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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为何终将失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十讲为何终将失败？
·金融掌权
·金融化的根源
·典型事实之一：工资份额的降低和利润率的提高
·典型事实之二：利润与投资之间的“剪刀差”
·典型事实之三：红利的增长
·当前危机的结构
·危机的阶段
·四大矛盾
我的必须为过去的过失付出代价。
——克劳斯·施瓦布，2008
（这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主席克劳斯·施瓦布2008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题为“Wehavetopayforthesinsofthepast”,http://gesd.free.frlschwab.pdf。）
危机的爆发导致了大量分析文章的出现。按照其所提供的或者所建议的解决方法，人们可以把有关这场危机性质的质疑归纳成两个大问题：这是一场金融危机还是体制性的危机？这是一场新自由主义变种的危机还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危机？没有人会否认这场危机源于全球金融市场中一个相对狭窄的环节，即著名的次级贷款。这也使得一些评论家预言，这将是一场范围有限的危机。今天，人们对于这一“故障”最终威胁到全球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原因有了更深的了解。有关这场危机蔓延的描述有很多，它们都表明金融领域的偏差具有疯狂的特性。话虽这么说，人们真的能够去芜存菁，真的能像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土伦讲话[1]中所说的那样把从事投资和创新的好的资本主义与那种投机性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吗？重要的是应当明白，金融并不是什么累赘：相反，在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中，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件。
金融掌权
信贷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是必不可缺的。从短期看，它能够在企业的采购和销售之间建立联系。从中长期来看，它有助于为投资融资。消费信贷则可以使普通家庭获得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没有这种润滑剂，经济运转将出现困难，而且信贷紧缩（creditcrunch）也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渠道之一。在贷款能带来预期收入的情况下，利用信贷就是合理的。如果这些贷款是用于投资的，那么规则就很简单：预期的利润必须足够用来支付利息。在危机以外的阶段，利率应当低于利润率，两者之间的差就是资本积累的“杠杆”。在整个“辉煌三十年”时期，企业投资的2/3是它们自己筹措的，剩下的则由贷款来承担。此时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没有太多地借助于金融市场。
20世纪80年代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也给这方面带来了彻底的转折。在此，不妨借用波兰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elKaleck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提出的一个解读框架。[2]他区分出了三大行为体——经理人、食利者和雇员，并认为以下两种形态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是经理人和雇员之间结盟，从而导致某种形式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这里借用了凯恩斯的说法）；另一种则是经理人与食利者结盟，从而损害雇员的利益。而实际情况正是从一种联盟过渡到了另一种联盟的状态。
金融化的起源是十分清楚的。一切都始于1979年，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突然大幅提高了利率。这一杠杆的启动开始改变社会力量和全球力量之间的关系。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南方国家陷入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债务危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利率大幅上升，从而打破了这些国家的支付平衡。这正是娜欧米·克莱因（NaomiKlein）[3]所分析的“休克战略”的一个很好例证，但它所牵涉的不仅仅只是南方国家。最终，它彻底改变了企业家、食利者和雇员这三角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当然，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资本家和雇员之间友好协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战后所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金融无论在企业的投资还是在家庭财产中都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在1974-1975年经济衰退以及传统的剌激政策失败之后，必须通过抑制工资增长以及生产结构的重组来恢复利润率。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看到了结盟关系的变化：金融业开始使用压缩工资这一手段，其日后的迅猛发展都要从这一源头来加以理解。利率的上升逐步淘汰了那些拖后腿者，企业被迫用压缩工资的方式来抵消成本的上升。因此，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与资方对工资的打压之间形成了十分有效的配合。
这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法国在这方面的编年表就能证明这一点。1982-1983年间，法国一改过去的剌激政策，转而开始实行更严厉的政策，随后又变成了紧缩。在打击通胀这一借口下，工资的增长开始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脱钩，于是就出现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工资急剧下降的现象，这一点在法国尤为明显。企业的赢利能力得到了恢复，但仍背负着利息负担：90茸代初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偿还债务上，而在这一目标达到之后，利润转为红利叉开始了。工资份额的下降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其提供支撑的是一种专门针对工会的攻势——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一些被当作政治考验的冲突：美国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英国的矿工罢工以及法国的钢铁工人大罢工等。正如极端自由主义的哈耶克研究所所长所说，“撒切尔和里根从街头统治中把民主拯救了下来，而且没有动用过度的暴力。仅此一点，历史就应当感激他们。”[4]
接下来的一步是为金融崛起创造条件：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为金融业的发展破除了障碍，之后人们又创造出了金融市场的所有部件。在法国，正是皮埃尔·贝雷戈瓦政府的一项计划使得法国期货期权交易所（MATIF）在1984年得以问世。这一计划的目标非常清楚：先冻结工资，然后解放金融业。这并不是内在的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源自社会经济的迫切需要。资本主义可以离开金融，但它必须同时与雇员达成（相对的）妥协。因此，金融的发展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大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机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障资金的自由流动，而这也正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有几种趋势可以帮助人们识别出金融化进程。第一点——这一点我们回头再加以论述——是股东所得到的附加值的比例在提高。第二点——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衍生现象——是股票市值的增加。第一个现象是实实在在的：被派付的红利就是没有进行再投资的利润。它们是年度盈余的一部分，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一个对应款项。股东所收到的红利是一种实际的收入，他可以决定把它们用于消费还是用于再投资。在这里，金融化是用红利在附加值或利润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的。
相反，股票市值是一种潜在的或虚拟的总值。它是按照某一特定时间所有股票的价值总和计算出来的。假设我拥有1000股某家企业的股票。如果每股以1欧元的价格上市，那么我的资产就是1000欧元，我的这家公司从股市中得到了1000欧元。假设现在公司的股价翻了一番：我的资产就升到了2000欧元。但是，这一新增的“财富”完全是虚拟的。假设股票又跌回每股1欧元，那么所有的人都回到了起点，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某个股东决定卖出一部分股票时，此时的考验才真正开始了。
因此，我们必须对利润率和金融回报率作出区分。利润率是由实体经济所决定的，而金融回报率本质上是虚拟的。通常情况下，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股票的收益率将预示着利润率的变化。但金融化最大的新特征在于金融业摆脱所有的绳索：股价飘升，它与企业的实际赢利水平没有任何一点关系。鉴于金融市场对于企业融资的净贡献率十分有限，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因为企业也会购买自己的股票，这种现象就显得尤为不合理。股市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次级市场：在这里所交易的股票都是已经上市的股票，因此并不会带来现金收入。
回归价值法则（或简单地说回归会计理论逻辑）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股市收益的飞涨纯粹是一种假象。其基点在于：新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之后，这一新价值应当分为工资、企业利润、红利以及税收等。参与分配的额度不能超过所生产出来的总价值。如果真的有什么经济“法则”的话，那么它应当就是这一法则。金融证券应被认为是这种所生产出来的财富的“提款权”。它们所具备的是一种“票面”价值，即它们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价格。如果提款权的价值超过了现有的财富，一旦这种权力真正开始付诸行使时，那么它们就会贬值。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就是这种情况。金融不会创造价值，尽管它能对分配产生影响。
养老金为这条法则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赞成设立养老保险基金的论据之一是资本化的收益将高于社会分配的收益。在分配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2%-3%，而资本化可使其从股市获得比此高两三倍的收益。当然，这种说法已经遭到了金融危机的痛斥。但是，在这一实际考验之前，它就显示出了荒谬性：如果经济以每年3%的幅度增长，所有的收入也不可能以每年9%的幅度增加。如果有一些人的收入达到了这一水平，那也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取得的。
但是，金融化也会影响到企业的逻辑。在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可以概括成利益冲突的形式。经理人的目标是使企业的中长期利润实现最大化（在这里，利润只是一种积累方式）,而股东所希望的是短期内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随着股东权力的逐渐扩大，其结果导致了套利结构的改变，积累受到了压缩。这一有关公司的新理论属于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它打开了一条非常富有成效的道路。[5]它表明这两个目标相对权重的对比变化会导致不同的运行轨迹，特别是会导致不同的投资行为。从这个意义来看，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股东的分量越来越重。
当前这场危机使金融化的危险暴露无遗，也使主流理论受到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金融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能为经济活动提供其需要的一切资源，并使经济效益方面一些严苛、反应灵敏的标准得到认可。这一有关“金融市场功效”的假设成了那些放松管制的系统性政策的依据：只有为金融市场扫除一切障碍才能使合理性达到最大化。今天，连那些曾经支持这一立场的人也承认最低限度的监管还是需要的。但这些不过是一些空口的应酬话。该领域所作出的决定要么只是一些点缀而己，要么就是一些毫无期限的计划。正如《被惊呆的经济学家宣言》所说的那样，“危机并没有被视为是市场放松管制的必然结果，而被认为是由于管理当局任用不善——一些金融业者的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的。”[6]
[1]DiscoursdeM.le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ZénithdeToulon,25septembre2008,http://gesd.free.fr/sarkotoulon.pdf.
[2]MichaelKALECKI,“Politicalaspectsoffullemployment”,PoliticalQuarterly,1943,http://gesd.free.fr/kalecki43.pdf.
[3]NaomiKLEIN,LaStratégieduchoc.Lamontéed’uncapitalismedudésastre,Arles,ActesSud,2008.
[4]DrieuGODEFRIDI,“L’inéluctablemomentThatcher-Reagandesdémocratieseuropéennes”,LesÉchos,5septembre2005,http://gesd.free.fr/godfri.pdf.
[5]Parmicettelittérature,onrecommandelescontributionssuivantes:EngelbertSTOCKHAMMER,“Financializationandtheslowdownofaccumulation”,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28,n°5,2004,http://gesd.free.fr/stockh2004.pdf;TiIIVANTREECK,“Reconsideringtheinvestment-profitnexusinfinance-ledeconomies”,Metroeconomica,vol.59,n°3,2008,http://gesd.free.fr/treeck8.pdf;ÖzgürORHANGAZI,“Financialisationandcapitalaccumulationinthenon-financialcorporatesector”,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32,2008,http://gesd.free.fr/orhangazi.pdf;ThomasDALLERY,“Post-keynesiantheoriesofthefirmunderfinancialization”,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41,n°4,2009,http://gesd.free.fr/dallery9.pdf.
[6]http://atterres.org/.
金融化的根源
与那些认为金融业是“寄生虫”的看法相反，我们还必须强调它的功能：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分量越来越重本身就说明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慢性机能障碍。为了证明这一点，也为了超越那种只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解释危机的做法，我们必须说明一些能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典型事实”，即①工资份额的降低和利润率的提高；②积累率停滞；③红利的份额增加。
典型事实之一：工资份额的降低和利润率的提高
工资份额下降在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都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它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创造的赢利没有被分配给雇员。盈余在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出现了变化，而后者成了牺牲品。在所有地方，这些变化所发生的年代顺序都十分相似：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之前，工资的份额大致保持基本稳定，危机的出现反而使这一份额有所增加。局势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工资份额开始下降，之后一直稳定在历史低位上。[1]
图10-11960-2008年工资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
美国+欧盟+日本
资料来源：欧盟Ameco数据库，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值。
虽然在时间表以及变化的形态上略有不同，但是这一趋势几乎带有普遍性，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强调的那样：“在我们所研究的国家中，近3/4的国家的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都下降了……大多数国家的下降情形十分类似：过去的30年中，工资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只有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及90年代末是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工资份额下降的速度尤为明显。”[2]
工资份额的下降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得以恢复。利润率是指总利润与投入资本总额之间的比率。之后，人们可以把其分解成两部分：作为分子的是加成率，也就是说利润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分母的则是资本的强度，即单位产出中所需的资本额。当工资份额下降（这就意味着加成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过程中资本更加节省（资本强度下降）的时候，利润率就会上升。
在工资份额下降的时候，利润率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可能下降，即资本负担的加重超过了工资的压缩部分。这种情况现在并没有发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利润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上升的趋势（见图10-2）。
图10-21960-200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
德国+美国+法国+英国
资料来源：国民核算；MichelHUSSON,LaHausetendancielledutauxdeprofu,2010,http://hussonet.free.fr/tprof9.pdf。
利润率的变化与此前描述过的那个分期也是相对应的。在“辉煌三十年”期间达到高位之后，各国的利润率也开始下降：美国是始于1967年，而其他国家则始于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这一急剧下降势头后来因为各类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相继实施而得到遏制。20世纪80年代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向使得利润率在整个90年代大幅回升。之后，上升的趋势得以继续保持，但不同国家经历了各自的波动，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直到最近的危机再度使利润率大幅下降。[3]
[1]这一结论曾经引发了（尤其是在法国）一场复杂的经济和技术争论，在此无法作简要概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与DenisClerc展开的相关争论，请查阅以下网址：http://tinyurl.com/parsal。
[2]OIT,IncomeInequalitiesintheAgeofFinancialGlobalization,WorldofWorkReport2008,ILO,http://tinyurl.com/WWR2008.
[3]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各方认同。有关这方面的争论，请参阅MichelHUSSON,“Ledébatsurletauxdeprofit”,Inprecor,n°562-563,juin-juillet2010,http://hussonet.free.fr/debaprof.pdf。
典型事实之二：利润与投资之间的“剪刀差”
与工资份额的下降相对应的是加成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增加值中计入利润的部分增加了：这是收入的初级分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额外的利润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初，工资的节制所依据的是“施密特定理”——这位当时的德国总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今天的利润是明天的投资，是后天的工作岗位。”然而，这个定理的第一部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得到应验：利润率在增加，但投资率（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并没有随之增加。除了经济景气所造成的波动之外，投资率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下降的趋势（见图10-3）。
图10-31960-2008年利润与投资，美国+欧盟+日本
资料来源：欧盟Ameco数据库。
工资份额的下降和投资率的停滞为资本主义描绘出了一种可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格局，它使过去那些用来为节制工资而辩解的主要论据——为了恢复竞争力——受到了质疑。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都是在其内部进行的情况下，全面节制工资并不会使这些国家的相对竞争力出现显著改变。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欧元和美元的汇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工资成本的变化。在欧盟内部，这更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国家赢得的市场份额正是另一个国家所失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工资份额下降这一个结论就足以说明工资节制对竞争力的作用已出现了偏移。假设有一个国家降低了工资，并借用因此而带来的价格下降来提高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份额应当是保持不变的。工资份额下降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工资的节制并不是为了恢复竞争力，而是为了恢复企业的赢利能力。而加成率的上升没有拉动投资这一事实又表明，这些赢利被用在了扩大生产能力以外的东西上，或者说是用在了提高“非成本”竞争力上，即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以及使之更适应消费需求等方式来提高竞争力。最根本的问题仍然要弄清这些额外的利润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
典型事实之三：红利的增长
这是一道简单的运算题：工资的份额在下降，而投资的份额却出现了停滞，其中必然有某些东西是增加的。答案显而易见：与低工资相对应的是红利的暴涨。在这里，我们必须用净红利（即扣除公司已经派付的红利）来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对未投资的利润来作评判。人们发现，目前在法国，未投资的利润与工资总量（包括各类社会保障费用）的比例为13%，而这一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4%。如图10-4所示，类似的趋势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尽管目前所拥有的统计数字极不完整。[1]
图10-41960-2008年美国和法国的净红利与工资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和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当前危机的结构
由所有这些典型的事实可以得出一个能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进行描述的总体圈式（见图式1），并使人们认清导致危机的一连串事件。必须在此引入两个背景因素，即一些不是由资本主义内部机制所引起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首先是失业率的上升导致了资本和劳动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大转变。这一因素导致了工资份额的下降，即“典型事实”之一。
图式1总分析图式
第二个背景因素是我们所说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这一想法的基本思路如下，而且此前也有过阐述：赢利能力还是同一种，但与它相伴生的却不再是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此外，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所投资领域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不同潜力，不同行业的赢利前景也并不相同。然而，社会需求却从过去对制成品的需求转向了服务需求，也就是说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转向了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普遍放缓的背景下出现的。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是未来利润的支撑。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导致了赢利空间的收缩，从而形成了利润与投资之间的“剪刀差”，即“典型事实”之二。
工资份额的下降以及投资停滞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典型事实”之三，即派付给股东的红利越来越多。这种分配利润的增加会以一种溯及既往的方式从两方面影响整体布局。一方面，它会导致赢利标准的提高，从而会不断要求企业拥有“超级赢利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由资金所提出的十分著名的回报率15%的标准——这也是其经常受到批评的地方。这样的批评是很对的，因为在经济年增长率最好达3%的情况下，给股东如此高的收益显然是不可能持续的。为了想方设法满足这些要求，企业只得使用其所剩的唯一可支配手段：压缩工资。在图式1中，两个虚线箭头标示出了这些反馈效应，而这些反馈效应提高了该模型整体的严密性。
为了摆脱这一局面，正如帕特里克·阿蒂斯（PatrickArtus）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必须接受“较低的投资收益以及较低的资本赢利能力”，而金融业也放弃了“那些最终不会形成有效投资的人造投资品种”[2]。这话说得完全有理，但它同时也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不可能性是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我们再重申一次，资本主义是在资本竞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拒绝参与战斗，那么他最终注定是要破产的，不管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当一个老板用竞争力这一迫切需要来为自己的裁员或企业外迁作辩解时，他通常是有道理的，虽然他可能会利用这一借口来作出“过度的反应”并借机提高自己的利润。
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逻辑。事实上，上面所介绍的图式1似乎存在着“不接地气”的缺点，因而必须把它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来。全球化使得图式1中所有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领地”。世界各地的雇员处于同一竞争之下，股东几乎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钱，这一切都加大了雇员所面临的压力。全球经济的这种组织形态——这一点人们强调得并不够——并不是自发出现的：它是由各国政府以及从其身上流溢出来的超国家机构所刻意、有条不紊地建立起来的。那些可能形成全球调节的工具被精心拆除了，而拆除它们的通常就是今天发现它们好处的人。这种拆解的主要后果是，如今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能设置游戏规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危机时代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特征：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而欧洲则随着合作的逐渐消失殆尽，最终导致使人晕厥的全面紧缩政策。这些趋势此后又因为世界出现的一个大转变而进一步强化：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场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如今都集中在了新兴国家，这种“吸引力”导致了出口与国内市场的脱节——德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除了全球性的放松管制以及金融和资本拥有绝对的行动自由之外，人们还注意到全球经济是围绕美国和中国这对伙伴而特别建造起来的，而且贸易失衡日益严重。这也意味着，用以弥补这些对外贸易赤字的大量资金流一直存在，并因此而保证了流动性，也满足了实现超级赢利的需要。
因此，危机之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象是一种拥有巨量“自由资金”的经济，这些资金主要靠工资的压缩以及国际贸易失衡来维持。得益于金融管制的放松，这些资金能自由流动，以寻找实现超级赢利的机会——而产生盈余的现实条件只能以一种虚拟的方式来确保。因此，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在金融领域盛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一场纯粹的金融危机。把金融家以及那些复杂而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品”的发明者说成是这场危机唯一的罪魁祸首等于是忽略了危机的深层根源。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安排对满足赢利要求是有利的，但它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销售的问题：如果工资的份额在减少，而投资又处于停滞状态，那么谁还会来购买这些产品？换言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再生产模式如何与这种新模式兼容？
第一个答案是家庭的消费并没有出现随收入分配过程中所出现的工资份额下降（而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四个“典型事实”。在美国，工资的份额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而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而在欧洲，尽管工资的份额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在这两种情况下，工资份额与消费份额之间的差距（见图10-5的阴影部分）越来越大，正好弥补了利润与积累之间的对称差距。
图10-51970-2008年工资与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美国+欧盟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Ameco数据库。
这种工资与消费之间的新“剪刀差”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一是储蓄率下降了（家庭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二是源自非工资收入的消费增加较快，弥补了工资性消费的停滞甚至下降。
所有这些机制在不同的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人们总能在其中看到金融的作用。正是金融通过多种方式弥补了工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的潜在差距。首先是食利者的消费：一部分没有积累的剩余价值被分配给了金融收入的拥有者，他们把它用作了消费。此外，金融还在工资与定期收益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作用：一部分雇员收入的增加是以资本收益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它们会被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不是真正的工资。只有当食利者的消费能弥补雇员的消费，并使正常的销售市场得以保持，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因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与这一模式是同质的。
在许多国家，金融还使一些家庭的负债呈几何级增长：这些家庭消费的增加并不是因为工资收入提高了，而是因为储蓄的利率下降了。最后，金融也使美国出现了负债式增长，即通过融资来支撑其贸易赤字。
因此，我们必须重申这一点：金融并不是一个健康肌体上的寄生虫，而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完成”的一种手段。当然，危机的确是发端于金融行业，但危机只不过是使资本主义自身配置上的一些矛盾大白于天下而已，而这些矛盾迄今都是靠着金融才得以“处理”。
[1]参见MichelHUSSON,“LepartagedelavaleurajoutéeenEurope”,LaRevuedel'Ire,n°64,2010,http://hussonet.free.fr/psalirsw.pdf。
[2]PatrickARTUS,“Etmaintenant,quefaut-ilfaire?”,Flash,n°42,Natixis,2008,http://gesd.free.fr/flas8042.pdf;“L’épargnedoitfinancerlacroissance”,Flash,n°87,Natixis,2008,http://gesd.free.fr/flas8087.pdf.
危机的阶段
人们可以将危机的发展演变划分成不同的阶段（见表10-1）。在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过后，则是被称为第二阶段的“复苏”阶段，如今它则处于第三阶段，即“走出危机”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有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会稳定器、原材料的价格以及经济振兴计划。社会稳定器，也就是说那些保障收入或就业的手段（各类补助以及部分失业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衰退的程度。而此后推出的振兴计划则有助于——由于时间跨度不够，这些计划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尚难以明确评估——剌激经济增长。
表10-1从小复苏到未能走出危机
第二阶段：“复苏”阶段第三阶段：“走出危机”阶段
宏观经济因素支持经济活动积极效应消失
——振兴计划——预算再平衡
——社会稳定器——解雇和工资紧缩
——原材料的价格——石油价格上涨
结构性矛盾低强度矛盾更加突出
——收入分配——需求冻结
——国际贸易失衡——美国的超额负债终结
——欧洲的分割——欧洲内部竞争加剧
增长小回暖稳定——停滞
就业持续下降突然调整
在第二阶段，结构性矛盾对经济景气的影响开始变弱。工资的份额有所上升，因为工资所受到的压制要低于劳动生产率所受到的压制。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及储蓄率上升（在美国尤为明显）减弱了全球失衡的局面。最后，在注入流动性以拯救银行的行动中，欧洲的一些机构（尤其是欧洲央行）的动作比较协调一致。
第三阶段很快展开，而且正如人们所能预期的那样，欧洲国家普遍转向了紧缩。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现了双重的反转。宏观经济因素的积极效应正在消失：预算的削减取代了过去的振兴计划；企业将通过降低工资和减少雇用人数的方法来恢复利润；最后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回升。与此同时，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工资的压力再度出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接下美国以及几个欧洲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而欧元区则在“金融市场”的猛烈攻击下面临着内破裂的危险。
因此，中期前景应当是相当暗淡的。2010年第二季度，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低于危机前3.2%的水平（见图10-6）。就业形势也没有真正出现好转：就业人口比危机前少了3%，也就是说欧盟15国有530万人就业岗位受到了冲击。危机爆发前两年已经开始下降的失业率如今则呈现了阶梯上长的势头，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6.8%上升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的9.5%。在此期间，欧盟15国的失业人数由1300万增加到了1840万。
图10-62001-2015每增长、就业和失业，欧盟15国
资料来源：2010年前的资料据欧盟统计局，之后的为预测数。
然而，失业率上升的势头仍被低估了。如果在计算时不把那些自动放弃寻找工作的人，也就是说从失业统计数据中消失的人清除出去，这一失业率还将提高。如果没有将这些人清除出去，那么欧盟的失业率可能再增加1.5个百分点，因此实际失业率将是11%，而不是9.5%。假设欧盟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能达到1.5%，而劳动生产率每年能提高0.5%，那么根据劳动力人口的变化趋势来预测，我们将得到以下的结果：欧洲失业率下降的速度将非常缓慢。如果此前“望而却步”的人重返劳动市场，那么失业率就将在原来的位置上徘徊[1]。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在这个被危机所开启的阶段里，资本主义将面临四大矛盾。
四大矛盾
分配困境：是恢复赢利能力还是就业？危机粗暴地打断了利润增长的趋势。这种恶化很大程度上是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果：由于人员数量的调整只能局部弥补生产的下降，因此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下降。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企业还是会设法恢复自己的利润：要么是调整人员数量，要么是冻结或降低工资以及社会保障费用。国际组织显然是对那些在危机的紧迫关头出台的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社会补贴等措施提出质疑。早在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考察团就曾这样写道，这些措施“虽然对维持收入增长以及保持就业市场的劳动力数量很重要”，但它们“从本质上必须是可逆的”[2]。就业和工资的调整将使得家庭收入受压缩，带动新一轮倒退式循环。
全球化困境：是消化不平衡还是全球经济增长？在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美国家庭的过度消费。这种现状将难以延续。随着利率上升而出现的“去金融化”进程导致了一种新矛盾的出现，因为在收入给定的情况下，消费的下降就意味着增长将更加乏力。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解释说：“美国的经济重建必须更多地依靠出口，并降低对消费的依赖。”[3]然而，该方案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提高自己的出口竞争力，这只能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实现。大量资金的注入（量化宽松政策）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支持政策，而且这也会导致全球失衡的不断扩大。美元的下跌也拖累了原本就虚弱不堪的欧洲的经济增长。美元的贬值，再加上美国有权随意印制美元，这迫使那些新兴国家对自己的货币重新估价，而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分裂的作用。[4]从此，美元的走势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对美国赤字的支持成了一种最大的不确定性。反过来，中国经济的重新定位将会减少其顺差，但它的进口也会因此下降，因为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出口带动的。总体而言，全球经济的整体格局将受到挑战。
财政困境：消化赤字还是社会福利开支？危机和经济振兴计划导致了赤字的剧增，各国政府，尤其是欧洲各国政府决定竭尽全力对此加以消化，但却没有在应对金融市场的攻击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对此，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让-克洛德·特里谢早在2009年便强调：“结构调整进程即将开始，无论如何这一进程最晚会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出现。2011年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力度。”[5]然而，这意味着欧洲将注定陷入经济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后退之中。
欧盟困境：是人人为己还是相互协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欧盟正面临着内破裂的威胁。这一分裂进程早在危机之前就已开始，但它已经跨过一道槛：因为不同的欧盟国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这其中既与金融、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在本国所占的比重有关，也与各国融入全球市场的方式有关。因此，想实行真正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欧盟本来就没有打算成立实施这一政策的机构：没有预算，没有汇率政策，也没有税收协调。“自由而不失真的”竞争之下的欧洲注定了必然是人人为己的，欧洲为自己的一体化建设所选择的方式必然面临崩溃。
所有这些困境勾勒出了一种“胡乱的调节”，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两种不可能的选择之间为资本主义做着目测式的领航：一种不可能（它本身也是拒绝的）是回到“辉煌三十年”时相对有更好调节的资本主义；另一种不可能是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运行恢复条件，因为这种模式所依托的是一种如今已经完结的孤注一掷的行为。当前的僵局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要回到危机前的运行方式，但是这已经没有了可能。
[1]参见MichelHUSSON,“Lepoidsdelacrisesurl'emploienEurope”,noten°20,septembre2010,http://hussonet.free.fr/empcrise.pdf。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团对欧元区所实行政策的一项声明，2009年6月8日。http://tinyurl.com/fmieuro9.
[3]LawrenceH.SUMMERS,RescuingandRebuildingtheUSEconomy,discoursdu17juillet2009,http://tinyurl.com/lsexpor.
[4]MichaelHUDSON,“USquantitativeeasingisfracturingtheglobaleconomy”,WorkingPaper,n°639,LevyEconomicsInstitute,novembre2010,http://gesd.free.fr/hudsonqi.pdf.
[5]Jean-ClaudeTRICHET,conférencedepressedu2juillet2009,http://tinyurl.com/trichet7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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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NÉREUXJacques,LaGrandeRégression,Paris,Seuil,2010.
HUSSONMichel,Unpurccapitalisme,Lausanne,PageDeux,2008.
LORDONFrédéric,LaCrisedetrop,Paris,Fayard,2009.
STIGLlTZJoseph,LeTriomphedelacupidité,Ar1es,ActesSu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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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什么样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九讲什么样的危机？
·周期性危机
·调节性危机
·资本主义的阶段
·福利国家的轨迹
·通货膨胀
·体制性危机
历史上，同质的周期会被归为一类。在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这些周期所呈现的特征是明确而有限的繁荣以及短暂而小规模的危机。由此也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曲线会出现一个突然上升的势头。停滞期则呈现出曲线的特征，期间虽然也可能出现一些周期性的振荡，但这一曲线在几十年间大致能保持在同一水平。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1923）
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等等：过去两年来人们在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危机？今天，所有这些危机相互结合，最终使资本主义逻辑受到了质疑。但是，“危机”一词有点被滥用，而且应当对资本主义当前所面临的三种危机作出区分：周期性危机、调节性危机以及体制性危机。
周期性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从本质上注定是周期性的。这一现象很早就被人们所注意。在专业术语里，我们称之为“尤格拉周期”即经济增长的运行变化会呈现出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这些周期的长短可以有所不同：在19世纪时约为十几年，而在最近数十年来则只有7-8年。其强度同样也有所不同：在“辉煌三十年”期间这些周期是小规模的，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它们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而且各国之间的同步性更强。
这种周期性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危机，而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们否认这种可能性。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即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与需求（即人们所购买的东西）之间是不会存在差距的，因为需求是供给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定律忘记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这是一种商品化的体系，一种竞争的体系。商品化的体系：商品不能仅仅满足于被生产出来，它们还必须销售出去。在生产和销售之间还穿插着金钱和收入分配，它们都会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留下许多印记。竞争的体系：不同资本家所作出的决定并不是都能相互协调的，对他们当中某一个人有好处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他们的整体利益。马克思可能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进行研究的人，也就是说研究生产和销售相互和谐所必须保持的一些大体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称得上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之后，凯恩斯提出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可能性，从而将萨伊定律彻底粉碎。
然而，经济活动的周期循环本身并不是一个会威胁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的重大缺陷。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本身是一个会独自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能自我修复的机械运动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内生的”，换言之它是资本主义“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事实上，周期运动的动力正是源自资本家的投资行为。在形势很好的情况下，他们会想抓住这一时机，从而开始投资：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因为销售正在增长，他们预期到了利润的增长。但是，他们的投资一定会过度，因为投资是流量，而资本则是存量。投资的波动加剧了生产的波动，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加速器效应。过了一段时间后，生产能力将超过市场的消化能力，赢利能力便会下降。一方面是太多的资金（积累过度），而另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销售市场（消费不足）。因此，资本家必须开始刹车，但同样的事情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刹车太快，随着投资的减少，经济增长势必放缓甚至导致整体经济活动的下降。于是，繁荣便进入衰退。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又需要进行新的投资，于是生产机器被重新启动。鉴于投资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因此经济周期大致与资本的平均生命周期相当这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国家干预以及一些自动稳定器，战后的资本主义已经学会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周期。人们多多少少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并且意识到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应该为需求提供支撑，从而降低衰退持续的时间及程度。如果能够有一部分收入几乎不受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那么国家在这方面就有可能做得更好。当员工在失去工作，又没有任何收入时，这种损失会导致一部分需求的消失，从而进一步加剧衰退的程度。只要这些员工还能有一部分收入——如失业救济金，那么衰退对于需求的影响就会减小。然而，“辉煌三十年”时代的资本主义曾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社会转移支付手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动稳定器”：它们就好比是为社会需求划出了一条不会掉下去的底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正是要把这些稳定器说成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负担，并试图把它们——去除。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再次证实了这些机制的保护作用，以至于一些曾在危机前把社会模式看成是法国“衰落”之源的人如今重新发现了它的好处。
调节性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二冲程发动机：它需要利润和销售市场。人们很简单地就能把各大经济范式与这一命题联系起来。新古典主义认为赢利能力优于需求，并认为需求会随之产生：他们一直在强调通过供给政策来为恢复赢利能力创造条件。相反，凯恩斯主义者则认同那些支持需求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需求与经济活动以及就业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利润与销路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对根本矛盾。他们是对的，因为对利润来说是好的东西，对于销售市场来说基本上都是不好的。这里就出现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性有关的“合成谬误”：所有的资本家（或所有的国家）都想降低或压缩工资总额，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此外，即使他们不这么做，其竞争对手也会这么做的。即使所有的资本家（或所有的国家）都按照这一伟大的想法去做，他们所得到的也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即销路的枯竭。这种矛盾会在周期内出现，但其影响却十分广泛：为使资本主义“可持续”运行，就必须设法成功“管住”这一矛盾，最好永远都不要碰到它。
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可持续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需要通过一整套标准、机制和机构来实现——这套标准、机制和机构的有效性将贯穿漫长的历史时期，并决定着“生产秩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卡尔·波兰尼等人所提出的一条基本思路：资本主义并不悬浮在空气中。它需要规则，需要货币，需要国家，需要机构。这是一种悖论：资本主义想建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同时它又需要正规性。例如，资本主义如果没有了能使人获得最低限度信任感的货币，它就可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资本主义不仅需要货币，而且需要得到银行和国家最终担保的货币。这一结论推翻了自由主义有关秩序自发而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和谐是在个人利益简单相加之后出现的。然而，忘记了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很可能导致可怕的幻觉。例如，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及商品关系的全面恢复并没有导致另一种替代的社会模式传奇般出现。最后需要有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干预才得以走出社会分裂和经济混乱的局面，例如经合组织在养老问题上所做的。
这正是调节学派把这些概念理论化的好处之所在，尽管调节学派后来出现了偏差，认为这些因素可以随意进行组合。概括地说，有四大问题会不断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来，而且资本主义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必须是协调一致的。把这些答案串在一起就能给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作出定义，因为这些机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当这些机制出现问题时，人们就会说调节出现了危机。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自己的相关陈述，以一种粗线条的方式大致勾勒出福特式资本主义、“辉煌三十年”时代的资本主义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取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答案。
资本主义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大致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的因素来定义：积累机制（经济）、技术范式（技术）、社会调节（社会）以及国际劳动分工（国际）。首先，我们必须先看一看这些抽象的概念所涵盖的究竟是什么——同样，它们还与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相对应。
积累机制决定着生产和销售市场之间是如何结合的。就生产而言，经济增长的快或慢，也就是说积累的多或少将直接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衔接。从销售市场来看，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是可能的：一是大众消费是靠工资的上涨来带动的；二是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一概念也包括了资本家之间的游戏规则，尤其是竞争的方式、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所有的因素，人们可以设想出各种组合，但它们并不是全部可行的：各种组合之间必须协调一致。
技术范式所描述的是生产方式和现有技术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每一伟大时期相对应的是一整套发明创新，而且这些发明创新已在整个经济界得到了传播。但光靠技术创新是不够的。
社会调节囊括与工资关系相关的一切，包括生产所在地的劳动组织形式、社会立法以及福利国家在提供补充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功能等。对资本主义来说，其目的就是既要确保员工的顺服，同时又要使社会和经济秩序建立在一种合法形态的基础之上。
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经济的组织形态是一致的，它也说明了每个国家是如何融入世界市场，如何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这个概念涵盖了好几个问题：谁在提供原料？谁在生产那些最先进的工业品？哪一种或者说哪一些货币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和储藏工具？投资和资金流动是如何确定方向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力量对比的等级次序，而排序过程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标准来进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和等级次序从来都是由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
表9-1福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福特式资本主义（1945-1975年）新自由资本主义（1980句2010年）
积累机制福特主义金融控制
技术范式汽车制造领域的科学管理制（泰勒制）信息技术
社会调节社会妥协方案灵活性
国际劳动分工国际化全球化
要想了解这一分析模式的贴切性，最好的办法是从“辉煌三十年”（1945-1975年）的“福特主义”与此后3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比入手，并把它应用到当代资本主义中去。
“福特主义”一词中的“福特”所指的是亨利·福特，他不仅是一位企业家，而且也是一位资本主义理论家[1]。他已经意识到生产与大众消费之间是有可能出现“良性循环”的。泰勒制（即科学管理方式）的劳动组织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其前提是必须大量生产汽车，而且还必须把这些汽车销售出去。为了解开这个方程式，福特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即付给员工高薪，而此举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通过“更合理地利用工作时间和员工的精力”[2]以及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增加工资（1914年时的工资为每天5美元）以及缩短工作时间（每周工作5天，即40个小时）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而在销售市场方面，工资的提高以及产品价格的下降使需求得到了扩大。
战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已经出现“大部分商品都被它们的生产者消费掉了。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事实，这是我们繁荣的秘密所在。”[3]接下来的一切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起初，“权力和机器在管理者手中相互结合”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而这又会导致销路的扩大：“每周上五天班的人会比每周上六天班的人消费更多。”于是一个良性循环便出现了：“消费的增长将要求有更高的生产能力，这将导致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工资。”福特似乎主张减少工作时间：“拥有更多自由时间所产生的结果往往与人们心里的普遍想法完全相反。”但他同时也为这种“社会妥协方案”设置了界限：一方面，权力和机器必须“掌握在管理者手里”；另一方面，这一切都离不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这一基础——“当员工能获得较高报酬时，他们的消费愿望就会上升。而这些愿望会变成需求”。福特意识到了愿望（want）与需求（need）之间的区别，并从中看到了应当从资本家能生产的东西入手来打造消费模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人们用“福特主义”来形容“辉煌三十年”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合乎逻辑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有助于增加工资，也有助于弥补人均资本的增加，从而使利润率保持在恒定状态。一切都在以大致相同的幅度上涨（法国大约为5%）：人均劳动生产率、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购买力等，而这一切都是在充分就业的背景下出现的。诚然，并不是说这就是天堂了：不平等的差距回落缓慢；贫困者，尤其是退休人员的腰包也鼓得很慢。与购买力增加相对应的是劳动强度的增加，尤其是在泰勒所竭力推崇的科学管理方式——条块分割、不断重复同一操作的流水线作业——得到全面推广之后。用福特的话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出自管理者之手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的结果。最后，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汽车行业以及其他家用电器等领域，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愿望”会变成一些与消费结构相适应的“需求”。
在福特主义和泰勒制之后，还应当再谈一谈凯恩斯主义。在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危机以及军火经济的教训之后，各个国家认识到了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系统性的政策直接干预经济的重要性，以避免出现大的破产和极具破坏力的股市暴跌。通过反周期的需求剌激政策以及通过爬行式的通货膨胀使投资资金“缓慢贬值”将有助于减轻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并防止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同时出现衰退。经济中的很大比例以国有企业或公共服务企业的形式被国有化了。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开始建立，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退休）、最低工资制、劳动集体协议以及失业保险等。
在国际层面，世界经济的结构是美国及其货币的霸主地位所决定的。战后重建阶段过后，国际贸易是伴随着国际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那时的国际化进程远不如当前的全球化：那时候，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有着贸易和投资往来，但这一切都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逻辑下展开的，并存在着一些控制工具——税收、限制再出口、限制利润汇出等。最后，北南关系主要是统治和依附的关系，南方国家被赋予了原材料或低档工业产品供应商的角色。
这一整体格局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在发达国家，购买力的增加和就业机会是有保障的。经济衰退都是小规模的，福利国家的拓宽导致了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成功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今天已经消失，当时每个人都能积极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自己以及自己下一代未来的命运一定会更好。职业生涯的概念对大部分员工来说是有意义的，总之，个人的轨迹呈现积极上升的势头。借用阿兰·利比兹（AlainLipietz）所作的形象比喻，有人在自动扶梯上的位置可能比其他人更高，但所有的人都在往上升。
然而，这一美丽的架构却随着1974-1975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而遭遇了危机，这是一种真正的“调节性危机”，因为一切都被破坏，“福特主义”的一致性已被摧毁，今后再也无望得到修复。战后资本主义的活力主要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突然出现的衰退立即使其进入了危机。应通过技术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来分析这一现象。有人会用这样一种比喻来描述泰勒制的“收益递减效应”：当人们能加快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时，劳动生产率就能得到提高，但是当增长达到极限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就将是零。
固9-1说明了整个欧盟所出现的不同周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都以较大的幅度增长（每年为4%-5%），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急剧下降，之后则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每年增幅为2%，之后则进一步下降）。回过头去看，“辉煌三十年”的历史定位似乎已经显现：它只是一个间歇期。在整个20世纪，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2%，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这意味着每35年劳动生产率就将翻一番。如果每年的增速达5%，那么只要14年就可实现这一目标。换句话说，只要磨子里有粮食可磨，劳动生产率的增益就很难不以各种形式分一部分给员工。
图9-11960-2010年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这些功绩该如何解释？这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还包含着另一个问题：这些成就能不能被复制，在什么条件下能被复制？第一个答案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代表着两方面的弥补：一是弥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二是对欧洲而言是弥补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这一解释中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在转移话题，因为它意味着要对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作出解释。此外，这种弥补说显得有些机械，它忽视了福特主义积累机制自身所具备的潜能。强调福特主义的独特性及其难以复制性——即它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联系——似乎会更有收获。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再也无法建立起这种联系了——这一点与后福特主义理论家的期望恰恰相反。
在同一张图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另一条曲线，即失业率曲线。把两者放在一起可避免再给出那种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失业率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后果。然而，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显而易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意味着用更少的劳动就能生产出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就业将会减少。因此，有关劳动的终结、“经济恐怖”或不可能再回到充分就业等说法纷纷出现。而事实上，事情似乎要更加复杂，因为恰恰是在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其增长速度崩塌的时候，失业率也开始在上升。福特主义时期的特点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但此时的失业率也非常低，几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见图9-2）。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失业率虽然也会出现高低的反复，但总体上仍维持在9%左右的较高水平。然而，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缓。有关技术失业的神话是站不住脚的，否则事态应当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越低，就业机会就越多，失业率就越低。这种简单的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即工作时间。
图9-21870-2009年法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StatisticsonWorldPopulation,GDPandPerCapGDP,2008,http://gesd.free.fr/amaddi.xls;Insee;PierreVIlLIA,“Unsièclededonnéesmacréconomiques”,lnseeRésultats,n°303-304,1994,http://bil.ly/villa94。
现在，必须记住这关键的一点：福特主义的终结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突然下降所导致的。之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劳动生产率中速提高的资本主义。但是福特主义所特有的其他一些“设置”同时被彻底摧毁了。因此，福利国家的普及以及通货膨胀的运用等过去那些曾被人们交口称赞的做法突然之间成了影响再生产体制正常运转的障碍。
[1]也有人说他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疯子。参见MichaělLöwy,“HenryFord,inspirateurd’AdolfHitler”,LeMondediplomatique,avril2007,http://bit.ly/lowy7。
[2]HenryFORD,“WhyIfavorfivedays’workwithsixdays’pay”,World’sWork,octobre1926,http://gesd.free.fr/ford26.pdf.
[3]所有这些引语都援引自上一个注释中所提到的那篇对福特的专访。
背景资料：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连续出现的各个不同阶段。19世纪最后1/4的时间（1873-1896年）与“大萧条”是相对应的：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十分低迷。随后而来的是“美好时代”（Belleépoque）：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几年增长势头仍得到了保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保持。与战后重建相对应的是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并很快揭开了被称为“辉煌三十年”（1945-1975年）的序幕：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幅达到了5%，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与1974年和1975年的经济衰退相对应的正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整个新自由主义阶段——它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没有改变。
这种趋势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基本存在，只是不同国家在时间上略有差异，人们甚至可以就如何精确作出划分展开讨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角度看，“辉煌三十年”是个特例。只要做个简单的计算就可理解这一点：1950-1975年间，也就是说在1/4个世纪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也就是说与过去一个世纪（1850-1950年间）里的增幅相当。
但是，这是不是一种错觉呢？“辉煌三十年”不过是弥补了1914-1945年所积累下来的破坏，并且恢复了以前的升势——这可以用来弥补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1]这种分析似乎有些机械，因为它假定劳动生产率一定存在着可以提升的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后一定会显现出来。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时，战争——比如说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还能算是独立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外部事件？这是弗朗西斯科·洛萨（FranciscoLouçã）在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一切都是基于那种想把一部分历史从历史剧中抹掉的统计假象，那就不能夸耀自己已掌握了实际情况。”[2]
[1]C'estnotammentlathèsesoutenueparIsaacJOHSUAdansUnetrajectoireducapital,Paris,Syllepse,2006
[2]FranciscoLOUÇÄ,“ErnestMandeletlapulsationdel'histoire”,2003,http://gesd.free.fr/chic03.pdf;voiraussi,dumêmeauteur:TurbulenceinEconomics,Cheltenham,EdwardElgar,1997.
福利国家的轨迹
福利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用强制税负担率——即税赋和社会保障费用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之前，人们对它充满了溢美之词：从经济角度看，它通过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这一点人们在当前的危机中也可以看到——缓冲了经济衰退。各类福利资金的发放以及公共开支防止了经济衰退阶段需求的急剧下滑。它们还赋予了资本主义一定的社会合法性。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个需要付出的代价，即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会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它在很大程度会被税收的下降所抵消——税收总是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一定的比例（见图9-3）。1974-1975年的衰退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并导致税收负担急剧增加：社会福利负担继续加重，而税收的增速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吉斯卡尔·德斯坦说出了这句精辟的名言：“强制税超过40%，这是社会主义。”
图9-31950-2009年法国的强制税
资料来源:RobertDEIORMEetChristineANDRÉ,L’Étatetl'économie,Paris,Seuil,1983;Insee。
他并没有完全说错。强制税负担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活动将越来越多地脱离私营部门，也就是说要摆脱利润的逻辑。福利国家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运行着，这便是需求逻辑：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领域，人们都按照需求（医疗卫生和养老方面的支出）来调整收入（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比例）。因此，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合法的社会化倾向，它最终很可能会对私有制提出严重的质疑。这正是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所设想的一种情景。1949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进行的一次演讲中[1]，熊彼特认为，即使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毫无疑问地而且赞许地”接受了这种新的社会共识。他列举了以下一些内容：“稳定经济的政策；扩大收入平等的愿望；物价规制的一套应有尽有的办法；欲望领域的无限制扩张，这些欲望在现在或是最后得由公共企业予以满足，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某种邮政局原则的；当然还有一切类型的社会保障立法。”熊彼特得出结论认为，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和调节资本主义诸制度，使它适合于私人企业得以稍异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方式运行的条件”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其著作《工业社会十八讲》[2]中，雷蒙·阿隆否定了有关“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论调。但他认同了熊彼特的观点，甚至套用了他的话说，“50年前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要求在今天正统的资本主义里成了显而易见的事”。但他也很快指出了这种社会化所存在的双重局限：“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得到普及，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
在1/4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定义下的模型实现了理论化，并得到了正式认可。从此之后，资本主义成了一个经济上可控、社会上合法的制度。社会化进程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运行。在其所写的教科书《经济学》[3]中，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这样写道：“通过货币和财税政策的适当和强化使用，我们的混合经济就可以避免过度繁荣和衰退，并能逐步出现一种健康的增长。”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一位部长莱昂内尔·斯托勒吕是这样论述的：“人们经常会说，鉴于国家在反周期干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类似‘大萧条’这样的危机在今天已不太可能再发生。这些说法尽管听起来有些自夸自大，但实际上并非毫无根据。”[4]
这些倒叙很有必要，它能说明社会化进程在当时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成就，而且人们也从中看到它的好处。然而，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使一切发生了彻底逆转。人们逐渐对此提出质疑：强制税不再是一种调节工具，而是变成了影响资本主义活力的“负担”。今后必须对其加以限制，甚至要把它们下调。从图9-3中可以看到，将强制税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时——但必须维持在个较高的水平，这一目标也能够得到部分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国家仍在“负隅顽抗”，而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主要绊脚石。
[1]JosephSCHUMPETER,“Lamarcheausocialism”,annexeàCapitalisme,socialismeetdémocratie,op.cit.,http://gesd.free.fr/schump49.pdf.
[2]RaymondARON,Dix-HuitLeçonssurlasociétéindustrielle［1962］,Paris,Gallimard,“FolioEssais”.1998.
[3]PaulSAMUELSON,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67,p.360.
[4]LionelSTOLERU,L’Équilibreetlacroissanceéconomique,Paris,Dunod.1968.p.483.
通货膨胀
这种逆转在通货膨胀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到。福特主义时期通货膨胀呈现出一种爬行形态，甚至有着进一步上扬的势头。但是，人们在其中所看到更多的是它的好处。事实上，在对价格作出调整的同时，通货膨胀也能使实际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融资，也有利于减轻公共债务的利息负担。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润滑剂。从工资方面看，按照相关指数对其作相应调整得到了充分保障：福特主义时代的工资标准会根据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而作出调整。这条规则甚至被写进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资合同中，也被纳入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方式中。这一制度框架以及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物价最终成了工资调整的参照指数。
然而，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使得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彻底失控。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围绕着分配而引发冲突就已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迅速攀升。之后，差距越来越大：在劳动生产率突然下降的同时，实际工资却在继续上涨。工资的份额开始增加，从而导致利润率下滑。从那个时候起，通胀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对增长有利的因素，而是被看成一个绝对的坏东西：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从一开始就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下，一些激烈的政策相继出现，它们所使用的主要是两种杠杆。第一个是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将利率提高到了20%，这一增长很快传递到了整个金融市场。第二个是直接向工资施压——在法国这被称为“工资非指数化”。反通胀成了打破工资增长的一个借口：通胀虽然下降了，但（尤其是）工资的份额也随之下降了（见图9-4）。
图9-41960-200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工资份额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体制性危机
危机的第三个层次涉及这一制度的基础，即它自身的效率模式以及满足社会需求的模式。必须对这些略显抽象的概念加以解释。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会去满足社会需求：一切都可以用商品的形式来加以满足，而且它必须能与获取高利润率相兼容。至于它的效率性，则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基础上的，说到底就是建立在对劳动时间的经济核算这一基础之上的。
因此，满足社会需求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它只是其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需求，所生产出来的那些可能带来赢利的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种生产就没有任何作用。这是调节派的分析中最富有成效的直觉之一：生产必须与社会需求的结构相匹配。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但不只是随便任何一种需求：资本主义能对需求进行打造，使之符合自己的标准。因此必须对需求进行过滤，剌激它们的产生，并对收入分配的结构进行有效的调节。最理想的原则当然是把需求引向那些能使利润实现最大化的商品，并且尽力摆脱那些可能无利可图的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福特主义是在利润和需求之间保持一定兼容性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一种独特的结构：它比那种弥补理论更能解释战后资本主义的出色表现。但它的确只是一个间歇阶段——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宣告结束。有人回忆起当年一些人是如何千方百计地设想一个“后福特主义”或“新福特主义”时代的：一些新的需求或许能取代过去人们对汽车的需求，而一些建立在合作、多功能、高素质等基础之上的新型生产模式也可能取代泰勒制。在这种和谐的甚至有些“悦耳的”观点看来.在资本主义各种无尽的可能组合下，新的社会契约是可能达成的。然而，这种“新福特主义”最终还是未能问世。当然，许多新的消费品被发明了出来，人们也可以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但没有一种新消费品的需求能与汽车的需求相媲美。而且，即使这样的消费品真的出现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已经将建立这种调节机制所需的机制全部破坏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表明重新回到任何新型福特主义已经不再可能。
自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社会需求与有利可图的供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富裕国家，消费正在转向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领域。在南方国家，大多数需求在满足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率都低于全球市场所确定的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来说，要想缩小这一差距变得越来越困难：它试图用扩大商品的范围以及组织收入分配——使之更有利于那些与其标准相适应的消费——等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例如，它希望出现一个“全球中产阶级”，并为其创造一些有利可图的销售市场。然而，这样一个结果却会使其丧失一定的合法性，因为资本主义的繁荣程度与其驱逐无利可图之需求的能力是成正比的。这种只满足那些有利可图之需求的“拒绝生产”模式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式变得十分脆弱，其自身的效率达到了极限。
身处自己那个时代的马克思就己预见到了出现这种体制性危机的可能性：“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1]
[1]KarlMARX,Manuscritde1857-1858(Grundrisse),Paris,Éditionssociales,tome2,1980,p.193.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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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Emest,LeTroisièmeÂgeducapitalisme,Paris,ÉditionsdelaPassion,1997.
MARXKarl,“Levoldutempsd'autrui,unebasemiserable”,extraitdesManuscritsde1857-1858（Grundrisse）,Paris,Éditionssociales,tomeII,1980,pp.192-196,http://gesd.free.fr/grundx1.pdf.
ROELANDTSMarcel,Dynamiques,contradictionsetcrisesducapitalism,I:Miseenperspective,Bruxelles,Contradictions,2010.
ROSIERBernard,LesThéoriesdescriseséconomiques,Paris,LaDécouverte,“Repères”,2003,5°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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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八讲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相互竞争
·遭切割的经济模型
·危机的影响
建设一个对企业开放的欧洲这一目标，是我们在1992年之前建立起单一市场的原动力。它要求我们在开放市场、扩大选择以及减少国家干预方面采取行动。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减少和废除贸易限制。
——玛格丽特·撒切尔，《布鲁日讲话》（1988）
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历史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下滑和矛盾。欧洲饱受当前这场危机的打击，整个欧盟的构架都受到了威胁。因此，本着这样一条思路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欧洲一体化的建设进程是非线性的，它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很大改变，它受到了人为切割。
建设欧洲共同体的计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是两种必然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协调欧洲的重建并且要在当时的世界两强面前建立起独立的欧洲一极。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第一批机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一个对这两种物品的生产进行规划的机构（主要是规定产量）。当然，当时所立下的目标一开始就是雄心勃勃的。然而，当拟议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设想在1954年惨遭失败后，欧洲一体化重新回到了经济领域，并于1957年签订了《罗马条约》——该条约就强调要把市场经济当成参照原则。然而，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一种妥协的形式，即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和法国的国家干预这两者间的一种妥协。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即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都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存在一定的国家干预，公共部门占有较大的比例，社会保障系统的覆盖进一步扩展。在第一阶段真正得到实施的唯——个共同政策便是共同农业政策。在其他领域，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增长主要是相邻国家间贸易往来自发增长的结果，而不是欧洲共同体某一特别政策所推动的。当时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也没有走出不同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所进行的是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自下而上的协调统一。这方面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欧洲层面，而是对各国的逻辑思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福特主义”——进行协调的结果。这一模型所依托的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这一局面使得员工能参与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再分配，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直接购买力的增长或间接工资（医疗和退休金）的增长。员工购买力的强劲增长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得到弥补，这样利润率便可以维持在令资本满意的水平。
但这种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了危机，而且危机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大致相当。国际化进程为走出危机提供了一种出路。欧洲的大企业集团继续与其原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也把视野瞄上了比欧洲单一市场更加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当它们要与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它们在欧洲的投资越来越多——展开竞争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此时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策略——这种对立在法国变成了两位右派政治人物之间的对立。第一位是忠于戴高乐主义传统的乔治·蓬皮杜：他的计划是继续加强大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以便组建一些能与国际竞争抗衡的“全国冠军”。第二位是吉斯卡尔·德斯坦。他所代表的是最具国际化的那一部分资本的利益，所倡导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即切断大集团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支持它们的国际战略。
原本可以选择的第三条战略由此被抛在了一边。这一战略是指培育出一批欧洲“冠军”，即建成一种真正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将各国的思维逻辑加在一起”和“向世界市场全面开放”这两者之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以欧洲各大企业集团间特殊协议为基础的真正的欧洲一体化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欧洲资本并不存在，而且与其他历史经验不同，欧洲一体化建设并非源自这个正在孕育的新经济空间内所进行的资本积聚与集中。大集团所采取的战略是：在欧洲市场内展开竞争，同时又把目光对准全球市场。
时代变迁是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完成的。很快，领导人们意识到了凯恩斯复兴方法不可行，它只能导致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形，即所谓的“滞胀”——一种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的结合体。第二次全面衰退（1980-1981年间）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为各国实施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政策开辟了道路。
欧洲层面成了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大转型的一个理想工具。它能够对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进行协调，从而赋予其一种超国家的合法性。欧洲建设此时被专门用于这方面的目的。经过了工资急剧下降和放宽对金融市场监管这一时期之后，出现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签署《单一欧洲文件》。此举揭开了一个新进程，其目的是在1993年1月1日建成一个“统一大市场”。它已经包含了设立单一货币的可能性，并要求各国间依然留存的税收璧垒最终要全部消失。统一大市场计划似乎要真正彻底落实《罗马条约》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自由竞争的原则。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公共采购——公共采购能使国家的订购与国有大企业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体而言，《单一欧洲文件》为私有化浪潮提供了依据，从此私有化在各地全面展开。这一日期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建设方式的一个质变：和谐统一的道路将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在各种社会福利体制之间引进竞争。
自1986年《单一欧洲文件》这一拐点出现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变得更加连贯而清晰，其攻击的对象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国家政策与欧盟之间的衔接程度会因不同的领域而有所差异。欧盟的机构能够对各国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进行协调，并帮助这些国家确定“改革”议程。但是，欧盟的机构也可以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的形式直接干预。公共服务的“自由化”以及在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建立竞争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直到“统一大市场”建立起来之后，《罗马条约》中所蕴涵的一些自由主义潜能才真正被调动起来，具体的体现形式就是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通过编制《白皮书》（或《绿皮书》），欧盟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正式文本虽然不具约束力，但欧盟随后在众多领域通过了一系列的指令（欧盟的法律），包括邮政、电信、交通运输（空运、海运、公路和铁路）以及电力等。
这一进程不仅打着自由主义教条的旗号，而且也以欧洲的当务之急自居。时任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卡雷尔·范米尔特表示“竞争能够给服务成本施加恒定的压力，在垄断体制下，这些成本会显得十分过分。”他甚至把“传统上由成员国通过某些垄断形式在经营的一些行业（如能源、水务和电信等）”、看成是欧盟建设的“最大障碍之一”。
然而，假设的效率低下程度与人们私有化热情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以法国为例，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甚至可以说最先实行私有化的恰恰是那些高效行业（至少是不亏本的行业）。如果把企业利润作为标准，那么私有化的合法性就很容易建立。但是如果从社会效益——换言之，即从其以平等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这一角度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价格越涨越高，穷人越来越受到排斥。
除了对公共服务自由化的社会影响方面进行批评外，人们还可以再加上另一个批评，即这种自由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反欧洲的。公共服务的自由化反对建立起同质的经济空间，因而使得欧盟的结构调整政策无法实施。例如，在运输和能源领域，离开了那些公共行为体，任何基本的指导方针都无法确定。法国是一个高核化国家，而德国则计划逐步将一切核设施彻底淘汰：在没有公共干预这一杠杆的情况下，如何在这两个选项之间作出抉择，或者说如何能达成最低程度的协调？如果公路和铁路全部被私有化了，那么我们在公路和铁路之间又该如何选择？不应该把公共服务全部放开，使其在一系列领域都面临一种人为制造的竞争，而是应该使各种网络实现相互连通，并把它们置于欧洲某一监管机构的统一监管之下。欧盟已经有了统一的市场，也有了统一的货币。欧盟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统一的“能源”局、统一的“邮局”、统一的铁路网络等呢？这将是对欧洲统一的另一种雄心勃勃的、协调一致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设计：它将彻底改变当前条约中一些禁止提供相互援助的条款，因为“援助一个企业或一种商品的生产会扭曲或可能扭曲竞争”。
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相互竞争
欧盟新成员的加入使这一问题开始暴露，这个问题也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在各成员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工资待遇水平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来组织这一经济共同区域？对于这个有关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存在着两种回应方法：竞争或协调统一。协调统一的经济模式需要那些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国家弥补差距，而这势必会对工资产生连带作用。最初的差距会被缩小，并且会出现一切上扬的趋势。相关国家并不会把目光只放在那些工资成本拥有优势的行业上，而是会进行“产业升级”，专业化分工往往也会趋于一致。
但这一进程并不会自动实现：它首先要求相关国家拥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以应对价格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追赶速度的局面，同时它们在实现趋同的过程中必须得到欧盟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然后，必须建立起一个与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应的工资增长标准——工资增长通常是通过社会斗争取得的。这在一些地中海沿岸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欧盟后变得更加典型。
竞争的逻辑在阻碍着这一方案的落实。首先，它通过对欧盟预算的限制彻底终结了此类转移支付资金，也不同意开辟新的资金源或通过欧洲央行来借贷。其次，它把稳定物价当成了一个绝对首要的任务，将调整的可能性藏小到了最低程度。事实上，那些新加入的国家都不得不遵守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即使它们的货币并没有加入欧元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由主义所作的选择反对欧盟在工资方面设立任何标准，而且资本流动绝对自由的原则使工资面临着巨大的下调压力。
第二个方案的后果与协调统一是完全相悖的：由于竞争压力，员工将无法再参与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再分配，导致社会退步的专业化分工将重新出现。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格局对员工是不利的：他们的待遇将与自己工作所在地的“收入排行”无关，因为全面竞争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压力对富裕国家还是对相对落后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工资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则导致了工资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社会保障体系自身也面临着竞争。财富分配不均将会拖累经济和就业的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将会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新铺开。
遭切割的经济模型
欧洲自由主义模式是基于以下三联单建立起来的：统一货币、稳定公约和欧盟预算。在经历了曾给增长和就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模式似乎修成了正果：1997-2001年间，欧盟成员国新增了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显然证明了将马斯特里赫特模式下的欧元与更有利于就业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相互结合是可行的。然而，经济形势的突变很快打消了人们这方面的幻想。事实上，在这种幻想被现实彻底否定之前，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上述的成功并非是因为严格地运用了新自由主义所开出的药方，而是由于货币、金融和预算等方面的一些约束被放宽所导致的。这一好转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过去的那些有利因素出现了逆转：美元开始下跌，工资和预算的紧缩逐渐盛行。欧盟委员会称之为“意外的放缓”，而实际上经济形势的反转是欧盟自身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而且这也体现了这一模式内部的矛盾。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一分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普罗迪就称《稳定公约》十分“愚蠢”。《稳定公约》是在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情况下通过的，但它未能抵御第一场风暴的袭击。如今，使公约变得“愚蠢”的原因已经十分清楚：即使是在宏观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公约也要求各成员国在预算再平衡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而实际上这个时候要求预算能发挥出支撑需求的作用。欧盟委员会此后在确定预算目标时抛开了那些经济景气方面的因素，将重点放在了固守教条上，而不是设法改变公约的深层逻辑。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根据经济景气作出调整的范畴。虽然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目的是为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奠定基础，但是人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看到的情况却刚好相反，此时出现一种日益增大的双重差距。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速要远远高于欧洲（超过1个百分点），而双方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相差无几。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也出现了第二种分化。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间，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为2%。而“法郎-马克区”（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这一水平，其他国家（西班牙、英国、爱尔兰、瑞典和芬兰）的增长率则接近美国。
这种差异与这些国家经济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有关：这些经济对竞争-价格的敏感度是大还是小；对捕捉全球需求的能力是大还是小；吸引资本的能力是大还是小。这些不同的定位最终并不会界定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是会根据以下两个标准进一步强化分离倾向：一是出口对于汇率变动的敏感度；二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接受程度。
欧洲建设的方式，尤其是单一货币的设计非但没有导致这些分化因素减弱，反而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单一货币并不一定要求因此而成立的货币区存在着绝对的同质性，但它要求预算能保证负担的平衡和转移支付，从而使那些经济表现参差不齐的区域能在同一整体内并存。然而，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构想都想最大限度地削减欧盟预算。其次，还必须拥有汇率政策，而这方面恰恰是欧洲建设的黑洞之所在。自欧元问世以来，它与美元之间的比价出现了大幅波动。一开始时，欧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之后又出现了差不多相同幅度的上涨。然而，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通过出口的变化对欧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1997-2001年间，欧盟的出口大大受益于美元的上涨，而此后美元的下跌又使欧盟的出口遭受重创。
欧洲每个成员国对这种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其开放的程度及其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美元汇率的波动起到了杠杆的作用，它使各国的运行轨迹更加分化。出于一些基本教义上的原因，欧洲层面一直没有真正的汇率政策，这就使得这一现象的作用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欧元无助于增强整个欧洲的凝聚力，那么要它还有何用？其真正的功能是作为一种推广工资压缩的杠杆，并把这种压缩也扩展至间接工资（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公共服务等）。因此，实际存在的欧元并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只不过是经济警察的一个工具而已。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指令相比，欧盟在汇率和利率方面缺乏连贯的政策以及独立自主的立场，因此工资成了唯一可调节的变量。
问题是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拖了欧洲经济增长的后腿：与工资压制相对应的是国内需求的疲软。如果冻结工资只是为了带来更多的财政收益，那么这样的做法将是十分完美的。但是，欧洲并非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缺乏活力的组合留下了两个巨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产业的专业化问题。虽然说“产业政策”在欧盟层面是个禁忌的话题，但经济政策的选择会对专业化的方式产生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联盟同样没有作出选择，而是公开给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它想使劳动市场变得更加灵活，以获得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它又在大谈特谈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等。欧盟很可能会全线失利，并受到美国（它已经重新获得了技术领先的优势）和那些真正低工资的新兴国家的双面夹击——即使是在最疯狂的梦里，欧盟也无法与那些低工资国家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自由主义把欧洲这一层组当成利用对象，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计划。例如，与19世纪的德国模式不同，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通过加法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欧洲国家早已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工融入了世界市场。国际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的，单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此后的单一货币的出现并不能被视为是这一运动的先决条件。因此，欧盟的基础与各大集团的全球战略思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单一市场并不是主要的销售市场之所在，而只是更远大目标的一个后方基地。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极度开放的市场来设计的，因为欧洲的大集团所直接瞄准的正是全球市场。从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相关就业政策——的从属性。
危机的影响
这场危机使欧洲模式中一些固有的不协调的东西大白于天下。它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那些能克服这些问题的机制，尽管这些机制目前看起来是难以持续的。欧元区曾经在两条路径之间左右为难：一方是十年来一直冻结工资、经济活力主要依靠出口的德国；另一方则是增长主要依靠举债和房地产暴涨的“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欧元造就了同时也掩盖这种“欧元区分歧”，因为它支撑着一些若没有共同货币就无法承受的贸易赤字。
面对危机，欧元最初发挥了盾牌作用，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货币危机。大量注入流动性似乎是当时紧迫形势下的一个协调有序的应对举动，一些经济剌激计划开始实施。然而，随着针对那些脆弱国家主权债务的投机活动的兴起，欧洲的危机出现了反弹，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不完备性开始暴露。没有任何现成的办法会告诉我们应如何协调应对这一局面。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欧洲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欧元区部分或全部破裂的可能性不排除。最近达成的欧元区协议等于是把社会福利领域一种可怕的倒退用立宪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并把它作为那些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国家整顿公共财政的手段。而且法德轴心在以下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欧洲一体化进程不能朝着债务互助方向迈进。
说到底，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破坏欧洲社会模式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扫清一切可能影响其在全球市场展开全面竞争的羁绊。危机的出现干扰了这一方向，然而它并没有被用来为欧洲一体化建设奠定新基础，反而被用以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欧洲资本主义的“解放”计划。伴随着近来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一大堆私人债务——它们或多或少是“有毒的”——如今都已被转换成了公共债务。现在轮到民众来为这些债务埋单了，有关危机的账单已经展示在他们的面前。
参考文献
ATTAC,LePiègedeladettepublique,Paris,LesLiensquilibèrent,2011.
MANIFESTEDESÉCONOMISTESATTERRÉS,CriseetdettesenEurope,Paris,LesLiensquilibèren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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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
·交叉重叠日益加深
·中美轴心
·新的世界图谱
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74）
（KarlMARX.LeCapital,livreIII,chapitre20,1894.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372页。）
“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动摇全球经济格局。人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回力镖效应”：一些最初被设计成廉价劳动力仓库的国家出口出现了强劲增长，占领了发达国家市场，“产业链得到了升级”——换句话说，它们开始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
最近的危机凸显、强化了这些趋势：新兴国家虽然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影响（与那种认为能“保持超脱”的想法相反），但它们恢复得更快，而先进国家难以通过出口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低增长。[1]这一全方位的压力测试证实了新兴国家的崛起，而这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1990-2005年间，“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而同期先进国家的增长率仅为2.3%。在危机爆发前的15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双重的运动：在北方，美国拉大了与欧洲和日本的差距；在南方，新兴国家重拾了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经济相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是，为了对这种重新洗牌进行分析，将其纳入历史的视角，就应当将国家分成三大类，而不是两大类：
——先进国家，即人们所说的所谓“三剑客”欧洲、美国和日本；
——新兴国家[2]，这里所指的“金砖四国”集团；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大致相当于除新兴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
诚然，这些国家类别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比如，日本并不总是属于“先进”行列，但是这些历史研究作品——尤其是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成果——在发展大趋势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十分肯定的。1700年，那些日后的“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今天的先进国家只占其中的1/4，世界其他地区的份额也是1/4（见图7-1）。1820年，“新兴”国家的份额略有增加，世界其他地区的份额有所下降。这一日期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腾飞的起点。
图7-1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分布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L'Économiechinoise:uneperspectivehistorique,Paris,OCDE,2007。
19世纪末，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00年，先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半个世纪后，这种变化趋势得到了确认。到了1952年，在先进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夹缝中生存的“新兴”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8%。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8年，在此期间世界其他地区略有赶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局势出现了明确的逆转：新兴国家稳步增长，而先进国家的份额在下降。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所做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这一结构将呈现如下形态：1/3属先进国家（34%），1/3强属新兴国家（37%），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份额略低于1/3（29%）。中国显然是这一再平衡过程中的驱动因素：新兴国家和先进国家将逐渐重拾它们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分量，地位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与此同时，人们不能用一种绝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判断，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的因素。1700年，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相当，但是在考虑彼此的人口因素后，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要比中国高70%。今天，这些差距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粗略来算，我们可以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可被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先进国家和其他国家各占一半。但是，前者掌握在只占全球总人口1/7的人手里。新兴国家要想拥有与其人口比例相当的全球产值份额，这一目标离我们还很遥远。
[1]VoirMichelHUSSON,“Lacriseetlegrandbasculementdumonde”,noten°12,juillet2010,http://hussonet.free.fr/fmi3ind.pdf.
[2]“新兴”国家的划定方式有些武断。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方式，这一集团包括以下国家：南非、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主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委内瑞拉。
交叉重量日益加深
按照国家来划分固然方便，但它忽视了当代全球化当中的真正新东西。几年前，一些分析还能用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并提醒人们注意全球经济的开放期和收缩期会交替出现，但它们忽视了独特和基本的特征：生产的全球化。
这种差异很容易理解。就国际贸易而言，一件商品在A国生产，之后出口到B国。当然，此时有投资流从北方国家进入南方国家，因此在A国从事生产的资金很可能就来自B国。然而，随着生产的全球化，生产和交换的网络会变得更复杂：一件商品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完成组装，而其所使用的元器件则来自其他国家，之后这件商品又会被销售到另外一些国家。在此只举一个例子，苹果公司的iPod的元器件分别产自日本、韩国和美国，而其组装则在中国完成，最后再出口到美国，尔后是世界其他地区。
具体地说，今后商品都是跨越几个国家才生产出来的，这种现象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贸易量的增加。不仅是市场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生产的地点也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布局和重组。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被分散在了几个国家，人们称这一现象为“生产过程的国际分解”或“全球价值链”。
全球化必然导致国际贸易的增长快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90-2008年间，贸易总量平均每年增长5.9%，而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幅仅为2.5%。贸易增长所涉及的主要是中间产品。这是一些生产终端消费品和投资品所必需的成分（投入物）：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如汽车发动机）等，而且还包括科研活动。现在，这些中间产品的贸易量占到了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
跨国公司是这一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它们所实现的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2/3，其中一半是企业内部的贸易，即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据统计，2007年，全球共拥有跨国公司7.9万家[1]，境外子公司达80万家：它们在世界各地所雇用的员工达8200万，产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右。这些集团内部的贸易往来并不遵循市场逻辑，而是按照“转让定价”的方式进行——它们当中大部分是为了将利润转移到那些征税较少的地方。
跨国公司会根据不同生产地的相对优势来确定不同的生产环节。其中所考虑的标准有很多：人力成本是理所当然要考虑的，但还包括劳动者的素质、有没有可利用的资源、基础设施的质量、是否靠近市场等等。按照这些标准所展开的重组进程几乎永不停歇。企业外迁是其中最激烈、最显眼的形式，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说，企业外迁实际上是用另一个国家所生产出来的同样产品采取代原本在本国生产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是由子公司生产的，也可以是由外国的代加工企业生产的。新的国际分工的深化主要是通过“非外迁”来实现的，即企业依靠自己在国外的子公司或外国的代加工企业来满足一种新的需求。如果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生产活动，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不存在企业外迁之说。它所呈现的也可能是为了扩大产能而进行的投资这样一种形式，但这种投资是在国外，而不是在原籍国。不过，这一投资决策的性质会因为新产品销售目的地的不同而不同。接近市场可成为在本地生产的论据，而企业外迁则不能用这一理由来辩解，因为它是指把过去在原产国生产和销售的东西放到外国去生产。
因此，生产的全球化是由国际投资所带动的。2007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总流量为2.1万亿美元，相当于1990年的10倍，[2]但这些资金流动对于经济景气高度敏感，因此2009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外国直接投资跌到了1.1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就相当于生产领域的投资。这些投资绝大多数（85%）来自发达国家，尽管新兴国家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在稳步增长——这一点从投资净流入的逆转（由南方国家进入到北方国家）以及区域一体化，尤其是亚洲地区一体化增强等方面得到体现。但是，外国直接投资主要还是流入了发达国家。2006年，北方国家内部的相互投资额约占全球总额的55%。这些资本流动在欧洲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过去10年间（2000-2009年），欧洲流出的直接投资平均约占投资总量的23%，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9%。如果把流入量也考虑在内，人们则可以发现这两个地区的资本都是输出的，但是净流量与国内投资相比的比例极低：欧洲为4%，美国为1%。
有许多方法来衡量这一领域的全球化，包括资金的流动或者通过企业外迁或国际代加工来计算生产的流量。在所有可能用来衡量的指标中，海外总资产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这一指标能对这种形式的全球化作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历史分期（见图7-2）：到20世纪初之前该指标一直增长缓慢，到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出现收缩，而“辉煌三十年”期间重拾升势，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则呈现几何组增长。它与过去时期相比出现了十分明显的突破：全球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图7-2海外总资产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资料来源：ShimshonBICHLERetJonathanNITZAN,“Imperialismandfinancialism.Astoryofanexus”,septembre2010,http://bnarchives.yorku.ca/294/。
[1]CNUCE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8,http://tinyurl.com/cnu2008.
[2]CNUCED,WorldInvestmentReport,2010,http://tinyurl.com/CNUC2010.
中美轴心
新自由主义眼看着美国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增长模式。[1]这种模式是在消费增长快于家庭收入增长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危机爆发时，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必须把收入的100%全部用于消费。国内需求在拉动着经济增长，但从结构上看需求的增长要快于国家的生产：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挺而走险行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2]然而，这种有缺陷的模式得以长时间存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财政幻觉。股票或不动产等家庭财产的激增使人们产生了财富会不断增长的幻觉。他们不再根据目前的收入来消费，而是根据自己资产的增值预期（虚拟财产）来消费：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
——债务普及化。举债消费现象已经涉及了美国所有类型的家庭。20%的最贫困家庭债务增加的速度尤其迅速（2000-2007年间增加了90%）：这是整个机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次级贷款的天然对象。但是从信贷总量来看，2000-2007年间所出现的增幅中，有一半是20%最富有美国家庭所贡献的。[3]
——负债式增长。与这种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贸易赤字的不断增长——这种赤字可以用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资金所弥补。
尽管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参与其中，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全球化的格局是由美国和中国这一轴心所打造的，一些人把此称为“中美国”（Chinamerica）或“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事实上，中国的增长模式与美国的增长模式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在危机爆发前，人们甚至称中国和美国是一对情侣：这两个国家被看成一个整体，彼此有了相对的和谐，尽管因人民币汇率而引发的冲突会经常出现。简而言之，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来积累美元，尔后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国债，从而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支撑。这一模式支撑了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每个国家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尤其是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是由投资到中国的美国资本所生产出来的，而大量的廉价进口对美国的劳动力价值也产生了影响。
[1]MichelHUSSON,“États-Unis:lafind'unmodèle”,art.cit
[2]有一位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早在十年前就列出了七个不可持续的进程。参见WynneGODLEY,“Sevenunsustainableprocesses”,TheLevyEconomicsInstitute,1999,http://gesd.free.fr/godley99.pdf。
[3]MCKINSEYGLOBALINSTITUTE,“WillUSconsumerdebtreductioncrippletherecovery?”,mars2009,http://gesd.free.fr/cripplec.pdf.
新的世界图谱
这一质变使人们抛弃了这样一种传统表述，即把全球经济看成是各国经济简单的并列物。今后，必须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1]——这种结构与传统的国家图谱将越来越脱节——这一概念。20世纪早期，人们还可以用这种解读框架来分析国际关系：国家、首都、政府以及货币等。今天，这一公式已经部分——但不是全部——失去了严密性。
[1]Charles-AlbertMICHALET,“Commentlaglobalisationobligeàremettreencausecertainsconceptséconomiques”,L’Économiepolitique,n°36,2007,http://gesd.free.fr/michaep.pdf.
这种干扰的经济基础是全球化。从一个资本家能够把自己在任何一个国家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其他国家的那一刻起，对劳动的剥削和销售市场之间的联系便会变得松弛。在大多数新兴国家，雇员并没有能力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这种情况（从长远来看）将是有问题的，但出口优先的做法使这一潜在的矛盾得以克服。
这种全球化的交叉重叠为各类大集团提供了走出去的大门，使它们获得了比其船籍港所在地的国内市场要广阔得多的市场。以法国为例，各大集团的营业额大致来自以下三个市场，份额大致各占1/3：法国、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1]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脱节还可以用来衡量那些国际大集团与其他企业在赢利能力上的差异。在法国，CAC40上市公司的利润在2000-2006年间翻了一番，而所有法国公司同期的利润只增加了20%。换言之，资本的活力会根据其与国际市场对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拥有替代市场之后，这个国家国内市场的低增长对于该国企业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资本这种独立于其所在地的倾向对当地社会模式有着侵蚀作用，这种情形在欧洲尤为明显。当一个特定国家的雇员消费成为企业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会在国家的边界之内发生，因而很可能会导致相对的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福特主义”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国家安排，它将很难抵御生产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后果就是把企业的经营地和销售地作了分离。换句话说，在不支付足额工资的情况下也可以确保销售渠道的活力，只要能在国外市场上找到销售渠道。在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的情况下，竞争力的说法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原本用来保障销售市场以及缓和经济波动的社会模式正在变成一种束缚、一种要想更好地征服全球市场就必须卸下的“负担”。2011年，法国议会一个委员会就“法国的经济竞争力以及社会保障的融资”提出质询：这一表述法如何能让人不产生“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这样一种想法？
这一结论也导致了独立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国家是保障社会进步的唯一合适框架，可以被视为是“未被全球化所扭曲的”阶级斗争的产物。面对那些由本质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欧洲机构所强加的约束，退出欧元区或许能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这一说法显然是想把欧洲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全球化，归咎于企业的外迁以及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失业率的上升和工资受到压缩是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向自由主义的转向以及伴随它而出现的工资冻结，实际上与全球化的关系不大。只是到了后来，它作为一种额外的因素才开始发挥作用，与它同时出现的则是欧洲一体化建设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方向。这两个内外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对它们作出一个量化的区分。如果非得认为失业首先是全球化所造成的，那就会使相关分析偏离方向，而且也低估了内部力量关系的重要性。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反例：1997-2001年间，法国在新增就业方面创下了一个新纪录（190万人）。这一现象既无法用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来作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用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来加以解释。但它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的退却或过去外迁工作岗位的“回迁”来解释。经济景气也不能全部解释这一就业人数的增加——它与劳动时间的减少又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就业形势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2]
这种新的全球化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要想它得以出现，必须首先废除一些可能影响资本国际化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把一定程度的调节式保护主义与对引进的外资进行控制相结合。当这种所谓的替代进口模式开始力不从心之际，在1979年时又遭到了因为利率单边上涨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的打击。于是，一些结构调整计划被强加给了相关国家：这些结构调整计划无一例外地要求取消那些针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并将生产机器的方向重新定位于出口（必须得有美元来支付债务利息）。
所有这一切或许并不是有预谋的，并且要注意别把资本主义当成是现代版的马基雅维利。然而，这些全球化的条件是强加给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一过程与各国政府是有默契的。接下来的步骤是通过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来将这种没有规则的现状制度化：该组织的第一个条款，也是独有的一个条款是资本拥有自由流动的绝对权利。此类机构并不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参谋部，或者说是一个世界政府。它是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对相关规则作出定义并把它们强制推行（这一回是没有规则这样一个规则）的一个场所。因此，资本的自由是通过政治构建起来的。就像资本主义历史上所发生过的那样，是国家或其代理机构在直接地、有意识地制定和打造着资本主义的运行框架。
生产性资本自由流动的主要后果是使世界各地的雇员处在了一种直接竞争的状态之下。这种竞争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在低工资劳动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会排挤掉那些生产成本更高的商品，从而威胁到那些被宣布为没有竞争力的员工或农民的就业。在那些旨在调节地区间竞争力差距的“闸门”被拆除之后，这种压力会变得更加强大。
廉价商品的进口通常被看作是一个有利于全球化的证据，因为它们也会给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带来好处。然而，这种理论上所说的“消费者的盈余”在实际中很可能是一个圈套，它所起的完全是一种反作用。市场上廉价的商品越多，工资上涨的空间就更有可能被压缩，从而形成了一个低工资的就业阶层。
有人会说，全球化为新兴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这毕竟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会对这些国家的传统农业或者小工业产生侵蚀作用，使这些行业受到那些不受进口控制、极具竞争力甚至能享受巨额补贴的进口商品的剧烈冲击。此外，低工资的比较优势还必须不断地得到复制，否则那些投资者或买家会转向那些更加出类拔萃的地方。
因此，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全球化的赢家，它并不会按照各个国家间的边境线来进行新的划分，而是会在国家内部作出分割：把不同行业划分成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行业和被排斥在外的行业。这种逻辑具有普遍性：最富裕的国家不稳定和贫困现象的增加说到底也是服从于面向竞争这一原则。随着中国、印度和原苏联集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杠杆变得更加强大，并导致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劳动力数量翻了一番。
因此，现实中的全球化带来了一种与帝国主义的传统形式完全不同的新东西。大约在一百年前，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3]今天，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大量进口资本的国家：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增长所依靠的正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对其巨额外贸逆差的支撑。其他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贡献存在着下降的趋势，这种资金支持将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这种大逆转使得一些有关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4]这些经典理论所依据的都是统治与被统治这种不对称的关系。“北方”国家的繁荣是以牺牲“南方”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会阻碍“南方”国家的发展。而今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一些国家集团——即新兴国家——打破了这种被统治的局面。全球化打破了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这种划分方法，并用一个新的“三类型”将其取而代之：富裕国家、新兴国家以及贫穷国家。
最近的经济形势印证了这种逆转的趋势。2011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都调高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复苏主要是由新兴国家的出口带动起来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资本主义的活力所依靠的正是过去那些被称为“边缘国家”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位于“中心”的气喘吁吁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或许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新兴国家把经济增长的支撑更多地放在国内生产的需求上，它们的发动机作用就将趋于枯竭。但是，这种转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会伴随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衡和紧张局势。全球化不会使资本主义在国际层面呈现出一个稳定的格局。
[1]RenaudDUTERTREetYannGUY,“LestraitsstylisésdesgrandesentreprisescotéesenFranceàl’èreducapitalismefinancier”,LaRevuedel’lres,n°62,2009,http://gesd.free.fr/rdt2010.pdf.
[2]MichelHUSSON,“Protectionnismeetaltermondialisme”,février2009,http://hussonet.free.fr/protec9.pdf.
[3]VladimirI.LÉNINE,L'lmpérialisme,stadesuprêmeducapitalisme,1916,http://gesd.free.fr/stadesup.pdf.中译本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1页。
[4]参见MichelHUSSON,“Impérialisme:unebrèvehistoiredestheories”,1994,http://hussonet.free.fr/rouage4.pdf。
参考文献
HARVEYDavid,LeNouvelImpérialisme,Paris,LesPrairiesordinaires,2010.
STIGUTZJoseph,LaGrandeDésillusion,Paris,LeLivredePoche,2003.
