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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军及其精神（B.R.Bek著；震瀛〔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赤军及其精神
B.R.Bek著
震瀛〔袁振英〕译
苏维埃俄罗斯的赤军由IsaacMcBride告诉我，是很确切的；他曾经亲见过，并且很明白和很赞赏他。
McBride是头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们新俄罗斯军队的确实消息，我觉得他所告诉我们的消息是很重要，虽然是纯粹由于心理的作用。他详解赤军的魄力，表白他们的精神；这个美国的考察家已明了四分之三，为什么劳农俄罗斯能够战胜他多数的强邻。
McBride去年九十月间在劳农俄罗斯。现在他在华盛顿，刚刚做完一本书，讲及他在劳农共和国的经历。
LincolnEyre在纽约世界报发表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供给我们阅者，论及赤军的建设；这个少年的新闻记者，对于赤军步伐整齐，制服优异；新俄军队的组织，有许多很有趣味的记载，供给美国的社会；但于赤军的精神一方面，未曾论及，现在McBride就要告诉我们了。
虽然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当着高撒克军在Tobol河方面，丹尼金近在Orel，锐丹尼又预备攻击彼得格拉，而劳农的军官，对于这种总攻击，由强国为后援，俄国实在难操胜算。他们都以为一定有一场恶战了。
即使是列宁，对于战争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把握。
但是McBride那个时候，刚刚到了莫斯科由前敌归来，所以他曾经找得机会同赤军相处，他便告诉俄国内阁总理（即列宁）切实报告赤军的精神，他深信赤军必战胜利。
这是McBride太过于乐观；他当着那个时候，正在纽约为劳农俄罗斯发表一篇同样感想的论文。他们结果有正当的解释，头一点论及军队的精神，末了便论及军需和组织。
McBride说的是很对；赤军便大胜特胜了；他救护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
McBride常常做的文章都是很雄壮的，如下：
“当我到阵前得同赤军接洽，头一件令我有大大的感触的便是军官和兵士的友爱感情。
“我见得赤军的和蔼气象，令我觉得这一辈子，到战场上不是不愿意的；他们表现坚决的精神，由于明白事理，知道他们对于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世界战史上实是无与伦比的；不久我便能证实我最初的见解了。大多数的赤军都能够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要打仗，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又知道劳农会的政治怎么样。他们又能够告诉我将来战胜反革命军和敌国，怎样找正当的生活。他们常常说：‘我们不独明白劳农会新制度的新社会，并且我们全体也知道怎样来建设他；未来的俄国属于工人和农民，将来建设一新俄罗斯由工人和农民管理。所以我们要打仗，我们对于俄国的统治，也不要自暴自弃，我们预备长久战争，宁愿为自由战死，不肯回复从前的专制，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同这种军人，同在一块，有两星期之久，随处发现他们的精神，令我回想从前在帝国的时候已经打过三年仗了，现在帝国已消灭，从新组织，好过从前百倍。他们明白从前和现在战争的目的。他们不管是军官还是兵士全数是粗衣劣食。他们睡眠于战壕旷野，他们运送到阵前在火车中如货物的堆积；他们满坐火车面上，机梯、路口，都站满，车头上面也坐人；他们只是唱《国际歌》，不唱从前国家主义从军歌的旧调。他们有一种新感想，已经是根深蒂固，在于这种工业的战争，他们完全能够了解这种感想。我觉得寒风战栗，而他们因为自由之故，便觉温暖如常；我又觉得饥饿，他们也有法子来战胜他。
“我将来永远不能忘记俄国的赤军——很像全有自由的精神，不独为自己，并且为全世界的人数全体。不是要他人死，只要他人生，因为保存新制度，所以宁可牺牲生命为代价。
“我以为他们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深信他们反对军阀，爱护自由，什么外力也不能克服他们。
“兵士和军官，上级和下级，通统是，朋友和同志。阶级的观念，自从劳农制度产生以后，早已自然消灭。我见得他们很像是人类的结晶，谋共同的幸福；从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能分别军官和兵士。从前的旧襟章，分别尊卑的，早已取消，有许多事情都是同样的进行，团体非常团结。
“俄国军队的精神，产生这种特色，真是令人惊讶。同是一个军官，同是一队兵士，同是一样训练，大有今昔之感。现在和从前便大大不同了。
“我还听见好几个人说见过那些军官和兵士谈话，握手言欢，是极寻常的事，有俄人的真性，无伤于威信。离职以外，便是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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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国（B.R.Bek著；震瀛〔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中国与俄国
B.R.Bek著
震瀛〔袁振英〕译
▲俄人对中国的论调
亚洲庞然大物的中华，对于强邻俄国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小心□力，无一毫恐慌和焦急，瞧着俄国的进行。
俄国革命，最为中国人所知道的，许久已经等着了。这次革命是历史上的大事，大有关系于亚洲，这种进行，中国人民定然可以猛醒，而东方民族的全体，也如大梦方觉。
俄国是为世界公理而起的，因为世界人民全受压制，没有自由平等的人权。
中国人一定明白俄国劳农革命的特色。拿东方的声音笑貌来欢迎他，深信俄国无产阶级战胜世界资本主义的异彩。
世界上没有哪国能够像中国这样明白俄国的优点。因为华人屡受列强的欺凌侵犯，差不多有瓜分的新计划，所以华人对于俄国的感情非常真挚。
华人对于欧西的“德谟克拉西”，大不满意，像从前用武力求传播耶教一个样子，什么和平，什么自由，都是假话。
老一辈的国家，早已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了；所以中国人对于俄国的胜利，为保障中国的人民。这一次胜利，定能够保证中国的自由独立，将来不再受他人的侵略。
自从列强对于中国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乱，严加干涉，华人便渐渐恐怖起来。自此以后，华人反对欧人，日甚一日，山陬僻壤也是一样。
华人苦心孤诣，准备御侮的方法。满洲政府便实行增设军备，中国便变为军国主义的了。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中国还没有一国防军，各省只是各自为政，不能不失败。
中国人受日本这次教训，便要模仿西欧来训练军队共分五师，由俄德法各国人训练。而袁世凯在山东一年最完善。这便是一九〇一年拳匪乱后的事。但袁氏的军队，全是帝制派的，中国人反对军阀派势力。至到日俄战争的时候，中国已经有极好的军队了。日本人和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军队组织这样神速，很觉得惊讶。然而中国人税务日重，民不聊生了。
中国无产阶级，有一亿二千万人，历受虐政的压制，群起而反对政府，南方各省，革命蜂起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就完全推翻满洲政府。中国平民有这般丰功伟业，无产阶级的自决，华人对于亚洲被压制的各民族，有很大的教训。
不幸中国的革命不能完满，而各种反抗力乘机而起，把中国革命的效果剥夺净尽。中国的革命，还没有相当的代价咧。
中国不幸不组织平民军队，而反变为欧洲式的共和军，为帝制派军阀派的组织。袁氏称帝，云南起义，全国就变为军阀的了。由这样看来，华人改革的迅速，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如果更看看中国的历史，很像罗马人一样。中国的战术，早已著名。而中国人反对军阀的心理，也不自今日始。只是危殆的时候，便是全国皆兵。纪元前久已有革命发生，什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由最残酷的专制主义产生出来。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也有，最自由的时代也有；甚至社会主义的时代也有。中国人有这等反对军阀和专制的良知，所以最适宜于消灭资本制度。
华人差不多通统是哲学家，知道不能抵抗外国的科学，乃乐为取出。不管欧人怎样侵犯，总是不肯变易方针。时间和痛苦，他们都不注意，纯粹拿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欧人，明白欧人终无足以施其技，华人更能够杀敌致果，不惜牺牲。英法日各国，知道这件事很明白。所以法国Captaind'Olione说：“将来中国必产生一世界最大的军队。”我以为中国将来必有平民的军队，系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军阀主义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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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共产党忠告世界工人（震瀛〔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波兰共产党忠告世界工人
震瀛〔袁振英〕译
战胜了赤军，波兰军队立即调回，夺取Ukraine弄到波兰内政，忽然发生很大的变动。
波兰帝国主义有两种概念，一个是在于合并，很容易明白的（例如Dmowsky），第二个便假装“自由”的旧套，Ukraine同“白俄”联合。这两种事都是罪恶的。在波兰有产阶级的大本营里头，没有什么区别。
一切现在自私自利的阶级，没有一点好处，只是做工人全体大大的障碍。那些反革命派，因为失败的羞耻，恐怕没有好结果，现已毫无把握，一点事也做不出来，预备孤注一掷。
我们是共产党一分子，是邻邦的无产阶级的兄弟，齐心协力，把战争停止，饥荒和疠疫，也要消灭，这是必然的结果，依着社会党的程序，不幸的国家，很希望和平，我们波兰的共产党敬告全世界。
你们要知道怎样来进行，为工人谋幸福和解放。
全国已经是颠连困苦。工人的机关报，甚至最普通的职工同盟的，也被封禁，那些没有注明波兰社会党的，也难幸免。军队干涉职工同盟议会，捣乱内部，拘拿职员。在许多地方，如St.rachowise的事情，工人拿同盟罢工来抵抗军队，所以有许多同志被武力捕拿。工人的抵抗，被国家的社会党弄糟了，他们的领袖，想着利用政府的势力，来抵抗革命的反对党，并且回复他们压制工人的势力。
一切职工同盟的会议，和反对波兰社会党的人，通统被逮，或在出会场的时候，或在数小时之后，由政府党的爪牙，投于有产阶级的共和国底牢狱中。囚徒多受种种清辱和刑罚。
自从后备队成立以来，街道中全由少年的有产阶级和学生管辖，这些人同社会的堕落者联合，便要捣乱社会，发生内乱。爱国主义要用武力强迫人人服从。凡有不表示排外的观念，反对苏维埃的人，必受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待遇。
到处谣传法国属土的军队派来帮助波兰军力。这种黑色军队一定是拿来压制工人的。我们法国的同志应该拿正当的手续来阻止这种不名誉事。
不久已经开始把千百的共产党囚徒由监狱中运到不可思议的地方了。因徒的亲属，要知道他们到那里，都被拒绝。有一部分运到判决的军营，同赤军拘留在一块。那里的肠热症很厉害，留在那里的人，无异判死刑。并且那这军队对于革命的起点，便要把全体共产党歼灭。
同志们！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全世界中已占有势力。不要再弄到匈牙利的野蛮主义复现在本国。凡近在前敌的地方，工人和农民的血，流到不止。千万的阶级战争者变成了囚徒，受反对派的残杀。
白祸弥漫全国了！
世界的无产阶级起来吧！
实行，实行，不要迟延！
波兰共产工党中央委员会谨布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在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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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哥萨克兵忠告世界的工人（震瀛〔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无产阶级的哥萨克兵忠告世界的工人
震瀛〔袁振英〕译
劳动伙伴们！
两年前俄国工人和农民发生世界上最大的战争；他们推倒资本主义政府的势力，手握国家的政权了。因为政府失了权力，资本家也失了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人，和农民了。旧日的帝制派和资本家底俄罗斯已经消灭了。现已发生一个新俄罗斯来代替他，叫做社会主义的劳农共和国。
哥萨克兵许久还是同新俄罗斯没有关系。革命的要义和目的，他们完全不懂得，同时有产阶级的社会调和者的帮助传播谣言，来中伤劳农俄罗斯。谣传政府把俄罗斯卖给德意志，残东哥萨克和人民同他们的土地及农民，以武力传播共产主义等等。这种无稽的谣言，弄到哥萨克兵大大的恐慌。这种恐慌，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哥萨克兵的遗传性，并没有什么智识，所以容易被惑。事势既然是这样，哥萨克兵又居俄国的偏僻地方，完全不知道中央实在的情形。那些帝制派的将亡〔军〕、官吏、政客、地主和资本家等乘着这个机会都逃到哥萨克兵的境界，不可胜数。他们联合起来，得哥萨克兵的帮助，用宪法会议的名义来反对劳农政府。所以哥萨克兵的区域，完全为反革命的中心点，内乱的根源。全俄议会哥萨克兵的代表对于这件事，实可痛心。但这是实情，我们不能不承认。哥萨克兵在内乱中差不多完全消灭，生命和财产损失极大；非常痛苦。这种凄惨的结果，内乱弄到哥萨克兵睁开眼睛来看清楚一点，明白谁是是他们的好友和仇敌。
在内乱的时期中，哥萨克兵有机会来固结团体辨别那些军官和调和者，开始回复旧日的秩序，——给回旧主的工厂和土地，补回可恶的警察和宪兵；哥萨克兵知道宪法会议的战争底宗旨要“帝制万岁”。他们还知道旁的事情：他们见得协约国拿金钱、枪炮和军需来供给反革命派的高尔萨克和丹尼金辈来交换哥萨克兵的粮食和煤炭。并把俄国的一部分人跟着来做奴隶。他们也见得那些有产阶级由哥萨克兵保护便无恶不作。
黑幕揭破了。末了哥萨克兵知道他们是被欺，那些地主、资本家和帝制派的军官没有一个为俄国或哥萨克兵谋幸福的，不过利用他们牺牲来达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所以劳动的哥萨克兵投到无产阶级那一边，前日所杀戮的。他们见得怎样呢？他们是很好朋友么？无道的攻击么？不对！劳农政府待哥萨克兵如□子，说：“虽然是你们大错特错，受人欺骗，但我们不要报仇。”
劳动的哥萨克兵知道劳农俄国是他们的祖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同胞。
那些想利用劳动的哥萨克兵底反革命派，现在无施其技了。哥萨克兵拿血肉来买回他们的自由，将来决不容有产阶级同他们的代理人来利用他们的名义。哥萨克兵自从加入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以来，矢誓鞠躬尽瘁来保护他，并杀戮那些愚弄他们的人。现在已有万千的赤色哥萨克兵同工人和农民在前敌御侮。他们的数目日多，促成工人的胜利。
劳动的农民已经解放了旧习。他们反对那些损害农工的人。所以他们的同心协力来创造未来的幸福，并且建设工人的国家。
世界工人们！知道这一椿事：自今以后，劳动的哥萨克兵同你们联合了。你们的团体要日行坚固，地步踏实些，心智雄猛些。世界没有一种势力能够抵抗工人的合力。
世界工人同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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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震瀛〔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莫斯科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
震瀛〔袁振英〕译
在我们无产阶级中，尤以妇女为甚，还是很不满意社会的管理家务。因为这种原因，考察他们在俄罗斯工人共产村中的生活发展，觉得很有趣。社会新制度的形式，替代从前管理家务的旧法。下头一篇文章是讲及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阅者便能明白了。
在莫斯科的中央，设立莫斯科第一个公共的房舍。联合二十多所房子，四五层楼高。这些房子，是很著名的，叫做“巴东房屋”（用旧主的名称）。现在那些房屋已改名为“第一个莫斯科工人的自由市府”。
在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房子，已收归公有，为制面包之用，后来才改为自由市府。各部分完全布置妥当。旧日的住户分布家人多少，占地多少。空的房子，贮藏家私什物。其余的空房子由工人、苏维埃官吏和他们的家人同住。房租很少，还要由各人均分，只够各种费用便得了。
这个自由市府，由家庭委员会管理，每六个月由住户选举一次（只限于有专门学识的工人）。委员会中有一个工程师，管理房子的安危；一个医生，管理内中的卫生；还要几个人修理房屋，如机械师、泥匠、木匠等，没有一个人受工值的。
在自由市府里头，有一个制面包厂，又有一个货仓，同公共消费团相联合。家庭委员会管理这两个机关。自由市府中的会员由委员会取得证券，可以取得制造品。这些制造品如衣物、鞋、帽等件全由公共消费团的货仓分派。会员也可以要求补鞋和补衣等事，供给燃料，也是必要的。各房的热力，由中央热喉、电灯和煤气的供给。
自由市府中又有一个大洗衣馆，棉纱的衣服，小心洗濯，价钱极贱。又有一个公共的厨房，同一个大公共食堂联合。各家也可以叫菜到自己房中。自由市府的儿童一定非常快乐。婴儿各有卧床，其余年纪大的有幼稚园。女工每天出外做工，不必关心儿女，因为他们知道有人料理妥当了。
房子的中央，有一所很华美的花园。星期日有音乐队，有时也有宴会。相连花园有剧场（纪念一个革命的殉难者，故命名为“HouseofPeterAlexiusky”），常常演剧以为自由市府的会员取乐，有时由小童演唱，又有幻灯演讲。每星期开会也在其中。
自由市府中有很好的阅报室和图书馆，现在又着手建筑一个游艺俱乐部。自由市府的全体精神一定是共产主义的原素，完全由这种原素所做成，提高他们的理度，各人都有互助团结的精神。
各会员都要整洁。在每年的春季，各人要尽力把冬天的积雪扫除，天井路旁，不留溶雪。各人很喜欢拿铲扫各种东西，争先恐后，把工作弄完竣。这些人虽然不惯做这种工作，但很有精神和毅力，增长他们的觉悟，并可以增进公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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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出发点（霍格松著，P.生〔沈雁冰〕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共产党的出发点
霍格松著
P.生〔沈雁冰〕译
资本主义统治一般的社会组织底时代，现在已经过去，这是在大战之前早就有充分证据的事。虽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现在仍是有增无灭，其势愈大——或者这竟是前世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工人们的劳动量以及生活费却也是跟着了一天大似一天了。世界上到处都呈不安的现象了。资本主义简直没有能力去捏制他自己所产的生产力，到处有革命的声浪敲到门上来了。
恰好来了此次的世界大战，做资本主义的救星，放松他内在的压迫，所以资本家对于此次大战，实在是欢迎不暇的。但是他们所以欢迎的根本而主要的原因，还在因为借了此次大战可以有个机会把各派帝国主义者中间的难问题解决了，把讨厌的而又见了畏惧的竞争者摈斥，公分他的既得权利了。这个好机会，自然是要落到Entente会议中得胜的帝国主义者的手里。但是决斗的结果，竟致大家精疲力断——这是各帝国主义的阴谋家所不曾料到而且未入预算的意外事件——所以分赃的问题中也就包进了重新建造已破坏的世界及重新扶持已塌了基脚的资本主义这两项问题了。
我们且看他们怎样解决这两项复杂的问题！他们要达到这个解决的第一个条件，当然是和平。但是自从停战大礼举行以后，自从所谓“了结一切战争的大战”告终以后，一年十二个月中，战争呼声之高，竟是从来所不曾有过。他们出钱出兵帮助那批叛徒，对劳农俄国开战，真个是全始全终；他们推波助澜，尽力煽扬而成的奇灾——那是从来不曾听得过的奇灾——现在已有了结果，让他们亲眼看着了。那个波兰，他们所极力帮助，想把他装成一个“纸老虎”的帝国主义者，以便永久和劳农俄国及其他诸邻邦捣乱的，现在是跌倒了不能再爬起了，波兰人现在正欲代替假帝国主义的波兰而建造一个红色的波兰。欧洲资本家想把波兰做一座屏风，挡住劳农主义的宣传，现在已见其结果却是相反；波兰不能做屏风，反变成一座桥，使劳农俄国与西欧将断命的资本主义短兵相接了。他们又试欲解决巴尔干问题，于是把巴尔干的小民族都分立了许多小国。他们这样办，也是准备着他们战争啊。他们把土耳其帝国割做许多小块，自己同伙中把这赃匀分了，毫不顾到土耳其人民愿意不愿意。但是他们分赃的“电报官司”还没有打清楚——他是照例的事，他们分赃时一定不能无争多嫌少的闲话的——土耳其的人民早已全身武装专待和新来的而且更坏的压制者抵抗了。不但这几件事，他们（联合国）又预备着，而且已经有结果，在东洋方面播下战争的祸种。他们把四千万的中国人卖给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便是播下一个战争的种子，使军阀主义的日本，和军国主义的美国都预备在远东开始一个新的大战争。他们用催眠似的呼声：“小民族的权利”这几个字来挑拨战争。但是爱尔兰、印度、埃及等等的小民族却仍旧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压制之下呢。爱尔兰现在已经有战争了，大约印度和埃及不久也要有战事了。
“上帝要毁坏这人，先使这人成了疯子。”支持欧洲命运的那些疯而盲的老头儿随时随处要碰到愈坏的难题。他们的国际政策便是其败其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机会的原因。他们能挑拨煽扬战争，但是我们消灭战争确立和平的手段却比他们高得多。欧洲是一个经济的连合体。你不能妄想破坏了一半，而使余一半能繁盛兴旺，如那些充满复仇心与商业妒忌心的人们所猜想的。中欧的人民受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凶恶封锁以来，身体上的精力早已用完，贫乏已使他们身体成病；他们的生产家伙已经丧失了一大半，然而他们被迫的军费赔偿，却大到不可计算，他们除非是反抗，否则便欲降为奴隶苦工五十年，现在他们果真将起来反抗了，将推倒他们的压制者了。
和会的最高议会（即四强国会议）使中欧的经济界陷于破产，使中欧的人民都濒于饥饿而死的地位，又极其力之所能，用尽种种方法阻碍劳农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这些办法，不啻宣告他们自己资本主义发展的死刑。就是我们国内（指美国）罢工，职业的破落和工业的不安，没有人敢说前途是什么一个样子。失业人数的增加，一日千里，无限制地扩大起来。二十五万的退役兵士——那是曾有功于“救英国”的——现在都报名在职业介绍部，等待职业。此外更有千千万万的退役兵士和失业者都不曾报名，无从知道确数，他们都是知道在现在那种的欺人机关（职业介绍部）内报名请职业是无益的事，所以不报名的。在一般劳工中间呢，职业的不稳情形是一天甚于一天，就是那些有一定职业的工人，也因为生活问题的继续困难而起了不能安业的恐慌。
所以，不论在战胜国或战败国，社会里阶级的对峙一天比一天严重，阶级战争更加逼紧更加□定了。无论从哪方面看去，终觉得只有劳工者所属的阶级能够把现在这些骚乱变为有秩序，并且造成一个新的更公平的社会制度。
现在建立的共产党就是拿这些向着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倾向作为出发点。共产党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并不想改良资本主义或救活将死的资本主义，可是欲破坏资本主义。共产党欲想法煽扬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安的火焰，使高涨到革命的爆裂，最后便实地做出革命行动来。对于一切的群众运动，共产党都要想化之为革命的行动，今日革命的目的和手段。
但是，在此种功课以外，尚有更紧要的功课，是共产党所要做的，就是要说明那个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等一类民治家的嘴唇上说出来的德谟克拉西一字的意义；要指出给众人看，所谓议会方法，只是资本家偷盗迪克推多大权的一种手段；议会方法的本意既然完全失却，这方法就可以不保留，现在爱尔兰所用的方法正是大家采用的。从资本阶级专断政治变到劳工阶级的专断政治，中间没有东西可做过渡的梯阶的。
伙伴们，上前，上前加入战线罢。振作你的勇敢气，勇敢的人们是无往不胜利的。共产党就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共产党可以引你们到胜利，因为他有良善能干事的组织，有好的训练，并且有最可贵最有权力的东西——知识。你们看，这三者，共产党哪一件不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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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
第二万国工人协会，已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在俭尼哇（瑞士国京城）开了大会。这些祸首们，都预备大会带出匆忙的面孔来，要教事事全都办得极好。他们只能在俭尼哇开会；以为能够定出新的有理解的决议，事事就可以革新。可怜的人哪，他们简直不晓得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的末日了，简直说吧，他们不知道“第二万国工人协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就好像有些人，得了肺病，忽然从病床起来，为将来打算了好多乐观计划。殊不知死神已经贴在他们的身旁了。
到了最末的片刻，第二万国工人协会的领袖，又变了意思。打算么，最好把在俭尼哇预备的大会推缓，到一九二〇年的秋天。高斯金（Kawtsikys），韩德逊（Hcuderson），盖曼（Cwiynecs），诺斯金（Poskes）这些人，全希望经过春天夏天，历史上的机轮，就可以转回来。他们白希望了。假如欧洲将来的“革命化”的速率，同两年前一样——亦有充足理由令人信以为真。到了现在，社会民主党，已经定出他们召集的大会，所以第二万国工人协会已经成了过去的事情了。将来么，共产党万国工人协会，要支配世界的大部分的。
第二国际，已经宣布死刑了，瑞士国的高山空气，社会法螺家高斯金博士的科学本事，第二国际的军阀社会党的兵刃何阿斯金（HerrNeske），全都不能救他复活了。
我们很难想出来：比现在赫赫第二国际的环境，争讧还大，道德还坏的空气，实在说，他是不堪入目了。
我们有几个例在这里：
人人都晓得第二国际的执行部，总摄一切。至到布鲁塞尔（比京，Brussels）一九一四年开战的时候，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代表曼德街尔德先生（Mr.Varderveede）作执行部的主席。他的党友又是他最近的伙伴，加米尔盖斯曼（CawilleCuysman）作联工会的秘书。当大战初启的时候，这两个“所谓社会党”早就效忠于“他们的”阿尔泊（Albesk）皇帝，并且同皇党们携手。三年以后，盖斯曼糊糊涂涂地写了和平的文章，和和气气地讽谏“股本总公司大皇帝”，停住这次“神圣战争”吧。然而那个时候，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几百万人命了。这种又可怜又抗议的晓舌，就够“联军”宣布盖斯曼为国贼的了。现在战争停了，阿尔泊大皇帝同皇后，得意扬扬地回到比京。第二国际又重建在薄尼，曼德卫尔先生还同从前一样，是领袖人物。然而曼先生在忙于第二国际以外，还做点旁的事——他是阿尔泊皇帝的中等社会政府的司法总长——这样嘛，他近来出法庭告发前联社会秘书盖斯曼。因为他从前在荷兰曾写过“和平的”文章。这不是神仙都要倾倒的奇观么？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在法庭怎么了，这件事情，就够受了。
这里还有一位第二国际的领袖，是在法国为人的——阿尔泊汤姆氏君（AlbetThohcs）。汤姆氏在法国作第二国际的有权代表同议长有年。他跟德诺德尔（Reuodell）是法国社会爱国党的领袖。战争时候，汤姆氏曾两到俄国。头一次由前皇后马利亚（MariaTedorova）接见，受了贵族院的各种荣典。第二次正是克伦司基（Karensky）、崔僖慈（Tokheidze）、米流阔夫（Myliukor）掌权的时候，他到俄京备受这些高尔恰、德尼金，先进者的优遇。在战争时期，汤姆氏曾作中等社会法国政府的陆军总长，两年。
到现在，他不能不辞职。因为再也用不着他了。在这闲暇时候，他又忙于“社会主义”。然而他从前的主人，并没忘了他这个忠仆。有无线电报传来说：汤姆氏很荣耀地被任为……为国际联盟秘书的头等参赞了——国际联盟是皇党的组织，由各贪婪无厌的联军政府立起来，更要摧残全世界的劳动界的。
有一个时候，加鲁、柯次基（Karekauisky）把塞苗儿（Samuel）、加波尔（Compers）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宣布加波尔是为美国工界的逆贼。因为加波尔在作“美国工界联合会”会长的时候，又作了制造家团体的副主席。一九一〇加波尔来到柏林时候，柯次墓对于这件可讽的事，写信给他。嘲骂他，收尾说道：“欢迎美国工界联合会的会长。欢送制造家团体的副主席。”
我们愿意提醒了柯次基这件事，并且希望他现在对于他联工会中的亲近同伴汤母氏要到诺斯厅，希德曼、卢单道夫的会议，这种怪念头，柯次基再写一篇文，收尾上说：“欢迎第二国际的大首领，驱逐强盗国际联盟的秘书。”
这里还有别的例子：
爱泊悌（Eber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党曾加入第二国际）的主席。对于他么，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奥伦无线电云“爱泊悌会长发电于布瑞司老主教，千万致意的贺喜，因为他被任为大僧正了，是很好的事情”。
以上所谈的，加鲁、柯次基是第二国际的理想的首领，直到现在，他还是这个“年老德重”团体的理想头目。每个欧洲有“阶级自觉”的工人，全都知道柯次基“理论的”攻击俄国苏维埃政府，反对德国同别国的共产党。按事实来说，柯次基反对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论调，已经登在德尼金、高尔恰等顽固将军的报纸上。柯次基近来著出一本书，名叫《虐政与共产主义》，就是生出这种的感想。我们可以引此书的几句话，柯次基因为大大地污辱俄国共产党的名誉起见用最精确的科学观察，来报告全世界。他造出事业，制出文书，来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各大城里边，实行了………‘妇女国有了’。”
以上种种，就是从前领袖退步的程度，而且他们就是将死第二国际的“理想的代表”。他们再要退步到什么样子，可就难以设想了。
第二国际，跟第三国际在“帝制派战争”起首时候，就竞争起来了。社会民主党人，给“皇家主义的残菽”祝福。早就替他们把坟墓掘好了。欧洲战地，每个枪声，每个炮响，都是第二国际的死葬钟声！
大战的初期，第三国际已经到了预备的时期，亦就所谓初生时期。欧洲工人的花朵，被人用罪恶的手段，教他们互相残杀。他们已经过了一个思想一定的转机，严寒秋冬之夜，法国、德国、英国的工人，彼此爬在对面的战壕里边，深深地思考：为什么地狱日子无穷无尽呢？在那深夜里，欧洲无产阶级的军伍，可就先得着，先想出一个念头来。他们想到：必须要生出一个新的、真诚的、万国工人的手足团体来——就是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思想上的战争，已经快完了。第二国际，道理上已经完全打败了。他的思想，已经被近五年的人事闭塞住了。直到现在这两个万国联工会，不是思想的战争，已经到了用兵器冲锋的形势了。
不会有别的样子的，无产阶级已经手里拿着兵器，冲着中等社会起来了。而第二国际，是跟中等社会防御一边的。所以跟中等社会用兵器冲突，同时就跟第二国际用兵器战争了。
拿德国作个例。在德国里，第二国际会，最有名的代表是谁呢？一定是诺斯奇（Poske）了。诺斯奇同他的党羽，不但是第二国际的会员，并且是他的主要支持者。
德国第三国际主要代表是谁呢？无疑的是共产党了。
共产党有加鲁•里布勒希及罗萨•卢森泊——就是施德曼党要谋害的。在德国中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竞争，已经成了“短兵相接”。这样么，德国作为二个万国联工会交战的国的一个榜样。有一个兵刃相斗的形式。从这个战争，每个工人全都明白了。第二国际，是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是资本家代表的组织。而第三国际是最有进步工人的万国际工会。这些工人，是立志或者推倒资本主义，或者死亡的。
在小国里边，如同伊斯童尼亚（Eslivia）、佐治亚（Geogia）等等，政权全操之于社会民主右党，同第二国际会员之手。而千百共产党工人，及第三万国联工会会员，全不准参预国事进行及调查。国内战争，亦很厉害。我们在英美法意各国里边，亦可以看出同样的情形。在这些国里，阶级战争愈弄愈成了内乱样子——全世界上情形的发展，全是一样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利普仔格（Leiptzig）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开会的时候，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决定脱离第二国际，而入于第三国际，这件事很有历史上的价值。这是已腐，将死的第二国际最终的打击。这也就是所谓第二国际的末日了。
现在谁还是第二国际的呢？只余那些“社会民主的枪手”，同“谋杀工界的凶手”。诺斯奇是第二国际余孽的首领。在薄尼（Berbe）万国际联工会里的高僧们，很接续着把些工人笼着统治起来。因为独立党同在第二国际附属他们的分子，已经把社会蟊贼施德曼、瑞诺德尔等等刷白了。这种狡计，已经被铲除。……第二国际，迎着全世界的工人在面前了。他就如同中等社会显然的助手，同强盗的国际联盟无双的支助。他已经为所有诚实工人所不承认，亦为全体有“阶级自觉心”的无产阶级所不齿。第二国际不过是“苟延残喘”，苦度可耻的末日罢了！
独立党在利普仔格会议的决议，是共产党万国职工会道义上的大胜利。柯次基会是独立党理想的首领，同创办人。可是他是共产党万国联工会的大凶手，所以柯次基变成一个叛教人，变成中等社会的谄媚奴才——中等社会就是特别加害，诬陷共产主义的。现在么，柯次基被在的本党反对了。他自己手创的组织，已经摘发他的罪恶了。他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明目张胆”向着施德曼党了。
我们手里有好多材料，对于利普仔格会议两种潮流激战的详细情形，可以明白清楚。由简单无线电报，评判起来。此次会议的决议有些辞义暧昧的地方。自然在这“半浮夸的演说”里边，对于联工会受俄国影响的危险，已经讨论过。对于立刻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赞成的不过全数三分之一。大多数的决议，有些外交手腕在里边。有些独立党右翼的领袖，自愿解释这决议。为的是教第二国际得好处。这是毫无疑义的。非然者，要事早就办好了。工人们是得强追他们领袖向前进一步的。
德国独立党里边，有七十五万党员。入党的工人，大半都跟共产党万国联工会表同情。柯次基同他的党羽，用各种方法，错引他们的方向。领袖们对于他们的决议，不闻不问。他们的欲望，亦没有人想过。现在工人要报此仇了。
德国独立党的决议，对于别国普通分子，要有很大的影响。速率的增加，要在法、英与美分析出来。近来我们全都晓得波兰国内出版的，犹太社会民主同盟机关报。到了近来，这个同盟，因第二万国联工会最热心的赞助人。自从利普仔格独立党决议以后，就是最会投机的波兰同盟，全都晓得必须与第二国际脱离关系。这只要沉的船，是各个搭客都要快快离开的。
第三国际在各地的进步事业，差不多全不逻辑的——除去俄国的外。中等社会，得了第二万国联工会的帮助，事事都想阻碍他的进行。各国的劳工，必须打破多少的困难，才能自己站得住。有经验的大凶手，克雷曼素同别的外交家，对于阻止我们事业的事，绝不迟疑一步，然而工人万国的接近，受共产主义的指引，一天发达一天，一天比一天有力量。共产党万国联工会在莫斯科组织起来，不过才九个月，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组织，异常地长大。单把加入第三国际的组织记载下来，就可以证明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党万国联工会的第一次会议，有二十四个团体同组织加入。从那以后，我们得了我们万国同胞的新会员的正式报告如下：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意大利社会党在米兰决议加入共产党万国联工会。
四月八日，挪威社会民主劳动党会议，议决加入共产党万国联工会。
五月十四，得瑞典青年社会民主党消息，加入第三国际。
六月十四日，瑞典社会民主左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
七月二十日，波兰共产党总干事部正式声明为共产党万国联工会会员之一。
六月二十二日，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会议，议决同一行动。
七月十六日，瑞士国内之意大利社会党，会议有同样的决议。
瑞士社会民主党，普通大会，议决加入共产党万国联工会。虽然复议时失败，然而赞成者几及半数。
八月中，美国社会党会议议决加入第三国际，现在美国有两个共产党，均为第三万国联工会会员。
八月中，加里西亚加入第三万国际联工会。
九月中得消息云，拉萨劳伦共产党，已加入第三万国联工会。
同样入会信息，还有从美国社会党的乌克伦民亚会议及许多芬兰组织得来的。
包伦城十月中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会议，由大多数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党万国联工会。
十月二十三日，英国社会党决定着手加入第三万国联工会。
十月三十日，巴维瑞亚独立党，通过同样的决议。
十一月二十日，丹麦国社会民主党，决议加入共产党万国联工会。
布里米亚、墨西哥、劳伦三处团体，同日正式声明加入第三万国联工会。
裕哥、斯拉维之社会党及共产党，十二万党员，于十二月中加入万国联工会。
同月中，高丽社会党加入万国联工会。
又得报告云，欧洲某城中举行青年劳动界联工大会议。到会者二十二万人之代表，全体通过加入共产党万国联工会。
斯堪的纳维亚（瑞典与挪威）工界会议有同一行动。
由约三十万工人之代表二百六十八人。全体通过，决定加入共产党联工会。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西班牙社会党大会议，一万二千五百票赞成第三万国联工会。一万四千票赞成第二万国联工会。
最后的消息，是利普仔格独立党的决议，上文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某国中（指芬兰国）一年半以前，平等社会得着“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残害了七万工人。到了今日，一个劳工报纸里有一篇文字，题目是“第三万国联工会的胜利大进行”。我们把他写在下面：
“在芬兰、匈牙利、德国里边，自从反对革命的中等社会，同他们的奴才社会民主党人，残杀最优秀的工人以后，各处起初倒很平静。其实不过是表面上罢了。那工人的‘奸猾领袖’们，如疯似狂在各处用尽力量，去引导大众的革命举动，入于缓和的轨道；并且嘲骂第三万国联工会同最有进步的奋斗。还有那些以欺骗工人为业的空谈者，用尽方法，在国会里边推翻工人的势力——就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已经在国会会场之外，得了力量，而第三万国联工会，已经接续的胜利大进行了。
“‘有些个国里’，工人领袖的野心，已达完全的目的，欺骗工人，已经变成一种真科学。例如法国。然而那里的工人，在共产党万国联工会旗帜之下的，愈集愈多，社会的不公平，已经太不能忍受。富有阶级最大的允诺，亦不值什么。这次战争，已经是一个大大祸害，引起更大的凶灾。国会已经证明出来是空谈的会场。御外侮的兵器，用在国内来打工人了。‘德谟克拉西’的强暴、压迫，是工人面前永远的一个残无人道的力量。
“这样么，劳动群众不再听从他们奸恶领袖的‘甘言蜜说’，厌弃了他们的奸计，无论如何，亦要脱离了‘陆沉’的情形，这还有疑问么？劳动群众为他们的‘阶级战争’为他们的自由，而加入第三万国联工会，这还有什么疑问么？”
一个人要读这芬兰工人机关报的几行字，没有不深为感动的。因为这个机关曾经过千辛万苦的尝试。是的，芬兰工人是对的，第三万国联工会的进步，实在是胜利的大进行，我们亦必要跟我们法国同胞劳瑞欧表同情，他写他们这一篇文章，题目是“唯一的万国联工会”，道：“第三共产党万国联工会，是将兴的明星。第二万国联工会就要可耻地死去了。第二万国联工会与第三万国联工会的战争，是中等社会同无产阶级的战争。中等社会阶级，已经败灭了。无产阶级是力量日增——有将来无限的大事业在前边。共产党万国联工会，将要在最近时间，联合起来各国的工人。共产党万国联工会，就是令被压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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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P.生〔沈雁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
P.生〔沈雁冰〕
现在国内“省”自治的运动很不寂寞，呼声要算很高的了；他们借着人民自治——就是广义的德谟克拉西政治——的头衔来实行他们的绅缙运动，看破了他，实在一文钱都不值，结果真正的平民得不到一些好处，反加多一重压制，加多一层掠夺罢了！这本是极浅显的事情，不用多说的。但是，却有人以为这种绅缙运动正合着西洋十九世纪初年各国□起的第三阶级——就是中产阶级——的运动，是自然的趋势，是社会进化必经的阶级，只可利用，不宜攻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很可以淆惑一般没志气人的意志，简直非痛驳一下不可的。
我现在要分三层驳去；次第写在下面。
第一，我们即使退一步讲，“卑之不求高论”，只要能有西洋代议式的德谟克拉西政治也就心满意足，巴巴儿睁大眼睛等待绅缙阶级把万恶的军阀、腐败的官僚赶走，来做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政府底下的一个顺民，——试问这一点希望能不能达到呢？我敢立刻回答说：决没有达到多一天！我们有句俗语，“前山老虎要吃人，后山老虎也要吃人”；军阀和绅缙阶级比起来，简直就是前山老虎和后山老虎。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绅缙阶级做的罪恶真比军阀少些呀！须知这是因为一则军阀的罪恶都是显见的，绅缙阶级的罪恶却比较上隐伏些，二则军阀的罪恶实在太多了，绅缙阶级的罪恶反倒不大觉得，所以粗心一想，每每恨军阀过于恨绅缙，实在呢，他们俩二五等于一十，分不了什么高低。一旦军阀被绅缙阶级推倒，绅缙阶级便立刻变为从前的军阀，一模一样的作恶，掠夺平民。这不是我的推想，事实上的的确确是如此，只消看西洋的第三阶级政治便可明白；况且我国的绅缙的程度远不及西洋的市民，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简直和军阀是一模一样的，在现今他们尚未得势的时候，尚且要依靠着军阀和官僚的势力，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岂有得势后反倒比军阀好些，强盗发善心呢！想着落在此绅缙阶级的身上讨得代议式的德谟克拉西，不是骗人，就是做梦！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第三阶级决不配行使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政治，他们所能做的是掠夺，是压制，是狐媚外国的资本家；即使我们自愿辱没些，低首降心来屈就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政治，也是万万不能！那些以为绅缙运动可以利用的人们不是肓了眼在那里做梦，便是他自己是这一类人，想巧言哄骗平民！
这上面所说的是专就中国情形推论；我第二层的驳论便要指出第三阶级的政治不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一定不可逃避的！我们要明白：历史上推翻专制君主的革命，没有一国没有一次不全靠了第四阶级的帮忙！何尝是第三阶级自己出马，把专制君主赶走，取过政权，定下德谟克拉西政治，举让一个代议权给一股属于第四阶级的人们！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查历史，恰巧得着相反的证明！我们只知：第三阶级野心发作，要夺专制君主政权的时候，不肯自己出马打仗冒险，便哄着第四阶级出来，驱他们，允许一齐把专制皇帝赶走后共同管理国内的事情。忠实而勇敢的第四阶级中人听了这些话，信以为真，就出死力把专制皇帝赶走，哪知专制皇帝既走，第三阶级便用狡猾手段抢得了政权，立出了什么叫做代议政治的，愚弄平民；平民上了他们的当，随着他们的摆布，一时倒还不觉得；第三阶级又把金钱统统收集起来，使得第四阶级没有经济势力，又把第四阶级中的一部分穷人拣壮健者编练起来，叫做兵，以保护自己，并叫他们压制自己一阶级里的强项人，不服掠夺的人。这就是西洋现代政治的真相，他们的来历是如此，他们的作用是如此！这个法子，本是法国的第三阶级中人首先发明的；他们发明了，各国的第三阶级一看真好，便互相抄用法国的法子；所以在欧洲的政治变迁，大家同走一条路。这正是强盗互相学样，岂可说是自然的趋势！这正是欧洲人铸的大错，岂可将错就错，认做社会进化必经的阶段，也要去学着走呢！什么“社会进化必经的阶段”，什么“自然的趋势”，这派话头，在西洋也是那些丧尽良心受中产阶级雇用或□他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造出来的。他们用了这些抽象的话头，原想把历史上的实在事迹轻轻地瞒过，赤手空拳和看守巴士底大狱的卫兵奋斗，把巴士底打破的，是平民！不是绅缙阶级的人！后来奋力抵御王党，牺牲性命的，是平民！不是绅缙阶级的人！但是后来共和基础奠定，执政权，行威福的，却不是平民！是绅缙阶级的人了！行使了代议政治，有被选权的，却又不是平民，是绅缙阶级的人了！这些事实难道是假的么？为什么明明是诈取巧夺，极端不自然的事，偏偏要说他是自然的趋势呢？从前自然也把世人骗过了许多时候，但是现在却骗不过了！现在我们已经看破这个把戏，想出一个抵制的好法子来了，我们可以立刻应用这个好法子，何必再跟着错路走，这法子便是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的专权政治了。这话留在将来再详细说，现在我既把第二层驳过，且说第三层的驳论。
第三，我们再退一步讲，不顾第一第二两层的话，只问绅缙运动赶去军阀，在现在我们中国到底有成功的可能没有？我敢立刻回答：没有成功的可能，决没有！因为他们的目的本不想竟把军阀赶去，他们的目的只想军阀分一些贼款与他们，他们就可万事都休！这证明是：（一）那批绅缙本来是专靠官厅势力欺侮良民的，他们非特没有独立的能力，简直连独立的志气都没有！（二）他们现在乱哄哄的吵着什么“自治”，正好比人家的姨太太撒娇，又好比人家的下等奴才挟着小主人和高等奴才争权；他们早自知决不能办到如何大胜利，他们的目的只在分几个□便罢！所以，其结果，尚不是“以暴易暴”；“以暴易暴”不过不减少罢了，加多是不会的；然而现在的绅缙运动的结果却正是加多；本来是军阀一个为暴，将来欲变成军阀（包括官僚）与绅缙共同为暴；本来是一层掠夺，将来欲变成两层掠夺。所以，我们一方面既断定绅缙运动赶去军阀之必不能成功，一方面又确信绅缙运动之结果是使平民背上的压力更大，更难翻身，那么，我们当前的事体该怎么办，是很明白的了！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刻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工所有，一切权力都归劳工们执掌，直到尽灭一分一毫的掠夺制度，资本主义决不能复活为止。这个制度现在俄国已经确定了，并且已经有三年的经验，排除了不少的困难，降服了不少的反对者；英法德美意各国的劳工都曾几次想实验这个新制度，可是他们国内的资本家出死力反对，以致一时不能实现。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资本家的回光返照罢哩！劳工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数是一天多似一天，资本阶级的人数是一天少似一天，——马克思预言的断定，现在一一应验了——最终的胜利一定在劳工者。而且这胜利即在最近的将来，只要我们现在充分预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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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三号
短言
我们并不反对政治革命，只是不满意于单纯的政治革命；因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立脚在经济革命上面，革命成功之后，政治、法律、教育、军事、国家财政、社会经济制度一切设施，都必然仍旧立脚在资本主义上面；无论何人组织政府，都必然仍旧和前政府一样受资本家支配，采用资本主义；因为供给政府财政底权柄仍然在资本家手里。
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反对代议制度，只是绝对的反对淫鄙无耻的游惰阶级代表勤苦生产的劳动阶级。
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理想不好，只觉得他的玄虚已去西天阿弥陀佛不远了。人性中恶的部分一天不消灭净尽，裁制人的法律、军队便一天不可少。
我们既然不像托尔斯泰反对物质文明及大工业、大交通，便没有理由反对权力集中。我们若决心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资本阶级，非采用权力集中的战术从事阶级斗争不可；因为必须将劳动阶级权力集中起来，才免得中资本阶级各个击破的毒计。社会革命成了功，政权拿在劳动阶级手里，阶级争斗仍是要继续进行；因为革命后若干时期社会上资本阶级底势力仍然要大过劳动阶级多少倍，在此时期内若有人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劳动专政”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思，只是不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这些都是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见解不同的主要点。
有人说中国没有资本家，我要问中国农工商矿一切生产分配交换方法是资本制度还是共产制度？
有人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要问中国人底衣食住等各生产品是何人造成的？欧美各国底华工又是什么人？
有人说中国劳农程度低，不配专政，我要问中国劳农底智识人格比徐世昌、梁启超还低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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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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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息
近东无产阶级大会
近东的劳动者和农民的代表，因为在莫斯科开会的第三国际党的召集，在巴古地方开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多为白尔西亚、亚尔麦里亚、土耳其等处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这大会的目的在坚固各国无产阶级的结合，排除外国人的统治和掠夺。从前欧美各强国，在近东各小国的地方争夺势力范围，要达到他们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野望，所以这些小国的无产阶级，近来渐渐觉悟，要想打破各强国侵略的势力，于是和劳农俄国携手了。
至于这次大会的结果，虽然未能明白看出，可是近东各国一带，赤色业已渐渐浓厚了。白尔西亚最堪注目。
勒西特地方，闻已组织了革命的地方政府。在这一国之中，如克丑克加恩那样反对英国的革命家，博得民众的信望，劳农俄国的军队，入了燕则利和他们革命派协调以后，这国内赤色化的运动，更加得势了。白尔西亚赤色化的形势，必然要使阿富汗和伯尔基斯坦各方面受影响的。若是阿富汗赤色化了的时间，北印度也要受影响，英国就会要分裂了。
法国社会党之激进
在勒白尔的劳农俄国的代表，记录了很重大的报告。
这个记录，是寄给第三国际党执行委员会的，由这记录看起来，就可表明法国社会党与在莫斯科开会的第三国际党基本的宣言是共鸣的了。法国社会党认定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思想的基础，劳农代表会议的构成，是实现无产阶级势力的主要的途径。那记录上最后的一节说：“君等（指第三国际党的执行委员会）业已正确的告诉我们，依俄国革命这种实例不能认神圣的理论的话就算满足。我们对于言论与实行并进的话，很表赞同。我们过去所取的政策是不充分的而且缺乏决心的，这种事实，我们并不想否定。诸君看了俄国劳动者农民受了长期间的苦难，毋怪乎要怒骂我们的。援助诸君本是我们的义务，可是我们从前没有勇气履行为友人的义务的，所以诸君当然有权利要求我们果取的革命的方策，干社会的运动。总而言之，我们要做照得了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样子。我们若是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国际的聚会的意义如何，姑且不问，我们从前专事想象的真理，必定要与直接的事实相接触了。”
据以上的记录看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法国社会党已经改变了从前稳和的态度，而倾向于劳农俄国了。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党与否的问题，要由第三国际党的会议决定的。
奥大利共产党之活动
据送达国际共产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最近奥大利共产党，已经在劳动组合之中设置了特别宣传委员会。此委员会的活动，大收效果，刻下各劳动组合之中，都产出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委员会虽然受了旧式样的指导者的反对，可是在一般民众之间，已算是成功了。劳动组合方面，共产党的活动，虽被旧式样的干部所攻击，可是共产党有“赤旗”的日刊新闻来和他们对垒。又共产党想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所组织的官立劳农会之中实现自己的主张，正在开始活动。各劳农会之中虽有共产党的团体，可是现在平均计算只不过占百分之十的光景。
意大利劳工运动之激进
意国金工劳动者此次干的大同盟已正是轰轰烈烈震动了全世界。他们大罢工的目的，人人都知道的，就是要使意国的工业都仿照劳农俄国的制度办理。他们罢工以前提出的条件，表面上在要求增加工银，哪晓得那些工场主冥顽，只是不睬，工人方面就干起同盟怠工来了。他们怠工的格言，就是少生产；多消耗；不引起雇主停工。果然不久，工场主忍不住，就把工场锁闭了。这些资本家对付劳动者的唯一办法，就是停工，以为把工场锁闭了，劳动者无工可做，得不到工钱，就没有饭吃，自然会屈服了。哪晓得这些资本家想的太左了，工场锁闭不久就被那些劳动者占领，竖起红旗来了。资本家将工场锁闭，劳动者只是占领，真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我希望中国的劳动者都也要照这样干才对呀！
日本社会党之奋起
日本社会党人的活动，发端在四十年前，也算是很早的。到了明治末年，气势非常旺盛，各方面宣传的效果也大，幸德秋水一般人革命的运动，颇为猛烈，可是正在图谋革命的时候，却因为不谨慎的缘故，偶然爆发了一个炸弹，就被那日本资本家的政府的走狗探得了。幸德一派人被拿，连他们所制的红旗及名册都搜去了，可怜幸德秋水和两三个别的同志被日政府杀害了。于是那日本政府便暴逞淫威，处处妨害党人的活动，甚至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无政府党大杉荣、共产党堺利彦这一类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日政府所派的警狗跟着他们，他们若想做事，都先被那警狗发觉的，所以什么事都干不出来。所以自幸德被害以来，日本的社会党受了走狗的妨害就不能活动了。直待至前年欧战平息的时候，世界改造人类解放的声浪，波动到了日本，于是什么民主主义的叫声发出来了。多年沉寂的社会党人也抬起头来了。从去年起到现在，他们的奋斗宣传，很有可佩服的地方，可惜他们没有组织精密的团体，所以不能干大事。今年五六月间他们就觉得有组织同盟的必要。可是这个风声露了出来，日本政府大惊小怪，就秘密的戒起严来。社会党人也是不容易惹的，他们既然下大决心要组织大团体，岂肯因为日政府的压迫就不干么？日政府只是压迫，他们却是努力地干，日政府到底怕事，就让他们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同盟。这是本年十月的事情，他们这个团体规模很大，会员很多，所以组织了以后，他们就努力的奋斗，宣传一方面最有效果，日政府防范越严，他们的宣传越历害。听说他们不久要开一个最大的会议，决定革命的方针，日本政府听了这个消息，更是害怕，想要用暴力解散他们，他们的气势也大，将来不免与日政府有一场大冲突的。我们很希望他们努力奋斗，正义一定能够战胜强权的。
共产党主张统一
海参崴十六日电，崴埠共产党在各处大贴广告，声称近有不逞之徒，散布流言，谓共产党在崴埠与他党挑党造祸，此等谣传尽属子虚，本党深望国人稍安勿躁，静候远东统一之佳音云云。
丹麦社会党加第三国际
莫斯科十八日电，丹麦社会党左翼之大会，已容纳各种条件，决意加入第三国际，该党不久即更名为丹麦共产党云。
红色化后之布哈拉国
莫斯科二十日电，国民外交委员翟趣林氏近接到布哈拉国（Bokhara）苏维埃政府宣言一纸，该宣言书由布国国民委员自治会会长郭嘉仪（Khodjaied）氏签字，内容略谓布国国民所选出之政府，此后将与世界各民族同处于和平友爱之中，并深愿与世界各民族开始永久的外交关系云。
俄国共产党对全体国民之慷慨陈词远东绝无苏维埃制之建立
海参崴二十五日电，俄国沿海省共产党委员会于本月15日发表该党对于俄国人民通告一篇，其原文如下：
“诸位同志，诸位同胞！最近不多日子中，有一群不逞之徒，利用海参崴人民激发的心理状态，为他们自私自利的阴谋起见，大造谣言，说远东共产党党员刻在沿海省竭力设法打算设立苏维埃制。本党为使各界人士明了真相起见，认为有再作一度声明之必要：第一，在现在的一种环境里头，本党决不以为建立苏维埃制为可能为合适；第二，本党遵从全体工人的兴趣，唯一的政策便是根据民治主义的原则，循照赤塔分政府宣言过的话头，联合俄罗斯远东，愈速愈妙。俄罗斯共产党临时委员会谨此奉劝海参崴国民静候远东统一之实现，以民治主义为归宿由远东共和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德国共产党实行采取苏维埃制，俄国势力已普及于德国
莫斯科十一月二十八日电，德国共产党已将组织苏维埃方法之草案拟就，据该草案所载，德国苏维埃将以议员三百人组成，议员即以各种工业所选之代表充之，然后再由苏维埃议员选举赋有全权之行政委员会云。
奥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大会
莫斯科十一月十九日电，奥国社会民主党之左翼党员，于最近大会席间。组织一独立社会党，且完全采取第三国际社会党之党纲云。
德国工人之近况，加入第三国际大会，失业问题之繁杂
莫斯科一日电，德国各工人团体于数日前在柏林开会，到会者一百七十二人，代表各团体会员十三万众决议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又同日电，德国工人失业问题，目下日趋繁杂，据共产党首领卜兰林（Brandler）氏宣称，仅就各工业中心大城而论，工人失业者已有五六十万人云。
俄国复古军大败而逃
莫斯科一日电，莫锐（mozir）地方之红军将巴来贺威（Balahovich）复古军大将现在西俄军队之残余击走，红军奋勇追敌人，白军向北方而逃，安然逃往印哥威奇车站者仅有五百人云。
赤色土耳其之分区大会，推戴劳农首领
莫斯科一日电，赤色土耳其之分区大会已在顿河流域若托夫（Rootoff）地方开会，该会致电庆祝南方前敌军队并举列宁、托落次基、金诺威夫（Zinoviev）、师大林（Stalin）诸人为名誉会长云。
新俄之儿童教育
莫斯科一日电，上月二十八日为“儿童之日”（Childrensday）各剧院皆以特别戏剧享待儿童，并有各种音乐大会，儿童列会者概不取资云。
德俄两国青年社会党携手
莫斯科一日电，德国青年社会党评议部，经过极剧烈之辩论后，以大多数表决与俄国青年社会共产党携手云。
蒙人组织革命机关报并筹备选举
赤塔一日电，西蒙（西伯利亚与蒙古）土人革命委员会，不久即成立一机关报，名曰西蒙之声（voiceofmongoloBuriat），现已从事组织编辑部云。又同日电，西伯利亚土人各乡区革命委员会不久即开联合大会，前西伯利亚土人自治会之款项报告及选举宪法的议会之手续皆在讨论之列云。
罗马尼亚国称赞苏维埃
莫斯科四日电，罗马尼亚国舆论界感谓红军最近连战皆捷，苏维埃政府为西俄唯一坚固政府。
全俄共产党改组
莫斯科回日电，全俄共产党第三届例会刻已闭会，该党已改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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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宣言（P.生〔沈雁冰〕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二号
美国共产党宣言
P.生〔沈雁冰〕译
“一切现存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战争底历史。自由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工头和小工，一言以蔽之，压制者和被压制者，终是立于永久敌对的地位，进行那无间断的，有时隐藏，有时彰著的战争，这战争，每次的结局，不是革命地改造过社会，便是一般阶级的崩坏。
“从封建社会的崩坏而产生的近世中产阶级社会，也是离不了阶级的冲突，而且反要立出新的阶级来，新的压制条件来，新的战争形式来，代替旧的。我们这时代，就是中产阶级的时代，却有这么一个特色：阶级的冲突已经被他变成简单了。社会的全体，一天一天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大营，成为两个大阶级，直接面对面，就是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以上录一八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
这几句历史的话，写出之后，约有一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资本家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已经尖利紧张到极点，逼到我们面前不得不于下列两个中挑一个：革命地改造社会呢，还是一般阶级的崩坏。
一
资本主义的破裂
“资本主义到今日已见完全的破裂。破坏文明的世界战争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完全不配再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资本主义的压制，因这次的战争而紧张的，已经逼劳工阶级到一个求新社会制度的革命战争——共产主义的制度——只有这制度能救人类。
“阶级间的内战，现在已经夹住全世界了。一面呢，是国际联盟，联络资本主义的力量做最后的奋力抗拒；那一面呢，是国际共产党，唤世界的劳工起来为劳工的统治而战，这是能救文明的。”
在欧洲的大部分，资本家经济已经不再能行使机能，甚至连生活的必需品也产不出了。现在有几百万的人正在饿死；半饿呢，更久矣算是欧亚两处劳工们的标准命运。即如合众国，资本主义的财富算得天字第一号的，然而据一九二〇年国家的统计看来，有半数的劳工食料营养不足，有数百万的劳工近于慢慢地饿死的地步。
中欧仍是在混乱状态，那是帝国主义的大战做成的。
资本主义因为自身难保，没有力量能够重新建造生产机械了。在德国、匈牙利、奥国、波兰、Lithuania；还有巴尔的以及巴尔干诸国；意大利、法、英、西班牙、埃及以及小亚细亚的小民族；东印度、中国以及日本——总之，在世界各处，劳工们自相联合起来反抗社会的资本家统治，是愈加多，愈加坚决。在合众国呢，资本家的生产机械和分配机械，也被重要工业的广扩罢工捣乱了，这些罢工是因需要那仅能活命的生活必需品所迫起来的。
这个破裂的结果，其所从来，不是神秘的不可见的原因，却是那资本制度内本来自有的那些势力，这些势力，七十余年前已受着共产主义宣传者准确地描写。
资本家的掠夺
资本制度骨底里的意思，就是生产分配的原料和工具被少数阶级所把持管理，这些人靠着法律的承认，有土地、森林、煤矿、铁道、石矿、磨坊、工厂，以及其他工业的、商业的机械和工具，能致劳工阶级的死命。劳工们化成新式的奴隶了，他们的劳力换来工钱，生活的惟一机会就是依赖资本家的雇用了。
雇用劳工们又靠着劳工们所制造的生产品的价值限度是否过于劳工们劳力的代价而定。资本家对于工银劳动者，除在定时付劳力代价之外，是不负责任的。
在初期呢，资本主义自身的形状是互相竞争的一群小制造家和贩卖家。经过这一次竞争，因为机械和方法的进步，生产效率更大起来。竞争中的得胜者，往往打倒他的敌手，扩张他的地盘，同时增进他的出产数及本钱；又往往减少劳工的人数，到能够产出一定的生产额。机器的价值和体积既然愈加发展，便继续要求更大的本钱和地盘，于是生产品变成集中在少数大规模的厂内了。
这样的过程，是被竞争的抢掠方法促进的，我们美国托拉斯发达的历史便是个好例，现在这过程已带我们到工商专利的时代，在此时代中，国家富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都集中在少数个人或少数法人（团体谓之法人）的手里了。因为这现象，资本家数目削少的现象，劳工们的生活更受一层虐待。又因为这现象，以致本要拿来扩充生产至最大限度的手段，也变成资本了，就是，因为要维持物价的高度，便不得不限制生产。这都是资本主义发展道中必见的现象。不但生产减少，物价增高，是必然的结果——那个实在也是资本制度的特质——而且时常要碰到生产阻滞的时期，到那时，总有几千几万的工人失却他们唯一的生活方法，他们都是这制度的盲目而贱役的牺牲者，这制度的唯一机能，只是替少数人挣钱。
到了这时候，一方面是失业工人队伍日增月盛，一方面就是盈利的积聚也一天一天大起来，因为各种生产内部都有法子巧取不出钱的工作。资本主义愈发达，这盈利的增加愈大，消耗在奢侈浪费上的，尚不算。在合众国，这一项，每年总数就有三十亿。
这些盈利不能回到原工业中做本钱了，因为资本加多，势必至减低物价和减薄利息。于是这些资本就用来开拓投资的新地盘。这些资本大概都是集中为金融机关和专利的投机事业联络——在银行、托拉斯公司、取引所和证券交易业、基本金，等等。管理这些金融机关的人大半即是管理基本工业的人；即金融机关自身，也是在高度的集中。这经济势力的可怕的集中，显然是成就了资本阶级在政治上公然的专权。起先尚不过在国内及国外的直接商业范围内使用政治权力。到后来呢，便必须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阶级私权了。一个强有力的高度武装集中的政府就要建立起来，对劳工阶级施行防范压制，不使他们能反抗这个巨大无比的掠夺制度。
帝国主义
新资本的产生，既到了可怕的大数目，在国内的最重要的投资机会都已经垄断净尽，便势所必然欲在未发达的国内去投资，逼起剧烈的国际竞争。有时还要发行内债，这些内债就是用来付还出口费的。而且还要兴立新的工业在此等后方的疆界内。也要建筑铁路，有时此等铁路全然不是该地所急需的。总之，因为要对未发达的国家投资，以至钢铁与机器的输出，加倍多了为的是要去建立新的工业；因此，既脱了奴隶地位的本地人便又转而变为“文明”式的工钱奴隶了。
又因为要保护这些内债和投资使他稳固，便得控制这些被掠夺的国家的政府。有时，这一层的办到，是因直接征服了这国家的政府，但是因为直接征服政府反致加增本国外治上的困难负担，所以最通行的方法，便是避去征服该国家的名义，而实在暗中握有控制的全权，维持一个仅居其名的独立的本地人的专制君主，或竟是一个假的民主主义政府。如中国、东印度、土耳其、摩洛哥Clziers、Tripoli，波斯Tunis，埃及Cbysinnin南部及中部、阿非利加、高丽、马达加斯卡、菲列滨群岛HaitiSanDamingoCostaRica、墨西哥、爱尔兰等——此等实在同为一事，所差者，帝国主义掠夺的形式的变化，那是不关紧要的。
资本家依民族分了组的竞争，各政府便做了竞争的机关。虚张声势的威吓的外交手段往往用着，直到经济利益冲突的压力逼成了大战。起初呢，政府出面借以外债，例如六国银行团之对于中国，或则也有政府直接和投资家订立合同的。第二步呢，便是政府踏进一步，用军队的武力逼取应价的利息和本钱。国旗是跟在银钱的后面的；陆军和海军又跟在国旗的后面。如墨西哥，美国的政府居中仲裁，配定美英法三国资本家所有的煤油、矿地的税率。这样的办法，投资的资本家和政府间的合伙经营，便唤做经济的帝国主义。就是这经济的帝国主义以及他那武力主义底不可忍的压迫，生活底不可计算的破坏，和生产能率底浪费，迫得劳工们自己组织起来，谋推翻资本制度的全体。
资本家的帝国主义，特因争夺到东方的通商道路，投掷了几千万的劳工到欧洲战场上拼命。美国牵入这次世界大战，死的有十万人，残废的有二十万人，都为的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的帝国主义大施其破坏的力量，逼得几千万的人欲饿死，逼迫全世界陷在泥淖的中间，欧洲是早已陷在里头，现在正竭力地挣扎呢。
战争与革命
战争时的四个年头，资本主义的民族大家插一手来做那自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屠杀。诸民族的全副能力都注在铸造出军器和军火，向着战场上直倾，像不绝的泉水。直到几百兆兆金洋的财富，产生了出来，立刻又毁坏了；单是直接的费用已经有三百七十亿之多了。产业被破坏者，生产的损失，商业的停顿，等等，估计起来也有同样多的价值。单是美国，不到两年工夫，支出已有三十二亿。这样大的数目不是意料得到的。
然而此等战费，不是资本家即时付清了，却是大部都由政府认下来，允许将来付还——由发行战争公债来付还，这些公债的抵押品便是世界将来的出产。投的资本已经破坏了，但是利息必得照付——他们计算的，就是要从民众的劳工里取出来，久至几百年。极大难信的平均股儿底战争利益是永远存在公债里了（这是资本家所得的），可是偿还的负担却成了一份遗产，加在苦工人们的背上，永无还清的一日。
到底，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已到了破裂的顶点，而且预兆欲把资本制度的全体带着倒了。那在暗中损伤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与交换组织底全体的，便是这个过分的膨胀——价值的面子是乘机起来了，而真真的价值也同时被破坏了。高的物价就是这个过分膨胀的反照。及至金钱的价值减少，劳工们便陷入更困苦的争斗，为求一人像人类般生活着的机会。
在那些国家内，破坏已到最满度了，民众已被逼而出于最后的带着些失望的猛抗了，根基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机体不复能行使机能以应国民生活的需求了，到这地步不是已有过革命，便是有革命正在进行。俄国先开了这个例，虽然俄国在大战时死亡的人数极多，虽然久处专制淫威的下面，然而仍能革命。反对俄皇的革命，在极端的经济压力下面，也很快地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了。
多数派正当先领路，唤民众们对于权力产生觉悟，对于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必要产生认识。
于是就来了德国的革命，凯撒政治的推翻。但是现在，大战忽然告终，德国资本主义躲在德国不忠的社会党人的后面，利用协约国的干涉，尽压制劳工阶级的群众。
虽然如此，因有李勃克莱区（KarlLiebkrecht）热烈的指导，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也在德国爆发了——只可惜这场革命又溺在殉难者（此处殉难者恐是指李勃克莱区——译者注）的血泊里，短命了。不忠的社会党和日耳曼贵族的军阀共同抵抗劳工们的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德国的工人，表示他们的革命胆气和活动力，但是干涉底恶影和卖友的间谍阻止他们底进行。这解决法也唯有一个。
在匈国呢，甚至尚没有一些有效的可能底禁止，加在那反对共产党呼唤劳工们起来底特权阶级。仅仅受了协约国的干涉和说不出的野蛮举动，匈国的劳工革命就此压碎。但是能到如何长久？
意大利是在共产党革命的边缘了。意大利的国债已经超过于国家的富源。资本家的政治党派不能解决意大利的经济问题了。劳工们和农民转身向着意大利社会党的（这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一天多似一天了——他们都倾向于在劳工阶级专断政治底下的劳农会制度，都委托共产党改变经济生活了。
没有一个资本家的政府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能抵抗劳工阶级底革命的冲动与权力。世界资本主义底连合的武装权力现在都是向着俄罗斯冲打，俄罗斯是世界劳工阶级革命的标记呀。但是劳工们和农民们的赤卫军用不可战胜的热心作战，抵住了各方面的敌人——这是不仅保护俄罗斯而已，并替世界保护了共产主义呀。
美国的政府，把财政、军器编还征军，接济他的同党，都为的是要干涉欧洲劳工们的革命。在他自己国内呢，美国政府尽其能力，和劳工们作对，仅仅劳工革命这个观念也给他禁止传布了。几千个人已经被他拘捕去收了监，拘禁的罪名就是他敢于宣泄民众的感想和愿望，而以那些宣言欲破坏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居其大半。
美国政府更和帝国主义党私下缔结改头换面的条约，欲为将要倒败的资本主义尽最后的拥护，和革命的受苦的群众抵抗。
国际联盟对国际共产党
国际联盟的建立是为救援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是要救他脱离在内的破坏力和外面的公然的敌人。他开始的时候便已经是一体破碎的家伙，都为了各民族资本家中间难避免的利益冲突。此外呢，更因为资本主义的破坏已经太甚，所以新的势力平衡局面不能容易建设起来。世界的战争没有终结呢、只是他自身变成了各阶级的国际的内战罢了。国际联盟不能保持和平，也不能集合他的人民成一个大的反抗，来反对欧洲的劳工革命。他必须靠着半野蛮的佣兵了。各先进民族的劳工们的阶级觉悟，已经把资本主义的掠夺最终的依傍——军国的组织，暗中削减了。
国际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他唤起世界的劳工们来拥护那在俄国的已完成的劳工阶级的革命，并且要拥护他扩张到一切旁的国家。国际共产党的权力就含在劳工的群众里，——这权力是被无尽期的战争、饥饿、压制，以及剥去生活内一切价值底压力所引，到了觉悟和动作。
国际共产党联接一切觉悟的革命势力——他发出命令，对资本主义做最后的攻击。
美国共产党答应这命令了。他自己更和一切国家内的党派、团体、小群，连接起来，准备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并根据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改造社会。
国际共产党唤你们了！
世界的劳工们，联合呀！
二
阶级战争
分裂资本主义社会的战争便是阶级战争。这是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中间的战争，压制者与被压制者中间的战争。现在经济制度的根本事实就是把资本家和劳工们置于互相敌对的地位，永久不绝的争执工钱、工作时间和工作状况。
推翻资本主义，和建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劳工阶级历史的使命。美国共产党是劳工们反抗资本主义之阶级战争的觉悟的表现。
帝国主义磨锐了资本制度内的阶级冲突，并且促进阶级战争。小资本家被迫去接受金钱资本的统治。他们亦有限度地被认可，得分润帝国主义的大利益。中等阶级投资在专制的投机事业中，他的进款靠着金钱资本的侥幸，他的股员就可以在该工业的管理方面得到一个位置。经过了各种的贿赂，中产阶级竟变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底拥护者了。至于“劳工中的贵族”亦自附于资本家的阶级，交换条件是认许他们底革命的手工艺组合主义。
到这一群中间的，有的是半特权，工钱和工作时间都要比一般劳工的标准数略为高些。
所以区别的界线就在一面是直接或间接从资本制度取利的，一面是大部分不熟练与半熟练的劳工做成的劳工阶级，他们要把自己从掠夺与压制底下解放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推翻全体的资本制度了。
国家的性质
在每一个历史的时期，已存立的政府——国家——是强权霸道的机关，为统治者阶级所用，压制被掠夺的阶级使屈于奴妾的地位。国家就是统治者阶级的有组织的威权底表现。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国家的外貌，有时是民主主义的。劳工们被许可时，得参加选举，因而外观上，似乎这政府是“人民意志”的表现。但是资本主义的政府就是一个阶级的政府，丝毫没有两样，是资本家的机关，欺凌劳工们的。
如果管理新闻报纸、教堂讲座、政治、小学校与大学校的权力尚在资本家的手里；如果几百万劳工们尚受着种族资格、居住年数资格、国籍法的束缚缚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如果这些情形有一天的存在，则资本家的统治权便也有一天的稳固，他们把定时投票权的空利许给了劳工，就很容易地把劳工们瞒过，稳住，不再来反抗。
然而一到阶级战争发展为更厉害的冲突时，国家便愈加公然地帮着资本家的一边了。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国家的权力总用来凌辱压制劳工们。从前钢铁工人罢工和矿工罢工的事，便是应用政府权力以压制劳工们的两个极好例子。
资本阶级的强盛都在于能握有国家的权力。他们既握有国家的权力，他们便可指挥军队与警察专保护自己一阶级的利益。这权力尚在资本家手里的时候，劳工阶级的解放决不能成功。
选举竞争
“美国共产党也参加选举竞争，和议院行动，但其目的只为鼓吹革命。官员的任命和选举的参加只限于立法团体，例如国会、州议会和城议会。
“在认定适当的时候，美国共产党将用同盟拒绝参加选举的政策，而因选举致分散劳工们的团体行动时，更要行使同盟拒绝选举的政策。”
和平的社会主义，例如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打算从选举入手，欲先在立法机关或制订宪法的机关中得大多数，借此可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权，再利用这个地位，着手改换资本主义。他们想抓到政治权从极端接近议会方法，这方法就是资本家的代表所狡猾地挑中，以使他们的政府免受着因普通选举发生的根本的变动。
社会党集会在倭尔本南（Albany）的被逐，大战时社会党议员在克莱芙兰（Cleevland）的被逐，都证明资本家是敢于驱逐当选的人员，即使他对于资本家专政的宣战只是极起码程度，也难免被逐的。
便算和平的社会主义真能得到国家权的管理了，则他这管理权，也不是用以改革，却反是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的，例如俄国的克伦斯基政治，德国的爱尔倍、斯区特曼、诺旦基政府，这是因为平和的社会主义者受资本阶级认许，就握有政权，而不被武力阻止的时候，早附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将来必背叛那力争解放的劳工阶级。
美国共产党的参加选举竞争，意思便不同了，他们只是应用这些宣传的机会，把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假面揭了给众人看。虽然，共产党的政策即使官厅不加阻止，却也并非是随时随地要举候选人，参加选举。一到革命的急变时期，民众对于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幻梦已经完全打破，那时，共产党便亦没有力揭破这种幻梦的必要，便可以不再用选举手段。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事已经做得很明白，足使美国的劳工们知道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本来面目。
但是，当劳工们打胜了一个或是两个的革命仗时，立法议院的门就不免要很大地开着，等待社会党和劳工们的不忠叛徒来了。于是劳工的“黄色”议员将为资本阶级所大欢迎，以为是无价之宝，可以利用来把议会民主主义的幻梦复活起来。在这样的时候，自觉的革命的劳工也就要选送共产主义的议员到国会去，揭破他们的欺诈手段，并在前面大喊着：推倒这资本主义的议会假面，向劳农会制和真的劳工阶级的民主主义高呼万岁！
共产党的代议士既不提出改革的意见，也不赞成什么改革的计划。他们要明白，这种改革计划，根本上无补于劳工阶级；要明白这些改革计划不过是资本家代表的供词，自认对于耗用劳动男人、女人、儿童们的精力和生命应该有点“效率”上的限制罢了。最好的亦只能把劳工们在工业战争中已得的胜利品加以议院的追认。总之，凡政府给予劳工阶级的宽厚，都是劳工们阶级组织力量的反照。
在任何情形下面，美国共产党决保持那不调和的阶级战争，并且否认与不信任革命的阶级战争底团体或党派共同做事，例如劳工党、社会党、社会主义劳工党、非党派联盟、MunioipalCwnershigLeagnes，等等。
工业组合主义
工业组合主义或许也是获得权力行动中的一个动力，而且也可为合作社的工业管理监督做成个基础。所以，美国共产党鼓吹工业组合主义以反对A.F.ofL.（美国劳工同盟的缩名）式的手艺组合主义。
手艺组合主义已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城堡了。近来劳工们每一次的宣战，都受了美国劳工同盟及织路同人会的反动职员底欺骗，而致失败。后述一团体（铁路同人会）更坏到极点，甚至请求政府用法庭来对付那班从事于他们所谓“出法律外”罢工底劳工们。此工会的首领们底政略，乃是和资本家及资本家的政府代表订定交换条件，牺牲劳工们大群的利益，以攫得他们自己一工业小组的特殊权利。
工业的集中，很快地扩大了工业劳工的新阶级，就是不熟练的劳工和半熟练的伺候机器的工人。就是特在这些劳工中间，发展出一个新形式，工业组合主义——并发展出一个新的战争方法，同工业中的一切劳工底大举罢工。因为他们的劳动和工钱都在同平面，更因为他们的利害是相同的，所以他们几百万人有阶级的一致，不同于手艺工人的不一致。
美国I.W.W.鼓吹工业组合主义，以为工业组合主义自身即是一个手段，用了他，即可以把一切工业从资本家手里拿过来转给了劳工们，这观念，美国共产党是排斥的。原来劳工阶级的革命决不能仅由劳工们直接攫到工业而便算已经成功，劳工们不先征服了国家的威权而自建立为政府，他的革命永不成功。但共产党虽指出工业组合主义不是能改造社会的，都承认工业组合主义是反抗现在工会主义的革命，而且贡献一个更有效力的战争方法给我们的。
社会党想把A.F.L.“从内穿出”，这种政策是不对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间接的妄想的方法，其结果反是维持这个固有的反动的劳工团体。属于A.F.L.党籍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尽量找机会宣称，他对于这团体的敌意，不是欲改革他，却是要毁灭他。对于A.F.L.的战争必须是全然立于反对地位的。I.W.W.显然是鼓吹工业组合主义正面特质的中间人。I.W.W.必须彰明反对A.F.L.，同时I.W.W.内部也应施行共产主义的教育。
群众行动
经过劳工阶级底革命的群众行动，资本主义的国家底权力可以推翻，劳工阶级的政府可得成立。在阶级战争的前一期中，资本家知道旁的手段都不中用，就决定广用国家的武装权力。于是资本家的政府公然做一个军事的专断了。劳工阶级必须以武力来应答武力。
阶级战争，一向的形式，是实在参加在内的劳工们所不认识的，至此时也发展成为公开的战争——内战的形式了。美国共产党将有系统地讲给劳工们听，使他们熟知，在劳工革命时，武装的力量是不可少的。
劳工阶级必须预备以武装的革命作为群众行动的最后的形式。用了这武装的革命，劳工可以克服国家权力，建立劳工阶级的专断政治。
美国共产党要把劳工阶级底大工业战争作为主要的战争，这样可以使劳工们了解罢工和推倒资本主义底关系。
一面资本主义的压力增加了，一面罢工的次数和范围也跟着增加起来，而在高度垄断专利的基础工业更甚。在集中的资本主义下面的同盟罢工，每每有向着总同盟罢工的趋势。
劳工们在工业上的战争愈能一致，愈有效力，便愈是资本主义的危险。资本家在这种经济战争中，不再能还有效的防御了。他们就决定用国家的权力；政府本来像是介在两阶级中间的一个公正人，现在可也揭去假面，公然做资本阶级的专制了。劳工们被逼着把经济战争的锋头移转方向来反对国家，变这战争的性质为政治的了。
阶级战争的政治性质的了解，渐渐逼到劳工们的身上了。因这了解的生长，阶级战争变为紧张了。劳工的团体一天一天大起来，直到劳工们的群众行动变为有意识的阶级行动。
共产党亦是如此，他必得进旁地常扰乱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反抗，促成他到公然的阶级战争。这一类的反抗，有的是伴着金融恐慌来的（那是时时陷资本主义于险地的）反抗。也有的是那反对强迫人服从与军义务以保护帝国主义，防止革命底群众反抗；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榜样使得这些反抗大大胆壮起来。群众的根本爆裂，那是含有政治的意味，比从前的爆裂更为直接些，而且在更扩大的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已经混入于基本工业中的已组织及半组织的劳工们底群众行动内了。
美国共产党也参加劳工们的同盟罢工，意在启发革命的了解和行动，劳工们造成共产主义便是从这里下手。
共产党的目的，要把有意识的组织指示给他们看，好去做最后的战争；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发议建造议会——劳农会——也是共产党无可逃的义务；运用这劳农会，劳工阶级的全副权力方能联合成为一个硕大的不可克的保障以抵抗资本家底警察与陆军的权力。
劳工阶级的专政
共产党眼前的目的是推翻并扑灭资本家的政府，造出一个劳工阶级的政府。
劳工阶级政府的形式必须与劳工阶级的革命相伴，就是劳工阶级的专政。这是劳工阶级的专政乃能打破资本家的回攻，保障共产主义到底。
美国的资本家已经露过不少的证据，证明他们是不肯容易地放弃了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掠夺者。他们尽力阻止劳工们得着多些的工钱和好些的工作条件，因此谋害了几千个人。Homestead、MekeesRock、Lawrence、Ludlow、CalumentandHecla、Massabh、Range、Hammond，以及旁的许多工业战争，都指出资本家为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便毫不迟疑，流劳工们的血了。
历史上的治者阶级，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一场苦战然后放弃他们的权力的。在阶级战争的中间，那最后的公正人，历史上写着的，便是势力。
劳工们必须自己预备好了来开始这战争。必须发展劳工阶级机关的权力和政府。他国劳工阶级革命的经验已经表示出，用了无产阶级的议会——劳农会——可使劳工阶级的权力得最好的整理预备，去和资本家战争。于是这些议会就变成了劳工统治社会的基础，组织劳工专政的最小单位。
劳工阶级的专政，是劳工们依据共产主义的主张以改革工业制度底手段。
和共产党相反的，有无政府党的主张，无政府党是打算一下子就把一切的政府形式统统废除，不必再有劳工们自己的政府，用以打碎资本家的抗拒。然而，只有等待私产完全收为公有，中产阶级变为无资之后，阶级分界方能消灭；而且也只有等待阶级冲突既过去之后，国家——那是一个阶级支配他阶级的机关——方能没有。劳工们的政府——劳工阶级的专政——等阶级分界消灭，他就到底要转变成一个社会内的管理机关，没有强制的机能和权力了。
眼前的工作
因为要使得共产党在眼前的劳工战争里做的工作更有效率，所以本党内的商店组也必须组织起来，使他和劳工们有实在的接触。这些商店组和诸组合内的共产党组，都要进行工业组合主义的鼓吹，反对A.F.L.在商店的与在诸组合的共产党人，还有本党的普通宣传机关，应参加种种罢工，使得这些罢工长久而普遍——依阶级的基础联合他们起来，并且给他们革命的政治的觉悟。
不熟练和半熟练劳工，并包括着农业的劳工，组织成劳工阶级的主要部分。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要唤醒这些劳工们，使一齐向着工业组合主义组织和行动。
关连密切的，就是黑种人劳工的问题。种族的压制，那是黑种人劳工的特别负担，骨底里的意思，也就是极端的经济掠夺底表现呢。这一层，混杂了黑人对于压制的苦战，但是并不因此就把黑人从劳工阶级底总同盟罢工里分了出来。美国共产党也要在黑人中厉行宣传主义，把他们和一切有阶级党悟的劳工们联合起来。
美国正在发展一个大规模的军团主义政策。强迫当兵制，或公开或藏头露尾的，已经计划好，已在实行了。
巨大可怕的半官式的陆军组织，倾向于维持有意地反革命的上中阶级底武力，并要使能活动的，已经在反对劳工阶级的战争中很出过力了。共产党将指出军国主义的阶级特质；共产党的目的，一面是指导群众革命要向帝国的武力主义反抗，一面是指导国内战争，向资本家及其权力的机关起内战。
不干涉俄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别国内的劳工战争，这也是一个要求，必须提出加入罢工时的要求条件内的，或是把他作为直接政治的罢工的基础。
要求释放阶级战争时被政府囚禁的人，这也是一个要求条件，必须加入罢工条件或其他劳工宣战的条件中。
共产党必须在此等战争中引进一个趋势，这趋势就是劳工们必须是一个有意识的组织，以便统治社会全体。这样的统治，使劳工们能用同盟要求的方法获得资本家的工业，最好能由商店董事会、商店监理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先行练习起来。但是劳工们的权力赢来的并维持着的工业管理，一定不可和假的“产业民主主义”混杂，须知“产业民主主义”是雇主们造出来，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主义是同一欺人的目的呀。
在战争的恰当时期，共产党必须当先领路，向着建立劳工们的议会那一条路上走，这劳工议会是用来把革命劳工们的全副力量联合起来的。
三
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
资本主义法度的崩坏与工业的摧毁，已使得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成为不可能了。只有等到劳工们管理了生产品时，社会秩序才能维持，劳工们才能解放。
因为要摧灭反对，因为要升高生产力的水平面，劳工阶级的专断政治必须尽其力之所能，向前快进，和资本主义的掠夺并进。生产手段和分配手段必须转移为组成议会制度的劳工团体底公共产业。
议会的权力必须握于直接管理政府及工业上的人，劳工队中永有增加的分子。
一到资本家阶级的反对破碎了，一到资本家失其存在，渐渐地融入劳工队里了，劳工阶级的专政便也不见；直到最后，阶级的界限也扫除净尽了，国家——本是一阶级统治别阶级的机关——也死去了，只剩了个行政的共产会，“在这会中，各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经济的改造
上面所说的主要原理，简明记出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到共产主义的经济底路来了，但是详细的改造方案，必须待劳工阶级专政既握大权之后审量了当面的情形才可以定，这是显然的。
我们要时时记得，共产党所提议的工业社会化，简直没有一点是和社会党、劳工党及非党派联盟的宣言上所说的工业国家化、工业国有，等等话是相同的。他们的主张是打算在资本主义的治下扩张社会服务。政府服务的扩张，本是丝毫不与一般资本制度的掠夺行为相抵触的，早已变为增强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底最重要的方法了。这方法，是使几百万的劳工，更直接地归入了国家的和军事的管理；铁路归了国有，便使得铁路转变做资本家、帝国主义用兵时更有效的工具（如在德国，在法国和战时的美国，等等）。
除非在劳工阶级的治下，否则，便没有真正的社会服务，因为必到劳工阶级专政的时期，政府方可算得一个为着公众福利的工具——一个反对掠夺行为的工具。共产党关于工业化的一切主张，只可到了劳工阶级已取得政权并建立劳工阶级专政之后，再讲。
如欲描写一般共产党的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的主张，我们可看国际共产党的宣言里的主要政策，但也要声明一句，美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造政治改造的更详细更实在的主张，却必须等到阶级战争更有进步时再定了：
“劳工阶级专政的政府，丝毫不想把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分为许多小部；实在，却是相反；他的目的是要把生产的权力集中在一处，并且要把一切生产品置于一个有系统的计划下。至于经济组织全部变为社会化的第一步办法，可以说明一下：现在控制生产的大银行归为社会有；一切向由政府管理的经济事业，由劳工阶级用国家的权力拿过来；一切交通上的事业底移交；集中的和托拉斯式的生产单位的，以及一切别的旁技的生产，凡是资本集中的程度能使此生产成为专门应用的，都要社会化；农业田庄的社会化，并把他们转变为合作的事业。
“一俟小一些的事业已经集中了，劳工阶级必须渐渐把他们联合起来，依着他们重要的程度联合起来。更有一层要特别声明，小的产业可以不归公，产业主人而不是掠夺者，也可以不强迫他交出产业归公。这小产业，可以慢慢地牵进社会组织内，只要经过榜样的力量，经过新制度实际上优点的宣露，经过那布置可使小农人和小商人脱去了从前所受于专横资本家及大地主的经济上的束缚；并且经过了赋税负担的解除（特如国库债的注销）。
“惟有先帮助劳工阶级建立集中的管理机关和制定劳工的统治法，然后劳工阶级的专断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事业能够充分办到。达到这目的，必须应用他的群众组织，那是和生产的历程有密切关系的。在分配方面，劳工的专断政府必须用精密的生产分配法重新建立起商业来。达到这目的，可用以下的几个方法：趸卖（批发）机关的社会化，就是一切国家的及地方的分配机关的归公；管理最大的协作社，那是在生产时期仍旧很重要的；一切这些机关也要慢慢做到集中化，并且要慢慢地转变他们成一个有系统的单位，合理地去分配生产品。除了把工厂、矿场、田庄等等收归公有而外，劳工们并须废去资本主义的房东对于人民的掠夺行为，应把大地宅拨归地方上的劳工议会，并且命劳工们迁移到中产阶级的房宅内去住。
“至于在生产方面呢，正如在分配方面一样，如果那些有资格的专门家能把他们自己适应环境，不服务于资本家，而服务于新的生产制度，都是可以重用的。劳工们非但不压制他们，并且欲使他们能够尽力做创造工作。劳工阶级的专断政府，是重合作的，将要把资本主义所做成的劳心努力的分工办法重新混合起来，以便科学与劳动能有联络。”
政治的改造
中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点，便是正式宣言许人以权利和自由，可是实际上不是劳工们所能得到的，因为缺少了物质的手段；但是中产阶级却用他们的物质优点，他的言论机关和组织机关，欺骗人民。劳工议会这办法可就大不相同，劳农议会式的政府使得劳工阶级有真的权利与自由的可能。劳农议会的权力把王宫、大房子、印刷局、纸厂等等都给了人民，让他们办报，让他们集会。真正的劳工阶级民主主义只有用了这法子，方才可能。
中产阶级民主主义用了代议的制度，花言巧语，诱人相信共同参预政治的方法。其实，人民和他的团体常被摈斥在外，不能得到真的权力，和真的国家行政权。
劳工议会的制度可就不然，人民的团体统治一切，而且由此法，人民自己也有行政权，数目永远有增加的劳工被议会引进到国家行政；而且也只有这个方法可使全体劳工慢慢变成政府的一部。劳工议会制度也是直接建立在劳工团体上的：在议会自己身上，在革命的工会，在合作社等等。
中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的代议制度因为是分政府为立法与行政两大势力，所以使得国家与人民的分离更为尖锐，而且由议院制定没有改选的。劳工议会制度恰是相反，因为有改选的权力，因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因为用了劳工的行政部，人民和政府有联络了。而且这个联络的养成，不单靠这些，最要紧的是议会的选举不是拿不合情理的州县分界做基础，却是拿生产的单位做基础的。
社会的改造
在资本主义底下，高些的生产力底发展，显然是跟着劳工们所受的压迫与束缚底密度而定的。机器发明，本是为服务于人类的，却变成了一种工具，去掠夺那些生产的人了。
共产主义要把一切的生产能率都开放了，为一切人民谋公共福利。共产主义必须把生产的人们底娱乐和需要，代替了从前以利为目的底冲动。
在共产主义治下的公民资格，应以劳动权和劳动义务——为一切人的公共福利而服务——算做起码的资格。
教育人民，使他的社会服务能更好，他的人生娱乐的理解能更高，这是共产党改革的一端。这种教育必须一直加到年长的劳工们，他是在黑暗中受苦如此之久了，也要加到儿童。
共产主义下的教育，好像已经在俄国次第发展的，在训练儿童们心理的时候，兼要照顾到儿童们的生理的益处。因在封锁的状况中，不得已行使限定口粮的办法，然而给与儿童的食物，总是格外多些。在大城市中，万把个贫苦人家的儿童由国家喂养，用公育的方法。现在，俄皇的王宫也改作儿童的家，专收无家的战事造成的孤儿。
普通教育制度包括许多学期，国内一切城中的儿童按期都可以进去，在社会化的农村里，农家的儿童也按期送到城中受教育，这个法子，是使教育和国中工业立法文化的生活底各面，都有接触。
艺术、音乐、戏场——凡此一切文化的利益，从前是为几个人私有的娱乐特权所垄断的，而且又用他们的更卑劣的形式来欺骗阿谀民众的——现在也变为劳工们的生活品了。于是艺术也从他的掠夺利益的卑贱行为下解放出来，变成含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自来文明产生的一切娱乐，个人生活的和社会生活的，劳工阶级都要拿过来自管。照现在专门技术和科学的进步看来，更良的工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对于扫除病害，减少罪恶、邪行、迷信，等等方面的成绩，只要有一世纪的时间，便比从前数世纪内的成就，要多上几倍呢。
美国共产党，即国际共产党的美国分会，热切呼唤我们美国的劳工们快起来，和他们欧洲的革命伙伴并肩立着，一同上前。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罪恶，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只有一条路，可使劳工们获得自由与人的生活——这条路就是劳工阶级的专政！
一切权力归到劳工们！共产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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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劳动革命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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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劳动革命史略
一
马克思查利说得好：“古来中产阶级，当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的时候，同时不能不把素来受他压制的无产阶级连带着解放出来。”但是照十余年来俄国革命阶级的关系和各阶级所表现的动作及所成就的事业看来，远如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他的精神上现象上都和以前的欧洲阶级革命大不相同。原来俄国的劳动阶级——便是中国人所谓“下等社会”！——若干年前即在解放运动中占第一把交椅；俄国的劳动者以为要想推翻德意志“凯撒”式的，日本“天皇”式的和俄国“察尔”（Czar）式的压迫，非同时把那中和派的中产阶级（对着无产阶级说，便是有产阶级）推倒不可。他们在一九〇五年有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竟有建立劳动专政以求真正民主主义充分发展的野心。他们在革命初期不肯大声疾呼和中产阶级作口头宣战的原因，是他们的聪明，不是他们的盲目（他们不肯在一敌未亡的时候又树一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所以终归失败，是有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迷信有以致之，并非无产阶级战略不良的罪过。
第一次“半劳动”式的革命失败后，十二年以来（一九〇五—一九一七）有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不但大唱解放高调，并且竭力培养实力；其间虽和“察尔”主义发生了几次小交手仗，那些勾当不过是大海里的波浪，随着世界潮流“缺个景儿”罢了。同时回光返照的资本主义却也在那里风起云涌。大发展而特发展，增加劳动运动的反动力，帮着革命者酝酿革命。
霹雳一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神圣战争爆发了，不可收拾！
于是俄罗斯农人的花，工人的叶，充满生机的少年，经过百炼的壮士都摩拳擦掌卷入革命旋涡，组成一千五百万的大军来制“察尔”主义和神武天皇的死命。一年，两年，三年，现在的革命军于是乎成立。一战，再战，三战，诺曼诺帝室于是乎推倒。然而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互相雄长也便在这个紧要关头自定命运了。
二
“察尔”主义的猝然崩坏立刻把有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和盘托出。帝室倒了，有产阶级丧魂失魄，无地自容。高不成，低不就，他只好用尽全力去拥护王位。闹来闹去，一切军事民政大权遂落在有产阶级和大地主唯一的堡垒——第三国会的手里。这第三国会不但没有脱离帝国主义的用心，并且毫无放弃诺曼诺夫（Romanoif）皇族的倾向。在革命潮流奔腾澎湃的时候，他居然为挽救他们的恩主起见，和尼古拉第二开始交涉要求“陛下”暂退宝位；同时又把那些忠臣义仆安插在所谓临时政府里头，拥高位执实权的全属资本魔王，百万财主。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宣言，也照例允许人民有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权利——其实这些权利人民早已从革命运动中得着了，但对于土地的革新，劳动者立法权以及其他待决未决的重大问题却一字未提——流血惨剧之所以发生，革命的反动之所以勃起，诺曼诺夫之所以推倒，有产阶级不但洞悉原委并且也尽过力，流过汗，吃过苦，受过罪；然而他们竟陷于病的心理状态中，不以帝国主义的前车为鉴，更肆无忌惮大施其黑暗压力。他们难道不晓得物理的公律：“原动力和反动力成正比例”吗？
俄罗斯式的革命不但对于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挑了战，并且对于国际的帝国主义挑了战。这是事实，这是人人晓得的事实。所以工人军士自治会忍无可忍，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高唱“彻底，彻底！”“推翻，推翻！”“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为和平而战，没有割地，没有赔款！”又来和有产阶级的政府挑战了。这有产阶级的政府，既表现没有了解革命的能力，又效颦“太上皇”尼古拉第二的妙策，竟欲以武力扑灭革命。但是，一来因为民望不归，二来因为有将无兵，这纯粹资本主义的政府，受了劳动阶级武阵的影响，只好忍痛含辱，给了社会党几个位置。然而新混合政府的外交、工商、财政等重要命脉仍然被资本阶级把在手里。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少数派）在新政府里简直不能独立，事事惟有产阶级之命是听。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做了陆军总长，据说他预备战争的时候，同时具有两种用心：第一，若是打败了，他便将罪归于“布尔什维克派”，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唯一的劲敌；第二，若是打胜了，他便乘势顺着民意建立政府！果然克伦斯基的计划，失败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彼得格拉（即圣彼得堡）的守兵忽然跑到街上，大作示威运动，口里喊着：“大权归劳农会！”当时“布尔什维克派”——便是中国人所谓“过激派”，恐怕这等示威运动漫无秩序，便挺身而出，领着大众和有产阶级的政府为难。有产阶级政府慌了手脚，一面布置一切防守，甚至将一切可靠的军队全部调到彼得格拉；一面诬蔑列宁，说他是德意志的间谍，俄罗斯的国贼，并且造出许多假公文假证据来治他的罪，又用武力将群众示威运动者驱散，过渡政府的命运才能苟延残喘。多数派七月的大举，于是乎失败！然而却也表现两件事：第一，从七月事件，我们知道那时大多数的士兵和工人已有推翻混合政府——不彻底的政府——的野心；第二，七月事件完全显出工人士兵们的奋斗是为他们那天赋人的权力而奋斗，并且第一步骤必从为劳农会而奋斗做起——换一句话说，就是从革新一切制度以求最能代表选举者（人民）意志的制度的实现入手！
三
混合政府的第一个打击将完，第二个致命的打击又随着来了。原来复古派的军人利用混合政府不稳的现象，举了康尼罗夫将军为首领，把各人的军队汇合起来执行反革命运动。康尼罗夫将军催动大队直向彼得格拉进发，声势煊赫，要求混合政府将一切政权让渡于他自己所派定的政府。说也奇怪，这波复古运动起得决，灭得也快，因为不得大多数的同情，也不久便自然淘汰了。复古派既倒，劳动阶级又少了一个劲敌。后来劳农会选举的结果，大多数的票归了“布尔什维克派”，那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都减少了势力。直到十月廿五日各劳农会开一联合会议，这个日子便是从前世界所恐慌的，现今世人所欢迎的，资本家所厌恶的，平民所爱戴的“布尔什维克”得胜的日子！这时那临时政府早就失了人民的信托，便自己糊里糊涂地烟消火灭。托洛斯基在那天当着彼得格拉的劳农会会员说道：“克伦斯基的政府已经自行取消了。直至全俄劳农大会有所决定后，国家大权便由军事革命委员执掌。”唉！毕竟劳农革命也有成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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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P.生〔沈雁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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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
P.生〔沈雁冰〕译
朋友们和劳动伙伴们！
在莫斯科开会的共产党国际联盟执行委员会，就是做俄国革命的核心的，谨表敬意于革命的美国平民之属于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党籍者。
被世界大战争破坏的资本主义，不能再保有从前的大势力了，现在正在倒塌下来。
劳工阶级的时代已经到了。社会革命已经发动了，这里，我们俄国，冲锋的第一仗已经打过了。
历史不问我们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劳工们已经预备好了呢，还是不曾预备。这里有的是机会。我们取了这机会——世界就是劳工的世界了；我们若失了这机会——要等第二个，可就要等上几百年。
现在没有空闲工夫讲“在旧社会的壳里建造新社会”这一类话了。旧社会的壳已经自己破碎了。劳工们非建立劳工专断的政治不可，只有这劳工专断的政治能创造出新社会来。
你们的机关报一个大组合月刊上有一篇文字曾发问道：“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俄国共产党（多数派）的样？”做这篇文字的人说多数派革命的结果只是“把选举票给了俄国人民”。
这话自然是不对的。多数派革命已经取了工厂、磨坊、矿山、土地，以及金融机关，从资本家的手里夺过来，给劳动阶级的全体。
我们知道，这是和你们同的，那些布满全世界的“黄色”的社会党政治家，你们是嫌恶的，他们用的原理和“政略”简直辱没社会主义这个名字。我们的目的和你们的一样——一个没有国家之名，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公共生活的团体（Commonweale），在这团体中，劳工们自管理生产机关，自分配生产物品，有福大家同享。
I.W.W.内的劳动伙伴呵，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因为见你们在阶级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你们国里的阶级战争是你们开火的，所以敢信你们很明白晓得我们共产党的原理和要求。
我们恳请你们加入产生于世界社会革命曙光下的共产党国际联盟。
我们唤起你们把勇敢的革命的经验用在平民的红卫军的前线，站在共产主义的大旗下打仗呀。
共产主义和I.W.W.
