望在于世界革命的前途，它将从必将在各战胜国中掀起的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力量： 谁也不知道协约国各国的事态发展会有多快。在这段时间里，德俄两国的工人阶级将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但却不是肩并肩地同协约国战斗（我在十月里曾以为会那样），因为协约国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战争了，而革命也不需要一次战争。……只要在德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工人政府，组织涣散的问题，将因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传统而迅速得到解决，而这个传统在当下却导致了如此迥异的后果。……看着无数的鲜血正在毫无意义地、没完没了地流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只有这一前途才能使我摆脱这种压抑的心境[19]。 魏玛共和国 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当诺斯克的自由军团四处出击的时候，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十一月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百上千万德国工人——包括那些相信艾伯特和诺斯克会带来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的工人——的努力所结出的果实。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十一月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了在十九世纪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魏玛宪法并没有局限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按照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洛伊斯的说法，魏玛宪法“使国家神圣化，加强并巩固了国家”[20]。魏玛宪法规定德国是分散化的单一制国家，由多个邦（Länder）组成（邦的数量比第二帝国时期少），部分权力下放给邦政府，各邦的权力机关自己管理本邦内部事务。中央政府负责国内外政策、财政、邮电、铁路和河运等方面的事务。 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同样体现于政治生活的组织。魏玛宪法明确保障以下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与电话的隐私权；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少数派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以及普选权。 立法权力由两个议院共同执掌。国家参议院（Reichsrat）由各邦政府提名的代表组成，而各邦政府又是由通过普选产生的各邦议会产生的。国家参议院的权力仅限于暂时性的否决[21]。国家经济会议（Reichswirtschaftsrat）负责研究法律草案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它也可以提出法律草案；国家经济会议的席位，由产业工人工会的代表、白领工人工会的代表、雇主组织的代表平分。社会民主党把国家经济会议的设立看作是新的民主制度的社会性质的证明。在立法过程中，国会（Reichstag）是最重要的机关。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由普选产生，普选按照比例代表制举行，年满二十周岁的男女公民都可以投票。部长和总理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很大，他跟国会一样，都是由全体德国选民选出的，任期七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理由总统任命，然后总统再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各部部长。总统可以颁布法律，在颁布法律之前，如果总统提出要求、或有十分之一的选民提出要求的话，便可以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总统是外交使团、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的首脑。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予了总统实行全面独裁的权力，并使他具有跟德国皇帝相差无几的地位。总统可以发布法令、宣布戒严、设立特别法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国家，还可以解散国会。总统制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先锋——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的最终守护者）而设立的。归根结底，魏玛宪法中一切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文，都要服从第四十八条，这一条给了国家政权足够的力量，使其能够破坏任何革命的尝试、甚至是在魏玛宪法框架内的任何令人担忧的民主进展。因此，诺斯克的自由军团的行动、对柏林三月罢工的镇压，以及后来的希特勒独裁的建立，都是符合魏玛宪法的，而这部宪法却被它的维护者吹捧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联合政府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社民党多数派发挥的作用，表明他们将成为国民议会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宣称自己将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然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的大选中，社民党赢得了三千万张选票中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张，仅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席位。但在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局势当中，他们的右翼伙伴肯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决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议会联盟。此外，资产阶级政党也抛出了橄榄枝，因为艾伯特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中赢得了三百二十八张选票中的二百七十七张，当选为总统。继他之后出任总理的先是谢德曼，然后是他们的党内同志古斯塔夫·鲍威尔。在政府里，社民党的部长们处于少数，但在这几届内阁里，诺斯克一直掌握着关键的国防部长一职。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力量都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极右翼，有德国民族人民党，它的领袖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菲利希和克虏伯集团的掌门人胡根贝格，它有大笔资金可供使用，能使唤强大的新闻媒体。在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方面，德国人民党（DeutscheVolkspartei，DVP）表现得跟它一样，但人民党又做出渴望同协约国发展良好商业关系的姿态。人民党的首脑是另外一批工业巨头，比如胡戈·施蒂内斯，他的康拜因已经把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银行家里塞尔[22]，他是汉莎同盟[23]主席；银行家库诺[24]，他在巴林[25]自杀之后接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总经理一职；最重要的是施特莱泽曼，他曾担任过萨克森工业家协会秘书长。他们也能在情报和宣传工作上调动大量资源。 在议会当中，支持谢德曼与鲍威尔政府的多数派联盟，是由以下几个党组成的：首先是德国民主党，这个党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很有影响力，尽管它的领袖不是梅尔希奥尔[26]和德恩布格[27]那样的银行家和商人，就是电气工业两大强权的代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和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28]。其次是已经改名为基督教人民党（ChristlicheVolkspartei，CVP）的中央党，它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党，它开始鼓吹阶级合作，为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共同体”摇旗呐喊，它主要是通过自己在天主教工会内扮演的角色来这么做的。它在科隆出版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与《人民新闻》（VölkischeZeitung），这两种报纸的读者遍布所有的社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它的领袖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约瑟夫·维特[29]和费伦巴赫[30]都出身于中间阶级。 这个新联盟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由于战时封锁，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已经被协约国取代了。一战期间，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绷紧到了极致，结果绷断了。停战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何等巨大的损失。工业再也不能靠军事订单来维持了，与此同时，大批复员军人又加入了失业大军。资本设备[31]已经损耗殆尽。资本开始逃离德国，同时沉重的国家财政负担也变得难以承担。工业集中到了疯狂的程度——战争期间，蒂森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的财产增加了四倍。施蒂内斯的财产从三千万马克猛增至十亿马克。大资本的“大王”们是德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向议会联盟发号施令。后者只能俯首称臣。急剧的通货膨胀，很快就抵消了十一月革命之后实行的各项社会措施，激增的失业使其彻底成为一纸空文。德国人民群众正在为战争支付高昂的代价。革命仍然留在议事日程上，尽管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条路将有多么艰难困苦。 革命只得推迟 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德国革命只得推迟。一九一九年，他们继续认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 ……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 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32] 拿列宁的这个观点，来同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九年所做的分析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保尔·列维指出，尽管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是消极的，但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已深度激进化，他还特别指出了那些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客观条件驱使德国无产阶级以铁一般的决心投身革命，尽管他们准备得很差，并且只有微弱的革命倾向[33]。”他对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的得失做了分析，并解释说： 世界革命的命运将在德国决定，这不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拥有一些假想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十一月九日革命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因其组织才能、力量及野蛮性，仍然跟以前一样危险，……也因为它穿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件迷惑人的新外衣后而变得更加危险……还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德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的战场[34]。 但是，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解释（后来被布尔什维克称为）德国革命的“延迟”。他拒绝拿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类比，并强调指出：导致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遭遇挫折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作用： 历史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它辩证的矛盾之一：正是由于德国工人阶级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把它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建设自给自足的组织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当它转入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时，在组织上却表现得极端无助[35]。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样，都认为德国革命的特殊性，可以用缺少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这个理由来解释： 它〔即德国工人阶级〕不仅被迫为夺取政权而战，还被迫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组织、训练未来的领袖。在革命时期的形势下，这个教育工作确实是在急切地进行着，然而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在街头猛然爆发出来的运动，缺少一个集中的、拥有在工人群众当中德高望重的战斗的领导层的革命党，缺乏在无产阶级运动各中心和各地区经受住了行动的考验和经验的检验的、起领导作用的战斗的核心与领导者，所以，它必然带有断断续续的、杂乱无章的和蹒跚前行的特征。这些突发的罢工、起义和战斗是目前唯一一种能公开动员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让德国无产阶级挣脱老党的束缚的可用形式；与此同时，在当前形势下，它们也是唯一一种教育新领袖、建设新党的手段[36]。 他强调，党不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的重大收获、无产阶级的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些因素将为新党奠定基础：“德国工人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他们的组织习惯与能力都是最高最好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正在觉醒，并且正在向他们的最高水平上升[37]。” 将在未来胜利的革命，它的主力部队是大批的先进工人，他们会被独立党内的共产主义者争取过去，至于独立党，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说考茨基—哈泽的独立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在执政党的普通党员当中散播优柔寡断的情绪，以及为执政党中陷入恐惧、绝望或愤怒的各种分子提供避难所的话，那么反过来，作为其影响之一，这一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我们的斯巴达克斯派战友在这个运动中扮演着英勇的角色）将从独立党的左翼引发无法阻挡的爆炸，独立党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分子正在被共产主义运动吸引过去[38]。 完成了这个争取过程，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这场顽强的、毫不减弱的、不断爆发的、蹒跚前行的革命正切实地向那个关键时刻逼近，到了那一刻，它的经过训练的全部力量都被发动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它就能向阶级敌人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39]。” 工人阶级当中的深层趋势 一月十九日大选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素材，从中我们可以估测德国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当中的意见变化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让我们吃惊的第一件事，是极左派对大选的抵制（德共〔斯〕成立大会支持这种做法）遭到了全面失败。近三千六百万人参加了投票，大约是一九一二年大选的两倍半。这三千六百万人里，有大约三分之二是第一次投票。约有百分之五十四的选民是妇女。在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三参加了大选，投票率之高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40]。 第二件惊人的事，是艾伯特的支持者在大选之前、也就是他们在鼓吹召开立宪会议期间做出的预测，被事实驳倒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总共只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万张选票，少于资产阶级政党总共拿到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张。当然，这次大选是在“社会主义”政府执政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府都是令人失望的。但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获胜的真正原因，正是那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早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就已经揭示过的。从一九〇八年开始，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就开始在大选中大洒金钱。光是四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Bank）、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Bank）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就给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高达三千万马克的竞选资金[41]。另外，大选是在当局宣布戒严、加紧镇压的气氛中举行的。诺斯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副富有深意的景象：在星期天那天，诺伊克伦的工人区在投票时，广场上架着机枪，街道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42]。 也就是说，在那种不利的形势下，跟战前的大选相比，一月十九日的投票结果仍然显示出了强烈的左倾倾向。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共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六的选票，而在社民党分裂之前的、成绩最好的一九一二年大选中，社民党也才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四·八的选票。如果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来对比的话，结果就更有意思了。 雅·萨·德拉布金对大选统计数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首先，跟一九一二年大选相比，社民党在农业地区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社民党在东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在这里只得了百分之十四·八；在西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四·二，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九·七；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一，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二十四。其次，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区里，艾伯特的党损失惨重。在哈勒—梅泽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赢得百分之四十二·六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它只得了百分之十六·三，独立党则在这里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四·一。在莱比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百分之二十·七，而独立党则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六。在杜塞尔多夫，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四·六，独立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五。在图林根，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得了百分之四十七·五的选票，在一九一九年则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六，独立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五。在这些工业地区，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的票数加起来超过了过半多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党在工人中获得的票数要比社民党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选举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柏林，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三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六·四，而独立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七·六。在维丁（Wedding）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的工人区，社民党和独立党实际上得到了同样多的票数。德拉布金强调了社民党得票的两方面变化——它在农业地区得票增加，在工业地区则因独立党的有力竞争而减少了。他的结论是：在一九一九年给社民党投票的小资产阶级，多于一九一二年[43]。 这个结论或许拥有充分的根据，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工人阶级继续支持艾伯特的党，特别是在小城镇。在大型工业中心，独立党推出的候选人开始赢得当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并攻入了他们的对手的一些最坚固的阵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当然其特点是不确定的稳定化），共产党正处于地下，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显然无法同另外两个工人政党竞争。 [1]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2]爱德华·弗克斯（Eduard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6日），出身店员家庭，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入狱。一战爆发后反对社民党支持战争的政策。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参与创建德共（斯）。1928年退出德共，1929年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R·斯托利亚罗娃（R.Stolyarova），《举行共产国际一大的号召》（DerAufrufZum1KongressderKI），《历史学刊》（ZeitschriftfürGeschichtswissenschaft），第11期，1968年，第1397页。这封信上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0日，发表于1919年2月2日的《真理报》。 [4]弗·伊·列宁，《致格·瓦·契切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438—441页。 [5]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斯与第三国际》（SpartakusunddieIIIInternationale），《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6]赫尔曼·韦伯（HermannWeber），《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DerDeutscheKommunismus.Dokumente），科隆，1963年，第198页，注释54。 [7]根据传统的说法，德共（斯）派去了两名代表：埃贝莱因和列维涅。据列维涅的遗孀所述，列维涅是去了莫斯科，但不是作为德共（斯）的代表去的，而是作为罗斯塔通讯社的代表去的（赫·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0页）。 [8]《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1月1日至3日于柏林》（Berichtüberden5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ektion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vom1bis3November1920inBerlin），柏林，1921年，第27页。 [9]《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DerIKongress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ProtokollderVerhandlungeninMoskauvom2bis19März1919），汉堡，1921年，第76页。 另请参阅：阿尔伯特（即埃贝莱因）在1919年3月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9—107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191903/005.htm#c-1——中译者注 [10]埃贝莱因，《斯巴达克斯与第三国际》，第307页。 [11]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生于军官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894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German:SozialdemokratischeArbeiterparteiÖsterreichs，SDAPÖ）和印刷工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因进行反战宣传而被开除出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在1919年2月的奥共一大上当选为党执委会委员与总书记。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回国途中被罗马尼亚军队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苦役，1920年1月获释。1920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11月前往布莱梅，为当地德共机关报《西北德意志回声》（NordwestdeutschesEcho）工作。被布莱梅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于1922年4月转到苏联驻汉堡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被汉堡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转到苏联驻柏林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6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奥地利，为苏联贸易使团工作。从1928年11月开始在奥地利共产党机关工作。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重新以印刷工为业。1945年4月苏军解放奥地利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副市长。1945—1949年当选为维也纳市议会议员。在1946年4月的奥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2]《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34页。 另请参阅：阿尔伯特（即埃贝莱因）在1919年3月4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61—162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191903/006.htm#m——中译者注 [13]《消息报》（Izvestia），1919年5月1日。 [14]阿尔冯斯·帕凯特（AlfonsPaquet，1881年1月26日——1944年2月8日），德国作家、诗人，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5]这封信的全文收录于：阿·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DerGeistderrussischenRevolution，莱比锡，1919年），序言部分，第vii页。 [16]同上，第viii页。 [17]同上，第vii—ix页。 [18]同上，第ix页。 [19]同上，第x—xi页。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诺斯克正在血腥镇压柏林无产阶级的三月罢工。 [20]转引自皮埃尔·贝奈尔（PierreBenaerts），《统一的德国，1806—1938》（L'unitéallemande1806-1938），第158页。 [21]根据魏玛宪法，国家参议院有权否决国会的法案，但国会在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的情况下，也可以驳回国家参议院的否决。——中译者注 [22]雅科布·里塞尔（JakobRiesser，1853年11月17日——1932年5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1903年起当选为民族自由党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德国人民党。1916—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1928年任国会副议长。——中译者注 [23]此处的“汉莎同盟”不是历史上的德意志北部商业都市同盟，而是“汉莎贸易、商业与工业同盟”（HansabundfürGewerbe,HandelundIndustrie）。它成立于1909年6月12日，是一个工商业巨头的经济利益集团。雅科布·里塞尔于1909—1920年任汉莎同盟主席。——中译者注 [24]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CarlJosef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军队的粮食保障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总经理。1922—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中译者注 [25]阿尔伯特·巴林（AlbertBallin，1857年8月15日——1918年11月9日），德国犹太商人，1886年受雇于汉堡—美洲航运公司，1899年出任总经理。德国投降后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26]卡尔·梅尔希奥尔（CarlMelchior，1871年10月31日——1933年12月30日），德国银行家，原为律师，1900年任大型私人投资银行M.M.Warburg&Co.的法律顾问。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任德国政府的财经顾问。1926年任德国驻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的代表，1930年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董事。1933年因心脏病逝世。——中译者注 [27]伯恩哈德·德恩布格（BernhardDernburg，1865年7月17日——1937年10月14日），生于一个皈依了路德宗的犹太裔出版商家庭，1889年出任德国信托会社（DeutscheTreuhand-Gesellschaft）经理。1901年与胡戈·施蒂内斯共同创办德意志—卢森堡矿山与冶炼股份有限公司（Deutsch-LuxemburgischeBergwerks-undHütten-AG）。1906年当选联邦参议院中的普鲁士邦代表。1907年出任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1910年辞职。一战结束后，参与创立德国民主党，并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1919—1930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19年4月17日——6月20日在菲利普·谢德曼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中译者注 [28]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FriedrichvonSiemens，1872年9月5日——1941年9月9日），1899年进入西门子公司工作，1901—1908年任英国分公司经理，1908—1912年任西门子公司海外活动负责人。1920—1924年当选为德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1924—1934年任德国国营铁路公司（DeutscheReichsbahn-Gesellschaft）管理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29]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Joseph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动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1922年1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30]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中译者注 [31]资本设备（capitalequipment）是指企业用于提高生产率或进行生产现代化改造的设备。——中译者注 [32]弗·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0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6.htm#2——中译者注 [33]《革命在德国的进展》（LamarchedelaRévolutionenAllemagne），《共产主义评论》（Revuecommuniste），第2期，1920年4月2日，第142页。 [34]同上。 [35]列·达·托洛茨基，《蹒跚前行的革命》（ACreepingRevolutio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TheFirstFiveYear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第1卷，伦敦，1973年，第69页。 [36]同上，第70页。 [37]同上，第71页。 [38]同上。 [39]同上。 [40]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3页。 [41]同上，第539页。 [42]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5页。 [43]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6—547页。
第十三章诺斯克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部给共产党定位的尝试 第十三章诺斯克时期 Ø一月浪潮 Ø鲁尔矿工的罢工 Ø德国中部的总罢工 Ø最后一批抵抗的中心被摧毁 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柏林战斗结束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阶段叫做对民主怀有幻想的阶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叫做以为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阶段。两个月以来，社民党政府无法解决工人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确实，和平已经重新降临了，但是德国每一座城市里仍然有人正在死去。人们依然在挨冻受饿，跟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候一样。普选制本身无法解决任何经济困难。连年的战乱拖垮了经济，战败与革命的冲击让经济混乱不堪，它其实正在崩溃。工厂在倒闭，失业者在增加。在柏林，一月的时候有十八万人没有工作，到了三月就增至五十万人了。货物的运输已经停止，因为人们买不起东西。黑市生意继续兴旺发达，让黑市商人大发横财，并腐蚀着社会上每一个阶级。社会正在崩溃，任何美妙的言词都不能让它复活。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工人阶级以为自己赢得了胜利，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指缝里溜走了。有些人发现，在自己公认的领袖身后，却站着自己最可恶的敌人。充斥着许诺、相信未来会更轻松的时期结束了。他们再次处于战争状态——这次是另一种战争——在这种战争里，要么战斗，要么死。有些工人不再相信什么自由之树或天下大同了，他们投靠了虚无主义，或是拿起了枪。其他工人则拼命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与他们为敌的是老板、军官团和职业士兵，这些职业士兵选择以内战为业，他们不期待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和战斗，他们是“被诅咒的灵魂”，是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的产物。 这只是事态的一半。另一半是工人的斗争，一月后，工人斗争的性质改变了。游行和示威变少了，坚决的罢工变多了。罢工中的政治口号变少了，诉求大多是围绕着基本的经济问题而提出的。到处都有工人拿起武器战斗，他们要么是想进攻报社，要么是因为有人想缴他们的枪。但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革命的突击队被失败和失望带来的压力削弱了。进攻变得分散了，与此同时，工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中心的指挥和协调下开展一场全面斗争，才能战胜坚定的有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介入本来是能产生关键影响的，它本来是能集齐迅速壮大所需的一切条件的，但它却在实际上离开了舞台。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并不是德共（斯）遭受的仅有的打击。在他们两人遇害后几周，弗兰茨·梅林也去世了。他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差了，在得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的消息后，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1]。同一时间，约翰·克尼夫也病倒了，他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患上了肺结核，在痛苦地、秘密地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也逝世了[2]。在全国警察的追捕下，拉狄克于二月十二日被捕了，有一段时间他担心自己将性命不保，最后他被关押在监狱里，侥幸保住了性命，在牢房里他享有很高的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讨论俄国事态[3]。列奥·约吉希斯再次试图把支离破碎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但他还是在三月被捕遇害，杀害他的借口还是老一套：“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4]。欧根·列维涅在一月里躲过了对《前进报》大楼保卫者的屠杀，他是一个组织者和演说家，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中央局派他去巴伐利亚，当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他被逮捕了，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最后被枪杀了[5]。 此时并没有集中的、甚至是均一的（homogeneous）组织来领导反抗自由军团、批判社民党多数派和工会领袖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领导这些斗争的只有各种小组、独立的个人和各种小派别。一个新的斗争领导层出现了，其中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的努力得到了其他工业区的活动家的支持和加强，这些人跟革命工长组织一样，基本上是工会干部和独立党员。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当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时，柏林人就同广大地区的先进工人的公认领袖建立了联系，比如鲁尔五金工会的奥托·布拉斯、哈勒的威廉·科嫩等人[6]。在鲁尔和德国中部，工人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强的政治性，但它们的基础可能比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更广泛。总之，它们仍发挥着工人阶级活动中心的作用：它们提出了各种经济要求。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吸引了包括社民党人在内的几十万工人，使他们先是参加了罢工行动，然后又参加了武装斗争。 一月浪潮 西德历史学家艾贝哈德·柯尔布[7]把一九一九年一月描绘成“共产党暴动之月”[8]。经常有人这么认为，但究竟是否如此，仍有讨论的余地。除非我们把柏林起义当作真正的暴动，才能认为一月间遍及全德国的暴动称得上是真正的暴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由革命派活动家发动的行动所体现出的性质，跟在柏林发生的一样；它们是有限的进攻，是不彻底的战斗，通常是出于自卫本能而进行的，与其说它们是预先准备的密谋，不如说是愤怒的表态。这些行动当中绝大多数发展成为武装示威游行和企图占领社民党报社或右翼报社的尝试。这些行动有时是为了支援柏林的革命派而进行的，有时是为了抗议对他们的镇压而进行的。这些行动很快就都失败了，基本上都是由于当地社民党机关的行动、以及普通警察或资产阶级民团的干涉而被破坏的。 一月九日，在德累斯顿，革命派在一家社民党报社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被警察驱散了。一月十日，又发生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规模很大，警察向示威者开火，杀害了十五名示威者。两天以后，德共（斯）的一切活动都被取缔了[9]。一月十日，在斯图加特发生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示威者占领了《新日报》（NeueTageblatt）报社，并印刷了革命传单；然后，被士兵苏维埃选出、并由社民党任命为警察首长的哈恩（Hahn）少尉就逮捕了符腾堡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埃德温·亨勒、弗里茨·吕克、维利·明岑贝格和阿尔伯特·施莱纳，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10]。 在莱比锡，共产党人领导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并在被他们占领的报社里印刷了传单。独立党人在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占绝大多数，这个苏维埃谴责了共产党人的行动，并迫使他们离开了报社[11]。在杜伊斯堡，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是共产党人罗格[12]，他批准了占领一家社民党报纸的行动，为此他遭到了苏维埃的批判，并被免去了主席职务[13]。 在其他地方，这种较量以平局告终，至少暂时如此。一月九日，革命派在汉堡举行了一次示威，这次示威以捣毁《汉堡回声报》而告终。第二天社民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示威；警察逮捕了当地苏维埃主席劳芬贝格，工人民兵不得不进行干预，使他获释。一月十一日，两场示威的参加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市政厅门前，社民党示威者与“红色”民兵发生了激战。劳芬贝格不得不许诺，将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苏维埃的重选[14]。在哈勒，形势变化很快，一会是这方接近了胜利，一会又是另一方逼近了胜利。军队重新控制了兵营，工人士兵苏维埃安排了一支以红水兵为主的民兵来保护自己，这些红水兵的领袖是梅塞贝格。双方每天都在交火。一月十二日，士兵企图摧毁“红色司令部”，但被击退了。一月十六日，他们逮捕了梅塞贝格，但在赤卫队指挥员菲尔赫兰特的机枪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在第二天释放了梅塞贝格[15]。 除了杜塞尔多夫和布莱梅这两个地方，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都无法夺取政权。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民兵（这支民兵被人叫做“保安团”）在一月九日至十日的深夜抢先下手，占领了战略要地，逮捕了反革命头目。当地苏维埃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执委会，由独立党人卡尔·施密特（KarlSchmidt）任主席，共产党人塞德尔[16]负责管理警察。在布莱梅，工人苏维埃于一月六日重新举行了选举。独立党获得了八千五百二十票和五十八个席位，社民党获得了一万四千六百八十票和一百一十三个席位，共产党获得了七千一百九十票和五十七个席位。因此独立党和共产党占有微弱多数，社民党拒绝上任。在各方领袖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后，独立党人弗拉森基耶维奇在一次街头示威结束的时候，宣告苏维埃共和国在布莱梅地区成立了。选出了一个由九名人民全权代表组成的执委会，其中四人是共产党人。十四日，工人民兵进行了干预，镇压了一次由士兵苏维埃主席支持的暴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允许在十九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但在面临着武装干预的威胁时，它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共产党人布莱特麦耶尔[17]接管了警察队伍，同时苏维埃派出了雅纳克和卡尔·贝克（这两人都是共产党人），让他们分别去向莱比锡和汉堡的革命政权求助[18]。鲁尔矿工威胁说，如果自由军团进攻布莱梅，他们就要罢工，诺斯克知道这一点，但决定冒险一试。自由军团的格尔斯滕贝格[19]师在四十八小时内攻占了布莱梅，杀死了一百人。二月四日晚上，诺斯克的秩序统治了布莱梅[20]。 鲁尔矿工的罢工 在几天时间里，布莱梅和鲁尔确实有机会联合斗争。从十一月开始，鲁尔地区的骚动不断升温；罢工和冲突与日俱增。十二月底，革命力量——左派独立党人或共产党人——在几个城市里赢得了大多数，这些城市包括汉伯恩、米尔海姆和奥伯豪森（Oberhausen）[21]。大多数地方都组织了工人民兵，一月九日，自由军团同工人民兵在哈根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由里希奇拉格[22]指挥的自由军团被迫撤退[23]。 工业的社会化，是工人鼓动的核心问题。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将尽快进行工业社会化，首先要从煤矿开始。一月十一日，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一致决定：占领雇主组织的房产，并设立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就在前一天，他们已经决定要实行社会化，他们关注的是通过具体措施来落实社会化[24]。整个鲁尔地区的社民党人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其中有些人之所以参加，是因为他们支持社会化这个旧要求，其他人之所以参加，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假如在鼓动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同工人发生冲突，国民议会的选举就有可能无法举行。一月十三日，在埃森举行了一次地区性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批准了埃森苏维埃的倡议，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准备对矿山进行社会化[25]。这个委员会就是“九人委员会”，其中有三个社民党人、三个独立党人、三个共产党人[26]。这三个政党的代表联合向矿工们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复工，因为要把矿山从老板手中夺过来[27]。九人委员会接受了共产党人哈默[28]的提案，同意在每个矿山进行工人代表的选举，以便在整个煤田建立由各级代表会组成的金字塔式架构[29]。 艾伯特政府宣称自己同意矿工的要求，并将高级公务员洛里希（Röhrig）、工业巨头弗格勒和工会领袖胡埃[30]任命为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地区的国家专员[31]。无论是胡埃还是林贝茨[32]（他是当地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们最关心的是扑灭这个关键部门的工人骚动，对此他们毫不隐瞒[33]，一月十九日，整个鲁尔地区都正常地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 一月十九日，立宪会议发布了一项临时性法令，任命诺斯克为国防部长，负责组建军队及指挥国防军（Reichswehr）。“汉堡七条”被废除了，苏维埃被架空了，军官的权威恢复了[34]。与此同时，他做好了反攻和摧毁苏维埃的准备[35]。威廉港苏维埃被一个叫约恩（Jörn）的青年教师领导着，他是一个来自布莱梅的共产党人，一月二十七日晚上，这个苏维埃被由海军少校艾尔哈特[36]指挥的海军旅打垮了[37]。格尔斯滕贝格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自由军团部队）向布莱梅进发[38]。沿海地带的情绪非常高涨，在每个苏维埃里，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都参加了抗议。汉堡的社民党日报《汉堡回声报》反对起了自己的执委会，指出了当前的危险：“普鲁士军国主义正在获得力量，有了这股力量，它就会扼杀整个革命[39]。” 汉堡苏维埃执委会进行了表决，以较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进行包括武装工人在内的军事动员，“用一切军事手段支援布莱梅”[40]。格尔斯滕贝格师于二月三日抵达布莱梅，于五日解除完了民兵的武装。布莱梅港（Bremershaven）随后于九日沦陷[41]。在汉堡，社民党放弃了抵抗。但在整个鲁尔重新行动起来之前，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被打垮了。 二月六日，鲁尔地区苏维埃会议任命卡尔斯基（他是刚刚被德共〔斯〕中央局派去鲁尔的）为“九人委员会”顾问。七日，有流言说煤矿大亨们已经同诺斯克达成了协议，并出了一大笔钱来让冯·瓦特尔[42]将军的部队“夺回”矿区，驻扎在明斯特（Münster）附近的第七军士兵苏维埃被这个流言惊动了。这个苏维埃决定不理睬一月十九日的法令，宣布自己为该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据诺斯克的命令，冯·瓦特尔把里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派往明斯特。士兵苏维埃的委员们被逮捕了，一个新的苏维埃被“选出”了。随后自由军团向赫尔菲斯特—多尔斯滕（Hervest-Dorsten）[43]进军（那里的一个头面人物刚刚被暗杀），经过短暂的战斗后，于十五日占领了那里，在战斗中有三十六名保卫者牺牲。自由军团逮捕了当地工人苏维埃主席、共产党人菲斯特（Fest），然后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名将他杀害。在此期间，埃森的一个新的地区代表会议于二月十四日发出威胁，声称如果冯·瓦特尔将军的部队不从矿区撤出的话，就发动总罢工。菲斯特的遇害与里希奇拉格的行为使矛盾最终激化。最激进的一些苏维埃赶紧派出代表在米尔海姆开会，号召于二月十六日举行总罢工[44]。 在二月十九日的埃森会议上，由林贝茨率领的社民党人进行了反攻。在进行讨论之前，他们要求批判米尔海姆会议，这个要求被驳回之后，他们退出了会场。剩下的一百七十名代表（其中有二十八名社民党人）经过表决，决定举行总罢工，直到军队撤出为止。就在同一天，在艾尔贝菲尔德（Elberfeld）有十九人被杀，在埃森有两人被杀。二月二十日，整个鲁尔地区爆发了激战，在盖尔森基兴、波鸿和波特洛普（Bottrop）有七十二人死亡。形势非常混乱。社民党在最后一分钟的退却，以及军队的干预，使镇压获得了奇袭之效。在二月二十日，有十八万三千人参加了罢工，但罢工人数在二十二日就减至十四万二千人[45]。 冯·瓦特尔将军声称，只要解除民兵的武装，并结束罢工，他就满足了，当地苏维埃领导人，特别是独立党人巴德[46]认为接受冯·瓦特尔将军的建议会更明智。双方在明斯特进行谈判后，达成了协议。罢工被中止了，开始实行停火。四十八小时后，冯·瓦特尔将军宣布：工人破坏了协议，所以让里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继续进攻[47]。鲁尔工人的斗志暂时被打垮了。 而在其他地方，浪潮继续在高涨。二月二十一日，巴伐利亚苏维埃的领袖、独立党人库尔特·艾斯纳被一个青年军官暗杀了[48]。由独立党人赫尔曼·雷梅勒[49]和共产党人施托尔岑堡[50]领导的曼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51]。在莱比锡，左派独立党在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库尔特·盖尔接替塞格尔[52]出任苏维埃主席[53]。最后，二月二十四日，德国中部爆发了总罢工。 德国中部的总罢工 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起，德国中部的独立党人，比如科嫩、伯恩哈德·迪维尔[54]、与里夏德·米勒共事的柏林独立党人、与奥托·布拉斯共事的鲁尔独立党人，就一直在试图协调各自的行动[55]。事实上，由于缺少一个牢靠的革命组织，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统一运动的计划始终没能实现。 尽管如此，德国中部的运动仍以其组织方面的成就，以及其领袖——左派独立党人威廉·科嫩和伯恩哈德·迪维尔敏锐的决断，而引人瞩目。他们以矿工为核心，把这一地区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人组织中的大多数给集结了起来，包括铁路、化工的工人组织在内，其中包括洛伊纳（Leuna）的这些行业的工人组织，威廉·科嫩的弟弟伯恩哈德·科嫩[56]就是洛伊纳工人苏维埃主席。一九一九年一月，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地区工人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于一月十七日决定接管哈勒地区的矿业活动[57]。二十七日，所有的矿山都举行了苏维埃的选举。二十九日该地区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威廉·科嫩在会上就社会化问题做了报告[58]。鲁尔地区的工人与德国中部的工人就这样做好了团结行动的准备。 发动总罢工的信号，本来应该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出，这次大会原先预定于二月召开，也只有这次大会才拥有发动这一全国范围的运动所需的权威[59]。但在社民党的压力下，这次大会的召开被推迟了，而自由军团和冯·瓦特尔将军在鲁尔的行动，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正当鲁尔罢工即将结束、埃森会议的代表正在准备谈判时，来自德国中部的代表们在哈勒碰头，号召于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罢工，并呼吁柏林工人跟他们一起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是由所有大企业和许多小企业的劳动者选出的。一半的代表是独立党人，共产党人和社民党多数派各占四分之一。总罢工的根本目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和“企业的民主化”[60]。 二十四日，罢工席卷了几乎整个哈勒地区，二十五日扩散到了萨克森[61]。在莱比锡，工人举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有三万四千〇一十二人赞成罢工，五千三百二十人反对[62]。领导“五人小委员会”的库尔特·盖尔派出工人民兵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这些民兵已经做好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和罢工的准备[63]。二月二十六日，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势力以“反罢工”进行了答复；公务员、医生和商人相继停止工作[64]。此时，为了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罢工运动的核心，诺斯克命令梅克尔将军恢复哈勒的秩序[65]。在大柏林地区的工人苏维埃选举中，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拥有多数席位，这表明罢工的威胁正在逼近首都[66]。 三月一日早上，梅克尔派出的三千五百名轻步兵抵达了哈勒。他们立刻陷入了重围，处于被群众瓦解和缴械的危险之中，便撤回了军营[67]。第二天，一个军官换上便服，前去刺探消息，他被群众认了出来，遭受了私刑。随后梅克尔下令，对任何胆敢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68]。当天晚上，有人企图绑架威廉·科嫩，他侥幸脱身[69]，但卡尔·梅塞贝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士兵逮捕之后就失踪了。三月十九日，他的遗体被发现了；他也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的。三月五日，罢工的势头减弱了，七日，罢工结束了[70]。 就在这个关头，这一运动也在柏林爆发了。二月二十一日，德共（斯）中央局在《红旗报》上呼吁工人在工厂里举行集会，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举行示威游行，表明自己反对自由军团干涉鲁尔[71]。二月二十七日，施潘道的国有企业工人号召举行声援德国中部工人的罢工，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其中包括提高工资、设立审判军方首脑的革命法庭、立即举行各工厂苏维埃的选举等要求[72]。 二月二十八日，柏林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召开了。在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里有通用电气公司亨宁斯多夫〔Heningsdorf〕工厂的工人代表，他们都是三大工人政党的党员）的压力下[73]，大会开始讨论能否举行声援德国中部及北部的罢工工人的总罢工，但在社民党的压力下，讨论很快停止了[74]。在大会结束前，它选出了一个新的执委会；独立党赢得了三百〇五票、社民党多数派赢得了二百七十一票、德共（斯）赢得了九十九票、民主党赢得了九十五票。在新的执委会里，有七个独立党人、七个社民党多数派、两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75]。独立党和共产党加起来占有多数席位，他们面临着总罢工的问题。显然，如果社民党不支持他们，他们是无法成功的。但社民党正在竭力阻止柏林工人投入行动，他们正通过自己的提案和警告来劝阻柏林工人。三月一日，国民议会中的社民党党团提出了一个要求进行社会化的决议，政府就此于三月三日公布了一个计划。三月二日，柏林工人苏维埃中的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们向魏玛派出代表团，他们在三月三日的《前进报》上发出警告，提醒人们注意总罢工[76]。 就在同一天，《红旗报》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是德共（斯）中央局、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德共（斯）党团、各大工厂中的共产党代表和德共（斯）大柏林地区组织领导层[77]，呼吁书中写道：“时机又回来了。死者要重生了！”呼吁书回顾了过去的几个月，并强调指出：“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越过社民党‘多数派’的坟墓，革命就连一步都无法前进。[78]” 出于这一看法，德共（斯）呼吁柏林工人根据以下口号发动总罢工：重新选举所有工厂的苏维埃；解除反革命匪帮的武装；恢复集会的权利；组建赤卫队；把军队从所有被占领的工业区中撤出；释放政治犯；逮捕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对军方首脑起诉并定罪、以“叛变革命”和“一月凶手的同谋”的罪名起诉社民党“多数派”的领袖并定罪；立即实现和平；同苏维埃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共产党领袖们催促劳动群众举行集会、组织罢工，并在工厂中促成必要的讨论：“不要冒失地卷入新的枪战！诺斯克正等着挑起流血冲突的借口！[79]” 就在同一天（三月三日），以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为首，首都几家大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群众集会，这些集会通过的决议精神与德共（斯）呼吁书基本一致。与此同时，来自西门子、施潘道、施瓦茨科夫等地的代表团以柏林苏维埃的名义开了会，决定一起提出号召发动总罢工的要求。他们在会上施加的压力具有决定意义，支持总罢工的决议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投了赞成票的代表当中包括几乎所有的社民党代表[80]。这个决议要求承认苏维埃、落实“汉堡七条”、释放以雷德布尔为首的政治犯、解除戒严、逮捕所有涉嫌政治谋杀的嫌疑人、组织工人卫队、解散所有自由军团、与苏维埃俄国恢复政治与经济关系[81]。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决定，除了由它自己负责出版的信息机关报之外，所有的报纸也都要罢工[82]。 但就在第二天，共产党把自己的代表从这个承担着罢工领导机关职能的委员会里撤走了。里夏德·米勒不顾共产党的抗议，他以民主的名义，坚持要让（投票赞成罢工的）社民党代表参加罢工领导机关，三月四日，赫尔福特[83]在代表共产党党团发言时宣布： 总罢工是直接反抗由社民党领导的政府及其政策的。让支持这些政策的代表参加罢工领导机关，就是叛卖罢工、叛卖革命。这种叛卖造成的后果如今已经大白于天下。几乎所有的反革命报纸（包括《前进报》在内）都出版了，而革命派的报纸却没有出版。德国共产党拒绝以任何形式来为这种叛卖承担责任。为了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它让自己的党员退出了执委会[84]。 三月三日，也就是宣告罢工的那一天，普鲁士政府宣布，“为了保护大柏林的劳动人民免遭少数人的恐怖主义行径之害、以及为了避免饥荒”[85]，要进行戒严。诺斯克被授予了全部民事与军事权力。他下令禁止举行一切露天集会、示威游行，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的刊物，还警告说任何违令者将遭到武力镇压，并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86]。三月三日至四日的深夜里，在柏林的几处地方，警察与工人发生了冲突[87]。几家商店遭到洗劫，革命派谴责这是奸细所为[88]。三月四日早上，诺斯克找到了借口，命令自由军团向柏林进军[89]。 那天下午，大批群众早早就来到了警察总局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当在施潘道发生冲突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怒火高涨起来：自由军团解除了守卫机枪仓库的士兵的武装，并发生了交火[90]。冯·吕特维茨命令一队自由军团驱散人群，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粗暴地执行了命令，连坦克都用上了，并向群众射击，对广场进行了清场。“那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91]。”在柏林执委会里，里夏德·米勒以罢工工人的名义，同挑拨离间者和趁火打劫者划清界限。共产党出了一份传单，提醒人们注意：有人企图把这场运动引上“武装暴动”的歧路[92]。 三月五日，形势进一步恶化，自由军团攻击了人民海军师驻守在勒尔特（Lehrt）车站的一支部队。水兵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警察总局去，要求承认他们为那栋建筑物的守卫者，以证明其诚意。冯·吕特维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代表团回去的路上，鲁道夫·克勒佩尔（RudolfKlöppel）被人从背后枪杀。这一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部分水兵转而反对自由军团，并拿起武器与之战斗，其中一些水兵把他们掌握的军火分给了群众[93]。三月六日，冯·吕特维茨的部队动用坦克、机枪、迫击炮和火炮，向宫廷马厩和被人民海军师占领的建筑发起了进攻[94]。共产党出的一份传单强调指出：这场武装冲突是水兵与某些共和国安全部队的行为，在一月里它们曾从背后捅了劳动人民一刀：“我们正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战。而他们的领袖则是在同雇主闹翻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才战斗的。这一切，以及其它原因，使我们与他们分道扬镳……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团结。[95]” 同一天的工人苏维埃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独立党人建议扩大罢工，把罢工扩展到供水、供气和供电部门，遭到社民党代表的强烈反对。当社民党代表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时，就离开了会场，退出了罢工委员会，并发表传单和海报，呼吁停止罢工[96]。被社民党控制的柏林工会委员会采取了同样的路线。他们全都谴责独立党的建议是“冒险主义”，还说这只会打击工人区，让罢工在那里得不到支持。多数派被压服了，里夏德·米勒也退出了罢工委员会[97]。冯·吕特维茨的部队迅速进行了回击，他们占领了向资产阶级居住区供电的发电厂，并利用工贼组织——技术应变组织[98]来恢复正常工作[99]。对于这次罢工的失败，社民党的临阵脱逃，其作用不亚于诺斯克的强力镇压。三月七日，苏维埃全体大会宣布，如果以下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复工： ·不对罢工期间的行为进行惩罚。 ·释放在罢工期间被捕的人。 ·把军队从被占领的工厂里撤出去。 ·把自由军团从柏林撤出去。 ·解除戒严并撤销特别军事法庭[100]。 三月八日早上，战斗正在逐渐结束。水兵和工人已经被赶出了市中心，但有时他们还会从楼顶上放冷枪。罢工委员会接受了失败，在同诺斯克进行的谈判无果而终后，下令无条件复工[101]。最后一个秩序尚未恢复的市区是利希滕贝格，关于当地卫戍部队的命运的流言四起。三月九日早上，《柏林午间新闻》（BerlinerZeitungamMittag）的编辑在柏林从一个军方高官那里得到了一条消息：利希滕贝格警察局遭到突袭，七十人惨遭杀害。编辑起先还犹豫着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但后来接到了（内务部最高级官员之一）多耶专员的电话，在电话里多耶确认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并要求他们立即发表这条消息，如有必要，就出一期特刊。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五个警察在街头斗殴中死亡[102]。但诺斯克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在柏林街头贴满了告示：“与我们交战的斯巴达克斯派的野蛮兽行，迫使我们发布以下法令：手持武器反抗政府者，一旦被抓获，将被就地处决。[103]” 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三月十日），媒体疯狂地攻击“杀人凶手”。《前进报》宣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利希滕贝格惨案唯一可能的回答”[104]。当天的一道命令宣布，凡是在自家住宅里被搜出武器者，一律就地枪决[105]。在反革命的大合唱中，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这是那周唯一的大屠杀，进行屠杀的刽子手，正是那些对子虚乌有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大加挞伐的人。诺斯克在回忆录里承认，有一千二百名平民遇害[106]。革命派认为，真实的遇害者人数应该在三千左右，其中有几百人未经审判就被枪杀了[107]。所谓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确有其事，不幸的是，却是反革命的屠杀——二十九名水兵在领薪饷时突然被捕，然后被枪杀了[108]。杀害他们的凶手是马洛[109]中尉，他把这些水兵从几百名俘虏中挑出来，“因为他们看上去很聪明”。莱因哈特上校命令他“有必要的话，就杀一百五十人”[110]。诺斯克写道：“如此可悲的事情，只有在浸透了鲜血的气氛中才会发生。[111]” 列奥·约吉希斯也加入了这些无名的死难者的行列。三月十日，他被捕了，然后在“企图逃跑”时被一个派出所的负责人塔姆西克（Tamschik）警官枪杀[112]。 最后一批抵抗的中心被摧毁 当德国中部开始罢工时，鲁尔已经开始复工了。当德国中部的工人正在返回时工厂和矿山时，柏林的罢工开始了。当首都最后的战斗正在停息时，鲁尔又再次沸腾起来了。 三月初，在大选结束后，退出了九人委员会的社民党人立即对九人委员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宣传攻势，卡尔斯基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指责卡尔斯基，说他是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利益才来领导九人委员会的，说他破坏煤矿，还说他在国有化的原则刚刚获胜时就号召罢工。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团与自由军团正在准备向最顽强的工人中心进攻。在整个三月，矿山和冶金工业中的气氛不断高涨。矿工工会扬言要开除所有参加预定于三月三十日在埃森召开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人。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一百九十五个矿山的四百七十五名代表，他们决定：由于工会组织对一月运动的背叛，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矿工总联合会（只有八人反对这个决定）。他们一致同意于四月一日举行罢工，罢工的要求与柏林三月罢工的相同[113]。 他们选出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五个独立党人（包括托伊贝尔）和四个共产党人[114]。鲁尔的总罢工将在整个四月里持续进行，并将以“惨遭血腥镇压”而载入史册——这是鲁道夫·科佩尔（RudolfCoper）的说法[115]。四月七日晚上，社民党人塞费林被任命为鲁尔地区的国家专员[116]。九日，里希奇拉格在埃森逮捕了九人[117]。在矿工工会举行的一切集会当中，都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派，“社民党多数派”的工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在四月一日，参加罢工的有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到了四月十五日已增至三十万七千二百〇五人。四月十五日，当新组成的地下罢工领导机关正在开会时，自由军团持枪闯入会场，枪杀了企图逃跑的代表，并逮捕了剩下的代表。 在杜塞尔多夫有四十五人被杀，哈根、雷姆沙伊德遭到了讨伐，多特蒙德和波鸿的饥民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也遭到了讨伐。受此影响，人们的抵抗开始减弱。四月二十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只有十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人，罢工运动慢慢地枯萎了[118]。五月初、胡根贝格、弗格勒、克虏伯与蒂森重新恢复了对鲁尔的统治。 在全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很快恢复了。四月六日，社民党政府在马格德堡逮捕了独立党的领袖阿尔文·布兰德斯[119]及其两名同志。在曾于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过基尔水兵起义的阿泰尔特领导下，“保安团”（一支工人民兵）进行了回击，他们抓走了兰茨贝格部长和冯·克莱斯特[120]将军，将他们扣为人质[121]。梅克尔将军的部队向该城进发，并于四月十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驱散了工人的示威游行，杀死了七人[122]，救出了人质，解除了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独立党的领袖[123]。但在四月十二日，他们在当地留下了三个营，又向布伦瑞克进发——布伦瑞克的苏维埃在独立党人塞普·奥尔特[124]的影响下，能召集起可靠的民兵，并刚刚开始了一场铁路工人罢工[125]。自由军团的步兵得到了艾尔哈特的海军旅的支援，他们于四月十七日发动了进攻，布伦瑞克未经抵抗就沦陷了。主要的革命领袖都被逮捕了，但在一月起义失败后来到布伦瑞克避难的艾希霍恩和多伦巴赫则再次从自由军团手中逃走了[126]。 萨克森的工人群众很快也发生了转变。四月十二日，伤残老兵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演变成了战斗。此前曾担任过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的诺伊林，现在是萨克森邦政府的军事部长，他拒绝与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代表团谈判。结果他遭到了私刑，被丢进了易北河（Elbe）[127]。诺斯克宣布戒严[128]。梅克尔将军把由法乌佩尔中校指挥的一千五百名士兵从马格德堡派到德累斯顿去，但法乌佩尔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便只包围了德累斯顿[129]。法乌佩尔的到来，促使莱比锡的领袖们加快了行动。在由库尔特·盖尔及其同志、工会活动家阿图尔·利贝拉什领导的“五人委员会”的有力领导下，他们做好了抵抗的准备，针对第一次进攻，他们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30]。据说有六万名武装民兵来保卫莱比锡，而且莱比锡的形势非常平静[131]。《红旗报》与德共（斯）中央局也在莱比锡避难。五月十日晚上，“五人委员会”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就解除了宵禁。第二天晚上，梅克尔的步兵突然攻入，占领了该城，当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后，自由军团残酷地镇压了罢工。自由军团于五月十九日占领了爱森纳赫（Eisenach），抓住了多伦巴赫，后来多伦巴赫也和约吉希斯一样在摩阿比特监狱遇害，就连杀害他们的凶手都是同一个狱卒[132]。随后自由军团占领了爱尔福特，领导那里的是由独立党人佩佐尔德（Petzold）领导的工人苏维埃[133]。 但此时活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巴伐利亚。库尔特·艾斯纳的遇害开启了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在他之后领导巴伐利亚政府的是社民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134]。四月七日，一个政党联盟宣布在慕尼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古怪的联盟里有独立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多数派社民党人施奈本霍斯特[135]，他是霍夫曼政府的一位部长。至今还没有人能对这一奇怪的行动做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确切地排除这是一次挑衅的可能。此前已在欧根·列维涅的有力领导下重整旗鼓的慕尼黑共产党人[136]谴责它是“假面舞会”，是“冒牌的苏维埃共和国”，其前景只能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斗争，它将会给自由军团提供干涉的借口。 既然如此，很难理解当反革命分子在四月十三日企图发动叛乱时，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承担起保卫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的责任[137]，当时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首府的工厂苏维埃里赢得了可靠的多数，但这一事实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前景的看法。由列维涅领导的一个执委会着手组织了无望的防御[138]。由诗人恩斯特·托勒尔[139]率领的巴伐利亚“红军”的一次胜利，导致了霍夫曼政府乞求自由军团进行干涉[140]。慕尼黑的革命派直到最后一刻仍因争吵不休而四分五裂，他们曾企图通过起义来结束彼此的分歧[141]。革命派同冯·奥芬[142]将军的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冯·奥芬的部队里显然也有艾尔哈特海军旅的人。自由军团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清除了最后一批抵抗的据点[143]。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时刻，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共产党人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144]下令处决十个保皇派阴谋家，并将几百个当地头面人物扣为人质，反革命便添油加醋，大肆造谣，说什么这些巴黎公社的传人[145]对人质进行了大屠杀，这些谣言在慕尼黑起到了“利希滕贝格大屠杀”在柏林所起到的作用。几百名巴伐利亚革命者未经审判就被杀害了，其中就有艾格尔霍菲尔和甘多尔菲尔[146]。兰道尔被活活打死。托勒尔与无政府主义诗人米萨姆[147]被判了重刑。列维涅被打成布尔什维克间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被枪杀[148]。在法庭上，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死刑？我们共产党人全都判了死刑，只不过死期不同而已！[149]” 后来，大众传媒和右翼在宣传中都把慕尼黑革命写成了洪水猛兽，把这段时期写成群魔乱舞、暴徒四起的时期。慕尼黑，反动的大本营，成了纳粹主义的摇篮。 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似乎标志着开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德国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战后革命浪潮正在退去，这股浪潮没能冲出战败国的国界。在这段时期当中，人们曾幻想工人阶级能轻易夺取政权，现在这种幻想也随之而散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库恩·贝拉[150]和平地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时间，欧洲革命似乎正在快速发展。工人苏维埃在奥地利遍地开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样拒绝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并企图用国民议会取代苏维埃[151]。奥地利共产党似乎正在大步前进，它在三月只有一万名党员，到了五月就已经有了五万名党员[152]。在斯洛伐克也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153]。然而正如伊冯·布尔戴[154]所写的那样：“……奥地利社民党人拒绝夺取政权，这就打断了社会革命的链条。假如他们当时能换一种做法的话，这三个工人共和国本来是能够相互支援的，这必将掀起一股无法阻挡的革命精神，传遍整个欧洲。[155]” 无论是奥地利共产党人还是匈牙利共产党人，都没能够理解这一事实。库恩·贝拉（俄国共产党人后来批评了他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做法）企图在奥地利强力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他派恩斯特·贝特尔海姆[156]带着大笔资金前往维也纳，贝特尔海姆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贝特尔海姆满怀热情，却缺少经验，就跟德国的极左派一样。五月二十六日，他说服了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让他们组织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夺取政权。由他主导的“革命士兵委员会”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发动起义，之所以定在那一天，是因为根据停战协定，那天要大幅裁撤工人民兵[157]。然而奥地利社民党领袖察觉了他们的计划，便于六月十三日着手采取预防措施。时任外交部长的奥托·鲍威尔[158]说服协约国取消了关于部分解除民兵武装的条款，这项条款可能会使武装民兵因害怕失业而起义[159]。根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60]的提议，维也纳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在其中是少数派，仅有约十分之一的席位）谴责了原定的起义。同一天晚上，奥地利共产党的三人小组推翻了贝特尔海姆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起义计划[161]。库恩徒劳地发了一封电报，称“我已作好一切准备”，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162]。奥地利共产党领袖决定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取代原定的起义。但在六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的夜里，全奥地利有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捕。这使示威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动，十五日那天有二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163]。 维也纳的失败毁灭了“布达佩斯公社”。库恩政府又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经济困难。它缺乏经验，而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农民和依靠国外支援发动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又把它逼上了绝路。它面临着协约国军队的巨大压力（就连匈牙利红军总司令部里都有协约国的奸细）。八月一日，库恩政府向布达佩斯苏维埃递交了辞呈，它垮台了。几天后，罗马尼亚军队侵入了匈牙利首都，霍尔蒂[164]将军的政府成立了。白色恐怖开始了[165]。 中欧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恢复了。俄国革命未能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革命连接起来。尽管如此，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革命派仍在继续重整旗鼓，执行着一战期间就已开始的任务。许多革命派认为，没有早点这么做，正是他们遭到血腥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他最终于1919年1月29日逝世（《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9页）。 [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32页）特别指出，他死于1919年4月6日，是在做了盲肠手术后死的。 [3]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散见于全书各处。 [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 [5]对他的审判于1919年6月4日举行，他是6月6日就义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96页）。 [6]《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97页。 [7]艾贝哈德·柯尔布（EberhardKolb，1933年8月8日——），德国历史学家，1960年于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有多部研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德国史的著作。——中译者注 [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9]同上，第315—316页。 [1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6页；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11]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11页。 [12]乌尔里希·罗格（UlrichRogg，1888年7月5日——1934年4月26日），生于巴伐利亚邦下阿尔戈伊县（Unterallgäu）冬沼镇（Winterrieden）。当过面包师，一战前加入社民党，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成为鲁尔地区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者。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杜伊斯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在杜伊斯堡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当地的独立党组织转向德共（斯）。1919年2月当选杜伊斯堡市议会议员。1920年担任德共（斯）东威斯特法利亚区委书记。1921—1924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2年担任德共比勒菲尔德组织书记。1925年去了俄国，返回德国时被捕并被判刑。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11月30日被捕，病逝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1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1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59页；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第54页。 [15]《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70—371页。 [16]恩斯特·塞德尔（ErnstSeidel，1885年3月9日——1945年6月6日），生于萨克森邦埃贝斯多夫镇（Ebersdorf）一个木匠家庭，当过石版印刷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参军，1916年因伤退役。1917年夏季因参加反战活动而被捕，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十一月革命后当选杜塞尔多夫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3月9日被捕，被判处两年半徒刑。1921年年底获释后，在德共机关工作。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3月1日被捕，1934年8月获释。1937年3月6日再次被捕，被判处六年徒刑。1942年7月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获救。由于在集中营饱受虐待，健康遭到极大摧残，而于1945年6月6日逝世。——中译者注 [17]威廉·布莱特麦耶尔（WilhelmBreitmeyer，1887年8月23日——1974年10月6日），生于格勒宁根（Gröningen）一个工厂工人家庭，当过木工。1907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同年为了躲避兵役流亡罗马尼亚。十一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布莱梅市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1月10日——2月4日担任城防司令兼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委员会委员。1919年3月被捕，同年获释。1920年担任德共布莱梅组织书记，1921年退党。纳粹篡权后被捕，后获释。1945年2月被强征入伍，战争结束时被英军俘虏，1945年7月获释后前往苏占区，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并参加工会工作。——中译者注 [18]《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84页、第198—199页、第202页、第484页。 [19]伯恩哈德·威廉·格尔斯滕贝格（BernhardWilhelmGerstenberg，1863年4月2日——1945年5月1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结束时任野战炮兵第54团团长。十一月革命期间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带领由多支反革命部队拼凑成的“格尔斯滕贝格师”，到处镇压革命。1919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中译者注 [20]《前进报》，1919年2月5日。 法文版和英文版均为1月5日，经查证改为2月5日。——中译者注 [2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4—315页。 [22]奥托·里希奇拉格（OttoLichtschlag，1885年7月17日——1961年3月17日），德国军官，一战结束时为上尉，1918年12月在鲁尔地区指挥一支自由军团，1919年镇压了鲁尔矿工罢工。二战期间曾任第82军作战参谋、第34军参谋长。——中译者注 [2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5页。 [24]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213页。 [25]汉斯·施佩特曼（HansSpethmann），《1923—1925年的鲁尔斗争》（DerRuhrkampf1923bis1925），柏林，1933年，第149页及其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3页及其后。 [2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3页及其后；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13页；“九人委员会”的社会化呼吁书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56—58页。 [2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59页。 [28]阿图尔·哈默（ArthurHammer，1884年5月30日——1942年4月6日），生于埃森，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十一月革命后当选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并建立了德共埃森组织。1920年2月在德共（斯）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5年退党。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8月被判处一年半监禁，1939年9月再次被捕，1942年在大罗森（GroßRosen）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2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7页。 [30]奥托·胡埃（OttoHue，1868年11月2日——1922年4月19日），生于多特蒙德一个工人家庭，六岁丧父。当过钳工学徒，1882—1895年间在鲁尔地区的多家钢铁厂工作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加入社民党。1895年任《矿工报》（Bergarbeiter-Zeitung）主编。1903—191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04—1917年任德国矿工工会（VerbandderBergbauindustriearbeiterDeutschlands）领导和国际矿工工会书记。1913—1918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一战爆发后，担任社民党执委会委员。1919—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192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3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8页。 [32]海因里希·威廉·林贝茨（HeinrichWilhelmLimbertz，1874年9月10日——1932年4月3日），曾当过矿工，后来加入社民党，担任过矿工工会报纸的编辑。卡普暴动期间曾担任过埃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33]参见他们的演讲的节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8页。 [34]该法令收录于：里特尔与米勒，《德国革命1918—1919》，第188—190页。 [35]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8—79页。 [36]赫尔曼·艾尔哈特（HermannEhrhardt，1881年11月29日——1971年9月27日），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指挥第二海军旅（2.Marine-Brigade），1919年先后镇压了德国西北港区的苏维埃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失败后逃到国外，后又潜回德国，建立了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Consul）。“长刀之夜”后逃到奥地利，后返回纳粹德国。——中译者注 [3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41页。 [38]同上，第342页。 [39]《汉堡回声报》，1919年1月31日，转引自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第70页。 [40]同上，第70页。 [41]同上，第345—346页。 [42]奥斯卡·瓦尔特·格哈德·尤利乌斯·弗莱赫尔·冯·瓦特尔（OskarWaltherGerhardJuliusFreiherrvonWatter，1861年9月2日——1939年8月23日），德军中将，出身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先后任第10野战炮兵旅旅长、第54步兵师师长、第26预备军军长。1920年4月带领自由军团镇压了鲁尔起义。——中译者注 [43]法文版与英文版均误作Hervest-Dorten，经查证，应为Hervest-Dorsten。——中译者注 [4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0—322页。 [45]同上，第322—324页。 [46]弗里茨·巴德（FritzBaade，1893年1月23日——1974年5月15日），一战期间从军，十一月革命后任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1925年在哥廷根务农，1925年后在多个经济研究机构任职。纳粹上台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1949年至1953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4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6页。 [48]同上。 [49]赫尔曼·雷梅勒（HermannRemmele，1880年11月15日——1939年3月7日），出身于小磨坊主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进行青年组织工作和地下反军国主义活动。1907—1908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在曼海姆担任全职干部，是党内左翼成员。