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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理性语宣言（А．克鲁乔内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超理性语宣言
А．克鲁乔内赫
编者按：本文选自《俄国未来派宣言》，慕尼黑，1967年影印版。原文为俄文。本文于1921年作于巴库，原刊处未详，当时曾印成传单在该地散发。后来，或节选，或全文，曾多次收入作者的各种书中。这篇宣言总结了作者1917-1920年在梯弗里斯的文学活动。作者А．Е．克鲁乔内赫（1886-1968）是立体未来派主要理论家之一，“超理性语”的主要倡导者，曾参加过Д·布尔柳克组织的希列亚派，著有《词本身》（1913）文集以及多种诗集。他在十月革命后，在南方领导未来派诗人团体“四十一度”（包括兹达涅维奇、捷连季耶夫、切尔尼亚夫斯基等）。
一、思维和语言总是跟不上富于灵感的人的感受，因此艺术家不仅可以用一般的语言（概念）去表现自己，而且可以用个人的语言（创造者具有个性）以及没有确切含义的（尚未僵化的）超理性的语言。一般的语言束缚人，而自由的语言可以使人表达得更充分（譬如：гооснегкайд等等）。[1]
二、超理性语（从历史的和个别的意义上说）是诗歌的原始形式。最初是有节奏的音乐性的冲动，是原始的声音（诗人应当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在以后的工作中它会被遗忘）。
三、超理性语产生超理性的原始形象（反之亦然），这是不能准确地确定的。例如：无形式的бука，горго，мормо；雾一般的美女伊拉雅里；阿沃西卡和涅波西卡[2]等等。
四、在以下情况下人们使用超理性话：
a）的当艺术家描写一些尚未完全确定的形象（在其内部或外部）时；
b）当他不想指明某个事物，而只是暗示一下，做一个超理性的说明：它是某种这样的东西，有着四角形的灵魂——在这里平常的词用于超理性意义上。属于这一类的有一些臆想出来的主人公的姓名、民族、地点、城市等等的名称，例如：奥依列，勃列扬娜，乌德拉斯和巴雷巴[3]，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卡拉玛佐夫，乞乞科夫[4]等等（但不是那些带寓意的名称，例如：普拉夫金，戈鲁贝什金[5]——在这里，它们的含义是明确的。）；
c）当他们丧失理智（愤怒、嫉妒、狂暴……）时；
d）他们不需要它——宗教式的神魂颠倒和爱。（感叹声，感叹词，哼哼声，重唱，小孩含糊不清的话，昵称，诨号——这类超理性语在所有流派的作家中都是很丰富的。）
五、超理性语可以唤起并提供创作幻想的自由，而不以任何具体的东西损伤这种自由。词由于有意义而压缩，变得干瘪、僵硬，而超理性语则是野性的、炽热的、爆炸性的（野性的乐土，炽热的语言，燃烧的煤炭）。
六、这样，应当区别造词的三种基本形式：
I．超理性的——
a）歌唱的、符咒的、咒语的魔法。
b）“显示（称呼和描述）无形的事物”——不解之物。
c）音乐语音造词——选音、构成。
II．理性的（其反面是疯狂的、临床的、有自己的为科学所确定的规律的。而那些超乎科学知识之外的，则归于不假思索的美学的领域）。
III．不假思索的（不合逻辑的，偶然性的，创作的突破口，词汇的机械结合：失言、错字、口误；发音和含义上的变动、民族口音、口吃、变音等部分上也归于这一类）。
七、超理性语是最简明的艺术，不论是从其理解到表达这一过程的延续上，还是从其本身的形式上都是如此，例如：库波阿（汉姆生），霍—波—罗[6]等等。
八、超理性语是最普遍的艺术，虽然它的起源和最初的性质可以是民族性的，例如：乌拉，哎哇——哎喂！等等。
用超理性语创作的作品能够提供世界性的诗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是自然地产生的，而并非象世界语那样人为地造成。
贺国安译
[1]第1条原封不动地引自《词本身宣言》（见第11期）。——原编者注
[2]伊拉雅里是挪威作家汉姆生的小说《饥饿》中的主人公臆想出来的美女，阿沃西卡和涅波西卡是俄国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3]奥依列指一个遥远行星上的国度，源于索罗古勃的诗；勃列扬娜指另一个假想的国家，说于米亚索耶多夫的短篇小说《在路上》（《鉴赏家的陷阱》）；巴雷巴大约是扎米亚金的中篇小说《县城里的事》中的人物。（乌德拉斯未详。）——原编者注
[4]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和卡拉玛佐夫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乞乞科夫是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
[5]普拉夫金，冯维辛的《纨绔少年》（1782年）中的人物，戈鲁贝什金．克列季涅蒂的早期法国喜剧影片中的主人公的俄国名字——原编者注
[6]库波阿，这是汉姆生的小说《饥饿》中的主人公所发明的词。霍—波—罗，这是克鲁乔内赫的无意义的诗行，引自《学习艺术》一书，梯弗里斯，1917年。——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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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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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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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化妆？（И．兹达涅维奇、М．拉里奥诺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我们为什么要化妆
И．兹达涅维奇М．拉里奥诺夫
编者按：选自《俄国未来派宣言与纲领》，慕尼黑，1967年影印版。最早发表于1913年的通俗杂志《百眼巨人》圣诞节专号上。文中附有“驴尾巴”小组的成员们涂成花脸的几幅照片。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俄国未来派对待生活和艺术的态度。
我们给弧光灯照射下的高高耸立的城市，给那些溅满了人体的街道，给那些拥挤不堪的房屋，带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面孔，起跑令已经发出，跑道在等待着竞技者。
我们这些创造者，不是来破坏建设，而是来颂扬它、肯定它的。我们的化妆不是荒唐的杜撰，也并非复古，——它与我们的生活和职业的性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
朝霞般的人的颂歌，宛如战斗前的号手，它召唤着人们去战胜大地，这大地在复仇的时刻之前伪善地隐匿在车轮底下，而沉睡的大炮已经苏醒，正在向敌人吐痰。
复活了的生活要求一种新的舆论和新的宣传。
我们的化妆是找到了人所未知的真理后的首次发言。而被它所燃起的烈火说明大地的仆从并未丧失拯救自己老窝的希望，他们聚集了全部力量守卫大门，他们云集一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从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就是胜利者。
艺术的进程与对生活的爱指导着我们。对职业的忠贞鼓励着我们这些斗争的人们．人虽不多，但其坚定性给予我们不可摧毁的力量。
我们把艺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巨匠们长时间地幽居独处之后，我们大声地呼唤生活，而生活也闯进了艺术，现在是艺术闯进生活的时候了。给脸上化妆正是闯进生活的开端，因此我们的心剧烈地跳动。
我们并不只追求美学。艺术不仅是君主，也是售报人和布景师。我们既看重铅字，也珍惜消息。美观与插图的综合——这是我们化妆的基础。我们美化生活并加以宣传——因此我们给自己化妆。
化妆——如同我们今天的一切，是人民的新的珍品。旧的东西已经零乱不堪并被金钱压榨干了。黄金也象装饰品一样，成了贵重的东西。我们则鄙弃黄金和宝石，宣布它们一文不值。那些聚敛、保存这些物品者可要当心——不久你们将成为穷光蛋。
这是从1905年开始的。米哈依尔·拉里奥诺夫把画幅扩大到一个站在壁毯前的女模特儿身上，给她涂上了各种颜色。但是当时还没有公开宣布。现在巴黎人也在这样做。他们在女舞蹈演员的腿上画上彩画；太太们则给自己施咖啡色的扑粉，并象埃及人那样把眉毛描长。但这是年龄所要求的。我们则把静观与行动相联系，并投向众人之中。
我们给弧光灯照射下的高高耸立的城市，给那些溅满人体的街道，给拥挤不堪的房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一些意料之外的花卉走进暖房，令人眼馋。
城里人很早就开始把指甲染成玫瑰色，描眼睛，染嘴唇、脸蛋、头发——但他们都模仿大地。
我们则与大地无关。对我们这些创造者来说，我们的线条和色调都与我们同生同长。要是有人给我们以鹦鹉的羽毛，我们会把羽毛拔掉来做毛笔和铅笔。
如果给我们以不朽的美，我们就会把它涂污，然后毁掉它。我们是走到底的人。
我们对身上刺花不感兴趣。刺花是件一劳永逸的事。我们的化妆只在一时，同时心情的改变会引起化妆的改变，正象一幅图画吞没另一幅图画，就象汽车窗外闪过一个个彼此嵌接的橱窗一样——这是我们的面孔。刺花是好看的，但它只说明小的东西——说明种族和功勋。而我们的化妆却如同售报人。
我们对面部表情也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面部表情理解为胆怯的和不美的。就象汽车警告来去匆匆的行人的一声尖叫，就象大探戈的醉醺醺的声音——这是我们的面孔。面部表情是生动的，但是没有色彩。我们的化妆则是布景师。
反对大地的造反与面孔的改变都是感受的凝聚和反照。
天文望远镜可以判明散落于宇宙空间的星辰，化妆则向人们说明备种零散的思想。
我们化妆——因为干净的面孔是可厌的，因为我们想宣告人所不知的东西，改造生活并把人的丰富了的灵魂带到生活的上游。
贺国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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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威廉·李卜克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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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
威廉·李卜克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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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柏油（В．马雅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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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柏油
В．马雅科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86-88页。原文最早刊于《抓住了》，《未来派的战鼓》丛刊，1915年12月出版。马雅可夫斯基在本文中提出的“未来主义已经死死地抓住了俄罗斯”以及“大家都是未来派！人民是未来派！”等概念，曾在当时的文艺论争中被广泛引用。
“这是一篇一有机会就要发表的讲话”。
诸位先生和诸位太太！
今年是一个死人很多的年头。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在哀悼所谓德高望重的过早去极乐世界的人。小号铅字每天都在号啕大哭地排出一串遭战神杀害的人的名字。现在的报纸是多么高贵和一本正经啊！那上面尽是一些披麻戴孝的讣闻和闪耀着晶莹泪花的悼词。但是报界在报道一则使我痛心的死亡消息时，却流露了极不体面的欢乐，这使我感到非常地讨厌和不快．当那些象马一样纵列套着的批评家们沿着泥泞的新闻路运送未来主义的灵枢时，各种报纸大吹大擂了好几个星期：“哈——哈——哈，活该！……运走吧！运走吧！运走吧！总算有这么一天！……”（读者十分激动：“怎么，死了？……未来主义死了？……是吗，你说什么呀！”）
“真的，是死了。”
已经一年了。在舞台上听众己看不见那个火一般的在真、善、美和警察分局间迂回的诗人了，在舞台上只有枯燥乏味的柯根式和艾亨瓦尔德式的老头在摇尾乞怜。一年来听众们听到的只是枯燥的逻辑学，只是人们在论证着什么微不足道的真理。他们听不见酒瓶敲打一些浅薄而又空虚的脑瓜的欢乐声响了。
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不可惜这一个怪诞的、长着一头火红色头发的高大而有力的青年？他有点不够聪明、不够文明。但他一直是，啊，一直是勇敢的，火热的。其实，你们又怎能理解青年呢？那些很珍视我们的青年人还不会很快地从战场回来；而你们呢，留在这里的报馆和别的什么机关中安安静静地工作，你们这些人要不是投有能力拿起武器的佝偻病患者，就是一些肥胖笨重的老人，头上白发苍苍，额头皱纹密布，你们所关心的不过是如何才能最宁静地到另一个世界去，你们并不关心俄罗斯艺术的命运。你们是知道的，我也并不十分怜惜死者。但这是别有原因。
请回想一下俄国未来主义的第一个盛大节日吧，其标志就是响亮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在这一场剽悍的混战中，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三次打击，在我们的宣言的三声呐喊下作出的三次打击：
一、砸烂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的冰淇淋制作器，它们把灵感化为冰块；
二、破坏赶不上生活飞跃发展的旧语言；
三、把旧日的伟人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
瞧，没有房子，没有栖身之处，只有破坏，只有无政府主义。小市民们嘲笑这一点，象嘲笑疯子的怪癖一样，而这一点恰好是体现在朝气蓬勃的“今天”之中的“恶魔的直觉”战争扩大了国境，扩展了脑子，迫使人钻入玄妙的昨天的范围中去。
画家！你能用你画的那张略图的薄网去逮住疾驰中的骑兵队吗？列宾！萨莫基什！把水桶搬走吧，否则水全溅出来。诗人！你可别把激烈的战斗塞进抑扬格和扬抑格的摇篮中去，整个摇篮会被毁掉的。
毁坏旧词，创造新词。随着“彼得格勒”这个词出现的新词可真不少啊！“女车长”这个新词有多美啊！该死啊，谢维里亚宁！怎也能斥责未来派，说它把旧文学置之脑后。请问，谁将在哥萨克的冲杀声中听出勃柳索夫的曼陀林式的委婉啼啭？
今天大家都是未来派！人民是未来派！
未来主义已经死死地抓住了俄罗斯。
你们对近在眼前的未来主义熟视无睹，又不善于好好观察自己，就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未来主义已经死丢。不错，作为一个特别的团体来说，未来主义是已经死了，但它却好象洪水一般洋溢在你们大家的心中。既然作为一些特殊人物的思想的未来主义已经死去，我们也就不需要它了。我们认为，我们己经完成了以破坏为宗旨的纲领的第一部分。因此，如果你们在我们的手中看到的不再是丑角帽子上的响铃，而是建筑师的图案的话，请不要大惊小怪。未来主义的声音虽然在昨天由于有感伤主义的幻想还显得软弱，今天它一定会成为一种威力强大的鼓动。
朱逸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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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人的喇叭（В．赫列勃尼科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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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人的喇叭
В．赫列勃尼科夫等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83-86页。本文主要作者В.В.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曾就读于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1910年参加未来派团体，1912年同马雅可夫斯基联合，成为未来派的领导成员之一。著有多种诗集，对未来主义的语言革新等有较大贡献。俄文中的未来派（Будетляне）一词，即是他造出来的。他的诗歌创作及其诗法、技巧、格律、语汇等，对现代苏联诗歌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人们
一直到现在，人们的脑子还是用三条腿在跑（空间三轴）。我们象庄稼人一样来耕耘人类的脑子，给这狗崽粘上第四条腿：时间轴。
瘸腿的狗崽。今后你不会再以可恶的吠叫来折磨我们的耳朵了。过去的人们并不聪明，他们认为，只可以为空间轴建造国家帆船。
我们这些只穿胜利大氅的人，靠着时间轴同帆船结成新的联盟。我们有话在先，我们的规模比基奥普斯[1]的陵墓——金字塔还大，而我们的任务是严峻、大胆和宏伟的任务。我们这些严峻的租木匠重新又把自己和自己的名字投进那沸腾的美的任务的锅炉中去。
我们信任自己。我们愤慨地厌弃那些过时的人们的窃窃私语，他们想踩我们的脚后跟。因为我们是赤足的（一个辅音错误）。但我们是美好的：我们一贯地背离自己的过去，只要它一得势，我们就背离它；我们一贯地在地球上空捡起愤怒的大锤，这地球一听到我们的踏步声就会颤抖。
时代的黑色之帆，迎风鼓起来吧！
维克多·赫列勃尼科夫，玛利亚·西尼亚科娃，鲍日达尔，格里戈里·彼特尼科夫，尼古拉·阿谢耶夫。
竖琴书局，110日卡利佩。
让银河分为发明家的银河和得益者的银河
请听这种新的同仇敌忾的语言。
我们向虚无缥缈、没有人迹的空间提出问题：怎样才能使展翅欲飞的发动机同老一辈人乘坐的油腻的货车跑离？我们将权威地把这些问题烙在银河的额头上和不折不扣的商人偶像上。让各种年龄的人分开吧，让他们分开生活吧！我们把我们这辆“勇敢”号火车头所拖曳的列车上的火漆封印打开，我们发现，原来在列车上除了青年人的坟墓之外，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
我们一共是七个人。我们要求有一把青年人的纯钢利剑。
那些沉溺于家庭和买卖的法则之中的人们，那些只知道说“我吃”的人们，他们是不可能理解我们的。我们一不想家庭，二不做买卖，三不光讲“我吃”。
要有按年龄进行世界范围结合的权利。要把各种年龄的人分开，要有各自单独生存和做事的权利。要有对于一切东西直至银河的权力。滚开，年龄的喧闹。让断断续续的时代的钟声、白色和黑色的小木板以及命运的画笔来统治吧。让那些距离死亡比距离生活和诞生更近的人投降吧。在时代的斗争中，在我们这些野蛮人的猛攻下，他们将处于劣势。而我们呢，我们在研究了时间大陆的土壤之后，发现它是肥沃的。但从那里伸出来一双手固执地把我们抓住，不让我们实行对空间的崇高背叛。难道有过什么东西比实行这种背叛更令人陶醉吗？要不是用抢时间的办法，又用什么来回答作为男子汉而生的危险呢？我们号召到这样的地方去：那里树木会讲话；那里科学协会象滚滚浪涛；那里有春天一般的爱情部队；在那里时间象稠李一样开花，象活塞一般运动，那里的超人围着木匠围裙在把时间锯成木饭，并且象旋工一样地，对待自己的明天……（啊，你们是接吻的方程式。啊，被波浪面上的死光所杀死的死光）。青年们，我们正朝着那个地方走去，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死气沉沉的、骨瘦如柴的人拖住我们，不让我们去把这一身愚蠢的今天的羽毛换脱。这难道好吗？
青年的国家，扬起时间的飞帆吧！你正面临着第二次去偷盗得益者的火。
勇敢一些！拿开，瘦骨嶙峋的手（昨天），在巴拉绍夫动手前拿开。[2]让那可怕的瞳孔被扎得稀烂吧！这是给粗鲁的空间人的眼睛又一次新的打击。“获得”和“发明”，这两者中哪一个的分量更重一些？得益者一向是结队蹑行在发明家的背后的，现在发明家在把成群地跟随他的得益者的爪子从身边逐开。
从得益者本身的观点看，现在地球上的全部工业，就是对第一个发明家高斯的盗窃（得益者的语言和习惯）。他创建了有关闪电的学说，而他在生前用于学术活动的费用，每年就连一百五十个卢布也没有。你们想用纪念碑和赞美文章来使作贼的欢乐圣洁化，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这形迹可疑的良心是藏在你们的阑尾之中的。似乎正是你们在一个什么时候杀死了你们的旗帜——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就好象把疯狗打死在城郊的田野里一样。洛巴切夫斯基[3]被你们打发到乡间小教区去当教师；蒙戈利菲耶[4]被你们送进了疯人院。
而我们呢？我们这一支发明家的战斗队呢？
这就是你们的可以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正因为这样，发明家才会在充分认识自己的特殊血统、特殊习俗和特殊使命之后，与得益者们分开，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间国（没有空间的），并在自己和这些得益者之间加上一道铁栅栏。
未来将作出决定：是谁落入了兽栏，是发明家还是得益者？用牙齿去啃火钩子的又将是谁？
赫列勃尼科夫
命令
一、把未来出版物的光荣参加者从地球人级升到火星人级。
签署者：时间皇帝维列米尔一世。
二、邀请威尔斯和马利涅蒂二人到火星人的国会作客，有发言权。
讨论的题目
《Улля,Улля》，火星人。
一、怎样才能摆脱那些过去的人的飞扬跋扈呢？这些人在空间世界里还保持力量的阴影，怎样才能不被他们的生活所玷污（造词肥皂），让他们在咎由自取的凶恶的海蛆的劫数中溺死？我们注定了要用尺度和时间来争取一种权利：不受数百年前的人们的污秽习俗影响的自由权利。
二、怎样才能使年轻人的飞快的机车摆脱掉未经邀请就硬挂上来的老一辈人的货物列车？
老一辈的人们啊！你们延缓了人类的快速奔跑，你们妨碍青春的沸腾的火车头去搬走那横在前进道路上的大山。我们把火漆戳记撕掉，我们发现，车上装载的尽是用来盖在青年人坟墓上的大石板。正在用挂在我们风驰电掣般的幻想上的货物的形式，偷运着进入天国以前的人的污秽之物。
朱逸森译
[1]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
[2]巴拉绍夫是一个精神病人，他于1913年用刀子划破了列宾的画《伊凡雷帝杀子》。
[3]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著名数学家。
[4]法国法国人，气球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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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本身（А．克鲁乔内赫、В．赫列勃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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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本身
——论文艺作品
А．克鲁乔内赫В．赫列勃尼科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80-82页。原文最初刊于《词本身》，1913年。“词本身”原文是“Словакактаковые”，指无意义的、自在的词。这是未来派在语言方面的主张。
一、为了在一瞬间进行写作和观察！（歌唱，拍溅，舞蹈，把笨拙的工地打扫干净，忘却，学会，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古罗；绘画中的В．布尔柳克和罗扎诺娃）。
二、为了紧张地写作和紧张地阅读比穿上抹油的靴子或开着载货卡车到宾馆途中还更加不方便（有很多绳结、套扣和补丁，外表极不光滑，非常粗糙，诗歌中的Д．布尔柳克，马雅可夫斯基，Н．布尔柳克，利弗希茨，绘画中的布尔柳克和马列维奇）。
我们先前的作家选韵的方法是迥然不同的，例如：
Понебуполуночиангеллетел
Итихуюпеенюонпел……[1]
这里用平淡无味的“ПеПе”来渲染情调。就象用果羹和牛奶涂抹的图画不会使我们满意一样，靠“па—па—па”、“пи—пи—пи”、“ти—ти—ти”之类的音节构成的诗同样不能令人满意。
这样的食品只能使一个健康人倒胃口。我们拿出来的则是另一种声音和词的组合的样品：
Дыр，бул，щыл，
убещур
скум
высобу
рлэз
（这首五行诗中包含着比普希金全部诗篇更多的俄罗斯民族特色。）
这不是低声细语的、懒洋洋的奶油口香糖诗篇（摆牌阵……果泥糕饼），而是可畏的话语：
每个人都年轻，年轻，年轻,
腹中饥肠辘辘。
那就随我走吧……
跟在我身后，
我豪迈地引吭高呼：
发出这简短的致词！
我们将以树皮草根充饥，
把种种甜酸苦辣备尝。
我们将吞咽空虚，
吃掉深度和高度，
飞禽走兽、巨怪鱼类，
盐土、淤泥、餐风饮露！……
Д．布尔柳克
在我们之前对语言提出了下列要求：清楚、纯洁、诚挚、嘹亮、悦耳（听起来柔和），富于感染力（鲜明突出、绚丽多采、有声有色）。
如果附和我们那些批评家们的总是模棱两可的口气，可以继续采用他们对语言的意见，于是我们将会发现，他们的所有要求（真是可怕！）更适用于妇女本身，而不是语言本身。
事实上：清楚、纯洁（当然啦！）、诚挚（是啊！是啊！）、嘹亮、悦耳、温柔（完全正确！），最后——有声有色，绚丽多彩，您……（那是谁？请进！）
诚然，近来人们竭力把妇女变成永远富于女性特点的美妇人，这样裙子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这不应当使外行人感到难堪，况且!……）我们则认为，语言首先应当是语言，如果说它应当象点什么，那么多半象野人的锯子或毒箭。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先前的语言缔造者们过多地去探讨人的“心灵”（推测其精神、情欲和情感），却不大明白创造心灵的是话语，因为我们这些说话的未来人对语言的考虑，比对先辈们老生常议的“心理”更多，所以后者已经在孤独中消亡，现在我们有权创造任何新的……我们愿意吗？……
不！……
最好让人们用这词本身来生活，不要孑然一身地活着。
父辈的许多难题就是这样（不是厚颜无耻地）解决的，我把下面的一首诗献给他们：
让这一出不体面的通俗剧
尽快结束——
噢，当然
这不会使任何人惊讶。
生活就是愚蠢的笑话和神话，
老人常说……
指挥非我们所需，
这一团烂泥我们难以弄清……
写生画家-未来人喜欢使明身躯的肢体和断面，而未来人-言语创造者爱用拆散的词、半句话，以及故弄玄虚的离奇词组（超理性语言），从而达到最大的表现力，这也正是现代飞快发展的语言的特点，而现代生活已使从前停滞的语言消亡（关于这一点请详阅《三人》一书的《语言的新路》一文）。这种富有表现力的手法，是我们以前的早已黯然失色的文学，而且还有那些惯于浓妆艳抹的自我-花花公子们所格格不入的，不能理解的（见：《诗歌的顶楼》。）
无能之辈和小学生们也喜欢劳动（爱劳动的熊勃柳索夫，把自己的长篇小说重写五次，反复琢磨的托尔斯泰、果戈理和屠格涅夫），这一点也同读者有关。
言语创造者应在自己书上写着：
读后请销毁！
李邦媛译
[1]天使在子夜的天空中翱翔
她把恬静的歌儿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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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家的陷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鉴赏家的陷阱
大卫·布尔柳克，叶连娜·古罗，尼古拉·布尔柳克，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叶卡捷琳娜·尼津，维克多·赫列勃尼科夫，贝涅基克特·利弗希茨，A．克鲁乔内赫。
编者按：本文是俄国未来派的重要宣言之一，选自《文学宣言》第78-80页。原文最初刊于《鉴赏家的陷阱》丛刊，1914年，第2期。该丛刊是Д．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和卡缅斯基共同于1910年创办的第一个未来派刊物。改刊和本文的标题《СадокСудей》旧译为《鉴赏家的园地》，现参照弗拉基米尔·马尔科夫的英译《ATrapforJudges》予以订正。
前言
我们认为下述各条原则已在《鉴赏家的陷阱》第二辑中作了严整的表述，并且也推荐了一些轰动一时的和出色的（只就梅特采利广告公司的意义上来说）未来主义者，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段路程我们已经走完，在把它留给那些没有接到更新的任务的人去进行精密研究的同时，我们要利用正字法的某些形式，集中精力去解决一些新的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新的创作原则，我们对这些原则的理解是：
一、我们不再按语法规则来观察词的构造和词的发音，认为存在于字母中的只是有指导意义的言语。我们使句法摇摇欲坠了。
二、我们开始按词的笔划和声音的特征来赋予它们以内容。
三、我们理解了前缀和后缀的作用。
四、为了个人能自由运用，我们否定正字法。
五、我们不仅用形容词去说明名词（在我们以前大多数人是这样做的），而且还用其它词类，甚至用个别字母和数字去说明。如：
A．我们认为，作品中的文句上的改正以及在创作酝酿过程中画的一些小图饰，也都是作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Б．我们把笔迹也看作创作冲动的组成部分。B．因此，我们在莫斯科出版了一些墨迹书：《自己——墨迹》。
六、我们取消了标点符号，这样我们就第一次提出并理解了一大堆词所具有的功用。
七、我们把元音理解为时间和空间（意图的性质），把辅音看作色彩、声音和气味。
八、韵律被我们摧毁。赫列勃尼科夫提出了活的口语诗格。我们不再从教科书中去找寻诗格。任何运动都在为诗人产生新的自由的韵律。
九、我们精细地订出了前韵（Д．布尔柳克）和中韵、反韵（马雅可夫斯基）。
十、我们认为，丰富的词汇是诗人名实相符的保证。
十一、我们认为，词是神话的创造者，词在消亡时创造神话，反之亦然。
十二、我们是受一些新题材支配的，我们歌颂：无用性、荒谬性、威严的渺小之秘密。
十三、我们鄙视荣誉，我们懂得在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感情。
我们是新生活中的新人。
朱逸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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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Д．布尔柳克，亚历山大·克鲁乔内赫，В．马雅科夫斯基，维克多·赫列勃尼科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
Д．布尔柳克，亚历山大·克鲁乔内赫，В．马雅科夫斯基，维克多·赫列勃尼科夫
编者按：选自《文学宣言》第77-78页。最初刊登在标志俄国立体未来派诞生的诗文集《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库兹明出版社，莫斯科，1912年）里。此文就是该诗文集的前言。这是俄国立体未来派的一篇极其重要的纲领性宣言。马雅可夫斯基曾这样叙述本文的产生过程：“经过几个抒情诗的夜晚之后，我们产生了一个联合宣言。大卫（指布尔柳克。——编者）搜集材料，抄写，我们两人给它定名，并且出版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
致我们第一个新的、出乎意料的东西的读者。
只有我们才代表我们时代的面貌。时代的号角由我们通过语言艺术吹响。
过去的东西令人憋气。科学院和普希金比象形文字还难于理解。
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
谁不忘初次的爱情，谁就不会了解最新的爱情。是谁那么轻信，把最新的爱情献给巴尔蒙特浮华的淫乱？是否在这爱情中反映着今天的勇敢的心灵？是谁那么胆怯，不敢扯下勇士勃柳索夫黑色礼服上纸做的铠甲？
莫非在它们上面反射出神秘的美的曙光？
洗一洗你们的手吧，因为它接触过无数的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们所写的书上肮脏的粘液。
所有这些马克西姆·高尔基们、库普林们、勃洛克们、索洛古勃们、列米佐夫们、阿维尔钦科们、乔尔内依们、库兹明们、蒲宁们等等，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河边的别墅，而命运则往往把这样的奖赏给予裁缝们。
我们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上，看他们是多么的渺小！……
我们命令尊重诗人们的下列权利：
一、有任意造词和派生词以扩大诗人词汇数量（造新词）的权利；
二、有无法控制地痛恨存在于他们之前的语言的权利；
三、有以愤慨的心情从我们高傲的额头上摘下用澡堂里的桦条帚编成的、一文不值的光荣桂冠的权利；
四、有在大海的呼啸和怒吼声中站在“我们”这个词构成的巨块上的权利。
如果说在我们的字句上暂时还留有你们的“健全理性”和“高尚趣味”的肮脏烙印的话，那么，在这些烙印上面，自身有价值的（自在的）词所具有的新的未来的美的亮光，己破天荒第一次在时隐时现地闪耀。
莫斯科，1912年12月
张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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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两句（В．舍尔舍涅维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最后说两句
В．舍尔舍涅维奇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73-76页。原文最初刊于《绿色的街路》文集，莫斯科，1916年版。作者В．Г．舍尔舍涅维奇（1893-1942），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早年受谢维里亚宁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影响，著有多种诗集。十月革命后参加意象派，并同马雅可夫斯基一起参加过“罗斯塔之窗”的工作。
我断言，在当代的未来主义中有许多毫无根据的东西（如：对复杂问题的简单态度、民族化等等）。为了压倒批评家们唱出的为时过早的挽歌，压倒兴高采烈的……蠢人的歌声，是花费了许多力量的。为了压倒送殡曲，就得提高自己的嗓门，发出象横断大西洋的汽笛一般的吼声。现在由于摧毁旧屋而扬起的尘土正逐渐地被清扫干净，在旧屋的地基上耸立起一幢幢二十层楼的钢筋水泥大厦，这些大厦用我们的勇敢烟幕支撑着你们欢欣鼓舞的天空。
如果说我们否定过去，这个过去毕竟给了我们大量的预防性医疗措施。
我们由现代感联合在一起，把你们的习惯的窗帘大大地敞开，我们议论，我们呐喊，我们歌唱，肯定地说出我们的方针。把词的意思和内容扔掉吧，它用揉皱的纸贴满了词的纯洁形象。日常会话中的词对于诗歌中的词来说，就好比是死乌鸦对飞机的关系。艺术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内容，而且也不应该有。诗歌和散文是一码事，印刷上的习惯不同并不是划分诗歌和散文的标准。文学是自在的词的组合的艺术。在文学中，任何意义都必然是我们的祸害。应该把诗歌从哲学或者其它实验的养老院中解放出来。诗并不是书写科学问题的印格纸。不要去玷辱科学和艺术！任何仿效都是无益和有害的，因为仿效者有如老鼠，一头栽入过去世纪的污水坑。而双手则紧抓金钱以及美貌而愚蠢的妇人的心灵。学会理解我们的汽车词语吧!飞速的时日充满着兴奋剂，以一秒钟相当于四十小时的速度在飞驰。吟风弄月的旧诗歌，逻辑和理智先生的旧诗歌已经枯死了，它同理智先生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同他一起生了两个患有佝偻病的孩子：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
今天，破烂的招牌比舞会礼服更美丽；电车沿着平等的钢轨在疾驰；顽强的黑夜从它那张满是泡沫的大嘴里吐出一辆辆火红的特别快车——霓虹灯广告；房屋脱下它们的铁帽，为的是要长高并向我们鞠躬致敬。
我们摒弃过去和过去的一切流派，但是我们解剖了他们的尸体。丝毫也不怕染上尸毒，因为我们已经接种了青春防疫针。从解剖尸体中我们知道了以往一切流派的病症。我们发现，斯拉夫主义和诗情画意，就好似坟墓里的蛆虫一样，蛀坏了我们同时代人的诗篇。
我们见过一些出色的诗人，他们想跨越庸俗的街道，但韵律正规化这条窄小的裙子拖了他们的后腿。于是生活的汽车、二十世纪的电车，割着糊里糊涂的人驶去，把“青光利剑”向着他们猛投过去。我们也见过一些天才，他们象那些为了走上宝座终身致力于清除基地的天才一样，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研究普希金的专家先生们纷纷爬进他们的墓穴，去和尸体亲密交谈，并从灵枢中拖出一些古董，拿这种古董去伤害后代的脾胃。
这些研究家们用他们的注释和解答当作火漆，封住了诗人们由衷的呐喊。
我们没有时间去进行模仿！你们会觉得，我们写的许多东西好象是可笑的滑稽节目。但是，请你们在自己的由于欢乐而长了一层脂肪的心头上刻下今日的花纹字，请你们学会保持自己的本色，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如果你们讥嘲我们落后和缺乏现代性，那么为此而向你们表示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请你先超过我们吧，然后再来奚落我们。把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片面性打破吧！你们一直在闲游，不时地向后回顾，因此你们不知不觉地自己走入了仓库和地害。你们笔下的今天是一个冒名顶替者，因为它不过是昨天的翻版。当代诗人写的一些大本书比临葬悼词还难读。战鼓早已擂响：“诗神啊！离开埃拉多斯[1]吧！到帕尔纳斯[2]去钉上一块木板：‘主人远离，房屋待租’。”
我们的汽车、火车、轮船和电车的乐队发出悠闲的声音响应战鼓说，“好啊！诗神到我们这里来了，来到这个喧哗而迅疾的城市。有一些诗人总是玩赏和保存奥林匹斯山的无花果叶，诗神已经看厌了这一点。诗神来到了我们的城市，她待在帆布篷里，这里有通向太阳的电线，而且安上了开关，这里的总经理处正在几俄尺几俄尺地出售月光的褴褛破边，几英磅几英磅地出售云彩的果羹。全部浪漫主义文艺正在廉价大拍卖。诗神在我们城市里．她不会失足，不会因穿着带法国鞋跟的木屐而使脚关节脱骱，因为她并不走路，而是乘坐着摩托车在飞驰，向大家喊叫：
“先生们，好好看一看吧！机器的刺耳尖叫渗透着每一秒钟。我用角笛吹出时代的号令。我的双手象一座桥梁延伸过大西洋。在我身上有着一切东西的映象，一切东西都在我身上得到了反映船坞和工厂的歌声，车站的肚子，在云彩的轮齿中旋转的太阳的飞轮，火车头，它象老教授一样，在快跑中丢了一缕白发——一股白烟，它喷出的蒸气就象一股股银须；还有高耸云霄的摩天楼，那凸出的阳台有如一个个肿胀的疖子。如果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感叹，那只是因为你们害怕做今日之人。请你们学会鉴赏和领略世上绝无仅有的美；‘形式美和速度美’！”
朱逸森译
[1]埃拉多斯，古希腊人对希腊的称呼。
[2]帕尔帕尔纳斯，希腊山名，古希腊神活中诗神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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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体未来派挑战（M．罗西扬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向立体未来派挑战
M.罗西扬斯基
编者按：选自《文学宣言》第70-72页。首次发表于《预展日》，诗歌顶楼出版社，第1辑，1913年9月。
一、发表《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以及其它作品的那一部分未来派所主张的基本原理是：“词是自身有价值的，诗是一种组词的艺术，就好比音乐是一种组合声音的艺术一样。”从这一个完全正确的基本原理出发，立体未来派却得出了荒谬绝伦的结论。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词是什么东西的结果。
二、词不仅仅是声音的组合。每个词有独特的词根，有独特的意思，有自己的历史，官能在人的思想中唤起许多不可捉摸的、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是共同的联想。这些联想赋予词以个性。可以这样说：每个词都有独特的气味。诗作与其说是词和声音的组合，毋宁说是词和气味的组合。“Между”和“меж＂这两个词的区别不在意义上（官们的意思是竟全一样的），使它们互相区别的与其说是声音，毋宁说是某种不确定的东西。而这种不确定的东西正好是诗人应该利用的。
三、立体未来派用“自己的语言”写“诗”，这种语言的词没有明确的意义，例如：
Дыр,бул,щыл
убещур
скум
высобу
рлэз[1]
立体未来派好比是这样一位音乐家，他起先大声叫嚷：“真正的音乐是声音的组合．自在的声音万岁！”而后他为了证实自己的理论，却开始在练指法用的无声钢琴键盘上演奏。立体未来派搞的不是词的组合，而是音的组合，因为他们的新词不是词，仅仅只是词的一个成分．立体未来派主张捍卫“词本身’，但实际上他们却把词从诗中逐出，把诗变成一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
词乃是诗的材料，立体未来派们不了解词的这一实质，这就使他们做出许多荒唐的事情来．第三点就是一例：“词本身的声明，不能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只能用拉丁字母把诗写好，然后逐行地加译注。”要求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词完全消灭。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并用上述方法译成各种欧洲语言的俄文词对德国人、法国人等来说，已经不是词，而只是一些声音的组合，这些声音并不能够唤起诗人打算唤起的许多联想。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立体未来主义者们会给上面引用的那首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诗加上一个什么样的译注呢？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四、完全消灭内容（情节）的做法，并不象立体未来派所认为的那样，会开辟艺术的新天地，不，完全相反，这种做法只会缩小艺术的范围。独立自在的抒情如量在词的（可以是无情节的）组合中展示出来时，会给这些组合所谈及的事物、思想和感情投上一束独特的光辉。经过普希金在《叶夫盖尼·奥涅金》中所作的一番描写，彼得堡的夏天花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和面貌。诗歌并不只是用创作的装饰方法来显示强立自在的东西，它也是对事物的认识，把独立自在的东西在外部世界中显示出来。
五、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和嘲笑（而形形色色的人们就是靠这种东西来掩饰自己对艺术的命运所抱的冷漠态度的）地对立体未来派的理论观点和诗歌创作作了一番考察。我们的结论是，立体未来派的理论观点也好，诗歌创作也好，由于它们都是基于对诗的基本因素——词所持的肤浅态度，把诗歌本身给毁了。他们不仅没有开辟新的道路，相反，他们的轻率言行使他们在原有的道路上设下许多关卡。
在向立体未来派提出挑战时，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我们的对手就连基本的逻辑也不懂，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诗歌材料的实质，他们打算把原来的舵手“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而自己却尚未学会看着星辰航行的本领，不懂得航海中最简单的一种设备——指南针——的结构和功用。
朱逸森译
[1]这一节“诗”是声音的组合，故无法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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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1750—185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九章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1750—1850年）
·工业革命
·慈善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起源
·1848年革命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
·工人阶级的形成
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加速了商业资本在欧洲和更广阔世界的传播速度。与其并生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在其家乡进行的激烈转变的开始：工业革命。
我们已经领教了商业资本主义在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积累的疯狂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但它们没有能够改变生产。在18世纪，对于商品的需要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但产品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经济依然为依靠手工劳动而不是机器的庄园所支配，依然被个体工匠操作的小工场所支配。
在1750到1800年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厂制——首先在英国出现。在1800到1850年间，这个体系开始改变世界经济，其激烈程度堪比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任何变革。正因为这样，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工业无产者。而这些人迅速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协作和抵抗能力。
两个年轻的莱茵兰知识分子——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将他们对这些社会新现象的理解，同德国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经济学结合起来。其综合结果——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世界革命指南，它要把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剥削、暴力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工业革命
1814年，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年，一个德国访问者描写了一个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数百座工厂……远远超过了五六层楼的高度。在这些建筑物的一侧，巨大的烟囱喷出黑色的煤烟，这一切告诉我们，强有力的蒸汽机正在使用”。他描述的正是曼彻斯特，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
在1773到1801年间，这座城市的人口膨胀了3倍，从2.3万增长到7万。到1799年，它为拥有33家纺织工厂而自豪，而到了181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86。半个世纪之后，曼城人口增加到了30万，而172座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建了起来。这个城市的棉纺织业在本国占有极大的支配地位，当纺织品被销售到地球的另一端时，它们被当地人简单地认为是“曼彻斯特产品”。
交汇的河流，为曼城提供了水能和运输联系。一个由运河、码头及仓库组成的网络，为曼城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提供了很多便利。接着，蒸汽动力和铁路的建设，保证了第二阶段的发展需要。早在1789年，曼城的第一座蒸汽动力工厂就建成投产，到了1830年，一条连接利物浦的铁路也顺利通车。
产业革新的速度和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增长，都是史无前例的，曼城代表了一种经济革命——一种自从大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来，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彻底地改变人类生活经验的革命。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在17世纪，英格兰终结了一个很可能会成为绝对专制君主的国王，以及支持他的上院议员和主教们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立宪君主制度，其控制者是一个由乡绅和商人所支配的议员大会。
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商业化农业、海外贸易和帝国建设的快速扩张成为可能。大量财富迅速流入了伦敦、布里斯托和利物浦等港口城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角贸易：英国商品首先出口到非洲西岸交换奴隶；这些奴隶被穿越大洋，运送到美洲的庶糖、棉花和烟草种植园，而种植园的产品则用轮船运回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销售。1750年，布里斯托是英格兰第二大城市，有4.5万居民，这个城市到处都有商业资本家的造船厂、仓库以及豪华联排别墅。布里斯托在奴隶贸易中肥了自己。
商业资本的积累，并不单单使地主、商人和银行家等英国新兴统治阶级致富。它同样抚育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他们的创造性开始为更进一步的致富创造了新机遇。古希腊人曾经掌握了蒸汽机的原理，但从来没有制造一个。这个主意仅仅是一个大胆设想，光有独创性是不够的。一个竞争性积累的过程，有必要将一个奇思妙想变成可制造和使用的生产设备。这就是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事情。一个稳定的日积月累的量变——不断增加的商业财富——最终转变成一个由革命和投资所推动的、工业增长的新动力。
早在1698年，英格兰发明家和企业家托马斯·萨弗利就设计了一台简单蒸汽引擎并取得了专利。更为有效的引擎紧跟着不断出现。托马斯·纽可门的引擎，大约设计于1710年，被用于煤矿中控制摇臂泵。当詹姆斯·瓦特在1763-1765年开发出一种更加有效的引擎，减少了75％的耗煤量，更加广泛的工业用途才变得经济合算。瓦特与伯明翰金属制品生产商马休·博尔顿一道，开发、取得专利并销售了一系列的引擎。
大约在同一时期，理查德·阿克莱特，一位在纺织业中使用水能的先行者，在曼彻斯特制造了最早试验性使用的蒸汽机。阿克莱特已经发明了细纱机和刷毛机。他在纺织工厂中，率先将动力、机器设备和半熟练劳动力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是工厂制度的起源。
在过去，曼彻斯特的棉花大亨发家致富，靠的是外包系统——在自己家中用纺纱机和织布机生产。而他们的家位于小镇或者曼城周围的乡村之中。18世纪中期，曼城是一个遍布商业排屋和工场民居的城市。后者是三层的建筑，其顶层被设计成一个独立的车间，一面墙壁全是窗，让阳光尽可能多地照进来，以便一个熟练工人操作手摇织布机或者珍妮纺纱机。
相反，工厂制度提供了庞大的经济规模。基于机械动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和廉价劳动力（由半熟练操作工，包括许多妇女和孩子）的批量生产，使得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成为可能。
竞争的压力降低了手纺机工人的工资，并挤压了依旧依靠外包系统的棉花商的利润。工人们最终被迫进入工厂。商人们则在蒸汽机和精纺机上投资。
曼彻斯特从一座住宅工场、运河及滨水区的城市，转变成一个房屋、纺织厂和铁路密集交错的大都会。当它完成这个转变之时，人口迅速增长。而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工业革命更加阴暗的一面，对一个22岁的德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在曼城有一座纺织厂，安排其子在这个家族企业工作。1844年，在观察这座城市的过程中，他得出了结论：“曼彻斯特及其周围的35万劳动人口，几乎他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可怜的、潮湿的而且肮脏的小屋子之中。他们周围的街区，通常都处在最悲惨和最污秽的环境中，房屋的陈列丝毫没有考虑通风，唯一想到的是从能签约者身上得到的利润。”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派他去曼彻斯特，部分原因是希望能除去他的激进学识。但曼城之行却起了反作用。很快将成为卡尔·马克思一生挚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转变成了革命社会主义者。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英格兰工人阶级现状》中，详细描述了新工业无产阶级，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了一些单纯悲惨的特质。在工厂和贫民区中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已经是一种政治力量。
恩格斯来到英格兰时，这个国家正被工业无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震动。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集会支持宪章运动人士。恩格斯在曼城发现的贫困和反抗的有力混合，将融入他和马克思对历史、人类冲突，以及社会转变机制的理解。其成果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慈善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起源
法国革命曾经被一个劳工阶层的民众运动所推进。它激发了对更广泛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改革的期望。但在热月政变之后，群众性的激进运动渐渐走向消亡。
这些群众运动的发起者，曾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阶级联盟。雅各宾派领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一个激进的少数派别，大部分革命活动的参与者根本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律师及其他职业的城市中产阶层，或者是艺术家和小商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工资劳动者，并没有形成一个有自己政治身份的，能清晰定义的社会阶层。几乎所有人都在小工场中就业。许多人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小业主。大多数人追随与他们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群众的无套裤汉，因此成为小业主和工薪族的一个混合体。
农民有类似的特征。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贫困农民和农村工薪族追随富裕农民的领导。革命的村庄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征税官。接着，造成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军队如此强大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是由农民士兵组成，保卫的是从村庄的城堡中抢来的收益。士兵们是为防止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战。
但他们的收获也有局限性。法国革命的承诺依旧未能兑现，因为它从来只是个资产阶级革命，承担着保卫私有产权的使命；而无论是社会公平还是真正的民主，都与私有制无法兼容。
热月政变之后，群众运动被法国统治者压制，但并没有完全毁灭。革命让整整一代人变得激进，即使在远离1794年以后，数以千计的活跃分子依旧被革命理念所鼓舞。
人们激烈讨论失败的教训。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1796年，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平等派密谋者们试图通过一场政变来推翻督政府。但激进分子的图谋并不能取代群众运动。恐怖分子无法打倒国家政权。巴贝夫被逮捕和审判，在1797年被处决。
但他的革命理念幸存了下来。“大自然给了每个人权力，去平等地分享所有财富。”他曾经宣称。这里简单地说，是一个可以把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分开的问题。
没有运动的理念是无力的。没有理念的运动是盲目的。激进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双元革命”——法国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组合——的实质，是其代表了理念与运动的一种融合，这样一来所有实质性的社会转变就成为可能。宪章派就是充分表现了这种融合的第一批人。
法国革命对英国有着强有力的冲击。托马斯·潘恩为法国革命原则辩护的作品《人权论》，销出去了十万册。支待雅各宾派政治的激进组织，如伦敦通信委员会等，享受了蘑菇升腾般的发展。1797年，皇家海军因叛乱而瘫痪。1798年，爱尔兰爆发了革命。
镇压粉碎了反抗。但是，正如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解释的，18世纪90年代的骚乱造就了一个激进传统，19世纪早期，当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时，这个传统与一波高涨的阶级斗争啮合了：一个工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集中在了工厂和城市。
“少数人的垄断和可怕的资本积聚”，1796年，激进的领导人约翰·塞沃尔写道：
带进他们自己灾难的是治愈的种子……不管怎样，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对知识的传播是有益的，并最终增进了人类自由。因此，每个大型工场和制造厂都是一种政治社会，没有议会的行动无法压制，地方法官无法驱散。
不同于法国的有产者或者渴求财产的无套裤汉，工业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集体所有制解放自己。蒸汽机、煤矿、运河驳船和纺织厂都无法分割。如果工厂推翻了雇主，他们必须按照合作社方式管理工作场所。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都是一个集体阶级。工人的斗争，趋向于废除私有制——就是说，趋向于创造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前提，这是法国革命未能实现的。
英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斗争采取了许多形式。有卢德运动，以捣毁机器来防止非技能化、削减工资和失业。有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如1819年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发起的彼德卢战争，被骑在马上的自卫队用马刀攻击。有罢工和工会运动的一波波浪潮，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接着在30年代中期。1834年，大国家联合工会吸收了50万成员。而当6个多赛特农场工人（托尔普德尔受难者）因为加入一个工会组织而被驱逐出境的那一年，10万人参加了在国王十字区的一场联合示威。
工人的斗争如潮水般上涨，其顶点是1838—1848年的宪章派风潮。这个运动产生于一个双重失败。首先，1832年的《改革法案》给了所有中产阶级投票权，但把工人阶级依然挡在投票权之外。为改革而斗争的跨阶级联盟在分歧中解体。第二，当一波罢工被粉碎，工人组织被内部争吵破坏时，革命的工会组织——大国家联合工会解体了。无论是与自由派中产阶级的联合，还是号召一场总罢工，都不能推进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但19世纪30年代的骚乱，证明了广泛的激进情绪之存在。
1838年，新组成的伦敦工人协会发表了一份包括六点要求的《人民宪章》：平等划分选区；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男性普选权；议会任期一年；无计名投票；为议员支付工资。宪章为规模庞大的露天集会所认可：格拉斯哥有20万人参加，纽卡斯尔有8万人，利兹有25万人，曼彻斯特有30万人。一场新的群众运动诞生了。
1839年，一场支待宪章的请愿，征集到了128万份签名以及一次在伦敦举行的宪章派大会，但议会拒绝了宪章并命令镇压这场运动。随后就是大规模的逮捕。来自伦敦的警察将伯明翰的斗牛场变成了战场。纽波特的一场宪章派矿工的武装示威被英军伏击，不少人被枪杀或打伤。
然而，宪章运动迅速恢复，并且能够在1842年发起一场新的请愿，这一次得到了331.5万份签名。同样，这一次又被议会拒绝。一波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风潮，很快转变成一场保卫宪章的政治总罢工。但再一次，镇压中断了这场运动。
1848年产生了第三次高潮，但这一次要弱一些。组织者原本希望征集500万份签名，但最终只有197.5万。而一场计划中的肯宁顿公园大示威，也比预期的要小得多。毫无疑问，许多人打消念头是因为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威胁，后者在一排排反对示威的警察、附属人员、军队甚至火炮的部署中，已经暗示出来。但真正的问题，是革命意愿的一次失败：宪章运动领袖们没有做好与政府进行直接对抗的准备。
毫无疑问，宪章运动受害于制度弱点。运动的高潮与经济衰退相一致。当就业率和工资上升时，示威就下降了。而在1848年之后，英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繁荣期。
在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依旧处于胚胎状态。大多数人继续住在乡村，许多住在城镇中的人，是工场主或者自营工匠，而非工厂工人。这就是宪章派中一个地区差异的基础：在伦敦一个更加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和北方新工业一个更加无产阶级的运动。
但政治弱点是更重要的。一些领袖是相对保守的“道德力量”主张者。另一些赞成“物质力量”——示威、罢工，甚至是暴动——但通常易变和犹豫不决。在希望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工作的改革派，和相信这个国家必须被推翻的革命分子——一些人比另一些更加坚定——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鸿沟。
然而，尽管有错误和失败，宪章运动代表了一个新的和革命的阶级爆发性地进入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它自己的掘墓人”。
1848年革命
尽管欧洲强国们做出了最大努力，拿破仑在1813-1815年的失败并没有让旧制度重新恢复。所谓的“双重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展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变革。
欧洲没有全方位的反动——也就是说，回到一个国王、主教和有头衔的地主的绝对专制中，这有两个无法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新兴有产者阶层的力量：在商业和殖民贸易中致富的商人；接管了教会土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摆脱了封建枷锁的自由农民。其次，是民族国家为支撑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增加税收、改善基础设施、发展近代工业和促进繁荣的压力。这种压力采取了军备竞争的形式。强大的军队依赖金融和工业实力。
1815年欧洲被强加的“王座和祭坛”式政权，在形式上是完全反动的，但在内容上并不完全这样。例如，德国在1789年被分割成300个国家。1806年，拿破仑创建了一个莱茵同盟，在这里废除了农奴制，保障了通商自由，并引入了一套单一的法律条例。根据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条款，列强将莱茵同盟交给普鲁士，但其自由改革仍在继续，而且德意志的全部独立国家数量减少到了39个。
因此，德国的政治进步并没有被反转，它不过是被拖延了30年。同时，经济发展在继续，而由普鲁士容克阶层（有官职的贵族）统治下的专制警察国家，与莱茵兰资产阶级的财富及自信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
同样的紧张关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发现。风暴终于在1848年暴发。一如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惯例，这次又是高卢[1]雄鸡宣告了新的黎明。回溯到1789年，巴黎就庇护了无法打破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最近一次被运用，是在1830年7月。查理十世，1815年上台的波帝王朝国王，在一场为期四天、由他的绝对专制虚荣所导致的城市暴动中被推翻，他被路易·菲利浦代替，后者是王室家庭的奥尔良分支，承诺作为立宪君主而统治。
1830年革命，把权力从旧式贵族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金融资本家那里。七月王朝是一个银行家的王朝——仅有最富裕的1％拥有投票权。
1848年2月，学生和中产阶级要求共和制的抗议受到了警察的攻击。这是巴黎东区城市贫民发起大暴动的一个信号。无套裤汉再次发起示威并打倒了一个国王。
在柏林、布达佩斯、米兰、巴勒墨、布拉格、罗马、威尼斯，及数十座遍布欧洲的其他城市的成功暴动，都是对法国革命的效仿。英国和俄国是没有被“人民的春天”传染的仅存大国。
无论何处，旧制度都被打碎。专制王权撤回了他们的军队，批准了自由宪法，并允许在政府大楼设置新的议会大会。
1848年革命的动力类似于1789年革命。旧制度的警察和军队被工匠、小商人和劳动者的大规模动员赶出了街道，正是由普遍不幸引发的对社会改革的要求，激活了大众。自从1845年以来，欧洲正被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扰，数百万人失业并陷入穷困。但权力主要转移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立宪派，他们都看到了两个方向，既害怕君主专制复辟，又担心群众性的激进主义。结果是犹豫和无力——这对一场革命是致命的。
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巴黎的新共和国政府宣布，关闭二月建于首都、用以缓解失业的国家工厂。失业者被要求返回他们的乡村，或者加入军队。巴黎的劳动人民再次站了出来。但4万名起义者发现，他们面对的是3万士兵和大约10万名民兵。经过6月23到26日四天可怕的日子，卡芬雅克将军的军队，一个街垒接一个街垒地杀出了一条血路，进入东部郊区，镇压了抵抗者。
六月事件为全欧洲的反革命吹响了嘹亮的号角，1848年下半年和1849年，在每个地方，专制军队攻击激进革命，然而自由派政治家——如组成德意志法兰克福议会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只是发表演说和通过决议。
1848年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几个因素起了作用。1848年的自由派，不过仅仅是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他们前辈苍白无力的映象。然而，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已经准备将他们的革命向前推进到战胜王室专制的一个决定时刻，1848年的资产阶级领袖们被证明是没有骨气的。
每一次成功的革命——1566年的荷兰，1642年的英格兰，1775年的美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的驱动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这不仅对战胜旧制度，而且对克服资产阶级的保守性，都是有必要的。但1848年还处于胚胎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其所代表的力量对于私人产权还没有构成存在性威胁。小资产阶级在其最有革命意识的时刻，青睐一个小财产所有者的激进民主。相反，无产阶级具体表达了工人控制工厂，以及对社会财富行使集体所有制的可能性。
1848年，无产阶级（除了英国）相对弱小，没有组织，缺少政治意识。对于初期的无产阶级，想要成长为一个能够领导运动过程的、起作用的主角来说，这一年的革命结束得太迅速。但资产阶级已经放弃了舞台。他们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幽灵”。
在法国，二月革命已经摧毁了君主制度，但六月反革命接着摧毁了群众运动。之后，在1848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一场总统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三年之后，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在一场军事政变后取得了独裁权力。第二年，他宣布建立一个第二帝国，并声称自己是拿破仑三世。
1789和1848年革命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农民的角色。在1789年，农民要交纳封建捐税，因此革命传播到了乡村。而在1848年，封建制度已经被废除，因此乡村依旧平静。这意味着红色巴黎有可能被孤立和粉碎。农民士兵首先打垮了革命者，然后再投票选出路易·波拿巴。
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欧洲其他部分。反革命的乡村习惯于压倒革命的城市。但正如1815年并没有将时钟拨回到1789，在1848年，六月反革命同样不能抹去二月革命的冲击。农奴制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被废除了。有限的宪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颁布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运动得到了牵引力。从此，民族主义的萌芽不可能继续留在有多种语言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
另一条断裂线已经打开。从爱尔兰到波兰和马其顿，民族主义和社会不满情绪凝聚成一剂烈酒。而经过1848-1873年的经济长期繁荣，一种新的力量将出现，这种力量，有可能使下一次“人民的春天”变成一起真正震动世界的伟大行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有时被描述为一种德国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混合体。这是正确的，但不完全。它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与实践脱离的理论问题，而这就忽略了它的核心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由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43到1847年间明确表达出来的。他们的联合成果代表了一种思想革命，堪比艾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他们创建了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范式。
但精确地讲，因为他们知识革命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其实验室也必须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俗。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可能，仅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活跃的革命家，深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群众斗争之中。特别是在1848年革命的政治熔炉中，他们检验和提炼了自己的理念。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科隆一份革命报纸的编辑。恩格斯在革命军队中充当一名士兵，保卫莱茵兰·巴列丁奈特抵抗普鲁士的入侵。在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二人都被迫流亡国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同时代有关哲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的观点，并在他们具体现实的直接经验基础上转化它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唯物主义”（其对立面是“唯心主义”——不基于实际经验，在现实中从未被证明的理论）是正确的。
两人都接受过德国哲学的熏陶。在那时德国哲学被乔治·黑格尔（1770-1831）的观点所支配。其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黑格尔辩证法基于两个观念：既“一切事物自身都存在矛盾”；及“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活的基础，而且，一切事物正是因为包含了矛盾，才处在运动之中，并有推动力和反作用力”。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他思考的主要是人类思维的变化。特别的，他把历史看作是自己所称作的“绝对精神”的演变。绝对精神是个重要的概念，它通过自身与一个无法符合其标准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来改变世界。通过将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马克思“骑在了黑格尔头上”。他的要点非常简单：重要的矛盾存在于真实世界而不是人的大脑中，因此真实社会力量的冲突推动历史前进。思考的角色是理解这些力量，以便人们的干预能够更有方向和更加有效。
认真处理现实世界，意味着要学习从其中浮现出的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已经起了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最强烈的是大卫·李嘉图（1772-1823）。李嘉图有了两个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发现。第一是：“一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其的必要劳动的相对数量。”也就是说，人类劳动——而不是资本——是所有财富的源泉。第二，他意识到：“没有利润的下跌，就没有劳动价值的上升。”换句话说，劳动的收益就是资本的损失，反之亦然。工资和利润逆相关。
李嘉图理论的暗示是：有关收入分配的冲突——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李嘉图因此也就揭露了这个系统的高度矛盾性及潜在爆炸性。因为这些，他代表了主流古典经济学的高峰。他的继承者们，从他们自己学科的革命性暗示中倒退，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慢慢地退化成为其如今的贪婪和自由市场的混乱而辩护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马克思继续研究李嘉图经济学的科学洞察力。他的最高成就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第二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从他的论文编辑而成，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这些文章，依旧是对当代世界经济进行严肃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法国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三个知识影响。诞生于伟大的法国革命期间，并被它对人类解放的失败承诺所抚育，法国社会主义分裂成为改革派乌托邦和革命共产主义两个派别。乌托邦主义者——像孔德·德·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以及在英国的欧文——相信理性的辩论，好的样板，以及渐进的改革就足以带来社会变革。共产主义者——以格拉古·巴贝夫和奥古斯特·布朗基为代表——没有这些幻想，坚持主张武装暴动是推翻剥削阶级的必要手段。他们的错误是认为一场秘密的地下暴动，就足以引发大众的总暴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剥削和贫困的憎恨。像乌托邦主义者一样，他们能够想象一个远为美好的世界，而像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们对革命行动是实现它的必须的观点毫不怀疑。但他们与两者有着深远的区别。他们批评乌托邦主义者，因为其天真地相信，富人将自愿地交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抨击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其设想拥有军队、警察及监狱的国家，可以通过一场预谋政变被推翻。只有一场能够动员数百万人的群众运动才能粉碎这个国家，剥夺财产所有者阶级，并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平等与合作的新秩序。
法国大革命在规模上已经足够了，但仅仅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剥削社会。其所缺失的，是一个有普遍利益的革命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已经为他们自己争得了想要的权力。无套裤汉及农民都是小财产所有者。即使最穷的人的也盼望一间作坊或者一个农场。但曼彻斯特的新兴工业无产阶级则完全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缺少财富的工资劳动者阶级，集中在纺织工厂和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它又是这样一个阶级：环境迫使它依据集体选择来思考人类的解放问题。而英格兰的宪章运动已经显示，工人阶级事实上是潜在的革命者。
1789年的教训，1848年的经验，以及恩格斯对于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研究，这一切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朝着一个解决历史之谜的方案。
历史之谜在这里。有史以来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意味着消除贫困能力的持续增加。但一小部分人继续享受惊人的财富，而数百万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个谜语可归结为一个机制的问题：谁有能力重新规范世界，使得人类的劳动服务于自己的需要？
答案就在于工人阶级。这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剥削阶级，在这个体制中没有既得利益，“除了锁链，什么都不会失去”。但对于古罗马的奴隶和中世纪的农奴来说，这也曾经是事实。第二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通过个别占有私人财产，工人不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们内在于一个巨大和增长中的全球分工，这样一来，只有集体控制生产、分配和消费手段，才能为资本主义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品。因此，工业劳动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全人类总体解放作为一般利益的阶级。它登上历史舞台，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智力成果之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
为了掌握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社会转变的规模，提醒我们自己注意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另外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的冲击是有用的。这终结了一个稍早时期的基于在荒野中捕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它创造了一个农民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生产他们自己的食物，而农业使生产力和产量的巨大增长成为可能。
这反过来使剩余的积累能够支撑非生产的社会阶层。这些剩余被用于维持军队和从事政治-军事竞争。在这方面，尽管有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相似性。比如说，存在于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文明，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以及1700年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之间。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用农业产生的剩余，并利用它们来资助战争、纪念物，以及奢侈的生活方式。
军国主义与显赫地位都是竞争性的，这个体系是有动力的。它同样也是高度浪费的。战车和寺庙，披挂的武士和城堡，大炮和宫殿从生产性经济部门中消耗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剩余并没有投资在技术革新与进步方面。因此，在前工业社会，人类劳动生产力的增加进展缓慢。
这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一个著名的段落描述了它：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并通过它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所有早期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持续的革命性变革，一切社会条件不停的干扰，永远的不确定和变动，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世界人口在2500年前左右达到了大约2亿。直到200年前才达到10亿。从那时起，它一直增加到了70亿。这意味着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长已经加快了18倍。
据估计，罗马帝国每年生产大约8.5万吨铁。到了1900年，5个主要的生产国，每天就可以生产出这个吨位。今天，5个最大生产国，每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同样的吨位。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转变？答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商品——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基本构件——开始，并解释了它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基于其满足需要的能力，因此一只香蕉的使用价值，内在于其营养成分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基于其与所有其他商品所拥有的共性，工人要求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它，而这个价值由其市场价格所表示。这时，立即有一个潜在的分离出现：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正在生成的矛盾。人们可能需要香蕉也能得到它，但穷人却买不起。
在前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中，使用价值处于支配地位，商人仅仅是销售剩余的生产者及有需求的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一位约曼农也许会销售他剩余的谷物，为的是买一台新犁。一位富裕的地主也会买下谷物来供给自己的家臣。商人创造了利润，但他的社会角色仅仅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一个经济中间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商人仅仅是为了出售获利而买，他们的原则是为自己使用而交换。当商人的原则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之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就完成了。
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英国的商业资本主义，正是商人通过贸易积聚财富的资本主义。但接着，商业资本的积累也可以在工业革命中的运河、机器和工厂投资中实现。而工业化反过来使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
到了1800年，资本主义经历了一场指数增长的自动供给过程，是竞争给了它动力——并非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王国的政治-军事竞争，而是互为对手的资本家之间的经济竞争。
珍妮纺纱机意味着一个工人可以生产出8个工人单独完成的纱线。动力织布机能使一个操作者完成6个手织机工人的工作。那些不愿意在新技术上投资的资本家，很快就会因为竞争者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带来的低成本，导致自己定价过高而被逐出市场。他们发现了市场的铁率：经济竞争的压力，迫使每个人都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并且降低价格。利润是衡量成功的标准。更成功的资本家，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利润接着被再次投入商业中，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竞争性资本积累的体系。这是三种元素动态融合的结果：为出售盈利而买进的商业原则；通过工业革命而实现的劳动生产率转变；以及将经济分割成资本的不同竞争单元。
当然，这个过程的原材料是劳动力。它如今凭借自身力量独立地成为商品，这有一个独特的性质，即消费者可以经常以低于其真实价值的市场价格买到它。两者之间——资本家所付的工资和工人获得的作为回报的商品的价值——的差异，就是利润的源泉。
是马克思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贡献，是总结了：工人的工资，并非其劳动的报酬，而只是其劳动力——他们工作能力的报酬。这个区别就是这个系统的内在机密：如果是前者那样的话，工人将得到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不会有利润产生；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因为自己的受雇而得到解决一个市场价格，并接着被要求完成更高价值的工作。
要点就在这里。在资本主义下，劳动生产出的财富被工资和利润代表。因此，工资不能代表在生产过程中增大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资本家作为工资购买的，是工人在一个特定时间，以一定水平的技能进行劳动的能力。他所希望获得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量，超过以工资形式支付的价值。两者的区别是“剩余价值”或者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既被疏离又受剥削。他们的被疏离，源于他们缺少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他们的被剥削，是因为他们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全部价值。经常性的阶级冲突就是其后果。在生产点上，资本家和工人在一场无休止的对过程和回报的争夺中相持。
在其他方面，资本主义也是矛盾的。经济竞争处于盲目和无政府状态。投资的激增导致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以及倒闭风潮。兴旺变成了萧条。气泡破裂并成为不良债务的黑洞。财富被浪费，而财富的创造机制衰竭了。
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并创造了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以至于人类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已经有了实际可行性。但这个承诺却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否认。一方面，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经济的严重矛盾，使其遭受崩溃、衰落和大规模贫困。另一方面，工人的被疏离和被剥削，意味着大部分人的生活被辛苦、贫穷和压迫所毁坏。
工人阶级的形成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阶层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中世纪的农民，有时作为独立的所有者，有时作为集体农庄的一员，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生活所依赖的土地、牧场、林地和犁地。中世纪的工匠，在城市工场中独立从事交易，使用自己的工具，并且是独立行会的成员。
早期资本主义从这种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更高水准上产生。富裕农民变成了农业企业家。最成功的资深工匠变成了大商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由17世纪英格兰被称为“中等阶层”的那部分人推动的。因此，产出和增加以及市场的扩大提高了致富的机会。那些有能力进行土地改良和创建新工场的人，就获得了竞争优势。最富有的商人及农场主，与最贫困的劳动者之间，差距不断扩大。
特别是从17世纪晚期开始，当资本的集中加快时，它首先采取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外加工系统。工匠们继续在自己的住处或者经营场所工作，但如今他是为了商业资本家的订单，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
工厂体制改变了所有一切。从18世纪晚期开始，工业化使得资本积聚速度大大加快。当它这么做时，中等阶层分裂成一小部分工厂主和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后者与大量的一般劳动者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采用这个指代古罗马城市贫民的拉丁术语）。
这个阶级形成的过程——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农民顽强地依附于其土地。工匠珍视独立工艺品生产的自由和尊严。为制造无产阶级，必须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驱逐、剥夺和贫困化的历史。
英国农民的毁灭从中世纪开始，在16和17世纪被强化，在18和19世纪达到高潮，其首要机制是圈地运动。
中世纪农业以公地为基础。两三块较大的地块被分成条状，分给农民家庭耕作。但既然更多的农业劳动是集体完成，这些条块是没有栅栏的。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多种共同的权利，例如使用林地采集燃料和捕猎，以及利用公地来放牧。
圈地运动给了一个或者多个大农场主挡住土地并将其作为私人财产的权利。因此，圈地意味着驱逐农民。因为这个原因，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在英格兰乡下，圈地依旧是一场充满仇恨的阶级战争的焦点。
一位同时代的匿名诗篇说明了一切：
他们吊起了男人，并鞭打女人，
因他们从公地上偷走了鹅；
但却让更大的恶棍逍遥法外，
而他们从鹅身边偷走了公地。
土地掠夺者通常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早期，圈地被一系列议会的《圈地法案》所驱动。这时候的议会，是一个有产者的大聚会。
同时，1814到1820年，在一波旨在创建有利可图的绵羊牧场的清除运动中，萨瑟兰的女公爵雇佣英国士兵去驱逐1.5万名农民，烧掉他们的村庄，并使13万只绵羊重新住入80万英亩族田。
其他人的抵抗因为贫穷而停止。机动纺织机最终使80万手摇织机工人失业。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来自工厂生产的不断增长的威胁，导致了计件价格呈现一个稳固的下滑趋势。
手织机工人并没有平静地离开。他们发起了一场不顾一切的全力行动，形成了一个由神秘的“尼德·卢德将军”领导的秘密运动，并在工厂中展开捣毁机器的攻击行动，在国家镇压下，卢德派被挫败了。1812年，一个大规模的摆样子审讯导致了处决和流放。手织机工人最终因为饥饿而屈服并被驱赶到快速增长的工业城市以寻找工作。
爱尔兰人的无产阶级化则更加残暴。爱尔兰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每个爱尔兰天主教农民都被一个盎格鲁-爱尔兰的新教地主阶级控制。爱尔兰人以巨大的恢复力战斗，但一次又一次，他们的暴动被先进的武器和残酷的镇压所抵制。
从1845到1852年，爱尔兰农民的主要作物，马铃薯，因为枯萎而毁坏。然而地主们为了利润继续出口食物，饥荒杀死了100万人，并迫使另100万人移民海外，总人口减少了25%。
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十多个其他北方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是由英格兰圈地运动、高地清除运动、爱尔兰饥荒，以及手纺机工人及其他手工业工人的贫困所创造出来的。这是饥饿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必然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强行剥夺农民和工匠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引诱去为资本劳动。“这个过程的历史，”马克思解释说，“是用血和火的字母，写在人类年鉴之上的。”
过去250年，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和工匠团体被剥夺产业，被拖入贫困，并转变成工资劳动者。但那样的活力继续影响现存的工人阶级。旧的产业衰退而新产业崛起。今天，格拉斯哥呼叫中心的员工，和一个世纪前的机械工人一样多。
随着工人阶级反复地被竞争性资本积累重新配置，其特征和成分同样也在变化，因此阶级身份、团结和组织的建立过程也必须更新。当马克思讨论这些时，他对比了术语“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就第一个来说，他指的是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和经济过程的简单事实，不管工人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身份。就第二个来说，他指的是阶级意识的发展，工会组织，以及主动的抵抗。
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后者是主观决策的结果。工人们可能依旧无知、分裂和消极——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或者他们可能寻求理解自己的处境，团结他们的伙伴，并参加一场改变世界的斗争——成为历史的代理人。
在“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区别上，人类的未来翻转了。
[1]法国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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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辩证法（﹝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1972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发展的辩证法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1972年11月
第一星际翻译
英译文链接：LaDialectiquedelaCroissance
有人胡说，马克思首先是技术的崇拜者，认为技术是“存在的基础和未来的引擎”。[1]这一谬论被人驳斥了无数次，但人们依旧深信不疑。在《梅多斯报告》和西科·曼肖特（SiccoMansholt，欧盟委员会第四任主席，译者注）给欧盟委员会的著名信件——其中包括了这份报告——发表后，它再次显露出来。然而，这种态度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传统了，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可怕的庸俗者”对这个谬论负有部分责任。
在马克思眼中，人是人性的目标。在这里，不能认为个人是某种比人更重要的抽象原则。道德或神性原则、“经济发展”、“不间断的进步”和“历史的意义”都不能凌驾于人类之上。
马克思所说的“人”，是指所有的人类，而不仅仅是貌似“优越”的“种族”、民族或个人。因此，人类的唯一命运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充分培养每个人的人格，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同时存在。毕竟，人类的财富，最终是人类关系（换言之，社会关系）的财富。
马克思确实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今天这种现象被概括为“经济发展”。但他之所以重视生产力发展，是因为人性的终极目标：人类的存在。显然，没有安全的物质基础设施，所有人“丰富的社会个性”就无法发展。[2]马克思坚决反对贫穷或禁欲的共产主义，正是因为知道这种“共产主义”会损害人类，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的才能，将他们囚禁在他们出生时的偶然性环境中，使他们受自然力量肆意蹂躏。而且，他们正因为贫穷，才不能运用物质手段充分学习知识，并扩大个人需求。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让双重解放运动有可能出现。双重解放运动，有可能让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随着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然的束缚，社会的束缚正日益取而代之。
物质生产必须超过社会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必须有大量粮食长期过剩，必须有充足的社会剩余产品：如果出现发达的劳动分工形式，这些物质前提缺一不可。只有这样，特定的专业知识和复杂技术不再仅仅口耳相传，而会出现在写作、文化、科学的最初形式和文学等领域。
只有空闲时间充足，才能有手工业者、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但与此同时，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因为脑力劳动的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分离是必要的），我们也看到如下身份出现：残酷的监工、警察、职业士兵、从生产者那里征收剩余产品的税吏、占有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并在此基础上维持“脑力劳动者”）以及为剥削辩护的法律专家。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国家的基础。
对马克思来说，解放发展生产力，只意味着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差别、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已不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逐渐消失的。一旦达到这种水平，不只是少数个体，而且所有人都不用被迫从事繁重、疲惫和机械性的工作，摆脱社会分工的暴政。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不会认为经济发展是人类救赎的唯一目的，也不会认为人类应该在不考虑时间限制或生活质量的情况下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认为，生产力应该为了发展而发展，而不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现代技术有可能让富足的共产主义实现，但是马克思也不可能认为经济发展会自然导向富足的共产主义。轻率地认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3]
恰恰相反。特定的物质基础建立起来后，马克思眼中最重要的任务就变成了社会任务：社会结构和人类心理的根本转变。[4]社会结构和人类意识如果不根本转变，物质生产就有可能往坏方向发展，而不是为人类进步创造条件。
这么说来，马克思出色地预见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并比任何人都更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会破坏生态平衡。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只能通过牺牲一切财富的两大最终来源——自然和人类。这比今天的环保主义者还早看了一百年。[5]
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
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剩余主要以使用价值为形式。有产阶级领导着经济组织（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和部落公社），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内，即只有在他们能够适应这些使用价值的范围内，才有兴趣发展生产。这种消费能力在生理方面受限，在社会方面也受限。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限制了人的需求，不能让人充分了解产品，制约了人的能力水平。这三点进而限制了人的消费能力。[6]通常而言，结果就是消费能力水平缓慢提高，生产力龟速发展。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剩余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此外，有产阶级不再把社会剩余主要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是用于积累。商品竞争和阶级斗争迫使资本家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附加资本。同样的竞争——换言之，生产资料私有制——迫使资本家不断降低商品的成本价格。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生产体系，即按照自己的逻辑（即自身的发展规律），倾向于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的机械化水平，并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物质生产。这样来看，资本主义是首个被迫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其特点是经济几乎一直发展。
如果比较一下19世纪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和20世纪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不难看出，前者并没有让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更不用促进生产力优质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个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浪费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雇佣劳动、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竞争造成的副作用（破产，才能低效使用）、战争、社会对需求和消费的限制、人民和整个大陆的不发达，所有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科学技术在合理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客观上所能实现的东西。自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实际经济发展与潜在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浪费越来越可怕：资产阶级或是实行长期军备经济，或是蓄意销毁农产品，或是消灭某些产业（比如采矿业）。
然而，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资本主义也保留了其本质上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强大的增长潜力。资本要攫取利润和积累剩余价值，就会迫切要求发展物质生产。无论生产的本质如何扭曲，这种增长潜力在资本主义衰落期间并不比在资本主义动荡崛起期间更可怕。相反，马克思预言，如果人类不摧毁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释放的生产力——特别是由科学转化而来的生产力——可能会形成破坏力。[7]这一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充分的意义。原子弹和生态学家所说的“对21世纪的巨大恐惧”，一同给我们这个时代蒙上一层阴影。
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
潜在的破坏力位于资本主义生产（包括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我们如果要了解这种潜在的破坏力，就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商品生产的两大特征。
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以私人劳动为前提，这意味着预先假设全社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分散在彼此独立的公司之间，而这些彼此独立的公司在竞争的驱动下，努力攫取更多利润。[8]然而另一方面，利润是经济理性的标准，完全由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决定。利润只用货币来量化有价格的东西，把一切没有价格的东西放在一边。利润反映了每一界限分明的生产环节的直接和部分目的，即资产阶级尽可能在生产成本（以货币为形式）和特定公司的营业额之间实现最大差额。
这个目标无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肯定不是长期全面提升公共福利。某个东西如果能增加公司的直接利润，可能会减少整个社会的收入。[9]增加利润的手段可能会减少全社会可用的资源，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如果人类生活不从目的变成手段（即增加利润的手段），这两个因素就不能用金钱来明码标价。[10]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广义的市场经济，在各部分的经济合理性与整体社会经济的非理性之间制造了日益严重的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和家庭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受到政府干预和纠正），几乎自动产生社会的最大福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都是假的。从集体福利的角度来看，公司（特别是那些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拥有庞大经济实力的巨头）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造成严重甚至无可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经济资源根据购买力和需求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但需求和购买力分布不均。譬如，因为豪华住宅市场饱和，建筑业可能陷入危机，而无数的低收入家庭依旧家徒四壁。需求可能会受到广告、社会环境、时尚的非理性影响。比方说，有的商品并不像健康食品和优质住宅那样能够满足生活需求，而有些消费者明明连肚子都填不饱，又住在破破烂烂的屋子里，却被忽悠去购买那种商品。究其本质而言，购买力是个人的，因此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偏见：个人消费比集体消费更好（这是社会结构决定的）。按照这样的偏见，集体消费会侵害私人福利（为了提高个人福利水平，优质学校、现代化的医院和广阔的绿色空间似乎不是必须的！）。
这两个特性让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毁掉人类财富的来源。虽然数百万人的主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各种资源都可能拿去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这些商品越来越无用，一旦生产出来就浪费了资源。最终，这样的经济可能有利于生产技术，保证公司短期内获得更多利润，但长远来看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浪费。
市场经济与污染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显然能牵涉到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倾向于掠夺没有成本或成本较低的自然资源，换句话说，在计算成本效益的过程中，这些自然资源的成本无足轻重。
在某种“环保意识”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太多类似的例子。有的地方土地非常昂贵，因为土地肥力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劳动的产物。像低地国家的圩田和革命前中国的灌溉农田就是这种情况。对待这样的土地，资本主义农业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在土地相当廉价的地方，资本主义农业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长远来看，这些浪费有时是无法补救的（例如土地流失，森林覆盖率降低）。河流是尚未私有化的自然资产，没有价值或价格。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大量抽取河水，要么用作原料，要么用来辅助生产。私营企业往河流排放工业污水，因为不愿建造昂贵的处理厂，不想要付出那么高的代价。清洁的空气是天然物品，被认为“一文不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物如果任何没有交换价值，那就通常“一文不值”！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建造了高炉，制造了汽车，并使用了化学制造方法，而不必担心污染了空气。
这种利润逻辑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而且完全不符合整体的社会经济合理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决策就是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依靠利润的私有化和成本的社会化。汽车工业的发展——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仅说明了空气对私营企业毫无价值。公共当局修建和维护公路（没有这些道路，私家车就不会大大普及），也加剧了空气污染。
来自市场经济逻辑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严格按照时间限制来作决策。公司努力在既定时段内实现利润最大化。这里有个逻辑：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moi,ledéluge）。如果投入的资本贬值，产生利润，再以非生产性方式（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支出）或生产性方式（资本积累）消耗，资本再生产的循环就结束了。但是，大自然并不会考虑利润规律，迫切要求工业回收初级化工产品，恢复生态平衡。因此，我们只有在二十年后才能看到，某些技术过程带来的污染的“社会代价”远远超过了这些过程产生的私人利润。在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倒查几十年，也不可能要求几十年来一直造成这种后果的资本主义公司交税。
我们强调，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计算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广义、普遍的形式。按这个意义来说，“部分经济理性”的错误行为在资本主义中最为明显。但纵观历史，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以简单的商品生产（例如13—16世纪的荷兰经济）为载体，逐渐传播开来，并且在17世纪和18世纪仍然比制造业资本主义更重要。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过渡期间，无论官僚主义是否变形或退化，商品经济都将部分继续存在。
例如，苏联也产生了类似的环境问题。由于苏联商品生产的部分延伸和生产组织结构（比如单独计算企业产量），所以生产过程的社会成本和长期成本被忽视了。最著名、最可悲的例子是贝加尔湖的污染问题。贝加尔湖是亚欧大陆最大的淡水水库，之所以受到污染，是因为化工厂在计算“收益”（收益状况决定投资项目）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淡水资源的破坏所造成的长期成本[11]。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优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可以寻求在社会层面上计算成本和收益，从长远来看，可以计算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但是，这种计划只有基于民主（基于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和政治民主，其中存在多党制和完全的批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为此，必须废除私有制和竞争，因为这两个因素必然迫使生产单位确立各自的盈利标准。
技术与环境污染
《梅多斯报告》讨论了生产力无限制增长（更确切地说是不受控制的生产力增长）的危险性，聚焦于三大主题：污染、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材料）的枯竭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危险。[12]不幸，由于所有这些数据都推断和预测当前趋势，换句话说，是预设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变，因此《梅多斯报告》不能更清晰地讨论相关问题。这些研究基于一个神秘的前提，即今天的技术是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是“人类智能的合理结构”的结果。这就是把“技术强迫”神秘化了。这个概念如果转换成宛若天书的德国哲学术语，就是“技术约束”（technologischerSachzwang）。
我们要感谢美国生物学教授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顺便说一句，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一些具体例子，突出了这种推断的神秘性。
首先，现代工业技术并非不可避免地破坏生态平衡。精密科学不断进步，为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机会。其中一些可能的选择没有考虑到对生态平衡的影响，这是因为单个的创新企业计算个体盈利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计算只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某种不可避免的需求。
其次，重大技术创新作为整体，不一定会造成污染。其实，一系列创新显示出相反的情况（例如，电子科技进步，天然气取代煤气等等）。自现代工业出现以来，污染速度也并不等于技术的革新速度。
实际上，“污染增长率”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概念。环境污染的指标在1946年后才开始恶化。[13]任何具体分析其原因的人都不能争论“技术”本身，而必须专注于明确定义的技术决策。站在人类未来的角度来看，某些决定其实极不负责，是灾难。
我们只需要提到巴里·康芒纳引用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做的选择绝非必然。它们是由某些私人利益以及捍卫这些利益的人的社会政治权力决定的。三个关键例子是：铅排放量增加（1946年至1970年增加415%），美国空气的NO2含量增加（1946年至1970年增加630%），化工厂汞含量增加2100%。[14]出现这些“污染增长率”，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为谋取私有利润而做出的选择：引入具有更大的汽缸压缩力的汽车，使用更高辛烷值的汽油，以及用合成洗涤剂代替肥皂。资本主义工业大量使用合成洗涤剂，每天将17万4千升含磷酸盐的废水排放到伊利湖，迅速减少了湖中生物的寿命；湖边有1200万居民。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不可避免的技术必要性”。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某些东西要是有利于通用汽车、福特或孟山都化学公司，那么通常不会有益于人类。[15]
一旦抛弃了“目前的技术是唯一可能”这种神秘公理，那么不管如何影响私营企业的成本，必须确立优先事项，即创造社会经济和社会知识条件，以促进人们为恢复生态平衡（而非进一步破坏生态平衡）而研究并创新科技。必须优先发展完全不同的技术；这种技术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协调发展，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而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换言之，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成本，并将其确立为投资标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覆盖全球。环境辩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把追逐私有利润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当成经济发展的引擎，其代价让人类再也承担不起。还有个结论是，要拒绝危害人类长远利益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拒绝“发展”本身。
应该回到资源匮乏的时代并恢复禁欲主义吗？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主动承认败阵，就像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屈服于社会主义一样。人们可能会认为，明确拒绝利润动机，无疑是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环境辩论正是基于此。[16]但事实并非如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反击。
一方面，自由派经济学家说：“既然‘无成本的自然元素’貌似是万恶之源，那么如果我们给它们明码标价，污染就会停止。”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很快，我们被迫为呼吸买单，以防止资本家污染大气。[17]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补充说：“不妨向工业收费，促使其实现‘清洁生产’。”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整体的经济理性不会因部分理性层面的变化而恢复。必须完全放弃这种片面的合理性。经济处罚只不过是净利润的计算过程中的一个项目。罚款只有相对的威慑力，不是禁令。资本家只要仍然能够通过污染环境来攫取利润，就算是交税和挨罚，也不改变做法。为了保持效果，需要不断加大处罚力度，公众、对污染没有任何责任的人要跟真正的罪魁祸首受到同等处罚，甚至比后者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如果征税这种措施超过一定限度，相关企业更有可能停止生产和投资，而不是改变发展方向。
毕竟，资本主义教义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私有财产，宁可毁灭一切也要赚取利润。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水平已经提上议程（《梅多斯报告》的作者兴高采烈地说道，在20世纪末之前，美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应该降低50%！）。这样做如果是为了拯救财产和利润，甚至还会牺牲掉人类的肉体。
生产“抗污染装置”的行业甚至在巨大的生态恐慌中发现了新的商机。[18]哈里·罗斯曼（HarryRothman）在他那本杰作中——第一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论述整个环境问题的书——提请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即为了“衡量污染的成本”，必须给人类生命“定价”；价格根据某个人将产生的东西计算出来！[19]我们在这里正处在不人道的领域。
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讨论将厄运的先知们重新置于聚光灯下。长期以来这些先知一直退居幕后。“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丰裕。好吧，环境辩论表明，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因此，稀缺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会更严重。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先按一定的规则来管理分配资源，然后再在此基础上管理经济。历史表明，市场经济至少不是效率最低的分配方式。”证明完毕（Quoderatdemonstrandum）。
这种推论基于一个主要的谬误。《梅多斯报告》仅表明——受上述保留——只要目前腐朽的资本主义仍在大肆挥霍自然物质资源，自然资源有限的地球就不可能按照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养活60亿人。有无数个例子都能说明资本主义在挥霍资源：推动国民经济军事化，不充分利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成果，大肆掠夺和浪费原材料等等。
但是，没有任何地方证明，地球上目前的财富不足以合理地满足衣食住行和教育的需求并培养世界上的每个公民，并使他们能在满足主要需求后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发展个性。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如果生产不再为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大学教育向所有人开放，如果分配经济资源的头等要务是拒绝污染（以及反抗饥饿、癌症和其他文明疾病），那么人类将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并使技术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粮食储备。《梅多斯报告》摒弃了陈旧的马尔萨斯定理，并认真解释说，今天，平均每人需要1英亩的土地（0.4公顷）来养活。全球只有75亿英亩的可耕地。最肥沃和最容易开发的部分已经种上了庄稼。“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其余的土地，我们要是开垦、种植、灌溉和提升肥力，代价实在是太高了。”[20]因此，如果人口超过四五十亿，那么“发展到了极限程度”，除非有人想让越来越多的人饿死。
我们将忽略推理中的错误：假设每块耕地的农业生产力保持不变（而在美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同时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不考虑无土栽培的可能性；不考虑生产力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等等。我们仅看主要的谬论：剩余的土地大部分太昂贵，无法开垦和灌溉。但又是从哪个角度，用什么标准来定义何为昂贵？对于每年浪费1200亿美元制造武器的世界来说，剩余的土地太贵了？数十亿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有人却站在盈利的角度——“太昂贵”或“买得起”——而不是身体健康优先的角度来说话，难道就没一点羞耻心吗？[21]
就“人口爆炸”而言，过去的所有经验都表明，这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必然性。不妨首先确保半殖民地国家大多数人民得到解放，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使他们不再愚昧无知，脱离苦海。然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将会下降，因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会下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半殖民地国家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不是问题。毫无疑问，系统地分发避孕药具来节育——随着人们拒绝野蛮绝育的做法，不必多说——是增进这些国家人口福利的必要手段。但这必须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全球变化联系起来。从环境问题的相关讨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必须意识到重大局部变化的可怕之处——特别是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而言。在这种变化中，长期的全球成本，特别是“生态”和“人类”成本，没有仔细计算。最近“绿色革命”的经验和“湄公河项目”的失败在这方面敲了警钟。[22]
规划和控制发展
这次讨论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类面临着非常明确的选择：要么被迫“中止发展”乃至接受生产力的下降（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挨饿受苦，很快有数亿人死亡），要么尽快选择受控制的、有计划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需要服务于明确界定的优先事项，这些优先事项与私人利润的需求无关。马克思主义有句老话再次揭示了目前的困境：“不选择社会主义，就会走向野蛮。”这话的意思不仅是指各大国需要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全球经济若是缺乏计划，人类文明的根子很快就要完蛋了。[23]
选择“零增长”，显然不人道。三分之二的人类仍然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发展如果停止，就意味着欠发达国家注定要继续陷于贫困的沼泽中，不断处于饥荒的边缘。保证“零增长”与激进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措施齐头并进，这话听起来似乎不错。但是，谁真的相信可以在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在市场经济的持续压力下重新分配全球财富？而即使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从未成功再分配全国财富。究竟哪种物质权威或“世界政府”（“道德权威”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将在经济困难日益加剧的危机时刻，也就是利己主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刻，实践这样的英雄方案？即使是长期结盟的国家，也仍然是竞争对手，例如北约和经合组织成员国。
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停止，欠发达国家仍然像地狱一样。长期的社会和军事危机以及反革命战争爆发（例如越南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帝国主义的野蛮战争行径灾难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使我们面临地球毁灭。[24]
我们要想救赎，只能选第二条道路，即受控的、有计划的发展模式。无序的、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发展，无视人们最根本的利益，对自然缺乏起码的尊重，极大地威胁了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所以经济和社会结构绝对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争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斗争，争取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不再仅仅是争取更理性、公平、人道和自由的社会的斗争。它已成为保卫人类物质生存环境的斗争。
必须废除以下三大骇人听闻且不合时宜的事物：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和民族国家。废除这些以后，将会创造新的框架。在这种框架内，通过斗争至少有可能真的恢复生态平衡。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成功是有保证的。但我们必须谨慎，得意识到什么事物危在旦夕，有必要保持警惕。在与世界大多数居民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确定三重优先事项：（1）必须满足所有人的首要需求;（2）为了节约和补充稀缺的自然资源，必须寻求新型多样化技术；（3）必须提高所有人的智力（通过教育、研究和有意义的娱乐方式）。[25]
假设今天人类理性运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不考虑私人利润，并假设数亿人（他们现在不得不身处异化劳动中）发展他们的创造性天赋，人类的潜力完全释放出来，那么没有理由假设北半球居民生活水平会下降。南半球生活水平必然会突飞猛进。
我们谈论生活水平时，谈论的是大量的必要需求，与当前需求相比，其结构需要改变。有些设备没什么用，只能为我们节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积累这些设备，将不如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重要。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将比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更重要。届时，拥堵不堪的城市不会继续长出触手——这就是商品生产在地球表面制造的名副其实的瘟疫。与此同时，我们将回到不但不陈旧而且已经恢复平衡的农业模式。幸福和“生活质量”将比“国民总收入的增长”更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同意曼肖特的观点。
但要想保证幸福和生活质量，必须有个前提，即满足主要需求。满足主要需求的前提是，拒绝少数特权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学者还是资本家的技术官僚）强加给绝大多数人的强制禁欲主义。否则，绝大多数人仍然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有计划的发展模式，意味着人类理性控制经济发展。这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除非“共同生产者”控制生产过程并为其自身利益服务，而不是屈服于“盲目经济法则”或“技术强迫”，否则这种发展模式实现不了。
[1]例如参见阿克塞洛斯、科斯塔斯《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Alienation,Praxis,andTechneintheThoughtofKarlMarx）。引文来自AlainBirou《SensetNon-SensduDéveloppement，Optionsméditerranéennes8（1971）》第19页。
[2]“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卷第286页。——中译者注
[3]我们消费物质商品时有合理的限制。从哲学上讲，这里面没什么大道理：人生短暂，时空有限，只能消费那么多物质商品。即便我们能每时每刻消费商品（太糟了！），消费速度也赶不上新的物质商品生产速度。在此之前很久，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更需要非物质的产品以及人类社会关系，而不是额外的物质产品。这里体现了辩证转换的过程。——作者注
[4]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者注
[5]“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卷第580页。——中译者注
[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方法论导论中明确指出，生产不仅产生满足需要的对象，而且还创造对象满足的需求。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他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需求倾向于超出其有限的自然极限，同时尽可能少让广大雇佣劳动者满足这些需求。——作者注
[7]“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卷第542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77页，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中译者注
[8]在自由竞争体系中，短期利润最大化；在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长期利润最大化（或“最大增长率”）。——作者注
[9]典型的例子是，某公司合理化经营，裁了员，虽然“节省”了100万[成本单位]，但可能导致社会损失200万（失业救济金再加上整个社会层面的收入损失，这是因为工资和失业福利差距的“乘数效应”）。——中译者注
[10]有人认为，公司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时，会考虑所有的收支情况。这么想，就错了。公司将会只计算那些有价格（即货币价格）的因素，以及那些对公司本身而言有货币价格的收支情况。换言之，从定义上讲，盈利能力作为经济决策的标准，是局部的，因为排除了一系列成本和费用：它自己不承担的所有成本和结果，以及所有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作者注
[11]见埃尔玛·阿尔特法特（ElmarAltvater），《社会生产与经济理性》（GesellschaftlicheProduktionundÖkonomischeRationalität），法兰克福1969年版第144—150页，和哈里·罗斯曼（HarryRothman）《凶残的天意》（MurderousProvidence）伦敦1972年版第248—255页。——中译者注
[12]根据《梅多斯报告》，假定开采量每年以固定速度增长，资源按指数级减少，31年后铝土矿枯竭，21年后铜矿枯竭，111年后煤炭资源枯竭，95年后铬矿枯竭，53年后镍矿枯竭，20年后石油资源枯竭。
关于后一种危险，有本相当重要的著作。保罗·埃里希和安娜·埃里希合著的《人口资源》（旧金山，1971年）。——作者注
[13]1930年12月，比利时默兹河谷响起了首批“污染警报”之一。约六十人因吸入过量的高炉粉尘和煤矿粉尘，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中译者注：这里应该是指尘肺病。众所周知，东方某大国至今仍有大量煤矿工人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无钱医治﹞。这反过来又是因为工作场所长期不通风。哈里·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51页。——作者注
[14]巴里·康芒纳，《闭幕圈》（伦敦，1971年）第128页。——作者注
[15]康芒纳引用了美国化学工业出版的《化学工业经济学》一书中的一段典型段落，“为了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需要不断开发有助于提高利润率的新产品和特殊技术，而该类别中的前产品则演变成利润率较低的大宗化学品”。康芒纳认为，这样追求技术优势，是“环保主义者的噩梦”。毕竟，新合成品投放市场并进入环境不过短短的四五年而已，无法发现和衡量生态影响。（康芒纳，《闭幕圈》，第260—261页。）
最著名的例子是汽车产业。根据当前科学知识只能制造出今天已有的汽车吗？汽车产业的历史能证明这一点吗？自汽车产业诞生以来，到今天为止，我们不断看到有很多技术可供选择。但不是你我去选择。一小群人选择某种技术，不会按照客观、科学的标准，而是先计算部分盈利能力。他们生产了某种类型的汽车，选择生产和销售这种类型，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唯一可行，而是因为它（在他们看来）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只有这段话才能准确描述过去70年来汽车行业的过程。
如果国家不修建高速公路，而是引入了廉价或免费的公共汽车和火车；如果国家对汽油征收高额税，同时大力补贴电力、天然气和煤炭，那么自然就没有人知道汽车行业是否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如果汽车行业本身被迫承担所有这些成本，那么汽车的价格将比实际价格高三四倍。我并不是说无论如何私家车都不会大量销售，这一点我们无从推断。无论如何，运输市场的经济数据完全不同，因为整个系列成本已经社会化；当然，这与美国工业某些部门的份量有关，其中包括石油工业的份量。并且，在某段时间内，在美国政治结构中，洛克菲勒信托比煤炭工业和美国其他工业部门更重要。
成本的社会化决定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而我们不能简单根据既定的客观数据来推断成本的社会化如何起到这种作用。不是客观的技术优先事项，而是社会优先事项（即统治阶级的优先事项）和统治阶级的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发展模式。诚然，如我们所知，某些决策推动汽车产业建设，不考虑技术对自然环境的长期影响。所以必须考虑到导致这一发展的所有因素。这只能强调我说过的话，即这不是技术约束（technologischerSachzwang）的问题。科学研究与在此基础上唯一可能的技术之间存在某种假定的线性关系，而这种线性关系就是技术约束。相反，社会经济因素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甚至无知也起到了作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因素是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存社会的权力结构：某些人掌握着权力，有权决策，在决策时有自己的盘算。——作者注
[16]在这方面，《梅多斯报告》的结论与西科·曼肖特给欧盟委员会的信中的结论一致。——作者注
[17]这不是玩笑话。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出口“罐装新鲜空气”的产业。——中译者注
[18]JohnC.Esposito，《消失的空气》（纽约1970年），第108页——作者注
[19]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312—313页。
“成本效益分析”技术试图开发一套工具，这套工具不仅可以计算内部成本，还可以计算既定的经济决策中涉及的社会成本。但是，很难量化经济决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如何量化这种影响，又如何将人类生活货币化？你可以给原材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明码标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意味着为呼吸买单。但是，如何计算疾病的代价和生死的成本呢？
纸上谈兵也就算了，但是，我重复一遍，你必须看到这种计算方式的非人影响。你可以把疾病的代价设定为康复的成本。计算人们在成年后工作年限内的收入，从而给人命明码标价。假设有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杀死了5000人，另一个项目不会杀任何人，但前者花费1.5亿（包括这5000人的生命价格），第二个项目花费了1.7亿。要是这两个项目摆在你面前供你选择，那么你必须选择前者而非后者。
分析全球成本效益，可以尝试将疾病、人命、死亡、美丽和审美情趣等等货币化，并将这些简化为计算过程中的要素。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到，两种对待和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且矛盾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们不敢说那些长期以来不证自明的社会主义观点——某些社会选择不应该基于成本——却不放弃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植根于物质基础，反映物质利益，尽管有时是无意识和间接的。做出社会选择，不应该是因为考虑金钱价格孰高孰低，而是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选择因为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优先的，即便无视成本，也都是可取的。——作者注
[20]《金融时报》，1972年3月3日。——作者注
[21]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举出下面这个例子：中央谷地荒漠150万英亩，灌溉费用为15亿美元。按这个价格计算，灌溉20亿英亩的荒漠，可能会使世界人口增加20—40亿，花费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是全世界大约17年的军事预算。而这个数额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加州的开采和灌溉成本被各种推测的说法夸大了。——作者注
[22]关于绿色革命的负面社会影响，见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22页。——作者注
[23]如果矿物燃料消费量继续按目前的速度上升，2000年大气中的CO2浓度将比现在增加25%，地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0.6—4℃。因此，大气中的云层厚度可能会增加10%，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温度下降7.5℃。上一个冰河时代的原因是地球平均温度下降7.9℃。（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207页）。——作者注
[24]若要了解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时期动用化学武器造成的生态灾难，参考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195—203页。——作者注
[25]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的异常发展伴随着农业的“工业化”，后者非常明显地危害环境；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快速过渡到单一栽培法。例如：过去，农业利用动物粪便恢复土壤肥力。如今，人工肥料有可能毒害土壤和作物，而天然肥料则被排放到河流中并危害水质。
我想再次引用巴里·康芒纳的话。他举的例子非常简单，但触及了生态危机的中心点之一。今天人们如何处理天然肥料？如果我按当前的方式去处理人类粪便呢？人们向水中排放粪便，污染了水，降低世界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人们必须往土壤施更多的人造肥料，进而又加剧了生态危机。有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像过去一样，不把天然的人类粪便排放在水中，而是埋在土里。换言之，在城市建造大型管道，用管道把粪便送入耕地而不是排放到水里，这样就可以不用依赖人工肥料。是建造管道需要更高成本，还是排放粪便需要更高成本？几乎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如果比较一下管道的成本与当前污水处理系统的成本，就会发现前者更高。或者：五年内投入的成本更高。但要是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儿，就会发现管道甚至可能更便宜。
我的论点是，在论证过程中不要考虑环保技术的成本高低问题。环保技术是必要的，因为能维持或恢复生态平衡，保护生命，捍卫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现在，人们接受军事制度而不说“它们很贵”，认可不同形式的计划性报废，在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搞军备竞赛和计划性报废。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放弃部分盈利能力的计算。我们必须说；“我们需要开发新技术；我们需要掀起彻底的技术革命；我们需要作出的决策，不是基于盈利能力的计算，而是基于人类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所以我们需要民主的计划经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夺私企投资决策的自主权力。换言之，社会主义世界经济是必要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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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灵顿的失败愿景（﹝美国﹞道格·格林（DougGreene），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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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灵顿的失败愿景
﹝美国﹞道格·格林（DougGreene）2021年6月25日
朱奥托翻译、日土兀校对
《失败的愿景：迈克尔·哈灵顿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局限》（AFailureofVision:MichaelHarringtonandtheLimitsofDemocraticSocialism），道格·格林著（伦敦：ZeroBooks出版，2022）
原文链接：MichaelHarrington’sFailureofVision
〔说明〕左翼之声（LeftVoice）网站采访道格·格林（DougGreene），他是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Harrington）新传记的作者。
迈克尔·哈灵顿是谁？对一些读者来说，这或许是个陌生的名字。
迈克尔·哈灵顿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著有14本关于政治、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另一个美国》（TheOtherAmerica，1962年出版）[1]，这本书揭露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困问题。《另一个美国》影响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台的“伟大社会（GreatSociety）”和“向贫困宣战（WaronPoverty）”社会计划。因此，哈灵顿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到了美国政治主流。
然而，哈灵顿不仅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89年去世，他参与了多个组织。他是社会党（SocialistParty）党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党主席。他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emocraticSocialistOrganizingCommittee，简称DSOC）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SocialistsofAmerica，简称DSA）的创始人。
最后，哈灵顿不仅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还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democraticMarxism）理论旨在为美国左派和工会提供一种哲学和战略。这其中的关键是“重组”（realignment）的理念，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将民主党（DemocraticParty）转变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派，由这个党派进而创建一个福利国家，并且最终建立社会主义。事实上，重组是不可能的。这不过是企图把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合理化，为帝国主义辩护罢了。换言之，“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是“民主”，因为哈灵顿的思想导致了革命政治的消亡，最终从属于民主党。
哈灵顿如何回应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对成年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一代来说，越南是一个试金石。哈灵顿被反战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所憎恶。现在，他有时被指控支持越南战争。然而，如果我们翻阅他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各种反对战争的言论。我认为这里的关键不是哈灵顿是否支持越南战争，而是他如何反对战争。
众所周知，哈灵顿把精力集中在民主党身上。这意味着他将约翰逊总统（PresidentJohnson）等自由派视为潜在的盟友，他愿意与他们保持一致，遵守他们的规则。对哈灵顿来说，反战运动不应当欢迎共产主义者、破坏法律、或者推进任何革命政治。他拒绝将民主党视为战争的同谋。换言之，哈灵顿拒绝考虑任何能够真正结束战争的具体行动。反战运动必须保持体面，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以免让潜在的自由派盟友感到尴尬。直到1968年之后，当大批公众和建制派认为这场战争无法取胜——同时共和党入主白宫——这时哈灵顿才站出来反对这场战争。
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哈灵顿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各种民主社会主义团体，包括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也都支持以色列。哈灵顿倾向于由以色列工党（IsraeliLabourParty）和伊扎克·拉宾（YitzhakRabin）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哈灵顿对以色列的立场是其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立场的一部分，总的来说，他主张与北约及“民主的”资本家结盟，反对“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势力。
哈灵顿强烈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LiberationOrganization）和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Arafat），他认为他们是反犹太主义者。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哈灵顿反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他们看作是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讽刺的是，他也承认，在第三世界，民主社会主义几乎没有机会成为可行的选择。
哈林顿在美国建立社会民主的计划失败了，所以，除了少数左翼分子外，他几乎无人知晓。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10年乃至5年前，你并不会写一整本关于他的书。我当然不会读到这样的书。那么，为什么哈灵顿又变得有意义了呢？
你说得对，几年前我根本不会写哈灵顿的事。他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左派无关。自2016年以来，随着桑德斯的首次竞选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已发展到近10万名成员，成为自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党和60年代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鼎盛时期以来，美国最大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组织。不管是好是坏，对美国左派而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就政治、战略和社会主义等话题引发了大量争论。在这场纷争中，哈灵顿遗留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讨论哈灵顿是谁、他的思想及其遗产的破坏性非常重要。
你如何看待哈灵顿的思想，特别是其对《雅各宾》（Jacobin）杂志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多数领导层所产生的影响？
《雅各宾》的创始人巴斯卡尔·桑卡拉（BhaskarSunkara）承认哈灵顿对该杂志的政治思想有重大影响。有时候，《雅各宾》表示，他们欢迎更多的革命声音，但是他们的主导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在民主党内部工作、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等。
大多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可能不知道哈灵顿是谁，并且很可能连他的一句话都没读过。但是，尽管可能有个别例外，他关于改良主义和在民主党内部工作的思想仍然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共识。如今被称为“政党代替（partysurrogate）”或“肮脏破局（dirtybreak）”的策略只是哈灵顿重组策略的更新版本。基本上，这一战略主张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打造为民主党内部的一个政党：其成员将在民主党内部当选，最终将获得足够的力量来分裂并组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
实际上，政党代替/肮脏破局的策略是模糊的。被选为民主党人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如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Ocasio-Cortez），似乎并不参与其中——他们只将自己看作民主党人，并以此行事。此外，许多肮脏决裂的支持者，如埃里克·布朗（EricBlanc），最终不仅参与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也参与了乔·拜登的竞选。与重组一样，肮脏决裂也是向民主党卑躬屈膝、放弃社会主义政治的借口。事实上，这场肮脏决裂以肮脏而没有决裂告终。
在哈灵顿的时代，革命者反对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最有效论据是什么？
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TrotskyistSocialistWorkersParty）成员，特别是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和彼得·卡梅霍（PeterCamejo），给出了最好的回答。诺瓦克出色地展示了哈灵顿是如何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把革命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剔除出去的。
乔治·诺瓦克[2]表明，这种修正主义最终会导致人们遗忘民主党的阶级性质：
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社会党却在给哪一个资本家投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样的场面会让马克思气活过来！这是多么讽刺的主题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没错，但也相当肤浅。这些政党都是那些大商人、银行家、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的利益的主要捍卫者，而正是这些人统治着美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认识到的，智慧的起点、行动的起点、组织的起点。如果你不了解政治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那么你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如果你被这些“小恶”的论调所吸引，那么一旦这些资本主义政客上台，这种论调就会变成“大恶”，那么你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形势恶化这么简单的了。
至于彼得·卡梅霍[3]，我认为，当他警告哈灵顿，通过支持一个资本主义政党而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最好的回答：
我认为，既然哈灵顿先生是民主党人、投票给民主党人、支持民主党，那么他就应该自称为：民主党人。
这意味着要捍卫资本主义。我知道他不想那样做。我知道，在他的意识形态中，他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我们永远无法通过支持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你永远无法通过支持性别歧视者来赢得女性的平等权利。你永远无法通过支持种族主义者来结束种族主义——即使有更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和更糟糕的性别歧视者。
诺瓦克和卡梅霍还有很多其他反对哈灵顿的论点，但我认为以上这些是最为重要的。
相较于于旧版本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重组策略，桑卡拉和哈灵顿的其他学生的观点有什么严重的不同之处吗？
就桑卡拉和《雅各宾》而言，我认为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时会怀旧地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去。你可以在他们发表纪念俄国革命和列宁的文章时看到这一点。这是哈灵顿绝对不会做的事。然而，我应该补充一点，《雅各宾》并没有让这种怀旧情绪转化为今天对革命的任何倡导。相反，你可以在《雅各宾》中找到大量文章，鼓吹流行的人民阵线（popularfrontism）、改良主义和民主党内部的工作。也许从细节上讲，存在有关独立政治的讨论，但现在还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各宾》确实离哈灵顿并不远。
哈灵顿也在关于考茨基的争论[4]中复活了。这实际上不关考茨基本身，而是关于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支持民主党。考虑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反共传统，支持民主党的理论权威不能来源于斯大林、陶里亚蒂、白劳德或季米特洛夫。因此，考茨基确实为新改良主义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权威，因为他没有受共产主义影响。至迟到了1914年，考茨基已经放弃了任何革命政治的表象，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立场。
考茨基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支持者将他作为支持“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democraticroadtosocialism）的替身，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拜登。哈灵顿实际的政治主张与考茨基支持者们现在所提倡的政治主张没有什么不同。〔译者补：之所以人们选择考茨基而不是哈灵顿〕也许是因为迈克尔·哈灵顿的名字有太多的包袱，或者太晦涩难懂，不足以为新改良主义辩护。
你认为今天的民主党与哈灵顿时代的民主党不同吗？
我的简短回答是，没有不同。在哈灵顿时代，民主党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现在仍然如此。他们仍然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实施种族主义政策，发动战争。这一点没有改变。民主党与共和党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利用自己作为“人民的政党”的外表，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赢得了民众支持的合法性。无论是在哈灵顿时代还是今天，民主党都非常成功地拉拢并且钝化了任何可能发展壮大的潜在反对派，无论是杰西·杰克逊（JesseJackson）还是伯尼·桑德斯。哈灵顿的重组战略将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同样的结局：将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民主党忠诚的排头兵。在民主党内部做工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推动社会主义政治。
哈灵顿很可能仍然因《另一个美国》而被人们所铭记。既然你已经研究了这么多他的作品，你觉得他有什么值得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学习的吗？
简而言之，哈灵顿的工作对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虽然哈灵顿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和推广者，但我认为他推广的政治思想没有多大价值。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改良而言，哈灵顿几乎什么都错了，更不用说他对苏联、越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了。所以我认为他只能作为今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反面榜样。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广泛阅读并向我们所反对的人学习。就哈灵顿的作品而言，我认为《另一个美国》实际上值得一读，因为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通过阅读，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构建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如何以自由的方式与贫困作斗争的。我还推荐他1970年的作品《社会主义》（Socialism），这部作品很好地解释了他对马克思、第三世界斗争和社会主义改良路线的修正主义理解。他的最后一本书《社会主义：过去与未来》（Sociality:PastandFuture）讲述了大致相同的内容，但我认为前一本书比这本书更加翔实。
就批判哈灵顿而言，我推荐前面提到的诺瓦克和卡梅霍。我希望我的书也能剖析和驳斥哈灵顿及其世界观。尽管有些人会说我有点守旧，但我仍然建议阅读列宁的《怎么办》、《国家与革命》和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译者注：原文作ReformandRevolution，但译者经检索未发现卢森堡的有关著作，认为可能是笔误，实际应为卢森堡的ReformorRevolution〕》，阅读这些书籍，有助于我们反驳哈灵顿所代表的改良主义。
最后，共产主义者需要理解哈灵顿的政治思想，这样我们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驳斥它。
[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other-america-1962/index.htm
[2]
https://www.themilitant.com/NI/ISR73/ISR73_01.PDF?fbclid=IwAR23U_EFxUnYCXobAEfO-sjbvvSX3hYXZ2M4sUMk8US7wVFmCe_2MTIolNY#page=20&view=FitV,35
[3]
https://themilitant.com/1976/4047/MIL4047.pdf
[4]
https://www.leftvoice.org/an-introduction-to-the-kautsky-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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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自述（﹝法国﹞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5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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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自述
﹝法国﹞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57年1月
王立秋翻译
HenriLefebvre,“Iamnotagoodcommunist”—HenriLefebvre’sAutobiographyfrom1957,translatedbyDavidFernbach,VersoBlog,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5474-i-am-not-a-good-communist-henri-lefebvre-s-autobiography-from-1957?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verso_blog。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法文原文载于李夏尔·德勒达勒（RichardDeledalle）和德尼·于斯曼（DenisHuisman）所编之《今日法国哲学家自述：当代法国哲学自传》（Lesphilosophesfrançaisd’aujourd’huipareux-mêmes:autobiographiedelaphilosophiefrançaisecontemporaine）,CDU（Paris）,1963。未找到原文，中译按英文版译出，部分细节根据上下文有所补充调整。
亨利·列斐伏尔，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一本哲学自传的集子？一组“智识”的旅程？这个项目的不慎重本身就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好奇地等待它的结果。不过，在我试图写我自己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很难找到正确的风格。我反思。我感觉，这个反思生产出来的不会是自传。而会是一篇散文，或类似于散文的东西。为什么不呢？
编者给了我12页的篇幅。可真要写自传的话，没有1500页，也得有个800页。我会讲很多轶事、几个爱情故事（痛苦的和快乐的，戏剧性的，滑稽的）和十来个政治故事。据我所知，哲学思想和绵密而复杂的事件之网分不开。我相信我参与了我们时代大多数重大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超现实主义的形成和解散，存在主义的形成和碎片化，黑格尔的复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哲学的命运——清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形式个体主义——的讨论，今天对世人所谓之“斯大林主义”的评判。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思想的个体，观念和男人、女人、阴谋、爱情息息相关。在未来的某天，如果像贝利亚那样的大历史罪犯给我们时间，我会说出一切：我所看到的，我所理解的，我所不理解的，我所接受的和为什么，以及我所不能接受的。
同时，我又不得写上几页。迷宫人——他就是迷宫——寻找他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那个多智近乎妖，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个口号的先哲知道他为哲学家准备了多少麻烦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简单、自发、天真的人可以很好地认识自己，但他们不会致力于认识自己，也几乎不会想去那么做。可哲学家呢？由于他试图过完整的生活、想要把事情想清楚，由于他是哲学家，最终，他反而找不到自己了。
我从小就喜欢有点走调的钢琴、没有明显结构的连续音符，我认为这种品味是变态的（并为此而批评自己）。后来听到东方音乐或序列音乐，我就明白了。诗人们（特别是我的朋友保罗·艾吕雅的作品）教我，他们会把那些经常被我斥为异常的难以捕捉的印象转化为意象。今天，我力图——在伦理学中，在美学中——确定这些评论说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吗？），是合乎理性的智力规训、哲学反思，加上一种抵制某种轻率的努力：结果（这不就是我自己的辩证运动吗？）我不得不重新整合它们，恢复它们，支配它们。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我有一种形式非常确定的想象，也许普通，也许独特。我看，我想，我做梦。我梦我所见，并不断地拓展它。我活在两个平面上，它们不可能的统一持续地解体又重构：知识和梦，概念，和意象。是舒曼教会了我认识自己的秘密，我依然不知道这个秘密是琐碎还是深刻，它是一种痛苦的重复，如果没有被分解或简化的话，这个重复会变得丰产。舒曼笔下的优西比乌和弗洛雷斯坦，和桑丘与唐吉坷德以及其他许多角色一样，反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不断的冲突中反映彼此的单和双。
我欣赏舒曼。我讨厌庸人[1]。但今天，歌利亚比以往更强大，也比以往更多了。非利士人已经把大卫的同伴包围了。可大卫在哪里？我寻找他们。而巴赫给我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如果我是音乐家的话，我们不止一次地创作“庆祝伟人去世的英雄交响曲”。
给这些最初的、简短的、非常开放的告白一个突然的结论：我多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包括伟大的乔治·卢卡奇，一直沉湎于对古典主义的回忆；而我——如果成功的话——则会写出一种分裂、不和、越界（dépassement）的美学，换言之，一种浪漫主义的美学。
我几乎忘了我一开始的身份是一名哲学家，一名逻辑学家……
怎样在总结一名哲学家的生活的同时，又不引入（因为自信而提出的，或近乎于忏悔的）基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搞简单的对抗，不尝试去数落、点评和诠释？
事实证明，点评是困难且相当悲伤的。我必须承认我一直在限制自己的哲学抱负。我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我接受了某种政治哲学，却又无意成为一个政治的人，一直在政治上保持边缘（见证、评判）。并因此而过于苛刻。也因此而缺乏权力和手段。
那我又能写作和发表什么？散文。碎片。因为困难，物质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为战争、镇压、出版方（资产阶级或其他）；因为官方认可的学说，掌权的人，和名为“日丹诺夫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伟大现象等等。
我必须多线作战。在某种程度上高产，又因为总在重新开始，所以筋疲力尽。
接着说。我从科学研究开始（准备一所大学校〔grandeécole〕的入学考试，因病中断）。然后在普罗旺斯艾克斯和巴黎跟随一位大天主教思想家莫里斯·布隆代尔（MauriceBlondel）和莱昂·布伦施维克（LéonBrunschwig），并很快就对他们表现出极端的忘恩负义：他们的狭隘——前者严格因循守旧的“行动理论”，后者的理智主义——让我窒息。
在最初的越界（与初恋的结束相关；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不会细说经过，也不会说我爱过多少女人，有过多少孩子和情妇）中，我同时抛弃了宗教和古典理性主义。然后，我想象了一种大概的、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整的）存在主义，这种存在主义与对“他者”的系统剥削——不只是在概念上，也在生活、感知、想象和可能中——密切相关。在哲学上对“他者”的确定把我引向异化理论，后者又促使我去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去思考哲学并进行历史的反思，去把哲学思想和关于社会存在中的正义、自由与真理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时，我决定过无产阶级的生活并从事体力劳动。我干了几个月的体力活（这算不算是浪费时间呢？我现在都还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时期突然涌现出一群青年哲学家，他们自发地围绕类似的研究主题形成一个团体。这些人包括乔治·波利策（GeorgesPolitzer）、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Friedmann）、皮埃尔·莫安琦（PierreMorhange）、诺贝尔·居特曼（NorbertGuterman）等。（这时超现实主义也横空出世了。）
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法共）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前，社会上存在一种既狭隘又不明说的主流想法（总的来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更令人窒息）。当时人们认为，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政治经济学。和前一个时期相比，这种想法代表了向前迈出的一步。之前，至少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一种外在于科学，或多或少披挂着哲学论证的政治立场。这种潜在的经济主义同样狭隘而令人窒息。（乔治·波利策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放弃了自己的心理学工作，他把哲学设想为经济学的引言，认为哲学是一种预备教育。）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概念本身得到承认，为了使人们认识到不能这样粗暴地超越或清算哲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是必要的。这场斗争持续到了今天。
而一旦哲学被重新接纳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人们就开始把它简单化、图式化，把它简化为一些教条的论断（最近，这种教条主义变得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讲策略，它也知道教条主义有问题，听起来不是什么好词，于是，它学会用表面上的、粗暴的反教条论断来掩饰自己，并因此而把自己变成“极端教条主义”）。因此，过去有必要，现在也有必要为承认哲学问题的存在（为接受这个事实，即“哲学问题”不是一个为复杂智力设置的谜题，一个早就被有实践行动、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解决了的不必要的谜）而斗争。
多少时间和努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也许，未来在历史面前，这个时期看起来会是这样的：它饱受宏大的激情与抱负折磨，随后又遭遇了同样宏大的失败——它试图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压缩历史的生成，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对人力、财力和思想造成了最可怕的浪费。
直到1947年，我才有机会把在过去二十年积累的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基本是教材水平的）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范畴的研究出版出来。这是一套旨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整体的丛书中的第一本。丛书中的第二本专门讨论方法论（尤其是数学方法），原定于1949年出版；书都排版、校对好了，但最终还是没能出版。同时，事态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我们处于冷战时期，时下盛行的，是“日丹诺夫主义”，它野蛮地把政治形势转变为文化战线上的意识形态语言。“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对立了起来。我因为没去找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而是沿用了与死去的旧社会的形而上学和上层建筑联系紧密的旧逻辑而遭到批评。他们想要的是斗争，是对好战分子来说有用的，标志新与旧、马克思主义与之前的一切、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绝对断裂的东西。
后来，老马克思主义者（palaeo-Marxists，如让·卡纳帕〔JeanKanapa〕，此人后来一直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象征和统称）试图在理论上纠正这种低能的态度，但这也没能避免蛮不讲理的结果。我作为逻辑学者的工作被中断、破坏了。我此后也一直未能恢复这方面的工作。
另一个故事。1946年，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的书，这本书是围绕异化概念来展开的，我认为异化是具体的、实践的、活的，因为我经历过。
这本书受到了冷遇。在学界这边，看起来，人们不喜欢这种把一个深奥晦涩的哲学概念应用于现实的方式，哪怕这样的努力在思辨的层面上是多么地值得敬佩。在马克思主义那边，人们以为我是在说，异化的范畴不再适用于作为指导国家的主导阶级的无产阶级了。（几年后，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又一头扎进贫困化理论中，就好像存在无异化的贫困化，无贫困化的异化那样！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也接受贫困化，但不是以他们那样的方式：不讲严肃的证据强说贫困化。这种形式的论题无真伪可言。）还有人不依不饶地反对说，苏联哲学家不认为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哪怕它源出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作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可能还会有人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异化呢？
自那时起，一场围绕异化概念，它的地位，它真理和它的价值，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它的实际意义的大争论开始酝酿起来。这场潜伏的争论到现在都还没有爆发，讨论也还不是那么的明确。我热切地希望它会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而不是在“别人”那里爆发。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出版我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
在外省老房子后面的一个柜子里，我还留着几十个关于个体性的历史的笔记本。三重的历史：概念和再现的历史，关于真实生活的文学和其他档案的历史，以及真实生活及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形式的历史。题目是：私人的良心。处在一个现在已经没人记得的周刊（Parallèle〔《平行线》〕50）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外，我还没有把里面的东西整理出来。
为什么？我承认，是没工夫，懒得折腾。面对艰巨任务、零散笔记、原始状态的笔记（这个工作是在1936年和1939年完成的）的不确定。对成果的目标和效力的不确定。
也就是这样，我发现，今天，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名在各方面都不循规蹈矩的哲学家，一名革命的哲学家（至少我声称自己是），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我没有系统的作品，而只有不连续的、零散的文章。只有碎片。
必须立刻补充的是，这都怪我自己。我不完全相信（这种怀疑与哲学的深刻危机同时发生），今天，哲学的表达还活着。我为哲学辩护，但同时我也不会向自己隐瞒这点，即诗歌或戏剧或小说更加有效。当然，这里没有把行动算进去。（但我已经以数不清的方式，对所谓的行动的人野蛮的一面，和他们对哲学与哲学家的不信任有所体验。对他们来说，这种不信任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的不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吹毛求疵，因此也是一种不自律。）
哲学家不能再保持孤立，或把自己的研究孤立起来了。但这样一来，他的研究领域就有无限扩大、碎片化或消失的危险。
在这里，一个非常个人的元素进入了我身为哲学家的工作。我碰巧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灵魂无所寄托的伏尔泰式的政府官员，我的母亲则是比利牛斯人，她笃信天主教到了狂信或杨森主义（Jansenism）的地步。因此，我身上一开始就有一个冲突。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我反抗她的信仰——才理解母亲故乡的宗教、比利牛斯人的顽强和坚忍、这个地区暗地里的得意和冷嘲热讽的幽默及其坚定不移的独立传统（这里也因此而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异端和正统的狂信）对我的影响。因此，我想做点什么，来纪念故乡的荣耀。与写一部关于某个哲学问题的哲学专论相反，我写了一部比利牛斯农民的历史。这对一名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异常的项目：它本应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工作。一个处在多个“专业”的交叉点上的艰难任务。我力图扩大研究的范围，把异端在农民社群及其后代那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人与土地之间的直接接触对文明的贡献，古老的社群及其延伸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也包括了进去。在这一切之上，在全球四分之三的地区，土地问题依然是根本；在世界各地，对马克思主义和受它启发的政治制度来说，这个问题都是一块绊脚石。
这个研究又使我进一步研究了拉伯雷和帕斯卡，以及地租理论和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土地问题。不消说，这些就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这些专著之间的联系，以及我着手写作它们的“理由”。在这意义上说，对我来说，甚至有机会草就几笔自传也是一种幸运。
那么，就这样，我更多地是通过分析而非叙事（叙事会需要太多篇幅！）得出一个基本的矛盾。这不是我个人的矛盾，哪怕它的确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在我身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比个人的自传叙述更有趣。
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个体主义者，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并因此而是一个异端，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流浪者，一个“精神的”法外之徒）。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反对派。我宣布自己在根本上反对存在的一切，无论它是什么（而且，不必说，我也反对最具压迫性的死的存在，资产阶级的秩序和无序；但我也同样反对其他一切“存在”，比如说，打着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的旗号强加给共产党员的军事纪律）。我根本就不想去苏联——以免归来时心中不安甚至更糟。所以，我反对限制、外部的权威、权力。我发自内心地憎恶权力。我不喜欢掌权者。听到人们谈论国家，我会咬牙切齿。我讨厌“国家理由”（raisond'état），官方的谎言。
我知道这个，我承认它、接受它并宣布它；就像某种语言说的那样，我完全承担它。
但与此同时，我身上还有矛盾的另一极，这第二极（我要强调这点）和第一极一样根本、本质、首要，那就是对严格、普世性、纪律和组织以及效力的需要。支持某种可能的、活的、可实现的和真实的东西并为之而行动的需要。所以，我活在这个矛盾中，像一个被暴力压制的浪漫主义者，一个有时会践踏自己自由的自由人。这不是一种“双重意识”，它比双重意识要多得多：一种既是双重的、又只是单体的生活——它是最糟糕的。是在所谓的现代生活的哲学家的生活。
我们知道老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手中，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庸俗的极限）习惯于这样解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辨哲学家、形而上学家、意识形态的幸存者，等等。
是，这样的解释是对的。但它也是有限的、粗糙的、大概的，一言以蔽之，肤浅的。它避开了那种分析——这种分析将恢复思想的传统要求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分析也将坚持，这个矛盾也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和经典的矛盾。
如果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的个体主义有过去的原因和理由的话，那么，它也有未来的理由。它扎根于未来（我乐于使用这个比喻）。个体性的要求，拥有个体性并不受限制地发展个体性的权利是根本的。这个要求和权利支撑着其他要求，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地，是最初的，也是最末的——既是问题，又是在理论上得到解决的矛盾，这点不言而喻。如果说工会的斗士不需要它，政治的斗士想要无视它，那么，哲学的斗士必须清楚地记住它。在特定时期（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个体是以下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即个体主义、相对于公共意识的私人意识。但人绝不会因此就不是一个（社会的）个体了；问题在于，用“普遍的”把个体联合起来，并为使社会服务于个体而非个体（直接或间接地，以威权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方式）服务于社会而解决一系列的矛盾。共产主义的定义必然包括这个绝对的要求，而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人则忘了这点。这个要求在表达临时的、过时的赘生物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深刻的、本质的需求。理性、思想、艺术或哲学作品，现在是，未来也将永远是个体之物（或者更准确地说，个体的非-物〔non-things〕）。即便它们的内容或素材来自历史、人民、大众。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说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在国家社会主义中那太过于著名的“个人崇拜”部分或完全消除了个体性、放弃了这样的根本要求的时候——这点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与普遍个体的文化不相容。庸俗马克思主义及其教条主义最顽固的幻想就在于，认为思想是非个人的（他们甚至更加虚妄地认为上等“人物”或被当作神物来膜拜的政治共同体才有思想的特权）。这意味着，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及其教条主义或极端教条主义来说，思想已经彻底失去了它的批判和创造作用，而变成一种“集体应用某个本质上已经完成的体系”的器官。
个体的感受力、品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国传统中、在这个理论和这个传统内不可剥夺的多样性中都有着深刻的基础。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在其对明晰和表达的深刻需求中亦然。
我曾与作为一种学说、一种哲学或伪-哲学（及一种现实和梦境、感觉和意象的伪辩证法）的超现实主义斗争。我承认，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看，超现实主义有某种意义（就像“达达主义”对我的朋友特里斯当·查拉〔TristanTzara〕来说那样）。
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一种仪式化、编码化的异化：通过物-像（thing-image）来实现，与一种对巫术、神秘学和其他相当平庸的奇想的精心恢复相伴，而这些东西也奇怪地，被抬到了诗的高度。所以，我从来都不是“超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是。但我经历过使超现实主义横空出世的那个时代和那些紧急状态。今天，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和对这个时期的批判）的人在我看来缺少某种经验。这种匮乏剥夺、削弱了他们，哪怕他们也拥有其他同样宝贵的经验（比如说，他们可能经历过现实主义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夸张（而不堪一击的）浪漫主义，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表达蔑视和憎恨，它们看不起世界的陈腐与乏味，厌恶单调的苦恼和单调的快乐。它们也都表现出一种对奇妙的、惊人的时刻亦即非凡时刻（当然不是成功地或完美的，但肯定是完整的或总体的……）的品味和感受力。它们都不可能放弃主体的锐气和激情，自由的味道。它们都隐含这样的假设，即只有最极端、最过度的意象才能在它矛盾的深处把握到人身上和世界中的“真实”。毕加索和艾吕雅都有这个假设，并且他们和查拉都比安德烈·布勒东更坚持这个假设。
在这个意义上，我肯定还是一个革命的浪漫派。
在我最好的朋友（比如说罗歇·瓦扬〔RogerVailland〕或克洛德·鲁瓦〔ClaudeRoy〕，但不包括阿拉贡）中，还有一些维持着对古典主义的品味，虽然我相信他们也在和自己斗争。我没法接受古典主义，我认为它抽象并且可化约为一种模糊的抱负，即同意世界与外部条件（不同意被投射到当下之外或之下，这在我看来定义了一切古典主义的可能性）。
我觉得与其他任何在世的作家相比，我和布莱希特都要更合拍。（如果不算肖洛霍夫和罗歇·马丹·迪·加尔〔RogerMartinduGard〕的话，我不认识后者本尊，但在我看来，他是当代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具有严格诚实的美德。）
我理解某些“对手”和某些“朋友”的咒骂：“你这种态度，怎么能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呢，还三十多年的老党员，积极的基层斗士呢！这最起码是一种奇怪的误解。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要不然你就是在玩潜伏。”有人会这么说或这么想。其他人则会说：“你怕不是疯了！你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只是个糟糕的党员。你什么都不懂。你在欺骗党。你只是半心半意的服从党的控制和纪律。而今天，在自传的伪装下，你揭露了自己，你把自己置于党外，你本就已经在党外了，你从来就不是……”
我的回应是，在我看来，既没有误解，也没有口是心非。会这么说的人根本就不懂活的、人亲身经历的矛盾（换句话说，辩证法）。
首先要在这点上达成一致，确切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说的是某种品质或本质——这种品质或本质使共产主义者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不同的、和今天的人不一样的人，使他一下子就避免了自己的矛盾，一下子就已经和未来同时代，一下子就已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了——的话，那么，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共产主义者。（请潜在的读者和评论者不要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看这句话。）我还会更进一步。我相信，这种自命不凡造就了一种叫人难以忍受、不可接受的人，他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态度挥舞着历史真理和他们错误的自我描述（他们把自己描述为“新人”）。我会和布莱希特一起说：“只有矬将军才需要英雄。”
我完全而痛苦地（有时也极尽谦卑地）属于我的时代。我完全“承担”它所有的矛盾。我相信，想越过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假装自己已是“共产主义人”是错误的。这样做毫无意义。更确切地说，这种假装自己有非凡品质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纪律变成了没有骨气，自由变成了教条主义，奉献变成疯狂的野心。我相信这（连同它内在的惩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一种重孕（superfetation），一种寄生于生命之树的赘生物。一言以蔽之，宗派主义（一个宗派的意识形态）。
如果“是共产主义者”的意思是无条件地忠于一个或几个人（昨天的斯大林），或无条件地忠于某个国家（昨天或今天的苏俄），或无条件地忠于某个阶级（法国无产阶级），或无条件地忠于某个国籍（法国），或无条件地忠于某个政治制度（今天的党，明天的通过革命建立的国家）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不，我不是一个好共产主义者。因为我永远不会接受任何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只有真理有“无条件的”和绝对的权利，而真理本身永远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我永远不会放弃我批评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接受纪律和着眼于行动而做出的决定，它就会受到限制。我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多而矛盾的一面的统一，那是我的哲学的良心。
相反，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对社会发展的科学（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分析开始来设想无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基于充足，基于需求和满足的无限增长，基于集体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如此，最终“正义”、“法权”和“民主”这些词也失去了它们的意义）的到来，如果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今天我们就能从这个未来的观点来认识和理解当下和阶级斗争，以便在生命、财富和文明的成就方面以最大的经济效率把它引向那个未来的话，那么，我会大声地明确宣布，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主义者，而绝非与之相反的唯心主义者。
这样一来，党就是这样的人的自由联合：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完全、公开、自由而明确地采取在这个意义上的立场，他们在当代的每一个问题上都采取以那个未来为导向的方案，他们也因此而接受某种理性的纪律。这个定义既精确又广泛。它没有说共产党本身是唯一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社会力量，甚至没有说它是唯一能够将改变世界进行到底的前后一致的革命力量。
我相信，在这里，我需要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理解历史的视野之宽广。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无政府主义者厌恶约束、权威、政治和国家并不是什么本质上的、绝对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一本正经地想要越过这样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与让人们行使个体的自由相比，更合理的做法是让他们服从约束、纪律和限制，虽然对自由来说，这些东西是痛苦的。在这个时期，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出于可悲的必然性，实践的纪律甚至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我完全承认这点。但情况是不是这样，还需要靠理性和知识来决定。
而现在人们接受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党的精神”和党的纪律才是知识与行动的基础（而不是反过来）——在我看来则是错的、疯狂的、荒谬的，它会带来真正可怕的结果。类似地，那个同样流行、但在表达上还不是那么清楚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党及其行动高于矛盾——也一样。这样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反辩证法。这样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是一种气急败坏的政治异化。与这些注定速朽的立场相反，我一直捍卫并将继续捍卫马列主义，换言之，即不断深化知识、革命真理、辩证法的客观性。
那种认为党和政治行动在实践中解决了历史和社会矛盾的想法也会和一个截然不同的命题混在一起，后者认为，党和政治行动在本质上避免了矛盾。赫鲁晓夫报告及时地反驳了这个形式逻辑论题向元-政治的延伸。
我坚持，如果政党被置于社会和群众及它自己的党员之上，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内部矛盾的实体——并因此而走上绝对国家的道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国家和政治的根本批判——的话，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把一个人或一些人，一架机器以及最终一个警察置于党之上。
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意义或意义之一，也就是在这里，斯大林偏离了马列主义。
总而言之，我大声而明确地坚持，我是一个好共产主义者，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哪怕有一天，这篇简短的自传会成为未来审判中的证据，或被用作混合其他东西的粘合剂。
现在我想回答一个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即：“虽然你的作品有不连续、碎片化的特征，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你有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是说你只是在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的确，至少有两点是我主张的。虽然我只能给它们一个狂想的、不连贯的形式。我不打算谈论异化概念，我相信，我只是把那个概念接过来加以更新并把它恢复到生活中。同样，我相信我也只是（不充分地）接过、理顺了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关系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把从一个逻辑到另一个逻辑的过渡，把它们之间的不连续或不连续的地方，把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的深刻区别说清楚了而已。除此之外，在这些重要问题上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论述的东西。
我主张的第一点，是一个批判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可以找到这个想法的雏形，但不明确。它是一个一般性的论题，根据这个论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式在历史和理论上和它们的内容脱离了——形式与内容是如此地脱离，以至于内容被拿到形式外当作神物来崇拜并和形式对立起来。然后，这些形式又借思想家之口或笔被提出来取代、扼杀并摧毁了内容，形式和内容也因此而相互摧毁。这就为阐释一系列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
理性主义（老理性主义，比如说，阿兰的理性主义）反对理性。
民族主义（“法权”民族主义）反对民族。
个体主义（资产阶级实践的个体主义，和下至存在主义、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哲学的个体主义）反对个体。
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艺术，形式主义反对活的形式。
客观主义反对更深刻的客观性。
我还可以把这个清单继续列下去，再加上比如说，“辩证主义”（一种今天非常流行的，抽象的而主观的伪辩证法）反对辩证法，等等。
我重申，这是一个批判的想法，它使我们能够阐明历史和社会现实——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现实中生活，并在其中寻找生活的出路——的某些内在矛盾。
其次，我主张对一个积极的概念即“总体的人”进行哲学阐述。这个概念很难部署并且容易被误解甚至嘲讽。早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前，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都使用总体性这个哲学范畴）和像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那样的作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概念的一些方面和元素。在青年马克思的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中，这个概念又重新出现了，它被用来解决在历史上、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自己的时代出现的）——劳动分工、文化中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确定人与总体之间的关系。
人和人类一直是一个总体，但也是一个生成中的、运动中的、形成中但已分裂的、发展中但已异化的总体。在发展过程中，人支配自然（和他自己的自然/天性）；他改变自然，但他也逐渐地把自己嵌入世界（自然），而不是通过知识和力量把自己从自然上撕下来。
因此，总体的人这个概念正好处在“绝对”概念的层面。如果我们消除绝对，那么我们就会堕入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也会因此而失去其生成中的一切意义和方向。“绝对”辩证地存在于“相对”中。但我们也不应该把二者混为一谈。已经在“相对”中（在获得的知识中）存在的“绝对”，也是“相对”的无限的极限，是“相对”的方向，“相对”的意义。
同样，总体的人也存在于已经实现的人身上，也是他的意义、他的方向、他不可能达到的无限的极限。
因此，总体性既是自然又是人：它是辩证意义上的人的自然，换言之，人化的自然，自然之上的人的力量，它在自然中实现人。
任何人文主义的主张或进路，除非隐含这个概念，否则没有任何意义。没有这个概念，它就失去了意义和方向。
概念和意象也（在两种感官上，从构成总体的两个方面）反映了这个双重进程，通过这个进程，人在从自然中出现的同时，又更深地嵌入自然，变得“完全自然”。
在写完这些公式（我承认它们因为过度浓缩而显得晦涩难懂），我将再次停下来反思。
我马上就有些辛酸地想到一条已经很长的路，路上到处散落着出自失败的碎片。
在我看来——我心怀希望——我还是什么也没说，我还有一切可说。我才刚开始。这篇人生素描没有以坦承失败（有些人会把这当作本真性的证据）而告终。比如说，联系我在上面说的东西，关于意象和想象理论，我还有一切可说；关于美学和伦理学也一样。
我才刚开始。但首先，说明一个初步的问题是必要的：什么是哲学？哲学家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他能做什么？他该做什么？
如果我们接受那个命题——哲学正在消亡，它陷入了致命的危机，行将终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这个论题，他们转而支持阶级斗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支持这个命题，比如说海德格尔，他走向了诗）——的话，那么，继续谈论这个问题是无用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把哲学定义为关于普遍范畴、这些范畴的历史和对它们理论阐述，它们的关联和它们的领域的反思。
今天，我发现，这个定义已经不够了。它依然把哲学家的反思、他的领域、他的影响和他的责任简化为辩证逻辑。但如今，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在伦理学、美学和社会关系领域设定哲学家——和哲学——的任务、视角和责任。这些“范畴”不但有待阐述，还有待发现。今天，对我来说，毫不妥协地为反对所有异化、反对所有形式的异化而斗争，是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的最高和最一致的表述。
最后，我不会假装自己是一个无罪之人。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也不喜欢英雄，特别是当他们幸存下来的时候）。不过，细究之下，如果我身为哲学家的光荣不是没有污点（让没有污点的人向我扔出第一块石头吧），如果我有时也会退缩或软弱的话，那我也不认为自己失败了。
浮士德说，“狗都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而我就只想过这样的生活。
1957年1月
[1]Philistines，这个词原指圣经里的非利士人，后引申指庸俗之辈，后面大卫和歌利亚的典故便是出于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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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解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四章解释
幸运的是和平运动者，因为它们会被称为共产党人。这算是对和平运动者的侮辱呢还是对共产党人的赞誉呢？这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个不伦不类的现象。我们的审讯与这种不伦不类现象有什么关系呢？
回顾耗费了许多精神、许多金钱的这几个月，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这次审讯与那不伦不类现象完全没有关系。政府后来没有控告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也不可能这样控告我，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共产主义还不构成一个可控告的罪名。但是我的朋友们都说，被控以同情共产主义，被戴上“红”帽子，虽说无罪，也是极其不方便的；因此，他们说，我们被宣判无罪是一大胜利，因为这说明了我们在争取和平的工作中与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却不愿把这件事只说到这里为止。政府虽然控告我们而没有能够证明我们有罪，但是，实际上，在人们的脑子里，至少是指责我们同情共产主义。这个同情是我们敌人所认定的，也是我们的朋友所担心的，但这个同情却没有被证实，甚至也没有经过调查；不过，事实却表明，我们所得到的鼓励和祝贺大半来自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左派分子，这个事实岂不说明了那同情吗？这是真话，不过，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支持我们的人中间，有许多是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甚至有一些拥护和平和言论自由的保守分子。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在我被控告和审讯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在我被宣判无罪的时候，我接到各地的支持和祝贺的电文，如果把这些电文的来源按照地理分类，很显然的，我所得到的支持和祝贺有的来自东欧的共产党人，有的来自西欧的社会党人，有的来自亚洲的共产党人，也有的来自美国的进步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也有的来自印度和南美的左派分子。此外，还有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和美国的有色人民，有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是具有保守思想的。
那末，我对这种左派支持抱着什么态度呢？我不愿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相反地，我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明白：我是感激这种支持的，我深深感谢这种支持，因为这种支持加强了我心中的信念，即他们的主张大半是与我的主张相同的，也是与一切正直的人们的主张相同的。
但是，这却于目前美国人的想法是相反的，照我看来，目前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简直是发疯。假定我深切地、热情地相信一个主张，我就要人家支持这个主张。有某位先生出来支持我这个主张，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支持。我接受这个支持是因为我相信我的这个主张。某先生也相信这个主张，但是某先生同时也相信许多我不相信的其他东西，而我也相信许多他所不相信的东西。但是只要他的其他主张还容许他支持我的这个主张，我就欢迎他的支持。如果她对我的主张的支持妨碍了他的其他主张，他就不必给我支持。他既然支持我，我就欣然接受他的支持。
但是近来在我们美国有着表面上看来头脑清醒的公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一会儿大声地、愤怒地拒绝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或进步党人的支持，一会儿又拒绝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侨生的人的支持，理由是他们不相信这许多人士所相信的一切东西，虽然后者在某些问题上却能同意前者。
因此，有些人显然要求主张和目的的完全一致，作为任何合作的先决条件。这种态度足以破坏民主，阻碍进步。这种态度在美国曾扼杀了早期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扼杀了拉佛莱特的农工运动，扼杀了新政，现在又企图扼杀进步运动了。只要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有着两个名称的政党统治之下，任何第三党就不容易存在。
因此，我感谢所有支持我争取和平的权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我也同样感谢一切保守派人士和自由主义分子，因为他们不怕戴“红”帽子而敢于支持他们所认为对的东西。同时，我绝不愿意因那些支持我的人的具有可怕的、隐藏的动机的暗示，而跟着反对我自己的计划。
我完全知道共产党人不相信文明世界可以在资本主义之下永远存在。但是，我只看到资本主义想要消灭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只指出资本主义一定会自杀。我现在深信两种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不会发生战争，而且可以进行互相有益的竞赛。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杜鲁门却没有说过。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各种社会改革方案是永远不会完备的，但也永远不会互相排挤，它们总有许多广大的重复的地方。在十六世纪，天主教和新教并不是上帝与魔鬼的两个绝对分离着的领域。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还能够主张一些自由贸易，赞同实行一些保护关税，而自己不会因此而成为帝国的叛徒。所以今天所谓西方“自由的民主制度”若鼓吹人类的进步道路，没有不至少采取一部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方案的；也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案不主张在符合真正的社会进步情况下尽可能自由地使用资本和个别企业的。由于这个缘故，我不肯因为有人指责我的方案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共产主义的就叛离我所认为对的东西。没有一个人类进步的方案能够逃脱这种指责，因为这个方案是正确的。我不想逃脱这种指责。我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正如我坚定地相信民主制度一样。我相信任何国家的人民有试图建设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利。然而当约翰·勒·路易斯要求给矿工以联邦保护，政府主管人员就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由于这个理由，我参加了产生于苏联的一个世界和平运动，而这个运动今天已在苏联取得了主要支持。由于同样的理由，我反对美国的战争运动，因为这个战争运动正在把这个过去一向和平的国家变成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战争贩子。我不承认我的这种态度是叛国的。
我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公民，我的祖先，不论是男的女的，两百年来都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我一生中忠实地尽了我认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全部责任。我遵守我的国家的一切法律，甚至我认为有些法律是野蛮的时候，我也遵从了。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我就想设法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国家。但是，我若说我“爱我的国家”，这不是老实话，因为这个国家奴役了我的同族人民，使他们贫困、并杀害了和侮辱了他们。尽管如此，我却知道美国为许多其他国家的穷苦的、受压迫的、绝望的人做了一些事情，也知道美国为了抵消和补偿它加于黑人的罪行而做的事情。我仍然相信，这个国家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没有肤色区别的民主国家。我目前和将来都将努力争取实现一个目的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且还要制止战争并消除一切人的贫穷、疾病和愚昧的美国。
我不相信对美国的忠诚应该包括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仇恨，我也不答允不管我的国家“对与不对”都支持它。这个国家是对的时候我就维护它；当它是不对的时候，我就谴责它。譬如说吧，在内战时期我曾住在佐治亚州（我在解放以后住过二十五年），如果当时法律迫使我参战维护奴隶制，否则我就得死的话，我就宁可去死。
我固然是而且盼望永远做一个美国的忠诚公民，但我也尊重并羡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那个国家是今天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国家，这倒不是由于它的理论，而是由于它的成就。苏联在大约三十年中使千百万曾受人糟蹋的农奴摆脱了文盲状态，消除了迷信和贫穷，而变成了有自尊心的、勤劳的人。我并不认为苏联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过若干训练和经验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曾经旅行过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我不相信人家提出的这样的证据：指责苏联是一个奴隶国家，指责苏联是剥削被剥削的人民的帝国主义，指责苏联是一个对别国不履行它的义务的国家。人类的罪恶并不是由于任何宗教、任何政府制度或经济学说所造成的。这些罪恶不能用暴力而只能用道德力量来纠正。今天有哪些国家能说有这样多的正直行为和智慧而得以享受统治世界的权利呢？
俄国有一个最宝贵的事实使我对它的未来抱着希望，这便是它的国民教育制度，世界上没有其他制度可与之比拟。如果美国的黑人有俄国人一半的机会读书、写字和计数，今天就不会有黑人问题了。没有任何计划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实施这种学校教育。任何国家，尽管进行宣传，尽管对广播事业和报纸实行限制，尽管对教会进行控制，但是只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并且的确阅读到苏联所印发的大量读物，就不会永远成为被人奴役或被人引入歧途的人民。我们国家的衰落的最大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今天用于准备战争的钱十倍于用于教育的钱。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公民，作为世界的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考虑和说出我所看到的真理。我相信民主制度，相信社会主义。我也相信共产主义，只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们有足够知识和足够优良的品质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所有国家用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来实现它。我鄙视那些从肤色、宗教信仰和收入来判断人的人们和国家。我相信在自由人中间可以进行自由企业，并相信依照物理、生物和社会规律可以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我痛恨战争。
在杜鲁门主义下，这个国家已走上了必然导致灾难的道路。我们现在是准备用武力阻止和粉碎共产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惜故意造成对苏联以及一切追随苏联的国家的很大仇恨，不惜冒着引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我们就这样阻碍了人类进行社会改革的道路，这种社会改革必须沿着目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半岛诸国和新中国所遵循的许多同样的道路来进行。
我们为了辩护我们的可怕计划，竟说只有我们拥护自由和民主制度，只有我们有工业效率，只有我们公允地分配财富和普及大众知识，只有我们有科学。现在让我们一件一件地来检查一下，看看究竟情形是怎样。
在今天，任何国家若自称为“自由的”，那是很可笑的。今天，关于自然的规律和发展物理力量的技术地知识一天天增加，我们对生物发展的情况，也一天天更为了解，同时，我们对于心理状态和只是也很丰富，特别是我们有我们的社会组织——固有的和模仿外国的（包括复杂的工业技术和组织，国内和世界范围的贸易和金融），我们有大量的不成文法和成文法。我们今天既有了这一切东西，就不可能有任何男子、女子或孩子是自由的，或是能自由的。甚至十二世纪的旅行者、十五世纪的新大陆的探寻者、十七世纪的开发“冒险家”、十九世纪的拓荒者、移民和投资者等人的有限度的“自由”，在二十世纪里都收了法律和条例的限制，我们的自由在我们谋取生活的方法中逐渐缩小，不过在想象、科学和表现方面还保持着自由的宽度，或者能够保持自由的宽度，并还能够增加自由。但是，说来也很奇怪，由于战争计划，美国目前正在这个自由的真正领域内，限制着人权。
在十九世纪使范德比尔德家族、戈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发财的那种企业“自由”已不能继续存在了。那个时代已过去了，这是我们知道的。在法律和道德之下我们能够保存多少自由乃是一个实验、思想和艰巨的科学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今天，每一个国家用法律和武力压制它的公民，然而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要保存一个尽可能大的想象、思想和行动自由的领域。
苏联正在竭力发展成为一个在严格纪律下工作的国家，以便发展为一个尽可能没有贫弱、愚昧和疾病的民族。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俄国的纪律太严格，并认为完全消灭贫穷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切机会证明这一点。若为这件事而进行战争是无意义的，特别是这种战争以及为了征服世界而作的巨大准备，会使我们自己的基本自由遭受削减，使我们的教育制度破产，而且鼓励了盗窃和谋杀，同时，由于我们制造炸弹而无多余财力防止水灾，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勤劳公民淹死饿死。在一切人得以自由行动的领域中，工业领域现在是而且一向是最为狭窄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气候、技巧和文化形式容许幻想和个人选择的机会极少。但是，美国正在工业方面为老板们要求一个充满暴力、充满机会的混乱局面，二在文学、科学、艺术和表现方面，我们却在削减创造才能。
我们说美国领导民主制度。这是一句老话，它有时候也是近乎正确的。这句话在今天确是不正确的，因为民主制度虽然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实际上来实现和保持它确是不容易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有时候曾经是由公民群众的舆论决定我们的政策的。像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各州，民主的镇会议是地方政府的有效工具。但在我们大部分的历史上，民主制度受到严格限制，有时受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有时受种族限制，有时受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后来又受奴隶制度的限制，随后又受合法的剥夺选举权的限制，今天又受着财团权力的限制。情况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对于美国的民主治国方法的信仰的曲线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对这种方法的评价极低，到杰克逊时代，这评价达到最高峰。随后在南方的蓄奴政权统治下，这种评价又下降，到了建设时期的初期又突然上升，后来又突然、必然地下降，直至现在常常不到一半选民愿意投选举票。
蓄奴政权靠着掌握土地和劳动力而治国的，土地和劳动力对于宝贵的棉花收获是必要的；自从这个政权垮台以后，这个国家就猛然放弃了自由人和移民的民主统治，渐渐地、明确地把统治权让给了财团。由于剥夺选民的选举权——用法律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用经济报复的威胁剥夺白种工人的选举权，用高不可及的文化标准剥夺妇女们刚获得的选举权——国会就失去了它的代表性。而且各个代表单位获得非常不平均，南卡罗莱纳州的五千选民有着与纽约州十万选民同样的政治权力，三万六千张选票就使内华达州反动的麦卡伦获得了与获有二百万张票的伊利诺斯州的自由主义分子道格拉斯同样的政治权力。
在立法方面，尽管有这种种不平等现象，国会和大多数的州议会却进一步束缚了它们自己的手，使法律更容易由具有特殊利益的人来授意制订，而且经常是由那些认为国家是大企业用来谋取最大利润的一个工具的人来授意制订的。立法提案先交给有关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有权势的人，他们不是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二十靠资历选出来的，这就是说，把主席职位派给那些靠剥夺选民的选举权或对选民施以恩惠或给以金钱而得在国会中保持议席最长久的人。因此，国会中有权势得委员会，大多数是由南方反动政客们控制的，这些政客之所以能终身获选，全靠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和贫穷的白人。除此之外，国会并把权力交给得以把任何建议无限期搁置的“规程”委员会，或利用得以阻止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极少数议员所反对的任何立法天的附则，这样看来，国会是处心积虑地在它自己的会议厅里削弱民主制度。
院外活动集团都是由代表大企业的利益，而且能力比较强并具有社会和工商界关系的人担任的，他们所得的薪金很高。国会情况既如此，院外活动集团便经常出席国会，并与议员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的势力大大地压倒有时代表国内某些部分选民的、不经常出现的少数代表团。因此，为了要通过法律而花的费用非常大，只有大公司才能拿得出这笔钱。谋取官职运动所花的钱也很多，不是普通候选人所能负担的，只有组织良好的大机关挑选出来并准备给他花钱几百万美元的人才能考虑谋取高级官职。
最近，甚至政治运动地性质也完全改变了。新闻来源都被大企业控制，电台和电视广播事业以及大旅馆和会议厅都由私人管理，因此，普通公民在任何选举中实际上不可能了解选民面前的广泛政治问题，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些问题，他们便可以进行明智的投票。在这种选举中，教会和大学、科学家和诗人常常禁口不言，他们怕公然的指责，怕丧失进益。此外，全国一亿五千万人民不能像镇会议的人员了解行政委员候选人的人格那样了解议员候选人的人格。选民很少有机会直接看到这些候选人或听到他们讲话，不知道他们的主张是怎样，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在国会中投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是从受控制的报纸上获得的。真正的政治辩论、质询和公开讨论正在消失中。
如果说地区广大和人口复杂是我们国家民主制度失败的一部分藉口，那末，我们对地方自治差不多已沦入全部萎缩状态，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村、镇、市按照民主制度，自己治理，镇会议征收税款并用掉它们，村、镇、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决定他们关于修路、济贫、治罪的政策。今天，镇、区和大部分情况下的城市受着州和国家的节制。这些镇、区和城市不能选举官员，也不能采取政策，只是交付税款，而自己却没有钱用，也没有举行民主的镇会议的地方，甚至也没有举行适当讨论的地方。这镇、区和城市是由县或州的官员们治理的，本身甚至不能决定街道法规、车资、下水道和马路电灯事宜。镇、区、城市享受州的津贴，而州又向国家乞求施舍。整个国家是由或多或少暗藏的集中在工业寡头手中的权力来统治的。
由此可见，美国公民今天对候选人或对于将付表决的问题，都只有很小的控制权。国家政策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今天控制着巨大寡头政治的企业集团的手中，而这种寡头政治目前正在伸展到全世界。
这些就是理由，说明我们要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制度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经不起认真的研讨的。让我们来坦白地承认，在国内的一切利益和个人野心都和公众福利相冲突的情况下，而公众又是那样不学无术，那样没有经验，若要使舆论控制一个现代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既承认了这一点，那末，若把实际上不存在的成功说成成功，把我们没有获得的胜利说做胜利，这有什么好处呢？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生产并分配足够数量的财富，把这财富交由能最妥善地利用它为一切人谋福利的人民掌管，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我们有限的民主权利。让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关于美国的财富和拥有这财富的人的情况吧。
今天，最重要事业中的生产并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广大社会的事。许多人用无数的方法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一同工作，而且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一星期或不到一星期，有的十年或十年以上，才能生产一件富贵的产品。若以这些人的物质或精神的贡献，努力的性质和效率，劳动的时间长度和强度，以金钱计算的价值来估计他们对成果的贡献的恰当比例，那是用任何数学方法也不能准确地算出来的。现代工业的产品是社会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它是应该依照社会公正的最高标准来分配的。
财富这种东西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它始终要有某种程度的集体合作。而在今天说来，财富更是自然恩惠加以社会努力而产生的结果。财产是使用财富的合法权利，财富可能产自人们自己的努力，或产自他人的努力。它也可能产自对天然资源的掌握，也可能产自遗产或一笔礼物，也可能从欺骗、赌博或盗窃行为产生。
财产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的价值决定于积累和使用财产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这就是说，财产和它的使用是政治考虑和民主决定的适当题目。在美国，在获取财产方面存在着太多的欺骗和盗窃行为，在使用财产方面，又存在着太多的不合理的现象。巨额财产是靠着劫掠、靠着垄断所有权应属于公众的天然资源而积累起来的，甚至违反了保护公众权利的法律而积累起来的。
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产生的，即：生产虽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过程，而生产果实的分配却仍然多半由那些凑巧有决定权或攫取到决定权的人们的个人判断来处理，而且是根据不再符合事实的财产和收入概念而处理的。
因此，使劳工世界感到不安的一个不合理现象是：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经理、资本家、发明家和思想家之间，虽然需要不可或缺的合作，但是，当分配这种合作的果实——价值愈来愈大的果实的时候，大多数工人所得到的却少于他们的适当生活所需要的，而许多资本家所得到的却超过他们所需要的，超过他们所能花费的。尤其不合理的是：资本家有权力支配剩余的金钱，把它用于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目的之上。
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解释是：物资太少，因此有些人尽管作最大努力，仍必须陷于贫困之中。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便是二十世纪的工人所争辩的一件事。工人的理由是：若把工业果实分配得比较公允一些，就可以消除工人阶级得贫穷、疾病以及愚昧的现象。为了这个缘故，工人就组织工会，并用呼吁、谈判、而且在必要时还用罢工、组织纠察线以及诉讼法律等方法来设法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适当而舒服的水平。在这个斗争中，工人不想剥夺经理或业主在积蓄、计划和指导方面应有得正当报酬，但是工人所坚持的是：他们既参加了生产，那末，他们就应该有些发言权，以便做出公正的决定。他们反对用以解释目前情况的某些陈旧藉口。当全国制造商协会宣传说：“我们生产得愈多，我们便愈富有”，工人心里很明白，这件事决定于谁在主持分配，谁取得份额。
对于公认的这个论据有一个老答案，即是：只有资本家看到有大利可图才肯拿出他们的财产来投资，而不把它花掉，这样才会有雇佣劳工所必需的资本。这种说法曾经一度是正确的。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大多数的有钱人不事积蓄，他们善于挥霍，生活豪华。他们要见到大利的诱惑，才肯与工业合作。
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今天有着这么多的资本，就需要有投资的机会，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用它；在合法的工业中，资本丧失的危险也小，如果有英明的、科学的计划，这种危险还可能减少到差不多没有的程度。而且，目前的资本大半并非是有钱人拿出来的，而是来自经济比较不宽裕的人们，这些人为了养老、为了预防万一而进行积蓄。
但是，工业的巨大利润却不给予这些人，而是给予作为处理他们的款项的中间人的金融家们的，这些金融家在储蓄银行里只给储蓄的人二厘利息，而他们用这钱经营的国外贸易，通常可获得五分利。无怪大企业要打仗，要策划阴谋诡计，要征募十八岁的青年。利润重于碧血。
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社会思想家指出，假若个人消费受到这样的限制：如果任何人没有面包，便不得有人吃糕饼，如果穷人没有鞋子，富人便不得穿貂皮袄，那末，为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和改善所需要的资金，当然是能够很容易从生产中取得，并留给所有的消费者足够的收入。但是困难就在这里，这种强迫措施是远在列宁前的社会主义就提出来作为使人类获得适当生活的唯一办法了，但在目前的美国，只要有人略为提起这件事，就将引起大声抗议。当罗斯福建议把个人收入限制在二万五千元时所引起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出身贫贱的耶稣会斥骂过有钱人，可是今天的耶稣教难道敢承认或传布这种主义吗？然而，说来岂不奇怪？世界上贫苦、辛勤的劳动人民却以绝大多数要求调整生产和消费，并说这不是俄国帝国主义而是美国应有的常识；这些人既吃不饱，也没有适当的屋子住，又没有足够的衣服穿，经常害怕年纪老或病倒，比怕地狱的火焰还要厉害。
你们即使把一切青年都杀尽，用鲜血把所有海洋都染红，也不能阻止这种思想在一个有教养的世界里滋长发展。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应由社会管理，这是有如日月行星，必然会发展的事情。整个财产观念正在改变，而且是必须改变的。即使是哈佛大学的商学院也不能把贪婪变成一种科学，一位国务卿尽管野心勃勃，也不可能永远用原子能制造死亡而不用它来创造生命。
美国虽然用尽一切力量隐瞒和否认事实，但是所有文明国家都一直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特别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它们把铁路、电话、电报、电车、公共汽车、地下铁道都收归国营；它们大量地建造住宅，办理卫生、保险和救济事宜；它们保证就业；它们经营工业、制造业、对外贸易、采矿、造林、水利；它们实现了政权的转变，广泛地取得了土地。有些国家，如英国，甚至更近了一步；其他国家像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虽在理论方面计划得少，而在实际上却做得多；在共产主义国家内，国家全部进行社会和工业的计划，并把所有资本收归国有。
因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世界运动，只有美国企业组织这个运动。我们还企图维持私营企业，而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已没有什么巨大工业努力可能是私有的或主要为私人谋利益的了。我们强调个人的事业心，这种个人的事业心如果是为着社会利益是值得赞扬的，如果它会导致混乱，那就是要不得的。
此外，我们绝不可认为我们美国的经济不是计划的，而只是一种没有计划的个人事业。事实正相反，在现代国家中间，没有任何一国的工业比我们这里计划得更周详，监督得更严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的目的，并非在于计划这个事实。社会主义谋求各方面的公众福利，而美国的自由企业所寻求的目的比较简单，即为目前财富所有人和它们的继承人取得舒适和控制国家的权利，他们的论据是：这样做比起更广泛的目的来，更可为大家多获得一些好处，他们认为更广泛的目的是一种幻想。
美国工商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道德律，即：工商业的主要目的是谋取业主的私人利润；他们认为普遍地自私自利——有时称这自私自利为本身利益——会产生普遍的好处；工商业有权影响政府以达到它自身的目的；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为有利可图的私营工商业谋取自由；政府没有权利直接参加工商业或干预工商业，它只在私营工商业无利可图的时候予以帮助；工商业进行欺骗固然是不对的，但大部分欺骗行为却任其自动纠正，稍微遭受一些亏损总比政府的干涉好些。从这样一种道德律产生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罪恶。问题是：这种伦理观念能不能再资本主义体系中改进呢？这显然是一个科学和道德问题。要获得答案，就需要和平与清醒的头脑；这个答案是不可能在战争心理中求得的。但是，美国工商界虽然深信苏联在实际上具有我们同样的目的，但他们却打算用武力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公众受了制造怀疑和仇恨的宣传的影响，已被驱入战争了。这种战争可能成为总体战，如果这样，那末，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可能受到威胁。因此，今天美国大企业的计划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对通货膨胀和激烈的思想怀着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而且只有和平能够拯救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
让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我们针对着苏联而实行的战争政策对于美国的教育的影响。曾经有许多年，我们国家在普及教育方面是高居首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成人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也是首屈一指的。今天的情况已不是这样了。在所谓“铁幕”后面的国家里存在着比我们好的、普遍地国民教育制度，因为它们的学校发展得很快，而我们的学校却不断倒退，既缺乏校舍，又缺乏师资，而且课程也没有适当的分配和计划。我们固然还有许多专科学校和大学，但入学的学生都没有良好准备，而且它们得理想和目的都很狭窄。今天的教授都愈来愈不敢研究和教授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变成了宣传，经济学隐藏在高级数学之中，社会问题的研究受着军事目的的限制。在物理学方面，我们的目的主要限于战争武器方面。青年们对于这种人生目的是否适当这个问题陷入彷徨，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痛苦。如果我们指责苏联科学不鼓励为科学而科学，那末，美国今天无疑地主要是在为私人的利益而鼓励科学，而且，因此会把将来的奖学金取消。结果，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地位不断降低，而我们的人才都将挤入商业和机械学方面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我们故意缩小了黑人教育的目的，这种目的只照顾到我们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工人的需要；我们宣传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把大批公款从社会福利事业划拨到战争准备方面去。
在时间的推移中，我和布克·华盛顿两人很久以来不同的学说产生了两种奇异的不同结果。他主张教授美国黑人以现代工业的技术，使他们成为美国工业界所乐于雇佣的、甘受剥削的工人；他不相信白人有提拔黑人的慈善心肠，他认为白人仅注意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我，我也知道，拯救黑人工人的办法在于训练有素的技术，但我的主张是：一个黑人既做工人就需要社会指导，而这种指导必须由黑人中有教养的领袖们提供，假若黑人中有几个有教养的领袖的话。因此，我曾坚决主张培养“有才能的十分之一”，当时我天真地认为这些有训练、有学问的人可以组成工人阶级地领导机构。我这个主张证明是正确的，但比我预期的程度差得多。正如华盛顿的主张所产生的结果，这些领导分子自己渐渐变成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剥削者，其贪婪、吝啬的程度和白人雇主一模一样。不过在另一方面，其中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我所认为或许可能实现的奇迹终于实现了，但这是经过许多年后才实现的，即这个工人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有文化的、工资较高的工人组成的；这些工人是有训练的名副其实的工人，而不是专事剥削的贵族。
布克·华盛顿关于黑人工业教育的理论给予白人教育的影响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还要大；不过，这套理论经改写后变成了为工业利益的教育，给南方黑人与白人公立学校制度奠下了基础。南方的初等学校后来没有像北方那样曾经教授过识字、写字、计数，它们只是教授缝纫、烹饪、打字，然后使学生升入技术学校或学习机械工程。北方各城也仿效这个办法，结果在各大学内添设了商学院。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界和大企业界既操纵政治，又拥有慈善基金，于是他们抓住教育，作为牟利的最好道路。当私营工业的利润受到社会主义的威胁时，企业界即在美国实行现代史上没有前例的成人教育制度。全国制造商协会及其有关组织把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宣传技术改良了一下，在弗兰克林·德尔诺·罗斯福逝世和新政衰落以后，即开始训练全国人民害怕政府干涉工业，训练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在美国进一步的发展，训练他们仇恨共产主义，认识共产主义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威胁。
那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自由企业”，它使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一切人们没有经济计划和“个人创造性”。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自由企业”很远。根据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所做出的一切结论都是不正确。今天工商业界紧紧地掌握着科学和艺术。各大学的主要基金都由工商界供给，如果说这钱是来自国家，那末就是说工商界掌管着国家。工商界捐赠基金以奖励工商界人士所主持的文学和研究工作。科学的研究范围愈来愈狭窄，经济学不准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很小，历史严格地限于老一套。在文学方面，题材和想象由各商会指导，观念由奸细、叛徒、撒谎者和情报员提供。在一个所谓“伟大时代”里，伟大的人物要不是已经死亡就是成了哑巴。自从哈里·杜鲁门——一个不懂经济学和社会发展、但对于“实用政治”倒有很多训练的人——执政以来，我国已成为一个由不到一千人组成的寡头政治所统治的国家了，这批人控制着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大天然资源、最多的加工商品和最雄厚的金融资本；今天，他们竭力使世人相信世界的最大危险是共产主义和苏联。他们靠着垄断新闻、定期刊物和报纸，靠着指挥广播电台和电视，靠着控制各级学校，靠着操纵法院，靠着秘密警察的帮助，使他们的这个目的终于在美国实现了。在这个目的的影响下，我们的自由正在消失，我们的民主正在崩溃。
去年，十一位共产党领袖被判处长期徒刑。他们没有被控以任何真正的罪行或进行这种罪行的阴谋。关于他们的行动和计划，不准提出证据。他们现在还被关在牢里，因为我们的最高法院宣称：在将来暴力革命可能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鼓吹这种革命，所以我们可以漠视一下美国宪法的意图和行文。还有五十个其他美国公民现在也因同样理由遭受同样命运的威胁。在过去，这种说法就会使华盛顿总统和杰佛逊总统被处绞刑，就会使加里逊、道格拉斯、菲利普斯被判处无期徒刑，也会使尤琴·奥尼尔和哈里·霍普金斯坐牢。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消失的民主制度得以靠着我们的天然资源、技术、知识和科学而使之回复，使之生气勃勃，那末，为什么我们不马上就来进行这件巨大工作，而不要像目前这样竭力破坏文明呢？如果进行这样的努力，我是非常愿意随时予以帮助的。同时，我注视着——我这样注视是对的——苏联在旧民主制度失败的地方奠定新民主制度基础方面所作的紧张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因在
“本应美满，
而未能美满”
的情况下失败的话，那末，这至少是很出色的努力，因为使用的现有的人和工具还不够理想，而且还得击退十六个侵略国家的进攻和粉碎各种各样的诽谤污蔑。但是，如果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努力不是由于无能而是由于我们而告失败的话，那末，我们就罪该万死了。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正在迅速地走向只有一种罪名可以立刻引起严峻惩罚的境地，这种罪名便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可意味着从不受人欢迎的意见一直到革命的任何东西。美国人可以杀人，可以盗窃，可以欺诈，可以操纵司法，使审判公正，也可以使审判完全不公正。他们可以撒谎，可以泄露秘密，可以诽谤，可以告密，做这种事的酬报是金钱、教授职位以及被“每月一书会”选中著作。但是，如果有人研究或赞扬与苏联有关的任何东西，他就可能被饿死和坐牢，而且他见不到控诉他的人，不知道被控诉的理由，也逃不了迫害性的审讯。
由于这方面的宣传，我们产生了一种民族歇斯底里。公民们如要有所思想活动，就有丧失他们的良好的名声和是去维持适当生活的机会的危险。他们的过去历史会被胡乱拼凑，前后不连接，而且根据公认的卖国贼和间谍的证词，对他们的历史加以不正确的解释。在目前，就发生了我在本书中叙述的审讯案。我们当初所遭遇到的困难，是缺乏一个机会来宣布报纸所不肯刊载的事实。
尤其严重的是准备战争这件事，其规模之大，简直是不可思议。将来总会有机会，由科学界作长期的调查和研究，以便向全世界揭露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发展出来的，怎样成为可怕的事实的。这种情况的迅速形成是由于这个悲惨事实，即：在今天，也许是历史上后来没有过的，政府所需要的是广泛的文化修养和专家知识以及关于社会和技术的知识，但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除了少数例外，都是些没有受过广博教育的人，他们既没有旅行过许多地方，也没有读过多少书。
充当我们重要的顾问、大使和行政官员的是军人，他们常常使凭着资历而获得职位的，他们所受的整个训练，非但不能使他们治国和研究科学，而且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甚至不能使他们把普通的人的关系搞好。军事训练的道德基础及其伦理标准必然是以谋杀和破坏为主，绝不能正常地推动社会地改善和人类的进步。由于这个原因，昔日文明昌盛时代都谨慎地避免军人治国，除非是出于最后万不得已的一着。然而，在今天这种对社会事务需要不断作出决定的微妙情况之下，我们却派将军们去担任调整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之间的关系，派他们去专横地统治殖民地人民，派他们办理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们的教育。而这些将军们所学过的只是数学、弹道、后动学和阅兵，对于历史和社会学没有一点真正的知识，对于经济学也没有一点抱负。
在目前这个紧急时期由艾森豪威尔掌握我们的命运，可能是一个悲剧；李奇微担任指挥欧洲的职务也是最不适宜的；而德国的复兴已被克莱大大地拖延了。任何受有现代战争政治训练的人，尽管他有最大的善意和忠诚，也不能够领会这个国家在今天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所担负的任务的意义。他可能很容易把现代文化末日的表现误认为就是“警察行动”。
那些明明知道战争的恐怖愈来愈大，也明明知道战争对文明的威胁的人们的这种想法是很难了解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谋求社会进步的每一个步骤差不多都受到了阻挠，其原因是有人认为有必要多花一些钱在杀人和破坏活动方面，少花一些钱在教育、卫生和改善生活水平方面。今天如果让人建议对我们快要瓦解的学校系统提供援助，对非常缺乏医疗的人民提供免费医药，如果让人建议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整个机构进行疏解全国河道，使河水既不泛滥成灾，又不浪费掉，同时并进行让林工作，使日益减少的森林富源得以保存，——只要有人一提出这些计划，这个提议人就会遇到两个答案：一，我们没有钱进行社会发展工作，因为正在全面进行杀人和摧毁全世界财产的工作。二，任何倡议这种社会援助和管制的人，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卖国贼，就是一个未来的卖国贼。
我们目前之所以会有这种悲惨情况，是由于过去一百年中传播着不正确的思想。我们羡慕过不列颠帝国的威力和光荣。在我少年读书时代，我们认为英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英国所做出来的一切事情都依照英国的成规办理。当二十世纪英国衰落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英国的当然承继人。正如英国人一度是世界上的天之骄子，美国人现在也必须成为世界上的天之骄子。依照最完善的英国传统，我们是高高居于“化外的下等人中”之上，尽管在我们的公民中有十分之一是处于非洲血统的。
当时这一切都是幻想，但在工商业中却存在着铁一般的事实。英国式的殖民帝国主义必然会发展成为美国式的对世界工业的控制。我们在南美洲已有经验，南美洲没有经过真正的宣战，就已陷入美帝国的奴隶地位。美国在南美洲的投资，使南美洲受到外国对某些物产的需要所左右，而这些物产正是我们在下列不同的国家里开发的：古巴生产糖，智利生产紫铜，玻利维亚生产锡，委内瑞拉生产石油，巴西生产咖啡，危地马拉生产水果，以致使每个国家的生计都依靠我们。我们控制着许多这种国家的独裁者，他们大半是由我们出钱豢养的。
我们曾打算把这个办法推行到昔日的英帝国，如果不能推行到整个世界的话。当时我们没有把俄国算入这个计划里，但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工业的可能性来说是会失败的。然而俄国却没有失败；它甚至阻止了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企图。它对我们的利润是一个威胁。我们当时认为俄国逐渐建设起来会成为对文化的一个威胁。
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是违背时代的潮流的。照我们目前计划的范围进行的战争就是自杀。所以，呼吁和平是所有忠诚的美国人的责任。
这种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黑人获得了利益，但这不是完全由于白人方面表示了比较宽大的态度，而是由于美国愈来愈感觉到全世界对它的民主制度的批评。种族歧视在选举和入校求学方面已在逐渐消失了。黑人也有获得奖学金而到外国去的，也有被派往外国去旅行的，但他们必须具有这种谅解，即：他们要维护、至少不得抨击美国的黑人政策。因此，美国派往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中由一个黑人候补代表，他天花乱坠地制造出许多关于黑人的自由和繁荣的故事；另一个黑人候补代表竟批评威廉·派特逊〔注：威廉·派特逊是美国黑人领袖之一，全美人权保障大会的主席。——译者〕对绝灭种族的政策的指责。
世界上所有的人有时候会对他们的同伴感到非常失望。英国人本来认为他们的人民是“幸福的人民”，然而当他们发觉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贪婪、残酷、不诚实的时候又不免大吃一惊。南方青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南方白人是义侠的、勇敢的，然而当他们发觉这些白人中间有那么多的淫棍，就不能不感到忐忑不安了。因此，我个人一向认为我们黑人基本上是敦厚的、忠诚的、正直的，即使有点自私和愚蠢，那也是因为受了奴役和压迫的缘故；可是近来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觉受过教育的富有黑人却是那么懦弱，那么不老实。然而，以人性而言，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使我感到精神为之一振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知道在黑人知识分子中间坚决地支持我的人，却多于那些支持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迫害的好莱坞十人和其他受害人的白人知识分子。
很久以来，征服者的政策一贯是让被征服者政府他们自己；因此，成群的奴隶被强迫做了他们同种人的奴隶，被雇佣的兵士压服了他们的农民兄弟。黑人替欧洲人征服了非洲，而中国人和印度人曾自己迫使中国人和印度人向白种人低头。在十九世纪为了阿拉伯人的利益而组织非洲奴隶贸易的是一个名叫铁泊·铁普的黑人。
今天，法国利用塞内加尔黑人去政府越南，而英国则利用一切种族、各种肤色的军队去守住它的帝国的残余部分。今天最糟糕的恐怕还是美国利用黑人军队在朝鲜作战。这种事情不仅必然会在黄色民族和黑色民族之间遗下仇恨的后患，而且会在美国的黑人中间造成一种影响，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正被迫去屠杀有色种族的人民，这些有色种族的人民同样地遭受着美国黑人长久以来遭受着的、而且现在仍然遭受着的种族歧视，同时也会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差不多正被迫成为那些要想控制中国和亚洲的企业公司的哑口无言的工具——这种情况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是加深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内部的矛盾。
保罗·罗伯逊曾在巴黎表示了这样的希望，即：黑人绝不对俄国作战，因为俄国是世界上把种族歧视看作罪行的唯一国家。罗伯逊说这话时，他脑里就考虑到上述的情况。他的呼吁是要在这个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里实现种族间和平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呼吁。为了这个呼吁，他遭受了苦难，而他别是许多有钱的、有身份的黑人与那帮拥护奴隶制度的人联合起来，而这些黑人所得到的报酬是金钱和个人的安乐。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结束，还只刚刚开始。
许多年来，我看到人们的飘渺梦想一年一年地随着岁月含糊地然而有节奏地溜过去了。但是，后来没有一年看到人生的挫折和奇异有像今年这样显著。在今年，我已体面地、光荣地活过了八十三岁，我曾经做过一些事情，也曾经计划过一些事情，不料我却在手上带了手铐进入我这八十四岁。这事真像一声裂帛，使我惊愕不已，我亲眼看到大西洋文化在鲜血斑斑的情况下崩溃，埋葬在地中海古代文明的残迹上。我看到了对伟大理想是一种讽刺和矛盾的行为，在疯狂的垂死挣扎中，企图以下流的乱伦手段来强行玷污人类文化之母的亚洲——从北方的心脏地区直到南海，从俄国到印度。由于种族歧视，我是人微言轻，而且陷于孤立，我曾提出了微弱的抗议，反对这种世界自杀，然而我却因此而遭到了诽谤、侮辱，并且遭到了判徒刑五年、罚款一万元的威胁。
我渐渐地、愈来愈清楚地看出现代世界的面貌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的整个思想和精力是用于维护那些遭受种族歧视地人们的，这群人从我出生之日起就与我休戚相关。渐渐地，我也认识到，他们受难的原因主要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容易被剥削，也就是因为从工资微小地黑人工人那里可以榨取较大的利润，只要这些工人所处的困境引不起社会上的同情，也激不起社会上的公愤。随后，我又发现这种对黑人的剥削比对白人工人的剥削更为剧烈，我并发现白人工人自己的处境虽然恶劣，但他们却参与压迫黑人，不让黑人加入他们的“防阻性的”工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业工会联合会开始容纳黑人工人参加工会运动的时候，我便开始渐渐地脱离我的偏狭的种族主义，而开始考虑有关一切人——不论其肤色和国籍如何——的工作和收入等更广大的问题。这一点，我已在我于一九三五年写的《黑人建设》书中加以阐释了。在一九四〇年，我在我写的《黎明前的黑暗》一书中拟定了美国黑人实行社会主义的提纲。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我的提纲全部推翻。整个世界不能从一个社会集团的内在问题——不管多么迫切——上取得指导。那时，我开始产生一个关于提高人类的世界观念，也就是主要关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和收入的观念。然而，我有投入一个战争的世界，我不禁要哭泣：
嗨呦，嗨呦！
历次世界战争的无数死者呀！
数目超过活人
几百万与一之比。
嗨呦，再会吧！
一大群染血的婴儿
在万分痛苦中诞生。
你们是凶神的儿子，
“暴利”这淫妇时你们的母亲！
抚育你们的是老态龙钟的参议员们的丧心病狂的脑筋；
你们吮吸的乳汁是贪婪的国会议员们的黄金。
训练你们的将军们，教你们以粗鄙的文饰；
你们随着军乐歌唱，号角和战鼓齐鸣：
前进，前进，机器人呀，前进！
杀呀，杀呀，不断地杀呀！
结果是你们变成聋子、瞎子和哑子！
死亡，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腐烂，腐烂，呦，腐烂呀！
让我们长啸一声，噢，无声无息的死者呀！
我们站立着凝视
你们那凄怆的、毫无表情的面孔。
我感到的正是
当亚西莉亚扑灭了埃及的第一道灿烂火焰时你们所感到的一切；
我看到的正是
当希腊人把希腊埋葬在巴特农神殿下面时你们所看到的一切；
我听到的正是
当罗马毁坏了它的钟楼、从此一蹶不振时你们所听到的一切；
我知道的是你们所知道的一切——
当美国屠杀亚洲的时候，
当非洲挨苦受辱的时候，
当欧洲乱作一团
呼天抢地、无以自拔的时候。
我流的泪水是你们不能再流的了，
因为你们已死了，而且死亡是黑色的，
我是黑色的，
而黑人已被白人割出的鲜血染红了。
如果懦弱者死亡，就让勇敢者活着
对付这世界。
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高呼：停止，停止，停止！
醒来吧！哦，瞑目的、凄怆的、可怕的人们呀！
醒来吧！哦，死者的母亲们呀！
拯救这世界吧！
拯救孩子们和他们的美梦，
拯救有色人种和一切健全的人类，
拯救尚未建立的信仰形式，
拯救全部文化，好的，坏的，
拯救上帝的残破余业；
战争是谋杀，是
谋杀、仇恨、自杀和愚蠢的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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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的策略？（约翰·里德，19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社会党人的策略？
约翰·里德1919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SocialistTactics?.pdf
上周日，纽约地方执行秘书格伯突然复印并阅读了左翼城市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在州委员会的会议上引起了一些轻微的轰动。会议记录推翻了他试图证明的事情：左翼派遣吉特洛同志去担任州级组织者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可问题是：格伯是从哪里拿到的会议记录呢？
左翼并不是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公开召开会议，而且现在左翼也有发声渠道，会议记录也将会被公开。我们知道格伯是真的有一份会议记录副本，这就排除了他是在为会议做新闻报道的可能性。可他的会议记录副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格伯得到我们会议记录副本的渠道现在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名社会党的官方人员向我们组织最高机构的代表人员之一阅读了一份他无权看到的会议记录副本。这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他不是公开地拿到了他的副本，他也不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被允许拿到了副本。
我们党强烈反对在这个国家的种种间谍行为，无论间谍行为是由政府特务执行，还是由非政府的诱骗组织执行。然而，当间谍行为用相似的手法在我们的“同志面前”获取情报时，没人提出抗议。但相反，右翼已经洗耳恭听，准备对这些情报采取行动。
我们党用什么来反对政府的间谍行为呢？是用社会主义的荣誉吗？还是用党对革命的忠诚呢？
一份会议记录的泄露对我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因此我们也没有遭受失败的痛苦。难道右翼想用这些方式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党员们支持这些方式吗？右翼们只是在提醒我们要提高警觉，做到有备无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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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到哪里？（约翰·里德，19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驱逐到哪里？
约翰·里德1919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鏈接：Deportation—Where?.pdf
暴君们喜欢使用“驱逐出境”这种最时尚最流行的方式来赶走那些刁民。
这种独裁的新武器是土耳其政府在1915年发明的。当年，亚美尼亚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被赶了出去，被迫来到了小亚细亚的沙漠之中，他们要么被饿死，要么被土匪杀掉。德皇威廉也用同样的手段在1916-17对付比利时，比利时的工人阶级被驱逐，被迫为来自德国的征服者工作。
美国资产阶级很快就看到了驱逐出境的好处，然后就把这种方式当作对抗美国工人的武器。1917年夏天，菲尔普斯-道奇公司在亚利桑那州开矿，然后他们面临了一场罢工。在比斯比以及几个其他的城镇，菲尔普斯-道奇公司的高管和律师以及几个当地的商人用步枪武装了自己，包围了罢工者及其好友，然后强行征用了火车，把1200个人送进了沙漠。
这次行动是成功的。当然，他们把无辜的人抓起来，不经过审判就直接送走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拿着枪对着美国公民，让他们妻离子散，最后流放也没有法律依据。但是资产阶级的法律默许了这一切。那些对菲尔普斯-道奇公司高管以及同伙在法庭上的正式起诉被联邦法庭宣布无效。
无论驱逐出境是合法还是非法，这件事情在公众舆论中都很快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近期报纸报道了几百个黑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科茨维尔被驱逐。他们把这些黑人从南方的家乡骗到北方，骗他们说从北方的军工厂里工作就是在帮助赢得民主之战。战争还没结束，但是民主却被保障了-虽然是在德国。现在在科茨维尔的黑人已经没有工作岗位了-而且，黑人们还想要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除此之外，南方现在需要奴隶工重新回来。那能怎么办呢？在科茨维尔，人们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黑人们直接被武装人员赶到了南方，武装人员告诉他们“回家吧”。
驱逐出境已经成了一种对抗外国出生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官方手段。
移民法要求任何“鼓吹用暴力推翻本国政府”的外国人都会被驱逐出境。所以自然而然，当外国工人参加罢工时，或是试图阻止工人时，他就会被认为是“与煽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有关联”-然后就会被驱逐出境。
几个星期前，我们被刚抵达纽约的一火车的“无政府主义者”震惊到了，报纸说他们都是从西海岸抓过来的，他们之中有在西雅图参加了罢工，在简短的审讯之后，他们就被打包护送到了纽约。与此同时，埃利斯岛的监狱里有几百个社会主义者，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成员，和其他“叛国者”。他们将会被遣返回他们出生的国家。在全国各地，其他人也会很快地被抓。
在他们之中有很多都是从母国逃出来的政治难民，回国就意味着长期坐牢，或是更严厉的刑罚。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俄罗斯人。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有战争-这场战争的双方是被外国刺刀资助的俄国有产阶级余孽，已经围绕着苏维埃政府的俄国人民。美国政府要遣返的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如果他们被遣返到俄国的任何地方，除了苏维埃俄国之外，他们必死无疑，他们要么死于他们自己的主人阶级-芬兰白军，要么死于协约国军队，协约国军队在俄国远比德国军队在比利时要残忍的多。
美国政府要把俄国工人送到哪里？美国劳工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没有进行回答。我们不相信美国工人会允许我们的俄国同志以这种方式被杀害。
我们知道北欧国家对俄国关闭了边境。不过即使瑞典的边境仍然开放，对于一个苏维埃的同情者来说，穿越白色芬兰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俄国的叛徒们都掌控着所有进入俄国的边境口岸-黑海口岸，阿尔汉格尔斯克，海参崴，和哈尔滨。被遣返的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安全地进入俄国-那就是通过波罗的海直接进入被苏维埃俄国掌控的港口。
一年半一来，在这个国家里的数万名俄国工人一直叫嚷着要回家。他们没有被允许回去…美国政府凭什么拒绝这些俄国公民返回自由俄罗斯？如果他们能被遣返至苏维埃俄国，而不是他们敌人的手中，那么成千上万的俄国工人将会主动要求被遣返。罗斯福总统在1910将墨西哥革命家们遣返到了格朗德河对面，在那里他们将会被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屠夫逮捕并射死。我们不能让俄国同志落到高尔察克，谢苗诺夫，斯契埃克夫斯基，邓尼金，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手里。
在美国，似乎只有工人才需要遵守；如果美国对那些想要离开我们怪兽般的工业暴君统治的外国人开放边境，那么这些“外来煽动者”就会回国，它们会蜂拥到海港，以至于没有足够多的船载他们走。
难道劳工部部长威廉B.威尔逊和司法部真的以为把革命家驱逐出境就等于把革命也驱逐出境吗？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那他们就错了。革命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千人；它是一个理念，而理念不能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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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译者后记
威廉·爱德华·柏格哈德·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和平战士和黑人历史学家。他今年已达八十五岁的高龄了，但是还在积极为和平运动而奋斗。这本《为和平而战斗》便是他在一九五一年为纪念他的八十三岁生日而写的，书中生动地述写了他努力和平运动的经过，特别是在八十三岁生日前夕因为从事和平运动而遭美国政府迫害后的一段斗争的经验。
在思想上，杜波伊斯主张社会进步和黑人解放，他反对战争、拥护和平，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这就是他近年来积极参加和平运动，不怕美国政府的种种迫害的缘故，尽管他对共产主义制度、对黑人如何获得解放等问题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为今天向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仍有意义，因为这本书对我们了解美国和平运动的情况很有帮助。
为这本书写《补充说明》的秀莱·格拉汉是杜波依斯的夫人，也就是《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和《从前有一个奴隶》的作者。
最后有两点说明：一、“杜波依斯”是个法国姓，按法文音译与“杜波阿”庶几相近，但报刊上已习见“杜波依斯”的译法，故沿译此名。二、本书删去原著附录中有关杜波依斯八十三岁寿辰的贺电。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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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呼吁（约翰·里德，19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一个新的呼吁
约翰·里德1919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ANewAppeal.pdf
美国社会党是时候痛定思痛了。为了自我满足，我应该写一写我对美国的社会党运动的看法。
根据我对国家各个地图的观察上，我可以说美国社会党粗略地由两个主要因素组成：1）美国小布尔乔亚（职员，店主，小企业的管理人员，农场主；）以及美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媒体行业从业人员）。2）外国出生的工人；外国出生的知识分子。
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工人联盟和国际产业工人联盟。这两个组织证明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对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实际上，他们恰恰证明了美国工人反对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美国工人联盟。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它的职能就是保卫工人避免受到资产阶级的攻击。资产阶级可以提高生活成本以及降低工资，总是试图将工人阶级的状况降低到像奴隶工一样。综上所述，用双手辛勤工作的人都是十分务实的，美国工人联合会也提供了一个务实的纲领。
由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原因，美国有着无边无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城市发展迅猛；食品，制造业和运输行业为精力充沛的人们提供了无比巨大的机会；社会阶层流动性还很强，所以美国工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他们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或者是接触的政治家。这在一句谚语中有所体现，不过这句话不像以前那样流行了，这句谚语是“任何美国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总统。”
美国工人知道“托拉斯”拥有并控制着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人人有机会的日子已经过去。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他仍然可以跨越工人阶级，跨越他的同事。而且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们反对一切试图打破他们幻想的体制，例如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尽管美国工人已经深刻地厌恶掌权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但是如果你问他们如何看待这样的政治候选人，他们会说，“哦，他只是一个肮脏的政客。他们都一个德行-先是承诺，然后胜选之后什么都不干；”尽管美国工人知道国会，市议会和州议会都是为了企业自私的利益而服务的-但是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好吧，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现在的官员，那就选出来一个你们喜欢的。你们说了算。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美国工人仍然还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从来没有人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告诉过他们，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中，选票几乎是没有用的。就像我说的那样，他们知道他们投票选出来的人在胜选之后就会被大企业控制；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除非工人们在选取代表之前就控制着大企业，要不然这些代表们永远都会被收买-如果他们继续老实下去，那么他们就永远是没有权力的。
为什么美国工人不给社会党投票呢？首先，他可能就是不喜欢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外国奏效，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特殊利益而服务的。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反对“民主”和“公平竞争”，他们被灌输了“民主”和“公平竞争”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点。第二，如果他们意识到了工人们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就会认为给社会党投票是不实用的。“社会党人赢不了的”他们说，“给他们投票简直浪费。”
当然他没有意识到给一个光说不练的候选人投票也是浪费选票，就像给社会党人投票一样。
但是有时候选人也会履行他的承诺；有时公众的不满也会强迫立法机构去推行一些社会需要的法案。这样工人们就得到了满足；工人们对于法律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执行环节并不关心。工人们也不关心对法律有解释权的法庭。以国会通过的《反禁令法案》为例，美国工人联盟把它称之为“一部新的大宪章。”然而在行业纠纷中，禁令仍然作为反对工人的武器被使用…还有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童工法》。我们有很多精心制定却低效的法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法律有的时候有了效率，那么雇主就会直接不遵守法律，一直在法庭上的诉讼中拖延，直到整个事情被悄悄地忘记。
美国工人阶级看不见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核心。当真相显而易见时，他们很容易地就会被说服，认为一切的权力滥用都可以被煽动行为，法律和选票箱矫正。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控财富的来源，我们文明的整个复杂的体系已经从头腐败到尾了。
但是美国工人阶级从中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相。他们知道政治不能解决他们在产业中遇到的迫切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起义时必要的-直接行动就是罢工。他们创立了工会，但是对关乎其他工会利益的问题却模棱两可，对美国工人联盟旗下组织的利益也是同样的模棱两可。一个工会在罢工时，另一个工会却拒绝罢工。尽管卡车司机运输铁路工人所需的建材，但是他们二者却没什么联系。
而且，例如美国工人联盟之类的保护性组织必定是由在特定行业中有限的工人组成的。因为他们手中大部分权力都是来源于他们是技术工种，所以他们必定会保护他们的特权。他们不仅要提防老板，还要提防大批没经过训练的低等工种得到他们的职位。然而美国劳工组织大部分的胜利都是建立在牺牲了没参加组织的工人和没技术的工人的前提之上的。
机器是现代工业的特征，而且它还让工人组织改变了运行方式。技术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人都可以操作机器。用桥港市作为例子，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老板找一些非技术工人，然后让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履行机械师的部分职责-他们的工资要比机械师少很多。请三个机械师会花很多钱；但是请三个人，然后训练他们去履行机械师三分之一的职责，这样也可以完成三个机械师的工作，而且花的钱还少；而且与此同时机械师工会也被击碎了。
在美国工业的不同部门都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政党正在被组织起来；美国劳工党就这场新运动的征兆。为什么是美国劳工党而不是美国社会党呢？原因是劳工党是一个实用的组织，旨在从政治上执行工会在经济上所做的工作；而与此同时，社会党提名了选举的候选人，而且他们都是同样的无能，平台过于宽泛，无法吸引美国工会工人。
美国产业工人联盟展现了同样问题的另一个阶段。这也是个实用的组织，而且呼吁人们自食其力。如果美国工人意识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看到了真相，那么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想要用最实用，最快的方法改变社会体制。他们意识到了工人必须要掌权，必选掌握财富的来源。他们意识到了投票没什么用。他们知道工业上的行动才是有用的。他们认识到了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工业。他们已经被政治恶心到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工人阶级唯一需要的武器就是用革命来指挥大众的行动。
如果有的事情能展现政治行动的价值，那么这件事就是俄国革命。真正的社会党人不会否定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会将会是一个产业议会；但是从政治到产业的转变必须由政治运动来作为表达。在政治运动中，阶级斗争的价值实际上就是给工人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指挥产业的发展，和保护工人阶级为了争夺权力的基本方法。
如果社会党目前的纲领在这个国家已经无以为继，那就是因为这个纲领并不是在美国工人的需求和权立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而美国工人拥有为社会党在美国制定纲领的能力。如果社会党在政治上是无能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来自于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的支撑。
社会党人对美国工人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的主导理论似乎是“孟什维克式的呼吁”：让大家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杰弗逊式的民主，而且说我们想要的一切就是有礼有节的改革，工人立法，和能吃饱饭。这种理念看起来就像“先当自由派，然后再转变成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对社会党人在选举演讲中的理解。我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党获得的三分之一的选票都是来自于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认为卡尔.马克思撰写了一部不错的《反托拉斯法》…
我对这种政治宣传没什么意见-除了那种不培养社会主义者的。我的理念是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者，而且培养社会主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去传授社会主义，传授直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做了这些工作；德国的斯巴达克团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并不接触社会党人，而是接触人民：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士兵。首先，他们先找出劳动人民最需要什么。然后他们把劳动人民的所需做成紧急的纲领，并且解释这些所需为什么和完成社会革命的要求有关。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
革命社会主义并不是那些聪明伶俐者头脑中的精炼理论。为了让知识分子们能够讨论卡尔.马克思是怎么想的，他们发明出来了一套社会主义策略，而这套策略是毫无价值的。革命社会主义和其他主义不同，它必须是实用的，必须是可行的，必须让工人阶级快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自称为“左翼分子”的同志们有一个紧急任务要完成。他们必须要找到美国工人最需要什么，再解释一下这为什么和工人运动有关，然后使得工人们想到得到更多东西-直到他们想要一个完整的革命。
他们做这项工作时必须要使用工人们能听得懂的日常语言。无党派联盟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此。幼年的美国劳工党成功的秘诀也在于此-或是说这是他们在未来将会取得成功的秘诀。然而，我们的工作不只是组织各种运动，我们也决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首先向那些他们接触不到的人发出呼吁-那些没有被组织起来的人，没有技术，没有土地，没有房产的人。
所有的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而且他们还要意识到这一点；所有的财富来源都属于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工人们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么这些财富必须成为工人们的财产。我们生活的文明，我们的政府都是被一种力量控制着的-经济力量-而经济力量只能用经济力量来破除。
最后，工人们要想维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不去工作，而且还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他们！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告诉工人们我们要去做什么。
列宁在彼得格勒农民大会上说，“如果社会主义只有在民智全部开化时才能实现，那么我们在接下里至少500年中不会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决不能让自己因为大众缺乏平均水平的教育而停滞不前，他必须依靠劳工组织的革命性来领导大众…”
他又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你们说我们使用武力…我们承认。所有政府都是合法的武力，被一个阶级控制，然后用来打压另一个阶级。这是在历史上首次，我们在这个大会堂里建立了一支由工人阶级，即由大多数人控制的合法力量，并用此来对抗那些剥削我们，奴役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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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秀莱·格拉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后记
秀莱·格拉汉
我们在整理稿子的时候，在一月里收到一张请柬，邀我们去参加定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大陆和平大会。请柬上写道：
“我们邀请所有真正要求和平的人参加这个大会，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对目前危机的意见如何，我们邀请工人、农名、母亲、青年、知识分子、牧师、科学家、技术人员、成年人、学生、工业家、小商人、艺术家、作家——美洲大陆各国所有善良男女参加这次大会。”
在这个请柬上签名的是南美洲的一百二十位领袖。
我们因为接到开会的通知太急促，来不及前往参加，我的丈夫就复信道：
“由于我久已想到南美洲走一趟，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不能和你们聚首一堂，损失极大。南美洲是一个广大、富饶、重要的大陆。在它的血管里，留着拉丁、非洲、欧洲和印第安的血液；它有从西班牙、几内亚和印卡斯输入的优秀的文化。这个大陆本来一定还要对领导现代文明有所帮助。主要的障碍，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就是今天应当帮助南美洲摆脱贫弱、愚昧和疾病的财富——锡、石油、咖啡、橡胶、硝酸盐、水果和肉类。这些物产和巴西、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其他物产，已被北美洲及西欧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加以证券和土地又被本国的资本控制，这就是迫使你们得国家和我的国家重新实行殖民主义和进行战争的几乎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联合国看到了每周各国大企业的联合，它们联合起来迫使世界进入战胜，藉以保证这班贪得无厌之徒的利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去年十月一日我不得不筹措三万五千美元用于美国法院，才得到无罪的判决，使我免去由于我主张和平而加在我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举行这样的大会来唤起世界上主张和平的人，唤起被束缚的工人来确保和平，改革工业，按照公道而不以欺骗、偷窃、赌博等方法阿来分配财富，俾使南北美洲的进步人士可以和社会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的苏联、解放了的中国站在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
为了这些伟大的目标，我向你们祝贺，并表示我的希望。”
后来，我们接到通知，说大会延期到三月里举行。我们立刻申请护照，以便前往参加。我用美国护照已经二十四年，我的丈夫用过五十九年。今天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今天早晨我们收到邮差送来的一件礼物——那是一封白色四方的厚厚的信，信纸上印着我们出生的国家国务院的院徽。信上说：
“亲爱的杜波依斯先生：
国务院收到了你最近寄来的要求发给偕同你的妻子秀莱·格拉汉·杜波依斯到巴西旅行的护照的申请书。
国务院郑重地考虑了你的要求，不过由于你这次的旅行似乎对美国的最好的利益有损害，所以不发护照给你。
你的申请书里所附的现款九元，日后退还给你。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发给杜波依斯夫人的护照，保存在国务院的档案里面。
护照科科长希伯莱（签名）”
我的祖国，
我歌唱你，这美丽的自有土地，
我歌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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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在这里！（约翰·里德，191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他们还在这里！
约翰·里德1918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TheyAreStillThere!