感谢志留录入及校对 |
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
·排气工厂
·环境税能做些什么？
·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
·有限的增长
·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
如果有人认为在有限的世界里能始终保持几何级数增长，那他不是疯子就是经济学家。
——肯尼思·博尔丁，1966
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依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才得以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煤、没有电、没有石油，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彪炳资本主义历史的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与新能源的发现和使用是一致的。
排气工厂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长密切相关。图6-1说明了这两者之间惊人的关系。1850-2007年间，劳动生产率（在这里是用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增长了9.5倍。在此期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155倍，由5400万吨增加到了83.65亿吨。如果把这两种变化趋势加以对比，人们就会发现那些劳动生产率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
图6-1全球劳动生产率与二氧化碳排放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http://tinyurl.com/amaddiv;CDIAC(CarbonDioxideInformationAnalysisCenter),http://tinyurl.com/cdiac06;NOAA(NationalOceanic&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http://tinyurl.com/noastat/。
1850~1950年间，全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7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辉煌三十年”（1950~1973年）期间，正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时期，平均每年为2.9%，之后福特主义危机导致了劳动生产率明显放缓。然而，过去十年间，在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下，全球劳动生产率再抬升势，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出现了增加的趋势（见表6-1）。
表6-1全球劳动生产率与二氧化碳排放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平均增长率(%)平均增长率(%)
1850-1950年13.5
1950-1973年2.94.6
1973-1999年1.41.4
1999-2007年32.9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http://tinyurl.com/amaddiv;CDIAC(CarbonDioxideInformationAnalysisCenter),http://tinyurl.com/cdiac06;NOAA(NationalOceanic&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http://tinyurl.com/noastat/。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也有类似的联系，但劳动生产率是体现资本主义的成就的最好指标。不管怎样，结果是十分明确的：资本主义的成就是以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为代价而取得的，因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种联系能否被打破。资本主义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即商品化的解决方法——来达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所制定的减排目标吗？换言之，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
二氧化碳排放是市场不完善的一个很好例证。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人们可以免费污染一样，因为生产的外部影响并不是经济核算所考虑的内容。那些所谓商品化的解决方法只是对这些影响进行“内部消化”而已，它又是在对那些原本无价的东西确定一个价格。在这一标签下，人们可以把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合二为一，因为它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试图通过释放价格信号来改变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把它们引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
这种选择一开始就排除了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规定一个不能超越的排放总量目标，所有的生产和能源支出都应围绕着这一目标作出调整。但这只是一种规划，而规划的形式是资本主义从来不会服从的。排放许可证交易有时被认为是此类规划的一个替代品，它能根据不同行业在减排方面的不同难度来合理地分配减排目标。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尤其是在排放许可证体制下存在着“碳泄漏”的可能性，即污染的生产向南方国家转移。
环境税能做些什么？
有没有一种方案能用那些商品化的工具——也就是说在那些仍按自己的标准运行的资本主义的价格体系指导之下——来实现减排方面的参考目标（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确定的目标）？从抽象的角度看，这是可行的。它将主要依据以下一些机制：
①设立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制，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两者是相同的），这相当于提高了能源的相对价格；
②通过提高能源成本，环境税的设立等于是让那些更节能的，或者说采用新能源的生产方式得到更大的利润空间，因而会鼓励企业去采取这些生产方式；
③新的生产流程可能需要额外的固定资本投入，而这些投入可以全部或部分由税收收入来承担；
④提高之后的生产成本可以用减税或社会保险费的减少等方式来部分弥补。
这一模式既没有打破主流经济理论最基本的乐观主义，也没有打破它的方法论。只需在劳动和资本所组成的生产函数中，引入能源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这其中所隐含的假设是：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必须存在着足够的可替代性。换句话说，通过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成本——在这里是指能源价格的上升，人们就可以鼓励企业去使用更加高效节能的生产手段组合。
这一方案只有在三种条件下能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兼容。首先，这种“绿色资本主义”不能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其次，这一新进程必须能确定一种协调的积累机制：销售市场、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竞争的组织等。最后，第三个问题的横跨度更大，它所涉及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向假定的绿色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在第一点上，一种能维持原先利润率的“绿色”积累机制是可能出现的，其前提是能源强度的降低能给投资带来足够的效益。我们不妨假设这一收益能确保赢利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能源的节约最终能抵消相关的投资成本。
但是，这其中有关过渡的问题仍会出现。必须对两个阶段作出区分：第一个阶段是环境税开征阶段；第二个阶段才是补偿效应开始显现，从而能将利润率保持在足够高水平的阶段。在初始阶段，利润率只能以降低工资、减少企业的社会保险费或其他税款的方式来加以维持，因为新生产技术的引进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由于这种下降未来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因此这就降低了税收的激励效应。如果税收是按每个企业来分别估算的，也就是说按照其在能源领域的支出的比例来核算的，那么它的激励效应就等于零。如果补偿是从全球范围内来计算的，那么各行业利润率的结构就会因此而改变：高能耗行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而那些低能耗行业的利润率将得以维持甚至会有所增加。激励效应虽然不会消失，但会大打折扣。正因为如此，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环境税会有那么多困难：免税制的全面推广使得这一举措无法推行。
因此，环境税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对自身赢利能力的约束这对矛盾是难以克服的。只有通过环境税使那些能源密集型企业的赢利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它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国家——它是环境税的受益者——应当把那些通过环境税所征收到的资金专门用于绿色项目的投资。但是，利润率的扭曲必然会与资本主义的“自然”运行相违背。
此外，也不要忘了资本主义是在“众多资本”相互竞争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应当考虑建立起某种激励机制，以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压制另一些行业，从而激发起整体的活力。绿色资本所投资的那些生产行业将成为新活力的引擎，它们拥有较高的利润率，并依靠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的拉动。但是，这种描述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因为它忘记了价值规律，即“一些行业的高利润率将会被其他行业的低利润率所抵消”这样一条原则。由此得出的将是一个失衡的再生产模式：生产绿色产品的行业的增长速度将比其他经济行业更快，消费品生产行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多地流入此类行业中。这样一种模式是不稳定的，因而必须通过相对降低劳动成本来加以解决：在这里，人们再次发现收入分配成了一个可调节的变量。
其中的出路或许是加快绿色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步伐。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不是发放给雇员，而是通过相对价格机制分配给不同的行业。很难想象，在继续使用“肮脏”技术的情况下，未来所节约的直接劳动会超过目前的水平。人们所得出的很可能是一个与此相反的结论。
这一向绿色资本主义过渡的假设意味着双重转变：一是商品性质的转变——这一回将有额外的成本被纳入进来；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清楚被纳入新消费晶和投资中的劳动量如何能比过去下降得更快。一般情况下，越是“干净”的产品，其价格就越高，它所体现的是更多的劳动支出。虽然说随着新技术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差异会逐渐缩小，但是很难想象“活”劳动的节余速度如何能快到足以弥补纳入新技术中的“死”劳动的开支。
在那些一开始就认为环境目标和竞争原则不可兼容的众多著作中，一些学者清楚地揭示出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所可能出现的矛盾。尤其是当“那些生产最高效的企业也是污染最严重的企业”时，这种冲突更加明显。[1]那些商品化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会导致负面影响：“如果一家高效企业的污染比其竞争对手更严重，那么实行排放税很可能会导致另一家低效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高效企业的产量会因为排放税而下降，而低效企业的产量会提高”。这项研究还显示，相反，“那种只涉及污染者投资选择的操作标准……反而在竞争方面具有中立的特性”。这等于是承认数量管理（操作标准）比成本管理（环境税）具有更高的合理性。这个结果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理论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商品化的解决方案（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交易）使得资源从环境的角度得到优化配置：然而，它们服从于竞争法则的事实却表明，一些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所特有的不利影响会削弱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交易所带来的新标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否则就会出现“碳泄漏”，即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会搬迁到那些环保要求不严苛的国家。而且这种情况已经随着全球化而发生过：富裕国家能源排放之所以会减少，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消费品生产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刚刚为法国做了统计[2]：2005年，法国本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亿吨多一点。但是，如果把进口和出口也计算在内，那么法国国内的最终需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接近5.5亿吨。相反，同一类型的计算还表明，中国2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由其净出口所导致的。[3]
人们可以为这些矛盾设想出一条局部性的出路，即增加新兴国家的市场消化能力。这一循环将以如下的方式来完成：先进国家把绿色技术卖给新兴国家，并且低价从这些国家购买用这些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且购买数量会逐渐增加。但是这需要在全球层面建立起一个调节机构。上述所有问题，尤其是与竞争相关的问题，都要求在全球层面展开。此外，能源成本的上升将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并减缓贸易增长的速度——贸易的增长导致成本的下降。在这里，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减少能源支出这一目标之间的矛盾。
获得潜在的高利润率只是建立一种协调的积累机制的必要条件，但光靠它是不够的。需求结构也必须与之相适应。于是再生产这个问题至此再度出现：绿色产品如何能销售出去？利润是必须得到实现的，也就是说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能卖得出去。与新的扩张阶段有关的“生产指令”也必须考虑到销路这个问题。
在这一点上，“绿色资本主义”只会带来更多的困难。从需求方面看，如果想通过工资的调整来保持利润率，那么薪资方面的需求就会受到压缩。从供给方面看，它的成分将会发生变化——至少暂时是如此：那些“绿色”生产资料行业将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因为其他部门的“绿色”投资使这些生产资料很容易找到销路。这一模式——投资品的生产能自动增长——的可行性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在这里将面临固定资本的增长影响到赢利能力这样的风险。
此外，绿色商品的价格将出现上涨趋势——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并会因此而降低工资需求的消化能力。它还会将人们的需求更多地转向那些低能耗的服务，但此类服务的劳动生产率会更低，因而利润也更少。更严重的是，降低能源支出的逻辑还会导致人们去制造出更多“经久耐用”的物品，从而使资本流动的速度放缓。但这与支撑利润率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在今天，想提高利润率就必须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
[1]MaiaDAVID,“Politiqueenvironnementaleetpolitiquedelaconcurrence”,ÉconomieetPrévision,n°178-179,2007,http://gesd.free.fr/a125138.pdf
[2]FabriceLENGLART,ChristopheLESIEURetJean-LouisPASQUIER,“LesémissionsdeCO2ducircuitéconomiqueenFrance”,Insee,2010,http://gesd.free.fr/ecofra10e.pdf.
[3]WangWATSON,“WhoownsChina’scarbonemissions?”,BriefingNote,n°23,TyndallCentreforClimateChangeResearch,2007,http://gesd.free.fr/wangwats.pdf.
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
自由主义的路径从根本上说属于乐观主义。例如，它认为化石燃料的枯竭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威胁。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最终它会使那些以目前的价格来看还不能赢利的油气储藏变得有利可图——或者会使一些新能源变得有利可图。假设这一乐观的设想是可行的，那么它就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供应的问题；但在解决额外的成本及其对利润率的侵蚀等问题上，它丝毫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所依据的是新古典主义在生产方式上所下的一个赌注，人们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赌注”。它假设了这样一种存在性定理，即在一种给定的价格体系下，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不会增加总体生产成本的生产方法。然而，那种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节能标准下，与资本要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的想法是毫无道理的。谁也不能保证在节约能源方面所省下来的钱能弥补为实现这一节能目标所需的额外投入。我们可以假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新型“绿色”设备的价格下降，但我们不能说相关的下降幅度将足以弥补额外的成本开支。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变量很可能会再次从工资这里去找。
假设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来定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它能与其他地方制定的节能目标相适应。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前进过程中一定会在考虑边际利润，在面对各种激励时用探索和经验主义方式来加以应对，总之是摸索着进行。其终点将是那些能使利润率得以保持的新技术得到全面推广，但这一终点并不一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看，人们只能是逐渐接近它。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手段和目的被颠倒了。遵守资本主义本身的约束——这些约束只能是手段而已——这一要求决定着人们所能设定的目标。换句话说，能源强度只能下降到不对利润率构成威胁的程度，即便是环境本身所要求的要远远超过这些目标。
事实上，这里所探讨的“绿色资本主义”模式是在环境税的设立这一基础之上出现的，但它并没有在节能方面确定明确的目标。然而，创新的收益在达到临界值之后按理应当会逐步递减。在第一阶段，人们可以假设绿色技术的引进会导致能源的节省，而节省下来的资金数额应与环境税及新增的资本支出相当。然而，在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这一收益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额外节能的净成本将会增加，利润率则会因此而下降。
总之，与一定程度的节能目标兼容的“绿色资本主义”模式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种节能足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应当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些基于非线性这一极度乐观假设的参考报告。事实上，它们是用目前每吨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乘以所确定的目标总量来计算减排总成本的。然而，今天人们可以用较低成本来加以利用的方法实际上很可能是无法大规模实施的——或者说实际成本要离得多。特德·特雷纳（TedTrainer）则特别强调现有的方法在推广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是物理局限，而不仅仅是经济局限，他由此得出了消费社会不可持续性的结论。[1]
[1]TedTRAINER,RenewableEnergyCannotSustainaConsumerSociety,Dordrecht,Springer,2007；voiraussi“AshortcritiqueoftheSternreview”,Real-WorldEconomicsReview,n°45,mars2008,http://tinyurl.com/Trainer8.
有限的增长
衡量绿色资本主义局限性的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来加以思考。我们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称为碳强度。这一公式十分简单：只要把碳强度乘以国内生产总值便可以得出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以下两种手段：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或者）降低碳强度。
图6-2描述了全球范围内碳强度的长期变化趋势。在整个19世纪里，碳强度一直呈现着几何级增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峰。之后，碳强度开始下降，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结束之后又开始上升，在整个“辉煌三十年”期间都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上。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碳强度开始迅速下降，今天的水平大致与1880年相当。1970-2007年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幅为3.5%，而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年均增幅“只有”2%。因此，碳强度大约以每年1.5%的幅度在下降。
图6-21750-2007年间碳强度变化及2007-2100年的预测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http://tinyurl.com/amaddiv;CDIAC(CarbonDioxideInformationAnalysisCenter),http://tinyurl.com/cdiac06;NOAA(NationalOceanic&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http://tinyurl.com/noastat/。
这种变化趋势令人感到乐观，因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在逐渐下降。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能否足以保证达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最低目标是2000-2050年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50%。这意味着要使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90PPM，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4℃以内。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减排85%，即将二氧化碳的浓度稳定在450PPM，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也就是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应当每年减少2.1%-4.8%，而实际上迄今为止它们的增长势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至少在危机之前是如此）。
只要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评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假设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最终年均增幅从2025年起稳定在2%左右（过去40年的年均增幅为3.5%）。鉴于新兴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所作的贡献，这一假设相对有些“乐观”。要想到2050年将排放目标减半，这意味着2010-2050年间碳强度应当除以7，换句话说，到2050年我们生产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是今天的1/7。这相当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必须以每年4.5%的幅度下降，这相当于过去40年间减速的3倍。现在还很难看出这一加速将如何实现。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用碳强度来进行推理。我们做了两个简单的假设：一是按照过去40年的下降幅度，即年均下降1.5%,二是下降速度快了2倍（每年3%）。人们可能认为，即使是第一个假设也有些乐观，因为它所假定的是能源强度的降低不存在“收益递减”问题。相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减少将会越来越困难，第一批吨次的二氧化碳是最容易减排的。经过这一匡算，21世纪末的能源强度将会重回工业革命之初的水平。
表6-2概述了这一模拟结果，这一模拟尽管有些简单，但它还是能得出一个数量级。由此得出的大致意思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减排目标的实现过程与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是不能兼容的。[1]在最严格的就排方案（减排85%）下，如果碳强度的下降没有出现加速，那就意味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每年下降3.3%，也就是说在2007-2050年间下降77%！只有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0.9%的情况下，减排50%的目标方案才能与碳强度加速下滑相互兼容，但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一增长率要远远低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
表6-2与减排目标相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碳强度降低减排目标
-0.5-0.85
（-2.1%每年）（-4.8%每年）
-1.5%每年-0.006
-0.033
-3%每年0.009
-1.8%
[1]这些计算所依据的是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得出了一些性质相似的结果。VoirMinqiLI,“Climatechange,limitstogrowth,andtheimperativeforsocialism”,MonthlyReview,juillet-août2008,http://gesd.free.fr/minqili.pdf
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
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这是由于以下的双重约束所决定的。与二氧化碳减排相关的成本的内化将受到赢利能力这一要求的制约，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则会与竞争和无休止积累的逻辑相抵触。
绿色资本主义这一构想的前提是：人们能把一些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规则强加给它。在许多方面，这一构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些最基本的机制是相矛盾的。大规模引进环境税会彻底扰乱个人资本之间的竞争原则，会影响到资本的运行周期，也使得全球经济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从本质上说，绿色资本主义这一假设要想出现，必须要有一种激烈的“外来冲击”为前提：这种冲击将彻底打乱资本主义当前的格局。此外，它还需要有另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个能确保集中度越来越高、有能力起草国际规范的全球性机构——而这些规范的颁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本质是相违背的。
因此，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修辞。这样一种积累机制的假设，既源自对资本主义法则的错误理解，也因为高估了自己能理性处理环境挑战的能力。这一负面结论将使人们看清生态社会主义替代论的特征。它要求进行一种全球性的规划并对那些与资本主义逻辑相适应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提出质疑。从经济角度看，这替代方案要求社会剩余率大大降低，或者至少要求其内容发生深刻的转变。举一个例子来说，消费品耐用性的加强本身就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反，有一点是可能做到的，即资本主义的“变绿”，也就是说那些生产新能源的行业以及那些能提高住房保温能力的行业等都将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指望这些行业能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人们因此可以看到那些用于应对气候变暖的资金大部分被用在了对这些行业的补贴上。然而，鉴于上述原因，与利润逻辑相兼容既是这一发展的条件，也是它所面临的一个制约。
参考文献
FREEMANChrisetLOUÇAFrancisco,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
JACKSONTim,Prospéritésanscroissance.Latransitionversuneéconomiedurable,Bruxelles,DeBoeck,2010.
TANURODaniel,L’ImpossibleCapitalismevert,Paris,LesEmpêcheursdepenserenrond/LaDécouvert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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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什么东西不是商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五讲什么东西不是商品？
·劳动的商品化
·知识-商品
·商品化的理论挑战
·生命-商品与胡乱计算
·公共物品
·另一种经济核算
若是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者，实际上甚至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者，那么，社会就会因此而毁灭。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1944）
对资本主义而言，什么都可以（而且也必须）成为商品或再度变成商品。因此，它所自称的能确保和推广社会进步的抱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而有人则可能提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一切社会进步都离不开去商业化这一进程，而这一进程必须是强加给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等于是向一切重新商业化的转向。这其中还包含着资本主义延伸和深化这一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并不满足于自己通过扩张占领了全球，它还想进一步推进商品化进程。为了加深理解，我们不妨把时间往后退一退，以便更好地认识这场运动的深度与广度。水、知识、人类基因组、自然资源、公共服务、环境、养老、医疗、学校和人的劳动本身等：这将是一份长长的单子，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无一能够幸免。
劳动的商品化
人们有时会批评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了与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然而，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就业政策不是都把它作为目标的吗？不稳定和更灵活的就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被人们广泛论述[1]，不过更有意思的或许是揭示出劳动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所依据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劳动的供求关系必须像所有的交易（如土豆的交易）那样能通过价格这一杠杆来加以调节。劳动市场过度僵化是这种调节的障碍，而失业正是过度僵化的副产品。劳动市场的改革就是要通过增加工资构成的灵活性来减少这种僵化，从而降低裁员的成本，使裁员变得更加容易。然而，按照惯常的说法，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激活就业支出”，也就是说减少给失业者的补贴，从而鼓励他们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任何一个工作机会。
灵活性可以被定义为“取消那些不把劳动力当作普通商品的机制”。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劳动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变得越来越昂贵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有关失业的理论只可能有以下这一种，即失业是供求关系无法调节所造成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一些更为先进、更为复杂晦涩的理论建构。洛朗·科多尼耶（LaurentCordonnier）对于这些理论做过十分精妙的剖析[2]，但这些理论的分析与所提建议在本质上都同出一辙。
在那些有关失业计量经济学的学者研讨会上，大部分论文是围绕着这一公设展开的，即对失业人员“过于慷慨”是造成失业的原因。它也是经济和社会辩论会反复出现的一个好例子。事实上，这一观点可以说还与马尔萨斯有关——马尔萨斯曾经这样写道“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曰、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3]
第二个原则：雇员只有进行了生产才能得到报酬。然而，社会的进步使得收入与工作行为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雇员在休假时有收入，生病或出了工伤事故后也有收入，失业后以及退休后还是有收入。此外，人们还通过主法来限制工作时间。如果对这些既得利益进行逐一分析，那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一部社会斗争史。社会斗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对工资的诉求，它们也体现在工作时间上。但这份清单上也有资方的目标：资方的总路线是尽可能压缩那些“虚假费用”，即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负担所产生的费用。资方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企业联盟（Medef）前副主席、法国再保险集团（SCOR）现任总裁德尼·凯斯勒（DenisKessler）曾对相关路线图有过明确阐述：“改革的清单？这很简单，把1944至1952年间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无一例外地全部拿走。这就是改革的清单。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走出1945年，必须有条不紊地拆毁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计划！”[4]
社会保障成了首要的瞄准对象。长期以来，资方正是以风险的名义在拿社会保障开刀。十几年前，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Ewald）和德尼·凯斯勒对此曾大加赞赏：“在道德、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风险变成了一种为价值定价的方式。”[5]当时的法国企业联盟主席把法国社会分成了“风险喜欢派”和“风险厌恶派”，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大加诋毁：“当人们无法以利润和剥削的名义与公司对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使用风险、健康保护和环境。”[6]凯斯勒很自然地把这种不信任扩展到了“失业的风险上——今后人们再也不能认为失业与个人行为无关”[7]。法国企业联里现任主席劳伦斯·帕里索（LaurenceParisot）直接沿袭了这一传统，这一点从以下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生命、健康和爱情都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工作要脱离这一法则？》（2005年8月），《不稳定是人类境况的法则》（2005年9月），《我在想是不是不应该同意把取消法定工作时间的问题摆到台面上来》（2007年11月）。
这一新的理论化是对传统的一个突破：传统上，人们一直把风险当成是企业家的特权，也是企业家获取利润的依据。主流理论的一些变种——在现实中，主流理论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是不成体系的[8]——明确地把利润当成是对风险的回报。工人参加工作，之后领取工资；企业主从事经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这一痛苦理应得到利润作为回报。法国资方似乎想要推卸这一责任。它与世界银行几年前所推出的一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1996年成立的世界银行社会保障局根据社会风险管理的概念构建成一个学说，其中的主线[9]成了2001年发表的一份名为《从安全网到跳板》（FromSafetyNettoSpringboard）的报告的主题。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新奇的贫困人类学：“由于害怕陷入贫困，担心无法生存，因此穷人们并不想承担风险，在参与那些高凤险、高收益的活动时他们会显得犹豫不决。于是，他们不仅未能抓住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机遇，而全球化给他们造成的风险反而进一步增加了。由于他们不能承担风险，不能从事那些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因此他们乃至他们的后代都可能很难摆脱贫困。因此，提高他们的风险管理是持续减少贫困的一个强力的手段。”这份报告还认为，福利国家并不是解决之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福利国家如果加大在抗风险方面的保护力度，那么这个国家的创业精神就会削弱。”
自由主义的想法甚至出现了全球的一致性：北方国家认为对失业者过于慷慨的补助“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努力”，而南方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惊人想法，只不过这里（的原因）被换成了“对风险的厌恶”。这样的一种分析产生了一些专门把穷人作为“特定目标”的建议，尤其是在全球化加大了税收压力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并没有只停留在嘴上：它成了一些政策的灵感之源，而且它的影响也是可以衡量出来的。国际劳工组织根据一个有关经济安全的指标测算后认为，全世界有73%的劳动者生活在经济不安全状态，“只有8%的人生活在高峰值国家，也就是说生活在那些经济安全程度较高的社会里”[10]。
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峰值”国家，其社会保障也面临着财政紧缩的考验。[11]这种“休克疗法”是打着“灵活性”和“流动性”这两大旗号而进行的社会解构进程的组成部分。弗雷德里克·洛尔东（FrédéricLordon）曾经表示，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是资本赋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劳动市场）的具体应用。[12]法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Ires）的研究人员[13]对这一类比作了进一步延伸。他们这样写道：“劳动市场是流动性范围扩展的巅峰。能像资产转让那样快的速度来摧毁经济联系这样的梦想被纳入了许多生产重组的视线：外包和分包业务的发展使得过去沿袭下来的契约关系被迅速打破，雇员也因此变成了可调节的变量。人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近年来《劳动法》朝着这一方向所作的相关修改，即它所寻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动摇过去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保障制度：期限不固定的劳动合同成了雇佣劳动的标准，社会保障成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方式，稳定的退休制度使‘代际合同’变得更加清晰。"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概括成这一程式：劳动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将延伸到劳动的另一个层面：劳动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雇主们那些最疯狂的梦想，以帮助理解为什么每周35小时工作制——即使它的最终版本已经面目全非——所起的作用不过是陪衬而已。在1994年发表的著名的《明克报告》[14]中，时任法国冶金行业工业联盟副主席皮埃尔·吉兰（PierreGuillen）在附录部分建议，要转向“合同制，即劳动合同的各签订方能就工作时间的长度以及安排进行自由磋商”[15]。再也不会有法定的工作时间限制，再也没有每周总的工作时间规定，再也不会有加班，剩下的只有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直接面谈，“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经济景气以及雇员自己的意愿来自由商定工作时间”。这一回顾使人看到资方及其政治人物对35小时工作制真的恼怒了。它还凸显了商品化的另一个层面：商品化离不开个性化，也就是对社会化过程的彻底颠覆，而社会化进程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在实现了全球扩张之后，资本主义的回旋余地也因此而大增：不仅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而且还拥有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储备。地域的扩张与行业的扩展是同时进行的——行业的扩展就是要把市场法则推向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幸免的一些领域。有关这种系统化、全球性的趋势可以写成一部专著，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全景式描述。第一类"改革"所针对的便是社会保障。这些改革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拒绝向公共医疗和退休机构提供新的资金以支撑其未来预期的开支增长。
[1]VoirparexempleIRES,LaFrancedutravail,Paris.ÉditionsdeL'Atelier,2009,http://gesd.free.fr/fratravo.pdf.
[2]LaurentCORDONNIER.Pasdepitiépourlesgueux.Surlesthéorieséconomiquesduchômage,Paris,Raisonsd'agir.2000.
[3]Thomas-RobertMALTHUS,Essaisurleprincipedepopulation［1798］,Paris,Gonthier,1963,p.118,http://gesd.free.fr/maltupop.pdf.
[4]DenisKESSLER,“Adieu1945,raccrochonsnotrepaysaumonde!”,Challenges,4octobre2007,http://gesd.free.fr/kessler7.pdf
[5]FrançoisEWALDetDenisKESSLER,“Lesnocesdurisqueetdelapolitique”,LeDébat,n°109,mars-avril2000.
[6]Ernest-AntoineSEILLIÉRE,“LenouveaupartagedesrisquesdansI'entreprise”,Risques,n°43,juillet-septembre2000.
[7]DenisKESSLER,“L’avenirdelaprotectionsociale”,Commentaire,n°87,automne1999.
[8]MicheleI.NAPLESetNahidASLANBEIGUI,“Whatdoesdeterminetheprofitrate？Theneoclassicaltheoriespresentedinintroductorytextbooks”,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20,n°1,janvier1996,http://gesd.free.fr/naplesa.pdf.
[9]RobertHOLZMANNetSteenJØRGENSEN,“Gestiondurisquesocial:cadrethéoriquedelaprotectionsociale”,DocumentdetravaildelaBanquemondiale,n°2,février2000,http://gesd.free.fr/holzman0.pdf.
[10]OIT,LaSécuritééconomiquepourunmondemeillel,2004,http://bit.ly/OlT2004.
[11]Voir“L’Étatsocialàl'épreuvedel'austérité”.numérospécialdelaChroniqueinternationaledel'Ires,n°127,novembre2010.http://tinyurl.com/IRES127.
[12]FrédéricLORDON.Fondsdepension,piègeàcons?,Paris.Raisonsd'agir,2000.
[13]参见LaFrancedutravail一书的序言。
[14]由阿兰·明克担任主席的法国规划委员会负责起草的一份名为《2000年的法国》的报告，主要介绍法国在2000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应作出的改革。——译者注
[15]AlainMINC,LaFrancedel’an2000,Paris,OdileJacob/LaDocumentationfrançaise,1994.
与此同时，竭尽全力地推出一些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基金以作为“补充”。如果这一步做不到的话，则至少会设法引进一些私营机构的管理标准：法国医院的定价行动或公共政策总修订计划（RGPP）均属此列。私有化趋势还延伸到了一些公共设施上，如高速公路或者监狱，甚至连教育也不能幸免。从更广的范围看，整个生物圈都难以逃脱私有化进程：水的私有化，一些农业用地被出售给了其他国家等。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还应当是知识领域。
知识-商品
新技术的不断开发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活力之源，有人甚至在大谈特谈知识经济。但是市场逻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知识困境：“只有对使用价格有正面预期才能保证发明资金的到位。但是，知识一旦被创造出来后，只有零价格才能保证它会得到有效利用。”[1]言下之意：在商品世界的逻辑下，任何没有赢利前景的知识创造都不可能出现。但是，不能让知识变成一种可免费供应的公共物品。专利的功能正是把发明当作一种商品来保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麦利亚德基因科技公司（MyriadGenetics）对乳腺癌的两个突变基因申请了专利，并要求那些非营利的癌症筛查机构向其支付预检基因专利费。
然而，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根据以下两个属性来定义的：它在被一个人消费时并不会限制其他人的消费（非竞争性）；这种物品的消费获取很难被阻止（非排他性）。这里可借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所举的一个例子：“如果我告诉你一个定理，在你掌握这一定理的同时，我仍然继续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同样，这一定理被公之于众后，任何人都可从中受益。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2]
问题并不是出在这个“产品”的非物质性上，因为一个物品或一项服务的商品性质并不是指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取决于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困难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研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具有非常特殊的戚本结构。这种成本结构可以归纳如下：①初始投资十分巨大，但是产品的生产或其生产过程将几乎是免费的；②此类投资会迅速贬值，因此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回收投资并产生赢利；③在首次公开发行后（软件、艺术品、药品和信息等），创新或最终产品会被竞争对手以几乎免费的方式获取。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软件，其设计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它们与固定资本有类似之处。事实上，这里所指的是一个由工程师和软件师所组成的高素质团队的工作，这与马克思的一个直觉不谋而合——他把固定资本看成是活劳动的凝结。此外，这些项目都是用“人-年”（hommes-années）[3]来评估的，这是新经济时代对于旧的价值法则所表达的一种敬意。
通常情况下，资本的增值是在一个新价格形成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个价格中涵盖了即时生产成本、固定资本折旧（它是根据经济寿命来计算的）以及平均利润。决定着利润分配规则的竞争也难以摆脱传统上一直使过度积累和资本贬值交替出现的那样一些矛盾。在“新经济时代”，这一倾向注定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这种经济形式下固定成本要明显高于可变成本，而且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也加快了。然而，这其中并没有太多质的变化。
因此，最成问题的是第三点。虽然说创新使同样的产品得以用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出来，实现这一创新的资本便因此而能获得溢价，或者更多的收益（即马克思所说的“额外的增值”）——这是先进技术所得到的暂时性回报。在“旧”资本主义体制下，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会使用同一种创新，以便也能分享这一额外利润或者说以便能抵御得住竞争的压力。而在“新经济”机制下，那些竞争企业每一次都能以一种极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技术水平，这就要出问题了，因为这种可能性会带来这样一种后果：最初的资金投入可能会迅速贬值。
我们不妨来做这样一种假设：一家企业投入了100欧元开发出了一个新产品。如果它想卖出100件这样的产品，它的售价是每件2.5欧元，这其中包括了1欧元的固定资本回收费、1欧元的生产成本，利润为0.5欧元（也就是说利润率为25%）。假设就在这家企业刚刚出售其产品的时候，另一个竞争对手也开始生产同样的产品——对它来说，成本只有生产的直接成本1欧元，再加上25%的利润率所产生的利润。那么，它的销售价格仅为1.25欧元，也就是说比那家发明该产品的企业便宜了一半：它势必会赢得市场，从而使他人的前期投入迅速贬值。在知识经济能导致这样一种格局的情况下，它便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出现了相互矛盾之处，因为商品的地位在这里受到了挑战。这也正是一些制药巨头们所解释的：我们的药物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我们需要回收庞大的前期科研成本。如果人们允许生产低价的仿制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前期科研投入，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资本贬值了，这样我们也就无法再积累新的科研经费。将全球市场按照不同地区潜在客户的购买力进行分割的做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些被分割的区块之间不会有任何交易往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球市场统一定价这样的教义完全是商品逻辑在全球化以及产品可随意复制这样的背景下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后一种特性通常——当然并不一定完全如此——是在“非物质”的情形下出现的，因而产生了一个相对较新的难题，即固定资本支出在商品设计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但在生产阶段相对较低。
知识的这一作用通过“认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是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出现的。[4]但是，知识经济带给资本主义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凝聚力，而是在其运行过程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危机因素：“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5]。因此，必须引入“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来确保这些产品的商品地位。正如恩佐·鲁拉尼（EnzoRullani）所说，“知识的交换价值与其实际的自由传播能力受到限制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要用法律手段（专利、版权、许可证和合同等）或垄断手段来限制他人对这些知识进行复制、模仿、改造和学习。”[6]现实生活中能证实这一分析的例子不胜枚举，包括微软垄断、对网络侵权以及对仿制药等行为的打击等。
除了鼓励创新之外，专利的捍卫者还赋予了专利保护其他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它能够规范发明创造的传播、鼓励人们在新产品研发和推广方面进行投资以及引领科研投资的方向等。[7]但是，这些说法在实践中要想得到经验主义的验证并不容易。首先，这一经济论调依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教义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即付出劳动的唯一动力就是为了获取收益。然而，许多社会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与这一原则相悖的反例，而且这种例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可以见到。然而，在科学领域，这一假设则更加行不通了。如果是贪欲在激发着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那么今天许多大学和实验室将空无一人。物质回报从来都是与其他一些道德和象征性因素——当然，每种因素所占的比例会不断发生变化——共同发生作用的，这些因素包括：工作荣誉感、团结协作精神以及渴望获得社会认可等。
或许可以这么说，从内心深处来看，人类的行为都将服从于效用最大化的进程。但是，这一最大化函数并不是一维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一些社会决定因素。否则，人们不仅无法理解科学活动，甚至可能想用一些完全扭曲的思维法则来指导科学活动，从而将其真实效用彻底葬送。对此，达斯吉普塔（Dasgupta）和大卫（David）在一篇参考文章[8]中已经做过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科学的新经济”概括成了三个命题：①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存在着偶然性；②科学发现的收益也存在着偶然性，它与这一发现得到实际应用后所可能产生的潜在收益没有关系；③接下来，市场的缺陷很可能会导致这方面投资的不足，公共部门的参与是合理的。
总之，这两位学者所悄然拆解的，正是资本主义对其固有优势的信念。这一观点显然是根据苏联解体的经验而得出的——的确，没有能力进行创新是苏联走向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最终是用一种肤浅的方式来鉴别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且只是从创新的角度来判断效率最大化的。然而，创新的活力源自私人计划与公共资金之间微妙而且脆弱的分工。那种纯私人的创新体制[9]几乎不存在，它们是由三种组织形态——当然其中的比例是可以变化的——所构成的，大卫[10]把它们称为“三P”：即采购（leprocurement）——公共部门直接生产产品或通过合同定制产品；赞助（lepatronage）——由公共或私人资金赞助学术研究；所有权（lapropriét）——建立在知识产权基础之上的私人产品。
然而，商品化和专利权的扩展会打破现存的这种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平衡和协同效应。大卫列举了欧盟有关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11]——简单地说，这一指令把版权延伸到了公共数据领域：一旦这些数据被收录到被认为是创新的数据库之后，它们的版权就会得到保护。他认为，这一决定限制了科学资料的获取，从而可能对“开放科学”产生反向效应，因为科学资料是其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因为数据库私有化而造成的当前这种失衡状态可能会产生创新受阻的风险”。
这些分析所依据的基础，与阿罗（Arrow）[12]就“基础研究”和“其他发明活动”所作的区别有着相类似之处。达斯古普塔和大卫两人则把开放科学界与技术界对立了起来——技术是最容易被商品化困住手脚的科学。如果专利所保护的是一种整体成果，而不是实现这一成果的特殊方法，“那么今后旨在探寻实现这一成果其他方式的一切研究就会止步”[13]。此外，专利权所涵盖越来越多的是下游行业的一些发明，并会涉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应用领域：这些“连串的”许可协议程序等于是提前建立起了真正的垄断。
达勒（Dalle）和于连（Jullien）[14]很好地总结了创新政治经济学——人们在其中再次见到了社会化的构想：“发明和知识传播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它被个人所占时的价值。”这一宽泛的命题是根据一项针对免费软件的研究而得出的——免费软件是集体发明优势最明显的领域之一。[15]这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效率之源，例如，“Linux系统不能仅仅被视作是一种用来表达伦理道德或个人功利主义的分析工具，或者是一种表达团体意识的工具，而应当首先被看作是一套能产生经济效率的机制”[16]。
最理想的格局至少应当是公共研究与私人研究之间能存在一个平衡，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这样一种理念，即最有效的集体发明形式是组成一个研究联营企业：“这一联营企业能创建出知识共享的空间，以一种暂时和局部的方式打破技术秘密以及私人对专有技术的把控。通过建立多边而不是双边的关系，它能打破那些独门秘诀，为集体生产创造出空间。因此，当知识的私有化正在成为创新发展的障碍之时，这套机制的出现显得弥足珍贵。”[17]
知识产权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谈判主要是围绕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协定》（TRIPS）而展开的，这些协议也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宪章的一部分。[18]这些协议本质上是不对称的，而且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对知识产权遵守得不够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它们存在着让发达国家重新掌握技术垄断的倾向——有时这些技术垄断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如孟山都公司所掌握的一些种子专利或一些针对传统文化的专利等。这些专利的目的是防止出现诸如模仿或对外国投资者强制实行许可制等不正规的技术转让。
然而，新兴国家已充分显示了灵活的“产业升级”战略所能带来的成功。在拥有了相关技术之后，这些国家也掌握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总之，资本的出口创造出了竞争对手。在吸取了这一教训后，大集团们采取了另一种战略，即只转移一部分生产环节、只转让一部分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使局面得以维持在一种锁定状态。然而，人们仍在祈求这一保护被强化后能带来好处。如果连“自己的研究努力不会被潜在竞争对手所窃取”这一点都得不到任何保证的话，创新的活力就将受到威胁。然而，“对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的研究大部分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科研投入的力度以及科研的成效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联系”[19]。
[1]MauriceCASSIERetDominiqueFORAY,“Économiedelaconnaissance:lerôledesconsortiumsdehautetechnologiedanslaproductiond'unbienpublic”,ÉconomieetPrévision,n°150-151,2001,http://gesd.free.fr/casforay.pdf.
[2]JosephSTIGLlTZ,“Knowledgeasaglobalpublicgood”,inIngeKAUL,IsabelleGRUNBERGetMarcSTERN,GlobalPublicGood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p.304;trad.fr.LesBienspublicsmondiaux.Paris.Economica,2002.
[3]法国用来评估项目的一种方法。例如，一个项目需要12位科研人员工作2个时间才能完成，那么这一工作就需要24“人-年”。
[4]Pourunesynthèserécente,voirYannMOULlERBOUTANG,LeCapitalismecognitif.Lanouvellegrandetransformation,Paris,éditionsAmsterdam,2008.Pourunecritique,voirMichelHUSSON,“Sommes-nousentrésdanslecapitalismcognitive?”,Critiquecommuniste,n°169-170,2003,http://hussonet.free.fr/cogniti.pdf
[5]AndréGORZ,L’Immatériel,Paris,Galilée,2003.
[6]EnzoRULLANI,“Lecapitalismecognitive:dudéjà–vu?”,Multitudes,n°2,2000,http://tinyurl.com/rullani.
[7]RobertoMAZZOLENIetRichardNELSON,“Economictheoriesaboutthebenefitsandcostsofpatents”,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32,n°4,1998,http://gesd.free.fr/mazzo98.pdf
[8]ParthaDASGUPTAetPaulDAVID,“Towardsaneweconomicsofscience”,ResearchPolicy,vol.23,n°5,1994;reproduitdansPhilipMIROWSKIetEsther-MirjamSENT,ScienceBoughtandSold:EssaysintheEconomicsofScienc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9]BrunoAMABLE,RémyBARRÉetRobertBOYER,LesSystèmesd'innovationàl'èredelaglobalisation,Paris,Economica,1997.
[10]PaulDAVID,TheDigitalTechnologyBoomerang.New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hreatenGlobal“OpenScience”,communicationàlaconférenceABCDEdelaBanquemondiale,2000,http://gesd.free.fr/david2000.pdf.
[11]Directive96/9/CEduParlementeuropéenetduConseildu11mars1996,concernantlaprotectionjuridiquedesbasesdedonnées,http://gesd.free.fr/9609.pdf.
[12]KennethARROW,“Economicwelfareandallocationofresourcesforinvention”inNBER,TheRateandDirectionofInventiveActivity:EconomicandSocialFactor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2,http://gesd.free.fr/arrow62.pdf.
[13]DominiqueFORAY,L’Économiedelaconnaissance,Paris,LaDécouverte,“Repères”,2009,nouv.Éd.
[14]Jean-MichelDALLEetNicolasJULLlEN,“‘Libre’software:turningfadsintoinstitutions?”,ResearchPolicy,vol.32,n°1,2003,http://gesd.free.fr/dallej3.pdf.
[15]FrançoisHORN,L’Économiedeslogiciels,Paris,LaDécouverte,“Repères”,2004
[16]DominiqueFORAYetJean-BenoîtZIMMERMANN,“L'économiedulogiciellibre”,Revueéconomique,vol.52,hors-série,octobre2001,http://gesd.free.fr/forayz.pdf.
[17]MauriceCASSIERetDominiqueFORAY,“Économiedelaconnaissance:leroledesconsortiumsdehautetechnologiedanslaproductiond'unbienpublic”,art.cit.
[18]T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enfrançaisADPIC:aspectsdesdroitsdepropriétéintellectuellequitouchentaucommerce.
[19]EmmanuelCOMBEetEtiennePFISTER,“Laprotectiondesdroitsdepropriétéintellectuelle”,Économieinternationalen°85,2001,http://gesd.free.fr/combel.pdf.
商品化的理论挑战
如果说人的行为是由个人的算计所决定的，那么所有社会关系应该都能体现为金钱关系。这种逻辑被某一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推向了极端。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盖瑞·贝克。他在一本著作[1]中这样写道：“正是价格和成本这方面的考虑在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和伦理选择——例如人们是否应该诚实行事这样的选择，正如它们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着个人用品的选择一样。”这个假设之后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选择上（犯罪、毒瘾、婚姻等），它们都被归结于个人的算计。这一逻辑被推到可笑程度后，“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2]便应运而生：在这里，学者们试图解释为什么毒品贩子会住在自己母亲的家里或者将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解释归结为25年前推出的流产合法化的法律等。
即使将个人选择这一因素撇开后，还有一类“不纯”的物品从一开始就完全抗拒商品化；这就是“自然垄断”，或者更广义地说是集体物品、公有物品或公共物品。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萨缪尔森在1954年通过对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的区分重新提及了这一问题。[3]集体消费品具有这样一个特性：“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这个属性被称为“非竞争性”，之后人们又增加了另一个特性，[4]即“非排他性”——它是指现实过程中不可能阻止这一物品的自由消费。那么，此类物品该如何定价，又如何营造出市场呢？萨缪尔森看到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散的定价系统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佳水平，因此必须尝试其他的决策方法。”他的结论有些离谱：没有什么东西——哪怕只是“纯粹的巧合”——能使人们从社会选择（他所说的是“社会学”以及“福利政策”方面的选择）这一整体中细化出“一个具有传统经济特征的分支”。也就是说只有存在着一些由国家或者集体来保障供应的公共物品时，商品化过程才能覆盖到社会选择这一分支。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它反对一切对物品进行公共管理——这正是圈地运动，即首次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时人们所用的辩解词——的想法。在此类堪称反动的作品中，经典之作当属加勒特·哈丁（GarrettHardin）的那篇《公地悲剧》[5]。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为马尔萨斯的理论，甚至为优生学理论辩护：“把生孩子的权利这一原则与所有的人生来都能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这样的信仰相结合的想法，最终把世界引向了悲剧的命运。”[6]
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意愿是始终如一的，即要证明市场可以做得更好。在此，还可以拿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来举例：他所提出的“定理”认为，污染者与该污染的受害者之间能达成一种比环境税或管理规章更好的解决方法。这一推理的前提是假设所有这些损害都可以用金钱来估算：“人们并不是因为好玩才产生污染，而是因为这是生产某种东西更廉价的方式。这是它好的一面，而污染所造成的价值损失则是它坏的一面。必须对两者加以权衡。”[7]
尽管这样说会令科斯不快，但是的确有一些物品的管理离不开公共部门的干预，而不能靠个人之间的商品化合同。因此，必须把萨缪尔森所说的“传统”经济的理论框架延伸到政治决策领域。公共选择学派接受了这一挑战。公共选择可以被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是相同的……像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是一个自私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8]。然而，这一研究计划成果寥寥，公共选择学派最终破产主要是由于以下两大原因：政治动机不能仅仅被归因于功利型的私心，而社会决策则是复杂权衡后才得出的结果，是一些难以被模型化的妥协方案。[9]
[1]GaryS.BECKER,AccountingforTaste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
[2]StevenLEVITIetStephenDUBNER,Freskonomics,Paris,Denoё,2006.
[3]PaulSAMUELSON,“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36,n°4,1954,http://gesd.free.fr/sampub.pdf.
[4]JohnHEAD,“Publicgoodsandpublicpolicy”,PublicFinance,vol.17,n°3,1962.
[5]GarrettHARDIN,“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n°162,1968,http://gesd.free.fr/hardin68.pdf.
[6]Pourunecritiquedesthèses“surpopulationnists”,voirMichelHUSSON,Sommes-noustrop?,Paris,Textuel,2000,http://hussonet.free.fr/666.pdf.
[7]RonaldCOASE,“Lookingforresults”,ReasonMagazine,janvier1997,http://gesd.free.fr/coase97.pdf.
[8]DennisMUELLER,PublicChoiceII,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
[9]HughSTRETIONetLionelORCHARD,PublicGoods,PublicEnterprise,PublicChoice,Londres,TheMacMillanPress,1994.
生命-商品与胡乱计算
经济学家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而且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坚持到底。这一逻辑使他们去计算人类生活的成本。这种做法听起来或许令人震惊，但我们不妨来为恶人辩解一次。我们以修建一座环岛这样的小事为例来加以说明。假设其中不存在任何贿赂行为，那么是否修建的决定将在对这座环岛的修建成本与建成后所可能避免的事故数量进行对比后才能作出。这意味着——至少暗示出了——我们在用一种虚拟的币值（在此可以被称为“影子价格”）来估算那些被避免掉的死亡，并将这一“好处”与相关成本进行比较。此类研究越来越少，但是2001年的布瓦托（Boiteux）报告[1]把每条幸免于难的生命定价为150万欧元，重伤员只“值”22.5万欧元，轻伤员为3.3万欧元。
这种方法在生态环境领域找到了新的扩展空间。1997年，罗伯特·科斯坦萨[2]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试图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所“提供服务”进行评估，包括气候调节、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水、食物和原材料等。对于整个生物圈而言——用这些研究人员的话来说，生物圈的大部分区域是“不能用市场价值来估算的”——这些“服务”的价值约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左右。最近，另一项专门针对法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3]显示，经过“特别精细的计算”，每公顷森林每年创造的价值平均为970欧元，“根据娱乐或旅游人数的多少以及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的不同，每公顷森林每年创造的价值大约在500-2000欧元之间”。
但是真正使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方式发挥影响的则是斯特恩（Stern）[4]的报告。他把各种节能计划的成本和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评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表明这场博弈值得一试。虽然这种计算方法对于权衡环境挑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也要对那些原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估算的”现象算出一个货币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这些评估是如何按大小来分类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知道一切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的问题。[5]总之，它是根据一些“或多或少具有虚拟性质的交易”[6]——这一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会涉及“愿意支付”的概念——来对市场进行模拟的。例如，人们会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来推断环境质量所隐含的价值。又比如，人们通过调查来衡量人们的支付意愿或能接受的风险补偿水平。此前提到过的布瓦托报告公布了评判公共计划达到最佳状态的规则，即“为了拯救更多生命而所需付出的戚本等于一个集体为了安全而愿意付出的平均‘边缘意愿’（是指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或服务，个人愿意支付的金钱——译者注）——这一价值或通过调查得出，或由决策者拍板或由那些能体现集体立场的一部分代表来决定”。
这样的核算可能变得更加冷血。布瓦托报告提出了另一种方法，即“未产出的损失”计算法。生命成本是用“社会因为一个人消失后而可能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承受多少潜在的损失”来计算的。专家们虽然认同这一总体原则，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存在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应当用“净值”来加以思考，因而这一“未产出的损失”中应当扣除这个人如果活在世上所要消费掉的部分。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当更多地考虑那些更易被量化的因素，并且应用“总值”来考虑问题，因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在生活享受方面所蒙受的损失可以一次性换算成个人消费的商品价值。至此，商品的逻辑被推到了极致，而这是相当可怕的。我们不妨把这一推理说得更详细些。起初，一些专家发现，根据净值来做评估似乎缺乏道德深度，因为它把一个人的价值等同于他所生产的与所消费的之间的差额，换言之等同于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必须引进一点感情因素，但是感情因素又应如何来衡量？这些专家们所想到的解决方案似乎更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要根据一个人所累积消费的比例来评判他受重视（以及受喜爱）的程度！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工人的生命显然要比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生命低贱得多，因为每个人的生产当然是用他的工资来评估的。
这里所涉及的正是那个饱受最极端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他们深深地理解到了其中的危险）批评的问题，即某些社会权利的不可通约性。虽然我们都认为儿童卖淫应当禁止，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此类“交易”的超级税就能解决的：我们把此类交易变成了一种可受惩罚的罪行。当然，惩罚的大小会与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成比例，但这种罪行的很大一部分将因此而被抹去。将各种惩罚的法规汇编成册与价格目录单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在编篡过程中不会考虑到客户的“偏爱”。一项罪行所以会受到严惩，是因为社会已经决定把它定为重罪，而不是根据犯罪者“愿意付出”多少来决定。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要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而是切断犯罪的念头。把做这样的区分变成了一种精妙之举，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之一。
有许多机构根本不是在商品经济核算的思维下出现的——这些核算又是以个人偏好的体系为支撑的。相反，这些机构在社会领域中写下了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仅仅用人们愿意付出多少或者愿意接受多少补偿为基础来作决定，这显然是搞错了地方。马克·萨戈夫（MarkSagoff）[7]所做的比较很好地体现出了价值与偏好之间的区别：传统经济核算所进行的位置转换是指在对所有可能的惩罚的净好处进行计算之后再来选择判决结果；或者说根据预期收入来决定是选择教神创论而不是教进化论！
[1]MarcelBOITEUXetLucBAUMSTARK,Transports:choixdesinvestissementsetcoûtsdesnuisances,Paris,CommissariatgénéralduPlan,2001,http://bit.ly/boiteux.
[2]RobertCOSTANZAetal.,“Thevalueoftheworlds’ecosystemservicesandnaturalcapital”,Nature,vol.387,1997,http://gesd.free.fr/costanza.pdf.
[3]BernardCHEVASSUS-AU-LOUIS(president),Approcheéconomiquedelabiodiversitéetdesécosystèmes,Paris,Centred'analysestratégique,2009,http://gesd.free.fr/biodiv.pdf.
[4]NicholasSTERN,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Londres,UKGovernmentEconomicService,2006,http://bit.ly/Stern6.
[5]这里所借用的是一本书的书名。该书对此类经济核算提出了严密的、说教的批评。voirFrankACKERMANetLisaHEINZERLlNG,Priceless:OnKnowingthePriceofEverythingandtheValueofNothing,NewYork,TheNewPress,2004.
[6]Jean-LucPUJOL,“Lavaleurduvivant:quellemesurepourlabiodiversité?”,LaNotedeveille,n°89,Centred'analysestratégique,février2008,http://gesd.free.fr/eveil89.pdf.
[7]MarkSAGOFF,“Carryingcapacityandecologicaleconomics”,BioScience,vol.45,n°9,octobre1995,http://gesd.free.fr/sagoff95.pdf.
公共物品
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大量的“物品”并不属于市场的范畴，或者说不应当属于市场的范畴。我们可以把“非竞争”和“非排他性”[1]两种特性相互交叉，得出一种广义的类型学。纯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相反，纯公共物品则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两个类别之间，人们还可以区分出两种中间情形：
——“俱乐部物品”只符合非竞争性的特征：人们可以在这里随意消费，但是要想进入其中，必须首先跨进“俱乐部”的门槛，而“俱乐部”是不允许其他消费者进入的。
——“混合”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但却具有竞争性：这是一些人们可以随意使用的公共资源，但它们的消费是不能无限扩展的。
这一类型学显然还可以无限地加以细化。比如说人们很容易把这一方法与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意味着一种物品的消费可能会带动其他物品的消费——的概念相结合。联合生产也属于这一问题的范畴：正如其名字所指出的那样，联合生产是指由一系列基本物品所构成的生产形式，这些物品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分开，也不能独自实现升值。这些例子都显示，社会成本正在偏离私人成本，甚至价格这个概念——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是不同的——也都失去了意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引入地域和代际等因素，从而得出另一个更复杂的分类法。[2]事实上，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用延伸性和可逆性来加以评估。例如，人们可以根据相关物品所涉及的生态“圈”将其区分成全球性公共物品或区域性公共物品。人们也可以用代际来区分这些物品：只涉及当今“消费者”的为代际内物品，而那些不可逆程度很高、今天作出的决定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物品被称为代际间物品。
这些类型学的好处在于：它们对所有可能导致市场出现“缺陷”的情形进行了盘点。但它们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因为这一做法只是将那些存在需求的空间标志出来而己，但它同时强调了一些非商品化需求空间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是由一些与商品化逻辑不相容的特性所决定的。这就等于是说公共物品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不符合一般原则的特例。
接下来应当更进一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将举证的责任反过来：哪些东西是社会愿意全力放手，愿意让它们完全听从市场博弈的？商品和非商品之间的界限已经从原先的技术和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不妨用医疗卫生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它究竟是一种公共物品还是商品？在现实中，人们所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在美国主要是私营的，在法国则更多是公营的。就两个国家的情况，每一种都属于社会选择，而不存在任何与这一物品的特性相关的东西。在这里，商品化的经济核算再一次与需求的逻辑出现了对立，而这种对立人们曾经在理论著作中看到过：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些围绕着医疗是不是属于“高级”物品（奢侈品）而引发的争论。“此类商品是指其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然而，从中期来看，医疗很明显属于此列。换句话说，对健康的渴望是一种深层社会需求的表达，这种需求能冲破所有制度和资金的障碍，最后杀出一条道路。”[3]
[1]Jean-JacquesGABASetPhilippeHUGON,“Lesbienspublicsmondiauxetlacooperationinternational”,L'Économiepolitique,n°12,2001,http://gesd.free.fr/gabugon.pdf.
[2]ToddSANDLER,“Intergenerationalpublicgoods:strategies,efficiency,andinstitutions”,inIngeKAUL,IsabelleGRUNBERGetMarcSTERN,GlobalPublicGoods,op.cit.
[3]MichelHUSSON,“Lasanté,unbiensupérieur?”,art.cit.
另一种经济核算
今天，所有的人都明白国内生产总值既不能用来衡量幸福，也不能衡量福利，这种衡量法就好像是去撞已经打开的大门。因此，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指数。几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借鉴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一概念：它借用寿命、婴儿死亡率、男女平等（不久前才刚刚被使用）等一些定性的指标来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调整。人们发现，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还是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计算，得出的排行榜会有很大的不同。不久前成立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参考报告[1]。它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改变了主流经济学过去的胡乱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胡乱计算会彻底消失。
事实上，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Stiglitz-Fitoussi-Sen）的报告采纳了世界银行所提出的“调整后的净储蓄”这一概念。它旨在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修正，尤其是减去一些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一些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损害。但是要计算“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其前提是必须能将所减去的部分换算成美元或欧元。我们仍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因为我们又在想给那些原本无价的东西定价。不妨把这种逻辑说得更荒谬一些：要不要将婴幼儿死亡率折算成一个价格，尔后把它从化学工业的营业额中扣除掉？这种做法十分阴森可怖，而且也是站不住脚的。国内生产总值所衡量的是发生过的经营活动以及资金转移活动。既然人们认为生活质量是无价的，那么又想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生活质量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用一种更高级的理性来规范经济核算，使其能归入“技术经济学”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就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这些优先事项的次序弄反了。经济效益原则是指付出尽量少的努力以达到给定的结果，它的适用范围应当仅限于此。然而，今天存在着一种逆决定法，即经过一种荒谬的反馈之后，经济效益原则被用于选择一些很容易实现的目的。这种倒错并不是外界强加给社会的，而是由存在着严重缺陷的社会组织结构所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本-效益核算只是民主辩论的一个蹩脚的替代品。从更深层看，资本主义是社会民主充分发展的障碍。因为在这里，人们又是根据商品经济核算或者说伪商品经济核算来“揭示”社会优先事项的。绕了这样一个弯是为了否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合理性、存在着两种不可能导致相同决策的效率原则。让我们以抗艾滋病药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到底是把医药行业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还是把接受治疗的患者的人数最大化作为目标，这两者所导致的经济模式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意味着私人资金、专利以及有助于收回投资的高药价；而第二种情况则意味着公共资金、根据患者的购买力来制定药价。但是，没有任何抽象的经济效益原则能在这两种模式之间作出选择。
互助模式被边缘化以及商品化核算的得势，其所依据的是一些个人主义的人类学占据了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然而，许多人类活动并没有被纳入这一分析图式，它们的被否定使得个人决定的间接影响被普遍低估。后退一步以便更客观地看，人们发现经济理论是一个充满废墟的领域，这里充斥着许多不可能定理以及其他悖论。虽然说新自由主义进攻的目的是想收复失地，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类活动在作出决策时至少有一部分能摆脱纯赢利核算：幸运的是，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社会保障都属此列。资本主义曾经逐渐被迫接受社会进步，而这必然会涉及一定程度的去商品化。今天，它又在竭力试图让人类历史的车轮倒转，而这种逻辑很可能导致社会的倒退。
[1]JosephSTIGLlTZ,AmartyaSENetJean-PaulFITOUSSI,RappodelaCommissionsurlamesuredesperformanceséconomiquesetduprogrèssocial,2009,http://bit.ly/stifitou.
参考文献
GALBRAITHJamesKenneth,L'Éatprédateur,Paris,Seuil,2009.
KUTTNERRobert,EverythingforSale.TheVirtuesandLimitsofMarket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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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四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二冲程发动机：利润与销售市场
·社会需求与赢利能力：差距很大
·迈向体制性危机？
·大逆转
·打造消费者
·市场对民主
·社会民主的妙处
·社会主义或需求逻辑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①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②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生产制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辛勤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
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此，生产制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摘亲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二冲程发劫机：利润与销售市场
资本主义唯一的效率标准是利润。但是，要想卖得好，还必须要有销售市场。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还受到其他一些条件的制约。当然，必须存在一个与所生产商品的价值相匹配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换言之，必须拥有购买力。必须要有消费者愿意购买消费品，或者必须有企业愿意购买相关的投资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这些再生产的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而这种分析预见到了现代宏观经济，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的承认：“马克思发现了将再生产分成两部类的模式。这些预测对于今天的研究依然有用……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当今事态的发展受到了马克思这些论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在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所收获。”[1]琼·罗宾逊也有类似表述“凯恩斯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马克思。……如果他把马克思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不是正统经济学，那么他将可以省去不少力气。”[2]
然而，再生产的条件不能仅仅归结于被货币量化了的供求关系之间保持必要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性还必须体现在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上。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假如说企业一方所供应的全是汽车，而消费者想要购买的却是手机。尽管这两者从价格总量上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的购买力与汽车的潜在价值是相等的，这种情况下的再生产同样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对应性不仅应当体现在价值总量上，而且还应体现在结构上。
这里看到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传统区别，或者简单地说是货币价值与满足人们需求能力之间的传统区别。这两个因素是会共同起作用的。[3]
从动态的角度看，生产与将社会需求物化的具体实物之间这种必要的一致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社会（有效）需求的结构必须随着供给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应体现在价值总量上，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商品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包含着”商品的全部交换价值——的结构上。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积累与消费这样的大领域保持比例关系的条件，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是一种积累和消费自身内部所必须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一致性。
总之，正如俗话所说“强按牛头不喝水”。消费的结构必须与积累的倾向之间能够和谐兼容。
[1]PaulSAMUELSON,“Marxianeconomicsaseconomics”,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57,mai1967,http://gesd.free.fr/samumarx.pdf
[2]JoanROBINSON,“KaleckiandKeynes”,CollectedEconomicPapers,vol.111,Oxford,Blackwell,1964.
[3]这是与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它只关注交换价值）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它只突出使用价值的核心作用）对立起来的成见的彻底决裂。然而，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使用价值也十分重要，因为再生产图式在实际中想得以完成，其前提是生产与消费之间必须存在相适应性。例如，马克思就曾这样写道：“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的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KarlMARX,LeCapital,Paris,Éditionssociales,tome6,1974,p.207.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44页。
社会需求与赢利能力：差距很大
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自福特主义宣告终结以来，社会需求的表达方式及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积累机制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社会需求已经从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更多地转向了对服务的需求。通过对家庭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对比，人们就能看清社会需求与追求利润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家庭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的对比凸显三大倾向。
第一种倾向颇为反常：个人消费——即通过“市场”来满足的消费——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法国，这种形式的消费占了家庭总消费的一半左右，而这一比例在1950年超过了3/4（见表4-1）。这一减少的部分被住房消费（住房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3%上升到了16%）以及在这里所称的“集体消费”弥补了。“集体消费”首先指的是那些由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行政服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行动等）：它大约占了家庭消费的22%，而这一比例在1950年只有13%。此外，还应加上能源、交通、电信等——这些服务中有一部分曾经（或者说现在仍然）与商业运作无关。
表4-1法国消费结构的变化
单位：%
1950年1980年
2009年
个人消费7759
52
公共消费+公共服务2031
32
住房310
16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lnsee）。
换言之，那些可以被个人化的商业产品和服务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而那些集体性质的或者非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如今大约能占半壁江山。这一结论会使人们去修正那个自发前往"市场"的消费者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他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中有一半属于集体供给和集体消费的范畴。那些旨在用部分私营化供给来取代公共产品服务的私有化进程显然是一种反潮流的行为。
在住房、能源、公共交通、电信、医疗卫生或者教育等领域，人们的消费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购买行为。此类消费行为所服从的并不是传统的市场博弈，而是公共部门的干预——这种干预可能是直接进行的，也可能是通过政策和规章制度间接进行的。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在半数以上与集体消费有关的社会需求要由社会化供给来保障的情况下，制鞋业的国有化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替代方案。
社会需求对商品化的抵抗还可以用第二种倾向，即税收负担率（指一定时期内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此外，还应摈弃那种把它们与强制性征收行为相提并论的说法，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大致衡量经济社会化程度——即那些不受私人行为控制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把降低税收负担率作为自己的优先目标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这些政策并未取得真正成功。诚然，税收负担率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的势头，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处在较高的水平。1975-1985年期间税收负担率急速上升的后果至今远未消除，就法国而言，它的税收负担率虽然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但总体上它的变化仍在“正常”范围之内（见图4-1）。
第三个倾向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有关。如前所述，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辉煌三十年”与新自由主义阶段之间所出现的劳动生产率放缓：1949-1974年间，法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保持了年均6%的惊人增长，但到了1982-2007年间，这一增幅只有2%，从而回到了20世纪的总体水平（见表4-2）。
然而，这种减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非工业部门下降的幅度（-4.4个百分点）要远远高于工业部门的降幅（-2.5个百分点）。换言之，工业领域的社会需求向服务行业的转移导致了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这
图4-1法国及欧洲的税收负担率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公共收入统汁数据》，2009年；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表4-2法国各大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单位：%
1949~1974年1982~2007年
增速差
商业经营部门5.92.0
-3.9
工业5.83.3
-2.5
除工业以外的商业经营部门5.91.5
-4.4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三种倾向能够解释一个正在形成的总体格局：社会需求越来越与赢利能力的要求相背离。这一变化趋势折射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的目的并不是人们的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一制度所想逃避的正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一个责任。
迈向体制性危机？
社会需求的这一变化与资本积累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因为它等于是把资金转移到了那些劳动生产潜力不高，因而也意味着低利润率的生产行业（包括产品与服务）。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会顾及这一点：在生产这台大机器的背后，工业所需的服务的份额也在增加。
社会需求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变化之后又会使那些有赢利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并不是说资本积累的下降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才导致了资本积累的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反过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全球化经济的形成使这一机制进一步强化，因为在南方国家最基本的社会需求与北方国家所制订的竞争标准相互对抗过程中，南方国家的一部分生产者（因而也包括需求）最终被排挤出局。在这种情况下，将收入分配给雇员并不一定会形成有效的销售市场，因为这些收入将主要被花在那些生产效率低下——或者说效率增长缓慢——的行业，从而势必会对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条件以及赢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在有效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这种资金转移得不到抑制或补偿，工资的一部分就不能再变成有效销售市场，因此必须对其加以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的不公平分配——把它们多分给那些富裕阶层——也可以算是解决利润实现问题的一个方法。
资本主义之所以会陷入目前的衰退困境，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转变与资本主义对这些需求的鉴别和满足方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它仍然表明，在当前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形态之下，一些可能引发资本主义体制性危机的因素正被调动起来。资本主义再生产如今需要通过社会的普遍退化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进步力量已经彻底耗尽。
这样解读危机有助于人们回过头去看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走过的轨迹。其中根本的变化是社会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对加工产品的需求——这些产品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向了对集体型服务的需求，而此类需求很难用汽车之类的商品来加以满足。在此类需求的满足过程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就会被看成是一种约束，其中能获得满足的部分能少则少。由于大部分穷人的基本社会需求就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人们在全球范畴内部看到了拒绝生产的现象：既然达不到利润标准，干脆就不生产了。这一进程显然是在结构转型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它没有被人们当成引发当前这场危机的原因。然而，人们正是据此才得出了资本主义正在向低积累、高不平等大转型的结论。
事实上，人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假设：无论是从技术、社会还是从地理等层面看，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可能性都在缩减——至少暂时是如此。首先是技术层面：它已经无法再用高生产率的商品的形式来塑造社会需求。这种需求只能以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为代价才能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从社会层面看，资本主义已无法再提出一个能被人们接受的“制度化妥协方案”——亦即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必须以社会领域的倒退为代价才能支撑起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这与资本主义在“黄金期”所倡导的相关论调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关系不作出深刻的改变，资本主义就很难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最后，从地理层面看，新兴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新兴国家虽然能为最先进国家提供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从而能弥补其国内需求的不足，而且也是廉价劳动力重要的来源地，但是全球化的“回力镖效应”使位于中心地带国家的利润和积累双双下降。
总之，将以上三种因素（技术、社会和地理）重新塑造，从而为资本主义新一轮增长创造出制度性框架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们不妨把那句名言进行改写，可以把福特主义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出来了。之后，资本主义开始公然索回自己所作出的贡献，此举表明它想获得使社会倒退的实权。
大逆转
从理性的角度看，经济只不过是一门“社会工艺学”[1]，即根据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需求不可能是平等的，因此必须尽力根据自身的特殊要求对这些需求进行塑造。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期间就被人提起过，那场衰退标志着汽车行业作为经济引擎的终结，也标志着“福特主义”的终结。于是，一些理论家把赌注押在了新需求的出现上，这就导致了“新福特主义”[2]的问世。雅克·阿塔利（JacquesAttali）所推崇的想法十分简单：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将意味着能揭开一个新的增长期。[3]这一预测必须以另一种想法为前提——这种想法认为，消费必须适应经济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对此，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Aglietta）和安东·布兰德（AntonBrender）有过十分清楚的描述：“法国工业革新的指导路线是消费方式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在消费领域进行投资——也就是为这种创新创造文化条件——是一条能将丰富民主与收回投资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则。”[4]
投资消费！这一说法清楚地展现出了这种大逆转：今后不再是生产随着消费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完全与此相反。不过，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生产需求的做法并不完全行得通。罗贝尔·布瓦耶（RobertBoyer）和雅克·米斯特拉尔（JacquesMistral）发现，人们并不能看清“家庭支出方面所出现的重大格局调整，即便仅仅是因为一些新产品的涌现会延缓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体因素（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所受到的冲击，也会延缓经济活动空间新布局的形成”[5]。
事实上，人们如此期待的社会需求转变所涉及的价值总量并不很高：当时，一台磁带式录像机的价格只有一辆汽车的1/10左右，而且这一价格还会不断下降。此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它们的价值量都无法真正将汽车取而代之，因而无法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即使再多的新发明涌现，无论从量上还是从驱动效果上都无法缔造出一个能与汽车产业相媲美的新市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价格已经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弹性会逐步放宽，因为随着各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它们会大量积累此类产品。”[6]
[1]这里所借用的是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法，EugènePREOBRAJENSKI,dans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EDI,1966。
[2]Ons'appuieicisurJullenDELARUE,“Lesracineséconomiquesdelabarbarieélectronique”,inJean-LouisWEISSBERG(dir.),1984etlesprésentsdel’universinformationnel,Paris,ÉditionsduCentreGeorges-Pompidou,1985,http://hussonet.free.fr/jd1984.pdf.
[3]JacquesATIALI,LaNouvelleÉconomiefrançaise,Paris,Flammarion,1978.
[4]MichelAGLlETTAetAntonBRENDER,LesMétamorphosesdelasociétésalariale,Paris,Calmann-Lévy,1984.p.211.
[5]RobertBOYEAetJacquesMISTRAL,“Letempspresent:lacrise”,Annales,n°3,1983,http://gesd.free.fr/boyerrn841.pdf.
[6]EileenAPPLEBAUMetRonaldSCHETIKAT,“Emploietproductivitédanslespaysindustriels”,Revueinternationaledutravail,vol.134,n°4-5,1995.
打造消费者
资本主义能像创建合适的销售市场那样打造需求吗？有一种批判性思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借助营销和广告，资本主义已成功地使消费者按照其所提供的产品来产生需求。但是这种批判必须以需求可以被无限制地随意塑造以及消费者可以被随意操控为前提。人们当然可以在这方面举出许多的例子，但这种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一个人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商业成功的背后一定掩藏着失败和挫折。然而，这种演绎只是单方面的：它把消费者都当成了可随意摆布、只会盲目听从广告宣传的白痴。
事情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应当对人类的需求以及满足方式作出区分。但是，需要立即指出的是，这一区分也是有风险的：它可能会最终导致出现一种只把资本主义所激发的需求简单地划分成“真需求”与“假需求”的价值判断。这其中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能做出甄别，就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判断角度——这种判断角度不会受到任何商业思想的影响，并能判断出什么是好的。对此，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有过很好的表述：“理论家……只有在知道什么是‘真实的’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对‘假的’或者‘错误的’需求与真正的需求作出区分。‘不真实的’需求的概念是在拜物教和能对需求进行操控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位以判官自居的理论家，其理解能力只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自己的意识不是拜物教的，因而这是一种‘正确的’意识。然而，这位理论家凭什么能如此肯定？……他很可能无法说自己的意识是“正确的”，因为他的意识也是一个社会产物。”总之，“以拜物教为理论基础来对需求作出真假之分，其前提是这位作出评判、作出区分的人必须凌驾于这个社会之上”[1]。
与这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观点相对应的是：公民-消费者都被看作是一些简单的木偶，他们无法上升为理性的人，也无法被操控，只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才能使他们得到拯救。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谈到每周35小时工作制时，法国评论家尼古拉·巴韦雷（NicolasBaverez）搬出了19世纪反对减少工作时间的资方道德家所用过的说辞“至于闲暇时间，它是一个导致社会滑向灾难的斜坡。就像人们都喜欢去吕贝隆山区（Luberon）游玩一样，对于那些最低阶层的人来说，闲暇时间就意味着酗酒、暴力和犯罪的增多，这些不幸的事实都已被相关研究所证明。”[2]这正是右派的观点。但是左派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每周35小时工作制所多出来的闲暇时间是否能被好好地利用。如果这些闲暇时间被用于更多的消费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一个玩笑来回答.比如说人们有权用一种更无聊的方式来打发闲暇时间，比如看电视剧。[3]
这些极端的例子表明，对日常生活的批评必须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入手，即从内心深处要对人类有一点点信心，并应当认为，正是在这些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在这里指的是时间的安排）才可能在诸如日常活动、城市生活、家务的分担、孩子的教育等问题上形成一些新关系。马克思说过，“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可以据此这样认为，正是时间的安排决定着世界观：“时间的安排是个性发展的真正基础”[4]。
诸如“我们应该消费得少一些”之类的说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真正要做的应当是创造物质条件，为人们提供其他选择——这既包括生活条件的选择，也包括对重大社会选择的控制。这是在以下三条基本思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
第一条基本思路是，必须对不同层次的需求作出区分，首先应作出识别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其中的一些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如食物、衣物和住所方面的需求。另外一些需求与物质层面的因素关系不大，但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个人的潜力能得到充分发挥、获得与其同胞相类似的社会地位、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等。人们可以不断列举出此类需求，最终可能编篡出一张长长的单子。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二个想法，即这些基本需求的表达方式会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者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换句话说，这些需求的表达方式是由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虽然单凭此举并不能作出好与坏的评判，但是对需求与需求的表达方式作出区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作出区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第三个基本思路直接把我们带进了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必须讲到需求的满足方式这一概念了。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更注重用商品化的方式来满足需求。一种商品对应一种需求，一切需求都可以用消费或通过使用某一合适的商品来加以满足。这里所涉及的商品不一定是有形的东西，也可能表现为购买某种服务的形式，当然这是一种商品化服务。在这里，人们对需求的评判并不属于判断的范畴，而是一种分析。于是，人们只要一闪念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的这一宏图大志从一开始就限制了需求满足方式的范围。它排除了（或者说想要限制）那些与商品化无关的满足方式，如闲暇时间以及免费的东西等。
与那种消费者被机器化、被认为可塑性强的形象相反，把商品化作为满足需求唯一方式的做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紧张局面。为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几乎从未间断过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围绕这一诉求而展开的工人运动与只为提高工资而展开的工人运动，其数量几乎相当。距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资本主义如今想减少那些用非商品化方式来满足需求的分量，这是该冲突的又一例证。例如，在医疗或退休领域，所有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目标只有一个：在那些曾被团结互助精神和非商品方式所击退的领域（诊所和私营保险或养老基金等）重新引入商品化。
这些需求、它们的表达方式及其被满足的可能性都是由生存条件所塑造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论题，是从前面的论述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在此仅举一例：把土地划分成工作区和居住区这一规划过程一定会使某些需求在需求等级排行中的“位置上升”，也会催生出满足这些需求的一些方式。这一空间规划将深深地影响到个人在交通和居住方面的选择。那些居住在大城市或中等城市的家庭或个人，其预算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消费模式还可以被看作是那些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的一种补偿模式。为了说得更具体，我们不妨用孩子的心理来举例子说明。对孩子而言，需求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才可以保证这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在孩子的需求中，所有的专家都能发现这样一种需求，即儿童和青少年都需要做体育活动：爬行、跑步、登山等。然而，对于那些住房狭小、没有游乐设施和空间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这一需求受到了物质生存条件的限制。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我们便用一些替代品（如电视）来取代那些在当代生活中所不能开展的活动。2008年，4-14岁年龄段儿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超过了两个小时[5]，这一时间甚至超过了父母照顾他们的时间[6]。但是，在孩子们学校的周围如果能有玩游戏和活动的真正场地，那么他们待在这里的时间极有可能会超过看电视的时间。这个例子反映出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有些消费或行为饱受批评，甚至被认为是荒谬的——作为个人，人们完全有权力这么做——但是它们却是其他一些愿望的替代品，是现有的物质条件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儿童的需求。人们可以列出一个抽象的清单，其中包括对空间的需求以及积累经验的需求。这些需求不属于最基本的需求：毕竟，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生活，也可以不做游戏以及手工活动（一些人甚至在长大后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简单地说，生活质量越差，一些体力和智力潜能就越不容易得到开发。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按照其重要性对需求进行排序，而是要知道什么因素在决定着这些需求的相对满足度。空间具有不可再生性，私人占有土地能改变巨额收入的流向，因此土地的供应十分有限。相反，电子游或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教规，而且它们的供应十分充裕。从某种程度看，它们弥补了城市儿童缺乏活动的问题：说了一圈又绕回来了。当然，有人会说对空间的需求是健康的、自然的、必要的、真实的，而对电子游戏的需求则是人为制造的、有害的、虚假的。这样说或许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并不在此。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什么主观评价，而是以下这个基本的事实：按照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逻辑，需要空间这样的需求受到重视的概率非常低，即使人们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但它也很难以一种能被人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些符合赢利标准的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界线当然不是固定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福特主义的支持者所赌的正是这一界线的移动。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并不是社会力量所能控制的：它是由私人积累的要求所支配的。因此，真正的替代方案并不是把稗子和麦子区分开来、把“真”需求和“假”需求区分开来，而是要为愿望的表达提供条件，使需求在社会选择中得到具体体现，并确定其中的优先事项。这一切都离不开民主磋商。
[1]AgnèsHELLER,“Les‘vrais’etles‘faux’besoins”,Mouvements,n°54,2008,http://gesd.free.fr/aheller.pdf.Dumêmeauteur:LaThéoriedesbesoinschezMarx,Paris,10/18,1978.
[2]NicolasBAVEREZ,“35heures:unecatastropheéconomiqueetsociale”,20Minutes,7octobre2003,http://gesd.free.fr/baverez20.pdf
[3]ChristianBARSOC,“Weekend”,Rouge,n°1630,23mars1995,http://hussonet.free.fr/weekend.pdf.
[4]LucienSÈVE,Marxismeetthéoriedelapersonnalité,Paris,Éditionssociales,1969,p.410.
[5]CSA,《Nosenfantsetlatélévision》,http://tinyurl.corn/enfantv.
[6]ÉlisabethALGAVA,“Queltempspourlesactivitésparentales?”,ÉtudesetRésultats,n°162,mars2002,http://gesd.free.fr/drees162.pdf.
市场对民主
主要的反对意见当然会说“民主早已存在”这样的话：公民选举出总统，议员推选出政府，而政府的决策则最终能体现民意的选择，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体现的。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权随意去花自己的钱，这是一个赞同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据。但这些决策只是一个社会所必须作出选择的一部分，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公司如何使用利润，民主代表其实并没有多少控制权：资金将投入哪个行业？股东能获得多少回报？因此，在社会领域不同的优先事项选择过程中，是这些私营业者取代了集体决策。在决定经济活动的方向，也就是说在决定整个社会轨迹时，社会服从了市场的力量与论据。这一机制必须用动态的角度加以分析。收入的分配以及不平等的程度显然在塑造着社会。但是对社会动力而言，社会剩余的使用方式将能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资本主义的民主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切割的民主，因为社会把不同社会需求的选择权交给了私人利益方。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权自然所剩无几了。只有在某些特定时候、在现有供给能够满足的前提下，这一主权才会得到体现。对于那些能塑造供应变化趋势的决策，消费者并没有任何控制权：如果真的有人去征询公民的意见，那么他们很可能更愿意“大力发展”医疗卫生设施，而不愿看到身边出现大量银行的分行和豪华的总部大楼。
那些会对需求的存在条件及其满足方式产生制约的选择，它们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磋商。对于民主磋商的整体逻辑，阿格妮丝·赫勒是这样总结的：“这里所涉及的是建立这样一个架构，那些代表着真实需求的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一架构里经过民主辩论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哪些需求必须首先得到满足。”[1]
几年前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所推出的“参与式预算”中，这一普遍原则曾初步得到了实际应用。[2]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市政府几乎完全不可能征收到新的税。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必须在不同的项目间作出选择，因为不可能在同一年内既解决这个地区的供水问题又解决另一个地区的公共照明问题。因此，必须创造出一个集体选择的进程——这是民主的本领之所在。这正是阿雷格里港经验的示范性之所在：因为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这一行动规避风险的规则，所谓风险是指那些不会被撤职的议员们为扩大影响而采取拉拢支持者的手段或者因为“街区自私主义”的出现从而使相关共识无法达成。具体的操作程序是：每一个街区按照优先顺序提交自己的项目，尔后决定预算的拨付，最后是按照多年完工的逻辑制订项目进展时间表。
这个经验——遗憾的是它已经结束了——令人感到兴奋之处恰恰在于它给一些理论问题带来了具体的答案，包括“阿罗不可能定理”[3]。这个用抽象方式提出的问题如下。假设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形态”；每个个体可对其偏好的先后次序进行表达：最后能据此得出一个社会效用函数，即综合成整个群体偏好次序的排行吗？阿罗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是从以下这个例子入手研究的：
——在A和B中甲更喜欢A，在B和C中他更喜欢B，因此甲的排行是A>B>C；
——乙的排行是B>C>A；
——丙的排行是C>A>B。
这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有两个偏好获得了优胜：即A>B（这是从甲和丙身上所得出的结论）以及B>C（这是从甲和乙身上所得出的结论）。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大多数人更喜欢A而不喜欢C（即A>C）的结论。
然而，这个结论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因为从乙和丙两人的对比来看，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C>A。阿罗对这一例子进行了归纳，并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条件，尤其是不存在强制选择这样的条件。他的这一定理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集体福利函数能满足这些条件，尽管这些条件非常合理，而且也都与个人的社会愿景相一致。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最后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要么有人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要么选择的范围被缩减。
这场讨论的好处首先在于它凸显了一些理论发展过程中形式上的贫乏。不过，这一讨论还更进了一步：对市场的正统维护者而言，阿罗所提出的定理（或者说悖论）表明，集体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切交给市场，例如将市政供水和照明管理部门私有化（在这里，阿雷格里港的经验被再次提及），从而使每个人能决定是否愿意为上述相关服务埋单。因此，把集体选择的障碍上升到定理的高度正是为了用它来证明社会需求可以用个体化、商业化的方式来加以满足。
[1]AgnèsHELLER,“Les‘vrais’etles‘faux’besoins”,art.cit.
[2]VoirMartineHASSOUN,PortoAlegre,voyageenalternative,Paris,Syllepse,2001.
[3]KennethJ.ARROW,“Adifficultyintheconceptofsocialwelfare”,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58,n°4,1950,http://gesd.free.fr/arrow50.pdf.
社会民主的妙处
在参与式预算的经验中，人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逻辑的具体体现——它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逻辑。其目的是在预算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即最大限度地提高使用价值。事实上，每个街区对不同项目所打的分数或所给的排行名次，都是这些项目的使用价值或者社会需求度的具体体现。交换价值只是作为一种约束而出现的（预算以及每个项目的成本都是已经确定的），而不是作为需要实现最大化的目标而出现的。在20世纪交替的时候，新古典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围绕着以下议题发生过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这一“计划”会不会导致与资本主义计划相同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规划以及市场会不会导致出现著名的均衡状态。[1]有人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得出结论认为，两者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而在现实中，这两个计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妨以一个社会为例，在某一时间，这个社会只生产三种产品：食品、住房和电视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对这些产品进行分类。根据其利润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能具有的潜在的利润率：根据这一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电视机将成为最优的选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将会把这一行业作为优先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要以一种无中生有的方式去创造需求：正如我们此前所分析的那样，它首先要求有那些愿意购买电视机的消费者存在，也就是说这些电视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能满足需求的，尽管这些不一定是最紧迫的需求。因此，资本更愿意在电视行业进行投资，而这一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也将很快得以提高。随着供应数量的增加，电视机的相对价格会下跌，这一价格走势会使该行业的“优先级”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住房的相对价格将出现上涨的趋势，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方面的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是最低的。说了一圈又绕了回来：由于价格过高，住房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只好用购买电视机的方式来弥补！
人们再一次看到，在这种将高级需求与低级需求对立起来的描述过程中并没有价值判断。最主要的结论是，这已经够了，资本主义能够确定需求的优先顺序，并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这些需求被满足的次序。当这一框架被用来解读资本主义现实时，人们很容易发现：从整体上看，面对各种不同的需求，一个社会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不可能完全相同。银行的分行或幼儿园是分配社会财富的两种不同方式，应当看到的是，这一选择并不属于“公民-消费者”的范畴。或许，人们会认为他可能更喜欢把自己的保险柜（如果他有的话）装修得简单些，让环境对自己的孩子更有吸引力，但是问题并不在此：真正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机会对此类选择发表意见。
当然，有很多需求——通常是集体的需求——或多或少不会受到赢利能力这一逻辑的制约。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有着自己的计划：资本主义是温和的，但赢利能力的逻辑仍然是其强大的积累动力之标志。有人在说应当减少医疗领域的开支，但没有人说要减少汽车的购买。大企业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它们是一些与其竞争对手的计划相对立的个人计划。这其中也会有理性，但这种理性的影响范围有限：生产在大集团内部是有计划的，但此举并不能使企业免受资本间的竞争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主义或需求逻辑
在一个理性社会里，需求将成为一个用来保证价值实现、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条件：社会会按照这些需求的强度对其作出优先次序排列。相反，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各种不同产品要按比例来提供只是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种约束。俄罗斯经济学家康托洛维奇（Kantorovitch）用数学方法对该逻辑作了很好的表述。社会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数学形态，即按照由社会所直接决定的、能体现其偏好的比例，对可使用的资源进行调配，从而生产出最多的产品。“赢利能力”虽然没有消失，但它已退至次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高赢利能力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本身就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只是整个社会达到最佳效果或将开支减小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一原则的应用必须服从以最佳方式实现总体规划这一要求。”[2]
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分配方式上，尤其是剩余的划拨上。它不仅仅只是经济核算方法的变化，而且也是功能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决定着投资应重点进入哪些部门：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会受到经济核算的约束。而社会主义则相反，它是由整个社会来对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进行控制，而经济核算则退居次要地位。
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发挥过分作用的原因是它不仅仅只局限于对生产资料的选择上，而且在目的的展现、选择和分类等方面也发挥着作用，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经济范围的收缩：其功能将被严格限制在对实现目的的手段进行的调整上，而这些目的是通过其他途径来确定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jenski）在作出下列解释时特别强调这一转变：“随着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消灭，旧的政治经济学也会消失。现在，新的科学，关于预见有组织的经济的经济必然性和事后在生产及其他方面达到最理想的必须的成就的科学，正在占据它的地位。这完全是另一种科学，这是社会工艺学，是研究有组织的生产、有组织的劳动的科学，是研究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科学。在这里，经济生活的规律性有新的表现形式，人的关系已没有物化，商品拜物教随着商品的消灭而被消灭。”[3]
在经济管理理念中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作为效率准则的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已有过介绍，尤其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过简短的概括“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4]
康托洛维奇的介绍进一步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分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是由一些经济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既承担着调控的任务，同时又在塑造着自己的目的，而这一过程是社会所不能掌控的。这一分离的存在是以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假设为前提的：为了能按照这一高等逻辑运行，社会必须有能力通过一个以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计划将自身的集体选择付诸实施，否则经济核算只能依据一些错误的数据而进行。更不用说还可能出现的官僚专政现象，东欧地区的经济失败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它在消灭了那些能让资本主义得以运行的基础之后，而又未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即社会民主。[5]
如今，人们经常会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简化成为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以下这种二元结构似乎更加贴切，即私人占有制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对立。这是斯大林的经验留给人们的一大教训：没有社会民主的计划将导致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一切表明，有关剩余——它们是从私人资本家手里所缴获的——的分配功能实际上只掌握在一小部分自称能代表社会需求的社会阶层手里。投资市场当然已被取缔，但是人们却没有建立起任何能替代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防线——即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能卖出去——已被废除，从而使日后的偏差越来越难以收拾。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问题并非来自技术和经济层面，而是完完全全地直接来自政治层面。社会所确定的优先事项完全是由一些经济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并且都被当作是符合经济和技术法则的，而资本主义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它的社会目的都是事后才出现的，是作为商品化交易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因此，民主是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得以运作的条件，而这一理解将会使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待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计划不一定要求取消作为调节工具的市场。因为将赢利逻辑强加于人的并不是市场，而主要是这样一个事实：是个人或者说是一小部分社会阶层在根据私人资本的投资战略决定着投资的去向。这项纯粹的社会功能——弄清楚社会应将自己的努力放在哪些优先项目上——被一些私人实体所把持着，而且这方面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正因为如此，计划是实现“投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不妨这样设想：如果人们建立起了一个由民主机构所组成的、能表达和定义需求的机制，计划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运行？其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取消市场——如果市场在这里所指的是那些消费品商店。价格调节也是实现非社会化收入分配以及调控供需关系的一个最简单的手段。这一点也是均衡与动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但投资品则又会是另一回事。投资行为是一个行使权力的过程，而这样的决定会对经济变化的方向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战略性功能的执行不能被个人化。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即便他们拥有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还在赢利——都不能在不考虑任何社会优先事项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市场是民主的一个蹩脚的替代品。
从集体决策的角度来看，公民会议不失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经验。其原则是将一些公民聚集在一起——他们并不一定是专家，但是一些专家会将相关领域的知识传授给他们。经过初步交换意见后，公民小组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重新召回相关的专家或决策者，与他们进行磋商，并最终提出建议。
正如雅克·特斯塔特（JacquesTestart）——他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这些经验的推广者——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惧支持者和游说集团压力的过渡性知识群体，可以说这是一个民主的微缩模式——只要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知识，都能接受差异性教育，它就能够出现。当然，这一系列复杂变化只有在已达成的协议能得到严格遵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这里，所提供信息的质量和客观性、集体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有利于其成长的物质条件必须拥有突出的地位。”[6]
这些经验为人们理解参与制民主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参与制民主被视为是重新吸取专家意见以及避开游说集团压力的一个手段。它既不是议会民主的替代品，也不是在几天时间内就能完成有关社会选择问题的漫长而复杂磋商过程的一个决策机构。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制度规则和意见交流与碰撞过程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人们自然会产生支持非商品化解决方法或建立公共物品之类的想法，如设立一个对自然灾害予以赔偿的全球基金计划或者“联合国应当加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管”之类的想法。
所有这一切使雅克·特斯塔特得出了一个相当乐观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摆脱了各种幻想的推销者的困扰、把自己放在一个负责任地位的公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都是要团结而不要竞争、要人性化的社团而不是沙文主义、要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生产本位主义。这样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平庸之辈——他们是选举的吸引对象——中的真正的人性潜能被揭示出来，也为人们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即另一个世界还是可能出现的。”
[1]VoirThomasCOUTROT,“Socialisme,marchés,autogestion:unétatdudébat”,séminaireMatisse“Hétérodoxies”,octobre2002,http://gesd.free.fr/tcsoz.pdf.