1914—1918年应征入伍，在曼海姆休假时组织了反对派，出席了独立党成立大会。1919年任曼海姆苏维埃主席，同年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成为斯图加特地区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入选中央局。在1923年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担任了中央局的信使，他至少要对汉堡起义的爆发负间接责任。1920—1925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局委员，1925—1932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3—1926年任《红旗报》编辑，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2年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于同年10月辞去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苏联，同年11月被开除出德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被迫辞去共产国际中的职务。1939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50]阿尔伯特·施托尔岑堡（AlbertStolzenburg，1884年9月20日——1967年11月21日），生于多特蒙德，中学毕业后当过机械工。1902年参加社民党和五金工会。1905年前往美国，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会，并担任德语报纸《费城日报》（Philadelphia-Tageblatt）编辑。1912年回国。一战爆发后被强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并担任曼海姆独立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德共（斯），并担任曼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曼海姆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于1919年2月逃往慕尼黑。1920年担任德共（斯）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北方区委书记。1924年脱党，1925年重新参加德共。纳粹上台后，先后流亡萨尔盆地和法国。1940年9月1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9月获释。1946年4月加入统一社会党。1947—1952年在党校执教，1952年退休。——中译者注 [51]《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15—518页、第536页。 [52]格哈特·塞格尔（GerhartSeger，1896年11月16日——1967年1月21日），出身于莱比锡的一个裁缝家庭，青年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一战期间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1年任《自由报》编辑，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他因反对过《授权法》而被关入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1934年逃到布拉格，同年10月流亡美国，以当记者和演讲为生。——中译者注 [5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 [54]伯恩哈德·迪维尔（BernhardDüwell，1891年4月29日——1944年7月1日），生于波鸿一个车工家庭，曾学过经商，1908—1911年在柏林领导社民党青年组织，1914—1918年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任蔡茨（Zeitz）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出席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在独立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后因支持列维、反对三月行动而于1921年8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先后回到了独立党和社民党。返回社民党后，参加了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担任《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sVolksblatt）编辑。1931年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后，仍留在社民党内，没有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流亡荷兰，然后又流亡到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Batavia），1940年被荷兰殖民当局当作德国侨民关押，不久后获释。日军占领印尼后，再次被捕，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5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25页。 [56]伯恩哈德·科嫩（BernhardKoenen，1889年2月17日——1964年4月30日），1906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十一月革命期间任洛伊纳工人苏维埃主席。1920年起任德共哈勒—梅泽堡地委书记，1922—1933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二十年代中期参加调和派，1929年被免去党内职务。1933年2月12日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随后转入地下，同年7月流亡苏联。随后在国际红色救援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获释，1943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46年参加创立统一社会党，1946—1964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2—1953年任哈勒地委第一书记，1953—1958年任民主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3年再次担任哈勒地委第一书记，1960—1964年担任国务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57]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36页。 [58]同上，第136—137页。 [59]同上，第86页，注释2。 [6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3页；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43页。 [6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0页。 [62]同上，第201页。 [6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 [6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6页。 [65]同上，第226—227页。 [6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 [67]同上，第376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7页。 [6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8—229页。 [69]《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02—403页。 [7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7页。 [71]《红旗报》，1919年2月2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181—182页。 [72]《红旗报》，1919年3月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2页。 [7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4页。 [7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其中补充了一个细节：这次会议于下午3点结束，因为会场要用来开舞会。 [7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在各工厂中举行的选举是按照竞选名单进行的，而不是像十一月时那样按照“协议”和“平分”原则进行。 [7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 [77]《红旗报》，1919年3月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82—286页。 [7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82—284页。 [79]同上，第285页。诺斯克已经于3月1日至2日的深夜里回来了（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1页）。 [8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0页。 [8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89页。 [8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0页。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出版于3月4日，名字是《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新闻通讯》（MitteilungsblattdesVollzugsratsderArbeiter-undSoldatenräteGrossberlins）。 [83]赫尔福特（Herfurt）当时是德共柏林组织里的极左派领袖之一，后来参加了反对派，然后参加了极左的共工党，再后来参加了劳芬贝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后被揭露出是一个为国防军工作的奸细（《自由报》，1921年3月25日）。 [8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91页。 [85]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3页。 [86]同上，第104页。 [8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1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5页）甚至说“有32个派出所遭到攻击”。 [8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4页）认为这些抢劫案是“可疑分子”干的，但又说这不太可能是“奸细”所为。《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89]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6页。 [9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3页。 [9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6页。 [9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92页。 [9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7页。 [9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7—239页。 [9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上提到了这份传单；这份传单收录于诺斯克的《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苏联历史学家V·F·切利克（V.F.Chelike）认为，德共（斯）中央局与保尔·列维在柏林三月斗争中的态度，与慕尼黑的共产党人相似，而后者却被当成“盲动分子”。但与其他已知的文献相比，他引用的文献（《1919年3月柏林战斗的开端》〔NachaloMartovskikhboev1919vBerline〕，《德国十一月革命》〔NoiabrskaiaRevoliutsiiavGermanii〕，第168—169页）缺乏说服力。我们应当记住（见上文第〔83〕号注释），共产党党团的代表、那个拒绝参加罢工委员会的极左分子赫尔福特，其实是为国防军工作的奸细，这个事实似乎没有被那位苏联历史学家注意到。 [9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4页。 [97]同上。 [98]技术应变组织（TechnischeNothilfe，简称TN或TeNo），是由自由军团技术部门成立的一个专门破坏罢工的组织，于1919年9月30日正式成立，其作用是在罢工期间维持关键设施（煤气厂、水厂、发电厂、铁路、邮局等）的运转，其成员主要是陆军工程技术部门的人员。——中译者注 [99]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241页。 [100]《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02—303页。 [10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4页。 [102]同上，第365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1页。 [103]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20页）说这是“谣言”的源头，死亡人数被夸大了十倍。 [10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2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9页）仅仅引用了这句话的后半句。 [105]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2页。 [106]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 [10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7页）估计受伤的平民大概有10000人。 [10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9页。 [109]奥托·马洛（OttoMarloh，1893年8月1日——1964年3月20日），德国军官，曾参加一战，一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19年3月10日，他下令枪杀人民海军师的30名水兵（其中1人侥幸生还），后因此受审，但最终无罪获释。1930年参加纳粹党，此后积极为纳粹党效力。二战后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但因病未执行。——中译者注 [11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9—371页。在1871年也发生过这样的屠杀，跟这次惊人地相似：大批巴黎公社战士被加利费将军杀害了。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AlexandreAuguste，Marquisde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111]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 [11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 [113]同上，第29—31页、第327—329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43—344页。 [11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15]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243页。 [11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31页。 [117]同上，第332页。 [118]同上，第333页。 [119]阿尔文·布兰德斯（AlwinBrandes，1866年6月12日——1949年11月6日），出身钳工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4年参加五金工会。1901—1918年当选为马格德堡市议会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任马格德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起领导马格德堡地区的独立党组织。1919年10月当选五金工会主席。1920年、1928年、1932年、1933年多次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6年罗伯特·迪斯曼逝世后成为德国五金工会领袖，纳粹上台后两次被捕。德国解放后参加了重建五金工会的运动，反对统一社会党对自由工会的控制。——中译者注 [120]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阿尔弗雷德·冯·克莱斯特（FriedrichWilhelmVictorAlfredvonKleist，1857年11月16日——1921年5月13日），生于军事世家。1876年以少尉军衔加入普鲁士陆军。1878—1880年在炮兵与工程联合学校（VereinigteArtillerie-undIngenieurschule）学习。1883—1886年在高级军械学校（Oberfeuerwerker-Schule）任教。1903年担任柏林高级军械学校校长。1909年任野战炮兵第74团团长。1911年担任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1913年晋升为少将。一战爆发后，先后担任野战炮兵第6旅旅长、步兵第115师师长，1917年晋升为中将。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1月10日—18日任预备役第6军（VI.Reserve-Korps）军长，1919年2月1日——7月7日任第4集团军（IV.Armee-Korps）司令。1919年7月7日被勒令退役。——中译者注 [12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8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83页。 [122]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86—287页。 [12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0页。 [124]约瑟夫·“塞普”·奥尔特（Josef“Sepp”Oerter，1870年9月24日——1928年12月4日），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893年因“进行爆破阴谋”而被判处八年徒刑。1913年重新加入社民党，并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布伦瑞克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20年6月—1921年11月当选布伦瑞克邦总理。在独立党分裂时参加了右派。1922年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开除出独立党。后参加纳粹党，1925年后退出政治活动。1928年因心脏病逝世。——中译者注 [125]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90页；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4—295页。 [12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1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27—129页。 [12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2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44—145页。 [128]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45页。 [129]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342页。 [130]独立党莱比锡组织发表的号召抵抗的呼吁书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95—398页。 [131]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00页。 [1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8页、第382—383页。 [133]艾伦·米切尔（AllanMitchell），《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艾斯纳政权与苏维埃共和国》（RevolutioninBavaria1918-1919.TheEisnerRegimeandtheSovietRepublic），普林斯顿，1965年，第305—307页。 [134]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Hoffmann，1867年7月3日——1930年12月15日），1887—1908年在凯泽斯劳滕（Kasierslautern）当教师，190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2—1919年任凯泽斯劳滕副市长，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独立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中任教育部长，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于3月17日当选为巴伐利亚邦总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同年4月随前巴伐利亚邦政府一起被驱逐出慕尼黑，被赶到了班贝格（Bamberg）。同年5月与政府重新返回慕尼黑。1920年3月16日，在巴伐利亚民卫军和自由军团的武力胁迫下辞职，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vonKahr）接任巴伐利亚邦总理。——中译者注 [135]恩斯特·威廉·施奈本霍斯特（ErnstWilhelmSchneppenhorst，1881年4月19日——1945年4月24日），曾当过木工，1906年参加木工工会，后任木工工会书记。1912—1920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32—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于1937年、1939年两次被监禁，“7·20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奥拉宁堡集中营，1945年4月24日被党卫队杀害。——中译者注 [136]米切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艾斯纳政权与苏维埃共和国》，第309页。3月18日，由列维领导的德共（斯）中央局写信给列维涅，告诉他要尽量避免给反革命提供军事干预的借口（同上，第308页）。列维涅于3月5日抵达慕尼黑，他整顿了当地党组织，以工厂小组为基础重建了组织。此前慕尼黑党组织在马克斯·列文（MaxLevien）的领导下，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维涅来到慕尼黑后，中止了这一合作（同上，第308页）。 马克斯·列文（MaxLevien，1885年5月21日——1937年6月17日），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德裔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7—1908年被监禁，获释后前往苏黎世求学。在瑞士期间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后取得德国国籍，1914—1918年参军。十一月革命后成为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斯派领袖，作为慕尼黑代表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逃往维也纳。1921年流亡苏俄，此后在共产国际内工作。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关系密切。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6月17日遇害。——中译者注 [137]同上，第318—320页；汉斯·拜尔（HansBeyer），《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VonderNovemberrevolutionzurRäterepublikinMünchen），东柏林，1957年，第93—97页。 [138]拜尔，《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第97—102页。 [139]恩斯特·托勒尔（ErnstToller，1893年12月1日——1939年5月22日），德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4年志愿从军，后因伤退伍。1917年担任慕尼黑地区的独立党组织领导人。1919年领导巴伐利亚红军，1919年4月6日—12日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写了多部剧本，获释后参加了德共。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39年5月22日因抑郁和财政拮据而在纽约自杀。——中译者注 [140]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命恩斯特·托勒尔为红军指挥员，4月16日，红军在达豪击败了忠于霍夫曼政府的部队后，霍夫曼政府便向自由军团乞求帮助。——中译者注 [141]这里是指通过起义来解决理论分歧，而不是指用暴力来清除异己。——中译者注 [142]恩斯特·冯·奥芬（ErnstvonOven，1859年2月3日——1945年5月21日），德国陆军中将，曾任第38步兵旅旅长、第21步兵师师长、第21军军长。一战后指挥自由军团镇压了巴伐利亚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4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96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335—337页。 [144]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RudolfEgelhofer，1896年4月13日——1919年5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后参加海军。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参加了莱希皮奇的地下活动，被判处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水兵中间进行组织活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当恩斯特·托勒尔辞去红军指挥员一职后由他接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145]在巴黎公社的最后时刻，当巴黎工人正遭受资产阶级政府的大屠杀时，巴黎公社委员夏尔—泰奥菲尔·费雷（Charles-ThéophileFerré，1846—1871）下令处决了包括巴黎大主教若尔日·达尔布瓦（GeorgesDarboy，1813—1871）在内的6名人质，以示报复，故此处特别提到“巴黎公社的传人”。——中译者注 [146]此处可能有误，因为现有资料显示，卡尔·甘多尔菲尔逝世于1932年。——中译者注 [147]艾里希·库尔特·米萨姆（ErichKurtMühsam，1878年4月6日——1934年7月10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犹太药剂师家庭，一战前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战初曾支持战争，但后来又转向反战立场。1918年4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15年徒刑，在狱中写了许多作品，1923年获大赦出狱。出狱后他写了不少辛辣讽刺纳粹党的作品。国会纵火案发生后被捕，1934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148]米切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艾斯纳政权与苏维埃共和国》，第330—331页；拜尔，《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第136—138页。 [149]《行动》（DieAktion），1919年，第485页。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收录于：唐克莱德·多斯特（TankredDorst）与赫尔穆特·诺伊鲍尔（HelmutNeubauer）编纂，《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证言与注释》（DieMünchnerRäterepublik.ZeugnisseundKommenta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6年，第157—167页。 此句原文直译为：“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被判了缓刑的死人！”——中译者注 [150]库恩·贝拉（KunBéla，1886年2月20日——1938年8月29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8年8月29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51]伊冯·布尔戴（YvonBourdet）为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的《民主与工人苏维埃》（〔Démocratieetconseilsouvriers〕，巴黎，1966年）所写的序言，第33—35页。 [152]吕西安·罗拉（LucienLaurat），《奥地利共产党》（LeParticommunisteautrichien），收录于雅克·弗莱蒙（JacquesFreymond）编纂的《共产国际史稿》（Contributionsal'histoireduComintern），日内瓦，1965年，第77页。 [153]同上。 [154]伊冯·布尔戴（YvonBourdet，1920年6月8日——2005年3月11日），“自主马克思主义”（marxismeautogestionnaire）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中译者注 [155]布尔戴，《民主与工人苏维埃》，第32页。 [156]恩斯特·贝特尔海姆（ErnstBettelheim，1889年5月30日——1959年2月18日），匈牙利语名贝特尔海姆·埃尔诺（BettelheimErnő），生于匈牙利东北部的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16岁时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MagyarországiSzociáldemokrataPárt，MSZDP）。当过律师。一战结束时当选家乡的工农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5月被库恩·贝拉派往维也纳，指导奥地利共产党准备起义。起义失败后继续留在奥地利，参加奥地利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48年返回匈牙利，担任过一些职务。——中译者注 [157]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7页。 [158]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同年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59]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页；布尔戴，《民主与工人苏维埃》，第34页。 [160]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Wolfgang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KarlvonStürgkh），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中译者注 [161]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81页；布尔戴，《民主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 [162]奥·鲍威尔，《奥地利革命》（DieÖsterreichischeRevolution），第140—142页；恩·贝特尔海姆，《斗争》（DerKampf），1919年，第646—649页，转引自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Braunthal），《国际史》，第2卷，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 [163]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81页；布尔戴，《民主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这种被叫做“贝特尔海姆式的蛮干”（Bettelheimerei）的做法，早在1920年10月就遭到了阿诺尔德·施特鲁塔恩（ArnoldStruthahn）——即卡尔·拉狄克——的猛烈批评，拉狄克批评这种做法是“盲动主义”，是“半布朗基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见《从暴动企图中学到的教训》（DieLehreneinesPutschversuches），《共产国际》德文版，第9期，1920年10月。 [164]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中译者注 [165]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30—133页。
第十二章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二章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 Ø骚动不断的十二月 Ø围绕着军队展开的斗争 Ø走向内战 Ø艾希霍恩事件 Ø通往起义道路上的一步 Ø打倒政府的斗争 Ø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 保尔·弗勒利希在他编写的罗莎·卢森堡传记里写道，她不能容许自己染上列奥·约吉希斯在德共（斯）成立大会闭幕后的那种忧虑与悲观：“罗莎明确宣布，刚出生的婴儿发出的第一声总是啼哭声……她表示自己坚信：尽管新党会犯种种错误，但它终将找到正确的道路，因为它拥有德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核心。[1]” 其实，约吉希斯之所以悲观的理由，跟他的同志之所以乐观的理由一样充分。当时的局势体现的各个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尽管新党还很虚弱，尽管革命派在苏维埃里遭到了失败，一股非常强烈的思潮——极左派在斯巴达克斯派内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潮——却正在使柏林的战斗性工人激进化，并正在驱散十一月的种种幻想。首先，自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艾伯特政府的状况似乎一天比一天不稳定。军队正在瓦解，正在脱离军官的控制，军官公然的反革命行动正越来越多地招致群众的反对，甚至还迫使独立党同他们决裂，而此前独立党还在以一个优秀的调解人的身份，来尽力保住他们之间的同盟。时间正对革命有利。 骚动不断的十二月 在十二月初，卢森堡在她的名篇《冥河已在流动》（DerAcheroninBewegung）中讨论了罢工运动[2]。工人的经济运动，体现出十一月革命并不只是一场民主的、纯政治性的革命[3]，并以阶级的话语向觉悟最低的群众提出了当前的问题。十二月八日，米尔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逮捕了弗里茨·蒂森[4]、小施蒂内斯和几个大资本家，让许多人看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5]。 其他激进化的征兆有：军队的瓦解、政府及总参谋部与士兵苏维埃离心离德（士兵苏维埃质疑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威）、传统的国家机关与统治阶级被剥夺了最强有力的工具。 十二月一日，最高统帅部在艾姆斯（Ems）遭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失败。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前线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企图诱使士兵同意最高统帅部的计划：迅速召开国民议会、废除苏维埃的权力、重树军官的权威、在军官的控制下解除平民的武装。但是巴尔特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这次大会上，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局势。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决定向柏林执委会派出特派员，并通过了反叛性的决议，要求在不执勤的时候不向军官敬礼（敬礼是尊重军官的外在表现形式），并要求重新选举士兵苏维埃[6]。 艾姆斯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士兵苏维埃正在脱离最高统帅部的控制，因此最高统帅部开始恐慌了。反革命阵营越来越惊恐，引发了十二月六日的冲突，这次冲突本身就是促进柏林群众激进化、让柏林群众转而反对艾伯特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十二月五日，柏林的一支卫戍部队（理论上听命于维尔斯）向总理府进军。一个叫苏佩（Suppe）的士官宣布，士兵信任艾伯特，并将在对抗“反动派”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支持艾伯特。艾伯特以政府的名义向他们致谢[7]。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一个叫做费舍尔（Fischer）的士官带着一队武装士兵，占领了苏维埃执委会办公楼，逮捕了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另一支部队在一个叫施皮洛（Spiero）的士官带领下前往总理府，宣布他们要提名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8]。最后，当天晚上卫戍部队士兵用机枪向红色士兵同盟的游行队伍扫射[9]。 这次行动没有得到很好的领导，它本身当然也没有太重大的意义；参与其中的士兵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演讲就足以迷惑他们。但这是某种思想状态的征兆；就在次日（十二月七日），李卜克内西在《红旗报》编辑部里被捕了[10]；这也是某种恐慌的迹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恐慌所得到的回应之大，揭示了它自身的存在。十二月八日，有十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工人组织了报复性的进军[11]。艾希霍恩组织了调查，调查中的发现助长了焦虑，并把嫌疑集中到了艾伯特的亲信身上；涉嫌其中的似乎不只有前几天才刚刚在维尔斯庇护下出任人民海军师师长的沃尔夫—梅特尼希[12]伯爵，还有当时已经辞职的柯林·罗斯，以及艾伯特的私人秘书莫瑟（Moser）[13]。执政的社民党多数派此前被人指责软弱无能，现在开始被怀疑是同谋。 就在这个时候，军方首脑给艾伯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正在失去耐心，而艾伯特向他们的要求作了让步，同时又尽力隐瞒这一点。所以，当兴登堡于十二月八日写信紧急干预之后，艾伯特同意让十个从前线撤下来的、被军官牢牢控制着的师开进柏林[14]。这些部队的指挥官莱克维斯[15]将军草拟了一个作战方案：解除平民的武装，搜查不可靠的市区，对任何“非法履行政府职能者”就地处决[16]。但是艾伯特又反对任何可能在柏林引发冲突的方案，在这种时候，一旦引发冲突，后果难以预料。冯·施莱赫尔少校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军队暂且只作一次井然有序的行军，横穿整个城市，希望以此造成“心理震撼”，至于解除武装则推迟到日后进行[17]。这次隆重的军队入城式给了艾伯特一个演讲的机会，在演讲中他宣布德国军队没有被敌人击败[18]——他的这篇演讲，有力地支持了德国军队被革命派“背后捅了一刀”[19]的神话。但将军们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因为士兵正在脱离他们的控制。格勒纳将军后来解释说：“士兵思乡心切，没人指挥得动这十个师。消灭柏林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整顿军队秩序的计划没能得到执行[20]。” 军队秩序良好地从前线撤了回来，但一旦无所事事或身处后方的环境（特别是柏林），它就会失掉凝聚力。莱克维斯将军甚至承认：“斯巴达克斯派的极端宣传的影响无处不在[21]”。贝努瓦—梅尚[22]写道：“这些师刚一进入柏林，它们就崩溃了，瓦解了。它们的团一个接一个地被腐蚀了，跑到革命那边去了[23]。”显然军队在街头斗争中是派不上用场的，得找另外一个工具才行。 围绕着军队展开的斗争 尽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是处于艾伯特的影响之下，但它通过的跟军队有关的决议，却体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情绪，群众的代表仅仅表达了这种情绪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他们支持艾伯特的政策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要跟艾伯特一起同军官团合作，在他们看来军官团是反民主的势力，而他们想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柏林卫戍部队士兵示威的压力下（多伦巴赫使自己当上了柏林卫戍部队的发言人[24]），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由汉堡社民党人兰普尔提出的动议。尽管艾伯特反对，但“汉堡七条”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真正判处了旧军队死刑：废除军衔标志、废除纪律、在不执勤时不穿军服、取消敬礼、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把军队的指挥权转交士兵苏维埃[25]。兴登堡的观察员冯·哈保[26]少校向他发出了警告，然后兴登堡通知艾伯特说，这是对德国军队的“暗杀”，他不能答应，并将拒绝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他写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函[27]。 十二月二十日，兴登堡派格勒纳将军和冯·施莱赫尔少校去和人民全权代表会见。这两位特使穿着礼服会见了艾伯特和兰茨贝格，然后和他们一起去找中央苏维埃，企图说服中央苏维埃[28]。他们坚持认为军队的复员不能拖延，最终的决定应由立宪会议做出。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与中央苏维埃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哈泽又做了批判，反对艾伯特的投降与不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做法[29]。在此期间，柏林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有人正在策划军事政变的传闻不胫而走。 围绕着人民海军师的问题，发生了冲突[30]。十一月初，基尔派来了一队水兵，然后库克斯港也派出水兵参加了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先后由奥托·托斯特、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和弗里茨·拉特克[31]指挥[32]，维尔斯将其用作治安部队。维尔斯把人民海军师部署在宫廷马厩[33]，让他们恢复这座被“捣乱分子”占据的城堡里的秩序[34]。 人民海军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十二月里恶化了。水兵们变得越来越激进，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接近李卜克内西的前少尉多伦巴赫的强烈影响。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海军师参加了由斯巴达克斯派和红色士兵同盟组织的示威游行[35]。普鲁士财政部长反对增加该师兵员，并要求其撤出宫廷马厩[36]。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要求将其兵员从三千人减少到六百人，但水兵们要求把多余人员纳入共和国安全部队[37]。为了尽快解决此事，维尔斯向水兵们发出警告：不按照政府的要求裁减兵员，就不给水兵们发饷[38]。首都卫戍部队士兵苏维埃则要求加强该师的力量[39]。 谈判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根据水兵们的说法，维尔斯向人民海军师指挥员拉特克发出威胁，扬言要用莱克维斯的部队来对付水兵们[40]。十二月二十一日，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水兵们同意撤出宫廷马厩，并把钥匙还给维尔斯，作为交换，维尔斯要补发欠水兵的薪饷[41]。十二月二十三日，水兵们撤出了宫廷马厩，并把钥匙还给了巴尔特[42]。巴尔特叫维尔斯给水兵发饷，而维尔斯叫他去找艾伯特。水兵们去了总理府，却没找到艾伯特，这令他们火上浇油；他们关上了大门，封锁了电话局，并向城防司令部[43]进军，去讨要薪饷[44]。 半路上他们遭到了枪击，他们进行了回击，然后又遭到了一辆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射，这辆装甲车属于维尔斯麾下的部队。三人死亡，多人受伤。水兵们认为自己中了圈套，就逮捕了维尔斯和他的两个同事，将他们作为人质扣留在宫廷马厩里。多伦巴赫成功说服了水兵们，让水兵们撤出总理府。但就在这段时间里，艾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求援，随后军方派出了莱克维斯的部队，他们得到了非常严格的命令：平息事态、消灭人民海军师，当晚他们占领了总理府[45]。一场武装冲突眼看就要爆发，但巴尔特和艾伯特先后出面，在水兵们和士兵们之间斡旋。最后水兵们同意撤回宫廷马厩[46]。凌晨三点钟，水兵们释放了两个人，但仍扣留着维尔斯。近卫骑兵师[47]的帕布斯特[48]上尉接到了命令，让他去进攻宫廷马厩解救人质。早上七点，他们包围了宫廷马厩之后开始对其炮击。炮击持续了两小时[49]。 炮声惊动了柏林工人，各市区的工人集合起来向市中心进发。就在这时候，帕布斯特上尉自以为胜券在握，便命令水兵们在二十分钟内缴械投降，然而此时群众从他后方涌来，打败了他。贝努瓦—梅尚写道： 民众如潮水般冲向士兵组成的防线，这些士兵是莱克维斯将军部署在这里，以掩护进攻部队的。民众质问这些士兵：你们跟着军官一起与人民作对，难道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士兵们犹豫了，很快就被打垮了。有些士兵把步枪扔到了地上，其他的则被示威民众缴了枪。眨眼间防线就崩溃了，民众高声呼喊着冲进了部署在宫廷马厩前面的近卫骑兵师的后方[50]。 军官们大难临头了，幸亏艾希霍恩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免受私刑之苦。结果政府不但得给水兵发饷，还得把莱克维斯的部队撤出柏林。维尔斯被解除了卫戍司令的职务，由安东·费舍尔[51]接任[52]。 在这次事件中输得最惨的是艾伯特。他被柏林工人视为军方的同谋。在内阁里，独立党部长也不听他的了。这些部长承受着来自自己的追随者的压力，这些追随者要他们同“叛徒”和“反革命的推手”决裂，至少也要让艾伯特做出解释。当人民海军师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时候，是谁下令进攻宫廷马厩的？温尼希正在东方的波罗地海国家里参加反布尔什维克圣战，社民党是否赞成他的行为？艾伯特及其同伙愿不愿意落实“汉堡七条”？这些问题都在中央苏维埃里提了出来[53]，独立党认为他们所得到的解释是不够充分的。他们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分担十二月二十四日事件的责任，十二月二十九日，哈泽、巴尔特和迪特曼决定辞职[54]。他们在普鲁士邦政府内任职的同志也辞职了[55]。 半个月前，卢森堡就已经要求哈泽退出政府，如今他们的这一表态，正合卢森堡所想。独立党的人民全权代表的辞职，本身就是由于柏林群众的激进化而促成的，这反过来加快了群众激进化的速度。但这也加深了社民党多数派对军方首脑的依赖。 走向内战 哈泽及其同党的辞职，使艾伯特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至少在柏林是这样。十二月二十九日，群众为圣诞节事件中牺牲的水兵举行了葬礼，他们打出了巨幅标语：“我们控诉艾伯特、兰茨贝格和谢德曼杀害了水兵！[56]”但就在同一天，社民党组织了人数更多的反示威[57]，打出了“打倒斯巴达克斯同盟的血腥独裁！”的口号[58]。双方都在为内战做准备。 柏林工人的激进化过程是深刻的，但它首先是矛盾的。十一月革命没有经过真正的战斗就胜利了；这助长了团结的神话，并使人们以为一切都会如此顺利。两个月以来，首都工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多强大的时候，他们以为紧握在手的胜利果实，已经悄悄地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了。他们在十二月六日初次了解了肩并肩地走在街道上的千百万人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十二月十六日，有如此多的人响应斯巴达克斯派的号召，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外的示威游行（这让组织者自己都吃了一惊）——那是因为在检验了自己的力量之后，他们正在懵懂地尝试运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被他们认为是“退让”的行为——这种“退让”只能解释为“叛卖”。这很像一九一七年的七月事变[59]。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在找得一个办法改变苏维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士兵图谋以直接行动方法使苏维埃服从群众的意志[60]。” 在这种形势下，独立党、甚至是《红旗报》发出的参加竞选活动的号召，都会被当成是同敌人斗争的荒谬手段，要知道，这个敌人装备有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但柏林工人现在也知道了，在街头战斗中，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圣诞节事件后，柏林工人大步向前迈进，却没有注意到德国的其他地方。驱使他们的是一种模糊的意识：他们只有一种武器能够有效对抗反革命暴力，那就是直接的革命暴力。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斯巴达克斯派领袖意见一致：革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将不得不战斗。 但是大多数群众还不清楚应该用什么办法和手段去战斗。要举行工人起义的话，几乎不能指望得到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帮助。斯巴达克斯派和红色士兵同盟号召成立赤卫队，尽管他们既不能领导这支队伍，也不能担任这支队伍的骨干。红色士兵同盟有几支队伍，艾希霍恩有自己的治安部队。驻守在施潘道的卫戍部队处于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冯·洛耶夫斯基的影响下，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队伍（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人民海军师当中，亲近李卜克内西的多伦巴赫享有无人可比的威望，然而这支部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斯巴达克斯派”，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斯巴达克斯派的同情者[61]。总之，这些部队都是分散的，他们的政见也很不一样。他们既缺少一个总指挥部，与大工厂里的工人联系得也不够密切。柏林的有武装的无产阶级还远远算不上一支无产阶级军队。他们有热情，有冲劲，同时他们这些各自为战的队伍相信积极活跃的少数派的行动能够产生很大效力。从这一点来看，对《前进报》报社的多次占领引发了许多争论。我们不能否认有“捣乱分子”甚至是挑拨分子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但这解释不了一切。此类行为要产生效果、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只能是在有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急不可耐的群众当中才能做到——在这些群众中间，只有革命新手的语言才能打动示威群众的心，因为这种语言能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联合政府破裂了，团结的幻想破灭了，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自杀的决议，柏林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只剩下了武器，以及革命正危在旦夕的强烈预感，他们看不到任何通过政治手段来挽救革命的可能。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柏林，正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彼得格勒一样，激进化的群众不想再跟各种政治争论纠缠，他们企图通过武装斗争来个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各种争论。然而，在柏林并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指出政治斗争的前景，在头几次武装示威受挫后（武装示威的后果本来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必要的退却。 革命派领袖在各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革命工长组织批评了占领《前进报》报社的做法，但德共（斯）成立大会又拒绝接受列维与卢森堡的分析。那些本来应该担任领袖的人，向那些正在寻找出路的人发出了自相矛盾的信号，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这个因素严重影响了群众前进的欲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最刺激群众神经的，乃是他们的领袖的迟疑不决。无结果的期待迫得他们渐渐坚决地去敲那个不愿为他们打开的门；或者真正走到失望去[62]。” 但就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发现了革命派所缺少的是什么：一个能对力量对比做出分析的领导层，和一个工具——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队伍。艾伯特在十二月的狂风暴雨里连遭打击，他已不再是反革命的领袖了。反革命的领袖现在是古斯塔夫·诺斯克，他是社民党议员，多年来一直深得军官团信任。他现在已经与鲁道夫·维塞尔[63]和保尔·洛贝一起参加了政府，接替了辞职的独立党人[64]。他是个坚决果断的人。他宣布：“我们当中总得有人出来充当刽子手[65]。” 要想恢复秩序，只能依靠旧军队，这点没人怀疑。自从莱克维斯的冒险失败后，旧军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些军官事先预料到军队可能会瓦解，为了保住几支精锐部队，让它们避免这场灾难，他们已经忙活了几周。十二月六日，在西克斯特·冯·阿尼姆[66]将军的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此后梅克尔[67]将军在他的部队里，按照已经在东线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军事组织的模式，组建了一支“志愿轻步兵自由军团”[68]。梅克尔的自由军团是为了内战而建立的，它是为内战而组织、武装和训练的。自由军团的官兵是领取特殊津贴的志愿者，他们为执行特殊任务而做好了准备，这些特殊任务是：“占领车站，控制要津，保护军火与物资仓库，在港口维持治安，保护公共建筑物，清空街道和开阔地上的人群，强攻并占领建筑物”[69]。这些官兵在参加自由军团时，要进行特殊的宣誓：要宣誓忠于“艾伯特总理的临时政府”，直到立宪会议成立一个“可靠的政府”为止[70]。在“血腥圣诞节”事件爆发时，梅克尔将军已经有了四千名志愿者。他们被部署在离柏林很近、但离柏林群众很远的措森（Zossen）军营里。一月四日，冯·吕特维茨[71]将军（他接替了莱克维斯的职务）邀请艾伯特和诺斯克检阅自由军团，他们对自由军团啧啧称奇，称赞他们是“真正的军人”。诺斯克挨近艾伯特，对他说道：“别担心！车轮就要转起来了，你会看见的！[72]” 此时冯·吕特维茨将军手下拥有柏林内外的八万士兵[73]。不过，这些士兵的军官是否真的认为这些士兵靠得住，并且打算在柏林动用他们作战吗？这点倒值得怀疑[74]。时间也许对革命有利；对于自觉的阶级敌人来说，问题在于趁他们还有能力打击革命时果断下手，不让革命继续发展下去。 艾希霍恩事件 艾希霍恩事件为双方提供了较量实力的理由，双方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柏林警察总监的艾希霍恩是一位老资格的社民党活动家、一个老激进派、独立党创始人之一。他常被人们称作“德国的科西迪耶尔[75]”，因为他令人想起了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马尔克·科西迪耶尔；而在社民党多数派看来，他是必须除掉的人之一。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社民党多数派容忍他当警察总监，只是由于他们做不到在不破坏联合政府的前提下免去他的职务。但在独立党退出政府后，他们就能腾出手来对付艾希霍恩了。现在的政府是社民党的一党政府，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各部门的主管职位上。在下了镇压革命的决心之后，他们是不会让一个众所周知的革命同情者继续留在警察总监的位子上的。 尽管如此，他们在下手的时候还是很谨慎。十二月二十九日，社民党的代表安东·费舍尔同艾希霍恩的几个同事见了面，向他们出示了用密码写成的建议，以防他们答应参加由艾希霍恩领导的部队[76]。一月一日，《前进报》开始大肆攻击艾希霍恩，对他进行了彻头彻尾的中伤诽谤。《前进报》指控他是罗斯塔通讯社的雇员，拿了“俄国人的金子”，非法购买了武器，侵吞了粮食。《前进报》声称艾希霍恩继续留职会“危及公共安全”[77]。一月三日，普鲁士邦内务部召见艾希霍恩，在那里他被一个叫多耶[78]的枢密顾问——此人是社民党的内务部长希尔施[79]的同谋——指控犯有最可怕的罪行，从诈骗到武装抢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月四日，普鲁士邦内阁根据希尔施的建议，决定免去艾希霍恩的职务，由社民党人欧根·恩斯特接任[80]。但艾希霍恩拒绝从命[81]，他得到了柏林左派组织的支持，从独立党、际共团，到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全都支持他。 阿图尔·罗森贝格曾试图解释艾希霍恩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立场，为什么拒绝离职，他断定这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只能解释为艾希霍恩“反复无常”。在他看来，独立党的部长们辞职后，艾希霍恩自然也应该跟着他们一起辞职；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被一个敌视社民党多数派的、众所周知的革命同情者占据着，这是不可想象的。独立党也没有任何权利来强调这个关键职位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该叫自己的部长们辞职[82]。 其实，这个问题不该像罗森贝格那样放在司法层面上考虑。当艾希霍恩拒绝让位给恩斯特时，他是在对柏林工人的情绪做出回应，在柏林工人看来，对于反革命的勾当，政府是乐见其成的（何止是“乐见其成”！）；所以，艾希霍恩和他的部队（几周以来，许多可靠的活动家已经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力量），就成了对抗反革命的最后手段之一。他被撤职的消息引爆了柏林工人的怒火，他们纷纷用各种决议、罢工和示威游行来表达他们的愤怒[83]。 一月四日晚上，革命工长组织开了会，仅此一次，他们一致认为：已经后撤得够远了，该反击了。共产党中央局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建议号召举行总罢工。卢森堡坚持认为，这次斗争应当只是一次单纯的抗议罢工，但还要弄清楚艾伯特准备走到哪一步、德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84]。一年半后，当时在场的一位共产党员写道： 一月四日晚上，德共中央局讨论了由针对艾希霍恩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当前局势。大家对局势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认为企图推翻政府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政府撑不过半个月。因此中央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应当避免提出含有立即推翻政府的意思的口号。我们应当提出以下口号：撤销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解除反革命部队（如苏佩的卫队等）的武装；把工人武装起来。这些口号都没有打倒政府的意思，甚至没有武装无产阶级的意思，毕竟这个政府仍能获得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支持，在当前局势中不能忽略这一点。对此我们全都赞成；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捍卫这些最低要求口号。它得是革命意志的有力行动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发出了举行示威游行的号召[85]。 其实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尽管没被人表达出来，甚至几乎没被人察觉到。在会场外，李卜克内西曾对一个同志透露道：“我们现在确实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但是，以革命工长组织为基础，成立雷德布尔的政府，这却是可能的[86]。”卢森堡的意见似乎很合理：就算他们把目标定为在柏林打倒艾伯特政府，这种行动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外省还来不及跟上步伐。当时的形势会使首都和外省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此时，在革命派领导层当中，要达成一致并不困难。一月五日早上，独立党柏林组织、革命工长组织与共产党联合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在下午两点到胜利大街（Siegesallee）参加示威游行：“这同你们的自由和前途息息相关，同德国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国际革命社会主义万岁！[87]”柏林的各个组织只号召举行示威游行，没有别的行动。正如传单中指出的，这次示威游行唯一的目标是“表现出11月日子里你们身上尚未消逝的革命精神”[88]，而不是采取战斗的立场。战斗正在迫近，但不是马上就要开始。群众如何回应举行示威游行的号召，将决定下一步的方向[89]。 但是抗议的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大，连组织者自己都吓了一跳。从胜利大街到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几十万示威者挤满了首都的中心，在警察总局的阳台上，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多伊米希和艾希霍恩见识了集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力量，并向这场展现了群众的坚定意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欢呼致敬。艾希霍恩说道：“是革命给了我这个职位，我只会把它交还给革命[90]。” 一年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共产党领导人是这样来回顾这次示威游行的： 〔那天〕我们在柏林看见的，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我们认为在俄国都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罗兰雕像[91]到胜利大街，无产者都在肩并肩地游行。游行的队伍一直长到蒂尔加腾（Tiergarten）。他们拿着自己的武器，打出了红旗。他们决心已下，要赴汤蹈火，献出自己的一切，哪怕是生命。这是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就连鲁登道夫都没见过这样的大军[92]。 对于这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来说，示威群众的人数、决心以及斗争的积极性是一个新的因素。十一月的革命精神不仅没有死去，反而从未如此鲜活。最广大的柏林群众想要斗争；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示威游行变成一场无疾而终的表态。 通往起义道路上的一步 我们那位共产党人继续写道：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群众一大早就来了，九点钟的时候，他们就顶着寒冷和大雾来了。领袖们正在别的地方开会讨论。雾越来越大，群众却依然在等待。可领袖们还在讨论。到了中午，群众已经又饿又冷了，可是领袖们还在讨论。群众兴奋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想要行动，想做点什么来释放他们的狂热劲头。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领袖们还在讨论。到了黄昏的时候，雾越来越浓了。群众沮丧地回家了。他们原先想干出点大事，但却什么都没干成。可领袖们还在讨论。他们先在宫廷马厩里讨论。然后又在警察总局里讨论，现在仍在讨论。工人们站在空荡荡的亚历山大广场外面，手里拿着步枪，身边是灯火和重机枪。领袖们在里面讨论。在警察总局，每支枪都在瞄着目标，每个角落都有水兵，从每个房间望出去，都能看见街上挤满了群情激奋的士兵、水兵和工人。在警察总局里，领袖们坐着，讨论着。他们坐了一整晚，坐了一个通宵，在讨论着。人们又回到了胜利大街，领袖们还坐在那里讨论着。他们讨论、讨论，没完没了地讨论[93]。 正在讨论的人有：独立党柏林组织的领导层成员雷德布尔和多伊米希、艾希霍恩的副手格利列维奇、来自革命工长组织的肖尔策等几个人，还有两名德共（斯）中央局委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94]。他们正在争论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他们都觉得在艾希霍恩事件上退让会让柏林工人大失所望，工人群众不会原谅退让，退让肯定会挫伤群众的锐气，折损群众的力量。他们也认为，不能用不彻底的方法来战斗，真要战斗的话，就要一决胜负。他们许多人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人们都说政府的部队显得犹豫不决，当费舍尔命令部队占领警察总局时，士兵不愿服从命令。 前一天晚上，德共（斯）中央局开了会，然后就没再开过会。会上他们一致认为自己能够、也应该让政府收回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解除反革命部队的武装，甚至是武装无产阶级。他们都认为，提出可能引发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战斗的口号，是不对的。但是示威游行的规模出乎意料地大，李卜克内西和皮克有理由认为形势已经好转了。 在场的其他领导人当中[95]，有不少人认为他们能轻松夺取政权，对这个问题，他们只考虑到了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革命派是否已经充分组织起来，能够投入一场必将成为决战的斗争呢？这是多伦巴赫的意见。他是一位天才鼓动家，对驻扎在宫廷马厩的人民海军师的水兵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宣称水兵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跟工人一起打倒艾伯特政府。他还说，根据他的情报，柏林卫戍部队的大多数士兵的情绪也是如此。最后他说道，据一个可靠的线人透露，驻扎在施潘道的几千名士兵，装备有两千挺机枪和二十门野战炮，正准备向首都进军；所以他们非得前进不可。雷德布尔被说服了，李卜克内西赌上自己的威信，改变了会议的走向；他们都认为，不能只对艾希霍恩被解职表示抗议，还必须发动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现在这已成为可能[96]。 雷德布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不同寻常的结盟具有决定意义。这次会议没有重视士兵代表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的警告，他不但反对多伦巴赫关于卫戍部队的情绪的看法，还反对多伦巴赫对水兵态度的看法[97]。主持这次会议的里夏德·米勒跟李卜克内西一样认为，群众正在走上革命道路，但他不认为在柏林发动进攻的时机已到，充其量只能在首都获胜，因为先头部队与德国其他地方脱节了[98]。 多伊米希赞同里夏德·米勒的意见，他认为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只能持续几天的短命的柏林公社，而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最终获胜。但这次他俩处于少数。只有六人投票赞同他们[99]。就这样，这次会议几乎一致决定试探一下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为此他们任命了一个由五十二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运动，一有必要，就把“革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革命政府，直到重新举行苏维埃的选举并召开下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止。革命委员会的首脑是三位权利平等的主席：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和保尔·肖尔策[100]。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太臃肿了，它注定是虚弱无力的。多伊米希再次批评了冒险主义，他拒绝为此分担责任，离开了会场。 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其后果具有决定意义，但其中还有许多情况尚未查清。一队独立行动的武装工人再次占领了《前进报》报社[101]。其他队伍则于当晚相继占领了主要的印刷厂与报社[102]，可能是想激化冲突。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光靠这种突击队式的行动，是几乎不可能解决没收资产阶级媒体的问题的。雷德布尔后来谈起这些行动时说道：“群众的这一行动把既成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103]。”但同时，他自己也把一个仍然影响深远的既成事实摆在了柏林工人面前。 打倒政府的斗争 当首都街头的事态不断发展的时候，笨重的革命委员会正在动手准备。它做成的事很少，只是号召人们于一月六日（星期一）中午十一点的时候再次举行示威游行[104]。只要有大量工人参加示威游行，他们就会要求号召总罢工。然后再起草一份宣言（事先用打字机打好），准备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发布： 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已经让人忍无可忍。由签名人代表的革命委员会特此代表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宣布这个政府已被罢免了。革命委员会暂时接管政府职能。同志们！工人们！紧密团结在革命委员会身边！签名人：李卜克内西、雷德布尔、肖尔策[105]。 但这份呼吁书未能发表。革命委员会脚下的根基正在悄悄滑走。驻扎在宫廷马厩的水兵抗议这项违背他们意愿的计划[106]，并批评多伦巴赫不跟水兵商量就擅自代替他们做主[107]。他们把正在宫廷马厩里开会的革命委员会赶了出去[108]，并释放了包括安东·费舍尔在内的被捕者（他是当天早上被捕的，这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109]。革命委员会命令水兵莱姆根（Lemmgen）带三百人去占领国防部。到了那里，副国务秘书要求出示书面命令，这支队伍的领袖就回去要了一份。在回国防部的路上他打了个盹；而他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散去了[110]。事态在一月六日的发展驱散了前一天的幻想。我们那位共产党见证人写道：“这些群众还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除了他们的自发行动之外，还应该有人出来领导他们，他们最初的革命行动本来应该结束警察总局里领袖们的争论。[111]” 尽管罢工的有几十万人，下定决心战斗的却只有不到一万人。这些人是艾希霍恩的部队、占领了报社和印刷厂的队伍，以及占领了《前进报》报社的队伍，这支队伍得到了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欧根·列维涅、维尔纳·莫勒、奥托·布拉斯和诺伊克伦苏维埃主席哈贝兰德[112]的支援后，被他们控制了[113]。柏林工人群众已经做好了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准备，但还没做好参加武装斗争的准备。 一月六日晚上，许多人都看出了运动正在退潮，也看出了以为自己能夺取政权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与柏林执委会都批准了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114]。诺斯克坐镇自由军团司令部，并准备反攻。共产党中央局处于危险之中。这次行动刚开始的时候，拉狄克就在卢森堡的一再催促下躲藏起来，他通过敦克尔给中央局传话，强烈建议他们号召罢工工人复工，并立即发动一场要求重新选举工人苏维埃的运动[115]。 卢森堡回答他说，独立党正准备屈服，共产党人不应该只简单地发个撤退的警报，尽管她也认为有此必要[116]。约吉希斯要求中央局否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自一月五日晚以后的活动与党有关，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党的授权就自作主张，违反了党的一切纪律；但中央局不愿这么做，因为在斗争中这么做可能会招致误解[117]。独立党的分裂也不亚于共产党。独立党全国执委会派奥斯卡·科恩和露易丝·齐茨去说服柏林党组织的人，特别是雷德布尔，让他们相信必须接受谈判，革命委员会举行了表决，最后决定同意进行谈判（五十一票赞成、十票反对）[118]。 谈判于一月六日至七日的深夜开始。独立党想要停火，它提出的一项要求是，当革命派从占领的建筑物里撤出时，不能向他们开火。政府则提出，必须先无条件撤出，否则一切免谈[119]。工人先锋队当中的退缩和混乱，使政府越来越有底气，同时反革命方面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一月五日至六日的深夜里，社民党执委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前进报号外》（Extra-Blatt-Vorwärts）的传单，清楚地传达了它的意图。它痛骂“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武装暴徒”，说他们是“一帮疯子和罪犯”，正在用“屠杀、血腥内战、混乱和饥荒”来威胁德国工人[120]。一月六日，诺斯克将警察权力交给冯·吕特维茨将军，并准备动用自由军团来进行镇压[121]。在总理府前举行了一次会议，艾伯特和谢德曼出席了会议，会上谴责了企图建立“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专政”的尝试，并向所有公民求援[122]。 几小时后，“社民党的”部队开始在国会大厦组建；一月八日，《前进报》记者库特纳[123]和国防部的格拉姆托夫（Gramthow）上校在国会大厦组织了两个团（各有六个连）[124]。同一天各部部长（在各部办公地点之外）碰了头，并采取措施开始作战。被任命为总司令的诺斯克决定把自由军团集中在利希特费尔德区（Lichterfeld）[125]。一月八日晚上，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 政府随即向柏林人民发出呼吁，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以暴止暴，并“结束压迫和混乱”[126]。在革命派一方，李卜克内西访问了《前进报》报社的占领者（其中有他的儿子威廉），并在他们面前谴责独立党领袖不战而逃[127]。一月九日，革命工长组织、德共（斯）和独立党柏林执委会三方的代表针对政府的宣言，发出了“举行总罢工！拿起武器！”的号召：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这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幸福、整个未来和社会革命的全局！谢德曼—艾伯特之流已公开号召其追随者和资产阶级拿起武器，反对你们无产者大众。……现在已别无其他的选择！必须战斗到底！……立即行动起来，进行这场最后的决战！[128] 红色士兵同盟号召武装的工人集合起来，走上街头去战斗[129]。 大部分柏林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参与两个阵营——双方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之间即将爆发的内战，甚至不认可这是内战。各工厂里都举行了集会，几乎所有的集会都赞成立即停止一切战斗，结束“手足相残”；要求所有自命社会主义的派别团结一致。一月九日上午，来自施瓦茨科夫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人在洪波尔德泰因（Humboldthain）举行了集会，这次集会的口号是“工人们，团结起来！如果不能与你们的领袖团结一致，至少也要绕开他们！[130]” 这些示威群众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维埃，在那里马克斯·科恩—罗伊斯也对他们的急切愿望表示附和，因此中央苏维埃主席莱纳特不得不立即要求会场恢复安静[131]。独立党右派和社民党多数派出于不同的理由，利用了群众对和平的渴望，来谴责极端分子的冒险主义行为。但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这一运动的压力下，（独立党强烈要求的）谈判于一月九日晚上重新开始了。他们同赫尔曼·米勒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直谈判到十一日[132]。 但在谈判期间，时间对政府有利，它已经决心采取坚决行动，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一月八日，政府的部队夺回了安哈尔特（Anhalt）车站和铁路管理大楼，这两处地方是前一天被革命派占领的。一月九日，他们夺回了官方的国家印刷厂，并包围了《前进报》的印刷所。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在那里被任命为现场指挥，他的命令就是用武力夺回印刷所[133]。一月十日，几个近卫团开始进攻施潘道，这里是起义者的重镇，并对镇压部队的后方构成了威胁。工人苏维埃主席在战斗中牺牲了，士兵苏维埃主席、曾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马克斯·冯·洛耶夫斯基被俘虏了，然后跟被俘的战友们一同遇害[134]。 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的深夜里，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谈判代表之一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和斯巴达克斯派领袖恩斯特·麦耶尔一起被捕了[135]。一月十一日早晨，由冯·施特法尼[136]少校指挥的部队开始炮击《前进报》报社[137]。两小时后，被包围在《前进报》报社里的人打出了白旗，并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随即被捕。这个军官命令占领报社的人在十分钟之内无条件出来投降。几个俘虏当场被杀害了，其中有维尔纳·莫勒和记者费恩巴赫[138]。夜里晚些时候，军队重新夺回了沃尔夫电信社大楼和最后一栋被革命派占领的公共建筑物。最后，军队于一月十二日向警察总局发动进攻，三百名起义者仍在里面坚守。他们的领袖、共产党人尤斯图斯·布劳恩（JustusBraun）和几位战友一起牺牲了[139]。 诺斯克军队的野蛮进攻，以及来自各工厂的要求结束手足相残的压力，让革命委员会这个平庸的领导层很是手足无措，它最后一次开会似乎是在一月九日。德共（斯）中央局也是乱成一团。它已经有几天时间没联系上李卜克内西了；他这几天都跟独立党的领袖们待在一起。列维和拉狄克在拉狄克的房间里碰了头；他们明白领导层已经瘫痪，在必须做出明确决定的时候，却丧失了行动能力。一月九日，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一起出席工人的集会，在会上提出退却和撤出被占领的建筑物的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唯一能阻止即将来临的镇压的方法。但他们放弃了这个主意（跟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提议一样，这也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因为他们发现已经太迟了，政府军已经出动了[140]。一月九日，拉狄克写了一封信，让列维转交给中央局，信中写道： 在你们的纲领性小册子《斯巴达克斯同盟想要什么？》里，你们宣称只有在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支持的时候才去夺取政权。这一原则上正确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支持，是无法组成工人政府的。现在，能被当成群众组织的，只有工人士兵苏维埃，但它们却没有力量，它们的力量仅存在于纸面上。因此领导它们的并不是战斗的党——共产党，而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或独立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当然谈不上夺取政权。即使通过暴动建立起了你们的政府，你们将会同外省隔绝开来，在几个小时内就会被打败[141]。 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党代表同意下通过的发动起义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革命工长组织在星期六做出了决定，针对社会爱国主义政府对警察总局的攻击进行回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行动只应具有抗议的性质。无产阶级先锋队被政府的政策所激怒，而领导他们的革命工长组织又缺乏政治经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全国的力量对比，所以它领导得很糟糕；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狂热地企图把这个抗议运动转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使艾伯特和谢德曼得以对柏林的这场运动进行沉重打击，这么一来他们就能削弱整个革命运动[142]。 拉狄克以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变中的做法为例，他坚决要求共产党领袖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向群众提出退却的建议： 唯一一支有能力号召停止行动、避免灾难降临的力量，就是你们——共产党。你们的洞察力足以使你们知道这场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你们的党员列维和敦克尔告诉我，说你们知道这一点。……当一个人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退却是难免的。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我们肯定要比现在的你们更强大，而当时我们竭尽全力去劝阻群众，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努力领导群众从一场没有希望的战斗中撤退[143]。 没有人能反驳拉狄克的分析，他的分析与相当广泛地存在于柏林工人中间的情绪相符，柏林工人决心保卫自己免受反革命行动之害，却被革命领袖的不一致的政策和不同工人政党之间的内战弄得晕头转向。就在拉狄克给中央局写信的那一天，来自通用电气公司、施瓦茨科夫和其他几家工厂的四万名工人在洪波尔德泰因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个八人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三个工人政党各有两名代表，还有两名代表来自革命工长组织[144]；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根据被工人采纳的下列口号组织运动：撤销现任领袖的职务，换上“不妥协”的人；解散军队总参谋部；废除军衔制；让军队复员[145]。 第二天，施潘道的一万五千名工人要求人民全权代表辞职、根据对等原则上成立由三个政党（社民党多数派、独立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各级委员会、重新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146]。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类似的决议如洪水一般涌现，这些决议全都要求罢免艾伯特和谢德曼、任命另一个独立党人为警察总监、成立一个由三个工人政党组成的政府[147]。相当多的社民党活动家也支持这些提案，这一事实表明对团结的渴望是何等迫切，以及柏林工人阶级是如何敌视被他们看作“手足相残”的争斗。假如共产党中央局采纳了拉狄克的建议，人们就不会直接或间接地责怪共产党，不会把持续不断的争斗怪罪于共产党，而且还能让陷入混乱的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转入必要的撤退，并在社民党内孤立那些要求镇压极左派的人（这些人是军队总参谋部的自觉同谋）。 但斯巴达克斯派领袖（包括卢森堡在内）对形势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他们强调抵抗光荣，坚持继续占领《前进报》，这样他们就跟革命工长组织及独立党竞相表现得更左。结果，他们让独立党利用了群众对团结的渴望，而最终从这种渴望中获利的只有社民党多数派，因为社民党多数派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共产党在妨碍工人的大团结。共产党承认了自己对这场半途而废的起义负责，这就让社民党内的反艾伯特派对镇压政策无话可说，因为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问题了[148]。 德共（斯）中央局随之爆发了争论，列维支持拉狄克的观点。约吉希斯更进一步，要求《红旗报》公开批驳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行动，否认他们的行动与党有关。尽管卢森堡也有这种想法（根据列维的说法，卢森堡曾说过将来不可能再跟李卜克内西共事了[149]），这个公开批驳却从未进行。一月十日，威廉·皮克以德共（斯）中央局的名义致信革命工长组织和行动委员会，宣布德共（斯）从该委员会中撤出自己的代表。这封信批评革命工长组织“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并曾“陷入了令人士气涣散的、杂乱无章的、使人麻痹的讨论之中”，这就使人们产生了应该继续斗争的印象[150]。可能就是在这次讨论之后，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对独立党进行了全面抨击：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哈阿兹和迪特曼退出了艾伯特政府，但他们仍旧在大街上继续执行充当谢德曼之流的遮羞布的政策。……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151]。 她在一月八日写道： 德国在组织方面是一个典范的国家，而且还是组织狂热的典范国家，甚至是以组织而狂妄自负的典范国家。人们为了“组织”而把运动的精神、目标和行动能力都放弃了。而今天我们经历了什么？在革命的重要时刻首先是受到赞扬的“组织天才”可耻地失灵了[152]。 一月十一日，她写道： 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153]。 于是，在这段时间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卢森堡似乎采纳了她以前一直反对的革命党思想[154]。在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她尝试分析“斯巴达克斯周”的得失[155]。她重申：在这场斗争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和“建立社会主义专政”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革命还不够成熟，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进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以及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她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相信工人会被激发起来： 在艾伯特—谢德曼疯狂的挑衅面前，革命的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是的，立即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是革命的荣誉攸关的事情，否则反革命就会受到鼓励而继续进攻，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德国革命在国际中的道义上的信誉就要动摇[156]。 在卢森堡看来，这场斗争在形式上以失败告终，是因为“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历史教育人们，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铺满了失败”，对于那些能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人来说，这些失败将引导人们走向胜利： 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157]。 尽管卢森堡高声宣称自己对胜利坚信不疑，但这篇文章的标题《柏林秩序井然》却无情地概括了当前的形势。共产党领导层帮助开展了这场运动，却不能帮助运动免遭失败，它也没有做什么来预防或避免失败。毫无疑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将会导致组织工人阶级联合阵线、共同反对那些同将军勾结的领袖的机会失之交臂。就在几天以前，革命工长组织还在批评斯巴达克斯派的“盲动策略”，而几天之后，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未经深思熟虑就发动的极左行动，就让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 自由军团已经决心给革命当头一击，他们正在大肆搜捕革命领袖。多伦巴赫、艾米尔·艾希霍恩和保尔·肖尔策成功逃离首都[158]，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却留了下来。当诺斯克的部队进攻《前进报》报社时，卢森堡仍在《红旗报》编辑部里工作，列维苦苦劝她，说她有生命危险，有义务躲藏起来。李卜克内西显然也同样缺乏危机感，在这个紧要关头，他还坚持要筹备一场公开集会，他和卢森堡要以党的名义在会上发言。最后他们俩同意躲藏起来，但拒绝在柏林工人遭受镇压的时候离开柏林[159]。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他们先是躲在诺伊克伦，然后躲在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的一个同情者的公寓里。在那间公寓里，卢森堡在《前进报》上面读到了那篇有李卜克内西的签字的、名声很糟糕的革命委员会文件[160]。她问了李卜克内西一句：“卡尔，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吗？[161]”随后两人陷入了沉默。 一月十五日晚上，他们就在这间公寓里被捕了，与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来这里把假证件交给他们的威廉·皮克。他们三人被带到设在伊甸旅馆（HotelEden）的近卫骑兵师司令部，帕布斯特上尉在那里审问了他们。到了深夜，先是李卜克内西、然后是卢森堡被带了出来，准备押往摩阿比特监狱。一月十六日，《前进报》早间版是唯一一家刊登了这两位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消息的报纸。在一篇评论里，它对胜利者的“宽大”自吹自擂，这些胜利者知道如何保卫“秩序、人命和法律免受暴力威胁”[162]。 但是，午间版《前进报》就用大号标题登出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亡的消息：李卜克内西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而卢森堡在被押往摩阿比特监狱途中，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拦住车后拉下来打死了。近卫骑兵师发表的公报提供了具体细节，这份公报暂时是唯一的消息来源。根据这份公报所述，李卜克内西在伊甸旅馆里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中了头，在离开伊甸旅馆时已经受了伤；押运过程中车子出了故障，他便趁机逃向蒂尔加腾，在警告无效后被射杀。而卢森堡则是在伊甸旅馆外面被一群人打昏在地，然后这群人把她从押运人员身边带走并打死了她。李卜克内西的遗体在太平间里，但卢森堡的遗体还未找到[163]。 真相一点一点地浮现了出来。是士兵杀死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他们俩受审时遭到了毒刑拷打。李卜克内西是第一个被带出去的，士兵隆格（Runge）用枪托往他脖子后面狠狠地砸了几下，然后他们把正在流血的李卜克内西扔进一辆轿车，把他带到蒂尔加腾，在那里杀死了他。负责整个行动的是海军上尉冯·弗卢克—哈通[164]。李卜克内西的遗体被当成“未被确认身份的尸体”存放在动物园派出所里。卢森堡被带出伊甸旅馆时情况已经很差了，她也同样遭到了隆格的毒打，然后在昏迷中被带了出去，被士兵杀掉了。她的遗体被绑上石头丢进运河里，几个月以后才浮上来。这次行动是由沃格尔[165]中尉指挥的[166]。 几个月后，军事法庭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宣判隆格两年监禁、沃格尔两年半监禁，而冯·弗卢克—哈通则被宣判无罪[167]。在海军少校卡纳里斯（他是这次审判的法官之一）的帮助下[168]，沃格尔逃跑了，并成功逃离德国。 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遇害，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当然，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为了调查两人的死因费了很大力气，还是不能证明社民党领袖应对他们的死负有直接责任。但社民党领袖却无法推脱掉道义责任。就在两天以前，《前进报》还公开叫嚣要杀死他们：“打死的人，成百地排列着，但是，其中并没有卡尔！没有罗莎！和他们的那一伙！”[169]。杀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士兵，是由诺斯克和社民党部长们招募和武装的，最后又得到了这些人的包庇。谢德曼说过：“你们瞧，他们的恐怖主义策略是怎样让他们自食其果的！[170]”从此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永远横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鲜血。 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同时失去了它最优秀的政治领袖和最有威望的代言人。每个德国工人都知道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他们二人在国际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人中间，只有他们能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而且也只有他们二人，能在即将成立的第三国际中享有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旗鼓相当的威信。另外，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凶手虽然放过了皮克，但是隆格的证词、特别是帕布斯特上尉的声明，却在皮克身上投下了可怕的嫌疑。因此共产党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对其结论至今仍有争议[171]。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遇害，不仅在社民党多数派和革命派中间划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它还让革命派相信，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延误战机。被分割孤立的德国共产党人的各支队伍需要几个月的无情经验来让自己明白，他们确实错了，但错在另一方面。 [1]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81—282页。 [2]《红旗报》，1918年11月27日。 [3]原文直译：工人的经济运动，揭下了十一月革命脸上的民主的、（在此之前）纯政治性的假面具。——中译者注 [4]弗里德里希·蒂森（FriedrichThyssen，1873年11月9日——1951年2月8日），蒂森家族的掌门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1926年其父死后接管蒂森集团。1923年经鲁登道夫介绍，认识了希特勒，从此开始大力资助纳粹党。1932年11月，他是力促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主使人之一。1933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二战爆发后表示反对战争，后出走瑞士，被开除出纳粹党并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身份。1940年流亡法国，准备逃到阿根廷，但被法国警察逮捕，被引渡给德国。1943年起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几天被美军解救。——中译者注 [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563页。 [6]《前进报》，1918年12月2日；巴尔特，《来自车间的德国革命》，第80—81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28页。 [7]《前进报》，1918年12月6日。 [8]《前进报》，1918年12月7日。 [9]《红旗报》，1918年12月7日；弗洛贝尔，《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第30页。 [10]《红旗报》，1918年12月8日。 [11]弗洛贝尔，《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第30页收录了一份根据目击者的报告写成的记录，记载了来自诺伊克伦的工人对菩提树下大道（UnterderLinden）的布里斯托尔旅馆（HotelBristol）的攻击。 [12]赫尔曼—约瑟夫·沃尔夫—梅特尼希（Hermann-JosephWolff-Metternich，1887年4月3日——1956年5月29日），格拉赫特伯爵（GrafzurGracht）。生于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在外交部情报机关工作。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被艾伯特任命为政府与人民海军师的联络员。1918年11月26日——12月7日担任人民海军师指挥员。参加了12月6日的政变，政变失败后出逃。——中译者注 [13]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154—156页）记载了这次调查的摘要（调查的要点可以在当时的日报上以及艾希霍恩的《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中找到）。 [14]出自格勒纳将军在慕尼黑审判中的证词，转引自格哈德·A·里特尔（GerhardA.Ritter）与苏珊·米勒（SusanneMiller），《德国革命1918—1919》（DiedeutscheRevolution1918-1919），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第125页。 [15]阿诺德·莱克维斯（ArnoldLequis，1861年2月2日——1949年2月16日），1880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881年获少尉军衔。1896年晋升为总参谋部上尉。1898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1902年担任普鲁士军事学院教官。1904—1909年在海外殖民地工作。1912年晋升为上校，1913年出任第1军工兵司令。1914年10月出任第2集团军后勤主任，1914年12月晋升为少将。1916年5月被任命为第104步兵旅旅长，1916年11月被任命为第12步兵师师长。1918年3月晋升为中将。十一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军区司令，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1919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军第8旅旅长。卡普暴动后，于1920年9月退役。——中译者注 [16]转引自贝托尔德与内夫，《军国主义与机会主义反对十一月革命》，第165页。 另请参阅：《莱克维斯陆军总司令关于野战师开进柏林的行动计划》，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0—111页。——中译者注 [17]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31页。 [18]《前进报》，1918年12月11日。 [19]十一月革命后，反革命势力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诬陷革命派，炮制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可以概括为：“光荣的国军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都是因为可恶的赤匪和犹太佬在背后捅了国军一刀，国军才失败的。”这套理论一般被称为“背后捅刀”论（Dolchstoßlegende）。——中译者注 [20]转引自吉尔贝·巴迪亚（GilbertBadia），《斯巴达克斯派》（LesSpartakistes），巴黎，1966年，第171页。 [21]《弗斯报》，1918年12月25日。 [22]雅克·加布里埃尔·保罗·米歇尔·贝努瓦—梅尚（JacquesGabrielPaulMichelBenoist-Méchin，1901年7月1日——1983年2月24日），法国极右派政客、作家，亲德分子，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曾任傀儡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国解放后因“法奸”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又被减为20年有期徒刑，1953年获释。——中译者注 [23]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Histoiredel'arméeallemande），第1卷，巴黎，1936年，第101页。 [24]《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23栏及其后。 [25]同上，第181栏。 [26]波多·冯·哈保（BodovonHarbou，1880年12月12日——1943年12月22日），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从1918年9月起积极参加了军方、政府、社民党和资本家的会谈。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担任格勒纳将军与社民党之间的联络员。战后退役，担任德国氮气辛迪加（DeutschenStickstoffsyndikat）经理。1943年年底被秘密警察逮捕，在狱中自杀。——中译者注 [27]格勒纳，《回忆录》，第475页。 [28]同上；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84页；《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DerZentralratderdeutschensozialistischenRepublik，19Dezember1918-8April1919，vomerstenzumzweitenRätekongress），莱顿（Leiden），1968年，第44—54页。 [29]《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78页，注释38。 [30]弗洛贝尔在《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一书中对此事的记录是最同情水兵的，但其他的说法也没有显著的区别。 [31]弗里茨·拉特克（FritzRadtke，1884—1962），战争期间在航空兵担任士官，革命后参与创立人民海军师，1918年12月8日——1919年1月8日担任人民海军师指挥员。——中译者注 [32]人民海军师的历任指挥员是： 保尔·维乔雷克（PaulWiczorek），1918年11月11日——1918年11月13日； 奥托·托斯特，1918年11月13日——1918年11月23日； 赫尔曼·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1918年11月23日——1918年12月7日； 弗里茨·拉特克，1918年12月8日——1919年1月8日； 瓦尔特·容格（WalterJunge）与马尔库斯·马尔基耶维奇（MarkusMarkiewicz），1918年1月8日——1919年3月11日。——中译者注 [33]新宫廷马厩（NeuerMarstall）是柏林的一栋历史建筑。普鲁士国王的旧宫廷马厩（AlterMarstall）建于1670年，由于马匹数量逐渐增多，旧马厩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便于1897年动工建造新宫廷马厩，并于1901年完工。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宫廷马厩曾是人民海军师的驻地。革命失败后，宫廷马厩改为柏林市图书馆。该建筑在二战中被严重损毁，经修复后，改为柏林艺术学院的展览馆。2005年翻修后，由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HochschulefürMusikHannsEislerBerlin）和柏林市图书馆共同使用。——中译者注 [3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4页。 [35]同上，第264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7]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 [39]参见收录于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26页的决议。 [4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 [41]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66页。 [4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28页。 [43]城防司令部（Kommandantenhaus），又称老司令部（AlteKommandantur），位于菩提树下大道1号，原是柏林城防司令的办公处。建于1654年，原为巴洛克式建筑，1795年扩建，1873年翻新为新文艺复兴风格。由于在二战期间毁损严重而被拆除，在原址上建造了民主德国外交部大楼。2003年贝塔斯曼集团在原址上重建该建筑，用作该集团的柏林联络处。——中译者注 [44]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56页、228页。 [4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6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29页。 [4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6页，该书强调了巴尔特的作用，而赫·米勒则强调了艾伯特的作用。 [47]近卫骑兵师（Garde-Kavallerie-Division）是普鲁士陆军的一支骑兵部队，成立于1813年8月9日，驻地为柏林，隶属于近卫军团（Gardekorps）。在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了多次反革命阴谋。1919年7月并入国防军。——中译者注 [48]恩斯特·尤利乌斯·瓦尔德马尔·帕布斯特（ErnstJuliusWaldemarPabst，1880年12月24日——1970年5月29日），1899年参军，1916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十一月革命后，担任近卫骑兵师参谋，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镇压了1919年一月起义，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919年7月企图率领近卫骑兵师发动政变，但因得不到军方支持而失败，同年年底退役。1920年积极参加卡普暴动，事败后潜逃国外。在二十年代积极参加了极右民族主义运动。纳粹上台后，逐步脱离政治。1943年流亡瑞士。1955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4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8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30页。 [50]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118页。 [51]安东·费舍尔（AntonFischer，1873—1949），战前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军，获少尉军衔。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918年11月15日担任柏林卫戍司令奥托·维尔斯的副官，1918年12月27日担任柏林卫戍司令。镇压了1919年一月起义。——中译者注 [52]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32页。 [53]《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85—86页、第89—94页。 [54]《自由报》，1918年12月29日。 [55]《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185—186页。 [56]里·米勒，《德国内战》（DerBürgerkrieginDeutschland），柏林，1925年，第20页。 [57]“人数更多”是赫克特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说法（《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116页）；他估计参加社民党的示威的有16万人。 [58]里·米勒，《德国内战》，第21页。 [59]这里指的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的七月事变。关于这次事变，请参阅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前三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index.htm——中译者注 [60]列·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三章，郑超麟译。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4.htm [61]在《红旗报》把人民海军师描写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拥护者之后，该师的代表在《前进报》上答复说自己“与斯巴达克斯派无关”（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12页）。 [62]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一章，郑超麟译。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2.htm [63]鲁道夫·维塞尔（RudolfWissell，1869年3月9日——1962年1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任柏林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委员，1916年起在《前进报》工作，1918年3月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1月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2月至7月任经济部长。1928年至1930年任劳动部长。纳粹上台后退出政治活动。1945年后参加了社民党的重建，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中译者注 [64]威尔逊总统的半官方代表埃利斯·洛林·德莱塞尔（EllisLoringDresel，1865—1925）把诺斯克写成一个精力充沛、能够预见并镇压暴动或骚乱的人（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42页）。他还强调指出，在自由军团的成立，以及同协约国和解、共同用武力对抗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在波罗地海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联系（同上，第423—442页）。 埃利斯·洛林·德莱塞尔（EllisLoringDresel，1865年11月28日——1925年9月19日），生于波士顿一个德裔钢琴家家庭，1887年毕业于哈佛学院，1892年毕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加入古德温、德莱塞尔与帕克律师事务所（Goodwin,DreselandParker）。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工作。美国参战后，负责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德工作。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12月10日——1922年4月18日任美国驻德国代办，卸任后回国。——中译者注 [65]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68页。 [66]弗里德里希·贝特郎·西克斯特·冯·阿尼姆（FriedrichBertramSixtvonArnim，1851年11月27日——1936年9月30日），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一战前先后任第55步兵团团长、第13师师长、第4军军长。1900年晋升为上校，1903年晋升为少将，1906年晋升为中将，1913年晋升为步兵上将。1917年任第4集团军司令，停战后任A集团军群司令。1919年退役。——中译者注 [67]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鲁道夫·梅克尔（GeorgLudwigRudolfMaercker，1865年9月21日——1924年12月31日），曾在德国驻东非、中国的殖民军队中服役，一战期间任团长，两次负伤。1918年8月晋升为少将，任214师师长。十一月革命后组建了自由军团，为反革命效尽犬马之劳。——中译者注 [6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142页。 [69]同上，第143页。 [70]鲁·梅克尔，《从帝国陆军到国防军：志愿地方猎兵军史》（VomKaiserheerzurReichswehr.GeschichtederfreiwilligerLandjägerKorps），莱比锡，1922年，第53页。 [71]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von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72]梅克尔，《从帝国陆军到国防军：志愿地方猎兵军史》，第64页。 [73]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0页。 [74]格勒纳将军后来声称，诺斯克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请求艾伯特“率领部队对付斯巴达克斯派”（《慕尼黑匕首审讯案》〔DerDolchstossprozessinMünchen〕，慕尼黑，1925年，第225页）。 [75]马尔克·科西迪耶尔（MarcCaussidière，1808年5月18日——1861年1月27日），法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过1834年里昂起义，后被判处20年监禁，1837年获大赦。1848年革命期间，他率部攻占警察局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巴黎警察总监，随后他把巴黎的警察部队改换为由革命者组成的“人民卫队”。1848年5月被解职，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的示威被缺席判处流放，1859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7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60页。 [77]《前进报》，1919年1月1日。 [78]格奥尔格·多耶（GeorgDoyé，1874年6月7日——1965年6月20日），生于普鲁士勃兰登堡省东普里格尼茨—鲁平县（LandkreisOstprignitz-Ruppin）。1896年获见习律师资格，1898年获候补公务员资格。19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1年在杜塞尔多夫担任陪审员。1917年担任普鲁士邦内务大臣助理。1918年担任柏林—夏洛滕堡代理警察总长。1919年担任普鲁士邦内务部枢密顾问。1921年被开除出国家公务员队伍。——中译者注 [79]保尔·希尔施（PaulHirsch，1868年11月17日——1940年8月1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社民党，1908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920年3月任普鲁士邦总理，其间于1918年11月—1919年3月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0—1932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1—1925年任夏洛滕堡副市长，1925—1932年任多特蒙德市长。纳粹篡权后被剥夺退休待遇，1940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8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26—227页。 [81]关于他自己对此所做的解释，请参阅：艾希霍恩，《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第60页及其后。 [82]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25页。 [83]《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308页。 [84]里·米勒，《德国内战》，第30页。 [85]《红旗报》，1920年9月5日。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列维；无论如何，这篇文章都表达出了他的观点。 [86]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7页。 [87]这份传单的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9—10页。 这份传单的中译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8—139页，题为《大柏林革命工长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1919年1月5日于柏林举行群众游行，反对罢免警察总监艾希霍恩的呼吁书》。——中译者注 [88]同上，第10页。 [89]这是雷德布尔的说法，参见《雷德布尔案件》，第4页及其后。 [90]《红旗报》，1919年1月6日。 [91]在中世纪，许多德意志城市都立有骑士罗兰的雕像，象征这些城市享有的“都市权”（townprivileges）。柏林有多座罗兰雕像，这里指的可能是立在蒂尔加滕区肯佩尔广场（Kemperplatz）的一处喷泉上的罗兰雕像，是威廉二世为了纪念自己登基而建造的，1902年揭幕。由于在二战中损毁严重，于1950年拆除。——中译者注 [92]《红旗报》，1920年9月5日。 [93]同上。 [94]关于这一系列讨论的最完整的记述，请参阅：里·米勒，《德国内战》，第30页及其后。 [95]也就是指革命工长组织和独立党左派。有些人同时身负多重委派，比如安东·格利列维奇，他既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又是独立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还是艾希霍恩的副手。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DieWandlungdesdeutschenKommunismus.DieStalinisierungderK.P.DInderWeimarerRepublik），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45页。 [9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4页；里·米勒，《德国内战》，第30—38页、第46页。 [97]同上；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52页。 [98]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53页。 [99]里夏德·米勒和赫尔曼·米勒都给出了这六人的名字：多伊米希、里夏德·米勒、埃克尔特、诺严多夫、鲁施和马尔赞。 英文版此处误作“罗伯特·米勒”（RobertMüller），经核对法文版，改为“里夏德·米勒”。——中译者注 [10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5页；《雷德布尔案件》，第53页。 [10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0—281页，文中明确指出：带头占领大楼的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罗兰德（AlfredRoland）的餐厅服务员，他在警察总局外面的游行队伍当中带头号召大家占领《前进报》，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奸细。在普鲁士邦议会进行的调查，以及雷德布尔审讯中的一些证言都证明了这一事实，里夏德·米勒也支持这一点（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6页，注释23）。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不可能是奸细的极左分子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次占领行动；这些极左分子当中最出名的是作家维尔纳·莫勒，在德共（斯）成立前，他是柏林际共团的领导人之一。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35页）认为他是首都的极左行动的领导人之一。 [102]被占领的有比克森施泰因（Büxenstein）、舍尔勒（Scherle）、摩瑟（Mosse）和乌尔施泰因（Ullstein）印刷厂和沃尔夫电信社，带头占领摩瑟印刷厂的是一个姓德拉赫（Drach）的人，据艾斯纳所述，他是鲁登道夫的“奸细”（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6页，注释23）。 [103]《雷德布尔案件》，第62页。 [104]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是革命工长组织、独立党大柏林组织中央执委会和德共（斯）中央局，它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自由报》，1919年1月6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6页）。 [105]原件的影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2页。当时雷德布尔不在，由李卜克内西代他签字。 [106]《自由报》，1919年1月10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6页。 [107]《雷德布尔案件》，第189—194页；埃里克·沃尔德曼（ErikWaldman），《1919年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对政治理论及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TheSpartacistUprisingof1919andtheCrisisoftheGermanSocialistMovement.AStudyoftheRelationofPoliticalTheoryandPractice），米尔沃基（Milwaukee），1958年，第176页。 [108]里·米勒，《德国内战》，第87页。 [10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0页。 [110]同上，第276页；《雷德布尔案件》，第278页及其后；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8页，注释28。 [111]《红旗报》，1920年9月5日。 [112]弗里茨·哈贝兰德（FritzHaberland，1891—？），铁路工人，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十一月革命后担任诺伊克伦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一月起义参加了占领《前进报》编辑部的行动。——中译者注 [11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1页；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5页。 [114]投了反对票的只有多伊米希和里夏德·米勒，马尔赞未出席会议。《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15页 [115]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7—138页。 [116]同上，第138页。 [11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3页；保·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WasistdasVerbrechen?DieMärzaktionoderdieKritikdaran?），柏林，1921年，第33—34页。 [11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4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19]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20]传单全文收录于上书第254—255页。 [121]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69页及其后。 [122]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0页。 [123]埃里希·库特纳（ErichKuttner，1887年5月27日——1942年10月6日），出身于海员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志愿参军，1916年在凡尔登战役中负伤。1916年当上了《前进报》编辑。支持艾伯特政府，协助诺斯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1—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篡权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前往西班牙协助共和派作战，1937年在战斗中负伤后回到阿姆斯特丹，1942年4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6日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124]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0页，注释35。 [125]同上，第91页。 [126]传单引用自上书第496页；《国家公报》（Reichsanzeiger），第7号，1919年1月9日。 [127]弗里茨·齐凯尔斯基（FritzZikelsky），《枪在我手；工人老战士回忆录》（DasGewehrinmeinerHand.ErinnerungeneinesArbeiter-veteranen），东柏林，1958年，第144—145页。 [12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3—34页。 本文的中译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9—141页，题为《1919年1月9日大柏林革命工长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举行总罢工的呼吁书》。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29]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8页。 [130]转引自上书，第499页。 [131]《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287—288页。 [1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4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3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5页。 [134]同上，第285—286页。 [135]同上，第286页。 [136]弗里德里希·弗兰茨·阿道夫·冯·施特法尼（FriedrichFranzAdolfvonStephani，1876年6月12日——1939年4月24日），生于军官家庭，1895年获少尉军衔。1917年1月晋升为少校，在第1近卫步兵团服役。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参与镇压1919年一月起义。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积极参加极右翼活动。——中译者注 [13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8页。 [138]沃尔夫冈·费恩巴赫（WolfgangFernbach，1889—1919），生于柏林一个犹太裔中间阶级家庭，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十一月革命后为《红旗报》工作。在1919年一月起义中参加了占领《前进报》的行动，1919年1月10日被反动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13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8—290页。 [140]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8页。 [141]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2页。后来德国警方曾就这封信对拉狄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这封信的原件是在托马斯（Thomas）档案库里找到的，这个档案库是用来编写《德国革命插图史》的，但是在纳粹时期弄丢了。 [142]同上。 [143]同上。 [144]《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277页。 [145]同上，第295页。 [146]同上，第296页。 [147]请参阅莱纳特就收到的决议所做的报告，同上，第308页、第326页。 [148]马克斯·科恩—罗伊斯有时会表示对士兵的行为感到忧虑，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央苏维埃里的社民党工人代表对社民党领袖同自由军团的结盟的担心。莫尔肯布尔本人通过引用1月15日的执委会会议记录，对诺斯克及其盟友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09页）。 [149]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33—34页。 [150]《红旗报》，1919年1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1—42页。 [151]《红旗报》，1919年1月1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7—49页。 此文即《领袖失灵》，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72—573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哈阿兹”在本书中译为“哈泽”。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10.htm——中译者注 [152]《红旗报》，1919年1月6日（原文如此，似应为1月8日。——中译者注），第2编，第3卷，第23—26页。 此文即《玩忽职守》，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68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与英译文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08.htm——中译者注 [153]《红旗报》，1919年1月1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7—51页。 此段出自上文引用过的《领袖失灵》一文，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73页，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54]巴迪亚（《斯巴达克斯派》，第261页）写道：“尽管如此，这种情况说明卢森堡感觉到了：需要有一个机关来领导革命，指导行动，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群众。这难道不是向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思想靠近了一步吗？”〔本书作者布鲁埃〕对此不敢苟同，无论是在他所提到的卢森堡的想法方面，还是在他所谓的党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群众的“列宁主义”思想方面。 [155]《红旗报》，1919年1月1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71—75页。 此文即《柏林秩序井然》，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14.htm——中译者注 [156]同上。 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76—577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中译者注 [157]同上，第579页，此处引用的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58]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31页；巴迪亚，《斯巴达克斯派》，第249页。 [159]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8页。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从马克斯·科恩—罗伊斯那里得知李卜克内西的嫂子被捕了，她曾住在罗莎·卢森堡的房子里（《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415—416页）。 [160]1月14日的《前进报》上刊登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 [161]保尔·列维写道：“罗莎·卢森堡把那份写有‘临时政府、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肖尔策’的签名文件拿给李卜克内西看，那一幕在场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回忆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undRosaLuxemburgzumGedächtnis〕，《阶级斗争》〔DerKlassenkampf〕，第2期，1929年1月15日，第34页）。卢森堡说的那句话，是萝茜·沃尔夫施泰因转述给耐特尔的（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767页）。 [162]《前进报》，1919年1月6日（早间版）。 [163]伊丽莎白·汉诺威—德吕克（ElisabethHannover-Drück）与海因里希·汉诺威（HeinrichHannover），《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死：政治罪行档案》（DerMordanRosaLuxemburgundKarlLiebknecht.DokumentationeinespolitischenVerbrechen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第35—45页。这些是当时报纸上的报道的摘录。 [164]霍斯特·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冯·弗卢克—哈通（HorstGustavFriedrichvonPflugk-Hartung，1889—1967），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参加自由军团，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30年代初在北欧进行情报活动。二战后被美军逮捕，1947年获释。——中译者注 [165]库尔特·沃格尔（KurtVogel，1889年10月11日——1967年？月？日），近卫骑兵师中尉，在1919年1月15日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同年5月14日被判处两年四个月徒刑，5月17日在同伙的协助下越狱，逃往荷兰。——中译者注 [166]汉诺威—德吕克与汉诺威，《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死，政治罪行档案》，第45—48页。 [167]同上，第116页；这次审判的记录收录于第59—120页。 [16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05页。卡纳里斯曾在1917年镇压过革命水兵，得到了上级的包庇。他后来晋升为海军上将，在第三帝国时期担任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的首脑。 [169]《前进报》，1919年1月13日；这首诗《太平间》（DasLeichenhaus）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31页。 [170]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第348页。 [171]君特·诺劳（GüntherNollau），《国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源和表现》（DieInternationale.WurzelnundErscheinungsformendesproletarischenInternationalismus），科隆，1969年，第332页，此书收录了帕布斯特于1959年11月30日对该书作者讲述的说法；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Wollenberg）是这种说法的源头之一，根据他的说法，负责这次调查的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Kippenberger）收集了不利于皮克的信息，并因此在莫斯科审判期间送了命（埃·沃伦贝格，《机关：斯大林的第五纵队》〔DerApparat:StalinsFünfteKolonne〕，波恩，1952年，第76—78页）。
第十一章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一章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Ø初步讨论 Ø极左派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胜利 Ø成立大会的重要意义 德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先锋队尚未摆脱政治混乱的时候成立的。当它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由莫斯科派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刚好抵达了柏林。他们曾在德俄边境上被挡了回去，但后来又偷偷越过了边境[1]。这三人注定要在新党内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拉狄克；其余两人——克莱布斯（又叫“拉科夫”和“菲利克斯·沃尔夫”）与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是在俄国被争取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的。 毫无疑问，选这三人做代表是选错了人。菲利克斯·沃尔夫并不了解德国。老一辈斯巴达克斯派核心成员根本不认识弗里斯兰德，就连激进运动也对他很陌生，战前他根本没接触过激进运动。拉狄克倒是密切参与了德国左派的整个历史，但从某些角度来看，这恰恰使他很难成为合适的人选。他确实同布莱梅的共产主义者有联系。但他和卢森堡及约吉希斯有很深的个人仇怨。他们之间的仇怨始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后来又因为战前的“拉狄克事件”而加深了。不过他在一战期间在瑞士同保尔·列维的关系对他很有利。据说卢森堡对派来一位“政委”的做法大发雷霆，是列维让她消了气[2]。列维迎接了拉狄克，陪他一起，将他介绍给其他人。首先必须承认，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不论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的）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的领袖——的信任，在德国革命派看来，这一简单的事实赋予了他们无上的威信。拉狄克生动而又动情地记载了他跟德国党的领袖的会面。除了双方一开始有点尴尬之外，过去的争吵似乎并没有对当前的任务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就当前的俄国形势及德国的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后（卢森堡的朋友捷尔任斯基[3]当上契卡[4]首脑这件事，让卢森堡吃了一惊），讨论转到了应该如何对待立宪会议的召开、要不要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上面[5]。 初步讨论 当时，主要的障碍不在于斯巴达克斯派，而在于际共团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人没有忘记一九一七年在独立党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忘记当斯巴达克斯派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决定继续留在独立党内时自己的失望之情。尽管际共团代表会议已经决定同斯巴达克斯派合并，但约翰·克尼夫仍然反对。他坦率地向已经抵达布莱梅的拉狄克表明了立场。他认为，艾伯特—哈泽政府将很快被群众运动推翻，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左的政府，是从他所谓的“革命急躁情绪”中产生的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政府，这么一来，苏维埃的拥护者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丧失威信的风险就会加大。只有到了那个政府失败的时候，属于真正的革命派（他本人及支持者）的时刻才会宣告到来。此外，尽管他赞成在德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他却认为这么一个党里不应该有卢森堡及其支持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同时还对拉狄克说，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以广泛的群众运动为基础才能获胜，而如果跟斯巴达克斯派一起成立新党的话，那么约吉希斯肯定会在新党里推行严格的集中制，这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两人进行了艰苦的争论，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与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的老朋友拉狄克，克尼夫宁愿克制自己不出面介入，不表明自己的立场[6]。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际共团的第二次代表会议终于在柏林召开了，来自布莱梅、汉堡、莱茵兰、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柏林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博尔夏特团体的剩余成员，但其领袖克尼夫的朋友和支持者弗勒利希、劳芬贝格与奥托·吕勒没有参加会议。大部分代表承认，由于斯巴达克斯派即将与独立党决裂，阻挠了与斯巴达克斯派合并为新党的原则分歧和根本障碍已经消失[7]。克尼夫在发言中建议，革命派应当参加立宪会议的竞选活动，但只有少数人支持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谢绝担任出席合并大会的代表。而主张抵制大选的弗勒利希被委任为布莱梅共产主义者在统一后的新领导层内的代表[8]。拉狄克雄辩地阐述了合并的理由，他认为早就应该合并了[9]。曾使斯巴达克斯派与布莱梅共产主义者产生分歧的几个重大问题，比如工会问题，看起来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在斯巴达克斯派的领导层当中也产生了分歧。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起初似乎不愿意与“共产主义者”合并，而约吉希斯好像一直到最后都激烈地反对合并。其实他认为斯巴达克斯派应该继续留在独立党内，直到下一次党代会召开为止，这是为了在党代会上吸引所有的左翼分子，如果斯巴达克斯派过早脱离独立党的话，那些左翼分子可能会继续留在独立党内。克拉拉·蔡特金在一九二一年谈起这个问题时说道：“成立大会召开前不久，卢森堡和列奥·约吉希斯二位同志，而主要是约吉希斯同志，对我说，我们应该在独立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脱离该党，成立共产党。[10]” 蔡特金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她还说自己没有得到召开大会的通知。据弗里茨·赫克特所说，当她得知决定召开成立大会时，她哭喊道：“一群傻瓜！[11]”但是，拉狄克凭借十月革命的巨大威望进行了干预，这再次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卢森堡则说服了自己，不再等到独立党党代会召开时才同独立党决裂。尽管如此，她还是揭示了一个重要分歧，即新党应该叫什么名字。埃贝莱因对她的立场做了如下概括（他的说法得到了列维的确认）： 〔第三〕国际里仍然只有俄国共产党一个党。第二国际各党将毫不留情地反对它。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促使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同第二国际决裂，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仅靠俄国共产党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它和西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党之间有一道鸿沟。我们德国革命派要成为把东欧的革命派和西方的仍被改良主义控制着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纽带。我们要促使这些社会主义者尽快同改良主义决裂。我们将尽力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党”的义务。我们如果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那么我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会让自己在西方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12]。 最后，中央局以四票反对、三票赞成、一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列维）驳回了卢森堡提出的取名为“社会主义党”的提案[13]。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好是在独立党退出艾伯特政府的那一天，斯巴达克斯同盟召开代表会议，以八十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脱离独立党、成立共产党的提案[14]。斯巴达克斯同盟与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合并、以及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终于实现了。独立党内的哪些左翼分子会加入它，特别是当它面对着一九一八年底的各种问题时会采取什么立场，尚有待观察。 十二月二十四日，约翰·克尼夫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是这样评论青年国际的维利·明岑贝格的立场的：他们“在精神上仍不是共产主义者”[15]。在他看来，斯巴达克斯派和际共团之间仍有重大分歧。但是，德共（斯）成立大会却表明，实际上获胜的是极左派，在新党里他们不仅战胜了以卢森堡为代表的斯巴达克斯派，也战胜了以克尼夫为代表的际共团，因为极左派的领袖既来自斯巴达克斯派（比如柏林的施罗德[16]和文德尔[17]），也来自际共团，如奥托·吕勒、弗勒利希和维尔纳·莫勒等人。 极左派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胜利 德共（斯）成立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柏林举行。来自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八十三名代表和来自际共团的二十九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此时，圣诞节暴力冲突的余声犹在首都回响。独立党部长们的辞职似乎将使群众进一步激进化。保尔·列维后来是这么描写当时的气氛的： 柏林的气氛……充满了革命的紧张情绪……没有一个人不觉得即将出现更大规模的示威和行动……这些此前从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只是通过行动才向我们靠拢的，而且他们之所以向我们靠拢，也只是为了行动，可是这部分群众的代表们偏偏没能理解这一点：即任何新的、能被轻易预见到的行动，有可能不是以胜利而是以退却告终。假如需要退却的话，就必须遵循一种留有机动余地的策略，但即使是在他们最坏的打算中，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18]。 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其中谈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和成立新党的决定。他的发言调子很严厉。他回顾了中派反对派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现，他说中派反对派的领袖和群众当中有许多人是修正主义者，他把中派反对派过去的活动定性为“议会痴迷病”。对于盛行于十一月起义的准备阶段的“幼稚的和机械论的”思想的增长，他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批评这种思想“不能理解群众行动自身的无上的重要性，高估了官僚的、议会的和其他行动”。他向大家提起，过去斯巴达克斯派能在独立党内享有完全的活动自由，并指出：“我们参加独立党，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那些可能会被推动的人前进，是为了让最优秀的分子前进，并同他们联合起来，从而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再把他们组织进一个单独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结果这一切全都徒劳无功[19]。” 李卜克内西控诉了独立党——从十二月九日起，它就成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遮羞布”——回顾了独立党执委会拒绝召开党代会的经过，然后得出了结论：独立党已奄奄一息，尚未准备好与之决裂的党员群众正在回归社民党多数派阵营。因此他号召立即同独立党彻底决裂，成立一个新党，并就此提出了动议。筹委会提出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派）”、“德国工人共产党”、“德国革命共产党”等几个名字，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人们选择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派）”[20]。 然后，拉狄克以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讲话。他对俄国形势做了坦率的简介，并尽力指出一个弱小的党所要面临的困难——虽然它是在世界处于最严重危机的有利时刻诞生的。在发言的结尾，他公开了国际对未来的展望： 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了。它曾在全世界享有威信。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威信可言，从现在起，国际没有一个支部能享有德国支部曾拥有的那种威信。国际将是各国工人阶级的联盟，国际中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将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战斗，都将走出自己的道路，不会有哪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走上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完全一样的道路[21]。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中央局交给保尔·列维一个任务，要他阐述中央局在立宪会议选举问题上的立场。他首先就一个问题——德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想让立宪会议发挥的作用——作了解释（似乎全体代表都对此表示赞同）。他宣布：“只有跨过国民议会的尸体，无产阶级才能走上胜利的道路。”但他立刻又补充说道：“尽管如此，我们向你们建议：我们不应该对国民议会选举袖手旁观[22]。” 从那一刻起，他的发言就多次遭到粗暴的打断和激烈的反对。他试图解释说，共产党跟过去的社民党不一样，如果议会里有共产党议员存在，对革命斗争是有利的，他还援引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以前，他们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有人大喊：“那就解散它！”列维回答道：“是什么让你们，就像这位同志一样，认为整个德国已经达到革命的地步了？”他认为工人可以在柏林、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和上西里西亚推翻国民议会，但这些地方毕竟不是整个德国。革命派的力量不足以组织抵制大选的活动，如果硬要抵制大选，只会对自己有害。当他继续说到下面这些话时，他的话又被人打断了： 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们是这样来看待形势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将影响我们的运动在今后几个月里的命运……实事求是地考虑一下形势吧：国民议会要召开了。你们无法阻止它召开。它将在几个月里主宰德国的全部政治生活。你们无力让人们把目光从它身上移开，你们无力阻止任何人——哪怕是你们最好的拥护者——对它产生兴趣、打听消息、进行预测和想要知道国民议会中将发生什么事情。它将会吸引德国工人的关注，面对着这个事实，难道你们还想置身事外，抛开它进行活动吗？同志们，你们想解散国民议会。如果国民议会在希尔达[23]之类的地方召开，你们又会怎么说呢？[24] 又有人大声反驳他说，如果国民议会在一个小镇召开，那就等于自取灭亡。列维趁机回答说，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力量会自取灭亡，像德国资产阶级这么强大的力量更不会这么做，共产主义者（不相信资产阶级会自杀的人）有义务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为革命而战，帮助工人重整旗鼓，为革命而斗争。毫无疑问，这位年轻的斯巴达克斯派演说家展现出了雄辩的口才。但大部分代表都相信“权力在街头”，他们对此不会表现出一丝怀疑。 列维的发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将大会分成了不等的两派。卢森堡承认，在面对着多数代表的“极端主义”及其“忽视了必要的冷静、严肃和深思熟虑”的倾向时，自己感到非常苦涩。到她发言时，她引用了俄国的例子。她提醒大家注意，德国革命才刚刚开始，就像十月革命是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的一样，并表示：德国群众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来加强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推翻立宪会议的程度。她揭露了支持抵制大选的人所给出的理由当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些人既害怕大选对群众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却又认为群众的觉悟已经高到了足以阻止大选的程度[25]。凯特·敦克尔对多数派代表说，他们是想“在疖子还没化脓的时候就开刀”[26]。赫克特对激进派和左派在一战期间的谨慎表现揶揄了一番，并着重指出共产主义者即使在力量最强的地方也只是少数派，多数人仍追随艾伯特和谢德曼。他提议参加大选，但在全德都只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名单上只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的名字[27]。李卜克内西不隐瞒自己对是否参选的犹豫（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由于他受中央局的纪律约束，他详尽地回顾了在动员群众反对大战时自己的国会议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代表们虽然没有打断这些人的发言，但态度十分冷淡。 然而，最左的发言人则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比如奥托·吕勒，他表示无产阶级不应该用立宪会议这具“新死尸”来阻碍自己，应该与“妥协和机会主义”一刀两断。对于列维提出的支持以议会为讲坛的理由，吕勒反驳道：“今天我们有其他讲坛。街头就是一个巨大的讲坛，它是我们争取得来的，我们不能抛弃它，即使我们会在街上挨枪子儿[28]。”在那些支持“街头权力”的人看来，参加大选就等于抛弃革命。他针对列维的立场，提出了短期内发动起义的观点：“如果〔国民议会〕在希尔达召开，我们就得自己在柏林成立新政府。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29]。” 许多人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列维涅认为，斯巴达克斯派太弱小了，它既无力参加大选也无力抵制大选，它应该集中力量来鼓动人们支持工人士兵苏维埃[30]，但其他发言人则谈到保持双手清白的必要性，群众有可能不理解他们，以及把参选的建议批判为“急转弯”甚至是堕入机会主义。论战结束时，大会驳回了列维的提案，并以六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奥托·吕勒提出的反提案：共产党不会参加大选。在辩论中，以及表决之后（表决的结果让左翼激进派很高兴），卡尔·贝克[31]代表际共团宣布，他的组织已决定参加新党[32]。在大会的第一天结束时，极左派赢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天，郎格开启了关于“经济斗争”问题的讨论。中央局的发言人比列维更谨慎，他批判了工会官僚的保守作用及其将工厂委员会变成雇主机关的附庸的企图，但他又避免在革命派是否应当参加传统工会、并在其中指导激进行动这个问题上提出意见[33]。因此他遭到了几个代表的批评。来自柏林的里格尔[34]认为，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就不该留在工会组织里[35]。弗勒利希表示，在工会内部是不可能把它给争取过来的，必须提出“离开工会！”的口号。他建议在工厂里组建“工人联合会”，以此一劳永逸地消除党和工会之间的界限[36]。赫克特反对弗勒利希的意见，他强调指出：广大的群众已经参加了工会，不应该把工会的作用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混淆起来，并对“离开工会！”这个口号的危险提出了警告[37]。卢森堡批评了弗勒利希的立场，说他企图用“工人联合会”来把两种旧的组织形式——党和工会——拼凑起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到新的形式——工人苏维埃和工厂代表会。她不完全同意“离开工会!”的口号，但赞成把清算工会提上日程[38]。她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一个专项委员会讨论，激情已经不如前一天的大会支持了她的建议[39]。 第三天，卢森堡就党纲做了发言，在她发言时和发言后，大会向她长时间鼓掌致敬，尽管她的发言明确地批判了多数派的极左倾向。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已经到了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纲领整个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纲领置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采取的那一立场”上。她宣布：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同那些企图歪曲它的人作斗争，它象鼹鼠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基下面挖掘，它又使德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部分今天在我们的旗帜下，在革命的战旗下前进，我们在反革命表面上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信徒和今后的战友[40]。 人类面临着生死抉择：要么倒退回野蛮状态，要么通过社会主义获得拯救，社会主义是人类求得生存的历史性需要。应该在这个框架内来分析德国的形势：“11月9日是一次充满缺陷和弱点的革命……而我们在11月9日经历的事情，有四分之三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原则的胜利，不如说是现存帝国主义的崩溃。”尽管出现了工人士兵苏维埃，“这是这次革命的口号”，“它立即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面貌”，但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它的特征是各方面都抱有幻想，无产阶级和士兵的幻想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帜周围团结起来”，艾伯特散布的幻想是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就能有效地压制阶级斗争。十二月六日和二十四日的两次血战让双方都丢掉了幻想：“但正是由于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后剩下来的只是一堆这样的破烂，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收益，因为没有什么比幻想更加对革命有害的了，没有什么比明白的、公开的真相对革命更加有益的了[41]。” 卢森堡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它已经从工潮的发展和蔓延中开始了： 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一点说出来：正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全部本质，罢工一定将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成为革命的中心点，革命的主要事情。那时它就是一场经济革命，从而也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能由群众直接地、面对面地同资本主义来决一胜负，要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无产者都起来反对他的雇主。只有那样它才会成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42]。 在第二阶段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将会垮台。卢森堡一再坚持下列观点，她认为这是纠正代表们的幻想所必需的良药： 我们不应当继续鼓励和重复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1月9日阶段的幻想，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来说，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并用另一个政府来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做好准备，使工人士兵委员会具有这样一种权力，那时，一旦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或随便哪一个与它类似的政府被推翻，这件事本身就只是一项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了[43]。 在发言结尾，她对那些梦想一下子就能推翻艾伯特政府的人提出了警告： 在这里应当这样说：起初是行动；而要使工人士兵委员会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成为并学会成为德国的唯一公共权力，必须有行动。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破坏基础，使情况成熟到可以实行革命，那时必须由革命来圆满完成我们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历史不允许我们象在资产阶级革命时那样轻松自在，那时只要在中央推翻正式的权力，用几个或几十个新的人去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工作，如果说我们不是从上面夺取政治权力，而是必须从下面夺取，那么这恰恰是同我们革命在实现其触及社会制度基础的那些目标时的群众性质相符合的，是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相符合的。……我不打算去预言这一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只要我们付出生命就足够实现这一过程，那么我们中有谁会去计算，有谁会为此操心呢？重要的仅仅是，我们要清楚明确地知道应当做什么；关于应当做什么，我希望我已经凭我的微薄力量多少向你们讲清楚主要的轮廓了[44]。 几分钟后，大会通过了已发表在《红旗报》上的纲领草案，这个纲领明确宣布： 斯巴达克斯同盟拒绝同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拒绝同谢德曼—艾伯特之流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它把这样的一种协作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只会加强反革命的力量，麻痹革命的力量。……斯巴达克斯同盟也将拒绝在谢德曼—艾伯特之流身败名裂和独立党与他们的合作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斯巴达克斯同盟只能根据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群众清楚的明确的意志，而绝不通过其他方式接管政权，只根据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群众自觉地赞同斯巴达克斯同盟的观点、目标和斗争，而绝不通过其他的方式接管政权。斯巴达克斯同盟的胜利不是革命的开始，而是革命的终点：它的胜利就是几百万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胜利[45]。 成立大会的重要意义 有几个见证人曾记载了列奥·约吉希斯在成立大会闭幕后的次日所表现出来的苦涩与悲观。在约吉希斯看来，拒绝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清楚地证明了以现在集结起来的这批人来建党，是为时过早了[46]。在得到卢森堡的同意后，他请求蔡特金先不要参加共产党，直到她能在独立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后再参加共产党[47]。拉狄克也许没有那么悲观，尽管他不禁觉得自己不是在跟一个真正的政党打交道；他后来写道：“成立大会尖锐地暴露出了党的幼稚与缺乏经验”[48]。成立大会上的主流情绪是它与俄国革命彻底团结的证明，这个因素不可忽视。但它与群众的联系却还是很薄弱。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是完全乐观的；在他看来，青年站在斯巴达克斯派一边，他相信自从独立党被迫退出政府后，力量的对比将很快发生改变[49]。 代表大会否决了中央局通过列维提出的参加大选的建议，同时又采纳了卢森堡提出的纲领，这毫无疑问地体现出了政治上的矛盾。另外，在成立大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派似乎没有企图夺过领导权；领导层仍是旧的斯巴达克斯派班子，他们依然握着缰绳，不过少了梅林（他当时病了），多了弗勒利希（他是际共团的代表）[50]。这些旧的斯巴达克斯派领袖肯定认为，自己的影响力足以阻止党去执行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些决议中的冒险主义政策。罗森贝格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极左多数派的人质，为了从极左派那里逃出来，他们倾向于分裂；这种看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51]。 新党的组织结构十分松散，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不管怎么看，它在这方面都更像独立党，而不像布尔什维克。埃贝莱因就组织问题做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初期的政治讨论后，他发现讨论党证与党费的任务变得十分艰难。他的报告抛弃了社民党的按照选区建立组织的传统，因为新党的组织是以地区组织和工厂小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带有激进派对集中制的固有敌意：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取消地方服从中央的旧体制，我们还认为，各个地区组织和工厂组织应当是完全独立的。它们应当独立行动，而不应老是等待上面的命令……中央局主要承担思想与政治领导的任务，并对党外发生的一切进行总结[52]。 对这个报告几乎没有进行讨论。此外，恩斯特·麦耶尔和卡尔·贝克彼此交换了意见，短暂争论了一番，这表明斯巴达克斯同盟和际共团对这方面毫无准备，他们对组织的观念也不是很明确。新党的组织基础有待研究，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做决定。虽然选出了中央局，但这并不能自动让中央局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的全国领导机关。 当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时，他们也同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进行了讨论，而德共（斯）成立大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的决议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可以从这些讨论中遭到的挫折看出来。这个代价是很高昂的。李卜克内西说道，这些人是“柏林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积极”的人，他们远胜过构成了独立党干部队伍的那些高干，他同他们一起完成的工作是“他在政党活动中最幸福的篇章”[53]。 由李卜克内西率领的斯巴达克斯派代表团和革命工长组织核心的代表团（其中有多伊米希、雷德布尔、里夏德·米勒、诺瓦科夫斯基、埃克尔特和肖尔策）进行了讨论[54]。他们的讨论曾几次被中断，好让代表们去跟委派他们的人汇报和磋商。斯巴达克斯派的代表们知道革命工长组织的这些活动家虽然形式上还是独立党党员，但他们更接近于斯巴达克斯派，并组织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纪律的独立团体，所以斯巴达克斯派的代表们对这次谈判的成果满怀信心。但多伊米希和雷德布尔（他们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活动家的政治顾问与真正领袖）则从不掩饰自己的不信任，雷德布尔则干脆表现出了彻底的敌意。他们都立即发起了进攻，认为是否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是原则性问题。但第一个障碍是革命工长组织造成的，他们要求派出五名代表参加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决定纲领和组织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就能增加柏林活动家的代表名额，但德共（斯）成立大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前景[55]。里夏德·米勒坦率地表示，能不能跟斯巴达克斯派合作，取决于斯巴达克斯派能否放弃自己的“惯用的盲动主义策略”及其对街头示威的依赖，由此重新开始了讨论。李卜克内西回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里夏德·米勒把自己变成了《前进报》的代言人[56]。显然“血腥圣诞节”事件和《红色前进报》事件对革命工长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他们同情斯巴达克斯派所捍卫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几周后跟李卜克内西合作，但工厂代表们仍对激起此类行动、并自称代表斯巴达克斯主义的冒险主义分子表示出了敌意。阿图尔·罗森贝格写道：“多伊米希、雷德布尔和里夏德·米勒确实想追随共产主义的政策，但又不想跟那些被公认为斯巴达克斯派的人扯上关系[57]。”这个说法，与其说符合那三个被点名的领导人，倒不如说更符合普通代表的情况，而且李卜克内西还强调指出，这三个领导人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雷德布尔表现得像个坚定的敌人，而多伊米希则总是很友好、很亲近[58]。 不管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工长组织提出的条件表现出了他们的极度不信任。他们要求撤回抵制大选的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纲领委员会，一起对“街头策略”进行准确的规定，让自己的代表参加出版物与传单委员会，最后还要求新党的名字中不得出现任何涉及“斯巴达克斯”的词[59]。毫无疑问，没有哪个老布尔什维克会拒绝这些条件，也没有哪个老斯巴达克斯派会强烈反对这些条件。但是德共（斯）成立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这些条件是不能接受的，此外，他们对这些谈判的挖苦态度，是拉狄克发现的最令人担忧的征兆之一[60]。 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共产党代表团甚至都不用去跟德共（斯）成立大会汇报和磋商，都能意识到谈判已经破裂了；其实成立大会从一开始就对与革命工长组织的合并怀有敌意，没有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争论[61]。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失败。革命工长组织赢得了柏林无产阶级的信任，在一战期间、在革命时期，是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柏林无产阶级的斗争，没有了他们的参加，要想在在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成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难以想象的。革命工长组织里只有几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德共（斯），如保尔·埃克尔特、弗里茨·文古特和保尔·维尔。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及受其影响的成千上万活动家认为斯巴达克斯同盟与独立党的决裂没有正当理由，他们对此冷眼旁观[62]。 斯巴达克斯派的领袖们，和这些战斗的工人阶级组织者，双方彼此隔绝了，这些组织者是一个革命的工人党的无可争议的、真正的骨干，斯巴达克斯派的领袖们无疑会意识到，他们在产业工人运动里没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在柏林各工厂里的这些可敬的战士却又失去了政治领导，或者说，是被引诱到了不可靠的独立党左派领袖一边，陷入了种种自相矛盾的诉求之中不能自拔，这比一战期间的局势要复杂得多（而他们的荣誉和威信是在一战那种局势里赢得的）。这两个团体非常相似，这加剧了彼此的对抗。两个团体相互竞争的危险在这种爆炸性局势中显现了出来。而充斥于所有政治团体的极左情绪又大大加剧了这种危险，双方都竞相表现得比对方更“左”。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在群众中就是孤立的，在积极投入行动前，它必然是虚弱的。一月事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重创了它。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的任务不得不从头开始做起。 尽管如此，当列宁得到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的消息时，尽管他还不清楚其详情或其意义，他还是在一月十二日发表的《给欧美工人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喜悦（这封信他早就在起草了）： 现在，拥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这些闻名世界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拥护者的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已经同谢德曼、休特古姆这类社会党人，这类同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勾结而使自己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彻底断绝了联系，并已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第三国际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63]。 [1]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3页；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28—132页。德国战俘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德国人支部的领袖之一赫尔曼·奥斯特洛也是代表团成员，但他没能进入德国（同上，第122页）。 [2]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43页，但书中没有提到任何书面证据。 [3]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4]契卡（ЧК），全称“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чрезвычайнаякомиссияпоборьбес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исаботажем），于1917年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命令成立，其首脑是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它的职责是同一切反革命行为及破坏行为作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ГПУ）。列宁去世后，随着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中译者注 [5]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134页。 [6]同上，第135页。 [7]《共产主义者》，布莱梅，第5期，1918年；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09—613页。 [8]《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76页。 [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64页；约吉希斯也出席了会议。 [1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于莫斯科》（ProtokolldesIIIKongressesderKommunistischenInernationale〔Moskau，22Junibis12Juli1921〕），汉堡，1921年，第668页。 另请参阅：克拉拉·蔡特金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II卷，第61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4——中译者注 [1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41页、第669页。 另请参阅：黑克尔特在1921年7月1日晚8时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00页。“黑克尔特”在本书中译为“赫克特”。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5.htm#1-1——中译者注 [12]《斯巴达克斯与第三国际》（SpartakusunddieDritteInternationale），《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6—307页。 [13]同上，第307页。 [14]《一九一八：德国工会运动老战士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录1914—1920》，第23—24页。投了反对票的三个人是约吉希斯、维尔纳·希尔施（WernerHirsch）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Mülheim）的代表麦斯特（Meister），这个麦斯特很有可能是明斯特（Minster）之误（《红旗报》，1928年12月30日）。 [15]《共产主义者》，布莱梅，1918年12月24日，转引自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政治传记》，第88页。 [16]卡尔·施罗德（KarlSchröder，1884年11月13日——1950年4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协助经营《红旗报》。后成为革命工长组织的极左派理论家。德共（斯）成立后领导柏林地委，1919年被开除出党，发起成立共工党。1920年同戈尔特密切合作。与戈尔特一起去莫斯科，使共产国际承认共工党为“同情党”。1921年底组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和信息局。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1924年返回社民党，成为《前进报》上的文学评论家。在社民党内组织了前共工党员的组织，1931年组织“红色战士”（RoteKämpfer）。1936年被判处苦役。1945年后在西柏林组织教育，后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7]弗里德里希·文德尔（FriedrichWendel，1886年5月12日——1960年3月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在柏林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在德共（斯）内领导左派。后来发起成立共工党，同情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返回社民党。当上了社民党的记者。纳粹统治时期转入地下，战后在基尔市政府工作，重建了基尔的社民党组织。 [18]《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库，P124/8，第4页。 [19]《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52—56页。我们这里引用的文件得到了赫尔曼·韦伯（HermannWeber）的确认，他根据在列维档案库里找到的速记记录证明了这份文件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份文件，而没有引用很不完整的《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因为它是在一月事件之后的镇压中，由那些出席过大会的秘书写下来的。 [20]同上，第63—66页。 [21]同上，第86页。这段对〔第三〕国际的古怪描述跟列宁所要求的“世界革命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拉狄克后来做了完全不同的阐述。 [22]同上，第90页。 [23]希尔达（Schilda）是勃兰登堡的一个小镇。——中译者注 [24]《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93页、第95页。我们都知道，为了躲避柏林工人的政治压力，国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的。 [25]同上，第99—104页。 [26]同上，第113页。 [27]同上，第113—117页。 [28]同上，第98页。1919年1月10日，吕勒在德累斯顿召集了一次示威游行。当示威群众来到社民党报社前的时候遭到枪击，12人死亡，52人受伤。吕勒也被捕了，但在秩序恢复后获释（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21—522页）。 [29]《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98页。 [30]同上，第109—113页。 [31]卡尔·阿尔宾·贝克（KarlAlbin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布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际共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与人创建了工人总联合会。在1919年的德共（斯）二大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勒利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和派”成员，1928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 [32]《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135—136页。 [33]同上，第138页、第149页。 [34]恩斯特·里格尔（ErnstRieger，1875年6月10日——1947年？月？日），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工匠家庭，当过工人。1895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当选施潘道市议会议员。1915年接近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参加德共（斯）成立大会。1920年参与创立共工党和工总，自1922年起活跃于自由工人同盟。1945年参加德共，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47年在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35]《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159页。 [36]同上，第152—154页。 [37]同上，第160—162页。 [38]同上，第162—164页。 [39]同上，第165页。 [40]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此处采用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42页，殷叙彝译。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231.htm 中译文中的“鼹鼠”一词，在《卢森堡文选（下卷）》中译为“田鼠”，但在核对德语原文时，发现原文是Maulwurf（鼹鼠），而非Wühlmäuse（田鼠），故改为“鼹鼠”。——中译者注 [41]同上，第548页。 [42]同上，第551页。 [43]同上，第557页、第559页。 “工人士兵委员会”在本书中译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中译者注 [44]同上，第560—561页。 [45]《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1918年12月31日通过的德国共产党纲领》，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5—126页，这段引文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46]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345页。 [4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68页。 另请参阅：克拉拉·蔡特金在1921年7月2日晚上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II卷，第61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17.htm#4——中译者注 [48]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6页。 [49]同上。 [50]入选中央局的有赫尔曼·敦克尔、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弗勒利希、郎格、约吉希斯、列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麦耶尔、皮克、塔尔海默（《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第45页）。列维文件中缺失的段落收录于《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261—262页。所以布里西亚涅提出的保尔·列维在1919年春天“补选”为中央局委员的说法（《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58页，注释1）是错误的。 [51]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EntstehungundGeschichtederWeimarerRepubl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322页。 [52]《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248页。 [53]同上，第276—277页。 [54]同上，第270页。 [55]同上，第271页。 [56]同上。 [57]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23页。 [58]《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275页。 [59]同上，第273页。 [60]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6页。 [61]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42页）认为，这个事实证明他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李卜克内西“违背了大多数代表的意愿，坚持同某些独立党领袖和左翼工会干部进行了秘密的、徒劳的谈判”（黑体是我们加上的）。 [62]柏林的IML-ZPA档案库里保存有谈判破裂后，革命工长组织于1月1日召开的会议的记录。德拉布金概述了这次会上的争论（《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61—462页）：雷德布尔、维格曼和多伊米希表示赞成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党，这个新党将参加大选；少数人赞成参加德共（斯）；最后大部分人选择留在独立党内。 [63]《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43页。这封信是在1919年1月21日，即列宁得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天写完的，发表于1919年1月24日的《真理报》。 “斯巴达克联盟”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同盟”。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82.htm——中译者注