美国的资本阶级已经露尽他们的本来颜色了。
生活程度的继续增高，失业工人的加多；对于努力要改善境遇的劳工们底野蛮压制，驱逐并捕捉多数党，一串的反罢工法律，“刑事罪的工团党”法律，“红旗”法律，反对鼓吹“武力推翻政府和非法破坏所有权”的法律——这些都是只有一个解说。
工业上的奴隶制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以前的劳工受的是另一种的奴隶制。
但是现在呢？世界的资本家——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国，等等的资本家——都在想法子，要一下里把劳工们打到绝对的无望的农奴地位。
不是农奴，就是劳工阶级的专断政治——除了这个更没有旁的路了。劳工们现在一定得选择决定了。
资本主义现在正想竭其最后的一丝气力，努力欲把破碎的世界重新收拾改造起来。劳工们必须用武力来抓到国家的权力，依自己的利害来改造社会。
将来的奴隶国
美国当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黑奴是附属在土地不能分离的。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因为要流动的人手来做工厂里的工作，就宣言奴隶制是暴虐的行为，用武力来把他废去。现在呢，工业资本家却打算把工人们附属在工厂，也使他们不能分离了。
这次世界大战正厉害的时候，各国都禁止劳工们罢工，甚至连休息停工都不许。你们国内的“作工，不然就出征”（workorfight）这一条法律，想来你们总还记得。
现在世界大战是过去了，到底怎么样了呢？生活费是一天比一天高了，可是资本家还欲实行减工钱呢。
劳工们为饥饿所逼，不得不罢工，国家的权力就立刻动作起来，把劳工们赶回工厂。铁路上开机车的工人走了出来，合众国加列佛尼亚洲的兵官立刻调兵恐吓他们，逼他们上工。铁路员役同胞会要求高些的工钱，或是要求铁路的国有，合众国的总统用政府的全副武装权力来压了他们下去。矿工们放下他们的工具，就有几千兵来占据了矿场，市政厅还发出有史以来最伤心的告示，禁止矿工组合的领袖散布罢工的通告，并且不许有一丝丝帮助指挥罢工的举动，并且还有武力来禁止工会提取罢工时的补助金。后来合众国的当局竟正式宣布“凡是交通上必要的工业”，政府都不准他罢工。钢铁托拉斯的首领裘其加业（JudgeGary）竟能不许合众国总统和劳工代表相见。
当那些钢铁劳工敢于罢工，要争一个够活命的工钱，以及加入工会这一个起码的权利，就被指为多数党，被宾夕法尼亚洲的科萨克兵捉去，枪毙在十字街头。
在I.W.W.党籍的劳动伙伴啊，你们回想到伊勿莱的惨剧，土尔萨挥、脱莱生、曲莱立的惨剧，你们的伙伴被他们屠宰，捉在监狱里的有几千——你们却仍要在稻场上，在船坞里，在工厂中做“污秽的苦工”——你们总该知道资本家这种办法，是想用国家这武器来造成奴隶的社会呀。
无论哪里，都有资本家的喊声：“多出货！多出货！”换句话说，就是劳工们一定要多做工少拿钱，好让自己的血自己的汗变成了金子，去代资本家付还那破碎的资本家世界的战事债款。
因为欲办到这一层，劳工们就一定不能有离开工厂的权利了；必须不准他们团结起来了，因为一团结了，他们就能有指挥，就能趁资本家互相竞争的时候取得自己的利益了。资本家恨劳动运动，要破坏劳动运动，是不惜代价的。
资本家要保牢掠夺的老制度，所以必须联合起来，必须把劳动工们锁在工业的机器上面。
不然便是社会革命
资本家能不能做到这事呢？
他们如能做到，除非是劳工们对资本制度的全体宣战，自建立一个劳工阶级的政府，推翻私有财产的制度，把一切财产都归劳工们共有。
这就是俄国的劳工已做的事，别国的劳工们要不做工业的奴隶也只有这一个法子，并且要推行到全世界，然后可保没有一个人能从别人的劳力里赚钱，然后劳工们可得着一切他所造出的东西。
但是，别国的劳工若不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则俄国的革命是不能持久的。全世界的资本家看着俄国的榜样，心里害怕，已经联合起来逼迫俄国的劳农政府了。协约国很快忘了恨德国的心，已经延请德国的资本家和他们联络，一起做这件事了。
可是别国的劳工也开始明白过来了。在意大利，在法德和英国，革命的潮头已经起来了。美国呢，也就要来了。甚至A.F.ofL.（美国劳工同盟会之缩写）里的守旧分子也觉得那要求高薪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生活费总是一天高一天的。他们提出各种补救改革的方法，例如“PlumbPlan”，矿山国有，等等。他们成立一个所谓“劳工党”的，专从事收工业为州政府所有，等等。
但是这种改革不见得就能解决这问题，即使他们能办得成功。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总有几个人要从别人的劳力中赚钱的。一切对于现在社会制度的改革只是哄骗劳工们，使他们自信没有被掠夺像从前那样多。
社会革命已经开场了，第一个仗就是现在俄国打的。要等劳工们有改革的经验是来不及了。资本家已经推倒了匈牙利的劳农共和。如果他们能够再把别国的劳动运动也破坏了，于是乎工业的奴隶国可就要来了。
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世界上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必须先预备着去对付资本家反攻的一个大震动，去攻击资本主义，推倒资本主义，永绝他在世界上的根。
资本家的国家
此次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事，已经把资本国家的机能显示得廿四分明白——国家以及他的立法机关，司法，警政，军队以及中产阶级。
国家是用以保护资本家的权力并增长资本家的权力的，是用以压制劳工们的。在合众国，这个实例更加不错，合众国的宪法，是大商人、投机事业家、地主订出来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一阶级的利益。
现在呢，合众国的政府竟公然做资本家的武器，去反对劳工们了。
I.W.W.应该对于这一层更比旁的劳工团体要明白些，因为I.W.W.曾被政府很野蛮地取缔过——他的领袖下狱，他的报纸被禁，他的会员被驱逐出境，据了假的控告就捉人，不准保释，受肉刑，他的办事所被封，鼓吹人视为犯法。
不论哪一个劳工，都曾亲眼看见这件事。当选举的时候，人民投票选出府尹，市长，审判官和民政长；但是在罢工的时候，府尹召集后备兵来保护不肯罢工的工人了，市长命令警察打散或拘捕游人了，审判官用“暴行”或是“骚乱治安”等罪名把劳工下监了，民政官吏雇刺客做代表，来捣乱同盟罢工。
资本家全体，现在一致站在战场前线，和劳工们对敌了。牧师教劳工们心平些；报纸为了多数党的缘故骂他；警察捉他；法庭上判他监禁；民政官抓住他的财产要充公；贫民工厂抓去了他的妻和子。
劳工们要打破资本主义，第一步必须从资本阶级的手里收回国家的权力。他们不但必须抓到国家的权力，并且要把老的资本家国家完全废除。
因为打从革命的经验里可以看出来，国家这东西，决不是劳工们可以拿来当作自己东西用的——黄色的社会党政治家吹的牛，想借国家的壳子来行社会主义，是万万不行的。资本家的国家是特地造出来使用资本主义的，他所能做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局是何样的人，都不相干。（所以，若不先把资本家国家的壳子废掉，就是劳工们自己捏到国家的权力，其结果也是不能万全的——译者注）
所以，劳工们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代替这资本家国家，这就是劳工阶级的专政。
劳工阶级专政
有许多I.W.W.的会员是不赞成劳工阶级专政的。
凡是名为国家者，他们是一概反对的。他们宣言，一等推倒了资本家国家，便立刻建立一个工业的自由团体来做替代。
共产党自然也反对国家，也要废除国家——要用支配物代替支配人。
但是不幸，这件事不是可以立刻办到的。并非是打破了资本家的国家以后，资本主义便能自然消灭、立刻消灭。
资本家手里仍旧有军器哩，一定先得夺去他的军器；资本家背后还有一大群的中产阶级小伙计、大伙计，以及种种不做工的人做帮手呢——这一群人必须劝诱或强迫着来做工；他们还有不少军官帮着反抗革命，还有预言家，造谣煽惑人心，还有教书先生和演说家，说谎话欺骗一无所知的人，还有暴徒，可以雇用来坏事体，损伤革命的名誉，还有报馆里主笔，可以造出一大篇谎话来骗人，还有“黄色”社会党和劳工界的蛀虫，他们是想着资本家的民主主义，不欲革命的。一切这许多人，必须一一压倒去，才行呀。
要打破资本家的国家，破坏资本家的帮手，解除资本阶级的武装，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转付到全体劳工阶级的公共管理下——要做这许多事，非有个政府不可——非有个国家不可，这国家便是劳工专政的国家，在这国家里，劳工们运用他们的劳农会，可以用铁手来拔去资本制度的根子。
但是这个劳工阶级的专政只是暂时的罢了。我们，共产党，也是要废掉国家的。社会上有了一天阶级战争，国家便能存在一天。劳工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废去资本阶级这一个阶级；实在讲，就是要废除一切的阶级分别。等到这个条件有一天达到，于是劳工阶级专政哩，国家哩，自然会一齐消灭——劳工阶级专政，不过替工业管理团体开一条路，这工业管理团体便有些像I.W.W.的普通执行部。
近来一种小印刷品上，玛兰马赛（MaryMarey）有篇文章，说I.W.W.虽然理论上是不赞成劳工阶级的专政，然而当革命的时候，因为要阻遏资本家的反动革命，实际上就不能不如此做了。
这话很是不错，但是，除非I.W.W.先承认有劳工国家的必要，并且着手预备，则到了那时，需要坚决的敏捷的行动时，可就要手足无措、软弱不堪了。
劳工的国家
劳工的国家该是怎么一个形式？
我们面前有的榜样就是俄罗斯劳农会共和国。俄罗斯劳农共和国的组织，各国传出的消息都是互相抵触的，所以我们要在此地简单说一下。
政府是以工人的地方劳农会（或名议会），红卫军，农人代表组合而成。
城市工人的劳农会的组织如下：每一个工厂里，凡工人若干名中可以举出一个代表，每一个地方的组合照样举出代表来。这些代表，是依党派举出来的——如果劳工们愿意举不属党的个人，也可以。
红卫军的代表是由军队的单位（最小之队伍）内选出来的。
至于农人呢，每一村有一村的地方劳农会，村劳农会选出代表到镇劳农会，镇劳农会又选出代表到州劳农会，州劳农会则选出代表到省劳农会。
没有一个为自己利益雇用劳工的人可有投票权。
每六个星期，县城或省劳农会选出代表到劳农会的全俄议会，这全俄议会便是俄国的最高行政机关。这议会内决定的政策，六星期内有效，再选出二百个人做中央执行委员，施行这些政策。这全俄议会又选出内阁阁员——人民委员的议会，那是政府各部的首领——或是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可以随时由中央执行委召集补选。一切劳农会的会员都可以照着他们的章程，随时召集补选。
这些劳农会不但是立法团体，还兼带执行的任务。不像你们的国会，自己不做法律，让给总统订出来，这些劳农会是自订法律的；而且订了出来以后，也不用更高的法庭来批准了。
夹在上下两届劳农会，全俄议会中间的，要算中央执行委员，是俄国的最高权力了。这中央执行委员会至少隔两个月开一次会，现在呢，人民委员会会的议会做指导，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员在政府的各部中做出来。
生产和分配的组织
俄国的劳工，都是组织在工业组合里的，每一个工业里的一切劳工属于一个组合。举个例，在一个制造金属物品的工厂里，就是那木工和油漆工也是金属物劳工组合内的会员。每一个工厂便是一个地方的组合，那由劳工们选出来的商店委员便是这组合的执行委员。
这个同盟组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每年的工会议会选出的。这工会议会选出一个审计委员会来专定一切种类劳工的工资。
除少数例外，俄国所有的重要工厂几乎已经全数收为国有，现在是劳工们的公产了。所以，工会已经不须和资本家战争，只须发展工业了。
和各组合携手一同合作的，便是劳农政府的劳工部了。劳工部的首领就是人民委员中的劳动委员，由劳农议会选出，经过各组合的核准。
负担俄国经济生活的责任的，便是最高人民经济议会了。这会分为：五金部、化学部，等等。每部有老技师和劳工为首，亦是经过组合批准，由最高人民经济议会指派的。
每个工厂内的生产物，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这三个人：一是商店委员会的代表，一是各组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是人民经济议会的代表。
民主主义的集中权
照此看来，各工业组合实是政府的一支——这政府是现存政府中的最高的集权政府。
这政府也是历史上最实行民治的政府。因为政府中的一切机关是常常和劳工们接触的，是常常知道他们的意志的。不但如此，全俄国所有的劳农会处置他们自己局部的事情，可以完全自主，只要他们能实行劳农议会所定下的国际政策。劳农政府所代表的只是劳工，所以不得不照劳工的利益去动作。
许多I.W.W.的会员是反对集权的，因为他们没想到也可以有民主主义的集权。但是，在多数的人群中，要兼采人人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只可采行大多数人的意见。
劳农俄国政府的行政就只顾着劳工阶级的共同利益。
资本阶级的私有财产，因为要把他变做劳工们的社会财产，所以不能转交给几个人或一群人。这些私产必须变成一切人公有的产业，欲办到这一层，就先有中央集权的必要了。
至于种种工业呢，也是供给一切人民的需要的，和他有关系的不只是各工业内的劳工，却是一切人民都有份的，所以，也是必须依着一切人的利益去管理处置。况且近世的工业已经复杂到如此地步，互相依赖到如此地步，若欲用最经济的手段，出产最多的物品，那就必须受一个概括计划的支配，行集中的管理。
革命必须防着资本家合力的可怕的反攻。因为这缘故，极大的军队必须召集来，训练，置备军装，并指挥他。这就叫做权力集中。劳农俄国独力抵抗世界资本家的围攻，挫败他们，已经有两年了。如果没有集中的指挥权，这二百多万的红卫军如何练得成呢？
资本阶级却有一个强力的集中团体用尽全身力量来打击散在各处的分离的劳工阶级。阶级战争就是战争。劳工们欲打倒资本主义，必须自成一个军队似的势力，有个司令部——不过这司令部是该由劳工们举出，受劳工们监督。
在罢工的时候，劳工们都知道必须要有个罢工委员会——虽然这委员会是由劳工们举出并受劳工们监督的，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机关，指挥罢工，厉行罢工的命令。现在劳农俄国正在对全世界的资本家罢工呀。社会革命就是对资本制度全体的总同盟罢工呢。劳工专政就是社会革命里的罢工委员会。
或者，将来美国或是别国的劳工革命能想出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来。多数党并不敢说自己就是社会革命的最后一句答案。但是，俄国劳农政府两年来的经验当然是个极大重要的经验，别国的劳工应得仔细研究一回。
政治
有许多I.W.W.的会员见了“政治”这个名词，好像水牛见了红旗——或是一个资本家见红旗一般（水牛怕见红旗，资本家怕见的红旗是劳农政府红卫军的红旗——译者注）。他们眼中看来，政治就等于政客——政客普遍都是黄色社会党的投机家，欲抓到几票，选举得手，过过做官的瘾，官一到手，他们完全忘记劳工们了。
这些“反政治”的劳动伙伴们反对共产党，因为他们（共产党）自称是个“政党”，有时要插进政治竞争的涡里。
这样来定政治的意义，未免太狭义了些。I.W.W.根据的原理中，有一个是马克思曾说过的：“每一个阶级战争是一个政治战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劳工们反抗资本家的每一个战争实是劳工们争取政治权力的战争——争取国家权力的战争。
我们共产党用“政治”两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意思。
黄色的社会党自信：他们能够利用资本家国家的政治机关（即指议会政治——译者注）渐渐得着政治的权力，以谋改革，等到他们已经在国会的选举里得胜占了大多数的议员，并且举出大总统、府尹、市长和民政官，他们就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力，悄悄地把资本主义赶了出去，换进工业的自由，共同生活社会来。
“黄色”社会党这一个观念，就是他们不反对一切资本制度改革的引子，并因此把各种小资本家投机政客都引进党籍，弄到后来，他们不得不和资本家调和携手。
这一层，I.W.W.是不以为然的，我们共产党自然也是不以为然。
我们共产党不信能够利用资本家国家的政治机械来攫取国家的权力。国家是资本阶级的一种特殊武器，国家的机械当然也是特地构造，只为资本主义夺势力长力量的。资本家控制报馆、学校、教堂等机关，造成他们的舆论；资本家又控制劳工们的生活手段，因此劳工们的政治行动也被控制住了，使得劳工们绝对不能在现在的资本家农民主主义底下举出一个专为劳工们谋幸福的合法政府。
在现在呢，布满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正在开动一个凶恶的压迫战争，对付一切自觉的劳工阶级团体，这是显然的。
但是，即使劳工们能够利用政治的机械获得国家的权力了，这个资本家国家里也决不能装下一个工业的自由社会去。资本家权力的真来源即在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生产机关。资本家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保护并扩张这个所有权和控制——所以资本家国家不能被用来推倒资本主义。
在这一面，I.W.W.和共产党是意见相合的。欲攻击资本家国家，必须用直接行动。直接行动这名词，就他的正确意义而言，也是一个政治行动，因为有一个政治目的——就是攫取国家的权力。
I.W.W.宣言欲用总同盟罢工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更进一步。历史上已经指出给我们看，仅仅总同盟罢工还不够。资本家有军队呢——据俄国、芬兰、德国的白卫队的经验看来，已经证明资本家的军队有充足的训练和组织，很能抵抗劳工们。还不止此，资本家还有储存的粮食，他们储存的数目比劳工们所有的多些，在实际需要以上的。
共产党也鼓吹总同盟罢工，但是他们欲加一句道，总同盟罢工必须变为武装的反攻。总同盟罢工和武装的反攻都是政治行动的形式呢。
革命的议会主义
如果话是这样了，如果共产党不信任用投票瓯攫得国家权力，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又参加选举并且举定候选人呢？
这个问题，共产党是否应该加入选举这个问题，倒是次要的。有几个共产主义的团体是这样做的，另有几个却不如此做。但是，那些在政治上活动的，他的目的，只是宣传。政治上的竞争实是革命党对劳工阶级说话的好机会，可以借此指出国家的阶级特质，以及他们以劳工为鱼肉的情形。借此机会，还可以指出改革的弱点给劳工们看，资本家政党和“黄色”社会党政党的真正利益，也可以形容给劳工们听，并且可以指出为什么资本制度的全体必须得推倒。
共产党举会员到国会中，或立法机关中去，是为鼓吹宣传起见。欲不断地揭示资本家国家的真相，欲阻碍资本家政府的活动，指出资本家政府的阶级特质，欲说明资本家改革计划的缺点，等等。在立法议会的会场内，靠着民族的传声，我们共产党便可以揭示资本家的野蛮行为，唤劳工们一齐起来革命。
李勃克莱区（CkarlLiebknecht）曾指出：一个共产党在议院中能做出何样的事。他这话，说在德国的Reiehstag（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可是全世界都能听得他的声音。
别的共产党，在俄国的，在瑞典与在别国的，也曾做过同样的事。
最普通的论调，反对举候选人到资本家的立法机关的，便是说不论候选人是怎样好的革命党，可是一进议会，便要为环境所征服，有负劳工们的托付。
这个信念是从长期的经验得出来的，最著名的便是社会党的政客和劳工蛀虫们所给的经验。但是我们共产党却要说，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举出真正的革命党员来，他知道如何支配同事，使就他的范围。
有许多IW.W.会员非常反对利用立法机关，或其他的政府机关，用来做宣传。但是LW.W.（以一团体言）却是常用这方法的。一九一二年劳兰斯罢工的时候，I.W.W.甚至利用维克多倍尔格（VictorBergr），他是个社会党议员，他在议院演台上替LW.W.和罢工做广告。海和特（NilliamD.Haywood）、圣约翰（VinaontSt.John），还有许多I.W.W.的领袖，在合众国政府的工业事务委员会前自行出首，这就是一个替I.W.W.鼓吹宣传的方法。但是这种利用官厅来做宣传的实例，最叫人看了动目的，便是一九一八年芝加哥的事情；那时芝加哥的市政厅替I.W.W.宣传主义——有一百多个I.W.W.首领在彼受审——足有三个月之久，这件事，于我们真有无边的价值。
这些都是实例，是利用资本家国家的政治机械在大众前鼓吹革命的。这个鼓吹方法，只要有机会，便应得做——也应行到议会中去。没有一种军器应该完全被非难呀。I.W.W.的特别事务就是训练劳工们，以备攫到工业管理权。共产党的特别任务就是要训练劳工们，攫到政治的权力，并施行劳工专政。一切劳工们应该同时做工业底革命的工业组合底会员，和鼓吹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底会员。
社会革命和将来的社会
I.W.W.的目的是“要在旧社会的壳子里建造一个新社会”。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很彻底地组织劳工们，以便至某时期资本制度破裂的时候，就有发展得很完满的工业的自由社会代替了他（资本社会）的地位。
这样一个动作必须大多数的劳工有组织，有训练。在大战之前，这件事，有理由可信是办得到的——虽然I.W.W.十四年来的历史所能组织成的，比较上只是美国劳工们的一小部分。
但是在现在看来，这样的一个计划，实是空想的，资本主义是在倒塌下来了，社会革命是在到我们身上来了，历史不能再等着大多数劳工有组织（百分之十，依I.W.W.及其他团体的计划）。在我们面前，不会再有按部就班的工业发展，可让这样的计划徐徐做出来。此次大战已经撵着全世界的人民到一个极大的旋涡内，全世界的人民必须打算如何直接行动了——不能再打算做那好几年方才能成功的计划了。
照我们想来，新社会不能建立在资本制度的壳子里。我们等不及了。社会革命就近在眼前。劳工们先来推倒了资本主义，绝了他的复活的根，那时，劳工们有了空工夫，经过了劳农国家，方才能够自由建立一个新社会了。
现在对着社会革命的脸，I.W.W.的紧要工作是什么呢？
他们，立于革命工业组合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团体，应该着手试立一个基础，把一切有阶级自觉的革命性质的组合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把一切领受阶级战争主义的劳工都联合起来——例如W.I.I.U.（恐是钢铁组合的简称），一个大组合，A.F.ofL.中的几种组合。现在不是争论名称的时候了，也不是争论组织上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最紧要的功课便是联合一切劳工，在危急的时候，能做革命的群众行动的劳工。
他们，革命者，不应该拒绝美国共产党欲和他们一致行动的企图。政治团体和经济团体应该并着肩向公共的目的走去——公共目的就是用劳工专断和组织苏维埃的手段来废除资本主义，消除阶级并消灭国家。
国际共产党谨对I.W.W.伸出兄弟情谊的手来。
一九二〇年正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会长G.Znov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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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党纲（P.生〔沈雁冰〕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二号
美国共产党党纲
P.生〔沈雁冰〕译
第一章名称宗旨党徽
第一条本党定名为美国共产党。就是国际共产党在美国的一个支部。
第二条美国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织的。他的宗旨是要教育劳工们，组织劳工们去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工专断的政治，废除资本制度，发展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第三条本党的党徽是一个锤，一把镰刀，和一束小麦，围在“一切权力都到劳工”这几个字的上面，徽章的边缘更有两行字，一是“美国共产党”，一是“国际共产党”。
第二章入党资格
第一条不论何人，凡接受国际共产党及本党的原理和方法的，愿意顺从本党的规律并活动本党的事务，就可以入党做个党员，但先须脱离其他一切政治团体的关系。
第二条对于请求入党者，必须仔细察看，方能接受，而且须有已为本党党员至少三个月之久者的二个人的推举。在新区域的新成立小团体不在此限。每一个自请人党人应先受两个月的试用，有发言权但没有投票权。在认为正式党员之前，这个自请入党人应熟知本党的党纲和宗旨。自请入党人正式入党，必先经该队党员全体一致地承认。自请入党人在试用的时期，无论何时实施时，应注名在后备队。
第三条自请入党人应出一元的进党费，每月出常费七角半。试用时期内每月亦应出七角半之费。
第四条党员可以从此队转到彼队，只要他原所属的一队许可他。接受转来党员的一队应正式知照原队。
第五条本党党员没有一个应受公共官吏之职，挂名的或是支薪的。也不应为政府服务，除非是法律强迫着。党员不先经过本党的核准，也不应做公共官吏的候补人。
第六条本党党员之为著作家、演说家、艺术家者，应尽其所能，受本党的指挥，来把他的本领服务于本党。任何党员，他的本领是这一类的，如与本党有妨碍，应受训练。
第三章组织
第一条本党的基础组织是十个左右的党员的一小队，至少不得比五个再少。
第二条每一小队中，应举出一个小队组织人，做小队与小队的连环，以及比小队大些的大队的连环。
第三条最多十个小队、组织成个团，最多十个团、组织成个部，最多十个部、组织成个分区，最多十个分区、组织成个总区。总区必须组织在工业中心地附近，倒可不拘于州界。
第四条党员之在同一工业中做工者，如果实际上是可能的话，应得联合组织成个同店小队。工业组合以及其他劳工阶级的团体内也可以有小队的组织。
第五条每小队中的人，应是用同一语言者，不致因为这一层规定而妨害到工业小队的组织。
第四章管理
第一条本党的最高管理机关就是本党的常年大会。
第二条在两个常年大会的中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做了最高的管理机关了，这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常年大会举出十个人来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所住的城应是一国的都城，或是与首都邻近的城。常年大会并应预选十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员。如果逢到候补员的名单上的名字也用完的时候，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可以指定人补这候补员的缺。
第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指定党中职员，就是指挥本党事务所必要的职员。这些职员应进行党中的鼓吹事务，组织和教育事务。出版机关报，并将这种出版物（按照各党员所用之语言文字）分给他。中央委员会有权力：（一）划分国内为许多区；（二）指定区的组织人，做这些区里民族团体的代表。
第四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每月报告党中活动情形及财政情形。
第五条每区的管理权应由区常年大会执之，这个区常年大会至少一年开一次。在两个区常年大会的中间，管理之职，应由区执行委员会担任，这区执行委员会即由区常年大会时选出。区执行委员会应监察区组织人的工作；也可以指定分区的组织人，惟须经过分区委员会审查核准。
第六条分区的管理权应托付于分区的常年大会，这分区常年大会每六个月举行一次。在两个分区常年大会的中间，管理权应属于□分区的执行委员会。
第七条部委员会包括有团的组织人。团委员会包括有小队的组织人。一个团里的小队组织人可以选举团的组织人。
第五章文字联合
第一条因为欲使本党是一个集中的组织，有联合行动的可能，故本党内依语言文字分组的小队不应有自治的联盟。
第二条同一语言的小队组成的团，可以做分区的宣传委员会，这分区宣传委员会又可以联合为区宣传委员会。这些宣传委员会有筹划宣传计划的权力，并以各自的文字去竭力鼓吹。这些宣传都应以党中正式手续出之。
第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集各同语言小队的民族评议会，以代表大多数的区委员会为会员。这些评议会应筹划鼓吹的工作，并依民族的界限，筹划这些小队的组织。并选出组织人和编辑人进行各小队里的工作。这等组织人和编辑人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挥。
第四条如果上述的评议会所选出的组织人和编辑人见得是不能胜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据了代表大多数语言小队的区宣传委员会之抗议，撤换这些职员，另外指令别人来代替他们。
第五条各种文字写的出版物或党中公报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出版。
第六章训练
第一条本党的小队有训练党员及分队的责任。被小队驱逐出的党员可以到团委员会控诉，副队长可以到高一级的队长控诉。区组织人可以到常年大会控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第二条本党政策应由常年大会拟定，或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党中一切小队长拟定亦可，惟须经常年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区委员会及分区委员会的职务是严格限于管理方面的。
第三条一切小队的行动只以本队范围为限。
第四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有训练一切党员之权，并得以委员会出席委员全体一致的通过取消任何党员的党籍，使他出党。
第五条不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审查，没有一个小队可以出版党□。
第六条一切出版物为党中所印刷发行的，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上的控制。
第七章经费
第一条请求入党者应付入党费一元，此款应归入总部。
第二条每月的月费是七角半，此款应归入总部会计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月费票，买了这票就是付了月费。
第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可发行团体券，遇着特别支出须向会员征款的时候，便用这券来代替收条。
第四条特别支出应由常年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征集。
党员能输出这特别征捐，才视为热心。团体券就用作这种特别征捐的收条。
第五条夫妇同属于一小队的，每月月费只须七角半。
第六条失业的及下狱的党员，应由小队组织人据实报告，此两项党员不出月费，不算不热心。
第七条每党员的月费，一月一交。没有预收的规则，亦不许拖欠，各党员已届第二月收费时尚不曾将第一月月费付清，便当视为不热心。三月不交月费，除名。
第八章会期
第一条全国常年大会，每年开会一次，日期及地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据代表大多数党员的区委员会的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召集非常大会。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理，区执行委员会可以送代表先开一评议会，再由评议召集非常大会。
第二条常年大会代表的数目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当时情形酌定。每区应出代表数，可按该区党员数比例计算。
第三条每区分配代表到分区，每分区不得过一人以上，也照党员数比例计算。
第四条到全国常年大会的代表应发给川资及公费，如职员一般。
第五条召集常年大会的公文和分配代表的公文应开大会日期前六十日发出。
第六条当区委员会或五个分区委员会请求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将拟欲提出在常年大会时的提议议案先在各小队常会中提出讨论，同时发出召集大会的公文。
第九章国际
第一条派赴国际共产党国际大会的代表和代理人应由常年大会时选出，并选出国际秘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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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P.生〔沈雁冰〕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二号
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
P.生〔沈雁冰〕译
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
合众国的政府，和各国的政府，用尽他们所有号令得到的力量来攻击共产党，竭力想把共产党扑灭。
差不多有四千个男工和女工被捉到合众国的监狱里，定了驱逐出境的罪，或判决了长期监禁的罪。世界各国里，从来不曾有过，像美国那样用野蛮手段来攻击劳工阶级，并且范围又这样大，美国号称是“自由之邦”，却竟做下俄国最黑暗时代的察尔（俄皇）所做的最黑暗举动了。
这是什么东西，会引起合众国政府和这政府代表的资本家惧怕到如此呢？为什么他们要竭力扑灭共产党呢？
什么是共产主义？
合众国的劳工呀，这些问题都是和你们有关的，因为政府想法扑灭的，就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劳工阶级的运动是要努力教育劳工们，让他们明白那些原理和行动，好去解脱工厂奴隶的锁镣，指导他们的竞争，得到最后的胜仗。
美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劳工阶级的政府——劳工阶级的专政——这政府欲把现今产业私有的制度改做一个共产党的社会，在这社会里，产业的主有权是在社会上一般人的手里，由劳工来管理的。
共产党宣言，这个目的，不是靠选举代表到英国国会或是到美国国会，就可以达到的。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个原理，便是引起统治阶级来动作的。统治阶级惧怕共产党，就因为共产党指出德谟克拉西的代议政府是资本家的一个傀儡（工具），来欺侮劳工，哄骗劳工的。
资本家和他们的机关报对你们说，在这合众国里，不论哪一种政治的或是经济的改革，或是政府的改组，都能用代议政治这个方法，来办到成功。他们想要你们相信这话。他们想要你们照着他们的章程去干这把戏。
他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了正式的德谟克拉西，劳工们简直上骗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管住了报馆、学校、大学、教堂的讲台、政客们、公共会所，以及千把个别种法子，把持你们得的种种报告在他们手里，还欲用一种两种的法律剥削去几百兆劳工们的选举权，那么，他们就可以支配政府，和俄皇一般。
他们也知道，如果有个最后的败征，他们便可以照他们在阿尔巴纳时的宣言做了，便可以把两年前做在克兰佛地的做了——赶逐劳工阶级的代表出立法机关。
劳工们本想借立法机关来做成功推翻资本制度这件事，哪知在选举议员的把戏里，愚弄劳工们的骰子，早就装好了。资本家都知道这个，所以他们总怂恿你信任“代议制度”。
共产党却宣言，劳工们只要发展他们自己劳工阶级权力的机关，就可得胜。他们非把商店和工厂组织成工业组合不可。他们为政治目的，就非罢工不可。即要达到政治目的，劳工们的零碎罢工就非得组合成总同盟罢工不可。在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候，总同盟罢工可以发展成一个群众行动，去反对现存的政府，劳工就可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劳工议会政府——劳农会——代替现在的资本家政府。
但是资本家和他们的报纸却大喊这个方法是暴动的、武力的。那么请问他们自己用暴动和武力来达到目的的时候，他们有点迟疑顾忌么？死在欧洲战场上的几百兆人，都是为资本家要得经济上的利益自相残杀而死的，这不是暴动和武力么？霍木斯堤、劳伦丝、麦克岂丝、陆克斯的事件，鲁特洛科洛拉度的屠杀，印第安港口被杀死的工人，还有那在争较好的工钱和较好的工作条件的战争中被资本家支部谋死的几千工人，这些又是什么呢？
共产党现在还不是鼓吹用那资本家所称的“武力和暴动”的。共产党鼓吹的是团结劳工阶级，用群众的力量去反抗现存的资本政府，建立一个劳工阶级的政府来代替他。如果争权的最后一时间必须用了武力，劳工阶级方能得胜——历史曾告诉我们，例如革命便是——那么共产党便欲用他，一点不疑惑；甚至于像现在资本家用来反对劳工阶级的武力行动，也是要用的。
合众国的劳工啊，资本家压制你们，掠夺你们，你们想反抗呵，他们就用政府的权力来攻击你们，甚至于还用武装的强力来攻击你们，这是他们用过来对付钢铁工人和矿工的。共产党宣言，劳工们一定先得把自己的政府代替了资本家的政府，才算是解放的第一步。因为劳工们自己的政府能指出自由的路给劳工阶级，这路是劳工阶级的仇敌正在攻击的。
合众国的劳工呀，共产党人作战，为的是你们，被放逐被下狱，也为的是你们。你们表示你们的同心合力呀。你们集中你们的力量托付给共产党呀。你们立在你们同伴工人的一面，一齐对资本家作战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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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底商榷（江春〔李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二号
社会革命底商榷
江春〔李达〕
一、时机的问题
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地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纠正他们，然后把我的主张写了出来，同大家讨论。
法兰西的大革命，在现代人心理看起来，都说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可是我试问当时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俄罗斯的大革命，人都说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是我又问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无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他们不过是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总想打破现社会的压迫，脱离现政府的铁锁，就是他们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
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其实他们不过闭着两只眼说说罢了，中国的社会中何以没有阶级呢？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营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地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注定的。他们每年劳苦所得的收积，要缴纳一半多给田主，年岁好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穿点仅仅冻不死的衣，吃点仅仅饿不死的饭，住点过风漏雨的屋。倘若年岁不好，他们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每届凶荒他们之中冻死的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所以中国大多数做佃户的农民，从古以来，都在这种朝不保夕、生活不安的状态之中，并没有得到丝毫幸福的。他们的苦痛，有眼的人都会看见的，用不着我来描写。可是一般人看惯了，觉得他们之中也还有饿不死冻不死的，殊不知离远一点看起来，就晓得佃户阶级的贫困了。
现在再就工业一方面说：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
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也有最少数的中国人在内。那些资本家所办的大工厂，都在欧美和日本——中国各大都市中也有几处。在那些工厂中做工的，都是欧美和日本人，中国人得不到工做。那些大工厂中造出的商品，输入到中国来，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受了打击，不能和他们竞争，于是手工业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废了不做，到工厂中去做工，充机械的奴隶去了。还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个机器的奴隶犹不可得。所以多数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人，现在受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压迫，都变为失业的人，非饿死非冻死不可的了。这种缺陷在开通的都市中，尤其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
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明显，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
最近数年以来，中国的武人强盗，争权夺利，连年打仗骚扰不已；川粤的高山踏成了平地；湘鄂的地皮产出了赤土；直鲁豫晋陕甘的平原，变成了沙漠；无产阶级冻死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农业的工业的小生产机关，毁破了的何止数千百万；武人强盗助国际资本阶级，驱逐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机关，武人强盗掠夺搜刮我们的手段，一天一天的恶辣，国际资本阶级的侵夺和压迫，也跟着一步一步的厉害。
中国的无产阶级呵！我们受了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犹不算数，还要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我们果能得了丝毫平等和自由没有？民主主义破产了！我们的希望成了一个空，我们求生存求自由吗？我们应该怎样做？
二、生产和分配
现社会推倒之后，新社会中怎样生产怎样分配呢？这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首先要研究的。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张复杂。我先提出两个主潮，就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主潮，就是在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上分别的。
先就生产组织说：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却不然，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在这种地方看起来，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平均。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平均，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我们可以拿现时的资本制度作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的状态，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保持平均，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资本家专顾投机，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而劳动者却因此受了恐慌的影响，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资本主义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结果。所以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若一地方或一职业的生产力供过于求，他地方或他职业的生产求过于供，就不能使他保持平均了，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岂不是生产组织的混乱状态么？
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所以由这种意味说起来，新社会的生产组织，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无政府派不主张有集中的权力，那么生产力怎能调剂呢？社会各员的消费生活不是有受侵害的危险吗？所以我是主张共产主义派的生产组织的。
其次研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可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对于自由平等很有不同的地方。分配制度分收入和消费两项，共产主义主张用一种方法调剂各个人的收入，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各人消费的物资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过自己收入所得的价值。消费的时候，各人必须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各种物资都须依一定的价值单位定一个价格。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则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全不调剂各人的收入，并且也没有收入不收入那种观念，只是调剂各人的消费，甚至连消费都不调节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在分配上主张平等的，不过共产主义的平等关于收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关于直接消费，可是两者之中，更有一个区别。
先就无政府主义说，卞倍、巴布福等一派人主张分配底客观的平等，说各个人在年龄、男女的限界内，应当分受同质同量的物资。福里耶、克鲁泡特金一派人主张分配底主观的平等，即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种主张，在我看起来都有些不妥。客观的消费平等的主张，未免蔑视各人的个性，阻碍各人的自由。又使消费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张，由正义自由平等的见地说，起来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归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再就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说，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出来的物质当然也有限制，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限制。还有一事，物质的价格不可不用一个标准来测定他，生产物对于需要的关系，若其分量比较多，则定价从廉，否则定价从高。照这样办起来，那么在人类的道德程度没有达到至圣至神的地位时，对于有限的生产物要行公平的分配，再没有比这种制度还好的了。所以，我是主张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
三、革命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了，……若照这样的发达起来，阶级的差别自然消灭，全部的生产，必然集在全国民底大联合的手中，公的权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质。政治力本来是一阶级服从他阶级的一种组织力。无产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于是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是要废除的。
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旧社会中有拥着生产机关的资本阶级，有特权阶级，有缺乏衣食住的资料而为他资本阶级所利用的劳动阶级。新社会中，没有资本阶级也没有劳动阶级，也没有特权阶级，生产机关为真正的生活机关，为社会全体的所共有个人和全体都能够自由发达。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概括地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以下专就具体的手段讨论一个大概。
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也分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议会政策的手段，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这些代表劳动者的议员，可以在国会或地方议会提出改善劳动状态或抑制资本阶级的法案，务期循序渐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德英美等国社会党，多采取这种议会政策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对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社会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现在有一般承袭德国社会民主党旧计的人，主张无产阶级要求普通选举，这件事可以网罗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加入这种运动，可是这也是难得好效果的。依照各国的先例看起来，大凡最初运动普通选举的时候，资本阶级的现政府，是决不许可的，不说人民“程度未齐”便说“时机尚早”，平民只管请愿，资本阶级的政府是不睬的。这时候若无产阶级能够真正有觉悟，一致结合起来，举行示威运动，使政府晓得他们的力量，政府若依然顽迷不悟，无产阶级就可借口争自由争平等，或者可以革起命来。可是有一层，假若资本家政府能够见机行事，于革命未爆发以前，实行普通选举，那么，到这时候，无产阶级就没有口实可借了。结果又怎样呢？不过无产阶级能够选出几名议员送到国会中和资本阶级妥协，立几条使政府行社会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要求政府行使社会政策，与要求资本家倡办慈善事业，究有何种区别呢？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先例。
其次研究工会运动的得失，工会运动是劳动者想借团体的力量谋劳动阶级的解放的一种手段。其内容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改良的，是社会政策的，采用阶级调和主义的手段，承认现制度，谋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第二种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现制度，创立劳动者本位的社会的。工会运动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可是同盟罢工之中也有许多区别：第一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在要求改善劳动的条件，第二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其目的不在改善劳动条件，而在真实地解放劳动阶级，消灭劳动阶级对资本阶级的关系。
同盟罢工底性质，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底目的，是劳动者利用产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贯彻一定的目的，如扩张选举权，要求立法部通过一定的法律之类。可是这种罢工在原则上是承认现社会制度的经济组织的，只可当作劳动阶级一种示威运动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会革命是办不到的。
经济的总同盟罢工，其目的一般在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工资，与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并无何种关系，决不能当作社会革命的手段。
社会的总同盟罢工，其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其目的在推倒资本本位的现社会制度，创设新社会的。这种是很彻底的，这种罢工的动机有主张借用一种特别的事故使全劳动阶级突然罢工，使资本阶级手足无措，乘机扑灭资本阶级重新建设无阶级的新社会，这种主张是很对的。
又有主张使一般劳动者受适当的教育和训练，准备待时而发，这种主张是难于实现的。一般劳动者既有这种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新社会要实现的，不过河清难俟罢了。此外还有一种理想，最初由各地方全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推而至于全国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再推而至于全世界的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到这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阶级都要铲除了。这种理想，固然是好，恐怕非同时所能办到的，所以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罢了。
由以上的研究，归结到中国的劳动界来。中国是劳动过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失业者，所以中国的工会运动，是不易行的。工会运动要依那一国家那一地方的经济状态为转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经济发达，工厂办得多，劳动者都有工作，这时候劳动者也很可以行工会运动和资本阶级奋斗的。可是经济界不发达的地方，劳动者失业的多，要求一个卖劳力换饭吃的地方都不能得，哪能够举行罢工惹起失业的危险呢？不说远了，就把日本作比，去年日本经济兴旺的时候，罢工的运动，非常流行，到今年经济恐慌的时候，工厂倒闭的非常之多，劳动界失业的不下数十百万，罢工的运动，差不多断了影子。中国的工厂本是少，而劳动者无工作，与日本劳动者失了业的是一样。所以中国多数无产阶级都是失了业的劳动者，所以社会运动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易发达的。可是也有一种事要注意的，我们虽不能全靠工会运动行社会革命，而为增加阶级斗争的速度起见，劳动界却不能不结合一种团体和资本阶级对抗，所以工会还是要从速组织积极进行的。
工会组织之后，然后开始和工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极力结合，等候时机到来，好和资本阶级开战。
直接行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细讨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无产阶级，包括最广，所以革命运动，非网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内不可。参加运动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运动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张无产阶级为突发的群众运动。譬如一八七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一九〇四年意大利工人干的突然发生的大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圣彼得堡干的大示威运动，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无产阶级干的米荒骚乱，都是很有效力的。中国“五四”“六三”两大运动在形式上也是有力量的，可惜他们走错了方向。又今年北方八省数千万的饥民，若果自己不甘冻死不甘饿死，一致来把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打破了，也是很好的。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恐慌，达到极点，社会上的大缺陷，随时暴露出来，可乘的机会很多。所以我主张我们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地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
现在我简单地说几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论：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他的速度。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缘故。所以我国在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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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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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言
日本改造杂志十二月号上说道：“近年渐渐听见到北京游学的声音了。”又说：“诸君之文明驰逐策（指日本政府禁止所谓危险思想的书报输入）。使我民族十年二十年后在世界上是何等孤立？而且使光辉灿烂的国家成为何等暗淡？到北京——到北京之声……想到遣唐使时代之再现，古时学问自由个人自由之悲剧重复演出岂不可悲。”
又日本批评杂志十一月号上说：“罗素未来日本以前，我们不能不从中文翻译罗素的思想。西洋思想经由日本再输出中国最近的现象虽是如此，照此时日本这样思想的大逆行，我们以为不得不由中国输入文化之时代渐渐又到了”。
我们对于日本同志诸君这些话有两种感想：（一）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是一种刺激青年的话，而我们中国人听了都万分惭愧！罗素来中国全是由于政客利用他出风头扩张党势，和中国思想界关系很少。日本政府虽然有驱逐文明底脾气，但是中国关于自由思想的书报及社会主义的宣传与劳动运动比日本简直的等于零。日本青年诸君呵！你们到北京为什么？（二）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必然的属性，我们如在本国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自然所做的多关于本地的事，并且我们固然不相信国家主义是好的东西，都承认国家这个机关可以做我们改造底一种工具；但同时我们万万不可忘记了国际主义，因为少了他，社会主义便很难实行而且减了重要的一个原素，使世界的和平不能实现。在这一点我很希望日本同志诸君勿将社会主义放在光辉灿烂的国家及民族的本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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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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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息
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暗潮，急进派与保守派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本年六月在华衣迈尔开会，党中激进分子，反对干部派的保守最烈，虽然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承认了本党的干部以及入了内阁的党员，可是党内的暗潮也渐渐地激烈起来了。
据大会的报告，大战以后，党员虽然增加，可是基本金已减少至五十万马克的光景了。现在不满足本党的宗旨宣告脱党的人颇多，单是布勒斯罗地方五月份脱党的人颇多，达至四百之多，而尤以党员以外有选举权的人，也渐渐地不表同情于多数派社会党，而倾向于独立社会党了（因为独立党宗旨较为彻底些）。反对干部一部分的领袖是卡里斯克，凡是反对谢致孟（他人，都倾向他了）。他们的目的在使社会主义的各派一致，但排斥领袖一流人。他们最怕诺斯克复兴军国主义，华衣迈尔地方社会主义团代表，提出了劝诺斯克退职的劝告，孟斯塔地方的代表提出了把诺斯克除名的决议，我们单看这一点就晓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暗潮了。
匈牙利社会共产劳动党
匈牙利从来除社会民主党以外从新成立了共产党，本年六月十七日两党合同，在布答伯斯脱地方开大会，为无产阶级大张气焰。两派之间，意见虽然不免有多少相异的地方，而于一致进行上尚无妨害。克恩菲特代表旧民主党在大会演说，说老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已是死物了。
两派意见不同的地方，并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上，只不过实现的手段不同罢了。新党命名为匈牙利社会共产劳动党。柏拉克恩所提出的党纲已改正案，经全体一致通过了。
美国社会党大会
美国社会党最左派，去年由母党分离为共产党与劳动共产党。母党的社会党，于本年五月九日在纽约的芬兰人社会主义会馆开全国大会。现在纳会费的党员约四万人，此次大会是由三十州所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组织而成的。
此次大会满场一致举定现在监狱中的德布施为候补美国大总统，并推定斯德曼为候补副总统。
希尔克特代表干部演说后，开始议事，重要之议案为宣言及纲领与国际共产党三大问题。开会时多数干部派与少数左派争论颇为猛烈。少数派对于干部所提出之宣言（希尔克特起草）提出了修正案。其内容大概主张加多一条，插入第八项，原文为“为便于撤废资本制度起见，当劳动者获取政权的争斗中要保障革命之成功，于过渡时期内使一切权力都归劳动者掌握”。又对于第十项主张变革现社会，由一般从事有益事业的人与职业的团体所选出的代表支配。这就是他们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宣言了。
该会对国际共产党的态度，内分三种意见。当去年九月开大会的时候，该党多数派曾有一种决定，攻击第二国际党的腐败，说他们早已不能代表劳动阶级，所以主张另组国际党，然却不主张加入在莫斯科成立的国际共产党，这也算是一件奇事了。本年的大会三派中第一的是柏尔瑟等少数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主张加入国际共产党。第二是恩格达等少数派，主张无条件加入国际共产党，这两派的主张都是少数，遂被否决。第三是希尔克特等多数派，他们所主张的颇为奇怪，一方面既然赞成俄国劳农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府，而他方面则反对国际共产党厉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言而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希尔克特所提出不加入国际共产党的议案居然通过了。多数派的冥顽，实属可恶，美国社会党的前途，没有多大的希望啦！
葡萄牙共产党
本年三月二十七日议员选举的结果党首入阁的多数派社会党失败，选举所得的票数减为五五〇〇，仅有九名的议员当选。至于共产党则大得胜利选举所得的票数多至一八一五〇〇票选出议员五十名。
葡萄牙共产党猛然发达，五月三十一日在索菲亚地方举一大会，开大会的报告，该党党员已有三千五百人，有八三个联合一〇八三个支部。一九一九年中公开的集会计四八八〇次，参加集会的人员通记二四二九三五二人，党中收入有二二一七四二四法，支出有一六四七四八〇法。凡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杂志等项共有十余种，发出之宣传用的书籍小册子共有三十五种。
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呀！
俄罗斯的共产党
俄国的共产党，不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党会。现在还不够五十万人，但他们的会员，不必要签名的。他们不独是言论家，并且是实行家。共产党只由于有联合的组织，便可以维持秩序。
在大城市间，有高等教育机关来训练共产党，学校的教育，专注重于革命历史、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没有某种教育和经过一种试验，不得认为共产党。共产党在学校中自由演讲，俄国各处都发生了。少年的候补者由国家教育三月，执行各种事务。经过试验，才能够认可为党员。他们分派党员到俄国各都城，像是管理各处的委员一般。凡学校、医院、车站等处，都有共产党。
共产党对于各务都有优先的权利。但他们的义务要终身为共产党员。他们也要到最危险的前敌，如果苏维埃共和国有被敌人危害的时候。当着锐丹尼Gudenich和丹尼金Denikin联盟攻击的时候，有二万共产党派到前敌。各机关中当职，内有三百少年军官，只在于训练的时期。
在莫斯科军事学校中有很多革命的思潮。他们阻挡锐丹尼的卫军、断绝彼得格拉和莫斯科的路线。共产党绝对不自私和有毅力，这是他们所必要的。有一点错处，便贻累终身。自私自利的罪状，共产党难免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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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未来的责任（Amcroanus著，震寰〔袁振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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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未来的责任
Amcroanus著
震寰〔袁振英〕译
英国自从八月一日成立了共产党，八月三日便出了一个共产党（TheCommunist）周刊，是国际共产党的言论机关。这篇是第一期头一篇文章。译者附志
经过了许多辛苦，共产党居然成立了。我这篇文章，不是布告什么事实，不过希望共产党明白自己的责任罢了。不管现在是怎样的重要，还是开始的时期。要达到共同的目的，便不可不明白未来的责任。现在共产党最紧要的工夫，是令人民通统明白了共产主义；打破从前资本制度的迷梦，勉励他们有自信的能力，来改造这个社会。这几件事情不过是现在应该着手的。其他如独立的组织，革命的机关，都要弄到劳动界共表同情。现在资本主义的罪恶，完全是依然存在：穷凶极恶，奴隶人的身体，摧残人的精神。我们要改组新社会，所以不能不把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来推翻。生活的程度，还是有加无已。那些机器工人、纺织工人、矿工等都要设法增加薪水，但依然是不成功。生产越多，资本越大，摧残工人越甚。工值和物价，不能两得其平。爱尔兰还是拿武力解决；印度也要极端压制；俄罗斯又不肯放松一步：惨杀千百万的工人。资本主义依然受社会的欢迎，明哲如罗素、斯怒顿（Snonden）等辈，还不肯极力来攻击他。资本主义，又说竭力来补过，虽有我们职工同盟及工党的代表来责难他，也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经过许多胜利，在商战场中，还占有很大的势力。德意志虽然在战争中很不令人满意，但现在帮助我们，和协约国反对俄罗斯一样。英法两国联合来攻俄，资本势力还占优胜地位。男女全体，要谋公共幸福，也是不成功。共产党发生，诚不容缓。打破迷津，超度众生，回复人类的真我。反对党要归于天然淘汰，劳动界奋斗解放的精神，现已胚胎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快到了。国民的、地方的及个人的机能，都要趋向这一方面。组织多一点支部，来团结共产党的团体。拿团体的热诚来尽力地方的事业：振兴地方的教育、活动和组织。并多找一点法子来灌输共产主义于工人。不管是在店中还是在店外，都要详细解释给他们听。鼓吹各工厂组织伙友委员会，发展工人的利益。打破资本主义的伦理价值。不拘城市或村落，这是我们应该担任的事情，并且是很重要的。共产党最终的胜利全在于实力进行，比较各团体的学说势力为大。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共产党，因为他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句话是不能不讲的。各代表联合来讨论事件，宗旨是绝对不能变更，手段不妨分道扬镳。其他没有到会的代表，我也盼望他明白这一点。共产党的选举是这般正大，意见虽或不能划一，但既经多数取决，少数也应该服从。但多数方面还要明白少数的势力和性质。现在各事，不应该争执。事到其时，便明白谁是谁非。
现在不必多所论辩，不加实行可。我们现在的要义，在于明白党纲。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没有一个人反对，不过手段有一点不同罢了。我们可以传播到平民，使他们共表同情。共产党在店里应该设法得选为代表，然后讲明共产主义的真价值。
我们不要放弃责任，不肯解释给他人听。因为常常有人质问细微的地方，表面上以为不重要的，要详细把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若还不明白，当彻底言明，将来必得工人大多数的欢迎，了解我们的真意。要知道只有工人才能够解放工人，今日他们不明白，明天我们可以指导他们到正当的地方。工人要依靠自己实力运动，他人只能够用学理来帮忙。共产党的全体不是他的领袖，个人都是领袖。所以个人都有同等的责任。革命的运动已得大多数表同情，一切实行障碍都推翻了。国际共产党是唯一的国际希望。英国要做革命运动的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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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产党成立（震寰〔袁振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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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产党成立
震寰〔袁振英〕译
▲劳农议会的宗旨和工党联络
一、第三国际共产党
英国国民于八月初自在伦敦大会发起共产党。共有共产党及社会党代表一百四十五名：英伦，苏格兰，威尔士，三处代表都到会。
末了决定了共产党大纲如下：
（一）采用劳农会议的主义。
（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制。
（三）联合第三国际共产党。
（四）联合工党。
Macmanus氏（共产党筹备处临时主席）被选为正主席。宣布的大略如下：
“俄国革命已经过了两年多，我们现在才成立这个会，是我们一件耻辱的事。”……
并提议全体起立，致敬法国为革命牺牲的头一个Jaures氏。他当欧战发生的时候，联络工党，反对战争，所以敌党便要买凶手把他们枪毙。现在已经是六周纪念了。
二、手段和目的
共产党对于社会革命一事，视为非常重要，主席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责任，在于达到革命的目的和实行的方针。我们如果要俾良心来使役，或者要大流血，也是不顾。历史上种种流血事实，都因为反对革命而生。”
讲到这里，鼓掌之声如雷。同时又接到德国共产党来电庆祝。并道歉他们不能赴会。希望英国共产党的目的和手段，一致进行。
意大利的共产党也有来电庆祝。大意说“我们很表同情于英国的无产阶级。并祝英国共产党万岁。”
奥地利的共产党也有同样的祝电。其他如瑞士、匈牙利、挪威、荷兰等各处，也先后宣布。最后来读列宁来信，叙述第三次国际大同盟的经过；及其他同志之不能到会的来函。
三、第一次议案
Pureeel氏起立提议本党的大纲。原文如下：
“共产党会议劳农会（或工人的会议）的制度，应为工人的手段来达到工人管理生产的目的。又赞成取用无产阶级专政制，来对付反对革命派：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过渡时代少不了的法门。将来定能达到成全的共产主义：出产完全归于公有。这个会议是成立共产党最高的目的。”
他又说欧洲各国莫不希望英国早一点发生一个共产党。所以“什么时候英国才能够产生一个强固的共产党呢？”一个问题，常常发现。他以为对于议案上不必句斟字酌，只要工人明白达到管理生产的宗旨。
Mellor氏以为议案应该对于第三国际大会，有一点表示。他说：“我们不独对于劳农会制及无产阶级专政制有表同情的必要，并且我们的共产党，目的在于共产主义，应该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为宜。”
四、党务的进行
代表全体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完全成立。新共产党再行讨论议会的进行。
Bell氏布告：“共产党对于社会革命，与改造家有些不同。他们以为社会革命可以由普通议会的民主主义做出来。这不过是宣传和进行中之一种法子罢了。
“所以党员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正当的表示。审定条件了适合于本处情况的，为本党进行的方针。”
Bell的意见以为这是不对的。他主张用直接的法子，来代表工人的议会。但我们也要承认议会的行动，是宣传革命的妙法。他又对于宣誓一问题有所表示，他说：“我们可以不必宣誓，只有实行对于革命有利益的事。共产党的候补国会的，只要坚持共产主义，旁的可以不必管了。”
主席又宣言有许多应该删改的地方，要经过大家的讨论，才能够正式宣布。
五、议会的行动
Glasgow代表ManMillen说：“我们对于阶级战争，别开生面，他的指导，和旁的战争一样。我们要审慎国情、地理关系和经济状况，我们对于工人应该联络，选举权也不能放弃……”
有很多代表反对议会的行动；应采用工业的行动。R.Williams处于赞成方面，并引列宁的说话：“我们必要用议会的行动，有一人在尔会中，势力也不少。因为他能够对于内阁总理的话，大加攻击。”
Mellor氏说：这不算是宗旨，不过是一种手段罢！
讨论终局。选举的结果如下：
赞成：一百八十六票
反对：十九票
但其中尚有许多删改的地方。
六、选举职员
第二次提议联合临时各代表选举正式共产党职员。至本年十二月终止职权。除临时职员七人外，另增加六名。内务完全成立。（职员人名从略）
电祝第三国际共产党的第二次开会。又另电俄国苏维埃在英国各代表。
七、工党
Hodgson提议共产党与工党联络。而对于联络职工同盟，也是同样的重要。工党对于议会的行动，也是很重要。
工党对于议会方法，不是拿来革命，是拿来改造的。
两党如果分别起来，将来劳动界要变为共产党了。
Paul等反对列宁对于工党，不应该如教皇的专权。
最后讨论共产党应该从事劳动界的事业，不能变为一个竞争选举的机关。弄到遗忘了工人的利益。铺店的伙友，最适宜于革命运动。
又对于加入选举一事的投票，赞成者一百人，反对者八十五名。赞成者居多数。并讨论组织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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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著作一览表（SoyielRuessia著，震寰〔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
列宁的著作一览表
SoyielRuessia著
震寰〔袁振英〕译
我们在下头发表的列宁著作一表，极不完全。因为几年来这里和俄国断绝交通，俄国各著作家的书籍不能够自由入口。美国的图书馆也极少俄国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著作。所以我们迫得预备这一表只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虽然这表不是完全，已经对于经济上、文学上、科学上的范围，非常广阔。这种书籍都是对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发表实施的政策。
下列各书籍的先后，都□依着著作年期的次序：
（一）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问题（一八九七年出版）
（二）俄罗斯的资本制度发达史（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三）经济的札记和论文（仝上）
（四）要做什么（一九〇二年在德国出版）
（五）告贫乏的农民（为农民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宗旨而作）（一九〇三年在瑞士由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出版）
（六）进一步退两步（论本党的危机）（一九〇四年在瑞士出版）
（七）民主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两种政策（一九〇五年在瑞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出版）
（八）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是由一九〇五年至六年的文集）
（九）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一九〇六年在俄国出版）
（十）一九〇五年至七年俄罗斯的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的大纲（一九〇七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一）经验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反动哲学的批评释义，一九一〇年出版）
（十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九一五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三）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四）论进行方法的文书（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五）革命的教训（仝上）
（十六）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卷一论美国农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一九一七年彼得格拉出版）
（十七）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八）苏维埃政府的要图（即苏维埃实现）（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九）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靠斯基汉奸（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列宁也曾翻了许多外国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我们只说一本很重要的是《职工同盟主义的学理和实施》，又名《工业革命》。
列宁的著作英文原名对照
1.TheProblemsoftheRussianSocial-Democrats
2.TheDevelopmentofCopitalisminRussia
3.Economicmonographsandarticles
4.Whatistobedone
5.TothePeasantPoor（APresentationoftheaimsofthesocialDeniocratsforthePeasants）PublishedbytheLeagueoftheRussianRevolutionarySocial-Democrats
6.OneglepForward,TwoStepsbackward（ConcerningtheCrisisoftheParty）
7.TwopoilciesoftheSocial-DemocratsDuringaDemocraticRevolution,PublishedbyCentralCommitteeoftheRussianSocial-DemocraticLaborParty
8.ApagcfromtheHistoryoftheSoeial-DemocraticagrarimeProgram
9.TheDissolutionoftheDumaandtheaimsoftheProletariot
10.TheAgrarianProgramoftheRussianSocialDemocratsSuringtheFirotRevolution,1905-1907
11.ThematerialistiePhilosophyandEmperiocritlicismCriticalnotesonaReactionaryPhilosophy
12.Imperialism,theLarestofCapitatism
13.PoliticalPartiesinRussiaandtheaimoftheProletariat
14.LettersonTactics
15.TheLessonsoftheRevolution
16.NesDataRegardingtheLawofCapitalistDevelopmentinagricaltureVol,ICapitalismintheRuralEconomyoftheUnitedstates
17.ThestateandRevolutaon
18.TheImmediateatProblemsoftheSovietGovernment（theSovietsatwork）
19.TheProletarianRevolutionandtheRenegadeKauts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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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列宁（GeorgesSorel著，震寰〔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
为列宁
GeorgesSorel著
震寰〔袁振英〕译
这篇文章是法国有名著作家Sorel所著。因为瑞士M.Paul.Seippel曾著论攻击列宁和杜罗斯基在瑞士时的旧事。这篇是为列宁辩护的，登在美国出版的《劳农俄国》的“列宁寿辰号”里头。——译者附志。
我这篇文章不是要和Paul.Seippel捣乱，因为他所著的攻击俄国多数派底文章，很受社会欢迎，而营业性质的人，很害怕多数派。我也不以为列宁对于我的著作有什么感想，即或有之，我也不以为荣幸来描写一个大人物的智识发达史。他是马克斯以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学者，也是彼得大帝以后最大的政治家。
巴黎自治（ParisCommune）消灭以后，马克斯著完国际同盟的宣言，所以现在的社会党常常要依据祖传的是完全政治学说。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宁所演讲的劳农政府问题，其价值不亚于一八七一年马克斯对于内乱的宣言咧。有多数派同各国资本家，政治家的拜金主义来战争末了就是失败；而无产阶级的新国体底理想，必不致消灭；将来必有许多普通事情继续劳农共和国而反抗列国的资本主义。……
有人说列宁像彼得大帝一样，想违反历史的程序，可以要反对他在国内传播社会主义。有许多人批评社会民主党的要人，以为社会主义只适宜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如俄国工业不发达，因为政府的方法不良，警察的干涉，没有专门人才。所以有许多社会党说列宁的手段，是一种幻术。高深的工厂方法，用于私人的资本家，讲什么无意识的机械论，没有辨别各种方法善恶的能力。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如马克斯在英国所拟定，这种较良的方法最适宜于自动的法则。而这种智识最好也不过保存有产阶级的满足来反对幼稚革命的幻想罢了。
俄国社会主义所得的基础，如马克思派的列宁定以为是很坚固，智识的功用是不可少的。劳农政府各要人在于指导工业革命的实行家，有些法则也是由于较进步的资本主义中所得来的。他们要引导人民来利用这种方法，拿道德的劳力来获得人民的信仰心，这是他们的责任了。有责任的革命家，应当阻止世人的腐败良心，不致人类于下流的文化。
列宁所说的创造俄国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稳固，这种战争比普通的兵役，难过百倍，殊非过当。而从前各种革命所建设的功业，也实是比不上他。因为从前的革命家，只对于不良的制度推翻，而改造的事业则由一般投机者来把持。但多数派一方面要破坏，同时又要建设。照这样看来，资本家再不能左右社会和工人了。
没有许多经验，断不能弄到工业有很大的进步。凡指导生产的人，对于一件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便要改弦易辙；求些较良的方法，才可以成功。这就是由经验得来的智识。列宁不完全是一个理想家，只重在实行，全不离乎事实，所以他自从革命以来得了许多实行的机会。
如果俄国的社会主义能够成为稳健的经济，那些理想的革命家，必然可以活动，头脑清楚，打破从前一切迷梦。如果列宁不能完全实行他的主义，将来必留下许多手续给欧洲的社会来研究。列宁对于他的同志的进行，非常满意。俄国的工人，把理想来实施，这种丰功伟业，万世不朽。……
我这里很喜欢把列宁来讲讲。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鼓吹凶狠的战争来攻击劳农会的共和国，真是奇耻大辱，蒲鲁东最反对的战争就是这一类。这种不义的战争列国胜固不足喜，赤军败也不足忧。并且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底丰功伟业在历史上已是空前的大事，而这种新制度对于维护俄国农工的功业，也有许多牺牲的代价了。
据德国著名历史家Renan所说，历史因为报酬罗马的功德，才成立地中海中一个罗马帝国。虽然有许多人仇恨他们的穷兵黩武，但那些军士还以为是“上帝的功业”。如果我们要赞成罗马的战功把卑下的文化提高了许多，使我们现在还能够研究他们的艺术、文学和法律，将来世界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的军士，也作如是想。将来历史上对于反对多数派的民主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呢？新嘉维基NewCorshages（现在指各国）必不能克服现在的平民底罗马了（指俄国）。
末了，我不能不有些表示我个人的意见。资本家底帝制派的民主主义驱迫俄国人于绝境，这是天怒人怨的事实。我是一个老头子，经过无限的沧桑，去死不远，但我还希望得以亲见这种有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完全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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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著，震寰〔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
俄罗斯的新问题
列宁著
震寰〔袁振英〕译
我们要用最大的脑力，来对付什么是我们传播主义的根据一个问题，解释我们胜利的缘因。我们的内乱怎样要牺牲一百倍，怎样能够得有利益的经验和怎样来组织我们的工作，才可以保证各种战争的胜利；明争暗斗来反对那陈腐的资本世界，推翻顽固的人物。
我们的革命，比不得别的革命，决心反对有产阶级，所以要尽力来攻击他们，非达到目的不止。我们无产阶级越胜利，他们资本势力越发失败，——他们资产团体越大，所受的攻击越重。
你们统通记得还很清楚——试想想从前的事，虽然日子不久，比现在已经差得远了——当着十月革命发轫的时候，布尔塞维克主义怎样被人家看作儿戏。但这种观念，在俄国便不久消灭了，而在西欧方面，还存在很久。布尔塞维克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上一重要问题了。工人的革命，已经扬眉吐气了。自十月以来，苏维埃制度的实施，还是跟着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旧法，发达我们的旧经验——这种苏维埃的制度，已经在世界历史上放一异彩了。现在世界已经实实在在分为两部分，资本与劳动，互相对敌，这不是撒谎的。这几年间，终必有一场恶战，分别胜负。如我们现在开这一次大会，是当着千钧一发的过渡时期，由战争入于和平，还有许多未了的手续。
你们统通知道各国资本家帝制派的首领，宣传世界，谓要永远攻击德谟克拉西最大的仇敌——布尔塞维克派。他们要怎样撤消封港政策，怎样联络各小国的失败，因为我们不独本国工界完全胜利，并且战胜各小国的有产阶级。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些帝制派，不独压制各小国的工人，并且也压制那一般有产阶级，所以这些有产阶级也归心于我们。我们又要怎样来克服各国的中等社会呢？现在的时机已经到了，各国已经失信于有产阶级，因为从前各国同俄国反革命派协力攻击我们，现在各国自顾不暇，弄到他完全失却援助，所以有产阶级也要怨恨各国的帝制派。帝制派拿这种协约来牺牲千万的生命和财产，现在才改变方针。现在他们的要撤消封锁政策，就要同苏维埃俄罗斯议和，而这种磋商，谅不能成功，因为各小国已不信仰他们了。
我们所见各国的地位，不能拿寻常的法律眼光而论。他们对于布尔斯维克派是不战不和。我们也被他们承认和不承认之间，实在他们还没有一定的宗旨。
我们的敌人，没有固定的团体，不过是资本家一班狐群狗党，知道实在没有能力攻击我们。现在芬兰各国也要同我们和议，终必至同波兰言和。——波兰还要装腔作势，预备战胜，因为各国愿协助他军需品来攻击俄国，——但如果波兰枯朽的政府，敢冒险同我们战争，我国视为和议的时期更近了。
我们要绝对的小心。我们的政策，要非常周密。但不能有一定的方针，因为没有前法可效。敌人也没有一定的宗旨。法国领袖的指导，煽动波兰资本家和帝制派的首领，也没有目的，不知到要怎样对付。现在他们和德人要求多得军械合金钱，才肯攻击布尔塞维克派。
他们禁止波兰罢工的新闻，绝对检查，掩埋真理。那里并发生革命的运动。同时德国的革命，也有转机，别开生面。据最近消息，德国工人也成立赤军。而波兰的工人也常常鼓噪。有觉悟的波兰代表也有这种理想了——这不是追悔莫及么？波兰的苏维埃政府将近成立，恐怕不待战和的计划决定了。他们现已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明天的变幻了。
我们明白现在势力常常加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国际上底地位，已经是非常坚固。但因为国际间变化的危机，我们要非常小心，并要防备一切灾难。我们已经有形式上的和议通达波兰，但他们还是像着德国有把握的帝制派，要孤注一掷。我们知道敌人虽然是处于困难的境地，今日不知明日的事，还要倔强不服；所以我们虽已言和，但不能一日不备战。
他们将来的方针，不能有明白的表示。我们要防范格伦斯基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我们这两年来，已经见得很清楚。他们今日联络高尔撒克军，明日又要联络布尔塞维克，又明日联络丹尼金派了。我们见得这种黑暗的势力怎样摧残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我们知道他们很清楚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尽力来言和，同小国联络，胜于战争万倍。因为战争而帝制派得以欺凌工人，谣传俄国真相。这几年来，我们的实况已经大白于世界。第三次国际劳动同盟的功效是很昭著。但我们要常常防备战祸。
（一）经济改造的问题
我们迫着要讨论重要的问题，指导工人利用军队来解决经济建设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妨讨论这些问题，有很多特色。
我们从前所用的资本政策已经消灭，一切旧法都消灭了。我们必要产出一种新经济。有些强迫的事情发生，有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便群起攻击，说埋没“自由”和“平等”。不知到资本的自由，是工界的大敌，贫富所享都平等，也是工人的大害。我们要战胜伪道，就不能不强迫做工，联合工人团体，不怕有什么强迫。凡是革命，没有不出于强迫，只要善用诱导的方法，使社会为有价值的牺牲。革命如果要达到目的，就有强迫的必要。
由历史上看来，阶级战争是不能免的，而无产阶级的同心协力来克服有产阶级的革命，没有不成功。我们俄国的无产阶级要矢誓自励，宁可牺牲一切，决不肯改变我们的宗旨——这是实在的情形。历史上资本国底资本家不能同心协力，多数与少数不和，自由与德谟克拉西冲突，这是常有的事。当着这种危机，如果工人要坚持宗旨，为解决的根据，并且有阶级的觉悟。如果工人真有牺牲的精神，问题便不难解决。所以要有重大的牺牲，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劳动界的自决，百折不挠，坚持我们的格言“宁死不投降”！
我们现在逼着要解决经济的建设问题，改组陈腐的生产法则，要怎样指导无产阶级尽力来达到这个目的，又怎样来固结他们的团体。我们必严刑峻法，否则不独不能维持这两年，恐怕两个月也不能。我们要知道怎样才能够获胜利。还有一层我们要知道当着这个过渡的时代，必要有很大的牺牲，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牺牲了许多了。
由我们的宗旨看来，中央政府已经是非常活动。我们一切活动，都依着这个政策，有统一的精神。比方拿团体的管理和个人的管理为讲了，因为这个问题于全体有关，并且对于我们的宗旨也很重要的。这些根本问题，迫着我们要继续做去。这两年来，我们所得的革命智识和经验，已是不少了。
（二）团体管理的解释
同志们，允许我对于这一个问题，发表些学理——团体怎样管理，团体管理要怎样实现？我们对于这件事，实在不是没有经验的。我们和从前的革命不同，在于实行，没有乌托邦的主义。如果新团体要替代旧团体，非经剧烈的战争不成功。不是一定要破灭旧团体，新团体才可以成功。这就是团体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依着这个宗旨，事情便越弄越糟了。
在什么地方团体管理才可以发露呢？有产阶级用什么方法可以战胜封建的贵族呢？阶级不平等，由于自由而发现，这是不对的。社会上如果有苦力，资本家必做投机的事业来垄断工作的生产。我们说那里没有平等，饱的和饿的不平等，资本家与劳动家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在什么地方才发现呢？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就是资本家与大地主的垄断生产。而从前各种制度的精神和要义——绝对的德谟克拉西也在内——不外乎财产制度。我们的制度已经是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把财产完全推翻——这是表明阶级的不平等了。阶级不平等完全根据于财产一个问题，我们的目的完全达到，资本家和大地主的财产，已经完全消灭了。并且工人的权利比农民更多，企业家就完全没有权利。我们团体要联合各种工人才能够占胜利。最小的财产也要均分。那些有多大财产的便是小财产的敌人，废除财产，所以无产阶级要明白向他们宣战。
现在还有许多没有觉悟的人，在地狱中，将来还要他们在自己职业有些协助。但在竞争中，当他们明白这种主义的时候，在于战胜资本家的牺牲，他们也不能奋勇。
他们虽然是不能帮助我们，也不能阻碍我们的行事。阶级不平等，在于财产一事，决定的情形，也可以成为一种组织。我们的组织，一定对于财产方面发展，这个问题便是谁人应该居上等社会。凡与阶级不平等的问题有关系的人，便发生德谟克拉西集中主义的问题，弄到什么有成效的事业，当着这个情形，都要失败了。所以宣传和活动的实力，是工作的根本要义。
如果我们的敌人承认我们在于宣传和活动的发展，很有成绩，便不能轻视我们，等于儿戏——但于实际上考察活动的内容，迫着人人的心理都要明白活动中的真谛。我们不要弄错这一个真理。当着阶级变更的时候，吾人对于财产的态度也要变迁了。有产阶级的组织常说：有财产的人不能同穷人平等。这是有产阶级的自由。所以在国家里头，这种平等为资本阶级所垄断了。
你们干什么？资本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时候也有拿国家和管理混乱在一块么？不对，他们没有这样愚蠢。
他们说管理，必要找得会管理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封建时代贵族除了。这是他们所用的法子。这是不是一件错过呢？同志们！这不是错。管理的能力由天给与的。凡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必有一种进步的管理法。初时也不能有完善的法子；只要时机成熟，自然有完善的法子了。当着有产阶级得势的时候，也利用封建时代的人来管理。同志们！旁的法子都不适用了。我们由实际上审定这是很对的。有产阶级，利用旧日的阶级，现在我们也遇着同一的问题了。我们要怎样来利用他们的智识呢？怎样能够保证工人的利益呢？
我们一定说这战胜的阶级已经成熟了。但这种成熟还没有保证。必要由事实上做去才可以保证。有产阶级在战胜之前，还不知道怎样管理。他们能够保证他们的胜利，预先宣传一种新方法。自己细心来学习旧日阶级管理的法子。后来才产一种新管理员。推翻旧日的封建制度，并利用国家为他们的工具，把全国的教育入于富人的手里。经过了许多时代，他们便完全成熟了。我们现在开始发育，只有照着他们的旧法。这是历史上过渡时代所不能免的事实。如果我们不要完全持着乌托邦主义和无意识的名词，我们就要学习从前的经验了，我们不要有一种由革命所得的保证。但是民族的建设和改造，我们必要找些专门的人才，实际上明白管理的方法。他们对国家和经济的事情是很有经验的。这种人没处可以找得，只在旧日的社会里头。
（三）论及团体的管理
常常实际上发生种种辩论，对于团体的管理，会染习无意识的恶习，对于专门家为敌体。有这种劣性恨，便不能获胜了。如果我们想获胜利，必要明白复杂的历史的环境，我们要知到由腐败的有产阶级底世界，来创造共产主义，必要利用专门的学识和科学，推广他们的实用范围。我们只有由有产阶级才得这一件东西。这种根本的问题，不能不明白表示，又不能不用为经济建设的基础。我们必要利用已经被我们推翻的那一个阶级，来帮助我们来管理国事和改造。那些深染了他们阶级的恶习和成见，我们必要把他们用教育来改造。管理员必由我们自己阶级中选出。我们必要拿一切国家的设施，什么学校的教育，专门的智识——完全由共产党支配于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这是独一无二的法门来训练我们的企图者。
这两年来的经验，我们头一次依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不必论辩了。但还有许多不对的事实，在好几个时期中，我们也以为耻。因为这是头一次试办的，我们要得些经验，一法不行，另觅他法。我们采用最适宜的法子，现在因为善恶还不能辨别，这要由时间经验得来的。这个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实验留到今日，Brest的和议，已是历史上的尘迹。这一次和约，我们没有抵抗的能力，这是不必重提了。现在又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我们已经把敌人克服了。我们各处已经有许多同志。这历史上的事实是不可消灭的。我们已有了高等学校了。
但有人说高等学校不过是一种训练的学校，我答道：同志们！我们不能长期在小学。这是不成功的。我们已长大了，范围也扩充了，我们不能长做学童，我们所以要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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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第九次大会（杜罗斯基著，震寰〔袁振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共产党第九次大会
杜罗斯基著，震寰〔袁振英〕译
这篇文章登在巴黎人道报的，是撮述杜罗斯基在共产党最后一次大会说演讲的大旨如下：
赤军不过是劳农议会统治中的过渡办法。因为苏维埃统治是一个新生的时代，最重要的设施便是经济一个问题，现在当前敌危机的时候，赤军也不能不照着苏维埃共和国新生的形势而发展。现在国家是在于战争的漩涡中，在前敌各方面不能不有常备军，国民军的调度，只可以为他的后盾。
国民军的起源，存在于有产阶级的社会，实发生于社会党第二次大会。法国著名社会党Jawres著有《新军队》（L'ArmeeNouvelli）一书，预言将来德谟克拉西共和国的军队，要渐渐地把人民变为社会化的军队。但什么帝国的战争，革命军，最后又产生赤军，性质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形式上有些不同罢了。有许多人以为练习国民军可以减少许多经费；其实要练成很好的国民军，代价更大。因为范围愈广，茫无限制，经费也无限制；不若常备军，更易设施。国民军不过是不得已的时候，治标的法子；如前次大战，全为资本家和帝制派的战争，什么人都要强迫征兵，不知实行征兵制度，必要田间和工厂里头要能够供给应用，才可以成功。职工同盟对于组织军队的事宜，也有很大的助力。
如果我们要讲劳动的军事化，我们同时也要有军队的工业化的观念。国民军不过是附属的性质，我们所以要改良他的办法，适合于现在的环境，为工业的中心即是弄到各处工业中心点，都有国民军为他的基础。现在当着过渡的时代，先要组织赤军，徐图国民军的进行。这两方面要同时进行，保护我们共和国的势力，不能有一个时间断绝。
末了，我们谢谢国民军的制度，我们的国家同时能够解决经济改造的问题，和保护革命的进行。
杜罗斯基这一番伟论，全场非常鼓舞。
末了又有列宁对于各代表发表一种忠告的言论。劝勉他们要谨守会章，共和将来必有完满的结果，万事要渐渐地由一件一件的成就起来。精神和能力要同时用于发展经济一方面，但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解决经济问题，要像从前解决军事问题一般。必要等到工厂、机器、田地、出产，完全恢复，那才有实行的希望。各国的工人很注意俄国新胜利云。
在后又有各同志演讲列宁一生的功业，鼓掌之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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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历史（A.I.〔杨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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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历史
A.I.〔杨明斋〕
列宁本姓乌尔彦诺夫，名乌拉基底米尔·宜里宜赤，后改姓列宁名尼古来矣。他生于一八七〇年西穆尔斯克省。他的父亲在该省充当监督学校员，后来因监查学校有功，得了一二等文官衔，并加入了贵族。他的母亲麻里牙·阿里克散得洛夫娜，原来是个大地主，在喀杂斯克省有些田园。伊的丈夫死后，伊曾领国家的恩俸度日。
一八八六年，列宁的兄亚列山大要入圣彼得堡大学的时候，因与其同志安得列有士金、敖西班诺夫、舍维料夫等，谋杀俄皇第三，遭了失败，被捉入狱，后降旨勒死。
列宁自己在西穆尔斯克中学受教育，这个中学的校长，就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那个临时政府的国务总理，克伦斯基的父亲。这个校长，自然是没想到他的儿子克伦斯基后来得了俄国行政机关的最高位置，那个监督学校员乌尔彦诺夫更是梦想不到他的儿子改造新俄创立世界自古未有之人生的生活，抵抗全地球来攻击他的各国，作最大的伟人。
列宁毕业于中学后，随入喀杂斯克大学。在这个大学中，因为他广播社会主义和他与其他同志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校长就把他逐出了大学。由大学被逐后，他就充当律师，但是他自充当律师共计只赴裁判所辩护了一回讼案。一八九一年，列宁由乡移于圣彼得堡，在此地他又入了圣彼得堡经济大学，这个时候就把他著作的那部马克思主义论出了版，此书出版以后，列宁才渐渐地出了名。
由此十五年以后，列宁才作了多数派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勇敢、最精神的首领。
列宁自成年至今，他的政治理想和他的政治作用，都本着他决定的主义实行，他的主义完全是倾向于实行社会主义，因此他积极地组织工会，设立劳工团体，逐渐成了俄国劳工贫民的唯一的战将首领。
列宁从未听闻他的兄所作的那样的恐怖暴动暗杀等事，唯有极力广播他的社会政治经济主义，并实行组织工会。帝制政府因为他传播社会主义，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把他监押起来，充军于西伯利亚。
列宁因为传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实行改造的宗旨，遂被逐流于大荒人稀、茂林兽多之西伯利亚。他在这冰山雪地、荒野宽阔之地，时久多暇之际，才能发达了他的平生观念思想和分析社会上所有应改造的诸大问题。他在西伯利亚是住在苏城的一个村里。在这个村里，他还是传播他的主义，并有他的经济改造著作。他的著作，都是借着别的姓名发表的。他所借的姓名为宜尔宜赤、宜尔因、庭宁，最后是列宁。
列宁的徒流罪满后，政府仍是禁止他居住有大学校的城市和有制造工厂的商埠。因此他无奈才暗地里出国赴西欧，继续作改造社会的事宜。他在欧洲与其同志，普列哈诺夫、马尔托夫、阿克西尔洛得、杂苏里赤等，出了一个报，名叫《宜斯克雷》。这个报作了被逐于外洋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中央团体，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在这个报上曾尽力地发挥其社会主义和改造应取的计划。那些怀抱改造俄国的少年，都集于这个中央，联为团体了。
在那时所有的俄文社会主义出版物，及社会革命运动书报等，都是由这个机关著作的。在这个团体中有许多人牺牲自己的力量，去筹备解放俄国受苦的人民。
在列宁的周围和他所至之处，不但有俄国侦探暗地里检查他，并且有他所在国的巡警注意他，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常常迁移其寓所。他所迁移的地方，就是由巴黎至伦敦，由伦敦至比京，由比京至瑞士、挪威、荷兰等国。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一八九八年设立的。一九〇三年该党开第二次大会于普流亚里及伦敦，才闹出风潮，起了内争。在这次大会上，列宁绝对地主张该党采取用中央集权制，组织中央掌权指示全体作用的机关，以取全体一致作革命的运动，行统一的计划。他这个主张，没得全体同意，其中有少数人坚决地拒绝列宁的中央集权主张。于是那些不赞成列宁主张的人，宣布永不与列宁接洽，于是社会民主党遂分为两派，不赞成中央集权的少数人，组织了一派，名曰少数派，为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赞成列宁主张的多数人，组织了一派，名曰多数派，为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第二派虽是同党，其仇视较维新，与守旧无异。多数派的首领就是列宁。
列宁虽处于他国及面临种种被检查困难和乏用情况，可是他终究将他的著作《经济调查》出版了。此书在俄国流通最广，列宁备着卖书所得的余资和鲁那车尔斯基（现全国教育长）、保克坦诺夫、保洛夫斯基的帮助，又设立了一个报，名曰《夫比料塔》。一九〇四年，俄国筹备实行大革命的时候，列宁把他党中的实行计划，详详细细地发挥起来，加上了后来实现的潜势力，立下了具体的办法，专待时机发达，实行社会共产的计划。这种计划，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私有资本收为国有，破除私有制度，举行世界革命，以达到实行世界（无国界）共产主义为止。他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的坚决实行计划，在俄国已经行了三年了，他为劳农议会俄国的首领，也是三年了。一九〇五年俄国初次大革命时，列宁曾被赦回俄。一九〇六年反革命军大兴，列宁无奈逃到芬兰，一九〇七年由芬兰至瑞士，一九〇八年由瑞士至巴黎。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两个报纸，一名《社会民主》，作为宣传总机关，一名《无产阶级》，专为劳动者指导筹备进行革命。列宁同他的同志，在克拉阁夫组织了筹备革命团体，与俄国革命者直接讨论指示，以图将来实行一定的方针，走最大的潮流。
列宁在伦敦，曾译《技艺的德谟克拉西》一书，这部书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初译大作。这次欧战时，列宁正在奥国。他在奥国曾极力运动劳工革命，后被下狱。幸亏了那些社会党员千方百计保护，才把列宁救出。列宁出狱后，逃到瑞士，在瑞士他又运动各国停战讲和。战时之此米午满大会中，就有他任事。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起推倒皇帝时，列宁起程回国，联合国闻知，曾表示反对。这个时侯瑞士的社会党员，曾筹备计划，使列宁回国，计划筹妥，与列宁商议。其计划就是使列宁假意为德人的秘密代理，因此德人才准许列宁同他的同志百名，乘1着德人的武装保险火车，经德国回了俄国。在武装保险车上，与他同行的有少数派如阿克新里洛特、马尔拉托夫等人。列宁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曾大受圣彼得堡的水陆军和劳工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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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共产党的历史（A.T.〔杨明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
俄国共产党的历史
A.T.〔杨明斋〕
俄国共产党的名称和历史，极形复杂，很有研究的兴味。今把他的略史发表出来，以便易于了解。这一派的原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后改称多数派（Bolshevik），最后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该党开第七次全体大会于圣彼得堡，一齐主张改名为俄国共产党，以图完全与少数派（Menshevik）区别。其史如下。
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是一八八三年由少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组织的。
这党的首先发起人，是普列哈诺夫，他起先加入“国民改造派”，到后来他用心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有所觉悟，遂脱离了“国民改造派”，组织了马克思团，名曰“劳动解放”。
马克思团都是受了教育的人组织的，他们起先用文字言语运动农民改造社会，没得效果，继而转向劳工及学生运动。该团自与劳动者接近后，逐渐联络了些差役、孤独劳工、运输夫等，于是就渐渐地扩充起来了。
一八九〇年的前后，俄国帝制政府下令奖励商务实业，于是全俄的制造厂、工艺局以及矿山等业大兴，劳动阶级日多一日。这个时候劳工生活问题和劳工的社会主义及劳工的民主主义问题等就渐渐地发动起来了。
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劳工党，曾召集第一次全体大会于名斯克城。在这次大会间曾发表该党的宣言书。
该党的宣言书本是斯特鲁约氏亲自作成的。说来真也奇怪，现在斯特鲁约氏竟变了宪政党徒，在南俄蓝格两政府下做外交总长，舍死命的来抵抗劳农政府了。
劳动解放派在那个时候，已经就分为真正马克思社会主义派和经济主义派。斯特鲁约氏是经济派，他的观察点和他的意见纯是主张劳工无产阶级的革命，只准劳工无产阶级得着增加他们自己的生活程度，宽裕他们自己的经济罢了，不准劳工阶级掌握政治大权。那政治大权仍旧应该操于自由思想者（受完全教育之改良进步派）之手。
普列哈诺夫氏和列宁氏，自始至终，反对斯特鲁约氏和经济主义派。这派是根据伯伦斯泰因的学说，从事改造社会。他们学会了“所有的变动其最后正鹄结果等于无”，因此那经济主义派无论在国内或国际间，总持临机应变服从强硬的态度。
列宁派和其他马克思派联络起来，集于“诚实”报社，组织了“诚实团”，始终抵抗经济主义派，从此这两派势成水火了。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开第二次大会于伦敦，在这时候，诚实团战胜了经济主义派。可惜诚实派得胜后，起了内争，以致分裂两支：
一支的首领是列宁和普列哈诺夫，他们的意见，仍旧是把自由思想派看作和有产阶级一样，因为到了实行劳工革命的时候，他们是劳工的仇敌。
一支的首领是博特列索夫、马尔托夫、阿克谢尔洛得，他们是联络自由思想派的。
于是这二支最后完全分为二派。列宁派较博特列索夫的人数多二名，就名为“布尔塞维克”（若译其意，就是“多数派”，因为俄语“布尔塞”是中语“多”，“维克”是词尾的变化，其意表示“人”）；博特列索夫派较列宁派的人数少二名，就名为“民士维克”（若译其意就是“少数派”，因为俄语“民士”是中语“少”），多数派共举列宁为首领，少数派共推马尔托夫为主脑。
普列哈诺夫氏，自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内争分裂后，起先联络多数派，后又转而联络少数派，终又由少数派转而联络多数派，如此者数次。
一九〇五年，俄社会民主劳动党开第三次大会时，多数派会于伦敦，少数派会于齐聂，每次集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的中央事务所，归少数派占有，但是圣彼得堡的事务所，就归多数派所有了。
当一九〇五年发生的初次大革命，多数派主张全体罢工，但少数派在劳农议会里曾提出他的信条，竟得大多数的同意，唯有圣彼得堡的劳农议会，纯是实行多数派的宗旨的。
一九〇六年大革命完全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曾开第四次大会于斯托克果尔穆，在这次大会上，多数派与少数派复又联合起来。此时多数派的人数较少数派大减少，有隶属于少数派的性质。
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开第五次大会于伦敦。这次大会，多数派借拉特士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援助，又得了优胜及多数的同意。这次大会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完全分为二党，各组织各的事务所了。
少数派自从组织了他的纯粹事务所以后，渐渐地消灭了社会革命的志愿，图谋公开他的党派，借以扩张他的势力。最终完全达到目的，变为合法公开的党派了。
多数派仍旧照常严守他的宗旨，秘密集会。少数派曾利用有产阶级的势力作自己的护身。多数派始终不与有产阶级妥协，专门联络无产阶级的劳动者。
一九〇八年，少数派中有许多党员运动多数派，只要他们稍为表示让步以便互相进行社会改造事宜，而此事终归于无效。
一九〇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开第六次大会于巴黎时，多数派仍旧占优胜地位，并且组织了左翼部，名曰“前进”团，这部分的首领，是保克旦诺夫和鲁那车尔斯基（今教育委员长）。
多数派主义与少数派主义不同的主要点，不在革命以后的建设，而在实现革命的手段。少数派主张劳动无产阶级应该与有产阶级合办，多数派主张劳动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劳工自己去创造，无须乎有产阶级的维持。
对于一九一四年的欧战，多数派与少数派更是意见不同；多数派主张注重内政的根本改造，再进而达到各国的改造；少数派主张与联军一致胜德后再改造内政。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少数派简直地加入了有产阶级，公然对于多数派宣战，甚至于破坏建筑，枪毙劳动者。因此多数派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召集大会于莫斯科，将其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这个“俄国共产党”的党名，起源于马克思在世时。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多数派召集第八次大会时，通过了“俄国共产党”的新党纲。
一九二〇年三月，俄国共产党，召集全体大会于莫斯科，曾决议全劳农议会俄国的各经济整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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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同他的组织（李穆〔李少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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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同他的组织
李穆〔李少穆〕
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由现在的情形看来，是必要的。我们是要感谢苏维埃政府，因为他压服了许多反革命党（CounterRevolution）底起事，和攻打现在或将来的反革命党。论到势力雄厚的来由，都得了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农的帮助，才把俄罗斯黩武政策推翻，树起社会革命旗帜，宣布世界和平的大政方针。他们做了这样大维新，收没官僚田产，照均产的办法，交与农人手中，若无劳农政治的势力，哪能够办到这个地位。资本家的工厂（就是米厂、面粉厂、豆油厂、纱厂）和制造厂，不是由劳农政府收归国有吗？做坏事的富家翁的金钱，不是都充公了吗？盘剥重利的银行，不是都宣布为公有吗？各种实业，和许多社会新改革的事业，所有做工时候，不是都规定了八个钟头吗？将来事事都是照样而行。苏维埃共和人民的生活，都根本于经济大同的主义，享平等的福气。贫富阶级，是没有了。无论何人，凡是不劳动的，就不能在我们劳动界的大族中，得苏维埃社会共和法律上的保护。
现在我们尚有阻力，是受俄罗斯和外国有产阶级（bourgeoisie）的胁迫。他们想尽了方法，总要使劳动界和向来受他虐待的人，不能脱离他们宗教和国家法律上所定的奴隶缚束。所以反革命党的势力仍然甚大，野心仍旧未偿。现在劳动界和资本家冲突，已到生死的关头。
故加增共产党势力一事，是非常重要。我们于平民经济生活各支部中，在有觉悟的无产界，和穷苦的农民党内，提选训练一班领袖和组织家出来，使他们各个明白什么叫作社会党的管理，什么叫作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的管理问题。劳农两界的共产党，充他们代表委员的，已执掌苏维埃省会、城镇、地方、自治权。对于粮食教育各部的管理，已从缺乏觉悟的劳碌群众中，采取根本训练方法，以便将来都可担负苏维埃各部的事务。有此种种原因，所以共产党的支部，必须创办起来，可以指导那个制度，照着社会党的正路上去建设各事。这个支部，须不分贵贱，集合各界的雇佣，欲苏维埃政府的成功，惟有靠着他们，大家一齐出力做事。
现在我将共产党支部组织大纲，录呈于下：
一、共产党支部，系合苏维埃劳工和农民代表组织成立。
粮食教育及各种规定的机关，是不论贵贱尊卑的各界雇佣，伙计，司事集合成之。
说明苏维埃政府和军需机关的支配人，遇必要时，得彼此联合，报告彼等所行的事，已决的议案，或预备取决的提议。
二、支部成立后，即选举办事委员（ExecutiveCommittee）或办事部，以便实行任事。委员名额多寡，是无定数，依支部党员的多寡和事务的繁简定之。
三、因为这是政府的最高机关，所以共产党支部，须推派一本党委员，管理苏维埃规定机关的雇员，铲除反革命党一切所做的根苗，实行严肃的训练。经济教育及别种机关的委员，均须由支部内举出，但须看支部做事的性质定之。
四、支部办理苏维埃一切执行的事务，须有共产党思想和宗旨的精神。
五、支部所派的共产党员，即如事务处有责任的候补人，其资格概与苏维埃各机关的人，一律平等。
六、共产党的群众，在每日生活中，须实行练习一种严厉百折不回的教训，如在会场时一律。
七、各支部须谨记，苏维埃的内政，是不务外貌，总须常常饱满创造理想上的精神。
八、因为地方政府是行政的机关，所以共产党支部，必不可与他群众格不相入，须留心观听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需求，以便与苏维埃联合，并须彼此有不断的固结势力。
实业和铁路的共产党组织
这里共产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并可加增许多实业界有觉悟的劳工为党员。因原料厂、制造厂、店铺、铁路，各实业，都是一国不可少的。他们办理得宜，不要减少他们的出品。反观苏维埃共和市场，每一个有出产的劳工，他的权势与力量，同他的出品是一齐加增。各业中有觉悟的劳工，和共产党的同志，须变成一个指导的中心点。拿他们已做的事实，作本身的榜样，和模范的教训，激励一班懒惰人。指明物品的利益，使他们知道劳动一事，不是出于勒迫。苏维埃共和建筑的工程，大部分都仰赖他们。譬如国家是一个大的机器，无一人不是一个小螺丝钉，这样才叫作苏维埃的共和国一班有觉悟的劳工，大家须知道，无论在何处，所有制造厂、店铺、原料厂、铁路、邮政局、电报局、轮船公司、公所、联合会，当组织共产党支部。以他们敏捷的刺刀，新觉悟的精神，染沾上一切实业的生命。现当势力冲突吃紧之时，凡富有实业生活精神的无产界，为苏维埃政府争生死，和百折不挠的战士相联合，成一极伟大的势力，压服一切反革命党的攻击。
共产党店员委员会的组织条规
一、共产党店员委员会是店员加上有关系的劳工，和当地共产党支部，织织成之。
二、共产党店员委员会执行一切实业界有关系的，生活的权力。在有关系中的一切组织内，选举候补人。
三、共产党店员委员的责任如下：
（甲）布置今后，一切常议会事务，以讨论当时一切问题为目的。
（乙）使劳动界工人，以他个人的关系，入册为新党员。
（丙）招凡为党员的工人，入红军。
（丁）有关共产党文事方面，在于分送党中所定的会议演说，聚餐各种入场券。
（戊）向党员中，征收会费。各有关系的党员，至少每星期开两次本党会议，以便报告党内的生活。常常讨论政局情形，并就本党的关系，筹划实行对付的方法。
（己）派代表，赴当地共产党支部委员会议。
共产党店员委员的组织
一、委员会须于共产党大会内选出。
二、委员至少须三人，主席一人，秘书和会计各一人。
说明开始时期凡党员不到十人者，得派代表一人，赴代表大会。并有投票权。
实业联合会的共产党组织
本党的组织，是我们实业联合会中，优秀劳动界的分子联合成之。正如无产界，在中央组织的经济会一样，与劳碌的群众，有直接联合，此举是特别不可少的。昔日的联合会，在经济上为竞争的组织，劳动界为罢工的目的。这种时代，是已经过了。现在社会共产党的政府制度，已将罢工一事是打消了，譬如拿着阶级战争的武器，已没用了，自从劳动家经济的要求妥定劳动联合会，和劳动委员会双方自愿，结缔条约，处理这种困难。此种联合会，所以在今日，已是实业界经济组织的中心点，由劳动机关监督之、操纵之。这个联合会，是无产界的坚固保障，可以教导他们，自己对于国内的实业事务如何安排。此种事业从前都是有产界管理的，哪里轮得到他们。劳工组织的问题，最要紧的，就是造就他们的觉悟和学问，使人人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社会和政治的大势力，乃是实业联合会的基础。因为有时他们要干很重要的事情，比方像一个保护劳动团体的机关。所以我们紧急通告你们，要你们来帮助，在他们联合会中，从速组织共产党支部。
职工联合会，共产党支部的大纲
一、职工联合会共产党支部的目的，是团结联合会中共产党有觉悟的分子。
说明本党会员及表同情者，均得入会，并于会议时有投票权。
二、所有筹备讨论各问题，由各方面按日送交本支部者，如联合会办事委员会议，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共产党总部和各支部会议，店员会议。所以一切问题，支部即在筹备选举会内，即加讨论。建立一确定的规则，和实行的方针。由联合会组织中，使一切议决案，发生效力。共产党支部的目的，是使联合会，所有一切议决案，不得与共产党宗旨有违背之处。
三、联合会中的支部，一律有维持共产党声誉的义务。这种目的，在于开演说会，演说我们目的；设讨论会，讨论我们党中问题。此外尚有方法辩论会。共产党进行的计划。
四、指教新党员。
五、支部目的，在遵行本党高级议决案，使联合会实行之。
六、支部对于联合会创办事业，须遵守共产党中央集权主义，和实业的大结合。
七、支部对于党员，须报告共产党一切议决和通过案，并说明紧要的理由。
八、支部对于联合会教育事务，须实力提倡之，并派代表执行之。
九、支部须注意，不得使党员对于共产党本部或支部议决事件，有做错的地方。
共产党支部的组织
党员的权利和责任。
一、联合会会员，须得本会会员两人的介绍，始得为本党党员。
说明一凡新会员，共产党支部，开会时，须加以审查。
说明二本党会员报告加入支部者，则无须介绍。
二、凡党员历三个月不缴会费者，支部即将该员除名。
三、会费由收数员征收，有一定办事时间。
四、共产党支部特别费，此宗款项，专为支部组织和计划的经费。
五、设立一特别的监督，管理一切支部事务，其经理或监督员，由支部大会选举。
六、支部开大会时，各党员须克期到会。
七、支部党员，不论缺席，或投反对票者，凡一经议决者，均须恪遵毋违。
八、会员或党员，均须按期缴费。
九、党员因实业关系，与店员委员会代表，有永久关系。
凡店员一切大会，和店员委员大会，均须知照共产党支部办事部。
十、支部每一星期日，至少须开会一次。设有特殊会议，临时由办事部通告各党员。
十一、支部得与乡村和城镇各委员会互相联络，由办事部执行，遇开会时，延请演说员和运动家。店员开会亦当互相延请。
合作社Cooperatives的共产党组织
在合作社，有劳动界中的不纯粹分子混入，又一般小资本家，教民腐儒夹杂在内，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至今依然薄弱。乡村合作社，是联合的机关。凡富有的畜牧家，和穷苦的农夫，均可入会并承认为担负完全责任的党员。
城镇合作社，是与乡村一样。看现在合作社现在的情形和他膨胀的程度，完全是一种组织的形式。因有反革命党分子，由于有产阶级和反对派所组合，建筑他们巢穴和破坏团体，故目下的合作社，除了反革命党分子外，并且将合作社，变成了一个商店，大不利于买卖的事宜。完全是孜孜为利的性质。真正合作社的目的，是劳动界解放不能自主的奋斗机关，为社会主义的战争利器。
故这个目的，不在合作社表面活动之中。凭现在染有谋利性质的合作社，要拿他作为传播觉悟和学识的中心点，真是很难的事情。
改良合作社的奋斗，非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及劳工的联合会，有密切关系不可。要在合作社组织式内，加上共产党的势力。必须合作社的社员，先组织团体。共产党有了合作社的社员，就是合作社的雄壮分子，因为合作社当时的活动，他们是大有助力的。现在这种特别的情形，当俄罗斯合作社运动时，假定这样伟大的比较。
但是他们一切的发达，总与平民教育的大问题，是格格不入。并用合作社和共产村密切连络的法则，越过社会主义从前的大理想，完全一律代以商店买卖的理想。将我们合作社束缚起来，并使无产界和农人界，至□□底势力受了打击。
要合作社有合法组织，和施展你们势力，为久远计，使将来俄罗斯苏维埃有无限希望。合作社的经理国事，现须发表真确的效果；亦正如目下，有必不可少的勤恳共产党的动作。合作社各团体问题，亦要加上这个动作，由支部的共产党党员，在合作社一切活动之中，展布势力。
乡村共产党的组织
这个各乡村共产党在我们俄罗斯，广远国土之内。查俄罗斯的村庄，受沙文主义虐待，负农奴的羁绊，眼睛又被教士和私利者蒙蔽，已数百年昏睡，无知了。故俄罗斯乡村要求你们有惊天动地的组织，如何可少呢。共产社会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力量是很薄弱。所以乡村的团体，要快建设起来，忙把那些农夫和雇工联结起来。唤醒酣睡的农夫，使他们亦要预闻政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须知道，有极大可惊的势力在数十百兆田亩劳碌辈中，偃卧不动。倘他们也能像城镇劳工界，为着本身切肤的利害去牺牲，也去为着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奋斗。这种大势力，无论什么反革命党的攻击，均可一律压平。故具大威力的农夫界，和无产界的联合，就是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依靠的基础。
假使我们，拿农夫界摆在一边，让他们无什么组织。或者将他们生活和利害的知识，也不去发挥出来，我恐怕一定要遇着种种误会。那苏维埃政治，必要有些困难。要免去上头所说乡村中的误会与困难，所以勤苦农夫和有觉悟底雇佣，必须将互助永久的机关，建设起来，充当乡村中指导分子，担任一切说明，使农夫除他常识以外，也知世界潮流的问题。城镇的劳工，他有联合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诱导他们的觉悟，乡村里头，这些事完全没有。就是几处有合作社，都是完全买卖的性质。
对于乡村的觉悟，是看得极轻淡的。
对于这个方向，我们第一步，须联合农夫小团体，为入手办法。凡在苏维埃制度中的一村一落，由农夫中挑选些聪明人出来（对于青年尤须特别加意）。试办团体内，有限制的，社会共产党方法教授。每天用简单高尚的话，说给他们听，使他们个个熟习一切的言论，凡来听的农夫，稍有一点智慧，都可明白过来。这村中的各团体，必与别村的各团体互相联络。须时常开会，世界潮流的布告，须详细报告他们。每个团体内，须有他们几个自己人管理。这几位，就是掌理团体内一切专务，召集会议，和邻近村落各团体互通音问。所有乡村共产党团体的组织大纲照录于下。
一、各乡庄村落，都须举办共产党团体。中等和贫苦的农夫，连他们雇工，共同组织之。
二、共产党团体选举指导员，至少必须有两名。看将来新入党的人数，得加增之。
三、凡邻近村落各团体，得与某处区域混合起来，变成一个区域共产党总机关。所有区域常会或大会，村落团体，得选派委员到会。共产党的区域委员由是选出。
四、区域委员会，定额不得逾十五名以上。
五、有些村庄和乡落，不能成立一个共产党，只有个人的同志得联合许多村落中多数的个人同志，共同组织一团体。
六、区域团体的组织，得在团体内选举代表，和城府的团体办事员，互通消息。
说明设该处无城府团体办事员。那区域的办事员，即在他城府境内，设立中心办事处。遵照共产党、中央办事委员核准的团体条规和章程的大意，加入省会的组织。
七、区域农民的团体组织，为时事或布告问题，得召集城府一切团体，开城府会议。讨论取决。
八、农民的共产党会员，对于区域组织须直接纳会费。
说明农民会费，对于该机关的经济，定能够充足，故他们所纳会费，可以较城镇所纳的，略为减少。
九、会费的收入，其均派和支配的办法，由团体拟定照行；但会费由各区域城镇委员会各保存一份，次则省会及中央办事委员，亦各保存一份。
乡村中共产党团体的宗旨
乡村中共产党团体的宗旨如下：
一、区域委员会要向共产党所定的方针进行。
二、乡村中富有金钱，垄断把持的私利者和他们的爪牙，均须以极猛烈极惨酷的奋斗与之对抗。
三、凡苏维埃政府，宣布的命令，共产党得监视和指挥区域委员会必须照行。
要特别说明面包国有的必要，因面包是人人所必需，安可属诸各人，借以谋利。战前我们已难免饥饿，自行国有的办法，始免了枵腹的忧虑，所以面包要归于人民全体。一切商品，如制造品皮革、钢、铁、生铁、石炭、火、油等类，均须照样收归国有。依照这办法，始可杜绝垄断谋利的恶习。方才可将人类一律平等起来，无贫富之分。
四、管理各委员会和其他有势力的团体，在乡村内所行使的权力，在于监督一切农务产品的注册，按户口平均分派。
五、共产党的团体，对于讨论一年的收成确数，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乡村委员说明后，共产党支部，须调查是否完全切实照行。庶可免去饥馑垄断抢劫等事。
六、扩充教育事业。
七、设立图书馆、阅报室，购置一切日报杂志。并函告中央，索寄共产党特别文件。
八、住居城内的乡民须互相联络。并介绍他们组织团体，复供给他们文件和共产党组织法，实大有助本乡的人民。
九、乡村内务支部团体，对于当地的教习和医生，须有密切的联络，使他们对于团体的活动均表同情。
十、乡村共产党和区域团体的委员会对于小学堂的教科，须十分严密督察。务必遵行定章，培养幼稚时代的精神。使他们将来都长成为革新人物。万不可照老法子，将求富贵功名的学术，再去蒙蔽他们灵气，引诱他们心思。
十一、乡村共产党团体，和区域团体的委员会。务必抱定宗旨，凡当地区域，社会各部分选举职员时，当严密督察。不可使有反革命党分子混迹在内。
十二、组织一雄厚受训练有秩序的红军（RedAmy）。保护苏维埃共和政府的威权，以与曾经起冲突的反革命党势力相对抗，此事极重要，须用全付的精神来注意他。用反革命党势力，足以摇动现在苏维埃贫民的政治。我们这些大同志，须劝勉各团体会员，学习战术，成立一个共产党分队（CommunistDetachments），又要乡村中稍贫的农民，也要起来，帮助成立一个同式的分队。
红军的重要，对于农民，须要他们切实了解。因为这种红军，奋斗的目的和问题，却比沙皇尼古拉斯（Nicolas）的老军队，大不相同。那些军队，是专为奉命保护大地主、资本家、银行家用的。现在的红军，是为劳工农民和贫民的政体，无分穷富的平等国家，大劳动的邦族，种种原因来奋斗。并可消灭一般寄生虫和治人者的害群分子。
在乡村内进行改造的要法，有他们一种奇异的性质，故改造人和游说家，必须求有特别经验的人。但是这种人，须他们乡村内，自己伙里人，才能深晓得一切习惯，不会隔膜。如夏季，和秋季一部分时光，是不能完全利用的，因农人每日的工夫，都在田亩内。即不在田亩，必是他和他的雇工，已困顿非常，不能工作。故党内事务，只可用他们休息日，和他们宗教上特别休息日，那时各乡镇农民都集齐开会。当这种日期，乡村和区域各团体，可开大会，或团体代表会议，亦可用以开公共会议。在冬季，则团体内办事，更有秩序。因空闲时候多，交通又方便。所以区域会议，和全部事务，均可满意进行。乡村内团体组织，须拿这个方法为基础。我们始可将阶级竞争的活泼精神，遍布出来。纵使我们党内，尚混有反革命党的分子，与他亦无害。我们又可使精神相似的农民，为有势力的共产党同志。故凭我们创造的精神，可将数百年，乡村所受奴隶和驱使的黑暗印迹，一律剔除干净。时机已到，乡村的少年子弟和城镇的无产的平民，快快于元气颓丧的昏睡中惊醒起来。共产党建设的工夫，可指引乡民，去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直接竞争，在于竞胜一切生活上的权力。
军队中的共产党的组织
革命的战士，须有军队共产党的组织。此举的必要，有许多理由。因俄罗斯地位，是包围在各资本主义国的铁环中间。自俄罗斯共产党政府成立后，已消灭资产阶级管理国务的障碍，废除土地工厂私有的制度，收回资产界的银行，解除反对派的武装。故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反招惹了各国资产分子的社会反对。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可摧毁全世界已朽的皇位，成为新社会制度的根基。资产制度的国家，有以上观念，逼得心中放不过去，合起来谋些鄙劣的奸计和阴谋。出其种种穷凶极恶的方法，用他们军队的势力，要想压迫俄罗斯的革命。一切资产阶级的世界，都是一个反对派军营。他们对于国内的劳工，行其贿赂和哄骗的手段，运动成功，使与我们武力相抵抗。苏维埃共和政府，即遣派他秩序齐整的红军，对付与此辈愚蠢的敌军。在社会主义旗下的奋斗，即是保护社会党的国家。红军兵士，与资产界的军队丝毫不同。他们不是为私心打仗，不是替资本家争荣耀，亦不是为财主发大财。他们为的是劳工政府、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体来奋斗。所以他们每支枪炮、机关枪和别种杀人的器械，都是为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对的努力，用以自卫。为的是社会主义，保留这种武器，并不是为人类自相残杀的宗旨。因有这许多理由，所以在我们新成立红军中，不可不有组织共产党的要点，是由各队自相组织，可严密侦察一切反对党势力的活动，并视察军队分子，不可为反革命党手中盲从的器械。
一、共产党的团体，须查看个人一生的训练教育等事。
并依着世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的公共方针一样进行。
二、查看个人的军需。
三、须注意军人，不准有丝毫妄想，如帝国统辖的强盗军队。彼等须远离抢劫邪行的分子。
四、这个团体拿他来做一个当奋斗时的勇敢和牺牲的模范。
支部团体，须在每排每连中组织。再加入团旅师中，成立旅部和师部的组织。办法悉照乡村工厂职工联合会，和合作社一律。这种的组织，在军队中，是毫无疑意，有极大的利益，加许多的力量。非特与战争合宜，即训练时亦非常便利。所以在红军队中，各团体会员的目的，是立刻经营极广阔的团体运动，吸收红军外别种团体的活泼人才。我辈承认的，只有带共产党思想色彩的无敌红军，可抵敌一切反革命党的攻击。
同志呀，在苏维埃各机关、实业界、合作社、职工联合会、乡村和军队内，须处处组织共产党的团体。我们在各种集合团体的活动中，鼓舞团体重要的生活，使他们日见膨胀，势力日见增加。现反对苏维埃政治的发生，已显然在我们面前。故团体是革命唯一的保障。因世界上反革命党的势力，用他们铁环式军队，包围我们，故我们的势力，虽然雄厚，但是还要加上几分。历史上已明白表示，保存俄罗斯苏维埃政体是唤醒西欧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妙策。等将来革命的火把，聚成一浩浩荡荡的大火焰，即将世界上所有一切资本家完全烧成灰烬。
联合呀！共产党在铁阵的团体内建设机关。此种必要，不仅为目前冲突，即将来茫茫的后日，也是万不可少的。劳动的声浪，虽经天地晦暝的杀戮，仍超过血海。虽经枪炮纵横的霹雳，仍穿越重洋，互相问答。时日已临，这种凶悍强徒和罪恶的朽腐世界，不久将受西欧劳动界，无上的压力，崩坏毁灭。当那荣耀之日，我们尚需前所未有的大势力，帮助我海外弟兄，建筑共产党改造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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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胡炎〔李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
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
胡炎〔李达〕
国际共产党联盟是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急进的社会党所组织的，是世界大革命的总机关，我们大家得要知道的，所以我把他的成立的缘起记了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资料。