[2]LeonidKANTOROVITCH,Calculéconomiqueetutilisationdesressources,Paris,Dunod,1963,p.20
[3]EugènePREOBRAJENSKI,LaNouvelleÉconomique,op.cit.,p.98.
[4]FriedrichENGELS,Anti-Dühring［1878］,Paris,Éditionssociales,1963,p.349,http://gesd.free.fr/antiduhr.pdf.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660~661页。
[5]CatherineSAMARY,Plan,marchéetdémocratie.L’expériencedespaysditssocialistes,Amsterdam,IIRF,“Cahiersd'étudesetderecherche”,1988.Surunmodemoinsthéorique,FrancisSPUFFORDdécritdansRedPlenty(Londres,Faber&Faber,2010)commentlesstructuresbureaucratiquesontempêchélesconstructionsthéoriquesdeKantorovitch-l'undespersonnagesdeceroman-dedevenirréalité.
[6]JacquesTESTART,“Citizenloft:l’humanitéexiste”,Libération,29mars2002.
参考文献
ATTAC,LeCapitalismecontrelesindividus,Paris,Textuel,2010.
COUTROTThomas,Démocratiecontrecapitalisme,Paris,LaDispute,2005.
GÉNÉUXJacques,L’AutreSociété,Paris,Seuil,“PointsEssais”,2011. |
第三讲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三讲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财富的巨大积累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世界层面的不平等
·减贫进程缓慢且不均衡
·“平等，就是健康”
长期来看，实际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出现同步变化。这是我们从过去几代人身上所看到的，然而今天的情况却不再如此。出于一些我还看不清的原因，实际工资开始分化了。
——艾伦·格林斯潘
《金融时报》2007年9月16日。）
不妨让我们“为恶人辩解”一回：资本主义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换言之即社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们可以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这种生产能力。当然，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用来衡量人们的幸福，它既不会考虑到生产的内在效用，也不会考虑到生产的分配及其对环境的恶劣影响。不过，它倒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的性质完全相符的工具。
财富的巨大积累
得益于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所作的历史研究，我们得以看到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历史溯源，因为其中有的可追溯到公元1年！当然，人们可能会对这一旨在对不同历史时代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因为不同时代的生产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其中的数量级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长期趋势却令我们很感兴趣。
1500年，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1990年购买力计算的国际美元的800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为2万美元。也就是说，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24倍。这就相当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0.65%。这一提升并不是稳步出现的：1820年之前，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很低的（大约为0.14%），在这个时候，欧洲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比1500年时提高了50%。在经过了这一漫长的几乎停滞期之后，经济于1820年前后开始腾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并超过了1%。
表3-1大致勾勒出了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中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新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在此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4倍。20世纪上半叶则饱受战争和危机的困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1%，略低于之前半个世纪的水平。
表3-1欧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时间段年均增长幅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的倍数按此发展速度，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翻番
所需的时间（年）
1800~1850年0.651.4
108
1850~1900年1.251.9
56
1900~1950年0.981.6
71
1950~2000年2.804.0
25
资料来源：AngusMADDISON,StatisticsonWorldPopulation,GDPandPerCapitaGDP,2008,http://gesd.free.fr/amaddi.xls。
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这一增幅是史无前例的）——劳动生产率是用每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服务的量来计算的。换言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在付出相同劳动的情况下，一个社会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确切地说是商品财富。这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因为它能够在维持高利润率以及整个制度强劲发展的同时，又有可能提高人均生活水平。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活力之源。这也是资本主义——这个在竞争和积累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制度——深层本质的体现。竞争迫使每一个资本家去提高自己的生产条件，而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积累就是“资本的摩西和先知”。不讲究积累的资本家注定是要消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因此，资本主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后者是资本主义保持活力的条件和结果。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于是可用剩余的提高。假设收入是以固定的比例分配的：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与工资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如果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那么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固定的，同样，利润所占的比例也将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公平地分配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在这种良性循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可能使该制度获得合法性的关键因素：雇员固然是处于被剥削的状态，但他们购买力也在和谐地增长着：资本家通过利润的再投资固然侵占了一部分剩余，但是他们也为劳动生产率的再提高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循环往复。
这些说法不可能被轻易推翻。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比如说英国的资本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残酷剥削、近乎野蛮的制度，这种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迈向了现代民主，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新兴国家的大跃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复制了这一轨迹，在这些国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离土地，也同样在近乎野蛮的条件下工作着。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极度不当，但最终还是会通过“利益均沾”——即英文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的方式惠及穷人。
[1]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5页。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平等的进一步加深吗？资本主义的那些优秀辩护者一定不会承认这一说法。他们的回答可以被归纳成两个简单的命题。第一种说法认为，不平等是效率存在的先决条件：如果企业家看不到赢利的希望，他们就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雇员如果不面临任何风险，他们的生产效率就会低下。第二种说法认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最穷困的人最终也能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不平等是一种虽然不好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一种权宜之计。
不过，这种论调正在失去市场。当今发达国家的现实是：“增长的果实”被极少数社会阶层窃取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用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这三位经济学家都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来研究不平等问题，而且他们的调查涉及尽可能多的国家。[1]他们还特别使用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指标（它会随着衡量不平等的其他指数的改变而出现同步变化）：1%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这一指数的变化反映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现象。[2]第一个现象是：从长期来看，不平等的程度存在着缩小的倾向。20世纪初，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很高，他们的收入大约占全圄总收入的1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平等的程度开始有所缩小，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缩减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世纪50年代初，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10%左右，之后这一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在逐步趋缓。
然而，这正是需要指出的第二个现象：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下降的曲线出现逆转，不平等现象再次出现进一步加深的势头。这一变化最明显的国家虽然是美国和英国，但贫富差距扩大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中国或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同样存在（见表3-2）。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当前这场危机的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表3-21%最富格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单位：%
1982年2005年
法国7.18.2
德国9.411.1(b)
印度4.58.9(c)
中国2.6(a)5.9(d)
日本7.09.2
瑞典4.06.6(e)
除美国和英国以外的平均水平5.67.9
美国8.418.3(f)
英国6.914.3
八国平均水平6.311.1
注：a.1986；b.1998；c.1999；d.2003；e.2006；f.2007。
资料来源：AnthonyB.ATKINSON,ThomasPIKEITYetEmmanuelSAEZ,“Topincomesinthelongrunofhistory”,NBERWorkingPaper,n°15408,octobre2009。
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势头的逆转，标志着一种决裂：这不仅是与“辉煌三十年”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决裂，也意味着自1900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终结。这种发展变化既不是稳步的，也不是协调的：其间既有过停滞，也有过倒退。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资本主义的自然运行方式并不能消除不平等现象。其中必须看到阶级斗争、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公共政策等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里根上台执政后立即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如今的美国贫富差距大致与20世纪30年代相当。这一变化原本可以通过再分配的公共政策来加以弥补。虽然说这一补偿政策的效果没有完全消失，但它逐渐被一些针对过去税制改革所推出的反改革措施“僵蚀”——这些反改革措施都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即逐步减轻最富裕人群以及企业的税赋负担。高收入者的所得税以及企业税的税率都出现了下降（见表3-3）。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税收政策非但没有消弭贫富差距，反而使它进一步增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建构活动主体的国家，其干预行动并没有减弱。可以说社会福利国家变成了一个反社会福利国家。
表3-3税率的变化
单位：%
所得税
（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公司税
（参考税率）
1981年2008年
1990年2009年
德国5645
50.015.8
比利时7250
41.034.0
西班牙6527
35.030.0
美国7035
34.035.0
法国6040
42.034.4
爱尔兰6041
43.012.5
意大利7243
52.027.5
英国6040
35.428.0
资料来源：OECDTaxDatabase,www.oecd.org/ctp/taxdatabase。
社会不平等这一曲线很好地概括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新历史。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关系还能催生出一种可以体现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工资标准。然而，1974-1975年的危机导致了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这或许是导致力量对比关系出现恶化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恶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问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两大因素很容易被人们看清：从底层看，是工资受到压缩，即工资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从顶层看，则是金融收入（再加上那些针对过去税制改革所推出的反改革措施）的急剧增长。在第一点上，人们可以发现利润与工资分配比例的变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性：撇开经济景气所产生的波动不谈，利润所占的份额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之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份额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使得利润所占的份额开始上升，而利润份额的上升通常在两年以后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得到体现。第二个因素是股市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飞涨，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到了它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工资的压缩以及股市上涨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两大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或者欧盟委员会等国际机构都认同这一分析结论。不过，法国曾经出现过一场争论，对这一现象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诚然，法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势头可能没有别的国家那么明显，但1982-1989年间法国的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是下降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3]。
[1]AnthonyB.ATKINSON,ThomasPIKETTYetEmmanuelSAEZ,“TopIncomesintheLongRunofHistory”,NBERWorkingPaper,vol.15408,octobre2009,http://gesd.free.fr/aps2009.pdf;donnéesstatistiques:http://gesd.free.fr/aps2009.xls.
[2]VoirMichelHusson,“Delaprospéritédesriches”,noten°14,septembre2010,http://hussonet.free.fr/atkipiks.pdf
[3]有关这方面的综述，请参阅MichelHUSSON,“Compressionsalarialeetinégalitésderevenus”,octobre2010,http://hussonet.free.fr/solineg.pdf。
世界层面的不平等
全球化是导致不平等的进一步加深还是有所减缓？这个问题问起来容易，回答起来却并不简单。如果我们只是看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那事情就会清楚得多：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大部分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增大。如果从全世界的层面来看不平等的问题，事情就要复杂得多：这得看是从每个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是从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按照世界银行专门从事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布兰克·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的定义，我们把三种不平等现象作出了区分。
——国家间的不平等。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每个国家进行排名，并计算出一个分配指标，如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被视为一个“个体”。于是就可得出第一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I。
——经人口加权的国家间不平等。在前面的计算方法中，一个富裕的小国（如卢森堡）和一个贫穷的大国（如中国）的分量是一样的。为了弥补这一偏差，就应当按照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进行加权。这样一来，中国的分量就会超过卢森堡。这就得出了第二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II。
——这一计算方法仍不尽如人意，因为在这里每个中国人的收入都被算成了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然而，不平等现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必须算出一个将全球所有人口混合在一起的全球指数。这就是第三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III。
这些度量标准提出了一些与方法有关的大问题。在测算每个国家收入的购买力——“购买力平价”时应当考虑的是每个国家的实际价格而不是使用外汇市场上的外汇比价。统计数据的改善势必要求对相关结果作出定期的修正，而这很可能是很大规模的修正。例如，2005年所搜集到的有关价格的新数据使人们对此前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修正，尤其是其中涉及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不平等现象可能比人们所设想的还要严重。全球人口的基尼系数可能达到了0.70，而不是此前的0.65。占全球人口10%的最富裕人群，其收入占了全球总收入的57%，而不是50%。”[1]
这些新数据使布兰克·米兰诺维奇得出了比在原先的著作[2]中更为清楚的结论：在那本书中，他认为不平等现象将呈现温和上升的势头。当人们把一个国家看成是一个人的时候，相关的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I）在1980~2000年间呈现的是上升势头：因此，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的差距。然而，如果把人口规模这一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基尼系数II则从1980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是新兴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带来的结果：这首先要得益于中国，而最近十年来也包括印度。最后，如果从全球收入不平等（全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角度看，则基尼系数III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趋势：不平等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剧，而如今继续在高位运行。[3]
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增大之中。唯一的例外期与一些南方大国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模式的时期完全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以及“辉煌三十年”时期。全球化导致了“历史趋势的逆转，即由过去的国家间收入不平等（国家间的差距持续加大，但是国内的差距却在缩小）日益增大的倾向，变成了国家间收入不平等差距缩小，而国内差距扩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在未来的世界里，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很可能不再取决于他的国籍，而更多地取决于他所从事的行业及其受教育的程度”[4]。
[1]BrankoMILANOVIC,GlobalInequalityRecalculated:theEffectofNew2005PPPEstimatesonGloballnequality,WorldBank,ResearchDepartment,30août2009,http://gesd.free.fr/glorecalc.pdf.
[2]BrankoMILANOVIC,WorldsApar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5.
[3]VoirMichelHUSSON,“Lesinégalitésàl'échellemondiale”,noten°26,octobre2010,http://hussonet.free.fr/branko.pdf.
[4]GlennFIREBAUGH,“Commentondebateaboutincomeinequalitytrends”,2juillet2008,http://goo.gl/1tTuu.GlennFirebaughestl'auteurdeTheNewGeographyofGlobalIncomeInequalit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3.
减贫过程缓慢且不均衡
总体上看，借用米兰诺维奇（Milanovic）的话来说，“全球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十分惊人”全球10%的富人占有了全球57%的总收入。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新兴国家。例如，经合组织最近在南非、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四个新兴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除巴西以外，这些国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不平等（包括消费不平等）比前十年都有所增加”[1]。然而，另一方面，“尽管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并未得到公平的分配”，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使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而南非的情况则略逊一些”。
在这里，贫困线是用人均日支出1.25美元（按照各国不同价格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来衡量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在1990~2015年间将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一半。2010年所作的中期评估[2]表明，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态有所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由1990年的45.7%下降到了2005年的26.6%。因此，22.8%的目标似乎唾手可得（见表3-4）。
表3-4贫因人口*的比例单位：%
1990年2005年
2015年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47.526.6
22.8
最不发达国家63.353.4
31.6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57.550.9
28.8
拉丁美洲11.38.2
5.6
东亚60.115.9
30.0
南亚49.538.6
24.7
东南亚39.218.9
19.6
西亚2.25.8
1.1
*指人均日支出不超过1.25美元的人。
资料来源：ONU,ObjectifsduMillénairepourledéveloppement.Rapport2010,http://gesd.free.fr/mdgr2010.pdf。
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为贫困人口的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现象呈现出了极为不平衡的势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形势几乎没有任何改观，而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2%）也是成效甚微。2005年，仍有14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联合国则警告称，当前这场危机的影响“很可能会长期存在：即使经济增长速度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到2015年甚至到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的比例仍可能居高不下”。
用这一方式来衡量的减贫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丝毫也不矛盾。也就是说，在那些经济高增长的国家，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也在提高——他们因此而摆脱了贫困状态，但是他们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那些特权阶层。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平等的发展模式：穷人也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他们所获得的好处远远少于其他阶层。
然而，缺钱的贫困只是生活水平的衡量尺度之一。不管怎么说，人首先必须得有饭吃，因此联合国千年目标中所规定的第一方面的目标是：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即在1990-2015年间把每日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这一比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自那时候起，这一比例一直在13%和14%左右徘徊，离2015年降至8%的目标相去甚远。如今，在全球68亿总人口中，有将近10亿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最近的粮食危机使得“营养不良的人数不断上升，而在某些地区，尽管在2000-2002年以及2005-2007年间曾在降低饥饿发生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步伐明显在放缓（虽然还没有完全停顿）”。
甚至是一些有工作的人也难逃贫穷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有工作的穷人”（workingpoors）的现象。1988年，发展中国家48%拥有工作的劳动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日支出不超过1.25美元）。这一比例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0年后降到了26%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比例如今又回到了31%。这种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尤为明显，比例分别为64%和51%。
除了消除贫困和饥饿外，联合国还设定了其他一些目标：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对抗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等。这些目标指明了人类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些优先事项。这些目标与全球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应当得到保障。2005年联合国曾对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投入进行了估算[3]。这些所需的投入应当逐渐增加：2006年为1210亿美元，2010年为1430亿美元，2015年为1890亿美元。但这些额度最多只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35%而已，也就是相当于一天产值的额度，或者说只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9%——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估算，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15310亿美元。
数字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把这些数字与用于救助银行的数字相比之后。地球上居民的基本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保障，我们所生活的究竟是怎样的野蛮世界？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仍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世界（见背景资料）。然而，尽管好心并不一定能办大事，但我们何不这样设想：为什么不把这些投入看成是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呢？如果在为每个人提供有尊严生活的同时，又能从各方面入手解决贫困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同时，又能使环境恶化问题得到遏制。
背景资料：如果世界是一个村庄
如果我们把全球的人都放在一个只有100人的村庄里，那么这村庄可能会是这样的：
——81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年收入为3580美元，另外19人生活在发达国家，平均年收入为22060美元；
——61个是亚洲人，12个是欧洲人，13个是非洲人，9个是南美人，5个是北美人；
——75个是非白人，25个是白人；
——48个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不到2美元，20个人每天的生活开支甚至不到1美元；
——48个人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卫生设施；
——50个人是城市居民；
——25个人没有住房或者居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简陋房屋里；
——17个人年龄不到18岁；
——16个人喝不上自来水；
——16个人是文盲；
——14个人营养不良；
——8个人能在家里上网；
——4.5个人是美国公民；
——1个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
——只有1个人拥有高等教育的文凭。
资料来源：nationsonline.org,SummaryoftheWorld,http://goo.gl/RoCqW。
这一全面的概述印证了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突变的结论。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北方耗尽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潜力，而南方的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粗暴的、不平等的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使一部分民众告别了极度贫困的状态。今天的中国所走的道路与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初所走的道路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是齐格雷特·鲍曼（ZygmuntBauman）指出来的：“在世界发达地区所积累的资本能自由地在遥远的地方重新创造出其原籍国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条件：老板们单方面打破了义务对等的原则，能随心所欲地增加受其新行动自由控制的人数。这一回，老板是那些与其所雇用的员工相距数千里的‘远程企业主’。”[4]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它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作出选择。只有那些能在资本主义活力中占有一席之地、能本着遏制的逻辑与他人拉开距离者才能被其所接纳。这种排他性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南方国家的就业不足以及北方国家劳动者的贫困都属于这种阶层划分的逻辑。换一种方式说，只有那些有可能带来收益的社会需求才会得到满足，其他的社会需求只能承受“挤出效应”的后果。
墨西哥的玉米种植是这方面一个很现实的例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玉米种植还受到双重的调控：对外，玉米的出口受到严格限制；对内，玉米所实行的是保障价格，农民的收入有保障，而穷人则可以通过墨西哥国家基本商品管理委员会的销售渠道以固定的价格买到玉米。国家的这种干预既确保了就业和农民收入等基本的社会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穷人的基本粮食供应。
这当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但是制度机制毕竟还是有的，尽管它们会时不时地受到质疑。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后开始实行的自由化和贸易开放政策使这些制度机制彻底消失。边界完全向进口开放，玉米的保障价格被逐步取消，最后连墨西哥国家基本商品管理委员会也不复存在了。在那些享受了巨额补贴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面前，墨西哥的玉米生产者没有任何机会，该来的终究都会到来：墨西哥的玉米生产者们大部分被彻底“挤出”，他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资源，而那些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则因为销售环节补贴的取消而受到了侵蚀。我们无法用别的方法来理解这场“墨西哥玉米饼”危机。2007年，主要是在投机因素的作用下，玉米的价格出现飞涨（半年内上涨了70%），结果导致饥民闹事，而且此类事件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这场危机还表明，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已不可逆转地消失了。这一例子还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冲击，这是该国历届政府政策选择所导致的——这些政策虽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但也是这些政府所接受的，并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对其进行了强化。
这一故事从反面为人们勾勒出了全球化向另一方向演进的大致轮廓。这些轮廓线也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不像传言所说的那样不存在任何替代方案。这就是以更公平的方式对收入进行分配，并对经济实行“去全球化”。就像全球化是贫困的介质一样，公平分配与去全球化这两者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国内市场没有支付能力，把经济重点重新放在国内需求的做法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国内市场的支付能力就不可能得到提高。这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乌托邦，而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就美国而言，过去25年的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成以下三个特征：不平等、过度消费以及对外举债。这种靠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资金的“负债型增长”并没有让大多数民众获益。然而，这种模式已经被危机所击溃，而且很可能无望重振。[5]为了减少对外金融依赖，应当提高家庭储蓄的利率（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但这将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而这只有在分配公平的情况下才能被人们所容忍。另一个办法就是扩大出口。然而，这条路也已经被封死。不可能所有的大国都采用依靠出口来拉动增长这种战略，德国对欧盟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美元的贬值来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样做又可能带来衰退效应，尤其是对欧洲的经济。
类似的结论也可能同样适用于中国，只是方向与美国相反：中国的增长模式成功地抵御了危机，但是它并不会因此而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因为消费在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太小，而且越来越小。对中国而言，将经济重点转向国内需求这样的调整，其关键在于改变过去不太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6]
[1]OCDE,TacklingInequalitiesinBrazil,China,IndiaandSouthAfrica,2010.
[2]ONU,ObjectifsduMillénairepourledéveloppement.Rapport2010,http://gesd.free.fr/mdgr2010.pdf.
[3]Investirdansledéveloppement:planpratiquepourréaliserlesObjectifsduMillénairepourledéveloppemet,ProjetObjectifsduMillénairedesNationsunies,NewYork,2005,tableau17.3,p.300,http://tinyurl.com/44todr.
[4]ZygmuntBAUMAN,“Inequalityplayingmusicalchairs”,SocialEurope,octobre2010,http://goo.gl/f8yPK.
[5]MichelHUSSON,“États-Unis:lafind'unmodèle”,LaBrèche,n°3,2008,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6]MichelHUSSON,“Chine-USA.Leslendemainsincertainsdelacrise”,NouveauxCahierssocialistes,n°2,septembre2009,http://hussonet.free.fr/chimeri.pdf.
“平等，就是健康”
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Pickett）在其新著中认为，平等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1]。他们援引大量研究成果，旨在证明社会的机能障碍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恶化、心理健康及各种成瘾症、肥胖、教育、暴力和违法犯罪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另一本著作[2]中，威尔金森阐述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些可比人群在健康方面的差异可用他们之间不平等的程度来解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平等状况更好的社会人群，其健康状况也更好。
然而，健康状况的差异不仅与医疗开支有关，还与公共部门在这些开支中所占的份额有关。[3]此外，不平等的程度还与医疗卫生开支的总额成反比。[4]这样就出现了三方共赢的局面：公共开支越多，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健康状况就会更好。威尔金森不仅使用了一些客观的指标——其中有两个传统的指标是人均寿命以及儿童死亡率，而且还使用了一些与量化的社会数据有关的主观指标。例如，他发现在那些不平等问题严重的国家，人们往往不太容易相信他人。这一结论与本书第一讲中所引用的扬·阿尔冈（YannAlgan）和皮埃尔·卡于克（PierreCahuc）等人的观点存在差异：这一研究把人们之间的信任度看成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
相反，威尔金森的研究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关系与一些心理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尤其关注融入社会网络的程度。许多统计数据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健康状况不仅只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这唯一的因素，而是由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多种条件共同决定的。威尔金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性本质不能仅仅归纳为唯利是图，而是在两种矛盾的心态之间徘徊：合作与统治。每个社会都会在这两个动机之间选择出一个特定的“量配比”。不言而喻，自由派那些针对过去税制改革而推出的反改革措施打消了人们合作的意愿，并使人们普遍退缩到了一种后退的、充满争斗的个人主义。因此，相关的结论已十分清楚：平等是社会福利和真正自由的绝对条件——平等在这里被定义为“不受歧视、不被人低看的感觉”。
在加剧世界不平等的同时，资本主义也使人类偏离了对自身幸福生活的合理追求。因此，“挤出效应”理论已经破产，成了那些已经死亡的理论之一——用约翰·奎金（JohnGuiggin）在其书中所描述的话来说，它们已成了“僵尸”[5]。在此需要再次强调这样一个结论，即资本主义的运行导致了财富的极化，而只有社会压力能改变这一“自然”倾向。
[1]RichardWILKINSONetKatePICKETT,TheSpiritLevel.WhyEqualityisBetterforEveryone,Londres,PenguinBooks,2010.
[2]RichardWILKINSON,L’Égalitéc'estlasanté,Paris,Demopolis,2010.
[3]MichelHUSSON,“Lasanté,unbiensupérieur?”,Chroniqueinternationaledel’Ires,n°91,2004,http://hussonet.free.fr/ecosante.pdf.
[4]JeanGADREY,“Inégalités,pauvretéetredistribution”,Alternativeséconomiques,n°239,septembre2005,http://gesd.free.fr/gadrey5.pdf.
[5]JohnQUIGGIN,ZombieEconomics.HowDeadIdeasStillWalkamongU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
参考文献
MADDISONAngus,ContoursoftheWorldEconomy,1-2030AD.EssaysinMacroeconomicHi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PIKETIYThomas,LesHautsRevenusenFranceauXX°siècle:inégalitésetredistribution,1901-1998,Paris,Hachette,“Pluriel”,2006,http://tinyurl.com/Piketty1.
WILKINSONRichard,L’Égalité,c'estlasanté,Paris,Demopolis,2010. |
第二讲利润从何而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二讲利润从何而来？
·什么是剩余？
·有关利润的理论
·主流经济“科学”的不幸
应当警惕这种平衡能自我修复的危险理论。的确，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某种平衡会重新出现，但仍要因此而承受巨大的苦难。
——让·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
（JeanDESISMONDI,NouveauxPrincipesd'économiepolitique,1819.）
要想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必须有一个理论框架。然而有诸多理论把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与资本主义一起问世的政治经济学被分成不同的范式：古典范式（李嘉图）[1]、马克思主义范式、新古典范式（瓦尔拉斯）[2]，以及凯恩斯范式[3]。如今，新古典主义学派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并被认为是一种能使人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见解。我们将从两个关键问题入手，对这一抱负进行考问：“什么是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进行的合理选择”[4]是如何实现的？
[1]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OavidRicardo,1772-1823）是首次出版于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Desprincipesdel'économiepolitiqueetdel'impôt）的作者。
[2]里昂·瓦尔拉斯（LéonWalras,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
[3]这一名称源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
[4]这里借用了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AnEssayontheNatureandSignificanceofEconomicScience,London,Macmillan）一书中所下的正规定义。详见以下网址：http://digamo.free.fr/robbins32.pdf。
什么是剩余？
剩余这一概念是指一个社会的生产超过了其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因为一个“没有剩余”的社会是很难想象的。社会的全体成员必须把全部时间用于获取其生存所需。即便是在原始社会里，剩余通过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来体现：在闲暇时间里，人们可以从事与谋求生存所需无关的一些活动。
在不同的社会，剩余的分配和占有方式显然不尽相同。让我们试举几个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只要产量超过了消费量就会有剩余，于是，这些剩余就可被用于供养某些从生产任务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阶层（如首领、君主、祭司、艺术家等）。一切将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比如说有的社会可能不会专门供养祭司，而是会选择只生产那些生活必需品，从而使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事其他活动。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为“原始共产主义”。这些事例可能与真实的历史不完全吻合，但它们足以说明其社会形态从一开始就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不管怎么说，人类历史很早就是以阶级社会的形态出现的，阶级是按照不同阶层与剩余之间的关系——对剩余的产出所作的贡献或者享受剩余成果的能力——来确定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农奴承诺要把自己的部分收成交给庄园主或者要为庄园主耕种部分土地。这一社会规则清楚地表明了对农奴所生产出来的剩余物的分享模式：其中的一定比例——或者一定的量——是要交给庄园主的，剩下的才能归农奴所有。如果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或者说作物的收成不会有任何剩余产生，那么这种阶级结构就永远不可能出现。这一例子——当然它是被简化了的——表明，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取决于技术潜力以及各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其中的复杂状态是难以理清的。在某些情况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剩余的产生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工，尽管技术水平并不是这种分工的决定因素。在这个封建社会的例子中，剩余总体上看主要还是与农业活动有关。正因为如此，第一代经济学的理论家们都把土地作为唯一的财富，甚至还同时作出了生产性活动（能产生剩余的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的区分。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跳一跳，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从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过渡会引发重大的历史论战，这一过渡也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不谋而合。这一学科的目的正是要对资本主义的运行作出解释。
第一代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曾提出过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即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产品的价格会高于另一个产品？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在雇员（工资）、资本家（利润）和土地拥有者（地租收益）之间是如何分配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利润从何而来？
在农业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剩余是大自然的馈赠。在工业社会，这一剩余根本不是大自然所给予的。然而，如果人们想对资本主义有所了解，并想创造出某种理论的话，就必须从了解利润入手。而这一做法远比当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有关利润的理论
给利润下定义并不复杂：它是一个产品的售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余额。一个资本家会怎么做呢？他购买了机器、电脑、办公设备、原材料、能源以及中间产品（如汽军工业的汽车轮胎），然后他开始雇用员工，并让他们开始生产一种新的产品。然后，再把它卖出去。我们不妨来算笔账：支出方面，主要是生产成本，即这一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开支；收入方面，则是产品的出售价格。利润就是产品的售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余额。
这一切都只是人们的常识，但其中的理论呢？让我们斗胆借用自由落体运动来作比较。我把一个物体从阳台上扔下来，它就会往下掉。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有人回答说，它会掉下来是因为后来的位置比原来的更低，这样一个答案并不能令人感到特别信服，因而对它也不太满意。然而在有关利润的问题上，人们所想到的第一个答案也与此相类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赢利，是因为他出售商品的收入超过了所投入的生产成本。这种对定义的赘述并不能算是有关利润的理论。然而，奇怪的是，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却始终在竭力回避提出这一问题，而且即便提出了这一问题，相关的回答也不尽如人意。
细想之下，这个问题实际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什么东西能使利润得以存在；其次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它们会落入资本家之手。
利润的存在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显而易见：将产品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资本家这不是在宰顾客吗？这种“壮举”显然不可能长时间、大规模地存在，它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方式。从一个平均的角度看，一个产品的售价必须符合其“真实的价值”/
其中的关键在于剩余这个概念当中。利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工业社会已出现了剩余，而这种剩余与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没有任何关系。因资本主义制度而出现的困难在于，工资关系使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将农奴与雇员进行对比可使人更明白其中的缘故。我们假设农奴必须把其收成的1/3交给庄园主，那么他有1/3的时间是在为庄园主工作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雇员来说，事情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如果他被雇用时要求一天工作八个小时，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八个小时的报酬，因此他实现了按劳取酬。那个问题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也就是说利润从何而来？更客观地说，应当从经济全局，更确切地说是全部的增加值——即著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只要把所有企业的营业额相加就可以算出这一数字——为防止出现重复计算，需要扣除中间消费（即资本家之间相互购买的情况）。说得再简单些，从收入的角度看，这些增加值被分成利润和工资。而从生产的角度看，这些增加值恰恰与商品（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积聚是相对应的。这些商品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商品将被雇员所消费，而另一部分商品则成了剩余。
如果雇员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只供自己的消费之用，那么就不会有剩余，因而也不会有利润。利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到足够使雇员在工作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其自己的消费。因此，利润的存在必须要有技术基础，这一点也适用于以前的剩余形式。利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最终会落入资本家，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之手。将汽车卖掉之后所获得的利润会落入汽车厂的老板手里。
这种利润的分配方式显然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安排，但肯定不是唯一可设想的分配方式。例如，人们可以这样想象甚至幻想：所有的利润都放在“共同的罐子”里，而它们的使用则由全体公民来决定。这种观点显然有些乌托邦，但它能够再次说明资本主义不仅仅只取决于技术和经济特性，它还取决于社会关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特性会产生一个重要后果：如果所产生的利润有一部分会被继续用于投资，而相关投资方向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个人手里，因为决策权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大量的钱是投到这个行业还是那个行业”，这样的选择将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轨迹。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的优先目标实际上是由一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社会阶层所决定的。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等第一代经济学大家在以下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然而，这一有关价值-劳动的理论存在着两点不足。第一个问题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资本家把一个已经加了利润的产品销售出去之后，他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资金增加了。换言之，资本家在出售商品之后所获得的钱使他能购买到（或“支配”）比其生产商品时所付出的更多的劳动。亚当·斯密所遇到的这一难题在李嘉图身上得到了解决：他含蓄地承认，所花费的劳动并非全部都得到了报酬，也就是说，利润实际上就是那部分未被支付的报酬。
然而，第二个问题依然存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必将出现“一般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每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率最终将基本趋于相等。事实上，很难想象不同的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长期存在：那些低收益的行业会逐步被人们摒弃，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会将利润率推向相等。然而，人们又会因此而陷入另一个矛盾中。事实上，这其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作用的法则。第一条法则：一个商品的价格与其生产所需投入的劳动成比例。第二条法则：每个资本家的利润率是相等的。而这两个法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第一条法则成立，那么那些大量使用劳动力的行业，其利润率就会更高。相反，那些大量使用机器、劳动力使用不多的行业，其收益则会低一些，而这显然就违背了第二条法则。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碰上了这两个用其思维框架很难解决的障碍。
这一理论障碍使得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次大分叉。一方面是马克思；另一方面则是“边际效用学派”或者说“新古典主义学派”。马克思有关利润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对要更简单。他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一部分的劳动通过劳动的形式获得了报酬，而另一部分就成了“剩余劳动”，即雇员在生产自身所需消费之外所进行的劳动。显然，生产钢铁的工人是不会直接消费钢铁的，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这一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1]这是一个抽象概念，资本主义完成了这一抽象过程，它把每个雇员的具体劳动变成了一个可衡量的抽象劳动。这样一来，社会关系就隐藏在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当中。
换言之，资本家所购买的并不是其雇员的劳动，而是他们的时间。马克思由此作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劳动的价格。资本家所购买的说到底就是雇员的时间。所有的劳动合同都规定（至少从原则上是如此）了劳动的时间，而且最早的工人斗争都与争取劳动时间有关，至少是把争取时间与争取工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旦雇员进入其工作场地，他就处于一种从属地位，雇主将会想方设法从他身上获取最大的收益。
因此，劳动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它具有这样一个独特的性质：雇员会创造出超过其自身所需——即这个“产品”维持自身所需的东西（如住、吃、洗等）——的价值，而其中的差额则归资本家所有。这实际上就是利润的秘密，也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基础。这一理论以其明晰的特性与其他一些有关利润的主流理论的模糊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理论看来，利润是用来支付资本、储蓄以及经营精神的报酬。该理论也是理解当今危机的一个有用的工具：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认为躺着就能发财的幻想。
[1]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上述两个原则之间互不兼容的特性引发了一场有关价值（它与所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向生产价格（它与所投入的资金成比例）转化的争论。这也成为人们批驳马克思的价值论相互矛盾或形而上的主要论据。不过，如果加上一个时间尺度，人们就可重建这一价值论的一致性：全部的剩余量是由全部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而利润则会按照每个资本家所投入的比例来分配。有关这一“时间尺度”的解读方法，请参阅早期的一篇文章：ManuelPÉREZ,“Valeuretprix:unessaidecritiquedespropositionsnéo-ricardiennes”,Critiquesdel'économiepolitique,n°10,1980,http://hussonet.free.fr/perez.pdf。
主流经济“科学”的不幸
今天的主流理论直接继承了边际理论或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衣钵。在探讨利润这一问题时，该理论借用均衡问题绕了一个弯，以期证明竞争性资本主义会导致社会最优化（optimumsocial）。这一抱负显然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但我们不妨从绘制一份汇总表入手。
先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尽管以下内容看起来似乎玄之又玄，但人们所做的不过是在“审定教学大纲”而己，因为它们一度被列入中学经济社会学课程之经济入门教材大纲的内容——幸好，这些教材因为教师的强烈抗议而遭到拒绝。
这一整套主流理论是在以下三个原则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个人主义、对称性和均衡原则。社会，或者说经济，是由无数的小粒子所构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无数的因子或个人所构成的，其中每个人的力量都不能强大到对整个经济机制产生影响---确切地说是对自己有利的影响。其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因子：一方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另一方则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在双方都为达到均衡而共同努力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便是对称的。当产量和消费量最终终于达到相等的时候，这种均衡便得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只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因为人们既无法了解达到均衡之前的状态，也无法了解在达到均衡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处在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时间点上：均衡是在一种反复探索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一旦均衡状态出现之后，历史便停止了，这一理论也宣告完结。
这一均衡是在价格的指导下实现的：价格会发出一些“信号”，从而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目标相互兼容。事实上，双方的目标都受到一种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用价格来衡量的。对生产者而言，他所想要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实际上就是产品的销售价格与其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之总和的差额。对消费者而言，约束则体现在收入上：消费者所消费产品的总价格不能超过其收入，而且在他没有储蓄的情况下，这一约束就会达到“饱和”，即所有的收入全部被消费完毕。
资本主义和谐的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每位生产者实现了其利润的最大化，而每位消费者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这些个人的“自私”行为肯定就会达到用数学方法推算出来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世间的最好状态”。这并不是什么夸张说法。获得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说相当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奖项[1]），后来移居美国的法国人热拉尔·德布勒（GérardDebreu）[2]曾这样夸口说“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已经用数学方法得到了证明。”[3]
面对这一微观经济的基础理论——如今它被当成了一门科学——的简述，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这一模式与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遥远。当然，所有的理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概括与归纳，但是这一微观经济模式着实与其研究对象相去甚远。
认为均衡是最佳状态这一论题本身就存在非常明显的不足。它建立在以下两个命题的基础之上：面对两种不同的生产技术，生产者会选择更便宣的那一种；面对其收入能承担得起的两篮子商品，消费者会选择那种最能满足其需求的产品。要想不进入“人世间的最好状态”，生产者就必须尽力生产更贵的东西；或者消费者会一反常态，专门购买那些自己最不喜欢的东西！或许我们可以把IQ测试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Binet）的那句名言“我这个测试所测的是智商”改写成为“消费者所想实现最大化的是效用”。
这一理论会导致一个带有严格限制条件的标准，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没有使任何入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实现了。只有在所有的个人全都平等、可相互交换的情况下，这一规则才具有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限制）：不能用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偏袒另一些人。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让所有“消费者”的收入都相等简直难以想象，因此这一规则具有十分守旧的色彩。它等于是说即使以1%条件优越的人受到损害为代价换来99%的人境遇的改善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它离社会最佳状态越来越远了。因此，收入的分配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是什么在决定着收入的分配呢？或者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什么决定了这个人是消费者-雇员，或这个人是生产者-资本家呢？
由于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主流经济理论一般都在刻意回避此类问题。均衡理论的发明者之一瓦尔拉斯（Walras）曾试图探讨这一问题，并引入了“要素的初始禀赋”这一概念。换言之，有些人生来就具有资产或土地等禀赋，而大部分人却只有劳动这唯一的“禀赋”。因此，社会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它们也是古典学派的出发点。把社会说成是由一些没有区别的个人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种说法也是行不通的。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称性消失了，因为大部分消费者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劳动，这些劳动本身就是生产者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如果能将这一点考虑其中，人们距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描述就更近了一步。但这种貌似漂亮的和谐是失衡的，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即工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工资和利润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朝非现实主义方向迈出新的一步，把休闲娱乐也作为消费者的自由选项。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将不仅取决于其对每一产品的消费量，同时也取决于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正是消费者在消费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之间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相关理论则把这种情况称为劳动的“负效用”。换言之，消费者可以通过工作时间长短的选择来决定自己收入的多少。
在这一解密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人们都可以证明这种对资本主义变幻不定的描述方式中间包含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当人们在向我们解释可以使人“多劳多得”时，这其中所包含的正是这样的意思：雇员必须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劳动时间，而且不让他们作这样的选择会使社会远离最佳状态。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十分简单：资本家要使自己的利润实现最大化或者说他们会通过尽可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这是最起码的。然而，他们为什么就有权通过利润的形式占有了一部分的生产？第一个可能的回答是：生产者是借钱来购买资本的，因此必须向出借方支付利息，也就是说他们所凭借的是资本这一“初始禀赋”。一个新的阶级（资本的拥有者）的出现只会使这个谜团更加复杂，人们也再一次陷入了均衡这一困境：人们既不知道这些资本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在均衡实现之后它们又将去往何方。于是，一个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在这一模式中，利润（如果将领导层的工资排除在外）只是由利息所构成的。然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呈现的是另一种状态：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有的是办法，他们决定另辟蹊径，引入了一种只包括资本和劳动等数量有限的“生产因素”的生产理论。在这里，资本成一种东西，即生产所需的一切资本物品。在把资本称作“K”之后，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正如琼·罗宾逊（JoanRobinson）所解释的那样“我们教那些学经济的大学生写下Y=F(L,K)这样的生产函数，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Y就是总产量（……）。之后就要很快讲下一个问题，省得他一会儿想起来提出有关K的总量如何计算的问题。在他想起来提出这一问题前，他便已做上了教授，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不太严谨的思想方式得以一代代传递下去。”[4]要想使产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必须使资本和劳动相互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因素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多投入资本，少投入劳动可以进行生产，反之亦然——一切选择都是可能的。最好的结合方式是那种在考虑资本和劳动相对成本的基础上降低成本的方式。
这一抽象的理论与当代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辩论不无关系。例如，它成了一些主张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工资节制或免去某些社会保障或其他税费“负担”等）来扩大就业的论调的理论依据：如果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成本相比有所降低，企业就会雇用更多（更便宜）的员工，而会减少资本的使用量。这是增加就业的王道。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再次卡壳的理论。一个企业开始实施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计划。如果把这一过程换成数学用语，那么只有当每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其成本时，利润最大化才得以实现。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边际生产率是生产函数的一个导数，即通过增加资本或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得到的商品产量的增加值。借用数学来迂回说明这一问题并非无关紧要。主流经济学都存在这样一种基本趋势，因为它有着这样一个好处：能使相关理论成为一门科学。当然，好处还不止这一个：这种描述能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和谐以及收入的公平分配说成是一种客观现实——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导数更显得客观与无懈可击!
因此，可以说资本和劳动造就了生产，这两种要素都根据自己在边际生产率中所作出的贡献获得了报酬。更妙的是，“欧拉公式”（它仍然是一个数学概念）的出现使人们得以验证所生产出来的价值有没有真正被分配成为工资和利润。换言之，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与该生产活动有关的各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总数应该是相等的。不幸的是，事情后来变得有点复杂，因为它要求生产函数必须是连续可微分的，而且一次函数必须是同质的。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说，这就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必须是可相互替代的，而且其收益也是固定的：如果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增加一倍，产量也就增加一倍。
仅可替代性假设这一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用资本来取代劳动，或用劳动来取代资本。不过，我们暂且假定从一个狭窄的范围来看它是可以接受的。从理论的角度看，真正有问题的应当是另一个假设，即有关收益是固定的假设，因为一旦利润实现了最大化，它就变成了零。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果，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这种数学化形式。
人们在努力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它是指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减去生产成本之后的余额：Q-rK-wL。Q是指价格假定为1的产品。K是资本，L是劳动，r和w分别代表这两种要素所获得的报酬：w是工资（WAGE），而r是资本的成本。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就等于零，因为所有的收入都会被全部分配，也就是说Q等于rK加wL。这个问题至此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既然生产者所想竭力实现最大化的是利润以外的东西，那么资本的成本r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它把我们引向了利息——它可能会受到税收的调节——这个问题。
假设收益会不断增长，这一理论就摆脱这一困境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就不再是零，收入被分成工资、资本的成本（大体上可被看作是利息）以及“真正的”利润。但此时人们又会遇到一个新难题：利润是趋于无穷大的，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利润的增长，既然生产的最佳状态将不复存在，那么均衡的逻辑就会被打破。
这些具有一定破坏力的批评涉及理论的内在一致性。[5]不过，人们可以用一种更脚踏实地的批评对其加以补充。不妨让我们假设利润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有联系的，它所代表的是资本所应获得的报酬。同理，工资则是用来支付给劳动的报酬。问题是购买劳动以及支付劳动报酬的都是资本家。他们还购买了机器，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平庸，但是人们还未见过有一个资本家给自己的高炉付报酬的。他只是傻呵呵地将一切利润都留给了自己。总之，利润不会全部成为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所获得的报酬，只要认真思考五分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假对称关系就会消失。主琉经济学的功绩在于：它把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始终混同在一起。当一些机器被用于生产过程时，这一切属于技术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拥有者可以将一部分剩余分给自己。
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特征之一便是在以下这个问题上与古典主义做了切割：在古典主义看来，剩余的分配是一种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认同这一方法。相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旨在将分配方式客观化，用“生产要素”本身的一些物理性质来解释这种分配。按照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它们的替代物——对它们进行互相替换，人们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可以按照其边际生产率来获得报酬。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利润则等于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此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得到充分的使用，这就意味着失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一种“自愿行为”，因为这是人们在收入与“娱乐”之间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种对“人世间最好状态”的描述有很多好处。社会问题将因此而消失，因为收入的分配是由一些客观的经济法则所决定的。所有想改变这些法则的干预企图都将造成恶果，距离均衡这种理想状态也会越来越远。这正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所常用的一个论据。
新古典主义革命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向，它标志着与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古典主义学派前辈的决裂。然而，最初的时候，它所涉及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例如，瓦尔拉斯应该算是个左派人物，而且像这种自认为属于左派但又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失业的当代经济学家并不在少数。产生这一显而易见的悖论的原因在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所依据的正是唯科学主义。此外，古典政治经济学被重新命名为“经济科学”并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
从根本上看，经济学的认识论与物理学的认识论之间存在一个恒等式。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在是物理学领域，都存在着一些隐藏的关系和法则有待人们去揭示。在这方面，最清楚的表述莫过于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所发表的演讲：“一切科学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分析、可作出预判的规律。例如，天体力学领域就是如此。然而，许多经济现象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对它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与物理学领域一样惊人的规则。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科学是在一些与物理学一样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从一种更广的意义上说，社会科学也与物理学一样，它的建立同样是为了研究一些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变的关系和量。”[6]
这一前所未见的方法后来导致了科学研究步骤的倒置。它所探寻的是尽可能多地使理论模式实现正规化，人们可以称之为模式的效率。当然，这一过程必须大量借用数学原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数学化程度越高的模式就越容易——几乎是自动地——使经济领域那些最为保守的观点获得合法的地位？在这方面，必须对那些简单化的解释保持警惕。第一种做法是对使用数学的做法提出批评：它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用数学方式来实现正规化本身就是守旧、反动的。说实话，这种荒谬的、蒙昧主义的立场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但是它为人们的批评提供了口实，从而使这些解释丧失信誉。这种巧妙的辩术至少能说明数学化在其中发挥的真正作用，也有助于人明白数学化与公理化之间的区别。
另一种短视的解释则认为，经济学家都是“资本的奴仆”，他们在竭尽全力地制造一些完全为体制辩解的工具。当然，在研究战略以及个人的人生定位中，包含有获得社会承认以及谋求一份职业等因素丝毫不令人奇怪。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力量源自于这样一种共识：它只想建立一种有关世界的科学观、一种一开始就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偏好的科学观。它所做的工作能促进社会秩序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一结果——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似乎与经济学领域那些谦卑从业者的个人选择没有关系。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从某些经济学家深邃的讲话中感觉到他们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这一使命就是要将这样一个坏消息带给大家：经济法则是不可触犯的，任何想规避这些法则的政策都是涂鸦之作。现实是严峻而残酷的，但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因此，经济学的科学步骤所声称的客观主义并不是一种恬不知耻的病症，而是一种敢于实话实说、完全有担当的姿态，尽管良药苦口。在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必须通过降低成本来创造就业的法则与有人警告我“如果从阳台上跳就会摔下来”的法则一样灵验。
理论的正规化会使意识形态得到强化，反之亦然。这是由意识形态的微观经济基础与将物理学的方法论进行转化所需的必要因素在结构上存在一致性所决定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收益最大化都是通过这一公式来实现的，即社会是由个人，尤其是理性的个人所组成的。正是这一公式的实现过程才使前者的意识形态收益得以最大化，而后者则是科学收益的最大化。将目光都投向主流经济学的努力能使这一共同模式得到一种内生式验证。[7]
这些推论显然无法使那些针对主流理论的批判性评论彻底消失。事实上，这一理论并不太适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显然应该是资本主义。然而，说到资本主义就离不开资本，说到资本就离不开时间。事实上，资本物品（如“机器”）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它并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被一次性消费掉：它们是固定资本。而钢材、橡胶、水泥、能源等，这些东西则会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消失，它们是流动资本。差不多在一定的间隔时间就需支付的工资也属流动资本。如果没有固定资本，那么人们就可以把持续时间非常短暂的生产和消费周期看成是瞬时的，从而可以用均衡理论来加以分析。但是固定资本的存在使人们无法再使用这一诡计，因为固定资本可能会在几个生产周期里都始终存在着。
然而，均衡理论并没有把时间因素考虑其中（因而也没有考虑到固定资本这一因素），因为资本的累积是一个持续的进程，正是这一进程决定着未来时期的生产条件。[8]此外，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使价格结构发生变化，使人们无法再把资本当作一种物理量来衡量：它将独立于构成资本的那些具体物品的价格。在其创始理论中，瓦尔拉斯求助于一个虚拟的“拍卖估价师”这个“解围之神”负责宣布价格，从而使整个“探索”进程最终迈向均衡。但是，如果这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消失之后，理想状态就成了一个移动的目标，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与其渐行渐远。从根本上说，时间在这一理论中并不存在。它比那种短视的看法更离谱：在这里，时间被缩短至几乎为零，也就是说设想出一种几乎无法存在的瞬间。在这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奇怪理论里，没有了长时间，没有了积累，因而也没有了资本主义。
[1]1968年以来，瑞典银行每每颁发“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这一奖项也被人们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2]GérardDEBREU,Théoriedelavaleur.Uneanalyseaxiomatiquedel'équilibreéconomique,Paris,Dunod,1965.
[3]GérardDEBREU,entretienavecGuySORMAN,LeFigaroMagazine,10mars1984.
[4]JoanROBINSON,“TheProductionFunctionandtheTheoryofCapital”,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21,n°2,1953,http://gesd.free.fr/jrob1953.pdf.
[5]有关更详尽的论述，请参阅lestravauxdeBernardGUERRIEN,notammentsonDictionnaired'analyseéconomique,Paris.LaDécouverte,“GrandsRepères/Dictionnaires”.2000。
[6]MauriceALLAIS,“Anoutlineofmymaincontributionstoeconomicscience”,ConlérenceNobel,1988,http://gesd.free.fr/allais88.pdf.这种将物理学模式不恰当地移入19世纪处于酝酿过程中的“经济科学”的做法，成了菲利普·米罗夫斯基（PhilipMirowski）在其一本著作中的批评对象，参见PhilipMIROWSKI,Plusdechaleurquedelumière,Paris.Economica,2002。
[7]MichelHUSSON,“L'économétrie,oul'idéologieenéquations?”,ActuelMarx,n°34,2003,http://hussonet.free.fr/ideologi.pdf.
[8]人们可采用改变原先主张的方式来摆脱困境，尔后设想出一系列均衡状态，并称之为“跨期的均衡”。实际上，这等于是对时间进行压缩，因为初始的均衡决定着此后的一系列均衡。在这一分析框架下，经济发展进程是以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跳跃方式进行的，但对于中间是如何衔接的人们并不了解。这并没有解决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的问题。
参考文献
BIHRAlain,LaNovlanguenéolibérale.Larhétoriquedufétichismecapitaliste,Lausanne,PageDeux,2007.
MARXKarl,Qu'est-cequelecapitalism?vol.1,LesMystèresdelaplus-value,Paris,Demopolis,2010.
PASSETRené,LesGrandesReprésentationsdumondeetl'économieàtraversl'histoire.Del'universmagiqueautourbilloncréateur,Paris,LesLiensquilibérent,2010.
QUIGGINJohn,ZombieEconomics.HowDeadIdeasStillWalkAmongU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 |
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
·定义考证
·资本主义的起源
·社会关系的变化
·技术的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的种类
·意识形态的背景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托马斯·登宁，《工联和罢工》[1]
[1]（ThomasJosephDUNNING,TradeUnionsandStrikes,1860,London,pp.35,36.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6页。）
想对资本主义进行探讨，必须弄清资本主义一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然而，这个词被赋予了诸多含义：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我们会说他像个“资本家”。一些人对我们解释说，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商业资本主义甚至比工业革命出现得还要早。也有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可逾越的发展前景，或者说社会上一定会出现有产者和劳动者。另一些人的说法更巧妙：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它的表现形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们无法用一种笼统的方式来谈论“资本主义”。
定义考证
最简单的方法是开宗明义，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进行阐述，因为它将是接下来所有章节的基础。首先，资本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大量的资金或一大堆机器和工厂。资本应当被定义为“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会导致财富拥有者与那些一无所有、必须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们之间的割裂。只要有私有财产，资本之间以及资本家之间也就会有竞争。竞争迫使资本家设法不断地去扩大自己的资产，否则就将面临破产的境地；于是便产生了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于是形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自我增值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奇迹，实际上就是不断产生利润的能力：把投入了100欧元生产出来的商品按120欧元的价格卖掉。这台创造价值的机器一旦启动，它便能大大提升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这正是其巨大的力量所在。
这一简练的定义看上去似乎有点脱离实际。为了使之具有生命力，必须将它与资本主义的起源——即它的历史——以及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资本主义的起源
用如此简短的表述就想把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复杂历史讲清楚显然有些自负，此举的目的实际上是突出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征划定界限。这一过程不仅要求与意识形态观反其道而行，还要求与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稀释的做法反其道而行——在这一概念中，见利忘义被看成是人类的永恒天性。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将围绕着以下两大解读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认为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但它一直受到社会结构（如封建主义）的束缚。这一说法与亚当·斯密的观点相符。在他看来，劳动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这种“所有人”的自然倾向导致了劳动分工，因而也自然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解读方式，它并不认同存在“自然倾向”的说法。这种解读方式的最佳阐述者是卡尔·波兰尼[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引入意味着与此前的社会机制发生彻底的决裂。他指出了“有市场的”社会和“市场社会”——即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有市场并不意味着就有资本主义。市场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因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计后资本主义时代：不必废除市场，而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限制，使之社会主义化。波兰尼还是对商品化展开批判的一位先驱，他强调有三个要素是不应当也不能被商品化的，否则社会就可能出现重大的机能障碍。这三要素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他看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3]。
这一区别同样可以推广到其他要素身上：如贸易、手工产品以及货币等，这一切都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三大支柱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最初是从商业资本主义起家的，主要通过发展远洋贸易、远征和殖民征服等方式。人们甚至可以说全球化也是早在资本主义获得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了，这将有助于人们摈弃有关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中心论”。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业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制约，尤其是受制于那种只把使用以及使用价值当成一切生产活动之目的的生产关系”[4]。
新大陆的发现及其被殖民统治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稀有的珍贵金属，尤其是黄金成了财富的象征。重商主义成了这一行为的指导思想：一个国家所积累的黄金或其他贵重金属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裕。此后，中介贸易资本主义出现在了这些活动当中，而这种资本主义需要得到银行的支持。于是，商业资本主义在14、15和16世纪先后在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发展起来。远程贸易保障了集市的供应，也带来了十分丰厚的利润，但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种建立在掠夺和不平等贸易基础之上的致富方式导致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所说的、被欧洲一些贸易中心所控制的“经济世界”（economie-monde）[5]（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阐明了“经济世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经济世界”是指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经济世界在布罗代尔那里有三重意义：它占据着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极或中心；另外，每个经济世界都可分解为延续的区域，而心脏地区、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区有着不同的地位与命运。——译者注）。布罗代尔认为这种掠夺式的贸易资本主义与“地方经济”是相对立的“地方经济”是一种存在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节的“市场经济”。而冒险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正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合法建立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区别：利润来自贸易而不是生产。
然而，商业资本主义获得成功本身并不足以使其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在了英国，尽管最初的时候“英国的贸易机制和技术水平都不如它的竞争对手荷兰”[6]。
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在17世纪和18世纪间逐渐建主起来，尤其是英国出现了大量与贸易活动相关的制造工厂。在此期间，一些与服装加工、农具和新兴工业用具等相关的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然而，生产的技术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仍以手工劳作为主，只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在一些大工厂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马克思用劳动屈服于资本来描述这种过渡情况。在他看来，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此时利润的来源所依靠的还是压缩工资或延长劳动时间，而不是靠生产方式的真正转型“劳动屈服于资本——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只有当资本家在达到一定规模并开始直接控制生产之后才会出现：要么商人变成了工业资本家；要么在真正屈服的基础上出现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资本家。”[7]
因此，原始资本主义还不是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不能被简单地说成贸易、掠夺或者不平等交换。在这个时候，其腾飞所需的一切条件还未完全具备。首先，必须要有大量能适应这种新型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或者逐步破坏村社的公有土地（Commons），即那些集体经营的土地。此外，还必须把昔日的手工作坊改变成为大型的工业企业。
在第一点上，必须强调殖民式的国际贸易与劳动力的解放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Pomeranz）[8]曾通过对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周边地区）的比较来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英格兰获得了发展。这两个地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最初的时候所具的优势也基本相同。无论从资本积累还是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欧洲经济相比之下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为什么英格兰最终走上了工业化而中国没有呢？
其中有一种解释与资源有关，比如棉花，英格兰就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它可以节省土地，并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换言之，这就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引进什么先进技术——起到了提高英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9]。第二种解释与能源有关。在英格兰，煤炭资源丰富而且十分容易开采，而长三角地区则没有什么能源资源。煤炭的使用给英格兰带来了一些积极的附带作用：森林的砍伐减少了，一些原先的炭木林用地可用于种植其他作物。彭慕兰还揭示了另一种机制：英格兰的煤矿有很多渗漏的水，因而时刻需要用水泵来抽水。这些水泵的运行离不开蒸汽机，而蒸汽机的运转离不开煤炭。英格兰煤矿开采方面的难题反过来促进了蒸汽机技术的提升及具效率的提高[10]。
彭慕兰所提供的解读框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的决定因素串在了一起，从而使人明白工业革命是在地域制约、外来资源、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以及技术进步等一系列因素的偶然共同作用下才出现的。这一系列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或许有人会指责彭慕兰忽视了地缘政治因素，如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它毫无疑问地对中国的自主发展产生了影响。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彭慕兰低估了农村社会变化所发挥的作用。
[1]AdamSMITH,Recherchessurlanatureetlescausesdelarichessedesnations［1776］,livreI,chapitreII,Paris,Gallimard,“Idées”,1976,p.47,http://gesd.free.fr/smith76.pdf中译本见〔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8。
[2]KarlPOLANYI,LaGrandeTransformation,Paris,Gallimard,1983.中译本见〔匈牙利〕卡尔·波兰尼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KarlPOLANYI,LaGrandeTransformation,Paris,Gallimard,1983,p.107.
[4]AlainBIHR,LaPréhistoireducapital,1.LeDevenir-mondeducapitalisme,Lausanne,PageDeux,2006,p.191.
[5]FernandBRAUDEL,LaDynamiqueducapitalisme,Paris,Flammarion,1998.
[6]同[5]，第150页。联合省作为“最后的、最发达的非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期，但是这一成功“所依靠的并不是那些相互竞争的生产者所取得的成就”。EllenMeiksinsWOOD,L'Origineducapitalisme,Montréal,Lux,2009,p.149.另一些分析家提到了人口因素，但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区分因子。VoirRobertBRENNER,“TheagrarianrootsofEuropeancapitalism”,Past&Present,n°97,novembre1982,http：//gesd.free.fr/brenner82.pdf.
[7]KarlMARX,LeSixièmeChapitre,Paris,LaDispute/Éditionssociales,2010,p.192.
[8]KennethPOMERANZ,Unegrandedivergence.LaChine,l'Europeetlaconstructiondel'économiemondiale,Paris,AlbinMichel,2010.中译本见〔美〕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KennethPOMERANZ,“Lemachinismeinduit-ilunediscontinuitéhistorique?”,inPhilippeBEAUJARD,LaurentBERGERetPhilippeNOREL(dir.),Histoireglobale,mondialisationsetcapitalismes,LaDécouverte,“Recherches”,2009.
[10]在蒸汽机出现之前，水泵都是靠马匹来拉动的。如今，人们用"马力"作为一种功率单位，其源头就在于此。
社会关系的变化
对社会关系的关注主要与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论题有关，他认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基础是“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1]。类似的观点在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2]、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或艾伦·伍德（EllenMeiksinsWood）等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只是略有不同或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正是村社的公有土地的清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3]事实上，土地的掠夺造成了大量没有任何资源的劳动力，这些人便成了新生工业中的工人阶级。罗伯特·布伦纳则指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罗伯特·布伦纳称之为”提取盈余的关系”）。[4]简而言之，过去的农奴关系已经消失，土地由佃户负责耕作。对英国庄园主来说，唯一的致富方式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相反，在这方面法国的强制性更强，“对庄园主来说，提高土地收益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引进新技术，而是通过提高地租的方式‘进一步压榨’佃户”[5]。在法国绝对专制的君主体制下，庄园主地位强势，因而可以推行这一做法。而英国的情况则相反，“这里的庄园主一直存在着鼓励佃户们想方设法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的倾向”[6]。为使那些离开土地的工人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工业资本主义或许就不可能在英国诞生”[7]。
之所以能说是农业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不过，这种变化同样不是一个线性的进程，马克思指出：要想使资本主义得以“问世”，就必须使得“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8]。
在这一远非线性的、更不会自动实现的进程中，国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例如，银行在国家的帮助下得以建主，从而能确保资金的供应。总体上看，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干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之后，“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9]
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重新建立联系之后，人们便会发现这一有关资本性质的主要思想实际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性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0]
[1]KarlMARX,LeCapital,livreI,sectionVIII,Paris,Éditionssociales,1974,p.156.有关原始资本积累的描述，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gesd.free.fr/accuprim.pdf。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784页。
[2]MauriceDOBBetPaulSWEEZY,Duféodalismeaucapitalism:problèmesdelatransition,Paris,Maspero,1977.
[3]KarlMARX,LeCapital,livreI,sectionVIII,op.cit.,p.165.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793页。
[4]RobertBRENNER,“Agrarianclassstructur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pre-industrialEurope”,Past&Present,n°70,février1976,http://gesd.free.fr/brenner76.pdf.
[5]RobertBRENNER,“Agrarianclassstructur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pre-industrialEurope”,Past&Present,n°70,février1976,http://gesd.free.fr/brenner76.pdf,p.48.
[6]EllenMeiksinsWOOD,L’Origineducapitalisme,op.cit.,p.159.
[7]EllenMeiksinsWOOD,L’Origineducapitalisme,op.cit.,p.224.
[8]KarlMARX,LeCapital,livreI,sectionVIII,op.cit.,p.165.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782-783页。
[9]KarlMARX,LeCapital,livreI,sectionVIII,op.cit.,pp.178-179.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806页。
[10]KarlMARX,Travailsalariéetcapital,1849,inKarlMARXetFriedrichENGELS,CEuvreschoisies,Moscou,ÉditionsduProgrès,1955,pp.83-84,http://gesd.free.fr/travsala.pdf.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第344页。
技术的作用
在有关资本主义的各类分析中，人们可以发现一种“技术化”的解读框架，即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主要归因于技术创新。例如，今天人们总是把信息和通信技术挂在嘴边。又比如，欧盟的“里斯本战略”提出：“到2010年，要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社会更为和谐。”
列举这些新词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在今天，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团结对于技术创新是多么依赖。这一“战略”提出之际，正是互联网泡沫破裂、人们在大谈特谈“新经济”的时候。2000年12月10日，《经济学家》周刊给“新经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保持增长。”应当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待这一立场：它是想为当时股市非理性的疯狂找到一种客观的基础，因为当时股市疯涨，完全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此外，人们也很快发现生产效率并不可能持续提高，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明天的高技术周期[1]。
不过，技术与资本主义的活力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却是正确的，而且许多经济学家也把此作为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约瑟夫·熊彼特和他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一观点[2]。这一判断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周期、阶段或者说波浪形态会交替出现，持续的高速发展期之后，就会出现低增长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Kondratieff）据此提出了“长波理论”。而实际上这些周期与历史时期是相一致的，这些阶段的时间虽然不能以机械的方式加以确定，但大致为25-30年[3]。不断出现的长波周期虽然与科技革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足以令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创新本身是揭开一个扩张期的关键[4]。技术发展所遵循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与自然领域相类似的“经济达尔文主义”进程。这一点正是戴维·诺布尔（DavidNoble）在其一部经典著作[5]中所揭示的：在新技术开发以及使其产生经济效益方面的投资选择，将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所具备的潜力，而且也取决于“政治利益、良好的预期以及文化制约等”。换言之，“所有的技术选项并非生而平等”。军用（或航天）技术研究的一些特殊要求历来都是决定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事项。一些与生产方法有关的创新的出现通常是为了减少人员的使用或降低对工作技能的要求——这是改善工作条件的需要。诺布尔介绍说，约瑟夫·玛丽·雅卡尔（JosephMarieJacquard）正是在里昂织布商们的要求下才发明了雅卡尔织布机——他们是为了减少人工的使用。而第一批织布机却被工人们烧毁，而且也因此引发了1831年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两次武装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之一。与“巴黎公社”“英国宪章运动”并称“三大工人运动”。——译者注）
资本主义的成就离不开技术的使用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然而，其所走过的轨迹并非超脱中立，因为它会选择一些符合自身要求的技术。此外，技术本身并不会造就出井然有序的生产秩序，因而并没有一种纯技术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最后一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资源：它们在未考虑环境影响的情况下以极低廉的价格为其提供了生产力。
这一简要介绍可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大体思路：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资本主义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大动荡，而这种动荡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出现的。这一解读框架对于理解今日“新兴”资本主义的腾飞仍具有现实意义。
[1]VoirMichelHUSSON,“Apréslanouvelleéconomie”,Variations,n°3,2002,http://hussonet.free.fr/apres.pdf.
[2]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apitalisme,socialismeetdémocratie,Paris,Payot,1990）中重点阐述了这一概念。
[3]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Kondratieff,1892-1938），1928年首次发表的《大经济周期》（LesGrandsCyclesdelaconjuncture,Paris,Economica,1992）。
[4]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毫无疑问是一个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但它们却不足以构建出一个新的扩张期。应当对某些科学家敬而远之，这些科学家的观点被一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所利用，佯装真的相信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能缔造出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式。
[5]DavidNOBLE,ForcesofProduction.ASocialHistoryofIndustrialAutomation,NewYork.AlfredA.Knopf.1984中译本见〔美〕戴维·诺布尔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根植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式能使人们用一种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解读，尤其是那些一味强调文化和宗教作用的观点。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t）认为资本主义的腾飞与犹太人的精神思想有关。[1]而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则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表述来描摹那种理性而系统的方式追逐利润的态度”[2]，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源应当从新教伦理中去查找。
韦伯本人也在批评“较为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3]。当人们论及韦伯时，通常会认为他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对立的。但是，马克斯·韦伯也同样强调过这样的观点：“个人一旦被卷入市场关系体系，该秩序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行为规则。如果一个制造商长期违逆这些规则行事，他就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舞台上销声匿迹，就像那些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规则的工人将被抛置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4]尽管这些表述与强调思想的独立作用观点有出入，但人们也不得不表示认同。
人们曾试图按照韦伯的传统形式，用一些国家所独有的文化禀性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功加以解释。在日本还是一个“模范”的时候，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MichioMorishima）（他后来移居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曾写了一本题为《牺牲精神以及对儒家文化的忠诚》的专著[5]，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功（尽管中间出现了曲折）的原因。然而，几年后，即1999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著作（这一回是在日本出版的），名为《日本为什么将会衰落？》。这一转变表明，光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的做法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距我们更近的地方，一些存在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机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在试图弄清不同国家所取得成就——尤其是就业方面的成就——的一些特别因素，这其中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因素，而不是文化或道德层面的因素。但是意图却是相同的：都想用社会组织的形式来进行经济分析，而社会组织则是与民族精神有关的。
当代的一些学者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尝试用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价值作为参考标准来解释经济，尤其是劳动市场的运行方式。2008年，法国的经济学著作奖颁给了扬·阿尔冈（YannAlgan）和皮埃尔·卡于克（PierreCahuc）的一本篇幅不长的书[6]，在书中他们总结出了许多现象之间的互相联系。例如，那些就业率最高的国家，其民众“容易相信别人的比例”通常会很高。然而，这种善意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信任度高的人，他们的最低工资往往都很低（从这个角度看，应当对他人保持怀疑）。信任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和平的、公正的竞争”。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社会模式僵化的法国却出现了“怀疑导致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法国人信任的缺失与其对市场的担心有着自然联系。对市场的担心就要求增加监管，而监管的增加会限制竞争。竞争的限制就会造成一些职务上的收益，从而导致贪污腐败以及彼此间的不信任。”[7]
这一理论化，它以一种不加鉴别的方式大量使用那些定性的舆论调查[8]，并被视为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抵触的。从本质上看，这等于是回归到了按民众欺骗他人的程度来对各个国家进行排队的方法。这种韦伯方法的降级版本还在另一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它还试图提示这些决定因素具有返祖性，甚至是遗传性，它们能够超越社会和文化环境而出现。那些移居到美国的法国移民的后人们会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爱国性格，并和还生活在法国的表兄弟们十分亲近。这些衍生的特性不由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试图把能体现差别的“精神面貌”作为唯一的原则来认识现实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
[1]WernerSOMBART,JewsandModernCapitalism［1911］,NewBrunswick,TransactionBooks,1982,http://gesd.free.fr/sombjews.pdf.
[2]MaxWEBER,L’Éthiqueprotestanteetl'espritducapitalisme［1904-1905］,Paris,Pocket,1989,p.66,http://gesd.free.fr/weber45.pdf.中译本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3版）》，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MaxWEBER,L'Éthiqueprotestanteetl’espritducapitalisme［1904-1905］,Paris,Pocket,1989,p.52,http://gesd.free.fr/weber45.pdf
[4]MaxWEBER,L'Éthiqueprotestanteetl’espritducapitalisme［1904-1905］,Paris,Pocket,1989,p.51,http://gesd.free.fr/weber45.pdf
[5]MichioMORISHIMA,WhyHasJapan“Succeeded”?WestemTechnologyandtheJapaneseEtho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Trad.fr.Capitalismeetconfucianisme:l’éthiquejaponaiseetlatechnologieoccidentale,Paris,Flammarion,1987.
[6]YannALGANetPierreCAHUC,LaSociétédedefiance:commentlemodèlesocialfrançaiss’autodétruit,Paris,ÉditionsRued’Ulm,2007,http://gesd.free.fr/opus09.pdf.
[7]YannALGANetPierreCAHUC,LaSociétédedefiance:commentlemodèlesocialfrançaiss’autodétruit,Paris,ÉditionsRued’Ulm,2007,p.57,http://gesd.free.fr/opus09.pdf.
[8]相关更严厉及更具毁灭性的批评，请参阅JacquesRODRIGUEZetJean-MichelWACHSBERGER,“Mesurerlaconfiance,dénoncerladefiance:deuxéconomistesauchevetdumodèlesocialfrançais”,Revuefrançaisedesociologie,vol.50,n°1,2009,http://gesd.free.fr/5010152.pdf。
资本主义的种类
如今的资本主义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扎下了根。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它的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应当怎样来认识这种多样性呢？如果抛开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不谈，那么人们很快就会陷入“经济主义”，即把一切都归因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样，如果过于关注各种特性，就很容易忽视共同的倾向，并且会高估资本主义的韧性。于是，这就回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区分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独特的一致性，而社会结构则可能包含多种生产方式或者包括各式各样的机制和社会关系。
我们在此所选择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各种表现形式之外找出资本主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一选择是在对最近几十年一种（或者各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进行调研后作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总体上都呈现下行态势。但它并不能掩饰每一种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性，但是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罗伯特·博耶（RobertBoyer）所说的“劣币驱良币”现象[1]。只要我们回忆一下那份各类“模式”的长名单就会变得信服起来：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莱茵资本主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英国模式、丹麦模式以及美国“创造就业的大机器”或者说“网络经济”。在此只需列举一个例子：经合组织就曾指出，“自2000年以来，德国的收入差距以及贫困现象的增长速度比经合组织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2]。
危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接二连三出现的危机不断肆虐这些地区，从而也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模式”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在欧洲内部，德国模式被迫接受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工资冻结，打短工者增加，贫困加剧。衰退，再加上极端的竞争政策使得欧洲的社会模式不断受到质疑。
全球化——按照人们的理解，它将使所有国家的雇员处在共同竞争的状态——对所有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永久的压力，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但它却没有因此消弭各种差别：中国的雇员与欧洲的雇员在工资上存在着天壤之别，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得服从于在同一逻辑思维下建立起来的竞争机制。一味追求竞争力、部分人群被全部排斥在外，这一切成了全球性的进程：在一些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进程，尽管其社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那些导致富裕国家贫困现象不断加剧的机制与那些导致穷国越来越穷的因素几乎别无二致。
[1]RobertBOYER,“Lemauvaiscapitalismechasselebon”,LeMonde,4juin1996.
[2]OCDE,“Growingunequal?”,Countrynote:Germany,2008,http://gesd.free.fr/inegaa.pdf
意识形态的背景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都把罗斯托在1960年的名著《经济增长的阶段》[1]中所阐述的论据看成是无法超越的境界，而且他们也没有去尝试超越。罗斯托把世界历史分成了五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起飞准备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大众消费阶段。这一历史实际上所包含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历史。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一些先决条件出现之后，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效率才首次获得了提高，之后才是新兴工业领域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起飞阶段标志着向生产效率稳步提高的阶段转型，因而也就意味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普及就会导致成熟阶段，之后就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服务业会获得巨大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到这个时刻历史便终结了。
奇怪的是，罗斯托居然为自己的这本书起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这个名字，因为这种说法只借用了初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而已。这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方式的转变：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当然，（就罗斯托的世界历史的五个阶段划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个划分而言）两者的终点并不相同，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大众消费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它们的深层逻辑却是一样的：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一个最终制度的出现，而且这个最终制度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一有关“路径已经划定”——其间也会出现一些分叉乃至停顿，但它们都是些波折而已——的想法遭到了一些更敏锐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驳：这些马克思主义观更认同历史的非线性发展观。
罗斯托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看作是针对那些旨在剖析不发达的分析而发出的预防性攻击——这些分析都把重点放在了发达国家的统治上。如今，一些所谓“新兴”国家的兴起改变了这场辩论的话题，也使这场辩论变得过时。但是，直到今天，世界上的自由主义仍把罗斯托所提供的解读框架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所有的社会最终都将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线性的：道路只有唯一的一条，每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起飞创造一切条件，唯此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涅架。这样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也涉及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因果关系。几乎是在同一时代，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2]则提出，经济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经济自由遭到践踏必然会导致最糟糕的独裁。因此，资本主义是最好的或者说是最不坏的体制，因而想要超越它将是徒劳的。需要承认的是，人们从中所看到的一些字眼完全属于当代的思想论据：这些论据把后资本主义所可能出现的彤态贬低成一种潜在的极权制，从而打消人们对其进行思索的念头。
[1]WaltWhitmanROSTOW,LesÉtapesdelacroissanceéconomique.Unmanifestenoncommuniste［1960］,Paris,Economica,1997,3eéd中译本见〔美〕W.罗斯托著《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MiltonFRIEDMAN,Capitalismeetliberté,Paris,RobertLaffont,19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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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Karl,deuxextraitsdulivreIduCapital,Paris,Éditionssociales,1974:
-L’Accumulationprimitive(sectionVIII),http://gesd.free.fr/accuprim.pdf.
-Machinismeetgrandeindustrie(chapitreXV),http://gesd.free.fr/machini.pdf.