此刻协约国还有军队在俄罗斯-他们其中有美国军队-他们支持三个“政府”，分别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海参崴，和鄂木斯克。这些“政府”号称被“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无论这些人是谁），而且这些“政府”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期望沙皇归来。协约国一开始假装抱着“恢复制宪议会”的目标而来，然后开始建立布尔乔亚共和国，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反革命的地位。
根据美国和日本的官方政府声明，介入俄罗斯的目的是保护处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军需补给，为了对付德国和奥地利战犯，以及帮助试图离开俄罗斯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两国政府都给出了最“坚定且公开”承诺，说他们没有意图去“干涉俄罗斯内政”。但是和美国以及日本有关联的英国政府，通过劳合.乔治表明了介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而法国政府在俄罗斯的目标也见不得光，所以也并没有打算公开。
从外国军队踏上俄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外交部的切特赫林就和协约国以及美国政府发起了照会，问他们为什么在没有事先通知，并发出了强烈谴责。
“如果协约国和美国政府如果对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抗议由合理诉求，”他说，“我们请问为什么没有和我们事先通知，我们也可以进行帮助……”
当德国同协约国以及美国政府签署停战协议时，切特赫林也要求他们和苏维埃也签停战协议。
但是他们对这些要求都视而不见。这可能意味着协约国和美国都不承认俄罗斯政府。但是几个月以来，这些政府都和俄罗斯保持着半官方的关系，他们也总是对俄罗斯政府指指点点；三月，威尔逊总统公开将苏维埃第四次大会说成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难到我们不能从此可以看出这些介入的目标是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吗？而且他们的一切声明难道不都是极为不妥的吗？
有些人真的相信西森文件，以及其他假文件，还相信那些被米留科夫派到华盛顿的大使巴克梅特耶夫先生资助的政治宣传，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相信这些人的人现在一定很困惑。如果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真的一小撮被德国的金子和刺刀支持起来的人，那么德意志帝国的倒台也必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的倒台-就像乌克兰独裁政府以及波罗的海的“国家议会”一样倒台。但是德国被击败只是增强了苏俄政府的势力。只有最容易受骗的人能相信资产阶级媒体说在德国被打败的德皇现在是俄国的主人这种谎言！
停战协议其中的一个条款要求德国给俄国进行赔款，德国也也必须向协约国投降-协约国还想在未来托管俄罗斯政府。当然，这届政府必须要让协约国所接受。这意味着俄罗斯不能拥有除了黑色百人团之外的任何武装。黑色百人团就是反对在1917年三月，在自由世界的掌声中反对了俄罗斯人民的黑暗力量；任何在俄罗斯建立的其他政府必须立刻倒台，因为俄罗斯的“温和派”以及“自由派”没有任何追随者。
历史证明，这几个所谓的“政府”就是被同盟军军队扶持起来的。这些政府，包括北面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在鄂木斯克的乌法全俄罗斯临时政府，还有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政府-都是围绕着制宪议会的反动代表建立的-他们包括斯契埃克夫斯基，阿夫科森蒂耶夫，森津诺夫等。即使对于克伦斯基政权的“温和”社会党来说，这些人也是过于保守的。
这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赋予的，也是解散制宪议会的理由，这些“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们依靠哥萨克叛徒以及中国雇佣兵来维持战斗力量，归顺于谢苗诺夫将军，霍瓦特，古尔科，高尔察克上尉等被抛弃者，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和协约国的麾下…自然而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协约国军队和美军都无法挽救这些“政府”，无法阻止它们被俄国混混推翻。
俄罗斯苏维埃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的协约国外交代表看起来在利用特权去干反革命的勾当，甚至炸毁桥梁以及破坏军工，就仿佛这个国家和德皇有勾结一样。军事上的进攻已经失败了，接下来他们做出了一些谨慎而且一致的行动，目的是让俄罗斯人民挨饿，直到俄罗斯人民屈服为止。为了回应苏俄政府，同盟军在北方和东方射杀了上千名俄罗斯农民，这在协约国以及美国民众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民众们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和平-他们甚至为在俄罗斯被没收或破坏财产进行赔偿以及提供贷款。
归根结底，美国在请求沙皇归来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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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以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判决以后
当审讯刚以法院宣告我们无罪而结束时，全国报纸上就隐瞒了部分事实，发表简短消息；电台就向全国广播；黑人报纸就用大标题及照片宣布了这次审讯的结果。世界各地的函电雪片似的飞来。
白种美国人以及由白人和黑人共同组成的团体，都来函电。美国、欧洲、非洲、亚洲、西印度群岛各地的工会，纷纷来电祝贺。许多人寄来了他们寄给麦盖尔法官的信。
美国的黑人报纸刊载了一些尖锐的评论。潘·勒·普拉底斯在匹兹堡《信使报》上写道：
“十一月二十日在美国黑人的历史上无疑地将成为一个永志不忘的日子。这个日子在杜波依斯博士的漫长的一生中，将站着高的位置而不是低的位置。当这些日子过去，‘恐怖’消失而人类重新回复清醒的时候，那些真正为和平而斗争的人的功绩就将加以衡量。在未来的时日中，将来的历史学家衡量杜波伊斯博士时，就会发现他是这个时代和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和平领袖与穷人领袖之一。
这一部分历史我是看不见的了，可是它将成为使我的儿孙辈感到快乐和鼓舞的历史。”
在最有趣的推崇文章里面，有一篇是以为思想很保守的黑人作家戈登·汉考克写的。他是阿尔盖特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在佛吉尼亚州的一个黑人大学里教了三十年社会学。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为《黑人联合报》写了一篇文章，他说：
“各地黑人的内心都在欢呼，因为杜波伊斯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为人和德行的象征。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他是争取黑人还没有实现的完全公民权的最能干的展示。使人惭愧的是杜波伊斯博士这位黑人战士差不多需单独地把他的十字架担下去。
黑人可能帮助他，代他出点力，可是这些人只是远远地在他后面跟着他。笔者看到向杜鲁门总统请求协助的请愿书上地黑人名单中，只有极少几个有势力的黑人，深深觉得可耻。这说明：美国的黑种要人、风头人物和地位显赫的黑人，整批地躲避起来，不在请愿书上署名。那些平时自称是种族战士、斗争领袖、始终不屈的人，到了杜波伊斯博士最困难的时候就把他委弃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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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架构（约翰·里德，191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架构
约翰·里德1918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TheStructureoftheSovietState
因为资产阶级媒体在不有余力地攻击抹黑曲解苏俄，所以产生了恐慌，他们大喊：“俄罗斯没有政府！俄国工人之间没有组织！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下去不行啊！”
这是一种诽谤。
就像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那样，我们也知道俄国可以见证这一切，今天在莫斯科以及俄罗斯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都会相当复杂的政治结构，他们由大多数人推选，就像任何其他新成立民选政府一样运转有序。而且俄国工人们已经从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和日常需求中形成了一个正在演变的，为了实现真正工业民主的经济组织。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谈论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外在方面，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苏维埃政府画一个大致的框架。
苏维埃的历史
苏维埃国家的基础是工农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委员会的意思）。
这些成立于1905的委员会或机构是十分带有俄国革命色彩的。当时在工人大罢工中，彼得格勒的工厂还有工人组织向中央委员会派遣了代表。这个罢工委员会被命名为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们在1905年的秋天号召了第二次大罢工，还向全俄罗斯派遣了组织者。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这个组织被帝国政府认定为工人阶级的授权发言人。
1905年的革命失败之后，苏维埃成员都被流放或被迫逃命到西伯利亚。不过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这种类型工会的效率出奇的高，以至于所有的革命党派，包括工人代表理事会，都在酝酿着下一次起义。
1917年三月，整个俄罗斯都在翻江倒海。沙皇被罢免，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登基，杜马不情愿地接管了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迅速登上舞台。过了几天，这个组织接受了来自于军队的代表，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除了克伦斯基，杜马的成员都是来自布尔乔亚阶级，和革命大众都没什么联系。战斗结束后，要重新维持社会秩序。杜马成员没有任何履行职责的能力；所以他们必须向工人和士兵代表，换句话说就是向苏维埃求助。苏维埃掌控了革命的工作，协调了人民的活动，也维护了秩序。除此之外，它还保证了布尔乔亚阶级不会背叛革命。
当杜马被迫向苏维埃求助时，两个政府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一直对抗到1917年十一月，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废除了联合政府。
就像我说的那样，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的代表委员会。后来又有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大多数城市里，工人，士兵和农民一起开会；他们还联合参加了全俄罗斯大会。但是农民代表苏维埃被掌权的反动分子所孤立，直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成立之际才加入了工人和士兵的行列。
苏维埃宪法
苏维埃是直接以工厂里的工人们和农田里的农民们为基础的。
直至1918年春天，士兵代表们仍然存在。不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军队应该被遣散，所以士兵代表们被废除了，士兵代表们被吸收到了工厂和农田中。
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们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求的规则被选举了。在一些村子里，每五十票可以选择一位代表。军营里的士兵在每个团里也会根据特定的票数选出代表，无论战斗力是强是弱。在农田里的士兵有不同的选举代表的方式。大城市里的工人很快发现他们很难管理他们的代表，除非把代表人数限制在每五百人有一个代表。同样地，前两届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基本上每两万五千个选民由一名代表，但事实上，这些代表是被不同规模的选民选举出来的。
直到1918年二月，任何人都可以为苏维埃选举代表。甚至还有布尔乔亚阶级组织起来要求在苏维埃中有一席之地，他们也得到了代表权。举个例子，在临时政府中，有布尔乔亚代表了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一个由医生，律师和教师等组成的临时代表团。
去年三月，苏维埃宪法完成编篡，全国使用。
它还限制了特别经营权。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男女公民，凡在选举日前年满十八岁者……”
“所有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资料者，对社会有用者，以及工会成员……”
没有投票权是：盈利性企业老板；靠剪息票生活的人；私人企业商人和中介；宗教社区的雇主；前朝的警察和宪兵；前朝的王室；精神病患者；聋哑人；因为自私或无耻而犯罪的人。
就农民而言，村里一百个农民选一个乡镇或市级苏维埃代表。乡镇级苏维埃向县级级苏维埃派代表，市级苏维埃向市级和省级苏维埃派代表。
我在俄罗斯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还在正常运行，它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展现出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是怎样运行的。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由1200名代表，一般情况下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根据政党比例选出了一个有110名成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邀请所有政党的代表，有专业工会中央委员的，有工厂车间委员会的，还有其他民主组织的。
除了大城市有苏维埃，地方选区也有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是由城市下属的地方选区的代表组成的，他们监管自己的辖区。当然，一些地方选区内没有工厂，自然而然地在地方辖区和城市苏维埃利都没有自己的代表。但是苏维埃系统是很灵活的，如果地方选区是在使需要代表，那么厨师和服务员，或是扫大街的，或是庭院里的仆人，或是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当代表。
代表的选举根据人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城市中，政党的代表数和投票者的人数成比例。而且选民是给政党和纲领投票，而不是给候选人投票。候选人被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指派，而且任何党员都可以把候选人替换掉。而且，代表不会在任何特定任期内当选，但是可以随时被罢免。
没有任何政治体制比这种体制更能好地体恤和反应民情。而且这是必要的，因为在革命时期民意的变化是很快的。举个例子，在1917年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人们为了支持制宪议会和反对苏维埃而上街游行。其中的一次游行里，一些不负责任的红军开枪射击，造成数人死亡。人们对着愚蠢的暴力的反应是迅速的。十二个小时内，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了变化。十二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被开除，被孟什维克代替。三个星期过后，民怨得到平息，孟什维克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地退休，布尔什维克才重新当上代表。
苏维埃政府
通过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整个俄罗斯一年至少选举两次代表。理论上来讲，这些代表是由民众直接选举：在各个省里，每十二万五千人选举一个代表；在市里，每两万五千人选举一个代表。然而在实际上，他们都是被省级和城市里的苏维埃选出来的。根据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倡议，或是根据代表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的苏维埃的要求，可以随时召开特别会议。
这种情况下，大约两千名代表在首都开会，成立一个大苏维埃，决定国家的重要政策。他会选举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也会邀请中央委员会和所有民主组织的人来参加。
扩大的俄罗斯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国家的议会。它包含了三百五十人。在全俄罗斯就是最高权力机构；它不能僭越前任国会的职责，也要为下任国会负责。
举个例子，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条约不能以俄罗斯的名义来签。而是能以全俄罗斯国会的名义来签。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部选举十一个政委作为议会领导，有权利管理所有政府部门，代替各个部长。这些政委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罢免。他们严格地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政委们会选举一个领袖。自从苏维埃政府成立起，这个领袖就是列宁。如果他的领导不被认可，列宁可以在任何时间被俄罗斯人民选出的代表们罢免，或是几周后被人民直接罢免。
苏维埃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和巩固革命。他们表达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不仅是在全俄罗斯国会里，为了整个国家表达政治一员，也会在他们自己地区表达政治意愿；他们在自己所述地区内是最高权力机构。去中心化是因为中央政府是由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除了地区自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委的指令在全国有效，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政府不能偏袒任何部门或私人的利益，革命的事业在全国都是一致的。
消息不灵通的观察者们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喜欢说他们支持苏维埃，但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这是很荒谬的。苏维埃是能代表工人阶级最完美的体制，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也被所有反布尔什维克政党所强烈地反对。因此，衡量人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坚持程度时，不仅要考察布尔什维克，或是现在被叫做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还要考察俄罗斯各地苏维埃发展和活动的情况。
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农民。农民在革命中没有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没收土地。最开始，农民代表苏维埃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功能。正是因为土地问题在联合政府之下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广大农民把注意力转向了失败背后的社会原因。再加上社会革命党左翼的不断政治宣传，再加上布尔什克，他们把农民转变为了革命的士兵。
社会革命党是农民传统的党。农民唯一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没什么耐力也没有政治意图，一开始也拒绝了和苏维埃合作。但是这些农民后来参加了苏维埃，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几乎全部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然后为苏维埃政府而战。
在彼得格勒的农业粮食部门有一个俄罗斯地图，上面全是大头针。每个大头针都代表一个农民代表苏维埃。当我第一次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之前的总部看到这张地图时，大头针零星地分布在广袤的国土上，数量也没有增加。在革命的头八个月，每乡镇，市，和省之中只有一两个大城市里才有农民代表苏维埃，也许一些零星的村子里也有。但是十月革命过后，农民代表苏维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多，一个村接着一个村，一个县接着一个县，一个省接着一个省都觉醒了并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反对制宪议会，制宪议会成员可能大多都会是由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当选。一个月过后，这就不可能发生了。我在彼得格勒看见了三次全俄罗斯农民大会。代表们大多都是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在阿夫科森蒂耶夫和佩什科诺夫式的保守派的主席之下，他们召开了非常激烈的会议。过了几天，他们越来越倾向左派，像切尔诺夫那样的伪激进派成了大多数。又过了几天，大多数人变得非常激进。玛利亚.斯皮里多诺娃被选为了主席。然后保守少数开始分裂，过了几天就彻底没有了。大会主体向斯莫尔尼宫的苏维埃派遣了代表。这种事情屡次发生。
我永远忘不了在十一月底召开的农民大会，还有切尔诺夫如何为了掌权而斗争，后来却失败了；我也忘不了头发花白的无产阶级在雪中一边唱歌一边迎风举起血红的旗帜走向斯莫尔尼宫。他是一个昏暗的晚上。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有上百名工人在等待这他们的农民兄弟。两批人发出的微光合二为一，快速地聚集在一起，一边哭泣，一边欢呼……
土地委员会
苏维埃通过了有效的基本经济法案，但是必须由地方人民组织率先执行。
举个例子，没收和重新分发土地的职责就有农民的土地委员会负责。
这些土地委员会有农民在利沃夫亲王的见一下选出来的。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已经不可避免地着手解决土地问题，他们认为大片土地应该被分割，然后分配给农民。利沃夫亲王让农民选举出土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要决定他们自己的农业需求，还要给统计土地并估算价值。但是当土地委员会成员开始履行职责的时候，地主却把他们都强制中止了。
当苏维埃夺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行土地法案。这个土地法案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根据几百名农民的回忆声称，这个法案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间派的计划。法案永久地废止了私人占有土地和自然资源，将土地分给农民的任务交给了土地委员会，直到制宪议会平息了问题。制宪议会解散之后，法案最终确定。
除了几个一般性提议和一个为拥挤地区的剩余人口迁徙到其他地区的章节之外，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细节完全留给了当地土地委员会。卡拉格耶夫是第一任农业政委，他为农民规划了一系列制动行动的规则。但是列宁在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说应该让农民在这些事情中运用革命的方式，建议穷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击富有农民。（列宁说：“让十个贫农反对一个富农。”）
当然没有农民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像对待私人土地那样对待分配给他的土地。但是通过当地土地委员会执行的政府政策反对这种趋势。他们允许农民成为地主，但是他们不会得到政府的帮助。参加集体耕种的农民会得到工分，种子，也会得到现代技术的培训。
和当地的委员会在一起的是林业专家。为了让他们配合当地委员会的工作，一个坐落在首都，这个叫做中央土地委员会的中央机构推选了他们。这个机构与农业粮食部门密切配合。
工会
俄罗斯工会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在1905年革命之前工人的组织非常少，而且还是非法的。在1905年革命的时候职业工会大概有五万名成员，后来在1906年被认定为非法组织。
俄罗斯的工会是一个不是天然形成，而是被人工开发出来的。工会是由一些研究过其他国家工会组织的知识分子构建起来的，他们在纸上勾画出了理想的工会（他们学习了法国的辛迪加和德国的工会系统。），然后把这些应用在了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工会涵盖范围很广，比如大炮厂的制作跑车的木匠就是金属工人协会的成员。
革命的头三个月，工会成员人数就上涨到了二十多万。五个月后，工会成员就超过了一百万；再过两个月，三百多万人加入了工会。
工会遍地开花，职业工会也要求抬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要求建立劳动仲裁机构，还要求在临时政府的劳动部中有代表。
这对革命中的俄国工人来说还不够。即使很多人加入了工会，车间仍然正常运行，很多工人意识不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而且工人和老板之间的都成被工会复杂化了。
然后就想士兵代表委员会一样，工会的高层被反动分子掌控着，他们总是和工人们唱反调。因此，在布尔什维克起义时，电话工人，邮政工人，电报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中央委员员在斯莫尔尼宫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罢工，然后还暂时把他们从整个俄罗斯隔离开来…后来，大多数革命工人召开了会议，推翻了他们迂腐的领导，建立的新的委员会。
当下，职业工会的职责就是把所有产业的工资，时间和工作条件标准化，这就像是在维持一个有效且省力的工作实验一样。职业工会在俄国产业工人组织中也占有一个次要职责。主要职责属于另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是革命本身的产物-工厂车间委员会。
工厂车间委员会
当二月革命爆发后，许多工厂的老板和管理高层都主动离开了工厂或是被工人们赶走了。在政府的工厂里，劳工长期忍受不沙皇任命的极不负责的官僚摆布，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在没有主管和工头，有时也没有工程师和书记员的情况下，工人们发现如果他们不继续工作，他们就会挨饿。一个委员会被选举出来，每个车间或部门都会选出一个代表；这个委员会在尝试着运行工厂…当然一开始这项计划看起来是毫无希望的。虽然不同部门可以用合作的方式去维持工厂运行，但是由于缺乏技术训练，所以造成了一些不太理想的结果。
终于，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在开会的时候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怕什么呢？技术对我们并不难。老板也不懂技术啊；老板不懂工程学，不懂化学也不会记账。他除了占有以外什么都不会。当他需要技术援助的时候，他雇一些人来帮他。现在呢，我们是老板了。我们来雇一些工程师和书记不就行了吗！”
在政府的工厂里问题相对简单，革命自动地赶走了“老板”，而且也不会真的请来新的老板。但是当私营工厂里出现了工厂车间委员会时，他们和工厂厂主激烈地斗争，大多数的厂主都和工会签了协议。
同样，在私营工厂中，车间协会也是必要的。革命的头三个月里，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织间的合作像乌托邦一样和谐。工业资本家开始害怕工人组织们的雄心壮志，就像在农村，地主害怕土地委员会和工兵苏维埃一样。大概六月上旬，整个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地开始活动了起来，他们试图让革命暂停，并且开始瓦解民主组织。工厂主想要把包括苏维埃在内的一切都清理掉，就从工厂车间协会开始。军队开始瓦解，补给，弹药和食物也开始短缺。在农村，他们号召农民开始屯粮，造成恐慌，给了哥萨克人“维持和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在工业中，工厂的机器和运转被蓄意破坏，交通被进一步阻碍。煤矿，金属矿以及原材料生产基地全部都被尽可量地破坏。这一切都是为了关闭工厂，让工人挨饿，然后让工人们重新屈服于旧的工业制度中。
工人们被迫奋起反抗。车间委员会开始上台掌权。当然，俄罗斯工人一开始也犯了些荒唐的错误，这错误被全世界说来说去。他们要求了不现实的高薪，然后还想再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开始科学的生产进程；有时他们甚至还让老板重新回来，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工人都可以让工厂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工厂老板试图做假账，隐瞒指令；工厂车间委员会必须想办法掌控订单。工厂老板试图破坏工厂，因此委员会不得不决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出工厂。当工厂快因缺乏燃料，原材料和订单而倒闭时，工厂车间委员会派人穿过大半个俄罗斯找煤，或是去高加索找石油，或是去克里米亚找棉花；而且工人们还找了中间商想办法把产品卖掉。当铁路坏了的时候，委员会的代表和铁路工人协会达成协议，让他们保证了货物的运输。为了预防工贼，委员会亲自负责雇佣或解雇工人。
工厂车间协会是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他们被迫学习如何管理工业。只有这样，俄国工人才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毫无困难地掌控一切。
举一个工人们齐心协力的例子。工人们曾经弄来了二十万普特的煤。这些煤是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掩护中抵达的，并且是由水手委员会移交给了工厂。这些煤帮助了彼得格勒的工厂在煤荒中维持了正常运转。
奥布霍夫工厂是一个给海军生产钢铁的厂子。奥布霍夫工厂委员会主席是一个俄裔美国人，名叫彼得洛夫斯基，他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天，鱼雷部门的工头告诉彼得洛夫斯基，由于采购不到用于制作鱼雷的小管子，这个部门不得不停产。制作这些小管子的工厂在河的对岸，他们已经和这个工厂提前三个月就已经签了合同。鱼雷部门的停工意味着四百多人的失业。
“我会弄来小管子的，”彼得洛夫斯基说。
他直接去了生产管子的工厂，而不是给经理打电话。他和当地工厂车间委员会的主席见了一面。
“同志，”他说，“如果我们两天之内拿不到小管子，我们的鱼雷部门就会倒闭，四百多人就会失业。”
主席翻了翻他工厂的账簿，他发现有几千个管子预定给了三个附近的私营工厂。他和彼得洛夫斯基就去了这三家工厂，然后给它们的工厂车间委员会主席打了电话。其中的两个工厂认为这些小管子暂时还用不到；第二天这些小管子就被送到了奥布霍夫工厂，所以鱼雷部门就没有倒闭……
在诺夫哥罗德有一家纺织厂。革命来临之际老板对自己说：“麻烦快来了。如果革命开始，我们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咱们先把厂子关了，直到革命结束之后再开工。”然后他就把工厂关闭了，后来他和他的办公人员，化学师，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搭着火车去了彼得格勒。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又把工厂打开了。
现在，这些工人们比一般的工人更无知。他们不知道生产的技术过程，不懂记账，不懂管理，也不会教义。他们选举出了一个工厂车间委员会，找出了工厂里还有的燃料和原材料，然后就开始生产棉布。
他们不懂如何生产棉布，但他们从家人那里得到了足够的帮助。后来，有些织布机坏了，他们就向附近的机械店派了个代表，说他们用棉布来交换机械援助。在这之后，他们又和当地的合作社做了教义，用棉布来还食品。他们甚至将交易原则拓展到了哈尔科夫的矿工和铁路工人，用布匹交换运输服务和燃料。
但最后，他们的棉布使得当地的市场饱满，然后他们遇到了通过用棉布付不起租金的麻烦。在临时政府时期地主仍然存在。租金要用钱来交。然后他们派遣了一个委员会成员，把一火车的布带到了莫斯科。这名委员从下车之后来到了大街上。他去一个裁缝铺里问裁缝需不需要布。
“多少啊？”裁缝问。
“一火车。”委员回答道。
“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您通常买的布都多少钱呢？”
裁缝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他的布。这名委员从来没一次性见过这么多钱，然后他高兴地回到了诺夫哥罗德。
工厂委员会一直在考虑租金问题，计算着他们要卖出多少剩余的布才能付得起租金。
在整个俄罗斯，工人们都必须接受关于工业生产的基础教育，以便在十月革命来临之际，他们能在工人控制的及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全体车间委员会在1917年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但是此时此刻，车间委员会几乎还没有蔓延至彼得格勒之外。那是一次非凡的会议，大多数参会代表都是普通的委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布尔什维克还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这些人都反对工会。在政治中，布尔什维克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者不能和布尔乔亚政府合作。车间协会的代表对待工厂主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被雇佣的阶级和雇佣他人的阶级没有共同利益。任何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都不会成为仲裁和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除非他们想要让雇主们去了解工人们的诉求。雇主和员工之间也不应该有合同，因为一切工业生产都应该完全地被工人掌控着。
一开始工会和工厂车间委员会激烈地竞争。但是由于车间委员把行业控制权放在了核心位置，所以他们很容易地扩张并巩固了他们的力量；这样一来，许多工人认为加入工会不是必要的了。但是他们都认为参加车间委员会的选举是必要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另一方面，车间委员会认可工会的价值；他们不会雇佣没有工会的证件新员工；车间委员会在当地使用了和工会不同的规定。现在，工会和工厂车间委员会达成了一种完美的和谐，他们各司其职。
工人的掌权
私人对工业的所有权在俄罗斯还没有被废止。许多工厂还都是归私人所有，也允许老板拿走一部分利润用来投资，但条件是老板要为企业的成功与扩大而工作，不过老板的控制权没有被剥夺。这些工厂的老板不想让工人掌权，他们对工人连哄带骗，阻止工人控制工厂，不过工厂还是立即将被工人们没收。无论私企还是政府企业，所有工厂的工作条件和时长还有工资都被统一规定了。
在这个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里，这种半资本主义存活下来的原因是俄罗斯落后的经济，以及附近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俄罗斯为了对抗来国外企业的压力而急需的工业生产。
国家用来控制工厂的工人与生产的机构叫做工人掌控委员会。这个中央机构坐落在首都，由工厂车间委员会，职业工会以及工程师与专家组成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选举出来。一个由普通工人们中央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各地区的事务，但是这些工人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其他的大区，这样才能保证工人组成的委员会不会徇私枉法。地方的委员会建议全俄罗斯委员会没收工厂，并向全俄罗斯委员报告当地所需要的燃料，原材料，运输和人工。还要帮助工人学习如何管理各个企业。全俄罗斯委员会有权利没收工厂，也有权利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资源。
和工人控制委员会附着在一起的是保险办公室，工人们会得到事业，疾病，养老以及死亡保险。所有的保险费都由雇主承担，无论在私企还是在国企。理赔金永远会和他们的工资一样高。
在苏维埃政府下，工资系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必要环节被保留了下来，但废除工资制度的机制已经到位，整个系统都是由工人们自己来掌控。列宁高瞻远瞩地认为保留一些资本主义的制度是后退了一步，是革命暂时的失败，但是这是必须承受的，直到工人们足够自治足够自律和资本主义工业竞争。
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
就像列宁指出的那样，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其他所有的政府都不一样，它是向工业民主的方向前进的。列宁甚至还超前地预料到了苏维埃会逐渐消失，从而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管理和行政机构。
俄罗斯已经有了这种未来的经济管理机构的原型。这个原型叫做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由中央土地委员会组成。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有权利在国家范围内调控经济生活，控制指导生产，监督属于政府的自然资源，控制进口出口；它还有权利成立新的企业，或是为修建新的铁路和高速制定计划，开发新的矿场，建立新工厂，以及发展水电。
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有十五个人，每个人都监管着十五条国内经济生活的中的一方面，例如铁路，农业等。这些人必须有以下条件：由专业学院机构提名，例如煤矿工程师学院等；这些候选人由土地委员会和工人控制委员会的成员来选举产生。
这十五个常务委员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周围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技术委员会。在同一个办公楼里还有来自苏维埃的代表们，来自劳动部，工商部，以及财政部的代表；还有工厂车间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农民苏维埃的代表等。
项目被引入。举个例子，我们想象一下在莫斯科到诺夫哥罗德之间有一个铁路项目（其实已经有了，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计划摆在负责铁路的常务委员面前。如果他拒绝了该项目，那么可以向委员会申诉。如果他接受了，他将会和技术委员会讨论，告诉他们在工程方面的难处。其他的委员会成员，连同钢厂工人的代表和工会代表计算出工程的华妃。然后当地工人和农民组织的代表就会进入。他们想要铁路吗？他们需要铁路吗？客流量是多少？燃料，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运输量是多少？畜牧业和种植业制品的运输量又是多少？
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贡献之中，没有一项不是为了人民的，而且人民的急需就是他们优先要解决的。从十二月起，俄罗斯已经分崩离析，俄罗斯在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打仗，尽管这样，许多项目已经筹备完毕，开始动工，铁路网已经把乌拉尔地区的三百个矿场链接起来，俄罗斯背部六条大河沿岸已经有了灯光，暖气和工业能力。
合作的俄罗斯
要是没有在革命之前就存在的民主组织，俄罗斯革命将毫无疑问地会被饿死。
日常的商业和运输用的机器已经彻底被摧毁。大家依靠着合作组织才能吃的上饭，这种合作体制后来被地方政府所采纳。
在革命之前，俄罗斯有一千二百万合作组织的成员。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团结起来是很自然的，因为俄罗斯的农村有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合作传统。
在普季洛夫工厂里有超过四万名工人工作；合作组织给十万多人提供了食物和住宿，甚至还给他们提供从英国远道而来的衣服。
认为俄罗斯没有政府，没有中央集权的人们忘记了俄罗斯人的这种品质。他们还认为俄罗斯只是一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由红军雇佣兵守护且卑躬屈膝的委员会。
和他们想法相反的才是事实。俄罗斯的每一个社区都有我刚刚描述的那种组织。如果大部分的俄罗斯严肃地反对苏维埃政府，那么苏维埃连一个小时都维持不下去。
对于苏维埃政府的批判都集中在了列宁四月份在《真理报》靶标的文章，在这里被版已成了小册子发行，叫做《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这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认为俄罗斯工人们必须停止闲聊，停止罢工，停止偷窃，保持严明的几率，扩大生产。他夸赞了泰勒制度的先进管理模式。他指出俄国大众缺乏经验与教育，他还分析了工业与农业中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会盛行。普罗大众战胜了布尔乔亚，而且普罗大众们必须知道他们现在应该面对如何“管理俄罗斯”这个问题了，如果不去面对，那么革命必将失败。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这是赶走了一个暴君之后又迎来一新的主子。看那！列宁本人承认了俄罗斯人没有能力管理他们建立起来的理想国家。
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回到原始状态，而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社会体制。在俄罗斯，工人们的紧急任务是抵抗来自外国资本的压力，同样也是为俄罗斯提供生活必需品。这才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的真理，实际上对所有国家的工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别的国家有没有如列宁这样头脑清醒的领袖；别的国家的工人没有这么团结，也没有这么有意识。俄罗斯有很多工业团体，例如乌拉尔的矿厂，海参崴的工厂，在这里工人掌控委员会实际上已经改善了资本主义的管理。而且不要忘记，工业属于“工人乔亚”，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运行。
1918年六月，列宁告诉了一位美国人，俄罗斯人还不具有革命性。“如果大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不具备革命性，”他说，“那么革命就失败了。”
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意思了。“具有革命性”不仅仅意味着反抗请与；该破坏掉的东西一定要被破坏，但是新世界必须以焦急且能吃苦的劳动建立起来。
在世界的另一边，我们看见了伟大的俄罗斯摇身一变且站稳了脚跟。我们的耳中回荡着“无产阶级的铁军正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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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全苏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讲（杜波依斯，1949年8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附录﹞
在莫斯科全苏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讲
杜波依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代表千百万正和你们一样反对战争的美国公民。但是，美国公民既不容易知道世界的真相，也不容易把这种真相表达出来。尽管美国有才智，有财富，也有精力，这仍然是事实。为了对我的祖国和对世界和平事业尽我的最大责任，我最好用一点时间来说明关于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历史原因。由于我代表着一千四百万美国人民——占美国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明了美国的迫切问题——所以我能够更适当地做到这一点。
美国向来有两个极有利的条件：一个是它的丰富的天然资源，另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的劳动力。效率最高的劳动力是奴隶劳工；起先这种奴隶劳工包括白人和黑人，后来随着时间的进展，其中非洲黑人越来越多，这些非洲黑人是英国人竭力运进来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尤甚。从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英国人运了一千五百万黑人工人到美洲各地，这使非洲损失了一亿人，摧残了它的文化，破坏了它的经济。这些劳动力，为世界生产烟草、棉花、糖和许多其他农作物，并使美国向全世界开放，跟着又有千百万的工人逐渐移居到美洲来，这些工人主要是由欧洲来的，他们由于受了劳动能立即获得大利的鼓舞，成了很努力的工人，技术精良而富有创造性。在这自由的土地上，有良好的气候和贸易的自由，个体工人能维持生活并常有致富的，而且没有必要为了公共的福利施行广泛的社会管理。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间，美国的特色是没有社会主义，可是大多数工人都有很大的进益。
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不仅是由于资源丰富，也是因为奴役了黑人。在一个既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社会权利的受压迫的奴隶阶级供给着大量的基本原料和整个地区的劳役的时候，白人的资本和白人劳工的成分是不正常得巨大。甚至在十八世纪末叶，当日渐增加的白人劳工群众由于受到当时思想家的启发，企图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时，还面对着一个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还存在着奴隶。有些人主张立刻禁止奴役黑人，但是这些奴隶是非常大的资财和收入，因此要这样做就不容易。在一七八七年，美国在每五个人里面差不多就有一个是奴隶，所以，在当时这个事实面前，美国就宣布“所有人一律平等”。这公告并不完全是假仁假义的。大多数的人认为如果没有奴隶买卖，就可以使奴役黑人的事不再继续下去，所以他们规定用二十年的时间来消灭这种非洲奴隶贸易，希望由此逐渐消灭这种奴隶劳工。
结果并没有这样。因为在美国，奴隶买卖虽然减少了，这些奴隶劳工却开始种植了非常有价值的棉花，这种用新发明的机器种植的棉花，成了近代世界上一种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欧洲织布的纱锭从一八〇〇年的五百万枚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一亿五千万枚，而所用的原料都是黑人劳工供给的。这是棉花王国，代表着巨额的资本和千百万人的收入。所以，在一八二〇年，美国的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已经非常稳固，以致没有一个大变动，奴隶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了。
社会革命的压力当然不是来自工业家，也不是来自资本家，甚至也不是一开始就来自白人工人，这些白人工人知道他们自己所得的优厚工资是靠着奴役黑人而来的。压力还是主要来自黑人；首先是他们人数大大增加，从一七九〇年的七十五万人，增加到一八四〇年的三百万人，其中有四十万人用赎身、逃亡或由于慈善措施而获得自由。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逃离了奴隶制度盛行的地区。他们联合了白种人进行铲除奴隶制度的运动；他们在海地和西印度群岛其他各地的同众人的流行暴动，使全世界为之震动。
但是黑奴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因为奴隶劳工开始增加价值的时候，有人早就广泛进行了一贯的宣传，用科学和宗教证明黑人不是真正的人类，说他们是低级动物，只适于做奴隶。结果争取民主的斗争，尤其是争取对于财富和个人努力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管理的斗争，受到了阻碍，而且被排除了。这是由于最低级的劳工受到普遍轻视，而不受任何阻碍的个人努力自由一贯地被过分强调，甚至这样做使社会收到损害，社会因此退步，也在所不惜。所以当社会政策及为了公共的福利而实行的广泛社会管理，应该在美国像在欧洲那样普遍推行的时候，相反地，美国呈现了一种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加紧了奴隶制度，认为只要个人成功，团体成功，即使因此而牺牲国家利益也是无所谓的。
当白人工人渐渐看出如果奴隶劳工发展到西部自由土地上去，那他们的黑人弟兄的奴隶制度对他们就不再有利的时候，局势已很严重了，因此就发生了内战。战争的目的并不是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使这种制度局限于产棉的各州内。南方决心把奴隶制度伸展到北方去，要是不能，就伸展到加勒比海沿岸和南美洲去。这么一来就把北方的资本逐出了最有价值的市场，北方就是为了保留这个市场而打仗的。可是北方没有奴隶的合作就不能取得胜利。因为男方军队的粮食，是由这些奴隶生产的。这些奴隶经过一次总罢工，渐渐地逃到北方军队里去，做工人，做仆人，做间谍，最后他们有三十万人成了武装兵士，另外有一百万人准备随时参加战争。这样，美国黑人才得到了自由。
接着就发生了怎样处理这些黑人的问题。他们没有知识，他们贫穷，他们有病。北方人想让他们流浪，可是这些得到自由的黑人迫切地需要土地，需要教育。有些慈善家拟了一个设立学校、分配土地的社会的管理计划。但是这个计划被工业界拒绝了，说它费用太大，又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不合。此外还有一个障碍，如果不把投票权授予这些奴隶，他们的票数就会由他们以前的白人主人得去，这些白人主人就会投票赞成降低战争工业藉以繁荣的关税，也会投票赞成削减为北方各银行所有的战债。因此工业界立刻把投票权授予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盼望他们不使用投票权而同时破坏南方种植园主的权力。但是黑人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还是使用了投票权；同时他们使白人兄弟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创办了任何人都能入学的公立学校，并为医院、监狱和土地分配拟定了现代化的社会改良性质的法律。不久，从前的奴隶主们和北方工业领袖们达成协议，剥夺了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的选举权。南方从此将支持关税和战债。获得自由的黑人就丧失了投票权，但是他们保留了学校，依靠他们菲薄的工资和北方慈善家的帮助，惨淡维持下去。
美国最近这七十五年的历史，包括人类历史上一系列伟大的事迹。利用了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高超技术，利用了有系统的老练的管理、庞大的天然资源和世界范围的贸易，美国已经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机构，而且还可以再加扩大。这个组织在计划上、调配上和方法上都是社会主义的，可是它并不是民主管理的，也不是以福利国家的那些目的为目的的。
今天美国的工业，正如乔治·塞尔得斯①所说的，是由一千个人控制着的，美国的工业主要是为了这一千个人的利益和权力在经营着。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的进步没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人类的进步不是美国工业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它唯一的结果。自拓荒者时代到现在，美国的哲学一直是，个人的成功必然是社会的进步；而现在许多美国人坚信，受寡头政治控制的垄断资本的成功就是整个国家的成功。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美国的高度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并不是由垄断资本和私人利润产生的。但是尽管这样，生活水平和生产力还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事实就说明：如果美国的财富和工业计划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进步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权力和享受而经营的话，那末，不仅是美国就是全世界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比现在要高得多了。
①乔治·塞尔得斯著有《一千个美国人》一书，世界知识社出版的中译本为《豪门美国》。——译者
美国私人财团的权力已经窒息了民主政治。这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内战结束、全国重建完成以后，产生了肤色等级。南方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以后，南方白人的事业，就渐渐地归北方工业家所有。肤色等级剥夺了广大的黑种人民的政治权、公民权，并强迫他们接受最低的工资。结果造成了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巨额工业利润，当时正是发生最大规模的资本联合的时候。
这些年中，黑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美国国内这种斗争中的主流。他们开始得到奴隶制度废除论者的后继人，开明的白人的同情。这些白人这时候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身体得到解放以后，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也跟着得到解放，否则就毫无意义了。美国有一群黑人和白人为废除肤色等级而斗争了半世纪以上，而且有了显著的进步：美国黑人已开始有权投票，获准参加工会，得到了许多种公民权，但是坏影响和对民主制度的长时间的玩忽已经波及全国。很多有投票资本的人都不去投票。民主制度在工业里面是没有份的，除非通过强力或以罢工来威吓。美国的大工业没有一个承认它应当或者能由那些替它做工的人来管理。但是工业不采用民主方法，民主制度就不能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作用。我们的政治生活是由有组织的财富集团管理着的，这是谁都承认的。虽然我们一切工作的社会化在进行中，但它的管理依然是在寡头政治的控制下，它的目的也是由寡头政治决定的。这种目的也许是有利的决定，也许是有害的，但是都绝不是用民主方法达到的。
美国自称代表民主政治，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别，这显然是骗人的。法西斯主义是由寡头政治控制一个社会化的国家，它为的是寡头政治家和他们的朋友的利益。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一群工人执政、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社会化的国家。美国、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的各种管理的性质比较起来可能相差很小，可是管理的目的，相差却极大。在美国，现在的目标是把管理有组织财富的人的权力集中和扩大，他们还设法向美国人证明任何其他制度对人类的进步都不会像这个制度这样地成功。但证明的方法不是自由的科学研究，自由的新闻报道，也不是公开的自由讨论。在今天的美国，有组织的财团控制着报纸和主要的新闻采访机构，并加强控制学校，使得公开讨论很难进行，甚至使得思想自由也感到困难，而且往往不可能。
要医治这种病态，要把社会化计划的美国改变成为一个福利国家的办法是由美国人民通过工业和政府来治理国家。这件事是要逐渐进行的。许多美国人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现在自己办理邮政；我们搞运输和银行业务；我们建立了巨大的田纳西流域管理系统；我们对于铁路、无线电、都市计划、空运和水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控制；此外，在许多别的方式下，公共福利的社会管理正在美国不断发展，并且一定会在美国发展起来。但是美国群众却不知道这公共福利的社会管理，也不知道它的成就和它在别的国家的发展情况。他们正被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宣传引入歧途。这种宣传说，他们所具有的自由和仅余的一点自主权受到威胁，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唯一的补救办法。
整个美国并没有为这种一揭即穿的欺人之谈所迷惑。进步党……已经指责这种宣传；一九四八年的选民表示了广泛的一致意见，但由于恐惧，却选了一个没有履行他的诺言的人。去年艺术、科学和自由职业界全国委员会发出强烈抗议，反对战争，公谊会也发表了一篇同样内容的、非常得体的声明。此外，还有千百万的美国人同意这些和平运动领袖的意见。我现在向你们转达他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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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个月的自由（约翰·里德，191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一整个月的自由
约翰·里德1917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OneSolidMonthofLiberty
美国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可能是迄今为止对自由的人来说最黑暗的一个月。这个国家怀着一种可怕的冷漠，默许了一个暴力司法，官僚镇压，和工业野蛮主义的政权，对军国主义的纵容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听说过梅尔法官在伯克曼-戈尔曼一案中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经历过的绝望。
“这并不是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他说，“言论自由被宪法保证。美国人出了言论自由以外什么都不信，但是言论自由不是胡说…言论自由意味着真诚，自由，清晰以及有条理的表达。每个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外国人，都可以依法依规地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们把重点画了出来。这是一个新的对自由美式定义-这就是在人类文明中成百上亿为之而死的自由，自由实际上是“去做任何当权者都不可能反对的事情的权利。”
艾玛.戈尔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的一些罪名不成立。但是他们被地区检察官因多次强调“无政府”这个词而被判有罪，法官和公诉人认为“无政府”这个词的意思是妄想用暴力推翻社会。
当他们被定罪之后，他们在法院被残暴地推上了火车，然后送到了监狱，甚至没有按照惯例给予囚犯解决其事物的休息时间。除此之外，不仅他们的银行账户被没收，属于其他人的钱也被没收。为了查明保释金中是否来自于被告本人，保释金了来源被调查了，所以保释出狱的事宜被搁置，但实际上这是为了恐吓保释者。最令人气愤的是，法庭的职员从保释金里拿出了500美金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还说这是正当的费用！
接下来就是邮局对激进媒体的大规模镇压。包括《群众》在内的十八家媒体被《反间谍法案》毫无依据地认定为是“不可邮寄的”。
“因为”拉马尔律师声称他和一家媒体的代表谈过话，“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们禁止的东西，那么你们就会想办法绕开法律钻空子。”
我恰好是为了和在华盛顿对抗《反间谍法案》提出的审查制度而瘦了好几斤的人之一。然后我们就在整个政府面前战胜了他。但是政府在意吗？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还能找到法律条款给自己撑腰。如果整个《反间谍法案》被击败了，那些1796年通过的晦涩难懂的法令就会被发掘出来，激进媒体也不会受到打压。
这些事情都可以证明美国的法律仅仅只是有权有势的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行善作恶的工具，那些对宪法的保障根本不堪一击。
在波士顿，士兵和水手袭击了七月一日的游行者以及社会党总部。这让这个国家中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心里都充满了愤怒，虽有发生了两起更加阴险的恐怖事件。
第一件事是东圣路易斯的种族暴乱，黑人聚居区被掠夺和焚毁，超过三十个黑人被杀死。目击者说这些黑人只是无辜的路人，然后白人们拿着枪就追他们，在大街上白人把黑人枪杀，然后把尸体的脸踢成果冻状；长发飘飘嘴唇饱满的白人女性用车拖黑人女性，然后用刀子在她们的胸上捅。
这些行为远比德国的暴行更加恶劣。和发生在普图马约和刚果的暴行有得一拼。“文明之战”开始失去号召力了。我们美国的士兵在战斗中的精神就让那些人知道这一点了。如果你想知道沉醉于纯粹的屠杀是有多么的野蛮，那么就去读一读亚瑟.盖伊.恩姆佩伊的《上面是一个美国士兵》。我有一个朋友是英国军队里的。“我亲手杀了八个德国佬，”他吹嘘到，“我还想再杀十个。这是世界上最棒的运动。猎杀黑人也不错哦。”
关于这些事情，罗斯福上校和萨缪尔.龚帕斯上校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讲坛上谈论过。他们两个都资助了为了民主的俄国革命。罗斯福上校认为杀黑人的工人应该被开除，然后绞死。而龚帕斯上校认为经常被指责的黑人应该被允许参加工作。两位上校都没有提到为了永久地破坏工会运动，有人刻意把黑人带到北方来。
新式自由在历史上第二个里程碑是大批驱逐出境。上百个来自亚利桑那州比斯比矿场的罢工工人被枪指着，他们被送进了沙漠。为了更有迷惑性，这些罢工者公开宣布他们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人；但是事情证明，无论这些为了能维持生计的工资而罢工的工人是不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人，他们都会被煤矿公司驱逐。不仅如此，所有同情罢工的人，甚至是罢工者的律师都会被驱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住在比斯比，在那里有财产；一些人被迫与妻子和孩子骨肉分离。他们被牛车送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市。愤怒的市民迅速地将他们运回去，直到他们在沙漠中不能前进，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无家可归。
就在此时此刻，美国军队正在喂养这些危险角色。有人说为了战争应该拘留他们，因为这些罢工者收到了来自德国的黑钱作为补贴。与此同时，菲尔普斯-道奇公司，也就是矿场和比斯比市的主人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进入这个城市。
萨缪尔.龚帕斯反对德国工会驱逐比利时工人。即使是德国人也不会像比斯比那样工人们扔在沙漠中间不管不顾-但是龚帕斯对比斯比的事情压根不管。
在旧金山，爆炸案的审判依然进行着。奥克斯曼的透露和目击者的话完全对不上，但是穆尼还是得死。穆尼的老婆也很难被判无罪，地方检察官费克特声称，其他嫌烦将会受到严肃指控。亚历山大.伯克曼在这案子中也被起诉，鲍勃.米诺也可能会被起诉。
地方检察官费克特不再依靠证据，就像公诉人康坦特一样，他喊道：“这个女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如果不消灭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就会把这个国家破坏掉。”商会想要消灭工会的想法仍在继续，所以所有敢于为穆尼一家辩护的人都会被起诉。
这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工会的运动一年前在华尔街发起，号角声不绝于耳。龚帕斯先生在巴尔的摩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对这场运动进行了鄙视。然而这场运动仍然在静悄悄地蓬勃发展。最近，卡尔.桑伯格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进行了一场调查。调查表明旧金山附近的商人到处给工贼们发邀请函，而且他们还陷害工会成员，让法官快速审判，然后把他们送上电椅。就像快速审判汤姆.穆尼一样。
与此同时，工会却接受了这一切。在旧金山他们就纵容了这一些的发生。龚帕斯为了斗争实在是太忙了，他除了指挥他的委员会去对抗工人们最残酷的敌人之外就再也没有时间了。我觉得汤姆.穆尼和他的老婆很快就会被处死。龚帕斯会邀请地方检察官费克特加入劳工委员会。众所周知，站在白宫的选举权抗议小组是由一群政府职员发动的，随后又被警察发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捕，但是都没定罪。后来终于被感化院里关了六十天。不过总统因为知道她们的影响力以及她们丈夫的影响力都很大，所以把她们都特赦了。虽然总统特赦了她们的“罪名”，但是他说他现在为了“民主之战”太过繁忙，所以无暇顾及她们的诉求-这是一项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诉求。
这就是迄今为止对自由的人来说最黑暗的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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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
->《为和平而战斗》（1952）
W.E.B.DuBois
InBattleforPeace
感谢杨睿（第一至六章）、
陈思宇（第七章以下）录入及校对
为和平而战斗
〔美〕威·爱·伯·杜波依斯
（DuBois,W.E.B.）辛华译；世界知识社，一九五三年·北京
第一章关于生日
第二章非洲事务委员会
第三章我的旅行的习惯
第四章和平大会
第五章和平宣传站
第六章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
第七章起诉
第八章生日宴会
第九章被起诉的罪犯
第十章为辩护而奔走
第十一章哦！约翰·罗奇这个人
第十二章审讯
第十三章宣判无罪
第十四章解释
——附录——
在莫斯科全苏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讲（1949年8月26日）
判决以后
后记（秀莱·格拉汉）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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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战争？（约翰·里德，191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谁的战争？
约翰·里德1917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鏈接：WhoseWar?
“当今迸发出的爱国主义真是太棒了。”——帕克赫斯特博士
当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美国应该参战了。当德国人来了的时候，华尔街就让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们也开始唱《星条旗》，一边唱还一边哭；然后股票就上涨了。在剧院里他们还唱乔治M.科汉和欧文.柏林的“爱国主义”歌曲。他们唱国歌，挥舞着国旗，还展出了饱经风霜的林肯肖像-尽管街坊四邻已经快让票贩子们逼疯了。这些女士们在给伤员绑扎伤口，不过她们的老公们都有私人银行，在欧洲也是一样的情况；为了花一百万美金给战地医院买冰块的筹款活动已经开始了；波士顿给维京群岛的预算在大幅上升。永久盲人救济基金会的英国，法国，比利时的经理们把这个组织的名字加上了“美国”二字，尽管这让人讨厌，但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的士兵保卫着水道和桥梁，还和被误认为是日耳曼间谍的人对射。他们讨论着“征召兵”，“战术桥梁”和“去柏林”之类的话题。
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除了一个参战国以外，我和所有的参战国都待过一段时间，我看见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疯了，躺在医院里像身处地狱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比这些都可怕。战争意味着群体的疯狂，这是肮脏的，它会杀死说真话的人，掐死艺术家，扼杀改革和葛明明，以及抹杀社会力量。在美国，这些反对去欧洲打仗的公民早已被称之为“叛徒，”那些反对剥夺我们微薄的言论自由权的人则被称之为“危险的疯子。”我们预测以后会有审查制度-海军将会在塞维尔负责阻断德国新闻传到美国的信号，而且之后最疯狂的假新闻会从柏林传到伦敦，这就是为了制造慌乱……媒体唯恐天下不乱。教会唯恐天下不乱。律师，政客，股票经纪人，社会领袖都唯恐天下不乱。罗斯福又开始招募他的那些受挫三次的亲信。
但是无论这些真正的威胁来或是不来，它肯定会带来一些破坏。军国主义者证明了这一点。我知道至少有两个有意义的社会运动被暂停了，但是没人在乎。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就是对向往自由的人来说最糟糕的地方；既不宽容，也不好客。也许现在有些迟，但是我还是想把我的想法写下来。
这是谁的战争呢？不是我的。我知道成百上千被“爱国”企业家雇佣的美国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计。我见过在没经过庭审，甚至没有罪名的穷人被扔进了监狱。和平的罢工者，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被私人侦探和武装人员射死，烧死。富人越来越富，然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工人却随之越来越穷。劳动者们不想打仗，内战也不想打。但是投机客，雇主还有寡头们想打仗，在德国和英国也是一样。他们用谎言和话术让我们热血澎湃，最后变成野蛮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战死沙场了。
我只是众多天天看报纸的普通人之一，我有时读一读《新共和周刊》。我想要公平。对于国际政治我们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离小国们远一点，不支持美国到海外去惹是生非，远离与我们无关的争吵。我们知道，国际法是从各个国家的常识中提炼出来的，对所有国家都使用，任何人也都可以理解。
我们只是平民百姓。我们难以接受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我们认为对比利时的入侵是罪恶的；德国的暴行使我们害怕，而且德国还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用潜水艇打爆装满和平人士的船。但是我们就有一次听说了英国和法国把不愿意去杀人的人关进监狱，进行罚款，流放甚至枪毙。协约国军队进攻并占领了中立希腊的一部份，一位法国上将对希腊发出了最后通牒，就像奥利地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一样可耻。俄罗斯的展现出暴行比德国还恐怖；英国在公海埋下的鱼雷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就炸毁了好几个载满和平人士的船。
其他事情同样使我们不安。例如，为什么德国在不列颠岛周围规划“战区”就违反国际法，而英国如此接近北海就完全合法呢？为什么我们听从英国人的指令，禁止向德国运送非违禁物品呢？而且他们还让我们为协约国运送违禁物品。如果我们的“国际尊严”因德国禁止我们给协约国运动战争补给而受到打击，那么当英国禁止我们运送补给德国红十字会时，我们的国际尊严有没有受到打击呢？为什么英国可以违反了国际法，想让的德国民众饿死，而德国人想让英国民众饿死时就会遭到我们的抗议？为什么英国可以专断地掌控我们和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每当德国在“威胁我们的货船”时我们就要强烈反对？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认为美国人在乘坐协约国军舰对抗潜艇时不应该受到侵扰？
我们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给协约国运送了大量军事物资，协约国也欠了我们很多钱。我们只对日耳曼势力保持中立。因此，德国不可避免地陷入绝望。因此，我们即将会卷入战争。
那些给伍德罗.威尔逊投票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和眼睛都是开明的，因为他让我们远离了这场在欧洲的疯狗之战，也因为财阀们反对他。我们对战争有了充分了解，所以要放弃幻想，而且我们要保持中立。我们考虑到总统所处的地位，所以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和德国人打交道-但是如果我们保持中立，我们就不必以这种方式和他们相处。总统没有问过我们；他也不会问我们到底想不想打仗。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这也并不是我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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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战争（约翰·里德，191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商人的战争
约翰·里德1914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TheTraders'War
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只是一场无关紧要小型战争-就像霍博肯市对科尼岛宣战一样-但是所有欧洲的文明都加入了进来。
真正的战争早已经开始，突然的死亡和破坏只是一个意外。战争早在几十年前开始了，但是由于没有大规模宣传，没有人在意罢了。这是一场商人们的冲突。
大家都知道德意志帝国是从一个商业合同开始的。俾斯麦的首次胜利是关税同盟，也就是在德国的小城邦之间关税协议。这个商业联盟通过军事上的胜利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德国商人相信商业的发展离不开武力也就不奇怪了。
“没有军队，就没有德意志”（“OhneArmee,keinDeutschland”）并不是仅仅属于德皇和军队的座右铭。海军联盟和其他奉行侵略主义组织的军国主义宣传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在十个德国人中，九个都是这样理解历史的。
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结束后德国迎来了“gründerzeit”-也就是“基础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一切都在飞速地前进。
德国商船从海上的撤离提醒着我们其运输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自从1870年起，这些雄伟的德国舰队以及商人在飞速发展。在炼钢方面，纺织业，矿业和商业，在现在工商业的每一个方，以及人口方面，德国发展之迅速都是同样惊人的。
但是从地理上来看，所有可以发展的产业都被封锁了。
当德国没有军队也没有统一的时候，英格兰人和法国人掌控着整个地球。
英格兰和法国对德国的发展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虚假的和平情绪。“我们不想再要更多的领土了。欧洲的和平要求我们维持现状。”
这些话还没说完，大不列颠就占领了南非。然后在看到德国没有为另一个市场的关闭而鼓掌时，他们还假装很惊讶。
在一九一九年，和平的朋友爱德华国王在一系列冗长的秘密会议后，发表了《英法协约》。协约规定，在英格兰吞并埃及时，法国要后退。而英格兰要声援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
这场卑鄙的“君子协定”导致了暴风雨的降临。德皇愤怒地吼道：“要是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事情不能欧洲发生。”
伦敦和巴黎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同意战争威胁是十分粗鲁的。但是他们兵不血刃地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就同意了召开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法国正式承诺不会吞并摩洛哥，最重要的是，法国发誓要保持“开放的大门”，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商业机会。风暴就这样过去了。
法国在摩洛哥维持“开放大门”政策的诸多例子之一就是帮摩洛哥军队购买布料来制作军服。
为了遵守要求所有合同都在国际上展出的“阿尔赫西拉斯法案”，他们宣布了摩洛哥苏丹决定用购买一大批卡其布来给他的士兵们制作军服。他们的《招标方案》将会在一个符合法律的日子里公开，届时全世界的布料生产商都会邀请来参加投标。
《招标方案》要求布料应该在三个月内交货，而且还规定了长度-我记得好像是三码宽。“但是”，一个德国公司的代表反对道，“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宽度的纺织机。建这么宽的纺织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一家里昂的公司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他们在几个月前就安装了这种必要的机器。然后他们就签下了合同。
驻在丹吉尔的大使要多雇几个职员，他们要向柏林转达德国商人对法国不执行“开放大门”的不满。
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最使人愤怒的是巴格达铁路事件。一群德国资本家拿到了一条途径巴格达和波斯湾通向小亚细亚的铁路的修筑权。因为是在一个这是在一个欠发达国家，所以他们提供的正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那种商业渠道。但是计划被英格兰阻止了，因为英格兰认为这种铁路可以让德皇派兵穿过半个世界，然后到印度去偷钢铁。
但是德国人也理解英格兰商人和船主不想让他们在印度的垄断受到威胁。
尽管他们取得了重大的商业胜利-阻止了巴格拉铁路-英格兰的外交官为了他们对和平的热爱以及他们纯真的渴望而反对保持现状。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德国国会的议员表示：“维持现状就是一种侵略。”
简单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德国资本家想要更多的利润。英国法国资本家也想要。这场商业战争已经过去多年。
没人比我更痛恨军国主义了。所有人都衷心地希望它的耻辱可以从我们的世纪中抹去。“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与血来解决。”-《铁血演说》-俾斯麦的这些话就是反动派的座右铭。在民主进步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坚定的了。
在我看来，近期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比德皇对“他的”人民发表的演讲更可笑，更居高临下。他说在这场十分重大的危机中，他自愿地原谅了所有曾经反对他的人。在今天的文明国家，居然还有人用这种古板的语气胡说八道，为此我都感到羞耻。
但是比德皇的“个人政府”更差劲，甚至比他鼓吹的残酷的理想还要差劲的是他的敌人的赤裸裸的伪善；他们呼吁着和平，但是他们的贪婪不可能让和平实现。
比脑子有毛病还爱吹牛的德皇更恶心的是美国媒体，他们假装相信-还想让我们相信-洁白无瑕的现代民主骑士正在朝着不可言喻的中世纪军国主义邪恶怪物勇敢前进。
民主政权为什么要和俄国沙皇尼古拉结盟呢？难道自由主义在留学星期日和敖德萨大屠杀里一路高歌凯旋？我们的真的有如此天真去相信这些？
不。这就是商业竞争对手之间发生了冲突。一方总是有进行着有礼貌的外交而且还大肆谈论“和平”-这种和平是仰仗着巨大的大不列颠太平洋舰队和法国军队以及百万俄国农奴；而且俄国（还有海牙）的沙皇是向所有人行了贿之后，大家才同意一起去反对德国。另一方就是仰仗着完完全全的粗鲁-还有十分恶臭的《铁血福音》。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希望和期待在流血和可怕的破坏中，将出现深远的社会变革，并且朝着人类和平的目标迈出漫长的一步。
而且我们决不能被这些关于自由主义反对暴政的圣战之类的文章所欺骗。
这并不是我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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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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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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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滋味（约翰·里德，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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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滋味
约翰·里德1913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ATasteofJustice
傍晚十分，年轻的女孩们开始穿过那个街角。那些矮胖，麻木不仁的“贱”女孩们就像灰头土脸的小鸟被自己的羽毛紧紧包裹起来一样。她们从十四大街来到欧文广场，背对着在十六大街的联合广场，从十五大街（再次穿过街角）走到第三大道，然后循环往复-最后总是回到街角。十五大街和欧文广场的街角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使她们着迷。也许这个特殊的地方意味着冒险，或是财富，也可能是爱情。这里为什么有特殊意义呢？男人们都知道问题的答案。在晚上，每个影子都带着一顶圆顶礼帽，一些勇敢的灵魂甚至站在耀眼的灯光下。女孩撩拨着他们，用晃来晃去的屁股勾引着他们，用固定起来的嘴唇轻轻诉说着商业是从爱情中借来的之类让人震惊的小情话，然后女孩们就过去了。
这种地方肯定会有警察。他和这些女孩们保持同样的节奏，但是他的节奏要慢一些，更宏伟一些。他的工作就是假装对这些事情根本不存在。他在这里使得女孩们到处走来走去-创造出一种这些女孩们仿佛真的要去某地的假象。社会容忍恶行但不容忍懒惰。如果女人们都站在这儿不动，那将成何体统？当警察出现在街角时，女人们就会像一群鱼一样走来走去；直到警察走后，她们就会在大街的阴暗面等着。他能抓住我吗？“有一个给女人准备的岛！他们在那里把女人的头发都剪掉！”但是这名警察是个好人。他不受贿，只是站一会儿，自豪地转一转警棍，然后就找十四大街走去。看到女孩们都散开，他感到十分满意。
他宽大的后背在阴暗中后退，女孩们又回来了，用不知疲倦的双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我站在街角，看着这有趣的小喜剧，我的耳朵里充满了低声的窃窃私语和她们轻轻地脚步声。她们骂我还是嘲弄我取决于她们吃没吃晚饭。然后警察就来了。
他笨拙的肩膀从十五大街的黑暗之中走了出来，还带着专制君主般的傲慢。女孩们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了，街角就剩下三个活着的东西：发出滋滋声的路灯，警察，和我自己。
他站了一会儿，把玩着他的警棍，绷着脸不高兴地环视着四周。他看起来有些不满意；可能是他的良心在使他烦躁。他的眼睛看到了我，周起了眉头。
“禁止停留！”他命令到，他的脑袋还向皇帝一样动了一下。
“为什么？”我问道。
“别管为什么。我说了算。让你走你就走。”他缓慢地向我的方向走来。
“我什么都没干啊，”我说：“只要不阻碍交通，没有法律不禁止公民在街角站着。”
“闭嘴吧！”警察低沉地说道，还拿着警棍对着我晃来晃去，“离开这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我发现一个中年男人腋下夹着一个包裹匆匆走来。
“等等。”我说；然后我又对那个陌生人说：“不好意思，您能帮我为此事做目击者吗？”
“可以，”陌生人爽快地回答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人畜无害地站在这个街角，但是警官非要命令我离开这里。我不明白问什么我应该离开。然后警官就说我要是不走，他要拿警棍揍我。现在我想让您见证一下，我没有反抗。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要求警察把我拷走，然后把我带到夜间法庭。”警察调整了一下他的头盔，然后疑惑地挠了挠他的头。
“这听起来挺合理的。”陌生人笑了一下。“需要我的名字吗？”
警察看见陌生人笑了。“你过来！”警察咆哮道，还粗鲁地拽着我的胳膊。陌生人向我们说了晚安就走了，他还是笑着走的。警察和我去了十五大街，我们俩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出来他在纠结是不是应该让我走。但是他咬紧了牙，固执地继续前进。
我们走进了阴暗且令人生畏的夜间法庭，穿过了一条侧廊，来到了一扇门前，门上有栏杆，罪犯占来法官席前。门是打开的，我透过栏杆可以看到在一小群来看热闹的人，好奇的人，一个戴着棕色假发的犹太老女人，他们等啊等，眼睛盯着囚犯走出来的门。高高的天花板上通常有几盏灯亮着，天花板是一块难看的暗色仿桃花木。这块天花板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它只能营造出一种阴暗的气氛。看来正义必须永远要光明。
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囚犯，弱女子的身材还不到拉着她胳膊的警察的肩膀那么高。她的裙子全是褶皱而且还很随意，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的屁股上；她的鞋都破了而且还很旧；她头上还顶着一个巨大且柔软的柳絮。法官举起了穿着黑色法袍的胳膊-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拉客，”警察用粗哑的声音说道，“在第六大道和二十三……”
“在岛上待十天-下一个案件！”
那个女孩把头往后仰，然后放声大笑。
“你-”她尖叫一声，然后又开始笑。但是警察在他面前暴力地把她拖走，然后顺着另一个门进去了。
她的笑声还在我耳边萦绕，然后我就往前走。
法官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东西。也没抬头，就不耐烦的说：
“罪名是什么，警官？”
“抗拒执法，”警察粗鲁地说道。“我让他离开这里他却赖着不走。”
“嗯，”法官心不在焉地嘟囔道，他还在写。“不走，嗯？好吧，你有什么想说？”
我没回答。
“不说话？好吧，我将判你--”
法官抬头看了一下，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
“你好，里德！”他说道。法官恶狠狠地看着警察。“下次你要是遇见我的朋友-”法官暗示性地说道。他还没把话说完，就对我说：
“想不想坐在法官席上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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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著作是21世纪革命斗争的重要遗产（﹝德国﹞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Kellner），2020年7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著作是21世纪革命斗争的重要遗产
﹝德国﹞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Kellner）2020年7月20日
别惹蚂蚁翻译、韩达校对
原文链接：TheworkofErnestMandel,asignificantlegacyforrevolutionarycombatinthe21stcentury
25年前去世的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23-1995年）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理论遗产。这对于任何想要对20世纪有均衡判断并在21世发展革命观点的人来说，都是绕不开的。
欧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的中心线，即他的著作和他作为战斗的革命者的生活所围绕的轴线，是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自我活动和民主的自我组织：这是人类普遍解放的基石。他对为无阶级社会而战的策略作出贡献的中心思想，同时他对社会主义民主走向世界的精髓，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和其它强制性现代制度的批判。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国际主义是有机的，与他专注的中心联系在一起，与他对被雇佣者，受压迫者，被剥夺者和所有被遗忘者的利益的承诺密不可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内斯特·曼德尔在这么多的主题上写作。他的杰出传记由扬·威廉·斯图特耶（JanWillemStutje）所撰写，向我们展示了曼德尔本人的生平及其对革命事业和建设第四国际的奉献精神。[1]吉尔伯特·阿切卡尔（GilbertAchcar）编辑的199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研讨会上发表的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演讲集非常丰富。[2]我关于他的理论工作的书主要但不仅仅基于对他著作的评价，在讨论其理论优势和劣势的同时，对他的理论贡献给出了总体看法。[3]
政治经济学批判
曼德尔于1962年出版（于1960年5月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EconomicTheory）试图证明“在当代科学的科学数据的基础上，有可能重构卡尔·马克思的整个经济体系”。[4]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大量出版物的大量引用支持了他的论点，尽管战后经济长期扩张，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部作品中，就像在其它涉及同一主题的作品中一样，以及在他对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著作的大量“介绍”中，曼德尔与那种通过大量引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学术伪马克思主义方法划清了界限。同样，曼德尔丝毫没有试图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为逻辑的、教条式的流动数据。他的志向是综合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为了展示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看到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力量。例如，他在统治阶级占有剩余产品的前资本主义例子中，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教导性。我所认识的像我一样的同代人，可以通过阅读曼德尔的著作来接触马克思的《资本论》。曼德尔的风格是通过大量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像在教育课程，研讨会或政治会议上所做演讲一样，很容易得到理解和令人信服的原因。在他《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的序言中，他详述并捍卫了他的“遗传—历史”（genetic-historic）方法，同时又使它相对化了一些，因为他接受了因为他接受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描述性”过强的批评。[5]
曼德尔不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概念的拥护者。他谈到“部分自主变量”（partiallyautonomousvariables）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生产方式首先出现在西欧国家，不是因为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laws），而是因为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满足了某些特殊性和某些先决条件。例如，在拉丁美洲掠夺的黄金增加了货币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并使很大一部分人口与其生产资料完全隔离，从而使大量投资得以用于剥削劳动力。在中国，这些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而因此——即使某些科学技术比欧洲更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用德语写成，并于1972年出版，它被认为是曼德尔的巨著。要定位这部作品，有必要记住，那时我们还远离新自由主义霸权。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暗示这种生产方式的明显矛盾已成为过去，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辩护：国家干预已证明能够控制危机，许多雇员的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改善，“第三世界”有机会赶上富裕国家的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克服了大众贫困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曼德尔解释说，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矛盾尚未克服，在不久的将来仍将更大地爆发。他分析了战后资本主义运作的具体变化，对他来说，这是列宁分析的垄断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新时期。
曼德尔还为解释经常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破坏性危机做出了贡献，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的有力例证。他最初的贡献是拒绝单一因果的解释（mono-causalexplanations）——例如消费不足理论（theoryofunder-consumption），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均衡理论（disproportionbetweenthegreatdepartmentsofproduction），或者资本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ofcapital）。在他的综合分析中，利润率的波动起着重要作用。曼德尔不仅研究了不同方法的解释力，还研究了它们在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例如，消费不足的理论服务于改良主义者的领导层，以限制自己去增加群众的购买力，据称这足以应付危机。但是，如果工资上涨，利润就会下降……这几乎不会激励资本主义的投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均衡的理论本身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这再次被用作“超级控股”（super-holding）的论据，以克服竞争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后，过度积累被资本用作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理由。这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失业率几乎为零为前提，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空想的。
硬币的另一面是周期性危机的作用。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关于“清洗”的危机，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将价格带回到了实际价值，其方式是只有最强大的企业和资本仍然存在，而最弱的企业和资本却会消失。因此，通过危机，以灾难性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化和集中的趋势。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罕见的对资本主义的“长波”（longwaves）进行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些普遍的扩张或倾向萧条时期，每个时期都包含几个较短的周期。但是，尽管工业周期的危机本身包含着经济复兴的因素，但曼德尔认为，长期的萧条倾向并不包含恢复到扩张性时期所必需的要素。为此，需要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是额外的经济因素，通常具有政治性质。因此，例如，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人阶级失败以及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使剩余价值急剧上升，这损害了雇佣劳动者，从而为后战争时期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继马克思之后，欧内斯特·曼德尔也谈到了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Zusammenbruch），当时后者似乎正处于其成功的巅峰了。但是他不信任会导致这种崩溃的经济机制。实际上，他强调说，如果受雇佣者、受压迫者被打败并且无法反抗资本主义施加给他们的非人道对待，那么后者就可以挺过来——理论上——但是是以陷入全球野蛮为代价。相对于纯粹的经济崩溃，曼德尔捍卫全球性多形式危机的想法，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体系的危机。一种结构性危机，其结果或是社会主义，或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他以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革命期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年轻的共产国际的辩论为依据，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因此没有国家的社会——没有这种强制性武装高于社会的设施。在这样一个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中，人对人的统治将被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对社会物质产品的共同管理所取代。商品和货币将不再是支配人类的准自然力量，市场经济将在消失的过程中逐渐让位给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共同管理。至于共产主义——如马克思所概述的——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不是“历史的终结”（endofhistory），相反是一个从过去历史的剥削、压迫、暴力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历史的开端。
曼德尔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就必须通过动员所有被压迫的阶级，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利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管理和改造它们。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将是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工人阶级统治的唯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存在最繁荣的民主的话，这是一个概述）有能力同时有效地对抗有产阶级对没收其财产的抵抗和制定民主计划。它仍然是一个国家，但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消亡的因素，从而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社会主义”实现了其完全的字面意思。
当然，革命者所称的“过渡社会”（transitionalsociety）（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直接存在的，它对普通百姓而言，比想象情景中几十年后出现的乌托邦，更令人感兴趣。在这一点上，曼德尔非常明确：从一开始，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就应该给雇佣劳动者和广大群众带来明显改善。不仅保证比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式民主共和国都有的更广泛的民主自由，而且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使群众能够真正行使其民主权利，参与自我管理机构和政治决策进程。对曼德尔来说，这涉及到工作时间的全面大幅减少，以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在这样的一个过渡社会中，将需要多个政党及其各种政治选择，以及从工会开始的独立群众组织和社团。
在寻找曼德尔论点的弱点时，我们很快遇到了实现解放目标所必需的这些“物质基础”的问题。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该问题的章节时——让我们回想起1960年代初的时候——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曼德尔当时远没有像自己在80年代那样意识到生态问题（更不用说第四国际今天的立场了）。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及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来源中，其中提到核能和借助于化肥的广泛农业发展，这是他以后将不会再触碰的领域。
应当牢记的是，曼德尔的解放概念与相对丰富的消费资源密切相关，没有这种资源，只有通过配给制度，才可以设想以非商品形式分配消费品。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满足基本需求，而且还有大大减少工作时间。如果要消除多种形式的生产以拯救气候和地球，如果应该大大减少能源生产，如果必须在没有单一栽培的情况下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是不会得到显着提高的。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保证良好的物质供给，社会主义民主将无法发挥作用。所有这些都应该重新考虑。
策略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雇佣劳动者的民主自组织是通过与资本及其政权的集体斗争而发展的。曼德尔邀请我们设想一场不断延伸和扩大的斗争，例如在1960-1961年的瓦隆大区（Wallonia）。实际上，这是起义性总罢工的想法。如果是以始终如一的方式领导这场斗争，那正是它的必要性会导致运动的扩大和它自己设定的任务的增加，包括与公共安全有关的任务。罢工者的民主选举机关开始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争夺主权和合法代表权。这样，简单的罢工委员会就可以发展成为议会，即“苏维埃”（soviets），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替代性政权。因此，开始出现了双重权力的（dualpower）情况，这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得到解决，要不是恢复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权威，要不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委员会来夺取权力。
从政治上讲，工人阶级不是同质的。通常情况下，革命者只占其中的少数。在阶级斗争中发展出广泛的联合的自我活动的背景下，时代不是正常时代。工人阶级群众在被动和原子化状态下学到的不是很多，但当他们创造了自决的集体活动的空间时就会学到很多。革命潮流必须在这种广泛运动的背景下争取为它的总体思想和实践方案赢得日益增长的支持，以便它们能够赢得委员会中的多数支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革命者必须设法运用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概念，这些概念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已不复存在，但被第四国际保留并不断更新：
●联合阵线（unitedfront）的政策：与改良主义政党和组织共同采取行动，以实现具体目标和要求；
●过渡性要求（Transitionaldemands）：它们从广大工人的意识和问题开始，提出基于团结的解决方案（例如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损失工资，按比例聘用和工人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禁止裁员等等），这在动态过程中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相容；
●革命党的建设：革命党要把广大的社会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持续领导斗争的所有人团结起来，而不仅仅是在群众起义的时候才这样做；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级进行记忆和反思的组织，以使在运动高潮时期所经历的经验不会在低潮时期消失，从而可以为群众运动的新动向指明方向。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主义战略是有机的国际主义。他主张从世界层面，它的市场、它的必需资源、资本主义所加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反抗的潜在可能性、国际层面的各种解放性运动等方面来评估政治和社会状况。对于穷国和依赖于他国的国家，他捍卫不断革命的策略，以使资产阶级力量无法终结民主革命、国家主权的主张和激进土地改革的任务，因此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被剥夺者阶层的人民群众有必要结盟夺取权力，从而将自己融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对官僚主义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社团，工会，政党）离不开全职工作者。组织者，新闻工作者，职业政治家等是需要的，这样这些组织及其议会代表才能发挥作用。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这一点非常在意。但是他强调了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工人组织内部特权阶层的崛起，这产生出了特殊的利益，并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这与更富裕的工薪阶层联系在一起，讨厌革命“像火一样”（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Ebert）），并破坏了可能挑战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常规路线”节奏的运动。
针对这些官僚机构，曼德尔提出了左翼阶级斗争力量的建设，尤其是在工会内部，这为官僚领导层的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倾向提供了替代性的战略选择和人员。对他来说，很明显，左派的选项只有在广泛而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才能成功。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促进、鼓励和支持受雇佣者、被压迫者集体性自我活动的任何趋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组织，对曼德尔来说是双重性的工具：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雇主，他们的协会和政党的力量，同时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试图将斗争仅限于对实际工资的要求，更好工作环境和更好的社会保障。因此，这些组织自我限制，常常放弃超越仅仅是象征性成功的范围。为了使它们成为雇佣劳动者切身利益方面的有效手段，有必要组织起来使其脱离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的政策。
工会或工人政党的官僚机构或多或少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权，维持了一种或多或少的威权和不民主的组织模式，扼杀了正常秩序，与左派对手激烈斗争。在所谓的“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existingsocialism）国家中，政党—国家中的官僚政权是公开的压迫者。苏联的官僚化使斯大林的派系掌权，斯大林派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合适代表。为了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这个官僚机构首先力图打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历史和世界革命的观念。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概念和关于国家权力的政策代替了不断革命战略和年轻共产国际一贯的国际主义的原因。
革命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政权的批评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批评不同。当然，应该谴责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可怕罪行，但与此同时，也应认清斯大林统治时期建立的“官方共产主义”的明显保守性。
为了描述这些状态，曼德尔首先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研究新趋势来扩展内容。术语“堕落的官僚化工人国家”（bureaucraticallydegeneratedworkers’state）令人恼火。托洛茨基已经不太喜欢它，只是在没有更好东西的情况下使用它。的确，工人阶级不行使权力，也被剥夺了基本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工人国家（甚至严重官僚化的）的含义是什么？
继托洛茨基之后，曼德尔的主要论点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某些成果仍然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并没有主导计划下的经济；国家仍然控制着对外贸易的垄断。即使官僚化了，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就很有必要在任务层面上，反对任何从内部或外部恢复资本主义的企图以捍卫非资本主义因素，并与推翻官僚机构政治权力的革命结合起来，以恢复代表会的社会主义民主。
斯大林整体主义的破裂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再到后斯大林主义的进程，对于曼德尔和第四国际都是鼓舞人心的，但也充满了理论和纲领性的挑战。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曼德尔热烈欢迎斯大林主义“僵局”的垮台，而且在政治革命和群众性的回归真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上，他看到了已经开启的革命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恢复的现实状况以及资本主义“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使曼德尔的希望破灭了，同样地这显然也是对工人阶级的巨大挫败。
曼德尔在其关于官僚主义的伟大著作《权力与货币》（PowerandMoney）中以一种自我批评的方式写道，“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他本人）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统治数十年来对工人意识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高估了当政的官僚机构内部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抵抗力。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但不足以结束这场争论。[6]
本书真正的初始章节与“包办代替主义（substitutionism）”有关，革命者对此会特别感兴趣。因为如果包办代替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型官僚机构的领导者的特征——他们试图将其以雇佣劳动者名义和代替雇佣劳动者行事的持续趋势合理化——在某些情况下，革命领导者也会受到包办代替主义的诱惑。曼德尔给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卢森堡和葛兰西！他指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自主活动程度是决定因素。如果这个程度很低，则通常会发生各种包办代替主义（议会路线，小执政官，恐怖分子，宣传主义者（propagandist）等）。曼德尔从这里又一次得出结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促进和鼓励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压迫群众的自我能动性。
辩论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理论贡献太丰富了，无法通过几句话进行批判性地审视。我将不得不限制自己只提出三个问题，并请读我的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是否仍然存在于21世纪，以及工人阶级是否已经丧失了领导这种革命进程的潜力。托洛茨基已经在这里表达了一些怀疑，如果苏联工人阶级证明了不能推翻官僚体制以重建自己的阶级权力，过渡纲领将失去其意义，应由一个新的最低纲领代替，捍卫沦为奴隶的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今天呢？尚未有证据表明﹝上述论断﹞，革命的和解放性的工人运动的重建仍然是可能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劳工党的崛起开始，新的突破经常以失败告终，直到现在。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值得讨论。在同时也偏向某些正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间，他的辩证法是什么？他寻求全面的理论一致性，是否与维护和加强自己相对较小组织的需要有关？应当顺便说一句，他的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讲是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大众化著作，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则或多或少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它也是经典工人运动的普罗米修斯式马克思主义，与对社会、技术和科学进步，以及工人阶级创造潜力的坚定信念有关，能够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欧内斯特·曼德尔不喜欢人们经常说他太“乐观”。他以一种相当令人信服的方式预测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发展（虽然不是所有的发展，但仍是实际发生的），这使他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信心。他一直在寻找和关注世界上任何地方具有解放潜力的运动的发展。有时他高估了革命的潜力，或者低估了困难。
早在23岁时，他就曾以亚伯拉罕·莱昂（AbrahamLéon）为榜样，他鼓励同志们“在绝望的每个理由背后看到希望的理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力量，怎样才能在20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领导一场与纳粹主义和战争的革命斗争，同时又保持一种人道主义的热情？在他看来，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是一种习惯。作为一点改变，我将以罗伯特·梅尔（RobertMerle）的话作为结尾，他谈到了他的男主人公，水鸟学家塞维利亚（Sevilla）：“他天真地认为一项事业成功是因为它是对的，但他负担不起悲观主义的代价”。[7]
作者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Kellner）是《SoZ》杂志编辑，德国左翼党（DieLinke）和第四国际德国支持者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eSozialistischeOrganisation）成员
[1]扬·威廉姆·斯图杰（JanWillemStutje），《欧内斯特·曼德尔：反叛者的梦想延期了》，维索出版社（Verso），2009。
[2]吉尔伯特·阿切卡尔（GilbertAchcar）编，《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遗产》，维索出版社，2000。
[3]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Kellner），《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学战略》，诺伊尔·伊斯普出版社，卡尔斯鲁厄/科隆，2010年（原文为德文——译者注）。英文译本《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主义策略》，今年（2020）将由Brill＆Haymarket出版社在“历史唯物主义”系列中出版。
[4]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默林出版社（MerlinPress），1977（简介，第17页）。
[5]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维索出版社，1999。
[6]欧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维索出版社，伦敦-纽约，1992。
[7]罗伯特·梅尔，《海豚之日》，福塞特出版社（Fawcett），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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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特·曼德尔经济学说的过去和现在（﹝法国﹞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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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特·曼德尔经济学说的过去和现在
﹝法国﹞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2020年7月20日
Coward翻译，CN、紫阳、素侠云雪校对
原文链接：TheeconomicsofErnestMandel,yesterdayandtoday
埃内斯特·曼德尔已经逝世25年，但是本文并不是为了悼念他。本着他所体现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们将仅限于说明曼德尔经济著作的现实意义，同时概述这些著作所提出的新老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曼德尔在传播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禁锢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总是注意在经济分析和激进行动之间建立联系。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EconomicTheory）[1]。这部综论性著作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摆脱了教条主义，力求结合最新发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保持活力作出了贡献。专门论述周期性危机的第十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曼德尔概述了消费不足的理论和比例失调的理论，提到了哈罗德（Harrod）、库兹涅茨（Kuznets）、萨缪尔森（Samuelson）、古德温（Goodwin）、卡莱茨基（Kalecki）和琼·罗宾逊（JoanRobinson）等经济学家的贡献。他认为，这些贡献“过于简化”，但他们“还是贡献了重要的材料”。
1963年，曼德尔在统一社会党[2]巴黎联合会（PSU）组织的周末教育学校作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催生了一本篇幅短小的（80页）《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IntroductiontoMarxistEconomicTheory），该书曾多次再版。[3]尽管它显然需要更新了，但它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富于教育意义，很好地体现了曼德尔试图将理论研究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精神。
1967年，曼德尔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TheFormationoftheEconomicThoughtofKarlMarx）。[4]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在罗杰·当格维尔（RogerDangeville）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译本问世之前，就使人们知道了马克思的这部基础性著作。我们尤其应该阅读专门论述“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辩证法”的一章，这一章很好地介绍了缩短工作时间这一主题。
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一直在尝试以一个非教条化的视角来传播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因此，请他为《资本论》英文版（由企鹅书局出版）作序并非偶然，此外这也表明曼德尔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有不俗的知名度。遗憾的是，这些对《资本论》的介绍没有法文版，不过它们已经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文，并汇集成一本名为《资本论——围绕卡尔·马克思作品的百年争论》（ElCapital.CienañosdeControversiasEnTornoalaObradeKarlMarx）的书。它们构成了对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卓越介绍。
“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中摘录一段专门讨论价值转化为价格问题的文字。这个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引起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据说《资本论》第一卷（价值与所耗费的劳动成正比）和第三卷（价格与预付的资本成正比）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曼德尔的回答则质疑了马克思批评者的基本假设，即投入品（投入生产的东西）的生产价格与产出品（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格是相同的：“当前生产周期的投入品是数据，这些数据在周期开始时就已经知道了，而且对这个周期中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的平均化没有追溯作用。只要考虑到它们也是以生产价格计算的，而不是以价值计算的，并且这些生产价格是上一个周期中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那么一切不一致的现象都能解释了（……）原材料的生产价格，就像生产中使用的所有投入的生产价格一样（……），是上一个周期中发生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寥寥数语，就交出了解决方案。但是，奇怪的是，曼德尔没有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在题为《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Ricardo,Marx,Sraffa）的集体著作中，他只是从黄金和货币的作用的角度来论述转型问题。[5]
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
战后资本主义的表现良好（低失业率、购买力增长），这与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或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论调背道而驰。为了分析这种新的现象，曼德尔提出了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这个词他后来放弃了），并开始研究长波概念。
早在1963年——在我们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中，曼德尔就提到了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然后强调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目前为止的长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1940—1965年或1940—1970年的长波），与此前的长波相反，它的特点是扩张。”这使得“工人生活水平上升”成为可能。因此，曼德尔对即将到来的逆转有一种预感，这在1964年发表在《现代时报》（lesTempsmodernes）上的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得到了具体的说明，曼德尔在文章中预言了战后扩张即将结束，当时还没有被称为“光辉三十年”。[6]
除了长波理论，曼德尔利用了20世纪初的阐述，包括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阐述。我们转载了1923年托洛茨基文章中出现的原曲线及其法文抄本。[7]它已经概括了长波理论的关键思想，即资本主义会跨越几个历史时期：“20年非常平缓的发展（AB）；40年充满活力的上升（BC）；30年持久的危机和衰退（CD）”，托洛茨基指出，这些周期不同于康德拉季耶夫错误认为的周期，因为“它们的性质和持续时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作用决定的，而是由创造其发展条件的外部环境决定的”。
利润率
曼德尔总是提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经典表述。例如，他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部分独立变量和内部逻辑》（PartiallyindependentvariablesandinternallogicinclassicalMarxistanalysis）一文中对它的表述就证明了这一点：“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从长期来看，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能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率成正比，大多数反趋势也会被克服（这种克服往往至少是周期性进行的，而且时间很长）。”[8]
但是，这种传统的提法是有争议的，因为资本的物质构成（“机器”数量与工人数量之比）无可争议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有机构成（价值）的增加，因为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劳动生产率。事实上，长波理论与利润率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利润率越过一定的界限，扩张阶段就会自动到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恢复利润率的同时必须合适地解决其他问题，特别是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问题。
然而，正如曼德尔所坚持的那样，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双重时间性的一个很好的综合指标。连贯的生产秩序的建立，导致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或多或少有“保证”的水平上。在一定时间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使这种状况退化，不管是在哪一时间哪一地点，危机总是以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为标志。这表明资本主义既不能充分剥削工人，也无力保证商品销售，更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趋势。正是这样，我们认为重新表述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有益的：后者不会持续下降，但推动它下降的机制最终总是战胜马克思所说的反趋势。转折是内生的，因此，重塑生产秩序的要求会周期性地重新出现。
无论如何，曼德尔从来没有用这一规律来解释危机。在他的《第二次萧条：对七十年代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TheSecondSlump:AMarxistAnalysisofRecessionintheSeventies，新左派图书，1978）一书中，他研究了这个问题，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分析：“资本的过度积累？毫无疑问（……）群众消费不足？毫无疑问（……）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毫无疑问（……）利润率的下降？毫无疑问（……）”关于最后一种方法，他明确指出：“但也不是机械论意义上的，因为机械论暗示着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因此，曼德尔明确拒绝对危机的任何单因解释，特别是拒绝把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作为唯一的原因，而这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正统的保证。
在哪个波段？
从逻辑上讲，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仍然处于从70年代开始的长期衰退波段。这需要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曼德尔的理论从来没有假设每个长波应该持续25到30年。诚然，过去的情况或多或少是这样，但这一现象并非铁律，因为长波不是周期。我们必须要避免这种混淆，例如，我们在罗伯特·博耶（RobertBoyer）的笔下就发现了这种混淆，他是调节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不能满足于N·D·康德拉季耶夫（N.D.Kondratiev）提出的相当机械的解释，这种解释最近被埃·曼德尔（E.Mandel）重新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先强后弱的积累浪潮，每个长波大约持续四分之一世纪（……）没有任何目的论原则能保证先上升后下降的机械连续性，同理，从广泛积累为主（extensiveaccumulation）的制度自动进入密集积累为主的制度也得不到证明。”[9]
这是对曼德尔著作的一个严重误解，让我们来看一下曼德尔在1980年的《长波》一书中的解释：“换句话说，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出现是前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结果（即或多或少自发的、机械的、自律的），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段斗争的结果决定这个转折点。这里我们假设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其中主观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由于以下因素而直接地不可避免地被预先假设的，如有关先前发生的资本积聚的基本趋势、技术转换的趋势，这些趋势对劳动组织本身的影响等等。”[10]
或者总结一下。“长波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和减少。从完全意义上讲，它们是特定的历史时期。”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分析198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诚然，至少在2008年危机之前，利润率有所恢复，但这还不够。事实上，长波理论没有假设达到一定的门槛就可以开始新的扩张性阶段。新的情况是，这种利润率的恢复（一些马克思主义作家对此提出异议）并没有伴随着积累、增长或生产力增长的恢复。在我们看来，最后一点是首要的：生产力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是资本丧失活力最重要的指标。
现在，生产力的提高是由于重大技术创新的引入而实现的。在长波理论中，长波的继承与科技革命的继承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不是像熊彼特说的那样，即创新本身将是开启新的长波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与新技术相关的突变无疑构成了一种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但这还不足以引发一个新的扩张性阶段。这就是关于长期停滞的整个辩论，其出发点是各领域的大量创新并没有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自动化
有些人认为，新技术有可能提高生产力，这也意味着大量裁员。如果承认这种预言是正确的，人们就应该质疑与这些变革相关的社会模式。关于这一点，不妨参考曼德尔1986年的一篇重要文章：〈马克思、当前的危机和工作的未来〉（Marx,thepresentcrisisandthefutureofwork）[11]。他对资本主义自动化的影响勾画了一幅非常悲观——但带有警示意味——的图景，他勾勒出了“一幅二元社会的前景，这样一个社会将把当前的无产阶级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继续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降低工资的趋势）的人；第二个群体是那些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除了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卖给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国家之外，还通过一切手段生存的人：社会救济、增加‘独立’活动、小农或手工业者、回到家务劳动、在‘游乐’区讨生活，除此之外还包括那些购买资本主义商品而不生产商品的人。不稳定工作、非全时工作和兼职工作是‘正常’生产过程中一种短暂的边缘化形式，这对妇女、青年工人、移民等影响特别大。”
曼德尔和新型冠状病毒
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是故意的：其目的是强调，曼德尔经济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提供的分析，而且在于它们为我们提供的方法论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曼德尔去世25年后，阅读它们仍然有用。
长波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内生因素（指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其内部矛盾）和外生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系统的外部因素）之间的区别。曼德尔在他的思考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种区别，我们在这里可以参考弗朗西斯科·卢卡（FranciscoLouça）的文章，《埃内斯特·曼德尔和历史的脉动》（ErnestMandelandthepulsationofhistory）。[12]但这一讨论仍然是话题性的：我们到底该不该把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视为外源性危机？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菲利普·莱热（PhilippeLégé）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13]
然而，资本主义的外部冲击并不能使其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当然，资本主义将不得不作出反应，以恢复到“一切照旧”的形式。它的目标显然是恢复其利润率，因为这是它唯一的晴雨表。冻结或降低工资和社会支出，加速自动化，缩减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复苏已经开始的方向。但是，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反应，丝毫不会减少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在发挥作用的矛盾。
在这里，必须再次引入曼德尔的贡献：要想出现扩张性的长波，仅有利润率的恢复或技术革新的出现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生产秩序，确保系统的再生产条件。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我认为原因是生产力难以再提高。如果不能重新发现什么是它的推动力和相对合法性的源泉，资本主义就会被谴责为不稳定的、根本上是反社会的再生产。在病毒发生之前是这样，病毒发生之后更是如此。
作者简介：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是一名经济学家，其著作包括：《通过降低工资创造就业机会？》（Créerdesemploisenbaissantlessalaires？）《资本主义十讲》（Unpurcapitalisme）《社会状态的破坏者》（Lescasseursdel’Etatsocial），他的许多文章都可以在他的网站上找到：http：//hussonet.free.fr。
[1]此书的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书名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校注
[2]统一社会党成立于1960年，现已不存在。该党是由法国共产党内反对苏联干预匈牙利而脱党的人所组成的自主社会主义党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合并而成。
[3]英文版出版于1967年，由纽约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SocialistAlliance）出版。
[4]英文版出版于2015年，由伦敦维索（Verso）出版社出版。（另，此书中文版由吕佳翼翻译，2017年于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校注）
[5]埃内斯特·曼德尔、艾伦·弗里曼（AlanFreeman）编：《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1984年由维索出版社出版。英文原版链接：http://digamo.free.fr/mandelfreeman.pdf
[6]埃内斯特·曼德尔：《新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及其后果》，法文原版链接：http://gesd.free.fr/mandel64.pdf
[7]列夫·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1923年）
[8]埃内斯特·曼德尔，《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部分独立变量和内部逻辑》（PartiallyindependentvariablesandinternallogicinclassicalMarxistanalysis）
[9]罗伯特·博耶（RobertBoyer），《当前的危机：历史的视角》，法文原版链接：https://bit.ly/3819QdN
[10]埃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英文原版链接：https://libcom.org/files/ernest-mandel-long-waves-of-capitalist-development-a-marxist-interpretation.pdf中文版见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9页。中文版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95book/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2.htm
[11]埃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当前的危机和人类劳动的未来》，法文原版链接：http://digamo.free.fr/mandelqi86.pdf
[12]弗朗西斯科·卢卡（FranciscoLouça），《埃内斯特-曼德尔和历史的脉动》（ErnestMandelandthepulsationofhistory），英文原版链接：http://acdc2007.free.fr/louca2003.pdf
[13]菲利普·莱热（PhilippeLégé），《具有决定性后果的混合危机》，2020年6月。链接：https://bit.ly/3eCv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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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威利·勃兰特和佩特拉·凯利（﹝比利时﹞曼德尔（ErnestMande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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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威利·勃兰特和佩特拉·凯利
﹝比利时﹞曼德尔（ErnestMandel）1992
陈子建翻译、紫阳校对
〔说明〕原载《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196期，1992年11-12月号
原文链接：obituary:WillyBrandtandPetraKelly
威利·勃兰特（1913-1992）以及佩特拉·凯利（1947-1992）这两位的逝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连续两个持续50余年的群众领袖时代的落幕，他们代表着西欧左翼的两个时代。威利·勃兰特出身底层，从小时侯起就参与有组织工人运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在德国，他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加入社会党，成为其青年组织领导人，甚至与托洛茨基一同参加了一次会议，准备成立一个新的革命青年国际。但从那时起他的思想趋于右倾。他支持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拒绝谴责莫斯科审判，拒绝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干预，并且解散了自己的政党。他在挪威和德国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担任西柏林的市长。他认同冷战，并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联盟北约的坚定支持者。
这样，在西德资产阶级得到一切必要的保证后，威利·勃兰特开始挑战保守主义的统治了。在自由民主党的“联盟”中，勃兰特首先成为联邦共和国的政客，随后又成为一个“中间偏左派”国家领导人。他的温和改革在1968年大规模青年起义后达到了高潮。他基本上成功的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机构，将“议会外反对派”转变为议会运动。此后西德通过社会变革，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成为西欧最稳定的国家并拥有了繁荣的经济。西德已成为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出口国，人均出口额是美国的三倍，远超日本。
在战后漫长的繁荣时期，西欧社会民主政党甄选政治人员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支持劳工运动的官僚比例急剧下降，转而支持来自准国家和国家机构的官员。[1]政治人员和党员构成越发复杂，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资本家随后与这些政党结盟，尤其是在他们掌权的时候。这些社会群体的共生关系往往会产生规模越来越大的腐败。虽然这一过程大部分由维利·勃兰特主导，但他从未感到完全自在。他不能完全超越自己的社会出身和青年时代的经历。他实际上已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家，而不是像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那样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勃兰特帮助西德资产阶级解决了两个资本主义下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他的改革将产生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勃兰特的改革是一种有意识的企图，通过呼吁人道主义、民主和民族情感，并给予民主德国统治者经济让步，在政治上打击民主德国软弱的官僚独裁。布兰特有反法西斯的情节，他从来没有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精英”，这些精英巧妙地从管理第三帝国过渡到管理联邦共和国。他的政治纲领是反法西斯的，而不是法西斯的。他在华沙犹太人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的壮举，具有着确切的意义。这一行为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共鸣，无疑帮助德国资产阶级抹去了它想忘记纳粹罪行以及推卸责任的印象。它也在西德阻止了意识形态政治势头，这在今天成为德国大规模新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又一个障碍。
与此同时，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正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过度开发“第三世界”的不利经济影响，这一影响随着“债务危机”而爆发。勃兰特作为社会党国际（SocialistInternational）的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更合适的解决方法。这重振了德国工业的出口动力。但与此同时，它使西德上层更加认识到第三世界过度开发和苦难的问题──事实上，它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声援。这种意识在今天在西德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普遍。
然而，首先作为德国社会民主的领袖，然后作为“老年政治家”，威利·布兰特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尽管他个人致力于“传统”社会民主价值观，但政治的轨迹却是相反的，因此越来越倾向于破坏这些价值观。中右翼和中左翼之间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右翼领导的政府和左翼领导的反对派之间达成的支持限制外国人宪法庇护权的共识证实了这一点。
德国大众缺乏真正的政治选择，助长了政治上的沮丧和冷漠。它强化了德国社会的普遍右倾，从长远来看，这只会助长极右势力的壮大。但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一进程已成定局。社会民主主义的左边出现了一个政治空白，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左派能够填补这个空白。然而，绿党大胆地进入了这一空白地带，最初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佩特拉·凯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成功以及绿党成为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潜力。这次扩张始于1983年的议会选举，当时绿党在联邦议院赢得了27个席位，引发了绿党在整个西欧的蔓延。
佩特拉·凯利是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青年抗议运动的典型产物。她的政治基础来源于个人经验，而不是通过参与阶级斗争和认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成为反建制的反叛者。她父亲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她的母亲嫁给了一位美国上校，带着她的家人去了美国，佩特拉在那里呆了十二年。她深受民权运动的影响，并参与了民主党的活动，在肯尼迪和汉弗莱的小屋中流动。但与此同时，她越来越受到反核运动（她姐姐死于癌症，她把死亡归因于辐射的影响）、反战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影响。这一政治经验随后使她在西德能够将这些潮流与绿党最初集中关注的生态问题相融合。接着发生了反对建造核电站和部署核导弹的大规模大规模行动，使德国绿党成为欧洲大规模反核运动核心。即使在荷兰和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小国，也有多达50万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走上街头。
佩特拉·凯利极具魅力的人格，拥有极大的政治智慧、道德权威和杰出的个人勇气。当官僚机构试图从西德和平运动的发展中获得好处时，她本能地加以应对：承担起东德异见者的事业──首先是和平主义者，但也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她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普拉茨的一次示威。这在政治上比布兰特与西德领导层的策略更坦率和诚实。从长远来看，它是否像布兰特一样对右翼独裁统治的最终垮台做出了贡献，这将取决于历史。
但就像布兰特一样，佩特拉·凯利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困境，也是绿党成功的因素。由于缺乏纲领和政治资源，她无法解决权力共享问题。当绿党在市政和地区一级取得突破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其支持行政当局或组成联盟反对行政当局的问题。社会民主党用了三十年，群众（日益社会民主化）共产党用了十五年，绿党用了五年。[2]毫无疑问，意图是高尚的，结果是痛苦的；最终的结果是明确的──他们会的越来越多地进入内耗。事实确实如此，组织力量和道德权威开始下降。在一场派系斗争之后，该党终于分裂了，其暴力和尖锐的语气直接违背了绿党议会集团在进入联邦议院时宣布的口号：“让我们把政治实践人性化”。在1991年11月的绿党大会上，佩特拉·凯利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言人一职的1000票中只获得30票，这使她士气低落。
绿党和其他“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和组织失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运动不能像有时那样仅仅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性质。”他们的大多数成员和同情者都是工薪族。他们斗争的领域──包括生态、反战和女权问题、捍卫人权、声援第三世界以及今天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政治—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应。这些运动是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新方案的组成部分。然而，“新社会运动”的主旨中缺少了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就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对建制最坚定的反对；也是拒绝短视现实政治的根本原因——就是对雇佣劳动制度的挑战，它与全世界数亿人都息息相关。拒绝将废除雇佣劳动作为“最终目标”的一部分，并为此目的组织起来，并非简单的问题。因为它无视了人类最长久的痛苦。它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生活中关键的具体社会经济事实。工薪阶层是唯一具有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潜在力量的社会力量。如果不消除它，“新社会运动”正确追求的目标就不会实现。
因此，绿党的失败和佩特拉·凯利的个人悲剧，就像社会民主的失败和威利·布兰特的个人悲剧一样，归根到底植根于无法将的工人阶级纳入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概念，而不是说恢复社会主义的声誉。没有这种组合，就不会变化。不管这个项目有什么困难——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在这个方向上取得重要成功所需要的时间。除了勃兰特和凯利的失败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奇科‧门德斯（ChicoMendez，1944-1988）的失败。在亚马逊森林的中心地带，奇科建立了橡皮车工人工会，组织了巴西工人党的地方单位，区域生态运动，被压迫印第安人的区域防卫运动。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挂在他简陋的木屋里。奇科之后被富商雇佣的武装枪手杀害，富商与珍稀木材出口商结盟，继续破坏热带森林，危害环境，以追求肮脏的私人利益。巴西工人和农民迟早会在奇科的榜样的启发下，重新建立对社会主义的认同。
[1]我在最近出版的《权力与金钱──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PowerandMoney—AMarxistTheoryofBureaucracy）一书的第4章中更广泛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伦敦1992年。
[2]西德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黑森州的办公室主任约瑟夫·菲舍尔（JoschkaFischer）在《工业社会的结构调整》（DerUmbauderIndustrie-Gesellschaft，1989年法兰克福）一书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些痛苦的选择──以及所有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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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勒尔·蒂克庭的《走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些评论（﹝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关于希勒尔·蒂克庭的《走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些评论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4年
李干元翻译、韩达校对
〔说明〕译自《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CritiqueJournalofSocialistTheory）第一卷第三期，1974年秋季）
原文原文链接：SomecommentsonH.Ticktin'sTowardsaPoliticalEconomyoftheUSSR
我的〈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TenThesesontheSocialandEconomicLawsGoverningtheSocietyTransitionalBetweenCapitalismandSocialism）[1]中所包含的对苏联的分析（传统上由第四国际组织所辩护）与希勒尔·蒂克庭（HillelTicktin）论文中所载的分析之间的几个差异，在本质上是语义性质的。一些例子将表明这一点。
蒂克庭试图否认官僚体制在苏联是统治特权阶层这一说法，他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即“在办公室工作的任何人”都自动成为苏联的特权人士。[2]他是对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集团只是“官僚机构的精英”？一切都取决于对“官僚主义”的定义。我同意蒂克庭的观点，即托洛茨基有时使用的定义（“任何在办公室有工作的人”）可能会导致对蒂克庭所依据的论点类型的误解。然而，我非常强烈地否认，只有“办公室职员”的顶层（“精英”）才享有物质上的特权。
在我看来，官僚主义的正确定义是一个社会阶层，包括所有在苏联社会生活的任何部门（经济、国家、军队、科学、艺术等）行使管理（领导）职能的人。所有这些人在物质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的人数远远多于少数精英，可能达到数百万。该群体保留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和管理。它在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权力垄断。它切断了工人群众，生产农民，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决策的直接参与，至少在权力层面上是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广义（“宏观社会”，而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意义上，它反映了生产和积累之间的分工。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化的观点来看，将官僚主义作为与社会相关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技术官僚”（technocracy），是有道理的。（勃列日涅夫在什么地方是“技术官僚”？)
无论部门间的利益分歧是什么，这无疑将存在于其等级序列之中都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利益将其结合在一起，以保持权力的垄断，因为它是（消费领域）重要特权的基础。
蒂克庭首先指出，你既不能通过计划也不能通过市场来理解苏联经济的运作。他接着说道，它的“核心动力”是“自我矛盾的”。“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的不是一种核心动力，而是一种由反映社会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几种相互冲突的规律或倾向所组成的动力。”[3]这是可能的。但这只是一个释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定义。当我说“自相矛盾的中央动力”与计划逻辑和社会统治者最大限度地私人占有消费品的逻辑的混合和自相矛盾的组合完全相同时，我是否弄错了，我指出这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矛盾？毕竟，蒂克庭自己说，“企业受薪人员”“只对最大化自己的个人福利感兴趣”。[4]
蒂克庭批评我的一句话：“官僚机构没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手段可用来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与它所享有的特权的生产方式相一致”。[5]他接着说，只要官僚在生产中占有一定的必要职能，他们就占有特定的生产关系。如果它们被移除，就会出现完全崩溃或另一个系统。[6]但这显然引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工厂经理发现自己被嵌入到了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之中？显然，不仅是“指挥工人”（很不完整，顺便说一句；蒂克庭论文的优点之一是把这一点弄清楚了），他还发现自己与其它管理人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些提供原材料和机器的工厂或商店，以及那些接管他管理的工厂生产的成品的企业。
现在我的论点是，这种生产关系——以一种一般的方式来制定它：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具体相互关系，基本上只能采取两种形式：市场的形式或计划的形式（“后验”调整或“先验”决定）。因此，我的结论是，按照蒂克庭所写的一切，官僚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消费而运作的方式，打乱了计划。蒂克庭回答说，这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根本不是官僚的集中规划。如果你用民主的工人管理（“社会控制”）取代官僚管理，你会得到“另一种制度”，即“真正的计划”，而不是“糟糕的管理”。这场争论显然是语义上的。同样，人们可以说，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只有“垄断竞争”，这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您可以将劳动的客观社会化形式的基本的双重分支从两种，改为四种，五种，六种等。然而，在操作的最后，令人烦恼的问题将出现，“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它们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上的区别，是否不比垄断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经济的区别小多少;“集中且无谓地管理经济”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区别，在它们与计划的相互关系上，是否不比“集中且无谓地管理经济”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小。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即——认识到苏联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官僚畸形、退化和浪费的变体……但却是计划经济的变体，而不是不存在的劳动力社会化的“第三种形式”，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有意识的……
我们与蒂克庭的主要区别不是语义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它涉及到“当今苏联的核心经济特征”，他认为这是“浪费”。当谈到一个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神秘地从一个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纯粹是由于资源的浪费？）时，这有点夸张。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强国。更正确的说法是，“苏联的核心经济特征”是增长加上浪费，不顾（“增长”）浪费的增长，除了不断增长的浪费之外的真正增长。这是一个相当辛辣的综合“矛盾的中央动力”，可以肯定。但它把苏联的特征描述为与停滞或倒退的社会截然不同，后者基本上除了挥霍无度之外一无是处（例如罗马帝国的衰落）。
蒂克庭拒绝承认中央计划逻辑与官僚机构的物质私利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他被迫提出一些没有答案的反问句。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失去其物质特权，为什么“中央行政精英”不承认工人对计划机制的控制和社会控制？为什么“规划者”和工厂经理之间会有冲突，如果不是因为计划的逻辑（即承认所有劳动立即是社会的根本动力，这是由于抑制私人财产和私人劳动）反对管理做法，这些做法完全符合最大限度地满足管理者的消费者需求？如果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收入最大化，为什么管理者要囤积（和浪费）原材料、设备等？为什么引入利润系统作为计算管理层报酬的基础，只要计划还存在，就不会在这方面产生任何基本变化（即只要“市场力量”和个别工厂经理不能决定价格、工资和投资额）？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苏联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是单方面强调浪费以及仅仅强调浪费。
蒂克庭正确地指出，加强市场力量的趋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恢复。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趋势不能在质量上突破，除非事先消除工人的阻力（重新引入“自由劳动力市场”，即管理人员有权解雇工人等等。）尽管这不是工人会捍卫的苏联社会的唯一方面。我们预感到他们同样会拒绝外国或本地所有者对工厂的私人占用。然而，这一预测与我们的分析吻合得很好，导致了蒂克庭对苏联社会的定义有一个显着的分歧。
当托洛茨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应该捍卫自己的民主自由，以抵御法西斯的威胁时，他不是在捍卫资产阶级国家，而是在捍卫“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元素”。蒂克庭是否会说，苏联劳动力市场的缺失和无产阶级工作保障权利的存在，只是一个“无谓管理的社会”中的“社会化计划的萌芽元素”？这一争论起初似乎是语义上的。但这种立场的荒谬性很快就出现了。永久的工作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缺失不是次要问题，也不是社会制度的一些次要方面。它们是苏联基本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与生产关系的其它组成部分一起证明了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定义是正确的，尽管它是一个极端官僚化和浪费的社会，它仍然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工人国家的同义词）之间的过渡社会。通过政治革命、建立工人民主和工人管理来消除官僚机构对权力的垄断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将为通往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而不必经历新的社会革命的阵痛，也不必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而废除一个“社会制度”。
[1]中译者注：中译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4.htm
[2]参见〈走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载《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CritiqueJournalofSocialistTheory）第一期，1973年春季，p.38.
[3]op.cit.,p.22.
[4]op.cit.,p.32.
[5]op.cit.,p.34.