第十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Ø独立党内的斯巴达克同盟 Ø群众与党 Ø是先锋队，还是富有战斗性的少数派？ Ø斯巴达克斯同盟与独立党决裂 Ø相互汇聚却又彼此矛盾的各种流派 罗莎·卢森堡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活动所下的严厉判决，让历史学家替它感到不平。从革命派的立场来看，不该让里夏德·米勒及其伙伴对失败负全部责任。执委会内的激进派的无力，以及这个“政权机关”（卢森堡是这么称呼执委会的）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超出纯宣传性的范围，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柏林执委会的当选委员们的错。在其他革命团体的工作中也能找到相同的特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的席位之少（就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也没有获得多少代表的支持）表明，他们在革命初期曾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影响力已经衰落了，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无力触动群众运动的心。 独立党内的斯巴达克斯同盟 对斯巴达克斯派来说，这并不是新问题。我们还记得卢森堡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的政治斗争，当时部分斯巴达克斯派成员想成立独立的组织，而她则极力反对，她认为这样成立的只会是一个脱离了被社民党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的“宗派”。我们还记得，一九一七年独立党成立时，围绕着对它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革命派内部发生了分歧。尽管来自符腾堡的成员表示反对，但大部分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还是参加了新的独立党，不过布莱梅、汉堡和柏林的左翼激进派拒绝参加独立党。 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革命爆发前夕，这些分歧似乎不那么严重了。自从独立党的理论家考茨基表态支持“民主”、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始，大部分活动家都认为参加独立党是不够进步的。前文讲过，弗兰茨·梅林认为斯巴达克斯派不该参加独立党；保尔·列维在瑞士被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他回国后，靠近了布莱梅的活动家，成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党的前景变得更加清晰了。十月的联席会议[1]似乎预示着，在斯巴达克斯同盟和独立党决裂（现在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之后，它将会与左翼激进派合并，成立新党。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不符合这种预测。李卜克内西获释后，他同意成为独立党的旗手，并参加独立党执委会的会议。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斯巴达克斯派没有介入工业的手段——而关键的战斗将在工业中打响。所以他和皮克才选择了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它的核心构成了柏林工人阶级的真正领导层，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又是独立党员。李卜克内西认为，通过维格曼、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和诺瓦科夫斯基等人，要比通过多伊米希和里夏德·米勒之类的人更能接近群众。这些人对俄国革命及革命纲领的同情态度是很出名的。 十一月十日，一群武装的斯巴达克斯派拿着由里夏德·米勒和冯·贝尔菲尔德签字的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命令，在赫尔曼·敦克尔率领下，占领了一家大型日报《柏林本地新闻》的印刷厂[2]。不久之后，卢森堡抵达柏林，她强烈批评了他们在没有足够财力的情况下出版日报的做法，而且她也不赞成这家报纸的路线[3]。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柏林的斯巴达克斯派领袖在佳益旅馆（HotelExcelsior）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起草了一份纲领[4]。从约吉希斯写给塔尔海默的信中[5]，可以一窥他们的分析。他们认为这场革命仍只是场兵变。由厌倦了兵役的水兵发动的这场兵变，是根据水兵的诉求进行的，基本上是由水兵领导的，而社会问题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当然它确实帮助打击了反革命在军队中的矛头，但反革命仍能得到“政府社民党人”的帮助，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政府社民党人”仍然享有工人阶级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信任。 在斯巴达克斯派看来，革命派的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来启发群众。要在由粮食配给、失业和“必然伴随着战争而出现的真正的经济混乱”等迫切问题所引发的经济性斗争——特别是罢工——当中推动群众前进，让群众在这个过程当中认清社民党的真面目，以此来系统地帮助群众进步。任何与社民党多数派的合作都只会让群众更难认清它的真面目：“用一句老话来说，我们领导革命的时候不是在革命开始之时，而是在结束之时[6]。” 卢森堡根据这个分析为自己的意见辩护，她认为斯巴达克斯派应该尽可能久地留在独立党内，这首先是为了赢得支持，发展新成员，但要怀着赢得大多数支持的长远目标。她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个后来成为了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团体继续留在独立党内，以宣传性团体的形式存在着。 虽然如此，这个团体还是开始建立组织，并制订了一套工作计划[7]。任命了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叫做“中央局”（Zentrale），它的成员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约吉希斯、恩斯特·麦耶尔、赫尔曼·敦克尔、凯特·敦克尔、威廉·皮克、保尔·列维、保尔·郎格，以及从斯图加特回来的塔尔海默和被从但泽召回的埃贝莱因[8]。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塔尔海默、列维、郎格和从斯图加特回来的弗里茨·吕克负责发行《红旗报》。约吉希斯负责组织问题，埃贝莱因负责财政，皮克负责在柏林建立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组织。敦克尔夫妇负责青年工作，卡尔·舒尔茨[9]负责在士兵中间开展宣传，恩斯特·麦耶尔负责出版局[10]。在卢森堡草拟的工作方案里，有出版一系列出版物的计划：要出理论期刊、专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定期刊物、面向士兵的宣传性小报、以及新闻通讯期刊[11]。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能按时完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团体的力量全部用在保卫《红旗报》这家日报的战斗上了。《柏林本地新闻》的老板诉诸法律，柏林执委会退让了，冯·贝尔菲尔德辞职了，斯巴达克斯派不得不交出印刷厂[12]。到了十一月十八日，《红旗报》才再次面世，这次是由一家收费很贵的印刷厂印的。以每份五十芬尼的价格印刷和销售“鼓动性传单”[13]——因为没有党费——根本不能提供必要的财力。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德国出现后的第一周里，斯巴达克斯派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不过，李卜克内西在十一月二十日写了一篇讨论苏维埃的文章，表达了中央局对这个摆在革命派面前的任务的规模的看法： 当选的劳动者往往只受过很不充分的教育，他们只有很薄弱的阶级觉悟，甚至还在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所以它们〔即苏维埃〕几乎没有革命性，或是几乎见不到它们开展反对旧政权的代理人的政治斗争[14]。 群众与党 在革命时期，当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地觉醒过来，投入政治生活的时候，群众改换方向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是呈直线发展的。他们的经验——有时会集中在短短几周之内——对希望利用他们的政治组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能迅速做出反应，能进行非常清晰透彻的分析。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各个工人政党、以及在它们内部相互竞争的种种流派所持的立场，却加剧了思想上的混乱。 大致来说，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有两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治组织在德国劳动人民面前站了出来——一个是老的社民党，人们把它叫做多数派，尽管在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再占多数了；另一个是独立党。这两个党都参加了政府，也都参加了柏林执委会，都自称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也都自称是为了十一月革命而斗争的，也正是十一月革命让他们获得了政权。乍一看这两个党似乎没有显著的区别；内阁做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自由报》所用的语言也跟《前进报》的非常相似，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是，当人们不再满足于官方声明，并去寻找这两个政党的真正区别——首先是它们的代表的实际行动与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首先，在独立党内有斯巴达克斯同盟，它拥有自己的日报和自己的政策。十一月十日，李卜克内西拒绝参加艾伯特—谢德曼—哈泽政府，使斯巴达克斯同盟成了第三个领导层，至少也是另外两党所遵循的路线的正式反对派。其实当时不只有这几种思想流派。在社民党内，除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正宗右翼（这个右翼事实上是总参谋部的同盟者，自觉地为瓦解苏维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并同协约国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盟）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左翼，这个左翼虽然缺乏组织，但却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社民党党员组成的：这些党员如果听说了他们的党已经同协约国结成了这么一个同盟的话，会感到难以置信；他们真诚地相信科恩—罗伊斯之流设想的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前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许多社民党员，甚至是领袖，对极其明显的右翼政策——即诺斯克同自由军团的合作——表示出了敌意，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左翼”是很有活力的[15]。 在独立党内，“右派”基本上是由高层领袖组成的，这个派别的代言人是哈泽和迪特曼，它跟社民党的“左派”其实十分接近。这个派别确实想要议会民主，但又梦想把议会民主同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的工人苏维埃调和起来，让苏维埃“分享”部分权力。这个派别同社民党的左派一样，为艾伯特及右派的政策打掩护，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有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比如大选的日期或右派同总参谋部的关系——也会对右派进行猛烈的（至少是口头上的）攻击。独立党的左派，包括多伊米希、雷德布尔和以里夏德·米勒为首的革命工长组织在内，确实没有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或柏林执委会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但它坚持了战前激进革命派的立场，并加上了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将其作为具体的前景，这明确地将他们置于无条件地支持俄国革命及其继承者的阵营里。 在独立党左派反对党内右派、加强苏维埃的权力、反对召开国民议会的艰苦斗争中，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领袖们是与独立党左派一致的。但是，对于在传统工会内开展政治工作，他们并不那么上心，而且许多活动家现在还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当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已成定局后，他们打算参加选举，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却得不到大多数同盟成员的支持。其实，此时在斯巴达克斯同盟里出现了一种倾向，这个倾向被阿图尔·罗森贝格[16]称作“乌托邦倾向”，在以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为首的革命派团体当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对于那些完全拒绝与“社会党叛徒”及其同谋——这个“同谋”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合作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该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让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人，我们更愿意把他们叫做“极左派”。 阿图尔·罗森贝格认为，德国工人运动没能及时同战争时期传承下来的各种组织形式与思想倾向决裂，也没能根据现实中的变化来重建自己，他对此感到很后悔，我们或许可以赞同他的看法。也许哈泽和迪特曼的“民主”派原本可以在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有效地牵制以艾伯特为首的右翼。也许“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从雷德布尔到李卜克内西的各类左派）原本可以在组织问题上、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合作。然而事实就是：在还有时间的时候，革命派分子没能进行这样的澄清。 总之，十一月革命后，在原先组成了工人先锋队的那些人当中，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立刻抛弃了老党。阶级的组织骨干通常转向了独立党。在许多大型工业中心里，这个党确实对大型工厂里的工人施加了巨大影响。由战争期间的政治争论而产生的愤恨，对社民党勾结总参谋部对付反对派的政策的记忆——比如占领《前进报》——使这些工人拒绝考虑同社民党重新统一，而他们的领袖在面临着自己并不想要的苏维埃式革命的前景时，却越来越希望重新统一（尽管还不敢公开这么说）。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骨干分子发现，自己可以说是被困在了哈泽的党内，这个党的政策其实跟艾伯特的党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党同时又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党，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与此同时，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投向了社民党。这些人当中，有此前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的工人，有复员士兵，有小资产者，战争和战败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有来自一切社会阶级的青年，他们希望迅速改善生活条件，以及民主地重建国家。在最广泛的群众看来，社民党就是革命的化身，因为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这个党，这个党不但向他们许诺和平、民主和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还许诺不会让他们再受苦，不会有革命或内战。 各种资产阶政党及势力都在社民党提出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以及各种宣言所营造的友爱氛围，产生出了一种自信、统一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气氛。在那些渴望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广大阶层看来，革命派就是一帮捣蛋鬼。在他们看来，只有革命派才会瞎嚷嚷，使用暴力，做出“过火”行为，恶意谩骂，革命派对领袖做出的“叛变”指控，会对巩固革命所必须的“团结”造成损害，并使革命陷入危险之中。社民党多数派把这些刚刚开始政治化的、缺乏经验的群众拉到自己身边，把他们组织起来，极力利用他们对团结的渴望来反对斯巴达克斯派，正如他们在十一月里对士兵代表做的那样，社民党多数派在宣传中把斯巴达克斯派打成了“破坏分子”。 是先锋队，还是富有战斗性的少数派？ 革命的少数派本身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当他们觉得自己正被拖入一种致命的政治上的一致状态时就更是如此。其中一部分人投向了斯巴达克斯同盟，不过他们的这一过程完全是自发的。工人阶级当中被社民党及工会的官僚阶层的专断大权弄得讨厌起任何组织形式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站在总参谋部一边的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活动家、只相信武器的力量的青年、一整个（由不满者、造反者、战士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认为官僚机构是阻挠革命胜利的最大障碍的阶层——他们全都对俄国革命心醉神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丰富经验了解得很少，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武装起义，使用革命的暴力就能解决一切由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暴力造成的问题。一九二〇年，保尔·列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分做了个概述：“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在德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团体，其中大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大部分只是被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气吸引过来的……组成这些团体的人，以前都从未参与过任何水平的政治组织[17]。” 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险境，就在于这种孤立状态，而这种孤立一半是由于它自身的力量主动造成的，一半是由于那些害怕它的大党所致。这些力量中的先锋倾向于成为这么一个集团：不仅要与群众组织相隔绝，还要与工人阶级本身及其传统相隔绝。他们是缺乏耐心和经验不足的青年，他们相信自己的任务不是像先锋队那样去进行耐心的解释，而应该是发挥富有战斗性的少数派（militantminority）的作用。 十一月九日后，约吉希斯通知塔尔海默：卢森堡注意到了起义必须转变为社会革命，但要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就必须从自身的阶级要求出发，大规模地投入斗争。所以她带着希望、甚至是带着乐观主义，对工人开始为经济要求而行动表示欢迎，十一月底席卷全国的工潮正是这样的行动。十一月下旬，她在《红旗报》上写道： 人们忧心忡忡地力图从革命排除的出去的那种“内战”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内战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别名。不用阶级斗争，经过国会多数表决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18]。 要让工人抛弃对那些以他们的名义掌权的政党的幻想，最快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作为资本的雇员，为他们的经济要求而采取阶级行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发自内心地害怕工人的要求，并忙于阻止罢工。巴尔特本人在内阁里负责劳动问题，他乞求工人“不要把革命贬低为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19]。 从这一点来看，革命派在工会内争取影响力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民党内最保守、最反革命的势力依然牢牢控制着工会机关。当时有几百万工人刚刚参加运动，他们对政治了解得很少，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保卫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大大加强了反动势力对工会的控制。大部分斯巴达克斯派活动家和大部分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革命派把组织及其领袖混为一谈了。他们愤怒地、轻蔑地批判各个工会，说它们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是过时了的组织形式。他们向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发出呼吁，号召他们抛开工会，自行组织起来。 斯巴达克斯派的部分地方支部发出了呼吁，号召工人离开工会，面对着这种情况，工会组织内的老斯巴达克斯派核心成员犹豫着不敢表态，与此同时又承认有必要“清算工会”。这种犹豫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许多革命派活动家不再尝试通过工会内部的途径来影响工人，结果让社民党通过工会把工人中的新阶层争取了过去，并重新赢得了影响力。 斯巴达克斯同盟与独立党决裂 双重政权体制下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在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与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这道鸿沟很快就把独立党划成了两半，尽管它的领袖曾企图弥合这道鸿沟。十一月十八日，哈泽在布什马戏场会议上表示原则上赞成立宪会议，但又坚持认为应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召开立宪会议[20]。希法亭在《自由报》上的专栏文章里解释说，在召开立宪会议前，行政机关应当民主化，经济应当社会化[21]。十一月二十七日，独立党执委会发表声明，声称“只有当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得到满足后，只有当觉醒了的人民的意志能在立宪会议当中得到真正的表达后”，才应该召开立宪会议[22]。 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对独立党的立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她指出必须进行彻底的澄清，并号召专门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核心问题[23]。 从那时起，这场内部斗争吸引了几乎所有独立党活动家的关注和精力。在将大选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的问题上，哈泽及其同道最终向艾伯特投降了，这给这场讨论提供了新的事实。这加强了支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人的地位，并让那些无论如何都不想让非常代表大会召开的人感到困窘，因为哪怕是号召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建议，都意味着他们的退让。召开代表大会本身就意味着向左转，以及以哈泽为首的领导层的毁灭。《红旗报》集中火力向独立党领导层开火，并试图发动独立党党员来迫使代表大会召开。其实，斯巴达克斯派是能在这场斗争中夺得党的领导权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处于能团结党内所有左翼力量的立场上。独立党领导层继续反对这个要求，它们使用各种技术性的借口来推脱，这些借口实际上表达的是政治选择。独立党领导层坚持说，召开代表大会，就会推迟竞选活动的准备工作。斯巴达克斯派遭到了“破坏党的工作”的指控。 独立党就要分裂了，双方几乎都同意分裂——这种看法很快流行开来。施特勒贝尔在十二月八日的《自由报》上、布莱特沙伊德[24]在十二月十二日的《社会主义者》（DerSozialist）上都表示党内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十二月十二日，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全会宣布要重选工人士兵苏维埃，并拥护苏维埃政权[25]。柏林依然对斯巴达克斯派寄予厚望；他们的人正与革命工长组织密切合作，在许多场合，大工厂的工人成千上万地参加斯巴达克斯派举行的集会和游行，并向斯巴达克斯派的发言人李卜克内西、列维和皮克鼓掌致敬。十二月十四日，独立党内的内战差点爆发了。《红旗报》发表了由列维和卢森堡合写的纲领草案《斯巴达克斯同盟想要什么？》[26]。同一天，《自由报》在头条文章《德国革命的德国策略》中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并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当前任务[27]。 十二月十五日，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独立党的柏林地方组织为了就非常党代会问题做出决议，召开了全体会议。这场争论涉及到了全部的政治问题。哈泽代表执委会发言，他为同艾伯特和谢德曼合作的政策做了辩解，并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做了辩护。他呼吁会议承认这个事实：当前全国大多数人支持艾伯特，为了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必须遵守民主规则；在这个新社会秩序当中，苏维埃应在宪政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的补充。哈泽说，斯巴达克斯派的提议不过是对布尔什维克运来德国的口号的拙劣模仿，而德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一样，首先德国是先进国家，其次国际形势要求在德国进行议会选举。他指责斯巴达克斯派在帮反革命的忙，让反革命利用他们做借口，以独裁和恐怖来吓唬小资产阶级。他要求斯巴达克斯派从他们与党内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离开这个已经容不下他们的组织[28]。 卢森堡针锋相对，对艾伯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她说道，哈泽说群众支持艾伯特，这点没说错，但有一点哈泽却没说出来：群众之所以支持艾伯特，首先是因为独立党支持艾伯特，而且哈泽还是艾伯特政府的一员。只要哈泽及其同道与艾伯特决裂，并退出艾伯特政府，那么群众一定会擦亮眼睛，看清躲在艾伯特背后的是什么势力（这些势力越来越藏不住了）。卢森堡辛辣地讽刺了哈泽的忠于民主的表白：“假如问题在于民主原则的话，那就先在我们党内来一点民主吧！先召开代表大会，让群众说一说，他们还要不要这个政府！[29]” 李卜克内西和埃贝莱因发言支持卢森堡，而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则为哈泽的立场辩护。在会议结束时的表决中，希法亭提出了一个动议，认为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选举做准备，这个动议是针对卢森堡的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动议而提出的。前者以四百八十五票赞成、一百八十五票反对而获得通过[30]。左派在被它视作自己的堡垒的地方遭到了失败。《自由报》发表了头条文章《结局已定》，独立党的主要报纸也向这一事件欢呼。 但独立党实际上已经破裂。迪特曼、哈泽和希法亭站在艾伯特身边支持他。来自外省的独立党代表，如布拉斯、库尔特·盖尔和威廉·科嫩等人则与柏林的革命派合作。他们中大约有四十人同意在第一天作为支持李卜克内西的“派别组织”开会[31]。在大多数表决中，独立党都分裂成了几乎对等的两派。在大会结束时，抵制由里夏德·米勒负责的执委会的决议，造成了让独立党部长无法容忍的形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革命工长组织与首都大工厂里的独立党代表一起开了会。他们几乎一致地提出了以下要求：在十二月底以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哈泽及其同事退出政府；组织反对议会选举的活动。他们明确谴责了巴尔特在内阁中的政策，宣布不再信任他，并取消了他在将来继续代表他们的资格[32]。在这次会议上，革命工长组织很可能选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其中有两位左派独立党人雷德布尔和多伊米希、两位斯巴达克斯派李卜克内西和皮克，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是保尔·肖尔策[33]。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以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为基础组建新党，并从独立党中拉走一大批人。 十二月十六日，在国会大厦门前的示威中，五金工人里夏德·诺瓦科夫斯基——革命工长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就已经“以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名义”向示威者表示了欢迎[34]。当斯巴达克斯派面临着最终脱离独立党、组建新党的问题时，他们确实有理由对做到这一点充满期待：不仅要把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核心给争取过来，而且还要通过这些人——柏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各工厂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及组织者给争取过来。他们试图加快脚步，威廉·皮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名义给独立党写了一封信，要求独立党在三天内号召举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须在十二月底召开[35]。当然，他们早就知道独立党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而在革命开始后不到两个月，建设革命党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 相互汇聚却又彼此矛盾的各种流派 在资产阶级看来，独立党依然存在着。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巴达克斯派”的帽子扣到一切极端团体头上，对于那些被他们竭力描绘成“穷凶极恶之徒”的人们当中的区别，他们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然而事实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俄国革命还是十一月革命，都没有彻底消除那些团体之间的分歧，早在战前——战时尤甚——这些团体就在如何在德国准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左翼激进派”——布莱梅人，以及被这么称呼的柏林团体——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布莱梅的一次会议上，人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36]。他们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力，主要是在造船厂和码头工人中间有影响。他们一直反对革命派参加独立党，并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雄辩地证明了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在布莱梅的主要对手阿尔弗雷德·亨克，难道不是这个港口大城市里最有力的哈泽支持者吗？他难道不是因为这样才成了政府的辩护士吗？同时他们也明白，在整个德国，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组建新的革命党的，哪怕是革命党的胚胎也不行。 跟一九一七年一样，他们批判地支持斯巴达克斯派，并声明自己将支持任何通过坚决地与中派决裂、走向建立独立的革命派组织的举动[37]。在约翰·克尼夫发言后，他们一致决定采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字。这反映了他们与俄国革命的联系，体现了他们丢掉“脏衬衫”、同过去决裂、同已经名声扫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名号决裂的决心。他们力图扩大、加深苏维埃的权力，并力图同全德的共产主义团体联合起来。他们的邻居——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在政治上同他们非常接近，以至于历史学家常常会把他们搞混，汉堡的左翼激进派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际共团，而柏林的博尔夏特小组的残余部分，在青年作家维尔纳·莫勒[38]率领下也参加了际共团。 斯巴达克斯派正在慢慢地自我组织起来。自从十一月十一日起，斯巴达克斯同盟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机关，有了出版物，有了办公地点（虽然曾多次撤出），还出售了募捐传单。在柏林之外的地方，它同巴伐利亚、布伦瑞克、开姆尼茨、德累斯顿、莱比锡、上西里西亚、东普鲁士、斯图加特、图林根、哈瑙和鲁尔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中心城市都建立了联系，在鲁尔，斯巴达克斯同盟成员还刚刚组建了“埃森—鲁尔共产主义工人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支部）”。在这些地区，斯巴达克斯同盟的联系反映出了革命派在十一月革命之前的影响力[39]。此后，他们建立了新的联系，并在波伊腾（Beuthen）、勃兰登堡、爱尔福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基尔、慕尼黑、纽伦堡与索林根建立了新的小组[40]。但在组织上它还是跟过去一样，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围绕着由几个政治领袖组成的核心而形成的非常松散的网络。 不管在哪里，斯巴达克斯派都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派别，也没有采取系统的行动来组建自己的派别组织，甚至没有在工人苏维埃内部[41]或独立党内组成一个有组织的思想流派，他们在独立党内的活动仅是在《红旗报》上做宣传，这些活动只能依靠最著名的成员的威望及行动才能进行。与此同时，它又坚持自己的革命鼓动及发动群众投入行动的思想，并努力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它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和启迪，让广大群众自发行动起来。为此它组织了许多集会和示威游行。 社民党多数派在士兵及士兵苏维埃当中，拥有近乎惟我独尊的影响力，为了与之抗衡，斯巴达克斯同盟在十一月十五日成立了红色士兵同盟（RoterSoldatenbund，RSB），它是在几位成员卡尔·舒尔茨、彼得·马斯洛夫斯基[42]和维利·布迪希[43]的倡议下成立的，此前他们专门负责在青年当中开展工作[44]。这个团体出版了一份专门的小册子《红色士兵》（DerRoteSoldat），每周出三期[45]。革命思想在哪里能获得回应，哪里就能看到李卜克内西这位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在演讲。版面不多的《红旗报》上登满了号召士兵、失业者、逃兵和正在休假的士兵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的文章。事实上，斯巴达克斯派既没有力量、当然也不愿意去控制这些示威，它们经常给那些可疑分子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利用这些示威来挑动暴力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冲突。斯巴达克斯派的领袖也明白，他们想赋予自己的运动的形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在自称是斯巴达克斯派的支持者当中，有一些人来自产业工人阶级之外的社会成分，危险就来自于这些人不合时宜的狂热。卢森堡在《红旗报》上承认，在首都有大量的破落户，他们的举动会带来危险：“他们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抹黑，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并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变成游民无产者[46]的冒险，把群众引入歧途[47]。” 际共团的共产主义者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们认为这些举动是“革命急躁症”；他们声称：企图用一个得不到大多数苏维埃的坚定支持的革命派政府取代艾伯特政府，这种想法肯定是行不通的[48]。 尽管革命派忧心忡忡，但他们无力扭转潮流。首先，斯巴达克斯派的示威游行所造成的声势，以及被他们吸引来的大量人群，使斯巴达克斯派领袖及参加示威的人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也许是欢呼鼓掌的群众让李卜克内西产生了错觉，让他以为自己统治了街头，然而他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队，特别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数及呼喊声所陶醉的时候。这些人饱尝了战争带来的种种苦难，早已急不可耐，对他们进行“理论”教育是不可能的；他们想要的是明确的、能激发他们热情的口号，他们想要行动。于是，在每一次斯巴达克斯派的集会上，发言人都会抨击艾伯特政府，谴责其与总参谋部勾结，并号召人们打倒它。他们的听众正在激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陷于孤立，当这些群众越来越愿意投入行动时，革命派在苏维埃里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所以，这些群众最终产生了这样的心理：要是苏维埃不愿接受革命派的领导，就扫清它们。 社民党和军方首脑利用了这种情况，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挑起冲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劳动人民当中的中间派群众面前谴责斯巴达克斯派的“暴力行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斯巴达克斯派同时举行了三场集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维在会上发表演讲[49]，会后，参加集会的群众一起到警察总局门前示威；一辆车上的士兵向群众开枪[50]。十二月六日，维尔斯的支持者向参加红色士兵同盟的游行的群众开枪，打死十四人，打伤多人，其中就有布迪希[51]。 在十二月七日的抗议示威之后，一队士兵占领了《红旗报》编辑部，逮捕了李卜克内西，还企图把他抓走[52]。《红旗报》和斯巴达克斯派的传单谴责了“嗜血的维尔斯”。示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似乎越来越坚定：十二月八日有十五万人[53]，十六日（也就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有超过二十五万人[54]。那天列维在演说中呼吁人们要坚决、冷静和沉着；如果代表大会不能履行其历史使命，反而要召开立宪会议的话，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劳动人民就会懂得如何打倒这个政权，正如他们打倒旧政权一样[55]。但在列维之后发言的李卜克内西则号召人们摧毁“反革命的巢穴”，他把“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列为其中的头号目标，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56]。 圣诞节那天，军队与柏林工人爆发了冲突，这次冲突叫做“血腥圣诞节”事件[57]，在这次事件中，斯巴达克斯派分子主动攻占了《前进报》编辑部[58]，并印刷了一份叫做《红色前进报》的传单，号召人们推翻艾伯特政府，代之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59]，然后以“大柏林革命工人与士兵”的名义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60]。其实，在十二月的这段时间里，当示威游行、武斗和暴动不断在首都发生的时候，斯巴达克斯派的活动中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 一方面，卢森堡在《红旗报》上解释了斯巴达克斯同盟中央局的立场，大意如下：统治阶级已在艾伯特身后重整旗鼓，并暂时赢得了胜利，这就意味着工人不得不参加竞选活动，将其当作讲坛，宣传自己的主张，以此来发动群众[61]。而另一方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后的第二天，红色士兵同盟就号召人们发动斗争，这种斗争只能是反对选举的预防性行动，因而也是推翻政府的行动[62]。 卢森堡、约吉希斯和列维（后两人在立宪会议问题上赞同卢森堡的观点）在斯巴达克斯同盟内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而同意抵制选举的极左派则占了大多数，虽然并没有举行过可以测量出各派力量的表决。际共团内的情况也是一样；约翰·克尼夫认为，举行大选已成定局，因此应当参加选举，但在这个问题上，他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带头支持抵制大选的人的是菲利克斯·施密特[63]和保尔·弗勒利希[64]。革命工长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几天以后，它以二十六票赞成、十六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决定参加选举，但要以反选举斗争的形式来开展选举活动[65]。 对避免冒险和避免极左的自发行动最关心的，是各工厂的代表。十二月二十六日，革命工长组织与各大工厂的工人代表召开大会，讨论了圣诞节事件的得失。他们宣布，他们理解企图夺回《前进报》（一九一六年，军方首脑从无产阶级手中把它偷走了）的革命工人的痛苦，但是经表决通过的宣布占领《前进报》编辑部的决议却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呼吁撤回这个决议。这个宣言刊登在了《红旗报》上，署名的人是肖尔策、诺瓦科夫斯基和保尔·维尔[66]。分歧的存在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已经公开了，在如何对待立宪会议选举（这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的）的问题上，革命运动内部产生了新的分歧。 [1]即第八章中介绍过的于1918年10月7日在柏林举行的斯巴达克斯派与布莱梅左翼激进派的联席会议。——中译者注 [2]请参阅《大城市报纸编辑协会1918年11月15日的抗议信：抗议在〈柏林本地新闻〉的印刷厂出版〈红旗报〉》（ProtestschreibenderVereinigungGrossstädtischerZeitungverlegervom15November1918gegendieDrucklegungder〈RotenFahne〉inderdruckereidesBerlinerLokal-Anzeigers），《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89—392页。 [3]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64页。 [4]《一九一八：德国工会运动老战士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录1914—1920》，第21页；《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9页。根据德拉布金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97页）所述，与会者有埃贝莱因、郎格、列维、梅林、麦耶尔和塔尔海默。 [5]这封信收录于雅·萨·德拉布金的《德国十一月革命》（NoiabrskaiaRevoliutsiiav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377—378页。 [6]同上，第378页。 [7]《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1—52页。 [8]同上，第52页。 [9]弗里德里希·卡尔·舒尔茨（FriedrichKarlSchulz，1884年6月7日——1933年6月3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锻工。1905年参加社民党，成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袖。1912年至1913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当了记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参与创立红色士兵同盟。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组建了德共（斯）的党组织。1923年担任北方局书记。为躲避警方搜捕，于1924年至1928年流亡莫斯科，在此期间曾化名弗里德里希·林哈特（FriedrichLienhardt）前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28年5月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后回国。1933年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在施潘道监狱中惨遭毒刑拷打，不幸牺牲。——中译者注 [10]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29页。 [11]《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2—53页。 [12]同上，第50页。请参阅《柏林本地新闻》，1918年11月15日；《科隆新闻》，1918年11月17日；《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 [13]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30页。 [14]《红旗报》，1918年11月20日。 [15]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16]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Rosenberg，1889年12月19日——1943年2月7日），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古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14年当上了柏林大学的助教。1918年复员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国际新闻通讯》工作。他是柏林左派和柏林—勃兰登堡区委领导层成员，在1921年是进攻理论的理论家。1924—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后来成为极左反对派的领袖。1927年4月26日退党，返回柏林大学工作，领导了人权同盟（LeagueoftheRightsofMan）。纳粹篡权后被开除教职退职，流亡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7年定居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继续教书并撰写历史著作。 [17]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保尔·列维档案库，纽约巴丁格（Buttinger）图书馆藏品，P124/8，第3页。 [18]《红旗报》，1918年11月27日。 此文即罗莎·卢森堡的《国民会议》，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22页，于沪生译，殷叔彝校。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120.htm——中译者注 [19]《红旗报》，1918年11月28日。 [20]《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21]《自由报》，1918年11月18日。 [22]《自由报》，1918年11月2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94—496页。 [23]《红旗报》，1918年11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97—500页。 [24]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Breitscheid，1874年11月2日——1944年8月22日），出身于书商家庭，曾是左翼自由派，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至1919年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后，担任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8月22日在盟军空袭中身亡。——中译者注 [25]《红旗报》，1918年12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595—596页。 [26]《红旗报》，1918年12月14日。至于列维在此文撰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请参阅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24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2.htm——中译者注 [27]《自由报》，1918年12月14日。 [28]《自由报》，1918年12月16日。 [29]同上；《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03—606页。 [30]同上。 [31]《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GeschichtederNovemberrevolutionin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246页。 [32]《红旗报》，1918年12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5页。 [33]《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61页；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书面证据，所以皮克（以及他之后的许多作者）认为这次会议是在12月18日召开的。 [34]《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 [35]《红旗报》，1918年12月2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6—647页。 [36]《共产主义者》（DerKommunist），布莱梅，1918年11月2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56—458页。 [37]同上，第456页。 [38]维尔纳·莫勒（WernerMöller，1888年2月6日——1919年1月11日），笔名瑙法赫尔（Nauffacher），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锡匠，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社民党，后来当了作家。1914年参加了博尔夏特的柏林小组，帮助他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1915年被判处九个月监禁，后来成为柏林的际社团领导，同《工人政治》合作。后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导，领导柏林的极左派。在1919年1月起义中，带头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后来被自由军团杀害。 [39]《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284页。 [40]同上，第283页。 [41]请参阅李卜克内西在十二月初就组织问题给拉狄克的答复（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页）。 [42]彼得·马斯洛夫斯基（PeterMaslowski，1893年4月25日——1983年4月24日），裁缝工人，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参加红色士兵同盟，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成为温和左派领袖。1924年参加中派。曾两次当选为议员，多次被捕。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当他的朋友明岑贝格被开除出党后同德共决裂。战争期间藏身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194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46—1967年担任《新报》（NeuePresse）编辑，1967年起任该报主编。——中译者注 [43]维利·布迪希（WilliBudich，1890年4月16日——1938年3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并以“勃兰特”（Brandt）的化名在地下组织中同约吉希斯密切合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11月组建了红色士兵同盟，在12月6日因枪伤失去了一只手臂，未能参加月底的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3月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迪特里希”（Dietrich）的化名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1920年3月13日，他与弗里斯兰德及其他柏林领导人一起发表了声明。1920年前往苏俄接受军事训练。1921年在德国被捕，潜逃回苏俄。他在1923年负责了什么工作尚未查清。在莫斯科他担任了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领导，随后化名“格尔比尔斯基”（Gerbilski）出任苏联驻维也纳贸易代表。1929年返回德国，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经营救后于同年8月获释，流亡苏联。1936年9月19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3月22日被判处死刑。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44]《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巴贝特·格洛斯（BabetteGross），《维利·明岑贝格政治传记》（WilliMünzenberg.EinepolitischeBiographie），斯图加特，1967年，第89页。 [45]《红色士兵》，第1期，1918年11月23日。 [46]原文为lumpen-proletaria，这个词一般译为“流氓无产者”，但它容易引起误会，因为lumpen-proletaria来自因资本主义压榨而失去土地、流落到城市里的农民，以及在大资本的压迫下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与现代汉语中的“流氓”并不相符（尽管其中确实有部分人沦为流氓），故改译为“游民无产者”。——中译者注 [47]《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 [48]《共产主义者》，德累斯顿，第5期，1918年；《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14—615页。 [49]《红旗报》，1918年11月2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44页。 [50]《红旗报》，1918年11月22日。 [51]《红旗报》，1918年12月7日、8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2—245页；《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235页；库尔特·弗洛贝尔（KurtWrobel），《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DerSiegderArbeiterundMatrosenimDezember18inBerlin，BerlinerArbeiterveteranenberichtenüberihrenKampfinder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58年，第50页。 [52]《红旗报》，1918年12月8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6页。 [53]《红旗报》，1918年12月9日。 [54]《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2—625页。 [5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3页。 [56]同上，第624页。 [57]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58]请参阅《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0—662页上的传单。在雷德布尔受审时，恩斯特·麦耶尔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得知这一举动之后很生气（《雷德布尔案件》〔LedebourProzess〕，柏林，1919年，第516页）。 [5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3—664页。 [60]同上，第665页。 [61]《国民议会的选举》（DieWahlenzurNationalversammlung），《红旗报》，1918年12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8—650页。 [62]请参阅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2—644页的传单。 [63]菲利克斯·施密特（FelixSchmidt，1885年12月13日——1932年4月20日），生于图林根邦马格达拉镇（Magdala），当过印刷工学徒，1904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成为布莱梅左翼反对派的领袖，1918年参加际共团，领导左翼。1918年年底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在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19年底任汉诺威德共（斯）书记。当极左派脱离德共（斯）后，他仍留在德共（斯）内。1921年在德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司库。1923年担任西南局政治书记。1923—1924年任东南局政治书记，1924年5月当选为国会议员，但在中央的压力下被迫辞职。1924—1926年在莫斯科为红色救济会工作，1929年7有14日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1932年4月20日在做了胃部手术后死亡。——中译者注 [6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75—176页。 [65]《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第47页。 [66]《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6—667页。威廉·皮克（《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61页）写道，这个决议是在恩斯特·多伊米希的影响下通过的，是一个直接针对斯巴达克斯派的花招。其实这是直接针对极左行为的，并不只限于斯巴达克斯派；相反，这个决议是符合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制定的路线的，特别是符合于发表在12月14日的《红旗报》上的纲领草案。
第九章双重政权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九章双重政权时期 Ø工人士兵苏维埃 Ø各政党与苏维埃 Ø资产阶级政府 Ø柏林执委会 Ø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 Ø苏维埃代表大会 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强调指出：德国的苏维埃的活动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苏维埃具有仓促拼凑的性质，它们的行动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它们是无力的。同俄国革命相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苏维埃算不上真正的苏维埃，只是一些短命的组织，是由于一时头脑发热去追求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风尚而产生出来的过渡性组织[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观点，则把某些历史学家引上了类似的立场。尽管一九一八年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都从德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证明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证据，东德的一位专家却在一次公开讨论中指出：在最初的一些事例中，德国的苏维埃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2]。 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这么会认为，是为了表明：在先进国家里，想要发生一场苏维埃革命，想要成立一个由各级苏维埃像金字塔般一层层地组成的国家机关，完全是空想。而其他人的任务则是要证明：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定领导”，革命就不会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这两种观点都带有政治偏见，但两者都表达出了某种真理；在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苏维埃所缺少的，正是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做到过的：一致、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正是因为做了这样的解释，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加强了苏维埃、提高了他们在苏维埃内的威信，并争取到了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使苏维埃成为了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武器。 但是，如果有谁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国苏维埃来做比较的话，那他就错了。我们应该先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同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来做比较；这两者都是在关于政权的政治大辩论取得进展之前就出现了，而且都是通过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行动产生的。尽管德国的革命派在组织上有种种弱点，他们在德国的苏维埃的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布尔什维克派在俄国的苏维埃的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而且，对于这个因素，无论是德国还是协约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承认的。 其实，苏维埃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的德国爆发的机会，要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爆发的机会更大。当然，所有工人中心的苏维埃都在社民党和独立党的影响之下出现了对立。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全国的苏维埃——包括彼得格勒（Petrograd）苏维埃里——占有多数。而在德国正好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苏维埃被革命派、独立党左派、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斯巴达克斯派、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领导着。在柏林有里夏德·米勒，在慕尼黑有库尔特·艾斯纳，在斯图加特有吕克，在开姆尼茨有赫克特，在莱比锡有利平斯基[3]，在布伦瑞克有梅尔格斯，在汉堡有劳芬贝格，他们都是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是当地的权力机关。至于其他方面，在喧嚣纷乱的德国苏维埃的诞生过程中所出现过的各种混乱，跟俄国苏维埃诞生时、一九三六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代表会（consejo）诞生时所出现过的混乱比起来，既不多也不少。 工人士兵苏维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与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的根本区别在于：德国苏维埃被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把持着。这首先可以用两国的不同传统来解释：在俄国，苏维埃成了最杰出的组织形式，而在德国，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中长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科隆，曾有人试图成立一个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其中有康拉德·阿登纳[4]博士）在内的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5]，最后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当地领导人在十一月八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个决定在下午的会议上在一片赞成声中获得批准。在卡塞尔（Kassel），当地工会和两个工人政党在举行讨论后，于九日成立了苏维埃及其下属的行动委员会，并在十三日得到了由工人和士兵选出的六百名代表组成的大会的承认。在布雷斯劳（Breslau），社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邀请独立党一起成立“人民委员会”，这个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洛贝[6]，在十三日举行的有三万人参加的集会上，这个委员会“被选出”了。在杜伊斯堡、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和比勒菲尔德（Bielefeld），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致使中央党和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在比勒菲尔德，这个过程是由社民党人卡尔·塞费林[7]主持的[8]。 总的说来，这些情况只是例外，只有在革命运动被政客或改良主义机关利用、或被它们抢先下手的地方，才会出现这些情况。尽管在革命派内部，在对苏维埃的精确定义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坚持苏维埃必须是民主的、并且必须直截了当地反对任何操纵选举或鼓掌表决[9]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在大多数时候，工人群众要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社民党人总是忠于自己的“民主原则”的，他们希望选举按照地域原则，一个区一个区地举行选举；选举得是“普选”的，这样子的话，机关工作人员之类的社会贤达，就能像在通常的选举中那样，击败那些以自己的阶级立场而闻名的候选人。因此，在德累斯顿临时苏维埃按地域原则组织的选举中，社民党赢得了五十个工人代表席位中的四十七席和五十个士兵代表席位中的四十席[10]。因此，由社民党工会活动家诺伊林[11]任主席的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了最保守的苏维埃之一[12]。 而在其他地方，在工厂举行的选举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进行的，投票权是根据生产单位来安排的。在柏林，在大工厂里每一千人选一位工人代表，其他工厂里则是几百人选一位代表[13]。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每四百人选一位代表，在汉堡和莱比锡是每六百人选一位代表，在斯图加特是每三百人选一位代表，在布莱梅是每一百八十人选一位代表[14]。 许多地方的社民党党员要求抵制工厂中的选举。布伦瑞克的社民党人提出：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必须保证各党都能在执委会里拥有相同的席位。他们遭到了拒绝，也就没有坚持下去，五千四百五十四名选民从临时委员会提出的五十人名单中选出了二十五名代表。斯图加特的情况正好相反，当第一个临时苏维埃的委员们被捕后，社民党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他们赢得了三百个席位中的一百五十五席，而独立党只赢得了九十个席位。在莱比锡，自从独立党分裂出来后，社民党多数派在当地就没有组织了，所以几乎所有当选的苏维埃代表都属于独立党。在布莱梅的威悉造船厂，左翼激进派赢得了二十四席，社民党赢得十三席，独立党赢得九席，当选的社民党党员参加了苏维埃。但在汉堡，社民党只是在其他组织许诺会给他们在执委会里保留代表席位后，才在最后一刻同意参加[15]。 在工厂的选举中，每当社民党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当地的社民党及工会领导人就会高呼“团结”，并援引十一月九日的柏林协议，来争取在执委会中平分代表席位。但是这些要求同那些当选者所关心的东西并不矛盾，因为政党和工会代表参加苏维埃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威信。莱比锡的执委会中有十位工人、十位士兵和三位独立党代表。汉堡的执委会则有十八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其中工人和士兵各有九人），还有十二位来自各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三名社民党党员、三名独立党党员、三名左翼激进派、三名当地工会干部。 大多数地方的情况都跟柏林相似；独立党放弃了对自己有利的比例代表制，同意在执委会中平分代表席位——即使是在他们占有多数席位的苏维埃里，比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多特蒙德（Dortmund）、爱尔福特和大多数工业城市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有在当地不存在社民党组织、或当地社民党组织拒绝参加执委会的地方，独立党才自己组成执委会，比如布莱梅、莱比锡、哈勒和杜塞尔多夫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自己力量强大的地方，社民党就不愿平分平分代表席位了。在斯图加特，独立党只赢得了十五个席位中的四席[16]。 各级工厂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组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中，越靠近顶端，社民党和工会机关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在苏维埃成立后的几周里，他们拼命组织覆盖地域较广的地区性苏维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中保持多数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把被他们控制、或被他们平分了代表席位的苏维埃塞进去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下面这种现象，是毫不出奇的：十一月里许多苏维埃仅仅是虚有其表的空架子，或是仅发布了一纸宣告成立的宣言，并且在社民党的反苏维埃路线与独立党的“踌躇华尔兹”之间来回摇摆。虽然如此，一些苏维埃还是明确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真正的苏维埃国家。几个苏维埃废除了现有的权力机关。开姆尼茨、莱比锡和哥达的苏维埃宣布解散当地市议会，汉堡、布莱梅和柯尼斯堡的苏维埃解散了传统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机构[17]。其他的苏维埃在这么做的时候甚至都没说一声，直接就把委员会里的高官或原先的议员给赶走了。 布莱梅的苏维埃则更进一步，他们禁止举行任何要求重选参议院或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集会或示威[18]。在诺伊克伦的苏维埃里，斯巴达克斯派占有多数，这个苏维埃禁止了各种旧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宣布解散警察部队。柏林地区被媒体骂做无产阶级专政的试验场[19]。布里茨（Britz）、马里恩多夫（Mariendorf）和滕佩尔霍夫（Tempelhof）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十一月十八日，下巴尼姆选区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议号召在整个德国实行同样的措施[20]。 十一月二十日，下莱茵兰和西威斯特法利亚的各苏维埃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独立党人奥托·布拉斯提出的一项动议：解散一切现有的国家机关，并将权力交给苏维埃。一项给各苏维埃制定的行动纲领列出了具体措施——解除警察的武装，建立赤卫队，组织安全部队，控制司法和粮食供应，等等。在每一个由革命的独立党人和斯巴达克斯派占苏维埃多数的城市里，这项纲领都得到了执行，至少也是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城市有杜塞尔多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汉伯恩（Hamborn）、米尔海姆（Müllheim）、索林根（Solingen）、埃森等。哥达工人士兵苏维埃解散了邦议会，成立了一个邦政府[21]。 由苏维埃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或警察，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体现了革命派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的意志[22]。这些部队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希尔登布格豪森（Hildenburghausen）的工人卫队[23]、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义勇军[24]、汉堡的一支治安部队[25]等，其中赤卫队的叫法是最常见的；这些部队的核心是由起义水兵组成的，比如由士官伦斯曼（Lunsmann）领导的布莱梅赤卫队[26]、由前军官弗里茨·菲尔赫兰特（FritzFerchlandt）与“红水兵”卡尔·梅塞贝格领导的哈勒“保安团”[27]、布伦瑞克的一支约有一千人的赤卫队等[28]。 最后，在由革命派领导的苏维埃里，其执委会自己就具有足以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苏维埃任命专人或委员会来负责财政、公共安全、粮食供应、劳动问题等事务。它们行使着各级权力——从司法、立法到行政——这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正好相符。十二月三日，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占领并关闭了《莱茵—威斯特法利亚新闻》（Rheinisch-WestfälischeZeitung），几天后又关闭了《埃森联合报》（EssenerAllgemeineZeitung）。哈瑙苏维埃下令禁止解雇工人，并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米尔海姆苏维埃颁布法令，将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八十[29]，莱比锡苏维埃没收了新闻媒体和卫戍司令部的宣传部门[30]。那些最警觉的政客并没有弄错；赫尔曼·米勒写道：诺伊克伦共和国正走向“类似苏维埃俄国的阶级专政”[31]。 在德国各地，凡是参加了苏维埃的活动的革命派，都站在争取建立另一种政权体制的斗争的最前线。十一月革命初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相反例子——在符腾堡，有几天工夫，所有的工人政党（包括斯巴达克斯派在内）都参加了一个享有合法权力的临时机关，即符腾堡“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在革命后立即得到了邦议会的授权。两名斯巴达克斯派活动家在其中担任要职。已从监狱获释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负责财政，阿尔伯特·施莱纳[32]负责军事[33]。但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发表了一封由约吉希斯署名的信，信中向符腾堡人解释道：在当前情况下，与社民党一起参加政府，分担政府的职责，是严重的错误[34]。塔尔海默收到信后当即辞职，施莱纳不久也辞职了[35]。 各政党与苏维埃 当苏维埃开始在德国各地成立时，没有人出来反对，也没有人出来同它们争夺权力，这体现了苏维埃运动的锐气与活力。社民党到处给资产阶级政党提供庇护，让它们还能留有一席之地，这让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万分庆幸[36]。最高统帅部自己也认可了士兵苏维埃的存在。在位于比利时斯帕镇（Spa）的司令部里，法乌佩尔中校接见了士兵苏维埃的代表团；他向士兵苏维埃的代表们解释了将部队从西线撤回国内的艰巨性，并请求他们配合军官的工作[37]。苏维埃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帝国当局、行政机关、警察、法院和军方的承认。 但是，反抗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成立市民苏维埃，市民苏维埃有时会分成各种专门的苏维埃，如医生苏维埃、律师苏维埃、法官苏维埃，甚至还有地主苏维埃和牧师苏维埃[38]。比如说，在科隆，当《科隆新闻》说资产阶级已经准备支持新的政权机关时[39]，该市一批商人却成立了汉莎同盟[40]，其目的就是要成立市民苏维埃[41]。《德意志新闻》（DeutscheZeitung）赞成这个要求，并写道：只有苏维埃是不够的，在面对着“偏心”的工人卫队时，必须组建“民卫军”[42]。 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各级政府承认了苏维埃具有真正的权力，但仍将苏维埃视为昙花一现的过渡政权，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把临时的合法性授予现存的、已不再具有法定地位的政府机关，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苏维埃来把形势引上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这是社民党的看法。他们认为，苏维埃只是在帝国政权倒台时出现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应该放弃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因为它们只能代表人口中的一部分。十一月十三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43]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这胜利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是‘一切权力归人民’[44]。” 根据这种观点，苏维埃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成立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应该以经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为基础，而这个国民议会将享有制宪的权力，也只有这个国民议会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 在此基础上，在争取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将从苏维埃手中夺过权力，制定民主宪政）的斗争中，在有产阶级的推动下，各种旧的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个联盟，而社民党成了把这些势力团结起来的先头力量。为了对抗革命、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私有制，旧的权力机关和政客们以快得出奇的速度投身于“民主”运动。一夜之间，保守派和反动派们摇身一变，成了共和派和民主派，成了“主权在民”的信徒，而此前他们对这个原则是不屑一顾的。 《十字日报》（Kreuz-Zeitung）去掉了自己以前的标语“为了上帝、国王和祖国，前进！”，鼓吹起了普选制[45]。天主教中央党改名为基督教人民民主党。保守派重组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Volkspartei，DNVP），其纲领包括实行普选制、建立议会制政府、实行出版和言论的自由。老的德国进步党（DeutscheFortschrittspartei）和部分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Partei）合并为德国民主党（DeutscheDemokratischePartei，DDP），没有同进步党合并的那部分民族自由党人则在施蒂内斯[46]、弗格勒[47]、罗赫林[48]等商业巨头的支持下成立了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Volkspartei，DVP），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49]任主席。容克和资产阶级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摆脱苏维埃[50]。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内部并无重大分歧。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和艾伯特都同意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十一月十日的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独立党的“人民全权代表们”提出了技术上的反对意见，讨论着选举定于何时为宜，并请求给些时间来“准备”竞选活动，但他们选择了议会制共和国而不是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51]。尽管如此，在独立党内部并不是一点反对意见都没有的。党的左翼——柏林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革命工长组织——曾为“权力归苏维埃”的思想力争了几个月，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与斯巴达克斯派意见一致的。 事实上，只有斯巴达克斯派始终如一地在思想上反对召开立宪会议。卢森堡在发表于《红旗报》上的文章里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她在文章中重申：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像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 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52]。 但是，对于这一原则性立场的意义及其在实践中的推论，在革命派内部也是众说纷纭。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称：工人士兵苏维埃就像俄国的苏维埃那样，构成了“世界革命的口号”、“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识”[53]，她在发言中还归纳出了使一九一八年革命同它之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的特征，对于这些，革命派确实都是同意的[54]。但当“革命派在苏维埃里处于少数地位时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出来时，分歧就出现了。 十一月十六日，继奥托·吕勒退出德累斯顿市工人士兵苏维埃后，左翼激进派代表们也集体退出了市苏维埃；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留在苏维埃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遭到由当选的社民党和独立党代表——这些代表被他们笼统地概括为“反革命”[55]——组成的联盟的反对。通过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他们拒绝了一种前景，而这种前景正是卢森堡在她的发言中所描绘的：“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要到处都使公共权力即立法和行政不再分离，而是结合起来，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握[56]。” 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戏剧性的与历史性的弱点，与下列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党”，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来激励、鼓舞苏维埃，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来参加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而这些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间做到了的。在“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这个关键问题上，独立党右翼的领袖哈泽、迪特曼等人采纳了社民党的立场（只有一些小分歧）。独立党左翼则在总体上（在组织上则是个别的）同意斯巴达克斯派领袖的观点。斯巴达克斯派自己也产生了分歧：领导核心认为必须去争取群众，并按这一前景去开展工作，而一部分急躁的成员则放弃了说服群众的任务。这种混乱，以及缺乏一个能坚定地领导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的斗争、领导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革命组织，致使阵地落到了苏维埃的敌人手里——这些敌人就在苏维埃内部活动着。 就在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下令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才刚过了几天，苏维埃就重新成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将其作为行政机关。也是在汉堡，一位参议员彼得森（Petersen）任命前军官弗雷德里克·鲍曼（FredrickBaumann）去同工人士兵苏维埃内的“极端分子”作斗争。鲍曼很快就通过士兵苏维埃当上了苏维埃委员，并同社民党合力“逐步将激进派从控制着军队或警察的职位上赶走”。他甚至还成功地将自己安插到了赤卫队负责人的位子上，而这支赤卫队本来是要保卫苏维埃的[57]。 中央政府的存在助长了旧的政权机关的复活，在同旧的政权机关的合作过程中，苏维埃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财政上的需求已经把刀子架在了苏维埃的脖子上。苏维埃遭到了来自的内部的破坏和腐蚀。卢森堡的话很快就应验了：“在十一月九日所赢得的革命果实中，他们让最重要的东西从手里溜走了[58]”。即使是在他们进行了抵抗的地方，他们也没能坚持多久。诺伊克伦于十二月六日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在十二月十一日又撤销了这个决定[59]。十二月十六日，第一次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就在这一天，普鲁士政府在诺伊克伦重建了旧的政权机关[60]。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德国资产阶级遭到了失败，但它的生命力依然要比一九一七年的虚弱的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它掌握着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军官团，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灵活的、富有经验的社民党机关的全面支持，社民党知道如何有效地保卫它所谓的“秩序”和“自由”，使它们免遭所谓的“混乱”和“专政”破坏。最终反革命的阵地得到了加强，确保了他们在苏维埃心脏里赢得的胜利，李卜克内西在十一月十日发出的警告应验了。最后，德国资产阶级得到了协约国军队的坚定支持，在整个德国革命期间，协约国的威胁一直如影随形。 资产阶级政府 十一月十日在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政权交给了六个“人民全权代表”，而这六人在几小时以前就已经进入了帝国内阁。通过这种方式，柏林“苏维埃”任命艾伯特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derVolksbeauftragten）主席，而他早在前一天就被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任命为帝国首相了。这样一来，在双重政权状态下，却产生了一个单一的内阁，一个双面政府，对于工人来说，这个政府是苏维埃性质的，而从国家机关、统治阶级、军队与协约国的立场来看，这个政府又是资产阶级的合法政府，它的代表艾尔茨贝格尔从十一月八日起就请求协约国提供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物质手段[61]。 对于艾伯特首相和军方首脑在十一月革命中达成了交易一事，今天已经没人再有怀疑；尽管关于威廉·格勒纳将军曾在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里同艾伯特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的说法已不再被正式接受[62]。十一月十日，兴登堡元帅给军方首脑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总参谋部已经决定同首相合作，以“阻止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在德国蔓延”[63]。显然，格勒纳是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人物，几年后，当他遭到来自右翼的抨击时，他为自己辩解道： 军官团只会与保证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已经就此下定了决心……我们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其他政党对群众的影响力都不够强，不足以在军方帮助下重建政府权力[64]。 在艾伯特政府治下，国家机关继续运作，官吏继续工作。早在十一月九日，艾伯特就已号召所有国家官吏留在岗位上[65]。十一月十三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联邦参议院（帝国政体中立法机构的第二院）与各地诸侯将继续“得到授权，以行使根据帝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在未来也不会改变”[66]。所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帝国当局选出的全体高官原封不动。 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里，在（理论上的）当选的苏维埃执委会委员的监督下，资产阶级部长继续把持着原来的职位，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一起留在内阁里；冯·绍伊赫[67]将军继续当国防部长，佐尔夫[68]博士继续当外交部长，中央党人希菲尔[69]继续当财政部长，民主党人胡戈·普洛伊斯[70]继续担任内务部国务秘书[71]。九日和十日这两天里，艾伯特把自己的人安插到了政府最高层的关键职位上。他的朋友巴克[72]成了总理办公厅主任。西蒙斯[73]负责检查信件，这样总理就能接到任何对他来说是重要的邮件，即使这些邮件属于其他人民全权代表的管辖范围[74]。 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原封未动。当然，在十一月十二日发表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份宣言为新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份宣言宣布：大赦政治犯、解除戒严、取消书报审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赋予妇女选举权、年满二十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等[75]。它还采取了一些规范与保护劳动的重要措施，许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扩大社会福利体系，设立失业救济制度，并制定了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计划[76]。但这些措施都只是为了保存现有社会、保卫私有制而实行的，是因为工人运动吓怕了资产阶级才被采用的。十一月十五日，雇主方面最重要的代表——胡戈·施蒂内斯、弗格勒、胡根贝格[77]、拉特瑙[78]和西门子等人——与工会签订了建立“劳动共同体”的协议[79]，这就是最重要的事例；在该协议中，雇主们在名义上接受了此前一直被他们所顽固地拒绝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不减少工资；通过集体协议制定工作条件；承认工厂内的工会代表，解散黄色工会；在雇员多于五十人的企业里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集体协议的实施情况；设立各级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和雇主代表的人数必须对等[80]。 一个资产阶级评论家说，这份协议立了一个大功：“它构成了一道坚强的壁垒，可以保护我们的社会制度免遭暴力颠覆[81]。”各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82]。这个社会化委员会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只是给资产阶级争取到了一段有利的时间而已。 “保卫大资本家的财产”，这可不是一句受欢迎的口号，所以社会党人不得不用“社会化”的口号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还用呼吁“新闻自由”的方法来保护大型报社，不让它们落到革命工人手里，当斯巴达克斯派夺取了《柏林本地新闻》（BerlinerLokalanzeiger）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资本家不仅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建筑物、厂房和资本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他们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他们还能利用这些东西来为内战进行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准备。 通过这种途径，一个曾在俄国被俘的战俘爱德华·施塔德勒[83]获得了大笔资金支持，成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中心”，其中一部分资金是由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行长赫尔菲利希提供的，这笔钱被用来印刷几十万份传单和小册子，这些宣传品通常煽动暗杀斯巴达克斯派、渲染“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渲染混乱状态、攻击“嗜血的罗莎”[84]和污蔑犹太人[85]。施塔德勒成立了“总书记处”来掩盖更有效率的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Liga）；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组建了自己的情报机关，并建立了一个组织，用施塔德勒的话来说，是一个“积极反共、反间谍的组织”[86]。 十一月革命后，由于“新闻自由”的口号（社会民主党及支持他们的力量大肆鼓吹这个口号），媒体依然被反工人阶级力量控制着。《弗斯报》、《柏林日报》、《十字日报》之类的报纸仍在继续出版，并得到了大笔资金，而工人革命组织却只能依靠劳动人民的捐款，所以他们要么不得不沉默，要么就只能依靠极其困窘的财力，顶着社民党—资产阶级联盟的巨大压力，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政府的许可下，“自由媒体”甚至敢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宣言和决议进行审查和删减。各家新闻社也仍然被私人控制着，艾伯特任命自己的儿子来主管半官方的政府新闻社[87]。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媒体、所有自称发表“新闻”的出版物是怎样从十一月中旬起，不仅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号召，并合伙极力抹黑工人士兵苏维埃的。 柏林执委会 在革命的头一个月里，在十一月革命中被苏维埃授予了权力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同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通称执委会〔Vollzugsrat〕）进行了一场争夺影响力的艰苦斗争。不久前有一位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他认为：由于革命派在布什马戏场大会上不敌士兵的压力，才产生了这个执委会，其中社民党占多数，但在成立后的几周里，革命派却想通过它来巩固苏维埃的统治，并且造成了初期的激进路线同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亲资产阶级措施的对立[88]。 执委会开会的环境，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完全不同。后者的委员都被安插到了各个部里，在那里，尽管有人曾做出一些反抗的姿态，但他们很快就被官吏和行政程序给同化了；而执委会则设在普鲁士邦议会大楼里，在革命的心脏里。它继续受着来自街头的压力，用执委会主席里夏德·米勒的话来说，就是“服从于革命在墙上所写下的一切”[89]。同时它还体现出了其最活跃的成员——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的雄心，即把它变为德国革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90]。它还反映出了柏林工人群众的信任，在每个转折关头，柏林工人群众都向执委会发出了呼吁，因为他们把执委会当成自己人。那里的气氛是如此的革命，以至于最温和的社民党人都经常在同事或工人代表的劝说下，走得比自己希望的更远[91]。 执委会成立之初，社民党员及其同情者在其中占多数。“平分”仅适用于被士兵选出来的人。但不可靠的当选者很快就会被可靠的活动家替换。十一月十三日以后，它的核心成员稳定了下来[92]。两位主席是里夏德·米勒（这是对柏林工人做出的让步）和代表士兵的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第一位代表士兵的主席是冯·贝尔菲尔德[93]上尉，他在两天之后被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取代）[94]。社民党党团的领导人是后来才被选为士兵代表的马克斯·科恩—罗伊斯，以及以“工人代表”身份参加的赫尔曼·米勒[95]。革命派党团的领导人是雷德布尔和多伊米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领导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历次罢工的人，比如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和维格曼。在他们身边是已为柏林工人阶级所熟知的革命五金工人，包括保尔·肖尔策（他主持革命工长组织的会议）、诺瓦科夫斯基、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和马克斯·乌里希[96]（他当时负责苏维埃书记处[97]）。执委会里的社民党人都是全职党务干部或工会干部，比如古斯塔夫·赫勒和奥斯卡·鲁施[98]，后者很快就向左转，参加了独立党。 士兵代表就不同了。汉斯·帕舍[99]是一个有意思的资产阶级青年的偶像人物，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是民族自由党人，曾被选为国会议长。他是通过和平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100]。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在政治上都追随社会民主党。他们才刚刚开始政治化，其中有些人是毫不掩饰的野心家，想利用这种局势捞一把，以“监督”为名把自己的朋友塞进政府部门里，并以自己的不负责任来给一切严肃的工作制造障碍[101]。其中有真正的冒险家，比如柯林·罗斯，他是艾伯特和维尔斯安插在士兵苏维埃里的代理人，十二月里因勾结保皇派被赶出苏维埃，后来当上了希特勒的地缘政治顾问[102]。