MEIKSINSWOODEllen,L'Origineducapitalisme,Montréal,lux,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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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引言
用“资本主义”这一个词就能给人贴上标签或让人名誉扫地的时代距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20世纪60年代，雷京·巴尔在他那本《政治经济学》[1]中就刻意回避了这个词，而是羞答答地用了“分权经济”（économie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直到不久前，人们终于下决心在公开讨论中实话实说。对于反全球化人士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今已取代昔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今天，一系列著作——其中不一定全是激进的——在提到资本主义及其缺陷[2]时不会再有任何的犹豫。
这是一本旨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性分析的抛砖引玉之作，其目的简单明确。首先，是通过把资本主义与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区分开来，从而明确什么是资本主义。例如：货币与市场这些东西是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要想弄清这一点，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历史作一回顾。此外，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一些主流理论进行介绍，从而说明这些理论是多么缺乏严谨性，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学想把社会组织模式简化成为一整套与物理法则相类似的那种必然规律，这一愿望本身就是行不通的。
其次，必须对资本主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共性进行思考。如果每个国家所具有的特性超过了共同机制间的共性，那么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就成了一个空壳。同理，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真的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一概念同样也只是个空壳而已。因此，既要厘清资本主义的不同种类，同时也要认清其实际存在形式的多样性。而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就能使人们完成这一严苛的任务。它可以被简单地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辉煌三十年”，二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这两个时代所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但其运行方式却不尽相同。这一历史分期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有助于人们看清当前的危机，并能证明这场危机从本质上看正是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开出的危机化解方案所引发的。这一命题要求人们对“危机”这个词的词义作更精确的阐释。但它也有这样一个好处：人们将因此而认清当前资本主义所处的死胡同——由于找不到一种替代方案，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胡乱调整”期。最后，这种历史分期法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形态的演变过程。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全球各个角落，这种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结构。
本书的主要思路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收益递减”的时代，尽管可能因此而被扣上“为恶人辩解”的帽子，但我们仍要重申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曾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一点也是资本主义能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然而，正是在社会斗争的压力下，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才得以被分享，才得以转化成为人类的进步。今天，这种再分配越来越受到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关系的制约：劳动的地位在下降，资本的地位在上升。然而，从更深的层次看，当代资本主义己越来越无力把满足人类的需求纳入自己的逻辑当中。相反，它所采用的方法是将世界商品化，而某些基本需求在这一过程势必会被排除在外：如果赢利率太低，就干脆不要生产或投资。最后，那些唯一符合资本主义逻辑的商品化解决方案显然不足以应对气候变暖这样的大威胁。基于上述原因，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正在丧失。与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相比，资本主义的效率原则今天看来已经过于狭隘，甚至是不合理的。接下来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写成一部或几部专著，而且这方面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本书尽可能以一种严谨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不同层面串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本书将采取一种描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书中将会引用许多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对于说明材料的出处、佐证相关论点或作为旁征博引的线索都是必不可缺的。有关本书的参考文献以及网站链接，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hussonet.free.fr/capibib.htm。
[1]RaymondBARRE,Économiepolitique,Paris,PUF,“Thémis”,1reéd.,1959
[2]Jean-LucGRÉAU,L’Avenirducapitalisme,Paris,Gallimard,janvier2005,suivienoctobred'unevéritablesalve:JeanPEYRELEVADE,LeCapitalismetotal,Paris,Seuil,2005;PatrickARTUSetMarie-PauleVIRARD,Lecapitalismeestentraindes’autodétruiré,Paris,LaDécouverte,2005;ÉlieCOHEN,LeNouvelÂgeducapitalism:bulles,krachsetrebonds,Paris,Fayard,2005. |
中文版序言——从欧洲看中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中文版序言
从欧洲看中国
对于一个欧洲学者而言，自己的作品能被译成中文是一种荣耀，在此谨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潘革平先生，他为《参考消息》报对我作专访时所提的一些令人兴奋的问题，为我撰写这一序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责任，它促使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究竟能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些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资本主义十讲》中文版的出版能为人们在解读全球经济的历史和活力时提供一种观点碰撞。当然，本书所重点阐述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但它也将21世纪初最重要现象之一纳入其中，即“当今世界的大转变”。或许它对这一大转变的前景阐述得还不够详细，因为相关的理论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建立。
不过，这一主题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都有涉及——这本书是以“十讲”形式来编纂的，辑录了一些按照不同主题、采用不同的分析路径——有的是纯理论的，有的则偏重于分析——而撰写的专题文章。这一主题在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中有直接涉及。在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中实际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它谈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于英国而不是中国。在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中实际也暗含着这一问题，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中国必然会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对于当前这场危机的分析也表明，全球经济需要呈现出一种更加稳定的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将发挥核心作用。
在此不妨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书的几个重要命题。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是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在枯竭，它将变得越来越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尤其是社会需求和生态需求。就欧洲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胡乱调整”。“胡乱调整”一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它表明必须将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一方面，社会需求与资本主义满足这些需求的模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那些可以通过有利可图的商品化供给得到满足的需求，才会被资本主义模式视为是合法的需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看到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成了欧洲的流行趋势，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危机使这一势头进一步加剧。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资本主义不会像秋天熟透的果实自己掉下来，相反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自己的永存。在这本书中，我借用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分期方式，把它分成有调节的资本主义（1950年至1980年）以及此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从本质上看，当前的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是不可行的，但回归到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更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现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场危机已经导致了此类调节的增加，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那些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即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原先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社会退步为代价。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迪，但这是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去除了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机能障碍，但似乎很难说清楚究竟哪一种趋势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能以一种自动的方式将其取而代之。不幸的是，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选择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而我在书中也是以一种悲观的论调结束的。这种悲观情绪与气候变化领域所受到的诸多威胁有着一定关系——我在书中曾用了大量的笔墨对这些威胁进行分析。但是，在此我还想借用葛兰西说过的另一句名言，即在思考各类可能的替代方案过程中，应当将“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
我个人认为，应当本着以下这一原则来进行：将商品化逻辑与公共物品逻辑对立起来。不妨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商品化逻辑之下，其目的必然是要使各类制药企业的投资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把人类的健康看作是一个公共物品，那么人们所追求的应当是受治疗的患者人数的最大化，而不是与这些药品相关的利润的最大化。从历史上看，我认同一切社会进步离不开社会化这一说法，也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去商品化”进程。再举一个例子，养老或医疗这些公共机制的设立就是为了帮助减少不平等的，而私营的保险公司和各类养老基金却会使这种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从这一角度看，这两者的效率原则完全是相互对立的。总而言之，真正的替代方案应当是一种"经济社会主义"——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想揭示的那样，这种“经济社会主义”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社会民主这一基础之上的：社会的优先目标需要通过民主磋商来确定，而不是由占有生产资料的私营业主的投资选择来确定。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的大转变”很可能会在未来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一种更趋理性的调整。本书中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章节所重点关注的是“中美轴心”以及“新的世界图谱”等。虽然说“新兴国家”的崛起这一现象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中国的崛起更加宽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其中绝对的核心。我同时还指出，中国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为中国在当今这个已实现全球化的经济中所占的权重已经达到了其19世纪初，即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初的水平。
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其在国家控制下所实行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而这些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戒律相去甚远。这些政策帮助中国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在此前的作品《纯资本主义》中，我曾援引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的相关研究成果。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专业化程度大致与那些人均收入是其3倍的国家相当。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化的“回力镖效应”——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新兴国家。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也与“中美轴心”这一独特的结构有关。从总体上看，这两个国家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在运行，简而言之，中国的盈余在支撑着美国的赤字。此外，这两个国家经济的交叉程度很高，因为中国的一部分出口就是那些来自美国的合资企业所创造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两个导致中国成功的因素，是因为它们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尤其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放缓已经导致了中国贸易盈余的下降，而过度重视出口、忽略国内市场的做法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扭曲。
如今，有许多欧洲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中国的过度积累以及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所潜藏的风险。我还要再增加两个风险因素：一是人口风险——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养老问题；二是能源风险——能源的供应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这一切在中国当然是众所周知的，我再提出什么建议就显然有些冒失了。我仍坚持这样一个预测：中国的成功要想得以持久，其经济必须实现向内需驱动转型，并辅之以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国的工资增长十分迅速，一些研究（如波士顿咨询公司[1]）甚至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些企业回迁美国的现象。这将是消化全球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整个亚洲地区也可能因此而出现重新组合的进程。最后，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也面临着重大的责任，这一点已被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当中，其中最关键的或许是发展能替代煤炭的新能源——从这个角度看，太阳能或凤能的发展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组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市场与计划之间的组合，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组合。正如我在此前所说的那样，我不喜欢那种过于机械的决定论，而是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假设：这一组合从本质上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它最终会偏向于其中的一方。这正是相关讨论的核心所在。
米歇尔·于松
2013年2月
[1]MadeinAmerican,Again.WhyManufacturingWillReturntotheU.S.,TheBostonConsultingGroup,2012,http://pinguet.free.fr/begagain.pdf |
最近之两大劳工集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七号
最近之两大劳工集会
（一）世界职业联合大会
欧洲战役后，万国职业联合第二次大会，业于前月二十二日在伦敦举行。到会人物，有奥大利、德国、哲哥斯拉夫、波兰等十六国劳动阶级之代表，跻跻跄跄，萃聚一堂，允称盛事。惟可注目者，则一年前尽瘁于此会组织之美国劳动联合会，因对于联合成立之原则意见不合，遂未能加入会议，殊为可惜。当开会时，副议长徐阿氏（法人）陈述简单之开会词后，声明此次本会联会之政策，在使世界之生产分配交换方法，完全变为民有，无庸假手政府；且以此次之大会观之，足证世界劳动者，皆能屏除私见，一致进行，庶几资本制度之恶弊，可以一扫而空云云。最后尚举行大会会长之投票选举，英国铁路从业员全国联合会长唐默思氏以多数当选云。
（二）远东工联大会
各省工联组合之行政委员，上月十五日在赤塔召集全远东工联大会议，讨论下列各问题：（一）现今政治之情况；（二）工联之事业；（三）工联之组织；（四）粮食及其他日需品之供给；（五）工联之会费；（六）生产之总量；（七）工联对于政治之参加；（八）劳动之保护；（九）劳动者之训练；（十）文化教育之事业；（十一）远东工联行政委员会之选举。 |
广州劳动界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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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劳动界所闻
（一）旅馆酒店的工人，向来做工〔是〕很苦的。每日作工，由早六时起，至晚十一时，才能休息；有时休息后，出外一两小时，也要被店东苛责。今广州一般酒店的工人，见香港、上海均已有工会之设，以为保障，故于月前集合三十余人，租屋于仁济东街四号二楼，先成一俱乐部，并拟借此基础，组合正式工会云。
（二）粤汉铁路工人，拟组小团体，经纪前报。今查已设在黄沙兼善大街二十九号，定名为“工余群旅”。闻将来扩充有阅书报室、半夜学校等云。
（三）粤桂交斗时，省港澳机器同人，愤桂系种种残酷，非联合机器同业罢工断其交通不可，乃组一省港澳机器同业团。今粤局已平，特于昨礼拜五日，在机器总会宣告将该团取消矣。
（四）省城河南一带机器工人，与大涌口同业，合办一俱乐部，名曰“互劳”，在河南洲咀东街十五号三楼设立，会员数约有七十余人。会员远近不一，而征费亦因远近而异。如河南洲咀则每人收四角，河南尾收二角，大涌口均同。日来迭次开会，商定一切劳工运动进行方法；而社内则多购书报，以借同人浏览。闻河北同业，观此大为感动，亦联合多人，现已在组织进行中。
（五）广州市内之茶楼，为数甚多，其中工役，拟立工会，筹备已久，近始成立。因为限于警律，故要呈请警厅准予立案。昨该厅指令第二区分署，文云：“呈悉。既据该工人黎瑞等，将该会章程第三条、第五条，遵改妥协，其余各条，并经核明，尚无不合，应准立案。除呈报省长察核外，仰即遵饬知照。仍着补呈，并附缴改合简章来厅，以备存查可也。此令。”
（六）广东公立学校教职员薪金，向由财厅支发毫子纸币。近数月来，毫纸价格非常低落，每元兑现仅得三四角，至小学教员维持两餐亦不足，且拖欠半年之多，屡向新任财厅廖仲凯交涉，要求一律发给现毫。殊廖大人答以“我代莫荣新清找旧数，还要我给你们现金吗？”故此激怒一辈子教员，相拟罢工。闻近日间调解业妥，一律支发银毫矣。 |
劳资调和的疑问（无闷〔傅无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七号
劳资调和的疑问
无闷〔傅无闷〕
劳动家和资本家，本来是势不两立的。近来因为劳动者反抗的力量日大一日，风潮闹得日凶一日，几乎全地球都无日不有这种事发生，所以有些混蛋脚色，倡为劳动者与资本家调和之说。我的朋友无闷君，在小吕宋《劳动周刊》上发表过这篇文章，把调和说的不合理处，指摘出来，十分透彻，如今把他载在下面。
（记者）
第一、你们不是主张平等的吗？照你们的意思，社会上没有阶级，那就没有“东家”、“伙计”的分别了。如此，那些资本家可愿意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二、资本家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赚钱的数目，是越多越好，你们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这不是根本上冲突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三、人类唯一的要件，就是自由。劳动家得着自由，资本家就失了颐指气使的尊严，资本家愿意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四、你们不是主张人人应该工作吗？东家们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惯了，你们要拉他出来和你们做同样的工作，不是要了他们的命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五、资本家向来心高气傲，视劳动界如牛马奴隶，你们和他说话，他心上老大不愿意。你们天天说劳动神圣，人家早已看做大逆不道，你们再说调和的话，不怕人家齿冷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六、大凡两方面的势力要调和，最要是力量平均，可以对抗。现在社会上的势力，完全是金钱，金钱是完全在资本家手里，劳动家的本能，一点儿都没有发展。现在还不能够对抗，就能够调和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七、人家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把你们当做机器，当做牛马，叫你们做一天十五六点〔钟〕的工。你们要求他高抬贵手，施点仁惠，人家怕妨害他的权利，早就完全拒绝。你们有什么法子呢？劳资可以调和吗？
第八、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美华辉煌，你们住的是破屋一间，不蔽风雨；人家吃的是膏粱文绣，食前方丈，你们吃的是粗饭菜羹，不能一饱；人家穿的绫罗丝锦，巧艳夺目，你们穿的是破衣败絮，仅可蔽体。这是公道的事吗？你们要变更这种不公道的环境，资本家答应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以上几个问题，我自己实在不能解决，所以我有时在演说台说劳资调和的话，我心上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戴假面具说话，是人生最可怜的事。我们堂堂男子，不能大着胆，贯彻我们主张说话，实在痛苦呵！但我看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多得很，不晓得有人像我觉着口是心非的惭愧没有？要是没有，我很希望他对这个问题，替我解决一下。
我还有一句话：大凡没有价值不相干的事，随便都可以调和，要是是非黑白所在，一就一，二就二，一定没有调和的道理。请问资本家和劳动家，不是立于相对的地位吗？资本主义和劳动主义不是格格不相入吗？劳资可以调和吗？劳资可以调和吗？ |
广东现在所有的工人团体（冰〔梁冰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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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现在所有的工人团体
冰〔梁冰弦〕
经济革命哪，劳动运动哪，第一要紧是工人觉悟，第二要紧是工人联结。
怎么样觉悟呢？前头已经说过，只要系自己想想。怎么样联结呢？也不过工人自己组合团体就是了。
广东现在所有的工人团体，未开口先就伤心。大抵中国里头找不出什么不伤心的事，不特广东为然，不过说说近的罢了。
广东现在所有的工人团体，可以分做两种：
甲种：废物；
乙种：利用品。
什么是甲类呢？就是那些旧有的行头会馆。这种旧有的组织，各处都〔有〕很多很多，只有两种作用：（一）每年他们所奉的偶像——祖师——诞辰，建醮超幽。（二）每月初二、十六两日，谓之祃叙，号召同业，饱吃一餐就完了。这是不是废物？
什么是乙类呢？就是新近起来的时髦品，什么工会，什么工团，内容虽腐，五脏俱全，究其实际，完全是几个无聊政客、社会游民、街头巷尾的光蛋，假借这个招牌，大的另有他黑幕里头的古怪，小的竟不过混碗饭吃。这不是利用品么？
为今之计，属甲类的，急要工人觉悟，起来改良；属乙类的，更马上要铲除干净。 |
只要你自己想想（冰〔梁冰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七号
只要你自己想想
冰〔梁冰弦〕
我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已经觉悟的工人，你们可笑我荒谬么？我自己硬说我是已经觉悟的工人，你笑我，我不管你。
我说笑我的都是未曾觉悟的工人，你们又骂我荒谬么？我到底说你们笑我、骂我的，都是未曾觉悟的工人，你骂我也不管你。
然则已经觉悟和未曾觉悟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我就答道：如果是已经觉悟的，应该晓得比较生活之苦乐，应该晓得去苦寻乐。
你们未曾觉悟的工人啊！我来告诉你。
工人在世界上头，本来应该享有的权利是：
第一、其位置是世界的主人翁，因为人类衣食住所必要的东西，都是用工人的力来造成的。
第二、应当享有完全的自由。
第三、应当享有饱食足衣安居的幸福。
第四、应当少年时候受一样的普通教育。
第五、〔除〕应当做工之外，还有时候娱乐、修养、求知识进步。
现在工人的境遇，可是这样快活么？我只见：
第一、其位置是世界的奴隶，衣食住的东西，都被资本家抢去。
第二、身心都没有丝毫自由。
第三、食不饱，衣不暖，住破屋，父母妻子，啼饥号寒。
第四、子子孙孙，永无教育，连字都不识。
第五、一年三百六十几日，一日十几点钟，工也做不了〔完〕，什么娱乐修养，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粗粗说来，所谓觉悟不觉悟，只是晓得不晓得这些比较罢了。如果觉悟的了——晓得的了，就必不甘心安于这现在的生活，必想恢复本来应有的权利。
恢复应有的权利，自然要上经济革命的道路了。觉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你自己想想。 |
劳动歌（续前）（列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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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歌（续前）
列悲译
五
和平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待敌人要奋斗！
罢工是我们反对军备最好的武器。
吃人肉的人呀！你们想做新伟人吗？
我们的枪弹是向我们的长官发的。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六
城市的及乡村的工党呀！土地是属于我们的。
坐食的人呀！请他走！
你们用我们的血汗养活你，有如掠奋鸟一样！
你们终有一日灭亡，太阳照耀此光明的世界。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
各地劳工反抗强权的运动（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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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劳工反抗强权的运动（四则）
（一）武昌制麻厂收用女工，并兼收学徒。学徒工价，是比女工更加低廉的。该厂有一定例，工价是要年终才发给的，如果学徒半路退工，或教授的女工教不到年底，就要把工价、布价一概收没。这真是白买了工人的命，还不许他们作声的办法，现在该厂的女工醒觉了，不允受强权压迫了，提出意见，质问厂中当局了，并且宣言如果不把苛例取消就全体罢工了。
（二）福州西门外民船，平日生计极为困难。近因由省派往上游之北军往往恃强搭船，短给船价。甚且派兵封船，全不给价，并将船户家具盗毁。因此船户纷纷逃避，宣言罢业反对。一时福州和上游之交通，为之断绝。
（三）上海漆业工人，前经几回罢工要求加价，才加到四角之数，不料近来各店主，每工扣取漆业公会善举费洋一分，因此工人群起反对，现已准备决制。
（四）河南今年遭干〔旱灾〕，粮米柴草一天一天的贵，趁火打劫的天丰、永丰两个面粉公司，又故意高抬时价起来。面包就是人的生命，没有他便会活不成，河南人身受这种痛苦，叫他们怎么不愤慨呢？本月六日开封城里有好几十年老的妈妈们，在曹门东岳庙齐集，分路到督军署请愿，要求停办两面粉公司，封闭各糟坊、酒馆。走到半路，被警察竭力劝散。七日又复蜂也似的团集，比上六日的要多一倍。在路上吓闭了许多铺子，捣毁了一家代售面粉的纸烟店，倾散了在南关碰着的两车灰面，撕破了截住的好几百个面袋。人多势大，就是那些丘八也不敢上前拦阻，后经警厅的一位科长，允许替他们说法，才没有再向前进。次日警厅出一布告，大致是声明三等面每袋减价二分，四等面每袋减价三分，后再有这样借端滋事的，定行拿办或追咎家人。这些婆婆觉得减价太少，依旧齐集，汹汹赴署请愿，一路上大喊大叫，各人拿着拐杖，势子更凶。有个警察去喊止他们，他们便举杖一阵乱打，警察也只得跑开。听说他们还要联络乡下的妇女，一齐进城向官厅请愿呢！ |
各地劳工要求加价的运动（七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六号
各地劳工要求加价的运动（七则）
（一）江苏无锡县的锡器工人，因为工值不够生活，集议要求加价，店主表示不能赞成。所以各工人就于十月四日一律罢工。宣言要求改发钱码为洋码，并要加价四成，不达目的，誓不上工。商会出来调停，提议改加二成半，工人仍是不允。后来改定价格，看路途远近要求增加三文到五文不等。
（二）上海闸北运米车夫，要求运费由五厘加到一分。卖头不肯，车夫就于十月八日一致罢工，到了十二日，才由米董邀集车夫代表，会议允照加足，工人就照常开工。不料到十八日，米行会议，决定仅照加二文，工人因此不允。
（三）上海鞋工，要求加价，十月十九日，全体工人在和春楼会议，现在还没有结果。
（四）上海南洋公学的校役，要求学校每人每月加薪一元，且宣言如果不肯就要罢工。该校职员，后来卒允照加八角。
（五）扬州弹棉花的工人，要求每斤加价四文，店东只允加二文，工人因此就一致罢工了。
（六）上海板箱工人要求加薪，店主拒绝，故一致罢工。由双方举出代表，会议卒无结果。后由皮箱工人出为调停，决定工价七百文的照加八十文。
（七）广德县纸业工人，也因加价闹成罢工。 |
机器工人筹赈灾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六号
机器工人筹赈灾区
机器总会粤局顷因此次粤省兵灾燹区募捐事，特召集会议，联同香港机器会及各工团出发赈济。经举出代表陈步贤、张家年、欧阳晴春、薛植、郑卓轩数君为劝捐员，并向各行社团征求赞助以拯灾黎。 |
广三路几闹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六号
广三路几闹罢工
广三铁路公司，前因大局纠纷，入款顿减，致将员司工役之下半期薪水积欠未发，嗣由机务厂及木厂工人屡行催讨，仍无效果，故工人等复集合会议，举出代表二人，往谒邓局长，谓各工人需款孔亟，万难延缓，邓局长以前任曾局长交代未清，数目无从稽核，故各员役薪水尚未发给，一候交代完妥，即行颁发。遂由两代表转向工人陈述，工人等闻而大愤，群议即行罢工。嗣由机务厂长关灼河、木厂长区作舟，力向工人劝慰，旋即代为再往谒见邓局长磋商，闻邓已允众所请将此项欠薪发清云。 |
粤路工人之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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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路工人之新结合
粤路工团，为维持省中交通事业起见，昨已归工，其事略已志昨报。该工团屡受种种不平之待遇，自经此次之刺激，知非固结团体，不足以抗强权。查该工团将设立一工人互助团，不久可见成立云。 |
佛山工人组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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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工人组织团体
佛山近来有一班工人，发起一个互助工社，是以维持劳工正当生活，改良劳工艺业，培植劳工道德，灌输劳工以世界智识、普通学术，联络劳工感情，使劳工互相扶助，共谋劳工利益为宗旨的。拟办的事业有三种：（甲）讲演会；（乙）阅书报所；（丙）或工读半夜学校。凡属正当劳工，无分各种界限。凡赞成本社宗旨与事业者，皆得为社友。入社每人先收基本金一元，其余每月纳费五毫，为常年经费及购置书报之用，每逢星期开会一次；借资讨论应兴应革事宜。每星期晚则开讲演会。凡属社员，随时均可到社叙集，自由观阅书报，共寻正当乐趣。社址现下暂借“佛山公正市醒群戒烟所”为筹办处，待将来组织成立，则由公众选择适中社址，然后开幕云。 |
理发工人组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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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工人组织团体
工人联合，是现在我们第一重要之事。广州之理发业工人，现在亦再起来组织团体了。查理发工人，组织团体，已在数年之前。可惜资本家从中作梗，遂至累起累仆，都不成功。从前成立的“育然工社”不过数月，便被资本家设法推倒。到民国七年，有吴某及雷某、江某数君，联合同业百数十人，组织一劳资合办之理发工会。以为东西家从此携手，寿命自可延长。不知工人团体，根本上是不能和资本主合办的。劳资合办，必生流弊，所以不转瞬间，该工会就内部分裂、半途解体。到了近年，因为行头日大，同业日多，工值亦因而日减，资本家之待遇亦因而日苛。于是工人团结之要求，亦因而日急。吴某诸君，乃再起而组织“理发大成俱乐部”，此虽俱乐之性质，但实际上即为工会之准备。拟俟经济稍裕，便行改组，为理发工会云。事务所现设龙藏街六十七号二楼及三楼。事务所之外，尚有寄宿所，专供同业工人失业时寄宿之用。地方雅洁，设备极为完善。现在部员，已达数百。每人会费四角。新会各属，亦均设有支部云。 |
排字工会之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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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字工会之筹备
排字工人，在广州的劳动者中，是智识较进的。对于迎接世界新潮，亦比较为易于容纳。近闻广州和香港两地的排字劳工都已感觉未有联合之失计，所以香港排英字工人的团体“景源工社”和广州的汉文排字的“公益社”，协同磋商。昨由香港派出代表某君赴省，共谋建设大组之工会，并拟把铸字、印刷、制版等工人，共同组织，于改良工作之外，并向资本家协商待遇改善问题云云。 |
香山东镇的劳动小民（鳘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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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东镇的劳动小民
鳘须
香山东镇一带乡落，如小引珊洲坑、麻子……数乡，是很近海的。所以这几处的居民，耕种而外，还有捕鱼捞虾、横水渡、驳艇的事业。我们骤然视之，觉得这几处的乡民生计，是容易极了。但细心一点调查起来，他们的苦有甚于哑子吃黄莲呢。
有一个叫做什么广东陆军游击队营长吴义和、营副苏义，在这几处乡村，搭了好几座兵厂，驻扎了许多喽啰，叫做保护村乡，防守沙面。然而他的“保护”……“防守”……的结果是什么？捕鱼捞虾的，每个海埠的渔头（近某村的海面就是属某村的海埠，一个人出资本去投承这海面包揽捕鱼的叫渔头），每期要纳保护费银三四十元，据渔头说，每期（一年两期）除投承费、保护费外，所得仅够食用而已。但他们的喽啰，常常背着这枝长枪跑来，见着那是好的就乱拿乱取。时年倘是不好的，亏本的也有。唉！“保护”“保护”，变成欺负！
说到横水渡、驳艇更为利害了。凡过海及驳载来往这里轮船人客货物的渡，要领他营号小旗一面，每月纳费三元，另每天收入又要缴纳三分之一，所以虽十余廿文的对岸，每人也要三角才能渡过。若是外洋回来，要返乡中，经一两点钟水程的，自至少一元，多则十元都不等。盖这种价格，并非该渡夫自定，而是要受他们的命令的。我们试闭眼一想，乡村的地方，比不上繁华热闹的都市，那里天天有客光顾，有发洋财回来呢的。既纳了族费，又要抽收每天所有的三分之一。整天随波逐浪的渡夫，在这里讨生活，有什么趣味。真是心淡如水了！
上面说的话，一定有人问我道：“他为什么能横行到这样田地呢？”我答道：“他在东镇收田亩捐、户捐，还要走私盐、贩鸦片、开番摊……杂赌，土豪是他的知己，绅士是他的好伙计，通同一气，什么事情干不到呢？而且每年孝敬上司礼一万八千，上司亦乐于有这种好帮手。而他的喽啰，整天的长枪、短枪，杀气腾腾，来来往往，乡村小民是向来不好生事的，是安分的，那敢有半个不字去反抗他呀。受切肤之痛的小民，都不去打倒他，谁去理会呢？所以就纵成他如老虎插翼一般，在这里恶到透，坏到透了。”
呵！今日的营长，今日的劳动小民！ |
和耕田朋友的谈话（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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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耕田朋友的谈话
笃
昨天晚上，有一位耕田的朋友来和我谈话，我一见面便问他道：“下造收成可好吗？”耕田的朋友答我：“现在可不知道，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好不好，理他呢。”唉！朋友，你错了，这句话误尽天下苍生不知多少了，你们的幸福快乐，都被他阻断了，为什么呢？且等我慢慢说出来。
你们不是鸡鸣而起，荷锄披蓑，跑到田里做工的吗？夏天的时候，一身水一身汗，冬天的时候，脚刺手冻，一天到晚，未有半点闲，还要望着天公，好风好雨才弄到几粒谷到手，但谷卖了，算算账目，依然烂屋一间，破衫两件，每日糙米盐鱼三餐饱，算极好的酬劳了，还侥幸爹爹能看牛，妈妈能煮饭，老妻斩柴，儿女执草，大家帮手，不要工钱的。唉！朋友，尽管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辛苦尽头，便是一生结局，而你的爹妈妻儿，都白白替你捱一场，未免可惜了。
老实说，现在的世界，只有天天是愁，未有天天是酒的，你看眼前光景有何好处，第一是时年，无风无雨，无虫无害，上四下六，算可收成了，谷价平贵，你有主意的吗？要交租的吗？红票（指捐税）、黑票（指强盗勒索），一文钱可以了事吗？你以为得过且过，暂渡时光，有一日捱一日，有一时捱一时，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捱得值吗？你千万莫看低自己的身份，世界实在是农人最重要的，一日没有农人，就无粮食，世界立刻会乱的，你们的身份这样高，何以地位这样贱？住污秽的屋，穿简陋的衫，吃粗劣的东西呢？那就是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这个念头的过处。所以你越低一步想，越没由得你想，你退一步，人就追你一步，越迫越紧了，商家计算你的谷价，业主加升你的租价，而沙捐、捕费、警费、自卫费、附加税等等，陆续光顾了。至若遇着时年不好，地方不靖，那时你的愁就担当不起了，恐怕卖牛卖子，都还要见官司呢。总之你们想暂渡时光，偷安一时，是不合算的，是想不到的。你若是看不起自己就罢了，倘知道，你是世界最重要的，必要发奋而起，明白你现时所处的地位，都是由于大商家、业主、官吏、军队所赐的，你就要另想一个方法，离了他们，才是正当的道理，否则忧愁是来去不了的。
上面说的话，是我对我的耕田朋友当时所谈的，因想世间有许多都像我的朋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则以特写出来，听各位公断。 |
罢工的意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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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意义
初
什么是罢工呢？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罢工的运动呢？
这两个问题，不独是有了罢工经验的朋友，能够答得出；凡是同工的兄弟们，都以为是很容易了解的。
然而大家要注意，罢工这么一种的现象，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利用群众达到要求的一种工具，是不能凭结果成败来定罢工的真价值的。换一句话说，就是罢工之有无价值，不在乎结果的成败，全视乎所要求的原因如何。
我们大概可以分别出有三种目的不同的罢工运动：
第一种是工联主义的罢工；
第二种是政治运动的罢工；
第三种是工团主义的罢工。
什么是工联主义的罢工呢？我们首先要认明，所谓工联主义，就是俄罗斯的兄弟大声疾呼的，各业工人快联合的主义。凡是工人是有联合权的，一个工人虽力量渺少，工人联合结成大群，力量就非常伟大，这种伟大的势力，就在罢工的运动上表现出来。
我们做工的人，不是生活好艰难的吗？不是作工好辛苦的吗？东家待遇不是很严酷的吗？我们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决眼前的痛苦呢？要求东家增加些工钱啦，减少些做工钟点啦，开设些工人学校、阅报所、演讲场啦，这都是我们救济目前的良法了。但如何方可达到这种目的呢？我们于是齐声答道，惟有把工人联盟的势力，依罢工的手段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东家，不能不答应我们这个要求。
这一种的罢工，是工人改进自己地位的罢工，是各行业各地方的工人，各自依其工作种类组合的工联举行的。
什么是政治运动的罢工呢？本来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但是自从工联主义发生，就是政治中人，也不能不承认工联的势力，是极伟大的。而且同时知道我们工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智识不大充足，最易受人愚弄及利用。所以政治活动的朋友，便假借些平民政治、法律改良、普通选举、劳动救济的种种名目来欺骗我们工人，鼓励我们把罢工的手段，来达到这种要求。然而政治上的要求，终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政治无论怎么改良，终底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结果不过徒然造成一派议员政客的势力罢了。德意志的民主社会党为世人咎骂，不是一个很好的实证吗？
第三种的罢工呢？就是工团主义者要改革社会制度的罢工。工人要求生活改善，第一步自然是由工联主义从局部着手的，不知片片断断的做去，决无有真正完满之时。从第二种向政治方面去活动，更加是不中用的。因此就不能不达到第三种的运动，彻首彻尾的要求社会上政治经济一切的革新了。
现在社会的罪恶，根本上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组织不好的原故。因为政治上有了特权阶级，所以发生战争。因为经济上有了资本阶级，所以发生贫富不平的结果。现在我们想铲除罪恶，须从根本上把经济政治的制度推翻，使世上不再有资本主义及与工人政权者及平民的区别，然后我们方才能够享受快乐的幸福。
工团主义，所欲达到这种目的的计划，就是劳工的总同盟罢工。全国各业的劳动者，都要协同一致，停止工作，不再以受雇主指挥的工作。那时的资本制度，马上就要瓦解。于是五金的工人，可以入五金的工厂，自由管理，自由操作。农作的农夫，可以自由使用田土，自由生产谷物，自由去把他分配享用。一切土田矿山房屋工厂和能够帮助生产的器具，都是公共的。一切生产物，也是公共的，这就是工团主义罢工的总目的呵。
由此看来，第一种的罢工，是劳工运动的初步。工团主义的罢工，才是有真意义的罢工，才是最有价值的罢工。至于假借政治，希图达到别一方面胜利的罢工，这是全不正当的。我们的工界朋友呵，我们目前痛苦极了，哪一件不是应该马上改革的，所以我们一面是提倡工联主义，一面又要提倡工团主义，就是想把工联主义逐渐增进生活的地位。用工团主义去鼓吹社会根本的改革，这都是要同时以罢工做手段的。我们怎能再有闲暇去管政治的闲事呢？ |
工人通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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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通信（二）
记者先生：我们接到《劳动者》细读后，不觉令人奋起，当然要即联合从事运动的，可惜我们尚无团体罢了。我们是万恶的公司中之赁银劳动者，每日作工，竟十三小时之久。偶有失察还要受罚款，最小限度的罚款五个铜元，亦有十数条之多。近今更把宣传耶苏教的钟点，改为正当工作，迟十分钟到堂听讲，立即罚银五角，我想信教自由的民国工人还要受此限制，其他自然不堪问了。异日稍有余暇，当把各种时间、工值、待遇，一一详告你们，望代我们尽情发表呵！
广州先施公司一个工人白
来信的朋友：你的来信是我们十分同情的。无论任何方面工界朋友的苦况，我们都乐为发表的，请你快点寄来罢！
编辑部启 |
广州鞋业工人生活状况（续前）（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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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鞋业工人生活状况（续前）
毓芹
现在把乙派现况写在下面：
（一）工作时间。时间因乎旺月与否而有不同。吾业生意，以冬天为最旺，春季次之，夏秋则为淡月。旺月时因赶工往往有做至十六七点钟者。一日之中，几乎起床以后，就寝以前，皆为工作时间。然最优闲时，亦在十点钟内外。
（二）休息时间。全年只有年节及国庆等，只有五六日之休息，此外则无所谓星期休业。每日之中，普通于早晚膳后，或休息一点钟，然后开工；然亦有全无休息，睡眠食饭，与工作相衔接者，故工作殊苦。然工人之常习，则每日午后，必联袂赴茶楼品茗，借资游息。盖终日苦作，非离开鞋店，无从休歇。故每日品茗，虽耗费殊多，亦所不惜。
（三）告暇期限。凡厂中长雇之工人，每月例有所谓补工者四天。如因事告假，过四点钟者，即扣两日半之补工，过八点者则扣全。
（四）工资约数。每鞋厂中居总工师职者，每月有三十元之谱。其次者为管工，则二十元左右。工人则长雇者，大率为十元以下者。
（五）工作能力。上等鞋每日约成一二双，普通者三五双。
（六）工人约算。有五六十人之工厂七八家，二十人以上者十余家，十人左右四五十家。全市鞋业工人约计千人。
（七）工作类别。工作约分五部（上鞋、券鞋、贴面、裁底、收放等）。五部之中，惟上鞋部有少数雇散工者，其余皆雇长工。所制之鞋，如天官鞋、学士鞋、汉庄鞋、高踭仿洋装鞋，近日款式极多。
（八）散工工价。是每双论值的，比方上反底鞋，从前每对一毫或六分，今则降至半毫或四仙不等。此皆因工人未有团结，不能齐心一致，要求划一之工值故也。每人每日可上十一二双，但淡日则出鞋数少，故多数停工焉。
（九）附属外工。此数约在二千人以上，其中九成为女子，一成为男工。工价则互不一致，如车反里每双价一分，半踭六分，上㓥敞底鞋男庄者每百双四元，女庄则三元五角，戡底则每双一毫，钉边则每双分半，捆口每双二分四，天官鞋驳梁二分四，学士鞋五厘，扣线圈约五分，绣花者一毫或二毫不等。
（十）学徒状况。吾业学师，本极容易，然工厂常例，则须以三年为满师。盖学徒无工资，三年内仅得二三十元之衣服费，平均每月不过一元左右，而工作则在第一年末至第三年终，都与平常工匠无异，在工厂甚觉有利也。学师期内，确有要事告假者，至多不得过二十四天。
（十一）工人程度。吾业为新近十年内始发展者，所收学徒，皆略受国民教育者为多（有三四年教育居多，七八年者亦有），故嗜好赌博者仅一二成，而爱读书报者，占过半，洁身自好者大不乏人。所可惜者，只未有团体之组织耳。
（十二）东家待遇。大抵与各业无异，年终决算，如有盈余，则于工厂总理及得力管工，略有分润，至于散工、常工，则未之有也。工场中之卫生及工人之教育，伤病死亡之抚恤等，绝少注意。常日抚恤工人，亦极其苛刻，且虐待长工，而于学徒尤为惨酷，常有鞭挞从事者。
（完） |
劳动歌（续前）（列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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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歌（续前）
（列悲译）
（四）
哦，铁路大王呀！煤矿大王呀！
是否除扑灭工党外便没有事情可干呢？
平民创造万物，什么是属于你们的呢？
你们应该把所有的财产，给回原有的主人。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
电器工人呼吁第一声（续前）（上海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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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工人呼吁第一声（续前）
（上海通讯）
（五）望组织全国工会。我们工人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团体，人心比黄沙还散呢？虽有的地方设立工界的团体，不知为什么缘故，要被做官的解散。想起这件事，很是伤心。莫非恐怕我们结了团体，研究了工艺品，卖到外国赚了钱吗？又恐结了团体，要罢工要加工钱吗？还是官厅怕我们要革命吗？这种事件，做工的实在有点不懂。总而言之，我们工人的知识浅、程度低，所以被他干涉。从今以后，呼吁各诸公互相援助，要组织一个全国工会，开几间工人大学，研究种种出品。
（六）望内地多设工厂。我们工人，往往有技艺，无处投工。因此常常坐守，以致吃尽当空。若有工厂，我们就不必今天担忧明天，明天担忧后天。不但口岸商埠，设立工厂，而内地乡镇，亦甚紧要。多开工厂，到底减少盗贼、流氓、土匪以及荡女，而且工艺品也可增添，供给社会应用了。
（七）望设工人储蓄机关。我们工人寻了几个薄薄的工钱，饭也不够吃，衣穿不齐，也要吃香烟，饮老酒，并别样的花费，照理实在不应该的。但是有了钱，也是没有地方可存，所以有的人他不知道储蓄的方法，打了几只金戒子，套在指头上，也是一种预防一二个月的风雨雪落，又可算为时髦品。这样的人，现在很多。而此种东西，惹人起眼了。欢喜赌钱的，一夜一赌，就此输完了，可怜他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断送了。所以我们要吁求各界诸公，兴办工人的储蓄机关。
（八）望全国工界个个吁求。现在我们工界吁求的时候，若默默无言，他们资本家、教育家、大商家、政治家、演说家、新闻家、各界的热心家，都不晓得我们工界内部的苦况；只知道我们工人没有爱国心，几乎当我们为一个愚蠢的牛马。这暗中的苦楚，别人是不晓得的了，全仗我们工界的同胞，自己呼吁了。 |
九江搬货小工的好举动（九江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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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搬货小工的好举动
（九江通讯）
九江租界各轮船码头的搬货小工，都以搬运各公司货物做职业。近日因太古公司买办陈兆敏和英国领事商定一个对于那般小工的办法，就是该公司的货物，认定九十个小工搬运，由英国领事，每人发给一块硬纸腰牌，以示分别。没有硬纸腰牌的，不准混进搬货。这个消息传出以后，所有各轮船码头上的小工，齐集在招商码头开露天大会，到三十多人，大家以为领牌卖力，是一个很大耻辱，一致反对，并提出两大理由：（一）各公司江轮上下的货物，向来是归工人自由搬运，并没有人数地段的限制。今太古指定九十个人运货，那是三千人的生计，被九十个夺去了；（二）工人卖力的生活，并不是奴隶仆役可比，决没有挂起腰牌，受人束缚的道理。当即议决，除把那些领腰牌的小工排斥，不准向太古码头运货，并勒令缴转腰牌以外，又举出十个代表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后来居然达到了目的，英领把腰牌取消了。 |
唐山矿山之惨死（北京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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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矿山之惨死
（北京通讯）
十月十四日九时，唐山煤矿九度巷（地下第九层）新（煤苗）内，沼气爆发，声极大，因以死者五六百人。事前该矿局新雇一个煤师来验查煤苗，因为唐山煤矿，开已多年，好多地方全挖空了。那煤师，就在九度巷（地底下的）找着一所好（煤苗）。矿师就吩咐那些矿工去挖。挖的时候，他们常觉有白烟冲出来，有一个老煤工说，这里有（克粒气）不能挖。许多工人也就不愿挖。井底监工也怕有什么大危险发生，自己担不起这责。那矿师对他说：“我只晓得要煤，不知道什么气不气。煤里总是有危险的。好好叫他们矿工去挖。”但不到十分钟，那矿师的命令，却成了一道催命符。于是轰然一声，那种爆发的烟气充满了地下。在上几层的工人还可以幸免，自四道巷、五道巷以下的人，全被窒息而死。这一班工人，计十个中要死去八个。现在矿局是每个死尸发给一个四块板盒子，赔价六十块钱。听说那些死者的家属也就和死人般样和平，任恁矿局支配。这种气，矿工常叫他作“煤矿毒气”。那死尸拖出来的都面带笑容。医治时，要能哭就得救了。那简直好像死比生好过些。那矿师好像是做了无量的功德，去把生受罪的矿工送到死的乐地。一班乘着汽车，带着武装的警察，在马路上耀武扬威的两头乱跑咧。查该矿局的股本利是百分之八百，就是一年一千元的资本金，要得八千元的利息。这大的利息就是如此得的，就是把我们工人的性命换得的。唉！ |
工人消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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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消息
（记者）
（一）当粤路决议罢工，全体工人离局，独有司机李腾及分段监工李兆阴谋破坏。日夕率同桂军到工人住家搜索，以冀拘捕罢工者回厂开工。幸当时全体工人，皆离去住所，致无所获。桂军卒就〔把〕李某二人带去，开车北上。
（二）事为机器工团所闻，乃派唐洪、黄享、侯日等三人，往北江要截之。三人徒步抵郭塘，设计将车路拆毁。旋将监工李兆兄弟捕获，晓以大义，李兆担任往炸三华店大桥，以阻北江行车。唐等三人，乃留李兆，释放其弟，回去执行。
（三）粤路司机李沧、火夫薛尧，当离职时，被桂军拘去，强迫开车。开至中途，李沧暗将水镬之水泄去过半。薛尧亦将炭煤撬泻车下。以至中道而机关车停止，不能前进。桂军大怒，立将两君枪决。
（四）粤路管工何乐星，因司机罢工后，自称能召集工人返工。殊各工人不为所惑，后被桂军拘去兵工厂作工。
（五）兵工厂电灯工人邓怀，自称被桂军拘往粤路司机，半途将机车撞坏，逃至河南，为罢工者所疑，现被拘留。
（六）先施公司近定新法，当省城有军事危险时，各工人须服军装持械守卫，工人咸愤愤不平。
（七）有不知姓名之工人三名，往兵工厂劝各人罢工。被马济查悉捕去，将其剥皮屠宰。
（八）近顷桂军已离广州，广九路罢工工人，经已照常到厂开工。独有粤路工人，因该路积欠工人薪金，三月未发，工人生活，实不能堪。故乘此次罢工时机，向路局要求关发，然后开工。路局方面，并不体谅工人苦况，拒绝工人请求，并布告限期五日完全来厂开工，否则作为开除，永不录用。工人方面，以其野蛮无理，大为愤激，已集合全体路人开会，决议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返工云。 |
两路罢工工人访问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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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路罢工工人访问记
（记者）
粤汉、广九两路工人因解决粤战，决议一致罢工，以断桂军之交通。两路经先后停驶。所有罢工工人，全体离职，集合河南机器总会中。联军司令部，特备广三驳轮四艘招待之。连日在轮中开演说或谈话会。二十六日记者承邀演说，因就访问所得，撮纪如后，亦以见吾机器业工人之真精神也。
问诸：君此次罢工目的安在？工人答：吾人罢工目的殊简单，且已迭有宣言。徒以桂人荼毒吾粤，吾人但觉为正义所驱，固当竭力之记所能至，以制止其活动，此外别无目的也。
记者问：贵工团之反抗桂派，欢迎粤军，将发动于粤人治粤之主义耶？工人答：诚然，但同人亦殊非冒冒昧昧以附和粤人治粤之说者。言时并出宣言书一纸，示余以第三项曰：吾人固以地方自治、禁赌、除捐为目标，且以工人幸福，废除阶级，自由选举为最后目标。吾人固宣言于众曰：苟有违反吾人之目的者，必以全力反对之。故此次之反对桂人，实非反对桂人，特反对其违反吾人之宗旨而已。吾人相信粤军陈竞存君，为能拥护民权者，为不悖吾人宗旨者，故欢迎之，并非囿于部落主义之见也。
记者问：然则君等必以陈君为能不悖君等之旨趣者矣。工人曰：诚然，吾人此次举动，虽发自团体之自动，但可得民党诸人如汪精卫君等之扶助，汪君固尝告吾人以陈君宗旨之不与吾人相悖，且谓能扶助吾人此后之劳工运动，如增工价减时间以及其他等等也。
记者问：然则君等运动，亦多少与政治上有关系者乎？工人曰：否，否。吾人此举，纯系自动。言下并指其宣言书中并非受人主动一语示余。且曰：吾等亦何所求，大家牺牲职工，牺牲工值，且冒生命上之危险亦所不惜。徒以反抗桂系强权之故，只可谓之制止政争，不能谓为参预政争。外国工界罢工，绝少肯用之以供政治上之活动者，吾人岂不知之而敢犯之耶。抑此次运动之结果，吾意尤有一层，最是乐观者，则罢工之经验也。吾国工人无识者多，均以自己系工界一份子，决无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之能力。故吾人日日与言劳动运动，虽极得其赞同，然鲜能得其自信心，以为由工人手中改造社会者。经过此回之试验，则此次桂军以运输障害之故，竟然失败。工人团结后之能力，渐见重于同人。则此后同人对于劳工运动，亦自易易，此尤足使吾乐观者云云。 |
奴隶生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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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生活
工
古昔野蛮时代，人群中之贱者弱者，被人夷为奴隶，不迷于同群，如罗马之奴隶制度，历史上之最著者也。白人侵入非洲，将黑种贩至美洲，卖作奴隶，以致世人皆称之曰“黑奴”，此又事实之人所共知者也。我国昔时之家奴，生生世世，不能与主人齐等，科举时代不能考试，即今之贫贱者，将身出卖或出赁于人，供人驱使，其名曰“仆”，曰“役”，女子曰“婢”，上皆奴隶之显著者，然则奴隶固古今中外所有。世人所知而一致承认其为奴隶者，其定义如下：
身体被人以金钱买去或赁去，其人思想不能自由，身体不能自由，行为作事，只听买主雇主之命令，尽力以博买主雇主之利益，而衣食住等生活，必低劣于主人十倍百倍，凡此谓之奴隶。
奴隶之定义如此，其苦其贱，固可知矣。为其苦也，谁肯为之？为其贱也，谁肯居之？故随指一人而谓之曰：“汝奴隶也。”其人必以为极羞辱侮慢，而大怒说者之无礼。盖奴隶乃人类中之至贱者，大皆有羞恶之心，其不甘居此名而大怒，宜也。然怒者苟平心以思则已，虽不愿居奴隶之名，却已有奴隶之实。今人类号称十五万万，其合于上述定义而确处奴隶生活中者，殆占十四万万有余也。不信予言，请尽吾说。试为图以明之：
右图粗劣，不足以显数目之比例，然总可见居奴隶界者十而八九也。今支配人群两势力：一曰政治，二曰经济。政治虽几经改良，今之所谓民主共和制，自然较之专制政体为进一步，但除握有政权之小部分人外，率天下之下，皆为被治者，人而受治，人格即已取消，人格不全，是奴隶也。所谓“主权在民”，所谓“民为主体”，此等骗人话头，吾民不已久经受骗丝毫无所得乎？彼握得政权者，非天授之也，劫夺而已矣。强盗劫夺货财，若辈则劫夺权位，而货财亦在其中。吾人欲打破政治的奴隶圈，不是推倒一班强盗，换过一班上场，便可了事，必要将强盗之目的物——政权——完全消灭，从重新施行平民自治制度，平民自为联合，但求能保公安。而各相尊重其自由，盗窟之政府，保护强权之法律，尽扑灭之，夫然后人人恢复其独立之人格，无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始可以谓之“人之生活”而非“奴隶生活”。经济组织之中，人得据有私财，而天下之人，又百而九，永居奴隶圈中矣。今人赁其身于资本主，为之效死力以博其利益，自己仅得不足温饱之卖价或赁金者乎?故欲打破此经济奴隶圈，又必根本破坏私产制度，农耕而得谷，农自食之，工劳而得器，工自用之，农工自为联合，公同处理生产之事，分配之事。凡不工作者，不得享有衣食住之权利，公共劳动所得之产物，公同享有，不得以不劳动者独占。如是世界乃无资本家其人，无人不劳动，即无人缺乏衣食住，工作与享用均平，于是无贫富之阶级，而后成其为“人之生活”而非“奴隶生活”。
脱离奴隶生活以复回人之生活，则必与奴隶我者——政权者、据财产者——宣战。奋斗，是谓社会革命。社会革命风潮，若欧，若美，汹涌澎湃久矣。如俄国、如奥国且已成功数年矣。未脱奴藉之民聚其奋兴乎？ |
杂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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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记者）
现在俄国，几乎无处不见有“各地劳动者快来联合”数字。此工人组合权，已经成了天经地义。
吾国工人，则鲜有知联合之意义者。本号所记剑耘、毓芹两君稿，皆已一再言之。现记者则以为尤有应注意者。
以香港言，则工团已陆续组织，急当乘此朝气，运动其他尚未发动者，速起着手，同时并由各工会，互相协合，组织一“工会联合会”，谋全港工人之联合。
以省城言，则鞋业工人，岂惟宜打破甲、乙派之畛域，即革履业亦当联合，共同组织。至于鞋业之外，其他各业之急应振起，或改良者，何可指数，此尤为吾人所当注意者。
“各业工人速联合”、“各地工人速起来联合”，吾人当以红荡荡之笔，写在手上，记在心中。一触目，一惊心，吾人即当往前实行去。 |
广州鞋业工人生活状况（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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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鞋业工人生活状况
毓芹
鞋业劳动者，是革履业以外，专门制造中国式鞋子的，现在广州又分出两派来。甲派所制之鞋，是广州原有的，如“圆头”、“翻尖”之类。东西家都组有“行头”。西家行头有五：裁底、上鞋、券鞋、贴面、收放，工人各习一行，不合西式等新制品者。东西家都无正式组合，亦无所谓行头。
我是乙派中一个工人，年来颇感吾业工人未有团结之苦痛。然旧式之所谓行头，则徒足以为限制工人自己谋食而设。如入行之目的，仅系提防本业工人之增多。而西家行中复分五行，使人各习一艺，不许兼习，则永无脱离工厂，独立自营之能力，而必须为资本家服务。似此行头，在东家视之为有利，在西家则反形桎梏，有不如无。我虽鉴于近世潮流，知吾业工人，有急须组织团体之必要。但如旧式之所谓行头者，则殊非我所愿闻。
至于甲派、乙派之间，不过为所制鞋式之不同，按之工人本体，原为一物，实应彼此协合，互相携手，不应各自分歧，自杀其势力，盖今日吾人之所急者，原为工人自身之问题。如何方能在资本制度之下，减少痛苦，而增进幸福？此一问题，决非三数工人所能解决，决非全体协合，组成一大团体之后，不能解决。吾等鞋业工人，能有几何，若再事分裂，势力安能巩固。则从此以后，资本场中，无复吾工人生活之位置矣。
我草此文之第一目的，原为《劳动者》周刊报告吾业工人生活状况而作。今言及此，似觉离题已远。然区区之见，终觉吾人今日，实有急须两派联合，组织一鞋业工会之必要。故借此聊发表吾个人之意见，并以吁求吾同业诸君之同情。今欲振起自救，惟有全体组合之一法。试看世界各业工人，无不群起而组织团体。近再更进一步，而为各业职工之总同盟。吾业则散漫分裂，有如散沙。呜呼！诸君，汝非吾粤鞋业工人之一分子乎？你奈何不急起提倡，组织一鞋业工会，以固结团体乎？！
（未完） |
劳动歌（续前）（列悲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四号
劳动歌（续前）
列悲译
（二）
君主、上帝、空论家，是不能拯救人类的。
工人呀！我们要拯救自己，以谋公众的幸福。
解放精神以脱离掠夺的生活，
这是工人唯一的事业。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三）
国家压制我们，法律欺骗我们，租税困苦我们！
富贵者则受保护，贫贱者则没有发言权。
法律平等是假的；
天下断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未完） |
电器工人呼吁第一声（上海通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四号
电器工人呼吁第一声
（上海通讯）
最近上海电器工人，组织联合会，发表一文，题为《电器工界联合会呼吁》。内述对各方吁求之事凡八条款，此是我广东劳动界所当注意的。原文略志于后：
（一）望急设劳动教育社。现在所有的教育，是富人的教育，是贵族的教育，与我工人甚不适用。所以特呼吁诸公，肯为吾工人提倡合宜的教育。
（二）多设职业学校。现在之学校，都是学教习、学官僚、学律师及上等的游民，不足以救我中国。所以呼吁各界，多设职业学校，研究各种机器。使我工人的子弟，个个可入此种学校，不至失教放荡，或为游民。
（三）望设公共花园与游览场。我们工人一天到晚，操劳作工，要想娱乐散心，启发脑力，出些新工艺品。无奈没有完善之博物陈列所与公共之游息花园及科学讲演等。所以一到休息，便进了茶馆、酒馆、妓院、赌场、戏院。拿了一天的工钱，顷间化尽，毫无益处。既化钱，又伤身，此种苦况，犹如哑子食黄莲，无可告人。所以呼吁各界设法，宜速在厂内或市间或近镇，设立公园游息场，以供公众游览。
（四）望资本家顾惜工人。现在各处的资本家，当我们工人为无知的蛮人，不但工资少，就是菜与饭也是粗劣的。有一件最苦的事，恐怕诸位不曾经历过，就是厂家的账房先生，他临到发工钱的时候，很搭架子，视我们如同犯人，问他白要的一样。这还不算数，还要硬升洋价，硬搭铜元、打折头的钞票。这种苦况，也不算苦，最苦的要就是要一天做到夜，只有二三角洋钱，还要自吃饭，叫我们妻子儿女，或有母亲的，如何可以过命。所以与其苦不出头，不如作暗昧的事情，这种的人也不在多数。吁求各界劝劝资本家，顾怜我们的大苦楚。
（未完） |
香港工人之活动（剑耘〔薛剑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四号
香港工人之活动
剑耘〔薛剑耘〕
香港工界，自沙藤行之“仁义”、“集英”两堂联合，组织平乐工会之后，茶居行又继起，由“鸿泰”、“乐义”两堂，合组为茶居总工会。今则工会之继续成立者，不下十数家。如荼箱行之“联胜工会”，茶叶行之“茶行总工会”、油罐行之“联福工会”及“货车工商会”、“义福堂”等，纷纷成立。旧时早已成立之“公正堂”洗衣行，亦振起而改组为“联聚工社”。革履业人组织之革履工会，又在本月十五日成立。近闻“焕然工社”诸君，联络工学各界大能方觉铁士诸子，组织一个“工学互助社”，不日即可告成云。
此朝气勃兴之香港工人，比之往昔，可谓大改旧观。不独团体陆续告成，且其团体中，居然有能大书特书工会名义，以代用堂口称谓者。此真不能不令人赞美不置也。回顾广州工界，则沉沉寂寂如故，其所以令人感喟者如何。愿粤中工界，急起而直追之也。 |
解决粤战之劳工的运动（记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四号
解决粤战之劳工的运动
（记者）
野心家之威廉、政治家之威尔逊、外交家之聿度乔治以及克鲁伯之大炮、徐伯林之飞船、坦克之炮车，都不能使空前之欧战停止，恢复和平。必待俄罗斯劳动者动手革命，则一朝之间，不能停、不可停之欧战，遂不能不宣告停止。劳动者解决斗争之潜势力，其太如此。然世界之劳动者虽同具此势力，而能用之者，则惟俄罗斯之劳动者而已。
今粤桂之斗争，相持数月。惠潮之血腥，已压迫广州而来。信赖和议代表，仰仗新选督军，以求和平者，既已宣告破产，则吾人今日，实已陷于欧战末年之现象，苟非吾劳动者振起以此解决不了了之斗争，则吾粤亦决无宁息之日。故所谓劳动者解决斗争，将师俄国工人之故智乎。则以今日吾粤劳动者之幼稚，亦何能为，此记者所为不胜太息者。然证之最近之所闻，则消息亦殊不恶，诚有足令人惊异者，今请先看下记之传单。
广东全省机器同业先生鉴：（中略）莫氏近日运械调兵、架炮筑垒、布置军备、旦夕不遑，侦察甚严、偶语弃市。似此态度未明，吾民愈滋疑惧。深恐明示退护，聊借缓兵。暗愈防维，积图战备。一日爆发，则地方糜烂之惨，尤难幸免。窃维粤桂本属一家，两地人民，并无嫌怨。若吾民甘为军阀派利用，一遇决裂，则败者因伤亡载道，最属无辜。即幸而战胜，亦不过兄弟阅墙、徒增野心者之威焰，究于人民有何裨益?故为吾民计，儿可以减少战祸，促进和平，以制止军阀者之进行。尤当视力之所能达，奋勇而为，方无负国民之天职。窃惟我机器同业，虽置身工界，原与政治不相争衡。惟利害密权，则举足亦极关轻重。如制造军械战品，以供杀人之利用。司理铁路机务，以助军队之运输。电传战地军情，以通军事之消息。布置地雷防垒，以重地方之摧残。凡此等等，皆关乎同人之操业，而最足以延长战争时期，糜烂地方元气者。苟不一律与以停止，则是以粤人而甘心害粤，实为我同人之公敌，天理之所不容，他日事平，必有起而诛之者。为此敬告我机器同业及各机器厂执事主任，此后凡关于一切助军事动作之机件，无论何方，均请暂停制作供给，以免军事之久延，俾得早行结束，大局幸甚，全粤幸甚。民国九年十月五日，省港澳机器工团同启。
此为省港澳机器职工发布之传单。发布已在旬日之前，系由港澳省城各机器工厂之工人，来省会议决而发表者。其第一步则为通告同业，停止战争期内一切关于军事行动之制作。第二步则由交通机关之机器职工，实行停止工作，以阻止军事之交通。近闻经已成熟，所有广九、粤汉各路车房职工，已全部脱离路局，两路将不能开车。第三步则由广东制造杀人器械之某兵工厂工匠，全体离职；或不能离职，则以他项手续，使杀人工具之不能继续制造。近则二三两步，均已成熟云。然则吾广东之劳动者，虽未能如俄国工人，直接了当，以革命方法制止战争，并一举而为社会之改造。然消极之方法，以灭野心家之战斗力，慰情胜无，记者亦不能不为之欢呼。劳动者乎，解决斗争之责任，在你肩上矣。 |
家庭劳动者（荔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四号
家庭劳动者
荔雨
同在一般悲惨劳动生活之下，抑且比较普通劳动者生活更为惨酷，人数更为繁众，偏偏不多受人之注意。不独劳动运动论者，好容易将其忘却，即是此辈人之自身，亦几乎不知其所过活者之为惨无人道而急须改革，且较之其他一般之劳动者尤为急须。
然而此人数繁众、生活惨苦之特种劳动者，吾却不能如木工劳动者、农田劳动者之类，识别其职业。盖其所操作者，不一其业，类皆萃数种不同之职业于其身，而每日复一日始终其种种不同之职业，自朝至暮，无有丝毫之暇晷。
吾书至此，读者当能感悟吾所言者之为何许种人。吾今姑仿以职业识别，如农夫、木工、水手等等劳动者之类，而强为赐以嘉名，则舍“家庭劳动者”之外，别无相当之好词。
家庭劳动者，非谓家庭工业之工人也，盖谓此种人之一生，皆断送于家庭以内之操作，无劳动种类之可分，无劳作时间之制定者。
此一大堆家庭劳动者之中，大率亦因乎其经济上之境遇，而可分别为四种类：（一）为贫家之主妇；（二）为工厂之女工；（三）丑业之妇人；（四）富家之太太。
而一、二、三之三种，则大致有类似生涯，自然同为生自贫乏之家，自幼即须为父母服务，提携弟妹，整理家常；或者随同父兄，以助谋生活，则终日戚戚于得失之间。操作稍不当，则鞭挞立下。其所劳作之分量，每视年龄而增加。举凡儿童所应享之幸福，无一不被家庭剥夺。因为此种生活下之儿童为其父母者，初不认为人类之一孩提为应享有生活之权，独具人格者。不过认为家庭中之一种活动产业，在父母所有权之下，只有视其能力，足以为增进其家庭之眼前利益者，则无不为充分之需求。譬如家畜牛马，苟能为吾犁田亩任驰驱，则未有为牛马惜力之心也。此本为家庭制度下之男女孩提，共同感受之苦痛。然而重男轻女之我国，则往往于其嗣续之男子，服务上必使避重就轻，女孩则必倍其任务，衣食快乐，则适与相反。
（未完） |
我们为什么要工钱？（续前）（我亦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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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工钱？（续前）
我亦工人
有许多绝无工钱的工作，我们偏偏是十分乐意做的。因为劳动是人类一种娱乐的方法。在今日的社会里，也能够找出许多非为工钱而劳动的证据来。这是将来到了非为工钱而生活的社会里，决无有不肯劳动的一个凭据。
在今日工钱制度下的劳动者，只有一部分贫人。那一部分富有资本的，他只有安享逸乐，消磨别人劳动的结果罢了。到了不要工钱的社会，就无论富人贫人，一律都要共同操作的。劳动的精力，比之现在增加劳动的结果，一定比之现在富有的。
那时还有一个方法，什么劳动，都可以利用机器替代人工。现在的机器，已经发达极了，只因工钱制度之下，工人的工钱，还比机器的装置便宜，所以机器不能发达。到了共同操作的时候，什么事业，都可以用机器操作。一方面是省人力，一方面是增生产，我们还怕生产不够供给吗？
做东家的朋友又问：到那时，虽说人人共同工作，但既放任自由，无拘无束，懒惰是人类的习性，那时田亩不怕荒废，工厂不怕停工吗？
从东家眼里看出来的懒惰，实是了无标准的。从来资本家都是看工人作牛马一样。做了一分，希望十分；做了十分，更望百分。我们做工的人，终日操劳，辛苦已极。然而劳动所得，又全是资本家的赢余。工钱所得，不过是一小部分。如此为人工作，不过是强制的。强制的工作，自然比不上自由的工作这样快意。要是想懒惰习性的排除，也只有实行非工钱主义的劳动。劳动是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是劳动者自己享受自己处分的，那就大家自然高高兴兴的做工了。
最后还有一种怀疑，是做东家及上流社会的人，所要问的，他们以为工作能力，是人人不同的，养成优种工作能力的工程，是比较劣种工人加倍困难费力。如果在自由生活的社会，工作虽有优劣的不同，享受社会的报酬，依然一样。那就谁也愿意牺牲多景的精神，去做优工。如此闹下去，个人生活虽得自由，社会的前途，不会有进化停止吗？
这一种见解，就是恐怕自由生活的人，都去做劣工，不肯做优工，这是一个何等误谬的见解。人类在什么社会里，都不能把求真、求善、求美、求简、求用的精神盖过。只有资本制度里，因为随处都受资本的缚束。这几种精神，才受着障碍，不能积极的前进。如果我们把工钱制度打破，大家能生活自由，不致受资本来拘束。那时真的、善的、美的、简的、用的精神，自然可以完全发展。真正的优种工作，必要到了那社会里，方才发见的。
像现在的社会习惯，工作的价值是没有标准的。往往一元价值的东西，到了商人转卖家手里，价值便涨到三数元以至十元以外。工程师在公事房中一点钟的工作，要比较泥水匠十天八天的工钱多出几倍。看护病人的一天劳动，总比不上医生一分钟的工钱。
如果这种社会制度，可以承认他是对的，那就我们何必反对一本万利、安居坐食的资本家呢。社会里一天不能把工钱制度推翻，工钱的自身，便要生出罪恶。有知识的、有权力的，得了多量的工钱，便是养成新式资本主的原因。其余一般工钱不多的小工，就只有卖尽气力，为多得工钱的优种工人，建筑幸乐。无论什么工场里，工作愈简，辛苦愈少的，工钱一定愈多。而工钱最少的，即是工作最苦的。这是一个何等不平的社会。我们相信有了工钱，做工的代价，社会即生出贫富阶级来。我们相信人生如果做工，就无论工作的种类如何，无论工作的程度如何，他对于社会的任务，已算尽了。社会自然应该负担供给生活的任务，每人对于社会的服务，尽可有多寡大小的不同，社会对于个人的报酬，却万不应有等差的分别。譬如一个家庭，父亲是每月收入百元，大哥收入八十元，弟仅能糊口，还有两个妹妹，是尚在学校，是完全分利的。他们一家子对于家庭的服务，虽各不相同。但他们一家子的穿衣食饭，仍然是人人一样。如果父亲收入多，就应该食多两碗饭，弟妹是分利的，就不许食饭了，这还成说话吗？我们反对工钱的原因，就是为此。
我们同工的朋友呀！生产是我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应该有自由使用生产品的权能。我们应该联合同业的职工，共同把生产的机关收回了！我们应该自由管理生产的机关，自由使用生产的器具，自由享用生产的品物了！我们所要的，只有生活，我们所尽的，只有劳动，既然尽了劳动的职责，我们是应该要求充分的生活供给去！工钱不是我们必要的了。
去罢，亲爱的劳动家！我们应该从速觉悟！从速动手！我们今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只要生活，不要工钱！
（完） |
工人通信（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三号
工人通信（一）
现在从各处劳动者的来信当中，把可以发表的，登在此处。——编者志。
编辑先生：今天在街上得着你们派送一本红灼灼的册子，我看见之后，我感动得什么似的，觉得有好多要向你们说的话。只是我的笔拙，不能写上许多，我现在姑且写几句：
我的亚爸常对我说：“你们要勤力读书，因为你的学费是很辛苦赚回来的。”
我的亚妈常对我说：“你们今年已多岁了，快去进去工厂做工帮轻一点家用，否则怎够有饭你们吃。”
我听亚爸亚妈这番说话，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穿衣吃饭都是从劳力得来的。我的爸爸妈妈终日耕田织布没有停手，应该要享美满的幸福，为什么要这样受苦呢？
唉！我今明白了，我的亚爸虽努力耕种，但是没有田地，所得的利益大部分要来给地主的租价。我的亚妈虽然勤力织布，但是工厂雇工，所得的利益，尽为厂主所有，只得回一小部分作为薪金，所以我们亚爸亚妈之所以受苦，就是因为私产制度的缘故。这是《劳动者》周刊给我的觉悟。
受了私产制度之害，大多数之青年，因而半途失学，以致世界上一切学术皆为少数资本家之专利品。故富者常智，而贫者常愚，做成此不平等之社会，今得《劳动者》周刊出来替我们不幸的青年呼冤！
我愿尽我们的能力，联合起来，帮助着你们往前直走，努力和这黑暗的社会奋斗去咧。
一个劳力少年白。 |
杂谈（五则）（力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三号
杂谈（五则）
力田
（一）
据沙面之调查，广西军官放在外国银行之存款，现在所未提回者，全数尚有三千余万。其已经提取，及源源寄回广西，或者在香港置业者，又数倍其数。试问此平民膏血，设以广东三千万人口平均之，每人亦在数元以上之负担。哀我工人，衣食且不给，奈何以膏血供人耶。
（二）
莫荣新到了今日，可谓末日已近，然而拥数万之残兵，据广州之省会，私囊虽逾千万，犹敢面见然作数百万收束之求。军阀嗜利及破坏凶杀之本能，跃跃于言外。所谓军人之背影，即为强盗之本色，而军阀自行道破之，胜似吾人日日言军阀破产多矣。嗟夫吾民，强盗本能之军阀，吾人亦何为而信奉之。
（三）
和平会议何人？社会上之奸商善棍，政治场中之阴谋家而已。吾人本不承认法律所谓代议权者，然法律亦不过仅许议员有此代表民意之权。何物和平会议，而敢允送莫荣新以二百万金耶。二百万之所出，一说出自租捐，一说以赌饷抵借。租捐则增平民之负担，购买富室和平，而可以烦吾平民均其负担耶。赌饷抵借，则更为赌棍冀以苟延命脉之狡谋而已。吾人铲除桂系，当并其所以祸吾人之赌博而靡清之，亦安能巧借题目，以为延长六个月之计耶。
（四）
当此废督潮流最烈之时，吾人竟奉汤廷光为新粤督矣。实则一督亦何能为，徒多糜吾人数十万之月费。信赖代表，以买和平，结果之不足靠既如彼。信赖督军者，其结果亦惟出于平民吃亏之一途。吾粤之事，吾粤人当自决之，非信赖代表、信赖首领所能为力。盖代表首领都非三头六臂神通广大之物，足以胜吾人之望也。吾人欲倒桂系，欲得和平，奈何不由市民纠合，并此新旧督军、新旧军阀、新旧阴谋家，凡足以为吾平民之毒者皆驱除之耶。
（五）
吾今当引托尔斯泰之言以结吾论。托氏曰：“人民制造势力万能之政府，听从狡猾无赖者盘据之。而人民之全体，反甘心以服从于狡猾无赖者之下，为之奴隶。迨其作威作罢，罪恶贯盈，始互相惊骇，不知所措。于是有别狡者起，则人民复群以奉之。不知前之狡者未除，而后之狡者已显其罪恶。此真愚不可及也。”嗟夫粤人，你舍弃趋奉后起狡者之外，别无群众协合，直接行动，以驱除前之狡者之术耶。 |
劳农政府之土地政策（记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三号
劳农政府之土地政策
（记者）
列宁氏近在某地演说云，俄国为农业之国，欲求贯彻共产主义，非以原有之农业变为工业式的农业不可。欲使旧式的农业变为工业式的农业，又非应用机械，使农夫变为工人。换言之，即非实行大农业主义不可。故劳农俄国现在之农业，除农民普遍自耕以外，分为四法：（一）农具共用；（二）共同耕作；（三）共产农业；（四）苏维埃农业。所谓农具共用法者，凡一村之人，仅共同其农具，交互使用而已，其耕作与收获及其分配，则仍由各自处理。第二之共同耕作法，则于共用农具之外，进而为协力之耕作，并共同分配其生产物。第三之共产农业，则凡生产分配与配给等无一不归诸共同，是即共产主义之理想的农村。至第四之苏维埃农业，则凡从前大地主之领土业，以大农业法经营者，归入劳农政府，由政府直接经营之谓也，云云。 |
上海的劳动界平氽局（上海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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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劳动界平氽局
（上海通讯）
上海的平粜局，现在快要撤消了。但近日上海米价飞涨，现已每石值十七元光景。一般小百姓，叫苦连天。日前有劳动界和工商界开会讨论，决定向上海县署请求把平粜局暂时莫停办。等米价平定后，再行撤销。 |
北京建筑电车与人力车夫（北京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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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电车与人力车夫
（北京通讯）
北京建筑电车，拟议已有了好久。近已决定由官商合组公司，借法商款一千五百万佛郎，用法人劳特做工程师，于明年一月开工。北京市民听了这个消息，以北京人力车夫的人数很多，假使电车开行，把他们的生计夺去，会要闹成乱子，于治安人道，两有妨碍，相率起来反对。所以北京假使要建筑电车，必先替一般贫苦工人预谋生计。 |
平民反抗租捐之运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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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反抗租捐之运动
（记者）
自从粤桂斗争影响及于省城，一般所谓绅商议员，惟恐战争一至，危及富室。故连日以来，高唱和平声调，调解双方不得启衅，一面推举新督，一面筹拨巨金，供桂军开拔回桂之用。会议结果，决定送桂军开拔费一百五十万元，由番摊饷项抵押，向外人银行借款提前拨用，将来由省城铺店住户捐收一月房租（摊馆则捐收三个月）及截留盐余等款摊还。此消息传出，全城舆论大哗。咸谓广州市民，中等以下之家，实居多数，此种办法，无异以贫民血汗，为富室购买和平，况就龙氏在粤，抽收此捐，一再逼威，至今尚；有未交分毫者，事之难行，已可概见，故一二日来，省会居民，纷纷召集全体，开公民大会，一致反对，第一步则发表宣言，不承认少数绅商之和平会议，倘仍争持无效，则联同住户抗不交纳，兹得分送各报通函一纸，录之如下：
主笔先生大鉴：顷闻和平维持会，于九号议决筹款赎币六项议案，其第二项，则为省城铺屋捐租一个月，主客各半等语，闻之实深诧骇，查铺屋租捐，实有窒碍难行者约有四点，兹谨分别陈之：（一）此次收束桂军，收束系全粤之桂军，非广州一隅之桂军，以全省公共之事，而独向一隅筹款，此不可行者一；（二）反正时曾捐租一月，龙济光入粤时，又曾捐租两月，今复踵而行之，试问广州人民何辜，一遭事变，即增此租捐之负担，此不可行者二；（三）昨今二年，广州居民，因开辟马路，拆毁家室，流离失所，其困苦情形，意难言状，今复举行租捐，受此无端敲剥，富者纵有力输将，贫者实无从筹措，此不可行者三；（四）查租捐性质，系增加人民负担，惟省议会始有议决之权，该社团诸公，昏昏愤愤，未审根据何种法律，有何权限，竟敢增加人民义务，以不可行者四。有此四点，经公民等召集大会，再三讨论，均认为万不可行，彼各界诸公，只知终日派派然，乘摩托车，捧大脚，作走狗，不惜将人民之血汗，奉送诸人民之公敌，其肉诚足食乎，除函致和平会诘责外，伏恳登诸报端，与众摈之幸甚，此颂撰祺。十月十一日广州公民会六千四百三十代表。 |
双十节之广州（记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三号
双十节之广州
（记者）
双十庆祝，在往年为广州之一大佳节。今年因战事风云，弄至非常冷淡。惟有一特别异事，为不可不纪者，则是日之摩托车上散派传单是也。
是日十一时许，有类状学生及工人者多人，分乘摩托车从惠爱东路疾驰而西，复转入永汉马路，而出长堤。沿途散放传单多纸，途人争相传拾。查共有四种，有文言者，有国语者，有广东白话者。内皆发扬共产主义之真义。粤人苦于战祸已久，得比无不欢呼表示同情云。兹将其内容撮述如下：
一、题目为《双十纪念之真意义》，内容略谓吾国虽已共和，而平民仍自痛苦，本无庆祝之价值。今所以庆祝之者，不过为改革之纪念而已。九年前之革命，为革命运动之开始时期、仅推翻君主统治，而移于士绅官僚政客武人之手。今当继续革命，再从士绅官僚武人政客之手中，夺回其政权，由百姓掌握之，破弃一切不利于平民之制度，步俄罗斯、意大利工人之后尘。推翻政制，所有土地、工厂、机械，凡可用以生产物品以维持生活者，皆由农夫工人自由收回之。
二、题目为《假共和与真共和》，为问答体之一短文。略谓共和二字，为共同享受和乐幸福之意。必须举国人民，无论贫富贵贱老幼男女，皆得享有肉体的及精神的和乐之幸福。产业主张共产，政治主张废弃阶级。肉体上人人皆得充分之生产。精神上人人皆不受他人支配，方得为之真共和。吾人庆祝共和必须勉力达到此种境地。
三、题目为《咪咁快活》，此为粤语之传单。内有几句最精警的话：“唉！诸君快些醒来罢。我地如果想快乐，不是换一个共和招牌，就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一切财产都挤在资本者嘅手中。工人操作，利益是资本家享有的。我地做工作嘅人，快快要联合起来。工厂的人，驱逐厂主；商店的人，就去驱逐店东。然后组织一个大家做工，大家享福的社会。
四、题目为《起！起！起！》，下文有两行小字。是起来收回你的东西。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你的东西。大意谓，世界之物，都是工人做来的，所以世界之物，都是工人之物。不过在此资本制度之下，被政权者、财权者夺去，有如被强盗劫去一样。我们要快起来把自己所丢了的物品，尽量收回，由工人自由去享用。
此类传单，广州各大马路由汽车派散之外，其余西关、南关、河南各大街，为汽车所驰驶不到者，亦有劳动者服装数人，分途散派云。 |
广东的少年工社（续前）（工社少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三号
广东的少年工社（续前）
工社少年
一、我们的宗旨：是协同劳动，努力互助，以期实践自由平等的真意义，发现正当愉快的新生活。
二、我们的态度：是抵抗资本制度的毒焰，唤醒全体工人的自觉。先之以觉悟，持之以毅力，以牺牲的精神，和万恶的世界奋斗。
三、我们的结合：是以同一主张的少年，为精神上的结合。艺术上的优劣，私人的感情，是不大计较的。
四、我们的工作：是不限一业的。但是现在只有缎鞋一业。
五、我们的资本：是社员自由凑集，每人最多是不得过三百元的。资本额集至三千元即行开办。凡是社员，皆厕身社中服务操作的。
六、我们的组织：是不设总理的。但因办事上之利便，我们分作七部，贴面部、裁底部、上鞋部、券鞋部、外工部、内支部、交际部等。这七部是分工互助的，每部由社员自由认定，各自进行。惟遇了重大事件，也要经过全体通过的。
七、我们的盈利：是于支持生活能力之外，须要随时补助社会事业进行的。
八、我们的销场：是以台山各埠为最多，本城及港澳次之。大率以天官鞋及男装学士为最多。现在每日成鞋四五十双，每双获利一毫或二毫，平均每月获利六、七元左右，经济前途尚属乐观。
九、我们的社员：现在共有十六人，姓名如下：胡锐夫、朱鸿德、孔丕谟、陈模我、麦折凡、陈毓鎏、黄联、标拱照、李德修、赵五常、黄树荣、李杰、周发。
十、我们的希望：有两种。第一是把我们的劳动主义、社会主义，普及到一般同工朋友的脑中，并把我们所采用的办法，做一个试验，很希望各地的同工朋友，无论同业的、异业的，都仿照我们的办法，自己独立经营起来。一方面脱离开资本家的束缚，一方面可以做收回生产机关的先声。第二个希望，是希望本社营业发展，能组织到百人以上，并以剩余价值，开办工人日报、工人杂志、工人演说队、工人夜学、工人剧社、本社出品总销场及各埠分销埠、以及其他有益的事业。又另组团体做研究技术及学问的机关。
（完了） |
我们为什么要工钱？（我亦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三号
我们为什么要工钱？
我亦工人
我现在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工钱呢？当然有许多同工的朋友说：我们是要求生活的。不要工钱，如何去生活？不要工钱，何必去劳动？
肚子饿吗？米是要钱买来的。体子冻吗？衣服也是要钱买来的。住的房子呢？是要付租钱的。开门七件事，由柴米油盐数下来，没有一件不是非钱不办的。
我们既然不是资本家，有田产物业可以收租，也没有祖宗的遗留，亲戚朋友的扶助。除非凭着一身气力，换几文钱，断乎没有对付生活的办法。所以工钱是我们必要拿的。
我们大家都是做工的人，自然明白做工人的苦楚。生活难呀，工钱少呀，衣食不给呀，那么样的呼声，不是天天的在我们的口里叫着，天天的在我们耳朵里噪着的吗？工是已经做了，工钱也算拿了，但是生活仍然不足。这便怎么办呢？
“要求加增工价”，便是当行出色的对症良方。资本家买了我们的劳动，填入自己的私囊。我们的工价加一分，他们的私囊轻一分。这是他们至不愿意的事。我们于是不得不全力与之争持了。职工组合的同盟罢工啦！撒布提治〔录入者注：英文原文为sabotage〕啦！这都是我们所惯用的手段。如果资本家眼看着我们的颠连困苦，生活不给，也不愿意答应我们加增一些工钱，我们惟有出到这个对付方法。
假如资本家竟直应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平常是每天一百文钱的，竟然加到二百文、三百文了。或者附带的条件，竟然允许我们星期停工，或者星期六又放半天的假，这都不扣工钱的。像这么的东家，可是十分难得的了。那时我们的生活状况又怎样呢？由一百文增到二百文、三百文当然是十分乐观的。目前的困境当然是稍减万一的了。
但是从来经济社会里有一个必然的定例：工钱低微的地方及时候，生活定容易。工价高涨，生活反为艰难。因为工钱加增，资本家乐得借词增加物价的。百物的工价增高，就百物的物价都一齐抬高。食贵米，买贵东西的，仍然是一般颠连困苦、生活不给的百工。我们有本领要求资本家增加工钱，决没有本领限制资本家不增加物价。
闹来闹去，都是劳动家吃亏。所以靠工钱去对付生活，靠要求加价去对付生活，终是自欺欺人的办法，终是无结果的办法。
我们何妨再进一步想，除却要工钱之外，我们再有什么方法，去解决生活问题呢？
工钱本来不是一件直接供给生活的东西，不过是交换生活原料的东西。究竟我们的生活，仍然是靠衣的、食的、住的、使用的一切生活原料。有了原料，工钱就没有用的。究之生活原料，从何而来？是来自劳动的。所以我们只有靠着劳动，去生产生活的原料。得了生产的生活原料，我们便能生活，便无衣食住的不给。所以只有劳动是生活的本源。
社会劳动的结果，是常常够供给社会上一般人使用的。有了工钱，才有资本家。有了资本家，才有贫富的区别。有了贫富的区别，才有我们痛苦的生活，和他们过分的快乐及储蓄。
欲要把生活问题弄好，只有把工钱制度推翻，大家协同做工，大家共同生活。没有了强占兼并的资本家，怎么再有颠连困苦生活不给的劳动者呢？
所以我们要认明：我们去劳动，不过是求生活，并非求工钱。我们极当向求生活上的路上走，并不要专走那由工钱去求生活的旧路。
于是有许多做东家的问我：假如竟然有一天是你们达到你们的目的地了。不必工钱，你们都自然而然的共同享受社会的供给了，你们的生活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马上又有一个疑问发生：现在的人，是为生存而劳动，凭工钱而生存的。若是各人生活，是自由的。因工钱而劳动的事，竟废止了。谁还去劳动呢？谁也不去劳动，那就你们生活本源的原料品，从哪里讨来呢？
这是极易说明的问题。生活的本源，在乎劳动。在这不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尚且肯担负极辛苦的工作，可知在自由的社会里，自然是没有不去劳动的。
（未完） |
广州机器工人概况（江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二号
广州机器工人概况
江流
编者按：我们同是劳动工人，日中劳动状况，及生活的情形，不消说都困苦不堪的了。但究竟困苦到什么地步，我们不自行说出，社会上从何晓得？我们的生活，何从要求改良呢？
现在我们的计划，打算把广州工人各种行业的情形，逐一刊出。然后把我们要求改良的地方，慢慢提出，请求大家讨论，研究一个进行的办法。但是各种行业的情形，我们是不容易调查完备的，惟有盼望读者诸君，各就所知写下来，寄给本志发表。
这一篇，是江流君寄给我们的。我现在先把他介绍给读者诸君哩。
广州机器工人状况调查表
（作工时间）夏秋季每日十一点钟，春冬季每日十点钟，另夜工三点或六点。一年之内，除旧历新年休息四天，端午、中秋节各休息一天外，其余星期及国庆等日均无休息。
（匀计工金）上等工人每工一元，中等每工七毫，下等每工三毫。全体工人以中、下等为多。
（教育程度）机器工人多由乡间而来，绝少受过普通教育。间有粗通文字者，亦只在乡间入过一二年子曰铺而已。故入工人住宿所内，除赌具外，只能觅得三两本残破的班本木鱼书，或几部《写信必读》，若报纸杂志，则极难得见。
（学徒）学徒必须先缴按柜银三十元与厂主，乃可入学。学期以四年为满，如四年因事或疾病告假者，满期后尚须“补师”（如四年共告假三十天则须再学三十天），乃可称为师傅。学师时期并无工金，除食住外，所有衣服及什费俱学徒自备，学徒之住宿所，其隘浊有甚于乞儿窟。学徒每日连夜须工作十四点乃至十六点钟。头一二年只作师傅及厂主之牛马奴隶，后二年乃为学艺时期。偶因过劳而偷安及稍稍逸出专制范围，工头常以鞭挞从事。
（厂主待遇）并无卫生及教育等设备。因工作受伤或死亡，均无抚恤。 |
劳动歌（列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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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歌
列悲译
起来，现在世上受了饥寒困苦的奴仆。
管治将来世界的理性渐渐强起来了。
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说！
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的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未完） |
男女平权之实现（记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二号
男女平权之实现
（记者）
▲俄罗斯的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