[6]op.cit.,,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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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纠正”马克思（〔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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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纠正”马克思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0年1月）
星原翻译紫阳、素侠云雪校对
原文链接：AlthussercorrectsMarx
〔说明〕首次发表于期刊《第四国际》（QuatrièmeInternationale），第41期，1970年1月，第39—47页。
这篇文章写于1969年，批评了阿尔都塞对“成熟期”马克思的解释，认为这违背了黑格尔传统和异化的观念。曼德尔不否认马克思思想的间断性，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解释。曼德尔认为，与其说马克思放弃了异化的概念，不如说马克思将其从一个人类学概念变为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而“由无产阶级来实施的革命行动的号召”将取代“思想、观点和智力工作的平面上得出的哲学结论”。[1]
然而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某种“静态的”东西，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正是“所有‘结构’在本质都是历史性的、可消亡的”。[2]曼德尔这篇讨论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刚刚过后所作，因此有着直接的政治意味。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语平装本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事件。[3]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日益普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证明了资产阶级出版社意识到了他们可以在这一领域满足的巨大需求，也意识到了他们将《资本论》转化为大众商品的能力，并在市场上促成它的交换价值（及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
马尔库塞（Marcuse）在观察这种现象时感到痛心，因为他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有着能够把左派作家、甚至（以马克思为原型的）整个左派融合于自身之中的邪恶能力。但是，我们认为他错了。
密密麻麻打印出的699页纸张能够出售成千上万本，并为资本主义出版商牟利，这一事实当然肯定了资产阶级社会把可触及的一切都转化为商品的趋势。但是，以资本经营的形式销售《资本论》成为可能，是由于这本书确实满足了社会需求，因为它的确含有使用价值。《资本论》的使用价值当然不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广义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体系。相反，《资本论》的使用价值是打破这种生产方式的神秘色彩，并因此促进对其的破坏与推翻。
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装本《资本论》的出版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实力的证明，而是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加剧的矛盾的见证。列宁著名地讽刺道，资本家会出卖最终绞死自己的绳子——这句话完全不是要证明资产阶级有能力吸收一切，甚至包括与自身抗衡的武器。这种“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一般含义，而且证据表明，它还包含着现实、精确得多的含义。
法国对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反响日益强烈，是1968年5月的产物，这是一场动摇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危机，并使得人们越发怀疑该社会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如果一部分资产阶级认为，在革命洪流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盗贼同伙与合谋者统统卷走之前，可以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作品来迅速积累资本，那何乐而不为呢！这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抱怨的，实际上还恰恰相反。
但是，《资本论》的法语平装本，并未从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所撰的前言中获得什么收益。当然，这个前言也不是百无一用。尽管应当谨慎对待，但其中还是包含了一些有益、有见地的建议。该前言精确界定了《资本论》的对象：它是对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分析，而不是对在每个时代都规范人类经济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剩余价值的本质——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发现——被以简洁、正确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它勾勒了《资本论》和列宁对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分析之间的联系，尽管并非全面详实。[4]社会总资本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阿尔都塞确实懂得马克思，而当然《资本论》最好是要由一个至少知道它在说什么的人来作前言，而不是只把《资本论》看作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矫正过的续篇、或是一篇根据某种先验道德原则呼吁必须重组社会的文章。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补充道，这篇前言有着一系列的基本错误，这些错误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所带来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以警告的形式展现出它的某些弱点，这对《资本论》的读者和对路易·阿尔都塞其他作品的读者来说一样重要。
《资本论》第一卷的“缺点”
路易斯·阿尔都塞对他所作序的书做出了模棱两可的评价：《资本论》第一卷当然是天才的作品，是历史意义上的革命性作品，但仍然有不小的短板。我们严厉的批评家以这种方式总结了他对这些不足之处的看法：
第一卷包含了其他理论难点，这和上述问题和一些其他问题相关。
例如，价值和价值形式之间引入理论区分。例如，社会必要劳动量理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理论；社会需求理论等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及其后来的概括。
所有上述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构成了第一卷给出的临时的、部分的解决方案中存在的实际、客观的困难。为什么有这种不完整？(pp.88–89)
阿尔都塞提出了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在写第一卷时，已经把《资本论》全部的内容成竹在胸，但又不能将四卷的内容都放在第一卷中。因此，第一卷的分析带有超前的特征（阿尔都塞谨慎地避免提及马克思的所有主要经济发现都包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了；他不太喜欢它，因为它受黑格尔主义影响太大）。其次，因为《资本论》内部含有“在马克思的语言甚至思想中黑格尔思想的影响的残存”。（第89页）
那么，《资本论》、甚至可怜的马克思本人都岌岌可危；我们必须烧掉这些异端吗？我们的大审判官是否已经在准备火刑架，仅仅只有《哥达纲领批判》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能够逃过一劫？毫无疑问，将“纯粹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马克思的这两篇偶发的、论战性的作品，是如此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像阿尔都塞这样通常缺乏幽默感的人，都会害怕如此声明会引发的哄笑。那么，我们不必烧掉《资本论》了；只需声明第一卷有缺陷就行了（但稍后我们将看到，不仅仅是第一卷而已）。
但是，如果说审判官下手很重，那么他的手法也很笨拙。阿尔都塞选择揭露黑格尔对《资本论》的影响的例子表明了阿尔都塞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不充分。他认为《资本论》的开头是黑格尔式的：
出于对黑格尔科学概念的掌握（对于黑格尔来说，所有科学都是哲学的，因此每一个真正的科学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起点），马克思抱有以下的原则：“每个起点都很难……这在所有科学中都如此”。实际上，第一册第一部分采用了一种介绍方法，其困难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偏见。此外，马克思在最终定稿之前就重新起草了开头十次，而且似乎理由很充分——这种困难貌似并不仅仅是措辞上的困难。（p.87）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它涉及到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对资本的分析的事实。这是对黑格尔科学概念的让步吗？当然不是。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观念的表达。关键不是科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开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而是在其历史、物质和社会起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中寻找生产方式的秘密。阿尔都塞的根本弱点在于他拒绝区分这两种方法，这是因为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黑格尔主义，并且由于这些原因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开头展开对商品的分析？因为与阿尔都塞相反，他不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为与过去和未来分离的静态而固定的结构。马克思本人用以下格言对他想做的事情进行了“非常准确”的总结：“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5]一旦人们理解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的计划，《资本论》的开头就不再是简单的与黑格尔主义的调情了，抑或仅仅是对“必须建立自己的起点”的唯心主义科学观念的一种让步；它变成了对以下问题的回答：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它的本质矛盾是什么？
资本主义就是广义上的商品生产。在社会的历史上，这是劳动力和所有生产资料首次成为商品。在形成商品的产品关系中发现商品的秘密，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根本矛盾，因为这些矛盾都包含在商品本身的胚胎中。
阿尔都塞愉快地接连引用列宁，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粹、真实的诠释者（摆脱了黑格尔的束缚）。现在，列宁对与我们有关的这个主题有何看法？这是他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所说的：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这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6]
然后，意义同样的还有：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一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商品——货币——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
开始是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
‖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
参照本质对现象的关系问题。
——价格和价值——需求和供给
对价值（＝结晶化的劳动）
——工资和劳动力的价格[7]
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列宁赞成并高度赞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所采用的方法。他甚至从中看到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运用的唯物辩证法的特定特征。他没有像阿尔都塞那样，把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定义为仅是作为对抽象概念的研究，从而对抽象的现实（通常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分析。相反，他把它定义为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演绎和归纳，是两个对立的综合：“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其概括的概念的分析”，即同时既是抽象的和普遍的资本主义（没有这种抽象的工作，一个人就会迷失在千种无关紧要的细节中，就无法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就会是水中捞月），也是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具体的资本主义（没有回归到具体和历史，如果不通过实践进行检查，就会迷失在虚幻的抽象中，根本没有提及社会现实，必须先理解社会现实，然后才能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更改）。
我们很想听听阿尔都塞如何看待这些段落，这些段落充满了列宁对马克思方法的智慧和深刻理解。列宁本人是否也误解了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是否也是有异端的嫌疑？我们是否必须与《资本论》第一章一起烧掉他？
劳动价值论，资本的有机构成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路易·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第一卷缺乏理解，并拒绝唯物辩证法，将抽象演绎分析和历史遗传分析相结合，使他更多地陷入了严重的理论错误。这些错误中的两个出现在他对Garnier-Flammarion袖珍版《资本论》的前言中。
当他解释“第一卷的巨大理论困难”时，首先要论及在可怕的第一章中著名的劳动价值论这一主题，他指出：
让我非常简单地介绍解决方案的原理。
所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都在对轻蔑谴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仅是马恩称之为“价值规律”或“法则”的理论的一个特例。价值规律描述在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可用劳动力的分配，这是生产条件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分配。（第87页）
阿尔都塞提供的“解决方案”特别令人失望。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作为适用于每个社会的一般的“价值规律”理论。马克思的解释是，每个人类社会都必须建立对劳动时间的某种经济模式，其数量或多或少地按比例分配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不同分支之间。但是，绝对不能将这种一般的法则（确实是一种法则）与价值规律相混淆，价值法则只是该一般法则对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的特殊应用。
阿尔都塞将《哥达纲领批判》称为马克思最成熟的经济文本。如果他当时希望关注价值法则的问题，他会注意到马克思在那儿写道：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8]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明确指出，商品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存在仅是因为总的社会劳动被分割为彼此独立执行的私人劳动（第69页）。[9]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规律”的全部含义：它履行了在不同经济活动之间自发按比例分配劳动力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在非市场社会中是被集体有意识地安排的，无论这种集体是原始社会按照习惯、民俗和礼节的分配，还是采用马克思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于生产者的联合）。
那么，将一般法则与仅适用商品生产时期的特定形式相混淆，是不可以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一个更普遍的法则即“价值规律”的特定运用，而是精确地解释了这种“价值规律”为何能够继承前市场社会直接基于劳动时间的经济。但是，如果要承认这一点，阿尔都塞必须将历史重新引入《资本论》，而他坚决拒绝这样做。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承认第一卷的第一章（其所有内容都有深刻的解释，尽管是用一种有时晦涩的语言）不仅仅是对黑格尔式术语的简单玩弄。
让我们补充一下，阿尔都塞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犯下的严重理论错误并非与他的斯大林主义思想渊源无关，他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和暧昧的关系。我们知道，正是斯大林正统化了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修正，包括认为价值规律在苏联经济（甚至在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中）都适用。
阿尔都塞向我们承诺，将对“被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名字‘个人崇拜时期’所称谓的那个时代”进行分析。我们建议他从这个问题和《哥达纲领批判》开始，以了解苏联国家官僚堕落的根源。如果阿尔都塞认为，斯大林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为其主要倚重的文本的罪行就是官僚国家诞生的原因，那么这一定会使他陷入理论上的死胡同。
阿尔都塞的第二个理论错误涉及资本的有机构成问题。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这种错误“使得非常仔细地精读马克思的文本成为必要”。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绝大多数《资本论》的读者都会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中看到一个描述企业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生产统一理论，但马克思却很清楚地说出了相反的观点。马克思一直是在谈论社会总资本的构成，只不过是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阐述。
确实，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能会在资本的有机构成问题中，突出地看到一个公司理论，甚至只看到了这一点。阿尔都塞指正了他们，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警示他，几乎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评论家都不会犯下这个看起来很基本的错误。）但是，阿尔都塞得出如下的结论是错误的：马克思一直是在谈论整个社会的资本有机组成，也就是说，仅仅是资本的总体，仅仅是社会总资本。
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的基础，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竞争理论的基础，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第8章至第11章）再次找到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它同样起着主要作用。为了不给读者大量的引文，我们将只限于引用以下内容：
可见，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确切些说，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10]
我们提到阿尔都塞的这个错误并不是出于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位作者的方法论的弱点。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尔都塞的前言没有提及《资本论》要阐述的对象，这也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现在，这些运动定律源自竞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广义的商品生产）。但是引言中几乎没有提到“竞争”一词。例如，第81页和第82页并没有解释资本越来越多地扩展机器系统的原因。阿尔都塞非常重视马克思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思想，这是正确的。但是他错失了这样一个事实：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社会总资本，它只能以不同的资本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总是以竞争为前提。[11]在这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小”错误揭示了基本的方法论错误。[12]
阿尔都塞与历史唯物主义
引言中包含的最惊人的段落也存在同样的方法错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进行了全面的抨击。
黑格尔影响力的最后痕迹这次是一个公然而极其有害的影响（因为所有“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家都在其中找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唯心主义解释的“基础”）：拜物教理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
读者将意识到，我无法深入探讨这些不同的观点，而每个观点都需要进行完整的论证。尽管如此，我还是提醒他们，因为它与非常含糊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一样，其中包含的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进化论是贫瘠的黑格尔主义）浸透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我注意到列宁从来没有屈服于这些黑格尔—进化论者的影响力，否则他就无法抗拒第二国际的背叛，并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国人民征服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或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第92页）
阿尔都塞的这种黑道算命从来并不灵验。昨天他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阿尔都塞主张，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概念，这一主张在1844年手稿（《保卫马克思》）之后几乎不再出现在作品中，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3]现在，阿尔都塞现在在他的导言中承认了这一点。[14]但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传递到一个新的站不住脚的算命：“列宁从来没有屈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构成的“这些黑格尔—进化论者的影响力”。
现在，无需寻找列宁著作中所有这些黑格尔进化论段落被认可地引用的段落，只需提及一个揭示性的文本就足够了。列宁写于1914年下半年的一部传记中写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15]
在此简介后紧随的是长篇引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段落（实际上是列宁整篇文章中所载的马克思引文最长的引文，而列宁的文章介绍了当时所有已知的马克思的文献）。至少可以说的是，“这些页数的黑格尔的进化论”，完全不是从未对列宁产生“片刻”影响，而是被他（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唯物史观基本论点的完整表述。
但是，阿尔都塞的不幸并不仅限于此。由于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基本论点的完整表述”是“黑格尔进化论”，因此引用列宁的同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很有用的。这段引文可以有趣地昭示所谓的唯心主义者列宁（或者应该说法国左翼列宁？）是如何阐述进化论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联系的：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16]
让我们可以顺便注意到，与阿尔都塞相反，列宁效仿了“马克思的愚蠢”，并将“否定之否定”整合到了辩证法则中。阿尔都塞则跟随斯大林的脚步认为，这种可悲的“否定之否定”造成了浩劫——列宁犯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愚蠢怎么可能会令人惊讶呢？[17]当然，我们刚才引用的段落表明，列宁与阿尔都塞相反，声称自己认同进化论（阿尔都塞认为这是“穷人的黑格尔主义”）。而且这个列宁难道没有沉溺于罪恶中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还更倾向于黑格尔所纠正后的那种特定的进化论？而这种进化的概念，正是普遍变革，在其中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渐进的变革，也有急剧变化的发生。就是说，融合了革命概念的演化概念将变革视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结合。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绝妙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说自己“被救出”），使之重新获得基石，这是因为考虑了理论必须从中开始的基础运动。这种基础是物质、物质的客观现实、自然和人类社会，而不是绝对精神。当然，阿尔都塞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无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幌子提出这一观点，因为马克思和列宁多次表达了相反的意见。
很难理解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存在什么样的庸俗的“进化论”的要素（也就是说，与跳跃、跃迁和革命相对的思想）。相反，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对社会革命理论的简洁说明，这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普遍形式。那么，阿尔都塞的批评是否仅限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没有出现的事实呢？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他将能够对《资本论》自身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在其中人们也无法找到这些词汇。只有那些怀有恶意的人才能要求像革命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复杂和丰富的理论的发言人在每一篇著作中都要再现该理论的所有基本概念，即使与文本的目的和特定功能无关。
阿尔都塞的动机
毫无疑问，这将永远是每个人的谜团（除非阿尔都塞决定亲自启发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列宁的影响可能会阻止他反对第二国际的背叛、或是为在俄国取得政权而奋斗，更不用说该序言为什么会对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中会构成的障碍。实际情况是，阿尔都塞反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非常接近于考茨基或盖德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领导人的机械进化论，这直接导致他们在1914年8月的可耻的投降。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奠基于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危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之上。这与1914年之前和之后的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的基本方法相同，即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它是一个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结构性危机的系统。与这种基本方法论对立的机械的和片面的诡辩（遗忘了马克思和列宁从黑格尔学来的这一课），会导致人们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体系的世界危机的不同方面有着“相互依赖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社会民主党就可以依次论证帝国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等方面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包含国防的“要素”，“党不应该与被沙文主义冲昏头脑的人民切断联系”，来合理化他们可耻地拒绝与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背叛了他们的郑重承诺。列宁从帝国主义体制危机的同一辩证观念开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起着对立但统一的整体作用），所以他在1917年4月才能够同意托洛茨基天才的预测：正是由于俄罗斯的落后状态，革命可能以“不间断”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帝国主义全面发展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以及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统治（通过与当地统治阶级结盟）阻止了生产力在这样的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增长。帝国主义的统治从而阻止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土地问题（通过发展“美式”农业，就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所说的那样），而这些国家只能在选择处于不发达的结构中走向停滞，抑或在贫农支持下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阿尔都塞的导言没有提及这些基本选择，而它们正是列宁在1914和1917年的行动的基础。同样，它客观上与列宁的《怎么办？》中的核心基本选择相矛盾，也与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选择相矛盾。[18]当他谈到工人阶级和革命策略的具体问题时，它只以一种被阉割的学术形式出现：
只限于经济斗争领域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并将永远是防御性的，即没有希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只有一场政治斗争才能“逆转”并超越这些限制，从而不再是一场防御斗争，而成为一场进攻性斗争。……〔这〕是国际工人运动自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以来的头号问题。（第84页）
甚至更糟：
因此，马克思被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从这里到革命夺权……工人阶级唯一的目标和资源是对抗生产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剥削的影响，并限制这些影响……（第82页）
如果列宁将自己限制在这种学术烦琐上，那么他肯定不会写出《怎么办？》《论帝国主义》和《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已经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任何经济斗争，一旦获得一定范围，便是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从盖伊·莫列特（GuyMollet）到威利·勃兰特（WillyBrandt）的任何社会民主主义者，更不用说威尔逊（Wilson）和斯帕克（Spaak），都会热烈拥护只有政治斗争才能“逆反潮流”（reversesteam）的观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头号问题是不要迷失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防御”与“进攻”之间的神秘莫测的区分中，而是要认识到每个资本主义周期性衰退的时代，都客观上使得反复发生的大规模无产阶级斗争（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转变为击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面斗争成为可能。
这就是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创始人所教导的。这就是“黑格尔主义”，也就是说，是著名序言的辩证精神。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从法国1968年5月给我们的主要教训。也许是为了避免与这个问题发生公开对抗，阿尔都塞不得不“纠正”马克思和列宁？[19]未来很快就会告诉我们。
[1]埃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London2015),p.159..[中译文引自吕佳翼译：《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第160页。]
[2]JanWillemStutje,ErnestMandel.Arebel’sdreamdeferred(London2009),129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Paris1969,GarnierFlammarion,pp.699.路易·阿尔都塞的引言占第7–30页。此处使用的来自阿尔都塞的语录摘自BenBrewster的翻译，该版发表在《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上。文本中给出的页码是指路易·阿尔都塞的,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London1971).
[4]阿尔都塞正确地说道“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只是存在于普遍剥削体系的一个部分”。但是他本可以提到《资本论》中那些能够在此话题上建立一个不平等交换理论的那些段落，而不仅仅是那些涉及原始积累的段落。
[5]请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德语的附言，部分复制于同一平装本，p.583[中译文引自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6]参见列宁的《哲学笔记》,Volume38oftheFourthEditionoftheCollectedWorks,pp.178,179.[中译文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卷第149—150页。——译按]
[7]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55卷第290—291页。——译注]
[8]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
[9]编者注：这是专门针对“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商品拜物教》(《资本论》第一卷，p165页(London1979).法语文本是:‘Engénéral,desobjetsd’utiliténedeviennentdesmarchandisesqueparcequ’ilssontlesproduitsdetravauxprivésexécutésindépendammentlesunsdesautres.L’ensembledecestravauxprivésformeletravailsocial.’[中译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页。——译注]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114.[中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三卷，第166页。——译注]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214.
[12]让我们指出阿尔都塞的另一个错误。关于加班，他写道：“加班似乎‘使资本家付出了很多代价’，因为他们支付的时间是普通费率的1.25倍、1.5倍、甚至两倍。但实际上，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它使得每天24小时运行‘机器’成为可能，而由于技术进步的迅捷性，机器的寿命较短。换句话说，加班使资本家可以从‘生产率’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13]埃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London2015),特别是第十章,pp.176–184.（中译本第十章为157—191页。）
[14]p.97里，阿尔都塞冷冷地说，黑格尔的思想深深浸透了《大纲》。
[15]列宁：《卡尔·马克思》，第二章，马克思的学说。[中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58页。——译注]
[16]中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57页。
[17]“第一卷第八篇第32章中的不恰当表述揭示了同样的黑格尔影响，马克思在讨论‘对剥夺者的剥夺’时宣称，‘这是否定的否定’。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尽管连斯大林都曾经正确地从辩证法中剔除了‘否定的否定’，这种思想的肆虐还没有结束。因此，我们必须先说这一个问题，而把一些其他的、甚至更严重的错误放到后面去。”
[18]阿尔都塞荒谬的论点认为，工人不难理解剩余价值理论，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直接的资本主义剥削经验，但相反地，他们的实践和意识受到统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无法理解该理论的。（第9页）。或进一步说：“这些知识分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有十分之九是错误的”。
我们一直认为，“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真理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是一个空洞的重言式。如果工人仅凭他们的经验就摆脱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什么需要先锋党，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呢？聚集所有工人就足够了，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发表达，仅仅因为他们具有“剥削的经验”，研究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怎么做？》中难道不是从与此相反的假设开始，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有着重大影响，来阐释先锋队的必要性吗？
顺便说一句，这位做出如此奇怪的断言的阿尔都塞是何许人也？他似乎不是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他是那些险恶的“学术界”之一吗？他本人说，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想法中有90％必然是错误的？阿尔都塞可能想以一种大胆的间接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揭露我们应该无视他的“前言”？
[19]我们在前言中读到：“工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它不能‘靠自己’解决，而是要通过阶级斗争解决：首先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罢工，最终导致总罢工。”“这样的总罢工要么纯粹是经济意义上的，因此是防御性的（‘捍卫劳动者的物质和道德利益'，与增加劳动时间和减少工资的双重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要么或采取政治手段，因此是进攻形式的（为争夺国家权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所有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作出的区分的人都知道政治阶级斗争与经济阶级斗争之间的区别。”（第16页）。
在这里，形而上学的墨守成规几乎公开地演变成了某种护经学。这不是“抽象的”罢工的问题；所指的正是1968年5月的大罢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捍卫了改良派的瓦尔德克-罗切（Waldeck-Rochet）和塞古（Séguy），声称他们不“跟着左派走”是正确的，因为有必要知道如何区分“经济阶级斗争”和“政治阶级斗争”。
可以想象列宁会如何斥责我们的哲学家，后者在政治经济的沙漠中徘徊了很长时间之后，却迷上了政治，这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亲爱的大师，请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为我们找出一行文字、哪怕十个词，向我们证明：那些革命者正在跟随着您进行形而上的胡说，并且同时又在构想着“防御性和经济性的总罢工”（再次，我们正在说的是一场占领工厂的大罢工！）。
当人们知道列宁分析了1905年俄国革命发展经济罢工和大规模罢工相结合的方式时，可以发现阿尔都塞是多么的无礼。列宁写道：“说（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交织在一起’是错误，这不对。正好相反。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特殊性、整个意义、整个必要性、整个在原则上的重要性，那才是无法挽回的错误。”（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确实，列宁主义的总罢工概念是不可能为1968年5月法共的政策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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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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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
罗章龙编著
（1923年3月）
原名：京汉工人流血记北京工人周刊社1923年3月出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重版
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将旧社会死灭的痛苦，新社会出生的痛苦缩短起来，简约起来，——这一个方法便是革命的恐怖主义！马克思
重版序言
序
我们的死者
第一章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罢工后全体工人宣言
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二章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第三章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长辛店郑州江岸其他各站
第四章惨杀以后
第五章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正太路津浦路道清路京奉路京绥路粤汉路武汉方面上海方面
第六章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女高师西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情形
北大东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之情形
第七章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第八章全国一致不平鸣
第九章国会方面的调解
第十章结论
第三共产国际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高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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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与国民革命（邓中夏，1927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二七”劳工运动相关链接：邓中夏
“二七”与国民革命
邓中夏（1927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人民周刊》第41期，1927年2月7日，署名：中夏。
一九二三年发生的“二七”运动，虽然当时的国民党还没有改组（国民党改组时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然而它的性质与意义，确确实实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革命初无二致，同归一辙。何以呢？因为“二七”所反抗的对象就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它直接反抗的是三次战功，八省地盘，大哉巍巍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然而它间接反抗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铁路完全属于帝国主义的五条，名义上是中国政府交通部管理，而实际上归外国债权者管理的六条，而且中国现在所有铁路已经是条条有债，无一条不抵押于外人了；这就是说，无一条不受英日法比等帝国主义的宰制。所以中国铁路工人不仅与军阀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与帝国主义亦有不可解的仇恨。在“二七”未发生以前，陇海路有驱逐比国总管若里的运动，正太路有驱逐法国总管阿露白冷运动，是其例证。“二七”之役，执行屠杀者是军阀吴佩孚，策划屠杀者是帝国主义，北京公使团之叠次会议，汉口英领事之教唆指使，尤为明显。
京汉铁路工人此次大罢工，虽为争成立总工会而起，而其实际意义是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自由，是为民权而战。所以他们说：“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
——该路总工会代表李震瀛在群众大会说的话。
总而言之，“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实行（不止参加）国民革命之具体表现。
并且，“二七”虽然失败了，然而它影响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至为巨大，比方说，国民党的农工政策，何尝不是受“二七”影响而来。这不是说国民党以前没有想到农工政策的重要；即其他党员虽没有想到，以中山先生超越古今的智慧聪明，哪有想不到的事。只是说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表现他们的力量与革命性，不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印象与剧烈的激刺，不能引起我们有决心采用农工政策。
很显然的，“二七”之前有香港海员罢工，有开滦煤矿罢工，及至又有伟大的“二七”，于是乎国民党改组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这样说了：“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因其所处之地位，所感之痛苦，颇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要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甚至于说：“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的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的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
有了“二七”，后来又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又有五卅罢工，又有广东三路打倒杨刘罢工，又有省港罢工，又是很显然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更进一步这样说：“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
“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其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展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也。此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之作用与地位，被我们大家认识与确定，“二七”实为一大关键。真的，有了工农阶级加入国民革命这一战线后，亦即是国民党有了工农政策之后，国民革命势力更见膨涨而发展了：肃清了东江，收复了南路，统一了广东，促进了北伐，囊括了粤桂湘鄂川黔闽赣诸省，前锋快要到杭沪宁了，有大半个中国了。虽然这些胜利还有其他重要原因，然而工农加入革命战线究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个。
但是，在这个国民革命势力发展的程途中，似乎有人发生对于工农阶级的信任问题，甚而见有人怀疑到工农运动的本身，好似说产业不发展的原因是工潮的关系，说政府税收减少是因为农民反抗地主土豪劣绅的运动。国民革命势力发展以后，确是使民众运动扩大了，因之工潮增多了，乡村农民革命势力与反动的地主民团土豪劣绅的争斗愈加激烈了。同时，在另一方面，而军事势力亦发展了，并且这种发展正远超过民众势力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去年出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只不过八军，现在呢，发展到三十余军了，军阀军队尚余五十万，我们革命军队现在亦有五十万了。仅仅半年之间，而军事如此之迅速发展，固然在革命的斗争中我们军事必须有这样数量上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不但不应忽略并且应该注意的有一个事实，这事实是什么呢？就是革命势力发展了，原本是割据称雄的小军阀，不免有看风使舵相将投降加入国民革命。在国民政府策略上自然有容纳此等降将军之必要，然而谁都不能担保他们个个都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昨天加入国民党，今天便能够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这可以辛亥革命为例，当时革命党的势力是发展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亦复杂了，革命的力量就减削了。原有国民革命军的基本队伍，是如何在广东经过长期间国民党主义和政策训练，如何经过两次东征，肃清杨刘，扫平南路，而至北伐与民众合作种种革命斗争中造成的。这些新加入的军事势力，固然增加了不少的革命军人，然而我们就不相信个个都是清一色掷地作金石声的革命军人能彻底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更何况国民政府势力发展以后，政客官僚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又纷纷地改头换面，大家喧嚷着要投入国民党旗帜下来做升官发财的勾当。有这些复杂成分在一个革命集团中，即使本来是最革命的领袖，亦难免不多少受此辈投机分子之挑拨与中伤，“曾参杀人，告者三至，其母投机。”自古已然，何敢担保今日没有。
我们此段说话，并不含丝毫的恶意；我们对于革命应该要忠实，所以赤胆忠心地指出这一个危险来。我们且诚恳希望革命领袖充分注意此一危险，因为此一危险，不仅不利于工农阶级，而且大有害于全部革命利益，此理甚明，无须赘言。我们敢担保工人阶级依然是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依然是希望国民革命之成功，即使他们在有些地方受了委曲或甚至被压迫摧残，但是，他们知道大敌在前，军阀并未完全肃清，帝国主义尚未打倒，布满全国农村的封建势力并未铲除，他们依然在为了革命利益的条件之下而不改其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常态。工人阶级所希望于革命领袖的，只是比从前还要更坚决的信任他们是“国民革命有力的成分”，“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民族革命运动之领导者”。同时希望革命领袖对于不懂或违反党的政策之军人官吏，加以适当的教导与制裁。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民众们！工友农友们！大家团结起来！继续“二七”精神前进！拥护国民党的农工政策到底！达到国民革命之迅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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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美国﹞路易丝·布莱恩特（LouiseBryant），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与俄罗斯文化
﹝美国﹞路易丝·布莱恩特（LouiseBryant）1923年
Melon翻译、匡红校对
〔说明〕原载路易丝·布莱恩特《莫斯科之镜》（MirrorsofMoscow）。托马斯·萨尔策（ThomasSeltzer）出版社出版（纽约，1923）路易丝·布莱恩特收集了一个记者的人物描述和对苏联领导人的研究。写于1921年至1923年之间，在她多次前往革命时期的俄罗斯时，她能够接触到党和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
原文链接：AnatolVassilievitchLunacharskyandRussianCulture
“噢，快乐的地球！从世代的血液中
生命会开花结果，天真而有智慧，
而你，我的星球，将被哀叹道，
在月亮和银色的天空中有一颗玉绿色的星星。”
苏联教育部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Lunacharsky）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曾这样写道，那时，革命只是一个模糊的目标，他难以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内他会被迫中止安宁的研究并将他的梦想付诸实践，或者像梦想一样接近实践。
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现实都是令人厌恶和失望的。但卢那察尔斯基拥有足够的恢复能力来克服他的艺术敏感症。如果他没有所有领导者都具备的那种力挽狂澜的激情，那他就会缺乏自沙皇政权急剧崩溃以来进行每一场文化斗争的热忱。曾经只有一次他完全失去勇气，而后列宁通过授予他职位而克服了这个恐慌。在责任面前，他比更粗鲁的人更有勇气。
卢那察尔斯基任职五年来并非通过子弹战斗。他曾告诉我“文盲，是俄国的一大祸灾；我们必须像抗击瘟疫那样同文盲现象作斗争。”并且他也这样做了。这位纤弱的诗人，在外表上更像一个法国学者，而不是俄罗斯人，他有着另一个时代的优雅和举止，却放弃了创作十四行诗，而是向无知、迷信、酗酒、偏见、疾病、污秽等发起斗争。他因此比俄国新政府的其他官员受到了更严厉的攻击。
在他实际上不能支配什么的情况下，不得不计划和执行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这也是他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当费多尔·夏利亚平（FedoreChaliapin）[1]去年冬天在这里，用他甜美动听的声音赢得了美国人的心时，他和我谈了很多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和他面临的困难。夏利亚平说，“记住，如果你没有钢笔，没有纸，没有墨水，你就不能写字；如果你没有木头你就不能生火——在俄国，这些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政府的意愿有多强，艺术和教育都必须和其他一起遭殃。”
我不会在这里探究具体的数字，但是人们可以知道卢那察尔斯基做了什么。他实际上消除了城市中的成人文盲，并建立了数千所学校。诚然，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达到了要求的标准，但每一所学校的开办也是一项成就。不论多么偏远，俄国都没有一个地区是没有学校的。
但是建立并维护学校和大学只是分配给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中的一部分。他还需要建造新剧院，维持其原有水准，并向公众表明自己配得上列宁让他保卫俄国艺术珍宝的职责。如果尼古拉·列宁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就不会让卢那察尔斯基担任这项工作，那么俄国的艺术现在就会随风四散，落入私人收藏之手，或是充实投机者的口袋。一个庸才即使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也不会承认，但是列宁明白，一个人不能一生都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革命宣传，同时又成为一个艺术鉴赏家。更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允许卢纳查尔斯基这样告诉他。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的过程故事很有趣，也体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施政的特点。
1917年，当红白双方在莫斯科争夺克里姆林宫的控制权时，一封发往彼得格勒的电报称，红场上宏伟壮丽的瓦西里·布拉扎尼教堂（VassiliBlazhanie）被夷为平地。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诗人、学者、剧作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是列宁的朋友和追随者，向报刊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他说到：“在莫斯科发生的是一场可怕而又无法挽回的不幸！”他向列宁写了另一封信，断绝与革命的一切联系。他因失望和震惊而躺在了病床上。列宁没有接受他的辞呈。列宁从不接受那些对国家有价值的人的辞职。相反，他去拜访了卢那察尔斯基，并进行了一段精彩的对话，两人的朋友向我转述了这段对话。
列宁用他一贯的直率态度对卢那察尔斯基说到，“不要被这场不幸事件打倒。这个教堂被毁坏了，那就让我们建一个更大更好的教堂吧。”
卢那察尔斯基流着痛苦的眼泪向列宁解释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可爱的、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可能再也不会被创造出来了。列宁听着，若有所思地走开了。几天后，卢纳查尔斯基被任命负责整个俄国的艺术事务。
到那时为止，这些珍贵的收藏品以及建筑，都掌握在了革命委员会的手中，这个委员会也很可能认为艺术可以被“更大更好”的东西取代。
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轻视他的任务。他又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请求所有忠诚的俄罗斯人的庄严合作。“保护人民全部艺术财富的责任落在我身上”他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就无法实现我的职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不知道为了维持这份职责，他需要同怎样强大和不易察觉的力量对抗。一场又一场出售彼得格勒的伦勃朗收藏或莫斯科的历史绘画和挂毯的活动举行着。而卢那察尔斯基对其一直保持警惕，击破了他们的每一次尝试。他经常在党内展开激烈的斗争。许多可能的阴谋都是针对他制造的。我记得有时他不得不公开露面，对抗恶毒的诽谤以保护自己。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保存了几乎所有艺术品，然而其中不包括皇室的珍珠和钻石，毕竟，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任何特别的艺术价值。他甚至把沙皇雕像从一群可能毁坏它的群众中挽救了出来，并将雕像放在建筑里以得安宁。他从未失去自己的艺术洞察力，艺术总是艺术，“只要纪念碑是由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完成的，他可以公正地看待一个国王的残骸。”
尼古拉·列宁善于识人；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被失去一座历史建筑的传闻影响到几乎无法面对生活的人，却能够以极大的热情捍卫国家的艺术。列宁继续保护卢那察尔斯基，抵御敌人的指控。这些指控往往是严重的，因为这是由革命者提出的，他们声称卢那察尔斯基在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争取份额时偏袒资产阶级；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将艺术置于政治宣传之上。有一段糟糕的时期，所有人都被质疑是否能够不计艺术和个人生活地忠诚于军事活动。这正是卢那察尔斯基保卫俄国文化的那段时期。
“想想看，剧院必须有多大的活力，”夏利亚平（Chaliapin）说，“才能在革命中维持自己。”“想想俄国大众对学习的渴望，”列宁夫人说，“他们甚至在这个困难时刻也要抓住机会阅读和学习。”这两种论断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卢那察尔斯基地出色领导，即使民众有学习的渴望和活力，也最终会随时间消散。
即使是那些狂热但短视的革命者也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对本国艺术的保护为他们带来了金钱无法买到的威望；这是对他们文明信仰无可争辩的证据。在头脑狂热的人想要抛弃它们时，正是卢那察尔斯基想方设法地为他们保存这些信仰的证据。
遗憾的是，我们通常只关注俄国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果我们回想法国大革命时期暴徒烧毁的图书馆，在愤怒中毁坏的艺术品和掠夺的宫殿，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那时能够有人阻止这些暴行，并使愤怒的群众想要阅读他们烧毁的书籍，想要将宫殿变为博物馆，那么拿破仑将不会有机会加冕。在俄国，如果没有像卢那察尔斯基这样的人的支持，那些掌握政治控制权的人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就会小得多。
即使在燃料匮乏的艰苦时期，他也使画廊保持温暖，人们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取暖，他们整日在历史悠久的油画下漫步，并逐渐了解了俄国伟大的绘画作品。冬宫成为了一座独特的革命博物馆，沙皇别墅的尼古拉二世宫殿变成了儿童之家，而同时各省的大庄园面临着被怀着怨恨的农民破坏的威胁。
有趣的是，三位杰出的革命家的妻子，托洛茨基的妻子，高尔基的妻子和里奥·卡米涅夫的妻子，在卢那察尔斯基艰难的工作中给予了他宝贵的帮助。
托洛茨基夫人掌管着所有的私人艺术收藏和小型宫殿；她每月都会把这些地方的清单交给卢那察尔斯基。在过去的三年里，她一直在逐渐地、有系统地把藏品中最有价值的物品送到博物馆。
卡米内夫夫人（MadameKaminev），托洛茨基的姐妹，是Prolocult运动[2]的领袖，这项运动旨在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尤其是在戏剧方面，而不受希腊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卡米内夫夫人的理论认为，这种文化发源于工人和农民，不受到前文明的缺陷和影响的破坏，将会极大地促进在她看来已经衰微的艺术再次繁荣。
玛丽·安德烈娃（高尔基夫人）本身是一名著名的女演员，曾是莫斯科著名艺术剧院的明星，她负责阿罗德尼多姆（NarodnyDom）人民剧院，这座剧院开始于沙皇统治时期，在苏联时期继续运营。玛丽·安德烈耶娃最近到欧洲旅行以研究剧院。
但正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卢那察尔斯基提供了最大的帮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导演。在他的指导下，苏俄最新一代的剧作繁荣发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坚信俄国人民必须在革命期间保留大量的剧院，这样他们才不会在饥寒交迫的单调生活中失去希望。他设法凭借他优秀的小团队，使他的剧院保持在首都最高水平。他在莫斯科建立并指导了其他三家剧院，并上演了许多新歌剧。似乎绝对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前进。他失去了巨额个人财产，甚至他心爱的作坊变成了一个司机俱乐部，但他依然保持镇定。“苏联政府的这些错误从来都不应归咎于列宁或卢那察尔斯基，”他告诉我。“而是那些愚蠢、疯狂的小人物。当他们参加我的工作室时，我写信给列宁。他尽他所能，当他在票数上被卡米涅夫击败时，他设法给我找到了另一个地方，那里也很好，但缺乏原来的氛围。”
有许多关于卢那察尔斯基的故事值得一提。我认为最典型的，也是最能展现出他的毅力的是是关于凯瑟琳大帝在彼得格勒建立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故事。
1917年，当德国人敲开彼得格勒的大门时，冬宫历史悠久的挂毯和整个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藏品被连夜送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了克里姆林宫。在1921年冬天的一天我去卢那察尔斯基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他当时很高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他大声说道。“今天我们把埃尔米塔什的藏品送回了彼得格勒——完好无损！我想知道你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这些珍贵的事物几乎就要毁灭？这是多么美妙啊，毕竟再过一个月，人们就可以去彼得格勒，看到一切事物像几个世纪以来的那样被安排好。
“是的，有几次我觉得不可能保留这些藏品，不是因为有鲁莽的革命者提出要出售其中的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而是因为更严重的破坏。你能想象到当真正的战斗发生在存放着大量瓷器的宫殿中时，我有多么焦躁不安吗？我们把伦勃朗的作品以及其他的油画放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而我一直担心老鼠会啃食这些作品。我有时会不敢下去检查它们。但是我感觉到，对我们而言，如此挣扎的艰苦时日已经结束了。我很高兴俄罗斯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人并非粗野之人。尽管有饥饿、疾病和死亡，我们还是保留了我们的艺术。”
卢那察尔斯基有着世所罕见的高尚灵魂，他自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并想要让艺术像面包那样普及，但他从不会让自己的情感干扰他的艺术家同伴。他自己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但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来拯救艺术和艺术创作者。作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家，他可以让沙皇复杂的大黑鹰样式的设计在克林姆林宫塔楼上的天空保留下来，因为它们是古老宫殿的原始设计的一部分。尽管他没有宗教信仰，他也用微薄的资金重建教堂的屋顶，他虔诚地收集画像，这在一个新博物馆成为一项了不起的收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由俄国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凝聚在一起。像卢纳查斯基这样的人能够平衡各方，防止革命崩溃。
社会变革时期是艰苦的，对那些脆弱的有创造性的灵魂来说更是如此。有次我向莫斯科艺术剧院年轻美丽的女明星海伦娜·苏恰乔娃（HelenaSoochachova）谈论起卢纳恰尔斯基对待艺术家的技巧。她笑着称赞道：“啊，卢那察尔斯基，他是一位有教养的人，也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也是他的政敌无法击败他，我们艺术家也不能抛弃他的原因——因为他的奋斗如此伟大，是一个没有人责备的人。”
[1]夏利亚平（1873-1938），俄罗斯歌剧演唱家，男低音，曾在世界各国众多歌剧院表演，主演多部电影，出版大量唱片。
[2]待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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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罗章龙，1926年2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二七”劳工运动相关链接：罗章龙
“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
罗章龙（1926年2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145期，1926年2月10日，署名：章龙。
“二七”纪念是一个革命的纪念日，一九二五年是一个革命的年份，我们当着第三周“二七”革命纪念日，来叙述过去一年中的中国铁路工会情形，我们至少有一个感想！就是说：过去的“二七”有两次是很暗淡的，在退守的战濠里度日子，但是这一年以来我们已是从濠沟里奋起重向我们的敌人进攻了，直到今天，我们全国铁路工人还是扬眉振臂，牢守着森严的战垒——工会——无情的向敌人猛攻。并且在今日，我们的决胜还在一天一天的发展，我们营垒还在一天一天的如星罗棋布增加起来，我们的战友也就如火如荼各为着他们的主义和目标不断的争斗。
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要明白一九二五年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兴盛，就应该仔细去寻他的历史的解释，这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因为一九二五年，它是一个革命的年份！
一九二五年是世界工会统一运动发展最高之际，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如潮般的汹涌起来。远东近东的弱小民族各高擎革命的大旗一步一步向着帝国主义的阵门闯进，帝国主义的反攻愈凶猛，民族革命的火焰愈爆烈，如此相激相荡，便造成一个革命的世界，影响及于中国，就造成一个革命的中国。
中国铁路工人在这一个大趋势之下，一年来所做的工作都染着极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他正同中国其他先进的产业工人一样，率先的领导一切民族革命的运动工作，并为着工人阶级本身的利益不断地作经济争斗和政治争斗。同时在这些持续的争斗中遂得积极扩大他的宣传和组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阶级性的产业工会。
现在我们可从经济组织及经济争斗政治争斗的观点上将全国铁路工会一年以来的发展情形简单叙述一下：
从工会组织上说，一年来全国铁路工会的工作可分两个时期，第一是恢复工会及创造工会的时期；第二发展和巩固一般工会的组织时期。
当去年“二七”第二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的时候，正是直系军阀崩溃不久的时候，被曹吴封禁之各路工会多数尚未恢复。当时列席的代表，据上届执行委员会报告只有唐山、郑州、彰德、大连等处是代表公开组织的工会，其余多数代表都是从事工会秘密工作的工人领袖，有些是方从监狱中出来的。回溯当时北方的政治环境，曹吴虽倒，直系的残余势力如山东长江一带仍然不小；奉天军阀挟着交通系重掌国有交通大权；段政府举措反动尤甚；国民第一军冯玉祥虎踞京绥全路；在上列情形之下，工会的发展仍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当政变之余，直系余孽及尚未强盛之小军阀，日在危撼不定之中，对于工人的防御较前不免松懈，实给予工作上以多少之便利，厥后国民第一军因政治关系，亦采用了同情工人之政策。此时全国铁路总工会遂广派专员，分赴全国各路为恢复工会及创造新工会之运动，此运动经过半年有余，遂有十七路工会之组织，此际计有工会组织之铁路，为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道清、陇海、胶济、粤汉南北段、中东、南满、沪宁、沪杭、南浔、广三、广九、津浦、株萍等路。共包括六十余工会。
全国铁路既已有工会的组织，工会的进展便临到第二期了。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工会是一种阶级争斗的组织，不徒尚形式的名虚。要使工会能负担领导国民革命的工作，能行彻底的阶级争斗，其组织必合于下列的几个条件：（一）阶级性的工会，不能掺杂上级员司和工贼；（二）组织务必严密；（三）权力须绝对集中；（四）统一性的联合。——为使铁路工会有充实的内容起见，第二期的主要工作便在发展与巩固组织上努力，在这段工作过程中，我们与旧的行会观念争斗，与交通系争斗，与工贼争斗，与一切敌人争斗，前后经过很多的困难和危险，直到现在才算建立了各路工会之真正基础。
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
上面已经说过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的历史完全是争斗的历史。但一年以来的经济争斗表面是不甚剧烈的。固然自“二七”大屠杀后，全国铁路工人以前历次罢工得的经济利益，丧失殆尽，此时的铁路工人生活是极困苦的；但是自各路工会恢复后，路局方面忧于工会势力之勃兴，多自动恢复以前待遇，或增加经济利益，冀消灭工人之反感。故一般观察，在此种情形下面之大规模的经济罢工，一年以来遂不多见。计此期中经济斗争之较为重大者，有胶济全路经济罢工之胜利，南满工人经济要求之胜利，京绥全路工会三条要求之胜利；陇海全路之十四条胜利，粤汉路罢工之胜利，此外如京汉、京奉、正太、株萍、道清、津浦各路随时随地发生较小之经济争斗日有所闻，未经持久，即行解决，不必备举。
说到政治斗争，首先要提及第二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包含下列几项：第一是继续“二七”为争自由的运动；第二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第三是要求一个保护工农利益的国民革命政府；第四注重国际的联合。当“二七”大会闭幕之后，正是国民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国民党及共产党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深合于民众的需要，此时全国铁路总工会号召各铁路工人热烈参加这个运动，到处为广大的宣传和组织，派遣代表出席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者甚多，这个争斗的结果，虽然没有直接成效可睹，但是经此一番运动国民所受政治的训练颇多，实启后来不断地国民革命运动之枢机，而一般铁路工人对于大会决定的政策，也增加一番认识和努力。后来青岛日本纱厂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山东境内之胶济铁路工会便立刻率领青岛市民在山东境内发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运动，这个运动以铁路工人为主脑，深入一般民众中去，结果，日本资本家屈服，纱厂工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自五卅事件发生，北方各铁路工会各依其本身之力量在各都市领导当地民众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团体，做长期的排货、示威、经济绝交及捐款救济事，更在这个政治争斗之中，以反帝国主义为号召，发展了各铁路工会本身之组织，同时也促进了一班民众团体的组织。此外全国铁路总工会复在这个运动中与欧洲各国的工人为深切的连络，对世界无产阶级揭破黄色国际与帝国主义同恶共济之真正面目。随后各铁路工会又曾为一度劳动立法运动，当全国革命潮流日高的时候，北京政府颇欲颁布工会法以为箝制全国工人的工具。此时各铁路工会群起反对，并协同各工会提出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法草案，责成北京政府颁布，各路工会对于此事之运动甚为热烈，进行颇具希望，后卒以上海资产阶级之阻挠颁发，此案遂形搁浅。反奉战争起，全国铁路总工会即认为此次战争应积极有民众力量参加才能得到结果，当日所定办法除命令全国铁路工会形成一般的反奉宣传和组织外，并令关系各路工会以实力从事反奉工作，又派大队工人维持京汉津浦交通，便利反奉军队的军事运输，此项工作在京汉方面收效很大。同时复于战争期内遣派前敌铁路工人宣传队前往阵地，宣传“兵工联合”及“民众与武力结合”，“肃清反动军阀”，“建立革命政府”等口号，此时北方铁路大小各站，多数地方均有公开群众反奉示威运动。嗣后日本出兵满洲维持奉系军阀，更激起全国铁路工会的普遍反感。到处均发起排日的群众示威运动，继续经济绝交事业，其运动之紧张，不减于五卅之役。全国铁路总工会，更因此与日本无产阶级，增加了一度之结合。
此外如京汉路工会为援助郑州纱厂罢工而争斗，使纱厂工会得到胜利之解决；正太路工会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及工贼而争斗支持至三四个月之久；道清路为援助焦作矿工罢工而争斗；京绥路为反对交通系工贼而争斗，屡扑屡起，卒将敌人打倒；粤汉为驱杨刘拥护国民政府而罢工得到胜利；株萍路工会的援助矿工而争斗，致被封禁；京奉路唐山工会为同情矿工罢工，备受摧残；虽属局部范围，它所代表的意义却均是很重要的。在这许多争斗史中实为多数忠勇奋斗的劳动战士碧血所煊染，如胶济路总工会领袖李慰农、伦克忠，青岛公民报记者胡信之，正太路总工会秘书高克谦，京汉路郑州工会会员韩玉山；津浦路浦江工会委员长张振成，都是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为阶级争斗的殉难者。其余因争斗而入狱的失业的为数更为众多。
在这一年中争斗的结果，虽然距我们的期望相差尚远，但我们工会的组织确已固定，一年前工贼猖狂的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我们更进一步观察，进步的中国铁路工人已在政治争斗中取得相当的地位，他一方面踏向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一方面走上世界工会潮流的大道。他这样结合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为一致的进展，缩短他的历史过程，是世界革命巨流中酿成的一种必然的现象。
现在帝国主义虽在联合向中国进攻，压迫中国的工人阶级，但是因为：（一）世界职工会的统一运动日有进步，它们国内的阶级斗争一天一天的紧张起来；（二）东方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争斗，使帝国主义的基础根本动摇；（三）同时那些强盗们在中国的利益不断的发生冲突。所以帝国主义又联合用武力压平中国革命的事实，毕竟办不到！至于国内军阀此兴彼仆，自取灭亡，更永远没有建设武力统一专政的可能，而国民革命政治上军事上的建设，随着民众革命的呼声日益激增。所以最近中国革命运动，已经由普遍的反抗帝国主义进而至于实际建设革命政权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进步的中国十万余铁路工人实负有很重大的责任。他们将本着过去奋斗的精神，政治的热望，继续为更努力的争斗，打出一条血路，去与世界革命战濠的无产阶级战士为亲密的联合，实行向国际资本主义，作一最后的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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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赫斯、马克思（﹝德﹞梅林，1897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
施泰因、赫斯、马克思
﹝德国﹞梅林（FranzMehring）1897年6月
荣雪燕翻译
原文链接：Stein,Heß,Marx
在第15号《新时代》[1]中，我讨论了桑巴特[2]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且论证反对了桑巴特采纳并基于斯特鲁夫[3]的观点而得出的站不住脚的结论，即马克思受到了罗仑兹·施泰因[4]的“启发和影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桑巴特，而非斯特鲁夫。当斯特鲁夫——我几乎必须从他在《新时代》第34和35号的全面答复中得出结论——他怀疑我想冒犯他在三月革命前社会主义这一领域的勤奋工作，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这离我的想法相去甚远。斯特鲁夫正确地指出，我们意见分歧的意义十分有限；我完全没必要去公开谈论，如果不是斯特鲁夫的观点被资产阶级所采纳并且要求以一个批判式否决的方式被运用，当然这一点上他自身当然也很无辜。
斯特鲁夫误解了我的意见，因为他忽略了“实际事实”的说明，根据我的假设，这些事实排除了马克思受到施泰因“启发和影响”的可能。作为“实际事实”，我强调过马克思在施泰因的书出版之前就在《莱茵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意见是，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已经达到了不能从施泰因那里学习什么的程度了。因为斯特鲁夫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斯特鲁夫详细地讨论了我提出的另一个“实际事实”。我说过，马克思在施泰因的书出版之际，已经开始和赫斯[5]进行斗争了，而赫斯已经远远超过了施泰因。斯特鲁夫认为与之相反，是施泰因超过了赫斯。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斯特鲁夫在施泰因的书中称赞为正确的东西，赫斯在1843年立即认识到了：施泰因以“简单且清楚”的方式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对于那些以法国社会主义作为源头来学习的德国人来说，比如赫斯，施泰因的书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仅举三十年代的两个德国人为例，舒斯特尔[6]和罗德贝特斯[7]对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的把握就要比施泰因更清晰、更敏锐。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他们认识到了太多的东西，德国的书商和报纸编辑对他们颠覆性观点感到恐惧；罗德贝特斯不得不把他著名的第一本书锁回书桌，而舒斯特尔只在被禁的难民报刊中能有发言的机会。相反，施泰因知道如何娴熟地进口危险品，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危险品也是被稀释了的，以至于德国图书市场的资本家和警察官让他顺利通过。
在我看来，施泰因、赫斯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施泰因是一个熟练的汇编者，或者，如果斯特鲁夫不同意这个表述的话，那他应该算作是一个勤奋的重要文献的记录员，但他也不过如此。只要他想独立发言，他要么是抱怨“颠覆性倾向”，要么赞美“社会王权”，或者提一些反动的建议，与之相反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仍然在曙光中自由的闪耀。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阅读了《汉堡回声报》[8]的一期，其中施泰因推荐雷克先生作为“反动分子的典范”。从这份汉堡的党的报刊从施泰因的作品中捞到的一些样品中，我只转载一些句子。施泰因写道：“只要政治协会把改变现有宪法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它们就是完全邪恶的......国家必须有权决定，协会是否可以作为符合其目的的合作组织。因此，每个协会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承认。当然，这种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撤销。并且必须被撤销，只要是由于部长的更换、政府对这个或那个行政问题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等情况。”一个能够这样思考和书写现代无产阶级最原始要求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其他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意义的观点十分熟练的进行编纂，但是他不可能有一些“开创性的”观点。
与施泰因相反，赫斯和马克思是哲学性的，或者如莱辛[9]所言，是自我思考的头脑，他们一方面认识到法国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认识到它形式的不完整性。两人都想打破这种形式，以便让这种精神自由发展。赫斯尝试通过意识形态-哲学的道路，结果失败了。马克思尝试通过经济-唯物主义的道路，最终达到了目标。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但是和施泰因之间的鸿沟相比，他们二人的差别也只是一条浅而窄的沟而已。奇怪的是，或者这并不奇怪，他们二人尽管有着观点的不同，对施泰因的书的评论却是一致的，尽管赫斯是在马克思之前几年评价的：他们二人赞赏这本书试图说明社会主义文学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之间的联系，但他们也说，这本书是一个“完全缺乏见解的汇编”（赫斯）并且是“最高级别的杂乱无章”（马克思）。更重要的，尽管有各种意识形态，赫斯已经在1847年对马克思的观点有了很好的理解，正如他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0]上展示出来的那样，然而施泰因在余生中都没有理解这个观点，尽管他直到1890年才去世。
斯特鲁夫还补充了作为反对赫斯的“实际事实”，赫斯和画家科特根在1845年抗议禁止他们社会主义演讲的禁令，说他们不像禁令中所说的那样，想要促进革命，而是为了防止革命，因为如果每天都在增长的贫困和堕落不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控制的话，那么革命将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除了对众所周知的反对“干草叉意义上”[11]的革命的抗议外更多的东西，这种抗议拉萨尔[12]已经提出过十几次，并且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甚至更频繁地提出过。我承认，赫斯和科特根[13]可以在面对归咎于他们的政变前，更巧妙地表达他们的憎恶，但是当斯特鲁夫补充说，阿诺德·卢格[14]“正确地嘲笑了来自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拒绝作为政治上的无策略”，那么他的论证让我想起刺与梁木[15]的比喻的话，他应该不会怪我。我只知道，当拉萨尔在1863年不是在警察意义上，而是历史意义上开始革命鼓动时，虽然里斯和科特根都勇敢的站出来支持他，然而卢格对拉萨尔这个“已经腐烂多次的人”大发牢骚并且很快投奔了俾斯麦的阵营。
我不想讨论斯特鲁夫文章的细节，因为我不想继续一个可能对很多《新时代》杂志读者来说都不感兴趣的争论。对于支撑斯特鲁夫文章的引文我只想说一点，我完全承认这种论证方式的正确性，但不认为它是详尽的。为了补充这一点，它需要对当时时代全部精神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发展有一个连续的关注。我的观点在我刚刚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历史的书中尝试通过实践的方式去说明，在此我不想赘述。我想从近代党史中的一个完全与之相似的例子来说明，仅仅将斯泰因和赫斯两人的语录放在一起并不足以确定这两人的历史地位。1878年赫希伯格[16]出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科学机关报《未来》[17]，同年，时任帝国统计局局长的谢尔[18]发表了一篇有关德国社会运动的文章。如果我将赫希伯格为《未来》写的介绍性文章和谢尔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的一段并排印出来，那每个读者都会拥有白纸黑字的证据，赫希伯格只是一个思想上想入非非的人，而谢尔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与社会民主主义做了妥协的思想家。没有必要解释这种判断对其中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是多么的不正确。
像谢尔70年代的文章，桑巴特90年代的文章一样，施泰因在40年代的文章也是一种尝试，向资产阶级传递有关社会主义时代现象的理解，以一种所谓的“受过教育的公众”所能刚好容忍的形式和程度，也就是钝化或者消除所有革命的尖角。我不否认也从未否认过，这些文章有其功劳；如果斯特鲁夫对这些功劳的评价高于我，我也很乐意承认，他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否则会引发巨大的误解。在他们的界限内，我很乐意让资产阶级文学和施泰因拥有它的权利；我只认为，它在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中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它所能产生的“刺激和影响”可以延伸到资产阶级圈子很远的地方，但是从没有延伸到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如果在第15号《新时代》杂志上这一观点的澄清使我和斯特鲁夫产生了小小的争执，我在最后还是要重复一句，我绝非有意要破坏他在这一领域的艰苦工作，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一领域是很困难的。
[1]《新时代》（DieNeue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1890年为月刊，1891-1923年为周刊。创办人和首任主编考茨基（1883-1917年在任）。
[2]桑巴特，威纳尔（Sombart，Werner1863-194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活动初期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后为德国帝国主义思想家。
[3]斯特鲁夫·彼得（Struve，Peter1870-1944）——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编辑，起初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成为自由主义者。
[4]施泰因，罗仑兹（LorenzStein1815-189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
[5]赫斯，莫泽斯（Heß，Moses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社会主义者。《莱茵报》创办者之一，该报编辑部成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
[6]舒斯泰尔，泰奥多尔（Schuster，Theodor1808-1872）——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三十年代是流亡者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四十年代脱离社会主义并成为德国“和平进步”的拥护者。
[7]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KarlRodbertus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价，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184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8]《汉堡回声报》（HamburgerEcho）是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大的地方党组织机关报（日报），1887年10月2日创刊。前身是1881年创刊的《公民报》（Bürger-Zeitung）。
[9]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Ephraim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
[10]《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11]干草叉意义上（Heugabelsinne），干草叉是农民劳作所用，也可以作为武器，通常指农民战争。
[12]拉萨尔，费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哲学家和法学家。曾经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为了求得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和实现普选，多次与俾斯麦密谈和通信，表示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独裁”。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分道扬镳。
[13]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Köttgen，GustavAdolph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
[14]卢格，阿尔诺德（ArnoldRuge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15]出自《圣经·马太福音》中刺与梁木的比喻，“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里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16]赫希柏格，卡尔（Höchberg,Karl1853-1885）——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作家和出版商，社会改良主义者。1876年起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1879-1881年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主编。
[17]《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Zukunft.SocialistischeRevue）——德国改良派杂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由卡·赫希柏格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两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刊持批评态度。
[18]谢尔·汉斯·冯（Scheel，Hansvon1839-1901）——国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877年在帝国统计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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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死难的战士们（张国焘，19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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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死难的战士们
张国焘（1926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人民周刊》第1期，1926年2月7日，署名：国焘。
三年前的二月七日，是京汉和其他铁路工人及武昌工人大遭帝国主义工具吴佩孚等屠杀的日子。死难的战士有施洋、林祥谦等肆十位同志。京汉工人的英勇奋斗和这些烈士之死，永远为人们所不能忘。吴佩孚等这班刽子手，也永远为人们所仇恨。今年二月七日是“二七”的三周纪念，全国各地民众都举行追悼死难战士大会；人民周报也适于是日出版，实使我们发生无限的感慨。
在“二七”以前，也有许多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同志们死难了。他们的死，都是很可纪念的。“二七”死难的烈士们，可是工人群众中新生的最有觉悟的分子。“二七”以后，工农群众中有更多的革命分子，跟着“二七”的烈士们，不断的为革命而牺牲。这些死难的烈士们中，最为人们所记忆的，有安源之黄静原，青岛之李慰农、胡信之，上海之顾正红、刘华、何秉彝，广东之黄驹、林宝辰、王福三、李劳工等等。统计起来，不下五百名。“二七”在革命史上的真价值，就是开工农群众为革命而牺牲的新纪元。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广大群众的实际参加；“二七”既然是工人群众参加革命的起点，所以最值得人们的纪念。
“二七”罢工，不是铁路工人争初步的经济利益，乃是铁路工人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自由。工人群众为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自由，不惜与帝国主义工具吴佩孚等短兵相接的对阵，尤其是值得全国人民纪念的。自“二七”以后，全国工农群众所奋斗的目标已是全国人民的福利。工农群众的胜利，就是革命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所以当我们追悼这些烈士们，由应认定工农群众的死难者，就是为全国人民的死难者；追随这些死难者和为他们报仇是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这些死难的战士们，正在沈寂的墓中，向我们哀叫：“为我们复仇呀！”同志们！我们要立即给他们一个满意答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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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参加西班牙的内战——苏联前任驻西欧军事密探长克利维茨基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
我们怎样参加西班牙的内战
——苏联前任驻西欧军事密探长克利维茨基作——
刘素英译
苏联干涉西班牙的故事仍然成了目前行将结束底西班牙大悲剧的秘史。全世界都晓得有苏联干涉西班牙的事情。而且世间所知的大概止于这种简单的事实了。但还没有人知道斯大林为什么干涉西班牙，他在那里怎样进行他的活动，谁是负责他的活动的幕后人，又他从他到西班牙的冒险事业中得到些什么。
苏联官员之参加组织苏联对西班牙的干涉者，只剩了我这一个海外余生，而且目下还只有我能够自由揭露这近代史底戏剧式的一页了。因为我是苏联的西欧情报部主任，所以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每一重要的国际步骤我都有份。我手里握住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主要钥匙，而西班牙的插戏正是这种政策的有机的一部分。
斯大林的国船漂流到遥远的西班牙港口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早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来，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已成了一个苦恼的政策，这是因为畏俱孤立而起的。在东方有方兴未艾的日本的威胁，在西方又有德国的威胁，在东西夹攻之中，斯大林便向世界列强搜求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他拼命想和希特勒妥协，时而得到鼓动，时而又受了挫折。他设法恢复旧日沙俄与法国的协约，但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那种强固的同盟。他与英国携手的企图甚至更少成功。一九三五年安东尼·艾登及赖发尔总长曾正式访问莫斯科。外交委员长李诺维夫曾到华盛顿去获得美国的承认，并在日内瓦尽主角的作用。他得到遍及全世界的声誓，然而他所得到的仅一声誉而已。伦敦是不会做决定的约束的。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简直有如一根稻草，难以寄托。
莫斯科与马德里
斯大林一面追求安全，一面于佛朗哥反叛爆发后把视线转向西班牙。他把焦急的心情抑制着，像他一向所做的一样。首先是一个静观及秘密探查的时期。斯大林想证实佛朗哥的胜利不会很快也不会很容易。
于是斯大林干涉西班牙了，他满想在马德里造出一个克里姆林宫的奴仆来。这样一个努力在一方面会保证他与巴黎及伦敦的联系，在另一方面则加强他和柏林及罗马做买卖的地位。他一经掌握西班牙（在英法看来西班牙是生存攸系的战略重镇）的政府，他遂成了一个被赏识的力量及一个被切望的同盟者了。而他的国境也找到安全了，这是他求之不得。
但是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不同，他在西班牙弄的很稳健。假如斯大林能像墨索里尼冒险站在佛朗哥方面一样的站在政府军方面，则苏联的干涉在某一时期中也许起了决定的作用呢。但是斯大林没有冒什么险。他甚至相信西班牙银行的黄金足以偿付他对马德里的物质援助而有余。斯大林极力避免苏联牵入大战中。他实行干涉政策时，他谨守着“站在炮火线外！”这句格言。这个口号通过整个干涉运动而成了我们的主要的口号。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即佛朗哥将军掀起反叛西班牙政府的旗帜的日子，我在荷兰海牙的总部里。我乔装一个奥国古董家，和我的妻子一道住在那里。这样的假装可以无形中掩饰我的华丽的住所，我所接到的大笔欵项，以及我经常赴欧洲各地的旅行。
我几乎尽全力在纳粹的德国建立密探网。斯大林想和希特勒妥协的努力仍不断失败。克里姆林宫对当时正在柏林谈判的德意日协定非常关切。我正在密切的注意这个秘密协定。
帕拉尼斯山外第一炮声的时候，我派一个密探到法西交界的汉底市，一个到里斯本，以便在佛朗哥区域内组织一个秘密的情报机关。
上述只是官样文章的措辞罢了。我没有接到莫斯科关于西班牙的任何训令，而且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密探和马德里政府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我以苏联政府欧洲情报部的负责首脑的资格，简单的收集情报，并把它转寄到莫斯科去。
在柏林和罗马，在汉堡和热那亚，在伯里门和拿颇利，我的密探都报告我说佛朗哥正从德意得有力的帮助。
我把该项情报呈交克里姆林宫，他们沉默地收下它，我仍然得不着关于西班牙的训令。
只有共产国际及世界各国的支部打破了莫斯科的沉默。共产国际的总机关老早就被推到无声无臭的角落去了，同时它的宣言在我们内部会议中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斯大林本人曾经轻蔑地把共产国际视为lavochka——小店，这个形容词就是它流行于苏维埃上层的绰号。
共产国际本来是特地为燃起世界革命而设的火炬，它现在已堕落成为斯大林外交政策上多少有点用处的辅助物了。他可以随便在任何外国内利用他的lavochka，或者给一个不友好政府掀起一些内部的纠纷，或者在任何国际问题上影响舆论。
一九三五年“人民阵线”政策实行时，他便拿共产国际出来利用，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共产党的忠实党员都放弃了他们对统治政权的反对态度，并在“民主”的名义之下与其他的政党联合起来。他们的技巧便是借助于他们的“同路人”和受骗者去选出一个亲苏的全国的执行机关。在法国，“人民阵线”——以FrontPopulaire闻名于世——已经把莱翁勃伦捧上台了。但是，靠伦敦为后台老板，而在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者，正是莱翁伯伦啊。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科洛夫也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负责人，他就是德国纵火案的英雄，而这件案子也就是纳粹统治德国的先声。但是五年来的宣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还得了所有革命骚动的帮助，结果总共只造成了三千个共产党员而已。
西班牙的职工会和所有强大的革命政党，依然执拗地反对共产党，西班牙的共和政府已存在了五年，但它仍然拒绝承认苏联政府，而且和莫斯科还没有外交关系。
黄金换成铁
自然共产国际方在臭骂佛朗哥。它在每一国家内组织群众大会和给马德里募捐。它从苏联派遣许多外国共产党员到西班牙去，他们都是被本国政府驱逐出来在苏联过亡命客的生涯的。
西班牙战争给共产国际少数仍然怀着世界革命的理想的老领袖，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些革命家都是经过第一次流血清党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审判案”的劫余者，他们都成了驯服的一群了。他们的一切呐喊产生不出军械、坦克车、飞机和一切军需品，这些东西都是马德里所需要而佛朗哥却从法西斯列强获得的。
意大利和德国对佛朗哥的军事援助已暴露于世，西班牙的各派革命领袖都拼命向外求援，克里姆林宫一点回声也没有。西班牙内战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火了，但斯大林还是保持沉默和不动。
欧洲及美国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方为这次革命激励舆论及请求捐助，他们都在问，为什么苏联不帮助保卫西班牙的革命？
虽然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银行中握有价值七万万美金的黄金储蓄，但共和政府想向英国的维卡斯，捷克的斯柯达，法国的史纳达，甚至德国的强大的军火制造家购买军火的一切努力都给不干涉政策挫败了。
上述就是我的密探所注视的国际形势，他们不断把这消息送到海牙总部报告我。我迅速把这些情报转给莫斯科。斯大林依然沉默。
后来到了八月间，三个西班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得到莫斯科的许可，秘密到了奥特赛港。他们是来购买军需品的，他们提出以西班牙的黄金巨款来作交易。但他们不准到莫斯科，只静悄悄地被关在奥特赛的一间旅馆里。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那一天，斯大林向对外贸易委员会发出一道命令，禁止“各种武器、军用品、军事原料、飞机和军舰等输出或再输出到西班牙或道经西班牙”。
这道命令公布了，而且在下星期一广播到全世界去。苏联官方这道命令莱翁伯伦的不干涉政策相唱和。于是激起西欧及美国的一切团体起来加以猛烈的抨击，而共产国际方在那些地方发狂地唤起人们同情绝望的西班牙政府哩。
当时斯大林还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的非常会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威，因此也是苏联政府的最高权威，政治局的决议案是无上的权力。它们在战场里就等于命令。
在这次政治局的会议里，斯大林宣布要立即在西班牙动作。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那个时候，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已在马德里上台了，拉科·加巴列劳得到了共产党的积极帮助，已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他是这政府总理同时又是军事部长。加巴列劳是西班牙社会党的领袖，他和莱翁勃伦一样赞成和苏联合作。
斯大林认为旧的西班牙已经完结，新的西班牙决不能孑然自存。它须加入德意的阵营或它们的敌对的阵营。斯大林说，无论法国和英国都不答应罗马和柏林去统治西班牙的，因为它扼住了地中海的咽喉。一个友好的西班牙对巴黎及伦敦是生存攸关的，斯大林有这样的见解，他认为可以在西班牙产生一个受莫斯科操纵的政制。假如他把西班牙收入自己的夹袋里，他就能够造成一个真正的和长久的英法苏同盟。同时他的干涉还会重新燃起苏联的外国党徒的信心，这个信心已因为他肃清老布尔什维克而动摇了。
在西班牙还有价值七万万美金的黄金储藏，加巴列劳政府正想花费这笔巨款来购买军事原料。当苏联冠冕堂皇地坚守它所颁布的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时，究竟有多少黄金运入苏联以偿付那批卖给西班牙的军火，这是急不容缓要加以查究的问题。
政治局决定立即动作。斯大林再三的警告他的部属，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必须处置得绝对秘密，为的是消除足以使他的政府牵入战争的任何可能，他的最后一句话便是：Podalsheotartilleiskavoognia——“站在炮火线外！”这句话被那些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人奉为圣旨，而且像一道命令似的传达给所有服务的高级官吏。
两天之后一个特别专差坐飞机来到荷兰，把莫斯科训令带给我，我的命令是这样：“立即把你的活动拓展到西班牙内战中，动员所有适当的密探以及用种种有效的办法迅速建立一个购买和运输军火到西班牙的组织，目下正派出一特别密探到巴黎帮助你进行该项工作，他将在该地向你作报告，且在你的监督之下工作。”
同时，在莫斯科，斯大林已训令当时克伯乌首领亚戈达在西班牙建立苏联秘密警察的支部。八月十四日，亚戈达在莫斯科，在他的总部——卢比扬卡大楼里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者为红军总参谋部的乌列茨基将军，目下的海军委员长及当时的克伯乌军事力量的司令官，佛仑诺夫斯基，（目前在较为心腹的一部分人他已认为斯大林的亲信之一了。）以及我的一个同志，即克伯乌海外部主任斯卢茨基等人。
我从斯卢茨基处知道（我在巴黎和别的地方常常和他碰面）在这次会议里，他的衙门里的一个干练的官员已被派到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去建立克伯乌组织。这个人就是尼可尔斯基，又名斯韦德，又名伏里华，又名奥洛夫。
这次卢比扬卡会议决定在西班牙成立苏联的秘密警察来负责共产国际的活动，它又决定使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和克伯乌的政策相“协调”或配合。
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些决议案中有一条是令克伯乌警察在各国发动派遣志愿军到西班牙的运动。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都有一个委员是执行克伯乌秘密使命的。
在许多国家里面（包括美国），那一支拯救西班牙革命的十字军宛如一只高的国际远征队，在人道的名义之下去拯救民主和保持正义。世界各处的年轻人都自愿到西班牙为上述的理想而奋斗。但是与佛朗哥斗争的西班牙共和政府，无论在政治信仰上或策略上都不是统一的。它由许多党派构成——社会民主党、无政府党、工团主义派、社会党。共产党人最多也不过是个少数。斯大林党能否获得统治权，且利用它做一个武器迫使英法和苏联缔结同盟，完全视乎他能否在共和军的阵营里击破顽强的反共产主义反对派。把派遣满怀理想的外国志愿军入西班牙的运动加以操纵，并阻止他们与一切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和野心的分子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卢比扬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来解决装运军火入西班牙的重大问题，这个决议案就是由俄国和国外同时推动该项工作。
亚戈达亲自处理国内方面的事宜。他负的责任甚至比我的还要困难，因为他必须在苏联领土内做得干净，不要让人知道政府参加这宗生意。
外交的曲折
亚戈达召见克伯乌的奥仑斯基上尉，同时命令他在苏联组织一家军火贸易的“私家公司”。奥伦斯基上尉在秘密侦探工作中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当安东尼·艾登和赖伐尔总理访问苏联的时候，克伯乌甚至还委任他去干护送他们的工作。
“你在奥特赛港找到三个西班牙人，他们在那里已受冷落多时了，”亚戈达对奥伦斯基上尉说。“他们在我国想非官式的向我们购买军火，你去办一家中立的私家店号和他们做交易。”
在苏俄，政府是军火的唯一制造者，谁也不能向它买一支手枪，那么，在苏联领土上设立一家贩卖军火的私家商店，这个念头太不近人情了，苏联的公民一分钟也不相信。但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事变中，为了国外的用场这幕滑稽戏是必须的。实际上，奥伦斯基的责任正是组织和布置一个偷运军火商的网，他做得太聪明了，国外密探一点影子也发觉不出来。
“假使你弄成功的话，”亚戈达告诉他说，“你回来时把你的衣服预先开一个洞，准备镶上红旗勋章好了。”
奥伦斯基上尉启程到奥特赛去，他奉令只用现金成交，他还得到一个消息，称上述几个西班牙人可以用他们本国的船只装运该项军火，当然，这些军火就是红军兵工厂交付的。他有了一些赋予全权的空白命令，而且所有奥特赛的官厅（从秘密警察、地方长官到区苏维埃主席）都受他节制。
战争的掮客
乌列茨基将军代表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出席卢比扬卡会议。正是他那一局负责办理我们这件生意的技术的军事事宜。在情报局中又正是他那一部决定兵工厂供给的军需品的分量和种类，规定派送西班牙的军事专家、驾驶员、炮队和坦克车军官的数量。凡有关军事方面者，这些人都受红军总参谋部的命令；此外，他们便要受秘密警察的监督了。
斯大林干涉西班牙现在开始了。我一活动起来宛如处身于前线一样，其实呢，我负的责任也就是一个积极的战争义务。我从伦敦调一个重要的密探来，从斯托金调另一个，又从瑞士调第三个，我安排在巴黎会见他们，并和莫斯科委派给我的特别密探开一次会议。这位密探叫做季民，是一个军火专家，又是克伯乌军事科的科员。
九月二十一日，我们秘密会见于巴黎。季民带来一道直白梗切的训令，嘱我们千万不要允许任何可能使苏联政府与我们的军火贸易牵连一道。我们要以私人的名义，经过专为上述目的而成立的商号来办理军火。
为了输出入军需品，除了我们现存的“商号”前哨之外，我们第一步便是计划成立一些“外表上”是“独立和私家”的商号，并把他们连成一个新的欧洲的连锁，这是欧洲的一门老生意。
成功与否端赖乎择人是否得当。我们恰好有这样的人，他们中许多都是参加国外什么“苏联之友”及许多“和平与民主同盟”等团体的，而这些团体又和国外各种共产党中心联合一道的。克伯乌和红军军事情报局，都把这些社团的某些社员视为战争后备队和苏联国防系统的便衣补助队。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在保护苏联的非正式的工作中，受过长期试验的人。有少数人是谋私利者和事业赞营家，但他们多数都是忠实的理想家。
他们都是审慎的，可靠的，他们都有适当的关系，而且在任何情形中，他们都能扮演一个角色，而不致露出马脚。我们供给资本。我们布置他们的办事处。我们保证他们的利润。
十天之内在巴黎、伦敦、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苏黎士、华沙、贝拉格、布鲁塞尔及其他欧洲城市内，一连串挂新招牌的出入口商行成立起来，在每一间商行里有一个克伯乌的代理，他是一个沉默的帮办。他管理财政，监理一切交易事宜。万一错了一着，他就要赔掉他的性命。
当这些商行在欧美市场，搜买相宜的军需品时，运输的问题迫切地要我来注意。在斯堪的纳维亚可用高价找到适当的商船，困难的就是获得运输军火到西班牙的特许证。我们打算先运往法国，然后又转运到西班牙共和军的港口。但法国外交部拒绝批准出港单。
只有一个办法——从其他政府获得领事的证明书，特准该项买得的军火输入他们本国。我从拉丁美洲某些领事馆里可以获得一些无限制的证明书，我们偶然又从欧洲及亚洲的国家里得到同样的证明书。
我们用这些证明书获得出港单。船只启行了，它不是赴南美或中国而是赴西班牙共和军的港口。
我们向捷克的斯柯达，向法国的几个商行，向波兰和荷兰的其他商行大量的采购。我们甚至还在纳粹的德国购买军器，这是军火贸易的本来性质。我派一个密探代表我们的一家荷兰商行，经赴汉堡，我们已打探清楚在该地有一批略为陈旧的来福枪、机关枪拍卖。那家德国商店的经理只愿讲价钱、银行证书和合法的办货单。
一幕海上的假装跳舞
我们买的东西并非全部都是上等货，因为目下欧洲的军器很快便过时了。但我们的目的是给加巴列劳政府采办一些可以射击的长枪和大炮，且要赶快采办它们。马德里的形势正变得非常恶劣。
十月中旬，运军火的船开始抵达共和军的西班牙。苏联的接济由两面入来。我的组织专用外国船，这些船多数是斯堪的纳维亚注册。
奥伦斯基上尉在奥特特赛开设的“私家商店”开始是用西班牙船只，但是它们的数量有限。因为斯大林害怕卷入战争，他坚持要严守秘密，因此莫斯科不准利用带有苏联证书行驶的苏联船只，尤其是在地中海的潜水艇和军舰开始袭击和劫夺驶赴西班牙海岸的货船之后。
但奥伦斯基上尉是足智多谋的家伙。他请求格柏乌护照科科长慕拉供给他一些伪造的外国出港单。慕拉的护照科已利用政府的无穷材料，把伪造的技术发展到惊人的完备。
数月之后，我在莫斯科挪揄他接受红军奖章时，慕拉向我说，“什么？这是一个新的活动园地——伪造船证哩！”他又说：“你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呢！”
苏联的船只用上述的假船证，改换新名，挂外国旗，装上军需品从奥特赛驶出，并卒能瞒过波斯、颇拉斯，蓋德意的反间谍密探正在该地严密监视。当船只安然驶入共和军港口，卸清它们的货物时，它们的名字又改回俄国名字，而且挂上它们本国的旗帜驶回奥特赛。
马德里正在绝望的求买飞机。莫斯科来了反响，下令我办理。佛朗哥正向首都挺进，他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队霸制上空。我们的飞行员和机器匠刚抵马德里，但政府军的飞机寥寥无几且都是蹩脚贷。我一定要在欧洲某地觅得轰炸机和驱逐机的供给，且要能够成交得快。当然没有一家私家店号能够立即备办一大批军用机，只有一个政府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航空事业进步甚速，我们很有理由可以作个假定，一个友好的政府会允准出让它的军备的，因为它借此可以使它的空军近代化。我决意在东欧方面找寻这样的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有五十架法国制的旧式战斗机。
显然这件事要找一个特别代理人。我有一个适当的人，他是一个贵族，是欧洲某一家贵族的儿子，他还有最好的交谊和无可非议的银行保证书。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苏联的忠实友人，又是西班牙政府派方面的热心保护者。他曾经替我们做过一点事。我知道我是能够劳动他的。
我请他到荷兰来，把情形扼要地告诉他。第二天他飞赴东欧某国的首都。当晚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的巴黎代理人，我的代理人又转打一个电话到海牙给我，嘱我于第二天早上在某时某地静候一次直通电话。第二天电话来时，我那位贵族的朋友用极小心的隐语，把他的晦气的经过报告我。
他已获人介绍去见该国的军事部长。他把他的卡片呈交该部长（卡片上面印有世界上最大银行之一的名字）之后，他便把他来访的任务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我来此拜谒是想同贵国政府购买一批军用飞机。未知部长是否赐准发卖。我们像照部长定的价钱至少采购五十架飞机。”
这位部长从他的办公桌子旁突然站起来。他把这位来客的卡片再看了一遍。他脸色发白，把介绍信审查了一下。于是他向我的代理人从容地说：“我请你立即离开我的办公室。”
他说：“请部长原谅。请允许我再说一句话。这件事是光明正大的交易，我的任务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是援助西班牙政府的事情。我这次是以我国各团体代表的资格来访的，这些团体深信我们应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保护西班牙共和国，我们深信贵国也想将法西斯列强逐出地中海及防止意大利操纵它。”
“我是军事部长，我不是一个生意人。”这位部长冷冷地答道，“早上好，先生。”
“事情没有希望——完全没有希望了。”我的代理人在电话里向我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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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巷的一年（谢少翁〔籍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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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巷的一年
谢少翁〔籍云龙〕
穷巷在沪西，有个很好听又俗气的巷名——永庆里。当它诞生的时候，主人就命定它不能做富巷，连名字都没有起一个，家家户户，前前后后，都只知道它是“四十九间”。它满七岁的当儿，主人才跟着一般大财主学样，题了个很吉利的弄名，但是，人们没有理会这件事。
穷巷本来只有四十九间房子，五条横弄；现在，跟着主人的发财，前后添造几倍的房子；有十六条横弄，一百七十几间房子，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叫它“四十九间”。
弄口没有任何标记，已满二十五岁的“四十九间”，实在再也不必要这些东西。弄里共有四个公共自来水龙头，它们总是流泪一样的吐水。
穷巷在“八一三”之后曾遭殃一次，隔弄赛璐璐厂爆炸，毁了三间，伤了一间，四间房子里的生命，只留下十个人不到。大人先生们大发慈悲，一条性命赔一百元至二百五十元不等。从此穷巷留下个深刻的创痕——一块空地，穷小瘪三们多了一处游戏打架的场所；在晚上，这里是一批“英雄”的用武之地，他们玩石锁和石担子。
穷巷的冬天是最不值得说的，晚上八点钟就路无行人，白天，做夜工的穷人躲在无风而黑暗的地方睡觉，做日班的已在厂里，单衣薄裳的女人和小孩，不敢出大门。除了上工放工时，有一群寒得打战又垂头丧气的工人，携着或挟着饭夹来往之外，没有一点别的现象。一切都是死的，就是这好几千人也没有一丝生活快慰的微笑。不过穷巷之冬有例外的一天——旧历年初一。
年底领到的工钱不够正月份的开支，穷人们却多少要有一种表示，对祖宗表示敬孝，对财神菩萨表示希望，希望明年所赐与的是“好”而不是“坏”；表示的方式，小孩子都明白。
穷巷之冬就只有这一天，也可以说全年只有这一天是活跃的，快乐的，狂欢的，甚至是美丽的。小孩子和女人们红红绿绿的衣服，家家门上的红春联或小红方块的“财神纸头”，便是这一天的美丽的点缀。今天，大家忌着骂人，见面就说“恭喜发财”，然而，谁都担心着明年会更穷，凭空发财的念头一分钟也留不住。说“恭喜”时的强为欢笑，等对方看不见脸容时，仍旧把那么一副哭相挂了出来。早晨起身时，人人都记着不准骂人，但是，在赌钱摊上，在转糖摊的周围，和平日一样的骂着“ⅹ你妈妈！”不客气时会不顾身上的新衣服打起架来，有些女人因为小孩子的争噪相互大骂；也有因为旁人打了一下他心爱的狗骂起人来；然而，年初一这一天，骂人的人总比往常要少些。吃过中饭，赌钱的仍旧在家里，看戏的就三五成群的跑外去。晚上，赌钱的人讲着他的“赌经”，什么自摸三代，什么清一色……；另一方面，看戏的人更兴高采烈地表演他所看过的“好戏”。
一天过去了，最快慰最幸福的一天消逝了！穷人们又跌进痛苦的泥淖里。
明天，汽笛和平日一样的催促穷人动身去流血汗。明天，工厂的铁门又照常吞进这些有活力的穷人，直到他们精疲力尽，才把他们吐出来。接着不差一分钟的，又吞进另一批活力销纳他们的血汗。
人们咬着牙根准备度过未来，可怕的三百六十四天。谁也不能给自己半点保证。保证自己不会给机轮和皮带扎死，给疾病累死。但，人人确切地有个预测，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人一样的证实自己的预测——今年比去年更穷些，日子更难过些。
“少数人”是穷巷里的大亨孙大老爷，开小杂货铺兼做赌场的陈老板，还有个布厂女大亨小兰子妈妈。
孙大老爷是已死孙老太爷的儿子，他是穷巷的皇帝，他不出房租，六七十个徒弟几几进贡季季来潮。人家做喜事丧事，他不送礼却有吃有喝，他有事却人人非送礼不可。
陈老板在流氓中间混过十几年，现在是“正经人”了，但，人们仍敬而远之。听说他本姓李，五六年前做着一笔几十万的“生意”，分赃之后，从此改姓换名，躲在穷巷里，过一世安乐生活。
小兰子妈妈有三个老公，她是好几个布厂的“保镖”，哪里罢工，她单枪匹马，一压便没有事了。
穷巷的春天，没有任何象征，除了那肺病鬼的咳嗽比较缓和减少之外。一切都和冬天一样，一样的死，一样的单调，没人能想到夏天怎么办，更没有傻瓜去打算秋天和冬天。穷人不懂“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有名的话的深长意义，但事实上是这样，他们没有一点“计”的可能和把握；他们不像富人可以“计”半年一年，甚至几十年几百年。
清明节家家都有哭声，死总是和穷人结缘的，清明节让活人记起了死人。
四只垃圾箱和四个自来水龙头差不多并列在一起，洗米洗菜会有不少额外的“香料”加入，洗白衣裳更不要想有白净的一天，单单隔弄的丝厂和附近工厂的煤灰，就可以使白衣服染上好多黑点，好在穷人大都是穿青色和黑色衣服的。
四个自来水龙头，成天成夜被人们使用，没有一分钟停止，一百七十几间房子，一共住八九百家，每家四口，起码有三千多人。
白天，有二十人左右在等自来水，常常为了这事打骂着；晚上最少的时候也有三四人，那时已是夜深二三点钟了！
二十尺长，十尺阔的平房，阁楼下面分作三四间，阁楼上面分作二三间。没有石灰的外墙，凹陷的房脊，凌乱不齐的瓦片，破锈铁皮的天棚，破烂的木窗木门，高低不平七零八落的石子路。
穷瘪三们不去管那房子已是旧得“不合卫生”，将发生倒塌的惨事。“大房东拆房子，吾们没得地方去，吾们不搬场！”有个老太婆在乘风凉时这样对他儿子说。
拆房子的风声三个月以前就有了，没有人去注意这件事。
立夏节无声无息地划过，那天只有一个卖老白酒的小贩闹进穷巷，大叫：“甜白酒要吗！甜白酒！”
夏至接着来，吃粽子吃咸蛋的人家家有，但要比比吃的数目那就太扫兴了！前年吧，金狮子家里的粽子，吃了三天还没有吃完，鸡蛋鸭蛋从早吃到晚，第二天还当做早点心吃了一顿。今年呢，裹三升米粽子，一共六十七只，一家五口，早上一顿吃掉四十五只，送五只给搁上的大玲子婶婶，五只给隔壁三麻子新娘子，留下十二只明天给金狮子带到厂里当饭吃。他家今年买了五只鸭蛋，一人一个。
立夏过去了！夏至过去了！小暑大暑要来了！瘟病要来了！臭虫蚊子要来了！（苍蝇他们是不怕的。）
穷人没有寒暑表，穷巷的穷教员每天看申报，他会告诉别人：“今天报上说，昨天是九十九度！”没有人懂得“九十九度”是什么意思，但大家也有些明白，大概“一百度”是顶热了。
小孩子满身红痱子；男子赤膊，赤脚；女人穿起黑洋纱短衫裤；老太婆把发髻打在头顶上。
“热呀，热死人哪！”到处叫着。
弄里几十处“任意小便处”和垃圾箱竞争发挥臭气。到处看见敲床板捉臭虫。
“×××死了！”“×××死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中年的青年的，不断有人死着，几天之后，只有自己人还记着，自己家里少了一个人。
老鼠白天公然出来寻东西吃，养猫的人家一天少一天。“人都快饿死了，养那棺材猫做什么！”
穷人喜欢夏天每天下雨，和希望冬天每天晴天一样。“天老爷”不管穷人，它有它的主张，它在夏天和冬天一样使穷人失望。
做夜工的人，在中午无论如何睡不着，尤其是睡在搁上的人，更热的头晕。
太阳落山了！每人坐到弄里、台、凳、床板、门板、席，把所有的空地都占满。
说笑，讲神怪故事，下流的小调伴奏着二胡，鸦片鬼说书的，趁机来做“野鸡生意”。
十点钟之后，由于白天的过度劳动，大家都就地睡觉了。露天睡觉是“不卫生”的，容易生病的。但穷人不管这些，他们有夏天的睡觉哲学：“如果关在小房子里闷死热死，还不如睡在露天得病死来得痛快舒服。”
夏天就像一团乱麻，人们在里面乱过生活，今天不知明天事。拥进翻出的，像一群没头的蛆。
小暑大暑过去了！秋天来了！穷人希望秋天的来临，比在冬天希望春天更迫切。
秋之神，带来了大批的病魔到穷巷，正似春之神带来了“幸福之花”到富巷一样。穷人渴望的凉快天气是到了，同时，意料之中的疾病和死亡也跟着来了。
破衣或蒲包裹里着的小孩子的尸体，一个又一个的从穷巷中拿出去，涂一层车红水的薄板棺材，一口又一口的杠出去，偶然也有一二只“厚皮棺材”，那是家里积下几个钱的人家的。
伤寒、霍乱、脑膜炎、猩红热……，一切最利害最难医的毛病，都在穷巷中猖獗着、流行着，穷人们只看得起四毛钱一次的医生，可是就使你出得起四块钱，也请不到“好医生”的，他们是怕不卫生的地方，怕不卫生的人，甚至怕穷人拿出来的不卫生的钱的。
“打醮了！太平公醮！”大亨们手拿捐簿按家收钱，你不给，嘿！要你好看！
“起码两毛钱，越多越好！我们经手人是不赚钱的，以后有账单贴在弄口，大家可以看的！”
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也没有人多出一分钱，更没有人知道孙大老爷是否赚钱。
七月十四（阴历）了！道士比鬼还神秘些，姚木剑东拍西打，乱舞一阵，左手端一碗清水，嘴里咕噜一阵，喷一口“仙水”。这样做过多次之后，最后一幕是“上天台”。
道士手里有一本“奏章”，这是呈给玉皇大帝的。右手拿剑，左手拿“奏章”，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爬上台子，再踏上椅子，囗中念念有词，爬下来把“奏章”烧掉了，接着焚化大批“纸钱”。
“玉皇大帝也要钱，没有钱给他，他就不保佑我们了！想来有钱人一定每天敬重玉皇大帝，所以他们可以长命百岁。”
“婆婆！你错了！有钱人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不做工，所以他们比我们穷人死得迟，我们先生说的，就是穷人每天打醮，还是要死那么多人的！”
婆婆嫌十八斤出口不吉利，怕得打了他一下的耳刮子。（十八斤出生时已在胎里十三个月，出生时块头很大，他爸爸就替他起个名字叫“十八斤”。）
秋天只有这一天有些热闹，老太婆、老头儿、女人、小孩子和大多数男人，都来看一年一次的好把戏。他们和她们是非常尊敬菩萨的，所以“身上来”的女人不敢去看，恐怕玉皇大帝知道她今天月经到来，还立在神的附近，一怒之下，全家遭殃。平时赤膊的男人，今天破天荒穿一件布衫。
鬼把戏完了，人们的眼睛花了，大家无声无息的回家睡觉，只有孙大老爷和陈老板很晚的还在喝酒，大家熟睡的时候，也是他俩造假账的时候。明天，弄口贴一张黄纸，识几个字的人看了一眼就不看了，不识字的人头也不抬一抬。
十八斤的话一点也不错，打醮之后，穷巷还是浸在死的恐怖里面。
人渐渐的不死，病的也一个一个痊愈起来，马上重阳节又来了，裌袄裌裤穿上身，棉衣服还在典当里，破被絮一条已不够保暖，过期的被头当票没有用了。
冷了！冷了！冬天又到了！当掉单衣把棉衣赎出来，省吃省用买三四毛钱稻草铺在床上，单衣薄裳的过一冬。
“一个冬天好像过一年。”穷人普遍地流传这句话。真的，冬天一过，穷人们更显得老些了。
穷人这样一年不如一年的毫无意味的活下去，穷巷也跟着一年比一年破烂。
六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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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其主义在中国（张道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
安那其主义在中国
张道同
一天，在重庆的书店里翻阅汗牛充栋的新出杂志，抱着满怀的奢望，想领略后方人们的抗战意见。可是翻来翻去，今天和昨天一样，稍微有点内容的，八股气味较轻的杂志，实在太少。乌烟瘴气，笼罩着一切，闷得人们快要不能呼吸了。忽然发现了《惊蛰》，薄薄的周刊式的本子，米黄色的四川图纸，成都出版，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稍微翻阅了一下，我惊得好似在漫无边涯的沙漠中发现了绿草与清水。即向书店伙计把他们所存的该刊前几期，每期买了一份回寓。
我细细地读《惊蛰》，这刊物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ABC，忠诚地替主义服务。我很想知道无政府主义者的抗战意见，但我所买到的三期（第三卷初三期）中，无一篇触及中国的抗战问题的文字。这乍看起来不免叫人觉得可异，然平心一想，实是应该同情的——只宣传原则，不比连原则都宣传不出去好得多吗？当天我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今天偶然发现了基本无政府主义者杂志，虽然谈的太玄虚了，然而在此恶浊的出版空气中，有此亦可以清心，可喜事也。”后在港沪，又看见巴金先生主编的几种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及重版的克鲁泡特金自传。于是我知道，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在工作了。
自从一九二七年革命运动惨败以后，中国无政府运动的那点萌芽，显然也受了摧残。李石曾、吴稚晖之类到官场中去了，《面包略取》等书的译本，只在旧书摊上才有踪迹。让该叛变的都随着潮流消灭吧，然忠实于主义的人，自然不曾因潮流恶浊而溃散其愿望与努力。像《论公式主义》那样文章（见《宇宙风》），决不是无勇气的人能写得出来的。目前中国各方面，都需要以勇气和血去挽救沉迷并开辟新路，无政府主义至少可以从浑浊潮流中提高青年人的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所企求的伟大目的，“没有什么能代替自由；它没有任何代替者。毁弃自由的人，就是毁弃社会主义意识的本体。”——像这样的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是不正确的，因为空洞的自由只是一种欺骗，而穷人在现社会所得到的自由，往往只是失业与挨饿的自由，不过对于一般头脑混乱，以暴力专制为进步现象的人们，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所以我愿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
不过我虽尊敬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与再起的勇气。但我不得不说，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是无出路的。历史的教训，中国的现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态度，都使我不得不如此说。
无政府主义在资本主义初期，曾一时蓬勃于欧美各国。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更前发展，社会生产组织的益加集中化，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比重的减轻，于是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渐由衰落而归消失，到大战以后，只有工业落后农业经济占优势的伊百利安半岛成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最后巢穴，只在这里，他们还有群众的组织。这点历史事实表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不是工业国家的广大无产者群，而是工业落后国家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但是几个月之前，佛朗哥的军事胜利，而不是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又把无政府主义的最后巢穴摧毁了。不仅摧毁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众组织（C.N.T.F.A.I），实际还摧毁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本身。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主张是反对一切政权，反对组织政党，鄙视任何种类的政府；可是当法西斯叛军逼来时，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以最卑鄙的政党身份参加了政府，不但拥护政府，而且所拼命拥护的竟是资产阶级政权，并替它压毁无产阶级民众的政权。这事实表示，无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怎样好听，但在阶级斗争的铁的事实面前，这种好听的理论已经破产了。并且由于他们轻视政治，所以西班牙的约三年长期内战，又表示出他们不懂得革命的规律，不懂得革命的问题。一九三六年七月与一九三七年五月，西班牙政权本已落在群众手里，但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告诉工人说：“我们不吃这串酸葡萄”——政权，于是他们把政权又交回资本家之手，结果是资本家向佛朗哥投降，而演成了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像这事实，都是昭昭在世人耳目，今后无政府主义还能在世界何处建立它的堡垒呢？
中国是个工业落后国家，经济背景还有利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发达，因而无政府主义运动似乎还有在此得势之余地。但这只是一方面的观察。就整个世界形势看来，现在早已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且中国早已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决斗场，社会斗争的尖锐与复杂，在上次革命时，已不亚于此次西班牙内战的情形，更不必谈今后革命来到时候了。在这种局势中，决非鄙视政治斗争，不懂亦不愿懂政治斗争的战略与战术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能有所作为的，而且中国的革命民众，再有了悲惨失败的革命经验后，也决不会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虚幻宣传。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的悲运。
再就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态度说，可以说自从这种运动在中国开始以来，他们并未想到“到民众中间去”。他们的活动方式始终是知识分子；翻译名著并作文字宣传。当然，翻译介绍与文字宣传在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运动的初期，无政府主义运动当然不能例外；然如果以这种工作方式自限（恕我用此二字的冒昧，我愿闻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如此，但《惊蛰》之避不触及抗战问题，令人更不得不更发生如此感想。）则无政府主义者便决不会在中国其改造社会的作用，甚而还毫无发展其运动之可能，因为在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的时代，能改造社会的只有广大民众的力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多只能有帮助的力量。
这种种方面，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无出路。
在《惊蛰》第三卷三期上，译载有洛克尔（R.Rocker）的一篇反对专政的文字。他说，“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特征不在于它所毁灭的，而尤在于它所创造的；而且在于引人达到新生。”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怎样摆脱现存社会制度的桎梏而实现这样的真正革命呢？洛克尔说，丝毫的专政手段都不使用。“独裁强暴地破碎了革命意识的创造力，于是刚在萌芽的时候，社会进化的一切新的观念与新的希望，便都被窒死了。所以独裁绝不会引起革命，而只是反革命的前哨。要消除社会生活的权力原则而不是夺取权力，这才是社会主义所应企求的伟大目的。……”这句话犯着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错误，即把个人独裁与一般的权力混乱起来了。个人独裁自然会窒死革命的创造力，但假使根本排斥了权力，那所谓“革命的创造力”将成为一句空话，而“社会主义所企求的伟大目的”，也将永无实现之望了。尤其是在法西斯的野蛮独裁压制了一切之时，不用民众的权力则民众组织是否能自保，是否能跟进一步地进攻。对于这一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事实答复是：当佛朗哥的法西斯叛军来到时，他们急忙地躲避到权力下面，而且还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断送了几十万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的生命的权力下面。
无政府主义运动假使能在中国开展，至少可以教一些青年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自由与个性发达对于社会进化的关系，反过来说，即至少可以教青年消除人们那种茫然地崇拜赤色招子的意识。因此，我祝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历史的教训与当前的事实都不允许我们承认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有一点出路。因此我更希望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西班牙内战新鲜教训，就无政府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目前时代背景的差别，再就中国的客观局势与群众需要，而审查他们的主要意义的错误与缺点，而改变并确定他们的工作方式与努力方向。这是达到他们那权力消灭的个人绝对自由的社会之第一步。
祝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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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情诗（石滨知行著；三男〔王凡西〕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马克思的情诗
石滨知行著
三男〔王凡西〕译
马克思幼时，赠给他的未婚妻，后来成为他一生之妻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作为爱的纪念的三册《爱之书》《诗之书》诗稿，弗兰茨·梅林读了之后，说：“依我之见，他那诗的粗野性，决不曾因为他的创造才能而稍减，现在如把它重印，那对于作者，怕是一种不愉快的错举吧”。（《遗稿集》第二卷书后）莫斯科马恩研究所从事编辑全集的梁赞诺夫，（今已代以阿特拉茨基）以前也赞成梅林这个意见，但当搜集马克思之著作时，特别为要知道与“阿台诺衣姆”杂志的关系起见，就觉得非把这些诗稿重印出来不可了，嗣后，特别当那赠给父亲的诗稿发现以后，梁赞诺夫认为比以前的有着显著的进步。“这些诗的试作，对于马克思之教养过程、发展过程之历史的了解，具有重大的性质。”（《全集》德文版第一部第一集第一第二分册的序言）。据梅林的意见，像他在后来说的，马克思的诗，是只值得低下的评价的，但想到马克思那时才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再把当时的各种状态想想，那末梅林的评价，我想也不能说是不变的与绝对的吧。我以前曾把马克思的诗请专门研究德国诗的人看过，读了，他对于这些诗的作法，非常惊奇，就诗论诗，据说也值得相当高的评价的。现当《马恩全集》中，安岗、佐佐木两氏将该诗译成日文之时，此地做一点解说的文章，我想多半不会是“对作者的一种不愉快的错举”吧！
马克思幼时，在那爱好维德与来辛奴的父亲之养育下，又与那博通荷马及莎士比亚的燕妮之父相接近，这一切，对于他文学的素质上，有不少的影响。
马克思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十月，读毕了故乡特里尔的五年中学课程，进了波恩大学，当时，马克思适十七岁，在波恩大学只读两学期，不过听了一年的讲。在波恩大学时代，他似乎时常作诗，马克思因为他写得不好，所以就是写给父母的稀有的几封信，现在也不存留了。唯有那永远关心儿子的身体与学业的人，写给马克思的书信，如今还在，且被发表出来，在这些信里，时常有论到马克思的诗作的意见。尤其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一月十八——十九日，以及三十六年初的几封信中，最看得出来，十八——十九日信的一节说：“你的诗，我一字一句地读了，可是，我亲爱的卡尔哟，我不客气地告诉你，因为这诗的狂暴，及狂暴的倾向，我不能谅解这首诗。”在那首诗里，曾将康德的人类学等加以论述，由此看来，马克思似乎时常将诗寄送到父亲的面前的，爱子远离了，“看不到你一点儿痕迹”的寂寞的双亲，埋头贪读着儿子的诗，这是很可想像得到的，但最可惜的，这时代的诗，现在一点儿也不存了，或者这时代的作品，杂入以后的诗稿中也未可知，但关于这一点，现在在文献上还不能加以证明。
得了父亲的许可，马克思于一八三六年之秋，转学柏林大学，为此，从波恩回到特里尔来，与幼年的伴侣燕妮订婚。秋十月，与燕妮作别，怀了无限的相思，离开了故乡到柏林去，那时，马克思的痛苦，于次年（三十七年）十一月十日致父亲的信（唯一现存的信）中，很好地表示了出来。初尝爱的滋味，即离故乡。旅行到柏林，但并不有趣，和燕妮的分别，比临危崖更险恶更难过，艺术和燕妮比起来，也是不美的了，这一类甜蜜的文句，充满了篇幅。
进了柏林大学，因以前的苦痛，他断绝了各种关系，也不去访问什么人，专门埋头于“学问与艺术”之中，所谓艺术这东西，依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来，仿佛就是“抒情诗”。
这些诗，后来集成三卷，赠与可爱的燕妮，关于这三卷诗，马克思的儿女，后为艾威林妻的爱琳娜有如下的话：我藏有三册诗，上面有如下的日子“一八三六年秋末，柏林”、“柏林，一八三六年十一月”、“柏林，一八三六年”，这三册诗很厚，写得极美丽，头两部的题目是《爱的书，第一、第二部》，第一部署名为K.H.Marx.，第二部署名KarlMarx.，这三卷诗集，献给我尊敬的、永远爱的燕妮。（《新时代》，十六年度，第一卷，第五页）
马克思死后，这三册《爱的书》《诗的书》，落于其女劳拉之夫拉法格的手中，梅林曾见过，在《遗稿集》的序文中，说过一些感想。据梁赞诺夫于一千九百十一年访问拉法格的家时，曾由劳拉之手借来看过，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拉法格夫妻在德拉韦的别墅中相偕自杀，因此，三卷诗集，又自拉法格家转入马克思之外孙（系马克思之长女燕妮与夏尔·龙格之子，马克思唯一生存着的孙子）约翰·龙格之手，被人借去看，以后就不知道弄到谁的手中去了，梅林的地方又没有，这据说成了不能猜破的谜了。因此，这三卷诗集，如今是看不到完成的形式了。只有梅林在前记的感想中引用了四节及在他献给父亲生日的诗集中，推测出以为是混入的几首（“人鱼之歌”、“罗兴台”、“二人的竖琴歌”、“星歌”、“苍白的少女”等）外，再没有别的了，就梅林所记的看来，那末内容除上述几首以外，仿佛还有如下的几首“妖魔之歌”、“格诺门之歌”、“钟楼守者之歌”、“歌者最后之歌”、“关于阿尔本及罗沙门台的叙事诗”、“坟墓的史诗”、“浪漫的竖琴之音”等，全部究有几首，那是不明白的。
现在我们试把其中的一两首讲一讲吧，“二人的竖琴之歌”，是一首叙事诗，咏的是两个弹竖琴的女子，思慕着城中一个不相知的男人，来到城下，在关闭着的城门之前，交谈着恋他的话。
她黑发在风中飘荡，
泪潮儿不住的流淌；
还有一个拭干她的面挟接吻，
将她紧抱在热情的胸膛。
这样，她俩在那关闭着的城门前蜷伏了几日。
几日来她俩在此处蜷伏，到黄昏弦声飞渡，
这哀婉凄切的怨诉，
感动了小鸟和花朵。
有一个时候她俩枕着腕，躺在软软的苔床上假眠，突然出现了一位巨大的半神半人，把她俩载在他的金翼上，向高处升起了。
“苍白的少女”，也是一首叙事诗，此地竚立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她忠厚优雅而信神，那里，“眼中有爱的海与情热的箭”的骑士，跨着美丽的马过去了，那情热的箭，深深的射入少女的胸中，骑士却迅速地驰去了。
寂静的安间飞去了。
天国沉沦，
心儿变作愁城了，
相思昏昏。
少女在晚上祈祷，追想着那逝去的男子的面影，幻想着他正抱着别的女人吧，很为苦恼。
汹勇的大波中，
少女舍身，
幽黑的寒夜里，
惘然而行。
少女充满了爱情的眼睛闭着，红的嘴唇也变了色，少女的眼睛再不醒来了。
尊贵伟大的骑士，
被情妇的柔腕拥抱，
弹着爱与幸福的琴调，
在静静的夜里响着。
“坟墓的史诗”据梅林说，是讲拿破仑的，其中，拿破仑被地里的精灵控诉其破坏世界，但光明之神却加惠于他，引他到星上去。
批评这些诗，不是我的责任，马克思自己对于这三卷诗集，有如下的批评：“我的立场，乃以前一切的发展使然，这诗是唯心论的诗，正与我的恋爱一样，遥远地横在彼方，是我的天国，是我的艺术，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消失了，这些消失去的东西，看不出有何等界限，及与现实有何等关联，只是漠然的一点无形的破碎的感情，绝无类似自然的事物，一切是由月亮里造成的玄物，在这里，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可能有的东西。修辞上的雕刻，代替了诗的思想，不过，在做到感受性与感兴的努力上，恐怕还有一点热情，这是我送给燕妮的最初第三卷诗中的一个特征。”（改造社版，《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福田德三、本多谦三两氏译文），劳拉·拉法格写给梅林的信上说：马克思把这三卷诗看成无益的东西，每当谈及这些诗作时，马克思总是大笑他青年时代的傻事。
梅林在《遗稿集》一卷的序文“幻想的诗人”中，对于这些诗的批评，兹简单地介绍于后，梅林警告人家道：若以为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是有美学上的价值，那是不对的，马克思十八岁时，离狂飙时代差不多有六十年了，如不明此时的空气，而当它是狂飙时代的诗来批评，那是不对的，讲到马克思艺术的才能，自然是有的，他属于十九世纪第一等的古典散文作家中，可与来辛奴及歌德相媲美，但诗的技术是粗野的，假使不知道这些诗作的时期，那末谁都不会想到它是写于白来登死后一年，海涅的《歌集》出版后九年的吧。就他青年时代的诗来说，虽然是马克思，但还是未曾有过的幻想与平凡的，就诗说，马克思比当时的希脱老司或郎格，在其未成名时所作的为差，“他缺乏那从虚无中构造成一个世界的诗的创造力”，马克思批评自己的诗说，“只有在做到感受性与感兴的努力上还有一点热情”（前述），这是他诗的特征，是他赠给燕妮之诗的特质，而这热情是幻想的，甚至是夸张的，与其说是浪漫的，毋宁说是古而不美的，例如席勒的《罗拉栗达》。
以上是梅林批评的概略，至于马克思的父，对于马克思的诗，也是评得很低的，这一点，可以从波恩时代的父信中推测而得，有一时，对马克思的诗，曾加以“丑恶的生产物”之酷评，使年青的马克思悲哀，但父亲的批评，要是从道德立场上来的，常常用以警戒年青的马克思的狂热的气氛。
受着这热烈的情诗的赠与的未婚妻燕妮，对于这些诗究竟怎样呢？马克思之姊素斐于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有一节说“燕妮在爱你了，昨天她到我们这里来，收受了你的诗，哭出了欢喜与痛苦的眼泪。（《全集》第一部第一卷第二分册，一九九页。）
写给父亲的信中，有一节说：“赠给你最近的一分册”。这一分册，系史坦因氏受了马恩研究所的委托，在那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与马克思友善的开恩医生罗兰特·但尼尔斯（一八五五年死）的文库中发现出来的，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马克思因二月革命后的反动，逃到开恩时，所有的书籍都寄托给但尼尔斯，五十一年，卖去了一部分，其他的送至伦敦，马克思的诗稿，即于此时赠于但尼尔斯，以致谢意，这稿是赠与父亲的诗稿，是当父亲五十五岁诞辰纪念时的赠品，封面上写着“一点永久的爱的微意，于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之诞生日，献给尊敬的父亲，——K.H.Marx.Berlin，这是马克思第二个诗集所搜集的诗，一共是选出来的三十九首，主要是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四月之作，在此近四十首诗中，有几首是前述赠燕妮的诗集中有过的，其他诸作，怕是以后的作品吧，对于这一诗集，梁赞诺夫以为同那被梅林评得很低的诗集比起来，在马克思的教养过程与发展过程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前后两诗集的创作期，仅差两三个月，而后者中，已经看得见“内部发展的进步”了。
三十九首诗中，十二首是史诗或叙事诗，其余，大部分还是抒情的、幻想的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首“私奔”吧，骑士立在铁门前，美丽的姑娘探出窗来，但是怎样下来呢？骑士抛给她一条绳子，姑娘是一味地恋着那男人，因而说：像盗贼那样地逃罢，骑士说：我们二人同逃。姑娘同自己的房子告了别，缒索下来了。
姑娘缒索未及半，
二眼昏眩脸苍然，
腕力欲竭犹挣扎，
抵死往下落。
姑娘对骑士说：让我们拥抱了同死罢，他抱住了姑娘。
“再会吧，我可爱的人儿的！”
“等等吧，我跟你走遍天涯！”
永久的火焰在他俩的头上闪耀，
二人相偕，白头到老。
此诗，带着前一诗集的同样调子。
叙事诗与史诗仍旧是最多，这是对的，但在这中间，马克思的眼睛已经转向到社会的残败者了，在“被宰割者”中，咏着一个受尽了人生的冷酷与贫困的女子之末路。
惟本集较之前集，其显著者为加进了讽刺诗，或藏着讽刺之针的诗，与嘲骂的诗，对于俗人根性或其他现实的批评诗，题为“医生之心理”的二行诗为：
黄昏时狂吞面条与团子的人儿，
半夜里愿你梦魇罢。
“数学家的智慧”，系讽刺数学家的恋爱观的，因他一切都以数字来解释。对于医生的讽刺，则有“在你们说来，全世界只是包着骨头的袋”。
“柏林的维也纳猴子戏”，乃是给“猴子演的喜剧”迷了，于是另一个男人对男人讲，关于猴子姑娘一边说话一边假死的情形。
猴技啮我心，
恍被磁石引，
猴演妾自身，
此奴实可恨。
“阿尔密达方·力达克而克”也是讲某人与贵妇人在戏院中会话的讽刺诗，从这些讽刺诗与嘲骂诗中出来，使马克思后来成为大的嘲刺家。
康德与费希德在字宙上仿徨，
探求那国土——遥远而渺茫，
我只是坚定地把捉着
那街道上发现的事物。
就是在这首诗里，已仿佛地现出了后来马克思的面影，在这一点上说来，赠父的诗，较之前三卷诗集，对于我们有更多兴味，倘就诗而论，也当分别评价的。
自赠父之后，马克思到底做了诗没有，怎么也不能知道，至少，以后的诗，现在是已无有存留的了，只有由柏林大学青年文学家发行的周刊杂志之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一号上，有马克思的两篇诗，“乐人”与“夜之恋”，但这两首已搜入赠父的诗集中了，以后所作的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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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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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另一个美国
〔美〕迈克尔·哈灵顿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译者：郑飞北
致谢
译序
序
第一章隐形的国度
第二章被抛弃的人
第三章丰裕社会的牧场
第四章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第五章三类穷人
第六章黄金年代
第七章被扭曲的心灵
第八章老贫民窟、新贫民窟
第九章两个国度
附录定义
后记
TheOtherAmerica
MichaelHarrington
（1962）
感谢秋越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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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七”劳工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二七”劳工运动专题★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李大钊，1925年2月7日）
“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郑超麟，1925年2月7日）
“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彭述之，1925年2月7日）
悼死难的战士们（张国焘，1926年2月7日）
“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罗章龙，1926年2月10日）
“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位置（郑超麟，1927年1月29日）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陈独秀，1927年2月7日）
“二七”与国民革命（邓中夏，1927年2月7日）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罗章龙编著，19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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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学——评西龙的《丰塔马拉》（双山〔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学
——评西龙的《丰塔马拉》
双山〔王凡西〕
实际上，我只想，同时也只能介绍一位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作家——伊格那次·西龙。但偏偏加上这么一个堂皇的题目，似乎有点夸张，不过编辑先生既喜欢这个题目，而内容方面，如果要谈到西龙，本来也不能不多少牵涉一些目前意大利文坛的近况，所以也就勉强把这个题目写下来了。
意大利，这一个地中海滨的古国，谁都知道是文艺复兴的摇篮，是诗人但丁的故乡。她到处点缀着古罗马文明的遗迹，遍地都能唤起人们的诗情画意。但是现在，谁如果怀着这样一个浪漫与美丽的想象去观察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学，那他一定会受到幻灭的惩罚的。
在目前的意大利人们只能找得到歌功颂德的，千篇一律的文学，谈不到艺术，谈不到文学，甚至还谈不到所谓法西斯的文学，在莫索里尼的刺刀统治之下，一切“文学”作品的任务，只在于把黑衣宰相从维尼齐亚宫阳台上大喊出来的粗野的谩骂，改变成精致的“艺术”；又在于把《意大利日报》盖达先生的论文，铺张成美丽的诗歌。意大利的文学家事实上只是法西斯党宣传部的走卒，充其量也不过是爱麦卢尔陛下与莫索里尼阁下的宫廷中的玩物与侍臣罢了。
关于意大利这种侍臣与玩物式的文学，伊格那次·西龙在其所著《法西斯主义的创立及其发展》中有很好的叙述：
“意大利的作家，就其对社会的关系而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关系是一样的，即只是一种宫廷侍臣。意大利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从来不曾表示过兴趣。在目前的意大利，革命前的俄国作家，特别是道斯陀也夫斯基与果戈理，最为流行。凡是在资产阶级、手艺人、农民或工人中，有谁想在文学中找寻到他本人希望与需要的回声，那他就到俄国人的古典作品中去寻找。至于意大利文学则不能给他以任何东西的，因为这是一种诌媚拍马的文学。”
“当法西斯党掌权之前，有所谓自由派的文学，在法西斯的治下，则有所谓法西斯的文学。但在实际上，前者一点都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后者也不是真正法西斯的。有多少在从前以自由主义为职业的作家，现今在新制度之下还是自由主义者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BenedettoCroce与CuglielmoFerrerro并不是文学家，而是历史家。P.Gobetti与M.Vinciguerra也不是文学家，他们实际上是文章家。至于RobertoBracco则当法西斯党进兵罗马之时，早已从文坛上隐退了。其他所有的人都对法西斯主义屈了膝。谁假使要替无论哪一个文学家写一本小传，都可以用下面这一个主题的，即：‘怎样变成一个舔靴者’。当他们一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并加入了那狭隘的雇佣智识分子的范围以后，他们就失去了一切精神上的独立性，一切独创力，以及一切与民众间的联系。凭我心中偶尔记得的，就有以下的证据：安东尼奥·倍尔脱拉梅里开始写过一本名叫CavalleriaMostardo的小说，其中描写着共和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在罗门那的斗争，但现在则被认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所创作的只是一些叫人读不懂的抒情诗式的小说。阿登可·索非雪在他的GiornaledeBordo一书中，曾经描绘出世界大战前意大利青年知识分子的烦恼与苦闷，但此后却变成一个“纯粹”的作家了。鲍其斯（A.Borghese）在他的《Rube与我的生死》中，曾将他的时代做了一个极好的分析，但他不能始终如一。他不能不和意大利的作家遭受同样的命运，近来竟写出L'Arciduca与LeBelle那样无聊的作品来了。阿尔道·派拉瑞奇曾经写过ⅡCodicediPerela其中讲一个由烟形成的小人，在铁人王国里探险的故事。但他后来出版了《金字塔》，却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马可·伦潘底最初以社会主义作家出名，后来他在民主主义的治下成为民主主义者，在法西斯党治下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时候，他简直默默无闻，但谁都不能预见世界社会变成怎样，谁能继续生存，谁将是最强者的那一年中，伦潘底出版了一本幻想的书：LeCoronadiCristallo。里屋尼达·雷巴西是与共产主义的作家出名的，后来却写些神秘的悲剧。……”
“这样的例子，可以漫无休止地列举出来，没有一个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是例外。这就很正确地表示出职业作家在现代意大利生活中的地位，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一个稍具傲骨或珍惜自己名声的人，都不愿意接受文学家这个头衔。在意大利语中，这名词是一种侮辱。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罗莫洛·脱兰奎里问我道：‘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个可怕的命运？’我对他说：‘我们一定要把全身心贡献给那成为意大利现存社会制度之死敌的那个阶级。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使我们不成为舔靴者。’他接受了我的忠告，他要做一个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但他为此却付了极高的代价，政府将他杀死在监狱里了。”
“当我和意大利的一切文学流派断绝了一切精神关系之后，我一定也要和他们断绝一切艺术的关系。在那注重论争的Contenutisti派与注重作品形式的Calligrafi派间，经常发生的争吵，就像是宫廷侍臣之间的假决斗——茶杯里的风波。”
“同时也有不少像考拉道·阿尔凡罗那样的真有天才的青年人；但他们在精神的箝制中给窒息死了。”
“莫索里尼很不满意，因为他的制度没有产生一点像样的文学，虽然意大利的作家，业已尽其所能，以图邀得他的赞美的了。但艺术是一朵野花：它爱好自由。”
一点都不错，艺术是一朵爱自由的野花，但独裁者把产生艺术的必须养料——自由——毁灭之后，偏欢喜有好的文学作品来替他粉饰门面；他希望一切文学都合乎他的“总路线”，都歌颂他“地上天国”的政绩，结果文学变成为阿谀的刻板文章，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一点创意，终于连独裁者自己都觉得索然无味了，反过来埋怨文学家不给他争气，其实这是矛盾，是独裁者的悲哀，也是专制魔王压迫自由的报偿。
莫索里尼因见没有好文学而叹气，但如果真有好文学出现的时候，他却不得不愤怒与恐惧了。他看不起自己这一批御用的文学应声虫，但如果真有不应声的，确有天才的文学家出来的时候，莫索里尼只有赶紧把他监禁或杀死了。伊格那次·西龙是当今意大利唯一有天才的作家，但他却不得不在瑞士周立黑的街头流浪，甚至还不得不受着国外法西斯党的追迫。因为西龙的作品是意大利民众，特别是贫农们的呼声，所以就恰恰成为莫索里尼政制的死敌。他忠实地描写着意大利贫农的愚陋、贫困与屈辱，因而反视出法西斯政制的欺骗，它的强暴和它的残忍。
不过要给西龙的作品以正确的评价，光这几句是万万不够的。因为暴露一种横暴政治的实情，不能就成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普通宣传品也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且以暴露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降落至与传统传单同价。所以对于西龙作品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不得不予以更详尽的研究。
伊格那次·西龙还很年轻，现在还只有三十多岁。他生平的事迹很简单，写过一本《法西斯主义的创立及其发展》，小说有《丰塔马拉》、《酒与面包》，还有《亚里士多德先生》的短篇，最近又有一本小说集出版：《独裁者学校》。他还编辑一种工人的报纸。
但只凭他的一本《丰塔马拉》（此书已有中文译本，改译为《意大利的脉搏》，金星书店出版），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亡命者已经可与他几百年前的先辈亡命者——但丁——共垂不朽了。
丰塔马拉是意大利马西加省一个小乡村的名字，其实它并不真的存在，西龙只拿它来作阿勃鲁齐省几百农村的一个象征罢了。在这本小说里，你看不到风光明媚的地中海，只有一只干枯了的孚齐诺湖；你看不到意大利南方秀丽的景物，与豪华的别墅，只见些硗瘠的田地，石质的童山，“不整齐的，黝黑的，受风吹雨打破损了的屋子”！在这本小说里，你寻不到威尼斯和佛罗伦斯少爷小姐们的风流歆事，而只能遇到些赤贫愚陋的农夫村妇，他们那种“播种、锄草、施肥、收割、采葡萄的走马灯般”的生活，以及他们受欺，被压迫，遭践踏，终至于反叛的故事。不过虽然如此，同时也唯其如此，《丰塔马拉》里所记载的却是更为真实的人生，比一切高贵的优美生活更为真实的生活。
《丰塔马拉》出版之后，欧美文坛（法西斯的当然不在其内）上对于西龙的批评，可以说是毫无例外的赞美；但真正能称得上扼要与肯切的，却还是少得很。许多人称他是反法西斯的宣传家，另一些人，例如NettieSutro，则竭力要把西龙描写成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这两者都是不对的，都是片面的。依我的浅见，觉得俄国革命的一位领袖对于他的批评，要算是最公允与最深刻的了。他说：“《丰塔马拉》不仅是一本热烈的政治控告书，其中的革命热情而且高扬到一种程度，以至于产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又说：“西龙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了社会现象，再把这正确的分析变成为高超的艺术。”
这评价给西龙以无上的光荣。一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是高超的艺术家！这是难能可贵的。有多少优秀的文学家，能同时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有几个把握得住正确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能兼有文学的天才呢？萧伯纳，普通是被尊为社会主义者的，然据恩格斯的批评，“……他虽是一个很有天才与聪明的作家，但将他当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来看，却是绝对没有价值的。”（见恩氏给考次基的书信集，第三三八页。）高尔基更是公认的革命文学的导师了，并且还是一位参加过长期实际斗争的战士，但是政治家的高尔基却远不及文学家的高尔基，开始他主张把社会主义变成宗教，待俄国工农真的把社会革命实行起来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受不住斗争的残酷了，他躲到了意大利卡不列岛，一直到一九二八年革命烈焰已被和平建设代替之后，他才回到故国。反过来说，那些具有“绝对正确的意识”的作家，可曾写出过几本好的艺术作品给我们读过呢？由此看来，西龙之得能兼具二美，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我们就以《丰塔马拉》为例，试行观察他的两种特点。
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信，当今法西斯势力虽然横行天下，但人们关于法西斯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学说而且还荒谬得可笑。例如有人说：凡是凶暴无理的人，都是法西斯；又有人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想，当它取得了群众之后，就形成法西斯运动；更有人则以为反对革命的人，甚至赞成革命而怀着异见的工人派别，也都是法西斯，譬如那有名的所谓“社会法西斯”，就是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骂成法西斯的。结果人们的口里反对着法西斯，而客观上却正好帮助了它。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就是一个最痛苦的经验。
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所持的正确见解，现在我们不想作学理的抽象说明，只想由西龙的作品去找寻活的解释。
西龙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完全同意；但他在《丰塔马拉》整部书中所描写的法西斯制度，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是正确无误的。他借了贫农的眼与嘴，观察着与说明着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及其发展，并暴露出法西斯制度整个凶恶的真相。法西斯意大利真实的统治者，并不是那位叱咤风云的莫索里尼，而是以“妥洛倪王爷”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妥洛倪王爷”是谁呢？据西龙告诉我们：
“他在罗马做投机事业，起初靠着战争，以后靠着和平，以后靠盐……一八六〇年之后，由于一个西、法、拿三个合股公司股票底跌价，他居然占有了这个公司；依照拿波里国王赐予这个公司的权利，妥洛倪有九十多年使用这孚齐诺湖干涸地面之权，但因他有功于毕孟王朝，他就得到这肥沃区域永久占有权以为酬报。初时他仅封公爵，以后升为王爵。”（引文根据绮纹君译本）
他拥有“孚齐诺区域一万四千公顷的地产，连同罗马附近以及托斯堪那区域许多巨大的地产”。此外，妥洛倪王爷当然也和“企业家”一样，“他就是银行，他有一个印刷钞票的工厂”。而“银行的生意”甚至还做到“养猪、造屋、硝皮、烧砖等类的事情……”
妥洛倪王爷在意大利等级制中所占的地位，据贫农弥迦勒看来是：
“头一个是上帝，他是天底的主人。其次是妥洛倪王爷，他是地底主人。其次是妥洛倪王爷底护卫。其次是妥洛倪王爷护卫养的狗子。其次没有了。其次又没有了。其次仍旧是没有了。其次就是贫农。以后就没有了。”
“那末政府呢？你把政府放在哪一级呢？”
“政府么？”邦丢士·彼拉多插进来解释道，“政府一部分是在第三级，一部分是在第四级……就是狗子那一级，数目是非常之多的。”
原来莫索里尼只是“妥洛倪王爷”即意大利财阀与地主的护卫。而大批的法西斯徒党则是“妥洛倪王爷”护卫养的狗子！
这些“护卫养的狗子”是什么人呢？中间经过的变化，西龙让那个“辟亚门的英雄”佩平诺、戈良诺告诉我们了。大部分是那些想到罗马发财去，结果非但发不了财，还每天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的贫农。我们被警察雇去做“政治工作”，以每天“五里尔”的代价，去和“电车工人、煤气工人与烧砖工人……打架”，有功之后，则可以“每天领二十个里尔，还有一张电车派司，还有打人的权利，而且不会给别人打……”
至于“妥洛倪王爷”的护卫们，即构成法西斯党干部的是些怎样的人呢？据“佩平诺”的话说，那是“军官、大学生、官员、时髦太太、商人、教士，其中一个是加洛罗哲大人”。
佩平诺式的流氓化的贫农替“妥洛倪王爷”及其“护卫”们打败了工人之后，“法西斯拿了权柄”，论理，“佩平诺们应该得到更好的位置了”，但是“其中的老年人竟触霉头了……”“法西斯不容许那曾为盗窃而受刑事处分的人在它的组织以内，”“辟亚门英雄给开除了，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被开除了。贫农们妄想爬上‘第四级’去，一下子又跌到末级了”。
从上面简单的引文里，我们可以窥出了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财政独占资本的统治之下，农村极度破产，小资产者迅速地赤贫化，工人在这普遍的太平中奋起革命，妥洛倪王爷们就指使“加洛罗哲大人”以及军官与大学生等出来利用“佩平诺们”，借以打击工人的社会革命。然后再打击那些“辟亚门的英雄们”，巩固了独裁政制，这便是法西斯主义发生的经过，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正确见解。
不过正确的意识，虽然是某一种作品的重要因素，但非决定的因素，所以要确定某种作品的价值，还得从艺术方面来研究。
俄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培林斯基，当他论到果戈里的小说时说道：“对于任何著名的作家，假使要给予一个恰当的评价，那就必须要确定他那创作的性质，以及他在文学上所应占的地位。”我们对于西龙的作品，也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加以批评。
读了西龙的作品，尤其是《丰塔马拉》，总不能不使人发生像培林斯基读了果戈里小说后所发生的那种惊叹：“这一切是多么单纯、普通、自然与真实，同时可又多么的独创与新鲜呵！”西龙作品里描写的对象，不过是些意大利穷乡中的“卡风尼”（贫农），他们的生活既是“走马灯式”的乏味，他们的故事又是那么样的平淡。至于他描写的方式，则更是贫夫村妇平铺直叙的老法；是不管这一切，他的作品仍旧是这般的生动活泼。他可丝毫没有把“卡风尼”的生活美化，也没有渗入任何幻想的成分，他描写的只是真实，是丑陋的、悲惨的与日常的真实，但你读着这些平淡的故事，却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一种美，一种只能称之为“诗意”的情感！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儿唯一的解释就在于西龙是一个贫农的诗人！
培林斯基说：“故事愈通俗，愈平常，这就是说，假使那小说的内容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那么著者方面也就愈需有伟大的天才。当一位中才的作家，来描写强烈的情感与深刻的性质之时，他能怒立，能紧张，能说几句漂亮的独白，讲几件美丽的事物！他能以漂亮的结构，雅致的形式，很好的内容，成熟的故事，绮丽的词句，即以自己的博学、智慧、教育与生活经验的结果来欺骗读者。但是要他描绘生活之日常的图画，描写普通的与散文式的生活，那你相信着吧，这将成为他真正的绊脚石了，他那滞钝、冷淡与无灵魂的作品，将永远不能负你的期望。”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不改一字地拿来称许西龙的天才。
西龙作品中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不得不指出来的，即是他那种巧妙的与平静的幽默。西龙和果戈里一样，“他能在自己的愤懑中维持平静，在自己的狡猾中保持仁厚。”本来在西龙的作品里，每一个字都反对着法西斯制度，但表面上你决计看不到咬牙切齿的仇恨；他每行每字都在暴露着意大利现存统治的欺骗与残酷，但你所见的却是些愚蠢可笑的“卡风里”，甚至还不大找得到“法西斯”和“莫索里尼”这一类的名字。他书里只告诉你一些令人苦笑的真实生活，不向你作这样的叫喊，例如：“看呀！这是法西斯的罪恶！”但你却自然而然地会对法西斯制度表示极度的憎恶。如果爱密尔·左拉的话说得对，那么西龙的作品确实达到了“小说不应该只描写环境，而也应该改进这些环境”的这一目的，实在说来，真正的艺术品总是不为人生而又为人生的。而那所谓“为艺术的艺术”，如果仔细地将它分析起来，又何尝不为着某一阶级的人生呢？不过这阶级多半已耗竭了它历史上存在的进步意义，所以不得不拿“纯粹艺术”的幌子来做掩护罢了。
西龙的小说是最好的艺术品，同时也是最好的宣传品。
西龙在文学上的地位，现在一般人最欢喜把他和左拉相比。两者无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一定要在自然派（Naturalista）中寻找他的前辈，那我个人是宁取果戈里的。因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兰西，即左拉创作的全盛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向前迈进，那时政治上与社会上的丑陋与罪恶，目前的意大利相去甚远。那时已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治下，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左拉的作品是比较可以公然说话的。而目前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虽然“城里人坐着飞机飞上天，而贫农们则仍旧用着他们的木犁耕地”，它虽然是银行资本统治了全国，但乡村中的落后与愚蠢，却与沙皇时代的俄国乡村差不多远，至于莫索里尼的独裁与“妥洛倪王爷们”的统治，则更与沙皇和他的地主贵族专制一模一样。正因为有这点文化与经济上的相似，所以西龙说：“革命前的俄国文学，在目前的意大利最为流行”。在痛苦无告的高压的政治之下，幽默是反抗的最初步的亦是最有效的表示。西龙与果戈里在这一点上是同样的圣手，而且也会收得同样的结果，虽然西龙是“卡风尼”的歌者，而果格里毕竟还是地主们自己的诗人，他把“灵魂”们描写成一无灵魂的东西，但这不是果戈里的错误，那么该由时代来负责的。
总之，当莫索里尼的政制崩倒、消灭，乃至被人忘却以后，西龙的作品还将永远做着人们精神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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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赖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
赖田
（一）
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之后，一方面开始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化，一方面封建残余的势力，还是依然雄厚。在这许多势力冲突和矛盾的当中，中国的经济，的确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错综。
但这错综复杂的状况之下，便〔更〕是容易有许多纷纭的理论。有的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将要顺着资本主义的路线，和平顺利地向前发展。甚至于有的人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十分地兴旺，连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都不能不有相当的让步。
但是我们不听这些美丽的言词，和似乎周圆的理论。我们只知道事实——铁一般地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一切。
所以我们想把中国经济的几个最重要的部门，依秩序的来作一次考察。
（二）
我们先看中国的工业。
中国工业，比起从前，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我们看：
华裔棉织工厂历年发展表
年份纱厂数锭子数
布机数
光绪廿二年（1897）7259000
1750
民国四年（1915）22544010
2254
民国八年（1919）29659721
2652
民国十年（1921）511238902
6650
民国十二年（1923）541943672
8681
民国十四年（1925）691881822
16381
民国十五年（1926）641878023
12283
※※※
华裔面粉工厂发展表
年份厂数
光绪念六年（1900）2
民国八年（1919）67
民国十五年（1926）116
民国十七年（1928）114
※※※
由以上两个重要工业的统计，我们就可以推想得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民族工业更特别地发达。差不多可以恢复到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的胜况。我们还只就纱同面粉这两种工业来看：
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上半期上海纱花进口比较表
以担为单位（根据银行月刊编制）
类别棉花
棉纱
进口
增减进口
增减
1928192719281927
国内统计159664285087774578548973693992426
国外统计714821127168855686742221818113959
合计2338463212856220990151195875803638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棉花进口增加二十余万担，棉纱进口减少三万六千余担，就可见一九二八年上海的纱厂营业，要比一九二七年恢复了一些。下面我们再看面粉业：
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九月上海面粉进出口比较表
以担为单位（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沪海关清册编制）
年月一九二八一九二七
比较
进口6588024842
增41038
出口45967414280686
增316055
出超45308614235844
增295015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九三八年上海面粉的输出，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了三十万担，也的确是恢复的形势。
但是一九二八年民族工业恢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争的停止，和反日运动的复兴。战争的停止，仅能使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而不能积极地使市场兴旺。若不减轻对一般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剥削，群众的购买力决不会增长，市场也决不会发达。再说反日运动的复兴，抵制日货的热烈，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专靠爱国心去叫一般人不用贱价的商品，是完全不可靠的。抵制日货屡次的失败，便是极好的证明。
果然，一到一九二九年，战争便接连地爆发，反日运动也被严厉地禁止，民族工业也日趋衰颓了。
一九二九年上海的华商纱厂，虽然有了些微的进步，然而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纱业中的统治，仍是非常的稳固。因为中国厂不能纺细纱，上海日商纱厂，大半将粗纺改为精纺。据去年五月三日上海申报所载，“统计本埠各日厂制造四十二支以上之细纱，每月可六千包之多。”
北方纱业，却是衰颓得利害。据天津大公报载：
“自上年迄今，南方纺织事业，获利甚丰，大有否极泰来之象。乃天津各纱厂则仍奄奄无生气。推其致病之由，不止一端，而尤以天津乾果税局之重税，（每担棉花到津，须税洋二元六角）最足制纱厂之死命，自有此苛税以来，津厂制纱较之南方纱本，每包须加重十元上下。”
关于面粉业，也可以看去年六月七号的大公报：
“天津每月共销面粉一百五十万袋，其中属于中国之面粉只三十万袋，占五分之一。美国面粉计八十四万袋，占五分之三弱。日本面粉三十六万袋，占五分之一强。”
也许有人会幻想，一九三零年的中国民族工业，该会有新的发展，光明的前途。但是这种幻想却永远是幻想。决不会有实现的一天。我们让最近的事实来证明：
纺织工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要基础之一，可是最近却十分地衰败。全上海有一百零四家的丝厂，在旧历年关，倒闭的就有七八十家。一直到二月底，开机工作的仅仅十分之七。二月二十五日上海申报曾有这样的纪〔记〕载：
“本埠丝厂业，因去年洋庄丝市不振：干茧原料枯薄，不敷调节，遂于去腊先后停机休业。今正欧美厂丝销路转畅，丝价步涨百余两。各丝厂纷纷搜购千茧，相继开工。全沪丝厂一百零四家，截至昨日止，开工营业者已达七十余家，占全数十分之七矣。”
苏州是纱缎业中心之一，但是营业也日形退缩。据三月七日的香港日报载：
“苏州纱缎，在以前行销国内外，向著荣誉。辛亥以后，历年改良织造，日求新颖，而商务上反日形退缩，其最大原因是：
“1捐税之重叠：丝经有税，货匹有税，运输有税，而邮运纳税，名目尤多，如子口，如二五，如附加之种种。而货物账簿，均须贴用印花。至于人造丝，每箱征税由四元加至十六元。成本愈重，不能悉数加之于货价。按东西各国，绸业原料，大都免税；而国内营运，即课税亦轻微。我国反是，负担之重，此其一因。
“2外销之见摈：苏缎行销高丽为出口之大宗。自民国十三年起，日本进口，陡增重税，对于运鲜纱缎，值百抽百。该货销路，从此断绝。现越南各货，上年又因法国增税，因此梗阻，外销见拒，此其二因。
“3洋绸之侵略：东西各国，运华绸类，月新日异。恃其国内税轻，而我国关税之宽，竞利推销，漫无限制。国人野鹜之裳，喜炫新奇。且先后西装盛行，又近年厉行中山装，其材料皆放弃国货。况呢哗价廉，中下社会遂于国有之布帛，不屑一顾。苏缎销路，既摈国外，又弃于国内。此其三因。”
中国的丝绸业，既然是这样地不幸。而布纱工业也隶于同样的命运。上海纱厂一百二十二家，外资经营的差不多要占一半，而且规模比较宏大。在北方情形就更坏，济南的棉纱市场，日本纱约占十分之七。去年平时日纱每件卖二百三十五元的，今年就卖到二百四十八元，平均约涨十元之谱。中国鲁丰公司之红羊蓝羊棉纱，虽然没有怎么涨价，但仍不能与日纱抗衡。（申报二月十日）
中国轻工业中，还有比较重要的是面粉业。前清各国籍口，中国土制的面粉，不合卫生，所以运输洋粉进口，接济他们的侨民，要求中国政府免税。这种条约一直沿用到现在。洋面源源输入，而且大都由大连进口，所以麦粉特税也不容易征收。华面的销路是一天一天地紧蹙。今年银行周报六三六号曾有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国内产麦，向只敷各面粉厂六个月之用，每年其他六个月之需要，常购坎拿大麦以济其穷。今年金价突涨，除在内地面粉厂，因有积存少数原料，尚足勉强维持外，其在上海面粉厂，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停止工作。”
因此日本面粉业者，对于对华贸易，是很抱乐观的。我们看三月七日的申报：
“据东报载，日本面粉对华输出，预计（不）不久将呈突然之盛况。中国各面粉厂因短少资金，多停止开工，致中国市上面粉供给颇感缺乏，天津存货现止一百十万袋，大半为坎拿大及他国之面粉，中国自制面粉，说完全告罄。”
我国比较规模大一点的纸烟公司，只有南洋华成几家。外商购货，都在金价极贱的时候，大量制办，可以够十几年用。华商没有现金，向来都是零星购买，所以金价一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沪厂，就不能不停工了。其他烟厂情形也是一样，总共因亏累倒闭的，有三分之二。我们再看香港日报二月十四日所载关于山东纸烟工业的消息：
“本省胶东潍县安邱一带，为盛产烟草之区，故年来本省纸烟营业，毕〔异〕常发达。英美南洋各大烟公司，均在潍县坊子廿里铺一带，设厂收用。华商如济南之东裕陞，青岛之鹤丰山东各烟公司，亦应运而生。以致本省去年纸烟营业，竞争最为剧烈，烟价之廉，亦为向来所未有。废历年终结算，均亏本甚多，各烟公司遂十九不能支持。”
在瑞典火柴公司与日本磷寸株式会社合并之后，同时又取得德国全国火柴专利权，势力遂日益雄厚。想用全力来消灭中国的火柴工业。近来因金价暴涨，原料价格增加一倍以上。中国的火柴工业，前途的确是十分地黑暗。
重工业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如抚顺，如开滦，如汉冶萍这几个重要的工厂，都直接或间接在外人掌握之下。
总括起来说，由以上几个重要的部门看来，中国的民族工业不但没有一点恢复的希望，而且是日趋于衰颓。这就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想安然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
（三）