奥托·施特洛贝尔（OttoStrobel）在一家反动日报上发表了反犹文章，在这篇文章上，他不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把自己的苏维埃委员职位也写上去了[103]。瓦尔茨中尉可能曾梦想当上“德国革命的元帅”（这是赫尔曼·米勒的猜测），但在十一月底，人们发现他于十一月八日被捕后就当了奸细，他把起义计划交给了警察，并导致了多伊米希被捕[104]。 这些人制造的种种事端浪费着执委会宝贵的时间。里夏德·米勒未经正式程序开除了瓦尔茨后，瓦尔茨厚着脸皮抗议，辩称他之所以招供是情有可原的。他在士兵苏维埃面前承认自己有罪，但罪行不过是“愚蠢”，并由此设法组织了一个支持自己的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强行让来自各兵营的苏维埃代表开了两晚的讨论会[105]。 尽管执委会的意愿是好的，尽管它享有柏林工人的信任，但它却组织不起自己的工作，甚至建立不起自己的机关。它同时主张要监督和指导全国内阁和普鲁士政府、要在政治上领导柏林的各个苏维埃、要充当全国一万多个苏维埃的中央机关、要解决劳动问题、要给革命提供一条总路线。它很快就陷入了混乱，而政府和国家官吏的敌意，以及行政人员的怠工，更是加剧了混乱，他们把各种要求都交给执委会，耗光了它的资源。执委会的讨论总是被各种代表团打断。它被淹没在文山会海里，主席忙到连文件尚未过目就签名的程度[106]。它也无力给眼前的大量任务确定轻重缓急，它没有听从赫尔曼·米勒的严厉警告：“想让自己在历史上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齐名的机构必须注意，不要让自己沦为劳动部的一个科[107]。” 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 十一月十日晚上，正当执委会开始工作时，它通过了埃克尔特的提议，向“劳动人民”发表了呼吁书：“旧德国已不复存在了……德国成了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了政权的执行机构[108]。” 同一天选出的政府面临着缔结停战协定的任务。其他任务有：经济的社会主义转变，以及通过劳动人民的团结来恢复和平。呼吁书中向俄国劳动人民树立的榜样致敬，并指出，被数年的战争所破坏的东西，革命政权不能在一天之内重建，但它是唯一能执行必要的重建的政权。呼吁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召开国民议会的可能性。 《前进报》没有发表执委会的呼吁书。但政府的纲领提到了国民议会的投票方法。施坦费尔随即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政府必须来自“全体人民”，不能只从工人和士兵中间产生[109]。双方的分歧迅速扩大，因为执委会于十一月十一日发布通告，规定了自己的权力：“所有市区、国家和军事机关应继续工作。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命令都将被认为是以苏维埃执委会的名义发布[110]。”这是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力的进攻，同时又不自觉地给拯救国家机关的努力提供了支持，国家机关为了生存下去和日后算账，将自己置于苏维埃执委会的权威的掩护之下。 另外，问题在于执委会能否组织起强制力量。十一月十二日，多伊米希建议组织赤卫队[111]，这个建议以二十一票对一票获得通过，连社民党多数派都投了赞成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了执委会的呼吁书，这是执委会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为了保卫革命，需要征集两千名工人阶级同志，他们得是成年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有组织，受过军事训练[112]。” 应征者于当天被请到工会总部去介绍自己。但他们没有被征集成军。右翼立刻借柯林·罗斯之口表示反对。士兵苏维埃的代表们在亚历山大近卫团[113]的兵营里开会，对主张为了保卫革命而组建赤卫队的社民党人鲁施大喝倒彩。士兵将武装平民的建议视为敌视自己的表态。近卫燧发枪兵团[114]的代表宣布，士兵不会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属于祖国。这次会议否决了建立赤卫队的提议[115]。执委会在凌晨两点发表的公报中宣布：它注意到柏林的部队自称忠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又反对建立赤卫队；因此它“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116]。 执委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败，以及它的迅速退让，让敌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有人安排士兵在国会大厦里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艾伯特在发言中表示，成立赤卫队没有任何问题；执委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工人和士兵们，公务员和资产阶级，都支持政府。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117]。”维尔斯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然后以新任卫戍司令的身份呼吁遵守纪律。对于士兵提出的军饷问题，政府代表答复说，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执委会。这次会议让士兵苏维埃更加反对成立赤卫队，并首先谴责了执委会“越权”提出动议。 十一月十六日，安全与公共秩序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是政府机关提出的。巴尔特把这个问题带到内阁委员会上讨论，当天下午，艾伯特、巴尔特、一些执委会代表和一些部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巴尔特宣布，必须在一周内征召一万人，其中三千人要分给艾希霍恩的安全部队，三千人分给卫戍司令，四千人保卫火车站并处理退伍士兵[118]。第二天，维尔斯宣布组建“共和国安全部队”[119]，这支部队人数在一万三千人至一万五千人之间，将由志愿者组成[120]。很快就有大量志愿者报名参加，来自资产阶级圈子的捐款也大量涌入，他们给这支维持秩序的部队提供了财政支持[121]。执委会遭到了双重失败：政府组织了有利于它自己的武装部队（同时不让执委会组织这样的部队），又沉重打击了执委会的威信。此后几天里，艾希霍恩徒劳地要求增加他的部队的兵力。最后，过了几周，赤卫队的征兵才根据维格曼的建议，按照十一月十三日准备的名单开始进行[122]；而此时维尔斯的部队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赤卫队了。 十一月十六日，多伊米希在执委会里重新提出了政治前景的问题。他说，革命已经摧毁了旧的政府体制，但还没有建立起另外一个制度，他还号召采取果断措施，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做出抉择。他再次对政府的行动表示不满，政府企图摆脱执委会的控制，任命国务秘书和副国务秘书，并发表公告；他还要求把立法权和执行权交给经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执委会。他提出了一项动议，谴责“德国资产阶级企图通过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来“夺走工人群众的革命果实”，并建议立即召开代表全国的中央苏维埃，“从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出发，商讨新宪法”。他警告执委会说，如果执委会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计划，就等于在自己和所有苏维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123]。 多伊米希的动议立即遭到了罗斯和赫尔曼·米勒的猛烈反对。后者说，多伊米希的观点是“反民主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建立“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无产者之阶级专政”。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向已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专政”[124]，并提出了一项强调苏维埃的存在仅具有临时性质的修正案：它强调指出立宪会议越早召开，社会主义多数派就会越快领导国家。这些理由没能说服所有社民党代表。多伊米希的动议仅以十票对十二票被否决，士兵代表汉斯·帕舍和两位社民党工人代表比赫尔与尤里希投了赞成票[125]。随后赫尔曼·米勒以个人名义接受了多伊米希的动议，但又加上了一条关于中央苏维埃未来将采用的宪法的条件：“该宪法要提交给由中央苏维埃召集的立宪会议”[126]。 在经过一番混乱的讨论后（在讨论中巴尔特改换了立场），新决议的条文以九票对七票获得通过[127]。执委会为自己及作为政权机关的苏维埃的覆灭开辟了道路，就连像里夏德·米勒这样支持“权力归苏维埃”的人，也认为要做出妥协而投票赞成取消苏维埃[128]。社民党多数派迅速利用了这种混乱。就在同一天，当这场讨论正在进行时，兰茨贝格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政府已经做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129]。第二天的《前进报》宣布内阁已将大选的日期定在明年二月二日[130]。十一月十八日，《自由报》对此表示反对，并拒绝接受[131]，显然这是代表独立党的部长而发的，但在十九日，独立党机关报不得不承认，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已在十七日进行了讨论，并已在原则上得到了彻底解决，不过日期还没有定下来[132]。与此同时，由《前进报》牵头的各家社民党报纸从两天前就开始为尽早召开立宪会议做宣传了。 执委会承认自己于十六日[133]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里夏德·米勒后来说，一个“糊涂”的立场“使其显得荒唐可笑”[134]。执委会企图向自己的委任者——在十一月十日任命了执委会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们——求助，以夺回失去的阵地。它在十八日把苏维埃代表召集到布什马戏场重新了开一次会。 在会上的发言中，里夏德·米勒就执委会的活动做了汇报。在描述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时，他尽力强调了苏维埃的作用及过早召开立宪会议可能导致的危险： 如果现在召开国民议会的话，就等于判处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死刑。工人士兵苏维埃就会被粉碎。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统治，如有必要，就要动用武力。是那些要求召开国民议会的人逼我们动手的。我要公开宣布：我曾为了革命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以后还会这么做。国民议会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铺平道路。它的召开就等于斗争。要想召开国民议会，就得跨过我的尸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执委会里是有人赞同我的，还有全体曾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劳动者也是，我坚信大多数劳动人民是站在我这边的[135]。 赫尔曼·米勒插了进来，他想让大家重新恢复信心：社民党多数派也想要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会议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两个工人政党在原则上都不反对召开立宪会议。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担心，他相信德国人民，相信德国人民在投票时表达出的意愿[136]。哈泽说，在一个工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举行普选，不会有损于革命的胜利果实；他还含沙射影地警告听众，让他们提防受到“外国榜样”（影射俄国）影响的“错误”思想[137]。社民党人卡利斯基[138]说，没有民主的革命会导致另一场战争[139]。 雷德布尔答复说，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决不能冒最微小的丧失政权的风险。他反对那种认为真正的民主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观点，坚持认为必须从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开始建设真正的民主[140]。 李卜克内西的敌人指责他是“团结”的敌人，他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他支持团结与明确。作为对“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号召所有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拥有强大武装的反革命正在行动。他呼吁工人保卫自己的政权，提防那些混入工人阶级队伍、暗中进行破坏的“叛徒们”，永远不要忘记工人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解放自己。当他强调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并毫不含糊地批判了执委会的糊涂混乱时，他赢得了满堂喝彩[141]。 相当一批代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批评了里夏德·米勒的活动报告。十一月十五日，米勒和莫尔肯布尔以执委会主席的身份在一份宣言上签了字，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委托工会组织来代表工人的经济利益[142]。就在同一天，由社民党人克尔斯腾领导的柏林工会委员会决定解散并重选工厂里的行动委员会[143]。这一举措得到了老板们的赞成，当时老板们正在同工人委员会斗争，不让工人委员会监督他们的活动，而老板和工会领袖都不喜欢工人委员会的监督[144]。一些工厂代表批评执委会，说执委会的做法让那些“四年来一直在背叛工人群众”的人垄断了代表工人群众的权利[145]。里夏德·米勒不得不保证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146]。 在给辩论做总结时，他对来自左翼的批评集中做了答复： 当我在执委会里的时候，我只会在无损于革命的胜利果实时，才会争取召开国民立宪会议……你们知道我们在执委会里想要什么，我们会留意不让革命的胜利果实遭到损害。当哈泽同志宣布政府将前进时……你们也许会相信我们——执委会——会推动它前进，我们非常清楚怎样推动它，正如近来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147]。 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没有被提交给这次会议进行表决，而是与其他文件一起被踢回了执委会。它甚至没有被公开发表，因为政府禁止沃尔夫电讯社[148]发表它[149]。《柏林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并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简介：“除了立宪会议的问题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到底谁说了算？最高权力究竟是在政府手里呢，还是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里？[150]” 资产阶级和社民党的报纸这样来提出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能够以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对政府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执委会已经注定要打一场杂乱无章的自卫战了。它一步步地后撤，每一天都被逼得后退一步。十一月十八日，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总理府举行联席会议[151]。艾伯特一上来就抨击苏维埃执委会的要求，并攻击执委会，说执委会仅是柏林一地的组织，竟敢蚕食政府的权力。这甚至激起了苏维埃执委会中的社民党委员的反对。迪特曼很快提出选举全德中央苏维埃[152]。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兰茨贝格承认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和内阁的权力来自苏维埃执委会，因为它们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的，苏维埃执委会也能罢免它们，但他又辩称，不能容许对行政权的任何干涉，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对立政府”（counter-government），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153]。 多伊米希反对内阁权力的拥护者的“专制”观念，他要求承认执委会拥有有效的监督权[154]。在国民议会问题上，艾伯特否认了已定好日期的说法[155]。独立党的部长们极力妥协。最后，双方达成了长期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都将立即生效，只有当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苏维埃执委会才能干预；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划分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限[156]。十一月二十三日，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出来了：执委会发表声明，为“最初的过渡时期”颁布了新的宪法性命令。政权属于工人士兵苏维埃；全国性苏维埃的职能由柏林执委会行使，直到代表全国的中央苏维埃选出为止；而执行权则移交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行使[157]。 十一月二十三日，执委会根据该命令吸收了来自军队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扩大了自己。它现在又多了二十五名委员，大部分是社民党多数派，比如年轻的库尔特·舒马赫[158]，他是残废军人的代表。但也吸收了一些革命派，比如来自库克斯港的水兵卡尔·拜尔，还有来自施潘道的士兵冯·洛耶夫斯基（vonLojewski），有时来自萨克森的弗里茨·赫克特也会跟他一起出席会议[159]。 但这招出得太晚了。社民党和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知道如何利用柏林执委会对资本的始终若隐若现的敌意来大做文章。这些报纸暗示执委会企图成为独裁者，并坚决反对普选制[160]。曾被用来抹黑巴黎公社的那些话术，现在又被它们重新捡了起来。执委会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161]。执委会的敌人说协约国不承认执委会，所以承认执委会的权力就意味着要冒破坏停战的风险[162]。政府的新闻社说工人苏维埃花了八亿马克，后来又变成了执委会花了十八亿马克[163]。而另一方面，媒体却连一个字都没提到司库马克斯·麦因茨（MaxMaynz）的报告[164]。 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德地方总理联席会议呼吁召开国民议会[165]。当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做了大量交易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将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日期定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166]，而执委会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决定在十二月十六日于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167]。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办期间，敌人向柏林执委会及其激进派领导人发动了疯狂的宣传攻势。《前进报》大骂“死尸米勒”，由于米勒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发言，他们骂他是“行尸走肉”。他们痛骂“里夏德一世”和“另一边的容克”[168]。难怪保皇派部队于十二月六日发动公开针对执委会的暴动时，把设在普鲁士邦议会的柏林执委会骂做“犹太教会堂”——这是传统的反犹词汇[169]。 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柏林执委会就已经在选出新的中央苏维埃和最终解决政权归苏维埃这两个问题上失败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国界上把应自己的邀请而来的布哈林、越飞、拉科夫斯基[170]、伊格纳托夫（Ignatov）和拉狄克（他们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派来的代表）赶了回去[171]。卢森堡用愤怒的笔调给柏林执委会写了一篇悼文，她把这个革命机关叫做“革命的棺材”和“资产阶级秘密政府班子这驾四轮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 显然，执委会和工人士兵苏维埃本应满足工人和士兵群众的要求[172]。然而，他们的机关，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却衰落到了虚弱不堪的程度，让权力从它手中溜走，落到了资产阶级反革命手里。 当然，一个政治机构会失去权力，肯定跟它的错误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执行委员会的犹豫不决和敷衍塞责，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把戏就绝不会得逞[173]。 这话说得非常严厉，然而没人能反驳。德国革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最终被击败了。它的主席里夏德·米勒把它称作革命的“一切工作的奴仆”，从而以他自己的方式亲手埋葬了它[174]。 苏维埃代表大会 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出了革命派在这六周里遭受的政治失败有多么严重。参加大会的四百八十九名代表中，有四百〇五人是由工人苏维埃委派的，八十四人是由士兵苏维埃委派的[175]。其中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是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有七十一人是知识分子，有一百六十四人是“专业人员”、记者、政党的议员或工会的全职干部[176]。来自机关的代表远远超过了工厂工人的代表。社民党多数派占有绝对多数，他们有二百八十八名代表，而独立党只有九十名代表，其中只有十人是斯巴达克斯派。这十人中最出名的是赫克特与列维涅。还有十一名“统一革命派”（以来自汉堡的劳芬贝格为首）、二十五名民主派和七十五名无党派人士[177]。艾伯特的提案一开始就能得到多数支持。代表大会开幕当天，正为召开立宪会议而大举活动的《前进报》，对斯巴达克斯派肆意嘲笑，还问他们是否愿意按照自己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策，接受苏维埃交出权力的决定[178]。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都不是这次大会的代表。在柏林，只有那些名字被列入在职工厂工人或现役士兵名单的人，才能担任代表。主席团提议邀请他们，让他们以顾问身份参加大会，但这个提议未经讨论就被立即驳回了[179]。几小时后，一位符腾堡的代表又提出了这个提议，经过激烈讨论后还是被驳回了[180]。斯巴达克斯派只能试着在会场外来影响大会了。他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并在开幕式和休会期间组织了游行示威和示威者代表团。 在大会开幕时，他们和革命工长组织联合举行了大型集会，随后举行了游行，并以二十五万名响应他们号召的柏林工人的名义派遣了代表团。代表大会接纳了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维尔，他宣读了示威者的要求：宣告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工人士兵政权；由经过中央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执委会行使政府权力；罢免艾伯特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采取措施肃清反革命并解除他们的武装，把工人给武装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成立苏维埃，把世界革命给进行下去[181]。 但代表大会依然无动于衷。大会主席莱纳特[182]宣布他注意到了这些要求，并会在决策时考虑它们。当示威群众沿着柏林的大街小巷前进时，里夏德·米勒在报告被抵达的代表团打断后继续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在斯巴达克斯派的倡议下，十七支部队派出了一个士兵代表团，在多伦巴赫[183]带领下来到大会，提出了他们关于军队和纪律的诉求。这次他们遭到了公开的敌对，社民党多数派威胁要全体退席。十二月十八日又举行了另一次游行示威，这次柏林工人罢工了[184]。但是，尽管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在组织这些活动时（他们或许是在仿照法国大革命中的“重大时刻”〔grandesjournées〕），能够发动群众走上街头，但他们却没能对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影响：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仅仅只是犹豫不决，那么这些活动或许还能影响到它；然而，艾伯特及其同伙牢牢地控制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事实上，唯一的意外来自士兵提出的难以解决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士兵代表（其中也有社民党人）提出的。艾伯特曾秘密地向总参谋部保证，不会让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苏维埃代表大会采纳了“汉堡七条”[185]（这是由社民党人兰普尔[186]提出的折中方案）之后，总参谋部便直接向政府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最终引发了十二月的大危机——而这场危机又是由前几周里的军队瓦解过程导致的[187]。 至于其他问题，特别是在关于政权性质的问题、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学究式的——如果不说议会式的话。马克斯·科恩—罗伊斯坚持要求尽早召开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据他所说，这个选举办法将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因为自从爱尔福特纲领提出这个要求以来，它一直都没有在德国成功实行。社会主义者需要它，因为他们既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央政权来反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又需要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来反对协约国。科恩—罗伊斯坚信，社会主义者必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所以这次选举将成为建立德国社会主义政权最便捷的道路。 社民党人下定了决心，不让他们“纯洁、干净、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被“布尔什维克的歪曲”所“污损和破坏”。据科恩—罗伊斯所说，一个经全民选出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建成社会主义。当苏维埃召开立宪会议后，它们的特殊任务也就完成了，然后它们就能回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本应有的位置去，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88]。 多伊米希做了反报告。他强调指出，采用科恩—罗伊斯的条文，就等于给苏维埃判死刑。他回顾了苏维埃在俄国和德国的出现和发展，并表示它们是“现代革命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企图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它们，把它们同独裁画上等号，视它们如洪水猛兽。俄国的历程，德国不一定要重演一遍，因为俄国是个农业国，而德国则不是；在德国，苏维埃专政显然将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专政。针对科恩—罗伊斯提出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了自下而上的、从工人在工厂里的活动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最后他表示了自己对苏维埃制度的信心，在他看来，苏维埃制度迟早都会建立的[189]。 在论战中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意见。唯一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立宪会议何时举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党要求尽可能地将它推延，按照独立党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让社会主义者有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仍被资产阶级思想控制着的“群众”。对于何时举行立宪会议，最后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动议。一个是由盖尔[190]和劳芬贝格提出的，他们建议将日子定在三月十六日，这个建议赢得了五十票。另一个是由艾伯特与哈泽根据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内达成的妥协提出的，赢得的票数只比前一个多一点。马克斯·科恩—罗伊斯提出的将日期定为一月十九日的动议以四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获得通过[191]。在哈泽带领下，大约一半的独立党代表跟着他投了赞成票。剩下的独立党代表中有几个人与雷德布尔、多伊米希以及里夏德·米勒等人结成了反对派。第二天，多伊米希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继续将苏维埃作为立法与行政的最高权力的基础，并在新宪法通过之前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项动议以九十八票赞成、三百四十四票反对未获通过[192]。 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确表示，它反对“苏维埃政权”。多伊米希正确地称它为“自杀俱乐部”[193]。艾伯特的社民党多数派在反对派的地盘上，全面战胜了反对派，以吕德曼[194]的提案[195]获得通过而大功告成，这个提案将原则上本应交给中央苏维埃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96]。里夏德·米勒和其他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人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学到了教训，他们成功说服了大部分独立党代表，让他们相信自己必须抵制这个软弱无力的中央苏维埃[197]。当苏维埃被一帮自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定反对者所代表时，苏维埃政权就只是个糟糕的笑话。 全德各地的革命派都组织了集会和示威，通过了鼓动性的决议，组织了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十二月二十一日，皮克、李卜克内西、敦克尔和保尔·肖尔策代表革命工长组织，在柏林号召开展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并号召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198]。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却没有提出来，更没有得到解决：革命派是应当从长计议，通过重选苏维埃并在其中赢得多数的办法来推进斗争呢？还是从此绕开现有苏维埃的领导层，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开始的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给继续下去呢（换句话说，就是要立即开始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而这偏偏是那些苏维埃自己所不想要的）？ 在立宪会议选举前，这个问题主宰了德国的政治生活。由它引发的分歧，对整个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1]支持这种论点的人通常会拿慕尼黑的苏维埃来做例子，因为那里的苏维埃刚好符合这些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样子。 [2]瓦尔特·克雷恩（WalterKleen），《苏维埃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作用》（ÜberdieRollederRäteinderNovemberrevolution），《历史学刊》，第2期，1956年，第326—330页。 [3]罗伯特·里夏德·利平斯基（RobertRichardLipinski，1867年2月6日——1936年4月18日），德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作家。当过店员，店员协会（ZentralverbandesderHandlungsgehilfen）创始人之一。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4年至1901年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3年至1907年当选国会议员，1907年至1917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7年至1922年任独立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8年11月15日至1919年1月21日间任萨克森自由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年至1933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纳粹篡权后被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HermannJoseph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Union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中译者注 [5]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59页。 [6]保尔·洛贝（PaulLöbe，1875年12月14日——1967年8月3日），1895年参加社民党，1898年在伊尔梅瑙（Ilmenau）成立了社民党支部，1899—1920年任《布雷斯劳人民卫报》（BreslauerVolkswacht）主笔，1904—1919年当选为布雷斯劳市议会议员，1915—1920年当选为西里西亚邦议员，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1924年、1925—1932年两度出任国会议长。纳粹上台后两次被监禁。1949—1953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7]卡尔·威廉·塞费林（CarlWilhelmSevering，1875年6月1日——1952年7月23日），1892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5年因参加罢工遭到当局迫害，流亡瑞士。1897年当选为瑞士中央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9年返回德国，1905—1924年当选为比勒菲尔德市议会议员，1907—191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1926年、1930—1932年两度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8—1930年任德国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83页、第91—92页。 [9]“鼓掌表决”是指当在会议上就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不进行投票，而只以会场上发出赞成议案的鼓掌声就通过议案。——中译者注 [1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96页。 [11]古斯塔夫·诺伊林（GustavNeuring，1879年11月14日——1919年4月12日），德国工会活动家，十一月革命后先后出任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人民全权代表和萨克森自由邦军事部长，1919年4月12日被一群士兵私刑处死。——中译者注 [1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1页。 [13]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59页。 [1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94—96页。 [15]同上，第95—96页。 [16]同上。 [17]马里安·艾因霍恩（MarionEinhorn），《论1918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苏维埃的作用》（ZurRollederRäteimNovemberundDezember1918），《历史学刊》，第3期，1956年，第548页；至于汉堡的情况，请参阅：理查德·A·康福特（RichardA.Comfort），《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RevolutionaryHamburg.LaborPoliticsintheEarlyWeimarRepublic），斯坦福，1966年，第46页。这项措施不久后就被废除了（同上，第48页）。 [1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5页。 [19]《弗斯报》，1918年12月4日。 [2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3页。 [21]同上，第195—198页。 [22]海因茨·奥克尔（HeinzOeckel），《革命人民自卫军，1918—1919》（DierevolutionäreVolkswehr1918-1919），东柏林，1968年。 [23]艾因霍恩，《论1918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苏维埃的作用》，第549页。 [2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8页。 [2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5页；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第53页。 [2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39页。 [27]《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68页。 [2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4页。 [2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4—196页。 [30]同上，第198页。 [31]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41—142页。 [32]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Schreiner，1892年8月7日——1979年8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修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后来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出任符腾堡邦军事部长。1919年参加德共。1923年任军事机关领导之一。1924年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随后领导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5年重新参加德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任国际纵队第13旅参谋长。1939年后辗转流亡法国、摩洛哥、墨西哥和美国。1946年返回东德，参加统一社会党。1947—1950年任莱比锡大学教授，1950—1952年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译者注 [33]《十字日报》（Kreuz-Zeitung），1918年11月11日，关于此事的评论，请参阅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74—376页。 [34]这封信的日期为11月11日，是寄给塔尔海默的，它的全文是由德拉布金首次发表的，请参阅《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77—378页。 [35]威·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2卷，斯图加特，1948年，第107页。 [36]在上文中已经介绍了科隆的情况：康拉德·阿登纳市长在福利委员会中担任了主席这一要职；布雷斯劳苏维埃的100个当选代表中，有34人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6页）。 [37]约翰·惠勒·惠勒—贝内特（JohnWheelerWheeler-Bennett），《权力的报应》（TheNemesisofPower），伦敦，1954年，第26页。 [38]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5页。波恩的工人士兵苏维埃还同市民苏维埃合并了（《科隆新闻》〔KölnischeZeitung〕，1918年11月12日，晚间版）。 [39]《科隆新闻》，1918年11月12日，早间版。 [40]汉莎同盟（Hansabund）本是中世纪北欧沿海各商业城市和同业公会为维持自身贸易垄断而结成的经济同盟，历史上科隆也曾参加过汉莎同盟。——中译者注 [41]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4页。 [42]《德意志新闻》，1918年11月13日。 [43]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1902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1916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6年11月担任《前进报》总编，直到纳粹篡权为止。1920—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25—1928年任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1948年回国。——中译者注 [44]《前进报》，1918年11月13日。 [45]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96页、第307页。 [46]胡戈·施蒂内斯（Hugo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经常以资方代表的身份与工会谈判。——中译者注 [47]阿尔伯特·弗格勒（AlbertVögler，1877年2月8日——1945年4月1日），德国自由派政客、工业家、企业家。大学毕业后在多特蒙德钢铁厂任工程师，后成为德意志—卢森堡采矿与冶金集团董事会成员。1924年施蒂内斯死后继任经理。1918年参加创立德国人民党，1923年脱离人民党。纳粹上台后，弗格勒大力支持纳粹，并向纳粹党捐赠大笔资金。1940年后弗格勒大力参加军火工业的生产。1945年他为了避免被美军俘虏而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48]赫尔曼·罗赫林（HermannRöchling，1872年11月12日——1955年8月24日），生于钢铁巨头家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执掌家族企业。一战期间曾参与破坏法国东北部的工业，为此在停战后遭到法国指控，被判处十年徒刑，但上诉后被撤销。二十年代积极资助极右运动。支持纳粹党篡权。1935年参加纳粹党，积极参加重整军备和军工生产。纳粹德国战败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1年获假释。——中译者注 [49]古斯塔夫·恩斯特·施特莱泽曼（GustavErnst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8月13日——1929年10月3日任外交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3年11月30日任总理。——中译者注 [50]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93—296页。 [51]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57页及其后。 [52]本文标题为《国民会议》，发表于1918年11月20日的《红旗报》，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23页，于沪生译，殷叙彝校。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120.htm——中译者注 [53]出自《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45页，殷叙彝译。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231.htm——中译者注 [54]《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1969年，第183页。 [55]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03—404页。 [56]出自《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59页，殷叙彝译。 “工人士兵委员会”在本书中译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中译者注 [57]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第47页、第52—53页。 [58]《关于纲领的发言》，《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184页。 在已译为中文的卢森堡著作中找不到相应的句子，可能是《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的这段话： “由于缺陷，由于弱点，由于缺乏自己的首创精神和缺乏对自己的任务的明确认识，它几乎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让它在11月9日夺取的权力手段的一半重新脱离自己的掌握。”（《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46页）——中译者注 [59]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42页。 [60]同上，第219页。 [61]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19页。 [62]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洛塔尔·贝托尔德（LotharBerthold）与赫尔穆特·内夫（HelmutNeef）编写的《军国主义与机会主义反对十一月革命》（MilitarismusundOpportunismusgegendieNovemberrevolution，东柏林，1958年）以及由艾·奥·沃尔克曼记录的对电话谈话的评论（《德国革命》，第23—24页）。 [6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57页。 [64]威·格勒纳，《回忆录》（Lebenserinnerungen），哥廷根（Göttingen），1957年，第467页。 [65]《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66]《前进报》，1918年11月14日。 [67]海因里希·绍伊赫（HeinrichScheüch，1864年6月21日——1946年3月9日），德国将军，一战中曾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第29步兵旅旅长、第33步兵师师长，1918年10月9日出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68]威廉·海因里希·佐尔夫（WilhelmHeinrichSolf，1862年10月5日——1936年2月6日），德国外交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自由派家庭。188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曾任萨摩亚总督、殖民部秘书、1918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69]欧根·希菲尔（EugenSchiffer，1860年2月14日——1954年9月5日），德国法律学家、政治家。曾任德国财政部长、副总理、司法部长等职。书中说法有误，希菲尔当时隶属于民族自由党而不是中央党。——中译者注 [70]胡戈·普洛伊斯（HugoPreuss，1860年10月28日——1925年10月9日），律师、自由派政治家。他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宪法之父。1918年出任内务部国务秘书，1919年任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71]《前进报》，1918年11月15日。 [72]库尔特·巴克（CurtBaake，1864年4月2日——1940年4月16日），记者、社民党政治家。1884年任社民党报纸《柏林人民报》（BerlinerVolksblatt）编辑。1890年参与创立柏林自由人民剧院（FreieVolksbühneBerlin）。1891—1893年担任《新世界》（NeueWelt）编辑。1894年担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Tagwacht）编辑。1914年后成为艾伯特的亲信。1918年11月12日——1919年3月3日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1920—1933年担任德国人民剧院协会（VerbandderdeutschenVolksbühnen）主席。——中译者注 [73]瓦尔特·西蒙斯（WalterSimons，1861年9月24日——1937年7月14日），德国律师、政治家。曾先后在司法部和外交部工作。1919年曾任德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过程，但后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曾任外交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等职。——中译者注 [7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22—123页。 [75]此文即《1918年11月12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致德国人民>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0—71页。——中译者注 [76]《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65—366页。 [77]阿尔弗雷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亚历山大·胡根贝格（AlfredErnstChristianAlexanderHugenberg，1865年6月19日——1951年3月12日），德国企业家、政客。他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曾大力赞助纳粹党上台。——中译者注 [78]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1867年9月29日——1922年6月24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其父是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1899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战期间在陆军部任高官，1915年其父死后继任通用电气公司总裁。1921年任重建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在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79]该协议俗称“施蒂内斯—列金协议”。关于其具体内容，请参阅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中译者注 [80]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93—396页。 [81]莱布洛克（Leibrock），《德国企业家协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DieVolkswirtschaftlicheBedeutungderdeutschenArbeitgeberverbände），转引自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14页。 [82]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13页。德拉布金查阅了该委员会的档案，列出了委员们的名单：考茨基、希法亭、居诺夫、工会领袖胡埃（Hué)与乌姆布莱特（Umbreit）、几个学者和电气业巨头瓦尔特·拉特瑙。 [83]爱德华·施塔德勒（EduardStadtler，1886年2月17日——1945年10月5日），1917年在俄国被俘，1918年任德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新闻办公室主任，1918年12月成立“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Liga），后来还成立了几个反共组织。他鼓吹“德意志的”、“民族的”、“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84]“嗜血的罗莎”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给罗莎·卢森堡起的绰号，因“罗莎”（Rosa）有“红色”的意思而得名。——中译者注 [85]德拉布金特别提到了叫做《反斯巴达克斯》（Antispartatkus）的小册子系列，这套小册子每本印量一万到十万册，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2页。 [86]同上，第482页。德拉布金指出，施塔德勒使用了“民族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目标。 [87]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83页。 [88]H·E·弗里德兰德（H.E.Friedlander），《革命政权的冲突：临时政府对柏林苏维埃，1918年11月至12月》（ConflictofRevolutionaryAuthroity:ProvisionalGovernmentvs.BerlinSoviet，November-December1918），《国际社会史评论》，第7卷，第2期，1962年，第163—176页。苏联历史学家S·I·连兹涅尔（S.I.Lenzner）也对此做了全面的研究，见《191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IspolnitelniiKomitetBerlinskikhRabochikhISoldatchikhSovetov〔10noyabrya-16dekabriya1918g〕），收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NoyabrzskayaRevoliutsiiav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98—139页。 [89]《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18年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AllgemeineKongressderArbeiter-undSoldaten-RäteDeutschlands，vom16bis21DezemberimAbgeordnetenhausezuBerlin，StenographischerBericht），柏林，未注明出版日期（实为1919年），第149栏。 [90]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04页。 [91]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73页。 [92]独立党的工人代表是巴尔特、雷德布尔、多伊米希、埃克尔特、诺严多夫、维格曼和里夏德·米勒；社民党的工人代表是赫尔曼·米勒、比赫尔、希尔特（Hirt）、赫勒（Heller）、尤里希（Julich）、麦因茨（Maynz）和奥斯卡·鲁施（OskarRusch）。士兵代表是冯·贝尔菲尔德（vonBeerfelde）、莫尔肯布尔、盖尔哈特（Gerhardt）、帕舍（Paasche）、瓦尔茨、贝格曼（Bergmann）、波特纳（Portner）、施特洛贝尔（Strobel）、利特克（Lidtke）、赫特尔（Hertel）、伦佩尔（Lemper）、科勒尔（Köller）、艾克曼（Eckmann）和龚策尔（Guntzel）（连兹涅尔，《191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第101页）。 保尔·贝格曼（PaulBergmann，1881年6月11日——1951年5月25日），生于图林根邦上莱森镇（Oberreißen）。当过屠宰工学徒。1904年加入社民党，1907年任德国屠宰工中央工会（ZentralverbandderFleischerundBerufsgenossenDeutschlands）代表与工会机关报《屠宰工》（DerFleischer）编辑。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担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机关报《红旗报》编辑与汉堡独立党主席。1919—1928年当选为汉堡市议会议员。1920年反对与德共合并。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此后参加了以社民党内的左派，但在1931年没有参加社工党。1928—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捕，不久后获释。1944年再次被捕。二战结束后再次当选为汉堡市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93]汉斯—格奥尔格·冯·贝尔菲尔德（Hans-GeorgvonBeerfelde，1877年8月12日——1960年9月25日），生于贵族家庭。1897年以少尉军衔进入亚历山大近卫掷弹兵第11团（Alexander-Garde-Grenadier-RegimentNr.11）服役。一战期间历任连长、营长，1917年晋升为上尉，战争期间逐步萌生反战思想，参加了和平运动并因此被捕，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曾短暂担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二十年代积极参加和平主义运动和人权运动。纳粹篡权后多次被捕，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4]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2页。据说冯·贝尔菲尔德要逮捕国防部长。 [95]同上，第91页。 [96]马克斯·乌里希（MaxUrich，1890年2月10日——1968年6月21日），德国工会活动家，社民党人，1929年被选为柏林—维丁区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多次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内被关押过。1945年初在被运往弗洛森比尔格（Flossenbürg）集中营途中逃脱。1954年至1963年当选柏林市议员。——中译者注 [97]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20页。 [98]奥斯卡·鲁施（OskarRusch，1884年7月1日——1935年5月11日），工会活动家，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后因反对三月行动，脱离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又随共产社参加独立党，但在1922年没有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议员任期满后转而经商。——中译者注 [99]汉斯·帕舍（HansPaasche，1881年4月3日——1920年5月21日），生于罗斯托克一个保守的上流家庭。1900年参加海军，1905年参与镇压德属东非殖民地的起义，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极大影响，使他开始转向和平主义。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1月被勒令退役，1917年秋季因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捕。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立场接近独立党。1920年5月21日被反动军队暗杀。——中译者注 [100]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9页。 [101]同上，第92—93页、第97—98页；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53页、第154—156页。 [102]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6—97页。鲁道夫·科佩尔（RudolfCoper）认为，柯林·罗斯是“高级间谍”，“受各个社会阶层所欢迎”（《一场革命的失败》〔FailureofaRevolution〕，剑桥，1954年，第114页）。 [103]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7页。这篇文章题为《致从学者到工人的德国人民》（AndasdeutscheVolkvomGelehrtenbiszumArbeiter），发表于1918年12月13日的《德意志日报》（DeutscheTageszeitung）。 [104]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3页。 [105]同上，第93—97页；《自由报》（Freiheit），1918年11月29日；《前进报》，1918年11月29日；《红旗报》，1918年11月30日。 [106]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74页。 [107]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11页。 [108]《弗斯报》，1918年11月11日。 该呼吁书全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7—68页。——中译者注 [109]《前进报》，1918年11月13日和14日。 [110]《弗斯报》，1918年11月12日。 该通告的全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70页。 “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命令都将被认为是以苏维埃执委会的名义发布”这句话，在《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被译为：“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规定须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托方能公布。”——中译者注 [111]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28页；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2页及其后。 [112]《德意志日报》，1918年11月13日。 [113]即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第1团（KaiserAlexanderGarde-Grenadier-RegimentNr.1），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于1814年10月14日组建，为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而加上了“亚历山大皇帝”的称号。1920年12月31日正式解散。——中译者注 [114]近卫燧发枪兵团（Garde-Füsilier-Regiment）是柏林卫戍部队的一个团，成立于1826年3月30日，原名（本土军）近卫预备役步兵团（Garde-Reserve-Infanterie〔Landwehr〕），1851年改称近卫预备役步兵团（Garde-Reserve-Infanterie-Regiment），驻扎在麦凯菲尔兵营（Maikäferkaserne），1860年改称近卫燧发枪兵团。1918年12月14日正式解散，其兵员被编入自由军团。——中译者注 [115]《八时晚报》（8Uhr-Abendblatt），1918年11月13日；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114页。 [116]《弗斯报》，1918年11月14日。 [117]《柏林本地新闻》，1918年11月15日。 [118]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3页。 [119]共和国安全部队（RepublikanischeSoldatenwehr）于1918年11月中旬成立，兵力为一万多人，主要由社民党和独立党的支持者组成，其作用是维护柏林的治安。1919年三月斗争失败后被逐步遣散。——中译者注 [120]同上；《前进报》，1918年11月1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15页。 [121]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3页。 [122]同上，第234页。 [123]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7页；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2页及其后、第127—128页。 [124]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9页。 [125]转引自上书，第240页。 [126]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28页。 [127]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0页。 [128]同上，第241页。 [129]《弗斯报》，1918年11月16日。 [130]《前进报》，1918年11月17日。 [131]《自由报》，1918年11月18日。 [132]《自由报》，1918年11月19日。 [133]英文版此处为“十八日”，但这与上文不符，经核对法文版后改为“十六日”。——中译者注 [134]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3页。 [135]《大柏林地区工人士兵苏维埃会议记录》（ProtokollederVersammlungenderArbeiter-undSoldatenräteGross-Berlin），第1卷，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1—244页，引文补足了刊载于1918年11月20日的《前进报》的报告。 [136]《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137]同上；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页。 [138]尤里乌斯·卡利斯基（JuliusKaliski，1877年6月20日——1956年？月？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在担任《前进报》编辑时曾因“侮辱皇室”而被判处四个月徒刑。十一月革命曾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中译者注 [139]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页。 [140]《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141]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244页。 [142]同上，第235—236页。 [14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01页。 [144]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6页。 [145]同上，第236—237页。 [146]同上，第237页。 [147]转引自上书，第244页。 [148]沃尔夫电讯社（WolffsTelegraphischesBüro，WTB）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报通讯社之一，1849年开业，1934年停业。——中译者注 [149]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4页。 [150]《柏林日报》，1918年11月19日。 [151]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34页；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5—249页，后者对保存在波茨坦国家中央档案馆里的官方记录（Reichskanzlei,no.2482,28ff.）做了概述。 [152]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6页。 [153]同上，第246—247页。 [154]同上，第247页。 [155]同上。 [156]同上。 [15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59页。 此文即《1918年11月23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工人士兵苏维埃和人民全权代表的国家法律地位发表的声明》，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79页。——中译者注 [158]库尔特·恩斯特·卡尔·舒马赫（CurtErnstCarlSchumacher，1895年10月13日——1952年8月20日），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一战中右臂因伤截肢。1918年参加社民党。1920年担任斯图加特的社民党报纸《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Tagwacht）编辑。1924年当选为符腾堡邦议员，1928年当上符腾堡邦社民党组织领导。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捕，1943年获释，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解放后领导了社民党的重建工作，但反对同共产党合并。1946—1952年任社民党主席。1949—1952年当选西德联邦议会议员，并担任反对党领袖。——中译者注 [159]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05—106页。 [160]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8页。 [161]请查阅柯尔布的《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的第七章《新闻界大肆污蔑工人苏维埃》（DieDiskreditierungderArbeiterrätedurchdiePresse）。 [162]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8页。 [163]同上；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91页。 [164]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9页。 [16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32页。 [166]同上，第133页。 [16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62—464页。 [168]请参阅《行尸走肉》（DerlebendeLeichnam），《前进报》，12月5日；《里夏德一世：威廉的替身》（RichardIWilhelmsErsatz），《前进报，1918年12月18日。 [169]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157—158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09页。 [170]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1920—1923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驻英国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驻法国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19—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科斯塔奈。1931年被流放到巴尔瑙尔。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返回莫斯科，进入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5年脱离左翼反对派活动，并于同年11月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171]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2页；谢德曼，《崩溃》，第227页。 [172]此处英译文直译为“显然，在执委会和工人士兵苏维埃里，群众本应发现自己的作用”。经核对德文原文之后，改为现在的译法。——中译者注 [173]《红旗报》，1918年12月11日。 此文即《论执行委员会》（UmdenVollzugsrat）。——中译者注 [174]转引自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11页。 [175]《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98栏及其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9页。 [17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0页。 [177]同上，第249—250页。 [178]《前进报》，1918年12月16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1页。 [179]《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2栏。 [180]同上，第53—58栏。 [181]同上，第19栏及其后。 [182]罗伯特·莱纳特（RobertLeinert，1873年12月16日——1940年2月10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陶匠家庭，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3—1905年担任《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编辑，1906—1918年担任汉诺威省社民党书记，1908—1918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汉诺威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4年当选汉诺威市长。1918年12月担任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1919年1月当选普鲁士立宪会议议员，并参加了巴黎和会。1921—1933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并于1921—1924年出任普鲁士邦议会议长。——中译者注 [183]海因里希·多伦巴赫（HeinrichDorrenbach，1888年2月18日——1919年5月18日），办公室职员、社会民主党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志愿参军，获少尉军衔，并因作战勇敢而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15年在香槟战役中身负重伤后，逐步萌生反战思想。1917年因企图逃离军队而被监禁，最后被勒令退役，此后积极参加了1918年1月工潮。1918年11月参加了十一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8年11月11日参与创立人民海军师。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在1919年1月鼓动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到布伦瑞克，然后又逃到哥达。5月16日在爱森纳赫被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私人侦探绑架回柏林，5月17日接受审讯后“在企图逃跑时”被枪击，次日伤重不治身亡。——中译者注 [184]《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23栏及其后、第144栏及其后。 [185]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七点要求，通称“汉堡七条”，其中包括取消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权，由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统帅军队，取消军衔制，由士兵选举军官，建立人民军队以代替常备军等。——中译者注 [186]瓦尔特·兰普尔（WaltherLamp’l，1891年5月10日——1933年1月4日），生于汉堡。中学毕业后，于1910—1912年前往墨西哥，当过房产经纪，1913年返回德国，学习法律，一战爆发后入伍，1917年12月受重伤。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社民党，出席了1918年12月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苏维埃委员。1918年12月当选为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8月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大汉堡地区的国家专员。1919—1921年当选汉堡市议会议员。1921—1933年出任阿尔托纳市法官。1925—1933年当选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省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87]详见本书第十二章。 [188]《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09栏及其后。 [189]同上，第226栏及其后。 [190]库尔特·盖尔（CurtGeyer，1891年11月19日——1967年6月24日），出身于萨克森社民党干部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进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后来在符茨堡（Würzburg）的社民党机关报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莱比锡苏维埃委员，1919年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支持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代表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8月因支持列维被开除出党，后来追随列维参加了共产社、独立党和社民党。他跟列维及其他“列维派”不同，没有参加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后定居英国，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他长期为德国报刊担任通讯记者，后来在西德退休。 [191]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99页。 [192]《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00栏。 [193]同上，第227栏。 [194]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Lüdemann，1880年8月5日——1959年5月27日），当过机械工程师，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1922年当选柏林市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担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社民党党团主席。1919年当选普鲁士邦立宪会议议员，1921—1929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3月29日——1921年4月21日任普鲁士邦财政部长。1927年任吕奈贝格（Lüneburg）行政区区长。1928年任下西里西亚省省长。纳粹篡权后隐居。二战后重新担任社民党领袖。1946—1958年当选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议会议员。1947年4月29日——1949年8月29日当选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总理。——中译者注 [195]关于吕德曼的提案，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2—93页。——中译者注 [196]《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92栏。 [197]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223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85页；《自由报》，1918年12月22日。 [198]请参阅刊登于1918年12月22日的《红旗报》上的报告。
第八章十一月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八章十一月革命 Ø军政领袖与军事失败 Ø裂痕初现 Ø来自基尔的浪潮 Ø革命如野火般烧向四方 Ø柏林，十一月九日 Ø艾伯特政府 乍一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爆发的德国革命似乎验证了罗莎·卢森堡的期望与看法。劳动群众抛开了他们的领袖——很多时候还反对这些领袖——正在寻找革命行动的道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完全独立于各革命组织的（这些组织已经被革命甩在了身后），他们没有统一的口号，而且最终也没有领导。与此同时，革命似乎正照着斯巴达克斯派的秘密呼吁，在向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发展，这种新的政权形式是仿效了俄国苏维埃的榜样，基于工人士兵苏维埃而形成的。苏维埃的口号在被几百万人接受后，就变成了一股强大的物质力量。 军政领袖与军事失败 德国的军政领袖感到风暴正在来临。八月八日，西线德军在蒙迪迪耶的失败[1]，表明任何赢得军事胜利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军政领袖们已经无力控制战局了，而在此之前，战争就已经变成了一场“豪赌”。八月中旬，威廉二世同首相赫特林[2]、军方首脑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奥地利皇帝开了会，他们一致同意寻找最有利的求和时机。国务秘书辛策[3]通知美国总统威尔逊，说德国政府愿意在回到以前状况的基础上进行和谈[4]。 九月，由奥匈帝国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德国的盟军）防守的地段上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军方首脑变得越来越急切。九月二十九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告知首相，东线的局势已经陷入绝境，并表示希望扩大政府[5]，以便为和谈提供最坚实的基础[6]。事实上，他们都同意辛策的看法：“我们必须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阻止自下而上的动乱发生[7]。”他们的目的是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要能代表目前在帝国国会中占多数的几个党派，特别是要有社会民主党的大臣。 赫特林辞去了首相一职，威廉二世让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接替了他。马克斯亲王是个享有自由派名声的进步贵族。他从那些赞成立即和谈的政党的议员中挑选大臣。社民党提名的人选是鲍威尔和谢德曼[8]。十月四日，马克斯亲王的政府向威尔逊总统提出，在“十四点”的基础上缔结停战协议。十一月八日，他向协约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准备进行停战谈判。军方首脑（特别是鲁登道夫）已经开始大谈什么“不可接受的”条件，并企图把求和的责任丢给“政客们”来扛。尽管如此，他们也没做什么来阻止求和。在他们看来，革命才是真真正正的威胁。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社民党，它当时正竭尽全力地支持通过外交途径求和。《前进报》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说明“俄国道路”不适用于德国：“俄国革命消灭了民主，代之以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专政。社会民主党明确无误地拒绝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德国，并宣布自己坚决忠于民主[9]。”十一月四日，艾伯特给国务秘书万沙菲打了电话，向他保证工会将竭尽全力让工人冷静下来[10]。 裂痕初现 早在九月，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群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在独立党的会议上，哈泽、迪特曼与希法亭费了点劲才让会议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把大部分力气用在抨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空想气味”上[11]。考茨基则把《前进报》上的那个论题详细阐述了一番[12]。哈泽向多伊米希坦白，承认自己对事态走向毫无头绪[13]。十月十八日，列宁在写给斯巴达克斯派的信中乐观地写道：“……这一决定性的时刻现正在迫近……[14]”。 十月七日，斯巴达克斯派在柏林召开会议，布莱梅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德国当前的局势，认为目前的局势“是革命形势，在当前局势中，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未能解决的问题，正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会议宣布即将到来的革命要与俄国革命团结一致，并起草了一份紧急纲领，纲领中的要求包括大赦一切因反战而被判刑的平民及武装力量成员、取消强制劳役和撤销戒严。在这个行动纲领中，还包括下列要求：废除一切战争公债；没收银行、矿山和工厂；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没收大中型农庄；废除军事法律；将执行军纪的权力交给由士兵选举产生的代表团；给予士兵组织及举行集会的权利；取消军事法庭、立即释放被军事法庭判刑的人；取消对政治犯和违抗军令者的死刑或强制劳役；将分配粮食的工作交给工人代表进行；取消“邦”（Länder）的建制；罢黜一切王室等等[15]。为了实现这个纲领，会议号召“在还没有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地方组织苏维埃”[16]。革命派以此宣布，他们要争取领导即将来临的革命。 社会民主党的大臣注意到了这些危险，他们建议内阁讨论这些要求[17]。他们坚持要求尽快对政治犯实行大赦[18]。他们认为首先要释放李卜克内西，因为囚禁他反而使他赢得了殉道者的光环。释放他确实会带来一些危险，但为了让工人阶级相信新政府对“民主化”的承诺，就必须释放他。尽管遭到了军方首脑的反对，但谢德曼还是说服了其他内阁成员。他们决定于十月二十一日释放这位斯巴达克斯派领袖[19]。就在他获释后，几百位活动家陆续获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年。 十月二十二日晚，工会领袖在柏林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阿尔文·克尔斯滕，五金工人保尔·埃克尔特在会上获准发言，他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获释，他将于明天下午五点抵达柏林[20]。”大多数与会代表非常高兴，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警方随即进行了干预[21]。 第二天，几千名群众在大批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来到车站等待这位获释的囚徒，并以迎接英雄凯旋的方式来欢迎他。他一离开波茨坦车站，就像一位渴望行动的活动家那样，立即投入到斗争中去。就在两年前他被捕的那个广场上，他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高声赞颂俄国革命的榜样，并号召在德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22]。当天晚上，苏俄大使越飞特地为他举行了大型招待会，在会上越飞宣读了列宁发来的贺电[23]，李卜克内西随后也对列宁致以回电。还有一些德国活动家，包括瓦尔赫尔、哈泽、巴尔特、格洛比希与吕勒在内，也在会上发了言[24]。在出席招待会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各个革命组织的代表，他们相信：李卜克内西，这位象征着革命运动的英雄，将能够把各个组织团结起来。 然而，矛盾的是，李卜克内西却没有可以依靠的组织。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革命已经被拖延得太久了，但他也清楚，他只能提供一面旗帜，提供不了一个指挥部。而他的斯巴达克斯派同志们也承担不了这个任务。当然，奥托·弗兰克已经在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里扎下了根[25]。列维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工作，通过他可以联系布莱梅激进派[26]。皮克已于十月二十六日从荷兰回国，重新开始了工作[27]。但是，至少在柏林这个关键城市里，他们依然是“无兵之将”——要知道，他们在柏林也只有不到五十人的力量[28]。 工厂里的力量的真正先锋，都被组织进了由中派领导的独立党的行列里，李卜克内西早就经常跟这些中派进行交锋。在由来自各个工厂的工人组成的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里，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 独立党的领袖们先走了一步。他们知道这么做要冒着被活动家压倒的风险，但他们还是打算控制李卜克内西，并利用他的威望。所以，他们向李卜克内西发出邀请，请他加入独立党的领导层[29]。从几方面来看，这个邀请很有诱惑力。独立党的队伍里有大量的活动家，还控制着许多出版渠道。但李卜克内西并不打算做无原则的妥协。他要求独立党做出保证，承诺举行代表大会，他认为在会上应当批判中派领导层在过去几年里的一再拖延，并承认在过去几年里斯巴达克斯派才是正确的。他并不想充当领导层中的人质。但独立党的领袖们不愿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因为这么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他们只同意起草一份意向宣言，承认自己的观点已经向斯巴达克斯派靠拢。李卜克内西认为这样还不够，谢绝了独立党的邀请，但他同意在独立党执委会进行重大决策时应邀出席会议[30]。 除了转向革命工长组织之外，他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革命工长组织能给他提供骨干和遍布首都全部工厂的广泛网络——简单地说，就是进行革命行动所需的工具。在这方面他没有遇到困难。十月二十六日，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决定将自己转变为一个临时性的工人苏维埃，而且还将李卜克内西、皮克和麦耶尔这三位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增选入内[31]。这个临时组建的革命领导层立刻着手讨论局势，商量对前景的看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巴登亲王的政府拒绝议和、并号召“保卫祖国”时，他们就要立即采取行动，为此必须做好准备[32]。 但李卜克内西并不满足于这个分析。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被动的，甚至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他拒绝附和提出这种看法的代表们，这些代表认为除非至少政府激怒群众，否则群众是不愿起来斗争的。他从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的自发行动中、从青年的战斗性（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柏林举行了青年代表大会[33]）中看到了反驳这种观点的证据。二十六日晚上，汉堡有两千人举行了游行示威，二十七日则有四千人在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举行游行。二十七日晚上，独立党在安德列亚斯礼堂（AndreasFestsäle）举行集会，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做了演讲，演讲完之后，他带领几百名工人和青年走向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同警察发生了冲突[34]。他认为，必须通过这种行动，依靠最有战斗性的分子，才能把群众给发动起来。 李卜克内西苦心劝说革命工长组织接受这一点。在十月二十八日的白天，他同多伊米希和巴尔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说，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政府不打算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来延长战争，革命派都有责任通过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他认为这些方法能让群众觉察到自己的力量，并提升群众的觉悟水平及求胜的意志。多伊米希和巴尔特则犹豫不决，他们俩几乎要指责李卜克内西的看法是一厢情愿了。最后他们只同意举行集会，并断然拒绝了组织街头示威的建议[35]。 在那天晚上的全体会议上，皮克提议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不要理睬已经在到处张贴的号召入伍的告示，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36]。李卜克内西重申了他关于系统地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建议，并提议在首先在十一月三日集中发起集会和示威。多伊米希、巴尔特和米勒反对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会导致过早投入决战的危险。他们宣布革命派只能在有必胜把握时才举行罢工，其中一人还讥笑李卜克内西的计划是“革命的体操”[37]。 独立党的领袖们同样反对举行公开的行动，并为此找了种种借口，而临时苏维埃内反对李卜克内西的那些人，其实也不过是在重复这些借口罢了。李卜克内西企图说服他们，但却徒劳无功。他说，群众运动只有在街头才能发展起来，领袖的职责就是尽快上街去领导他们。他还说，那些借口力量对比对自己不利而撤退的人是在临阵脱逃，因为只有当革命派参加战斗之后，力量对比才能变得对革命派有利。特别是对于士兵来说，只要他们眼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前景，他们就会一直遵守纪律、执行军官的命令。只有在街头，工人才能通过与穿军装的工人进行亲善活动来战胜军队，在面对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时，军队在物质上强大，但政治上弱小[38]。 十一月二日，独立党的领袖同革命工长组织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雷德布尔向与会者引见了第二近卫营的一位军官瓦尔茨[39]中尉。这个瓦尔茨中尉是自己来找雷德布尔的，他说他和他的部下愿意接受革命总指挥部的指挥，参加起义[40]。与会者高兴地欢迎这位来客，他带来了武装力量和武器，有了这些，起义就有可能成功。此后瓦尔茨就化名“林德纳”（Lindner），在多伊米希身边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进行军事上的和战略上的技术准备工作[41]。但是工厂代表的报告依然是悲观的。当领袖们发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号召时，在革命工长组织网络控制的十二万工人里，最多只有七万五千人愿意响应[42]。谁能想象得到，总罢工都还没有举行，起义就爆发了呢？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哈泽建议将武装起义的时间定为十一月十一日，并立即着手准备起义，他这个建议得到了米勒的大力支持。雷德布尔反驳说，这个建议不过是逃避的借口，是在拒绝行动。雷德布尔认为起义的时间应该定为后天——十一月四日。李卜克内西反对以上两个建议；根据皮克的证词，在此之前，李卜克内西曾在俄国大使馆内同俄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坚决要求，在发动武装起义之前，必须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必须把群众给发动起来。 在李卜克内西看来，他们应当提出总罢工的口号，并让罢工工人自己决定要不要为了下列目标而举行武装示威游行：立即议和、取消戒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他宣称，只有在总罢工的过程中“才能通过越来越大胆的措施，将行动逐步上升为起义”[43]。在表决时，雷德布尔的动议以十九票对二十二票未获得通过，而李卜克内西的动议则以五票对四十六票未获得通过。这样就只剩下哈泽那个跟坐等没什么两样的动议了[44]。 