我们要晓得国际共产党的缘起，不可不知第二国际工人协会堕落的历史。第二国际工人协会是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党的温和派代表在巴黎组织的。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往后就变为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和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假面具，就是在这一回欧洲大战的时候揭破的。他们表面上很主张非战主义，看他们在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一年几次开会所表决的议案，就会知道的，就是当着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争正要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布鲁塞尔地方开会讨论对于战争的问题，他们的态度最是强硬的。当时哈瑟、佐勒斯并且发表了很激烈的演说，好像各国资本家的政府一旦开战他们立刻要革命的一样。哪晓得隔了几天的光景，就不对了。佐勒斯因为反对战争被人暗杀了，姑且不提，哈瑟竟变了公然主战的人了。法国的喀特人内阁做官去了，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蒲列哈诺夫一流人，也加入资本主义战争了。他们讲什么社会主义呢！他们已经变成讲国民自由主义的人了。他们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能配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
一九一五年九月，各国真正社会党代表，在丹麦华尔特开会，首先表明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发表了非战主义的宣言，国际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到这时候才表现出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由德国来的是列德布尔和荷富曼，由意国来的是拉查里和莫得克里亚，由法国来的是麦尔海姆和普登伦，由俄国来的是列宁、亚基塞尔洛特和波布诺夫等人，都是很有彻底主张，有实行能力的人物。他们所决定的议案，不仅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并且议定了怎样实行世界大革命的重大案件。这时候列宁曾经指摘第二国际工人协会的堕落，提议组织国际共产党联盟，虽然当时因为机会未熟，未能即刻成就，而国际共产党组织的动机，已在这时候发端了。丁麦华尔特会议之后，有些什么举动呢？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俄国大革命。列宁派在俄国成功以后，共产党的势力一天一天地膨胀，第二国际工人协会中那些无主张无能力的分子，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国际共产党组织的新计划也渐渐地实现了。果然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这轰轰烈烈的世界共产党所组织的国际共产党大会就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了。
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十九国的共产党，就是亚尔麦利亚、奥大利、爱梭亚尼亚、芬兰、德国、匈牙利、列得兰、里斯亚尼亚、俄罗斯、波兰、乌兰等国的共产党，以及挪威社会民主劳动党，瑞典社会党左派，瑞士社会民主党，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巴尔干革命的社会主义联盟。此外加入团体，还有三十九个。其中最有力量的，自俄国共产党（即多数派，中国人译为布尔什维克，去年改为共产党）为始，其次为德国斯巴达他卡司团，意大利社会党，美国的I.W.W.及社会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及英国社会党。此次会议之后，英国方面马喀、迈纳、司包尔等非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麦洛亚那样同业公会社会主义者，都联合起来，组织共产党加入国际共产党了。其余的如德国独立社会党、法国社会党、爱尔兰劳动党、葡萄牙社会党、美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劳动党，虽然还没有加入，可是都脱离了第二国际工人协会了。
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呵！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前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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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无懈〔周佛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
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
无懈〔周佛海〕
一
诸君！今天不是十一月七日么？这一天究竟出了些什么事呢？我想稍留心世界大势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这就是俄国克伦斯基（Kereusky）政府颠覆，共产党——原名多数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二十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他既然有这样的价值，我们来纪念他是很有意思的了。并且我们不单是为俄国共产党底成功而纪念，也不单是为俄国人民得脱离了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纪念；乃是为世界革命底前途而纪念，为社会主义底前途而纪念的。
二
共产党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代克伦斯基政府而起的。自从那一天直到现在，他们哪一天不是处在万难的境遇里面的？从消极方面说：他们从前政府所承受的东西，除了国家财产底破产和无组织，无训练的群众以外，别的还有什么？从积极方面说：则外之有联合国底封锁；内之，有台尼金（Denikin）及柯尔加克（Koltchack）等底反抗。就是同属于与旧社会恶斗的党派之中，也有社会革命党（SocialRevolutionists），少数派（Menshevik），及无政府主义党（Anarchist）底反对。他们底基础最初不甚巩固，他们底困难，他们底敌人却有那样地多，而他们竟能维持他们底地位，扑灭他们底敌人，直到现在。他们底基础，已渐渐地巩固；他们底难关，已渐渐地通过，将来很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决不会失败的了。所以我们崇拜他们，信仰他们，为他们作纪念的精神，是至死不变的。
三
要为共产党做纪念，就要把他底发生，特质，及现在的社会组织详说一下才好。但是关于这一类的事，早已有人介绍过了；若是再重复烦说，未免虚费读者底光阴。所以现在用最简单，最扼要的方法，把他们略述一述，然后再进而述对于他的责难，及我对于他的意见；最后且把他与中国是否有缘，研究一下。
四
我现在要把共产党（多数派）发生的历史，倒述上去。共产党（多数派）是于一九〇三年从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s）分出来的。当时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进行的手段，分为两派：一是主张直接行动，平民专制的；一是主张议会政治的。因为有这个不同，所以就分做两派。属于前者的是列宁（NicholasLenin）所领的多数派；属于后者的就是普乃哈诺（GeorgePlechnoff）所领的少数派（Menshevik）。而社会民主党，又是和社会革命党从一八七六年俄国社会主义的唯一团体土地与自由（SemijaWorja）分出来的。前者初名为少数党（BlackRedivsion）；后者初名为人民底意思（TheWillofthePeople）。以后就各改名为现在的名字了。所以共产党底血统，可以下图来表示：
土地与自由{人民底意思（社会革命党）
少数党（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共产党
少数派
上述的虽然简单，但是共产党（多数派）底发生，也可因此而明了了。现在简单地把他底特质说一说。
五
共产党（多数派）的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拿一句话来答；并且关于他的书报，我也看了些，要找个一定的定义，简直没有——也许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于研究底结果，得了一个定义；现在不管他对不对——总不致十分误谬——把他写出来。就是：
共产党（多数派）主义乃是集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底专政底结合（TheamalgationofcollectivismandProletarianDictatorship）。
这个定义恐怕读者还不明白，现在把他的主义和别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派别比较一下。
共产党（多数派）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已是明明白白地不须多述了。因为前两者是反对一切中央权力，而后者乃是高唱中央权力的。至于他和同业公会社会主义及马克斯的正统派，就很有相同的地方。共产党（多数派）主义的社会组织，虽然和工团主义一样，在生产的行动范围以内，是使劳动组合完全行使他底自治权利的；但是他同时在别一方面，又承认政治的组织底存在。
这就是他和工团主义不同的一点，也就是他和同业公会社会主义底原理相似的一点。但是同业公会社会主义，是使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对立的。详说起来，就是以一方面代表消费者，一方面代表生产者而对立的。而共产党（多数派）主义，以为一个人为生产者，同时一定又为消费者；所以这两个组织，不过是代表一个人底社会活动的两方面的，没有使他两者底性质对立的必要。这就是他与同业公会社会主义不同的一点了。次就共产党（多数派）主义，是不是纯粹的马克斯主义的问题，研究一下。据我底意思，以为共产党（多数派）主义，确是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因为共产党（多数派）及马克斯都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及无产阶级底专政。马克斯主义，不待说就是共产主义；就是他底手段也是无产阶级底专政。这个只要读过《共产党宣言》（Communistmanifesto）的人都会知道的，无须多述了。
六
现在却要把他底社会组织，略说一下。这个要分做两方面来说：先说他底政治的组织，然后再说经济的组织。
他底政治组织，大家都知道是劳农会制度了。但是劳农会底组织怎样？简单说，就是：各乡村则由农人选出代表组织乡村劳农会，再由这个劳农会而组乡区的，县的；这个县劳农会，就是一县底政府了。各城市则由劳动者选举代表组织城市劳农会而为城市底政府。像这些地方的劳农会再选举代表以组织省劳农会而为省政府。省劳农会之上，则有由各省劳农会底代表所组织的全俄劳农会会议。这就是一国底最高机关了。但是这个会议是每三月开一次，不是久驻的；所以又由他底里面，以五人举一人的比例，约举出三百人以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个会就等于现在其余各国底立法部——国会。又由执行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组织人民委员会。这个会就等于现在其余各国底行政部——内阁。人民委员会所发布的关于法律的布告，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底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有罢免人民委员的权利。所以劳农会政治组织中，最小的单位就是乡村劳农会，最高而最有权力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了。这就是俄国政治组织底大概。
现在略述他底经济组织。这个我也把他分从工业方面及土地方面两下来说。
俄国重要的大工厂，都是收归国有的。他底经济组织底基础，就是这些工厂劳动者所组织的团体。各工厂里面有工厂委员会（shopsteward）；同时各地方又有由这个工厂委员会底代表和职业组合（craftunion）底代表所组织的联合委员会，以统一及调和产业上及职业上的利害。在这个上面，又有由产业的组合底代表所组织的全俄劳动组合执行委员会。这个会有管理国有工业内部的事务的实权；就是对于还没有国有化的产业，也是有势力的。该会在劳动人民委员会——劳动部——也是占着多数的。因为劳动人民委员——劳动部长——虽然和别的人民委员一样，也是由全俄劳农会执行委员会所选举的；但是他是以九人而成立的。这九人之中，五人是由全俄劳动组合执行委员会所举的。所以他在劳动人民委员会里，也很占势力。又该执行委员会里面，又有由工厂委员会所选举的几多小委员会；或决定工银率；或决定劳动者底配置；或担任劳动者疾病及别的事的保险，和劳动者底教育及娱乐等问题。所以对于劳动条件底三大重要事项――劳动者底安全，工银率及劳动者底配置，该执行委员会都握有决定权。所以这个会，可以算是产业上最高而最有力的机关了。但是内中还有些弊病。就是很有好多时候，有因为特殊的产业利害，而不顾全社会一般的利害的。于是生出在各工厂，各产业之间，设立调和及统一他们的特殊机关的必要了。应这个需要而生的，就是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关于这个会底组织，将来再详细介绍，现在不多说了。不过俄国经济之中，最小的单位，就是工厂委员会；最高的机关，就是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这却不可不知道的。
次就土地的问题说一说。俄国底土地，现在都是国有的。他底管理法，是乡有乡的土地局；县有县的土地局；最高还有中央土地局。他底分配方法，可分为三种：最占优先权的，就是土地局。他可保存土地，为公共的利益自己经营。其次就是农业共产团（AgricultualCommune）。这个是由一个任意的团体，共同耕种一定的地面，共同处置其生产物的。最后就是平均分配给农村的各家族，让他们独立经营的。不过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共产党（多数派）本意想把土地都分给农业共产团，而不愿分配给各家族的一点。因为他们底目的，是在农业社会化；所以很想为土地底集合的利用，而不愿分给个人的农夫。但是土地底分配，又是人民所希望的。所以不得不让步，分给他们。然而他们还是极力地奖励农业共产团，借农民以资本及物质，使他们组织，而向着农业的社会化一方面前进。
上面所述的，就是俄国现在的经济组织底大要了。以下再说我对于反对他们的责难的辩护。
七
反对共产党（多数派）的议论也很多，不过大多数都乱吠，毫无辩驳的价值。有人说他们杀人太多，骂他是魔鬼的。这种议论，简直是对于共产党（多数派），毫无知识的人说的。像共产党（多数派）那样的杀人，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他们杀人不是乱杀的，他们是杀杀人的人。他们底杀人，就是杀人。人越杀得多，一般人民就越安全，越幸福。就退一步说，他们底杀杀人，乱杀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杀多少人。美国巴里特（WillianC.Bnllitt）底报告道：“被劳农政府底‘镇压反动革命的非常委员’（现在早废止了）所处刑的人，圣彼得堡为一千五百人；莫斯科五百人；别的各地方三千人：总计为五千人。只有芬兰南部，为满勒哈姆将军，不用什么裁判，所处刑的男女劳动者，上了一百二千人。设若柯尔加克及台尼金得了胜利，恐怕劳农政府只杀几百人的，他们要杀几万”。从此也可见劳农政府杀人不大凶了。所以这一派的非难，没有多驳的必要。
还有一种非难，比上述的是要有力些。这种非难，就是说共产党（多数派）不彻底的。这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和小有产阶级（pettybourgeoisie）及知识阶级调和及把土地分给个个农人的。不过这种非难的人，比较很少，所以有许多人简直没有顾及。我们要知道他们那种妥协，那种让步，并没有失掉社会主义的精神；并且还是实现他的一种手段。试看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不是有一种叫做社会政策（socialpolicy）的吗？这就是资本家对于劳动者让步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能说资本主义，因为这个政策，就失了他底真髓不能？恐怕这个政策，因为缓和了劳动者底不平，反足以维持资本主义底寿命呢！所以资本家行社会政策，不独不与资本主义相矛盾，并且还是维持他的手段。同像共产党底妥协，也是这样的。试问社会主义的国家底基础，不是产业和人民吗？但是没有专门技术家，只拿着一群无技艺的劳动者，能够生产吗？所以没有专门的技术家，工厂就会要倒闭。工厂一倒闭，社会主义的国家，即刻就会要破灭。所以像专门技术员这一类人，虽然是属于小有产阶级，须用强制力来强迫他们；但是有机会是可以和他们调和的。和他们调和，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所以调和的结果，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反是维持社会主义。那么，就不能说他们不彻底了。
次就土地问题而论。这也是和前问题一个意思的。俄国底人民，不是占全人口底最多数吗？设若他们一起来抵抗，共产党还立得住吗？况且还有他们底反对党——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之间拼命地运动。设若他们一不服从，恐怕列宁要为第二个克伦斯基呢！所以他们把土地底一部分分配给个个农民，正是他们维持他们底主义的一种手段。你看他们现在极力地奖励农业共产团，就可知他们没有失农业的社会化的精神了。所以也不能以土地问题，来说共产党不彻底。
那么，对于共产党的非难，不是没有了么？还有！还有！还有一个极有力，极有价值，可以致共产党底死命的非难。
八
这是一种什么非难？这就是非难他们底无产阶级底专政；说他们是和民主主义相矛盾的。这种非难，虽然不是从外部——资本家方面——而起，乃是从内部——社会主义内里——而起的；但是资本家也就利用这个非难来攻击他们了。所以现在攻击他们的人，不攻击他们是社会主义，而攻击他们是专制主义。他们自己，不立在资本主义的上面来攻击，而立在民主主义的上面来攻击。这种攻击，固然是极有力；而从社会主义自己内面来的攻击，尤为致命的。他们以为改造社会，不是为哪一阶级而行的，乃是为一切阶级而行的。其所以和资本阶级死斗的，也不是为哪一阶级底特权的，乃是为废弃一切阶级的区别的。像他们底行为，并不是废弃一切阶级的区别，乃是为无产阶级谋特权的。所以他们主张一阶级底专制——无产阶级底专制。这和资本阶级底民主主义，资本阶级底专制，是正相反对的。他们底非难，大概就是这样了。
不错，不错！共产党（多数派）现在是行无产阶级底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底专制的。这事我们不能替他讳，也不必替他讳。就是他们自己，也明明白白地说是一阶级底专制的。但是我要问一问，这到底是他们底手段，或是他们底目的？设若是他们底目的，那就没有话说了。设若是他们要达到社会主义，要达到普遍的民主主义的手段，那么我就要替他们说几句话。我想他们以无产阶级底专政，来攻击共产党（多数派），还不十分切要。若是我要来攻击，我就不攻击他们是一阶级底专制，而要再进一层，攻击他们是少数者，一、二人底独裁政治。列宁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要使多数的意志，服从一人底意志吗？拿这个理由来攻击，比说什么一阶级底专制，还要有力得多。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又是可以缺少的吗？试问要把一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推翻，另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强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既倒，社会主义的社会新建，基础未固，反对丛生的时候，没有强制，是不是能维持？列宁道：“若以为不要什么强制和独裁政治，可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真是妄诞的，梦想的主义（见列宁著DemocracyandProletarianDictatorship文中）。”就是马克斯晚年，在戈塔（Gotha）纲领底批评里面，也说道：“资本的社会组织和共产的社会组织之间，有从一方移到他一方的革命的变形时期。这个时期就相当于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政治的过渡时期，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独裁政治的状态。”可见得要达到实在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底专政是不可缺的。只有这个手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只有这个手段，才能达到普遍的民主主义的目的。所以广义派不像资本阶级一样，明明事实上是一阶级底政府，却偏要说是一切阶级底政府。他们乃是明明白白地承认是一阶级底——无产阶级底——政府。但是普遍的民主主义，只由这个手段才能达到的。一般闭着门空想，没有一点实行的经验的学者，只拿着什么一切阶级底民主主义来反对共产党（多数派）底一阶级底民主主义。殊不知所谓普遍的民主主义，直到现在，只是观念上的东西；至于当做历史上的事实，简直没有见过。而要把他变成事实，只有从无产阶级底民主主义的这一条路。列宁道：“所谓没有性，宗教，人种及国民性的区别的市民平等，是资本阶级常常说要实现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底下面，终没有实现。而劳农会底权力，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底专政，一举而完全实现了。”所以无产阶级底专政，不独不与普遍的民主主义底原理相矛盾，反是实现他底惟一手段。
再进而就事实上，证明非无产阶级底专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岂但要无产阶级底专政，还要少数者底独裁政治！这个要把革命的进行，分做三期来论——这是列宁底意见。第一，就是与资本阶级战斗的时期；第二，就是和小有产阶级及知识阶级战斗的时期；第三，就是训练无产阶级他自身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少数者底强制，向着无产阶级他自身而用的时期。现在把他们底必要，分别地说起来。
第一，资本阶级将倒，无产阶级新兴的时候，资本阶级是否甘心情愿把在社会上的一切特殊利益，特殊位置丢掉了，让无产阶级去干，不来谋恢复？他们若果要图恢复，就不得不用一切手段，如无产阶级前者之所以推倒他们的，来推倒无产阶级。他们既然用一切手段来推倒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不用手段来自卫了。无产阶级有什么手段可用？他们既然握着政权，就只有借着政治底权力来行专制了。用专制就是使已被推倒的资本阶级和旧社会底一切特殊阶级没有参政权；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这就是束缚他们，使他们没有活动的余地。试问这个时候，若拿着普遍的民主主义这块好招牌，不去束缚他们，让他们去活动；无产阶级所组织的政府有无危险？无产阶级底政府有了危险，社会主义能否实现？普遍的民主主义能否实现？所以这个时候，若不雷厉风行地严行无产阶级底专制，那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罪人；消灭普遍的民主主义的罪人。反过来说，就是恢复资本制度的功臣；复活资本阶级底民主主义的功臣了！他们为什么事而革命？是不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革命？既然是这样，那就万不可使资本制度和资本阶级底民主主义复活了。要使他们不复活，那就不得不用专制手段了。这是在第一期内，无产阶级专制必要的理由。
再进而论第二期。资本阶级及别的旧社会底特殊阶级，若果没有活动的余地，没有复活的希望的时候；那么，从消极方面妨害社会主义底实现；从积极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底建设的：就是小有产阶级及知识阶级。这个阶级，具体地说，就是如工艺家，教员，专门技术家，医生等类的人。这类人既不愿资本阶级得势，也不愿无产阶级专权。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奋战的时候，他们来助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的群众，反为他们底知识分子所引率。——最少在某一定时期内，是和无产阶级向着同一目的而进行的。但是到了无产阶级战胜之后，他们又听资本阶级底唆使，反对起无产阶级来了。他们反对的方法，就是取同盟怠业（sabotage）的形式。工艺家则不肯做工业上的事；教员则不肯上课；有专门技术及知识的男女，则不肯协力帮助他们建设。总而言之，就是不肯帮助无产阶级底建设，妨碍社会主义底实现。既然这样，那么，共产党（多数派）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起见，就不得不取相当的对付手段了。这种手段，除掉了温和地劝诱他们以外，只有用强制力了。所以一面劝谕他们照常服务，一面就要用强制力来强迫他们了。设若一得了他们照常服务，那么，社会主义底实现，就可谓更进一层了。这是在第二期内，无产阶级底专制必要的理由。
最后来论第三期。在第三时期，少数者底独裁政治，就有向着无产阶级他自身用的必要了。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惟一的，重要的元素。无产阶级若一靠不住.那么，社会主义就要绝望了。但是俄国底无产阶级，大概都是无自觉，无训练的。设若不用强制力，他们就会要不作工了。就算勉勉强强地来做，也一定会是敷敷衍衍，无秩序，无组织地来乱做了。他们如果这样，社会底生产力必要减少。生产力一减少，那么，立在产业上面的社会主义，就会要倒下来了。所以列宁道：“一切大机械工业，是社会主义底生产力底源泉，底基础；所以都要绝对的，紧密的意志的一致。又要以这个意志的一致，来指导几千百万人民底共同工作。这事从技术上，经济上，历史上的见地看起来，都是很明白的。只要是有心社会主义的人，没有个不承认他为必要条件的。”但是怎样才能保意志的一致呢？列宁答道：“就是使多数的意志，服从一个人底意志。”但是他们并不是主张永远这样专制的；乃是因无产阶级底状态和程度而异的。并且他们也不是欢喜这样做的；他们乃是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不这样做而不可得的。设若无产阶级有了觉悟，有了训练，有了组织；他们绝对不这样做的。你看列宁又道：“设若参加共同工作的人，有了理想的自觉和训练；那么，这个服从，就会要和音乐队队长底温和的指导一样。但是设若没有理想的自觉和训练；那么，这种指导，就会要取独裁政治这种锐利的形式了。”这是因为没有理想的自觉和训练的工人，设若不加以强制，生产上就要受大恶影响。生产上有了动摇，社会主义就会立不住了。所以在第三时期，也有行独裁政治的必要。
由上面所述的，已可以知道无产阶级底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很有密切关系了。有无产阶级底专政，然后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底专政，就一定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了。德国底改造不彻底，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共产党（多数派）行无产阶级底专政，正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一大功迹；还能拿这个为理由来反对他们吗？
这里还要重复申明一句的，就是他们行无产阶底专政，是他们底一种手段；是他们达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万不能把他当做他们底目的看。这个看看他们独裁政治底强制力底对象，于三个时期各不相同就可知道的。
九
现在另外又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多数派）在俄国的这种办法，可以适用于其余任何国不可？这里必定有人道：“一国各有各的特殊历史，特殊状态；当然不能以适于一国的方法，适用于任何国。所以共产党（多数派）底办法，也只能适于俄国；断不能以为他在俄收效，在其余任何国也能收效。”这话实在不错。无论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有在一国是灵丹，而在别国是毒药的。但是其余各国，我虽然没有空工夫去研究，而我们中国能否适用他，我却要研究一下。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把中国底情形，和俄国的比较一下；然后再看我们底改造，须分几步进行。从这个研究比较的结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能否适用于中国了。
据我个人底观察，中国底情形，简直和俄国的是一样。（内中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但不过是小异罢了）。现在且把彼此都是农业国，彼此底工业都不大发达两点置之不说外，其余的情形，也很有相同的。中国底武人，官僚，财主底跋扈；与俄国底贵族，僧侣，资本家，大地主的有什么不同？中国底小政客，小官僚，及一般受过教育的无耻之徒底可恶，与俄国底小有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有什么不同？中国底无产阶级底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与俄国的有什么不同？情形是一样了。情形既一样，我想改造底步骤，也就要像俄国分做三期了。不过于未入第一时期以前，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的。就是怎样才能推翻武人，官僚，大财主，把一切政权都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行无产阶级专政？我底意思，我们总不要怕牺牲，怕流血，拿着修正派（从革命到议会）的哄人自哄的话来主张议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也应该“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照着共产党（多数派）底直接行动去做。设若我们失败了，那就是他们底寿命未尽，让他们再去活几时；设若我们得了胜利，那就要人像俄国底第一期了。
第一期就是武人、官僚等失了势力，无产阶级继之而兴的时候。这个时候，武人、官僚等妖氛未尽，余焰犹张，固然是不待说的。他们要用九牛二虎之力，来谋恢复，也是必然的。此时若不行极端的专制，压服他们，他们是不是要来妨碍我们，破坏我们？这就是妨害我们底改造，破坏我们底建设。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能达我们终极的目的？所以我们既然要达目的，就不得不用俄国劳农政府的方法，来适用于中国了。
第二期就是要压制小官僚，小政客，及一般受过教育的无耻之徒了。中国这种东西，本来是无耻之极；若说用全力来压制他们，他们反没有受这种压制的价值。这辈东西本来是顺着风倒的；哪边强就投降哪边。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则呼万岁，称小臣；等到袁世凯一死，则拥护起约法，维持起共和来了。所以设若无产阶级一得胜，他们就会要自称劳动者，滚起来投降的！还要你费神来压制他们吗？但是这辈东西，是兴风作浪的一群妖孽；设若在新组织下面，任他们活动，他们又会要兴起妖，作起怪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应用劳农政府底方法，来作一个“张天师”，来镇压这一群妖孽。
现在论到训练无产阶级的时候来了。中国无产阶级底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当然必要比俄国的甚些。设若不拿强制力来，像兴登堡训练德军一样来训练他们；那么，一切大计划，大建设就会要破坏在他们手上。记得辛亥革命时，湖南有些兵士去援鄂，打了一两回胜仗，回来就了不得了。敲诈钱财，搅害闾阁，几属世上穷凶极恶的事，他们没有不干的。他们以为他们得了胜，干这些事是他们当然的权利。（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人来压制，因为他们底长官也和他们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推想中国现在这般性格恶劣，知识低下的无产阶级，设若一得了胜利，他们就会不知道解放他们，就是解放全人类的起点；为他们谋自由平等，就是为全人类为[谋]自由平等的原理；而要以为实行社会主义，就可以把富翁财主底钱，分给他们用，他们可以不作工而得食了；又要以为胜利归了他们，他们就有为非作歹，任意胡行的权利了。这个时候若无强制力来指导他们，训练他们，那就不独改造的大业不能成功，并且还不知道要闹成一种什么现象呢！这里恐怕有人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在革命之先，把无产阶级训练好了，才来革命呢？”这个疑问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若能照这样做，当然愿意做的。但是中国现在需要改造，已迫不可待了。若要等到无产阶级训练好了，才来革命，恐怕等到二十二世纪还不能见中国底社会革命呢！谁能等得这样久。中国决等不到无产阶级训练好了，才来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没有训练好，那么，革命之后，就不得不应用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来训练他们了。所以从这一方面说，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的。
这里赶快要申明一句的，就是我所主张应用广义派底方法，是说把他当做过渡时代的一种手段而用的，当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这一点须请读者看清。
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可以当做一种过渡时代的手段，适用于中国，已如上述了。但是这里还有一点最要注意的。我们中国，简直是一个最奇怪，最神秘的地方。我现在想拿个比喻来说明他，简直想不出。就是无论一个什么好主义，好方法，一到中国，就要变坏了。在外国是救时救世的，一到中国就变为害时害世的了。这真是令人莫名其妙！但是这决不是像“江橘逾淮而枳”，是天然的关系；其罪还是在用他的人！共产党（多数派）底方法，并不是无条件地可以适用于中国的，可以在中国收效的。设若拿他来当作逞少数人底权威，谋少数人底私利的武器，那么，他就会要照例地恶化，变成杀人的利器了。所以趁这个机会，我要忠告我们底同志，切不要为共产党（多数派）底罪人！
十
我这篇文章也写得太长了；读者也会要生厌心了。现在再说几句，作我这篇底结局。
劳农政府以来，对内对外战争不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底大工厂，都停止了生产，拿来造兵器，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们受了联合国底封锁，受了粮食缺乏的恐慌，这也是无人不知道的。所以他们没有用全力来建设，来宣传，也是当然的结果。现在却不然了！俄波战争已停止，有和议的希望了。国内的反动革命已渐次灭绝了。联合国也有和他们通商的希望了。他们此后就能用全力在内建设，对外宣传了。所以他们终极的目的，也要渐渐地完全实现；他们底主义，也要渐渐地普遍蔓延了。我于此不禁大呼道：共产党（多数派）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一九二〇，十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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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言（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第一号相关链接：陈独秀
短言
陈独秀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的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的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的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的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的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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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被抛弃的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二章被抛弃的人
在纽约市，我的一些朋友把沃伦街80号称为“奴隶市场”。
那是一栋坐落在曼哈顿中心区的大楼。大楼的走廊里垃圾遍地，一片狼藉，地板也被踩得不成样子了。里头是一排排职业介绍机构的办公室。他们提供的招聘信息中，有些是待遇不错的高级技工职位，但多数是为大城市中的底层劳动力准备的：刷盘子的，日工，以及上夜班的。
每天一大早，沃伦街80号就挤满了人。波多黎各人，黑人，酒鬼，流浪者，以及精神病人。找个日工的活，他们得交一笔中介费，约相当于一天工资的1/10。为一份可以赚5美元的活计，他们要付0.50美元，交了钱之后，职业中介机构会告诉他们小餐馆的地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就能挣到那5块钱。如果老板没要他，他们有权回来要回那0.50美元。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们还可以把钱要回来，因为他们不懂法律。
下午或许是沃伦街80号最沉闷的时候。要招聘的所有职位都被抢光了，可人们还是围在那里打转转。有些则坐在大屋子里的长凳上等着。等也是白等，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那儿等着。也许对有些人来说，在那儿等着还挺光荣，毕竟自己还在努力找工作，虽然他们明知只有一大早来才可能有机会。
来沃伦街80号找工作的，大多数生来就是穷人（酒鬼是例外）。就美国社会而，言，这些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没受过教育，缺乏技能，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们能找到的稳定点的工作，也就是在血汗工厂干，或者是在饭馆当个跑堂的。
在芝加哥的一家工厂，另一群人正忙着干活。一年前，他们还是一家有工会的企业的员工，薪水不赖，生病了可以请假，有养老保险，还有带薪休假。如今却在那里弄人造圣诞树，拿的工资连以前的一半都不到。他们没有权利可言，对工头惟命是从。去趟廁所，也得经过批准，每天都有人因为不服管教被老板炒鱿鱼。
这些人，就是那些掉入贫困泥潭的人。他们有技术，他们曾经和其他人一道，过上了好日子。如今，他们的工作岗位没有了，他们的技术过时了，再没有用武之地。他们被推下了深渊，复归贫穷。这个特殊群体就是黑人，他们跳出贫困的泥潭、重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非常渺茫。当然，在贫困中挣扎的不单是黑人。所有因为技术过时而失业的半熟练工和缺乏一技之长的人，也都在贫困中挣扎。贫困不以种族划界，不论肤色，都有可能卷入贫困的漩涡。
这些人，就是被丰裕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什么一技之长；有些有一技之长的，也因为经济发展而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构成了美国城市贫困文化的主流。他们的人数得用百万来计算。
一
美国的每个大城市，都有地下经济。地下经济这词用得一点也不夸张：它指的是城市地下的那些狗食店和小作坊；它告诉人们，成千上万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到底是在哪里打工，挣点低得不能再低的工钱。像黑社会一样，地下经济也是暗中活动，不显山露水。
从事地下经济的，主要是城市中没能享受1961年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工资待遇的美国人，这些人的人数超过1600万。他们有的做家佣，有的在酒店当服务员，有的做公交车乘务员，有的在餐馆刷盘子，有的则在小店铺当售货员。比如说，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酒店服务员每周的平均工资是47.44美元，洗衣工46.45美元，杂货店员工48.37美元，专门做工作服的服装厂的工人45.58美元。
事实表明，地下经济与进步无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把从事地下经济的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被卑鄙无耻的老板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医院的医护人员而言，经理人员很可能都是“最好的”城里人，但他们为了多省点钱搞慈善，也成了剥削最无助的公民的帮凶）。他们被别有用心的工会组织蒙骗，被居心叵测的敲诈勒索之徒利用。
我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芝加哥的一些医护人员聊过。当时，他们正在组织员工搞纠察，想获得工会的承认（他们失败了）。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每周挣30美元左右，以此养家糊口。医院每周扣他们几块钱，作为他们在医院上班时的餐费。后来，他们在餐费问题上失去了选择权。即使他们不在医院用餐，钱也照扣不误。
等到工会来医院的时候，员工们都快绝望了。多数员工逮住机会，立马加入了工会，不过，就像绝大多数从事地下经济的人一样，女工很难在工会待下去。她们交的工会会费少得可怜，实际上是收入比她们高的会员在补贴她们。她们技能低下，罢工的时候，资方可以找人顶替她们。要让她们加入工会、帮助她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次，工会没能帮上她们。
机构贫困的一个极端例子，1960年年中发生在亚特兰大的医护人员身上。洗碗工每小时挣0.68美元，厨房的女帮工每小时0.56美元，保姆每小时0.55美元。如果他们每年干2000小时的话，年收入刚好能超过1000美元。
地下餐馆的情况与医院有点像。厨房里那些帮厨的“幕后英雄”，工作很不稳定。他们频繁跳槽。结果，工会把一个地方的员工都吸收为会员，可还没等到工会选举，半数员工就到别的地方干了。这意味着，要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成本是相当高的：他们分布得很散；他们交不起会费；为了把新员工纳入工会的组织体系中，需要对他们不停地进行会员登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实其会员身份。
地下经济很难组织工会，这给两类不法分子提供了兴风作浪的可乘之机：搞敲诈勒索的工人，以及他们的铁杆哥们，搞敲诈勒索的管理人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芝加哥旅馆及餐饮业职工工会的一些地方机构，就被一些敲诈勒索之徒操纵了（这些蚊虫已经被清除出去了）。交易很简单。狡猾的的工会头头要餐馆老板给他回扣。有时候，就根据餐馆的餐位数提成。作为回报，“工会分子”同意资方给员工的工资可以远低于工会要求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餐馆的女服务员和厨房的帮工，都被打入了地狱。
在专门搞血汗工厂的纽约，这种打着工会的幌子搞敲诈的行为，更为露骨。好多波多黎各人连自己所在的工会名称都没听过，稀里糊涂地就入了工会，成为“会员”。他们作为“会员”的权利就是缴纳会费。对于搞敲诈勒索的工会分子来说，商人的合作必不可少。商人花钱去买通工会的头头。作为回报，他可以从工会获得豁免权，他给工人的工钱连维持温饱都不够，而工会则睁只眼闭只眼，绝不多管闲事。这些交易达成的劳动合同满是“白纸黑字”。正当的工会组织在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那些条款，比如工资水平、岗位津贴以及劳动保护等，都被删掉了。唯一的约定是，此地工人已经加入工会，就是说，正当的工会组织休想再来保护他们。
事实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联合会达成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协定，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果，一些低收入工人被搞敲诈勒索的不法分子所控制。只要这些地头蛇设法在一个公认的国际组织搞到一份许可证（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越来越难了，但并非没有可能），那么，正当的工会组织就休想介入其中，取消这些无赖组织工会的资格。许多工会会员认为，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要增加一项修正条款：如果正当的工会组织能证明某地的工会组织搞非法勾当，使得当地职工的劳动条件低于规定的标准，井水就可以犯河水。
最后，从事地下经济的虽然是些小工厂，每家工厂雇用的人员也就区区几个，但这并不等于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口总量无足轻重。如果把旅馆、餐馆、医院和血汗工厂的从业人员加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地下经济雇用的工人不下千百万。单是零售行业就有六七百万雇员没有参加工会，许多人挣的工资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例如，全国的杂货铺1961年的雇员数超过了125万，周平均工资为48.37美元。做工作服的服装厂员工总数约30万，大多数都是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他们的周平均工资也就45美元。
因此，在美国，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丰裕社会里，仍然有一个经济落后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从业人员被剥削的程度令人发指；他们没有组织，很多时候甚至不受联邦法律的保护。正是在这个部门里，残疾人，智力迟钝的人，还有少数民族，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在洛杉矶，这些人可能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西弗吉尼亚或宾夕法尼亚的非法工厂，这些人可能是清教徒。他们都是穷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或肤色，他们都是牺牲品。
1961年春，美国社会开始直面地下经济的问题。不过，当时人们认为，地下经济的问题并不值得为之兴师动众。既然这些人员没法组织起来自救，那么，要解救他们，唯一的出路是由联邦政府进行干预。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这一问题就和最低工资法案一块进行讨论了。美国劳联产联建议，最低工资法应覆盖650万新职工；肯尼迪政府提出的目标是覆盖300多万新职工，共和党及南部民主党联盟中的保守派则希望这一数字降低到100万左右。
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立场的国会议员相互拉票，形成各自的攻守同盟，你投我的票，我投你的票，力争使自己支持的提案获得通过。为了争取国会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肯尼迪政府做了不少让步。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都能猜出政府的让步针对的是哪些人：穷人。洗衣工（总数在30万以上，根据美国劳动署的最新统计数据，他们的周平均工资是47.72美元）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将不适用最低工资法。政府的文件宣称，超过300万新职工得到了最低工资法的保护。不过，这些文件却只字未提这一情况，即有相当数量的新职工原本就是在工资待遇不错的行业，根本不需要最低工资法的保护。
在强权政治中，组织起来的力量说了算。正是那个美国，抛弃了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如同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每天挣26美元的人，被最低工资法有效覆盖了；每周挣26美元的人，不适用最低工资法。”福利国家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带来的好处最少，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又一次发生了。
二
从事地下经济的男男女女，绝大部分生来就是穷人。不过，还有一种贫困或许更为悲慘：家道中落，由富变穷。
这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
一个寒冷的夜晚（寒冬是穷人的死敌），我在芝加哥跟一群黑人职工畅谈。在我们碰头前没多久，他们还在一个肉品加工厂工作，是肉品加工行业职工工会的会员。当时，他们每小时能挣2.25美元，有各种员工福利，有病假工资，可以带薪休假，等等。除此以外，肉品加工行业职工工会是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工会之一，他们为自己属于这样的工会而感到自豪（肉品加工行业雇用的黑人向来就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人们认为肉品加工的活很“肮脏”，也就是说，是黑人干的活）。
其中有几人在一家做圣诞树的工厂找到了工作，每小时挣1美元，没有别的员工福利。当然，那家工厂没有工会。每天都有好几名职工被解雇，而每周一的早上，工厂门前都挤满了人，争着应聘那些职位。
每小时1块钱已经够糟的了，然而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因素，更是雪上加霜。当他们在阿穆尔干活的时候，这些雇员觉得工作还有一定的稳定性；由于工会的存在，他们在工厂还享有一定的权利。厂子一倒闭，他们挣的工资少了一大半；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蒙受了羞辱。对这些黑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作为少数民族，能够获得这样好的工作、加入一个重视民权的工会组织，已经是够幸运的了。而如今，他们却被打入了经济底层，以前得到的那点好处全没了。圣诞树加工厂只雇用黑人，因为黑人很廉价，因为黑人能够“安分守己”。
跟我谈话的职工当中，有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她苦恼的并不是工资低，她最关心的是她“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上趟厕所，得经过上司的同意。一旦不服管教，随时可能被解雇，没有任何申诉程序或仲裁程序去保护她的权利。她人很活泼、能言善辩，天生就是做领导的料，因此，她试图在工厂组织工会。多数职工联名要求进行工会选举，但全国劳动关系理事会推迟了选举日期。选举再也不会举行了。卖圣诞树的季节过去了，这些人又开始在街头漂泊了。
然而，这些血汗工厂的职工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他们每小时能赚1块钱，钱毕竟是钱，还是管点用的。和我聊的人中，有两个人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在这个工业社会已经过时了。他俩都40多了。1959年夏，这俩人下岗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俩人还是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其中一个说道：“我去应聘时，工作人员只瞧了我一眼，哈都没问，就直接跟我说，你太老了。”
其他人跟我谈起工厂倒闭时他们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办法很简单。工厂对岗位的技术要求远高于实际需要的技术水平。应聘条件中，把岗位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的要求列得很是详尽。白人去应聘时，这些标准都不提了。黑人去应聘时，就原原本本的按规定执行。从技术层面看，这没有任何种族歧视可言。黑人被拒了，因为他们缺乏技能，而不是因为他们是黑人。当然，那明摆着就是借口。
找了一年半都没找到稳定工作的那俩人，都经历了些什么呢？这俩人把他们的经历跟我说了。首先，“奢侈品”没有了：车，房子，分期付款买来的但还没付清的东西，都没了。接着，妻离子散（家道中落时，夫妻往往会离异）。最后，他们去领救济，正式沦落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工人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司空见惯了。
在阿穆尔那些家道中落的工人中，相当部分是黑人。美国社会对贫困的态度，存在双重标准。美国人多少都有点盼着黑人穷的心理（他们深信黑人的境况在好转，后文将谈到这一点）。人们听到芝加哥穷人的落魄经历时，并不会大惊小怪。即使是心地善良的人，心灵也不知不觉间中了种族主义的流毒，以至于大家都对贫困熟视无睹。
但阿穆尔所发生的一切，其根源却并非种族歧视，尽管这种状况由于黑人被歧视的缘故，变得更加严重了。在宾夕法尼亚，在底特律，同样的情形，每天都在发生。
哈维·斯瓦多斯有一篇精彩的报道，描述了他刚到宾夕法尼亚州圣密歇尔市时的感受：“来到一个小镇，看到镇上尽是成年人，真是件怪事。他们有的在狭窄破旧的街道上溜达，有的在角落里闲聊，有的倚在圣米歇尔饭店那几根表层都剥落了的柱子上。他们像在演戏，而不是在过日子。肯定出事了。”
那“事”发生在1958年4月24日。那天，马里兰1号矿井倒闭了。此后，有些矿工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但绝大多数的工人，却无所事事，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就会挖煤的煤矿工人，你说该怎么办？煤矿倒闭了，你让他去干哈？他身体强壮；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后，就一直生活在煤矿工人的社区里；他跟同事、跟这个小山镇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会挖煤，却很难找到发挥他一技之长的工作。
有些人在钢铁厂找了份工作，不久后又被解雇了。生产自动化让煤矿工人无工可做，这种过程正在向钢铁行业扩散——他们被逼得无处安身。其他人则在医院和福利机构当护工，给大商场看门，做仓库管理员，挣的工资只是他们以前工资的零头。
然而，这种经历又一次让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折磨和摧残。正如斯瓦多斯写的那样，“那么多工人为自己而自豪，他们临危不惧，吃苦耐劳，敢于斗争，喝酒爽快，爱得轰轰烈烈。这些人现在学起了做家务，做起了家庭主妇，真是莫大的讽刺。”
因为，矿工向来就是各行各业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行当。他们住在偏僻的小镇，就像大海里的小船一样与世隔绝。他们以身为矿工而自豪，朝气蓬勃，充满干劲。他们的工会斗争由来已久，斗争也很残酷，有时甚至达到了内战的程度，就像广为流传的哈兰县的工会斗争那样。他们生活艰辛，但这也让他们懂得，他们能经受住生活的磨炼。而现在，工作没有了，自豪感也没有了。
在这些矿区，有不少小服装店，他们不受纽约州的工会组织的控制。服装店的工资少得可怜，一心想招失业人员的妻子做工。因此，矿工做起了家务，在酒馆里厮混，而妻子则成了养家糊口的人。
在底特律，人们能看到该进程的另一部分：它不属于阿穆尔那样的少数民族贫困，也不像煤矿工人那样因为整个地区萧条而陷于贫困。发生在底特律这个大都市里的，是家业败落，沦为穷人。
1956年，派卡德公司关闭了底特律的一家工厂，导致近4000人失业。参议院失业问题委员会的一项专门研究描述了这些失业下岗人员的经历。报告题为“想工作已太老，想退休还太小”。
派卡德公司关闭工厂时，一些员工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少人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在厂里干了好些年，以厂为家，爱岗敬业。其中有些人尤为心酸，他们觉得工厂之所以倒闭，完全是因为公司降低了产品标准，产品质量不行了。他们在1956年就下岗了，但其中许多人到1960年经济衰退的时候还是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境况最好的是那些既年轻又有一技之长的工人，他们的平均失业时间“只有”5个半月。年轻的半熟练工人的平均失业时间是7个半月，上了年纪的熟练工人平均失业时间是8个半月。最后，“年老的”半熟练工人（比如45岁以上的机器操作工）的平均失业时间是1年多。年老的非熟练工的平均失业时间是14个月。
这些人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一种可怕的沉沦经历。在找到工作的那些人中，工作比以前的差的占了近四成。熟练工干的是半熟练工的活，甚至是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的活。这些找到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没有沦为穷人，尽管地位下降了，不太光彩，但还可以维持温饱。然而，有些上了年纪的工人，非熟练工，还有黑人，都在20世纪50年代末沦为穷人。他们来自一个工会组织健全的、工资相对较高的行业，结果却陷入了穷途末路。
因此，底特律发生的一切，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圣米歇尔市以及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所发生的一切，本质上是一样的。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在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发达、能够让每个公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里，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却越来越糟。有些人一步退回到福利国家建立前的状况，生活艰辛。不少人虽没有沦为穷人，日子也大不如前了。
下节将从各个方面对美国工业的这一发展进行更精确的描述。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主要是个别人的个别数据，统计数据用得不多。就像我们在开篇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心理剥夺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穷人来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被抛弃了。到那个时候，丰裕社会就不再是一种现实，不再是一种希望，而是一种讽刺了。
三
在另一个美国的贫困人群中，因家业破落而被社会抛弃的人，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例。
上文曾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失业的影响。行业巨头因股市崩盘而受到重创；小企业因经济萧条纷纷倒闭；白领也像其他人一样失业下岗。由于这种经历，人们对“好日子”就有了这样的定义：如果统计数据表明就业人数比以前多了，经济就繁荣了；反之，如果就业人数减少了，失业人数在4000万至6000万之间，就说明经济衰退了。
然而，上述定义容易让我们忽视一种新情况。今天，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或者可以说事实就是这样）：就业人数上升，消费增多，生产红火，而局部地区或某些行业却会陷于萧条。在全社会都很繁荣的时候，有些职位会衰败，有些地区会没落，有些行业会凋敝。人们熟知的那个美国，生活水平持续走高；而在另一个美国，穷人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
哈佛大学的约翰·邓洛普教授有一个很好的分类，来描述这一过程。他认为，30年代的失业是大众失业，而战后的失业则是阶级失业。经济运行会让某些群体喝西北风，而其他人则享受繁荣。
出现阶级失业时，下面这条法则就灵验了：最好在大家都穷的时候穷。保守派及其他反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措施的人，可能会指着统计数字说，美国的生产水平和就业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普通百姓可能会觉得，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受萧条冲击的那些阶级，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
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于贫困的那些人，主要来自搞批量生产的行业。根据美国劳动统计署的统计，1929年蓝领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9%，白领占41%。到1957年的时候，蓝领工人的比例降至47%，而服务业从业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则升至53%。这些数字形象地表明，当国民经济总体在增长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却在减少。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变化表明美国正在走向没有阶级之分的经济民主社会。他们说，美国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他们忘了一点，即有些工人从蓝领变成白领，是向下流动，当这些工人从有工会保护的工业企业转到没有工会保护的服务行业时，原先的收入、劳动条件和自豪感都没有了。这还是人们的眼光问题。蓝领工人越来越少，阶级之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然而，阶级出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却还在继续，有些情况下甚至变得更为严重。
1960年，美国政府宣布，20世纪50年代就业高峰时失业的那些人，五分之一来自于长期不景气的行业和地区。在那个时候，蓝领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白领工人的3倍。在经济萧条地区，高达四分之一的失业人员失业长达半年之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拖儿带女的成年男子。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2.5~3倍。
美国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用一些简单的数字来说明失业问题的阶级性：1953年至1959年间，美国经济搞掉了150万蓝领职位，占到职位总数的11%；与此同时，文秘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数增加了约60万。
在此期间，人们认为“正常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1949年的经济衰退过后，失业率为3.1%；1954年的经济衰退过后，失业率达到了4.3%；国民经济走出1958年的低谷时，失业率为5.1%（1961年经济开始“复苏”时，失业率接近7%）。短短10年间，1958年“正常的”失业率就与1949年经济衰退时的失业率持平了。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上述失业数字包括长期失业人员在内——理解美国的贫困文化不能忘了这一点。一名工人，失业几个星期，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如果失业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这种打击可不小。它使人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随时可能陷入贫困的泥沼。劳动统计署的话虽然枯燥乏味，但也不失准确：“总失业率的小幅上升的原因，在于长期失业的相对较快增长。”
一旦萧条的厄运降临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也就失去了生机。税基萎缩，公共服务衰败，民心渙散。低报酬的行业可能会乘虚而人，但其目的只是浑水摸鱼，从中渔利，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者，什么都不会发生。接着，恶性循环就开始了。因为该地区穷、死气沉沉，制造商不会在那里投资设厂；由于没有工厂，那个地方变得更穷了。我们再引用劳动统计署的话，“然而，某地区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会反过来决定它能吸引哪些企业来投资”。更简单地说：没有任何企业，尤其是大公司，会来这个鬼地方投资。
1961年，美国国会曾讨论过此问题。与它向来为解决那些活在经济底层的人的问题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一样，国会为解决这些由富返贫的人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够。为了表示对这些人的关怀，国会拨了一小笔钱，用于对个人进行再培训。国会的政策重心是提供贷款，帮助萧条地区发展工业。根据提出该法案的行政部门的分析，政府所提供的资金并不够用。除此之外，更要命的是缺乏地区发展规划，对于经济萧条地区日渐弥漫的消极悲观情绪，也没有出台任何有效的办法。
到写作本书时止，那些刚被抛弃的人，跟先前被抛弃的那些人一样，前景凄凉——有足够的行动能力的联邦政府，未能出台有效的方案。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的话，结果将是另一个美国的扩张，更多的人沦为穷人。
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说，解决穷人的办法很简单。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变穷。他们的建议归结起来就俩字：走人！然而，这主意令人啼笑皆非。穷人一般都是那些无法自救的人。深受阶级失业之苦的那些人，正是那些走不动的人。
在经济萧条地区，失业把拖儿带女的已婚男子害慘了。失业把那些被视为市民楷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钱买房的老工人也害慘了（统计学家说，“拥有住房，也许是阻碍劳动者从劳动力过剩地区迁出来的最大障碍”）。失业还连累了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这些人即使迁走了，也找不到好工作。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先被当做优势的东西，现在倒成了缺陷。“二战”结束后，许多人为工会争来的各种“附加”福利而欢呼。他们以为，这为工薪阶层提供了稳定的保障，以后他们年年都能有稳定的收入。的确，这让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当某一地区或行业变得不景气时，这种做法的负面后果就显现了。由于这些附加福利，尤其是由于养老金体系，主动放弃职位的员工越来越少。加州大学的阿瑟·M·罗斯曾提到我们这种“产业封建制”，将工人与其工厂捆绑在一起的体制。
工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统一矿工协会的合同规定，职工要想在年满60岁时每月领取100美元的退休金，他就得在过去30年内干满20年。按照规定，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去别的公司，甚至不能去同一家公司的另一厂矿，除非碰巧该厂矿缺少矿工（20世纪50年代，矿工的数量减少了整整一半：从441631人降至218600人）。
工矿倒闭了。只需要再干一两年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人，呆在那里不动，成天盼着有朝一日复工，他能干满20年，拿到养老金。如果一名职工已经干满20年，他往往会在家里等下去，直到他可以领取养老金。这两类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人也变得日益懒散，无所事事。
在这一案例中，就像在另一个美国经常看到的那样，以前取得的进步变成了现在的包袱。养老金计划本来是为了给个人带来保障，让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现在却变成了束缚工人流动的枷锁。它把工人与公司的命运、与行业的命运、与地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它阻碍了工人的流动——如果流动有助于改善工人状况的话。
最后，还有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让人们走不开。也许他们有孩子在上学，不忍心因为举家迁移而让孩子远离自己的小伙伴；他们也许像矿工一样，有自己的帮派，或者他们是少数民族群体，无法想象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外人在乘车路过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钢铁小镇时，很难想象有人竟然会依恋这些满目疮痍的荒山野岭。然而，事实却正是如此。
简言之，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市民开的简单处方，“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迁走，想必就是因为好吃懒做。”这种说法只是表明他们的无知。人们之所以没迁走，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时候，即使他们去了别的地方，生活也不会有啥起色。这些人并不是因为经济周期而暂时陷于失业的境地。他们的命运与所在的行业息息相关，如果行业没落了，往往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那么，为解决这些问题，福利国家和工会组织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与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前的状况相比，与产业工会兴起前的状况相比，这些工人的状况的确改善了不少。不过，当我们在说“是”的时候，应当有所保留，那些最需要保护和缓冲的人，得到的保护和缓冲却最少。那些摔了跟头、极有可能坠入贫困深渊的工人，社会给他们的支持却恰恰最少。
在工业国家中，组织起来的劳工有政治力量，失业补偿的水平一般都较高。而在穷得一塌糊涂的落后国家，失业补偿的水平往往较低。哈佛大学教授塞穆尔·哈里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失业补偿金占劳动收入的比例低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水平。不管怎么说，进步还是有的：屋顶不会一下子塌下来。
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半数失业人员能够获得这些福利待遇。另一半失业人员却什么福利也没有（他们的职业不在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内；他们干的都是零碎活，失业前的连续工作时间往往不到1年，不具备领取失业补偿的条件）。吃香的技术人才可以用这笔钱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其他人则可以在陷入贫困前暂时喘口气。
根据保守派的想象，当人们生活困难时，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领取政府的救济金。事实却是这些人并没去找政府要救济。这些先富后穷的穷人，在三四十年代曾经奋斗过、成功过。他们有他们的骨气，他们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去领救济。参议院对派卡德公司关闭的那家工厂的调查表明，即使是那些失业已经1年以上的人，也还是不愿去申领救济金。他们宁愿去找份工资少的可怜的工作，宁愿技能生疏，宁愿蒙受羞辱，也不愿去领取救助。
那些走投无路，最终迫不得已去接受救助的人，如果他们曾经在繁荣时期努力工作、表现良好的话，将会别样的落魄。要领取公共救助，他们可能必须将住房的留置权拱手交给政府，或是声明死后的财产充公。美国人为了能让子女过得好一点而努力储蓄的梦想，就这样被官僚的迷宫弄得粉碎。
如果继续开历史的倒车，如果那些曾经致富的人继续被社会抛弃，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穷人还将继续增多。
四
1960年6月，位于奧克拉荷马城的阿穆尔工厂倒闭了。看看工厂倒闭时发生的那些事，可以让我们对上述统计数据有更切身的体会，也可以帮我们把各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串起来。
工厂倒闭时，厂里还有325名员工。由于工厂一直在裁员，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员工”（76%在40岁以上）。这些员工最头痛的问题是他们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的借贷消费热。工厂一宣布倒闭，借贷消费这种扩大消费的魔法立马就破产了。例如，信贷联合会明白，这些人可能会失业很长一段时间（其他肉品加工厂关闭时，借贷人也懂得了这一点）。债务从解雇补偿金里扣除了。
325名员工中，几乎每个人都债务缠身。其中265人的平均负债超过900美金。经济繁荣时，负债是件喜事，它表明经济充满活力。不过，现在负债可不是件好事。失业补偿制度规定，领取失业补偿的等待期将根据解雇补偿金的总额来计算。然而，当把欠款扣除以后，实际支付的失业补偿金往往不到理论上可以领取的金额的一半（如果工厂的员工更年轻、债务负担更重，问题还会更严重）。
这些员工曾跻身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产阶级”的行列。有房的有100多人，其中有的还付清了抵押贷款。许多人最近才买的房，因为阿穆尔工厂在倒闭前没多久还曾宣称，工厂即将扩张。对那些债务缠身的有房族来说，要不要迁走就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有人对半数员工做了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些员工准备打点行装，另谋他就。后来发生的情况是，没人能在相邻各州的肉品加工行业中找到稳定的工作，因为很多厂子都在裁员（1956年至1959年3年间，肉品加工行业就永久失去了3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即使对那些能够迁移的人来说，迁移也不是办法。
奧克拉荷马城的绝大多数人，不再能找到正式的工作了。在东圣路易斯，情形也类似，工厂倒闭8个月后，50%的员工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在法戈，三分之一职工在1年之后还是没找到工作；在芝加哥，失业16个月之后，找到稳定工作的还不到一半。
这些就是被社会抛弃的新人，他们因养老金而受到惩罚，因借贷而遭罪，因有房而被连累，因储蓄和安居乐业而受苦。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然而现在却进入另一个美国，沦为穷人。
原先活在经济底层的穷人，经济萧条地区和行业的新穷人，这些就是美国城市中主要的穷人。
迄今为止，事实表明，这些群体都没有从福利国家获得好处。如果他们能侥幸活下来，如果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大多数人对未来都不抱什么希望。像大多数美国穷人一样，他们也不能自救，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曾详细记录了这些被抛弃者的困苦。国会的听证会和政府的统计数据无疑都把他们的困苦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在政府调查了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之后，在查清了这些人需要哪些帮助后，社会却把他们抛弃了。它出台了最低工资法，然而力度有限，把一些身处经济底层最需要帮助的人排除在外；它通过了一项振兴萧条地区的法律，但根据该法提出的标准，却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于事无补。
结果，被抛弃的城市贫困人口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还苟且活着。在本书出版后很久，过了40岁的老员工，在经济体系中站错地方的已婚男子，没有技术或学错了技术的人，那些入错了行或上了差学校的人，还在丰裕社会中活着。
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还将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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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隐形的国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一章隐形的国度
世上有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各种讲话、电视和杂志的广告，都在为它歌功颂德。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20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曾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不过，它忧虑的也是生活富足的后遗症。有一本写得不错的书，书名叫《丰裕社会》。人们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于是，这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开始自诩为“丰裕社会”。人们对麦迪逊大道及其周边的犄角見进行了一番省思，对郊区居民为情所困的苦楚展开了讨论。人们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美国已经解决了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根据这一理论，美国的问题不再是人的基本需要的问题，不再是衣食住行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品质的好坏问题，即如何在丰裕社会中学会体面地活着。
当这种讨论在继续的时候，人们忘了还有另一个美国。在这片国土上，居住着四五千万穷人。他们过去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1]
[1]相关统计数据及对贫困的定义，参见附录。
诚然，与世界上那些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食不果腹的穷国相比，美国的贫困并不是那个意义上的贫困，美国已经逃出了这种极端状况。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使在今天，几千万身心被摧残的美国人，依旧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使他们没有被饿死，也是食不果腹，或者是因为要填饱肚子成天吃廉价的食品而变得过于肥胖。他们没有足够的住房，缺乏教育，也没有医疗保健。
政府的各种文件已经向人们说明了这种状况对穷人的身体而言意味着什么。本书也将引用这些数据。但更为根本的是，这种贫困扭曲了人们的心灵。美国的穷人对前景悲观失望，毫无斗志，心灵的创伤对他们的打击远非郊区人所能想象。
本书描述的是这些人生活的世界，它说的是另一个美国。这里有缺乏劳动技能的工人，有农场的民工，有老人，有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这本书会用统计数据说话，诚实厚道的人可能会质疑其中的某些结论。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回应我的每个论断，不过，请别因为在统计数据上钻牛角尖而掩盖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掩盖美国存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贫困的事实。因为，不论人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不论这个事实的准确程度究竟怎样，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只能是愤怒。正如W.H.奥登写的那样：
饥饿，不允许你选择，
成为良民，或沦为案犯；
我们须团结友爱，要不然死路一条。
一
千千万万的美国穷人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美国的穷人多如牛毛，但要发现他们，却需要有心的才智之士费番功夫才能做到。
我发现这一点的方式很奇特。在我写完第一篇论述美国贫困问题的文章之后，我把所有的统计数据列在了纸上。经过论证，我得出了美国约有5000万穷人的结论。然而，我却意识到我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的数据。在政府的各种报告里，各种冗长的统计表中的数字和百分比，都能见到穷人。然而，在我的经历中，我却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能够证明的确存在另一个美国，然而我却从没去过那里。
我当时的反应决非偶然。整个社会都在变化，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它表明我们国家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另一个美国——贫困的美国——被今天的人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藏起来了。千千万万的美国穷人在我们面前隐身了。难怪会有如此多的人误解加尔布雷斯那本书的书名，想当然地以为“丰裕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过上了体面的生活。鉴于我国三分之二人口的生活实况，这种误读无可厚非。因此，要描述另一个美国的真实状况，就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它熟视无睹？
种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另一个美国成为一个隐形的国度。
贫困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普通游客从不会走偏僻小道，今天的他们喜欢开着车在州际高速公路上穿梭。游客不会去宾夕法尼亚的峡谷，那里的小镇看起来就像20世纪30年代电影《威尔士》中的布景。游客不会看鳞次栉比的房屋旁边的那些破房子，不会留意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不论是在城里、镇上还是在农场，穷人的路永远都不好走），不会去看那些又黑又脏的东西。即使他偶尔路过这种地方，也不会碰上在酒吧里借酒消愁的失业男子，或是那些下班回家的不法血汗工厂里的女工。
美景和神话也一直掩饰着贫困。旅行者在风光秀丽的季节来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他看到的是青山绿水、郁郁葱葱，而不是穷人。或许他会瞧瞧山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不过，他会面对卢梭所说的意境而浮想联翩，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断定“那些人”真是幸运，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必像中产阶级那样奔波劳累、压力重重。唯一的问题在于，“那些人”，那些古雅的山野乡民，教育欠佳，权利得不到保障，缺乏医疗保健。他们正被迫告别土地，去城里谋生，沦为不适应环境的城里人。
正是这些一般性的、显而易见的因素，导致人们看不见穷人。这些因素影响了过去的一代人，他们还将影响下一代人。更重要的是要明白，美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贫困隐身术。穷人正在渐渐被国人遗忘。
如果说，中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丑陋和贫穷，那么，他们过去至少意识到了丑陋和贫穷的存在。“跨越贫富的界限”，要走的路其实并不遥远。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有人会去贫民窟慰问，不少慈善组织也与穷人保持着联系。人们去市中心工作或娱乐时，偶尔也会路过黑人贫民区或者贫民的经济公寓。
现在，美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穷人依旧生活在市中心破旧的房子里头，但他们与别人的联系（或碰面）却越来越少。中产阶级妇女从郊区来到这里就实属稀罕，她们在去剧院参加晚会的路上可能会瞥一眼路边的穷人，但他们的孩子却只会在郊区的学校上学。商人或者上班族可能会开车或乘公交车从贫民窟的边缘走过，但对他们来说，这种经历不值一提。失败者，缺乏技能的人，残疾人，老年人，还有少数民族裔，就在对过，近在咫尺。但是，来这里的鲜有其人。
简言之，美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将贫困从千千万万个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中移走了。生活在郊区，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的社会真的是一个丰裕社会。
善意的忽视加重了这种新型的贫困隔离。许多好心的美国人都知道，经常有人会谈论老城区改造的话题。当他们驱车穿越城区的时候，他们猛然间发现，那熟悉的贫民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每每看到这种情形，欣喜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情况显然在好转，穷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与人们的观感恰恰相反（论住房那章会对此话题进行详细的阐释）。美国战后实施的各种住房项目，最终结果却是将越来越多的人挤到了其他的贫民窟。高楼大厦中的现代公寓，每个房间的房租往往都在每月40美金以上。过去15年间，政府给中高收入者的住房补贴远高于给穷人的住房补贴。
衣着也让人们看不见穷人：美国穷人的穿着打扮在世界上是最好的。由于各种原因，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在穿着打扮这一领域的普及程度比其他许多领域都要更公平一些。在美国，穿着体面要比住上体面的房子、吃上像样的饭菜，找上不错的医生看病容易得多。即使是个穷光蛋，看起来也像位款爷。
这是导致我们看不见贫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底特律，大大小小的公司在单位设立员工个人衣柜后，社会阶层就更难以察觉了。从那时起，在上班路上，你再也看不见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了，你看到的都是穿着休闲裤和白色衬衣的市民。举国上下的穷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西装革履、衣着时尚，却食不果腹。这不是规划的问题，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丰裕社会”把服装分发给穷人了，让他们穿着体面一些，免得他们衣衫尴楼，有碍观瞻。
从年龄看，许多人本不应当沦为穷人。相当部分的穷人（超过800万）是年满65岁的老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数量比比这还要多。贫穷的老人往往疾病缠身，行走不便。另一些老人则在孤独落寞中走完自己的余生：他们成天呆坐在租住的房子里聊以度日，或者在那早已面目全非的街区，坐在房屋旁边发呆。事实上，贫穷老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孤苦伶行，无人问津。
年轻的穷人相比而言更容易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他们也很少走出自己居住的街区。有时候，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会说，又有流氓团伙杀人放火了，这种报道会把他们的贫穷公之于众。但一般而言，他们并不会扰乱中产阶级街区的安宁。
最后，穷人在政治上也是隐身的。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底层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美国的穷人基本上都没参加工会、兄弟会或者政党。他们没有自己的游说活动，他们不曾提出任何法律提案。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被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他们没有尊严，没有自己的声音。
过去，一些势利眼还有考虑穷人需要的政治动机，今天，甚至连这种政治动机都已经没有了。因为贫民窟不再是强势政治组织的中心，政客们没必要把居民的需要当回事。对中产阶级来说，那种为生活困难的人维权的理想主义冲动早过去了，贫民窟也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只有一些社会机构还在跟穷人打交道，但他们却没什么政治影响力。
如果非得说穷人在美国的生活中有个代言人的话，这个代言人就是劳工运动。工会有自己的理想主义，即关爱他人的意识形态。而且，工会也明白，大量无组织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会对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工会提出的许多立法提案（比如扩大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适用范围，将农场的民工组织起来）都表达了穷人的需要。
穷人隐身了，这是与穷人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穷人不仅只是在改革的花言巧语中被人忽视、被人遗忘了；更糟糕的是，穷人压根儿就不在人们的视线中。
不妨把乔治·艾利奥特的《幸福的小树林》里的两段话作为本书的要旨：
牧场已被奶牛弄得寸草不生，远古时期的挤奶女工不得已跟随着部落四处流浪。自那时起，所有的私人生活都由公共生活决定着。在一间温室里，年轻高贵的菠萝爱上了美貌的卡梅利娅。即使在那里，他们俩也不用担心外头的雪雨风霜。温室的地下有个热水管装置，当园丁罢工或燃煤不足的时候，管子里就会流出易于冷却的热水。
我们将要回顾的生灵，不是活在溫室中的那些生灵。他们活在这个尘世上，饱经风霜。
四五千万美国人越来越遁于无形。这令人震惊。不过，另一件与贫困相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也同样重要：一个人要是投错了胎，出生在穷人家里，那么他最好选准时机，选一个大家都很穷的时间。
在《丰裕社会》一书中，J.K.加尔布雷斯详尽阐释了上述想法，他界定了当代美国贫困类型的“新颖性”。他写道，过去穷，是大家都穷。全社会的生活条件都好不到哪儿去，至少绝大多数既没有特殊技能又没有家庭背景的人生活条件不会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与今天的穷人不同，二三十年前，官员们还挺关切穷人的境况（如果有点势利眼的话）。移民聚集的贫民窟有选票；这些贫民窟为劳工组织提供了活动基地；在政治冲突时，他们都可以成为强大的力量。同时，新技术的发展需要技能娴熟、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劳动力，这为成百上千万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最能说明穷人多数有力量的事，也许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几年间，组织了好几百万的工人群众。这个原本江河日下的专门面向高级技工的劳工组织，转眼间吸收了大量基础产业的员工。它借此向政府施压，而“新政”也在瓦格纳法等法律中将他们争取来的一些权益列入了法典。虽然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体制，却的确改变了美国产业工人的生活。
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进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当时，费不着你去写书谈失业和贫困问题。失业和贫困对全社会来说都有切肤之痛，卖苹果的甚至还侵占了华尔街。中产阶级的改革家对此深表同情，人们因为严重的危机而锐气进发、愈挫愈奋。
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过上好日子的人当中，有些人靠的是自己得天独厚的个人天赋。但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靠的是天时地利，顺势而为，共同奋斗。有些人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缺乏抓住新机遇的意愿。而绝大部分穷人之所以没跟上时代、脱贫致富，则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刻站错了地方。
这些没跟上时代的人，就是那些没法组织工会的行业的员工，那些在南方打工的人，那些少数民族的劳动力，那些靠剥削劳动力生存的短命工厂的员工。他们中的有些人，当他们有机会融入经济主流时（比如，产业工会联合会就曾帮一些黑人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他们的表现并不逊色于任何人。作为一个群体，那些依旧穷困潦倒的美国人之所以贫困，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的失败。相反，他们全都是一个冷冰冰的进程的牺牲品，这个冷冰冰的过程让某些人享受进步，而让其他人遭受歧视。
福利国家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的贫困孕育了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给穷人的帮助却少得可怜。失业补偿法、瓦格纳法之类的法令，还有各式各样的农场项目，针对的都是城市的中间阶层，是工会员工，是上层人物，是大农场主。如果一个人的工资太低，他甚至不会被社会保障或其他福利项目覆盖。如果他被解雇了，他获得的失业补偿金会根据他的收入水平相应调低。
作为一项重要法案，社会保障法旨在覆盖每个人，不论是贫是富。但是，即便这样，穷人还是遭受社会保障法的歧视。多年来，社会保障待遇的水平甚至没法维持温饱。除了联邦政府的养老金外，中产阶级还可以通过参加工会争取来的私人养老金计划，通过参加蓝十字之类的医疗保险，获得补充保障。穷人却没法这样做。他们的生活充满辛酸，年老时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事实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从福利国家获得的好处最少，这一悖论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在另一个美国，此类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即使油水最终滴到了穷人的碗中，即使在穷人的街区建了学校，穷人还是遭受着剥夺。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无法抓住新的机遇。父母急着让孩子去工作；学生则像坐牢一样，盼着从学校“刑满释放”。
简言之，今天的穷人错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进展和社会进步。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派穷人，最早隐身的穷人，最早被政治家置之度外的穷人。
当千百万民众游离于社会进步之外时，也就迈出了走向新型贫困的第一步。那不是个别人的失败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产物。然而，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它就开始决定个人的命运。
另一个美国新出现的穷人看着其他人走在自己的前头。他们继续住在破落的街区，人也往往变得萎靡不振。譬如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些小镇，经常可以看见整片整片的社区破落不堪、死气沉沉。年轻一点的，有点闯劲的，都去城里了。留在镇上的，都是些走不动或是缺乏闯劲的人。整个社区都弥漫着失败的气息，结果把大公司都给吓跑了。
事实上，新型贫困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无法用简单的统计术语对它进行界定。一个关键术语贯穿本书的始终：志向。如果一个群体生机盎然，富有活力，有坚定的意志（如果他们有志向的话），那么，即使他们身居陋室，饥寒交迫，生活拮据，他们也不会山穷水尽。因此，正是在移民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了美国梦的最佳展现。移民虽身在贫民窟，却志向远大，他们的心通向贫民窟以外的世界。
然而，新型贫困就是为磨灭人的斗志而来的。它是一堵将希望拒之门外的铜墙铁壁。另一个美国缺乏闯劲，没有开拓精神。那里住着的，有失败者，有背井离乡、在城市茫然不知所措的移民，有在孤独和贫困中苦苦挣扎的老人，还有被人瞧不起的少数民族。
过去，当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普遍都穷的时候，穷人是打成一片的。那些前程似锦、即将摆脱贫困进入主流社会的人，和那些前景暗淡、依旧穷困潦倒的人，都是住一块的街坊邻居。中产阶级兴起之日，也就是这种社区消亡之时。另一个美国这个隐形的国度，整个都成了一个贫民区，一个救济那些被社会抛弃的可怜虫、那些被经济大潮淘汰的失败者的现代济贫农场。
中产阶级再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贫困，这对于改革及穷人的政治希望来说，都是一种打击。但更重要的是，穷人正在失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真能测量像孤独那样细微的感受的话（下文将引用他们的某些成果，那么在另一个美国里，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越来越多。他们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信教的越来越少；他们不属于任何工会组织或俱乐部。外面的世界看不见他们，他们也因此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视野越来越狭隘；他们面面相觑，也就意味着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加尔布雷是最早著书描述当代新型贫困的作家之一，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过，即便是他，也还是低估了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基于这一原因，看看他是怎么界定贫困的，实属必要。
加尔布雷斯认为，新型贫困主要包括两类：个别贫困与孤岛型贫困。个别贫困指的是个别人由于肢体残疾或精神残疾，无法与社会一同进步而遭受的贫困。孤岛型贫困存在于那些经济凋敝的地区，比如阿巴拉契亚山脉或西弗吉尼亚的煤矿区。
的确，身心残疾是美国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穷人的身体欠佳，精神不好。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一个个别的“病例”，或是谁触了什么霉头。疾病、酗酒、智商低下，凡此种种，都是生活方式造成的。他们主要是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个别人倒了霉运。由于这一原因，靠应急救助是解决不了新型贫困问题的。如果要彻底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就必须彻底铲除贫困产生的环境，而不是只对个别人进行救济。
然而，与个别贫困的想法相比，“孤岛型”贫困的想法或许还更要命。提起穷人的“孤岛”（或用更通俗的话说，“小块贫困地区”），意味着贫困只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一概念很难描述美国四五千万穷人的现实。即使我们的生产在发展，即使我们创建了福利国家，这些人还是穷困潦倒。这足以说明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即使在这些点上我们并不赞同加尔布雷斯的看法，加尔布雷斯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最早了解这一现实的几个人之一，即美国穷人的数量虽然足以形成贫困亚文化，但这么多穷人却不足以挑战美国人的良知，不足以挑战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想象。
最后，人们或许会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代贫困的新特点：穷人就是那些与社会进步脱节的人。但事实甚至比这还要残酷。五花八门的发明和机器提高了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却让穷人沦为牺牲品。穷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是颠倒的，对他们来说，生产率提得越高，工作就越糟；农业产量上去了，肚子却填不饱了。
乐观派认为，技术进步会造福于人类。他们说，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将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对于美国的中间阶层和上流社会而言，情况也的确是这样。过去20年间，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这导致人们容易夸大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人们的斗争所起的作用（美国产联是有利害冲突的人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顺着经济发展的趋势自发产生的）。不过，对于那些能够紧跟技术进步潮流的幸运儿来说，这种说法也不无几分道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理论告诉穷人，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会说：进步就等于贫困。
随着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受教育水平高、懂得如何操作机器的熟练工，地位获得了提升。但那些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将发现自己又一次身陷逆境。二三十年前，在美国，大多数工人都没有上过高中。那时，工业生产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还很低。职场就像一个连续体：小伙子可以在16岁初中毕业后去当熟练工的助手，边干边学，逐渐掌握技术。
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有高学历，必须一开始就技高一筹。如果没有高中学历，会被打入冷宫——去工资少得可怜的服务业当服务员，去破落的工厂当工人，去做清洁工和看门的。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现在这些穷人的父母因为自己缺乏教育而受到惩罚的话，那么，他们的子女以后只会更遭罪。生产率的提高给其他人带来了更多的财富、更好的劳动条件，却威胁着穷人的生存。
技术革命甚至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会增加穷人的数量，使穷人更加软弱无力。虽然现在下这种定论还为时尚早，不过，我们却看到了一些很明显的危险信号。好几百万美国人靠吃救济为生。经济衰退时，他们都成为政府救济的对象（经济一不景气，纽约的福利开支立马跟着就上去了）。如果自动化技术继续像以往那样惩罚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还将持续增多。
更具破坏性的是，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分享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人，有可能再次掉进贫困的泥潭。工会能发挥作用的都是些搞批量生产的行业，而现在这些行业正日浙萎缩。一个个工作岗位正在被人们摧毁。在这一进程中，那些工资水平还过得去的工人，那些工作条件还不错的店员，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也成了穷光蛋。这对于40多岁的人来说，或者对少数民族的工人而言，尤其如此。一旦他们下岗了，他们想再找到一份类似的工作，机会相当渺茫。
这种现象是不是暂时的，是不是会殃及美国更多的穷人，现在做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政治反应。如果不动真格的，不采取大规模的行动，那么，有朝一日，福利国家出现前的贫困状况又将再次成为美国穷人的真实写照。
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既是隐形的，也是新型的。这两个因素使得贫困更加难以消除。与过去的穷人相比，今天的穷人势单力薄。美国的贫困颇具有讽刺意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穷人把技术进步视为眼中钉，视为对自己生活的威胁。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应对自动化带来的挑战，那么，美国的贫困问题在60年代还将继续恶化。
二
强大的传统势力和经济力量使得穷人俯首帖耳；许多人无意间也成了帮凶。人们之所以看不见贫困，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种种误解和偏见也让人们对贫困熟视无睹。有志之士如果想让世人注意到穷人的存在，那么，就必须先了解这些误解和偏见。
世人对贫困知之甚少，人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穷人之所以穷，因为他们好吃懒做。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有车。如果他们像我（或者我的父亲、爷爷）那样，他们也能养家糊口。但他们偏偏喜欢吃救济，骗纳税人。”
这种论调，通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它却是导致穷人没法养家糊口的罪魁祸首之一。按照这种论调，有些美国人是因为好吃懒做而选择了穷困潦倒（我是这样写了，但我并不认为真的是这样）。穷人之所以像今天这个样子，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认错了爹娘，生错了地方，入错了行，长错了肤色。一旦犯了那种错误，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成为有志者事竟成的道德楷模，但绝大多数人甚至连脱贫的机会都没有，终生贫困潦倒。
对此，有两种说法：穷人被恶性循环缠住了；或者，穷人在贫困文化中苟且偷生。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美国当代的穷人：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所有关键因素，都在跟他们作对，他们生来就注定要走下坡路，大多数一直贫困潦倒。他们是牺牲品，生活的沉重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最常见的贫困恶性循环是这样的。穷人比其他人都容易得病。这是因为，穷人住在贫民窟里，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他们填不饱肚子，缺乏像样的医疗保健。生病以后，他们卧病在床的时间比其他人都要长。由于他们老是生病、生病后老是久治不愈，工作受影响，难以稳定就业，收入减少。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住不起好房子，吃不好饭，生病时请不起好医生。在这一恶性循环的任何一点上，尤其是当得了大病以后，穷人的境况会变得更糟，然后开始又一轮恶性循环，如此循环反复，每况愈下。
这只是恶性循环的一个例子。对于贫困的恶性循环，美国的穷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这些体验也将在本书的各部分详细以描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不论贫困恶性循环的表现形式怎么变，其模式却是基本一样的。
个人通常无法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穷人群体也打破不了这种恶性循环，因为穷人群体缺乏社会能量和政治力量去将自己的苦难变成正义的事业。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才可能真正帮助这些穷人自助。然而，那些能够扭转乾坤的人，却往往因为他们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道德论调而拒不采取行动。他们把贫困的后果——首先是贫困造成的穷人心灵的扭曲——当成穷人的主动选择。要打破这种偏见，就须了解贫困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贫困是一种文化，一种机制，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人们的描述手法甚至还要丰富。
海明威和S.司科特·菲茨杰拉德有一段轶闻。据说菲茨杰拉德曾对海明威说，“富人是不一样的”。海明威答道：“没错，他们有钱。”在这次交锋中，菲茨杰拉德要胜出一筹。他明白，有钱不是一个像银行存款那样简单的事实，相反，有钱是一种看现实的方式，是一系列为人处事的态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富人是这样，穷人更是这样。贫穷渗透到了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牙齿的好坏，他们相爱的方式，等等。这对于海明威那样的美国中产阶级而言，有时是很难理解的。
比如，穷人的家庭结构就与众不同。在穷人中，单亲家庭、未婚同居、早孕的比率很高；而根据金西的统计分析结果，穷人对性的态度也迥然不同。由于上述种种因素，数以十万计（或许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穷人子女，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稳定，什么叫“正常的”父爱、母爱。
警察或许是个更好的例子。对中产阶级来说，警察保护着人们的财产，给人指路，还时常帮帮老太太。但如果你是城里的穷人，那么，警察就是来抓你的。在警察眼里，几乎所有的贫民窟都在蓄谋于违法乱纪的勾当。如果有人走上前来说要找某个人，大家都会说没听过有这个人，即使这个人就住在隔壁。对于贫民窟的人来说，局外人包括“警察”，收税的，侦探（在黑人街区，人们将这些人戏称为“那人”）。
在我写这本书期间，我曾因为参加民权示威而被捕入狱。我被关进一间牢房里，待了一夜。这次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城市的监狱是美国穷人经常光顾的去处。我在牢房里碰见的那些人，几乎全是穷人：住在贫民区的白人，黑人，波多黎各人。警察之所以先把他们逮起来再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穷（如果一个人穿着体面，文质彬彬，貌似有些势力，警察在逮捕他前会好好掂量掂量）。他们没钱交保释金，没钱请律师。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逆来顺受，像个木偶似的等着警察提审。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结果或许还真能“心想事成。
简言之，穷人有穷人的语言，穷人的心理，穷人的世界观。贫困，意味着你是一个外人，在一种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长大。人们可以用统计数字来描述贫困，也可以把穷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分析。但如果我们要把他们看清楚的话，除了社会学家之外，我们还需要小说家。他们需要一个美国的狄更斯，来记录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不是狄更斯。然而在本书中，我还是试着去描述统计数字背后的一张张脸，告诉人们美国穷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先从大群体谈起：被剥夺的工人，少数民族，农村的穷人，以及老年人。接着，谈一下三个案例，这几个案例反应的贫困相对而言没那么普遍，其中一个还有点搞笑的意味。最后，我会谈一下贫民窟，谈谈穷人的心理。
贯穿本书的是我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无法用官方的数据来验证，甚至也无法用人们对美国穷人的印象来印证。它是一个伦理命题，简单说起来就是：在一个技术水平能让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生活的国度里，出现这种贫困是一大丑闻，是伤天害理的。只有从这一假设出发，人们才可能透过表象，看到四五千万隐身的美国人，看到另一个美国。我们必须用心观察，才能消除我们对穷人熟视无睹的毛病。对事实，人们可以狡辩，找找借口也就过去了；在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没有尊严地活着，却是说不过去的。
当我们看见穷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跟他们说呢？我们是否应该跟他们说，你们过得比印度的穷人好，比意大利的穷人好，比俄罗斯的穷人好？这种话虽可以说，但太没心没肺了。我会换种说法。我会告诉每个衣食无忧的美国人，在我们国家里，本可以让人人享福，然而现实中却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遭罪，身心受到摧残，这是不能容忍的。我比较的标准不是过去的情况有多糟糕，而是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的话，他们的境况会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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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序
欧文·豪
迈克尔·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一书1962年问世。当该书开始贏得越来越多的读者时，他本人、他的朋友都很惊讶。我曾想，迈克尔的书虽然写得很棒，但也许也会像那些“值得一读”的书籍那样，能卖出四五千册，然后就销声匿迹了。许多严肃读物的命运，多年前就是这样，多少年后也还将是这样。但当迈克尔的书大受欢迎的时候，看来这是一个朴实的信号，它表明这个国家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这才开始想到，冷战主导政治生活的年代，那个死气沉沉的保守年代，要结束了。
20世纪50年代，保守心态开始得势。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还将再次出现。许多美国人开始觉得，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被消灭了，或至少已经被制服了。“二战”前呼风唤雨的、罗斯福新政未能消除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公，正在成为过去。实际上，我们正享受着战后繁荣的好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自鸣得意的情绪弥漫全国。知识分子表现的特别明显，有些人以前还是激进分子，摇身一变就成了“新保守派”。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的时候，美国社会充斥着自满情绪，甚至连有些自由派人士也受到了这种自满情绪的影响。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些领军人物，曾写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文章，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已经把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应该把精力转向“更高级”、思想境界更高的主题。现在想起来，这不免有些滑稽。简言之，知识分子就像他们常常干的那样，被蒙人的时代精神给忽悠了。例如，玛丽·迈卡锡就曾写下了如此荒唐的话：“阶级障碍消失了，或至少变得可以穿越了；与中产阶级文秘人员相比，工厂工人成了经济贵族……那个社会严重不公、形成鲜明反差的美国，正在迅速走向消亡。”
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自由派人士，有激进派，有的聚集在《异议》这份新杂志的旗下）仍在继续严厉地批判美国社会。当时，迈克尔·哈灵顿还很年轻，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加入了我们的论战，与主流论调抗争。我必须承认，这些论战几乎无人问津。
有件事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心态，那就是自由骑士冒险。一群青年，黑人和白人，跑到南方，去帮助黑人争取他们的权益。肯尼迪总统的年轻气盛和个人魅力，让美国人对隐藏在社会生活内部的许多问题变得敏感起来。迈克尔的书也促进了这一改变。
在他的自传《世纪的碎片》中，迈克尔描写了他因《另一个美国》声名鹊起的事。他在《评论》杂志（当时的《评论》与今天那份保守得要死的《评论》杂志风格截然不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的5000万穷人”。他说，这篇文章激起了小小的波澜。接着，迈克米伦出版公司给迈克尔预支了500美元，这对于一位年轻的作家来说，可是很可观的。他得以把那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另一个美国》出版后，头几个月的销量相当好，迈克尔赚了1500美金，够去巴黎游一趟了。在巴黎逛书店时，他看到了德怀特·迈克唐纳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书评，写得很长、很棒，谈的是美国的贫困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迈克尔的《另一个美国。几年前，在一群社会主义者中，迈克唐纳是我和迈克尔的同志了。后来，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还是朋友。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同，迈克唐纳保持着对道德回应的强大能力——这大多数时候就意味着义愤填膺。他还是位出色的记者，言简意赅，语言犀利，充满智慧。他写的评论或论文，本身就几乎是本书。迈克尔写道：“它把贫困变成了东北部的政治知识分子聊天的主题”，迈克尔继续写道：“当时，肯尼迪总统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弗吉尼亚所看到的社会困苦，把他深深打动了。他问时任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哈勒，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了解这些新的贫困理论。哈勒告诉他，有，把迈克尔的书给了肯尼迪。不久以后，肯尼迪总统决定，将消除贫困作为国内政策的一大目标。”因此，书有时（并不多见）还真能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
在自传中，迈克尔坦诚，他担心在《另一个美国》中，他没有公开宣扬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即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社会投资，“甚至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式”。他其实没必要为此担心。对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自由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可以和谐共事，以便推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改革方案。不论如何，迈克尔在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都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我想许多读者也明白这一点。
30年的时光一晃而过，现在再读《另一个美国》，可以说，该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有些事实现在已经过时了。另外，迈克唐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迈克尔的书应当注明文献来源。更有争议的是迈克尔在书中所谈的一个核心命题：只要人们了解了现实，他们就会义愤填膺采取行动，只要人们意识到“隐形的穷人”，他们就会行动起来，消除国家的丑闻。唉！在过去的那些年间，我们发现人们的确了解了真实，却依然无动于衷。事实上，有些人了解真实之后，甚至变得更加麻木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仿佛这些人出现在大街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也许会掏出几枚硬币给他们，也许会一毛不拔。但我们第一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时的那种义愤填膺，却会逐渐消退。我想，迈克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不太情愿承认这一点罢了。他早年的基督教信仰，他从天主教工人运动学到的伦理观念，让他觉得，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响应他的道德诉求。我几乎能听见他说，“他们肯定会！”
迈克尔有着年轻人的质朴，又有一副好脾气，他的一言一行令我感触良多。现在，当我重新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它还是像30年前那样感动着我。即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多少追随者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迈克尔也从来不会像许多职业政客（包括一些左派人士在内）一样干巴巴地说教。当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书中所表达出的那种热情是发自肺腑的。
《另一个美国》风格清新，简洁易懂。迈克尔把书安排得井井有条——此处的贫困，彼处的贫困；有时，他会简单地描述一下贫困带来的道德和心理成本；他对统计数据的使用也恰到好处，不多不少。
他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绝非看起来那么简单：什么是贫困？他把贫困界定为一个发展的、相对的概念。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富国，贫困问题显然不同于孟加拉那样的穷国：
〔美国〕人对人能够得到什么、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新的定义。生活水平远低于理应达到的水准的人，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都好，他们依然是穷人……应该这样界定贫困，即无法享有我们现在的科学水平认为过日子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医疗、住房、食物和教育的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迈克尔写作本书的时候，美国劳动统计署测算，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达4000美元，一个单身汉年收入达2000美元，方可算小康，否则就是贫困。迈克尔估计，根据劳动统计署的标准，美国有四五千万穷人，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令许多人感到震惊。他们拒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认为迈克尔夸大其词。然而，他依据的就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后来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表明，他说的大体没错。只要想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名言：三分之一的美国公民吃不饱饭，穿不好衣，住不起房。在20世纪30年代，当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还会承认这类令人忧虑的事实，而到20世纪60年代，当人们都沉浸在幻觉中的时候，我们却不愿认账了。
《另一个美国》最有趣的一点是，迈克尔坚持认为，贫困不仅是一种社会属性；贫困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条件。但凡经历过贫困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被动无助，又有暴力倾向：穷人孤苦伶行，但往往刚刚愎自用、充满敌意。穷不仅只是被剥夺了这个世界的物质财富。穷是进入了另一个致人于死地的、没有希望的宇宙，进入了另一个美国，心灵被扭曲。”在书中，迈克尔还生动地描述了人在贫困的驱使下可能陷入的极端状况：
在另一个美国里，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越来越多。他们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信教的越来越少，他们不属于任何工会组织或俱乐部。外面的世界看不见他们，他们也因此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视野越来越狭隘；他们面面相觀，也就意味着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迈克尔的描写可能过于夸张，他高估了物质条件对人的情绪和精神的影响。他想做的，是震动美国人。他想说明，不同类型的贫困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比如，同样是贫困，第一代移民盼着勤俭节约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而被迫离开南方种植园的黑人，堕落的阿巴拉契亚山民，还有看不到出路的贫民窟居民，贫困的表现就不一样。大家都穷的时候相比，只有少数群体穷的时候，穷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后果要严重得多。
1960年，迈克尔写道，贫困已经“隐身”了：
穷人正在渐渐被人遗忘。如果说，中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丑陋和贫穷，那么，他们过去至少意识到了丑陋和贫穷的存在。“跨越贫富的界限”，要走的路其实并不遥远……现在，美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穷人依旧生活在市中心破旧的房子里头，但他们与别人的联系（或碰面）却越来越少。
最后，迈克尔的书还是良心的吶喊，它在唤醒美国人的良知：你怎么能听任这种丑闻在美国越闹越大？
但愿我知道答案在哪里，因为在书中，迈克尔给我们讲美国人的心理、美国人的道义观念，讲了很多，当然他说的那些话，未必令人愉快。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著名的“贫困攻坚战”，美国穷人的数量显著下降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风向变了。今天，《另一个美国》问世快30年了，还是有数以千计的文章、讲话、大量的书籍，在描写、分析贫困。每个人都有话说，然而贫困却依旧存在。这并非像某些愚昧无知的人说的那样，是自然法则的产物，也并非像某些出租车司机和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穷人“懒惰”的结果。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的忽视、社会的功利。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政治意志。
当然，在这30年间，美国穷人也出现了些变化。穷人的数量有所减少。我试着将一些新变化简要列一列，尽管我不是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
有一点明显改观了，那就是老年人的状况。由于老年人已成为一个有政治能力的集团，他们懂得如何组织起来施加压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社会保障及医疗保健等项目帮了大忙，贫困老人的数量在过去30年间显著下降了。不过，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指出老年人可能面临一种新的风险，即越来越多的企业、公司不愿给退休人员提供他们曾承诺过的医疗保险。
有些情况不太妙。单亲家庭的增多，导致更多的成年人及儿童陷于贫困。事实上，贫困儿童的大量增加，最令人痛心。另外一个导致贫困人口增多的因素是穷人特别是黑人青年的吸毒——很难说是贫困导致了吸毒，还是吸毒导致了贫困；也许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穷人数量的增多，那就是政府减少了救济穷人及失业人员的项目。或许，导致20世纪80年代贫困人口增多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资水平持续下降，以至于美国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工作贫民”的群体，他们有工作，勤劳肯干，想方设法养家糊口（有男也有女），收入却少得可怜，生活贫困。这些变化，迈克尔有的已经预料到了，有的没有预见到。
下面，我引用两项有关美国近期贫困问题的权威研究，来说明问题。罗伯特·格林斯通牵头的“预算和政策优先次序”中心在研究报告中称：
1991年，美国贫困人口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值，超过21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
儿童贫困的增长尤为明显……1991年，贫困儿童的数量增加了近90万，儿童贫困率从1990年的20.6%上升到21.8%。与贫困人口的总数一样，贫困儿童的数量比以往任何年份都要多。
1992年发表的人口调查报告表明，近年来，因为工资收入低无法让一家四口脱离贫困的正式员工明显增多。1979年，低薪正式员工约占12.1%。1990年，该比例为18%左右。
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报告是拉里·梅歇尔和贾尔德·伯恩斯坦合撰的。这份题为《美国劳动人口的状况》的报告称：
1983~1989年间，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了，贫困率还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1989年的穷人要比1979年的穷人穷得多。比如，与1979年相比，1989年收入仅为贫困线的一半水平的穷人，多了8%……
1979年以来，黑人的贫困率至少是白人贫困率的三倍，1991年高达32.7%。拉美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从1973年的21.9%攀升到1991年的28.7%。
尽管经济复苏了，贫困率却依然居高不下，其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下降，以及“安全网”（即旨在缓解贫困的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的失灵。自1980年以来，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低收入工人本来就很低的工资还在往下降，男工降低了15.9%，女工降低了6.9%。
有足够的统计数据表明，贫困依然是美国的一大顽疾。贫困持续的时间越长，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许多人会在“贫困文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有时连工作也不去找。如果想想里根、布什当政时的那场大规模的金融投机，那些本来就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而富人与老百姓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想到这些，你就会觉得这种丑闻越发可恨。
丑闻还在继续，这让《另一个美国》现在还像该书刚问世时那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是迈克尔还在我们中间，同我们一道为洗雪美国的这一国耻奔走呼吁，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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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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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指出的那样，《另一个美国》是“愤怒的吶喊，良心的呼唤。”在书中，哈灵顿用他轻松明快的笔调，描述了一个沉重的社会事实：在美国这个富裕社会里，数千万人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中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底层也有中下层，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有精神正常的也有精神出问题的，有生来就贫困的也有后来沦落为穷人的。这些人，使美国出现了两个国度，一个世人眼中的美国，欣欣向荣、物质富足；一个是被世人遗忘的美国，贫困凋敝、忍饥挨饿。
在哈灵顿看来，社会上存在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在社会上的隐形，穷人的困苦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世人对穷人困苦的冷漠。哈灵顿认为，在一个本可以消灭贫困或有条件消灭贫困的社会里，出现穷人是一件特别丢人现眼的事。每个
人都应当义愤填膺，或者羞愧难当。遗憾的是，人们很坦然。美国虽然有好几千万穷人，可在美国人的眼中，穷人是遥远的记忆。好心一点的，善良一点的，对穷人深表同情的，会惦记穷人，可当他们看到贫民窟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良心上就感到宽慰，觉得穷人的需要已经满足。中立一点的，看到政府的统计数据，会觉得美国的穷人在減少。冷漠一点的，会觉得穷人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小时候不好好学习，不认真学技能，平时不好好工作，有收入时不储蓄，身体好时不保养呢？活该！
在一个物质富足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有数千万美国人陷于贫困之中呢？哈灵顿认为，导致在美国出现数千万穷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导致穷人陷入贫困泥潭的原因，不是穷人不努力，不是穷人的责任，而是由美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工业技术的进步导致结构性失业加重，大量有组织的工人下岗、转岗；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村人不得不到城里谋生，到了城里后又无法适应这个世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让黑人的生活机会受到了种种限制；而老年歧视又让老年人晚景凄凉。正是由于美国失衡的社会结构，使得大量人口无法获得平等的生活机会，不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此导致贫困人口的持续存在。