中国是所谓“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大多数的人都是农民。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都靠农村经济而生活。所以要考察中国经济，农村经济这个部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由农业方面来观察中国经济的性质，我们必须要先明了农村经济的现况，然后再来断定，中国农村经济，有没有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可能。
中国农村经济的现况是怎样呢？
第一，我们先看生产方面：
农业生产品，去年能够大量输出的，只有满洲的大豆。产额有五百三十万吨，输出的有四百六十万吨，这四百六十万吨中，包括大豆，豆粕，豆油三项。（根据中央日报一月二十日所登载的消息）
可是因为金融的紊乱，东三省的官银号，往往用奉票买进大批豆粮，转售到国外或上海南方各埠。几天之内，用电汇的手续，官银号便可以得到现金；可是农民一年的辛苦，却仅仅换来了几张不能兑现的废纸。
又因为大连的豆产市场，天天都在投机的纷扰之中，油饼豆价，完全受几个中外投机商人的操纵。
而且国外汇兑，又被外商银行把持。外洋航船，中国没有一艘。金价运费当中，又要受许多损失，所以去年满洲大豆，虽然有九成七分的收成，却并不足以保障今后的发展。
中国小麦的产量，只能供全国六月之需，其余六个月大都靠坎拿大的麦来救济。去年又是兵灾，又是荒歉，小麦出产得更少，这也就是面粉工业衰颓的主要原〈因〉之一。
米是中国南方人最主要的食品，大江南北又尽是产米的地方。可是我们一般升斗小民，所听到的，都尽是“米荒”“米荒”的呼喊。
芜湖是安徽产米汇集的地方，但是“米价日涨，每石已至十五元，贫民生计，困苦万分。”（三月三十日申报）
江苏是全国产米最多的一省，但是我们看：
“苏州米价，自每石十四元，涨至十五元后，最近一周期，忽又涨起一元。贫苦小民，尚无法求谋一饱。观此情形，恐将影响地方治安。”（申报三月念八日）
“无锡米价，近因皖省等处，客米到货稀少，致米价飞涨不已，昨日高白米，每石已涨至十五元八角，且有继增续涨之势。贫苦小民，莫不恐慌。”（申报三月二十五日）
“连日上海米价高涨，竟超出二十元以外。兹据调查，除各地到货稀少原因之外，主要原因，实为西贡等处洋米，近来出品减少，采办困难，因之原价，日益暴腾。”（申报三月念七日）
“南通食米，因米源稀少，顿起恐慌，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二元。”（申报三月十九日）
我们再看看浙江的杭州：
“杭州市米价迭涨，顶米每石十六元二角，起米十三元四角，来源稀少，各米店纷请米价评议会酌加四角。”（申报三月二十九日）
苏浙皖产米之区，情形都是这样。其余的省份，也就很容易知道。由各省米价的暴涨；我们就可以推想得到各地米的生产。
第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农民的生活。
近来中国的灾荒，可以说是遍及各地。灾民有七千五百万之多，换句话说六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是灾民。这么多的灾民里面，最大最大多数便都是农民。
关于灾区的记载，尤其是关于西北灾区的记载，天天在报纸上是遇得到的。
西北灾情，以陕西为最烈。凤翔一县，原来有二十多万人，现在死去了九万九千多。（申报二月十六日）西安城内煤油每桶卖十五元，鸡蛋一块钱才买十二三个，面粉每袋在七元以上。（二月十日新天津报）又兴平一县死去七万二千人，其他如武功，歧山，蒲石，白水，等县，灾情也一样地严重。平均陕西每县每天冻馁待毙的不下五六百人。（三月二日及四日申报）
河南也是一样，二月三日河南赈务会电云：
“豫省灾况，愈演愈烈。陕，灵，新，海，洛，汝，数十县，统计目前绝粮灾民不下七百万人。冻饿以死，每县日千百人。灾区各县，去岁二麦多未播种，瞬届春耕，又乏豆谷。”
象这样的例子，在各省都可以举出几十条。总起来说，江苏江北的东台，盐城，宝应，兴化一带。安徽临淮，巢县郎谿，浙江的玉环，永嘉，乐清。甘肃的兰州一带。绥远的归绥，包头。广东的东江一带，都是灾区的范围。
其他如湖南有七十六县的灾区，贵州有五十几县的灾区，就是山西，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奄奄待毙。（二月十日申报）
一方面农业的生产，是这样地衰败；一方面农民的生活，简直只有死，说不上生活。中国所以有这么好的成绩，不得不感谢封建势力残酷地对于农民的剥削，造成了许许多多失业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去作军阀混战中主要的工具。
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原料。又因为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农民经济破产，农民购买力薄弱，更影响了民族工业的销路。所以中国要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便使是愿意，也是不可能。
（四）
商业本来是一种中间人的制度，是一种剥削的制度。不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于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攫夺，必须经过商品的行程才能实现。所以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国内商品的售销（他就是对于国内劳苦群众的剥削）和国外市场的争夺（也就是对于国外劳苦群众的剥削）都是非常地注意。
中国的资产阶级，固然也想努力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在事实上所表现的商业现况，却的确是非常地可怜。
我们先看中国的对外贸易。
工商半月刊今年的第一号里，有一个去年全国对外贸易的统计：
“上海及各埠对外贸易，均受战事影响，而未能充分发展。……兹总计各大商港，输入贸易总数，为十二亿六千万两。输出总数为九亿九千二百万两……与上年比较，输入增加六千四百万两，输出仅增加一百万两。倘国内时局平靖，则增加之数，决不止此也”。
去年输出，虽然比前年增加一百万两，可是输入的增加，却有六十四个一百万两。而且用总收入减去总输出额，我们可以看出入超二亿六千八百万元。中国在外国又没有什么重要的投资和企业，这么多的金钱，就算白白地送给外国人了。
各地的商业，因为军阀的混战，交通的阻碍，金融的紊乱，人民购买力的薄弱，和一些其他的原因，结果也是十分地衰败。
上海是中国商业的中心，可是也受到时局的影响：
“北方时局，渐见紧张，天津帮已有电报到沪，命即日起减少办货。上海本有大批杂粮装往天津，近日已经停运。”（三月二十五日申报）
在东北方面也是一样：
“十七年东北沈阳人口骤增，百业隆盛。……迨至十八年端阳以还，所谓工业区有烟通〔囱〕而无烟。中秋以后，即有许多商店搁浅。同时金融奇紧，市面萧条，人民之购买力大不如前，其结果只有关门大吉。据辽宁省城总商会之调查，沈阳全市入会商号，共计一万六千八百七十七户，自十八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月底，倒闭之商号达一千一百零三户之多。如加以未入会之倒闭商店，尚不止此数。此后新历岁尾倒闭者亦不少，至废历岁尾倒闭者尤多。吉林省城钱商，在十八年度春季，尚有四十家，至废历岁尾，只剩二十八家。哈尔滨中国商店，年尾歇业者亦有八十余家。”（香港日报三月四日）
我们再看看南方：
“年来军阀专横，混战迭兴，市区商人，负担日重。影响所见，商业凋落，为空前所未有。近如东西北三江之市镇商场，均已奄奄一息，全无生气。广州素称繁盛，亦日见衰落。”（香港日报一月十日）
其余各地的商业，也都是一样地凋零不堪。有些不顾事实的人，还依然高兴地唱着，“中国经济，已经在资本主义的阶段上，迅速地向前发展了。”对于这样武断的结论，我们没有辩驳的必要了。
（五）
交通是一个国家的血脉，但是中国的交通，却正好象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的血脉。
先说铁路：
铁路中京沪和沪杭甬两路，在和平与管理统一之下，的确有了相当的发展。我们看下面这个表便可以明白：
（1）京沪路（以圆为单位）
十七年度十八年度比较增减数
客运81374539477085增1335632
货运25895262829133增336607
杂项149104122032减26072
总计1087608312426050增1550167
（2）沪杭甬路（以圆为单位）
（年份同上表——录入者）
客运39049574234369增329412
货运16473821723068增75683
杂项69736106152增36416
总计56220756063589增444514
（申报也有同样的记载）
（根据两路账务处所公布的营业统计）
虽然两路的客运货运都有增加，然而客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京沪沪杭道上，官盖往来的频繁，这与工商业的发达，并不发生什么重要的关系。
而且用比例的方法，我们可以算出京沪路客运的增加率为百分之十六，货运的增加率仅仅百分之十二。沪杭甬路客运货运的增加率，则一为百分之八，一仅为百分之四。而且这两路客运的收入都比货运的收入大两三倍，可见这种营业的兴旺，并不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
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种的进步，是很值得我们喜悦。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中英公司债权的关系，京沪路每年要付中英公司三千五百镑。我们看二月五日的申报：
“……并与铁路商定，在借款合同有效期内，该部每年付中英公司三千五百镑，作为经营铁路借权及经理人之酬劳金。此后铁道部付托该公司，关于购料之料理等事务，该公司另受酬金。”
即使我们再退一步承认，收入扣除债款后，还能够有限（很？——录入者）多的盈余。然而我们若是将这个数目同日本在中国的南满铁路所增加的收入比起来，就知道确是“渺乎其微”了。
南满铁路，自开办以来，营业就很发达。一九二八年收入已达八千二百五十七万七千九百二十七元。尤其是去年东铁事起，中东路的货物都由南满路转运了。所以去年收入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五百四十二万四千九百五十一元，总计八千八百万零二千八百六十八元。其中客车收入一千三百三十四万零一百七十一元，货车收入七千二百十七万二千二百六十四元，仓库和杂项收入一共二百四十九万零四百三十三元。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京沪，沪杭甬两路去年总共的收入，还不到二千万，而南满一路去年的收入，居然有八千八百多万。而且京沪沪杭甬两路，是客运比货运多两三倍，可是南满，却是货运比客运还多五倍。
中国国有铁路十六线中，除京沪，沪杭甬外，还有北宁，（平奉），平绥，胶济，津浦，平汉，陇海等路都是很重要的。
北宁，平绥，去年因为北方政局比较平靖，营业当有相当的恢复。但是不过仅仅有相当的恢复而已，若要说是能开发西北，和供给唐山津沽一带工商业的需要，那还差得远哩！
“胶济路十八年度收入总额，一千三百七十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元，支出七百三十三万七千七百八十一元。净余纯利五百四十万九百零四元。”（申报一月十一日）
这样看来，似乎胶济路的营业还算不错。不过比起十七年，已经退步了。譬如十八年十二月份收入，计客货现金八十九万四千五百九十三元，较之十七年十二月，减少二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八元。
津浦路线地跨苏皖鲁直四省，受战事的影响，被毁坏得不堪。石友三的军队，在浦口叛变后，占据蚌埠，津浦车中断。一直到石友三军队离开蚌埠，一直到二月三日起，才恢复交通，谁知道还不到一个月二月二十八日，扣车的事又发生，跟着又炸毁黄河沿的铁桥。现在什么时候才能通车，真是“那谁知道”呢？
又据铁道部美顾问门泰尔（Mantel）的报告：
“津浦路迭受战事影响，原有货车计共一九八八辆，今仅存四六六辆。溯自民国十三年，南北发生战事，约隔一年，该路被分作两段。北段总局设天津，南段总局设浦口，其会计制度极形紊乱。浦口至临城一段，枕木毁烂尤甚。”
这样说来，即使能够全路通车，不经过一次整个的改革，也不会有什么发展的。
平汉路的情形，也是一样地衰败，或者更坏。据门泰尔的报告：
“该路积欠借款整理费及欠薪达九千二百七十四万余元，维持颇属不易。实由历年来军阀把持路政，随意委派无商业经济学识之人为局长。且常受兵燹影响，故无从发达。……该路所有机车，及客货各车，多半流入外路，现存六十五辆。此种车辆，均极陈旧，且多损坏，载量亦至有限。”
再说到陇海路，因为河南最容易卷入战争区域，所以受战争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从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以来，陇海路局简直穷困得不能维持。我们看下面这一个消息就知道了：
“铁道部令津浦路局，按月拨陇海路局经费三万元，以全部通车时为止。”（二月二十六日申报）
铁路的近况，一般都是这样地恶劣，那么航船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华商的轮船公司，最著名的当然是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其余如宁绍公司和去年新开的肇新公司，规模比较小了。
因为战争，扣船运兵，和其他的关系而停班，中国各轮船公司去年的营业，简直不及往年二分之一。而外国轮船公司，却都“生意兴隆，利市百倍。”一直到最近，华商轮船的营业，也看不出恢复的形势。
我们根据各报纸的材料，在二月底统计江海各路中外商轮之班次如下：（只计正轮）
航线现行华轮现行外轮
长江六艘二十六艘
南华二艘二十一艘
北洋四艘十七艘
宜汉四艘十九艘
总计十六艘八十三艘
由这个表我们就可以知道，外轮的势力要比华轮的势力大五倍多。所以外轮敢于随意地增加水脚。
“四月一日上海至北洋水脚涨价后，兹闻英商太古，怡和等，对于沪上装赴安东威海卫，龙口等埠之出口货水脚，亦提议涨价。业经决定，照天津运费成例，依据原订运率，一律涨起十分之一，业已通知各客家矣。”（申报四月四日）
虽然关于航空事业和汽车公路都有一个很好听的计划，可是就算计划实现，对于工商业也没有很大的关系。不能把帝国主义的势力整个地从中国驱逐出，交通永也不会发达，工商业永也不会发展。
（六）
最后我们说到中国的财政。
用不着说，中国的财政天天都是在借债，还债，筹军费，征收苛捐杂税中过日子。军费在支出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们只要看下面这个表就够了。
开支总额15045653655100%
军费支出1311763409587.5%
党部行政费001657096781.1%
教育经费000880000000.6%
各机关行政费005877296773.9%
杂耗008327565855.5%
（根据十七年七月全国财政会议中财政部的报告）
（以圆为单位）
财政部十七年度（十七年七月到十八年六月）财政报告里，也承认了军费的繁重，和筹措军费的困难：
“成立预算最大之困难，为不知军费之需要及限制。政府亦屡次竭力主张，减少军费至最低限度，例如十八年二月第一次编遣会议时，各方重要将领见政府收支总表，因一致议决军费预算，除编遣费外，每年限定一万九千二百万元。讵桂冯军阀，相继倡乱，议案遂同虚设。迨桂冯次第解决，政府复以整理之机又至，续开编遣会议，略将军费提高定为每年二万一千六百万元，另加编遣费三千万元。但不转瞬间内乱又复频作，致政府不得不用尽方法，筹措军费，重渡东挪西凑之难关矣。
“表中所列军费，自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共数为二万零九百五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九元。但此数并非全国之军费总数，所有东三省，热察绥，秦，陇，晋，川，滇，黔，粤，桂，所支尚不在内。（以上诸省军费，间有非法强制借款，预征钱粮捐税，用以应付者）。若并此数省合计，则超过两次编遣会议所定之数，尚不知凡几。”
每年的支出，既然要这样大的数目，只收入就只好靠增加税收，和发行公债的这两种办法了。因为关税盐税除了还债以外，就没有什么剩余。我们看总税务司梅乐和，对十八年海关收入及支出的报告：
“民国十八年海关税收按整数计算，共为关平银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六万两……再总税务司兼管之常关税，民国十八年征收数目，按整数计之，共为关平银四百五十八万两。……所有民国十八年应付用关税担保之外债赔款各本息，已完全照付。惟因金价昂贵，计共用规平银六千五百三十三万六千一百十三两四钱一分，较十七年多用七百九十四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两五钱四分。至于以退还赔款及增加关税为担保之内国公债，所有民国十八年应付之本息，及以旧部份关余担保之内国公债，所有民国十八年应付之利息，均已偿付。”
在各省那更是一榻糊涂！
山东的情形比较好一些，去年下半年收入一千万元左右，十二月以前军政各费分文不欠，十二月发三分之二，金库尚存二十余万元。（申报一月十日记载山东财政厅长袁家普之谈话）
江苏收入四千多万，支出四千多万，亏空一些，到还不多。（参看三月二十五日申报前江苏财政厅长告江苏父老书）
浙江去年亏空二千多万（一月四日申报）安徽一月份解款到省的只有十五县，各厘局毫无收入。福建一月二十日党军政各机关会计，到财政厅白等了一天。“一文莫名”江西十七年度十八年度省库短少二三百万。广东国税收入平均每月毫洋二百六十三万，每月军饷至少四百二十万，所以预征钱粮，预征税厘到二十一年。（见今年申报及银行周刊）
象这样的例子，还不知道能举出多少。既然财政是这样地支绌，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内外债，加重税收，甚至于直接派款。结果劳苦群众购买力愈低弱，工商业愈不能发达。同时农人很多变为流民，更助长军阀的混战，更增加财政的困难。
（七）
由以上所有的叙述与例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一句，中国民族工业，的确不能说是在一种发展的进程里，不过是张望着资本主义的后影，越离越远罢了。
民族工业的不发展，主要的原因，可以归到农村经济的破坏方面。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工业上原料品的来源，便首先告了缺乏，即使有了些微的供给，早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用更高的代价，大量收买了去，加上一番制造，以与中国的工业竞争。
农村里当然有很大数目的农民，既然农村经济已到了破产地位，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抛弃了耕具，离开了乡村，争向城市里去。然而因为民族工业的幼稚，只有很小一部分被收留在工厂里了，还有一大部分找不到相当职业的，幸亏这多少年来托老军阀老爷们的福，把他们尽量收了进去。于是往年在庄稼地里安分守己做活的农民，如今都成了军阀们的工具，农村的人口，因之也渐渐地分化了。
由于军阀连年的混战，工商业运输主要的交通，便受了阻碍的影响，金融机关整个受了操纵，同时再加上商业上中外商人的投机，中国民族工业，如何冀望能顺利地发展？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如关税的不自主，帝国主义商品可以横冲直撞，长驱直入，财政的紊乱，大部分消靡在军阀混战上，没有余力助进工商的发展，以及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行动；在足以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致命伤。
民族工业的发展既属不可能，国内资产阶级的步入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之亦告绝望。究竟民族工业的致命伤是怎样来的？我们细细看看事实，考察其中原尾，便不能否认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底侵略及“封建制度的存留”。
那么，要发展中国经济，必须铲除封建剥削的障碍，驱逐帝国主义的在华的统治，不是一件很明显的事么？
（亲自《新思想》第7号，1930年7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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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检讨（南冠〔彭述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
->第一期
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检讨
南冠〔彭述之〕
所谓新启蒙运动，自最近三年前被人提出后，曾有一个时期在某些刊物上颇出风头。即到最近，也还有人把它当作讨论或宣传的对象。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似乎从今年来其他的许多运动（如普罗文学运动、大众运动等）一样，除了传播一些不高明的影响外，都成了无花果实，并且逐渐地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就是提倡这些运动的人也销声匿迹了。
这里证明中国某些智识分子，对于任何思想运动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是根据于意识的投机冲动，就是盲从某方的命令等因奉此而行事，一等到个人的私图达到了，或某方的命令停止了，于是“运动”也就随之而置诸高阁，不管原来的目的达到与否。
我们为了彻底推进思想前进起见，对于过去的一切思想运动，尤其所谓左派或号称前进的思想运动，都不得不加以检讨，分析其社会根源，派系作用，以及对于群众的影响等等，以便借此得出今后思想及社会运动的指南。站在这个观点上，我们现在来把所谓新启蒙运动加一番检讨，大概不是多余的吧！
我们要想正确了解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必须把启蒙运动的历史来追溯一下。所谓启蒙运动也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一样，决不是偶然发生或人工造成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代表一种新兴势力或新兴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欧洲先进国家的启蒙运动时期，就是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其中以英法为代表。而这种运动的典型表现，也就是最彻底的表现，是法国。
这种运动的社会根源，乃是当时正在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摆托一切中世纪残余势力的束缚，而为其代表者即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已逐渐取得优势，但在政治上和一般的文化上还是基于被压制的地位——这情形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尖锐，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也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彻底。
启蒙运动的策源地是英国。但英国因为经过一六四〇——六〇年的大革命以及一六八八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取得了部分的权利，因而英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彻头彻尾是调和主义的。他们以提倡自然神论去代替独断的基督教，提倡个人主义的伦理说去代替绝对服从的伦理，在哲学上起初是二元论（洛克）随后则转到纯粹的唯心论或唯我论（柏克莱与休谟），在政治上则以君主立宪制度为满足。但在法国的情形则相反。法国的政治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其支柱就是当时贵族和僧侣两个极端反动的阶级。这两个结局不断垄断了国家一切收入，一切政权，而且垄断了一切文化机关（如教会、学校及出版机关等），一切思想领域。凡是维护旧社会制度和反动阶级利益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学、艺术以及其他的思想风俗习惯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情形下，负有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使命并已在经济上取得相当优势的资产阶级，当然不能忍受，不能不根据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见解起而从事反抗。
这种反抗运动表现于思想上，就是法兰西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批评”。它确曾猛烈地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专制政治愚昧的宗教、不平等的法律、贵族的艺术、反动的唯心哲学、农奴制度的残渣以及一切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思想风俗习惯等。它批评的标准是“理性”。不用说站在这个理性背后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在这个长期批评奋斗的过程中，却展开了并完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最进步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与无神论，卢梭的《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都是那时启蒙运动之最高的产品。而在一七八九——九三年的大革命，乃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如果我们可以说法兰西的大革命是“武器的批评”，那么，它的启蒙运动就是“批评的武器”。所以启蒙运动在法国来自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后来的大革命正是完全由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准备起来的。
中国启蒙运动的意义
“启蒙运动”既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解放运动，那末凡是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便或迟或早地要发生这一运动，因此不但欧洲一切先进的国家都经过这样的运动，就是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等，也都曾经有过它们自己的启蒙运动。而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五四运动”。
无疑地，五四运动的社会根源，在本质上是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一致的。我国这样经过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政治，但由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封建势力还是依旧保存着，并且加以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一切腐旧势力的狼狈为奸，致使我国民族无法前进，因而激起了新兴阶级的反抗。五四的启蒙运动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爆发出来的。这个运动的主要“武器”也是“批评”。它曾大胆地批评了当时军阀制度的专横腐败，帝国主义的无理侵略；它批评一切迷信，一切传统，尤其对于旧礼教（以孔子为其代表，这略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施行了无情的攻击。它的口号是自由、解放、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极力提倡文字改革（白话文）。这个运动在中国思想界却曾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学等等，都在“批评”面前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所谓新人生观，即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新科学新文学等，都成了当时一般智识界，特别是学生青年中间的口头禅。尤其在文字改革方面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如果说法兰西的启蒙运动是西方先进国家中的典型的启蒙运动，那末我们的五四运动便可以说是东方落后国家中的典型的启蒙运动。自然，我们的运动比起法兰西的运动来要肤浅而狭隘得多，因为它还没有深入到各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系统，就分裂了。就是说，其中的右派，因为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卑怯性和反动性，在短期内就停止，甚至往后退了；而其中最前进最激烈的一派，则因为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本国兴起的工人解放运动的启示，很快地便转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方面（《新青年》的转变，就带有象征的意义）。但正因为如此，也就表示了我们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特点：我们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间的联系性与不断性，换句话说，即表示了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即要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由此便预示了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必然要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五四启蒙运动中这种思想上的特征，到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中即变成了行动上的特征。虽然这次革命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国际领导的错误），但它所给予中国未来革命的教训是异常之伟大而极可宝贵的。
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干的是什么运动
如果“旧”启蒙运动是代表布尔乔亚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末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是代表一个什么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呢？提倡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关于这一点，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点，却没有明白地指示出来。在陈伯达、张申甫和艾思奇等所解释的新启蒙运动，不过是“团结救亡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爱国运动”及“民主运动”等（见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杂谈》，张申甫的《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以及艾思奇的《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等文），这显然说的是一种超阶级的运动。但思想上的超阶级运动是没有的，凡表面上所说的“超阶级”，实际上往往是代表资产阶级。
至于这些新启蒙运动家对于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也是开倒车的反动的。他们口头上都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和加深五四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和口号却比五四运动时代要倒退得多。例如陈伯达竟公开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涉猎一下过去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一些问题的提出，有时甚至比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更为无顾忌地激烈。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提出是很谨慎的”（见《读书》第三号）。所谓“谨慎”，就是对于现行的制度，现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主义，不宜多作批评，而应尽量与之妥协。甚至对于“国粹”，对于孔子的“旧爱国说”，对于礼记上及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大同说”（见同上所引）都得加以“保存”，这就是说，即封建时代的“排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也得继承下来。张申甫更说：“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见《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仿佛“孔夫子”的封建反动思想对于我们的时代还大有益处似的。艾思奇也跟着说：“国难的紧迫，不容许我们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就把孔家店去作例子吧……我们……不必要彻头彻尾把它打倒”（见《文化食粮》第一卷第一期）。够了，够了，原来这班新启蒙运动家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不但主张投降布尔乔亚的思想，甚至还企图与旧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五四运动所坚决反对的）妥协调和，然而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布尔乔亚自己所努力干过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了，所谓新启蒙运动也者，不过是向一切旧势力旧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新启蒙运动
我国经过了“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第二次革命运动后，一般的启蒙运动时期，即历史上所谓资本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早已过去了。换句话说，就启蒙运动这一次的严格意义或历史传统来说，这种运动在中国是再也不会有了。但如果我们不拘于启蒙运动的历史传统，而仅就启蒙运动是一个新兴阶级对一切反动思想的批评运动或思想解放运动来说，这样的运动还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现在，不但反动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权力和手段在压制和束缚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自居的人物或派系，也是不顾一切地压迫和钳制劳苦大众及革命者的头脑。人们用诡辩代替了辩证法，用伪造代替了事实，用造谣代替了宣传，用诬陷代替了争论，用妥协代替了斗争，用投降代替了革命，用邦拉巴特主义代替了普罗列达利特的狄克推多，并且把任何革命的悲惨失败都说成为最高指导者的领导之绝对正确，把一切反动思想和反动政策的批评都指为奸细行为……总而言之，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最流行的技巧。这种思想界上的“中世纪主义”，这种被压迫阶级内部的“宗教法庭”，如果不用“批评的武器”以严厉的彻底的清算，则我们对于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之“武器的批判”将永无希望。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以真理为标准，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来一个大胆的绝决的深刻的批评运动，实在是绝对需要的——如果批评是任何启蒙运动的最高表现，那我们就叫这种批评运动为新启蒙运动亦无不可——但人们近年来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如果新启蒙运动就是站在普罗列达利特观点上的批评运动，则我们不但对于任何的封建残余势力，任何的封建思想，任何的侵略者的压迫与欺骗应予以严厉的抨击，就是对于一切布尔乔亚的反动制度和思想，也得采取不可调和的批评态度。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关于被压迫阶级内部的一切虚伪和毒害的思想，更应拿来放在“批评”的光线之下，予以彻底的揭露。
在目前的国际范围内，须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横暴，反对侵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究竟谁是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帮凶，谁绞杀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帮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权；谁阉割了西班牙的革命势力？使弗兰哥获得了最后胜利……；这一切都应受“批评”的检查。至于在现时的我国，团结人民大众以反抗当前的死敌，把抗战支持到底，更是天经地义。但对于敌人侵略我们的历史根源，我国当局过去的现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切设施，以及各种在野政派的主张和行动，也都得加以批评的揭发。
但为了有效地顺利地进行批评运动，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内，一个党派或集团内，争取民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
一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批评的武器”乃是保证“武器的批评”之胜利的前提。我们希望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大胆地忠实地运用“批评的武器”吧！
一九三九，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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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潘东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
潘东周
第一章总论
一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意义
近两年来，在中国出版界中已有不少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虽其间有许多错误与弱点，但一般思想界注意到中国国民经济的研究，这确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因为关于国民经济的研究，这件事对于整个思想界的进步上将有非常之大的帮助。
在我们还未正式研究中国国民经济之前，首先必需明了关于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意义，阐明国民经济这一门科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只要对于社会科学的智识稍有正确认识的人，他都知道一个国家或社会之整个的基础，完全建筑于某一社会之经济生活上。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显明的解释：
“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就是法律的关系，国家的形式，不是由他们本身所能理解的，也不能拿所谓人类精神的全般进化来说明的，乃须从物质的生活条件内去探求他们的根底…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构造所借以存立的真实基础。而且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和这基础相适应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形式，大概规定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过程，这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生活，到是社会经济的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由马克思这些谈〈论〉中，便可以看出经济学在一般社会科学上的地位。一切社会上的组织形态，以及维持这种组织存在的国家，法律，宗教，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及一切，这都是在当代经济基础上的建筑物，他们都是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反映，而同时也就随着经济上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在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时候，哲学，政治，教育，或是法律等，我们若就某一社会科学的本身上去研究，则必然不能了解其来源与其变化，至多只能随着一般“与世浮沉”的“教授”，“博士”装饰其学问门面，这里自然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者。现在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确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还表现着许多非常重要的弱点，一个是还看见许多不正确的方法，许多地方还在一般资产阶级甚至封建时代的观念的笼罩之下。再者是还只看见关于纯粹理论的研究，而没有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这两个缺点都是非常严重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任务，便是要与这两个重要缺点相奋斗，以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运动更向前的继续发展。但怎样纠正这两种缺点呢？我们根据上面的理由便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要更加深刻的以正确的方法来研究现在中国国民经济的状况。为发展社会科学而研究中国国民经济，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意义。
在现在中国思想界及社会科学的运动中，唯物主义固然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地位，到处都受着一般青年研究家的欢迎，但我们必须承认，跟着正确的唯物主义而同时发展的，还有许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假面具的学者，企图以唯物为掩护而实质上代以唯心主义。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在同一杂志上，一方面他据着许多经济上的统计与数目字，大装其经济学家与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而另一方面大倡其气节廉耻的学说，鼓吹以道德可以挽救中国的现状。我们又不能否认这样的事，他一方装出唯物主义的架子，用“阶级”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但同时他又以超阶级无阶级的观念，来估计现代的国家社会。这种现象发生的缘因，由于唯物主义既然已经在社会科学界占了指导的地位，则正面的唯心主义便很难得有一分钟立足的基础，所以他们便假借了唯物主义，而阴谋的用唯心主义来代替。我们不仅应当承认这一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并且必须承认这一种假面目的唯物主义可以利用政治上的优势而暂时的得着了显明的成功。这个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向前发展之重要的障碍。与这种障碍奋斗的方法，首先又必要详细的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现状，考察这种现状的来源，影响及其前途。只有在这种基本的研究上我们才能建立真正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一切假胃〔冒〕唯物主义之唯心派的原形。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二个意义。
还有，在现在中国社会状况极不安宁的条件之下，我们看出了关于改造现代社会之许多不同的政治主张。由于这些不同的政治主张，我们看见现代社会上之许多公开的与秘密的政党，以及在这些政党中间之相互的斗争。在各派自己的机关报上，都宣传自己政纲的正确。我们用什么办法来估计中国的政治问题呢？怎样决定改造现代中国社会之一切政治主张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必须认识现代中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只有认识了目前全国经济状况之真象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在满足全国大多数人民的需要上，决定一切政治主张。我们若不能从根本上经济上去认识，则我们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必不能有正确的判断。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三个意义。
二研究经济与改造经济
根据这样的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意义，便可以知道这种研究必须要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经济利益上。所以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并不与许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一样。美国的经济专门家，他到国民政府铁道部做了一年的顾问，他研究的结果，要在中国于五年或十年之内，借美国外债，建筑数十万里的铁路。这自然是一个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结果，但我们的研究便不是这样。美国顾问的计划是很大的，但他计划的结果是帮助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但我们的研究却正是要怎样使中国经济独立，逐渐脱离美国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所以美国顾问当研究中国铁路经济的时候，他注意的是：中国铁路有多少，怎样不敷应用，从那一城市到那一省必需铁路，这许多铁路需要若干时间与若干金钱，订什么合同便可以得着这些金钱等等。而我们研究中国铁路经济的时候便是要注意：中国这些铁路是谁人的，负债多少，怎样收回铁路的主权，什么是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对铁路发展的障碍，怎样才能取消这些障碍等等。同是一样的研究中国铁路经济，但所研究的问题绝不一样。从这一个例子上就可以看出，研究经济首先必需要认清自己的任务及研究的方法。
我们虽然说过了关于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三个意义。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还必需有一句更总括而简洁的话，可以包涵上述三个意义。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是为的改造现实的中国国民经济。只有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目的，然后我们的研究才能找着正确的对象，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正确的结果。现在中国出版界中有许多关于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但是除了我在前一节中所说的以外他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这个缺点是我们必需指出的，就是他们只为的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而没有注意到具体的改造中国国民经济的道路。或者，偶然注意到了，但他们所说不是改造而是可怜。譬如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问题，这个问题著者将于下一篇中详细说明，许多人研究的结果，他不过指出所谓提倡国货及排斥外货的必要而已。这样，自然只是向帝国主义的一个哀求，只是一个“可怜我罢！不要这样狠哟！请稍缓一点罢！”的呼声，这自然不是我们所说的改造。我们所研究的，乃是改造中国国民经济的问题。改造不是乞怜，也不是改良。乞怜与改良都是承认别人的统治地位，而在别人的统治之下企图获得一个暂时的安慰。改造是要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建设自己之独立自由发展的基础。可怜的哀求者是要向上海租界工部局要求增加两个华董，改良主义者至多是要求中国人与外国人共同管理，改造者的回答是必要根本收回一切外国的租界，完全归中国管理。这就是可怜，改良，与改造的区别。
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国民经济，不是要从枝叶上去研究，而要从根本上去研究。不是只研究其现象，并且要研究其将来，研究应该怎样改造。因此，在本篇绪论中，著者提出下列几个题目作为以后分期继续发表的预告：
一中国工业的改造问题
二中国对外贸易的改造问题
三中国土地农业的改造问题
四中国劳动问题
五中国财政问题
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国民经济所应该注意的中心问题。
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性质
在还没有个别的研究各个中心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有关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性质。必需对于这个问题先有一个简单的系统的概念，然后在着手研究其他问题的时候才比较容易。
现在中国经济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第一，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处，有些地方还存在的有很原始的经济生活，他们属于自然经济，或氏族社会的经济。这一种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自然并不占在重要的地位，他不过只是深山僻壤中之前代社会的遗迹罢了。第二，半封建的经济形式，主要的表现于农村经济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高度的苛捐杂税，地主豪绅对农民的统治，高利贷的剥削等。因为全国经济的落后，农村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着最主要的地位，所以使这种封建残余的经济形式，同样在全国经济的比重中占着极大的优势。第三，小商品经济，这表示于一部分农村中之脱离封建剥削的自耕农及城市或农村中之小手工业经济上。第四，资本主义，他已经统治了中国的城市，并且支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全国经济正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化的途中。这就是整个中国经济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就经济的比重说，就数量上立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优势的还是半封建的剥夺关系。但是就支配全国经济的力量说，资本主义实是已经占着了领导的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之主要的表现还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所以，中国经济就其主要的势力及其发展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途中。这是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封建关系。
在这样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估计中，我们也可以遇着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预先在理论上予以驳斥的。
有人以为中国现在并没有封建的残余关系，因为中国是一个很久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许多人将商业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相对立起来，以为商业资本主义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关系，他是消灭封建式的经济关系的。这样是没有认识商业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之实质的。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他自己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占据着固定的生产形式。一个社会制度是建筑于一个生产关系上，生产关系建筑于一定的生产技术上。商业资本只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一种资本，他并不能支配着生产过程。封建关系是一种固定的生产过程中所表现的剥夺关系，只有生产力的变动才能使这种剥夺关系改变性质。
当着纯粹封建社会的时候，封建主对农民（或农奴）虽然有很显明的剥夺，但这时候的剥夺并不十分的残酷。因为封建主剥夺农民的目的，充其量是为满足其个人及其家庭之大奢大华的欲望，但这种消费终是有限度的。封建主向农民的剥夺，绝不能超过其奢华消费之三倍五倍十倍的〔以〕上，因为太多而不能消费的东西，堆藏着必然要自己腐坏的，这样使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夺必然有一个满足其欲望的限度。自从交换关系与商业资本发展以后，首先商业化的便是封建诸侯及大地主，这时候他们由农民身上所剥夺来的生产品，不仅可以供给自己之高度奢华的消费，并且还可以将这些生产品换取金银，装饰品，货币，并可以取得利润。这时候，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夺便没有限度了。从前封建主由农民那里所剥夺得来的生产品只有使用价值，现在则不独有使用价值，而且有交换价值，于是封建主的剥夺欲便没有止境了。所以当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他不但不能推翻封建的剥夺关系，并且还使着封建主在旧有封建的生产关系之上更加重其剥夺。商业资本的发展愈高，封建的剥夺也就愈加残酷。所以任何国中——在西欧与中国都是一样，当着纯粹的封建制度将正在崩坏而商业资本正在发展的时候，都必然要遇着广大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主要的对象便是反对地主，反对高利贷，反对一切封建式的剥夺关系。这种封建的剥夺关系，直到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技术及生产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动，然后才产生了新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以后才逐渐消灭封建关系，逐渐使这种封建式的商业资本主义改变性质，使他又变成工业资本主义的附属物而成为流通工业资本的商品。
所以商业资本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商业资本，这完全是建筑于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上。一种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商业资本，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附属物。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他完全是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若以这种商业资本主义可以消灭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关系，这是违背政治经济学上之真理的。
有人以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帝国主义是财政资本主义，财政资本既然统治了中国，则中国经济中的封建残余必然是完全消灭了。这种观点是同样不正确的。帝国主义带着财政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侵略中国，但这个事实还不能肯定帝国主义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固然一方面可以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可以在中国造成工业革命的过程，但同时他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这便是他一样利用中国之封建的残余关系以剥夺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造成中国的买办阶级，这个阶级在中国农村中显然是一种商业资本的作用，更加重农村经济中之半封建关系的剥夺。现在各外国洋行在中国农村中收买原料的时候，经常是经过当地的商业资本及地主阶级，将他们由农民那里的剥夺品完全收买去。因为帝国主义洋行之大批的收买原料，于是使着地主阶级更加重其对农民之半封建式的剥夺。就帝国主义本身说来，我们也时常看见帝国主义乘着农民贫困的时候，以高利贷的形式借贷于农民，预定农民次年的生产品，这同样是一种半封建形式的掠夺。我们很少看见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建设任何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场，很少用新式机器以剥夺多数的农村雇佣劳动者，因为帝国主义在现在用一种半封建的剥夺关系，比用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剥夺方法还更有利。并且，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定了固定的势力范围，这里必须利用一些封建军阀为工具，这些割据地盘的军阀便是各地地主阶级及半封建关系的代表。同时，帝国主义有一切的政治特权，这些封建关系不独不能阻碍帝国主义经济的扩大，反而可以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以减少与帝国主义在市场上的竞争。
自然，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终是要使着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强大，但这个作用是非常迟缓而湾曲的。尤其当着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得非常迟缓以至不能发展的时候，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障碍。这并不是矛盾，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原则。
还有人说，中国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农村的地主阶级并不是半封建的残余，因为他在城市中还同时有工厂。照这种人的意见，高度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这只是中国资产阶级剥削农民的特殊方式，并不能成为半封建的关系。这样的意见，是由于完全没有认清何为半封建剥夺关系，没有了解封建剥夺的实质。封建的剥夺关系乃是一种非经济的剥夺，是一种掠夺剩余生产品的行为。当纯粹封建社会的时候，封建主将所有的土地占据着，给农民一部分很少的土地，使农民自己耕种自己享受，但命令所有的农民都必要为封建主作“公田”的劳动，完全是无报酬的作为农民对“国家”（封建主）的义务。这一种显然的强迫劳动的剥夺，在商业资本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为农奴制度。封建制度崩坏之后，封建主一变而为地主，地主对农民的剥夺形式虽然有些变更，然而根本上仍是一个。假使地主将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因此而命农民为地主作无代价的劳动，这种形式在中国农村中也有，这显然的是一种半封建式的强迫劳动。即使不然，农民由地主那里租得土地之后，不到地主土地中去作工，而自己在租得土地上以自己的资本，工具，肥料，及全家的劳动力所工作的结果，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生产品交到地主，以外还要担负各种捐税及高利贷等，则农民之大多数的劳动时间所产生的生产品，依然是无代价的交给了地主阶级，依然是变相的强迫劳动。无论剥夺者是谁人，但这种剥夺关系在经济上的性质是半封建的。假使中国城市的资本家在农村中也同时应用这样的剥夺关系，这只能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与半封建的剥夺有密切的联系，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农村剥夺的性质。剥夺关系是依照在生产过程中之剥夺方法而确定的，并不问剥夺者所同时兼有的阶级性。假使某个工人在城市工厂里作工，而在农村中还有三五亩土地，这几亩土地也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租给别人，我们同样只能说这是半封建的剥夺，而不能说他是“无产阶级的剥夺”。
还有人说城市经济可以支配农村经济，城市可以领导农村，若是中国城市中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之下，并且中关〔国〕农村经济已经与国际市场有密切的联系，这便可以断定中国农村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这种观点又是不正确的。农村经济是受城市经济的支配，但是农村经济终是比较城市落后。城市经济——帝国主义的经济，已经支配着中国农村经济之发展的方向，使农村经济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虽然是很迟缓的），但他并不能使农村经济立刻与城市经济一样的发展。并且，直到现在，农村经济在中国全国的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仍然较城市经济为高，因为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仍然是依靠着农村经济为生活。
也还有另一个极端错误，以为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在一种纯粹封建关系的统治之下。这个观点自然也是错误的。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固然还有很大的势力，但他只是过去封建制度的残余，并不能保持其整个的与原来的状态。土地所有权的商品化，货币经济在农村中的扩大，新式农村技术之开始的应用，农村无产阶级之开始的形成，这些都是农村中之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在农村中还不能占着统治的地位。
四国民经济改造的中心
由以上这些不正确观点的驳斥中，我们便可以正确的认识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的经济，同时也是封建残余关系占优势而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认识了这样的性质，便可以认识中国国民经济改造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提出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呢？这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中国国民经济并不在一种和平发展的平坦道路上，相反的，我们看着中国经济正遇着许多严重的敌人，使着全国工业与农业都受着严重的打击，并且已经形成了普遍全国的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表现是全国经济的落后，停滞不进，并且日趋于破产。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统治了全国经济中的主要命脉，统治了中国的中心城市。从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向一直到日常的经济生活，都要受着帝国主义势力的绝对支配。农村市场的狭小，广大群众的贫困，加以政治及社会上的不安宁，苛捐杂税的剥夺，使中国民族工业不但不能与帝国主义竞争，并且不能在国内消极的部分的发展。全国水利的破坏，生产技术的低落，不独不能使中国固有的农产品发展于海外，并且使中国这一农业国家，反普遍的感觉着农产品不足自给的恐慌。生活程度的高涨，农村及城市中之普遍的失业，使着全国大多数的民众都感觉着生活上之极端严重的痛苦。北方之饥饿待死的人民，达到七八千万人之多，将吃树皮吃人肉当成日常的生活，这是世界历史上所空前没有的事件。这一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国民经济现在是一种普遍危机的状态，这个危机一定有他深远的经济上的来源。假使不战胜这一种普遍的经济危机的现象，则中国整个社会上绝对不能得着任何的安宁，即使勉强敷衍过去，一定是使中国这一半殖民地的地位，走向更奴隶的十足殖民的地位。
就在这一种极危机的现状之下，我们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必须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有根本的改造，然后才能挽救现状的危险。改造问题的中心，就是要根本取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
不用说，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是看得十分显明的。经济发展之最大的障碍，乃是国际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利用许多政治上的特权，压迫中国城市及农村的经济。铁路是在帝国主义外债压迫之下，也有些铁路是归外人直接管理。航业是以帝国主义势力占大部分。银行金融和关税是在帝国主义手中，煤铁等重工业本来只有很弱小的一点，但这一点还是最大部分属于帝国主义。纱业，面粉业，火柴业等等，虽然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但他总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而逐渐破产。海关是在帝国主义管理之下，对外贸易中的入超每年增加，大批金钱向国外流出。丝茶的对外贸易每年减少。棉花，米，麦等每年还要由国外运入。封建势力的割据，战争，市场的不统一，苛捐杂税的剥夺。农村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城市中每日十二小时以上之黑暗的劳动条件，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压迫，就因为这些压迫才造成了中国国民经济中之普遍的危机。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也就是正因为这些现象而发生的。
研究中国经济的改造问题的中心，便是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研究半封建关系在经济中的表现，因为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才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彻底的改造。
五改造经济与改造社会
我们研究的范围是改造中国国民经济的问题，我们的结论便是要说明中国经济的现状，改造中国经济的必要，以及改造中国经济之总的路线。至于改造中国国民经济之具体的实行方略，在这里是不能研究的。因为在经济生活的本身去找取改进的方法，一定只能限于生产组织上及技术上的改造，而不能解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根本问题。
由以上各节的分析中，我们便可以知道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并不是生产组织与生产技术问题。现在既有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对于经济的压迫，而这种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又握有政治上的权力。所以这便是生产关系问题而不是生产技术问题。改变生产技术问题，可以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下面得着解决，改变生产关系问题便不是在现代社会制度之下面可以得着解决的。
社会上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改造社会的根本问题也必然是改造生产关系，改造国民经济的问题。可是，改造经济的实现方法，则必要从改造社会开始，因为一个社会制度，他具有一切重要的权力建筑于旧的生产关系上的。现在我们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在以后之各专门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将要指出改造中国国民经济之根本的总的路线，并且可以指出一切错误路线之不适当。不过若要研究改造策略之具体的实施，则必须回顾到改造社会制度的问题。
但是，若不研究改造国民经济的问题，则空谈改造社会制度是无目的的。因为改造社会制度是为的改造国民经济，改造经济是改造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一切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我都请他注意研究改造中国国民经济的问题。（本章完，本篇未完）
（录自《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193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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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梁石生〔刘家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
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
梁石生〔刘家良〕
日本帝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她目前的全部政策，并命定了她未来的结局。
日本一般的历史家总喜欢把日本历史加以神话，仿佛这个太阳帝国是神赐的天国，她不仅要统治亚洲，还要统治整个地球。究竟这个野心是否有丝毫实现的可能，我们不想诉之感情，而要从冷酷的经济分析来加以论断。日本帝国的地理位置既在亚洲，总不能逃出东方那种长期停滞和缓慢发展底历史的环境的影响。整个亚洲急剧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还是十九世纪的事情，而日本之正式脱离中古的野蛮状态，不过起于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距离现在不过七十一年，但距离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了。当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渐征服全世界，逐渐占据世界上最肥沃的领土，而且正在分割亚洲，即当工业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期间（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日本资本主义才是呱呱坠地。她之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不是她历史底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受了外来的影响推动的，这是她的第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她缺乏充分原始积累的基本原因。
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非常短促，她差不多与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同时发生，因此，她的实现较之欧洲各先进国更依赖于政治的权力，更带强迫性，而且更带野蛮性。明治维新的结果，经过公债证书一下子把四百八十家的华族转成为资本的榨取阶级，并严厉的确立土地私有权和自由买卖制，现物地租迅速改为金钱地租，四十万户的士族（约二百万人），和因土地迅速兼并而被排挤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天然的劳动市场。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决条件，都仿佛是二十四小时内一下子用法令造成的；日本的整个社会外表上没有经过巨大的震动，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以来已举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工作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没有认真经过手工业和手工业工场的阶段，她没有像欧洲中世纪的自由都市（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她没有一个成熟的第三阶级和封建皇朝作长期的斗争。因此她的改革，只有从上面由开明的封建地主和商人采取妥协，互相影响，并以同化的手段来执行的，这与普鲁士的发展同一类型，虽然日本的物质基础比普鲁士的还要贫弱些，她的历史条件比普鲁士还要不利些。日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与政治的变革同时，而且与产业革命综合地发展。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很快便和产业的发展交织起来，但正因为原始积累过程的短促，日本的产业必须放在天皇的温室里才能发展，换言之，日本的产业必须更多依赖于政治手段的扶持，这是她的第二个特点。
差不多日本所有重要产业的发展，都是由政府一手培养起来的，明治初期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便是邮便汽船三菱会所，政府除了把官府的船只借给她之外，每年还补助她二十五万元的航海助长金。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不到三十年期间，日本已完成她的工业基础。我们试拿日本的重要轻工业——棉纱纺织来看，一八七八年的纺织工厂只有三个，锤数仅八千二百余，生产额约二十万元，但再过二十年，到了一八九八年，纺织厂数已增至七十四，锤数增至七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八，生产额增至二千六百一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元。又在一八七八年，日本尚输入棉纱及棉织物约一千万元以上，一九〇〇年，日本能输出价值二千三百六十四〔万〕元的棉纱，而输入则大为减少。日本从入超国转到出超国，从农业国转到工业国，是以飞跃的姿势发展的。但日本的产业发展愈快，则她各部门间的不平衡发展亦愈烈。这是她的第三个特点。
日本因受资本贫乏的限制，不能在一切部门中立即采用近代式的生产制，而且为着与先进国的廉价商品竞争，她必须采取最落后和残酷的剥削方法，因此，自明治维新直到现在，日本最发达的制丝业、染织业、陶器业等，大都还采取小规模的家内工业制或手工业工场制，就是大规模的近代工厂制，也与手工业的生产间接直接的发生联系。大机器生产与家内手工业及手工业工厂制相结合，资本的高度有机构成与工资血汗制相结合，形成了日本产业发展的基础。而由于上述同一理由，日本产业的集中化也异常迅速。日本的产业差不多一开始便采取垄断的形式。早在一八八一年，日本的制纸联合会便开始垄断纸的市场。一八八三年纺织联合会亦为垄断的目的而成立。一八八七年以后日本、札幌、大阪三家麦酒公司瓜分了市场；一八九七年又合并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制麻业也经过一模一样的过程，三家大公司很快便合并成为日本制麻株式会社了，而后者很快便与垄断相结合了。一八八五年，日本银行总数为一千零九十七家，但总资本额不过八七、一〇〇（日本金千元为单位）。十年之后（一八九五年），银行数减至八百五十六家，但资本额已增至一〇一、三七九（单位日金千元），这表明日本银行资本本身的集中化。至于银行与产业的关系，远自一八八五年，在各产业资本中，银行的投资已占了七成五。进至二十世纪初，银行与垄断的结合更加明显。一般的说来，日本的工业资本时代与财政资本时代的划分是非常不明显的，因为日本从自由竞争过渡到独占，完全采取综合发展的形式。这也可以说是她的第四个特点。
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表现最不平衡，最奇特，最富于综合发展的意义的，便是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明治维新的“土地改革”不过简单的把土地的所有者由封建主蜕化为资本家，剥削关系没有多大变动，而生产方法则根本没有改进，归根到底这当然还是因为日本社会的总资本太少，无力兼顾到农业生产的改革之故。据乌特莱女士的调查，日本一共有一百多万地主，他们都是兼营高利贷和小商业的，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他们把土地零细的佃租出去之后，便不负任何生产上的责任，而且每年吸收佃农的租额经常占产额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日本农民占在业人数一半，而农民的四分之三是佃农。他们一方面受地主的掠夺，一方面还在市场上受独占商的剥削。地租——高利贷——独占的价格，是他们根本无法积累资本，改革农业生产的技术条件。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发展到富农的地位。日本农村，事实上与中国农村的情形相差无几，地主、富农、高利贷往往是三位一体的，而大多数佃农则沦为雇农和贫农地位。而且日本比中国更甚，地主的利益已和都市的垄断业及银行业相联系，他们已天然成了后者的农村经纪人。封建式的按额缴租制，与土地之任意的零细的分租，乃是农村生产力惊人低落的基本原因。农村中落后的剥削关系与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关系相结合，零细的佃租制与城市的机器生产综合的发展，这是她的第五个特点。
上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五个特点，事实上也就是一切后进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点。这五个特点说明了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脆弱和不健全，同时也说明了她何以一出世便迅速过渡到衰落。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愈是迅速的发展，则农村中封建的剥削关系与城市工业高度集中化之间，城市产业的各部门之间，庞大生产组织与狭窄的市场间。工业品与原料品间，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种种矛盾便愈是积重和紧张。这些矛盾，日本不能在国内求得解决，因为她一出生便连起码的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她现在唯一的出路，便只有对外侵略。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资本，敌不住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我们已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出现时，整个地球差不多已分割完尽了，或者整个地球的沃土都给先进的资本主义盘踞了。就是她唯一可以发展的对象——中国也差不多分割成英法德俄的势力范围了。朝鲜在未被日本占领之前，也开始被英美等国染指。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不能走“和平侵略”的道路，她的对外侵略必须一开始便与对外战争综合进行。一八九四年她把老大的中国打败，夺去了朝鲜和台湾，并得一笔巨大的赔款及其他利益。一九〇四年，他又打败了沙俄，夺取南满的势力范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她利用大战的有利时机，夺取了德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一八九四年的战争奠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一九〇四年的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带入黄金时代（一九〇四——一九一七年，日本方完成了她的重工业的基础）。
从一八九四，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七，日本靠对外战争的每一次胜利来缓和她国内的矛盾，但随后很快又在新的基础上把旧有的矛盾弄得更集中和紧张了。日本帝国主义既然无力改革她的农村生产，那么她也无法使她的殖民地工业化。日本是个新工业的帝国主义者，她的重工业和银行资本一样的无力负起开发殖民地的责任。她对殖民地的榨取和剥削，是军事掠夺和杀戮与商业洗劫的混合。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受了新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间利益紧张的冲突——的牵累了。严格的说来朝鲜和台湾的殖民地化促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她的衰落。一九〇四年——一九一七年南满势力范围和山东势力范围的占取，使她的产业膨胀到空前的地步，同时也使她更接近于死亡。
沙俄之后，日本也成了帝国主义中最弱的一环了。
一九一七年大战终结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被欧美各国排除世界市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使她最后的市场也震动起来了。一九二七年日本的财政恐慌终于爆发出来，田中大将的进占山东，表示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次临死的挣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对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极大的打击，国内六十余年来积累和集中的矛盾，开始酝酿和爆炸了。她迫得绝望地把国内的产业迅速改变为军事工业，把国家收入一半发归军事机关，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的机构完全改成为永久侵略的战时机构，于是发动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并开始她征服中国的“百年战争”。
但假如一八九八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产婆，那么这次战争就是她临死的最后挣扎了。日本这次在中国不是碰到一八九八年的腐朽的瓦解的封建经济，而是碰到新兴的民族工业；她不是碰到一个无知的蒙昧的中国，而是碰到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和长期土地斗争的中国（其内部矛盾的紧张性不下于日本）。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碰到两个一样濒于绝境，但较她远为强梁的英美的竞争。
日本帝国主义要全部收夺和毁灭中国民族工业来维持她的轻工业市场，她要中国简单的变为日本的农业附庸国，她要收夺全部中国的原料，她要中国的白银完全“引渡”到东京来稳定她的日元的基础；一句话，她要独占中国。这样就必然迫使中国民族永远放弃“中日经济提携”的梦想，同时也使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空前的紧张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长期的战争来应付中国民族的长期抵抗（这里包含着中国民族在新兴阶级领导下进行长期革命战争的远景），和应付未来的世界大战。但日本帝国主义的脆弱基础又是最经不起长期震动的，她尤其经不起一个打击！那么日本的命运多半在重踏着沙俄的覆辙：这是悲剧，但这是无可挽回的宿命的悲剧！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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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问题——李一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劳动问题
李一氓
1中国劳动问题之根本特质
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乃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非有殖民地作为基础不可，就是帝国主义是存在于殖民地之上。离了殖民地，我们不能想象帝国主义，也就是离了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想象殖民地。帝国主义之对殖民地的掠夺关系，是表现在以殖民地为商品市场，原料市场，投资范围的这三点上；而这三点的中心的表现，又无非是帝国主义享受殖民地之最高剩余价值这一点；而所谓剩余价值之产生又不过是掠夺剩余劳动而来的。因此归结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之对殖民地的掠夺关系是表现在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剩余劳动上。
但是在帝国主义以殖民地为商品市场，原料市场，投资范围而就掠夺了殖民地人民之剩余劳动的这一点上，似乎应该疏解出来。首先我们说到商品市场。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趋向于过量生产的，而过量生产物（本国消费量所不能容纳者）之唯一排泄处无过于殖民地。一般的商品之交换是以货币来表现的，货币所代表的是剩余价值的积累的财富。帝国主义以商品来交换殖民地的货币，就是以商品来交换殖民地的剩余价值之积累的财富。这种财富（剩余价值的积累）之形成，是经过殖民地的地主与资本家向劳动者掠夺而来的，现在转入帝国主义者手中。求之中国的实例，就是中国自设海关有对外贸以来，每年都是入超的，入超总数的这个若干万万两，这个数目难道不是中国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而成的吗？现在通通都为帝国主义者所攫去了！其次讲到原料市场，这更加明显。现代的工业国，其所要之原料，无不取之于农业国，农业国（主要是殖民地）所供献于工业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其整个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是不需乎象商品交换那样要经过另一种形式，就直接的奉送于帝国主义者了。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所产生的，这里无妨赘说一次。以中国为例，中国的输出品，其百分之九十是农产物（原料）。就这一点可以证明。最后说到投资范围，就更是直接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了。帝国主义者以输出资本来到殖民地，最好的方法是自设工场，其次是贷款与工业企业，于是帝国主义者金融资本地的统治着殖民地，自营工场，则劳动者正为它（帝国主义）直接创造剩余价值；投资企业，则它（帝国主义）所获的利息，正是剩余价值之另一解。中国现在之外国自营的工场约七百四十处，共投资约六千万万两；其他贷款投资如铁道矿山等，不计在内。
从上面看来，帝国主义者正张着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大口，要想把中国劳苦民众的血汗完全吞咽进去。中国劳动阶级正在这样一种状况（帝国主义掠夺）之下，牛马地的生活着。劳动阶级之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假如情形一天不变，这种劳资关系总是存在一天。自然，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劳动阶段〔级〕也是正在绞出血汗的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在殖民地以最高剩余价值率掠夺来的利润，掷出几万万分之一来分润给它同国的劳动阶级，就足以使它同国的劳动阶级，不至于过于的苦痛，并且还使得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感觉到那些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切资本大王的皇恩浩荡。中国呢？劳动者在这方面应该自叹弗如，他的祖先大概丧了阴德，就是投生来当工人，也没有去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而偏偏来当殖民地的工人。殖民地劳动者对帝国主义者真是尽了莫大的义务，假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没有殖民地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来分润它同国的劳动者，那它早被它同国的劳动者打翻下来了。
同时殖民地劳动者的恶运还不止此。我们知道殖民地本身还是有它自己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这些地主与资本家无疑的它们也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所剥削了，但是它们想着“失之东隅”不妨“收之桑榆”，这“桑榆”就是殖民地劳动者。就是说殖民地土著资本家（我们说民族资产阶级罢，恭维它一下）一方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所掠夺，而他方它也就压迫和掠夺劳动者，而且压迫得更甚，掠夺得更甚，以求挽救于万一的存在，而且这也就是帝国主义面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的基础。中国的所谓民族资本家，正是这样的在掠夺劳动者，同时，中国劳动阶级除了受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受着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更甚的掠夺。我们在后面考察劳动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从那里得到例证。
从上面，我们看见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劳动阶级的其间的掠夺关系，是那样完整与恶毒，而殖民地民族资本家之与劳动阶级的掠夺关系，复有过之无及，就证明中国劳〈动〉阶级所处之两重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劳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就完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问题异其性质。
因此我们就说中国劳动问题“根本地的”有它自己的特质：就是，中国劳动问题是殖民地的劳动问题。
2中国劳动状况之一般
惟其我们要了解中国劳动问题的根本特质，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劳动状况的底面，即是它同帝国主义掠夺的关系及同中国资本家掠夺的关系。我们说工资或工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外国工厂与中国工厂的分别的状况；我们说童工女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提到外国工厂与中国工厂的各个的情形；我们说罢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析中外工厂的罢工条件及中外工厂之罢工的性质；我们说失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农村经济崩溃的因果；我们说劳动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明帝国主义的租界统治等等。因此，我们上面的一段说话，证明出来不是有意夸张的，因为我们假如不了解这一特质，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劳动问题”，将是不可挽救的错误的。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根本错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否认有帝国主义的存在，因而在他们的讨论中，必然只讨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问题，持着十二万分的妥协与调和的态度。以劳动问题专家自命的陈达，祝世康，他们其所以在劳动问题中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正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劳动问题的根本特质。
现在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劳动状况一般。
a．工资
工资，在理论上讲来有两种，一是形式工资，一是实际工资。前者如我们说工资一元，或是一角，这是表面上的；后者则须与生活费相比较，才能明白，如一元或一角的工资的时候，生活费为一元或一角，但假如生活费涨至二元或二角的时候，则实际工资就降低了一倍，虽然形式工资还是一样的。又如工资增加为一元五角或一角五分，这在形式工资是表明增加了的，但实际工资却依然较从前一元或一角的工资的时候为低。这是工资上的秘密，虽然资产阶级社会常常有工资增加的传闻，而生活费增加的程度，恐怕较工资之增加还高到不可说。
现在我们来检查中国的工人的生活状况之重要条件之一般的工资，这里当然是依一般的以形式工资来作计算的。但是我们若是把各地方各业务的工资统计表来抄录充数，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除知道这些工资数目之外，我们还应当知道许多工资上的剥削方法。为便利起见，我们举上海的例。（我在这里总说一句，就是一般的研究中国劳动问题的时候，除农业劳动者与矿山劳动者外，当然以上海为最适当的代表风〔区〕域，可以根据上海的劳动状况，推知其他各工业区域如天津，香港，汉口，满洲等处的劳动状况。这就是说，假如上海的工资为五角一日的时候，那些地方绝不会一元一日，上海是十二小时工作制的时候，那些地方绝不会是八小时工作制，而况本文是一篇概念的论述，绝没有多余的篇幅来遍载各地的统计表，因此我在这里特别法〔说〕明，以后的例子，我也一概取自上海，假如有必要的时候，那才以其他区域仍〔的〕材料来作补充。）
1．纺织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缫丝（女工）最高0.65最低0.30
纺纱（女工）最高0.70最低0.18
（男工）最高0.70最低0.39
（童工）最高0.30最低0.23
丝织（女工）最高0.80最低0.40
（男工）最高0.80最低0.40
棉织（女工）.最高0.60最低0.40
（男工）普通0.70
2．化学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造纸（女工）最高0.47最低0.20
（男工）最高1.20最低0.40
（童工）最高0.40最低0.28
火柴（女工）最高0.60最低0.25
（男工）最高0.95最低0.35
（童工）最高0.40最低0.20
3．机器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造船（男工）最高1.35最低0.25
修理（男工）最高1.10最低0.30
电机（男工）最高1.60最低0.76
水泥（男工）最高1.30最低0.50
4．食品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面粉（男工）最高0.90最低0.40
烟草（男工）最高0.87最低0.59
（女工）最高0.77最低0.44
5．水电印刷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自来水（男工）最高1.35最低0.55
电气（男工）最高2.50最低0.60
印刷（男工）最高1.20最低0.40
（女工）最高0.90最低0.27
这样的数目字会使我们得到甚么的观念呢？我以为至少可以认出下列三项：就是在同一产业部门中一般的男工比女工的工资为多，女工比童工的工资为多，而在相异的产业部门上，一般的机器工人，比其他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为多。
其他两大产业部门，铁路与矿山的工人的工资，依“劳动年鉴”所列表撮录于次：
1．铁道业工资表（以日计）
最高：6.33（正太）；2.30京奉；200（沪宁，廖济等）（原书此处可能漏印小数点，估计应为2.00——录入者）
最低：0.20（道清）；0.23（广九）；0.25（吉长，津绥等）
2．矿山工业工资表（以日计）
最高：1.00（抚顺，开滦，淄川等）
最低：0.15（淄川）
普通：0.30，0.40，0.50，0.60
这里关于矿山的，只是以采煤而言，工资状况，颇难划一。因为地域不同，支付工资的货币也就不同，即以形式工资而论，就已难于得确定的水准，并且各地的生活程度也是高下不同的。因此我们要想在这里确立一般工资的概念，殆很少有可能。
末了，我们还应该指出一个特点，就是外人在华的企业，外国工场，对于中外劳动者的工资是较为差异的，就是说外国劳动者的工资，即以同等级的工人而论，他们都要较中国劳动者为高。我们举东三省的日本工场为例：
抚顺煤矿中日工人工资比较表：
最高额最低额
中国工人1.700.11
日本工人5.150.53
我们请看这一个差额是如何的大，显然日本劳动者的工资大过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四倍。凡是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之雇有外国劳动者的，其外国劳动者的工资至少较高三倍以上，这是无疑义的事，虽然上面仅不过是一个例子。
此外关于农业工人（这自然指雇农而言）的工资，尚没有完备的材料可得，作者个人的乡土情形，那是不足为训的。至于所谓“最低工资”的规定，我们在《劳动法》节中去讲。
b．工时
资本家购买劳动者的劳动是以日计的：因此在这一日之中，他绝不想放松你一秒一刻，假如你能做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他没有不欢迎的。尤其是中国，在这八小时工作制未确立的时候，在过去手工业之整天劳动的传统还未销〔消〕灭的时候，过量的工作时间，这是似乎天公地道一般。据1929年天津社会局发表，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六男女童工，作十一时至十二时者最多，为七千五百五十三人，作十三时至十四时者次之，为五千六百零八人；作九时至十时者又次之，为三千二百九十一人；作十五时至十六时者又再次之，为二千六百八十八人；此外作七时至八时者只五六十人，而作十七时至十八时有一百八十四人。从上面看来，天津一般的工人平均是作十二小时又三十分的（九时至十六时之八个数的平均），这样一个工作时间！请问“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政纲在那儿？
上海方面，我们仍依重要产业部门，分别列举其工作时间于后：
（下表原文为分数，为录入方便改为小数——录入者）
1．纺织工业工时表：
缫丝11小时；
纺纱11小时；
丝织11.5小时；
棉织10—11小时。
2．化学工业工时表：
造纸10小时；
火柴9.5小时。
3．机器工业工时表：
造船9小时；
修理9—10小时；
电机10小时；
水泥12小时。
4．食品工业工时表：
面粉11小时；
烟草10小时。
5．水电印刷工业工时表：
自来水12小时；
电气11小时；
印刷9小时。
从上列的调查上，我们得到以下的几个概念：1，最少的工作时间是9小时；2，最多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3，最普通采用的工作时间是11小时。这与天津的调查颇为适合，就是天津的最普通的工作时间也是11——12小时（19,836人中有7,553人是作的这个时间）。因此我们无妨说全国的产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大多数是11小时。
至于矿山业方面，依“劳动年鉴”所载，最少者八小时，如开滦，门头沟，柳江，淄川，烈山等处是，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者，就是行8小时制的地方，其工资都是很廉贱的，照矿山工作，是每日分三班（即每班八小时），因此多数的工人，都连作两班，自然他得到的是两班的工资，可是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却不是八小时而是八小时之两倍的十六小时。最多的就有24小时的，我在前面还把它当作一种文字上的描写，而这里竟成为本实，如石门，章邱，博山，鞍山四处是。只有鞍山一处是注明隔日一换的，其他之处不知是否如此，但究令是隔日一换，平均可为每日十二小时，但是我请问甚么东西（人吗？）有这样的精力，能够作连续二十四小时的人世间最劳苦的（埋在炭坑中挖煤）工作！此外，矿工的工作时间普通的都是12小时，仍据“劳动年鉴”所载，四十一处矿山（分布于直隶，山东，东三省，安徽，江西七省），有21处是每日两班的12小时制。
铁路工方〈面〉，无论工厂或路工，最多数是行的十小时制，其次是九时，八小时者无，十一小时者甚少。这比较上自然较矿工为好，即一般的较其他产业部门的也为好些。
再休息日的状况，全年总工作的状况，在了解“工时”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休息日者，可分为两种，一是一星期休息一日（星期日），一是每月休息两日（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关于全年总工作日，则依休息日，假日，季节停工日等的不同，颇难得到普通的概念，但是假如比较起来讲的时候，则全年总工作日是在330日上下，这是可以断定的。
依照以上的情形看来，我们要挂〔讲〕“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非励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可，假如做不到的话，它就不配站在那里无耻的讲甚么“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
c．女工，童工
女工与童工，这是中国劳动问题的一个严重问题。它之所以为严重，并不是我们主观的这样讲，而是客观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许多劳动问题的专家都把它忽略过去，他们不知道是有意吗无意。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问题为甚么重要？只因为资本家生产方法的残酷。女工的生理的不适于烦重的工作，童工之年龄的不胜于烦重的工作。但是许多产业部门中都引用女工与童工：我们看上海的四十五种分产业部门，其中只有翻砂，造船，冷食，面粉，碾米，榨油，仪器，眼镜，水电九种没有女工；只有冷食，面粉，碾米，榨油四种没有童工。综上海全部工业上女工人为十二万五千七百八十五人，童工为二万零六百三十七人。全上海工人总数二十二万二千余人，女工约占鼓之五十五（55%依1929—1930英文“中国年鉴”，上海女工百分数为70%）以上，童工约占百分之九（9%）以上；女工童工总计约占百分之六十五（65%）。仅从数量上，我们已应该嗅到这个问题严重。自然，这只因为上海的轻工业的比较发达，所以有此现象。（我们知道重工业是绝对排斥女工的，童工在相当条件之下还是有引用的；交通工业也不能用女工，所以在讨论女工和童工的问题上，矿山和铁路这两个产业部门，不须计及。）然而中国的一般的轻工业部门上，也未尝不是引用女工与童工的，所以这一种比例，也未尝不可适用于其他的工业区域。据调查全国女工总数为三十二万五千人。这一种无限制引用女工与童工，用最近代的名词讲来，无疑的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假如有一种考察历年男女童工人数的变迁的记载，我想一定会证明这一点的（据《劳动年鉴》，1924年之上海女工总数为十万零五千五百人）。资本家生产方法是在力求生产成本之减低，而生产成本的减低只有求之于工作时间的加长与工资的缩小。现在，工时已经是长到一般的11——12小时（似乎再长不下去了），而工资的缩小，也是有它的一定的限制的（从罢工原因的分析上，我们将证明减少工资的进程与其所遭遇的反抗），于是引用女工与童工来代替男工，这是一样很自然的减少工资法——因为女工与童工的工资，一般的是低于男工的。资本家的秘密就在此。关于女工，童工与男工的工资比较，一看本章“工资”节目，即能瞭然；其他各地各业情形，大率类此。
他方面女工及童工之向工业劳动者军的参进的增势，无疑的有帝国主义的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些女工与童工，其中自不免有原来就生在城市中的工人家庭中的，然而大部分还是来自农村经济的崩溃，而农村经济的崩溃，并不是表明工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乃恰是表明帝国主义的剥削的加紧。有些人说这是家长的贪心，这是乡村妇女之酷慕都市，这一种的推论完全是皮相的。我们必然要以女工与童工的增加是属于资本家生产的合理进程与帝国〈主〉义的剥削这两点。
同时，我们还要讲明两件事：（1）在工作时间，女工与童工是与成年男工的工作时间一样的，上海社会局编的“上海特别市工资指数之试编”上，完全证明出来。（2）童工之年龄，最小年岁是六岁，普遍的是12——13岁，依1925年的调查（工部局），在这个年龄上的童工就有二万一千四百余名。（按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由十四岁起，做工的便算是成年工人了，一般的法定年龄是还低于此的，除美国，瑞士外，大概均以10——13为法定年龄，所以中国资本家的使用童工，还是守法的呢！但是由6——9岁的那些童工。不知他将如何解释。）
末了，关于女工方面，我们要提出农村妇女之参加农业生产来加以注意。这在人数上是没有统计，但是我们知道农村家庭中的妇女很少有闲着吃饭穿衣而不到农场中去的。工作时间同工作性质都是与男工一样，特此类女工多属自耕农，很少有雇农的。又在童工方面，我们要提出学徒来加以注意。（学徒在年龄上，自然较产业上雇用的童工年龄为高，但亦正不妨归之童工。）学徒，这是手工业上的名词，但产业工人，亦有学徒制的，此不必为与师傅之待对名词。他们大都是没有工资的，师傅或厂主给以膳宿，同〔只〕有很少数津贴，工作则在师傅或匠头的指导之下，做很烦杂的工作，并受其严刻的待遇。
d．工场待遇与社会设施
工场待遇，与社会设施，这是所谓福利设施之两方面，前者属于工场内部的设施，后者属于工场外部（社会）的设施。在大体上，一致标榜的都是“保护劳工”。然而这一点在本质上，那是很显然的改良主义的企图，一方面在软化工人，使之不反抗；他方面在培养工人，使之胜任更大的剥削。“羊毛出在羊身上”，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真是纯善的羔羊！
工场待遇，自然有一些工场，已经自己举办一些福利设施的事务，但此种情形，究非大多数工场如此，究令工厂法上规定的很严密，然而那不过是一纸具文，首先外国工场的仍以特殊势力的存在，就可以不理。第一，工人的行动，在罚赏之下，尚最大多数存在有“鞑打”的酷刑，我们只须留心复工条件上，许多都提出“不得打骂工人”这一条来，就可以证明这种奴隶制度的残余，还在近代工业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第二，安全设备的完全忽略。在工厂工〔方〕面，许多工厂都不是工厂建筑，而是利用一般的住宅，因此缺乏避火的设置，如没有避火梯，避火药水器及自来水量不足等。火灾不幸一来，工人只有活活的烧死。其他在机械上，也同样缺乏安全的设备，上海各工厂之连皮带的机轮，很少用铁丝网维护的，即此一端，可概其余。第三，关于工厂卫生之一般的设备及管理，中国各地工厂皆未与以注意。第四，矿山业之安全设备，亦是同样的疏忽的，矿坑中之水道，坑璧，出口，从各种记载上都证明是不完备的，因此矿坑淹没，坑壁倒塌，及矿坑出水等事，在矿山业的统计上，极为烦繁。这种事情，就假定工厂法订的严密，也要看事实上的执行程度如何，工业灾害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不过我们的意思，就令不能完全避免，至少在现在，但是尽量的减少它，这不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情形恰是放任这种灾害的出生，熟视无睹。
自然，我们在这里不否认有些工厂的待遇（包待遇，卫生，安全设备三项）是比较的好，然而这不是以为少数比较好的待遇的工厂为满足的，须知道受残酷待遇的工人，其人数之多，是比那受好待遇的，要多过几千万倍。
其次我们讲社会设施。所谓社会设施在劳动问题上并不指一般的恤贫的救济机关而言，而是特指办理劳工事业的机关而言。正确的讲来，这只有劳工区院，劳工学校，职业介绍所，社会保险局等，才是社会设施，而中国所举办的贫民借本处（上海），农村合作信用社（直隶），这与劳动问题是很少有直接关系的。医院同学校，我们这里不须详述，因为比较待遇好的工厂都附设有此两种机关；或者因为工厂已有此类机关的附设，所以在社会设施上我们反而少看见了。上海今年已有一所普及性的劳工医院似乎应当来替它宣传一下罢。职业介绍所，先要弄清楚，这不是荐头行，这是与工会很有关系的一点：凡工厂录用工人，须由该工厂工会负责介绍。假如有此一项，则职业介绍所的问题解决一半，因为该工会虽无实际上的介绍组织，而却包括了介绍的职分〔业〕同行为。余下来的就可归之社会设施的一般的职业介绍所中去了。中国的工会在这点上似乎还有问题，而社会的职业介绍所则又不普遍，有之，也是店员性质的介绍机关，而非介绍工人的。关于“社会保险”一项，假如容许我空发议论的时候，则我可以多写下两三千字；反之，要我举例证时，那就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我们的社会改良家，也同我一样的是白纸黑字，没有在中国创出一个例证来让我举——就是他们的例证也是翻出康门士（Commens）与安拙士（Andiews）的“劳动立法原理”的第八章来抄的“美国地的”例证。因此我们无疑的只好在这里抱歉一句，我们实在不能写出一个关于社会保险的字来。
此外，有些属于社会设施的，但是不是对劳动者有直接福利的，我将不在此说及。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其他学术机关等。至于劳工行政的官僚机关，我也未将其列入社会设施。
e．罢工
“罢工”。这一个名词在资产阶级的新闻纸的宣传下面，。立刻会同“不祥”这个形容词发生关系。在他们的意见，顶好是没有罢工这回事，连罢工这两字都要不得。然而我们却以为这正是测量劳动阶级斗争的力量的尺度。我们且把他们的材料来供我们测量罢。在这里我们先得引用陈达的罢工分析之研究的成绩。下表为1918——1926年之历年罢工次数表：
1918……………………25
1919……………………66
1920……………………46
1921……………………49
1922……………………91
1923……………………47
1924……………………56
1925……………………183（合并五卅罢工，318）
1926……………………535
下表为1918——1926九年罢工原因分析表。
1．经济压迫
生活困难75
要求加资444
反对加租27
反对加捐15
反对减资20
2．工人待遇
工作时间20
虐遇苛待73
变更工作情形24
反对雇主之方针30
反对工头66
赏金恤金酒资问题18
反对无故开除工人36
其他工人待遇问题16
3．群众运动
表示爱国189
受新思潮影响9
4．组织工会权之要求21
5．与外界冲突30
6．同情罢工22
7．其他原因57
8．原因不明41
总计：1,232
这个表的分析法。有许多是我所不能赞同的，就是说他的分析法是多少不正确的，但即就是表面论，已经可以看几点：（1）一千二百三十二次罢工中，“要求增加工资”一项就占有百分之三十六（36%）以上，这一点表示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准之低以及国内物价之增涨。（2）其次占百分之十五（15%）以上成分的罢工原因之属于政治性者的一百八十九次的，是有五卅的示威罢工在内。（3）除所谓“生活困难”一项含义不明（恐怕也有就是工资过低的缘故罢）外，这就是“苛待虐遇”的一项七十三次的了，这证明我们在以前说的“鞑打工人”的奴隶制度之残余的存在；并且这还可以与“反对工头”之六十六次的一项合并起来计算的。（我们知过〔道〕苛待虐遇之执行者多半是工头，而工头的地位又无疑的会把他养成资本家的忠实走狗，黄色工会的有力干部。）（4）在历年罢工的项数上，又表明由1918年至1925年的向上运动的形势，至1926年陡增至五百三十五次，几与上八年总计（697）相等，我们知道1926年是革命的一年，这许多的斗争必然是由革命所推动的，而且必然包含政治性。
在最近的罢工材料上，我们尚无1929年的材料，我们所有的是1928年的，而且是仅限于上海的，我们摘要的抄录在下面：
1928年上海120次罢工原因分析表：
1．工资项
要求加资17
反对减资8
其他7
2．工作时间项
要求减时4
其他4
3．雇用或解雇项
反对开除工人19
其他5
4．待遇项
要求改良待遇12
其他1
5．反对厂规项3
6．对工作制度之要求改善项6
7．要来〔求〕承认或履行条件17
8．同情罢工7
9．其他15
总计：120
从这个表上，我们看见“要求增加工资”是十七次，“反对开除工人”是十八次，“要求改良待遇”是十二次，“要求承认或履行条件”是十七次。这来与上表一比较，就显然“增加工资”的要求与“改良待遇”的要求之在罢工原因上是占重要的成分，这是无可疑惑的。不过1928年的罢工原因中，另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是以前没有的，这就是“反对开除工人”的原因与“要求承认或履行条件”的原因。这两个1928年罢工原因的特点，说明这一年中（或者说近几年来）的资本家的对劳动者的攻势。
本表取自“上海特别市十七年罢工条件之分析”，在分析法上，我们显见得本表较陈达的制表为正确些。虽然本表亦还不是没有缺点。
在罢工分析上，除了次数与原因之外，还应当分析人数，罢工日数及损失日数，罢工结果（失败或胜利，或妥协）等，从这些分析上还可以看出许多关于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质出来。譬如罢工之地理的分布是历年来都以上海为最多；罢工之产业部门，是以日用品业为最多，交通运输业次之（以陈达材料之分析）；而上海之罢工产业部门则以纺织业为最多，交通运输次之；而上海纺织业之罢工，又以日本纱厂之次数为最多。从这些上面，我们只要细心的来对每个罢工统计，加以严密的考察，就能够得到中国罢工的许多特质，因此我才能下正确的推论。这些分析，恕我这一个短篇不能够将它容纳进去。
此外尚有所谓劳资争议（就是没有酿成正式罢工的一种劳资间的斗争），这里也无法述及。更有在工会法中的最〈重〉要的一项“罢工权”这里也将其搁置不论，在讲关于“劳动法”一节的时候，再为论及。
1．失业
失业，这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上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同样也是为帝国主义所掠夺的殖民地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它在劳动问题上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它也非在劳动问题上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但是我们的劳动问题专家如陈达，乃竟在一部数十万言的大著中，一字不提，轻轻地就把“中国的失业问题”抹煞了。这是非学者的度态，我要说。中国并不因为专家们不写“失业”两字，就连“失业”的事实都没有了，有的，必然的有的。
至于留心到这个问题的“民鸣月刊”的“中国失业问题之研究及其救济之方法”，那它的观念又却非常的模糊与混乱，不能够抓着这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是皮相的触着一点而已——这是受改良主义的教养者的通病。因为他没有能力来深入这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敢深入这个问题，因为深入的结果，必然使他战栗，那“革命”的到来，而在他的观念上是早萦绕着“改良”，“改良”再“改良”的。这篇东西，我没有时间同地位来在本文中展开我的驳论，只好把这个机会交给将来；但是在下文或者会有指摘到的地方，特不能够系统化罢了。
关于中国的失业，我们应当分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农村失业，一方面是工业失业。我们先讲第一方面。农村失业这在中国是没有统计可考的，我们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的数字，但是我们看见中国近年来的各省灾民人数如下：
陕西56,559,155
甘肃4,854,905
河南11,002,000
河北10,062,500
山东3,720,000
山西480,000
绥远406,000
察哈尔1,200,000
江苏208,350
广东245,000
湖南4,630,000
湖北500,400
浙江200,000
江西6,520,000
总计56,559,155
我们就总可以给出一个概念，说这是中国农村失业者之最低限度的数字。但是就已经不少了啊！但是这种灾民所受的灾害，与其说是天灾，毋宁归诸人祸。这种人祸一般的是说的内战，重税，地主剥削等，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自然，我们不否认这些是形成灾荒的原因，但那是次要的原因，虽然说是次要，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也并不因之而减轻）。根本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之经济剥削，因此引致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农村失业乃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必有的现象。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在本期上论中国土地问题及农村问题的著作中，有详细的叙说，这里不及赘言。所以在表现上，遂有若干若干的灾民，若干若干的盗匪，若干若干的向城市的移民与向东三省的移民（东三省之吸收移民，只因为东三省经济是殖民地经济之另一方式，同样，这里也不能展开这问题），有些灾民，盗匪与移民，构成这庞大的农村失业军，假如李夫的报告（1926）是较为正确的时候，则中国失此者之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余万的失业者中，至少有一万万是农村失业者。这一万万农村失业者，都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之恩惠。
在工业失业这方面，我们举出两个要点来讲。同样的，工业失业之一般的统计我们还是没有的，然而零碎的失业记载，失业数字以及失业斗争，这在新闻纸上是随时可以见得到的。自然我们所注意的是失业的原因。（一）据本年上海社会局的发表上海失业者之最多数的原因是因为工厂主的开除而失业的；（二）其他的失业是因为工厂关闭（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民族工业之失败，显然是帝国主义商品之竞争有很重大的作用。从这两点上，我们了解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之尖锐，因为只有劳动阶级最活跃的斗争，资本家才取得严厉的反攻形势，大批的开除工人。他方面，工业失业也是与农村失业一样，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形式是发生着无上的影响。
我们对于失业的讨论，概略的以此为止。自然其他的问题，如失业者人数，失业救济（社会保险之一的失业保险），失业与人口出生的关系，失业之季节影响等，也是在失业问题应当提到的，但是限于篇幅，不能把它们展开来。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失业，在劳动问题上是不必讨论及叙述的。
g．劳动法
劳动法原理的讲来，中国的法学家是把美国康门司与安拙世的《劳动立法原理》奉为圭臬的，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已经译印了它的三分之二的《失业问题》，《最低工资立法之要义》，《劳工立法大意》，《工作时间》，《工厂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的六章，其他关于劳动法的著作，据我所知的，有樊弘的《劳动立法原理》，孙绍康的《劳动法》，李剑华的《劳动问题与劳动法》。这四部著作，都是一致的，一致的以保卫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为目的。康安二氏的那部合著，是美国人为美国做的，这里用不著批评；樊弘的著书即是以前书为蓝本的，一点也没有触到中国的劳动立法，这也可以同样的把它当成美国著作看待，孙绍康的著书是交通大学的讲义。以著者的教师的巴黎大学的教授等的讲义为蓝本的，一百一十八页的簿册，就有一百零四页是讲的法国的劳动法，只有由一百零五页至一百一十二页的“八”足页上，讲“中国劳动法之现状”，然而又除了抄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十三年编的“法令大全”之两个条例之外，一点也没有甚么，这真是一本祸铅灾竹的书，我们又只好把它当成法国著作看待。李剑华的著书不是单纯的劳动法的著作，而是将它同劳动运动连系着来讨论的，这里也就没有批评的必要。
因此，在劳动法的理论上，或者不容我们不参考外国著作的意见，但是在劳动立法的实例上，在中国劳动法之过去与现在的史迹上，中国人还得要有一部“中国劳动法”的著作。这个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我们应该讲到劳动法的本身来了。
中国之有劳动法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前在1912年，我袁大总统颁行的“新刑律”上，其第二编第十章第二百十四条云：“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聚众为强暴胁迫或将为首者，依第一百六十四条至一百六十七条之例处断（骚扰罪）”。这就是“中国劳动立法”的第一章。
这还不够，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上，其第二十二条云，“警察官吏对于劳动工人之聚集，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禁止之：（一）同盟解雇之诱惑及煽动；（二）同盟罢业之诱惑及煽动；（三）强索报酬之诱惑及煽动；（四）扰乱安宁秩序之诱惑及煽动；（五）妨害善良风俗之诱惑及动〔煽〕动。”这又是“中国劳动立法”的第二章。
今年1930年，我们也恭读了好几种表面上比较进步的劳动法如工会法等，条文中再没有上项的规定了，罢工是合法的了。（虽然公众企业还是例外），然而这又有甚么用处呢，现在的罢工者不仅处徒刑，拘役而已，还加上就地枪决，其实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因此我们欢喜于中国劳动立法的进步之余，我们势非对法律的本质加以明确的认识不可。简单的讲来，法律是一阶级压迫另一阶级之成文的工具。因此劳动法也不是例外，而况中国在执行法律上是以实际为标准的，就令有劳动法的公布，但并不一定照劳动法来执行，而是另有实际的处决。罢工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而实际上却变为违法的行动，我们只须看各地的戒严令之禁止罢工就可以知道。所以，第一层劳动法并不是本身就有利于劳动者的；第二层，就算有了劳动法，也并不见就会如法执行。现在，第二层是不须乎讲的。关于劳动法本身，除了上引之两节已成为劳动立法史之材料而外，工会法，工厂法都是有现行法令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们自然要从弟〔第〕一层意义去认识它的。
劳动法主体上是以工会法与工厂法两者来构成的，其他关于劳动的法令，都是次要的。所以我在下文只主要的讨论这两个法令的内容所应得注意之点。我没有时间同地位来比较批评这几年中之已公布的，未公布的，或私人意见的那些劳动法令或关于劳动法的文字。但是我们且将所知的纪录于下，以备愿意做这个比较批评的工作者的参考。
1．工人协会法草案（1923北京总统府）
2．工会条例（1924.11.广州大元帅府）
3．工会条例草案（1925北京农商部）
4．工会条例草案（1925北京交通部）
5．工会条例草案（1925.6.上海总工会）
6．工会条例，工厂条例建议（1927北京陈达）
7．工会法（1929.10.21.南京国民政府）
8．暂行工厂通则（1923.8.29北京农商部）
9．湖北临时工厂条例（1926湖北政务委员会）
10.陕甘区域临时劳动法（1927西北军）
11.工厂法草案（1927.4广东农工厅）
12.工厂条例（7.1927.10.27.北京张作霖政府）
13.工厂法草案（1929.1.25.南京工商部）
14.劳工卫生意见书（1929.5.13南京卫生部）
15.工厂法规定盈余分配之辩论（1929上海朱懋证，潘序伦，徐永祚，贺维，王迺文，胡善恒等。）
关于这一个搜集，当然还不完备。现在我们进行我们要讨论的两个项目。
工会法，这自然是承认劳动组织而加以合法管理的一个规定的法令。在内容上，承认罢工权这是现在不须乎讨论的事，但是罢工权的范围却是非确定不可的。现行法上，就是把公企业与私企业分开的，就是说执役于公企业的工人不能罢工。我很奇怪这一主张者的意见，为甚么一个工人一旦执役于公企业就被剥夺了他的罢工权。如说公企业是为公众的。一罢工就影响公众生活。但为甚么企业又照私企业一样的谋利，邮，电，水，车是大加价而特加价，这就不影响公众生活吗？总之，我们反对公企业私企业之分，工会法要确立“本法适用于各项公私业之工人”的一项。其次是代表权问题。工会，既是劳动者以过去的斗争换得来的组织，它争取组织工会权的时候，就是以工会代表劳动者为最大目的的，所以说工会有代表该组织的工人的全权，这是没有疑义的。这是两个最为重大的工会法之根本点，假如对这两项稍有限制，那就完全证明我上面所说的第一层，劳动法本身并不就是有利于劳动者的。
工厂法之内容，应该有下列几点的确定。第一，童工年龄至低为十四岁。第二，女工产前产后两个月之休假工资照给。第三，女工童工不作夜工。第四，八小时劳动制。第五，最低工资的规定。第五，工厂卫生设备与安全设备之完全举办。第六，规定社会保险。这是最低限度的根本的几点。
总之，法律要与执行一致，才有法律的效用，然而这在中国是很难的，除了封建残余势力的命令代法律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外资工厂之未必守法，因为它是掠夺贱价劳动为职志的。因此我在“中国劳动状况一般”的最后的本节上。特为注明，就是目前中国劳动状况实际上与北洋军阀时代是相差无几，特表面上的改善，就是法律条文上的改善，是有一些的。
3中国劳动运动与中国革命
在上文中，已经费了许多笔墨来描画中国劳动状况的轮廓，但是那无疑的是不充分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加进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后，加速变的膨胀，同时也就形成并发展了近代的产业劳动军，并且因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封建关系的剥削，与土著资本家之挣扎的三重的压在中国劳动者的身上，使中国劳动者不得不加强反抗斗争，如此其繁复的中国劳动者的地位，以上文之概念的说明，自然嫌其简涩。而且“中国劳动运动”的一项目，也根本就没有接触到，所以不得不单独想提出来，在这里加以论究。
中国的劳动运动，虽然时间甚短，（一般的从五四起确切的应从中国有新式工业的那一天起，即是以鸦片战争之日起，）但是中国劳动运动的内容之丰富，较之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有过之无不及。关于这些运动的历程，我们希望有一部巨大而正确的中国劳动史来加以记述。我在这里所能为力的，只是说明劳动运动的根本力量与其对革命之关系的两点而已。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他自身，但并没有废业〔弃〕社会阶级的对立，只不过把阶级的对立弄简单了罢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生出的一天，就同时生出了它的敌对者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出，是以帝国主义冲破满洲皇帝的长城，改变中国的生产方法那一天起的。于是阶级斗争的形态，必然是使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要在“夹攻”中，但是社会进化的定律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最后的一个阶级）的力量的增大，必然转变无产阶级的原始的自然生长的斗争为近代的目的意识的斗争。中国劳动运动，一样的同世界各国的通例相符合，头一步总是拉德党式（Luddist）的斗争方法，毁灭机器。上海至吴淞的一段的铁路，就是受难过的，1929年的杭州还有人力车夫击毁汽车的事件，这是一点没有甚么可以奇怪的。只因为一种生产方式代替了另一种生产方式，前一种生产方式的推行，无疑的危害了后一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这个表现是属于手工业时代进至机器工业时代之一种劳动运动。中国是经过这个阶段的。
新的生产方式之无可抵抗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只有加入这个生产方式，才能得到生存，也因为这个生产方式，才聚集了成千成万的劳动者于一处而组织化了他们，纪律化了他们。这是近代产业劳动者的组织形成的基础。这时斗争的力量，不能靠单独者的个人，而是视乎有组织的群众了，就令那时的劳动者没有组织意识，而组织却事实的存在了。自然，这一时期的斗争还不免是自然生长的所异于前者仅是他们有了无形的组织。中国劳动运动在这一时期中，是没有甚么伟大的史迹的。
我们所要述的劳动运动是正式的由五四运动起，以前都是中国劳动运动史的序论。我们之把五四运动作为第一章，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劳动阶级之阶级觉醒的第一次，它是目的意识的劳动运动的第一次。我们看见的，它的发祥地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它的第一次流血斗争是二七。我们从罢工分析上，固然知道中国的劳动斗争是不离乎经济斗争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斗争的内容，都有政治斗争的质分，而且惟其是政治斗争，非从经济斗争出发不可。在本文的前段我们已经说明中国劳动阶级的地位是处在帝国主义的剥削的下面的，封建势力受着帝国主义的卵翼还有它的社会作用，民族资产阶级是在脆弱的发展状态中，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不可免的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运动，异其性质，就是说中国劳动阶级有三重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的劳动斗争，一开始就必然趋向政治斗争的前途。
自然这一斗争是经过两个阶级的，首先是争自己阶级的生存权，其次是争民族的生存权。我们知道中国的立法，对劳动阶级是未尝赋与一般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权的，如上章所引证之“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那都是极显明的举例，亦犹之乎各国劳动运动史的史迹一样，劳动者最初没有“结社集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又是经过许多流血斗争才能够获得的。所以京汉路的二七斗争就是争取“集会自由”的斗争，并且续后的许多斗争中，也是以争取这个结社集会为其主要内容的。我们说，一直到现在，这个斗争的任务都还未完了，工会之遭封闭，不仅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拿手好戏，这是周知的事体，工会法之许多严厉的限制以及其没有实效的执行，这也是显然的事体。不过我们所说的最初阶段，是那时完全禁止工会的存在，所以第一步就要争得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现在，工会是可以组织的，组〔但〕是前提是要作政府党的走狗，才能活动，所以现阶段的斗争是在工会之行动自由的争取。但是历史果与中国劳动阶级的不仅是自己阶级的任务，而且有民族的在〔任〕务，所以在另一阶段上，它不得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作战，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这样一个阶段，在西欧各国的劳动运动史上，也不乏实例的，特〔但〕它们的共同作战是仅在于反封建势力而已。但是这里必然有一个结果，就是那代表民主势力的资产阶级，要中途反叛。因此而劳动阶级要遭受一个很严重的惨败。中国的1927年颇类似德国的1848年。
中国劳动阶级的现运动，必然要继续自己阶级的生存权的争取，这是毫无疑义的，其对于第二项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的任务，必然加紧起来，不惟不要同那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去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而且要把资产阶级作为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同样的敌人去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而投降了它的敌人，因此它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中国劳动阶级的敌人。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一般的世界劳动运动）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的小范围里，只有经济主义者才有如此的主张，而必然要扩大它的斗争到政治领域里去。只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革命”的目标，而在这里又只有劳动阶级是这个革命中的“主力军”，中国劳动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如此其密切！中国劳动阶级现在只有不踌躇的担负起历史所课给它的三重任务，而英勇的去完成它们，也只有这样，中国劳动阶级才能说有劳动运动，除此之外，中国劳动阶级更没有甚么劳动运动可言了。
我们从上文已经看见，中国劳动运动已经经过拉德党式的运动，经过争取劳动组织的运动，经过与民主势力的资产阶级联盟的运动，现在是最后的阶段了，它应领导贫苦农民来以鲜血写中国劳动运动史之最伟大的一章了。自然，我们不是说拉德党式的运动会绝迹了，自发的还是会有的；劳动组织之争取与其他经济斗争不需要了，极端的需要的，但是须得同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劳动阶级的同盟者没有了，有的，特〔但〕那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更民主的贫苦农民而已。
关于中国劳动运动的经过的阶段及目前的形势，以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已概略的如上所说，以下我们进行对中国无产阶级之另一方面的考察。
4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
“改良欤？革命欤？”，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歧途，但是在这个歧途上，无产阶级必然只有择抉一条路，并且要立刻择抉，莫有畴躇的时间。可是问题不一定如此简单，因为同时还要看改良主义与革命间之斗争的胜负的决定，就是说看谁个能夺取广大的劳动群众到它的一方面来。在上一章中，我们已指明劳动阶级所负之使命，只要坚决的战斗，就能够完成，反之，也就是说改良主义是一条死路。但是改良主义这东西是有在中国发展之企图的，我们只有揭破劳动者对改良主义之幻想那仅不过是一个幻想，我们才能夺取广大的劳动群众，站在革命的一边来。
那吗，改良主义是如何的在幻想着？
我听见一个朋友讲过一句话，说“改良主义是个鬼”，这在中国是非常的确切，因为改良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可能的前途，或者说简直没有这个东西，但有被幻想，以为它将要了不得，这个“改良主义非一个鬼”而何！鬼，并没有这东西，只是随处被人幻想着而已。
1929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国就来了这样一个法国鬼，北至北京，南至广州散布它的福音，无识的中国的智识分子，政府官僚，工会官僚都很很的把它捧了一下，那就是国际劳工局长多玛。这个家伙在中国的行径，我们把去年的各日报翻一遍，可以把它的鬼脸在这里露一下给我们的读者看。在北京，它说：“愿尽力使劳工法通行于中国租界”；“本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正与白（崇禧）同”；“先谋生产，再言分配”；“白氏（崇禧）之主张与毅力，为新时代人物所不可多得”；在汉口，他对李宗仁说：“各国对三民主义有相当认识，且有实行者”；又说：“国际劳工局即尊重各国主权解除一切障碍的机关”；“中国在外交方面应取友谊信用态度”；于是它到了南京，进谒党国要人，“商量合作办法”（多玛与记者语）；一路上到了上海，转往日本，折至广州，我也不多写了，横直它的福音就是那一套。多玛之来中国，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国际上的改良主义者（多玛是第二国际的人物）企图在国际劳工局的号召之下，影响中国的劳动运动，这无耻的是帝国主义的乘隙而入的办法，想以温和派劳动运动来延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生命，多玛是不迟疑担负起了这个责任。其次，中国革命失败之后，革命的劳动运动一时沉寂下去，国内反动势力企图借国际上的改良主义者的幌子，来在劳动阶级中增强它的影响，以便更能够获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所以多玛来了，中国的党国要人都欢迎它了，根本上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南京已有国际劳工局的中国分局了，可见这个鬼倒象煞有介事呢。
国内呢，改良主义的声浪是有的，但完完全全我看不出一点儿改良主义的成绩，工厂经理见着工人照呼一下，那就算改良主义吗？不是的，反之，改坏主义却盛行得很，每天的报纸上都供给我们以丰富的材料。因为我们知道，在殖民地的改良主义，是有两个意义，第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让步，第二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让步，即我们称之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在第一意义上，我们不必多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让步在那里，只有王正廷才晓得。至于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让步，我们不能以为那就是一二劳动行政机关的添设，生活费指数表，工资指数表的编制。最低限度要指证给我们看，工资，增加了；失业，减少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反之，那还在降低工资，增加失业，罢工频繁的时候，则我们只有说那是改良主义。所以，谁人承认有了甚么改良主义，那谁人就是见了鬼。现在我们的任务就在告诉中国劳动阶级，要它明白在帝国主义掠夺下的殖民地中国，是不会有这个鬼的。自然，我们不能够否认中国劳动阶级中现在还有这个鬼在。这就是中国的黄色工会还多少有它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的基础，据我的考察，不是存在于经济之上而是存在于政治之上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德，法，日本等国，它的改良主义的基础，无疑是建筑在殖民地上的，就是它从向殖民地的掠夺的剩余价值中，多少的（几百万万分之一）给出一点来收买工会官僚，改善熟练劳动者的生活，这就很足以遂行它的改良主义的意愿了。但是在中国不然，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惟没有殖民地剥削的分润，而且它正是殖民地的被剥削者，帝国主义剥削之于前，土著资本家掠夺之于后，试问象这样的中国劳动阶级的地位，改良主义会从甚么地方发生出来。所以我们的，假如在中国劳动阶级中有改良主义这个鬼的时候，它的基础必然不存在于经济之上，而是存在于政治之上。我的意思是：帝国主义同国内的反动势力，为要觅得它们的稳定的掠夺的地位，它们必然要镇压着劳动阶级，以便利它们的掠夺，然而残酷的镇压，是包含着危机的，所以只好以政治力量的，卵翼一部分劳动阶级的叛逆，形成黄色工会的组织来作它们的走狗，帝国主义同国内反动的半封建资产阶级，这样经过它们更残酷的剥削了中国劳动阶级。国际的，多玛来散布了改良主义的福音（中国的无聊的智识分子，只不过是这传道者的应声虫），国内的，黄色工会散布了改良主义的福音，于是乎改良主义真成了一个鬼，随处都撞着它。但是要问它的真情实状时，谁也说不出来，至多亦不过是“想当然耳”的信口开〈河〉罢了。
我们从国际国内来分析了改良主义的起因，估计了改良主义的现状，说明了改良主义之存在的基础，这无疑的我们要结论到中国没有改良主义，至少没有改良主义之前途。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只有随时揭发改良主义在劳动阶级运动中的虚伪与叛逆，我们才能够加强在劳动阶级中的革命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最后把这个鬼收服在革命的葫芦中，使它化成一杯臭水。
“改良欤？革命欤？”中国无产阶级在这时候已经用不着再向它们玩“？”号了。
5中国劳动问题之解决
我们在上文中虽然已经讲到了中国劳动问题的各方面，但是在问题同论证的展开上，那是异常的不充分的。我们在这里可是不得不把它结束了，因为至少这主体的论题，是已经分别地接触了的，就是无论怎样，我们总该了解了我们上述的四点：（一）中国劳动问题的根本特质；（二）中国劳动状况一般；（三）中国劳动运动与中国革命；（四）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就根据上述的四点来追求我们的结论罢。
关于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意见，虽然很多，但是在这里我不能列举出来，一一的加以说明或批判，主要的我只把陈达的解决办法作为代表，就够了。他的意见可简单的列为一表：
解决方法消极—生育限制积极治标—给出谋生机会（如兴工业）治本1调查生活费，研究生活状况2改善工作条件3实行养家制度4合作制度，失业保险，科学管理
这样的解决法，我不知在中国的效果会怎样，据我的意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积极方面，那无疑的是莫有缺点的在进行着，譬如兴工业，它们的工业真已兴的太过了的；其次关于调查生活费，研究生活状况，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养家制度，合作制度，失业保险，科学管理等，这它们也是以最大努力来进行的，然而据我们所听见的，那些国家还是有着劳动问题，而且还此［比］中国闹得凶，如罢工，如失业，这简直还是它们目前极急燥着的问题，并不因为它们有了那么多的办法，就把劳动问题解决了。或者那还是劳动人口的生殖率太速了罢，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陈达唯一遁词只有这一点。这样的意见，我们只有说那简直百分之百的是资产阶级学者意见，连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意见，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意见底气味都没有。（革命，那更是要极端的避免的。）至少，社会改良主义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承认资本主义的罪恶，而陈达却十分地满足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完善。因此，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自称为是很客观的，而实际上其主观的成分几乎充满这结论的一笔一划。
要把这些办法引用到中国来，只须我们客观的（这才是客观的！）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经济作一个严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可能性出来。第一项，振兴工业，谁也不反对，但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一天没有振兴工业的可能；反之，中国的已存在的工业还要遭受不可免的崩溃。中国所有的工业只不过是轻工业的纺织，面粉，烟草等，在纺织上英日合计已超过中国的锭数，面粉进口的增加我们从海关册上去检查得出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经闭厂（有人说是卖给英美公司了）；甚至于食品的茶与半制品的丝的出口，近年来都已大为减色，现在占第一位出口的“豆”，那完全是农产物，这些都是很显明的事实。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惠〔想〕既不伤及帝国主义的毫末，而又要振兴工业。好伟大的幻想！同时在国内方面，假如没有机制品的要求，即是说没有对较高级生产的机制品的购买力为前提，那振兴工业也是笑话，难道中国的工业品还可以觅得海外的贩卖市场吗。然则这购买力存在于甚么地方呢，那决不是要购买奢侈品的少数富人，而必然是购买必需品的广大的农民与工人，现在农村经济是经受着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来的崩溃，工人的工资在实际工资的水准之下不知若干点，试问这刺戟〔激〕工业之振兴的购买力在那里！因此，要以兴工业来谋吸收多量的劳动者及以余利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这个前提完全是错误的。
至于第二项的治本办法，那虽然是社会政策之最初步的办法（陈达自诩为是治本的办法！），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的可怜的资产阶级，自然会进行一两件，但是那一到实际问题上，必然会没有结果。调查了生活费，研究了生活状况，是不是就会照生活费的增加来增加表面工资到实际工资的水准呢？改善工品条件，直〔值〕的吗；实行养家制度，工资却不会增加，还要替工人养家的只有陈达才如此一向情愿！合作制度？失业保险？中国的资产阶级梦也没有梦到那上面去。科学管理，这倒不须说得，更进一步的掠夺，资产阶级早就知道了。就令你要这一样办，帝国主义的工业却不高兴，因为主体上它贪图的就是殖民地的贱价劳动力，而且它还要以政治力量来更残酷的进行这一剥削，在殖民地谈社会改良，这不是帝国主义的本色。我不知道中国的温情的劳动问题的专家们，在计划着如何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已经明白的讲过，帝国主义要剥削中国的劳动者，中国土著资本家更要剥削中国劳动者。与虎谋皮，这不容易的事啊！
现在，生育限制的法宝再祭起一次。这个法宝的功效如何呢，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说的，从许多的著作上（中国没有实际统计，但我相信陈达也举不出实际统计来，证明中国人口之可怕的增加率），知道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固然很大，然而死亡率也就不小，出生与死亡是否可以恰相抵消，这无从说起，但是，这样就使中国的人口总额没有多大的变动，这是可以相信的，因此限制生育的法宝在这里就用不着。陈达应该先拿出中国人口之实际增加率的证明来，否则，陈达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口就是如此都已经太多了，但是也用不着限制生育，请陈达写一篇“张献忠主义宣传大纲”就得了。
可怜的中国资产阶级，只教养了这样的御用学者出来。
那吗。我们提出怎样的中国劳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呢？只有是：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这自然是“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总方案，中国民族解放之总方案，但是除了这个，我们不能提出甚么零碎的办法，说是那会适用于某一问题的。因为每个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除了“帝国主义”，更没有甚么，假如我们不在这个症结上求解决，而只是琐碎的，支节的提出这样那样的办法，自然不能说它不是办法，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会有人想今天竟自有人说解决中国劳动问题要打倒帝国主义，何其牛头不对马嘴，或小题大做之甚耶！那也只好由他去。“历史是裁判官”，它终竟会证明中国的劳动问题是用甚么来解决的。
6赘言
中国劳动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颇为明显的。中国劳动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劳动问题必得从中国革命这个视角来了解，也就不得不从打倒帝国主义这上面来求解决。这个成为本文的主体内容，但是为篇幅及时间所困，我没有把许多的论证展开的十分显豁，更把许多极有关系的问题，也无法可想的舍弃了，简直没有接触到。关于论证的不充分方面，我在本文中随处提到，所幸的在大体上已将每个问题的骨干都竖立起来了，这或者不是十分正确的方法，但是在真正认识中国劳动问题这一点上，出以完全不同于资底阶级（原书如此，可能为“资产阶级”——录入者）学者对劳动问题之研究上所采取的度态，不躲闪的站着中国革命的立场，这样一种对中国劳动问题的解说，虽然缺乏较为展开的论证，亦将不失掉它解说的本身的意义，自然，我们不能即以此为满足。关于没有接触到的问题，如产业工人与农村劳动者的关系，如劳动组织的工会，如中国劳动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关系的这许多重大问题，都没有涉及，其他较次义的问题，在本文中没有论到的，更不胜指数，这不可解释的成为本文的最大缺点；关于它们，只有给我以往后的机会来加以补充了。但是，我自己还知道，我在本文中所下的推论，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的纠正是期待着，在这里，我不过是作出讨论中国劳动问题的许多提案罢了。
17,4,1930[1]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1]脱稿时间在刊物出版时间之后，显然有误，但无从考查，保留原样。——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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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问题——吴黎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土地问题
吴黎平
（目录略）
一土地问题的意义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就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所提出来而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不了解土地问题的实质，决不能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实质，因之也决不能规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所以对于土地问题的正确的了解，是先进阶级前锋能在目前革命中完尽其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急遽地往前进行。农民经济的危机，愈趋深入和尖锐化。灾荒遍地，饿莩满野，这不是简单的‘上帝’所降之祸而是现存社会制度阻碍并破坏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的表现。此种危机的基本原因，就是，现在的农村土地关系的羁绊。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状况，绝顶的恶化。大部分农民过着半饥半饿甚至完全饥饿的生活。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法国革命前Lobruyere叙述法国农民的状况道：“那里有一群近似人类的野兽，雄的和雌的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焦头烂额疲乏不振。他们缠缚于土地之上用尽一切力量来耕种。他们使用一种粗重的言语，他们站起身来的时候。表示一种似人的颜面。实在说来，他们是真正的人，到晚上他们钻进他们的洞穴，在那里摄取食物——黑面包，薯头和冷水。”这个描写尽可用于中国的农民，可是中国极大部分农民，甚至连这种禽兽似的生活，也都不可得呵！
在现存的土地关系之下，农民是没有出路的。“……在许多地方，农民的状况简直是全无希望……破产了的农民，流为土匪或投身军队。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过乞丐，兵士，和土匪的生活，或是饿死……”这就是普遍全中国的悲惨的状况。
旧社会腐朽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榨取以及他们丰厚自给的寄生生活，更甚地侵蚀农民经济的生产力，而酿成中国农民经济的普遍的衰落。中国农民经济的生产力，非但没有进展，而且反趋于破坏；此种农民经济的危机，反映于全部国民经济的总的危机。土地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就一日不得发展。所以土地问题也就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以及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于土地的斗争，是近几年来中国蓬勃兴发的农民运动的焦点。因为广大农民群众要改良其状况，非先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可。过去的经验，已经指示出农民运动，一发展起来，就要立刻进于土地的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正是逻辑的结论。
因之，土地问题不经彻底的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生产力，没有发展的可能，农民状况，也没有坚决改善的希望。土地问题，于是就成为中国数万万农民群众的生死的问题，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最主要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如不得农民的共鸣，那么无产阶级的独唱，将成为送死的哀歌。”但是怎样能够得农民的共鸣呢？这就要靠先进阶级坚决地去领导农民对于土地的斗争。
二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及农村中的阶级成分
在专叙述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情形以前我们先应该在方法上作几点主要的说明：
（一）一般的讲，中国关于土地问题的统计，极不可靠，这是尽人皆知的。我们只能在许多统计中选择比较，得出较为确当的数目。
（二）中国的度量衡，是极不一致的。有地方的一亩土地，可以等于别地方的两亩；秤和斗斛，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叙述时，应该注意到度量衡的地方性。
（三）同一面积的土地，也因气候，肥沃程度等等条件的不同，可以形成极不相同的面积。实际上，广东的一亩土地可以等于北方两亩或三亩的土地。所以在研究土地的分配时，就不得不注意此种情形。
现在我们来看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情形：（注）
（a）中国土地所有的分配（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的调查）
户口数
（对于总数的百分比）占地
（对于总面积的百分比）
贫农(1—10亩)44%6%
中农（10—30亩）24%13%
富农（30—50亩）16%17%
小中地主（50—100亩）9%19%
大地主（100亩以上）5%43%
土地所有者（一亩以上）约有一万二千万至一万五千万人，占全农业人口的45%。
其余55%是无土地的农民。其中雇农三千万人，佃农一万三千六百万人，余二十万为无职业的游民，土匪，兵士等等。
（b）土地的分配（中国年鉴所制）
共占全耕地百分之几
10亩以下的7.56
10亩——30亩11.30
30亩——50亩20.75
50亩——100亩21.85
100亩以上的38.45
（注）关于土地所有的统计，非常的少，而且大都是不大可靠，北京农商部统计，只及耕地，而不是指土地的所有，故不列入，其余零星的统计，有极相矛盾的，有极不符合事实的，故一概屏（摒——录入者）弃。
虽然上述两个统计，也不是十分可靠（比较更可靠些的统计，再也找不出来）但是把它们比较起来，证之以各地的实际情形，我们可以得到下面接近事实的结论：
1．集中于大中小各等地主手里的土地，至少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根据武汉国民政府调查为62%，根据中国年鉴为60.3%。）而且这上面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如与战前俄国相较）就是极大的地主比较的少，而中小地主则在中国特别的多。
2．占土地所有者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贫农，中农），所有土地还不到五分之一。（根据武汉国民政府调察及中国年鉴统计，均约为19%）
3．此外还有极大部分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万，据另一统计为七千二百九十万人。我们参照各地情形，尽有根据可以规定为一万万人左右）
※※※
从上述土地分配的情形上，不可免的产生租佃的关系。没有土地的农民不用说，就是有小块土地的贫农（I—10亩）以及极大部分的中农（10—30亩）也是不能仅靠自己土地维持生活的。他们不能不向地主佃种土地，于是形成巨量的佃农及半佃农。
关于佃农的数量，成份等等，也设［没］有十分可靠的统计。比较详尽的只有北京农商部的统计。
（a）据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北京农商部调查，中国农民就租佃关系上来说，可以区分如下：
自耕农户数（注一）佃衣户数
自耕兼佃耕户数共计
京兆307,874125,348
154,545587,767
直隶2,800,897
523,003552,861
3,966,761
山东3,819,135
717,631917,963
5,454,730
河南3,453,552
1,596,9371,079,926
6,130,415
山西1,078,697
238,698212,151
1,529,546
陕西771,427304,975
258,9541,335,176
甘肃556,780151,554
156,803865,137
新疆343,99862,608
45,134451,738
热河416,96295,135
103,340615,437
绥远35,33214,844
14,37164,587
察哈尔83,09918,822
12,49015,411
满洲奉天686,281
501,731498,634
1,686,646
吉林351,676165,079
122,143638,398
黑龙江180,69882,098
61,368324,155
江苏2,234,278
1,541,2111,096,495
4,871,984
浙江1,073,387
1,158,7831,023,045
3,255,215
安徽1,314,311
983,888547,815
2,816,014
江西1,714,401
1,241,2021,109,244
4,064,847
湖北1,561,137
1,339,307770,337
3,670,771
湖南287,5531,006,453
143,7941,437,797
福建553,807554,941
512,6041,621,352
广东1,316,500
1,463,8651,144,842
3,925,207
合计注二24,587,585
13,825,54610,496,722
48,907,853
（注一）在所谓自耕农中，不自耕的地主实占极大部分：非自耕的地主，也列入自耕农之中，这自然是北京农商部蒙蔽阶级区分的官僚式的调查方法。所以实际上佃农半佃农在纯粹农民群众中所占的百分比，实远较上述统计所表示的为大。
（注二）内未包含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而且许多省如湖南湖北等调查极不完备。
从上表可以得出各省佃农及半佃农在总农户数所占的百分比：
自耕农户佃耕农户（见前注二）
自耕佃耕农户共计
京兆52.4%21.3%
26.3%100%
直隶72.8＂13.2＂
14.0＂＂
山东70.1＂13.1＂
16.8＂＂
河南56.3＂26.0＂
17.7＂＂
山西70.5＂15.0＂
14.5＂＂
陕西57.7＂22.8＂
19.5＂＂
甘肃64.3＂18.6＂
17.1＂＂
新疆76.0＂13.9＂
10.1＂＂
热河67.6＂15.4＂
15.0＂＂
绥远51.7＂22.9＂
22.4＂＂
察哈尔71.9＂11.3＂
16.8＂＂
满洲奉天40.7＂30.0＂
29.3＂＂
吉林55.0＂25.8＂
19.2＂＂
黑龙江55.7＂25.3＂
19.0＂＂
江苏45.8＂31.6＂
22.6＂＂
浙江33.0＂35.6＂
31.4＂＂
安徽46.2＂34.5＂
19.3＂＂
江西42.2＂30.5＂
27.3＂＂
湖北42.8＂36.7＂
20.5＂＂
湖南20.0＂70.0＂
10.0＂＂
福建34.1＂34.2＂
31.7＂＂
广东33.5＂37.3＂
29.2＂＂
（注）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无疑地指示出自耕农户的减少，与佃耕农户的绝大增加，所以佃农的实际百分数，一定远较表上数目为高。
（b）据《经济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所载，各机关及私人所调查的几个特别区域内，佃耕农（佃农及半佃农）的百分率如下：
省区域最低率最高率
平均率
广东1．东江十二县——
65.5
2．中部五县8095
85
3．广州及其附近—
—96.4
4．河南——
94.9
5．广东大学调查之七县60
9070
6．岭南大学调查诸系—
—85
7．全省6096.4
70
江苏1．金陵道2373
49.1
2．苏常道4593
78
3．淮海道2790
70.2
4．南通——
87
5．昆山——
92
6．仪征江阴吴江48
76.267.4
7．镇江——
55
安徽宿迁——
56
浙江鄞县——
67.4
山东三十处地方——
23
直隶邯郸遵化唐山2.9
17.510.7
绥远1．毕克齐——
30
2．察素齐——
20
这个表证明前表所指示的各省佃农及半佃农的百分比，大致是接近于实际情形的。
详细比较考察上述统计，可以得到下述切近事实的结论：
1．在长江流域及南部各省，佃农及半佃农，总要占全体农户数的一半以上。尤其是湖南，浙江，广东，福建四省，佃农及半佃农甚至占三分之二以上。（在湖南甚至达百分之八十）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佃耕农亦占最大部分。
2．在北方，自耕农大抵多于佃耕农。这自然是因为北方小农经济的破坏，农民贫穷化，以及商业资本侵入土地等等的过程，远没有象南方及长江流域那样厉害。因之极大部分农民，还能保持他们自己小块的土地。（这也就是南北两方面农民运动带着不同性质的经济原因，但如果因此而说北方没有土地问题。那简直是绝顶错误绝顶荒谬的意见，因为建筑于土地之上的剥削关系，在北方也还是极普遍地存在着呵。）
3．就是根据农商部的极不完备的统计，全国至少也有二千四百三十二万余农户，（其中纯佃农一千三百八十二万余户，半佃农一千零四十九万余户）要受地主的残酷的剥削。而且近年以来，佃农的数目日增。如每家以五人计（注），那么实际上在租佃制之下受剥削的农民人数，至少在一万五千万人以上。
（注：据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一号《东方杂志》‘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所载，按照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省四千二百一十六农家调查的结果，每个农家平均人口为五·二六人）
三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
关于这点，我们应该详细考察中国的租佃关系。汇集各地各方面的报告调查等，我们可得各种形式不同的租佃关系与田租形式。自然，关于它们的范围与数量，我们是绝对没有确切统计可以凭证的。
先说成立租佃关系所取的形式。在这上面我们可以分成下述几种：
（a）契约制此种租佃契约，名义上佃户与地主立于相等的地位规定两方面之权利义务。但实际上一切决断之权都是操于地主手中，地主随时可以利用契约，压迫佃户。例如江苏灌云（注意这还是江苏）等地方的承揽约中，规定佃户须永远服从地主指挥，并于暇时为地主服役（近于工役制）“佃户的地位，简直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一样。此类田主，常是当地的大地主和显宦富商”（见二十六卷第九号《东方杂志》）佃户对于一切苛刻条件，只好屈服。对于承揽耕种的土地，又须永远勤苦劳作。若佃户有违背以上情节时，田主可以随地把他驱逐。
（b）口约制此制即佃户与田主以口头说明租项，无一定年限，租项亦不一定。田主有任意退租之权，随时可以使佃户失业。田主可以随便加租，佃户所得极微，或几等于零，佃户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此制颇通行于湖北、广东诸省。
（c）包佃制事实上，这种制度，是一种转租办法。承田的人，并非佃户，乃是居中操踨〔纵〕的少数土豪劣绅。此类土地多为乡田，学田，族产，庙产，或为教育机关及其他团体所有。土地的数量极多，其入息动辄逾千逾万，机关团体不便自行招租，而由少数豪绅富户承耕。如广东东莞的明伦堂，拥田达数十万亩，中山第八区信义庙每年入息，达数百万。如此巨额，该堂庙自不愿零星招佃，所以豪绅富商，乘机谋利，出名包佃，再行转租农民。包佃人多为个人资本家股份公司组织。如东莞明伦堂之包佃人，拥有巨资，放高利贷于农民。中山县的兴业公司，集资十六万元，专以包耕为目的，其营业数目，远越资本数额之上。所包一处的租额，有时达百余万元之巨。包佃人将田转租农民，获取更多的佃金，居中坐享厚利，农民于是受双重的剥削。
（d）永佃制永佃制或取成文的形式，或取不成文的形式。它分明田底田面二种权限（即是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田底或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田面或土地使用权属于佃户。佃户，按期向地主缴纳租金。在按期纳付之时，地主不得更易佃户。地主可以卖买土地所有权，而不影响于土地的使用权。这虽使佃户生活，比较安定，但事实上永佃的条件，对于农民总是非常苛刻的。这种苛刻的条件，严格的限制，使佃户不啻终身为农奴。如湖南一部分地方的习惯，佃户自己不愿耕种的时候，不能转租第三人承种，使该佃夫不能不一生受其束缚。在永久承佃制下面，佃户不但自己终身是佃户，而且就是他们的子孙也须继续为佃户。实际上，即在非永佃制下，佃户也多是终身为佃户。在苏常道沪海道（注意，这是全国最先进的区域呵）佃户中终身租佃的居百分之九十（据前东南调查）。这证明大多数农民，终身不能脱离佃户的地位。
上述关于成立租佃关系所取形式的事实指示出：
（一）在成立租佃关系时，佃农事实上并无自由决定之可能。一切决断之权，操之于地主。在承揽约中，甚至规定佃户须永远服从地主指挥。地主可以任意压迫驱逐佃户，佃户不得随意更易土地。这证明中国大部分租佃关系，带着强迫的性质。
（二）极大部分租佃关系，带着极浓厚的农奴制的气味（强迫佃农暇时为地主服役，规定佃农须终身受地主指挥）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刻着律条，说佃户一定要羁绊于土地之上，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佃农（在沪海道，即上海附近区域，甚至说百分之九十）是终身作佃户，（在许多地方，如湖南，甚至公然受佃约的束缚）这指示大部分佃农实际上是被地主势力（政治的及经济的）羁缚于土地之上。
（三）这种租佃关系的主持者，很多是富商（商业资本）或者甚至为资本主义式的股份公司所操纵。但是这种资本家或股份公司对于佃农的关系。丝毫没有变更，而且他们比较平常地主更要刻薄和厉害。
※※※
再次来看地租的形式。由纳租形式来讲，可以分成三种。
（a）货币纳租形式佃户每年对于每亩土地缴纳定额的租金。其中又可分为三种。
（甲）预纳金法佃户于每年种植作物之前，纳金若干，付清以后耕田，否则不得下犁。佃农在未收到颗粒时，先须付巨额租金。
（乙）现纳金法佃户对于每亩通常缴纳租价若干。租金可在收获后缴纳。
（丙）重顶轻租法佃户于承种以前，须缴“顶首银”或巨额的押租，每年所纳的租，因之比较的少。但如果以押租利息加上租金，则所得之数甚巨。
（b）产物纳租形式佃户每年以其农产物向地主纳租。其中可再分为三种：
（甲）包租法佃户每年规定每亩纳租谷若干，无论年成丰歉，不得短少。所缴纳的产物，有米，小麦，黄豆，或高粱等，按各地情形而异。
（乙）分租法地主与佃户预先订明按若干成数，分取收获物。所分配的收获物，或限于春作物，或兼及春作物秋作物。分配比例，有“对半分”“四六分”，“三七分”甚至竟有“二八分”（如在五台地方，地主得八成，佃户得二成）！
（丙）议分法地主与佃户在作物将成熟时同赴田间，抽出数处凭已往的经验，而估计其收成。然后商定分租成数。（在这种制度之下，地主可用种种方法挟制佃户。在农作物将成熟时，农民请求地主下乡视察。地主可以故意推托迟延，任农作物在田中腐烂。本来在地主未下乡以前，佃户不得刈稻。佃户至此遂不得处于哭笑不得，坐卧不安的地步，他既不忍自己血汗所产之物，归于腐烂，所以被迫在地主未下乡时即行刈割。地主于是遂得借故任意榨取）。
（c）工役纳租形式地主自己供给土地资本等等，而由帮工佃户来工作。佃户因此获得一部分土地的耕种权或一部分的产物。
但是除上述正租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繁杂众多的附加纳租。佃户每年除正租以外，还须供给地主以许多其他产物；这种附带纳租的种类极多，如“玉蜀麦租”“辣椒租”“果子租”“鱼租”“猪租”“稻草租”“租鸡”“租鹅”“租力”“人事”“脚米”“斛面”“包三担”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计。因之对于佃户，就更加重了负担。
根据各地调查及报告，上述三种纳租形式中，最普遍的为产物纳租形式。中国大部分土地，都是采用这种形式。货币纳租形式，通行于沿海及货币经济发达的各地，其范围较小。至工役地租制，则在北方偏僻的地方，还多有存在。
现在我们来看地主的榨取率。浙江上等田，田主所得有时达七成，次之为六成，平分只通行于低等土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诸省地主所得的部分，多在一半以上。北方各省，多通行双分平分。江苏常熟稻地租额，最高的每亩收米一石一斗。湖北用稻纳租每亩由八斗至二石不等。湖南良田租额，每亩二石。九江稻租每亩八十斤至一百五十斤。
货币纳租，数额是一定的。此制在广东最为通行。他省亦有。怀宁广济污沿堤适于种花生及早稻之田，每亩交洋十五六元至二十元。浙东土性较好之稻田，每亩由十元至十二元。
所以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无论是产物纳租或货币纳租，至少也要占百分之四五十，大部分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地主既然对于佃农，进行这样残酷的剥削，佃农付不起地租，自然成为常事。尤其在荒歉之年，佃农甚至把全部产物缴纳地租还不够。可是地主有巨大的政治权力及多种压迫手段来强制佃农偿付。交租稍迟，催租者立至。轻则需百般供应，重则被拘入囹圄。甚至设有押田所地主随时可以用空白长单（即变相的拘票）拘捕佃户，横加刑罚，终至借高利贷，当衣服，卖家具，售牲畜，变土地，以至鬻子女，来完纳地租。本人不能偿付的时候，甚至责令其伯叔兄弟来代偿。在这样的剥削制度之下，半佃农不得不沦为全佃农，全佃农不得不更加贫穷化。
上述的事实，明白地指示出：
（一）中国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非但夺取了地租以及佃农投资所应得的平均利润（如果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对照着来说），而且甚至侵蚀了佃农劳动所应该得的工资之一大部分（这点参阅下面‘农村生产力的衰弱’一段，可以得到证明）。
（二）在有些地方，佃租虽然采取了货币的形式，但其剥削方式丝毫没有变更，剥削的残酷程度，非但没有减轻而且有时甚至还要加重。
（三）地主拥有压迫的权力，强制佃农变田售产，卖儿鬻女，来完纳佃租。
（四）除正租以外，佃户还须受许多附加的剥削。
由此，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决定中国农村中剥削的性质，究竟是封建式的剥削？抑或是资本主义的剥削？
有人说，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他们的理由，主要的是：（1）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极大部分土地已落在商业资本手里。所以剥削农民的，是资本家，因此，他们的剥削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2）中国乡村中货币经济已极发达，很多地方佃租已采取货币的形式，此种货币形式的佃租，就是资本主义的地租。
这两个理由，都可以证明这些人丝毫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常识。先把前一个理由来分析一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确定剥削方式，是以生产方式为根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要根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上。第二，商业资本主义本身不能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农村中，没有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技术，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之也就没有造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剥削关系。等〔第〕三，商业资本存在已经很早，但其转为工业资本，却需要许多客观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章中说：“高利贷及商业所造成的货币资本，其转为工业资本，被乡村中的封建结构及城市中行会组织所阻碍”。（现时在中国为乡村中的封建结构及帝国主义统治所阻碍）这就是说，封建关系，使商业资本不能造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之，在封建关系统治之下，商业资本如投在土地上，就只有按照封建的旧方式去剥削农民，只在封建关系被打破，工业资本可以畅快发展之时，在农村中才能普遍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所以商业资本之拥有土地，绝对不能证明其剥削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反之，投在土地上的商业资本，在未转为工业资本以前，只会采取旧的封建式的剥削方式。因此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下面我们再就生产方式本身，来分析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
再来分析第二个理由。
说货币佃租，就是资本主义的地租，那简直是破天荒的无知。对于这点，我们只要摘引依里奇的话就可以充分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呢？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得自土地的进款。这只是剩余价值中除去资本所得的平均利润后余下来底一部分”（摘自一九〇八年十月的‘一九〇五——〇七年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纲’一书）从上面关于中国佃租的叙述上，我们看到地主所剥削的佃租，非但包括了等于资本主义社会地租与利润的那一部分，而且还侵蚀了佃农劳动所应得的工资的一大部分。这样的佃租（无论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难道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地租？（只有昏懵无知的人，才会这样的说。）
伊里奇在“马克思”一文中，叙述地租变迁的历史道：“马克思的分析，指示工役地租（当农民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而造成剩余产物）转成产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田上生产剩余产物，而在‘经济以外的压制’之下，供之于地主），再以后转成货币地租（同样的产物地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转成了货币，）最后转为资本主义的地租，那时农业企业家代替了农民而利用雇用劳动，来进行耕种”在这段话里，伊里奇再明白没有地说明简单探〔采〕取货币形式的地租，是变相的产物地租，而不能认为即是资本主义的地租（固然，资本主义地租，也采取了货币的形式）。
所以上述第二个理由。也是完全不能成立。
上述两个理由只表示言者丝毫不曾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更显着地说明中国农村中剥削的性质起见，我们可以先在理论上说明农业中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区别，究竟在那里？
封建剥削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封建领主或地主对于农民，施行一种‘经济以外的压制’（如伊理奇所说的）力量，农民对于地主处于完全服从的地位；地主有无限的凌驾农民的威权，农民实际上（竟或名义上）失去了本身的自由（所以剥削带着强迫的性质）。
第二，根据于这种力量与威权，地主非但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力，而且有时甚至侵蚀农民劳动所应得的工资的一部。
第三，除主要的剥削以外，地主还对农民作许多附带的剥削（产物，劳力，金钱等等）。
总之，在封建剥削制之下，农民因“经济以外的压制”，强迫地须把全部剩余产品或甚至超过这数量以上的部分，交纳于地主，并受许多附加的剥削。
现在我们再来看农业上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怎样？
第一，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需要“农业企业家代替农民”。这种农业企业家投资于土地上，利用雇用劳动来工作。他一定要获得利润。否则，他将以资本投于他项生产部门上。
第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需用雇用劳动，这种雇用劳动者，一定要获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工资。
第三，但是因为地主垄断着土地。妨碍了自由竞争，妨碍了农业与非农业企业间的利润的平均化。而且因为农业资本的机体结构，比较工业资本来得低（因农业技术比较落后。关于这点，下面在国有问题一节内有更详细的说明）所以农业本身的利润率，比较工业为高。此种相差之数（农业个别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即成为绝对地租，为地主所得（此指所耕种的最坏土地而言）。至于较好土地，则尚须给地主以等差地租（即劣田与良田的利润的差别）。这样，地主以其土地的私有财产权，获得了农业剩余价值中除去企业家投资的平均利润后所余下来的一部分。
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剩余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平均利润，被农业资本家所得。他一部分为地租，被地主所得。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
这种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削形式，在各国可有不同情形。英国在这上面，可以说是典型的国家（地主——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在美国则许多农业资本家，自己有土地，所以他兼得地租及利润。在有些国家，农业企业家，自己也作工，这样。他除利润以外，还可兼得工资。
我们说明了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区别以后，就可以明白地确定中国农村中剥削的性质。
从前面佃约形式以及佃租形式的种种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地主对于佃户，有无限的‘经济以外的压制力’。好些地方甚至规定佃户须终身服从地主，暇时为地主服役。在成立佃约时，大权完全操于地主手中。佃约实际上带着强制的性质。佃户付不起租时，地主有权拘捕毒打，甚至夺取佃户妻女财物（不要忘记地主是乡村中的实际政治统治者）。
（二）地主对于佃户的剥削，非但掠取了全部剩余产物，而且甚至侵蚀了佃农劳动所应得的工资的一部，（至于佃农所投资本——种子，肥料，农具等——那自然是完全得不到利润。）
（三）农户须向地主纳多项附加的租（附加的剥削）。
（四）拥地的富商（商业资本家）对于佃户，施行同样的剥削，或甚至更残酷些。
（五）货币佃租实际上不过是产物佃租的货币的表示。剥削的实质，及其酷残程度，没有变更。
这样，中国农村中剥削关系，是封建性，抑是资本主义性，可以不解自明。如果至此还有人说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性的，那么他不是一无所知，便是闭眼不看事实。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注）
（注）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纯粹的清一色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只指示社会中最主要的现象。如果有人连这点都不懂，而以为我们说封建剥削关系，是否认任何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那么他非但不知马克思主义，而且简直连简单的科学常识也都没有了。
四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土地的关系
中国佃农既然处在这样惨〔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之下，所以他们无一日不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况之中。歉收荒年之时（近来〔年〕以来，歉收荒年特别多，其原因详下），他们的苦况，更可不言而喻。结果他们不能不饮鸩止渴，而坠于高利贷的罗网之中。
处于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削之下的。不仅是佃农，而且还有大部分的自耕农。军阀的苛征横取，形形色色的苛捐杂税，使极大部分自耕农亦陷入非举债无以自存的地步。
在这上面我们应该指出高利贷资本及商业资本是密切地与地主相联的？投资于城市典当及商店的，以及乡村中以放债为业的，大多是地主。地主除对佃户进行封建式的剥削以外，更以高利贷进一步的剥削广大的农民群众。
典当普通以衣饰或农具（农民的生产工具）作抵押，月利约二分，十八月满期。但是典当所得的款项很少，而且极大部分农民，多是无珍重之品，可作抵押。为应付尖刻的需要起见，农民不得不乞怜于高利贷。
高利贷债的抵押品，大都是田地或房屋，押价约等于房地价百分之五十。利息条件，绝顶苛刻，每年至少在三四分以上（佃农没有土地作抵押的，利息更重）。农民在急迫的需要之下，不得不仰高利贷债主的鼻息。此外还有一种典地的办法，就是债主种债户之田，而不纳租。即以此为债款的利息；债金可抵地价的一半。又有借钱还粮，或借粮还粮的办法，例如借粮一石，至大秋或麦秋时以一石一斗归还，无论如何，利息总是很高的。
各地高利贷利息，极不一致。因借款愈急需，利率也愈高，东三省有些地方，要出六分年息，才可借到钱。安徽滁县一带，农民借钱十元，在三月内除还本金外，更须还稻或麦一石（按市价约为五元）作为利息；照这样算，年利竟为百分之二百！江浙产丝区域，在蚕忙时借钱，要用加一的利息，即借银一元，限期四十天归还，还时除本银外更须加利一元（这样，以一年计，利率竟达百分之九百！）南通地方，农民借银一元，在三个月内，须还棉籽一担，其代价约三四元（计算年利，竟这〔达〕百分之一千四百！！）。江宁各乡，农民借银一元，在一年内须还稻或麦一担；如当年不还，待下年须多还二担。昆山上海一带，所谓十元五斗者，即借钱十元一年之内加还息米五斗。武进一带，有借米一石在一年之内，须还稻三担者，这些事实，都指示出，许多地方高利贷的年利，竟在百分之百左右，甚至超出百分之百以上。
广东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或家中发生事故的时候，多不得不借债。在平时，每石谷可借六元，到此期间，只得三元，利息还须加倍，约在三分至四分之谱，期限在二个月至四个月还清；若过期不还，以利作母。高利贷的名目，非常的多。东江一带，有所谓“九出十三归”的办法，即借钱一元，实得九角，还时本银须交足一元。又有所谓“糖房利”。利息二分半，半年之后，利上加利。阳江地方有叫做买青苗的，即借谷一石，三月内归退，以一石八斗为限。遂溪地方，通行一种复利债。即借银一元，利息一钱五分，以三个月至半年为期。到期不还，转利为母一次。佛山的逋桥利，条件更为苛刻，借银一元，每天利息一角，五天为期，过期倍计，转利为母（年利竟是百分之四五千！！！）
上述高利借贷情形，都是各机关实地调查的报告，不会有何种错误，据最近江宁滁县一带调查的结果，三十亩以下的农家，均须借债。滁县农户借债的，占百分之八十五，严家圩占百分之五十四。淳化镇估百分之六十三。总计中国受这种高利贷盘剥的农民，约有二亿二千八百六十余万人之多。（上述关于高利贷的实际材料，均摘自第二十六卷第九号《东方杂志》‘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和补救’一文。）
在这上面，我们还不〔需〕要指出一点，就是经营高利贷的，不只是地主及商业资本家，而且还有富农。富农如果以余钱放高利贷（多好的利息！），那么他所得的，不知要比生产投资所得的多几许倍。因之富农多是把余钱用来放高利贷，而不愿用来改良生产方法。
此外，商业资本之剥削农民，不仅用高利贷的方法，而且还应用贱价收买农产品的办法。农民在商业资本（主要的是买办资本）压制之下，一方面不得不在产品价值之下，出卖自己的产品，他方面不得不以高价购买日用必需品。于是农民就更受了一重剥削。（这种商业资本，常是与高利贷资本相联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部分农民，是处在参〔残〕酷到绝顶的高利贷的压榨之下。农民怎样能够应付这样繁重的债务呢，无力偿还时，更要另外借债，以债还债，或是以更高的利息，请求展期。结果只能变卖所有财产，自耕农于是沦为佃农。佃农更加贫穷化，终至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所以高利贷的惨〔残〕酷的压榨，以及商业资本的剥削，使一大部分有田的农民失去土地，使这些土地，集中到商业资本地主及一部分富农手中。
五中国土地关系上所发生的几个重要倾向
近数十年来的发展，使中国土地关系，更日趋严重，在这上面，我们可以指出下述重要的倾向。
一，地主对于农民剥削的加重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更是加重了。地主的需要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主具更大的积累的可能。从前为自身需要或本地市场所限制，对于农民，尚无过分剥削的必要，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及国外贸易的扩张，已经完全打破了这种限制，地主于是企图剥削农民愈多愈好，他们不绝〔断〕加重对于农民的剥削，来进行更大的积累。但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还在于中小地主非常的多（见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他们经济地位渐趋动摇。但他们却企图与大地主一样，度同样的安逸生活，但他们所能剥削的范围很小，于是他们就只能在这个小范围中，画〔尽〕情加重对于农民的剥削，要不是这样加倍剥削，他们怎能摆其财主老爷的架子，怎能维持下去呢？所以小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比较大地主还更要厉害苛刻得多。
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J.L.Beck在其所著“中国耕地所有权与租佃制”（“FarmOwnershipandTenancyinChina”l928）曾列一表指示一九一四年以来江苏几县租额的变迁。
中国数处地方地租地价及谷价指数表
（1905年等于100）
昆山
南通宿县
奉贤
来安
19141924
191419241914
192419141924
19141924
田价指数200394
146246123
260129200
133260
谷价指数166288
155272158
246—256
——
钱租指数——
20731681
153145261
150250
折租指数157296
155272—
———
——
分租指数——
155272158
246——
——
根据这表，可以作出下面的比较表（摘引秉山君所作表）
19051914
1924
折租100156.0
284
谷价100158.3
265.5
田价100146.2
252.6
这个表指示出1924年的折租，等于1905年的248100，但谷价却只等于1905年的252100，田价等于252100。如果以1924年的析〔折〕租为100100那么谷价指数等于93100，田价等于88100，这就是说，出租的增加，比较谷价和田价的增加，更来得多，也就是说，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是更加重了。
上表虽然只限于几个地方，但它可以表现出一般的倾向，即地主对于佃农剥削更是加重的倾向。根据各地报告，其他各省，也无疑地表示着同样的倾向。
二，农民的贫穷化封建式的剥削，高利贷的榨取及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农民的贫穷化，急速地往前进行。
这种贫穷化，首先表现为佃农数量的增加（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结果）。
中国自耕农佃农消长表
（根据日本东亚同文学会所出版的中国年鉴调查）
年度自耕农自耕兼佃耕
佃农合计
民七（1918）53%21%
26%100%
民八（1919）49,,19,,
32,,100,,
关于佃农增加的倾向，还可以举几个零星统计材料来证明。
佃农的百分比民四（1915）民十三
民十四
南通56.961.5
64.4
昆山57.471.7
77.6
由此可以看到，佃农的百分比，是不断的在增长着。这正是说，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而受绝顶残酷的封建的剥削。
贫穷化再次表现于农民生活的恶化上。关于这点，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可据，但各处关于农民生活的叙述，以及农民购买能力降低的事实，都可以充分证明农民生活之更进一步的恶化。
三，农民的离村在这样双重甚至多重（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军阀）的〈压榨〉下，极大部分农民，就是维持半饥半饿的生活也都不可得，他们或是困守家乡，束手待毙，或是向外飘泊，流为兵士，盗匪，乞丐等等，其中有一部分成为劳动者。
这种离村的倾向，在各地都表现得很明显。根据各地调查，可以列举如下:
离村农民的百分率
江苏仪征县1.44
江阴2.34
吴江4.88
安徽宿县3.02
山东沾化8.70
直隶遵化2.65
唐县4.55
邯郸（注一）1.82
监山（注二）8.72
浙江萧山（注三）7.58
（注一）MaloneandTayler:“TheStudyofChineseRuralEconomy”Page12.
（注二）LossingBuck:“AnEconomicandSocialSurveyof150FarmsYenshanCountry,ChilliProvince.”