莫斯科劳农会长加麦勒夫的夫人，是妇女多数派的领袖，有人问他：“女子与劳农政府的关系如何？”他说，劳农俄国妇女的权利，应该要极力的谋扩充，不过现在妇女急务，不在于扩张权利，而在打破服从男子的习惯。又有人问他：怎样才能打破服从男子的习惯哩？他说，凡旧家庭的琐事，像“烹饪”、“洗濯”、“育儿”……这些不生产的事，应该先改造，所以我们主张各处均设“公共食堂”、“公共洗濯所”和“公共育儿院”……以谋共产的家计法之实施。现在有许多地方业已实行了，如果到处都普遍举办，则妇女解放，自属易事。譬如三十个人家合成一个共产团体。三十个主妇里面，一个掌管食堂，一个掌管洗濯，一个掌管育儿的事，那么，其余二十七个人，便不至为家庭琐事所累，能够从事于生产的、公共的事业了。结果呢，女子与男子，同做社会上有益的事，还怕不处同等的地位吗？
列宁曾在女子劳动大会演说，他说，劳农政府的事业，要俄国全国数百万妇女们都来参与，才做得好，并且要男女都平等协力去劳动，社会主义的建设，才靠得住，打破从前拘束女子的羁绊，不但在社会的，当先打破男子对待女子的特权，就是家族中的什么“亲权”、什么“夫权”，也应该打破得干干净净。所以列宁颁布了男女平权令，他那事务室用的职员，十有八九是女子。 |
意大利的劳动者起来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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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劳动者起来了
（记者）
意大利的工人，主张由劳工管理工厂，农夫自由使用田亩，本志前期已说过，现在越闹越凶。工人占工厂，农夫占田地之外，水夫联合会，又决议把不正当收货人的五金原料，给与五金工人管理。这种风气，已经普遍全国。据罗马九月十九日的电报，由首相基洛里迪出来调停，因此工人权允与资本家定一协约。该协约规定工人工资应增加百分之八十。此后工人与资本家共同管理厂中事务。现工人与厂主各举出代表六员，组织联合委员会，起草法案，提交国会议决，承认各种工业工人，对于技术上、财政上及管理上，皆有权参与云。 |
湖南工会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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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会筹备
湖南的中华工会，是提倡劳动主义，谋工人的福利，普及工人教育，并没有党派政治的臭味，现已向各界接洽好了，定于九月二十四日在教育会开筹备大会，讨论进行的方法。 |
中秋节日的见闻（列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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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日的见闻
列悲
阴历八月十五，乃中国的中秋节，是夜月色光亮，正为游乐最好的机会。我和几位同志，泛舟珠江，沿途所经过的地方，都闻有人唱歌作乐。有一位唱道：“月光光，照纱窗，有人楼上吹箫笛，有人地下叹命长”。这一首歌谣我少年的时候也曾唱过好几次，但是不懂得他的意思，今把他仔细一想，原来“楼上吹箫笛”就是描写资本家的逸乐情形；“地下叹命长”就是描写工人愁苦的景况。资本家是人，工人也是人，为什么彼此地位两不相同呢？还有一层，资本家每日所做的事业——逛窑子，抽鸦片，打麻雀，饮佛兰地，——对于社会一点功劳都没有；工人所做的事业——耕种、纺绩、建筑、航行——社会上没有了他们一日都不行。若果比较起来，以公然判断，资本家应要受苦；工人例当享福，这才算是平等，今竟苦乐相倒置，这是为什么缘故呢？这位船上工人听见我说这句说话，就答道：资本制度的弊害你还没有知道吗？我们如要享幸福，我们的工人大家要联合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凡不作工的就不得吃饭，这就是学者之所谓黄金世界了。我乃大悟。 |
流离凄绝之广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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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凄绝之广州城
好一个繁华热闹的广州呵，被这回粤桂斗争，莫荣新盘据着不肯退去，弄到新督军虽已举出，和约已签押，依然是双方准备决裂的。这一星期中，居民彷徨，已达极点。复经四号的飞机，再从汕尾飞来，惠顾广州。一时守兵步枪隆隆，向渺渺溟溟的天空射击，虽然闹不出什么，但是居民吃惊不少。即流弹所及，亦有几位劳动小民，供其牺牲了。一是打铜街泰利店伴梁就；一是大巷口彩新布厂工人冯虾；一是聚宝街妇人廖氏。查梁君被弹从膊穿过，冯君被弹伤肩夹，均甚沉重。
五日以后，城内情形，更为凄凉。料所有军队驻扎的地方，皆多筑沙土炮台，或竖木闸，或缠铁线。稍有迁徙能力的居民，都四出搬迁，流离载道。只可怜我们的苦力小民，平日劳作所得，尚不能供给半饱，试问有何能力，从事迁居。只有死守老巢，坐看祸至，室人稚子，围坐痛哭。强盗争赃，何与小民事。然而供他们牺牲的，终是我们劳动小民了。
附近督署各街，行人往来，都要盘查，五号有卖瓜菜及补鞋的经过吉祥街亦被他们将菜箩、补鞋箩盘翻许久，并闻有因检查而损失的。至于各业工人，因战事影响，事业停滞，以至失业者，几于无业不然。城内人力车夫，为数不下六七千人，目下几乎减至二千左右。盖行人稀少，入夜更为绝迹，虽欲卖筋力之劳，亦不可得。现查仙湖街、小北各地之下等馆口，为失业车夫寄寓者，不下四千余人。舆夫为数本有二千，近因富贵之家，迁徙已尽，雇舆者寥寥，故失业者在千余人以上。茶居酒肆，近纷纷停业，工人解雇者，约占三千之数。建筑则因各项工程停顿，泥水、木匠、棚匠、漆工失业者，十居八九。渡船既已停驶，车主皆借口不给工资，不招呼饭食，几乎全数失业。代书工人因公署停止办公，生活悉绝。其余如花梨、开料、织造、印刷、成衣乡、理发、靴鞋，皆因工作停顿，大受打击。又因交通梗塞，既不能旋，又不能转业，此皆莫氏盘据粤督，据地勒索之所赐也。 |
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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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
（记者）
▲要是争到生活支配权而止
当广州市宣传督军交印那时候，商户家家皆买串炮竹大燃特燃，以表示一种乐观和平的现象。忽有三五劳动者手持传单分途向各马路及窄街散派，一时居民纷纷抢步争讨，以为是督军已去的好消息，岂知乃系广东共产党警告粤人的一种传单，题目就是《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现在》，内容说：
凄凉惨淡的战云，飞也似的向广州侵袭，重重叠叠、密密层层的，笼罩到水泄不通。飞机呵！炸弹呵！开花炮呵！机关枪呵！放火呵！杀人呵！……哎哟！救命呵！呵哟！救命、救命！烧不死，杀不尽的，阿弥陀佛，捱到战争终结。哎哟！你听咧！什么督军、省长、巡阅使、镇守使，大鱼大肉的欢呼声中，不是隐隐杂有很多平民的血泪声吗？加捐呵！附加税呵！增饷呵！哎哟！这是战争过后恩赐，是必然的。我们怎样对付他呢？难道难道伴着肚子捱饿、放开手脚捱苦吗？究竟战争于我们有什么利益？值得我们如此牺牲，如此委曲，替他白挑军装，做肉藤牌，填炮口，死不尽的，还受那严刑峻法、苛捐虐政的制裁呢？！
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
宣传的自决主义，结果就是粤人治粤，这是粤人争回支配政治权的第一步。在虐政治下的广东人，这回便算是唯一的转机，我们都应协助进行的。但是粤人治粤，那就是根本的解决吗？百姓就免去一切的痛苦吗？非粤人治粤，是武力主义；粤人治粤，就能够铲除强权吗？我想这都是绝对不然的，是永远达不到的。我们做了第一步功夫，我们应更进第二步，做根本上的改革。根本上的改革不是做粤人争回政治支配权而止，是要做到老百姓争回生活支配权而止。我们从速组合农夫劳动者的团体呵！我们从速联合起来，争回衣的、食的、住的、用的支配权，生活自由，使用自由，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的办法呵！广东的平民呀！广东的劳动者呀！你能够争回自由，处理衣食住用的自出。你的生活，便像登了天国，到了极乐世界了。战争杀伐、冻饿愁苦的悲惨际遇，是永远离开你们，不使你们，要你快些动手罢了。你想登天国吗？想过极乐世界的快活生涯吗？想免除一切生活的痛苦吗？你快准备着你快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 |
广东的少年工社（续前）（工社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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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少年工社（续前）
工社少年
自从经过这回事实，我们又增上一回经验。我们是觉悟到第二点，从前信赖资本家的心理，是永达不到的。我们在资本制度之下，决没有自由发展的。我们因此便想出一种办法，就是脱离资本家统治的办法。“少年工社”就是这个信念的一种产物。他是工人自由组会、自出资金、自操工作、自营生活的一个小团体。
这时我们的少年工社，不过初具雏形，还没有组织完满，就被该厂的东家，暗中查出。他指摘我们此举，是损害他们的营业，扰乱他们的秩序，把我们作囚犯一般看待。除了我们中四个朋友，是见机自行辞退的，其余尽被他革逐出厂。这革退的人中，也有几位是平素绝未预闻少年工社的事的。在我们进厂习艺的章程上，明明是听照艺徒习艺期满，自谋营业的。我们不惟己竟习艺满期，并且留厂做工几年了，我们劳动的余剩价值，被资本家掠去的，已是不少，难道要把我们终身做他的牛马奴隶吗？然而资本者愈野蛮，适愈足以促我工人的觉悟，于是我们这个少年工社的小组织，就成立起来了。
以上就是我们一个小团体过去的情形。现在且把我们工社的内容，就读者诸君请教一下。
（未完） |
工人是尊贵的（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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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尊贵的
颠安
人不是动物吗？无论何人，一定都承认人是动物。
作工是什么？说到根本上，也不过是人类动的结果。
于是可推得下列的话：
人一定都要作工，不作工的，就不是人；不是人，确白白生活在人类里，就是人类的贼。
因为人是要动的，正当的动就是工。人都要为正当的动，所以人都是要作工。
不作工的，未必不动；但必是不正当的动，必有害于别人。一个人尽作害人的事，还是人吗？
尽害人的人，还不是贼吗？
由上边的话看，我们可以大声的说：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作工。
所以工人是人类里最高贵的！最要紧的！
比什么督军、省长、银行老板、大公司的董事，都高贵！都要紧！若不信，就试试，若一切工人完完全全都不作工了，看这件事谁办去？唉！我那最高贵劳工朋友们，你不要气馁！不要小看自己！这个很幸福的文明世界，都是我们工人的成绩！那作官的财主，都是吃我们的，穿我们的，住我们的，一切使用的东西，都是我们造出来的，那么他们不过借我们点光罢了，又何必尊重他们如神佛似的！怕他们如虎狼似的呢？！ |
告工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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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工人
不息
现在世界，有许多是非颠倒之处，即如造工人的，终日劳碌，只有益人，并无损人。世上的人，反看他不起，把他当造下流社会。造督军、省长的，日日吸人膏血，实在是人民之蟊贼。世上的人，反把他看得非常尊贵。问他所造何事，除了害人之外，日日好饮好食，打麻雀，穿好衣服，住大洋楼，娶小老婆，人人都一百几十万。而工人日日劳碌，日日辛苦，所得者不过粗衣粗食，有时一家几口，尚养不住，所以造工人的，因为生活低下，在社会上又不为人看重，所以自惭形秽，亦以为在社会上自己并不是上等人，因此便事事都怯志（即畏缩而无志气），因为怯志，所以事事都不敢去做，社会有事，他不敢去干预，官吏压抑，不敢去反抗，富人欺凌，不敢去争论，讲到游乐，讲到幸福，讲到科学、美术、教育、文艺，更不敢梦想了。
此等见解，实在是大大错误。远者不必论，广州市之华丽庄严，何一不是工人之功，观音山之炮楼，龙济光、莫荣新据为天险，试问是不是泥水工匠之功？城内马路如梭，是不是苦力工人之功？广州的物产如此富庶，是不是耕田的种菜的养蚕的织布的之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许多食力的工人，人人尽力，所以工商业如此发达，省城如此富庶，然后养出许多富人出来。你看西关大屋连云，少爷们满身绫罗绸缎，少奶们满头金器珠宝，究其实都受工人之赐。可见工人在社会上实在是第一流人物，可称得是万物之原祖，无工人便无世界。我亲爱的工人，而今便可以知道自己是上等人，不是下等人了。既然知道自己是上等人，则社会上无论何事，工人都有一份责任，社会好，工人固属有功；社会不好，工人亦不能辞其责。今日之社会，颠倒极了，即如上文所说，造好人的，不免有捱饿之忧，造恶人的，反得好衣好食。世间一切物产，一切财宝，本来都是工人劳心劳力，辛苦经营出来的，都被富人夺去。照此看来，实在是天下间最不平之事；在富人一方面，强抢强夺，固然是可恶，但工人听其抢夺，总不计较，亦是自取其祸。现在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的人，在外国已不知多少，中国的工人，近来亦渐渐晓得此种道理。但我现在有几句话，敬告我等亲爱之工人，最紧要者，就是要立志，要认定自己的人格，勿怯志，勿畏缩。社会上的事，无论好不好，做工人的，个个都有一份责任。须知你是工人，你是社会上第一流人物。你所穿之旧烂衣服，胜于别人之长衫马褂；你两脚行路，胜于害人害物之摩托车；你汗淋满面，胜于他人之雪花膏香水。托尔斯泰曰：挥尔额上汗，疗尔腹中饥；尽尔十指能，制尔身上衣。可知世界上，劳动为最尊贵之事，工人为最尊贵之人。造工人的，能知此道理，有此精神，便无事不可为，无事不可造，可以反抗官吏，反抗富人，实行共产社会主义矣。 |
《劳动者》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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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要告
《劳动者》是我们劳动界同人组织的，专门发表劳动界的意见及状况的。凡是劳动中人，有什么要说的话，或是关于劳动界现状调查所得的情形，都请寄给我们刊布，我们是十分盼望的。 |
外国劳动运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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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劳动运动的趋势
（葡萄牙）罢工骚动的事，差不多遍布全国。葡京大发电厂罢工，各城都骚乱。迪庐地方，已由工人家行俄罗斯的苏维埃制。
（意大利）有雇工六千名之坎托尼纺织厂及比拉大毛织厂，皆由工人占据，自由管理。西西里、罗马、坎巴拿各地的农人，同时占据各处土田，自由耕作。首相乔里蒂氏，被劳工挟迫，现已设法强制资本家，承认由劳工管理工厂之制。
全欧各国含有布尔雪维克主义的人，将于本月廿五日，全体罢工，举行大示威运动，要求一致成立劳农政府。英国爱尔兰的独立党，也同时举事。 |
国内罢工运动的概况（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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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罢工运动的概况
吴芳
（广州）藤器工人从八月五日罢工以后，一部分工人，改赴别埠雇工；他一部分，就凑合资本，做起工机造厂来。规定股金一千元，分一千分。一方面是股东，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也许是个解决劳动问题中的好办法哩。
（芜湖）做帐簿、纸马、折子的工人很多，近因生活困难，罢工要求加价。坊主初是拒绝，后因工人团体坚固，便答应了。
（苏州）通济桥振亚织公司，八月四号全体罢工。闻因该厂待遇工人苛虐，所以罢工要求改良的。
（杭州）城内及江墅各挑埠挑夫，要求各埠增加工资，并且罢工要挟。后来决议增加二成。
（如皋）打丝线工人从七月底罢了工，要求角盘改作洋盘。
（南昌）烟业工人，要求加价，被资本家拒绝，全体罢工。后允每包加工资三文，工人不满意，还未解决。 |
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长沙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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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
（长沙通信）
俄国的事，大家都因为是过激派，怕去过问，其实过激与不过激，总得平心研究，不可一笔抹煞。现湖南省城新闻界、教育界的一些明白的人，已是联合起来，组织一俄罗斯研究会。前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已开过会一次，近又在文化会社开第二次会议，当决定派张丕宗君赴京，随同京团体赴俄，备信两函，一介绍于俄国，一介绍于北京。张君并决定于十七号起程北上。至于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理，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结果决定四项：（一）个人研究。会员各自携搜集材料。（二）开会研究。每星期六、日下午，会员自由到会所集会讨论，并于每年春秋开大会二次。有熟俄事之学者到湘，则开临时演讲会。（三）本会多备关于研究俄事之书报杂志，供众阅览。（四）由上三种研究所得，合之其他特别译著，发行俄罗斯新刊。又讨论开设俄文班，郭开第君，愿担任在船山学社开办一班，聘在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云。 |
广东的少年工社（工社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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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少年工社
工社少年
▲一个自觉的工人小组合——其组织及其经过
广州的工人团体，从旧式的“行头”算起来，委实不少了。我们那个小小的组织，自然不过是许多组织中之一个。但是也有少许不同的地方，写出来给大众讨论，或者不是一件了无益处的事。——我因此还有一希望，愿各地成立中的工人小团体，都把他的内容写出来在这本小册子上发表。
我们是缎鞋业的职工，从前在本城瑞麒鞋厂执业。该厂虽然资本不多，六七年营业发达，工人日渐增加。——从十二三人增到六七十人——资本家对付劳动者的成例，在我们所得的经验里，是和其他劳动者一样的。我们凭着这么样的经验，加上近代思想的冲动，自然感觉劳动团结是必要的了。那时同伴朋友既多，更是活动的好机会。在东西洋的劳动运动史里，第一步都是用嘴传播的，在嘴上收功，才运笔去求推广；用笔收功之后，才是用手实行的时期。我们着定这个办法，便组织演说会，是协有联络和讨论两种功用的。开办了一两个月，成绩稍有可观。一般同工朋友，都很能和我们联络。我们看见演说会收了效，便想进一步做研究学问的功夫。劳动者在社会上第一不幸，即是缺乏智能。智能薄弱，没有能和资本主争胜的道理。所以我们由演说会同人，共同发起学术补习的事业。当时只有珠算、信札、雄辩、音乐、文学等数科。因此工厂的名誉，也渐渐被社会注重了。
我们在这时期中，算是第一步觉悟。那时所知道的，不过是工人要结团体、求学识罢了。到了欧战以后，世界思潮，经了一回的革新。五七运动中的广州国货大巡行，我们也主张加入。论理国货巡行，是资本主在营业上的一种广告术，当然无不赞成之理。哪知他们反不主张，诸多责骂。但是我们自问，加入巡行，是工人团体的良心主张。我们既非专为工厂卖招牌，也不是无意乱为、破坏秩序的。其中唯一的志愿，不过是乘这时机表示我们劳动神圣的意见。这是工人有自决权的，工厂不应制止，我们因此就竟直自由加入了。自从这次巡行之后，因为某大公司拒绝该厂销路，资本主就迁怒到我们来，而且知道工人有知识，得点自由，是于他们不利的，对于我们越加缚束起来。我们加上这些刺激，又不得不起了一个自救的信念。东西洋的劳动者，何尝不都是被抑制于资本家的呢？不过他们龚悟得快，自救得快，所以虽有缚束，也能抵抗，也能制胜。所以自救是工人必要的。可惜那时我们尚没有坚固的团体，力量不充实，怎样和他们反抗呢？我们在这时期中：只有忍辱熬痛。但是愈觉耻辱，愈觉痛苦，愈加推促我们自救的进行。我们于是暗中自行准备。到今年元二月时，我们发起一个“工人觉悟社”，组织白话演剧，想拿戏剧的势力，感动全体同业工人；对于社会，也是一件补助教育的事业。为娱乐起见，也是十分有趣的。所需经费，全由工人捐助，资本家是分文没有的。到了我们开演之后，稍稍受社会上的同情。资本家更觉嫉忌，由嫉忌而憎恶，把这心理运用出来，从此我们工人的地位，更觉难堪了。
（未完） |
粤桂斗争与劳动者（我亦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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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桂斗争与劳动者
我亦工人
从来政场的斗争，劳动者都是做野心家牺牲的招募的新兵，搬运的夫役，即是从劳动者中拉来的。其余好像奸淫抢杀流弹死亡的，都是劳动者受害最甚。到了欧战以后，劳动者觉悟的不少了，劳动者不能单就斗争上的牺牲了，劳动者要团结起来，解决军阀的野心家、阴谋的政治家、好利的资本家所不能解决的和战问题了，所以俄国的农夫劳动者，直接了当的跳起来，把自国政府推翻。协约和同盟各国，便不能不停战。论起欧战和议，人人归本到威尔逊之功，其实是各国被劳动者挟迫及指示，不能不随着威尔逊同上讲和的路上罢了。自此以后的劳动家，便有了参加解决斗争者的地位。
在劳动者知识能力薄弱像我们这样的，对于斗争上的地位，不消说只有是供人牺牲。但是在这幼稚的社会上，我们也看出一个转机。我相信我们广东的劳动家，已经有了这种趋向，是不甘心做斗争牺牲的，只是能和西方的劳动家携手同上解决争斗的舞台与否，现在可不敢预决。
当粤军在闽南出发的时候，五日之内，克服汕头，沿途的桂军，好像风卷残云，毫不费力的，千古打仗没有这样，与其说是打到潮梅，无宁说是跑到潮梅。这并不是军队的本能，能够如此，第一个重大原因，只是老百姓帮忙五字。就是从潮梅转攻惠属的时候，也是一样利赖百姓暗中相助的。军械粮食的补充和输运，途径敌情的报告和指示，全靠老百姓效劳的。他们对于桂军，却把失实的战况，和错误的路途告诉他。在两军接战的时候，突然被老百姓从旁边截击，或是给他们运送军需品的时候，常常中途把护送兵打死，将军用品送给粤军。这是粤军能回粤的最大助力。
最近李福林、魏邦平看见粤军已经在东江得手，各属都相继响应，便在省河独立起来，粤桂斗争的形势因此另成一个局面。各属民军的头领，虽然不是绿林，就是落职的军官。但先是绿林和军官，便能举义吗？自然是要得一般老百姓同情的。放下挑担投身杀贼的无名英雄，就是我劳动者也不少数，本来劳动者要起来解决斗争问题，是不应该参加土匪林中，采用这样的办法，但采用手段是另一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他采用手段不对，便把他们解决战局的动机都抹煞了。
廿七那天，第一号飞机光顾广州的时候，环城三匝，传单缓缓的散布下来，广州市上的劳动朋友，伸手追拾，在这可怕的戒严时期内，都能显出一种愉快的精神，而且把〔它〕在通衢之上，四处张贴，茶楼酒肆的分六厅上，尽成了传单的留声机。
香港工人团体，自从粤军返旆之后，都纷纷开会捐输助饷。船业东主，把船租给李根源运兵，又被机工反对拒绝。潮梅败兵逃到香港的时候，又被码头劳力围殴，莫荣新不敢调兵由港赴援。
总上述看来，这回粤军的胜利，简直是劳动者助成的。究竟劳动者为什么要扶助粤军攻击桂军呢？这是省界的关系吗？推翻了桂籍，究竟于我们劳动家有什么利益？我以为这决不是省界关系的。军阀的罪恶，在今日是不可掩的了。各属的百姓，既然感觉了军阀的罪恶，桂军是广东军阀，自然集矢于桂军，初不待省界感情挑拨的。所以今日一般粤籍武人，以为揭起粤人治粤的招牌，就可以解决大局，这真大谬特谬。地方主义，不是今日的时代思想了。今日所最注重的，只看武力主义能否排除。如果不能把武力主义的罪恶根本铲除，那么，倒了旧的，重建新的，军阀的自身存在，军阀的罪恶也是依然续持发生的。因此我们劳动家重新得了一种觉悟：对于欧战斗争，我们是不该加入牺牲；对于解决斗争问题，是不该扶助一系推翻一系；最正当的办法，惟有平民崛起，把一切军阀都推翻他，不许有一系之存在。这才是劳动家解决斗争最后目的呵。 |
实际的劳动运动（兼生〔黄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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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劳动运动
兼生〔黄凌霜〕
世界上最可贵者，莫理想若；但只有理想而无实事——则理想为多事，为空谈，为乌托邦华胥国，为黄农虞夏。经济学派上所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劳工组合主义，虽不能各自独立成为绝对完善之理想，而同为今后社会进化必经之途径，此固吾人研究社会趋势不〔抱〕成见、不囿方分者所同得之结论。此较善之理想为对岸，吾人今方徘徊踯躅于彼岸之对岸。然则诞登彼岸，舍舟楫桥梁莫济矣。劳动运动为理想社会之舟楫，之桥梁。何以言之？盖将来之社会，从经济上说，不外生产自由，消费自由；从政治上说，不外个人自治，工业自治。凡此种种，远西各邦已有彰明较著之趋向，理想与事实，虽不能一致，然其根本原理固毫无变易。其所以能此者，虽曰工业社会进步之过程，亦何常不是先觉者之劳动运动有以致之？
今有一问题，请为读者解之：吾人先求工业发达；工人知识增高，而后讲劳动运动耶？抑反之耶？从前者之说，是见患肺痨病的，而不肯医，唯朝夕培以自来血、补脑丸，而冀其强壮，虽或有万死一生之希望，其希望盖鲜；从后者之说，是见有患肺痨病者，先洁其居室，清其室气，静其心神，痼疾既去，而后随之以培养。
此非拟不于伦也！凡稍熟悉欧洲工业革命后所养成之痈痔，以待今日之事倍功半，固知今后中土所应采取之方向，在此不在彼也。故吾敢断言曰：现在之工业如何不发达，工人知识如何不高深，我们可以不问，我们现在所急者，在于把吾人经济政治之理想，从实际上一点一滴、一勺一合、一两一斤灌溉到工人的脑子里去，教他们明白私产之当废，新组织之当兴，则一旦有成。孔先生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言验矣。语曰：“千里之行，起于足下；百丈之台，必有基础。”吾人愿从今日起，即以广州为出发点从事于实际的劳动运动。
然而积个人而成社会，积个人之情意知而成社会之现象，其复杂之度，遇非社会学者所尽知，所以改造云云、革命云云，自然不是东方曼倩之谐谈，丘八先生之勾当。社会改革家有一共同之信仰，以为若无组织、无统系、无步骤而犹漫漫然号于众，曰传播，曰革命，曰炸弹，是不啻缘木求鱼，策梯登天。岂特鱼不可获，天不可攀，抑将坠于深渊，随彭咸屈子之所居，永无转轮之日矣！
吾言至此，离题甚远——请更端言之。
吾人今后劳动运动之进行，应该将“科学试验室的态度”洗除“空想的乌托邦态度”。斯言何解？科学家整天只在试验室里过来过去，不是嘴吹玻璃，手配器具，就是眼看温度，笔记压力，今日世界之文明，于斯是赖。若空想家之态度，则适与是背道而驰。曰“小国寡民”，曰“不知秦汉，安辨晋魏”，是皆非吾人之所欲言也。吾人详细之组织计划，固不能宣布于此，然劳动运动之步骤，不外（一）在劳动界内组织行会；（二）由行会组织工业联合会；（三）集合行会组织全省联合会；（四）由各省联合会组织全国工业总会；（五）谋东亚劳动会之成立，进而与万国劳动会携手。
以上为大概之意见，至将来新社会之改造，利用强权乎，抑自由组合，自己管理乎？则视吾人劳动之效力与能率而定。
一九二〇年九月廿八日，草于广州东山 |
劳动者呵！（我亦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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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呵！
我亦工人
世界上什么人应该享有幸乐呢？是至高贵的人。什么人是至高贵的呢？是至有用的人。这是一个至公平的答案！
可是至有用的人是谁呢？是总统、督军呢？是乡下的绅士、商店的头家、工厂的东主呢？不是，不是。
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是他们种出来、织出来、造出来的么？他们能够驶船、驾车、制造器物么？他们能够发明事物、利用厚生么？
这都不是他们所能的。这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
世界要有了米粮、衣服、房子、舟车、器物，方才成功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可是享有至多幸福的，是不是至高贵至有用的工人呢？
嗳哟不用说了！在现世的制度里，我们看见的，只有总统、官僚、绅士、头家、财主是享福快活的，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锦绣绫罗，食的是山珍海错。
我们至有用、至高贵的工人呢，偏偏是：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机器厂里的机工，不是使用人工制品的人，舟车工人不是坐车坐船的。把生活上至穷至苦的景遇，通通放在工人的肩上。
刚刚是一反对的现象：至有用、至高贵、至该享有幸乐的，生活是最捱苦、最难堪、地位都是最卑贱；一般人心理看来，却是最没用的。
这一种的情形，从人类有了历史到现今，从中国数到外国，差不多是一致的。然而我们看见少有不同的：
1．外国做工的人，虽然和我们一样被人家看得卑贱，看得没用，但他自己都认定自己做工是极贵重的，是极有用的。
2．他虽然捱受惨痛的生活，但他自己都天天想法子救济自己，想法子把颠倒的社会弄到平正；不像我们一味放任，听人宰割的。
3．外国工人惨痛的生活，也断不像我们的深切，贫乏的程度，也断不像我们这样难堪。
由此，我们可以得两个结论，就是：
4．我们中国的工人，是格外苦恼的人，也是格外受得苦恼，不去想法子自救的人。
5．越能想法子自救的，都是越能脱离苦恼的。
唉！我们的苦恼够了，还不想法子自救吗？去罢！不用怀疑，我们唯一的大路，只有自救。
劳动运动是欧、美、日本的做工人自救的唯一途径。
在这个运动里面，可以划做两种过程：第一是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
工人生活的问题，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工钱怎样要求增加？工作时间怎样要求减少？工场制度怎样要求改良？病疾死亡怎样求保险？工人子弟怎样要求教育？妇孺劳动者怎样要求保护？这是属于第一层的。
工人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和分配的问题。生活的来源是生产，生活的消费是分配。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我们相信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所以第二层的劳动运动，是根本上要求制度改革的运动，是希图做工的，自己起来掌管生产和分配的运动。
必要有了第一层的运动，减除了日前的痛苦，方才有第二层运动的能力；也要有了第二层的运动，把一切大权都拿到自己手里，第一层的运动才算妥当。
属于第一层的运动，现在的欧美诸国，算做了一个结束，今后的运动，正向第二层着手进行。可怜我们却连第一层运动的影儿还未有呵。
我们从这一点看来，认定第一层目的未有达到以前，我们应该有先做的办法。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人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如此，不用讲第二层运动，就是第一层的，也是办不来的。想免除这样困难，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这是我们出版的唯一原因。但是后头的事情还多着。这一个重大的任务，实在不小，我们很希望我们大家努力注意唎。 |
红宝石（续）（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天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六号
红宝石（续）
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
天柱译
我再要声明一声，我并非是预言家，但是我可以说，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现的那些事实。那个宣言书，也是一样的，说的是那些已经发现和已过的事实。说的是世界上须无强迫和激烈手段的事，是已经到了。说的是现在的政局是不公道。那个宣言书，又作预言的说法，说是强迫和激烈手段的事情，难免不要再降临一次。这种的事实，有什么疑问吗？一个人不是一定要说出真理来的，因为有些人是说不出来的，到真理降临的时候，就如色盲的人，分不出哪一种是真颜色。所以无论什么人看历史，都是照他个人的方法去看的。你可以查出许多的历史，来看完他。对于真理，好似无人注意的。我们所求的，乃是我们方面的真理。求而不得，真是不幸又不幸。但是无论什么人，哪有权可以说明他本人的心得。照他本人的心得，演说世界上的历史，那个宣言书，就是这种的理由。宣言书，有这种的理由，说明已过和现在的事实，为促进共产主义国家的预言。诸君呵，凡是一个人，可是没有权，能说革命吗？要是真有不能说的事，实在是愚蠢极了。目下在美国，有许多和极有体面的爱尔兰人，谈论爱尔兰的革命事。他们并且根据爱尔兰共和国的名义，出卖公债票。或者他们共和的呼声，也带着共产党财产公有合作的色彩。我却不得而知。现在法庭和国会中的人，并法庭国会外的人，都是催促美洲合众国，对于爱尔兰的自由，要援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种的事情，办的真好呀，我将来想看见爱尔兰的自由，并看见无论什么人的自由，并连我们美国人的自由，也要在内。我并且欢喜，看见将来全世界的人，都要个个自由，爱尔兰的人，要推翻在爱尔兰的英国政府，和你们不准说，推翻合众国政府的情状作比较，那你们是丝毫不配拥护爱尔兰的自由，不但一些不能拥护，并且一点都不能拥护。是否人人都怕革命吗？要是美国人也怕美国的革命，那就羞辱到他自己的亲母了。别的事都不怕。单独就怕革命吗？不回头看看从前那些革命的事迹，一个人身上哪会有一滴真诚的鲜血，为了那些革命胜利的人，去感谢上苍。现在你们是没有一个人，回头去看了。拿英国革命后的事实来看看，还有些什么革命的功绩留下来。拿法国革命后的事实来看看，只见把人民当作奴隶一般的纯粹专制主义。Despctism我们美国呢？自从革命以来，已有一百五十余年了，现在要谈到革命，反同要像把一个人的喉管割断了。我们的国家，是从革命产出来的。由革命产出我们的国家来的。
读左党宣言书，当中一节云：稳健社会主义的统治，是发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系，此党的组合，是根据在哥达所拟的党纲，Cothaprogram（译者按，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事，内容详载社会主义史上卷，第二百四十页，党纲载于附录，第四页）就是放弃社会革命党主义的基础。马克思Marx评论哥达党纲，以为完全丢掉战胜的任务，故对于性质上说明云，资本或社会，和共产式社会的中间，潜伏革命党转移这个社会，变成那个社会的时期，这种蕴酿，达到政治过度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独裁制的地位，为最合宜。这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我们可以告诉你，大约在一千八百六十年的时代。按上节所云，我就可以引证这种的变更，是他们全部理想的根基，这种的记录，合众国内没有一个好图书馆，不收藏的。倘若不收藏这种的记录，就不是一个好图书馆，英国百科全书内，你也可查考出来，这种百科全书，你可向无论什么城区的图书馆内，都可以觅得出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信以为真，但是我的意思，是知道道马克思的言论，专在旧制度推倒之后，新制度完备之前，当这个时期，劳动人组织的社会，要出来管理一切，以便他们建筑一个新制度。我的当事人（指吉乐说话），没有发明这种的理论。我想这种的理论，是有一个人，将来要留名在历史上，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做一个最有名的革命党，做一个称雄一世极有经验的经济家，他所说话，你有些赞同他的地方，和不赞同他的地方，我是不得而知，然我却有许多的感触。但是说到一个政治经济家，同马克思是不相识的，或者一个人借词启发一切芒无律涯的知识界，同那些言论，是毫无研究的，这些事，我要说，就同算学家，从未听见人家说过郁克立Euclid（译者按：郁克立是耶稣未降生前三百二十三至二百八十三年时的人，他是第一个人著几何学的），并不知道他的第一篇的纲领，不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够使我相信人类中已有的思想，是最后的思想。你又不能够使我相信人心中已受的感触，是末次的感触。你又如何能够使我相信地球上有种社会，为以后无论如何极良极善极公正，为世界未曾知道的好社会，都不能有变更他的一日。
到现在说起来，倘若美国人不知道马克思，于是他们就要跟了一切有文化人，去切切实实的学习一番。这个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始末，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其中的意思，即是在改革之中，这种的制度，就要降临在世界上来，资本主义将来要崩裂破碎，片瓦不存，讲到世界各国中的制度，假定那个时候，全是工人的腕力和脑力统治天下，和天下的政府，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没有王位的，是工人联合会的形式，组织机关，去主持天下，和管理天下。现在有些人，尚以为这件宣言书，是上星期才发现的。那就不对了。凡是留心时事的人，早已知道这件宣言书的来历，和他的历史，同意也有，不同意也有，正如我辈对于政治和宗教上，也有同意和不同意的是一样。或者人类政府和社会措置的最后一句话，尚未说出来，或者非等到世界末日到了，是不肯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我的思想总以为是如此。世界的末日是未终结，社会的组织是未完备。或者到破裂的一天，那时候所来的潮流，正如宣言书上所说的是一样。因为我的当事人（指吉乐），早已向你们说过，做工的人，他们能自己寻饭吃，他们自己会做衣穿，你们单是有钱，是没有用处的。可以日后的潮流，正是对着这个方向来的。
我对于流血的事，想无人比我还要痛恨的。我受了痛苦，我不愿看见别人也受痛苦。我不信一切的好人，都在他娘的肚子里，等着将来时候到了，再养出来，我又不信那些好人养下来的时候，是一点血都不流的。我的希望是不流血。但是将来哪能够不流血呢。我要看见世界上的发展，要是憎恶发展的痛苦，正是招致发展的反动。这些事是于我无干。这些事是于我无份。但是我自信天下的事，将来是要发展和改革的，并且是一些要发展和改革的，我是知道没有一次怀胎的生产，是没有不受生产的痛苦，并且我知道受了生产的痛苦，才能够产出一个新胎的国家。一个新梦想，正如他们产出一个头胎的孩子，久而久之，将来就会产出最后的孩子来。无论他们为我所举鄙视的人，但是对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理由，是不加拘束的。有基督Christ至约翰白郎思JohnEvowns那些人以来，他们都抱有极远大的眼光，为了他们改革的梦想，不惜牺牲性命，所以在他们存在的日子，和在他们那个时代，或者他们成为一时刑事上的罪人。我可以想到不论他们何种的心思，不论他们何种的见解，我以为是梦想家。倘若梦想家不能脱罪，那我的意见，岂不是一切实行家将来都要灭亡了。
倘贵法庭，准本律师的请求。我辩护到此处，可暂请休。
（此时法庭休息片刻后，达罗律师复接续辩护如下）
现在我对于本案，要小小的证明几件事情。除了事实的说明外，是一切的事故都没有。说到宣言书，又是世界上什么东西，不过一篇文字而已。除了共产党关于政治的说明外，也是什么事故都没有。那篇文字，对于现在，和无论什么时候，并没有一个字煽动什么人去实行，并没有一个字，诱劝人去做什么事。这个宣言书，无非是写下了些意思，乃是一个历史，乃是一个寓言而已。这个宣言，无非指明将来的事变，有一日会遇着的。宣言书所说的，是非常明了。讲到夺取政权的事，是在资本家制度破裂崩倒的时候才会来的，这种的事情，自今日以前，是已经行了的，自今日以后，或者也有一个时候会再行一番的。无论什么实业，或政治家的制度，当破裂崩倒的时候，浑沌大乱，必随之而来，这个宣言书的效验，是教导人民，受一种主义，使人民信服财产公有，是用工业的组织社，代行地理的界限，工业的组织社，到了大破裂要来的时候，并差不多是像大破裂有时要来的时候，就出来一个团体，用一个坚决、确定、真觉悟的方法，把世界沌浑树大乱之中，挽救出来这番话，可以当作是个梦。但是梦我也不能说。不是梦我也不能说。有些做虚无缥缈梦的狂妄梦想家，人虽是早死了，他留下的梦话，倒变成真的了。把有些从实际上着想，建筑的明明白白，极实在的事实，都会腐朽消灭，并摧残得荡然无存。
我们走出现在宣言书上，受指摘的地方，是为说了一句群众运动的话。什么是叫群众运动呵？群众运动，就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理由的请愿。我们此地，为了这次的大战，曾经有过请愿，我曾亲见我许多的朋友，就反对那些大涌跃的事。我曾亲见美国阅兵场里，一切人民都写下他们的姓名，在我看来，他们那些人，以为是尽了文明中应尽的大义务。我曾亲见在阅兵场里，在群众运动之中，招募许多的人民，并自有历史以来，不论一个理由是正当不正当，哪有群众的请愿，因为这件事，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势力。人做的事是很多，很多中至少总有一件事，比无论什么事都要强盛。就是为一个原因，激成群众运动的盛气。无论智识的有无，凡是我们法律、制度、社会、国家的改革，都是给我们一张新航海图，去探蒙荒未探过的大海。
在座的诸君呵，本律师可把一点简明的事实，请诸君注意。刚才诸君不是听见本律师说过群众运动的一句话吗，为什么事改革政治的制度，是要群众运动呢？自从世界最初建立之后，就已经有群众运动的事。我这样的说法，好像很没有学理的。但自从有历史记载人民大事以后，不是已经记载了许多群众运动的事吗。前者的事，我就搁下不题。单把近代的事实说一说。法国的革命，不是我们一个好榜样吗，这件事的遭逢，我是非常欢喜。照肥格脱苏哥VictorHugo（法国小说家）的说法。法国的革命，是历史上极伟大的事业，因为革命之后，人民的拘束稍觉自由，社会的黑暗稍觉光明，制度的专制，也真觉得安全了许多。这个革命，是极多的人民聚合成功，当由马实伊Marseilles真驱到巴梨时候，众口一声，唱法兰西的爱国歌，马实伊的人民，是斩除旧制度，为新制度的先导，虽是新制度，无日能达到极完美的程度，但是旧制度，到了这个时候，已死灭无从存在了。瑞典国和比国的罢工，我们不是都知道的。他们为什么事要罢工？不是要，要求妇女选举权吗。大家为了自信是一件根本上简单的权利，都放下了他们的器具去罢工。这个女子选举权，是我们美国发起的。现在到处都有了，政治和政治的生涯，都要凭借群众运动的势力。除了这个法子以外，是未有别的法子。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凡是有政治党派的关系，都要利用四面八方的压力，来造他政治运动的势力。我们这里也是有过的。你们美国也是有过的。亚丹姆生Adamson的议案，你还记得吗？那个议案，是合众国总统紧急交议的，由议院通过的。为的是什么事，要如此着急呢？为的是防备总同盟的罢工。通过后或者可使铁路工人不致罢工。我对于此种事件，无所表示。并且是一无所知。倘我有股票和债券在手中，为了一方面的着想，就不得不要看一看了。倘若我在冷天的夜里，掌管铁路上的分路机，我自己的性命危险，常常跟住了来往的火车担惊受怕，假若我在冰冻雨雪大寒的天里，掌管分路机，我就又是一样的看守了。因为我知道大家管分路机的人，都是同样的看守，我就由不得自己，也跟他们一样了。并且我自己，也觉得很古怪，为何要同人家一样。因为由于群众运动，所以一个个合众国的铁路工人，都要罢工，这种的势力就能够制住议院，制住国会，制住总统，一直等到那个议案通过后为止。这也不是新发明的事情，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老花头。这就是各人为了各人的理由做的事，并集合愈多愈妙的人，才能够成功群众的运动，才能够使他们那方面有权势的人发生觉悟。于是议院也觉悟，国会也觉悟，总统也觉悟，全合众国及世界上都会觉悟。这个群众运动，并不是叫作犯罪的意思，乃是群众的权威，和他们的势力，能够制伏政府的意思。
这种的办法，倘若你是知道其中的原委，就是很平常的。他们相信可以攻击和摧毁国家，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呵？我们最初的传闻就是这样的说法吗？你可以不必相信他们会做这种事，我的意见也是不相信的。但是人人都自有权衡，可把坏事推翻，重建好事，倘若他们想到一点好事，他们就可以做，假若百姓要如此，他们将来就可以如此。倘若必须要群众运动的罢工，他们就能够轻轻巧巧，达到群众运动的罢工，这种的事情，一定是这种样的来法。这个宣言书，不过仅仅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事实的说明，说明以往的事实，是如何来法，并将来时机到了，是要如何来法的，并且无论是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字，去煽惑无论何人去作乱，没有一句话，诱人去做非法的行动。
共产党，相信他们已经见到真理的所在，他们既见到真理的所在，所以当现在的时局，他们有一种的观察，就是在真平等的地方。世界的趋势是很难推测，或者一点都推测不出来。或者人类固有的资格，是不能平等的，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是在那边做一样的平等梦。他们看世界已经在混沌大乱之中，照今日的世界，确实在混沌大乱之中。他们看国会，是要分裂，他们看资本主义，是要摧毁。于是他们所以站出来说“我辈的人，可以保护这只船，行到一个平安的海岸，就是世界太平的地方。”到了成熟的时候，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以我们要把组织的事情，预备起来。破坏的时日，也就是我们定的，他们并且指出俄罗斯已做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话。
宣言书上也有说过，将来有一个时候一切的事实都发现出来，他们就要无赔价的把财产收归公有。现在照我本人身上来说话，我是用不着烦恼的。第一层我是不注意积蓄的。第二层，我想万一到了时候，我恐怕早已死了，是难为不着我什么的。这两层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叫是一点事情都没有。我想资本家主义破裂的时候，若是共产党已经有了他们的组织，有了他们的实力，他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完备的法律，真正的平等，和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财产收归公有。为何要收回呢？他们因有正当的理由，通过这个法律，倘若他们要实行，就实行起来。有充分的理由，他们就正正当当的，差不多同今日下禁令的人一样，向有矿权或路权，或别种事业权的人说，你们的财产，都要交出来归为公有，是没有偿还的。有了充分的理由，就没有财产上的秘密。实在是一种纯粹创造的新法律。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倘要改革法律，就可以改革。我们此处哪能裁判这件案子呢，因为说明有时候左党的国家来了，他们就把有些人的财产拿去，没有偿还的一事，就可把那些人送到牢狱里头吗？
你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宪法，也是预备改革政府的，假如我们要改革，也是可以改革的。现在我有几句话，要说明这件事。怎么样？我们可以改革政府呢？你们第一是要有众议院，所以众议院的议员，我每两年选举一次，当选的那年，就开始办事，久而久之，就忘记他们被选的道理，为什么事要选举。你们既有众议院，就要设立参议院，参议院的议员，我每六年选举一次，此辈议员，任期更久，他们为什么事当选的理由，更要忘却得干干净净。于是你们就要选总统，总统是每四年选举一次，总统的产出，天然是完全不同了。有什么改革修正，还要有你们参众两院全数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并且还要总统批准。并且还有立法院，要审查是否合乎宪法，审查后，还要得你们全国各州四分之三的同意。现在这种样的事实。
所以要倚赖选举人去改革政府，我纯粹一句偷懒的话。是万万做不到的。
我们美国的革命，是威武猛烈的革命，是受鲜血洗礼的革命，他们所写下自由的宣言，是永远拥护鼓吹美国人民的自由。解释那个自由的宣言，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共产党，乃是一位美国的大将军，亚巴来翰氏林肯AbrahamLincoln第一次就职时的演说。他就职的演说：正在我们国内，即要开最伤惨流血战争的时候。他说：这个国家，这个宪法，都是隶属美国国内人民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要因现在的政府，发生了劳碌厌恶的心思，他们就可以实行他们的宪法权，去改革一切，或者行使他们的革命权，去解散现在的政府，去推翻现在的政府。这都是林肯说的话。假使林肯今天也在此处，那合众国的司法总长巴尔米亚君Mr.Palmer也要派他的侦探马队，到他的家里去，突然侵入他的办公处和私室内，把他捉住，送到牢狱里头去。
我现信合众国一百一十兆人民，有几个少数人的言论，绝对是同没有事的一样。从什么地方来的赫怕呵？那必定也是从几个少数人那边来的，这几个人，就是要搜聚他的财富，是地面上无论什么东西，多不能同他比。他们挖掘蓬贝Pomhei古城（罗马古城，为火山灰所埋没，现在意国）的时侯，找着许多石化的富翁，像是由家内逃出的样子，双手尚捧着他的一口袋的金子。他们当不能避免的大数，在全城震掀的时候，未逃之前，还要跑回去捧着他的金子，以为这个金子，是生命中最要紧的物件。金子真是过于重要了。有时候或者我们达到一种的平面，超过商业的时代，有时候我们真可到理想的国内，善气迎人的国内，仁慈友爱相亲的国内，我们可以把真理找出来，这个真理比人生的资格，就高多了。诸公呵！站着不动的人，是无论哪一个，也找不出真理，真理也是要寻路径的。
审判官越克思致陪审员的谢词，是为他们判定吉乐为有罪。
（陪审员既判定吉乐案，以吉乐是有应得之罪，于是审判官越克思，对了陪审员就说了许多夸奖话，在他个人的言内，是表示从来未有的一点真美国人主义KealAmeircanism的快乐。在劳动界读了他这篇的说词，是有什么欢喜呢？他们欢喜的要点，就是大家表示钦佩吉乐，每星期得四十一元美金的薪俸，他并没有积蓄许多的的财产。）
审判官越克思，陪审的诸公，现在本法庭表示感谢，你们诸公此番的职务。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有一句话可以对你们诸公说的，就是我相信你们的判断是一个正当，一个公道的判断。一方面是反证出来你们自己的诚意和智识上的信用，一方面是现出你们拥护对国对家的利益。组织社会，保护自己，是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凡国民在组织已成的政府之下，领受一切的利益，又借组织已成政府捐款的收入，受教育上的学问，又仗组织已成政府的保护，指挥的事业，受雇佣的机会，倘若他们要不承认这个造法律建设，和根据法律并卵育他们的政府，是应该用法律上的方法，去推翻政府，于是我就很难看到，在什么地方可以维持现有的文明，又因文明上所得的利益，又从什么地方去保管他。倘若不承认私有财产“强权夺取，强权保留”的能力外，就很难看见一切的东西留剩下来，所看见的只有野蛮。野蛮部落，占据这种财产，是对待他们的仇敌，用强权的方法夺取来的，他们保存这种财产，是用势力和武器来保存的。所以本法庭，实在看不出产除私有财产一事，怎么样可以存在于当今文明的空气中。
这个被告（指吉乐）所传播的是写就的文件，他的思想，似乎有别的用意，照前天讯问他的时候，他似乎强硬的非常，表示他始终崇拜这种的主义，这个二十九岁，有知识的青年，乃是本国富有学问的漂亮，精干有谋略的人才，他自承是没有财产，他最后所得薪俸，每星期是四十一元美金，从来并不贮蓄财产。
如此行为，与他雄心的理想，和本身的改良，是否能融洽呢？有些人为了希望可得财产的机会，尚由外国地方远到来美国的。他既是如此，怎样能够一定说他是享过美国人民机会的利益呵？他怎样能够一定说他是服从谨守他美国人民的宗旨呵？他当初当议会里议员，他已经服从遵行他的誓言，拥护合众国的宪法，拥护纽约克省的宪法，当他进议会会场的时候，不是受了议员责任的缚束吗？岂不是对了他现在发现的组织，自相冲突自相违法吗？因为他们的组织，对于海陆军下动员令，或战事，是绝对不可赞同投票的。他的组织，是不是预开推翻政府的裂口，牵制阻扰海陆军的组织，使政府骤遇战事，可无军调遣，可无法抵御吗？照表面看来，好像一定似有这种性质的组织。
我辈众人，必须明了，凡是极和平的大国，极和平的国家，也可以卷入战争漩涡之中，但是政府本身，是无丝毫半点的过失。倘若他们不投票通过海陆军的战费，那我们抵抗侵略的战争，是要拿什么东西来作保护呢？若是要用说大话的方法，和苦口婆心的劝导作保障，那是很难保护自己的。今日幻想的大梦，要是抵抗国外的仇敌，将来可以证明不是一个完全巩固的保障。理想主义，是可以顶天极地的，因为一时脑筋里灌满了，许多古今未有奇观的药剂，那脑筋的知觉，就马上兴奋鼓舞起来，但是理想主义，总是没有经验的事实，等到药剂力量过了的时候，正如所在身上的药剂魔王走了，剩下来的还是一个理想家。我们有一天在这个圆球世界上活着，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在上帝眼光监督之下，站得稳，立得直的，就是把我们两只脚站在地面上，只可以让我们的头在云露之中。你们必须要有些实在的东西跟住你，否则你们就要站不住，这个国内实在的东西，就是政府。倘若我们是不要一个政府跟着我们，包围我们，保护我们，那我们这样强盛的国家，等到日后别的国家（指共产主义）倒了，不是也在危险之中吗。
诸公呵，你们此番所执行的职务，真是忠信非常，我仰仗你们判断此案的指导，要按法引正，感化，惩劝，援救，这个已经堕落在将来革命风潮深处的迷途理想家。
评论共产主义的审判案
此节是美国解放月报主笔季卧凡尼缔氏阿杜罗登于解放月报的批评。
此番审问共产主义的结果，觉得要消灭此种理想的困难，是格外骚扰棘手了。传染共产主义的人，究竟是有多少，无论哪一个也说不清楚。国内所有各报，无一家不竭力登载，传染之速，差不多同西班牙的瘟疫是一样。前两年里头，我看见纽约时报NewYorkTimes所登共产主义的事情，较诸各共党周报CommunistWeekey比起来，还要多。各教堂内，因受新主义雷烈风行的反对，所有热心神道的人，已经全数除名，纷纷崇拜新主义。这种的举动，我多方推测，都是这个主义，可以使人真心佩服，所以才能够传播的如此之广，要是加以禁止，那就禁得愈严，信得很多了。有些人的言论，说是这个主义，虽是已经暗暗的传到学堂里头去，但是这种话，也难全信的，因为那边还有几位维持万国劳动联合会AmeircanEeaeratioaofLabour（简笔写就是A.F.L）的人，他们自己也不是完全感受了这种的菌病，记者对于这种的言论，概不注意。在德国，这个共产主义，就把德国的帝国破坏了，并且停止世界上向所未有的大战争。在意大利国，这个共产主义，就把国会中，加入了一百五十六名共产主义的议员，有一人因为同时在两处当选，后治以跨党罪名，宣布死刑的那一个，也算在里面。在捷克斯拉夫国内的人民，对于共产主义，正如朝日初升。在波兰国内，竟把人民喜弹洋琴的风俗，全变或专谈政治上的共产主义。俄罗斯，是世界上白种人居住最多之国，这个共产主义，经过几次平民的会议，乃大唱得胜的凯歌，他的主义，就消灭了十四处武装复辟党，现在一切国库券，经济，担保品，股票，均收到百分之一百的全数，他们的后面还有五百万支枪刺，和五百万名国民军为保障。
所有一切共产主义，怎么能够禁阻呢？有什么能人来禁阻他呢？我真是想不出禁阻的方法，和禁阻的人出来。除了巴尔米亚Palmer，罗亚克Rorke，玉立卡Eureka三君外，（以上三人都是美国司法界的人物。）是无论什么人，都想不出来的。此次罗织真理，控告吉乐，乃是地方检察厅罗亚克，他对陪审员，陈说此案被控理由时，他说“你们十二位陪审员，站在文明和无政府的当中，就如社会上的哨兵一样。”记者听见了这句话，也向那十二位陪审员的脸上再看了一遍，我自己觉得这十二位人，是实在很难放心的，他们个个都可以做社会上的哨兵。
此案有两大惊人的要点，一在吉乐，向陪审员慷慨陈词的时候。一在达罗律师作终结辩论的时候。记者为人，是极不容易动容的，此次看见极乐氏平治门，在法庭上站着，不觉令我擅然起敬。
法庭里面的空气，我是一目了然，张开眼睛四望，都是熟人，直绝同在家里一样。我就知道此案的困难，不能不在个人的感情上用事了，最注意的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本他良心上的作用，说出他一切心中的信仰，就凭他平素的感情，也不能鲁莽从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但吉乐为人，真算是人格上极完全的人物，他的品行是永垂不朽了。他能使我在法庭中，听而不厌，坐而不倦。他的态度，是气静心平，眉清目秀，他自己是扪心无愧，所以没有外强中干，胆怯貌和的伪饰，思虑是审密，气概又豪爽，他说话的声音，是高低一律，清爽洪亮。确是人类中优美的模范，共产党中很难选出的第一位全权大使，要在资本主义的密室里头，开始谈判资本主义的投降表。论到他的身材伟大，颜色苍古，那一种雄健活泼的精神，好像从高大的花岗石上，经大匠的大锤，和简单神奇的大力，锤盘下来，没有一点雕刻琢磨的痕迹，和枯窘委靡的形状。总之这位青年的优点，是笔难书述。
吉乐的话，也未曾说满十五分钟，常被审判官接连把他的话打断，在问官的意思，因为不合诉讼法，不要他说出来，他是哪一党的人，信仰的是什么主义，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但是吉乐仍旧设出法子说，照他的眼光看来，现在的社会，他想他自己是一个革命党，他不论在监狱里面或监狱外面，总要为共产主义，尽力去奋斗。他是不求宽恕，所求的是理想的真觉悟。他所说的话，虽是有限。却是很够的了。他这场案子，就算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定了，因为案情，只是那么样一点大，不论问多少次，也是一样的。但是外间的舆论，却是纷纷蜂起了。一说，这场案子，并非为压服一个人心中的理想，使他不准开口，却是要把千百万别的人，并一大群美国赛如哑巴的工人，个个都胆战心惊，生了无声的毛病。一说，此案并不能够打倒共产主义，今日美国只在此一处，可以证明这个宗旨，已变成炸弹，他的传播势力，已成了一发难收的势力了。他的话是已经说过了，他的奇功是已经建下了。我的朋友呵，我的同志呵，我真佩服你的好行为呵。你现在可以走进监狱里头。对于你，是没有一个人心里，有一点的贬词，因为你把你的灵魂已经从极卑鄙龌龊的苦恼中自拔出来。你把你的好理想，须要保守完全，即因烦闷，也不要有半点沾污，对于这种无聊下贱，人面兽心的人，还要哀怜他们的愚蠢，还要矜恤他们的无知。
律师达罗氏克拉林斯，用两个小时的工夫，向起诉吉乐的城垒，作开战冲锋陷阵的种种反对，地上的石砖，都击得一块块火星四闪，要说形容此人的辩论，我是不必多费事，只把他的名字，折开来翻译一次就是了。他的名字是Darrow应该把D字的右边上首，加上一个分点，用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读法，把D字当作it。
（译者按：D字右边上首，加上一个分点，那Darrow就变成Darrow，按arrow英文是箭的意思，it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的辩论，好比火箭的光焰，铁箭的锋芒一样。他的声音，激动了莫大忿怒的波涛，现在却被一种怪声，陡然的压住，变成窃窃私语了。被终久不能忍住的休息止住了，被不言不语的压制政治包围住了。这种的怪声，可以指挥冲锋的战争，止住半夜的哀歌，制造凭空的挑拨，诅咒菩萨心肠的救世福音。
此十二个心中不安的老实好人“摆出来的样子，像在文明和无政府中间的哨兵”，岂不是无聊之极吗。共产主义，由这种像吉乐的人才出来表示，并有这种老而不灭的明星前来辩护，况且这个明星，表面虽是暗晦离奇，带着地狱中尘土，但是他的灿烂真光，仍带着上天使者的彩霞。他们哪里有这机会。怎么能够辨出共产主义为无罪。假如掘墓，又在一种黑暗恐怖残忍的时间不能实行，那复活救世主的十二个怀惧和愚蠢恭顺的门徒，又怎样去做呢？所以他们在一个不求宽恕的理想里面，和用这种方法求辩护自己的面前，他们就慌了手脚，不知怎样才好了。要说这种主义，是实在太可怕，不能任便放松的，那辩护这种主义的不是要比控告这种主义的还要心寒沮吗？但是这种的论理，这种的广义，这种的学识，这种加增人类的爱情举动，不是要使文明的哨兵，烦不胜烦了。看看他们是个个张惶的了不得，一时看堂上的问官，一时看法庭的站班。一时又看两边的律师，一时又四下里的乱张乱望，分明摆出想找一个避难的所在。恨不得即刻就能脱身，他们是要多谢上帝，因为世界上，还有警察，手铐，监狱，牢吏，囚衣，九尾皮鞭等物。当吉乐和达罗两人无希望的时候，他们又私心自喜，以为从今以后，是已经天亮了，可以不必黑夜回家了。当罗亚克站起来向他们说，法律是不论好坏，都要遵守的，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不觉在感谢的上头，又加上一层保证了。遵守法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好事，可以保护你们睡觉，可以保护你们的日记簿，消除你们脑筋中的积忿，解散你们魂梦不忘的嘲笑，帮助你们跳出重大忧虑的纠缠拘束，倘若你犯了罪，有这个保障，可以安慰你的良心，使你仍可照错处上去做，若是判决你们为无罪，你更应可以把这个世界，陷溺到黑暗糊涂混乱的当中。他们是应分犯罪的。他们除了犯罪以外，是没有别的路好走的。犯罪是极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就做了。
这样看来，可喜美国到的要仿新式先进国的榜样，加入久已虚位相待的姊妹行中，可喜美国倒也已经有了共产党式的运动，已经实实在在，加入无产阶级战争的方面。 |
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朗生〔沈泽民〕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六号
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
——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
朗生〔沈泽民〕译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三十五国的代表会于彼得格勒的共产党世界联盟的第二次大会，会期又自七月二日在莫斯科会议延长到八月七日。这会议的宗旨是对于世界联盟的地位求一个明确的观念，对于已往的事追思审察一番，对于将来的奋斗划定一个大概方针。
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的全世界大会，深信他的目的是光明正大，他的方法是不错的，所以齐心发这篇宣言向全世界男的女的劳动者说话。
（译者按：共产党的世界联盟与第三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三者，是一样。）
一、凡尔塞和会后的国际关系
全世界的有产阶级现在都在惶恐踌躇地回望那刚过去的大好时光了。一切国际的和国内的关系的基础都已经被推翻被摇动了。含着危险的警告的漫漫黑雾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前途黑暗悲惨。因为自从帝国主义的战争爆发以后，做着国际均势与武装和平底基础的旧式同盟制度和互相保护制度，已经破坏了。凡尔塞的和会再也建不起无论什么可以代替他的新的调停法子。
俄罗斯、奥匈联邦和德意志，都相继而脱出全世界的赛跑竞争以外了。有几个从前是强国的国家，自己也曾在世界的掠夺竞争中挨过一分的，现在变为被掠夺被驱逐的国家了。联军中各战胜的帝国主义者的前面，现在有一个新而且大的殖民侵略的市场自己开辟起来了，这市场，从莱茵河的这一岸起，包括欧洲中东全部，高跖远张，甚至于跨到太平洋。刚果，叙利亚，埃及，墨西哥，怎么可以和俄罗斯的草原，森林，山乡，加上德意志的有训练的劳动能力比较呢？战胜国的殖民新政策已经打好计划了；推翻俄罗斯的劳工共和国，劫掠俄罗斯的生产原料，用德国的煤和强迫德国的劳动者去制造。这些原料——用谁来监督这些事呢？就用德国的资本家做武装的监督官，就用他们收集这些造成的产物和产物所得的利润。“支配全欧”哪，这是德意志帝国主义当战胜协约国，举国若狂的时候所促进的，现在转被胜利的协约国承袭去了。因此，所以德意志帝国的败北的流氓要被协约国统治者审问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被他们最高议会中的裁判官所审问无疑的。
但是战胜国的军营中居然也有战败党。
法国是为人作嫁的。爱国心狂热的胜仗的烟雾把法国的有产阶级熏糊涂了，他们自以为做了欧洲的盟主。其实法国是从来没有像今天一般的丧失主权，受更强的英美政府支配。法兰西现在竭力筹划比利时的工业和军事政策，顺手就把他那弱小的邻国变成自己的一个属省了。但是他自己和英国的关系恰恰就是一个大些的比利时。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从来就已把法国的投资家关在划定给他们的区域内活动了，他们用这种方法引导英国和欧洲劳动者的怨毒的锋芒转向法国人身上。法兰西的垂死的残破的势力差不多是暂时的而且可笑的。这种事实，或迟或早，是连法兰西的社会议士们心中都要深深地贯刺进去的。
意大利在国际关系的天秤上分量更轻了。因大战而失了国际的均势地位，煤被夺，粮食破夺，生产原料又被夺，意大利的有产阶级虽然满心希望充分实现掠夺和暴行的权柄，现在就是要想在英国所规定给他的殖民区域内试试，也是不能够了。
日本呢，资本主义的反响在他那封建制度的外壳内膨胀，一个猛烈的革命是朝夕之间的事，虽然他在国际关系内占着优先地位，他那帝国主义者的雄心是已经暗中麻痹了。
由此可见，全世界现在只剩了两大势力：英国，美国。
英国的帝国主义一举而胜俄国的大皇帝主义的对敌，再举而胜德国竞争的约束。英国的军事能力已达到顶巅。英国的属地像带子一般包围了大陆。他把芬兰、爱爽尼约（Golhouia）和拉德维亚（Latvia）收归了他的掌握，因此，瑞典与挪威最后的一点自主权也被夺，而波罗的海无异变成了不列颠海港了。他在北海可以独自称雄。他那南非洲、埃及、印度、波斯，以及阿富汗等处的霸权已经变印度洋为不列颠的湖沼。他那海上的势力也足以使他做全球的主人。所差的只有西半球一个金钱共和的美国，北半球一个劳农共和的俄国，还和他鼎足峙立。
合众的美国，自经一次大战，已经完全抛弃了向日的“孟罗主义”了。孟罗主义——“亚美利加是美国人的亚美利加”——是毛羽新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信条，可是现在已经换上了帝国主义的口号——“全世界是美国人的世界”了。美国趁这一场大战，打劫火烧场，他先利用着江山尽染了血渍的欧洲做了许多商业和工业的投机买卖，然后直接加入战争，在毁坏德国的事中占一个重要地位，现在，无论欧洲或全世界的政治中何等问题，线索都在他手里了。
他扯起了“国际联盟会”的旗帜，想要到欧洲这方面来扩张政策，他要想把全欧洲和此外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他民族统用联盟的基础编排起来，去驾在他那黄金的宝格（借用，意思是指皇者所乘的车子）上，而美国政府高坐华盛顿，执总湾，挥长策，驾驭全球。实质言之，“国际联盟会”，除了“洋济公司”（YankeeandCo）的全球垄断而外是没有东西的。
大美国的总统，平民思想的大预言家，走下他那“西奈之山”（Mt.Sinai），挟了十四条诫命来征服世界了。股票投机家，官吏和生意人，听了这种新的论音福旨一点也没有感动。倒是那批柯祖基的炉子上烘焙出来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差不多得了宗教的灵感，紧跟了威尔逊的约箱（犹太人放圣约书的箱子）手舞足蹈，高兴得像大卫王（犹太的一个王）一样。
可是一接触到实际情形以后，这位美国使徒（耶稣的十二门徒叫作使徒——指威尔逊）方才晓得，美国的买卖中，金钱的利息固然不坏，可是英国仍旧握着一切海道线的纲领，这些海道线是有把各民族连结或分割的力量的，因为英国的海军比美国强，海底电线比美国长，而且劫掠世界的经验比美国丰富。还有一个俄罗斯的苏维埃和共产主义，也是和威尔逊的仪仗行列作梗的。所以这位亚美利加的救主（指威尔逊）就愤愤然弃捐了那个已变成英国外交局的国际联盟，而离开欧洲了。
虽然如此，美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步被英国所挫，而以为美国就此甘心回去自己锁在那“孟罗主义”的铁柜里面不出来，是小孩子的思想。决不是如此的。美国现在要把中心点设在北美，自己建起他的国际制度来了；共和同民主两党现在都赞成统一全美把中美南美一切小民族都变成殖民属地，来和英国的国际联盟对抗的政策。他们打算用一个海军政策来达到这目的，这计划若是实现，三五年之后美国将有一个超过英国的海军。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相争的结果，是这两个大灵神中闹狂怒也似的造船竞争和一个不差似这样狂怒的石油竞争。
法兰西本来是想要在英美两国中间做和事老的，不料自己竟也像其余的小游星一样，反被吸收入大不列颠的轨道中去了，现在他背了这个国际联盟会木梢，心里累得不堪，他又想要煽起英美两国的仇恨来释放自己。
由此可见，世界列强现在是正在准备一片卷土重来的世界风云的战场。
这次的大战不但不曾使弱小民族得着自由，反把那些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民族，不问是战胜者战败者，一股脑儿加以破坏和奴役，而且把欧洲好些地方都变成了巴尔干。那些战胜的国家被他们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所鼓动，采用了分割战败强国为许多小民族国家的政策。这政策是一丝一毫没有那所谓民族自决的意味的：帝国主义最恨的是民族界限，连强大民族自己的国家都仇恨的。新兴的许多资产阶级的小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副产物；他产生了一大批小民族，如奥斯德利亚，匈牙利，波兰，巨哥斯拉夫，波希米亚，芬兰，爱桑民亚，拉德维亚，列萨尼亚，亚门尼亚，乔奇亚等，有些是公然受压迫的，有些是面子上算为保护国的，其实都是被当为敌国看待，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了自己而暂时建设起来做他的支柱罢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小民族国家里面，用他的银行，铁道，和煤矿垄断权等吮吸脂膏，使他们呻吟喘息，苟延残生于不可一日忍的经济与政治的艰难和无穷期的争夺与流血战争之下。
波兰重建国家，是第一次革命爆发时革命的民主党的计划，也是万国第四阶级的企图，但是现在被帝国主义来利用以作压倒革命的用途了，而且波兰的“平民主义”，始创者伏尸于欧洲的濠堑之间，而今日被英法的强盗的杀人的手举起来当做肉盾、当做血污的兵器去攻打全世界第一回实现的第四阶级共和国了，这是何等痛心的命运的嘲笑的啊！
“平民主义”的巨哥斯拉夫也同样地把自己卖给了法国资本家，组织白卫军来反对苏维埃俄罗斯和匈牙利了。
匈牙利的第四阶级，悲歌慷慨，崛起于中部欧洲的经济与民族的混乱状态中。涌现在“苏维埃联盟”的大道上，想要从这独一无二的自救方法中解放他们自己，却被欧洲先进国资本主义的反动力，趁着他们自己国内的第四阶级被他的党会引上错路因对于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和对于自己都不能尽责任的时候，联盟起来压倒了。
波达百斯德的苏维埃政府是被那班社会阴谋家帮同着推倒的，这班阴谋家掌了三天又半的大权，自己又被那班残忍胜过柯尔恰克，台尼金，仑奇尔（Whangel）以及其他同盟军帅的反革命的乌合暴民推倒了……但是虽然暂时被人压倒苏维埃的匈牙利在中部欧洲的劳动者中间毕竟像一道冲霄的烽火。
土耳其人不愿顺从伦敦的霸王们所掷给他们的丢脸的缔和条约。英国要施行他们的威，今就把希腊来武装了，推他去打土耳其。于是和土耳其就有一番互相毁坏，而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的边境就糜烂不堪了。
亚门尼亚在攻打土耳其同盟军中的地位仿佛是比利时在对德战争中和塞尔比亚在对奥匈联邦战争中一样。当亚门尼亚国家——没有界线也没有维持存在的手段的国家——成立以后，“国际联盟会”把他的管理权送给美国；威尔逊不要，因为亚门尼亚的土地内是既不产石油又不产白金的。“独立”的亚门尼亚现在一天比一天飘摇了。
这些新兴的民族小国家是差不多个个有他自己的烦恼，他自己内部的民族溃伤的。
同时，在那些胜利的国家内部，民族的争斗暗潮也达到最高点了。英国的有产阶级，假冒着全世界各民族的保护者，连他们自己家里的爱尔兰问题都解决不下。
在殖民地中间，民族的问题是尤其重大了。埃及，印度，波斯都被内部的民族问题动摇着。殖民地的劳动者现在都采用欧美先进劳动者的苏维埃同盟的信条了。
官场派的，民族主义的，文明的有产阶级的欧罗巴——自从他从大战和凡尔塞和议中透出头来以后——变成了疯人院了。那些细小的国家是人工地被斩去四肢的，对内财政竭蹶，对外因争夺海港、州县和小村落而开战。他们去找大些的国家来保护，而这些大国间自己的相互争端也是一天比一天剧烈着。意大利和法兰西变成仇敌，一旦德国抬得起头来的时候是要和德国夹攻法国的。法国妒忌英国到要疯了，若火烧全欧洲能使他恢复失去的利益，他是毫不迟疑要干的。英国得法国的帮助现在在欧洲据着一个混乱的重要地位，要使别人不能干涉他和美国争霸的策略。美国让日本去专顾东部西伯利亚一面的侵略，他自己好腾出工夫来整理海军——英国若不赶趁一九二五年以前来和他较量——他的力量是要超过英国的。
法兰西的有产阶级人物马沙尔，福煦将军，他对着现在这种国际关系说了一句不祥的话，他说，将来的战剧是要从此番战剧的终结的所在继续演起的；将来的武器是飞行机、机关炮、来福枪，将不用机关枪、刺刀，将废去手榴弹。
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工人和农人们呀！这就是你们死去十兆，受伤和残废二十兆的代价所换到的成绩！
二、经济的地位
同时，人类的破坏还在继续上前哩。
大战机械地毁坏了全世界的经济束缚，这种经济束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最大战利品中的一个。英国、法国、意国，一九一四年和中部欧洲与近东分离了，到了一九一七年和俄国也分离了。
当那毁坏了全人类几世几年的一切积蓄的大战时期内，因机器的发明而减到最低度，专用在改变生产原料为货品所必不可少的所在的人工，都专用于制造武器和破坏的器械了。
在经济界的基本事业中，就是在那些我们必须直接和悭吝的自然界斗争，也就是说必须从地球的腰包里挖掘采取出来的燃料和生产原料事业中——出产是有一天退步一天。战胜的协约国和凡尔赛和约并不反抗那经济上腐败紊乱之源的经济手段，不过把他的形式和方向改变一下。他们封锁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制造政治战争去扰乱他那富饶的边鄙省份，他们这种行动已经而且还在使人类全体受到无穷的损失。第三国际共产党联盟敢向着全世界说这句话：俄国若有最少量的技术上的扶助，在苏维埃所创立的情形之下，这个地方一定能产出二三倍于从前专制俄国时所供给欧洲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原料。英法的帝国主义不但不这样办，反而逼迫这劳工的共和国把全力转过方向来用在防御的事情上。因为要断绝俄国的燃料的根源，所以英国狠命用爪抓住那个煤炭之源——古巴，那边燃料的产额是非常小非常小的。东奈支（Donetx）地方最富的煤田一次一次的被协约国的白卫队蹂躏扰乱着。法国的技师和工程队在勤勤不息地拆毁俄罗斯的铁路和桥梁。日本在东部西伯利亚，劫掠着破坏着到了今天了。
德国的工艺和德国的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工呢——这些生产复兴中最重要的元素，自从凡尔赛和约以来已经比在战争时期内更加消乏了不少了。协约国的措置实在不合情理。既然要他们拿出钱来怎么好叫他们不做工。既然要他们做工怎么好教他们的生活那么困苦。让残废的，荒凉的，精疲力竭的法国人活起来，就是让他有反抗的机会。福煦将军使德国永远处在军队的夹钳的压力之下，使他永远不能复活策——是从怕德国人报仇的心理来的。
德国是不用讲了。供少求多是一般的现象。就是法国和英国，他们的商业的天秤也是低降的。法兰西的国债已经达到三百兆法郎之数了。法国的反动的议员高丁德维兰纳有一句话是不能不说起的。他说，这数目中间的三分之二是因为中饱、偷窃和一般的混乱拖欠起来的。
重建战事中所破坏的法兰西地方的工程，所需的经费不过是这荒凉的大海中间的一滴。而救济这荒凉超不过的障碍，便是缺少燃料和生产原料和劳动能力。
法兰西要的是黄金。法兰西要的是煤炭。法兰西的有产阶级指着那些战死者葬地中间的无数坟墓，要求这些坟墓的代价。德国非赔偿不可啊！我们不要忘记，福煦将军所有的黑奴是已经足够去占据德国各都市的。俄罗斯非赔偿不可啊！因为要使俄国人懂得这句话，法兰西的政府不惜化几兆兆的金钱去毁灭俄罗斯；这笔钱原来是收聚起来打算恢复法国的钱。
希望多少完全取消战时债项而减轻法兰西人民租税负担的万国经济协会，没有开成功——美国对于把十兆兆英镑送给欧洲做这项事，不表示一点愿意的意思。
纸币滥发的趋势愈趋愈恶。在俄国，纸币的滥发和币价的跌落，是连着一个有秩序的共产的产品分配和一个归于这一类的付价法同时并进的，所以不过是商品货币的生产制度慢慢死灭的结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面，纸币滥发不过证明经济紊乱的状况是在日益进步，终局的不可避免的大破产日期是在日益接近罢了。
协约国的会议，踏勘遍了欧洲地面，想要忽然发现一个财源。他们唱着大战中死去的人口数目到处要求赔偿。这个巡行的“死人交易所”，一个每两星期开会讨论那德国所难于交付的贡款中法兰西究竟该得百分之五十还是该得百分之五十五的交易所，正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欧洲的“组织”的极好模型。
当大战时期内，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相了。做着经济利润的基础的那个生产过程中系统地提取剩余价值的制度，在那批做惯着以国际掠夺为基础的投机事业，一两天内二倍三倍地加增他们的资本的有产阶级看来，是太简单了。
有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从前的某种偏见，而得到了一种从前所没有的习惯。大战已经使他做惯封锁整个国家的粮食进口，飞行掳掠，焚烧城市和村落，有意散布霍乱症杆状微菌，用外交的皮包运输炸药，假造敌国的纸币和债票，行贿赂，空前未有的广布侦探和奴隶买卖等事情。媾和成功了以后，战争的方法变成营业的方法了。大规模的营业活动现在是和国家行动融合为一的了，那国家是像一队执着种种凶暴武器的强盗一般。公共的生产基础愈变狭小，获利的法子愈变得狂暴，残忍，横行无忌。
抢呀！夺呀！这是资本主义政策的最后的一句话，已经不是自由营业和保护政策的当时面目了。罗马尼亚的强盗掳掠匈牙利，运了许多火车龙头和金戒指出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材料可以象征路易•乔治和米勒兰的经济哲学。
中产阶级的国内经济是怎样呢？国内的经济政策有一个特著的现象，便是徘徊于一方面的国家掌理，重行组织——这是战时兴起的制度，和他方面反抗国家干涉的运动而牵扯势力的中间。法国国会现在正是很敏捷地来组织一个全国铁道“综合管理”而同时不妨碍私立铁道公司的利益的办法了。但是“国有”和国家干涉究竟是倾向于限制私产的，各家资本主义的报纸便拼命反对。
美国的铁道自从战期内变更了一番组织，再加以战后取消国家管理以后，情形愈变恶劣了，同时，共和党答应了担保经济生活不致为不自然的国家干涉所扰乱。一方面，那个老的看门狗，美国工会的首领，沙模尔孔巴斯（SumuelGonpers）又在鼓动起一个有力的反对铁道国有的主张，这铁道国有，据一般盲目盲心的改革家说，是万应灵丹。其实，国家趁乱打劫，强取硬夺，不过使这已到腐败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更加扰乱。把主要的生产事业、运输事业，由个人的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国家”手里，就是说，转移到有产阶级的国家，最有权力最贪心的资本主义托拉斯手里，并不是消除罪恶的根源，不过是把罪恶团结起来罢了。
物价的低落和交易票价的升涨，不过是继续紊乱所生起的肤浅的一时情形。物价的涨落是不能影响到基本事实的，基本的事实是生产原料缺乏和生产力衰落。自从大战时一次紧张过甚以后，工人们的工作精神已经不如战前，而且工人们也不能在战前的工作状况之下劳动了。他们累年血汗劳动所产出的物品，战场内几小时就毁坏净尽，一班操纵经济的党徒的豪赌的兴致，因战场枯骨和废壤的增加而益益放纵——客观的历史所给的这种教训，是无论如何不能使工银奴隶制下面的劳动阶级奋发效忠的。
有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经营家，现在都说有一个“懒惰的潮流”经过欧洲，掏空欧洲将来经济界的基础。一般雇主现在都想把一点特别好处许给劳动阶级中的上层工人，希图挽救。可是那不是中用的！要复活工人的生产力，要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必须拿出十全的保障来给工人们看，使他们知道下下铁锤打在砧上是要增加他自己的福利和光明，而没有把他逐出人类以外的危险。能使他实地感到这种确信的，只有社会革命。
生活费用的增高是各国革命动因的主要元素。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的有产阶级都想用慈善事业的手段，消弭物价腾贵所惹起的荒凉，阻止罢工运动的生长。对于农民阶级所花的一部分劳动能力呢，债台百级的国家任意用不诚实的投机而且窃用他自己的公款，用尽能力去阻碍和平时期来到，这算是一种报酬。虽然有一部分的劳动者战后生活的标准，似乎比战前高一些儿，但这种事实和资本主义国内的实际的经济地位是无关系的。不顾将来专顾现在确能得到一种暂时的功效。不过这种空洞的办法，要使将来生出挽救不来的荒凉和困穷，这也是一定的结果。
美国怎样呢？“美国是人类的希望”的都尔各德这句话，是被法国有产阶级借了米勒兰的口重说过了，他这样恭维美国人，是希望美国政府取消法国有产阶级所欠的债，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美国政府是没有能力引导欧洲出这个经济的绝路的。六年以来，美国的生产原料已经用尽了。用了他的资本去供应欧洲的需要，他的各种工业基础的范围已经狭小了。欧罗巴的移民入美，已经停止。反流的移民出美，夺去了美国工业几十万德意志、波兰、西尔屏、波希米工人；这批人都是被战争的动员抽调回去，或看见得了新祖国被吸引回去的。生产原料和劳动能力的缺乏，悬挂在这新共和国国头上；因为这缘故所以美国的第四阶级现在改变战斗的方法，渐渐采取新式的革命行动了。美国现在是很快的要“欧化”了。
连中立各国也逃不出战争和封锁的影响的；像连通器中的流质一样——凡是内部互相通连着的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加入战争或守中立，不论战胜战败，都要交互流注以达于一个一致的水平面的——一个贫乏、饥饿和衰落的平面。
瑞士的生活是从手到口，一点点看不见的事也要摇动他的安宁。
斯堪的纳维亚黄金水流，但是也解决不了食的问题。煤是要脱下帽子低声下气地一点一点向英国求乞来的。欧洲虽然饥饿，挪威的渔业尚且经过了一次空前的大险象。
西班牙因为人和马被英国汲取了许多，所以食的问题现在屡濒于极危险的地位。这种现象使饥饿的群众罢工，使国内屡起风潮。
有产阶级学深深属望于农业地带。有产阶级的经济学宣言说农民的幸福已经非常进步了。但这不过是一种幻觉。当战争期内，各国的经商的农民确是得了一些好处的。他们得高价售去了他们的农产品，而且他们在汇兑价昂时所欠的债现在可以用低价的汇兑价还了。这是他的便宜的地方。但是要晓得农业经济的全体，已经在战期内被毁坏被紊乱的了。农业现在很需要制造品，这种货品的价格已经比例于汇价的低落而升涨了。国家的租税也不知已经重了多少倍，农夫们人人都怕他的生产品和土地全要被租税吞噬去。他们对于战争的结果所生的不满意是要常常增进的，而且因为他们是一种永久的军队，小的农民已经有许多不快的惊慌给有产阶级了。
欧洲的经济状况的恢复，他的行政官们说得那么有把握，实在是一个谎言。欧洲是破产了，全世界要随着他破产。
资本制度的救济政策是穷的了。帝国主义的政策也不能消灭贫乏，却是因为他抢掠存蓄的东西，反是以使贫乏更紧迫。
生产原料和燃料是国际的问题。只有站在系统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可以解决他们。
国债是必须取消的。劳动和劳动的产品必须脱离世界的财阀的掌握，再不胡乱给他利用。这财阀是非推倒不可的。一切想要把这生产系统的全体横分界限的国界，是非扫除不可的。协约国中的帝国主义者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必须被全世界第四阶级的最高经济委员会来代替，然后人类一切经济之源才可以收一种集中利用之效。
要使人类得到生存的机会，破坏帝国主义是最最要紧的事。（未完）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六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地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地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
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是我们敢断言的。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都来做的，所以我们请求那些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界的伙伴们呀！我们拿外国经历过的事实做比例，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等二十六人宣言 |
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汗〔李汉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六号
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
汗〔李汉俊〕
一、绪言
自从美国提议了太平洋会议之后，中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以为正义人道可以由此伸张，危害中国独立的日英同盟可以由此消灭，中国从前所失一切主权都可以由此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种种不平等都可以由此扫除，中国人从前对凡尔赛和会所冀求而未得的都可以由此实现，世界底和平——尤其东亚底和平就可以由此得到保障；好像太平洋会议就是正义人道底天使，中国底救星，和平底福音，美国之提议太平洋会议，完全是为伸张正义人道，救济中国，保障和平的一样。
太平洋会议是不是正义人道底天使，中国底救星，和平底福音？正义人道是否可以由此伸张？日英同盟是否可以由此消灭？中国从前所失一切主权是否都可以由此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种种不平等是否都可以由此扫除？中国人从前对凡尔赛和会所冀求而未得的是否都可以由此实现？美国是不是为伸张正义人道，救济中国，保障和平而提议的？太平洋会议是否如一般人之所期待有欢欣鼓舞的价值？关于这几层将来自有太平洋会议（如从前凡尔赛和约之答复了我们的一样）来答复我们，似乎可以不必预事研究；但我们在作欢欣鼓舞之前，应当知道可以使我们欢欣鼓舞的要素在哪里。况且太平洋会议对于我们底生活是有重大关系的，无论彼有无可以使我们欢欣鼓舞的要素，我们都应当预事研究对付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彼有无可以使我们欢欣鼓舞的要素，和我们怎样对付彼的方法，我们就非先事研究彼底内容不可。
太平洋会议底内容究竟怎么样？我们要研究这一点，就非先事研究这会议发生的原因不可。我们要研究这会议发生的原因，又非从研究这会议底环境——即现在世界底情势，尤其东亚底情势——着手不可。我们要研究这会议底环境，最好是从日英同盟研究起；因为日英同盟是近数十年东亚问题底枢纽，又直接是太平洋会议底线索。
二、日英同盟底由来
现代资本主义底兴起，其必然的结果自然免不了侵略的帝国主义底发生。英国是资本主义底祖国，又是资本主义底霸者，其必然的结果自然有寻觅新殖民地，保守已有殖民地的必要。别国要求资本主义底发达，或因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也有取得殖民地底必要。于是帝国主义底冲突就不能免了。自从资本主义支配了世界以后，世界外交底中心就在这一点。
印度、澳洲以及南洋英领群岛是英国资本主义帝国底宝库，英国如果失了这宝库，英资本主义帝国就不能存在。英国要保持这资本主义帝国的霸权，无论如何，都非死守这宝库不可。
俄国自从彼得大帝输入了西欧文明以后，资本主义帝国的梦支配着历代君主和政治家，其结果自然免不了向外发展。但向外发展，要有能够自由出入的门户。俄国虽然土地广大，但苦无良好的门户。俄国北境虽然是北冰洋，但年中总有八九月是结冰期。西边虽然有婆罗的海（BalticSea），但年中也有五六月是结冰期；而且是瑞典、哪威、丹麦、德意志，各强国所包围的内海，只由各强国领有的狭隘海峡才能通达大洋，加之又偏在北方，一出狭隘的海峡就当东南西三面都是哪威、丹麦、英法德列强包围的北海（NorthSea）。南边虽然有黑海（BlackSea）也是别国所包围的内海，只有通过狭隘的博斯普鲁斯（Bosporus）和他大尼里斯（Dardanelles）两道海峡了，才能达到地中海（MediterraneanSea）。东边虽然有白林海（Boring）、鄂霍次克海（OkhotskSea）、日本海（GapanSea），但都是受陆地包围的内海，并且年中都有长期的结冰期。因这种情形，俄国无论如何，都非先寻不冻的自由海口不可。过去数十年间俄帝国底努力，无一不是为此。世界因此所受的骚扰也不知几次。
俄国要得到不冻的海口，只有三条路：一条就是由黑海出地中海，一条就是由中央亚细亚出印度洋，一条就是由满洲、朝鲜出太平洋。因为当黑海之门户的是残败不堪的土耳其，中央亚细亚是弱小未开化民族底居地，中国、朝鲜是老而无能的濒死国的缘故。但地中海是英国制御东方宝库的要道，印度洋是英国宝库底所在区域，满洲、朝鲜是新兴日本向外发展和保卫本国必争之地；俄国要走这几条路，无论如何都非与英或日冲突不可。我们只把历史翻开一看，就可以知道彼等冲突的情形了。
在地中海方面：一七八八年俄联奥国侵入土耳其，土几亡；英乃联合普鲁西、和兰，强迫俄国对土缔结了一七九二年的哑西（Gassy）条约。一八二〇年希腊为独立叛土，土以虐杀威吓；俄怒，向土提出要求；土不答，俄乃召还驻土公使，几开战，英联奥阻止之。一八二七年英俄法结伦敦条约向土提出希腊自治案，土不应，俄独与土战，土败，乃于一八九二年缔结亚德里雅那堡（Adrianople）条约；这条约底重要内容就是：俄国取得黑海东岸数港，他大尼里斯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向各国商船公开的两条，后来俄又借这条约结了俄土攻守同盟，相约俄与别国战时土闭锁他大尼里斯海峡；英得法奥普底援助运动土耳其抛弃盟约，俄亦在暗默中承认废弃了。一八五三年俄以保证希腊教徒为名向土宣战，英联法以海军助土向俄宣战，成了有名的克利米亚（Crimea）战争；俄败，乃于一八五六年缔结巴黎条约；这条约底重要内容就是：将巴尔干诸邦由俄国底单独保护移为各国底共同保证，以黑海为中立海，俄国武库船舰之数不得超过防御限制以上，并不得超过土国所有数量，俄将多恼（Danube）河口让与土耳其。一八七七年俄国乘土耳其治下基督教民族底反乱，以保护基督教徒为名，向土宣战；土败，于一八七八年缔结桑斯特梵诺（SanStefano）条约；这条约重要的内容就是：俄得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底一部和朵布尔加（Dobrudja）、加奴斯（Carus）、巴统（Batum）及其附近的地方，承认塞尔维、门的内格罗，及罗马尼亚底独立，保加利亚以巴尔干山脉至多岛海的大部分土地组织新自治国；但英国反对，遣派海军到地中海，威吓俄国；战将开，得普鲁西底调停，乃召集列国开会议于柏林，成立柏林条约；这条约将桑斯特梵诺条约大加修改，以巴尔干山脉之北为保加利亚侯国，戴土耳其底宗主权，之南为东罗马尼州，归土耳其统治，削灭俄国，塞尔维亚，门的内格罗底得地。英国又与土耳其相约防护其亚细亚底领地，并收其塞浦路斯岛（CyprusIsland）。
在中央亚细亚方面：一八三七年至三八年俄国暗助波斯攻略阿富汗底黑拉特（Herat），英国派遣海军占领波斯海底加拉克岛，迫令波斯退出黑拉特。一八五五年俄国又煽动波斯再攻略黑拉特，印度总督受英本国政府训令对波宣战；波败，对英以后再不向黑拉特主张主权。一八六五年英国见俄国次第占领了土尔基斯坦（Turkistan）、塔什干（Tashkend）、撒马尔汗（Samarkand），全国舆论鼎沸，乃向俄提议设立中立地带；俄允以阿富汗为中立地带，于一八七三年决定中立地带底境线。一八七八年俄国联阿富汗谋印度，与阿富汗订定；阿富汗不再通英，允许俄军驻扎国内要地，允许俄国征印军通过国内，俄国保证阿富汗底独立等约；此事被英国所知，舆论鼎沸，俄乃盟誓决不干涉阿富汗，终引起了英阿战争。自一八七九年以来俄国接连占领自土耳其斯坦至波斯阿富汗的要道，英国愤激，提出质问，俄国乃提议协定国境；但谈判未成，而俄又战败阿富汗占领黑拉特属的本德；英乃决与俄战，俄亦备战，但终于和平解决，于一八八七年决定俄阿波三国界线。自一八九一年以来俄国连年侵犯帕米尔，有窥印度之意，与英国几起战争；于一八九五年决定了界线，约以留阿尔汗国作中立地带，事才了结。
在满洲、朝鲜方面：一八九五年日本以马关条约得了中国底辽东半岛，俄联德法强迫日本归还中国。一八九六年俄国利用朝鲜底亲俄党，将朝鲜皇帝及太子诱入俄国使馆发诏问亲日派之罪，置朝鲜于自己势力之下；日本遣使至俄约两国共同监督指导。一八九八年日因俄国背反九六年的约束，与俄协商，确定两国在朝鲜的权限。一九〇〇的俄国乘中国“团匪”之乱，进兵占领满洲，并要中国承认俄国占领满洲的密约；日本一方面警告中国，一方面要求俄国撤兵。
以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明了俄国因求不冻海口而与英日冲突的情形，并可以知道俄国如果不抛弃帝国主义，终必免不了一回绝决的冲突了。但俄国在巴尔干已经为巴黎和伯林两条约所制御，彼若要在这方面继续前进，终久非同西欧列强决一死战不可，这是俄国所不肯为而且不敢为的。于是俄国侵略的方面就只有东亚了。
我们再看日本。日本自在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战争战败中国以后，国势膨胀；因国势膨胀和地小人众，又因生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缘故，也非向外发展不可。日本要向外发展，在地势上和局势上看来，有三条路：一是南进向印度洋、南洋；一是西进向中国；一是北进向满洲、朝鲜。但南进则与英国在印度、南洋有冲突的危险；西进则又与英国在中国长江有冲突的危险；北进则与俄国东出太平洋有冲突的危险。虽然有这种种危险，英俄又不肯让，日本又非进不可。但俄国要在东亚寻海口，要和英日发生冲突；日本要向外发展，也非同英俄发生冲突不可。于是英日俄在东亚的关系，就要形成三角关系了。
英日俄在这三角关系之下，要避免冲突，只有互相妥协。但要妥协非有第四者底出现或互相退让不可。而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退让直接就破灭的意思，这是彼等都不愿意的。所以彼等除了第四者底出现，妥协是绝对不可能的。妥协既不可能，就只有互相冲突了。三国在三角关系之下要冲突的结果，在策略上自然而然要生出两国结合起来对抗一国的形势。在俄国就是抛弃了中央亚细亚底侵略，与英国结合起来对抗日本，而专力于满洲、朝鲜底经营；或决意专力于中央亚细亚底经营，结合日本与英国对抗，而援助日本西南进。在英国就是为保持在印度洋和中国的势力，结合日本对抗俄国，援助日本北进；或与俄国结合起来对抗日本，而援助俄国经营满洲、朝鲜。在日本就是抛弃了北进的方针，与俄国结合起来对抗英国，而专力于西南进；或抛弃了西南进的方针，结合英国对抗俄国，而专力于北进。结果，因一点机会的缘故，终成了日英同盟。
当时日本虽然是战败了中国，国势膨胀了；但根本还甚薄弱，内心总还不敢单独以英俄为敌，在彼深有感于结英或俄的必要。而且各国在中日战争以前，虽是只把日本认作了中国底一附属国，未尝加以重视。但在中日战争见其战败了东亚唯一海陆军国的老大帝国之后，就重视起来了。加以又在“团匪”事件八国联军北京的时候，看见了日本人勇而善战，就更加重视起来了。英俄两国要在东亚逐鹿，自然也感觉有结合日本的必要。日既感觉有结合英或俄的必要，英俄也有感觉结合日本的必要；日英和日俄的同盟自然要比英俄同盟容易成立了。究竟日英或日俄的同盟，就只是机会的问题了。在日英两国正在伦敦讨论日英同盟的时候，日俄两国同时也在圣彼得堡讨论日俄同盟。不过因日英同盟先成立了几天，日俄同盟就失去了成立的机会。无论其为日俄同盟或日英同盟，都不过是彼等各欲遂其侵略野心上的一种策略，中国不免是彼等目的物底一部分，在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差别。
由此所述，日英同盟的由来和怎样成立的，大概也明白了。
三、日英同盟
日英同盟是一九〇二年成立的，其目的：在日本不过是要借英国底力量援助彼侵略中国北境和朝鲜，对抗俄国；在英国不过是要日本代守印度洋、太平洋及在中国的势力，对抗俄国罢了。所以主要条文也是说：“一，日英两国在中国所有的特别利益，及日本在朝鲜所有的政治上和商工业上的特别利益，因别国侵害的行动受侵害的时候，两国为拥护计得取必要的处置。二，日英两国若有一方为防护自国利益，与别国开战的时候，别一方须严守中立；若有第四国以上对该同盟国加入交战的时候，两国须协同从事战斗。”这同盟成立未久，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就照预定发生了。在这战争期中的一九〇五年同盟条约文上又加上了“以保障东亚及印度全局的和平，确保日英两国底领土权，防护其特殊利益，保全中国底独立和领土为前提，两缔盟国之或一方因受别国底攻击，或因前述领土权或利益权受侵害而开战的时候；无论在何地点，都须协同从事战斗；讲和时，也须双方合意行之。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权及保护指导权”之意的条款，完成了互相同盟的目的。于是日英同盟底目的，就更明显了。
一九〇四到〇五年，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后盾，暗中得着英国底援助，在满洲、朝鲜战败了俄国；就在朴次茅（Portsmouth）和约取得了在朝鲜的宗主权，和从前俄国在满洲所有的一切权利。后又同中国缔结条约，令中国承认了上述一切权利，并令中国开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恽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爱晖、满洲里为都市，又取得了安奉铁路底经营权和鸭绿江岸森林底采伐权。后又在一九一〇年得英国底援助合并了朝鲜。至此日本北进的目的已经算是达到了，日英同盟在日本似乎可以抛弃，可以再图南进、西进了。但俄国虽败，却不能不防其报复；况且日本还在生长的时期也非借英国底援助不可；英国为保全太平洋、印度洋和在中国的势力计，也非借同盟牵制日本不可。此外又还有令日英同盟不能不继续的新事件。
这新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德国底膨胀。德国自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战败法国以后，国势膨胀，商工业逐渐发达，势不能居于中欧之一部，于是就计划了所谓“世界政策”。其所谓“世界政策”，就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占据欧亚中心地，以置大帝国底基础，而联结欧亚于其权利之下。德国之致全力于解决巴尔干问题，就是为经营亚细亚土耳其；其经营亚细亚土耳其，就是为一方面出波斯湾，一方面侵波斯，冲英领印度及俄罗斯，以完成其建设大帝国之目的。这种政策具体的表现始于一八七二年之某德人获得里海至波斯湾之纵断铁路底敷设权。自从在一八七三年与波斯缔结通商条约，其第十九条规定“波斯与别国开战争时，德国须应波斯政府之要求，毅然尽其责任，助其平定争乱。”一八八九年德皇访土，获得阿拿托利亚（Anatolia）铁路底敷设权，和哈以台罗堡（Heidelberg）港底租借权。自后益发猛进，在英日同盟成立的前后已有令印度不能安枕之势。就是在一八九九年获得延长阿拿托利亚铁路至巴达（Baghdad）及波斯湾之特权。在一九〇三年由土皇获得该铁路每基罗米达收益七百磅的保障。后虽因英俄法之反对有所退让，但贯连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Wesopotamia），阿拿托利亚这大区域，已入其势力范围了。这是英国底新敌，又是较俄国为更可怕的威胁。所以俄国虽然暂时不足惧，但德国这新敌又要令英国有设法抵御的必要。
在别一方面，德国势力又要威胁日本。德国在一八九七年借山东土民杀了宣教师为名，强占胶州湾，获得了胶州湾至济南的敷设权及其铁路沿线左右三十里内的矿山采掘权之后；极力经营，整顿军备；不但要把胶州湾作为东方贸易的根据地，并且要作为军事的策源地。日本虽在满洲、朝鲜驱逐了俄国，却在山东又得了一个新敌，在日本也非设法抵御不可。
于是德国在日俄战争之后，对日、对英就袭了战俄国前的地位；日英两国于对俄缔结种种协约（一九〇七年日俄协约和英俄协约，一九一〇年第二次日俄协约），以防制俄国报复之外，又须继续日英同盟以防德国底侵略和俄国底报复。于是所谓第三次日英同盟就成立了。
第三次日英同盟是一九一一年成立的，条文还是仍旧。不过此时因朝鲜已经受了日本底合并，将“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权利利益”的一条，同时将“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特殊利益”的一条都删除了。又因为日俄战争已经过了，将“关于日俄战争期中同盟效力”的一条也删除了。
最可注意的，就是又加上了两缔盟国之或一方和第三国缔结了总括的仲裁裁判条约的时候，本条约在仲裁裁判条约有效的期间，不得将对于该“第三国交战的义务负与前记缔盟国”的一条。