如何消除贫困？如何让每个公民都能有平等的生活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有像样的收入，住上宽敞点的房子，看得起病？哈灵顿认为，要解决美国的贫困问题，让每个公民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靠市场，只能靠政府干预，而且唯一能靠得住的只有联邦政府。
那么，为什么二十多年的反贫困战争没有成功呢？哈灵顿认为，一方面是美国人在回避贫困，不愿直面贫困的现实。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满足于成天宣传“纸面上的胜利”，玩数字游戏，而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消除贫困。事实上，只有正视贫困才可能消除贫困，只有把握好政府干预的抓手，才能让反贫困行动取得成效。恰恰是由于美国人沉迷于丰裕社会的神话，导致穷人的隐身；由于穷人没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让政府的政策方案符合自己的利益，由此导致政府的大量资金没有用于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穷人从福利国家获得的好处极为有限。比如，最低工资法并没有适用到真正需要最低工资保护的行业，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并没有惠及农村的穷人，城市的住房改造项目让更多的贫民窟居民居无定所。
基于二十多年反贫困战争的教训，哈灵顿认为，消除贫困需要有政治魄力，更需要在正确的方向努力。只有厉行社会革新，以更激进的方式推行反贫困策略，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才有可能解决。扶贫先扶志，要让穷人看到希望，而不是绝望。政府要制定社区发展规划，推动贫民窟的改造。要健全养老金体系和医疗保障项目，使老年人有足够的养老保障。更重要的是，哈灵顿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就必须打破种族歧视的藩篱，突破不同政治派别的门户之见，建构一个包容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美国两个国度并存的局面。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失去了一次机会，没有能够消除贫困，导致贫困生活的持续和贫困人口的增加，反贫困的目标落空。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早在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谈到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的问题时，就特别强调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要实行民生主义，“防患于未然”。今天，当我们再看哈灵顿的这本书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反贫困运动的失败，看到的是穷人未能从社会经济发展中获益，看到的是美国社会阶层的固化，看到了两个国度的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读哈灵顿的这本书时，我们更能感觉到社会和谐的可贵，感觉到民生建设的重要。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如何让社会的底层或穷人也能有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尊严？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如何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显然，美国所走过的道路并非是成功的方向。
哈灵顿慨叹美国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改变千百万穷苦人命运、重塑美国社会、再造美国社会的机会，即在美国有能力、有财力、有条件消除贫困的时候，美国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使得贫困问题与美国同在。相比之下，中国有更多的后发优势。站在“十二五”开局的关口，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持续的经济增长使政府具备了雄厚的财力，去搞好社会建设。我们已经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建设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同步、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和谐并进的时代的十字路口。幸运的是，在今天，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以预防和消除贫困，使全体国民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们深信，当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强调公平正义，更加注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时候，我们定能真正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让社会经济的进步惠及每一个国民，让每个公民都活得更加幸福、活得更有尊严。
飞北
201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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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致谢
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这里只提其中几位。感谢德罗西·戴伊，正是他的帮助，我才得以在天主教徒工人运动中，第一次接触被动贫困的残酷现实及自愿贫困的理念。感谢阿纳托·夏布，他当时还在《评论》杂志任职，他建议我写写美国的贫困问题。我对贫困问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时，他又和我一道工作。感谢赫尔曼·罗斯曼，一位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他帮我提了不少技术性的建议，并从道义上给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只是许许多多帮过我的人中的几位。很多人以匿名的方式出现在书中，他们有芝加哥的工人，有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工会组织成员，还有保尔利地区的酒鬼。
最后，我想把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她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正义；我还想以此书来纪念我的父亲，他的温文尔雅将成为天下通行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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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二章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自总工会成立会露布以后，赵继贤以保系嫡派的资格，冯沄以京汉路南段段长兼两湖巡阅使署副官的资格，遂日夜奔走于曹吴之门，以制造空气，谋覆工会。于是乖巧奸诈的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使其严禁开会，并云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于是军阀借刀杀人之计划便决定了。兹将吴致靳云鹗电照录如下：
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确切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
吴佩孚艳
仇人嫉视工会，工人未尝不知，且身处虎口，固军阀掌中物。但还不知对方欲摧残这样的急迫，所以大会筹备皆取公开，以为如此或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至一月二十八日，而意外的消息到了！黄殿辰首先来会声明禁止开会，始而取出赵继贤致吴佩孚的电报，继又取出靳云鹗、张福来给他的命令，猜他底意思，好似讨好于工人，显得此事主动者大有人在，但其心也太险恶，相持者几三日夜，工人愤激非常。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与吴交涉。
代表既到洛阳，当日（三十日）便往西宫。吴辞不见，约以当晚用电话谈，至晚，用电话约定次早八时谈话，次早得见该署副官长徐某及其政务科长白坚武，由他们转述吴意，只是一味敷衍恐吓。代表方面坚持主见，陈述实情，最后才由吴佩孚亲见。现在把那时谈话大要，记在下面：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无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尽歼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约接谈三时余，不得要领而散，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微笑里面！
先是，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庆祝，至三十一日晚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三十余团体，代表百三十余人。尚有北京、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三十余人。
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六十余人。本路分会——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各分会代表到者计六十五人。
赴洛代表于三十一号晚返郑，立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态度后，全体大愤，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因为我们乃本于约法而开会，当即决议，无论如何，决于次日仍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开会。
二月一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妄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一方郑州工友全体由会所出发迎接，至距会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视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恨，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二月一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晚间，各处代表全体集议，以吴佩孚违背约法，摧残工会，并派兵围困旅馆，不准来宾自由出入及互相谈话，勒令酒店歇业，不准来宾集宴，来宾出街，则以武装军警追随；实在皆待工人如囚犯。似此情形，惟有迅速引去，以免其他人民同受无端惊怖。于是全体决议从速离开郑州。武汉方面代表，当晚仍搭原车南下，其他各路代表概搭次日早车北上。各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此后工人地位危险万分，都说：“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同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成立会既遭这样的摧残了，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在十分忍无可忍之下，当即通过一决议，其大意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
并即日正式发布宣言，其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剧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沄；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下略）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亦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工团奋斗电云：“全国各工团均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工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励，类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冬”
于是轰轰烈烈争自由的京汉罢工，风靡、草偃，遂蔓延及于全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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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一章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附录〕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罢工后全体工人宣言
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年来中国的劳动运动，风起云蒸，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中尤以铁路工人有长足的进步。这里面原因虽多，但举其最重要的，不过下列两项：第一，中外国民受中国官僚军阀奸商的多层压迫，闹得鸡犬不宁，民生凋弊，劳动界直接感受的痛苦更深且大，自然容易觉悟，起而团结谋自身的捍卫。第二，年来文化运动打破数千年桎梏人性的枷锁，一般进步的青年目击腐败的社会无法挽救，以暴易暴的旧式革命，更不能建设理想中的国家，知非彻底改造不可，而彻底改造的方法，舍唤醒劳动群众，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战线掌握政权不可，故有许多少年都颇牺牲一切，努力他们理想中的事业，劳动界得此厚援，其势更张，组织也就较为容易了。这样简单的情境本来也是很平常的，旷观先进各国社会运动，莫不如此，虽其间进展程度，成功先后各有不同，但据唯物史观的观察，他们努力的最后，毕竟是会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懂得这简单的观念，才能明白这次京汉流血的意义——换一句话说才能读这一本小册子。京汉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兆端于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这正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的第一日。时该校在北京政府严密监视之下，以教育劳动者入手，兼营组织的运动，中经无数艰苦，度了很多的难关，——与军阀官僚战，与路局战，与旧社会抗争，甚至与同阶级的通敌者抗争，直到十年下期才成立工人俱乐部，从此本路各站先后成立，十一年四月九日即在长辛店俱乐部发起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声容甚壮，计到代表十四站团体，一连会议三日，才将全路分团作一次的划一和整饬，确定了京汉路总工会的雏形。八月十一日复召集代表在郑州作第二次的会议，更将内容重新决定，同月二十四日，复由辛店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卒能屈服路局，承认九条件，此番罢工胜利结果，不消说自然是给了全国工人无限的兴奋，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昂扬自负起来了，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到一种权威了。
〔附录〕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罢工后全体工人宣言
全国工友、兄弟、父老、姊妹们！我们二十四日的宣言，想你们一定看见了。自从那一个宣言发出后，我们就全体罢工，罢工的消息传出，迭经与路局会商，均无结果。于是他们又派军队到长辛店。他们要借兵队胁服我们，我们虽是手无寸铁，不过因为此次罢工并不是为长辛店一个地方，我们所争的利益是普遍于全路的，所以我们不敢多所畏缩，不敢不振起精神，来对付这武装的压迫者！经过这一番顽强抵抗的结果，居然使路局承认了我们所提出的几项要求。关于第一条，承认将郭福祥开革，余人查实撤革。第二条，承认俱乐部可以荐人。第三条，承认第一段从九月起，第二段从十月起，第三段从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毛。第四条，短牌换长牌，承认从九月起，凡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第五条，承认司机工薪凡递晋至最高工薪即为头等工资。第六条，承认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已催机务处开单候奖。第七条，承认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饬工务处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第八条，承认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第九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承认罢工期内不扣薪。对于路局此种答复，我们自然不认为十二分的满意。但是自从我们宣布罢工之后，最善假借的失意政客先生和最善挑拨的无聊新闻记者，把我们最清白极简单的改善待遇的经济罢工，牵引到政潮混水中，硬要说我们罢工是因为哪一个交通总长，是反对哪一个铁路当局，我们恐怕夜长梦多，以我们几千人的罢工作他们政治阴谋的工具。所以适可而止。不过此次罢工结果虽不能十分满意。但仍与吾人以未来的兴奋，我们现在姑让一步，而宣告上工。我们自二十六日起正式开工。
最后声明一句，我们由这次罢工所得的利益，均是我们亲爱的同业们万众一心得来的。郑州以北截至二十五止全体同情罢工，这是我们极应感谢的。同时我们也得出许多的教训：第一，一定要有反抗武力的决心；第二，要谨防政客的扒手。中国的劳动运动正在起始，资本家、军阀派的压迫大部仍是存在，我们将来的奋斗长着呢！全国工友，赶快武装起来，我们要联合的加入战团，冲他们的第二道战线。兄弟、父老、姊妹们！军阀、资本家的压制并不是只加诸劳动者的身上。你们还要腑首的忍受吗?我们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中，组织起联合的战线来，以炮陷他们的中坚！工友们、兄弟、父老、姊妹！时间到了。光明就在我们的奋斗中！起！起！我们要急起继续不断的前进。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但是自军阀方面看来，京汉全路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工人的进步，便是他们的隐患，他们的骄奢淫逸繁华靡费的生活，均是建筑在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的血泪和骷髅冢上。今见劳动者觉悟起来，自然是使他们寝不安席的。起初他们还预存蒙昧劳动者的成见，戴上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意在欺骗劳工，去拥戴他们，所以创设劳工局咧，赞成劳动立法咧，均不断的出自那班军阀官僚的臭口中，无奈这些奸谋，均被劳动的阶级观念所烛破，对于他们只有冷嘲热骂，并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好感，军阀官僚们至此遂更加嫉妒劳动者了。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安排无限狠毒的机关和陷阱，存心要将这二万余有组织的劳动者一网打尽，暗幕中指挥最力的人便是吴佩孚、曹锟、赵继贤、萧耀南等为之代表。
本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议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均已一致。即该地前此有一部分稍持异议的百数十工人所组织的传习所亦悉数加入总工会，将原有团体名称取消，至是京汉总工会统一之局完全告成，总工会宪法亦于此际草定，遂决定二月一日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此际在工人方面发扬蹈励，人人以建设模范工会，为全国劳动界的表率自任，而军阀方面的猛烈进攻，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附录〕
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一章宗旨：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京汉铁路工会。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第三条，本会地址设郑州，于长辛店、江岸，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及其办事处的地址，得由执行委员会随时议决迁移之。第二章会员：第四条，凡京汉铁路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赞成本会宗旨，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服从本会及所在地分会命令者，皆得为本会会员。第五条，凡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第六条，凡真实热心赞助本会的人，在某站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或经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直接认可，均得为本会名誉会员。第七条，本会会员之权利如下：（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二）由本会谋得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演讲，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四）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的补助权。第八条，本会会员之义务如下：（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之义务；（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之义务；（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办理本会各种事务之义务；（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的义务。第九条，名誉会员与会员有同等义务，但只有发言权。第三章组织：第十条，每站或数站联合有工人五十人者举代表一人，每增五十人者加举代表一人，组织全路代表大会，每年由本会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开会一次，遇特别事件发生，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第十一条，每次代表大会，举定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由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第十二条，由执行委员会互举正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任期一年，但随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改选之。第十三条，由执行委员会派定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其余干事分作秘书、调查、庶务、教育、交际、等科办事。第十四条，凡人数满一百人的车站，须组织分会，名曰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凡人数不满一百人者，举出代表，加入临近的车站的分会，设立执行委员会。其组织法，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另行审定之。第四章职权：第十五条，本会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审议本会预算及决算案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第十六条，在两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下：（一）决定预算案；（二）执行大会议决事件；（三）决定代表大会未决定一切的问题；（四）征收会费；（五）议决对外交涉事件；（六）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第十七条，正副委员长常住总工会所在地，代表本会，总理本会经济及一切事务，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案。第十八条，干事局受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命令，办理一切事务。第十九条，各分会执行委员会执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办理本会所在地一切事件。第五章规约：第二十条，凡执行全路罢工事，必须执行委员会的议决，全体会员过半数通过，才能举行。第二十一条，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如不服从时，得令其改组。第二十二条，某分会反对委员长时，由执行委员会判决之；反对执行委员会时，由代表大会判决之。第二十三条，各分会彼此不得相争，如遇争端，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或委员长解决之。第二十四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如下：（一）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二）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者等次及其各种规则；（三）不得顾全个人私利，违及公共利益；（四）不得有破坏本会和有碍会员的言行；（五）不得迟缴或不缴会费；（六）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七）不得无故退会。第六章经费：第二十五条，本会会员每人每月须缴纳半工工资，特别捐临时定规。第二十六条，全体会员每月所缴会费，各分会每月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存作本会基本金。第二十七条，本会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不得支用。第二十八条，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之。第七章附则：第二十九条，本会会议细则，执行委员细则，干事局细则，及各分会组织大纲均另定之。第三十条，本会章程经代表大会过半数人之通过，得修改之。第三十一条，本会章程经各站分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宣布之日起才能实行。
京汉铁路总会筹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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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死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我们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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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序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忌，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观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瞭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並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他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来，政象纷变，元恶巨慜。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据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那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暗黑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就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暴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乎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庭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的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序于北京骑河楼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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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重版序言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是记载当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书，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
“二七”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的斗争。这里，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的撰写经过。
先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二十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和过程完全记载下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纪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
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京大学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收集资料和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因为材料太多，后乃加以精简，着手写定，至三月下旬乃告完成。
开始动笔时在北京高师宿舍，后因环境复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一间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毫，日夜不缀，边写边印。
书成后，由我用文虎笔名写了自序，高尚德用笔名君宇写了一篇后序。
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经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
由于印刷工人不多，而且都是业余的劳动，人手不齐，于是我们两个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拚版，摇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团员同志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组稿到排字、拚版、印刷的全部工序。
全书的排印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同志负责。他是四川人，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兼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秘书，北方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封面因陈旧不清，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重新设计。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底在北京初版，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复印多次，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分区发行。前后共印十五次，发行量十五万册，畅销南北，远及日本、南洋各地，影响深远！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对于《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刊出下列一段文字：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的惨杀事件不仅为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件大事，而且是民权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发踪指示的不仅为直系军阀吴佩孚，而且有外国侵略者。他们意图遏制中国劳动界的新兴势力！
“此书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
伟大的“二七”革命运动，距今已历五十八年，在此悠长岁月中，由于年埋代远，革命史迹沈霾昏垫。《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从三十年代起已被列为禁书，十年动乱期间禁止流通。打倒“四人帮”后，海宇重光，拨乱反正，这一革命文献始得与读者重获见面。
在重版过程中，蒙河南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并深受有关部门热忱赞助，中国革命博物馆和长辛店机车厂在提供资料文献诸方面予以种种便利，谨此致谢！
又此次重印，原书内容悉未改动，本书原名为《京汉工人流血记》，为了名实一致，现改为《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原书在各章后面附有革命导师语录、诗歌，为节约篇幅，此次重版未排进去。由于时间匆促，未及细校，书中错误与不当之处所在多有，敬希读者指正！
罗章龙（文虎）一九八一年春节
“二七”罢工五十八周年纪念日，于北京，时年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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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生活运动（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4期
评新生活运动
迈生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压平福建事变后为了巩固它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它首先由南昌行营发起，随而扩大到南京，上海，北平，乃至山东，山西等蒋介石势力所及的区域，各地党部或官府或多或少的进行这一运动。东南资产阶级的巨头及“名流”如王晓籁严独鹤等，最先亦署名为发起人和拥护者。在几个月的进行，各地的教员中，学生，及一部份农民工人都参加过新生活运动的演讲会，提灯会或整洁大会。国民党所以能够动员这些各阶级的人物来装璜它的“运动”，是夹着政治的相当稳定，提出一些能够吸引以上层阶级或欺骗工农阶级的低级要求的原故：如“提倡国货”，“循规蹈矩”是资产阶级最希望于平民的；“卫生”“节俭”的消极运动和“礼义廉耻”的封建意识，是工农阶级所不致马上反对或易于受麻醉的。最近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宣言，更说什么“复兴民族”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法西斯派的刊物，还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可见国民党除了用枪尖杀戮人民外，不得不同时用欺骗的软化政策。
这一软化政策和过去有些不同：国民党亦常召开御用的“市民大会”之类来拥护它的军事独裁，但那时在会场上除了贴些“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外，还胡诌几句将来要“实行训政宪政”，“召集国民大会”等虚伪的民主主义口调，在这次新生活运动中，则蒋介石国民党——只少就把主要的派别说——已公然地抛弃这类“民主主义”的口号，而指示——或暗示——民众拥护蒋介石军人独裁乃至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纲要”说：“过去中国之教育，乃至一切政治，皆病于虚与伪……值此国家存亡危机之时……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虚与伪”的政治当然是指民主政治，“非常手段”，蒋介石说是“新生活运动”，——而我们知道，“新生活运动”以封建意识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这仿佛是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的初步运动，——所以揣测蒋介石原来的意思，他至少企图将新生活运动成为中国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起点。上海国民党内“法西斯”小组织的刊物（如社会新闻，新年与战争）的热烈拥护新生活运动，杭州将坚忍乘新生活运动而成立“文化社”，各地国民党部工作人员利用“朝会”之类来发动群众参加所谓新生活运动等，都表示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企图。
但这里我们又遇到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前途问题：蒋介石国民党能够借新生活运动或其他方式造成中国的法西斯统治或法西斯政府吗？从实际上说来，国民党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军事—法西斯性质的政府，自一二八事变及闽变后，法西斯的成分更加表面化和深化。但国民党政府中的法西斯成分，无论如何，没有也不能有军事独裁的成分那么大；中国整个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箝制之下，不能完成中国的独立统一，不能替自己创造强有力的民族资本，因而他们不但不能满足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任何基本的要求（如土地归贫农，国家独立等），反而迫得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苛征残剥，尽压迫践踏之能事。所以小资产阶级有遇到广大的群众运动则已，一遇到广大的群众运动，他们必然要和苛剥他们的政府和政党算账（如南方的“红军”，九一八后的学生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种条件之下，不管它主观上怎样企图扩张法西斯的政治手腕，但客观上绝不能成为像德国意大利那样广大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结果，终不得不将统治基础建筑在军队警察的枪尖上面为最良的办法，有时则还需要诉之“宪政”“国民大会”等欺骗政策为烟幕工具。所以从几个月来的新生活运动看来，国民党只敢宣传些礼义廉耻的抽象东西，或至多说几句“民族复兴”等空洞口号；却不敢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样煽动广大的农民起来做它的台柱，原因也在于此。上海晨报（蒋介石的机关报）亦公开承认：新生活运动鼓吹数月，“毫无成绩”。据我们所知道，上海南京杭州的所谓“法西斯派”或“准法西斯派”从新生活运动中所得的微弱果实，远不及他们所预期的，不但如此，那些一时接近他们的少数“群众”（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很快的表示对他们失望，而他们自身间则因上层军人或官僚势力的支配和影响，分裂成数个小的官僚集团，由互相暗斗而逐渐表面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及所谓中国“法西斯”的现状和前途了。
但我们不应忽视新生活运动所起的各种作用和后果。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多少帮助了它的势力的发展（包含法西斯成分的增长）。它借此，对外可以表示它的“统一”“稳定”以便吸引帝国主义资本家前来投资，对内则除了缓和一般群众的反抗情绪外，且可作为一种进攻或打击其他军人集团的辅助力量。新生活运动之伸张到山东，山西乃至西南，对韩阎及陈济棠等是一种进攻的潜力。这就是反映出一般的南京与西南等军人政府间矛盾的生长。目前上述几个倾向，都是很显然的。
新生活运动本身因为尚不是一个赤裸拥护独裁或拥护法西斯的运动，所以资产阶级各派都可拿来作为外衣，而加上自己的解释和内容。说“信仰自由”的汪精卫，报章杂志的自由主义的编辑，乃至老官僚和小学教员，各有各的说法，他们的听众或群众亦各有各的了解。从此看来，新生活运动亦有许多复杂的副作用。
无产阶级先锋队要给广大的工人和民众指出：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是空洞的和欺骗的。国民党和资本家教我们“衣服干净”，“居处卫生”，但是工人身边没有铜钱，资本家不造“工房”，政府不将人民捐税用在市政建设，这怎么办得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人减工，反对将人民捐税移作军费党费之用。他们说要“提倡国货”，“复兴民族”，“复兴农村”，但是不抵制外货倾销，不收回关税，不赶走帝国主义，不没收地主土豪的财产，这些也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起来作抗日反帝的斗争，并打倒一切地主土豪。他们教我们顾到“礼，义，廉，耻”等空洞的旧道德，但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不给我们人民自由，则实是最无“礼义廉耻”，——所以我们要求实行失业救济，人民有言论，集会，罢工一切自由，并撤发军阀官僚的政治，召集普选平等全权的国民会议。最后，我们要知道，只有靠斗争的手段：举行罢工，示威，组织工会等，民众们的要求方能达到。坐着不动着，则悲惨的生活不但不能改善，反而只有更加悲惨！
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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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陶希圣
一
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存在于其中。
英国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毫不迟疑的断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且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是法律家，在英国法律里随便可以寻出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处所。即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应当是契约制，换句话说：应当以个人的自由意志，用契约的形式，决定人与人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身分制，换句话说，人与人的法律关系不应仍依各人身分来决定。英国法却不然。雇佣契约法在英国叫做主仆关系法，家族法在英国叫做家庭关系法，法律里面把人与人的法律关系确定得好好的，凡是这种法律关系都要依这种法律规定以决定其内容，这确是身分制，我们若止看定这一点，也许会认定英国社会是封建社会。
日本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也毫不迟疑的断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且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日本有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从经济运动进入于政治斗争，而与资本阶级相对抗。日本有继续破坏的贫苦农民阶级，这个阶级正在与地主阶级及资本阶级作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但是日本的人士仍然有的认定日本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占国民百分之七八十，小资产阶级有决定的势力——例如全日本农民组合指导者高桥龟吉氏。那末，日本社会便又可以说和中国社会是一样了！？
如果只是见树枝而不见森林，见特殊而不见全体，那末，对一个社会的观察，无论如何是不会正确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的观察更难，没有充分的正确的社会统计供我们的参考。学者各本其“所染”以说明社会现象，所得的结论便大相悬殊。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常以欧洲中世封建制度来和中国社会比拟，所得的结论是中国现在连封建势力都没有。共产主义者常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解剖所得的论断来应用于中国社会，所得的结论是中国已有尖锐化的阶级对立，又或因中国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而主张制造无产阶级以求适合于社会革命的实行。
我觉得社会现象固然有合法则性象自然现象一般，但是社会现象的合法则性并不能使我们作成一个公式，适用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多数社会，而毫无不合。便是自然科学者把两种自然现象相比较时，也要说一句“其他条件相等时，”再才能下一个两者相同的论断，足见得其他条件如有不同，两种现象便不一定相同。况且在观察社会现象以前，我们大抵怀抱着一种“假定，”依照假定去寻求那适合于证明这个假定的材料，这更易使观察陷于错误了。臂如我们先假定古代婚姻是掠夺婚，那末，婚姻在古书里叫做“昏”，便可以去证明古者结婚必于黄昏时候，由男家以暴力劫夺女子。又若看见乡间花轿门上上锁，便去证明古者结婚必用木制肩舆锁上新娘，以防逃逸。这是很易陷于错误的。
所以观察中国社会，要不放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要不因其不合于假定而故意否认它。更要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社会型出现于历史。所以我在本文里面只举出几个实际的社会现象来，供同志们综合的研究，并希望得到严正的批评。
二
第一个要解答的，是中国社会是不是宗法社会？
我的答案是：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宗法势力还存在着。
为什么说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呢？宗法制度是指《礼记》上所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作用第一是尊祖，第二是敬宗，第三是收族。而其特质是父系，父权，父治。其系统在直的方面是嫡长子继承，在横的方面是“以弟事兄，以兄率弟”。至其精神在“尊尊亲亲男女有别。”
宗法的制度以世禄为基础，世禄既废，宗法不行。秦蕙田《五礼通考》说：
古者有井田，有世禄。井田法行则人无兼并，世禄不绝则宗无削夺。有世禄者皆卿大夫也，……卿大夫则有圭田以奉祭，有采地以赡族。盖其禄受之于君，传之于祖，故大宗百世不迁。
制度是依存于世禄，有世禄则作用才可以发挥。这样，所以宗法制度随封建制度消灭，不复存在于后世。我们如执着这一点，必会否认中国现社会里有宗法，尤其不是宗法社会。
不独可以否认中国现社会是宗法社会，更可否认中国古社会曾经行过宗法制度。为什么呢？上述的宗法制度是儒家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制度，在古代究竟有那一族实行过？确是一个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判断周行过这种制度，周以前及周以外没有普遍行过这种制度的民族。陶汇曾《亲属法大纲》序文中说：
宗法，周制耳。有周称王以前及有周诸族而外，殊难觏宗法之特征。谓宗法制度至周大备，谓宗法社会沿自古昔，而不加时代与民族之区别者皆误也。在周室称王以后，宋犹内娶，楚犹立少子，士大夫如公仪仲子犹舍孙而立子，伊洛之戎犹居近郊，商鞅相秦始别男女。孰谓宗法为中国古代遍行之制度乎？
那末，不独现代中国社会不是宗法社会，古代中国社会也不是宗法社会了。
但是我们绝不能否认宗法势力的存在于今日。为什么呢？宗法的特质是父系父权父治。今日中国的家族是不是父系父权父治呢？什么是父系？从父方去计算谁是亲属的制度叫做父系。中国亲属制度虽不否认女系亲，但是亲属的计算纯以男系为本位。陶氏前书引《崔东壁遗书》云：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之父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谁何者矣。
为什么母之母以上，三世外不知谁何呢？这是中国亲属制度取父系制度的缘故。什么是父权？由子继承父的财产的制度叫做父权。中国的继承法，纯依宗法以定继承人。继承家产的一定是死者的男孩子。《大清律例》所谓：
嫡庶子男，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私生子依子，量与半分。
便是财产由男系子孙继承的规定。继承宗祧的一定是死者的嫡长子孙。《公羊传》所谓：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便是说死者的身分由嫡长子继承，如果有子皆嫡则以长。如果有嫡有庶则立贵。如果有子皆庶则立长。什么是父治？一家的事务和子女的身体都由父统治的制度叫做父治。在中国古代，家是一个劳动组织。田地的分配以家为单位，试引一些古人的话来作证：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李悝语）
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
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礼内则》）
足见得这个劳动组织一切由父主持。一直到现在，还是“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大清律辑注》）一切由于父治这叫做“尊尊。”所以《仪礼丧服传》说：
父，至尊也。
父系父权父治的制度下，女子的地位是当然不好的。否，女子并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对于本宗宗族的妻是怎样看法呢？
其夫属乎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其妻皆妇道也。（礼记）
我们对于本家出嫁女是怎样看法呢？出嫁便以永离相期，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孔子）
我们对于妻的义务怎样定法呢？
妇，服也。
这叫做“男女有别。”至于母系亲和女系亲呢？不独和我们没有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死了也值不得穿多重的丧服。《仪礼丧服传》说：
外亲之服皆缌也。
唐代魏徵力争加舅服为小功，还遭儒者的唾骂哩！这大概是所谓“亲亲。”
在这种父系父权父治的特质和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的精神之下，中国民族保存着几千年来变迁狠少的家族制。这种家族到今日还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单位。父祖的权力，女子的地位，和古代有什么差别！中国社会既有这许多特征，我们便不能否认其为宗法社会了。
三
第二个要解答的，是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
我的答案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
什么是封建制度？这个问题好难解答。和宗法制度一样，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民权主义》第二讲说：
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和中国周朝亡了之后变成东周列国一样。所以很多学者把周朝亡后的七雄争长，和罗马亡后变成列国的情形相提并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那个时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还有伯子男，都是很专制的。那种封建政体，比较中国周朝的列国封建制度还要专制得多。
那末，中国没有过封建制度吗？本来在七雄争长的时候，已经是封建制度破坏时期。这个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已渐发达。商人在列国之间已有政治活动——如弦高稿师，及阳翟商人吕不韦用计相秦。商人在列国中的地位也很高——如晋之绛商，通于诸侯，又如陶朱公有力运动楚国大赦。所以七国乃是依春秋时代许多战争及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集权国家，已不是旧来的封建侯领。这个集权国家的政权在官僚士大夫阶级之手而不在封建贵族之手。这时期的领主制已变为采邑制，——如孟尝君的薛，卫鞅的商于。采邑和食采邑者的关系不过是纳租的关系，决不象农奴与领主关系的残酷。
春秋以前，中国有许多封建诸侯。但是周以前，又不能说是封建社会，那个时期的牧伯，不过是氏族长。这许多氏族长——“群后”，之上冠戴着一个“元后”，——或许元后制是后人假定的也未可知。周统一中国以后，始外封功臣和子弟，例如太公封齐，一到便灭了莱侯及莒侯，莱侯莒侯却便是原来齐地的氏族长。楚不一定是周封的，而楚所灭的汉上诸侯，也大抵是氏族长。这些分封的功臣子弟灭了原有的氏族长以后，便把土地分给随员，这便是卿大夫。卿大夫各从其封地征收租税，经手收租的家臣也许便是子路做过的季氏宰之类。但是齐鲁晋这些侯封又和欧洲封建领主有些不同。第一，中央的权力好象要比欧洲封建时代的共主有权些。第二，卿大夫封邑内的人民对诸侯的义务比对卿大夫的义务好象要重些。前者是因为周的分封，是从共主分封出来的，与欧洲封建诸侯从始便是各自掠夺土地者不同。后者是因为只有诸侯才可领兵，侯封内的权力集中于诸侯，和欧洲封建领主制极端分权者不同，但是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欧洲封建领主制究竟是怎样的，还不能一言决定。《大英百科全书》封建制度解释中说：
吾人之用封建制度一语，为便利计耳。若谓其含有系统之意味，即为失当。封建制度在极端发达之时期，亦绝无系统之可言。其为物也，实一种略具组织之混乱耳。各地所流行者颇不相同，故无怪各封土间各有其特异之习惯。（《双十月刊》三期九五页引用）
第二应当注意的周的集权于中央是不是儒家的假说还不可知。周初灭殷以后是不是各氏族交争土地，如莱莒之争长齐都，和徐偃王之争夺淮域？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如此则要把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两个特征来和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两个传说大加比较，是不十分妥当的。若因为这一两个传说和那一两个特征稍有不同，便否认中国的封建制度，那更不大妥当。若由大体上说：中国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也有相同的各点。
第一，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这是两者相同的第一点，欧洲的封建领主在领地上有所有权。后来罗马法学者把这种所有权看做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换句话说，他们把罗马法上所有权观念解释领主对领地的所有权。其实后者是公法的性质，前者是私法的观念，本来是不同的。有权威的学者，如英国的亨利梅因，他便能够把两者不同的处所分开。他在《古代法》名著上指出领主的权力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合体，罗马法学者把义务部分分开，仅观察其权利部分，遂以为领主的权力是一种私法上的所有权。这是不对的。领主的权力既不能以罗马法上所有权来说明，那我们便不能认定欧洲封建诸侯对领地的领有关系和中国古代诸侯对领地的领有关系全没有相同之点。
第二，在中国古代分封诸侯的典礼有由天子授与茅土于受封者的仪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后归受封者的领有。这种礼节到汉代还是照行。欧洲封建诸侯分封下级领主的时候也授与土和刀以表示领有关系的开始。自分封后，附属于土地的农民便成为领主的臣民，其间发生一种忠勤关系。——领主保护（义务）并统治臣民（权利）。臣民纳租税服劳役（义务）并享受领主的保护（权利）。换句话说：领主与农民之间发生一种隶属关系和保护关系。人与人间的隶属关系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
第三，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另一个特点。侯分封领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侯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欧洲的等级名称虽和中国不同，而其为等级则一，在等级制度之下，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皆取决于其所属的等级。农奴之子常为奴。贵族之子常为贵族。而农民一家之中，又以家长为代表以接受耕地，家族之中，遂亦以身分定权义。这种制度叫做身分制。即卫几若氏所说：
古者，个人系属于所隶之集团而不可分离。所居地位惟决于诞生之一事，而不得以自己之意思变更之，……即吾所谓必然聚集，而亦梅因所谓身分制也。（陶汇曾《亲属法大纲》二十页引用）
总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而小异之差，也许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这种封建制度后来变革了多少呢？观察中国封建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再自问题答案的追求中进行我们的分析。问题是：
——战国时代，中国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为什么直至现在中国资本主义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达呢？
公孙愈之先生在《前进》第四期上分柝〔析〕中国的社会构造，很是详明。他说：
中国自封建制度崩溃以后，直到现在，社会的构造没有改变。这个构造的特征是：
（一）不发达的钱币经济。中国的钱币，不但未经国家严格的支配，仍是以重量通用，并且钱币经济和天然经济还是并行着。
（二）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很少工业资本。
（三）土地价值的流动化，购置土地成为最重要最普遍的投资。
以上所举的特征，自封建制度崩溃后直至现在，没有改变。最奇怪的，就是虽然和西洋通商将近百年，政治上经济上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社会的经济的构造，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这个构造，可以叫做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思想是封建的，保存这个思想的有传统的圣经贤传。经济与社会倒是初期资本主义的。
公孙愈之先生根据这个分析，主张中国现在的社会构造，并非封建制度，所以和顾孟馀先生一样，以为“中国的农民问题与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决不能在打倒封建制度的口号之下解决的。”但是我对于公孙和顾先生的分析，还有几个疑点：
第一，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何以不能有进一步的发达这一点说明。
第二，封建思想是圣经贤传所保存，圣经贤传是什么势力保存着的？
第三，西洋和中国是不是泛泛的通商？通商以后，中国社会构造是不是没有根本改变？
最后一段留在本文第四段质疑并讨论。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势力保存着封建思想，致成为资本主义的桎梏而数千年来终不能作进一步的发达。
中国的圣经贤传确是封建思想的结晶。但是圣经贤传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才结晶起来。在那个时期，圣经贤传不过是各种学说中的一派，为邹鲁缙绅先生所主张。老庄，墨子，和三晋的申韩，在当时和孔子都等量齐观。秦统一中国以后，全采取申韩的学说，蔚为中央集权的法治国家。汉高至汉武初年又重视黄老之说。汉武虽想崇儒术，却格于太后和功臣，几酿成大狱。汉武的尊崇儒术虽终竟成功，但是以前的轻儒的事实却仍自昭垂于历史。由这些事实看来，足见得圣经贤传的保存，还依赖着圣经贤传以外的势力。复次，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的时期，一定和封建制度相冲突，第一步必然有随资本主义发生发达的思想来打破封建思想。第二步才是资本主义的势力和封建势力相肉搏以争夺政权。第三步才完全遂资本主义的发达。这个过程便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中国，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克覆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反维持了数千年的权威，资产阶级也始终没有发达到具有夺取国家政权的实力。这是什么势力把它压倒着呢？
封建制度崩坏了，我们仍旧要追寻这桎梏着资本主义的势力！
我们先观察封建制度崩坏的过程。周的末期，中国国内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各遂其发展。几个侯封里面，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在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这资本主义齐国。自齐霸中国以后，各侯封间继续起了几次大战，渐促成国内的中央集权。而战争的背后，颇有商业发达，都市集中，人口增进的影子。但中央集权的政权渐由诸侯归于贵族，再由贵族建筑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七雄争长的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间，贵族阶级相随崩坏。到了战国时代，庶人起为卿相的，事情很多。贵族要保持其位，也相趋于养士，于是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在战国末期，有突进的势力，如信陵君的专魏，孟尝君的振齐，燕太子的剌秦，都是这个阶级的浪漫的斗争史，而信陵平原的勾结，已目无魏赵两君。这个阶级的成分是贵族，知识分子及游侠。知识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维持住这个阶级的优越地位，为法家所痛恨，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证明了这个阶级的反法治精神。
秦统一中国，便根据法家的学说，建设集权的国家。各地行政由“守”任之，绝不封建子弟以相错杂。中央王室亦不许有贵族身分的存在，集大权于秦皇之一身。过去的贵族及儒侠混成的阶级因此一时潜伏于市井及田亩，一旦揭竿而起，遂颠覆秦皇。在此时期，陈胜冒称张楚，项氏迎立怀王，分封六国之后，招集这个阶级流亡分子，几乎把六国争雄的局面再建起来。士大夫阶级的社会势力，无遗恨的尽量表现。但是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一方面徙豪杰于关内，一方面设守吏于地方，一方面虽分封子弟，而行政权力仍归于守吏。自此以后，士大夫阶级一时破坏。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历史上又发现士大夫阶级再建的痕迹。前汉的末叶，后汉的全朝，都是士大夫阶级极盛时期。在朝为公卿，在外为守吏，在野为“月旦”政治及砥砺气节，治理农村的士人。其时阶级的人数不多，所以生活易，生活易所以很少浮滥的行为。这个时期，知识还没有扩大及于平民，后来知识逐渐普及，阶级便扩大了数量，而气节等等便崩坏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散布于各阶级间，何以中国士大夫阶级能够自成一阶级呢？
第一，因为这个阶级是一种扩大的身分阶级。这个阶级是封建贵族的扩大。有门第的超越，有知识的优异，对于庶民拥着一种身分的信仰。
第二，因为这个阶级的生存和封建贵族阶级的生存是一样的寄托在农民之上。（一）个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农民收取租稞以自奉，乃有馀暇以从事于知识追求和政治活动。（二）阶级的活动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农民收取赋税，以为俸禄，乃能运用政权，威临于劳苦农民之前。（三）阶级的保存有赖于身分的封锁。门第不相当者不通婚，而门第相当者相结纳。谱牒之学，便是封锁身分的武器。（四）阶级的流通又用科举或选举制度，以士大夫阶级思想的定型，吸收庶民中优秀分子，使加入士大夫阶级。
自汉以后，士大夫阶级为政治活动计，常依附于帝王。在王朝崩坏时期，又依附于新起的战斗团体。新起的战斗团体虽有的是农民起义所长成，但也有旧来的军官士子。因讨伐农民而厚集兵力所成立。即令战斗团体是农民起义所长成，一取得帝王地位，即感觉“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便收罗士大夫共谋大计，而“伙涉为王”的当儿，已脱离其原来所属的农民阶级。异族入主中国，中国的士大夫也同样的包围，北魏与满清帝王因此莫不感染于中国文化——“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统治阶级文化。
士大夫以其政治威力维持其土地所有权和身分优越权。一方面，地主之于佃农。决不止于契约上的诛求，服力役，致敬意，于租稞的收取外，还有人格的支配，士大夫地主之前，只有佃头才有发言的余地，而一般佃户尚可望而不可及。一有延缓交纳的事情，则“忤佃”的诉讼必归胜利于地主。他方面，于地主的佃权以外，士大夫的身分更是剥削农民的工具。一面出入官厅，左右行政，一面判断狱讼，执农村的政权。因此，在农民的立场上观察，官厅的长官及吏胥和地主士大夫实成为整个的阶级，这种阶级的支配和封建贵族阶级的支配，性质作用大抵相同，不过在封建领主则土地所有权和臣民统治权合并于一身，而在士大夫阶级，则前者权力分属于个人，后者权力分属于官府。由士大夫阶级内部看，确和封建时代不同，由士大夫阶级和农民的势力关系看，又和封建时代无异。
士大夫阶级的势力表现于政治则为官僚政治。对战斗团体的依赖性及对生产庶民的抑制性是官僚政治的特征。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隶属关系。表现于思想则为等级思想。这种社会实具有封建社会的重要象征。工商业资本主义在这种势力桎梏之下，没有发达的可能。这种势力，只有叫做封建势力。要把封建势力支配下的社会分解，可如下图，
（注）地主指没有士大夫身分的地主
综结上述，封建制度虽已破坏，而封建势力还存在着。封建势力便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作进一步发达的桎梏，也便是中国农民痛苦的源泉。
四
上面的说明，可完全适用于八十余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但对于八十余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却只可部分的适用。这是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社会构造的改变。
中国的政治组织整个建立在乡村的农民之上，而士大夫也便是农民所养育的游惰阶级。这个阶级是封建社会的身分阶级的扩大，其阶级支配在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信仰。个个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保存着多少封建的意识，而整个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势力关系则纯为封建的阶级关系。
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这个身分阶级已陷于破坏及紊乱时期。在从前士大夫阶级俸给及租稞所得大抵投于土地的购买，所以土地价值的流通化，是中国从前的经济构造一个特征，虽有人会认为资本主义的征象，而不知这正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生存的表现。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发展中国的城市经济并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以后，投资的方向因之一变，而群趋于工商业的经营。因此便生出下面的现象：
（一）金钱的崇拜化替了身分的崇拜，第一使士大夫阶级崩溃，第二使商人僭有土大夫从来的信仰。
（二）富裕的士大夫（官僚）渐投资于工商业，使士大夫阶级兼地主与资本家。
复次，帝国主义第一期的侵略是在协定关税及通商地制度之下，输入大量的商品于中国，与中国土货争市场。第二期的侵略却是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厂，发展产业于中国境内。第三期的侵略更变换其性质。除继续商业的及产业的侵略以外，运用其雄厚的资本于中国境内，使中国工商业于屈服于市场竞争之外，还附庸于外国投资。中国的社会构造又有重大的改变。在第一期，发生了外国商店的代理人，即买办阶级。在第三期发生了运用外国资本及以外国资本为后援的中国资本家。而第二期中，与外国产业竞争失败的中国产业，到这个时期，成功了外国资本的销纳场所。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前受封建势力的支配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一种非正常的发展。在法律上，中国的资本分属于外国资本家，买办，官僚及中国资本家，但在经济上，则莫不附庸并屈服于外国资本之下。以外国资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资本阶级。这个阶级是由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和士大夫身分阶级不同，如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必没有产生的可能。但因有士大夫阶级的介在，资本阶级颇具有士大夫阶级性更容易和战斗团体结缘。又因为资本阶级的发展，不是中国经济构造内部自发的形式，而是由中国经济构造外部的轧轹，所以虽看见资本阶级的成立，而看不见封建思想的破坏和民主革命的成功。
若分解帝国主义侵略后的社会构造，则可如下图：
五
第三个要解答的是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
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要提到主张阶级斗争是一件事。认识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另一件事。总理在《实业计画》里说：
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是也。
同时又说：
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
《军人精神教育》第三课说：
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
同时又说：
以中国论，现时尚无本资本家专制之弊。然将来实业发达，则亦必有社会革命问题发生。
总理是承认阶级并承认阶级战争的。但是中国尚没有严重的阶级对立，所以不主张促成阶级战争。一方面虽不主张阶级战争，他方面又不否认中国有资本阶级的存在。《实业计画》里说：
资本家之在中国寥若晨星，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
《军人精神教育》里说：
中国今日虽无大资本家，然其见端固已有之。
社会阶级的存在与否，是要从事实上去观察，决不必因本党反对狭隘的阶级战争，遂否认中国有社会阶级。
第一，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已有“见端。”试就新式产业观察，中国产业，近年来有进步的倾向，就机器和原料的输入额说：大战发生前一年（一九一三年）总额为八・〇一九・〇〇〇两。到了一九二一年，为七三・二一二・〇〇〇两，一九二二年为六六・七八四・〇〇〇两，超过一九一三年八九倍。产业的发达，使工农商业的资本激增，而资本集中的现象也很显著。一九一二年工业公司数为五三一，资本为五四・八〇八・二〇二元，至一九一九年，公司数减为四二五，资本额增为一二九・二二一・二四七元。农业公司一九一二年数目为一七一，资本额为六・三五一・六七二元，至一九一九年，公司数减为一〇二，资本额增为一二・四六八・八〇四元。商业公司，一九一二年为一三一，资本额为一三・四二七・二四九元，至一九一九年，公司数不变而资本额则增为二四・〇九一・六三〇元。工厂工人的数目达二十万，而一九一五年农商部统计，手工业工人有一一・四八三・五九八人，而工商业者有二・三八八・一九〇户。
第二，农村阶级的现状，为事亦属可惊。我现在把公孙愈之先生在《前进》第四期《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所列表式及论断节抄下来：
去年谭平山在汉口土地委员会宣布的两个表抄录于下：
按百分法计算各层的农户，其结果如下：
a．一至十亩的农户有百分之44.45
b．十至三十亩的农户有百分之24.73
c．三十至五十亩的农户有百分之16.21
d．五十至一百亩的农户有百分之9.57
e．百亩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5.33
按百分法计算各种农户的土地分配，其结果如下：
a．平均有五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6.16
b．平均有二十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13.26
c．平均有四十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17.44
d．平均有七十五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19.40
e．有百亩以上的占土地百分之43.00
宣布以上的“统计表”之后，于是当然的结论，就是中国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均。因为百分之五的农户要占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而一亩至十亩的农户，虽然居全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四，却只占百分之六的土地！然而公孙先生知道这个统计完全是假造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也有一个估计，抄录于下：
所有面积共占全耕地百分之几
十亩未满的42.3
十亩以上的26.6
三十亩以上的15.8
五十亩以上的9.7
百亩以上的6.6
这个统计，自然也不可信。然而最滑稽的是它与共产党的“统计”恰恰相反。它说十亩以下的农户占土地百分之四十二，而百亩以上的农户占百分之六。据公孙先生的意见，无宁说《东亚同文会》的数字比较的近于事实，中国很少大地主，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了。
“中国虽然很少大地主，却是一切地主所占的土地确是不少。同时，地租很高，佃户和农业工人所受的压迫很重，这不但是我们自己所熟知，也是许多欧美人的调查所证明的。
“综合许多材料，可以说中国全国的耕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田，而地租平均总在耕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在南方较重，在北方较轻。”
以上是公孙先生的论断。
中国全国耕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田，所以地主和佃户的阶级现象很是可惊。总理《民生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便是根据这种现象的。《民生主义》第三讲说：
中国现在虽然是没有大地主，但是一般农民有九成都是没有田的。他们所耕的田大都是属于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
农民问题，大地主多固然是严重，大地主少也不失其严重的性质，因为地主和佃户的实际情形是如上所述的！
产业状况和农村状况既如上述，我们断不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的存在。中国社会固然不象欧美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一个阶级社会，也不是象原始社会那样，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职业社会，这是从上面所述，可以断言的。
六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受这个势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发的发展。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侵入以后，上层社会除兼地主与资本家的残余士大夫阶级而外，新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阶级。在都市，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有“见端。”在乡村，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而为佃田，农民土地问题形势极为严重。
中国社会便是这样一个社会！
附注：作者执笔的时候，正是在上海养病的时候，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在发表以求同志严重批评的当儿，向读者抱着无限的歉意
十七·八·十九·
（录自《新生命》第1卷第10期，1928年10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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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铁血时代（1850—189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章铁血时代
（1850—1896年）
·印度兵变
·意大利复兴运动
·美国内战
·日本明治维新
·德国统一
·巴黎公社
·长期萧条1873—1896年
在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波及全欧洲的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长期繁荣时期。它一直持续到1873年，这时资本主义系统崩溃，进入了一个同样漫长的衰退期。铁路建设是经济景气的先锋，实现了物资和人员运输的机械化，催生了一个煤、铁、机械和建筑工业的巨大市场，同时创造了新“资本的时代”一个效果十分显著的标志。
然而，繁荣的资本主义动摇了社会和地缘政治秩序，为第三波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社会环境，尽管这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上层领导，而不是由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所驱动。意大利复兴运动，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德国统一，都能很好地理解为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革命。
但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激烈的事件。而且都用它们不同的方式，预示了20世纪伟大斗争的来临：1857年的印度兵变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发生在我们以后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区域，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榜样。
印度兵变
在历史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是人类所经历的包罗万象的巨大变革，不过它们都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也有一个重大区别。
农业革命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传播，其发生的传统农业社会也极为保守，经过若干世纪也只有细微的改变。相比之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是一个社会经济的大漩涡，涉及“生产持续性的彻底改变”和“所有社会状况的不间断干扰”。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当欧洲资本主义依然在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内部孕育时，就将手伸向了全世界。它的冒险家、航海家、商人和奴隶贩子奔波于欧洲之外的大陆，寻找掠夺品和利润。
1750年之后，资本积聚的过程加快，而这个系统朝向“全球化”的转变加强了。资本主义需要初级产品来供给工业发展，需要市场来销售制成品，需要为其过剩资本寻找新的投资去向。帝国成为了一个必需。而资本主义为欧洲提供了它们需要得到的边缘地区。
技术和组织，使得小团体的欧洲士兵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征服土著成为可能。他们面对的国家经常是腐败的，好战的，并且充满分裂和不满情绪。有时候，上万军队面对数百甚至几十名欧洲士兵时，都会仓皇逃跑。
印度是最丰厚的奖品之一。在17世纪，好几个欧洲国家在其沿海建立了贸易港口。18世纪中期，英法之间的殖民竞争逐步升级，并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争。
1757年，罗伯特·克里夫，一个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官员，占领了加尔各答并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孟加拉行政长官（纳瓦布）的军队。纳瓦布名义上是德里的莫卧尔帝国的总督。事实上，他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是印度境内经常互相攻击的几股势力之一。欧洲人得以一个省一个省地征服印度。
纳瓦布王室的富裕同贫穷的村庄之间被一条巨大的社会鸿沟分隔。孟加拉人民将其统治者视为侵略者。他们根本没有为其斗争的动机。而且因为王室从本质上来说是寄生的，在孟加拉社会没有实际根基，它被分裂与阴谋所困扰。
克里夫的3000人能够击败纳瓦布的5万军队，并不是因为其火力的优势。事实上，孟加拉的步枪和火炮比东印度公司的更多。胜利的关键在于纳瓦布高级指挥官的背叛，大部分人并没有参加战斗，而且一种新战争方法的有效性，是基于流动性、火力和侵略性。
封建军队作为独立武士的混合体而战，而资产阶级军队是作为高度训练的男人的集合而战。这个时代的火器装载速度慢，射击距离有限，而且不准得离谱。大规模发射的理想距离是50米甚至以下，这样就能在一个关键时刻撕开对方的编队并突破其防线。在普拉西，克里夫武装只与纳瓦布的一小部分军队交火，但在决定性时刻，依然要与三四倍于自己的敌人对抗。因此，使孟买陷落的，是封建分裂与资本主义方法的联合作用。遍布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欧洲人征服，都同样如此。
普拉西是一个转折点。法国黯然失色。随着东印度公司力量的上升，许多本土统治者寻求与其和解。印度中部的马拉加斯在1823年被征服，信德（巴基斯坦西南部）在1843年，锡克族的旁遮普（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在1849年，奥德（印度中北部）在1856年。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仅用25万军队，其中80%还是英国军官领导下的印度兵，就控制了两亿印度人口。东印度公司通过与纳瓦布（总督）傀儡政权和大君（王公）结盟来统治。这些本土统治者生活奢侈，并保持着一个帝王浮华的公开外观，但是，掌握真实权力的却是公司行政人员。
柴明达尔（地主）和大商人在公司统治下同样兴盛，他们与公司行政人员共同强化对农民的剥削，并分享所产生的利润。农村贫困相当深重。1769年，即普拉西战役12年之后，玉米歉收导致了饥荒、传染病，以及估计多达1000万的死亡。
帝国主义促使经济衰退。纺织工业提供了最清楚的例子。当英国纺织生产的工业化起飞时，被其控制的印度市场，洪水般地被廉价进口产品充斥，本国纺织商人和手工业工人都趋于破产。在19世纪，依靠农业为生的印度人从50％上升到了75%。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呈现了一个“逆发展”。
1857年，当被命令使用涂有“不清洁”动物油脂的子弹，违反其宗教禁忌时，英国军队中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的印度士兵发起了兵变。叛乱让英国人大为吃惊，叛乱士兵们控制了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使得坎普尔和勒克瑙两处要塞被分隔围攻，并在古都德里扶植了一个新的莫卧尔皇帝。
英国的再征服行动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并且异常残忍。英国从本土派出军队，从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和孟买派出由印度士兵组成的英军，镇压北方叛乱。被俘的兵变者被绑在一排实弹炮口前，并被处决，炸成了碎片。
印度兵变（1857-1859）是次大陆第一次独立战争，是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印度人一次肩并肩地反帝国主义的奋斗——与神圣和规则的对立是英国人培育的。但是，兵变者用一只脚站在过去来战斗。他们能想到的取代英国统治的唯一选择，是回到封建的过去。他们没有对传统统治者的财富和权力提出任何挑战，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动员大多数农民的社会解放承诺。
然而，兵变对英国统治的威胁足够真实，而且促使其在兵变之后对帝国统治进行了整体重构。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同时一个新印度政府建立起来了，与印度本土统治者的关系得到了加强，一个新的印度中产阶级的职员、行政人员和律师队伍发展起来了，乡村中的婆罗门和首长成为税收和租金征收者。法治代替了东印度公司官员的独断权力。剥削和贫困化现在被一个严格控制的官僚体制和一支改革后的英国-印度军队控制。通过这两种机制：一个特权等级的建立和一种对种族、宗教和种姓差别深思熟虑的培养，印度帝国主义统治者将原住民对英属印度的反抗分化瓦解。
印度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四分之一的税收被用于军队，相比之下只有1％用于健康、教育和农业。在19世纪，饥荒夺去的生命，60年代是100万，70年代是350万，90年代则是1000万——激进的美国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曾称之为“形成第三世界”的“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
印度经济从英国人统治下受益的陈词滥调，不过是一个谎言。农业枯竭了，民族工业崩溃了，而财富被外国资本吸得干干净净。在适当时候，这个现实将引发印度独立运动的一个新高潮。
意大利复兴运动
1860年，一些民族主义志愿者试图推翻统治西西里、腐败的专制君主制，并将其与意大利其他地区实现统一，当他们在这个岛屿登陆时，当地农民认为志愿者的口号“意大利万岁”指的是叛乱者的女王。意大利，就一个近代化、统一、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而言，其行动刚刚开始。
1796-1814年，在经历了一场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半岛的政局就不稳定了。这场革命是从上层发动的，变化的主要实施者是拿破仑侵略军。在意大利，法国推翻了旧政权并建立了由自由派领导的新政府。后来，当法兰西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之后，自由派政府又被由拿破仑家族统治的王朝政权所代替。封建劳役被废除，国家岗位对中产者开放。但是新政权是外国统治，又缺少土地改革措施，获得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1814年，君主专制政权又得到了恢复。但它们不能把社会转变成原来的情形，而且，它们还要面对因为法国革命而催生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因此，在整个19世纪，意大利政治的当务之急，是完成其混乱的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使命。
四个问题至关重要。首先，意大利被分了几个独立的区域，没有一个在统一国家权威下运转的单一市场，经济发展就受到了阻碍。
第二，部分原因是国家的分裂及因此造成的软弱，意大利依旧为外国势力所支配——在19世纪上半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
第三，资产阶级几乎被以君主专制、天主教会和贵族地主为基础的政权完全排除在外。要求自由宪法改革，就是要求将政权赋予资产阶级。
第四，意大利不像法国，没有农民革命。正式废除封建制，不会引发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主和农民的传统社会，在这里，大多数民众无论在生理、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因贫穷而绝望。
这些矛盾在40年里引发了4次革命：分别在1820、1821、1848和1860年。前三次革命都失败了。最后一次革命取得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但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
在皮埃蒙特[1]的雄心、法国与奥地利的对抗、意大利南部的革命起义（一场既有从上层又有从底层开始的革命）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了近代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复兴运动（再生），在1859到1870年间完成。
皮埃蒙特和撒丁王国，在其准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维克多·伊曼纽尔和自由派首相米洛·奔索·加富尔领导下，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中心。在此基础上，在符合皮埃蒙特统治者利益的基础上，他们在意大利民族统一事业上，要求有更大的政治领导权。
1859年，皮埃蒙特与法国结成同盟，在意大利北部击败了奥地利，这就使整个地区的权力平衡发生倾斜。那些奥地利支持的君主专制小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崩溃。在伦巴底帕尔玛、摩德纳、伊米利亚、罗马涅和托斯卡纳，自由派控制的政府相继投票决定与皮埃蒙特合并。
第二年5月，资深革命家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1000名红衫军志愿者在西西里登陆。他的目标是发动起义，推翻统治拿波里和西西里的专制君主。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时，两西西里王国（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不复存在。而整个意大利南部地区，成为统一的新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皮埃蒙特与普鲁士结盟，取得了威尼斯和威尼西亚。1870年，意大利军队进驻教皇国，并将其并入意大利王国。
但意大利依然没有发生社会革命。早在1860年8月，在一次说服南部地主的努力中，一些加里波第的手下曾经向农民造反者开火。很快，当农民试图夺取未开垦的土地以结束自己的贫穷，而地主们则通过征募私人武装（很快就转化成黑手党）将他们驱逐之时，整个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处在上演全武行。
有政府背景的黑手党恐怖分子，将使农民在下一个百年中继续贫困。19世纪末期，意大利农民家庭四分之三的收入花费在食物上，但很多人依旧挨饿。每年都有200万人感染症疾。大部分农民依旧是文盲，在僧侣支配的无知状态下生活。
但国家的统一沉淀了一场工业革命。在1861到1870年间，铁路通车里程几乎增长了3倍。1896到1913年间，工业每年增长5%，这是当时欧洲最快的速度。米兰、都灵、热那亚和西北其他城市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繁荣的北方从意大利贫穷的内陆吸引劳动力。这样，饥饿的农民就变成了产业工人——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将引发一波波猛烈的阶级斗争。
美国内战
1861年4月12日，当萨姆特堡的枪声响起之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夏天结束之前，战争就能结束。林肯总统要求7.5万民兵服役90天，他估算这就足够了。等到四年之后战争结束时，62万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比美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战争的阵亡数字加起来还多。正是岌岌可危的那些问题，让战争的代价如此高昂。
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它是第二次革命战争，完成了第一次革命的未尽任务，并且决定了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体制，谁终将统治北美大陆。当林肯——一个“黑人”共和党领袖——当选总统时，南部11个州脱离了联邦。南部领袖们很明白其原因：“在美国，坚待反对奴隶制度，就意味着对其开战。”南部联邦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解释说。联邦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芬斯如此解释这个新国家的存在理由：“它的基础打好了。它的基石在于这个伟大的真理：黑人与白人不能平等，而奴隶制，对优越种族的服从，是黑人的天性和道德条件。”男人们在持续四年、残忍争斗的内战中拼杀和牺牲，奴隶制度就是其关键问题所在。
这场战争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有其军事原因：国家的广阔疆域，太多的地方有密集的荒野，通讯条件的原始，近代武器的杀伤力，以及流水线工业装备和供应大规模军队的能力。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一场革命战争，决定了美国将来要成为哪一种社会。
186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分极化的事件之一。共和党的计划，表达了其加快发展北部资本主义和迅速扩张西部拓荒社区的抱负。其核心纲领是：提高关税来保护美国工业，为新定居者提供免费土地，以及政府资助铁路建设。
共和党的口号是：“自由的土壤，自由的劳动，自由的人。”林肯解释说：“这个自由的劳动制度，为所有人开辟了道路，给所有人带来了希望、活力和进步，并让所有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年轻、自信、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巧妙说辞。当然，如果需要的话，它也会成为一个革命政党。
南部是一个保守的农业社会，基本上依靠棉花这个单一商品换取出口收入。像北方一样，南方也是繁荣的。当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2]、英国、法国和其他地区扩张时，对棉花的需求量直线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价格的增长。1800年，棉花出口价值500万美金，占美国全部出口的7%；而到了1860年，这个价格是1.91亿美金，所占比例达到了57%。当北方的工厂主、矿山老板和铁路运营商致富时，南部的传统种植园贵族同样发了财。
区别是多方面的。关税对北方工业产品意味着保护，但对南方消费者意味着高物价。西进运动主要依靠北方的开拓者，这就威胁到了联邦内北方自由州和南部蓄奴州之间的平衡。因铁路津贴富贵的是北方资本家，而非南部种植园主。
两种经济体系，两种社会秩序，有不同需要和竞争需求的两类统治者纠缠在一个单一政体中。联邦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一个问题推动各方的敌意日益增长，并转变成一场强有力的冲突：奴隶制。
南部种植园的财富，依赖400万黑人奴隶的劳动。共和党中包含了一个激进的派别，即废奴主义者。但正是林肯，这个相对温和的人如是说：“家庭不和，难以立足。我相信一个永远是一半奴隶、一半自由的政府，是不能长久的。”
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林肯仅仅得到了40％的全国普选人票。但他几乎赢得了北部的每一个县，并且，总的来说，在整个北方赢得了54%的一个绝对多数。反之，在南方，他的得票很少，仅限于诸如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纳西等联邦飞地。对于发生的事情，北方废奴主义者毫不怀疑其重要性：“伟大的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写道：“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摆脱了奴隶主的控制。”
由此引发的战争是漫长而血腥的。因为这是相对竞争的制度和互相仇视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革命战争；当美国人在1861年春天着手他们的暴力争执时，没有妥协，没有协商解决，也没有快乐的小客栈提供给他们。对双方来说，赌注都高得不能再高：对北方来说，是联邦的幸存，是国民经济的统一，以及适合工业发展的政策；对南方精英来说，是捍卫他们社会秩序的基石，即奴隶制。
战争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令其更加激化。在最早的18个月里，废除奴隶制并不是联邦的一个战争目的。但北军统帅是一个赞成奴隶制的将军，在他的谨慎指挥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在北方蔓延。林肯被迫通过颁布《废除奴隶宣言》，重新激发战争的活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实原因：奴隶劳动使白人可以自由地在南方邦联军队中服役，反之，逃亡的奴隶可以被吸收成为联邦士兵。但政治原因更加重要：一场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可以使为联邦而战在道义上无可指责，使欧洲无法进行任何支持南方的行动，并在这场国家“火的试炼”中，激发废奴主义者和奴隶本身的热情。林肯总结说：“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会被征服。”在1862年11月颁布的《废除奴隶宣言》中，包含了对美国民主的重新定义。“因为我不想做一名奴隶，”林肯说，“因此我也不想成为一个主人。这表达了我的民主理念。”
为联邦赢得内战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是受了林肯“自由之新生”前景的鼓舞。其中有一个新英格兰的大学生教授，约书亚·张伯伦，他主张废除奴隶制，他是一些德国革命驱逐者的朋友，他们在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在葛底斯堡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张伯伦作为缅因第二十步兵团的上校指挥官，以其在小圆山进行的史诗般防御，注定被载入史册。
还有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波士顿一位年轻的废奴主义者，在马萨诸塞第54兵团服役。1863年7月18日，这个兵团试图猛攻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港入口处瓦格纳堡强大的工事。他们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但还是失败了。肖被敌人顶部堡垒的火力击倒。这是废奴主义革命的最好体现，因为这场战役是在邦联领土深处进行的，而肖的军团由黑人士兵组成，其中很多人是从前的奴隶。到战争结束时，有20万黑人在联邦军中服役。
1864年，战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现在联邦军发起了摧毁南军的总攻。“在城堡上战争，把和平带给村舍。”丹敦在法国革命中呼喊。现在，在美国第二次革命的高潮，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开进邦联的核心地带，焚烧大厦，解放奴隶。
战争在1865年4月结束，下一个十年被“重建”所支配。南部大部地区处于军事占领之下。北方急功近利的企业家们以“地毯装袋工”闻名——大量移入。自由奴隶获得了投票权，并用之来选出黑人法官、国务政治家，甚至议员。
但是，一旦南方种植园主贵族的权力被打破，北方资本主义的优势得到确立，联邦军撤离，南方各州政府就重新被旧的精英控制。南方黑人被剥夺公民权，被种族隔离，并被3K党种族主义分子所恐吓。从此以后，他们作为卑微的劳工或者穷困的佃农而工作。在整个南方，奴隶制度被一种新型的种族隔离代替。这种情况将持续几乎一个世纪。
因此美国内战，像其他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既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又引发了悲苦的失望。它令美国宏大的地理和工业扩张成为可能，使其变成一个世界强权；但它令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被剥削、贫穷和种族歧视破坏。
日本明治维新
1848年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资产阶级领导群众革命去颠覆原来的国家，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路线上实现社会转型。这就是荷兰、英格兰、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本质。然而，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再没有扮演过这一角色。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
工业革命意味着欧洲已经转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一个工厂主和工人的社会。除了英国之外，这个转型依旧处于初始阶段，但已经足够先进，能为旧的国家机器提供对资产阶级来说远为不确定的政治变革——来自底层的革命。当时还处于胚胎阶段的劳工运动，对私有财产构成了一种威胁。在17和18世纪，由农场主、商人和工厂主主导的激进运动中，财产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当19世纪的激进运动把越来越多的工资劳动者——他们“除了锁链之外，什么都不会失去”——吸引进来之后，对于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就有了持续增加的质疑。对于任何一类有产者来说，革命都变得更加危险。
另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发展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竞争压力，已经使成型的政权更愿意批准资本家、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改革要求。大国地位是一个军队、枪炮和战舰的问题。这些因素反过来依赖近代工业和基础设施。改革和近代化成为地缘政治的当务之急。这就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转型力量。
激烈的斗争，依旧是必需的。随着一场在法国和奥地利间的战争，意大利北部统一在了皮埃蒙特的领导之下。但该国南部加入北方，则是一场大规模暴动的结果，这场暴动是1860年由一支小型革命军队在西西里登陆所引发的。
在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自由州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动员了200万男人，十分之一是以前的奴隶，去镇压南部种植园贵族的武装抵抗。林肯一直是一个革命领袖——面对反叛绝不妥协，愿意通过废奴来使斗争激化，并决心把一场没有停留的战争进行到底。但因为是运用现存各州的装备，这个过程就从整体上得到了约束。
另一个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由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所提供。这是一个塑造1945年之前整个远东历史的重大事件。
在15和16世纪，日本因此起彼伏的封建内战而四分五裂。像中世纪欧洲的军阀一样，日本领主（大名）雇佣职业武士做武装扈丛，在国内从事一系列暴力冲突。在17世纪初期，德川家族成功地击败和征服了其所有竞争对手。这个家族的首领成为幕府将军，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把礼仪上的职责交给天皇。一个新的首都，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建立起来。
德川幕府很像18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各地大名的家属被安置在法院充当人质。火枪和外国图书被禁止出售，对外贸易被局限在唯一的港口。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日本成为一个封闭社会，控制它的是一个怀疑新思想的独裁政权。
但是，封建无序时代的结束，使得农业和贸易得到恢复。农夫、工匠和商人活跃起来，经济也变得日益货币化。城镇扩大了，诗歌、小说和戏剧等都市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发展。对外国商品和外国势力的打压也越来越来趋于宽松。老一代阶层衰落了。长期的和平，使不少武士成为多余，迫使他们转型做农夫或商人。那些依旧保持武士身份的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
经济和社会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到了19世纪中期，德川幕府的经济基础就很脆弱了。导致其崩溃的催化剂，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舰队开到江户湾。佩里的使命，是为美国资本主义获得贸易特权。其结果是一项“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其中涉及日本向外国进口产品开放，同时接受对日本出口的限制。它同样也意味着，对外国居民给予商业特权和“法外治理权”（不受日本司法的审判）。英国、法国、俄国及荷兰都要求类似美国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且都得到了允许。
德川幕府已经暴露了它在政治军事上的虚弱：它不能保护日本的利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在1867到1869年间，在武士阶层的支持下，一个大地主的联盟，推动了德川幕府的垮台，以及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天皇（当时的天皇是明治）。
明治维新是在日本社会中一些最保守的势力领导下进行的。其口号是因循守旧的，没有对大众支持的呼吁，商人、工匠和农民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在一个后膛炮和装甲舰的时代，国家主义如果穿着武士的铠甲来到是不可避免的。保守派称，他们希望“一个全帝国的统一规则”，这样“这个国家就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平起平坐”。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以后的变化是快速的。旧阶层消失，特权阶层被彻底摧毁。一个新的议会体系确立了起来。铁路和工厂得到普遍建造。义务兵役制度被引入。陆军依据德国的体制建立，而海军则借鉴英国。
日本的转变过程中，充斥着进步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心怀不满的浪人——无所依托、期望回到过去封建时代的武士——发起的叛乱，不得不由新兵役制下的军队进行镇压。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也是输家。近代化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对土地的沉重赋税，以及维持一个很低的消费水平。在明治时代，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农民都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
地缘政治的竞争，国内对近代化和资本的抵制，以及一种从过去继承下来、升华成为新的军事机制的武士道文化，这一切都塑造了近代的日本。在这些压力之下，日本发展成一个由军事精英控制的好战国家，并致力于军国主义的扩张。
1894年，日本参与了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肢解。十年之后，他们在一场企图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的战斗中击败了俄罗斯。再一个十年之后，他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德国的地盘从中国清除了出去。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日本统治者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近代军事帝国主义阶层：拥有战舰的武士。
德国统一
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依旧被分成39个独立国家。只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创造一个单一的民族市场，这是未来的德国资本主义需要面对的中心问题。
试图通过革命，自下而上解决这个“民族问题”的努力，在1848年以失败告终。法兰克福议会曾经试图通过发表演说和通过决议来统一德国，并制订一部自由宪法。在1849年的反革命行动中，这个议会被德国各邦的军队解散。
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邦是普鲁士，而在该邦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拥有土地的容克贵族。容克最初是条顿骑士团中的一个阶层，定居在北德意志平原东部被征服的斯拉夫地域上。容克的社会变革，由三个原因所塑造。
首先，因为他们控制的土地很不肥沃，回报率自然就相当有限。因此把贵族除外，容克群体相对贫困。马克思取笑他们是“卷心菜容克”。
第二，他们的领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缺少天然的边界，特别是在东部，北德意志平原与波兰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巨大空地融为一体。
第三，作为一个整体，德国在政治上是分裂的。19世纪时，德国分成39个邦，而在17和18世纪，这个数字甚至不少于300。因此这几百年间，德国一直是欧洲三大主要战场之一（其余两个是巴尔干和意大利北部）。
普鲁士是这些因素的创造物。在18世纪，弗雷德里克大帝（1740-1786）将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欧洲的斯巴达。六分之五的国家开支用于战争。大规模征兵形成了一支15万人的庞大军队。而容克由土地拥有权和国家服务所规定，成为一个政府精英阶层，高度忠于绝对君主制，从而保证他们的财产、特权和势力。普鲁士容克是德国反革命势力的黑色核心，他们曾镇压了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但当时，世界却正以容克们无法控制的方式变化。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地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而到了1850年，全球已经铺下了23500公里的铁轨。新技术的军事意义是明显的：铁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部队从一个战区运送到另一个战区。容克们不需要议会，但他们确实需要铁路。
1815年，在拿破仑被击败之后，作为重新规划欧洲的一部分，普鲁士得到了莱茵兰——这个地区迅速成为整个德国工业的发电机。尽管莱茵兰的革命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被打败，这个容克国家的军事力量，日益依赖这个地区的矿产、钢制品和工程机械。
1848年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工业地区的新社会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学者、管理人员及公务员等中产阶级，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德国中，不可能长久地适应。而这个国家由形形色色的半封建君主所统治。问题是民族经济的统一，是否可以自上而下地规划，以作为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的一个替代方案。
1862年，当容克贵族奥托·冯·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时，他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将德国资本主义初期的活力用来服务普鲁士的军事君主政权，以此拯救他的阶级。普鲁士并非从它中世纪的躯壳中进发出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封建炮塔”（正如托洛茨基后来引用的那样）避免了由“多数人的言论和决定”所决定的日子，他们更愿意通过“铁和血”（俾斯麦语）来解决。他们不采取法国模式武装暴动、焚毁大厦、断头台的恐吓，而是采用普鲁士的：通过一支王室军队、征兵和大炮，实行来自顶层的革命。
俾斯麦的方案在三次快速战争中完成。1864年反对丹麦的战争，涉及两个有争议的边界省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归属，将普鲁士国王送上了德意志民族运动领袖的位置。1866年反对奥地利——未来有可能与德国争霸的势力——的战争，摧毁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德国的影响，创建了一个以普鲁士为主导的新北德意志邦联。而1870-1871年反对法国——一个传统敌人——的战争，将德意志各小国并入了一个由普鲁士主宰的新帝国，而这些小国或多或少是愿意的。
事实上，在这七年时间里，普鲁士征服了德意志。新秩序的开创是通过一出精心策划的政治大剧来实现的。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举行的一个盛大仪式上，普鲁士国王被宣布成为德国皇帝。容克国王，在被占领的敌国首都，将自己用现代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帜包裹起来。
1871年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40年的快速工业化。在1870到1914年间，德国煤产量从3400万吨增加到2.77亿吨，生铁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1470万吨，钢产量从30万吨增加到1400万吨。位于鲁尔区埃森市的克虏伯炼钢厂及兵工厂联合体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1873年雇用了1.6万工人，1900年是4.5万，到1912年是7万。
工业扩张成为可能，是因为银行信贷、政府订货和保护性关税的作用。最大的国有企业——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和最大的私人企业——德意志银行有着同样的规模。在1870到1914年间，政府用于陆军和海军的花费增加了10倍。
1879年，德国首次采用了一系列新关税，其本质是对进口征税，以提高外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到了1914年，德国对外国进口商品平均征税13%。
英国，这个19世纪全球经济的主宰，到了20世纪早期被德国超越。在1914年，德国煤产品几乎与英国相等，而生铁产量高出英国三分之一，钢产量甚至是英国的两倍。德国资本主义在新兴的化工和电气工业上的领先更加显著。到1914年，德国公司支配着全球的合成染料生产，并销售着全世界几乎一半的电气产品。
德国由顶层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一个专制政权、贵族官僚及农民士兵来执行——促成了不受约束的极其快速的工业转型，其影响是既动摇了德国社会，又动摇了欧洲国家体制。
普鲁士容克和莱茵兰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基于相互依赖的不稳定联盟。另一方面，快速壮大的德国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一个致命威胁。同时，德国资本主义对于原材料、新市场和投资出路日益增加的需求，将其带入了与欧洲其他大国——首先是英国，这个全球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者——之间的冲突之中。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两个冲突——国内的阶级对抗和海外的帝国主义竞争——推动着新德国向一个洪水般的危机前进。
巴黎公社
德国统一并不是普法战争的唯一结局，还有其他两个后果。首先，它打垮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自1852年他就这样称呼自己——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权。其次，它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工人的国家看起来会是怎样。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两个月，但她的保卫者们，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直“永垂不朽”，开创了“世界范围之内一个新的起点”。
路易·拿破仑（马克思称之为“小拿破仑”，以便区分他和他的叔叔）被法国传统的一边倒式革命——靠的是巴黎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法国其他地区却经常未能响应——送上了权力顶峰。1848年革命高潮中的早期示威，早在6月就被镇压。当时，革命卫队及巴黎东区的广大劳工，都被卡芬雅克将军的部下隔离并枪杀。在12月的总统大选中，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路易·拿破仑赢得了压倒性胜利，获得了整个法国75％的普选票。他取胜的秘密是空洞的：对任何人来说，他什么都不是；对每个人来说，他又会成为一切。凭借一个光荣的、似乎有希望为法国带来秩序、公正与繁荣的名字，路易·拿破仑被认为是一个“坚强的人”。
作为总统，他统治法国三年多，接着，在1852年12月，他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从此连续执政。直到1870年9月，他在色当战役中被击败。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是一个政治悖论。它代表了一种因革命不稳定而形成的官僚主义化石般固化。一个表面上的独裁政权让一种岌岌可危的平衡变得模糊。经过1848年6月的反革命时期之后，法国政坛中的活跃势力，依然集中在首都，最终分裂成一个由保王派、牧师和其他保守势力组成的反动集团，以及由共和派、自由派和民主派组成的进步势力。1848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在农民投票的巨大权重下，这些势力都被击败。路易·拿破仑在大多数消极被动的农民支持下当选。从此以后，巴黎内讧被第三帝国的官僚机构所抵制。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波拿巴主义者的角色，是“强行令阶级斗争停战”，并因此“取缔被剥削阶级的议会权力”，“确保旧秩序生命的一次喘息”。但如果国家从公民社会中半脱离，如果政治精英能够避免监视和承担责任，那么腐败就能通过官僚机构传播。当亲近皇帝的投机者和企业家通过政府合同发财致富时，其他资本家就会因为自已被小圈子隔离而心生怨恨。同时，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军事冒险，部分原因是为了膨胀国家和王朝对政权的要求，但也事与愿违。尽管经济在增长——工业产出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翻了一番，贫困仍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蔓延，独裁者的警察和告密者受到了普遍仇视。
俾斯麦毫不困难地驱使拿破仑三世卷入了1870年6月的战争。随着这个政府对权力的控制发生松动，普鲁士首相设计出一个旨在污辱法国皇帝的外交冒犯时，他不能冒丢脸的危险。战争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衰落：其军队兵败如山倒，皇帝被擒获并被废黜，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在巴黎掌权。
在普鲁士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俾斯麦要求惩罚性赔偿：法国将要交出东部边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共和派政府拒绝了。这样在5个月时间里，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攻。这是战争的民主阶段。国民军被击败，它的位置由巴黎民兵代替。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警卫队很快达到了33万人，其努力目标是将一场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转变为保卫革命的战争。
一场平民革命的前景如今让法国统治阶级非常担忧。更激进的武力推翻共和国政府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其领袖感觉自己的力量正在渐渐枯竭。“巴黎的武装，”马克思写道，“就是革命的武装。”似乎只能在普鲁士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资产阶级共和派选择将城市交给民族敌人。
他们同意在1871年1月底与普鲁士停火。接着，他们立即组织了一次大选，其目的是动员消极的农村选区来对抗革命的首都，结果是675名代表中有400人是君主派。奥古斯特·梯也尔，一个富有经验的保守派政治家，被任命为新政府的首脑。
3月18日，梯也尔派遣部队去解除巴黎国民自卫队的武装。部队拒绝向聚集在一起反对他们的平民开火。这天下午，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之后，梯也尔和他的政府逃出了首都。权力首先交给了国民自卫队的中央委员会。十天之后，又移交给了一个新选举出来的、代表巴黎革命群众的公社。
这个公社是历史上最民主的集会之一。其成员由每一个地区的全体男性投票选出，如果他们偏离了自己的授权，就会很快被自己的选民召回。他们有执行集体决定的个人义务，其薪酬与一个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当。公社显示了历史的一个秘密：一个工人的政权必须采取的必要形式。
这是一种新的权力。没有一个高于社会的专制政权被统治阶级控制、形成一个镇压反抗的武装实体；但是有一个嵌入社会内部的国家，在这里，无论是选举出来的政体还是武装民兵，都是大规模民众参与制民主的表现。
“公社制”，在其被镇压后，马克思写道：
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公社不是完美的，它没有给予妇女投票权，尽管她们在战斗中自始至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妇女领导了3月18日革命的首次示威。而在公社失败之后，革命积极分子路易斯·米切尔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可以视为其绝笔：“我不为我自己辩护。我将不会辩护。我完全属于这场社会革命。如果你们放了我，我将永不停止地呼吁复仇。”公社的规划和战略也不够大胆。他们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继续保持攻势，将革命扩展到巴黎以外，反而给了反革命时间，让他们恢复和重新组织武装力量。
5月21日，梯也尔的军队攻陷了这座城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战斗，试图重新夺回它。5月28日，巴黎东部的革命堡垒陷落，继之而起的是一场疯狂的杀戮。在最初的两天内，有大约2000人被杀害。更多的人在持续仅仅30秒的街头“审判”之后，立即被处决，只因为他们是穷人。最终，被杀害者多达两万到三万人，还有四万人被关在牢房中，等待审判。
巴黎公社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章。资本主义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强权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开始于1871年。
长期萧条1873-1896年
在1848到1873年间，欧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从1850到1860年间，英国棉纺织品出口的增长数量，几乎相当于之前的整整30年。在1851到1857年间，比利时的钢铁出口翻了一番。从总量上讲，世界贸易在1800到1840年间勉强增长了一倍，而在1850到1870年间却增长了2.5倍以上。在1850年，全欧洲铁路不过2.3335万公里，而到1870年，就达到了10.2万公里。从1850到1880年，英国轮船装载吨位增长了15倍，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则是超过3倍。
所有这些指标都显示出了向上的趋势。挺过了19世纪40年代的贸易衰退和革命洪流，一个新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它给民众信心，经济快速增长，并提供无尽的机会。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1848到1875年间命名为“资本的时代”。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情景也是相当令人震惊的。1873年5月，维也纳证券市场崩盘，因为货币供应锐减，引发了一大批银行的倒闭。恐慌迅速传播开来。在德国，铁路帝国伯特利·亨利·斯特隆伯格的倒闭刺破了投机泡沫。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德国公司的股票损失了60％的价值。
1873年9月，杰·库克公司，一家主营铁路投资的美国主要银行，也宣布倒闭。这个破产引发了一场恐慌，造成了98家银行、89家铁路公司和1.8万家其他公司倒闭。到1876年，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可以在两个层面回答。紧迫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繁荣的经济充斥着过剩资本，它们随即流入投机性投资之中，产生了膨胀的资产价值，政治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一个统一德国的创建，以及来自法国的赔款支付，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快速发家致富的投机风潮。联邦在美国内战中的胜利，以及政府支持的1865-1877年重建期资本主义，在美国形成了类似的影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政治统一和铁路繁荣都有助于市场狂热。
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将金融危机推向一场旷日持久的衰退。资本主义是没有计划的。在繁荣期，资本家忙着投资于有利可图的企业，但如果太多的选择都指向同一个行业，就会造成产能的过剩，而当产品和服务无法出售之时，就会出现一股倒闭的风潮。
使繁荣进一步失去平衡的，是工人阶级有限的购买力。因为资本家的目标在于用最低的工资赚取最大的利润，工人收入不足，无法购买由其劳动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生产过度和消费不足，是每一场资本主义危机的孪生特征。金融市场中的繁荣和崩溃总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更广阔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更深层功能障碍。
1873年之后，利润和物价跳水般下跌。在一个拥有众多中小型企业的世界中，在收缩中的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物价和利润率的大幅下跌。1873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其特征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对比一下1850-1873年与1873-1896年，增长率急剧下降，德国从年均4.3％下降到2.9%，美国从6.2％下降到4.7%，英国从3.0％下降到1.7%。这意味着长期萧条，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相对缓慢和程度有限的。许多公司继续繁荣，许多工人享受到的提高的生活标准，部分原因是工资并没有随着物价同步下跌。新兴产业，例如化工和电气，快速增长。资本积累的新中心，超越了旧的“世界工厂”，但农产品价格继续令人沮丧。大规模失业在各地出现。世界资本主义陷入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就业不足的平衡”。其结果是，这个体系不可能永远繁荣。市场无法自我修正。“看不见的手”能够像实现永久繁荣一样，带来永久性的衰退。
1886年，恩格斯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处在一个永久和长期的绝境之中”。恩格斯对其的考量，是通过观察失业者的困境进行的：“以后的每个冬天，都会重新带来重大问题”，“如何消除失业”；但当失业人口年复一年地持续膨胀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当失业者失去耐心，将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之时，我们几乎可以计算出这个时刻。
资产阶级如何应对他们体系的第一次大危机？我们可以确定三个趋向。第一，是资本的快速集中和积聚。中小型企业被挤垮，市场成为巨型公司的势力范围，而后者将自己组织成卡特尔或托拉斯，作为一种管理竞争，以保护价格和利润。工业巨头严重依赖政府订货和银行贷款，创建了国家、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结。“古典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所称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让路。事实上，它是三位一体的。在德国和美国，这个过程发展得最快，这两个国家现在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领先世界的资本主义强权。
新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护主义。英国独自继续坚持自由贸易。1914年，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德国是14%，奥匈帝国是18%，法国是20%，俄国是38%，美国是30%（从1857年令人惊愕的57％峰值降下）。
第二个趋势是殖民主义。为追求廉价原材料、垄断市场以及新的投资出路，列强将大部分“欠发达”世界变成了地缘政治战场。殖民竞争爆发在远东、中亚、中东、非洲，以及巴尔干。1876年，非洲只有10％的土地被欧洲统治，到了1900年，超过90％的地方已经殖民化。