（注三）“再造”第十三期“萧山衙前农村考察记”。
如果根据上表，区别为北部中部，那么可得以下数目：
离村农民的百分率
中部3.85
北部5.49
这指示北部农民离村率，比较中部更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离村率，少则百分之二，多则达百分之九。从农村中产生出非常大的过剩人口，此种过剩人口，一部分成为劳动者（中部较多，在南方一部侨往南洋以及其他国家），他一部分则流成非生产的社会阶层（兵士，土匪，流氓，乞丐，走江湖的等等，这种成份，在北方特多。）此种过剩人口，就成为有名的“中国苦力劳动”的来源，也成为特殊的中国“雇佣军队”“土匪”“江湖流氓无产阶级”的源泉。上述非生产的社会阶层，进一步转成了破坏农村经济生产力的一个因素。
四，荒地的增加因剥削的加厉，捐税强征的苛刻，极大部分农民都放弃耕种，或脱离乡村，于是荒地的数量，遂不绝增加起来。
根据日人伊藤武雄的调查，中国荒地的增加如下：
荒地面积
民国三年（1914年）358,235,867亩
民国四年424,369,848亩
民国五年309,363,020亩
民国六年924,583,899亩
民国七年848,935,748亩
五年之内。全国荒地增加五万万亩，这正是表现出中国农村经济急遽破坏的过程。
五，极端缓慢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倾向，表显于（1）雇用劳动的增加（2）土地之部分的集中于富农。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中国雇农，约有三千万人（此数之真确与否，我们无从证明）近年来广大农民群众的贫穷化，无疑地使一部分贫农不得不出卖其劳动力。但我们从农村过剩人口及离村人数的增加上，可以看到，农村对于雇佣劳动的吸收量，是极端微小的。（这正表现出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发展的绝对困难与缓慢。）可是无论如何，农村雇佣劳动，总有相当的极小的增加。至于土地之部分的集中于富农，那也是确实的倾向。（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很多富农买了土地，转佃给佃农耕种，所以土地之部分的集中于富农，不完全是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两种倾向，部分的表示出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极小的进展，表示出雇农与富农间阶级矛盾的扩大，指示先进阶级前锋，须加重的注意雇农问题。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关系，目前和农村的封建式的剥削关系相较，只操着一种极小的作用。农村生产力的普遍的衰落，使它（资本主义关系）绝不能有较大的发展。
六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衰落与中国农村经济总的危机
毫无疑义的，最近数十年以来，中国农村生产力，非但没有进步，而且反日趋破坏。这种破坏，表现于：
一，灾荒的频承民国以来，无年无灾。水灾旱灾蝗灾虫灾等等，每年总使极大的区域陷于饥荒之中。这并不是说，上帝故意与中国农民为难，这只是反映出中国农村经济技术的落后及破坏的过程。举例说，水灾旱灾；如果有极好的灌溉及排水制度，植林事业等等，那么灾荒大部分可以免去。蝗灾虫灾也是如此，如果采用较好的生产技术及科学方法，那么蝗灾虫灾即使不能完全消灭，也能除去一大部分。所以灾荒只是表现出农业技术的衰落，因之也就表现着生产力的低落。
二，每亩产率的减低关于这项，我们虽没有确切的统计可参考，但种种种客观的事实以及各地的调查，都可以证明每亩产率的减低，其原因虽然是农村经济技术的衰落，地方的耗竭。（这都是农民无力投资的结果。）
三，荒瘠土地的增加荒地的增加，上面已经说过。可是中国，不仅荒地增加，而且土地的贫瘠程度，亦更是加重。这就是说土地的肥力，不能恢复，因此肥田逐渐减少它的肥沃程度，而使生产力减少。
这些因素，使中国农村经济的生产，非但没有增加，而且反趋减少。此种生产的低落，反映于中国粮食进口的不绝的增加，近年以来，更达到可惊的程度（试参阅海关的贸易统计），粮食的入超，成为入超中的最大的一项。这点充分表现出中国农村经济的急遽破坏的过程。
生产力的低落，生产的减少，也反映于粮食价格的腾贵。就上海说，如以一九一三年二月米价为100，那么一九二六年等于184，一九二九年更等于200以上。汉口麦价，亦呈如此现象。
毫无疑义的，中国农村经济，是进入了极端尖锐的危机之中。
但是危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于乡村中封建式的剥削关系。
空前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一方而〔面〕使极大一部分农民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不得不脱离乡村；因此增加了荒地，增加了社会中不事生产的甚至破坏生产的成份（幼稚的工业，绝对无法吸收农村的广大过剩人口）。
他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使劳动的农民，连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可能，因之他们就绝对没有余力来改进生产技术；他们非但没有能力来改进生产技术，而且甚至连故有的技术水平，都不能维持下去；他们非但不能进行扩大的再生产，而且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都很难能进行下去，农村经济的生产力，于是不得不陷于破坏低落的地步。
这就是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
关于这点，我们可举无数的事实来证明。
龚骏君在“武进农户状况”一文里说：“农民之惟一收入为收获品。今试举农民一户，耕种十二亩田以为例（这在武进已是中等的农户——平注），则每年收入方面：稻每亩四石，共四十八石，约拆合洋二百八十八元，麦每亩计收一石半，共十八石，约拆合洋七十二元；柴草十二元，其他产品二十四元，共计收入三百九十六元。支出方面：田租一百四十四元（租额百分之五十）牛羊食料三十六元，肥料六十元，农具添补费十元，其他费用十元，共计二百六十二元。收支相抵尚余一百三十四元，除禁草用以自给外，净余不过一百二十一元。每家以四口计算（这已算得过小，其实每家至少五口，见上——平注）每日食料约需大洋五角，计约可支持八个月；若遇凶年，地租照旧缴纳，费用照旧销耗，而进益反见缩减；而当更难于维持……”但是农民所需费用，决不仅限于食料，现在食料费既然还是不够，那其他费用，更是没有着落了。
根据海丰农民状况实际调查的报告，我们可得以下的情形：
“佃农向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早晚两造可收获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目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格值银六元，计收入八十一元。但这里头尚有一部血本，未曾扣出，即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种子费约五元，农具消耗费约五元，共须扣出四十元。”所以实际上佃农真正所得的不过四十一元。
这个收入，连维持佃农一人的生活，还不够。“大约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只可耕得八斗种子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应用多少生活上必需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耕八斗种子的田地呢？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且不说，单讲食一项，每餐至少要用五分，一天就要毫银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与其收入相较亏空十三元。所以佃农的收入，甚至不能供给自己一个人所必需的营养料，这就是说佃农还没有得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工资（“劳动力的价值，是依劳动力生产，发达，维持及继续上所需的生活必要品的价值而决定的”——马克思《工资价格及利润》）。佃农的收入，既不足维持自己一个人的简单的营养，那么养家育儿（“劳动力的继续”）的费用，更是没有着落了。佃农既然还没有得到全部劳动所应得的工资，那末他所投资本，即种子，肥料，农具等费用，自然无丝毫利润之可言。这再明显没有地证明我们在上面所作的断语：“地主非但剥削了全部剩余产品，而且甚至侵蚀了佃农劳动所应得的工资的一大部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佃农就只好“衣服褴褛，终年不得一饱，让茅舍废坏，与犬豕同居，听其族病，听其不识字。至于农具肥料种子之费，既不能豁免，则只有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此，佃农自然是“非但不能改进生产技术，而且甚至连故有的技术水平，也都不能维持下去。”
这绝对不是限于一地的情形，而是普遍全国的现象。
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九号‘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和补救’一文作者，在举引种种事实和统计以后，作出下述的结论：
“十亩以下之农户，平均每年收入，当在七十五元左右。十亩以上二十五亩以上〔下〕之农户，平均每年收入，当在一百六七十元。其中须除去农场必需之费用约十七元。若为佃户，（最大多数，正是佃户——亮注）尚须纳租银每亩五元，收支相抵，佃户毫无入息可言。其生活费用，不得不籍他种来源以补足之。
中国农户，五口之家的生活费最低限度。每年当在一百三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之间。依此标准，中国农户耕田在二十五亩以下者，均为贫穷线以下之农民。此等农户，占百分之六十三，约二万万二千八百六十余万农民。”（圈点是我加的——平）
由此可以看到全国处于残酷剥削之下的农民，都是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还不能维持（这还是指丰年而说），这样，他们怎样还有余力来改进生产技术呢？因之，他们非但不能改良生产技术，而且甚至不能维持故有的生产技术，非但不能进行扩大的再生产，而且甚至难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扩大的再生产，需要积累，现在大部分农民非但没有积累，而且甚至是年年亏空。）
所以，中国农村经济生产力的低落，以及农村经济危机之基本原因，就是封建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是建筑在土地关系之上的。土地问题一日不得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的解放，一日没有希望。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七土地改良呢抑是土地革命呢
土地问题，既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生死的问题，那么究竟采用何种方法，才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呢？
改良的政策，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呢？
二：斯托里宾式（Stolypin）的土地改良政策，在中国是可能的吗？
斯托里宾式（斯托里宾乃俄皇时代举行递此种土地改良政策的首相）的土地改良政策，是一种企图缓和俄国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企图促进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农村中造成强有力的富农阶级之政策。这个改良政策，历史上在俄国是完全失败了。这个土地改良政策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准许富农自由退出公社（所谓“奥白世青那”），分占公社的土地。
第二，设立农民银行，资助农民（自然只有富裕农民）来购买土地。
这种土地改良政策的意义，伊理奇说得非常明白：“斯托里宾的‘清除’，无疑地是遵循着俄国前造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这种清除，是完全适应于地主的利益的：让富裕农民贵三倍的偿付‘农民’（该为地主）银行——我们（意指地主）因此可许他们自由盗取公社，暴力地掠夺群众，扩大自己田亩，遂出贫农，破坏整批乡村的生活的基础，不顾一切，不管世代相传的巨数小农的经济与生命，而造成新的分割出来的田亩，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一九〇五——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政纲”）
这样的土地改良政策在中国是否可能呢？第一，中国农村中绝对没有广大的‘公社式’的或空余的土地，可供富农掠夺。第二，中国富农有剩余可以积累时，或是放高利贷，或是侵取贫农土地，转佃与他们，来作极端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不顾增加土地上的投资，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远抵不到封建式剥削所得的收入）。所以企图在乡村中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强有力的富农阶级，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阶产〔级〕矛盾之改良政策，在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与剥削关系之下，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斯托里宾的土地改良政策，历史上在俄国是已经失败了，它非但没有减轻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且反加重了这种矛盾，以至最后终于酿成普遍全国的农民暴动。在中国，这种土地改良政策，就是连表面的实行的条件也没有。即使能够采取部分的变相的斯托列宾土地改良政策，其结果将无疑地比在俄国更要可怜。
二，普鲁士式的土地关系的进化在中国是可能的吗？
斯托里宾式的土地改良政策，即那种以加强富农阶级的方法，来缓和地主与农民间矛盾的政策，既然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那末试问普鲁士式的土地关系发展道路，在中国是否可能呢？
什么是普鲁士式土地关系发展的道路？这是说大的地主的农业经营，领导着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本身逐渐从封建式的剥削方式，转变到资本主义式的剥削方式而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封建地主的经营，非常缓慢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经营，这个发展的道路，产生极小部分的“大农”（Grossbaueren），而使最大部分的农民群众，受整几十年的最痛苦的剥削与压迫。可是无论如何，在普鲁士，这种极端痛苦的转变的过程，总算因牺牲农民而完成了。
这种普鲁士式土地关系发展的道路，即绝顶痛苦的由地主经济转变到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在中国是否可能呢？我们可以坚决地回答道：不可能。因为第一，中国地主都是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户耕种，在中国并没有象以前普鲁士或俄国那样的大规模的地主经济。所以地主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基础，根本上就没有。第二，普鲁土地主经济的过程，是与普鲁士工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工业化的过程，密切地相联的。现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受着严重的帝国主义的压制，这种工业发展的受阻，使中国即使有地主经济，也不能有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最主要的条件（即工业化的条件）。第三，以前普鲁土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虽称残酷，但和中国相较，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俾士麦时代普鲁土地主向农民抽取的佃租，约等于地价的3.3%，现在中国江苏的佃粗〔租〕约占田价的8%，广东佃租平均竟占15%，这就是说现在中国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要比俾士麦时代的普鲁士重三——四倍）所以普鲁士的地主，在良好的客观条件之下，愿意从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中国地主如这样的做，则他们必须放弃大部分封建式剥削所得的巨大的利益。这显然是他们所决不愿意做的。他们一定要想尽方法，来维持他们故有的空前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方式。
总结上述三点看来，普鲁士式土地关系发展的道路，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亨利乔治式的地价税制，能够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吗？
有人主张以亨利乔治式的地价税制，来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就是说，政府按照地主所报地价，照值百抽五（或是照累进税则）而抽税；政府并可以照价收买；地价既定，以后所涨的价格，归于国家。我们姑且不问这种主张的现实性如何，即使说，地价规定了，国家按照地价抽税了，但它对于农村剥削关系会发生什么变更呢？我们可以说，完全没有。第一，国家要以照价收买的方法来国有全国土地，这只是一句有名无实的空话。试一看简单的事实。根据前北京政府农商部的调查，全国共计有十六万万亩的耕田，加上园圃之地，约共计为十八万万亩。如每亩平均至少以三十元计（各地地价不一，江浙广东等地每亩有超一百元甚至二百元以上者，在北方田价较廉每致〔亩〕有十余元以至数十元者），那么全国总计，至少需五百万万元。试问国家有何财政的余力，来收买这些土地，以作国有（注意，不是转卖）？只要称有政治经济常识的人，就可以十分明瞭，这种办法，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如果国家转卖土地，乘机获取所涨的价值，那倒是一种弄财的行径，可是以此谈国有，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因此，欲以收卖方法，来国有土地，只是一种空话。第二，即使退一万步讲，国家真的着手收买土地了。这笔购买所费的巨大的款项，虽然是大部分（按照土地比例，三分之二以上）要落在地主荷包里。但是所谓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机关，它自己丝毫没有能力来收买这些土地，它要收买这些土地，就非得从全国生产者抽括一大部分的财富不可。这就是说，全国一大部分的生产资本，要被不事生产的寄生的地主阶级所消耗，也就是说全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受到不可言喻的阻碍。第三，根据前面显著的分析，就可以充分明瞭，上述政策，即使完全实现土地私有制，还依旧是存在着，地主依旧拥有土地，就是说，依旧拥有剥削的工具。他们对于农民依旧保持着无上的威权，来肆行无厌而的榨取。这是再明显没有地指示所谓照价抽税，按价收买，涨价归公等等办法，是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完全没有逻辑的连系，证明这些办法，丝毫不能影响农村中的残酷的剥削关系（而且有人甚至主张“国家的土地（即国家收买所得的土地——平注）……一度减租之后，不必累进减租”就是说国家要继续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的剥削！！这真是“好办法”！！！）。第四，我们一让再让，即使再让十二万步说，上述办法，真的能在二百年后，（这大约是最少的限度吧！）解决中国土地问题，那么在这二百年之内，饥寒交迫死亡枕藉的农民，应该静坐着等虚无渺茫的“尧天舜日”的到来，这好比一人在沙漠中已竭〔渴〕得要死，旁边骑着骆驼带满着水走过的商人，看了对他说“等着吧，等我从太平洋戴一大车水把你，那时你可尽饮一个快乐。”即使说，他的允许，不是骗人的空话，而是真的被实现了，那么等他的水来时，这位受渴的人，早已剩余只有白骨了。这样，商人的“诚意”的允许，简直只是再残酷没有的对于渴者的讥嘲和侮辱。“渴”得已无人形的中国农民，能否静谧地等待着这种虚无渺茫的“甘露”？在现在土地关系下受惨〔残〕酷剥削的农民，要求立刻解决土地问题。他们绝对不需要几百年后的“解决”办法，因为此种办法，干脆点说，就是不要解决，让地主的剥削继续存在下去，这正是地主阶级的真切的要求。
所以再明显没有地，亨利乔治式的按地价抽税涨价归公等等的办法是绝对不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只要称能客观思维的人，总不会否认这点吧！
因之上述各种土地改良的政策，是绝对不能解决中国急迫的土地问题的。土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没有可能的。
土地改良的道路，既不可能，那么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唯一的出路，只有土地革命，才是解决中国农村经济深刻危机的唯一方法。
什么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说中国农村中一切封建式的剥削形式，应该完全被消灭，土地要归生产者支配。地主的土地，应该分与农民。“但是这个划分（即地主土地，划分为农民财产），应该适应真正新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应该按照新的道路，而不是按照旧的道路。划分的根据，不应该是旧的碎散小块的土地，——这是百数年前根据地主的管事与亚洲式专制的官僚之意志而划分于农民之间的——而应该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为适应资本主义的要求起见，土地的划分，应该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Farmer）中间的划分，而不是守旧顽固的农民中间的划分，因为这些农民中间，大部分是固执陈规遗习，只合于宗法社会的条件，而不合于资本主义的条件。按照旧率的分配，就是说适合于旧时小块土地领有制的划分不是把旧农业清除，而是使旧农业永久化，不是为资本主义清除道路，而是使巨数不能适应不会适应的守旧顽固的农民——他们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抑压着资本主义。土地的划分，要得进步的性质，那末一定要根据于农民中间的新的划分法，即区别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与顽固无用的农民之划分法。这种新的划分法，就是土地的国有，就是说土地上私有财产权的完全消灭，土地上经营的完全自由，旧时农民转成资本主义农业企业者的自由。”（伊理奇全集第九卷四九二页）
所以土地国有是最彻底的肃清封建障碍的办法。土地国有的口号，虽然要经过一个宣传的时期，（在这时期内需要一些为农民所容易了解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等等）但是终究要成为行动的口号。它是土地革命的顶点。
八土地国有的意义
但是土地国有的实际意义，究竟怎样呢？
“在农民经济完全自由小农经济最高度的完全平等底条件下——此种小农经济存在于公有的不属任何人的（即国有的——平注）土地之上——我们还是有商品经济的结构。市场联系着并屈服着小生产者。从产品的交换上，形成金钱的权力，在农产品转成货币以后，劳动力也转成了货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俄国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现象的简单叙述及归纳。农民愈是脱离土地的狭小状况，愈是清除地主压迫，愈是脱去中世纪社会关系和土地领有制，愈是脱去奴役和淫威，那末农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愈是厉害。俄国农民改良以后的全部历史，确凿无疑地证明着这个事实。
“所以，根据于经济实际情形之上，土地国有的观念，只是商品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个观念的实质，并不是农〈民〉或民粹派所设想的那样，而是从该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土地的国有，在资本主义关系之下，不多不少，正是把地租转移给国家。但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呢？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得自土地的进款。这只是剩余价值中除去资本所得的平均利润后所余下来底一部分。所以，地租（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以下同此——平注）需要农业上的雇用劳动，农民之转为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以及企业家。国有（纯粹形式的）要求国家获得地租，企业家经营农业，此种企业主付雇用工人以工资，而自己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即该国或该数国内农业及非农业企业的平均利润。
“因此，土地国有的理论的观念，是和地租，——资本主义的地租，——的理论，不可分裂地相联的，此种地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级（农业上）的特殊形式的收入。
“马克思的理论，分别两种形式的地租：等差地租及绝对地租。第一种地租，（即等差地租）乃土地的有限及资本主义经营挤满土地的结果；土地是否成为财产以及土地所有制采取何种形式，这些都是于它（等差地租）没有关系的。在土地上的各个农业经营之间，因土地肥沃程度，土地对于市场所处的地位，以及加投的资本的生产力（但这点绝对不是指错误到极点的“土地报酬递减率”——平注）等等之不同，不可免的发生区别。为简短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别（可是不要忘记，这些区别的来源，是不同的）归结为良田与劣田的区别。再次，土地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由中等土地上的生产条件，而是由最劣土地（自然是耕种的最劣土地——平注）来决定的，因为单独良田的产品，不够满足需求。个别生产价格与最高生产价格间的区别，就成为等差地租（注意，马克思以生产成本费加资本平均利润之数为生产价格）。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完全取消土地的私有财产权，等差地租还是要形成的。在土地私有财产存在之时，这种地租，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因为资本的竞争，使租田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满足于资本的平均利润，在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取消之后，这种地租为国家所得。在资本主义存在之时，等差地租，是不能消灭的。
“绝对地租，因土地上的私有财产而发生。这在地租中有独占的因素，独占价格的因素。土地上的私有财产权，妨碍着自由竞争，妨碍着利润的平均化以及农业与非农业企业间平均利润的形成。因为在农业上技术比较落后，资本构造的特点，是可变资本的部分较工业上为多，不变资本的部分较工业上为少，所以农产品的个别价值，高出平均价格。所以，土地上的私有财产，障碍着农业与非农业企业间利润的自由的平均化，而使农产品可以不止按照最高的生产价格，而且按照更高的个别产品价值来出卖（因为生产价格，是由资本的平均利润决定的，可是绝对地租，使这种“平均”利润，不能形成，而以独占方法，保持比平均数更高的个别的价值）。
“所以，等差地租，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一定要具有的。绝对地租则不然，它并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一定要有的；只在土地的私有，与历史上所形成的农业的落后（土地独占保持着这种落后）之条件下，绝对地租方才产生。
“考茨基（作《土地问题》一书时尚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叛徒的考茨基）特别就其对于国有土地的关系来对举两种形式的地租，他说：
“当地租是等差地租时，它是从竞争上产生出来的。当它是绝对地租时，它是从独占上产生出来的……在实际上，我们所见的地租，并没有分成两部分；我们看不到那一部分是等差地租，那一部分是绝对地租，此外，在他里面还常时混着土地所有者所投资本的利润。在土地所有者同时是农业经营者的时候，地租又和农业利润混合起来了。
“可是这两种形式的地租的区别，是有绝顶重大的意义的。
“等差地租，不是由土地的私有财产权，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上，产生出来的。在德国，有些土地改良的主张者要求国有土地，同时保持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这种土地国有，即使实现之时，等差地租，也还是要存在的。不过那时，地租已不归于私人，而归于国家了。
“绝对地租是因土地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土地所有者和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底对立而产生的。
“土地的国有，可以消灭这种地租，而使农产品的价格，可按这种地租的数目而减低。
“再次，等差地租于绝对地租的差别，在于等差地租是农产品价格的构成部分。所以不影响于农产品的价格；但绝对地租则影响于这个价格。等差地租产自生产价格，而绝对地租，则产自市场价格高出生产价格的数目。等差地租，得自剩余，得自额外利润，此种剩余与额外利润，是因良田上或地位优良的土地上的劳动力具有更大的生产性所致。绝对地租，并不产生于某些劳动的额外收入：它只是从现有价值中，抽取出来归于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只是剩余价值量中所抽取出来的一部分，所以它（绝对地租）或是减少利润，或是蚀取工资。如果，面包（其他农产品亦然——平注）的价格增加而且工资亦随之增加，那么资本的利润就要减少。如果面包的价格增高，而工资不增加，那么工人就受损失。最后，也可是——而且可说是通例——这样，即，工人与资本家，同受绝对地租所引起的损失。”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的问题，分成根本不同的两部分：即关于等差地租的问题，和关于绝对地租的问题。土地的国有，更易等差地租的所得者，而消灭绝对地租存在的本身。所以土地国有，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范围内部分的改良（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易主），他方面，取消了那妨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独占（指土地的独占——平注）。”（以上摘自《伊里奇全集》第九卷）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国有，消灭绝对地租，即消灭抽吸一部分利润及工资的那种地租，消灭地主的巨量不生产的消费，亦即消灭一般资本主义发展上的巨大的障碍。土地国有，使社会多得积累生产资本的可能，使障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独占归于消灭。所以土地国有，是最彻底的肃清封建残余的办法，是最有效的促进农业资本主义（并且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
九土地革命的阶级性
土地国有，既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残余的办法，所以只有士〔土〕地的国有，能够真实地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畅快地刺激农村如〔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国有，于是就成为土地革命的顶点。
可是这个革命的阶级性如何呢，无产阶级的呢，抑是资产阶级的呢？
有人以为国有是社会主义的政策，所以彻底的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只要明瞭我们上面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这种论断，简单〔直〕是错误到绝顶，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常识。
我们先看土地革命的经济意义怎样呢？
“反之，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全部地主土地的充公，平均的分配——这些只形成最迅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最于农民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伊理奇全集》第八卷三九六页）。
“土地的国有，以革命的农民的方法，来执行这个要求（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平注），而从农民身上清除一切中世纪土地所有形式的秽物。不应该有地主的及碎散小块的土地领有制；应该有新的自由的土地领有制，这是急进农民的口号。这个口号，正是最正确地最彻底地最坚决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利益……表现出商品经济下生产力的最大发展的利益”（同上全集第九卷四九四页）。
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土地革命达到其顶点——土地国有——也不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最激〔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国有——也只是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畅快发展的条件。这是因为即使“小农经济存在于公有的不属任何人的土地之上，我们还是有商品经济的结构。”这种商品经济，在其发展上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因此毫无足奇的，许多资产阶级土地改良家，也主张土地国有）。因之，只有土地国有，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土地私有财产的消灭以及土地使用的平均分配，便可以消灭贫穷，失业，剥削的根源，那么这种观念，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因此，土地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十土地革命发展的前途
但是这个革命是不能停顿在民主阶级〔段〕之上的，它或是流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或是转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在国有土地以后，如果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城市中）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制度，那么农民经济的发展，将不可免的进入“美国式”的发展。土地的国有，正是最彻底地适合美国式农业发展的要求。这就是说在充公地主的产业，分配这种产业给农民以后，农民可以广大和迅速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去，而蜕化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于是在农村中划分出农村资本家与工人，而使农民逐渐两极化。农民一般的状况，越是富足，农民之分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敌对阶级，也越是迅速。这个前途，加速农民的分化，加重农村间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终至最后形成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要经过极长的时期）。
可是这并不是土地革命唯一的前途。而且事实上，这个前途，是绝少可能性的。
他一个前途——而且是土地革命胜利后的最可能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可以说是“苏联式”的发展的道路。土地的国有以及国有后的平均分配，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农业，并不是小农的平等，而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但是在革命发展的民主阶级〔段〕上，小农之平分土地，是不可免的，而且是革命的，必需的办法。因为它正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残余的办法。但这个办法，还绝对不能解决贫穷与剥削的问题，还绝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根基。但是在城市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之下，农民经济以土地国有为根据，可以转入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体农场的发展，合作化的扩大，就是农民经济的这种社会主义发展的途径（此外我们不要忘记国有农场在农业社会化上的重要作用）。只有这种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方能完全消灭任何剥削，而彻底解决历史上的“农民问题”。
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农民经济，往那一条路上发展呢？我国可以坚决的说美国式农业发展的道路，在中国是没有可能的。中国民主革命不胜利则已，如果胜利，则必然要进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先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及本国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中国农民经济根据于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不能停顿，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的要转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只有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才能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解决几千年来所不能解决的“农民问题”。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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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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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munist
《共产党》
《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理论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1920年11月7日于上海发行，1921年7月7日正式停刊，共出六期，由李达担任主编。
第一号（1920年11月7日）
短言（陈独秀）
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无懈〔周佛海〕）
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胡炎〔李达〕）
共产党同他的组织（李穆〔李少穆〕）
俄国共产党的历史（A.T.〔杨明斋〕）
列宁的历史（A.I.〔杨明斋〕）
共产党第九次大会（杜罗斯基著，震寰〔袁振英〕译）
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著，震寰〔袁振英〕译）
为列宁（GeorgesSorel著，震寰〔袁振英〕译）
列宁的著作一览表（SoyielRuessia著，震寰〔袁振英〕译）
英国共产党成立（震寰〔袁振英〕译）
共产党未来的责任（Amcroanus著，震寰〔袁振英〕译）
世界消息
第二号（1920年12月7日）
短言
社会革命底商榷（江春〔李达〕）
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P.生〔沈雁冰〕译）
美国共产党党纲（P.生〔沈雁冰〕译）
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P.生〔沈雁冰〕译）
俄国劳动革命史略
美国共产党宣言（P.生〔沈雁冰〕译）
世界消息
第三号（1921年4月7日）
短言
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P.生〔沈雁冰〕）
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出发点（霍格松著，P.生〔沈雁冰〕译）
莫斯科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震瀛〔袁振英〕译）
无产阶级的哥萨克兵忠告世界的工人（震瀛〔袁振英〕译）
波兰共产党忠告世界工人（震瀛〔袁振英〕译）
中国与俄国（B.R.Bek著；震瀛〔袁振英〕译）
赤军及其精神（B.R.Bek著；震瀛〔袁振英〕译）
圣彼得堡之选举（译自美国TheNation杂志）
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译自美国TheNation杂志）
关于新俄教育的一夕话（石逸〔李震瀛〕）
俄罗斯的儿童问题（海参崴通信）
世界消息（江春〔李达〕）
第四号（1921年5月7日）
短言
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
告劳兵农（吉生〔沈泽民〕）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江春〔李达〕）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无懈〔周佛海〕）
国家与革命（列宁著，P.生〔沈雁冰〕译）
劳农俄国的教育（吕纳却思基著，P.生〔沈雁冰〕译）
俄国青年之运动（格林）
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吉生〔沈泽民〕）
中国劳动界消息（K.生）
第五号（1921年6月7日）
短言
告劳动（TS〔陈独秀〕）
夺取政权（无懈〔周佛海〕）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CT〔施存统〕）
劳农制度研究（均〔李汉俊〕）
红宝石（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天柱译）
第六号（1921年7月7日）
短言
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汗〔李汉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朗生〔沈泽民〕译）
红宝石（续）（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天柱译）
世界消息
国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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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向省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向省吾
一绪论
二帝国主义与中国农业经济
三帝国主义与中国工业经济
四结论
一
资本主义之扩大的再生产——帝国主义，把“民族的”国境内部的分业扩大成为巨大的世界规模的分业，把一国内个别资本家的“私的劳动”之向社会的劳动的转化扩大成为“国民的”资本家集团的“私的劳动”之向世界的社会的劳动的转化。而这种分业之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的表现，便是若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与无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农村化。那种私的劳动之向社会劳动的表现，便是国际交易。于是，根据私有财产制度的诸个别分业间——诸资本家的经济单位间——之无政府生产的状态及私劳动之向社会劳动的转化的困难（换言之，剩余价值的实现的困难），便在世界的大规模中，被扩大的再生产起来。而帝国主义之商品的过剩生产及商品市场的获得的困难，遂成为这种状态及困难的表现而发生出来了。
但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决不仅限于贩卖的过程，决不仅限于剩余价值的实现的过程。在资本的再生产公式——G——W……P……W’——G’（G：货币资本，W：生产手段及劳动力，P：生产过程，W’：商品资本，G’被增大的货币资本）中，贩卖过程，只占其最后的一项（W’——G’）。而普通所指出的资本再生产困难，都是指着W’——G’的贩卖过程中的困难而言的。所以，当发生恐慌时，一般人都努力于这一阶级〔段〕所发生的困难的分析。但是，困难也可以在第一阶段——G——W——，换言之，在货币与生产手段相交换的阶段中，发生出来。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诸关系之扩张的再生产——帝国主义的诸关系，实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这个阶段中，也在使困难增大着。我们知道，资本家的为获得利润的购买（G——W），可以分为生产手段的购买（G1——Pm）及劳动力的购买（G2——A）的二部分。而这里的G1与G2的和，便等于货币资本的G。写在一起的时候，便成为G（=G1+G2）PmA。现在且把它们个别的分拆〔析〕起来。
既然，生产力的发展，规定着社会的构造及社会中诸阶级势力之相互关系的变化。那末，它（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使社会的对立尖锐化起来，而使当做阶级的敌对者之有组织的诸势力互相对峙起来；这个时候之能够得到相对的平衡，也是在诸敌对势力的极度倾轧之中进行起来的。而这种倾轧（劳动阶级对于资本家的过度榨取的反抗）是在相当程度可以越发引起利润率的进〔低〕下的。所以，资本家为防止利润率的迅速的低下起见，既天〔无〕能利用本国的工人们的长时间劳动，便只好在殖民地等国去找取低价的劳动力以满足其为获得多量利润的欲望。
他方面，更有重大意义的。便是G1——Pm那一生产手段的购买。资本主义的生产，自然引起了农工业间的不均衡的发展。一方面，加工工业愈加需要着多量的原料——木材，动物性生产物及纤维工业原料等。他方面，则农业因着土地私有制度的存在，不能容许资本自由的流入，因之不能得到生产力的很快发展以适合于工业迅速的发展的步调。所以，便产生了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现象的原料的物价腾贵。而这种一方面加工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物价低落与他方面原料品的物价腾贵的双方夹击，遂逼使诸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努力于夺取原料市场。
资本主义之进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于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所梦想的企业的自由竞争遂不得不让位于独占企业的组织——加特尔，托辣斯及星地凯等。而这类独占组织发展的结果，竟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的集中权力的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托辣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托辣斯，为绝对的保持其对内的榨取的独占权利和积极的增大其对外攻系〔击〕力量起见，便驱使国家权力采用种种政策。而“堂平”的攻系〔击〕的关税政策，遂把从前的防御的保护关税政策取而代之了。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国家之在他一帝国主义国境内或帝国主义的保护国境内的销售其过剩生产的大量商品，化为了不可能。因此，它的相对的及绝对的过剩资本之被投放到其他国内而在这一“第二祖国”榨取剩余价值的一般倾向，获得了绝对重大的意义。
综合起来，现在帝国主义的这一新阶段的主要的斗争对象，乃是商品市场，投资区域及原料市场的三大对象。它们为争得这三大对象起见，不惜以加农大炮攻破了后进诸国的锁国的金城汤池而使它们化为了其完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惜以其狞猛的海陆空军屠杀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无数千万的民众，不惜动员了其本国及附属国的“忠勇的”何止千万的臣民为它们效命于疆场，为它们牺牲了生命。向〔象〕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数十年来——是它们争取的好对象，是它们的“忠勇的”国民掷其“快男儿”的头胪〔颅〕，流其“忠义的”赤血及达成其“光荣的”战死的好个战场。
二
密封在那天然的真空的玻璃箱内的“木乃伊”的中国，自从被那英国加农炮击穿了一个洞孔之后，便再也不能维持它那应当腐烂面〔而〕不腐烂的尸体了。而况且那些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自英帝国主义始以至于其他一切的帝国主义——还在那里加紧的灌入着催腐烂〔剂〕呢！所以，自然不能不腐坏的不堪。而至于臭气四闻了。
中国的小规模的农业而兼着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虽然历来有时因为受着了封建的地主及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过度榨取而引起了一时的破坏，但因为生产方法的不变更，劳动人口的调〔稠〕密以及其他的天然原因，竟能再三再四的维持那单纯的手工劳动的农业的再生产的循环。而帝国主义之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便正是中国在盛行着这种小规模农业生产而又相当的进行着货币经济的时候。这样，帝国主义便无须乎象它们祖先之初到新大陆的样，用那杀人焚村的手段以强制的破坏那土人的自然经济而从新的输入货币经济了。它们只须“和平的”促进这种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罢了。
虽则如此，然而中国的“夜郎自大”的政府——代表封建地主的政府——不管怎样的寡闻鲜见，而对于这种不远千里而来的珍客，的确已经本能的感觉了它们的来意不善感觉到自身的榨取的基础将被动摇，所以，对它们之来，确已表示了顽强的拒绝。于是，帝国主义对于这种阻碍，只好“暂为”放下了它那开发后进国家的“和平的”使命，而实行了它那炮舰的武力政策。这种武力强制的结果，便是开辟商埠（因此，帝国主义获得了商品市场），赔款（因此，帝国主义获得了它对于军备投资的资本回收，而形成了它在中国的原始蓄积）割地及其他种种的权力的让与等（因此它获得了投资市场，原料市场及其他等等）。
这样，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既已获得了它们的巩固的进攻的根基，以后，它们便怎样的处置了这一地大物博的中国而把它吞咽下去呢？它们是否尽了十二分的力量来破坏中国旧式半封建榨取制度呢？不！相反的，它们正极力的维持了中国的封建的遗物，而在这中间获得了它们榨取中国的工具。——这乃是现今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以及半植〔殖〕民地的榨取的最好的方式。
上面说过，当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时候，的确以它们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中国的家庭手工业而使半自然农业经济愈加进入于商品经济，使农业生产物的生产愈加化为商品生产的生产。并且还说过，当它们初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农村中的货币经济正在相当的盛行的时候。处于这种的条件之下，老侩的帝国主义者，便利用了它那“沿着最小抵抗线进行”而又最有效力的方法，把中国的封建的榨取者维持起来而使它成为其榨取中国农村的工具。这样，人地生疏的帝国主义者，便能瞭如指掌的明瞭怎样榨取全中国的农村的方法，这样，仅盘根错节于中国沿海各地及通商大埠的帝国主义者，便能把它们的触角遍布于举凡中国一切的穷乡僻瓖〔壤〕而把它们弄拢到自身的铁的支配之下，以供其毫无厌足的榨取。
帝国主义之以中国为原料市场的结果，遂使农业生产物的生产愈加化为商品生产的生产。这个把中国的农村愈加吸收到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内。而世界经济，实把国民经济内部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扩大的规模中再生产起来。所以，由此而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巨大过剩生产所产生的恐慌，必然的影响到中国的农村经济。并且，参加到世界市场而仰其鼻息的中国农村，还要受着其他的原料产生地的竞争的打击。这都可使中国农业生产极容易的陷入过剩生产状态而濒于破产。
他方面，中国农业经济之为应付世界市场需要的生产，使它放抛〔弃〕了其原有的消费资料——主要的是谷麦——的生产。这个使素来以生产谷米闻者〔名〕的中国，近年来，反成为输入米麦的国家。而谷米价格腾贵及饥馑饿殍载道等等，遂成为年来的常有的现象。
帝国主义者适应着环境而利用中国固有的土地所有者，高利贷及商业资本等为其榨取中国整个农村的仲介者。凡这一切，都过度的榨取着农民，使他们不得不放抛〔弃〕其土地。因之，土地离却农民所有而被地主高利贷及商业资本等所兼并。尤其是在中国农村货币经济流行，小农生产占绝对优势而又缺乏货币来完纳过重田赋、苛捐杂税及购买农耕用具肥料等的情势之下，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这二者同地主，大都是同一人），对于土地的兼并，实表演着伟大的任务。而这一切，都替帝国主义发挥其榨取中国农村的作用，供给着廉价原料。并且，帝国主义自身，也可以说是垄断着整个中国农村的生产物的买卖的商业资本。它之所以与中国固有商业资本的不同点，是在于它的规模的伟大，廉价的原料品（即中国的低廉的劳动力，也可以被加入于这一项）的买进及高价的加工品的卖出以及不分季节的无间断的“屯卖”的几点。
在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的榨取制度占优势和诸帝国主义者企图划分中国的情势之下，诸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农村的进攻，自然造成了而且造成着建立在农民榨取上面的军阀们的混战，以争得更广大的榨取农民的地盘，因以增大各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而这种军阀制度的存在，自不待言的是使中国农业破产，农民失所的最大原因之一。但同时，这又可以说是保持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榨取方法的再生产。因为这一方面可使中国不统一，妨害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转向，以确保中国的永远的为原料供给场；他方面，这又为失所的农民的栖息场所，而为解决农民失业问题的消极的方法之一（军阀混战中的兵士的“当炮灰”，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固然适应的利用着中国固有的榨取方法，以吸尽整个中国农民的膏血。但他方面却又在极力的使用着各种手段，以图谋达到其终局的目的：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化为完全殖民地，把中国全农村由以中国封建榨取阶级为媒介的间接原料供给场化为由自身直接与中国农民对立的原料供给场。而这种努力的表现，便是帝国主义者自身在中国“收买”（那里是收买呢。其实是完完全全的夺取！）土地，自身经营农场。这种帝国主义之企图把中国农业经济化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的努力，虽然在中国全部农业经济中，因为工人农民之就强的革命的力量及情绪的反抗，还没有得着多大的成绩，但在它侵略中国的整个政策，会不失其为主要的路线。在他的政治的经济的势力没有从中国被驱逐出去以前，会成为对于全中国农民终将实现（不管利用那种方法）的危险。
三
我们在上面说过，当做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怎样的要把中国化为它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及原料市场。现在，我们且来研究它们怎样的实行了而且实行着那三大政策以及这三大政策对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帝国主义者们，当其初侵入到中国的时候，的确给了中国的一部分的封建的榨取者以相当的刺激，而想仿效着德国的地主贵族的样，自动的由上而下的来实行“产业革命”以蜕化为资本主义的榨取者。但是，这种企图，因为受着了帝国主义的制〔致〕命的压力及封建势力的阻碍，结局，终成了泡影。而所谓官营工业的发生及其终归失败，便是这一过程的表现。帝国主义，除了开辟它因以消售其过剩生产的商品的商场以外，还获得了从中国的割让地及美其名为租借而实则是割让的租界。这样，帝国主义便在中国获得了它霸据中国的根据地。并且它能够在中国投其相对或绝对过剩的资本于设立各种工厂，开采各种矿业及修筑铁路，因以就近的榨取中国的廉价的人的生产手段（劳动力）及物的生产手段（原料）。同时，它还垄断中国的关税，使中国不能保护其自身的产业向前发展，而委之于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企业的铸〔铁〕蹄的蹂躏之下。兹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大略的叙述如下。
1．借款及铁路借款：
帝国主义之投资于中国本身豫定铁路建筑方面的资本，构成了它对中国经济控制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这种铁路的借款，都是拿着中国的海关及盐税的收入做担保的。这样，帝国主义，便可以控制中国政府的财政而使它仰其鼻息，以做为帝国主义榨取中国的最大工具。而这种控制形式，乃是依着下造〔面〕的方法而被进行起来的：1．某个银行，或是许多的外国债主之在建筑工程上的监督；2．供给敷设铁路的材料；3．供给车辆以及一切装置；4．管理或监督铁路的收支；5．参加铁路行政的管理。依照天津的英国报告委员会的报告，中国的外债总额，大略为十五亿元。按照中国财政部外债司的计算，在一九二五年末尚未偿还的有担保的外债总额为四亿一千三百九十万元，无担保的为三亿五千四百零一万银元。至于各省借款及代垫拳匪赔款的借债，还不在此数。兹将列强在中国的债务的数额及其投于中国的铁路的贷款表示于下。
一般的贷款
英国390百万元
日本（包括西原借款）380.7百万元
法国253.8百万元
美国20.0百万元
关于铁路的
贷款者原来借的数目（百万元）到1925年末尚未清偿的余额
贷款次数
1．英国172123
12
2．日本6259
5
3．法比11427
6
4．德国6548
3
5．美国2915
2
6．荷兰1913
1
若再把割让的铁道的价格加算上来，则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铁路方面的投资实为:——
1．英国123+广九铁路的价格16=139百万元
2．日本59+南满铁路的价格220=279百万元
3．法比97+滇越铁路的价格24=121百万元
4．德国48+……………………=48百万元
5．美国15+……………………=15百万元
6．荷兰13+……………………=13百万元
总计=614百万元
很明显的在对于中国建筑铁路的投资之中，英国居第一，而在整个的中国领土内的铁路投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估〔占〕最高位。
2．帝国主义在革〔华〕的金融势力。
当做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自然要拿着它的金融势力来统制着中国。列强在中国的银行，总共四十三家（其中日本为三十，英国为四，美国为三）。中外合办的有二十家。至于中国自身的，则只有百四十家；兹将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及本国银行的资本表示如下。
额定资本实在资本
外国银行910百万元682百万元
中外合办银行150104
本国银行375158
看看这个数目，我们就已见到本国之较外国银行的势力为微小。若再把多数中国小银行之实际等于外国银行的支店的情形加入考虑，则更见其微乎又微了。而况且外国银行——特别是英国银行——还在统制着全中国的金融的涨落而控制着中国的财政存放海关及盐务公署的收入——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源及依以偿付外债本息的泉源呢！
3．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
正在由半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在生产方法上。则为由家庭手工业生产过渡到工场工业生产——的中国，因为受着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很难走进到完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道路上去。帝国主义者利用它种种的特权，开办在华的企业，而利用其高度的发展的生产力，以压倒势力弱小的中国土著的工业。中国纺绩工业在欧战期间，固然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日帝国主〈义〉在欧战期间及欧战以后，却在中国大大的发展了纺绩工业。即在遭中国的排货的苦恼当中，不惟能够和获着“爱国志士”的“提倡国货”的声援的中国纺绩工业相拮〔对〕抗，而且将有驾而上之的趋势。例如，它在1925年中，收买了锭子总数达150,000枚的三个宏大的中国企业。它除了在上海以外（在上海，它实占第一位），在汉口青岛及满洲各地，都有它的纺绩工厂。兹列出下表，以见日帝国主义在华纺绩工业之飞跃的进步。
国别年度工厂数资本（百万元）
锭数（千）织机
英国19154——
195924
1925412
2052,348
日本19153——
1667,205
192545270
1,326——
中国19157——
259——
192569130
1,88216,350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算出日本的1925年对1915年的锭子数的增加的百分率为800%，而中国的则只为700%；日本的在1925年的工场数之对于1915年的工场数增加百分率为1500%，而中国的这个数目则只为980%。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的纺织工业，十年来，如同日本的比较起来，实发表〔展〕的很迟，实处于相对的停滞状态；若更考虑一下中国企业的不利诸条件（技术的弱点，没有得到关税的保护，要缴纳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和日本的种种有利的条件（技术的优点，有巨大金融资本的后援，能免缴种种的课税）及其积极的发展计划，则将来的中国的这一部门，会要每况愈下。
最近，日企业家又在中国开始了其向他种轻工业的发展。据日人的“上海”杂志的报告，日本现在在华的有：拥有资本九百万日洋以上的六个榨油工厂，资本额为千七百万日洋的九个面粉工厂，资本额为千六百万日洋的十六个发电所。而在其他的许多工业部门中，例如火柴，制革，木材等，都有日人的多数企业。
英国的工业资本，大部分投入于烟草工业。它的势力之大，几可以垄断全中国。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报纸最近对于中国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零落所发的可怜的悲声，便可以明瞭这个。
按照英文中国年鉴所发我的关于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煤矿业中资本和其出产量，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个数：
国别资本（单位百万中国银元）每年的平均产额（单位百万吨）
中国507
英国227
日本77.54.5
这是根据官厅方面的材料而计算出来的数字，所以，日帝国主义从中国采得的煤量，当不止此数。假如我们一想到中国的几个重要煤坑，都完全落在外人手里的事实，便只好说中国的煤矿，大部分为帝国主义的〔所〕掌握。
依照各埠海关的报告材料。铁苗之被输入于日本的，实占最大部分。中国铁苗的出产，年为1,151,000吨。而其中的861,000吨，是从在日本的完全或部分的管辖之下的铁坑所产生出来的。兹将日本所支配的及所经营的铁坑的出产量的地域〈分〉别表示如次：
（单位千吨）
汉冶萍（湖北）186,6
博千（安徽）301,7
金岭镇（山东）7,6
边城（奉天）25,6
安山140,0
大部分是由中国长江流域输入于日本的铁苗（ronore）的契约价格，远低于一般市场价格。于此，可见日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原料市场之一般。
其次在与工业及商业有密切关系的航业中，英日帝国主义也占着绝对的优势。在历年船运总吨数中，英国常居第一，占其百分之四十五。其次要算日本。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以前犹占第三位的中国，但一到了五月便降低至第七位（参照本志的前号二三期合刊中之《1929年的中国》）。而中国的循环的军阀混战，以后，只有使这一部门日趋衰落而让整个帝国主义者来包办。
到这里，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即是：
1．整个帝国主义，还是在更积极的把中国当着商品市场及原料的供给地。
2．帝国主义——特别是日帝国主义——积极的投资于中国所有一切重轻工业（其中以自身直营的占大部分）。
3．整个帝国主义，正在积极的努力与控制中国自身的工业的发展。
我们要特别的指出，这第三的结论是与拉狄克的主张不同的。他在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中译本）》的二三二页中说：
“……其他的发展也落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这种资产阶级利用战时时期以及外国的低廉商品的危险，开始建立工厂，并可以高价出售他的商品，因此帝国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环境使帝国主义很难再束缚中国了。他本欲在中国占垄断的地位，现在目的不能达到，只有停止参加中国之发展。它不但是停止中国经济发展之动力，并是阻碍中国发展之要素。……”（点子是我打下的——胡平）
这种关于帝国主义消极的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的意见，很明显的是错误的。这有历年以来的事实可以证明。拉狄克的这种关于帝国主义由启发中国工业而化为阻碍中国工业发展的辩证法的过程，决不是客观的事实的经过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是由他（拉狄克）自身头脑所想出来的对于客观的过程的误写。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决不得象那样雄厚而使狞猛的帝国主义竟至于退缩而不敢向前。而他这种错误，乃是由他的错误根本命题——说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是存于它同时引起民众破产，贫苦的一点——发生出来的。（参照上揭书二三〇页。）
4．帝国主义的对于中国关税的控制。
帝国主义者在它自国内施行着做它向外进攻的根据的关税政策，同时为把中国做为其原料供给地及商品销售场起见而控制着中国的关税。中国资产阶级为获得关税自主起见。历年来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实那是资产阶级单独的力量），仅仅达到了一个对于政府财政（这自然要连想到外债了）有利的而对于工业资产阶级几毫无实惠的“关税自主”。
我们知道，近年来因为殖民地工业化的结果，各帝国主义都在与其所属的殖民地归结他关税互惠条约。而中国现在也正同列强先后单独的缔结着互惠（其实是对于各帝国主义者方面的独惠呢！）关税条约。这我们不能不说是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着中国的事实之正确的复写。
在这里，我们不可不打破一个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妄想。但这里所谓妄想，不是指着一般人希望“中国的友邦”——美国来援助中国关税自主的妄想而言的。这种妄想，不打自破。我们的所谓妄想，乃是指着一部分人——当然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自主的——对于美帝国主义拥有过剩金融资本而它为投资于中国起见可以让中国关税部分人过重评价而言的。中国市场之对于英国商品，在欧战后，开始有了其重大的意义。当大战以前，美国出口货的60%以上，运化〔往〕欧洲。但到了战后，欧洲市场对于美国商品的意义，便大大的减少了。所以，现在，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除了其在南美各国的市场以外，倾其注意力于开发其在中国的商业。近年以来，中美商务的发展，确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百分率（对于列强输入中国的总额的），已由1913年的2.7%增至1925年的17%。而它所输入的商品，大都是火油，烟草及五金之类。苏龙潘在它所著的《美国对华商业》的一书中，把美国对华商业同对其他各国的商业相比较起来，而得到一个结论：——假如美国希望发展其对外贸易，无论是在欧洲或南美，都不能有多大的发展；它必须移其注意力于东方，特别是“世界唯一的广大的无尽藏的市场”的中国。
于此，我们可见中国市场对于美帝国主义过剩商品的重要意义。兹将英美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百分率列举出来，以冀得一相当明确的观念。
年度对外贸易总额
（百万两）英国香港
其他英殖民地日本美国
所占的百分率
191397311.6
29.66.618.9
1.5
192417909.7
22.44.324.0
16.0
192517248.7
16.65.421.9
16.3
192619398.6
16.75.727.3
16.8
四
帝国主义，自它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搬入了中国以后，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坏的方面——失业，破产，贫困等，都在中国发生出来。它吸取了而且吸取着全中国无数劳苦民众的膏血，以积蓄了而且积蓄着其龙〔庞〕大的资本。而这种资本的积蓄的结果，一方面对于其本国内的劳苦民众，却便只是一些失业，贫困，更加残酷的榨取及准备上战场送死等等；同时这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被榨取民众，则是一些大规模的屠杀，普遍的饥荒及成千成万的饿死。充其量也不上千数的世界上的金融贵族，为满足其“黄金欲”起见，不惜使世界上十数亿的人民疲于奔命，为使他们“愿意的”受其榨取起见，不惜唆使其本国的代理人及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切——自封建的，半封建的以至于“媚外的”资产阶级的——走狗，实行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压迫和屠杀。然而屠杀自屠杀，压迫自压迫，代表着而且极力的维持着阻止生产力的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极少数金融贵族，必然的要让位于代表着新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它奋斗的大多数勤劳阶级。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于上海。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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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
《劳动者》
第一号（1920年10月3日）
劳动者呵！（我亦工人）
实际的劳动运动（兼生〔黄凌霜〕）
粤桂斗争与劳动者（我亦工人）
广东的少年工社（工社少年）
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长沙通信）
国内罢工运动的概况（吴芳）
外国劳动运动的趋势
《劳动者》要告
第二号（1920年10月10日）
告工人（不息）
工人是尊贵的（颠安）
广东的少年工社（续前）（工社少年）
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记者）
流离凄绝之广州城
中秋节日的见闻（列悲）
湖南工会筹备
意大利的劳动者起来了（记者）
男女平权之实现（记者）
劳动歌（列悲译）
广州机器工人概况（江流）
第三号（1920年10月17日）
我们为什么要工钱？（我亦工人）
广东的少年工社（续前）（工社少年）
双十节之广州（记者）
平民反抗租捐之运动（记者）
北京建筑电车与人力车夫（北京通讯）
上海的劳动界平氽局（上海通讯）
劳农政府之土地政策（记者）
杂谈（五则）（力田）
工人通信（一）
第四号（1920年10月24日）
我们为什么要工钱？（续前）（我亦工人）
家庭劳动者（荔雨）
解决粤战之劳工的运动（记者）
香港工人之活动（剑耘〔薛剑耘〕）
电器工人呼吁第一声（上海通讯）
劳动歌（续前）（列悲译）
广州鞋业工人生活状况（毓芹）
杂谈（记者）
第五号（1920年10月31日）
奴隶生活（工）
两路罢工工人访问记（记者）
工人消息（记者）
唐山矿山之惨死（北京通讯）
九江搬货小工的好举动（九江通讯）
电器工人呼吁第一声（续前）（上海通讯）
劳动歌（续前）（列悲译）
广州鞋业工人生活状况（续前）（毓芹）
工人通信（二）
第六号（1920年12月5日）
罢工的意义（初）
和耕田朋友的谈话（笃）
香山东镇的劳动小民（鳘须）
排字工会之筹备
理发工人组织团体
佛山工人组织团体
广三路几闹罢工
粤路工人之新结合
机器工人筹赈灾区
各地劳工要求加价的运动（七则）
各地劳工反抗强权的运动（四则）
劳动歌（续前）（列悲译）
第七号（1920年12月12日）
只要你自己想想（冰〔梁冰弦〕）
广东现在所有的工人团体（冰〔梁冰弦〕）
劳资调和的疑问（无闷〔傅无闷〕）
广州劳动界所闻
最近之两大劳工集会
（一）世界职业联合大会
（二）远东工联大会
意国大罢工详记
杂谈
重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通告
第八号（1921年1月2日）
原来只是这么回事（冰〔梁冰弦〕）
最趋时的三件宝贝（劳人）
又是一把酸泪（冰〔梁冰弦〕）
美国矿工最近罢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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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王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
王昂[1]
一
中国经济是甚么经济？中国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化了？或者说，中国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关于这个问题，在过去开始分析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基础时期，曾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在现在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路线策略上又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论中心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要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并不是本短文所可能，也并不是我们所欲为。我们在这短文中，只是从一种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先检查中国学者从来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的认识来加以批判，并规定中国整个经济的性质；其次观察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整个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其发展的程度，发展的经过和其发展的前途，一面批评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观察的错误，同时并述说我们的积极意见。
中国学者从来对于中国整个经济问题的考察，曾发表了很多的意见，特别在现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更有许多的主张。我们在这短文中，因为时间和纸幅的制限，不能将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详细地一一介绍，只能简单地举出数种代表的意见加以考察。（这代表的意见，是几种类同意见综合的结果，所以其尊姓大名也暂时不一一指出。）
同时单从一种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因为中国经济的复杂多样性和中国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形态关系的错综，在这短文中也不能详细地将其各方面的情形一一展开，只能简单地在理论上下一个概略的考察。至于其较详细的较具体的分析，只好让于其他的机会。
在这种制限之下，我们现在来开始考察我们的问题。
二
我们考察中国经济的时候，第一先要问中国整个经济是甚么？
关于这个问题，从来中国学者是怎样地认识呢？
有的说：中国现在正在国民经济的初期阶段。他列举国民经济的许多特征，作为他立论的根据。曰许多种类商品流通的全国化，曰货币经济的成立，曰近世交通机关的成立……。他据此证明中国国民经济的成立。他还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欧美诸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两者相差的程度很远，在幼稚的中国经济之中，只能看见国民经济的萌芽，因此他名中国经济为在国民经济的初期。
同时又有学者知道，近世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国民经济也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的经济事实。不过他也知道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洋的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起来，其发达尚在幼稚的阶段，现在仅只能在初期萌芽时期，因此他把中国的经济叫做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期。
照这种学者的眼光看来，所谓国民经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同一的范畴，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的表现。是的！的确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所表示的东西说来，都是同一的经济生活，同样的经济现象。但是，问题不在于其所观察系同一的对象，其所表现系指同一的经济事实，而在于同一的对象同一的经济事实究竟怎样地观察认识。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谓国民经济是甚么？简单地说来，经济生活的经营以一国为范围，从财货的生产到财货的消费在一国区域内完成，虽然其间有交换的介在使生产到消费有所间隔而经济生活的完成，仍不出一国的范围——这就叫做国民经济。
但是，我们看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商品经济，其商品流通虽然有限于一国为范围的一面，而整个的商品流通决不是限于狭小一国的范围。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地要越过一国的区域而进到国际的舞台之上而以世界为其经营的领域。
照这说来，资本主义经济决不是狭隘的国民经济，决不能用国民经济的概念来代替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
尤其是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是指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总和构合而成的东西。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同时是阶级关系，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时，必然地关联地要认识资本家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这种观点是对于现实社会的真正认识，我们这样的观察现实社会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至于所谓国民经济云：则不然。所谓国民经济的学者，对于现在社会只是抽象的认识，不能认识其根本的矛盾的存在，阶级关系的存在。这种学者只能一般地抽象地全民式地认为构成现代社会的分子是同一的东西，至少不认为其间有阶级的差别，在这种观点之下，有资产阶级学者的秘密，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阶级关系的蒙蔽隐瞒者。
照这看来，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说中国经济是在国民经济初期云云，不问中国经济有无这种学者所说的现象存在，单就其认识方式说来，已经不妥当了。这欧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近代社会经济的错误认识，当作舶来品移到中国来，也依然地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不能适用。
三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观察，除上述的见解以外，还有所谓错综说的。这是最近的二三学者先生们，看见中国经济的复杂，旧封建的经济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并存，说是封建的经济又掉了资本主义经济，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又掉了封建的经济；说封建的经济占重要的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也似乎不弱，说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的地位而封建的经济却又很有力未必竟居其下。总而言之，照这些学者先生们看来，中国经济是封建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二者的杂然错综。
这是一种折衷论。一面看见甲论有理采取甲论，同时又看乙论有理又采取乙论，遂以为甲乙二论各有至理，不能彼是此非，便折衷二者形成其折衷之论。在论者眼中看来，既不能舍此而取他，兼取二者是稳当的论法。是的！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时候，因为社会现象的具体性具有复杂多方面的性质，想要对于社会现象得到具体的理解时，不得不取综合的方法，综合其复杂多样的性质。但是，综合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有一定的方式与手续，决不是二者兼采的折衷法。
不用说，这种论者也能认识中国经济复杂性的两个方面，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存在中国。但是，我们观察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时候，不只是要认识他有两个方面，同时还要认识这两个方面，除去错综并存的关系以外，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关系。或者再进一步说：这两种经济错综并存是同等地继续地并存，还是一方面占主要的地位有支配的势力，他方面占次要的地位处于被支配的状态之下，这两种经济间的交互作用如何，交互作用的进行如何，其间的势力消长如何，错综论者对于这些问题，不幸都不能认识判断了。
错综论者只知道中国经济有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的经济两种形态虽然并存，只能粗杂地孤立地认识这两种经济，不能在其关联上相互关系上来认识，不能在其运动变化过程上来认识，这种俗学式的观察和认识，当然只能看见中国经济之一面的表面的现象，不能看到中国经济的本质。
为甚么呢？我们知道社会的经济生活是继续地不断变化，中国的经济在一般的经济生活潮流中也是不断继续地变化并没有居于例外。这种继续不断变化的经济生活，我们只有把他当作继续不断变化的东西才能得到理解。同时中国经济的复杂错综，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无关的复杂错综，其内有一定的关联与联系，中国经济的性质既然如此，我们也必须在其间关联上理解不可。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中国经济的真相，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形。
但是，这不幸不为我们错综论者所理解。我们的错综论者，只能粗杂，俗学式地或折衷式地来观察中国经济，只能认识两种经济的杂然并存，并没有进一步地认识中国经济的能力，至于中国经济本质如何，其构成如何，其变动如何，更不是错综论者所得而理解的了。
要而言之，错综论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不惟静的分析方面表示其不中用，同时在动的观察方面也表示其无力。所谓中国经济的错综说云，不过中国经济情形粗杂地一面地在错综论者头脑中的反映而已。粗杂的一面的反映，只是粗杂的一面的反映，对于中国经济决不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
四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观察，还不限于以上所举几种，此外还有所谓经济问题列举说的。
中国经济是甚么？论者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整个的回答，他们只是说中国经济是集二问题，或者举出经济的一部，便以为是中国经济。例如，谈中国对外贸易状态，以为是中国的整个经济，谈货币问题、资本问题、利息问题、交通问题、失业问题，或农工问题等等，以为这各种问题的总和（算术的总计）便是中国的整个经济。
在论者狭隘的眼光看来，只能看见一部分的树，或者个个的树而不能看见树林。所以，这种学者先生们，只知中国经济的一部，中国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几个经济的问题不能反映到他的头脑里去。
固然这种杂货店式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排列，不问其对于中国经济本质的认识如何，有无误谬，至少也能把握着中国经济中的几个问题，知道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所在。但是，观察一国的经济，重要的不分离地乱杂地知道其中的几个问题，而尤要知道其整个的统一的经济问题所在。
不用说所谓整个的经济，统一的经济，也是由各个经济，部分经济而成。但是，整个的经济统一的经济，并不等于部分的个别的经济之单纯的算术的总和，要知道部分经济与部分经济之间，个别经济与个别经济之间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密切的关联。这有密切关联交互作用的个别的部分的经济形成统一的整个的经济。
固然中国许多地方尚维持着原始的幼稚的自给自足经济，自然经济，在其经营自给自足经济的时候，其财货的生产以至消费在一经济范围内完成并不和别的经济范围发生关系。但是，在今日中国经济状态之下，除去较小的孤立的隔离的区域以外，比较的相当广大的区域即令其大体维持着自给自足经济而也不能维持着完全的自给自足经济，必定多多少少有一部经济生活的交换经济化。在其经济生活的交换经济化的范围内说来，其经济便和其他的经济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和□□，便形成了交换经济的一个构成分子。这自给自足经济的存在，除非是完全孤立的隔离的不能否认中国实际的经济的统一性。
其次列举论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还有一个重大的误谬，就是他们只知静地拉杂地拾起几个问题，毫不知道毫不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变动推移，不能在中国经济变动过程上来观察中国经济。如前所述本来中国经济是继续变动不已的东西，今年的经济异于昨年的经济，本月的经济异于上月的经济，甚至于今日的经济不同于昨日的经济。这种变动不已的东西，只能在变动过程中观察，决不能列举问题式地静止地理解。
不用说，列举论者用其列举的方式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在其列举中国经济法问题中也有是顾虑到中国经济各部分的变动的。但是，列举论者不能认识中国整个的经济问题，同时在其所列举的经济问题中也不能认识其一般性共通性，不能在一般中全体中了解部分，因而即令其能观察中国经济生活的变动，其观察也只限于和整个经济隔离，孤立地单独地观察。这样列举的方式，不惟不能理解中国整个经济的进行推移，同时对于部分经济的变动也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正确的理解。
要而言之，列举论者尽其能事，不过列举问题罗列问题，至于中国经济究竟怎样地构造怎样变革，不能为列举论者所认识，同时也不能为列举论者所说明所解释。我们在列举论者的述说中不能得到真正地认识中国经济的见解。
五
我们在上面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观察。这些观点，我们已在上面检查过，都不能认识中国的经济。
那末，我们要问中国经济到底是甚么经济？我们要怎样地才能够了解？
据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必须具体地认识才能真正的理解。
我们就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看来，中国的经济究竟怎样呢？广大面积的中国，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处现在还经营着原始的幼稚的经济生活，在这些地方不问其为原始的牧畜，或原始农业经营，要之皆是自己生产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物质的生活必需资料，其生产与消费都在同一经济地位内完结，既不生产需要交换的物品，也不要和其他经济团体交换生产物来维持其物质的生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一般地广泛地存在，成为那些地方住民的普遍生产。
至于交换经济，在这些地方并不是不存在，在接近比较有高度文化的异民族的地方，也能看见市场的存在继续不断的商品交换，并且其交换不限于幼稚的物物交换的形态而且有以货币为媒介而交换的高度交换方式。同时在其内地农耕比较发达的地方，虽然其形式比较幼稚次数不甚频繁，也有交换现象的存在。但是，这种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
其次，所谓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数乡村间，尤其在内地的行省的多数乡村间所谓农村经济的，大体仍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农家自己需要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由自家生产自家消费，自家生产的物品由自家消费，既不需要经费〔营〕自家生产的物品，也不要购买自家的用品。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这种农村间成为稀有罕见的现象，在农村全部经济生活并不能占得重要的地位。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的农村生产，已经商品生产化，就是农民一面当作农业的副业生产手工业品供给到邻近的市场，同时把其生产的粮米之类当作商品向集镇都市贩卖。并且随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变化与破坏，这种商品生产尤其粮米当作商品生产的现象，次第扩大起来成为农村间显著存在的现象。
同时在都市之间（或较大的集镇之间）商品生产，早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广泛地一般地存在成为我们日常普通容易看见的现象。这种商品生产一面供给于邻近农村，同时在都市内贩卖，有时还供给较远的地方，形成中国多数都市生产的主要形态。
但是，这种商品生产无论其在农村与都市，都只是单纯商品的生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我们在这种商品生产里，只能看见旧的前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
这种商品生产和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有紧密的关联。这里所谓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形态，也为中国主要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之一，特别与封建的半封建的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关系最为密切，或者再迸一步说：这种资本实在站在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上。以压迫剥削那种商品生产而存在的。
商业资本和商〔高〕利贷资本的存在，就是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态的存在。这种资本，只压迫剥削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其自身并不参加生产并不经营生产，单单只是一个剥削方式而并不是一个生产方式，换言之，只是站在一定生产方式上的一个剥削方式。这种资本形态在中国广泛的存在，在都市和农村间演着剥削的主要角色的，正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个表现。
六
其次，我们再就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生产关系来看，中国社会所存在各种经济生活经济形态究竟怎样？
原始的幼稚的牧畜方式和农业生产，仍是在形成着家族或氏族的血族团体内经营，即一定的血族团体站在共有的土地或家畜财产之上经营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自己需要物质。
所谓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是指农业和工业两方面：在农业方面是地主和佃户结成的关系，在都市方面是师傅和徒弟（时常有工匠介在其间）所结成的关系下来经营进行的。这种主要的生产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所谓单纯商品就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生产出来的。
我们再看，各省都市（和大的集镇）之间，多在师傅制度之下经营生产，在帮行制度之下经营各种产业，劳动剥削的无制限，多于是无代偿，形成着封建式半封建式的榨取形式。这种封建的半封建的制度的存在和其他经济上习惯的通行，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
在农村之内，地主和农民尤其是地主和佃户结成一定而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地主实行其剥削。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取地租的形式。这种地租，在比较低级经济形态之下是用物纳的方式形成所谓物纳地租，即令在比较高级经济形态之下，取金纳的形式形成所谓金纳地租，也只是自然经济的货币经济化，只是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前资本主义的地租形态。
我们在中国农村之内，可以显然看见地主对于农民的劳动榨取取着赋役的形态，就是农民要为地主无代偿的服务，或为其运搬粮米或为其作某种工作是以无代偿的形式来实行的。这种劳动榨取，更形成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的特征。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时同时为土地所有者，更使剥削增加一层复杂性。此外，农民按一定时节要向地主送纳一定礼品等等，也是在中国许多农村中时常可以看见的现象。这不用说，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的表现。
再就政治经济方面看来，则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更形显然。例如，大小军阀的剥削，尤其是不近海岸的军阀的剥削以农民为主要的对象，田赋的收入为主要的租税收入，田赋的豫〔预〕征与重征，地方租税的存在，国内关税的存在，苛捐杂税的滥征，公债的强派，财政的不统一，公路建筑的无偿劳动的强制征发，军阀混乱时战时强制拉夫和物品的无偿强制征发。这都是中国经济的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表现。
由这看来，广大面积的中国，维持着种种的经济形态，边界地方广大区域的原始的幼稚的经济，因为其为自给自足经济并且因为孤上〔立〕地隔离地经营的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在中国经济生活上演着重要角色的，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
我们就以上所述的范围，可以断定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中国主要的经济生活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生活，即是在封建的半封建的关系下的经济生活。
中国交换经济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经济次第货币经济化，货币经济发达的都市，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占着主要的地位，形成了都市经济支配农村经济的局势（注）。
（注）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军阀困守依据都市的一个物质的根据。
七
我们在上面断定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一个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但是，这还是一个抽象的观察。事实上除此以外，还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怎样和其在中国维持中所占的地位如何。
我们就以上所述的看来，中国经济除去原始的幼稚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外，主要地是维持着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这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是在中国经济占支配的地位，广泛存在的经济形态。
至于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中，很难看见。虽然有许多地方，已经有手工的工场工业的存在，并且已经相当地发展，又有些地方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之农业经营已经存在，已经有多少程度的发达，但是，这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多是资本家的生产成立初期时代的形态，和沿海大都市或少数特殊地方比较起来，更形幼稚，仅仅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小小萌芽。
沿海大都市和少数地方，的确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更具体地说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究竟怎样呢？就地域的面积说来，不过少数大都市和少数地方；就发展的程度说来，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中国的民族工业，还只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初期时代的轻工业。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在广大的中国经济区域中，就是在广大的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区域中，只不过发展初期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
我们的确认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所占的区域虽小，而却比较地有力。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就同一大小的区域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经济确比较地有较大的力量，就生产力言之，就生产的数量言之，就资本的支配力言之，资本家的生产都大于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家的生产确比封建的生产是较高级进步的生产。
但是，比较地有力只限于比较地有力。上面所说的，只限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比较，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占得大的区域，在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压倒的势力，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
同时，我们也并未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还在其发展的初期阶级〔段〕，但是，也有一定的发展与相当的变化。我们现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不要详细地介绍，试就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在这多少年间确有了不少的进步。例如，工厂的设立，生产的规模，生产的数量等等，的确有了发展。
我们再进一步地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究竟怎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现在比较起来，如前所述，的确有了不少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发展过程而是经过了许多的迂回曲折，并且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度，到达一定的限度即停止难以向前进行。
因为这个原故，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数十年间长期发展的历史，而终停顿于一定状态之下，在中国整个经济依然不得不居于次要的地位，不能形成主要的支配的经济形态。中国学者有的以为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或在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经济占得支配的地位，这种见解，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盲目，不能认识中国经济现状是甚么。
八
我们在上面所述的看来，知道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现在处在停顿不能发展状态之下。那末，我们要问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为甚么停顿不能发展？现在要来加一番的分析。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立，至少要有两种前提条件：第一是一定分量资本的存在，第二是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中国资本的原始蓄积虽然不甚充分，但是已经达到相当足以经营阶级〔段〕的程度，自由劳动者的多数存在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这两种前提条件的存在，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立可能，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立了，但是，为甚么成立了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要处于停顿的状态之下呢？
这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在其必要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发达。经济发展的条件，大别〔体〕起〔说〕来，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经济本身的要素促进发达条件；第二非经济的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就是由于缺乏这种条件。
我们就中国经济的具体的情形看来，中国经济，实在处□国内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二重势力压迫之下。中国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一面在国内固然有其社会的物质的根据，同时是在帝国主义援助扶持之下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保护其资本的力量。因此，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在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封建的势力压迫之下。这实在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情形，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可这样才能具体的认识得到正确的理解。
这封建的势力和帝国主义实在是中国经济的压迫者，经济发展的束缚者，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碍者。为甚么呢？
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的生产力的进步，受其推动。中国既没有劳动手段的改良技术上的进步，同时又没有适应这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的推动力。照这说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得到发展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惟没有发展的条件，反而却有发展阻碍的条件。
就是，旧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剥削方式的存在，都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并且交通的不便，国内关税的存在，苛捐杂税的重征，军阀混战的继起，国家的不统一和秩序的不安定，也都是阻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步，妨碍资本家的商品流通的条件。
其次，帝国主义廉价商品的大量输入，利用低额的关税和投卖政策独占中国的商品贩卖市场，同时更利用其多额的资本优良的技术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商品在中国贩卖。帝国主义利用其巨额资本的力量，独占中国的富源，垄断中国的市场，操纵中国的金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与以重大的压迫。
这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势力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大桎梏。同时帝国主义因为其内在的矛盾和其相互间的冲突，必然地要对于半殖民的中国实行其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其侵略的手段是常利用中国的封建的势力为其走狗为其利益的代理者，因此帝国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其相互间的冲突加紧的时候，必然地要反映到中国方面形成军阀的混战。并且，军阀混战发生，使军阀更不得不依靠其帝国主义的主人，实行其更忠实地投降与服从，来贩卖中国经济的权利尽力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资本。
这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势力内的交互作用进行不已，遂使中国经济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常处于二大压力之下，日益被其压迫与破坏。
试看中国经济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失业，工人市民的生活困难，强盗的频繁增加，土匪的到处蜂起，饥寒交迫的游民贫民数百万数千万的存在，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封建的剥削所致。简而言之，即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军阀混战，破坏中国旧生产方式使其不能存在，同时压迫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使＜其〉不能成长，所以中国被压迫民众等破产失业生活困难饥寒交迫等等的痛苦，都是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所致。
这些劳苦群众的生活困难和失业者的广泛存在，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多不能为中国资本家的生产所吸收，其一部仅能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家的经营之下维持其生活；其大多部分或成为失业者形成资产阶级对于就业劳苦群众进攻的资料，或成为强盗土匪更助长地方的不安，或成为兵士供给军阀混战时的炮灰。
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经济尤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遇着发展的大大障碍。因为军阀混战的继续发生，群众的购买力减少，同时又有帝国主义的竞争和其侵略，自然不得不在停顿状态之下。照这说来，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在这种区域中，虽然能看见多量资本家的商品流通，但是，这多于不是中国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下的产物，不是中国民族工业所生产的商品，而多于是帝国主义的产业所生产的商品。帝国主义的产业所生产的商品，在中国经济上实在占着优越的势力。
帝国主义的商品在中国行销占着优越的地位，加之帝国主义更垄断中国的富源，握操支配中国的金融与交通，在中国经济上形成了一大优越势力。帝国主义的优越，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民族工业等等不得不居于不优越的地位受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的支配束缚而常处在痛苦呻吟状态之下了。
九
现在先就第二十世纪初期看来，在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即处于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二重压迫束缚之下，不得发展。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世界大战爆发以前。
世界大战（第一次的）的开始，缓和了欧洲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侵略的力量，断绝了欧洲输出中国商品的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当这个时期，一面因为减少其竞争者，同时又因为海外商品需要的增加，得了其发展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特别民族工业在短时日之间有了不少的发展。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就中民族工业的发展，只是一时的暂时的现象。及至世界大战终止平和克复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失掉其特殊的发展条件，在生产条件高价时期建立了的工厂设备！到这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外的〔国〕侵略一经到来，在战时成立或扩大的民族工业遂不得不处于困难之境，或相继地倒闭或缩小其生产规模。此后中国资本主义，特别地民族工业，就仍然处于二大压迫之下，得不到发展的条件。
固然1926—27年中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之上，表示其经济力的增大。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跃登政治舞台上获得政权的只是买办阶级，并且其所演的并不是独角戏，而是与封建关系代表者一齐在帝国主义谅解许可之下合演的角色。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阶级在政治上不能演着主要的角色。因为在经济上也不能得到发展其生产力的保障。
请看事实！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剥削方式和其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之封建的束缚，现在是依然存在。军阀的割据，是仍然存在，同时军阀混战也是不断地继续。所谓打倒封建的势力，事实是欺人的口号，并未损其毫末。
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也同样地是欺人的标语，事实上不惟不能并且不敢打倒帝国主义而反投降帝国主义之下。所谓七级关税的实施，虽然增加了若干的关税收入，不过确定外债的担保，至于民族工业并未得到丝毫的保护。
请看：中国民族工业如南洋烟草公司，某某纱厂。中国丝绸业，北方火柴业等等，都不是继续地倒闭了么？为甚么倒闭？为的是，政治上得不到支配者的保护，经济上要许多苛捐杂税的负担，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
中国民族工业的倒闭却与帝国主义以发展的权利，通商大都市资本主义产业外国资本占大多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除无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经营以外，中国民族工业实在少的微乎其微。
军阀混战的开始，断绝交通，扣车封船，使民族产业不得不受重大的打击，而同时帝国主义武器的输入继续不绝，内河的航行无阻，却得到发展的机会。
由这看来，中国资本主义济〔经〕济在这种状态压迫之下，无论如何得不到发展条件，不能向上发展，如果想向上发展，非先打破这二重束缚不可。但是，幼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已开起倒车，走入反动的道路，担负不起这种社会的任务，不能完成这种历史的使命。这种社会的任务的负担，历史的使命的完成，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搁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双肩之上。惟独中国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能打倒封建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转变社会的经济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来解放旧社会经济关系下被压迫的一切劳苦群众。
这是中国整个经济的前途，也同时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前途。
1930，4，3。
（附记）因为时间的制限，后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的叙述，比较简单，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或者能有较详的分析。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1]在《新思潮》第五期目录上署名王学文。——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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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立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立三
在去年党开始反取消派斗争的时候，即准备写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的驳斥取消派理论的错误。第一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大革命的教训，已将他当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议决案的序言发表。第二章就是这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三章政纲，政策与策略与第四章组织问题，继续在本刊发表。
因为本刊的篇幅所限，所以本期只能登载本章第一第二两节。第三节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第四节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下期才能续完。
三月十五日
一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成为最高的统治者，握住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权，支配着中国经济政治的生活，任何一个政治的事变，如果帝国主义不是主要的组织者，也都与帝国主义有莫大的直接关系。谁不瞭解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实质，谁便要对于一切问题的认识，陷入到极端错误的观点。
现在取消派思想的根本来源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对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政策，统治中国的实质，发生了极大的错误。他们认为：
“中国一九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确已开始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的比重，封建残余确在这一转变中，受了最后打击……”（陈独秀）
根据他这一观点，认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不仅是战胜了工农群众，而且战胜了封建势力，不仅战胜了封建势力，而且“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工农革命势力，资产阶级都将他克服了，自然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可以畅利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完全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了。（托洛斯基）“现在是走向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只有继续稳定，“决没有甚么动摇”。因此陈独秀叫他做“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所谓“历史大转变”，自然是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变到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革命失败后两年的历史，中国的实际状况，正在加速殖民地化的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恰恰与他们的估量相反，此地暂且不说。他们这一观点的来源，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实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其所以能统治中国，是由于帝国主义“依据中国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及限制国内的市场”（托洛斯基）所以他们以为：
“国家统一与经济独立，就是关税自主，或更正确些说免除了对外贸易的垄断，便是表示中国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
他们既然认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只是依靠占据关税，关税自主就是经济独立，就是中国解放，自然看见帝国主义开了一次关税会议，实行了二五税则便要高喊着“帝国主义让步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了"。其实帝国主义占据中国的海关，只是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极残酷的方式，不只阻碍着而且破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占据海关与其他侵掠的方式是不可分离的，如果其他的侵掠不扫除，决不能实现真正的关税自主，即令海关税则有多少的改良，仍然不能挽救中国殖民地化的恶运。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开始，为着能够畅利的掠夺中国广大群众，一定要在中国内部找到一种社会力量的拥护，成为他统治中国的工具，以镇压中国广大群众的反抗。因此首先和以前社会构造的统治阶级，封建贵族，地主，原始的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一方面以强大的武力的压迫，使这一封建统治阶级降服，另一方面极力发展经济的侵掠，使这些剥削阶级都渐次买办化，使他们的利益与自己（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起来。这样遂使中国旧有封建统治阶级，很快的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得到这样有力的掩护，才更快的发展在中国的侵掠。因此帝国主义极力保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形式，用作这一反动联盟的生存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商战侵掠如狂风暴雨一般的在中国封建剥削阶级有力的帮助之下，一天一天深入到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中国落后的生产方法，旧有的手工工业，家庭工业，人工灌溉的半自然经济的农业，不能避免这一恶运，始终无法抵抗而渐次崩溃起来。另一方面，封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又更残酷，遂使广大群众，日益穷困化以至破产失业，同时帝国主义又用各种的方法阻止中国生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建设，使这些破产的群众无法到城市中去找得工作，变成近代的无产阶级，遂造成中国日益增多的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而成为军阀军队的基础。中国军阀制度就是建筑在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与这样的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上。所以军阀一方面极力保障封建剥削关系，同时他自己对广大群众的剥削形式，也就与纯粹封建时代封建诸侯的剥削形式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军阀就是代替原来封建贵族（满清）的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工具。辛亥革命虽然把满清封建贵族阶级推翻了，帝国主义却更积极的来扶持着中国军阀的统治，因此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力量不只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巩固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使军阀制度受过严重的打击，在革命失败以后，又极明显的恢复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倚靠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同时封建势力的存在也倚靠着帝国主义的扶持，已经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
帝国主义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军阀，不只是为镇压广大群众的反抗，而且利用军阀的封建剥削来阻止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军阀割据在中国存在一天，那么这些厘金制度，苛捐杂税，强迫派款，以及战争灾祸，使交通破坏运输阻碍等决无法避免，帝国主义却因为得到了各种的特权（子口税）有自己的运输机关，不会受到这样阻碍，这就在与中国民族工业市场上的竞争占了极大的优势，使中国生产力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无从发展，甚至日益衰败。
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就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更利害的剥削农民，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地租的剥削一天一天的提高起来，同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与农民的穷困化，又造成了高利贷的活跃的条件。于是中国剥削阶级从各种掠夺方式，从帝国主义剥削剩余之下得到的很少的资本的积垒，大都投资到土地与高利贷方面去，而很少投到工业方面去。因为投资到工业方面的利润还没有投到土地与高利贷上的可靠，所以中国近二十年来，地价飞涨，和银行资本的畸形发展（中国银行资本最大的作用是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关系，以及买卖证券公债等）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样也就阻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这样互相倚靠不可分离的统治着中国，所以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必须根本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地主剥削，和与封建地主剥削互相勾结着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同时要推翻封建的统治，彻底肃清封建的剥削，也必须彻底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就使中国向着殖民地的道路，使中国成为货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开始便攫得中国经济政治的最高权，宰制中国的海关，割据租借地，开辟商埠，握着交通机关，（如管理铁路与内河航行权，）以及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并在中国长期驻扎军队以保障这些特权。商品的侵掠在这样重重保障之下，自然非常便利的，伸入到中国的农村，破坏中国落后的农村经济，同时极力掠取中国的原料，以供给本国工厂。于是一方面使中国农业商业化（为商品而生产），同时农民因为资本主义前期的半封建的剥削加紧，日益穷困，无法改良自己的生产工具，使生产方法仍停留在一种旧有的形式之中，而不能有一点进步。这样在中国掠夺的利润，并不用在中国的生产上（不在中国开设工厂），而用在帝国主义国内工业的发展上；在中国掠夺的原料，并不在中国制造，而运回到帝国主义国内去制造商品，再运回中国来出卖。于是中国担负着破产贫穷的痛苦，而资本的积垒，却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中，表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极端的破坏，破坏着旧的生产方法，又阻碍着新的生产方法的建立。遂使中国的经济生活一天一天的更奴服于帝国主义，而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属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形态完全适合殖民地经济的特征。因此要使中国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必须解除一切帝国主义侵掠的武器，取消一切在华特权，海关协定仅是这些特权中之一种。
还有一个统治中国，阻碍中国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的垄断与独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垄断着中国的金融，支配着中国的市场，如汇丰，正金，花旗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无上的权威，中国本国银行钱庄，只能是他的一营业的附属机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洋行，交易所，贸易公司等，更垄断着中国对外贸易，垄断着国内市场，甚至操纵中国的农业生产，因此帝国主义常常可以用一种“屯并”政策来打击中国本国的生产（如现在中国火柴业的衰败，便是受着瑞典托拉斯的屯并政策的打击）。并且进一步的到中国来开设工厂，用高度的技术，强大的资本来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同时又有各种特权保障他的发展，中国幼稚的工业自然很困难和他竞争。所以不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等，中国工业决没有发展的可能。
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到中国来（以前和将来都是一样）决不是帮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还是更利害在政治上经济上实现奴隶中国的任务。现在中国所担负二十五万万以上的外债，极大部分都是一种政治的借款。这是历次反动统治者拿中国政治的特权交换得来的。把关税做抵押，帝国主义就借此管理中国的关税；把盐税做抵押，就借此管理中国的盐税；交通借款，就借此管理中国的铁路。无数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都是这样断送去的。至于帝国主义直接对中国的投资，一部分是经过中国银行钱庄的作用流到商业高利贷借贷，助涨中国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活跃，妨碍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另一部份虽然为生产目的输到中国，可是这些工业的发展，决不是向中国工业独立发展的方向，却是向着加强中国经济附属到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的方向。因为这些资本输到中国来，差不多完全为着榨取原料，（建设初步制造原料的工厂）或者用在扩大交通，（现在美国投资就是这样）借以便利商品与原料的运输，加紧对中国的束缚。所以如果认帝国主义的投资，可以帮助中国工业独立发展，实在是莫大的错误，恰恰相反，帝国主义资本输到中国，正是中国政治的经济的解放的莫大的障碍。孙中山的“利用外资以发展实业”，改组派陈公博想利用美国金元的经济建设计划，这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幻想。中国如果不取消一切外债，不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决不会真正的解放。
中国其所以一天一天走向殖民地化的过程，实在是受到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各方面的残酷的压迫与束缚，取消派把他缩小到一个单纯的海关问题，这样的观点，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不下十万八千里。现在改良派的资产阶级，从蒋介石以至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惟恐广大群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实质，煽起了彻底的反帝运动，于是把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各样各色的凶毒的政策，轻描淡写的掩藏起来，而只宣传关税自主的口号，以欺骗广大群众。不幸的很，现在取消派的观点，恰恰与蒋介石等这样欺骗群众的宣传一致了！
尤其是认“帝国主义可以对中国让步，可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更是不瞭解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有机的组成的一部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所以极力来维持并加强殖民地的附属，以加深对殖民地的剥削，而且尽可能的破坏殖民地的独立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整个经济政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一块殖民地，毫无疑问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不会对中国有经济上重大意义的让步，尤其不会直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
过去中国工业的发展，只是在帝国主义尚未完全统治中国的初期，和欧战中不能顾及中国的时期。所以欧战后帝国主义为着挽救自己的在大战中的破坏而更厉害侵掠中国的时候，中国工业遂受到莫大的打击而停滞衰败起来。帝国主义始终是要钳制中国工业的发展，决不肯有丝毫的放松；就是他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开设工厂，也仅只那些极简单过程的制造（如纸烟工业，纱布工业等类轻工业），借此减轻原料与商品来回的运费。至于真正的工业化，能以使中国生产有独立发展可能的，特别是五金工业，（军事工业除外）决不会让中国建立，而且要极力破坏他的发展。强迫中国牺牲独立发展的利益，使中国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成为帝国主义发展的后备军，这就是帝国主义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主要作用。不仅是对中国是如此，英国对于印度，日本对于朝鲜，美国对于拉丁美洲都是一样。只有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才不得不和殖民地的大工业合作，或对殖民地作些少的暂时的让步。例如战争的准备，或战争行动的需要，才在那些战略上估量殖民地地位的重要，而设立机器工业或化学工业。或者为与强有力的竞争者竞争，不得不对关税政策让一步，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宗主国还要借特惠税的名义来保护自己。因此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是异常困难，就是发展起来，也就是忽起忽辍的，极不畅利的。并且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这就是殖民地国家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质。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国主义对中国让步，可以找着两次，第一次是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会议，书面上表示在相当期间内可以允许中国有关税自主，与取消领事裁判权。这是一方面因为日美的竞争，美帝国主义要打破日本的垄断并为示好于中国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就是想缓和中国快要爆发的革命。第二次就是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爆发以后（五卅以后）帝国主义曾表示着各种的让步，如段政府时代的关税会议，如英国放弃汉口九江租界，在一九二七年，各国都发表对华宣言，表示可以考量〔虑〕放弃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可以修改条约等。这不过诱惑中国资产阶级更快的反革命，以消灭广大群众的革命。到了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失败以后，这些当时郑重的宣言，马上找出一些借口完全拒绝，成为不兑现的纸票。很明显的，英帝国主义已经放弃的租界不又收回去了吗？所谓取消领事裁判权不是在原则上承认而事实上遥遥无期吗？所谓修改条约不是变成了再加中国一条锁链的政策吗？旧有的特权一点也没有取消，而在甚么“平等互惠”或者最惠国的名词之下取去了更多的特权，如内地杂居与自由购买土地权，一切内河都可让帝国主义船只航行的权利。中国民众没有领事裁判权的保护，除掉了愿意到外国做奴隶，或者那些下野官僚军阀们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者以外，谁还有资格到外国去杂居吗？中国还会有一只轮船航行到外国的内河吗？这样的“平等互惠”，除掉使中国更加奴隶化，还有甚么意义！还有更明显的，就是美国占据了中国的航空，英国占据了中国的海军，日本取得了山东满洲更多的特权，这就不只是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而且是准备着瓜分中国大战的意义。不知道陈独秀所谓帝国主义的让步，究在那里？对的，二五关税实行了，可是这一“二五关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关税协定的原则，而且一切中国能制造的货物，都列在最低的税则里面，较之以前，没有丝毫的增加（与子口税的二五征收恰好相抵），在保护中国工业发展的利益上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是帮助军阀政府更多的军费，更便利的来制造不断的军阀战祸罢了！
这样取消派的观点，与所谓“超殖民地发展”的理论根本完全一致，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所谓“先进的民族送给了落后的民族，兴盛以进步和文化”的欺骗殖民地劳苦群众的理论的最好的宣传者。这不只是歌颂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功，而且是歌颂帝国主义的仁慈，这样观点除掉阻滞群众革命斗争的勇气，还有麻醉群众革命性的作用，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二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
取消派思想的第二个根本的来源，就是否认中国的封建势力，托洛斯基简直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封建势力，而陈独秀们也说中国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否认他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为着大家明瞭他们的观点起见，再把上面征引过的陈独秀的一般说话，详细的写在下面：
“其实中国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久已成为他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垒）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
而且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没有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已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就是社会阶级关系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优势的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的残余；它为自存计，誓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
上面一段话的总的意思极明显的就是说明：中国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商品侵蚀，已经变成残余；经过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更受到最后的打击，不只是不能束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他自己为自存计，要努力资本主义化。既然封建势力一点也不能束缚资产阶级了，那么毫无疑问的现在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即转变到资产阶级政权稳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列宁在批评考茨基的时候，常常说：“假如俄国工人阶级看见了这样的词句，马上可以指出这完全是以前的孟塞维克的陈言烂〔滥〕调，不值一驳的”。假如陈独秀上面的一段话，译成了俄文，俄国工人阶级看到了，更要说：“为甚么到处的猴子是一样的叫声（列宁话），以前俄国取消派的思想一模一样的在中国叫起来了”。把以前俄国取消派的文章引出一段来与陈独秀的话对比，便知道这句话完全是实在的。
“一九〇五至七年的革命（资产阶级）成功了，虽然在严重的反动之下，然而常常有社会上极深的变化……在反动时期中，新的社会力量日益成熟，新的社会集团日益形成。
“不久以前，他们（大农业家的代表）一般都是真正的农奴主，纯粹是贵族式的地主，他们当时还是分着小集团，形成那种蒲施克维池，及马尔夸夫第二式的贵族。但是现在呢？大多数俄国之贵族，及非贵族的大地主——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就是国民党与十月党右派，已经渐渐变成农业资产阶级。……
“俄国客观上的根本问题，在现时是完成文化的资本主义代替野蛮的半农奴制度的过程，这是绝无疑义的，无可辩驳的”（罗石夸夫——俄国著名的取消派）
把这一段话与陈独秀的话来对比，除掉了表面上所用的词句不同，根本思想是丝毫的分别也没有。罗石夸夫说“一九〇五——七年的革命成功了”，陈独秀说“一九二五——七年的革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胜利了”；罗说“俄国贵族与大地主，已经渐渐变成农业资产阶级”，陈独秀说“中国封建势力正在努力资本主义化”；罗说“从前贵族在国会里的代表，现在变了农业资产阶级的代表”，陈说“张学良，阎锡山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陈致中央论军阀战争的信）；罗说“现在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农奴制的过程，”陈说“现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就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势力，至少是在战胜封建势力的过程”。他们的根本思想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根本思想自然要走到歌颂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而取消革命；主张完全合法主义，而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认一切非法的斗争甚至示威运动都是盲动；以至取消党的秘密的组织，而主张完全合法的组织，反对罢工而主张请愿，迷信国会万能（在中国就是国民会议）……等。列宁批评“取消派的思想是反工人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到中国来，尤其非常之明显，尤其非常之危险。因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俄国还有很大的不同；革命高潮的象征，已经极明显的表现出来，毫无疑问的现在是走到了（勉强来比例的话）俄国一九一二年以后革命开始复兴的形势。陈独秀们在这样的时期来高唱取消主义的论调，除掉帮助资产阶级来迷乱工人阶级，阻滞革命以外，还有甚么意义？！
中国取消派思想否认封建势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对商业资本的作用的错误观念。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足以消灭封建剥削关系，甚至认为商业资本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封建制度，因此现在中国是商业资本占统治的时期，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制度就建筑在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上。这不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改，而且可以说没有入马克思主义之门（这一错误的观点种源于腊狄克的中国革命史的演讲，现在已成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定律，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有密切的关连。人类得着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同时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和谋生式样的时候，同时就改变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哲学之贫困）。这就是说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生产方法又是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必须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方法才能改进；必须是生产方法改进了，然后旧的社会制度才会发生动摇，适应新的生产方法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商业资本，只是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换的媒介中活动，所以他与生产资本不同。他的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
“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展，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的独立的发达与社会一般经济的发达是成反比例的”（马克思）。因此商业资本的特别发展，并不就是表现着生产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生产方法改进当然可以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并且专就他的自身讲，还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有详细的说明，摘述两段在下面，便可以对于这一问题有明白的了解。
“商业以及商业资本发达，到处使生产交换价值一方面发展，使生产的范围扩大，使生产的种类增加，使生产普遍化，并且使货币变成世界的货币。因此商业无论在何处，对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任务的种种形态（即自然经济的形态——立注）的原来诸生产组织，多少发生一种使之解体的作用。商业对于旧生产方法所加的解体作用，究竟达何种程度，这首先是以这种生产方法的坚固及其内部的构造如何为转移的。这种解体的进程，究竟归结到何处，就是那一种生产方法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是以商业为转移的，而是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性质为转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业的作用，及商业资本发展常常归结到奴隶的经济；又依照这种出发点如何，一种以生产直接生活品为目的的家长的奴隶制度，有时仅转变为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业资本的发达，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此所得的结论是：此等结果自身不是由商业资本的发展决定的，但是由种种完全相异的状态决定的。……”
在十六世纪中，因地理上发见，诸大革命出现于商业中，并且很迅速的增加商业资本的发达；此等革命在促进由封建生产方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过渡中，构成一种主要的要素，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种事实而产生出种种完全错误的见解。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增加，欧洲诸国民间，占取亚洲生产物，和美洲财宝的竞争，以及殖民地制度，对于破坏生产的封建制限，是有重大的帮助的。然近世生产方法在他的第一个时期中——在手工工厂业中——只有在中古时代已经造出自己发达的条件之处才存在的。例如试将荷兰和葡萄牙比较一下（注）。当十六世纪中以及十七世纪一部份时期中，商业突然的扩充和新世界市场的创造，对于旧生产方法的崩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兴起，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然这却是在已经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世界市场自身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在另一方面以继续扩大的规模而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驱策世界市场不断的扩大，所以此处不是商业不断地使产业革命，而是产业不断地使商业革命。……”（马克思——同上）
（注）渔业，手工工厂业，和农业所安下的基础——其他状况不计算在内——对于荷兰的发达是何等重要，十八世纪的著作家已说明了。——从前的见解是过于轻视亚细亚的商业，古代和中古商业范围及其意义，现在的流行见解，就是过于重视这种商业范围及其意义。矫正这种见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十八世纪初叶英国的输出与输入，并且将他和现在的输出与输入比较一下。然十八世纪初叶的输出与输入，较以前任何商业国民的输出与输入要大得无比。（博洽德等）
征引这一大段，并不是闲文，从马克思这两段话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商业资本的作用，和生产方法递进的基本概念，并且进一步可以了解封建制度的末期——资本主义的前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即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他的社会制度——从封建诸侯过渡到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的下层经济基础到底是甚么？同样即是中国纯粹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的社会制度，即国家组织的经济基础是甚么？现在取消派都肯定他的基础是建筑在商业资本的发达上，统治阶级即是“商业资产阶级”，因而否认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这种观点是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对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的生产组织，可以发生一种解体的作用，可是商业资本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并且“还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马克思）；因此从封建诸侯进到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商业资本的发达并不足以为这一社会组织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纯粹封建制度破坏以后几千年来的国家组织并不建筑在甚么商业资本的发达上。
西欧封建社会的兴起，是由于古罗马帝国奴隶劳动经济的崩坏，社会经济从商品经济很发展的状态又复退化到自然经济的状态，农业经济占着统治的地位，封建制度就建筑在剥削广大农民的基础上。土地都是封主——诸侯所有，把他分成小块给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耕种而征收各种生产物品以为租税，同时实行徭役制度，每月农民都要携带自己的工具替地主作几天工作。诸侯对农民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以严刑峻罚来驾驭农民，使农民附着于土地，不能自由脱离，实际就成为一种农奴群众了。现在有些取消主义者（如马玉夫）说封建社会是奴隶经济，中国没有奴隶了，所以没有封建剥削，这简直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说话。农奴与古代罗马的奴隶不同的，就是他们的身体不是买卖的商品，地主不能把他们买卖，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地主一切金钱，玉帛，房屋，衣食都是由剥削农民得来。所以这时候剥削形式的特征，是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来隶属农民，以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
纯粹封建社会的时期，自然经济是占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有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如盐铁等……）不是每个地方都可出产的，这就需要一种交换以辅助自然经济；这种交换的发展引起城市的发生。这些城市多半在宗教教堂与封建诸侯的驻在地，商业与手工业都渐次集合在这些城市来。商业主要是盐铁……等和农产品的交换，手工业是一些简单的日用品的制造。许多日用品既有了专门制造的手工业，（这就是分业的开始）自然比农民自己制的要好些，因此农民渐次用农产品来交换这些手工业品；需要日繁，手工业也就一天一天的发展。同时因为原料出产地与制造专业的关系，于是某些地方某种手工业制造特别的精良，别的地方的人都需要购买这一种手工业品，因此需要商人流通各地不同的手工业品，商品就随之发展起来。这时候手工业生产组织，完全是行会与家庭工业的组织，自己不能兼做商人，而且一定要依靠商人来流通商品，这些商人从中取巧剥夺更多的利润，于是商业资本积垒得非常之快，并且因此造成商业资本支配工业的基础。因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于是行会与商会的组织普遍的发生：行会只限于一城市的组织，而商会因为商品流通很广的关系而联络到许多城市。这时候的城市尽是诸侯与教会的产业，居民负有各种义务和赋税，并且诸侯滥用权力压迫市民，这样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城市自由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许多城市反抗诸侯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诸侯允许城市的自治，城市却对诸侯有纳一种经常赋税的义务，所以当时这种城市虽得到了自治权，却仍然是诸侯的附庸。
生产的范围继续扩大，交换的关系随着发展，市场的需要随着增加，于是以前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与行会制度，都成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束缚，（因为限制着大批的制造），许多商人便拿出资本在城市中建立手工工厂，协业分工，也就同时发生，以便大批的制造。因此家庭工业的组织与行会制度渐次破坏，手工工厂的组织渐次起来代替他。从家庭工业进到手工工厂是生产方法一个大的进步，于是这一新的生产方法与当时的封建制度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手工工厂的生产，须寻找更广泛的市场，以消纳这样大批的生产。于是封建制度的各种组织，——如关卡的繁多，战争的频仍，币制的不统一，度量衡的不一致，尤其赋税的苛重与强迫征收等，都成为莫大的束缚；必须突破这些束缚，才能使生产畅利的发展。所以占有这些生产机关的商业资产阶级，极力帮助当时的君主来消灭这些诸侯统一全国。纯粹封建制度从此崩坏，集权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而兴。所以极明显的，纯粹封建制度的崩坏，根本原因是由于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不适合新兴的生产方法的组织。商业资本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法的改变而发展，就是马克思所说“产业不断的使商业革命，而不是商业不断的使产业革命”。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使封建的生产组织发生了解体的作用，可是根本动力，还是生产力的发展。
商业资本的发展。侵入了农村，使农村自然经济，渐次解体，商品经济渐次发展，可是农民生活更加恶劣。因为商业资本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及耕种方法和技术改良等事从不过问，只想把农产品变成与城市工业一样的商品，怎样达到这目的，是毫不关心的。这样唤醒地主去适应这新的交换制度，于是残酷的剥削农民。在自然经济的时候，地主剥削农民的生产品只是供给自己的需要并不出卖，所以剥削的程度，终为其本身的需要所限制。商品经济发展以后，这样的剥削无所限制，于是地主用尽各种的方法，以取得农民的生产品送到市场上去出卖，兑取金钱，农民所受的剥削比前更加利害起来（西欧任何一国都是这样的形式）。所以商业资本的发展，侵入农村，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方法，而只是促起地主在原有的生产方法上更厉害的剥削农民；就是马克思所谓“以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适度”。并且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相勾结着一块来压榨农民。
所以城市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家庭工业与行会的生产组织，而进到新的手工工厂的生产方法；（就是从剥削学徒工匠的形式进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形式）并且使当时社会制度在适合他的发展的基础上，破坏纯粹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王国。但是影响到农村中并没有改变农村中的生产方法，而只是促进了地主在旧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更残酷的剥削农民。同时城市虽然有相当的发展，并没有超过农村，农村经济（在生产的比较上）仍然是占着主要地位，所以当时的国家组织是建筑在这两种并行的生产方法——农村的封建生产方法，与城市手工工厂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而封建生产方法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这就是说当时集中统一的君主国家，就是适应两种生产关系的组织，而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仔细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便可以把这种复杂的生产关系，看得非常之清楚。虽然削弱了封建诸侯，建立了统一强固的国家，但是并没有把封建贵族的统治推翻，而只是建立了一种贵族与商人的联合政权。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尤其是贵族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一点也没有扫除，剥削农民的方法更加残酷，这就极明显的表现着并没有把旧的社会制度根本改变，所以这种国家制度只是封建制度比较进步的组织形态。这种社会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固然是完全不同的，与封建社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如果称他为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是绝对的错误，就是把他从封建制度划分出来称他为“商业资本主义制度”，来与封建制度及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也是同样的不正确的（历史家称这个时期为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只是指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特殊的发展，并不是认他就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一直到工业革命，生产力更进一步的发展，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才把封建制度根本推翻，建设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分析每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是建筑在那一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上，并且要把他的主要的条件与次要的条件分别清楚；因此这个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制度，决不能称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根据以上的论断，便不难分析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纯粹封建制度虽然在几千年前——周末秦初——因生产力的进步，商业资本的发展而破坏了，可是起而代替的集权统一的国家组织，是建筑在封建剥削与手工工厂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封建地主与商业资产阶级的联合，而封建地主阶级仍然是占着主要的地位。现在取消派的观点认秦始皇起就是纯粹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毫无疑问是绝对错误。从秦朝到现在二千余年，虽然经过不断的变乱——农民暴动，野蛮民族的侵入，商业发展与衰败……等，可是生产力与生产方法始终停滞在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逾越这个范围。因此农村经济有时候商品经济很发展，有时候又退到自然经济，而他的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虽然促进了农民的阶级分化，发生了新的剥削关系（富农剥削雇农），可是农村中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一点也没有变更，只是促起地主在旧的封建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更残酷的剥削农民。城市中虽然发生了大工业，并且发展了几个工业中心，发生了工业资产阶级，可是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上说起来，仍然是很弱小的，农村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根据日本经济杂志的统计），农业生产，还超过工业生产几倍以上，可见封建的生产方法仍然是占着很大的优势。取消派只看“商品经济支配了农村”，便以为是资本主义统治了全国，而不注意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而不是本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的结果。所以在农村中表现着买办化的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互相勾结压榨，而农村生产方法——剥削方式一点也没有变更。所以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
取消派既然有了这样根本的错误观点，自然对于农村经济的分析走到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更远了。他们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主已经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剥削的目的与封建地主不同的，因为后者不知道货币经济，他们的目的不过为得黄金，装饰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腊狄克发明的理论，当然托洛斯基是一样的观点）。我们不从剥削的方式——生产方法上来立论，只看地主的出身，和剥削目的来肯定他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闻所未闻的修改。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方式这样的说明：
“在一切经济结构之下，如果直接劳动者仍为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则所有权的关系，必进而为统治与隶属的直接关系，直接生产者必成为不自由者。此种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劳动的农奴制，柔化而为简单的租税义务……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因此这种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是在于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用超经济的方法，以榨取其剩余劳动。故凡此种剥削方式，就叫做封建剥削方式，维护此种剥削方式的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权……凭之以建立社会组织，其中对立的直接生产阶级，不是古代的奴隶，而且〔是〕小农奴式的农民”。（马克思文汇卷一）这就是马克思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极明显的，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的说明是从他的剥削方式上立论，而不根据他的剥削的目的与剥削者的出身。
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主要的基础，完全适合于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和封建制度的定义。农民是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地主得以加于农民的剥削，就是利用土地所有权的关系，而采用一种超经济的榨取，统治与隶属的关系，就是建筑在这种剥削的基础上。下面举出的一般情形，证明这种封建方法的超经济的榨取是非常的厉害，等级制度与地主特权都依然存在：
一、地主征收农民的农产品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从前欧洲封建地主对于农民的征收没有这样厉害，就是商品经济深入了农村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征收农产品，就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欧洲封建时代极普遍的采用，到了商品经济发展了才有部分的变成以货幣〔币〕代表的表面形式，现在这种形式，有些地方也发生了（所谓折租），但还是极少。
二、租额以外的贡献，如广东的田信鸡，田信米，如湖南的年鸡年肉等。
三、徭役制的残留，如湖南的应工，江苏的送工等。在欧洲封建时期，农民对地主服役每年十二日，后来商品经济发展了，地主更加紧剥削，才任意自由增加。现在湖南湘潭的“应工”，每月八日，江苏的“送工”每月五日，至于到了四川，云南，陕西等处，还有更长期的劳役，并且纯封建的土司制度都还存在。
四、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也不亚于以前欧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团，保卫团等的武装，有法庭有监牢可以自由审判，处罚，甚至屠杀农民。
五、在社会关系，地主完全是另外一个等级，各省通有的一句话，所谓“东佃父子”，把这种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与农民不通婚姻，地主有冠婚丧祭的事件农民全家都须去服役，甚至农民到了地主家里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还存在。
上面的情形，充分证明这种利用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的超经济的剥削，不只是存在而且非常的厉害，这就是极明显的封建剥削方式；并且这种剥削方式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占着统治的地位。
至于有许多特殊的情形，西欧所没有的，但这并没有动摇这一封建剥削方式与这一封建残余制度的存在：
第一，在土地所有的关系上，已经有可以自由买卖的长期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封主已不存在，土地集中到货币资本家手里，这是取消派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理由。这在上面已经解释清楚，根据马克思的对于土地关系的解释，只应看土地所有者所采取的剥削方式是甚么，而不必问他——土地所有者是甚么出身，以及他的剥削的目的是甚么。因为社会制度是建筑在剥削关系上的，如果以为土地是商人所有，剥削的目的是为货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古罗马商人购买奴隶来耕种土地，生产的目的也是为货币，难道也可叫做资本主义的关系吗？不是的，这是比农奴制更原始的奴隶劳动经济。并且中国土地的所有关系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还带有很深的封建的宗法社会的色彩。土地的买卖并不是资本主义一样的绝对自由，买土地与卖土地的人都必须经过他的宗亲伯叔的允许——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有法律上的意义。假如出卖土地的人不得他的宗族亲戚的同意私自出卖了的时候，那么他的宗族可以提起诉讼，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将田地收回，这就是一种封建的宗法关系的保留。所以，说他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极不正确的。并且土地的所有者并不都是集中在商业资本家手里，很多地主，尤其是比较大的地主，多半是官僚军阀；军阀是一种新起的封建诸侯（下面再说明）。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官僚军阀的。中国每换一次朝代，旧的封建贵族官僚消灭，土地到了农民手里，但是新的封建贵族官僚又渐次从农民身上掠夺过来，兼并起来，这是历史上不断的继续的事实。
第二，中国特有豪绅等级。掌握乡村政权，统治农民的，不一定就是地主，而是一般豪绅。豪绅的产生表面都是经过会议推举的形式，因此有人称他为资产阶级的自治制度，这完全是抹煞乡村实际情形的谎言。豪绅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地主阶级中，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多，在一个地域的范围内，有很多地主，而且所有的土地是互相错杂的：因此这一区域的乡村政权不能归那一个地主来掌握，遂需要一种人代表地主阶级来掌握乡村政权，统治农民；这种人就是豪绅（当然在乡村中还保留一种公社制度的残留，如义仓社坛等，也是产生豪绅的原因，不过是次要的）。所谓乡村中的会议，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有权参加的，普通都只是占有土地的人——地主与半地主的富农，才能参加，实际上就是地主豪绅的会议，占有土地愈多的人，他的权力就愈大，假如他是做过官的，他一定是最有权力的。这样的会议产生出来的人，自然完全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在农村中掌握武装，可以自由审判，处罚，以至杀戮农民。假如农民不完纳对地主的义务，他们马上可以责罚。与政府的官吏是连同一气的，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是与国家官吏毫无分别，官吏还要经过他们来抽剥农民，征收一切捐税，同时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抽收乡村的捐税；所以豪绅就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这一定义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他们就是掌握一切公田——社田，祠田，庙田的人，这些公田，也就是公社土地之残留，归了豪绅掌握以后，便利用这些社田来剥削农民，用各种侵吞之方法，把农民所纳的租变成私有，所以豪绅成为了经济上的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发展以后，他们又是兼营高利债和商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权力，不怕农民不还钱。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业高利贷资本都渐次买办资本化，他们便成为乡村中的买办。因此中国农民，特别仇视豪绅，“打倒豪绅”成为土地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所以这种豪绅制度是建筑在封建剥削的基础上的。
至于高利贷商业资本在农村中异常发展，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条件，欧洲各国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商业资本发展以后，都是一样。因为商业资本发展，使农产物商品化，更加促起地主为着增加商品，以取得货币，更加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农村自然经济破坏以后，农村中根本的剥削形势一点也没有改变，农民遭受着更厉害的旧的方式的剥削而益加穷困，这又造成高利贷活跃的机会。所以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是与封建的剥削相连系相勾结的。取消派认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到了商品经济支配了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成了主要的剥削；因此农民中主要是反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而不是反对地主，至少反地主已经是次要的地位”（陈独秀）。这不光是错误，而且是毫无常识之谈！上面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现在再把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村状况拿来证明：
“革命前法国农村经济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成很显著的现象。……这样使社会发生变化……贵族地主日趋破产，好些贵族要把土地卖给资产阶级了，于是地主为着避免自己的崩溃，更厉害的进攻农民，恢复地主权利的运动，遍于全国。……于是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与阻止农村工业发展的障碍中间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就是革命的一大原因”。
“农民地租是自然品物，如租谷与工役。……凡耕种或租佃土地，要纳很重的租税，第一每年须缴货币地租，第二缴纳相当收获，其数量为二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除此之外农民对于地主还有许多极卑贱的义务，地主有无限的特权，使农民简直无以为生。……”
“农民中大部分为占有很少土地的小农……。因商业资本侵入农村的影响，使农民起了很大的分化，已经有占有较多土地的农村资产阶级，一方面经营农业，一方面经营商业及手工业，此外就是自己耕作的中农，和那些贫农。土地分配极不平均，便是纯粹农业省份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仍占很高的百分比例（农民占有的土地，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
“法国在经济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各自有关税制度，货物经过各省边界各地方，各城门，各河干都要收税。……在革命前五十年间为便利通商起见，建筑宽大马路，长至一万英里。信用事业亦很发展”。（西方革命史第六节）从上述的情形我们可以看见，资本主义的侵入农村，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经非常厉害，另一方面封建的剥削反在这时候加紧起来。正因为如此，才发生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才使农民要更厉害反对地主，才爆发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国的大革命。假如农村中是纯粹自然经济的统治，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与封建的生产方法无从发生矛盾；而且地主因为自然经济所限——剥削农民只是供给自己的享乐需要而不能出卖，对农民的剥削还没有商品经济发展了这样厉害，因此农村的革命只有商品经济发展以后，才更厉害的爆发起来。
现在中国农村的结构，与法国大革命前比较：第一，自然经济的破坏与农产物商品化比大革命前的法国还更厉害，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深入农村，使农民自然抛弃自己家庭手工业制造的用品，而去购买洋货。最显著的例如以前农民都是穿自己家里纺织的棉布，现在都穿洋布了；从前点茶油，现在都用洋油了。中国商业资本因帝国主义侵入而买办化，这就更加强了他对于自然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却又加重他对农村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化的妨害力，这就使中国农民更加穷困。农产物的商品化也同样的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关系；因帝国主义极力在中国收买农业原料，因此中国农产品要供给世界市场，使中国农业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自然农业商品化一天一天的厉害起来。第二，因此地主的剥削也就比当时法国更加厉害，因为一方面因农产物商品化，使地主更要掠取农民的产物，送到市场上去以取得货币，另一方面因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农村，支出日多，也就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只有厉害的压榨农民才能维持自己暂时的地位。所以近二十年来，不只是田租增加极多——大约从增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譬如湖南湘东一带以前一石田收十六石至二十石租，现在加至三十石至四十石租，押规也跟着增加，从前每石田押规约六十元，现在加至一百五十元以上；而且许多封建的特权更加厉害起来——如地主在乡村中的武装，以及自由审判斩杀农民等。自然这就同时促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更加仇视而积极起来斗争。第三，农村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化，就比法国大革命时要落后些。譬如富农经济——剥削雇农的形式，在当时法国已有很多的发展，现在中国在比例上这种富农经济还是很少的。这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略，对农村加以极厉害的破坏，可是资本的积垒却极大部份流到帝国主义手里，表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中的，只是些余一点的经手费。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用各种的方法极力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使投资在工业上不能赚钱，就是剥削雇佣劳动的所得，还不及采用封建方法剥削农民所得的这样多；所以中国富农有了钱，不用来扩充自然的耕种，反而投到土地上去，这就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性的主要原因（关于农民阶级分化的问题到第三章农民运动的策略上再详细说明）。第四，高利贷资本的活跃，也是比法国当时更加厉害，这是因为农民受各种的剥削日益穷困，需要的货币更多，不得不仰助于借贷。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就是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及豪绅，他们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有关系的。
上面的情形极显明的指示出，正因为商业资本深入农村，尤其是商业资本的买办化，破坏了自然经济，发展了商品经济，却更加助长了封建的剥削方法，增长了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加深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与仇视，而更急激的要求土地革命，这就是这几年农民暴动比法国大革命时还要厉害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就是农民斗争不只是反对地主豪绅，而且反对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可是反对地主豪绅是最主要的斗争。
在世界历史上毫无例外的，经过商业资本的发展，必然要发生极激烈的农民战争：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经过商业资本发展以后，接续着几十年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地主而不是反商业资产阶级，看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农民宣言便可知道。），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譬如周末秦初商业资本主义异常发达，因而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列国，可是不几年就是农民的大暴动，使秦朝建灭。这就是因为商业资本的发展，更加促进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自然要激起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大暴动。取消派以为商业资本的深入农村可以减轻农民对地主的仇视，可以转移农民的仇视到商业资产阶级，因此想以打倒商业资产阶级的口号来代替“打倒地主”的口号，至少把打倒地主的口号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便是帮助地主阶级来模糊农民的意识。这不只表现它们认识上的错误；而且表现他们理论上的反动性。
不错，在城市生产力继续发展，商品经济渐次征服农村的过程中，地主阶级虽然极力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可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终究敌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打击，而必然渐次崩溃起来，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地主阶级的某些部份为挽救自己的危险，企图把自己资产阶级化：一方面投资到城市工业，另一方面改变农村中的生产方法，从剥削“自由佃奴”的封建方式，进到剥削雇农的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因此推动着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在西欧各国这样的情形是表现得很利害，特别是在德国，他的资本主义的加速的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国很快就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法国，主要就是地主阶级这样“努力”之下的成功。可是中国地主阶级这样的企图与“努力”，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中国中小地主阶级占大多数，自身已是异常的穷困，决不能找大批的资本，投到工业方面或者购买机能改变农村的生产方法；第三中国土地分割得很零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必须把土地集中起来，把佃农变成雇农，这是极端困难的。在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上，地主阶级已经不止一次的“努力资本主义”：初期的官办工业，固然是表现着当时满清贵族的“努力资本主义化”，以后的历史上仍然有不少的地主投资到工业方面来，或者实行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可是多半失败，无从发展起来，如南通的张季直，湖南的聂云台等，便是明显的例证。尤其改变农业生产方法的企图更是毫无成功，曾经发现过这样的事实的主要是在江苏，如垦牧公司，与棉业农场等，曾集合大批资本来购买土地，可是在生产方法上仍然是没有改变，极大部分还是分割很零碎的，在佃给农民耕种，来征收农民的佃租，对农民的压迫尤其厉害，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保卫队，监狱，法庭，农民如有欠租，便可以自由拘捕，处以严重的罚金或坐牢。这样的形式与一般农村生产方法来比较，除开“公司组合”与“土地集中”的一点外，没有别的不同。这就是在所有的关系更资本主义化的形式（并且在集中土地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形式，低价勒买，甚至藉名圈地，全不付值，这就与封建诸侯兼并自由地的形式差不多），而生产方法却仍然是封建的剥削，并且生产力也没有提高。这些公司，现在不特没有发展，而且是朝不保夕的状态！这就是因为上面所指出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帝国主义，不只是限制中国工业而且限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因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并不需要中国农业原料的供给，美国固然不要说，英国主要取之于印度。并且中国原有的特殊的农产物，如茶与丝，现在在世界市场上都因为日本意大利等的竞争，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粮食的生产都因外货的输入而日益衰落，譬如面粉，大部分从美国输入，谷米从安南输入，这样市场缩小的限制，更无法使农村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化。只有满洲现在农业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化，的确有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农业公司，与富农经济，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可是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占着农村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他的特殊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恃满洲为原〔农〕村供给的最大的场所，并且满洲将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组成的部份，与日本的交通异常便利，对日本工业的供给是极迅速的，满洲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是在这样特殊条件之下发展的（当然这样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发展，仍然限于殖民地的经济形式）。至于说军阀正在“努力资本主义”也是不合实际的。现在军阀极力在农村中开辟马路，只能说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多少帮助，并且事实上还是帮助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农村；他的主要的意义是军事上的作用，为着便利作战，为着易于镇压农民，决不能说他们是在努力资本主义化。因为他们在城市中既没有大开工厂，那么开辟马路，自然不是为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或者陈独秀可以举出例来反驳说“不是的，他们开辟马路是为着便利鸦片商业的运输，这就有商业资本主义化的意义”（这并不简单是挖苦的说话，的确桂系在广西开辟马路是有便利运输鸦片的意义，不仅如此，甚至他们举办航空，都是为着运输鸦片。鸦片托拉斯互相竞争的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这也叫做资本主义化，那么中国真有“进化到鸦片工业国”（某小报语）的希望，未免太滑稽了罢！在过去军阀努力资本主义化的事，也不是绝没有的，如张宗昌的在山东，组织鲁大公司，建设纱厂，开辟矿山，可是现在通通倒闭了，张作霖，张学良在满洲“努力资本主义化”，（如开设奉天纱厂等）也因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无从发展，自然都是逃不出上面所指出的原因。军阀“努力资本主义化”最有成绩的算是开设兵工厂（不如说是制弹厂，因为开设大的兵工厂，花很大的资本，除了很有根基的军阀，是不这样做的，因为假如自己倒了马上又被别人抢去了，军阀都不做这蠢笨的事的），这是因为不受帝国主义竞争压迫的原因。现在军阀制度崩溃更加厉害，每个军阀倒台更加迅速的时候，他们搜括了钱，只是存到外国银行去，或者简直汇存外国去（这次军阀战争紧张的时候，南京政府的各要人便汇了四千万以上的美金到美国去，便是明显的证明），预备下野出洋后的享乐用费，决不愿投到工业。因为恐怕倒台以后，马上被人家做逆款没收了。总之如果帝国主义的统治不推翻，封建束缚不消灭，任是资产阶级也好，地主阶级也好，不管如何努力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只有失败的。陈独秀们高喊着“地主阶级努力资本主义化”，“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不过是他们脑筋中凭空造出来的取消主义的理论根据罢！
因为下层的经济结构上封建剥削方法，仍然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占着很大的优势，自然在上层的建筑物还是表现很大的封建势力，这就是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仍然能继续统治中国的原因。军阀制度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的生产，同时又阻障中国的工业化，于是千百万的农村与手工业的破产失业群众，不能找到生活，这样遂造成广大军阀军队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村经济商品化，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益加残酷，农民也就益加痛苦，于是到处爆发反对地主剥削的激烈斗争（最初表现的形式，自然没有现在这样明显的革命旗帜，而一种封建的神秘色彩，如拳匪，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等），于是地主阶级要求一种武装的力量来镇压农民暴动，保护他的剥削，军阀制度就适应这种要求而成立起来。
自然，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已经掌握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权，如果军阀不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不能保持他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帝国主义要尽量的剥削中国农民，一样需要镇压中国农民的反抗，也就极力扶植中国的军阀，来做他的镇压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任何一个军阀都表现着他的“政治买办”与拥护封建剥削的两个特性；也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互相结合着来剥削中国农民的显著的事实。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政治上的买办是极明显的事实，谁也不反对的；其实军阀是拥护封建剥削的利益，何尝不是一样明显的事实，可是取消派却认为“军阀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否认他们是封建势力”，或者说得巧妙一点“现在军阀极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经济势力做他的统治的基础，所以是努力资本主义化了”（陈独秀），这就不得不把一般人所通晓的问题，再来说一说。只要举出下面几个极明显的特征来，就足够证明了：
一、强迫征收农民极重的赋税，与以前的诸侯毫无原则上的分别，如张宗昌在山东每亩田征收八元，阎锡山每亩田征六元，河南四川等省预征钱粮到民国廿八年至卅一年不等，任何一省都有层出不穷的捐税，特别在自耕农较多的地方，这样的抽剥常常超过实际地主对农民抽剥以上，从农民收获所得抽剥二分之一以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谓“柔化为简单租税义务”的封建剥削。取消派说“外国的揖税比中国还重，为甚么不是封建剥削”，这完全是无经济学常识之谈。封建剥削是取之于农民土地的收获，而且是强迫的；资本主义的捐税是剩余价值分配的一部份，在形式上主要是抽收生产税，营业税，海关税……等，并且不带强迫的形式。譬如发行公债，本是资本主义的方法，但是中国军阀勒派农民购买公债，便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了。
二、军事劳役制的残余形式的存在，如战争时期的拉夫拉车，征船封马，或者比较柔化一点的摊派夫役等，都是一样。
三、分区割据的形式，也与封建时代的封土形式没有甚么差异。每个大小军阀占领的区域无异于一个独立的诸侯，各有自己的关税（厘金），法律，币制，以至外交等。就是每个大军阀下的统一的区域，也要分成许多军区，封给下面的小诸侯去管理，如阎锡山把山西分成四个师卫戍区，再分成二十四个团卫戍区等。
四、在任何一个军阀区域，都是极力保护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固然军阀对地主也征收捐税，但是地主可以完全把他嫁到农民身上，如以前欧洲的自由地主对大封建诸侯一样），保护封建社会关系，极残酷的榨取以至屠杀农民。
我想以上的事实，足够证明军阀是封建关系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样的军阀来统治中国，这就证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至于军阀一样的要保护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的斗争，这自然毫无疑问的；他既然这样保护封建剥削，难道还会允许工人触及资本家的利益吗？西欧纯粹的封建制度时期也是这样的帮助城市的手工工厂主与商人镇压工人与店员学徒的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要认识军阀是否是封建性质，一定要从他所采取的剥削方式上来观察。
至于现在蒋系军阀在政治上表现着许多地方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要求，企图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集权的政府，这是有他的特殊条件造成功的。第一，他的军队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训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这样的训练。第二，他据有长江下游的地盘，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有力量的地方，自然很易为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他仍没有脱军阀的原型，他的军队仍然是军阀式的军队。尤其是他统属的地方愈扩大的时候，他反映出的封建剥削的关系，也就要愈加浓厚；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能统治全国的经济生活，自然在政治上无法统一全国（此地且不作详细的说明）。无论是谁，占领名义上的统一的全国政府（自然只有名义上的），他就不能不拥护封建剥削的利益，他就不能不与封建势力联合起来（联合的政权），所以现在南京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联合政权，这是毫不足怪的。除非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在全国都征服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光只是商品经济，破坏了自然经济是不够的），占了统治的地位，才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即是资产阶级的统一的中国。不过这是只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取消派主义者的脑中才能有的东西，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决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统一，只有工农革命才能负担起统一中国的任务，然而这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而要走向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所以蒋介石的统一的迷梦，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利用军阀来建立统一的中国的迷梦，是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令蒋介石克服现在和他对立的这些军阀——如冯系，阎系，张系等，他自己的部下马上就是代冯阎而起实行割据和他对立的军阀。总之无论是谁，除掉他是占领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局部的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他主要的基础放在封建剥削方式——封建生产方法上；因为在生产落后，农村经济占优势的地方，决不能从海外去找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天上掉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来的。
取消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前的军阀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表现他们都资产阶级化了”，这一论断的大前提固然已经错了，而且犯了论理学上倒因为果的错误。中国军阀在国民党的北伐过程中，一个一个的渐次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这决不是表示这些军阀的资产阶级化，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封建势力来抢夺这一国民党的旗帜，这一政策的发难指使者就是帝国主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上说明这一现象是非常正确的。
“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使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斗争之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党方面来。这种主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手中（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促使中国军阀加入国民党，正是要使封建势力在国民党里面强大起来，把工农群众压迫出去，而使国民党成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盟，成为他统治中国的新工具，这一企图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以前的国民党是以反帝国主义做他的主要政纲，现在的国民党是以压迫工农做他的主要政纲，这难道不是客观的事实吗？现在取消派不说国民党封建化，不说资产阶级妥协封建势力，而说是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化，真是不管事实的瞎谈！尤其奇怪，承认北京政府的张学良是封建贵族的代表，到了挂起青天白日旗便说他是“代表城市工商业大资产阶级”，难道张学良改变了一点他的实际的政策，即变了一点剥削的方法？这除掉替蒋介石宣传“统一成功”以外，还有甚么意义！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因农民反地主豪绅的暴动，到处爆发，的确使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动摇到封建势力的基础。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联合一致的来反对革命，极力镇压农民的暴动，封建势力又回光反照的一时的恢复起来，而且更残酷的压榨农民，特别是在经过农民暴动的区域。无须乎征引各地冗长的乡村实际材料的报告，只须举出几个极明显的事实来：如各地地主的武装更加扩大起来（如民团，保卫团，自卫团等的增加，如果有确切的统计一定很惊人）；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得的利益，例如租税减轻，现在不只完全取消，恢复原状，而且更加重征收；已经被农民推翻了或者动摇了的乡村封建秩序，更是完全恢复了；特别是地主在乡村中的残酷的虐待，苛索，以至屠杀，更是一模一样的表现出封建时代领主的特权。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无法掩讳的事实，至于各地军阀更明显的割据，一切封建的剥削方式比前益加残酷，把以前改良欺骗的二五减租，佃农条例等都公开的取消了，而且极力帮助地主民团武装的发展。这难道不是表现着封建势力的恢复，不是表现着南京政府正在极力恢复统治乡村的封建秩序，不是表现着封建势力把他政治上的权力从北京政府移到了南京政府吗？自然封建势力的暂时恢复，只是一种“回光反照”的表现，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以他经济力的发展来渐次“侵蚀封建基础”或者使他“资本主义化”，而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的基础，只有暴烈的革命，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且农村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从一九二七到现在继续的爆发，工农的红军在农民斗争中一天一天生长起来，他的前途，将要得到正在复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而走向最后的胜利。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曾这样的批评托洛斯基：
“十年的经过——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证明……农民的阶级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惊醒了政治上许多睡着的分子，使农村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儿夸夫，罗曼诺夫……（地主）之间的对抗，的确更尖锐了，生长了，激烈了。这样明显的真象，即令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再加几十篇，几千句，也驳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实上帮助俄国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他们否认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
现在中国铁一般的事实，不是比当时俄国更加明显吗？买办商业资本的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化；一方面固然使农民发生了阶级的分化（富农，中农，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却促进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整个农村的组织，仍然是封建的秩序统治着，农民群众都不过是封建地主宰割下的半自由的农奴，上层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封建军阀制度，都是极力保护这种封建秩序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虽然使封建势力受了严重的打击，可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又极明显的恢复起来：农村中固然是封建秩序统治着，豪绅地主有自由宰割农民的特权，上层的政治组织也仍是封建军阀占着优势。在这过程中农民阶级分化加强的事实（富农的反革命与雇农斗争的发展），只是使农村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贫农），更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并没有掩盖过农民反封建势力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更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更接受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思想，而急激的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苏维埃的旗帜到处飘扬着，这就使农民与封建势力的对抗，更加尖锐化，激烈化了。这样的真象，就是取消派陈独秀们再多写几十篇文章宣言，除了表现着他们帮助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思想（如改组派陈公博们否认中国有土地革命的存在）外，还有甚么作用？
他们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意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
（未完）
三中国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资本的发展，还是极幼稚的，只有商业资本独立优势的发展，和高利贷资本的活跃。这都是资本主义前期的资本活动的形态，他是与封建剥削互相勾结着来压榨农民，生长起来（取消派认为以前中国的钱庄就是银行资本的性质，这是毫无常识的话，钱庄只是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流通作用，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银行资本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时只存在一种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大批的商品运到中国来了，利用洋货在市场占着统治地位的时候，商业资本成了洋行的附庸（即是成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的附庸）。不只是城市的大商〔业〕资本大半买办化，而且乡村中极小商业资本，都兼有买办的作用（趸卖洋货，收集原料），商业资产阶级，大部份变成了买办阶级。后来尤其是欧战期间，洋货不能运到中国来，市场的需要，促进了本国工业的发展，工业资本，渐次扩大，长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有第三种，因商业与工业资本的发展而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发展，这就长成了银行资产阶级。
中国商业资本，因为历史上长期的发展，与封建剥削发生不可分离的关连；尤其是因为中国土地的自由买卖已有长期的存在，于是商业资产阶级多兼是乡村中的地主，兼有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这就已经使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站在反动的方面，拥护封建剥削制度。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大半买办化，变成了买办阶级，于是他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起来，于是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他也常常站在反对的方面。所以商业买办阶级，是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一翼，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开始爆发的时候，他就与封建大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如广州商团事变和西山会议派的组成，主要都是这一阶级与地主联合的政治作用。“在欧洲近世史上，商业资产阶级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他们和土地贵族，及财政贵族联合起来，反抗产业资本”（通俗资本论）；在中国因为加上了买办化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银行资本，起初虽然是因为工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而长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渐次离开了本来的主要的作用，而变成一种政治投机的资本；替政府发行公债，买卖公债票，经理短期政治借款等。他们与政府发生密切的关连，而且任何一派的政府部〔都〕必须取得他们的赞助，否则在财政上便要感受极大的困难。过去北京政府，固然常常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因为买卖公债的投机，常常故意制造政潮），现在的南京政府也还是部分的倚靠着他们。投资到银行资本中去的，主要是一般贵族，官僚，和买办，他们在经济上与封建的剥削不只是没有矛盾，而且有密切的关连；另一方面；中国银行虽然常常受着外国银行的压迫，然而因为资本弱小，常常要依附到外国银行之下，假如外国银行断绝他的资本流通的关系，简直无法周转。所以银行资产阶级也是和商业买办阶级一样，一开始就是站在反对革命方面的。
中国民族工业，起初发生的时候，主要还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如交通工业、制造原料的工业）；直到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商品不能运到中国来，市场的需要促进工业的发展，于是许多买办，官僚，地主，商业资本家，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都竞起投资到工业方面来；所以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都有很快的发展，而形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以后，在市场上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发生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就感觉到帝国主义的侵掠，各种经济政治特权的垄断——如在关税上，原料上，交通上，金融上，都是对于他的莫大的压迫。欧战后前两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尚未能完全恢复对中国的贸易，因此当时民族工业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成为当时一般的呼声，因此促起了有名的五四运动。过后英帝国主义恢复了对中国的贸易，扩大在中国的市场，美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各帝国主义的商品，也都积极的侵入到中国市场，遂使中国民族工业受到莫大的打击，许多工厂都关门倒闭，兴奋一时的工业运动，又因此停滞衰败下来。这时的工业运动，不只是在大城市中，建设了许多本国近代式的工厂，而且在闭塞的小城市以至乡村，都发生了很多的手工工厂，后来衰败的过程，固然许多大工业失败了，尤其是这些新起的小工业破产得更快。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感觉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利害，成为他的发展上莫大的敌人。同时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以后，当然也马上感觉到封建制度对他的束缚，如军阀割据，厘金，捐税，币制与度量衡的不统一等，也就要打破这样的封建束缚，所以五四运动，不只是表现着激烈反帝运动，而且反对一切封建制度和思想，特别是军阀。当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还只是一种“自在的阶级”，还没有明确的阶级的“自觉”；广大的农民群众，更是束缚在封建压迫之下，虽然也表现着反抗的斗争，但还是极原始，极零乱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知道了俄国革命的教训，知道工人阶级的兴起，是他们生死的敌人；虽然他们也同样的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农民的兴起会要求扫尽一切封建剥削，而直接妨害到他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感觉到当前的，压迫最利害的敌人，还是帝国主义，与做帝国主义工具的封建军阀；这就使他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就要惊醒着工人阶级和农民起来斗争，同时他们——民族资产阶级为着增加反帝与反军阀的力量起见，也就企图利用工人农民的力量。这就是在大革命的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其所以参加革命，表现着相当的革命作用的原因。所以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初期的参加革命，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农民运动尚未强大起来，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又非常利害；到了工农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他便要极力束缚，使工农斗争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致超越他的阶级的利益。到了工农斗争高涨起来，要求彻底的驱逐帝国主义，彻底的肃清封建势力，以致自动起来收回租界，分配土地，监督生产的时候，这就极明显的，革命的发展，已经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之下，不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这时候他便感觉到当前最危险，最严重，最利害的敌人，已经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自然要马上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主要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表现着他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特性：尚未完全脱离买办，地主，贵族，官僚的母体，还兼有半封建半买办的剥削，这就规定他不能有革命的政纲，而只能有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起初采用革命的手段，只因这一改良主义的政纲，不能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丝毫的容纳。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工业，更超过他的力量以上，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影响，阶级解放的自觉更坚决起来；同时，农民的特别穷困和痛苦，也就不是些少的改良所可满足，一走上斗争的道路，便要求彻底的土地革命，而成为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所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极难控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逼使他在未能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钦赐的让步以前，便要叛变革命来镇压工农。在他叛变革命以后，便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工农的同盟者。虽然他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然是有冲突，仍然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取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永远不能——而且不愿采取革命的手段了。这就是他看着工农比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还可怕，彻底革命的胜利——彻底肃清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是直接损害他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义，主要是在消灭工农的革命斗争，尤其在客观上只有消灭工农革命的作用自然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其所以在工农群众中发生影响，却正因为他在表面上还在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要求些少的让步，才能使工农群众发生幻想，才加重了我们与改良主义坚决斗争的任务。事实极明显的，假如蒋介石连表面上要求关税自主，取消领判权，修改条约等的假猩猩〔惺惺〕的欺骗都没有，而只是一些济案，宁案，航空，海军等条约，那么尽管他们在群众中极力宣传，决难起丝毫的影响的。
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是极明显的事实。帝国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枯竭，已是成为极严重的危机，这就使帝国主义无法对殖民地作些少的让步。有人以为中国资产阶级可在美帝国主义金元帮助之下来发展中国工业，这始终只能成为资产阶级与取消主义者的幻想。首先英日帝国主义决不能丝毫放松中国的市场，就假令美帝国主义完全采取以财政资本经过中国资产阶级来掠夺中国工农的政策，而且不顾一切的积极进行，但遇到英日的矛盾，不止要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且很快就要挑起世界大战。（有人以为英美可以妥协，美让英独霸欧洲，英让美独占中国，这真是莫大的笑话，帝国主义这样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在麦克唐纳□□胡佛樽酒笑谈之中容易解决，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只有付之一炬的价值了，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可以万岁万万岁了，这样意见的结果必然走到与取消主义一致去）。何况美帝国主义也是不差上下的决不愿意让中国资本主义化，不必多从理论上来说明，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南美和吕宋，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统治的地方，何尝有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只是企图把已有工业控制在他的财政资本统治之下，而继续的发展，只能在适合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范围以内；（譬如中国是美国有希望的面粉市场，决不会让中国的面粉工业发展），那就这样的发展将是与现在东三省一样走上纯粹殖民地的道路。并且现在封建势力不只是依然存在，而且更在极力加紧封建的剥削。如果不将帝国主义驱逐，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是无法推翻中国军阀制度的；中国中小地主占着优势的地主阶级，些少的改良都无可接受，资产阶级想以经济的侵蚀，渐次克服封建势力，这是无法做到的。这些条件规定着中国的改良主义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决定了中国终不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正因为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无法取得丝毫的让步，于是有时候在会议上，外交上，演讲上，还表现着好象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一样，才更加重了改良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欺骗的作用。自然资产阶级改良的要求，因为他害怕群众比帝国主义还更利害的原故，必然要很快的一步一步的出卖民族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不看清这些客观的事实，到群众中去指出改良主义的不可能与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只有更利害的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反而高喊着“帝国主义让步了，封建势力没有了”，这不只是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而且是极明显帮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客观上更是随着资产阶级一块做帝国主义的奴仆！
小资产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即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过渡阶级，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向两极分化；一部份渐次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大部份破产失业成为无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中有许多的阶层，他的上一阶层，如手工工厂主，小商人，富农，店东等，他虽然也有时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可是他们在剥削的关系上完全是与资产阶级一样，完全要靠剥削雇佣劳动者来生存发展，所以他是接近于资产阶级；他的下一阶层，如独立劳动者，手工业者，苦力等，他们虽然占有生产工具，可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不是利用生产工具来剥削人的，并且他们常常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和贱视，所以他们很接近于无产阶级。
中国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不只是有资本的剥削，而且多数兼有封建的剥削，常是乡村的小地主，其中小商人的部份，也常与买办资本发生关系；所以这一阶层，在政治的主张上，在对革命的态度上，更易为接近资产阶级，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好的助手。过去革命的历史，代表资产阶级的南京派叛变革命以后，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派也就马上动摇，并且很快的反革命，便是很好的例证。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受到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快的破产失业而堕落到无产阶级的行伍，所以也就更易为接近于无产阶级。不只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是如是，而且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整个的农民都是小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上层富裕份子（富农）很易为接近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而下层的贫苦农民，很易为接近乡村的与城市的无产阶级。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他是更必然要反映着客观的阶级分化而分化，一般教授，员司，工程师，……等，都是倚靠着资产阶级的豢养，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有力的工具；而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群众，他们还处在一种被压迫地位，一切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都没有丝毫的自由，也就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走向革命的方面来。尤其是现在阶级斗争这样的尖锐，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更必然发生极明显的分野，反革命的必然跟随资产阶级的思想跑，而与资产阶级混合起来；革命的只有拥护无产阶级的思想，两者之间，决难发生一个中立的思想，尤其不能发生一个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就是改组派与第三党，只有一天一天与资产阶级混合起来，决难保持着他的独立的政纲；从此也就可以断定现在的取消派，既然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前途，必然要一天一天的转向反革命的方面去。所以这些上层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散播改良主义的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经过他们把改良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工农群众中来，以和缓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候在与帝国主义军阀的冲突的时候，这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似乎表现着很激烈；可是假如这一运动，已经波动了工农群众，必然马上与资产阶级联合一致来实行对工农的欺骗和压迫。总之在武汉政府反革命以后，中国再不能发生甚么代表小资产阶级独立的政党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业买办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几乎完全混合着，所以一开始就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方面来反对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虽然在他的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可是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封建与买办母体，仍然兼有多少封建剥削的利益，所以只能有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尤其是他们惧怕工农的彻底的革命，也就一样的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压迫农工，反对革命。于是在压迫工农革命的一致上建立了现在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南京政府。可是正因为他们在对付工农，压迫革命的主要政纲上虽然一致，而他们内部——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然有他的矛盾存在，因而在一切政治的设施上还表现着相互的冲突，再加以军阀制度的存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统治的促使，遂不断的爆发军阀战争，而使南京政府始终无法稳定起来。
取消派因为认帝国主义已经让步，封建势力已不存在，于是否认“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军阀抢夺地盘，以及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所造成”；而认为是“各派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最高表演。”“一方面是在北方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冯玉祥，段祺瑞、张宗昌、张学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买办银行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南方是以改组派为中心的张发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买办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难怪彭述之要说是“奇形混沌的中国”，银行与银行，大工业与大工业，竟这样利益冲突，有如“深仇宿恨”一般的互相厮杀起来！其实中国倒没有这样的“奇形混沌”，不过表现着他们思想的“奇形混沌”罢了！