这最后一次讨论的结果，对于李卜克内西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败。这位斯巴达克斯派领袖在革命工长组织领导层里所做的努力，并没能克服大多数工厂代表的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也没能克服独立党领袖们的疑虑或敌对态度。不但在组织方面和行动方面没能取得进展，而且连李卜克内西本人似乎在精神上也成了那些矛盾的俘虏——这些矛盾通过代表们牢牢抓住了独立党。 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斯巴达克斯派在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里占有重要阵地。符腾堡独立党执委会主席弗里茨·吕克也是斯巴达克斯派，他们控制着当地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早在九月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秘密的行动委员会（委员包括塔尔海默和吕克本人），通过这个行动委员会，他们控制了一个由工厂代表组成的网络[45]。吕克写道： 问题在于发动群众。这只能从工厂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加入了独立党，尽管党在政治上不合我们的口味，但加入了这个党，使我们可以放手行动，还使我们可以打着组织合法政党的幌子，在各个工厂里建设一个由我们信得过的人组成的紧密的网络[46]。 吕克参加了十月七日的斯巴达克斯派会议。他回去后，于十六日秘密召集了四十个工厂代表，协助组织起义[47]。第二天，在吕克承认自己无视书报审查机关的命令之后，书报审查机关就下令《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十四天。但斯巴达克斯派有一家地下印刷所，十月三十日，当地的独立党组织经过表决，决定发表一份宣言，赞成召开由各个工人士兵苏维埃组成的准议会式机构的中央会议，并赞成组织街头示威。 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里，戴姆勒（Daimler）工厂的夜班工人举行了集会，吕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他们秘密选举工人苏维埃。十一月二日，两位在柏林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的讨论的斯图加特行动委员会代表回到了斯图加特，他们带回了起义时间定在十一月四日的消息[48]。十一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里，传单印了出来。戴姆勒工人选出的苏维埃表示愿意接受其他工厂的代表参加，并决定于四日举行总罢工，这是一个成功。由戴姆勒苏维埃扩大而成的全市工人苏维埃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吕克为主席，并决定所有工厂都要选出工人苏维埃。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刊物《红旗》（DieRoteFahne），《红旗》立即号召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49]。 但在斯图加特诞生的这个运动仍是孤立的。柏林的革命派决定坐等。斯图加特工人苏维埃控制了全市，市内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但工人苏维埃却暴露在危险面前，因为邦政府和司法机关依然原封未动。弗里德里希港的齐柏林（Zeppelin）工厂的工人在来自戴姆勒的宣传影响下，刚刚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工人苏维埃。塔尔海默和吕克去那里协调行动，但在半路上被捕了[50]。斯图加特苏维埃的委员们群龙无首，当即陷入了混乱，他们也随即被捕了。先头部队的第一仗是短促的，而各地的警察早已做好了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各大城市里，警察都逮捕了活动家，所有被捕的活动家都被指控在一月工潮期间犯有各种各样的罪行。十一月五日，普鲁士警方策划了一次挑衅，在苏俄外交邮袋里“发现”了大量宣传品，帝国政府趁机勒令越飞及苏俄驻柏林大使馆的苏俄代表们在六小时内离境[51]。这是不是一个企图斩断昨天的俄国革命与明天的德国革命之间的联系的象征性措施呢？不管怎样，这都已经太迟了，因为革命的日程已被基尔港水兵的行动决定了。 来自基尔的浪潮 十月二十八日，停泊在威廉港的海军舰艇的船员们开始行动。一道准备出海的命令，引发了一个流言：为了捍卫其在北海[52]上的荣誉，总参谋部准备进行最后一战。在舰艇上发生了几次示威，大约有一千名水兵被捕并被押送到岸上，还有五艘战舰被派往基尔[53]。 水兵们为被捕战友的命运深感担忧，由此激起了这次运动。他们还记得一九一七年的起义者的结局，并向工人求助。十一月一日，他们在基尔工会会堂开会，并决定于次日举行公开集会[54]。十一月二日，警察占领了工会会堂，水兵们便聚集在阅兵场上。其中有位水兵叫卡尔·阿泰尔特[55]，他是独立党党员，曾在一九一七年被判处监禁五个月，他建议于第二天举行街头示威，水兵们散发了手写的传单，呼吁人们支持他们[56]。 十一月三日，几千名水兵和士兵打算进行示威，尽管他们的人数比当地驻军要少。示威被禁止了，军队在城里巡逻。尽管一个工会干部呼吁大家保持冷静，水兵们还是决定要上街示威。他们跟一支巡逻队发生冲突，巡逻队开了枪，导致九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这场冲突让基尔驻军的士兵们也骚动了起来，于是水兵就只能背水一战了[57]。 晚上，各艘舰艇上的水兵都举行了集会。在一艘鱼雷艇上，阿泰尔特带头选出了德国革命中的第一个士兵苏维埃。第二天早上，两万名水兵将他选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军官们被打垮了。阿泰尔特以战友们的名义，向基地司令苏洪[58]将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苏洪不得不全盘接受。这些要求包括：取消敬礼；缩短服役时间；增加休假；释放被捕者等等[59]。当晚，当地驻军中产生了一个由士兵苏维埃组成的网络。红旗在军舰上高高飘扬，许多军官被自己的士兵逮捕了。在岸上，独立党与社民党联合号召举行总罢工，然后还号召成立工人苏维埃，并将工人苏维埃同士兵苏维埃合并起来。 社民党领袖古斯塔夫·诺斯克已被政府任命为基尔总督，为了让水兵们平静下来，并阻止水兵们的斗争精神传播开来，他赶紧承认了新生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威[60]。十一月六日，局势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是，基尔起义已经点燃了革命的大火。担心政府秋后算账的情绪在水兵中间广泛传播，迫使他们将运动进一步发展下去。在库克斯港（Cuxhaven），一位被征召入海军的工人、独立党活动家卡尔·拜尔[61]已经成立了一个由信得过的同志组成的小网络，当他得知基尔所发生的事情后，便立刻向自己的网络发出了警告。十一月六日晚上，水兵们在工会会堂举行集会，选出了士兵苏维埃；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在准备建立工人苏维埃，工人们将柏林一月工潮组织者之一克拉茨选为工人苏维埃主席。新成立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向汉堡求援，威廉·迪维尔被派去帮助他们[62]。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七日，威廉港的水兵在司炉伯恩哈德·昆特[63]（战前他是开姆尼茨的一位全职党务工作者）率领下发动了总罢工。当天晚上，工人和士兵选出了苏维埃，社民党在苏维埃里占了多数，昆特当选为主席[64]。 在布莱梅，几乎所有的革命派活动家不是被捕就是被强征入伍，不得不依靠外部力量来推动革命。十一月四日，独立党议员亨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停战、罢黜皇帝和结束戒严[65]。但接下来几天里局势都是平静的。可是就在十一月六日，一列载着被捕水兵的列车在布莱梅车站出了故障，水兵们趁机从车站逃入市内和造船厂，向工人求助[66]。市里自发举行了示威，带头的是独立党当地组织的领导人。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了，一位独立党人弗拉森基耶维奇[67]号召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广为人们接受，但这次集会却无果而终[68]。只是到了十一月七日，威悉河（Weser）沿岸的造船厂工人开始罢工后，罢工才广泛开展起来，各个工厂才选出了工人苏维埃。十一月九日，全市范围的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69]。 在汉堡，独立党按照预定计划，于十一月五日晚上举行了集会。迪特曼反对水兵提出的组织示威游行、争取释放被捕者的要求，还驳回了威廉·迪威尔提出的选举工人苏维埃的动议[70]。当天深夜，一位领头的水兵弗里德里希·蔡勒（FriedrichZeller）不甘心失败，带领一群水兵到码头一带求援。夜里有大概一百人留在工会会堂里，他们呼吁人们在第二天中午举行示威游行[71]。到了第二天早上，在几位活动家——主要是青年领袖弗里德里希·彼得（FriedrichPeter），他已经离开了军队，秘密返回了汉堡——的倡议下，组织了示威游行，在工会会堂里成立了临时工人苏维埃，由蔡勒和独立党当地组织的领导人卡尔维特（Kallweit）任主席[72]。 革命的临时指挥部派出部队去占领所有的军营。在一个军营门前，彼得在交火中牺牲了[73]。到了预定时间，有四万人参加了示威。一位独立党领导人号召通过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政权，赢得了一片欢呼。左翼激进派弗里茨·沃尔夫海姆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威廉·迪维尔提出了解除当地指挥官的职务、将工业由战时生产转入和平时期生产的要求，都赢得了赞成[74]。当天晚上，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由左翼激进派海因里希·劳芬贝格任主席[75]。与此同时，弗勒利希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水兵，占领了《汉堡回声报》（HamburgerEcho）的办公室和印刷厂，出版了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也叫《红旗》[76]。他写道：“这是德国革命的开始，这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向世界革命最强有力的行动致敬！社会主义万岁！德意志工人共和国万岁！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77]” 革命如野火般烧向四方 开始于沿海城市的这个运动不可阻挡地传向四方。十一月六日，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一列载着囚犯的火车停在了这里，为了解救这些囚犯发生了战斗，工人士兵苏维埃当即成立了[78]。 在巴伐利亚，这个运动不是由水兵发起的，而是由独立党内的革命小组发起的。曾是修正主义者、后来成为和平主义者、再后来成为激进派的艾斯纳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讨论会，有上百名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巴伐利亚的第一批独立党党员就是在他们当中发展的。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他们只有四百来人，但他们是受过教育的骨干，对克虏伯工厂里的工人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并能组织一个由其他企业里的信得过的支持者组成的紧密网络。此外，他们还与农民协会里的一个派别有密切联系，这个派别是由盲人甘多尔菲尔[79]领导的，对社会主义持同情态度。为了准备革命，艾斯纳系统地利用了群众对和平的渴望。十一月七日，他在慕尼黑领导了一次争取和平的街头示威，在游行过程中做出了发动总罢工、进攻军营的决定。巴伐利亚国王落荒而逃，艾斯纳成了巴伐利亚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80]。 十一月六日，哈勒市的工人积极分子率领起义水兵从火车站出发[81]，他们将第十四轻步兵团的士兵争取了过来，并向其他军营进攻。一位独立党党员、曾是当地积极分子的水兵卡尔·梅塞贝格[82]担任了士兵苏维埃主席；经过由独立党领导的工人代表网络的活动，工人苏维埃也成立了；两个苏维埃合并后，由独立党人奥托·基里安[83]出任主席[84]。 十一月七日，在爱尔福特发生了一场声援基尔起义者的罢工，这场罢工使得在工厂里举行集会成为可能，同一天举行了群众集会，选出了该市的中央苏维埃[85]。同一天，哈瑙（Hanau）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由斯巴达克斯派成员施奈尔巴赫尔[86]任主席，当地工人在示威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87]。也是在这一天，布伦瑞克城外的水兵组织了示威游行，强行打开了监狱大门，同时罢工工人也任命了工人苏维埃。十一月八日，公爵[88]退位，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奥古斯特·梅尔格斯[89]出任布伦瑞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90]。 在莱比锡有一个斯巴达克斯派小组，人数约有二十五人。在当地的独立党组织于十一月七日举行的集会上，他们试图说服独立党发出总罢工的号召，但没有成功。然而就在同一天，港口上的一些水兵组织了第一次街头示威，并呼吁士兵们采取行动。十一月八日，军营被攻占了，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在开姆尼茨，这一天几乎是平平稳稳地过去的。弗里茨·赫克特于十一月八日返回开姆尼茨，他通过自己在独立党和建筑工会内的领导地位，成功地同时组织了罢工和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选举，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内也有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十一月九日，他当选为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91]。 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柏林的革命派仍在犹豫不决。十一月四日，基尔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召开了会议。李卜克内西和皮克建议于八日或九日开始行动。但大多数代表不愿号召罢工，因为那几天正好是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把行动局限于向外省派出代表，并委托皮克起草一份关于基尔起义的传单。十一月六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李卜克内西一直在徒劳地私下劝说多伊米希；在会上李卜克内西仍然坚持尽早发动起义，并通过街头示威来为起义做准备。他的建议再次被否决。起义时间被定为不得早于十一月十一日。 十一月七日，独立党执委会在党的总部同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几个外省城市的代表举行会议。来自雷姆沙伊德的奥托·布拉斯与迪特曼尖锐地批评了前一天做出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形势还没有成熟。哈泽的态度则更加保守了；他不相信革命，说基尔起义是一场“冲动的爆发”，还说他已经向诺斯克保证不会做什么有害于两个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团结”的事情。李卜克内西再次提出他的建议，这次他得到了杜塞尔多夫代表的支持。但会上的情绪越来越高，他痛斥那些被他叫做“那帮想造出个革命的人耍的拙劣的、机械的把戏”。多伊米希、巴尔特和里夏德·米勒再次反对他，会议维持了于十一月十一日举行起义的决定。会上还决定由独立党执委会负责公开号召起义，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92]。 社民党多数派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察觉到了风暴即将来临。从十月二十三日起，政府内的社民党大臣就在呼吁威廉二世退位[93]。十月三十一日，谢德曼与艾伯特告诉首相，皇帝得走人了；十一月三日，一个由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也向首相表示希望皇帝退位[94]。康拉德·亨尼施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解释了社民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 关键是要抵挡布尔什维克革命，它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混乱；它正在不断发展，威胁越来越大。皇室问题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密切相关。为了拯救祖国，我们必须牺牲皇帝。这根本不是出于教条式的共和主义[95]。 最后，社民党向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到了十一月八日皇帝还不退位，到时不管发生什么，社民党概不负责[96]。 十一月八日早上，奥托·弗兰克与李卜克内西达成了一致。他们很紧张，因为时间正在迅速流逝。工人正在失去耐心，随时可能发起孤立的行动，要想劝阻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此外，警察也在一步步向起义者进逼，运动有可能会群龙无首。最后，社民党多数派也一直在观察动向，他们已经做好了接管起义、然后使起义无害化的准备。从这点来看，每过一分钟，革命派的危险就大一分——李卜克内西拼命地劝说迪特曼，希望他能认识到这一点[97]。 当代表们在指定时间抵达他们通常碰面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军事专家林德纳——瓦尔茨中尉——已经被捕了，于是他们决定改在国会的一个房间里开会[98]。在半路上，多伊米希被捕了；起义计划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跟他同行的露易丝·齐茨设法脱身后发出了警报。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因为警察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足以将他们所有人逮捕。可是独立党的领袖们还在犹豫（哈泽除外，因为他到基尔调停去了）。在李卜克内西缺席的情况下，巴尔特的意见获得通过；他们决定起草和散发传单，号召举行起义推翻帝制，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将有十人在这份传单上签字：李卜克内西、皮克、哈泽、雷德布尔、布吕尔[99]、巴尔特、弗兰克、埃克尔特、维格曼和诺严多夫（后五人来自革命工长组织）[100]。 李卜克内西当时不在场，因为他和斯巴达克斯派的同志们已经决定，要在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面前造成既成事实，不给他们拖延的借口。他和恩斯特·麦耶尔一起，以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名义起草了另外一份传单（他也在这份传单上签了字），在这份传单中，他呼吁工人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并在世界革命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101]。他还不知道，镇压已经最终迫使他的盟友越过鲁比孔河了[102]。 当天晚上，各个工厂里的社民党代表们向党的领导人做了报告。他们无一例外地声称每个工厂里的工人都已经做好了在十一月九日行动的准备，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了[103]。每个愿意投入战斗的人，都将听到战斗的号召。 这一刻标志着革命的开始。那些希望革命到来并为之努力准备的人；那些希望革命到来，但却怀疑自己能否开启革命，并因此希望革命被激发起来的人；那些不希望革命发生，直到最后一刻仍在试图扑灭革命的人——这些人全都被卷入了这股巨浪里。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夜里，德国各地的消息都证实了这一点——水兵和士兵到处举行示威游行，工人到处发动罢工。工人士兵苏维埃被选出来了。监狱遭到了攻击，牢门被打开了。红旗——世界革命的象征——在公共建筑物顶上高高飘扬。 柏林，十一月九日 从黎明时分开始，号召起义的传单就被散发到了每个工厂里。全市到处都有工人集会，所有的工业区都组织了游行队伍，向市中心进发。埃·奥·沃尔克曼[104]就此写过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毕生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革命席卷了帝国首都。一队又一队工人在前进，街道上回荡着他们整齐的脚步声。他们来自施潘道，他们来自各个工人区，他们来自北部，来自东部，他们向着市中心——帝国政权的象征——进军。前头是巴尔特的突击队，他们手上拿着手枪和手榴弹，在他们前面的是妇女和儿童。在他们后面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当中有激进派，有独立党人，有社民党多数派，现在他们全都混在一起了[105]。 虽然那天的《前进报》早间版确实发出了警告，反对“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106]，但社民党多数派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出来阻挡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当天上午，工厂内的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们再次会见了艾伯特，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群众正在追随独立党，完全不受社民党多数派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驻军反抗，因为如果他们反抗的话，会导致巷战爆发。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就会导致最糟糕的局面——一场血腥的革命将会发生，那样的话政权就会落到极端分子手里。当时确实发生了禁止士兵走出军营的事情。瑙姆堡（Naumburg）轻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告诉《前进报》，他的士兵已做好了向群众开枪的准备。这就是社民党多数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情。奥托·维尔斯[107]不顾警告，前往亚历山大兵营，站在一辆汽车的顶棚上向士兵发表演说，劝说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而应该跟人民一起参加这场和平的革命。士兵被他说服了[108]。 驻守柏林的其他团也纷纷效仿。一位参谋军官柯林·罗斯[109]中尉告诉艾伯特，最高统帅部已经下令不得开枪[110]。《前进报》出了一份特别传单《他们不会开枪的》[111]。在起义过程中，只有一个兵营开了枪。有四名示威者牺牲，其中有柏林的斯巴达克斯派青年领袖埃里希·哈贝尔萨特[112]，他是施瓦茨科夫的一位工人[113]。除了这件事之外，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顺利的。社民党多数派在工厂里遭到了失败，却在兵营里得到了补偿。一些曾在《前进报》工作过的编辑，带着一批工人企图夺回《前进报》——《前进报》被夺走的记忆仍令人隐隐作痛，但他们发现挡着他们的是武装的街垒，把守街垒的是来自瑙姆堡轻步兵团的机枪手，他们两个小时以前才刚刚参加革命[114]。 社民党的代表们召开会议，艾伯特向他们建议，应该向独立党提出共同分担政府责任的要求，代表们接受了他的建议[115]。但是，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布劳恩等了几个钟头，独立党的领袖却还是没有来会面——他们不会来的[116]。当时在场的独立党领袖中，迪特曼愿意接受社民党多数派的建议，但雷德布尔强烈反对[117]。他立即通知了革命工长组织，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得出一致意见。巴尔特正在主持一个临时军事委员会，负责分配任务；李卜克内西正在向皇宫进军的游行队伍里；艾希霍恩正在去警察总局的路上；而深孚众望的阿道夫·霍夫曼则领着工人抵达了市政厅[118]。 在《前进报》报社里，他们赶紧拼凑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就改称工人士兵苏维埃——里面有十二个工厂工人（他们都是社民党党员），再加上艾伯特、布劳恩、欧根·恩斯特[119]和维尔斯[120]。正是这个苏维埃在当天的午间版《前进报》上号召举行总罢工、举行起义、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121]。社民党人在他们的传单上的落款是美妙的词汇：“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独立党花了很长时间去讨论社民党多数派提出的建议，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得出结论，而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接见了艾伯特、谢德曼、布劳恩和工会领袖赫勒[122]，宣布了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123]。艾伯特对帝制的未来持保留态度，但同意在宪法框架内接任帝国首相一职。他立即呼吁人们保持冷静，遵守纪律，并要求维持秩序[124]。下午一点，他把这个新情况通知了独立党，并再次发出了分担政府责任的邀请。奥斯卡·科恩问他，他是否准备接纳李卜克内西加入政府，他回答说，他的党不会拒绝任何人。独立党继续进行讨论，并答应在晚上六点做出答复[125]。 在这段时间里，胜利了的群众兴高采烈，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涌入柏林的大街小巷，挥舞着旗帜，高呼口号，并奔走支持那些能提供一个目标的领袖。在艾希霍恩的支持者面前，保卫警察总局的步兵不战而降，并交出了武器。六百名政治犯获释了，艾希霍恩接管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室和职务[126]。摩阿比特（Moabit）监狱在士兵和武装工人的猛攻下，不得不在下午一点打开大门，释放了许多政治犯——既有平民也有军人——其中就有斯巴达克斯派的组织者列奥·约吉希斯。 有几个军官企图组织反抗——先是在大学门前，然后是在普鲁士邦图书馆门前。群众迅速消灭了他们，而国会大厦一枪未开就投降了[127]。几万名柏林工人涌到国会大厦门前，谢德曼在一个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让工人冷静下来，但他后来还是屈服于群众的吼声，并做出了宣告共和国成立的决定——这一举措几乎可以说是革命的，艾伯特为此尖锐地批评了他[128]。没过多久，此前已经在皇宫里的一辆汽车顶上演说的李卜克内西就宣告“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他赢得了满堂喝彩。然后他来到霍亨佐伦家族[129]的寝宫的阳台上宣布： 把欧洲变成了墓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被打破了。我们记得自己的俄国兄弟。当他们离去时，他们对我们说：“如果一个月之内你们还不仿效我们，我们就要跟你们绝交。”而现在只用了四天工夫。我们不能认为，既然旧时代已经死亡，自己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必须全力建设工人士兵政府，建设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一个我们的德国兄弟以及全世界的兄弟都能享受和平、幸福与自由的国家。我们向他们张开双臂，号召他们起来完成世界革命。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想看到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德国革命的话，就高举你们的拳头吧![130] 如林的手臂顿时举了起来。 革命领袖们继续在讨论。雷德布尔坚决反对同社民党合作，起初他似乎能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很快就来了第一批士兵代表团。有些代表团是自发的，但其他很多代表团则是由社民党组织的，比如由马克斯·科恩—罗伊斯[131]（他是老党的支持者，前不久才刚刚当兵）带领的一个代表团。他们全都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统一起来，组成联合政府，保卫革命、和平与团结。其他代表团，尤其是工人代表团，则出于各自的理由，呼吁李卜克内西参加政府，以此作为德国革命争取和平之意志的保证。下午晚些时候，当李卜克内西抵达时，他估计独立党不会像雷德布尔建议的那样，断然拒绝一切形式的同社民党的合作，因为这样做要冒这样的风险：被群众误会、被群众当成是妨碍他们所渴望的团结的敌人[132]。 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争取到了米勒和多伊米希的支持，这六个条件是：宣告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要交给经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和士兵代表；政府里不能有资产阶级部长；独立党仅在达成停战所需的这段时间里参加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应接受具有真正决策权力的内阁的监督，并应成为技术方面的助手；内阁中各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同等的代表权[133]。只有雷德布尔表示，即使社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他还是反对参加政府[134]。 晚上八点，独立党领袖的答复传给了社民党。与此同时，社民党又出新招，宣布在组成新政府之前，不会派出签订停战协议的代表团。晚上九点，社民党的答复传给了独立党。社民党的领袖们接受了最后两个条件，拒绝了前面四个。在他们看来，只有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才能决定德国政权的性质，而在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应由临时政府继续执政。他们首先宣布，他们反对任何“阶级专政”，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参加政府[135]。 独立党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又始终得不到哈泽的意见，便将做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136]。当天晚上，在柏林出现了两份极左派的日报，这两份日报是在当天被占领的两家大型日报的出版社里发行的，一份是独立党的《国际报》（DieInernationale），另一份是斯巴达克斯派的《红旗报》（DieRoteFahne）[137]。 晚上十点，革命工长组织在国会会议厅里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几百名起义工人的代表，主持会议的是巴尔特。会议宣布自己为临时的首都工人士兵苏维埃，并号召各工厂、各兵营于第二天（十一月十日）上午十点举行集会，在集会上选出代表——每一千名工人选一位代表，每个营也选一位代表——参加预定于下午五点在布什马戏场（BuschCircus）举行的大会，任命新的革命政府[138]。社民党多数派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尽管这个决定会威胁到他们在这一天里所赢得的一切成果，但他们彻夜在为这场决定性的战斗做准备。 艾伯特政府 在十一月九日，维尔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那很大程度上是即兴发挥的行动，在事实上使社民党在柏林驻军里得到了他们所需的支持。包括柯林·罗斯在内的一批军官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呼吁军官进行合作，维持秩序，并支持新政府[139]。现在社民党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系统地组织这种支持，并在布什马戏场的大会上利用它。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间，维尔斯起草了一份“致支持《前进报》政策的军人”的传单，印了四万张[140]。艾伯特任命维尔斯为首都卫戍司令[141]，莱因哈特[142]上校向各部队指挥官下令，只能让得到他的允许的人进入兵营[143]。维尔斯的人所做的一切，其主旨正好可以用《前进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来形容：“不要兄弟阋墙”[144]。 晚上，哈泽回来了。起初他倾向于拒绝参加政府，但在第二天早上十点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上，他又改变了看法，他还坚持认为，独立党不该坚持让社民党全盘接受前一天提出的六个条件，这样会给在社会主义者之间达成一致制造障碍。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他们正忙于筹备各工厂的集会。不过李卜克内西（有人一直在把事态的进展通知给他）宣布，假如独立党自食其言，不肯坚持他提出的条件的话，他就不参加政府[145]。他没有参加谈判。最后，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达成如下协议： 内阁只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员组成，他们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人民全权代表。这一条不适用于各部部长；各部部长是内阁的技术助手，而决定政策的权力只属于内阁。各部由两名社民党或独立党党员监督，这两人的权力是平等的。政权已掌握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里，工人士兵苏维埃将很快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秩序已于今日通过革命建立了，在它得到巩固之前，暂不提出有关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留到以后再进行讨论[146]。 两党领袖在内阁人选上达成了一致；社民党在前一天就提名了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147]，独立党提名了迪特曼、哈泽和巴尔特[148]。 下午两点，维尔斯把工厂和士兵代表团中的社民党代表集合在《前进报》报社里，让他们为布什马戏场的大会做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让两党领导层之间的协议得到大会认可。他向士兵解释说，他们应当保卫“全体人民”的权利，对抗那些只拥护苏维埃统治的人，还应当提出选举国民议会的要求。他身边的一位领导人在士兵当中认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老党员的儿子。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149]就这样成了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士兵的领袖[150]。 大会举行的时间晚于预定时间。一千五百多名代表挤满了会场，工人们在楼座上，而士兵们则在楼下围着舞台。气氛十分火爆；发言者的话经常被打断，人们挥舞着武器，有人用拳头揍人。几乎没人来管，有不少没有得到授权的人也混进去了。还发生了几次斗殴，人们担心会发生枪战。巴尔特以“工人苏维埃”代表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轻松赢得了书记处的承认，这个书记处可能是事先经过谈判组成的；瓦尔茨中尉担任副主席，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担任书记[151]。然后巴尔特要求艾伯特就局势做出解释：“协约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提出的停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结束这场屠杀[152]。”他向代表们宣布：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同意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没有资产阶级部长的政府。哈泽在他之后发言，他说的跟巴尔特的一样，并确认了协议。 李卜克内西很冷静，但他的发言却很尖锐。他的任务非常艰难，因为绝大多数士兵反对他，士兵们不停地打断他的发言，辱骂他，甚至还挥舞武器威胁他，每当他抨击社民党多数派时，士兵们就大喊“团结！团结！”他警告代表们，抨击团结的幻梦，历数社民党是如何同总参谋部勾结的：“这帮人今天站在革命一边，而就在前天他们还站在敌人一边。”他谴责了企图利用士兵反对工人的伎俩。他反复说：“反革命已经行动起来了，它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活动[153]。” 柏林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变成了一场混战。巴尔特首先提议，选出大会执行局，由九名士兵和九名工人组成。里夏德·米勒提交了一份由革命工长组织准备的名单，上面有准备起义的核心成员，还有主要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巴尔特、雷德布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但士兵们大声反对这份名单。随后社民党代表比赫尔[154]建议两个工人政党应平分工人代表名额。艾伯特支持他，而巴尔特和里夏德·米勒反对这个建议。 士兵们挥舞武器，大喊“平分！平分！”然后艾伯特作势要收回比赫尔的提案。但随后一个印刷工人宣称，如果不组成一个两党人数对等的政府，就别想看到报纸。一个士兵代表说，如果不同意平分工人代表名额的话，士兵们就要组织自己的执委会。要求平分工人代表名额的要求是不可理喻的，因为社民党在工厂里得到的支持远不及独立党。因此执行局在社民党的一致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妥协提案：工人代表中，独立党占九个名额，社民党占三个名额。 但是，被维尔斯的人组织起来的士兵们继续捣乱。最后巴尔特让步了，提出了一个满足他们要求的提案：组成一个由十二名士兵代表（这些代表要么是社民党多数派，要么就是受社民党多数派影响的人）和十二名工人代表（其中六个是社民党人，六个是独立党人）组成的执委会[155]。独立党提出的名单上有皮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但是李卜克内西愤怒地拒绝了，他抗议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粗暴侵犯，这种侵犯使粗暴的少数派断然阻止了多数派通过投票表明自身立场。最后，革命工长组织的六名核心成员同意作为“独立党”党团的代表，参加工人代表的选举，这六人是巴尔特、里夏德·米勒、雷德布尔、埃克尔特、维格曼和诺严多夫。休会一小会后，里夏德·米勒以当选者的名义向大会建议：由各自的政党所提名的六名人民全权代表的名单已经获得承认，大会就此结束[156]。 曾拼命阻止德国革命的社民党多数派，就这样在革命的第二天赢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它的领袖艾伯特接过了巴登亲王传给他的首相职位，又当上了由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层推选的人民全权代表，他发现自己的职位得到了首都苏维埃第一次大会的承认，所以他一下子同时成了合法政府和革命政府的首脑！ 但是，我们不应该夸大革命派在革命第二天所遭到的失败的重要性；这仅仅是开始。至少莫斯科认为是这样。在莫斯科同时举行了兴高采烈的游行，拉狄克后来写道：“成千上万的工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事情。夜里晚些时候，工人和红军战士还在游行。世界革命来临了。我们的孤立结束了[157]。” [1]蒙迪迪耶（Montdidier）是法国北部一地名，1918年8月8日，协约国发动亚眠攻势，大败德军，迫使德军于8月10日撤出蒙迪迪耶。鲁登道夫称8月8日为德军的“黑暗日”。——中译者注 [2]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赫特林（GeorgFriedrichvonHertling，1843年8月31日——1919年1月4日），德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7年间任巴伐利亚首相，1917年至1918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中译者注 [3]保尔·冯·辛策（PaulvonHintze，1864年2月13日——1941年8月19日），曾在海军服役，1911年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并转入外交界工作，曾任德国驻墨西哥、中国和挪威的代表。1918年7月9日任外交大臣，10月3日被解职。——中译者注 [4]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3—94页。 [5]即吸引更多党派参加，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中译者注 [6]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4—95页。 [7]弗里德里希·派尔（FriedrichPayer），《从贝特曼—霍尔维格到艾伯特：回忆与形象》（VonBethmann-HollwegbisEbert.ErinnerungenundBild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3年，第82页。 [8]请参阅赫尔曼·米勒（HermannMüller）的《十一月革命》（Die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31年）第10—11页上记载的社民党领导层内部讨论内容。 [9]《专政或是民主》（Dictatorshipordemocracy），《前进报》，1918年10月21日。 [10]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ErinnerungenundDokumente》，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第571页。 [11]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2页。 [12]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安阿伯（AnnArbor），1964年。 [13]艾·巴尔特，《来自车间的德国革命》（AusderWerkstattderdeutschenRevolution），柏林，1919年，第35页。 [14]弗·伊·列宁，《致“斯巴达克”派成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377—378页。 “斯巴达克派”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派”。——中译者注 [15]请参阅：《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0月7日全国代表大会致德国人民呼吁书（节录）》，《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邸文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18—19页。“斯巴达克同盟”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同盟”。——中译者注 [16]《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28—243页。 [17]库诺·维斯塔普（KunoWestarp），《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DieRegierungdesPrinzenMaxvonBaden），柏林，1923年，散见于全书各处。 [18]同上，10月6日会议记录，第88页；10月10日会议记录，第129页；10月12日会议记录，第129页、第167页。 [19]同上，第305页；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第476页。 [20]这是根据奥托·弗兰克（OttoFranke）的回忆写的，见《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73—274页。 [21]同上。 [22]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8页。 [23]请参阅：《给阿·阿·越飞的电话》（1918年10月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383页。——中译者注 [24]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10页。 [25]阿伦泽，《在红旗下》，第270—273页。 [26]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8页。 [27]阿伦泽，《在红旗下》，第30页。 [28]卡·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November，EinekleineSeiteausmeinenErinnerungen），《社会史档案》（ArchivfürSozialgeschichte），第2期，1962年，第132页（最初刊登于《红色处女地》〔KrasnaiaNov〕杂志，第10期，1926年）。 [29]请参阅李卜克内西的笔记，部分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以及皮克发表于1928年11月14日的第136期《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507页的文章。根据德拉布金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02—103页）中的说法，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藏品中有一份打字复印件，其末尾有手写的注解“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日记？”（TagebuchvonKarlLiebknecht?）。他明确说明：这是从这份文本中摘录出来的，而这段话也在《德国革命插图史》中出现过。 [3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11月29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李卜克内西与独立党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混乱的基础上的。 [3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33]1918年10月26—27日，来自德国十八个地区的五十七名代表在柏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按照1916年4月24—25日的耶拿青年代表会议的基本原则，成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译者注 [3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87页。 [35]同上，第203页。 [36]同上。 [37]同上。德拉布金根据李卜克内西的笔记的原始版本，明确指出这个人就是巴尔特（《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04页）。 [3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39]爱德华·瓦尔茨（EduardWalz）中尉是柏林卫戍部队近卫工兵营（Garde-Pionier-Bataillon）的一个连长。——中译者注 [4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41]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4页。 [42]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43]同上；《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44]同上。 [4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3页。 [46]《一位斯巴达克斯派的日志》（JournalofaSpartacist），《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82页。 [4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82页。 [4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3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82页。 [49]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4页；关于斯图加特工人苏维埃于11月4日做出的决定的报告刊登于1918年11月5日的《红旗》上，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85—286页。 [5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5页。 [51]《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第541—545页。根据11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Tageblatt）上的说法，被查获的宣传品中有拉狄克的小册子《帝国主义的崩溃与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TheCollapseofImperialismandtheTask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Class），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他于10月7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演讲编写的；此外还有几天前在斯图加特戴姆勒工厂里散发过的传单的文本。 [52]这个北海（NorthSea）是指大西洋东北部的边缘海，位于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和荷比低地之间。——中译者注 [5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1页。 [5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91页。 [55]卡尔·阿泰尔特（KarlArtelt，1890年12月31日——1981年9月2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八年制学校毕业后在马格德堡一家机器制造公司实习，其间曾与诗人埃里希·魏纳特（ErichWeinert）一起工作过，魏纳特向他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0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被征召入海军，在基尔港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造船厂任发动机装配工。在服役期间多次参加罢工，在1917年3月罢工中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因参加这次罢工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18年11月领导了基尔水兵起义，并成立了第一个士兵苏维埃。1919年2月建立了德共的马格德堡组织。二战后定居东德，参加了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活动。——中译者注 [56]《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92页。 [57]同上，第72—73页。 [58]威廉·安东·苏洪（WilhelmAntonSouchon，1864年6月2日——1946年1月13日），德国海军将领，一战初期曾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司令，1917年9月回国，战争结束时任基尔海军基地司令。他的侄子赫尔曼·威廉·苏洪（HermannWilhelmSouchon，1894—1982）就是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之一。——中译者注 [59]请参阅：《1918年11月初基尔士兵苏维埃发表起义水兵14点要求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9—31页。——中译者注 [60]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26页；古斯塔夫·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VonKielbisKapp），柏林，1920年，第8—24页。 [61]卡尔·拜尔（KarlBaier，1887年1月3日——1973年4月12日），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服役期间同布莱梅的左派建立了联系，在水兵当中建立了革命小组，传播《工人政治》和《斯巴达克斯通信》。1918年11月5日领导了库克斯港的水兵起义，并当选为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参与创建马格德堡的德共组织。1929年7月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7月退出德共（反对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3年8月22日被捕，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德国解放后，于1945年重新参加德共，1951年9月19日被开除出党，1952年4月18日重新入党。1960年2月退休。——中译者注 [62]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8—122页。 [63]伯恩哈德·昆特（BernhardKuhnt，1876年2月24日——1946年1月28日），机械师，曾在海军服役。1914年任开姆尼茨的社民党组织的书记。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1月6日在威廉港领导了有两万多名水兵和造船工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后被选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1月11日——1919年3月3日任奥尔登堡自由邦主席。1922年回到社民党，参加了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但后来没有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获释。——中译者注 [6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8页。 [6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6页。 [66]同上，第116—117页。 [67]亚当·弗拉森基耶维奇（AdamFrasunkiewicz，1873年12月23日——1923年7月31日），生于鞋匠家庭，当过鞋匠学徒。1897年参加社民党，1909年进入《布莱梅市民报》工作。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1917年8月被捕，1918年10月31日获释。十一月革命期间，在布莱梅带头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8年12月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捕，1919年6月获释后，当选为独立党西北地区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独立党与德共合并，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6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9页。 [6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7页 [7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7页。 [71]同上。 [7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73]同上，第191页。 [74]同上，第193页。 [7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7页。 [76]阿伦泽，《在红旗下》，第251页。 [7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2页。 [78]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72—477页。 [79]卡尔·甘多尔菲尔（KarlGandorfer，1875年2月23日——1932年8月21日），出身于下巴伐利亚的法芬贝格（Pfaffenberg）的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任法芬贝格市长。1913年至1918年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他是巴伐利亚农民协会（BayerischerBauernbund）内的左翼领袖，十一月革命期间支持慕尼黑的激进派。1919—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4年当选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28—1932年当选国会议员。1932年因糖尿病去世。——中译者注 [8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7—70页。 [81]阿伦泽，《在红旗下》，第367页。 [82]卡尔·梅塞贝格（KarlMeseberg，1891年2月11日——1919年3月13日），水兵，共产主义者，在十一月革命中率领水兵在哈勒参加革命，1919年3月13日被哈勒的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83]奥托·基里安（OttoKilian，1879年11月29日——1945年2月？日），印刷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成为全职干部，后来担任记者。1915—1918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任哈勒工人苏维埃主席，1919年3月被判处三年徒刑，不久后获赦出狱。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三月行动，后继续留在党内，属于党内左派的积极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做了“自我批评”后又重新入党，1928年退党，参与组织列宁同盟。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二战结束前不久因斑疹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中译者注 [8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 [85]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26—427页。 [86]弗里德里希·施奈尔巴赫尔（FriedrichSchnellbacher，1884年3月20日——1947年12月4日），生于哈瑙（Hanau）一个石匠家庭，当过石版工。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2年担任社民党哈瑙地区组织书记。1915—1922年当选哈瑙市议会议员。1916年被征兵，后因病退役。1917年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参加独立党成立大会。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当选哈瑙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建立了德共（斯）哈瑙地区组织。在1920年2月的德共三大上当选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在德共内担任过一些职务。纳粹篡权后失业。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次年在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87]弗里德里希·施奈尔巴赫尔（FriedrichSchnellbacher），《革命中的哈瑙》（HanauinderRevolution），第13页，转引自《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GeschichtederNovemberrevolutioninDeutschland），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柏林，1968年，第128—129页。 [88]即布伦瑞克公国末代君主恩斯特·奥古斯特·冯·汉诺威三世（ErnstAugustvonHannover〔III.〕，1887年11月17日——1953年1月30日）。他于1913年11月1日受封布伦瑞克公爵，1918年11月8日被迫退位。——中译者注 [89]奥古斯特·恩斯特·莱因霍尔德·梅尔格斯（AugustErnstReinholdMerges，1870年3月3日——1945年3月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裁缝。189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即采取反战立场，在布伦瑞克组织地下左派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11月任布伦瑞克工人苏维埃主席兼布伦瑞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革命失败后参加德共。1920年退党，参加共工党，代表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共工党分裂后参加共工党少数派。二十年代末逐步退出政治活动。纳粹篡权后组织抵抗运动，多次被捕，因屡次遭受毒刑拷打，健康遭到极大摧残，于二战结束前不久病逝。——中译者注 [9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0页。 [91]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06—408页、第469—470页。 [92]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93]菲·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62页。 [94]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第539页、第591页。 [95]转引自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2页。 [96]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5页。 [9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4页。 [98]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7页。 [99]保尔·布吕尔（PaulBrühl，1876年2月7日——1950年10月27日），社民党政治家，1917年参加独立党，独立党多数派同德共合并后，他仍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1919年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100]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传单的内容见巴尔特，《来自车间的德国革命》，第53页。 这份传单的中文版标题为《1918年11月8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的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36页。——中译者注 [101]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这份传单的文本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24—325页。 这份传单的中文版标题为《1918年11月8日斯巴达克斯派关于夺取政权的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4—35页。——中译者注 [102]鲁比孔河（Rubicon）是古罗马时期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公元前49年，凯撒率军越过鲁比孔河进入意大利，违反了将军不得领兵越过其所派驻的行省的规定，这一做法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开战，经过三年内战后，凯撒赢得了胜利。“越过鲁比孔河”的意思就是下定决心投身行动，相当于“破釜沉舟”或“背水一战”。——中译者注 [103]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5页。 [104]埃里希·奥托·沃尔克曼（ErichOttoVolkmann，1879年11月23日——1938年12月？日），1898年参军，1914年起在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起在东普鲁士海关工作，1920年进入国家档案馆工作，著有多部历史著作。——中译者注 [105]埃·奥·沃尔克曼，《德国革命》（LaRévolutionallemande），巴黎，1933年，第35—36页。（这段话颇有“赤匪驱妇孺于前，国军不忍开枪乃转进”之风，原来“有良心的老中青年历史发明家”并非我国特产。——中译者注）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的回忆则与沃尔克曼的描写有些出入，而且很可能更合理些：“前面是拿着武器的男人，后面是没有拿武器的男人，妇女在最后面。”（《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9页。） [106]《前进报》，1918年11月9日。几个小时后，《前进报》就出了一份号外，号召举行总罢工。 [107]奥托·维尔斯（Otto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08]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6—48页。 [109]柯林·罗斯（ColinRoss，1885年6月4日——1945年4月29日），生于维也纳一个工程师家庭，曾在柏林理工大学（TechnischeUniversitätBerlin）学习机械工程与冶金。191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当了记者，曾采访过巴尔干战争和墨西哥革命。一战爆发后入伍，负责宣传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以士兵代表的身份混入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19年流亡南非，1921年返回德国。回国后积极参加法西斯运动。纳粹德国覆灭前夕与妻子一同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110]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9页。 [111]同上，第48页。 [112]埃里希·哈贝尔萨特（ErichHabersaath，1893年11月18日——1918年11月9日），生于柏林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起义中牺牲。——中译者注 [11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6页。 [114]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49页。 [115]同上，第50页。 [11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8页。 [117]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0页；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18]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19]欧根·恩斯特（EugenErnst，1864年9月20日——1954年5月31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3月起任普鲁士邦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至1920年3月间任柏林警察总监。二战后参加了把社民党和德共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工作。——中译者注 [120]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9页。 [12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30页。 [122]古斯塔夫·赫勒（GustavHeller，1878年5月17日——1921年8月21日），生于斯图加特。当过车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0—1915年担任一个消费者合作社的经理和五金工会一个分会的主席，1915年3月入伍。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1919年4月当选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委员。1920—1921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中译者注 [123]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1页。 [12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33页。 [125]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2页。 [126]艾米尔·艾希霍恩，《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MeineTätigkeitimBerlinerPolizeipräsidiumundmeinAnteilandenJanuar-Ereignissen），柏林，1919年，第8页。 [12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52页。 [128]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3页；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第313页。 [129]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家族即统治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霍亨佐伦王朝。——中译者注 [130]《弗斯报》（VossischeZeitung），1918年11月10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9—210页。 [131]马克斯·科恩—罗伊斯（MaxCohen-Reuss，1876年1月30日——1963年3月1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当过会计和出口商。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成为记者。他在党内属于右派，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魏玛共和国时期任国家经济会议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二战后，他担任过多家德语报纸驻法国的特派记者，1947年至1951年间任社民党驻法国正式代表。——中译者注 [132]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3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10页；《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这六项条件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7—38页。该书中收录的条件的具体内容与本书中的略有出入，故中译者根据已有的译文做了一些修补。——中译者注 [134]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35]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7页；《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136]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8页。 [137]皮克，《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6期，第1508页。 [138]同上；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58页。 [139]这份声明的文本收录于：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61页。 [140]同上，第62页。 [141]同上，第82页。 [142]威廉·阿道夫·莱因哈特（WilhelmAdolfReinhard，1869年3月18日——1955年1月18日），生于西普鲁士弗拉托夫县（KreisFlatow）一个林务官家庭。1888年参加普鲁士陆军。一战爆发时任近卫步兵第5团2营营长，战争期间历任近卫掷弹兵第5团团长、近卫步兵第4团团长，先后在东线和西线作战。1916年9月20日晋升为上校。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1918年12月24日以近卫步兵第4团为基础组建“莱因哈特志愿团”（Freiwilligen-RegimentReinhard），在1919年四处镇压革命。1919年5月1日，“莱因哈特志愿团”改编为国防军第15旅，莱因哈特担任旅长。1919年12月31日退役。此后下海经商。1927年10月参加纳粹党，1934年1月27日出任全德战士协会（DeutscherReichskriegerbund）联邦主席，1935年转入党卫队，获党卫队旗队长军衔。1936—1945年当选国会议员。1941年11月晋升为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纳粹德国覆灭后被盟军逮捕，数月后获释。1955年死于多特蒙德。——中译者注 [14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17页。 [144]《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14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11页。 [146]同上，第210—211页。 [147]奥托·兰茨贝格（OttoLandsberg，1869年12月4日——1957年12月9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党内属于右翼。1918年被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谢德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0年至1923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24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48]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65页。 [149]胡戈·布鲁图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HugoBrutusHermannMolkenbuhr，1881年3月10日——1959年9月11日），是社民党老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的三子，他自己也是社民党员。在1918年11月10日于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大会上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50]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69—70页。 [151]我们是按照1918年11月11日的《弗斯报》上的记录来写的，还参阅了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70—72页）与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36—37页）的记载。在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里存有这次大会的一份速记稿。其节选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5—167页。 [152]《弗斯报》，1918年11月11日。 [153]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6页。 [154]弗兰茨·比赫尔（FranzBüchel，1891—1968），1909年参加五金工会，1912年参加社民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33年担任卡塞尔的社民党组织的书记。纳粹篡权后，于1933—1934年、1943—1945年被监禁。二战后当了林务官。——中译者注 [155]最后选出的执委会由七名社民党代表、七名独立党代表和十四名士兵代表组成。——中译者注 [156]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5—167页。 [157]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21页。
第七章世界革命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七章世界革命的问题 Ø一九一七年之前的关于决裂的问题 Ø俄国革命的影响 Ø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 Ø德国革命派的回应3> Ø革命走在了革命派的前面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些最根本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问题。而在德国，在世界大战的头三年里，关于革命党的问题及夺取政权的问题，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胜利，在实践中验证了他们的观点，并把这些问题变成了具体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将它们提上了日程。可是，当革命派面临最初的任务——理论讨论时，战争状态使他们很难获取信息，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一九一七年之前的关于决裂的问题 国际派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会议上采纳了由罗莎·卢森堡起草的提纲，这个提纲中最关键的是第十二点，即对第二国际的破产所做的分析的结论部分： 鉴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目标和利益，鉴于他们脱离无产阶级国际的阵地而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是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国际必须把领导和团结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接受过来[1]。 列宁在批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时强调指出：如果不下定决心，在每个国家里同中派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领导层决裂，那么提纲中的这个关键点在实践中是派不上用场的；为了在斗争中把将来可能组成新国际的人团结起来，就必须进行坚决的决裂[2]。 在《工人政治》上的理论探讨中，拉狄克是第一个力主革命派应当促成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的人，他撰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扒下了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假面具，揭露了这些领袖在宣战后是如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他指出：某些革命派（他说的主要是卢森堡）不肯接受最简单的支持决裂的论据——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落入社会帝国主义者之手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就等于跟帝国主义团结；其中一些人以为，战争的后果会促使整个党重获新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群众还没有认识到领袖的叛卖之前就进行决裂，这么做不怎么有效，还会导致革命派的孤立[3]。 他直接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牢固、最深入人心的神话之一发起了挑战，他强调指出：工人的团结“本身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分裂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事实上，工人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漫长的不断分裂的历史，这些分裂并非出于偶然，也绝不是由于历史一时心血来潮而造成的，而是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不断斗争而造成的。他做了一番回顾，回顾了宪章运动史上的分裂，还有拉萨尔及第一国际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分裂，并分析了这些分裂的主要特点。他的结论是：“首先，工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倾向，其源头都在于社会差异，差异导致了分裂。其次，分裂造成的裂痕从来都不能迅速愈合。统一的过程总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4]。” 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危机也是如此。“八月四日政策”其实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其根源同样可以在伦敦、圣彼得堡、巴黎和维也纳找到。归根结底，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存在，以及工人贵族产生的压力，正是其根本原因（比如说，这解释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采取了英国工会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传统立场）： 由于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上层阶层得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由国家或工会提供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使这个阶层获得了相对较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们可以说：这个阶层跟资产阶级共享同一种文化。十五年它来一直借着修正主义者和工会领袖之口，宣称自己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锁链[5]。 其实，修正主义阵营的基础力量与其说是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倒不如说是支持这条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工会领袖们，在南方更是如此。每次当工人群众力图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以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并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时，这些工会领袖们便靠着自己赢得的特权横加阻挠。正如拉狄克在《团结还是决裂》里写的：“他们在阻挠异想天开的革命派时，总是以‘这些行动是不可行的’为借口，可他们其实表达出了工人贵族真正的恐惧——害怕看见自己的胜利果实遭到威胁[6]。”出于同样的观点，修正主义者和工会领袖支持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 所以，八月四日政策能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工人运动中获胜，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经过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八月四日政策的产生。即使是在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两个工人贵族很薄弱的国家里，我们依然能找出以部分技术工人为基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集团，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跟本国的资产阶级站到了一起。早在战前革命派就知道这一切，但他们低估了其影响： 我们曾以为这种政策仅仅体现出了领袖们的幻想，随着阶级对抗进一步激化，造成的压力就会使这种政策烟消云散。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错了。首先，这种政策不仅仅是几个领袖的政策；在工人群众当中，有整整一个阶层支持这些领袖；这个阶层所要的东西，跟这些领袖所要的完全一样。以为没有群众支持这些领袖，或是以为虽然有群众支持这些领袖，但那是因为群众还不够觉悟，这些都是致命的幻想。分裂是从工人群众当中开始的[7]。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大战很快就会驱散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白日梦，当事态证明革命派是正确的时候，整个工人阶级将在斗争过程中迅速恢复自身的团结，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工人的团结。这种观点为什么是错的呢？理由是：虽然帝国主义不得不日益削减工人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并由此破坏改良主义的根基，但事实表明，一种根植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是不会在短短几年里就烟消云散的。 在某个时候，资产阶级开始打算利用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们——工人贵族的代言人——来为自己的统治打掩护，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些“社会党人”当上了部长，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里有了职位，资产阶级向他们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企图分裂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无法团结一致地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派活动家想为了进行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而继续留在党内的话，这么做就等于抛弃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的角色： 如果党在形式上依然保持着统一，如果社会帝国主义者依然控制着党并决定党的政策，那我们要么就得在几年里放弃反抗阶级敌人的斗争，要么就得继续这种斗争，而不顾党领导层提出的帝国主义口号[8]。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弃了反抗外部敌人的斗争，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批判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话，这种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得不在国会、在工会运动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放弃了说服工人群众相信我们的批判的行动，这都会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洞无物。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帝国主义者将会迅速地把我们开除出党。党内的多数派决不会长时间容忍少数派指责其政策背叛了党的基本原则。对这个事事都跟自己作对的少数派集团，多数派是更不会容忍的，它会号召群众来反对这样的集团[9]。 拉狄克继续写道：即使革命派在代表大会上成了党内的多数派，他们也不能冒险让机会主义者——真正的阶级敌人——继续留在党内。结果革命派将不得不把机会主义者以及继续支持机会主义者的工人（会有一些工人继续支持他们的）开除：“不管我们走哪条路，结果都是分裂[10]。”他继续写道，因此他们必须自觉地为分裂做好准备。要想把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反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斗争给组织起来，这是唯一的方法。组织上的分裂进行得越早（一九一四年以来人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分裂所造成的损伤就弥补得越快，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也就能越快得到恢复。 在理论研究领域里，马尔赫列夫斯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他批判了社民党在和平问题上的观点，分析了机会主义者在政权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做了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是通过国家这个工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的。马尔赫列夫斯基的看法跟列宁是一样的，当时列宁正在写《国家与革命》。马尔赫列夫斯基宣称：“工人必须同国家作斗争。如果不摧毁国家的阶级统治，他们的理想——基于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11]。” 部分德国革命派就是这样接近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只有很微弱的联系，更没有共同的组织。俄国革命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分量，也使他们的思想一致起来。 俄国革命的影响 俄国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七年，它不只对德国革命派的理论及实践立场产生了影响，还影响了大批工人群众的前进方向，并使俄语中的“Совет”（苏维埃）一词，以“Arbeiterräte”（工人苏维埃）的形式进入了德语。这些现象，正是当时正在为革命的爆发而进行准备的地下运动的征兆。 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并不遥远。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欧洲大战仍在进行、国家仍在严格执行书报审查制度时，德国工人——特别是各个革命小组，是如何认识和了解俄国经验的。我们同样还得对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描写一番，让读者看看他们掌权后，是如何让那些原本立场与布尔什维克相距甚远的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看法的，对于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说服那些革命派接受“第一要务是成立新党”（当时斯巴达克斯派还在拒绝这么做）这个观点的过程，我们更要详细介绍。 布尔什维克在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时遇到了很多困难，而滞留在俄国领土上的战俘则为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没有让这个机会溜走。当时在俄国领土上滞留有约二百万名战俘，其中有十六万五千名德国士兵和二千名德国军官[12]。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很有利。许多战俘是社民党活动家，他们必定会同情工农，也必定会同情那些力争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党。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由于它们多多少少受制于自己的“神圣的联合”政策，因此都不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在战俘中开展宣传工作。 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在俄国国内到处成立了地下小组。革命爆发后，许多德国战俘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这些小组迅速发展起来[13]。但在十月革命之后，一切都在向更广的范围发展，布尔什维克也抓住每一个机会，充分利用他们先前所做的努力。他们还在整条战线上广泛进行鼓动，争取德军的同情[14]。起义后，拉狄克立即返回俄国，在他的鼓舞和催促下，在各国战俘中间开展了系统的宣传、鼓动及组织活动，这些活动首先是在说德语的战俘当中开展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的主要工具——德文杂志《火炬》（DieFackel）开始发行[15]。国际主义战俘联合会成立了，此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德意志人小组也成立了，这是建立外国共产主义者核心的努力所取得的第一个实际成果[16]。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止了这种发展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它的效果就要完全发挥出来了，因为大量受俄国共产主义者影响的战俘回国了。士兵们自己也经常把革命病毒传播到后方或其他战线去[17]。 在拉狄克身边逐渐聚集起了一批人，他们要在俄国建立起说德语的共产主义者的首个核心的指挥部，这些人有：来自汉堡的罗特凯格尔[18]、来自布莱梅的约瑟夫·波姆[19]、曾当过工会干部的奥地利人卡尔·托曼[20][21]；赫尔曼·奥斯特洛[22]，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23]；还有恩斯特·罗伊特[24]，他曾是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青年记者，后来苏维埃政府让他当了伏尔加河德意志人共和国的人民委员[25]。还有一位铁路工人尼古拉斯·克莱布斯[26]，他是德国移民的儿子，一九一六年参加布尔什维克[27]。他们在德占区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又吸引了一批人参加进来，比如教师威廉·蔡瑟[28]，他当时是预备役少尉，带着自己的部下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29]。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府马上同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苏维埃俄国同德国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就容易多了。布哈林自己有时会在大使馆驻留[30]。苏俄驻德大使阿道夫·越飞[31]是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非常清楚自己出使德国的目的是什么。早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还在进行时，越飞就曾友好地对切尔宁[32]伯爵说过：“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促使革命在你们国家爆发[33]。”一九一八年四月，越飞抵达柏林，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不但拒绝向德国皇帝递交国书，反而还向独立党和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其中有些人仍在狱中），请他们参加自己举办的第一次招待会[34]。他在各个领域里都很活跃；他帮助德国革命派传递消息，并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建议[35]。 越飞身边还有波兰人米耶奇斯瓦夫·布隆斯基[36]，他是一位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老革命家[37]，曾在瑞士同列宁合作过，还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重要支持者[38]。 苏俄大使馆是一个重要的通讯手段。它有很强大的财政资源，具有在当时来说多得出奇的物质手段，靠着外交庇护权的掩护，它还能同彼得格勒进行可靠快速的联系。这些条件给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胜利了的俄国革命者同地下或半地下的德国革命派之间的直接政治接触提供了很大方便[39]。苏俄大使馆在各种机关里聘用了德国活动家，在罗斯塔通讯社[40]里，这样的工作人员特别多。这种做法使这些德国活动家拥有了合法的掩护及完全的行动自由。获得这种合法掩护的人有艾米尔·艾希霍恩[41]（他曾领导过社民党出版局的工作，现在是独立党的领袖之一）、恩斯特·麦耶尔（以前当过《前进报》记者，现在是斯巴达克斯派领袖之一）、欧根·列维涅[42]（他也是斯巴达克斯派的活动家）等人。大使馆的律师是独立党领导人奥斯卡·科恩[43]，他在大使馆的一切财政活动中担任代理人[44]。 尽管苏俄大使馆并不是传播各种宣传性出版物的途径（德国政府在几个月后对它提出了这样的指控），它仍是一个避难所，一个传播革命影响的中心，一个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机关[45]。德俄关系的性质的改变，可以从以下这个事实看出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德意志人支部的机关报——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上刊登了一篇介绍德国形势的报告，而这份报告要比秘密传播的《斯巴达克斯通信》上的报告更加完备[46]。 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 布尔什维克坚信德国是欧洲革命的关键战场。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决定世界革命胜利的战斗将在德国打响。在一九一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单独同德国媾和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进行的讨论，其背景都是因为德国革命的“延迟”所形成的。对德国革命的期望，支配了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 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考虑同德国建立联系，并将建立德国人组织当成重要问题来考虑。列宁在回国途中，让仍留在斯德哥尔摩的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和拉狄克负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国外局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德国传播《俄国通讯—真理报》（这是一份刊载有关俄国的信息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刊物）[47]。