其所以加上这一条，就是英国预想了日美的战争，为避免参加的义务。自从日本战败了俄国之后，国势更张，气焰愈大；一方面使美国发生了嫉妒的感情；一方面使美国发生了畏惧的心理；又一方面美国因国内产业底发达，也发生了向外寻觅市场的必要，而日本自战败俄国之后合并朝鲜，占领满洲据为己有，阻碍了美国自由贸易的机会。一方面美国政府又知道日本在美国的侦探制度非常密致，排日的感情就越发高起来了。于是美国报纸大大攻击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为美国在极东利益的威吓，在满洲贸易底妨害，为侵害列国在中国所保障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底侵害；又攻击日本之赞成俄国所提议的维持北满洲铁路沿线一带底支配权，为证明日本自己对于其势力范围要效仿俄国；大骂日本底行为为无耻。美国人这种感情底具体表现就是：一九〇六年桑港学务局禁止日本就学儿童入公立学校；自从太平洋沿岸诸州排斥日人的情形渐渐显露，禁止日本劳动者底移入，提出禁止日本人底土地所有权，特定日本人居留地，隔离日本学童，禁止日本人为股份公司底董事等法律案；这种情形又传及全国，连西部各州以及英领坎拿大都传及了。一时形势险恶，日美几乎发生冲突；幸美国战备未完，日本适承日俄战争之余，元气未复，终以一九〇八年的绅士条约弥缝了。一九一〇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Nocks）又向日俄两国提出“日俄两国须将两国在满洲所有的铁路卖与中国，而归英法德美四国底资金管理，日俄两国底利益自归保留”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没有成功，但美国终久是没有忘情于日本之独占满洲，而且排日行动也是未尝一日停熄的；而且美国又在急巴拿马运河底工程，进行陆海军底扩张。照这种形势看来，日美两国底战争终究是难免的。这一层英国当然也很知道。
再一方面，英国在中日战争以前，其太平洋舰队完全支配着东亚底海洋，左右极东的天地，防御印度、澳洲、新西兰、坎拿大等殖民地，抵抗其主要竞争者俄国挑战的计划，对于中国和日本保卫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保持其在东亚发展到了可惊程度的商工业上的利益，无人与之抗衡。但中日战争告终，日本就起了建造大舰队的计划，德国在一八九八年也完成了彼帝国海军底基础。英国海军在东亚制海权就不免要受摇动了。在这时候，英国应取政策的就只有两途：一，打破海军国的日本，独占东亚底制海权，这只要比较轻微的海军力就可以成功；二，与日本同盟，将其拥护在太平洋及印度洋利益的任务付托日本，自己将太平洋舰队移往大西洋，抵抗德国，保证本国底利益。英国终因对俄的关系，取了第二策。但英国之取此策，还是免不了一种不快的面貌和多大的疑惧，不过认作了达到自家彻底的目的和完成重要效果的手段底第一步罢了。但英国底声名，及其岛帝国和大陆领土底保护，贸易上优越的地位，对于殖民地的结合力：不免陷到危险地位了，这是英国人梦寐都不能忘记的。各殖民地对于英帝国这海上权的变化，也受了莫大的戟刺。刚刚此时美国底巴拿马运河也要告成了，海军底势力也不小了。在英国人一定感觉到与其将太平洋底制海权付托日本，不如付托同种的美国。当一九〇八年美国大西洋舰队航行太平洋的时候，新西兰底首相曾在欢迎席上作演说辞说：“美国舰队之访问澳洲，不是一外国的访问，乃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知己亲戚的一国民的访问。”又说：“黄白两种如果对于澳洲及太平洋诸岛有争霸战的时候，美国舰队必与旧世界（英帝国）提携而战。”各报纸并说：“将来英美两国关于太平洋的霸权，必与日本发生争夺战。且说盎格鲁撒克逊的两大国非实现其一致的政策不可。”在悉尼（Sydney），有五十万以上的住民欢迎美国舰队底来访。各报纸都说：“澳洲和美国为保证相互的利益有互相提携的必要，就是因此害及对日的关系也是不辞的。”由此也可以看见英国对日美的感情了。英国对于日美的感情既然是这样，而日美又如上所述有非冲突不可的形势，英国自然不肯对日负与美交战的责任。况且美国在极东还没有多大势力，与英国又没有非冲突不可的要素，英国也自然不愿为不得已而结合的日本而另树美国为敌。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新盟约上就加入了那一条。这时英国正在与美国交涉缔结仲裁裁判条约（这条约在一九一五年成立的），这条条文底加入，日本自然不愿意；但日本当时的国情，为侵略中国，还有不能不利用英国援助的必要，所以也不得不允许。然而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就因此失了保障，又非设法对付不可。于是就在日英同盟成立的同年及次年与俄国缔结了两次协约：日俄两国相约互相援助两国关于保全中国领土的更进一步的计划，规定日俄两国在蒙古的势力范围，并保障有一国受第三国攻击的时候，两国协同防御其势力范围。这协约在日本自然是预料了将来日美战争的时候，英国必定抛弃了日英同盟，去援助其知己亲戚的美国；预防日本海上的通商受遮断的时候，借西伯利亚大陆来保持与世界的交通，并且保证其背面的。
由上所述，日英同盟底内容，大概都可以明白了。
总之一句话，日英同盟，在英国是要日本代守太平洋、印度洋，及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防止日本侵略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在日本是在借英国的援助侵略中国。而第一、二次同盟又是在对抗俄国，第三次同盟在对付德俄。不过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美国对东亚的野心。
四、欧战后的世界大势
因英德帝国主义底冲突而发生的这回欧洲大战，使世界底形势大变了。世界底形势变了，东亚底形势自然也变了。
在欧战以前还只是债务国的美国，战后一跃而成了世界的财权国，握得了世界经济的霸权。欧战前经济势力还很薄弱的日本，战后也遽加膨胀，驾乎疲于战争的西欧各国了。德俄两大帝国主义倒了，其余各国疲惫了。
日美因经济力膨胀的结果，非急觅市场不可，其余各国为图恢复，也非扩张市场不可。但现在世界可以任人扩张的好市场，只还有一个地大物博而尚未开发的腐朽不堪的老大中国。加以俄国已经改建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得再事侵略了；德国在内在外的帝国主义的基础，都已根本破坏，暂时不能恢复；两国对于巴尔干、中央亚细亚、极东，已经不得再行染指了；世界无事，各国底视线自然都要集到中国来了。各国极力买中国底欢心，送的，送徐世昌底博士，助的，助军器，又有的极力联络日本，是为什么？我们不用三思，也可以明白。中国不免又是世界帝国主义的目的物了。但因战疲惫了的各国除了英国以外，皆非日美之敌，可以不必多加考虑。中国又直是日英美三国底逐鹿场了。在这一点看来，欧洲大战虽然起了世界形势底大变化，但中国底地位还是丝毫未变。不过如从前之由日英俄三国底中国，变成了日英德俄底中国一样；又由日英德俄底中国，变成了日英美三国底中国罢了。
我们在这里又要晓得的，就是日英在中国都已经有了势力范围，而美国丝毫没有。加之中国国土除了偏僻瘠瘦的云贵一带是法国势力范围外，全体精华之地差不多都在日英两国势力之内。美国要染指中国，只有侵犯日英哪一国底范围，或要求各国抛弃势力范围以实践机会均等主义。但无论哪一策，都是日英所不愿意的，而美国又非染指不可，于是冲突就不能免，日英美在中国争夺的关系，又要成三角关系了。
在这三角关系之下的三国，其必然的结果又必成两国结合起来对抗一国的形势。在美是结合日本以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盘，或结合英国以夺日本在黄河以北的地盘。在英国是结合日本，继续日英同盟，对抗美国以保各目的地盘或结合美国，让其夺取日本底地盘。在日本是结合英国，继续日英同盟，对抗美国以保各目的地盘；或结合美国，让美国夺取英国底地盘。从第三次日英同盟前后的日美关系看来，日美结合似乎不成问题。从日英同盟底动机看来，英国本来是因为要防制西欧德国底海军，把太平洋舰队撤回大西洋了，不能不请日本代防太平洋和印度洋对抗东亚底德俄；但欧战后德俄帝国主义已经倒了，太平洋舰队似乎可以恢复了。加以日英同盟底目的在英国本来又是在防制日本侵略其在中国底势力，但日本在欧战中反利用这同盟，乘英国在战场上争生死，无暇而且无力东顾的时候，拼命向中国作种种要求，拼命张其侵略的爪牙，拼命扩张经济的势力，使英国在长江流域底势力也受了莫大的损失；并且以后还有挟其新澎涨的经济势力更益前进的势子，又因战后日本在太平洋得了从前德领各岛的保管权，难保其不侵犯英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底势力。况且英国在欧战后，经济上所在都要受美国底援助，决不敢出于挑拨美国恶感的行动，就是在盟约上可以由共同部中除去美国，但还不免要挑起美国底恶感。日英同盟底继续，在英国似乎再不敢了。关于这一层，我们只把英国人及其殖民地之反对日英续盟的言论，看一下了，也就可以明白了。日英同盟底目的，在日本方面本来是因为力量尚不充足，不敢以英为敌，又不敢单独向俄德，想借英国底援助以遂其侵略中国底野心的；但战后英国也疲惫了，日本又澎涨了，德俄底帝国主义又倒了，日本已可以无须别国援助，可以单独肆行侵略了；而且经济的澎涨力太大，仅仅向有地盘也不够活动了，似乎又不能不进而夺取英国在中国底势力了。（日本在战争中曾与德俄通过殷勤，也未尝不有一点是这种野心的表现。）因此，日英同盟在日本反要成为活动底束缚，续盟似乎也非所愿意的了。由此看来，日英续盟在日英两国似乎都不能成立了。日美联合和日英续盟既然不能成立，所剩的就只有英美结合了。由战前、战后英美两国的关系看来，似乎可以成立。但英国为美国夺去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因美国海军底扩张，失去了向来以两国为标准的世界最大海军国的资格，而英帝国底生命又在海上权；美国在英国不免是最大威胁。英国因为战后经营，种种方面都需美国底援助，在表面上虽然不敢敌视美国，但内心却不能不有所嫉妒。由这一方面看来，英美联合究竟能不能成立，也不敢断言。再日英同盟成立至今已经二十年，两国虽是各有鬼胎，但表面上的情感总算不恶，至今一日分离，未免还有点不舍；而且在日本方面，德俄虽然是倒了，但新敌的美又来了；内心虽然感觉束缚，但政策上还是不敢孤立，自然要热心续盟。英国方面，虽然是因为德俄已倒，可以与美结合保持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势力，但亦不无惧心；亦且正在休养之时，也不愿与日本遽尔分离，助成日美战争，仍不若将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旧友代管，维持现状。日英续盟究竟失败不失败，我们也不敢断言。英美结合呢，日英续盟呢，这都是英日两国烦闷的所在。我们只看英日两国，对于日英续盟的态度，也就可以明白了。但无论怎样，太平洋底战争——尤其日美战争终究是不能免的。日美之所以极力扩张军备，也就是为此。但战争底惨祸，各国由这回欧战已经知道了，无论战胜战败，其受损失是没有差别的；各国由这回欧战已经知道了，而且扩张军备的负担，也足以萎缩产业。本来是为扩张产业而战，结果却要因战而萎缩产业，这是这回欧战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也是敏于利害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充分知道的。但要维持资本主义的国家，又非侵略不可，要侵略又非战不可。这是各资本主义国最大的烦闷，于是彼等就不能不设法不战而遂其侵略的野心。在日英美的场合，就是在三国协同之下，各遂其侵略中国的野心。于是所谓太平洋会议就生出来了。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日英美在形势上不能不战了，而又恐惧战争的惨祸，避免战争而遂其侵略中国的野心而生出来的会议。军备限制问题也要提出在此讨论，也是如此。
五、太平洋会议
太平洋会议，既如上所述，是美国要参与日英两国所掠夺的中国这赃品的分配，为避免相互间的战争，想在妥协上遂其野心的会议；只不过是日英美三国间的分赃会议，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受分配的赃品，我们不知中国人为什么要欣喜鼓舞。我们也不知道正义人道是在哪里？美国为参与赃品的分配而发起的这会议，哪一点是为中国？哪一点是为正义人道？如果把说彼是“为中国”，就是“为如何分配这中国”。如果说彼是“为正义人道”，就是为“天生下的宝贝大家有分的正义人道”。如果说中国由此可以在国际上得到平等地位，就是由少数者底不平均分配变到多数者底平均分配。如果说和平可以由此实现，就是彼等分赃者间不打架的和平。日英同盟或者可以由此消灭，但中国却要在日英美三国底平均分配之下独立了。中国人之所以欢欣鼓舞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这也实在是应该欢欣鼓舞的，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底正义、人道、和平、独立，都是这样的。资本阶级都是在这种正义、人道、和平、独立之上欢欣鼓舞，劳动阶级都是在这正义、人道、和平、独立之下欢欣鼓舞的。
美国在太平洋会议，或许要求各国抛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这种要求，不过是为实现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两大主义，以便自由掠夺。二十一条或者可以取消，山东或者可以归还中国，租借地或者可以解放，种种危害中国独立的条约以及兰辛石井协约或者都可以撤销，领事裁判权，各国在华邮政，各国在华军队舰队，或者都可以撤退，税关或者可以归中国自由处置；但不过是为把中国全体置到各国二十一条之下，变为各国底山东、各国无期限的租借地，置到各国管理的裁判、邮政、税关、各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之下罢了。我们晓得美国曾在一九一〇年向日俄提出过满洲铁路中立案，也曾说要日俄将其在满洲所有的铁路卖归中国，但我们又晓得彼接着又说了归各国管理。至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人家自然为中国提出，无须中国政府焦心。
或许有人要说美国是德谟克拉西的国家，是向来主张正义人道的国家；这回提议太平洋会议，完全是维持公理，惩戒日本年来对中国的横暴行动。果真如是么？美国是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么？德谟克拉西是“全体支配全体”的意思，美国是不是全体人民支配全体人民？不是少数资本家压制大多数劳动者么？劳动者作出的物品不是统统都要为一事不作资本家拿去么？劳动者迫于饥寒而出于罢工的时候，国家不是要派军警去压服么？真真的德谟克拉西是这样的么？不过是第三阶级底德谟克拉西罢了。这种情形式是正义人道么？不过是第三阶级底正义人道罢了。在国内同胞间都不能有正义人道的国家，对外能有正义人道么？自家坚持孟绿主义，禁止外力底侵入；却主张人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是正义人道么？美国是世界有名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正义人道能够并立么？这些道理，我们都可以不讲，我们只看了彼对于雅泊岛（YapIsland）问题的态度也就可以明白了。雅泊岛是日本在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得了代管权的，美国到了今年二月却提出了抗议。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雅泊岛是美领关岛（GnamIsland）至上海和关岛经过马尼拉至上海两海底电线底接线所，这两条海线在中美贸易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机关，如果归日本管理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免要受危害。譬如在欧战时及中国排斥日货的时候，日本时常检查中美间的通信，故意延迟发电，使美国在贸易上受了不少的打击，当时美国人也曾鸣过许多不平。所以这回无论如何都非把雅泊岛由日本手中拿出不可，至少也非把海线管理权拿出不可；就是因此至于开战，也是不辞的。由这一点看来，也可以知道美国之重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美国前者不避战争而争雅泊岛，是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难道这回就是为正义人道救济中国么？如果说这一回是为维持正义人道，那么不避战争去争那点小雅泊岛又是为什么呢？况且目的只还在电线管理权呢。我们把这两件事对照起来一看，美国这回发起太平洋会议的肺腑也就可以透见了。有人说太平洋会议，是英国为抛弃日英续盟嗾使美国发起来的，或许也不是毫无根基，但无论如何，太平洋会议之为分赃会议，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地方是为正义人道？是为中国？
太平洋会议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这却不能断言。或许能够成功，因为各国战备还没有完成；或许不能成功，因为日英未必舍得。就是能够成功，也不过是暂时的成功，终久还是要破裂的。成功，缓战；失败，即战；总是免不了一战。因为彼是有非战不可的要素，为避免这战争而发生的。非战不可的要素，在各欲遂其侵略的野心；要侵略，又是资本主义必然的要求。资本主义不破灭，侵略就不能免；侵略不能免，利害底冲突就不能免；利害的冲突不能免，战争就不能免；无论什么方法都是无用的。
当巴尔干风云紧急的时候，俄国也曾为维持世界和平在一八九九年发起过海牙万国和平会议。这会议在一九七年也开过第二次会议，在欧战前德国皇帝也曾宣言忠实维持这会议；但结果还是只成了一个“强盗底晚餐会”，终免不了一九一四年的欧战爆发。太平洋会议也能逃出这结果么？死守致战的根本原因，而又恐惧战争；这就是资本主义底矛盾，资本主义底烦闷；也就是海牙会议和太平洋会议发生的原因，也就是太平洋会议也不能不终于“强盗的晚餐会”的原因。和平能够由此实现么？不是梦想么？
太平洋会议既然是为日英美三国为避免战争而侵略中国的会议，将来讨论的重要问题当然不出中国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和军备限制的两问题。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自然是要各国抛弃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各国自由竞争。这一层，英国或许肯容纳，但日本就未必肯。因为日本在产业上的情形，与英美都不同。美国地大物博，一切原料都可自给，无需外面供给。英国有天产丰富的殖民地，也无需外面供给原料。这两国只要有贩卖制品的市场，都还可以够了；所以在美国不要势力范围，在英国抛弃势力范围，都还可以做得到，但日本则不然。日本国小地瘦，人口众多，不但要贩卖的市场，还须要殖民地和原料供给地。为近代产业之基础的铁、棉，其他羊毛、生皮、矿油、橡皮等类，日本都须仰外国底供给。这些原料，从前大概都是受英国、印度、埃及、美国、澳洲，海峡殖民地底供给，这是日本所引以为最不安的。加以战后各国因图恢复经济能力的缘故，都有采取充实内力的政策，务使本国及殖民地出产的原料品不出口的倾向，使日本更感觉了有设法自给的必要。再加以这回欧战又给了日本“非自给自足，不足以生存”的教训，彼对于“自己管理之下的原料供给地”的需求心就更切了。因殖民和原料的两种原因，日本于贩卖市场之外非取得殖民地和原料地不可。因为要取得殖民地和原料地，一定不肯取消势力范围。日本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出移民问题来抵制，但移民问题一定非英美两国所能应允。这取消势力范围的问题，在太平洋会议是最难问题。太平洋会议底破裂，战争底马上实现，一定是在这里。就是日美哪一国，因军备尚未完备而让步，使太平洋会议不至破裂；但这让步，一定预计了将来战争的让步。
如果日本让了步，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完全取消了，或日本让一半，退出山东、福建，美国也让一半，特认满蒙为日本势力范围，而成部分的门户开放了。各国在中国的活动情形又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像三种场合：一是各国的自由竞争，二是各国的共同投资，三是各国的共同管理中国。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与战争不能分离的主因，这是各国都知道的，各国未必肯于出此。看四国银行团的成立，或许要实现共同的投资或共同的管理。但共同投资和共同管理，因各国的利益、意见、财力，都不能一致，也未必能得良好的效果。加以又必有野心国乘中国人的不满来加以挑拨，其成功就更不容易了。
总之，无论是自由竞争或共同投资或共同管理，都是免不了要战争来解决的。
既然总是免不了战争，军备限制问题自然也是会议里面的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第一以什么为限制的标准？这个问题就很困难。以假想敌国为标准么？这又等于无限制了。以国力为标准么？现在各国自然都是在以国力为标准。以国土为标准么？小国必不愿意。以人口为标准么？人口稀的国家必不愿意。以海岸线为标准么？海岸线短的国家必不愿意，况且殖民地的土地、人口、海岸线应否加算也是问题；不加算则殖民地多的国家必不愿意；加算则殖民地少的国家必不愿意。以每年全预算为标准么？但各国预算的内容及其编制方法都不一致；有的把间接军事费编入预算的，有的不编入的；有的是取继续制度的，有的不然的；这又怎能得到公平呢？以现有军备为标准么？军备小和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必不愿意。以现在军备计划为标准么？计划小和是中途计划的国家必不愿意。限各国同等么？定高了小国必不愿意；定低了大国必不愿意，况且兵数与军器也无法限制其为同等。以现役军作算么？取征兵制度而现役年限短的国家虽然愿意不取征兵制度或现役年限长的国家必不愿意；且又无法禁止其缩短现役年限。以一切现役、后备、国民兵额作算么？各国又可以守秘密，无法调查。至于军器就更难了，因军器常有改良，常有损坏，像军舰在效果上与年龄极有关系，这问题也很难得到公平的解决。况且军器的同等，还是以各种军器的同数量为标准呢？还是以经费为标准呢？如果以各种类同数量为标准，各国对于战术的意见和地势决不一致，一定做不到。如果以经费为标准，物价常有变动，技术也有高低，构造也有变化；以同一经费作出的军器，其效力决不能一样，这也决不能得到公平的解决。限制几年期限不准扩张么？在这期限内经济状态好的国家固然愿意，不好的国家就不愿意了。况且这种限制也只不过战争底延期，与限制军备的目的又不合了。最好是各国都绝对不要军备，但又无以防国内劳动者底革命，国外被征服民底独立。
就算标准问题能够解决，但监视问题又怎样呢？各国表面上应允了，实际上不实行，怎样呢？设一个国际监视委员会么？绝对不愿意别国干涉内政的美国能够应允么？各国又有所谓军事秘密，连对于议会都不肯发表的，委员会又怎能监视到底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军备限制都是不能成功的，这种计划，在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回：如一八一六年俄帝历力山一世对英国以及中欧诸大国的提议，一八三一年法王路易腓利普（LouisPhilip）和英俄普三国在巴里定的协定，一八六三年拿破仑三世的提议，一八九九年俄皇尼哥拉二世招集的第一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列会国数二十七国），一九〇七年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列会国数四十二国），一九〇八年、一〇年、一二年万国和平协会的议决，一九一〇年美国议会对于设置军备限制委员会向各国发劝诱书的议决，一九一一年法国议会对于与各国协同提出军备限制问题于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的议决，一九一二年英国陆军大臣访问伯林时开的英德两国间限制海军的交涉会：自然未曾有一国成过功。
军备限制问题既然不能成功，分赃问题又是那样，太平洋会议自然不能成功（就是能够成功也是暂时的），战争自然不能避免。
六、吾人应取的态度
由上所述，太平洋会议底内容及其不能成功的原因，大概都可以明白了，我们又不能不进而研究我们应取的态度了。
太平洋会议是分赃会议，所以是不能成功的会议；中国是受分配的赃品，无论会议成功不成功，总免不了是要受分配的。我真不懂以这会议为正义人道底天使，中国的救星，和平底福音，而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是什么心理。正义、人道、和平、中国底独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中国国权的收回，都是我们所赞成的。美国人所主张的中国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也是我们所赞成的。日本人所主张的种族平等，也是我们赞成的。但我们所说的正义人道，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说的正义人道，乃是真正的正义人道。我们所说的和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们所主张的那种姑息的假和平，乃是真正永久的和平。我们所说的中国底独立，在国际上的平等，国权的收回，不仅是以国家资格的独立、平等、权利，又是以人的资格的独立、平等、权利。换句话说，就是人不受人支配的独立、平等，人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我们认这种独立、平等、权利的实现与有没有国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又认就是以国家资格的独立、平等、权利，中国也没有要求的资格；因为彼国内的人民还有一部分人在压制一部分人的缘故；自己对于同胞都不能实行，能够有要求人家对自己承认错误的资格么？就是人家应允了，又于那般受同胞压制的同胞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赞成中国的领土保全，因为土地没有人能搬动打坏。我们认这种话，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有的用语。我们赞成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因为土地是自然而然给人类使用的，人人都有分，人人都有用自己劳力去开发的权利。但我们认美国及其他一切国家皆没有作这主张的资格，因为彼等国内的土地不是人人都能使用的。我们赞成种族平等，因为人类本来没有界限；但我们认日本没有作这种主张的资格，因为本国人民都不能平等。我们所主张的可以概括说，是正义、人道、和平、平等。但我们所主张的正义、人道、和平、平等：绝不是在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所能实现的；是要资本主义破灭了，才能实现的；并且是要主张打破资本主义的人才有主张的资格。
资本主义与正义、人道、平等是不能并立的，有资本主义的地方，就不能有正义、人道、平等；有正义、人道、平等的地方，必无资本主义。各国人满口的正义、人道、平等，中国人天天要求正义、人道、平等，但彼等国内就还没有正义、人道、平等。试问现在世界哪一国不是少数压制多数，富者虐待贫者，资本家掠夺劳动者？一事不作的人丰衣美食，终年勤苦的人不得一饱，化女子和劳动为商品，有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的家庭，剥夺无产阶级的生存权、劳动权、教育权、自由权，不都是各国现有现象么？在同胞间都还没有正义、人道、平等，在国际上能够有正义、人道、平等么？要正义、人道、平等底实现，须先打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打破，正义、人道、平等就不能实现。
资本主义与和平是不能并立的。资本主义一日不破灭，战争就一日不能免。资本主义底生命在计划之增大，生产力之增加。计划不增大，生产力不增加，资本主义就要破灭。计划底增大和生产力底增加，又在原料和消费的相应。所以资本主义底生命又在扩张吸收原料和贩卖制品的市场。因为要扩张市场，就不能不从事侵略。因为要侵略，就免不了侵略者间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间的战争。加以资本主义底发达又要惹起劳动者底自觉和资本底过剩。因为这种原因，又不能不向弱国、后进国、未开化国投资，于是又有扩张投资场的必要。因此，侵略就愈要激烈起来，战争也更要激烈了。再加以被掠夺者，被支配者要反抗掠夺者、支配者，被征服民族要图恢复，战争在这里也是不能免的。资本主义一天不破灭，战争就一天不能免；我们要得到永久完全的和平，只有打破资本主义。
总之，我们要求正义、人道、平等、和平底实现，非根本打破资本主义不可。资本主义不打破，而希望正义、人道、平等、和平底实现，不是梦想，就是虚伪。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于太平洋会议，只有要求与会各国抛弃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彼等取消一切个人的和国家的私有制度，解放一切被掠夺和被支配的人民，及被征服的民族，将一切生产工具——土地、工场、机器、房屋、原料品、手制品——向一切人类开放，并宣布为社会共有。
如果彼等不答应，我们就要宣布过去资本主义掠夺的罪状，要求彼等解释：（一）资本家现有财产底所有权是怎样得来？（二）彼等或彼等底祖先对于这所有权费了什么代价？（三）彼等底财富是怎样增加的？（四）彼等对于这增加向社会作了什么勤务？（五）资本主义国家底财富、领土是怎样得来？（六）彼等祖先对于这财富、领土，费了什么代价？（七）养兵是为什么？
我们一方面要向彼等要求、质问，并须一方面招集世界一切被掠夺者、被支配者、被征服者，开我们底会议，解决我们底问题。
再太平洋会议总是不会成功，战争总是不能免的。但无论其成功不成功，战争能免不能免，我们中国受侵略总是定了的。我们对于这，应当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对于这，有三种办法：第一，关闭门户，不令何人侵略；第二，大开门户，任其由侵略；第三，自家革资本主义的命，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各国底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达到了极点，在一切殖民地都已经再无发展的余地了，彼已经到了自然溃灭的时代了。但还有一个中国，还有发展的余地，各国资本主义为延其残喘，自然都要来中国寻避难所。中国如果能够关闭门户，拒其侵入，自然是促世界社会革命的早成。但关闭门户，以中国现在的力量未必做得到。这一策，只好作为罢论了。关闭门户既然做不到，就只好大开门户，任其自由侵入了。马克斯曾说，资本家在到处挖自己的坟墓；彼等侵入中国，也就是来挖彼等自己的坟墓。只要中国这个坟墓挖成功了，彼等就要就木了。让彼等自由侵入，未必不是完成世界社会革命之一法。但这一法，却是一个拙法，世界平民不免因此要延长痛苦。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也不是我们对世界平民同胞应有的态度。关闭门户既然不能，开放门户又不应当；然则我们就只有自己革资本主义的命，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与世界的平民共同改造世界。中国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
短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六号
短言
数十年前，世界社会党人早就料定了资本主义瓦解的时期快到，将来世界一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社会党人又预先警告了资本阶级：将来帝国主义战争演出大罪恶以后，无产阶级的报复手段，就是实行社会革命。
果然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发生了！联合国的残忍也不亚于协约国的凶横，举全世界一切物资和财富，都为支持战斗力消耗尽了。结果，俄德奥的帝国主义完全崩坏，英法意也十分困惫了，只便利了美国和日本收了渔人之利。但是俄德的社会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数十年前社会主义的预言，完全证实，赤色的潮流染红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坟墓早就掘好了。
那些无识的帝国主义者的领袖们，却还想支持资本主义来奴隶全世界。可是巴黎和会再也想不出弥缝资本主义的破绽法子来，国际联盟已成了“英帝国的外交局”，威尔逊大炮达不到他所预定的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的目的，脱退了国际联盟把野心集注到东半球来。哈定新做总统就师承了威氏的故智发起了太平洋会议。奸商的英国预计这桩利息不少就决然加入，狡猾的日本也满怀狐疑地加入了。还有那惯于掠夺中国无产阶级当猪仔的徐世昌，想乘机做个猪仔行长也欣然加入了。于是那班想充猪仔行充走狗的政客们，也众口一声欢迎这个会议发出什么“正义”“人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的呼声，这真是作梦呢！
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账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
太平洋会议的效力如何，我们可以不问，但是他的作用，却不过如此。
中国的劳工呀！我们处到这时候，还是让那强盗的列国宰割我们，让那班政客军阀把铁锁系在我们肩上任凭他们掠夺压迫吗？或者讲求自卫的方法，把这要破产的社会夺到我们手里来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面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
红宝石（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天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五号
红宝石
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
天柱译
小叙
吉乐氏平治门BenjuninGitlow他是劳动界董事会的会员，劳动共产党的党员，又系劳动声报VoieeofLabor的同事，为了左党宣言书LeftWingManifesfo的布告，宣布第三万国劳动党的宗旨，得罪了美国政府，故做了美洲合众国第一个犯罪的共产党。他经了那些陪审员Jury认为有罪，并由审判官越克斯JudgeWeehs判定五年以上至十年的监禁罪名，并罚作苦工，在新新Sing-Sing狱内执行。
当审判时，吉乐对了那些陪审员的辩论，真是实在可宝贵，真是实在一篇大红色的文章，好像一块大红宝石，放在大红色的宝箱中。他的对了那班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机械裁判官，真是威风凛凛，这种的样子，只有明白共产主义，Communism和受了共产主义感化的人，才能够到这种地步，凡世界上，有资本主义所在的地方，和共产主义输灌的地方，对了他所说的话，是没有一个人不懂的。虽是审判官屡次把他说的话来打断。但是吉乐说的话，仍是滔滔不觉的。这本小册子，也把那法庭上审判官，多谢那些陪审员，认定吉乐为有罪的话，也记在上头，因为那些肮脏话，是装满了一肚子的美国人主义Americanism，达罗氏克拉林斯ClarenceDarrow律师的辩论，也登了一点，并且还抄录一段美国解放月报TheLiberator主笔，季卧凡尼谛氏阿杜罗ArturGiovanitti对于此案的评论。
吉乐对陪审员，所说的话，及法庭上问答的话照录于下。
吉乐：我印行了一种的文件，就是大家晓得的左党宣言和计划书，在一种大家知道，名叫革命时代RevolutionaryAge的报纸上，因为这件事，就受了控告。控告的理由，因为拿了那种文件，以为就是鼓吹用强暴、激烈和不正当的方法，来推翻政府。要讲到左党宣言书的这种文件，在今日的时势上、经济上和世界历史大事记上，已成了一种广大共同的研究，这种文件，是根据他们最初发明社会主义Socialism的宗旨。这个文件上，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对于近时代时事变化的光中，要大大的发展他们的宗旨。那个文件上，开始就说明，世界到了今日，已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资本主义是已到了崩溃失败的末日。那个文件上，也明明说到这次的大战争，并且表示出来，这一次的大战，是担任的什么些事情，并且也有极完美的说明，论到社会党的行动。那个宣言上，告诉你们社会党的行动，是各有各的部分，并有各种的党派，凡是一个党派，是认定了一个宗旨，这许多各党派的宗旨，在世界大战争开始的时候，意滤清了，变成一色。社会党总是常常主张，要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才是一个根本上的变更，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上，要有一个十分完全的组织，这种的变更，并不是一个革新的问题，这种资本家制度的社会，总需要完全变更，把这种的制度丢掉了，要根据新订的法律，新样的伦理，新式的政府，去组织一新制度的社会。为了这个缘故，社会党的哲学，就常常变成为革命的哲学，凡是无论哪一个人，倾向了社会党的计划，和社会党的哲学，人家就要常常把他当作一个革命党，我的眼睛里头，看到今日的社会，也是一样的主张，我就是也是一个革命党了。我想完全要从根本上……
（吉乐的话，没有说完，法庭上就把他的话来打断）
法庭裁判官：吉乐先生，你在这个法庭上，是不许你说出你自己的意见怎样，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所想的是些什么事情。你必须限制你自己的辩论界限，是要根据本案的案情来说话。
吉乐：堂上既是这样的说法，那我就不从我本人身上来辩驳。社会党的主张，是坚决不易的，革命时代报上，所印的宣言书的主张，是照现在资本主义的已经发展的情形，来对症发药的，因为资本主义，总是不能消灭反面的抵抗，这种抵抗，就是发生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上一种的制度，用生产和支配的两种方法，归到几个私人的手中，来谋他们几个人的私利。你拿美洲合众国来做榜样，你那大实业的机械来考察，你拿那些土地、银行、铁路来研究，你拿所有出产品的工厂来调查，你拿一切运输支配的方法来讨论，你立刻就可查出所有以上一切的事业，都是被几个私人或公司所独有，或者就是受私人财政上的规定，因有了独有和规定的制度，就产出许多私人独占的利益。宣言的主张，是说凡我们一切的事业布置，完全依靠做工人劳动的权力。工厂、矿山、土地以及各种出产的方法，有了劳动的权力，就可以把以上的事业出产，做出价值来，并且替那些办事业的主人翁管理人，预备了许多的利益。所以劳动的权力，乃是无论什么事业中，为第一件最要紧的事，所以我说我们一切的事业布置，完全依辈做工人劳动的权力。要是没有这个权力，社会又如何可以存在。轮子又怎样会转动。价值又从什么地方产出来。这个不是很容易辩白的。假若大资本家，洛格非洛氏约翰台维生John.DavisonRoekfeller把他所有的财产，所有的金子，所有银行中的担保品，所有他的贮蓄，所有他的股票，完全装到南非洲、沙哈拉Sahara的大沙漠中去，把他所有的担保品，和几千万兆的金元，堆起来同天那么样高，他自己也住在那里。你想他所有一切财产，还会有什么价值吗？你想他的金子，还会值钱吗？你想他自己，还会有这种样的好日子过吗？请问洛格非洛就能够站在那里，看他像山样大的许多金山吗？看他的金山，高送到天一样的高吗？但是你带了一群做工的人，无论拣世界上什么地方的人，只要你领到一个地方，告诉他们，要勤勤恳恳的去谋生，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将来的收成是怎么样呢？你不是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吗？你不是都可以看得清楚的吗？因为做工人，一旦做了他的生活，就用他们劳动的权力，寻觅天然的富源去工作，凭了他们劳动的权力，凭了他们开创的才能，造成一个将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各种阶级的工人，都可以享受舒服欢乐的日子。我们人类的社会，一切新奇的事业，高尚的文明，哪一件不是做工人，凭了他们开创的才能，用了他们脑筋和筋骨的权力，做成这许多的结果，我们的资格，和工人的资格，是一点没有丝毫的分别。
资本主义，到了今天，反把劳动家开创的权力，霸为个人的利益，并有许多的国家，把资本主义当作国家的观念。出产的经营，到了极显明的程度，积蓄的财产，成为自古以来所未有。美国、英国、德国，都是世界上资本家制度的国家，因有机器的加增，新发明的层出不穷，实业上的科学管理，都因有了我们许多的工人，替他们积蓄了无边无际的财富，但是在反面看来，觉得那方面积蓄了无边无际的财富，而工人方面，倒是一天一天的穷苦起来，一日一日的退化下去了。你念了英美德法四国里面的国务院报告，并研究你们所组织救济工人的慈善事业，你就可以看见那一方面的财富，是膨胀得无可计算，聚集的金元，是不知道有几千百万兆个，但是这一方面的穷苦和退化，和财富金元也是一样的膨胀起来。于是我们查考出来，这种资本主义，是只管聚集财富，只管想运用他的财富，不使有片刻的停留。所以把资本上得来的财富，再转成资本，拿这个资本，放在未曾开辟的地方，他们的用意，以为不是如此，不能够得更多的财富。我们又发觉所有资本家的国家，他有资本家的方法，去生产他的货物，贩卖他的货物，搜括他的资本，聚敛他的资本，常常同饥鹰饿虎一道，去寻觅他的商场，因为有了新的地方去开拓，就可以逞他们的欲心，把资本加了又加，添了又添，财富就十倍百倍千倍的刮回来。但是我们查出来，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总是一个球，所有球面上的地方，是数得出来的，我们以后又查出来，就是那些国家，也查出我们的世界，是很小很狭的，他们就变成同别的国里冲突起来。冲突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结果，就是到了外交上的关系，不能消灭实际上的形势，到了那个时候，大战就爆发开来，到了大战爆发的时候，就把那些无知偏见，该解爱国的人，送到战场上去玩把戏，又制造了许多的假舆论，轰得天摇地动样的一般，要哀求茫茫的群众，相信这一次的战争，是为了某某一种的界限，某某一种的主义，去牺牲的。德国和英国，同在世界商场上竞争。个人都要想把世界商场占为己有。英国的土地，在世界上是第一，比人家几个国合起来还要大，德国专是经营他的实业，他的发展程度，已到了全世界上都有他的便易货物。所以德国决意要侵入东方，他就要开始，修筑一条铁路，通到东方土耳其国，米沙波太米亚Mesopotarnia境内的巴克特Bagdad地方于是皇族的英国渐渐觉得这条铁路，要是成了功，就是德国的商业，发展到东方的办法……
（吉乐的话未说完，法庭上又把他的话来打断。）
法庭裁判官：我不是不愿意把你说的话来打断，但是你所说的事件，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你现在所说的这事情，宣言书内，是没有的，又说到了案外去了。
吉乐：请法院上，对了那个宣言书，须注意看一看，那个宣言书上，是说到皇帝式的战争，所以我说的，就是皇帝主义的变相。
法庭裁判官：那个宣言书上，是没有说到事实。单说到拥护。你是故意的说那事实上去了。
吉乐：那就遵示不读，于是资本家的国家，就在许多别的国内，处分他们多余的资本，就弄出欧洲的大战来，这次欧洲的大战，正是合着世界上的趋势，明明白白表示资本主义的失败。我们看见的是些什么事呢？我们是看见了几百万几百万的工人，多是面对面，杀死在战场上。一直打了四年零六个月的仗，才把一个和局做成功。从前我们大家，都是明明白白听说这次的战争，是为了德谟克拉西式的民主主义战的，等到和局告成功，合约签了字，开拓疆土的邪气，霸占矿山矿产特权的欲念，想膨胀他们的疆土管理权，所以我们没后查出，从前为了德谟克拉西式民主主义而战的这句问题……
（吉乐还有“是假的”三个字，没有说出来，就被法庭上，把他的话打断）
法庭裁判官：我现在又要一定打断你的话，因为你所说的，是实际上的事实，不是本法庭的事实，所以你一切所说的事实，在道理上，本法庭是一点都不能相信的。
吉乐：请法庭上注意，那个宣言书上，是写得极清楚的。
法庭裁判官：宣言书上是写着的，你可以用宣言书的话来说，除了宣言书的话以外，你不能说别的。
达罗：贵法庭的裁判官。他是有权可以解释宣言书的意思。
法庭裁判官：不然。达罗先生。他是无权可以解释宣言书的意思，因为他是不容有辩驳的地位。
达罗：我再要特别请求法庭注意，说明不准有辩驳的地位这句话，倘若他是不能解释宣言书的意思……
（达罗律师话未说完，法庭即打断他的话）
法庭裁判官：不行。不行。他是不准解释宣言书的意思的。
达罗：既是不准他解释宣言书的意思，那他除了读一遍那个宣言书之外，是什么话都不能说了。
法庭裁判官：他是不准解释宣言书的意思，因为他是不准有辩驳的地位。
达罗：我本人的意见，是不能承认法庭上这种话，并这种样的裁判。
吉乐：宣言书上，是说得极清楚的，这次的大战，是为了皇帝主义去战的，这次的合约，是为了皇帝主义去订的，这次的战事，工人是一点的利益，都没有得着。你也可以读一读宣言书：揣摹揣摹内中的意思，那个宣言书，是赞助一种新式的政府，这种式样的政府，就是大家知道的无产阶级的独裁判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这种极坚固稳妥的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此番俄罗斯国，大革命后所得的结果，俄罗斯的工人，做成这种式样的政府，因为同他们的意思是相合的。那个宣言书，再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所有资本家式的政府，都要进行同俄罗斯的工人开战，要想试试看推翻他们这种特别式样的政府。现在俄罗斯的工人，建筑一种式样的政府，就是大家知道的，无产阶级的独裁制，这种的制度，是根据委员管理法。或者有人告诉你，这种无产阶级独裁制，不是一个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式的政府。要晓得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新式的组织。是根据实业界中的工人，举实业上的代表。今日你们所有的政府，空叫做一个德谟克拉西式的民主主义，是根据人民所在地段上的区别。在苏维埃Soviet形式政府之下，在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制度之下，就变更了你们的根据。你所有的政府，形式上是根据，实业界的代表，凡是人在钢铁实业界中活动的，就把他当作钢铁实业内的钢铁工人，选举这种人，就算他们的代表，到政府的委员会里去。有人在靴鞋实业界中活动的，把他当作靴鞋实业内的靴鞋工人，选举这种人当他的代表，到政府委员会中。但是公开的政府，所有高级的委员，尽是工人阶级代表，为什么必定要工人阶级为代表，因为工人，是从实业的出产，营谋他的生计。他们知道他自己本身一种专门特别的实业，所以社会党式的政府，是一种政府，为人民的利益，专注重人生日用必需的产品和支配。这种政府，必须从实业上的公布，知道人生必须的出产是多少，并知道多少的出产，是工人生活，工人养恤的必需，社会主义，是认定实业中，若不改建德谟克拉西式民主主义的管理法，工人们是不会有自由和解放的一日。工厂外不做工的工人，是准他们有选举权。假如他们久在乡里住，或久在城里住，他们就有这种的权利，一年一次，或每两年一次，或隔四年一次，去替政府选举各种的行政员。但是他在做工的工厂里头，这些工人就一点德谟克拉西式的管理都没有。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太阳一出就进厂，太阳落山才出厂，终年都是一样的。工厂方面对于工人，比什么外交上的形势还要重要，因为他朝夕的生命，也全是依赖工人的做工。所以早晚要打算，假若工人得的工资太刻苦，那是怎么样呢？工人当然要有悲惨的现状发生，假如工人得的工资是优美，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当然实际上要好一点。工人到工厂里，像管厂先生要事做，工厂的主人，就把雇工的条件，摆在他面前。所以做工人的权利，仅仅是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他的条件，或是拒绝他的条件。若是一旦到了工厂里去做工，就要服从工厂里的厂规，这种厂规，几乎要工人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一定要遵照工厂里规定的钟点做工，工人自己要想决定多少钟点的工，是一句话都不准说的。今日实业界中的工人，对于他们生命的事务，是没有德谟克拉西式民主主义的管理，所以社会党的主张，要把这件事，当为工人阶级的责任，去组织实业界中有实力的德谟克拉西式民主主义的管理。我们现在看见俄罗斯国内，我们是行无产阶级的独裁制，把实业界中的德谟克拉西式民主主义的管理法，是做到实现了。你们工厂里的工人，须经了工厂举定的董事，去决定……
（法庭裁判官，不要吉乐说下去，所以又来止住他）
法庭裁判官：停一刻。照你所说的话，是没有据的。
吉乐：倘若法庭准可，我就来解释……
（法庭裁判官，不等吉乐说出来，即忙止住他）
法庭裁判官：毋须解释，毋须解释，你是要想说俄罗斯国内的情形，论到俄罗斯国内的情形，是没有证据的。
吉乐：但是宣言书上，是提及俄罗斯国内的情形，并且说明白，怎么样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
法庭裁判官：你欢喜照宣言书上那种句子说，你就说。但是那边事情的真假，这个法庭上，是没有机会可分辨的，因为那边的事情，是没有凭据的。
达罗：贵法官，他是有权，可以讲到历史上的事实。
法庭裁判官：照他所说俄罗斯国内的情形，岂能算历史上的事实。
达罗：我们是要当他为历史上的事实，他是当为历史上的事实。
法庭裁判官：他可以随便他的意思，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当做历史上的事实。你就不想到要与案情相反吗？岂有地方上的律师，凭他一番笼笼统统的话，就注意他假照的俄罗斯国内情形的说明。凭着这种说明，而地方上的律师就相信他。这是正当的吗？当然一定是不对的。
达罗：贵法官，人人看了历史，各人多少总有他们自己的心得。
法庭裁判官：人人看的都是新闻纸，新闻纸哪是历史呵。
达罗：新闻纸正是时事的历史。
法庭裁判官：你把新闻纸，当作时事的历史，我是不能同意的。
达罗：但是全世界的人民，早已知道俄罗斯国内的那些事情。
法庭裁判官：我不同你讨论那些事，我是不准这个说话的人，再接读说明那个俄罗斯国内的情形，或组织的方法，那些事情，对于本案，是没有证据的。按事实上，凡是宣言书上有的话，有的事，他是可以说的。
达罗：本律师，对于这种说法，是不能承认的。
吉乐：是了。这次我将我的供词来说完，用简单说明……
（法庭上，不等吉乐说完，即忙又插嘴止住他）
法庭裁判官：我知道贵律师的目的，是不满意法庭上干涉被告的供词。
达罗：正是。贵法官，本律师是不能承认法庭这种样的裁判。
吉乐：社会党左党的宣言书，是社会主义革命宗旨的说明。这个宗旨，是发起社会主义，务必推翻资本家的政府，推翻后必建设一新式政府，就是大众知道，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倘若我不能表明历史上的事实，我就要表明照左党的宣言书，定下的根本宗旨，建设社会主义，是有怎么样的重大的关系。倘若我是不能说明事实，我是要到一个国内，照左党定下的根本宗旨，成功现在的情形……
（吉乐的话尚未了，法庭又把他的话来打断）
法庭裁判官：法庭上，一定再来干涉你。法庭上早已警告被告，凡他当为事实的事，是不准说明的，并且对了被告，既有这种警告的话，被告就不应用直接的言语，绕弯的方法，来讥讽本法庭的主权。凡是你倘以为事属可行，你想将来怎么样做，或者你倘以为事必可行，你要决定怎么样做的那些话，都要一律禁止不准说。你有话，再说呵。
吉乐：是呵，陪审的诸位先生们，我的愚见，想你们念了社会党左党宣言书的时候，你们就要明白宣言书所包罗的根本宗旨是什么。我要你们明白，我是崇拜这个宗旨，因为我要赞助这个宗旨，所以我登载这篇宣言书的文章。我一世的生命已经牺牲在这个运动之中。没有什么监狱，可以改变我这种高尚的心理，我是不求什么宽宥的。我承认我是个人单独的行动，我的心理，是完完全全，一点的错处都没有，倘我要把赞助的事情，丢掉不做，我就是自欺自骗了。你们对我怎么样的判决，我是不理会你们的，我们主张对于左党宣言书和办法的宗旨，一切都以为是极对的，资本主义已处在崩溃失败的地位，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拿工人，摆弄到说不出来的艰难困苦，照今日几千万人几千万人深受的欺凌残酷的形状讲起来。他们虽是明明白白的，甚在么虚设的德谟克拉西式民主共和的国内，实实在在都监在牢狱之中，并且没有……
（吉乐说到此处，又被法庭慌忙止住）
法庭裁判官：被告这种的说明，还是不准说的。你说人人都在牢狱之中，和人人受欺凌残酷的待遇，在本法庭上的面前，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你再说呵。
吉乐：众位陪审官，我所有问你们一切的话，就是要你们把宣言书上的话来揣摩揣摩，认明白这个宣言书，是担负社会中的新改造，政府中的新建设，今日的社会党，深信社会中要有一点新改造，政府中要有一个新建设的必要，所以竭尽他们的能力，猛向这个方面前进。
（达罗律师为吉乐案，向陪审员的辩护词）
达罗：我常疑惑，无论什么政府，总要做一两件违法的事，我又疑惑，无论什么革旧建新的大革命，要没有强迫和激烈的手段为后盾，总是做不成功。我不愿把那些政府来大大的研究，但是我对了那些政府，总是有些疑团莫释的意思。我这种话，你们因为有些人要受害。要说我不应拥护改革的事吗？为什么呢，诸位陪审员呵，倘若这个法律百年前就订下来，并且严密实行到今日，那现在的诸君，都是要穴居野处了。因为诸君今日所得的文明，乃是经历无数的革命，造就出来的，全世界的历史，都说继续不断的革命。所有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从革命上来的。这种进步，是无从禁止的，因为有些人，以为革命是一件正大光明应该做的事。你造高屋，不能说没有人跌死。你筑铁路，不能说没有人扎死。我所讲的呢，是按着那些遇着的事情讲的。法律家或者也要说，不错，那些所做的事，都是合乎法律的。所以我讲的，都是按着那些遇着的事实讲的。这种革命的理想，并非是一件稀罕可怕的事情，是不是呢？你们对于这种的理想，不是习惯的吗？根据这个法律，我有权可说，若以为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那就弄错了。要说是有人亦满意这种国家的社会，我却不敢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或者他是不懂怎样去改变这种社会，亦未可知。改变后或者我们还不如今日，那也是未可知的事，试问对于社会改良，是没有人含一滴这种理想主义的血吗？我可以断言是没有一个人没有的。这种国家的社会，不流血，是不能得猛烈的改革。倘若照我以上的说法，是可以当我为有罪吗？是可以当我为不拥护改革的意思吗？那拥护改革的意思是有的，罪是一点都没有的。我是不能聚集一群人，同他们说，“去把国家的首都，占领下来”，倘若我是处于那种的地位，诚然是很好，但是我现在，不是处于那种的地位，倘若当日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美国第一任总统）不能得胜，当然他是早已被人绞死了。人才出众的人，被人家绞死的很多。并且极恶的人，掌管这种杀人的事。这种恶人，是极多极多，一个时候就不晓得有许多的恶人。我不必对着他们请求说“现在须趁着这个时候，大家聚起来攻击亚尔贝纳Albany的首都，把那些社会党和无政府党，一齐驱逐出去”，我或者是不能去攻击，但是我只能说，把那些人都应该驱逐干净，将来的一日，或遇着别的时候，这种事难免不会有的，就要攻击在亚尔贝纳里边的人，被驱逐的人，就要攻击进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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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农制度研究（均〔李汉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五号
劳农制度研究
均〔李汉俊〕
一、劳农俄国之政治组织
马克思著了一部《法国内乱》的书，批评一八七一年巴黎的自治团，那书上有两句话：“劳动者单靠掌握现成国家的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做不到的。”照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若是要自行解放，应该要求一种怎样的国家机关呢？
《法国内乱》一书出版之后四年，即是一八七四年，马克思又著了一部《哥达纲领批判》的书，在这部书中，马克思很明了地解释上面的疑问。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革命的过渡期。这就叫做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
从那时起到现在，只相隔四十五年，于是这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就成了事实，在俄国实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万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提出了纲领二十二条，列宁曾经提起了下列的一个陈述。
“绝灭一切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目的，马克思是第一个人首先这样主张的。此种目的若不实现，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平民主义。但是这个目的，只有依赖劳农会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方能达到。为什么呢？因为劳农会制度，是使劳动者群众的组织，继续地而且绝对地参与国家行政，以前一切资本主义制度，都可以因此消灭于无形。”
由列宁说起来，唯有劳农制度与马克思在四五十年前所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治组织相当。所以他说：“巴黎自治团，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踏进了历史的第一步；劳农制度，踏进了第二步。”
列孟特洛宾斯说，多数主义就是“Aeepowertothesoviets”（一切权力都归劳农会）五个字，成就了革命的。但是劳农会，也不是专在获取政权的机关，实是代表旧政治组织的新政治组织。这就是应用马克思“劳动阶级单靠掌握现成国家机关不能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的话，造出来无产阶级国家特有的政治组织一个新标型。
所以劳农制度的研究，就是俄国现在政治组织的研究，又可说是马克思以来成为悬案的历史的问题的解释。
二、劳农制度思想的起源
列宁曾经对着美国红十字代表者洛宾斯大佐说：“我们的制度，曾受破坏于你们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制度，是认定现社会生活根底的社会的管理。”劳农主义既是一个制度，是一个组织。那么，这个制度的特质又是什么呢？列宁接着又说：
“我们的制度，就是把现时真正的力当作经济力，所以今日社会的管理，就是经济的管理。但是这种机关，是怎样组织的呢？譬如由巴克地方派遣出来列席全国劳农会是谁呢？那么，我们知道的，巴克是产石油的地方。巴克是产石油的巴克。所以巴克的代表者应该由从事石油业的人选举，应该由一些从事石油事业的劳动者选举的。”
劳农制度的特质是对于依据选举区而选举的依据产业而选举的一样。依列宁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对于资本阶级平民主义的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就两者的特质说，资本阶级平民主义，隐却阶级对立的事实，以地方的代表为基础；无产阶级平民主义，根据阶级对立的事实，以产业的单位所举的代表做基础的。
把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组织的制度，是劳农制度的根本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也不一定是俄国革命产生出来的。美国有名社会主义者德列翁在俄国劳农制度未发生以前，曾经主张过用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列宁在某社会主义杂志上，曾经把自己的思想和德列翁的思想比较批评，很佩服德列翁的先见。后来，他曾经引用德列翁书中一句话，作为共产党的纲领。
但是产业的代表的思想，可以回想到过文时代的。
一八三〇年的前后，是英国的工会运动最盛的时代，过文结合五十万的劳动者，组织全国大联合的工会。这时候在过文之下有名叫斯密司的人，在过文派的机关杂志危机之上，提出一个议案，主张废止下议院，代以职业议会，把各种职业作为选举单位，各种职业的代表委员会。可惜不久全国大联合的工会凋落了。“当年的斯密司，变成牧师节姆司埃里西亚斯密司发行家庭新报，思想完全改变了。他的关于新组织形态的偶然的议论，埋没在杂志之中，不复留意了。”这是波司喀特说的。
这种无产阶级的组织，曾经出现两次。依波司喀特说：“虽然是偶然的事实，但是到现在并不是纸上空谈，已经成了事实了。”这就是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在巴黎演出来了。这时候共和政治，已经布告，街市上唱起马尔塞革命歌，洛斯查尔男爵曾在稠人广众之中拥抱过一个劳动者。绅士阶级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也不能安然无事，政府内部，已经有了两个社会主义者了。内中有一人是全欧洲抱有实际的纲领的唯一人，即是路易布朗。当时布朗在劳动阶级中最有名望。“他每次开口能够使那些温和派战栗，他若是愿意的话，他很可以使巴黎民众，用暴力达到目的。”所以那些温和派的人，想使布朗不干与政局，特意给他全权，使他组织特别委员会，从事劳动组织。结局他组织了卢森堡委员会，这委员会由各种工场各种职业选举而成；其下更设有小委员会，代表各种的职业。“由产业来代表巴黎无产阶级的这个委员会，容纳布朗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不特热心支持，而且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也准备了赤色的候选人；当时常常发生的同盟罢工代表劳动者方面；又在某种职业中，这委员会已经强制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和制定最低工银的条件。”所以后来蒲鲁东也照样的在全法兰西都市，提议了这种的组织。
国民会议于是开会，反动的势力就充满起来了。于是七月间发生了社会主义者的革命运动，卢森堡委员，立即加入了，指导这种运动；可是经过三旧苦战之后，革命运动失败，委员会也消灭了。“马克思以及别的人，虽然没有留心这种革命的议会的重要，可是最初的劳农议会的方式，已经在这时候发生出来，不过为时不久复归消灭罢了。
所以照上面所述的看起来，从那时候起隔了六十年，这种思想，已经表现过三次，于是圣彼得堡的革命运动，就采取真的劳农议会形式显现出来了。
“一九〇五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可是当时的圣彼得堡的人民，因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总同盟罢工的结果，就得着那立宪预约的‘十月宣言’。这些罢工的人员，事实上多是彼得格勒的罢工者——中产阶级的分子也有些在内——的代表。但是这个委员因为有些农民代表加在其内，所以随着革命的进行，只尽了罢工委员会的职务，却失掉了劳农议会的特征。因此这个倾向，在未充分发展以前就被暴力扫荡了。”
代表劳动阶级的委员会，像今天这样采取含有组织无产阶级国家的意义的劳农议会名称，以这一次为始。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的劳农议会，虽然有人说是由那社会民主党中的少数党组成的；但是正确地说起来，劳农议会，还是从那时候革命形势的当中，自然发生出来的一种劳动阶级的组织。这也不是当时圣彼得堡的劳动者如此，就是全国的劳动阶级在阶级斗争形势达到一定阶段时，自然要发生同一的制度。列宁对兰松说：“我最初以为劳农会制度是俄国独有的东西，现在我才知道到处都有这种革命机关，不过名称上有种种不同罢了。”现在英国劳动者在工场委员会的名称之下，和劳农制度相同的组织，自然地发达起来了。
但是彼得格勒先年劳农会的组织，很依赖少数党的助力，这确是事实。就是基诺维夫也说：“一九〇五年的彼得格勒劳农会是少数党所组织的。”然而少数党并不觉得这种劳农会在将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的。在当时，列宁对于劳农会的观察究竟怎样，这也是有趣的资料。关于这一点基诺维夫曾经在《列宁一生及其事业》一书内，有下面一段说话。
“一九〇五年的时候，列宁不过看见过劳农会一两次，但是我很相信他从巴尔哥尼坐位的高地方，看到最初劳动者会议的时候，劳农国家的观念，必定已经印到他的脑筋里去了。或者他当时已经预先看到了劳农国家，晓得这种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型，必定有一天能够成为这一国的唯一的权力的。”
在一九〇五年的时候，列宁已经说过：“劳农会并不是今日出现明日消灭的暂时组织；也不是和工会相似的那种日常普通的组织；这个实在是在万国无产阶级历史之上，在全人类历史之上能够开辟一个新生面的。”
三、劳农会之发达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的时候，劳农会在俄国再现了。布拉伊斯说明这些劳农会怎样在革命风潮内发生的原因，曾经有下面一段说话。
“俄国劳动者的生活是欧洲所没有的悲惨穷乏的生活。他们在营养不足的状态中做长时间的工作，而且工场之中布满了刑事包探。农民的命运也是一样。俄国有半部分最好的土地，归大地主、寺院和皇室所有。他们耕种这些土地，也和农奴一样。所得的收获充俄国的军费，输送到外国去，他们差不多都为饥饿所逼迫的。自从经过三年的战争以后俄皇让了位，警察被劳动者拘禁在彼得格勒去了，哥萨克加入民众的方面了，这时候的光景也可想象得出来。
“这时候洪水完全泛滥了。全国到处都是兵士集会，劳动者集合于工场，农民集会于可姆建的周围。个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我们以后怎样做？从巴尔七克地方到太平洋，从北极地带到土耳其斯坦的阿亚西斯，这些地方非公式的自由集会，非常之多。这些事都是由那种脱离腐朽的旧社会形态的羁绊而流露出来的自由精神表现出来的。他们最初还是漠然的不甚明了，后来不久就探明了的办法，晓得建设社会新组织的粗杂的机关了。这就是劳农制度的萌芽。新社会组织，第一要紧的事，就是新规律。所谓劳农会的劳动者兵卒农民非公式的集会，就是担当这种任务。彼得格勒的卫戍兵，在三月革命第二回以后，下了布告，说以后没有劳农会副署的命令，一概没有服从的义务……这时候工场中劳动者也开会选举委员了。委员会规定工钱以生活费为标准，他们又检查了工场主的账簿，调查了战时利得的多少。
“一九一七年夏天，哥尔尼夫作乱，这时候劳农会的实力，才开始显现出来。
“兵卒委员会，把他们的同党，配布在电信队和铁路上，把反革命派的通信，一概停止，把该会的通信训令，传布全国。这时候反革命派虽然消灭了，可是战争还没有消灭。于是俄国人民心里，就发出和平国际的团结精神出来了。这种精神就成为无秩序无政府的状态表现而出，这时候，多数派若不率先顺应这种倾向努力运动，恐怕别的团体，也要起来干的了。所以多数派就首先起来指导这种运动，引向有秩序的途径。他们相信以战争为利益的阶级之间没有真和平。所以他们反对那妨害和平的阶级。于是革命的当初由非公式组成的兵卒委员会，依他们的要求便这种爱和平的冲动，成了合理的要求，在外面表现出来了。
“劳动者的委员会，也有同样的任务。一九一七年的夏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劳动者，依工场委员会之力，努力改善；但是他们每逢要管理雇主的行动的时候，就遭着劳动者的同盟罢工，而且有时遇着自卫军的反抗。一时又现出混乱状态，各劳动团体，互相争取缺乏的原料。于是这种劳动委员会，差不多变成替会员掠夺的委员会了。这时候，多数派于是起来了。十月革命以后，多数派得了政权，就使所有的劳动者委员会都得着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把没有组织的一切劳动者，都调动起来了。
“农民的方面，也是一样。一九一七年的夏天，地主对于农民土地委会，也行了一个反抗运动。农民中为首的人，都被投入狱，或遭惨杀，农也有掠夺地主的家宅图报复的。十月革命的时候，地方已经陷在无政府的状态。多数派掌握政权之后，立刻承认三月间各地农村所组织的非公式委员会为合法的权力，有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全社会谋利益的权利。
“农民之中又分富裕者和贫农，互相争夺大地主的土地，而农村中组织的农民委员会，又是贫农阶级的武器。于是在没有秩序的反逆的土壤中播成的种子，发出芽来，就在有秩序有规律的空气中长成了。”
照上述所述的看起来，劳农会是从阶级斗争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也不一定是按照多数派的理论组织的，也不是多数派亲自组成的。而且在十一月革命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在劳农会的势力比多数派还要大。但是能够预先看透劳农会历史的意义的，还是多数派。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单把劳农会看做是劳动者农民拥护经济上利益的“日常普通组织”，而多数派却能够在混乱状态内自然产生出来的劳动者组织之中看出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大呼“一切政权都归劳农会”的口号。所以劳农会的起源和发达，和多数派的理论并无关系，但是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劳农会，就和多数派很有关系了。所以波司克特所指摘的事实看起来，劳农会失败了多数也要失败的。假若社会革命党的左派，起来代替多数派掌握劳农会的政权，他们的政策，恐怕也要沿袭多数派已定的政策。譬如一九一七年七月间，有人造谣言，说多数派某分子是德探，某工场的人，公然把这个人解职，另选少数的人物继任，但是后来查明清楚之后，还是选用多数派的人。照这样看来，以后的劳农会中多数派的势力，有时减小也料不定，但是无论哪一派起来执政，总不能变更多数派已定的政策的。所以就这种地方说，在理论上劳农制的制度，就是多数派的制度。
四、劳农会之组织
劳农会是指俄国现在的政治组织说的，但是soviet的语义，本来和英语Councie（委员会或评议会）相当。简明地说起来，劳农会就是劳动者、农民、兵士的代表委员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各村落各都市之中，都有劳动者、农民、兵士选出的代表的劳农会。大都会之中又分区，区设劳农会。在起初的时候有许多地方，有劳动者的委员会和兵士的委员会并存的，三月革命以后，两种联合会，就联合起来，组织联合委员会，到了现在，都并在一起了。但是特殊的地方，劳动者和兵士，也有分别集会的。
农村中农民委员会，至十一月革命之后，才和劳动者与兵士的委员会相融合的。
各地方劳农会的代表者，集合起来，即是全俄劳农大会；全俄劳农大会，代表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劳农大会，选举全俄劳农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专任执行委员，组织人民委员评议会。人民委员评议会和别国的政府相似，列宁现在做的就是这人民委员评议会的议长。
以上是劳农会组织的大纲，但是除了各地方的劳农会和全俄劳农大会之外，还有两种地方的大会。其一，即是介在地方劳农会和全俄劳农大会的中间的组织；其二，属于别的系统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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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CT〔施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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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CT〔施存统〕
一
我这篇文章，只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可当做同志们全体底主张。我本不敢冒昧发表这种研究未熟的东西！只因（一）编辑员催稿太急；（二）近来对于我们误会的人颇多，所以才迫而出此。我很希望同志们或非同志们看了我这篇东西之后，能够细心去研究一番，再把研究底结果来纠正我底谬误。总之，我决不以为自己底话都对的；不过没有知道哪些不对以前，我却要当“不对”也为“对”的。真心改造社会的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是为社会，我们大家都当处处以“社会”为前提呵！
有一个朋友问我：“中国将来怎么样？”我说：“我不是活神仙，我不能详细告诉你这个问题；不过有一点，我很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就是‘中国人努力到怎样，中国将来才会怎么样’。”我觉得除了这个答案之外，再没有第二个答案了。社会革命，一半是“经济的必然”，一半还靠着“人们底努力”。社会革命，没有“人民底努力”，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单有“人们底努力”，没有“经济的必然”，也决不会成功的。所以马克思一面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一面却又极力主张革命。那些糊涂的社会主义者，要想专在议会里等社会主义底实现，不过徒见其梦想罢了。
我现在有两种根本信念：（一）无论哪一派社会主义，如果要将他实现，一定要搁在一个物质的基础上面；否则一定立不稳固，要倒下来。（二）无论哪一派社会主义，都不过是适用一时的，决不可当作永久绝对的真理。
由第一种信念而说，不管你主张什么主义，你总要找到一个物质的基础来。共产主义也好，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好，你们都应当筑在一个强固的物质的基础上面，才能摇不可动。不在物质的基础上努力，尽管你天天叫共产主义，天天叫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决不会实现。
由第二种信念而说，那么“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些原则，就不见得完全不能实现；但也不能一时就实现。据我底意见，无论哪种主义，未实现以前与既实现以后，性质上总有多少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提倡主义的人所根据的事实与实现那种主义后的事实有差异的缘故。
凡是在那个时代适用的东西，必然发生的东西，我们都不能非难他。阶级斗争，乃是在阶级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事情，也是只在阶级制度下面才能适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明了这一层，就不应该说什么“大家都是人，人与人是应该互助的”那种废话。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在一定社会下面一定发生的事情，而且也只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方能适用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本是一种革命手段，并不是共产党底目的；共产党底目的，乃在于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手段，并不是不可变的，我们也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最好的革命手段的；不过没有发现更好的革命手段以前，我们却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彼是最有效的革命手段的。无论哪个革命主义者，都应该采用最有效的革命手段。凡是在一个时代（或地方）适用的革命手段，我们都不能非难彼——除非有更适用的革命手段。
我虽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然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倡的几种根本原理——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却很相信有实行的可能，而且我们也是向这方面做的。据我所见，共产主义，非但不与这几种原理冲突，而且只有将这几种原理完全见诸实行，然后共产主义才算圆满达到。不过这里要明白一件事：这几种原理，决不是一时可能达到的，只是渐渐与彼接近的。那些要想从现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事实上是断断做不到的。事实上做不到的理由：（一）物质的生产力没有像那么样快的；（二）教育不能一时就普及的。我们无论实行哪一种主义，都应该有一种过程；不经过那种过程，什么主义都不能实现的。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我们反对“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实是不然的。我们非但不反对这些原则，而且是力求与彼接近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不能“自由组织”，而硬要实行“自由组织”，不能“自由联合”，而硬要实行“自由联合”等等。人们底组织能力，不是一天养成的，是要在团体中习练成功的。当渠没有“自由组织”能力的时候，吾人自然只有引导渠加入团体中练习组织能力；等到渠有了自由组织能力的时候，自然不成问题了。
据我所见，我们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所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倡的几种根本原理——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底能否实现的问题，乃是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要否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据马克思底意见，国家原是一阶级压迫一阶级的机关，等到阶级消灭，国家自然也要消灭的。所以我们底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也有例外），所以我们才起争论的。我现在不是做一般的争论，只是单从中国来观察一下，到底适用哪种手段。
二
讲到改造中国，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我常常想到改造中国底难处，不觉会失望。常常与许多朋友谈到改造中国底难处，大家都会束手无策。这种苦痛，我想不但我一个人如此，许多真心改造社会的同志，只要对于事实问题稍加研究，都会与我同感的。我虽是笃信共产主义，但也很知道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很困难的。岂但共产主义，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发达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如此，但我总不信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中国底无产阶级和青年是永远死的。有这一线希望。所以总想尽我底最善努力对于中国有所贡献。再三研究，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只有这个主义比较地能在中国实行；所以才决定终身为共产主义努力，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
实行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切产业底社会化”。换句话说：一切产业，都由社会来经营，绝对不许个人来经营。产业一天没有完全社会化，共产主义也便一天不能完全实现，私有财产也便一天不能完全废止。资本主义底根本谬误，在于“社会的生产，私人底占有”这一点。共产主义，就是要免除这个不合理的矛盾的。马克思看明了这个矛盾，知道资本家已经没有能力管理生产事业，非由社会直接来管理不可了，所以才来主张共产主义。他底共产主义，并不是他特别聪明发明出来的，乃是他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发现出来的。他看见物质的生产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向着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那里进步了，所以才敢断定共产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共产主义，如果没有这个经济的基础，那是一定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进步底结果——就是“经济的必然”。
但是拿这个话到中国来说，就有些困难了。有什么困难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中国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底经济的基础。不错，不错，这是很实在的，我是十二分承认的；没有经济的基础，共产主义是空想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非先解决不可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方法能使生产品急速地增加。据我所知，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底好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中都包含有；所不同的，只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所包含着的种种矛盾、冲突除去罢了（关于这个问题，拟另做一文，所以现在就不说了）。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生产力只会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增高，决不会比彼减少。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谈中国应否主张共产主义。
我想大声叫道：要想中国有希望，就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我们在中国提倡共产主义，决没有与马克思的主张冲突；就是马克思生在中国，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产主义。我在中国主张共产主义，有两种根本理由：第一，资本主义，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他一样；也是有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这两种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决不能并存于世界。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中国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我们自己如不起来这么样干，恐怕“人底世界”是不许这种贱骨头进的呵！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中国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过的“非人生活”，连张东荪先生都知道了，可见其“非人生活”底程度了。要想使无产阶级脱除“非人生活”过“人的生活”，就非发展产业，增进物质的生产品不可。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非但不能给与无产阶级以“人的生活”，而且还给与许多非常可怕悲惨于无产阶级；这是欧美产业先进国已经教训我们了的——就是上海等都会地方也已教训我们了。所以我们不敢用资本主义来生产，主张用共产主义来生产。而且用共产主义来生产，比用资本主义来生产，生产力要大得多；再加以公平地分配；那么使无产阶级个个都得到“人的生活”，便不很难了。总之，中国非赶快发展产业不可；要发展产业，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以很大的速力增加生产品，也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使无产阶级得着“人的生活”。这是从发展产业底见地看来，中国也非赶快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以上两种理由，是我根本赞成共产主义底理由。
“经济的必然”，乃是指一切社会底经济组织而说的；“人们底努力”，却要看各地底情形而定了。有一定的生产力，就有一定的经济组织；有一定的经济组织，就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反转来说，要造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必须先造成一定的经济组织，要造成一定底经济组织，必须先发展一定底生产力。总之，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底基础；基础不筑稳固，上层构造一定要倒下来的。所以我们要想造成共产的社会，第一就要把共产社会底基础筑得稳固才行。换句话说，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必须将他搁在一个强固的经济组织上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理，我们决不敢违背这个根本原理。我们相信：违背这个原理，共产主义决不能实现。我们遵从了这条原理，断没有与马克思底主张冲突。有些书呆子，读了几句死书，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配提倡才能实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被死书蒙蔽住了。还有些糊涂的朋友，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机械论、宿命论，这尤其是妄不可言了。你们拿这种话来反对，我们只有请你们再去研究，没有别的话好说。
无论什么人，总要知道自己底短处，才有进步可言。对于社会的事也然，知道那个社会底缺点，才有改可言。有些朋友，以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是中国底幸；我却以为不然，反以为中国底不幸。这不是我不近人情，实在是很有原因。我不是根本咒骂资本主义的人；我以为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至少有两种好处：一种是替社会主义筑了一个经济基础；一种是使劳动者团结起来。凡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多数产业，都已实行“社会的生产”，可说已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了；所以渠们实行社会主义，并不很难，只要把资本家推倒就行了。中国却不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可说是正待建造的。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产业社会化”，不管工业农业都要社会化。实行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就是用机器生产。工业固要用机器来生产，产业上可以用机器的也都要用机器来生产。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实行共产主义，比别国要加倍困难。拿现在底经济基础来行共产主义，当然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底缺点，自己既比别人加倍困难，就不能不比别人加倍努力，好好儿建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了。要建设这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产业不发达，人民无教育的国家，除了用政治的权力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有第二种方法——也没有听见人家说有第二种方法。大家想想：手工业劳动者和自作农如是其多（大约占全劳动者三分之二），除了借助政权之外，有什么法子能够实行共产主义？我们总要从事实上面去想一想，不要空抱着一个彻底的理想呵！
劳动者底团结，可说与资本主义底发达成正比例；资本主义发达一分，劳动者团结力也发达一分。英吉利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底标本，关于这个倾向，表示得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是英国，所以劳动运动发生最早的也是英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是英国，所以劳动组合最发达的也是英国（英美两国，贵族劳动者底发达，那是另一问题）。其余各国，也莫不表示这种倾向。中国资本主义最不发达，所以劳劲者也最没有团结。从此看来，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就不一定是中国底幸了。要使劳动者有强固的团结，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使资本主义发达；一条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政府，得着政治的自由。前一条路是缓进的路，就是英国劳动者所走的路；后一条路是急进的路，就是俄国劳动者所走的路。俄国劳动者，在三月革命时，加入劳动组合的，还不到四十万人；现在还不到四年，加入劳动组合的劳动者，已经快到四百万了。这种可惊的进步，就是劳工专政底成绩。渠们在这四年当中，竟做到英国劳动者需要四五十年才能做到的团结了。中国资本主义底不发达，劳动者底无团结，还远过俄国，如果不取俄国式手段，我真不知道中国劳动者几时才能做到英国俄国劳动者那样团结，几时才能起革命呵！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想在中国行共产主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是一件特别该努力的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中国还非常薄弱，我们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就非努力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现在的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已成的“经济的必然”很少，未来的“人们底努力”很多。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们底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
注：关于这一章，本来想列举实行社会主义种种困难而想方法解决之，哪知单单关于经济问题，已经写了这么许多，如果再写下去，离题愈远，篇幅也太长了；所以不得已只得写到此地为止，以后再论别的事情了。
三
在中国干社会革命，据我所知，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缓进的方法；一种是急进的方法。前一种方法，就是丢开政治，专门向社会上去活动，等到社会上多数人信从了那种主义，然后才起来干革命，从此把政府永远废除。后一种方法，乃是一面向社会上去活动，一面又向政治上去活动，有了少数人信从了那种主义，即乘机而起，将政权夺到手中，借政治的优越权来完成革命。我现在不是讨论这两种方法底优劣，只有研究这两种方法底效力。据我所见，一切革命手段，都无优劣可说；只要有效力的，都可说是优的。所以我们只要认哪种为最有效的，就采用哪种好了。
我现在假定前一种手段，是无政府主义所采用的手段；后一种手段，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采用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是都主张采用那种手段，我并没有一个一个都问过；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坚守绝对排斥政治活动那个信条，就势非采用那种手段不可。
炸弹、手枪，大家都知道是无政府主义者惯用的武器；少数人暴动，也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极端赞成，但这都不过是一种革命行动，要想由此得到革命成功，那便是梦想了。据我所见，如果真要使无政府革命成功，在未推翻政府以前，至少要做到下列两个条件：（一）已得全社会多数人信从；（二）已有多数强固的自由组织的生产者团体存在。没有做到这两个条件以前，无政府革命断不会成功（其实做到这两个条件以后，无政府革命能否成功，在我还是一个疑问）。没有得到全社会多数人信从，不组织政治强制机关，要被反对党推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没有多数强固的自由组织的生产者团体，就是没有经济的基础，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建筑的地方；所以无政府主义者，都很热心地帮助工团主义运动。有一个朋友说：无政府主义如不与工团主义联合起来，是不能实现的。这话实在不错。可笑自号无政府主义者的费哲民先生，在答存统底信中，举了一些什么商会呀，教育会呀，学生联合会呀，等等不相干的团体，当做中国可以实行无政府主义底证据，真要令人把肚肠都笑痛了。我真不敢知：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还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官僚式的团体存在。我尤其不敢知：这些官僚式的团体，于建设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不要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我只是说现在这种教育会、学生联合会，于建设无政府主义社会断断无用。我对于学生联合会不满，是对于团体组织不满，并不是对于学生个人不满）。
我很遗憾，我只听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说中国人民怎么样与政府没有关系；我没有听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说中国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可以实行共产。我起初以为他们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然又听说是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真令人莫名其妙。我真不知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是建筑在哪一种经济基础上面的？现在中国有没有那种经济基础？如果没有那种经济基础，又怎么样可以实行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这些疑问，我很希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给我一个详细解答！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别的问题，实在说得不少了，独独关于这个根本问题，却还没有人说过（也许我没有看见），真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目下中国，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没有的（只有一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没有的。这两种主义底经济基础，都是正待建造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虽然两者都没有经济基础，然有一个先后难易底不同。据我所见，即使要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必须先要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底圆满达到，或许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在现在底中国，我敢大胆说一句：要无政府不能要共产，要共产不能要无政府，二者不得而兼。大家说我是武断么？我就要问：（一）自由组织的生产者团体有多少？（二）自作农（听说占农民三分之二）如何能自愿地抛弃土地？（三）手工业劳动者如何能转为机械工业劳动者？（四）用什么法子使工业社会化？（五）用什么法子使农业社会化？（六）全国交通事业（特别是铺设铁道），如何办理？（七）全国生产事业，如何调剂？（八）对付反革命派，用什么手段？（九）对付半数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有什么办法（据小山清次君推算：中国有劳动能力的人，约占全人口十分之七；实际从事劳动的人，约占全人口十分之三）？（十）一向无组织无训练的人，如何能自由祖织？（十一）各国团间互相冲突，用什么方法处置？（十二）以现在中国底经济情形，能否“各取所需”？（十三）普及教育，用什么法子？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我要请教无政府主义者的。我固然也不迷信国家万能，以为有了国家什么事都可办；然我却很相信要解决上列几个问题，得了政治机关底帮助，总容易解决许多。总之，我底意思，要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总非借助政治的权力用很快的速力造成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否则，讲什么无政府共产主义，都是空话。现代的共产主义，根本筑在工业制度上面；没有工业制度，决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换句话说，工业制度一天没有稳固，共产主义也便一天没有完成。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使工业制度发达。
现在再讲那种缓进的方法，在中国是否适用；我看是不适用的。要想等到多数人信从了然后起革命，事实上也做不得。（一）多数自作农，决不会受我们煽动起来革命；（二）多数手工业劳动者，也不会受我们煽动而起来革命。除了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什么多数人可说呢？我们要知道：劳动者能于社会革命的，主要的是工场劳动者。中国工业不发达，全国机械工业劳动者，还不到一百万人，也可见人数之少了。从这种地方看来，要想多数人革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了。况且资本主义不发达，劳动者决不能有很大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的机会。在未革命以前，劳动者能团结的：一是工场劳动者，二是无产农民。除此两种劳动者以外，就很难团结。我以为这种单向社会活动的缓进方法，在中国决不适用。我们要在中国干社会革命，必须要从社会上政治上两方面并进，否则断断无效。