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的确是有很多的冲突：第一是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与商业买办阶级的冲突，（譬如湖南改厘金为特税，加倍征收舶来品的税额，于是发生长沙商人的罢市反抗）然而这一冲突实际的内容，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冲突，商业买办阶级不过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一方面罢了！第二亲日，亲英，亲美的各个买办阶级的冲突（在政治上表现着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冲突的实际内容，是由于各派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的冲突，各派买办不过站在自己的主人——帝国主义方面罢了。第三是地方帮口的冲突如宁波帮拥护蒋介石与广东帮拥护李济琛，然而这主要是两个地方的封建势力，封建军阀的冲突，不过这两帮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的母体，所以各自站到本地方的封建势力的方面罢了，并且这样的冲突表现在商业买办阶级的里面比较多，而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内部是表现得比较少，这是因为商业买办阶级与封建的剥削是互相勾结混合生长着的原因。第四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冲突，这确是纯粹资本利益的冲突，然而这样的冲突，除在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有时候联合无产阶级一块来反对大资产阶级外，决没有因这样的冲突而发生国内战争的。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财政资本的冲突，现在中国简直微弱得很，很少发生政治上的影响。总之中国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占着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是封建剥削关系还在全国占着优势，不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各派互相的争夺起来，那么不只是无从爆发军阀战争，而且资产阶级内部也就不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还发生买办性，地方性的冲突，正是证明各个帝国主义是抢夺中国的统治，与封建剥削关系还在全国占着优势。在一个国家内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都有互相依靠的密切联系，虽然在各种性质的工业和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有利益的冲突，然而决不能超过他们互相依靠的联系，所以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而绝少发生国内战争的可能。尤其在同一性质的工业和同一性质的资本当中，虽然在市场上也常常发生厉害的竞争，到了这样的竞争发展到互相不能兼并的时候，便马上会采用托拉斯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竞争，在全部产业发展的历史上找不出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因竞争市场而发生国内战争的。现在中国的民族工业尤为明显，他一进到市场上便遇到了外货的竞争，几乎看不见本国工业的互相竞争，因此他们只有团结他们微弱的力量（如纱厂联合会，丝业公所等）来与外货对抗（当然主要是对付工人阶级），甚么“中国资产阶级……有互相牺牲别省别县的资产阶级，各求自己的发展”（陈独秀，彭述之），这只是毫无经济学常识的“童话”。思想的“奇形混沌”竟到这样地步！尤其最可笑的。为证实一国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可以发生国内战争，于是引出“美国南北战争，日本西南战争”（陈独秀）来做例证，这不只是表现着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没有历史的常识。美国南北战争是由于独立战争以后，北美的资本主义特别发展，而南方农业仍建立在奴隶劳动（黑奴）之上，于是两个经济制度，就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冲突日益尖锐，无可调和而爆发国内战争。日本的西南战争是由于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工业发展很快，而西南的封建藩属仍然存在，这就障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全国的统一，肃清封藩制度，因此爆发西南战争。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他的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国内战争，除开其他特种的原因外（如墨西哥国内战争因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军阀战争因英日美的冲突所促成）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的矛盾。这是历史上找不出例外的。
现在中国军阀战争，因为中国经济组织的基础异常复杂，决不简单的由某一个原因，而是由各个复杂的矛盾所促成。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占着中国经济政治的统治地位，同时又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日美，正在互相争夺中国的统治。每个帝国主义都在中国占有经济和政治的势力范围（如日本的在满洲和北方，英国的在两广和南方），一方面扶持着本区域的中国军阀（任何一个军阀占领着这一区域的时候，也必须与这一帝国主义相勾结。）来做他的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并帮助这一军阀来抢夺中央政权。因为那一个帝国主义占着中央政府的指导权的时候，他可以藉此取得更多的利益，更便利的发展。如果这一原来扶植的军阀在抢夺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失败了，战胜的军阀决不敢损害丝毫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他又可以扶持在这一区域新起的军阀，来和中央政权对抗，这样就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欧战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主要是英日的对抗，因此这时候的吴（佩孚）段（祺瑞）战争，张（作霖）吴（佩孚）战争……都极明显的表现着英日帝国主义的指挥作用。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势力渐次侵入，可是他在中国并没有固有的势力范围，因此他要继续发展，必须打破英日垄断的局面。“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便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的口号。恰好在这时候，中国民族工业有相当的发展，也就反对着英日帝国主义的特权，而要求中国的自由发展。于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最好工具；美帝国主义，遂在赞助中国自由独立的好听的名词之下来进行他的侵掠的政策（这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抢夺别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时候都必然采取的巧妙奸滑的手段）。从华盛顿会议以后，表面上都是采取援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倾向；利用资产阶级的宣传来掩盖他的侵掠行为，以欺骗广大的中国群众。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随着并进；到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几乎超越英日之上，而且在经济的地位上也是继续增高的（譬如对中国的贸易，英日帝国主义固然也是日益增加的，而增加速度的比例，却远不及美国）。在这样的过程中，于是由英日对抗的局面，进而为英日美三角冲突的局面；而且美国的发展，必然要侵犯英日固有的特权，因此英日在保持固有的利益上，日益接近起来，必然要由三角冲突转变到英日联合对抗美国的局面；现在正在这一转变的过程当中。（认为现在英美联合反日的观点，不只是没有看清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而且没有看清中国的形势。）所以现在的军阀战争是极明白表现着这样的矛盾，就是英帝国主义勾结的新旧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阎张，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的蒋系三角冲突的形势，而且有南北军阀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形势。自然蒋介石因为占着中央政府的名义，必须对各国帝国主义都献好意，决不敢损害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利益；然而在帝国主义矛盾这样日益尖锐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比较倚靠一方面（认识了这样的形势，就可以了解蒋介石两年的卖国外交政策）。正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敢得罪英日，但的确比较偏向美国；这样就引起英日帝国主义的醋意（不只是醋意，而且是实际利害的冲突），而要帮助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军阀与蒋介石对抗，并进一步的抢夺中央政权。当然英日帝国主义在自己扶植的军阀尚未取得中央政权的时候，决不会放弃抢夺南京政府的领导；而且要藉这一军阀对抗的形势，以挟持中央政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军阀战争，运用这样的政策异常巧妙而且异常明白；他一方面极力促起阎冯张反蒋，并企图恢复北京政府，以取得中央政权的垄断，另一方面又藉此要挟蒋介石取得“取消排日运动”与南京不干涉中东路的解决等。这样的现象，在一般短视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五花八门莫名其妙，而不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巧妙。总之，因为帝国主义这样的矛盾，任何一个军阀，也无法统一中国；并且任何一个名义的中央政府，也无法有短期的安定，谁认为“这次军阀战争，蒋介石得到了胜利，将要开展中国稳定的局面”，谁便是在根本上对于这一总的形势，有极端错误的估量。中国的统一，只有工农革命彻底驱逐帝国主义的胜利，如果有反革命的统一，便是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而且此一方压倒彼一方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前途，因为假如爆发了世界大战，整个的世界，是将要改变颜色，在中国必然仍是革命的胜利。所以在工农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必然始终是这样军阀割据与混乱的中国，而且要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起来。这不只是在中国是这样，而且在过去的历史，任何一个弱小民族，如果还没有确定为那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两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在互相争夺的时候，那么国内的战争，必然主要是由于这些帝国主义的指使。譬如朝鲜在尚未确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尚在中日两国互相争夺的时候，他的国内战争，便是亲日派与亲华派的战争。取消派完全否认这样的实际，他说：“如果中国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那么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就是在中国推翻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倒了日本，岂非滑稽之至”！这样的话真是一种“童騃气”，难道帝国主义的矛盾促起中国军阀战争，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不是有天壤之别吗？难道反证出了不是帝国主义的直接战争，就够〔能〕证出不是帝国主义促起中国军阀战争吗？难道蒋介石打胜了英日帝国主义挟持的军阀，就敢直接侵犯英日帝国主义的利益，不怕比这中国军阀更锋利千百倍的英日帝国主义的枪炮吗？难道蒋介石没有侵犯到英日帝国主义直接的利益，就够〔能〕证明这些军阀不是英日帝国主义的工具吗？“如果真是童騃也罢了，他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语）第二，现在中国封建的剥削关系，并未肃清，而且尚在全国占着优势，加以帝国主义的侵掠，手工业与经济都渐次破产，发生广大的失业群众，这就造成了军阀制度的基础，再加以帝国主义的扶植，于是军阀制度遂日益壮大起来（这在前面已经有了详细说明）。军阀制度的本身本含有极残酷的战争根性——决不能解作是军阀个人好战。军阀占据一块地盘以后，为着镇压农民的反抗，防御别个军阀的侵掠，必须扩充军队；军队扩充了，军饷困难，财政没有办法，便要极力企图扩大地盘；地盘增加了，军队又要扩充，军饷又觉着困难，又要扩大地盘。每个大小军阀都是如是，军队的增加不会停止，地盘的争夺也就延绵不断，这就造成了不断的军阀战争。同时这也就暴露出军阀制度必然不可避免的要渐次崩溃，不只是每个军阀都要残酷的压榨广大工农群众而必然要掀起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而且因为军队增加而军饷日益困难的矛盾，要使广大兵士群众生活日益痛苦，必然要积极起来反抗；尤其是因为工农革命势力的影响，更加要增长兵士群众的觉悟，最近兵士哗变与投到红军就游击队区域的日益增多，便是这样的原因。因此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无疑问的兵士哗变将要更加汹涌起来，与工农革命汇合，而根本消灭军阀制度。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军阀制度，消灭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的第三个原因，便是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各派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始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因为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脱离买办与封建的母体，因此不能而且不愿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可是他为着自己发展的前途，仍然要为他改良政纲而奋斗，仍然要求渐次免除封建军阀的剥削——如厘金制度，与苛捐杂税等；这样的矛盾自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特别是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封建基础更加动摇，资产阶级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使一些军阀企图得到比较广大的社会基础，而倾向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同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没有统治全国的力量，也企图利用军阀制度来做他的抢夺全国政权与实行改良政纲的工具，所以在军阀战争中就常常表现着资产阶级的口号。在过去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蒋桂战争的时候，的确在双方的政治口号和社会势力的基础上都是比较明显的反映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就在这样的时期，蒋介石已经占据很大的地盘，南京政府名义上已经成为全国政府，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挟持，没有可能实行，而且自然的日益买办封建化。这样在资产阶级中便开始发生了对蒋介石的不满，特别是改组派的改良宣传扩大，部份的资产阶级便走到改组派的旗帜之下去。所以在此次军阀战争，双方结合的势力都表现出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集团。主要的原因自然是要由于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和封建买办势力的相互的冲突，而资产阶级尚未完全脱离封建买办的母体，也就各自与接近的封建买办的各派互相勾结着，而造成现在这样“混战”的局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仍然是不会完全放弃他的改良的要求，而且要企图利用自己所拥戴的军阀来实行这样改良的要求，互相认为对方的军阀是实现这样改良要求的障碍，也就促成了军阀不断的战争。所以在这样复杂关系中仍然是多少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掌握着一切经济政治的最高权，任何一个军阀，任何一个反革命的社会阶级，都只能仰帝国主义的鼻息，都不能超越帝国主义的意志，所以帝国主义相互的争夺是造成中国军阀战争的最主要的动力。同时军阀互相抢夺地盘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仍然有他的相当的作用。并且这个矛盾是互相连锁着而不可分离；如果把帝国主义与军阀都丢开不管，而认这样的战争是“阶级对抗阶级”，这是莫大的错误。因为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如果中国不是半殖民地的经济，整个的社会关系，一点也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情形，自然无从发生象现在这样的军阀战争。所以这样的军阀战争，最主要是表现各个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只是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的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互相抢夺中国统治，抢夺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血肉的战争，任何一方面的胜利，不只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仍然是一样的受残酷的压榨，而且整个中国仍然是要继续殖民地化的恶运，一丝一毫革命的或进步的意义也没有。所以共产党的任务是对这样的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号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军阀战争，以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与工农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这样的争夺，在客观上也必然是谁也不能统一，谁也不能消灭谁，最后走到双方俱倒，工农劳苦群众革命斗争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的努力就是要促进这一胜利更快的到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未完）[1]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3卷2、3合期，4、5合期，1930年3月15日、1930年5月15日出版）
[1]这里虽注明“未完”，但以后并未见续登。——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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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丘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
丘旭[1]
（一）说明
在这里，我不是具体地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体系，而是从陶希圣著的《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见“新生命”第三卷第二号）一文中的主要错误处的讨论中，来进行这一问题的讨论。
我在“摩登青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与中国革命目前阶段性》的一文中，对于陶希圣错误的批评里，指出他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发扬者，完全是根据他的大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241页中，《士大夫身分与知识阶级》一文中第一节的末段：
“……但是，在历史上，劳心的从来是尊贵的，清高的，剥削的，劳力的从来是卑贱的，平凡的，被剥削的，所以，把劳心和劳力分成两相对立的阶级，这是历史的事实，孟子所说正是这个事实的明征。”
倘若，这中间没有“手民〔笔〕之误”的话，显然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拥护者。但是，在《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一文中，陶希圣又在否认前文地说：“有人因此指斥我的推论是唯心的，更有人诬我赞成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的。还有人借用我所征引的材料来驳我的……”
啊，这本是“学者”们的惯技，我是懒于计较的。倘若，这是陶先生错误的承认，那是更好不过的了。反正，我们的讨论也不在于某一段落上根据的计较；而是在整的理论系统及分析问题所取之基点上的检讨。
至于，我之所以借用陶先生所征引的材料来指定陶先生之错误，一方面是减少对于材料本身考证上的两方面之不同意见，这是因为中国的史料谁都不能确证它的正确，事实上用考古学及其他科学的正确的方法去整理中国史料的人，在中国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关于材料本身考证上的争论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在我也感到这不是我们一二人简单的研究所能解决。
另一面却是因为陶先生所征引的材料是太宝贵了，它的宝贵不特在于能够说明陶先生理论系统的错误和自相矛盾，而且还在证明我们理论的正确。现在，来进行我们的讨论吧！
（二）怎样去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
在现在，我还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在运用着唯物论（？）去分析中国历史的陶先生要视为“浅薄”！我们的陶先生却正因为是不了解这个“浅薄”的问题，而生出那一等的唯心论的错误来。在《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一文中是说：
“……我说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还是地主阶级，但商人资本却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何以商人资本发达，而地主阶级仍然是支配的势力呢？由这个逻辑看来，这是一个矛盾。”
“……所以中国的政治支配与经济剥削二者，随商人资本发达的程度，随土地私有完成的程度，而逐渐分离。经济剥削，归于地主阶级。政治支配，归于官僚。
“官僚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支配。却不是地主阶级自己来支配。官僚买得土地而地主包办官僚。却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为官僚，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行支配。地主去做官僚，必须经由买爵或科举或夤缘。官僚去做地主，必须经由买收并稍加一些侵夺。官僚与地主是这样分离而又联络的。”
“地主是官僚的补充人，官僚是地主的中坚候补者。地主依于夤缘买爵及科举补充官僚。地主转化为一种独占知识的有闲阶级。这便是士大夫阶级。”
“……然而我们没有巧妙的逻辑可以证明中国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身分，证明中国政治不是官僚政治，证明中国的土地不是可以自由卖买的，巧妙的逻辑可以使我们得到简易的观念，却不能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
我有意引用陶希圣各部论断的几段，意在使大家能明显地看出“学者”的陶希圣分析问题是用的什么方法！
且从上面几段中可得到下面简单的几点：
（一）因为商业资本成了中国经济之重心，所以说中国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那是，在逻辑上是一个矛盾（？）。
（二）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却把政治的剥削者与经济的剥削者分成两个阶级。经济的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政治的剥削阶级是士大夫阶级，这两阶级虽是联络着而终竟是分离着的两个阶级。
（三）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不是由于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变化。至少是地主阶级变为士大夫阶级是“必须经由买爵或科举或夤缘。”
（四）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阶级不是世袭的身分，所以地主与封建领主不同，所以，就不能说这种社会是封建社会。
陶希圣用这种滑稽而可笑的论据来遮掩并淆乱问题。因为他是仅仅把唯物的外衣披上！主要的，是在他根本不能了解商业资本在历史上的作用及什么是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之利刃。在下面我就是加以简单的解答。最好，读者能参阅“摩登青年”第二期中我著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革命目前阶段性》一文。
（三）生产方式才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
陶先生所采用的“唯物论”，如果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的话，下述的回答是当然的：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是生产方式。因为某一种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才是社会的基础。也只有拿着这种下层的经济基础的利刃，才能明显地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同时，在我们要检定，分判经济结构的形式时，首先便要弄清楚这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关系是建筑在那一种的剥削形式上。马克思对这点是十分着重，且认为是肯定的必要。在他的资本论中有：
“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无偿的剩余劳动，在这一经济结构中，便由生产者身上压榨而来——决定了统治与隶属的关系，而此种关系，亦即由生产过程中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适应于劳动方法发展的一定阶段以及劳动方法的社会生产力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常能发现一切社会制度玄妙基础的奥秘。……
虽然如此，但同一的经济基础——同一的主要条件，却因各种不同的实际环境——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外来的历史影响等等，能以发生无数的变态和差别相以迷混其本来面目，要了解他，只有借助于当时实际环境之分柝〔析〕。”
陶希圣不懂得这个吗？但是，陶希圣对这点是绝对的沉默！
这绝不是夸耀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出生之前夜一切问题的分柝〔析〕和解剖都感到混乱而寻不着系统，这是说只有应用马克思的“唯物论”去分析问题才能捉得问题的中心，具体点说：也只有生产方式才能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只有捉得某一时期的生产方式才能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我还得说明一点。就是在此地我们不是去否认一切上层的构造对于这种下层基础是没有半点关系，只是母亲养儿子一样的基础把上层构造生出来，而是说，这两者是能起互相影响的作用，不过，主要的，根本的，仍然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发展了，而后有上层构造的发展，决不是前者是随后者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基础不仅影响社会与上层构造的发展，而又影响上层构造对它本身的相互关系，上层构造的影响，决不至超过某社会的经济关系的范围以外。上层构造只是能促进或牵制经济的发展，但它们的影响仍由它所供出的经济关系决定的。
这一段的说明是非常的必要，因为陶希圣对这个，又是故意的沉默！和故意的逃避，看，他是说：
“……中国的生产方法主要的是农业手工劳动，……”“……故农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生产，而对农民的剥削，是中国的主要剥削制度，其中主要的方法是地租的收夺。”——见《中国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
啊，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吗？生产方法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法，剥削方式也是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但是，这不是封建社会！？
唔，这至少不是马克思“唯物论”的运用，这是陶希圣“自造”“家用”的“唯物论”！
因此，陶希圣又要发问了：
“……封建制度是一种地主制度。地主制度却不即是封建制度。私有契约地主制度也是一种地主制度，私有契约地主制度由商人资本发达而后成立……”——同——
陶希圣在这里是说“契约的地主制度不能说是封建制度”但是，马克思又说：
“在一切经济结构之后，如果直接劳动者仍为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则所有权关系，必进而为统治与隶属的直接关系，直接生产者必成为不自由者。此种不自由是可以由服役劳动的农奴制柔化而为简单的纳税义务，……名义地主便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
马克思还拿奴隶时代的剥削制度，与此种剥削制度相比，以阐明其说。他说：
“此种经济结构，与奴隶经济，游牧经济都截然不同，奴隶工作，须借助于他人的生产工具，且不能独立工作。”
因此，我们便可知道，在规定剥削性质这一点上，农民个人之占有土地与生产工具，（这里所说的土地占有与土地所有权这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或加入公社，或因商业关系之发展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也就是陶希圣所说的契约地主制度。这是无所区别的。（关于商业资本我们在后面再说。）
所以，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
资本主义前期的结构的基础，是在于名义的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剩余劳动。凡维护此种剥削方法的制度便是封建制度。
当然我们不能拿出一个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来做标准，因为这只是不懂得辩证法的迂儒才会如此。这是谁都知道的，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实为不同的统治形式。这是显然的历史的政治的事实。但是我们的学者的陶希圣，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迂儒，他说：
“我说的士大夫统治，便是指地主统治。但是中国地主统治是取官僚政治的方式，而不是取贵族统治的方式。所以我曾加意描写此为地主官僚之连琐及为地主阶级之化身的士大夫阶级。”——同——
这是考茨基对于专政问题所放过的臭屁，陶希圣竟以为是香的，他竟把某种国家统治的形式去和某种国家的实质相肩比起来了，啊，只有陶希圣才敢说，单只是贵族的统治形式是封建国家的统治形式，陶希圣先生哟，你的推论在此地可用得着来驳论自己了。
A=SomeB
B=A
这是说：贵族统治是一种封建国家的统治形式，但是，封建国家的统治形式不一定是贵族的统治形式。这不是欺伪巧妙的逻辑吧？！这是陶先生在用来驳人的逻辑！
啊，陶先生花尽心力著书立说，去说明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是取官僚政治的方式，却不知道这就是封建国家的一种统治方式！结果，便得出，士大夫阶级的统治即地主的统治，士大夫阶级是地主阶级的化身，这一类妙不可言的张天师式的怪论。
这一怪论的根源是来自所谓“经济的剥削阶级与政治的剥削阶级的分离”之结论！
这是非常显明的，是唯心论者的教义！政治与经济的剥削能形成两个分离而再联络的阶级？陶希圣不懂得一切社会的阶级主要的是由生产过程中来划分吗？阶级是什么？
“阶级是一大部份的人有其共同的社会生产系统中的特殊的历史地位，有其对于生产工具的‘合法’的关系。有其社会的劳动组织中的作用，最后又有其社会财富的分配所得的一部份收入。阶级是这样的一部份人类，因其社会经济之特殊的不同的地位，一阶级能支配其他阶级的劳动的。”——陆译《唯物的社会学》——
由此，士大夫是可能一个阶级吗？政治剥削与经济剥削者是两个分离的阶级吗？这已是不用解答的问题了。
陶希圣因为是故意窜改和矫造阶级定义来自圆其不通之说！结果，便露显这条长大的唯心论的尾巴来。告诉你吧，威权的学者啊！玩弄阶级这个名字，只知道社会中是有阶级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还要了解每一个统治阶级，我可肯定地说，在历史上它是按照其组织社会的法则，是以和平剥削被统治者为目的，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用来完全保障它的经济统治。这才是经济剥削与政治剥削正确的了解，因此，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国家不是别的，是一阶级压倒另一阶级的机关，……”（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国内战》序言。）
同时，不管它在政治上国家的统治表现为若何形式，只要它是维持封建剥削关系的，这种国家便可呼之曰封建国家！我们有学问的陶希圣关于这点又保持沉默！他是愿意将唯心论的教义去演绎，啊，这是卑鄙的披着唯物外衣的唯心论者哟！
（四）商业资本及其历史的作用
这恐怕又是“欺伪”而“巧妙”的逻辑的应用。可惜，可惜不如陶先生所料！这“欺伪”而“巧妙”的逻辑却不是去否认土地自由买卖更不是否认中国地主阶级不是世袭身分！而是说，这两者的存在并不能推翻我们那个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分柝〔析〕。这是因为这两者的出现主要的原因在中国是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但是，这种商业资本的发展，他是独立于生产资本之外的，所以，它不能当做某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或说明。就其自身讲尚不足为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别种生产方式的媒介与说明。它仅仅是生产资本的经理者。对这点陶希圣仅了解皮毛：
“……但商人资本不能转变中国的生产方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同——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摩登青年”的发表中说得很详细，此地我只把马克思的话改抄出来：
“……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达，就是指资本的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和社会的经济发达是成为逆比例的。
“这种现象在中间商业——如在维也低人薦洛亚人荷兰人等等之间一样——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此处的主要利润不是由本国生产物的输出得来的。但是由商业以及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之生产物交换的媒介得来的，并且是由两生产国的剥削中得来的，此处的商业资本是在他的纯粹的形状中，他和他所媒介的诸生产分离了，这是商业资本发生的一种主要泉源。”
这是简单而又明白的商业资本的来源及性质的说明。下面是具体地指出它对于生产方法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商业支配工业，在近代社会中是工业支配商业。商业对于他实行营业的诸社会间自然有多少反响；它使生产愈加屈服于交换价值下，并且使享受与生活的维持愈加依赖贩卖而不依生产物的直接使用。因此商业使旧来的诸关系解体了。他使货币的流通增加。使不独擒住生产之剩余，并且次第蚕食生产自身，使全体生产部门都附属在他下面。然而这种解体的作用大部分是以生产社会的性质如何为转移的。”
因此，我们绝不能否认商业资本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一定须指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决定于其自身。正如商业资本它对于破坏生产的封建限制，是有重大帮助，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在中古末已经造出自己发达的条件之处，才是存在的。
所以，商业资本他不特是比资本主义更早的存在着，就是在奴隶生产及小农生产中，已有商业的精神及商业资本的发展。由此，我们不单是不能说商业资本是反封建社会的。反之，它却是在某一时期是适应和吻合着封建势力的发展。马克思说：
“因商业资本发达而构成的社会特殊状态现在不复是决绝的要素，反之，凡商业资本占优势之处，陈旧状态是占势力的。”
关于这点，我是不必多花时间了，最好能参看“摩登”，所以，我并不是否认中国秦汉以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是这种商业发展的本身是被决定于当时的生产力，这是说商业资本，它本身是附属于某一种生产方式上，因此它的发展不能形成独立的阶段，所以也就不能拿它来划分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这是说，商人阶级不能组成独立政权，而是参加某一阶级的政权，所以关于商业资本之发展的土地自由买卖及地主不是世袭身分，也就不能做否认中国不是封建社会的理由。同时，更不能说在当时商业资本是经济的重心，因为某一时代的经济重心都是那时代的生产方式。显然的，生产力的变动成了经济及一切变动的轴心，反之，商业资本的变动之自身也是被决定于生产方式。
啊，陶先生所引以为难的一切，都不过是唯心论者的呓语！
够了，在此地要列举陶希圣所犯的错误，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的文字中一字一句都是充满了不通和浅薄！
结论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集中地得到几点：
（一）中国在商品输入前期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主要的是在于名义上土地所有者，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独立生产者的农民的剩余劳动，所以，中国的社会的基础是这种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中国的国家也就是为了维持这种封建剥削关系。所以，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官僚的国家统治形式不过是封建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
（二）商业资本是独立于生产资本之外的一种资本，所以他自身在经济形态上不能形成一个独立发展的形态，结果，在社会的政治形态发展的阶段上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在当时中国的商业资本是附属于封建经济中而发展，它所产生的土地自由买卖，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对于封建社会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的侵蚀，但这绝不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三）帝国主义支配中国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当然又大起变化，但绝不能如陶希圣说的这样简单“而且”便利！关于这点我当另找机会加以讨论，我的意见简单地写出来是：目前中国的社会在政治经济上真正的支配者是帝国主义，这中间一面包含了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一面却是无产阶级小资产及农民……等这样复杂的阶级内容，这我们叫做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四）由此陶希圣的士大夫阶级，政治剥削及经济剥削阶级都是历史上的扯谎，骗人的非科学的神话！最愚拙的还是在他说，生产方式是农业手工劳动，阶级间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剥削关系，但这不是封建社会。上面一切唯心的矫造，都是在发挥这点。理论家哟，把唯物的外衣除下来吧！
（录自《新思潮》第4号，1930年2月28日出版）
[1]据王学文同志讲，丘旭原名丘九，因当兵的称丘八，他就改名丘旭。1930年在团中央工作。——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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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编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三卷第1期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编者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任务。这任务就是要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重新准备一个领导其走向胜利的第四国际！
对于这个任务，一切第三国际的盲目崇拜者以及各式各样的怀疑主义者们必然会表示忿怒或惊奇的吧。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依照着直线，而是循着一条艰难复杂的道路，它不能以罗盘仪来测量，而须由各方面活的力量来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也不是例外。这一个现代人类中唯一进步的阶级，在它每一次取得胜利之后，总要付予许多新失败的代价。第一国际奠定了它那解放的理论基石，但因群众基础之缺乏而消散；第二国际团聚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尽了许多教育的工作，并且在政治与文化上，提高了不少工人阶级的地位，但结果又陷于民族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迷途，因而丧失其历史的生命；在大战与十月革命的烈焰中，产生了第三国际，它把革命的马克斯主义从社会爱国主义的陷坑中救拔出来，真实地进行了国际革命的政策；但同时因革命本身的矛盾发展，它又产生了苏联内部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在史大林的愚蠢与粗鲁的领导之下，复受世界工人运动失败的影响，日益走向民族社会主义的道路，耗费了十月革命所积聚下来的政治资本。迨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之前投降之后，第三国际的政治生命算已宣告了死刑。
因第二第三两国际之彻底叛变，世界无产阶级陷于无出路与无希望的状态。一部分在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之下吞声饮恨，另一部分虽然具有斗争的情绪，然因找不到正确的领导，反而堕入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阵营中去！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在镇压了本国的无产阶级之后，以全力来准备新的大战了。在这一个战争危机或实际的大战中，假使无产阶级得不到正确的革命领导，以夺取政权而终止战争，则人类将遭受最大的祸害，而历史将倒退到野蛮状态中去。
因此，目前人类历史的唯一任务，就是要创造一个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走上胜利的国际组织。因为无产阶级乃是目前人类唯一的解放者，它的胜利，也就是人类解放之道；至于这个国际的组织，那就是替代腐败的第二第三两国际而起的第四国际！
这正是人类历史之辩证的发展，也就是阶级斗争必然的结果，我们不应感伤，更无须惊奇，我们该认清楚这一个前进的路向，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在一九三三年的八月，即紧接着第二第三两国际在德国悲惨地暴露其背叛之后，国际上有四个工人组织：左翼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国际局；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荷兰社会主义工党；荷兰独立社会党；集会于巴黎；他们宣布了第三国际的死亡，并确定了十一条原则，作为新国际成立的基础。这是第四国际的滥觞。
那四团体的宣言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一条，但它却是过去三个国际之宝贵经验的总和，是引导我们去寻找革命出路的唯一路标。
它首先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决裂，肯定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斗争，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继而与第三国际的中心理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清算，坚决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与不断性。接着就把另一极端的奥国机会主义理论加以驳斥，这理论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之国际性为借口，在其本国宣传消极与等待”，宣言上明确地规定了“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能首先爆发革命，并应由社会主义的建设来巩固它一国内的专政”。然后又根据着最近几年的史实，尤其是德国失败的教训，宣布第二国际的僵化与第三国际的死亡，同时又承认苏联之仍为工人国家，肯定了保护苏联的任务，继又确定了党内与国家机关内民主的需要，与史大林的绝对官僚主义绝缘。就这样，树立了第四国际的初步基础。
两年来的历史，只是充分地证明了那宣言的正确与需要。第二国际虽因共产国际之叛变而一时呈现了活跃之象，但它的全部政策却始终还是尽着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它的领袖——樊迪文，做了他国王之忠顺的大臣，至于在反战，对国际联盟，以及对“制裁”的态度，第二国际的各党，无不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散布着爱国主义的欺骗，因此，一些左派的分子和组织，都纷纷与它脱离，别找新的革命出路；至于第三国际则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彻底发展，根本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立场，他们把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当作苏联与各帝国主义间实行的外交拉拢时之抵押品，所以，第三国际已简单地降为史大林外交的辅助机关，它拥护国联，拥护帝国主义的“均势”，更公开地拥护法帝国主义的国防政策，它将各国无产阶级驱入于爱国主义的成见，即彻底叛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政策；第三国际堕落到这个地步，它的政治生命也就无可拯救了！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之春，签名于《十一条宣言》的四团体中，除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因上层领袖之中派倾向而表示退出外，其他三团体又联络了美国的合众国工人党与加拿大工党，联名发表了一个《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它详细分析了两年来世界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第二第三国际领导之愈益破产，因而把建立第四国际的需要及其意义，更加阐明得详尽了。如今在这新的旗帜之下，已经团聚了许多国家的革命组织，并且还有许多在半途徘徊的组织——如英国的独立工党——也正在趋向于它。
在中国，第三国际所属的中国共产党，也已经丧失其存在的生命。
因为中国革命潜在势力之雄厚，以及中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奋斗，使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大革命中发挥了伟大的力量。但当其存在之初，就被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所腐蚀。故虽处于极顺利的革命环境中，终于还是悲惨地失败了下来。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之惨败，同时也就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溃散与政治上的破产。恩格斯说：“一个错失了革命局势的政党，必将有一个较长时期退出舞台”。这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痛苦经验！在大斗争中打败下来的政党，只当它在严格的批评精神中，将自己的经验加以深刻的研究，并从而得出一切应得的经验，使自己的思想重新武装，才能重新站起来，才能准备第二次走上舞台。
但是史大林派的官僚却并没有这样做，它简单地宣布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为“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见六大决议）（这就是宣布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末倒之前为不可能），并为要保持其“总路线”之“绝对正确”起见，竟无耻的以横暴的官僚手段加之于中共的领导者之身，将昨日被誉为“伟大领袖”的人们，加以“机会主义者”的罪名而用作史大林错误领导的替罪之羊。
更可耻的，他们自己既不能且不愿求得革命失败的教训，他们又反对别人去从事此种工作，他们把中国工农用头颅换来的宝贵教训诬为“取消主义”，更宣布那些接受这份教训的人们为“反革命”，他们用无耻的逼害方法来对付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者！以至政党堕落成简单的官僚机关，政治思想则局限于史大林错误决议的背诵。六七年来，他们由机会主义转入于盲动主义，更由盲动主义进入单独依靠农民的“红军苏维埃”运动，更由这运动走入于最近的所谓“新政策”，即进行阶级合作与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立场的新政策。
至于中国反对派则完全是站在上次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它又接受了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成为国际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之一员，它始终站在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事于鞭策与批评的工作，同时提出它自己独立的主张，即及时提出民主斗争的口号，以便在反革命时期团聚和动员群众，使工人阶级重入政治斗争，使土地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适当的配合，借以重起革命，夺取政权。（关于各种问题的基本意见，已详见于我们的主要文件中，此地不再详述）
但是中国共产党非但不曾因我们的批评与鞭策而得到挽救，而且因整个国际的破产而完全丧失其生命；因此中国左派反对派也放弃其从来在第三国际内部改良的工作，而从事于新党建立的准备工作了。
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号召的“新政策”，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战略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它的基本政策是“一致团结共同对外”，即否认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立场；它的主要任务在“中华民族奋起拯救祖国”，即完全堕落于国家主义的泥坑中去。他们的唯一政策，就是想与蒋介石、陈铭枢、冯玉祥等人勾结，企图“保护苏联”，其实它只能将中国工农的力量摧毁无余，也就是加速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
因此宣布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农大众的叛徒，并进而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第四国际之建立而斗争，已成为每个觉悟工人与每一真正共产主义者的迫切任务了！
目前中国正处于最严重的时机，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愈来愈甚，而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怖统治，也愈不可忍受。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的，也就是全民族大众反日与反国民党的解放斗争，实已成为最迫切的历史任务。然而要希望这一斗争能得到胜利，则首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破产领导，只能使这一斗争走上毁灭的道路。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土地革命如欲得到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的坚决领导之下，因而必须有一个实行革命的阶级政策之工人党，正确地领导这一运动，使其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倘如史大林官僚支配下的中国共产党那样，企图与国民党资产阶级联盟，建立“国防政府”，以解决这些任务，那不仅是痴人说梦，而且还是反革命者有意的阴谋！
一切觉悟的工人与革命的马克斯主义者！赶快离开这个叛变的中国共产党，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来，为建立中国的新党而斗争！
不仅在中国，我们相信也会像在别处一样，一定会有许多怀疑的中间主义者，他们虽然承认两个旧国际的死亡，但又不愿参加第四国际的准备。在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只会崇拜既成权威而毫无创造精神的怯懦者；另一部分人则因对旧国际之失望而走上民族独立党的道路。对于前者，我们不愿多费唇舌；对于后者，那我们希望他们能认识国际领导组织的形成，乃是各国革命运动胜利的先决条件。失去了国际联系的民族党，只能走入堕落与死亡之途。
因此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愿尽一切的力量来为第四国际的建立开辟道路；不过我们决不妄想单靠我们一派的力量来成此伟举，我们希望一切能接受“十一条”原则的个人与组织，都来和我们共同进行。首先自然要在政治的思想上取得一个共同的步调。因为在国际的范围中，虽然已经有了“四团体宣言”与“公开信”之原则上的基础，但这还不过是一个基础罢了，站在这个基础上，还须我们作长期的与艰苦的斗争！我们的工作是困难的，但这是唯一可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
我们这个机关报，希望能成为这一运动中的一个有力工具；一切愿意为这新国际斗争的人们与组织，可以在这里贡献他们的意见。我们希望这个小小的刊物，能成为中国新党的初步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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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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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陶希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
陶希圣
一地主统治之中国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这个问题一年来引起剧烈的论争。在一般出版界中，讨论中国问题的人没有不说到中国社会构造的。综观各方对中国社会构造的认识，详言之，可分为六七种；略言之，可分为二大类：即认中国社会之支配的势力为封建制度残余之一类，及认中国社会之支配的势力已经不是封建制残余而是商人资本，或竟认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类。
我一年来发表的文字，认定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分解。其分解的原因在商人资本的发达使土地私有制逐渐完成。同时我认定中国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所以中国社会之支配的势力还是直接剥削中国直接生产者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此地主阶级与封建领主不同，非世袭的身分而是货币持有主依契约并稍带强制来买得土地而形成。货币最大持有人是收夺地租的大地主及商人资本家，所以中国之地主阶级与商人资本并不立于反对的地位。自明代中叶以后，商人资本有显已成熟之现象，而最近三十年间，此成熟之商人资本已与外国之金融资本相结合。但是，金融资本发达的结果，仍不能转变中国的生产方法。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仍然与秦汉以来相同。金融资本的蓄积只加速农民破产的速率。农村既加速破坏，而都市工业，除操在外国资本家之手以外，不能发达。于是中国社会，一端为贫饿流散的农民，他端为金融资本之蓄积。在两端之间，生产方法大体上说还是手工劳动，而对农民的剥削仍然以现物地租为主；农村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可能。
这种说法，虽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实况，然而没有硬派中国社会为封建制度那样简单而且便利。最便利的方法是如下的推论：
1．封建制度是一种地主制度；
2．中国社会是地主支配的社会；
3．所以，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
在这种逻辑之下，我所说明的中国社会性质，是不能够要求了解的。因为：我说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还是地主阶级，但商人资本却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何以商人资本发达，而地主阶级仍然是支配的势力呢？由这个逻辑看来，这是一个矛盾。
然而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我们早指出过：
A＝someB，
B≠A
换句话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地主制度。地主制度却不即是封建制度。私有的契约地主制度也是一种地主制度。私有契约地主制度由商人资本发达而后成立。但商人资本不能转变中国的生产方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国的生产方法主要的是农业手工劳动。中国主要的生产是农业生产，支配这主要生产的是地主阶级，因此，地主阶级是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
二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级
地主阶级是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但是地主阶级与封建领主不同。所以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也与封建领主的统治方法不同。
封建领主的统治方法是政治支配权掌握于经济剥削者之手。政治支配者与经济剥削者是同一的个人。中国地主既不是象封建领主那样的世袭地主，既不是固定的身分，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支配与经济剥削二者，随商人资本发达的程度，随土地私有完成的程度，而逐渐分离。经济剥削，归于地主阶级。政治支配，归于官僚。
官僚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支配。却不是地主阶级自己来支配。官僚买得土地而地主包办官僚。却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为官僚，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行支配。地主去做官僚，必须经由买爵或科举或夤缘。官僚去做地主，必须经由买收并稍加一些侵夺。官僚与地主是这样分离而又联络的。
地主是官僚的补充人，官僚也是地主的中坚候补者。
地主依于夤缘买爵及科举而补充官僚。地主转化为一种独占知识的有闲阶级。这便是士大夫阶级。
地主阶级非持有政治支配，不能继续其经济剥削。所以地主阶级努力于独占官僚系统。官僚既不是象贵族那样的世袭身分，所以也须取得经济剥削以保持自己的生存及优越地位。因此，士大夫阶级是以地租及国赋为生活资源的阶级。
我们说士大夫统治，便是指地主统治。但是中国地主统治是取官僚政治的方式，而不取贵族统治的方式。所以我曾加意描写此为地主与官僚之连琐及为地主阶级之化身的士大夫阶级。
有人因此指斥我的推论是唯心的。更有人诬我赞成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的。还有借用我所征引的材料来驳我的。然而我没有巧妙的逻辑可以证明中国地主阶级是世袭身分，证明中国政治不是官僚政治，证明中国的土地不是可以买卖的。巧妙的逻辑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简易的观念，却不能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
三目前的中国概观
中国问题不是虚伪而巧妙的逻辑问题，乃是一个事实问题。一切理论必须从事实出发，才算正确。历史的记录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商人资本早已发达于中国，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是士大夫即地主统治。目前的事实又指出中国的地主阶级与外国金融资本结合了。地主怎样可以与外国金融资本结合呢？中国地主本来与商人资本沟通；商人资本本来可以与金融资本合流的。目前的事实指出中国社会之一端为贫饿农民，而他端为商人资本之蓄积。目前的事实指出中国资本之蓄积，不能转变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不能发达工业资本。目前的事实仍指出由地主转化的官僚是最大的支配阶级。
帝国主义即外国金融资本主义摧残了中国，然而外国金融资本假使没有中国商人资本的降附，还不能造成目前的现象。换句话说，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之后，中国固陷入贫困的世界；但在外国资本没有侵入以前，中国早已不是黄金世界了。说中国在满清年间以及满清以前是黄金世界，这是无知识的妄诞士大夫之谈。士大夫阶级本来是独占知识而又无知识的。
四金融资本之蓄积
金融资本之蓄积，由上海市场上屯积的现银数目而可知其一斑。本年一月七日上海大晚报载：
中国时局未定，国内商业凋疲。加以今冬农产歉收，人民购买力弱，内地现银之需要锐减。以致沪市存银之多，竟达二万万两。
试就十八年底上海各银行钱庄存储现款来说，总数实为可惊。
据本年一月五日申报所载，列表于左：
行名银洋大条
麦加利240万133万
汇丰2,3151,704
正金892140
32条
中央1903,140
485
东方6060
花旗734360
荷兰10020
华比7520
中国1,7602,630
6,265
台湾41060
交通2201,335
1,422
有利6035
佳友6035
朝鲜4030
中法7030
三井15035
60
三菱7030
通商50170
大英5030
大通9330
安达3020
德华6530
华义
60
各钱庄4803,595
总计8,31413,672
8,324
上海屯积现银这样的多，则经理现银的银行自然有巨大的利息可图。十八年度外国银行的盈余没有报告；中国各大银行的盈余，在举国民众的困穷之中，有如左记。本年一月五日申报载：
银行公会会员银行，大多数尚未结账。兹将各大银行已结账而获有盈余者，汇志如次。
中央1,700,000元
中国1,000,000
中南500,000
浙江兴业575,000
上海510,000
浙江实业445,000
交通500,000
大陆160,000
中孚75,000
聚兴诚100,000
江苏300,000
东莱280,000
垦业140,000
工商110,000
盐业200,000
中国实业170,000
农工110,000
新华30,000
国华230,000
中国兴业12,000
金城200,000
共计7,447,000
此外尚有结出或未及调查之银行，如四明、永亨、正大、正义、道一、中汇、恒利、通和、通易、中央信托、东亚、典业，广东、江南、煤业、中华、中国储蓄等等，不下数十家，估计亦必丰厚。如是则全年银行全体盈余额，总在一千万以上云。
五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之发达
商人资本之发达，由四种材料可以推求。
第一是国际贸易。十八年中国施行七级税率，而外国商品之进口并未减少。即如日本对中国之输出入并不减于往年。本年一月五日申报载：
据日本商务署调查，上年日本对华贸易总数，统计如下：
（单位千元）输出输入
1月32,31915,550
2月13,8899,688
3月23,410'10,059
4月30,35811,844
5月30,04014,870
6月36,06220,131
7月28,00811,344
8月33,18710,279
9月34,72512,028
10月29,15815,178
11月21,33315,244
12月18,33113,047
共计330,820159,262
输出入总数共计四九〇，〇八二，〇〇〇元。现在把这个数目与革命以前的三年来比较，列表如下：
1923年（百万两）1924年（百万两）
1925年（百万两）1926年（百万元）
409,5436,0
486,1490,0
再就中国的输出来看，对美国之输出，去年比前年增加。本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载：
大晚报云：据美领事署统计，去岁全年，上海一埠对美输出，共值美金五千四百五十三万八千八百五十元，比前岁总值四千一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三十元，计增美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三千九百二十元。
第二是海关收入之增加。十八年度国际贸易比往年并不减少。而七级关税税率比往年税率略高。故十八年度海关收入比十七年度增加。本年一月一日总税务司布告说道：
民国十八年海关税收，按整数计算，共为关平银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六万两，并以汇兑平均价格二先令七辨士又十六分之十三核计，约合英金二千二十四万八千六百镑。兹将十八年各重要口岸税收按整数列表如左：（单位千两）
计开关名十八年税收关平银数目
滨江关3,112
安东关3,791
大连关12,837
山海关2,084
津海关（秦王岛分关在内）16,351
胶海关6,671
江汉关8,263
江海关69,442
厦门关2,177
潮海关2,928
粤海关6,115
十八年度海关收入约合二万数千万元。较之十七年度约增四千万元以上。
第三是商业资本蓄积之断片的报告。即如南京自建为首都以后，奢侈及一般消费品商业异常发达。据时事新报本年一月九日及十一日所记载之调查，列表如左：
17年18年
茧业行三十二家加十六家
丝及丝绸（江北入口）86万元78万元
同上（闽溪榭桥入口）6万元16万元
同上（浙江湖州入口）119万元140万元
茧（录口收集）40660元
同上（安徽出口）120万元60万元（16家所采之数）
（二）绸缎业
进口货物总值50万元
（三）五金电料
商店增加7家
（四）洋广货业
进口货物总值60万元
（五）中西药业
商店75家
资本总数153060元
第四是高利贷资本之蓄积，以南京及上海论，南京之典业是如下的：
南京共有典业八家，下关四家，城内四家。利息之计算，月利每元二分，按例月不过五天，第六天赎，须以两个月利息计算。又如逢巧月之利息，由柜上取得平分。（时事新报上述之调查）
上海之押当业则如下述：
上海华租两界共有押当铺四百四十余家，而典当不在其内。在押当规则，贫民当物一元，每月须缴利息六分。内分三期，即以十日作一月之二分利也。（本年一月七日申报）
在商业资本流通之中，有一商品最值得我们的注意，即十八年年初曾惹起世人注目之土案之□的物是。就海关已查据的数量来说，自民国六年至十七年止，共有七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四磅之多。其没有查获的进口货及各地流通的本国货，尚远过于此数。现在把历年查获的鸦片烟数列表于下：
民国6年20,468磅
7年26,676
8年48,375
9年96,627
10年150,104
11年68,500
12年51,611
13年85,804
14年48,918
15年82,916
16年54,679
17年52,106
六外国金融资本之支配
中国的金融资本及商业资本是怎样发达的呢？它是在外国金融资本卵翼之下，剥削独立的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而发达的。所以中国的金融商业资本完全受外国金融资本的支配。最明显最露骨的表示，是十八年年底及十九年一月金价暴涨即银价跌落的风潮，所波荡于中国者之激剧。
外国资本压迫中国资本之一端便是金货压迫银货，而中国商人与农民的关系是银货压迫铜元，农民拿铜元去买小商的商品。小商收入铜元，换成银币，来批大商的商品。大商收入银币，换成金币，去买外国货。铜元跌价则农民吃亏。银币跌价则连商人也吃亏。银币跌价与否，操在外国资本家之手。中国农民的运命原来操在纽约与伦敦。
资本主义先进国都用金币。亚洲各国多用银币。近来越南与印度已改金本位，于是只有中国用银。本年一月八日申报译载：
印度与中国墨西哥素为主要用银之国家，但墨西哥自产之银，远过本国所需，平日唯恃印度与中国二大市场之吸收。今印度改用金本位后，独剩中国为其尾闾，自将供过于求。故此次银价之狂跌，不能认为偶然的现象。
然而何以十八年年末发生恐慌呢？这是由于中国也出卖现银。同报载：
至此次银价之骤跌，乃由于中国之继续售出。盖现除中国外，无复有银本位国，世界市场上银之需要极少。今见中国售出不已，一时人心惊慌。欧洲及其他各处咸有大宗现银售出。银市逐日趋凋疲。至于新年后，银价略见回涨者，及因印度稍有购进之故。顾印度之需要，亦极有限。反之，日本即将解除金禁，此后毋需再收购现银；作为日钞流通之保障。如此顿失平衡市价之一大要素，实为银价跌落之一重要原因。
中国何以有大量现银出卖呢？第一由于中国现银因生产不能发达而不能流通于内地。上海屯银因此太多。时事新报本年一月十二日载，通易银行副行长俞寰澄氏谈话，有云：
上海银底丰厚。上海存银之多，超过以往之记录。就我眼光看来，照现在商务情形，并不为多。不过就目前环境说，内地交通阻隔，商货滞积，以致通货不通，集中上海。
一方面现银从内地集中上海，他方面世界产银数目又逐年增加。本年一月七日申报载：
五日纽约电云：今日有财界要人，在此间表示银价之跌落，产量超过需要，亦是一大原因。如去年十一月份银矿产额，达五，六一四，〇〇〇盎斯。十月份则仅有五，一三〇，〇〇〇盎斯，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分所产更少，只有四，七五六，〇〇〇盎斯。
同时，中国官僚搜刮现银，出卖于上海。申报一月七日译载大晚报说：
中国方面有某团体将大宗存银放料，亦为银价跌落之一原因。
一月十日又译载大陆报说：
据闻中国大人物迩来不绝以巨款汇往海外，而承汇之银行并不将现银输往外国，皆在沪改购金货，以致沪市存银达于向日未有之纪录。
上海集银既多，金价当然涨起，于是投机资本家便从中利用两者价格的低昂差率，作投机买卖。一月十日申报译载：
据本埠著名商人意见，即银行界之收买金条，或操纵市场，亦非合法营业。因若广收金条，减少市上存底，自将招致银价跌落，金价腾高，迥非负调剂金融责任者之所宜为也。
而汇票买卖之投机行为，更比买卖标金利害。俞寰澄氏说：
汇票买卖较现金标金十数倍。实在，是商业所用，抑或是投机，极不容易分清楚。
商业资本的性质本来是投机的！
在金币压迫之下，金价涨起，有下列的弊害：
（一）货价提贵，生活增高，全世界用金，独我国用银。而我国生活所需大半仰赖舶来品，自然物价要骤贵，人民生活有极大之影响。
（二）个国〔人〕购买力减少。金价涨，一般存银之人，无形之中，损失了一半，拥资一百万短了五十万，倒不打紧，袋中有十只大洋的人，仅得五只之用，那是要叫苦连天了。
（三）商业凋敝。照上两节说法，各项商业开支自然要加多，贸易自然要减少，那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现在商业的凋敝，常〔当〕然另有别原因，不过金贵银贱亦其一也。单是进口商的损失，只一小部分哩。
最显著的还有中国出口贸易受了打击，而内河贸易也很吃亏。原来中国的水上运输，大抵操在使用金币的外国资本家之手，所以金价一涨，运费便涨了。兹不惮烦，把时事新报所载关于此点的调查于下：
（一）水脚暗涨沪上行驶国外之轮船，均系洋商经营。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权全操在外商之手。上海赴欧洲各国之商轮，其水脚价目，系由公会拟订。统用先令计算。出口货以吨位定运率，大致每一吨货，自四十先令至七十五先令。华商付费时，合沪币给计之。平时运欧水脚，每吨约自二十元，至三十六七元。今回先令缩短，运价即暗涨，突然增至自三十元至五十余元。而运往美国之货，亦用美金为运费标准。自金贵银贱以来，每一吨出口货以华币纳付，须暗涨百分之四十以上。致近日各华商在运费一项，已蒙重大之损失，对于大宗出口货，或展缓运出，使华货对外贸易额，益形锐减。
（二）船票价昂上海赴欧美商轮之船票价，分为两种币制。其赴英法德意比荷等欧洲诸国，则用金磅计之，往美国各埠，系用美金计之。向例由沪往伦敦马赛亨宝或曲里西耶德（意国）等埠头等舱位，以金磅合华币，计约需一千元有零。今则顿涨至一千四五百元之谱。即二三等舱亦各暗增一二百元不等，又往美国各埠船票价，头等室向来在七百余元者，今已增至一千元左右，此诚旅行家之不幸也。
（三）日轮改计中日各路内之商船，向来日人于华货运日，及旅客东渡，初以日金不及华币之昂贵，故于货脚客票，统用中国现洋计算。近因金涨银落，日本海运业者，以亏损太巨，不能如欧美航商之获取巨利，佥议改用金币制。闻已由日邮社提出，向该国递信省陈情，拟请准予改用日金，收取运费。
由以上所述，已足见外国资本怎样支配中国的商业及金融资本。代表外国资本量的金币一有变动，则中国商业处处受其影响。
七农民的贫困及流亡
金货压迫银货，而银货又压迫铜元。使用铜元的农民在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蓄积与集中之下，成了什么样子呢？单就最近的各地农民状况来举一些零碎的报告：
（一）北平
单就中国济生会与朱子桥合办的粥厂来说，食粥者每日有三千人。（本年一月五日申报）
（二）陕西
据该省民众联合会来电云：陕省灾民死亡者已达八十余万以上。（本年一月六日申报）
略阳全县人口九万一千零五十四口。内中极贫灾民已达六万九千三百十三口。因饿而死者五千八百六十七口。流亡者共九千三百二十二口。（申报）
（三）河南
（陕县）中国济生会，昨接河南陕县救灾促进会等十六团体机关寄来快电，内称，吾陕适当崤函之中，毗连尽皆山陵。匪祸兵燹，频年屡遭。以故户鲜盖藏，岁丰犹虞不给。加以两年大旱，饿莩载道，中产之家，无不典田卖地以求苟延残喘。依人为生之灾民，无田可典，无衣可卖者无论矣。此犹初旱时之情况，厥后亢旱愈烈，粮价愈昂，或欲卖而物已空，或有物而无处卖，木酪树皮尽作食品，兽皮人肉视为珍馐，鸠形鹊面，惨不忍睹。以致懦弱者时死沟壑，壮健者流为盗匪，焚杀抢掠日有所闻，人民之生计愈危，而死亡愈多。今秋落雨最晚，播种极迟，秋禾吐穗之际又遭旱魃，收成仅获十成之二三，然未成熟多被土匪所获。种麦之时有扰于匪而不能种者，有无种子而不得种者，灾期茫茫，危迫万分，况久饿之夫，腹枵腹空，偶食新秋，往往病死，弃尸薰臭，酿成瘟疫，传染流行，每日死亡，以全县计，约在数百，奇灾惨祸令人酸鼻。（申报）（豫西）豫赈务会电告，巩县因灾情及战祸损失，确数，（一）灾荒死亡三千四百八十余口、（二）战祸伤亡一千一十四口、（三）焚毁房屋五千九百六十四间、（四）拉去牲畜万零九十四头、（五）征发车辆两千九百三十辆、（六）财物损失值洋三千万零三千五百余元、（七）灾民逃亡七千五百八十四口、（八）军队派款二十二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元、（九）搜索粮食米麦一百三十一万一千六百余斤又面粉三万余袋、（十）勒供草料银十四万八千五百六十余元。统计全量损失约值银二百余万。（一月七日申报）
（四）绥远
绥远十七县今冬冻死者一万五千人。（申报）
（五）江北
江浦与滁州均旱。滁州受灾田地达二十万余亩。赤贫灾民达十五万口之多。（申报）
单就以上几个实例来说，中国农民的困穷与流亡，已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富如浙江及江苏，十八年度都成灾区。其余各省不受灾者可谓绝无。灾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水利不修是最大原因。而水利所以不修是由于农民的困穷，没有余力去修水利。农民何以困穷呢？国税地租的担负，商人资本的剥削！
八民族产业之衰落
上述，一方是贫穷人口，他方是巨额资本。两者对立是工业发达的原因。但是中国的工业却不能够发达。
生丝是中国重要的出口货。制丝的工业在十八年度却衰落不堪以至于停工。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载：
上海华租两界各丝厂，共计一百零四家，因原料缺乏，本重价小，备受亏蚀，无法维持，公议宣告停止工作。兹悉各丝厂停工者已达七十余家，尚有未停工之三十余厂，亦均预备将期丝缫解清楚后，定于一月二十左右一律停机。
纺织业是工业发达与否最好的指标。中国的纺织业与世界各国比较，极为贫弱。依万国纺织总联合会报告，十八年七月底止，世界各国现有锭数如下：
国别估计总数环锭
走锭纺埃及棉锭建筑中
英国55.91742.776
13.14117.48447
德国11.2504.630
6.6201.07474
俄国8.8803.441
6.4392.40062
法国7.4652.597
4.868225200
意国5.210678
4.532
捷克3.6731,675
1.998833177
比国2.156451
1.705517…
西班牙1.87510
1.8652630
波兰1.557430
1.127130…
瑞士1.504675
829270…
荷兰1.160251
90970913
奥国955353
602……
瑞典62695
51342…
葡萄牙503173
530136
芬兰26246
21610…
丹麦995
946…
瑙威6015
47……
其他15329
124525
欧洲计104.30558.328
45,97723,754647
印度8.704897
7.807930
日本6.53042
6.48865230
中国3.602…
3.602…18
亚洲计18.836939
17.89766178
美国34.8291.800
33.0292.000…
加拿大1.240200
1.0402430
墨西哥75237
71452
巴西2.7503
2.747…13
美洲计39.5202.040
37.5302.02944
其他各国1.500200
1.30011420
总计164.21161.507
102.70426.578
789
在这渺小的纺锭之中，日本的纺锭占可观的部分。单就十八年上半年日本在中国的纱厂增加的锭机来说，已属可惊。据申报裁：
十八年上半期在华日本纺织厂，于抵制声中变更计划，趋向精纺，并努力对外发展，故其成绩殊佳。因营业居于有利之地位，各厂乃力谋扩张。结果实际上较去年年底增加纱锭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八枚，线锭三万一千六百枚，布机一百七十六台（此均已添置转运者。）
日本在中国棉厂的发达，且影响于英国棉纱业。本年一月十日申报载：
孟却斯德商会棉纱部年报称，一九二九年英国棉纱产额，因纱布出口贸易，继续不振，大为减少。查一九二九年初，英纱出口，尚称不恶，一月间约输出一千七百万镑。但以后三个月，则逐渐减缩。迨五月间，生意转佳，出口跃至一千六百万镑。但至六月，则又降为一千二百二十万镑。七八两月出口额量，尚形稳定。九月不然，骤落至一千零二十万镑。嗣后三月，未有特点。英商在对印贸易中不独须应付日本方面逐年加甚之竞争，且须与中国棉厂之出品相敌。年报又谓：事有愈形显著者，今日之日本棉厂，其注意于更细纱支之纺制者，视前更多云。
原来中国的贫穷人口与资本的对立，是有利于外国资本家的。这种有利外国资本家而不利于中国工业与农业的情形，由东北的经济状况而尤可以明知。最近申报载哈尔滨通讯：
东三省地大物博，为我国最富庶之区。农工商业未能逐渐开展。一切利权听其外溢。故凡各种企业之宏大者，外人莫不捷足先登。而营谋最力者，厥推日本，盖东省于无形间已为日本经济发展区域，故于一切企业，竭力经营，惟恐不及。兹据十八年之调查：日人在满投资总数达十五万万零六百五十七万元之巨（此数不在借款投资筑路之内）。各地实业会社株式会社，普遍东省各地，每社资本均在十万元以上。据十七年之调查：该种会社总数计六百七十所，资本共七万万九千七百十三万九千余元。至十八年而一跃为八亿一千三百〇四万五千三百元之资本，社所亦增至七百〇六所。其进步之速，诚可惊人。兹将十八年中各地会社处所及资本额数，分志于下：（一）属哈尔滨合名会社计六十一所，资本共五，六六九，二〇〇万元。（二）属沈阳合资会社计四百四十四所，资本共一五，五七二，五五九万元。（三）属辽宁株式会社计三百〇一所，资本共七九一，八〇三，五五〇万元。
反之，就中国农业生产来说，其衰落已到了不能够支持中国人食料的最低点。以小麦面粉来看，十八年面粉价格是如下的：
阴1月7日2.337518日2.2600
2月3日2.290029日2.2150
3月3日2.205028日2.1250
阳5月4日2.135018日2.0550
6月29日2.17253日2.0675
7月18日2.34052日2.1500
8月26日2.34005日2.2725
9月4日2.330026日2.2800
10月1日2.342512日2.2925
11月28日2.377513日2.3300
12月30日2.430016日2.3725
而其中涨跌的原因，却不在本国小麦生产的多少，而在于外国粉麦接济的有无。外国粉麦有进口，则粉麦价跌，反之，则价涨。所以本年一月八日申报关于此表的说明如下：
综观一年来之结局，国内小麦之生产，终不足供给事实上之消耗。年年非洋粉麦之接济，即现竭蹶堪虞之状态。故就根本上立言，国内设生产不事振展，不但经济上发生问题，民食前途，不免有一日破裂之危象也。
农业衰落的表现为食粮缺乏。食粮缺乏，必仰给于外国米麦的供给。一个农业国遂至于非有外国农产品进口，便不能够过日子，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就上海一市说，十八年下期的米荒，使米价涨到十八元一石之多。而本年年初，仍非买进洋米，不能支持。本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载：
市社会局鉴于去岁秋收不良，本年民食堪虞，并迭据嘉谷堂公所，中城商界联合会等先后条陈，采办外米，预防粮食恐荒。现已由社会局拟具采办洋米办法六项，定期召集有关系各局及商民团体参加讨论。兹将办法列下：（一）采办数量定为十万石；（二）采办地点由会议决定；（三）定购米款由银钱公会垫付，市政府担保；（四）米粮到沪后，关于提取存栈，定价分配，出信收款等一切事务，临时组织委员会处理之；（五）米粮销售后，如有亏蚀，由市政府及各团体分任弥补之；（六）详细办法，会议决定。
农业衰落，则农民流向都市。而都市工业又不能发达。于是农村有饥民，而都市也有失业人口。以上海而论，依社会局十八年十月间调查，全市失业人口约当工会会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四。现在摘录调查报告如下：
假使根据性别来观察，那末男工失业人数是最高，一一七，五八七个男工里面，有八，六五二人失业，占全体男工百分之七·三五。女工人数是二七，八七九人，其中失业工人一，〇八四人，占全体女工百分之三·八八。至于童工，失业则不甚多，九，六〇三人里面，只有二七三人，占全体童工百分之二·八四。再以业务的类别言，失业率最高的是日用类，失业会员占全体会员百分之一四·二一。次为机器类，占百分之一二·三四。失业率最低的是建筑类，会员四，二九八人中只有二二人失业。
在这种工业不振的状况之中，还火上加油的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件。即如行驶中国的航船，在十八年一年中失事者有十三艘。而中国本国的航船居大多数。中国的招商局又已陷于不能继续存在之困境。现在摘最近时事新报所载的调查如下：
去岁第一艘失事之巨轮，为招商局之新华轮船，于一月十五日在横兰岛附近触礁沉没，溺毙者甚众；第二艘为华轮衡昌（译音），一月二十日在沙尾灯塔附近沉没，死者五十人；第三艘为华轮平孚（译音），于二月十七日，在宜昌上游沉没；第四艘为德轮其生，于三月十二日触礁沉没，未死一人；第五艘为中国巡轮福海，于三月二十五日沉没；第六艘为意驱逐舰摩其亚号，三月二十五日在福州附近沉没；第七艘为华轮康泰，在吴淞口外被意舰利比亚号撞沉，死者六十余人；第八艘太古之洞庭轮船，三月三十日在汉口下游沉没；第九艘为招商之新康轮船，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威海卫附近被日轮大龙丸撞沉；第十艘为华轮鸿安，于八月六日遭风沉没，第十一艘为华轮升利（译音），于八月八日遭风沉没；第十二艘为政记公司之元利轮船，于十月二十日在白渡桥附近被日轮泰安丸撞沉；第十三艘为华轮永嘉，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温州附近之洋面沉没。此外轮船互撞，及遇险搁浅之事，以数百计。
九官僚资本之出口
工业不能发达，则资本留滞为投机资本而不能加入生产过程以扩大生产。农业不能发达，则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不能变更。地主阶级在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只有一方面加深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他方面又加紧去争夺官僚地位，更以财政的非法的手段剥削农民。所以，官僚所收夺的金钱，数量极大。这大数量的金钱，或投入土地而为地价，或投入银行为金融。最近因农村土地收入不安，而银行的存款股票式投资大盛。尤为显著发达的是都市（尤其是租界）土地的购买，最有兴味调查记录是关于大连的，现在把十八年底止的调查，表列于下：
买主地面价格
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800坪13,000元
前江西督军陈光远楼房1所20,000
上海巨商周雪庵370坪13,000
又王占元800坪12,000
青岛港政局长戚竹卿160坪14,400
上海巨商陆阶平650坪15,800
前陆军总长鲍贵卿1990坪18,950
前财政总长周学熙12000坪（村地）3,600
又4300坪7,800
又戚竹卿600坪22,200
又陈光远400坪24,000
烟台巨商张献武房1所15,000
天津商人李典臣97坪22,000
前直隶督办褚玉朴房1所9,800
北平药商乐达仁房1所50,000
前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房1所16,380
前江西省长陶家瑶515坪23,000
前江西督军蔡成勋202坪7,100
前滨江道尹某900坪11,000
前福建督军李厚基540坪7,000
前财政总长潘复680坪11,560
前热河都统阚朝尔260坪4,430
前浙江师长陈乐山307坪5,319
前段祺瑞秘书梁鸿志310坪5,270
又陈乐山280坪3,536
前奉天军团长杨宇霆513坪8,731
副司令某氏56坪8,772
前山东督军田中玉232坪3,944
前交通总长高恩洪180坪8,000
前直隶省长王承斌280坪20,000
又蔡成勋120坪7,000
前财长张英华400坪13,600
曹锟房1所50,000
前新疆督军杨增新地1段65,000
以上载时事新报，不过就大略言之。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官僚资本的出口年复可惊。于是外国资本阶级极端开所以吸收中国官僚资本之路。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载有下列的短评，足知大连之外尚有长崎的重演上述的悲剧：
日本长崎市拟于该市内划定区域，专造中国别庄。闻其计划，即将实现，已为该市市民所赞同。其唯一理由为谋中日亲善。盖长崎距离上海，航空仅二十八小时。我国失意政客，下野军阀，向以别府温泉为彼等逍遥之地。但别府距离较远，或感不便。于是长崎市为便利计，乃在该市建设中华别庄，以低廉之价赁与华人，庶几易于出租。
十结语
由上述，我们知道下列几种事实：
（一）在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及中国商人资本之下，中国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之一面。中国农民所受于金融资本及商业资本的剥削，实为可惊。
（二）金融资本及商业资本虽大量蓄积，而中国的生产方法不能从农业手工劳动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制。故农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生产，而对农民的剥削，是中国的主要剥削制度。其中主要方法是地租的收夺。所以中国社会仍然是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
（三）中国地主是商业资本发达之后的地主，故其支配方法与封建领主不同。政治支配的官僚与经济支配的地主，相与分离，而又相与联络。地主为了独占官僚地位，遂独占各种补充官僚地位的门径。因此地主阶级转化并表现为独占知识的士大夫阶级。
（四）因此，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
（录自《新生命》第3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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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LECAPITALISMEEN10LEÇONS:Petitcoursillustréd'économiehétérodoxe
MichelHusson
资本主义十讲
（插图版）
〔法〕米歇尔·于松（2012）沙尔博图；潘革平译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
感谢录入、校对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条分缕析地讲述资本主义的缘起、兴盛与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与当前的危机等内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界人士均对资本主义及其多方面制度进行了反思，本书的出版将为我国读者了解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人眼里的资本主义提供一份难得的阅读资料。
本书旨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评论分析做一介绍，所以连续提出几个简单的目标。首先一个就是在区别资本主义的几个属性，如货币和市场，这些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属性的同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一个定义。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历史。另外还应该对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代表理论做一阐述，目的是要说明这些理论代表突出一个问题就是缺少严格性，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经济科学想要将社会组织方式简化成象物理规律那样不可回避的整体规律是不成立的。
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反全球化组织“征收金融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TTAC）成员。其著作包括《打碎福利国家的人》（LesCasseursdel’Etatsocial）以及《纯资本主义》（Unpurcapitalisme）等。
中文版序言从欧洲看中国
引言
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
·定义考证
·资本主义的起源
·社会关系的变化
·技术的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的种类
·意识形态的背景
第二讲利润从何而来？
·什么是剩余？
·有关利润的理论
·主流经济“科学”的不幸
第三讲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财富的巨大积累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世界层面的不平等
·减贫进程缓慢且不均衡
·“平等，就是健康”
第四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二冲程发动机：利润与销售市场
·社会需求与赢利能力：差距很大
·迈向体制性危机？
·大逆转
·打造消费者
·市场对民主
·社会民主的妙处
·社会主义或需求逻辑
第五讲什么东西不是商品？
·劳动的商品化
·知识-商品
·商品化的理论挑战
·生命-商品与胡乱计算
·公共物品
·另一种经济核算
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
·排气工厂
·环境税能做些什么？
·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
·有限的增长
·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
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
·交叉重叠日益加深
·中美轴心
·新的世界图谱
第八讲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相互竞争
·遭切割的经济模型
·危机的影响
第九讲什么样的危机？
·周期性危机
·调节性危机
·资本主义的阶段
·福利国家的轨迹
·通货膨胀
·体制性危机
第十讲为何终将失败？
·金融掌权
·金融化的根源
·典型事实之一：工资份额的降低和利润率的提高
·典型事实之二：利润与投资之间的“剪刀差”
·典型事实之三：红利的增长
·当前危机的结构
·危机的阶段
·四大矛盾
结论
译后记让世界懂中国
资本主义危机如今已经大白于天下。但这一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吗？它是如何运行的？
法国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用10个简明的、数学式的章节和漫画家沙尔博的70多幅插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条分缕析地讲述资本主义的缘起、兴盛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与当前的危机等内容，使人们更好地认清这一经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尤真是那些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使之变得难以为继的结构性矛盾。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读本，尽管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但作者讲得并不死板，而且以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为切入点，以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形式为中国读者了解经济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尤真是西方社会眼里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份难得的阅读资料。
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法国最知名的反全球化组织“征收金融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TTAC）的成员。其著作包括《打碎福利国家的人》（LesCasseursdel'Étatsocial）以及《纯资本主义》（Unpurcapitalisme）等。
沙尔博（Charb）漫画家，法国《沙尔利周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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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潘东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潘东周
——本篇只是中国经济之一个概括的叙论，以后对于中国经济中之各个特殊问题——本篇所说的六个重要部门当各作专文以研究。
1．序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
2．工业问题
3．对外贸易问题
4．银行问题
5．土地农业问题
6．劳动问题
7．财政问题
8．结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
（目录略）
一序论
近年社会科学的运动，在思想界中确已取得相当的地位。虽然经过了许多阻碍，虽然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的缺点，但社会科学——至少在表面上——确已为最大多数之研究家所注意了。可是现在社会科学运动中有一种非常不正确的倾向，就是只注意到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没有谈到全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理论问题固然重要，但理论的重要正因为他能以解答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理论而不与实际问题相连系，则即使正确的理论也无从表现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在现在中国研究界中谈社会科学理论的，已经有了不少。但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而整理中国实际问题的确还非常之少。本篇的作用，就是想提出中国实际生活中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加以整理研究。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基础，也只有具体的了解了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然后才能找出研究一切实际问题的头绪。也只有经济的研究，才能充实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就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就现在全国的思想界中看来，一方面唯心主义还有很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唯物的观点也在开始发展。但在开始发展的唯物主义中，正面自然来着迎头的唯心主义的敌人，而后面却又在唯物主义的假面具之下，蹿出了许多唯心主义的侦探。藏着唯物主义的假面具，阴谋的破坏社会科学之唯物的基础，这一种思想对于唯物主义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危害，比较唯心主义还更甚。现在社会运动中之唯心主义的崩溃，成了必然的现象。社会科学在现在只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胜利，一个是假面具的唯物主义的胜利。两者在思想界中将会有非常严厉的斗争。假面具的唯物主义，因为种种关系，在现在思想界中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但他的崩溃却是毫无疑问的。将来两方面之最激烈的战争，一定会在经济问题上。因为只有经济问题的研究，才能以切实的最后的解答一切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一切不能解答经济生活中之实际问题的理论，无疑义的在思想进化的过程中将被淘汰。假面具的唯物主义的死亡，一定与在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才能表现。我们只有加紧一切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才能取得一般问题的正确了解，才能从根本上揭发一切假面具的唯物主义的谬误。这就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之第二个重要意义。
最近我们看见了风起云涌的许多政治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我们看见了许多不同的政治主张。为什么同一的问题，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呢？为什么成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呢？怎样才能取得统一的解释呢？这些问题的最后解答，都是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只有正确的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后许多问题才能得着正确的解释。不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去了解问题，而有成见的固执于呆板的唯心的空想的愿望上，这些便永远不会取得任何政治问题的了解，也永远不会有理论的统一。应当怎样反对帝国主义，或是应当怎样解决劳资问题，我们不能以脑中的主观愿望为出发点，而要以客观的经济事实为根据，依照经济事实而做的结论才会正确，这样的结论才会作为全国人民所努力的目标。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第三个重要意义。
在这三个意义上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去找取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这就是本篇的任务。
本篇将中国经济依照其性质而分为六个重要部门，每一个部门现在都给以原则上的解释。原则上的解释只能说明问题内容，研究的线索，注意的中心等等。以后当每一部门作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的时候，我们再引用一些具体的统计材料，去找各个部门之更具体的问题。
二工业问题
首先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中之第一个部门，工业问题。
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开始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所以中国工业一开始便受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为便利其商品流通起见，首先便在中国发达新式的交通机关。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一方面努力于远东根据地的取得，另一方面争取在中国之铁路的建设。铁路工业遂成为一切中国新式工业发展的先声，也就是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之开始的工具。到现在全国之七千余英里的铁路，三分一是直接归帝国主义管理的，其余除不著名的铁道以外，没有一个铁路不是在帝国主义债务的压迫之下。帝国主义的铁路一方面操纵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吸取很广大的赢利。中国铁路因为战争，捐税，债务的关系，不独营业不能发达，反而入不敷出，积欠职工的工资。
除铁路以外，航业便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外洋航行，完全在帝国主义的垄断之下。沿海航行，中国只有很少的势力。内河航行，在吨数的数目字上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占去一半。并且中国的轮船，多是小而且旧的。
无线电的势力，大部分又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掌握中。有线电名义上属于中国政府，但因受债务及军事的压迫，完全不能发展。新兴的航空事业，又承美帝国主义“代办”了。
重工业以煤铁为大宗。煤铁的生产都不发达。中国最大的煤矿，第一是抚顺煤矿，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二是开滦煤矿，是英帝国主义的。新式煤矿，大半都在帝国主义手中，中国所有最多的是旧式手工业的小矿。铁产之最大的公司是汉冶萍，表面上是中国的，实际上因借债及条约的限制完全成了日帝国主义的附属物。最近并没有作工。
五金工业中，大工业只有军事工业（兵工厂）是完全中国政府的，但军事工业在经济发展中自然是另外一种性质。间或有几个中国的重工业，其机器工程师化学原料等都仰赖于帝国主义。
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近年来是逐渐进步，但帝国主义仍然有一半的势力。在出品上说，中国厂所出的多半是粗纱，粗布，外国厂多是细纱细布。机器自然全部都是外国的。若是纺细纱，则棉花也必要用外国的。在上海及青岛，日本纱厂都超过中国纱厂的势力。
面粉工业中，本国资本固然有大部分的势力，但是因为帝国主义由国外入口之面粉之竞争，使面粉事业不得发展。
丝业则因为丝质不良，日本印度的竞争，人造丝的发达，最近日就衰下。
火柴业比较发达，但所用的化学药品及木材，都要取给于外国。
这是中国工业的概况。由这些概况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工业中所感觉的问题，中国工业发展的阻碍。这些阻碍就是：
第一，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其本国的商品由海外运来以与中国竞争，另一方面又利用其在中国的工厂企业，与中国竞争。并且主要的工业现在已经大半入于帝国主义的手中，交通又是大半在帝国主义的手中，使中国工业不得不听帝国主义的支配。
第二，中国市场的狭小，尤其是农民的购买力非常低微。农民占全国人口之最大多数，但是他非常贫困，不能购买工业品。英国全国四千余万人，而有纱锭五千七百万。德国六千三百万人，有纱锭一千万。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纱锭（连外国人的在内）只三百余万。显见得中国人民购买力的低微。
第三，中国封建制度割据局面对于工业的压迫。中国政治的不统一，战争的影响，一方面使商品流通不能经常的进行，另一方面又受捐税公债等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工业，既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又不受中国战争及军阀的压迫，而中国工业则几方面吃苦。
这三个就是中国工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三对外贸易问题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上的作用，不是单单的赢利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在国际上之经济地位的问题。经过对外贸易，本国的经济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在对外贸易历年的过程中，可以表现整个经济在国际上的形势。中国对外贸易所表现的形势是非常的不堪设想。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年年入超，入口价值超过出口，譬如一九二八年的对外贸易，入口价值超过出口二万六千六百万两。这个数目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数目表示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上，一年可以取得二万六千万两之赢利。在其他国家中，除商业以外，还有船业，汇兑，邮电，投资等等的收入，则虽有海关上的入超尚不妨事，但是中国却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简单的说，在对外贸易上，中国人民的血汗每年要流出二万六千六百余万两，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第二，在中国的人口贸易上，最大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工业品及半制造品，其价值约在七万万两以上。这都是帝国主义的商品，用来与中国工业竞争的。也就因为帝国主义商品之广大的流入，遂使中国工业不能发达，使中国经济不能独立。除工业品以外，尚有百分之二十五为米，面粉，棉花，中国本是“以农立国”，但这些主要的农产品都不能自给，这表现着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至于中国所最需要入口的机器，本足以帮助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入口价值在入口总数中还不到百分之二。
第三，在出口上则看出完全相反的现象，大部分是供给帝国主义的原料。绸缎可以称为完全的工业品，豆的产品，皮货，蛋的产品，花生的产品，可以很有条件的说是“半制造品”，其实到外国去以后大多数仍是充作原料。此外，豆，丝，棉花，粮食，皮，蛋，茶，花生，毛等等纯粹的原料，总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中国出口的大宗，以前是丝，茶，现在茶丝的地位在国际商场上因为不能与日本及印度竞争的缘故，形势日益下降。现在中国出口之最大的货物便只是豆类，而且大部分都是由满洲出口的。关内并没有一样特产可以取得国际上的地位。
第四，对外贸易的机关——海关，营业机关，汇兑机关，交通机关，——完全操在帝国主义的手中。在这个中间，一方面使中国经济受许多限制，另一方面又漏出大宗的利润。即是中国的货物，必要经过帝国主义管辖的海关，帝国主义的公司，银行，航船以运入其他国家，处处都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即就海关一项说，因为在帝国主义的管辖之下，所以帝国主义的货物只完纳最低的税，而中国货物运入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却完很高的税。这都是中国对外贸易中之非常严重的损失。
中国对外贸易当前的问题，便是关税自主的问题。只有关税自主之后，中国才能以高度的保护关税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这，则中国永远只是帝国主义的市场，全国人民将无条件的听受帝国主义的宰割。
但是，关税自主并不是对外贸易中的唯一问题，即是关税自主之后，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问题并不会完全解决。汇兑问题，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交通问题，帝国主义所操纵的航业，这些都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的腹地，许多工厂企业都开设在中国内部，一个关税自主自然绝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关税自主仅是当前的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问题。
四银行问题
银行在经济界可以操纵市场，支配金融，是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力量。在中国的银行，有最大势力的是帝国主义的银行。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全国公认的银行资本的统计，但就各处散见的数目字看来，中国的银行有资本一万五千万元至三万万元，外国在中国银行有七万万至八万万元。总之，帝国主义的银行资本超过了中国的银行资本，超过几倍。并且帝国主义的都是大银行，中国则多是小银行。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首先直接做了帝国主义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办理政府对外的借款，经理帝国主义的各种投资，完全在各个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指导之下，来进行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资本比较雄厚，信用比较稳固，又不受政府军阀的各种干涉，因此，帝国主义的银行遂取得了中国之经济统治的地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家自然不必说，即使中国的商业家也同样依靠帝国主义的银行。一切剥夺人民的军阀，他的存款一定是放在帝国主义的银行。一般人民，也是觉得帝国主义的银行比较可靠。越发信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银行的基础就更坚固，帝国主义更可以取得大宗的利润。存款是找帝国主义的银行，支票，汇票，钞票，是以帝国主义银行的为最有信用。更加以一切政府借款，债款保管。各种特别事件的经理，于是帝国主义的银行，便统治了中国。
至于中国的银行，只不过做了帝国主义银行的分行。一切中国的银行，大多数都直接间接的受帝国主义银行的支配。只有在内地各省中，那还可以说银行资本（大部分是类似银行的钱庄）的势力，但他们多是做了帝国主义银行的中介，经过他们使帝国主义银行的势力一直达到中国的农村。
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中国的银行，不受中国政治舞台之直接支配的。若不是与某一个政府要人有关系的银行，则这个银行一定受许多非营业的压迫。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能有一个或几个巩固的集中的银行，不能在全国经济中有一个独立的金融机关。银行之倒闭，改组，停业，不稳定，都时常给整个社会经济以很重要的损失。
外国在中国的银行，多是大规模的财政资本的银行。而中国的银行则多是微小的商业性的银行。
银行经济中的根本问题，第一是帝国主义的银行。不铲除帝国主义银行的势力，则一方面整个的中国经济生活将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支配而不能独立，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资本也绝没有发展的可能。
中国的银行资本，必须当帝国主义银行的势力消除之后，才能成为民族的独立的金融机关。并且一定要在军阀制度消灭之后，全国政治统一，然后全国才会有经常的银行营业生活。没有这两个条件，则中国便不会有真正民族的银行经济。
五土地农业问题
中国是所谓“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大多数的人都是农民。全国最多数的人民都是依靠着农业经济而生活，因此土地农业问题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农村经济最近处于非常大的危机中，农业危机若不能解决，则中国社会前途将要不堪言状。还在几个月以前，华洋义赈会的报告，已经说现在全国灾区中，已有五千七百万的饥民，直到现在，灾区仍然是日趋扩大。南方各省，没一省不是土匪遍地，失业农民日益加多。粮食大宗如米麦之类，外来的入口总是超过中国的出口，这一个“地大物博”的农业国家还要依靠外国来供给粮食。□这样的状态若继续下去，真是不堪设想！其影响自然不只在农村经济中，可以使整个中国社会经济都不会发展。
中国农村经济为什么发生这样大的危机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所受的剥夺太重。农民既然受了非常严重的剥夺，所以他没有剩余的力量来改良他的生产技术，没有力量去培植水利肥料，甚至于收成所得反不能饱食。以至农村生产技术日益落后，而造成现在的危机。中国土地农业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农民所受之无限制的剥夺。这个问题不求得适当的解决，则农村经济的危机永远不会消除。
农民所受的剥夺，第一是地主。地主利用其土地之私有权，向农民收取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全中国除浙江的一部分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的地租不是超过百分之五十。就是说，农民以自己的工具，肥料，种子，全家男女大小终年的劳动，所得来的收成，必将一半以上交给安坐而食的地主。只就地租说，已经去了农民收成的一半，并且农民对于地主还有许多其他的义务。
第二是军阀制度之苛捐杂税的剥夺。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不担任非常重的负担。军阀的税，地方的税，豪绅所派的捐，各种各类，田赋的预收，以至于强种鸦片的懒税，又不知需要农民收获的几分之几！
第三是高利贷的剥夺。农民贫困，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高利贷资本利用农民的贫困，用很高的利息借谷米或借钱于农民，使农民得以完成纳税而过最低限度的生活。高利贷时常是以来年的收成为担保。使农民今年已经将明年以至后年的收成都送给了别人。
第四是商业资本的剥夺。城市商人到农村中收买农产品的时候，不付给农民以适当的价值，而压制农民生产品的价格。有时候商业资本乘着农民贫困的时候，预付定金给农民，以很低的价格定购农民来年的产品。我们若看乡村价格与城市价格的区别，就可以知道商业资本的剥夺是非常残酷。
自然，一切剥夺的主要动力是帝国主义。商业资本事实上是帝国主义的买办，高利贷资本多半是城市钱庄在乡村的代理人，而钱庄又是帝国主义银行的支配物。地主取得了生产品之后，同样是卖给帝国主义的买办。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往往又都是三位一体。
世界上没有一国的农民，还象中国农民这样受剥夺。□中国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夺，在世界上要算第一位。这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中国土地农业问题中的根本问题。
六劳动问题
中国劳动问题，在社会问题上说已经很重要，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说同样的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劳动条件的恶劣，一方面使着社会上不能安宁，另一方面使生产力也不能发展。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首先就是要利用中国之贱价的劳动力。所以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工人的剥夺，比对待其本国工人格外残酷。同时，中国资本家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下，处处不能与帝国主义竞争，更不能不加紧的剥夺工人，不然则不能取得利润。中国又当着农村危机的时候，农村剩余人口都不断的迁入到城市中来，造成城市中之广大的失业的劳动后备军。假使工人若有比较严重的经济斗争，则立刻便有失业的危险。因此，忍痛受苦，形成了现在中国之最黑暗的劳动条件。
只有中国的工人，每天还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没有中国同样延长的工作时间。西欧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八小时，八小时半，九时的工作时间。苏联工人则已通行了七小时的工作制。各国在工作时间以内，都还有休息用饭的时间，中国不独没有休息用饭的时间，并且工人应还该早半点钟站到工厂门外候班，使着机器一刻不停，工人连预备，走路，吃饭，候班等等，一共必要十五六小时的工作。在矿山中，西欧多是七小时，八小时的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非常残酷。苏联为五小时半，六小时的工作，并且连休息的时间在内。中国则非常奇怪，譬如唐山煤矿中，名义上是三班轮流，每班八小时，实际上因为工资过低的缘故，工人不得不作两班，于是净合工作十六小时。西欧各国，星期日照例休息，星期六减少二小时的工作，每周约合四十六至五十二小时。苏联每周约合三十八至四十二小时，中国则每周最低限度亦在七十小时以上，最通行的是八十四小时（每日十二小时），间有一百零二小时者。西欧工人中，童工比较少，只有近年才加多，但工作时间比成年工人常要减少三分之一。苏联童工则带学习性质，半日工作，半日读书，工作时间当成年工人的二分之一。中国童工则与成年工受同等的剥夺。女工在外国当生产前后都有长假，照发工资，苏联女工不独有产前后两个月的休息，并有预备女工生产的特殊机关，给生产女工以许多优待。就一年说，西欧工人大多数都有两星期的长假，苏联有一个月的长假，但中国土人虽当炎暑的时候，还要群集于机器房里，火炉旁边，做那继续不断的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
除了工作时间以外，中国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劳动保险，失业保险，疾病救济，工人子弟教育，这些在中国都是梦想不到的。
这种现象，首先自然给工人以最大的痛苦。但若将这个简单的看成一个工人问题，便是非常大的错误。工人生活的恶劣，不独惹起不断的劳资纠纷，不独工人的疾病死亡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并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因之受莫大的阻碍。野蛮的封建式的劳动条件，工人没有精神上教育上以至物质上的满足，这是绝不会使生产力提高的。
这不仅是工人的问题，乃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七财政问题
最后说到中国的财政问题。从很早一直到现在，中国政府的财政都是乱比纷麻，每日都在借债加税中过日子。财政的紊乱，使整个社会生活都不能安定。
中国财政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军费问题。从前一直到现在的政府，每天都在忙于筹军费。假使用教育费与军费一比较，则教育费不过只当军费的百分之一至二。任何一国的军费，即使帝国主义的军费，在全国支出的百分比例上都没有中国这样多。军费之必需减至最低限度，这是中国财政问题中之第一个根本问题。
其次就是还债，尤其是外债。譬如就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说，军费与还债，这两项支出占去全国总支出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家都知道，这两项费用与中国一般人民的利益绝不相干。这些借款，最大多数都是军阀借了用以作战的。现在都有一定的税务为其担保，收税之后，不经过中央政府，直接便由帝国主义的银行领去了。对于外债若没有根本的彻底的办法，则中国财政问题绝不会有出路。
第三个问题便是苛捐杂税的问题。中国的苛捐杂税，尤其是目下，自中央以至地方，没有一处不表现得非常严厉。在其他的国家中，尤其在现在苏联中，税是直接征收，按各人收入之多寡而规定数目，富者担税最多。中国的财政制度完全相反，大多数是间接税，盐税，煤油税，货物税，厘金……等等，在一般必需品中征收很重的税，使贫民的负担特别重。
并且，在收税的制度上，往往带许多封建的商业资本的性质。各地的税收，政府不是派官吏去征收，而是估价投标，招商包办。收税人以资本（美其名曰“保证金”）买得收税的权利，于是不得不尽量刮取最大的利润。人民所负担的税，加一层商业资本之从中取利，于是苛捐杂税益发严重。
军费问题，外债问题，苛捐杂税问题，这是中国财政上的三大根本问题。
八结论
总观以上中国经济之六个重要部门，用以知道有以下的根本问题：
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有的铁路，航权，及一切交通势力，操纵了中国的经济；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矿山，煤铁的制造，五金工业，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厂，舶来的商品，与中国工业竞争；
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海关，中国不能抵抗外国舶来的商品；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支配了中国的金融；
全国不统一，战争，捐税，对于中国工业的压迫；
地主，高利贷，军阀，商业资本，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夺；
帝国主义及中国工厂中之极恶劣的劳动条件；
战争，军费对于财政的压迫；
外债对于财政的压迫；
苛捐杂税，包税商人，对于全国人民的压迫。
这些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没有希望。
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归结起来有两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压迫，一是封建残余对经济的压迫。在经济发展上，不彻底的肃清这两个障碍，简直没有任何的前途，有之，则仅只是殖民地化的前途。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关系问题而不是生产技术问题。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对于经济的进攻，都不是生产技术改良可以对付的。只有改变了生产关系，推倒了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后才说得上经济的及技术上的发展，不如此，便不能有任何经济上之真正的进步。
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明，以后我们再将这六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逐个的专篇详细研究。
（录自《世界月刊》创刊号，192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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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绸厂工人罢工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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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绸厂工人罢工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宇
上海美亚绸厂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一再减低工资，于三月四日起十个厂四千余工人一致罢工。罢工以后，工人遭受资本家勾结法帝国主义的屠杀，造成“三一一”惨案。为要求国民党政府交涉此屠杀惨案，工人到上海市政府去请愿。然而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理此惨案，并且逮捕罢工工人，又禁止报纸登载美亚罢工消息。但工人不屈服仍继续斗争。四月十五日，全体工人向国民党社会局请愿，冒雨露立达二十余小时之久，而国民党政府的答复则是：扣留全体工人代表，武力驱散请愿群众，逮捕罢工委员会委员，强迫工人复工。于是孤军独战斗月余，精疲力竭，领袖丧失的四千余工人于四月二十二日无条件复工。复工以后，罢工领袖被资本家开除者达一百三十余人。美亚罢工的失败，可说是惨败！现在来检查一下失败的原因和我们应得的教训。
失败的原因
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一般工人斗争情绪的低落及国民党的残酷压迫。中国经济的衰落所造成的普遍的工人失业，降低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增加了资本家压迫的力量；加之国民党之残酷摧残与封锁新闻，使资本家的压力更强，美亚工人陷于孤军奋战，罢工胜利更不容易。但罢工期间的客观形势，并非不能得到胜利的；如果美亚工人有强健的领导，善利用此客观条件以扩大罢工的力量，则胜利并非不可能。
左派反对派在罢工期间给罢工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曾指出罢工的一般前途：（一）美亚资本家生意并不坏，他决不会因这次罢工而关厂的；（二）上海的许多较小绸厂工人，怕他们的资本家仿照美亚资本家样子减工资，用绸业总同盟罢工援助美亚的可能；（三）“三一一”惨案已经激起了社会上的相当愤怒，如果极力扩大宣传，很可以引起社会上对罢工的同情和援助；（四）美亚绸厂为保持出产品的优良，不能舍弃现在罢工的熟练工人而雇新工。反对派正对着这种估计，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又对工人提出这样的斗争路线：（一）罢工工人必须设法与资本家直接交涉；（二）用各种方法扩大宣传，扩大联络；（三）健全罢工工人的组织，并以群众力量保护罢工委员会。现在，在失败以后，事实证明反对派所估计的并没有错误，并且所提出的斗争方法也是正确的。但史大林派阻止罢委接受反对派的路线，而反对派自己也未能注意与罢委建立密切的联系，使这路线见诸实行。因而许多时候，工人常排徊莫知所从，并因而迟钝了他们进攻资本家的锐气。这样，使全体工人的英勇整饬斗争陷于无出路。
由于史大林派的错误领导和排斥，及反对派的领导不够，罢工委员会在罢工以后很久尚未分工工作，工人群众中还未组织罢工小组，未组织维持队等。后来接受反对派的指导把这些缺点补救起来，但在防御资本家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压迫，以及宣传工作方面始终未能积极地进行，而对于其他工人的联络工作亦作得很不充分。这种缺点的结果，是美亚工人的罢工斗争陷于孤军独战，而在紧急时，虽然其他绸厂的工人有罢工援助的表示，但仍未能呼应一致。
其他绸厂罢工援助之所以未能呼应一致，一部份由于左派反对派工作不够。我们虽然估计有同业小绸厂作准备工作，待到美亚工人已包围了社会局我们才来临时鼓动，已缓不济急了。
但罢工惨败的直接原因，则是四月十五日向社会局请愿时及被驱散后，未能紧把握住工人情绪的变化而为及时的策略的转变。在包围社会局时，罢工领导者不知道在美亚工人孤军独战，无广大工人群众实力拥护，不足以威胁国民党形势之下，在国民党市政府已奉有蒋介石命令早具决心压迫美亚工人斗争情形之下，在美亚工人奋斗月余，精神疲敝，不堪再受流血摧残情形之下，如果包围社会局时间太久，不适可而止，这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威权，必将以武力压迫工人，而使疲敝工人再受流血的打击。因此，他们使工人漫无限制地包围下去，以致终不免于狼狈的溃退，而造成惨败的前提。但在工人被武力驱散以后，如能立即把握住工人情绪已经颓丧，已经对罢工失望，这一点，而敏捷的设法恢复工人情绪并作策略的转变，则仍不至于招致这样悲惨的失败。但不幸，这时，工人领袖多已被扣留被逮捕，史大林派的官僚们既溜之不见，而反对派自己又不能提出这样及时转变策略，因之，使工人徘徊恐慌数日之久，不知出路何在。结果，资本家以停伙食，解雇的手段，更进一步向工人压迫，精尽力竭的工人们更不能支持，于是便零乱的无条件的复了工。
史大派在工人中间的恶印象
斗争开始时，史大林派即承认着破产的“赤色工会”的精神，把罢工委员会秘密起来，除他们自己的几个空头机关外，群众团体和黄色工会的慰问，概遭拒绝。这种办法，自然陷美亚工人于孤立的状态，减少斗争的力量。当罢工继续下去时，官僚们更放弃了组织工人，扩大宣传，以及与其他绸厂工人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的工作。而只以总同盟罢工的空口号，对美亚工人宣传，叫他们等待总同盟罢工，这样自然要使美亚工人放弃实际工作，而延迟进攻。他们更向工人建议每人带备木棍一根，以便对抗军警，又建议工人卧铁路。这些盲动的促成罢工失败的政策，经反对派的阻止，才为工人所拒绝。尤有甚者，当工人从社会局被屠杀归来以后，史大林派官僚们借口失掉关系，躲避不见工人，其实这时罢委中他们仍有不少关系。后来露面时，却告诉工人不要复工，等五月一日（时四月二十日），仿佛五月一日上海将要凭空发生总同盟罢工，使美亚工人得到救星似的，而对于穷困颓丧，被停止伙食的失败工人，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美亚的失败，史大林派的领导要负相当责任。
左派反对派当时在美亚工人中并无组织基础。我们之走进他们还是在罢工发生以后。我们靠同情者的传达，把我们对罢工的分析，策略，组织罢工工人的办法等提交罢工委员会，但遭遇了史大林派的诬蔑和排斥，他们在群众面前诋毁不同他们意见的工人领袖为官僚，禁止在他们影响下的工人接受反对派的意见和接见反对派的同志。但终因为反对派所提出的策略和方法都是适合工人的需求的，所以虽然在最初被史大林派所排斥，但后来则渐为工人所接受，就是史大林派内部的青年团之员的几个罢委，最初是受史大林派领导的，后来也完全接受了反对派的领导。不过终究还有史大林派从中阻挠，所以反对派的策略许多都被罢委会忽视，待到事实逼迫必须采用反对派的策略，则马虎从事。
反对派与罢委会之间的关系极不密切，其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我们疏忽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数年来史大林派盲动主义的恶影响，使工人一提起共产党来都不敢亲近，所以罢委会对反对派常有“敬而远之”的态度。史大林派的罪恶，在美亚罢工中又表现出来。
失败的教训
美亚这次罢工失败了，但工人的鲜血却给无产阶级换来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第一，美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罢工开始后，胜利的道路是坚决地向前进攻，不停止扩大斗争范围，并且还必须与别厂工人建立联合行动，因为单独一厂的孤军独战是不容易屈服资本家的。
第二，美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争得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然后经济斗争才容易胜利。美亚工人如果平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则罢工时便不至于缺乏熟习斗争战术的领袖，如果有言论自由，则罢工消息决不会被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埋没而不能广播于社会。这即说明中国反对派须加紧为“国民会议”等“民主”口号而斗争。
第三，美亚斗争的经过告诉我们：史大林派在工人中的政治信仰已完全破产，现在他们在工人斗争中不惟不能起任何领导作用，反而产生障碍和破坏的作用。工人竟至于躲避共产党员！这又可见组织新党领导工人斗争成了刻不容缓的事。
第四，美亚失败告诉我们，革命者在罢工斗争中和在大革命中一样，必须学习着认识转变的时机，并能把握这时机。
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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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和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和森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联合战线，以反对工农的革命势力：这一巨大的变动，显然是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的变动。
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前面，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一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变动，所以在这样历史的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要感觉是新的。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过去三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的革命运动（如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及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型。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一）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三）无产阶级还未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这类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的前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和平发展，工业资本与财政资本完全混合，达到他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从这个时期起，“民主共和”的口号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已没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国家都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专政（表面上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同时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随着资本主义而有伟大的发展和集中，成为伟大的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势力。所以摆在先进国无产阶级前面的历史任务已不是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而是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资本主义落后国——农奴或半农奴制的封建专制国家仍然是必不可避免的历史任务。可是这一任务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纵然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需要推翻封建制度，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因为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混合，资产阶级已与地主阶级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这些国度的资产阶级之革命性是很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他不仅不能做革命的领导阶级，反之，只有无产阶级联合占人口优势的民权主义的及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反对这种不彻底的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能使民主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所以资本后进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前世纪资本先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的任务上是一致的，而在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效果是不同的，第一、这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第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重要地位，超过于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第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完成；第四、因此，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即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权主义独裁制；第五、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历史模型，就是俄国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权革命的区别是很显明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与农民平分政权。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革命看为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不外就是工农民主独裁制。列宁说：“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民主的狄克推多无条件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者过渡的暂时的任务，但在民权革命的阶段中不认识此任务，简直是反动。”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是俄国革命中主要的争论问题。最初是民粹派与马克思派的争论：民粹派整个的理论是否认资本主义，否认产业工人阶级的地位，否认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政治自由，他们认农奴制度的残余——农村公社为俄国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认反封建制度和农奴制的农民运动，直接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在马克思派看来，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而是民权主义的运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如其他各国一样，没有超过的例外，同时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粹派这种反动的理论，客观上是回避土地革命和民权革命，而欲维持俄国于旧有的土地制度和封建秩序之上的。
此后多数派与经济派，以至少数派的争论也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经济派企图把俄国无产阶级限制于经济斗争的狭隘范围，把政治斗争事业完全奉送给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少数派虽然承认参加政治斗争之必要，可是认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为民权革命的主人，忽视农民的地位，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在俄国革命中，完全形成两个不同的战术和策略的路线。多数派的路线是：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民权革命到底，使农民群众加入自己方面来，一面用力打破专制政府的抵抗，一面使不坚决的资产阶级疯瘫化。无产阶级应当完成社会革命，使人口中一切半无产阶级成分加入自己方面来，一面用力摧毁资产阶级的抵抗，一面使不坚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疯瘫化”。（见列宁：《两个策略》）
少数派的路线完全是与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联盟，把无产阶级当做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以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目的不过是政治的自由。少数派以为民权革命的主人是大资产阶级，以为民权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所以他们反对工农民权独裁制，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这一革命政府。
孟塞维克主义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等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成熟时再举行社会革命。所以孟塞维克主义绝对不“梦想”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
布尔塞维克就不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就肯定的说：“乡村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富农）间的阶级抵抗是必不可免的，我们预先就要暴露他，说明他，并准备他的争斗的基础。……没收土地给谁呢？我们不抹煞此问题，不发平均分配或‘社会主义’等誓约。我们但说：我们还要争斗，从新争斗，同着那些同盟者到新的战场上去争斗：在那里，我们将无条件的同着乡村无产阶级和一切工人阶级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徭役或农奴式的大财产占优势的地方，在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国有的物质条件还没具有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移交于农民小私有阶级，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和大资本归工人社会有的条件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转变——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自觉力和组织力的限度内——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要不断革命。我们不会停在半路上。……我们用全力帮助全体农民干民权革命，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容易尽可能的迅速走到新而高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
“……人们知道除了经过民权主义，经过政治自由，没有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所以要努力完全彻底实现民权主义以达到最终目的——社会主义。民权主义的争斗与社会主义的争斗难道是同一的条件吗？所以工人在这种与那种的斗争中将不停的有各种不同的联盟者。在民权主义的争斗，工人将同着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争斗，工人将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同豪绅地主争斗，可以而且应当同着全体农民，中农以至于富农。同资产阶级以及富农争斗，那就只能希望与乡村无产阶级共同行动。”（见列宁：《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专制。联合乡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在内。”这是布尔塞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证明这一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与俄国完全不同的。然而中国革命，按照他客观的意义，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因为国际地位的不同，这一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些客观任务无非是要求在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压迫之下解放出资产阶级的中国，而扫除其一切发展的障碍。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田制）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不可支持的农业恐慌和普遍的贫穷化之下。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农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税，土地农有，反对豪绅地主，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统一赋税，统一中国，凡此等等都是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要求。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加重要。联共反对派以为中国资本主义受共管海关的压迫，在城市中不能发展因而转向乡村发展，中国农村业已资本主义化，封建残余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现在中国土地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这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分析之错误结论。
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型。越往东方，资产阶级越卑鄙，他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也越快。在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叛变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无疑的只有在联合农民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彻底胜利。然而这不是说前一时期——反帝国主义的全国联合战线时期——联合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还是拿着武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与他暂时的共同争斗是必要的。托罗斯基派，机械的利用俄国革命经验，以为中国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实际是不对的，他们忘记中国国际地位与俄国之不同，忘记前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俄国的有不同——无论后来怎样叛变和反革命。
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首先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不正确的观点：（一）认“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二）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三）忽视农民，偏向于“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四）以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些认识，显然是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民权独裁，而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
“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论”不仅混淆中国革命的性质，要有落到托罗斯基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不仅混淆无产阶级政党最低度党纲（工农民权独裁的）与最高度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的任务，而且要使从民权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成为没有意义，必致使无产阶级政党忽视此转变的条件与准备，所以“一次革命论”也是不正确的。
资产阶级叛变后革命性质没有变化吗？
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后，中国革命有什么特殊现象呢？有：
（一）土地革命深入；
（二）开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三）工农革命联盟对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
以上现象是证明革命阶段的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而不是革命任务和性质的转变。只有革命任务改变了，革命性质才会改变。革命的客观任务——如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的两个主要任务，现在不仅没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妥协，而愈益加重了这些客观任务的需要与意义。纵然在资产阶级叛变后，于上述两大主要的客观任务外，还要加上更坚决的反对领导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任务。然这一新任务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应反对，乃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出卖革命变成为反对民权革命的反革命之领导者而应反对的。所以这一新任务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并不会毁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客观上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一定就是社会革命，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就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才能胜利。这本是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原则，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创例。
土地革命不是社会革命吗？土地革命在前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实行过。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他的性质彻头彻尾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马克思派，农民运动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权主义的运动。他在俄国也如在其他各国一样，按照他的社会经济的内容，他必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伴行的卫星。他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反对商业经济，反对资本。他所反对的是农奴制的残余，乡村中资本主义前期的关系，以及反对为一切农奴制残余之主要砥柱的地主的垄断土地。所以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是废除资本主义，反之，但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广大的基础，纯全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墙基，在这墙基下就完全显然的要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按照他的客观意义，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胜利是彻底消灭一切农奴制的残余，但完全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划分阶级——富人与贫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何以近时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因为他消灭豪绅地主政权，创造民权制度的社会，这民权社会并没废除资产阶级的基础，没有消灭资本的统治。然则自觉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近时农民运动应当怎样呢？应当维持此运动，以最好的努力帮助农民，彻底帮助他们推翻整个的豪绅地主的政权。但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还不够。推翻这政权，应当同时准备消灭资本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为要做到这个，便应立即宣传社会主义的完全，换过说，宣传马克思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教训，组织乡村无产阶级来与农民的资产阶级及全俄的资产阶级争斗……”（以上见列宁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见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土地革命深入，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要背叛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便高叫土地革命是社会革命，无耻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来破坏国民革命”！只有豪绅地主反对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便把农民一切革命行动，如打破宗法的礼教风俗，女子剪发放足等事都叫成为“社会革命”！
然则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不是社会革命的政权形式么？苏维埃是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可以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的真意义是什么？对于工农群众本身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工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真正自动手来管理国家政治，是真正平民的彻底的民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工农苏维埃政权对地主资产阶级一切敌人，不客气的是所谓“暴民专制”，革命独裁，消灭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一切复辟和反革命的可能，剥夺其一切权利与自由，保障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不外就是工农民权独裁，不外就是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平民的民权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在民权革命的阶段，苏维埃是保证民权革命彻底胜利而容易转变到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方法，但决不因为采用这一彻底民权的政权形式，便改变了民权革命本身的性质。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显明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社会主义的前途及其转变的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在国际范围内有三个主要的方向：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最高度的发展，所谓民权革命都已过去，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是直接实行社会革命，便能迅速的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帮助其他经济落后国；在资本主义后进国如以前的俄国或现在的日本，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足够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速度是很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农民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不够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所以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象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
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已有十年之久，世界资本主义不停的向前崩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国民革命，客观上更有利于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在此革命中，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资产阶级的叛逆更确定的建立起来，这就更见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将来民权革命彻底胜利时，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其一切企业与银行，必致与帝国主义作更残酷的斗争，将不仅有武力的干涉而且有经济的封锁。在此情形之下，勾结帝国主义与革命作敌的各派资产阶级对于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府，至少也会采取经济怠工的方法，那时候势必使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得不由没收外国一切大企业进而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去组织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另方面从农业来说，中国农业生产力是很低弱的，当土地革命彻底胜利，可以从此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时，必然就要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这障碍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之联合的干涉，或企图用新的剥削方法，来压制刚从半农奴制企图解放发展的小农经济，使之处于不利地位（如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到那时候，一定迫使最大多数的农民（自然富农除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呢？彼时所能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代以有组织的在国有城市大工业统率之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到了这样转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了。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至于这一转变要到甚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一转变将要采取怎样的速度，这些问题只有将来的争斗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决定，换过说即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和乡村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自觉力、团结力与组织力才能决定。
这里还有一问题：是不是有和平转变的可能？在纯粹理论方面，当然不排除这一问题的提出，可是在实际方面决不应预先存此和平转变的幻想。在将来不仅因为有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残酷抵抗的远景摆在我们前面，而且因为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剧烈工具。只有经常的保持与发展乡村无产阶级（雇工）及贫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只有不停的提高与发展乡村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与独立的组织，最后，只有无产阶级能巩固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与胜利。一九一八年，苏俄胜利的无产阶级很容易的镇压富农反革命的暴动，驱逐代表乡村资产阶级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于苏维埃政权之外，就是这种革命顺利的转变之模范。为什么有这样顺利的转变呢？因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在军队中，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组织势力中，都保持绝对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平素就监视这种暂时的争斗同盟者如敌人，所以不难在反动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他们。
资产阶级曲解中国革命的企图
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口号来引诱劳动群众参加革命，他仿效俄国民粹派的把戏，利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来遮盖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本性。他所代表的要求，分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却要装做害怕资本主义，其实他所害怕的只是随着革命而必然发展的阶级斗争，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怎样“预防”此社会革命呢？于是他大言不惭的宣布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就是社会主义，他的国民党式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他要中国革命在他的掌握中一次革完，他要骗取劳动群众相信他有包办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魔力。这种曲解中国革命性质的骗术，在革命运动还未深入，阶级分化还不显明的时期是可以蒙蔽一般劳苦群众的。
五卅后革命高潮发展到极度时，胡汉民在莫斯科表示要求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表示不满于国民党之小资产阶级立场而要求为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的政纲，尤其在他回国时，特别“努力”于反对考茨基。可是这些无耻的“口头左派”——（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是）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深入到土地革命阶段时，他们反革命的策略便是：宣布CP企图社会革命破坏国民革命。在分共时期，他们确是利用这一反革命的宣传政策成就了他们万恶的反革命事业。
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不到一年，他的反革命真相完全暴露，他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破产，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所谓“左派”学者政客，曾经叛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以及共产党的叛徒陈公博谭平山施存统等他们或用什么国民党左派名义，或用什么中华革命党或第三党名义出来反对“共产党的超时代的政策”，反对农民暴动，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抬出反革命化的三民主义国民党臭招牌来涂饰他们自以为己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金坳，他们续演孙中山的骗术，或是否认资产阶级的存在，或是曲解什么民生主义即是非资本主义，或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为民主革命社会革命两个阶段，而由这阶段到那阶段的道路，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及提倡国家资本，奖励私人社会资本的道路！由此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革命与西方不同，所以马克思与孙中山的革命方法不同，一主阶级斗争一主阶级调和，但目的是相同的，因为都是要达到非资本主义前途；然而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的方法——阶级斗争以至武装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来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所以国民革命一定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反对这超越时代的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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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产阶级的叛徒，学者，政客对于中国革命的曲解，他们目的与作用不仅在遮盖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主要是在民族资产阶级要彻底叛逆中国国民革命，利用这些曲解来贯彻其破坏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中国彻底革命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人丝毫也不忽视这些曲解的反革命作用，应在全国群众之前揭破这反革命和假革命的鬼脸。
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图表摆在群众前面：彻底代表中国革命利益的无产阶级共产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以苏维埃为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的彻底胜利，这彻底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及联合农民更坚决的反对反革命的组织者民族资产阶级，准备全国的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帝国的统治才能完成。彻底反革命的各派民族资产阶级以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彻底消灭只有联合帝国主义豪绅地主更坚决的镇压工农革命势力反对第三国际与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而成功资产阶级领导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独裁制。自觉的工人农民，你们看谁是彻底革命的主张，谁是彻底反革命的主张？
施存统等自以为“民权革命”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新发明，他们因此号召“一切民主势力集中”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店东厂主资本家之下，与同他们蒋总司令对峙的桂系封建势力来拚命，他们更装做很革命的腔调说：现在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一切，必须一切民主势力集中起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打破现在的反动统治才能完成民主革命。
你们这些叛徒，你们是主张民权革命的么？民权革命进到深入的阶段——土地革命——你们就叛变了！你们是主张民权革命的么？共产党一提出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口号——武装暴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工农苏维埃民权独裁制——你们就大嚷：“共产党实行超时代的政策”，“共产党企图社会革命，破坏国民革命”！你们是赞成民权革命的么？民权革命进到这样深入阶段，阶级分化这样的尖锐，很显然的一切革命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可是你们不是否认阶级斗争，便是否认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用不着阶级斗争来“削弱”民主势力的集中！你们赞成民权革命么？中国民权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及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之下，联合农民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能进行；你们完全相反，你们是要为已经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持假革命的招牌，欺骗民主革命势力，“集中”于你们资产阶级旗帜之下，联合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来消灭中国民权革命！谁反对农民暴动没收地主土地？谁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谁隐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中的主要作用而单止揭出封建势力的反动来做号召，谁便是真正反民权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走狗。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那能有今日这样的猖獗？没有你们这些无耻的学者，政客，变节者的出卖革命，曲解革命以回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那能向前进行到今日？
你们这些无耻的革命的卖淫妇，当民权革命发达到最高点（土地革命）的时候，你们发抖，你们动摇，你们叛变，当革命因为你们的叛变而暂时失败的时候，你们又高谈“民权革命”，“民主共和”，“自由”，“民权”，“反封建势力”，“一切民主势力集中起来”，“工农小资联盟”，“非资本前途”……。你们要用这些高调和空谈，一面遮盖你们过去反叛革命的罪恶，同时替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持革命的假招牌，使不自觉的群众认你们的主人和你们自己还是“民主革命的”企图从精神上来麻痹中国革命动力。可是你们这种企图终于逃不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灯塔，这一灯塔首先就要暴露你们反民权革命的真面目！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苦群众之前，高声的肯定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务就是争得此前途之尽可能的迅速的实现；同时他坚决的反对误解或曲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他始终一致的认定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至低限度的党纲，谁要抛弃或超过此至低限度党纲的任务，谁便是反革命。
中国共产党明显的告诉全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成功工农苏维埃民权独裁制；以这工农苏维埃政权为出发点，联合乡村无产阶级和人口中一切半无产阶级的成分反对不彻底的富农，使革命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明白告诉全国革命分子，只有在工农联合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才能彻底胜利；在此胜利下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一切民权革命的斗争，就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在所谓“一切民主势力集中”主要的除了“工农联合”外，简直没有意义，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决不要误听革命叛徒施存统等的诱惑，以为还可与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其接近的羽翼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怕第三党谭平山等讥笑他是“孤立”是“单独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有三万万以上的农民革命的同盟军，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后援。谭平山这些害怕孤单的卖淫妇只有到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去找她们的姘夫。有巩固的工农革命的联盟存在，终于要打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事业，即彻底成功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客观上更创造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前途之可能，但中国共产党决不夸张他的领导权之建立，而丝毫忽略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种种欺骗民众的假革命的企图或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与这种企图作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秒不忘的任务。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的猖獗。千百万群众处于极端的黑暗的白色恐怖之下，使完成民权革命的要求在客观上愈加紧迫。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如那些动摇叛变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只是于革命失败后空谈或幻想“自由呵”“民权呵”“共和呵”……以表示自己还是“民主革命派”，如施存统谭平山这辈人，恰好只能证明他们是无常的变节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革命暂时失败后，只有愈益坚决的深入到确定的革命阶级中去做最艰苦的工作，准备革命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用这些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去代替小资产阶级“民权派”之虚伪的口头禅。他们只是口头上唤民权革命，“民主势力集中”，共产党人却是要在艰苦的工作中取得工农群众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是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实行者，他决不与任何小资产阶级民权派同化，他只有继续不停的同小资产阶级民权派的动摇，不彻底，空谈，幻想，以至叛变的一切奋斗才能引导此民权革命到底。
中国共产党以全力帮助农民运动，以至暴动没收地主土地。中国共产党不因此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去帮助她。而是因为此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是彻底民权主义性质的，故帮助她。叛徒陈公博辈说中国CP自知中国产业工人过少，不足夺取政权，故违反马克思唯物主义而求助于流氓土匪的农民运动，中国CP决不害怕这些物观论的“高等”叛徒的诬蔑，而停止他对于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之帮助。可是中国CP对于农运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而且是领导。中国CP决不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农运中而失其独立性，决不由农民意识来动摇或影响自己的领导，而是要以自己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去矫正农运中种种弱点和缺点。只有小资产阶级民权派才会把农运看做是完满无缺的社会主义运动，自己不是指导农民而是追随农民。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知道中国农运中还有种种大的缺点——如平产主义，无政府倾向，盲动倾向等，须要矫正，客观上主观上都还含有资产阶级的影响须要解除。中国CP并不夸张他对于农运的领导，乡村资产阶级还有侵占与危害这种领导的可能。所有这些，都愈增加中国CP群众工作之艰苦的任务。
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象叛徒兼骗子的施存统辈一样，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现成的摆在前面，没有什么转变中的任务，也没有什么障碍还须努力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客气的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前途的油腔滑调，而认真在此贯彻民权革命的斗争中准备此种转变胜利的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将不停的反对党内党外一切类似陈公博“物观论”的机会主义，以为民权革命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成熟经济的先决条件，再来实行社会革命。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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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高君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高君宇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原由：
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
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
手无寸铁而组织幼弱的工人们，加以如虎似狼的兵力压迫，那自然是抵敌不得，所以京汉罢工就失败了。不过，我们确信：假使京汉工友的组织更较完固，势力虽终不足抵敌持枪带刀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是地步。
现在情形是很明白的：我们需要的自由是没争到，屠杀我们的军阀是更横暴了，我们的组织——工会——是被摧残了。这是证明我们更不自由了。我们要为了自由而奋争，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我们要努力恢复我们的工会，恢复和扩张我们的势力，以期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
我们绝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暂而且小的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组织我们是第一重要了！我们需要再组织成工会，就是努力使被封工会恢复，产生出很完固有力的团体。但我们只有完固有力的工会，还是不够奋斗的；从这回京汉罢工被摧残，使我们看明了。当京汉和武汉罢工被摧残，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行动上骤感了非常的困难；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才够奋斗。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我们早和工友们谈过的：我们所从事的是个战争，为了这个战争的胜利，工友们一致的很完固的组织成自己的军队——就是工会，是非常的必要；不过只有兵士群众的组织，必不足应付战争，要和通常军事组织一样，于兵队之上还有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和统率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参谋部就是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是怎样个政党呢？是帝制派或复辟派吗？不是的！——这些是替一人一姓谋皇位的奴才，绝不是工人的政党。是交通系进步系或安福系吗？也不是的！——他们都是官僚们升官发财和捧军阀的结合，不是替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此外，什么民主派呢，什么无政府“党”呢，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呢，虽然他们于工人初步利益在相当范围之内也表示赞助，但他们也都不是始终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派别。现在一切政治团体，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
全国奋斗的工友们当然会记得，这几年来共产党是怎样和我们一块儿奋斗呢！他起首引导我们组织工会，又助我们争到工钱的增加，使我们大家认识“团结就是工人的势力”，他的目的在不断的领我们向解放之路，所以他决不畏难与懈怠，又引导我们来争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自由了。这几年他和我们肩并肩亲密的奋斗，至少已使我们认识，他是始终为我们阶级利益亲切奋斗的了。这回他的党员与工友们奋争自由，至于被屠杀而都不稍畏缩，是何等勇敢的为阶级利益奋斗呢！而不久在北京开二七被难诸工友追悼会，当时并未曾受何等武力的压迫，不但招牌社会主义者们没有人来，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代表（民党议员）也没到了一个，他们对死者甚至连这么点同情心都没有！这件很小的事情，不但证明共产党是为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且是惟一的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呀！
这里就许有人接口要问：共产党不就是“过激派”吗？不就是在俄国“杀人不贬眼”的那一党人吗？——可怕，可怕！你是听了好些关于俄国革命的话吗，你是被那些消息震吓过吗？但我要问你，你可知你听过的消息是从什么来源传来的吗？我可立即指出那些谣言和咒詈都是华洋资本家和白党泡制，经他们宣传机关传播来的。他们报告过列宁的死；不知有若干次了，然而列宁却未曾死，他们的造谣可证明了。资本家为何要造俄国的谣言呢？就是因为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要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产阶级马上就得要倒；所以美日法等强盗国家，便一致努力，一致造苏俄的谣言，捏造他好多坏话，来蒙蔽全世界的工人们，使他们消失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所以我们这几年关于俄国的听闻，大半是被他们欺骗了。哪一个革命能免掉了杀人？俄国共产党人是杀过人的，但杀的是阻挠革命进行和反对工人利益的那一类人。“过激派”的确是可怕的，且要使人吓得抖擞的；但这话是要对全世界资本家说，因为“过激派”的革命是在推翻资本主义。资本家永远是工人的仇敌，我们没有理由来怕“过激派”；资产阶级恨“过激派”，怕“过激派”，替“过激派”造谣，反倒证明“过激派”就是在我们工人这边，他所反对的就是我们工人的仇人，他们所争斗的就是工人的利益。这或者倒是我们不当怕“过激派”，反要去和他亲密的一大理由！
我们的现在的责任很明白了，我们要努力去恢复我们的营垒（工会），同时也要努力组织好我们的参谋部，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
“确认于工会之外，还须有党的组织，这是我们这次失败之下，一个很有益的教训。假使工友们努力迅速向这个需要进行，努力去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我们损失的马上就会恢复。”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二三，三，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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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产国际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三共产国际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悉你们为反抗军阀——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忠仆而血战，致用无限的敬意祝贺你们从此以后不要从你们手中放松赤色工人的标帜，用你们困苦的最后罢工手段，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反抗世界的压迫者。
暂时你们虽仅少数工人做了反抗军阀的示威，但接踵而起快来加入你们的队伍反抗军阀的同志，何止千万人！
你们最近罢工的口号“工人自由集会和结社”，你们当努力的坚持到底，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你们曾经开始了的斗争，实在是洽当的，你们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他的忠仆——本国的军阀压迫之下唯一的急务，是要打击中国无产阶级的，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中国人民的解放。
你们的仇敌——军阀在汉口和北方，屠杀了你们的同志，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困苦的和你们向现有的军阀共同作战了。你们从此以后同中国共产党当更亲密，并且由斗争的经验。可以了解必须与这党享共同的祸福。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护铁路工人的利益，乃是为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而奋斗的。
你们快同中国共产党一致，快同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结合，徐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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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十章结论
在过去九章中算是将这次京汉工人为自由流血的情形大体叙述过了。读者对这些情形所感受的印象怎样，编者自然不敢断定，但编者的意思，很觉得亲爱的工人们所溅的热血，实暗示我们理解了许多事件，现在随便指出几点，约陈如次：
这次的罢工，是争自由的政治性质的罢工。年来国内纷扰，军阀横行，感受痛苦的自然不单是工人，但论到实行与军阀抗争却一人也没有，纵有少数人的呐喊，亦是无济于事。这次京汉工人奋起与黑暗势力战，他们所求的是全国人民的自由，不纯属本阶级的利益，这等精神是不可不佩服的，就拿先进诸国的劳动者比，也是无逊色的。他们既负有这样神圣的义务，事虽暂止于二月七日，但以后的进行是无穷的。凡是中国被军阀压迫的人们，人人应有敌忾同仇的心事，应该不分彼此合力去图打倒中国的军阀和助军阀为恶的人，然后真正的自由才能争到。至于进行的方法，不在请愿，不在恳求，更不必责备北庭的糊涂当局，因为我们经常拿北庭的行为认为是他们自杀的举动。我们只有协同劳动者组织根本摇动军阀托命的基础。
至于说到这回二七的悲惨的结果，在一般常人看来，自然认为是失败的，且不论以武装的兵士对徒手的工人，在理论上说，工人固无所谓失败，即就军阀驱使人民出资豢养的兵队，屠杀无辜的人民，试问这个失败的责任谁负的更多？换一句话说，工人的失败是不是即全体人民的责任？何况工人所争的自由更有大部分是为着普遍的民众哩！
反过来说，据我们沈静的观察，到觉得所谓“失败”中实含有许多很可珍重的知识和经验，这不是故作矫情的话，实在有显明的事实可以拿来证明，例如“不自由，毋宁死”，“不与军阀妥协”，“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工人应该组织政党”等等口号，不都是劳动运动中的老生常谈么？但自二月一日以后，我们对于这些口念千遍极其烂熟的话，都在实际战争中亲切了解他的神圣的意义。我们见军队禁止郑州的开会，许多青年工人铁锁郎当在保定监狱，受惨无天日的非刑拷讯，愈觉得自由是人生生活的必需品，过长辛店，江岸见工人所洒的热血殷然在地，被驱逐的工人流亡在道，受尽风霜饥寒的苦楚，愈觉得应与军阀争持，丝毫也不能妥协。我们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见着东交民巷外交公使纷纷会议，唆使北庭痛惩工人，愈觉得洋资本主义的居心狠毒。我们当武力高压的时候，工会中活动顿时失掉了主动的机关，愈觉得工人徒有工会还不够，工人须有政党的必要了。凡此种种经验和知识均是我们牺牲后的珍品，我们相信于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贡献是很大的。
更有一点待说明的，即是此次“二七事变”，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革命——当至于世界革命的事业。在数千年斯文鼎盛文明古国的中国里面，劳动者素来是在社会上不占重要位置的（就一般人主观的说），军阀官僚和其他堕落顽固的分子不用说了。此外如知识阶级、商人们都充满了鄙夷劳动者的成见，这次事变却表示出来中国劳动者的伟大的能干和魄力。今略举京沪各报盛传的几段新闻来证实。当辛店、江岸被惨杀时，全体赤手空拳的工人，奋勇直前，无一畏退，虽在枪林弹雨的中间，他们还是服从工会首领的指导，丝毫也不苟且，“听总工会命令”的口号，北至北京，南至江岸均一致的遵守，这是漫无纪律的群众容易办到的吗？工会顾问施洋被害时，临行军法吏问他身后关于家庭的遗命，他说无产阶级便是他的家庭，身中三弹犹引吭三呼“劳工万岁”！辛店十二人，保定二人，正定、郑州、新乡六七人，在保定军法处严讯，要他们悔过具结，即可开释，但他们中竟无一人肯屈服的，遂至备受酷刑。他们临死也不愿开口向军阀告饶！又如正定执行委员长康君被捕，下令枪毙，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绕观看的盈千万人，他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的意见，滔滔不绝，慷慨演说，历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狂。声动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现亦囚在保定）——凡此种种，不过就偶然忆及，信手拈来，即此已足使人感奋，顽廉懦立了。我们平常在社会上，并不是没有听到些不平的议论，也有人主张革命，也有人主张牺牲，也有人主张用鲜红的血去洗尽社会罪恶的迹，只是谈的多，干的少，听到的多，看见的少。（甚至于全无！）如此，你谈我论，薰习成风，就成了一种变象的清谈了。这样的风气一成，几多庄严神圣的好名词，尽变作无聊无赖的机锋，互相标榜的幌子，怯懦无耻的人生，便在这些幌子底下游来游去，这是人类多可悲哀的事呵！`所以二月七日的事，一方面证明无产阶级有担当今后革命事业的伟大资质，破除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成见；他方面更给予旧社会中怯懦无耻的人们一个深刻的暗示，仿佛告诉人们说：“革命是要求壮烈的牺牲，无论谈怎样高妙的调子都不过滑稽罢了。”
以上所说，只指示这次的运动，给予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罢了，至就军阀自杀的方面说来，却也有几点可以注意的。
第一，就资产阶级的法律习惯说，劳动者与资本家间乃劳资雇佣的关系，本有解除契约的自由。所以罢工工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按军法来枪杀他们的。乃此次京汉工人所受的待遇，被看作土匪，枭首示众；被看作敌人，包围袭击，枪杀五十余人，俘虏二十余人，非刑拷讯，垂毙者十数人，封锁他们的粮食，搜抢他们的财产，躏蹂他们的妇女，杀害他们的亲属，凡人世穷凶极恶的野蛮行动，一一加到工人身上。惨杀之后又复用铁练系缚工人，强迫作工，稍一怠慢，立予格杀，（江岸曾有一司机工人某被迫开车北行，行至广水，疲惫不胜，立遭斩首）——凡此种种举动，工人受害及引起如何的反动自不待言，但同时也证明了军阀官僚实行对他们自己所托命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律习惯造反，这便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暗示，他们的法律已无灵了，他们的根基自己破坏了，无数万的群众也就要顺势给他们一个无情的打击了。
第二，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诸人杀人如草，放下屠刀之后，他们的意气自然是很得意的，以为劳动者都投降了，其实他们这种推测对于他们部下的兵士也许是可以适用的，因为一班兵士的信仰都在武力，并无阶级的观念，战胜者是应该受降的。至于劳动者呢，他们却与那班乌合的群众有分别的了，人人心中是以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做中心的，军阀是永远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他们是永远不会投降军阀的。从稍远一点观看，我们知道欧美各国劳动者所受的摧残是千百倍于中国劳动者的，但是他们屡败屡战，实在不容易寻出几个甘心降服的人，直到现在他们的行动还是一天一天的猛烈。更就最近的事观察，例如京汉工人自此次上工以后，军阀也曾派了甚么宣慰员假意向工人温存，每站都有人演说，宣布军阀的德意，但是这些使徒们演说的结果，不是没有工人来听，便是招工人们的嘲讽讨顿没趣走了。又当罢工期内赵继贤不是曾用狡计骗致许多外处工人到京汉代替工作吗？但这些工人到京汉一看情形，没有一个不愤骂的，大部份都逃回去，其无法逃走的，反于原有工人合作。更有一种风气，在罢工以后，也是极流行的。就是工人自被迫上工后，行车的秩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不是误了钟点，就是坏了机器：厂中出货无形中递减下来，从前三天可完的活计，现在就要四天了，这种怠工的蔓延，一面表示工人们不容屈服，一面表示军阀的穷于应付，在这样对峙之下，最后的胜利究属何方面，我们是很容易推断的了。
第三，还有最堪注意的一项，便是他们自由处置京汉路的荒谬行为。原来京汉路不是国家的产业吗？虽说几年以来实际上铁路的收入都归他们抢去，但是名分上的管理权还在交通部；虽说交通部久已变成他们的外账房，但是该部名分上总还是隶属于北京政府。不料此次京汉事件发生，曹吴两人连这点小名分都抛却了，他们竟不要交通部北政府行使管理的职权，直接了当的出头来处理这件事：吴佩孚则直接命令萧耀南屠戮工人，曹锟则直接命令沿路军警逮捕工人解送保定。这些悖理的行为，黎元洪不敢过向，张绍曾不敢过问，国会群猪仔也不敢过问，这可以看出现在政府的组织已证明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京汉路完全是曹吴的家产了，北政府是不能过问的了。此例既开，试想以后各路能不处处如此？那么军阀们便大开了一条为恶的大路，将来的路工将尽要变作军阀们的奴隶，路局的员司将更公然的尽变为军阀的家臣了。更进一步推论起来，将来受影响的岂止铁路一端，恐怕凡属公共事业有利可图的，均会照样的被军阀劫夺。军阀年来直接截税加租，明抢暗劫，已弄得大多数人民流血尽命，陷于流离颠沛的困境，如果他们再加上这种新的狠毒的手段，霸占全国所有能生利的铁路、矿产、工厂等，现存国家的组织固已破坏无余，而大多数的人民也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时候人民为求自救起见，便不能再事隐忍，革命的高潮非冲倒军阀的城壁，洗荡军阀的罪恶是不会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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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国会方面的调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九章国会方面的调解
当罢工初起时一群猪仔议员，固然大多数是漠不关心的，因为他们勾心斗角都是在卖票卖人格上面，北京的八大胡同和戏馆便是他们理想的极乐园。但是群猪中间也有少数个人曾经说过人话的，现在不问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这个记载中也不免将他们前后的情形表章出来。
京汉罢工发生之次日，众议员王恒等曾向北政府提出下面的质问：
“为郑州警察激成京汉全路罢工一事，蹂躏约法，妨害交通，促进社会革命，政府有无确定之善后方案，请明白答覆事。据近三日来新闻所载，京汉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溯其原因，乃因郑州警察所长黄殿辰，滥用职权，干涉工人开会，甚至占据会场，捣毁牌匾。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自非妨害公安警察只有保护之义务，决无任意干涉之权利。究竟二月一日京汉路工人开会，警察有无妄肆干涉之行动？如果有此行动，政府应如何处置此等蹂躏约法，滥用职权之警察官吏？以保障约法上人权之尊严，此应请政府答复者一也。中国交通事业，幼稚异常，而国有铁路，特为尤甚。现在京汉铁路，隐然化为一人一系之私产，上之国帑，不能得丝毫之收入，下之劳动工人，不能享应有之工资，中而商人旅客，不能得交通之便宜，究竟政府此后对于国家产业上之收益，与军事上商业上以及普通人民之交通，与劳动界应得的合理之工资，有无通盘筹画斟酌尽善之交通政策？此应请答复者二也。劳动问题，为西方政治上一般棘手之问题。溯厥原因，乃由于百年以前政治当局，方针误用，一面在经济上提倡资本制度，促进贫富之不均，一面在法律上视劳动家别为一种人格，酝酿百年，而天道好还，俄罗斯遂涌现一种别一人格之国家，使第三阶级以上之阶级，尽倒转而化奴隶。我国政治经济两面，于世界皆为后进，历史上既无积重难返之嫌，而约法上复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与其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政党可立政团，商民可立商会，农民可立农会，而工人开会，独被干涉，是否现政府犹袭西方百年前之劳动政策以促未来之社会革命？此应请答复者三也。本席以为晚近致治，只要号称为一个政府，以上之三个问题，非有具体的计划不可，否则其人即不配当政治之局。今政府成立未久，对于此失态，（指警察激成罢工言）尚不能认此为现政府绝对应负之责任。惟政府此后对于现在已发生之问题，如何补救，对于未来之一切整理，有无积极政策，应请提出具体方案，以昭示国民，否则只有请政府负责自决而已”。
长辛店惨剧发生后，议员某君也同样有三个质问，兹录其一如下：
“为政府此次对于京汉罢工事件，警置违法，提出质问事：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大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横加摧残？而政府不加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此应质问者一。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吓？此应质问者二。尤足骇人听闻者，昨日上午驻在长辛店军队竟敢枪击工人，死者四人，垂毙者三人，重伤者无算。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能因条件不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处，其将如何？此应质问者三。又闻当时惨剧发生之后，该军队逮捕工人俱乐部干事二十余人，解送保定，查长辛店系京兆宛平县辖境，何以此案乃送保定？又不知保定更有何人可以处理此事？此种中外古今闻所未闻之荒谬办法，是果政府能与其谋？此应质问者四。悉依院法第四十案提出，限三日内答复。”
这两个伶仃的质问书，不消说自然是没有结果的，就是限日答复的话，也是一句空话，这都是北政府历来的习惯法如此，也不足为异。等到京汉全路受武力屠杀消息传出后，天怨人怒，全国沸然！议员罗家衡等遂有向黎元洪建议调处的事，其条件如下：（一）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二）释放被捕工人；（三）所有已经成立工会经政府查明情形，允许暂行存在，俟劳工法公布后，依法改组。以上三项交由吴景濂提交黎元洪。但是黎元洪说得很巧妙，他说：
“政府对于工潮，仍一任驻在各路之军事当局自行处置。不肯居高压之名。外间谣传某处又将工人及学生数名处死之说。政府仍视为某某四军事首领之所自动决定者，不负命令其严办之责任，亦不欲蒙高压手段之恶名。”（语见京报）
第一次的调处，就是这样结果！
同时参众院议员亦有调和运动，今转载当日报载情形于次：
众院议员特为此事，曾于上星期六（九日）致吴景濂一函，请于星期日开紧急会议，及吴与张伯烈秘密磋商，恐讨论此事时难免不与政府所定办法相左，遂将此议打销，改于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参众两院议员百余人，为工潮问题，在众议院小议场讨论。推定褚辅成君为临时主席，白逾桓、胡祖舜二君为临时书记，主席报告开会理由：略谓工潮问题发生后。本院吴议长曾向政府提出三项调和办法，尚无正式答覆。现范围愈形扩大，前途异常危险，为维持大局尊重人权起见，故特邀请同人商议办法。当经江浩、骆继汉、张树森、马骧、黄攻素、胡祖舜、高仲和罗家衡、王葆真、王用宾、吕复、汪彭年诸君，各陈意见。讨论结果，决定一面由到会众议院议员公提建议案。（全文附后）一面对政府要求办法如下：（一）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二）释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旋即缮具公函，由褚辅成、白逾桓、彭养光、张树森、黄攻素、胡鄂公六君，携到帽儿胡同张宅，候至一时之久，方得面见张绍曾。首由褚君发言：谓此次工潮之发生，纯因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无非法举动，而该路局长及郑州警察长等，遽以军警强迫解散，工人呼吁无灵，被迫罢工，当局不谋和平办法，遽用武力对付，杀伤逮捕各数十人，酿成偌大惨剧，国会同人佥以当局处置失当，故特拟定调和办法四项，请总理尊重公意，予以正当答复。张云：“政府正在拟订工会专章，俟交国会议定公布后，方能依法承认工会，其被捕诸人，除工人外，颇多故意煽惑捣乱者，能否释放，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争持良久，张始云：“本人仅可以私函请其从宽而已。至撤退弹压军警一节，亦须由地方官酌量办理，政府未便遽断。”白张彭黄胡五君，相继发言，张固持己见，仍不得要领。乃退与众商定，由众议院同人，速提建议案，于星期二开紧急会议，再向政府严重交涉云。
（附）解决工潮办法建议案
此次工潮发生，交通阻塞，举国骚然。小之影响国家之收入，大之引起社会之纷扰。在政府一方面，宜如何持平处理，消弭无形，不料为时已夹旬，而风潮反益扩大。使非速筹妥善之方，恐贻治丝益棼之患。本员等分属人民代表，兹以职责攸关，特拟办法四项于下：
（一）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项，人民本有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所有工会，政府自应依法允许存在；
（二）释放关于此次工潮之被捕者；
（三）关于此次工潮之死伤者，政府应从优抚恤之；
（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
以上四项，似属平情近理，亦足维持路政。故特条具意见。依约法第十九条第八项及议院法第八章之规定，建议政府，是否有当，尚祈公决。
我们就这些经过中完全证明北京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故武人杀人，黎元洪、张绍曾丝毫不敢过问，而且帮凶求荣。在他们个人未常不自诩态度的巧妙，但是这样还要侈言统一，以为争禄位工具，实见其不知人间有羞耻而已。至于议员所提解决工潮办法建议案，在次日大猪圈中一般人预料是会无结果的。果然当该建议案提出时一群猪仔茫然罔觉，并且还有很妙的论说：“这不干我们的事，如果这等问题也提出讨论，国会便要携入工潮漩涡去了，国会本身不就有了危险吗？还是莫受外人利用好，咱们散会罢！”言毕，一哄而散。于是第二次的调和运动也就如此结果了。其实这些话倒是他们由衷的话呢！
说到此处我们真不得不说中国的议会制度实在已经破产了。还有些妄人希望他们制宪，要他们代表民意，简直是自堕畜道，连猪仔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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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全国一致不平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八章全国一致不平鸣
二七事变发生，实予冷酷的痹麻的旧社会以极大的兴奋，不平之鸣，全国四起，今将各团体对此事许多的文电择其重要的刊布一二，读此，便知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的罪恶军阀去灭亡之期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
工人们，农人们，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二月七日长辛店和汉口的大惨杀，你们已经耳闻目见或身历其境了，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虚伪险诈的武力魔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戴不到几个月，现在已在全国工人之前，毕露其鲜血淋漓逞凶惨杀的真面目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的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一一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而推翻一切旧势力，与新兴的敌对阶级争斗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公然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
可是京汉路总工会要告成立了，这个戴着“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便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除了他们军阀的军队势力外，还没有比他们更集中更强大的组织力存在；京汉路总工会的出现，就是保障中国人民利益真正势力的出现，这当然要触犯了军阀的畏忌心。所以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与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
全国争自由的人民呀！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我们三十九个烈士已经惨死了，军阀们从此更将肆无忌惮的向我们不自由的人民进攻了！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一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呀！
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
争自由反抗军阀
争民权反抗惨杀
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全国的金钱都吸收在军阀们荷包里去了，他们还命令一班不觉悟的兵士天天拿枪替他们向国民要钱，他们又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
国家的财政被军阀们搜刮了，国家的自主与尊严被军阀们损坏极了，商界因为他们的战乱生意买卖不能做了，学界因为他们不发给教育费，教职员都纷纷辞职，学生不能求学了，现在他们又来残杀工人了。
京汉铁路工人大惨杀案，想国民都已知道。工人们天天替社会做劳苦的工，他们为改良生活起见，要求组织工人的团体，无论在国法在人情，都不能不认为是正当的要求。工人所要求的，学界商界都有先例，学界能有教育会、学生会，商界能有商会，何以工人不能有工会呢？京汉铁路各站工人代表，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洛阳军阀用兵力禁止他们开会，并派兵包围工人代表的寓所，监视行动。吴佩孚口说赞成民主共和，口口声声说他的兵只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之用，并且曾发表保护劳工的主张。就这回的事实看来，是保护劳工，保卫人民吗？是民主共和的气象吗？军阀们骗人的话本来是不可信的，现在吴佩孚的食言，又加上一层确实的证明了。吴佩孚天天在那里“做北洋正统武力统一”的迷梦，他对于民众的醒觉与联合非常惧怕。他知道民众果然醒觉而且联合起来，便不容中国再有第二袁世凯，第二段祺瑞出现了。
吴大军阀既然派兵制止开会，没有武装的工人，为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计，只有出于罢工之一途；吴大军阀在郑州的蛮行还未了结，曹大军阀又在长辛店施行更大的惨杀。
不但工会被封，工会职员十一人被捕，而被杀伤的工人老百姓多至数十名，中国的军阀只会残杀同胞呵！
长辛店工人之流血，把工人阶级争自由、争民权的神圣决心更明白表示出来了。各界同胞如不愿再受军阀的压迫，都应当即时起来援助以热血争自由民权的工人。工人们能以热血争自己的自由，他们一定也能以热血争全国人民之自由，从事反抗军阀政治、反抗外国侵略之战争，他们是我们的先锋呵！
商界、工界、学界同胞，都应当起来向政府提出抗议，都应当组织援助罢工工人和被杀者的机关。我们知道各业工人一定要起来罢工援助，不到工人争得完全自由的保障，是不肯罢休的。我们希望全国学生青年，鼓起“五四”以上的热诚，援助工人。
京汉罢工，乃是工人为自由，为工人人格的争斗，也就是向军阀，专制魔王，残杀者一切黑暗势力的争斗，这才是为全国人民夺自由、争民权的急先锋。各界同胞应以援助此急先锋为自己的责任。
打倒军阀！
工会万岁！
自由的中华民国万岁！
为京汉流血事宣言
现在世界上稍有文化的国家，对于人民在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是没有违法禁止的了，工人组织工会和商人组织商会，学界组织学会都有同等的权利了。就是无论如何规模大的罢工，若是没有暴动，政府只有设法调和，也没有用武力强迫上工的道理，更没有当做土匪来枪杀的道理；因为近代工人是自由被雇而来，若不愿做工，当然可以自由解雇而去，决不像古代卖身的奴隶没有逃走的自由。不必说欧美各国，就在中国，请看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对于工人集会结社罢工，从来不曾干涉过，而对于压迫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压迫工人的罢工刑律，都曾下令取消了，独有北洋派统治的北京政府及北洋军队驻防的地方，对于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始终用武力压制，他们的心中眼中，简直不许有法律和民权存在，北洋军阀真是人民的公敌呵！
此次京汉路工人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准备了许多典礼，招请了许多来宾，是公开的和平的丝毫不违犯法律的集会，吴佩孚居然大派军警禁止解散、并捣毁会所软禁代表，监视出入，这是何等横暴不法的举动。
开会之前，曹锟的走狗京汉局长赵继贤，吴佩孚的爪牙京汉南段处长冯沄都明许工人赴会，未曾加以阻止，临时吴佩孚面见工人代表，也不曾绝对不许开会，并优待代表，到开会之时，吴佩孚却唆使黄殿辰等以武力迫胁侮辱工人，无所不至，这是何等狡诈阴险的行为。
坦率无城府的工人，受不了这种官僚的阴谋诡计迫胁侮辱，相率罢工以要求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何等光明正大！而且这次罢工，为工会的生死存亡，为全体工友的自由，罢工是极应该的，也是极有价值的。不料兽性的北洋军阀们相约于二月七日，对于京汉全路工人大加杀戮，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延京汉路杀了长二千余里的一条血线。杀死的人不许收尸，打伤的人不许就医，深夜逮捕的人不许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头，挂在火车上沿途威吓别的工人，放火焚烧工人家属的住屋，禁止商店卖米菜给工人，纵令兵士强奸工人的妻女，似此惨无人道，简直是军阀以上的罪恶，生番的行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尚有这样野蛮残忍的现象，映在外人眼中，不但是军阀们的耻辱，乃是中国全民族的耻辱。
工会的顾问律师施洋，前因吴佩孚惨杀湖北人，曾在上海演说攻击吴佩孚，这次吴佩孚也电令萧耀南，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将施洋杀了，这种假公济私的阴狠手段，简直视民命比草芥还不如。
吴佩孚本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小人，而且惯戴假面，欺弄国民。他口口声声“保护劳工”，一转眼便以武力禁止京汉工人开会，约同曹锟、萧耀南同时大杀工人，并请政府封闭全国工会，原来就是这样保护吗？他口口声声骂张作霖与安福部，我国并未曾见张作霖与安福部有过这样大惨杀的罪恶。他口口声声要统一，孟子说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种大惨杀的凶犯，若是统一了中国，中国人民谁保得住不做他的刀头鬼。他有心捧他的老帅做总统，却不应该拿贫苦工人的生命来向国民示威。
军阀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工人罢工破坏路政，其实国家的路政被军阀官僚们破坏到极点了，京汉北段简直是曹家的私产，京汉南段及陇海路简直是吴佩孚的账房，不但铁路收入不归国家，连养路费都被他们搜刮净尽，无款修理，再过几年便要成废路，他们恐怕工人有了势力干涉此事，这也是他们惨杀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阀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工人受了过激派的煽动，这个就算是事实，过激派煽动工人组织工会，煽动工人要求人民在宪法上集会结社的权利，是不是于工人有利益的事，是不是该犯枪毙的罪？军阀官僚又口口声声说工人受了学生的利用，但是只有军阀官僚杀过工人，学生并没有杀过工人。
萧耀南纵兵杀人、强奸、抢钱、放火，简直是土匪，反捏称所杀的工人是土匪不是工人；他们用枪弹横杀徒手的工人，反捏称工人施放手枪，我们正痛惜当时工人没有手枪！
可怜全国工人、农民拿出血汗钱养许多军队，这班军队不能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不能讨灭土匪，保护人民，只为军阀们用来伤害人民，而且惨杀做社会上重要工作的铁路工人，这班军阀真是人民的公敌呵。吴佩孚自夸他的军队专为保国卫民而用，现在只会用做惨杀工人，身拥大兵不能为国杀敌，而对于手无寸铁的工人却杀个落花流水，真是罪该万死！
军阀官僚们用武力屈服了工人，必然还放心不下，现在正用些甜言密语或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来笼络工人做他们忠心的死奴隶；其实这种方法是无用的，什么人的话工人都肯听，惟有军阀官僚的话工人是永远不相信的。因军阀官僚的所行所为工人向来是知道的，况且现在又蹂躏了我们的工会，杀害了江岸委员林祥谦，枪毙了许多工友。亲爱的工友们所流的热血，非到军阀消灭是不会干的，亲爱的工友们的尸骨天天在地下呼唤我们复仇，亲爱的工友们血淋淋的人头天天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永远不忘的；亲爱的工友们生前做工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令我们触目伤心。“有仇不报枉为人”，我们相信所有未死的工友们，除极少数毫无心肝的败类外，没有肯吃仇人果子的，我们相信所有全国中未死的工友们，必能团结的较从前更加坚固，大家准备着一齐向万恶的军阀们作战！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十二年三月七日
海参威工团总会通电
中国共产党转京汉铁路工人：海参威工团总会敬致其热忱于中国勇于奋斗的铁路工人，并表同情于被杀同志之家族，特郑重宣告中国军阀之罪恶，——彼等竟任意屠杀我工人，——屠杀中华民族利益之真正保障者！
上海学生总会通电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工界同胞均鉴：诸君因与万恶武人力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致被残杀死者三百余人之多，此频年未有之浩劫也。消息传来，各界同愤。吾侪学生，迭受不良政治之影响，挺身奋斗，备遭毒殴，已非一次，闻兹噩耗，欲哭无泪。各地代表，将陆续到沪，对于混乱正局，必讨论一根本解决之办法，一俟团结坚固，当与诸君携手合作。回忆黄花岗之役，罹祸者七十余人耳，义气磅礴，满清遂倒。今之多行不义者，凭借不逮满清，而工界同胞牺牲，则较黄花岗诸烈士为尤烈，其自毙之日，必不远矣。尚望诸君保存原有之精神，在此短期中，迫于暴力，暂行忍辱开车，亦属无可如何。特此奉慰，诸维亮察。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啸
北京梨宋卿、张敬与两先生鉴：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权，乃约法所规定，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最近京汉路总工会，因开会忽被取缔，迫而罢工，旋遭屠戮，沿途死者逾三百人，伤心惨目，孰过于斯！直接杀工人者军警也，间接杀工人者吴佩孚也；公等既自命居政府之地位，应负管辖吴佩孚及军警之责任，乃事前不能加以制止，事后不能加以惩办，抚衷自问，果何颜以对国人？勿谓推刀之惨公等不见也！众失所集，千夫所指，非公等而谁？强盗劫人，罪归头目。若只窃地位，不负责任，天下无此便宜之事：其猛省勿狡赖！
又致汉口工人电云：人民集社自由权之被蹂躏也久矣！诸君为此而奋斗，遂蒙惨祸，死者达三百人，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吴佩孚早视京汉路为其私产，提款扣车，横行无忌，复嗾使其部属残杀工界同胞，号称政府当局者，竟等聋聩，宁非咄咄怪事！诸君在压力之下，单独牺牲，势难坚持，尚望团结固有精神，共图最后胜利，必归群众。谨摅积愤，借表同情。现状如何？并盼见示。
上海学生联合会议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通电
全国各省区、各公团、各报馆转各界公鉴：比者京汉、津浦等路工人，被迫罢工，致遭捕戮，伤亡囚系，有识同悲，凡民有丧，无容默尔，敢摅管见，告我邦人：交通号称国脉，路工实绾枢机，作息有常，工资有限，量功食报，所受己微，家有荩仆，尚或优礼，知兹路工，勤又倍焉，纵使稍事祈求，理宜从容应付，至乎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劳工神圣，世所公认。苟其不违刑宪，容当餍其需求；即令事逾恒规，告言乏术，国法所寄，责有专司，无劳越彼秋曹，陈兹师旅。夫以数千之卒，围数百之民，以成列之师，当乌合之众，以斧钺之威，临赤拳之势，以云止乱，则足资憎慑，以云罗捕，则足供俘囚，安用横张挞伐，肆其杀戮。假令邻邦不睦，侵我边圉，赫然斯怒，何以加焉。方今共产之说，风靡世界，水湿火燥，无感不仇。比年邦家不造，祸变频仍，编户之氓，久深濡溺，健儿挺身闾里，数百为群，越货杀人，浸为流寇，独此路工，夙夜匪懈，不辞劳瘁，黾勉从公，国之善民，邦之良士，既已劳其筋骨，复欲饿其体肤，民不乐生，挺险斯在，国难当前，谁执其咎？窃有惧焉：远征暴秦，近征强俄，民不可侮，乱不可极，载舟覆舟，所宜深惧，敢谋老成，奠我邦基。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
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
各省区、各侨埠、蒙古、青海、西藏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各界均鉴：武人为祸，于兹数年，由毁法而弄法，由干政而乱政，桀骜骄横，莫可言状，吾侪人民之自由权，蹂躏无遗。最近北京学生，备遭毒殴，京汉路工人，又遭惨杀。而嗾使卫警殴学生者即曹锟颐指之吴景濂，嗾使军警杀工人者即吴佩孚直辖之部属。查学生受伤者三百余人，受重伤入医院者五十余人，伤脑及内脏者二十余人，而学生共弃之彭允彝，则不特经为参众两院加以同意，而且经黎元洪迭次慰留。血肉淋漓，彼辈若不见也，呻吟枕席，彼辈盖不闻也。至于工人开会，为靳云鹗压制驱散，而罢工拘禁刺伤，不计其数，仅以死者言之，江岸站三十余人，信阳站四十余人，长辛店站十余人，民命轻于蝼蚁，积魇充于轨旁，噩耗传播，凡有血气，孰不为之寒心酸鼻。惟欲挽兹浩劫，非徒消极之悲悯所能济事，必须积极之奋斗始克有成。务希国人一致推翻曹吴傀儡之机关，屏逐曹吴豢养之政客，打破曹吴卵翼之势力，徐图建设，然后可以安居乐业；若抱隔岸观火之心理，以为于已无关，则恶焰日炽，罹巨殃者不惟学生工人已也。临电发竖，统惟垂察。
全国各界联合会（十日）
郑州京汉路总工会并转工界同胞均鉴：顷闻吴佩孚唉使靳云鹗禁止贵会开会，不胜愤慨。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武人动辄挟其兵力，以蹂躏人民自由，已非一朝一夕。方冀国人共为后援，遏此凶横，乃消息传来，吴氏更嗾使萧耀南强迫开车，枪杀工人三十余名，草菅人命，群情发指。查吴氏暴戾成性，前年决堤殃民，身葬鱼腹者不计其数，国人弱于制裁，彼益视兵力为万能，勒提京汉路之收入，占据京汉路之车辆，以致外人屡起责言，交通时形阻梗。至于曹锟冢中枯骨耳，攘夺权利，则与吴氏同床异梦，压制工人，则与吴氏不谋而合。此种丑类不除，岂特为民治之障碍，抑且为共管之导线。现在学商两界，均各具决心，与武人宣战，务希工界同胞认明主犯，继续奋斗，同心戮力，澄清之期，当不远也。
全国各界联合会
汉口武汉各界联合会鉴：前闻施君伯高被捕，即多方设法营救，乃吴佩孚嗾使萧耀南捏词加害，同人心长力短，徒呼负负。施君前任本会第一届评议部长，热忱毅力，夙所共佩，得兹噩耗，愤慨填膺！专此奉悼。并希转唁施君家属为荷。
全国各界联合会漾
各地各界联合会鉴：此次吴佩孚嗾使其部属，对于京汉路工大肆淫威，死者近三百人，施君伯高，以律师资格，充工会法律顾问，亦罹惨劫。按本会于民国八年成立，是时施君奔走呼号，卓著勤劳。旋任第一届评议部长，多所擘画，及返武汉，兼戮力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奋斗精神，久而弥强，卒以援助工人就义，闻耗之余，不胜悲愤。诸君笃念公谊私交，谅必同深悼感，吾侪后死，应如何以瞑施君之目，此不可不从速图维也。
全国各界联合会漾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宣言
万急。全国各工团、教育会、商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汉口真报转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钧鉴：国政纷扰，军阀横行，政治出于私斗，小民变为鱼肉，哀我工界，创痛尤深，既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凌，复蒙国内军阀阶级之荼毒，宛转待毙，莫知所届。差幸比年以来，同人自身之觉悟，及热心社会人士之提携，各路工友，先后奋发，万众一心，组织团体，以与彼辈周旋。方期军阀悔祸，奸人敛迹，我辈最低度之自由，得以幸存，全国铁路总工会转瞬观成，讵本月一日，竟有郑州京汉总工会被压迫之事。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工人亦人民也，而且占全民中最大多数之人民也，其应享受此种自由，实乃天经地义。军阀怙势仗威，胆敢出此蹂躏民权之举，国法何在？人道何在？今京汉、道清两路工友相率罢工，京奉、津浦亦将继起，将来局势，靡知所届！窃念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身受其残酷荼毒者，不仅劳苦之工人，其他各界，皆有同然，军阀存在一日，即人民被摧残一日。尚望全体同胞，同申义愤，崛起援应，摧灭强敌，还我自由，在此一举。唯我同胞实利图之。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电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均鉴：京汉铁路工友因该路局长赵继贤等，运动军阀，以暴力侵犯其集会结社自由权，乃罢工抵抗，原属至当，谁知赵贼竟于昨晚率同曹锟军队，拘捕长辛店工会重要分子十一人，押送保定，今午且因强迫工人上工，而枪毙工友及居民十数人，受伤者无算，工会亦被封闭，存款尽为劫去。辛店工友今遭军阀如此摧残，我工界同胞，应即起搏斗，不打倒军阀，工人则不能生存呵。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阳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援助电
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道清、京汉两路全体工友均鉴：中国现在是军阀政治，所以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种种的自由权利，都被他们剥夺无余，这是何等痛心的事，何等可恨的事！贵会开正式成立大会，横被军阀派兵压迫，以致开会不成，激起罢工，同人等闻讯之下，一方面深愤军阀之横暴无道，一方面佩服诸位奋斗精神。乃召集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实力援助，除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援助，并派代表前来慰问外，拟迅邀在京有力团体组织罢工后援会，募捐援应，本大同盟以争夺民权为职志，早为全国所共知，所以只要是关于民权事件，决心起而奋斗，何况最大多数的劳苦同胞的民权，更为在所必争，深愿与诸位休戚一体以抵强暴而还自由，望奋斗到底，毋稍妥协。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鱼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通电
各报馆转各工团及全国同胞公鉴：争集会结社自由权而罢工之长辛店工友，竟遭军阀曹锟等横暴摧残，捕押工会代表十一人赴保定，枪杀工友及居民十余名，伤者无数，并占据工会，抢劫金钱，似此野蛮行动，凡有血气，谁能不痛恨。吾同胞须知军阀今日可施于辛店工友者，来日亦可施诸他处工友及全国平民，军阀不能与民权并存，于此益见，望全国同胞共起，以救为争自由而遭惨杀之辛店工友，推倒蹂躏民权之阀军，不胜盼祷待命之至。
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阳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通电