列宁回国后，向党提出了《四月提纲》，在《四月提纲》里他向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革命派的活动致敬，并将左派国际主义者明岑贝格、拉狄克和哈特施泰因描述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48]，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49]，他还写道：“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50]。” 苏联历史学家克里沃古兹[51]指出：仅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就有六万多份传单被偷运进德国[52]。列宁在回国前，将他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交给了明岑贝格身边的青年国际活动家，让他们在德国传播这篇文章。有几千本《国家与革命》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渠道运到了德国[53]。 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列宁催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让他们全力组织一次国际左派会议： 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党、荷兰人、《工人政治》杂志、《明日》杂志——这支力量作为核心已经足够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和代表大会（1917年7月）的决议、这个党的新的纲领草案——这个思想基础（再加上《先驱》杂志、《论坛报》、《工人政治》杂志等等），已经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明确地回答帝国主义的问题，并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54]。 他认为这一重大的政治进攻必须直接针对中派分子——特别是考茨基——进行，他把考茨基当作最危险的对手，这是因为，尽管考茨基在形式上已经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但考茨基其实仍在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考茨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细菌对德国工人阶级造成感染。这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起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为了说服德国革命派活动家而写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将布尔什维克革命立为了典范： 这个策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55]。 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列宁意识到德国的形势成熟的速度比他的小册子印刷的速度更快，就起草了一份十页厚的摘要，将其交给了契切林[56]，让契切林尽快在德国传播（最好是通过瑞士途径来办这件事）[57]。这个摘要的标题与那本小册子相同，它是以下面这段评论结束的： 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 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 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这样来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集团。无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抛弃叛徒，转而拥护这些集团，并把这些集团培养成自己的领袖[58]。 德国革命派的回应 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德国革命派就对俄国革命致以热烈的欢呼。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因为它向他们展示了工人群众是能够参加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而且是能够获胜的。蔡特金致信独立党成立大会，认为这场革命“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事件”[59]。卢森堡在从狱中写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俄国发生的奇迹”，对她来说“好比救命的良药”[60]。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里写道：“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61]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62]。” 在这方面，斯巴达克斯派与布莱梅左翼激进派是完全一致的。十一月十七日，《工人政治》的编辑们向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政权一事致以热烈的欢呼[63]。十二月十五日，约翰·克尼夫在同一份刊物上解释了俄国革命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为什么能够获胜：“唯独因为在俄国有一个独立的极左政党，它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社会革命的旗号下奋斗[64]。”他继续写道，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既说明了斯巴达克斯派错在哪里，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同独立党内的中派彻底决裂、并着手建立一个革命党。 俄国革命的榜样和列宁的观点，得到了斯巴达克斯派的回应，一九一八年六月三日，梅林作为一个老革命，给布尔什维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对于独立党企图重建战前的社民党、并使用“久经考验的旧策略”的观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把独立党的这种做法叫做“反动的空想主义”。他号召成立新的国际，并做了自我批评：“我们曾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在独立党成立时，我们出于推动它前进的希望而加入了它。如今希望落空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念头[65]。”在题为《布尔什维克与我们》的一系列文章（自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起刊登于《莱比锡人民报》）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观点。他表示，布尔什维克是根据马克思从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所得出的前景而开展工作的，无产阶级专政正以苏维埃的形式在俄国实现。接下来他写道，要在德国实现这一前景，工人就要通过工人苏维埃来夺取政权。他还说，世界革命的远景要通过建立一个新国际来实现，而布尔什维克将成为这个新国际的核心[66]。在同一份报纸的妇女增刊上，蔡特金阐述了通过工人苏维埃实行权力的观点，根据她的看法，工人苏维埃将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形式[67]。 尽管这些最重要的斯巴达克斯派分子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但这并没有促使他们对自己的组织问题进行深刻的检讨。我们得有极大的乐观精神，才能同意苏联历史学家克里沃古兹的结论——他认为：“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天，斯巴达克斯同盟实际上已经彻底同独立党决裂了[68]。” 之所以会这样，其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政策、对他们拘捕自称社会主义的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她还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产生资本主义复兴的危险。但她批评得最厉害的，是苏俄的外交政策，以及苏俄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做法，她认为这样做会推迟战争的结束，推迟德国革命的爆发[69]。 这倒数第二篇《斯巴达克斯通信》的题目是《俄国的悲剧》。这篇文章表达了德国左派中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俄国革命是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覆灭的，因为它孤立无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熟的。编辑为这篇文章写的说明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本文说出了我们的人中间时常存在的那些忧虑，这些忧虑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客观情况、不是由它的主观态度引起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它的结论：没有德国革命，就无法拯救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就没有希望。解决的办法仍然只有这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70]。 革命走在了革命派的前面 就在革命派能够打破自己的陈规、挣脱镇压的重负、并从三年以来俄国等地所进行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之前，革命降临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七月十八日，由于福煦[71]的进攻和坦克在西线的运用，德军被迫转入防御，德军总参谋部这下明白了，德军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鲁登道夫本人承认，战争已经结束了[72]。 得知这一情况后，统治集团做出了一个补救性的决定，即政权机关必须民主化。当军事失败逼得人们做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时，“议会化”能保证各政党的代表都不得不分担战败的责任[73]。社民党多数派和天主教中央党都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民族联合政府，在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同协约国举行和谈。十月四日，马克斯·冯·巴登[74]亲王出任首相，成立了新一届政府，邀请天主教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75]入阁，并邀请菲利普·谢德曼入阁当不管大臣[76]。马克斯亲王许诺将进行“民主化”和“议会化”，作为预防国家颠覆的最后手段，而社民党相信了他的话。 德国的统治集团将“颠覆”视作头等危险。东线的德军由于感染了革命病毒，已现出无力再战的颓像。这一发展过程证明了李卜克内西在实行军管后不久在卢考（Luckau）监狱中所做的预言：“我们将看到，掌权者今天播下的种子，明天将结出怎样的果实[77]。” 关于“大批士兵开小差、士兵抗命不从的现象大量出现、载着休假回国的士兵的火车上打出红旗”的报告不断送到威廉二世手上，把他给吓坏了[78]。这些部队不得不被关在“防疫线”里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他们的可靠性[79]。警方的报告中提到，在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市民中间，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还提到了俄国革命享有的巨大威望。 尽管革命派做出了大胆的政治分析，提出了开创性的前景，但革命组织的建设却还是落在了后面，而且他们既没能利用好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发酵”过程，也没能利用好四月以后俄国人提供给他们的技术和财政支援。布莱梅的革命派曾在造船厂和港口工业中拥有坚实的根基，但他们现在却连一个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家都没有[80]。而在柏林，斯巴达克斯派在第六选区（包括夏洛腾堡、柏林—摩阿比特〔Berlin-Moabit〕和施潘道〔Spandau〕一带）里只有七名成员[81]。一月工潮后，约吉希斯、赫克特和许多领袖的被捕，破坏了斯巴达克斯派的领导层[82]。皮克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逃到了荷兰。斯巴达克斯派的中心工作——出版《斯巴达克斯通信》和传单——交给了已经从瑞士回国的列维[83]和麦耶尔，他们率领身边的一小批人来做这些工作。 至于蔡特金与梅林，尽管他们仍是革命派的旗手，但他们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过艰苦的地下生活了。形势对领袖们的士气打击很大，他们没能认识到形势发展得有多快，也没能预见到一九一八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对此，我们可以从麦耶尔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写给列宁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 我们不得不等待德国革命运动的信号，我们跟您一样急切地等待着它们。幸运的是，我们的朋友全都变得越来越乐观。总之，无论是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我们都不指望会有什么更重要的活动。不过，到了冬天，这边的局势将会对我们的活动有利，到时我们打算搞几件大事[84]。 革命派没有意识到，他们本来是可以把握住历史事件的进程的。 不过革命青年组织却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一九一八年春天，柏林有两个组织合并为自由青年团。这两个组织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青年反感社民党的沙文主义政策，其中一个叫“柏林青年教育协会”（BerlinerJugendbildungverein），领导人先是弗里茨·格洛比希，后来由马克斯·科勒[85]接任，这两人都是斯巴达克斯派；另一个叫“青年工人协会”（VereinigungArbeiterjugend），是由独立党组织的，但它的领导人瓦尔特·施特克尔跟维利·明岑贝格关系很密切[86]。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自由青年团在施托尔佩（Stolpe）附近举行了一次非法集会，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有两千多人参加了集会[87]。柏林的这两个组织的合并，激起了全国范围内青年组织的进一步合并。到了夏天，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秘密会议，筹备各个激进集团的青年组织的合并，这些组织都是明岑贝格在瑞士领导的青年国际的下属组织。至于独立党的青年组织，由于恩斯特·多伊米希在其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它采取了亲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们也开始推广“通过革命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88]。 一月工潮后，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遭受了严厉的镇压，损失惨重。为避免不测，每个领导人都选好了万一自己被捕时接替自己的人，但米勒很不幸：他选的人是艾米尔·巴尔特[89]。巴尔特是个退伍回来的五金工人；他是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他是个狂妄的吹牛家。从那时起，革命工长组织的政治领导层就是由柏林的两位独立党重要领袖组成的，他们俩都不是工厂工人。其中之一是斯巴达克斯派的猛烈反对者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另一人则是曾在法国外籍军团当过士官的记者恩斯特·多伊米希。多伊米希发现自己被赋予了在军营内组织革命宣传、以及为起义筹建武装部队的任务[90]。 这项工作到一九一八年九月才勉强开始。多伊米希在军营内只同少数几个人有“关系”，武器也不过是十几支手枪[91]。多亏了柏林的两位革命工长组织活动家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和阿图尔·舍特勒（ArthurSchöttler）的努力，柏林的革命派才在最后一刻，通过苏尔（Suhl）一带的兵工厂工人搞到了武器[92]。 就这样，不管德国革命派在一战期间是通过革命争取和平，还是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来进行革命，他们都没能成功建起早在一九一四年就需要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人连试都没试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一个能够满足群众的需求与渴望、找出一致的口号、将他们的活动集中起来的组织。和平与革命把他们甩在了身后。 [1]罗·卢森堡，《尤尼乌斯提纲草案》，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383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602.htm——中译者注 [2]请参阅《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2—3页。——中译者注 [3]卡·拉狄克，《团结还是决裂》（EinheitoderSpaltung)，刊载于《工人政治》，1916年第4期、第8期和第10期，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336—338页。 [4]同上，第315页。 [5]同上，第317页。 [6]同上，第318页。 [7]同上，第320页。 [8]这句话直译为“不顾帝国主义领导层的口号”，这样比较难以理解，似乎是指“不顾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帝国主义领导层提出的口号”，所以加以修改。——中译者注 [9]拉狄克，《团结还是决裂》，第323—324页。 [10]同上，第325页。 [11]《论和平问题》（ThesesontheQuestionofPeace），《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斯派》，第58页。 [12]鲁道夫·迪克斯（RudolfDix），《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与保卫的德国国际主义者》（DeutscheInternationalistenbeiderErrichtungundVerteidigungderSowjetmacht），《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6年，第495页。 [13]同上，第485页、第496页。 [14]К·Л·谢列兹尼奥夫（К.Л.Seleznev），《1918年东线德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与革命运动》（Большевицкаяагитацияи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вГерманскойАрмиинавостошноефронтев1918г），《德国十一月革命》（НоябрьскаяРеволюциявГермании），莫斯科，1960年，第271—328页。 [15]同上，第276—277页。 [16]迪克斯，《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与保卫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第495页。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拉狄克。 [17]Д·С·达维多维奇（Д.С.Давидови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кризис1923г.вГерманиииГамбургскоевосстание），莫斯科，1963年，第133—134页。其中提到了一个例子：有个叫恩斯特·施耐勒（ErnstSchneller）的预备役军官，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下，在回国途中成了共产主义者。 [18]鲁道夫·罗特凯格尔（RudolfRothkegel，1889年12月10日——1964年10月13日），生于凯泽斯劳滕，当过制陶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8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在俄国被俘。1917年俄国革命后，参加了国际主义战俘联合会，在战俘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1919年初前往德国，参加地下工作。1921—1924年在列宁格勒领导国际工人救援会的工作。192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机关的工作。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被判处监禁两年，此后被辗转关押在多个集中营内。1945年4月被强征入伍，4月25日被美军俘虏。1945年7月获释后，重新参加德共，1946年10月当选福斯特（Forst）市长。1964年在福斯特逝世。——中译者注 [19]约瑟夫·波姆（JosefBöhm，1887年3月19日——1954年10月13日），生于维也纳一个面包师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04年移居布莱梅，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活跃于当地的木工工会，1915年应征入伍，1916年在东线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在说德语的战俘中间开展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1919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5月12日被捕，同年10月14日获释。1944年8月22日再次被捕，同年9月4日获释。二战后参加了布莱梅社民党的重建工作。——中译者注 [20]卡尔·托曼（KarlTomann，1884年1月2日——1950年2月5日），生于工人家庭，当过金匠工会书记。一战期间在东线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担任国际主义战俘联合会主席，参加了《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的编辑工作。1918年12月返回奥地利，当选为奥地利共产党执委会委员。1932年被奥地利共产党开除出党。1932—1934年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40年参加纳粹党，1939—1945年担任艾希格拉本（Eichgraben）镇长。二战结束后被苏军抓获，1950年死于古拉格。——中译者注 [21]迪克斯，《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与保卫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第495页。 [22]赫尔曼·奥斯特洛（HermannOsterloh，1886年6月19日—1961年10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俄国被俘，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12月返回德国时被捕，并被驱逐出境，1919年再次返回德国，加入了德共（斯），在布莱梅担任负责农民问题的书记。曾任德共全职干部，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加社民党，在工厂里工作。1934年被捕，被判处在集中营里监禁八年。战后成为布莱梅社民党的领袖。 [23]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与里夏德·洛文塔尔（RichardLowenthal），《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ErnstReuter.EinLebenfürdieFreiheit），慕尼黑，1957年，第109页、第129页。 [24]恩斯特·鲁道夫·约翰内斯·罗伊特（ErnstRudolfJohannesReuter，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5年3月应征入伍，1916年8月在俄国受伤被俘，十月革命后，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5月，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工作。十一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4月被捕，同年9月获释，随后负责重建柏林党组织的工作，在同年10月举行的德共（斯）二大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行动，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1年8月在德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与总书记。1922年1月22日被开除出德共后，加入共产社，同年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1931—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1932年7月—1933年3月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迫辞职，1933年6月9日被捕，1934年1月7日获释，同年6月16日再次被捕，9月1日获释。1935年辗转流亡荷兰、英国、土耳其，为土耳其经济部、运输部工作。二战结束后回国，1947年6月24日——1953年9月29日任西柏林市长。——中译者注 [25]后来罗伊特在德共（斯）内很出名，1921年里甚至当了几个月的总书记。请参阅：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2页。 [26]尼古拉斯·克莱布斯（NicolasKrebs，1893年8月30日——1936年9月14日），本名维尔纳·瓦尔德马尔·里夏德·拉科夫（WernerWaldemarRichardRakow），曾化名菲利克斯·沃尔夫（FelixWolf），也曾用过拉科夫（Rakov）和英科夫（Inkov）等化名。其父是移居俄国的德国工人。1900年随家人返回德国，中学毕业后曾在银行实习。1914年春季前往俄国，当了银行职员。一战爆发后曾被短暂拘押，获释后当了铁路工人，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战俘中间开展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18年年底化名卡尔·菲利克斯·沃尔夫（KarlFelixWolf），使用假护照与拉狄克返回德国。1919年5月—1920年11月担任德共汉堡地委书记。1922年被德国驱逐后，以“英科夫”的假名在维也纳担任外交代表。1925年前往美国工作，1927年返回苏联，因参加托派而于1928年被开除出党，做了“自我批评”后重新入党，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6年7月在大清洗中被捕，同年9月遇害。——中译者注 [27]此时克莱布斯把他的姓改成了俄国化的“拉科夫”；他返回德国后，以“菲利克斯·沃尔夫”的名字进行活动。 [28]威廉·蔡瑟（WilhelmZaisser，1893年6月20日——1958年3月3日），曾在鲁尔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当过少尉，1918年率部参加乌克兰游击队。1918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卡普暴动期间积极参加了鲁尔地区的军事工作。后来在党的军事机关中工作。1924年起在莫斯科的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至1930年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0—1932年在布拉格从事情报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将军”指挥一支国际纵队。1938—1939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9—1943年担任莫斯科外语出版社德语部主编。1943年起在“反法西斯学校”里对德国军官进行政治再教育。1947年返回德国，加入统一社会党，1950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8日至1953年7月18日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年6月东柏林爆发起义后，企图趁机推翻乌布利希，失败后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被迫退休，1954年被开除出党。晚年从事翻译工作。1958年在东柏林逝世。1993年4月25日，统一社会党的后身——民主社会主义党恢复了他的党籍。——中译者注 [29]后来，在鲁尔地区的斗争中，他负责领导军事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将军”指挥国际纵队。1918年里他的名字很少被提到，见安德烈·马尔蒂（AndréMarty），《黑海的起义》（LaRévoltedelaMerNoire），巴黎，1939年，第72页。 [30]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4卷，第1661页）。 [31]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Абрамович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中译者注 [32]奥托卡尔·特奥巴尔德·奥托·玛丽亚，切尔宁伯爵（OttokarTheobaldOttoMariaGrafCzerninvonundzuChudenitz，1872年9月26日——1932年4月4日），奥匈帝国贵族，曾长期在外交界工作，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其间曾作为奥匈帝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中译者注 [33]转引自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71页。 [34]同上，第76页。 [35]路易斯·费舍尔（LouisFischer），《人与政治》（MenandPolitics），伦敦，1941年，第31页。 [36]米耶奇斯瓦夫·布隆斯基（MieczysławBroński，1882年？月？日——1938年9月1日），化名M·J·布劳恩（M.J.Braun），波兰人，1902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革命爆发后前往华沙，当选华沙市委委员，并担任党报《红旗》（CzerwonySztandar）编辑。1906年被捕，1907年年底获释后流亡瑞士，活跃于瑞士社民党，反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支持华沙委员会（拉狄克也支持华沙委员会）。亲近列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成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领导人之一。1917年4月同列宁一起乘坐“密封列车”返回俄国，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真理报》编辑和国家银行理事会委员，1918—1919年任副贸易与工业人民委员，1918年被任命为苏俄驻柏林领事，同德国革命派接触。同年11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1919年返回德国，以化名担任西欧书记处委员和德共（斯）领导层成员。当卡普暴动发生时强烈反对德共中央局的立场，不久被召回莫斯科。1920—1922年任苏俄驻奥地利外交代表，1923—1924年任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系主任。1924—1928年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1928年被解职，在大学任教。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37]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35页。 [38]德国警方在报告中还提到过一些积极同德国革命运动进行联系的苏俄外交人员，其中有扎戈尔斯基（Zagorsky），德国警方认为他负责同独立党领袖接触；还有马塞尔·罗森贝格（MarcelRosenberg），负责所有跟出版有关的问题（罗森贝格在1936年担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后来在大清洗中失踪）；以及马尔科夫斯基夫人（Mme.Markowski），负责处理同各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同一份报告中还提到：越飞企图把卡尔斯基（即马尔赫列夫斯基）从监狱里弄出来，让他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但没有成功，只能做到让德方将他遣返回俄国（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四卷，第1365页）。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扎戈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МихайловичЗагорский，1883年1月15日——1919年9月25日），本名沃尔夫·米赫列维奇·卢波茨基（ВольфМихелевичЛубоцкий），生于下诺夫戈罗德一个犹太裔官员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被判处流放叶尼塞省。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1月9日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后，返回俄国，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伦敦。1910年再次潜回俄国。后逃往莱比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德国政府拘留。1918年4月获释。1918年4月—6月担任苏俄驻德国外交使团秘书。1918年7月担任俄共（布）莫斯科市委秘书。1919年9月25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马塞尔·伊斯莱列维奇·罗森贝格（МарсельИзраилевич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7年放弃美国国籍，参加俄国革命，1918年参加俄共（布），此后在外交界担任过多种职务。1936年8月至1937年2月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1937年2月被召回莫斯科，1937年12月26日被捕，1938年3月5日遇害。斯大林死后平反。——中译者注 [39]越飞曾说过，他曾把几十万马克交给巴尔特（Barth），让巴尔特用这笔钱来筹备起义（《消息报》，1918年12月6日）。 [40]罗斯塔（Роста）通讯社是苏俄的国家通讯社，全称“俄罗斯电讯社”（Российскоетелеграфноеагентство）。——中译者注 [41]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Eichhorn，1863年10月9日——1925年7月26日），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当过玻璃工人，1881年参加社民党，1893年起成为全职党务工作者，1908—1917年间领导社民党出版局。1917年参加独立党，组建了独立党的出版局，并领导了苏俄罗斯塔通讯社的“信息”部。1918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柏林警察总监，在他身边有一批工人活动家。1919年1月5日他被解除警察总监的职务，此事成了一月起义的导火索。一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到布伦瑞克。后当选为独立党的国民议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参加共产社，但后来回到德共。在逝世前一直任德共的国会议员。 [42]欧根·列维涅（EugenLeviné，1883年5月10日——1919年6月5日），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起在德国求学。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1906年、1908年两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14年至1916年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党，在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工作。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但未能抵达俄国。他受命重建巴伐利亚的德共（斯）组织，清除亲无政府主义的左派，领导了巴伐利亚第二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6月5日在狱中就义。 [43]奥斯卡·科恩（OskarCohn，1869年10月15日——1934年10月31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当过律师，后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4年时支持党内多数派，并在前线任士官。1917年退伍，参加了独立党，在审判中为水兵和罢工工人辩护。1918年任苏俄大使越飞的法律顾问。1919年1月期间进行调和活动。随后参加了独立党右派，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于日内瓦逝世。 [44]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77页。 [45]比方说，就在李卜克内西获释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知道了他在政治上是同布尔什维克一致的。 [46]И·М·克里沃古兹（И.М.Krivoguz），《“斯巴达克斯”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Спартак’иобразование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Германии），莫斯科，1962年，第136页。 [47]维尔纳·伊米希（WernerImig），《关于1915年至1918年10月期间列宁对德国左派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念上的帮助》（ZurHilfeLeninsfürdiedeutschenLinkenbeiderDurchsetzungder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Staatsauffassung1915bisOktober1918），《德国工人运动史论》，1963年，第5—6期，第810页及其后。 [48]弗·伊·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75页、第176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10.htm——中译者注 [49]同上，第176页。 [50]同上，第175—176页。 [51]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古兹（ИгорьМихайловичКривогуз，1926年5月15日——2013年3月23日），苏联历史学家。1952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起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АкадемииобщественныхнаукприЦККПСС）工作。——中译者注 [52]克里沃古兹，《“斯巴达克斯”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63页。 [53]伊米希，《关于1915年至1918年10月期间列宁对德国左派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念上的帮助》，第809—810页、第814—855页。 [54]弗·伊·列宁，《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636页。 [55]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94页、第29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8-10.htm——中译者注 [56]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外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帕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中译者注 [57]伊米希，《关于1915年至1918年10月期间列宁对德国左派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念上的帮助》，第818页。 [58]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10页。 [5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50页。 [60]罗莎·卢森堡，《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4月），郭颐顿、李映芳译，《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letter/to-marta-191704.htm 玛尔塔·罗森鲍姆是罗莎·卢森堡的好友。——中译者注 [61]乌尔里希·冯·胡登（UlrichvonHutten，1488年4月21日——1523年8月29日），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诗人，著名骑士理论家，宗教改革拥护者，1522—1523年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62]罗·卢森堡，《论俄国革命》，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7页，殷叙彝译。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中译者注 [63]《工人政治》，第46期，1917年11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5—18页。 [64]《当务之急》（EinedringendNotwendigkeit），《工人政治》，第50期，1917年12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3—47页。 [65]这封公开信发表于《柏林及其近郊社会民主党选举联盟通讯》（Mitteilungs-BlattdesVerbandesdersozialdemokratischenWahlvereineBerlinsundUmgegen），第16期，1918年7月21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58—162页。 [66]《莱比锡人民报》，1918年5月31日、6月1日与6月10日。 [67]《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增刊，第30期，1918年8月9日。 [68]克里沃古兹，《“斯巴达克斯”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05页。 [69]1918年8月至9月间，她写了一篇文章，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还打算将其作为一篇《斯巴达克斯通信》发表出来。但列维、列维涅和恩斯特·麦耶尔一致拒绝将其发表（见《红旗报》，1922年1月15日）。根据列维在1922年的说法，当时列维在布雷斯劳监狱里会见了卢森堡，试图说服她收回这篇文章，不要发表它。在列维离开时，卢森堡把《论俄国革命》的手稿交给了列维，并对他说：“这本小册子是为您写的，哪怕我只能说服您一个人，我的工作就不算是白费劲。”（保尔·列维，《论俄国革命》序言，第1—2页。） 此文即《俄国的悲剧》，其中文版可在此阅读：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1809.htm——中译者注 [70]这个说明，是多年后《斯巴达克斯》编辑部在发表此文时所写的。 此处译文借自《罗莎·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8页，于沪生译、殷叙彝校。——中译者注 [71]斐迪南·让·玛丽·福煦（FerdinandJeanMarie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著名军事统帅。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870年入伍，一战前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13师师长、第20军军长等职。一战爆发后曾任第9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出任协约国最高统帅。1918年8月晋升为法国元帅。——中译者注 [72]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3页。 [73]同上，第95页。 [74]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PrinzMaximilianvonBaden），全名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MaximilianAlexanderFriedrichWilhelm，1867年7月10日——1919年11月6日），1918年10月4日德国成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出任帝国首相，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1月9日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艾伯特。——中译者注 [75]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Consul）暗杀。——中译者注 [76]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82—83页。 [77]《行动》，第29期，1919年7月19日。 [78]威廉二世，《1917—1918年的事件与人物》（EreignisseundGestaltenausdenjahren1917-1918），转引自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81页。 [79]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81页。 [80]艾贝哈德·柯尔布（EberhardKolb），《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DieArbeiterräteinderdeutschenInnenpolitik），杜塞尔多夫，1962年，第79页。 [81]出自对第六选区的斯巴达克斯小组的领导人卡尔·雷茨拉夫（KarlRetzlaw）的采访，引用自赫·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20—21页，注释41。 [8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68—469页。 [83]保尔·弗勒利希写道，自从列奥·约吉希斯在1918年3月被捕后，运营《斯巴达克斯通信》的工作就由列维负责（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41页）。尽管弗勒利希极为反对列维，但他很看重自己的历史著作的客观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证据。 [84]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共产党资料合集第19辑；《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95页。 [85]马克斯·科勒（MaxKöhler，1897年7月26日——1975年12月15日），生于柏林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5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六年。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建德共（斯）。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参加了《青年近卫军》的编辑工作。1923年担任德共工会工作部领导。1928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获释后流亡国外。1955年返回柏林，重新参加社民党。1961年被社民党开除出党，1962年重新被社民党接受入党。——中译者注 [86]格洛比希，《……但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第232—233页。 [87]同上；《在红旗下》，第106页。 [88]《在红旗下》，第107页。 [89]艾米尔·巴尔特（EmilBarth，1879年4月23日——1941年7月17日），五金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退伍，加入独立党。一月工潮后，他接替里夏德·米勒，任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曾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任人民全权代表（但他的同志并不承认）。1921年任企业代表会主席。1920年仍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此后无突出表现。 [90]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26—127页。 [91]同上。 [9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96页及其后；赫尔曼·格洛特的回忆，收录于《一九一八：德国工会运动老战士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录1914—1920》，柏林，1949年，第333页，第409—410页。
第六章革命运动的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六章革命运动的兴起 Ø转折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年初 Ø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工潮 Ø水兵的革命组织 Ø十月革命的影响 Ø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工潮 Ø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的后果 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各交战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俄国革命就是这种危机最壮观的体现。在德国，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这件事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分化。虽然列宁和卢森堡早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德国的革命党、建设新国际的问题，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之前，这个问题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之后，这个问题就被提到实践的高度上来了。 转折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年初 交战双方在一九一六年里损失非常惨重。在一九一六年二月至十二月间，二十四万德国士兵在凡尔登（Verdun）阵亡，却没有换来德军总参谋部想要的战果。到了十二月底，协约国发动了反攻。为了取胜，德国的将军们要搜罗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资源。兴登堡[1]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2]被任命为军需总监。他们迫使文职官员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无限制潜艇战”战术，而无限制潜艇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因为它会在中立国里引发强烈的反德舆论。假如无限制潜艇战能迅速瓦解协约国的抵抗，那它可能是有效的，于是德军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开始了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到了四月，无限制潜艇战就已经很明显地失败了[3]。 那年的冬天冷得要命，地窖里的食物都给冻住了[4]。战前的土豆产量是四千六百万吨，而到了一九一六年，却跌到了二千三百万吨，其中有六百万吨没有在官方市场上出售[5]。黑市繁荣起来了，投机商人大发横财，这对工人区以及不时从地狱般的战场撤下来休假的衰弱的士兵们来说，是一个恒常的侮辱。农民的不满，则由在帝国国会中以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摇摆不定的天主教中央党（Zentrumspartei），用跳“踌躇华尔兹”[6]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二月革命激起了巨大的回响。起初，它似乎提升了德国获胜的可能性，因为它几乎使德国的一个对手彻底退出了战争。这是修正主义分子大卫所说的；他强调指出：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为专制政权已经瓦解了的缘故，而专制政权的瓦解，显然应该归功于德军的打击[7]。但在他这类人看来，二月革命这一事件，似乎只有利于那些愿为胜利而“战斗到底”的人。当然，书报审查机关把一切来自俄国的消息中最关键的部分给隐瞒起来了，但是没过多久，每个德国人就都知道了（至少是大概地明白了）：长期以来一直在战争宣传中被描述为“头号敌人”的沙皇专制制度，已经被人民革命推翻了。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的和平呼吁——战争鼓吹者为了宣传德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而对这个呼吁大肆吹嘘了一通——表明德国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与艾伯特和谢德曼所说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尽管德国工农得不到有关二月革命的详细信息，但是俄国工农的行动，毕竟还是给德国工农树起了一个榜样。二月革命不仅证明了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而且还有可能结束俄国之外的战祸。在大臣会议上，内务大臣谈到了“俄国革命的蛊惑效果”；副国务秘书赫尔菲利希[8]就他同工会的商讨做了汇报，他认为，根据工会的意见，“粮食供应的困难，以及俄国的革命运动，让公众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这可能会酿成一场政府无法控制的风暴[9]。” 二月革命激化了工人运动的政治分化，迫使人们选择自己的立场。哈泽在国会里质问政府：“难道首相想让德国群众停止谈论俄国吗？[10]”雷德布尔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就中派分子的态度做了评论：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反对派——没有忽视东方的事态。我们已经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和各资产阶级政党指出：现在正是吸取教训的时候……我们已经声明过了：如果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必将在我国重演[11]。 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弗里茨·赫克特[12]表示，在他看来，“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掌握自己的命运”[13]，同时，克拉拉·蔡特金在写给哥达代表大会的一封信里指出： 在我们这次大会召开前，俄国人民以火焰为字母，书写了他们的行动。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知道在战时应该如何高举国际社会主义的纯洁旗帜，在它的领导下，年轻的工人阶级在这次行动中展现出了高昂的精神，发挥出了强大的力量。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希望，我渴望你们的讨论和决定，能配得上它！革命——她是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历史性的女主人，让我们大家都来臣服于她吧！[14] 工人的反应似乎验证了革命派的想法。帝国当局和工会领袖们眼看事态马上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便忙着四处救火。在二月二十三日的一份报告中，警方高官向柏林卫戍司令指出：“目前，那些能够影响工厂里的舆论的五金工会活动家，在政治上几乎都属于反对派，其中很多人还是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而斯巴达克斯派的口号是：‘用罢工来结束战争！’”同一篇报告里还详细地描写了工会机关的头头们的态度： 在工会活动家中的极端分子的力量面前，工会领袖科恩和西林是软弱无力的，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极端分子，否则他们自己的位子还坐不坐得住、自己下次能不能当选都成问题。所以西林才表现得彻底站在极端分子一边，在各种集会上进行煽动……这使他赢得了极端派的同情[15]。 在即将到来的阶级力量的较量中，帝国当局得靠工会领袖们来拉他们一把了。副国务秘书万沙菲[16]在二月二十四日写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写道：“没有产业工人，这场战争就几乎没法打赢。而现在能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只有工会领袖了。没有这些领袖，我们什么都干不成，如果我们还去反对他们，那就更不用说了[17]。” 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工潮 各个地下组织一直在为群众行动做准备，现在，行动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在四月初，斯巴达克斯派在柏林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群众以推翻了沙皇专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工人为榜样，举行抗议活动[18]。在莱比锡也出现了一份显然也是由斯巴达克斯派编写和散发的传单，它也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并以这样的句子结尾：“你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团结起来，政权就是你们的！[19]”在汉堡、马格德堡、布莱梅和纽伦堡，都发生了罢工。在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断定行动的时机到来了，也就是说，先把群众给发动起来，再把他们的要求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四月十五日那天，五金工会要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革命工长组织决定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号召工人举行罢工，争取改善粮食供应[20]。工会干部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同警方勾结起来，让警方在四月十三日逮捕了里夏德·米勒——他是革命五金工人的秘密组织者，还是车工的正式代表[21]。到了开会那天，工人才知道米勒被捕了。 到了开会那天，一场运动已经在莱比锡开始了。四月十二日，妇女们为了面包，在莱比锡市政厅门前举行了示威；警察逮捕了十六名示威者。十三日那天，萨克森政府呼吁人民保持冷静，接受不可避免的削减配给措施。第二天，五百多名工人聚集在市政厅前，要求改善粮食供应。政府允许他们进入市政厅内，并许诺将采取措施[22]。 四月十五日早上，政府发出通告，将面包的每周供应量从一千三百五十克削减到了四百五十克，与这个消息一起传来的是欢呼潜艇战的胜利的公报[23]。五金工人在开会时决定采取行动。科恩与西林很快就带头行动起来，并建议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举行一场争取改善粮食供应的罢工[24]。革命工长组织被将了一军。他们同意工会领袖的倡议，但进一步号召把行动继续到米勒获释为止。科恩回答他们说，这样的行动太困难了，他一个人扛不起领导这种行动的责任；他要求选举一个罢工委员会，跟他一起进行谈判，这个要求被批准了[25]。 十六日的《前进报》没有谴责这次罢工，但发出了警告，称罢工鼓动可能危及正在精心策划的“和平政策”。这家社会民主党日报宣称：“企图看到俄国事件重演的疯狂希望，会让战场上的几十万士兵送命[26]。”与此同时，所有的工厂里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在早上九点钟，三百家企业发生了罢工。各工会声称已确认的罢工工人的数量为二十万人，而真实的数字可能高达三十万[27]。大街上渐渐挤满了自发参加的示威者，他们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其中有许多是政治口号。 罢工委员会选出后，他们在工会办公室里开了会，并组成了一个小代表团。在这个代表团里，除了代表各工会总领导层的阿尔文·克尔斯滕[28]、五金工会的领袖科恩与西林之外，还有八名工厂代表，其中至少有两名工厂代表——来自施瓦茨科夫（Schwartzkopf）的奥托·托斯特和来自德国武器军需厂（DeutscheWaffen-undMunitionsfabrikenAktien-Gesellschaft，DWM）的弗兰茨·费舍尔（FranzFischer）——是革命工长组织核心成员。这个代表团立刻得到了粮食供应专员米夏埃利斯[29]的接见，米夏埃利斯向他们保证，将成立一个有工会代表参加的地方性的粮食供应委员会。工人代表要求得到不进行秋后算账的承诺，并坚持要求释放米勒，而专员则让他们去找军方谈。这次会见长达五小时之久[30]。 在莱比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十六日早上，手抄的传单传遍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号召工人在午休时间集会，决定是否举行罢工[31]。整个上午，工人们群情激愤，逼得工会领袖不得不主动带头行动；五金工会号召在莱比锡—施托特里茨（Leipzig-Stotteritz）的布劳尔莱加滕（Brauereigarten）举行群众大会。到了中午，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下午三点钟，一万多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听了五金工会领袖阿图尔·利贝拉什[32]的演讲。 阿图尔·利贝拉什宣布，十四日的示威让工会领袖明白了，他们必须让工人表达自己的要求。但当他号召大家第二天返工时，他遭到了猛烈的抗议。最后工人们在一片喧闹中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提高粮食和煤的配给额，但还提出了六项政治要求——这一事实是最最重要的。这六项要求是：要求政府表态赞成“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废除书报审查制度、解除戒严状态、结束强迫劳役制、释放政治犯、在各级选举中实行普选[33]。大会决定必须把这份决议亲自送到柏林的首相那里，并当即选出了一个由两名五金工会干部和三名独立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 与此同时，在沃尔加腾（Vorgarten）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一位工人在会上赞颂俄国革命，他认为，这次集会本身就证明了革命同样能在德国发生。当天晚上，工会领袖竭力劝说军方无论如何都不要进行干预，否则就会让这次运动染上“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他们就没法控制了[34]。在柏林，罢工委员会决定继续罢工，直到米勒获释为止[35]。 四月十七日，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社会民主党领袖鲍威尔[36]和谢德曼竭力劝说赫尔菲利希和格勒纳[37]将军：尽管莱比锡的罢工工人代表团提出了政治要求，赫尔菲利希和格勒纳还是应该接见代表团。如果拒绝接见他们，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流血”，而如果接见代表团并安抚他们的话，就不会出什么事了[38]。 斯巴达克斯派散发传单，号召工人采纳莱比锡罢工工人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斗争。德军最高统帅部接见了克尔斯腾、科恩和西林。他们回去时，带去了当局向他们保证将尽快释放米勒的消息。随后，在罢工委员会委员之间，发生了活跃的讨论。许多代表——大部分都是独立党员——要求再次提出莱比锡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科恩反驳说，必须结束罢工，他认为如果再继续罢工的话，就会有丢掉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的危险；他还认为，委员会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行动的授权，如果要举行新的罢工，就得再举行一次大会来决定是否发动罢工，最后他表示，自己在原则上反对工会采取政治立场的做法。结果他的意见勉强获胜了。这次会议拒绝采纳莱比锡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并决定号召工人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八日的早上返工[39]。而莱比锡工人代表团在柏林得到接见之后，也回莱比锡去了，他们的立场与柏林工人代表团的相同。这次罢工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但是，工人并没有马上复工。十七日，独立党议员们参加了柏林几家工厂里的工人集会，并号召工人在莱比锡纲领的基础上继续斗争。广受欢迎的老同志阿道夫·霍夫曼在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Knorr-Bremse）厂房里参加工人集会时，对俄国革命的榜样表示欢迎。第二天，他和哈泽出席了德国武器军火厂工人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西林徒劳地乞求工人返工，他说：“我们是在团结中开始行动的，我们不能在分裂中结束行动。”其他几位独立党议员沃格特尔[40]、迪特曼[41]和比希纳[42]则反驳说要继续罢工，并批判工会领袖对这次运动的“叛卖”[43]。 在大多数的工厂集会上，人们都“像莱比锡那样”（传说就是这样诞生的！），向独立党的代表们提出了选举工人苏维埃的口号。德国武器军火厂的罢工工人选出了一个由两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弗兰茨·费舍尔和布鲁诺·佩特斯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的罢工工人在讨论了五个小时之后，决定把释放李卜克内西列为他们的第一项要求。他们选出了一个由革命派保尔·肖尔策担任主席的工人苏维埃，这个工人苏维埃一诞生，就马上号召在所有的企业里选举工人苏维埃[44]。可是，推动这一运动继续前进的工人只占少数，而且军方不顾谢德曼的警告（他认为军方的干涉会导致“引火烧身”），硬是在发生了罢工的企业里实行军管，并逮捕了包括佩特斯、费舍尔和肖尔策在内的工人领袖[45]。工人不得不复工，秩序又恢复了。 几天后，总参谋部军备科科长格勒纳将军对工人发出呼吁： 对兴登堡元帅的信，要一读再读，读了之后，你们就会明白谁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你们最危险的敌人既不在阿拉斯，也不在艾纳河，既不在香槟[46]，也不在伦敦……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藏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是那些煽动罢工的人……当我们的大军正在与敌人战斗时，谁要是罢工，谁就是卑鄙到家了[47]。 工会也在给他撑腰，四月二十七日的《前进报》上写道：“必须避免罢工……德国的抵抗力越强，和平就降临得越快[48]。”可是工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却与格勒纳之流的预想大相径庭。三年后，米勒在回忆这段日子时，不无怀念地写道：“革命工长组织和所有致力于反战活动的人所做的宣传工作，效果都不如格勒纳那篇呼吁好[49]。” 罢工就此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里，群众发动了第一次进攻。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同一时期里，他们还开展了讨论，企图在议会中结成一个致力于结束战争的联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独立党人是支持通过群众斗争来争取和平的，并认为在正在发展的各种条件的作用下，这种斗争将会引发革命。 水兵的革命组织 在海军里，水兵自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使他们转向了独立党，想让独立党来领导他们。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在各艘军舰上形成了一些活跃的小组，它们成了水兵中的鼓动中心。大部分的船员都是技术工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五金工人，他们具有阶级觉悟，也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当时的战况迫使大批军舰停在港口里[50]，所以水兵能与码头和造船厂的工人保持密切联系，能传阅书籍、传单和报刊，能交换意见并组织讨论。在军舰上，水兵和司炉要忍受非常严酷的生活环境，而且这种生活环境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但水兵的生活待遇，无产阶级在狭窄空间内的高度集中，以及他们所发扬的勇敢品质和集体精神，让这种环境变得好受了一点。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时的特殊环境：由于无仗可打，水兵们整天无所事事，而特别反动的军官团又整天搞一些荒唐的纪律操练[51]。 在战争开始时，海军里就已经有几拨人在阅读激进派报刊，主要是《莱比锡人民报》。一九一五年，这家报纸暧昧地建议，为了把海军里分散的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起来，需要建立一个中央组织[52]。这个运动后来渐渐沉寂了，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冬天，特别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它又渐渐复苏了，在这个运动里，工人出身、受过社民党教育的青年军士、水兵和司炉们，找到了一条通往和平的出路。 在巡洋舰“弗里德里希大帝”号（SMSFriedrichderGrosse）上，有一小队水兵定期在锅炉房或弹药库碰头。司炉维利·萨赫泽[53]和水兵马克斯·莱希皮奇[54]阅读了马克思和倍倍尔写的小册子，并进行讨论，还散发《爱尔福特纲领》的复印件。当他们的船停靠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期间，他们在上岸时同其他军舰的船员建立了联系。一九一七年，为了监督船员的粮食供应，所有的军舰上都成立了伙食委员会，而委员会里要有水兵的代表，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士兵与水兵同盟[55]。 他们仿效工厂里的工人利用工人代表的做法，来利用伙食委员会的活动，在几周内，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很灵活的网络，这个网络是由信得过的人组成的，在整个舰队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随后，第一批地下委员会先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号上，然后在战列舰“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SMSPrinzRegentLuitpold）上成立了，这些委员会与岸上建立了联系。推动这一计划的政治动力，正是莱希皮奇，他并不向同志们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们必须让所有人清楚地看到，我们要仿效俄国的榜样建立水兵苏维埃，而伙食委员会只是走向建立水兵苏维埃的第一步[56]。” 他们很快就在一艘巡洋舰上成功进行了一次绝食抗议，莱希皮奇认为自己的组织已经做好了在海军里开展群众运动、争取和平的准备。但他认为在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之前，必须先同独立党建立联系，他希望能与独立党共同斗争，得到独立党的配合与协助。六月中旬，他趁休假之机，在柏林同独立党进行了接触，并在党的办公室里与党的领袖迪特曼和露易丝·齐茨[57]见了面，后来，哈泽、沃格特尔和迪特曼又在国会里接见了他[58]。 莱希皮奇和他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需要严密的组织、严格的保密、充实的财政，以及万全的准备。然而，那些他向其寻求帮助和指导的老派独立党议员们，对于这些要求却没有半点了解。当然，齐茨曾表示：“在这些水兵面前，我们都应该感到惭愧；他们要比我们先进得多。”可是她也跟其他人一样，无法挣脱惯常的改良主义的、选举至上的实践对他们的束缚。由于党的财政不允许，迪特曼无法把自己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免费送给水兵，他后来对此表示很后悔。莱希皮奇曾打算在海军里成立党支部，迪特曼给他泼了冷水：根据党章，武装力量中的人员不用缴纳党费，所以党中央对于把他们发展为正式党员并不感兴趣[59]。 尽管如此，迪特曼还是把入党的表格交给了水兵们，让他们填写完之后再交回来，他却没有考虑到：水兵们的政治活动——哪怕是最轻微的——一旦暴露，他们就要上军事法庭！虽然他不建议在水兵中间成立党支部，他却建议水兵们参加港口上的现有的党支部（这些党支部可以进行公开的合法活动），他还要求莱希皮奇主动在威廉港成立党支部。迪特曼说，一般来讲，水兵最好不要跟党的全国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但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跟当地党组织保持接触。当然，迪特曼清楚地向莱希皮奇说明了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但他又告诉莱希皮奇，不管怎么说，莱希皮奇如果能以个人名义参加岸上的党组织的正式活动的话，会更合适一些[60]。 在谈到政治前景时，哈泽和迪特曼告诉莱希皮奇，第二国际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61]，并勉强承认：海军中的和平运动将有助于加强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会党人争取和平的立场[62]。总而言之，哈泽和迪特曼对莱希皮奇说，虽然他们俩对莱希皮奇所预言的行动有多大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他们绝不会劝莱希皮奇不要跟他们联系。反正他们没有向莱希皮奇说明水兵们正在进行的运动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何在，而水兵们莽撞地到处跟不负责任的平民进行接触，又在事实上增加了这种危险。 莱希皮奇带着他所得到的一切回去了。急于行动的他，在归舰后向同志们保证：接见了他的议员们赞成通过革命斗争来争取和平的做法，而且他还让议员们相信，在海军中进行一次总罢战，将会产生关键的作用。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也成立了一个由汉斯·贝克斯[63]和阿尔宾·科比斯[64]领导的委员会，他们还开始着手在停泊在基尔（Kiel）的舰艇上建立组织，革命水兵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个中央领导机关——舰队中央（Flottenzentrale）——秘密成立了，它领导着五千多名水兵。莱希皮奇向同志们简单介绍了运动的前景：必须在海军中组织一次运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独立党代表提供支持，如果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革命水兵“将向士兵提出以下口号：‘起来！让我们像俄国人那样砸碎身上的锁链！’”他还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65]。” 随着水兵对自己的力量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对自己的组织越来越感到骄傲，对赢得支持的信心越来越足，水兵同反动当局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了。七月十九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爆发了绝食抗议，二十日，“皮劳”号[66]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未经许可外出，八月一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有四十九人未经许可外出，八月二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有四百人“大规模上岸”[67]。而就在此时，镇压机关也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它早已知道了一切。“叛乱头目”被捕了。八月二十六日，军事法庭判处五人死刑，九月五日，阿尔宾·科比斯和莱希皮奇英勇就义[68]。 几周后，列宁写道，这次革命运动标志着“世界革命发展到了至关紧要的关头”[69]，它“无疑是大转折的标志，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标志[70]。”即将在德国发生的悲剧，全都浓缩在这一幕里：身穿军服的青年工人早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可是不堪重负的领袖却无力领导革命，还以为通过签名、地区支部和议会里的发言就能安排好人类的未来。 十月革命的影响 俄国的革命水兵要比自己的德国兄弟成功得多。胜利了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当代的种种问题做出了回答，并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力量的重组。在十一月十二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独立党领导向十月革命致敬：“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工人阶级从未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71]。” 十一月十四日，同一家报纸上写道：“此时此刻，我们德国工人在斗争中与我们的俄国同志全心全意地站在一起。他们也在为我们的事业而战。他们是人类的先锋，是和平的先锋[72]。” 其实，在对十月革命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个问题上，独立党已经深深地分裂了。十二日，独立党领袖号召德国工人仿效俄国工人的榜样，“准备进行示威游行，争取不割地赔款的和平[73]。”但在十五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考茨基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会怎样收场？”考茨基的结论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中，在一片混乱之中收场[74]。”十一月三十日，蔡特金阐述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国家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工人的组织[75]，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伯恩施坦就向布尔什维克专政进行了粗暴的攻击[76]，从十二月十七日起，《莱比锡人民报》就开始给孟什维克分子施泰因（Stein）留出版面，让他对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猛烈的批判[77]。 布尔什维克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著名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令说明了这一点，这项由列宁和托洛茨基签名的法令规定，苏维埃政权要以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手段，向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帮助[78]。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开始和谈，为了使必将到来的革命尽早爆发，布尔什维克向德国的士兵和工人进行了系统的宣传。拉狄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一个出版局。在从战俘营里招募到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帮助下，他组织了散发传单的工作，主要通过空投手段，散发了几十万份印有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呼吁的小册子，还办了一份杂志《火炬》（DieFackel），这份杂志印了五十万本，被散发到整条战线上[79]。 这些宣传是用简单直白的语言写成的，它的效果让德国军方首脑惊觉不已——此前他们能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士兵，然而这些宣传却打破了这种局面。德国军方首脑的态度变了，他们撤回了原先在和谈中提出的友好条件，力图尽快签订和约，并且利用布尔什维克对和平的需求大肆讹诈。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霍夫曼[80]将军向俄国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由此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和平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引发了党内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利用这次和谈作为讲坛，让俄国劳动人民向各交战国——特别是中欧的两个帝国——的阶级兄弟发出了呼救[81]。中欧工人听到了他们的呼救；一月十四日，布达佩斯切佩尔[82]的曼弗雷德·魏斯[83]兵工厂爆发了罢工。才几天工夫，罢工就扩散到了整个奥匈帝国的工业企业里[84]。 弗兰茨·波克瑙（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一点夸大的嫌疑）所说的“现代世界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真正发端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他认为这个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同盟国”[85]。 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工潮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开始，工人的斗志不断增强。从布列斯特传来的和谈消息，让工人群众的心热了起来。许多斗士都同意李卜克内西在狱中写下的看法： 由于俄国代表的努力，布列斯特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的讲坛，它得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反响。它公开谴责了中欧强权。它揭露了德国的强盗行径、撒谎成性、奸诈狡猾和伪善面貌。它向德国〔社民党〕多数派的和平政策发出了重若千钧的判决，这个政策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玩世不恭的[86]。 一月上半月，斯巴达克斯派的斗士散发传单，号召举行总罢工，并批判了“同俄国单独媾和是通向全面和平的一步”这种幻想[87]。一月中旬，革命工长组织、独立党领袖、帝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的独立党议员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米勒在会上就柏林工人阶级的情况做了报告。他的结论是：号召举行一次以政治目的为要求的总罢工是可行的，并认为工人群众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他们在等待独立党的号召[88]。与会者发生了分歧，在一些问题上分歧还很严重。以施特勒贝尔为代表的一个少数派反对采取行动，他们认为米勒对工人群众的心理状态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工人群众其实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哈泽认为，为了促进和平，必须举行总罢工，但他又认为，如果独立党号召举行总罢工，那么一定会被取缔，他不肯冒这个险。多数与会者同意哈泽的意见。 犹豫不决可不合雷德布尔与阿道夫·霍夫曼的口味，他们宣布：如果党不愿号召举行总罢工，他们就以个人身份来号召[89]。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由哈泽起草一份声明，号召举行为期三天的罢工[90]，这份声明不是以独立党的名义签署的，而是以独立党的议员的名义签署的，它将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各个工厂里去[91]。但是议员们仍在犹豫不决；两天后，独立党国会党团修改了声明，删去了涉及罢工的所有词句[92]，但是党的活动家仍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继续传播总罢工的口号。传单是由斯巴达克斯派非法印刷的，为了得到这些传单，还搞了一番毫无成果的谈判，最后这些传单在一月十日散发出来了。传单中特别提到： 如果劳动人民不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那就会让人以为德国人民是同意统治阶级的行为的……时机已经到了，你们应当高声争取和平——没有割地赔款的、基于各族人民的自决权的和平。这取决于你们[93]。 与此同时，革命工长组织继续准备罢工，在已经得知中欧工潮的消息的工厂里，罢工的主意广受欢迎。他们将罢工开始的时间定在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但为了避免警方提前镇压，他们没有公布这个决定[94]。但在那个星期里，斯巴达克斯派的一份传单却泄漏了罢工开始的日期，这份传单介绍了奥匈帝国的罢工浪潮、“维也纳工人仿效俄国的榜样，选举了工人苏维埃”等消息，其中写到：“星期一，一月二十八日，就是总罢工开始的日子！[95]”这份传单警告工人群众，让他们提防那些号召工人“死战到底”的社民党多数派，不要把这些人选入苏维埃里：“对运动来说，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要比普鲁士警察更加危险[96]。” 就在这种气氛里，柏林车工于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举行了全体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根据米勒的提议，与会者既没有喊叫也没有鼓掌欢呼，就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当工人抵达工厂开始上班时举行罢工，并立即就地召开大会，选出代表。然后这些工厂代表们再到工会会堂碰头，选出罢工的领导层。工人没有忘记一九一七年四月工潮的教训[97]。二十八日早上，柏林有四十万人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厂里都召开了大会，各厂大会选出的代表中，车工工会和革命工长组织的人占了绝对多数。到了中午，各工厂选出的四百一十四名代表按照预定计划开了会。 米勒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包含七项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跟一九一七年莱比锡罢工工人的纲领很接近：没有割地赔款的和平——这种和平正如俄国谈判代表在布列斯特所定义的那样，是以各族人民的自决权为基础的；让工人代表参加和谈；改善粮食供应；解除戒严；恢复言论与集会的自由；立法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并停止军方对工厂的管控；释放政治犯；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民主化，首先要让所有年满二十岁的人都能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98]。会议随即选出了由十一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这十一人都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肖尔策、托斯特（这两人早已因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罢工中的作用而出名）、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布鲁门塔尔[99]、马尔赞、克拉茨[100]、齐默尔曼（Zimmermann）、蒂尔皮茨（Tirpitz）、克莱尔·卡斯佩尔[101]，当然还有米勒[102]。 会议决定邀请独立党派出三名代表，在行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103]。此时一个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建议也向社民党发出同样的邀请，（照他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揭露”他们[104]。该建议起初以两票之差被驳回，但在米勒的干预下最终获得通过[105]，因为米勒担心，如果不邀请社民党的话，这个运动就会真的像社民党所批判的那样，变成“分裂性”的了。 行动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与会者除了已当选的十一名代表之外，还有来自独立党的哈泽、雷德布尔和迪特曼，以及来自社民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布劳恩。会议的主席由米勒担任。艾伯特立刻要求发言，要求各党的代表人数应与罢工工人代表人数相同，还提出了几项此前已被否决的要求。被工人选出来的十一位代表拒绝讨论那些已在工人大会上做出决定的问题。但是，与会者突然收到警察正在赶往工会会堂的警报，便中断了会议——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当人们停止恐慌后，发现三个社民党代表已经溜走了。当天晚上，军方禁止在工厂里举行集会和选举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的人数达到了五十万人[106]。 一月二十九日，行动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谢德曼说，在休会期间他联系过几个人，内务部副国务秘书打算接见代表团，但是代表团里只能有议员，罢工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不能享有谈判代表的法律地位。谢德曼坚持认为，必须进行谈判，因为这样做可以在粮食供应方面获得好处，有助于罢工运动。行动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意谈判，但拒绝接受副国务秘书提出的条件。行动委员会提名肖尔策、米勒、哈泽和谢德曼去见副国务秘书。 代表团在内务部里等了半天，其间谢德曼还两次在走廊里迷了路。最后只有两位议员得到了接见，而且接见他们的还不是副国务秘书，只是个小公务员。为了使事情更好办一些，肖尔策和米勒继续留在候见室里。代表团带回来的唯一消息是：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已被宣布为非法，当局准备启动司法程序，将行动委员会作为犯罪组织处理[107]。 一月三十日，《前进报》被查禁。当局声称《前进报》登出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罢工的消息是在“散播谣言”。但这仍是一大进展，有助于它重建自己的声望。 罢工工人到处都跟警察发生了冲突。行动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进一步扩大罢工：“必须进一步加强罢工运动，这样政府才会听从我们的正当要求[108]。”它号召人们在街上举行示威，并于三十一日在特雷普托夫（Treptow）公园举行露天集会。在三十日夜晚和三十一日凌晨，军方贴出大红告示，宣布加强戒严状态和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为了加强警力，还抽调了五千名士官，把他们派到首都。到了早上，在罢工工人和拒绝罢工的有轨电车司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内战的味道在空中弥漫[109]。约吉希斯后来写到：“就像有一股革命的清风吹来，大家心里似乎都做好了某种准备，但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每次跟警察发生冲突时，都能听见有人在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回去拿武器，明天再打回来[110]。’” 有轨电车系统被破坏了[111]，第一次逮捕随即开始了。在特雷普托夫公园举行的集会上，艾伯特为军方的禁令辩解： 工人有义务支援前线上的父兄，为他们造出最好的武器……就像英法工人在上班时间为他们前线上的兄弟做的那样……胜利，是所有德国人最恳切的祝愿[112]。 听众骂他是“工贼”和“叛徒”，但他又宣布自己支持罢工工人的要求，可他又说自己支持的是经济方面的要求。 警察没去逮捕艾伯特，但是迪特曼却在号召“颠覆国家”时“当场被捕”，随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当天下午，谢德曼与艾伯特向行动委员会建议：应当通过工会领袖同政府进行谈判，这些工会领袖应该是首相愿意接受的[113]。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此时已是手足无措。正如约吉希斯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这股革命能量[114]。”他们意识到了谈判是给他们下的圈套，却又自欺欺人地宣布“只有罢工工人的代表才能在谈判中真正代表罢工工人”[115]。 政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二月一日，军方宣布，如果到了二月四日还不复工的话，就在工厂里实行军管。行动委员会里的社民党代表极力催促尽快复工。他们说由于军方正准备实行严厉的镇压，工人群众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如果继续坚持罢工只会使局面变得更糟。他们再次试图同首相联系，让首相同意给罢工工人再举行一次群众集会——这次他们得到了哈泽的支持。首相的答复是：除非代表团能采取措施，确保集会上能做出立刻复工的决定，他才答应！[116] 行动委员会里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被孤立了，他们拒绝沿着哈泽和谢德曼推荐的路走下去，并一致拒绝由工会领袖来调停的建议。可是到头来这次运动还是组织得很差，行动委员会同罢工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唯一消息是关于镇压的消息[117]。斯巴达克斯派强烈要求加强罢工，这可能引发武装斗争。可是柏林的罢工工人依然被孤立了，得不到全国的支持，而军队中的纪律并没有被破坏。士兵和工人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友好的迹象。在米勒及其同志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不经谈判就结束罢工，承认失败并进行撤退。他们只好这么做了。二月三日，行动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罢工工人复工[118]。 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的后果 几年后，在一桩官司中，民族主义者指控艾伯特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艾伯特在自辩时，是这么讲述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 在柏林的军火工厂里，激进派的领导占了上风，他们恐吓我们党的支持者，逼迫他们停工，又来到我们党执委会，要求我们派人参加罢工领导机关……我之所以参加罢工领导机关，就是为了尽快结束罢工、从灾难中拯救祖国，我是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参加罢工领导机关的[119]。 科恩与西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工潮中所使用的伎俩，为社民党领袖在更大的范围内反复使用。他们成功了，既破坏了罢工，又没有在大多数罢工工人面前暴露自己。复工后，社民党报刊一边给自己的政策打上“理智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纯种标记，以此来为它在德国鼓吹的稳健方针辩护，一边野蛮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痛骂追随俄国榜样的人是“极端主义”。奥托·布劳恩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明明白白地向布尔什维克宣布：布尔什维克对德国革命的希望是完全没有现实根据的，德国工人阶级无条件地弃绝暴力[120]。 这次失败，给革命的少数派留下了丰富的教训。里夏德·米勒是这么描写工人群众当中的主流情绪的：“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要在军队里进行宣传。革命是唯一的出路[121]。”斯巴达克斯派在传单里总结了行动委员会的经验教训。约吉希斯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写道： 由于议会痴迷病，由于老是想用老一套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特别是由于害怕群众，但最主要是因为——这绝不是最不重要的理由——一开始独立党就只把罢工当成一场单纯的抗议运动，结果在议员们的影响下，行动委员会被束缚了手脚，总是企图同政府谈判，而不是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以更广泛的形式把群众的能量释放出来[122]。 斯巴达克斯派强调指出：应当把斗争的领导权交给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革命派必须把士兵争取过来。他们在柏林的兵营里散发了一份专门为士兵编写的传单[123]。许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跟反动派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学会说俄语[124]。”他们很快开始致力于推广俄国革命的口号：“工人士兵苏维埃[125]。” 