我是一个狂信少数人革命的人，我以为革命在事实上总是少数人的事。不过我这个少数人，并不是指几百人几千人，至少也指几十万人。我不信中国之大，绝以几千人几百人来成就革命。我所谓少数，乃是对中国全人口而说的；所以就使有几百万几千万人起来革命，我还是要说彼是少数人革命。俄罗斯底社会革命，在我看来，也是少数人革命。我所谓少数人革命，就是有少数觉悟的人就干，不必等多数人都觉悟了然后才起来干。总之，少数人革命者，非禁止多数人革命也；惟多数人不起来革命之时，则少数人亦不得不起来革命耳。换句话说：多数人革命，是缓进的革命（或者是不可能的革命）；少数人革命，是急进的革命；因为等不住了，所以才先干了。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底分别，决不能从人数多寡上去分别，应当从革命底性质上去分别。社会革命，简单点说，就是改变经济组织的革命。政治革命，简单点说，就是改变政治组织的革命。凡是要求改变经济组织的革命，不管人数多少，都可说是社会革命。固然，社会革命，同时也是要求改变政治组织的；然为主的目的，却在于改变经济组织。在中国干社会革命，同时也可说是干政治革命，因为我们同时还要向着那个专制政治革命，先求得政治的自由。中国政治革命，事实上并没有成功，劳动者并没有得着政治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要干革命，就要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合拢来干。我们第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借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我以为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法。
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社会革命的手段，也就是达到共产主义的手段。等到一切阶级都消灭，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失其效用。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有三种作用：（一）压伏有产阶级；（二）强迫小有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三）训练无产阶级。据我底意见，可以分为两种作用：（一）对付反对阶级；（二）对付自己阶级。前者就是压伏反对阶级，使渠们就我们底范围，使反对阶级渐归消灭。后者就是训练自己阶级，使个个无产阶级分子成为革命者，担任建设共产社会的事业。简单说一句，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造成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底唯一手段；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决不能实现。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事实上，起初只是少数人专政；这是不能讳而且也不必讳的。大家想想看；多数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者，怎么样就可以叫渠们来专政呢？叫渠们来专政，共产主义岂不是要糟了么！所以要想使共产主义没有危险，起初必定只有少数有觉悟、有训练、有组织的无产者专政的。总之，我们为拥护共产主义起见，凡是可以危及共产主义的事，必须要用一切手段来防止彼。这并不是我们要欢喜如此做，实在是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呵！
不过这里有三件事我们要弄明白：第一件就是加于无产阶级的强制力，与无产阶级底觉悟程度成反比例；无产阶级觉悟一分，加于渠的强制力便减少一分——一直到了没有强制力加于无产阶级为止。第二件就是无产阶级觉悟的人数，与无产阶级参预政治的人数成正比例，无产阶级多一个觉悟，就多一个参预政治的人——一直到了一切无产阶级都参预政治为止。第三件就是不必强制的事，决不主张强制。等到无产阶级个个都有觉悟、有训练、有组织、有教育，那时一定不必强制，只要大家商量好大家去实行就是了。我想将来人们除了服从生产上的指导以外，别的事情都可以自由。就是服从这个生产上的指导，我想也没有不自由；因为我们已知道彼非如此不可的了。服从这个指导，可说与服从医生的话一样。不听医生的话，我们就要生病或者会至于死，不听生产上的指导，生产就要不得法或者会扰乱社会。我们讲共产主义的人，对于这一层不可不注意。
四
我们现在再来研究：社会运动，是既拿到政权后容易干呢，还是未拿到政权前容易干呢？这个问题，不用说，我是回答前一种的，我是主张先拿政权的，我是相信中国社会革命不借政权是决不能成功的。我们要明白下面两件事：
（一）现存的政治组织，是我们干社会运动最大的障碍；政权拿到我们手里，非但除了我们干社会运动的障碍，而且还可仗着政治的优越权来大干特干。
（二）政治的优越，同时就是经济的优越；我们掌握了政权之后，就可以仗着这个政治的优越和经济的优越来建造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革命是要从下面干的，这话我十分承认。可是上面的障碍没有除去以前，在下面是很难干的这件事，我想大家也不能不承认。先拿取政权，至少也能除去这个障碍。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到三月革命后才能风起云涌地出来组织团体，实在是得了政治的自由底缘故。所以先从政治着手，借政治的权力来干社会运动，于无产阶级只有利决无害。无产阶级得了政治的自由，一定能于很短的期间成熟。俄罗斯底无产阶级，就是三月革命后才急速成熟了的。要想使无产阶级急速成熟，除了使无产阶级先得了政治的自由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如果愿意无产阶级早一点成熟，早一点脱除这种束缚，决不应该反对先从掌握政权入手（我是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气来干的，这里所说的掌握政权，是少数觉悟的无产者掌握政权。俄罗斯分为三月革命和十一月革命，中国却不必照那样做的）。
欧美各民主国立宪国的无产阶级，也是得着政治的自由以后才成熟的。为使无产阶级成熟，相当的德谟克拉西是必要的。中国虽然号称民主国家，事实上却仍旧是专制国家，无产阶级，什么政治的自由都没有的。在这种政治状态底下，无产阶级，是很难成熟的。无产阶级没有完全成熟，要想干社会革命，势非带几分政治革命的彩色不可。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分子，没有了渠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的。无产阶级成为实行社会主义最有力的分子，是既成熟以后的事；我们要使无产阶级成为实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分子，就非先使无产阶级成熟不可。所以现在如有人干政治革命，实行民主主义，我也是很赞成的。不过没有人干政治革命，我们又不能一时使得无产阶级完全成熟，我却主张一部分无产阶级成熟了，就来干社会革命，把政权握到自己手中，使无产阶级急速成熟了的（即使无产阶级能够在现社会完全成熟，我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因为彼还有别的作用。这里恐有误会，所以声明一句）。
我相信要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非从教育上用功不可。但是现在教育底权柄不操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施行教育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是口头宣传，二是文字宣传。就是这两件事，也难得普遍；因为有（一）受政治的障碍；（二）受经济的限制；（二）受文字的限制；（四）受生活的压迫四种原因底缘故。如果政权拿到我们手里，除了不识字一时不能使渠们都识字外，其余三种原因，可说都是没有。文字宣传虽不能普遍，口头宣传可说是容易普遍的。到了那个时候，既没有种种障碍，大家努力宣传，我敢断定能以短□期间得到很多信徒。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底势力，一定是一天盛似一天；共产主义底信徒，一定是一天多似一天。我们再在这个时候，借着政治的权力来实施强迫教育，使全国人民个个都识字，个个都信奉共产主义。只有从智识上彻底了解共产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所以我们一面虽然要极力防止渠们有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一面却要设种种方法教育渠们相信共产主义。等到大多数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方才建筑得起。要使大多数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却非信赖教育不可。简括地说：一方面要行强制；一方面要施教育。最后的完成，却要靠教育。
政育底用处，在于使人们信共产主义。然而单靠“信”是不行的，“信”了之后还须要“做”的。这个“做”，就是从经济上做了。我们共产主义者，一面要从教育上去做，一面却要从经济上去做，总要比一般非共产主义者格外吃苦地去做。我们这种做法，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教育，能给一般非共产主义者以一种好影响。我们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我们底能力，帮助无组织能力的无产阶级组成种种团体，使渠们习练团体组织，团体训练。有了强固的生产者团体，才能从事社会主义的生产。而社会主义的生产，一定要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然后才没有危险。要生产力大，必须要服从生产指导者底话。我们为建造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起见，实在是非如此不可的。所以，我们共产主义者，必须要把这个道理使无产阶级个个明白，同心协力建造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无产阶级个个加入政治团体，个个与政治发生关系。无产阶级的政府，必须要做到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府。我们共产主义者，必须引导无产阶级个个参加政治，个个发生政治兴味，个个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要告诉渠们：要完成无产阶级底解放，要完成全人类底解放，要完成社会革命，必须无产阶级都起来做一个革命者。这个政治组织，就是完成社会革命的机关。我们为完成革命起见，无论如何，总要使无产阶级个个参预政治。
以上教育、经济、政治三件大事，在无产阶级没有握到政权以前，都是很难办的。既握政权以后干社会运动，比未握到政权以前干社会运动要容易得多多，这是很显明的。前者有政治的优越和经济的优越，后者有政治的障碍和经济的障碍，刚刚正相反对。所以拿到政权以后，即使不能积极地建设，也能消极地免除障碍；何况我们正要凭借政权来谋建设呢！我现在再把无产阶级先掌握政权的好处，简单写在下面：
（一）能使无产阶级急速成熟；
（二）能使无产阶级在短期间就有强固的团结；
（三）能使无产阶级在短期间就得受教育；
（四）能使无产阶级在短期间就可以做到八点钟制；
（五）能使无产阶级在短期间就可以得到合理的工银；
（六）能使无产阶级在短期间就可以免除失业的苦痛；
（七）能使无产阶级底生活，在短期间就得了保障；
（八）能使无产阶级底身体，在短期间就得着自由；
（九）能使无产阶级底家庭，在短期间就得着安乐；
（十）能够用以压伏反对阶级；
（十一）能够用以抵抗国外压迫；
（十二）能够用以帮助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十三）能够借彼没收土地；
（十四）能够借彼集中资本；
（十五）能够用以帮助造成全国铁路；
（十六）能够借彼强迫不作工的人作工；
（十七）能够用以帮助别的建设事业。
总之，我认为政权是一个完成社会革命的东西。在中国这种产业幼稚国谈社会革命而不主张利用政权，真可谓玄之又玄的玄想了！
五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在中国干社会革命，必须要利用政权，大概总可以明白了。我现在所要说的，却是怎样夺取政权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目前第一个重大问题，我们都非仔细研究不可。据我近来再三研究底结果，只有下面一个方法：
由无产阶级、兵士、学生三角联盟形成的直接行动，我现在再把三者关系，画图如下：
这个图底意思，简单点说，就是：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最有力量的人，是无产阶级和兵士；然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无觉悟的，不懂社会主义的；要使他们有觉悟，相信社会主义，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他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等到无产阶级和兵士相信社会主义的多了，然后三者团结一致，利用机会，猛然干起社会革命来，把那个地方底政权夺在我们手中，凭借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据我所知，只有这个方法，才是最有效力的。
学生本身，本是没有什么力量的；然而一加入其他团体之中，就很有力量了。学生因为环境比一般无产阶级和兵士好，所以就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也便容易为社会牺牲。青年学生，虽然也有少数腐败的，然而大多数却总是纯洁天真的。现在各种社会主义的书报，看的人要以青年学生为最多，信的人自然也不少。我想在中国干社会革命，学生诸君底责任是很重大的。没有学生诸君，社会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目下中国，能够做宣传者的，大概只有学生。无产阶级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兵士尤其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学生可说是这两者底关键。没有了学生，无产阶级和兵士，就不能在同一主义下面联合起来。这样看来，学生诸君底责任真重大呵！学生诸君！你们应当怎么样尽你们底责任呵？
学生诸君，既然要向无产阶级和兵士去宣传主义，第一就非自己有组织有联络不可。各学校有觉悟的学生，都可以集合同志组织主义上的团体，再与那个地方同性质的团体联合，同时也与全国同性质的团体联合。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最主要的是互相研究各种宣传方法，把研究所得，施诸实行，把实行所得，又拿来研究。如此做去，宣传方法，一定可以一天一天地有进步。社会革命，第一要拿努力宣传，所以宣传方法是很重要的。
我常常与朋友谈起宣传社会革命，没有不说日本比中国容易。这里有两种原因：（一）日本虽然是一个君主国，然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许多中国政府查禁的书，日本反能公然出版，中国却不然，那班糊涂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拿着“过激派”一个名词就可以枪毙人。（二）日本劳动者，到底总受过四五年教育，所以都看得懂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的宣传品。中国却不然，劳动者连自己底名字都不认识，怎么样叫他们能看各种宣传品呢！所以在中国用文字宣传社会革命，只能宣传到一般学生，多数无产阶级还是宣传不到的。中国的兵士，也是多不识字的，所以用文字也宣传不到他们头上去。由此观之，在中国宣传社会革命，主要的是在“口”不在“笔”了。只有用“口”宣传，才能普遍，才能宣传到有力量的人底头上去。这里所需要的“口”，就是学生诸君底“口”。
学生诸君，如何才能应用渠底“口”呢？我们为学生诸君要好好应用渠底口，有两种方法：（一）露天演讲；（二）投身工场和加入军队。前一种方法、在校的学生可以实行，为主的是宣传一般无产阶级。后一种方法，出校的学生可以实行，为主的是宣传工场劳动者和兵士。这两种方法，据我看来，主要的还在后者。前者散漫无组织，只有一时的力量，后者统一有组织，却有持久的力量。担当社会革命主要的分子，到底要对工场劳动者和兵士。我们为宣传这两种人，要费十分力气。
先讲宣传工场劳动者。现在中国工场劳动者，大半都是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人。要想使他们有自觉、有训练、有组织，就非我们投身工场，与他们亲近不可。我们站在圈子外面来讲劳动运动，是不成功的。我们要干劳动运动，必须我们自己亲身跑到劳动者群里去。我们跑到劳动者群里去，然后才能好着手组织工会等团体。工会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谋劳动者生活底向上，与资本阶级作斗争；一种是训练劳动者，预备将来管理生产事业。我们为干社会革命起见，工会是必须赶紧组织成功的。不过工会底作用，实际上是随劳动者底觉悟程度而改变的。这一层，投身工场的朋友，要善于引导，总要引导多数劳动者渐渐倾向于社会革命一途才好。
再讲宣传兵士，我是认为非常紧要的。武装在人家手里，我们怎好讲革命，这是很浅明的事。中国是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国家，全国机械劳动者还不到百万人；所以即使全国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其实事实上决不会有的），也不会影响到政治上去的。你们总同盟罢工了，他们用军队来压迫，你们怎么样？即使他们不用军队来压迫，单用经济来压迫，已足制你们底使命了！我是很赞成总同盟罢工的人；但我以为总同盟罢工，只有得着军队底援助，才能成功社会革命。单用总同盟罢工一种手段，决不能成就社会革命。况且总同盟罢工这种手段，中国实在无法应用。我们要知道：武装在他们手里，“力”只有“力”能抵抗。所以在中国谈社会革命而不主张用军队的，简直是笑话。我是极端赞成宣传兵士起革命的；但宣传的方法，却要十分慎重。万一方法错误，便会贻误全局。我以为我们要兵士真正相信主义，为主义牺牲，必须自己加入军队里去。我们加入军队里，与兵士做朋友，知道他底性情，然后才可慢慢地在无形中宣传。否则，站在门外，投了几本小册子，说了几句空话，纵使一时能够激起革命，也是非常危险的。从前运动政治革命的人，只晓得向下级军官宣传，以致一般弟兄们，及到看见挂起“民国”招牌的时候，还不知道“民国”为何物，实在可为殷鉴。这种覆辙，我们现在千万不应该再踏。我们现在要运动社会革命，应当直接加入军队去运动弟兄们去。我们要去运动一个一个的弟兄们，使弟兄们一个一个地相信我们底主义，能为主义去牺牲。我们不要多，我们只要真，要运动到一个就能算得一个。这样运动法，大概每人至多只能运动十个人。如果要运动十万兵士，至少要加入一万运动者去。这种运动者，大部分都要学生诸君去做。不是这样运动法，决不能成为真的赤军。或者有人看了我这个话，以为太难，要问这许多运动者到哪里去找；那么我只得说：朋友！难道你以为干社会革命是容易的事么？哪里！哪里！！社会革命，没有许多人吃苦，没有许多人牺牲，哪里会成功！！！中国要是不致于绝望，我想一年一年地干下去，总有许多勇敢有为的青年出来挑这付重担子的！如果竟是没有这许多青年起来挑这付重担子，那么我们自己也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罢了！
此外还有一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是非联络不可的。这种人就是商店劳动者——伙计学徒们。商店劳动者，有许多人目为商人，不去注意渠们。其实这是错的，渠们也是一种劳动，渠们也是被掠夺的。我们所反对的是掠夺的商人，并不是渠们。在社会革命时，商店劳动者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叫渠们利用其熟手，把所存的货物计算出来，用一个公平方法分配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如果没有商店劳动者加入，那么占领商店，分配货物，一定要发生大困难的。我们为使将来分配问题容易解决起见，现在就不可不联络商店劳动者，使渠们也来参加社会革命。我希望商店劳动者，自己起来组织团体，做无产阶级应该做的事；同时我们共产主义者，也应该努力帮助渠们组织团体，促渠们觉悟。
无产阶级，范围很广，如工场劳动者、商店劳动者、交通劳动者、运输劳动者、佃户、农业雇工、小工、失业军，及其他一切无产者都是。这些无产阶级分子当中，最有力量做社会革命的，就是工场劳动者；因为渠们在经济上占最重要的位置。我们总要尽我们底能力把这些无产阶级分子与兵士、学生等联合团结起来，趁着机会，一同起来干社会革命，把那个地方一切政治机关、生产机关、交通机关、教育机关、贩卖机关，等等都夺在我们手中，建起无产阶级底最高权，拿这个最高权去完成社会革命。我们要想达到社会主义，只有这个法子，除此再没有第二个法子了。我们底社会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学生、兵士三角联盟成的直接行动”才能成功。这三种人，各有各底作用，缺一就不能成功。
不过这样大的计划，实行起来，还须要细细讨论的。万一冒昧从事，遗误大局，那真是百死莫赎！我们这里有一件最可怕的最该谨慎的事，不可不先知道。什么事呢？就是：万一事机不密，或者同志告密，那就见事糟了！所以我们同志，应当大家谨慎，应当互相劝勉，应当互相监督，万万不可做了社会革命底罪人！
六
现在我很听见有人在中国里说：“劳工专政，劳工专政，不过造成几个袁世凯第二罢了！”我对于说这种话的朋友，非常感谢，因为渠们肯先对我们下这种警告。不过我这里所感谢的人，乃是坦白无私真为社会的人；至于那些无耻的政客先生们，要想着借这句话来反对我们底主张，我们却只有冷笑着道：“先生！只要你不去奔走袁世凯底门下就好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平心静气地细细研究，要先研究为什么会有袁世凯这种人出来，然后再研究袁世凯这种人能不能在劳工专政的时代发展其野心。为什么会有袁世凯这种人出来，我底答案如下：
（一）以一个抱君主主义的人，做民主主义国家底总统；
（二）在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没有拥护民主主义的阶级和兵士；
（三）自从袁世凯做总统日起，一直到做皇帝日止，没有一天不逆民主主义而行；
（四）民主主义者，变节的变节，出亡的出亡，没有一个握到政权。
大家想想：有了以上四种原因，袁世凯之胆敢称帝，发展其个人野心，自然不足奇了。但我们现在再换一面来看一看：假定（一）袁世凯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二）国内有拥护民主主义的阶级和兵士；（三）一天一天向着民主主义进行；（四）一切政权，都归民主主义者掌握。那么纵使袁世凯抱有野心，要想专擅自利，事实上也自然做不到了。
这样看来，使袁世凯得以发展野心，为所欲为者，并不是袁世凯自身，乃是民主主义者呵。为什么呢？因为民主主义者（中国那时究竟有多少民主主义者，与我这里所说的没有关系）没有将政治革命弄好，就与非民主主义者妥协。与反对阶级妥协，这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根本反对的；所以我们决不会有自己干社会革命而让人家掌握政权的事情。
我常说：假使这十年来，由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来掌握政权，中国一定要比现在好得多。可怜中国没有许多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中国才糟到如此。辛亥革命，之所以不能造成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不是别的原因，实在是民主主义者实力不足。然而辛亥革命，自有彼历史上的价值；吾人断不当因为彼没有成功，就根本否认彼底价值。至于造成袁世凯等专制魔王，其实乃是社会底罪恶，断难归咎于民主主义者，尤其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存在了。“越革命越坏”乃是一般反对革命的人无常识的话。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我们革命党总万不应该有。我们要责备从事辛亥革命的人的，只是说渠们无志气，不应该没有将一切遗孽除尽以前，就苟且议和起来。其实这个责备还是无用的，因为那时除了少数人以外，懂得什么民主主义，只要有官做就是了。总之，我所不满意于辛亥革命的，乃因为彼是不彻底的革命，不完全的革命，并不是因为革命后所发生的坏现象，因为那些现象决不是革命所带来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军阀跋扈，就骂到辛亥革命头上去。如果现在北京那个政府，是民主主义者所组织的政府，糟到这步田地，我们或者还可以去骂骂辛亥革命，无奈不是的呵。就算彼是民主主义者所组织的政府，也不该骂到辛亥革命头上去；因为辛亥革命，乃是一桩必然爆发的事情，呵！我们现在的问题，决不是过去革命好坏问题，乃是将来革命如何问题。将来革命底方法，我想只有我上面所说的一个方法。能否实行这个方法，却完全在于人为。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是完全劣种，我想决不会到终都不能实行这个方法的。我们决不愿像辛亥革命那样干了一半就停了不干，我们必须要干到底。除非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没有实力能够夺取政权；要是一旦夺得了政权，我想决不怕非共产主义者如何反对。我们尽我们底能力如此干了，如果终不成功，我们自己却也可以对得起自己底良心了！
无产阶级专政，在事实上，起初一定只是少数人专政？这是没有法子的。在这种产业幼稚，教育幼稚的国家，势必非少数人专政不可，或者应于事实的必要，竟致于有个人专政的场合。同志某君说：“我们虽主张阶级专政，却不赞成个人专政。”这话自然不错，然我以为在某种事实的必要上，如非个人专政就要危及共产主义的时候，我却极端赞成个人专政的。是否有这种事实，我不得而知；假使有的话，我是极端赞成个人专政的。我以为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有这么一个信条，就是“为主义牺牲一切”。我常常想：我们连生命都要牺牲，怎么一时的个人自由都不能牺牲？主义重要，还是一时的个人自由重要？革命家尚不能牺牲一时的个人自由，还有谁能牺牲一时的个人自由？我愿我们同志大家都要“为主义牺牲一切”！
无产阶级专政，最初一定要事实上的领袖，这是不能否认的。关于生产事情，非有专门家指导不可，这也谁都不能否认的。不过这种领袖，完全是能力问题，对于领袖个人决无特权可说。只有像列宁那样刻苦、牺牲、坚忍、温和、诚实……的人，才有做无产阶级领袖底资格。中国有些妄人，只知道列宁是劳农政府底首领，不知道列宁是那么样一个人，便妄然以中国列宁自命，真是可笑又可怜。我告诉你：列宁底人格，列宁底精神，只有七个大字，就是“为主义牺牲一切”。你自己把脑后摸一摸，你能做得这七个字么？我很佩服列宁先生，我很希望大家都学列宁先生；所以我很不愿大家把“人民委员长”五个字，认做列宁先生！
说到这里，又该说到袁世凯了，就是要说劳工专政的时代，袁世凯这种人能不能发展其野心这个问题了。这里又可以与前面对比一下：
（一）一定要抱共产主义的人，才能做无产阶级底领袖；
（二）无产阶级的国家，一定有拥护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兵士；
（三）我们一定一天一天向共产主义去做；
（四）一切政权，都握在共产主义者手里。
我们既然能够做到上面四个条件，哪里还怕什么袁世凯！我现在再细说几句：袁世凯要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决不会做什么皇帝梦。辛亥革命，如果民主主义者得势，决不会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如果没有旧有的爪牙，决不能发展其野心。袁世凯底军队如果是相信民主主义的，袁世凯决不敢作皇帝。中华民国背后如有拥护民主主义的阶级，袁世凯决不敢专擅自恣。总之，袁世凯之所以为袁世凯：（一）他本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二）他拥有私人军队；（三）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力与他对抗。有了这三种原因，他自然敢为所欲为了。
这样看来，所谓袁世凯者，不过是旧势力底代表罢了。如果把这种旧势力根本铲除了，哪还有什么袁世凯呢！我们只要问自己有没有能力铲除这种旧势力，不必管什么袁世凯不袁世凯。我们没有能力铲除这种旧势力，自然只有任袁世凯在那里专制了！我们要明白：我们不革命，也是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不是我们革命造成的。你看：袁世凯之后有些什么人，什么段祺瑞哪，冯国璋哪，张勋哪，张作霖哪，曹锟哪……这一些东西，是哪个造成的？我们专门向社会上去活动，难道这些东西都会自己消灭了不成？
有人说：“我们所谓造成袁世凯第二，并不是指真正干社会革命的人而说的，乃是指借着社会革命底名义来实行个人揽权的野心的人而说的。”我说：“朋友！你所说的这种人，是不是从现在才发生的呢？他们要实行个人揽权的野心，有什么名义不可以假借呢！难道我们不主张劳工专政，他们就不会假借这个名义么？这个权一天没有夺在我们手里，总有一个野心家在那里揽的，我们又何必妄生差别呢？我们只要问这个权应不应当归无产阶级手里，不必管什么有没有野心家在那里利用。我们只要干我们真的就是了，不必去管人家干假的。真的成功之日，就是假的灭亡之时！”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领袖不会变节，又有下面几种理由：
（一）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袖，都是信奉同一主义的人，大家都为主义努力，为主义牺牲；所以一旦有人背叛主义，势必为众所弃。
（二）无产阶级领袖，只有职务比别人多，并没有关于个人的特权。
（三）无产阶级底领袖，并没有一个私人军队，并没有一个是他底底下人。
（四）无产阶级底领袖，一定是平日为无产阶级所敬佩的人，那么他底人格一定是很可靠的。
（五）无产阶级底领袖，一定是共产党的老同志；他如有什么野心，一定早已被人觉察了。
（六）凡是共产主义者，一定是互相监督的。
（七）无产阶级底领袖，一定要以无产阶级底利害为利害。
（八）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筑在无产阶级上面的；纵使领袖变节，国家也决不会动摇。
（九）无产阶级底领袖与一般无产阶级保有密切关系，无产阶级能够时刻监督着领袖。
（十）无产阶级未掌握政权以前，已经有许多无产阶级分子及兵士相信共产主义；既掌握政权之后，无产阶级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一定一天一天地增加，共产主义也便一天一天地稳固。这个时候，决没有一个妄人，胆敢冒犯多数人意志，而逞个人底私欲。
总之，只要使大家真正信奉共产主义，能为共产主义牺牲；即使有野心家，也无所施其技。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决不会做了领袖之后反而变节。照上面所说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与野心家两个名词，可说联合不起。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怕什么野心家！不过话虽如此说，我们却仍旧不可不十分审慎。我们现在组织团体固要非常审慎，就是将来掌握政权也要十分留意，总要极力防止这种野心家发生才好。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俄罗斯同志们做得，难道我们就做不到么？同志们！互相勉励，互相监督，同心合力，建设共产的社会！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
夺取政权（无懈〔周佛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
夺取政权
无懈〔周佛海〕
社会改造！社会革命！这种思想，这种呼声，这种运动，最近就是在暮气沉沉的中国，也如旭日东升一天天地高起来了。因为处在这现在这样恶劣，残忍，恐怖，烦闷的社会状态，社会组织之下，设若还不知道起来革命，改造，那真是感觉麻木，差不多和木石一样了。中国人既然也是人类，也有感觉，也有理知，当然也就忍不住现存社会底压迫，要讲点方法来改造他，所以现在社会改造的呼声，运动，乃是时代底要求，现存社会底产物，不但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反是救人济世的福音！
但是改造这种事业，并不是开起口来只管说，闭着眼睛乱去运动就可以成功的。第一，要问我们究竟要向着什么目标去改造？第二，要问应该怎样去改造？换句话说：就是第一要定改造底目的；第二要讲改造底手段。没有目的的改造运动，固然是毫无价值；目的既定而不讲究确实的手段去一步一步地实现，这种目的也是空想的，拿来自慰，解闷还可以，要来实行改造社会那就没有用了。
我们应该向着什么目的去改造？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本志第一号《俄国共产政府成立的三周年纪念》一文中说明中国要照着共产主义底原理去改造，又在本志四号内的《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共产主义？》一文中把我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区分明白了。做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以共产主义为我们改造底目标。现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改造的手段。
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去改造？我答道：第一就是要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别作文说明的必要，因为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惟一手段，我们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这是不待多说已经明了的事。然而中国现在还有两派号称社会改造的人，标榜社会活动，讳言政治，来反对主张夺取政权的，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一说夺取政权的必要。
这里要先申明一句的，就是我所谓的夺取政权，并不是说用什么议会主义去和有产阶级鬼混，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乃是说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有产阶级，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
哪两派人讳言政治？一是一般稍有觉悟的青年；一是无政府党人。我现在把他们分头说起来。
我也不用什么高深的学理来反对他们，也不把马克斯，列宁底话搬来作论据，单只平平凡凡地就实际上来论断，他们底理想是空想而无实现的可能性。
现在一般稍有觉悟的青年，看见十年来共和政治闹得乱七八糟，社会事业因而停滞，遂对于政治失望，以为政治是靠不住的，要以社会活动来改造中国，于是有提倡从下面改造起，以为下面的基础稳固，上面的政治自然要好的；有提倡部分的改造，以为各部分若都改造了，由各部分而合成的全部也自然要好的。其实这种想法，乃是大错特错，果真能如他们底愿，下面确实都改造了，上面的政治，能如他们底预料，自然要归于好，也未可知；果其能如他们底愿，各部确实都改造了，以各部内合成的全部，能如他们底预料，自然要归于好，也未可知，但是设若下面不能如他们底愿得达到改造的目的，上面究竟怎样办？各部分不能如他们底愿得达到改造的目的，全部又怎样办？然而实际上确是这样。上面的政治没有改造，“实际”这位老先生，是不许下面得完成改造的；不从全部改造下手，“实际”这位老先生，他是不许各部分能完成其改造的，读者不信，我试从政治，社会那方面说来。
先就政治方面来论：我们既生活于现存的政治之下，那么一切的活动，没有不和政治有关系的。设若我们能够不管政治，去到各方活动，改造，政治也不来管我们，让我们去活动，改造；那么，我们就可从别方面去改造，谁还一定说硬要从政治改造起呢？但是我们虽然不愿意去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我们：就是我们虽然不去反对政治，政治却要来反对我们；我们虽然不去破坏政治，政治却要来破坏我们，政治决不因为我们不去管他，他也就不管我们了。那么，我们去做哪一件事，可以脱出政治底势力范围呢？所以你要去办一种社会事业，他不是来妨碍你，使你不能成立，就是来阻止你，使你不得发展，甚或把你苦心经营，著有成效的事业，连根带株一起打翻。即使他不是专门地来摧残，而他所生的恶影响也足以使我们底企图不能成功，现在举几个具体的例来证明：设若你要去办学校，立医院，他们打起仗来只要两炮就请你底事业化为灰尽；你要去办报纸，设若稍触他们底忌讳，不是即刻转闭，就是禁止邮递；你要去办工厂，开矿山，他们就要先把你底资本敲去一半，此外还要时时孝敬；你若想去教育人才，他们不是停办学校，就是积欠薪水。总而言之：现存的政治势力，设若不根本推倒，无论你用好大的力，在哪一方面活动，他不是站在你前面来阻拦。就是跟在你后面去破坏，在这种破坏势力底下面，请你去从下面改造！请你去从各部分改造！所以我们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反过来说，就是设若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推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就不独可以免掉政治上的种种障碍，并且可以得政治上的种种帮助。但是我并不是要大家都不要办报，都不要办学校，都来抢夺政权的，我底意思是至少也不可忘记夺取政权的必要，至少也要一部分人来献身于这种活动。我又不是说把政权一夺取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一切社会事业都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好的；我是说设若现存的政治，让他照这样继续下去，一切社会改造，都是做不成功的。所以我奉劝各位抱改造志望的青年，切不可蔑视政治，切不可以为夺取政权，乃是阴险政客，卑鄙官僚底行为，我们要结合无产阶级底全体，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以为改造底第一步。
再论设若我们不先夺取政权，现存社会要使我们底改造不成功。因为现存社会底一般心理，习俗，都是和我们底改造相反对的，不信试看下文。
要论一般社会对于改造是什么态度，先要论改造对于一般社会应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未免太滑稽了。因为既然说改造社会，当然对于社会取矫正，打破的态度，还能取顺从的态度吗？话虽这样说，然而有许多自命为社会改造的人，而怕拂逆社会一般的恶因袭的。他们拿着“中国不适于⋯⋯”这句话来反对一切。你既主张土地公有，他就说：“中国农民不适于共产制度。”你主张劳农专政，他就说：“中国人民不适于劳农制度。”中国人民是否适于共产制度，劳农专政，暂置不说，但是我们既认现存的风俗，习惯，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要来把他破坏了，而创造一个较好的新的，断不能因为社会喜欢这个旧的，不适于新的，就仍旧地不管他，譬如一般社会心理是习于保守的，我们就决不能怕反逆社会一般心理，而不来鼓吹进取；社会一般心理是只顾目前，我们就决不能怕反逆他而不来鼓吹图久远。总而言之：对于旧社会，要取打破的态度，决不能取迎合的态度。决不能取迎合的态度，那么，我们要改造，就无往而不遇反对了——积极的或消极的。我们要去开矿，他们就说破坏了风水，取积极地态度来反抗；去乡村去办学校，他们说是教洋书，不送子弟来入学。这些从社会心理，迷信而来的障害，只要有点实地经验的人，没有不感觉痛苦的，记得我们邻村有几位热心的师范生，把村内的一个什么庙，费了多少心血改为学校，不幸五六月间接着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于是农民就聚众围那个学校，说都是他们把菩萨赶走了，以致菩萨作怪不肯下雨。其结果不独学校被拆毁。连办事的几个人，差不多有性命之忧。诸如此类，社会的因袭，妨碍种种革新改造的势力，比较政治的还要大。但是我们怎样来排除这一切反对和障害呢？用教育去开化吗？这固然是好的，然而他们不来受教育你便怎样？去演讲劝导他们吗？这也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来听，或听而不行，你便怎样？所以于教育以外，还要讲个积极地强迫手段来行，这个手段就是用政治上的势力来压制，要做一种革新事业，若要等到全社会都觉悟了，乐于从事，而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时候才敢着手行，恐怕人类底历史，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停滞了。一般社会上的人，差不多都是偷安因袭的，没有一种势力在后面逼迫，他们决不肯动的，岂但不动，还要来积极地反对。我听说南通底教育，实业，被张謇很办得有个样子了，我心中不佩服张謇，而佩服南通的人民，因为他们不起来反对。后来一个南通的朋友反对我说，何尝没有人反对，就是现在还有人恨张謇，不过他拿着清朝状元、民国总长的招牌来强迫，所以拆房屋修马路，毁庙宇办学堂，破风水开矿业，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于此越信要排除社会底恶劣习俗，要为“改造”这位先生清道，非用政治的力来强迫，是不成功的。
上面是从政治社会两方面，证明若非先夺取政权，次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的；换句话说，就是改造的大事业，决不是从下面改造起或部分改造所能成功的。一般有觉悟的青年，你们切不可忽视政治呀！
然而一定有人问我道：“据你上述的妨碍，只要政治一清明，就是有产阶级执政，也可除去的，为什么要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疑问也很有理。不过我上面虽只举出教育实业两问题，然而不是说社会改造，只有振兴教育.开发实业这两件事，其余都可以不做的；我是说就是极平常，极和平像兴教育，办实业这两件事，都这样受政治上社会上的反对，还说其余的根本改造？这种根本改造，就是革有产阶级他自己底命，即使他底政治清明，他能办到这一点吗？所以我说夺取政权，要夺取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反对政治的另一派，就是无政府党人；现在应说到他们底错处了。
无政府党的人，不独反对有产阶级底政治，并且反对无产阶级底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总而言之；他们根本地反对政治。他们底根本原理对与不对，我暂且不来批评，但是他们要以社会革命而推倒有产阶级，这确是和我们一样的。我现在只问他们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推不倒，他们一切的理想是不是梦想？根深蒂固的有产阶级，并不是两三次暴动，就可以推翻的；他们底势力，不单是表现在政治上的。即使以几次暴动，成功把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推翻，然而他们为政治势力底后盾，为政治势力的源泉的其余一切政治背后的势力，就非民众暴动所能推得翻了。政治背后的势力还存在，他们是不是有恢复的可能性，我们推翻有产阶级这种大事业，是否可以说是完全成了功？若是照无政府党底理想，在几次暴动，有产阶级在政治上失了脚之后，即刻把政治废了，设若他们来运动复活，你便怎样？你拿着“无强权”这个好招牌来号召，他们要以“强权”来破坏无政府党底理想社会，而谋复辟，你又便怎样？让他们去运动吗？那他们就老实不客气地要请你们滚开。不许他们去运动吗？那么，没有政治上的权力来压制他们，就绝对做不到。总而言之：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不可。不信试看俄国。无政府党对于俄国现在的建设，当然是不满意的，我也就让一步，不说他底建设怎样好，然而俄国底有产阶级，帝制余孽，已不能死灰复燃，是不是事实？即使共产党失败，我敢断言俄国决不再返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帝制是不待说的）至多也不过是社会革命党或少数派代他内兴罢了，然而社会主义的俄国，还是自若。但是能够使俄国得到这个状态的，究竟是谁底功呢？只要不瞒着良心说话，没有不归功于共产党底劳农专政制的。设若请无政府党来办，我恐怕现在俄国还是罗曼诺夫王朝，充其量而言，也不过是有产阶级底共和国。这并不是控告无政府党，其实一定要是这样。设使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后，或同年十一月革命后，就照着无政府党底理想把政治都废止了，强权也不要了，试闭目一想将成什么状态？苛尔加克从东方打起来，台尼金来南方打起来，毓台里希从西方打起来，无政府党除掉扯起两根飞毛腿跑，还有什么方法？再从内面看，有产阶级底支持者技师，工匠，教员，医生，看护妇都罢业或怠业的时候，无政府党能使人民可以不穿衣，不吃饭，不能？无政府党总是开口不要强权，闭口不要强权，设若不要强权，究竟俄国要变成什么样子？在过去的俄国这样，在将来的中国亦然。无政府党诸君哟！你们不要在那里乱叫“废弃一切强权，废弃一切政治”，自鸣得意，自夸理想高尚；你们要知道有产阶级在那里暗笑你们，暗骂你们是蠢子呢！然而表面上是很欢迎你们的，他们不独不怕你们鼓吹“废弃一切强权”，并且惟恐你们不这样鼓吹呢！你们不要强权，他们好安安然然地来要；你们不要政治，他们落得来收起，向你们说一声谢。无政府党真是有产阶级底好朋友，佩服佩服！无政府党诸君呀！共产党主张宜民专政，是实实在在从实际方面想出来的，并不是空想，也不是想满足少数人底政治欲，不如此，有产阶级且不能根本推翻，还说什么建设理想的社会！你们要自觉，切不要为有产阶级底恩人，无产阶级底敌人！
讳言政治的两派人底错处，上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再总起来说几句。
无论什么东西，总不能说他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有些东西的本身，都是有利的，然而因为用他的法子有差异，所以也不免生出弊病来。然而我们评论什么事，切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弊病，就没却他许多底利益，尤不能把用他的方法所生出的弊病，当做他本身底弊病，俗语说：“吃五谷生百病。”我们是不是因为五谷能生百病，就不吃了，设若不吃，恐怕还要死得早点。再举个例说，我们日常生活，一天都缺不得的水火，是不是一点害处都没有？火能烧死人，水能溺死人。然而我们是不是因为火能烧人，就绝对不用火；水能溺人，就绝对不要用水呢？政治也是这样。他本身并不是一定有害的，只看你底用法如何。有产阶级拿着政治上的势力来压迫无产阶级，以维持他们底特权，固然是政治的坏处；然而无产阶级拿政治上的势力来铲除有产阶级，使社会致于无阶级的区别，就不能不说是政治的好处了。设若因为政治有时也生出弊病，就绝对排斥他，又何异于因为水能溺人，就绝对不用水，火能烧人，就绝对不要火呢？无产阶级诸君呀！你们切不要信不要政治，可以改造社会的。要改造社会，非先夺取政权不可。有产阶级拿着政治上的权力，禁止你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把你们捆得死死的一点也不能活动，你们也要努力把政权夺起来，把他们送给你们的赠品，原封送还，也要把他们捆得死死的一点也不许动，然后才能照着我们底理想社会，一步一步地建设起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底信条，革命底标语。
一九二一，五，十一 |
告劳动（TS〔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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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劳动
TS〔陈独秀〕
劳动诸君，你们的困苦你们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说了。你们的困苦也决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现在要紧要奉告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业之劳动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
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粮食是诸君种的，布帛是诸君织的，衣服是诸君缝的，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由诸君做成，全世界的权柄都应该归诸君执掌。现在诸君却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知道诸君的困苦是从那里得来的吗？不用说了，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土地、机器、房屋那等生产工具都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了，诸君要做工糊口，而没有土地、机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气卖给资本家，做他的雇工。资本家给雇工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资本家私有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改归劳动界大家公有不可。这件事却不是少数劳动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不是一些主张不同、方法不同、各个自由奋斗的散漫团体可以办得到的。必须各行业、各地方之劳动都觉悟到各行业的雇主、资本家是一个阶级，各行业被雇的劳动是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资本家阶级组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
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国家、政府、国会，都是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组织的，与劳动平民没有关系，所以劳动平民的困苦，他们向来不闻不问。这也怪不得他们，只怪劳动自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能力建设自己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来解决自己的困苦。减少工作时间自然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时间虽然减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烦重，仍和不曾减少时间一样。加增工钱自然也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物价跟着工价涨了起来，仍和不曾加增工钱一样。所以这等枝枝节节的要求，决不是免除劳动困苦之根本方法。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 |
短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
短言
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我们中国经济底组织及状况，在世界各文明国中，不用说是很幼稚的了；但是这幼稚的经济底组织及状况，一方面固然是悲观，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乐观。乐观在哪一点呢？正因为他们的组织及状况很幼稚，改造起来不像欧美那样伤筋动骨。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
君主政治的滋味，世界各民族中，总算我们中国人尝得最足了。代议政治在中国虽说试验底岁月尚浅，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阶级之腐败无能力看起来，代议政治在中国比在欧美更为无缘。所谓国会、省议会、县议会，无一不演出种种怪状丑态，简直到了末路了；所谓“议字号”的先生们，在人民头脑里比粪坑还臭千百倍。什么武力统一，最好也不过像民国元二年光景；什么联省自治，不过是武人割据改换了一个名称。试问南北各派政党，哪一派免了鼠窜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徬徨歧路之中，哪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
中国劳动界消息（K.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中国劳动界消息
K.生
广东筹办总工会
广东工界，已经组织工会的已有十几个团体；工人势力日日澎涨。不过没有总汇机关，总觉得散漫。所以他们现在极力想筹办一个总工会。他们的办法是：合旧工行和工团联合组织的；由发起人分投向各行工人接洽。首先加入筹备者有机器，印务，理发，藤器各工会……和花梨，玉石，机房，建筑，料木，搭棚，织布，毛巾，染布，绢遮，雨遮，生铁，铜器，刺绣，牙刷，云母壳，自由车各工行。
唐山洋灰公司罢工潮
唐山洋灰公司厂外凿石灰石的杂工，向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钱只一角八分一天，最多的也不过三角二分。现在因为生计的缘故，忍无可忍，就猛然发动，突于三月十七日早晨聚集了七百人冲入洋灰新厂，招呼厂内工人一体罢工，把所有的炉火都灭了。并去招总理李希明说话，李出来时，就有几个人想袭击他，但为警察所阻止，并没有伤。当时旁边驻扎直军连长，也因人多恐生事端，不敢十分阻止，只好劝散了大家。工人也就在小山附近，开了一个露天大会，要求加薪。李总理吃了这一大吓，就打电周学熙请示办法，周允加薪。但公司职员开会会议：说是一开端，将来更要逐步进步了。结果就暂时劝导工人开工，再行商议加薪办法。工人方面也以事起仓卒，没有十分予备，即于第二天上工。惟声言如四月一日前加薪无办法，即行第二次罢工，一面已作种种第二次罢工的予备。但到今没有听见他们第二次的罢工，大概公司方面已允如所请了。
日本纱厂女工罢工风潮
上海杨树浦日商第二纱厂粗纱间女工头因挈领厂外人入内闲游，被该厂巡丁拦阻，互相口角。后来女工头纠合女工多人，把巡丁围殴一场，粗纱间女工一律罢工。致细纱间摇纱间男女各工，都不能接工。工厂方面损失颇大。但不几天就调和，仍进厂上工如故。
广东农人的新组织
广东东海十六沙农人发起联沙自卫，已具呈省长立案。现在又公举代表续呈省长，大意说：春耕在即，各沙民生命财产均陷于危险地位，特拟组织劳农互助团。现在把他们的章程节录于下：（一）本团注重劳农事业之发展，不借军阀势力，实行联沙互助，以期适合社会之趋势。（二）本团不设团长，由各沙民选举干事十六人分为四区，每区设干事四人。（三）每区募集沙民二百五十人，成一分团，聘请教练一员，教授兵式操法。一年毕业后，仍回各沙充当劳农职务。递年募集沙民亦如之。（四）本团自行购备全付武装一千付，分发各分团自卫。（五）各分团均设一教练所，所有各干事及教练员均常川驻所。并附设劳农学校及阅书报室。另聘请演说员多人，派往各沙演说劳农主义，以促各沙民一致觉悟。（六）各分团雇用调查二人，教员二人，书记收支各一人，庶务若干人，由干事酌量任用。（七）本团经费由各沙担任自筹，除遵缴财政厅稽征费外，其余沙捐及款费，均请省长特准豁免。并要求省长将驻扎各沙内之军队，一律撤往别处。所有本团经费，只由各沙民分任供给，不向业主征收。（八）本团章程，只施行于东海十六沙内，专重劳农人格及地位。务求通力合作，养成人人有自治能力，咸晓然于劳农事业之进行。
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底胜利
上海法界电车公司查票司机等工人，因要求增加工钱，改良待遇，于三月三日全体罢工。坚持了四天，到底得着圆满的结果。现在把他们的经过情形，分日记出：
第一天：他们青年曾经向他们的大班提出要求增加工钱，大班也应许他们一部分。今年大班回国（法国），来了一位代理大班，并未实行加薪。于是他们集议，再提出条件，向公司要求，如不满意，决定直接行动。大班谓不应罢工要挟，决不肯即时照准。不得已于三日清晨通告公司，限令半小时内解决加资或停车之问题。公司方面还以为他们没有十分予备，不至居然即时罢工，仍不允所请。所以从清晨八时起一律停止职务，电车均未开驶。租界内亦顿形冷淡矣。
第二天：公司对于罢工，已有很坚决的表示，有限罢工人员，于三日内恢复原状，否则自有最后办法。所谓最后办法，未知是否一律取消罢工人员的职务。不料罢工人员立志非常坚决，不达目的决不上工。而且态度仍很闲静，秩序仍是很严肃。但公司损失已经不小。人民大感不便，莫不希望早日解决。
第三天：公司方面见罢工者如此坚决，实出意料之外。始令派代表接洽，谓已电巴黎总公司，不日当可答复，请先上工，以利交通。罢工者不允，非有圆满解决，决不恢复原状。
第四天：直至下午四时，公司方面遂完全应工人的要求，总算解决。工人既得圆满解决，就一律上班行使职务，照常开始通行。他们所要求和得到的结果是：工钱依照办事情形，加给一成至二成；各人所穿之制服等费免扣；每月办事二十五天者作二十七天算，二十七天者作月算；疾病时给予半资，因公受伤者给予全资。
开平煤矿二次罢工记
马家沟者，在唐山之东北，由唐山乘火车西行约需一点半钟。所谓开平煤矿，即指此马家沟矿局而言。每年出煤之多，获利之厚，为唐山总矿局所属各矿区之冠。去年开滦煤矿同盟总罢工时，该区尤为首先发难之地。然去年罢工的结果，所得不偿所失。关于工人工资的规定，矿局只准增加十八分之一；而此十八分之一又要存在矿局里面当作养老金之用；所以工人非到五十岁的年纪不能领出。矿局办事人员，如此愚弄工人，则今兹之罢工，实是当然之结果，毫无足怪。惟消息传来，矿局态度强硬；以对土匪的法子对待矿夫。现在把大略披露于下：
一、罢工前的状况：矿夬每日所得的工钱，至多不过三十枚，少的只有十枚十五枚，实在不能维持生计。所以想乘机而欲罢工，已非一日。月拿几百元的矿师，对工人的惨状毫不怜惜，今复变本加厉，要想吃工人的肉，把旧例所规定的工人每月所应得的灯油费和黑白二行红赏尽行取消。于是工人含冤入骨，困苦之状，更加上几倍，不从速设法，恐真要饿死了。
二、罢工的导火线：该局监督李某，对矿务智识经验都很好，与局中办事人员都很和睦，待遇工人也最讲道德，因此遂招该局矿师之忌，近来矿师仇视日深，李某引咎自行告退。全局工人矿夫闻之，莫不痛惜。因为监督与工人的关系很密切，若把好的换下去，另请一位无人心的来了，则工人必愈受痛苦。因此为自己生命自卫起见，霹雳一声，遂举行全体大罢工。
三、工人的要求条件：该局最高的实权，系操在唐山总工程师之手。他们遂举代表来唐山要求，主要的条件，约分四端：（一）增加五倍工人原有的工资，以维工人生活。（二）不得更换李某。（三）改良工人的待遇（A）分红利，（B）灯油费及柴火费，（C）卫生设备，澡堂休息室等。（四）惩戒矿师黄某。工人声言，如以上四个要求不能达到，情愿饿死在矿局里面。
四、矿局的残暴专横：唐山总工程师，听了马家沟矿师一面的话，以为李某是罢工运动的首领，对于工人要求，毫不理会，反以金钱来压迫，申言不管你们死活，我矿局总不会因此就关门。唐山方面工人本来就想起来响应；后来因为稳健派的阻止，以为马家沟的要求如成功，则唐山方面当然可照例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如不成功再另行设法。
上海丝线工人罢工之所得
上海南北两市丝线业工人，共有三百多，向例做成丝线一两，工资钱四分。近因生活程度日高，邀同各工人，议决要求作主每两增加工资二分。作主不允，遂一律罢工。后经双方和解，每两增加工资一分五厘。 |
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吉生〔沈泽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
吉生〔沈泽民〕
一九一九年之末，当反劳农的台尼金将军兵败之前的几个月里，正是俄国的劳工为了前敌的战事忙得翻天覆地的时候。共产党的劳动妇女，除开担任了这一部分的工作以外，只担任了一件事，就是女工到劳农会里去，一面学习管理行政的事务，一面用平民的眼光监督机关里的办事人。我曾遇见过一个缝衣女子，那女子的名字叫做尼古拉夫娜，是一个共产女党员，人很镇静深沉，而且机敏周到。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到劳农会办事处里去做事呢？那儿很用得到你这样的人物，而且你也一定很能满意的。”
他说：“不，我不愿意离开我现在这个铺子。我们做的事多哩。我们把衣料做成衣服，人家拿证书来就给拿衣服给他。我们的铺子开了许多年了。场面很大，用着许多小姑娘做零碎事情。我们现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十四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改送到学校里去受教育。把那些年轻的女工年纪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送到一间特别的房间里替他们开一班职业教育。这帮小女子本来是专做传话人的，那些女东家顶喜欢用他们做这项事。他们很难得机会学缝衣的工作。现在每人都教给一种专门的技术，不多几时就都会变成很好的女缝工。他们的工作时间照章程是六小时。现在那些成人作工的工场里他用了新习惯了。你可晓得，从前我们缝衣，材料好的加倍欢迎，并不是受那颜色花纹的好看，不过是一种下级社会的卑劣心理罢了。我那些小女工还守着这种旧脾气。
“我们惯常做的是丝和绸。（十月革命以前，我们这铺子里只做贵重衣服的。）可是现在，常做了布衣，手指和趣味都做坏了。
“我就须得常常向他们开导，设法教导他们：‘从前你们缝衣的和做长衣的是替谁做着？是替那批压迫你们的人和他们那些从来不动一动手指的女人们做咧，现在你们是帮你们的姊姊妹妹做了，你们帮他们做，他们照样报答你们。布的材料要做得好。那帮女工把证书来换衣服穿的时候，拿到一件精美的衣服心里何等欢喜呢。’
“他们毕竟听从了我的话，现在我们的事情渐渐好办了。我还想要少为给他们一些政治的和智识的训练，我想这种训练别的好处且不必说，至少也可以使他们忘记了那些破烂布，并不是说他们手里缝的，乃是他们身上穿的破烂衣服。可惜我没有这许多空功夫，我们从九点钟做到五点钟，但是我每天总是八点钟来五点半钟六点钟才能回去，因为开店门、锁店门的事情都是要我做的。”
“你的家里怎样呢？”
“我的丈夫在边疆上，我已经把我那四岁的小女孩儿送到乡下去了。我忙得很，所以虽然很想把他带在城里抚养他竟做不到。可是在乡下他也很强健。”
尼古拉夫娜就邀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要在那边告诉我刚开过第七届劳农会议的事，我欣然跟了他去。那铺子里到处给人一种极好的印象。里边的女工比别处的都高兴些快活些，只因为有一个机敏的共产党员在内做工，献身给事业，他的影响把一切都转移了。
尼古拉夫娜训练那些劳动妇女便有纪律有组织，早就成功。这些劳动妇女都是觉悟了做工的快乐的。他早把劳农政府的原理加在他店里的实际生活内；他很注意到女工们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发展，总而言之，他是在创造将来的共产社会的细胞。因为要完成这工作，他甚至和子女分店，并且自己每日的工作也延长了二小时。在大革命的时候，（那是一切自觉的劳工认为是一条路的）他早就寻着他自己所应该做的事，并且自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来，他早就把共产党直到一九二〇年四月间方始揭出的呼□，在那都大声疾呼了，这就是“一切都为无血的前线而做”。他是真真的劳动妇女。他真是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几千个能替现在的共产主义做下建设工作使民众了解共产主义底劳工中的一个！ |
俄国青年之运动（格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俄国青年之运动
格林
一、十九世纪之俄罗斯
自从文明发轫以来，没有一个社会或文化运动之中，青年人不是重要分子。这种事实有他的解说——青年较老者容易采纳新的事物——在人类的精神方面，从马克思派经济的唯物主义的一点观察来，我们可以设想到人类天性中这种特异是经济来源造成的；因为就是资本主义未发生以前任何阶级之青年总是较老者不安于社会状况些。没有一点奇怪在俄国的社会运动中——就是十九世纪的革命运动——青年人占大部分。在十九世纪的初叶，他们的活动仅有社会学的和哲学的研究团体而已。西方思想，青年人（多半是学生）最易采纳。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由平等，在俄人脑中变成了一个新的、浪漫的、意识的形状。许多的俄国青年，觉得他们对于教养他们的人的天职，是来教养未来的人。他们对于这个那个团体没有一点不同，视民众为一个浑然的一体，努力于国内运动。黑暗的、愚蠢的、迷信的是他们应救的民众。他们当中有好些不依着革命的宣传走，竟依着个人的仁慈。他们没有很大的成功，或者也许有点间接的成效。残暴的俄罗斯帝国政府（Zarist），竟因这种无辜的行动，逮捕了许多人。有的坐牢，有的逐流到西伯利亚。似此他们就明白了，在帝制Zarist存在之时，他们不能为俄国做点什么。在十九世纪的末叶俄国青年组织许多革命团体。他们作秘密的宣传、恐怖的工作（实即暗杀等等）；为革命牺牲性命，不畏死不怕逐囚。
二、阶级自觉的分析
俄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具有半资本家式的产业，和一个中古式的政府之国家。这种不“适应潮流”引起革命的运动。千千百百的劳工，万万千千的劳农都是醉生梦死，毫不自觉；知道社会在改革之必要的独一群众，则为智识的群众。这种群众，很受了点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他们中间，且有贵族的人，如克鲁泡特金辈：他们抛弃他们的荣禄，来作革命的事业。在他们的情景之下，没有一点经济的因缘可以显露出来；他们真是例外，表示非视贵胄而来革命；他们真能采纳平民自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他采纳了理想的、幻思的，无政府理论！一句话，当日的俄国的智识者的组合，只直接高兴于政治的自由，并不重视社会革命。但是他们也瞧着了，他们也懂得了，推翻专制非得平民助力不可；他们更知道这就是为社会主义战争。没有平民阶级的自觉，俄国智识阶级的革命竟流于理想主义，个人恐怖主义，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全在不实在的道上走，不能得着胜利，一直到平民运动开始。平民运动是多数派马克思派领着。就是在廿世纪的初叶，大学生的罢课，大学生的抗议，大学生的种种表示，都是用来抵止帝制派（Zarism）的最凶残的残忍；其时并无单独的青年民众运动。这也是没有什么理由来解说这个，只因青年的智识者，在全部工作中，和老者占一样的地位；他们是清洁的成人，他们比较的是智识团体中的旁的人员，他们不需要自修教育（SelfEducation）些。
三、中学学生同盟
一个注意之点：在俄国，Student和Pupil有不同的意义。“Student”是专门以上各校学生之称。平均的年龄是从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他们俱是被认为智识上的成人，常常加入生活，甚至于自争生活之资。“Pupil”是称中学学生的，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下。中学最高级学生，也常常加入青年人的运动。他们并不加入社会生活，仅高兴于“自修教育”。在十九世纪的末叶和二十世纪的始十五年，一些民聚的零碎的团体，“自修教育”的结社都组织成了；但是他们都是短命鬼。有些是社会党的团体，有些是假冒革命招牌，毫无党派色彩的团体。虽然他们当时只有研究的团体，没有实行的团体，而帝制派还要不许他们存在，有时竟为加入“Seefeducation”的团体而摧数年牢狱之灾者。一九一七年的年终，Inateev当了教育总长。他虽然是一个帝制派，可他是个温和的人，或者可以说他是比他以前的教育者文明些。他允许在俄国中部的Riasan城设立个“青年之家”。“青年之家”的委员会有守旧派的教师——帝制党政府的聘员——“家长委员会”的代表，和少数的中学生。“家长委员会”是由中学生的家长选出组织的；他们也帮忙青年人运动。中学生虽无单纯的自治组织，他们可以把“青年之家”当作自求发达的机会。他们刊行印刷品——第一种为检查员所承认的——并举行讲演和辩论。照此榜样，在俄国的大都会的中学生同盟都组织起来了；老式学校和巡警也只得勉勉强强地容忍下去。欲坚固团体的地位，使不为强力所抑止，他们是隐藏其本来面目，绝不谈学校改良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不从事于活动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仅仅从事于自修教育和科学的、哲学的研究罢了。旧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之革命，为老大俄罗斯帝国所未料及者。半法定的中学生同盟，都从黑暗中奋起；这是明白了，纯粹的“自修教育”竟能带他的党员到了学生革命奋发的地位。开始，中学生同盟党员也是秘密社会党员。他们多半是中学高级学生——十九岁或廿岁的人。他们加入中学生同盟，不是因为年青，乃是因为为警察所允许。除此以外，没有允许过第二个法定的社会组织——如日本人近日之对待高丽样。革命以后，他们能作成人工作于平民组织中的时候，中学生同盟的这个好的机会失掉了种种利益于新的运动上。在一九一七年的夏令，中学生同盟，遍满了全俄。全城中各中学最高级生选举代表也组织学生委员会――中学生代表的劳农会（议会）；在旁的城市内，也有中学生地方委员会。全俄会议，也建筑在中学同盟上。这是一个因青年运动的秘密党社而成之真正的青年民众运动。他的第一旨：为现实青年运动到真实的、良善的、社会化的工人身上。第一，是保护青年的利益，如学校改良等。在同盟中，青年学习怎样讨论问题，怎样投票，怎样通过议案，怎样办理选举和一切社会生活同政治生活的必要。革命后最先几月，就是中学生同盟的最好时期，落后党员之优秀分子都出去服务于有力的团体和社会工作。根据同盟的倾向，他们开始作学校改良的事业；为同党谋社会生活的学校-—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常常地待在学校里。他们的党员也安心于他们的工作。
四、中学生同盟和阶级战争
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不是全青年的运动，只代表一个团体罢了；虽然这团体有点不十分纯粹，却是智识的结合。事实又告诉我们一次，智识团体欲得精神发达之自由，必需平民的助力。帮助中学生同盟组织学生委员会，实行学校改良，举行学生罢课，和刊行印刷品的是共产党多数派，旁的仍相对以老方法。但是在那儿没有单独的、无组织的文化运动。十月（月份）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叫中学生同盟归于结束，因为他们的工作已完成了。中学生同盟最优之点，就是因为是为中学生社会同盟党员所组成，他们不久就改为“国际党中学生同盟”，这个机关，终归仍是自家解散，而组成“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同盟”。现在在俄国好些共产党员，和些苏维埃有智识的工人，占很重要的工作，是因为他们是受了中学生同盟的社会生活教训的人。
五、平民阶级的青年
青年智识者的同盟终结之日，平民阶级都开始活动起来。一九一七的夏秋二季的时候，Petragrad和Moscow有许多青年工人组织团体。他们叫自家组织的团体如“第三国际的青年劳动者同盟”，还有许多团体自称为“工团”或“社会党”；不过仅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多数派给他们以助力。他们也联络“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同盟”。“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同盟”是俄国唯一的青年共产党的结社，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学生或中学生不加入的。就政治的组织说，这同时也是一种青年运动。他的第一目的是预备投身社会生活的人才，那就是说：为共产党和劳农会作工。这种预备，又非作积极的政治战争不可。“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同盟”现在联有六十万青年的劳工、劳农、大学生和中学生。他已经和仍在为平民奋斗。成千成万的党员，死在“红军前线”（RedFront）。综合全俄优秀的、自觉的青年而成之“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同盟”是全俄青年之领袖之代表。他给全俄青年以思想的、智识的发达之种种可能。“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同盟”和“青年国际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青年国际共产党”是一个世界青年运动的团体。这也不消说得，在俄国青年运动中，自开始到现在，都无族或性（RaceorSex）之分，那就是说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通统加入；他可以说是自由，平等，新思潮的急先锋。 |
劳农俄国的教育（吕纳却思基著，P.生〔沈雁冰〕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劳农俄国的教育
吕纳却思基著
P.生〔沈雁冰〕译
劳农俄国教育总长吕纳却思基的一席谈
我们在吕纳却思基的办公室见了这位劳农俄国的教育总长，他很欢喜我们问他的关于教育的事，以下便是他的谈话了。
他说：“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些不识字的人都融化了。从前有百分之十的人民不识字，就是不能写不能读。我们开头就用十二分的注意来办这件事，我们把识字的与不识字的分为两组，强迫不识字的人进国民学校读书。又把识字的人训练成国民学校的教员，使他们知道美国式的教授法。一切不识字的人都须进夜校读书二个月。
“用了这些方法我们预料三年之内，可使全国的人民都变成识字的。现在这方法已经得很好的结果。譬如彼得格勒一地，在战前有人口一六〇〇〇〇〇，都是不识字的人倒有半兆多，现在呢，人口是八〇〇〇〇〇到九〇〇〇〇〇，不识字的人却一个都没有了。莫斯科本有一兆的不识字人，现在一个没有了。从前海军中人有百分之二十五不识字，陆军中有百分之十五不识字，现在海陆军联合起来算，也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不能写不能读。”
“但是最紧要的事情还是儿童教育，教育成人到底比教育儿童次要些。我们对于儿童教育的办法，凡在三岁以下的不施以教育，但是从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却很注意地教育他们。这些年龄的儿童，我们把他们归入第一步的教育案。在旧日的教育法上，简直没有特设的学校以容受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只有几个幼稚园，是专为富家儿童设的；也有几个慈善小学，是专为收养贫害人家的儿童。现在我们在过去的两个年期里，已经建立了二〇〇〇〇〇所小学，专为教育这些年龄的儿童。骤然添立了这许多的学校，教师是一定缺乏的，但因为我们现在采取了美国的教授法，所以这个困难也就很容易地解决了。而且这些教师都是从劳工中教训出来的，他们对于职务非常热心，完全没有旧日“把教育当饭碗”的成见了。
“一切教育都是自由的民族化的。私立学校是绝对的没有了。国家教育儿童，供给衣、食、书籍、靴子以及一切什物。因为现在物料的缺乏和财政的拮据，我们所欲做的事不能通统做到，但是食粮一项——虽然这是极难得的——一定是供给的。服装的供给也不能满意的口去。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供给儿童的衣服的布料已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码，靴子九〇〇〇〇〇〇双，但是因为儿童的人数是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之多，所以这一点供给是不充分的。如果战事再不停止，恐怕连这一点儿也欲为难。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培植教育的种种用具和一切关于基本教育的用具。譬如钢笔尖，平均算来，我们只能使一百五十个儿童合用一个，铅笔亦是如此，抄写的草簿是两人一本。我们真拮据到极点了。我们固然也有几个工厂专制造这些用品，但是大部仰给于外国。现在需要是一天大似一天，但是供应却因为封锁的缘故而没有了。我不知以后将怎样过下去。”
这几句话说时会有很大的忧愁，使我们感着战争和封锁加于教育事业的阻碍是何等的大。吕纳却思基又续说道：
“在欧洲和美洲，有初等小学和中等学校二种。初等小学是人人必须经过的，中等学校便只有富有的人家能够经过。现在我们俄罗斯有的一种‘单级劳工学校’即是人人必须经过的。这单级劳工学校分为两班：（一）是教育从八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二）是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孩子。我们用极大的毅力务使这计划实行。农民都愿意而且热心来做我们的帮助。他们斫木，他们建筑新学校，现在已经造成一一〇〇〇所新学校了。虽然仍有许多儿童没有地方来收容，但我可以说，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儿童有学校可进。至于市镇上，自然一切儿童都有学校可进。我们所计划的真正的教室，尚须几年之后方能实现。
“中等学校的数目现在还不能很多。从前的中等学校大都设在市镇，劳工们的子弟进学不便。现在我们暂时用学校公会来普及中等教育，希望将来能把这些公会变成学校。现在因为种种方面缺乏材料，只好暂时不扩充。
“我们的教授法中贯彻着两个理想。一是使学生们从实习中得到知识，和从教授中得到知识二是没有专门功课。凡从八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就从游戏、远足、饲养家畜、做木工、装订书籍，等等事中得到知识。我们把自立的自助的要义灌输到他们脑子里，我们鼓动孩子的勇气使他自做自己的工作，而在旁加以帮助。我们照学生们每日工作的次序，把整齐、清洁、义务等等要义教他们。我们在他们游戏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教他们知道各科学知识。
“在中等学校里，我们采取了多科教授制，而用了劳动训练。我们并不想教训出一班专门的劳工，只想造成一班有普通知识的人们。我们的目的是把教育工业化，使成为生产制度中的一部。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学校中建立五金工店和木工店，并叫学生常常到工厂内。这种试图，因为俄国现在经济上的困难有点阻碍，但是将来决可进步。
“我们对于工作上的美感效力又特别地注意。我们教授图书手工等等科目，并不是想造就几个好的画家，只是想教孩子们能够描出他们的理想来就是了。教授唱歌和音乐也只为了音乐在社会有价值的缘故。小学校里的音乐科不过练习音调罢了，此后方教授音乐的历史和理论。对于演剧更为注意，每个学校里总有一个演剧团。尊重劳工的观念就用戏剧来引诱。
“关于我们所谓消极的改革，有最重要的两件事可以说一说：（一）教育全不离宗教气息；（二）不分男女。当男女同校教育初行的时候，很有些反对，现在却都好了，一切事进行都很顺手。
“我们最紧要工作之一是农业学校。从前的政府对于培养农业发展这一方面，简直不注意，但是现在我们都觉得俄国要兴旺全靠着农业，我们现在各村各乡都开满了学校。去年秋天，我们有教育游行团出发，到各乡村去讲演农艺知识。今年我们打算多添一个教育游行团。
“因为国内经济的困难，我们不得不叫十四岁的孩子也去做工；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由自己挑选，而且有特设的教练部去管理他们。我们又承认俄国工人的技术知识大都是幼稚的，所以我们要强迫凡年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工人都进夜学校补习，每天补习三小时半，补习期限五个月。凡在补习期内的工人可以把应做的八小时工作减少到六小时。我们预备同时开办二百种技术的补习科，如果充其量开办起来，一千种也不为多。我们希望从这些补习学生中可以造就百分之十的好工人出来，这百分之十的工人就可以做先生教导别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工程师。曹诺夫教授（Prof.Gornov）已定出极简要的工程学科教本。我们正打算从战地召回那些曾受过工程学到某种程度的学生，由国家供给衣食必需品与他们，使他们专心读书，修完已习的科目。在今年秋天，我们预料可以习二千九百个速成的工程师造就出来——这工程师三个字是用广义的解释，凡铁路工程、土木工程都包括进去的——至于从正式学校毕业出来的，当然也有此数哩。
“我们的高等教育成就很多。彼得格勒大学已经发明出关于光线及雷定（Radium）的种种问题。其余如医药（特别关于胃病的）、照相、开矿（如关于次等煤的价值）等等，都有新发明。大学中都附有劳工厂一所，凡十六岁以上，无论男女，都欲进去实习。莫斯科的马克思大学学生非常拥挤，学生都是头脑清晰而又有实才的人，很热心于学习，不是像从前的大学生只想得了文凭去做官。据教授们说，他们的工作是快乐的。政治经济学的一部，我们现在已经废去，因为这不是合于新社会组织的。我们更新立一科，专教苏维埃组织与改组，学生约有一千余。这些学生一年之后就可以回到他们自己家乡去指导劳工组织苏维埃。此科的讲师，大都即是全国苏维埃委员会的委员。一个英国的经济学者曾对我说过，我们的学生对于此门的功课比什么都好些呢。
“我们又在各处遍设图书馆与读书会，大数的金钱已经存起来预备买书。因为纸料告缺，我们现在只能把书籍缩在公报中。我们已发行许多文学书和科学书。从前有许多精美的印刷品都是在德国印的，现在自然不能运进来了；因此书籍不能购卖，只可到图书馆或学校中去读。
“我很不承认美国报上所说的关于我们美术馆的话；他们说俄国的美术馆在革命时完全破坏了，实在不明事实的真相。我可以说，革命时最大的功绩就是能把所有在各宫内、各公共美术馆内以及各私家收藏的美术品都好好保留，不损伤一些。偏僻的乡间，当那些‘大户’逃了之后，农民果曾想跑到大户家里捡点古董宝贝，但是政府的军队很巧妙地把这番掠夺禁止了。
“我们现在还不欲花了许多时间去教练家庭经济学。因为据我们的见解，将来总有一天要把衣食住三项都集中于社会的及共产的方法，老法子是没有用的。
“现在我们的困难就是原料缺乏，例如因为缺乏棉花，所以有几百的纺织。工厂不能不暂时停止进行。工厂既停，有手艺的工人不能不到乡间去，因此就丧失了他的技术。市镇常是向新的，乡村常是向旧的；我们正试欲在乡间多开小学校，把农业上的技术教导乡人。
“是的，我们手头的工作是极大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事，但应做的仍是不少。如要有原料、有工具、有书本，我们的计划，都可以立刻实现，照现在那样的缺乏，可就不容易办呢。
“总结一句话，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两条大路：（一）是使人人能自助；（二）是把教育工业化。” |
国家与革命（列宁著，P.生〔沈雁冰〕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国家与革命
列宁著
P.生〔沈雁冰〕译
第一章阶级的社会与国家
一、国家者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
马克思的教义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厄幸，这厄幸——在历史上看来不止一次了——便是其他受制阶级中力争解放的革命思想家与领袖们的教义所曾遇到的。当这些革命家生存的时候，压制阶级莫不施以极惨酷的虐待，对于他们的教义含有最野蛮的仇意，最狂热的恨视，并不绝地加以污蔑与诽谤。但是，一到这些革命家死后，压制阶级又往往用尽方法把这些革命家变成了无害的圣人，追尊他们，并且荣显他们的姓名，貌为“安慰”被压制的阶级，其实的目的是在哄骗他们（被压制的阶级）；同时又把那些革命家的革命理论的要义，私加篡改，使成为无精神的平凡的，又把革命的锐角也磨钝。现在就是中产阶级和劳动运动中的投机派协合了来共做涂改马克思主义这件事。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缺略了抹去了曲解了，把那些可为，或似乎可为中产阶级容认的地方极力地铺张，极力地誉扬。一切的SocialishChanvinists现在都成了“马克思党”了——除是记号不同！从前曾是曲解马克思的好手的德国中产阶级教授现在更加欲说“民族的德国人”的马克思，到底替此次掠夺的战争教练出有体面的组织底劳工阶级来了。
当此曲解马克思主义如此其盛行的时侯，我们第一要务即在订正马克思教义之关于国家方面者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要办到这一层，只要抄引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著作上的话，便已足够了。自然，我也知道冗长的征引是叫人看了讨厌的，而且未必能使人对于本问题加些明了；但是要我们避免这些冗长的征引，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凡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著书中讲到国家的话，凡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尽量抄引出来，以便读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建立者的理想与发展，得自有其独立的完全的见解。而且可使现在很占优势的柯祖基派对于马克思主义曲解的地方一概明明白白地证明出来。
请先从恩格斯最有名的著作《国家私产及家庭的起源》讲起，这部书的第六版，是近在一八九四年于Stuttgart出版。恩格斯总括了历史的分析，他这样说：
“国家简直不是建立了武力而从外还加在社会上的。也不是‘道德观念的实体’或‘理性的实体与形像’如赫克尔所说。国家只是社会发达到某阶段时的产物。国家好比似一个消息，报告某社会已陷于不能解决的自相矛盾，已经破裂成了不可调和的相冲突的部分而无力足以自救了。因为这些互相冲突的部分，这些经济利害相反对的阶级，应该不继续他们的无私的争斗以自相困厄并困及社会，于是觉得似乎必需有一个立在社会之上的武力以调和他们的争斗而力迫他们各守自己的‘范围’。可是这个武力本也是从社会内起来的，不过既起后却立在社会之上，渐渐地就和社会分离了——这个武力就是国家。”（德国版第六版的一一七页——一七八页）
上面这一段话，解释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一词的意义及其历史的成因底根本观念实在是十二分的明了了。国家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与表征。国家兴起于何时何地及推广至于何度，全视某社会内阶级冲突之不可调和是在何时何地及扩大至于何度。换句话讲，国家的成立就是证明阶级的冲突已在不可调和了。
就在这一点上，这最重要而最基础的一点上，有两大支的马克思主义由说起来。
第一呢，中等阶级（中产阶级，Toargeois）以及下级中等阶级（小中产阶级）和理想论者——尤以后二者为甚——受了已然的历史事实底压迫，承认“唯”在有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底地方，国家始得存在，因此遂“修改”马克思，甚至以国家为调和阶级皆机关了。据马克思的原说，如果阶级的调和是可能的，国家这东西决不能生出来，也不能维持下去。但是照这些中等阶级，私利是图的大学教授，以及国法学家所说（这也是往往很利用地引了马克思的话曲解之以自固其说的），国家就变成了诸阶级间的调和人与中间人了。据马克思原说，国家是阶级受治的机关，是一阶级压制他阶级的机关。国家的目的就是创造法令（Order），法令便是以缓和阶级间的决裂为手段，使一阶级对于他阶级的压制成为永久的而且法定的。但是照下级中等阶级的政治家所说，法令的创立就等于阶级的调和，不是要助一阶级去压制他阶级。据他们的话，缓和阶级间的决裂不是有欲剥夺被压制者阶级所用力以争脱锁镣的某种手段与方法的意义，却是欲调和他。
举个例罢，譬如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时候，发生了国家的真正意义及统治的问题，这简直是很重要，是要求立即行动的现实问题，在这时候，一切的社会革命党和少数党人却忽然地无条件地流入于下级中等阶级的“以国家调和阶级”的理论了。他们党中的法学家在那时发表的无数的论文和主张都是彻底浸透了那些纯粹中等阶级与私制是图者底调和论。所谓国家是某阶级统治他阶级的机关而不能调和，这些的论调，决不是下级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所能了解。他们对于国家的态度完全表示出他们——社会革命党和少数党——简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我们多数派时常保住的），只是下级中等阶级的民主党罢了，这原是表面上很近似社会主义者。
第二呢，柯祖基派曲解马克思便更刁滑了。“在理论上”他们竟不否认国家是阶级压制的机关，或是阶级冲突是不能调和的。但是他们却忘记或忽视以下的推论：如果国家是阶级冲突内不可调和性的产物，如果国家是立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渐渐欲从社会分离的”，那么，便可以明明白白知道欲使被压制的阶级自由时不用武力的革命是不可能了，不破坏国家权力的机械是不可能了，这国家权力便是治者阶级所创造，而且国家从社会的“分离”也便是包含在这里面的呢。这一段推论，理论上是自身明了之至的，便是马克思从具体的革命问题的历史解剖所得的至极精密的判断，我们下文是欲详论的。柯祖基所“忘记”而且曲解的也就是这一段推论，我们便欲详详细细地指出来。
二、军人、囚犯等等的特别团体
恩格斯又说：
“和古代种族（或部落或同族）的团体比较起来，现在的国家，第一不同在依照疆界的区分以拘束人民的群”，这样的人群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自然的’，但是这也是在对于种族的部落的旧式社会有了延长的高价的争斗之后方是如此的。
“第二不同点就是现在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和人口数相等，而组成武装的权力了。
“这一种的公共权力在现在实是必须的，因为社会既破裂而成多数阶级，那个由人民户口组成的自动武力便行不通。……这一种的。公共权力现在各国都有。包括在其中的，不但有武装的军人，还有牢狱及其他压制人的机关，都是游牧社会内所没有的。”
恩格斯确定“武力”这词（那是代表国家的）的概念是——从社会发出来，但自己位于社会之上而且渐渐从社会分离。武力所包含的大体是什么呢？包含的就是有武器的军人这一个特别团体，在这团体下面，附属着有牢狱等等东西。
我们说武装军人的特别团体是不错的，因为现今各国特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能和从前那有自动的武装人民相等。和一切革命思想家一般，恩格斯想欲引起凡有阶级觉悟的劳工注意到（为阻止自利主义起见这□事总是值得注意的）最普通而且最固定的——也可以说是顽固的——成见所促成的事。国家权力的武力的首要工具就是已成的军队和警察：但是这还有什么例外呢？
在十九世纪末的大多数欧洲人看来，恩格斯的话就是对他们说的，而且不但恩格斯一生碰不到重大的革命，并且连革命的兆期都不曾有哩，这诚然不能有例外的。他们不能懂“人民的自动武装组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至于问到了什么时候方起了组成军人的特别团体（警察以及常备军）底必要，既立在社会之上而且渐渐从社会分离呢，回答这句话，西欧人和俄国的自图私利人往往欲借用斯宾塞的几句口语，例如社会生活的复杂、功能的分化，等等。
这样的引用，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有迷悯普通人的感觉底功能，使不明了最重要且是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分裂社会为不能调和的互相冲突的各阶级。没有这样一个分裂，“人民的自动武装组织”在他的复杂与专门方面，或者是和那些只拿了木棍的猴子群，或是原始人类的群或是限于家族式社会的人种底原始组织不同，但是总还可以存在的。到了现在，可就难以存在了，因为在文明的时期中，社会已经分裂成了斗争的而且实在是和解不来的斗争阶级了，如果“自动”地武装起来，就要引起两阶级间的武装斗争。因此欲造出国家来，造出具有特殊武装团体的特殊势力来，而且当每一次革命的时候，摧毁了国家的机关，总指给我们看，如何新起的指挥阶级注意恢复那些武装的特殊团体供他自己的驰驱，如何被压倒的阶级设法造成同样性质的新组织，可以替被利用的阶级出力而不替利用的阶级效劳。
恩格斯在以上的讨论中用历次的大革命为例，把这实在是理论上的问题纳入了实际的而且明了的形式，这问题就是：“武装的特殊团体”和“人民的自动武装组织”中间的关系。欧洲和俄国的革命底经验如何实地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来会讲到。现在要先看恩格斯的主张。
他指出给我们看，有时（例如北美各地）这种公家的权力是微弱的（他是暗指帝国主义时代以前自由殖民者占势力的时代，北美的几处地方和几种很小的例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但是大概却总是渐渐的有强盛的趋向：“上面所说的国家势力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国家的疆域与人口的扩大而增加的。我们只要看一看今日的欧洲，阶级斗争和国际争雄已经把这种国家势力增加到这样强大，几乎有吞咽全社会甚至于吞咽国家自身的气势了……”
这一段话是在前世纪的第九十年早就写下了的，恩格斯做末一个序言的时候是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转向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现在囊括一切的托拉斯和万权的大银行和大计划的殖民政策等等形式之内的，那时只有法国才开始，北美和德国尚是很微弱的。从那时以后，“强国竞争的局面”才有大大的进步——尤以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始进步最快，全世界已经被这些“列强”，就是这些伟大的掠夺势力瓜分了。于是海陆军的武装达到空前绝后的声势，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英国和德国争霸全世界争分赃物的掠夺战争，明白显出国家的贪婪权力，吞咽一切社会的势力，而到底引导到一个全盘的破坏。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早已能够指出“列强竞争”是诸强国间外交政策的一个要点，到了一九一四年以至一九一七年之间，这种竞争的紧张加增了无数倍，爆发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哪知一班无赖的社会爱国者替“他们的”资本阶级的劫掠政策包谎，还用了“保卫祖国”“拥护共和国”“对帝国主义革命”什么什么一类的名词呢！
（未完） |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无懈〔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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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
无懈〔周佛海〕
读我这篇文章的人，先要把我底题目底意思弄清，然后脑筋中才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就是：（一）我这个共产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说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资本主义，而要主张共产主义？因为这个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二）我们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乃是现在在俄国实行着的共产主义；就是资本阶级因为吓人吓己，把我们叫做过激派的过激主义。
既然把上列两点弄清白了，就可知道我底题目底意思，乃是：我们为什么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而要主张共产主义？
这个问题，已由马克思和巴枯宁实际地打了好久的官司，（我们底共产主义乃是马克思底正统派）经久被马克思打赢了的，所以现在本不必多说；因为现在还有许多人说我们底共产主义，是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是彻底的；我们底共产主义，是不易实行的，无政府主义，是容易实行的；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在讨论之先，又要必须先声明的，就是：我并不是根本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底原则，我是承认的；我并且承认他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的目标。我底意思，乃是说他设若不经过一种阶段，决不能实现；即退一步说能勉强实现，也是办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所主张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乃是为达到无政府主义造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
怎样说他不经过一种阶段，不会实现？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第一是强权。强权这种东西，从历史看起来，本来是个坏东西，因为他并不是拿起来扶弱抑强的；乃是拿起来加压弱的。所以有了强权这种东西，世界上就弄出种种不平等，不自然的状态。什么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就从这里生出来了。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他不问时候怎样，闭起眼睛来乱反对强权，我们就不能赞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简直连口里都不愿意说强权两个字。那么，我就要问他们，他们要打破一切支配阶级，要推翻旧社会一切的组织，究竟有什么妙策？是采取无抵抗主义，人家打他们底左嘴巴，就把右嘴巴让给他打；人家抢他们底外套，他们就把内衣也脱给他；希望支配阶级，自羞自愧，来放弃一切特权呢？或是像十八世纪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家一样，去劝支配阶级，要他们良心发现，放弃一切特权呢？现在的支配阶级，他底欲壑是没有底的，你越让他，他就要越前进。所以用第一种方法，不独不能使他们自羞自愧，放弃一切特权，来行无政府主义；并且还是增长他们底气焰，使被支配阶级自趋于灭亡的境遇。支配阶级，因为遗传习惯底种种势力，决不能就因为你一劝，就良心发现，情愿放弃一切特权，来行无政府主义的。所以第二种方法也无效。这不独我这样主张，就是无政府主义家他们自己，一定也是承认的。那么，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然而暴力革命，是不是用强权？是不是用强权来打破强权？无政府主义家要闭着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就不该用强权来革命了。要用强权来革命，就不该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了。要反对一切强权，就是不能打破旧社会组织。不能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现在就说无政府主义，因为要打破旧社会组织，承认革命是必要的；等到革命以后，然后人人自由，平等，无所谓强权不强权。但是他们这种主张，未免把支配阶级这种东西，看得太不中用；把社会革命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须知社会上底一种阶级，并不是和一个动物一样，把他一刀杀死，他即刻就死，并不要什么手段，防他再生的。社会组织这种东西，并不是像一个物件，例如碗盏一样，把他一棒打碎，即刻就碎了，再不要什么手段，来铲除他底根本的。支配阶级就因为暴力革命，被推翻了，失掉了特殊地位，失掉了权力；但是你不能保他不谋复辟运动呀！社会组织就因为一时的革命，大概破坏了；但是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组织，并不是一时的革命，就可根本打破的呀！例如既倒的支配阶级，未必肯甘心把私有制一概放弃，来服从共产制呀！设若照无政府主义家底主张，于社会革命以后，就废弃一切强权，我试问既倒的旧支配阶级，来谋复辟运动，你用什么方法来防止他？不肯把私有财产交给社会，你用什么方法能使他交出？就说于他被推翻的时候，同时就把他底财产收归社会；但是他以后还是保存他所得的东西，不肯放弃私有权，你有什么方法来使他放弃？既没有强权，那么，他们当然可以自由行动。从第二个问题说，他不肯放弃私有权，无政府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从第一个问题说，那就不堪问了。旧支配阶级虽倒，他底势力还大呀！他有为他尽忠的科学家、学者、牧师、军人等替他活动呀！既没有强权来压他们，他们又何妨来谋恢复呢？设若他们底势力一恢复了，那么，那时的反动，就要使他们对于被支配阶级的压制，比以前更甚了。无政府主义所要求的平等在哪里？自由在哪里？不过使被支配阶级受一层更压深的制，更烈的痛苦罢了。但是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他本身底过，这乃是没有经过某种阶段，即刻就行无政府主义底过。所以我说不经过某种阶段，无政府主义是决不能实现的。