（衔略）京汉铁路为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同盟罢工，复遭万恶不赦之军阀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张福来等，以大队兵士强迫工人上工，致杀死工人三百余人，者伤无数，同时枪毙工界首领施洋、吴汝明、林祥谦并封闭京汉路各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昭著，总工会成立大会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我等同为工界中人，与京汉路工友有骨肉相联之关系，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应此广大群众之要求：“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乃告成立，自此当率潇湘数万劳动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誓必复此万世之仇仇，肃清此人类之公敌。爰特通电前来，望即同申共愤，鸣鼓而攻；不然，军阀为恶，日益嚣张，恐我四万万同胞同为焦类矣。临电神驰，不胜盼祷！
湖南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叩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
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鉴：自万恶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等势武淫威，解散京汉路各工会，同时指挥长辛店、郑州、江岸各站兵警惨杀工人三百余人并枪毙工界首领吴汝明、施洋、腰斩京汉工会长林祥谦，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之事横来，凡在同胞睹此违叛约法——集会结社自由——的民贼，莫不怒发直竖，恨不立食其肉而寝其皮，本联合会为此，除指挥全湘各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打倒军阀各项进行：拨发第一次通电，唤起各界同情：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委员会”予以种种实力救济，直电痛斥吴佩孚、萧耀南二贼魁外，再为此第二次通电，务望全国各团体尊重约法，伸张民权，打倒军阀，肃清中国计，众志成城，精神贯彻，必须达到民权集会结社自由，恢复被封各工会，惩办肇祸军警，重恤京汉路伤亡各工友为快！临电不胜盼切！
北大学生援助电
京汉铁路工会并转全路工友均鉴：概自军阀得势以来，拥兵纵乱，海内骚然、罄国库之收入，不足以养兵，遍中国之版图，几无一宁宇，公私破产，百业凋零，国人身受痛苦，已达极点。乃彼等犹复怙恶不悛，暴戾益横，垄断内阁，收买国会，逼走敝校校长蔡元培，及高师、女高师、医专、工专、美专各校校长，以遂破坏教育之野心，至今未决。不意又向我亲爱之劳动同胞进攻，胆敢压迫开会，闻之痛心，思之发指。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军阀毁法残民，讵非罪大恶极，望诸君为自由奋斗到底，敞校敢敬谨以从。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叩鱼
潮洲工界联合会通电
孙大总统钧鉴：人民有集会之权利，乃约法所许，此次京汉路工人，依据约法，组织工会，乃工人分内所当有之事，不意北方军阀首领吴佩孚、萧耀南竟目工人为土匪，始则禁止开会，继则派兵弹压，终则残杀劳工，此等违背约法，蹂躏民权，摧残劳工，惨无人道之举动，诚为今日中国军阀之特色，此而可忍，国将何国？我公手造共和，国人共仰，历次不忍军阀横行。慨然拥护约法，保障民权，有始有终，尤为可敬，万望我公本始终如一之志，与军阀奋斗到底，本会愿率潮州工界同胞以从，毋使我国劳工运动一线生机，惨遭横暴之摧残也。劳工前途幸甚！民国前途幸甚！
各地工会及学生联合会鉴：此次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嗾使如虎似狼之军警摧残京汉路工会，屠杀劳工同胞，凡属稍有血性，闻之莫不发指。查工人集会，乃约法所许，彼辈身为民国军人，竟目无法纪若此，我侪国民恐将来不知死所矣。万望贵工会、贵学生联合会速起援应京汉路工人，誓死与军阀奋斗，本会愿竭驽力以从其后，毋使劳工运动前途一线生机，横受武力之摧残也。劳工幸甚！中国幸甚！
京汉路工人同胞鉴：听说军阀压迫你们，禁止你们开会，并杀戮你们兄弟；军阀横行，惨无人理，殊为可恨。你们为自由奋斗，为人格牺牲，我们甚为钦佩。望坚持到底，誓死抵抗，我们愿随全国各界之后，以为你们后盾，勿使军阀势焰再张呵！
潮州工界联合会暨四支会二十八工团同叩
上海各工团援助京汉工人通电
湖北全省工界联合会转京汉铁路总工会列位工友均鉴：军阀惨杀工人，封闭工会，妄捕无辜，上海各工团，异常悲愤，誓为列位工友经济实力之后盾，望奋斗前进，一息尚存，勿为屈伏。
中国工会上海总部、中国劳工同盟会、中国海员工业联合会总工会上海部、中华电气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广东旅沪金口首饰工会、湖南劳工会上海办事处、上海印刷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华劳工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船务栈业公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华印刷工界联合会、机器缝纫工会、沪江绸缎染业工会、均安水手公会、栈业公义会、上海水果地货友谊会、华洋轮船工会、上海焱盈总社、中国机器总会上海支部、上海履书工会、上海女子工书进德会、上海职工俱乐部、上海机器缝纫联合会、日华纱厂、上海钱业友谊会、上海同志友谊会、浦东印刷烟草工人俱乐部、上海均安水手工会、国民女子工艺学校、安徽旅沪劳工总会暨工友九十六万八千余人同叩佳
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通电
参众两院钧鉴：此次郑州工人集会，吴佩孚、萧耀南等，无故干涉，更惨杀工人数十，军阀之淫威已极，人权之保障何存？劳工神圣，世有定评，民人立宪，亦有法律专章。今武人蛮横至此，全国工界，人人自危，诸公代表人民，应请据法力争，以伸国法，而维人道。
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这次吴佩孚、萧耀南、曹锟、靳云鹗等凶暴野蛮的军阀屠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工人的空前大惨剧，想你们都己耳闻目见或身受了。那狡诈险恶的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由他自己揭穿了。军阀与人民对抗的阵势也更加鲜明了。打倒军阀的要求和奋斗也一天紧迫一天了。
这一次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罢工的工人，实在是军阀惨杀争自由的人民。在这反动的军阀政治之下，全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系于枷锁镣铐之内，横受军阀的压迫和摧残，绝无自由可享。所以，目下自由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必需品，军阀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大仇人。军阀存在一日，人民的自由就被剥夺一日。自由与军阀不两立，也即是人民与军阀不两立。凡我全体被压迫的人民，若不甘永远屈服于万恶的军阀压迫之下做军阀的奴隶，就应该一齐奋起，为我们的共同必需品——自由，去打倒我们的共同大仇人——军阀！
军阀之所以能残存至于今日，一半固由于我们人民没有革命的觉悟和组织，一半却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或明或暗地扶植。例如日本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英美帮助吴佩孚、曹锟、陈炯明都是很显著的证据。国际帝国主义深怕中国人民觉悟进步的势力发展将阻碍他们在中国肆无忌惮凶暴露骨的榨取，故极力用种种法子（金钱或枪械）扶植我国反动的军阀来压迫我国的人民，务使我国永为他们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遂其操纵我国经济政治实权的资本欲大野心。最近且明目张胆惨杀我们唐山、汉口等处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同胞，催迫萧耀南杀死我们的为劳苦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施洋同志，其横暴狠毒压迫我劳苦人民，绝不下于我国万恶凶暴的军阀。所以我们一面须打倒本国军阀，同时还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早已对国人宣言：要救现在纷乱已极受军阀和外力两重压迫的中国，只有团结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协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一法。现在实际的形势更加证明我们这种主张是目下全国被压迫的人民的唯一的出路了。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辈的惨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先锋军，北京军阀政府和傀儡国会的毒打请愿学生和示威市民，帝国主义的惨杀唐山、汉口、上海各地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工人，等等悲惨横暴的事实，都不能各个单独解决，必须要有一个整个的、统一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才能解决。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祖师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一句金言：“团结即权力”。自从这句金言出世以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闻风响应，互相团结成了国际的结合以与国际资本家相斗争，最近且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觉悟了加入了这个战线，造成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固的革命的势力。我们深切地知道：只有权力才能战胜权力，组织的权力是最伟大的权利。军阀们帝国主义有组织，我们无组织，故我们敌不过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要战胜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须遵守马克思这句金言，把先自己组织起来——再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组织在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一齐拚命地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进攻。如此，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得着！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最勇敢、最觉悟、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战斗势力的分子，就是屡次为争生存、争自由而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人同胞。这次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全国被压迫人民所共同需要的自由而遭吴萧等凶暴军阀的大屠杀、大压迫，实际就是全国公敌军阀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最勇敢的先锋军的大屠杀、大压迫，也即是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大示威、大压迫。我们最勇敢的先锋军组织一日不能强固，我们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攻也就一日不能得势。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利害是与我们的先锋军——工人同胞的利害一致的。所以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对于此次京汉路工人“二七”大惨剧，绝对不能如隔岸观火一般，须一律感同切肤，我们为争得我们所共同需要的自由，打倒我们共同的仇敌——军阀和帝国主义，须首先援助京汉路及各处被封工会的恢复并促进其组织的巩固。这是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共同的急切任务。
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我们受军阀和帝国主义两重压迫已经很够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三十九个为争自由而惨死的同志已在血阵中招呼我们冲上去了！我们须一致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争，回我们的自由，以继诸先烈未竟的伟业呵！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
全国同胞们，各业工友们！京汉铁路全体工友因军阀压迫解散他们的最高机关总工会而罢工了，他们为争自由，争人格，争切身的利益，一致开上前线了。我们在他们的罢工宣言上听着了他们悲壮激昂的呼声了。
工友们，同胞呀，大家应该明白知道京汉工友这次的行动，不仅是他们一部分的事，实是我们全体工人的事，不仅是工人一方面的事，实是我们全国被压迫同胞的事。
京汉路的工会是我们全国最先进最有力的工会，倘若他们的最高机关不能开成立会，甚至被解散不能存在，那我们后起的，力量薄弱的工会，还能成立，还能存在吗？压迫我们的人——军阀及其爪牙，既解散了最先进最有力的京汉总工会，他们还不来解散我们后起的，力量薄弱的工会吗？前次唐山开滦五矿三万多工友罢工，因军阀杨以德的武装警察队和美国兵士的压迫而失败，万恶的军阀们有了胆气了，他们以为我们工人是容易欺侮的；工人是没有力量反抗的。所以这一次他又敢来欺侮我们京汉的工友，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倘若这次又被他们压迫下去了，让他们得了胜利，那他们的气焰还了得吗，那我们全国各工会能不被他们铲除干净吗，工友们！全国无产阶级呀！这是我们全体工人的生死关头，我们务必要全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呀！
全国被压迫的同胞们！我们都是同样的受军阀的压迫，约法上所赋与我们人民的自由，都是被军阀和他们的走狗剥削完了，我们人民是丝毫的不能享受，我们受了这样的压迫和痛苦，我们还能忍受吗？万恶的军阀们，豢养无数的军队，耗费了我们人民无数的膏血金钱，不独不保护我们人民，反要连年不断的为私利而大战，牺牲了我们人民无限量的生命和财产，破坏了全国的秩序安宁，还要尽量的剥削我们人民在约法上所应得的自由。同胞们！军阀的罪恶，真是说不尽呵，我们不打倒军阀，我们是没有生路的。现在希望我们劳苦的同胞，一致向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及其爪牙反抗呀，援助我们京汉路的劳苦同胞，既是为我们全国同胞争生存争自由，也是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解除我们共同的压迫，求得我们共同的幸福呵。
全国同胞们，工友们，我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全体议决用实力援助京汉路的工友，到紧急时，我们全体（湖北全省各工团）决定取一致行动，宣告总同盟罢工，必要达到完全目的才罢。
工友们，全国被压迫的同胞呀！生死关头，时机紧迫，大家一致起来拚命的向军阀决斗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号
全国海员总工会通电
参众两院、交通部均鉴：京汉路局长主使枪毙路工，摧残工会，冤惨弥天，请即查办，以维工业，而重人道。
中华全国海员总会叩真
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
上海、汉口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学生联合会、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均鉴：年来军阀横行，民不聊生！自国会恢复，为虎作伥，益肆凶残。京汉路工人因争集会自由，横被军人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乃长辛店军警横捕工人代表二十余人，滥用肉刑拷打，并拟一并枪毙。该地工人环请释放，而保定方面密电大队军警包围，开枪击杀，工人手无寸铁，身困重围，死者十人，重伤百余人，其余四千人，概被困围，饥寒痛苦，惨不堪言。夫集会结社，载在约法，工人亦属国民，何竟遭此惨酷，将来推广效尤，人民将无唯类。除由敝会极力募捐，切实援助外，谨代五千流血工友，哀告于全国父老之前：务请本打倒军阀之热忱，共张挞伐，予工界同胞以实际上之援助，以维自由。临电愤慨，伫候救援。
北京学生联合会印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京汉路工人函
长辛店铁路工人并转郑州总会暨工界全体同胞公鉴：顷于报端得悉工界同胞横遭压迫，为争自由之故，不得已而罢工，实深感愤！我国政治不良，军阀肆虐，凡士、农、工、商各界同胞，莫不备受压迫。铁路上服务之同胞，昼夜勤劳，饱暖难得。此次为要求改善待遇，及争自由之故，而开会集议，乃为法理人情所许；乃军阀横加干涉，而政府一味袒护，实不啻将工界同胞之自由剥夺净尽，是可忍，孰不可忍！尚望工界同胞坚持到底，非至工资增加，工作减少，以及一切不良之待遇改善，一切束缚自由之障碍解除不止。京内同人，愿为后盾，设法接济。再者，国会殴打请愿驱彭学生，血肉横飞，惨不忍言。受贿卖票，毫无顾忌。政府破坏司法，蹂躏人权。彭允彝以一无耻政客，尸位教育，污辱学界。京中同人，己决定推翻国会，拥护司法，力争教育之行政，及经费完全独立；以澄清教育，保障人权，政治清明，我工界同胞亦与利焉，务望工界同胞，共起合作，则国受其福矣。耑此，敬颂工安！
北京学生联合会启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第一次通电
全国各公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二月一日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会，横被军阀蹂躏，激成全路罢工之举，经过情形，当荷洞鉴。查结社集会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今竟突遭军阀武力之破坏，根本大法从此堕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年来军阀跋扈，政治昏暗，日甚一日，人民法律上之自由，无时无地不遭蹂躏；徒以团体不坚，不能为强有力之反抗。今以京汉工友之团体坚实，组织精密，犹且不免，何况其他。吾人须知此次军阀之压迫京汉工人，实所以试验国民反抗之力量；而此次京汉工人之牺牲奋斗，实即为中华民族争自由而力战。人爱自由，孰不如我，凡我国人，其各奋起，即速加入战线，以与彼军阀决最后之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北京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阳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第二次通电
全国各公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今晨九时，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限期复工，突被驻扎该处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击队军士，开枪轰击，当场击毙者四人，垂危者三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俱乐部干事数十人递送保定，生死未卜。似此公然与吾民宣战，尚不奋起讨伐，等待何时？噩耗传来，京中人士莫不发指眦裂，不日即有相当对待，望国人一致奋起。临电不胜慨愤之至。
京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叩阳
陇海路工会援电
北京国务院、交通部、保定曹、洛阳吴、河南张督理、中国各报馆及劳动界各团体均鉴：京汉工人受军警压迫，以至全路罢工，系属逼于万不得已的举动。窃工人组织总工会，系工人应享权利，乃该无知者以吉报凶，耸动当道，而当道深知工人痛苦，不予干涉，该无知者自行暴动，欲置工人于死地，其良心丧尽，不言可知。况工人既无越轨举动，何能受此蹂躏。工人行为正当，应许工人要求。乞举持正谊，速为解决；若或再事迁延，则全国工团，必取一致行动。临电盼切。
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致上海律师公会函
律师工会诸公公鉴：敬启者，此次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时，横遭军警干涉，工人愤而罢工，实为拥护约法上之自由而起。诸公为法律之保障，谅为同感。乃者汉口律师施洋君，竟因表同情于路工，被萧耀南非法逮捕，日昨电信传来，业已枪毙。敝会为劳动团体所组织，凡遇表同情于工人者，即认为良友。此次施君为拥护法律而遭军阀毒手，援助路工，即为被害之罪名，敝会同人哀悼之余，痛恨军阀之摧残我劳动阶级，可谓无微不至。然观其藐视为法律保障之律师诸公者，亦云太甚矣。故特函达，望即联络上海及全国贵同业，一致反抗，共除此辈害民祸国之蟊贼，工人虽力微，亦愿随诸公之后也。
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上海部叩
武汉学生联合会通电
北京黎元洪先生、张绍曾先生、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工会、学生联合会、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均鉴：京汉铁路总工会，于本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省公团派往庆贺之代表，不下六百人，而局长赵继贤、冯沄电告吴佩孚，竟派军警将该会捣抢一空，工人无可如何，只得一面将总会暂移汉口，一面停工要求五条件，静候解决，并无暴动，而停工未四日，鄂督萧耀南竟诬工人为匪徒，而横加枪杀。诬副会长林祥谦怀手枪而枭首示众，以律师施洋曾为车夫工会作仲裁而枪毙之，以真报馆稍主持正义而封闭之，非惟湖北全省各公团，胥被钉闭，即往郑州之代表，亦暗令通辑，通计沿路各站，被惨杀之工人，实有三四百人之谱，想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工人虽不幸被挤为无产阶级，要亦中华民国之国民。况劳工为富之父，创造世界，实于工人是赖，而集会犹不许，天下岂有是理耶！且工人罢工，各国常闻，要亦出于不得已，当局宜体恤之不遑，而洛吴鄂萧，竟冒不韪，下此毒手。据鄂萧布告，枪决工人，根据惩治盗匪法也。嗟乎！稍拂军阀意旨，即盗也，匪也，学生律师新闻记者，皆视为盗匪而杀戮之也，株连波及，吾人宁有生存之余地？似此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真是暗无天日。噩耗传出，普天同愤。敝会目击其事，能不心伤。本宜早将此事，揭示全国，无奈处于积威之下，邮电被查，开会被禁，而办事职员，又多因寒假返梓，先天下而闻知，后天下而通电，顶天立地，抱恨何如，兹由武汉各校留校代表共同议决，为工人向当局要求下列事项：（一）由政府明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二）惩办赵继贤、冯沄及郑州肇事军警长官；（三）工会启封并送还赔偿抢毁之各种物件，(四)厚恤被害工人家属及恢复真报馆；（五）由政府明令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诸公见义勇为，谁不如我，敬祈大声疾呼，一致声讨，予工人以精神及物质之援助，而向军阀进攻，则军阀绝迹，工人出头，亦未始非吾各界本身之幸事。谨代泣呈，不胜盼祷！
武汉学生联合会叩寝
旅沪湖北自治协会通电
各报馆转全国国民公鉴：集会自由，载在约法，炳若日星。铁路工人开会，有何罪名，而遭惨杀，迁怨于律师，尤属蔑视人权。况枭首示众，民国无此刑，罪及妻孥，古来无此法，而吴佩孚、萧耀南辈，悍然行之，真暗无天日也。我主权所属之全体国民，苟长此隐忍，一任挟持蛮力者横行无忌，哀此孑黎，宁有憔类！敝会同人以为全体国民应有两种表示：（一）设法救济被害工人之家族，安慰死者；（二）一致与无法无天之吴佩孚、萧耀南等决斗，保障生者。以上二端，一在表人类之同情，一在救国法之沦亡，迫于自卫，毫无党派作用，邦人生子，幸垂察焉。
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叩
水口山矿工通电
全国工友们！京汉工友被惨杀的消息，你们当然得到了，你们当然是很伤心而愤激的，但他们此次受了这样大的牺牲，全靠旁的一切工友群起替他们复仇雪恨。现在拟定下列两种办法，请即施行。
一、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声明军阀罪恶，请其一致反对；
二、赶急联络全国各工团，举行全国工人总罢工；
三、接济京汉工友经济，帮助恢复其团结。
亲爱的工友们，京汉路工友的失败，万恶的军阀已实行将我们的亲爱的工友杀掉了，这个大仇若不即刻报复，渐渐的会被他们杀戮无余了，我们赶快团结起来呵！
湖南水口山全体工友启
二月二十三日
湖南工界对京汉路事宣言
朋友们！去年一月十七日，我们的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资本家贿买军阀所惨杀，我们在悲痛哀悼之余，曾诚恳的告诉全国工友们，这件事实的经过，并请大家注意中国资本家已有新的觉悟，知道与万恶军阀勾结，共同摧残劳动阶级了。在现代军阀割据各省，攘夺政权，横行无忌的中国，我们知道这种牺牲大流血的惨剧，断不止仅仅演这一回的。
一年以来，我们的团体，以处在黑暗势力淫威之下，不能恢复固有的活动力，对于惨杀黄、庞，未得取积极手段，以慰死者而警彼党，使我们悲愤不已，并深引为自愧！但在他一方面，全国的工友们，已知道有团结共同抵抗的必要，翕然兴起。一九二二年之所以成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但是这种刺激的结果，观察各方面的情形，方以为这种境况，足使彼党警惕，对劳动界暂不敢妄加摧残，我们已得有相当机会。使无产阶级能受充分训练，预备掌执政权。不料噩耗传来，二月七日、八日，四十余京汉罢工工友，竟丧失生命于彼党淫威之下。一月十七日长沙的惨剧，复大演特演于长辛店、汉口！黄、庞牺牲后仅一年，军阀摧残劳动者的事实，已非一次，我们实不敢担保彼党的淫威不再施于我们。我们相信这种同样或更较剧烈的惨剧，不久即将继续发生于其他地点。以是我们防制的计划，自不能不更较完密；我们前进的步骤，自不能不更加紧急；我们的团结力，自不能不更较坚强。彼党巩固其自身地位的奸谋，已明白表示其渐见险毒了，他们正在广布爪牙，收买议员、新闻记者及堕落的青年学生与学者，供他们的驱使。举凡侮辱摧残无产阶级的恶劣手段，莫不尽其所能，待遇我们之工友，不摧残净尽不甘心。首先为恶惨杀黄、庞的赵恒惕，保他的走狗彭允彝加入北京内阁，这勾结军阀政府为已援的军阀政府也想倚之以实现其所谓“统一政策”，因是而多方谋巩固“张绍曾军阀内阁”。学潮由此发生，工潮亦因是而起，结果因工人学生的力量太形单薄。横受摧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失败，大耻辱！去年努力宣传黄、庞精神的人，现尚在监狱里面，汉口南昌提议黄、庞追悼会的通信社报纸，概被敌党封闭，今年汉口真报，尽力援助劳动者，天津明报出黄、庞纪念特刊，都先后被追停刊；律师施洋因表同情于劳动运动，性命不保；还有许多这种同等的事实。朋友们！我们就这样的屈服了吗？当一月十七日惨剧发生以后，全中国的人民，除劳动界以外，都觉得不很关痛痒，且还许多站在彼党爪牙地位的新闻记者与知识阶级的人们，丧心病狂，对我们妄加讥诮，这是使我们多么伤心的事呵！我们虽曾得一些劳动界以外的人们的援助，然终嫌太少，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不是仅仅我们劳动界所能独立解决的。一方我们自以为联络的能力太形薄弱，一方我们不能不痛惜同处被压迫阶级的人们，没有觉悟到此。这次京汉路大惨剧，或者使人们有较大的觉悟罢，“认清敌人”，这是庞人铨在劳工周刊上的金言，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要“认清伴侣”，赵恒惕、陈炯明受直系军阀的指挥，而惨杀黄、庞及粤汉路工友，萧耀南为直系军人，而摧残粤汉路工人！惨杀京汉路工友，杨以德奉曹锟、吴佩孚的命令，以武力压迫唐山矿工。朋友们！再不要上他们的当了，同在被压迫阶级的人们，都是我们的伴侣。朋友们起来！同他们携手呵！
湖南劳工会叩
京奉路山海关工会援电
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军政各界及各工团同胞鉴：近来军阀鱼肉国民，官僚挑拨内争，国已不国！我等手无寸铁之工人，受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横压，为国民中之最劳苦穷困者也。今商学二界均奋勇为国运动，为全体人民谋福，我等工人极为感佩，并愿为后援。兹京汉全路三万余工友为开会不成，与受压迫过甚，已于四号全体罢工，谅各界昨已耳闻目见。我等工界对于此举，自当以实力援助，一致向黑暗势力奋斗，誓必达到目的，虽死亦所不辞！尚望各界即时与以强有力之援助，庶几使光明之势力日增，反动之黑暗势力日减。万一工界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亦即国民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盖京汉路工友此次之举动，纯属反抗压迫，争我同胞人格，还我同胞自由，凡属亲爱之同胞，请即奋起，一致行动！临电急迫。
山海关工会叩
津浦铁路浦镇分工会援电
十万火急！全国各报馆均鉴：本月一日京汉铁路全路工友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各路工友派代表者四百余人。不料届时遭该路局长赵继贤运动军阀，阻止开会，侮我工界，莫此为甚！深盼政府，俯顺舆情，速革赵继贤以平众怒，而申公理。不然！吾辈全国工人，誓死不辞。直接与该赵继贤决一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劳工运动会通电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议员诸公均鉴：集会结社，为约法予民之自由权利。保护劳工，乃现代政府之重要任务。此国人所共知，而诸公宜特别注意者也。此次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无违法举动，不料该路局长赵继贤等，竟敢秉承军阀意旨，率大队军警，压迫解散，致激成罢工风潮。蹂躏人权，贻误大局，凡有气血，莫不发指。诸公身为代表，职在护法，际此时局，亟应速起督促政府，制裁军阀，惩办肇事局长及军警。为工人争回自由，为约法保其尊严，庶足以安大局，而平公愤。尚仍禁舍寒蝉，甚至苟且阿附，任当局之专横而不理，置工人之呼吁而不闻，是则诸公自绝于吾民。而我全国同胞，将共起争斗，以实行其取消议员，扑灭军阀，杀尽贪官污吏，改组良善政府之手段矣。特电警告，其速图之。
中国劳工运动部阳
安徽劳工会宣言
今世界工界同胞公鉴：我国昔自袁世凯毁法叛国，颁布治安警察法以来，频年纷争，祸乱相寻，军阀肆虐，民不聊生，国纲不振，法纪荡然，剥夺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权，无所不用其极，高压民气，钳制舆论，残杀志士，惨戮无辜，种殃民之举，数见不鲜。此次京汉铁路诸工友拟在郑州设立该路总工会，二月一日开会成立，届期横遭警察干涉，激动绝大工潮，杀人盈野，谁为厉阶？汉口江岸之血，伏尸枕藉，武昌军治之囚，党狱大兴。夫我工人，犯何法律，为萧耀南身任划拆，手握军卫，不能平和劝道防患于未然，反敢纵兵围捕，出其忍心违理残酷之手段，枪杀我工人，捕逮我同胞，枭首我会长，封闭我会所，江汉咽流，日月无光，呜呼！谁无父母？谁无家室？彼何人斯？残民以逞，噩耗传来，悲愤填膺，鸣呼！死者已矣！来日方长！全国工友何止数十百万，而学商各界，具有同情者，何止数千百万！一朝投袂风起，和彼恶军阀，恶势力，奋斗较量一下，诚恐德意志、俄罗斯之前车，将演于二十世纪之东亚中国。公理战胜强权之日，当在不远矣。传云：“杀人者，人杀之”。世界军阀，中国军阀，盍不猛醒？谨此宣言。
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通电
全国兵、农、工、商、学、政、报各界均鉴：启者工人等顺时势之潮流，营团体之生活，揆诸情理，极为正大。乃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择期成立，各团代表赴会致庆，不图横暴军阀，以及官僚政客，漫肆淫威，密布军警，如临大敌，封闭会所，行同囚犯，各团代表之送匾也，军队则断其行路，各代表之讲演也军警则阻其发言，甚至密令酒楼不为工会治餐，旅馆不让代表居住，此种压迫工人污辱工会之行为，诚令人闻之心痛，睹之泪下。工人等同属国民份子理当受国家约法之保护，我国既挂民国之虚名，岂容有此暗无天日之举动，同人等奴隶余生，尚知大义，此恨不消，后患必重，为此通电全国各界同胞，悯工人遭数千年之压迫，助之解放。以明军阀摧残工会蹂躏人权之真相，力主公道，并望各处工友本本阶级斗争之精神，作反抗强权之表示，同人等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惧，临电迫切，不胜愤慨。
又京汉全路已经罢工，所提条件亦不为苛刻尚三日无圆满之解决，本会即一致行动，此附电，盼表同情。
郭继烈为夫鸣冤书
民国不幸，军阀肆虐。亡夫施洋，向在武汉营律师业，每遇社会公益事务，有时虽仗义执言，然实未曾逾越法轨。民国十一年双十节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即与亡夫结定契约，聘为顾问。凡关于法律上一切事务，咨询所及，亡夫即有参与之责。数月以来，如花厂工潮、香烟厂工潮发生以后，曾经官厅及各当事者，或聘亡夫为仲裁人，或请亡夫为调查者，亡夫自竭尽其力，以谋融洽，委曲求全，成绩昭著。乃此次京汉路工潮发生，鄂督萧耀南，竟敢藐视法纪，指令军警诱捕亡夫于军法处，旋于去岁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六点钟，捏称亡夫鼓动工潮，阻碍交通，执行枪毙，查京汉路全体工人定期于今年二月一号（阳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事前曾经登载各报，郑重声明。临时又经京汉路车站之当局者，专备花车，迎接工人之与会者及各来宾。汉口备车两辆，迎载赴会者一百余人。姑无论亡夫以顾问资格，当然有与会之必要。即工人开会，亦属约法所许，而开会之宗旨与时期及地点，事前既经公然宣布，非秘密会议，已昭然可查。苟认为非法，则奚必放纵，况京汉路局办事员，系政府所委，备车迎送，表示嘉奖。上车百余人，旗鼓喧天。有责军警，目非尽瞽，耳非尽聋，事前不禁，则亡夫临时与会也，又有何罪。夫集会结社，乃约法所许。查民国商人既有商会，农人亦有农会，教育界亦有教育会，今独不许工会成立，野蛮横行，莫此为甚。亡夫身为律师，拥护约法，是其职责。既属顾问，责无旁贷，主持正义，安得谓之鼓动。矧罢工乃出于工人自决，要求条件，更不外争求约法所许之权利。且全路罢工，不动作于开会之前，独勃发于军警干涉开会之时、是其罢工明为被军阀所激，而反诬亡夫以鼓动之罪，蓄意残害，显而易见。再退一步言，即使此次工潮发生，与亡夫有若何关系。现在平时无碍行军，亡夫是否有应得之罪，亦应由法庭审讯处办。擅假军律，草菅民命。一人受害，固不足惜，窃恐此后恶例一开，为律师者，自身且不能保，安望其能保障民权。抑强扶弱，正义之本。威权或可以欺乡愚，而绝不容施之于律师。前萧耀南惨杀工人通电各省诬被杀者为匪徒，既曰匪徒，则工人无罪，则亡夫以律师资格为工团之顾问，行为适法，罪从何生。今氏为亡夫鸣冤计，为律师界争人格计，爰将亡夫被害情形，翔实奔诉。素仰贵会拥护约法，不畏御强，对于亡夫被害之惨状，既知底蕴，当不敢坐视摧残，使彼军阀暴厉恣睢，以今之杀亡夫者，浸假而杀全国之律师。谨此泣诉，哀请公决，并叩台安。
施郭继烈叩
郭继烈哀告同胞书
同胞诸君：
亡夫施洋，因京汉路工人罢工，惨被鄂督非法枪毙。为社会而死，死固得其所！处黑暗时代，原不必叫冤。亡夫不死于天灾，不死于地变，不死于疫疠，不死于私仇，乃竟于轰轰烈烈光明正大而死，则死亦何憾！且亡夫不死于五四运动，不死于王占元通辑，不死于湘鄂战后，而独死于最近工潮，其寿命固为侥幸延长！亡夫生时，恒以屡次幸免于难，引以为恨。今幸得与许多觉悟之工友，同溅热血，妾从愚懦，忝为烈士妻，自应继志奋斗，以了亡夫未了之愿，尽亡夫未尽之责，似不必悲痛涕泣，作怯懦态，呼苦呼救，徒令死者不得瞑目，生者沮丧厥志，又何必作此哀启为乎？岂亦如寻常儿女子倚赖成性，恃夫以为活者，失却温饱，而故作此哀启欤？则贱妾以未亡人之身分，苟活斯世，方将惶愧待死之不暇，奚肯怀此卑劣精神，玷亡夫之令名，辱亡夫之英灵乎！
虽然死者已矣！不能再为社会尽力，苟同胞诸君，均能前仆后继，则亡夫虽死犹不死也！
同胞诸君，试思亡夫身为律师，吴（佩孚）萧（耀南）并未发见若何罪证，居然擅行逮捕，擅拘囚放陆军监狱。并不经法庭审理，擅自枪决。破坏约法，蹂躏人权！是此并非亡夫之死，实约法之死，实共和之死！亡夫死不足惜。约法死，共和死，凡属国民，无论同情与否，谁不应顿足而嚎啕励志而勇进乎？
同胞诸君，试更思当亡夫被捕之后，萧耀南愤愤詈骂，谓不死亡夫，工潮不能息。而亡夫临刑之时，身中两枪尚大呼劳工万岁而死。萧耀南之詈骂，代表军阀制造革命之心理也；亡夫之呼号，代表人民实际革命之心理也！是此并非亡夫之死，实革命先锋死，劳工前卫死，凡属国民，无论同情亡夫与否，更谁不应兴师而讨逆，倒戈而除暴乎？
今国民对于此事，固已不鲜为根本解决之好时机者。而大多数当不免在酣睡沉迷中！贱妾螳臂当车，精卫填海。深恐难继大志，爰有哀启之作。
同胞诸君，国家已在革命之喷火山头矣！扪心自问，究应为如何之行为，又将走如何之径乎？愿三复思之！
施郭继烈哀启
全国学生总会对于京汉工潮的提议
中国人民因为在军阀与帝国主义两重高压之下，故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身体种种之自由权，皆已剥夺无余。名义上我们虽为民主国家的自由民，实际上我们比封建时代和殖民地的奴隶还不如。这种例真是纷如牛毛，不论在北京、上海以及各省都可以举得出来，而且举不胜举。我们中国人民真痛苦呵！我们学生忝在知识阶级，有见及此，为全体同胞获得自由权利计，在各处都曾率领群众大声疾呼：“还我自由”！如北京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便是显明例中之一个。
此次京汉铁路工友大罢工，是因军阀禁止他们成立总工会而起。其详情已登载各报，此地不再细述。他们此次伟大壮烈之举动，在表面上观察，虽为争他们自己的总工会而战，在实际上观察，实无异于中国全体人民争集会结社一切自由而战，这是何等光荣的事呵！
凡是中国人民应该向此数千劳苦同胞表无限之同情与敬意。现在他们已是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锟、萧耀南压迫之下失败了，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被残戮者百余人，打伤者不计其数，杀死的人不许收尸，打伤的人不许就医，深夜逮捕的人不许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头，挂在火车上沿途威吓别的工人，放火焚烧工人的住屋，禁止商店卖米菜给工人，纵令兵士强奸工人的妻女，似此惨无人道，简直比生番的行为还不如。这便是北洋万恶军阀在京汉路上做出来给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看的。
中国政治不上轨道，以致实业不振，教育破产，商务萧条，人民困苦，政治所以不上轨道的原因，便是军阀横行之所赐。现在人人都知道欲完成中国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共和国，便非由全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做一番政治革命不可。劳动者占人民中之最大多数，而且握有社会生活之最大权力，欲民主政治革命成功，万万离不掉他们，考之各国往事，可以证明。故我们对于工人尤应结成休戚一体亲密的关系。此次京汉路工人的奋斗与牺牲，便可证明工人革命性的富有与发达，和我们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一样。兹提出对于援助京汉工人办法如下：
（一）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举行“京汉工人及律师施洋追悼大会”；
（二）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抚恤京汉死伤工人；
（三）由总会通电国内外，宣布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锟、萧耀南残杀工人之罪恶。并宣言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身体绝对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四）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当多设工人补习学校，以提高工人知识，并促其有阶级觉悟；
（五）通告各地学生会应当为京汉工潮事出一特刊。
提出者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刘愚真、张绍康、何恐。
某议员请查办案
为提案查办事：此次京汉铁路工人被逼罢工，复被吴佩孚、萧耀南等，先后嗾使军队，袭欧杀捕各情，全国报纸，日不绝书。迭由本院同人，提案质问，政府亦概置之不理。初恐工人必有得罪之处。吴萧处置，未必尽不当也。及据各方面调查此事之实在情形，乃悉京汉铁路工人，早已设有分工会十六处于沿线各站，曾经路局允准。嗣为统筹会务起见，遂议组织一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本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事先曾将开会宗旨、时期及地点，登载各报。并经该路局长赵继贤等许可，同时特准实行者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自北段赴会者，该局长准予发给免票数十张，自南段赴会者，准许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工人代表、及来宾人等。既届会期，各处赴会者，方在踊跃欢欣，共庆盛举。不料吴佩孚突派大队军警，强占会场，禁止开会。捣毁牌匾什物，痛殴工人。复令客栈不准留住来宾，饭馆亦不得售卖食物。勒令与会者立即出境。继又骗捕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手镣脚绊，酷刑毒打。其他与会众人之被伤害者，不可胜数。因此激生二月四日全路罢工之风潮，以为要求恢复总工会之表示。并将总工会会址迁于江岸，各重要职员亦会集于此。吴佩孚、萧耀南等，不自省悟，复派军队，包围会址，击毙重要职员及工人五十余名，受伤者三百余人，畏死逃避，迄今流离失所者，亦数百人。工会副会长林祥谦，当被诬为匪徒。枭首示众。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律师施洋，亦被捕杀，且复纵令军警，四出抄掠工人家宅。此京汉路工潮经过之大概情形也。夫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原系约法所赋予。工人亦人民一份子，工人之有工会，亦犹农、商、学界之有农商会及教育会也。今工人依法集会，毫无越轨行动。而萧、吴竟纵使军警，横加摧残。是蹂躏人权，破坏约法，其应查办之理由一也。且十六处分工会，悬牌集会，早经成立。则由分而合之总工会，不特非约法之所禁，抑亦该路成例之所许也。况开会之前，业经呈报允准，忽于临时尽食前言，妄逞残暴。是乃有意诱陷，故予人罪。其应查办之理由二也。罢工之举，原为吴、萧所激成。在工人方面，不过遽受意外压迫，呼吁无灵，特出此最后手段。以求约法上所许可之集会自由得以实现而已，原非轨外行为何能妄加刑辟？今竟诬为匪徒，围攻捕杀至数百人之多，而流离失所，及家宅之被其抄掠者尤众。吴、萧此种举动，正与刑律所定之杀人罪及强盗罪相合。此应查办之理由三也。尤其骇人听闻者，莫如捕杀律师施洋一事。夫工人集会，既为约法之所许。律师职在拥护法律，保障人权，施洋身为律师，受工会之聘，充法律顾问，乃其分所应为。半年以来，武汉各种工人，与雇主之交涉，施洋莫不尽力调处俾得和平解决，成绩俱在，不可诬也。今工人突受军队之摧残，无法自卫，迫而罢工。对于当局之横蛮，既非法律所能与争；对于工人之愤激，又岂施洋所能制止？而吴、萧竟于屠杀工人之余，复捕施洋，诬以煽惑，径行枪毙。施洋而可杀，则凡与工会工人有往来关系者，无不可杀矣。守法之律师而可杀，则凡受人之聘而执行律师职务者，因当事人之遭非法蹂躏，亦可连带被蹂躏矣。吴、萧等此种破坏司法，冤杀无辜之行为，已构成刑事罪犯，其应查办之理由四也。综此四端而言，则吴佩孚、萧耀南，以现任军事长官而滥用职权；违法殃民，事实昭著，道路侧目，非速请政府免其现职，严行查办，不足以尊约法而平公愤。况比年来，吴佩孚、萧耀南等，拥兵自卫，武断国政，遍布爪牙，割据地盘。竭各省亿万之膏血，养无数虐民之虎狼，禁绝自治，以阻遏民意；挑拨内乱，以逞其私图。民怨沸腾，而不之顾；外患危迫，而不之恤。种种罪恶，罄竹难书。若复听其横行，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本席身为国民代表，有护法救国之责，当此裁兵统一呼声最高之时，而有军阀专横毁法残民之举。心所谓危，不避强御。谨依法提出查办案。是否有当？即希公决。
此外国外各团体尚有不绝的回声，择其重要者录下：
远东中国部工会电
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暨全国劳动诸团体均鉴：京汉铁路诸工人同志迫于经济的艰窘，不得已和资本家的组织——政府以最后的手段——罢工，作无器械的战斗。不料资本家及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忠仆吴佩孚，纵使他蛮横无识的兵士杀戮诸罢工同志，及诸同志的家属，伤亡达三百以上，侨居苏维埃远东诸中国工人，听闻之后，不胜痛悼愤慨。爰于二月十八日召集中韩两国工人会议于赤塔：一则悼念诸伤亡之同志，一则共筹援助之策。当由大会通过；全体远东中韩工人，都愿纳一日工资为诸罢工工友之援助。为数虽微，亦不过表我们之衷曲而已。待稍蒐集时，当即寄回中国。
即俄国诸工人组织和无数百万工人同志，听闻资本家的忠仆戕杀工人的消息，亦发出同阶级的同情心，无不愤慨填膺，痛恨切齿者也。
诸位可敬爱的同志！在中国阶级间极表显明的斗争，真是自诸君始！诸君的流血，决非为自己一、二人事，亦非仅为中国民族，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诸君实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亦万代流芳人类史上的明星。世界上不可思量的尊贵，就是革命的血！现在我们的仇敌流了我们的血，终久是要将仇人的血加几倍来偿还我们的。这是资本家自己缩短自己的灭亡期限。
诸位可敬爱的同志！资本家所谓“平等”，“自由”，所谓“共和政治”，这都是资产阶级的私产。人类大多数的平民无产阶级者，什么时候也是想不着的，也是不能乞求得着的，即或有时间向无产者甜言密语，那就是蹭踏无产阶级的时候。即如中国无产者替资本家的忠仆吴佩孚去了无量的血汗，千万的首级，换到他一个军阀的首级，到现在也就是第一名杀戮工人的好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工人要得着自由，完全是要用工人的力量。阶级不同，利益就不同，任何时不要受旁人的欺骗。
无产阶级最可信懒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他们在工人的前线上，指导工人的一切，任何时候，我们不要脱离了它。
诸同志！努力奋斗！全中国工人同志！都协力合作。我们也当竭自己的力为诸君臂援。祝诸君的胜利！
全世界社会革命万岁！
全世界组织工人的政府万岁！！！
远东中国部工会启二月二十四日
日鲜无产者同盟宣言
全中国工人同志诸君：世界的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贪求无厌的榨取，和惨无人道的压迫的原故，现在已起来团结他们世界无产阶级的同志坚坚固固地布置他们共同的阵线，开始和资产阶级作战了。
中国的民众，向来是特别受了许多内乱外侵的牺胜，和忍受了最高度的贫困、冻饿、掠夺和杀戮；这是什么原故哩？就是因为外有列强竟用资本主义来侵略中国的富源，和掠夺中国工人的劳动力，内有军阀政盗，与他们——列强——遥相呼应，吮吸中国劳农民众膏血的结果。
诸君！中国劳农民众的前卫战士诸君！你们已经有了几次最有价值的经验：如香港海员罢工，唐山矿工大罢工，正太铁道大罢工……等，我们邻邦中国工人诸君！我们日本和朝鲜的无产阶级，对于你们能够以最勇敢地精神，实行阶级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诚诚恳恳表示了无限的赞美和敬意的。
最近京汉、津浦、粤汉、道清四铁路的工人诸君，因为忍不住资本家残酷的榨取，一致团结起来反抗的原故，就被时常和国内外资本家朋比为奸，而以压迫劳动者和掠夺他们所种得的果实为职业的中国政府和军阀们用了大批军队——武装的暴徒——来蹂躏铁路工人诸君的正当要求和运动，以及破坏全工人的声援和组织，并且惨戮了我们许多的同志工人诸君！我们得到这个凶报之后，就用日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名义，来表示我们对于诸君恶战苦斗勇敢持久的满腔同情；并且同时为贯彻世界无产阶级协同连带的精神，誓对于那些想从流血之中；高压诸君的盗贼行为的军阀和资本家，提出强硬的抗议！
我们以日鲜无产者同盟的名义，首先议决如下列的紧急手段：（一）对于用暴力压迫京汉诸铁路工人诸君的中国政府和军阀提出抗议书于东京中国使馆，使其转达中国政府；（二）联络日鲜各劳动团体，援助铁道工人诸君的要求和递送书函于铁路经营当事者，使其承诺诸君的要求；（三）和中国工人组合及其他学生团体联络，并讨论其他紧急必要手段。
自从纺织业罢工，京汉铁路罢工……之后，这个非人道而无恶不作的灾祸正凶，结果完全暴露出来了！并且因为此次全铁路工人诸君的奋起，更足证明那恶魔——中国民众的吸血鬼——就是国外的帝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军阀封建制度的双头魔这一回事了。
日本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不仅是抢掠朝鲜的大罪人，并且也是侵略中国最凶罪犯的一份子啊！
全中国革命工人同志诸君！解放中国四亿民众的这一件事，不仅是你们应有的责任，并且实在也是我们日鲜革命阶级共同的义务啊！我们因为要扑灭我们共同经济的惨状，和政治的危害，就不能不以全劳农民众团结的威权，推倒那些为国内外资本家做营垒的政府和封建的军阀，使自己掌握一切的权力，并为全生产机关主人翁了。
诸君！光明已射到我们胜利的道途上来了！劳农俄罗斯共和国的创起，和世界共产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光明啊！
战！战！！战！！！
推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推倒中国和日本的军阀！！！
东亚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南洋华侨五团体通电
北京工人周刊社转北京国会各省议会、各工团、各学生会、各教育会均鉴：顷接祖国来电惊悉军阀吴佩孚、曹锟、萧耀南惨杀路工四十余人，封闭工会数十所。闻听之下，无任愤恨！溯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劳资两阶级已成对垒之势，利害上既根本相反，争议处当必时有所闻，为政府者莫不居第三者地位而思设法调剂之，从来未闻一方袒护资本家一方仇视工人而敢肆意屠戮者，有之乃自萧吴曹等贼始，是此不独仅为中国工人之敌，而亦世界工人之敌也。且世界近几十年来，受各种经济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酿成不安之现象，而无耻武人政客！又甘为虎作伥，是而可忍，吾民将来尚有焦类耶？同人等虽身居海外，然皆来自祖国，固与我工界兄弟生长斯土，歌哭斯土，庐墓斯土，时至今日，实不忍作隔岸观火，坐令我兄弟庐墓涂炭于万恶军阀之下而不救。用特电告全国各界，速起奋斗，务必驱除此惨杀我工友之元凶而后已。吾侨虽不能亲来与此獠斗，然亦誓必尽力为国人援助成功也。临电怆恻，伏乞衿鉴。
南洋华侨总联合会
英属华侨学生联合会
雪兰锡矿工会
南洋树胶联合会
南洋华侨女权运动同盟会
（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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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七章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当军阀演此惨剧，一般人民莫不怒发冲冠之际，事实的北政府（即违法的政府），平日标榜约法，倡言和平统一，至此乃一任军阀的跋扈，不惟毫无正义的主张，反借此机会，希图献媚军阀，苟全禄位，所以就有种种压迫工人及与工人表同情的学生市民的荒谬行动。他们的办法对于京汉路工人，则采严酷的对待，发布临时取缔章程二十几条，凡工人同盟罢工，不服军队命令者，即以煽乱行为论罪，随时并得逮捕枪毙，于是路局方面，更敢大胆横行，毫无忌惮，甚至修怨寻仇，睚眦必报，白昼杀人，无人过问。此外更命令全国交通机关，断绝传递关于工人的消息。京中某报因据实登载此项消息，几遭封闭。又恐本京工人有所援应，因饬令军警（薛之珩等）从严取缔，其办法如下：
“（一）人民本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但有妨碍政府及地方治安者，当然解散；（二）散布传单，须呈警庭盖章许可，否则没收之；（三）近来铁路工人罢工后，潜行来京鼓动风潮者，据查有三百余人，倘寄居人力车厂及各项工人处，最易施行煽惑，宜极力取缔；（四）停止工人的出版物发刊；（五）通告各学生寄宿所，不准代学生印刷传单，否则罚办；（六）由各区通知各岗警，各应注意本段职务，如有火警等事变，自有消防队等救护，不得擅离岗位；（七）如有散布鼓动风潮传单，或张悬旗帜，当立即没收实行逮捕。”
由此看来，他们所想助桀为虐讨好军阀的方法，可谓极其周到了。但是同时他们也知道，表同情于工人的实在不少，尤其有许多进步的学生，对于劳动运动很是尽力的。这班学生在他们眼中便是所谓“过激党”所谓“马克思派”，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本“擒贼擒王”的意思，所以决定对于这些青年加以重创。他们第一步的办法，就是先发表一道命令，以后军警方面就可竭力摧残有所张本了。果然二月九日黎元洪发了一道乱命，其词如下：
“近来士习嚣张，风化凌替，少数教职员及在学生徒等，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甚至飞腾异论，不审国情。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种种越轨行为，危及教育前途及社会秩序至深且巨。国家兴学，重在育才，岂能任令少数党徒，肆其蛊惑。使我青年士子，荒废最好之求学时间，盲从妄动，误入岐趋，近则破一时之纪纲，远则酿将来之变乱。本大总统维持教育，爱护青年（！），断难坐视，应即责成内务教育两部及京外地方长官依法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至国立各校，尤应随时纠正，以端趋向。倘仍发生上项情事，该办学人员，责有攸归，定当从严彻究，此令。”
这个命令里面所称“研究学说”，所称“组织秘密团体”，自然是指从事劳动运动的团体了。所谓“飞腾异论”，自然是指马克思派的学说了。最后所说“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便是给杀人行抢的军警一套护身符。
此命令一出，接着就有军警抄查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的事。因该会发起后，竭力为工人筹经济的援助，并且又是公开的团体，故首当其冲。九日下午三时，中一区巡警即往拘捕该会职员，幸该会职员，事先走避，未及于难。然会中一切什物，被劫殆尽，该会亦遂因此不能进行。此时正当群猪向北政府调停工潮声浪最高的时候，然所演者竟为使工人援尽粮绝之事，黎元洪奸猾至此，也就在北京劳动群众中留下了一个不灭的印象。
后援会被封后，黎氏复召集军警授以四项办法：（一）预防工人与学生联合；（二）禁止散布未备案之印刷品；（三）各区戒严；（四）严查行旅。一面下令搜捕从事劳动运动有名之十一人，并于车站密布暗探，妨其逃逸。于是年来最活动的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遂在此严密搜捕之下，失其公开活动的势力。他们的活动便天天在军警包围之下了。据实说来，此赤手空拳的青年，纵一时为黎氏高压，失去他们公开活动的机会，然偷生于武人鼻息下面的黎元洪，究竟不能与这班青年的前途无限的活动同其寿命，这是无论谁人，都能断定的，只有利禄薰心的黎氏不知道罢了。
黎元洪见武人确能战胜各地徒手的工人，他在北京所施的压力，也有些效力，顾盼自雄，其得意自不可名状。然犹以为未曾表示颂扬武人屠戮工人之意见，自觉还未对军阀尽十分的孝顺，于是二十二日复发长令一道。替惨杀工人的军阀大保其镖，其大意云：
“迩者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率尔罢工，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罢工为刑律所不容，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
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他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惨杀工人，他反说是工人“竟与军警冲突”。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替他轻轻遮掩了过去，且将保障“约法”的工人说成了罪戾，且要制造出新的桎梏，让军阀去做更大的残杀，这样助桀为虐的心事，可算是无微不至了。最可怪者，他同日又发布一尊重约法的命令，他要国民遵守约法，不要摇动他的总统（其实就谈约法也并无此种论理，不过是他的妄想）。自己却违了约法还不够，还要颂扬违反约法的武人。所以这种行为，在理论上说他是发疯，在人格上说他是无耻。以这样无耻发疯的人，盗窃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们的国家，早就该亡了！
与北庭沆瀣一气同恶相济的便是北京的总商会。（严格说来该会所代表的自然不是多数真正的商人，不过是腐败官僚的化身）。他们为逢迎官宪起见，竟率先发表一攻击工人的很荒谬的齐电。（报载郑州、长辛店亦曾有商界列名通电反对工人，但事后调查，都是军阀捏造的）。本来全国各商会对于这次军阀的暴行，不肯仗义执言，还不免有凉血之诮，今北京商会竟犯天下的大不讳，首先为军阀张目，是其罪恶又远驾消极为恶者之上，所以此处将他们的通电载出，第一，使全国国民知道有此献媚军阀自绝于众的奸商；第二，使北京商民看了，知道他们拥戴这样的商会实在是奇耻大辱，应亟图洗涤才是，附北京总商会齐电：
“各报馆均鉴，前次京汉路因有小冲突致起风潮，本总会当以事关全局，未忍坐视，曾有劝告通电一则，其文曰：比年以来，民生困苦，百业萧条，市井惊心，闾阎蹙额，所以致此者无一不由于误会。一倡百和，莫知其非，询厥由来，莫明所自，而一经鼓动，遂相率盲从，迨祸患酿成，悔亦无及，孰知为人所利用，宁出于自动之本道乎。现年关在即，百般货物往来营运，迥异平时，而关于市面金融之周转，百货之流通，莫不待此数日铁路之运行，以为生活之命脉。今者京汉铁路以罢工而停车，路线所趋，三省商业陡生障碍，而关于联运各省，亦皆受影响，为害岂有涯矣？从来铁路事业，一有纠葛发生，在局中者均能竭力维持，相安无事。从来未有以铁路为业之人，自阻交通害及自身之举者。此次罢工缘起，或谓由于郑州工人集会，军警阻止而起。今无论其缘因是否在此，第就开会一事而言，颇有商榷之余地。乃因一时误会，迅行停车，不但百业蒙害，而铁路自身先受大害矣。本会为工商业荟萃之机关，断不忍我正当工人，因受人欺蒙，而罹此大害。夫铁路者我工人所托命之业也，何可抛弃本业，为此出位之思。今日之事，纵不为铁路计，独不为自身计乎，更不为沿路线上商贾诸同胞计乎。今为我工人竭诚相告，郑州之事，应就当日真情另行提出研究办法，公道自在人心，无难解决。对于自身托命之铁路，亟当先行复业。以免运输停顿，害及大多数之同胞。今特本和平调剂之主旨，保全大局之忠言，务望我工人静气平心，纳此敦劝。不但京师一隅商务受其益，从此铁路不再演阻害运输之举，其裨益中国全局者实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幸望我亲爱之工业同胞，谅解斯言。
京师总商会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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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六章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女高师西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情形
北大东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之情形
先是京汉罢工发生后，京中各界对此很为注意。学生界及其他素甚活动之团体，因正在为自由而战之时，感觉更加亲切。于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团体假东城某校开一非正式会议。当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某君陈述此次事变之经过，闻者无不感奋，嗣经长时间之辩论，结果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一面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各界人士注意，一面积极进行募捐，为该工人等后援。该会办事处，即设于北大学生会内，连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当日并决定办法数条：（一）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共同援助；（二）发表宣言，警告国人；（三）派代表慰问京汉工人；（四）举行大游街示威，以引起国人的注意；（五）积极筹款为京汉工人经济的援助。当场推定委员七人执行议决事件，惟示威运动，则以时机未至，暂未实行。及京汉惨变消息传来，满城风雨，天地易色，各界人士，无不痛恨填膺，比即有学生联合会致书北庭，痛斥政府当局，教职员会议亦有同等性质的宣言，至此北京表同情于工人的空气遂如潮如涌，不可御止了。兹将该电文择载其一如次：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议代表联席会议通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院、各衙门、参众两院、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法团、各报馆、各通信社、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中华新报、各法团均鉴：本月一日，京汉路工，在郑州开工人总会，被驻扎该地军士，用武力解散。四日，京汉路工为争集会自由全体罢工，六日，交通部下令工人开工，七日，北京军警在长辛店强迫开工，枪击路工，即死者三人。受轻重伤者四十余人，此皆万目共睹之事实也。同人等见闻较切，顾虑较周，目睹政府措置无方，心痛吾民偕亡无日，诚恐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不惜一言，促其觉悟。同人等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此次工潮之措置，有四不当：集会结社之自由乃人类生活之基础，不但为事理之当然，抑且经约法所明定，而当局则不惜蔑理违法，而剥夺之，其不当一。近代物质文明，皆出于工人之手，关系社会幸福，良非浅鲜，故并世界各国，大之则制成工人保护法，以资救济，小之亦公然认工人之团结，使其自助，我们纵不能行其大者，亦当省念其小者，而当局不明工人保护之义，反抑工人自助之途，其不当二。凡不得已之消极的抵抗，乃人类最小限度之自卫权。侵我自由，实逼处此，宁为义死，不为倖生，行路同情，谁不相悯。故举世各国，对于消极的罢工，莫能压制，而当局昧于人情，乃欲以武力强制开工，其不当三。工人与士农商各界同为良民；纵不认其贡献文明之功，亦何得谓其遽有滔天之罪，且两军对垒，尚不杀投械之人，何况工人，本无武器，而当局乃不惜任意击杀之，其不当四。政府当局有此四不当，同人等乃不能不有三可虑：年来兵祸匪乱，相继迭起，捐税公债日见增加，吾民之生业资财，既已损失无算，今则咄咄逼人，既吾民之自由与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势。士农工商俱属守业良民，休戚相关，奚啻一体，今日可以剥夺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防转向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战，此可虑者一！社会上及政治上之大乱，不起于违法伤义，必起于害种悖情，史迹昭然，无庸掩饰，当局对于工潮之措施，实有引起变乱之可能性，今日统一未成，祸机未已，若再加以当局之摩荡，窃恐政乱一发，便难收拾。压力愈重，反抗愈大，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此可虑者二！现今中国经济状况，已渐达于国民经济时代，吾民日用所需，本地产物难得，其余远或来自外国，近亦从自外省，而运输之功，端赖航路，假如铁路工潮，旷日持久，不能解决，影响所及，直接当为民食，间接即为金融，则纵无政乱，各界生活亦何堪设想，此可虑者三！以上数事，皆根据学理，痛切陈辞。既属实情，更非过虑。盖同人等忝居知识阶级，又为职学团体之一，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念所及，难安缄默。谨摅所怀，聊供参考。尚望全国各界，仗义执言。政府当局，早日悔悟。预防全国政乱，安固公私生计，民国前途，实利赖之！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议代表联席会议叩庚（八日）
北京空气既如此紧张，二月九日遂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名义向全城学校发出下列的通知，大意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长辛店工人流血的事吗？这次京汉路工人，因争集会结社之自由，被军阀横加干涉不得已而罢工，希望军阀觉悟。不幸噩耗传来，工会委员三十余人，于前晚被军警捉去下狱，并用极惨酷的肉刑拷打。今早工人集队向军警要求释放。乃保定方面竟电军警包围请愿工人，开枪猛击，工人身困重围，手无寸铁，陡闻枪声，自相践踏，当场饮弹而死的数十人，重伤数百余人，血肉横飞，惨不堪言。现在数千工人，全被军队围困，水米不入的已经二十四小时了。那前晚提去的工会代表，已捆解保定，有全数枪毙消息。同学们！军阀如此惨无人道，剥夺自由，今日屠杀工人，明日不难屠杀学生，我们都是平民，休戚相关，万不能忍心坐视，袖手旁观。我们为拥护人权，力争自由计，对于被杀戮的工界同胞，应该切实援助，对于残暴军阀，誓必驱逐。今经学生联合会议决：请北京各学校定于今日（九号星期五）东北城在北大第三院，西南城在女高师开各学校全体学生联合大会，讨论援助方法。
同学们！一月十九日众院流血之事，是我们身受的，但比较长辛店流血，尚不及呀！我们是何等痛恨呵！诸君对于打倒军阀，向来热心，务请全体到会，表示热烈的援助！千万不要吝驾呵！
北京学生联合会启二月九日
于是各校学生遂依照通告的规定分头在北大及女高师举行联合大会，同时北京的工人和市民亦纷纷赴会，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真正民众的集会这一回是很有精神的了。今将大概情形记述如下：
女高师西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情形
是日狂风怒吹，飞沙扑面，又值寒假期中，但各校同学因愤工人受祸之惨烈，政府措施之乖谬，赴会者仍极踊跃，约计不下千余人，由女高师代表宣布开会，旋经推定高师代表主席。主席略将联合会召集此次大会理由报告，即请长辛店工人家属某女士出席，述说工人家属之惨状。大意略谓：“那天政府派军队到辛店来把我们工人，打的打，杀的杀，并且团团围困着，不许工人到京城里去。就是带伤的工人，他们的家属忍不住了，设法要送他们进城来医治，军队恐怕城里的人看见伤痕而表同情，也一律禁止，安心要把他们痛死在长辛店。穷工人们的儿女啼饥号寒，是怎样的惨痛啊！军警现在急谋强迫工人上工，逼着他们缴出工会的证书，但是也不过几千人中的极少数被迫应命罢了。外间传说京汉路完全通车的话，是政府欺骗人的，其实只勉强能开到保府每日一二次。全路是的确没有通。电线也只是京保一段能通，以下便完全隔断了。总之，我们工人，是愿意坚持着争自由，争人格，决不畏怯，只是我们的自身，我们的家属，现在正当死生关头，政府是熟视无睹的，全靠各位先生们救助我们，我们才有生路啊！”言时将工人数日来所受苦恼，由她惨痛的声音态度表现出来。闻者悲愤，皆大叱咤。主席又请长辛店逃奔来京的工人某某两君出席，先后发言。其一人系曾与赵某共充代表，到过郑州。其一则系路局工人，自罢工后，就被局中某厅长强令上工，协助由局派来的谢某生火开机，竟至挂上十三辆车，在西便门运兵出发去打工人，一连两天服务兵车，只有打骂，不得吃喝。并将军人用赶驴的粗鞭欧打工人等野蛮举动，泣诉一番。尤惨者是军队禁止运粮到长辛店，原存余粮，则不许工人及其家属购买，欲使他们熬不过便容易屈服，否则听其饿死。（按这是国际宣战时，对敌国的政策，军阀政府居然采用对待工人！）这种情形到今天已是第五日。工人其何以为生？该两工人哀动于中，语无伦次，会场中人闻之，有泣下者，随即议决下列各事：
（一）要求政府从速明令宣布此后永不侵害工人之集会结社种种自由权；
（二）要求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军队；
（三）要求政府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工会职员及工人；
（四）要求政府严惩赵继贤、冯沄、黄殿辰等及在郑州、长辛店肇事之军警；
（五）要求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要求政府从速运粮食至长辛店赈济工人，并不得禁止该地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联合会应向各界迅速募集捐款，救济被困工人。
议决此七条后，大众犹以此次工人流血，实开古今中外未有之惨变，没有一种示威运动，不足以警惕政府唤醒市民，遂争先恐后出发，结成一大行列偕同东北各校举行游街示威运动。
北大东北各校联合会会议之情形
同日下午一时，东城北城各校在北大第三院开各校联合大会，到会者约两千余人，首由北大学生某君主席，报告开会情形。继由往长辛店慰问的工人代表某君报告长辛店工人之惨状毕，又有长辛店某工友继续发言，谓：“我们工人这回依照约法上的集会自由，组织工会，不料郑州开会那一天，政府指使万恶的军阀，用武力干涉不准我们开会，把我们劳工神圣的匾额打坏了。我们以为他们剥夺我们的自由，后来才一致罢工抵制。不料他们越发怒了，开来了许多军队，架着机关枪，拖着剌刀，围住我们长辛店的工会，要抓我们的代表，而且还开枪轰击我们，当时就打死了我们工友四人，重伤的不知其数，现在兄弟已经把工友的血衣带来，给各位先生观看。（言次由身边取出一衣血迹模糊几如一张红纸，珠泪纷纷，全场为之惨然）唉！各位先生们，想我们苦工人，也是国民一份子，并且谁也没有我们苦，像各先生们，都有学生会，商人都有商会，为什么政府不许我们有工会呢？唉！这不是剥夺我们的自由吗？既不许我们自由，又杀死了我们许多工人，听说捉去的十几个代表，还要枪毙呢？现在我们停了工，一家数口，将来难以过活，这还不打紧。总之，我们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更要紧，所以望各位先生们赶快想法起来援助，不但是救我们苦工人，实在是争大家的自由啊！”往后各工友相继发言者很多，莫不声色惨变！闻者异常愤慨，一时讲堂拍案叱斥之声，震动屋瓦。后又由众讨论援助办法，结果议决办法八条与女高师议决的七条少有出入，并于第四条加请惩办印刷局长孟彬卿。此外又议决即日由各校分途向各界募捐以资救助工人，议决后即散会，到操场整队而出。头走大旗数面，大书“打倒军阀”，“援助工人”……字样，又有受伤人血衣多袭，高揭过市，尤使人目不忍睹！每人各执一旗，内有“推翻鸟政府，军阀万恶，还我自由，来牺牲哪！援助工人，争回人格，铲除黑暗势力，赶掉这群狼，推翻军阀政治……”不一而足，尤以腥红如血之点，遍洒其间，使人见之心酸！先由东安门大街，而王府井大街，……户部街，与女高师大会队伍相遇——于是共四千余人合成一大队伍出前门，经前门大街至珠市口，沿途秩序，极为整齐，观者如堵，传单纷飞，“打倒军阀”，“否认国会”，……之声，不绝于耳，再由煤市街经大栅栏，观者益多，途为之塞，而群众精神益奋，大呼：“罢市”，“罢税”。商人多鼓掌相迎。复绕前门大街，入前门经西交民巷，寒风凛冽之中，更有十数小学生，群来询问端的，告其故，皆手舞足蹈，争来取旗，愿作同一运动，其天真烂漫，令人感动！已而抵总统府，众方欲入东辕门，我们的公仆，竟饷这一群主人翁以闭门羹，群众又驱而西，亦复如是，真是与国民宣战了！群众乃将所有旗帜一齐抛入，露立多时，而门闭如故，于是大呼：“打倒军阀政治”数声而回。沿途还有北大讲演员百余人分途讲演，树立工人血痕的旗帜，讲演此次游行宗旨。有一老者复来鼓励听众，曰：“余老矣！今听诸先生言，为之肝胆俱裂，惜吾力已疲，不能随诸先生后，拿出主人翁的架子，驱逐这些鬼魔。”足见此次惨变已留下不少印象于普遍群众心里了。兹将是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述说此事通电及各团体重要传单录载于次：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公鉴：本日北京各团体，各业工人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到者约四千人，向北政府要求下列事项：
（一）由政府命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
（二）撤退长辛店军队；
（三）释放工会被捕职员；
（四）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
（五）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军警；
（六）工会启封并送还抢去各种物件；
（七）由政府命令废除治安警察条例；
群情愤激，誓为自由战死！尚祈诸公一致主张，同伸义愤为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佳
（一）勿杀穷弟兄！亲爱的军警弟兄！我们做工的是为人雇用的穷人，你们各位也是被雇的穷人，穷人对穷人，应该格外亲切；我们日后也许当兵士当巡警，你们日后也许当工人，我们弟兄们都是一家的弟兄，应该彼此互相怜爱，不应该彼此互相仇杀。现在长辛店的兵士听从上官命令，枪杀了许多工人，真真可惨可痛！穷人杀穷人，弟兄杀弟兄，同胞杀同胞，真真可惨可痛。各位的上官是何等富，小老婆该有多少，各位何等穷，月饷领不着，家小怎么样？日后各位对于上官教各位杀害穷弟兄的命令，是万万不可服从的。各位若服从这种惨无人道的命令，各位自己家中也有老小，各位若处于我们穷苦工人的地位，各位自己的老小是何等悲惨！
（二）同胞们赶快起来打倒军阀呵。长辛店作铁路苦工的同胞们，为保持人格，拥护民权，尊重临时约法所载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被军阀杀死十余人，枪伤数十人，还有数十人被军队围困，水米不入口已经两天了。又把工会的代表捆解保定，闻有全数枪毙的消息。同胞们呀！你们来看这惨无人道的军阀奴隶，反来剥夺主人翁的自由来了，这还了得吗？我们当主人翁的还能忍得吗？同胞们呀！快快起来驱逐这残暴的军阀呵！
（三）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工人做成的，工人是我们的恩人。他们被压迫，被惨杀，我们应该起来援救，“不自由，毋宁死”。工人此次为争集会结社的自由，无异乎是替我们各界平民百姓争。我们应该起来援救。中国唯一的乱源，就是军阀，现在工人和军阀搏战了，军阀打倒，中国才可太平。我们应该起来援救。同胞们！大家鼓起热血来，“推翻军阀”！
（四）众议院学生流血，长辛店工人流血，被打杀的学生还留在医院里面，被枪击工人又殓在棺材里了。同胞们！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妻子？如果“还不赶快起来自救，”怎样当得起这些军阀和军阀的走狗们的屠杀啊？他们既然用“这样恶辣的手段对付学生和工人，”马上就可同样的对付商人和一般平民百姓，我们平民阶级还不起来自救吗？起来！“打倒军阀！”“拥护民权！”
（五）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岂不知道前日（即二月七号）长辛店的惨剧吗？这次京汉路的工人罢工，是为人格起见，为自由起见，尤其是为保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载的允许人民自由集会结社的条文起见。唉！竟被万恶的军阀，仗着武器，横加干涉，破坏约法，更于前日做出无法无天的恶毒手段了，趁着工人团聚的时候，乱放枪弹，打得工人们四处奔逃。死者有七八个，受伤者不计其数。工会门前的大流血，真要令人痛哭。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赶早惊醒啊！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反被军阀政客的虐待，任其蹂躏，任其残杀，唉！这种越权横暴的军阀政客，我们应该起来同他们死战，抱着打倒军阀，澄清政治的决心，虽牺牲生命，亦不顾惜，这才是我们真正主人翁的表现啊！同胞们快起呀！快起呀！
（六）诸位！军阀专政，祸害中国，到现在已达到极点了！约法赋予人民的一切自由，也都为他们所侵犯。日前京汉铁路工人为谋改良生活，联络感情，组织一个全路工会，这是工人知识进步的表现，应该是人人赞成的。不料本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会的时候，竟被吴佩孚电令靳云鹗以武力解散，工人们赤手空拳，无法抵抗，而又忍不可忍，于是不得不全路罢工，而长辛店京汉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上工限期，于昨早八时又遭驻扎该处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击队军士开枪轰击。当场击毙者七八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工人俱乐部干事十余人，解送保定，生死未卜。诸位想想！结社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工人在郑州开会，竟被军阀以武力解散，而长辛店的罢工工人，又遭其惨杀，这样底蹂躏民权，惨无人道，不仅是京汉铁路工人自身的问题，凡是中华的国民，都应该奋起，作大规模的运动！
京汉铁路长辛店分工会
附白
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假国立高等师范风雨操场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到者五千余人，悲歌慷慨，哄动全城，惜为篇幅所限，未能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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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五章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正太路津浦路道清路京奉路京绥路粤汉路武汉方面上海方面
先是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大会时，粤汉、正太、道清、津浦、京奉、京绥各铁路工团具有代表到会观光，嗣因成立大会被军阀武力解散，莫不一致愤恨，都觉得亟应与军阀抗争。后京汉同盟罢工案决定，彼等遂十分表示赞助，愿各回本路准备赴援，直到二月七日江岸、长辛店同时发生惨剧，此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发出一通告于全国工人云：“亲爱的工友们！杨以德流了我们唐山工友的血还没有干，现在曹锟的兵，吴佩孚、萧耀南的兵，又来流我们京汉工友的血了。我们眼看亲爱的工友们，在京汉路，被他们派来的兵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已经装在棺材里，有的还躺在地下，地下一片血迹，地上一片哭声，是死者父母妻子的哭声！可怜打死工友们的枪支子弹，也都是别的工友们造的。可怜别的工友们在兵工厂里制造枪支子弹的时候，以为是用这枪支子弹去抵抗那欺压我们的外国兵队，哪想到给军阀用来打死自己的工友、本国的同胞，这是何等悲惨可痛的事！工友们要知道，军阀残害人民也不自今日始，试数以前的事：（一）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连年打仗，最大的若直皖战争，若直奉战争，我们工人、农民被他们强迫送到战线上作工，打死的受苦的，计算起来该有多少？（二）湖南赵恒惕为了想强占公有的纱厂，杀了工友代表黄爱和庞人铨的头；（三）湖北督军萧耀南纵容军警打伤粤汉工友数十人；（四）天津警察厅长曹锟的走狗杨以德，带三千保安队杀伤开滦矿工三十余人，封闭唐山职工会、矿务局工会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五）津浦铁路南段段长张电仰承军阀意旨，勾结路局破坏工会；（六）第三师下级军官受陇海路局运动，用武力逼迫洛阳工会秘书游天洋出境被害而死；（七）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纵令警察压迫丝厂女工及浦东纱厂的工人，仰承租界意旨，无故监禁帮忙邮差罢工的李启汉，现在还未释放。凡此种种事实，详细说起来，十日十夜也说不尽。像此次长辛店的大惨杀，江岸大惨杀，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事了。我们何以受这等的压迫，受人不能受的压迫？乃是因为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有的是军阀、警察、兵工厂、监狱，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工人们除了两只手两条腿能做苦工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才受他们这样的任意蹂躏，任意压迫，这就是国家的政权为军阀们独占了，我们没有一点政权的缘故。现在因为军阀们逼的人民无路可走了，就是向来很冷静的很和平的商界、学界也都不忍坐视军阀们天天拿着枪向国民逼钱。天天跑着向外国借款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劳苦百姓，卖国，将使国家破产而灭亡，人民做外国奴隶，也都要起来干涉政治了！也都要起来裁兵了！也都要起来打倒军阀！我们工人受军阀政治的压迫，比商界学界更甚，应该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那时候军阀倒了，人民有了政权，真正共和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那敢作威作福的压迫人民们？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若不起来干预政治，我们若不能在政治上得着相当的地位，我们的身家性命，没有一天能免了军阀拿政治来摧残的危险。全国工友们联合起来呵！想保全我们的工会，想改良我们的生活，都非大家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阀不可呵！
通告既出，于是远近各路纷纷应援，至是争自由的运动进一步扩大为打倒军阀的运动了！虽其间援助的进行各有差异，终因万恶的北政府伙同军阀肆力高压，未竟其志。计前后实行罢工者，有粤汉、正太、津浦、道清四路，余如京奉、京绥未发而罢，北京电业工人及上海各工团亦有罢工之决议，今将各处形情简单略述于后！
正太路
（一）罢工前之情形：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京汉全路车辆，概行停止开驶，正太工人在厂作工，原没有听闻京汉路车头呜呜的声音了，下工时，纷纷往京汉路调查，始知该路已实行罢工，旋接阅正定分会罢工宣言，并知他们所要求当局者三条条件，完全是因军警压迫，起争工人自由，故出此争自由的罢工。下午一时，于是开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和手段，讨论结果：（1）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2）准备实力援助，实行罢工；（3）派纠察队往京汉路正定分会石家庄分部，夜间帮同守望；（4）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议决后，各各仍入厂工作。
是晚大会到者千余人，公推石某为主席，报告开大会理由，及援助京汉办法，会员登台演说，略谓：“此次京汉罢工，纯为争工人自由，此不但京汉一路问题，实我们工界全体的问题，亦我们被压迫者的苦同胞的大问题，这次若京汉失败，我们正太还能安静吗？况且正太与京汉二路，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又是同一阶级的人，休戚相关，他们为人格而争，为自由而战，已舍身入了前线，我们既非木石，岂忍坐视？须认定这次的事情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我们当以全力援助，如京汉路三日内无解决，即实行罢工。”说至此处，全场异常愤激，一致赞成罢工，但须听从总工会的命令，当时掌声如雷，激昂呼喊之声，震动全市。继又一人演说：“我们援助京汉办法，当然以罢工为手段，但事在危急，不宜稍缓；金钱援助，还在其次，况京汉不通车，款项无从汇寄，既经议决罢工，首先一著，即联络本路车房工友；再次罢工，不得因军队要求而开车，免受愚弄，自召压迫。”次相继演说者甚多，言词非常愤激，全场无不感动。是晚大会议决各案，完全由总工会执行，听从总工会指挥。散会后，旋派纠察队四十名，帮同京汉路守望，如此者三晚。
（二）罢工之准备情形：当京汉路罢工的三日，仍未解决，前所发声援通电，北政府置若罔闻，总工会才知北政府并无诚意解决京汉工潮；又看看时机不好，恐有意外发生，非取一致行动，不足以厚实力。于是遂根据四日之大会议决案，下全路动员令，于七日上午十二时起全路罢工。动员令既已发下，罢工种种手续，即分途进行：（1）自发出劝告全路火车房工友加入工会传单以后，计已加入工会者，共百有余人，其未加入者亦派代表到工会，声明愿取一致行动，唯总工会命令是听，于是正太同盟罢工，遂无问题；（2）纠察队均用红布为记，共百八十人，派四十名往太原分会，维持秩序，四十名帮同京汉守望，其余巡查均往工会内；（3）派代表到路局，声明翌日罢工，并说明理由。局长闻之，无可如何，且言止系义举，实属正大。但须要求两条条件：A、一切机器须留神；B、电灯、水管仍须照常使用。代表等以为既已罢工，即未便承认，后又再三要求，以为罢工纯为援助他人，此点务须通融。代表等遂答应照办；（4）电询京汉总工会，条件已经解决没有？自去电后，老没回电，消息无从探知。六日晚，即得一假电谓：“正太总工会鉴：此间事，已完全解决，请勿念。承电询，实感谢！江岸总工会。”阅电后甚奇。既解决，为何不通车？况该会先有密码，此系假电无疑，当然不能受骗，只好置之不理，因此才知电报已不灵通了；（5）印刷罢工宣言，以便分散各界，使大家明瞭罢工援助京汉真相；（6）各厂门均派人轮流守望，无论何人，不准出入，但有总工会出入证者，不在此限；（7）派代表慰问京汉路罢工工友，当由正定分会委员长接谈，希望援助之意，代表等谓此乃我们工界生死关头，彼此是同一阶级的人，当然要患难相助，并谓已议决明日罢工援助贵路，望须更努力奋斗。是晚将各种事务准备完毕，翌日早十二时即发动。
（三）罢工时之纪律：罢工时最怕的，莫过秩序扰乱，所以议决纪律数条如下：（1）无论何人，必须听从总工会命令；（2）无总工会命令，不准私自上工；（3）罢工时，各工友一律坐守家中，不得在外娱乐；（4）每日须到工会两次，点名不到者，即行处罚；（5）总工会委派何人职务时，会员不得推辞；（6）讲演团团员，须驻工会内，以便随时分发讲演；（7）如有军队压迫时，须全体出来示威。
（四）罢工后之第一日：七日早十二点，全路客货车一律停止开驶，工人仍入工厂交代机件，即鱼贯退出，各自回家。厂门即轮班派人把守。旋将罢工宣言，散布全市，市民阅后，多为感动，并谓工界真有互助精神。后纠察队数十名，至京汉路慰问一切，又派代表二人，往正太路沿途散发罢工宣言。是日因无车头，所以太原分会纠察队四十名，并未成行。此为罢工之第一日情形。
（五）罢工后之第二日：正太罢工之第二日，即京汉罢工之第五日。因各处消息不通，电报不灵，噩耗飞来，谣言丛生，有说郑州、长辛店等处，已枪毙数十余工人的，有说京汉工潮已被武力解决全路已通车的。彼时适有一趟车，全系装载军人由南而北，未到石家庄时，即被拦阻开行。工人闻知此事，更为愤慨。以为我们是争自由和人格而罢工，何其光明正大，如用武力压迫，誓死不上工。宗旨既定，不怕强力。会中即由讲演团宣讲，所讲题目：“为强权与公理”“裁兵废督”。登台讲演者，均抱无限热忱，全场听者，更为感动。不多时，京汉路果由保定开至石家庄一辆军车，计有一旅人之多，闻特来压迫正太工人，此时正太工人，不为之动，坚决如前，各在家中未出。此为罢工之第二日情形。
（六）罢工后之第三日：本日京汉路虽然开车，全为军人来往，且该路各项工人，并未工作，如此不能谓为解决。而正太路既援助京汉，当然不能上工，于是下午三时，即召集全体大会，到者千余人。当时大会议决，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上工，我们决不能屈服于武力之下，一致赞成坚持到底。散会后，即有旅团营连排长，及警察局长、署长、路局弹压、商会长等，共来二十余人，并带武装军警六七十人，直往工会，观者以为有意外发生。此时工会人数未散，全体均在会内，军队一来，即将纠察队把守会门，凡会员不准星散，若有武力压迫，死则均死。军队既来，看工人有如此团结精神，亦未有若何举动，彼此均作示威模样。到底工人不怕，当时由会中执行委员全体接见。彼等发言，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当答以京汉工潮未解决以前，决不上工。后经彼等再三要求，工人方面，态度非常坚决，始终没有承认。彼等不得要领，遂辞而归。是晚七时，京汉路正定分会，忽派来代表三人，谓系奉委员长命令而来，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始犹不以为信，旋派代表二人，往正定分会，问知详细，回会报告，确系上工，经执行委员讨论，我们此次罢工，并未提出条件，完全援助京汉，今该路既已上工，且派代表通知，我们也可以上工，议决于十日全体开工，即电告太原、阳泉各分会至十日全体开工。此为罢工之第三日情形。
（七）上工之第一日：自得到京汉路开工消息，始肯上工，不料上工之后，无理警局，忽然将工会旗帜、匾额概行掠去，并将工会封闭，与之交涉，不容理论，还要夺取工人徽章，工人睹此愤恨已极，后经一致拒绝，徽章幸未取去。
（八）上工后的压迫：工人自上工后，工会被封，同时路局及头目又大施行其压迫手段，前火车房工友加入工会之百余人，均被车房总管，无理阻止上工，并私自开除数十人，全路工会执行委员，亦概被路局开除。石家庄工人，看路局无理至此，施行这种恶毒手段对待工人，将来痛苦何能忍受？况这次罢工，不但理由正大，而且经路局许可，如今无理开除执行委员，不如全体自请开除，另谋生计，免受毒害。于是全体工人，抱定决心，请愿于路局，路局无法，遂允复职，惟阳泉方面尚开除四十余人，石家庄开除了六人，现在流亡四出，日谋恢复，进行不懈。然正太工人，经此次教训，益知团体的势力，比诸武力和压迫实强百倍，现工会虽被封闭，团体精神尤能一致。可知正太工人已有十分觉悟和不可侮的气慨了。
津浦路
此次京汉路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时，津浦方面曾派代表前往庆祝，意欲借此机会去参考京汉工友的团结及其精神。孰料被军阀横加干涉，致京汉不能集会，该代表即忿忿回至本路，逊赴沧州、德州、泰安、天津各重要地点报告京汉工友被军阀无理压迫之情形，于是津浦全路工友无一不切齿痛恨军阀之横暴，莫不想群起而攻之！但那时京汉尚未发动，当不便有何表示。及至京汉罢工后三天（七日），该路工友乃知当局措置乖方，不可理喻；遂由总会及济南分会方面派人纷纷赴各站秘密通告，以备用实力援助京汉。那时他们虽未知京汉工友所要求之条件为何如，但都谓“吾们只知本同阶级之互助精神，京汉工友之成败，即为吾们之成败。”所以一切动静均以总会之命是听。其一种见义勇为之精神实是令人钦佩！次日（八日）即由总会致电交通部表示态度，其电文云：
交通总长、次长均鉴：京汉工友之要求条件，请圆满照准，如不速解决，则津浦全路同人总会暨十三分会将与京汉取一致行动。
津浦全路工人叩庚（八日）
此电发出后，一切布置更加努力。惟因有某项困难问题尚未解决，不能率尔发动。至次日（九日）又发一快电致各军政官署，痛斥当局，言词甚为愤激，且其文甚长；兹述其大意如下：
“（衔略）窃工人因生活维艰，而当局又专施压制，于工人几无容身之地。是以为自卫起见，乃有组织工会之举。现时京汉成立工会，而该路局长竟擅行利用军威，封闭会场，砸碎匾额，是夺民权，不予以法律上之自由。工人等闻之不胜愤慨，盖因唇亡齿寒之故也。夫工人成立工会，既不背约法，又系正当行为。无端而局长挟势，警察擅威，驱土匪之兵，禁法许之会。诚可谓滥用职权，虐及无罪，为法律所不容，共和之蟊贼矣。我国既号民国，宜重民权。工为四民之一，亦国民之一份子，岂得以上欺下，自以为有局长之势，恣情肆虐，藐视工人不如蝼蚁。蹂躏民权，置约法于不顾。如此行为，摇动各路，不惟工人等发不平之鸣，实犯人民之众怒。谨陈下情，恳速予调停。倘若不然，各路工人将起为后援……”
此外，尚有致交通部呈文一则，大意无甚差异。那时该路工友，尚未知京汉工友被军阀惨杀之详情及虚实。殆至该日下午，适有长辛店之代表到济南，在该处略加报告惨剧情形后，遂由济南之工友送至泰安总会报告一切。于是该路工友益加愤恨，除对该代表深加安慰外，一方面遂即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举行全路一致罢工，以援助京汉工友。而南段浦镇方面乃即时先行发动，提出八条件，首列援助京汉一条。于是北上之火车遂不能开行到站。轮渡亦同时罢工，欲行北上之旅客亦只得在浦镇方面叫天，大起恐慌，甚形焦急！无不痛骂军阀之暴虐，致惹起偌大风潮。惟后因总会鉴于中北两段尚未举行，恐不能奏效：且该处工友亦在军阀重重压迫之下，京汉惨剧已生，齐燮元已准备大屠杀，于是遂致电浦镇工友，请其暂缓。其电文为：
“（衔略）总会正筹极高办法，祈兄等暂守和平。……”
于是南段工友遂宣告暂行复职。但此时外间已盛传津浦将行停车，济南市面上尤形恐慌！盖火车一行停驶，则沿途之土匪遂得乘机而进济南了。此时交通部和津浦铁路管理局方面，乃运用其威恩并施之手段，一方面发下许多的传单和训令，言词均系威吓。一方面乃用几道通告，说要给工人一律增加工资。并且又在沿路各大小站增设了许多护路警察，意欲预备与手无寸铁之工人对抗。但工人方面均洞悉个中诡计，痛恨当局和军阀之意愈坚！
及至十一日下午，该路总会忽接到田中玉一电，召该会长赴济南商酌工潮事。于是该会长遂于翌日（十二日）上午到济，约同该分会会长及其他各重要职员共六人，逢赴督署见田，而田又因他事未得接见。待至下午五时，始由田亲自接见。当时田即用威吓之言词谓：“日前吴使（佩孚）与交长均有电来此，嘱余监视汝（指该会长）之行动。所以汝等切勿妄为。关于京汉工潮当局自有办法……”该总会会长乃慨然谓：“我等之被监视与否，无关紧要。不过全路工友未必好监视！……”田又谓：“汝等只宜殷勤服务，旁事正可不必多管，不必随别人去胡闹！”该会长谓：“京汉工友是逼不得已而出此的，为自由而争的，并非胡闹！当局如肯用诚意去解决，立即撒退京汉全路之军队，并且允许京汉工友之要求，那我们当不愿多事。不过据现状看来，我们应该要实行同阶级之互助了。……”两方互相辩驳二小时之久，田乃谓：“当去电交部酌情和平办理”。该会长等遂兴辞而出。后经各重要职员决议二项办法：（一）派人赴京汉方面调查确实情形；（二）罢工之举，暂行缓期。而翌日则强迫京汉通车之消息传到，津浦路遂只得暂为容忍矣。惟该路工友对于此次二七事变痛恨军阀实深，现虽忍耐，但为争工人权利计，预料如将来实行全国一致之大规模运动日，该路工友更当争先告奋勇的。
道清路
该路自来受英国福中公司的压迫极大，此次郑州二月一日大会，该会代表五人列席庆贺，并叹息陈词叙述他们道清工友的苦境，实超出其他各处工友之上，因为他们受英国洋资本家的种种虐待，是外间素来不知道的。当大会被军阀解散后，该路代表痛恨尤甚，没有听到京汉罢工消息之先，他们就有人先回本路预备罢工手续，好像他们预先知道了一样，所以二月四日京汉罢工时，道清路也就同日同时举行同情罢工了。
他们因为组织很好的缘故，罢工后英国资本家简直没有办法奈何他们，他们在罢工中还向洋资本家领取一月双支，占据了矿局人员的办公住所，征发车箱均受工会的命令。对于福中公司是隐若敌国的样子。
这样的形势维持了九天，直到京汉路遭大屠杀之后，二月九日英国资本家才敢以二千元贿买该地驻防杜营长用武力压迫工会，于是工会也被封了，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也被捕去了，虽然没有开枪轰击，但工会财产什物是尽其所有的被外国人及该营兵士抢去。
王等四人被捕后，工人犹奋斗不已，直到二月十一日以后，这几百粮尽援绝的工友才被迫恢复工作。他们虽被迫上工，但是始终将被捕四人交涉释放了，才陆续上工。不过王惟俭被释后，旋又遭工贼乾宝贤的陷害，依旧将他捕去，现在尚未释放，工友仍在从事营救。
统计道清全路工友不到千人，他们此次罢工居然维持到九日之久，后京汉五日才恢复工作，这不能不佩服他们团结的伟大的精神，俗语有句话“虽败犹荣”这正可以持赠他们了。至于事后洋资本家的压迫自然是应有的文章；除工会所受损失，王惟俭还在狱外，如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均系前次被捕的）、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资本家是永远封闭不了的，所以道清工友始终没有颓丧的气色。
京奉路
京奉工人自闻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被摧残决议罢工后，即由总会发一通电，表明该路工人的态度。电云：“北京晨报馆、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诸界同胞鉴：年来军阀专政，官僚弄权，国是日非，陷吾同胞于绝境。近闻京汉工友因欲解放政治上经济上之压迫，已于四号开始发动，一致与黑暗势力奋斗。我等深表同情，深望商学各界予以充分援助，以后我等并愿为实力之后援，以达阶级互助之素愿”等语。此电发出后，京汉形势转趋危殆，彼等即决定同情罢工援助，但因一时经费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满拟稍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被路局看出，遂请杨以德等派大队兵士特别监视工人，工人首领行动不能自由一步，又迟数日则阴历年关已到，京汉事亦渐就平息，彼等壮伟的举动，始终未得与社会相见。但是他们对于二七事变是很痛心的，他们曾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一次决议善后的六条件：（一）惩办击毙工人之主使；（二）恢复京汉工会，此后不得干涉工人集会结社；（三）此后军警无故不得逮捕工人；（四）此后各路军人不准送派习学司机；（五）休息病假不准扣薪；过二十年者并须酌酬养老费；（六）各路工人无故不准革退。据说全体宣誓必须达到目的才止。并闻该路工团曾决定为二七被难诸先烈开会追悼，以志哀感并借以唤醒工界的同情心云。
京绥路
当京绥所派赴郑州代表，尚未回至本路，京汉工潮尚未得闻悉确实消息时，吴佩孚便已去电该路之谭镇守使并张树元都统谓：若有工潮发生，务以武力解决。谭某奉电后，即派员暗中调查动静，并至工会与各职员演说，谓：“现在京汉已经罢工了，吴将军已决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现已来电与我，使我视查你们的行动，我的性情，大约你们也听见说过，对于你们今日的举动，是极端不表赞成的，幸而你们的工会，成立不是一日，素日的行为，尚不至越出范围，所以我对于你们暂不加以杀戮，现今京汉既然罢工，和你们是本来没有关系的，如果你们也要应和它，那么我看见你们那一站先罢工，我必要将他们尽砍下头来，做你们这些激烈而不识事体的份子的一个榜样。”此时工人听了真是怒不可遏，便想即刻有所举动；但因为被张窥破，遂遣其副官马某每日去会中监视行动，不准开会，亦不准工人自由说话，禁止谈论京汉的一切事体。同时曹锟又来一电于该路总局，使沿线各站，增加军警，凡支会干事部均派重兵包围，本路工人，行动丝毫不能自由。此时工人心中愤恨军阀的一种印象，愈刻愈深了，均愤然说：“京汉的此次罢工，实是我们争自由的先锋队，他们尚在奋勇争斗中，而胜负未决之期内，军警竟敢如临大敌的监视我们，若他们失败，则我们所受的痛苦，更不知到什么程度。我们既是和京汉同一阶级的劳工，我们只有实力援助之一途……”
二月三日，京绥代表，始回至本路，便在秘密地方召集全路代表大会。当由代表报告京汉工友被军阀压迫，无可忍耐而出于罢工的情形，各代表无不扼腕愤恨，欲与京汉以实力的援助。结果：遂决议发出二电与曹吴二军阀，请迅速与以圆满解决，不然，即本互助之精神，罢工援助京汉。再一面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作实力援助的准备，一面发出宣言作声势的呼应，其词如下：
“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并非防害政治公安，及违法之行为。现在政界农商及军人学生均可集会结社自由，工人开会，竟被军人干涉，以武力对待解决，因之伤亡多数工人，演成惨祸，殊不公平！应请政府惩治激成罢工之祸首黄殿辰等，并早筹善法调解。如何抚慰工人补救之法，即请提出具体议案，以示国人，否则无有办法，各路工人将一致援助。”
七日各支会代表已到齐，遂于深夜十二时后，在一工友家中将罢工手续议定，并派出二代表去京汉慰问；又遣人劝告京奉工友，约定速罢工援助京汉，京绥定当同时举行，以厚实力。代表出发后，则京汉工友，已经被万恶军阀，武力压迫上工，并于二月七日演出大惨杀，工会同时均被封闭，于是该路同情举动，便不得已停止了。但他们对于“二七”的事件是永远不会忘的。
粤汉路
此外粤汉路亦自八日起举行罢工，但随后即被兵士强迫开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十七日），财产尽为萧耀南抢去。这都是殉自由的先锋，可惜现在还没有调查出他们的详细情形。
武汉方面
至于武汉方面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不幸均遭失败，而后开除工人二千二百二十四人，封闭工会，蹂躏他们所办的工人子弟学校，（三月七日）有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结果均遭同样的恶运。又如武汉的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北京的电业工人均以在准备中即遭压迫！开除者有人，逮捕者有人，种种惨状，不可胜记！
上海方面
更就上海方面说，自“二七”噩耗传来，无论哪一界的人，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痛恨军阀的残暴的。更有各地许多被军阀缉捕的工界男女象，故二月中旬上海总罢工的消息遍传海内各报纸，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几使军阀破胆！后来虽因种种关系，未能演成事实，然军阀官僚及一般资产阶级于此所受的教训亦不少了。兹将此事起迄的情形简约叙之如下：
上海各工团自聆京汉代表详细报告后，比即纷纷召集会议。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分部亦从中为之规划，迩时紧急待办的即（一）联合该地有实力的工团（只挂招牌而空无一物的工会不在内）组成一足堪战斗的工联会；（二）由各会募集恤金救济各处被害及失业的工人；（三）宣布吴佩孚、曹锟、萧耀南、赵继贤一流人的罪恶，此说既定，并谋与商学界结合进行继续为争自由反抗军阀的运动。
酝酿复酝酿，事经数日，大罢工之形势遂日趋严重，就中主张最激而最有力的工团则为海员工会，因为海员掌握南方内外交通的全权，影响所及自然是更重大的。于是二月二十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便宣布特别戒严令，各种集会结社概行禁止，即商会、学生会亦不准开会。旅馆车站明有军警，暗有密探，往来逻缉如临大敌。各工厂铁路俱被武力包围不准自由出入，各工团重要人员监视尤其严酷，稍一可疑，即行拘去。一切邮信电报励行检查。同时吴佩孚、萧耀南还怕何一人的武力不够镇压，更派副官黄殿甲等多人协同何军防范，一时点兵调将。上海空气的暗淡不减当年癸丑制造局被攻时的景象。英法各国领事，更幸灾乐祸伙同军阀虐待租界旅住的工人；最可怜可耻的抵死不悟的商人，反觉此举妨碍了他们眼前的买卖，也是痛痒不相关的。某日车站上何军竟无故捕去一人，越日又有指名严缉某某团领袖十余人之事，大罢工准备，至此遂受一大打击，迩后更因他种关系，经工团联合代表会的协议亦决定另图他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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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惨杀以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
第四章惨杀以后
辛店和江岸大惨杀均在二月七日，所以这天是我们劳动界最悲痛的纪念日，我们简称它作“二七惨变”。“二七惨变”发生后，京汉工人战线便被军阀冲破。军阀的瓜牙便在腥风血雨中，大唱其战胜同胞的凯旋歌了。总工会当日曾发表一宣言：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示工人们今后应有的态度，内容极关重要，记载于后：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全路工友被枪杀的竟有百余人，我们的总工会及各分工会均被封禁，我们的工友被杀伤的更不知多少。我们工友都被兵士捆绑上工，事到如今，我们工友当然不能不忍痛上工了。我们这次开成立会，原来事先得了吴佩孚的允许的，但是他后来居然大施压力，压迫我们。赵继贤，冯沄二人或给我们代表以免票，或用专车送我们代表去开会，同时却运动曹吴屠杀我们。他们这样压迫我们，我们还再三让步，派代表向吴佩孚求情，勿停止开会。不料他的爪牙黄殿辰等，竟占踞我们的总会，驱逐我们的代表，我们到这步田地，忍无可忍，才罢工要求。不料吴佩孚一面打电报给我们说好话，并派代表诡言和我们议和，一面却用大队兵士包围江岸总会办事处，开枪袭击，意欲杀尽总会代表，遂致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被捕，未加审问，毫无罪名，竟与其他四工友同遭斩首。故以江岸一处而论，杀人竟至三十七人之多，重伤者数十人，断手断脚残废者数十人。同时同日曹锟也派了他的爪牙在长辛店捕去工会会员十一人，枪毙工人十余人，伤者无算！事后他们自知此种万恶行为，必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尤复诬蔑我工人为匪徒，捏造我工友先枪击军官，冀掩尽天下人耳目。唉！曹锟、吴佩孚、萧耀南、杜锡均等用心之险毒，诚非人类可比呀！
我京汉工友都是有血性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够让军阀随便杀死我们的兄弟么？我们两年来血汗造成的工会，能够随便让他们封闭么？我们真正就是这样上工了么？我们决不要灰心，决不要怕死，这口气是必定要争的，杀我们弟兄的仇是必定要报的。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都是杀我们弟兄的凶犯，我们从此总是要安下决心打倒军阀的。亲爱的工友们！我们总工会的委员长、秘书等还没有尽被仇人杀死，所以我们的总工会还存在，我们工友还要服从总工会的命令，维护总工会，总工会现在正在计划和进行一切复仇的办法呢！我们各站的会所，虽然被封了，但是我们工友还要团结一致，秘密组织，以图再举。现在全国各工团及各界都起来援助我们，我们自己更应紧紧团结，并秘密举出代表与总工会接洽。
工友们！我们这次的耻辱，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许多弟兄被杀害，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大家都要下决心誓必报仇雪恨，誓必恢复工会，誓必打倒军阀。我们如果能下决心，如果团结一致，我们一方才可以对得住死者，一方才可以打倒我们的仇人，夺回我们的自由呀！
此时工会领袖死亡被捕之外，在南段的则东走上海，设立京汉工会办事处。在北段的则北赴京津，并向津浦各路活动（参看第五章津浦响应情形）。麋集北京者当曾召集一六路联合会议，秘密进行一切，兹将该会议当日通电录下，亦足见工人虽遭惨杀，尚有如虹的气焰是永远不能消磨的！电云：
全国各工团、各学校、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公鉴：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国无纪纲，此区区自由，遂亦被强梁劫持。工人等见举国梦梦，莫知所届，故不惜赤手空拳以与此残民以逞之军阀作战。连日以来，长辛店之役，保定之役，汉口之役，郑州之役，信阳之役，我工人肝脑涂地，前仆后继，为自由而死，亦已大白于天下矣。在工人以饥饿之躯，既蒙兵队之摧残，复受奸商之封锁，死生祸福，早置度外，惟自由未得虽万死不足以馁其志，此则须为我父老兄弟痛切陈之者，现我们已决定仍遵前议进行，昔人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愿我同胞，其互勉之。
津浦、京奉、正太、京汉、道清、粤汉六路驻京代表联合会议叩元
同时各代表等复向国会陈诉此次事变的经过真相，虽在黎元洪高压之下，尚能不稍畏怯，冷酷的北京市民至此亦不能不受感动了。上国会书云：
“为请愿事，查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处罚，载在约法，决不容妄加侵犯，工人亦人民一份子，当然享有此等权利。以事实而言，两三年来，我国工人，到处成立工会，任南方一带，官厅皆承认之为法定团体。而助其发达，同一国家之下，待遇胡可两岐，是按之国法，证之实例，我工人之应享有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丝毫不容疑者也。乃近因京汉铁路工人拟于本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竟致横遭当局百般摧残，以武力压迫，欲根本剥夺工人之自由。于二月一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捣毁工人牌匾等物，占据工会房屋，命令饭铺不得卖与工人等食物，命令旅馆不容留工人等住宿，勒令工人及来宾等，忍饿出境。京汉工人以受此种蛮横，惨苦相逼，愤不欲生，仍出于不得已之罢工行动，而车务段长何开成、警务段长胡鸿章等，又乘机为虐，骗捕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加以手镣脚铐之非刑，吓以不上工即立予枪毙。强迫发电。捏造谣言，强迫工人打手印，负使工人上工之责，种种惨无人道之举，不可胜言，事后调查，始知此次祸端，完全为京汉局长赵继贤所激发。盖工人等于筹备开会之前，曾经禀明赵局长，而得其许可者计有数端：（一）改放一月二十八日之假期于二月一日；（二）自北段来郑州者，请由赵局长发给免票数十张，自南段来郑州者，请由局长冯沄许挂头二等车一辆，是工人等非秘密私行集会可知，不料赵局长一面准许各工团代表集于郑州，一面电告吴巡阅副使，谓工人等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等语。是赵局长对我吴副使之措词，似不知其有发免票挂车辆之事者，工人等尚在梦中为赵局长一人所播弄，致演罢工数日，杀人数百之惨剧。不知赵局长究是何居心，人或谓京汉路局舞弊太多，恐为工人所发觉，是否属实，则非工人等所忍言。罢工后，工人等请来调和，亦是据理求平，苟当局稍有顾念国家交通，尊重人民权利之意，则应立允工人之要求恢复工作，早已无事。乃路局立意与工人为敌，竟于各站调兵遗将，一若以屠尽我工人为快心者，致南北同有枪杀工人之惨剧发生。曾于六日深夜捕我长辛店职员十一人，赤身提送保定，至今生死未卜。据闻已经枪毙二人，次日以重兵迫工友上工，竟敢开枪轰击，工人赤手空拳，躲避不及，被击死者五人，受伤者六十余人，现在长辛店为重兵包围，出入不能自由，死者不得葬，伤者不得医，生者不得购食，光天化日之下，竟演战场地狱之行。同时武汉工人，亦被萧耀南派兵枪杀三十八人，伤及二百余人，种种横暴惨酷，言之骇人听闻，血气之伦，莫不愤慨。津浦铁路工人，亦纯为此不平，而决行罢工援助，各省工界，亦群情激昂，不愿工作。工人等为自由为国法，不得不作困兽之斗，非敢妄动，致罹法纪，苟得其平，工人等又谁不愿和平哉。工人等不善笔墨，语无伦次，意多不尽，即上所陈，亦可见民权之被蹂躏已尽。工人之冤枉，殆达极点矣。诸君关心民瘼，于此空前之惨剧，必已注意察悉。此事非但京汉津浦两路工人之关系，乃系我工界全体之关系，乃民权被蹂躏之关系，乃国法被破坏之关系。长此进演，民难为民，国将不国矣。我国会有保障国家大法之责，议员系人民之代表，务请诸君对于此毁法残民之当局，请政府与以相当之制裁，为此被蹂躏之数万工人，求一安全之途径，工人等所请愿之件，谨列于下：
一、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工会设立，政府再不得非法干涉。
二、政府应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会一切职员及工人。
三、请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等处监围工人之军队警察。
四、请政府严惩赵继贤、冯沄、黄殿辰、何开成、胡鸿章及在郑州、长辛店、武汉、肇事之军警。
五、请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请政府从速运粮赈济京汉全路工人，并不得禁止长辛店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要求政府赔偿汉口工团联合会被警察焚毁房屋之损失，及各处被军警抢掠捣毁物品之损失。
上列七条，皆工人等不得已之请求，愿我议员诸君，速为议决，咨达政府照行、则我工人等自当感激无穷，安心作工。倘政府不自觉悟，而仍继续压迫，则人非木石，谁肯坐毙，虽牺牲全工界之生命，以争人格自由，亦所不惜矣。悲愤哀惨，竭诚请愿，万望国会政府，勿使工人失望，工人幸甚，国家幸甚。伏乞鉴核公决施行。谨呈众议院。请愿者王宗培、姚佐棠等四十八人，介绍议员吴昆等。
过了几天，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组织就绪，遂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衔发表下列宣言。以后进展的形势，这里也就暂不多记了。
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宣言：
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禁止京汉工人集会结社，乃是军阀剥夺一切人民自由的先声；他们惨杀京汉工人，乃是惨杀他处工人的先声。所以“二七”事件，（即曹吴萧屠杀京汉工人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都很明白，这不仅是京汉工人的事体，乃是全国工人的事体；不仅是全国工人的事体，乃是全国各界同胞的事体。可是，在吴萧高压之下的鄂豫直，此时已然没有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了！我们后死者，要为全国同胞争生存与自由，要联合全国同胞来完成打倒军阀的任务；更须找一个较妥的地方来策划进行，因此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特在沪上设了一个办事处。它的任务是：（一）宣布军阀压迫惨杀工人的真相；（二）联合各界同胞向军阀下总攻击，各界同胞诸君！各地工友诸君！乱亟矣！民惫矣！“军阀不死，大乱不止”。尚望齐仗正气，共殄妖氛，工人幸甚，各界同胞幸甚。谨此宣言，毋任迫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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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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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长辛店郑州江岸其他各站
总同盟罢工案既决，四号早各分会先于各车站张贴敬告旅客的传单，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云云；继复持公函致厂长，交代工作器具，然后依序出场，宜告罢郑，肃然无哗。郑州九时起，江岸十时起，长辛店十一时起，不数小时，全路一致停工。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工人一切行动，完全听总工会命令，不得单独接洽，妥协或调和。每个工人在罢工期内，不得自由行动；凡有要事，证明必得他出时，须向工会领取“放行”执照，纠察团始能准其通行，不然则必扣留。此外尚有纠察团及调查队之组织：纠察团在罢工期间，专负一切维持治安秩序之责；调查队用以刺探消息，间有向四周放哨及彻夜巡逻的责任。全体会众则用十人组成一组，推组长一人，负该组十人的责任，如此，可于数分钟内，召集数千人的大会。
部署既定，前后与路局相持经过三日之久，秩序极其严整，直到二月七日军阀的大惨杀就发生了。今为记载便利起见，将长辛店、郑州、江岸，诸大站经过情形分志于后：
长辛店
辛店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手续，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洪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扁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扁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扁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扁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扁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洪沄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按此电未直讦吴曹，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不知文电具在，岂是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胁的话，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来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定要来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相，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的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洪沄，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示。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
是日赵继贤已下一道命令，严拿工会委员及其他职员，约五十余人。十二时五十分由塘沽船厂运来新工百二十六名，由十四混成旅副官韩振青，京汉局代表印刷所长孟彬湘带同军队保护，运往辛店、保定、郑州等站。一方面将从前被工会除名的工贼充当工头，另挑选兵士五百名随同练习。并宣称罢工工人如不早日上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或拘留家属云云。工人置之不理。嗣又有京兆尹委员，宛平县汤知事等人到工会声称愿做调人，语多胁诱，工人答以此次条件均由总工会作主，分会无权谈判，如愿谈判请转达路局向总工会交涉，总会如有开工命令，分会自当遵办。汤见事不偕遂去，其实汤此番出头另有用意，盖欲窥探工会实情而为一网打尽之计。下午复由涿州开来兵二营，掌车及转运手等均由沿路各小站站长充任。此项军队系时全盛所部，全副武装抵辛，严阵以待。是晚十一时许该队即下紧急命令分途严拿工会要人。此时工会职员及领袖均在工人家属中住，故大队抵工会时一无所获，惟将工会存款什物全数抢去，并欲放火烧屋，幸经某甲哀求得免。随后即按户搜索工人家属，计捕去史文彬、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及工会学校教员吴汝铭等十一人。时值严冬天气，又在深夜，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全市经此一番骚动，悽惨已极，工人妇孺，哭声震天。此十一人复被剥去全身衣履，赤身送往旅部。该旅长一见，不容分说，喝令痛打一顿，加上镣铐，捆缚地上，只待天明，即解保定请赏。此时工人愤极，哀呼痛号之声，漫彻天地。是时天已黎明，该旅部门前已簇有三四千人，中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大旗一面，并有小旗若干，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该旅长见群众声势浩大，即下令冲锋，于是全副武装大队兵士，自内冲出，向工人猛烈攻击，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结果死者四名，重伤三十余人（越日死去不少），拿获者三十余名，轻伤及逃亡者无数。兵士更乘机大肆抢掠，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荡然无存。辛店工会于是遂不得不谋他徙，所捕十一人亦于是日解送保定去了。
今将辛店工会及书记部报告此次情形两电录下：
汉口京汉铁路总工会、各商会、各教育会、各学生会、各报馆公鉴：本路工人因军警强迫制止在郑州开全路成立大会，一律罢工抵制，要求回复自由。官厅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来大批军队，如临大敌。突于六号深夜捕去工会职员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队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工人及居民受伤者无数，工会封闭，已迁北京办事。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特此电陈，敬候明教。
京汉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阳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均鉴：顷据长辛店工会报告，昨日深夜，京汉局长赵继贤，率同曹锟所派军队，捕去辛店分会职员十一人，解送保定。又于今日上午十时，派同大队兵士，压迫工人上工不遂，继以惨杀，当场击毙工人及市民十数名，伤创及失踪者无数，军阀肆虐，至此已极！我工界诸友如不及早奋起，以与此残民之军阀作最后之奋斗，恐死亡无日矣！贵会接电后，祈即起示威，以实力援助，时机已迫，万勿自弃责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叩阳
赵见工人死伤甚众，自以为得计，一面要求保定将十一人枪毙，一面捏造电报说工人以手枪与兵士冲突，致遭伤亡。其伎俩与萧耀南、冯沄如出一辙，此时辛店工人，则由兵士强迫拉入工厂作工，否则就地正法，因此丧命的，竟至不可胜数，被伤的工人，赵复不准出境，不准就医，故大半死亡，工人入厂后，不准两人谈话，不准请假，否则亦处重刑，此外则乘机安插私党，将列名工会办事者全体除名。并向其家属追缴薪资。骚扰万状。彼复自编卫队，其私人亦人人佩带手枪，寻仇报怨，了无虚日。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军阀既霸占铁路为私产，赵亦便以军阀家奴走狗自任，所以竟有此豪奴悍仆的行径了。但赵此种手段，究不能征服工人的心，一连数日，工人纷纷亡命，还是不能恢复交通，工厂秩序，极形紊乱，只苦了长辛店市民日日在重围之下，兵马往来不绝，沿户捕人受不堪的骚扰罢了。
郑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办，将总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意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含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七日，姜王二人放出，姜被逼执一白布旗沿门劝告工人上工，工人均不理，王被押至北段劝告上工，后闻王自顺德站脱身至京，向国会请愿去了。是日上午高刘钱三人均押在工会内，十四师以二十五元买许多点心款待之，又命副官林宝第（曾作工，其父其子均作工，彼以此资格时与工人接洽）。劝三人发命令上工，三人不为动。八日黄殿辰要挟县商会会长，召集无赖三四十人在普乐戏园开国民大会，会场内外，以重兵把守，一切事由黄一人独自主持，有传单一千张，旗帜四百面，开会后，雇一班乡下乞丐，执旗游街，发散传单，其传单大意如下：首谓此次京汉罢工是无理取闹，次列促工人反省六条：（一）限工人十二时内上工，否则断绝其供给，如有私自供给工人及其家属者，以通乱党论；（二）工人如不上工，房东勒令退租，如有私留工人及其家属居住者，房屋充公；（三）愿上工者至车站领护照；（四）驱逐工人出境，由军警帮助执行；（五）工人如被土匪强劫，军警不予保护；（六）陇海工人未罢工，军警特加保护。十二时之勒限已过，商人仍不断绝工人之供给，房东亦不勒令工人退租，如是这一场假造国民大会之活剧，遂完全证实，工人只有一笑置之。九日，前为赵继贤所收买组织传习所破坏工会被工会攻击降级之司机唐廷玺夤缘复职，其子亦由升火升司机，彼复召集其党羽，投降军阀，破坏罢工，威吓利诱一班不大明白之工人，如是领护照上工者有一百余人，其余工人，得汉口七日惨杀之讯，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忍气吞声的上工，以释放高刘钱三人为条件，是日尚有两事足记者：（一）副厂首万玉林见工人上工，遂问工人说：“你们不是说听总会的命令才上工吗？现在为什么上工呢？”话为传习所中人所闻，报告于十四师，万遂被十四师捕去。（二）司机彭占元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十四师捕去打二百军棍，工匠马定清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京汉巡警段长胡剥皮掌责，鼻破流血，并被捕去。后高刘钱三人幸经放出，万彭马三人之事，还不知如何发落？
郑州此次虽无死亡工人，但因此次罢工失业者前后凡三百余人，军阀派兵作工，日益增加，现已增至八百余人，所有前在工会职员无一能在郑居住，大半亡命各处，力图恢复去了。
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飞龙、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一时听众中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哪知当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议，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呵！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网罗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防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沄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七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刻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告。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亲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中途忽闻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此，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兵士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还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倾，军队又大肆抢劫，计福建街一夜连劫三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净光，当时情形之惨暴，恐江水汉河亦当为之呜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掠的时候，有工友六十人悉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被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三次，张厚生即喝令兵士在数十被捕工友面前，将其“枭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若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亦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辩的。兹将汉口某外报一段纪实的记载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布“二七”经过情形的急电汇录如次，该报说：
林君（按即林祥谦）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一起，此时张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长、车站站长、段长于车站内，并亲自提灯于七八十人中找出林君，回顾吴段长曰：“此人是否工会长？”吴答言：“是”。张乃立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听了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君就此慷慨成仁了！
林君死后，他的父亲妻室同至车站收殓，张厚生不许，且加威吓，彼乃归家拿斧一把，再至车站，对张说道：“如不许收尸，定以老命拚了！”张始不敢阻拦，天已夜半，工人家属始敢渐将受伤工人抬至车站医院，该院又不尽为医治，厂长且宣言医药费不为工人负责，故伤重者多即时殒命，轻者亦成残废，统计先后被害的：斩首者一人，当场枪毙者三十二人，重伤抬至医院毙命者四人，残废者三人，轻伤者无数，小贩二人，拾粪乡人某甲并遭殃及，皆中弹而亡。（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电说：
各报馆转各工团、各商会、各农会、各省省议会、各学生联合会、各团体暨各界同胞公鉴：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乃民贼吴佩孚派遣军警任意将我工人之集会、行路、言论、居住、饮食种种自由，摧残殆尽。我京汉路工友三万余人为争生存，争人格，争约法上之自由，出于万不得已，乃有罢工之举。万恶军阀，不自省悟，不知忏悔，犹复电令萧耀南以武力压迫工人，萧狗竟于七日下午五时开拔全副武装之兵士千余名至江岸登陆，假约代表谈判，乃代表尚未出席，兵士立即包围工会开枪轰击，工人手无寸铁，任其屠杀，计刀杀四人，枪杀三十四人，中弹受伤命至垂危者，更不计数。事后反诬工人欲毁铁道，抢夺兵士枪枝，并以手枪射击军官种种罪名；又捏造事实谓有匪徒从中扰乱；又谓开枪格斗，当场互有伤亡；并谓夺获手枪多枝。此种骗赖诬妄之文告，不过淆乱人民之听闻，掩饰自己之罪过耳。殊不知当日之事，有目共睹，此种加罪之辞，其将谁欺？此万恶之吴贼、萧狗对于京汉铁路江岸工友残杀之实情也。昨今两日，迭接电告，谓京汉路长辛店之工友，亦被枪杀数百人；郑州百余人；其余如驻马店、广水等处，均各数十人。似此横蛮残酷，其肉尚足食乎？（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江岸惨杀发生后，武汉劳动群众莫不义愤填膺，常用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总罢工命令，为京汉工人的后援。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军士挟制，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后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遇难工友；有扬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工作。他如武汉电话工人，不许外出，遂不得逞。至此，潜在势力遂暂告蜷伏，但不稳状态，仍迭起不止。工团联合会一方面仍檄告该会所属各工人秘密组织以与军阀对抗，檄文哀感沉痛，大足显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因此，人人知道湖北全省工友是要始终与军阀共命的了。檄云：
亲爱的工友们！连日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怎样对付我们，想必大家都已知道了。大队军警枪杀三十四个江岸工友，在长辛店、郑州、广水、驻马店、信阳州等处亦遭同样的惨劫。（死伤人数，尚待确实调查）。将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四工友枭首示众！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汉江岸分会，香烟厂工会等八处会所。用军队捆绑江岸工友、粤汉工友及汉阳钢铁厂工友上工。通电诬陷我们工人为匪徒。封闭真报及检查各报馆、各印刷局，无端逮捕本会法律顾问施洋先生，我们工友被杀者二百余人，被捕去一百余人，中外官厅同时戒严，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如临大敌。这都是他们最近的德政呵！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明白了，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如果他们还存在，我们是永远被他们残杀的。我们从此更明白了，我们只向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要求或请愿是等于与虎谋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他们呀！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受这样的摧残，京汉工人起而罢工要求，是不得已的举动，是必要采取的手段，我们湖北全省工友本阶级休戚相关之谊起而罢工援助，也是必要采取的手段，只可惜我们的实力还不够，我们的组织还不严密，所以使我们全体工友受偌大痛苦。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本联合会深知日昨各业工友因受敌人袭击痛哭流涕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联合会极希望我亲爱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知其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入厂工作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我们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属各工会虽多被封禁，但是我们的心还没有死，本联合会的领袖及我各工会的领袖依然无恙，现在正在计划进行一切，我们已经派出代表到各处运动，要求全国各工团援助我们，而且这次运动是争集会结社自由之运动，不独是劳动阶级应该做的，也是各界应该都出死力做的，所以我们也要求各界援助我们，我们应立即鼓起勇气，继续大奋斗呀！我们亲爱的工友，从此还更应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拥护本联合会，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残杀我们工友，本联合会便是出死力拥护我工友的。
所有没有封禁的各分会仍然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如果军阀官僚再来封闭我们的工会，资本家再来破坏我们的工会，或开除各工友的领袖，各工会会员还要一样的和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奋斗呀！所有已被封的各工会仍然要秘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选派代表到本联合会来，是为至要。然有已被封而不能秘密组织的，应该由有勇气的工友不管多少人（即使三四个人）暗中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团体，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
亲爱的工友们！军阀官僚资本家杀死我们这么多的弟兄，我们能够忘记么？封闭我们这么多的工会，我们能够忘记么？我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我们工友有一个人存在，我们这次不共戴天之仇是必报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仇人是必要打倒的！我们仍然团结便是报仇争得自由打倒敌人的不二法门！亲爱的工友，如果我们纪念我们的死者，如果我们纪念这次耻辱，我们如何能够灰心呢？我们如何能够不团结呢？我们如何能够不服从工团联合会的命令呢？
我们只要自己能够振作不因以灰心；仍然结在一体，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会被我们打倒的。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终归占极少数，如果我们百折不回团结起来，我们便能操得最后的胜利了！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互相誓约，我们宁可死，但是仇人是必要打倒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团结是更要拥护的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二月十日
此时萧耀南坐卧不安，张惶万状，武汉空气，非常恐怖，萧遂开一特别会议，决议宣布特别戒严，戒严令凡九条：
（一）武汉三镇，应派军队全荷武装，执大令，轮流梭巡，如遇有碍治安之事，得随时干与；（二）凡通街要道，每晚应派武装军警，联络梭巡；（三）在此特别戒严期中，禁止人民自由开会；（四）关于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得随时收禁；（五）关于拍发邮电，凡有关治安者，得随时扣留；（六）在此特别戒严期中，晚十二点钟，无点灯者，不准通行；（七）武汉夜渡，以十一点钟为限；（八）各旅馆不准收居无妥保者；（九）在此特别戒严期中，各工厂之工人，不准集合会议。
此令一下，武汉市面，异常萧条，形势益趋严重，各租界召集义勇队防守，一时人心惶惶，若大祸之将至，但是这也不过是他们故意玩的把戏，萧耀南的意思，便是要借这个特别戒严的机会，屠戮他心目中的仇敌。后来通令缉捕工团领袖及有关系者如杨德甫、陈天等共十七人。
先是律师施洋因曾为工联会法律顾问，萧耀南恨之入骨，于七日即将其逮捕，押之督军署。施为武汉劳动界领袖，年来尽力于劳动运动，毁家瘁身，毫无所惜。至使萧遂以运动罢工名义，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戕之于武昌。萧既害施，复驱逐其夫人及幼子出境，其残暴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了。
其他各站
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其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几遭枪毙，现已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否则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犹不屈，至今生死未卜。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往保定严刑拷打。偃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惜尚未详细调查，不能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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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后记
编者按：下面两篇文章都是迈克尔·哈灵顿写的。《另一个美国》的早先几个版本，把这两篇文章都收在里头了。过去20年间，美国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去发起一场反对贫困的战争。文章给人们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去审视美国这段令人汗颜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的贫困问题
20世纪70年代，穷人可能再次隐身。即使不发生那种悲剧，到1976年，当美国庆祝建国200周年的时候，还是会有好几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个预言本不太可能应验。1964年，林登.B.约翰逊总统对贫困宣战，号召国人进行一场“无条件的战争”，消除贫困。国会批准了总统对贫困宣战的做法。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宫不厌其烦地列举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统计数据，说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解决社会问题。20世纪60年代，是游行示威，富有战斗精神的年代，是学生和教会组织为消除贫困而无私奉献的年代，也是大众传媒纪实性地描述美国的家丑的年代。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政府的活动太疯狂了，以至于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竞选时，还承诺要放慢革新的步伐。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20世纪70年代还会有贫困，穷人可能又一次远离社会的良心、从民众的意识中消失呢？
跟往常一样，政府在收集数据时颇费心机，以便向世人表明，前任总统盲目乐观，现任总统头脑冷静。食品，住房，教育，等等，在每一个关键领域，政府给穷人提供的，都只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帮助的一小部分。由于半数的穷人都是年轻人，而现在社会对人的技能要求高了，这对这些要走向社会的年轻人而言极为不利。除非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这一代穷人的孩子将成为下一代穷人的父母。
这并不是说什么进步也没有。20世纪60年代公共政策的实施带来的繁荣，的确降低了失业率，也确实有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虽然这种好处并不是很稳定。面向老人的医疗保健项目，有点像社会投资领域的量子跃迁，尽管通货膨胀使其效果部分失效了。
本书写于1961年，初版于1962年面市。那个时候穷的，今天照旧还是穷：黑人，西班牙裔，失业与半失业人员，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老年人。在写作的时候，我还遗漏了一个群体，真是大错特错。现在我把这一群体加上：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可能是最穷的。
虽然美国社会未能履行20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承诺，可现在，它却开始为自己在反贫困方面所取得的、纸面上的巨大成就庆功了。于是乎，1969年8月，商务部宣布了一条好消息，9年间，贫困人口从3900万降至2500万。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数据在粉饰太平。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可能回到艾森豪威尔年代的规矩，用各种报喜不报忧的国情报告自欺欺人。还有一个不祥之兆是，1969年夏，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阿瑟·伯恩斯说，贫困只是知识分子用“人为的统计数据”造出来的“概念”。让穷人隐身的，正是这种残酷无情的思维。这种思维会再次显现。
20世纪70年代的穷人前景不妙。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仔细斟酌世人当前的乐观心态，看看这些乐观心态是怎么曲解社会形势的。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现在这样做要容易得多了，因为美国社会有一大令人啼笑皆非的特征，它在记录社会不公方面不遗余力。问题是批判地审视官方的数据，看看现实中的人到底是副什么模样，他们可能会遭遇什么不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到底还要做多少。
在一个数据满天飞的社会里，许多人以为统计数据都是中性的、科学的，它们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事实上，数字本身取决于成问题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假定。正是因为这样，在贫困问题依旧的时候，某些政府机构却可以准备为消除贫困而成功。
1964年，林登·约翰逊在国情咨文中对贫困宣战。当时，有关贫困的研究少之又少。大部分研究都是罗伯特·兰普曼做的。兰普曼是位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他看穿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普遍繁荣的神话。基于他的研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1964年说，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就是贫困。这种做法相当粗糙，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的多少，也没有考虑家庭所在的区域。不过，它却能把饱受贫困之苦的那些群体识别出来。在这一点上，这种做法还是挺管用的。
此后几年，贫困的标准变得更精细了。为了能客观地界定贫困，社会保障署以农业部的经济食品计划作为基数。当时，许多福利机构都用基本生活费用计划来测算家庭的花销。经济食品计划提供的补助标准相当于基本生活费用计划的80%，旨在给受助者提供临时性的补助，让他们吃上饭。1964年，经济食品计划给每人每周补助4.6美元，或每顿饭22美分，当时的“贫困线”是3100美元。1967年，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周4.9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若年收入低于3335美元，就算贫困家庭。1969年，当商务部宣布它的好消息时，贫困线一下子提高到了3553美元。
这些定义都是有关部门的公务员提出来的，其中有些公务员对消除贫困有很强的责任感。不过，即使政府1968年根据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情况调高了贫困线，贫困线还是太低了。首先，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比如工会，中产阶级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是力争使自己的工资增幅高于通货膨胀率。因为人们认为，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每年都应有所提高。然而，统计学家只知道根据物价上涨水平调高贫困线，这实际上相当于说，穷人就合该止步不前。其次，20世纪60年代后期，价格涨幅最大的是医疗服务。这在实际上抵消了加大医疗保健项目投入带来的好处，使一些人无法获得医疗救助。
对反贫困行动所取得的那些纸面上的成就，别高兴得太早。在高兴之前，最好先看看总统收人维持项目专门委员会1969年发表的一项报告。人们从报告中得知，劳动部的一项研究曾主张将官方的贫困线提高150%，从每人每天2.43美元提高到4.05美元。但更发人深省的是，委员会的报告称，1965至1966年间，虽然有36%的家庭摆脱了贫困，可却有34%的家庭掉进了贫困的泥潭。这说明，对于那些好不容易摆脱贫困的人来说，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它意味着，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即使在反贫困“战争”时期，还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沦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
在官方的贫困定义中，还有一个乐观的假定。经济食品计划被社会保障署当做基数，他们假定，该基数乘以2，就能满足穷人的其他所有需要。人口统计局的赫尔曼·米勒已经指出，人们在1955年就发现食品支出和收人密切相关。因此，为了跟上经济社会变迁的脚步，计算家庭其他支出时，应当用食品支出乘以3，而不是乘以2。米勒认为，政府用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时的那些假定，少算了1200万穷人。
诚实厚道、对穷人甚至有怜悯之心的专家就这样忽视了1200万同胞的困苦，这样说似乎有点极端。不过，还是请大家看看1960年人口统计吧，那次统计少算了不少人，可是出了名的。近600万美国人，大部分是生活在北方城市中的黑人成年人，统计时没有把他们算在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通讯地址，没有电话号码，没有正式的工作。统计时，他们甚至连充数的资格都没有。同样，贫困的程度也被大大低估了，不过，不同的是，政府这次却把这一错误公之于众。
当官员们对反贫困的形势盲目乐观的时候，遭罪的不只是穷人。诚然，穷人没有尊严可言，警察、家庭、学校等机构，对穷人都另眼相看。不过，当穷人被忽视的时候，数以百万计并不穷困的人，也会被忽视。自相矛盾的是，1968年，白人工人因为讨厌政府为黑人和穷人做得“太多”了而支持乔治·华莱士，但是，如果这些福利项目真的被砍掉的话，这些人也会跟着吃亏。
1967年，美国约有1200万贫困边缘人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称这些人“近乎贫穷”（收入介于3335美元~4345美元之间的四口之家）。如果这些数据也像贫困人口那样被低估的话，那么，美国有1600万人，会因为一场病、一次事故或一次经济衰退而陷入贫困。如果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不再为消除贫困而付出那么大的努力的话，贫困边缘群体失去的几乎会与穷人失去的一样多。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还有一个群体，他们的人数还要多。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与另一个美国的命运休戚相关。1966年底，与70年代高通货膨胀的情形相比，当时的经济状况还算可以。据劳动统计署测算，一个城市四口之家要9191美元，才能过上“中等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可以买一辆开了2年的二手车，每4年能买套新衣服。多数美国人都达不到那个水平。为了能住上房子、填饱肚皮、让孩子上学，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提高底薪工人的最低工资，往往会让那些参加了工会组织的、收入更高的工人得到更多的好处，因此，拒绝帮助那些可怜的穷人，势必形成一种忽视多数人的需要的社会政治氛围。
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穷人的数量会比官方公布的数字多得多。现在的发展势头不妙，要看出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是看看二三十年来政府在住房领域的所作所为，看看政府的承诺是怎么落空的。看过之后，你就会明白，70年代极有可能也是失败的10年。
1949年，政府承诺，要让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住上体面的房子。在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这名保守的共和党人的领导下，国会承认，私人住房市场并不能满足穷人的需要。他们承诺，在1955年年底前，建造81万套廉价房。然而在1970年，20年过去了，该目标还是没有实现。不过，问题不在于哪些事政府没有做，而在于政府做了些什么。因为，政府虽然给1000多万在郊区建房的富人家庭提供了低息贷款和种种税费减免，而在实际上却让穷人无房可住。保罗·道格拉斯担纲的总统城市问题委员会1969年1月在报告中说，“城市改造，道路建设，为建设公共住房搞拆迁，强制执法，以及政府搞的其他项目，毁掉的贫民住房要比给穷人新建的房子多”。
于是，国会1968年通过了一部法律。该法庄严承诺，美国将在20世纪70年代让每个美国公民都住上体面的房子。但不到一年，政府就发现兑现这一丢人的承诺不太现实。10年内新建2600万套住房（其中600万套廉价房），要求加快给穷人建房的速度，将现在速度提高20倍。正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乔治·罗姆尼1969年坦言，政府能够建的房子很可能只有1600万套，比目标规定的少1000万套。
这意味着，在70年代，美国各大城市的中心区将进一步凋敝，令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遭罪的住房贫困将进一步加重，鬼镇将在大都市中涌现。
城市的贫困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贫民窟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利可图了。结果，房地产研究联合体1969年对《华尔街杂志》说，光1969年废弃的建筑，就有1万至1.5万栋。比如，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有片居民区，因为我爷爷住在那儿，我小时候就对那儿很熟。当时，那里都是三层的大房子，草坪很大，院子很宽敞，住的都是白人中产阶级。25年后，当我回到那熟悉的街道时，就仿佛到了战场。房子支离破碎，有的房子还被人用木板堵起来了，没人住了。那个街区确实是奄奄一息了。
许多美国人可能会乘车路过那片街区，看到此情此景，他们可能会想，穷人不会打理房产，如果有人犯糊涂给他们一套像样的房子，他们也会把房子糟蹋得不成样子。事实恰恰相反。那片街区，还有美国大城市中成百上千个类似的街区，都是20多年来政府未能兑现其承诺的结果，是企业外迁、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趋势的产物。这些宏观经济趋势把穷人孤立起来了，把他们锁进了白人中产阶级给他们留下的破房子里，而白人中产阶级则利用联邦政府发的补贴去郊区住了。
1976年7月4日，美国庆祝建国20周年时，城市里可能会有更多的鬼镇。
但政府的统计数据并没有说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情绪是个什么状况。当时，政府让人们希望大增，而现实又让人们的希望破灭。也许，一些个人的经历能够说明这一点。
1964年1月，林登·约翰逊宣布对贫困开战。肯尼迪总统在世时，这场战争就已经在政府内部打响了，只不过是没有机会公开宣扬而已。同年2月，约翰逊总统提名萨金特·史里夫负责此事。我去了华盛顿，跟史里夫共进午餐。当时有个工作组，每天紧张工作16~18小时，试图给反贫困战争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我是工作组的成员，在那儿待了半个月。
重要的不单是总统准备投入资金进行反贫困战争。比这更重要的，是白宫能够动用巨大的道义和政治力量用来从事这项事业。在华盛顿，人们激情澎湃，兴奋不已。我在华盛顿的朋友跟我打电话说，只要能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少拿工资、降低级别。14天过后，弗兰克·曼基维茨，保罗·雅科布和我起草了一份给史里夫的备忘录。备忘录说，如果要消除贫困的话，需要有比罗斯福新政还要大胆的创举。史里夫在白宫作第一次工作汇报时，提到了我们的一部分分析结果。他跟我们说，约翰逊总统并没有被我们对贫困问题的激进定义吓倒。
几周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集会了。当我谈到约翰逊总统的反贫困项目时，很多学生热血沸腾。同样是这些年轻人，在短短两三年内，与约翰逊总统势不两立，并于1968年逼他下台。他们之所以对政府不再抱幻想，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了政府在1964年所作出的承诺。
1964年，在总统竞选期间，洛杉矶的卡车司机联盟搞了次罢工罢工的领导者深知，罢工和批准集体合同的投票会引来大量人群围观，于是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在说正事前对工人搞了次思想教育。在一间挤满了人的大厅里，我跟白人员工说，他们应该同黑人和穷人联合起来，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人们对此深表认同。
那时，经济机会法规定的社区行动条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翰所言，对于让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反贫困中去这一条款，理解相当混乱；市长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任免权，希望让穷人“安分守己”；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则把这当做检验理论的好机会。不过，在民主参与这一问题上，该法刚一颁布，政府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另一个美国的活跃分子抓住了这个时机。
1965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斯纳德市举行了示威游行。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个墨西哥人的街头乐队，有个男子骑着马。游行队伍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居住的城区穿行。赛萨·查韦斯把菲律宾人、英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等移民农场工人组织起来了，这次游行示威是他组织劳工运动的前奏。查韦斯得到了工会组织的坚定支持，得到了学生和宗教人士的帮助，他让尝尽苦头的男男女女看到了希望。二三十年来，这还是头一次。
奥克斯纳德的农场工人是新式造反派。就在同一个月，在阿拉巴马州的蒙特哥马利市也举行了游行示威。那次示威标志着黑人的抗争达到了顶峰。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游行队伍从塞尔马来到蒙特哥马利。成千上万从美国各地赶来的人，加入了游行队伍。我们向首都进军，穿过黑人贫民窟。坐在摇摇欲坠的阳台上的人看到这种众志成城的场景，个个都惊呆了。他们有的加入了游行队伍，有的用怀疑的眼光观望着，有的声泪俱下。黑人，以及工会运动分子、牧师、拉比、修女、自由派人士和激进分子等这些黑人的盟友，赢得了1965年投票权法。
我们站在国会大厦前，到处都飘着我们的旗帜。人群齐声高唱“星条旗”，国歌突然变成了表达人们心中期盼的赞美诗，人们希望美国能成为一个万众一心的美国。如果这些力量坚持团结，他们将代表多数选民。然而，他们并没有坚持团结。就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约翰逊总统正准备将越战升级。反贫困项目在继续，反贫困的口号照样喊得很响亮。然而，华盛顿的道义和政治能量，还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都没有投向国内的正义战争，而是投入了东南亚那场错误的战争。
黑人贫民对此充满怨恨，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中的激进分子转而与整个体制作对。学生中的少数理想主义者无可奈何，他们变得很尖刻，不愿跟政府妥协；多数学生1968年加入了罗伯特·肯尼迪和尤根尼·麦卡锡发起的运动，迫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工会运动分子坚持了他们反贫困的承诺，他们在立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大，可他们也支持约翰逊的战争政策。因此，随着越南战争日浙主导美国人的生活，那些曾在蒙特哥马利肩并肩作战的力量，开始互相攻击了。
最后，就是1968年的葬礼。
在穷苦人运动组织的一次为美国人争取经济权利法案的集会上，马丁·路德·金死了。在下葬前一天，那些曾在蒙特哥马利集会的群体——黑人，工会运动分子，中产阶级的自由派人士和激进分子，教会人士——来到了孟菲斯。环卫人员为争取工会承认而举行了罢工，金是在跟他们一道努力时被谋杀的。以死者的名义，我们的队伍穿过一座几乎完全废弃的市中心区。那天，孟菲斯人都呆在家里，市中心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脚步声。街道两旁是联邦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他们在那儿保护我们的宪法权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伟大的主张非暴力的发言人的死，在美国各地引发了骚乱，导致局势紧张。当时的斗争已经变得多么残酷。
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被杀。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命，与他们心连心、为他们争取权益的领导人，都离他们而去了。我支持肯尼迪，因为我相信，他是既能跟白人工会分子又能跟穷人谈，既能跟白人又能跟黑人同时沟通的不二人选。在初选时，加利福尼亚的一次集会对我来说就是希望的象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起初是主张非暴力的，我跟塞萨·查韦斯和主席约翰·路易斯还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过言。然而，6月的暗杀终结了运动的梦想，而这场运动本可以让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工会分子、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者等联合起来的。
在我看来，运送灵柩的火车带走了死去的参议员的遗体，也带走了10年来人们最美好的愿望。它穿过了另一个美国，因为富人住的离铁道很远，而穷人就住在铁道旁。数以万计的人站在路边，有的唱歌，有的致敬，有的只是默默地伫立在那里，悼念为他们讲话的人，也悼念自己心中的那些期盼。自罗斯福新政以来，20世纪60年代是推行社会变迁的绝佳时机，就这样被越战的悲剧葬送了。这种幻灭的遗产，以及人们对这些悲剧性的死亡的记忆，将影响20世纪70年代。
在这些许诺落空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告诉美国人，联邦政府想做的事太多了，他将把举办社会项目的权力下放，降低政府的目标。他的分析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危险的。这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穷人而言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林登·约翰逊总统当政时，政府的确夸夸其谈，仿佛政府真的干了番了不起的大事。1968年，许多白人工人搬了约翰逊的局，他们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除南方外，他们最终把票投给了胡伯特·哈姆福雷），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误以为联邦政府给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做了不少事。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口惠而实不至，不理解贫民区的生活实际上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尼克松说约翰逊光说大话，就此而言，他说的没错。不过，尼克松认为联邦政府做事太多，必须缩减联邦政府的行动，将这些事务转交州政府负责。这就大错特错了。
很多人以为穷人得到了政府特别的关照。要揭穿这种神话，只需看看官方的一些统计数据。市民骚乱全国委员会（“骚乱”委员会）1968年报告说，在底特律、新港和纽沃克等暴力活动最猖獗的城市，重大社会项目的平均覆盖率仅为33%。换句话说，美国多数穷人都没有社会福利。而且，委员会还向人们表明，全国福利待遇的平均水平“仅够满足一半的需要”，甚至只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要。1969年1月，一个特别委员会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说，国内社会项目的资金缺口达60亿美元。如果再按照各种委员会的建议适当扩大社会项目的规模，到1972年时，还需再追加投入400亿美元。
统计数据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使按政府自己的标准，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资金缺口也达到了数十亿美元。少数有幸能拿到政府发的救济金的人，也只能满足其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紧迫需要。再有，穷人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让穷人很受伤。许多美国人认为，领取福利的人给工薪阶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过，正如理查德·蒂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实际的情形是，政府和经济给许多穷人带来了种种羞辱，而他们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最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被迫进城谋生的农村贫民。联邦政府数十亿美元的补贴都发给了富人，发给了大农场主——其中有数十万美元发给了参议员詹姆士.O.伊斯特兰德这位公正无私的种植园主，他坐在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位子上，帮着别人決定自己的报酬。富人拿到了这些奢侈的的福利补贴，就可以搞机械化生产，可以通过减少耕地面积而获利。于是，农业生产率像工业生产率一样提高了两倍，数百万农村贫民就这样变成了剩余劳动力。
1950至1966年间，联邦政府发放的资金迫使550万黑人农场工人去了城市。他们来自黑人教育水平不高的地区，到了城里，他们得面对一个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的复杂的城市环境，在一个分工高度精细的劳动力市场上与别人竞争。哈罗德·弗莱明说过，他们身上“背负的社会赤字之大，是前所未闻的。现在，普通的纳税人往往把这些人看做一种负担，然而，问题的真正根源是政府给农村富人发放数以十亿计的农业补贴，这种政策让农村穷人离开了土地。换言之，大部分福利救助对象是政府行动和技术进步的受害者。他们有权获得补偿，不是因为他们可怜，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可他们得到的补偿，只是他们应得的补偿的零头。”
简言之，问题不是联邦政府做的太多了，而是错事做的太多了。1969年尼克松总统给国会提交的福利报告，主旨是“联邦政府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集权造成了一个官僚化的怪物，它臃肿笨拙，不理会民众的需要，也没什么效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再有，尼克松的主要福利方案是给贫困家庭提供最低收入保障。这与他的分析是相矛盾的，因为他建议把福利待遇联邦化。密西西比州的贫困家庭平均每月可领取39.35美元，而纽约州的救济水平却高得多，对此，尼克松总统很是不安。这本身没有啥好说的，可他因此想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迫使密西西比州别再用这种不人道的方式滥用州权。这就很难说是把权力下放了。
因此，决定70年代初的政策走向的总统，他的贫困理论是肤浅的、自相矛盾的。他将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比约翰逊总统面临的问题还要严重。
有一个事实特别令人不安，那就是近一半的穷人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1975年就将涌入劳动力市场。劳动部预计，在找工作的人中，16~1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将比1965年高出25%，而黑人青年将高出50%。这种情况，将发生在一个蓝领职位以每年15%的速度开放的时候。换言之，穷人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穷人的父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将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父母是底层阶级，子女也是底层阶级。
这些危险的趋势之所以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越战，一个是通货膨胀。越战在部队中创造了7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在国防工业中创造了100万个职位。由于80%的新兵都有高中学历，因此军方并没有真正吸纳穷人，而是让他们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还有就是1965年后的通货膨胀。由于人们乐观地假定1966年能取得越战的胜利，联邦政府犯下了“错误”，多花了100亿美元——劳动力市场变得益发求大于供。
然而，越战结束后，有什么大家都接受的办法来替代战争和通货膨胀，创造就业机会？此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主张无为而治的总统那里找到，而可以从激进的新项目中找到。
时不时地，尼克松总统也会在言语中吐吐苦水，说说一些令他头疼的难题。1969年夏，在提交给国会的人口形势报告中，尼克松抨击城市发展政策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包罗万象的政策方案不够大胆。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民主党人哈勒·鲍格斯、约翰·斯巴克曼，甚至还有跟水门事件有牵连的共和党人约翰·托尔。委员会建议政府建设10座新城、10个新镇，每座城市100万人口，每个镇10万居民。尼克松说，到2000年，美国将新增1亿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将住在城镇。不过，尼克松在谈到委员会的提议时说道：“即使实施了这些大胆的计划，也只能容纳2000万人口，仅仅占新增的1亿人口的五分之一。”
尼克松说的没错，除非采取激进的政策，住房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尼克松自己当政时就削减了模范城市的建设费用，他做的甚至还不如约翰逊总统多，因此，当尼克松坚持说美国的住房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实际上等于说，1949年的住房法案失败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00年。1968年总统竞选时，尼克松谈到此问题时说，他会让私营企业有利可图，让他们去建房。不过，因为走得不够远而遭到他批评的城市发展政策全国委员会却发现，由私营企业去搞新城镇建设，成功的例子很“罕见”。因为这些冒险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投入，而私营企业对于社会资本却无能为力。
简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到来的时候，种种迹象表明，住房贫困将变得更为严重，而穷人的子女也将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这将使得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数量增多。当然，这种悲剧并非命中注定；相反，政治选择将决定最终的结果。尽管尼克松政府并没有理解问题的所在，我们还是要简要概括一下我们要做哪些事。
首先要有规划。应当设立一个对总统负责的未来办，国会也该成立一个负责未来规划的两院联席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听取、讨论、采纳或修正白宫提交的年度报告（我在《走向民主左派》一书中提出了此设想）。
美国人可能会觉得这项提议很荒唐，然而却有迹象表明，温和派，甚至还有保守派，都开始觉得该建议有道理了。在提交给国会的人口形势报告中，尼克松在谈到美国将在30几年内新增1亿人口这一前景时问道：“我们的城市做好迎接大量人口涌入的准备了吗？乱糟糟的城市发展史表明，他们没有做好准备，人口剧增将使许多问题雪上加霜。”接着，他谈到了问题的关键：“目前最危险的因素，也许是很少有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
确实如此。在郊区建房的人，汽车制造厂，卡车运输公司，都拿着联邦政府的巨额补贴，可他们却不会考虑什么污染问题，不会想到市中心孤零零的贫民窟，不会想到农村的凋敝。现在，不单是为了消除贫困，更是为了使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我们必须立足长远，看看哪些项目应当放到更优先的地位，并用比对待新药更审慎的态度来对待新技术的“副作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去世前一年，曾督促美国加快种族和解、社会融合、有新就业岗位的新城市的建设。尼克松总统表面上也赞同此建议。不过，要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有极其复杂的规划，而这是不可能靠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做好的。
其次，需要投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搞社会建设。
尼克松总统像他的前任约翰逊总统一样，希望靠私营企业解决所有这些危机。尼克松的这种哲学，起初被称为“黑色资本主义”。他上台后，命令将这一概念扩展到所有贫困少数民族。然而，生活中无情的经济事实却是，贫民窟的生活成本是郊区的两倍，贫民窟车堵得更厉害，贫民窟的劳动力更缺乏训练。也就是说，美国强加穷人身上的所有不幸，使得这些居民区对于大企业而言无利可图。当然，少数民族的企业能够为本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因此应得到政府的慷慨资助，但就绝大多数人而言，少数民族企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希望。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领域看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是可以携手合作的：就业。全国商业联合会在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努力帮助饱受贫困折磨的少数民族工人找到一份好工作，很多报道也说了他们取得的成就。然而，《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对此却并不怎么乐观。阿兰·奥腾写到，企业之所以雇用这些少数民族工人，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一旦失业率上升（鉴于尼克松的反通胀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立马就会失业。然而，当汽车工人工会建议福特公司允许上了年纪的工人自愿解雇，以便让新员工能继续就业时，福特公司拒绝了此项提议。原因很简单；解雇一名老职工的失业补偿金要高于解雇一名新员工的补偿金。1970年冬天，汽车工业开始裁员，被解雇的正是这些当初就业时被大肆宣扬的职工。利润的计算要强于社会良心。
因此，只有在有大量社会投资的情况下，才可能为新增的1亿美国人建造新城，也才可能为每个美国人提供体面的工作。70年代初，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财富》上有篇文章分析了这一趋势，该文认为，届时将会出现财政“红利”——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即使税负不变，政府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1974年将达到380亿美元，1980年达到8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去寻找资源，而是用民主的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这些资源。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制定马丁·路德·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倡导的经济权利法案：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获得体面的工作或足够的收入。
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的福利报告中，抨击了现行的由各州管理的福利体制，说那种体制使得各州的福利水平参差不齐。然而，他提出的积极的方案，却督促国会放权，将更多的权力交给此前滥用过手中权力的地方管理人员。他还提议设立一个联邦最低收入保障项目，该项目保障的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根据尼克松提出的方案，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使家庭每年能领取1600美元的救济金（另外还有900美元的食品券）。现在低于此标准的20个州，只需承担现有福利开支的一半，其余部分由联邦政府承担。
美国要做的，不是搞这种制度化的、低于贫困线的联邦最低收入保障制度，而应该采纳这一原则，即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获得体面的收入。即将卸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班子估计了负所得税这种社会投资的成本——每年要花150~200亿美元。鉴于《财富》预测1980年800亿的财政红利，这笔钱政府完全负担得起。
当然这样的一个项目应该使人们有工作动机。美国对于福利救助对象的收入实行的是100%税率，工资收入增加多少，待遇就减少多少，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当个人的工资收入提高时，应该允许他保留一定的收入，只是保留的比例随着他收入的增长而逐渐降低。不过这也意味着，必须大幅度增加体面的工作岗位。在纽约市，未成年子女救助的标准接近最低工资水平，妇女就没有任何找工作的动力，她们因而也没有工作。因此，一份有保障的收入，再加上工作动机，将是对充分就业的真正承诺。
这就是收入保障的理念与工作权相挂钩的地方。早在1944年总统竞选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提出，如果私营经济不能给人们提供工作，公共经济就必须给人们提供工作。对这项建议，我们犹犹豫豫了二三十年，真是不可原谅。如果我们最终采纳了这项建议，这将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失业及半失业人员闲置的巨大人力资源利用起来，建设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环境。如果1949年及1968年的住房法的承诺都兑现了的话，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而美国人也将发现，美国需要穷人，需要近乎贫困的人。这个项目不会导致通胀，因为这些工人将为自己的工资创造宝贵的商品和服务。
因此，20世纪70年代需要有计划的、长期的社会投资，以便为每个公民提供像样的住房，让所有美国人都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或是有份好工作。然而，在70年代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包括总统在内，都对美国神话信以为真，这种神话甚至让我们没有实事求是地界定问题本身。他们以为我们做的太多了，而实际上我们做的却少之又少。御用文人和官方统计人员甚至在宣扬反贫困的纸面胜利，他们让美国穷人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
因此，人们有理由对前景感到悲观。不过，如果要扭转这些危险的趋势，那么，美国人就应当理解一个命题：终结另一个美国的贫困，符合全社会的利益。
威胁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趋势，让穷人饱受其苦。没有计划的、乱糟糟的城市化，让穷人深受其害，可数以百万计的富人也同样未能幸免。穷人最早尝到了技术进步的苦头，技术进步毁掉了靠体力吃饭的岗位，而前几代人正是靠自己的体力得以摆脱贫困。然而，就像目前学生的激进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对于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的性质也成问题了。换句话说，如果城市无计划地延伸，而技术又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革了土地的命，污染了人类生存的基础（比如空气、水），最受罪的是穷人，可全美国都将体会到衰微的滋味。
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正义层面，每个美国公民都应当致力于根除另一个美国的贫困，因为在世界上如此富有的一个国度中，出现这样本可以避免的苦难是不能容忍的。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我们就会懂得该如何解決全体美国人的种种问题。
贫困与20世纪80年代
1984年1月，将是美国宣布对贫困开展一场“无条件的战争”20周年。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美国的贫困很有可能还是像约翰逊总统宣战时那样具有韧性。事实上，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穷人多于60年代，也并非不可想象。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贫困将依然是美国的一大难题。
由此，对过去20年的简短回顾（本书是1962年出版的）并不只是为了做历史研究。相反，理解过去是为了能把握未来。因为向贫困开战以来的岁月表明，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社会里，贫困，甚至饥饿，根源于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制度、我们做事的常规方式。因此，如果要实现约翰逊总统1964年宣扬的理想，让贫困从美国国土上消失，那么，我们就要采取比约翰逊想象的政策更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
这是否意味着，从6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一事无成呢？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将看到，我们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特别是在1963~1969年间，其中的有些成就一直保持着，比如说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的缓解，尽管现在老年贫困有倒退的趋势。因此，我并不想说，我们完全失败了，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过，我想说，我们低估了我们自己认定的挑战。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重新放到美国的紧要日程上——我想我们会的，虽然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那么，关键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特别是穷人，就注定会再次经历“充满希望——大失所望”的循环。
过去20年是未来10年的起点。对过去20年的综述，将围绕三个主题展开。首先，我将分析贫困与美国经济及美国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会仔细考察贫困的定义。最近有人认为，我们高估了而不是低估了贫困问题。我们将从这个角度审视贫困的定义。最后，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过去的项目，并展望一下未来可能切实消除美国贫困的政策措施，
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有必要引用统计数据，引用其他一些经济社会分析的简要结论。之所以必须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有许多人指责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在谈论贫困的罪恶时热血沸腾，却不动脑子。事实上，有些人甚至指责我们说，我们在煽情，让人们误以为美国有大量穷人，把本应用于有效项目的资源挪作他用，而这些项目本可以消除美国小规模的贫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些穷人的困苦视为美国社会的最大挑战的人，必须用“专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证明我们的观点。
尽管我用了各种统计数据，我还是建议读者去美国的随便任何一个大城市走走，或者开车到农村转转。睁大双眼，不是看“数据”，而是看被迫在无法容忍的条件下生活的男女老少一张张苍白消瘦、绝望的脸。那种生存体认是一场新的反贫困战争的开端——也许这一次，贫困会落荒而逃。
首先，过去20年的经历表明，美国的贫困是一种动态现象，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况。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急转突变的经济走势及政治生活的趋势。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贫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相对富裕——应该特别强调“相对”这一词，因为多数美国人总是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贫困。我们的理由是，反贫困战争不会要求任何人作出牺牲。经济繁荣和衰败周期这种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教的新经济学，已经很完美了。政府已经学会了如何“调节”经济，只要对财政政策（美国预算）和货币政策（美联储及财政部）稍作调整，就万事大吉了。用简明易懂的话说，失业率升高时，华盛顿就搞赤字财政，放松货币供应，这可以创造购买力，让经济恢复运行。在肯尼迪-约翰逊的减税政策推行后，这种策略看来得到了事实的验证。起初，减税减少了政府收入，将政府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然而，当消费者花钱的时候，经济就走向繁荣了，政府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政府让出的是芝麻，得到的却是西瓜。
事实上，1969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反贫困政策的书。曾在约翰逊总统当政时搞减税项目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翰在书中说过，华盛顿面临着“现代政府从未碰过的一种情形：行政机构总是想方设法花钱，让公共资金利国利民。”尽管减税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还是给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如果华盛顿不尽快把钱花出去，就会损失购买力，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与政府应当厉行节约的理念相反，成功的经济管理确实要求政府加大对社会公正的投资。在约翰逊当总统时，约翰逊及小亨利·福特等美国商界的一些大腕都深信，搞社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企业与联邦政府“搭档”。私营部门通过建造政府补贴的住房或提供享受政府补贴的教育可以挣钱；政府可以获得举国上下的感恩戴德；一个伟大的社会就这样可以建设起来。
如果偶尔碰上了通货膨胀，也可以像对付失业那样进行调节。如果钱多了，物品少了——通货膨胀的经典定义——政府就可以减少开支，搞预算盈余，增加税收。由于越战，这种田园牧歌开始走调了。约翰逊总统不敢以提高税收的方式要求民众为那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买单，他也总是以为，一旦战争升级，就能结束战争。1967年，失业率降至3.8%，达到了二战结束以后的最低水平。从理论上说，这是联邦政府搞财政紧缩的时候了，可就在那一年，主要由于越战的缘故，约翰逊总统提出的预算赤字超过了120亿美元。于是出现了通货膨胀。
然而，直到两年后尼克松入主白宫时，通货膨胀的冲击才真正开始。根据标准的自由主义理论，尼克松决定采取紧缩政策来消除越战导致的通胀问题。失业率上升了，可物价却没有降下来。这是我们头一次碰上自此以后主导经济生活的事实：滞胀——失业与高通胀并存，这与“调节”理论和政策都背道而驰。穷人成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残酷现实的主要受害者。肯尼迪-约翰逊当政时，官方公布的贫困数字在逐年下降。1970年，由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影响，10年来一直在下降的穷人数量首次出现上升。1971年，1974年和1975年，由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穷人的数量一次次攀升；1980年，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穷人的数量又增多了。
突如其来的滞胀最明显的受害者是工作贫民。1976年，美国有530万个家庭低于官方贫困线，其中近一半家庭（245万户）的家长是有工作的；约五分之一家庭的家长是全职工人。显然，这些人干的都是工资待遇差的活，他们要养活一大家子。受经济萧条的影响，他们要么被解雇，生活因而变得更艰难，要么跟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由于这些工人没有参加工会，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弱），工资待遇好不到哪儿去。同时，一些活在贫困线边缘的工人阶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陷入了贫困，压根儿就不工作的人也受罪了。这些人就是靠领取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官方对穷人领取的救济金的说法，人们通常称之为“福利”）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无依无靠的穷人。事实上，这一群体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少得多。70年代中期，只有40%的穷人家庭领取公共援助。不过，他们还是有200万户，其中许多都是大家庭。多年来，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人从政府获得的收入会随着经济的走势而变化。当失业率高的时候，劳动者的工资会丧失其实际购买力，这种状况发生在“糟糕的”70年代，80年代初还是如此，而福利待遇的水平也不会提高。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说，美国从来不会让救济金高于最低工资。事实上，1976年，当时还在布鲁金斯研究所任职的查尔斯·舒尔茨（后来当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就曾警告国会说，如果国会通过立法，规定每个在私营部门找不到工作的美国人都有权在公共部门获得待遇不错的工作，那将会削弱所有的低薪行业。对于国会议员和商界人士而言，给连工作都没有的人发放福利待遇，就更成问题了。
在穷人中，只有一个群体没有遭受滞胀的罪，尽管将来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社会保障待遇被“指数化”了，也就是说，会定期根据生活费用的上升而自动调高。再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提高了，其结果是减少了老年贫困的人数，贫困老人占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因此，待遇水平的提高，以及指数化机制，保护了这一阶层，使他们得以免于经济萧条带来的耻辱，不必像工作贫民和福利贫民那样忍受屈辱。
然而，在这一领域，还是有一些情况令人忧虑。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由于纳税人下岗，政府社会保障税的收入锐减。必须记住，社会保障体系并非“基金制”，也就是说，个人缴的社会保障费并没有用于投资，以便给本人退休时发养老金。现在工作的这一代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来给已退休的上一代人发养老金；当这一代人退休后，再用下一代人缴的社会保障费给他们发养老金。因此，经济衰退减少了可以用来养老的钱，而滞胀型的经济衰退以及与其相伴的高物价，又抬高了需给老年人发放的养老金的数量。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方面收入在减少，一方面支出在上升，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危机。
在这些条件下，福特总统建议对社会保障指数化“封顶”，最高5%。这意味着，如果某年物价涨幅超过12%，退休人员只能获得5%的补偿。因此，美国总统实际上在建议降低65岁以上老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围绕1980年预算平衡问题展开辩论时，中间派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糟糕的年代让其他年龄群体的贫困问题加重的时候，老年人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幸免的话，那么，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还是没什么起色的话，老年人可能也要跟着受罪了。
在评估另一个美国的不同阶层的命运的时候，我使用了比较简便的收入法和购买力法，以便能让这些群体的相对位置保持稳定。不过，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极其重要。在70年代的时候，这一问题就现出端倪了。失业率一上升，贫困就跟着加重，社会病变也会增加：酗酒成风，吸毒，家庭解体，还有犯罪。在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中，我描述了此种现象；唉，自那以后，这种现象还是照旧，老样子。当我们看看美国的种族问题的时候，这就尤其令人不安了。贫困并不存在种族之分，也就是说，穷人中黑人占三分之一，白人占三分之二。的确，统计数据有种族主义的内容：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0%强，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使如此，还是不能把贫困与种族相等同。
然而，在一个特殊的领域，经济领域的种族主义后果最为显著。20世纪70年代，在贫民窟中，年轻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常常高达百分之四五十，也就是说，比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失业率还要高。在走向社会时，这些年轻人没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碰上这种情况，真是够糟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危险的兆头。因为，大量年轻力壮的穷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被丢弃在社会的废物堆上，他们20世纪80年代很可能——几乎可以确定——沦为行凶抢劫和暴力犯罪的案犯。简言之，社会将为它的残酷无情付出惨痛的代价。把一个人关在牢房里的代价，可比把他或她送到哈佛多多了。
就其本身而言，这些社会经济趋势并没有造成政治趋势。比如，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上台时，他相信自己有人民的授权，去摧毁反贫困行动留下的坛坛罐罐。然而，60年代的各种社会项目已经拥有了一些政治上的主顾。比如，大城市的市长们就从各种就业培训项目中获得了好处。因此，即使70年代的社会氛围变了，却并没有立即变成终结60年代的项目。这存在政治上的滞后，这种滞后已经制度化了，以至于让有巨大权力的总统也无可奈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滞后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因此，在考虑美国贫困的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因素，也必须考虑到政治和意识形态趋势。美国对滞胀的最初反应是向右转。顺便说一下，这与美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是一致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人们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激进；相反，他们会变得很保守，因为每个人都想救自己，他们会迷失方向，拒绝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带来的好处，不是出现在经济形势糟得不能再糟了的1932年，也不是出现在1933年，而是出现在1935年和1936年，当时，经济回暖，美国人又开始做美梦了。
类似的，我们已经指出，人们重新发现贫困，是在一个相对富裕、失业率下降的时候。它同样不是好日子的必然产物。比如，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是马丁·路德·金，如果没有他领导的运动，就不可能会有20世纪60年代社会意识的澎湃。以1955年蒙特哥马利抵制公交车的运动为起点，一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运动在一个美国有史以来最有魅力的人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运动刚开始的头几年，金本人并没有谈及美国黑人的贫困问题。相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司法歧视上——首先是黑人无权投票，无权利用公共设施。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追随马丁·路德·金的黑人都是来自美国最贫穷的地区和社会阶层。白宫有位年轻有为的自由派总统——这是另一个政治变量——民权运动的道义和政治压力促使政府出台政策，解决贫困问题。
事实上，这些因素也显然决定了本书的命运。假如《另一个美国》早出版5年，或者晚出版1年，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另一个美国》出版的时候，正逢年轻有为的肯尼迪总统对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运动作出回应。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失业率要比他想象的难对付得多。肯尼迪听说过我写的这本书，他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本书有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听说这本书还有点货色，他便读了这本书。根据阿瑟·施莱辛格对肯尼迪政府的历史描述，这是导致总统决心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因素。我提到这事，不是为了给历史作注释，而是为了给人们一个现实的例子，说明政治经济的总体环境会影响我们对贫困的认知。
整个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与60年代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黑人运动群龙无首，再没有人能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具有号召力；滞胀让60年代自由派人士的智慧结晶声誉扫地，人们的回应是回到赫尔伯特·胡佛的做法，而不是超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确，当时的形势并非简单的向右转。在70年代末的各种调查中，如艾维内特.C.拉德这位相对保守的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一般的政治议题更保守了，而在具体问题上却相当自由。也就是说，人们一边赞同泛泛而谈的哲学描述，比如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是无效的，会导致资源浪费；可同时，他们又主张联邦政府加强介入，解决失业、环保、卫生保健等问题。然而，有一项例外：人们对“福利”（即做些事解决贫困问题）很是保守。
有许多研究者预测，贫困问题将会因人口结构的转变而在80年代得到解决。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到1985年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上的“战后婴儿潮”（从40年代末老兵退伍开始，持续到60年代初）将宣告完结。到那时，每年的新成长劳动力总量将开始下降，劳动力人数将减少。假定其他因素相同，这意味着失业问题将会更容易解決，而由于贫困与失业密切相关，贫困人数也会下降。然而，各种条件从来就不会保持不变。一方面，“充分就业-失业率”，这一官方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的界定，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上升。约翰·F·肯尼迪说，当失业率降低到3%时，就是充分就业；林登·约翰逊说是4%；尼克松-福特和吉米·卡特将其定为5%；1980年，马丁·菲尔德斯坦这位知名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杂志上撰文说，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失业率可能高达8%或9%。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开始了，政府于是着手削减开支。
换言之，官方的信条是，美国经济现现在需要500万左右的失业人员（在1亿劳动力中约有5%的人失业）以便让经济“正常”运行。根据非官方的估计，如果一切有条不紊，运转良好，失业人数当在700万至1900万之间。统计定义大笔一画，盛世时出现大量的贫困人口也就“合情合理”了。尼克松当政时的1969~1971年经济衰退，让美国贫困人口在历经10年的下降后头一次增长，可当时的失业率也没有超过5.9%，也就是说，当时的失业率接近甚至低于现在“充分就业”时的失业水平。
我在《10年抉择：美国体制的危机》用整本书的篇幅论述一个观点，即如果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少是80年头几年）将面临艰难的经济气候和不足的政治反应，那么，穷人的未来前景肯定会是暗淡的。在这种条件下，1984年的贫困人口很可能超过20年前林登·约翰逊宣布对贫困开展“无条件战争”的时候。
有些严肃认真的知情人士说，我用的这些数据都是夸大其词，美国的贫困问题实际上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我用了一个相当粗糙的办法来测量贫困，我当时把20世纪50年代末的贫困线界定为年收入3000美元。在约翰逊总统宣布对贫困开战后，联邦政府对“贫困”作了系统的界定，该定义后来成了法定标准。社会保障署的莫莉·奥山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更精确的贫困定义。奥山斯基的贫困定义依据有二，一是农业部的经济食品计划，该计划是既便宜又有营养的食品预算；二是1955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家庭的花销是其食品开支的3倍。他将食品计划的支出乘以3。于是，一个家庭的收入若低于最低食品开支的3倍，就被视为穷人。食品费用（而不是经济食品计划所列食品的营养成分）会根据价格进行调整，贫困线的标准也会根据家庭人口数的多少而适当调整。因此，美国并没有统一的贫困“线”，而是根据家庭人口数的多少以及地理位置，有一系列贫困线（农村家庭，假定他们总自己能种些食物，其贫困“线”相当于同类城镇家庭的75%~85%）。
20世纪70年代，政治向右转，统计人员跟在政客屁股后头。我不是说这里有阴谋，而是说，在60年代，一个学者如果指出了被我们忽视的贫困问题，他会得到赞扬；而在70年代，如果有人发现我们夸大了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将受到表扬。对贫困定义的批判可以从马丁·安德森1978年出版的《美国福利改革的政治经济》一书中很明显地看出来。该书认为，“私营经济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再加上用于福利和收人转移支付项目的政府开支的爆炸性增长，几乎消除了美国的贫困”。安德森是位保守的学者，他的书由（赫尔伯特）胡佛研究所出版，真是很合适。国会预算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会预算办）对贫困概念的抨击甚至还要厉害，因为它是非党派的，而且当时它还在爱丽斯·里夫林这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领导之下。
国会预算办抨击的核心主旨，是政府的贫困定义只考虑了货币收入，忽视了“实物”项目的巨大增长，这些项目给人们提供了免费或享受政府补贴的物品或服务，而不是直接发钱。最明显的例子是卫生保健（老年人医疗保健，以及给部分穷人的医疗救助）和食品（食品券）。如果根据联邦政府的项目开支，把这些“实物”项目换算成现金，计入穷人的货币收入，美国穷人将减少三分之一。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些是自由派人士。他们说，夸大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会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反贫困行动是无效的，因而给缩减而不是增加政府开支提供了口实。
如果国会预算办在讲到“实物”收入的同时，重新界定贫困的话，他们所说的就很有说服力了。人们可以对他们的一些基本假定提出质疑：比如，穷人得到的医疗保健，是否真等于医疗救助的费用，有些钱是不是乱花了，是不是进入了别人的腰包。不过，他们的基本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人们还可以看看各种可能导致低估或高估贫困人口的情形。比如，美国有大量“非法”移民工人（西南部主要是墨西哥人，东南部和东北部主要是来自加勒比各国的人），我们的统计数据都没有把这些人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想被联邦政府的机构认出来。据估计，这些人的数量，人口统计时少算了1000万。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穷人，他们都不在我们的定义中，大部分人也不领取什么“实物”待遇。
莫莉·奥山斯基等人认为，基于若干技术原因（经济餐的费用需要提高，饭菜本身的内容也应重新界定），最初的贫困定义标准太低了。许多美国人都赞同奥山斯基的说法，而不是国会预算办的说法。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该如何界定贫困这一问题时，人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他们将贫困线标准界定为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收入中位数是人口的第50个百分点，即对半开，一半人高于此数，一半人低于此数）。1977年，城市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6191美元，但如果普通美国人界定的贫困“线”，即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是8163美元。
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我用的政府统计数据不多，我凭直觉认为美国有四五千万穷人。1959年（我用的大部分都是那年的数据），当政府对贫困的界定更精确的时候，根据政府的计算，美国的贫困人口在3950万左右。简言之，它的结论表明，我估计的差不多。用同样的指标，联邦政府1976年说美国穷人约有2500万。国会预算办认为，这一数据把穷人数量高估了35%。但是，如果人们认同我对国会预算办的批判，那么美国穷人的数量只会比政府估计的多，而不会少。如果我前面的分析没错的话，那么，由于政治经济趋势的影响，80年代初，美国的贫困人口还会更多。1976年，政府发现有13.5%的家庭处于贫困之中，国会预算说实际百分比是8.3%。我觉得贫困家庭比例接近20%。
不过，那是否像有些支持国会预算的结论的人所说，我的意思是过去所有的联邦政府项目都失败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提出一种办法来消除贫困呢？
首先，过去的有些项目是有效的。在肯尼迪-约翰逊当政的年代，失业率连续8年都在下降，这使大量工作贫民摆脱了贫困。的确，尼克松、福特、卡特当政时的20世纪70年代，还有20世纪80年代，证实了其反面：失业率的上升，让很多人沦为工作贫民。我们知道，在这一领域，进步是可能的，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一点。同样，还有一些别的项目也发挥了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食品券。用于食品券的支出稳定增长，它是一个真正联邦意义上的有效的项目（给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救助的“福利”以及医疗救助项目，联邦政府承担部分资金，但各州自行设计方案，这意味着各州在资格条件和待遇水平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食品券按照联邦政府规定的标准统一发放）。60年代的有些就业培训项目成功了；有的没有。教育支出的情形也一样。（这些判断，详见萨尔·列维坦和罗伯特·塔加特合著的《伟大的承诺》，以及亨利·艾伦所著的《政治学与教授们：审视伟大社会》）。社会保障待遇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的指数化，对于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都有重大影响。
因此，我不会说20世纪60年代的项目都失败了。我只是说，这些项目想解决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它们与我们的制度那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也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好愿望成真，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稳定增长，那么，要消除绝大部分贫困并不难（但不是所有的贫困：妇女当家的大家庭不论经济状况好坏，贫困都加重）。然而这些希望破灭了，导致希望破灭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和衰退时的结构倾向。因此，如果要把穷人从困苦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解决滞胀的问题，而滞胀问题在80年代初看来并不怎么紧迫了。
另一大难处与此不无关联。1972年总统选举后的第二天，理查德·尼克松接受了《华盛顿之星》长时间的采访。在访谈中，他提出了那个颇有影响的著名论断，60年代“用钱砸问题”，也就是说，在穷人身上浪费了大量的钱，而这些钱从整体上看都打了水漂。上文已经提到，有的项目是有效的：提高老年人收入的权宜之计减轻了老年人的困苦。当人们因为收入太低而遭罪的时候，“用钱砸”是有效的做法。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夸大了用于穷人身上的钱的数量。亨利·艾伦已经向人们证明，60年代的社会创新实际上给非穷人的钱要比给穷人的钱多（联邦政府的大学教育补助就是很好的例子）。根据查尔斯·舒尔茨的计算，联邦政府的实际（社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卡特总统这25年间，并没有增长。
在这段时间，老年人从联邦政府拿到的好处的确有显著增长：政府60年代新增加的联邦开支都投向了社会保障和医疗救助。但正是这个群体得到了最多人的同情，因为大家都明白，自己有一天也会步入老年。因此，如果我们看看那些真正有争议的项目，比如给少数民族的援助，给贫民窟的援助等，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项目得到的资金很少。查尔斯·舒尔茨估计，1965年至1977年间，这些项目的支出增加了35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总值的1.7%。这笔钱并不多，而且非穷人得到的更多。这一领域的困境，部分跟林登·约翰逊夸夸其谈有关。约翰逊谈话时，仿佛他的政府每天早上都在重新创造世界。他的政府实际上没有做到，而由于人们夸大了支出，也就亏大了这些年的失败。
然而，假设在80年代的某一天，贫困问题又一次列入紧迫的政治议程，我们该如何消除这一令人义愤填膺的悖论：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的燃眉之急。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我前面的分析中了。首先，消除贫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意思是岗位找工人，像二战时那样，而不是像现在做的那样，容忍一个高得离谱的失业率。充分就业能让我们通过劳动力市场消除工作贫民的贫困（二战期间失业率为1%，黑人和妇女从中获益最大），还能为消除劳动力市场以外的人的贫困提供政治经济基础。
其次，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收入，就能消除老年人的货币收入贫困。
再次，美国最顽固的贫困，即贫民窟中那些单亲母亲家庭，要求政府搞好规划，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居住在充满活力的社区里。这意味着，目前在东北部的大城市和中西部工业化的大城市搞大面积拆迁的做法，必须停止。这里也一样，充分就业政策是关键，比如，可以将国有的太阳能发电厂建在衰败的社区，或者在新城区、旧城区建设新社区。
我的观点已经够清楚的了，因此在这里我不想再谈更多的细节——我在《10年抉择》中对此谈得很细。一方面，经济滞胀这种史无前例的问题，使得贫困的消除要比相对繁荣的20世纪60年代更难了。在0年代，经济理论说什么，经济指数就老老实实地照办不误。另一方面，我们有项目（首先是有计划的充分就业的经济），使得我们有可能一劳永逸地终结另一个美国。不过，这些有效的项目要求相对激进的新举措，这些举措，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的自由主义超越胡佛的保守主义一样，超越前者。因为，自我们重新发现贫困以来的20年的历程，已经表明这种令人义愤填膺的贫困比我们想象的结构性更强，制度化程度更高。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照常营业不可能消除80年代的贫困。
我用一段矛盾的话结束我对这20年历程的回顾。有进步，可能会有更大的进步，穷人没必要总是与我们同在。但要实现进步，就需要比80年代已有的政治运动更激进、更富有想象力的政治运动。除非发生那种情况，穷人还将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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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定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附录·定义
我开始着手研究美国贫困文化时，正在为《评论》杂志写一篇稿子。文章还在校样时，有一天，有位编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有人在《财富》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该文对美国的收入分配形势很是乐观。既然我说美国有5000多万穷人，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我看了那篇文章。文章用的素材和我援引的材料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观点不同而已，《财富》文章的作者关注的是美国社会的中间阶层（高薪行业的工会职工，因教育水平提高而获益的人，等等）的发展变化。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上升了，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事。然而，在《财富》那篇文章当中，还是提到了底层群体的存在，只不过是作者没有对他们的状况加以评论而已。
《财富》文章的作者寻找的是反映美国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而他正好又找到了一个确实有进步的领域。坦白地说，在本书中，我要找的是社会的退步和停滞不前。在美国社会中，功成名就的人士，有很多人给他们道喜，把他们载入史册；他们是美国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是，被进步抛弃的那些人，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忘却了。
如果说，我的解读是凄凉的、严酷的，甚至有点夸大其词的话，那是我有意为之。愤世嫉俗是我的道德出发点。我觉得，穷人现在的问题是如此明显、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认为我们应当用唱反调的方式去描述它，而非刻意淡化它。如果我们从最悲观的角度看当下的形势，不会伤害任何人，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那就会导致骄傲自满，使另一个美国继续存在下去，贻害无穷。
这并不是说本书所用的数据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作者有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本书的数据全都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当我走在贫民窟的街道上跟人们聊天，或者访问在田间地头顶着烈日干活的加州移民时，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数据大多是可靠的。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对统计数据的解读，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罗伯特·兰普曼曾受参议院委托作过一项研究。他估算，美国低收入人口的“合理区间介于16%和36%之间。从百分比看，上下限的差别看起来并不怎么大。但如果把这些数据变成绝对数或者人数，差异就很明显了：上限比下限多出3600多万人口。
再有，选择哪些数据来反映穷人的境况，将决定一个人所看到的贫困图景是什么样的。贫困线越低，贫困家庭中大家庭的比例将越小，而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将越高。这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告诉美国人哪些群体最需要帮助。
在附录中，我已经描述了本书的统计假设以及基本的解释立场。这种讨论难免会涉及枯燥乏味的技术性问题。但是，这不应掩饰一个重要事实，即这些数字代表的全都是活生生的人，任何低估问题的严重程度的倾向，都是对社会苦难的默许。
我有两项指导原则：数据尽量真实客观；对穷人，有怜悯之心。如果有社会统计学家发现我的某些统计数据有问题，比如说美国的贫困人口比我估计的少1000万，那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有能力为男女老少提供体面生活的社会中，不论是不是把这1000万算在内，美国有穷人都是一大丑闻。
一
在19世纪，英国的保守派人士曾反对改革。他们反对改革的理由是，英国工人当时的预期寿命比中世纪的贵族还要长。
这就是说，贫困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条件。事实上，如果有人想玩数字游戏的话，他可以证明美国压根儿就没有穷人，或顶多只有极少数的穷人像香港人那样为生存而挣扎。美国社会的确有人忍饥挨饿，但饥饿并不像某些刚独立的国家那样普遍。有些美国人仍然会抛尸街头，但数量相当小。
用这种抽象的方法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社会的贫困，会对结果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用这种办法，19世纪英国的保守派人士可以无视生活在最不人道的环境中的工人的困苦。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英国的城市大面积出现100年前的那种状况的话，20世纪的英国保守派人士可能会大为震惊。我们有关体面生活的标准在变化，也应该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世人对人类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人道的生活水准应当是什么样的，有了新的看法。近年来，科技发展在不断提升人们的潜力：人们活的更长，更健康、更好了。因此，技术进步了，我们的期望也变高了。那些生活水平远低于本该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人，即便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都好，他们还是穷人。
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是世人对贫困的定义。如果放到香港，或放在16世纪，美国穷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穷人；只是在今天的美国，他们是穷人。他们被剥夺了其他美国人能够享有的一切，他们没办法获得社会提供就能够提供的一切。他们活在边缘。他们看美国的电影，读美国的杂志，而这些电影和杂志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在美国的本土流放。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讨论贫困定义的时候描述穷人的感受，是不合适的。然而，如果本书揭示了另一个美国的某些真谛的话，那就是：这种被排斥的感觉，是悲观绝望、听天由命的根源，而穷人破罐子破摔会进一步强化世人对穷人的排斥。在一个社会当中，当其他人碗里都只有半碗饭的时候，你端着满满一碗米饭，那是成就和智慧的象征，它会促使一个人去行动，去实现他自己的潜能。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吃上像样的饭菜的社会中，每天只能吃5碗干饭，那就是一种悲剧。
贫困的定义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新技术带来的一大后果是我们创造出了新的需要。长寿的人更多了。他们的需要也多了。简言之，如果光有技术进步而没有社会进步的话，势必会有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最后，在界定贫困的时候，人们必须计算进步的社会代价。居民收入数据显示，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比20多年前少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出来工作的家庭主妇比以前多了，家庭收入随之上升了。1940年，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占15%；1957年该比例是30%。这意味着钱多了，而贫困家庭可能减少了。
然而，大量家庭主妇出来工作以增加收入，代价却是很大的。家庭生活可能会大受影响，儿童会缺乏照料，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监护。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出现更多的问题青年。它可能意味着下一代不得不为现在多赚的那点钱买单。它也可能意味着收入上去了，千百万儿童却受到了伤害。如果一个人钱多了，却是杀鸡取卵的方式用自己的未来作抵押的话，谁还能说他已经脱贫了？
要把所有这些串起来，得出一个简单的贫困定义，并非易事。然而，本文将澄清本书的基本假设：
贫困应当根据人类社会能够达到的水平来界定。
二
了解美国到底有多少穷人最简单的方式，或许是利用政府机关提供的收入数据。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会错过很多细微的区别。比如，它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别。某位妻子的厨艺如何？某个少数民族群体食物有哪些，得花多少钱？使用这种方法，妇女就业增多对家庭生活和子女成长的影响就被淡化了。不过，尽管收人调查没有考虑到另一个美国的生活质量，它还是提供了一个粗略测算美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方法。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会设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低收入家庭。这些研究确定了当时的贫困线：城市四口之家，年收入2000美元。如果按现在的购买力换算（即考虑这些年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每年2500美元左右。不过，在这些数字确定的同时，不少权威人士就已经指出，最低收入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于是，有关部门按1961年的物价指数对贫困线进行了修正。贫困线虽然调整了，可是暗地里，这做法却假定，贫困线的实际标准10年内不会提高。简言之，它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这是一个其他社会群体都在大踏步往前走的时代。
最近，罗伯特·兰普曼的研究将年收入2500美元作为城市四口之家的低收入线。兰普曼假定，家庭人口数不同的其他家庭，其低收入线可以直接按比例测算得出。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单身汉，如果其收入低于1157美元，就算低收入；一个6口之家，如果其年收入不到3236美元，就属于低收入家庭，凡此等等。兰普曼据此得出结论，美国有3200万低收入人口，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9%。
同一时期，美国劳联-产联对低收入的界定，标准要高一些。它发现，1958年，有3600万美国人生活在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两口或多口之家。另外还有550万人收入不足1500美元（每周的税前收入不到29美元）。劳联-产联的统计人员由此认为，美国的低收入人群有4150万，占美国人口的24%。
兰普曼和劳联-产联的研究公布以后，劳动统计署发表了一项报告。报告认为，兰普曼和劳联-产联的研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城市四口之家，兰普曼认为2500美元就“够了，而劳动统计署则认为，年收入要超过4000美元才算够。同样，劳联-产联的低收入标准也应定在4800美元的水平，而不是每年3000美元。
然而，兰普曼和劳联-产联对低收入线的估算，采用的都是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来的“够用”法（具体标准会根据物价水平而相应调整，但基本原理不变）。最近，劳动统计署提出了测算家庭花销的新方法。城市四口之家的家庭花销介于休斯顿的5370美元和芝加哥的6567美元之间，而华盛顿特区则接近6147美元的平均值。根据政府的说法，家庭预算标准高于“最低生活水平”，但远不到“奢侈”的水平。虽然它“低于美国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其水平却“适度、够用”。
测算家庭花销是衡量居民收入需要的一次重要尝试，因此，在对贫困下定义前，有必要把家庭花销说得更细一些。政府在统计时，典型的四口之家是这样的：丈夫，38岁，有工作；妻子，在家，没有工作；女儿，8岁；儿子，13岁。一家四口在大城市或大城市的郊区租房子住。家庭的花销则根据1959年秋的价格水平测算得出。
哪些项目计算在家庭花销中呢？这里列举的，是华盛顿特区（最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家庭花销时的一些支出项目，其中有：食品支出1684美元，包括在家吃饭的花销1447美元，以及外出吃饭的费用181美元，房租1226美元；妻子每年有160美元去购置衣服。显然，靠这一点钱，是过不上美国杂志描绘的那种宽裕生活的。在现在的条件下，这家子过得也还可以，算不上贫困。但如果家里有人长期患病或是家长长期失业的话，将陷入严重的危机。
四口之家是这样，其他家庭的家庭预算又是怎样测算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劳动统计署測算的两口之家的开支，略高于四口之家家庭开支的60%。
据此，如果家庭预算标准的50%作为低收入线或贫困线（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低收入人员的数量、生活成本的高低以及农村居民是否种粮食，进行适当调整），如果城市四口之家的低收入线介于3000~3500美元之间，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就在5000万左右（如果用兰普曼的数据，以4000美元这一他认为“合理”的低收人上限作为低收入线，美国贫困人口将超过6000万）。
没必要为低收入线的确切标准而争论不休。兰普曼估计美国有3200万穷人，这可以看做是低收入人数的下限；劳联-产联估计美国有4100万穷人，也完全有可能；而鉴于劳动统计署对其数据的修正，根据现现在的生活水平，美国有5000万穷人。
简言之，约有20%~25%的美国人是穷人。他们住的不好，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吃不饱吃不好，也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我看来，他们的数量介于4000万至5000万之间。
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小心翼翼。美国穷人的数量完全有可能比我们估算的多。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会随着经济的繁荣或衰退而发生变化。比如1947年，商务部估计，有34%的美国家庭的货币收入低于3000美元（按1961年的美元平价计算）。1949年经济衰退了，货币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美国家庭上升为36%。1950年，经济恢复繁荣，降至33%。这种情形贯穿整个50年代。
因此，在使用这些数字和百分比时，必须明白，这些数据反映了特定时间、特定地方的状况。此外，他们描述的是一个经济衰退并不严重、经济又重新走向繁荣的时期（1961年公布的实际上是50年代末的数据）。贫困数据未来的走势，将部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形势。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未必能有福同享，因为他们不受进步的影响；而当经济形势恶化时，他们却要有难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挣扎在贫困的边缘。经济停滞，经济衰退，甚至经济繁荣时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会拉高我们的贫困人口数。
迄今为止，本文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寻找一种衡量美国社会底层生活状况的方法，并据此确定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如果顺着这一思路，思考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美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如何变化的？——结果就更令人震惊了。下表便是绝佳的例证，它很好地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
表a美国家庭的稅前收入分布家庭分层
家庭分层1935—1936年(%)
1944年(%)1958年(%)
1958年的家庭平均收入(美元)
底层4.14.9
4.71460
中下层9.210.9
11.13480
中层14.116.2
16.35110
中上层20.922.2
22.47020
上层51.745.8
45.514250
资料来源：摘自劳联-产联的一份出版物，原始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百分比？1958年，美国底层家庭的收入占全部个人收入的4.7%，而上层家庭的收入占全部个人收入的45.5%，反差之大真是令人乍舌。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收入分配的走向。在1935~1936年和1944年间，穷人（即底层）的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例从4.1%上升到4.9%。生活最穷最苦的美国公民收入增长慢得像乌龟爬行。战后，这种增长趋势被逆转了。1958年，穷人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甚至还不如1944年时的水平。
事实上，这张表是一把统计钥匙，它把美国的穷人隐藏起来了。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他们中间，有大学毕业生，有政治上更活跃的人士，有作家、编辑，等等。中层的状况一直在好转，这让他们很乐观，对未来信心满满。上层的收入比例降低了，可这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944和1958年间，底层的实际收入平均提高了8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5%的阶层，1958年的收入达到了25280美元，增长了1900美元。简言之，即使顶层占个人收入的比例略有下降（是否真是这样，值得商榷），对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
这些数据着实令人震惊。然而实际上，这些数据还是有所保留。所有这些官方的收入数据，几乎都低估了富人的财富。说出这一事实并非居心不良。这纯粹是因为高收入家庭和个人有能力掩饰自己的收入，以逃避所得税。他们可以弄奢侈费用账户（这是生活水平的一部分，但不会算在收入里），可以捕股票交易，而股票并不算在商务部的统计数据里头。
有心人如果得知美国的税收体制对穷人不利，可能会很惊讶。根据税收基金196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收入不足2000美元的家庭，其家庭收入的28.3%都交给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而家庭收入是他们的5~7倍的家庭，上缴的收入只占其收入的24%（其中一个原因是，州政府和市政府广泛使用财产税和消费税。这些“一碗水端平”的税收项目从穷人手中拿走的钱占其收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富人）。
因此，即使撇开高收入阶层的数据有水分不说，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十几年前相比，穷人在美国社会的相对地位下降了。技术进步如雨后春笋，他们能分享的经济繁荣成果却少了，他们要承受的经济衰退的后果却更多了，他们的日子更苦了。
三
本书前几章对另一个美国的主要贫困人群作了清楚的描述。主要的贫困人群有老年人，少数民族，农业工人，以及被抛弃的工人。
在穷人的世界里，这些人各占多少比例呢？
美国是个丰裕社会，为了这个神话，人们刻意貶低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文过饰非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人们说美国的贫困限于“局部地区”，这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极其荒谬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穷人都是居住在农村的有色人种。出现这种情况的确很不幸，可这意味着，贫困在美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它跟落后地区密切相关，通过技术进步，完全可以消除贫困（有人跟我说，澳大利亚在计算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时，把土著民排除在外是一种惯例。在美国，黑人和农村贫民也经常得到同样的待遇）。
人们以为，美国的穷人主要是生活在农村的有色人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罗伯特·兰普曼估算，美国有3200万低收入人群。不过，如他自己所说，他把大量刚好超过低收入线的大家庭排除在外了。鉴于他低估了贫困线，也鉴于他把这些大家庭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用兰普曼的研究数据来测算不同贫困人群占贫困人口的比例。