在此期间，斯巴达克斯派印出了八份传单，每份印量都在两万张至十万张之间。对于一个地下组织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126]。尽管如此，他们承认自己组织得还不够好，目标也不够明确。约吉希斯写道：“在革命工长组织里似乎有相当多的人支持我们……可他们是一盘散沙，没有行动计划，迷失在群众当中。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眼光不够犀利[127]。” 就在工人群众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整旗鼓之时，他们不得不立即为失败付出代价。五万多名柏林工人（占了罢工者的十分之一）被取消了免服兵役的资格，被强征入伍。米勒这样的“叛乱头目”也在其中，第一个被拉壮丁的就是他[128]。警察四处搜捕革命派，藏在诺伊克伦的约吉希斯于三月被捕[129]。逮捕造成斯巴达克斯派组织群龙无首。政府终于能腾出手了。二月十八日，德军在东线发动进攻，成功地迫使苏维埃俄国政府接受德国的要求，给苏俄造成了巨大困难，并为俄国内战铺平了道路[130]。 在帝国国会里，社民党多数派的议员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投了弃权票[131]。将军们自信地宣布：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保障了粮食供应，胜利已近在咫尺[132]。三月二十一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进攻。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十一月间，有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七人阵亡，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人失踪或被俘，八十六万〇二百八十七人负伤，平民死亡人数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三十万人，婴儿死亡率则增加了一倍[133]。 [1]保尔·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兴登堡（PaulLudwigHansAntonvonBeneckendorffundvon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中译者注 [2]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FriedrichWilhelm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后被判无罪。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中译者注 [3]吉尔贝·巴迪亚，《当代德国史》（Histoiredel'Allemagnecontemporaine），第1卷，巴黎，1962年，第67—68页。 [4]同上，第69页。 [5]萨尤，《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 [6]“踌躇华尔兹”（hesitationwaltz）是一种华尔兹舞，在跳这种舞时，舞者时不时要做摇摆或滑动动作，作者在这里是用它来比喻天主教中央党摇摆不定的态度。——中译者注 [7]《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11卷，第3980页。 [8]卡尔·特奥多尔·赫尔菲利希（KarlTheodorHelfferich，1872年7月22日——1924年4月23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1902年进入外交界，很快成为了德国政府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领头人之一，1906年任安纳托利亚铁路（AnatolianRailway）经理，1908年任德意志银行经理，1916年至1917年任财政大臣，并曾两次出任副首相。——中译者注 [9]转引自吉·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70—71页。 [10]《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9卷，第2888页。 [1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60页。 [12]即上文中提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弗里茨（Fritz）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昵称。——中译者注 [13]《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67页。 [14]同上，第50页。 [1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54—556页。 [16]阿诺德·卡尔·古斯塔夫·万沙菲（ArnoldKarlGustavWahnschaffe，1865年10月14日——1941年2月5日），生于西波美拉尼亚一个庄园主家庭。曾学习法律和农业，1892年开始担任公务员。1905年进入普鲁士农业部工作。1909年成为副国务秘书，担任帝国首相府办公厅主任。一战爆发后，负责跟社民党联系，设法使社民党拥护战争政策。1916年中期开始鼓吹和谈。1917年8月辞去首相府办公厅主任的职务。1918年10月—11月又短暂重返首相府工作。十一月革命后退隐归乡。——中译者注 [17]同上，第559页。 [18]同上，第630—633页。 [19]克劳斯·马马赫（KlausMammach），《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DerEinflussderrussischenFebruarrevolutionundderGrossensozialistischenOktoberrevolutionaufdiedeutscheArbeiterklasse），东柏林，1955年，第25页。 [20]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0—81页。 [21]同上，第82页。 [22]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4页。 [23]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79页。 [24]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35页；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2页。 [25]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Schreiner）等人合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RevolutionäreEreignisseundProblemeinDeutschlandwährendderPeriodederGrossenSozialistischenOktoberrovolution1917-1918），东柏林，1957年，第33页及其后。 [26]《前进报》，1917年4月16日。 [27]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24页。 [28]里夏德·阿尔文·克尔斯滕（RichardAlwinKörsten，1856年9月29日——1924年3月10日），1876年参加社民党，1891年参与创建德国五金工会，1899年起任工会全职干部，1903—1907年、1912—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29]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Michaelis，1857年9月8日——1936年7月24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879年任普鲁士邦公务员，1909年任财政部副国务秘书，1915年起领导粮食供应部，1917年初被任命为普鲁士邦粮食供应专员。1917年7月13日——10月26日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7月14日——11月1日任普鲁士邦首相。1918年4月1日——1919年3月31日任波美拉尼亚省省长。1919年退休。——中译者注 [30]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37—39页。 [31]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5页。 [32]阿图尔·利贝拉什（ArthurLieberasch，1881年10月20日——1967年6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899年参加工会运动，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在莱比锡领导了罢工，在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了工人苏维埃。属于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在德共内是坚定的右派，1929年被开除后，参与创建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瑞士。战后返回莱比锡，1948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2年被开除出党，斯大林死后得以平反，1957年恢复党籍。——中译者注 [33]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6—27页。 [34]同上，第28—29页。 [35]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0—41页。 [36]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stavAdolfBauer，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出身于法官家庭，在律师事务所当过职员，1895年创建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derBureauangestelltenDeutschlands），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在社民党内属于右翼，支持一战。1912—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参加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任劳工大臣。十一月革命后在菲利普·谢德曼政府中继续担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谢德曼辞职后，于6月21日继任总理，1920年3月，在卡普暴动失败后不久，于3月26日辞职。不久后又在赫尔曼·米勒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和劳动部长。1921年5月10日——1922年11月14日出任副总理。因卷入贪腐丑闻，而于1925年2月14日被开除出党。1926年恢复党籍，1928年退出政治活动。1944年在柏林去世。——中译者注 [37]卡尔·爱德华·威廉·格勒纳（KarlEduardWilhelmGroener，1867年11月22日——1939年5月3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84年参军，1899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任职于铁路科，1912年任铁路科科长，1916年11月转入普鲁士陆军部，任副部长，负责战时生产。1917年8月任驻乌克兰德军集群参谋长。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辞职后，他接任军需总监一职。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建议威廉二世逊位。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当时已经是德军第二号人物的格勒纳同艾伯特达成了密约，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保持军队作为德国政权支柱的地位，作为回报，格勒纳同意让军队支持艾伯特政府。1919年9月退役，1920年至1923年任交通部长，1928年至1932年任国防部长，在弗兰茨·冯·巴本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后，格勒纳退出政界，1939年死于波茨坦。——中译者注 [38]菲·谢德曼，《崩溃》，第65页。 [39]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4—45页、第49页；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 [40]艾瓦尔德·沃格特尔（EwaldVogtherr，1859年11月2日——1923年2月13日），当过会计和小商人，1888年参加社民党，1893—1898年、1912—1918年、1920—1923年当选国会议员。1910年起成为多家社会主义报刊的职业撰稿人，一战爆发时批判党执委会支持战争的政策，1915年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出任海军部副国务秘书，1920—1922年担任《自由报》主编。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年11月——1923年2月出任布伦瑞克邦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1]威廉·迪特曼（Wilhelm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当过家具木工，1894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担任《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Arbeiterstimme）编辑。1904年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党组织书记。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特别反对书报审查制度。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曾与水兵莱希皮奇（Reichpietsch）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出狱，十一月革命后，在1918年11月—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反对与共产党合并。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在社民党档案馆工作。——中译者注 [42]奥托·比希纳（OttoBüchner，1862年2月7日——1958年11月29日），当过机械师和钟表匠，1888年参加社民党，1911—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1—1933年当选柏林市议员。二战后鼓吹把德共和社民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在194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中译者注 [43]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9页、第52页；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 [44]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53页、第59—60页。 [45]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39—40页。 [46]阿拉斯（Arras）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艾纳河（Aisne）是法国北部一条河流，一战中有多场重要战役就是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发生的；香槟（Champagne）是法国东北部一地区，香槟酒即发源于此地。——中译者注 [47]这段话摘自当时的宣传海报，这份宣传海报的翻印版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29页。 [48]《前进报》，1917年4月27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26—628页。 [49]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5页。 [50]一战爆发后，英国海军凭借其优势，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迫使德国海军的大部分水面舰艇不敢贸然出港作战。为了打破英国海军的封锁，德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日德兰（Jetland）半岛附近同英国海军激战，虽取得了战术胜利（英国海军损失的舰艇数量、吨位、水兵人数都比德国海军多），但却未能打破英军的海上封锁，此后德国海军的主力再也没有出海作战。——中译者注 [51]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87—189页。 [52]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96—98页。 [53]维利·里夏德·萨赫泽（WillyRichardSachse，1896年1月7日——1944年8月21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上过技术学校。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被判处死刑，后被改判十五年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独立党，当选莱比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任哈勒—梅泽堡地委书记。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月被捕，1944年8月在狱中被纳粹政权杀害。——中译者注 [54]马克斯·莱希皮奇（MaxReichpietsch，1894年10月24日——1917年9月5日），当过机械师，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与柏林的独立党领袖建立了联系。1917年8月26日被当局当作“叛乱头目”逮捕，与多名同志一起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17年9月5日与科比斯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55]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04—107页。 [56]转引自阿·施莱纳，《德国外交政策史》（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Aussenpolitik），柏林，1952年，第1卷，第400页。 [57]露易丝·卡塔琳娜·阿玛丽·齐茨（LuiseCatharinaAmalie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党中央委员。1919—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58]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06—107页、第113—114页。 [59]同上，第115—117页。 [60]同上，第117页。 [61]即于1917年9月5日—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中译者注 [62]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17页。 [63]汉斯·贝克斯（HansBeckers，1892年2月17日——1971年？月？日），生于阿尔斯多夫（Alsdorf），当过矿工，1912年参加海军，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当司炉。1917年参与领导了德国海军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十一月革命后获释。二十年代参加了和平运动。二战后在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Gewerkschaftsbund）当档案管理员。1971年在杜塞尔多夫逝世。——中译者注 [64]阿尔宾·科比斯（AlbinKöbis，1892年12月18日——1917年9月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志愿参加海军。1917年与莱希皮奇一同在海军中建立革命水兵组织，同年8月26日与莱希皮奇、贝克斯、萨赫泽和威廉·韦伯（WilhelmWeber）一同被捕，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9月5日与莱希皮奇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65]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24—126页、第135页、第140页。 [66]皮劳（Pillau）本是东普鲁士的一个军港，它是柯尼斯堡的外港，二战后东普鲁士被割让给苏联后，皮劳也随之改名为波罗地斯克（Балтийск）；此处的皮劳是指德国海军中的“皮劳”号轻型巡洋舰。——中译者注 [67]夏尔·维迪尔（CharlesVidil），《德国海军的兵变》（LesMutineriesdelamarineallemande），巴黎，1931年，第104页。 [68]同上，第111页。 [69]弗·伊·列宁，《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76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43.htm——中译者注 [70]弗·伊·列宁，《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67—268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5.htm——中译者注 [71]《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72]《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4日。 [73]《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74]《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5日。 [75]《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增刊，1917年11月30日。 [76]《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24日。 [77]《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17日和27日。 [78]詹姆斯·班扬（JamesBunyan）与哈罗德·亨利·费舍尔（HaroldHenryFisher），《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18》（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18），第285页。 1917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为支援世界革命而拔出专门款项，全文如下： 为支援世界革命而拨款 〔人民委员会法令，1917年12月6日〕 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与各国劳动者的兄弟情谊，是苏维埃政权的立国之本；只有在国际层面上发动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使这一斗争赢得全面的胜利；有鉴于此，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以包括资金在内的一切可用手段，向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帮助，无论这些国家是俄国的盟国还是交战国或是中立国。 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拨款贰佰万卢布，用于满足国际革命运动的需求，这笔款项交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驻外代表使用。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中译者注 [79]同上，第30—31页。 [80]马克斯·霍夫曼（Max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中译者注 [81]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Hallett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BolshevikRevolution)，第三卷，伦敦，1952年，第29—32页。 [82]切佩尔（Csepel）是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小城，位于多瑙河上的切佩尔北部。——中译者注 [83]曼弗雷德·魏斯（ManfrédWeiss，1857年4月11日——1922年12月25日），犹太裔工业家。——中译者注 [84]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91—92页。 [85]同上，第92页。 [86]《李卜克内西政治遗稿》（PolitischeAufzeichnungenausseinemNachlass），第51—52页。 [8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东柏林，1967年，第67—70页。 [88]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1页。 [89]同上。 [90]这些细节来自斯巴达克斯派关于工潮的报告，主要是由约吉希斯提供的（《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2页）。 [91]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2页。 [93]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4]同上。 [9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71页。 [96]同上，第73页。 [97]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8]同上。另请参阅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Blumenthal）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人为卡尔·李卜克内西举行示威游行》（DieA.E.G.ArbeiterdemonstrierenfürKarlLiebknecht，1918年）一文中，对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Hennigsdorf）工厂罢工开始时的情况的记述，该文收录于《一九一八：德国工会运动老战士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录1914—1920》（1918.ErinnerungenvonVeteranenderdeutschengewerkschaftsbewegungandieNovemberrevolution〔1914—1920〕），柏林，1949年，第73—74页。 [99]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Blumenthal，1890—1979），钳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率领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工厂罢工，在1918年1月罢工后被强征入伍；1922年参加德共，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00]奥托·克拉茨（OttoKraatz，1887—？），水管工，曾先后加入社民党和独立党，1916年至1925年间领导五金工会柏林水管工分会，是革命工长组织中的“党信得过的人”。——中译者注 [101]克莱尔·卡斯佩尔—德费尔特（CläreCasper-Derfert，1894年2月5日——1976年6月16日），革命工长组织成员，曾参加五金工会，后参加独立党和德共，在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中译者注 [102]关于他们，约吉希斯写道：“十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他们全都是属于反对派的工会活动家（非全职干部），在他们的圈子里有影响力……他们的政治立场大体上接近独立党，不过并没有那么明确。其实他们更像是工会活动家，而不是搞政治的。他们中有两人参加过支持李卜克内西的罢工，有一人是我们的人〔可能是指保尔·肖尔策〕。”（《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3页。） [103]之所以要向独立党和“雷德布尔斯基”（约吉希斯喜欢这样称呼雷德布尔）发出邀请，是为了打乱一个五金工会全职干部的计划，这个干部姓乌舍克（Wuschek），支持社民党多数派，此时他刚刚带着社民党多数派领导层的一份声明赶到会场，这份声明号召举行联合行动（《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3页）。 乌舍克应为乌西克。阿道夫·乌西克（AdolfWuschick，1870年8月5日——1955年10月1日），当过五金工人，1894年参加社民党与五金工会。1894—1918年任五金工会干部。1903—1905年任《前进报》出版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1923年3月任社民党柏林党委书记。1924—1933年任上下巴尼姆区委书记。1928—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二战结束后曾任社民党柏林党委书记，1946—1950年当选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950—1955年当选为西柏林众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104]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3页。 [105]约吉希斯特别指出：“本派的一个成员企图干扰”。 [106]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3—104页。 [107]同上，第106页。 [108]同上，第106—107页。 [109]同上。 [110]《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11]同上。 [112]转引自：卡尔·布拉默（KarlBrammer），《总统的官司》（DerProzessdesReichspräsidenten），第68—69页。 [113]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7页。 [11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15]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7页。 [116]同上，第108—109页。 [11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5页。 [118]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10页。 [119]布拉默，《总统的官司》，第21页。 [120]《前进报》，1918年2月15日。 [121]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10页。 [12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23]这份传单的部分摘要收录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68页；它是约吉希斯的报告的附录，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中没有收录。 [12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99页。 [125]同上，第137—138页。 [126]同上，第136页。 [127]同上，第135页。 [128]列·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二卷，东柏林，1959年，第488页。 [129]列·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四卷，东柏林，1959年，第1363页、第1365页。与此同时，约吉希斯的两位同志、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士兵维利·布迪希（WilliBudich）与维利·列奥夫（WilliLeow）也被捕了，布迪希和列奥夫负责在柏林驻军里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 [130]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47页及其后。 [131]《德国国会会议速记》，1918年3月22日，第573页。 [132]《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80页。 [133]同上，第183页。
第五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五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 Ø忠诚反对派 Ø党在滑向分裂 Ø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 Ø左翼的分裂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代表德国出席会议的除了代表《光线》杂志的博尔夏特、代表国际派的恩斯特·麦耶尔和贝尔塔·塔尔海默[1]之外，还有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和阿道夫·霍夫曼，这两人都是德国国会议员，由于战前他们经常在论战中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以成了激进左派的著名人物。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他们两人支持多数派（这个多数派被列宁定性为“中派”）的观点。弗兰茨·波克瑙认为，战争促使社民党内的各种派别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2]，但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少数几个临阵叛变的人之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后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的人，还是那批旧反对派。在八月三日表态反对战争拨款的那十四名议员的态度跟激进派阵营极其接近。他们反映出了激进派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忠诚，以及对号召所有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任何合作这一原则立场的忠诚。 但是，由战争而引发的各种矛盾的尖锐性，再加上李卜克内西的行动，提出了新的问题，并揭示出了一种旧左派阵营从未设想过的新前景。在李卜克内西拒绝向党纪屈服，并呼吁群众踢开党进行独立行动时，他有力地把激进派阵营打碎了，而这正是他所关心的：“现在要做的，是进行公开的鼓动和澄清，而不是和稀泥、搞调和[3]。” 其他反对派议员的反应不可谓不剧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到二日凌晨，李卜克内西同其他反对派议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李卜克内西决定同他们（这些人后来被叫做“中派分子”）分道扬镳，此后，在前激进派分子中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论战。哈泽和他的朋友，比如雷德布尔和阿道夫·霍夫曼等人，认为李卜克内西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宗派主义行为，给执委会提供了进行纪律处分的借口，而如果执委会真的进行纪律处分，只会搅乱必要的内部讨论。李卜克内西反驳说，当反对派急于表现自己的忠诚，屈服于执委会的决定时，他们就成了执委会的帮凶。中派则愿意冒这个险，在他们看来，尽管党会犯错——在八月四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而此后在吞并领土问题上又是一错再错——党还是他们的党。他们认为，必须在党内开展政治斗争，使党重获新生，在开展这种政治斗争时必须尊重党的章程和传统。 忠诚反对派[4] 执委会非常了解这种形势。此时，执委会需要拖住那些不打算闹出丑事的反对派分子，利用他们来孤立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把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打成破坏统一的“党的敌人”。李卜克内西指控执委会说，他的违纪行为是唯一能表达他的反对态度的方法，而忠诚反对派的存在，正好可以被执委会用来反驳李卜克内西的指控。因此，执委会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决定以某种方式承认反对派的公开存在，并允许那些从良心上不愿接受党纪、不愿赞成战争拨款的社民党议员，在进行投票表决时退场。三月二十日，在德国国会就第三次战争拨款法案进行表决时，奥托·吕勒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投了反对票，而哈泽和他的朋友们则在表决前就退场了[5]。 在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强调战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强调通过“国内和平”巩固国防的时候，中派少数派则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寻求达成体面的停战，求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表现出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忠诚。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们则拒绝参加这种勾当。他们批判了“不割地的和平”这个观点，认为这个起源于考茨基战前提出的“全面裁军”思想的观点，不过是一种为多数派的战争政策打掩护的左翼伪装罢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似乎证明了李卜克内西的正确。在一九一五年，战争陷入了僵持，德国的统治者企图吞并领土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社民党执委会根本不想批判本国统治者的吞并计划。对民主权利的攻击、警察的镇压、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使得所有反对派的工作好做了一些，而中派反对派加强了他们对党的批评，并首次在党外表达了他们的批判。三月，哈泽与施塔特哈根[6]在国会内对戒严状态、书报审查制度以及当局的国内政策的反工人阶级性质进行了抨击。雷德布尔谴责了对占领区内的少数民族的镇压[7]。哈泽指责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阶级分化。这些批评赢得了一片附和，开始有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这些批判仍然仅仅局限于战争政策的框架内。哈泽坚持认为，对祖国保卫者的士气造成了损害的各种酷刑，必须得到纠正[8]。 三个月后，政府公开了自己的吞并政策，而社民党执委会对此表示支持，面临着这一局面的中派为了阻止李卜克内西正式反对他们，便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就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由李卜克内西、施特勒贝尔、马尔赫列夫斯基、麦耶尔等人起草的抗议书[9]发表之后，伯恩施坦、哈泽和考茨基也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务之急》的文章[10]，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忠诚反对派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没有批判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采取的立场，但却宣称，由于德国的安全已经得到确保，德国的边境已经安全了，所以，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那些此前一直被忽视、但现在却具有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的部分上，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不割地的和平”回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况去。 文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但却认为党应该拒绝信任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并建议党应该采取行动争取和平。尽管他们的提议的态度是谦卑恭谨的，政府还是恼火了。毕竟，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战前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莱比锡人民报》被查禁了[11]。至于执委会，它则把最后的伪装撕下了；十二月十五日，谢德曼就首相的吞并计划，向首相提出了质询[12]。谢德曼的质询的调子，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答复的内容，使中派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谢德曼和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一唱一和地演一出戏，其实执委会早就已经批准了吞并计划。受此刺激之后，一些中派决定违反党纪，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战争拨款问题再次进行表决时，二十二名社民党议员集体退席，不参加投票，但还是有二十名社民党议员留下来投了反对票[13]。 在执委会和忠诚反对派之间，第一道明显的裂痕就这么出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忠诚反对派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声明中说，根据党的传统，对一个执行和平政策的政府表示信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德国的边界已经安全了。执委会对此的反应是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二日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国会党团，以此来杀鸡儆猴[14]。 但党内的不满迹象正在不断增加。大柏林中央理事会（Zentralvorstand）以四十一票对十七票认可了少数派的声明，在柏林第六选区的三百二十名社民党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少数派，雷德布尔争取到了他们，才让这个声明获得认可。在莱比锡、哈勒和布莱梅的党组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表决[15]。在党的机关里，有一部分人似乎正要加入忠诚反对派。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追随他们的工人的压力。哈泽的职业是律师，他的职业使他每天都得面对镇压。他决定，自己再也不能在公民自由权利问题上退让了[16]。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17]，他在国会中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戒严状态，社民党少数派议员与他一起投票反对延长戒严。他们立刻得到了党的答复：社民党国会党团以五十三票对三十三票将他们开除了[18]。 党在滑向分裂 被开除的三十三位社民党议员在国会内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党团（SozialdemokratischeArbeitsgemeinschaft）[19]。社民党国会党团的分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原则上来说，党还是统一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议会党团和三个思想流派。 革命派与和平主义派似乎还没有接近到能达成一致的地步。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支持社会民主劳动派的议员一直躲着李卜克内西[20]。在诺伊克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拒绝参加正由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筹备的五一节游行[21]。在布莱梅，哈泽派的一位议员亨克[22]同正在筹办《工人政治》的克尼夫和弗勒利希断绝了关系[23]。在最早一批斯巴达克斯通信中，对中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那时起，这两个流派就在不停地较劲，争相扩大在党内的影响[24]。 执委会的一系列行动迫使两派相互靠拢了。从三月起，执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粗暴的进攻，企图恢复对组织的控制。在九月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围绕着党的统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中，执委会的进攻达到了顶点。军方在十月强占了《前进报》编辑部（当时的《前进报》已经成了以希法亭为首的中派分子的堡垒），并将其交给了执委会，执委会派赫尔曼·米勒[25]去掌管《前进报》，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主要机关报[26]。 同情反对派的柏林工人党员不会忘记这一事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抢劫，标志着社民党领袖同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裂。在国会就人力动员法[27]进行讨论时，哈泽把这个法案叫做“第二部《反社会党人法》”[28]。对支持党内多数派赞成这项法案的人，以及接受了这项法案的工会领袖们，哈泽派进行了批判，说这些人是在“给无产阶级绑上锁链”[29]。这个法案在“芜菁之冬”里通过了，使得党内危机达到了顶点。在两股彼此矛盾的阶级力量的挤压下，党被撕裂了：统治阶级躲在执委会背后，让执委会充当他们的中间人，而劳动人民则推着中派，让中派表达出他们进行抵抗的意志。执委会发现，自己得面对自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了。它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早已在全国实行的戒严状态，搬到党内来。党内的忠诚反对派为了自保，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只反右派不反党”的做法。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在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倡议下，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就采取措施捍卫少数派、捍卫遭到开除的威胁的活动家、保护他们的报纸免受当局抢占的问题进行了协商[30]。各路反对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一百五十七名代表中，有三十五名代表来自斯巴达克斯派[31]。会上没人提出同党决裂的倡议。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发言的麦耶尔建议，仿效斯图加特和布莱梅党组织的做法，不向执委会缴纳党费[32]。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这极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没有同意他的意见。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唯一成果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反对派为了“在党章的框架内”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在反对派之间保持“长期联系”[33]。对于这项决议，有一百一十一位代表投了赞成票；斯巴达克斯派的动议获得了三十四票；博尔夏特的提案获得了六票[34]。 反对派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分裂，然而执委会在十天之后做出的反应，却让反对派的深思熟虑都落了空。一月十六日，执委会认为反对派召开代表会议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派别组织”，因此执委会宣布反对派“已自行脱党”。执委会命令各级党组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是与党章相悖的——同“破坏分子”作斗争，尽快把“破坏分子”开除出党[35]。这次清洗是以蛮横专断的方式进行的。在各级党组织中，如果执委会的支持者控制了当地的领导机关，他们就把少数派开除出党；而如果地方党组织被反对派控制了，执委会就把被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党组织整个地开除出党，然后再让自己信得过的人去重新成立地方党组织。有九十一个地方党组织就是这样被开除的，柏林、莱比锡、布莱梅和布伦瑞克的活动家中，绝大多数也被开除了[36]。事已至此，反对派也就只能在这一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了。执委会把分裂强加给了反对派，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召开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决定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 就这样，社民党在战争的关键一年里分裂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领袖都曾公开表示不希望党发生分裂，然而事与愿违。这次分裂，既不是几个领袖的脱党，也不是几个地方党组织的脱离。党从上到下都分裂了。大概有十七万名党员留在老党里，而新党则自称拥有十二万党员[37]。在独立党里，有战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比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哈泽和雷德布尔，考茨基与希法亭，甚至还有伯恩施坦。对于这次分裂，反对派既没做好准备，也并不希望它发生；它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不断高涨的怒火，另一方面则是执委会为了替战争政策效劳，企图扼杀一切反抗所做出的决定。新党的领袖们曾宣称要避免分裂，并为此奋斗多年，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从分裂中产生出来的党的首领。 斯巴达克斯派的斗士们参加了独立党，这同样让人吃惊，要知道他们一直在同中派和忠诚反对派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在他们的一切文件中，都在强调必须在政治上同中派划清界限。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曾赢得列宁热烈赞扬[38]的著名文章里，奥托·吕勒表示赞成分裂，因为他觉得中派和革命派是不能在同一个组织里一起工作的[39]。 一九一六年三月，被社民党国会党团开除的社民党国会议员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斯巴达克斯派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谨慎地同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和平主义政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斯巴达克斯派写道：“我们的口号既不是分裂也不是统一，不是成立新党也不是要维持老党，而是要通过群众的反抗，自下而上地夺回党，为此群众必须把他们的组织和工具掌握在手里[40]。”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举行的反对派代表会议上，麦耶尔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立场： 反对派将继续留在党内，这不仅是为了用语言和行动来对抗多数派的政策，也是为了在它内部开展斗争，使群众不被披着社会民主党外衣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蒙骗，并且利用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征兵站……我们留在党内的时间，只到我们能够发动反抗执委会的阶级斗争为止。自从我们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阻挠开始，我们早就不愿意留在党内了。但我们并不支持分裂党[41]。 然而，执委会的决定使党分裂了，结果，事态向着斯巴达克斯派所害怕的方向发展了。有许多人认为，同中派决裂的时机也已经到了。就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举行的会议上，来自布莱梅的代表约翰·克尼夫要求反对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革命党，来自汉堡的鲁道夫·林道也支持克尼夫[42]。几周后，布莱梅的活动家们决定停止向执委会缴纳党费，并自行开展活动[43]。在他们的报纸《工人政治》的专栏上，卡尔·拉狄克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通过与中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建设一个革命党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他写道：“与中派一起建党的想法，是危险的空想。无论形势有利与否，如果左翼激进派想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他们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党[44]。”许多斯巴达克斯派成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正是来自开姆尼茨的赫克特与他的同志们的最初立场[45]，也是约吉希斯成功争取到的符腾堡活动家们的最初立场。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在《工人政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他属于国际派，他号召同中派进行彻底的、明确的决裂[46]。 目前的局面，是国际派从未预料到的，国际派也从不希望这种局面发生，但现在一切都得取决于国际派在这种局面中的做法。布莱梅的左翼激进派承认了这一点： 左翼激进派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最重大的担子落在了国际派肩上，它是最活跃、规模最大的一个团体，尽管过去我们曾不得不批判它，但我们仍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左翼激进派的党的核心。我们老实承认：没有国际派，我们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就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建设起一个有能力开展活动的党。左翼激进派如果要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要像一支小军队那样，但它迄今都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就得依靠国际派。否则，在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左翼反对派之间进行的划清界限、明确立场的斗争，就会拖得更久[47]。 可是斯巴达克斯派的领袖们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相信当局会不择手段来捂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担心如果没有合法政党的掩护，他们就会同群众隔绝开来。于是尽管许多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党充满疑虑，斯巴达克斯派的领袖们还是决定参加独立党。符腾堡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党的疑虑情绪特别强烈，因此约吉希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国际派明确反对成立独立的政党，因为这么做可能导致自己迅速蜕化成一个脱离群众的孤立小宗派[48]。 哪怕是在独立党成立大会上，也出现了这种疑虑。来自杜伊斯堡（Duisburg）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萝茜·沃尔夫施泰因[49]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中派非常不信任[50]。代表斯巴达克斯派发言的弗里茨·吕克[51]表示，他要求斯巴达克斯派能在新党内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并表示他们必须为党的基层组织争取最广泛的自主权，以此来反对“机关”，还要求他们不仅要在口头上、更要在行动上赞成“革命政策”[52]。 斯巴达克斯派的决定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了革命少数派的分裂（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和博尔夏特没有参加独立党）[53]，比这更严重的，是让独立党能够利用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英勇的反战斗争中赢得的巨大声望。 乍一看，考茨基、伯恩施坦和乌尔姆[54]等人（他们被认为是中派里的右翼）会参加独立党，跟斯巴达克斯派会参加独立党一样，都令人迷惑不解。人们都知道，他们认为力争妥协、获得和平才是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而且这也是唯一能避免革命真正爆发的手段。人们都知道，他们相信没有旧的社民党的领导，这种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是在社民党执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之后，他们仍然顽固地反对成立新党。 在他们那类中派分子里面，有许多人原本是不想在哥达大会上成立新党的，只想要个“反对派组织”的名号，在他们看来，被人看作是“反对派组织”，而不是新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既能保住让旧党重生的前景，另一方面又能堵住那些要求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的革命派的道路。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很可能是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为了制衡斯巴达克斯派、限制斯巴达克斯派在新党内的影响，才决定参加这个新组织的[55]。 在哥达大会上，考茨基与前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艾斯纳[56]最终决定同哈泽合作，坚持要求让新党保留老党的名字。考茨基声称新党“应该是〔老党的〕延续”，他宣称“政府社会党人”已经抛弃了党，背叛了党的纲领，放弃了党的使命。他所谓的“回到原来的立场”，正是大部分代表的真实想法。听了大会上的发言的哈泽则认真地要成立新党，他认为新党将纠正一九一四年八月的错误，并回到那条永远不该抛弃的路线上去，“统一起来，有力地、卓有成效地领导阶级斗争[57]。”。 从这个意义来说，哈泽想要的，是让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那个老党复活，而在这个复活的老党里，政治组成依然跟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样，派别冲突也跟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样；在革命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旁边的，是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雷德布尔则对斯巴达克斯派以及他所谓的斯巴达克斯派的“虚无主义”进行了尖锐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薄的——攻击，以此同他们拉开距离。他支持保卫祖国的原则，又号召群众向政府施压，以此迫使政府开始和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即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实现各民族的自决、国际仲裁、全面裁军和废除秘密外交——这恰恰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路线不谋而合[58]。 新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赞同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们的观点，即他们必须同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再次举起被“多数派”践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再次把最低纲领和革命目标给调和起来。哥达代表大会庄严地重新采用了旧的爱尔福特纲领[59]，这赋予了成立党的举动以完全的意义。代表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让旧的社民党获得重生，让旧社民党的斗争方式，旧社民党反对国家、拒绝同国家合作的传统获得重生，但他们同时也让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心态获得了重生——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一直抱着一种既盼望它来临、但又觉得它遥不可及的态度。 新党与战前的老党之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它的体制、集中化程度及其机关的作用均有较大的不同。出席成立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相信，一切不好的问题都是由于老党的组织方式造成的。他们决定限制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全职干部的权力，只让全职干部担任顾问的角色。各级领导机关也改叫行动委员会（Aktionausschuss）。各级地方组织的书记也改为由地方组织任命和支薪，而不是由全国领导机关任命和支薪。全国领导机关也不再拥有党的产业——特别是党的报刊——的所有权证书。此外还设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Beirat），全国领导机关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要征询顾问委员会的意见[60]。 正如肖尔斯克所指出的，中派分子们即使是在力图革新的时候，还是死抱着过去不放。他们只是根据战前几年那段时间里遇到的组织问题的经验，来考虑组织问题的，他们是带着机会主义的观点来阻止官僚机构的重生的。不过，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严酷的镇压正在进行，正在逐渐浮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对真正的集中制的要求。但是斯巴达克斯派在反集中制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要求把全职干部的数量和中央机关手里的财政资源减少到最低限度，还要求让各级地方组织拥有表达与行动的彻底自由。斯巴达克斯派的一位青年代表弗里茨·吕克明确表示：“我们要求自行其是的自由[61]。” 斯巴达克斯派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独立党，这当然是可以解释的。李卜克内西后来说，他们参加独立党“是为了推动独立党向前进，尽量控制它，并把它最优秀的那部分党员给争取过来”[62]，而且也是因为，对那些难以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来说，独立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最好的开展工作的空间。 但这些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斯巴达克斯派对于新党的态度，只能根据他们在同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中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来解释，在这种观念中，组织问题并不受重视。他们与其他派别——在国际层面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层面上是布莱梅的左翼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源头就在这里。斯巴达克斯派相信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适当的组织形式，并认为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如果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话，他们就会成立自己的组织，最起码也是在独立党内成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牢固的派别组织——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对于独立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组织体制，肖尔斯克是这么评论的： 如果有了组织上的工具，只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一开始，就能通过组织工具把它们汇聚成一股统一、牢固的政治进攻力量，然而独立党却自己丢掉了组织工具。过去的失败经验，让未来的革命领袖们失去了判断力[63]。 左翼的分裂 左翼激进派拼命地反对斯巴达克斯派参加新党的决定。一九一七年二月，在布莱梅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尼夫号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决裂： 社民党的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强行分裂了党，因此必须在党内、工会内和合作社内，同社会爱国主义者与中派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为此需要马上把一切左翼激进派分子重新组织为一个工人政党，最终组织一次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会议，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4]的工作继续下去[65]。 一九一七年三月初，布莱梅、汉堡、汉诺威（Hanover）和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的左翼激进派小组宣布支持同中派决裂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左翼激进派的党[66]。博尔夏特也持这种立场，他还以必须把所有“领袖”清除出工人运动为由，为这一立场辩护[67]。 哥达代表大会闭幕后，布莱梅和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小组立即发表声明，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派组织[68]。《工人政治》在七月宣布：“国际派已经死了。……在德国存在着坚实的基础，足以在它上面建立起新的国际社会党。一群同志已经自己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向着成立新党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69]。” 一九一七年八月，各左翼激进派小组终于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布莱梅、柏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吕斯特林根、默尔斯（Moers）和诺伊施塔特（Neustadt）的代表，他们怀着建设一个“国际社会党”的前景，在柏林举行了会议[70]。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首次强调指出，必须打破工人运动中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分界线。它宣称支持组织“工人联合会”[71]，这个立场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些左翼激进派小组在此之前显然是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就在同时，博尔夏特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认为德国不太可能爆发革命[72]。此时仍是国会议员的奥托·吕勒则和支持他的德累斯顿与皮尔纳（Pirna）活动家一起参加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独立党的成立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革命左派的分裂，并产生了大量的混乱。但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对流亡瑞士的德国革命派的影响显著增长了。通过由维利·明岑贝格主办的《青年国际》杂志，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偷偷传入了德国，许多青年斗士，不论他们是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还是左翼激进派，都由此受到了列宁的影响[73]。而保尔·列维则接受了季诺维也夫的邀请，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74]。 拉狄克把列维介绍给了列宁，列宁认为列维当时“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75]。一九一七年四月，当列宁开始踏上返回俄国的漫长旅程时，列维是第一个在国际主义者宣言上签字的人，他签字时用的是保尔·哈特施泰因（PaulHartstein）这个化名。列宁是在得到德国政府的许可之后才回国的，国际主义者的宣言对列宁的这一举措表示支持，并宣称“要求回国的俄国革命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那里干革命”，“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将帮助一切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开展反抗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76]。不久后，列维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斯派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哈特劳布（Hartlaub）的化名，同法兰克福的独立党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合作[77]。 至于拉狄克，在列宁回国时，他也离开了瑞士，与沃罗夫斯基[78]和加涅茨基[79]一起留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一起出版了两份报刊，一份叫《俄国革命信使报》（BotederRussischenRevolution），另一份叫《俄国通讯—真理报》（RussischeKorrespondez-Pravda），这两份报刊是在德国出版的，登载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和来自俄国的消息[80]。 [1]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Thalheimer，1883年3月17日——1959年4月23日），1910年加入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参加了哥平根《自由人民报》和《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6年出席了昆塔尔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会议，参加了“国际派”的筹建工作，1917年3月被捕，10月被判处两年监禁。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25年参与创立红色妇女与少女协会（RotenFrauen-undMädchenbundes），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于1941年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二战后继续参加“工人政治”集团的活动。她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姐姐。——中译者注 [2]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61页。 [3]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51—52页。 [4]“忠诚反对派”（loyalopposition）本意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在这里是指既反对执委会中的右派，却又不愿同右派决裂的中派分子。——中译者注 [5]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3—54页、第60页。 [6]阿图尔·施塔特哈根（ArthurStadthagen，1857年5月23日——1917年12月5日），德国律师，1884年（一说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直至逝世为止。1905年至1916年任《前进报》编辑。1906年起在柏林党校任教。一战中属于中派，1915年在国会中反对战争拨款，1916年与另外十七位社民党议员一起被开除出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中译者注 [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3页。 [8]《德国国会会议速记》（StenographischeBerichtederVerhandlungendesdeutschenReichstages），第306卷，第46页。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6—57页）中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他没有提到那些民族主义言论。 [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9页，注释1。 [10]《当务之急》（DasGebotderStunde），《莱比锡人民报》，1915年6月19日；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72—74页。 [11]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40页，注释1。 [12]菲·谢德曼，《崩溃》（DerZusammenbruch），柏林，1921年，第30—32页；《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6卷，第443页。 [13]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87—88页。 [14]同上，第87页、第90页。 [15]同上，第91页。 [16]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9页。 [17]英文版为5月24日，经核对法文版与《德国工人运动大事记》第1卷，改为3月24日。——中译者注 [18]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4—96页。 [19]声明内容详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6页。 [20]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90—92页；《1915年的十二月党人》（DieDezembermännervon1915），《斯巴达克斯通信》，第86—91页。 [21]《斯巴达克斯通信》，第165—166页。 [22]阿尔弗雷德·亨克（AlfredHenke，1868年3月1日——1946年2月24日），当过卷烟工人，后参加工会运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社民党。1900年至1919年任《布莱梅市民报》编辑，1912年至1918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最初在党内属于激进左派，一战爆发时反对战争，在他的领导下，《布莱梅市民报》成了激进派的舆论阵地之一。1916年与哈泽等人一起被开除出议会党团。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中曾任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2年担任《布莱梅工人报》（BremerArbeiter-Zeitung）编辑。反对独立党与德共合并。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2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3]《在红旗下》，东柏林，1958年，第90—91页。 [24]考茨基在1916年8月7日写给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斯巴达克斯派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危险……假如国会党团中的左派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在一年以前就宣布独立的话，今天的斯巴达克斯派就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宗派。”（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361页。） [25]赫尔曼·米勒（Hermann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于1920年3月27日——6月21日、1928年6月28日——1930年3月27日两次出任总理。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为了与其他姓米勒的议员区分，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了“弗兰肯”，成为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HermannMüller-Franken）。——中译者注 [26]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16—119页。 [27]即前文提到过的《为祖国志愿服务法》。——中译者注 [28]《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8卷，第2290—2294页。 [2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überdieVerhandlungendesGründungsparteitagesderUSP），1917年，第88页。 [30]同上，第97—98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4页。 [31]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页。 [3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99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126页。 [33]决议全文收录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127页。 [34]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页。 [35]同上，第129—130页；《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17年，第36页。 [36]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30—131页。 [3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8页。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OssipKurtFlechtheim）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德兰（Drahn）估计社民党有二十四万八千名党员，独立党则有十万人。弗莱赫特海姆还写道，根据艾伯特的说法，独立党在柏林有一万四千名党员，而社民党则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奥·库·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DieKPDinderWeimarerRepublik〕，奥芬巴赫〔Offenbach〕，1948年，第109页）。 恩斯特·爱德华·卡尔·德兰（ErnstEduardCarlDrahn，1873年3月25日——1944年？月？日），作家、档案管理员。生于旅馆业主家庭，当过职员、审计员，曾在德国会计研究所（InstitutfürDeutscheBuchführung）当讲师。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退役后担任社民党档案库主任。1919年年底加入德共（斯）。1923年脱离德共，参加民族布尔什维克运动。1925年离开普鲁士邦图书馆，成为自由记者。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1934年担任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nArbeitsfront）档案管理员。1937年任德国劳工阵线劳动科学研究所（ArbeitswissenschaftlichenInstitut）讲师。——中译者注 [38]弗·伊·列宁，《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第249—253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27.htm——中译者注 [39]《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01—305页。 [40]《深思熟虑与当机立断》（NüchternePrüfungundscharfeEntscheidung），《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28—333页。 [41]恩·麦耶尔，《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斯派》（SpartakusimKriege），柏林，1927年，第14页。 [42]格洛比希，《……但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第138页。 [43]《在红旗下》，第90页。 [44]《在自己的旗帜下》（UntermeigenenBanner），《工人政治》，第8期、第9期，1917年，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411页。 [45]贝克特，《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第109页及其后。 [46]保·列维，《我们与他人》（Wirunddieander），《工人政治》，第9期，1917年。 [47]《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 [4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7—148页收录了他这封信的摘要。 [49]萝茜·沃尔夫施泰因（Rosi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当选中央局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勒利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50]《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4月15日。 [51]弗里茨·吕克（FritzRück，1895年4月15日——1959年11月1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派，活跃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1915—1916年应征入伍，后退役，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后参加独立党，在斯图加特与人合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领导革命。1921年起在《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社民党。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2年6月因在国会选举中支持共产党，被社工党开除出党，随后试图返回德共，但被拒绝。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7年流亡瑞典。1943年在瑞典参加德共（反对派）。1950年回到西德，参加了社民党。曾写过多本儿童读物。二战后任西德印刷工人工会主席。——中译者注 [5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19—23页。斯巴达克斯派代表在发言中引用拉狄克战前写的文章、并对其表示赞同时，多次遭到打断（第62—67页）。 [53]请参阅：布莱梅和汉堡的反对派的声明，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05页。 [54]艾玛努埃尔·乌尔姆（EmanuelWurm，1857年9月16日——1920年5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0—1907年、1912—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二十世纪初与考茨基一起编辑《新时代》杂志，并在柏林党校任教。1902年担任工人报刊协会（VereinsArbeiterpresse）主席。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4日——1919年2月13日任国家粮食局（Reichsernährungsamt）国务秘书，1919—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5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14—315页。 [56]库尔特·艾斯纳（KurtEisner，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身于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于柏林，1898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文艺评论。后成为修正主义者，1905年离开《前进报》编辑部，此后靠撰文为生。1914年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慕尼黑的工厂里开展组织工作。1918年1月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领导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总理，1919年2月21日被暗杀。 [5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39—40页，第49页。 [58]同上，第56页。 [59]同上，第47页。 [60]同上，第48页。有关组织体制的草案是由威廉·迪特曼（WilhelmDittmann）提出的。新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由迪特曼、哈泽、霍菲尔（Hofer）、劳坎特、雷德布尔、温格尔斯（Wengels）和露易丝·齐茨（LuiseZietz）组成的。恩斯特·麦耶尔在全国领导机关的选举中落败。顾问委员会委员包括迪斯曼、保尔·迪特曼（PaulDittmann）、弗莱斯纳（Fleissner）、格吕茨（Grütz）、亨克、塞普·奥尔特（SeppOerter）和施奈尔巴赫尔（Schnellbacher）（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54页）。 阿道夫·霍菲尔（AdolfHofer，1868年8月17日——1935年9月3日），生于庄园主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7年参加独立党，并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919年1月任普鲁士邦农业部长。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1年退休。——中译者注 罗伯特·温格尔斯（RobertWengels，1850年？月？日——1930年8月15日），社民党人，当过织袜工学徒。1895年起任《前进报》推销员。1901—1914年任社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1904—1908年当选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913年再次当选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当选为独立党执委会委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中译者注 赫尔曼·弗莱斯纳（HermannFleißner，1865年6月16日——1939年4月20日），生于德累斯顿，当过木工学徒。1884年参加社民党。1885—1898年任皮尔纳（Pirna）社民党主席。1905—1909年当选为德累斯顿市议会议员，1909—1920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3—1917年任社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累斯顿社民党主席。1917年参加独立党，任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独立人民报》（UnabhängigeVolkszeitung）编辑。1917—1921年任德累斯顿独立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宣告成立萨克森共和国，任萨克森邦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10日——1919年1月16日任萨克森邦军事部长。1920—1924年任萨克森邦人民教育部部长。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曾多次被监禁。——中译者注 [6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第22—26页、第29页。 [62]《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BerichtüberdenGründungsparteitag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30December1918to1January1919），柏林，未注明日期（1919年），第4页。 [6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21页。 [64]昆塔尔（Kienthal）是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1916年4月24日至30日，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在此召开，这次会议又被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意、英、波、罗、保、葡和瑞士等国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44人。列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为结束战争而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和平的态度问题。鉴于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和考茨基派鼓吹的社会和平主义日趋泛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唯一的和平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冲击，把武器指向资产阶级政府，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政策不过是替机会主义者助长声势。由于会上中派考茨基主义者居多数，草案未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采纳了草案中一些观点，揭露和批判社会和平主义，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机会主义立场，重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会议通过《告破产的和被迫害的人民书》，即《昆塔尔宣言》，号召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前进了一步。昆塔尔会议是列宁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的尝试。会议没有接受成立第三国际的建议。但对团结左派起了积极作用，为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译者注 [65]《工人政治》，第8期，1917年2月24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71页。 [66]《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73页。 [67]同上，第578页。 [68]《工人政治》，第18期，1917年5月5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05页。 [69]《工人政治》，第30期，1917年7月28日。 [70]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219页）首次记载了这次会议，此前从未有人记述过这次会议。 [71]这里的“工人联合会”是按照法文unionsouvrières翻译的，德文原文为Einheitsorganisationen，直译为“团结组织”。——中译者注 [72]尤·博尔夏特，《革命的希望！》（Revolutionshoffnung!）（出版信息未查明）。 [73]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第197—204页。 [74]根据昂利·吉尔波（HenriGuilbeaux）在《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DuKremlinauCherch-Midi，巴黎，1933年，第106页）中的说法，列维是在奥尔腾会议上应邀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的。 1917年2月1日，在奥尔腾（Olten）举行了只有部分人员出席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被邀请参加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7年3月）的那些组织的代表，请参阅：弗·伊·列宁，《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372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8/039.htm——中译者注 [75]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9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17.htm——中译者注 [76]《1917年4月7日伯尔尼国际主义者宣言》（DéclarationdesinternationalistesfaiteàBernele7avril1917），《明日》（Demain），第13期，1917年5月。 [77]夏·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8页。 [78]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Вац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译者注 [79]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本名雅库布·菲尔斯滕贝格（JakubFürstenberg），生于华沙一个犹太裔啤酒厂主家庭，上中学时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并曾因此被学校开除。1896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1年在柏林、海德尔堡和苏黎世等地求学。1902年因运送革命文献而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1903—19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担任领导职务，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被流放沃洛格达省，不久后逃脱。1912年起为列宁做了大量工作。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18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20—1923年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参加了多项重要外交条约的谈判。1923—1929年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1929—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2—1935年任国家音乐、表演与马戏协会主席。1935—1936年任苏联革命博物馆馆长。1937年7月18日在大清洗中被捕，同年11月26日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80]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