某种阶段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我们底共产主义是以劳动专政为原则的。就是以劳动专政防止旧支配阶级底复辟运动，使他不能复活；铲除旧社会底根本，使他不能妨碍我们底建设。共产党世界联盟，给与美国I.W.W.的信内面，有几句话很说得透彻，我现在把他引来：“要打破资本家底国家，破坏资本家底帮手，解除资本阶级武装，没收资本家底财产，转付到全体劳工阶级底公共管理之下——要做许多事，非有政府不可——非有国家不可。这国家便是劳工专政的国家。在这国家里，劳工们运用他们底劳农会，可以用铁手来拔去资本制度底根了。”（见本志第二号第二十页）我现在把他转过来说，就是：不实行劳动专政——我们底共产主义——资本阶级（现在的支配阶级）底一切势力就除不掉；资本制度（现在的社会组织）底根就拔不掉的。资本阶级底一切势力，既除不掉；资本制度底根，既拔不掉；那么，什么改造都做不成了。还说百年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的第一理由。
为什么说即使实现，也办不好？原来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本上有两种缺点：一是人性问题；一是经济问题，现在先说人性问题。
无政府主义家，以为人性都是善的，个人底行为，就是不受外部的势力，例如宗教，法律等底制限，也不致于做什么恶事的。就是虽然没有法律，强迫人做工，人们还是愿意去做；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每人应取多少，人们也不致于取过所需。其外虽无法律制限，强者也不致于来欺侮弱者；智者也不致于愚弄愚者，总而言之；各人都是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行动；而又不妨碍别人底自由。但是人类底性情，不是像无政府主义所想的一样，这样单纯的呀！生性懒惰，不肯作工的人也有；生性贪欲，自私自利的人也有；像拿破仑、威廉这辈人，想支配一切人类的人也有呀！无政府主义家能保生性懒惰的人，虽无强迫也来做工；生性贪婪的人虽无限制也不浪费；生性好权势的人虽无拘束也不致于压制别人吗？设若果像无政府主义家所想的一样，人性都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一直到今，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互相争夺，互相侵犯，互相排斥，互相残杀的历史呢？未必社会组织，一到了无政府的状态，人性即刻就可以变好吗？原始时代的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设若人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保存当时的状态，一直到今，不应该生出什么站在上面的支配阶级，和压在下面的被支配阶级，致使人类的历史，直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了。原始时代的无政府社会，不能保存到现在，就足以证明人性并不是如无政府主义家所想的一样单纯，一样善良。若说人性生来本是善的，因为社会组织不好，人类受了环境的影响，所以变了的；那么，现代社会底恶影响，原始时代，当然没有，为什么人类要互相争斗，演成个人争斗；部落争斗；国家争斗；阶级争斗；民族争斗等恶剧来呢？总而言之：人性决不像无政府主义家所想的一样，都是善的。所以从人性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完全实现的。现在就退一步，假定人性生来本是善的，因为受了环境底影响，才恶化了。但是现在不论已死的过去的人类，和未生的将来的人类，只拿现在生存着的人类来说。现在生存着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是善的？既然说受了环境的影响，所以恶化了；那么，现在生在着的人，当然不是个个都是善的了。即使说大部分人都是善的；但是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大部分人是善的就能做到的。例如一万人之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是善的，只有一个人是恶的，也是不行的。假设旧社会就完全破坏，无政府主义就立刻实现；试问怎样对待社会中的不良分子？一切人类都是自由，不应该干涉个人底行动；那么，这些不良分子，他本有能，他不肯尽；他只需十，他要取百；他底体力，智力，比众优胜，他要来强压别人，指挥别人；你怎样对付他？不用强权来对付他，无政府的社会即刻就要破坏；用强权来对付他，无政府主义底原则，即刻就要违背。用这个方法，也是破坏无政府主义；用那个方法，也是破坏无政府主义。总而言之：社会底分子，不限定个个是善的，无政府主义就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即使人性本来完全是善的，而于现存社会一破坏，即刻就来行无政府主义，我敢保险办不好。
现在从经济方面来讨论。
经济方面，单就生产和需要来说。原来生产和需要，都要保持一致平均，社会的经济状态，才不致于紊乱。所谓一致，就是质的问题。就是现在需要布，就赶快要来生产布；现在需要铁，就要赶快来生产铁。所谓平均，就是量的问题。例如现在需要千匹布，就只要生产千匹布来供给；现在需要千磅铁，就只要生产千磅铁来供给。要保持一致，调和平均，就要把一切生产机关，归一个中央的，或比较范围稍大的地方的机关管理。这个机关调查社会要需要什么就知会生产者生产什么，不要生产不需要的东西。作量需要，大概要若干，就知会生产者生产若干，既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下面，（一）没有这个中央机关，不知道社会一般所需要的是什么？要多少？（二）个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是自己底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一定要他生产什么，生产若干。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社会一般所需要的是这样，各个人生产者他不知道，任意去生产那样；需要是那样，他也不知道，任意去生产这样。又需要的量是百，他任自己底意，喜欢生产千就生产千，或喜欢生产十，就生产十。他既不知道要生产百，也没有什么机关一定要他只生产百。在这个状态下面，从需要方面说，就是要生经济上的缺乏；从生产方面说，就是要生经济上的恐慌。总起来说，就是要使经济生活不安，经济状态紊乱。这乃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下面，必然要生的不可免的现象。既然有这种现象，那就是无政府主义根本上缺点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虽然有这种缺点，却不能说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不过在近百年间，他还是要站在候补者的地位罢了。因为他底经济上的缺点，有法子来补足的。就是每个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归自己个人来生产，一点也不要他人底供给；或最小的地方区域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归该地方自己生产，一点都不仰给外地；那么，这个生产和需要底不一致，不平均的缺点，就可以免得掉了。但是要到达这种状态，生产手段和生产器具，非发达到一百二十分不可。自从机器发明，生产器具和手段，自然是一天一天地发达起来了。但是要做到个人能够独立自给，那就还差得多；就是小地方区域能够独立自给，也是做不到。所以我说无政府主义，现在还居于候补的地位。设若不等到生产器具，发达到这个田地，即刻就来实行无政府主义；那么，上述的经济上的缺点，一定是不可避的，所以我又敢保险无政府主义办不好。
既知道因为有人性上和经济上的两缺点，无政府主义最近就实现也弄不好；那么，就可知道我们主张共产主义为第二理了。我们底共产主义底原则，就是不做工的人不准吃饭；做了多少工，才能得多少报酬；以强权底正当用法，防止强权的滥用，就是以强权来维持公理、正义、人道。所以在我们底共产制下，虽不能保没有懒人，却没有人不做工；虽不能保没有贪人，却没有不做工而得报酬，和所取的报酬，过于他应得的；虽不能保没有想欺弱的强者，却可保没有强欺弱的事实。又生产机关，既归国有，则生产和要需就能一致，平均，而经济状态不致于紊乱。这就是我们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的状态下面，要主张共产主义的第二理由。
有人又以为共产主义没有无政府主义彻底，所以来反对他。不错，就理想上说，共产主义确是不如无政府主义这样彻底，但是一种主义，我们只要在理想方面，空想一想就可了事，还是要在实际上来实现呢？要只是学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好方法，一个人坐在房里，脑筋内空想出种种好社会组织，拿来自慰；那么，无政府主义，确是比共产主义好得多，但是一到实际上来说，就不得不先让共产主义来干事了。无政府主义不易完全实现，已由上述的人性问题和经济问题来说明了，现在无须多说。既知道他不易实现，我们就应该取一种比较容易实现，而可以医治现社会所生出的一切恶弊的方法。我们理想固要高尚，而只是理想，于现实是毫无益处的。所以我们要从最高尚的理想着想，而从比较容易实行的东西下手。比较容易实行些的东西，固然比较地不彻底。但是天天渴想而不得的十分彻底的东西，和比较容易实现的比较不彻底的东西，我们到底是取那样？再具体的说，就是：我们情愿在旧制度下面讨生活，为旧社会底牺牲，受无穷的痛苦，而不愿实行不彻底的共产主义呢？或是要快赶救济目前的恶症，解脱目前的痛苦，而不空想不能救治目前的恶弊的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呢？再举个例说，就是我们情愿挨着饿，不吃手边的粗饭而求在数百里以外的珍馐呢？或是暂吃粗饭，先充一充饥，而不死等着不能救目前的饥饿的珍馐呢？我想一个人只要不是有精神病，没有舍目前可充饥的粗饭而不吃，硬挨着饿去求不易得的珍馐的。现在社会底大多数人，正如饿得不得了的人；共产主义，就比如在目前的一碗粗饭；无政府主义，比如就是数百里外的一碗珍馐；那么，这个大多数的人内的大多数，不肯向着无政府主义而要向着共产主义走，乃是自然的趋势。你赞成固好，你就反对也是无益的。巴枯宁在劳动者之中的势力，为什么没有马克斯的大？现在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大潮流，哪一个势力大些？这些就是证明无政府主义，就现在的状态说，乃是画的饼，实际不能拿来充饥肠的。要想拿来实际充饥的，就不得不是共产主义了。总而言之：我们要救眼前的恶弊，就不得不取能够即时见效而不流于空想不能实现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第三理由。
以上专就一般的理论，说明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的主要理由的。但是就是就中国特殊状况而论，也是可以应用的。中国有行共产主义的必要，我已于本志第一号详说过，现在不必多说。至于中国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到有空工夫再说罢。
热心改造社会的朋友呀！你们不要只向空想方面走呵！你就空想出一个天国，一个黄金世界，社会上实际受着苦的人，不能受你们丝毫的益处！你们总要脚踏实地，向着实现方面实行去！实行！实行！这就是我们底口号。
一九二一，一，二八 |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江春〔李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江春〔李达〕
一、作这篇文字的旨趣
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
无政府党要推倒资本主义，所以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
无政府党何以没有绝灭资本主义的手段，何以反不免姑息那资本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在事实上都有许多矛盾的缘故。
近来中国大陆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渐渐多了。他们究竟有确实的信仰与否，我可以不问。可是据我的观察，他们之中多不免感情用事，他们的努力多用在无益的一方面，总不想从实际上做革命的功夫，这或者也许是各位朋友们所能原谅我的质直说话了。
我因为要约同这些朋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共同剿灭世界资本制度，以便早期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写了这篇文字出来和各位朋友们商量一下。并且我们希望和这些朋友们以外的兄弟们，也要先把这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了解一个大概。
恩格斯（Eongcles）在一八七五年把他那部《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SocialismUtopianandScintible）的原意发表的时候，早已说明那含着无政府共产和有政府共产的两种主义，在理论上并不是单一的东西。又一八九二年，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著《面包略取》（TheConguestofBread）一书的时候，也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分立起来。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来是有不能相合的历史。
可是我作这篇文字的旨趣，也不是故意和那些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挑战，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望着社会主义的社会进行；我们既然望定了这个目标，就要尽力约同大多数的同志，积极地向前猛进。所以我们务必择定那必定可以通行到这目标的道路进行，所以我们要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
我们有一句话要声明的，我们关于主义上的讨论和批评，总要根据理论说话，不要感情用事专闹意气。我预料我这篇文字发表后，必定引起许多论难出来的。但是若有关于学理上的讨论，我很虚心领教，若是感情的文字，就恕我不作答复了。
还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这篇文字中各项评论，也不是完全出于我一个人的创意。我相信亚东的学者们，六根不全的居多，要想自立起来不倚傍他人的门户来做关于主义学说的评论，恐怕很少。我这篇文字所采取的材料，多系从我们同主义的别处同志的文字中得求的。这些疑难点，都是无政府主义大家的书籍中的矛盾，所以我特意采集起来作为一个有系统的研究。
二、无政府主义之起源和派别
无政府主义，通例分为两种。一为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或称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一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或称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创始者要推斯体奈（Maxstimer），他在一八四五年著了《唯一者与其所有》（TheEgoandhisown）一书，已经成了具有理论的体系的学说。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创始者要推蒲鲁东（Proudhon），他在一八四〇年，著了《财产是什么？》（OuestCequelaPropriece）一书，已经明明主张了无政府主义。所以这两种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就是斯体奈和蒲鲁东两人。
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特质，主张个人绝对的主权和自由，单靠完成个人实行无政府主义。所以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自我，主张改造内部生活，主张发展心意性格，改造内部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完全不同。自斯体奈以下，埃菲特尼择黑巴梯玛喀都属于这一派。
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特质，把思想的重心放在经济改造上。要把环境革新，实现无政府主义。在打破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这一点说起来，与社会主义相似。希望均贫富，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私有财产，这些地方，也与社会主义相似。只是排斥中央政府权力，并且要绝灭一切政府，这是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地方。自蒲鲁东以后，巴枯宁（MichaelBakumin）、克鲁泡特金（PetorPropotkin）都属于这一派。
无政府主义的分派，约如上述。各分派的共通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至于实现主义的手段，大都是不外于暗杀、破坏和暴动，可是也有主张用平和手段的。主张用和平手段的是蒲鲁东、玛喀达卡诸人，主张用激烈手段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约翰莫司特诸人。克鲁泡特金在巴黎无政府党机关报《反逆》上，曾经说：“我们的运动用笔，用舌，用剑，用枪，用炸弹，用投票纸。”莫司特在他所著的《科学的革命战术与投弹者》书上，也说：“教会，皇室和宴会室都可以抛掷炸弹的。”一八八一年无政府党在伦敦会议上，决议用暴动的手段比笔舌的手段为优。又一八八三年在万国劳动同盟里决议用暴动实行无政府主义的手段，作为纲领。所以把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考察起来，不能说与暴动阴谋虐杀无关系。所以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政治运动的历史；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是暴动、虐杀、阴谋的历史，这种批评也很有一些理由的。
无政府主义的共通要素和实行的手段，已经在上面说明了，以下再把各派主义学说的内容，分别评论于下。
三、斯体奈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倡导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人，就是斯体奈。他所创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他否认一切政府，否认一切国家。他把自由分为三种：一为政治上的自由，一为社会上的自由，一为人道上的自由。他的自由是最高无上的自由，他连社会都要否认的。他主张用联合代替社会。他要无限制的发挥自我。这就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了。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据我看来，是非常彻底的。我要上天就上天，我要入地就入地，我为求我的最高自由，就是死了，也是实行我的主义，世界上再比这种更彻底的主义恐怕没有了。别人说人是合群的动物，我也可以说人是完全孤立的动物。我不愿在这现代的文明世界里生活，我偏要返还到原始时代的状态，这是我的自由。我对于这种主义不愿多加批评，人类本不免有这样特别的人实行这种主义，不过不发达罢了。
其次再评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他本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有力的分子，后来竟变了创设无政府主义的人。他在所著的《财产是什么？》书上，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行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他主张废止私有财产，各人就平等的职业。他也曾把劳动时间看作劳银价值正是当的标准。他和四十七名的无政府党员在里昂公会决议，发表了《无政府党宣言》，始终贯彻他这种主义。但是他的学说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他在《财产是什么？》书上，明明主张了废止私有财产，可是后来又在他所著的《在革命和教书的正义》(JusticeinRevolutionandintheChurch）书上，却又说：他并不主张废止财产，他说他的立场并不像卢梭、柏拉图布朗那种共产主义。于是他主张财产是不可分的东西，是集合的东西，所以一定要行集合财产制度。但是有一层，他并不是团体主义者。依黑司（Hayes）《政治的及社会的近世欧洲史》（APoliticalandSocialHistoryofmodernEurope）看起来，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明明是准据个人主义的。他这种矛盾，实在太明显了。马克思斥他是没有见识的人物，实在也说得合理。他的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科学的体系和哲学的基础的。
四、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巴枯宁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是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其内容可以从三方面观察。
（一）社会的方面
一切人类不是孤立的存在，乃是团体的或集合的存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和别的有机体一样，是有机的统合的存在。所以人在地上的各种存在物中是最有思想的最有共同性的生物，人类有了这种普遍生命所以造成了世界。
（二）政治的方面
社会是自然发达而来的，并不由何种契约而生。社会受传统的习惯所支配，不受法律所支配。所以社会由个人自发的冲动而进步，不由立法者的思想和意思而进步。他本据他这种自然的论理来对反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权力。说国家是共同的大墓地，妨害人的自由和生活力。说国家常为特权阶级所有，为僧侣、贵族、资本阶级所有。所以主张废灭“国家，教会，法庭，大学，军队，警察”。
（三）经济的方面
人既然是团体的集合的存在，所以在经济方面当然主张财产上的团体主义。一切土地、农业器具及资本，均归团体所有。
以上三条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精髓，以下逐条检讨出来。
第一条可以承认的。
第二条就有矛盾了。社会的成立，本不是立法者的功绩，这是很对的。若是因为有了立法者的缘故，就说国家是害恶，这种演释法便是错了。说“此时”“此地”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所有是可以的，若说“将来的”“他处的”国家也是特权阶级的所有，这便不对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他死了不过四十多年，世界上国家的历史，已经变了。就是他出生地方的俄国，已经由资本阶级的特权阶级移到劳动阶级的非特权阶级的手里来了。德国也标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了。所以巴枯宁所反对的那种国家，若指他所生存的时代的国家说，是可以的；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
第三条的思想，尤其矛盾。巴枯宁答萧得的话，说他所主张的团体主义决不是共产主义。那么他所主张的财产上的团体主义，虽然不否认个人的所有，然在生产手段说，至少要成为超越个人的所有，而成为团体的所有。团体的财产必定也有所有主，所有主若是团体，就有团体的意志和精神和人格，这是显然的道理。既然有了团体的意志、精神和人格，就有一种力成立起来。照这样说，巴枯宁所主张的财产上的团体主义，必然要渐渐地把生产手段集中到国家或公共团体的手里，这是自然的论理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犯了这种惹起有政府的大弊病，可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破产了。克鲁泡特金有句话批评财产上的团体主义说：“这种主义必定要用一种比任何政府还要强的政府的权力才办得到。”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大矛盾就在这种地方。所以巴枯宁若主张无政府就应该抛弃财产上的团体主义；不然，就应该抛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不能集资，集资不能无政府。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不能成立。所以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从对于国家和教会的感情上的偏见发生出来的。
五、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所创建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主义流行颇广，各地信奉的人也多，可是这许多年以来，为这主义运动的人，也没有显出什么效验。能够明白了解这主义的内容的人少，能够批评这主义的人更少。我们东方同志无水君曾经做了一篇有系统的批评文字，指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根本谬误，我特意将那篇文字摘录一个大概出来。
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科学各方面观察。这里先把这主义内容思想大纲，举出十条于下。
（一）在人类居高位的生物界中，有相互扶助的本能，除了少数妨害者以外，都受这种本能的支配，社会中多数的人都营自由幸福的生活。
（二）人类本是依据这种相互扶助的本能营自由合意的社会生活的，可是有少数为自己欲望蔑视多数人的本性的人出来，蹂躏自由合意的生活。少数者违反多数者的意思，造出法律、政府国家和权力阶级。
（三）无论何种形式何种内容的国家、政府的中央集权都不合理。
（四）一切财富（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学问发明都在内）是过去几多年代的人类共同努力生产出来，遗留于现代的人类的。所以我们人类之中，无论何人不能单独占领，也不得主张什么权利。
（五）各人的欲求是各人自己的权利。一切人无论是病人或是发疾，有生存权利，更有享乐权利。要满足这欲求，取得这权利，必须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
（六）将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起的社会革命，非以建设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为目的不可。
（七）无论什么性质的代议政治和劳银制度，都是维持拥护资本主义的。
（八）分配之标准依各人的欲求而定。
（九）生产的行为由各团体各部落自由合意经营。
（十）废止货币。
以上是克氏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十大纲领，以下逐条严密的简洁的加以批评。
（一）克氏对抗达尔文派的相互斗争观，提供了相互扶助观，这实是学界中一个新贡献；是进化论的进步；是人类社会的福音。可是相互扶助的这种观念，也不完全是克氏的发现，达尔文自身，多少也承认了的。只是达尔文力说自然进化的要素，注重相互斗争；闲却了互相扶助的一方面。克氏把达尔文所闲弃的和他的学徒所蹂躏的相互扶助的本能，特别注重详细说明，也忘却了相互斗争的一方面。于是单把相互扶助的本能，应用到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上去，却把相互斗争的本能置之度外了。“和睦共同”“斗争征服”这两类本能互相对立，无论动物和人类都是具备的。若说人类没有“斗争征服”的本能，怎么会产出那“少数的妨害者”？若说相互扶助是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本能，相互斗争是少数人的偶发性，那么，那称偶发性不会从那大多数的心理中发生出来的么？斗争心和互助心都应该看作是人的本能，克氏本不能否定的，他听说的“除了少数妨害者以外”的话，明明是矛盾了。
（二）既然有了矛盾的前提，就不免有矛盾的立论。他说一切国家、政治、法律、权力阶级都是蹂躏多数人自由生活的少数人造出来的，而且将来的国家法律政治，也是违反多数人意志而成为少数人的机关的，这话却未必然了。资本主义机关的国家政治法律，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的；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劳动阶级就是欢迎之不暇了。
（三）克氏排斥国家、政府的名称，以为采用中央集权名称，无论在何种形式有何种内容，都不合理。这种议论都是从大小的矛盾的前提出发而得的矛盾的结论，纵使劳农俄国的独裁政治不是多数派的独裁而为劳动者的独裁，他也是要反对的。
克氏说国家资本主义以外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也没有国家共产主义。有许多地方，他非□社会主义；又有许多地方，他却用社会主义四字，说“我们社会主义”。前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是说有政府集产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后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无政府共产主义。
克氏把国家社会主义当做是国家资本主义，恐怕是想错了罢。劳农俄国的社会主义，克氏就怎样看待呢？若说是国家共产主义，那就非常新奇了。
（四）一切财富是过去几多年代的人类共同生产出来遗传于现代的万人的，无论何人不得横领独占，这是很正当的思想。由这种思想推想起来一看，把现时资本制度撤废的时候，这一切财富也不能说归劳动阶级所有，应该要归那包括资本家劳动者的万人所共有。因为如此就要反对设立任何形态的中央集权机关，那么，他所说的“万人”，当然包括世界十五亿人民的全体，没有种族的差别，这种假定的思想，就要陷于蔑视时间空间的空想了。若是认定有种别有国别，犹然要反对中央集权，那就更成为空想了。克氏说：“我们相信不疑，私有财产制度撤废以后的社会，必然的产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组织，无政府到共产制，共产制到无政府，两者明明是近代社会革命的趋势，是平等的要求之表现。”照这样说撤废了资本制度，就可以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那么，把现在的劳农俄国作比喻，无论如何总是做不到。克氏若说现在的劳农俄国还没有撤废私有制度的话，那就完了，不消说得了。
（五）人有生存权，更有享乐权，这种思想，人人都共鸣的。可是要实行获得这种权利，满足欲求，而必待无政府共产主义实现方能办到，这种思想，就有弊害有缺点了。从资本主义制度，一飞脚跑到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想法，未免把人类社会进化的理法看错了。这种努力是无效的努力，这种牺牲是无益的牺牲，反使民众革命的力量越发薄弱。资本主义之后，当然是社会主义，如今要跳过社会主义的阶段，直接地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果无非是使众人不努力绝灭资本主义罢了。实在地说起来，资本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那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克氏说：“共产主义不单是我们所期望的，实际上站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社会，其进路不得不趋向于共产主义的。”但是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资本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变为有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能变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这是现时的大趋势。
（七）克氏在《面包略取》书上，说集产主义的理想有两重谬误，一方面要撤废资本制度的统治，一方面又支持代议政体和劳银制度。他又在《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书上，说代表的政府无论为自任，为选举，或为平民阶级独裁政府，都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他这种议论在劳农俄国出现以后，早已不能成立了。过去虽是这样，将来未必也是这样。现在劳农俄国所行的独裁政治并未拥护资本主义，大家都知道的。
（八）克氏主张把各人的要求作分配的标准，这是很对的。可是他反对货币制度，这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经济方面的缺点。若不用货币制度，按着各人的要求，来行分配，势必用“物质经济”。这种办法在真正无政府共产社会实现的时候，当然可行，但是刚在资本制度刚撤废以后的社会里就不可望。无政府共产社会既是空中楼阁，所以经济学说也成为空理了。
（九）无政府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更有一个难点。生产行为由各部落各团体自由合意经营，这是无政府共产社会中的事，在别的社会里就不能实行的。若说要按照各人的要求来行分配，无论无政府共产社会中人如何有程度，总不免供给和需要有矛盾的地方。克氏以为革命以后的社会，各人每日只劳动四五时就可以满足一切欲求的。在现时的劳农俄国说，也只是每日四五小时的劳动，可是俄国不得不用中央集权管理生产的，假使俄国把中央集权撤废了，把消费委诸各人自由要求，那么，生产的自由放任，必定要遇着很大的难关。这种地方，人人都可以想到的。
（十）生产事业若是发达到了极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社会，本可以不用货币经济的。不然，若要废止货币就难办到了。我不赞成废止货币的，不但是要废止资本主义和营利经济来做前提，实在说，货币还要跟着经济组织改造，或者依据理想来应用的。若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理法不错，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必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不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排斥货币而用物物经济，决难办到。
以上十条之中，（一）（二）（三）条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面的根本谬误。（四）（五）（六）（七）条是社会学方面的缺点，（八）（九）（十）条是经济学方面的思想的缺点。结果十条之中能够完全赞成的是第四条的全部和第五条的前半部。其余都是迷想、空想，若不是谬误，便是含有谬误根据发生出来的缺点的思想。
要之，克氏的思想，也和那些把小我人格与大我人格合为一致的人的思想相似，一大半可以当做宗教看的。革命家不可无信教的热情，而革命的思想却不可有宗教的内容。革命思想，要有实际的理论的内容，要在现时可以彻底实行的。克氏的长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长处，马克思主义更有较多的长处。克氏的主义不如马克思主义。
六、结论
共产主义也好，团体主义也好，都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实在更觉得有需用政治的必要的。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
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对于政治太悲观了。对于人性，与其乐观，不如悲观，较为合理。实在地说起来，将来实现的新社会中与其乐观不如把悲观做基础实行建设，反为万全之策。例如就生产消费设想，假令放任就不能均平，所以把生产和消费都归中央管理，较为稳妥。就是有许多人要规避的劳动，也有设法使各人为社会作工的必要。有许多人所嗜好的物品，也要使他们习惯了为社会割爱。至于强制，程度虽有不同，而在某时期，却有行使的必要。监狱也要的，警察也要的，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军队也要的，因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
所以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
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久远的历史集积而来的，并且受了合理的判断所指导所开拓所蓄积而成的，正所谓根深蒂固，决不是一人或数人的意见和感情表现所能颠覆所能绝灭的。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 |
告劳兵农（吉生〔沈泽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告劳兵农
吉生〔沈泽民〕
我先问一声大家：普遍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你们所最希望的是什么？我代你们答了：“让我们安居乐业，享和平的幸福，谋全体的进步。”我再问：你们的希望已经达到了没有？阻碍你们达到这希望的是谁？你们所最痛恨的是哪一班人？我也代你们答了：“我们在乡下的人一年到头苦作，可是我们争出来的，一部分被地主敲租敲了去了，一部分被放债的盘剥去了，一部分被官府的收税人榨了去了，一部分被官兵来抢了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强盗抢了去了；我们自己什么都轮不到！我们的希望达不到！我们在工厂里作工的人，也是一年到头苦作，可是厂里的工钱克扣得厉害，我们不能养活自己，工厂里的工作太繁重，工厂里的待遇太不讲究，我们都害了病了；我们穷苦而生穷苦而死，我们的希望达不到！我们全体只是农工两种人，可是您看呀！我们都十分苦恼。”好了！你们都知道你们自己的境况。我相信你们的话都是确实的，我还相信我代你们说的话，都不曾道尽你们的不幸。
兄弟们！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番话了。你们听了不要自己诧异。你们做的做工，务的务农，你们的老爷、先生、大人、长官统是你们养着。你们自劳自食，半些儿不占人家的便宜，便应该觉悟你们所做的是何等神圣的事业！世界上再有什么人比你们更大么？你们不要自己低头做小，凡你们所辛苦得来的，应该由你们自享用。商人拿本钱博到利权尚且说是自己的，你们拿手脚当真做出的衣布饭食难道还不是自己的么？你们拿活命的钱去养那些官商债户做什么？他们没有你们养，真会饿死，你们没有了他们倒安乐得多。他们抽你们的筋，吮你们的血，你们怎不发一些声音？要晓得你们的不幸全是因为有了他们啊！他们是你们的大敌！我并不是叫你们去仇恨人，我只是叫你们想想大众的幸福。我劝你们自己必须饶恕人。但是我要劝你想一想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们的父母妻子，同村同厂的兄弟，有因为寒冷饥饿而死的么？到了生病的时候，有因为没有医药而死的么？你自己若幸免这种苦处，我问你见了生哀怜心么？虽然哀怜而没有法子么？我告诉你们，在那种时候，有很好的房子里放着暖炉，富人在那里安稳向火。有医院里——那边你们穷人走不进——雪白温厚的床褥，殷勤地看护，有经验的医生调药诊脉，有钱的人都在那儿养病。他们那儿来的钱？无非是用租税、利息等名义向你们力作所得的份中来抽取的啊！这些名义我知道你们都明白是没有意义的。我现就和你们商量，你们再不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了，留着养活你们自己。
你们知道不纳租税，打消利息的方法么？不容易的！你们纳税给官吏利息给商人，商人又把利息的一部分算做租税送给官吏；官吏拿去养着兵，兵就是从你们的兄弟之中雇去的，但是他们吃了粮饷领了枪械却来压制你们自己了。你们不纳税的时候官吏就叫兵来打你们；你们不出利息的时候，商人就叮嘱官吏叫兵来打你们。我再告诉你们，你们生在中国还不曾一定要当兵。外国像你们一般样的人，都纳了租税，交了利息，又必须去当兵，把性命都为他们牺牲。外国的官吏和商人因为自身利益的关系，和别国的官吏、商人冲突，到要打的时候却叫毫不相干的百姓去啊！他们若不去的时候，兵士又要来捉了。总之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为你们自己和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的幸福起见，是必须反抗的，但是世界尚有兵丁，那兵丁是从你们的兄弟朋友中雇来的。你们的力量很弱小，没有武器可以杀许多人。我告诉你们，现在新法的打仗，杀人器具的厉害是可怕的！
但是你们不要看轻了自己的能力。你们人数多，臂力强健，哪怕你们一切都没有了，这两件总是你们的，因为你们都天天做着辛苦的工。遇到紧急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两件使用出来。
我知道你们反抗的心思都是有的。我再告诉你们分享幸福的办法。你们知道蚂蚁的生活么？蚂蚁是很小的虫豸，但是他们却很享福。为什么？他们每人出力地做，也每人安稳地过活。他们当天气暖的时候大家四面去寻食吃，寻了来放在家里存积，这种积蓄算是他们公共的，到冬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们就躲在家里共享。人也可以照他们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正在教着你们，便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住在北方俄国的兄弟们，他们已在实行这种理想了。这种办法，详细说起来或者反不容易清楚，但简单说来却人人懂得。便是大家做工，大家分享。譬如你们有的耕田，有的织布，这是你们现在的工作。你们一村坊上耕田的可以聚一个农人的会。全国村坊上的会可以聚成一个总会。织布的和其余做各种各业的也可以照样做。现在你们耕田和织布的方法都非常粗陋，费了许多力做不出什么东西。以后可以用机器代做。现在你们耕田的，都因为把田归私人所有，所以生出田主来自己不做工专把田地租给你们种，却抽取很大的租来。以后可以把田地都归给公家。做工的也是这样，把机器归给公家。公家是谁？就是你们大家合起来的。
你们还应该公定这样一种规则，就是不做工的不许得食。靠你们养活的寄生虫，听了这句话都不愿意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做工人的人听了，一定能懂得他的意思。
你们已经集了会了，村会派你们最信服的人做代表到省组织省会，省会再派选代表到中央组织全国大会。这些会定期商议一次事情，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对他们说。如此，政府中有了许多行业的全国大会了，这些会再选出一个会，由他们去把握全国一切事情。这些会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你们可以自己指导他们。要是你们选错了人，再要欺弄你们的时候，那时，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了，你们便没有怕惧，可以直接去掉他们。
你们现在自己觉得太劳苦么？在工厂里的一天做十几个钟头，在田里的一年忙四季。你们有时听见音乐，看见书，看见演戏，也欢喜么？你们想要常常享受这些艺术的快乐而不得么？我告诉你们，这些本是你们所应有的。
你们劳力之下已经是很辛苦了，应该把艺术的快乐来酬劳你们自己。但是你们所有的享受权现在都被人剥夺去了。你们都知道识字的好处么？识了字可以看书看报，并且高深些的艺术享乐，也非认字读书不行的。但是你们自己没工夫进学校，更没工夫去受高深教育；且在资本主义的下面，受高深教育很要花钱。我知道当你们送小孩子进学校的时候，你们还是宁愿他们在家刈草牧羊的，不是你们不知道读书的好处，因为横竖真真读不了多少年，并且眼前也没有工夫。你们这些权利都是被人剥夺了的。
在共产主义的下面，你们的工作时间将大大地减少，因为吃闲饭的人没有了；你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平民的政府将要为你们开设不要钱的学堂，你们的孩儿们将受义务的教育，只要你们自己愿意。你们不要客气呀！以为读书的事不是你们所干或不是你们所希望的。你们要晓得世界上既然可产出读书的人，可见天叫人生一个脑筋不是没有用处的；你们多用手太不用脑筋，譬如读书人多用脑筋不用手一样；这些都不是应该的。你们即使不为享乐知识起见也该为自身的幸福起见啊。读书这件事一向给有钱的人独占了，所以你们不及他们聪明；他们用了占来的聪明欺压你们到现在，你们还不觉悟么？
我想我们将来可以有这样一种生活：社会上的事业大家来做，社会上的享乐大家来受。我们当用分工的办法。一部分人产米谷，一部分人产布匹，一部一部的人产一种一种的用品。十分奢侈的用品我想是要消灭了，因为这是不正当的东西。再有关于智识上的工作，在那时也算是一种产业，和农工的劳力事平等。在现社会之中，智识的工作算是高等的，因为有智识的往往就是役使人的，而且劳心的人生活也优越，时间也短少。但是在共产社会之下，治人与被治的界限没有了，努力者工作时间也减短了，劳力者和劳心者的享用也平等了；智识将没有现在那样的气焰。说不定还有不愿意做用脑工作的人。所以诸君若现在要想向我发疑问：“假使大家去做劳心的事呢？”这层疑虑可以没有了。你们劳心劳力的两种人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换生产。就是在共产的制度之下，你们把衣食的需要养活他们的内体，他们把艺术和智识的需要滋润你们的精神。万一专门劳心的人毕竟比劳力的聪明又要设法欺诳你们呢？你们把生产的器具——土地和机器——紧紧地拿在手里，他们便不能怎样奈何你们。
总之，一切享用全是你们的了，因为一切全是你们合力所造。
你们还明白我劝你们组织各种会的缘故么？你们平常的生活中不曾有什么会。现在也没有什么会。将来的会何以必不可少呢。听我告诉你们。我且问一句：从你们的经验中看来，世界上坏人有没有的？换一个问法：你们的村庄上，有姓张的人偷了李家牛，王家的人割了李家的麦一类的事。或你们几个同力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人躲懒？这种都是坏人干的坏事。你们怎样设法免去这种坏人出现？万一有许多坏人团结在一起扰乱公共的幸福，你们岂不是要合群禁止他们么？这里便用得到结会了。
坏人也有等级，你们总应该定个规则去罚他，这里便应该定个法律。法律也要大家定的，这里也用得到结会。你们合够儿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叫谁分派才能均平，叫谁分派才能省事？这里也用得到一个公共结合起来的会。你们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和种田的人中间交往的事是常有的；这种交往的事往往是团体的事，譬如种田的要请做工的多产些布。要办这中间的交涉也必须各方面都有一个会。还有许多公共的事，譬如学校公园等，谁去干？也要公共集起来的会。还有许多纷争的事也是不免的，要解决请谁？请公众所选举起来的可托的人去解决，这也用得到一个会。还有一件事，假设你们的改革成功得快，外国有许多还不曾做到。你们要去和外国的劳动者提携，要和外国的资本家开战，你们要怎样办？尤其须得一个同心结合的团体。因为有以上这许许多多必要共同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政府。政府不是一件另外的东西，乃是我们自己所团结起来的，政府为我们而存在，不是为官僚而存在。
我所说的你们满足么？万一不满足，你们还可大家商量了再去添加。共产主义原是为你们自己而发生的，你们有自主权。
上面的话你们如果以为说的对，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们起革命的方法了。革命两个字我劝你们不要听了害怕。你们要脱离现在这种痛苦的生活，要主张你们自己的权利，革命是不可少的。我劝你们革命也不是叫你们去抛炸弹放手枪，这种旧式的革命现在用不到了。革命就是叫你们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你们的仇人。我现在恐怕你们还认不清楚你们的仇敌是谁。因为你们平素专门做工来孝敬他们，来不及想那些事。我们想好了，现在告诉你们。凡是埋没了良心，不顾公益专图私利的都是你们的仇人。你们极力养活人，他们杀人；你们求和平，他们扰乱世界；你们爱人，他们欺压人。我再把重要的仇人教给你们听：第一就是官僚。看看你们乡下的小官就可以知道一切官吏的罪恶了。第二就是军人。军官带了兵杀进你们的村坊，奸淫你们的妻子，毒打你们的父母，坐讨你们的金钱。这些军人是官僚主使来的，他们和官僚串通一气，同一样的可恶。第三就是资本家。开工厂的是大资本家，收租放债的是小资本家；他们有大小之不同，作恶是一样的。他们虐待待你们种种的事你们心里晓得，用不到我来说。其余的坏人还很多我也不必一一细说了。
你们革命方法的第一步便是认定你们的仇人。
有人或要告诉你们说，共产社会主义必须有资本主义才会发生的；你们可以回答说，我们实行共产主义就是要预防资本主义的发生。
有人或要告诉你们说，外国的资本主义到中国来要夺去你们的生存权了；你们就回答说，我们要抵抗外国的资本主义。他又要说要抵抗资本主义必须开发实业，开发实业必须资本；你们就答说，资本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有人或要告诉你们说，外国人正想瓜分中国，你们革起命来，他们借了名义就要来灭亡中国了；你们一定就会回答说：“我们不懂什么叫做中国，中国亡不亡和我们不相干。我们所求的是和平安乐的生活。况且本国的国家现在一些也不能保护我们。我们不怕亡国！”我再帮你答一句：“来侵略中国的也是外国的官僚军人和资本家呀！他们为此硬逼他们自己国里的劳农出来打仗。他们的劳农，我们的弟兄，比我觉悟得早，已经再不能堪他们的驱策了；他们若果要兴师来和我们打仗，他们国里劳农的兄弟们一定会起反抗的。”
我老实告诉你们，那些用种种话来骗吓你们，叫你们不敢革命的人就是你们仇人的爪牙走狗。你们老实告诉他们罢。你们那样的禁压我们，你们读书，知道怎样骗人吓人；我们求生存，只知道我们求生存的要求。我们所要求的是平民主义，平民主义实行的时候就要结果你们了！
你们革命的目的便是平民主义！
你们革命方法的第二步便是传布思想。
你们没有机会读书识字，能看这种文字的人恐怕很少。你们自己能看的看了就去传布，务使大家都懂得这种意思。懂得了以后怎样呢？再去和全世界的劳农联络。你们不懂外国文可以请人翻译。你们把你们的意思告诉他们，说：“万国的劳农兄弟们啊！我们都是一伙儿的人，只因为地方隔得太远，所以互相隔膜得很。我们现在知道全世界没有国界的区别，全是生产的和不生产的两种人分别。不生产的欺压我们生产的到今朝了，要反抗他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互相帮助罢。若是我们在国里革命，我们国里的不生产的人——官僚、军人、资本家——求你们国里的不生产人帮助难为我们的时候，你们大家千万不要去替他们当兵，不要受不论什么话的煽动，你们也就可以在国内同时革命。反过来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两方平常误听了他们的说话，所以两方感情非常隔膜，以后我们明白了要格外亲热了。我们合力推倒了那平民主义的障碍物，把全世界造成一个大平民主义的世界。我们成功了以后就大家共享幸福。”一国的劳农势力到底薄弱啦，你们须得有全世界的联络。所以你们革命方法的第三步便是和全世界的劳农联络。
还要拔去你们仇人的爪牙呢。你们就劝你们的兄弟朋友不要去当兵。你们告诉他们说：“当兵的朋友们呀！你们所做的是一件杀人的事业。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呀！你们的良心上十二分的不得安宁。你们去当兵无非是为了口粮，把世界改造好了的时候，你们人人有饭吃了，何必枉自牺牲性命呢？你们在营里的苦况我们都晓得的，不分早夜的要去操练，还要时常被上官打军棍。你们打仗时候的苦况我们也晓得的，行军的时候夏天的太阳火一般地在背上烧；冬天的冷风冰一般地在脸上吹；身上背着枪械包裹一天要走无数的路；枪弹炮弹像长虹一般地从你们头上飞过；打了败仗或受了伤的时候，被大军抛舍了，一个人在荒野里好不凄惶难过。你们在外边受苦的时候，心上越发想着家庭里平和安逸的快乐了，你们时常盼望不到家信，想来总是不觉要垂泪的；你们之中有些是孤身的，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委身在这种愁惨的生活。我们所能说的道不尽你们所受的万一，你们单只为一份口粮，去牺牲生命做什么？
“你们出外打仗的时候无非是杀人，你们因为口粮太少，你们因为平常的生活太苦了，不免一天要劫掠村坊、奸淫妇女。你们干这些事实在是犯罪恶，但是这不是你们自己之过；我们原谅你们的过失。可是我们对于你们的行为实是悲伤的。你们自己也有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啊，你们在客乡劫掠、奸淫、屠杀他们，别的兵在你们的故乡也照样的把这种行为施到你们的骨肉朋友呢！你们想一想，就明白了，你们在军队中仿佛是做着一场噩梦。你们完全身不由己，听着上官的指挥到东西南北，杀你们所应该爱的人。你们梦醒了以后想想梦中的可怕景象，和你们自身的灵性堕落，你们要如何的恐惧愧恨哪！你们只为一份口粮，当兵做什么了？
“你们当兵的前程是很有限的，顶多升一个正目队长；你们打仗的时候多在前敌，死亡最快，即使升迁了些也料想不到打仗完毕是要把性命丢去的。在你们枉丢性命的时候，正是那些督军师长们受勋章讨军饷的时候啊！他们讨军饷来肥了自己，你们丢性命来红了他们的顶戴。怎么值得啊？况且军官们借你们的名义向政府讨饷，政府毕竟要叫你们在家的骨肉多出赋税呢。你们只为一份口粮，当做什么了？
“当兵的兄弟们哪！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很勇敢的。你们的一份口粮在共产主义之下是很容易得的。跟我们来罢！大家来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罢！
“你们现在最好马上就离了兵队，让那些官僚军人没兵可招。但是你们在外当兵许多年家里的田地荒的荒芜了，换的换东家了，回来也没得饭吃，这个正是你们的苦况。那么你们就留在军队中好了。平常留心留心军情，再细细研究研究共产主义的原理，和同辈讨论讨论；把你的枪械操好，把你们的团体结好，磨砺着等候时机。你们看，如你们全国当兵的兄弟们都已经齐心了，外边的革命一发动你们便可以响应了。那时的革命易如反掌。
“那时，你们也要拼命打仗了，但这一次你们不是替别人打，是替自己打；不是为杀人而打，是为正义而打。那时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觉悟了，知道救拔你们自己的灵性，不再做残酷的勾留。因为外边的世界是清平的，你们打仗成功，离开了惨酷的军营就要到清平的田野里来做工。那时，你们的灵性已经回复，知道平和亲密的快乐，你们真是何等的幸福啊！”
兵士虽然残酷，听了你们这样说，他们亦必掉转枪头来问他们的主人了，你若做到这一步，革命便已经有了眉目。所以，你们革命方法的第四步便是运动军队。
到真真发动革命的时候，你们便不要再纳赋税，或向商人、地主交利息了。我前面曾告诉你们，赋税和利息是商人的根本，你们不交纳了他们便没有钱养兵。不纳赋税，不交利息便是革命方法的第五步。
第五步怎样？
社会革命是何等的事业！建设共产社会是何等烦杂的工作！这责任既然全在诸位的背上，诸位就应该如何谨慎地做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力量不小，要革命是没有不成功的；只是革命了以后，要组织成一个很好的共产社会却要费很周密的布置。你们的常识是坚固的，你们的心思是诚实的，将来实行起来一定可以成功。但是还少不得细心去打算啊。
还有许多事，譬如和外国有什么交际，这种事本来很简单，但是现在掌着国柄的官僚政客们故意来弄复杂了，你们自做主人去和他们办未免要上当。这些委屈，等到全世界都变成了劳农社会的时候，当然没有了，可是现在怕还有许多国家的名目，有许多官僚政客在内作怪啊！那么你们可以想见将来的事情，一步一步不知怎样的烦杂哩。所以现在，我不能把第五步以下，一步一步地细说了。你们只要起来做，认定共产主义的目标，尽管向前进去。要是你们没有头绪，可以把你们北方的俄罗斯的劳农兄弟们的榜样学一学。俄罗斯的事你们或者不大知道。没有根据的谣言传到你们耳朵里，你们或者竟要相信以为俄罗斯的共产有什么公妻的事。我告诉你们，走遍天下没有这种怪事。要是真有这样事，他们还能够这样发达吗？他们的发达现在已经有个样儿了，我听他们自己说，他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快活的日子。现在他们全体的劳农都很欢喜，有兴致。没事的时候，在家做工，做好了，大家享用。也有别国的官僚和资本家怕他们的，带了兵去打他们。当这时候，他们就抛了锄和锤去拿军器，兴致勃勃地去打了。他们知道打仗的目的，他们知道这种打仗是敌国的羞辱，他们的荣耀，他们勇气百倍。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举的将帅，他们是常常胜的。我告诉你们，欧洲的资本家看看势头不对，现在要请求和他们通商了。他们这样的成功，别无所恃，就在深信他们的主张，用不懈的勇气和谨慎去做。
你们也是这样，若是深信的，就往前去做。
你们平素被夺了读书的机会，有许多事是不懂怎样去办的。你们不免在革命的时候缺乏了将帅，不懂选举哪一个好。不免当组织劳农会的时候，不知道组织的方法。不免当开会的时候，不知道用有秩序的方法展开讨论。或是在无论什么时候，遇到无论什么紧急的事不知道应付的方法，你们就要慌张失措了。
到那些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你们的顾问。我们现在用无限的诚心向你们说，你们虽不知道我们是谁（将来会知道），我们永远是最同情于你们的。我们现在四方奔走，我们进牢狱，受官府和资本家的压迫，我们依旧冒了险到你们中间来宣传，我们都是为了你们。你们也不可把我们当做是慈善家，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拼死命来救你们的。我们就是你们，我们是一伙儿。我们大声疾呼就是代你们大声疾呼，我们所喊出的，都是你们所要喊的，不过我们是见得早。譬如一所房子要坍了，我们和你们都是一屋子里的人，不过我们先看见，所以急忙喊你们逃避。
我们现在要齐声大喊了：劳农们！起来啊！劳农们！起来啊！你们听见我们的喊声么？ |
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
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啊！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亲爱的朋友们：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政府知道社会主义的势力就在于他的国际的组织上。要维持他的统制世界的威权，资本主义把俄国的劳农政府四面地围住，并且建立隔开各国无产阶级的障壁。在各要地检查邮件、搜检行李，所有此种的举动都是要想禁止社会党的国际宣传政策。
不管此种行为，革命的精神仍旧弥漫于全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类，工人与农民，受苦的国家，妇女与少年，皆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赤旗下联合起来。
通过所有的阻碍，我们的国际中心要求的呼声，终究到了我们的耳中。虽然是很迟而且很不完备，但是我们知道此种报告的不完全，是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困难中所免不了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力量尽力奋斗。
世界革命的先锋，国际青年社会党，由他在柏林的执行部，于最近时候，召集青年革命党第二次世界会议，此种消息竟达到我们了。
一百万以上的青年共产党皆要派遣他们的代表，以讨论推翻压制的旧世界的争斗问题，并解决新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建设问题。
所有欧洲、南北美，及亚细亚两部——近东——都派代表到那里去。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不怕失了他们的职业，离了他们的学校，别了他们的家属，也不怕囚禁与死亡。
第二次国际会议
第一次国际青年社会党会议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柏林举行。所有从各国来的代表，都被禁阻。全会遭遇非法的不幸，被有产阶级警察监视，只有关于实际奋斗的问题，提出讨论。所有一切需时间而谨慎考察的问题都忽略过去。
以后国际青年社会党的数量与势力逐渐增加。全部政治的地位，渐渐放松——就是资本主义的势力逐渐弱下来——这就是由于红军的胜利。在红军内青年共产党仍旧为其先锋。新组合到处都建立起来，许多是在亚洲的。
在东方各国青年中，新的宣传方法，就使用起来。在远东各国受苦的群众，退化而在黑暗中，学生们远远都是革命的。在一九二〇年的夏间，国际执行部在中欧某处，开了一次会议——国际执行部在会议中，议决各种重要问题。他包含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加上无国同盟的一个代表——他议决执行委员会应该于一九二一年召集第二次国际会议。此处会议应在比第一次较自由的国家开会。
（一）从每个已加入于国际青年社会党的同盟，可以派遣一个以上的代表，因欲更能代表他们的希望与意见。
（二）尚未传入于国际青年社会党的少数社会主义同盟，也许其派代表参与会议。一百万共产党的各代表，固不怕此种少数病痛的团体的势力，让他们来学我们的工作，然后决定。
（三）社会主义者的教育问题，将在此会议中讨论。社会主义学校的代表，将要请求帮助讨论此问题。社会主义的学校在英国、丹麦者尚未加入国际青年社会党，其代表一半是青年同盟，一半是学校。
（四）在东方的宣传方法，将在此会议中讨论。
（五）许多别样的问题，也将讨论。执行部的报告，将可以知道将来的奋斗计划也将采用。
邀请
在中国尚无青年共产同盟或青年社会同盟，但有一个和国际青年社会党联合，即复有全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的大同盟也不要紧。
我知道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没有全中国的同盟，我在国际青年共产党名义底下，亲爱的上海青年团的诸位朋友呀！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的第二次国际会议的邀请。
所有专门问题都能够在国际党和他的各机关中解决。到会议地方的旅行都要布置好，言语问题也要用翻译者来解决他。如同各次国际会议所尝为者一样。在会议中将有一个英语部，所以你们的代表，最好是能懂得英语。
派遣代表的用处
如果有很充足的时间，中国青年社会党也许能研究青年国际运动的问题，以为参政。并派一位代表中国的代表，用他的名义发言。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所以你们一定要派一位代表，有发言而无选举之权，最重要的就是为报告之用。你们所举的朋友是你们所熟知，并且相信的，他将完全研究国际青年运动的计划，与他的实际与理想。
只有等他回国，并且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后，你们才可以对于此种问题摆下你们的决定。
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无论几多的文学，几千几百的讲演和讨论，都没有比派遣从你们中举出的一个代表，这样能够使你们和国际联合。
我知道在中国革命力量是非常缺乏的。你们派去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三个月之久，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他到那个地方也将十分受所有各国的革命党青年的欢迎。你们的代表带你们的经验给此会议者少，而带来会议的经验给你们者多。
你们派遣代表不要怀疑，不要不决定罢！革命的中国，万国无产阶级同胞一分子的中国万岁！人道的解放者共产主义万岁！
共产党的祝词
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上
EasternSecretariatoftheExecutiveCommittee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ofyouth |
短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四号
短言
欧洲有许多报上常说：共产党是什么一个怪物，有何魔力，使他们的党势在欧美各国都有一日千里之势？我以为这个疑问很容易解答。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现社会致命的困难、维系现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心，这是不可掩蔽的事实了；继他而起的无政府主义，除无政府党外，都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方法实现的空想；议会派的和平改革在英德法都试验过不行了，在政治腐败的国家更不必试验了；因此大家既不取无政府的空想，又不取议会派敷衍现状的方法，不趋向主张破坏而且有建设方法的共产党还有何路可走？
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和无政府主义不同底要点：是主张在现在及近的将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有相当强制力的法律，不赞成一概不加限制的自由。
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主张劳工专政，不合乎德谟克拉西。我要问他：不是要让资本家帝制派都有政权才合乎德莫克拉西？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用武力对待反对派，不合乎公理。我要问他：是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的英法军队打破莫斯科驱逐共产党，或是让柯尔察克、丹尼金统治俄国才合乎公理？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是怎样呢？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我们不可认错了。 |
世界消息（江春〔李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世界消息
江春〔李达〕
一、共产党
全欧共产党及独立社会党之联席会议
莫斯科十日电：本月四日德国共产党及独立社会左党，决议在最近期内召集联合会议。英国、瑞士、和兰、匈牙利、捷克斯拉夫诸国之共产党代表皆到场。法兰西、丹麦两国之共产党，未得政府允许，故不能派代表与会云。
共产党势力日增
莫斯科十日电：伊桑尼亚国（Esthonia）都城锐乌（Reval）专门职业联合会选举之结果，为共产党一万四千一百八十六人，独立共产党二千一百七十五人，社会民主党二千人云。又同日电：色必亚（Serbia）国会选举之结果，为激进党四千三十五人，民主党三千一百九十五人，共和党三百五十二人，共产党四千五十人。当选者有激进党、民主党、共产党之首领三人在内云。
全欧共产党及独立社会党之联席大会
莫斯科十四日电：全欧共产党及独立激进党左翼之党员，刻在柏林开联合会议。独立党代表会员票数四十四万，共产党代表五万云。
二、俄国
劳农政府最近之议决案
莫斯科十七日电：国民委员自治会最近表决以下各项：（一）将红军军内之矿工，概行召回。（二）取消矿工出征之动员令，同时延长已经入伍者之义勇当兵期。（三）改良地下工作之劳动状况。（四）派工人若干名，至顿河煤矿区域，担任装货卸货之事云。
俄罗斯之少年共产党大会
莫斯科二十日电：全俄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已于本月十八日在亚库次克（Yakutsk）开幕，各省区干部及各村落支部皆派代表列席。全俄工人农人学生共产党派员与会者有十一团体云。
劳农俄国之农工会议
莫斯科二十日电：莫斯科省之农人会议，已定于明年一月间在莫斯科开会。又同日电：桃木思刻（Tomsk）铁路制造部工人，决定每日增加工作两小时，以促进其工作能力云。
全俄共产党近讯
莫思科二十一日电：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以一月十五日，为德国社会主义大家查利李卜尼提氏（KarlLiebknecht）逝世纪念日云。又同日电：乡村共产团体代表大会在桃木思刻（Tomsk）开幕云。
全俄劳农会议在莫斯科开会，共产党占绝对大多数
莫斯科二十七日电：全俄劳农会议第一次例会，已于本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开会。讨论各问题如下：（一）对内对外之政策。（二）工商业之恢复。（三）运输事业之改良。（四）农业之发展。（五）对于农人之扶助。到会各处代表有共产党一千二百一十一人，无党派者七十三人，犹太社会党一人。列宁亦于席间详细报告政府允许列强之优先权，共产党党员全体赞成之云。
三、捷克斯共和国
捷克斯拉威之共产运动
莫斯科十九日电：捷克斯拉威（CzechoSlovakia）国都蒲加城（Prag），连日发生纷扰。市民厅（PeoplesHall）本在共产党之手，现被军警夺去，因之工人倡言总罢工。共产党要求将被捕党员二十五人速速释放云。
捷克矿产国有与罢工风潮
莫斯科二十七日电：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政府，因保加利亚国（Bulgaria）破坏和约，已与保国断绝关系。捷克政府与工人之争执，仍猛进不已。总罢工势力澎涨，殊出意外。若罢工从此停止，政府即容纳工人之要求，将矿产收为国有。
捷克共产党被捕者八百人
莫斯科二十九日电：捷克斯拉夫国（Czecho-Slovakia）共产党之罢工运动，现已完全失败。共产党党员被捕者八百人，将治以阴谋推翻政府之罪云。
四、法兰西
法国社会党实行加入第三国际
莫斯科六日电云：法国社会党之思口堡（Strassburg）部分现已实行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
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
莫斯科三日电：法国社会党评议部，投票表决，赞成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社会党大会云。
五、意大利
意大利业已赤化之表征
莫斯科六日电：意大利国米兰诺城（Milano）地方选举之结果，社会党大得胜利。该议会第一次开幕时，议员皆高唱革命歌。演说时，又表示欢迎列宁及劳农俄罗斯之至意，并力促其政府速与俄国通商云。
意大利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
莫斯科十日电：意大利社会党各派别，大多数赞成无条件的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云。
意大利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
莫斯科十一日电：意大利佛乐森遂亚地方（Flaneneiar）之社会党大会末次会议时，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云。
复辟声中希腊共产党之胜利
莫斯科二十一日电：希腊共产党近有党员十名被选为国会议员。保加利亚国曙光报（Zarya）因希腊共产党在马其顿（Macedonia希腊北部）大获胜利，谓马其顿人民反对复古派，故投票时倾向共产党云。
意国社会党与俄德携手
莫斯科二十三日电：意国著名社会党首领佘兰第（Senuwti）、邓乃锐（Dienari）两氏。近向意国当局要求准其前往柏林，以与俄德两国共产党员有所协议云。
六、波兰
波兰军队与德国工人
莫斯科十三日电：上西利细亚（UpperSilesia）之波兰军队与德国工人常常发生冲突，波兰军队已准备军装。
波兰社会党之通告
莫斯科十六日电：波兰社会党发出通告云，波兰工人之地位，惨苦已极。波兰一块土诚为垄断者及寄生者之天国云。
七、远东
远东共和国之学生运动
海参崴三日电：远东共和国学生联合总会，召集赤塔、哈尔滨、哈巴罗夫克、海参崴各处学生代表，开大会于海参崴。讨论各大学之改革、今后学生之命运各问题。又同日电：各大学教授代表及学生代表之联合委员会，已将各大学之共同管理计划讨论完毕。大学自治会之第一次联席会议，即可开幕云。
海参崴工联建筑劳工塔
海参崴四日电：海参崴工联总会执行部，以投票办法，招人建筑劳工塔（TheLabourTemple）。规定头奖金卢布六千元，二奖金卢布四千元，三奖金卢布二千元。应聘者限于今年三月一日以前，将姓名图案等物交到云。
远东职工联合之新决议
赤塔十二日电：远东职工联合会之会长干事联席会议，决定以下各条：（一）要求政府禁止人民在黑河区（Blagoweschtschen）内使行中国货币。（二）宣布以外国货币为工作报酬者为劳动界之公敌。（三）拒绝俄国纸币者，充公其财产。（四）取缔钱商垄断。（五）要求农人通用纸币，以扶助平民。
劳工神圣之远东共和国
赤塔十三日电：年逾五十岁之雇员，前被铁路、水道及陆地各交通机关裁汰者，此后皆须回职作工云。
黑河省共产党势力之澎涨
黑河十九日电：黑河（Blagoweschtschensk）地方自治会将于今日举行选举。本地各政党如希伯来（Hebrew）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劳动党等皆愿与本地共产党支部联合，成一投票团体。闻地方自治会之选举，将按克伦斯基（Kerensky）选举法执行云。
海参崴省区行政委员选举之结果，农人共产党大获胜利
海参崴二十日电：海参崴议会现已休会，明年一月十五日当重行召集。大多数农界议员已束装返里。省区行政委员选举之结果，农人及共产党各得四席，少数党共得二席，社会革命党左党共得一席云。又同日电：赤塔中央政府电令威埠当局，从速建筑国家蓄室，并清核崴埠所屯之国产云。
八、其余各国
德意志共产运动遍布全国
莫斯科二十九日电：德意志共产党示威运动，刻已遍布全国。柏林该党演说员，声称非速速解决失业问题不可云。
美国务总理之承认劳农政府说，义大利反对兰格尔
莫斯科六日电：美国总理语人云，英俄商约之成立，与英国承认劳农政府无异。又同日电：意大利绝对不承认兰格尔军队有屯集土耳其境内之权。又同日电：法国务总理声称法国政府决不阻挠对俄通商之事云。
土耳其革命运动之蜂起
莫斯科五日电：土耳其共产党，势力日形扩张，深得国家议会“在安果拉Angora”革命党议员之同情与援助。米索不达米亚一带之土耳其人民，已举行革命，组织政府。与“土耳其革命政府”关系至为密切云。
采行劳农制后之阿门尼亚国
莫斯科八日电：阿门尼国（Armenia）自建设劳农政府以来，从前对于毛沙人（Mossulmaus）之恶感悉已消除，彼此已附立友谊的关系云。
最近赤化小国之社会主义运动
莫斯科二十二日电：乔治亚国（Georgia）共产党发表宣言，力诋少数党虐待共产党之事。又同日电：梨桑尼亚国（Lithuanian）少数党，决定对于政府禁止工人自由结社之事，提起抗议，主张废弃军事检察，要求人民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云。
土耳其愿与俄国携手排除帝国主义
莫斯科八日电：劳农俄国外交总长翟趣林氏（Chicherin），昨日接到土耳其国某部总长纪马迫沙氏（Reamolpsha）之电报，称赞劳农俄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空前之大奋斗。并谓劳农俄罗斯及土耳其两国携手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期，即在目前云。 |
俄罗斯的儿童问题（海参崴通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俄罗斯的儿童问题
（海参崴通信）
从哈尔滨到海参崴，一路上朔风大雪，除了一行路难以外，最大的感触要算俄罗斯的儿童问题了。我每见俄国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不禁暗暗纳罕。想到保卫赤子本出乎天性，自无希奇可说。然而俄国人的“保卫赤子心”和“保卫赤子法”实在有些地方与众不同。他们的用心是神秘的，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几种感触人之深，这种问题关系之大决不能以几句官话说明。所以我拿这件事作个材料：一来述自己的感情，二来介绍俄罗斯的建设事业。
我常说：“欧战恩赐各民族的佳惠，除了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外，大概没有别的可言了。”从表面看来，这句话似乎有点武断，细细的一想，趾高气扬的战胜国和忍气吞声的战败国，哪一个没有“一大堆待决的问题”？四五年以来，人类的精力差不多糊里糊涂浪费殆尽；除了“战争之神”所收获的种子以外，及添了许多收成来满足吃人饮血“死神”的壑豁！战争已经把人心变硬了。残暴凶恶充满了宇宙，蒙蔽了保惠、怜悯、同情、创造的本能。俄罗斯内忧外患交攻，自然比他国“战神之赐”更多。整千累万的儿童们，或连食物不充，或由时疫流行，或由无人看护，仿佛欲开未开的花，因为缺乏滋养便奄然化去。那个时候的俄罗斯简直是儿童的坟地啊！因为饥饿变灰的小脸，一旦看见从封锁政策里漏进来的一块糖，便现出笑容。甚至俄罗斯教育委员长向外国新闻记者说道：“没饭吃国里的小孩子们享受没饭吃国里最高的幸福；实受封锁政策之苦的是成年之人，不是小孩子们。”诸如此类的故事一时也难说完；听了，着实有趣，着实可怜。但是我们要研究的题目是：俄罗斯怎样在愁苦、饥饿、封锁里头保护今日之儿童，来日之主人翁？
俄罗斯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格言说，“小孩子们应该享受食物优先权；他们在城市或乡村的生活应该以极卫生的环境适应之”。看了这段格言，我们可以知道，俄罗斯行政机关对于儿童负最大责任的自是公共卫生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食物供给委员会当然也帮着一同进行。现在把我所知道的儿童事业略述于下。改日再细细报告。
（一）儿童食物问题——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委员自治会下令：以优美的食物享待儿童，十六岁以下的小孩子们都按着法律享有食物优先权。议之以俄国人的谈话和俄国杂志报章所载，这个命令绝不是空言的，实在有事实可举。
（二）儿童健康问题——俄罗斯劳农政府为保卫儿童健康起见，设了一个儿童健康保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成立，以公共卫生委员长、国民教育委员长、医生、教员以及各工联的代表组成。按着事务性质的区别，分成三部。一，检查部——专检查儿童宿舍、幼儿园、学校等等的卫生状况和设备；二，体育文化部；三，学校部——专设立和管理各种学校，是体育上或精神上有残疾的儿童们在内调养训练。
（三）儿童体育问题——除了儿童健康保护委员会的体育文化部以外，公共卫生委员会又在一九一八年十月设立一个体育文化学院。有许多城市或乡村实验学校全附属于这个学校。从其教材、组织两点看来，体育文化学院，简直是“儿童劳工”和儿童体育训练的实验室！
（四）儿童防疫问题——以上所举的三项尽是积极的儿童事业，还有一件消极的，便是防疫问题的解决。除了各种体育残疾的学校以外，许多特别的学校养病室差不多在农业区内到处都有了。儿童在养病室里或受医药待遇，感受精神上的教育。据俄国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报告所载，儿童防疫事业里最重要而最难办的便是肺病的防御策。 |
关于新俄教育的一夕话（石逸〔李震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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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俄教育的一夕话
石逸〔李震瀛〕
昨晚我和我的同伴赴一个俄国朋友之约。这位俄国朋友英文、日文、中文全会，口齿也好。我们的谈话有时候用英文，有时候用俄文；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便是“新俄教育”。回来天□了，大风大雪，好不寒冷。以下是我坐在火炉和我的同伴物中间写的。有许多地方不大清楚，幸喜我的同伴为我修正！
俄国教育行政最高的机关在帝国时代叫着教育部，现在叫着国民教育委员会。帝国时代的教育部权力最小；重要的，程度较高的各种教育的设施，甚至纯粹公共性质的如同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等等全不归教育部管辖。例如国家戏院由皇族家政部办理，全国音乐学校由皇家学会办理而附属于内务部。简而言之，凡关于少年纯粹艺术训练的重要事业都和帝国时代的教育部完全不相干而已。
但是劳农俄罗斯的教育事业都完全由国民教育委员会执掌了。无论普通的，无论专门的，一切教的大权全集中于该会。该会分为若干部分司全国审美的、艺术的和技术的教育事业。
一来因为教育事业一天比一天重要，二来因为俄国公共及私人印刷事业处处感受困难，劳农政府不得已而设立一个特殊机关，专以选择的法子限制各种印刷物的总量。因为纸张缺乏，凡预定先行排印的书籍一概不准排，选择最紧要的，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原则而分布于民众间的首先赴梓。这个特殊机关也隶属于国民教育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共发行了小册子数百万册，全是从俄国著作大家的著名著作中挑选来的。
说起帝国时代的教育部，只可以说他是使教育退化的机关，决不是使教育进步的机关。帝国政府，因为恐怕教育能够唤醒民众对于生活和政治潜伏的希望，所以竭力阻挠教育发展的进行。然而当那个时代俄国军事的和经济的发展对于知识阶级常有很大的要求，于是帝国政府为强国强兵起见，又不能不设立各种万不可少的学校。不但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各有各的学校，甚至陆军部和教会也争先恐后，打着提倡教育的招牌，开设各种学校程度比教育部直辖者高的许多。所以在俄国帝制时代，除了拥有虚名的教育部以外，还有许多“小教育部”或“非正式的教育部”分辖教育大权！
直到革命成功，劳农政府产出，国民委员自治会才下命令轻轻把一切“小教育部”取消，教育行政大权从此便集中于国民教育委员了。
新俄的教育是强迫的，不收学费的；劳农政府用这个手段，事实上随把一切私立学校拼于淘汰之列。劳农政府固然决不干涉私人提倡教育，固然也未尝打算将国内一切学校全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形，但是新俄学校将来的发展必归国家独自经营，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国民教育委员会由会长及副会长各一人主持一切；此外尚有国民教育委员自治会，由委员十一人组成，委员长及副委员长也算自治会会员。自治会有定期的例会，专讨论最待解决的问题。至于根本的计划与设施，必须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批准者，概有国民教育国家委员会预先讨论。国民教育国家委员会由各种国家机关及各部的代表组成，但是这些机关及各部必须直接或间接的和教育本身有关。
国民教育委员会主要的部司有三：（一）教育司；（二）科学司；（三）美术司。（司也可以叫着“科”）。各司自己分成各科，如同单级学校科、专门学校科、中学教育科、师范教育科等等。
科学司管理一切科学的组织或学会，其分高等学校科及图书馆科。
美术司共分：（一）纯粹美术科；（二）古物保存科；（三）音乐科；（四）戏院科；（五）电影科。
劳农俄国因为食料缺乏，生活状况遂觉异常困难；于是优待儿童的问题，也就乘势发生。又因为要想法解决优待儿童的问题，劳农政府便设立一个特别自治会叫着儿童保护自治会。这自治会以社会应需、劳工、公共卫生、粮食供给诸委员会的委员长组成，而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首。乌克兰、□瓦河岸、南俄一带一级奇葩，气候良好地方的儿童殖民地全归儿童保护自治会统辖。对于全俄儿童教育、卫生等项最有关系而且最注意的国家组织，除了这个自治会以外，再无第二个了。 |
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译自美国TheNation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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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
（译自美国TheNation杂志）
这二十二条件是一九二〇年即去年七月，第三国际共产党在俄国莫斯科开大会底第二次会议时所规定的，凡党派有志加入第三国际的都应该遵守。此条件发布后，八月二十五日曾刊在柏林底《自由报》，九月二日又刊在巴黎的《共产党报》。因此条件发布，德国底独立社会党和法国底社会党都有赞成反对两派，意见互相冲突，遂至分裂。在英在美除共产党外，别的社会党团体，大都明白表示反对，因此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党当然划分第三国际、非第三国际两大派，态度一齐鲜明，不容有暧昧鬼混的余地，可谓痛快之至；所以有一班人说：共产党是怪物，这二十二条件尤其是怪物。欧美人尚视为怪物，我们中国人看了更该害怕，但我以为正是救济中国人沉疴的无上妙药；因为暧昧、鬼混、滑头敷衍、骑墙两可、态度不明，都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这二十二条件正是对症的药；他的主要精神：一是大胆地宣传实行共产的革命；二是断然与黄色的改良派和平主义断绝关系。（译者附识）
第一次的万国共产党大会，对于党派加入第三国际会议的，并没有规定确定的条件。自第一次会议召集之后，差不多各国都只是共产党的势力和团体。至于第二次会议，是在别种条件的底下召集，今日各国皆有共产党和党派的组织，有许多团体党派前日属于第二国际的，今日志愿加入第三国际。虽然他们未曾变成真正的共产党，可是渐渐倾向万国共产党，第二国际现已破裂了。中立派和中央党知道现象没有希望，所以倚赖着正在得势的万国共产党，但他们仍旧希望保持自治权的程度，时时提出他们往日投机派或中央党的政策，所以共产党大会不得不严立态度。今日中央各大党志愿加入第三国际的希望，间接足以证明万国共产党已得世界阶级觉悟工人大多数的同情，并且日强不已。
万国共产党如果为不良分子侵入，必将败坏，因为那些不良分子没有统系的方法，而且没有解放第二国际的思想。有此二大党（意大利，瑞典“挪威，苏葛斯拉维亚等”），还存许多改良派，温情派，他们都等着机会卷土重来，为平民革命的活动，帮助有产阶级和第二国际。我们共产党不要忘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和改良派混合，已使匈牙利的平民受够了。所以万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时对于新加入党派，认为有规定遵守条件的必要，对于加入万国共产党的党派，应该使其注意负担某种的责任。万国共产党决定党员资格的条件如下：
一、日常的宣传和运动，必须有共产党明了的标识。“与第三国际的方略和决议相合”党内的印刷物须为有责任之共产党员所编辑，该党员须证明曾于平民的事实表示忠诚。平民专政不得只作一种谈论的时髦形式名词，所有宣传应该由日常生活的事实推定，工兵农都能了解，且须时时著名于印刷物。
无论在报纸、公众的集合、职工组合，或协作等，如第三国际的拥护者可接近时，必须系统地、猛烈地，抨击有产阶级，有产阶级的同党，和一切种种色色的改良派。
二、凡党派志愿与万国共产党携手，在劳工运动中，其有责任之位置（党的组织、编辑部、职工组合、议会团体、协作、市政等）须把改良派和中央派依法斥逐，立即代以忠诚之共产党。在开始之前，尤须以全数之工人代替经验之投机派。
三、各国共产党因于该地之困迫情形，和例外法律，不能依法实现其计划，可以绝对为依法和不依法的活动。欧美各国的阶级战争，几成了内乱的形势。在这种情形底下，共产党断难倚着有产阶级的所谓合法，所以他们的责任，是创造依法和不依法的组织，为断然的运动，以达到革命的责任。
四、在军队内应实行有系统的和勇敢的宣传，凡一军队的单位，应以共产党为中心。这类计划多不依法，但拒绝这种行动，即是叛背革命的责任，而与第三国际党员的资格矛盾。
五、在各地方应该实行完善的和有系统的扰动，劳工阶级最少也要受田庄工人（短工和贫穷的农人）的拥护，和他的政策最少也要农人一部分的中立，才会胜利。乡村的共产党运动将成重要，都市共产党工人须与乡村的共产党联合实行，其反对此种行为及信托于不可靠的半改良派手里，即是等于取消平民革命。
六、一切党派有志愿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他们的责任，不止必须排斥那爱国主义，并必须排斥那不诚实的与虚伪的和平主义，而且要有条有理地给劳动工人们明白解释。非先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则国际的裁判法庭，减少军备的议论，依着“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以改组的国际联盟，决不能使人类脱离未来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七、凡愿入万国共产党的党派，应完全承认与改良派及中央派的策略决裂、更须传布此旨于其党员。否则完全的共产党策略不能实现。
万国共产党须毅然决然不用讨论，而于极短时间与改良派、中央派决裂。本党不能承认那些投机派，如杜拉底（Turati）、考茨基、海弗尔丁（Hilferding）、喜而快脱（Hilquit）、朗九德（Ionguet）、麦克道纳（Macdonald）、毛狄客拉拿（Madigliane）等人，有自称为第三国际会员之权利。要不然，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没有差别。
八、凡在中等阶级占有殖民地及压迫别民族的国内，该党派对于殖民地及被压迫的民族的事实上，须取一种特别截然的态度。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其天职要直说无隐，把自己国内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的行为，尽情暴露，对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但以言论赞助，更宜有一种举动，把他们逐出殖民地以外，于国内的劳动者胸中，涵养一种对于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及被压迫的民族的博爱的感情，并须在本国的军队内，培植一种有系统的扰动，抵拒一切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压迫。
九、志愿加入万国共产党的党派，须施行一种有系统的及永久的宣传于职工组合，劳动者与店员会、协作社，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大组织之内。在那些组织内，须设立一个共产党的结合，其永久而强固的职务，在使职工组合信从共产主义。其恒常的职务，在暴露社会爱国党的背叛，及中央派的不稳固。这些共产党的结合，宜完全附属于该党派，合而为一。
十、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有积极地永久地攻击在阿姆斯德台的黄色万国职工组合之义务。在其他方面，应当用全力帮助与万国共产党联合的红色职工组合之万国组合。
十一、凡志愿加入第三国际的党派，有修正其议会内团体之人员，除去一切不可靠的分子之义务，并须要求议会内的共产党议员所有行动须以革命的宣传与鼓动之真正利益为归宿，不但在形式上，并且在实际上要使这些团体服从于党派的职权。
十二、定期的与无定期的报纸，以及一切有关系的党派的印刷品，无论其为合法与否，须受党派执行之完全的支配。发表机关，不能准其滥用自治权，以及采用一种不完全遵照党派之策略的策略。
十三、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须行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原则组织。当此内乱期内，惟有用最集中的形式组织起来，用刚强的军法管理，以及党派的执行部有极大的权力，能发绝对的命令，与得到有力分子的协力信从，乃能使共产的党派实践其职务。
十四、凡在共产党可以合法行动的国内，共产党须施行定期的廓清党派之组织，以淘汰小的中等阶级之团体，及特殊利益之分子。
十五、志愿加入万国共产党的党派，对于一切劳农共和国之抵抗反革命的斗争，须予以无限制的助力。他们须不辞疲劳地劝人不要以军器或粮食运给劳农共和国之敌人，以及无论合法不合法，他们须宣传主义于派遣来攻击劳农共和国之军中。
十六、党派中有迄今尚保存其旧时之社会民主党的党纲，必须立即修正，而本诸万国共产党的决议的精神，适应其己国之特别情形，制出一种新的党纲来。照例，凡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的党纲，须经万国共产党会议或其干事委员会认可。如一个党派的党纲，不为干事委员会所认可，则该党派可上诉于会议。
十七、万国共产党会议与其干事委员会之一切议决，凡属于该党之党派，对之负有执行之责任。当此高调的内乱时候，万国共产党必须比较第二国际更为中央集权。该党与其干事委员会，须参照各国不同的情形，制出普通的与必行的决议，务使能切实施行。
十八、然上面，凡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须改变他们的名称。无论哪一个党派，凡愿欲加入这党者，须称为“……共产党”（以某地万国共产党支部为名）。名称问题不仅是形式上的事务而已，且于政治上亦有极重大的关系的。万国共产党已与全部旧的中产阶级界及一切旧的黄色社会民主党宣战。那些盗卖劳动阶级的军旗的旧时之官营的“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与共产党间之差别，须使一切劳动者都了然明白。
十九、一切党派之主要印刷机关，有刊印万国共产党干事委员会之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之义务。
二十、凡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或已曾请求加入者，须愈速愈妙至迟于万国共产党第二次会议之四个月内，召集一个特别的集会，以审查这些条件。党派之干事会，须视察一切地方的组织，都使之熟悉第二次会议之各种议决。
二十一、欲入第三国际之党派而尚未根本上之改变他们旧时的方略者，于未入以前，须使该党派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干事委员及一切重要的中央团体，明白公开于第二次会议之前，宣布其赞同加入第三国际。其有例外，须经第三国际的干事委员会认可。干事委员会对于第七条内所称之中央派的附从者的事案上，亦得施行例外。
二十二、党派内之分子，其有于原则上不认万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这些条件者，应驱逐出党。此条于特别的党派会议之委员，尤为适用。 |
圣彼得堡之选举（译自美国TheNation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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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之选举
（译自美国TheNation杂志）
圣彼得堡劳农会之选举，举行于六月廿三至三〇之一星期内。下面的摘录与纲要，是从该期内之布党的报纸上取下来的。
六月十六日之柏拉夫大报（在圣彼得堡出版），登有关于将届的选举通告，由圣彼得堡劳农会议长谢诺佛夫（Zenoviev）及书记德列李寒（Trilliscr）署名，规定投票之法则（Rules）与规例（Regulations）。
劳农会选举之特色，就是投票者以职业为分类，不是以地方为分类。劳动者在他们的工场或在他们组合的本部投票，军士在他们的军营，学生在他们的大学，如家内的主妇与四散的劳动者，则备有特殊的投票处所。
规例内所定的代表的比率，是每四百投票人选出委员一名。雇用一百五十人以上四百人以下之组合，选委员一名；其不满一百五十人者，则与同类职业的别团体联合。军士与水手（Sailors）选委员，以每二百人选出一人为比率。分散的单位（Unites）以每人数在二百左右选出一名。脑力工人（著作家、科学家、大学教授、艺术家，等等），由他们的职业组合选出。
劳动者之大的组织的团体，并亦选出劳农委员，俾人民一方于工场选出委员，一方又于各个组合选出委员，而得某程度的二重代表。圣彼得堡之职工组合议会，以每五千个组合员选出委员一名为率。每个注册的产业组合与职工组合，组合员在二千以上者，选出委员二名。组织的职业支部，人数在五百以上者（技师、运送劳动者、办事处职员，等等），每支部选出委员一名。
举定人名由劳动者、军士等团体施行，各项选举票，交给工场委员会，或组合的管理处，于或种状况下，或交给地方的军事支部。这些选举票，至少于选举之廿四小时以前，必须黏着于选举处所。选举的日子，在选举的星期以内无论何时都可施行，由工厂与工场委员会，职工组合之管理部等决定。选举的布告，至少须于廿四小时以前黏于选举施行的处所。凡投票人散播在的处所（屋内仆役、阁者等），必须登报通知。
选举之合法，与投票者人数之多寡无关。委员之数目，与选举执行处所的组织所雇用之有投票资格的人数为比例，不是与实际上投票的人数为比例。
同时《伯拉夫大报》并印空白的状纸样式二个，一通知选举的，一报告结果的，每一个都须经本地选举部之证明，而交给中央选举部。此部以七人组成，由圣彼得堡劳农会之干事委员会，军事支部及职工组合议会所简任。
一模范的选举运动之论说，六月十八日在圣彼得堡之《伯拉夫大报》上发表。共产党之正式的机关，恳求在党的记录上助力。论说之一部分说道：
“在此复杂的与重大的时候，工人须不止一次地说出他们对于何人愿以指导者的资格委托之。我们立在一协约国的新攻袭之前。我们已经对于要执我们咽喉的波兰地主下一大打击了。但战争还没有完。在南面伦盖而从克立米已经偷出来，得了英法帝制派的帮助，想伸一手助波兰。
“‘面包与和平’，是一九一七年我们的口号；但世界上之帝国主义要遏制我们，而我们须为我们的革命而战。然而因我们凯旋之结果，食物之供给大好，圣彼得堡现在的食物，比一九一九年多了。
“现在圣彼得堡之劳农政府再请二人说出他们将信托何人保守大城，在何时人之赤帜下他们将向世界上之帝国主义宣战。无疑的，圣彼得堡的不怕那几乎把城攻下的犹太之第四阶级，现在将对劳动阶级之前队，俄国共产党投票。”
后来选举进步各报纸自夸共产党之胜利。下面是代表的主行。
“教育部对圣彼得堡劳农会选举麦克雪高盖（MaxinoGorkey）。
“邮政局选出二十共产党人，十无党派人。
“家内主妇很好的着手，选出一共产党妇人，于圣彼得堡劳农会。
“第一城区之学生选出二个共产党人。”
对于首要的反对党之失败，他们大呼而庆祝。有一节题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之大失败云：
“孟什维克对于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之选举抱了大希望。他们在这些含有许多知识阶级的劳动者中，为选举运动作了许多设备，结果大多数仍选出共产党票。”
那《红报》（RedGozetle）说得尤其痛快。六月二十六日该报上有“可耻”一段，就于从反对党选出委员之二工厂，大肆谩骂。
“在拿培而工厂，二孟什维克被选了，沛而工厂，一社会改革党也被选了，……我们不注意于此等工厂之委员；我们指导选举此等委员的工厂。看看这些拿培而工厂之工人啊！看看沛而工厂之工人啊！看他们，水手和红卫兵！看此等迷人，兄弟和姊妹们！他们于那些新近拥戴柯而察克和台尼金的党之中选出代表。他们对时常阻碍我们革命党投票。……全圣彼得堡只有这样的二个工厂，对于那些无毛老鸦的党投票。此等工厂可充怪物博物院之模范，人或看他们为奇怪——但必须轻视他们。”
后补人之记载列然陈设，名单和清册严谨地查验。有时以不法控告，而求重选。
在拿培而工厂，一孟什维克，名徒鲁非无者以无党派人的票当选。所以此厂制造店中之工人通过下面抗争之议决：“我们制造店中之工人，反对不当的选举。在非党人之旗帜下，孟什维克党当选了。我们不信托现在在必而须特斯克统率下对劳农俄国作战之孟什维克党。我们对于徒鲁非无之地位要求重新选过。”
家内主妇对于胆敢选举孟什维克党委员之工厂，下一野蛮的攻击。在他们选举开会时，第二城区之家内主妇，计一五〇〇选举人，通过惩罚拿培而和沛而二工厂之举动的议决。六月二十九日在《红报》上，宣布他们陈述道：“朋友们，工人们，想想你们所选的人。立于波兰军之前的，是卖国贼□□□特克斯，鼓动反对工人和农人之战。……而你们对于圣彼得堡劳农会所选出的，就是这类的孟什维克。朋友们，帮助白卫兵的贵族是一羞耻。孟什维克，社会改革派，连同波兰贵族死罢。新选出的共产党圣彼得堡劳农会万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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