铁路再一次处于事件的中心。随着欧洲市场的饱和，新的铁路开始在全球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为连接德国、奥匈帝国、巴尔干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设计。在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的中东，这条铁路直接威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竞争的。这说明了长期萧条的第三个后果：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军备开支的增长。其本身就会对经济产生冲击，并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权力重新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将军和武器制造商以一个后来被称为“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形式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英国的军事开销，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保持稳定，急剧地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增长到1914年的7700万英镑。当时，英国的决策者正在对一个全欧范围内的军备竞赛作出反应，特别是要面对快速增长的德国海军带来的挑战。德国海军军费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9000万马克，增加到了1914年的4亿马克；同期战列舰从7艘膨胀到29艘。为了保持对德国海军的领先地位，英国舰队的战列舰从1899年的29艘增加到了1914年的49艘。
像后来的大萧条一样，长期萧条因为军备竞赛而结束。政府的武器订单，将类似于英国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的企业变成了巨型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在泰恩塞德郡雇佣了40％的机械工人。乘数效应是巨大的。大约1500家小企业作为阿姆斯特朗的分承包商而生产，同时难以统计的另外数千家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城市的20万人口的要求。
长期萧条创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形式，也因此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倒计时。
[1]意大利西北的一个大区，首付都灵。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起地区。
[2]新英格兰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是美国大陆东北角六个州的总称。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艾兰洲、康涅狄格州及马萨诸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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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无产阶级青年诸团体在荷兰开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4期
国际无产阶级青年诸团体在荷兰开会
独立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和共产国际青年团之外的十四国的无产阶级青年团体，今年二月廿四到廿六日开代表大会于荷兰的拉林城。会议目的在讨论德国工人运动遭受灾祸的教训，国际劳动运动的危机，特别是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危机。大会指出：失业与过度剥削，是可怕的世界经济恐慌的两个后果，这恐慌特别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青年。但青年却来以革命手段反应资本主义的这种打击。而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压迫方式，法西斯主义，反有把大部份无产青年拉到高度剥削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去的危险。自命为代表无产青年利益的两个国际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国际青年团，因依赖改良主义与史大林主义，对这种打击或危险软弱无力。因此各国代表一致认为必须筹备把到会的各国无产阶级青年团体的所有革命力量巩固团结起来，必须打破这种危险的现状。但那所谓欧洲大陆上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荷兰资产阶级，却十分害怕无产阶级青年运动起来，在大会开会的第一天，便捕去所有国外到会的代表，监禁了两天后，把他们驱逐出境。四个德国的革命青年被送给希特勒的刽子手。各国代表深知道这个国际无产青年大会的重要，因又集合到卢森堡继续开会。大会发宣言向全世界无产阶级青年呼救援助，并号召为下列口号而斗争：（一）最坚决的在精神上物质上反法西斯主义；（二）反对战争，反对爱国主义和军事宣传，反对青年军事化；（三）保护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及其组织；（四）降低青年工人工时，但不得减工资；（五）反对强迫青年劳动；（六）保护工人国家苏联。
宣言签名者：荷兰青年社会主义联盟；荷兰革命青年联盟；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挪威青年工人联盟；美国共产主义斗争同盟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青年团（比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青年团；美国与加拿大斯巴达克斯青年团；瑞士马克思主义青年行动团；希腊、西班牙、捷克、奥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青年团；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青年团包括在内）；挪威莫达洛团；瑞典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罗马尼亚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法国青年工人联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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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塔马斯：“我们必须回归政治”（2017年3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G.M.塔马斯：“我们必须回归政治”
2017年3月28日
YangChenhuan翻译、轮值志愿者校订
原文链接：G.M.Tamás:“WeMustReturntoPolitics”
〔说明〕G.M.塔马斯，一位重要的东欧思想家，最近在一次反对斯洛伐克新法西斯分子游行的示威活动中造访了布拉迪斯拉发。在抗议前夕，卢卡什•利卡夫坎（LukášLikavčan）与他进行了对话，主要是关于匈牙利的动量运动（MomentumMovement）、民粹主义、团结、左翼的背叛以及当代东欧左翼运动的可能性。采访最初以英文发表在政治批评（PoliticalCritique）的网页。
在匈牙利，有一个新生的反欧尔班（匈牙利政府总理）草根运动，即动量运动。他们最近声称他们在反对匈牙利申奥的公投运动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你认为这场运动可以改变匈牙利的政治吗？
他们（动量运动）不太可能赢得下一次选举，但他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包装。这些人接受了右翼的大部分偏见，却没有接受它的所有政策，并又接受了温和左翼和自由派的一些政策，但不承认他们是温和左派或自由派。欧洲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例如罗马尼亚的USR运动——已经在议会中相当成功，以及伊曼纽尔•马克龙的运动——他似乎是在竞选法国总统之中最成功的候选人。
举个例子。动量运动的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上次选举中，他投票支持了欧尔班的政党，以表明他不是某种“外国代理人”，即犹太自由派或昔日的共产党人。匈牙利民间社会（如教师运动）中的许多人也这样做。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这样做便被认为“政治合格”。他们还会诅咒所有自1989年以来的一些左派或中间自由派的政党，因此符合普遍的偏见：有一些反民族主义势力在活动，摧毁我们民族的脊梁，并吧我们出卖给欧洲、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平等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或其它类似的恶魔。
动量运动的人顺从了这种普遍的偏见，同时反对政府的反民主、反自由、反平等的措施，但他们做得非常小心。他们会说：“我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我们既不右也不左。我们会去匈牙利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征求人们的意见。光靠理论无法解决问题”等等。这是他们返祖的政治理论——即根本没有政治概念，只有经验、利益和偏见。这些运动也有非常强烈的代际和阶级偏见。总是告诉年轻人，新年代不要被过去的诅咒玷污，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民主制度。他们谈论过去的语气暗示着某种邪恶的神秘力量。过去是一种罪过，但我们的民族传统必须受到尊重，而且，他们很酷。
所以你会说这样的政治运动甚至没有一丁点民粹主义策略？
如果你认为民粹主义者是那些迎合公众舆论的人，那么的确，他们非常擅长这些。但我不想给他们贴标签。可悲的是，这些人认为政治理论是无效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有效率的公共行政和健康的民族意识。非常有趣的是，反对申奥的运动并没有解决与职业体育（腐败、沙文主义、传播恶质的竞技精神：资本主义和战争的隐喻）或大众旅游有关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奥运会花费太贵了。除了这些，没有涉及其它方面，因为那会引起争议——他们不想引起争议，他们只想要共识，因此获受欢迎，从而获得选举成功。动量运动只是以代表最平俗群体的名义出现，而没有任何理念可言。
在您最近的文章中，您反驳了声称欧尔班、菲科或希德沃/卡钦斯基的政治是民粹主义的主流言论。你能否阐明你对此的立场？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总是基于大众对精英的不满，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匈牙利和波兰是威权政体，和任何精英一样，都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任何想赢得选举的人一样。但仅仅想赢得选举并不是民粹主义。甚至戴高乐也想赢得选举。那又如何？如果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排除大众参与、支持最极端不平等的制度，那是愚蠢的。例如，考虑一下特朗普被指责为民粹主义者的情况。好吧，他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并不是所有蛊惑人心的政客都是民粹主义者。当然，他想要更多选票，而且他做到了。但事实证明，他的选民平均而言相比他的对手的选民更富有；他提出的大多数政策都不利于大多数人；他和他的圈层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批人。但如果他们的政治委任不符合特朗普所倡议的反普罗民众的措施，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重要。特朗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吊诡的是，平等主义者被指责为精英，因为他们恰好是少数群体。但1830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精英吗？我认为巴黎的银行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尔良主义者是精英，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少数人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成为精英。因此，将美国的自由派和左派大学人士视为精英是完全荒谬的。精英们在华尔街，在情报部门，在军队，在华盛顿特区。那些拥有传统精英的威望和权力的人。把一切颠倒过来——只是在修辞上而并非事实——不是一种甚有价值的政治分析或社会理论方法。
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民粹主义与解放政治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这种联系是偶然的，但平等主义运动比反平等主义运动更有可能具有一些解放性质。
正如您最近讨论的那样，民粹主义与解放政治之间这种联系的偶然性是否允许某种“左派的背叛”？
可能。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阵营，主要是由于各种社会性恐惧。但是白人工人阶级不是必然成为种族主义者。它可以被阻止，它可以被过去称为政治的东西阻止。这就是你们防止此类灾难发生的方式。但是这条路被遗忘了——这不一定是出于恶意的背叛，或许是由于精神疲惫或眼界太窄而导致。
您如何回应这样的论点，例如，要在解放政治中向前迈进，我们必须超越左右之分？
我认为这是胡扯（笑）。纵然左派历史悠久，但还是有一些很简单的标准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左派。一是社会、物质和文化的平等，超越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二是群众参与和分享权力。如果这两件事并存，尤其是同时存在，你就可以说是左派。任何右翼的政党或运动都无法满足这两个标准。现在大家都在假装超越阶级，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现象。左翼自由主义阵营通过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非常重要的分层因素来判断平等，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却忽视了阶级——尽管伯尼•桑德斯等人的出现以及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左翼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右翼人士告诉白人工人阶级：“你们之所以更穷，不是因为自动化、机械化、数位化，也不是因为日益严重的剥削，而是因为在大学里所有那些左翼年轻女性都在疾呼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宣传性谎言，但它被异常地认真对待了。凯撒对罗马暴民说了什么？“你的处境很糟糕，因为腐朽的元老院贵族正在为希腊和亚洲的利益服务，他们不再爱罗马，因为他们沉迷于‘违反自然的’外国风俗习惯，是不道德和纵欲的。”这是史上最古老的谎言！如果不试图欺骗大多数人并令他们相信不平等的持续存在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么任何种姓或阶级社会都无法存在。但今天，即使是进步人士也间接地将反动专制和不平等的发展归咎于工人阶级。这是可悲的（同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是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意见。统治阶级认为无产者是粗人，不值得尊重——例如，不值得接受教育——并且注定是要消耗身体、生物和智力上的废物。这是左派应该鄙视和反对的保守观点。
但是，在您的论证中，您是否认为阶级和其它类别的身份认同不存在必要的区别吗？这可能会被严重误解，好像左派的本质是专门关注阶级冲突。
不，我不否认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和同志解放主义者是左派。他们是任何左翼政治的真实而重要的方面。即使是120年前的老社会民主党人，也足够聪明地意识到全民养老金和妇女投票权都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难道我们要比他们更愚蠢吗？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斗争。在其中一些斗争中，我们有自由派盟友，例如在性别平等问题或LGBTQ+社区的斗争中。但有些事情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有任何盟友，当他们认为“政治规则不应该建立在一个阶级、富有群体、政治团体、专业精英、贵族、教会或军事精英或甚至是种族或教派的多数等的特权地位之上”这一议题，他们是孤单的，
以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新型运动为例。动量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曾在布鲁塞尔和欧盟担任助理和实习生。他们属于管理型中产阶级，拥有卓越的智力。这些人是“知情者”。在奥匈君主制国家，人们总是说你需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来统治（“质量”，正如英国人过去常说的那样），而不是屈服于乌合之众的野蛮本能。在奥匈君主制国家，“素质”指的是拥有学位的人，即军队中的军官或公务员中的高层，以及“令人满意的”的人，即那些能够激起或被激起而决斗的人，只有他们应该拥有“荣誉”。教育上的优势总是被伪装成优越性的唯一基础。
看看像德国这样现代化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你知道有些人怎么反对马丁舒尔茨（MartinSchulz）吗？他没有高中文凭。他们假装对他那朴素的警察父亲没有意见，但仍然说他应该上大学——好像穷人的儿子和其它人一样有机会。从这方面来看，社会主义者将仍然是社会主义者，而其它人将不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真的想摆脱我们正在遭受的这些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就必须改变社会。
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变革：我们能否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团结实践分开？
不能，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这是一个激进分子对渐进式社会改革漠不关心的老故事。在这方面，我是列宁的欣赏者（虽然在其它方面我不是），因为在20世纪初，他非常清楚，在议会和地方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中活跃，从事密谋、地下工作（无论如何）和组织工会，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不同目标。让我们今天看看如何让老年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我热切地站在那些想要增加养老金的人一边。寿命在延长，而好的生活却没有延长，我会推动这样的改革，尽管我认为这不会解放人类并结束异化。但如果它能减轻痛苦，我会赞成。
关于团结，我总是想知道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我们是应该解决国家问题、利用国家，还是建立可以绕过机能不良的公共部门的自主团结网络？
89后的许多人相信公民社会、占领运动、反全球化……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些策略已被击败。我们不能绕过权力，因为权力太强大了。如果你愿意，我想要一种传统的政治。旧的压迫性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新的盟友：社交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各种其它平台。为了改变这一点，左派应该再次尝试影响、修正和改变权力。从“向权力说真话”开始，到以征服权力结束。必须发明这样的方法，并对过去的方法进行盘点和检查。
然而，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议会制度可能变得无关紧要。的确，他们的作用和依据受到严重质疑。即使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也会犹豫议会制民族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所以，我对方法一无所知，但我相信，放弃对需要权力和控制国家暴力的现实政治，我们不会有任何进展。逃避权力斗争以保持我们的理论纯洁和良心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当然，我希望反过来也是如此。谁愿意去最小的小村庄和老教权主义农民讨论直接民主的优点？我曾经当过很短时间的职业政治家，我记得那很累。但它无法规避。从根本上来说，站在人民一边，首先要努力为人民说话，其次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在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之后，似乎是西方赶上东方，而非相反。您是否认为普京、欧尔班、卡钦斯基或菲科的专制政权的经历给了东欧左派一些成为反建制政治先锋的潜力？
这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认为的：由于沙皇专制的极端性质，俄罗斯是最薄弱的一环。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更现代；真正的贵族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极其薄弱（这就是东欧知识分子大谈特谈的原因）。但1905年的俄罗斯与我们今天的处境有一个区别：在俄罗斯，存在着地下革命的这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即民意主义。今天我们可能有独裁统治，但肯定没有那些善良的旧虚无主义者，因为我们甚至不再对基督教感到失望。你能想象今天的左翼运动说他们是死于休假之中吗？就像巴伐利亚伟大的革命者欧根莱文（EugenLeviné）所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都死在假期里。”）或者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烈士？这个年代已经没有那些人了。
然而，有一段时间，我们直接接触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幻想，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还有另一个教训，1989年的事件表明改变社会制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突然私有化，红军化为乌有。我们可能是发生突然变化这一事实的活生生的见证人。因此，我们不应该绝望，虽然我们的力量目前可以忽略不计。自称“左”的人很多，甚至包括菲科先生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小丑，但真正的左翼与其说是弱，不如说是小。真正的左派有决心，认真，但很少，而且常常被埋没在理论和历史中。我不会称之为弱小，因为弱小意味着对这项事业不严肃。而事实不是这样。
因此，我们当然必须以严肃的方式回归政治。不是通过建立小型政党并获得几千张选票。这是可敬的，但是并没有价值。有时你可以做个姿态，露出你的本色。这是战术上的考虑。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像波兰的“左翼一起”（Razem）这样的政党是有益的尝试，尽管他们对我来说过于精简。但这是一个细节问题。总的来说，在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下，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老问题应该重新讨论。我们不要忘记敌人是非常强大的。欧洲社会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各处无一例外地被法西斯主义击败，甚至在法西斯反革命先发制人的地方也是如此，恩斯特•诺尔特（ErnstNolte）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当前面对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尽管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群众性的种族主义动员，尽管违反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阶级敌人没有太大变化，如果我们证明我们言出必行，它就不会放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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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的新关税（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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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的新关税
杜峰
南京政府所公布的新关税之则，充分说明了中国受帝国主义的管理和统治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统治，不仅是由驻兵舰于中国河港，屯陆军于中国陆地来实行，根本的则是由国民党政府的这个经纪人来代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是一贯的不断的受帝国主义之决定的。外国的兵舰与陆军，只有在国民党政府不能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时，才来活动。
帝国主义者保障它统治中国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是把持中国的关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政府向帝国主义讲和以后，它和外国订立了许多新的条约，这年七月二十日，它发表宣言，声明中国已经关税自主，并且在新条约中帝国主义已经正式的承认了中国自定关税之率的权利，虽然为保障外债缘故仍继续管理中国的关税之收。
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管理，无论就在何方面来看来，都不是正式协定所能终结的，而各国对关税自主的让步，只是一种缺乏内容的空形式，主要意义在于维持南京政府的“面子”。这种空形式使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得以穿上反抗帝国主义的外衣，得以在群众面前表示它是已战胜了帝国主义者的政府——虽然只是一种“外交的胜利”。
国民党政府从帝国主义者得到的“关税自主”之真实性质，再明显不过的在本月公布的新关税之则中表现出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是帝国主义货物之大量的在中国市场倾销，这在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这种倾销使中国工业陷于几乎完全毁灭的境地，并且使中国无产阶级陷于可怕的失业和贫穷。
为要个别的与帝国主义的倾销作竞争，中国的工业资本家过去数年间曾屡次减低已经不能维持工人最低生活的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取消饭食和其他许多特许。这样还不够时，他们又实行减工，甚至许多工厂完全关厂。资本家除非能得到利润，否则是不会继续工厂的生产的。
中国的各经济部门中，最受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的是绵织工业。（它的货物是为中国国内市场而制造的）过去和现在，压迫这种工业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压下了抵货运动，它的棉织商品便以不断增加的数量向中国市场侵入。
中国棉织工业资本家不堪受此打击，曾屡次请求国民党政府增加进口棉纱布疋的关税以保护中国工业。有时候国民党政府也承认有立刻救济之必要，并且即在最近也还这样承认，因而受严重压迫的中国资本家便相信新关税之则必定要真的对外国进口棉货增加税率。
但是，使资本家惊异并骇怪的，是新的税则不但没有增加进口棉货的税率，而且实际上反降低百分之五。
其他与中国货竞争的同样进口外货的税率，新关税之则也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纸类的进口关税（这也以日本货为大宗）之实际减少，使中国造纸工业在旧关税之则下所享受的微小的便利也消灭了。
因此，早已动摇于外货竞争之下的中国工业，现在又受到新的关税之则的打击。国民党政府在工业资本家紧迫呼吁着要求增加关税以资保障时，它偏要降低关税而不惜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打击，正是明显的表示出数年前国民党政府从帝国主义得到的那所谓“关税自主”——是一套空无一物的魔术。
因为新关税之则的主要部份，是明显的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受它的命令而确立的，国民党政府又作了一次卖国殃民的勾当！
还有一个重要而必须注意之点，是在这次新关税中见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政府之上所表现的特殊优越的势力，一方面与中国货竞争的日本货减少进口税率，同时在中国市场上与日本货竞争的美国货却增加了税率，明显的是鱼税的例子。从日本输入中国的各种鱼类的关税率，完全都减低了，但从美国输入中国的咸鱼的关税却增高了。
新关税是中国工人的一个有关生死的问题。它将要更深刻更严重的打击工人的生活。因此我们不仅要分析为什么国民党轻忽了中国工业资本家的愿望与需求，而降低关税；同时还要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去抵抗新关税之则的后果。
第一，必须牢记，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大部份是建立在银行买办资产阶级的上面（中国统治阶级的这一部分之利益是最密切的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建立在工业资本家的身上。因为这样的施行统治的阶级基础，所以国民党政府，不管愿意与不愿意，不得不为它的太上皇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接连打击中国的经济。换言之，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便不能自己维持其存在的！
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政府表现得不但是中国工人与贫农的敌人，并且还是中国工业资本家的敌人。
但中国工业资本家是不能起来反抗国民党政府。要反抗国民党和其太上皇帝国主义，它们只有取得贫农群众，主要的是工人的支持，才能得到。这个步骤它们是害怕尝试的。它们仍然明白记忆着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事实。
第二，必须认清，反对帝国主义经纪人的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发动，继续，并达到胜利。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中受害最深的一群，是除了锁链无什么可失掉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吸引民众中间的别的贫苦份子，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以及贫农，来参加这一斗争。
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关税都是抵制外国经济竞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但在中国，这个武器却被帝国主义者在暗中所强固的操持着，而在表面上则由国民党这个经纪人代它行动。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已经遭了毁灭的命运，同时使中国工人也陷入毁灭的火坑。
但还有一种有力的兵器，这便是抵贷。在以前，抵货曾几次在中国表现过它的力量。假如这一运动能够复活起来，在工人手中，“抵货”可以变成刺激经济活跃的有力因子，并且又可以为工人进一步反抗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创造有利的条件。
国民党之允许日本的要求，而减低布满中国市场的日本货物的关税，是表示从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猛烈侵略以来，它那卖国行为之又进一步。满洲热河不抵抗的送给了日本，上海成了不许驻军区，抵货运动被压碎，华北事实上交给日本管理。
国民党政府重新投降一次，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加放肆一些。中国劳苦大众如果不起来制止它，则它必将有更残酷的要求向国民党面前提出！这样，中国将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铁锤下蜿蜒呻吟，只有更加踏上毁灭的坟墓！
现在是中国民众起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卖国的时候了。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只有自动起来！扩大示威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以答复这个新关税之则。与贫苦民众联合起来，在民主要求的基础上发动广大群众反抗卖国政府，要求独立的组织团体的权利，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罢工权利，出版权利，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土地归贫农，召集普选全权的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来实现民众的一切要求。
反对这个成为日帝国主义新的进攻条件的新关税，争取中国的繁盛与独立，工人扩大抵制日货运动到全国以答复这个新关税之则。
工人们！要求修改这个新关税之则。
要求关税完全自主！
发动并组织抵制日货运动的团体！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第七页第四行“一方面与中国货竞争的”下面遗漏：“日本货减少进口税率，同时在中国市场上与日本货竞争的”这样二十五个字。——录者〔录入者注：已在原文处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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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乌尔夫·汉森（UlvHanssen），2022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评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
乌尔夫·汉森（UlvHanssen）2022年7月18日
温谦翻译、Haruhi校对
原文链接：KoheiSaito:CapitalintheAnthropocene.AreviewbyUlvHanssen
斋藤幸平（KoheiSaito）出人意料地在资本主义堡垒之一的日本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自从2020年9月出版以来，他的《人类世的“资本论”》（人新世の「資本論」）已经售出近五十万册。这本书不仅给他赢得了许多奖项，而且在日本的媒体上影响深远。而今，斋藤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学者变成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巨星。
斋藤在书中的主要论点是——目前只能在它的日文原文中找到——资本主义及其对增长的永恒追求是气候危机加剧的根本原因。他拒绝了“绿色增长”（greengrowth）的可能性，说服人们只有实现“去增长”（有计划地减少原料使用），才能确保可持续的未来。斋藤驳斥了一些去增长者的观点，即去增长能够和资本主义相兼容的观点。他指出，试图从资本主义中消除增长的必要性，就像试图“画一个圆形的三角形”，所以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斋藤对于我们面临的危机非常清楚，他认识到资本主义是造成环境变化的最根本因素。同时他发出警示：“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的双手去推翻资本主义，那么人类历史将很快终结。”
仅仅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斋藤与其他去增长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事实上，斋藤的书与杰森·希克尔（JasonHickel）的《少即是多：去增长将如何拯救世界》（LessIsMore:HowDegrowthWillSavetheWorld）相似，后者的书与斋藤几乎同时出版。两位作者都使用许多相同的例子和统计数据，详细说明了只要我们坚持以增长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灾难就不可避免。因此，两位作者都认为向非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是实现去增长的唯一途径。然而，斋藤与大多数其他去增长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斋藤不加掩饰的将自己描绘成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这是在去增长阵营中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立场。阵营里面的一些作家或许会暗指马克思，或者说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专业术语来表达，但是不会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身份。这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这些去增长者被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吸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生产力发展的痴迷使得他们很难与去增长的愿景相调和。例如，希克尔在分析资本主义时显然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甚至使用了马克思著名的M-C-M'资本公式。但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模型的创始人，显然是想混淆这种知识联系。与此不同，斋藤毫无辩解地将自己置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
作品的既定目标是“为人类世呈现马克思的新形象”（presentanewimageofMarxfortheAnthropocene）。人类世是当今地质时代的流行标签，在这个时代，人类大规模影响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地质。换句话说，斋藤试图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与克服今天的气候危机有关。
面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斋藤提议向他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去增长”（degrowthcommunism）过渡。虽然他在某些地方需要什么，有些模糊不清，但他很清楚什么是不需要的。他重复强调他的去增长式共产主义与国家控制的共产主义是不一样的。在苏联或中国，国家官员基本上接管了资本家的角色，并试图在压制工人自由的同时最大化生产。他坚持认为，去增长式共产主义是一个更加自由、民主和可持续的制度。这个系统的核心功能是有计划地使去增长式的经济发展。
他强调去增长应该首先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开始，因为这些国家拥有着极高的生活水平，并且对今天的环境危机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还必须允许南半球的贫穷国家继续进行经济发展，直到它们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
这是去增长著作中常见的观点。据斋藤所说，去增长共产主义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过程，使其围绕着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去增长经济发展的同时意味着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的缩短，减少劳动的异化，对生产资料的民主控制。这样的经济模式将从根本上带来平等并减少物质产出。斋藤满怀雄心地说道：“去增长共产主义将会拯救整个世界。”
如前文所述，与大多数主张去增长倡导者不同的地方是，斋藤是一个毫不掩饰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证明他对去增长共产主义的愿景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变得很重要。事实上，书中的第四章的内容致力于证明二者可以兼容。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马克思经常对生产，发展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掌握抱有赞美的观点，这几个方面与去增长不是很容易结合起来。斋藤欣然承认，马克思最著名的著作《资本论》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态战略不一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赞扬了人类为了生产和发展而征服自然的能力。事实上，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持积极态度，因为他认为生产力构成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条件。那么，斋藤是如何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去增长的目标的呢？
书中的一个关键主张是，马克思在1867年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转变。这使得早期马克思重视生产主义，而后来马克思越来越关注生态可持续性。虽然包括斋藤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此前曾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确定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斋藤的最新著作却是第一部试图在马克思著作中揭示去增长哲学的作品。斋藤本人毫不讳言的重新解释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它论证了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最终归宿”不仅仅是生态社会主义，而是更激进的“去增长式共产主义”立场：
在放弃了他的生产主义历史观后，马克思能够将可持续性和静态的经济原则纳入他自己的转型理论中。因此，共产主义的概念转变为与“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和“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完全不同的概念。（马克思）晚年得出的是“去增长共产主义”。这无异于是对已故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愿景的全新解释——一种其他人从未提出过的解释。甚至他的挚友恩格斯也完全未能提出这一点。
不幸的是，斋藤为马克思所谓的采用去增长共产主义提供的证据不是很有说服力，故而这是这本书的主要弱点所在。
斋藤认为马克思主义向去增长哲学的转变主要有两个来源，或者更准确来讲，一部分文章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马克思在1881年与俄国革命家、作家维拉·查苏利奇（VeraZasulich）的书信来往中提到的，另一个则是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
在查苏利奇与马克思的书信往来中，马克思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以及革命的到来是否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强压下发生的。马克思在回答中指出，农村公社确实可以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不必走资本主义的弯路，只要消灭压迫者，就能使公社自然发展。从他写了四份长稿，最后只寄出了那封短得多的信来看，马克思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正是在初稿中，斋藤确定了他认为的马克思转向去增长的最清晰表达。在初稿中，马克思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俄国农村公社可以构成一种新的集体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显示出“优于被资本主义政权奴役的国家”。不用说，马克思赞美的这些农村公社是非增长的经济体。因此，斋藤相当重视马克思的论述中的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的终结将导致“现代社会回归到更高形式的所谓的‘古老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archaic”typeofcollectiveownershipandproduction）。对斋藤来说，对所谓的‘古老的’公社高度评价，是马克思晚年将去增长视为未来共产社会之原则的最清楚证据：
晚期马克思认为，正是公社社会的静态使得其能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力量，而且可以形成摧毁资本的力量，甚至使共产主义得以建立。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转变。与185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后来对经济的静态持肯定观点。
这里可以说，斋藤对马克思文章中的某些词研究的太深了。而且，如果这段话真的代表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大突破，为什么他没有在答复的最终版本中保留它呢？
斋藤援引《哥达纲领批判》作为其去增长假说的证据，也许更具推测性。这部作品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拟议的党的宣言的批评，包含以下著名的段落：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
虽然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最为著名，但斋藤专注于“集体财富”一词。他认为，这种措辞的选择可能受到德国前资本主义合作社的影响。这种合作社可持续地耕种土地并在公社成员之间共享土地。
马克思一直痴迷于乔治·路德维希·冯·毛雷尔（GeorgLudwigvonMaurer）和卡尔·尼古拉斯·弗拉斯（KarlNikolasFraas）关于这些社区及其实践的著作。斋藤说，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晚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是以（中世纪的）村社（markgenossenschaft）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享为蓝本的。此外，这揭示了另一种静态经济是后期马克思的灵感来源，从而进一步证明他拥护去增长式共产主义。
其实这是斋藤自身的对马克思一些想法的过度理解。如果聚焦于“集体财富”这个特殊短语，以及它可能与去增长公社的联系。假如把这作为马克思拒绝增长思想的证据，那将是没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因为这段话也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中，“生产力也将增长”。
很不幸的是，对于那些声称去增长思想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解释的人来说，斋藤无力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来。他也顺便承认，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描述去增长式的共产主义的文本。或许表明马克思向去增长转变，与其说是马克思头脑中形成的想法，倒不如说是斋藤自己对它的一个松散解释的产物。不过要是人们因此对这个缺点而感到非常难过的话，那同样是不幸的。因为他将忽略书中对资本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之间不相容的精彩论证。
2022年7月18日
参考文献：
Hickel,Jason2020LessIsMore:HowDegrowthWillSavetheWorld(London:WindmillBooks).
Marx,Karl1881Marx-ZasulichCorrespondenceFebruary/March1881:The“First”Draft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1/zasulich/draft-1.htm
Marx,Karl1891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me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5/gotha/ch01.htm
Saito,Kohei2017KarlMarx’sEcosocialism:Capital,Nature,andtheUnfinished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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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为创立第四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4期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
——为创立第四国际
我们，苏联、德、法、英、意、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士、美国、南美、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代表。在这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时期，谨向你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作如下的呼吁。
德国在希特勒获得胜利之后，在奥国的无产阶级惨遭压溃与巴黎的市街发生血战之后，那为和平运动而拟定的旧的斗争方法已经完全无用，这已成为非常明显的事，就是瞎子也看得出了。崩溃中的资本主义，除了压溃无产阶级，扑灭它的组织，蹂躏它的意志，使它俯首帖耳作一个奴隶而外，没有丝毫出路。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等待到无产阶级在议会中占有百分之五十一席的时候，而就决定要以暴力来解决问题。金融资本正在组织并武装法西斯党徒，墨索里尼主义并不是意大利一国的现象，乃是全世界的。反动的残酷的坏疽正在一地一地的蔓延，现在已轮到法国，二月六日的事变就是法西斯强盗主义的第一次预演。在英国，同样的现象正在准备着。在美国，法西斯生长的条件并没有比欧洲差。
多么奇怪的失败哟！
无产阶级是现在社会唯一的有创造性的阶级。一国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命全握在它的手里。它与它所领导的半无产大众构成文明人类的极大多数。它有创造理想新社会的觉悟，全部现代史以及最近几星期在奥国的情形，表示它能证明自己有伟大的英勇精神和牺牲精神。
但是，以小资产阶级最堕落的份子，以人类的渣滓，以民族的废物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现在却获得全胜。
原因在哪里呢？
这是使全世界工人们感觉苦恼的问题，答案已由事变本身用人一般的字写了出来：原因是在于指导不好，无产阶级被上面的领袖们出卖了，解体了，削弱了。
主要的错误是在社会民主党，是在第二国际。他们仅仅注意议会的和工会的事务及和平的小争执，是劳动大众无从知道在各指导机关中有许多卑鄙无耻的官僚，顽旧的改良主义者或半革命者，变成了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变成了纯粹的叛徒。这些领袖（惠尔斯与希尔费丁，范狄维与德门，莱昂勃鲁，莱诺台与约奥，蓝斯伯莱，享得孙与西戒林，葛里姆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思想和感觉，是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银行家，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没有两样，而和无产者，失业工人，贫农，街头长大的饥饿儿童完全不同。
但是，极大的错误也在于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曾经奋发有为，后来却慢慢地堕落下来，由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前卫变成了呆板的官僚机关。史大林的共产国际曾领导过中国革命，并使它遭遇惨败；曾使全世界的革命工人一个个脱离工会，孤立了左翼，因而把保守的工会官僚从崩溃中救了出来。他又和别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空谈家，和投机份子缔结同盟，而拒绝和无产大众的组织联合行动。
共产国际的史大林领导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说：“先好好的承认我的指定，不然我就破坏你们的联合战线，实行妨害对法西斯主义的防御战。”这便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间共产国际最健全的友部——德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政策使希特勒获得了胜利。在奥国，由于共产国际连年的罪恶与错误，共产党可以说是抬不起头。最后英法各国的共产党现在又在不顾一切悲惨的教训，而可耻地重演着德国史大林派的罪恶政策。马赛·加香与莱昂·勃鲁的联合，必然地会发生，台尔曼与惠尔斯的联合所产生的那种结果。在这条路上等待着工人的必是全军覆灭的大灾祸。
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是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曾显示了一些力量，一些可能性，来保护无产阶级。就是现在，苏维埃国家还仍是我们的血和肉，到了危难之际，我们必定要号召起一切忠实的工人保护苏联！
可是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内部的困难与指导的错误，在各工农苏维埃上面树立了一种以“毫无错误”为教义的全能的官僚政治。这种不受批评的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对于苏联之友的各民族的未来发展，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正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列宁所手创的共产国际成了堕落的苏维埃官僚政治的附庸，作了堕落的苏维埃官僚政治的牺牲，列宁所手创的共产国际已经夭折了。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就是必须创造个新的共产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
这话，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是“宗派主义”或“绝望”的呼声，可是新的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整个国际形势中所提出的，无论是在国际的战场上或各国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果真能矫正和革新那被罪恶的背叛腐蚀透了的社会民主党吗？大战以及战后的一切事变回答道：不能！
对于第三国际，我们也不能再怀任何的希望。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曾自称我们为左派反对派，曾十余年如一日的力图革新共产国际，把它重新纳入马克思和列宁所安的轨道上去。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重大事变，都已证实我们的警告和我们的呼声，可是徒然！享受特权的官僚层的保守思想和各种利益，表示它们是比一切的历史教训都还强而有力，由群众来改造共产国际这个机关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个机关并不依赖于群众。
第二第三国际已失去它们的效用！
实际上，无论是第二或第三国际，现在都已不是国际的有机体了。它们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道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必须创造一个能适应新的历史阶段的性质及其任务的革命组织，必须把新的酒注入新的皮袋，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和新的国际。
※※※
凡有思想的工人，都不会闪避这一结论的铁的逻辑，可是他们起了许多怀疑，因为他们受了许多欺骗。“一个新党吗？这就是一次新的分裂，而无产阶级所最需要的却是统一团结。”这便是大困难当前时，懦怯的思想常爱向人提示之最简单的论据。
我们回答，无产阶级并不是为了统一而需要统一，它所需要的是阶级斗争的革命的统一。在奥国，差不多整个无产阶级都集合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可是这个党却教工人投降，不教他们斗争。奥国的工人曾表现他们知道作战，就是一部份老的领袖也勇敢的起来和他们一道作战，然后失败的责任却整个的落在社会民主党的肩上：机会主义的“统一”表明自己只是灭亡之路！在比国，范狄维（即樊迪文）和德门所创办的党有绝大多数的工人在它后面，可是如果无产阶级队伍的参谋本部腐败不堪，投降了国王，投降了爱国的主教，投降了自由主义的市长，投降了阶级之敌的一切代表；这种机会主义的“统一”有什么用处！在小的挪威国，屈莱马尔所领导的机会主义的党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数，但这个党却重演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罪恶，麻痹了无产阶级，为挪威的法西斯主义准备了一条道路。希望这样的团结统一，等于希望给工人阶级的头项套上一个结。
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革命的，斗争的团结：为的是抵抗法西斯主义，为的是保卫我们的生存权，为的是向资产阶级的统治作无情的斗争，为的是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的政府，建立欧洲苏维埃联邦和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民主党将肉体和灵魂统统献给资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国际对于团结群众作革命斗争，表示它完全无能。现在剩给无产阶级走的只有两条路：不是低下头来永远作奴隶，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武器，来得自己的革命解放。
新国际自身不会崩溃有什么保证？
这是可怜的俗徒们所提出的问题！在革命斗争中，没有——也不能有预先给保证的这一回事。劳动阶级由它们自己在岩上凿成的台阶一步一步地爬上去，有时它会跌下来跌得比前更低，有时已凿成的台阶全被敌人的炸药轰毁，或是因地质太脆而自行崩坏，每跌倒一次，必须重新站起来；每滚下一次，必须重新爬去；每个台阶的踏步，必须用两个新的去代替。
成功的保证——假使我们可以来谈“保证”——是我们富有第二第三国际的经验，因为第二第三国际在他们没落之前曾给无产阶级尽过一些力，我们现在是踏上我们的先进的肩头，这是我们的大便宜处。
我们要团结起一切凡从今起认识了第二第三国际两个苟延残喘的官僚机关的政策之破产的人，我们的方法，我们的预言，与我们的口号之正确，已由最近十年来进展的历史——即共产国际堕落腐化的时期——无可辩驳的证实。
正确的理论与正确的政策必然地会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会将世界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只有这样，革命的统一才可设想。
可是这里我们所到了一个骤然听来很觉动人的新异议：“但法西斯流行病在世界各国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你们不可以急于组织第四国，现在岂是分化工人队伍的时候吗？”对于这个，我们答道：为了团结工人队伍作当前的斗争时，我们有联合战线的列宁主义政策在此地，就是由于这一政策之正确的应用，使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主义获得了胜利。
马克思和列宁不怕将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党里的真正革命者团结在一个独立的斗争的党里以分化他们，——同时为了保护无产阶级目前的利益，马克思和列宁并且准备与一切群众组织成立一种实际的协定。列宁主义之精明有力，一方面是在于党的理论与政策的不妥协，另一方面是在于对阶级及它的一切组织与集团的实际的态度。
列宁主义不企图居高临下的去命令无产阶级，但也决不让自己溶散在群众里面——只有这样，它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不错，法西斯主义现在是正在全世界大踏步地进行着，但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是在工人组织的混乱里，是在工人官僚的灾害里，是在领袖们的关节里。只要一国的无产阶级起来向这个反动的暴徒作一无情的抵抗，并且转守为攻取得政权，则法西斯主义立刻会由攻转为守而全军覆灭。
夹在苏维埃俄罗斯与苏维埃法兰西之间，德国之国社党的独裁一定连两个星期都不能存在，墨索里尼必然会同希特勒一道毁灭。反抗是可能的，并且是必须的，从积极的防御中会产生出攻势来，迟疑不决是不行的，一切迟疑不决的人必须扔在后面——他们随后会跟上来——先锋队的先锋队必须从今日起在国际斗争场上排紧它的队伍，为祸患危险所苦恼及恐吓的群众正在等待回答，并要求领导。这个领导，我们必须立刻把它创造起来。
最大的危险是新的世界大战！
民族新冲突已经迫近，谁都已听得到的那隆隆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与工会官僚们正重新准备以肉弹攻击他们的主人资本家，以尽他们爱国者，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雇佣者的本分。他们正准备用“保卫祖国”的借口来歼灭民族。
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还用无聊的叫骂代替动员城乡的革命群众，还企图借假面具的会议以掩饰它的无能。要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或要使榨取阶级自食大战的恶果，无产阶级只有将它的队伍全部集合在新的根据地，集合在新国际的旗帜之下。
在战争的形势中，只要有创造的精神，就是极少数的人也可以起决定全局的重要作用，我们要牢牢记住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记住列宁！
只有可怜的蠢货才会说我们这个是“教派主义”。准备将来，并不是教派主义，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要供给一切的工人组织一个以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具体纲领，我们要提出无产阶级自动起来作积极的防御的口号，为目前的中心任务，用暴力对付暴力！工人的武装纠察队是反法西斯党徒唯一的武器，正式的警察必然是帮助法西斯党徒的。
可是，工人武装纠察队并不是为列队游行好看，或在戏院维持秩序之用，而是为要作猛烈的斗争。工人武装纠察队戴有无产阶级尖刺铁甲的拳头，谁打它一拳，便报以两拳，要斗争坚持到底，不许让法西斯党敌人有抬头的机会，紧紧的跟住它，死不放松。
在法国，由于无产阶级的创造精神，党和工会间的联合战线的开始组织，就有走上这一条路的趋势。
二月十二日的法国总同盟罢工是一种有力的警告，但不过止于此。敌人已感觉到这个危险，他们已加倍的努力。要想据守固有的阵地并获得新的阵地，法国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只有英勇的起来斗争的一条路。
革命的防御必须为攻势的训练所。法国工人曾显示那完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火焰并没有在他们的血液里面熄灭。但刚只准备斗争，是不够的，必须有机智，有组织，有计划，有参谋部！
二月十二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和大示威运动的那天，法国工人曾以二十四小时的联合战线压迫官僚主义的第二第三国际来实现，但是，这出于临时的，要获得胜利，必须是出有组织的去做。
在战斗当中，联合战线之自然的机关，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工厂与作场，工人区与工会的代表，也就是苏维埃。在成为政权机关之前，苏维埃是联合战线的革命机关，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里，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斗争的铁的逻辑，这就是大家所应向着努力的。
现在正轮到法国无产阶级走上历史的斗争场了。在法国不但要重新决定法国的命运，并且重新要决定欧洲的命运，乃至于全世界的命运。如果法西斯主义打倒了法国的无产阶级，整个欧洲就要变成黑暗世界。反之，如果法国无产阶级在现时的情况下获得胜利，那末，其历史的重要性必远过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
全世界的劳动者呦！
向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无情地斗争，你们就是帮助法国的无产阶级，要求法国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作战，在敌人的炮火下，将你们最勇敢，最聪明，最忠实的同伴集合起来，把他们编为第四国际的友队！
号召一切劳动者，被剥削者，及失业者起来，领导他们斗争！深入一切组织中去！集合群众，向他们解释，使他们觉悟！不要虚掷一分一秒的光阴！
大家快起来斗争！
争取无产阶级组织和出版之不得侵犯！
争取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和已经获得的社会义务的巩固！
争取有饭吃的主要权利！
反抗反动势力！反抗拿破仑主义的警察制度！反抗法西斯主义！
组织无产阶级军队！
武装工人！
解除反动势力的武装！
反对战争——促成民族平等友爱！
推翻资本主义！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
全世界的无产者哟！
第一国际给了你们一个纲领，一面旗帜；第二国际使你们立定了脚；第三国际给了你们一个勇敢斗争的榜样；第四国际要给你们全世界的胜利！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国际同盟国际秘书处
全体大会一九三四年，三月，于日内瓦
附注：本篇译自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法国反对派机关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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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吸引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绿色宣言（贾斯汀·麦考利（JustinMcCurry）日本报导，2022年9月9日，英国《卫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吸引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绿色宣言
贾斯汀·麦考利（JustinMcCurry）日本报导2022年9月9日，英国《卫报》
Haruhi翻译
原文链接：Anewwayoflife’:theMarxist,post-capitalist,greenmanifestocaptivatingJapan
斋藤幸平（KoheiSaito）的《人类世的资本论》（人新世の「資本論」）一书已经在年轻人中掀起难以企及的热潮，并即将被翻译为英文。
一位日本学者说，除非世界对资本主义采取“紧急刹车”，并设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否则气候危机将失去控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环境的书已经成为一本令人惊讶的畅销书。
东京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发出的信息很简单：资本主义对无限利润的需求正在摧毁地球，只有“去增长”（degrowth）才能通过放慢社会生产和分享财富来修复损害。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结束大规模生产和对快速时尚等浪费性商品的大规模消费。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斋藤还主张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和优先支持基本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如护理）来实现脱碳。
“我和其他人一样惊讶”
很少有人会想到斋藤的气候危机日语解决方案会在左翼学术界和政界之外有很大的吸引力。相反，这本书——其灵感来自于卡尔·马克思关于环境的著作——已经掀起难以企及的热潮，自2020年9月出版以来，销量超过50万册。
随着世界面临更多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证据——从巴基斯坦的洪水到英国的热浪——猖獗的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斋藤对一个更可持续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愿景将出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明年出版的学术文本中，他的畅销书的英译本也将随后出版。
“它广泛涉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关于气候危机和我们应做的事，”斋藤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我主张去增长和超越资本主义”。
仅仅提到“去增长”这个词就会让人联想到富裕社会陷入经济萎缩和生活水平下降的黑暗时代的负面形象。斋藤承认，他认为一本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解决现代弊病的书在日本会很难卖出去，因为在日本，同一个保守党在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主导着政治。
“人们指责我想回到﹝封建﹞江户时代﹝1603-1868﹞......我认为在英国和美国也存在同样的印象。"他说，“在这种背景下，这本书的销量超过50万册是令人惊讶的。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
这位35岁的人不需要担心使用激进的变革语言；随着世界从大流行病中走出来，面对全球变暖带来的生存威胁，对经济现状的幻灭让他有了接受的对象。
这场大流行放大了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南北之间的不平等——这本书触动了年轻日本人的神经。
“斋藤讲的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故事，”31岁的研究人员塩田潤说，他在《人类世的资本论》出版后不久就买了这本书。“他没有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也没有说有可能改革它......他只是说我们必须摆脱整个系统。”
“年轻人受到大流行病的严重影响，并面临其他大问题，如环境破坏和生活成本危机，所以这个简单的信息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斋藤同意，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使他的写作更具有直接性。“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和家园，依靠食物银行慈善计划之类的东西，甚至在日本也是。我觉得这令人震惊。而且你有社会必要的工人，他们被迫在低工资的工作中长时间工作。基本工人的边缘化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说，对新冠病毒的反应表明，快速变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们在大流行期间学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看看我们开始在家工作的方式，少买东西，少坐飞机，少在外面吃饭。我们证明，减少工作对环境更友好，并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但现在资本主义正试图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曾对可持续问题感兴趣”
斋藤对一些广泛接受的应对气候紧急情况的战略深表怀疑。“在我的书中，我以一句话开头，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描述为大众的新鸦片，”他在提到马克思的宗教观时说。
“购买环保袋和瓶子，而不改变经济体系的任何东西......可持续发展目标掩盖了系统性问题，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责任，同时掩盖了企业和政治家的责任。”
“我发现马克思是如何对可持续发展感兴趣的，以及非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为他们正在实现静止经济，他们不是增长驱动的，”斋藤说。
自从这本书发布以来，斋藤使日本对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思想明显地不再畏首畏尾。
保守的公共广播公司NHK（日本放送协会）在其“100分钟的杰作”系列节目中为他提供了四个25分钟的片段来解释他的观点，而连锁书店则为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特别展示腾出了空间。
现在他希望他的信息能够吸引英语读者。
“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大流行病、贫困、气候变化、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不可能想象一个未来，我们可以在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以可持续的方式生活。”
“如果经济政策已经持续失败了30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的愿望突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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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相关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火花Iskra
（1931-1941）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理论机关报
第一卷：
第二卷：Ø第4期
Ø第8期
第三卷：Ø第1期
Ø第2期
【PDF下载】
《火花》第三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
《火花》第三卷第2期（1936年5月10日）
第一卷
第二卷
第4期（1934年7月20日）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为创立第四国际
南京政府的新关税（杜峰）
国际无产阶级青年诸团体在荷兰开会
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草案）（托洛茨基）
*论国民党法西斯蒂（托洛茨基）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托洛茨基）
评新生活运动（迈生）
*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伊罗生）
美亚绸厂工人罢工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宇）
第8期（1935年？月？日）
为第四国际给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和团体的公开信
关于一个新国际的必要与原则之宣言
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法俄同盟与第三国际的死亡”
法国革命者反对新“一九一四年”运动宣言
在非洲战争前夜上的意大利状况——莫索里尼在火山上行走（马尔丁）
第三卷
第1期（1936年3月10日）
募捐启事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编者）
*论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托洛斯基）
史大林的有机过程（中国的经验）（托洛斯基）
*谁保护苏联，谁帮助希特勒？（托洛斯基）
*苏联之现状——工人国家、特米多问题与巴拿帕特主义（托洛斯基）
*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孔甲〔陈独秀〕）
第2期（1936年5月10日）
史大林与中国革命（托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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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格蕾丝·利·博格斯（陈玉平）（﹝英国﹞克里斯蒂安·霍格斯比约（ChristianHøgsbjerg），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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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格蕾丝·利·博格斯（陈玉平）
﹝英国﹞克里斯蒂安·霍格斯比约（ChristianHøgsbjerg）2015年9月
第一星际翻译并校对
原文链接：Obituary--GraceLeeBoggs
〔说明〕摘自《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Review），2015年9月，第407期
由安迪·布伦登（AndyBlunden）为EncyclopaediaofTrotskyismOn-Line，ETOL（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翻译并摘抄。
格蕾丝·利·博格斯是一位杰出的美籍华裔作家、活动家和人道主义哲学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为她的去世发表哀悼声明，这是应当的。格蕾丝是美国民权和该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振奋人心的勇敢的组织者，曾与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和罗莎·帕克斯（RosaParks）[1]携手合作。
2008年，她支持奥巴马，因其“提供了我们在这个时期需要的真实、有远见的领导力”，甚至把他和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所以奥巴马也给予了她同样的赞美。
然而，如果有人告诉年轻的格蕾丝，在她去世后，她会得到白宫的赞扬，她一定不会相信。奥巴马的声明没有提及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格蕾丝是一位革命社会主义者，她与CLR·詹姆斯（CLRJames）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人合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在为托洛茨基主义杂志《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她曾明确警告说，美国黑人“必须谨慎对待每一个同种族的人，尤其是那些统治阶级通过任命重用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认同不仅仅是最肤浅的肤色……政府知道黑人管理者在帮助它维持压迫性统治方面的作用……无论黑人直接听命于吉姆·克劳法[2]之下的白人统治阶级，还是听命于这个阶级的有色人种追随者或同事，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下，黑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1915年6月27日，作为家中七个孩子之一，格蕾丝出生在其父亲位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中心的中餐馆楼上，她的原名是玉平，美国名是格蕾丝·陈·利（GraceChinLee）。在“咆哮的二十年代”，父亲的生意兴旺起来，格蕾丝搬到了纽约，此后她经历了一些针对华裔美国人的普遍种族主义歧视。
她的智慧和进行独立的批判性思考的天赋，使她在16岁时决定反叛旧有的期望，进入巴纳德学院学习哲学，她是那里仅有的三名有色人种学生之一。据格蕾丝后来回忆说，在大萧条时期:“作为一个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困扰我的是我的教授们都是精英，他们认为自己是寻找真理的‘纯粹理性’（purereason）——而却与现实的世界无关。”
激情
1940年，格蕾丝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College）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的门下取得了博士学位，尽管那时她对德文原版黑格尔著作的兴趣正在增长。对她来说，“黑格尔就像音乐一样”。
她的肤色和性别意味着她没有获得任何东西的希望——除了最卑微的教师职位，所以她搬到了芝加哥，在那里她遇到了TrotskyistWorkers’Party（托洛茨基主义者工人党），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反对恶劣的住房条件的运动。
1941年，美国黑人也走上街头游行，黑人工会领袖蓝道夫（AsaPhilipRandolph）号召“向华盛顿进军”，这一号召得到了巨大的响应，成功地迫使罗斯福总统结束了蓬勃发展的战时国防工业中的种族歧视。
她回忆到，“我被黑人运动吸引是因为种族隔离法的野蛮，以及我将黑人运动视为这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诱因。”格蕾丝第一次看到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潜力，并“决定余生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黑人社区的社会活动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蕾丝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国防工厂与黑人女工一起工作。她被同事之间的友谊所感动，并且在休息期间组织她们学习了有关黑人历史的课程。
在1941年，通过Workers’Party（工人党），格蕾丝有幸结识了来自特立尼达的黑人马克思主义者CLR·詹姆斯。詹姆斯领导东南密苏里的佃农运动之后，在返回芝加哥的路上与格蕾丝相遇了。
“当他知道我懂德语并且学习了黑格尔之后，我们立刻坐到了我地下车库的红色沙发上，开始比较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是我们20年紧密合作的开始。”
格蕾丝通过加入詹姆斯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内部的一支小流派——Johnson-ForestTendency（约翰逊-福雷斯特派）（詹姆斯和杜娜叶夫斯卡娅的笔名，“J.R.Johnson”和“FreddieForest”）——学习了马克思主义。
格蕾丝以“里亚·斯托内（RiaStone）”为笔名，很快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理论家，后来与詹姆斯和杜娜叶夫斯卡娅合著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著作，包括《入侵的社会主义社会》（TheInvadingSocialistSociety）和《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革命》（StateCapitalismandWorldRevolution）。
格蕾丝特别相信詹姆斯和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斯大林主义的独裁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她在2000年的采访中回忆到：
“无论生产资料是由国家所有还是私人所有，苏联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仍然被剥削，被异化，被剥夺了他们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先天和后天的权力’。
“我被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所吸引，因为它看起来是更加辩证的。它实现了我所学习的黑格尔的思维方法，因为它肯定在巨大的变革之后还会有新的矛盾，并且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上升的。我对其感兴趣的原因是它强调工人的人性而不是私有财产关系。”
当杜娜叶夫斯卡娅在纽约图书馆找到俄语翻译的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的时候，格蕾丝将三篇马克思的短文从德语翻译成英语，在1947年以Johnson-ForestTendency的名义出版，这是她的文章首次以英文出版。
非人性化
同年，她也为《美国工人》（TheAmericanWorker）撰写了一篇后记，这本由通用汽车工人菲尔·辛格（PhilSinger）（笔名保罗·罗马诺（PaulRomano））撰写的书详细分析了生产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在《1844手稿》得以发展——以理解与劳动进程中的剥削相伴随的反人性。
1950年,Johnson-ForestTendency与正统的托茨基主义运动决裂，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1953年，格蕾丝搬到了底特律，在当地的汽车厂担任办公室工作人员。她很快就嫁给了詹姆斯·博格斯（JamesBoggs），他是该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当地克莱斯勒-杰斐逊汽车厂的一名激进分子——一个有组织的黑人工人阶级的organicintellectual（“有机知识分子”）。在阿拉巴马州的蜜月期间，这对夫妇不得不在他们的车里睡觉，因为南方汽车旅馆拒绝接待来自不同种族的夫妇。
战后的经济繁荣、工厂生产新技术的发展、工会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以及美国大多数白人工人对日益增长的民权运动回应的缺位，导致格蕾丝和詹姆斯·博格斯在1961年宣布，美国工人阶级已经“落后并且资产阶级化了”。对他们来说，希望现在寄托在第三世界的革命和被边缘化的局外人，比如年轻的黑人。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以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变革推动者的中心，这种对此观念的的抛弃，导致1962年博格斯夫妇与CLR詹姆斯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格蕾丝随后作为底特律当地的反种族主义组织者不知疲倦而英勇的工作为她赢得了底特律的RevolutionaryBlackWorkers（革命黑人工人联盟）[3]武装分子的支持——这让联邦调查局感到十分困惑，甚至认为她一定是“非裔中国人”。
解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顶峰后，于70年代和80年代陷入了失败的境地，这使得詹姆斯和格蕾丝·博格斯进一步远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他们所谓的“辩证的人文主义”，寻求“超越所有激进分子所持有的观点——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你必须首先粉碎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通过构建起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来向新社会迈进”。
面对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曾经的明珠——底特律毁灭性的去工业化，詹姆斯和格雷斯·博格斯认为，眼下的斗争主要不是争取保住工作和捍卫公共服务，而是试图通过培养“集体自力更生”，“建立支持网络，互相照顾，并转入社区花园和温室，社区回收项目，社区修理店，社区日托网络，社区调解中心”来“重新教化我们的社会”。
创造
格蕾丝·利·博格斯在澄清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创造性作用的概念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斯大林主义意味着对许多人来说，社会主义已被视为仅仅是国家所有制，而没有革命民主或工人掌控。尽管她之后背离了这一理论，但她仍然是一位面对资本主义雄辩的道德批评家。
此外，从1941年反对吉姆·克劳法的华盛顿大游行到2011年的占领运动，她的激进主义记录让她将被正确地铭记和尊重。用美国资深激进分子丹·格奥尔卡斯（DanGeorgakas）——黑人革命工人联盟经典著作《底特律：我不愿死去》（Detroit:Idominddying）的合著者——的话来说，格蕾丝·利·博格斯是“底特律黑人解放运动中一位传奇人物”。
随着对抗美国政府和社会系统性的血腥种族主义的运动在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旗帜下再度出现，她的生活和工作值得我们学习。
[1]三人均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知名的领导者。----译者注
[2]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译者注
[3]汽车行业基层的左翼黑人工人发起的激进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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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记录本
（1870年1月4日—1871年10月24日）
1870年
1月4日会议
1月11日会议
1月18日会议
1月25日会议
2月1日会议
2月8日会议
2月15日会议
2月22日会议
3月1日会议
3月8日会议
3月15日会议
3月22日会议
3月29日会议
4月5日会议
4月12日会议
4月19日会议
4月26日会议
5月3日会议
5月10日会议
5月17日会议
5月24日会议
5月31日会议
6月7日会议
6月14日会议
6月21日会议
6月28日会议
7月5日会议
7月12日会议
7月19日会议
7月26日会议
8月2日会议
8月9日会议
8月16日会议
8月23日会议
8月30日会议
9月6日会议
9月9日非常会议
9月13日会议
9月20日会议
9月27日会议
10月4日会议
10月11日会议
10月18日会议
10月25日会议
11月1日会议
11月8日会议
11月15日会议
11月22日会议
11月29日会议
12月6日会议
12月13日会议
12月20日会议
1871年
1月3日会议
1月3日会议记录补遗
1月17日会议
1月24日会议
1月31日会议
2月7日会议
2月14日会议
2月21日会议
2月28日会议
3月7日会议
3月14日会议
3月21日会议
3月28日会议
4月4日会议
4月11日会议
4月18日会议
4月25日会议
5月2日会议
5月9日会议
5月16日会议
5月23日会议
5月30日会议
6月6日会议
6月13日会议
6月20日会议
6月27日会议
7月4日会议
7月11日会议
7月18日会议
7月25日会议
8月1日会议
8月8日会议
8月15日会议
8月22日会议
8月29日会议
9月5日会议
9月12日会议
9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非常）记录
9月26日会议
10月2日会议
10月6日非常会议记录
10月10日会议记录
10月16日非常会议记录
10月17日会议
10月24日会议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手稿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讣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
日内瓦建筑业的同盟歇业
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
在美因茨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
1871年6月11日总委员会小委员会会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应以总委员会名义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1871年9月9日小委员会会议
1871年9月11日小委员会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各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关于将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附录
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信
致《泰晤士报》
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
致《旁观者》（及《观察家》）编辑
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
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协会总委员会发布的通告）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注释
人名索引
报刊索引
插图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870年9月5日的宣言（第1页），有恩格斯的批注
记录本中有关恩格斯被选入总委员会的一页
总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情况登记表（1871年1月至3月）
关于《法兰西内战》第2版出版的传单
流亡者救济基金委员会的捐款单
总委员会就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发表的通告（英文本，法文本和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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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三章大革命
路易十四由于恐惧，已从巴黎逃到他选作王宫所在地的凡尔赛，这同一位路易终于能够粉碎贵族们获得独立的企图。他同时有很强大的力量，足以在对邻国的斗争中扩大他的王国，使它成为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他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才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些斗争使法国民穷财尽，濒于破产。
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是从一七〇一年起直到一七一四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以法国的失利告终，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革命阶级，战争本身就足以引起一次革命。人们对于这位君主的强烈的反对情绪是普遍的。这可以从他在一七一五年逝世的情形看出来。
“他的葬礼是以尽量简单的形式办理的，以便‘节省时间和金钱’。这时自己相信已经摆脱了不可容忍的束缚的巴黎市民，当这位伟大的国王的柩车从街上经过时跟在后面，不仅高声愤怒地诅咒和唾骂，而且确实扔了烂泥和石头。乡间到处发出了快乐的呼声，夹杂着对死者的诅咒。各处都举行了感谢祈祷。能从这种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鸿运，公开地和毫不羞愧地流露出来。和平、行动自由和减税，是人民希望从摄政者取得的利益。”[1]
法国的人民注定要受“储君”的追随者的许多苦难，才能通过大革命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国家刚刚开始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就陷入了几场新的战争。一七三三至一七三五年，它为了波兰和洛林同奥地利作战；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年，它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站在普鲁士的一边反对马丽亚-台里萨和英国；一七七八至一七八三年，他们能够通过大革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些战争不仅破坏了这个国家；它们还指挥失当，以致没有给法国人带来任何军事上的光荣。”（罗斯巴赫语）。
专制主义依靠新兴中产阶级的帮助，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阶层，但其目的不是要想把它废除，而是要对它行使无限的权力。君主觉得他是不能没有贵族的。他挑选那些仍然对他效忠的贵族成员担任国家行政和军队的领导人；但他同时剥夺了这些贵族的一切独立性。他降低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过一种寄生的享乐生活为止，从而使他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腐化堕落，引导他们走上经济破产的道路。
贵族的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破产愈是明显，这些贵族对农民的要求就愈多，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屈辱就愈加厉害，他们的农业在经济不稳定的局面下也就遭到更大的损失。同时，贵族把不幸的农民看作主要的纳税人，对他们的要求大大地增加了。这是因为，那些贵族虽然通过他们的外交和军事的冒险已使国家遭到破产，却并不就此心满意足，还想用掠夺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经济衰落。在这方面，他们有教会和君主作为靠山，因为这些势力就是全国的大地主。
以巴黎的这些不可救药的情况为背景，可以发现一个迅速兴起的拥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强大中产阶级，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感觉到对国家和社会秩序颇有影响的种种弊害，比欧洲其他大城市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格外严厉地指摘它们和格外不留余地地斥责它们。在他们的下面，是欧洲势力量为雄厚和怀有最大自信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人数最多、最为集中、最无顾虑和最坚决的无产阶级。
当这些对立的势力开始互相谴责的时候，一场可怕的冲突就立刻变成不可避免的了。到了最后，君主政治已经束手无策，同时由于金融家不再贷出款项，财政的破产已迫在眉睫，于是冲突爆发了。
封建的市议会体现出是贵族、牧师和普通公民的常任代表，它们从一六一四年起就一直没有召开过，这时它们被请求来帮助政府，批准新的捐税和公债，因而也就是协助提高破产的专制政治的信用，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个别市议会的选举是在一七八九年宣布的，当选的议员被召集到凡尔赛的王宫里去。
然而，除朝臣以外，所有的阶级都痛恨当时的制度。这些市议会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开会议以后，着手改革捐税和公债，而不是制定新的捐税和公债。可是对于这个问题，贵族与牧师的看法多少有些和中产阶级不同。这些人通过他们对于这些市议会的敌对态度而取得了胜利。一般的市议会被组成一个拥有宪法制定权的国民议会，它给了法国一个崭新的宪法。
国民议会的权力量初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它所信赖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对它拥护这一自觉。但这并不能使它避免实权集团的政变。君主政治仍然控制着像军队这样的力量，并且具有充分的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利用。
但他们必须记牢仍旧由巴黎所掌握的实力。只有在把巴黎制服之后，他们才敢希望解散国民议会，使它屈服于君主政治的意志。因此，许多军队在巴黎调集起来；当他们认为一切都万无一失的时候，他们接着就发动了政变，罢免了国民议会曾经企图强迫国王接受的大臣涅克尔（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
不论巴黎是否十分镇静地对待这个事件，还是它同军队发生了冲突，革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巴黎起义了；国王的军队败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冲进了“残废军人院”，夺取了大约三万件武器，袭击了在革命的近郊地区前面的要塞、即巴士底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可是这时国王和他的朝臣联合了起来，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揭竿而起。以前已经有过纯粹农民起义的事例，那是很容易地就被镇压下去的。但这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这场刮起的风暴了。巴黎当时拯救了革命，使它成为普遍的运动。
风暴看来好像逐渐在减弱了。国王和他的封建朝臣恢复了勇气；他开始反对国民议会的某些决议并召集新的军队。因此巴黎人得出结论，只要国家的首脑、即国王和国民议会仍旧留在凡尔赛，他们就永远得不到安全。他们希望把国王和国民议会置于他们的监督和直接影响之下。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人们成群结队步行到凡尔赛，把国王带回巴黎。人民这时希望享受和平生活，能够把他们的精力用来建立宪法，从事那种由于情况改善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和好处的实际工作。一七九。年七月十四日，路易十六宣誓忠于宪法，'虽然这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意的。他觉得自己是杜伊勒里王宫中的一名囚犯，他的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引起他的反感。
在他宣誓忠于宪法之后未满一年，他就秘密逃走（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并且在他尚未抵达安全地点之前竟十分错误地向人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留下了一个文件，声明他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以后所发布的敕令和公告，都是违反他的本意强逼他发布的，因此他宣告无效。这是他的一个十分冒失的行动；因为他在潜逃的过程中被人认了出来，变成俘虏，并且被解回巴黎。
甚至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情绪激昂的群众就要求废黜国王；但人民群众的君主制的本能根深柢固，无法使这样的步骤获得成功。这一点救了路易，因为当时他所耽心的就是废黜。
当法国在他的君主制度的统治下卷入与欧洲的同盟君主国家进行的战争时（一七九二年四月），他的命运更糟了。这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夺取若千土地而进行的战争。这是封建贵族和欧洲的专制君王为反对一个已经获得自由、这时有再度遭受奴役的危险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真正的内战，具有一切作为内战的特色而连带发生的残暴行为。国家的敌人使革命的人民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他们自己的国王却是国家敌人的同盟者。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制的观念丧失了它的全部力量；可是国民议会还不能断然地把它抛弃掉。这时又是巴黎人坚持要把路易囚禁起来和召集新的国民议会，他们召开了国民公会，责成该会为法国制定新的民主宪法（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在第一次会期，这个新的国民公会一致决议废除君主制（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但巴黎人相信，只要路易十六仍旧健在，共和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他们要求按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国民公会的多数成员不敢采取这个措施。可是，当巴黎人听说在杜伊勒里宫发现了一只存放若干文件的秘密碗橱时，他们怒不可遏。这些文件证明：国王已经收买了许多颇有口才的议员，其中就有米拉波；他的卫队中有好些人参加过奥地利的军队对法作战，甚至在那次战争期间就领取他的津贴。
虽然有这些事实，国民公会的一部分成员还竭力想拯救国王。他们打算求助于法国人民。路易的命运应当通过一次大选来决定。
这种挑拨外省来反对巴黎的企图，遭到了巴黎人方面最坚决的反对。国民公会慑于对巴黎人的畏惧，向人民求助的提案以四二三票对二七六票被否决掉。这样，路易的命运被决定了，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走上了断头台。
当时竭力替国王说情的共和党就是所谓吉伦特派，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乃是因为最初组成该党核心的候选人是在吉伦特省选出来的。他们把巴黎恨入骨髓，想要破坏它的势力。他们想使法国变成一个联邦国家。
“在召开国民公会四天之后，吉伦特派拉索尔斯在他同党的鼓掌声中反复地说：‘我决不让巴黎由一伙阴谋分子所操纵，也决不让它对法国说来变成一个像从前罗马对于罗马帝国那样的城市。巴黎的势力必须缩小到八十三分之一，即其他任何地方都同样享有的那一份。’”[2]
吉伦特派和巴黎的好立采取了最激烈的形式。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的起义中，巴黎人终于能够实现他们所提出的驱逐并逮捕三十四名吉伦特分子的要求。对于这一行动的报复手段是：诺曼底的吉伦特分子夏洛特-科尔台暗杀了马拉（七月十三日）；不久以后，吉伦特派又企图煽动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来反对国民公会一一这些都是在战时发生的。对此，巴黎人实行报复，处决了能够在巴黎找到的一切吉伦特分子（十月三十一日）。
[1]菲利普逊：《路易十四时代》，第518页。
[2]库莫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党》，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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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记录本
（1871年10月31日—1872年8月底）
1871年
10月31日会议
11月7日会议
11月14日会议
11月21日会议
11月28日会议
12月5日会议
12月12日会议
12月19日会议
1872年
1月2日会议
1月9日会议
1月16日会议
1月23日会议
1月30日会议
2月6日会议
2月13日会议
2月20日会议
3月5日会议
3月12日会议
3月19日会议
3月26日会议
4月2日会议
4月9日会议
4月16日会议
4月23日会议
4月30日会议
5月4日特别会议
5月7日会议
5月11日会议
5月14日会议
5月18日会议
5月21日会议
5月28日会议
6月4日会议
6月11日会议
6月18日会议
6月25日会议
7月2日会议
7月9日会议
7月16日会议
7月23日会议
7月30日会议
8月6日会议
8月13日会议
8月23日会议
8月27日会议
8月会议
8月会议
会议记录本中没有包括的
恩格斯向总委员会作的几个报告的记录
意大利的形势——恩格斯在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恩格斯在1871年12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萨拉戈萨代表大会——恩格斯在1872年5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恩格斯关于他在总委员会1872年5月14日会议上的报告的记述
小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872年6月28日—8月28日）
1872年6月28日小委员会会议
1872年7月5日星期五会议
1872年7月19日会议
1872年7月27日会议
1872年8月4日小委员会会议
1872年8月28日会议
卡尔·马克思的手稿
美国的分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
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编辑部的声明
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
给朱泽培·博里安尼的委托书
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2年3月5日和12日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
致在萨拉戈萨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
致萨拉戈萨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答复
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
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
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意大利各支部书
总委员会向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注释
人名索引
报刊索引
人名索引
报刊索引
插图
一本有马克思题字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扉页
国际米德尔斯伯勒支部发给托马斯·惠利的会员卡
总委员会在1872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印发的传单
费雷支部（巴黎）的章程
记载马克思提议、恩格斯附议的关于下次总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海牙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内容的会议记录本片断
纽约第一支部发给马克思的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书
布雷斯劳支部发给恩格斯的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书
恩格斯作的执行委员会1872年6月28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作的执行委员会1872年8月4日会议记录中的一页
马克思修改过的法文版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的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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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巴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二章巴黎
目前的德国革命没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间发生影响的恐怖统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十八世纪甚或十九世纪，没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只要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经济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它的中央机关和它的君主的权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它的职权范围并不很大，其相应的一般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个机构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城市或所在地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所在地。只要运输系统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只要个别的地区不足以供养君主和他的家臣，君主就往往格外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所以，他有更迫切的动机要亲自巡视他的领土的各个地区，因为这是他可以指望借此维持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的唯一手段。因此在那初期，君主的主要工作是像一个游牧民那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逐一地寻找水草丰盛的牧场，在耗尽了它的可用的东西以后立即舍之而去。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结果，政府机构有了扩展，而生产的发展就使货币制度成为可能，并可强制臣民以容易运带的硬币而不是以笨重的自然产物向君主纳贡。随着纳贡义务的增加，君主的权力也有所扩大，以官僚政治和常备军的形式出现的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样，向各地流动的情况就成为不可能了。君主和政府必须设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单独的大城市既然位居王国的中心并比外省的较小的城市为富，就成了商业辐辏之所。它仍就终于成为君主选作驻在地点的首府，后来其中又有一个特殊的城市被选为政府和君主的永久驻在地。这里立刻便聚集起一切与政府有关的人们，全国的税收都送到这个地方来，其中只有一部分会流回到外地去。为宫廷和政府服务的商人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还有那些以银行家的身分来同国家做交易的金融业者。
与此同时，君主的权力超过了贵族的权力，后者的独立性立刻被摧毁了。大贵族愿意安居在远离国王驻所的自己的庄园里，对于他们的行动君主是不能忍受的。他们应该在君主的亲自监督之下呆在宫廷里，专门为君主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毫无益处和好处的真正的服务。君主剥夺了他们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的职能，把它们交给他所任命的并给与薪给的官僚与官吏。朝臣逐渐变成了懒汉，他们一生的唯一义务就是呆在宫廷里，乱花从自己的产业上得来的收入。因此，当年他们在自己的城堡和城寨里同家臣们一起消费的东西，立即流进了宫廷所在的城市并增加了它的财富。在那城市里，他们在国王的王宫的旁边建造了新的邸宅；他们既然被剥夺了一切正经的职务，就花天酒地地挥霍他们的财产。同他们一起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的“暴发户”竭力模仿他们的行动。
因此，与乡间各地和“外省城市”大有不同的王室所在地就不仅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而且也成为追欢寻乐的生活的中心。这对乡间的一些人而事实上是许多局外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是有钱过享乐的生活，便是具有帮助寻欢作乐的人获得欢乐从而可以骗取他们的钱财的意愿和本领。
可是，比较严肃的人也被吸引到宫廷所在的城市里来。住在偏远庄园里的贵族除吃喝、打猎和同邻近的姑娘作乐以外，没有其他的消遣，城市却开始采用了比较精美的生活方式和娱乐。贵族开始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赞助科学的精神立刻成为“一时风尚”。因而艺术家和学者不久便聚集到宫廷所在地来，他们希望在那里更快地获得进步。宫廷所在的城市里中产阶级的人数越是增多，艺术家和作家就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里，希望紧靠着贵族找到一个立足点和一个销售作品的市场。由此显然可以看出，许多实业家和商人是为了满足所有这些人的要求和需要而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的。没有什么地方比宫廷所在的城市更能提供发迹的机会了。凡是有才智、自信和精力的人都聚集到那里去。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的目的。有很多失败的事例，那些失败的人形成了首府的另一个特征。他们就是那些力求在首府改善自己地位的成群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只有在首府他们才能很好地躲藏起来，等待他们可以立即加以利用的运气的转变。他们是像里科·德·拉·马尔蒂尼埃这样的人。不但是艺术和科学，而且还有放纵的追欢寻乐，连同最辛酸的贫困和屡见不鲜的罪行，成为皇家首府的另一个特色。
与特殊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一种使居民精神活跃起来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宫廷所在地，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数量往往让位于质量。
在一个小国里，或者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里，宫廷所在的城市很小，上述的特征有许多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城市里，最显著的特征是居民的依存于宫廷，并且这种依存性不仅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朝臣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粗暴、更加鄙俗和更加天真，并在从首都获得启发的外省居民中间反映出来。
这是日耳曼民族具有浓厚的君主和奴隶色彩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之俱来的“地方观念”的根源。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兴起时使其先驱居于最显著地位的心理状态。它使得不顾一切的波纳宣布：“其他的民族都是奴仆。日耳曼人是受人服侍的”——这样一种思想由海涅更睥睨不可一世地表达了出来：“德意志这一虔诚儿童的养育所，并不是罗马杀人犯的巢窟。”
但是，在一个宫廷所在的大城市里，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城市愈大，被吸引到宫廷去的人们同那些力求在城里发迹的其余的居民比起来，其人数和势力愈小。希望破灭的和不满意的人愈多，他们就愈加团结一致，并且他们的力量也愈大。这种局面并不单单鼓励了那些人；它也激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虽然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不满的理由，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和社会所遭受的损害。这种反对到处都很流行。在较小的城市里它处于潜伏状态，在较大的城市里它就敢表现出来。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大陆上的宫廷所在地中间，最大的是巴黎，它是欧洲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在十八世纪末约有居民六十万人。魏马是德意志的宫廷所在地和精神中心，约有居民一万人。
巴黎的居民很早就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因此就发生了一六四八年的福隆台党的叛乱，这次叛乱是政府和作为最高法院的巴黎议会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当时筑了许多街垒；直到最后国王不得不逃离巴黎。这是一六四九年的事，在这同一年，英国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斗争一直持续到一六五二年，这一年君主政治不得不达成某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不久便导致专制制度的复活。首都居民已在斗争中同高等贵族团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联合。高等贵族在反对君主政治的斗争中任何行动都无法获得胜利。巴黎所具有的反对路易的力量，与伦敦所具有的反对查理的力量不同。
当路易十四还是青年的时候，福隆台党的斗争就发生了。巴黎市民的起义和他的逃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不再经受同样的屈辱，他在巴黎城外建立了王宫。当然，他不得不抛下政府机构；但他选择一个离开巴黎极近的地点作为他的宫廷的固定所在地，以保证同他的王宫有一种经常而迅速的联系，然而又有相当的距离，不致受任何街头骚乱的侵扰。一六七二年，要使他或者毋宁说是他的人民花费百万法郎的新宫在离巴黎十二哩的凡尔赛开始兴建。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它屡次证明它是不顾巴黎的反抗者而被建造起来的。
虽然巴黎往往坚决起来反对国家的中央权力，它对那个权力的态度却并不总是带有统一行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努力争取独立和脱离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它的财富与权力却取决于帝国的幅员和帝国国家权力的实力。它努力争取它那社会的自治权利，但它从国家的中央集权获得更大的好处，因而它本身为了自己的生存是赞成中央集权的。
由于巴黎对帝国的其他一切部分占据突出的地位，它在十八世纪的期间才能把法国各个征服的省份在全国紧密一致的气氛下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怎能使亚尔萨西亚人同布列塔尼人或法兰德斯人同加斯科尼人团结起来呢？但是他们都和巴黎有关系。他们的最优秀的儿子都在巴黎，在那里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民族。巴黎一方面是国家中央集权的最坚强的拥护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一事实所引起的矛盾心理在巴黎对外省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在巴黎，帝国正在遭受其打击的弊害很快地被揭露了。巴黎比其他任何城市更有勇气来揭露和谴责它们。它很快就获得了向它们进攻的力量。因此它成为苦难中的全部法国的领袖。外省的人民由于散居各处，在知识上是落后的，并且精神颓丧、软弱无力。他们把巴黎看作是自己的先驱、自己的救星，往往十分热情地仿效巴黎所作出的榜样。
但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不仅由于它的居民的劳动，而且由于对外省的剥削，已经变得很强大了；那种剥削的结果是使外省制造的货物绝大部分流进了巴黎，其中一部分被浪费掉，一部分被用来积累资本，并使国内的剥削者与投机商人得以发财致富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除信赖进步的巴黎以外，还产生了把巴黎看作一个剥削的都市的那种真正的仇恨，从而出现了首都和外省的对立。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有时是一方、有时是另一方占了上风。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观点的结果，经济上的对立变得格外显著。在广大的乡村和外省，经济显然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就产生了因袭保守和墨守传统道德观念的风气。而且，谁要是不愿接受这些观念，谁就得把这种真实的情况掩盖起来；因为在乡村和小城市的狭隘的范围内，人人都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这种监督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是完全没有的。那里谁都可以放大胆子，嘲笑过时的传统。这些传统不但受到下面而且也受到上面的攻击：那就是说，既然受到下层阶级的群众又受到寻欢作乐的傲慢贵族和资本家的攻击；前者由于生活贫困和变化无常，既然不再看重家庭生活，也就不愿为私有财产的种种考虑而有所畏缩。在这两部分人的中间，还存在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帮闲，他们往往像乞丐无产阶级一样地贫苦不堪，虽然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城市贵族和大金融家所享受的舒适生活。
所以，难怪谨慎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要对这个塞纳河畔乱糟糟的社会的极端不道德行径感到毛骨悚然了，因为油嘴滑舌的巴黎人总想嘲笑乡下人的乏味的实利主义和狭隘的偏见。
在宗教问题上，也像在道德问题上一样出现了反对的意见。对于与世隔绝的农民来说，牧师是为他们操心的唯一有教养的人，因为他在他们和外界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并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超出教堂尖塔范围以外的知识。这种知识早已赶不上科学的迅速发展这一事实，并不能够在乡间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心理上产生什么印象。他们依恋着教会和教团，虽然他们只是尊崇这些团体的精神财富。他们不愿为自己获得教会的物质财产。
另一方面，对于巴黎人来说，教会的财产没有教会的影响和它的宗教观来得重要。
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是获取知识和保卫知识的手段，那么文艺复兴以来民间的和世俗的知识就早已超过了教会所提供的知识。在城市的人民看来，教会不但不再是扩大知识反而倒成为阻碍知识的手段。由于牧师们企图与世俗教育论者列于同等地位（他们对后者的优越性日益有所体会），并企图采用国家的镇压和强制措施以实行自卫，反对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世俗教育论者用他们最犀利的知识武器、极端的蔑视以及最彻底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行报复。他们用更大的热情和兴趣指挥对教会的战斗，因为通过这些方法和根据当时一般的条件，如果他们在热情奋发时能够谨慎从事，他们是有希望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官僚争取过来，或至少有把握使他们严守中立的。这是因为贵族和官僚不仅轻视传统宗教的教义，他们还觉得天主教会动辄妨碍他们的行动，因为它不愿无条件地与具有等级的国家机器结成同盟。这样，反对教会的斗争就不像反对专制制度那样危险；因此国内的日益高涨的反对力量首先努力解决与教会有关的问题。
但是甚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出有某种分歧。统治集团每逢教会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组织时就起来反对，但在他们看来，教会还不失为使下层阶级唯命是听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分歧甚至在过激的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也很显著。伏尔泰创造了“打倒不光彩的〔教会〕”这句名言，但他看出有必要为了人民而把宗教保存下来。
在巴黎的下层市民和他们的领袖中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分裂。当然，他们都反对教会并希望和它不发生关系。可是，无产阶级总想得出冷酷的结论和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于是下层市民中有些人便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鼓吹并宣传最彻底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人则厌恶这种思想倾向，因为这是贵族和资本主义剥削者所采取的纲领，尤其在革命时期。信教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在法国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甚至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一书中都把自己放在卢梭和罗伯斯比尔的一边，因为后者在反对无神论者狄德罗和阿纳尔夏西斯-克洛茨的时候，坚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他们知道，无神论推崇人们中间的混乱，因为它预先假定了天堂的无政府状态。”路易·勃朗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在无神论者看来，天堂也像上帝本身那样是不存在的。像直接的阶级对立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所有送些争论和矛盾必然会通过像大革命这样一种翻天复地的剧变而引起最激烈的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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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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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无产阶级就应该与世隔绝，把自己与国家对立起来，成立自己的宗派主义的文化机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9月27日的《真理报》刊载了普列特涅夫同志所写《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副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宗旨和任务”。这篇文章兴味盎然，才华横溢，但是正误并存，鱼龙混杂。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普列特涅夫同志指出了这一点，他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把意识形态理解得过于简单。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既包括道德，也包括艺术，还包括科学。谁也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无产阶级的道德有霄壤之别。同样不难证明，艺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作与无产阶级艺术的代表作无论在形象上、内容上和情节的组合上都截然不同。这两个阶级的思想感情不同，对艺术的态度也各异。至于说到科学，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不消说，在社会科学方面有资产阶级科学，也有无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完全不同。精密科学方面的情况却不同了。精密科学是建筑在世世代代以来人类在掌握自然力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的。这些科学的资料受过实验的检验，每天都得到实践的证实，它给予人们比过去多少世纪都要巨大的控制自然界的权力。谁要是把这些成就弃而不顾，那就十分荒唐可笑了。当然，目前精密科学也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成了少数专家的财富。无产阶级掌握了科学之后就，把科学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财富，使科学变得更容易理解掌握，把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形成了一系列精密科学的新领域。尽管资产阶级不关心精密科学的发展，但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却很关心。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和应该说：精密科学可能带有一定阶级的烙印。
其次，普列特涅夫同志说得对，征服世界不能只靠武器和暴力，而应该从思想上征服世界，应当消灭资产阶级的旧文化，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
这并非分歧的根源。可以完全赞同这些思想，却同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组织。
在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的国家里，问题比较简单。无产阶级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思想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艺术、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是完全必要的，是主要的斗争工具之一。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口号，这是战斗的口号，斗争的口号。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口号是极其革命的东西。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的“无产阶级文化”组织都应受到欢迎。
但我国的情况如何呢？我国所处的情况是：无产阶级人数较少，阶级锻炼不足，只是由于形势使然，它才掌握了政权。它取得政权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使自己居于特权地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吗？是为了压迫别的阶级吗？当然不是。它之所以夺取政权，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现象，一切压迫现象，按照自己的思想改造社会，消灭社会分化为阶级的现象，然后它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无产阶级在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和旧的压迫机构之后，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在思想上对别的阶级施加影响，进行教育，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普遍的承认。
进行这种教育的一种形式就是艺术，因为艺术对人的感情的影响特别强烈。艺术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起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工人通常是用形象进行思维的，因此最能教育工人群众的就是艺术形象。革命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斗争中（游行示威，前线杀敌——在一切有群众出场的地方），都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不是矫揉造作的、夸张的，而是顺乎自然的、革命的戏剧性场面。但是，革命同时也使人感到，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尚未产生。目前只有少量反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志趣理想的作品。现在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艺术作品。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不适应革命的要求，它只是穿上了一件红色的外衣。
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新的艺术几乎一点没有而目前又迫切需要。那么如何创造这种新的艺术呢？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他们要为工人幵辟通往艺术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学习音乐、戏剧和录制唱片的技术，而不掌握这些技术就不能创造艺术作品。但只是掌握旧的技术还不够，还应通过革命的熔炉给它注入无产阶级的思想，开办无产阶级需要的艺术训练班，要开办许多这种办得好的训练班，因为它使无产者有机会掌握创作活动的前提——技术和对艺术的自觉态度（这里的“自觉”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的）。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做了一件对无产阶级说来意义重大、十分需要的事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个方面。
艺术训练班应该对资产阶级艺术持批判态度：要使学员懂得，资产阶级艺术中哪些是可以吸取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要明白资产阶级艺术的最新形式，即没落时期的艺术。艺术训练班要培养学员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落时期的这些形式的厌恶感情，因为这些形式毫无思想内容，矫揉造作，虛伪透顶，喧嚣异常。可是我们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举办的艺术训练班没有用这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而把那些没落腐朽、堕落沉沦的东西说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艺术的萌芽成了资产阶级艺术的俘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艺术作品之所以能称作无产阶级的艺术作品，并非由于它的作者出身于无产阶级，而是由于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并非每一个无产者都是很有觉悟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有些无产者满脑子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对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格格不入。只是无产阶级出身这还不够，无产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要有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此却置之不理，而把工人的每一部作品都宣布为无产阶级的作品。这种做法也许出于不得已，但毕竟起了使思想混乱的作用。
第三点：不能“冥思苦想地创造”无产阶级艺术，不能勉强地去创造这种艺术，只能为这种创作活动扫清道路。无产阶级的艺术只能产生于生活之中。对这种生活的理解越深刻，艺术家的生活感受越强烈，那他就越能完美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反映。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斗争，不能不正视周围的环境，对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充耳不闻。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恰好是奉行了充耳不闻、闭关自守的信条。
第四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把整个社会由阶级社会改造成为无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由于居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它对所有的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在内）都打上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烙印。现在，无产阶级也应努力做到这一点。它手上已经掌握了像国家这样的进行思想意识影响的强大工具。无产阶级依靠国家可以有充分的机会广泛扩大自己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对这些阶层进行改造，摧毁他们的阶级心理。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说：“国家不能说只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的任务是要关怀所有的阶级。尽管国家普及文化（这是有益之举），但是这种文化并非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我们无产者也不应为这件事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应该与一切非无产阶级因素保持距离，创造无产阶级自己的洁白无瑕的文化。这种阶级的文化是其他阶级、其他社会阶层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同，与无产阶级的心理相距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症结之所在。这就是我们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分歧的根源之所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
无产阶级的观点与此不同。无产阶级并不认为：他是单独地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他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使命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消灭阶级社会，让人人过上幸福欢乐的生活，建立一个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就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使命产生了如上的理解。现在我们也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阶级社会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新旧制度之间正进行殊死的斗争。在这种时刻，如果还想在什么地方开辟一块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园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正是干的这种工作），那就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组织总是把自己与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相对立，把自己与一切它害怕与之交往的其他阶级（尽管他们是劳动人民）和这些阶級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也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立，他们所宣扬的思想，所采取的作法，我们认为都是宗派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因此我们要与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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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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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与恐怖
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社会民主党最广泛的范围内流行着这样的想法：不仅对于西欧，而且对于德、奥两国来说，掀起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无论是谁，只要他抱有不同的想法，就被嘲笑为革命的空想家。
现在我们碰到了革命，这次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暴的姿态，是连平时设想得最出奇的革命空想家都料想不到的。
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废除死刑是一种十分明白的要求。可是，这次革命却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的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受威胁。诺斯克已经冒失地仿效托洛茨基的榜样；当然其间还有这点不同，即他本人并不认为他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这两个人都以革命的权利为理由来为他们的屠杀作辩解。
事实上，认为恐怖手段是革命的一种要素，以及谁要革命谁就应当设法向恐怖手段作某种让步等想法，是流传很广的。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人们一再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它被看作是最出色的革命。
要探讨恐怖主义及其种种情况与后果，最好是从叙述无套裤党所建立的恐怖统治入手。我们将从这方面开始。这会把我们带回到离当代事件相当遥远的时代，但我们在考察过去以后就会更清楚地理解当前的事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和当代的那些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肯定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然而当代的那些革命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十八世纪的革命有所不同。如果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工商业同那个时期相应的现象比较一下，这一点就立刻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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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教学大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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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教学大纲问题
至今为止，俄罗斯联邦还没有一份各校适用的统一的固定的教学大纲。革命前的旧大纲束缚了教师的手脚，对整个学习过程妨碍甚大，以至革命胜利的初期，新大纲尚未制定，旧大纲即被废弃。但是很快就发现，许多教师本身无力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大纲，致使一般教师无所适从，不知怎样办才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孩子们在学校里非常积极地参加演剧，画图画，唱歌，制塑像，可是却没有学习读和写，或者整天忙于自我服务，忙于开会，在学校里甚至连四则运算都不会。虽然这种情况总的说来现在已不多见，但仍然时有发生，而被反对新式学校的人肆意夸大。
因此，从1919年起，教育人民委核已开始印发个别课程的示范参考大纲。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有些省市也在制定大纲。现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库尔斯克、梁赞、土拉、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叶列茨、西伯利亚等地都有了自己制定的大纲。一年前，教育科学部曾把教育人民委员部早先印发的示范大纲汇总后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这项工作做得很仓促，因为想把这份未定稿在1921-1922学年先行试用。这项工作虽然按时完成了，但是由于印刷条件所限，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直到1922年才发下去。大纲未定稿清楚地表明，现行大纲非常抽象，很不完整，许多课程还没有大纲（如：经济地理，劳动组织，卫生等等；），而更主要的是，现行各科大纲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互相脱节。已出版的大纲汇编可能对教师们有参考价值，但大纲还有待进一步修改。
我们把我们的学校称为劳动学校，不仅是由于这种学校在教学上采用劳动教学法，不仅是由于劳动成了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还由于劳动、人们的劳动活动应是整个教学大纲的一个轴心。
形形色色互不联系的大纲较少下达到一级学校，因为那里的课程很有限，而且儿童正处在这样一种年龄时期，在这种年龄时期，他们从学习过程本身得到了乐趣，不大注意他们为什么学习这门或那门课程。
但是在二级学校里，儿童们开始感到课程繁多，所学的材料有很大的偶然性，突出地感到所学各部门之间缺乏内在联系。一会儿学这门课，一会儿又学另一门课，会使儿童感到困难；同样，他们也很怕分散注意力，他们会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学习这个？”大纲成了很难消化的东西了。
凡是认真地观察过儿童的教育家都不可能不发现，这样无休止地变换课程会增加很多困难，因为对这些课程必须集中注意力。近来，人们日益强调在一级学校教学时应该采用所谓的综合教学法。但是，如果教师没有掌握判断某一问题重要性的标准并使整个谈话有一个引人人胜的前景，那么这种综合法就会很容易地变成一种单纯的空谈。采用综合教学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原因还在于只有在最初几年的学习中才能运用这种方法。
随着学生学习范围的扩大，就要按不同的学习内容将他们分组。问题在于如何在按课程进行划分时使大纲成为统一而又完整。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学习人们的劳动活动当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的基础才行。这就可以使每次谈话的题目之间、各门课程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对整个教学的理解。如果在题目的选择上，在讨论时所持的态度上有一种内在的统一的东西，那么综合教学法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东西，那么综合教学法也于事无补。
也许人们会问：你们为什么对问题采取这种片面的态度，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归诸于研究人们的劳动活动？这会不会大大缩小学生的视野呢？
首先，对“研究劳动活动”这个概念，我们是从极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为了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研究这一活动的客体——自然界和自然力；其次必须研究人作用于自然（技术）的方式；最后，还要研究这一活动的主体——人。既要把人当作动物界的一员来研究，又要把他当作人类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既要研究他的肉体需要，又要研究他的社会需要。而为了了解社会需要，就必须懂得当代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当代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前进方向。
我们把研究人类劳动活动当作基础，还由于这种劳动活动是整个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把这种研究作为基础，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对这种劳动活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正生活在两种经济制度交替的时期。旧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筑在竞争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建筑在忽视整体利益、缺乏计划性的基础上的。现在，旧的经济制度已经瓦解。新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诞生。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是以一定计划作根据的，并且是为了共同的福利而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是这种新的制度所需要的却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不是单纯地执行别人的命令，而是自觉地参加生产，他们能照顾整体利益，懂得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学校应该为培养这种类型的人才作出贡献，这种人才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
不同生产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各国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现在，一个人独居斗室、与世隔绝已不行了。必须懂得自己周围的生活与其余世界的生活之间的制约关系，应该看到把自己与这一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关系。
但是，我们把研究人的劳动活动作为教学大纲的基础，并非完全由于上述这种情况，还由于儿童对人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鲁宾逊漂流记》一直是儿童爱不释手的读物。
我国的教学大纲带有传统的烙印，而且还是一种很不好的传统。过去制定旧的小学教学大纲时，所考虑的是工人和农民不需要有很多知识，他们的任务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努力地按时好好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二级学校的大纲是为特权阶层子弟制定的，他们照例不大劳动，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可以学习各种古代语言和一些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课程。
必须对我国的大纲进行审查、修订。
在修订大纲时，必须把一些最本质、最必需的东西突出出来，形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大纲。这个最低限度的大纲不仅是示范大纲，而且也是国内所有学校必须执行的大纲。
国家应该授予每个学生最低限度的必要知识。
这个最低限度的大纲应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学校都搞一刀切。
对于必须遵行的大纲应采用什么材料还没有作出最后确定。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要从儿童周围的环境中选取材料，这种材料要很具体，为儿童所理解，是他能观察得到并能产生影响的。所以，大纲中规定的农村中学要讲授的材料，应不同于工业区学校所讲授的材料。彼得格勒省农村中学又不同于沃涅什省农村中学；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工业区学校所学的材料，又不同于顿巴斯或乌拉尔。最低限度的大纲规定寒讲授的材料由各个地区确定。
当然，在这方面应有一定的分工。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总的大纲，各地根据当地的情况确定师生应该学习和研究的材料。最好能召开一些各生产地区的教师代表大会，邀请当地执行委员会、农业局、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各处和保健处的代表参加，邀请农业实验站、工业企业等单位的代表参加，讨论学校要学习的生产材料。单个的教师是无力完成这项任务的。这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个集体应使学校与学校所在地的生产单位建立联系。各生产地区的教师代表大会应指出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
学校集体要把所学的材料进一步具体化：它应该研究学校怎样与某个工厂、与某个国营农场和农业实验站以及火车站等建立联系。毫无疑问，应当发动当地劳动人民参加这一工作。
最低限度的大纲并不意味着只限于学习所指出的最低限度的东西。教育人民委员部要是不制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大纲，那就错了。那样就会单纯地追求教学大纲的进度，埋头于读书。而有了最低限度的大纲，就可以使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留下充裕的时间让孩子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使学校得以了解当地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工作，得以采用需要时间的劳动教学法并且合理地安排学校生活，同时实行学校自治和多方面的劳动。
现在我们谈谈大纲本身。
一级学校的宗旨是授予儿童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巧和知识，并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
必须培养儿童流利地、连贯地、详细地讲话的熟练技巧，这不是靠传统的转述能做到的，而是靠在学校集体中对一切见闻进行讨论并且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的习惯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合理地安排学校生活，合理地组织学校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还要关心扩大儿童的词汇量，丰富他们的概念。不充分扩大他们的视野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级学校的经常任务就是给儿童讲授实用的、有趣的、内容广泛的阅读材料，所讲授的这种材料要写得通俗易懂，要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特别重要的是描绘人的劳动活动的材料。一级学校往往完全忽视了社会知识。椐说是因为儿童年龄还小，不懂得经济和政治问题。实际上，儿童们无论在家里或街头巷尾都常常听人讲起这些问题，常常考虑这些问题；学校里回避这些问题是错误的。不过，在讲解这些问题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心理特点，考虑到他们的阅历和兴趣。
自然学科应在一级学校里占较大的比重。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用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积极地对材料进行分折。
要记住，语言课和数学课在一级学校只应起辅助作用，一级学校把这两门课当独立的课程来学为时尚早。因此，本族语和数学的学习材料应该适当，要与儿童的观察和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也不应该用一些纯文学的材料、修辞和语法练习来加重儿童的负担。这个阶段的语法课只具有辅助的、实践的性质。学习语法完全是为了学习拼写法。
绘画、雕塑、唱歌、游戏对于8-12岁的儿童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是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经验的手段，是组织和表现自己感受的手段，因此应该使它们为教育的目的服务。但是在这方面应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能负担过重，一切工作都应纳入正轨。
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的教学目的，就是授予学生以认识力和熟练技巧，使他们能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劳动，自觉地对待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
这个圆周阶段是对生活和劳动活动的一个准备。在这个三年为期的圆周阶段结束后，学生们或者是直接参加工作和在工作过程中根据生活实践进行学习，或者是上某个中等技术学校或工厂艺徒学校。
现在我们来谈谈二级学校笫一画周阶段的大纲。
旧的大纲只字不提组织劳动的事，然而无论是组织个人劳动还是组织集体劳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对人的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以及这一活动的不同形式进行研究，还要对各种形式之间的联系及其相同关系进行研究。也许后面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初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时的生产是建筑在竞争的基础上的，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却碰到了计划生产的必要性问题。当前的时代要求我们理解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彼此的制约关系。学生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对这方面的知识加以研究，就可以使劳动学校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学生必须对社会的劳动组织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为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也必须指出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劳动组织（经济形态）对社会的阶级组成，对社会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必须知道它的发端及以前的发展情况。历史应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学生们要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才能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历史教学中，个别的历史事件和事实不应淹没社会发展的趋势。文艺作品是激发人们对社会现象产生感情的强大武器，因而应该广泛利用。但是，文学史应该与语言学习分开，而与历史教学保持联系。这样才可能杜绝这方面教学中的许多有害倾向。
为了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感情，最好还能用艺术史上的一些事例来讲述历史，让学生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作品。
二级学校和一级学校都应讲授艺术，不过性质略有不同。8-12岁的儿童感兴趣的那种简单的技术。它却不能满足12-15岁儿童的需要了。受这种不满足的感情的影响，他们往往完全放弃了艺术学习。因此在对待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艺术教学中，需要注意方法的正确。一方面要注意技术，使儿童们掌握一定的技术熟练技巧；另一方面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艺术作品及其任务和宗旨。
至于说到语言学习，那么这种学习应该紧密地结合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历史。条理清哳的语言和文字史，可以激发儿童对语言形式、讲话结构产生新的兴趣，使他们对能使语言形象、生动并且具有说服力的那些条件产生新的兴趣。这可以把几童从前感到头疼的语法规则和图表变得生动具体起来。在深入学习本族语的同时，还应学习外语。二级学校一定要讲授新的语种（学生不一定必修），最好从一级学校三年级开始讲起。第一圆周的语言学习应从一开始起就与学习语言的精神、语言的特点联系起来，还要与学习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或国家的生活和历史联系起来。
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要与这一活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特别注意卫生课的教学。同时，自然学科的整个教学要为学生的世界观打下基础，讲述地球的起源，阐明地球的历史和物种以及人类的起源。
学校里的自然学科教学也不应回避有关性生理方面的问题。讲授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使学生懂得性生活的规律，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在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讲授各门课程的时候，必须注意使学生充分掌握各该知识领域的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们还未讲到教学大纲的份量，而只是讲了大纲的性质。教学大纲的份量应使学生不感到负担过重，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学，合理地安排学校的集体生活，进行劳动教学，从事体力劳动和由学生积极管理自己的生活。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是为这样一些儿童安排的，这些儿童在第一圆周阶段对某种只是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这门知识。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已实行分科制，也就是说，把主要的兴趣或者放到自然学科及其派生的技术学科上，或者放到社会经济学科上。
在第二圆周阶段两年的时间内，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门兴趣。
这样，我们就将建立一个符合生活和时代要求的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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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序言
这本著作是大约一年以前动手写的，但由于十一月九日的革命而中断了；因为革命给我带来了不属于纯粹理论和历史研究范围的新的任务。过了几个月，我才能够继续动笔，在偶然间断的情况下把这本书写完。
最近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增加这部著作的完整性。这一点所以比较难办，是由于随着时间的进展，对于这个论题的研讨多少有些改变。我的出发点是讨论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什么态度。可是，既然布尔什维主义自动提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先驱和雏型，认为巴黎公社已经得到马克思本人的赞许，同时鉴于现在这一代人还不大认识和了解巴黎公社的真实情况，我就把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作了对比。
为了使读者能对公社有所了解，我不得不论及巴黎公社，以后又论及法国革命及其恐怖时代。这给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比较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方法；因此研讨公社之后就必然要进一步研讨恐怖主义、它的起源和它的后果。
这样，本书就由两条思想路线合并而成，但其中的一条又间或离开了另外的一条。起初，我觉得这个办法多少有一点叫人发生混乱，甚至考虑到是否还是把这本书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阐述巴黎公社，另一部分讨论恐怖主义。然而，就我的出发点而论，苏维埃共和国同历史上的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分别加以论述。因此我希望，虽然存在着本书的二重性所固有的困难，我终于能够保全书中所包含的思想的结构的完整性。读者可能认为我的许多例证和解释是学究式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纷扰动乱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仿佛已经使历史上的真情实况适合于当前的需要了。相反地，甚至在我论述一个过去的遥远时期的那些段落里，我也经常力求只讨论问题的似乎有助于阐明我们周围的混乱局面的那一个方面。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现今存在于俄国和德国的这种混乱局面，我们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前途就一定是很不可乐观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之中。在这两个国家，我们发现政府下面的社会主义者作出不利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其残酷的程度与半个多世纪以前屠杀巴黎公社成员的凡尔赛刽子手们的暴行没有什么不同，而那种暴行是一向引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值得称道的愤慨的。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国际的时候，前途就立刻显得比较光明了。西欧的工人们已经起来。唯有他们才能取得实际的成绩，如果他们采取的方法比东方至今所采用的方法来得高尚的话。
因此他们有必要向我们吸取经验，知道怎样凭成效来认识不同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这倒并不是盲目地恭维那些直到现在为止占相当优势的革命方法，而毋宁说是提出必要的、尤其在目前必要的最严格的批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候，革命和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经历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想在这危机中力争上风。
革命的成功将大部分取决于它是否能发现正确的方法来把革命的使命传达给无产阶级。研究各种方法是我们目前最崇高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这种研究，从而促进革命的向前发展。
卡尔·考茨基
1919年6月于夏洛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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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校的任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一级学校的任务
要讨论一级学校的任务，首先必须指出学校的教育任务是什么，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校的整个精神。
首先，学校应该培养儿童对周围的环境怀有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培养他们研究自然领域而和社会生活领域各种现象和事实的兴趣。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与居民、居民的劳动以及整个经济生活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教学中应该依靠儿童周围的现实生活，从儿童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对所学的课程要采取研究的方法，这就要把自然和劳动提到首位。
一级学校的第二项教育任务，就是教儿童学会从书本中、从科学中，找出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让他认识到，他可以从书本上了解到人类在某些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什么见解。因此，即使是一级学校，也必须使儿童的独立阅读占有较大的比重，必须改变学校教科书的性质，扩大选读材料的挑选范围。
第三项同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儿童养成集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这就决定了组织学校生活的性质，决定了实行儿童自治和儿童互助，等等。由此也产生了开展活动的方法，对所见所闻迸行分析，养成通过集体的力量取得一定成果的习惯，根据能力来分工的本领；由此还产生了学校的劳动性质，除此之外，还有学校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创造性地组织的劳动；必须大力开展艺术活动，因为艺术可以增加了解，引起共鸣，发展社会本能。
除了这些教育任务之外，学校还面临着一项任务：授予儿童一定的正规知识和熟练技巧，使他们有可能在今后进一步自学，有助于他们参加人类的文化生活，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知识是：1）读和写的能力；2）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知道各种量的相互关系（算术和初等几何）；3）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概念）4）懂得人体构造；；5）掌握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6）对当代各国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7）对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8）对人类过去生活的了解。
一级学校是与8至12岁的儿童打交道，不能指望它可以给儿童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或者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或职业训练。
不要热衷此道。一级学校的任务就是授予儿童进入现代文化范围所需要的知识。之所以要教儿童学会读和写，是因为读书识字的能力可以促进人们的了解，克服人们交往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障碍，把一己的狭隘经验扩大而为全人类的经验。学校应教儿童学会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知道各种量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知识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一个人把这些知识掌握得越牢固、准确，那么他在进行核算和制订计划时就感到越容易。必须让学校教儿童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知道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正确地判断周围自然界的情况和弄清产生各种现象的原因。如果不了解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儿童就会受到各种迷信的毒害，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无知的境地。世界大战引起了我们对邻国生活情况的关心：红军战士、我们过去被俘的人和曾经在我国当过俘虏的人，纷纷谈起了其他各国的生活情况；应该把他们的讲话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指出可以借鉴之处。了解各国的经济情况、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可促使我们进行比较，激发对本国的关心。了解本国的生活及其面临的任务，所有这些当然只是最起码的形式，但却是生活于一定政治和经济整体中的每一成员所必需的知识。最后，还要了解我们的现代史——战争、革命、国内战争，它使旧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摧毁，这一段往事现代人还记忆犹新。它可以首先使儿童对现代史产生兴趣，以后还可以使他们对远古的历史产生兴趣。儿童必须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为了了解现实，为了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必须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周围的生活使儿童对所有这些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们应该把这种兴趣与研究各种现象联系起来。
实现既定任务的办法何在呢？
读书学校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学校。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况在旧时的住宿学校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贵族女子专科学校、武备学校企图在教育儿童时完全不接触外部环境。人人都指摘这种住宿学校的做法。但是，平心而论，我国的许多幼儿园难道不是使儿童完全脱离生活的吗？难道我们的学校就与居民的劳动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吗？
许多当代的教育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愿意自我封闭于学校的高墙深院之中而脱离复杂的现代生活，不去正视生活的黑暗面。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当代绝大多数学校都是通常那种自我封闭的学校。学校与周围环境没有任何联系，居民对学校感到陌生不亚于以往。
应该千方百计地建立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于教师要把周围环境当作学校研究的对象。而且要使学校和居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
学校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外表的（诸如。学校上演戏剧。儿童和教师都参加；或者由学校赠书），而应贯穿于全部学校工作，成为这项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学校应该对生活起作用。重要的不在于学校干预生活的好处有多大。而在于学校要正视生活。积极干预生活。
举例而言。
农村里由于对儿童照顾不周而造成死亡。我们为幼儿开办了幼儿园。重要的是让学生关心幼儿园：有时帮助缝补幼儿衣服，有时为幼儿园画一幅图画，有时制作一点玩具。或者是出现了某种害虫，孩子们在学校学过如何消灭这种害虫，那就让他们到某个农场去消灭这种害虫。或者让他们投递邮件、代写书信。年龄大的儿童可以让他们在校内为居民答疑（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等等）。
在这里，很难提出一个现存的模式。只不过是教师应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儿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不过要做得很有水平，能激发首倡精神，一点也不勉强。
另一方面，居民也要把学校看作自己切身需要的东西。因此，教师必须向居民介绍自己在学校里的工作情况，使他们了解这项工作。教师应摆出自己的困难，指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让居民了解送儿童上学是一件大事；而在学习时期，不要让儿童去饲养母鸡，等等。如果教师能够做到这一点，居民就会主动帮助学校，既关心烧柴问题，又关心清洁卫生问题。
当然，由于居民以前未碰到过这些问题，因此向他们作宣传解释工作往往不容易。就拿学校餐来说吧。现在，国家无力供给全体儿童伙食，就应该发动家长来参加这一工作，把他们组织到这一工作里来。如果加强了居民对学校的了解，居民代表参加学校的工作，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在学校里应做些什么工作，在校外应该为学校做些什么工作。居民代表参加学校工作，可以促使学校由“官办的”学府变为社会性的学校。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教师认识到居民代表积极参加学校工作的重要性，这样他就能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加以配合，同时自己也表现出高度的主动精神。
现在谈谈劳动学校的问题。
居民最为欢迎的可能就是劳动学校。早在革命初期，即劳动人民发动革命之时，就曾宣布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但是，什么是劳动学校？每个人对劳动学校的理解各不相同，现在时隔五年，旧事重提：到底什么是劳动学校。在这方面，我们有教训。现在我们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劳动学校不只是崇尚劳动的学校，也不是从事单一机械劳动的学校，不是只搞冒牌劳动学校常搞的那种自我服务的学校。
那么，到底什么是劳动学校呢？它是不是只是拼命干活的学校？它是不是侧重教学生不要消极地接受知识，而要积极地对所学的知识产生反馈？而且，不管儿童整天在学校里是学戏剧也好，艺术体操也好，或者从事生产劳动也好，都无所谓；是不是这样的呢？
不是。我们至今坚持我国革命时宣告的劳动学校的原则，不过应该慎重地说明，我们所认为的劳动学校这一概念包含的是什么内容。
第一，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活动应该是学校学习的中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劳动学校对待教学大纲上的一切问题都应从劳动的观点出发（如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课程），从生产的观点出发，从劳动人民的观点出发。如果把劳动学校归结为研究声名狼藉的“劳动过程”，那就无异乎抽掉了它的精髄。
第二，在组织学校生活中，儿童的生产劳动应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劳动活动的选择。担水劈材是劳动，采药、画招贴画、举办教育博物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缝衣服、采集蘑菇和干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劳动。
在选择劳动的形式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兴趣以及他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只能逐渐地使儿童对生产劳动的认识接近成人对生产劳动的认识。
第三，在选择劳动的形式时，必须使这种劳动形式具有集体性质。集体劳动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再有一点，就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劳动。要让儿童自己提出目的，讨论工作计划，分配工作，决定劳动过程中的互助形式，然后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这样安排的劳动就会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就能使儿童获得生活组织者的熟练技巧；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纪律，这种纪律不是靠命令形成的，不是出于害怕处分形成的，而是集体劳动的本质的体现。这样组织的劳动也有助于儿童正确评价自己的力量。
在选择劳动形式时，还应注意的一点就是，给儿童劳动提出的目的，起初不应太复杂，要使儿童易于接受，以后再逐渐复杂起来。
第四，我们之所以赞成劳动学校，还由于我们认为劳动教学法法是最完善的方法。
起初只是让儿童掌握某一事实或思想，然后才转为讲授所布置的功课。下一步就是过渡到直观教学。进行直观教学之后，再采用实验方法，让儿童通过实验检验他所学的知识，最后，当代教育学提出的这种劳动教学法，可以使儿童最全面地研究事物、影响事物。
我国学校应该充分利用上述一切方法。教师要善于简单明了地向儿童讲述各种概念和现象。直观教具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作用：图片、模型、标本等等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学校应该广泛采用参观教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直观教学的一种扩大。应该让学生通过检验性的实验对所学的东西尽可能广泛地进行研究，但是劳动方面的研究（制作模型，创作上的模拟）在学校里应占特殊的地位。在研究物质文明和研究日常生活时，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总之，劳动乃是教学大纲中研究的中心；劳动是学校生活的组成部分；劳动是一种教学方法！
全面地研究居民的劳动活动是教学大纲的基础。这种对劳动活动的全面研究正是综合技术教育化。人们往往把综合技术教育理解为学习多种手艺。不应该只是通过手工的形式来学习技术，而应通过各种形式，直至最完善的形式。在学习技术时，也应学习各个阶段的农业技术。还要学习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通过学习，要对国民经济有一个了解。
但是，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对儿童亲眼所见的劳动活动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研究，而且这种劳动活动应该是儿童能够理解并能直接参加的。对儿童能够理解的这种劳动进行具体的研究，这是研究全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农村学校，对于城市学校，对于工厂学校等等来说，由于学校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其出发点也各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学校的某种侧重面。最典型的就是学校的农业和工业的侧重面。可以通过这种侧重面说明，在某种环境下应该选择周围生活中的哪些现象来研究；并根据这些事例来说明应该怎样对待这项工作。不过，每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根据劳动活动特点的不同而采取的独特的研究这种活动的方法。
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侧重面只不过是提出了选择什么东西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
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性质是排斥职业教育这种侧重面的。侧重职业就是专业化，而专业化只能在研究整个劳动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只能在研究儿童的力量、爱好、专业兴趣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这个基础的专业化就会缩小学校的普通教学和普通教育的意义。
学校自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只不过不要像许多学校那样，把学校自治与学校管理混为一谈。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学校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求对人的了解，也要求对学校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儿童们当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让儿童肩负管理学校的重任，这是对儿童的能力毫不了解，它只能使他们的纪律混乱，使他们或者是自命不凡、目空一切，或者是（对比较好的儿童说来）丧失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当然，可以让儿童多少学习一点这种管理方法，学生代表应该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在管理学校这件事上，不能由他们说了算。
自治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学校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自治，儿童们学习如何群策群力来探求学校内共同生活和集体劳动的形式。自治是把这种生活和劳动引上一定轨道的一种手段。要学会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知识和爱好，就要学会为他人着想，给别人以方便，与别人同甘共苦。要学会共同工作，就要学会了解自己的和别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学校自治对上述方面都能给予帮助，这与其说是自治，毋宁说是集体地探求实行这种自治的形式。要使这种自治根植于儿童的经验。例如，一个小孩欺侮别的小孩，不让别的小孩干他喜欢干的活儿，那么，就要制定一个规章制度，禁止互相妨碍、干扰，等等。
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正是形成自治方式的过程本身。当然，自治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自觉纪律的一种手段，是自愿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种风尚。
自治应该是经常进行的，应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儿童的整个生活加以规范。有些教师的做法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学生中有谁惹祸了的紧急情况下才召开儿童大会。他们把这种大会当作审判大会，从而完全降低了自治的教育意义。
一般说来，自治应尽可能接近儿童生活，应从儿童的利益出发。不言而喻，这种自治不同于成人的自治。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自治都不应是成人政治生活的翻版，不能套用民主共和国甚至不能套用苏维埃共和国的做法。
阶级社会的生活组织中行之有效和势在必行的东西，在学校生活里完全不适用。
国家自治是一种统治组织，是利益冲突的各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
学校里的自治却是安排集体学习和劳动的一种途径。
要实行自治，只有在劳动学校里才有可能，只有在社会生活极其活跃的学校里才有可能，因为儿童在这种学校里经常为了某种目的而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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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出版者说明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为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写的一本书，一九一九年六月写成发表。这本书实际上是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续篇。早在一九一七年，列宁就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论点进行了详尽的揭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宁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完全不理列宁的批评，紧接着又写了这本小册子。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据考茨基自己说，是要“讨论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方法的态度”。他采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书名，妄图把它作为“声讨”布尔什维克“罪行”的“檄文”，以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九年九月，当列宁看到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版消息时，立即写了《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列宁全集》第三十卷），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真面目。
全书共八章，前七章是考茨基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所谓恐怖主义所作的“历史考察”，说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历来反对恐怖主义的，而布尔什维克正是犯了“残酷恐怖主义”的罪行，认为“只有一味诉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才和布尔什维克有着某种继承的关系”。
考茨基在这部分历史说教中，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直接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
在一些章节里，考茨基还打着“历史唯物论”的幌子，发表了一系列的谬论。他“探讨”所谓“恐怖主义的渊源”说，在早期社会，农业居民是定居的，所以习尚和平，讲究人道；而畜牧业、商业是流动的，所以牧民和商人惯于掠夺，崇尚残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两种倾向，商业资产阶级倾向残暴，工业资产阶级则倾向和平。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革命都摒弃了恐怖主义，这表明十九世纪人道主义倾向的发展，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布尔什维克又违反了这种倾向，这是“历史的倒退”。
如果说在前七章考茨基还作了一些“引经据典”的工作来为自己的谬论辩解，在第八章他已找不出任何论据而只能进行诬蔑和咒骂了。在考茨基的笔下，苏维埃政权被描绘成漆黑一团。
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考茨基首先是从“分析”所谓“时代的特点”谈起的。他说，“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之中”，“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指责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单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的决定因素”，诬蔑布尔什维克开展的“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运动，即“剥夺剥夺者”的斗争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会考虑实际的局势”，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政策。据考茨基说，剥夺资本必须和经济改组一起进行，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两者“一分为二”，“截然分开”。指责布尔什维克放手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征用富农粮食是犯了“走上劫富济贫的侠盗式道路”的错误，诋毁领导农民起来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听任群众“自由行动”，说什么已经把“剥夺的过程从对于生产资料的剥夺扩展到对于消费资料的剥夺”，“很容易走上抢劫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的肃反政策，也是考茨基攻击的目标。他说，“枪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慧”，“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那里去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
考茨基把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诬蔑成苏维埃政权在面临经济破产前强行的“强迫劳动”，“实际上是要把现在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阶级”。
考茨基还搜集了不少“材料”，攻击布尔什维克贪污腐化、蜕化变质；批评布尔什维克虐待知识阶层；斥责布尔什维克“控制报纸”，侵犯“出版自由”，以宗教裁判所的态度，以绝对独裁的形式，强制群众绝对服从；责难布尔什维克败坏无产阶级道德，如此等等。一句话，在考茨基看来，布尔什维克是十恶不赦的罪魁，苏维埃制度是“革命的黯武主义”，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
考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说，这“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虽然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则已经遭到了一次失败”。他喋喋不休地一再诬蔑苏维埃政权是所谓军事官僚机构，说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统治者是“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新官僚阶级”。在这个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说什么“现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经合并成为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结果”。这个政权眼下虽然没有垮台，也只能“苟延残喘”，因为“像旧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经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叛徒考茨基就是这样来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
考茨基在书的结尾还谈到了世界革命的问题，极力抵制布尔什维克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影响，离间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妄图说服他们脱离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路线。他把布尔什维克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说成是“自相残杀”，是“兄弟阋墙”。说“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是党派纷争的产物”，“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中掀起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考茨基提出他自己的一套世界革命的路线说：世界革命实现的道路“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线，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说什么“民主制度是赖以实现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说的文明人的权利”，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远景”，等等。最后考茨基还把矛头指向第三国际的成立，认为第三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是极端错误的，叫嚷“没有一种说法比这更为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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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要想正确地探讨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性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明确共产党员应该知道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的方法。
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本能，希望大家生活美好、人人幸福。
共产党员可能出身于社会上的不同阶级，不过共产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工人。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培养了他们的社会本能。集体的劳动（其成就大小取决于大家努力的程度）、共同的劳动环境、共同的思想感情、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进行的共闻斗争——凡此种种，都使工人彼此亲密无间，使他们被一种阶级的团结感情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由于彼此竞争，使得每一个资本家都首先把别的资本家看作一个应当打垮的敌手；工人在资本家眼里只不过是应该为他这个资本家创造利润的“一双干活的手”而已。当然，为了共同反对工人阶级，资本家也联合起来了。但是，工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因此，他们的那种内在的团结，他们那种整个集体的融洽无间，在资本家阶级中是没有的。资本家的联合不断受到竞争的威胁。因此，工人中有强烈社会本能的人所在都是，而在资本家中间这种人却是绝无仅有的。
社会本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常常能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出路，帮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俄共在清党时特别注意某一个党员是否工人出身。工人出身的人比较容易纠正错误。我们俄国的知识界看到，由于阶级本能的关系，工人们很容易明白的东西，知识分子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弄明白，因而在九十年代末叶以及二十世纪初期（1896~1903年）出现了一种过分夸大阶级本能的意义的倾向。《工人思想》（社会民主党的一份秘密报纸）甚至认为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工人，《工人思想》就说：“我们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流的人！”
阶级本能（在工人阶级内部，它跟社会本能是一致的）是成为共产党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件。
共产党员还应该知道很多东西。首先，他应该了解周围的动向，应该了解现行制度的结构。俄国工人运动刚刚兴起时，社会民主主义者首先关心的是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克斯坦所著《谁关心什么》、《劳动日》等等一类的小册子。但是只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还不够。共产党员还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应该了解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史、所有制发展史、社会分化为阶级的发展史以及国家形态的发展史。他应该懂得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性，知道一定的社会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共产党员既然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应该清楚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不应该把共产主义只是当作一种理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把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他还应该懂得，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然要实现的制度。因此，共产党员应该为实现这种制度扫清道路，促使它最快地到来。
在俄国工人运动初期出现的一些工人小组中，往往也学习旨在阐述现代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学习文化史（文化史跟一般历史讲述不同，后者往往是各种历史事实的堆砌）。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时的工人小组中都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19年，在尼日戈罗德省的拉波特卡村，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件事。有几位教师告诉我，他们在二级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史，说学生们一致要求在二级学校里开设这两门课。
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村子里，所有居民从事的都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小手工业和农业，那里的农村少年怎么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要求呢？显然，这是由于某一位过去参加过工人小组的工人，在拉波特卡村培养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史的兴趣，他给儿童们指出了他们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
但是俄国共产党员目前所应知道的东西还不止于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创造了最广泛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为了利用这些条件，就必须知道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向共产主义更靠近一步；必须知道目前可以做到的是什么，不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必须知道怎样建设新生活。首先要精通你所担任的那一部分工作；其次，还要掌握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方法。举例来说，为了合理地搞好我国的医务工作，首先就要对工作本身有一个了解；其次，还要知道我们俄国过去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以及现在其他各国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最后，第三点，必须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即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进行宣传，关心他们，发动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依靠劳动人民的努力建立强大的医疗组织。以上这些，不仅必须知道，而且还应做到，还应善于做到。由此可见，共产党员不仅应该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而且还应该很好地掌握自己的业务，要善于对待群众、影响群众、说服群众。
共产党员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随时都应以共产主义的利益为准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例如，不管你怎么留恋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一旦工作需要，一旦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你就应该拋弃一切而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共产党员就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责任多么重大，既然这项住务要完成，共产党员就要把它担当起来，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做，到前线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等。这就是说，共产党员不应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而要积极地跟一切损害共产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把劳动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
下面这些人应该清除出党：1．自私自利之徒和混入党内的分子，即把那些个人利益置于共产主义事业利益之上的人；2．对共产主义事业极其冷漠，不愿做任何工作来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人；以及严重脱离群众，不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3．不受群众欢迎的人；态度横蛮、妄自尊大、不忠诚老实的人，等等。
所以，要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1．了解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知道怎样促使共产主义制度最快地建立起来；2．善于把自己的知识用于事业；3．对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无比忠诚。
现在我们来谈谈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十月革命和整个的革命形势培养了热情澎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对社会生活的兴趣。不仅青年工人如此，青年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如此。青年们都向往共产主义。
所以，一定不能压制这种志趣，而要尽一切力量去支持和发扬在革命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人的社会本能。
怎样去支持呢？首先，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每一个团员都有可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作，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而不当共产主义建设的消极旁观者。人们为之献身的、包含我的一份力量在内的那一事业，使我们越来越感到特别亲切。当然，为了使每一个人能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志趣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找到一项工作，共青团组织就应该非常灵活和充满生气，应该跟国内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建设工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参加建设还可以获得我们俄罗斯人特别需要的技能和组织技巧。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可以培养团员的集体工作能力，使他们随时随地都会进行合理的分工，养成对集体的工作责任感和遵守劳动纪律，并且教他们学会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项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绩，完全取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气魄及其组织机构是否合理，取决于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度和迫切程度。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应重视讲演能力的培养，也应同样重视性格的培养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培养。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除了要求每个团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之外，最好还要他们在某一工厂参加劳动至少一年。美国人和德国人要求每个即将毕业成为工程师的人，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企业从事一年的实际工作，其劳动环境与该企业全体工人完全一样。美国人和德国人认为，一个工程师只有取得了这种工作经历之后，今后才能管理工人、影响工人。对于每一个共青团员来说，更需要有一年社会工作的经历。
在培养性格、社会本能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俄国共产主义青年闭的每个团员还必须努力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我们俄国，这一工作是跟自学工作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偏见、资产阶级观点比西欧青年少得多，因而在这方面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情况的话，那么，由于大多数青年工人，特别是大多数青年农民缺乏起码的普通教育知识，这就使我们在这方面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青年必须学习，再学习；必须利用每一分钟的闲空时间和每一个机会来填补妨碍他们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空白。
还必须通过顽强的学习来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了解周围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致在乍看起来不能理解的局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这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苏维埃党校、各级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可以帮助一部分青年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幸到上述单位去学习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将是采取自学的方式，有时只是一个人学习，有时采取分小组学习的形式，共同去获得知识。为了帮助这些自发成立的小组幵展学习活动，应该出版图书推荐目录、教学法指导书，告诉他们如何开展小组工作，还要出版各种示范大纲。
必须尽快出版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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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还是真的不知道？（﹝美﹞约翰·里德，1919年8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说谎者？还是真的不知道？
﹝美﹞约翰·里德1919年8月19日
木易贺雄译
原文链接：LiarorJustDoesn’tKnow?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很多人都说伍德罗·威尔逊是个伪君子。莫莉·施泰莫因为说了这种话被判了15年；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目前还没有被捕。每次新的灾难因总统而起之后，总统的辩护者们就会重复地说：“他只是不知道而已。”
匈牙利的苏维埃政府倒台了，资产阶级的媒体高兴地宣称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给托马斯·格雷戈里，即在匈牙利的美国食品掌控者施加了太多压力。”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政府饿死了匈牙利的人民政府，而且这是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旨意。威尔逊的朋友们能否告诉我们，威尔逊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对最近一次总统发出的公告没什么好说的。上次公告是关于在西伯利亚的美军，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军要留在西伯利亚。公告里包含了几处对事实的错误陈述。如果这些错误陈述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那么这些错误陈述将会被称为谎言，并且作为谎言处理。但是，这些话都是从伟大的白人慈父嘴里说出来的，所以美国人可能就会压制住内心的怀疑，然后股市也会作出积极的反应，而且威尔逊总统将继续会对俄罗斯人民开展他的私人战争。
总统的公告声称，向西伯利亚派遣并驻扎美军有以下理由：
一、为了营救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防止他们被“由敌军战俘组成的军队歼灭。”
二、“为了巩固俄军的自我防卫力量，为了搭建法律与秩序，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援助。”
三、保护约翰·F·斯蒂芬斯先生，以及美国工程师部队。他们在与日本的协议之下，为了以下目的，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为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人提供食物，衣物和补给；“使高尔察克上将的部队完全依赖这些铁路。”
“从这些观察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美军在协约国允许的情况下继续驻扎西伯利亚的目的是为我们打通一条必要的贸易动脉。”
显然，总统并没有花费心思去阅读代理国务卿关于继续干预俄国的声明。1918年8月5日，在一份特别文件中没有提到“防止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被歼灭”，而是提出了“保卫西进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后方”。而“由敌军战俘组成的军队”这种说法则被英国美国军事代表团戳穿，这个代表团在苏维埃政府的要求下穿越了西伯利亚，他们在对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声称：传说中的“由敌军战俘组成的军队”并不存在。
我们拒绝相信总统不知道俄国人正在“搭建法律和秩序”，也拒绝相信总统不知道俄国人正在搭建什么样的法律和秩序。腐败的冒险者霍瓦特，雇佣兵谢苗诺夫，手上沾满血的高尔察克和叛徒邓尼金就是被美军支持的俄国人。当阿夫科森蒂耶夫和森津诺夫先生在鄂木斯克维持着肥皂泡般的“政府”时，论战的影子正在前行。尽管这些不要脸的政客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代表不了任何俄国人，但他们仍然维持着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不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并不在意类似于制宪议会这种过家家般的儿戏；他们坦诚地说要在莫斯科恢复沙皇统治，因此他们在屠杀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时候就毫不犹豫，而且他们还把人民组织打压致死——不仅是工会和政党，甚至还要打压合作社，地方自治会，和学校。他们夺走俄国中部饥民的粮食，然后把宁可把手中的粮食做成伏特加也不给饥民吃，农民们对此都麻木了。他们的军队有前朝的军官，中国和日本的雇佣兵，还有东亚来的社会渣滓。他们屠杀，抢劫，强奸；他们还虐待女人和孩子，让所有人都挨饿；只要批评他们就算是叛变，然后就会被判处死刑。他们向外国人倒卖俄国土地、矿洞和森林。他们的军旗上画着象征着罗马诺夫家族的一对黑鹰。这面旗帜在协约国“仪仗”队的见证下，在海参崴的一个码头上被升了起来。
美军就是在“巩固”这种“自我防卫力量”。美军就是在“恢复”这种“法律与秩序”。伍德罗·威尔逊心知肚明，她都知道。但是他不敢要求国会批准这次强盗般的远征，国会也不敢对俄罗斯宣战。
最近有文件声称，美国士兵在西伯利亚被“布尔什维克”杀害。这就是说，他们居然认为一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者是一件卑劣的事情——尽管这些侵略者是美国人。众所周知，美国人曾经“庄严且公开承诺”不会干预俄国内政。
总统有勇气重申这一承诺。他说：“要给格雷福斯将军下指令，让他不要干涉俄国内政，但是他在必要的时候要支持斯蒂芬斯先生。”好吧，然后呢？很明显斯蒂芬斯先生的目的是保持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行。为什么呢？隔了几个自然段之后，总统在发言中说：“高尔察克上将的部队完全依赖着这些铁路。”
不去干涉俄国内政，但是要帮助高尔察克上将推翻苏维埃政府！
让我们再用直白的语句来审视一下这些事情。被伍德罗·威尔逊独自一人把美军派遣到西伯利亚，并且让他们驻扎在这里。美军要在这里推翻俄国人民自愿建立起来的政府，然后还支持暴君，反对人民的自由。在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的每一次接触中，他的决定都是和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一致的-这些敌人包括匈牙利，埃及，德国，山东-而且他还让这个国家走向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关于约翰·F·斯蒂芬斯先生的重要细节，总统公告里讲述了他的活动（斯蒂芬斯先生每天在中国东部和跨贝加尔湖铁路上运行六列火车，以及做一些其他的让民主得胜利工作）。
我记得，美国国务院在开始宣布了干涉时，完全没有提到斯蒂芬斯先生。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在“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而且还在和手无寸铁的德国战犯“战斗”。他们必须要好好解释一下斯蒂芬斯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总统也解释了，不过他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他讲述了关于斯蒂芬斯先生和美国铁路委员会应克伦斯基政府的邀请前往了俄国，并且和临时政府合作的故事，在这之后，总统继续说道：“因为布尔什维克起义，以及混乱的现状，斯蒂芬斯先生和俄国铁路服务集团在1918年3月前无法在西伯利亚开始合作。”
他跳过了中间的一段事情-对这一段事情他也是心知肚明。他没有提起这段事情是因为这可能会毁了他向参议院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是真的想帮助俄国人打击德国人，那么美国铁路委员会和斯蒂芬斯先生很有可能早在1918年3月之前就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开始合作了。
当布尔什维克起义爆发时，斯蒂芬斯先生和铁路集团早就跑到了日本，坐在最好的宾馆里，巴结着协约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协商的时候，苏维埃政府邀请美国政府派遣向俄国铁路代表团。他们承诺将斯蒂芬斯先生或者是别人任命为交通运输部副政委，将会有权管理全俄罗斯一半的运输。美国铁路委员会负责把所有在前线的枪支弹药和补给转移到德国人拿不到的地方，以及监督一切关于俄罗斯铁路的工作。
但是美国政府对此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转移枪支弹药；美国政府只是想让苏维埃政府失望。所以他们斯蒂芬斯先生留在日本，直到某日他们在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反动傀儡，然后对社会主义俄国发动圣战。多肮脏的故事啊！
悲惨的理由包含在以下句子中：
“此时此刻，西伯利亚的人民没有鞋子，没有温暖的衣服；他们恳求得到农业机器以及许多小商品。”
但此时，美国政府和协约国联起手来，毫无同情地封锁苏俄，让百万人陷入了饥饿、受冻和疾病之中。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胆敢成立一个他们想要的政府。
“西伯利亚的所有人都在祈盼美国的援助，”总统说，“如果两天内恢复铁路交通的目标被放弃，那么我们就不能给西伯利亚人民和俄罗斯人民提供援助。”
上帝啊，请不要让威尔逊总统给俄国提供援助！让他停止他的私人战争吧，让那些被他派到西伯利亚去杀人或是被杀的美国孩子们都回家吧，威尔逊的借口显然是不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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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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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祝贺。然后，我想向你们谈一点想法，在这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其他代表大会期间，我经常都有这个想法。现在正在召开省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如何拯救学校和如何建设学校的问题。当我们面临着捍卫我们共和国不受白匪骚扰这一任务时，当问题关系到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亡时，青年们都奋不顾身地奔赴前线作战。他们献出了一切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这就使苏维埃政权和青年工人之间自然地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总是乐于向青年一代谈谈我们的问题。同志们，现在战争巳经结束，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所面临的另一重大任务。
我们不能不正视事实。我们都知道，俄国是一个荒蛮的国度。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有我们这么多文盲。我国的学校很糟糕。教育人民委员部挨骂已成家常便饭。不过，我们应该了解我国教师的情况，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帮助。目前最为迫切的文化任务就是需要新型的工作人员。我曾经听政治教育委员会汇报说，新闻出版部门十分缺乏工作人员，俄电的同志说，各个省报十分缺乏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水平很低，工作日益繁重，痛感人手不足。
你们听听省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讲的都是缺少教员的问题。没有教员，这是全体青年都觉察到了的问题。青年农民也渴望获得知识，但是学校办不起来，因为没有教师，学校只得空闲起来。没有教员，因为他们处境非常悲惨，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们提供口粮，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向这支教师队伍提供口粮。教师们脱离生活，常常认不清周围的形势。革命爆发时，他们都去了乡下，而有些农村现在经历的事情，是首都和中心城市几年前就已经历过了的。我们惯于责骂教师怠工，说他们是小资产阶层的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在他们头上。我于1919年乘红星号轮巡视，曾经在许多地方（县城，小乡镇等）稍事停留，到处都遇到同样一个情况。一些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而且往往是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高傲的口气谈论教师。但是，如果我们更加接近一下这些教师，接近这些支持整个教育工作的人，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忠于职守的。当学校关闭，教师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日常工作。他们并未坐享其成，教师的工作是责任重大的工作，实际上，未来的青年一代都在教师手里。卢梭早就说过，儿童最早的发育年代是整个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年代。而我们却看到，这些最早的发育年代却掌握在那些旧时代留下来的并且日趋死亡的教师手里。旧时的教师水平不高，人数也很有限。
那么新的教师呢？在中等专业学校和各个地方，你们都会看到许多人想进入大学的各种系：医疗系，法律系等等，想进入技术院校去学习。你们同时也会看到，完全没有人愿惫去中等师范学校学习，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更很少有愿意、上师范学校的。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我们不能设想可以从工厂学校开始学起。要使儿童学到一点知识。目前我们的知识水平很低。现在参加师训班学习，向入学学生提的问题是，2/3和3/4哪个数大？而这些未来的教师往往不知道2/3和3/4哪个数大。就这种水平，我们是不可能建成任何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必须认识：为了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我们就得掌握一切科学成就。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还弄不清2/3和3/4哪个数大，我们就不能胜任我们面临的建设任务。
刚才有一位同志说，应该办一些别的学校（其中包括工厂中学）来代替启蒙教育的学校。按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看，这是两个互相竞争的机构。同志们，不行，这两种学校我们都需要办。如果到我们工厂艺徒学校来上学的文盲青年没有起码的算术知识（更不用说数学了），那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任何专业技术工人。因为专业技术工人并非那种只会用手做机械动作的人，而是了解自己生产部门的人。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他们也很注意培养专业技术工人。为了培养这种工人，我们必须改进我们通常的这种学校，这样我们才谈得上提高专业技术，才谈得上未来的建设。（教师的）劳动与其他各种劳动都是一样的，不过工厂工人是在同志之间工作，他们要轻松得多，因为人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会感到自己更有力量，大家更为团结。而教师却无人过问，脱离了别人，远离了文化，要想当教师，就必须有献身精神。因此，如果你们中间有谁选择了这条劳动道路，那就让他坚持自己的愿望，别人也不要妨碍他走他所选择的道路。他将像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样，其余的人应帮助他去建设未来的学校，因为光是责骂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不可能建设未来的。
在这里需要我们集体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希望青年们在教育这条战线上也能像过去在战场上一样为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功勋。当我们谈到教员不够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教员。要么这些教员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里产生，那我们就把工农的孩子交到他人的手上；要么由共青团的青年中来补充教师队伍，那我们就能真正按照生产的原则建立真正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将使青年一代获得建设新生活所必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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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给鲍尔的信（﹝美﹞约翰·里德，1919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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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给鲍尔的信
﹝美﹞约翰·里德1919年1月6日
木易贺雄译
原文链接：【PDF】Letterto“Dr.Ball,”
亲爱的鲍尔博士：
如果您已经阅读过我在《解放者报》关于俄罗斯的文章，特别是《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架构》【1918年11月】以及之前的文章，那么您就不必问我那些关于将财产转移到工人和农民手中的问题，也不必问这些是如何运行的了。您也不必问布尔什维克们是如何代表工人阶级的。他们还能代表谁呢？就像我写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现在叫共产党，目前仍然掌权。来自俄罗斯的最新消息称他们已经有了上百万的军队，把协约国踢了出去。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强制地把私有财产没收以及公有化……反对叶卡捷琳娜·布雷什科夫斯卡娅的原因是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她年纪大了，是个妥协者。高尔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以为您应该知道高尔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很多年了。
我很抱歉我不能为您提供帮助了，但是如果您我问是否会写一本书，我的回答是我没有时间-我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都写在《解放者报》里了。
约翰·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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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校建设（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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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校建设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
一、原则性部分
1．实行普及教育，男女合校，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质，建立统一的学校（分若干级），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最高的教育，采用从教育学的观点看来最为有效的劳动教学法——这是共产主义学校的必要前提。一般说来，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都可以实现这些前提，因此我们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建设我们的生活。
注：当然，分为若干级的“统一的学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在各级得以普及。只有国家全部负担学龄儿童（至17岁）的费用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教育的）普及。
2．共产主义学校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教学的基本中心应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学校的劳动性质就体现在这里。这种研究应分四方面进行：1）研究人力和自然资源；2）研究影响这些资源和人力的方法，以达到人们对其加以利用的目的；3）研究生产的主要因素：人，现代社会的成员，以及，4）研究对这一社会的组织。
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应是本地区。必须利用儿童有计划地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地区的一切机会，它具有重大的发展意义。学校不应忽视艺术的作用：艺术应通过各种形象来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使他们能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应使艺术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不是培养艺术活动家，而要培养各个生活领域里的新生活建设者。
3．共产主义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单位，而应该与所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4．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应该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上，这将有助于儿童社会本能的发展。此外，组织集体劳动是培养劳动技巧的最好办法。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在这方面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
5．各个学校应很自然地分成若干与一定生产地区有联系的小组。应该大力支持各个学校之间的联系。由于学生将参加该地区的经济建设，并将与居民的生产小组建立联系。因此，有必要由这些生产小组以及与儿童工作有关系的机关派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大大加强居民对教学和教育问题的关心。
二、实际部分
1．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已尽可能地实行了男女合校并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质，但采用劳动教学法的情况仍不好。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济的普遍凋蔽，我们至今未能实现普及教育，未能建立统一的学校，未能由国家负担学生的费用。我国一级学校的数量不足，教师不足，二级学校很少。专业化开始过早，未能在儿童的志趣表现出来之后进行；同时儿童也缺乏相当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
2．应竭尽全力开办足够数量的一级学校（四年制），配备足够的教师，供给燃料，照明设备和一切必需品。为此：1）应吁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知各级工农代表苏维埃，立即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学校网点设置问题，供给学校一切必需品问题，以及把未充分利用的房舍改作校舍的问题，等等；2）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有关供应教师口粮的地方实物税问题。
3．必须拟定各工厂、发电站、大的国营农场、农业学校附设二级学校的计划，因为这些单位容易找到教师，同时还有相应的生产环境。这些学校还应设置足够的公共宿舍，以便容纳本经济地区一级学校的毕业生。
4．为了供应学生伙食、服装及一切必需品，应立即统一制定组织学校合作社的原则，并使之付诸实现。
5．立即按本文原则性部分确定的方针制定一级学校（四年制）的教学大纲。
6．发动科学研究所、实验站和学校参加这一工作。
7．编写教学法指导书，提出如何对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研究；如何研究影响这些资源的方法以达到人们对其利用的目的；如何研究组织人类社会。每一种方法都应开列详细的图书目录索引，并对所推荐的图书进行评价，指定其中两三本为主要参考书。
8．编写有关这些问题的Text-book，供一级学校各班使用。
9．研究确定这些部门的教材种类。
10．二级学校亦然，不过这一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
11．大力宣传劳动教学法。
12．拟定集体学习和劳动的教学方法。
13．国民教育处应对本文原则性部分提出的学校建设原则及其实行方法下达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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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不幸的事（﹝美﹞约翰·里德，1915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欧洲最不幸的事
﹝美﹞约翰·里德1915年3月
木易贺雄译
原文链接：TheWorstThinginEurope
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被德国人占领，我们在火车上和几位军官见了面，后来他们开着皇家汽车迎接了我们。这些军官是一些和蔼可亲、有礼貌，而且不拘谨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精神的普鲁士军装，他们将在德国前线上给我们之路。他们的英语也不错，很多人都会说英语；我们被他们的友好和亲切打动到了。当我们离开火车站时就上了车，一群下班的士兵在走来走去，好奇地看着我们。突然，一个军官向他们扑了过来，用他的小棒子敲打他们的喉咙。
“蠢猪！”他突然大声粗暴地喊道。“管好你自己，别盯着我们看！”
他们安静且温顺地向后退，在军官生气骂人之前他们走开了……
还有一次，我们的摄像师在拍动态照片的时候被一个持枪哨兵打断了。
“我命令摄影师不能在这里拍照！”士兵说。
摄影师与我们同行的中尉说了几句。
“没关系的，”军官说，“我是柏林参谋部的赫尔曼中尉。我允许他在这里摄影。”哨兵看了看赫尔曼的证件，然后在敬了个礼之后就后撤了。我问中尉，为什么他可以因为自己的军衔高就可以反对士兵的命令。
“因为我是那个士兵的长官。实际上，我上尉的肩章可以使我比这里的一切士兵都高级。一个德国士兵必须服从所有长官的命令，无论他们是谁。”
“那就是说，假如那个士兵在战争时期执行保卫要塞的任务，如果你告诉他可以去喝酒，他们就真的会听你的话？”
他点了点头，“他们会无条件地服从我，无论我下达了什么命令，无论新命令和旧命令有多么的冲突，也无论我是不是属于这个连队。当然了我肯定是要对我的命令负责。”
这就是军队。这就是军人。很多人告诉我德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战争机器。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还有其他的军队。
看看法国军队吧。法国军队总是被政治左右，服装差劲，管理也不行，而且急救服务也一塌糊涂；他们始终反对军国主义，对此反正早就不耐烦了。法国军队在战斗中的表现也不好。但是他们打过仗，也杀了不少人。法国没有真正的预备军；在法国，只有十七岁的适合参军的青年才被武装起来。对我而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我可不想在快结冰的战壕里待上三四个月，我腰部以下都在水里，仅仅就是因为当权者让我射死德国人。但是，如果我是个法国人，我会这样做的，因为我早已习惯了强制兵役制度。
俄罗斯军队就是一群群取不尽用之不竭的简简单单的农民，他们从农场里被拉了出来，被教士保佑，然后不明所以地就去参战，对我的吸引力更是微乎其微。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军队中，我会在这两支军队中比一比谁更好：为英国军队干脏活儿的比利时军队，和为俄罗斯军队干脏活儿的塞尔威亚军队；但是当我看到二十万人马的比利时军队在烈日、纳穆尔和布鲁塞尔进行了短暂抵抗之后就消失了时，我犹豫了。“比利时军队根本不存在！”训练有素的比利时草莓兵们在军营里恢复支离破碎的神经，然后再和他们的盟友吵架。塞尔维亚军队还像英雄般地屹立不倒，但是这并不好笑。
看看奥地利这边，我想起了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奥地利派遣了他们装备不足的军队去和俄罗斯军队打仗的可怕故事。只有高级士官才有步枪和子弹；他们告诉低级士官去捡起被杀死的高级军官的枪。
我可以把文明开化的欧洲对自己做的恐怖事情写上好几页。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下那些安静、黑暗、悲伤的巴黎街道，每隔十英尺（3.048米）你就能看见一个悲惨的残骸，或者是一个在战壕中失去理智的疯子，这些疯子们被他们的老婆牵着。我可以告诉你柏林的大医院里充满了德国士兵，这些德国士兵仅仅只是看见在坦伦堡战役中三万俄国人在从东普鲁士涌进来时就被吓疯了。或者是加利西亚农民兵在掉队之后得了霍乱而死。或是在战壕里的人变得麻木不仁且恶贯满盈。或是身上满是被黑色弹片打得千疮百孔，或是被声音震聋了，或是让毒气把眼睛熏瞎了，或是两万人在四十码的范围内，伤员们在夜以继日地死去，人们不会停止杀戮，以至于给死人收尸的时间都没有。
但这并不是这则简报的目的。我想尝试着指出人类在军队中服从和纪律的作用。疾病，死亡，在战场上受伤，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看起来都无法带来和平。为什么呢？对于战争血腥的一面，它对人们的冲击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年有五十万人在矿场里或是工厂里伤残或死亡。对于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任何相信对民主和个人有信仰的人，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我在这儿不想提基督徒，他们完全扶不起来。
我仿佛可以听到有人在喊“英国！看看英国！英国不抓壮丁。”好吧，如果英国现在不抓壮丁，那么英国马上就会抓壮丁了。英国人早在几年前就通过精明的媒体来为这场战争作准备了。几乎任何一个英国人都知道德国要打进来了，然后他们要去打仗。我在这里写一点题外话，告诉你们英国是怎样用可怕的手段来征招“志愿”军队的；适合参军年龄的工人在工作中筋疲力尽，然后只要他们不参军，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领不到救济金；其他人也都是被恐吓，欺凌，羞辱之后才去为了一个他们不感兴趣也不热爱的事业而战斗。哈罗德百货把一大批年轻的职员塞进卡车，把他们送到征兵处，卡车上还挂着标语“哈罗德给帝国的礼物”。
你可能对自己说：“英国军队里长官不允许打下属。”这确实是真的。当英国士兵和他的上司有矛盾时，上司就会让那些未授衔军官去替他去揍下属。但是英国士兵很少不听命令。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军官比他们高一个等级，那是他们永远也到达不了的等级。英国军队也有出身行伍的军官——他们从基层一路升迁，但是他们不被军中的贵族所接受，士兵们也都不尊重他们。他们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一样夹在天堂和人间的中间。我想让你看看近期伦敦时报刊登的一则广告：“征召基奇纳军队想要征召两千名年轻的军官。”我在法国看见过英国军队；我也注意到了士兵和军官之间的民主——这种民主就像管家和主人之间的民主。使得英国军人知道他们的地位，他们也不可能革命。在德国，人民几乎没有希望——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考虑，他们是被腐蚀，被强迫的。在英国，人们不是被强迫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服从。
如果你想见识一下德国人自己称之为“未授衔军官”——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那么看一看英国的第一支远征军吧。二十五万人在从印度到百慕大再到世界范围内服役了七年以上。这些人就是吉卜林诗中汤米·阿特金斯的真人版。他们通常都是瘦小，道德败坏而且有病的小男人，而且还怀着多年培养出来责任感用达姆弹去杀死黄种人，棕色人和黑人。他们为此可以获得铜奖牌和有颜色的彩带作为奖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被赶出去；要是他们没有受伤或残废，他们的余生就负责给来剧院或是宾馆的马车开门关门。
不，我并不害怕对英国的情况绝口不提。英国知道如何培养知道自己地位的人，只要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别人低，他们作为士兵就会服从别人。参加基奇纳军队并不是事情的要害，要害是作为一个英国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像英国一样，人们默许在基奇纳这样的军事独裁者的命令下彻底镇压代议制政府。
在文章的开头，我提出了两个让德国人必须成为优秀士兵的情况。但是德国四十年以来都是在武装和训练男子汉气概，所以这种制度的后果必定会出现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确实也是这样的。德国人是被礼貌地胁迫的。他们服从指令。他们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他们德国军国主义文化成为无能的哲学博士的机械性孵化器，这些博士的本领就是让德国以外的所有青年感到绝望。尼采是德国最后一个天才，1848年是德国最后一次无用的政治挣扎。然后俾斯麦就来了，德国的灵魂就被一条令人舒服的铁链捆绑了起来，他们被灌输制服，装饰和军事荣誉之类的蠢话，所以在今天小商人和胖农夫才会像约阿希姆·缪拉那样思考，像伯恩哈迪将军那样说话。请允许我谈论一下“革命”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像德皇一样独裁专制；他们会以“不听从党派领导”的罪名把党员开除党籍。我曾经被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自豪地告知，他们的党现在要向战壕里的人索取党费了；而且政府还会从战壕里的人的工资里自动扣除党费，然后钱直接送到党组织那里。
他们把德国人开玩笑地称为“吃炮弹的”，德国人几乎没有反抗地就参加了战争。而且在今天，侦查员们在整个德国都必须努力寻找才能找到反对的声音。德国是十分团结的；当德国政府有了官方态度，扫大街的三天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态度。这是国家实行全民兵役制度的必然结果，而且德国的阶级制度也不像英国那样巩固。这是一支高效军队绝对需要的。没有其他选择。整体的效率在此时此刻只能通过独裁来实现，而且只有在军队才能实现。在民主体制里，政府和军队都没效率。
我讨厌士兵。我讨厌看见枪上挂着刺刀的人，他们可以把我从街上赶走。我讨厌参加因服从阶级制度而沾沾自喜的组织，讨厌以杀死自由思想而沾沾自喜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更有效更冷血地扼杀人性。他们会告诉你强制征兵是民主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服役；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服兵役会在你的血肉中埋下归顺与盲从的种子，这些种子会在你的国家和产业中生根发芽，生产出一个剥削阶级；然后让你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听他们话。
在美国我们有机会建立民主政权，那些在军乐队奏乐时敬礼的愚蠢顺民不会阻碍我们。他们现在谈论着建立一支巨大的军队来打击日本人，或者是德国人，又或者是墨西哥人。我作为个人拒绝参加。他们问我，我将如何与一个渴望我们鲜血的世界作斗争！我的回答不是反过来通过渴望日本人、德国人或墨西哥人的鲜血。“温和军队”或者“自卫军队”都是不存在的。一旦我们对日本、德国或是墨西哥三者中的任意一个开战，他们就会开始抵抗我们。然后我们加强兵力，以此类推。一切事端的合理结局都是德国，而德国的合理结局则是战争。而你，温柔的读者，将会是第一个被枪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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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为了追逐暴利横财，资本家早已大批采用童工和女工。自古以来，养家的人主要是父亲，妻子儿女挣的钱则不过是一点额外的补贴。正因为如此，女工的劳动工资很低她们也愿意，因为她们只不过是“挣点外快”。于是工厂主就利用女工没有组织、觉悟不高的情况，付给她们很少一点钱，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在恩格斯以炽热的笔触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每个人都能读到，他对那些被资本剥削的女工所处的任人凌辱的境况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述。
现在，我们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是男女同工同酬。这当然只是建立妇女在生活中真正的切实的平等地位的第一步。但是，在很多场合下男人挣的工资要比女人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男人往往懂得某种专业，他或多或少花了较长时间学习过这种专业，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工人。要求专业技术的工作并非总是最难的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工厂里，制图员的工作算作是要求专业技术的工作，而整天搬运生铁的粗活却不算专业技术的工作，所以制图员的工资就高一些。制图员往往是男人，而搬运沉重的生铁的却是妇女。要当制图员，就得经过学习；而搬运生铁却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因此，几乎各个生产部门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妇女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专业技术工人。
这当然不是由于妇女不能够干专业技术工作（只有那些要求重体力的劳动部门才是如此，可是，许多男人往往也不适应这些部门的工作），而是由于妇女长期为家务负担所累，没有参加工厂的劳动的准备，她们去工厂干活往往是出于无奈，迫于生计，只好去当一个没有专业技术的工人。
为了改变这种高强度、低报酬的劳动，就必须对女工进行职业教育。目前苏维埃俄国急需专业技术工人。为了振兴工业、发展农业，把工农业提到很高的水平，需要有能力的劳动力。由于对这种人的需要量很大，因此根本谈不上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存在什么竞争问题。整个工人阶级关心的是尽可能让更多的男女工人受到职业教育。在组织这种职业教育时，要注意不受传统势力的影响，使女工能够自由地选择她们至今一直不能选择（不是由于能力不济，而是由于旧的偏见作祟）的职业。
战争把妇女推向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因而这种偏见许多已经得到纠正。必须在妇女的职业教育方面也肃清这种偏见。现在要教女青年学习的，不是编织花边，不是给手帕绣花，不是制作女人帽子或扎花朵（苏维埃俄国眼下还顾不上搞这些装饰品），而是要教她们学习农艺学、畜牧学、卫生学、技术等等。应当教她们学会那些严重缺乏技术工人而使工农共和国受到严重影响的生产部门的劳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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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女儿（﹝美﹞约翰·里德，1915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革命的女儿
﹝美﹞约翰·里德1915年2月
木易贺雄译
原文链接：ADaughteroftheRevolution
那晚是巴黎下了雨，但是这场雨没有像其他的雨一样把人淋湿。我们坐在一个圆形广场的露天咖啡座上，桌旁坐着弗雷德，玛塞尔，和喝着杜博尼酒的我。那天晚上很温暖，尽管已经11月了。因为战争，所有咖啡馆八点准时关门，我们几乎每晚都在咖啡馆里待到八点，然后去吃晚饭。
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军官，他的头上缠着纱布，他的胳膊惬意地搭在了让娜穿着绿色大衣的肩膀上。比阿特丽斯和爱丽丝坐在更远的黄色灯光下。透过帘布中间的缝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有一个房顶被烟熏了的房子，一群上流社会男人被夹在了女孩们中间，他们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唱歌。两个法国老人在静静地下着象棋，一个好学的学生在给家里写信，他女朋友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五个陌生人和一个服务员在认认真真地听着一个刚从前线回来的泥腿子士兵讲故事。
黄色的灯光洒向了我们，把黑色的地砖照耀成了金色。带着雨伞的人们在平滑的雨水中弯下了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我们脚下畏畏缩缩地戳着烟头。在外边的道路上，行人们匆匆的脚步声进入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耳朵里，一道光从滴水流过的刺刀中间传到了蒙帕纳斯大道的对面。
今年，所有在圆形广场的女孩们都是一样的打扮。她们都戴着校园帽子，留着短发或者一直到脚的长披肩，穿着低腰裤和，肩上挂着西班牙风情的饰物。玛塞尔和其他人一样。除此之外，她的嘴唇是猩红色，脸色是惨白的，她也会说一些污言秽语，但她不会用这些话说她自己的事。她向我们俩讲述了她有钱且值得尊重的家族的历史，讲述了如何被公爵悲惨地诱惑，讲述了她与生俱来的美德，而且她还骄傲地说她不是普通的街头流浪者……
在这个特殊的适合，她用她粗哑的声音饶有趣味地开始评论起她眼里对金钱的诉求；我以为我们已经查到了玛塞尔的底细了。她对事物和人的评论是一针见血，充满活力且原创的——但是时间长了让人有些厌烦。她对鲁莽且不知羞耻的生活的热爱只持续了一段时间。玛塞尔因为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有些灰头土脸了。
我们听到了粗暴的争吵，一个穿着亮橘黄色的高个子女孩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后面还跟了一个服务员，一边比比画画一边说：
“你点的八杯茴香酒怎么办？我的天啊！”
“我告诉过你了，我会付钱的，”她喊道，“我现在要去圆顶屋里去拿些钱。”她穿过闪亮的街道。服务员站在那里看着她，忧郁地摆弄着口袋里的零钱。
“别等了，”玛塞尔喊道，“狄兰波大街上的圆顶屋里还有另一个门！”但是服务员没有在意；他后来给那些酒买了单。当然，那个女孩再也没出现过。
“这是个老把戏了，”玛塞尔和我们说，“你没钱的时候从服务员那里弄点酒来很容易，他们都不敢在你喝完之前管你要钱。在战争时期，男人既稀少又贫穷，所以知道这一点是件好事……”
“但是那个服务员，”弗雷德反驳道，“他也要生存啊。”
玛塞尔耸了耸肩，“我们也一样啊。”她说。
“这片地区以前有个美女，”过了一分钟后她接着说道，“她说她叫玛丽。她的头发很美丽，她还喜欢旅行……有一次她在地中海乘船打算去埃及，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除了衣服以外就一无所有了。一位先生在她靠在围栏上时经过了她的身边，他说‘小姐，你的头发可真漂亮啊。’”
“‘一百法郎卖给你，’然后她就把她全部的秀发都剪了下来，后来她就去了开罗。在开罗她遇到了一个英国贵族……”
服务员深深地叹了口气，伤心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了屋里。我们都不说话，都在想着晚上吃什么。然后雨下大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弗雷德一直心不在焉地用口哨吹《卡马尼奥拉》这首歌。要不是我听见一个声音，我都不会注意这一点；我环顾四周，看到了那名受伤的法国军官，他的胳膊从让娜的肩上悠闲地垂了下来，他茫然地看着地面，然后哼唱着《卡马尼奥拉》这首歌。他在看什么呢，这个长着敏感脸庞，穿着军服的法国军官居然在唱造反的歌曲。当我看到他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看起来有些慌乱，快速地瞄了我们一眼，然后就快速地起身带着让娜走了。
在同一时刻，玛塞尔也抓紧了弗雷德的胳膊。
“那是禁曲啊-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她喊道，她眼中有种比恐惧更强大的力量使我感兴趣。“而且除此之外，别唱那些不干不净的歌。那些都是革命的歌曲——那些歌曲都是给流氓和穷人唱的。”
“你自己不是革命派吗？”我问。
“我？我才不是呢，我发誓！”她激动地摇头，“只有坏人和恶棍才想打倒一切呢！”玛塞尔颤抖着说。
“看看吧，玛塞尔！你对世界的现状真的满意吗？这个体制除了让你沦落街头，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弗雷德热血沸腾地宣传着，“当红色的黎明到来之时，我就会知道我站在路障的哪一边！”
玛塞尔开始笑，但却是苦笑。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这么不自觉。
“闭嘴吧，我的朋友。”她粗鲁地打断了他，“我知道这些话术！我早就听说这些话，我知道！”她停了下来，开始笑，然后她痛苦地说：“1870年巴黎公社的时候，我爷爷因为拿着一个红色的袋子就在拉雪兹公墓被打死了。”她开始说道，看起来有些羞愧，然后笑了笑，“看吧，我出身于一个毫无价值的家庭。”
“你的爷爷！”弗雷德喊道。“别提我爷爷了，”玛塞尔毫不在乎地说道，“让那个懒惰，受害不干净的老傻子安息在他的坟墓里吧。我之前从来没和他说过话，我也不想给他的灵魂点上蜡烛。”
弗雷德握住了她的手。他很激动，“上帝保佑你的爷爷啊！”
凭借职业习惯，她猜测出了一切。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她很高兴。为了回答，她开始低声唱起了《国际歌》的最后几句。
“这是最后的斗争——”她对着弗雷德卖弄了起来。
“跟我讲讲你的爷爷吧，”我问道。
“没什么好讲的了，”玛塞尔说道，她有些羞愧，有些不开心，看起来很讽刺，“不知为什么，他是个很野的人。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个石匠，人们都说他手艺不错。但是他在读书上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还总是参加罢工。他就是个野蛮人，总是喊着‘打倒政府和孺人’！人们叫他‘勒法鲁’。我记得我爸爸告诉我，士兵们是怎样把他从家中带出来枪毙的。当时我爸爸十四岁，他把我爷爷藏在了床垫底下。但是士兵用刺刀刺了那个地，把他的肩膀扎穿了。然后他们看见了血。然后我爷爷就对着士兵演讲——他总是演讲，然后请求他们不要杀死父亲……但是士兵们只是嘲笑了他。”玛塞尔笑了，认为这很有意思。
“但是我父亲——”她接着说：“天哪！他更差劲。我记得在克勒索有一场大罢工——等等，那就是世博会的那一年。我父亲也参与了罢工。我哥哥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当时他八岁，但是他和其他穷孩子一样也开始工作了。在罢工者游行的队伍中，我父亲突然听见从别的排里传出了小孩子的声音-那是我哥哥的声音，他手里拿着红旗，和其他同志们一样！”
“‘你好啊！’我哥哥对我父亲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那次罢工中他们射死了很多工人。”玛塞尔充满敌意地摇了摇头，“唉！这群人渣！”
弗雷德和我活动了一下，我们发现我们在太长的时间里都保持一个姿势了。我们点了一杯白兰地。
“现在你们听够了我悲惨家庭的故事了吧？”玛塞尔试图放松地说道。
“接着讲，”弗雷德粗哑地说，他的双眼在盯着她看。“你要给我安排晚饭啊，对不对?”
玛塞尔暗示着。我点了点头。“我接着讲！”她笑了笑继续讲，“我父亲不是这样吃饭的！我爷爷死后，我爸爸也找不到工作了。他饥寒交迫，然后挨家挨户讨饭吃。但是他们把门在他面前关上了，我爷爷认识的那几个女同志说‘别给他东西，这个混蛋，他是那个被枪毙的勒法鲁的儿子。’后来我爸爸就像条狗一样钻到咖啡厅里的桌子附近捡面包皮吃，这样就不至于饿得灵魂出窍。这些事情教会了我很多道理。”玛塞尔说，她摇了摇她的短头发，“要和那些喂你人的搞好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像那个女孩一样从服务员那里偷东西；我对所有人都说我的家族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也许会让我为了我父亲的过错而付出代价，就像我父亲为了我爷爷的过错而付出代价。”
光明照向了我，人类令人费解的卑鄙本性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玛塞尔是一个弱小又自卑的人。这并不是缺德，但这却是使她扭曲。地球的主子们让人类的灵魂发生了无法忍受的堕落，对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是十分可怕的惩罚。
“我还记得，”她说，“在克勒索罢工结束后，老板们都把那些爱找麻烦的员工都开除了。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只有一些我母亲在田里捡来的柴火让我们取暖，还有一点工会给我们的面包和咖啡。我当时不到四岁，我父亲决定去巴黎，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巴黎走。我爸爸肩上扛着我，还拎着一小筐衣服。我妈妈拎着另一筐衣服，当时她已经得了肺结核，所以她每个小时都要歇一会儿。我的哥哥跟在后面……我们沿着洁白笔直的马路走，路上有一层薄薄的雪，路上还有高耸却又光秃秃的杨树。两天一晚后……我们蜷缩在一个废弃的修路工宿舍里，我妈妈一直咳嗽。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又开始赶路，我们在雪地里行走。我的父亲和哥哥在高喊革命口号和歌曲——
‘跳起卡马尼奥拉’
‘万岁，大炮声声’
‘跳起卡马尼奥拉’
‘万岁，炮声隆隆’
玛塞尔无意识地在唱禁曲时提高了她的声音；她的脸红了，眼睛里怒气冲冲，还着跺脚。突然她停下了，害怕地看着四周。不过没人注意到她。
“我哥哥的声音很高，像个女孩。当我父亲低头看着儿子在他身旁坚定地跺脚，像个老罢工者一样唱着充满仇恨的歌曲时，我父亲常常忍不住笑起来。”
“‘起来！小铁路工人。你这个小流浪汉！我打赌警察迟早会认识你的！’然后他就扇他的后背。这把我的母亲吓得脸色惨白，有时她会在晚上从床上爬下来，走到我哥哥睡觉的那个角落里，把他叫起来，然后哭着对他说长大一定要做个好人。有一次我父亲看到了这一幕……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在巴黎……他们唱——
‘起来！受苦的兄弟们！我们不想要更多的前线，我们只想掠夺布尔乔亚和打击暴君。我们必须有心和力量。’
我父亲会双眼有神地向前看，就像士兵一样往前走。每次我父亲的眼神像这样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会颤抖，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和警察不要命地打上一架，或是一次血腥的罢工，我妈妈挺怕我爸爸的。我知道她的感受，她像我一样是个遵纪守法的人。我父亲就算了。”玛塞尔开始发抖，然后一口喝光了他的白兰地。
“我在来巴黎之前什么都不懂，”她接着说，“因为到了巴黎我就开始成长了。我最开始的记忆是我父亲在蒂里翁煤矿领导了一次大罢工，那个煤矿在曼恩大道上，他回家时胳膊被警察打折了。在那之后就是工作-罢工-工作-罢工，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吃的，我妈妈也越来越弱，后来她死了。我父亲又和别人结了婚，一个虔诚的女人，后来一直去教堂，为了我父亲不死的灵魂而祈祷……”
“因为她知道我父亲有多么讨厌上帝。他经常在工会的每周会议结束后才很晚回家，他的眼睛就像星星般闪亮，在街上怒吼着亵渎的话。他是个糟糕的人。他也总是个领导。我记得他还帮助在蒙马特的示威。那是在圣心大教堂前面，一个巨大的白色教堂，在这边的山顶上能看到它，也能看到整个巴黎。你知道下边的德拉巴雷骑士雕像吗？德拉巴雷骑士是一个古代的年轻人，他拒绝为宗教列队敬礼；一个教士用十字架把他的胳膊打折了，然后被宗教审判所烧死了。他站在那里，身上挂着铁链，他被打断的那条胳膊还摇摇晃晃的，他的头是抬起来的，自豪地抬起来。工人们在对教会或是别的东西示威，我不记得了。工人们还有演讲。我父亲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忽然教堂的牧师出现了。我父亲用雷声般的声音喊道‘打倒神棍！这帮虫豸把雕像上的那个人给烧死了。把他挂在路灯上！挂起来！’他们开始呐喊，然后冲上台阶。后来警察用左轮驱散了人群……我父亲那晚回家时满身是血的，他差点就死在街上回不来了。”
“我的继母打开了门，非常生气，她说‘你这个废物今天又去哪里了？’”
“‘我抗议去了，想怎样啊！’”他咆哮道。
“‘那好吧，’她说，‘我希望你现在就能好起来。’”
“‘好起来？’他的喊声从他没牙的嘴里发了出来，‘下次再说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确实是这样的，铁骑军以勒伯夫是社会主义者为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后来他们把我父亲身首分离地送到了我家。”
玛塞尔从弗雷德那里借了点火，往自己嘴里塞了根烟。“他们管我父亲叫碎头博索特，他是一个硬气的人。他多么讨厌政府啊！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我告诉他学校教了我唱《马赛曲》。”
“‘如果你唱那首该死的叛徒歌曲时让我逮到了，‘他向我吼道，还比画着拳头，‘我就把你的脸打烂。’”
在我看来，这是一幅粗糙、狭隘、健壮的老战士的映射，他身上留下了一百个与警察无用且卑鄙的搏斗的痕迹，这些搏斗都是在工会会议结束之后发生的，他步履蹒跚地回家，街上十分肮脏，但他的眼中却有着人性死而复生的景象。
“那么你哥哥呢？”弗雷德问。
“噢，他比我爸爸更糟糕，”玛塞尔边笑边说，“我爸的事情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但是我哥哥身上的事就有些难以描述了。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做了些很可怕的事情。他说‘放学之后咱们在教堂见面，我想去祷告。’我都是在台阶上见面，然后我们一起跪下。我在做祷告，然后他却突然跳起来，在教堂里一边跑一边嚷，把椅子踢翻，把祈祷室里燃着的蜡烛弄碎……每次他在大街上看到牧师，他都会跑到牧师的身后他喊‘打倒神棍！打倒神棍！’他被捕了二十次，还进过少管所。不过他总是能逃出来。他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了，一年都没回来。后来有一天当我们都在吃早饭的时候，他走进了厨房。”
“‘早上好啊，’他的语气就想他从来没有离开这里一样，‘早上挺冷啊？’”
“我的继母惊声尖叫。”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接着说，‘我回来了是因为我没钱了，而且我还很饿。’我父亲没有骂他，只是让他留在了这里。我哥哥白天就去街角的咖啡厅溜达，直到半夜才回家。有一天早上他又消失了，他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三个月之后他又饿得回来了。我的继母告诉我他应该去当童工，但这对我哥这样一个懒惰还爱打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难的。但是我的父亲只是笑了笑。”
“‘别管他了’，我父亲说。‘他心里有数。他身体里有战斗的热血。’”
“我哥又一次像那样离家出走了，直到他十八岁的时候才回来。在后来他定居在巴黎之前，他几乎一直在为了有钱搬家而努力工作。后来他在这里找到了份工厂的工作，还结了婚。’”
“他唱歌的声音很不错，当他唱革命歌曲时大家都能认真聆听。在晚上收工后，他总是把一块大红手帕围在脖子上，然后去音乐厅或是夜总会。当别的歌手在舞台上唱歌时，他会突然放声高歌，要么唱《一切都会好起来》要么唱《国际歌》。在舞台上的歌手在这时就会被迫停下，然后所有观众都会看着我哥哥站在剧院最上面的长凳上。”
“当他唱完之后，他会大声问‘你们喜欢吗？’然后他们就会为他鼓掌呐喊。然后他就会喊‘大家和我一起说，打倒资本家！打倒警察！把他们挂路灯！’然后就会有一些喝彩声和口哨声。‘是不是有人对我吹口哨！’他喊道。‘我想在门外会一会敢对我吹口哨的人！’然后他在大街上和十个或十五个小混混打架，直到警察来了为止……”
“他也一样，总是领导罢工，但是他这个人比较爱笑很轻松，所以所有同志都很喜欢他。如果我爸爸从小没有教他无法无天，他也许会成为一名议员。”
“他现在在哪里？”弗雷德问。
“某个战壕里。”玛塞尔向东边挥了挥胳膊，“战争爆发后，他和其他人要去参战。尽管他很讨厌军队。他服役的时候简直太糟糕了。他永远不听话。然后在监狱里关了大概一年。但是他后来决定混个官职，一个月之后他就当上了班长，他实在是太聪明了。但是从第一天起他就拒绝指挥他班里的士兵。‘我为什么要指挥这些同志呢？’他说道。‘有人命令我去给我的兵下达命令，让他们去挖战壕。看吧，他们是奴隶吗？’因此他又被贬职了。后来他又组织叛乱，建议他们枪杀自己的长官。这些士兵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们把他扔到了墙上。因此他十分讨厌战争！当《三年兵役法案》在议会中通过时，是他带人去波旁宫里组织暴乱……现在他必须要和其他人一样，去杀德国佬。也许我哥哥现在已经死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听说什么消息。”玛塞尔又提了一嘴，“他有个五岁的小儿子。”
“那你呢，玛塞尔？”我问。
“我？”她笑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告诉你我被公爵诱惑了？”她苦笑着，“这样的话你们就不尊重我了——因为我注意到你的朋友们都觉得这种苟且之事很浪漫。是的。不过那并不浪漫。我的生活十分不幸，所以我渴望快乐和幸福。我希望我们欢笑，快乐，就像我还是个孩子一样。我以前想象过喝着香槟，然后去剧院，我想要珠宝、好看的长裙和汽车。我父亲注意到了我的这些爱好，他说‘我看你是想推翻一切，然后卖身求荣。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是敢这样的话，我就把你踢出门外，不认你这个女儿。’”
“我在家待不下去了。我父亲不会原谅有婚外情的女人。他一直说我是在罪恶的道路上。我长大之后，我父亲都不让我在没有继母的陪伴的情况下离开家门。当我到了年纪之后，我父亲很着急地就为我自己找了个丈夫，让他救救我。有一天他回家说他找到了一个好男人。这个男人他脸色苍白，还有点瘸，他是和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饭店老板的儿子。我认识他；他不是坏人，但是我受不了和这种人结婚。我十分渴望自由。”我和弗雷德互相看了一眼，“自由，不就是我父亲一生为之而战的东西吗？”
“所以那天晚上，”她说，“我下了床，穿上了长裙，那是我每天都会穿的长裙。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在街上走了一整晚，第二天我又走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我直哆嗦。我就去了我哥以前工作的工厂，等他出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送到我父亲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就出来了，对着他的同志一边喊一边唱。他突然看见了我。”
“‘老妹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喊道，拉着我的胳膊，‘遇到麻烦了？’我告诉他我离家出走了。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你还没吃饭吧，’他说。‘和我回家，我带你见见我老婆。你会喜欢她的。咱们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顿饭。他老婆真不错。她见到我时就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还给我看了看他们只有一个月大的孩子……那孩子可胖了！他们家里充满了温馨与欢乐。我记得她一个人做饭，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晚饭！我在吃饭之前他们也没问我任何事情，然后我哥点了一根烟，还给了我一根。我不敢抽烟，他继母告诉我抽烟的女人都会下地狱。但是他老婆笑了笑，给她自己点了根烟。”
“‘现在，’我哥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没计划啊，’我回答道，‘我就是想要自由，想要快乐的生活，想要好看的衣服。我想去剧院，我想喝香槟。’”
“他老婆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从来没听说什么工作能够满足你的这些要求，’他说。”
“‘你觉得我想工作吗？’我激动地说，‘你觉得我想在工厂里为了一个星期十法郎而当一辈子奴隶吗，还是在和平大街的裁缝店里给别的女人做一辈子衣服？你觉得我会接受那些命令吗？不，我要自由！’”
“我哥哥低沉地看了我很长时间。他说‘我们血浓于水啊，我也不想和你争论，或是逼迫你。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生存。你可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当你饿了的时候，或是灰心的时候，或是没钱了的时候，我的家永远欢迎你——你永远都可以来这里，想待多久都可以。’”
玛塞尔用手背使劲地擦了擦她的眼泪。
“我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去城里和咖啡馆的女孩们谈了谈——就像现在这样。她们说，如果我想要一个稳定的情人，那么就应该去工作；所以我就在一个大商场里工作了一个月。然后我就有了一个情人，一个阿根廷人。他给我买了漂亮的衣服，还带着我去了剧院。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幸福过！”
“一天晚上我们去剧院。让我们经过我哥家的时候，我想进去看看，让他看看我现在有多幸福。我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色礼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太漂亮了！还穿着鞋跟特别高的高跟鞋，鞋上有闪亮的袋子。我还戴着副白手套，戴着一顶上面有一个黑色鸵鸟毛的大帽子，蒙着面纱。幸运的是面纱把我的脸蒙上了。当我到我哥家的时候，我就看见父亲站在台阶上！他看着我，我就停下了。我害怕极了。但是我可以看出来，他没有认出我。”
“‘走开，’”他喊道，‘你在一个工人的家门口瞎转悠什么呢？你带着你的丝绸和羽毛来对着我们这群工厂里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的苦命人炫富是吗？走开，臭婊子！’”
“我当时特别害怕他认出我来。”
“这次事情之后，我就见过我的情人一次。然后他就离我而去，后来我又找了许多情人……我哥哥和他老婆搬到了我父亲身边，在圣丹尼斯。我有时晚上和他们一起待一会儿，和孩子玩一玩；他长得可快了。那是美好的时光啊。为了避开我父亲，我通常早上之前就要离开。一天早上，我离开了我哥哥家，在街上我看见了我父亲；我父亲在黎明时分拎着饭盒去上班！他没看到我的脸。我除了在街上避开他以外别无选择。那是大概是五点。街上没什么人。他在后面跟着我，我注意到她跟得越来越紧。然后他低声地说‘小姐，等等我。’我们往同一个方向走。我越走越快。‘小姐你很漂亮，我也不老。我们能一起逛一逛吗？’我害怕极了。我当时满是恐惧，害怕他看见我的脸。我也不敢往边上走，要是那样那就认出我来了。所以我就一直往前走，一直走了好几个小时，走了好几里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了下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死了没有……我哥告诉我我父亲从来没提起过我。”
她不说了，我们又听见街上传来了声音，这种声音震耳欲聋。弗雷德很激动。
“太好了，天啊！”他喊道，砰砰地敲着桌子。“真是一奶同胞！我感觉革命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广阔，革命真实一代接着一代啊！你父亲只是盲目地追求自由，而你哥哥的觉悟比你父亲要高！”
玛塞尔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你是什么意思呢？”她问。
“你父亲一辈子为了自由而战，但他却把你拒之门外了，因为他想要剥夺你的自由。”
“噢，但是你不懂，”玛塞尔说，“我错了，我也不是个好人。如果我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如果她也有轻浮的性格，我也会做同样的事。”
“你还不理解吗？”弗雷德喊道，“你父亲想为男人争取自由，却不愿为女人争取自由！”
“那当然，”她耸了耸肩，“男女有别，我父亲是对的。女人就要毕恭毕敬。”
“我们需要新一代的女人。”弗雷德悲伤地叹了口气。
我拉起来玛塞尔的手。“你后悔吗？”我问她。
“后悔我的人生？”她高傲地仰起头，“我才不呢，我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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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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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教育问題因教育目的而异。
斯巴达人为了把自已的孩子培养成勇敢无畏、吃苦耐劳、残酷无情、百折不挠的军人，就对孩子们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教育，使他们在身体上受到锻炼，把他们培养成军事专家而别的任何事情一概不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孩子小时就开始灌输一定的观点，让孩子们鄙视和平的生活与享乐的生活，鄙视创造性的劳动，极端仇视一切外国人。
古希腊奴隶主的教育目的在于使生活能尽情享乐。体操、游戏、音乐、雕刻以及其他的艺术，都是为了生活上的享受。他们在进行体育和美育的教育时，还培养孩子们一种盲目的道德观念，使他们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残酷的手段来迫害奴隶。
那么，对奴隶的教育呢？残酷的打骂，要奴隶逆来顺受、绝对服从，干着牛马的活儿，学点手艺……
教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教育问题，都是把人变为上帝的奴仆，对世事不：闻问、不作判断……神甫总是竭力扼杀儿童的独立思想，扼杀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有一个专业技术工人，是星期日夜校的学生，他有一次写信对我说：“做人的奴隶这并不可怕，因为问题很清楚，这需要进行斗争，而做上帝的奴仆，却不敢想到斗争的事，因此最糟糕。”
资产阶级从教会那儿学会怎样通过学校培养奴隶。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在一些专门设立的学校学习的，这种学校把他们培养成生活的主人，培养成将来作威作福的人。而在工人和农民子弟学习的国民学校里，却是有计划地摧残他们的精神，把孩子们培养成唯资本之命是从的奴仆。
我们不妨看看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情况，看看那儿如何扼杀孩子们的每一点独立思想，如何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如何教他们崇拜权势和富豪，如何教他们盲目服从，教他们完成教师的每一道命令。资产阶级深知，光靠武力并不能长久保持其政权；它总是竭力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上的奴役。
1917年10月，俄国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他们才得以按自己的要求来教育青年一代。教育机关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教育任务。由于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就开始消灭社会分化为阶级的现象并把全体居民变成了劳动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不言而喻，在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培养统治者的；另一种是培养被统治者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项法令就是颁布统一的教育制度，即建立免费的“统一学校”，分为两级，扎扎实实地培养学生走向生活、参加劳动。开设先后共九年的两级学校不能是一纸空文，而是要让每个儿童实际上都能上学，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第一个教育问题。
由于战祸不断、经济凋蔽，使我们至今未能解决这一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二月革命使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了，而苏维埃政权却尽一切可能使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变为事实上的平等（在生活中的平等）。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竭力使男女青年都能进入各级学校。男女儿童都能在一个学校学习，由同样的老师，按同一个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这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
从前，孩子们上学只是学习，而现在，战争使数百万家庭失去了父亲，国家经济遭到破坏，生活迫使许多母亲和姐姐去参加工作，家庭的许多职能发生了变化。苏维埃共和国的学校越来越关心儿童的衣服鞋袜问题，关心他们能有一切日用必需品。由于目前财政拮据、经济凋蔽，使学校的建设碰到很大的困难。不过学校提供一顿早饭并且向学生供应衣服和鞋子已很普遍了。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十分明确：苏维埃政权应通过学校来完全负担全体学生的费用。
日益转嫁到学校上来的其他家庭职能还有：从前，家庭对儿童进行一般的劳动教育，教他干活；现在，由于劳动日益在家庭之外进行，因而这一职能（教儿童劳动）就应由学校来履行。读书学校从经济上看也开始显得很不适宜这种学校对培养青年一代的劳动能力毫不关心，从而使国家的生产力总量逐渐有所下降。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美国和德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也非常注意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
共产主义的前提就是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生产。既不应浪费一点人力，也不应埋没任何人才。而要做到合理地利用人力，首先就要有计划地、有效地对人进行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从事共产主义生产乃是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部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正是建立这种“统一的劳动学校”。
劳动学校与劳动学校各不相同。有的劳动学校可能具有狭隘的家庭手工业性质，其宗旨是培养儿童爱好劳动的习惯、勤恳工作的作风、忍辱负重的精神，等等。而有的劳动学校则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这种综合技术的性质不应表现为儿童学习某几种手艺（而有的教育家却持这种主张）。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应使学生对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有所了解，向学生介绍有关农业工业、开采工业、加工工业的情况，了解几个主要的工业部门的情况，如：金属加工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向学生作这种介绍时，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教科书和图表的讲解，放映电影，参观博物馆、展览会和各种工厂；还可以通过参加生产的途径。后面这一途径尤为重要。只不过学生在从事物质生产时，要对其迸行全面的研究。劳动教学法是最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学习物理、化学、力学原理。在劳动过程中，他可以学会观察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观察的结果，可以学会把书本当作劳动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可以学会把科学资料运用于日常劳动。学生只有学会了对物质材料的加工制造，他才能具体地发现劳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生产问题。对国民经济中每个部门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这对每一个参与这一部门劳动的少年学生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他将会知道每个生产部门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懂得蒸气、电力在生产中的作用；弄清科学在现代生产中的巨大威力。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任务不是培养狭隘的专家，而是培养明白各个生产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知道每个生产部门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人；培养懂得当时应该做什么及其原因的人，一句话，就是培养名副其实的生产的主人。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还应该培养学生积极参加这种生产。它应该使学生具有正确从事每项劳动的能力，具有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能力，以及在工作中迅速定向的能力。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提供现成的专家，它只是使学生能更快地、扎实地熟悉所选择的职业，它可以消除狹隘专业化的弊端，使学生比较容易地从一种职业转向另一种职业，而主要的是，它可以使学生获得建设新生活所必须的眼界。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培养学生参加劳动。不过，它不是培养学生能参加单独的劳动，而是培养学生能参加集伴的劳动，而这里的最重要之点，就是要具备组织这种劳动的能力。在农奴制时期，充当这种劳动组织者的是地主及其管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以及主要是工程师、工厂厂长等人，他们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来组织厂内工人的劳动。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旧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已经瓦解。粉碎了资本桎梏的工人，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不仅是在个别工厂，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而组织劳动。共产党人既已夺取了政权，他们也要担负起组织生产和分配的责任。而我们发现，几乎无处不感到缺乏组织的技巧。只有一些特别能干的人能胜任这一任务，而在实际工作中，处处都显得杂乱无章，不懂得最起码的组织科学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我们俄国官僚主义的作风如此严重？原因究竟何在？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做组织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会说，既然工人自己毫无组织能力，他们为什么要夺取政权？是的，他们将为科学付出代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人要为学会组织工作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不是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学习科学，而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济凋蔽的岁月学习科学，在这种时刻，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否则就要永世受资本的奴役。在当前的历史性时刻，组织才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乃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合理地、妥善地组织社会劳动。正因为如此，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参加劳动之外，还应使他们掌握组织工作的技巧。这就是说，进行劳动教学的环境应能使劳动者的组织工作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最好按组分配劳动任务，同时每组的人数可以逐渐增加，而劳动任务也可以渐趋复杂。有些游戏也有助于组织技巧的发展。资本主义深知游戏在儿童生活中的意义，因此他们把游戏当作一种工具，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本的奴仆。童子军运动有助于儿童首倡精神的发扬，使青年的体力和智力得以自由表现，因而为资产阶级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用很隐蔽的手法向儿童灌输沙文主义，让他们崇尚黩武主义、崇尚暴力与权势，用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童子军运动的经验也可以借鉴，不过要使这种运动的性质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赋予它新的内容，使它成为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工具。游戏是培养集体行动习惯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组织技巧的重要手段，千万不可忽视。
学校自治在这方面也能发挥作用。
苏维埃政权想努力建成的这种学校，可以充分满足民主的要求，因为这种学校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这种学校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最好地培养生动的、创造性的生产力。这种学校还可以满足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最迫切要求：它可以把已取得的政权的工人阶级变为生产的主人和集体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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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1．最近几十年将是对我国整个工农业进行改造的年代，是使整个生产合理化、机械化的年代，是加强把科学发明应用于生产的时期。
2．在目前对整个生产进行革命改造的时期，需要大批受过综合技术教育训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要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能迅速地判断形势，会操纵新的机器，等等。
3．根据上述情况，目前在我们俄国发展综合技术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综合技术教育对13~17岁的少年学生还具有发展他们一般结构设计能力的意义，这种能力对他们今后学习任何专业都大有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最能说明少年儿童的体力和智力状况，使他们在16~17岁时就可以自觉地选择专业。
5．综合技术教育主要应在第二阶段进行，但是，它一方面与第一阶段有着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职业学校有着有机的联系。
6．第一阶段（7~12岁）授予一般的知识，数学和绘图知识，教他们学会把书本、数学、图画当作劳动的手段；教他们学会观察，会做总结，会用实验来对观察、总结的东西进行检验；授予他们主要的自学方法和对周围环境的初步知识（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研究）。在第一阶段，通过劳动的方法传授知识；第一阶段的劳动无论如何不应局限于自我服务；第一阶段的劳动应具有集体参加初级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并形成初步的劳动熟练技巧。
7．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基础。
8．第二阶段（13~17岁）学习整个生产。既从理论上学，也从实践上学。学习几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要特别注意对实际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与此同时，要学习劳动史，阶级斗争史，然后还要学政治史、宗教史、革命史、1917年的革命等等，
9．冬季的实际活动应具有工业方面的性质，要与大工广和发电站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夏天应在大国营农场参加生产。
10．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与经济方面的人民委员部（农业局、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局等等）的工作保持紧密的联系，而由工会、农业和技术学校加以协助。
实际措施
11．必须立即制定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大纲。这些大纲应在专门的会议上与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与工会进行讨论，应根据各地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大纲。
12．必须立即召开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处和农业实验站站长开会，弄清楚如何组并在哪些农场组织少年儿童的劳动，什么地方能安排多少人。要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13．农业学校应该成为基地，因为农校的学生可以当二级学校的业务指导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应与各农业学校联系。
14．少年学生的活动应集中安排在重点示范企业；要与这些企业的工厂委员会和专家们认真研究，少年儿童可以从事哪些活动。工会应派出专门人员进行指导。
15．要对各级工会开展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宣传。各级工会参加组织青年一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工作，特别值得珍视。
16．把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完全交给教师是行不通的，必须吸引各级专家参与此事。
17．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可以加强与劳动人民事务上的联系，这有助于培养青年一代并使学生本人得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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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工人和资产阶级革命（1644—187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一章工人和资产阶级革命（1644—1876年）
↘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工人
↘工会和第二次美国革命
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过，资产阶级以一连串的激烈革命和国内战争粉碎了以前的封建制度而获得政权。在这些斗争中，新兴资本家以全体人民反抗根深蒂固的君主暴政的战士面貌出现，一般都赢得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支持。而同时，后者也试图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回顾一下本书第一部分所包括的这一时期里——那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萌芽起到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止一——的许多次革命战斗，可以看到前进中的工人阶级正在发展着的阶级意识、阶级组织和纲领的一幅图画。让我们在这方面至少是粗略地来追溯一下吧。
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是资产阶级给予所有封建机构中最强大的组织——天主教会——的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却是1579年尼德兰的革命。这次起义标志着荷兰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然后英国大革命接踵而至。这次革命从1640进行到1686年，使英国成为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海上之王。[1]这些早期的革命都是在宗教口号下进行的，而由于在封建制度下的天主教会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些革命中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大半都潜藏未露。
[1]克里斯多弗·希尔的文章，载“科学与社会季刊”，1948年冬季号。
英国革命基本上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和腐朽的封建制度力量之间的一次斗争。一方而主要是专制君主、大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显赫人物，以及富有的垄断商人；另一方面是在国内工业上推行出“贷出”制度的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家、小商人、小乡绅——他们在封建制度崩溃后，实际上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以雇佣劳工或佃农来耕作土地——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即工匠、雇佣劳动者和佃农。恩格斯说，“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恰恰是法国1789年革命的前身，而“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两人的个性在克伦威尔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这次使查理一世丢掉了头颅的革命，在1688年以妥协而结束，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事实上的控制权。
无产者是这次伟大斗争中的群众，以“掘地派”或者“平等派”为他们的代表。他们的杰出领袖是约翰·里波恩，他曾经写过关于这次运动的几本小册子。他们具有一个关于新的平等主义社会的空想概念。他们的主要要求是建立一个共和国，有普遍的成人选举，有成文宪法，有单一的全国立法议会和完全的宗教自由。他们在1648到1650年间特别强大，他们的压力在迫使专制的骑士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圆头党人最后达成1688年的妥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般说，他们的这种运动被暴力手段镇压下去，有大批人被捕。
1776到1783年的美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保守党执政下的英国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并且巩固国内市场和美国政府，使它们牢牢掌握在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手里。这次革命是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席卷从智利到加拿大的整个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第一阶段。这个广泛的全美洲革命，虽然在很多国家里没有能击破大地主的控制，然而却差不多完全击溃了一向统治着美洲的殖民帝国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它也为西半球的大多数起义的殖民地赢得了独立。[2]特别是在美国，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列宁把美洲英国殖民地中的斗争叫做“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3]之一。
[2]福斯特：“美国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202页。
[3]“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1776年革命爆发时，美洲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匠、雇佣劳动者和贫农都非常积极地支持了，甚至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们所拥有的组织要是“自由之子会”和“自由之女会”。这两个组织很早就对资产阶级中的动摇分子积极施以压力。这些动摇分子害怕革命会危险地左倾，他们宁愿把它出卖绘敌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时期里刚刚开始的工人组织也采取反抗英国的明确立场，问题的特点是，“在波士顿港口倾倒茶叶的主意便是在轮船木匠和填塞匠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宣布的”[4]。当然，劳动大众就是经过艰苦战斗取得战争胜利的士兵的主体。
[4]乔治·麦克纳尔：“工人运动”，第71页，纽约，1891。
在战争胜利后，资产阶级便典型地就试图使人民忘掉它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提出的辉煌的民主原刖和各种诺言。因此，在1787年完全由商人和种植园主控制的制宪会议上新的统治者所制订的宪法，不仅把万恶的黑人奴隶制度实质上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而且对白人劳动群众也没有给予什么公民权利。然而工人和农民是在警戒，他们极力反对这个新宪法，以致国会不得不在1791年在这个宪法上附加了十条民主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就是著名的人权法案。然而人民大众虽然不满，却不打算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能够迫使胜利的美国资产阶级作出的民主让步，比英国劳动者在一世纪以前英国革命中能够取得的大得多。
1789到1794年的法国革命，在政治上来说，比英国和美国的革命要左倾得多。除了砍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路易十六的皇后。——译者）的头颅之外，它还把许多过着寄生生活的贵族送上了断头台并没收和分散了他们的土地，取缔了天主数会，从根本上对宗教进攻，并且无情地扫荡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封建性的障碍。
工人、农民和小店主提供了进行这次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战斗力量。打破巴士底狱的是圣安东尼区的工人。他们不断地把斗争推向资产阶级愿意做到的范围之外去。同时资产阶级高唱着响亮的民主口号和原则来支持它的为全民利益而斗争的说法。人权宣言是所写下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响亮的文件之一。但是在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日）之后，当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推翻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激进雅各宾党人时，工人和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便只有苦难和悲惨了。他们真正的权利法案便是1791年的那个恶名昭著的沙勃雷耶条例。这个条例禁止成立一切旨在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组织。选举权仅限于缴纳税款的一小撮男人——2400万人口中，只有5万人。
代表资产阶级极左派的罗伯斯庇尔垮台后，1760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弗朗莎·诺阿·巴贝夫出现了，并且、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斗争。他通过他的报纸——“人民福坛报”——来传播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他极力主张工人应该用起义办法来夺取政权。他的纲领性的建议包括下面几点：“（1）剥夺一切不从事有益劳动者的选举权；（2）武装人民并解除革命敌人的武装；（3）检查报纸；（4）取消继承权；（5）没收反革命分子（和一切懒惰的人）的财产；（6）一切身体健全的公民都有义务从事有益的劳动；（7）使用机器来减轻人的劳动；（8）在所有的区郡内，设立公营的商店；（9）成立经济计划委员会；（10）实行人人平等的普及教育制度；（11）使所有生产者最后都参加制定法律的工作；（12）取消国家债务，废除货币并垄断对外贸易。”[5]
[5]见塞缪尔·伯恩斯坦的文章，载“科学与社会季刊”，1937——38年多季号。
政府在1796年5月10日逮捕了巴贝夫和他的领导集团，当时他们正在采取行动要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在此以前，在1795年，他们曾经积极地组织过一次起义，而且差一点便成功了。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审讯，这个运动的几个领袖被判决了。1797年5月28日巴贝夫在断头台上被处决。这位勇敢的斗士在领导无产者的事业方面，比在他以前的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任何一个领导者都要前进一步而且明确得多。[6]
[6]布鲁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14——52页。
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工人
1848年的革命是资本主义对迅速腐朽中的封建制度的一次全面近攻。它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动乱。它的风暴中心是在法国和德国，但是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波兰、俄国和其他国家也都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次革命是在欧洲建立资本主义统治局面的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甚至于拉丁美洲和美国也肯定地受到了它的影响。由于这次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时候，工人阶级的作用必然会比以前在英国，美国或法国革命中要大得多。工人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的反映之一，便是工会在的多欧洲国家中的迅速成长。
这次革命于1848年2月在法国开始。1830年的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关于这次革命，马克思说：“在路易-菲利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1]“所有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工人阶级，尽管曾经促成了这次革命，自然也享受不到政治权力。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1845年和1846年农作物歉收，高昂的生活费用，1847年的经济危机和法王路易-菲力浦政府的铺张浪费等因素促成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在2月25日爆发。巴黎工人准备战斗。政府垮台了，成立了一个有两名工人阶级代表——勒德鲁-多朗和弗拉商——参加的新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在是否成立共和国的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最后工人领袖拉斯巴易到维莱旅馆去命令政府立刻组织共和国，否则他在两小时以内便率领20万人再来。这个行动产生了实际效果。这两个小时还未过去，第二共和国便诞生了。[2]
[2]“马克思文选”，第二卷，第200页。
新政府代表全体资产阶级的统治。问题的特点是，资本家一旦掌握了政权，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了它应起的作用，认为“巴黎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乃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马克思说：“当国民立宪议会这样声明时，巴黎无产阶级就以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事变即六月起义，作了回答。”[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230页。
这次起义的伟大意义是：和资产阶级肯定地分裂了的无产者，第一次为本阶级夺取政权而进行了武装斗争的尝试。巴黎街道的墙壁上张贴了“打倒资产阶级”，“争取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但是这种英勇的努力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结果获得胜利的依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规则，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为别动卫军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巴黎无产阶级方面却只有巴黎无产阶级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之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而径被放逐的有15000人。”[4]国民议会在12月里选出路易·波拿巴任总统。三年之后，他攫取了独裁大权，再过一年，他自立为法国皇帝，称拿破仑第三。
[4]同上。
1848年6月起义肯定地是巴黎公社的前驱。在第八章内讲过的这个英勇的但是失败了的巴黎公社革命中，法国工人达到高度的政治党悟和政治主动性，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阶级夺取政权。他们从1870年他们所促成和为之战斗到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1871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光荣的巴黎公社。[5]
[5]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德国的革命在法国的革命刚爆发的一周以后就开始了。在这个时候德国的工业化正在飞速地进行着。国家处在拥有土地的贵族的窒息性控制之下，而这对一切资本主义进步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物。劳动大众、农民、手艺人和工资劳动者的状况都惊人地恶劣，而1847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们的状况更形恶化。革命的时机老早就成熟了，但是当革命来临时，却完全出乎统治阶级的意料之外。[6]
[6]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劳动大众在几天之内便推翻了在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汉诺威、布伦斯维克、黑森、拿骚、绍林吉亚和萨克森的政府。柏林也落在人民的手里，惊惶失措的国王不得不答应他们召开一个国民议会的要求。在维也纳，人民也取得了政权，梅特涅政府逃出城外，而皇帝不得不同意召开一个议会。“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南部斯拉夫人，伦巴底和威尼斯的意大利人都同时要求自治和准许在本州内实行宪法。多瑙河畔的王朝似乎将行瓦解而成立一系列的独立国家。”[7]在意大利，我们在第六章已经见到，工会在1848年失败了的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7]“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卷，第282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它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比利时到德国来对革命给予建设性的指示。他们在德国工业化程度最大的地区科隆居住下来，并刊行了“新莱茵报”。他支持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结社的自由，男子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成立人民自卫队，累进的所得税制度，陪审制度，普及教育，劳工改革以及代议制政府——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包括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体制内。同时，这两位共产主义领袖还着手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来加强工人，认为工人是革命行动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强调工人阶级关于缩短工作日等等的要求。并且还提出社会主义的远景。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是一个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运动中，无产阶级将会在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后，逐一赢得它的阵地。[8]
[8]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2页，纽约，1933。
然而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却无意把革命推进到那怕是仅仅实现他们自己的正式民主要求的程度，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像在其他革命局势中一再表现的那样，极其害怕工人阶级革命精神的觉醍，他们仓促地采取了实际上是对拥有土地的反动派投降的行动。他们没有为了建立共和国或是为了统一德国而迸行斗争。但是他们获得了充分的让步可以使德奥进一步工业化。被出卖了的劳动群众在这两个国家里进行了一些后卫武装战斗，但是德国的无产者，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领导下，由于人数过少，政治上太不成熟，不能靠本身的力量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后再把它导向建立社会主义的方向。到1849年7月月中，这次革命已归于失败，而政府便动手摧毁工会、合作社和工人在斗争中成功地建立起来的一些初步政治组织。大量工人被捕，成千的人逃到美国和其他地方去。
工会和第二次美国革命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美国人民面临的中心任务是打破南部奴隶主的政治权力，取消他的种植园制度和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北部资产阶级虽然迫切需要实现所有这些措施，但是在它的这种革命任务面前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林肯政府就反映了所有这些犹豫摇摆的情况。如果这次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不管这种胜利是多么有限，那肯定地是由于左派的日益加强的压力所促成的。[1]
[1]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纽约，1954。
由北部资产阶级正式领导的一个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人民大联合是以下列几个阶级和集团为基础的：（1）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比较激进的部分；（2）黑人，他们是目光最远和最坚决的分子，他们是在进行一次民族解放的斗争物[2]；（3）为取得土地而斗争的小农，尤其是西部的小农；（4）工人阶级，它为了反抗奴隶制度总的威胁，为了保卫它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取得土地而斗争。这些都是民主的力量。尽管它们从来没有能完全控制美国政府，然而它们是这次革命背后的推进力量。
[2]赫伯特·阿普赛克尔：“自由”，纽约，1948年；杜波伊斯：“黑人的复兴”；卡特尔·伍德逊：“我国历史上的黑人”，华盛顿，1947。
问题的特点是，北部资产阶级一般害怕左翼力量的程度，就像害怕它面前的敌人一样。它们简直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赢得战争的一些必要步醒——包括积极进行战斗，消灭政府中的叛逆分子，镇压煽动性的地头蛇分子，解放奴隶，武装黑人等。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同样地，北部资产阶级在一旦达到军事上击败南部的奴隶主的主要目的后，很快地便背弃了它的民主同盟者。它对工人加倍施行剥削压力，大量攫取农民前此积极争取来的土地。尤其是它和种植园主达成一协议，尽量地使“解放”了的黑人处于接近奴隶的地位。[3]
[3]詹姆斯·斯·艾伦：“美国改造时期”，三联书店1957年版。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领导的作用。在国际上，马克思和思格斯进行着一次反奴隶制度的卓越斗争。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的文章也无疑是澄清美国在这整个复杂斗争中的意见和政策的一项重要文件。[4]英国工人废除奴隶的活动和他们召开的大型群众集会和普遍的鼓动，是阻止英国政府站在南部联邦方面参加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英国真的参加了，那会是一件非常的不幸的事。第一国际给美国人民论美国内故的信件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这些信件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件的经典作品。[5]
[4]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赫门·施路特：“林肯、劳工和奴隶”，第186——201页，纽约，1913。
在美国国内方面，工人——在他们中间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着不小的影响——对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性。大部分的北部士兵是由工人和劳动农民来充当的，而他们的政治影响在激进的左翼越来越大。美国工人阶级和1848年和1871年的法国工人不同，他们在政治上过于幼稚，不能为自己来取得这个伟大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权。从事这样的一种革命斗争的客观形势也没有成熟。无产阶级没有它自己的政党，它一般支持共和党，而且它只有一个刚刚开始的工会运动。它缺乏明确的纲领，没有提出革命的工人阶要求。工人为之进行斗争的主要要求是，击败奴隶主，维护联邦，解放奴隶，制定移民取得自耕农场的法案和八小时工作日等。所有这些要求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的纲领之内的。建立社会主义和取消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没有作为一个斗争的问题提出来，而仍完全停留在马克思主义者集团进行的宣传的范围内，存在于当时工会的组织章程和当时的报纸上表示出的空洞的革命性期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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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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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1．随着我们向共产主义的迈进，国民教育问题将一年比一年更居于首要地位。
2．共产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合理化，严格的核算，科学上的最新发明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它需要大批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干部。
3．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任务在于培养一代新人，这种新人既是生产部门的工人，又是生产部门名副其实的主人。
4．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教学大纲一般应与国内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特别要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
5．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应该在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基本的生产领域方面授予学生大量扎实的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
6．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第一阶段，由于儿童的年龄关系（7至12岁），只是自觉参加生产的准备阶段。
7．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使儿童通过书本能够对人类的思想和生活开始进行接触，教他们学会读、写、算，并且掌握绘图的本领（作为一种劳动手段）；通过观察、学习手工和进行自由的创造活动，千方百计地发展儿童的构造设计能力；让他们熟悉周围的自然环境，学会观察并用实验检查自己的观察结果；了解自然资源和附近地区的生活，了解国内和全世界的生活。
但是，第一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组织学校生活，组织集体劳动，组织游戏）。这个阶段的活动不应该是繁重的（采集植物，饲养牲畜，投递信件，送发通知，打扫房间等等）。
8．第二阶段（从12岁到16岁，包括16岁在内）就应该安排参加生产了。
9．夏季应该参加大农场的劳动。第一年在附近地区的农场，其余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各种类型的农场（育种农场、专门的畜牧场、专门的经济作物农场等等）。
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少年学生在这些农场参加一定的工作；其次是要了解整个国营农场的经济情况；第三是了解这种经济情况要与从理论上研究农业学、畜牧学等等联系起来。
无论城市的少年学生或是农村的少年学生，都应在大农场完成这些工作和任务。
10．工业领域可以分为化学生产部门和技术生产部门。据此，第二阶段的头一年应该参加化学生产部门的工作，而第二年则参加技术生产部门的工作。城乡少年学生都应参加工业方面的活动，包括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
11．综合技术学校最后一年用于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对以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夏天可通过专程旅行去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某一问题，有的人还可以出国。冬天可以进行核算分配和组织方面的实际工作。
12．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教学大纲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应邀请农学家、农业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共共同制定，并应采取若干具体措施。
13．不言而喻，基本的大纲应该包括对政治经济学、文化史、社会生活史、革命史等等的研究。艺术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14．要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学习各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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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全国劳工会和第一国际（1866—187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章全国劳工会和第一国际（1866—1876年）
↘全国劳工会
↘全国劳工会和黑人劳工
↘工会和土地问题
↘全国劳工会和第一国际
↘全国劳工会的袤落
↘第一国际在美国
当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执行它艰巨的任务时，美国年轻的工人运动也有着重要的发展。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看到，内战大大推动了美国工业在集中和数量方面的发展。在战后的年代里，这种发展由于北部工业家充分利用他们对南部奴隶主的彻底胜利而益形加快。前面也曾说过，所有这一切都使工会运动迅速发展。1866年8月20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大会和全国劳工会的组成，是工会运动扩展的最高潮。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会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也都在次要程度上决定了工会的形式。在美国的这类具体特征中，能够决定全国劳工会的面多具体任务的有：美国一般地不存在着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残余；有着一个刚刚获得一次巨大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比欧洲的工人阶级现有的生活水平要高一倍或者更高；阶级之间的界线是异常不定的；四百万黑人才从三百年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边境上有着大量的廉价土地；一年比一年多的大量移民流入，工人阶级（白种男性工人）老早就在欧洲工人所不及的程度上拥有选举权。美国的这些条件都使美国的情况大大不同于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能把美国工人运动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工人运动分开，像那些赞同美国例外论者的人们所经常断定的那样。
全国劳工会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水道和铁路迅速扩展以及国内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随之迅速扩大，对工人们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他们相应地把工会从地方性工会扩大为全国性工会。因为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有希望控制工资和每日工作时数。这种必要性产生了当时的许多新的全国性行业工会，并且还促成了全国劳工会的组成。全国劳工会到当时为止，是美国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总的全国性劳工组织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
出席全国劳工会成立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其中代表地方性工会的有38名，代表八小时工作日同盟的6名，代表地方职工理事会的12名，代表全国性工会的3名——当时已经成立的全国性工会大都没有派代表来。大会宣称它代表着60万名工人——一种夸大的说法。这个运动的首领是铸工工会领袖威廉·锡尔维斯。[1]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全国劳工会方面非常积极，但是他们卓越的政治和工会领袖约瑟夫·魏德迈耶却在大会开会的那一天因患霍乱在圣路易城逝世。
[1]查罗特·托戴斯：“威廉·锡尔维斯和全国劳工会”，纽约，1942。
全国劳工会在刚刚完成的大革命精神浸洗下，在一开始就采取了一项大体是进步的政策。它宣布它的目的在于不分种族、性别和信仰地来组织整个工人阶级。它在罢工中积极领导工人，目标在于采取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政策。它和在内战中结成同盟的大企业政党——共和党——脱离关系；并且不久即开始向建立一个工党的目标前进。[2]
[2]方纳：“美国工会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
全国劳工会基本上是一个先驱的组织，它很少得到美国、英国或德国工人的早期工会经验的指导。然而密切注视着美国情况的马克思却赞扬全国劳工会第一次大会中代表们的技巧和认识——这次大会是在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两周召开的。马克思说：“与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会议在同一时期内举行的巴尔的摩美国劳工会议的召开，使我感到非常快慰。那里的会议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而最使人注意的一点是，我为日内瓦大会所起草的那些要求之大部分，在那里同样由工人底[3]正确本能提出来了。”[4]马克思对全国劳工会八小时工作日的坚决要求尤其表示满意，并且对它最先坚持妇女同工同酬的要求也非常满意。
[3]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4]同上书，第560页。
全国劳工会和黑人劳工
刚刚从奴隶制度下获得解放的四百万黑人，是当前出现在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劳工会面前的一个大问题。黑人的根本要求是取得土地，在工业中找到工作和获得关于美国公民所普遍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的保证。[5]争取实现这些措施的努力必须在面对着南部种植园主的坚决企图下进行，他们力图使黑人尽可能处在实际奴隶状况。在1867年，南部黑人的工资，比在内战前付给出租奴隶的工资还要少。[6]黑人问题主要是以南部为中心的一个农民土地问题。马克思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1866年9月给约翰逊总统的信里提到解放了的黑人时说：“从今天起，把你的同胞无保留地宣布为自由和平等的居民吧。如果你拒绝给予他们公民权，而强使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那末你迟早要面临着使你的国家再度流血的一次新斗争”。这个预言不幸地很快使成为事实。
[5]詹姆斯·艾伦：“美国改造时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三联书店1957年版。
[6]魏斯莱：“美国的黑人劳工”，第132页。
帮助黑人来赢得他们的权利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基本的责任。但是全国劳工会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它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关于改造的概念。因此，在白种的激进共和党人日益减少的援助下，黑人只得单独地进行斗争。他们从前在内战中的盟友——北部的工业家——正在背信弃义地忙于和种植园主妥协，以便联合剥削黑人劳工。全国劳工会从来没有支持过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萨德斯·史蒂文斯、查尔斯·萨姆纳等人所积极争取的改造计划。因此，那些为战时资本主义盟友所背弃、为白人工会会员所遗弃的南部黑人，被迫处在施用私刑、迫害黑人和资本主义世界任何地方都可看到的那种无情剥削的最恐怖的制度中。
全国劳工会对于比较迫切的引导黑人进入工业的问题显示了较多的兴趣。在它的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表示声援这些在双重压迫下的工人，并答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全国劳工会的许多领袖和工会都忠实地设法来执行这个决定。但是他们这种工人阶级的态度，遭到各种充满了白种沙文主义和狭隘的行业精神的熟练工匠工会的反对。全国劳工会的大会一年年地召开着，组织黑人工人的努力却一年比一年地削弱下去。黑人工人是愿意参加全国劳工会的，但是他们在遭到许多工会拒绝他们参加后，便开始着手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全国劳工会中的反对黑人分子是乐于见到黑人自行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的。他们在1867年全国劳工会开年会时就已经主张黑人独立地组织工会。[7]
[7]杜波伊斯：“黑人的复兴”，第355页，纽约，1935。
1869年12月5日，黑人工人在华盛顿组织黑人全国劳工会，一个叫做伊萨克·迈尔斯的填补船缝工人充任主席。[8]但是这个组织遭遇到许多的困难，而全国劳工会领袖们很少给予帮助，于是很快便瓦解了。把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联合在单一的工会里显然已经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全国劳工会没有能仔细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使它终于衰颓的几个主要原因之一。
[8]魏斯莱：“美国的黑人劳工”，第173——189页。
工会和土地问题
工人和他们的组织从殖民地时代初期起便对西部无人耕种的广大无垠的土地抱着希望，希望能为自己取得耕地。工会成立之后，一直都关心着这个问题。它们的所有纲领中都包含着进行土地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的实质，便是政府免费分配土地给工人。全国劳工会也是这样，而以土地改革为基础的全国改革协会，大部分会员都是工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宣传口号是：“为你自己取得一个农庄而投票吧”。没有人理会土地已经为印第安人所占有这个事实。印第安人一般都被认为是侵占者，可以无情地加以驱逐。政府宣布它拥有印第安人的土地。
群众为取得土地而不断施加的巨大的压力，使政府在1789年之后一再放宽它规定的从巨大土地储备中取得土地的条件。政府以较低的价格、按照易于支付的分期付款办法大量出售了小块土地。在1852年时，政府手里仍然拥有13亿英亩土地，据估计，这些土地需要五百年到九百年才能卖完和分配掉。[1]争取土地的斗争是西部农民后来联合起来反抗这些奴隶主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些奴隶主企图为自己攫取全部土地。1862年通过著名的自耕农场法案是为取得免费土地而进行的斗争的最高潮。这个法案规定：每户移民可以免费分配到160英亩的土地，条件是，他们应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五年，并且要作出最低限度的改进。这项法案显然实现了工人和贫苦农民几十年来的梦想，并且是他们在1861——1865年革命中所获得最大的权利之一。
[1]康门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526页。
然而这个历史性法律所具有的民主效果却被过分地夸张了。在通过这个法案之前，从殖民地时代起，奴隶主和北部土地投机商就巳经忙于攫取极为广大的公有土地，而自耕农场法并没有制止大量土地盗窃者的掠夺行为。海克尔说，在1890年时，政府拥有的土地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分配出去了，按照自耕农场法每户分配160英亩土地的办法，只有372659户分得土地，一共是48225736英亩；而得到赠与土地的铁路公司所盗窃的土地却达到这个数字的四倍。[2]小移民得到的是最不好的土地。至于解放了的黑人则实际上根本未得到土地。
[2]海克尔：”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第339页。
有一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边境上的免费土地是缓和东部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一个安全办法；他们说，因为自从殖民地时代起，便有大量工人前往西部去取得廉价的土地。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在西部地区定居下来的移民原来几乎全是农民，而即使可以不费一文地取得土地，工人们也凑不起前往西部的旅费和购置农田设备的费用。实际情况在于这两种极端说法之间。无疑，当时有数量相当多的工人，特别是单身汉，前往西部，用“占据”或其他办法占有重要的农田和有建立城市价值的地皮。因为像弗克诺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新兴的国家里，一个普通工人可能在一年内就积蓄足够的钱来买到他可以取得的80英亩土地，而为边界地区所急需的熟练工人和教员可能在比这更短的时间内，积蓄下足够买到这么多土地的钱”。[3]工会会员对土地的长期的和坚持的要求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边区土地的确至少曾使若干不满现状的人，从东部悲惨的工厂中心脱身出来。
[3]弗克诺：“美国经济和社会史料”，第240页。
争取免费土地的斗争使一个重要的社会空想派在美国成长起来。这就是认为东部被压迫的雇佣劳动者能够在西部取得免费土地，从而得到自由和繁荣的想法。这种幻想在几十年里——一直到内战时期和内战以后——一直被汤姆斯·斯基德摩尔、乔治·赫·伊文思利和赫尔门·克里奇等能干的工人领袖们传播着。卡尔·马克思对这个免费土地的空想进行斗争，尤其是反对他以前在欧洲的同志克里奇所传播的那一种虚妄想法。
全国劳工会和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全世界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不是直接参加，便是和它保持友好的关系。在这方面全国劳工会也不是例外。国际精神和国际团结在全国劳工会里是强烈的。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工人阶级中，新近由欧洲来的移民占很大的一部分；移民中包括许多宪章主义者、无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1848年德国革命的逃亡者，以及从巴黎公社流亡出来的许多法国的战士。塞缪尔·冈珀斯在写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纽约工人运动时说：“他们之中有加里波的的红衫军士兵；具有伟大魄力和崇高原则的德国‘1848年斗士’和英国的宪章主义者；意大利的烧炭党人；爱尔兰的自治主义者；从丹麦、奥地利和俄国来的革命家。”[1]
[1]塞缪尔·冈珀斯（SamuelGompers）：“七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第一卷，第61页，纽约，1925。
全国劳工会，和英国的工会一样，对国际工人协会特别感到兴趣，因为它需要制止国外廉价劳工的流入。国外廉价劳工的输入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一个祸害。早在全国劳工会1866年第一次大会时就已经考虑过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但是由于时间急促和缺乏经费，没有能派代表参加。在以后的几次大会里，这个问题曾经一再提出过。1867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上，代表们仅仅发出了一份对国际工人协会致贺和表示团结的信件。1869年费城召开的大会没有决定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但派遣了一个代表去出席第一国际在巴塞尔举行的大会。这位代表是“工人拥护者”的褊辑阿·斯·凯末让，他负责进行交涉，制止把破坏罢工的廉价工人运到美国来。全国劳工会1870年的大会又讨论了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的实质是：“全国劳工会宣布它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原则，并预期在短期内参加这个协会。”然而很不凑巧，全国劳工会领袖威廉·赫·锡尔维斯在1869年逝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正式致唁，马克思也极其赞扬锡尔维斯的功绩。锡尔维斯之死削弱了全国劳工会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运动，全国劳工会终于未曾参加国际工人协会。[2]然而当时的工人报刊登载了这些文件，并且使美国工人阶级熟悉了第一国际的各种活动。
[2]斯戴克罗夫：“第一国际史”，第136——138页。
和国际工人协会有关的一件重要事情是1869年黑人全国劳工会成立大会所采取的行动，这个组织通过派遣塞拉·马丁去参加预定在1870年于巴黎召开的第一国际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因普法战争爆发而终止举行。黑人广泛地知道了第一国际，并对它表示友好，这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国内战期中采取了强烈的反对奴隶制度的立场之故。
全国劳工会的衰落
全国劳工会尽管具备着许许多多良好的先驱特质，支持国际劳工团结，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争取妇女权利等，但是它也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存在着许多弱点。譬如说，它的领袖们和当时卑鄙的金钱市侩勾通——幻想让政府发行大量绿背纸币就会改善工人状况。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方法肯定地会促使生活费的上涨远比工人工资的增长要快得多，全国劳工会的大部分生命力，便是被这种经济谬论所消蚀了。
全国劳工会和这个时期内的大部分其他工人组织一样，也花费了很多注意力和精力来培养生产和消费合作社。这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这种合作社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道路。这些合作社在消耗了工会很多资源和精力之后失败了。全国劳工会海不能吸取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基本教训：合作社虽然是工人阶级的有用组织，但是单单合作社本身并不能解放工人。他指出，解放工人方面的基本工作是：工人夺取政权。而且直接建立合作社是一个合作化运动的职责，不是工会的中心任务。
全国劳工会建立一个全国性工党的尝试，是想把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政治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一个大胆的步骤。但这是一个过早的行动，未能成功。工匠们和他们的领袖从来没有采用这样一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上存在着很多混淆不清和不相协调的意见。工人群众也还没有从对主要政党特别是对民主党所抱的幻想中觉醒过来。
全国劳工会另外的一个严重的弱点是：缺乏一个有力的全国中心机构。它的全国性组织，几乎只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大会。因此，全国劳工会便不能对这个年轻的工人运动进行经常不断的领导。除了上述的弱点之外，它的领导人沉醉于土地改革、建立合作社、金钱补偿等计划之中，倾向于忽略建立工会和从事罢工运动等根本性的工会问题。因之在1870——1871年间，许多全国性行业工会逐渐脱离全国劳工会，于是这个组织很快地便衰落了。1872年召开的大会只到了7名代表，全国劳工会至此告终。
方纳在总结这个重要的运动时说：“全国劳工会，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仍代表着美国劳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明确地归纳在当时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它的教育方面的活动，帮助全国劳工使他们环绕着这些问题团结起来。它是世界劳工组织中最早提出妇女应和男工同工同酬并应同样居于领导地位的问题的组织之一。它是美国第一个欢迎黑人代表的全国劳工联合机构。作为美国第一个在华盛顿有一个强有力的院外活动小组的劳工团体，它推动了劳工部的建立；它引起了大家对于必需建立较短时间工作制的注意，并协助在联邦及各州政府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它领导劳工进行活动以求修正不公正的法令；它进行了反对将土地无偿地划归铁路公司的不合理现象的斗争，并要求将一切公共土地还之于人民。国际工人协会承认它是美国的劳工代表……它协助发动过好几个州劳工党的组织工作以及美国劳工运动史上第一个全国劳工党的组织工作。”[1]
[1]方纳：“美国工会运动史”，第一卷，参阅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38——639页。
第一国际在美国
当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按照它的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迁到纽约时，正是全国劳工会要在美国劳工界里消逝的时候。全国劳工会的解散是对年轻的美国工会运动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失败的影响，由于1873年爆发的深刻经济危机而大大地加剧。这次危机在以后的几年里蹂蹒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经济衰退对工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塞缪尔·冈珀斯说，1873年工会会员总共有30万人，而到1878年时却下降到只有5万人了。[1]
[1]方纳：“美国工会运动史”，第一卷，参阅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49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设在纽约市，弗·左尔格任总书记。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期间，主要以个人会员为基础，只有很少数的几个工会直接参加。它在总部搬到美国的四年中，成员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从来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人。国际工人协会在纽约、芝加哥、费城、密尔沃基、圣路易和其他工业中心也设有支部。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外国出生和移来的工人组成，其中从德国移来的工人为最重要的成员。[2]
[2]施路特：“第一国际在美国”，纽约，1880。
第一国际积极地参加了在发展中的工人政治和经济斗争。它领导了1871年10月1日在纽约举行的八小时工作日大游行。冈珀斯告诉我们说，游行队伍高举着过去宪章主义者“尽量和平争取，不惜武力解决”的那个富有战斗性的老口号。这次示威游行中特出的一点是，有一个黑人工人代表团参加，这在纽约劳工史上是第一次。[3]笫一国际会员并且组织了1874年1月13日在纽约汤普金斯广场举行的历史性的失业者大示威。这次示威被警察以极其横暴的行动驱散了。在其他城市里进行着反饥饿条件的类似斗争。失业工人提出要求救济和在公共工程中工作。冈珀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在那些七十年代的日子里，第一国际毫无疑问地控制了纽约市的工人运动。”他又说：“纽约市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摇篮。”[4]
[3]约翰·康门斯：“美国工业社会史”，第九卷，第352页，克利夫兰，1910。
[4]冈珀斯：“七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第一卷，第60页。
自然，由于工人在政治上一般都未臻成熟，第一国际在美国遭到一些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的损伤。这些理论中有一个便是以为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和田纳西·克莱福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它在1871年造成第一国际组织的很大分裂，并使第一国际在纽约的时期内产生混乱的情况。但是最大的分裂是拉萨尔派造成的。在德国移民中势力极大的拉萨尔派以他们的“工资铁律”和认为工会运动是无效的这种想法，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马克思主义者严厉地反对拉萨尔派的论调。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强调工会是在工业领域中进行斗争所必不可缺的以外，还指出他们必须为劳工政党打下群众基础。冈珀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激进的工会主义者，他在这场斗争中和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最后，第一国际由于内讧而在1876年7月于费城自行解散。
全国劳工会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先后解散，看上去好像是美国工人运动在急剧地倒退中。但是在这种消极事件的下面，和欧洲工人正在采取的前进总路线十分相近的新趋向却在发展之中。这些新趋向是：第一，全国性工会的进一步组织和成长；第二，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社会劳工党——于1876年建立起来；第三，劳工协会的逐渐发展。劳工协会在1869年于费城创立，几年之内，便成了全世界上最广泛、最富有战斗性的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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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
资产阶级把教育变成对无产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通过学校、报刊、电影等等，资产阶级用它的精神来侵蚀无产阶级，把它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强加给无产阶级，从它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它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来对待每一个问题。
因此，十月革命前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机构是合适的，必要的。它与共产党配合一致，处处揭露资产阶级把艺术上的思想意识强加给无产阶级的内幕。
十月革命的巨变使全部政权转到了劳动人民手上。无产阶级得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建设国民教育，得以把教育领域中一切它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清除掉。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可以起到巨大的、光荣的作用。它可以对整个国民教育工作的安排产生重大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展开全面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步入了歧途。它声称它的任务不是开展群众性的工作，而是从事无产阶级文化因素的培养工作。这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活动，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活动就能够发现对待科学和艺术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在创作过程中创造新的科学和新的艺术。
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能使自己与周围的环境隔绝，它就不可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实验性质的工作。当周围的群众渴望知识，贪婪地吸取一点一滴的知识的时候，当群众创造着艺术的时候，它就不能与群众隔绝开来，不能拒绝群众工作，而躲到树萌之下去纳凉。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变成一个进行群众工作的组织之后，就不能防止自己不受到自称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体现者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影响。
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变成了一个最普通的教育组织，无论在工作方法上，抑或在阶级组成上都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组织没有多少区别。而由于它一心想独立，想得到“无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称号，它就走上了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相抗衡的道路。实验室变成了一个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工厂相抗衡的工厂。这就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在省里。我不打算举这方面的例子了，因为每个人根据经验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机构十有九成不具有实验室性质。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说来能否通过实验室的途径培养某种文化因素。新文化是在与旧文化作斗争中产生的，受到一般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艺术领域为生活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新文化提供了表现的机会。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通过开办普及的训练班及其他活动，为表现这种共产主义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取得了成果。
但是，这项工作乃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个部分，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要另搞一套，而应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般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有一些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人说：“你们搞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我们搞的才是无产阶级文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管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抑或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都在与资产阶级文化作斗争。这里并不存在工作上的对立，而是同一工作的两个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该加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总的组织中来。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目前整个有关成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都集中到一个统一的机关——政治教育委员会去了。这项工作自然分为三个部：无产阶级工作部，农民工作部，红军工作部。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参加无产阶级工作部，并把这一工作的实验部分担当起来，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人员就显然具有更明显的阶级性了。
不管怎么说，目前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因此俄共（布）中央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近的一次代表会议作出了如下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也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党团所接受）。
这个决议指出：“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相互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两个机构工作上的密切配合。
教育人民委员部是文化领域中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创造性工作应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机关应积极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教育工作，其地位相当于该部所属的一个处，在工作中遵循俄共中央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地方机关（国民教育局和政治教育委员会）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相互关系是：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国民教育局的一个科，在工作中接受省国民教育局、俄共省委的领导。中央委员会指示俄共各级党委机构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级机构进行自由的创造性工作创造条件并给予支持。”
我们可以预料，这一决议将成为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相互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一个基础，并促使双方的工作走上比较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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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党（﹝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8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译本1】先锋党（1983）
先锋党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83年
颜岩译
录入者按：相较于中马库上原先的译本，此译本增加了曼德尔在演讲结束后针对问题的回答部分。原文来源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说明〕这篇文章发表于Mid-AmericanReviewofSociology，Vol.8，no.2（1983），pp.3-21。引言的一个注释解释说，“这是一个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主义：下一个二十年——上的演讲版本，未作任何实质性改动，该大会于1983年3月12日至15日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曼尼托巴大学举行”。
要探讨政党、党的建设和革命先锋党的必要性问题，通常要指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性（或者如果你不喜欢“革命”这个词，可以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依照计划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改造社会的革命。当然，它不去深究所有的细节问题，因为这取决于具体条件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物质基础。但最起码它基于这样一个计划，即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怎样的？应如何实现它？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需要全体劳苦人群，即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男男女女，拥有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组织能力的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基本特点中你可以立刻得出一系列结论。
你无法想象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你也不可能拥有一种不经过真正努力便可信手拈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你更不可能拥有一种被精英把持或被无所不知的少数领袖指挥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同时需要具备两个要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以及最广泛的人群拥有尽可能高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水平。在先锋组织与群众的关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均源于这两个要素间的基本矛盾。
如果我们审视一番现实社会，看一看资产阶级社会近150年的实际发展（几乎从现代劳工运动之初开始），便会再次发现这个显著矛盾。它有助于我们解决长期以来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主要争论，辨明当前政治辩论中的正确观点。工人阶级是革命社会变革的一个工具吗？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去了吗？在过去的150年里，工人阶级所起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历史的“平衡表”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一般说来，正是列宁所谓的工联主义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支配看工人阶级，这便是你能够从真实的历史运动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我喜欢把工联主义的意识称为工人阶级的基本阶级意识，它虽然不会导致对于资本主义日持久的日常反抗，但正如马克思多次指出的，对于未来某一时刻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造反来说，它不仅是绝对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工人不为获取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用更富煽动性的话说，即如果不为日常经济问题而斗争，他们就会成为道德堕落的奴隶。倚仗这群道德堕落的奴隶，你将永远不可能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基本的阶级团结都做不到。因此，工人必须为他们的当前要求而战，但这些为了当前要求的斗争并不会自动和自发地引导他们去质疑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
事情的另一面同样是正确的。工人不是100次、500次或1000次，而是数百万次周期性地反抗资产阶级社会。毕竟20世纪的历史就是社会革命的历史。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应该再读读历史书，更不要说看看报纸了。自1917年起（在一定意义上从1905年开始），世界各地几乎没有哪一年不爆发革命，而工人总以相当重要的方式参与其中。诚然，在革命战士的队伍中，工人并非总占据着主流。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因为在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因此，正如欧洲近20年的统计数据证实的，工人一直周期性地反抗着资产阶级社会。1960—1961年的比利时、1968年的法国、1968—1969年的意大利、1974—1975年的葡萄牙、1975—1976年的西班牙部分地区，均出现了工人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现实质疑。1980—1981年在波兰正在上演的，即使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质疑，也一定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挑战。因此，这是一幅与长期被动、被社会整合且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形象完全不同的画面，已有超过4500万的工人积极投身于这些斗争。
从这些数据中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工人阶级的阶级活跃度和阶级意识是不平衡发展的。工人并不是每天都罢工，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他们要活命就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这一事实，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工人们如果天天罢工，他们就会挨饿。所以，他们自然不会为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方面的原因（我没有时间详细阐明），每天、每年，甚至每隔五年就革命一次。因此，部分由一种内在逻辑决定的阶级战斗性和阶级活跃度是周期性发展的。如果你斗争多年并以惨重的失败告终，那么在失败后的一年里你将不会在相同或更高的水平上从事战斗。你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这可能是10年、15年，甚至20年。反之亦然，如果你在一些年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即便是中等程度的胜利，你就会有一种在更大范围内、更高水平上进行斗争的冲劲。于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得出了周期性运动这一可以详加阐述的结论。同这种阶级战斗性的不平衡发展紧密相连的是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后者并不必然与前者存在一种机械的关联。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阶级意识水平上，你可以拥有较高的阶级活跃度，反之亦然，在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较低的阶级战斗性水平上，你可以发现一种高水平的阶级意识。当然，我这里正在讨论的是广大群众和无数人民的阶级意识，而不是小规模先锋阶层的阶级意识。从所有这些基本概念的明显差别出发，我们几乎可以立刻得出先锋形成的必要性。为了克服阶级战斗性和阶级意识不平衡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你就需要一个先锋组织。如果工人始终保持最高的战斗性和意识，你就不需要一个先锋组织。但遗憾的是，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不存在也不能存在。因此，你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长期表现出高水平的战斗性、活跃度和阶级意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的浪潮高涨过后，转折点便出现了，群众的实际活跃度开始减退，意识也会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活跃度甚至几乎滑落至零点。一个革命先锋组织的首要作用是保持先前阶段（这个阶段具有较高的阶级活跃度和较高的工人阶级意识）理论、纲领和政治成果的连续性。它充当着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永恒记忆——一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编入纲领的记忆，你可以用这一纲领教育下一代，而不必从它介入阶级斗争的具体方式开始。因此，先锋组织的首要作用就是确保从积累的历史经验中所汲取的教训具有连贯性，因为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正是从过去150年实际的阶级斗争、实际的革命以及实际的反革命的所有经验中汲取的教训的总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处理这种情况，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单独处理这项事务。你需要一个组织，并且鉴于这种经验的世界性，你同时需要一个国内组织和一个世界组织，以便能够对阶级斗争以及一切革命历史经验和当前经验不断地进行评估，并用来自新革命的新教训丰富它们，令它们越来越能够充分地满足其时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需要。
这里还有第二个方面，它是关于组织的，但其实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它也是政治方面的。这里我们遇到了那个关于集中化（centralization）的著名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护民主集中制，但集中化这个词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方面的问题，而且无论怎样，它在本质上绝不是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集中化”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经验的集中化，我们在这里将会再次目睹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陷入巨大的危险：这是部门化和分裂化的危险，它将导致任何人都无法从行动中得出充分的结论。
如果我们让女性激进分子只参加女权主义的斗争，让青年激进分子只参加青年人的斗争，让学生只参加学生的斗争，让移民工人只参加移民工人的斗争，让被压迫民族只参加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让失业者只参加失业者的斗争，让工会分子只参加工会的斗争，让无组织的、未加入工会的，尤其是非熟练的工人只参加他们自己的斗争，让政治激进分子只参与选举运动或报纸的出版，如果他们中的每一方都各自为战，那么，他们就只是在有限和零碎的经验基础上发挥作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是不可能（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是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得出正确结论的。他们只能拥有碎片化的斗争、碎片化的经验和碎片化的片面意识，他们只看到了整幅画面的一部分。你可以先验地认定，他们得出的结论至少部分是错误的。他们不可能全面、完整、正确地认识现实，因为他们仅仅瞥见了那个现实的零碎一角。
当然，从一种国际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如果你仅仅关注东欧，或仅仅关注不发达的、半殖民地的、依附性的国家，抑或仅仅关注帝国主义国家，你将获得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片面观点。只有当你把世界三个区域（通常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三大区域）[1]内真正由群众从事的具体斗争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对世界现实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认识。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巨大优势，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里面的同志的确是从事实际斗争的，他们不仅对世界革命的三个区域进行过理论分析，还与这三个区域内的具体斗争紧密相连。这一优越性不应归功于第四国际领导人的伟大智慧，只不过是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对斗争的具体经验做了基本的集中化，并将之加入一个正确的历史纲领中罢了。
这就是集中化包含的所有内容。它意味着（我不打算用“最优秀”这个词，因为那有些夸张）至少是工会、非熟练工人、失业者、被压迫民族、妇女、青年和学生中的优秀战士、杰出的反帝斗士以及在所有这些从事实际斗争部门的优秀战士、受压迫者和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的受剥削者将他们的经验都集中在了一起，目的是为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比较他们的斗争教训，并根据从这些经验中可能得出的教训推出相关结论，同时用批判的方式对他们每个阶段的纲领和政治路线进行检验与再检验，从而达到对整个社会、世界及其发展动力、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实现方式的全面认识。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确的纲领，正确的战略和正确的战术。鉴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阶级活跃度的不平衡性和间断性，作为整体的群众是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不相信这一点，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和自发主义的白日梦。
这些只有那些自称具有超级“精英”优点的人才能做到，他们宣称比在的人都更能打“持久战”。这是他们所能为自己标榜的唯一品质，但这一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所有那些不具备这种品质的人通过终止政治活动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所有那些具备该品质的人，甚至在群众周期性地停止战斗后仍然继续战斗，在群众停止发展阶级意识时仍在继续发展它（任何质疑该权利的人都对一种基本的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他们详细阐明一种政治和理论，并经常试图以一种持久和连续的方式干预社会。不论这一“优点”如何适度和有限，从它出发还是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的品质，这些构成了一个先锋组织正当性的基础。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先锋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存在一个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这是一种真正的辩证张力，我们必须着力解决这个矛盾。首先，我使用了“先锋组织”这个词，而没有使用“先锋党”。这是我故意引入的一个概念性差异。我不相信自我标榜的党，我不相信50人或100人站在市集广场上拍胸疾呼：“我们是先锋党。”或许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这么认为，但如果其他人根本不搭理他们，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只能在市集上大喊大叫，而在实践中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会试图通过暴力将自己的信念强加给不愿接受的群众。一个先锋组织具有某种持久性，一个先锋党必须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组建和建设。先锋党存在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它至少要被本阶级内为数不少的少数派承认。你不可能想象一个在阶级队伍里没有拥护者的先锋党。
当一个真正阶级内重要的少数派，现实存在的工人、贫困的农民、革命的青年、革命的妇女和革命的受压迫民族均承认一个先锋组织可以作为他们的先锋党时，也就是说，在行动上愿意追随它时，这个先锋组织才会成为一个先锋党。这部分人必须占据10％还是15％倒无关紧要，但他们必须是阶级中的一个现实组成部分。如果这部分人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党，你只能拥有一个未来政党的核心。在这个核心身上将会发生什么，将由历史来说明，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没有为历史所解答。将先锋组织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扎根于阶级的先锋党，你需要一种持续的斗争，需要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至少要做到为上面所说的真正阶级内重要的少数派所接受。
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另外一个概念。我前面曾说过，阶级不会永远活跃，也不会长期处于一个较高的阶级意识水平。现在，我必须引入一个特性，即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整个阶级都不可能是同质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作为个体成员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具有不同的政治觉悟水平，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还因为在他们自己大规模的组织内部正发生着分化。在现实工人阶级内部始终存在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分化过程，在某一特定时期，工人阶级内部也会发生由群众到先锋分子的净化（disilation）。对此，列宁写过很多东西、托洛茨基也写过很多东西，或许让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惊讶的是，罗莎·卢森堡也有过不少论述。那些雄心勃勃打算在革命组织的创建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为你提供他们自己国家先锋工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不是一个神秘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联邦德国，这些先锋工人都是哪些人？他们是那些领导真实罢工的人、他们是那些组织工会激进反对派的人、他们是那些为群众游行示威和斗争做准备的人、他们是那些与传统官僚机构截然不同的人。
这既是一种社会的分化，也是一种政治的分化，尽管人们可以分别就每种因素的确切权重进行讨论，每种情况下都会有所不同，但这样一些阶层却是非常真实的，它们的规模在不同阶段也不尽相同。柏林工会和大型工厂的“革命管家”（revolutionaryobleute）－如他们在德国的称呼－就是德国社会一个非常具体的阶层，他们不仅存在于柏林，而且遍布于全国众多工业区，正是他们领导了1918年11月的革命，创建了独立社会党（IndependentSocialistParty），后来，随着该党的左翼力量与德国共产党在哈雷代表大会合并，他们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他们的数量并非尚不知晓，而是成千上万。如果你留意一下15年后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先锋，比如说大概在1932—1933年间，这个阶层的数量已经严重下降，却依然存在着。
如果研究俄国，你会发现相同的情况。在1905年，这些人家喻户晓，他们在普通大众层面上领导罢工，组织群众反对沙皇的现实斗争。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05年之前游离于社会民主主义之外，在1905—1906年革命期间倾向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在反动时期又有部分人再度退出了党（孟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1912年，特别是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后，他们重返政治舞台并大规模地成长起来。接着，在1917年4月，当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直接明确的路线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被吸纳进了布尔什维克党。
对于布尔什维克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先锋党的时间，究竟是1912—1913年，还是仅仅是在1917年，人们还可以继续探讨。我更倾向于认为实现转变的时间是1912—1913年，否则对他们而言，在1917年春迅速成长起来将是异常困难的。但这只是一种历史分析的观点，真正的见解则在于：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阶层，工厂和街区层面工人实际斗争的真正领袖，妇女、青年、国家少数民族斗争的真正领袖以及政治先锋组织要在现实生活中融合在一起。只有当这种融合发生，至少是部分发生时，你才能拥有一个阶级内部重要的少数派所承认的真正的先锋党。因此，只要沿着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前进，这个党便可能恰恰在革命危机期间成为一个多数派。如果没有这种融合，你就只能拥有一个未来先锋党的核心，你将拥有一个先锋组织，而它将成为日后进行融合的先决条件。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阶级的自我组织。阶级的自我组织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形式。最基本的自我组织是工会，然后是处于不同阶级意识水平的群众政治党派，如资产阶级工党、独立工党和革命工人党。只有在革命危机的情况下，自我组织才能获得最高程度的发展：这就是苏维埃的组织类型，即工人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或大众委员会，随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最高的组织类型呢？原因是它们将绝大多数的工人囊括其中。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情况下，你在工会或政党中通常是见不到这些人的。通过工人委员会这样一种阶级的自我组织类型直接进行自我组织之所以是最高级的形式，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意识形态、道德或情感上对它情有独钟——当然我是这样的——而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客观的原因：它们将更大比例的工人和受剥削群众组织了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如若没有官僚机构和领导层的限制，它们应该能够组织起90％～95％的被剥削群众，这一点你在工会和政党里是永远找不到的，因此，它们是自我组织的最高形式。
此外，在革命先锋战士的独立组织和他们参与其中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间绝对没有矛盾。恰恰相反，历史通常表明，在先锋组织中你越是自觉，越是组织得好，你就越是能够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建设性地开展工作。这就意味着，你必须非常彻底地抛弃宗派主义的理论基础，必须尊重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又或大众委员会的民主。这就是说，这里不再有任何矛盾了。再说一遍，在工会、群众政党和苏维埃中，你所能自我标榜的唯一权利就是成为工会更忠实、更积极、更专注、更英勇、更清醒和更克己的建设者，成为工人阶级普遍利益的捍卫者。与你的工人阶级同伴相比，除了试图确证他们的权利之外，你没有任何特权。
我们对工人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纲领式的理解，即相信共产主义者、先锋战士、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在总体上没有利益冲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作为整体的阶级利益听命于任何派别、教堂和独立组织的利益。正是基于对这一真理的理论认识，我们才能充满激情地战斗，才能勇于献身，才能深刻理解工人联合战线以及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所有不同倾向为了共同目标而采取的联合策略。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争取这些共同目标的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
这个立场下面掩藏着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终极的学说、教条或世界观，我们不认为包含过去150年实际阶级斗争和现实革命连续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完全是一本尘封的书。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最优秀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变成一只仅凭记忆来说话的鹦鹉，或是变成一个期待把所有经验教训输入电脑便可获取答案的人。对我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新经验和新事实（包括关于过去的事实）要被编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资料中去。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开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评的。
当马克思在一个客厅游戏室里被要求回答“你最重要的生活格言是什么”时，他给出的答案是“怀疑一切”，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这里，确实经常有一些愚蠢可笑的人相信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没有上帝的新宗教，其实，马克思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怀疑，对自己说过的一切言论都保持一种质疑的精神，这与宗教教条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人能够通晓一切。我们共同的圣歌（国际歌）法文版第二节里有着精彩的起笔：
这里没有至上的救世主，没有上帝、恺撒和护民官。
我们这些生产者必须解放我们自己，宣告我们的集体救赎。
用德语表述则更为清晰：
从来就没有什么万能的救世主，
也没有上帝、恺撒和护民官。
要将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只有靠自己。[2]
只有全体生产者能够解放他们自己。上帝、恺撒、不出错的中央委员会、不出错的主席和总书记（第一书记）均不能代替阶级的集体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试图同时建立先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原因。
你不能欺骗工人阶级或者“诱使”他们做不想做的事，你必须说服他们，协助他们尽量理解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先锋党与工人阶级群众的自我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争论，甚至有时会采取不健康、不恰当的宗派主义形式和触动那些严肃激进分子神经的争吵方式（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费时间），这是保持自我批评进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没有人能够预先掌握全部真理，如果各种情况都始终要根据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实际革命的新经验以批判的方式去重新检验，那么你自然需要批判、需要不同提案之间的对抗、需要不同的模式。这绝不是一个仅仅为了保持对工人民主抽象原则忠诚的奢侈品，不是的！这是一个迈向无阶级社会胜利革命绝对必要的前提。
革命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就像一个政党是一种手段一样。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从短期观点看，如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也绝不能同基本的长远目标相冲突，这个长远目标便是，通过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男女间相互暴力的无阶级社会，实现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剥削群众的自我解放。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造社会主义绝对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让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我们今天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东欧社会、苏联、越南和古巴等）的功用。没有社会主义的多元民主，你将无法找到解决社会主义计划所带来的基本问题的正确方案。没有哪个政党能够代替人民群众决定他们在消费形式中优先需要什么，同样，除人民群众外，谁也决定不了消费资金和投资资金、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生产性消费资金和非生产性消费资金、生产性投资资金和非生产性投资资金的分配比例。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再说一遍，心存他念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如果群众不接受你的优先性选择，这个世上便再没有什么力量（即便是在斯大林巨大的恐怖之下）能够迫使他们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积极地、创造性地、坚定地参与生产过程来建造社会主义。这里存在一种官僚机构仍无法有效压制的反抗形式，它愈演愈烈，这种反抗通过对生产漠不关心表现出来。你知道在民主德国他们讲述了这么一个著名的笑话：一位记者来到工厂问主管，“经理同志，现在有多少工人正在你的工厂里工作”？经理答道，“哦，至少有一半吧”。这便是所有官僚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没有哪种恐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解决它，只有当多元主义以及大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可能在各种不同的计划间做出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件奢侈品，人们对它的需求并不局限于最发达的工业国，中国有这种需求，越南同样也有。社会主义民主是能够迅速纠正严重政策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方式。没有多元主义、没有广泛的公共辩论、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你可能要花费15年、25年甚至30年的时间来纠正那些错误。从历史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纠正错误前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工人阶级将不得不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错误本身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真正的秘诀不在于避免犯错误（没有人可以避免犯错误），而是如何去改正错误。如果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派别或政党合法化的权利、没有自由的公共辩论，你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完全赞成派别或政党持有不同倾向、拥有充分的内部民主以及具有合法化的权利。
我不是要宣扬派别的权利，因为那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派别是一个党的内部出现病变的征兆。在一个健康的党内你是找不到派别的—一个健康的党，是从政治路线和党内体制这两个角度上看的。如果你创立了一个派别，那么，保留你在党内活动的权利所产生的祸害，要比将你开除并严禁内部辩论而使党内生活僵化所造成的祸害小得多。
尤其是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内，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革命先锋组织越是扎根于工人阶级，其中的学生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成员的数量就越少（我并不是说拥有学生或知识分子不好，你需要他们，但他们不应成为一个革命组织中的大多数）。在你的组织中工人数量越多，你就越是能够更好地扎根于工人阶级，就越是有可能提出阶级的具体问题。一个先锋组织发生作用的性质将被置于阶级斗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一般框架之内。你永远不应忘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辩证关系，否则，我们就会偏离轨道，无法实现我们想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帮助世界上的群众、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盟。
问题与回答
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或许并非偶然的疏漏。我赞同集中化的重要性，它源于部分经验与普遍经验的较量，这有点像劳动分工，一种劳动分工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必躬亲，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精确地囊括在内。这一表述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未能指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基础，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马克思主义集体经验这面总棱镜去看待事物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包括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使用这面棱镜去评价经验，我们将会退回到经验主义。
回答：我完全赞同科学在建造一个革命党时的重要性。马克思关于劳工运动最大的一个贡献便是，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也认同不可知论或经验主义道路与科学道路毫不相干这个原则。但你必须明白科学总是开放的，我喜欢把科学的基础称作乐观的怀疑主义，正如马克思所称道的，乐观的怀疑。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劳工运动和政党需要科学，离开一种自由发展，科学将停滞不前。把这些告诉斯大林。
问题：先锋成员从何处获取他们的阶级意识呢？那些并非阶级且绝大部分不具备阶级生活条件的人如何能够宣称具有阶级意识呢？不仅是这些，还有他们如何能够宣称拥有一种比工人阶级自身更正确或更高级的意识呢？我们应如何判断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呢？
回答：关于更高级的意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宣称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呢？这不是一种理论的宣称。我们之所以宣称更高级的意识，是因为在实践中可以确证它。劳工运动和革命运动不是一场客厅游戏。你将自己卷入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中。谁具有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呢？是那些支持首次帝国主义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一开始就反对战争的人？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你将得到一种实践的解答。有谁可以给出一个不可知论的回答呢？静观其变，这样是否正确呢？谁具有一种更高的意识呢？是那些认为希特勒并不重要，因为在他之后将是我们天下的人？还是那些在1930年和1931年因为希特勒将杀死数万人（他没有这样做吗？），故而认为应该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法西斯主义罪犯掌权，同时声称劳工运动自上而下为工人统一战线而战极为重要的人？谁具有更高级的意识呢？是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还是追随他的人？这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自1848年、1877年、1917年、1933年以来，我们可以谈论每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如果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世界劳工运动的倾向恰好是正确的，即拥有一个正确的纲领和一个正确的战略，那么，我们便可以历史地宣称它具有较高级的意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一切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是说就一般历史而言它是正确的，要比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任何倾向和阶层正确得多。正是在这里，更高级意识的问题得到了回答。对于非工人阶级成员如何获得阶级意识的问题，必须给出两种答案。
首先，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其他社会阶级的个体成员通过科学获取科学社会主义并履行一种工人阶级和革命斗争方面的实践承诺，将比无产阶级更易于接受阶级意识。这是获取这一意识的一种政治—道德方式，不同于实际存在的社会方式。这种方式必须经常通过实践承诺加以重申和再评价。它导致了许多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危机，这不仅通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一压力又为非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所增强）表现出来，还通过其辩证的对立面表现出来，即通过一种让这些知识分子易于成为官僚蛊惑对象的负罪感表现出来（“如果你不接受政党领导层的命令，那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而，严格遵守科学分析和革命承诺（为各地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辩护）的原则将有可能克服这种障碍。
下面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一个没有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没有将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纳入营中、没有在实践中紧扣工人阶级脉搏的革命组织，不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组织和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革命先锋的核心发挥作用。在工人阶级战略（更不必说政治和策略）的核心问题上，它误入歧途的危险将会极度增长。因此，革命先锋组织更高级的意识的现实基础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原则），还包括现实的先锋工人实际参与其中的等级和领导关系，这些工人作为传送带关注着阶级内部实际发生的一切，他们具有较高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能够将正确的原则同工人和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发挥了领导作用。
问题：作为革命工人联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的一个前任成员，我更愿意提一些实际存在的列宁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探讨。我有过多年这样的生活经历，即为将同性恋解放政治和女权主义政治整合进革命工人联盟的生活而奋战。在这一尝试中，我们失败了。事实上，通过攻击我们，攻击我们在争论中提高自身地位的权利，通过否认我们在自治群众运动中学到的经验，通过否认我们在组织中形成同性恋者或其他尤其是受压迫群体的党团会议，大多数组织的实际创立均围绕同性恋问题展开，且赞同一种工业的转向。如果我们打算克服实际存在的列宁主义的危机，就必须要认真审视社会之外的压迫如何在这些组织中内化、再现和存在。
回答：发言者在分析中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我完全赞同绝不能在一个革命党内部内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但你必须扪心自问，资产阶级社会最大的压迫是什么？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者。资产阶级社会受压迫最重的阶层是工人阶级。当然，女性工人和同性恋工人可能会比其他工人受到更多的压迫，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我拒绝承认一个女性知识分子或一个资产阶级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的压迫比一个男性工人更多。我在物质方面坚决否认这一点。向我证明相反的情形呀！向我证明在这个社会接受教育并得到发展的普通工人可以像你一样在会议上自由发言呀！我会说不！他受到了更多的压迫和剥削。如果你在革命组织中执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允许工人讨论，也不允许工人决定，你就将对工人的压迫内化到你的组织中去了，这要比对女性压迫或同性恋压迫的内化大得多。因此，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你看清楚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怎样的一种境况，你就会明白，这里存在一种并不能通过简单命令或管理规则便可解决的矛盾。
问题：作为一个先锋组织，工人共产党（WorkersCommunityParty）在最近几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这让人不得不承认，工人共产党在政治路线、内部组织以及个人党员同党外力量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人们也会普遍同意，这里面存在着大量尤其应该解决的问题。但依我之见，同许多左翼组织一样，政权问题是工人共产党正在争论的核心要旨。我具体探讨了这些政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女性、被压迫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成员，分析了他们是如何被组织内部某些成员掳走权力的。
回答：我将会专注于一个革命组织内部的权力这一关键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我不会以一种轻蔑的方式去谈论它。但这个问题却与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存在同样古老。从本质上看，这与人们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者（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主要异议属于同一个问题。
人是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产物，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是邪恶的，这样一个邪恶的环境又如何产生出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好人呢？这个问题存在了两百多年。你可以说这在个体中引发了一种权力偏好（powerbias）或竞争偏好（competitionbias），这是对的。个体之间竞争，进而寻找个体优势，这是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本质结果。这些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在这个社会，又有谁可以完全摆脱这一影响呢？那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不完美的、邪恶的、非人道的社会的结果，发展出完美的男男女女，这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onFeuer—bach）中却给出了这个悖论的答案。这是一种双重回答，也是我的阐释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他说，这一矛盾只有通过革命活动才能解决，正是革命活动在试图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改变了人类。你永远不可能让完美的人建立一个完美的政党，进而引发一场完美的革命。如果你希望如此，你最好远离政治。但是，你将会拥有一种越来越好的革命和一群越来越自觉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将缔造出一个越来越好的革命党，迎来一个越来越好的过渡社会，最终将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自我批判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thBru—maireofLouisBonaparte）序言中有详细的分析。
但是，正如我向斯巴达克斯派的同志们建议的那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有第二个方面。关于这个观点，马克思如是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你不可能拥有掌握完美真理并为宣扬这一真理而走向群众的人。
如果你不能从现实生活中学习，你将无法理解波兰工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无关），因为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他们正试图建立一种社会秩序，按此秩序，工人将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管理经济和社会整体。这便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本质所指，这绝不是你去不去教堂的问题。在我眼里，一个希望工人管理工厂的天主教工人和一个承认老板管理工厂的所谓共产主义工人，前者的阶级意识要高于后者一千倍。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试图通过革命实践和革命活动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谦虚不自大，如果我们知道必须向群众学习并教育他们，那么我们将会走得更远。我并没有说我们将会有一个理想的党，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很多。这需要两个条件：首先，党必须有内部的民主，必须有反对官僚化的实质性的制度保障；其次，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当今阶级斗争和世界群众斗争的关键问题上，必须以一种清晰、正确的纲领为基础。
你不可能让同一政党内的人们相互攻击，因为从字面意思看，这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会出现。如果由于你对苏联的本质存在某种怪异的理解而在中美洲革命问题上坚持一种错误的立场，那么在尼加拉瓜的边界你将会遇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将攻击哪一方？”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波兰。如果你对作为世界工人阶级斗争一部分的波兰工人斗争保有一种错误的立场，你就会有大麻烦。你不可能让那些希望将罢工者推入监狱或射杀他们的人、希望罢工者可以自由罢工（组织）的人、承认罢工禁令的人、支持罢工者不依赖于国家来设立组织的人在同一个政党内出现。
这样一种同一政党内部的大分裂恰恰不是实践上的。它们并不导致共同的行动，而是导致完全瘫痪。在劳工运动中我不禁止任何人，我支持斯大林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自由存在的权利。我反对波兰前政府工会的禁令。碰巧，绝大多数团结工会的同志也持相同的观点。我们不打算禁止劳工运动中的任何人。我们崇尚充分的自由，但这不是在同一个党内。那些不赞同基本纲领的人，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党。这是他们的权利。因此，在能够建立一个革命党之前，你需要对今日世界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进行一次纲领式的讨论和澄清。
注释
[1]编者注：在这里，“世界革命的三个区域”指的是（这一段前面已经描述过）：发达的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欠发达和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东欧、苏联等）。
[2]编者注：这几行文字通行的英文表述是：
我们不需要那些俯尊恩赐的救世主在他们的审判大厅统治我们，
我们工人不需要救世主的支持，
让我们依靠自己。
被曼德尔最初引用的更为准确的法语表述是：
这里没有至上的救世主，
没有上帝、恺撒和护民官。
我们这些生产者必须解放我们自己，
宣告我们的集体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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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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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在俄共党纲第12条中，曾一般地涉及到国民教育问题，着重地谈到了职业教育问题。党纲的这一节要求对未满17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敦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求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职业教育。
正如整个党纲一样，这一条也不是随便写上的，而是在全面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才写上的。因此，在它未修订之前，全体共产党员必须遵守执行。
可是，我们往往很容易忽略这一节，对它不予重视。去年冬天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问题放在首位之后，马上就暴露出一个大漏洞：我们十分缺乏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于是职业教育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许多同志往往离开了整个国民教育制度孤立地谈论它，却忘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例如，在最近召开的全俄职业运动代表大会的职业教育分会上，有人就认为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统一的劳动学校和校外教育与职业教育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忽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试以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例。那里的职业教育是怎么搞的呢？在这两个国家里，要上职业学校必须至少念完了国民学校的六年级才行。而且即使进了职业学校，学生们也还要学习普通教育课程。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因为没有普通教育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美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些有名望的工程技术人员经常向技术学校毕业的青年介绍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强调指出，不应试高估计纯技术知识的作用，不应忘记一切技术知识的基础是数学和自然学科。要特别重视数学和自然学科的学习。
因此，德国和美国特别重视专家的普通教育水平。
但是，有些同志却说，我们不求长胖，只图活命。也许有人会说，德国和美国可以重视普通教育，培养精通本行此务的专业技术工人，我们不能追求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应该注意培养狭隘的专家。培养这种专家所需要的时间要少得多。
目前大生产部门的工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了解一定工作领域的专业技术工人（钳工、纺织工等）；照看机器、为机器干点辅助活儿的工人（例如走锭精纺机工人，他负责机器断线时接头），最后，就是力工。
机器越不完善，就越需要多的辅助工人。
当然，美国和德国需要的辅助工人应当比我国少。为了临时教出一些这种类型的工人，让他们学到二点本事，往往有几天时间就够了；复杂一点的工作有几个月就够了。培养这种“手艺匠”式的工人要容易得多，而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则需要两年、三年、四年时间。
如果认为只要有“手艺匠”式的工人就够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类型的机器都需要专业技术工人，而且，工业发展的水平越高，对专业技术工人的要求就越迫切。而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就必须进行普通教育。
现在我讲讲怎样安排统一劳动学校的教学，才有利于职业教育的进行这个问题。第一，统一劳动学校要培养学生的绘图能力，即能够画图描图。这种能力对许多生产部门的工人说来都是极重要的，在普通教育的教学工作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数学，尤其是应用数学，应该在统一的劳动学校里占有显著的地位。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还有自然学科。但是，不言而喻，自然学科应该安排得很恰当，能把学生培养成自然科学家，让他们能充分掌握自然史的方法。物理、力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工人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统一劳动学校应该把综合技术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一门新课程，既无现成的教学法，又无现成的教学大纲。然而，这门课程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第三次工会代表大会职业教育分会上有人反对综合技术教育，而俄共党纲早已指出了综合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党纲提出：宁肯学少一点，但要学好；不要学很多课程，但都未学好。然而这个要求未能做到。综合技术教育指的就是从理论和实际上对国内经济进行研究。它实质上是一门课程，而且是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
在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要亲自建设经济生活，因此，了解和懂得本国的生产情况对他们说来是特别重要的。
如何搞好综合技术教育，在我国完全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可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必须约请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起来讨论这个向题。必须认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之间的意义，找出最重要的那个部门，提出可以派遣高年级学生按一定教学大纲进行学习的企业。对几个主要的、基本的生产部门进行研究，可以使学生对经济建设的大致领域有一个理解。我重说一遍，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在我国还没有进行过讨论，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绘图能力、数学、自然学科以及国民经济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可以使学生受到严格的训练，从而把职业教育提到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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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民主飞跃的无名英雄（﹝美国﹞奥古斯都·尼姆茨（AugustNimtz），199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MarxandEngels--TheUnsungHeroesoftheDemocraticBreakthrough
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民主飞跃的无名英雄
﹝美国﹞奥古斯都·尼姆茨（AugustNimtz）1999年
东风等译易天放校
译者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古斯都·尼姆茨（AugustNimtz）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Society）杂志1999年夏季号上发表长篇论文，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揭示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深刻联系。现将全文及注释翻译如下。
AugustNimtz:MarxandEngels--TheUnsungHeroesoftheDemocraticBreakthroughScience&Society63(2):NewYork,Summer1999.
﹝摘要﹞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民主飞跃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他们的论述过于偏重结构性因素，从而忽略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欧洲工人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做出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因此，他们为民主飞跃做出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并且这一贡献绝非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与通常的描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工人运动内部实现其政治见解的最早和最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通过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们得以从自己对1848年革命和其后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亲身参与中总结出重大经验教训，从而播下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种子。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DevelopmentandDemocracy）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Therborn,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它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它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Agency）。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Gilbert,1989）,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教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资产阶级对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一历史经验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它较激进的英国无产阶级忘却。[5]下面即将讨论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它地方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则书写着沉痛的教训：工人阶级唯有通过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才能得偿所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赋予这一结论以革命性的内容。
还要记住的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很早就得出了只要社会不平等，也就是阶级社会存在，真正的民主即“人民主权”就不可能产生的结论。与其它社会主义者和自诩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相联系时寻求社会正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就是民主革命，争取政治民主是被压迫者准备掌权和自治的最佳阵地。德雷帕（Draper）的洞察力几乎是无以伦比的，他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把为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的社会主义者……他首次把以彻底的政治民主为目标的斗争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斗争融为一体”（1977，第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和动力去实现“人民主权”的阶级，并以此为基石，第一次为共产主义派别，即在广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通常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那一派制定出明确的纲领，从而澄清了它和民主斗争的关系。以恩格斯撰写的草稿为借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融入了这一立场的精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标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接下来，正如这一部分随后所说，“争得民主”。（1848，第498页，第504页）[6]因此，对于他们所描述的“民主政党”中最“先进”或者最“激进”的派别共产党人来说，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必须强调的是，在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抛弃前者。恰恰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将政治民主本身视为目的，他们便毫无疑虑地支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手段。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论战式文章中写道：和宪章派一样，德意志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1847，第333页）对这一观点的澄清把共产主义者同其它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存在最先进的派别“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假如无产阶级（当其掌权时）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这一转变，“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1847，第350页，第355页）。[7]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捍卫它。当1892年一位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恩格斯反驳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第271页）
唯有在此处我们才能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无国界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如《共产党宣言》所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自决――如波兰和爱尔兰――和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联。同布鲁塞尔和其它地方的民主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样，他们早在1845年就已赋予这些立场以内涵。这与他们在1847年组建第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努力相关联。他们认为，建设共产主义组织应和推进民主斗争携手共进。正因为“民主之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先决条件，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这场战役中被组织成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一观点的武装下，他们立刻着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无产阶级部分提供能动的力量。
1848年的经验教训
随着巴黎、维也纳起义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们的战略付诸他们为之乐道的“历史的真实运动”的检验。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补充一个针对德国的具体的纲领，被称之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党宣言》――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预见性的声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战略的纲要。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无论何时只要它采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对绝对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88年译文中的“无论何时”其原文是“一旦就”，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将论及，这种期望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1984，第255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德意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举了17种措施，包括了一些来自宪章派的纲领，为这一总战略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调整。[8]他们没有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中的一份子，而是号召这一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小农”联合起来为《要求》而战。将小农包括进来并要求结束他们的封建义务的号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宣言》对待农民的方式使人们广泛接受一个神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农民。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称为“人民联盟”[9]或在其它情况下称为“民主”的联盟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为“赢得民主之战”而竭力打造的阶级联盟。如宣言中所解释的，在那场胜利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即将展开”――这正是他们后来所说的“不断革命”。
在他们新的总部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实施他们的想法。一个直接的障碍是工人运动对人民联盟的宗派主义态度。受到在另一种背景和时间条件下会被诊断为“经济主义”的问题的困扰，同盟的成员们――他们同时还领导着德意志虽小却极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该阶级的主要构成是手工业者，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问题的物质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增进，因此认为与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没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驳了这条路线，他们仍然通过对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达一年之久的参与，不止一次地同这一倾向作斗争。这些都说明，工人们，至少在他们当时的发展阶段，必须被争取过来为民主而斗争。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能动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虑是这一宗派主义倾向的基础。这样一种担心，即一旦资产阶级确立起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增进他们与封建贵族相冲突的利益之后，他们就会将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拒之门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宪章派的经历吧）。《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在最后一部分号召一旦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立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基于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以及工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将能够对这一粗略的建议进行详细的阐述，以便在将来革命爆发时对付资产阶级。
在直接参与德意志事态发展的一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了各种战术和战略的转换――如暂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定――以便创建人民同盟这一他们坚信将维持“不断革命”的联盟。他们的总的战略是推动民主革命尽可能地向左发展，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和由马克思领导的编辑班子成为了逐渐被称之为“马克思党”的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中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以“民主机关报”为副标题的《新莱茵报》――“德国最大的、读来最具激情的报纸之一”（Felix,1983,第84页;参看Sperber,1991,第212页）――是全德意志最坚定的争取民主的声音。到1848年深秋时，马克思已成为日益遭受威胁的民主空间的最富战斗性的捍卫者们事实上的领袖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产阶级会试图将革命仅仅局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连资产阶级是不是会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似乎都不太确定。事实上，是人民大众在三月充当了民主革命的排头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个月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场民主革命方面并没有任何兴趣。正如马克思向《新莱茵报》读者们解释的那样，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开始觉醒的同时，不幸地发现他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要求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解决社会问题。尽管法国工人阶级在那年六月举行的史无前例的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对在德国发生“不断革命”的恐惧导致他们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使得普鲁士封建联盟夺取了主动权。
中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也表现不佳。他们优先考虑的一直是写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自由的宪法。然而，当面临是动员革命的群众捍卫宪法还是向反对宪法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四世投降的选择时，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于后者。他们的卑躬屈膝使反革命更为猖獗。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命令离开科隆。几个月之内，剩下的民主斗士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召集他们，但没有成功――不是被杀，就是被监禁或者流放了。在法国，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着，尽管，像在德国发生过的那样，反革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流亡伦敦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两年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提炼整理。在他们拿出的各种各样的总结清单中，有关德意志事态的当数《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已经恢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而写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通过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民主之战”才能获胜，才能确保“不断”进行下去。和开头一样，这篇文献以如下的告诫结尾：﹝德国无产阶级﹞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MarxandEngels,1850,第287页）
这一结论暗含了一个论断，即他们一直加以促进的人民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强大。经验表明，作为如果工人阶级不坚定的话，其盟友之一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左右摇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以足够的重视――如暂停同盟的决定――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在文章中阐明了下一次高潮到来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是他们有关选举程序的建议，这同样是基于过去两年的实际经验。工人候选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同时参选，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同盟成员。“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样，工人也不应该被小资产阶级散布的所谓工人候选人会分散选票从而使得反动分子有可能当选的指责所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第284页）为了明确说明至少对德国而言选举道路作为工人夺权的手段是没有指望的，他们阐述了独立的工人武装运动的所应该采取的步骤。
本质上，《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实际经验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最后部分有关保持“革命的不间断性”的需要的粗略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补述。这一路线不仅同他们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的言论完全一致，而且，最有意义的是，它也将成为他们以后参与工人运动的永久性指导框架。
工人运动的复兴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阶级斗争处于低谷的十年中，“马克思党”预计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派别将被赋予为无产阶级运动再度提供能动力量的新机遇，并为此进行了准备。虽然这一阶段的优先任务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党”也不时地介入政治。例如，宪章派发起的“工人议会”运动――这是革命处于低潮时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创举――于1854年举行成立大会，马克思劝导英国工人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从而组织起“社会和政治力量”。（1854，第51、58页）
俄国农奴的解放和1859年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先驱，而他们宣称这个时代在1863年已经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在这两个运动中间，美国结束奴隶制的斗争对于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复兴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在1864年祝贺亚伯拉罕·林肯连任的信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1864，第20页）[11]
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林肯的信是代表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撰写的。此外，它也是复兴了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团结林肯政府、反对怀特霍尔亲南部同盟政策的产物。他们对于把工人利益融入政府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他们对于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开端――这恰是马克思信中的要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9月，宗旨是为各国的工人说话，帮他们积聚力量。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工作，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这一新组织事实上的领袖。
马克思的总战略（由于恩格斯在1870年之前一直在曼彻斯特，马克思负担了最初几年的大部分工作）是使得最初构成组织的差异极大的各政治力量至少是在字面上接受他的两个最基本的信条并通过有耐心的斗争将它们变为现实。为了长期维持这一组织以把大多数成员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耐心是必需的。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了应当铭记的两个要点：“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864，第12、14页）。这些最初庄严载入“宣言”的信条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前提，这也正是1848年获得的主要的政治教训。
事实上，构成总委员会――协会的执行机构，也是马克思进行日常活动的舞台――的大多数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有两方面最为棘手：第一，英国工会领袖虽在口头上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但在行动上却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党站到一起――自由党－工联联盟（Liberal-Laborcoalition）由此而来；第二，则是对工人必须“夺取政权”这一信条持原则性反对意见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例如，工会领袖企图使总委员会支持善意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但没有成功。马克思对此极力反对。他对恩格斯写到：“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否则）我们为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1865，第92至93页）另一个例子是工联主义者不愿批评自由党首相格累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马克思觉察到了他们和格累斯顿之间的“眉来眼去”，于是有意识地要在这两方之间打入一支楔子。在一场纵贯了三次委员会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抓住每一次机会揭露和谴责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伪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项动议。（见IWMA,1974,第176至196页）由于不能战胜马克思对他们的政策的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最终于1871年夏天之前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12]同马克思的乐观估计相反，他们的退出实际上预示着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这正是独立的工人政党迟至1893年才在英国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13]
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和前边对宪章派的讨论相关――也解释了马克思的反对立场：
“……宪章运动结束以后，在求助于自由党的过程中，以前的宪章派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曾经是这一运动实质性组成部分的社会方案，而仅仅关注于政治问题，从而与一直得到人数可观的议员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宪章运动的内容使得同这样的一个集团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这已被埋没的社会方案才重新成为英国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Thompson,1971,第15页）
以前就曾受到宪章派的启发，马克思这一次的反对立场是为维护宪章派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的精神实质所进行的在当时的阶段下并不成功的尝试。
在马克思处理与工会领导人的关系时，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并且不时困扰马克思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人对改革同盟（ReformLeague）的参与。改革同盟作为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在群众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迫使国会制定了1867年改革法案。这一世纪中叶的改革将普选权扩展到了几乎一半的英国男性家长。（Smith,1966,第236页）改革同盟是于1865年在马克思的热情支持下由总委员会帮助成立的。（Marx,1865a,第158页）[14]在他的敦促下，总委员会同意其在同盟内的成员只能支持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的要求。
然而一年以后，马克思报道说有两名工会领导人“已经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1866a,第314页）他们俩向同盟内仅仅支持家庭普选权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屈服了。结果，马克思从同盟中退出，以声明同盟的选举改革运动事实上已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自由党－工联联盟得以巩固，以及工会领导人从第一国际以及工人阶级政治中退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联主义者的行动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们无法超越工联主义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在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工联主义这一疾病号了脉并提出了治疗的方案：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会应该向全世界（法文和德文版为“广大工人群众”）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已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1866b,第191至192页）
马克思的分析预见到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宁的《怎么办？》――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问题――以及霍布斯鲍姆前面提到过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非不可避免性。他再一次清楚地懂得了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
为了反击巴枯宁主义者的“放弃主义”路线――原则上反对参与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于伦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当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恩格斯反驳道：放弃主义听上去似乎很革命，然而它“将会把﹝工人﹞推向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他继续论述到政治运动对工人是必需的，因为它“为革命进行准备……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治”的致命圈套，“工人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纲领。”这样，工人不仅在捍卫基本的民主权利上存在着固有的利益，也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它们的存在给了他们进一步争取本阶级利益的空间。“政治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Engels,1871,第417至4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顶住了巴枯宁分子的强烈反对，赢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们被授权起草会议达成的决议，一个月以后，他们向总委员会提交了现今著名的“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融合了辩论中的多数派立场。决议重申并详细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与“章程”中的两个关键的信念：“……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路目标――消灭阶级”（MarxandEngels,1871,第427页）。一年以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在海牙召开――来自15个国家的64名代表与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附随九号决议的另外两个伦敦决议也在海牙会议上被批准，号召国际工人协会各部门开始积极争取“农业生产者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和“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同上，第424至426页，第686页）[1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促动下，两个决议均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既不局限于某一性别，也不和至关重要的工农联盟相分离。（随后论及）
伦敦和海牙决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第一个明确的要求最终成立欧洲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号召。虽然决议的附诸实施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它们以第一国际道义支持的权威名义鼓舞着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各派力量勇敢向前。
国际的遗产
根据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一贯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授权下立即把决议条文化并加以发表。当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工人独立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已经设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国家，也是为了抵制自由党－工联联盟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因此，保持海牙决议的纲领完整性是尤为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1889年恩格斯把整理完成尚未出版的马克思的两卷《资本论》（马克思已经于1883年逝世了）的任务向后推迟了半年。到那时为止，工人政党的数量已经有了显着的增加。事实上，每一个欧洲国家――英国显然是一个例外――都有了这样的政党，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16]可以理解的是，重建国际工人协会或者是一个新的国际的躁动正在增长着。虽然恩格斯并不肯定时机是成熟的，但为了捍卫海牙的成果他被迫参与到这场冲突中去：“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我们在1873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1889，第277页）他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际或第二国际的建立――这一组织直接滋养了欧洲的群众性工人政党。
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无数的时间用于指导德国、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和美国的马克思党成员和支持者们如何实施海牙决议。[17]为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为马克思填遗补缺，成为世界各国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写信求教的对象。即使是在欧洲最后一个建立工人政党的主要国家英国，也至少是间接地受益于马克思党的活动。恩格斯给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埃莉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伦敦东区工人运动高涨的主要领导人――的建议有助于推进这场斗争。[18]马克思和他已经预见到，一旦英帝国主义海外收益中留给工人阶级的面包屑开始减少，英国的工人就会开始行动了。之后不久，也就是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之前两年半，最终成为英国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的独立工党的成立对恩格斯而言即是对他们展望的肯定。然而，恩格斯对于新政党的领袖并没有抱有任何幻想，他写道：“我将依靠群众使领导人恪守职责。”（1893a,第248页）
在逝世前两年，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这次大会是第二国际的前驱，来自18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他的已故战友的名义接受了这些荣誉。“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1893,第404页）苏黎世会议是一个恰当的场合，因为就是在这里，反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决定性地击败了。被采纳的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的工人为政治权利进行斗争，从而赢得政治权力，进而把它从一个资本统治的工具变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MECW,第27卷,第621至622页）。对恩格斯而言这证明了，正如他和马克思所认为的，海牙大会后第一国际的解散不是标志着衰弱而恰恰标志着强大。“各国的无产阶级得以以自己的形式自主地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1893,第404至405页）
在仍然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最权威的评价中，两位作者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写道：“尽管存在的时间较短，这一组织改变了世界历史……国际是第一个对欧洲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如果说国际积极促成了欧洲早期劳工组织的形成和铸就，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一个人――卡尔‧马克思。”（CollinsandAbramsky,1965,第v页）
德国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的积极活动和他们帮助建设第一个获得成功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总委员会中德意志运动的正式代表，马克思运用这样的关系在国际中推动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例如，在伦敦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特别引证德国党为例说明工人阶级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的优越性。（1871a,第617页）同时，建设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功也有助于他们塑造德国党――他们极为关注的全国性政党。
在马克思葬礼上，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党的缔造者。”（Engels,1883）李卜克内西比党内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马克思的贡献。自从1862年他作为马克思派的代表回到德国参加新近复苏起来的工人运动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他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进行不懈帮助以及初期阶段在经济上进行资助的对象――尽管他们对他在政治上有很多保留。回顾过去，他对工人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1865年为马克思主义流派吸纳了当时24岁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大体上是他们俩一起在1869年的德国负责建立了自老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第一个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织。自1875年统一的德国党在现今闻名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建立以来，德国没有人比倍倍尔更紧密地和马克思恩格斯工作在一起，也没有人获得过他们更多的信任。
反对拉萨尔主义
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主要阻碍是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抱有的幻想，那么在德国则是对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所代表的封建贵族派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缺陷归因于他们以前的盟友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他的思想甚至在他1864年去世以后仍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指望俾斯麦把帮助工人作为对工人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回报，以及独裁的工作方式，构成了拉萨尔主义的核心特点。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并和德国的支持者一起协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成功地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为基础的新运动。
在1848年到1849年一系列的事件中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支援了拉萨尔所持的工人应该警惕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总结德意志革命所得出的清单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象拉萨尔那样由此得出容克地主中的“开明”派是应该依赖的对象的结论，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个根本论断――拉萨尔对此也是表示同意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夺权的前提。与封建容克地主的结盟是倒退的一步。但是，考虑到德国工人阶级尚不壮大，因而自身无力夺权的处境，他们中很多人觉得如果资产阶级不可信赖的话，那么也许封建贵族中的一些人可以信赖的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答案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的联盟。恰恰因为拉萨尔主义者鼓吹工人与俾斯麦的封建主－君主联盟结盟，他们不是忽视就是贬低了与农民的结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传工农联盟的同时，尽其所能地让这一政党转向相反的方向。
他们塑造德国运动以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的最公开的努力――他们大部分的参与行动是以私人通信或是偶尔的会议的方式开展的――是1865年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出版和宣传。这本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小册子的核心，是倡导与“反动”派俾斯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相分离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是，这两者中的后者对工人而言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的传统纲领――公民自由和基本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所必需的”武器。（1865，第77页）然而，正如1848至1849年所昭示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推动其自身的纲领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过，在任何条件下，工人政党都有义务为“资产阶级自由”而斗争。
为取得胜利，工人政党必须和农业生产者联合起来：“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有了这条建议，恩格斯的小册子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指导德国革命的《共产党宣言》纲领的补充。189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党对农民问题最为详尽的阐述《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为两国工农联盟把农民中的小块土地占有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最终，任何来自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提议都要受到质疑。只要俾斯麦还想利用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他就必须容忍工人运动的存在。“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十三年后，当德国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具有自己议程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时，恩格斯的预言因为这位首相以他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名义将德国党宣布为非法而得到了证实。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程度上在运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清楚的是，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的前身）这一结果来看，被他们称作"恶臭"的拉萨尔主义还没有消失。合并纲领――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未公开的备忘录的主题――在他看来“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1875,第97页），这一信仰就是对俾斯麦所抱幻想的基础。他尤其反对其中一条有关工人阶级的论述，“对它（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虽然他没能说服他们的支持者删除这条政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压制了马克思的批判[19]――当这一条再次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采纳的纲领上时，恩格斯成功地把它删除了。
使得党的领导人尤为恐慌的是，恩格斯的策略是在代表大会之前首次公开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直接写信给持同情态度的党的领导人。在给卡尔·考茨基的教诲信中，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强调的各个要点。措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压缩了革命的进程，而没有看到必须经过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掌权以前必须参与的联盟。除了工人阶级，将所有其它阶级都视为“反动的一帮”是这个联盟的障碍。“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891,第409页）最后纲领上删除了这一措辞以后，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告诉一位亲密的支持者，“拉萨尔最后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1891a,第594页）虽然他不能把他所有的期望都放进《爱尔福特纲领》中，如我们所已知的――纲领没有把他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号召融入其中――但它是对《哥达纲领》的重大改进，也得到了恩格斯总体上的认可。
改良主义的问题
与恩格斯希望的相反，拉萨尔主义继续困扰着德国党。没有什么比拉萨尔主义在选举过程中散播的幻想更清楚地表面了这一问题。根据拉萨尔派，通过选举，工人将能够从俾斯麦主义的政权中获得让步。早在1867年德国工人代表已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欧洲工人政党中的首例，从而无疑助长了该幻想。然而事实是直到一战结束，德国仍旧有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不受政府立法机构的制约，也缺少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保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绝不是对国家选举过程无足轻重的限制。
他们第一次明确反对“国会侏儒症”――即错误的假定立法领域构成政治的全部――的努力是他们1879年给党的领导人的私人备忘录――《通告信》。一年之前俾斯麦的禁党令激起了一场关于党在议会内的代表――豁免于此禁令的帝国国会党团――的作用，即其同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层的关系的内部争论。由于作为一个团体的议会党团倾向于党的队伍中的右翼，这一问题具有额外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的批评了领导人中的一派，其中包括了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未来的“修正主义之父”。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号召放弃党的无产阶级倾向并转向，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有教养的和有产的阶级”。这并不是偶然，那些想转向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正是难以容忍党员群众对议会党团的批评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和他们同一立场的人澄清道：“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可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1879，第400页）在这一将会使二十世纪许多工人政党――只要它们存在议会成份――苦恼的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议会成份服从党的整体意志的原则必须得到维护。
虽然争论看上去是以使每个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的，但他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选举政治与革命以及党内延续下来的改良主义的问题。在俾斯麦当政的德国的特定环境中――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它地方的看法会使我们走得太散――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走议会路线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Marx,1872,第255页;1878,第248页）同其它地方一样，在德国，选举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被党的机关报在涉及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时摘录过――中得出结论说：“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恩格斯强调道，“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表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884,第272页）
深知俾斯麦的审查制度，恩格斯的比喻不能像八年后在法国党从选举中获益时，对保尔·拉法格论述有关选举对革命进程的价值这个相同的观点时那样直接：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892a）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选举仅仅是手段而已，他认为选举是决定何时诉诸武装斗争的最好的“标尺”。[20]这一观点以及选举运动所表明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永远是他用以判断德国党选举成果的框架。
由于德国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取得了主要的选举成果，对德国党在立法领域内的纲领性事务进行指导的重任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有关这个问题，这里是无法尽述的。恩格斯所有建议的中轴在于再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必要性。
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其在禁令之下并不是完全可能的。一旦1890年禁令解除后，恩格斯就坚持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机制，同时提出了反对官僚化倾向的警告。（Draper,1985,第263、273页）
大约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的半年，恩格斯写到倍倍尔“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1894,第344页）倍倍尔悲叹的改良主义趋势早在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中就已经被诊断了，即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机会主义”。对倍倍尔的评论，恩格斯回应道：“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同上）同恩格斯的期望相反，唯有后来的事实会表明，“资产阶级化”的趋势事实上已经逾越了“特定的界限”。“议会病”已经恶化为“修正主义”之癌了
尽管有着诸种缺点，未来也走入歧途――这里，基本上同样是从事后来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楷模，但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党仿效了它，而是因为它似乎展示了产业工人阶级为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Steenson,1981,第xi页）[21]就此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结论
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是政治民主最坚定的斗士――这正是150年后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所确证的。到1848年时，他们已经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盟是“赢得民主之战”――也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条件――的最有效的联盟。在他们参与1848至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必须发动一场斗争，从而把工人争取到民主革命这一边来。他们从革命中汲取的主要政治教训――除却资产阶级不再有为政治民主而斗争的意愿的结论之外――是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一结论上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世纪其它的人物，他们为实现这些结论而投入到积极的运动中去。
第一国际是他们将观点付诸实践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耐心且持久的努力下，到国际工人协会终止时，领导人中的明确多数积极地信奉了他们的观点。伦敦和海牙会议的决议要么为群众性工人政党播下了种子，要么推动了已经启动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进程。进而，他们也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正是第二国际直接为群众政党提供了养分。对于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们在第一国际取得的成功为影响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优势，而这一成功反过来又为国际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德国党中同在国际中一样，他们耐心和持久的工作对于将独立工人阶级政纲变为现实是不可或缺的。档案记录清楚地表明，在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这一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从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不是偶发的也不是无意的。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意识的依照他们的理论观点行事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并作为他们实现“不断革命”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没有他们的介入这一结果会不会出现――例如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会不会组建――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说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建立工人政党运动中，在面对企图折衷或是反对这一观点的颇具影响力的势力――从拉萨尔派和自由党－工联的拥护者们到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们代表着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最坚定的声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任何机构会采纳这一见解。换言之，有意识的努力即主观能动性是必需的。
他们的成功并不否认俾斯麦的不让步态度――或者德国现实的其它“特性”――是德国党成功的促动因素――因为这限制了那些愿意寻求机会主义选择的人的机动空间。它也并不否认在恩格斯逝世后最终腐蚀了党的议会病。第一种情况即德国状况的“独特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充其量对于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实现加上了结构性限制。决不能说它是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决定性因素。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正好发生在恩格斯逝世后，这证实了他们在世时的主观能动性是多么重要。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党的未来方向存有合理的疑虑。
在那时是否还有其它人对民主斗争做出了至少是同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的话，当然在19世纪自由主义行列中是无法找到的。如同阿兰·卡汉（AlanKahan）正确指出的，对于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当下的普选和民主。”（1992,第140页）这也适用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S.Mill）；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这一方面，因而力保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受到限制。[22]那么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他们的贡献又如何呢？权威性的回答是仍待更详尽的分析，可以说的是，1848年事件中的可能的候选人没能在后来产生过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没有人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影响力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程度。
在工人运动中当然有其它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家层次上的，没有他们，全国性政党不可能建成。他们中的大多数，象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茹尔·盖得、劳拉·马克思·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尔，以及英国的爱琳娜·马克思都把自己视为“马克思党”的一分子。这里的论点是，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视角，这些政党的平地而起或是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结论性的回答需要其它国家党的领导人象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葬礼上做出的关于马克思是“我们党的缔造者”那样的证词。[23]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政党开始组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他们1879年的《通告信》，他们不止一次地评论过的德国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他们对于官僚化问题的预见都证实了他们的清醒。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社会民主党的进程，他们没有对把选举过程作为工人掌握政权的手段抱有任何幻想。同样的，他们都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提出了警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工人政党容易受到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这反过来将会削弱民主斗争，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斗争。[24]只要政权仍然在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手中，民主的成果就将会是脆弱的――这一真知灼见对20世纪末和对当时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如果这一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飞跃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可信的，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后人是怎样对待他们的遗产的？答案，或者说寻找一个答案的尝试，已经超越了本文之所及。能够说的是，民主实践的真正记录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已经在20世纪绝大多数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手中丧失了，伴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不言而喻的后果（Nimtz,1993）。出于所有这些显见的原因，本文希望能够为那段历史的恢复做出贡献。
在民主飞跃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继续产生着反响。南非正在的民主转型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没能勾画出工人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分析将不足以为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其支持者预见易变且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提供武装。
全文完
作者按：为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的人中，我特别感谢RonAminzade,MichaelleBrowers,SamChambers,JoseCelsodeCastroAlves,AndyDavison,LisaDisch,BudDuvall,JamesFarr,JoelOlson和IdoOren.
[1]然而他们认为“瑟尔伯恩有点夸大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作用”的批评却是有些无理由的。
[2]这里存在一个暗含的假设，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持同一观点的政治团队。因此，我反对在哲学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来的观点，该观点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弗（Garver,1983）。我反对这一观点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看重的实践领域里，该观点找不到任何根据。
[3]忽略他们的实践活动或者引向对于他们观点的错误阐释，如哈贝马斯（Habermas,1994）；或者导致无视他们对民主斗争的贡献，如拉克劳和墨菲（LaclauandMouffe,1995）。
[4]恩格斯后来在1893年同样说道：“英国人……在工人组织方面是我们的老师，"Marx-EngelsCollectedWorks（以下简写为MECW），第27卷，第405页。
[5]关于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见汤普森（Thompson,1971，第8至16页）。当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用法必须被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宪章派在将自己描述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或者是成员时，所采纳的用法在当时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工人阶级”时采纳同一用法，而通常使用“无产阶级”去指代（尽管并不完全限于）产业工人，该范畴即使在当时的英国也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采用的“工人阶级”概念是指“农业以外的被雇佣的体力劳动者”（1992，第141页）。“中产阶级”对宪章派而言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介于土地贵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总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对英国采纳的是和宪章派一样的用法，但对德意志则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社会阶层。见德雷帕（Draper），1978，第33至-35页，第288至291页。
[6]在他问答式的草稿中，恩格斯为回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写道：“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847,第350页)德雷帕(1984,第175至177页)令人信服地指出，和撰写草稿的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有意识地在这里和宣言的其它段落中含糊地使用了“民主”一词，主要是因为他对民主斗争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像他的战友那样清楚。然而不到一年，他就明显转向了恩格斯的观点。
[7]为了把他们的倾向同“民主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称他们自己为“民主共产主义者”。例如，见MECW,第6、58页。
[8]整个纲领被印成传单散发，甚至比《宣言》传播的更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第7页,第3至4页。
[9]恩格斯在1847年与卡尔·海因岑的争论中首次阐明这一联盟。(1847a,2945)大约一个月前，马克思提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小农和平民”(1847a,233)。这样，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联盟中。
[10]诺伊斯（Noyes,1966）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革命期间专注于工人运动，而斯帕波（Sperber,1991）也认为他们在莱茵地区建立基础广泛的民主运动时没有给无产阶级以优先地位，从而同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了。这两种指责都揭示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人民联盟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的无知或是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确是对没有给予工人运动以足够重视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将论及。
[11]事实上他在至少两个其它的场合逐字重复了这一点，包括三年后的《资本论》第一卷。(Marx,1972,第9页)
[12]直接的催化因素是总委员会通过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1871）对巴黎公社进行的坚定的支持――这一立场同英国工会分子所迎合的英国自由党当权派意见不合。有关在爱尔兰问题上自由党对工会领导人施压的讨论和意义，见哈里森（Harrison，1965，第141至142页）。
[13]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的解释着重于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出现――他们早在1856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以及英帝国主义的海外收益使英国工人保守化的分羹效应。详见Engels,1874，第613至615页。
[14]哈里森（1965，第125页）反对马克思的主张但没有提出相反结论的证据。他也写到马克思忽视了1866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争取男性公民普选权的大型集会的意义。可正相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同看到的比起来规模非常巨大，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另一种是民主党人的做法，他们在公开场合大出风头，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做。"(1866,第289至290页)这样，当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CollinsandAbramsky,1965,第64页）写下“然而，一旦被发动，同盟就自行其事了，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发展在任何方面受到‘国际’的影响”时，他们只是部分地正确――原因随后论及。
[15]第二点继续说道：“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提出这一方案的基本依据在于一些国家中在产业部门中工作的妇女数量越来越多。他主要关注的是让这些妇女工人成为联盟的成员，如果单一性别的工会可以推动这一过程，那么就这样做好了。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在一些地方取消创立男女一体工会的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阶段，马克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蒲鲁东主义派别，特别是其在法国的部分，“对妇女工作和妇女参与产业部门采取坚决的敌意”（Thomas,1971，第411页）
[16]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乔尔(Joll,1966)在他有关国际建立前夕这些政党状况的第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小结。
[17]1880年他和马克思帮助起草了马克思认为的“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法国工人党的选举纲领。对此，党的领导人只是稍作了修改，纲领见马克思1880,第340页,第637至638页。
[18]关于埃莉诺参与和恩格斯协助在1893年建立独立工党的详情，请见Tsuzuki,1967,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19]李卜克内西花招的主要目标是倍倍尔。详见德雷珀的“注释”（Draper,1990，第70至71页）。
[20]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也决不含糊。因此，他愤怒回应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著名的篡改举动、李卜克内西对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刊登的恩格斯1895年撰写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进行的剪贴。他对这一伪造反对得最厉害的，正如他对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所解释的，是“这样一删节我竟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为了]支持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1895，第461页）即使是他同意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的版本――由于领导人害怕政府报复已做了淡化处理――也有关键的一段被删除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上清楚地表明，“巷战”在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话，仍然在革命议程之上，但是它“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1895a,第518至519页)
[21]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东南欧的作用和影响，霍普特（Haupt,1986）读来也非常有教益。
[22]特别是在1867年，马克思说服总委员会不要支持中产阶级的和平组织――和平与自由联盟，穆勒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对穆勒的总的方针是当政治上便利时就与他结盟，但限制他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影响力。
[23]仔细阅读1848年事件主要活动者列表就彻底证实了这一观点。如见罗伯特森(Robertson，1971),第421至447页和Sperber,1994,第270至275页。
[24]早在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注意到一场将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消极和积极影响的欧洲/世界范围内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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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文教团体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
（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文教团体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环境对教育人的工作有着重大影晌，因此，对于教育工作来说，改革社会制度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只是狭义的教育，所指的是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有组织的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应该受到广泛的社会教育，为此，学校就应该成为社会的学校。工人阶级掌握统治权的思想已经深入到青年一代的心里去了。我们看到，彼得格勒的青年纷纷走到马尔索夫广场去发表演说，指出统治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说这些话的往往是一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种思想是如何深入到青年一代的心里去了。
我们所谓的教育，就是指有计划地对青年一代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类型的人才。当然，随着生活的发展，教育的理想也各异，因此也可以去探索教育理想的演变过程，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内容。我只想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的思想已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家庭教育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是这样组织社会教育的：资产阶级认为，他们的子弟应该受一种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教育，而工人阶级所受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教育。如果我们看看西欧学校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有一些学校是为平民子弟设立的，有一些学校是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为广大劳动人民设立的全部学校，都是一些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顺从听话奴仆的教育机关。资产阶级早已知道，由于实行了普及义务教育，它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所有子弟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了。著名的教育家凯兴斯泰纳非常露骨地说：“重要的不是小学所传授的那些知识，而是要使这种学校培养出工人来。必须让儿童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要他能及时准确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必须让他养成善于逢迎的习惯。”这就是资产阶级学校的任务，不仅德国如此，法国、民主的瑞士也如此。在那里，学校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校，尽管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那里的儿童学不到，可以使一个人自觉地对待周围一切的真正的知识。我曾经参观过瑞士的一个学校，四年级的儿童听写时，还把字母大声地一个一个地念出来。这说明瑞士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是多么少。
此外，授予儿童的知识并非他们真正需要的知识，而是一些毫无用处、损坏脑子的东西。例如，在自然学科方面，教给学生的是各种需要强记的鱼和蝴蝶的名称。而这些东西对儿童的发展毫无意义。结果，八年的学校教育并未使儿童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只不过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学校不过是一种训练机关。摆在第一位的是服从原则，如果儿童不盲目服从教师，那么就要挨打。
资产阶级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儿童一定的观点。例如，我们发现，历史课上讲的是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参加这种战争的都是声威远扬的民族英雄），以培养儿童对其他民族的仇恨感情。在历史课和伦理课上都这样做，在这种课堂上，教师通过和学生谈话，竭力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学校的任务就是用资产阶级精神来熏染儿童。列夫·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描写他想让一个牲口商的儿子到学校来学习的事，这个商人对他说：“我不能把我的儿子交给您，因为我得用自己的精神来陶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也是这样受教育的。
资产阶级在教育自己子弟时所抱的目的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拿最近发展的所谓农村古典中学来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校都是根据最新科学成果建立的，设备很舒适。儿童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住在“象牙之塔”里，脱离了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无法观察日常生活。儿童什么科学都学。那里也有劳动，不过这种劳动简直是儿戏：富豪的儿子在田里种上些白菜，长好之后就把它卖给厨子赚几个钱。美其名为教育劳动，却毫无教育意义。资产阶级创办的学校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科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脱节。拉萨尔早就指出必须把劳动与科学联系起来。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却力图使两者分离开来。劳动群众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而那些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人却坐在大学里和研究院里研究各种科学问题。在学校里，体力劳动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具有某种教育学和卫生学的意义。农村寄宿中学的简章上说：“此类学校系为那些将来掌握大工商业之人而设立的。这些人或在印度某地担任行政官，或者在远方殖民地担任总督。”总之，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性格鲜明、知识扎实。但是他们全然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了生活。西欧的所谓中学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僚政治的官吏。教育家巴乌里辛说：“我国古典中学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吏和下属。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是在特权学校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青年，而他们的执行者和管理上的助手则是一般中学的毕业生。”资产阶级各国的国民教育就是这样安排的，同时教师也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教育出来的。这些教师都经过严格的遴选，以免那些对生活具有广泛见解的教师，即社会主义的教师，进到国民学校里去。
法国政府对工团主义教师的态度非常有意思。工团主义教师认为，他们应与人民群众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决定，白天教工人的子弟念书，晚上应该到工人中去，与家长们一起讨论：怎样安排学校的工作才能使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知识，受到真正的教育。当工团主义的教师提出要加入劳动协会时，他们就纷纷遭到迫害。克列孟梭非常露骨地说：“你们不过是政府官吏而已，应该传播政府想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思想。”结果，许多教师被调到偏远的地方去了，许多人被解职了。资产阶级政府害怕教师和居民打成一片。
现在，当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时，就会发现，它是与资产阶级的教育理想针锋相对的。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因为我们正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这句话日益成为现实了。透过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世界社会主义的轮廓已依稀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头子们非常清楚，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必须重新组织生产。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生产已不适应战时的要求。德国把生产的组织称作“国家社会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向了有计划的安排。其他一些国家也曾想进行这种有计划的安排。德国随处可见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在世界大战的形势下，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俗话说：“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很快就威信扫地，并且充分告诉群众，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安排，对群众的利益毫无好处，群众只不过是炮灰。这就在心理上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可能性。德国在欧洲遭到的失败有着重大的心理学上的意义。从德国来的同志们对我说，德国最近变得令人难以辨识了；那里就像我国革命前夕一样，只要军官一出现在电车上，人们就当面痛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注定要失败，工人群众的愤怒情绪日益强烈。我们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培养青年能建设新制度。
目前，我国已经宣布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工作未能有计划地进行，主要的是由于人民群众在心理上还没有认识到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私有制的本能还很强烈。为了建成新的制度，必须培养新的一代人。法国人常说：“死人牵着活人的鼻子走。”这种垂死的制度紧缠着新生的制度，影响了新制度的发展和按照新的方式建设新生活。我已说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和国民学校都轻视劳动。因此，目前在教育工作上应该特别注意集体劳动。所谓进行教育，就是指要这样来安排儿童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基础是有科学根据的各种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可以把儿童培养成社会主义者。
资产阶级开办了职业学校。工厂里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所以资产阶级开办了这种职业学校。但是这种学校进行的是什么教育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这种学校里念了多年书而毕业了的有专业技术的人，当技术进步，一些新机器出现了的时候，他们往往弄得丢了饭碗。资产阶级只让工人得到一些狭隘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使他们熟悉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机器完成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工作，而人不过是帮助机器干活的劳动力而已，他只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可是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机器不仅完成一些基本工作，而且也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新机器需要的工人要少些，但他们得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由于技术的进步，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人数减少了，需要更多的懂得许多专业知识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就拿排字工作为例吧，从前是人工拣字，排字工人只要识字就行了；现在使用的是排字机，排字工人不仅要识字，而且还要会使用打字机，懂得技术和电工学。排字工人需要具备所有这些新知识。
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教育问题。他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杠杆；这种综合技术教育是全面教育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学校里，我们要教的不是一个部门的劳动，而是尽力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资产阶级国家的城乡严重分离，而社会主义社会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在实施綜合技术教育时，我们也应让学生熟悉农业生产情况。
我们设想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在夏天迁到某个农业公社去，学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始学习农业生产；到冬天，学生就到某个工厂去从事工业生产。一级学校的低年级只学习一些生活常见的东西，多半是一些手工业的知识；而在高年级就对这一切进行完整的研究。这里，重要的是使这种学习不变成死板的学习。
在奥地利设立了许多所谓劳动学校，这种学校实质上是在学校附设的小型工厂里授予学生各种机械的技巧。当然，在社会主义学校里是不会进行这种劳动的。应该用科学来说明这种劳动，使这种劳动能让人了解整个的生产情况，让人了解社会生活。所以说，教学与综合技术活动在这里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学校应该成为生产劳动的学校。
在资产阶级学校里，总是尽力把学生加以分化。法国奢名的教育家库吉列曾说，如果不把学生分化，那么教师面临着团结一致的学生就将一事无成。因此教师应当尽力分化学生，从学生中分化一些人来，就能对付其余的学生。这种卑劣的手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当然，教师必须绝对唯命是从。在瑞士的学枚里，采用了一种密告法，千方百计地激发学生的私有制的欲望。法国和德国都很盛行学校办储金局，每个学生都可以在这种储金局储蓄。这样一来，私有制的本能、竞争和学生之间的纠纷都带到学校来了。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不可能有这种现象产生。社会主义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本能，使学校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净化，使私有制本能臭不可闻。劳动要安排得能满足社会本能。发展社会本能应该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整个学校生活中。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被指派去做一定的工作，他必须完成这一工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工人本身就是生活的主人，他就应该学会进行组织工作。
社会主义学校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有计划、有组织。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所以在学校里让儿童积累一定的组织经验是极其重要的。在学生的任务只是呆读死记的那种学校里，是得不到这种经验的，而在生产劳动起主要作用的学校里，却可以获得这种组织经验。要使儿童能够亲自参加劳动的安排，因为从小养成组织工作的技巧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缺乏组织技巧，对生活进行组织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完成得很慢，而真正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去组织生产工怍时，工人群众应具有这种组织技巧。
此外，劳动还具有另一种教育意义。在资产阶级学校里，一切都建立在外表纪律上；可是，参加创造性的活动，尤其是参加劳动（从事这种劳动的有很多人）可以培养内在纪律。如果违了农时，蔬菜就长不出来。在这里，事情本身就教育了儿童，使他不知疲倦，学会律己，因为这里的目的很明确。由劳动活动培养起来的纪律性，就不再是外部纪律了。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守纪律，那么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能生存下去，不过这种纪律不应该是外部纪律，而应该是一个人觉悟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发展这种内在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再者，劳动活动还可以教儿童认识自己，检验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劳动的重大教育意义还在于儿童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在学校里往往只发展记忆力：读课文，讲述，背诵。而一个记忆力不好的儿童往往可能是个很有能力、很有才华的人。
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就是不使劳动成为单调的，使人感到疲倦的事。如果儿童能够发展自己的全部才能，他就比较容易去从事他中意的工作。也不会把它当成沉重负担。同样，劳动还可以培养许多其他优秀的品质。儿童可以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组织自己的劳动。
资本家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劳动，它要求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它把劳动力看作剥削的对象，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组织工人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也很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应该发展自己的力量，珍惜自己的力量，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支配自己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这项工作将要从珍惜人力的观点出发予以安排。工人阶级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具备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当然，目前建立这种学校非常困难，因为教师（甚至工人也在内）还很不明确这种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
必须在教师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教师要用完全不同的精神去教育儿童。他们对儿童的热爱将使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最近一段时期，国民学校的教师越来越多地参加了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只有中学教师至今还非常敌视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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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历史——﹝英国﹞尼尔·戴维森（NeilDavidson）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自下而上的历史﹝英国﹞尼尔·戴维森（NeilDavidson）日土兀译、吕杨鹏校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非凡之作。
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Magazine）纪念俄国革命的系列文章即将刊载完毕之际，我们应谈谈对那时期最引人入胜的记述。那就是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The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完成于1930年，托洛茨基刚被逐出俄国，寓居于土耳其期间。
尽管此书篇幅很长——我引用的1977年版长达一千三百页，其内容却高度集中于1917年二月至十月的事情。除了首六章用来解释理论框架和历史背景，以及六个驳斥斯大林主义者主张的附录，各卷只叙述了几个月之间的事。第一卷涵盖二月至六月，第二卷包括七月至九月，而第三卷只谈及十月，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不久的事作结。
没有那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历史著作能有这样的深度了。不出所料，第一卷马上被批评为「啰嗦冗长」（托洛茨基也在「第二、三卷引言」作了回应）：
「一只手可以用一页的照相显示出来，但如果用显微镜研究手上纤维而报告其结果，则非写成一卷书不可。著者绝不幻想以为他的研究是透彻了或完美了。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中，他都不得不使用那近于显微镜而非近于照相机的方法。」（《俄国革命史》，第二、三卷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1.htm）
《俄国革命史》属记叙体裁，但托洛茨基以其「显微镜」作仔细分析，偶而会暂停叙事，去处理叙事引发的问题。他常以整个章节处理这些问题，例如主体的问题（「谁领导了二月暴动？」）、其它的可能性（「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新的情况（「两重政权」）、突出的议题（「民族问题」），以及夺权本身（「暴动艺术」）。这些讨论没有中断或转移历史叙述的流向，却在回到叙述前丰富了我们对事件的认识。
这些分析有其独特的理论框架支持。如《俄国革命史》一般具有理论锋芒的马克思史学著作已属少数，像托洛茨基在第一章那样，提出新的理论概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如果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不断革命」论述，那么他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正是通过「不平衡」理论，托洛茨基试图解释不断革命发生的条件。不断革命自俄国开始，接着在其它具备类似条件的国家——譬如中国——爆发。
在成书的25年前托洛茨基曾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在俄国建立，甚或已经成为主流，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发生。具战斗性的劳动阶级的存在，使资产阶级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害怕前者会迅速失控。
但劳动阶级能完成反对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并且，只要事件发展成成功的国际革命行动的一部分时，至少按托洛茨基版本的不断革命，能直接去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在书中，开始探索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平衡发展的原由。西方列强的军事竞赛迫使沙皇局部推行现代化。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大战为世界帝国主义矛盾之结果，他将许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卷入漩涡，但对于一切参加者均作同样的要求」（《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a.htm）
俄国政府希望以综合发展克服自身的落后——即不平衡发展。但正如托洛茨基在一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中所说：
「历史的落后性，这含义并非说要在较迟一二或三个世纪之后，去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那样先进国家的发展。这落后性产生一种完全新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在这形态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与结构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征服着它们，并且创造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的悲剧》导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0b.htm）
封建或朝贡社会典型的稳定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到来而崩坍，随后带来这一类事物：人口迅速增加、缺乏协调的城市扩张、意识形态的剧变。综合发展就是说，落后地区只能在特定范畴内取得局部进展，而无法复制先进经济体的整体经验。在书中，托洛茨基强调这些变革的局部性质：
「俄罗斯是如此远落于其它国家之后，以致它不得不——至少在某几方面——越过它们……此外没有坚固的社会形式和传统，也使得落后国家——至少在相当界限之内——非常容易接受世界技术和世界思想的最新发明。然而，落后国家并不因此而不落后的。」（《俄国革命史》，前句出自第二三卷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1.htm，后句出自第三卷第二章民族问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47.htm）
但在这些局限之中，落后社会可以比其先进的的对手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托洛茨基接着写道：
「当农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简直还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平时，而那时俄国的工业，就自己的技术与资本结构来说却已站在先进国的水平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一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
这些采纳并不必然削弱政权，因为「落后国家借来的现成的成就，常常会由于适应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确实，至少在开始时，「成色不足的采纳」（debasedadaptation）帮助保全了俄国的前资本主义政权。
自1861年起，沙皇政府为了保卫封建专制，需要生产武器，于是利用具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技术建立工厂，但工厂所需的工人威胁到了政权。这些产业工人组成了过去任何专制或初期资本主义政权曾面对过的更有技术、政治上更有意识的一群反对者。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创造了具有非凡革命力的俄国劳动阶级，即使那只占人口的少数。这「成色不足的」资本主义改造要保卫的不民主的政权，刺激着劳动阶级去摧毁它。
由此，对托洛茨基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增加了工人的政治与产业组织、他们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其革命活动的潜力。这不足以确保胜利——那需要一个具有战略性智慧的革命党以及先进国家的革命能够在物质方面支持落后俄国的全球大环境——但不管是对革命，还是对托洛茨基的革命论述来说，这都是必要的起点。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俄国革命史》这部杰作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内的最早一批出现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史学著作。这的确很奇怪，鉴于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同义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1930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却是何其稀少。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50年初期的作品——《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晚年为巴黎公社的辩护（《法兰西内战》）通常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开篇作。但这些都不是史学著作；它们是事件发生后马上写成的优秀的新闻评论。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1905年革命》（1907）或许是与它们最相似的，无论是在与叙述主体时间上的接近以及在书写时类似的失败与流亡的状态。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正在塑造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并总从历史中找出事例说明并充实论点，但在一切作品中，只有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才有称作严肃史作的资格——它讲述一件相对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这被当成一个有警惕作用的故事，提醒在条件成熟前试图夺取政权的危险。
情况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也没有大的改变。部分原因在于，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之间，缺少了任何类似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件。资产阶级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历史研究题材。这些研究要么倾向为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诸如英国革命一类的历史事件建立联系，或在早期千禧年运动（millenarianmovements）中发现共产主义的例子。
法国大革命史，作为有群众参与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存在超过一百年，早期弗朗索瓦·米涅（FrancoisMignet）和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Theirs）的著作在1820年代已经出现，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尽管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即尚·饶勒斯（JeanJaurès）的《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ASocialistHistoryoftheFrenchRevolution）。
简言之，托洛茨基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例可供借镜。那么，至少在形式上，《俄国革命史》与它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前驱最为相似，特别是与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BabingtonMacaulay）的《英国史：自詹姆士二世登基至革命（1848–1853）》（HistoryofEnglandfromtheAccessionofJamesVIItotheRevolution(1848–1853)）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它们都是以对革命前夕国家发展的全面总结开始，然后才聚焦在近乎流水帐式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展现同等的深度，并都把自身的独特史论融入著作中——确实，作为组织原则，麦考利的辉格主义在其著作中，发挥着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本人对麦考利的评价不见得很高，他把麦考利称为「历史系统性的歪曲者」，而托洛茨基也只是稍为慷慨一点（「有时有趣，但总是虚浮」）。但他们史作之间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就风格而论，托洛茨基让人想起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但他和麦考利颇为不同。在他经典的传记的第三卷里，艾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像A.L.劳斯（A.L.Rowse）那样，把托洛茨基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相比。
乍看来似是稀奇古怪，多伊彻找到两者之间真实的共通点：他们都抽取出历史讽刺之处，都排斥学院派史学平铺直叙的用语，而改用与他们描述的事件相配合的的语言，而且都表达了意识的集体转移。比较下面的段落。
以下是卡莱尔对巴黎群众在一七八九年七月、攻打巴士底狱前一天变得激进的说法：
「夜幕降临时这是怎么样的巴黎啊！一座欧洲都会从她的旧组合安排中猛然抛出，把它们狂暴地砸个粉碎，再寻找新的。既成习惯不能再指导任何人；各人，以各自拥有的创见，必须开始思考，或追随那些思考的人。七十万人突然间发现旧的道路，过去行事和决策的方式，从脚底下消失了……星期一那巨大的城市醒来了，不是被平日的俗务唤醒，而是被别的东西！工人们变成了战士；只要一个要求：要求武装起来。」
而这是托洛茨基对二月革命头两天的叙述：
「妇女群众，其中不仅女工，出发到市政局去要求面包。这就和向一只雄羊要奶一样。城中各部分出现了红旗，就上面所写的字来看，表示出劳动者要的是面包，他们既不要专制，也不要战争。妇女节过的很成功，具有热情，没有牺牲，但这本身隐藏着什么，关于这，是到晚上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度。第二日，运动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增长了一倍：大约彼得格勒的一半产业工人在2月24日罢工了。工人一清早便进了厂，不去上工，开露天大会，然后开始向市中心游行。新的区域与新的居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面包”的口号，给“打倒专制！”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排除了或掩盖了。」（《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七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1.htm）
托洛茨基的风格多少仍可阅读，而卡莱尔的巴洛克样式却否。即便如此，两人在史学书写方法明显地一样，与卡莱尔所称的、在他在世时将要垄断历史专业的「枯燥无味之教授们」的作品有很大分别。
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公正地把托洛茨基描述成「第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注意到「在一段长时间里，《俄国革命史》在历史唯物主义文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第三人称视角
不仅如此：它在一切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中还是出类拔萃的。为什么？很大程度是因为托洛茨基他在描述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早期的政治人物常遗下他们参与革命事件的回忆录——想想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对1848至49年间革命的记述。但1917年后社会主义革命历次挫折的一个后果——尽管比起持续剥削、压迫，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没那么重要——那就是很少有参与其中的史学家去记录它们。托洛茨基后继无人，因为他的主题是独特的。
的确有很多有关1917年及前后事件的回忆录。在托洛茨基写作时，他可参考像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Sukhanov）等孟克维克反对派、像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Shlyapnikov）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以及像约翰·里德（JohnReed）那样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外来支持者的第一手记述。后者得到了列宁的赞赏、为共产主义运动圈子广泛阅读，并在斯大林主义试图否认托洛茨基的角色时作出了强调，对托洛茨基尤为有用。但这些著作，以及托洛茨基所引用过的诸多作品，主要是作者个人经历或观察：他们没有试图重构整体过程。
或许在这方面与本书有一丁点相似之处的只有彭沙加勒（Prosper-OlivierLissagaray）的《巴黎公社史》（HistoryoftheParisCommuneof1871，1876），是由一位曾在街垒中战斗并因此被流放的人写的。但彭沙加勒「非公社的成员、军官或官员」，这是无可否认的。
相反，托洛茨基隶属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又是确保后者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切实执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
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在另一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彭沙加勒形容自己「用了五年筛选证据；没有累积证明就不会冒险尝试作一条断语。」他对主题进行研究，部份是防止自己的作品由于个人错误而被否定，但主要是劳动阶级需要也值得获得事实真相：「那向人们讲述革命传说，并以感性故事娱乐大家的，就像为航海家绘制假海图的地理学家一样有罪。」
即使托洛茨基本人在俄国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身处现场，他有力地采用了相同手法，拒绝把论述建基于自己的记忆和印象：
「这本着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著者虽然是此等事件的一个参加人，但并不因此就使他不受一个义务所束缚，即把事件的叙述以严格证实了的档为根据。凡遇事变行程需要说及著者之时，那他以第三人称来称述自己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形式，因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不可避免的主格语调，在历史著作是不允许的。不过著者曾参加于此等斗争这一个事实，自然使他不仅较易了解各种行动者的力量——个别的和集体的——的心理，而且还更易了解各事件内在的联系。」（《俄国革命史》，第一卷，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
托洛茨基自称是第三者，把他作为作者的角色同演员的角色区分开来。这让《俄国革命史》，这一现代文本，像《共产党宣言》、《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andClassConsciousness，卢卡奇），《论历史概念》（OntheConceptofHistory，本雅明）那样，成了现代主义文学著作。
但我们不应完全按字面去了解托洛茨基：他引述自己的《列宁回忆录》（1924），正正就是「个人的追忆」，但它们仍然被视作证据。而且，读者有时要对回忆的力量感到惊奇，这可以明显地再现讨论的意见或演讲辞，而无需依据一份印刷记录。《俄国革命史》并没有遵循形式上学术规范，但托洛茨基一般在文中列出他的参考来源：但有少数没有来源的情况，可以推测确实是凭他自己的记忆。
尽管如此，他一般引用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文献。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值得与多伊彻曾用来比较过的作家之一作对比：那就是丘吉尔，特别是他与他自己有关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
这种比较仍是合理的，因为丘吉尔也在所讨论的事件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且具有独到的——即使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但丘吉尔颇明显地把叙述建基于自己的角度，而且常常在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描述事件，特别是他与斯大林决定各自的国家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如何施展影响力这一声名狼藉的一章。
重点不是事件被误报了——事实上这读起来似乎正是那种这两个恶人或许是商订好的、不民主的瓜分，且不经意地揭露了丘吉尔对英国战后多少实力存有幻想。而在于这和托洛茨基的方法很不一样，他在运用证据方面更严格地遵守学术规范。
评论家曾指出，托洛茨基会引用某个来源，即便他曾在别处批评其有不准确或有误解的地方，但他通常会解释为什么会或不会依赖某个作者。
举例说，他引用了里德记述的列宁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的开场白：
「现在我们要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但他也解释了大会没有会议记录留存下来，只有「带偏见的」新闻报导：「约翰·里德记的列宁开始说的那几句话，在各报记载之中都寻不着。但这几句话完全符合于演说者的精神。里德不能杜撰出来。」（校按：《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十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5.htm）
在后面，他也解释了里德如何能虚构一场发生在十月廿一日的「第二次历史性会议」：
「里德是个非常敏感的观察家，善于将革命中决胜负的那几日的感情和热情写在他的书里面……但在如火如荼的事变之中写出作品，在走廊内，街道上，火堆前写笔记，记下偶然听来谈话和残句，加以必须经过翻译，——这一切就使得部分的错误成为不可避免的。」（《俄国革命史》，附录一，官僚传说，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
假使托洛茨基能提供来源，并它们区分起来，这也不代表他可以可靠地运用他们。这本书在两个层面具有偏向性：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托洛茨基属于他协助领导的革命运动。事实上，他明确反对马克斯·韦伯（MaxWeber）当时开始提倡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正如托洛茨基指出，他明显的偏向并不损害他作品的科学价值：
「认真的与批判的读者，不会要求一种阴险恶毒的大公无私……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为了坦白的与不掩饰的同情与反感，要忠实地研究事实，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要揭发他们运动的因果规律，藉以寻找支持。」（《俄国革命史》，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
托洛茨基划分了中立性，对任何并非毫无政治信仰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和客观性，每一个不愿做宣传家的人所必需的特质，两者的差别。
但在另一层面说，托洛茨基有其偏向。他对革命如何胜利有独特的解释，要归功于哪些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他要驳斥斯大林主义政权，认为过去是供塑造与重塑的原料，目的在于迎合当前政治需要。正如他写道：「历史官改作历史，修正传记，创造声望。斯大林能替革命加冕以前，革命必须经过一番官僚化。」（《俄国革命史》，附录一，官僚传说，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
要假装托洛茨基的偏向性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产生扭曲则是错误的。他把记述依次排列的需要有时会让他夸大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内几乎所有人——尤其是斯大林——之间的差异。
这里的难点并非在于他强调列宁的决定性角色。在两个关键的章节（《党的重新武装》和《列宁号召暴动》），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列宁没有在1917年四月回国以及他在整个九月坚持夺权，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
「机会主义领导必然要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列宁，则定然是非常尖锐与持久的。然而战争与革命的条件，却没有给党留下一个长久时期来执行它的使命。这样看来，此种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即：方向错误与分裂的党，会错失革命局势，使它在好多年内不能再来。」（《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托洛茨基并不是说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就不会得出正确策略，或者革命时机不会再来。他只是说时间是革命形势的要素，而没有列宁，党就只能让它流走。
托洛茨基对个人在他们无从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讨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一致，这也显示了他们改变历史的能力是历史过程的结果。
我们以《俄国革命史》最初的章节中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沙皇尼古拉二世，注定失败的旧制度的最终代表——为例子。
「如在历史悠久的皇朝的横断面上看，则尼古拉乃历朝接成的那个铁链的最后一环。与他最接近的几代祖先，他们在当时也参加于家属、等级与官僚的集团中，不过这些集团的范围较大罢了。他们曾经试行过各种各样的统治方法，想在旧社会制度的周围筑起城垣，藉以防止向它进袭的运命，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把一个混乱的、子宫内孕育着成熟革命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他还有选择之余地的话，那只能在趋于灭亡的各条道路之间了。」（《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0.htm）
列宁则有更多操作空间，代表一个能够夺取政权，而非白白任其流走的阶级，但他也受俄国的发展所形塑：
「事变的外壳，在这情形中最能使个人、英雄与天才，和客观的条件、群众、与党，机械地对立起来。其实这种对立是完全片面的。作为个人，列宁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已发生历史的产物。列宁位于这一具体的历史中，与后者有着极深刻的根源联系。过去二十五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们一起从事了所有的斗争。」（《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可是，托洛茨基关于列宁的论点有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多次主张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成功的要素，而干预型的革命党是未来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可是，他自身对布尔什维克——或至少其领导层的描述——显示他们多次无法理解状况，坚持旧有但不相关的纲领，而且被拉向右方。
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列宁没有被迫流亡，这将不会成为问题：
「他与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表示出党的未来与它的过去斗争。假使列宁不曾因亡命与战争的条件被硬生生地与党分离，则危机的表像未必具有如此戏剧性，而且也不会把党的发展的内在承继性，掩盖到这个地步。」（《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可以说党仍然会犯错，但列宁或许能更容易地把它们改过来。托洛茨基在别处肯定了是「来自下层工人的压力」加上「列宁自上的批评」让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得以改正。一个需要定期改正错误的政党，明显地不是有意义的「先锋党」。这是托洛茨基罕见地在有意削弱特定斯大林主义神话时，实际否定了自己对革命党角色论述。
虽然本书是一本有政治意味的作品，近来的研究证明了托洛茨基大部份——甚至全部——的评估和诠释。即使是像罗伯特·瑟维斯（RobertService）这样持相反立场的传记作者，都得承认「他很少因为不准确而犯错」。伊恩·撒切尔（IanThatcher，译按：他于2003年出版了托洛茨基传记），另一个近年活跃、对托洛茨基乃至马克思主义都不表支持的传记作者，进一步认为本书不但可经得起近期研究的挑战，更不断为研究提供新方向：
「托洛茨基为解释1917年革命而要强调的因素仍然构成了我们研究俄国革命的主题……与《俄国革命史》相比，最「现代」的研究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现代」了。」
这对一本85年前写就的书而言是一个非凡的判语：人们倾向于以其文学性或者为它们如何透露了作者们的意识形态假设去阅读麦考利的《英国史》或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而不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认识一六八八年和一七八九年所发生的事。我们也可以用那些方法来阅读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但本书在任何有关1917年的严肃传记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肯定比1930年代生活的任何人都多——特别是因为有了自1960年代以后「修正主义」社会史家（“revisionist”socialhistorians。译按：这里所谓「修正主义」社会史家是指像S.A.Smith这样的英国历史学家，他们专注于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历。他们的研究与冷战史学家的说法刚好相反，证明了1917年10月的革命不是一场政变，而是涉及大众的自下而上的行动。后来英国历史学家EdwardActon在1990出版的著作RethinkingtheRussianRevolution可以视作这一研究取径的总结。）的珍贵著作。可是它们没有取代托洛茨基的著作而是起了补充之效。虽然他和修正主义者一样关心自下而上的历史，他也认识到应该用自上而下的历史来平衡自下而上的历史。他在试图解释俄国社会结构的同时，把它们置于一个冲击和形塑其形态的全球系统内。
后者把我们带回到托洛茨基——以及我们——的起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活的历史
在书的第一页，托洛茨基这样解释了他的一条指导性假设：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俄国革命史》，序言，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
作为革命的一般性描写这是行不通的：1848年后发生的大部分资产阶级革命，都是自上发起的，目的正是要预先阻止「群众进入」。但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优秀的描述，也是我们急切要重申的。
我们纪念1917年革命时，是无法回避我们对后来事件的认识的，当中的恐怖之处，在托洛茨基写作时尚未完全显现。1928年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以及后来采用此模式的政权，使那些本应从社会主义得益最多的人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持怀疑，至少负有部份责任。
鼓励更多人阅读《俄国革命史》有很多理由，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了劳动阶级的创造性和力量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希望在面世二百周年时，托洛茨基这本着作不再孤单地待在书架上，因为那时将会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涌现，呼唤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家。
2017年12月1日
尼尔·戴维森现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任社会学讲师。
原文连结：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leon-trotsky-russian-revolution-stalin-l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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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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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
沙皇政府所遴选的教师，都是一些死心塌地为它效力的人。它把一些信仰社会主义的教师流放到远地，关押在监狱。社会主义者要想当上教师，只有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暴露自己的信仰才行。当时大多数教师都不拥护社会主义。
但是，小学教师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数人都具有民主的思想。大部分小学教师出身于农民或工人家庭，国民学校教师与人民群众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了解得比较清楚，并且与这种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就比较接近群众。但是他们的知识不足（他们在师范学堂学到的只是一些零碎知识，而且还是虚假的），所以他们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往往缺乏主见。
社会主义的报刊没有发行到教师手里。发行到教师手里的只有政府的、黑帮分子的刊物。自由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刊物也发行到教师手里，它们给教师介绍各种新的教育思想流派，受到教师欢迎，但这些人对政府的报刊却感到愤懑。一些亲近统治阶级的中学教师，对自由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刊物更为信任。由于他们信任自由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学校和教育工作的言论，因此他们不可能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诽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长期戴着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来看待一切事物。正因为如此，他们推举到全俄教师联合会理事会的人，都是一些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某种敌意的人。这是1917年4月的事了。随着岁月流逝，又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教师群众在生活实际中，看到了很多过去没有见过而且也不能理解的东西。因而小学教师中，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情绪已经转变；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开始在教师中播下。
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是在教师中间宣传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团体。正由于这一团体所起的这种作用，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
我们对全俄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的态度如何呢？
目前，全俄教师联合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同时它所依靠的人都是教师中的一些抱残守阙、顽固不化的不良分子。既然全俄教师联合会持这种立场，教育人民委员部也就不能和它有任何来往，即使是纯经济方面的来往也不行。
现在很多地方的教师联合会，对苏维埃政权所抱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全俄教师联合会。教师们开始明白过来，他们不应妨碍，而应该协助群众建设新生活，并且积极参加这种建设工作。对这些地方教师联合会，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苏维埃政权很重视教师工会，因为它深知教师的集体工作对建立新学校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苏维埃政权希望教师工会能发展壮大、日趋巩固，并且积极开展活动。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可以帮助全体教师走上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康庄大道。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就得在一般的教师工会内成立一些小组（在教师联合会内，一直存在着这种小组。例如，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在教师联合会内就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教师小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全俄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物总在唆使全体教师去反对布尔什维克教师。有些教师由于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教师联合会开除了。这就促使苏维埃政权去保护受害者并支持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但是不应该把国际主义教师跟其他的教师对立起来，不应使他们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因为这样反而使在教师中宣传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作增加困难，使人们不相信国际主义教师，会使他们与其他的教师疏远。如果忽视他们的教育学水平；或者把国际主义教师当作一把尺子，去衡量别的教师是否称职，去裣查别的教师的政治观点如何，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会使国际主义教师组织不得人心，会把它变成一个由各种没有原则、贪图享受、为了捞取物质利益的人组成的团体。这些人就会彻底破坏国际主义教师的威信，践踏他们的主张并使之庸俗化。
应该承认，国际主义教师是懂得这一点的，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形成一个不享有任何特权的思想团体，这个团体将在全俄教师的精神新生和精神高涨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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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革命民主——﹝印度﹞索玛·马里克（SomaMarik）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1917年的革命民主﹝印度﹞索玛·马里克（SomaMarik）陈雁回译、值班义工校
那些将十月革命直接联想到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人总是无视介于两者之间发生的内战。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不民主地夺取国家权力。布尔什维克在二月之后没有允许自由民主的发展，而是迅速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1917年的俄国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民主参与的替代形式——苏维埃、工会、农民联合会或者其它形式——是否可用？与主流认知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但不反民主，反而支持当时最激进的民主力量，反对自由主义者企图限制这些力量的计划。
二月革命期间的民主
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想要在继续一战的同时避免革命。当二月革命开始时，他们仍然忠于沙皇，并不反对总理戈利钦（NikolaiGolytsin）签署解散杜马的命令。
自由派最先进的想法也只不过是组建一个杜马成员的私人委员会来保持自己的知情权。当沙皇的垮台在所难免时，这个委员会才成为临时政府。
正如长谷川毅（TsuyoshiHasegawa）在近四十年前的解释那样（校按：·1980年出版的著作《二月革命：彼得格勒，1917》（TheFebruaryRevolution:Petrograd,1917）），自由主义者试图制定一个不可能的政策：他们将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与旧政权挂钩。虽然他们不得不接受杜马的解散，但他们声称临时政府的权威来自那个机构。
在与沙皇打交道时，他们显示自己是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甚至当他们要求沙皇退位时，也只是希望能借此避免革命。
就在利沃夫（GeorgLvov）王子成立临时政府的时候，它对民主显然不感兴趣。在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模式中，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一次成功的民主起义的结束，但是临时政府尽其所能拖延这种投票。
3月3日，临时政府宣布选举将在普及、保密、直接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投票。相对于沙皇杜马的间接和阶级为基础的投票制度，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但就在第二天，立宪民主党（主要的自由派政党）领袖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Miliukov）告诉法国大使他试图避免订出投票日期。
临时政府也拒绝说明妇女是否能够参加。1905年革命以来，俄罗斯女权运动要求妇女有投票权。现在，女权主义者们却很谨慎，因为政府没有澄清“普及”是否包括妇女。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唯一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3月11日宣布妇女投票权问题必须等待制宪会议来决定。
女权主义者于3月19日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游行。四万名妇女参加游行，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人，但当亚布尔什维克成员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试图发表演讲时被拒绝了。
临时政府声称，容许妇女投票将会推迟选举。女权主义者向苏维埃的领导人施压，7月20日，政府修改了法律。但到那时，自由主义者已经在策划一场与右翼将军的政变，因此这几乎不算是民主的转变。
我们详细研究这个过程时可以看到临时政府在组织民主选举时不太认真。政府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宣布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名字。接着讨论又拖了两个月，因为委员们要讨论从投票年龄到逃兵和沙皇家族是否应该也有投票权。
这些程序性障碍都帮助临时政府推迟了宣布选举的日期。最后，在六月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中，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中大增，而当苏维埃代表大会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临时政府采取了行动。6月14日，它宣布选举将在9月17日举行。
但当大多数自由派在七月初从政府辞职时，新的联合政府坚持将选举推迟到11月12日。一直以来，这些自由主义者支持科尔尼洛夫（LavrKornilov）将军的政变阴谋，意图结束任何民主的选举。
阶级的自我组织
与自由派临时政府对民主的抵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机构在二月之后兴起，让工人、士兵和农民得到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在1905年革命中，工人们创造了不考虑成员的政治附属联系的苏维埃。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只授予党的领导人协商角色。1917年2月，选举苏维埃的呼吁来自两个方面：激进工人和左翼激进分子，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维堡（Vyborg）地区委员会。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派，又名Mezhraionka（校按：自我定位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路线的派别），是最先呼吁成立苏维埃，他们认为这将成为真正的革命政府。相反，孟什维克组建了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他们把党的领导人放在第一位，然后要求选举代表纠正1905年的错误。
然而，尽管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工人和士兵会跟随执行委员会，但他们根本不想让这个精英团体领导。相反，正如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Sukhanov）四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他的政党认为取代沙皇政府必须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
工人和士兵们却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没能达到他们要求的革命根本不能算是个革命，所以他们要求继续革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在为自由派当权争论时，士兵正渴望着结束封建的军队生活。
他们实际上发布了一般被称作一号命令的法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领导人马特维·斯科别列夫（MatveySkobelev）。这一法令要求在军队中选举士兵委员会，并让士兵代表进入苏维埃。它把军队置于苏维埃控制之下，而不是临时政府。士兵们同意在值勤时接受军纪约束，但他们要求有公民权利。最后，法令还废除了军队的封建习俗，把武器交给了士兵委员会。
临时政府试图在城市杜马这样的机构里生存，城市里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作为公民投票选举，但苏维埃成为重要的民主机构。甚至在十月之前，苏维埃政权就接管了当地的政府机关。
地方苏维埃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喀山、尼科拉耶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地发展起来，他们把现存的官方机构统统归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依靠城市里的军事保护，这些组织处理了当地的问题。普通公民把工厂委员会、工会、专门委员会和当地民兵组织在一起。
例如，城市苏维埃与农村组织合作管理食物供应。3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发现了将近二百辆运到私人的卡车。苏维埃的粮食委员会把它们送到北部前线，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士兵只剩下一天的食物了。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发了一份电报，禁止投机性的食物运送，莫斯科苏维埃在1917年5月发起了全俄粮食大会。
农村苏维埃稍晚些时候出现了。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记录了乡村斗争的模式，表明直到苏维埃开始反映农民的政治态度时他们才打消对它的怀疑。反封建斗争最初把农业工人、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纳入一系列的机构。
有些是国家支持的，比如乡镇行政委员会或土地和食品委员会。农民也组成了苏维埃，但他们可以不依靠国家机构来行动，即使那些组织从更高层面向右倾。
虽然苏维埃并没有立即出现在农村，但到七月下旬，俄罗斯七十八个省中的五十二个中有苏维埃农民代表。俄罗斯813个县中几乎有一半也有当地的农民苏维埃。
工人控制的组织
从1917年3月开始，工人联合为八小时工作制斗争，在工厂、工业、城市和国家的层面反对资本家。工厂雇员希望拥有基本权利，更民主的工作条件和更少的剥削。
这些要求与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以及政府把继续战争放在优先于其它事情上的愿望相冲突。这些斗争迫使工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秩序——不仅在政府，也在工作场所。
他们开始选举工厂委员会，他们的职能和意图各不相同。两个主要的研究——S.A.史密斯（S.A.Smith）对布尔什维克比较批判（校按：·2010年出版的《红色彼得格勒：革命人的工厂，1917—1918》（RedPetrogradRevolutionintheFactories,1917–1918））和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校按：·2017年出版的《俄国革命中的彼得格勒工人，1917年2月至1918年6月》（ThePetrogradWorkersintheRussianRevolutionFebruary1917-June1918））更为支持的立场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这些组织的特征。
工人控制的组织在二月革命之前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平台上。即使是在四月列宁回国后相当左倾的布尔什维克——尤其与本党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临时政府的有条件支持相比——对于权力何时会移交给苏维埃这一点上，仍然模糊不清。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说，党的目的是把社会生产和产品的分配置于工人代表的苏维埃控制之下。从卡门·西里亚尼（CarmenSirianni）到大卫．曼德尔，一些学者强调，俄语中的Kontrol与英语的Control有不同的含义。俄语词意味着监督、监管或监督，而不仅仅是行政。
实际问题推动工人们前进。第一个呼吁是在工厂里建立民主或宪政制度，由选举委员会监督。但问题很快变得更加复杂。资产阶级推迟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资本家们声称，当士兵们在前线死亡时，工人们在提出自私的要求，显然试图分化革命阶级的两个部分。
这场运动适得其反：在这些争论中，工人开始质疑管理层的决定。一些工厂主声称生产能力因缺货而停滞不前。工厂委员会要求准许他们对这些陈述进行核实，来建立工人的权力。
到了5月，甚至右翼孟什维克都认为资本家正在策划一个隐藏的闭厂行动。在1905年，一场协调好的资本罢工挫败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这是工人们记忆犹新的经历。
5月中旬，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温和的经济振兴法规，贸易和工业部长，工厂主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AlexanderKonovalov）辞职，警告说，在不久的将来，数百家企业将倒闭。另一个主要工业家拉巴布斯克西（V.P.Ryabushinskii）解释说，国家干预（校按：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处于苏维埃控制之下。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彼得格勒的工人召集了一个全市范围内的工厂委员会会议。6月1日，会议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呼吁全面向苏维埃移交国家权力。工厂委员会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推往左的方向发展。5月31日，这一机构提出，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真正解决办法是建立工人从下层（工厂）到上层（国家）的控制。
工厂委员会数量和影响力都在增长，并迅速激化。在六月的会议上，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莱文（V.M.Levin）解释说，工人们而不是资本家，必须变得主动进取。
但是当无政府主义者要求自下全面接管时，即使布尔什维克也反对。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解释说：
控制还不是社会主义。掌握了控制权之后，我们将以实际方式学习如何在生产中积极工作，我们将以有组织的方式把它引导到社会主义的生产。
在某些情况下，工厂委员会承担管理角色以保持工厂运行。这造成了左与右双方的冲突。在十月的全国工厂委员会会议上，大卫．梁赞诺夫（DavidRyazanov）说，“一个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资本家的代理人”。在一次较早的会议上，列宁把工厂委员会称为资本家的跑腿男孩。新兵工厂（NewArsenalfactory）的一位代表解释说，如果工人找不到原材料，工厂就不能长时间运行。
这些分歧表明了在这个革命年代中民主辩论的活力和多样性。基层组织团结起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总是与党领袖关于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想法相一致。
十月和之后
即使是接受1917民主革命的现实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也倾向于认为十月革命结束了这一切。然而现实是相当复杂的。
投票后没有起义。但是布尔什维克，特别是托洛茨基和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Sverdlov）——具实效的行动领导者——使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来赢得军队中大多数的支持，并使其余部分采取中立态度。
除了士兵，工人阶级运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赤卫队。正如雷克斯·韦德（RexWade）所证明的那样（校按：·1984年出版的《俄国革命中的赤卫队》（RedGuardsandWorkers'MilitiasintheRussianRevolution）），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层不信任这一类计划，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倡议的。七月事件实际上减少了布尔什维克对赤卫队的影响，但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明确巩固了列宁的政党在这一领域的政治霸权。
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Figes）是当今最广为人知的右翼历史学家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涵盖他的研究的在线文章。在〈列宁和十月政变〉中，菲格斯坚称列宁催促他的政党走向“以他想出的夺权方法的政变”。可是菲格斯没有提供这些说法的证据，他更不愿意解释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没有遵循列宁的战略，号召全国起义。
事实上，苏维埃的一个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了十月革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紧要关头，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权力结构，来通过土地、和平和苏维埃权力的基本法令。它还采纳了尤里·马尔托夫（JuliusMartov）的决议，要求组建一个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政府。
然而，孟什维克、右派和中间派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马托夫本人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最终拒绝了任何这样的政府。他们拒绝将政府权力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
社会革命党在十月起义前不久就分裂了，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MariaSpiridonova）、鲍里斯·卡姆科夫（BorisKamkov）等人领导的左派支持苏维埃，成为十一月农民特别代表大会和十二月一般农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力量。几个月来，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伙伴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忽视这一阶段的倾向，导致他们忽视了这个革命民主的运作方式。
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即VTSIK。该组织的纪要表明，它对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对正确的方法有不同意见。
例如，11月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了关于形成一个全社会主义政府的长期争论，其中布尔什维克表示愿意将其它政党纳入政府，只要他们接受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权力的来源和监督的机构。它们把新政府交给了VTSIK。因此，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拒绝此一建议，显示他们拒绝接受苏维埃。
因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参与任何的新政府，谈判陷入了僵局。有人认为，这场辩论表明布尔什维克不妥协，尤其是列宁的支持者。相反，我们应该承认它是温和派的不妥协。社会革命党人宁愿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沙皇将军合作，也不愿意接受革命民主。
然而，这一说法仍然存在：布尔什维克摧毁了民主。内战、布尔什维克的缺陷、以及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影响，虽然它们存在了好几年，都需要另加检视。但是，我们应该强调苏维埃在十月以后的连续性，以及声称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从一开始就计划把一切权力掌握在手中的荒谬。
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约为24,000人。到七月，它们已经增长到了大约十倍，到十月达到了大约400,000人。他们并非都是强硬的列宁主义者。相反，他们大部分是激进的工人、士兵和农民。
在1917—18年间，列宁关于工人国家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可治理”。这个想法反映了一种真正想要简化国家机器的愿望。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在这一个持续的阶级斗争时期，资本家拒绝与新政权合作，人民委员会、VTSIK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在所有国家机构中只占5%以上。所以工厂委员会执行了其余的工作。苏维埃机构在十月之后继续延续，在各个层面上发展起来。
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AlexanderRabinowitch）指出（校按：·2008年出版的《执政的布尔什维克》（TheBolsheviksinPower:TheFirstYearofSovietRuleinPetrograd）），彼得格勒市的第一个城市地区苏维埃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法院体系，取代了旧的司法机构。它有一个调查委员会，一个社会福利部门，一个法律部门，一个住房部门，一个文化教育部门，以及它自己的媒体。1918年五月和六月期间，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社会革命党等的会议。正如拉比诺维奇所说，这次会议代表“尽管内战的不断侵扰，但仍在努力恢复与民众有意义的联系”。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场革命民主的终结，我们不能忽视这场战争，那些从十月革命直接联想到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人总是无视或淡化这场血腥冲突的影响。
2018年4月27日
索玛·马里克是RKSMVivikaNang-VIDYABABAVAN（校按：附属于印度西孟加拉国国国邦大学（·WestBengalStateUniversity）的一所女子学院）的历史副教授，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他参与了加尔各答的NariNirjatanPratirodhMancha（校按：「加尔各答反对压迫女性论坛」（ForumAgainstOppressionofWomen,Caluctta））和Maitree网络（校按：西孟加拉邦的女性权益的连结）。著有《革命民主：古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RevolutionaryDemocracy,EmancipationinClassicalMarxism,HaymarketBooks,2018）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4/1917-russian-revolution-democracy-bolshevi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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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战争前夜上的意大利状况——莫索里尼在火山上行走（马尔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8期
在非洲战争前夜上的意大利状况
——莫索里尼在火山上行走
马尔丁
从此已很显然，没有任何“妥协”可以避免莫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这岂是因为莫索里尼这个人物的乖癖或他比别国的政治家更少“和平”些么？实在说来，若人们从法律的观点上观察意大利在非洲的新的征讨，若人们要重视起因的口实，即所谓边境的冲突，侵犯意大利的国族及其他，那末莫索里尼在非洲的举动还不能算是疯狂的冒险。人们不为“旗帜”的荣誉，耗费数十万万，牺牲数百千兵士到海外四千八百公里之远。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它完全看不起这个。实际是这样：若不是受内部状况的困难之推动，莫索里尼也许还要迟些走进这条道路。就是应该在这个状况中寻找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新的远征之原因，而不是在华尔华尔冲突中或别的事情中。
但是，当罗马公开宣布它要占领阿比西尼亚，为的是意大利“需要扩张”，这个看似粗暴的目的，只是用以欺骗众人，尤其是劳动群众，不过群众未必受骗。试看在四十年前，在克利斯比（Crispi）时代，人们说的是同样东西：“扩张的需要”“意大利的安全”。此后人们耗费了数十万万及牺牲了成千成万的人，以夺取非洲的土地（利比亚）。但是，意大利人居留在利比亚、爱里特利及索玛利的总数不过五万光景（而且这还是指一般的经商者），然而在战前，意国每年移民的数目是五十万，甚至一百万。人口的密度和劳力的众多在意大利确实是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战前曾在大陆的和大西洋的移民中找到相当的解决。现在一切门户都关闭了，人们可以说，出国的人数与回国的人数相等。（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国者六八,四六一，回国者四九,八二七）。但是人们可用抢掳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为过剩的劳力开辟一条道路吗？这至少是法西斯报纸想这样说法以证明东非洲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之正当。但是，民众，我们将看到，不听从这个欺骗。
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带上一个特殊的性质，应该加以考察。为着要做一个像莫索里尼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应该有巨量的资本（数百万万）；为“安定”征服地并使之“殖民地化”，还应该有大量的准备资本。若人们注意到意大利的每年收入不到六百万万里尔，公债已达到一千五百二十万万里尔，国家预算的款额是逐渐增加的，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些资本！这就需要借助于外国资本，如在过去诸战争中一样。所以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以“青年”的名义（实际上是为着它的“老年”的原因，因它在世界的瓜分中来得太晚），所要求的“扩张权”，只是允许入伙权，为外国资本打算做一个强盗战争。意大利的人民将只为这个非洲的抢掳行为充作肉炮。
但是不管人们找到或找不到必须的外国资本，来定期实行意大利资产阶级所计划好的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这只是强盗间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问题的归结是在这里：罗马所决定要实行的强盗战争，与其说“扩张的需要”之结果，毋宁说是要逃脱法西斯制度所坑陷的一个可怕的危机之企图。这个危机就是意大利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对阿国的新军役就是为避免革命的一个新企图。我们来细心看一看这里的事实。
※※※
我们已经说过，意大利资产阶级在世界的瓜分中来得太晚。意大利国家的统一是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冲动之下成于一八七〇年。因为它的本身的重量是太弱的，工业资产阶级只能用“威权的”，甚至反动的方法，来巩固它的优越，即民族生活中政治的和经济的监督。克利斯比时代（一八八七—一八九六），是第一次进攻阿比西尼亚时代。意大利此时在城市和乡村还是完全混乱的：南方的贫苦农民和北方的新兴工业的工人暴动反对国家。克利斯比是资产阶级“有手腕”的人。他用“铁血的手腕”压制一切暴动的企图。但是，阿都亚战役来了（一八九六年三月一日）。两个意大利的将领，四千六百意大利的兵士和军官都在战场上被杀。其余的都被俘掳，黑人莫列尼里克（Menelik）打败了青年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军队。克利斯比滚蛋了。再经过五年，资产阶级设法用恐怖的手段来支配。在屠杀叙西利农民运动（一八九三年）以后，人们就来压迫米兰（一八九六）。但是，到一九〇〇年头上，项伯尔第一被无政府党人卜尼奈（Brenei）杀害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资本主义是在充分的旺盛中。从一九〇〇到一九一〇年，这是社会改良主义兴盛时期。“革命”是走进立法的道路中。但是不能有多久。由改良主义与蕊约里底联合所代表的工人与资产者的联合丧失它的实际效用。工农群众又来一次反抗政府。革命的潮流加强起来，发展起来。这是“革命的”莫索里尼时期。“红色礼拜”（一九一四年六月）是以莫索里尼为暴动运动的领导者。以这样的领袖为领导，运动只有失败。它确实是失败了。最后就是欧战。从一九一五—一九一八年，意大利参加了屠杀。在一九一七年，曾有过哥白来托（Coporetto）和丢林（Turin）的暴动反对战争。革命并未死亡。所谓“胜利”掩盖了充满动摇的意大利。北方和南方的群众又暴动起来反对政府。因为领导的错误，革命又一次失败。法西斯主义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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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以经济和财政的危机归咎于工人的罢工，以赋税太重，物价过高，农民困苦□归咎于工人。但是法西斯主义执政已十三年了，它做了什么呢？它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比战前更低的程度；它发展了生产机关？但它由此增加了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不平衡。人民的普遍穷困，致令消费力更加收缩。它废除了罢工，但生产中的紊乱此时只有增加。试以一九二九年（即开始新近的危机之年）为考察点。生产在一九三四年底降到百分之七十，在许多工业部门中特别是在纺织业中，机器的活动降到其出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虽然采用每周的十小时，失业仍未消除。在本年六月底，虽有为阿比西尼亚的动员和工作，失业仍不在少数。
若人们再来考察乡村，突列维斯（Trevise）农业技士协会的领导机关（法西斯的）所通过的一个决议便足以说明法西斯主义所给予农民的是什么：
“（一）从农业的见地看，生产活动中一个明显的退步，在最近数年特别厉害，并从经营规模的缩小、耕地使用的减少、生产的低劣及家畜贫乏诸事上表现明显；（二）从经济的见地看，一方面，佃农和半作农及另一方面土地所有人之贫困的增加和债务的加重，当收成之年亦无利可得；（三）从耕作的见地看，佃农家庭的劳力和土地的面积不相称，及家庭数和备有的土地不平衡，竟使许多家庭没有土地。”
上述的证据足使我们概括地看到农业的意大利之真实的状况及巨大的穷困。农民因为有一小块土地及骇怕“布尔塞维克主义”，曾经在一九二一年胀大了法西斯主义的队伍，但自莫索里尼掌握政权以后，便到处被压倒了。他的小块土地被剥去了，今日他只能乞讨他的生活。在小商人和小生产者方面，今日亦是完全破产了。这样法西斯主义便失了它的社会的支柱。但是对法西斯主义最忧虑的问题是青年的问题。
生长于法西斯主义环境中的青年，要求生活权。娱乐、体育、法西斯纪念节都不能填满肚子。青年从外面活动回到屋里来时，没有面包和香烟，这个青年便被推到向太阳要求他的位置，不自觉地做阶级斗争。腐朽和烦闷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竟使莫索里尼和他的臣仆，必须在演说中涉到“制度”、“资本主义”、“这资本主义已过了它的时代”。但是，假如莫索里尼口头上的反资本主义只是巧语，那末青年们便不停止于形式，而要求实行。还有更重要的事，即在法西斯主义队伍里，虽强暴地压迫一切阶级的精神，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仍是时时增加。在流放所他们又与青年中老马克思主义者相遇，这后者又向他们解释真正的反资本主义。一个新精神散布在法西斯“监狱”中。毕了业而无工作的青年，青年工人及青年农民，受面包问题的驱策，常在法西斯主义还只是一个威吓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有形成后备队以扩张法西斯队伍之危险，然而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已十三年，他们只能在革命的道路中找到他的烦闷和不满的消遣地。战争的解决表现在这个烦闷的鼓噪的青年上为革命的要求之解渴剂。因此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双方的有利要扶助意阿战争：（一）因为这个战争有一个获利之可能；（二）因为这个战争供给一个“保险机”，以便把那在意大利重新紧张的革命势力脱卸到非洲去。
然而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停止对这个解决的忧虑。这个解决最后将走到哪里去？不会生出与它所想的结果之相反的结果么？利益是资本家的命根。现在弄到意大利的资本家，经过十三年的法西斯主义，充满着对他的金钱的忧虑。他应该给他的金钱以法西斯主义、和平及投放的安全么？可是他自觉他所竖起来并送到政权上去的法西斯主义付价太贵了。法西斯主义张大狮子口，什么它还没有吞尽？一切投资的形式都在金钱备有者中发生恐怖。通货膨胀和贬值的威吓已使一切在国家名义的投资成为苟且不安的。由于一个遗产税的恐怖，人们避免对不动产的投资。同样课股票税及使证券成为名义的之危险，使这种事业的投资发生迟疑。另外意大利投资的利润率是很低的。意大利资本家心理状态一个极有意思的表征，人们可从这个事实中看到：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四年，意大利银行的准备金一二,一〇六百万里尔降到五,八三二百万。这即是说，当阻止现金和存款外溢的苛刻条例（规定资本移转的条例；禁止以银行纸票和支票输出现金，商业支付方法之严格的垄断，等等）还未采取时，约有七十万里尔就逃到外国去了。国家证劵之普遍的跌价亦是有意义的。
由此就应该相信资产阶级对它的法西斯的“代理人”撤回它的信任么？无疑的，一个革命的危机之展开不能不在所有者阶级中有一个这样骇人的表现。然而我们现在还距此甚远。资产阶级没有忘记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它害怕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它亦开始对法西斯主义不满，这个法西斯主义对它值价太贵，并已觉得太耗费。这些就是在时局发展中应该计及的一个表征。
在现时，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仍互相坚固地结合着。无论如何，战争对他是开展一个道路。但是这个道路能够加速大难之到来。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虽说不是绝对的，但它表现为很可能的。
※※※
即假定莫索里尼做出一个胜利的战争，而这个战争又是最短的（从九月到三月），结果亦只能是意大利帝国主义的灾害。已经开始的里尔的滑降将采取一个混乱的步武。即使人们在工业中为战争而充分工作；即使农民收到他的生产品的百分之百的价格，里尔之日益增加的贬値，因为弥补战争的耗费之需要而增加通货膨胀，将终于创造一种状况与一九一九—二〇年意大利的状况和一九二三年德国状况相接近。在十三年的法西斯主义中已大大扣除了的工人的工资、职员的薪俸，将完全不能与激烈的物价上腾相抗衡（战争的动作尚未开始，果品和蔬菜的价格已增到百分之百了）。农民在交换他的生产品中，亦将收到一天跌似一天的货币。其后，为抢掳阿比西尼亚的士地，应该以苛刻的条例加在意大利的全民族上，受法西斯主义保护的，甚至躲藏在法西斯主义中的剥削仍不少获利。在商店之前将形成上一次战争之有名的好看的泥巴。罢工将复兴起来。现在它已经复兴了。
但是战争将不是短期的，亦不是很简单的。阿比西尼亚曾经打败过克利斯比的军队，不会不对莫索里尼的军队做一个坚强的反抗。若人们注意到在一个以骡马为最好的转运方法的地方打仗，人们就可知道像意大利反阿比西尼亚的一个战争是如何的艰难。因此可预知意阿战争之经济的、财政的、政治的、社会的反响，在意大利内部将是千倍的危殆和尖刻。
若人们注念到对莫索里尼的动员之初步的反动，就可预知人民对阿掳掠战争的反抗到动作开始时将变成更大的。
※※※
法西斯的报纸努力叫人相信在意大利有拥护战争的热情。请看下面意大利通信，写在一个移民的报纸上（Avautil），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便可见群众对战下的心理：
“热情缺乏一个绝对的一致，被召入伍者在动员的中心区倒还没有一般的采取反叛的形式，但单个的情形是有的。例如在福尔里（莫索里尼的出生地）妇女们努力阻止后备队的出发，逃亡者甚多，不过很容易被抓回；亦有若干对国家权力实行暴烈的反抗。在加格利亚利（莫索里尼曾亲自在此做过一次演说），一个后备队自杀了，因为人们不允许他看他的有病的妻子。此外人们用种种方法做抗拒入伍的理由。”
“许多逃脱的事亦产生于南替洛尔；但是，这里有一个强盛的希特勒的运动，因之在这个区域中所发生的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被召入伍的后备队——兵士和军官——当他们在开始向东非出发时，表现更明显的反叛的表征。”
“意大利军队中新状况的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军官和士兵间礼貌的轻忽！！在志愿兵中纪律的废弛是充满着。这些军队之混乱的成分（其中混含着各种年龄不同和体格各异的分子）使军队和义勇兵之间的对峙更尖锐。”
“法西斯的民兵已由他的犯纪和放荡的姿势在人民中招致很大的反感。”
“另外人们已开始创造惊骇的事态。在非洲的队伍之健康状况传出许多夸张的风闻。人们不相信官家的消息。实际上这些消息所宣布的因病死亡的人数是少于实在数。”
“这些心理状态使法西斯主义忧心，用尽一切方法压制不利的消息和风闻。禁止揭载有关于对阿战事所引起的不幸事件。”例如在丢林，人们立即从一个商店门前撤退这样的字条：“为死在阿比西尼亚的儿子而停业”。死亡的通报现在都是简略的和隐意的：“人们告知你们的儿子（或你们的丈夫）已死在……，另有嘱咐不可公布这个消息。”
若法西斯主义现在就害怕若干在非洲病死的消息之公布，一旦动作开始，大批的死亡发生时，将如之何呢？应该相信阿比西尼亚人亦知道杀人。在一八九六年阿都亚之役，他们已证明这个。在过去由“德谟克拉西”所做的战争中，所谓“自由”的报纸还有这个比法西斯主义占便宜的地方：它还可以欺骗那些对它的谎言还未失却信仰的读者。如今法西斯的报纸是“可疑的”：人民不读它，亦不相信它。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战争中的一个巨大的劣点。一个为着镇静人民的消息反在人民中引起惊慌和扰攘。为估量意大利群众现实状态之很有意义的就是：对法西斯制度不信任的心理；不满意的情绪一直到用强烈的爆发表现出来。
到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普遍的积极的时候，它就要转变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心理状态。法西斯的势力主要的是建立在受暴力和恐怖摧残了的群众之惰性的态度上。现在法西斯主义自己又由对阿战争给群众以可能性：恢复他们久已失去了的互通声气的关系及同时感觉并要求同样的事情：推翻法西斯制度。
※※※
现在所缺少的是准备，指示并引导那些在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战争的解决以外寻找另一个出路，一个自己的出路，即革命的出路之群众，这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党——一九二一年在利务尔纳创立的共产党——受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和史大林主义的创伤已差不多等于零。社会党——丢拉底的老党——变成在外国的一个小的教派。在移民中，史大林党和社会党两个小团体，因受法国情形的影响，成立一个“行动统一”的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对意大利的群众是没有什么实在的重要。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之缺少，共产党之政治的和组织的消灭，无疑的是表现意大利状况之最弱的方面。这样的状况，另一方面亦是不能与其余的国际状况分开的。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今日是一个双方的而不是唯一的任务：为创造意大利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而斗争。
为帮助意大利群众战胜法西斯主义，应该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在阿比西尼亚失败。这固关系于意大利国内群众组织起来积极地反对战争，但这亦关系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协助。并且多部分关系于这个协助。
没有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莫索里尼不会能进行今日的战争。今日在伦敦、巴黎、莫斯科，一个工人的政策，一个革命的政策，还更能给意大利的群众以巨大的协助，以改善他们世界革命的队伍。但是不要空从两个死亡了的国际（第二和第三）等候这个协助。应该立即号召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这只有以第四国际的名义，我们才能够并且应该做这个。从这个事实将在意大利工人的心中开展一条道路。无须指明，在意阿战争爆发时，对法西斯的帝国主义的意大利组织一个国际的怠工之唯一的发动者是落在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身上。今日列宁旗号就是：第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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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者反对新“一九一四年”运动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8期
法国革命者反对新“一九一四年”运动宣言
译者按：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的前夜，第二国际曾通过一条议案：即是无产阶级决不帮其国内的资产阶级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作战。但是战事爆发以后，此项决议案置之脑后，各革命团体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下丢弃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旨。各个加入爱国主义的战争，这叫作“社会爱国主义”。现在第二次的大战已经迫在眉际，新的一九一四年快要临到，而第三国际情形与第二国际当时情形不相上下。所以法国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发起反“社会爱国主义”及反阶级和平运动。以抵议第三国际的反革命行动。以下是法国八个革命团体共同的宣言。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旨最近被第三国际的领袖史大林正式的宣布遗弃了。他公开的同意法国的国防政策。
我们绝对的反对主使这宣言的意志，与我们反对第二国际的资本统治下的国防一样。
不管我们对于苏俄的经济与社会的统治意见如何，我们绝独的拒绝与我们的资本政府，民主或不是民主的，与苏俄联盟或反对的，有任何神圣的联盟，任何国防的参与。我们要对于我们的主义忠实。这主义曾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下表示过的。
我们排斥一切促进世界大战的政策。这政策往往用诡词来辩护战争，用机谋来宣传战争。一切的情形还是与一九一四时一样。
不错，德帝国主义与希特勒是战争惟一的煽动者。但是其他一切的帝国主义者也都有份，在凡尔赛的条约中已种下第二次大战的种子了。
民主政治用战争来维护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加入战争，必须武装民众，并压迫民众一切的自由生活。
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可以保障人民的面包、和平与自由。除了组织起来，反对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者，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目的。
在大战没有爆发以前，让我们组织起来推翻一切的资本主义者的统治。若是这灾难在我们没有组织完备的时候就临到，那就是世界革命到了的表记。一切的劳工同志们要联合起来先反对我们共同的仇敌——我们各人本国内的帝国主义。
在现在时代，照恩格斯的预言：世界若不走到社会主义即要退化到原始野蛮时代。我们必须从两者之中选择其一。
在这时期，历史上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成了全人类社会的最大需要。所以现在的革命者的本分是双层的，组织与负起责来干。如此，这惟一的救世方法，始能走到成功之路。
我们本着以上所说的缘因，唤起各不同组织的无产阶级同志联合起来，先开国内会议，作将来国际会议的先驱。我们的目的是反对世界大战的再来，而为世界革命而斗争。
发起者：“列宁主义行动”
“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组合”
“教员联合会”
“社会创造”
“国际（共产主义联合）”
“阶级斗争”
“最后斗争”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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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9月11日小委员会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9月11日小委员会会议
1871年9月11日星期一下午1［时］于梅特兰公园路
赛拉叶主持会议,
恩格斯被指定为书记。
在恩格斯提议和黑尔斯附议下，决定同意特鲁拉夫的25镑11先令6便士的账单决定予以同意，传单和第五次印刷的1000册[1]的售价问题留待考虑。一致通过。
恩格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先付给特鲁拉夫先生10镑，其余部分等他把售出的册数报来后再付。一致通过。
马克思提议，龙格附议：为避免任何误解，要求总委员会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宣布，代表会议只不过是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而举行的各国代表的会议，其任务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和决定一些组织措施。
黑尔斯提议，龙格附议：总委员会应建议成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旋又撤销，准备明天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建议成立女工支部。
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第545—546页
[1]指《法兰西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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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9月9日小委员会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9月9日小委员会会议
〔1871年〕9月9日8时
龙格主持会议。
马克思提议，朗德克是否仍然属于国际的问题与总委员会毫不相干，让他去找伦敦的法国国际会员解决。国际会员在巴黎受审时朗德克丧失气节，保证今后不再同国际有任何联系。但是这样的问题不能由总委员会来决定。
莫特斯赫德附议。
一致通过。
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会议不是由各分部的代表而是由各国的代表组成，代表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来同总委员会商讨问题的，因此代表会议同代表大会有很大区别，职权也很不相同。此点一定不要忘记。第一个问题将是：（1）钱的问题，会费没有按规定缴纳。代表会议无权改变章程，但能够执行章程，因此第一个提案就是，分部在被接纳入会之前要缴纳会费。[1]
荣克附议。一致通过。
马克思：（2）（国际遭到禁止的各国，应提出自己的计划，允许他们使用其他名称，但不许成立秘密团体。）
埃卡留斯附议。一致通过。
马克思：（3）指定几名委员起草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两年工作报告。照例通过。
荣克提议[2]，埃卡留斯附议，指定马克思起草报告。
马克思：（4）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改称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等等。
赛拉叶附议。一致通过。
马克思：（5）会后起草致各国政府的答复。
恩格斯附议。一致通过。
（6）[3]设有经常性组织的国家要定期提出有关地方和联合会征收会费情况的报告。
这一条由马克思自己撤销了。
马克思：（7）凡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
赛拉叶附议。一致通过。
马克思：（8）总委员会应颁布新版《章程》以及标准的法文和德文译本，并列印出，而[4]所有其他各国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经总委员会批准。
荣克附议。一致通过。
莫特斯赫德：要求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一工作，可作如下决议：工会等组织，凡拒绝提供所要求之材料者，在罢工时总委员会将不给予援助。
麦克唐奈附议。一致通过！
马克思：小委员会星期一晚8时在马克思住处开会。
通过。
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第542—544页
[1]原稿中此处划掉了“除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外”一语。
[2]原稿中此处划掉了“龙格附议”一语。
[3]原稿中在“（6）”之前划掉了马克思的名字。
[4]原稿中此处划掉了“西班牙”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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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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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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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报告全文见《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文献》，本卷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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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向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总委员会向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报告全文见《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文献》，本卷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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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意大利各支部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意大利各支部书[1]
1872年8月23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我们收到了标明日期为“8月6日于里米尼”的某个据称是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联合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断然表示同伦敦总委员会不再有任何团结一致，并擅自规定在纳沙泰尔（瑞士）召开[2]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建议这一派的各个支部都要派自己的代表前往纳沙泰尔，而不是前往即将举行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海牙。
必须指出，有代表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其余20个支部中没有一个履行我们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接受新支部的任何一个条件。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正是那些妄图建立这个联合会的人，在伟大的工人协会之外建立自己的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将就这种假冒名义的行为作出决议。
代表总委员会并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
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部分载于1872年8月28日《人民报》第95号，全文载于1872年9月29日《平民》第20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40页
[1]总委员会就无政府主义者的里米尼代表会议（见注释259）给意大利各支部的呼吁书，是经恩格斯之手寄往米兰、都灵、费拉拉和罗马的，这些地方的支部得到总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并同它保持经常联系。
国际都灵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平民》周报（1872年4—10月出版）编辑部在发表这个呼吁书时加了下面一段按语：“我们在刊载下面这封信时，必须向大家说明，我们之所以不能更早一些刊载它，是因为《无产者解放报》（这封信就是寄给它的）编委会的编委们由于一次罢工事件而被监禁起来，同他们中断了的联系直到最近才恢复。”——374
[2]在信稿中接着是：“所谓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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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1]
执行委员会受总委员会委托暂行代理协会的一切组织工作，
鉴于新马德里联合会8月5日来信请求总委员会予以承认；
鉴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7月16日作出的拒绝接受上述联合会加入国际的决议；
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同意总委员会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加以反对的、其大部分成员都是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的联合委员会的观点，即使从形式上来看也是荒谬的；
考虑到，在西班牙首先敢于同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划清界限、揭露并挫败其阴谋诡计的，实际上正是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者，——
为此，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理由，代表总委员会，
决定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并同它建立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
代表执行委员会
西班牙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8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8月24日《解放报》第63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39页
[1]新马德里联合会在1872年8月24日《解放报》（LaEmancipacion）第63号上发表了执行委员会的这一通告，其中宣布了总委员会对该联合会的承认。——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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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1]
1872年8月8日于伦敦
鉴于同盟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进行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曾在1872年7月24日的会议上，委托西班牙书记、公民弗·恩格斯给瓦伦西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写信如下：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公民们！
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设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理智》[2]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
1868年当这个团体作为一个公开团体成立时，总委员会不得不拒绝在它仍然保持自己的国际性质的时候接受它加入国际，因为它妄图成为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外活动的第二个国际联合组织。同盟只是在答应仅仅作为日内瓦的一个普通地方支部存在之后，才加入了国际（见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7页及以下各页）。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一律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盟内的和盟外的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总委员会已经发出内部通告，要求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调查该同盟的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还知道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应同盟的先生们坚决要求而采取的那些有利于他们团体的措施，于是总委员会坚决决定取缔这些阴谋活动。为此，总委员会要求你们完成以下事项，以便起草即将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同盟的报告：
（1）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在国际中所担任的职务；
（2）调查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3）寄一份你们1872年7月7日的内部通告；
（4）说明为什么你们认为，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如果总委员会收不到作出确实的和最后的答复的回信，它将被迫不仅在西班牙国内，而且也在西班牙国外公开宣布，你们违反了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并且为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且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利益而背叛了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7月24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一封标有“8月1日于瓦伦西亚”字样并于8月5日在伦敦收到的信件中，对总委员会的要求作了如下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收到了你们最近的来信，但是，由于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而我们的常任翻译又不住瓦伦西亚，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信的内容。我们已请另一个同志尽快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作出回答。”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872年8月8日会议决定，在等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回答的同时，必须公布这封信，以便敦促西班牙的所有联合会和支部对称为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存在、活动和目的进行调查。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莱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通讯书记
J.帕·麦克詹奈——爱尔兰通讯书记
弗·恩格斯——西班牙和意大利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法国通讯书记
勒穆修——美国通讯书记
海尔曼·荣克——瑞士通讯书记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通讯书记
会议主席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书记）
会议秘书弗·库尔奈（荷兰书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72年8月8日
载于1872年8月17日《解放报》第62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35—138页
[1]这个文件是在执行委员会1872年8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的（此次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从手稿上可以看出，第一段是马克思写的。——370
[2]《理智》是一家无政府主义周报，1871—1872年在塞维利亚出版。——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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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1]
公民们！
总委员会有必要向你们公开揭露国际内部的一些阴谋活动，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你们当中大多数人却从来没有怀疑到它们是存在的。
在我们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我们不得不提醒你们注意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宗派分子的阴谋，这些阴谋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纠纷，偷偷地把我们协会的最高领导权转交给以米哈伊尔·巴枯宁为首的集团。
你们记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成立的时候曾经印行了一个章程，如果我们批准这个章程，它就会保证同盟的双重存在——既存在于国际之内，同时又存在于国际之外。事实上，同盟也就会一方面有自己的同国际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并存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同时却又自称是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盟的目的在于，用巴枯宁先生的特殊纲领来代替我们的共同章程，并把巴枯宁的个人独裁强加于我们的协会。
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通告中拒绝了这种狂妄要求。[2]它表示只有在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即同盟不再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它必须解散自己的组织，它的各个支部将根据普通地方支部的权利加入国际。同盟正式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是在它的所谓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日内瓦中央支部加入了我们协会。而其余的支部对总委员会仍然保持秘密，因此总委员会只能认为这些支部是不存在的。
现在，过了三年多以后，我们掌握的一些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违反自己正式许下的诺言，过去和现在始终都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而且是以秘密团体的形式存在于国际内部;它现在仍然受巴枯宁先生的领导；它的目的依然如故，最近一年来表面上是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而实际上是针对我们的整个组织的一切攻击都来自同盟。有些人指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虽然他们一次也不能指出总委员会有什么权威主义的行为，他们一有机会就鼓吹“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他们指责总委员会想把“自己的正式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把国际变成一个有“教阶制的”团体;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按教阶制”组织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领导，而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领导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个人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他们要求国际按“自下而上”的原则组
织起来，但他们自己作为同盟的盟员却俯首帖耳地听从“自上而下”的命令。
用不着证明，在国际内部存在着这类秘密团体显然违反了我们的共同章程。我们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一律平等的国际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国际的亲信的会员，向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目的。国际的纲领包含在它的章程中，是尽人皆知的，同盟的纲领则一贯被隐瞒起来，而且直到今天大家仍然不知道。
同盟的核心是汝拉联合会；由它提出口号，而秘密组织所属的其他支部和报纸则立即接受和拥护。在意大利有一些受同盟控制的团体。这些团体自称为国际的支部，但是从来没有申请过加入国际，从来没有缴纳过会费，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的条例中规定的其他任何条件。在比利时，同盟有几个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法国南部，同盟有自己的通讯员;其中有些人还把这种职务和警官助手的职务结合于一身。但是同盟组织得最好的还是在西班牙，它在那里分支最多。在那里一开头它就不露形迹地混进了西班牙国际的队伍，并且几乎一直控制着历届联合会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他们甚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这个秘密组织在我们协会内部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几乎是每个人的义务。伦敦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身为同盟盟员的西班牙代表[3]，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巴枯宁的忠实信徒按照他的旨意立即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所散布的谣言和进行的疯狂攻击都澄清了上面那种错觉。在同盟内部经过长期斗争后，那些把国际看得比同盟珍贵的西班牙会员退出了同盟。他们立即遭到了那些仍然忠实于秘密团体的人的最恶毒的侮辱和诽谤。他们被两度开除出马德里地方联合会，这是明显违反现行条例的行为。当他们想组织一个新马德里联合会[4]的时候，西班牙联合委员会不准他们这样做，并退回他们寄去的会费。这里需要指出，就我们所知，该联合会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中有五名是同盟盟员（维森特·罗塞尔耳、佩雷格林·蒙托罗、塞韦里诺·阿尔瓦拉辛、弗朗西斯科·托马斯和弗朗科·马丁内斯），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人。这样一来，因自己的自治而无比自豪的西班牙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自己根本没有怀疑到自己正是像一群绵羊那样地顺从自瑞士发出的秘密命令，这些命令联合会委员会必须盲目地执行，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被同盟宣布为非法。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被选举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于7月7日向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要求它们缴纳额外会费，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费用，并权威主义地命令它们按照全西班牙的一张共同名单来选举这些代表，以便由它，即联合会委员会，来负责计算选票。这种选举办法是要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不仅如此，联合会委员会还通知说，它草拟了一份这些代表绝对必须遵从的共同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当我们一获悉这个用国际会员的钱派遣同盟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方案以及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同秘密团体一起搞阴谋活动的证据后，我们便在7月24日向它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在国际中所担任的职务；
（2）组织调查西班牙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3）寄一份7月7日的内部通告给我们；
（4）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认为，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5）在回信时要作详尽回答。[5]
我们至迟在8月1日以前就应当收到回答。但是，直到8月5日我们才收到一封表明“8月1日于瓦伦西亚”的信（邮戳已辨认不清），信中借口说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懂我们用法文写的信，因为需要时间来翻译这封信，所以回答推迟了。然而就是这个委员会曾在6月15日的信中请求我们在给他们寄我们的刊物等等的时候尽可能寄法文的，因为他们（委员会的委员们）多少懂得一点这种语言！可见借口是虚伪的：他们只不过想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时间。
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协会的全体会员，尤其是国际的西班牙会员宣布，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背叛了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委员会不但没有严格遵照国际西班牙会员所赋予它的权力行事，反而成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且甚至敌视国际的团体的机构。它所服从的不是共同章程和条例，以及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和西班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巴枯宁先生发出的秘密指令。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其委员的大多数都是同国际格格不入的秘密团体的成员，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共同章程的明目张胆的破坏。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都是同国际格格不入的秘密团体的成员，所以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显然违反共同章程的。
公民们，这就是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之前必须告诉你们的一些事实。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的秘密阴谋。这是一个旨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阴谋。因此，凡是我们接触到这个阴谋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它鼓吹的是起削弱作用的绝对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当不了解这个阴谋的普通国际会员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都遭到迫害和逮捕的时候，“英勇的”同盟盟员却享有不受任何侵犯的特权。
公民们，你们应当作出抉择。现在问题不在于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不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也不在于任何其他的夸夸其谈的和响亮的词句。现在问题在于：你们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除了你们所赋予的权力而外不承认别的权力的人来组成，还是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通过欺骗的办法选举出来并从你们那里获得权力，但是决意遵照在瑞士的某位神秘人物的秘密指令把你们当成一群绵羊来驱使的人组成？
揭露这个秘密的骗子手团体的存在，就是消灭它的力量。同盟那伙人自己不会笨得相信，当国际的广大会员群众知道存在这个组织时还会自觉服从这个组织。在骗子手和他想欺骗的人之间，在同盟和国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此外，必须一举永远地结束由于协会内存在着这个寄生组织而一再发生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尽是浪费本来应该用来反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力量。同盟既然阻挠国际反对工人阶级敌人的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要求海牙代表大会将同盟的全体盟员开除出国际，并授予总委员会以必要的权力来有效地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阴谋。
总委员会
恩格斯写于1872年8月4—6日
原文是法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28—134页
[1]由于筹备海牙代表大会，揭穿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就具有了头等重要意义。
执行委员会在1872年7月5日的会议上研究了从西班牙得到的关于同盟的秘密活动的文件，决定要求总委员会向应届代表大会建议把巴枯宁和同盟的其他盟员开除出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整理所提出的提议，并提交给总委员会。8月6日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提交了这篇告国际全体会员书草案。在对草案的热烈讨论中，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反对在同盟案件调查清楚以前公布告会员书。多数票决定把草案留做参考材料。保存下来的是恩格斯用法文和英文写的手稿。——364
[2]这里讲的是总委员会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一次请求加入国际的答复。接下来恩格斯讲的是总委员会1869年3月9日的第二封信。——364
[3]指安塞尔莫·洛伦佐。——编者注
[4]见注释236。——366
[5]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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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答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答复[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伦敦牛津街拉脱本广场33号
致汝拉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公民施维茨格贝耳：
我已将你今年7月15日的来信交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委托我通知你，在作出应届代表大会在海牙举行的决定时，总委员会已对你信中谈到的一切理由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作出这个选择是由于以下的考虑：
代表大会不能在瑞士举行，因为瑞士是争论的发源地和中心，代表大会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开会地点的影响；为了使代表大会的决定更有分量和使大会的讨论更加深入，必须避免地方性，为此必须选择一个远离争论中心的地方。
你不会不知道，最近4次代表大会中有3次是在瑞士举行的，并且在巴塞尔，比利时的代表曾极其坚决地要求应届代表大会在韦尔维耶或荷兰举行。
瑞士尽管相对地说享有自由，但她未必能要求有垄断代表大会的权利。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也对总委员会的选择表示不满和不赞成。
顺致兄弟般的问候！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1872年7月18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72年8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4期
[1]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1872年7月27日的会议上委托瑞士通讯书记海尔曼·荣克以总委员会名义写信答复汝拉联合会1872年7月15日抗议国际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来信。荣克的答复是1872年7月28日写的，刊登在1872年8月1日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汝拉联合会简报》上。——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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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
〔1872年经总委员会修改〕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2]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上述精神，制定章程如下：
第一条本协会的成立，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3]的中心。
第二条本协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要求，采取使国际协会能够顺利进行活动的措施，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不再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当选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五条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处理各种事务的必要负责人，如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第六条总委员会是在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在统一领导下[4]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同时进行调查；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以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本条规定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并且除非存在法律障碍，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均可与总委员会直接通信。
第七条（a）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工人力量的联合，同样应该成为这个阶级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第八条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名与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第九条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均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
第十条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得到加入协会的工人的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获得三分之二与会代表的赞同。
第十三条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事宜，得由每次代表大会上审订的专项条款加以补充。
组织条例[5]
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决议修订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1．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的每个成员均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的权利，每个协会会员均有被选为代表的资格。
2．凡成员不少于五十人的支部或成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的若干支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3．凡成员在五十人以上的支部或总人数在50人以上的若干支部，每超过一百人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4．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5．代表由选出代表的那个或几个支部支给补贴费。
6．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
7．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和讨论并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原则问题的公开会议。
8．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正式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小组或它们的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交并为总委员会所接受的问题。
所有支部，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交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3月31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9．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议程及时通知所有的支部。
10．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成立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各小组或支部提出的报告，交给哪个委员会研究，就在该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该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报告；该委员会还决定哪些报告应作为正式报告的附录。
11．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12．对有关原则的问题，均实行唱名表决。
13．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
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只宣读这个总报告。
二
总委员会
1．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设有国际正规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
2．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
3．总委员会应每周公布其开会情况。
4．凡在联合会之外的团体，如想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5．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的团体或小组，但它们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一个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保留作出临时决定的权利。
6．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属于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有关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行使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要求该联合会各支部在三十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其余各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正规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
7．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可以向代表大会进行申诉，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
8．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的、地方性的或国际团体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9．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委员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1．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每个会员每月十生丁。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各项开支。
2．总委员会应印制价值十生丁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3．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所属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4．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的专页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那份章程上。
5．各国或各地区的联合会委员会每个季度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6．这些会费券，须标明当年年份。
四
联合会委员会
1．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2．每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应每月向总委员会呈交一次报告。
3．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个季度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4．每一个联合会都可以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支部或团体，但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资格；然而它可以建议总委员会将它们暂时开除。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1．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定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2．此种带有地方特点的章程和条例，由联合会委员会审定其是否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不在联合会内的支部，其章程和条例由总委员会审定。
3．所有地方分部、支部或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其名称和性质一律只是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在名称前冠以该地地名。
4．因此，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分部、互助主义分部、集体主义分部、共产主义分部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等类名称成立执行与所有国际组织的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5．不言而喻，本节第二条[6]不适用于加入国际的工会。
6．请所有的支部和加入国际的工人团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7．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不言而喻，本条绝不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支部的存在和建立。
8．凡载有攻击协会之言论的报刊，支部应立即寄送总委员会。
9．协会的机关报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各联合会委员会的地址和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
1．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条以及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决议付诸实施。
2．每个地方支部内均应设一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国际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对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和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共同利益，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3．每年8月1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4．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工会和国际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5．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说：
由工人自己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一项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显然，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同时工人也将通过亲手进行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来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统计工作，按后面所附的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此项关于劳动的统计工作，由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共同合作进行；
报告和证明材料应寄给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一份总报告，把证明材料作为总报告的附录；
这个总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给年度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
（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修改）
1．何种生产部门？
2．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从业人员的人数。
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
5．（a）工厂中的劳动时间；（b）小企业主雇工和家庭生产的劳动时间；（c）日工和夜工；（d）休息时间。
6．工场规则。
7．工场状况和劳动性质。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瓦斯的采用。清洁条件等等。
8．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9．道德状况；教育。
10．生产情况：生产是随季节变化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是否发生大的繁荣和停滞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主要是为国内市场生产还是为国外市场生产。
11．专管劳资关系的法律。
12．居住条件和营养状况。
马克思修订于1871年9月底10月初一大约11月6日
《共同章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229页；
《组织条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第572—585页
[1]这个文件的译文分两部分，其中《共同章程》依据的是英文版，译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229页；《组织条例》依据的是法文版，译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第572-585页。英文版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收录的是法文版，苏联编者在介绍法文版文件时指出：“这个文件是1871年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法文本，上边有总委员会1872年6—8月间所通过的修改（笔迹是拉法格的）。小的修改由拉法格改在这本小册子的字里行间，较重大的修改则作了剪贴。全部修改工作是由拉法格按照马克思修改过的、至今仍然保存的另一本1871年的小册子上进行的。由拉法格修改好的本子后又经马克思重新审阅，并在个别地方加以改进。
据认为，章程和条例草案就是以这种形式提请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批准的。但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提请代表大会审议的只有下列几个主要的地方：在共同章程里加进了第八条——经海牙代表大会通过后标码改为第七条（a）,在组织条例第二节里加进了在国际组织内部加强纪律与集中的第二条和第六条。”——编者注——349
[2]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3]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计划的”。
[4]在法文版中是“在共同精神下”。
[5]正文中凡用楷体排印的，均系总委员会于1872年夏所批准的改动。——编者注〔注：即目前定义为“粗体+下划线”的部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6]这是指本节原来的第二条，即现在的第三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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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
1．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决定在巴黎召开下次代表大会，后来由于代表大会无法在巴黎召开，于是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总委员会又于1870年7月12日确定美因兹为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其次，鉴于目前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国际都遭到政府当局的迫害，以致代表大会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美因兹都无法召开；
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这一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的规定，确定国际工人协会下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日星期一在荷兰海牙召开。
2．鉴于原定1870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内容目前已不适应国际的迫切需要，因为这些需要已由于发生的巨大历史事件而起了重大的变化；鉴于各国的许多支部和联合会都建议下次代表大会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鉴于目前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国际都面临着迫害，因而国际面临的任务是巩固自己的组织；
总委员会决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作为海牙代表大会议应予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同时保留以后根据各支部和联合会的建议，拟定代表大会的较详细议程的权利。
1872年6月18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72年6月29日《国际先驱报》第13号、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1872年7月7日《平等报》第14号、1872年7月13日《解放报》第57号和1872年7月14日《自由报》第28号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02—103页
[1]见注释22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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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萨拉戈萨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致萨拉戈萨代表大会
1872年4月8日于伦敦
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谨向萨拉戈萨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恩格斯
载于1872年4月13日《解放报》第44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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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萨拉戈萨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致在萨拉戈萨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1]
1872年4月3日于伦敦
公民们！
在西班牙各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向你们转致它的祝贺。的确，你们可以庆贺自己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所取得的成就。西班牙国际的成立还不到三年，如今它的支部和联合会已遍布全国；它在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组织，目前它正向乡村深入。由于你们的活动，以及你们国家的互相更替的政府的荒谬而又愚蠢的迫害，你们才能够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并使国际在西班牙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但是，也不应当忘记，这些成就之所以可能取得，只是因为我们协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给予每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联合会以充分的行动自由，而对于协会的各个中央机关则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才给与全权，以便使这些机关能够顺利地为纲领的统一性和共同利益而斗争，并且使协会不致变成资产阶级或警察的阴谋诡计的玩物。[2]
可能，你们还会遭到不少迫害。那时就请你们记住，有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在那里国际会员正遭受政府方面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但他们终究没有屈服；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地知道，对于我们协会说来，迫害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手段，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根除现代无产阶级的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要消灭国际，就必须消灭自然产生国际的基础，即现代社会本身。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2年4月13日《解放报》第44号、1872年4月28日《自由报》第17号和1872年5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36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68—69页
[1]恩格斯受总委员会委托写了这封信（见注释137）。1872年4月和5月这封信发表在《解放报》（LaEmancipacion）、《自由报》（LaLiberté）、《人民国家报》上。还有保留下来的恩格斯用西班牙文写的草稿。
关于萨拉戈萨代表大会，见注释162。——344
[2]在这封信的草稿上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存在下去；现代无产阶级的最大功绩在于，它为了进行共同斗争而建立了一个遍布一切文明国家，但是丝毫也不损害每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自治的协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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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8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1]
1871年三月十八日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一
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
二
大会声明，由于仇恨工人阶级而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愚蠢和罪行，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三
大会声明，各国政府对国际的十字军征讨，以及凡尔赛刽子手和他们的普鲁士胜利者的恐怖行为，表明他们的胜利是不牢靠的，证明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消灭的英勇先锋队的后面屹立着声势浩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
马克思写于1872年3月13日和18日之间
载于1872年3月24日《自由报》第12号和1872年3月30日《国际先驱报》第3号
按《国际先驱报》刊印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61页
[1]这些决议发表于1872年3月24日《自由报》第12号、8月30日《国家先驱报》第8号上。此外，还有法文手稿保存下来，手稿由马克思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作者修改过。——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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