3200万贫困人口中，800万是65岁以上的老人，640万是少数民族，800万生活在妇女当家的家庭，2100万人生活在家长文化程度低于9年级的家庭。显然，这些数据存在重叠交叉，因为贫困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穷人家庭往往同时面临多种不利条件。
兰普曼发现，70%的低收入人口都有一个或多个拖后腿的因素（在普通百姓中，该比例为50%）。结果，一个人往往是一系列不利条件的受害者：一名黑人，他可能遭受就业歧视，本身的教育培训水平也不高，还可能生活在妇女当家的家庭，这样的人在少数民族贫民区并不鲜见。
兰普曼注意到，年老是穷人面临的一大不利条件。不过，有必要对“年老”作作界定。从统计上说，一个人如果到了65岁，就算“老年人”了。不过，本书第二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实际的“老年”界线要低得多。在生产企业中，“年老”的年龄大抵在40岁和50岁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人下岗了的话，不论他的技能水平如何，想要找到一份跟他以前的工资待遇相当的工作，可能性都要小的多。如果他是一名半熟练工或非熟练工（或者他的技术已经过时），连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都很困难。
这个例子说明人的年龄是如何与社会标准挂上钩的。40岁以上的蓝领工人不仅遭受歧视，心理上还得忍受被人抛弃的失落感，忍受失败给人带来的打击。按现在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今后很可能会继续恶化，果真那样的话，修正“老年”的定义就很有必要了。
在低龄人群中，兰普曼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贫困人口中，贫困儿童所占的比例要高于老年人。3200万贫困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800万，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则有1100万。因此，未成年人占了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必须再次强调，兰普曼对贫困儿童数量的估算，真的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如第六章所述，有很多人在工作时还过着像样的生活，年老后才变穷的。这当然是一大悲剧，一个国家制造的悲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却没有给他们提供像样的养老保障。然而，对于贫困儿童来说，面对他们的却是另一个残酷的过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养育下一代穷人。
正如兰普曼所言，“大量年轻人在“继承的贫困’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在书中说过，这一事实现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要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贫困的特征变了，变得比年轻人更不利了。穷人不再是那些胸怀大志的移民群体了。现在的穷人，越来越难以跳出贫困的窠臼、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社会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高了。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儿童将上最差的学校。即使他们有教育机会，他们的家人也不重视教育，反倒是鼓励他们尽早放弃学业。
因此，在60年代初，美国面临着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大量年轻人聚集，如果不马上帮助他们，他们很可能成为继承型贫困的源泉。如果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将变得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也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贫困文化与出生之间的关联将变得益发紧密。
不论如何，美国的贫困都不只是局限于有色人种，也不只是局限于农村地区，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中，有色人种占25%左右（也就是说，是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的两倍）；农村穷人占的比例还要低（这里存在交叉，因为农村的贫困黑人是一个重要组别）。以“边缘型”贫困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自娱自乐可以，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本书第六章对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不过，重要的是明白，疾病是穷人的通病，不分老少。我头一次明白这一点，还是在50年代，纽约当时流行亚洲型流感。报纸上说，流感侵袭的人群有阶层之分。哈勒姆、纽约城东南等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欠佳的地区，流感的发病率要远高于邻近的富人街区。
以下是美国的国民健康调查得出的一些数据，他们说明了穷人的身体是如何被病痛折磨的：
5~14岁儿童，家庭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儿童看牙医的比率，3倍于家庭收入低于4000美元的儿童。
美国人掉牙的比率与家庭收入成反比，家庭收入越低，一颗牙不剩的可能性越大。
在所有年龄组中，行走不便的人数与收入直接相关。在45-54岁的人群中，家庭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人行走不便的比例，是家庭收入达到7000美元的人的6倍。
结果，穷人因病误工的天数最多：“收入不到2000美元的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有32.4天活动受到限制。收入介于2000~3999美元的家庭，20.5天；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家庭，16.5天。”
上面这段话引自国民健康调查做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考察了1957年7月至1958年6月间的国民健康状况。在引用这些数据以后，研究报告接着写道：“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低收入人群较少利用医疗保健、营养较差等原因，低收入家庭的人更可能患上限制其活动能力的疾病。”
鉴于健康保险的现状，这种情形短期内不可能好转。国民健康调查曾对1959年7月~12月这段时间进行过研究。那个时候，收入低于1999美元的人群占美国人口的15%，而他们只占住院保险参保人员的7.4%，手术保险参保人员的6.6%，门诊保险参保人员的7.0%。相比之下，收入介于4000~6999美元的人群占人口总数的35.6%，却占住院保险参保人员的42.1%，手术保险参保人员的43.1%，门诊保险参保人员的40.6%。
最后，地域是贫困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商务部的数据，1959年，东北部和西部有16%的家庭收入不足3000美元；中北部为21%；南部最高，为34%。1953~1959年间，西部进步很大（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家庭从23%降至16%）。中北部地区取得的进步最小，贫困家庭的比例6年间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
在看这些数据（或其他跟家庭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时候，必须记住，那些贫困的、“无依无靠的个体”更多的住在城里，他们跟农村亲友的联系也更少。在这方面，南部的表现要稍好一些，不像它在家庭贫困方面的表现那样丢人现眼（根据劳联-产联的估算，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单身之家”有550万个，这不包括25万住在机构里的老人）。
人们可以给另一个美国画一幅简明扼要的统计图，作为总结。
美国的穷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5%。穷人的人数介于4000万至5000万之间，确切数字取决于所采用的低收入的标准。
美国的穷人多数是白人，尽管在穷人中，少数民族所遭受的困苦要多得多，也更具有整体性。
从事农业生产的穷人在逐渐减少。尽管农村贫困是贫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贫困文化的主体。
除了少数民族之外，还有一些处于这样或那样的逆境中的群体，这些群体有：老年人，民工，下岗工人，儿童，妇女当家的家庭，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贫困文化的这些不同特征，往往会聚集在一起（最近几年来，在所有家庭组别中，大家庭取得的进步最小，这也导致了贫困儿童的增多）。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身体健康状况堪忧。他们更容易患上慢性病，患病后获得治疗的可能性却要小得多。
穷人遭受的精神和情绪问题的折磨，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多。
这些数据，都没有证实那些自鸣得意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现在的贫困都是“小块地区”的贫困，穷人都是有色人种，穷人都在农村，等等。相反，这些数据表明，贫困是一个大范围的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无法获得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他们把技术进步视为祸水。
我将以开篇的方式为本章作结。这些就是我用的数据。诚实厚道的人可能会质疑某些细节，说我对数据的某些解读欠妥。我恳请读者忘记这些数字游戏。不论数据调整得如何精确，现有的这些数据已很清楚地说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还有太多太多的人在受苦受罪。看到这些，人们会义愤填膺。
面对这些事实，如果我们并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如果我们并不知耻而后勇，积极行动起来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另一个美国还将持续存在下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里，出现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苦痛，真是荒谬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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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两个国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九章两个国度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一个丰裕社会。千百万美国人过着世上最好的生活。这当然是件喜事，不过也有令人忧心的一面。它的基础是一个扭曲的经济，这种经济往往使人们物欲横流，而不是满足人的需要。有的人精神空虚，倍感孤独。不过，如果有人放着饭不吃，宁愿饿着肚皮，那准是个傻瓜。至少，物质财富能让人有可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
与此同时，美国还有一个欠发达的国度，一种贫困文化。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居民，虽说日子过得不像东亚的农民或非洲的部落民那么惨，可一样陷入了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对他们来说，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如同浮云。
然而，两个新国度并存，有一大优势：贫困是如此普遍、如此严重，以至于全社会都热切期望能把贫困根除。每一种资源、每一项政策，都必须衡量其对最苦最穷的社会底层的影响。为了消除贫困，人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消除贫困成了举国上下的目标，它渗透到了每一个村庄，激励人们去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不过，这个国家似乎陷入了悖论之中。由于穷人还能活下去，也由于如此多的人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以至于世人对穷人的困苦无动于衷、熟视无睹。有些人，甚至还否认美国存在贫困问题。英国首相狄斯累利有关贫富两个国度的名言，仿佛在这儿得到了灵验。多少年来，想消除贫困的人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人们终于有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消除贫困时，人们却没有了消除贫困的意志。他们看不见穷人：他们也不作为。物质富足让有钱人的良心泯灭了；物质精神贫困把穷人的生活给毁了。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视野的问题。富人的国度必须能穿透物质富足的高墙，看到外边的穷人。同样，人们的目标和期望也必须有新的视野：如果这个词不会让有教养的美国人听起来刺耳的话，要消除贫困，缺乏激情是不成的，因为如果没有激情，一切都于事无补。
本章是全书的总结，希望我至少能丰富人们的视野。为了便于人们意识到消除贫困困的可能性以及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就让我们试着把贫困理解为一个整体，就让我们去看看，如果我们对贫困放任自流，将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有对穷人的描述，有对贫困的社会学分析。在我们说了那么多也做了那么多之后，决定性的时刻来了。“丰富人们视野的材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看到贫困的事实之后，有人会义愤填膺、会羞愧难当，有人则无动于衷。通常情况下，穷人的命运取决于有钱人的决定。如果富人看了这些事实，并没有义愤填膺、羞愧难当，那么，二三十年后，别人还可以写一本书，描述另一个美国。其中所描述的情形，将与我所说的一模一样，甚或更糟。
一
从对另一个美国的描述中，人们能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贫困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认知习惯。认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将决定我们该如何行动，才能消除贫困。
贫困的不同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另一个美国的各种亚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这在老年人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对于好几百万老年人来说，老年时的贫困是因为自己穷了一辈子。如果每个美国人都能享有足够好的医疗保健，那么，老年人的日子也就不会过得那么苦。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此外，贫困的农场主与缺乏技能的工人之间也不无关联。因农业技术进步，农场主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被迫离开了土地来到城里。他离开了一种贫困文化，加入了另一种贫困文化。如果对低收入农场主采取某些措施，城市失业人数和经济底层从业人数将会立马发生变化。黑人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少数民族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将立即变成所有缺乏技能的工人的福音。社会底层的境况改善了，对其他阶层也有好处。
贫困是一个整体，这事实上具有一种奇特的优势。由于另一个美国在美国内部构成一个独特的系统，因此在任何关键节点上采取的任何有效行动，都将产生“乘数”效应；这种效应将扩散到整个贫困文化，最终扩散到全社会。
贫困系统各个部分的贫困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贫困是一种文化。恶性循环是一种基本模式。虽然，对于缺乏技能的工人、对于老年人、对于黑人、对于农业工人而言，恶性循环呈现的形式各异，可背后的机理却是一样的。在丰裕社会里，有些人因为穷而穷，因为穷而穷一辈子。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看到，有好几千万美国人游离于福利国家之外。有的根本没有被社会立法所覆盖：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不享受最低工资法的保护。有的人虽然被覆盖了，可是，他们要么因为穷而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要么因为这些项目的保障水平有限，起不了什么作用，生活还是老样子。
20世纪30年代，社会创新突然降临这个国度。福利国家正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如前所述，福利国家的结构体现了那些在建设福利国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的需要；中产阶级，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城市的自由主义力量，等等。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出现了一种情形，即“对富人搞社会主义，对穷人搞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大型农场是农业项目的主要受益者，而贫困的农场主则几乎一无所获。公共资金用于资助人们建造豪华奢侈的住房，而对贫民窟则听之任之（或者为了给有钱人建房让道，使贫民窟更拥挤不堪）。
这样，就出现了福利国家的根本悖论：福利国家不是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建的，而是为那些原本就有能力自助的人建的。人们以为穷人在吃政府的救济，只要这种幻觉还存在，那么，另一个美国也将安然无恙地存续下去。必须明白，事实正好相反。穷人从福利国家得到的好处，要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少。
当然，这与另一个美国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普遍悲观绝望。即使有福利项目想帮助穷人，悲观绝望的穷人也不懂得去利用。
本书将此作为穷人的“志向”问题来加以描写。像亚洲的农民一样，贫穷的美国人往往将生活看做是命运的安排，看做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循环。“教育教育穷人”这种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穷人对生活不抱希望（在很多情况下，现实让他有这样的感觉），越来越不灵了。如果一个人想从教育中获益，他首先得觉得教育会对他有好处。我觉得，在贫民窟中办一所有好师资的好学校，当然会比一所师资很差的差校烂校要好。但是，如果住区环境、家庭环境还有街道的环境都让穷人的孩子尽早辍学或是不想上学，学校办得再好也是枉然。
另一方面，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精神上备受煎熬。这不仅是人穷志短的问题，不仅是悲观绝望的问题，更是穷人的生活乱成一团麻的问题。酗酒成风，婚姻不稳定，以及暴力频频，不单纯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群体的问题。这些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让他们不得不这样。
简言之，在这个国家里，贫困不仅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他生活的全部。从整体上看，贫困是一种文化。从家庭层面说，贫困也是一种文化。穷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缺乏教育和技能，身体不好，住房糟糕，没有远大志向，精神上很是苦恼。用社会学的语言说，穷人的家庭都是“问题重重”的家庭。穷人面临任何一种不利处境，对他的影响都要比其他人大得多，因为各种不利条件构成了一张束缚穷人的大网。如果一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却照旧，就不会有什么起色。
人们可以用这些事实进行道德说教。有些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纯粹是咎由自取。这些人特喜欢对穷人进行道德说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生活没有道德选择可言，他们深陷在贫困的泥潭中，谈不上什么自由选择。我们要做的，不是让他们成为被国家收容的人。相反，在这些人能够自助之前，社会必须给他们以帮助，使他们能够自助。
二
另一种有关美国贫困文化的观点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贫困人口将减少一半。
仔细探讨一下这一理论，实有必要。首先，这一理论不是反动人士提出的。美国真正的死硬派甚至不知道穷人的存在。一旦有人开始谈论穷人的问题，就会有人给他上标签，说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展望未来，认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在未来20来年运气肯定会好转。对这些人来说，还真是这样。
这种观点之所以值得认真考虑，还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预测，即穷人境况的好转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自动的。该理论的支持者主张加强社会立法，以加快并深化这一过程。不过，一些自鸣得意的人，也可以用这些论点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
那么，穷人在美国有前途可言吗？
有的人认为，贫困即将在美国寿终正寝。在“低收入人口与经济增长”这份参众两院的联合研究报告中，罗伯特·兰普曼对这种观点做了最合理、最厚道的阐释。兰普曼估计，美国的穷人约有32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我在附录中讲了我和他的分歧所在）。他写道，“可以预期，到1977~1987年间，低收入人口将约占美国人口的10%，而不是现在的20%。”
兰普曼这种相对乐观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假设：贫困人口自然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减少。然而，20世纪0年代初，事情看来并不如此简单。“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20世纪50年代中期。然后，发生了经济衰退。每次经济衰退过后，经济复苏了，然而却有更多的人在经济繁荣的“正常”时期也找不到工作。而且，在失业人员中，长期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了。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失业时间越来越长。
在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方案，以便能切实解决经济落后地区与低收入行业的问题。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方案之间肯定会有差异。不过，有一个事实却很明显，那就是最终提出的法案，如政府自己所说的那样，通常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我不是搞经济预测的，在这儿预言未来经济走势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严肃的、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会觉得，社会的反应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样说就足够了。
这造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1961年春经济开始复苏时，此种情形就变得很明显了。所有的经济指数都表明经济在增长：产量上去了，生产率也提高了。尽管工业生产上去了，可失业率还是老样子，依旧居高不下。本书前头所描述的“阶级失业”这种极端的形式，看来已经嵌入在经济体系中了。
不论如何，人们都可以说，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另一个美国不仅会存续下去，而且还会继续扩大。因此，在我看来，这种乐观的论调有点含糊不清，因为它仓促就下结论，社会将做出穷人需要的反应。
然而，即使经济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持续增长，美国的贫困也未必就会自动消除。不应忘记，J.K.加尔布雷斯已经说过，“新型”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社会进步的影响的。兰普曼在预测未来二三十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将减少一半的时候，他必须面对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因此，有必要看看兰普曼是怎么说的。
加尔布雷斯认为，孤岛型贫困（或经济落后地区）长期来看会让穷人的日子越来越糟。对此，兰普曼不以为然。作为例证，他引用了一项数据。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场，1947~1957年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农村家庭从330万户降至240万户。
如何看待这些简单的统计数据，的确是个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也就是说，由农村穷人转变为城市贫民，货币收入是上升的。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贫民的货币收入要高于农村穷人。但这未必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真的改善了，未必意味着这个人就从贫困文化中逃离出来了。就像第三章讲的那样，这些被迫离开土地的人对城市生活毫无准备。在社会对技能要求水涨船高的时候，在失业水平居高不下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城里。他们通常会进入经济底层。从统计上说，他们钱多了，也可以算有收获。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他们只是从一种贫困文化过渡到了另一种贫困文化。
同时，也应该指出，尽管有大量农村穷人离开农村，但贫困农场所占的比例，却没什么变化。
接着，兰普曼谈到了加尔布雷斯的“个别贫困”理论。加尔布雷斯认为，有些人身上的某些缺陷让他们深陷贫困的泥潭。这里有必要再次指出，加尔布雷斯本人对个别贫困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倾向于认为，穷人身心健康欠佳，只是个体本身的问题。如果本书没写错的话，特别是本书有关穷人心灵被扭曲的描述没错的话，那么，事实并非加尔布雷斯想象的那样。穷人的苦痛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他们自找的。只要贫困环境继续存在下去，他们还将继续遭罪。
然而，兰普曼却比加尔布雷斯还要乐观。他认为，个别贫困的各种不利条件（心智不健全，身体欠佳，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纪律，孩子生得太多，酗酒，缺乏教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缓解”。他举了教育的例子。“比如，平均教育水平未来几年将会提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所受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因此，随着这一代老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育水平低下的人将越来越少。”
这诚然是真的，然而如果不把这个放在社会变迁的整体环境中的话，这种说法却具有误导性。现在上过几年高中的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比二三十年前高多了。我在前文中说过，社会对技能水平的要求变高了，结果，教育水平的不足就更是件拖后腿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并不等于这些人就跳出了贫困文化。这颇具有讽刺意味：美国拥有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穷人。
兰普曼本人也承认，老年人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广泛全面的社会项目，在二三十年内，穷人数量的增长实际上会增加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数量。兰普曼还承认，妇女当家的家庭也不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这是消除贫困文化的另一个障碍。
最后，兰普曼对“非白人”群体可能取得的进步，看法要远比本书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乐观得多。我不想再重复我的观点。长话短说：少数民族现在的经济进步速度慢得着实令人痛心，按这样的速度，休想指望有什么长足的进展。
因此，我赞同加尔布雷斯的观点。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贫困的特征使得穷人难以面对丰裕社会。正如本书详细描述和论证的那样，有许多特殊因素，使得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少数民族、农村穷人以及老年人陷入了贫困的泥潭之中。如果想给这些人出路，就得靠人的行动，靠政治变迁，而不是指望什么必然发生的进程。
末了，假设兰普曼说的每一点都不错，结果又会怎样呢？假定美国经济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持续增长，政府也推行各项社会立法，那么，到1987年的时候，美国的穷人将“只占人口总数的10%。另一方面，如果全方位的反贫困项目能够加速这一发展，甚至在二三十年内消除贫困的话，又有什么理由踌躇不前呢？在一个不需要贫困的社会里，贫困是件如此令人憎恶的事，任何事，只要是能做的，就得做。
虽然如此，我并不想把罗伯特·兰普曼写成穷人的敌人。严格说起来，他写这个主题，本身就让他增光不少：他有社会眼光，社会上有很多人都缺乏这种视野。其次，兰普曼提出了一个“加快消除贫困的项目”，因为他真的是关心穷人。我同他的争论，争的不是动机纯不纯，或者对穷人是否尽心尽力。我只是认为，他的理论把消除贫困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他并不知道另一个美国的树有多大，根有多深。
不论如何，也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我们肩负的道德责任很明确：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反贫困的运动。
三
如果本研究已经说明美国有必要开展一场反贫困运动的话，也就说明了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反贫困项目。
首先，任何根除贫困的努力，都必须致力于消除另一个美国弥漫的悲观情绪和宿命论思想。通过给这些人以实实在在的机会，改变让他们产生消极绝望的想法的社会现实，能部分消除穷人的悲观绝望情绪。但除此而外（穷人的恐惧本身并非无源之水，就业机会的多寡也并非他们恐惧的根源》，还应当向世人表明，穷人有精气神，有股子干劲。
如果美国人怀着管理人员的心态，很不情愿地来到另一个美国，跟穷人说“行，我们会帮你们的。”那么，情形可能会有所改观，可穷人的境况却依旧低微。花多少钱，返还的还是多少钱，意义不大。然而，如果人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即社会将从消除贫困中获益的话，如果人们能积极努力，以便让好几百万穷人能为美国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么，情形将大为改观。反贫困运动的那股精气神，不用花一分钱。它是个眼光的问题，也是个人们敏感不敏感的问题。
为了让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在蒙特哥玛利市抵制公交车的运动中，该城市的黑人社区只有一个目标：公交车不再搞种族隔离。没有人提及犯罪或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不过，还是有报道说，蒙特哥玛利市黑人的犯罪率降低了。成千上万的人有了生活的目标，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也感受到了自身的尊严。没有人督促他们，他们自己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成了不同的人。如果另一个美国有同样的干劲，也将出现类似的结果。
其次，本书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贫困构成一种文化，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事实一再表明，人们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改变贫困的基本结构，而只是孤立地处理贫困的不同组成部分。因此，反贫困必须是一场全方位的运动。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光看到贫困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应着眼于建立全新的社区，营造一个人道的环境，取代以前那个不人道的环境。
这里，住房也许是基本的出发点。如果有资金，有想象力，去开展一场终结美国贫民窟的运动，我们就能把大部分的反贫困措施整合起来。这就是上一章谈过的视野：促进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整合。必须把我们国家中的第二个国度，穷人的国度，与主流社会融为一体。
为此，需要有规划。美国人对贫困了解很多，对穷人的境况也做了不少调查，可美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却做得如此之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实施一项全方位的反贫困项目所需的材料已准备好了。在国会的报告和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中，都有这方面的材料。现在需要做的，是社会合理地、系统地利用好这些知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人提议政府设立一个城市事务部（本书出版时，这可能成为现实）。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作为反贫困运动的指挥协调中心。不论如何，如果没有规划，任何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都无法取得成功，至少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
有些事情，做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比如扩大现有的机构和项目规模等。每个美国人都应享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足以让老年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些原则早就有了。现在要做的，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社会保障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最低工资法也是这样。把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排除在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之外，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真能扩大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那么，就迈出了消除贫困的一大步。
在另一个美国的贫困亚文化中，疾病是导致贫困持续的最重要因素。每年圣诞节的时候，《纽约时报》都会刊登一个“急需帮助的个案”名单。1960年，该报所报道的急需帮助的案例中，多数人之所以陷入了困境，起因都是因为患病。如果有足够的医疗保健，这种慈善活动就没必要搞了。
现在围绕医疗保健的争论，都以老年人为中心。事实上，老年人的确是最需要医疗保健的人。不过，如果认为只有等人们满了65岁后，社会才开始承担责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前面已经多次指出，老年人的苦痛，其病根往往是早年时种下的。一项全面的、让每个美国人都能享有像样的医疗保健的医疗项目，实际上将降低照顾老年人的成本。当然，这只是从实际的角度论证全民医疗保健项目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该项目还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活得像个人。
最后，必须记住，如果美国不消除种族歧视的话，上述所有目标都将落空。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虽然只占穷人总数的25%，然而他们的境况恶化，却是维系整个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有大量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存在，贫困的白人就得俯首就范。在这个意义上，民权立法对于任何反贫困运动而言，无疑都是必不可少的。
简言之，现在给中上层美国人带来好处的福利项目，应当惠及穷人，把穷人纳入覆盖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反贫困项目来消除贫困文化的一个个病根，只要能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以适当的激励，鼓励他们利用好眼前的机会，融入社会。
但谁来开展这项运动呢？
能够行动起来，消除贫困的，只有一家机构，那就是联邦政府。这样说的时候，我高兴不起来，因为集权会使得反贫困项目官僚味有余，而人情味不足。要跟穷人打交道，必须有人文关怀，而这恰恰是集权化的项目所不具备的。我说反贫困只能靠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因为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
城市现在无法解决贫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能力会越来越弱。由于中产阶级逃离城市中心区，也由于各行业的分散经营，美国大都市的税基萎缩了。与此同时，城市必须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却有增无减。于是，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一个大城市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消除贫困，反倒是贫困带来的高昂成本让城市的状况愈来愈糟。
美国各州的州政府有一个明显的政治特性，这使得他们也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大部分州政府都被保守的农场主所控制。一个州如果有大量工业人口，善于在选举分区上做手脚的人，就会让农村的保守势力每人手中有两三张选票。因此，州议会从问题地区拿走的钱，通常要比他们返还的钱多。因此，州政府在当铁公鸡方面，在对数百万城市贫民的苦痛无动于衷方面，可是臭名昭著的。
形形色色的私营机构，都缺钱，无法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即使是工会谈判争来的“附加福利”，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首先，附加福利惠及的是参加了工会、有讨价还价能力的工人，而不是穷人。其次，附加福利也不足以满足那些被其覆盖的人的需要。
有人说，私人通过慈善捐款承担起道德责任，应作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这种说法有贵族情结。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不管用。
运用排除法，我们可以发现，要消除贫困，只能靠联邦政府。事实上，即使有别的替代选择，华盛顿还是得发挥重要作用，以便搞好全方位的项目，做好全国规划。不论是什么情形，要消除贫困只能靠联邦政府，这是没有争议的，因为现实可能性只有一种：只有联邦政府有消除贫困的能力。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就主张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反贫困运动。远不是这样的。联邦政府在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联邦政府提供反贫困运动所需的大量资金；其次，联邦政府可以做好协调工作，搞好规划，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反贫困项目的实际实施可以由众多机构负责，这些机构越是接近基层民众，结果就越好。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公共住房管理人员，福利工作人员，以及有奉献精神、有眼光的城市规划人员，这些人都工作在基层，资金不足往往令他们备受挫折。实际上，我们可以信任他们，让他们去实施全国性反贫困的项目。他们现在缺的是钱，缺的是美国人的支持。
描绘美国反贫困战争的蓝图，或是详述反贫困的机制和机构，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为行动搜集了足够的信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缺的就是政治意志。
因此，关于贫困，人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难题是：政治意志来自何方？在美国政府中，代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并为他们说话的人很少。穷人实际上还没法为自己说话。即使在政治领域，穷人也总是沦为别人照顾可怜的对象（黑人是个例外，近年来，黑人在组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作为这种局面的结果，美国的贫困问题实际上并不可能获得解决，除非美国出现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进入另一个政治创新时期。在变化缓慢或止步不前的时期，在国会议事大厅里牺牲的总是穷人。比如，1961年，作为与保守派势力交易的结果，洗衣工人被排除在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之外。正是因为这些人穷的一塌糊涂，正是因为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所以根本不必担心这些人会闹事。只有在美国出现一场活力迸发、不可阻挡的运动，不再需要退让时，他们这些穷人才会获得福利国家的保护。
在这方面，穷人的敌人要远比朋友多。
美国社会的保守势力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提供帮助。右派思想家反对救助穷人，因为要救助穷人，就得扩张福利国家。经济底层的存在，对小商人有利。大型农场希望能继续推行那些帮富不帮贫的农业项目。
现在，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多地与穷人作对。在新政时期，南方民主党人往往会投票支持各种社会立法。毫无保留地支持公共住房项目的波尔内特·梅班克，是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一方面，南方人有种反对华尔街、反对大企业的传统；南方农场主对铁路、对大城市的奢华淫靡充满敌意。另一方面，新政时期的立法并没有对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构成挑战。
但在战后，情况发生变化了。随着南方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反对最低工资法等社会立法，反对在南方组织工会，反对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当地的头面人物，把落后状况作为一种竞争优势。他们可以用廉价的、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动力，吸引企业投资。从落后中渔利，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结果，是南方民主党人与北方保守的共和党人之间的联盟越来越稳固。北方保守党人跟南方民主党人一道，反对民权立法。南方民主党人则投票反对搞社会变革。在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漫天要价的正是这个强大的联盟。很多原本有利于穷人的政策提案，一开始就被这个联盟删掉了，而在随后的立法斗争中，又作出了很多让步。因此，在美国，一些有钱有势的强大力量在维系着贫困。
另一方面，穷人的朋友，来自于美国劳工运动，来自于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二战结束以后，工会失去了他们30年代有的那股子干劲。然而在社会立法问题上，工会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群众力量，他们致力于推进社会变迁，特别是改善穷人的境遇。在住房、医疗保健、最低工资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上，劳工运动都发出了最有力的声音，为穷人说话。
然而劳工和自由派人士却被美国荒唐的党派政治体系给套牢了。这对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是极为不利的。工会分子和他们的自由主义盟友投靠了民主党，他们与南方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了。通常情况下，民主党依靠那些关注社会变迁的人贏得选举。而在同时，它又把保守势力送到了国会常设委员会的位置上，让他们可以呼风唤雨。
实际上，穷人之所以在美国的生活中隐身了，部分也归咎于美国的这种党派结构。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党党派内部的差别往往大于党派之间的差别，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往往缺乏明确的议题。既然没人讨论社会话题，穷人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只有当选举旨在给人们带来新信息，以便唤醒国人站起来挑战现实、采取行动的时候，穷人才可能获益。
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么，就不太可能有真正的反贫困行动。因为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所作出的各种妥协和退让，是不可能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的。好几百万穷人被一堵悲观绝望的高墙包围着，要穿透这堵高墙，需要有股精气神和视野，而在这种情况下，那股精气神和视野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要消除贫困，就需要重兴政治辩论之风，需要重构美国的党派政治体系。这样，美国人就会有明确的选择，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理想主义氛围。
这些穷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陌生的穷人。
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社会中。当多数国民在大谈特谈美国社会是一个“丰裕社会”、为郊区人的心理疾病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过着困苦的生活。就这样，成百上千万美国人隐身了。他们远离了人们的视线，无人关心他们的死活，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声音。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我们有现成的办法去实现古老的梦想：现在可以根除贫困了。我们究竟还要忽略这个欠发达的国度多久？当我们的同胞还在受苦受罪的时候，我们却佯装不知，这种状况到底还要持续多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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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老贫民窟、新贫民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八章老贫民窟、新贫民窟
1949年，住房法授权政府4年内新建81万套廉价住房。12年后的1961年，美国劳联一产联提出，新的住房法应规定，再新建40万套住房，以便使廉价住房的总数达到1949年法案规定的81万套。肯尼迪政府要求国会授权新建10万套。
这是战后美国国内的一大丑闻。相关统计数据都没什么可挑剔的；人人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时有文章预言，如果政府再不采取行动，灾难将很快降临。然而，政府啥都没做，穷人的住房问题依然是另一个美国最重大的事实之一。在这里，美国建设了贫困文化的环境。
因此，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初步统计数据），在美国5800万套有人居住的住房中，有1560万套没达到规定的标准。这相当于全国住房总数的27%。其中，有300万套是棚屋、茅舍和经济公寓。另有830万套住房状况正在“恶化”，430万套的结构虽然没什么问题，煤气、暖气、自来水等管道设施要么有待完善，要么根本没有。此外，这些数据并没有考虑到那些条件还“不错”却拥挤得吓人的住房。
如劳联-产联的权益部所言，“看来可以确定，美国现在有30%的家庭住的房子都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对那些喜欢搞历史对比的人而言，这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住房状况欠佳。
对这一问题，最夸张的说法也许来自全美住房官员协会主席查尔斯·L·法里斯：20世纪50年代末，居住在贫民窟的美国人要比住在农村的美国人多。
这些数据只适用于“老”贫民窟，贫民的经济公寓和年久失修的房子。然而，新的公共住房项目本身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其中许多成了低收入贫民区，成了青少年流氓团伙的中心，成了社会解体制度化后的现代贫民农场。此外，拆除老贫民区，给公共住房项目Ⅰ号项目让路，导致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新的公共住房项目并没有为这些因为拆迁而被驱逐出来的人留出足够的住房。新住房项目创造了新贫民窟，同时给老贫民窟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民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此类残酷的事情罄竹难书，然而即使这样，还是没有考虑到美国贫民窟的一大问题。住房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住房的实体结构。比如，1950年的人口普查对“坍塌”的界定是：“住房毁损或年久失修，或设计时原本就有问题，以至于它不能遮风挡雨，给人提供足够的保护，或是危及居民的安全。”这个定义文绉绉的，却忽视了贫民窟的本质。
贫民窟不仅只是一些破房子构成的区域，它是一个社会事实。有的居民区虽然房屋破旧，其居民却并不像另一个美国的穷人那样无欲无求。通常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社区生活都充满活力，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在纽约市，唐人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只有当贫民窟成为贫困文化的环境、成为居民灵魂深处的一种现实、成为一个破烂的区域时，贫民窟才成了真正的毒药。当它成为犯罪与邪恶的温床，成为让人们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的造物主时，它就是毒药。
因此，在美国，有建筑物破烂不堪的老贫民窟；也有现代化的住房被贫困文化笼罩的新贫民窟。两者都是另一个美国的一部分。
一
首先看由经济公寓和棚屋构成的贫民窟。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贫民窟，在20世纪60年代，是悲观绝望和软弱无助的土壤。
事实上，“老”贫民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的。曾几何时，在美国社会里，贫民窟是个大熔炉，一个驿站，一个激发天才的地方。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大规模的移民潮结束了，不过，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却继续流传了二三十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新移民住过的简陋房屋是中产阶阶级盖的，而在中产阶级觉得这些房屋过于简陋后，也并没有把他们拆除。虽然居民区居住密集，房屋简陋，可人们并没有被环境所击倒。人们生活在一起，有理想、有追求。
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你仍可以乘公交或坐地铁去这些老移民区，看看美国的过去。克雷·派奇，犹太人区，小意大利，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贫民窟，现在都还留着。不过，就像有些已消亡的文明留下的考古遗迹一样，他们正在被大都市埋没。然而，即使在今天，在少数民族的老聚居区，还是能感觉到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密集的人群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孩子们成天在大街上嬉闹追逐，从早到晚。但他们却不会结成犯罪团伙。居民区是很嘈杂，可也生机勃勃；居民区是有点像传统乡村，可它是通往新天地的驿站。
20世纪50年代初，我搬到了纽约城东南的一个犹太人居民区。住那儿的头一天，我去附近的一家杂货铺买东西。我付完钱后，柜台后的那人跟我说：“你住740号，是吧？”社区是自我解密的；它了解每个人，能在24小时内弄清楚陌生人的住址。每到周六，大街上空空荡荡，人们都休息去了；到了星期天，大街上就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从某个角度说，这些移民区都不富裕，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因此没必要刻意美化他们。然而，乔治·奥维尔说的好，他说，一个美好的社会应将某个老移民区保留下来，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告诉世人过去的日子有多苦，而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尽管这些移民区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它还是很不错的。这一点也可以用地道的社会学语言来说。正如奥斯卡·哈德林在《新来的》中写道的那样，“少数民族社区给了社区成员以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精英的领导。”贫民区的简陋房屋并不会跟人过不去。
少数民族贫民聚居区的这种奇遇，具有美国式的传奇色彩，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它即将走向尽头。有些过来人还是落在后头。这些人有纽约南布朗克斯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威廉斯伯格的犹太人，以及南村的意大利人。他们有的是老人，无法从过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有的是失败者，他们没能跨越贫民窟的社会经济藩篱，一辈子穷困潦倒。有位在布鲁克林工作的社会工作者说，有些人被迫从贫民窟搬出来后，会搬到长岛地区，在那儿买房子。有位在布鲁克斯的梅尔洛斯教区任职的神父说，爱尔兰裔和德国商贫民会到教区来求助，以便能让孩子们穿上像样的衣服去参加第一次圣餐仪式。
然而，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现在落在后头的这些人还面临着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他们远离了拼搏进取的文化，那个美好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贫民窟对他们的子女而言，弊远远大于利。孩子的周围，尽是些失败者，尽是些永远不可能有什么起色的人。
在“老”贫民区那片土地上，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贫民窟。这些新贫民窟的居民是从美国其他地方迁来的移民，有黑人，有农场来的贫穷白人，有波多黎各人。他们加入了老贫民区失败者的行列，构成了一个与老贫民区完全不同的居民区。对其中许多人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肤色。因为肤色，贫民区的高墙变得更难逾越了。他们在住房紧缺的时候来到贫民区（20世纪30年代刚开始提议搞公共住房项目时，贫民区有四分之一的房屋无人居住），因此，即使他们收入高了，也还是难以逃离贫民区。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缺乏拼搏进取的精神，而拼搏进取正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生命力的所在。
上面举的绝大多数都是纽约的例子。在美国，纽约很难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它更像一座熔炉；它有多种多样的住所（“经济公寓”的委婉说法）；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差别。然而，纽约所发生的那些事，全美国都在不断重复。在芝加哥，有黑人；在圣路易斯，有白人佃农；在洛杉矶，有墨西哥裔美国人。不论在哪里，那些从美国其他地方迁来的移民，与老贫民区的失败者和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合流了。
在威廉斯伯格，从马西街地铁站出来后，你会听到西班牙语歌曲，看见西班牙语的电影海报，还有街道两旁西班牙人开的店铺。走过波多黎各移民区后，你能看到一些犹太人商店，橱窗上有希伯来语。再往前走，就是以前的德国人聚居区了。在那里，有“民族融合”——有的房子住着黑人，有的住着波多黎各人，有的住着白人。但这种融合，只是穷人的融合，是无根的漂泊者的融合，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融合。
在圣特里尼蒂一位神父的眼中，他教区的居民有两种，一种是吃救济的，一种是工资待遇低的工人，其中不少在服装厂打工。每家有三四个小孩（美国典型的贫困家庭一般有7口人，甚至更多）。但在老德国移民区，邻里之间却并没有共同的社会生活。那么多人却没几个俱乐部，教堂是社区生活的中心。神父接着说，这里的人成天忧心忡忡的，因为I号项目很快就要在这个地区实施了，他们到时就得滚蛋。
街的尽头是社区中心，有位社会工作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过去几年间，从这里迁出去的有6000人。这些迁走的人中，穷人去了别的贫民窟，而富人则搬到郊区去了（纽约的每个贫民窟，都有一群人，他们收入相当不错，却依旧呆在贫民窟里，他们住在那里，参加那儿的教会，子女在那上学）。1955年以来，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源源不断地迁了进来。这些人的到来，形成了不同种族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环境，也带来了“阎王爷”、“阴间火炉”等黑帮组织。附近有个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项目，不过，在居民中很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都被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们的收入增长太快，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收入上限。
转型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也许要数青少年犯罪了。哈里森·萨里斯伯利在研究纽约黑帮时，曾引用过警方的数据。根据警方的估计，积极参与反社会的暴力行为的年轻人有8000名，另有10万人活在黑社会的边缘，这些人有时涉黑，有时又遵纪守法。值得重视的是，萨里斯伯利所说的这些黑帮往往没有种族之分，因为这些转型社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同种族混居在一块。
这就是老贫民窟的新变种。老贫民窟虽然说起来是狭隘的，它只有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可它至少还在鼓励人们走出来，走向外面的世界。然而，这种新贫民窟却把失败者，把那些没有根基的人，那些生错了时代的人，那些人错了行的人，还有少数民族，聚集在了一起。在很多时候，新贫民窟是“种族融合”的，然而这种融合却是对平等理念的莫大嘲弄：那些最穷最可怜的人，不分种族、信仰、肤色，统统被孤立起来了。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了。
当然，这些贫民区都有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穷。在理解贫民区居民的文化和心理时，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
比如在纽约市，约有30万人是老吃政府救济的“骨干”。有精神病患者，有老年人，有病人，还有这些人的子女。不论经济萧条还是繁荣，这些人一直都在吃救济，住在贫民窟或是政府的公共住房里。在出现像1958年的经济衰退时，那些没有多少盼头的经济边缘人群会立马加入他们的行列，使他们的人数增加10万左右。但这群人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根据纽约州低收入问题多部门联动委员会的统计，这些人还不到救助对象总数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吃，住，最起码的医疗保健）且符合公共救助条件的人，有120万。
20世纪50年代后期，纽约市领取公共救助的家庭中，有26%都生活在带家具的屋子里。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去工作。住在他们旁边的还有另一群人：血汗工厂的劳工。1959年，纽约城市俱乐部主席I.D.罗宾斯在纽约州政府运转委员会前作证说，在纽约市，约有30万名家长在自己住的居民区里打工，每小时赚1美元（如果干满1年的话，能挣2000美元多一点）。他估计，纽约市可能有四分之一的预算（福利费，医院，矫正，消防，卫生，以及学校）都可归功于“大量住在这里的穷人”。
不难想象，在纽约市的贫民窟中，有很多少数民族。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救助对象中，31.3%是白人，40%是黑人，还有28.7%是波多黎各人。纽约市区估计有200万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因此，要看少数民族参与贫民窟文化的情况，纽约比大多数城市都要更合适。然而，除南方的城市之外，几乎每个城市都受到了黑人北迁的影响（贫穷的白人农场主，在纽约可能不怎么起眼，可在中西部及西南部的许多城市，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收入是反映贫民窟居民状况的一项指标；另一项指标是健康。根据纽约州卫生署的报告，在1959年，贫民窟与婴儿死亡率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在哈勒姆中心地区这一被卫生署认为“最糟糕的地方”，婴儿死亡率是最好地区的3倍，而且自1958年以来，该地区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幅度还超过了5个百分点。
收入低下，住房破旧，健康糟糕。不过，现在有必要去寻根溯源，看看是哪些因素让贫民区的居民悲观绝望的？与老贫民区相比，新贫民窟悲观绝望，这是区别之所在。
这些贫民窟周围有一堵新出现的高墙：郊区。1959年，民权委员会主席报告说，将郊区划分为不同片区的法律把廉价住房排除在外，迫使穷人继续呆在日渐凋敝的城市中心区。因此，大都市区的发展，往往会关上穷人外出的大门，
如果知道肤色在新贫民窟中有多重要的话，就更能明白这个因素的影响了。在美国社会中，再没有什么别的因素，比种族偏见更伤人的了。它是压制别人的最有效工具。在这种背景下，贫民窟的居民不再像以前的居民那样积极向上，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把美国社会看透了：与老贫民窟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机会少了。即使他们并不会一语中的，可他们心知肚明。
少数民族贫民窟的家庭生活通常是稳定的。在20世纪60年代，贫民窟的模式是“接二连三的一夫一妻制”。一位妇女，与一位男子生活一段时间，帮他生孩子，然后嫁给另一个男人。在全美教育协会做的一项研究中，沃尔特.B.米勒估计，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美国城市家庭都是“女的当家”。在贫民窟中，尤其是这样。
就此而言，米勒及其同事威廉.C.卡瓦雷索斯谈到了美国的下层文化，下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40%~60%。他们并非全是贫民，也并非全都住在贫民窟。不过，他们都与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规范貌合神离。
诚然，老贫民窟也有暴力，也有黑帮势力。然而他们的家庭模式，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使得他们有了强大的力量，去与环境的退化抗争。在新贫民窟中，这些制衡力量并没有如此强大，而贫困文化则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最后，20世纪60年代住在贫民窟里的那些人，往往被官僚们搞得居无定所（这是福利国家“颠倒”的又一个例子，福利国家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最少）。住房项目，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的城区改造，导致了城市内部的移民。比如1959年，圣路易斯的米尔克利克地区在老城区改造时就被清除了。在黑人贫民区那块地方，盖了一批面向中等收入者的住房。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被赶出来的人都不得不去尚未被拆迁的黑人贫民区找住房，使得这些黑人贫民区更拥挤了（在圣路易斯，50%的拆迁户都从当局的眼前消失了；那些还知道去处的人，只有14%住进了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中）。
这种持续不断的运动，使得这些贫民窟很难发展成社区。1958年在纽约做的一项调查中，有位转型社区的老居民的呼吁，可谓切中要害：“没有人能躲开这里的烦心事，就算是天使也办不到！太多太多的人不关心社区，不以社区为荣！太多太多的人都只是匆匆过客！我真为孩子们难过——他们从不知道像样的居民区是什么样子！”
二
廉价住房工程是现今的美国人对贫民窟问题的解答。这种政策开路的理论基础开始着眼于消除贫困文化：政府承担责任，为人们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
但现实远远落后于期望。如前所述，对此深表关切的公民看见刺眼的破房子被夷为平地，很是欣慰。他们并不明白，新盖的住房数量并不等于被拆除的住房数量。比如在纽约，1954年时，每7.1个符合条件的新家庭，就有1套房子，而到了1956年，每10.4个符合条件的新家庭，才有1套房子。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有的地方，想住廉价住房的人并没有住廉价住房。有些人不愿住廉价住房，要么是因为廉价住房区暴力事件频发臭名远扬，要么是因为廉价住房摘种族混居。有些人是黑户，他们害怕与公共机构打交道——他们不敢跟公共机构打交道，倒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一些人，根据纽约哈德森行会的汤姆·沃尔夫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可以申请廉价住房这回事。他们在另一个美国生活久了，以为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没有人会来帮他们，他们消失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在美国被拆迁安置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地址不明”。
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公共住房不足。不过，近年来，还是有好几十万人住进了公共住房。与那些迁居别处的人相比，他们的经历也许更有意义。
公共住房项目最失败的地方，也是经常见诸报端的地方，就是廉价住房常常暴力事件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频发。哈里森·萨里斯伯利的《剧变的一代》，对纽约黑帮作了深入研究，该书围绕的也是政府的住房工程。下面是一段栩栩如生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贫困文化是如何在新房子里扎下根来的：
他们的（黑帮的）世界，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这些年轻人被严酷的现实——贫困、饥饿、生活困苦、危险、被迫移居别处、疾病和剥夺——打击得伤痕累累。深受暴力困扰的他们，躲进了幻想的世界，他们幻想着辉煌，做着专制独裁的白日梦，对虐待他人心醉神迷，沉迷于枪支不能自拔。
1959年12月，圣路易斯的大陪审团发现，他们那里的住房工程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般而言，”陪审团在谈到住房工程时写道：“谋杀、强奸、抢劫以及故意伤害，这些对人的犯罪的犯罪率，约为城市平均水平的2.5倍。”“根据我们得到的证据，外面的青少年无赖已将廉价住房作为赌博、饮酒作乐及其他轻微刑事犯罪的场所。在租户看来，对这些刑事犯罪，城市法院要么不会理会，要么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不过，这些事实都太简单化。有的住房工程并没有黑帮（下文将简要提及其中的一处）。然而，即使是这些没有黑帮的地方，还是有不同种族的隔离。在理解美国对贫民窟的反应时，这也许是更重要也更微妙的一点。
这些住房工程，不论是否存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往往都大而无当，环境也是冷冰冰的，官僚习气很浓。对那些从贫民社区迁来的人来说，这往往令他们不知所措。在写到纽约东南部的住房开发项目时，年轻的社会学家迈克尔·米勒描述了人们与循规蹈矩的管理部门打交道的方式。管理部门离得远，可他们手中又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出台了很多规定，时不时来检查居民是否违规。官场的俗套，他们一应俱全。米勒指出，有一家子是波多黎各人，看到要把他们全家赶出去的通知时（如果未在规定的日期前交房租，告示就会自动发出），不知如何是好，给吓坏了。他们不知道，收到通知只是第一步，他们还有权住在那里，离被赶出去还远着呢。他们的民族文化更不正规，整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显得很离奇（很多观察者指出，“收租女孩”有点类似社会工作者和收税员的结合体，曾是人们与管理方打交道的重要中介）。
结果是把住户搞得不知所措，成天提心吊胆。他怎么与这个离他很远而又很有权力的部门打交道？他怎么在这个庞然大物里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从人来人往的穷街陋巷，一下子来到这个被现代化管理的地方，变化实在太大了。事实上，有些住户刚看到房子里的新设施时，还给吓坏了。在圣路易斯，有位社会工作者跟我说，有不少家庭因为搞不懂现代化的抽水马桶，都便秘了。
穷人有鼻子，中产阶级没有鼻子。贫民窟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做饭的香味，人挤人的汗臭味，还有马桶的恶臭。然而，有些住房工程终于有了良好的卫生设施时，大厅里、电梯上，还是很吵闹，还是有类臭和尿臊味。旧的贫困文化在全新的卫生环境中存活下来了，这就是铁证。
米勒描述了三种“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代表的是住在纽约东南部住房工程的居民的反应。一些人采取的策略是完全退出社区，不论住房工程建了什么社区，概不参与。他们把自己孤立起来，成天呆在自己的房子里，要不然就是与以前的老邻居保持某种联系。结果，当他们在家的时候，与外界就彻底隔绝了。从最好的角度想，他们要到别处，才会有朋友、有社会生活，从最不利的角度看，他们隐姓埋名了。
另一些人在住房工程内部寻找自己的民族或宗教认同。米勒描述了纽约东南部住房工程里的“长凳文化”：南边，是犹太人的长凳；对面是波多黎各人的长凳；正面是黑人的长凳。很自然地，这种形势造成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使得社区建设举步维艰。也使得租户联合会很难代表租户与管理方打交道。贫民区内部出现了小贫民区，新老贫民窟里最糟糕的那些东西，都浮出水面且被制度化了。
米勒认为，还有一些人，他们与租户联合会联手。他们人数不多，在住房工程那片小天地里如鱼得水。由于他们收入增长比其他居民快、一不小心就超过了法定的收入上限，他们成了管理方驱逐的出头鸟，这是对官僚做法的莫大讽刺。这些活跃分子本人能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有一对在另一个住房工程里租过房的夫妻，他俩不无伤感地指出，这些活跃分子常常会互相攀谈，形成某种精英共同体。他们没有资源，并不能战胜环境。
因此，团伙暴力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的是住房工程的深层次问题：未能让项目居民融合为一个社区，或未能让项目居民和周边的居民区形成一个统一的社区（这更为重要）。这些高高矗立的房屋只改变了贫困文化的一个因素。住房不再破旧不堪。然而，贫民窟的长期熏陶，已经让这些人不愿迎接好日子的到来；贫困文化的其他方面依旧；新生活的官僚习气促成了人与人的隔离，使人们无牵无挂。简言之，另一个美国以全新的面貌存活下来了。
这些例子，大部分都取材于有重大问题的住房工程。不过，曼哈顿西边有个住房开发项目，这个项目往往被视为成功的典范，值得在这里提一提。
这个项目一个最明显的优势，也许是它有一个哈德森行会。哈德森行会是一个广受居民认可的老社区中心。该行会在搭建连接新来的居民和老居民之间的桥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也有一些争议）。行会反对“项目社区”的观念，认为这种提法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因此，它的工作理念是把整个居民区都考虑进来。它同时还搞了闭路电视，试图让项目居民用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沟通交流。不过，这种试验并不成功：行会认为，失败的原因是项目没规划好；根据一些项目居民的看法，失败的原因在于闭路电视干扰了商业频道的正常播出。
与大部分搞住房项目的地区相比，项目周边地区的种族构成要更混杂一些。离项目地区不远，有一个大型的中产阶级公寓。里头住着很多爱尔兰裔工人和意大利裔工人。这些人住在根据“旧法”盖的经济公寓里，政府对公寓实行房租控制，每月只需交纳45或50美元的租金。有些老房子被改造了，一些新中产阶层搬了进来。不久以后，服装工人工会将在这里搞个合作社，这会进一步扩大社区的基础。
总而言之，这些因素都对项目居民相当有利。住房开发本身很注意种族融合（居民中，波多黎各人占45%，黑人占25%，白人占30%）。跟我聊过的居民，都说他们没见过米勒所说的那种“板凳文化”。在项目周边地区，也没有以项目地区为活动基地的暴力团伙。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暴力案件，令切尔西的居民大为震惊。暴力在这极为罕见，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所有这些，都似乎不足以摧毁贫困的影响，不足以让人摆脱过去的重负。哈德森行会办的一家幼儿园，很难把项目居民的子女吸引过来，可项目周边地区的中产阶级却看中了这里的设施，乐意把孩子送进来。这种在贫困文化里司空见惯的现象，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人必须有一定的进取心，才能把握住近在眼前的机会。
租户联合会的一些活跃分子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家有钱人的事。这家人住在廉租房里，哈德森行会等团体给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然而这家人对教育的态度，家庭的氛围，还有那套老掉牙的习惯，真是又臭又硬。孩子们对上学不感兴趣，怕老师，在学校混日子，一直到他们放学回家，回到那个贫穷的世界里。
有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项目住户中，有一家子带着孩子和他们的小伙伴去了海滩。这对于纽约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花钱也不多。可他们回来后，人们对他们的冒险经历是又惊又喜。很多人坐趟地铁就能到海边，可活了大半辈子也没去看过大海，他们的子女也一样。去趟海滩，只要买张地铁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可却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一辈子都没变的价值观。
听完这家人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小说《冷酷的世界》写的一段内容。有位黑人卖淫女加入了流氓团伙，她一直渴望着能去看看太平洋。她的男朋友告诉她说，纽约的家门口就有海洋，名叫大西洋，她起初还以为他是在骗她。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心想，这难免也太夸张了吧。我现在明白了，这描述的是贫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这种深层次问题，不是单靠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就能扫除的。
简言之，大部分的公共住房工程，即使是最好的住房工程，都没能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尤其是贫民窟居民的心理问题。有些住房项目的收益微乎其微，因为这些项目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希望还能带来健康的改善），可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甚至引发了暴力。不过，也许最最关键的是，美国的住房政策寻求的是穷人与穷人的融合，也就是说，将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
三
有些人拿公共住房项目不成功说事，反对政府介入贫民窟问题，这种推导是错误的，也是灾难性的。
尽管政府的住房工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美国，要想根除贫民窟、根治贫民窟心理，只能靠一个机构：联邦政府。事实一再表明，私营开发商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如果联邦政府撒手不管贫民窟，这将等于政府决定扩大美国的贫民窟。要解决贫民窟问题，需要人们下大决心，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政策，而不是后退。
要全力解决贫民窟问题，成本是可以测算的。1955年，时任纽约州住房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F.麦克默雷（现任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主席）曾在众议院住房小组委员会上作过证。他估计，要在25年内消除贫民窟，政府和民间需要投入1250亿美元。他说，这要求政府搞一个大项目，其规模要比原有的项目大5倍。这明显是烧钱的买卖，显然是不可能的。
1961年，曾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列昂·科伊泽林估计，如果想真正解决贫民窟问题，那么在1962~1965年的4年间，每年需建造200万套住房。其中，120万套住房由中高收入家庭自行筹资解决；50万套面向中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一定的补贴）；30万套面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低收入家庭，经费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摊。
不难预料，华盛顿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计划要远远低于上述估算。肯尼迪政府提出新建10万套廉价住房（这意味着，美国的廉价住房总数仍低于1949年提出的4年住房建设规划设定的目标），并给7.5万户中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
其次，在目前的条件下，深受城市改造之苦的，是穷人。1959年，查尔斯·亚伯拉姆斯对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公共住房项目已经“被搞得支离破碎，方向也搞偏了，而且项目规模也大幅缩水了……成了那些享受政府补贴的私人城市改造项目的一个附属品。此城市改造项目也一样，虽然它确实有助于城市消除贫民窟，却也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为了给高房租住房让道，它把穷人从他们立脚的地方赶了出来，而这些高房租住房建起来后，这些被赶出来的穷人又租不起。因此，低收入家庭依然是被人遗忘的家庭，尽管在美国的众多家庭中，他们最需要住房。”
如果筹资问题不解决的话，如果美国并没有消除城市贫民窟的意志的话，那么，想再多也是空想。但如果有了这种意志，如果有了拨款，那就迫切需要调整公共住房政策的方向。
公共住房不止是单纯提供吃喝拉撒的容身之所。它还是城市创造社区生活的重要机体。首先，公共住房避免把穷人挤到街角旮旯里。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那是“现代贫困农场的心态。“公共住房项目以及政府提供补贴的住房，应位于居民区内，以便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能够住在一块。
为实现这个目标，很多住房专家已经提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则（不缺愿景；缺的只是意志）。例如，圣路易斯的查尔斯.L.法里斯提出了具体的步骤：廉价住房和面向中等收入者的住房应当相互穿插，并设法将公共住房居民区与已有的居民区整合起来。公共住房的建筑规模也应有所限制（法里斯建议8家）以免造成一种没有人情味的、官僚化的环境。对留下来的私人住房，也应加以适当改造。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私有产权是一大神话——半数美国人都没有或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子。1959年，查尔斯·亚伯拉姆斯估计，美国家庭如果要考虑买房的话，年收入得在6000美元以上，例如，1957年，购买联邦住房署提供的新房的人中，收入在42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不到6%。换句话说，这个项目的好处，94%都被中高收入阶层拿走了，那些最需要住房的人仅获得了6%。
如果美国将居者有其屋列为国家政策的目标，无疑是好得不能再好了。迄今为止，穷人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在搞了公共住房工程的地方（必需强调，这里指的不是大而无当的高楼贫民区，而是一种新型的公共住房），应当给社会工作安排足够的预算资金。多年来，老式贫民窟的残酷现实教育了穷人，扭曲了他们的心灵。因此，把这些人从老式贫民窟带出来并把他们安置在公共住房后，幻想这些人会像中产阶级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是不现实的。从老式贫民窟到新型公共住房的过渡期，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将贫困文化带进公共住房。如果有人帮他们一把，如果有人真的用心去建设居民共同生活的社区，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形。
许多公共住房的管理者，都是诚实厚道，很有想象力的公务员。然而，政府迟迟没有做出建设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的实际承诺，以及资金的不足，却让他们屡受挫折。
成本如何？这一点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有必要再说一说：在美国，我们已经为贫困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贫困导致了社会骚乱，让警察维持治安、以免骚乱失控破坏有钱人的安宁，也需要花钱。用冷冰冰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行话说，如果美国能消除贫民窟的话，长期是可以获利的。用人道的话说，这种行动将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回归社会，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写到这里，不免有点伤心，因为要想搞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消除数以百万计生活在简陋住房中的穷人的困苦，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所有的数据都摸清了；报告也提交了，前进方向也明确了。然而，到20世纪60世纪初，美国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
因此，老贫民窟的新变种还将继续存在；公共住房政策的缺陷和悲剧，还将与我们同在；而贫困文化这一有顽强生命力的机体，还将在城里腐朽堕落的地方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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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被扭曲的心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七章被扭曲的心灵
我们可能发现，与富人相比，穷人更不愿意把神经机能病治好。因为等他们康复后，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苦的生活，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而疾病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要求别人给自己帮助。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在美国，没几个人会赞同卢梭的说法，即原始粗野的“高贵的野蛮人”，会比文明人更自然，更优越。在以技术进步作为最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里，卢梭的那种想法几乎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偶尔有人会做做白日梦，想“远离喧器”，回到田园诗般的乡村，但这些幻想通常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不过，卢梭的神话残存的痕迹中，有一点确实很重要。这就是人们的一种信念：就情绪困扰和精神疾病而言，穷人是高贵的野蛮人，而富人则是心情紧张和心理冲突的受害者。
有文献说，管理人员遭受着折磨，住在郊区的人容易得神经病，财富和休闲容易带来危险。这并不是说，有哪个人会因为穷人被剥夺了物质财富而认为穷人的心理更健康。相反，穷人只是跟往常一样被人遗忘了。不论是小说还是通俗的社会学读物，都是中产阶级写的，说的也是中产阶级的事，很有点自怜的味道。由此给人们一种印象，在社会的顶层，有很多人适应不良，这是有钱人为其权力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理论隐含的论点是，收入水平越低，生活即使不那么心烦意乱，也会越加单调无聊（不过，应当指出，帕迪·查耶夫斯基很好地记述了白领阶层内心深处的绝望）。
事实几乎正好相反。穷人要比其他群体都更容易患精神疾病，而其遭受的困扰往往要比其他任何阶层严重。这一结论来自于过去几十年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虽然对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依然存在不小的争论，分歧较大，但事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在这里，把贫困视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再恰当不过了。贫困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贫民窟的折磨制造了一种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对世事的感触与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往往消极被动，很无助，容易动粗；他们与世隔绝、孤独寂寞，往往对人不友善，很苛刻。穷人不单只是被剥夺了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条件。他们带着一颗被扭曲的心灵，进入了另一个美国，一个致命的、没有希望的世界。
一
有关贫困对穷人心灵的影响的研究，最经典的（尚有争议），也许要数奥古斯督.B.霍林斯海德和F.C.雷得里希合著的《社会阶层与精神疾病》一书。该书1958年出版，它概述了一项在康涅狄格州的新港地区开展的研究项目。这是本学术著作，书中的统计数据描述了穷人生活的地狱。
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俩人将新港地区的居民分为五个阶层。位于最顶端的（第一阶层）是富人，他们通常是有钱的传统权贵。位于他们之下的是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属于新贵阶层。接着是中产阶级，其下是待遇还过得去的工人阶层。第五阶层，即底层，由穷人构成。穷人分为两类，半数是半熟练工，半数是非熟练工。底层男子的受教育年限不到6年，妇女则不到8年。
结果表明，这种五个阶层的划分法比人们通常采用的三个阶层划分法（上、中、下）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第四层和位于底层的第五层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有一技之长的工会员工生活更像中产阶级，而不是像穷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第四阶层和第五阶层之间存在断层。该断层代表了有工作的美国人和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有工作的美国人虽然有时也会遇到困境，但他们却有某种安全感，活得也还算体面。
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的最令人震惊的关键数据，也许是新港地区每10万人就诊的心理疾病率，结果如下：
表7.1不同阶层心理疾病发病率
阶层每10万人发病人数
第1、第2阶层556
第3阶层538
第4阶层642
第5阶层1659
从社会顶层参加了工会的工人（第4阶层）之间，虽然有些差异，但这种差异相对而言并不大。不过，从第4阶层到第5阶层，患病率却一下子就上去了，穷人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几乎是其他阶层的3倍。
然而，穷人不仅心理疾病发病率高，而且患的病也更重。第1阶层和第2阶层的患者中，65%都是神经机能问题，精神错乱的只占35%。而在底层，第5阶层所患的疾病中，90%都是精神错乱，神经机能病只占10%。简言之，不论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都以穷人为高。
批评者从专业的角度指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用的数据说的是就诊的精神疾病（实际去看医生或到诊所就诊的），而非不同人群精神病的“实际发病率”。不论这种批评与研究的其他部分有何关联，它都说明，这些数据都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阶层越高，越有可能把精神病当回事，去找人治。而在社会底层，往往是根据法院的判决才去做心理治疗。因此，与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所说的数据相比，穷人的精神病发病率只会高，不会低。
不过，就情绪困扰的严重程度而言，这种批评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接受心理治疗的穷人中，神经机能病仅占10%。然而在社会上，患神经机能病的穷人是最不可能去看病的。他还能做事，虽然神智不太健全了。如果能改变此种状况的话，完全有可能在另一个美国看到更多的心理疾病，也看到更多的神经机能病。
然而，没必要为了证实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的主要结论而篡改数据，玩文字游戏。20世纪50年代期间，康奈尔大学心理系在纽约的“中镇”居民区做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调查了17万来自不同阶层的居民，其中99%都是白人(把黑人排除在外，有可能会低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受歧视群体的精神疾病）。研究目标是发现“真实的发病率”。研究方法除问卷调查外，还有深度访谈。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测量“精神健康风险”的工具。他们将居民分为三个阶层，研究结果因此之故没有新港地区那么夸张。不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样的：社会底层的精神疾病风险比社会上层高40%。这再次表明了穷人所遭受的心灵折磨和情绪困扰。
另一个美国的穷人遭受着心理疾病的折磨，这已经没什么疑问了。不过，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状况的出现，却众说纷纭。虽然我目前还不能简明扼要地概括这些争论的要点，但如果要理解贫困文化的话，有些分析还是很有启发的，不妨看看。
其中一种观点非常有趣，是康奈尔大学基于纽约“中镇”的研究提出来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与个体的精神健康风险相关的“压力因子”。儿童时期的压力因子，包括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欠佳，父母身体不好，经济剥夺，家庭破裂，孩子对父母的负面态度，家庭不和，以及孩子青春期时与父母的严重分歧。成年时期的压力因子，有身体不好，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亲朋好友少，婚姻压力，以及养育孩子的压力。
接着，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统计检验，看这些因素与精神健康之间是否有关联。他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出现上述13个压力因子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比一个压力因子也没有出现的人高3倍。事实上，研究者得出结论，压力因子的数量比压力本身的大小更重要。出现3个压力因子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要比只有2个压力因子的人高。
康奈尔大学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如果被进一步的研究证实的话，那么，它就修正了过去某些广泛流传的有关精神疾病的看法。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童年经历以及创伤（比如父母的死亡）对心理疾病有重要影响。而这种理论更凸显了累积的压力对精神疾病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接踵而至的压力会加大出现心理困扰的可能性。这将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补充。
如果该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之所以会出现心灵上的苦痛，其原因就相当明显了。康奈尔大学研究团队所列举的那些压力因子，正是穷人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身体不好，家庭破裂，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等等。贫民窟的劳碌生活压迫着穷人的神经。由于贫困的悲惨经历，穷人的人格和心灵都受到了损害。穷人，似乎跟着他们住的破旧房子一块塌了。
这种情景太严酷了。有些学者提出了“飘流”理论，试图让严酷的情景有所缓和。他们认为，之所以有较多的穷人出现心理困扰，其原因并不在于城乡贫民窟的状况，而是因为穷人是一个由众多被其他社会阶层抛弃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贫困人群中，有不少人来自于原先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
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他们并未证实该理论。精神不健全的穷人，绝大部分生来就是穷人。他们是因贫致病，而不是因病致贫。同样，在“中镇”的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遭受情绪困扰的穷人是被其他阶层抛弃的人。当然，例外是有的：如前所述，酒鬼常常原本社会阶层较高，后来才沦为活得最惨的穷人。仍然，现有的研究表明，贫困的经历和情绪困扰之间有直接联系。
在“中镇”的研究中，有一个结论颇具有讽刺意味。研究发现，对于少部分贫困者来说，身患某种神经机能病不无好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获得成功：患病是他从另一个美国上升到主流社会的一种途径。不过，这可能会为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在商业社会的中下层，勤奋、不失小节，等等，能够保证个人成功立业。但如果这个人越出了边界，被放在了一个需要他做決策的位子上，很可能就会崩溃了。
二
有人遇到了麻烦，有人很痛苦，邻居吵架，别人出殡，这些都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颜色，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西恩·奥卡赛
穷人的感觉，穷人的情绪，穷人的态度是不同的。但不同于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穷人怎么应对乱七八糟的贫困世界。
下定义的人、社会科学家、道德学家，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价值观并不把“邻居吵架”看做“火红的花朵”。然而这在美国却是事实（奥卡赛谈的是爱尔兰；他的描述完全适用于美国的任何一个贫民窟）。在探讨穷人所遭受的情绪困扰前，最好先理解这一点。
以流氓团伙为例。他们是暴力组织，根据中产阶级的标准，他们是反社会的、扰乱社会治安的非法组织。但在贫民窟中，暴力和乱子却往往是常态，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事实。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看来，加入一个“动拳脚”的团伙，很可能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相反，为了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可能还必须这样做（在圣路易斯的一所学校，有两名小女孩打架，有位老师制止了她们。她跟她俩说“好女孩不打架”。其中一位女生答道：“啊，你昨晚肯定在酒店见过我妈！”）。
事实上，在我所看过的研究中，有项研究特别让我沮丧，该研究谈的就是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初，H.沃伦·邓哈姆曾仔细研究了芝加哥40位患了紧张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发现，这40人中，参加过流氓团伙或被中产阶级视为反常的活动的，一个也没有。事实上，他们试图遵守社会的规范，而不是遵从贫民窟的价值观。“患了紧张症的年轻男子，是一名男孩，社会机构想向社区青年灌输的那些优良品质，他样样不缺。”
中产阶级并不理解他的判断有多狭隘。更糟糕的是，他还将之奉为信条，仿佛这就是人人认可的普遍真理。在新港地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有两名女孩碰到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乱搞男女关系，最后被警察逮住了。来自第一阶层的女孩被捕后，立马就被保释了，新闻报道也被压下去了。保释出来后，有私人心理医师给她做心理治疗。来自第五阶层的女孩被判刑了，去了管教所。两年后她被假释了，很快又被捕了，随后被送往康涅狄克州教养院。
不久前，我听过詹姆士·鲍德温的一次演说，他从这个角度谈黑人问题，很是精彩。他说，白人无法想象黑人的生活是什么个样子：危险，目光短浅，成天提心吊胆。他接着说，黑人的问题其实是白人的问题。对黑皮肤、鬈发的人置之不理，看见他们就害怕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要消除美国的种族敌对，要求白人进行深刻的反省，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这种反省甚至要比黑人自身的反省还要深刻才行。
在另一个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犯，所有有精神病的人，都是这样。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病往往是他们跟病态的环境相联系的一种方式。除非人们能理解到这一点，心理不正常的穷人可能会继续伤害自己，直到有朝一日被警察抓起来。当他最终得到治疗时，用的也是公家的钱，其质量也不如富人得到的心理治疗好（根据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的说法，在新港地区，穷人获得机体疗法——比如电击——而非漫长的个别的专业治疗的可能性，是富人的5倍）。
就此而言，有些研究者认为，无知是导致穷人精神病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些令中产阶级邻居震惊的、应该接受治疗的行为，在贫民窟里，人们往往会觉得很正常。即使有人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痛打他老婆，人们提到这个人时，也就会说，“嗯，他有点怪。“在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如果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自己（或他家人）会觉得不对劲。他懂得怎么去求助，也有钱去求助。
有位研究者特强调弗洛伊德模式（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认为该模式“普适通用”。他把无知视为最关键的因素。他就是劳伦斯·库比。对库比博士而言，影响精神健康和疾病的根本因素是一样的，并不存在阶层之分。不过，文化、收入和教育将决定个体是否会解决他面临的问题；是否把自己当成病人；是否会寻求帮助，等等。该理论没有推翻传统心理分析的基本假设，不过，就像其他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一样，它也承认，穷人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富人，甚至还有待遇不错的工人，会把精神崩溃、神经机能病、精神错乱当病看，他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治疗。但穷人却不仅遭受着心理疾病的折磨；受折磨时还浑然不觉。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精神有问题，他们会认为，那就是自己的命。
三
如果看看1960~1961年的寒冬，对此就会有很直观的感受。那时，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疲软，经济滑坡。那段时间，报纸经常报道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这些数字背后，是社会悲剧和情绪困扰之间的关联。
在此期间，安居与邻里中心全美联合会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搜集了不少数据。其中有些谈到了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的境况；另一些数据则描述了经济衰退对参加了工会的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原本拿着不错的工资，现在却被打入了经济底层。透过这些数据，人们能感觉到贫困对人格、对婚姻的影响，感受到穷人的绝望：
罗切斯特（纽约州）：我们尤其关注经济衰退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失业常常导致夫妻不和，导致男人遗弃妻儿老小，导致更多的人吃救济，导致犯罪特别是偷盗抢劫增多，导致青少年和成年人酗酒成风。
……“A”家庭：夫妻俩带着6个孩子。父亲不在家，失业前每周给家里35美元。母亲领取未成年子女救助，她申请了补充救助，但工作人员却告诉她，她上高三的大儿子因超过了年龄限制不能获得救。虽然给了她救助，但母亲却把压力传给了儿子，大儿子觉得自己该退学，找份工作养家（这并不现实）。安居中心应提供支持，让孩子安心上学，帮助母亲别把自己的忧患传染给儿子。孩子学习成绩很好，体育很棒，上大学的希望很大。家里出现经济危机前，他自己也一直想上大学。而現在，他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自1960年9月以来，失业人数上升了30%。……
这导致社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因素。有的试图申请政府的救济，导致救济人数增多。由于养不起家，他们觉得很没面子。
就在7小时前，一位33岁的男子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了。这位男子我们认识，他之所以心灰意冷，显然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失业补偿金也花光了。他老婆带着4个孩子离开了他，回到了密西西比，7年前他们就是从那儿迁来的。他家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在芝加哥的寒冬腊月里，家人缺衣少食。
施尼克塔迪（纽约州）：儿童和青年人拒不给小费，没有零花钱买点心和流行歌曲唱片，很少看电影。他们担心社交舞会的费用，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谈着参军的事。
年轻人找工作时不那么起劲了，他们很少谈自己的未来，成天说要离开这个城镇。他们对团体活动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聚成狭隘的小圈子，一块喝啤酒、打牌、看电视。
克利夫兰（俄亥俄州）：扣发债务人的工资，透支信用卡，导致吃救济的人增多，犯罪率上升。
洛雷恩（俄亥俄州）：请求私营机构和公共机构救助的人数暴增。家庭的种种遭际，不少孩子生病，很多大人精神出问题。家长们怕找医生，因为没钱看病。有一位孩子差点死于肺炎，家长被控告监护不力。做父亲的，觉得自己必须抛弃家室，以便让自己的妻儿老小能更早得到救助。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这里的形势严峻，可能跟芝加哥别的地方一样严峻。问题因这里的人而变得错综复杂了。他们大部分都没什么技能，缺乏教育，语言不通，也没什么工作经验。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干一种工作。一旦这份工作没有了，他们很难找到别的工作，也很难获得提拔。
这里尽是忧心忡忡的男男女女，谁还管什么眼镜、医疗保健和药品等健康需要。这里有被驱逐出来的房客，有被家人遗弃的妻儿老小，有因为不能付清欠款而被债权人收走家具、汽车的债务人。这里的人，吃不饱也吃不好。
团体工作人员汇报说，这里的孩子没钱坐公交；上裁缝课的女生没钱买料子；孩子缺衣少穿；没钱理发……
底特律（密西根州）：俱乐部的老会员交不起50美分的年费。孩子们说，他们从不奢望圣诞节会有人给他们买玩具或新衣服。大人成天待在家里。安居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家访时，他们看起来很无助、很消沉，对参与邻里之间的活动也不感兴趣。他们问道：“有啥用？”。我们看到，借酒消愁的男女越来越多。有些人在喝哈达卡尔这种专利药。
去年7月组织的家庭夏令营中，领导们发现，没吃早餐的孩子喝牛奶喝得津津有味。这些孩子的母亲找各种借口，试图掩饰不给孩子吃早餐的原因。一位孩子多的母亲说，她回家就给孩子准备面包和细面条。还有一次，搞家庭生活聚餐时，这位母亲带来了一块蛋糕，样子很难看，蛋糕的酥皮也很古怪。她的白人邻居、黑人邻居都擅长做蛋糕，他们拒不吃她做的蛋糕，那蛋糕最后只有工作人员吃。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失业以及对失业的担心，加剧了家庭内部的不和。孩子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几乎每个家庭都问题重重。
西雅图（华盛顿州）：人们意气消沉，失去了个人价值。有位住在救济房的男子跟我们说：“我都9个月没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这些人中，有的显然是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不过，有的却是被打入冷宮的工人。上述这些报告还传递了一个信息：由于工会运动而获益的中产阶级，其生活水平因经济萧条而大受影响。再有，上述这些报告只是记录了经济萧条带来的一部分影响。然而，在贫困文化中，这些状况却是永久性的；不论经济是好是坏，他们都一直存在。婚姻的破裂，酗酒，社区犯罪，在另一个美国都是家常便饭。
在此背景下，人们完全可以对“萧条”一词作双重理解，它既指经济的萧条，也指人的精气神的消沉。那些被打入冷宮的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存在就像命运的安排，无力回天——这些人大大增加了新港及纽约中镇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数。
四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贫困人格——另一个美国的“典型公民”——正在浮出水面。
中镇的研究人员在描述“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个体”时这样写道：他们“顽固，多疑，相信宿命论。他们做事没有计划，这一特征与他们的宿命论密切相关。他们容易抑郁，容易觉得自己没用。他们缺乏归属感，对人不友好，也不信任别人。”用数字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底层情绪消沉的比率是社会上层的3倍（底层36.2%，上层11.1%）。
还有一点，美国人有一种自我影像，觉得自己是参与者和实干家。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俱乐部，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教会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往往把个体的社会地位划分出来了。然而整个结构，都只是中产阶级的事。有人曾在印第安那州的富兰克林做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报告称，社会底层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组织的比率，是高收入阶层的8倍。
奇怪的是，导致穷人与世隔绝的一个重要因素，竟然是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存在阶层之分。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很少有根据收入和阶层的高低不同而成立的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社会学家在描述英国等国时所说的“工人阶级文化”，在美国并不存在，或至少没有那么明显。穷人可能会想参加某个组织，但却畏首畏尾。因为与群体里的其他人相比，他或她学历低，收入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于是游离在组织之外。
因此，对“二战”时的民权组织的研究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领。有人可能会想，穷人住得很密集，会有更多朋友。然而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穷人在这方面也遭受着剥夺。有项研究报告称，47%的底层妇女说她们没有朋友或好友。
这种生活是孤独的，也是不安定的。在新港地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在社会底层中，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只有19%。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称，45%的穷人人都是“逆来顺受”，他们的箴言是“我们随遇而安”。
然而，这种宿命论的影响，并不单单局限于个人的经历，也不单单局限于个人对就业和家庭的期望。它事实上渗透到了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是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盖勒普1959年给《视野》杂志做过一次调查，以预测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会有什么期望。调查发现，社会阶层和政治悲观之间有显著关联。社会底层更有可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经济衰退就在眼前，来年自己不会去度假。随着收入的上升，人们对世事的看法也变得更阳光了。
这种悲观主义与穷人的基本立场密不可分：他们不会推迟享受，他们不储蓄。他们往往会及时行乐。自鸣得意的中产阶级理论家可能会悲叹，说穷人没有美国人的传统美德。事实上，对于一个生活困苦、没有未来可言的人而言，这种行为模式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说起来有点伤心，它是一种现实，而不是罪恶。
与及时行乐相关的是，穷人常常“用行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他们我行我素，有时还带点暴力。有些肤浅的观察家对穷人的暴力行为加以卢梭式的美化。他们说，穷人的暴力证明穷人充满生命的活力，证明穷人并没有被礼仪之邦的陈规陋习所束缚。这种说法真是大错特错。首先，穷人的暴力是贫民窟的环境造成的，是人为的。它是人群密集和贫困的产物。它非但不是穷人健康的象征，而是驱使穷人伤害自己的又一种方式。
如果看看另一个美国的家庭生活，就会看到，社会底层的家庭并不美满，家家压力重重。
比如在新港地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第5阶层（穷人）的17岁以下儿童中，父亲或母亲离世、被父母遗弃、父母分居或离婚的，高达41%。当然，这对孩子的人格有深远的影响（在这点上，弗洛伊德对精神疾病的传统解释可以适用于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家庭结构不稳定，再加上父亲或母亲不在，将对个人的人格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穷人的家庭结构类型。约44%的儿童生活在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但有23%的孩子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家庭”，不同代的人住在一起，其中往往会有一两位离异的家庭成员。在这种条件下，不同代的人很可能发生无休无止的冲突和纷争（如果家里的老人是从国外移民过来的，这种冲突会更厉害）。
男女性关系是此种家庭模式的另一个方面。研究人员发现，在新港地区的贫民窟里，年轻女子未婚先孕的现象很普遍。我在圣路易斯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在那里，孩子们年少老成，男女性关系对他们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住在拥挤不堪的房子里，亲眼目睹男女性爱（虽然他们看到的往往都是酒鬼酒后兽性大发的场景），他们早就知道男女性关系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比中产阶级的儿童老练得多。
然而，穷人对性却并非真的了如指掌。如前所述，穷人的生活中充斥着很多悖论，穷人对性的了解也一样，他们对性有很多误解。比如，年轻女子接受的月经期常识，很多是错误的。虽然他们对性很老练，对性却又往往很害怕，有罪恶感。
最后，穷人家庭跟其他穷人家庭住得很近。如果某家碰巧有片刻的和平的话，其他家庭的争吵声、打架声，会不绝于耳。其他家打开收音机、电视，以免听见这种声音，就是很好的证据。大家都一样生活，但并非在一块生活。
于是，青少年在大街上游荡。对年轻人来说，待在家里纯属遭罪。街道能让人缓口气，放松放松，街道能令人激情澎湃。家庭，本应是穷人的心灵港湾，环境却把它给毁了。
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很虔诚的话语，无意间也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比如，在谈到很黄很暴力的吸毒女孩在帮派火并中的作用时，纽约市长瓦格纳说道：“当然，他接着说道，要从根本上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从家庭做起。他说，但凡政府能做的事，都不能取代父母对子女的管教。”
对这种解决方案，人们并不陌生。唯一的问题在于，青少年犯罪始于家庭，而这些女孩很可能正在逃离家庭这个“杀人”的场所。等着父母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无异于让我们一直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政府和社区首先必须让人们有个“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当然，那意味着对另一个美国的贫困文化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五
维持贫困，很费钱。
在各个城市的预算中，用于应对本章所描述的内心冲突和混乱的费用都是一大笔支出。有些城市，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预算资金都用于贫民窟的火灾、治安和卫生问题。一年又一年，让这些人活在底层（而非让他们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改变）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几年前，厄内斯特.M.格伦伯格和赛穆尔.S.巴林测算了贫困带来的另一种高昂成本。他们估计，美国有900万人“深受各种机能失调之苦。”（这里的失调指的是情绪和心理失调）其中150万是住院病人（但如果随时去看的话，只有半数在医院内），这些数据并不包括150万智力迟钝的人。
根据这些数据，在美国，每1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为情绪困扰而影响了生活。格伦伯格和巴林认为，由于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美国每年损失的工资收入达10亿美元。根据他们的测算，美国政府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支出略高于10亿美元（不包括私营机构的支出）。因此，这些疾病的直接成本在20亿美元以上。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损失，是由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承受的。如前所述，他们的苦痛也是他们面对现实的一种形式。
如同本章开头引用的弗洛伊德的话所暗示的那样，穷人的情绪困扰是穷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是穷人在一个不管他人死活的社会中获得人们的注意和关照的一种手段。由于这种“防御”，这些人要跨入主流社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实际上，情绪困扰是贫困恶性循环的一种主要形式。美国社会的结构对这些人是充满敌意的；他们缺乏恰当的教育，没有合适的工作，甚至连工作也没有。由于这一缘故，为了能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生存，穷人往往变得悲观绝望，意气消沉；他们及时行乐，而不是为未来的幸福而储蓄；他们用行动发泄自己的情绪。
一旦这种心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哲学变成了一种事实，那么，即使社会变迁，即使经济衰退终结，人们却还是没有改进的动力。情绪低沉已经内化了。中产阶级看着这一过程，他们看到的是“不想进步的”“懒”人。人们很是敏感，不会要求瘸子去赛跑。然而，他们却要求穷人站起来，像其他人那样去行动。
穷人不像其他人。他们是另一种人。他们的想法不同，感受不同；他们看到的美国，不是中产阶级眼中的那个美国。深受这个社会的紧张和冲突之害的，不是绝望的职员，不是倍受折磨的经理人，而是他们这些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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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黄金年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六章黄金年代
这不是老人的国度。年轻人手挽着手，树上的鸟儿……
——W.B.叶慈
官方报告在行文过程中，有时在一堆统计数字中会突然冒出个人来。1960年，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关于老年人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简短声明书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形。路易斯·W现身了：
路易斯·W——73岁，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在一家寄宿宿舍的三楼，周边环境很差。她在这间屋子里，做饭、吃饭、睡觉。浴室是公用的。64岁时丈夫去世了，年轻时结识的朋友也大多不在了，几个还活着的，又离她住的地方很远。想去看看朋友，不容易。她觉得，和她住一块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不配跟她作朋友（我们与这些人聊天时发现，他们的态度也一样：和自己住在一起的舍友，也都不够好。）
她因而成天待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天气暖和时，她每周会冒一次险，斗胆从长长的楼梯走下来，出去散散步，走到拐角处，然后返回。
路易斯·W是一个象征，她映现了美国社会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美国人崇尚年轻，然而65岁以上的人口却越来越多。多数老人晚景凄凉，根本无尊严可言。他们没用；他们疾病缠身；他们没钱。数以百万计的老人，在狭小的套房、寄宿宿舍和私人养老院里，走完他们的余生。
这个国家没有老年人的容身之地。生理上的羞辱和心理上的孤独，是实实在在的。除此之外，老年人还得生活在这个崇尚年轻、极力掩饰年龄的社会中，蒙受羞辱。正如一位证人在参议院专门委员会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这些人陷入了三重“因果链条”：他们身体不好；他们钱太少；他们与世隔绝。他们有的刚沦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他们工作时拿着像样的工资，现在却到了寄人篱下的年龄，靠社会工作者过活。有很多老人很穷，因为他们年轻时穷，中年时也穷，一辈子就没富裕过。把这些人都加起来，美国的贫困老人有800多万。
一些宣传小册子的作者和宣传员，经常谈“黄金年代”，谈“资深公民”。但这些都只是些用来掩饰麻木不仁的委婉说法。当美国人年老的时候，美国往往会让他们陷入贫困，词典中也找不出足够的词汇来掩饰这个丑陋的现实。
一
老头微不足道，
木头披件破外套……
美国的老年贫困根源在于生物革命。老年人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1850年，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5%；1900年，上升到4.1%。1960年，近9%的美国人口在65岁以上。根据卫生、教育及福利署的预测，到1975年，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0%。与其说是人们的寿命变长了，莫如说是许多人活到老年了。
导致这种巨大变迁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癌症和心脏病在不远的将来也能治的话，将是又一次突飞猛进。死亡率已经降低了。生育率也比以前低了。现在又没有移民潮，不可能有大量年轻人来美国。结果，社会变得越来越老。
如果只是从预期寿命或医疗的角度提出老年人的问题，将是错误的。即使老年人并不穷，他们仍然是各种延年益寿的技术的受害者。技术的发展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养老方式。子孙“三代同堂”的家庭，在美国消失了。农场的老人以前还可以干些较轻的家务活，以打发时光，而现在，机械化生产和时代变迁，也让这些老人没事可做了。
这样，老年人即使不贫困，也会孤苦伶行。老年人爱发牢骚，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这种形象并非人的本性。在一定程度上，它给人一种印象，即社会让老年人多白活几年。
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休闲对老年人来说竟然是种负担（不是经常听人说，“他一停下工作就会死掉”？在1890年，65岁以上的老头中，70%都还在工作；1959年，降至34%。今天，在有些行业，工厂工人如果过了40岁，就该被淘汰了。企业强迫员工退休。这种问题如此普遍，以至于有人提出，该把老年人列入反歧视法，把老年人当成像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那样的少数群体）。
孤苦伶、疾病缠身，折磨着所有老人，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但对于贫穷的老人来说，情况就更糟了：他们更孤独，更无人问津，病得更厉害。政府有份报告，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社会悖论。报告指出，只有丰裕社会才可能有如此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因为我们很富，所以我们能养活他们，能把他们造出来。但在讨论老年人的生活时，报告却指出，这些丰裕社会生产出来的人，却无法分享丰裕社会的成果。只要他们穷，我们就能容忍他们。
参议院1960年的一份报告已经把这问题说的够清楚的了：“至少有一半的老年人（近800万）住不上像样的房子，缺乏恰当的营养，没有足够的预防保健和诊疗服务，或是缺乏必要的娱乐。”1961年白宫召开的老年工作会议上提到美国老年人的状况，情形也是一样悲惨。“许多州报告说，65岁以上的公民中，有一半的人因为收入太低，没法满足其基本需要。
下面是些统计数据。美国社会竟有这样的数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人口调查局1958年的数字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近60%的人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一对退休夫妇要想在城市维持基本生活的话，每年要花多少钱呢？根据政府的估算，按照1959年秋的价格水平，费用最低的是萨克兰顿，2681美元，最高的是芝加哥，3304美元。简言之，即使夫妻俩的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如果他们生活在费用最低的城市，收人需要再提高20%，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如果在费用最高的城市，收入需要再提高40%，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这些人中，一半以上的人都被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覆盖了（社会保障，老年救助，等等）。然而，联邦政府也承认，社会保障待遇完全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比如，1959年社会保障待遇的平均水平，每月仅70美元多一点。或者，换种说法，参议院报告的结论认为，如果老俩口按农业部测算的最低食品支出过日子的话，那么，会有四分之一的老年夫妇，单食品一项，就要花去其收入的一半以上。
有些人试图淡化这些数据。他们说，子女和亲戚会接济老年人，因此老年人的收入数据并不准确，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然而，白宫有份会议报告曾估计，1961年亲友的接济总额约为30亿美元，仅占老年人收入的10%。而且，可以料想，其中大部分都是有钱子女给有钱老人的。基本事实还是：至少有800万65岁以上老人生活在贫困中。
即使是这样的数据，也还是掩盖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根据贫困文化的悖论，可以预想，拥有各方面资源最少的老年人，也正是收入最低的老年人。有房的老人并不少，但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老人准没房。据估计，在领取社会保障待遇的人中，有25%的人一分存款也没有，超过半数的人存款不到1000美元，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怎么陷入贫困的呢？
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就是穷人。老年时的贫困只是穷苦一辈子的尾声。他们长在贫困的家庭，过着贫困的日子，在贫困的条件下死去。比如，20世纪50年代纽约州议会有份报告说，贫困的老年人中，相当多的人都是被迫离开土地来到城里的。他们从来没成功过，晚年时的贫困是他们投错了胎的结果。
身体不好是导致老年人长期陷于贫困的另一个因素。慢性病是贫困老人的最大负担。穷了一辈子的人，病得比谁都重。结果，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们几乎注定要过困苦的日子。
即使所有年轻时贫困、中年时贫困的人，一直贫困到死，也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如此多的65岁以上老人会陷于贫困之中。50%的老年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因此，有许多贫困老人，他们在工作时生活还是很体面的，只是在失去工作后才沦落为穷人。
失去工作后才陷入贫困的人中，最明显的就是工人。有些运气好的非熟练工、半熟练工，年轻力壮时还能混口饭吃。然而，年岁的增高却威胁着他们所取得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年老是永远的痛。还有些工人，因为技术进步而不得不离开了原来的岗位，退出了熟练工的队伍。有的妇女，65岁了，不得不重新去打工，挣点微薄的工资，贴补家用。有的工人，身体都垮了，还得继续干。
这些人中，有的曾有过不错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然后，他们陷入了不同技术的交锋中。一方面，新技术使他们沦为冗员，只适合在经济底层待着。另一方面，技术又给了他们更长的寿命。对他们来说，进步意味着痛苦绝望，直至死亡。
最后，经济萧条地区尽是些穷人，而穷人中又以老人为多。比如，农业工人等于是被判了死刑，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还能赚点微薄的工钱勉强糊口。等他们年老了，他们又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从来就没有为养老做准备的机会，而当他们需要养老的时候，却无人相助。
有些数据或许是最令人震惊的，他们说明了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一切，说明穷人是如何受到了贫困这一原罪的惩罚。美国老年人中，有社会保障的介于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之间；但1957年，最穷的穷人，那些收入不到1000美元的“鰥寡孤独者”（独自生活的人，往往是失去老伴的老太太），有社会保障的只占37%。
同样，密西西比州给白宫办公会议提交的报告堪称经典：“密西西比州的老年人，是生活在低收入州的低收入人群。”事实上，白宫办公会议指出，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老年人的状况才是最慘的。在这些地方，有的人生活在一些救济资金不足的州县，而又没有被联邦政府的福利项目覆盖。
简言之，对于贫困的老年人而言，福利国家是颠倒的，就像另一个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福利国家提供的保护和保障，以及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救助，往往都流向了有权有势的强者，流向了有组织的人。社会上最弱势的人群，在国会议员互相拉票的时候，总是被任人宰割。由于老年时依然没有收入，老年人势必贫困、孤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老年人的医疗需要就没法满足，住房问题就没法解决，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会益发觉得，在这个崇尚年轻，死者几乎不被人提及的国度里，自己纯粹是个废物。
这些数据和老年人的心理抑郁之间，有某种关联。如果看看贫困的老年人都住在什么地方，这种联系就变得更具体了。
相当多的美国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不是因为一家人想住在一起，而是因为没办法。这导致了家庭成员的不和，导致了家庭内部的纠葛。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也许算是最佳的安排了。65岁以上老人中，三分之二的老人都生活在两口之家，要么与配偶住在一起，要么与另一位亲属一块住。这表明，美国过去的家庭生活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
跟许多穷人一样，这些老人也深受城市变迁之苦。中产阶级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跑到郊区去了。祖父母却留在了城里。他们住的房子可能还不赖，但他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些邻里社区，都已经破坏殆尽。现在，在自己生活了四五十年的街道上，他们却成了陌生人。没办法，他们只能设法去应对街里街坊的变化所带来的棘手问题，可他们却并不擅长此道。
失去老伴的老太太，境况尤为糟糕。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在老伴走后，很多老太太都是一个人过活。1960年，美国有600万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大多为老太太，而且大多数都自己过。官方的统计员估计，1980年，美国将会有900万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高龄老人将会穷的一塌糊涂，孤寂难耐。
如前所述，孤独贫困的老人是穷人中活得最苦的。他们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年收入不足580美元。580美元，刚好是美国农业部测算的食品支出的底线。然而，老年人还得用这些钱付房租，买衣服，支付其他费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跟路易斯·W一样，在天气好的时候偶尔去街角溜溜，这就是他们的消遣方式。
老年人与世隔绝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形成老年贫民区和少数种族贫民区。在大多数大城市中，都有寄宿宿舍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有失体面，老年人高度密集。例如，在圣路易斯，有个地方，老房子都改成了给穷人住的小单间。零零星星出现在那地方的，都是住在寄宿宿舍里的老人。
公房是老年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随着贫民窟的清除，老居民区都被拆掉了。却没有切实的办法，来保障老年人能找到一个新的住所。就像参议院的报告所说的那样，老年人深受重新安置之害，而又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新的住所。他们去不了郊区，因为他们没钱；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项目，也还没有来得及顾及他们的特殊需要。
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些都够惨的了，但我所说的这些事实和数据并没有真正说明老年人的社会孤立是怎么成为“黄金年代”的一部分的。居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个街角社会，哪怕是个流氓团伙。但老年人却被困在衰败的中心市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很少与人交往。这个问题可以用政府的一项统计数据来概括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贫困老人的孤独程度：美国三分之一的老人（约摸有500万），住的地方没有电话。他们确实与另外一个美国切断了联系。
二
纽约有位老太太打电话找社会工作者。她泪流满面。福利部门没有按期给她寄来支票，把她吓坏了，她断粮了，如今真的要饿肚子了。跟很多处于类似境况的人一样，她的命就悬挂在城市福利体系的一根细线上，社会工作者是她的希望。
社会工作者：在一本谈贫困问题的书中，这个角色少不了。在另一个美国里，处处都有社会工作者。在城市贫民窟的流氓团伙中，如果上面派来了位专职社会工作者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会引以为荣。社会工作者来了，表明当局很把他们当回事。在黑人贫民区，社会工作者虽然是外人，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人了，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走街串巷了。
本章谈的是当代美国老年人的贫困问题，社会工作者出现在这里尤为合适。对数以百万计的贫困老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独自生活的老人来说，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就是他们完全依赖他人。从最乐观的方面看，他们得依靠慈善机构、依靠家人的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福利部门派来的陌生人手中。
美国有很多抨击社会工作者的文章。理由是，公共慈善必然会导致冷酷无情和愤世嫉俗。毫无疑问，社会工作制造了一些官僚化、冷酷无情的人，这些人眼中只有统计数字和总体，从来没有把穷人放在心上。福利国家有种人，他们靠“贵人”的庇护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工作者的“客户”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学会了社会工作者的行话；他们会说社会工作者爱听的话；他们善于跟官僚们打交道。
但这种尖刻的描述并不代表全貌。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工作者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完全不足以解决问题。他们的工作负担太重。热情、善良、真诚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真的想帮助人，却往往受困于别人定的条条框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若干年前，纽约的一个社会工作团体为抗议当局的做法罢工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熬夜把批准发放救济金的授权文书都签署了，而这些钱本来就是早该给的）。圣路易斯有位教师，她为了能时刻和服务对象在一起，搬进了学校附近的居民区，她是爱岗敬业的优秀社会工作者的代表。
真可叹，有人竟会将没有人情味的官僚形象强加在全美国的众多社会工作者身上。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竟然把这种形象强加在众多为贫困老人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身上，老年人生活困苦，孤独寂寞，与世隔绝。他们需要特殊的关照，需要人去照料他们。这都需要钱，不论社会工作者对老人的关照有多么投入。这笔钱，美国还没有给。
20世纪50年代，一名年轻的女社会工作者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住下来了，她为蒙特哥马利县救助区的老人服务。下面几页，讲的是那个地方社会工作的现实给她留下的印象。
在俄亥俄州，县负责救济项目的管理（我这里描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情况）。确定救济标准的依据，是给每个救济对象一笔最低保障金，以维持温饱。所需救助资金，就像在另一个美国常常发生的那样，由各县决定它分担的资金比例（美国的福利救助项目严重失衡；纽约市的穷人过得要比蒙特哥玛利县的穷人好，而密西西比州的穷人过得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穷人都差）。蒙特哥玛利县分担的资金比例是90%，这在俄亥俄州是相当高的。
老人来到救济区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进行资格登记。有些情况下，老人需要提供年龄证明；如果提交的书面材料不合格，资格审批可能会拖很久，甚至可能会丧失救助资格。有的福利项目对居住期限有要求，申请人须在过去9年间在本州住满3年。
年轻女社工所在的这间办公室，负责对申请者进行筛查。里头的工作人员对申请者充满敌意，他们把大部分来这里求助的人都视为“游手好闲者”、“懒虫”，必须坚决把这些吃白食的人从救助花名册中剔除出去。结果，被他们剔出来的人占申请人总数的55%，而他们却深以为荣，决心把这种做法保持下去。
申请救助的人得向公共机构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这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很合情合理的。然而，这种判断忽视了一个跟穷人特别是贫困的老人相关的基本事实；他们恰恰是最不擅长与福利国家的官僚机器打交道的人。绝大部分穷人的文化水平都很低，有的甚至连英语都不会。有些穷人很有一套，能跟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拉拉关系走走后门，而更多的人简直就被各种表格和救济机构吓怕了。
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完全仰仗政府部门的救助。去趟救济办公室，关乎他们的生死。他们老了，现在的种种例行程序，常常令他们茫然不知所措。那位在蒙特哥玛利县工作的年轻社会工作者所说的那些人，对上门求助的人很不友善。然而，即使是一心想帮助他们的人，也是爱莫能助。资金有限，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多少有点福利，必须狠下心来、刨根问底。
在蒙特哥玛利县，有些人试图引导贫困老人别去门诊部看病。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去诊所的话，他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病人，长此下去，他会装病骗取国家的救助。因此，他们偏向于让贫困的老人固定去找某位医生看病，而且一次只能看一种病。
但在当前的体制下，让贫困老人固定去找某位医生看病的做法，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去门诊部看病有一个问题，就是下次去看病，可能换了位医生。这意味着老人每次都得把他的病情复述一遍。老是这样重复，会让一些病人觉得，他们又开始治病了，而医生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比如，在纽约，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去门诊部看过病，后来通过福利署又去找私人医生看病。他觉得医生很负责，可门诊部的例行程序又让他深信医院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同样，所有这些都是丰裕社会中公共设施不足的表现。比如在蒙特哥玛利县，有位妇女因为缺少轮椅，只能成天躺在床上。只要花一点钱，就会让她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当社会工作者提议给她买一把轮椅时，顶头上司说，有成百上千的人也需要轮椅（翻译一下：一个简单的器械，能让成百上千的人生活大为改观）。主管部门认为，这位妇女的情况值得考虑，给她配把轮椅能立竿见影，好处多多。可他们又担心，如果给她配了轮椅，很多人会跟着要求配轮椅。这位妇女因此没给配轮椅，还躺在床上。
轮椅这件事，折射的是公共资金的匮乏。公共资金的不足，使得患病的老人更加凄惨。在其他情况下，老人的疾病和苦痛是由恶劣的福利服务造成的。H女士已经75岁了，她丈夫中风了，摔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了。她努力照料他，把他抱起来，给他洗被单、洗内衣，等等。虽然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靠这些钱“过活”，但她的生活却快崩溃了，她本人也患了肺炎。
H女士绝非孤立的个案。那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是这样描述她的“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的：“他们有的寄养在别人家里，有的住在小套房里，有的住在自己家里，有的住在活动住房里，还有的住在养老院里。从总体上看，寄养在别人家的人可能最可怜。他们一般都很孤独，不是单身，就是鰥寡、离异，他们完全与世隔绝，虽然孤独得要命，却有意不与邻居往来，他们怕邻居说他的闲话。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吃救济’。”
“要是运气好，他们能找到一个好邻居，他们会慢慢学会信任他。该邻居既能陪伴他们，又能在必要的时候保护他们，打电话找来医生，或把他们送到医院。当服务对象病得很重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找来社会工作者。如果这位邻居搬走了，他们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们可以信赖的人了。”
老年人生活的另一个残酷事实是官僚主义的要求：要获得救济，就得提供某种东西来交换。许多地方规定，救助对象须签署一份法律文件，据此，国家拥有对其财产的留置权，福利部门有优先获得其房产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这只是走走形式，因为这些人没钱也没房。然而，有些人中年时克勤克俭，攒钱储蓄，买了房，而现在却要签署这样的一份文件，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种内心的痛，一次彻底的剥夺，社会将他们抛弃了，政府再踩上一只脚。然而，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否有财产，签署一份法律文书，把自己给卖了，心理感受自然不会好。为了换取一日三顿不怎么样的饭菜、房租、还有一点医疗保健，个人财产变成了国家的财产。
纽约有位妇女，曾是位轻歌舞剧明星。她赚钱了，胡乱花，把她的财产权益全放弃了。现在她在领取救济，福利部门要求她签字让与她的房产。她的生活有可能会拍成电影。年老了，她终于学聪明了。由于她年轻时签了过多的让与财产的文件，她现在拿不定主意了。也许，她会得不到照顾。
在路的尽头，是县养老院。戴顿市的全体员工，颇以这个机构为荣。他们认为，县养老院足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但很多老人却怕自己被送进县养老院。在美国民众的情感上，“养老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糟糕透顶的代名词（人们的感觉部分是对的；这些地方，绝大多数完全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下文将对此加以描述）。
这些对俄亥俄州福利管理的描述，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如前所述，州与州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福利项目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不论是社会保障，还是联邦政府的其他项目，或者是地方项目，都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无一例外。由此，美国的贫穷老人注定了要与官僚、无情、令人沮丧的体制打交道。
三
看贫困统计，有时候就像看侦探小说。
1960年政府出版的“美国老年人的某些特征（1957年7月至1959年6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出版物，就属于这种情况。乍一看，这些小册子罗列的尽是干巴巴的数据。但透过这些有意无意的统计表格，你能看到一场大戏。戏的主题是犯罪，罪行是让人受苦，坏蛋是穷人。
首先的一个事实是：贫困老人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更需要医疗保健。
老年人中的低收入群体应当记住，低收入群体有好几百万，约占老人总数的一半），行动不便的人数，是同龄高收入人群的四倍。至于更要命的“长期行动不便”问题，情形也一样：高收入人群中，不存在长期行动不便问题的有26%，而低收入人群仅为17%。
上述结果也反映在另一项统计数据上：贫困老人因残障而卧床不起的天数，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多。在另一个美国，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贫困人群：最没钱的人受到的限制最多，病得最厉害，卧床不起的情况最严重。
如果要让这片土地上的老人活得体面的话，那么，那些受到如此严重伤害的人，应该有最好的医疗保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有钱的老人，身体更好，能得到医治；贫穷的老人则不行。而且，不应忘记，穷人都是在诊所、在养老院看的病，医疗保健的水平往往较差。因此，75岁老人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的，平均每年看病6.8次；而年收入在7000美元以上的，平均每年看病9.1次。
老人年纪越大，受的罪也越大，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医疗保健越来越取决于收入水平。因此，统计数字具有了实质内容：美国有数十万或数百万的老人，生活每况愈下。在另一个美国，这是最极端、最明显的恶性循环。
侦探小说的人物形象，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在读犯罪小说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那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坏蛋会是真正的罪犯。有些作家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反其道而行之，以便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在数十份官方的报告中，都详细描述了患病和老年给人带来的苦痛，没有任何虚构。只不过是美国公众还没有看出这一事实而已。
对于穷了一辈子的贫困老人来说，这种螺旋式下降的过程尤为剧烈。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前所述，长期陷于贫困状况的人，由于他们在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年老后会病得尤其厉害。他们老年时的病痛，是从贫民窟的恶劣环境、不卫生的居住条件以及一生的病痛传下来的。政府的报告指出，许多状况原本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文化，那么，美国老年人的贫困势必会跟着减少。
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今天的美国，晚年的岁月也是内心忧伤的岁月。对有的老人来说，看着自己变得越来越老、老态龙钟，心里自然不好受。除非医学取得了突破，这种苦痛是难以避免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贫困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折磨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
费城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毛利斯·林登博士几年前对这种状况作了如下的总结：“……导致老年人出现情绪问题的一些主要因素，有社会对老年人的排斥，朋友圈子的萎缩，孤独感强烈，自尊感下降，以及自暴自弃。”
当然，所有这些状况在另一个美国都极为常见。为了应对这些状况，林登博士认为，应该对这些人进行个别化的、人性化的治疗。大集体的做法，不可能让悲观绝望、抑郁、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他们的问题是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缺乏与人交往。
美国对这种状况的回答是兴办“养老院”。1960年，2.5万家养老院共供养了50万老人。根据参议院的报告，只有58%的养老院达到了政府规定的标准。这些数据还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们并不包括未取得营业执照的养老院，以及床位数不超过3张的养老机构。
大多数州规定，养老院须办理营业执照。许多地方还规定，养老院不得出现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比如老年人不得住在容易引起火灾的建筑物内）。但这些规定，针对的只是养老院最起码的物质条件。许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未经过培训，没有任何专业技能，无法给老年人以温暖，让老年人活得有尊严。他们提供的照料很有限：有时只是管管饭，给老人提供一个等死的地方。
可以理解，参议院报告在谈到这些机构时是充满怨恨的。报告说这些机构的哲学是“储藏箱”的哲学，总结得很是贴切。
这些老人该由谁来照料？又该如何照料？
参议院报告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老年人的问题应当由联邦政府负责解决。在责任排序上，联邦政府居首，州政府位居其次，企业排第三位，家庭排第四位。
乍一看，这似乎很残酷。实际上，它的确是美国这个迷恋年轻、害怕年老和死亡的国家的写照。在这片国土上，老年人最好能让人眼不见心不烦。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是，老年人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于美国的大多数家庭对此都无能为力。抚慰老年人内心的伤痛，需要有专业技能；给老年人治病，医疗费用高得吓人。确实别无选择，只能靠政府干预。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12%。而医疗费用，老年人最可怕的负担，却上升了36%，入院治疗费用上升了65%，团体入院治疗费用（蓝十字保险上升了83%。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给老人治病，掏空了成百上千万美国家庭的腰包。现在正在讨论的联邦法案，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只是杯水车薪。
在美国只有政府有能力解决老年人的问题，这一点很明确了。不过，政府该怎么做，就没那么明确了。在这有限的篇幅中，透过对另一个美国老年贫困的分析，我得出若干一般性的结论。
第一，如前所述，防患于未然是有可能的。让年轻人、中年人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让他们少生病，就能让他们年老时少些苦痛。
第二，在贫困老人的开支中，医疗费用显然是最大的一笔花销。如果能解除老年人的这种财务压力，他们的生活马上会阳光明媚。
第三，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在所有美国公民中，老年人受官僚主义的条条框框之苦最深最重。他们的疾苦、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限制，最终让他们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令他们困惑不解。我们可以照顾好他们的身体，而他们的内心却充满苦楚，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各个政策环节，都必须考虑到老年人的这种特殊需要。医疗项目应尽可能让老人获得人性化的诊疗，老年人的住房项目应当考虑到贫困老人行动不便的因素，等等。
老年人怎么才能获得这种个别化的、人性化的照料呢？首先，要舍得花钱。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如果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负担不那么重，如果诊所有足够的人力物力，那么，就有可能摆脱官僚体制的许多弊病。那些批判福利国家没有人性，主张回到个人慈善的人，点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却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私人慈善和私营养老金只能满足老年人的一小部分需要。要让老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既富有人情味又尊重个人的独特性，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限制福利国家，而是要超越福利国家。
最后，我们必须为老年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改变我们有关他们的运作哲学。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得很好，美国有一种“储藏室“哲学。我们“保管”了老年人，我们给了他们生命，但却拿走了他们的尊严。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老年问题，也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人并没有把这些老头老太太放在心上。
对于解决美国的老年贫困问题而言，这些都只是些宽泛的建议。如果这些想法，或者别的更好的想法，没有被政府采纳，如果政府没有大的动作，那么，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成为美国贫困人口上升最显著的一个领域。
迄今为止，形势极为严峻。生活极其悲慘的老人有800多万。他们是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的农村贫困老人，以及生活在福利体系完全不足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那些州的老人。他们是城市贫民，有的生来就贫困，有的则历经了沦为穷人的屈辱历程。他们孤独寂寞，是被社会抛弃的人。
贾斯蒂斯·威廉.O.道格拉斯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谈到了人们在欠发达地区碰到的一种困境。例如，沼泽地会带来疾病。花一些钱，派架飞机在那儿撒点药，人们就可以存活下来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同时给人们出路的话，是否也该去撒滴滴畏呢？这种痛苦的选择似乎很遥远，那是印度要头痛的事，与繁荣富裕的美国没什么关系。然而，它也是美国所面临的困境的写照。我们已经消除了这片国土上的沼泽地，人们得以存活下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可以活到65岁以上。但仅此而已，我们没做别的。我们让他们可以勉強存活，却没有给他们出路，让他们可以活得体面，活得幸福，活得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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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三类穷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五章三类穷人
本书所描写的穷人大部分都来自于大的贫困文化。他们是典型的穷人。
还有一类穷人。他们有时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或是具有一些新的特质。对这些人的困苦，国会没做过什么调查。也没有什么统计数据，来描述这些穷人的日子是个什么状况。人们对他们生活的了解，靠看小说，读心理学家的文章，看夜间法庭的审判纪录，或去大街上转悠。
在美国，有一种贫困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有时生机勃勃，热情洋溢，它体现了另一个美国幽默的那一面。这里生活的穷人，有知识分子、流浪汉，还有“垮掉的一代”。他们或奋斗或装腔作势；他们或功成名就，或是走下坡路回到中产阶级的圈子。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往往连饭都吃不饱。
在某些方面，这是另一个美国所能见到的最可怕、最具有破坏性的贫困。城市居民有时会碰到这种贫困，就是从贫民区走出来的流浪汉求他施舍财物的时候。这些人是贫穷的酒鬼。长期以来，他们都被视为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然而，没有人把他们理解为贫困带来的问题，而贫困却是与他们密不可分的一大重要事实。
此外，还有一种贫困变得也越来越重要了。这种贫困是美国农业革命的结果。在底特律、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奥克兰等城市，人们能看到这些在城市的贫民窟中过活的农村穷人，山里人，失败的流动雇农，还有20世纪40年代去支援前线一直未返乡的人。
我在城市见过农村穷人，我也见过酒鬼。在芝加哥和纽约的知识分子的贫民窟，里，我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以下就是他们给我的一些印象。
一
看看20世纪50年代末的报纸，会发现那些穷酸的知识分子看上去相当浪漫——垮掉的一代。他们胡子拉碴，行为古怪，一夜间竟然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们由此成为一种现象。就像一些花样文章的作者所写的那样，惠特曼式的追求、虚伪、淫乱，还有忘恩负义，构成了他们的氛围。大多数人准会觉得，这些人过着轻松懒散的生活。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他们神密的神话背后，他们还是穷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有意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以苦为乐，但他们毕竟是穷人。
“垮掉的一代”只是一个描述一种老早就有的现象的新词。有聚集在名牌大学周围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有头脑里满是把资产阶级压扁的政治理论的流浪汉，这些群体有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经历着一种奇特的贫困。除了苦行僧外，他们是唯一一个有意在丰裕社会里过贫困日子的穷人群体。
首先，垮掉的一代和流浪汉都是一种出现在贫民窟的现象。
在洛杉矶，垮掉的一代聚集的西威尼斯，原是一房地产开发项目。起初，房地产商想建成一个美国的威尼斯，小桥流水，如诗如画。计划后来走样了；桥塌了，小区里尽是油乎乎的衣服。住在这里的，有工资微薄的工人，有流浪汉，有被遗弃的人，还有反叛的年轻人。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豪华公寓大大抬高了那地方的房租，低收入者不敢问津，因而不再是生活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聚集的中心了。贫困的知识分子（或大部分贫困的知识分子），都东迁了，迁到了纽约东南边，租住在阁楼里。诡异的是，面对低收入者的住房项目，以及政府有关安全卫生的规定，都在时刻威胁着他们。他们既不符合申请公房的条件，也不想住进公房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自由依靠的正是贫困文化。
既然身在贫民窟里，贫困的知识分子难免会卷入与居民的冲突。居住在纽约南村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经常被市中心来的陌生小丑骚扰。流浪汉（或“垮掉的一代”，不论怎么称呼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而且往往火气很大，因此极易发生冲突。在芝加哥，在旧城区改造摧毁南城一个最大的大学贫民窟之前，问题出在另一个方面。黑人想迁进来，而原先住在那儿的白人却在极力抵制，不想让黑人迁进来。学生，不论其对种族平等持什么样的立场，毕竟是白人，这难免会出问题。
20世纪40年代末，当我晚上穿过一条充满火药味的街道时，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知道，我很同情那些想越过贫民区的高墙的黑人，我也希望白人和黑人能够做友好的邻居（白人，搞城市规划的人，还有行政司法机关，将这种可能性彻底断送了）。我同时也明白，我的肤色可能会让我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这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然而，即便贫困的知识分子是贫民窟世界里的外人（也许“观光客”更中听一些），他们还是得像贫民窟的其他人一样过着困苦的日子。流浪汉住的房子往往相当简陋。他们租住的房间或套房，都是最廉价、最破旧的，或者是不宜住人的工厂的统子楼里面。这或许是流浪生活的精神体现吧：臭虫、耗子、垃圾遍地的街道，公共浴室，这些都是贫困文化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子女却热衷于寻租阴暗的地下室或老楼房里面下人住的房间，真是个悖论。
有时会饿肚子。我有位朋友，就靠“二战”后政府发给难民的粮食配给券过了一段日子。在曼哈顿的切尔西街区的一间寄宿舍里，我亲眼目睹有人两顿饭就吃一个玉米牛肉罐头。中产阶级的叛逆，很快就学会了穷苦人家那套填饱肚子的窍门，用结块的馅饼来充饥。
饥饿偶尔也可以为生活添点乐趣。我有位朋友，父母忘了给他寄钱，不得已去一家专做开胃点心的食品店除账。结果，他成天吃些坚果、蛇肉，喝甲鱼汤，品尝着富人吃的山珍海味。最后，当他每周只能靠几块钱度日的时候，都快对那些高档食物过敏了。
贫困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有一项基本要求：不能太稳定。他们也会出去打打短工，但不会以此为业。有的会在经济底层摸爬滚打，干些少数民族和酒鬼才干的活，比如刷盘子，当快餐服务员。在曼哈顿沃伦街80号的那栋大楼里（我在“被抛弃的人”那章中描述过这栋楼），常常能看到中产阶级的子女夹在一群急着找份工作的人群中间看哲学书或欣赏诗歌。
还有就是失业补偿。要获得失业补偿，必须在规定的岗位上干满足够的年限（对贫困知识分子的工作模式，国家有时会出台相关规定）。这有点像国家给搞艺术的人发的补贴。事实上，如果有的议员知道有多少小说是靠这笔钱才写出来的话，可能会大为震惊。
尽管贫困的知识分子住的像穷人，吃的像穷人，干的活也像穷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贫困文化。过苦日子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活法，他们并非贫困文化的牺牲品。他们只是过客，要么回归主流社会，要么成为文艺界名流。他们并不像真正的穷苦人家那样，被生活折磨得心灰意冷、悲观绝望。相形之下，人们才会懂得，人的精神与主观能动性在另一个美国有多么重要。
最能体现这种差别的，是贫困知识分子的住处。把阁楼租下来后，他们会用中产阶级的教养和创造性对其加以改造（我有位朋友发现，电话亭就是个完美的淋浴间）。他们会把墙面刮掉，让砖裸露出来。房间里会挂上几幅画，增添几分生活的气息。冬天，大厅的洗澡间会特别冷，他们会用烤箱来取暖；他们会在厨房中间弄个浴盆，在里头洗澡。这样，既不会对房体造成太大的损害，又不会缺少一些必须的设施。
这真是对穷知识分子莫大的嘲弄。为了逃离丰裕社会的精神贫困，他们才来到另一个美国的贫民窟，过着困苦的日子。阿伦·金斯伯格在《嚎叫及其他诗篇》中，写到垮掉的一代时，说道：“我看见了，疯狂把我们这代人中最有才的人给毁了。”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不无道理。尽管这些人有才能有学历，能够在社会上挣大钱。但他们却选择了待在贫民窟里，因为他们觉得物质上的富足只是一场空。
贫穷的知识分子主张不同种族间的融合，这很好地说明，他们的叛逆是认真的，并非沽名钓誉。除南方外，大多数有教养的美国中产阶级都口口声声要种族平等。贫穷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种族共存的世界。在这里，在自愿贫困这种奇怪的亚文化中，黑人看见了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种族融合。
还有，中产阶级过去15年来的繁荣，也影响着贫困知识分子。老一辈流浪汉以政治上的激进、艺术上的前卫为由，拒不遵守社会规范。但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民权组织以外，再也没有广泛的社会运动可以让这些知识分子去参与其中了，而前卫也已经没什么活力了。结果，这些人的抗议越来越个别化了，忍让成了金科玉律。
的确，有的人在去美国中产阶级的世界里打拼之前，会先摆摆样子，享受享受。他们之所以过苦日子，是因为这给了他们一定的自由。某作家对他们这群人有很精彩的描述，说他们之所以抛弃了劳碌的世界，是因为它不能给他们时间。他们毕生的精力去创造时间，直到他们真的有了时间，他们还是不去生产。好的话，他们会像绵羊般乖乖地回到凡人的世界，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差的话，他们会一直过着懒散单调的生活。
这些人也有悲剧。贫困知识分子的贫民窟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且往往与底层社会相伴。结果，有人自杀，有人进了精神病院，有人进了局子。把这些理想化，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这些都表明了美国社会的失败。它把这些信仰空虚的人推向了贫民窟，有时还把他们推上了绝路。
贫困的知识分子中，最惨的也许要数少数吸毒成瘾的人了。“吸毒贫困”很可怕。所有的喧器、情绪的紊乱和内心的苦痛，都变成了对海洛因的渴求。生活完全乱套了，毒瘾发作时，吸毒者如果不去犯罪，就会陷于极度贫困的境地。
摆摆样子的人，还有吸毒人员，都是耸人听闻的报道的好素材。大多数人在想象中产阶级叛逆的生活时，想到的就是他们。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记住，在我们这个丰裕社会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才华、有洞察力，他们选择了贫困，宁愿过苦日子，也不愿屈服于空虚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孤寂落寞。在知识分子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美国离奇的一幕。
二
在美国城市中，最苦、最显眼的穷人，也许要数贫民区的酒鬼了。
1951年至1952年间，我住在克里斯蒂大街，离纽约的保尔利区就一街之隔。当时，我还是天主教工人团体的一员，该团体在那儿有座房子。被褥按“先来先得”的原则发放；一大早，会有一排人排队领早餐，有咖啡和黑面包；中午有一大帮人来舀汤。我们还分发报纸、读者寄来的衣物。我们这些来这里过活的人，都接受了自愿贫困的哲学。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报酬。我们的生活条件，和我们救助的酒鬼和精神病患者一样。我们没有罪孽，因为我们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并不酗酒。但我们却离那个世界很近，很近。每天，我们都能看见那个恐怖的世界。
保尔利现在变样了，第三大道的高架路被拆除了。如果第三大道的房产继续升值的话，贫民区也可能被赶到别处。因此，我描述过的一些地方，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不过那只是细枝末节，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却不会有啥变化。
第三大道给保尔利区带来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元素。脏兮兮的、大而无当的房屋，无人问津，就像穷人在表达他们的困苦一样。在街道两边，有的是便宜旅馆，可以在那儿找张床睡觉。每天早上，有人会来查房，看看头天晚上是否有人死了。当然，路旁还有酒店，专卖便宜的葡萄酒。
保尔利的男男女女通常喝葡萄酒，有时会喝喝啤酒，或是来几杯廉价的威士忌。生活极其窘困的人借酒消愁，老是喝得烂醉如泥。他们喝的是烈性酒，这种酒用手帕或一片不新鲜的面包过滤后就能喝了。这种酒很有名气，它能让人失去知觉，而不会伤害人的神经系统。有人告诉我说，这种酒并不好喝，喝它就是为了忘记烦恼而已。
周边还有一些别的买卖。有二手货店，不论人们找到了或偷来了（有时是互相偷）什么，都能拿到那儿去卖。这些商店靠吸穷人的血为生，穷人也离不开这些商店。还有几家餐馆，一到晚上，被遗弃的人就睁大眼睛，以免被人扔到大街上；这些就是令人倍感压抑的、灯红酒绿的场所。此外还有一些传教机构，有人把他们称为“316”，因为他们老是把《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的经文写在门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救世军的小姑娘和男信徒会到大街上传教。
这里到处都有股尿臊味。男人没钱住廉价旅馆时，就露宿街头。冬天，他们有时候会昏死在雪地里，或是爬到别人的家门口。夏天，人们常去的地方，臭气熏天。
保尔利有自己的典型形象，或者，在我看来是如此。男人脏兮兮的，他们在喝得酩酊大醉后脸上往往血迹斑斑。酒醒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受的伤。他们衣衫褴褛，衣服的大小、颜色很不搭配。他们的裤子有股尿臊味，臭气熏人。他们看起来很孱弱，不敢正视别人的眼光。
夏天，保尔利处于巅峰状态，如果人们能这样描述一个破落不堪、道德沦丧的地方的话。人们坐在一起聊天，或者成群结队的闲逛。他们很少单独喝酒，如果有人醉酒昏迷的时候，他们能抓掉他的衣服。如果有人能幸运地讨到一瓶酒，他会招来他的伙伴一块饮酒作乐。
事实上，这是一个男性社会，这里虽然有些妇女，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只有游手好闲的醉鬼。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同性恋倾向和酗酒之间可能会有联系。我们在天主教义工协会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同性恋的问题。不论科学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在保尔利，有些心力交瘁的人结成了封闭的小圈子。
在这里，性几乎并不重要。这里的居民一天24小时，要么正在喝酒，要么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这些破罐子破摔的人，除了人格的无能，他们也会出现性无能。
冬天是场灾难，贫民窟的生活就是露宿街头，而寒冷和冰雪会让他们吃尽苦头。男人往往会喝得醉醺醺的，以便能够在暴风雪中躺在大街上。当你头一次见到一个人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舒展手脚躺在人行道的时候，你会感到很震惊、很难办。这人是死了还是醉了？或者更糟糕的是，常出入这一地方的人是如此利欲熏心，以至于他们会偷走死者的财物，想喝酒的人在一月中旬最寒冷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酒友的鞋拿去变卖。
当然，后果就是疾病，在保尔利和城市的医院之间，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争。救护车司机和医护人员对这些貌似自残的人冷嘲热讽、见怪不怪了。管理人员就怕贫民窟跑来个人，要在医院住上两天，或假装自己患上了震颤性狂妄症。这些人为了弄几个酒钱去卖血，回头又上医院输血，让政府官员很是愤怒。
对保尔利居民来说，医院代表着生命的尽头。事实上，像贝勒坞这样的公立医院的急救室，本身就值得研究。我还记得我和另一位天主教义工协会的人赶到医院时的那一幕。有酒鬼，有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有嘴唇用线吊着的黑人妇女，还有小孩。当时的气氛很压抑，令人厌恶。这不能怪大夫，也不能怪医院的管理人员。这是城市的责任，慈善资金不足，行动缓慢，还有令教育水平不高的穷人莫名其妙的官僚作风。
保尔利的男男女女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同于其他的穷人，因为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什么教育背景都有。在天主教义工协会，我见过记者，牙医，神父，也见过工人，还见过农村来的流浪汉。在另一个美国里，这是块穷人聚集的地方，社会各阶层中不适应环境的人都汇集在这里。
这里之所以酗酒成风，有一些奇怪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碰到不少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觉这些人显然很多），一些波兰裔美国人，一些黑人（在意识形态层面，贫民区并不讲族融合，只不过大家常常喝醉，没心思计较种族了），还有几名意大利人。在我待在保尔利的两年间，我和好几百号人打过交道，但没见过一位犹太人。
受过大学教育的心理学家会说，“戒酒”后，中产阶级酒鬼通常会像个外行似的谈他们自己。他们明白，导致他们陷于困境的罪魁祸首，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和态度问题。但来自工人阶级或来自农场的人，就像得了精神病的穷人一样，会认为是神秘的命运的安排。如果他们信教的话（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碰到的人，有许多是天主教徒），这意味着当他们酒醒过来后，会疯狂地自责一番。
我跟一位聊过，他是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认识的。当他清醒的时候，他衣着很整洁，工作勤奋，很有自尊。他会很长时间滴酒不沾，有时长达3个月。那段时间，他会守着清规戒律，生活井井有条。过了这段时间后，他会突然喝个不停，连续两三星期。当他被送往医院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别人说起他。他回来后，这个过程又开始了。
一天晚上，我跟他聊起酗酒的问题。我想跟他说，酗酒并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它与社会的深层问题密不可分，因此，解决酗酒问题，不能单靠个人的意志，不论这个人有多么勇敢。他对我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这样，是因为我们想这样，”他说，“我们酗酒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会下地狱的。”
恨自己不争气，有时会转变为对他人的憎恨。一天，有个男的在大街上跌跌撞撞的。他浑身上下脏得一塌糊涂：脸上血迹斑斑，衣服臭气熏天，醉得不成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跌跌撞撞进来了，我过去把他扶住了，我们给他洗了洗身子，刮了刮胡子，给他喷了点杀虫剂（虽然虱子和跳蚤很难消灭掉，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他睡好了，按时吃饭，这样过了两三天，再穿上一身有点新的旧衣服，就挺精神的了。
他进来后的几个晚上，一直站在我身旁，等着吃饭。有人从街上走了进来，跟他两三天前的情况类似，也是血迹斑斑，衣服臭气熏天，人模鬼样的。我走上去扶这个新来的，这时，他跟我说，“帮这种懒虫干嘛？”从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真恨自己不争气。保尔利的酒鬼清醒过来后的头两天，他会哭诉，骂自己不是东西，发誓再也不喝了。然后他走了，还是老样子。
有时，这种压抑在心中的情绪会爆发，大打出手。如果打得不重，可能还是怪好玩的。打酒架时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气。动手打人的人并不是诚心想伤害对方。拳打空了，身体失去平衡，这才是最危险的。保尔利酒鬼的弱点和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没日没夜饮酒作乐的日子会告一段落。酒后的清醒与醉酒时的疯狂几乎一样可怕。在天主教义工协会，有的人醒来后浑身直哆嗦，脸皱巴巴的，像要哭似的。他会求你给他一小杯威士忌，就一小杯，以熬过早上的时光。如果经不住他的哀求给他酒的话，纯粹是冒险。鬼知道他喝完一杯威士忌后，是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呆着，还是让他酒兴大发又跑到街上一醉方休。
戒酒的过程有时能持续一星期。我记得有位妇女，她老喝醉，断断续续的，前前后后约摸有3个月。她戒酒后，好不容易熬过了浑身发抖那个阶段，还是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刻也坐不住，天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酒鬼们清醒过来后，吃饭就成问题了。在清醒之前，他们只惦记着喝酒。喝醉了，什么都吃，别人扔掉的罐头，慈善机构提供的食物，附近餐馆的便宜饭菜，只要能填饱肚子。他们清醒以后，至少在下一次喝醉之前，必须学会过日子。
中产阶级家庭的酒鬼，可能有亲人接济，甚至可能会回去工作。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时遇到一位男子，他给杂志写稿，小有名气；多年来，我在一些不错的杂志上多次看到他写的署名文章。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职业生涯全让喝酒给断送了。他们是经济底层廉价劳动力的源泉，干脏活，做临时工。
“他上山了”，是有关保尔利酒鬼的一句老话。说的是某个人去卡茨基尔的某个旅游胜地刷盘子或者当看门的了。善于趁人之危捞一把的就业服务机构，总是有这种口子。通常，能于上二三星期，或许干到夏天结束。这段时间，人会滴酒不沾。但他揣着一兜钱回来后，就会请好友来喝上几天。钱花光后，又活回去了。
我听到的最悲慘的一件事，是一位已故的摄影师告诉我的。这位摄影师才华横溢，拍过电影《保尔利那些事》。影片中的一位“明星”是位保尔利的常住居民，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工作的时候，他就住在附近。影片拍摄期间，他戒酒了。后来，影片拍完了，该付给他报酬了。制片人很清楚，他拿到钱后会干什么，他们也知道，医生曾跟他说过，他再纵饮狂欢，就会丧命。然而，他干了活，就得给他报酬。他拿了钱，喝酒了，死了。
虽然这些事都发生在纽约市中心，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贫困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解体的一种形式，得不到人们的同情。一谈起酒鬼，人们就会一本正经，痛骂这些不幸的人（我去了天主教义工协会之后，不再用“懒虫”这词了；这个词属于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的用语）。既然酒鬼的贫困是人格问题造成的，那么，解决它，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人们却不知该从哪里开始着手。
当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做。要说冷酷和势利，谁都赶不上游客和警察。在休斯敦南边，有个叫“萨米的保尔利讽刺剧”的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还在不在；希望它消失了）。报刊杂志对这个地方进行过详细的报道，它是专为游客设计的。玩的把戏是，一家老式的保尔利酒吧，酒吧招待都是些小伙子，还有一些笑容可掬、涂脂抹粉的妇女，她们是酒吧的常客。一到晚上，衣冠楚楚的游客会穿过几条穷街陋巷来到这里，有时碍于情面会给乞丐几个钱。虽然离深陷绝境的穷人就几步之遥，他们却幸灾乐祸，觉得穷人的窘况很“有趣”、“好玩”。这是穷人隐身的一个小例子，如果有点极端的话。
比游客还邪恶的，是警车。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有关被逮捕的人犯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知道，别人准会有办法。警车会赶到保尔利；他们见谁逮谁，说一不二。晚上，纽约的夜间法庭会上演一部大戏，酒鬼们排队等着受审。有的酒还没醒。法官会告诉他们有哪些法律权利；他们通常会认罪，被判刑。有些年纪大点的人，这种场面见多了。它是一种社会仪式，纯粹走过场。我想，它可以提供统计数据，证明有关部门在尽职尽责，在解决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酒鬼很可能得听天由命了。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酒鬼内心的苦痛，却并不理解酒鬼生活的凄惨悲凉：他们是穷人。
让我用一件伤心事来结束这段描述吧。这事给人们对酒鬼的印象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我离开天主教义工协会半年后，一天晚上，我回来看看朋友，叙叙旧。我找了份工作，开始打理我的衣柜，原先的衣柜在我刚到克里斯蒂大街时被人偷走了（如果你6个月不在，你的所有财物都会被人拿走。义工真的自愿贫困了一回！）。我穿上了一套相当体面的衣服，跟两位保尔利的朋友一块站在后院里。其中一个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变聪明点，麦克？在这瞎混，帮我们，没用。只有傻瓜才这样做。你学聪明点，另谋高就吧。”另一个点头称是。看见我离开了，他俩很高兴。他们不可能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去关心他们。
三
在美国穷人中，有些是从山区来到城里的山里人。
严格说来，真正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来到大城市中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其他的，有阿肯萨斯的摘棉花的，从密苏里东南部（他们称之为“东密苏里的沼泽地”）来的，还有西海岸自20年代30年代迁徙后尚未恢复元气的。他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边远落后地区来的他们完全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往往都喜欢同样的“乡村”音乐。
他们中的有些人，还生活在离大城市不远的落后地区。就在纽约的格拉夫顿外头，离阿尔巴尼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个名副其实的林中居民点。镇上的人从没跟他们说过话（这引出了很多神秘的故事）。我能做的就是开着车，穿过其中的一些房屋，远远地瞄一眼那里的居民。离那不远就是州的首府，议员们正在讨论各种现代福利项目；这些山里人仿佛活在18世纪。
真正重要的人群并没有呆在城市边缘的林子里，而是在贫民窟里。他们因为战时的工作需要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来到了底特律，一直待在那里；他们漂泊四方，来到了芝加哥，形成了一个大社区，有自己的教会、自己的街坊邻居、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加州奥克兰的工厂里打工，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人们可以根据他们那种第九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脸型，他们的语调，他们到处传唱的乡村音乐，把他们认出来。
比如，在加州的奥克兰，你可以走进一家离太平洋只有几英里的酒吧，里面的氛围，会把你带回到奧克拉荷马的山区或干旱尘暴地区。唱歌的人显然受到了广播的影响，他们弹的是电子吉他，不过，音乐是乡村音乐，听音乐的人也都是乡下人。然而，氛围并不怎么有诗情画意；演出很粗糙，内容有暴力色彩；有人打架，还有卖淫的。来这里压阵的是位私人保安公司派来的，他穿着制服，腰上别着手铐，手上拿着根警棍。
约摸10年前，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见过一些乡下人。当时，我作为社会工作者，为教育委员会效劳。我被分派到了麦迪逊学校。如果有学生连续两三次旷课，或者学生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就会去家访。我的工作并不是旷课训导员（虽然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它）。学生福利部的同仁都很聪明，很有能力，也很真诚。他们不把逃学的学生当坏孩子看，而是试图从孩子的家庭环境、左邻右舍以及孩子的人格等方面着手，找出孩子逃学的症结所在。转眼间10年过去了了，邻里街坊也许发生了变化。不过，这些在城市里受苦受累的乡下人，生活条件并没有变化。
这些人，绝大多数在阿肯萨斯种过地，摘过棉花。他们在收成不好或生产淡季，来到了圣路易斯。他们的亲属关系错综复杂，总是有人给亲戚捎话，要么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情况，或者家里人要自己回去。他们的生活变化无常，一家子可以立马卷铺盖走人。他们没什么财物，在城市没有根，也没有家。
他们生活的贫民窟，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白人贫民窟。那里是圣路易斯老城区，位于河的下游，有些房子可能还是以前的贵族留下来的。窗户不大，有走廊，有院子。不过，硕果仅存的也就这点建筑美了。房子被分割成了好些个房间，里头住了好几家子人。大部分房子都没有浴室。后院有户外厕所，有的还有抽水机。这地方于是变成了泥坑。有时，去趟厕所还得路过别人的房间（我想，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把以前的厨房改造成“套房”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整夜都会有人上廁所。
就像经常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一样，这些乡下人的婚姻有点不合常规。女人并不是随便的女人，她们会跟一个男人过上很长一段日子。但几年后，有了一两个孩子，婚姻就破裂了。几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孩子同居一个屋檐下，并不鲜见。
州法律规定，孩子必须上学，而父母却想方设法让他们待在家里。孩子们只要能获得工作许可，他们就会去做工，挣点零花钱，他们家里脏兮兮的，父母经常打骂孩子，他们都习惯了。八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在16岁左右，大部分学生都要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可以预期，他们的智商比不上中产阶级学校的学生。
有一次，我不得不调查一件事，有位学生控告另一位学生。一名女生的家长指控一名男生，说他试图强奸他们的女儿。我跟所有当事人都谈过，给我的感觉怪怪的。当事人看起来很起劲，好像有世仇，但又漫不经心，有点懈怠。最后，尽管没办法得出实质性的结论，可又没人催着办这事。对暴力和强奸，大家都默认了；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学校的老师很不错。想活得轻松点的老师，一年后可以调走，留下来的老师都是自愿的，他们绝大部分都很称职，爱岗敬业。这也令他们很难忍受事业的挫折。学校每年上9个月的课，每天6小时左右。家长和左邻右舍把孩子的其他时间都占了。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斗。更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孩子所在的家庭哪天会卷起铺盖走人。
比如，学校会强制学生淋浴。我们要检查学生的头，看看有没有虱子，因为在学校里，虱子会像流行病一样传播。老式的铁梳子是护士的必备用具，用它来篦除头上的幼虱。不过，要干净卫生的话，得持之以恒。学生的家里脏兮兮的，耗子横行，臭虫乱蹦。短时期内我们能做些工作，但这远远不够。
就像我在描述黑人贫民窟一样，这种无情的描述还是忽视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在夏末，走在大街上，耳边响起上百台收音机播放的山野音乐，你能看到失败者的纵情狂欢，也能感受到没什么期盼的人的漫不经心。这些人是贫穷的南方白人。在某些方面，他们跟逍遥自在的黑人很像。
然而，他们的幽默和安乐却受到了贫困环境的限制。我记的有些家长没办法把他们孩子送去上学，因为孩子没鞋穿。有一个家庭，孩子们轮流穿鞋，这样，每天至少有两个孩子可以上学。为满足这种最起码的需要，学生福利部表现得很勇敢，但这需要时间。当调查还在进行中的时候，工作是没法做的。
在所有这些人中最可怜的，也许要算特殊阶层的学生了。他们的智商太低，想让他们接受标准的教育，肯定是不成的。有一名女老师，能力超强，特有奉献精神，她想教会这些孩子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学会看红绿灯，辨别纸币，等等。任何社会阶层都有这种孩子。对特殊阶层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悲剧在于，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有关人被“触摸”的民间传统源远流长，而如果他们能获得人们的怜悯，这种怜悯也带有刁难、奚落的色彩（精神病和发育迟缓在穷人中很常见，而穷人对此却缺乏了解，这将在后面的章节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种冷酷，这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位孩子，得了极为严重的慢性病。虽然他有时看起来挺健康的，可医生说他会天折。这病令他变得好“奇怪”，同学们经常折磨他，拿他取乐。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经历，没有教会他们懂得同情、怜悯。
由于住的离犯罪活动地点不远，人们既有被罪犯袭击的危险，也有自己成为罪犯的可能。即使这里住的都是穷人。大部分都是暴力犯罪，情节轻微。犯罪得不偿失，它会把人的一生都毁了，罪犯可能要坐牢，学校可能得整顿。有组织的诈骗活动，以及现代的理性犯罪，就像大买卖一样，离这些城市里的贫民窟很远。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搞社会工作，最令人沮丧的事，就是可以透过写在一些孩子脸上的信息看出其以后的命运。要猜出哪些男生可能会进收容所，哪些女生可能初中还没毕业就怀上孩子，并不太难。只要不消除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街区环境，不消除贫困文化，那么，想做些合法或人道的事，是不可能的。
芝加哥的一份报告把这些变得引注目了。《哈伯斯》刊载的一篇文章说，芝加哥警察和商人对乡下人的敌视程度，超过了他们对黑人的敌视程度。乡下人在城市没有根基，反复无常，以至于这个种族冲突火药味很浓厚的大都市，把一部分仇恨价值观都改了。
这些居民点还会继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贫困农场主和农业劳动力，被迫离开了土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经济萧条和生产自动化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城市。简言之，形势对他们很不利。在另一个美国，这种贫困的乡下人组成的、音乐满天飞的居民区，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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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四章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电影快开演了，我们都到小电影院里，看了一部描写美国的影片。电影里，有河流、工厂、农场、山脉，还有穿着蓝衬衣的工人在买袜子。佛莱士·高登就坐在我前面，他用力猛击椅背，里头的填料纷纷落地。寂寞无聊的派恩用一枚一角硬币把椅子的扶手卸下来了。电影结束时，我们大喊大叫着，夏皮罗先生示意我们安静地离场，没有注意到那椅子。
——沃伦·米勒，《冷酷的世界》
美国的每个黑人街区都各不相同。
在亚特兰大，一个平静的夜晚，人们坐在屋檐下，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在洛杉矶，黑人贫民窟的形态万千。只有一点很明显，街道坑坑洼洼，跟别的贫民窟的路没什么两样。房屋外头看起来还不错，要是不用心观察，也不会知道里头是乌七八糟的。芝加哥的南城区显然像大都市的贫民窟，一边是高楼大厦林立，一边是形形色色的低级酒吧。在芝加哥市区的边缘，明显能感觉到种族关系颇为紧张，充满火药味。
哈勒姆的情形不太一样。它并非最团结的黑人社区，也不是组织最好的黑人社区（在芝加哥，黑人获得政治代表权的时间比纽约整整早了10年）。即使在纽约地区，它也不是最萧条的黑人街区。贝德福特-史都维桑特才是纽约最萧条的黑人社区。但哈勒姆却是黑人的首都，就像纽约是美国的非官方首都一样。哈勒姆面积很大，人口密集，很是热闹。正是在这里，马尔库斯·加维建立了他的流亡帝国中心。乔·路易斯击败麦克斯·史梅林之后在这里加冕，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曾经在此逗留过。
不过，哈勒姆与其他黑人街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选任公职人员都要进行自由投票。这里的法律禁止种族隔离。这里有公平就业法，有州反歧视委员会，有公职公开法。虽然如此，白人还是占尽优势，就像在美国其他黑人社区一样。
生活在哈勒姆，意味着要成为一个黑人；成为黑人，也就是加入了贫困文化，并活在恐惧当中，恐惧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反种族歧视法或种族隔离法所设定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哈勒姆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种族隔离法律被废止以后，在学校和法院里实现了不同种族法律上的平等以后，白人对黑人根深蒂固的、制度化了的歧视却依然存在。
哈勒姆的经济是歧视黑人的经济，其心理是歧视黑人的心理，其社会是一个歧视黑人的社会。正如《冷酷的世界》中的黑人青年一样，他用一种愤青的眼光看着美国社会的一部部精彩大片。
一
纽约市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如果像哈勒姆某些最糟糕的街区那样密集的话，那么，三个纽约市就能把全部美国人都装进去。
——民权委员会，1959
在任何一个方面，黑人的贫困都是独特的。它源源流长，并表现为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基础是经济不公和种族歧视的连环套，它是美国白人强加给黑人的。
黑人贫困给世人的印象，也具有其独特性。到贫民窟的街道走一走，就会明白这一点。你能看到统计数据背后的一张张脸和各种各样的态度意向：恐惧，食物，宗教，黑人贫困的政治。看看黑人的生活，你就会以人道的眼光，看待他们背后那些暗淡无光的经济数字和行业数据。
再有，要对哈勒姆做一个简单的描述还是要用到一些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简明扼要的提一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此后再没有新的统计数据），纽约大约有100万黑人。其中，50%家庭的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白人家庭的比例占不到20%）。领取家庭救助及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家庭中黑人占了多数，在领取公共救助的人中黑人占了40%。黑人失业率约相当于白人失业率的2倍，而其工资仅是白人员工的一半左右。这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1959年哈勒姆中心地区婴儿死亡率是45.3‰（在白人地区最低的仅为15.4‰）。
统计数据可以不断堆砌，但其意义却很明显：像其他街区一样，哈勒姆是贫困的中心，是体力劳动的中心，是疾病的中心，也是美国欠发达地区所遭受的各种典型残疾的中心。正是在一现实的物质基础上，贫民区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
活在哈勒姆社会上层的，是一些星光闪耀的人。
这些人是白人。他有许多伪装：警察，法官，收租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让人又怕又恨，因为法律对于发生在这些拥挤不堪、凌乱的街道上的罪行是特别苛刻的。最终，这个星光闪耀的人变成了一个白皮肤的人（上了年纪的黑人把白人称为“奥菲”，在拉丁语中，其意为害群之马）。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白人对哈勒姆都是敬而远之。它是生长不良，疾病缠身的代名词，而贫困则助长了恐惧和愤恨。
当我为了写本书而在哈勒姆做研究的时候，我带着笔记本在那转悠，当我走到一家烧烤店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用笔记下窗台上标示的价格。我抬头一看，发现每个人都在盯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对我旁边两个男的说“我不是警察。”我继续往前走，告诉他们俩我是位作家，有一位听信我的话。另一个人则听了好一会，说道“我还是觉得他是警察的人”。然后，他们走了。
导致人们持这种态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哈勒姆的犯罪率很高。赌博依然是社区居民的一种消遣；125号大街上的皮肉生意依然兴盛；大麻也很容易弄到手。当然，这些东西对黑人来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贫民区的人没什么钱，很多人失业，大多数人都在大街上打发时光，这就是他们的副产品。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白人很容易相信黑人动不动就会犯罪，人们对贫民区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深深地刺痛了贫困的黑人，这种痛在美国的穷人中很是独特。
正因如此，哈勒姆的穆斯林领袖麦孔X敢吹牛说，如果发生种族暴力行为的话（或听说有暴力行为的话），他能在几分钟之内聚集好几百号追随者。哈勒姆尽管表面上很鲁莽，尽管处都放着摇滚乐，其背后却是恐惧。而且这种恐惧也不是空穴来风。过去白人一直是大写的人，现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大写的人。
这种恐惧的另一方面是，在哈勒姆地区，黑人即使在自己的街坊里也是二等公民。沿着125号大街往前走，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哈勒姆的经济是白人的经济。几乎所有店铺都是白人开的，这种状况已经有些年头了（在其他黑人街区，如芝加哥，情况没有如此极端）。在20世纪40年代骚乱期间，人们将愤恨发泄到这些店铺身上——以至于有位中国强人据称贴了一张告示——“我也是有色人种。”当业主（或售货员，房东或其他人等）是犹太人的时候，这就成了哈勒姆反犹主义的源泉。穆斯林的鼓吹者将反犹主义与亲阿拉伯、反以色列的政治路线挂上钩，就是这种基调的最新变种。
黑人街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很独特的。在与哈勒姆接壤的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波多黎各人一来，讲西班牙语的店铺就遍地开花了。在波多黎各人战后大规模移民来美国之前，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克劳德·麦基在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哈勒姆时，曾将波多黎各人的这种模式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波多黎各人在哈勒姆还势单力薄。
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学家纳森·格雷泽认为，黑人之所以会遭罪，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社会，而不属于美国社会。哈勒姆沦为贫民区，并非“古老的乡村”传统作崇。它是美国土生土长的“老外”的家乡。人们对白人的消费模式顶礼膜拜——米尔达说，黑人是“被夸大的美国人”，而诗人托马斯·默顿则写道，哈勒姆是好莱坞的产物——然而他们却是穷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对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集体记忆，他们不懂得储蓄，不知道规划自己的未来，没有等待成功的耐心，他们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宣扬的舒适的生活无缘。
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哈勒姆是名副其实的移民中心（贫民窟都是如此）。1950年，近三分之二的有色人种迁移过（全国人口的迁移率是13%）。正如拉尔夫·艾利森写的那样，哈勒姆的黑人往往“像从笼子中挣脱出来的野兽一样，窜向繁忙的城市——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的步态都失常了，就像得了减压病的深水潜水员走路时的姿态”。
再有就是教育问题。本章后面还将对此进行分析，现在先看看哈勒姆对穷人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吧。孩子们刚上学的时候，会有白人福利工作人员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在炫耀他们的书；他们对上学很感兴趣，对人很友好。几年之后，他们明白了。他们的学校人满为患；教学质量差；街坊邻里无所不在，而且比教室更重要。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都说明了一点：哈勒姆不仅是令人恐惧；哈勒姆甚至还不属于它自己。即使黑人远离了白人的视线，搬进了贫民窟，还是不能作自己的主人。他还是逃不出白人的掌心。白人还是缠着他，形影不离。
二
布雷多斯，你真无耻，猪小肠都吃。猪肠竟然吃得津津有味，我要告你！
——拉尔夫·艾利森，《隐形人》
人们向来对黑人的印象，是他们爱说爱笑、能歌善舞，这种印象有什么变化吗？在白人主宰下令人胆寒的哈勒姆，黑人都住在哪儿呢？
黑人就在那里。哈勒姆很喧闹，摇滚乐盛行。在第125大街上，黑人妓女比白人妓女要漂亮得多。在纽约所有公共场所中，阿波罗剧场的演出是最出格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有位朋友跟我说，“如果他们在纽约的其他地方演出，卫道士们会让剧院立马关门。”一到下午，路边的酒吧就挤满了人。
哈勒姆的饮食习惯和舞蹈风格与美国白人不一样。黑人看起来活得很快活，有时候他们的确活得很快活。但同贫民区的其他事情一样，贫穷的影响不容忽视。
就拿食品来说吧。美国的每个民族群体，每个移民街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方式。阿尔弗雷德·卡辛在《城市过客》中，就记下了这样精彩的一幕。在布伦斯维拉，在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时候，犹太人还是会留出买苏打水或其他饮料的钱。爱一个人，就给他吃的。在纽约等大城市中，人们尝遍了各国美食，但恐怕没有人知道哈勒姆和贝德福德-史都维桑特的人都吃些什么。
如果偶然路过哈勒姆，你会看到招徕顾客的都是些什么：猪的小肠，猪肘子，猪胃，猪脚，猪尾巴，猪耳朵；到处都是鱼。这类东西（有些还是很贵的），都是从南方来的穷人吃的。白人是不吃的。
因此，对有教养的黑人来说，吃什么是一大难题。在艾利森的小说中，控告一位黑人名人偷偷吃猪的小肠，是一种壮举。几乎所有的黑人小说都能看到类似的情节。在《阿姆斯特丹新闻》报中，有位专栏专家问道：“吃猪肉让黑人落后了吗？”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我们黑人之所以精力充沛，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白人碰都不碰。”
表面上，黑人吃的东西很是稀奇古怪，有些东西光名称就可能让白人流口水。然而，这些食物，跟哈勒姆的其他种种事物一样，有股穷酸味。
饱尝贫困之苦的人，有一种奇特的优势——学会了生存。在洛杉矶，有位福利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领取救助的人中，黑人比白人过得好。白人会花不少钱去买烤肉，剩下点钱再去买面条、通心粉，或者土豆什么的，聊以度日。相反，过惯了穷日子的黑人，饮食结构要更合理一些，虽然都是些便宜货，有时甚至是边角料和蔬菜。结果是，白人比黑人更容易患上贫穷导致的疾病（比如肥胖、贫血、心血管疾病）。
哈勒姆还有一点也很独特，很多人在大街上打发光阴。黑人的失业数据听起来有点抽象、有点遥远。然而如果午后看到成群结队的成年男子尽在大街上瞎转悠，就会有切身的体会。
哈勒姆的居室往往很小，阴暗潮湿，简陋不堪。每个人都想出来，离开这个鬼地方。在哈勒姆，找份工作比纽约其他地方都要难。因此，在午后，酒吧的生意很是红火，大街上尽是闲着没事干的大男人。有的会在路边玩色子赌博（一旦看见白人，赌博游戏就会闪电般结束）。要不然就会有暴力行为。哈勒姆或其他贫民窟的打架斗段都是大量人无所事事、在大街上鬼混的结果。
在这方面，你可以根据门廊和排水沟来判断哈勒姆某个街道居民的社会阶层。在居民都想方设法往上走的时候，排水沟会很干净，在整洁的后沙石面前会有警示，“勿消磨光阴，坐以待毙”，但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绿洲。对大多数居住在哈勒姆的人来说，现实是街道里垃圾遍地，到处都是游手好闲的人。
同样，有些事情让人倍感欣慰，但这些让人欣慰的事情中，许多却揭示了哈勒姆更残酷的事实。比如说，死亡在这个黑人街区里起了独特的作用。如果在大街上漫步，看到很多殡仪馆，就会明白这一点。主办丧事的人，往往是黑人中产阶级中德高望重的人；至少哈勒姆的人，可以自己办丧事。对于黑人穷人来说，死亡往往是唯一一次可以铺张浪费的场合。很多黑人住房和互助会的项目都规定了死亡待遇。至少在贫困的黑人中间，死亡是一个讲排场的时刻。
哈勒姆的有些教会，如亚当·鲍威尔的埃塞俄比亚浸礼会，建立了组织机构。但人们的目光，都盯着沿街的铺面、清真寺，还有基督圣灵教橱窗中黑人上帝的画像。在第125大街上，有戴迪·格雷斯的两层小阁楼，在暖洋洋的晚上，路人远远就能听到里头聚会的喧器。标语牌上写着：“戴迪·格雷斯救我们于水火，就像洪水来之前的诺亚方舟”。
丧葬业的普遍盛行，跟哈勒姆生活的另一明显特征密切相关：它的宗教。像葬礼一样，教会能够给烦恼缠身的人们带来片刻的轻松甚至是喜悦。对于许多穷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黑人来说更是这样。在南方，教会是唯一一家真正属于黑人的机构，它是在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一直在黑人的控制之下。即使在哈勒姆，教会依然是人们聚会的地方，给人们带来自由的片刻，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传统上说，中产阶级的黑人试图从这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中脱离出来。有人说，黑人教会的社会地位，可以用耳朵来确定：阶层越高，越不闹腾。这种态度本身深刻地说明了一个事实，黑人宗教打上了黑人贫困的烙印。只有哈勒姆的状况，还是那么悲惨，人们的宗教幻想还将继续升温，殡仪馆的生意还将继续红火。
近年来，有另外一种宗教冲动逐渐得势，它改变了黑人宗教给黑人以精神寄托的单纯属性，这便是伊斯兰教的发展壮大。他们取代了传统黑人基督教所信奉的来世乌托邦，并将其转化为今世的一种愿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人们通过赞美诗和情感说教所缓和的挫败感、压迫和愤怒公开化了。他们的基础是穆罕默德的教义，但其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不是“奴隶”或白人的宗教。他们教义最主要的是仇恨——反对民权运动的中产阶级领袖，反对犹太店主，反对美国白人的世界。他们有尊严、有影响力；他们衣着整洁，饮食有度。
在哈勒姆，穆斯林是少数派。他们的集会不大，规模甚至还不如主流民权运动的群众集会。但他们却令人绷紧了神经。诡异的是，在平等的辞藻粉饰太平的纽约，比明争暗斗的方黑人社区，这更令人害怕。
最后，在哈勒姆的文化中，有一个情绪宣泄的好去处——政治。20世纪30年代末，在唐曼妮正日趋式微、民主党的领导不力时，黑人来到了唐曼妮大厅。自那以后，事情有了显著的进展，至少从权力的表象上看是如此，亚当·鲍威尔的国会议席，曼哈顿行政区的首脑变成了事实上的“黑人”职位，等等。
哈勒姆的政治错综复杂，搞清楚它得分析其政治斗争和社会结构。不过，在哈勒姆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去看看贫民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鲍威尔是位教长，属下有1万余名教徒。他毫不妥协，善于煽风点火，是位深受欢迎的黑人领袖。近年来，他对民主党人的领导形成了挑战。1956年他拒不执行民主党的纲领，将票投给了艾森豪威尔。有关他的各种丑闻，法律诉讼，花边新闻层出不穷。
诚然，鲍威尔还是管点用的。他不像芝加哥的国会议员道森那样甘当保守派的政治工具。在种族问题上，他的夸夸其谈有时还真能成事。但他也是哈勒姆贫穷落后的政治象征。他是黑人詹姆士·迈克尔·库雷那样的人物。
据说鲍威尔曾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这件事说明哈勒姆政治上的贫困只是哈勒姆贫困整体的一部分。有位候选人从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把鲍威尔搞下去。这位候选人在街头集会上发言，据传鲍威尔正坐在人群边上的一辆汽车里。这位候选人说：“亚当·鲍威尔是位国会议员、教长。可他在纽约有套房，在华盛顿有住所，人们看见他出入夜总会，他成天在欧洲旅游，几乎从不在国会露面。”人群中有人喊道：“臭小子，那才叫生活。”
这个故事真是有趣。但从本质上而言，与阿莫斯所写的安迪是一样的：爱说爱笑，孩子般贪玩的黑人，必须像个孩子一样，被人监护，受人照顾。尽管鲍威尔活力四射，尽管哈勒姆的政治激情洋溢，这一事件只是在贫民区的结构中，又多了一个悲剧而已。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哈勒姆只是一个简单的贫困游戏，或者穷人的每一声笑、每一个舞步都是被压抑的吶喊。哈勒姆的宽松、喧闹、节奏，使哈勒姆有了自己的生命。相反，它只是说，如果你去哈勒姆走一走，如果你看看这些迷人的表象背后，你将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你两件事：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的双重屈辱；两者的独特混合物——贫困的美国中的黑人贫困。
在哈勒姆的生活表层，你将发现，希望与恐惧势均力敌，爱与恨平分秋色。你能看到一张张平时幸福的脸，总是喘喘不安，甚至在欢乐开怀时还是心怀忐忑。这就是种族主义干的好事。
这些就是给人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不容小视。从更深的角度说，人们必须明白，哈勒姆以及其他所有城乡黑人街区，是另一个美国的贫困文化的堡垒。这种贫困深藏于美国生活结构的底层。
三
假使美国的种族歧视法律马上被废止的话，种族也仍将是美国最紧迫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之一。让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深受其害的，不仅是不公正的法律。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人的潜意识，都在搞种族歧视。如果所有法律规定要给黑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大多数黑人还是无法充分利用这种政策变化。还是会有一个庞大的、自动的体系，不声不响地歧视着有色人种。
身为少数种族，就等于是身为贫民，而且穷的特别。恐惧，缺乏自信，还有惶恐不安，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他们是美国制度化程度最高的贫困的反映，是恶性循环中最恶性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黑人就是“另一个“美国的命，他们每况愈下，并不都是法律惹得祸。
有的好心人可能并不明白，种族主义在美国扎下的根有多深。他们认为，假以时日，黑人就会像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一样，咸鱼翻身。然而，这种论调忽视了两大决定性的事实：黑人是有色人种，美国的其他群体从未碰到过此问题；今天的黑人是美国国内的移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遭受歧视，他们无法像躲避沙皇的暴政或饥荒那样，逃离压迫。要实现平等，黑人需要比“融入”社会的途径更深刻的东西：他们需要改造美国社会的某些基本制度。
黑人穷，因为黑：这够明显的了。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穷，所以黑人黑。歧视黑人的法律可以废止，但长期的种族歧视导致的贫困却留了下来。只要这种状况没变，那么，生而为黑人，就仍将是美国给其公民带来的最严重的残害。
美国经济有种族主义，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回想一下一场奇怪的闹剧。
1960年末，劳动部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报告说，黑人员工1939年的平均工资相当于白人员工的41%，而到1958年时，该比例升至58%。消息发布后，许多人得意洋洋。有些社论引用这些统计数字，说黑人的状况在慢慢变好（根据这一速度，在21世纪初，黑人的工资将与白人持平）。
首先，统计数据有些水分。黑人工资的增长，部分归功于黑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的迁移。不论是从农村迁到城市，还是从南方迁到北方，黑人都是迁入了一个经济更繁荣的地区，由此增加了收入。但是，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北方，黑人的相对经济地位却还是老样子：在底层。而且，劳动部的数据拿经济萧条的1939年作基准，将其与另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份（1958年）进行比较。这种做法夸大了黑人工资的增长水平，因为1939年的经济萧条对黑人的打击要严重的多。
绝大多数社论都在拿1939年和1958年的数据对比说事，这把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给掩盖了。连劳动部的统计数据也提到，“二战”期间是黑人的相对工资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1939年至1947年间，黑人的工资相当于白人工资的比值，从41.4%上升到54.3%）。二战以后，黑人的相对工资水平增长就放缓了。再有，很多人对此很乐观，他们看的都是黑人男子的数据。如果把黑人妇女算进来，并以《当前人口报告》所提供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比较基准的话，黑人家庭收入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比值，从1947年的51%上升到1952年的57%，1959年又降到了1947年的水平。
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事实还是极其明显的：黑人的工资水平达到了白人工资水平的58%，美国人竟然觉得可喜可贺。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的结构。
美国黑人密集的岗位，都是些最脏最差、工资最低的岗位。三分之一的黑人继续生活在美国南方农村，其中大多数只能在贫困文化中勉强糊口，在明目张胆的恐吓下战战兢兢过日子。三分之一生活在南方的城市，还有三分之一在北方的城市生活。与在农村种地的黑人相比，城市黑人的日子过得要好一些。但他们还是很难找到工作，很容易失业，并且特别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
根据劳动部1960年的统计数据，“专业技术人员”占黑人雇员总数的4%（白人为11.3%）；“经理、官员、业主”占2.7%（白人为14.6%）。简言之，位于经济结构的顶层的，黑人有6.7%，而白人则高达25.9%。而且，这本身也代表着过去2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再看看其他行业。黑人密集的尽是些兜底的岗位。1960年，在高技能岗位就职的白人占白人员工总数的20%，而黑人仅占9%。一线工人占黑人男子总数的48%左右，而白人男子仅为25.3%。黑人妇女则遭受着双重歧视。纽约州的一项研究发现，1949至1954年间，黑人妇女的收入相对于白人收入的比值，实际上下降了（196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妇女仍然在当保姆）。
这种悲惨的黑人劳动力结构，部分归咎于历史的包袱。它反映了黑人所遭受的体制性的压迫，反映了黑人无法获得技能和机会的事实。如果这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还有乐观起来的理由。人们可以假想，黑人会抛却白人留给他们的鸡肋，去拥抱美好的未来。但事实并非如此。黑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已经被制度化了。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状况还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重演。
比如，生产自动化的问题。这导致了美国劳动大军的“结构性”失业。有的人失业了，不是因为经济波动，而是因为他所干的行当再也不会存在了。出现结构性失业时，遭罪的尽是黑人。黑人是最后踏进工厂大门的群体，他们缺乏资历（如果运气好，加入了工会的话，一旦工厂要裁员，最先解雇的就是他们。在劳动大军中，黑人的技能水平最低，失业后想再找一份工作，难上加难。“上了年纪的”（40岁以上）黑人很可能再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了。
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不是某个种族主义分子的功劳，而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干的好事。
然而，除了非人的制度体系在作怪以外，其他一些因素也脱不开干系。黑人之所以沦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有意为之的种族歧视，它从制度层面强化了歧视黑人的经济模式。根据“有色人种事业促进全国联合会”劳工部干赫伯特·希尔的报告，在所有学徒中，黑人仅占1.6%。希尔所说的数据倍受质疑；但他所说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却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这意味着，黑人没有机会获得待遇不错，不易受经济衰退影响的职位。
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方的态度，它决定着企业的用人政策。不过，就学徒项目而言，劳工运动、联邦及各州的有关部门，也有部分责任。在美国劳联-产联内部，有保守的建筑业工会从中作梗；产联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厚道，但就整体而言，在让黑人进入工厂并加入当地的工会组织方面，他们却是开路先锋。
就公司而言，种族主义不好对付，因为种族歧视是无形的。这是一大社会事实，然而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售货员中没有黑人，办公人员没有黑人，人力资源经理会告诉你，他本人并不歧视黑人。他会说，问题在于，如果他录用了黑人，下属会反抗，上司会不满。这种回答是标准答案，上下通用。下属上司也会这样说。
事实上，与美国经济中的种族歧视做斗争的一大难点，在于自由主义的论调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除了美国南方那些死心塌地的白人优越论分子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赞同对黑人搞种族歧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北方的黑人遭遇的挫折要比他的南方兄弟大得多。在迪克西，吉姆·克罗已经成为种族歧视的化身，变成了一个公然宣扬种族主义的活生生的人。在其他地方，人人都在喊反对种族歧视，而吉姆·克罗之流则是一庞大的、冷酷无情的体系，让黑人无法翻身。
过去几年来，有些黑人团体采用联合抵制的办法，迫使公司在录用时不再歧视黑人。这很可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发展变化，因为它是走出另一个美国的一步，只有黑人不再贫穷的时候，平等才可能到来。
然而，在黑人晋升的时候，会遭遇更强有力的抵制。比如，办公室是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堡垒。对有关人员来说，白领的工作比生产一线的工作更人性化，交际面也更广。因此，工作上的融合就像左邻右舍或家庭里的融合一样，偏见的高墙把黑人挡在门外。
在所有这些数据中，最令人震惊的或许是有关有一定文化技能的黑人的数据。不论东西南北，情形都一样：黑人的学历越高，他所遭受的经济歧视就越多。赫尔曼·米勒是收入数据统计的著名权威，根据他的计算，在美国南方，白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黑人大学毕业生的1.85倍，北方则为1.59倍。
有一个因素与这些数据密切相关，它将少数民族群体与以前的移民群体明显区分开来了。爱尔兰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培养出一位医生后，这名医生可以开始行医，渐渐融入主流社会。虽然人们起初对他会有偏见，但人们会渐渐地根据他的水平来评判他。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会了美国白人的语言，他们的穿着打扮也跟美国白人没什么两样了。他们变得不再显眼了，社会也给了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空间。
黑人可不是这样。医生、律师在白人居住区开业，举步为艰。绝大部分的人都只能在黑人贫民区开业，由于黑人穷，他们赚的钱要比白人同事少。黑人学者往往发现自己掉进了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的陷阱中。黑人大学的工资低，设备不足，图书资料匮乏，等等。因为这些，他们的职业前景很受影响。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黑人贫民区的人来说，境况恐怕还要糟糕。由于白人和黑人分区居住，纽约等城市有可能出台一项政策，表面上鼓励种族融合，又能维持种族隔离之实。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体系作了次自我检查。办法是将学校分为两组：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聚集的X组，以及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不到学生总数的10%的Y组。他们发现，X组的学校校舍更破旧，实习教师和代课教师更多，差班多，尖子班少。这种状况是在公立学校必须将黑人的孩子与白人的孩子同等对待的政策框架下出现的（政府出台了些补救措施，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另一个美国的每个群体，除了物质上的感乏以外，还都遭受着心理压抑的折磨。由于种族主义势力树大根深，黑人遭的罪就更多了。
有些评论者认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志向不高，没什么抱负。根据这种说法，吉姆·克罗之流的做法让黑人变得逆来顺受了。不过，纽约州反歧视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却揭示了一种更糟糕的情形：与家庭收入水平相同的白人儿童相比，黑人儿童志向更加远大，可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却要少得多。
在这项研究中，艾伦·安托洛夫斯基和梅尔文·雷尔诺将其结果描述为“我们社会的……病态”。一名黑人儿童，其父职位低微。孩子被迫抛弃了父母那种生活，为自己订立了新的人生目标。好几十年前，年轻移民与古老的乡村传统决裂，下决心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从而迈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决定性的一步。然而，社会对移民子女曾敞开了大门，今天对黑人子女却大门紧闭。黑人的子女有期盼、有想法，却没有机会。其结果就是心灰意冷。
安托洛夫斯基事实上在暗示人们，杰基·罗宾逊或拉尔夫·本奇之类的英雄形象，对黑人青年而言没什么好处。这些英雄人物都很特别，他们才华横溢。然而在黑人狂躁的年代，他们却会成为年轻人的标准和偶像。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真是个悲剧。幻灭、失败感，会让饱受贫困之苦的黑人青年雪上加霜。
诺尔曼·梅勒对黑人心理的描述，更有理论色彩。梅勒认为，“冷漠”是黑人对敌对世界的一种防卫机制。在梅勒看来，成天受到白人的威胁，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黑人依旧自由散漫，他们感受到了幻灭；愤世嫉俗成了黑人的风格。
但也许，最令黑人无颜以对的，却是白人心中的黑人形象。美国白人瞧不起黑人。他们把黑人赶进了贫民窟；让黑人干最脏、待遇最差的活。在将种种屈辱强加给黑人之后，白人对黑人的遭遇作了理论上的解释。他们并不认为黑人的遭遇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也不认为黑人的遭遇是美国社会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黑人贫民区反映了黑人的“自然”属性：懒情，没有抱负，不负责任，等等。由此，白人的偏见成了自圆其说的理论。白人的偏见导致了黑人的困境，而白人反过来又把黑人的困境作为政府无所作为和人们自高自大的理由。
种族歧视给黑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可以一直说下去。然而，不论白人的理论如何精确，毋庸置疑的是，贫困摧残了黑人的人格。对穷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贫困的黑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
黑人怎样才能逃离另一个美国的牢笼？
首先，只有人们意识到，种族问题不只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平等对待黑人的问题的时候，偏见的高墙才能打破。南方黑人获得了投票权，种族歧视的法律被废止，凡此等等，当然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那还只是个开始。要真正解放黑人，还有待人们花大力气去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消除贫民窟，提高黑人教育的质量，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身为黑人、因为黑人的肤色而遭受的不公。
对贫穷的黑人来说，住房也许是最关键的问题。只要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在居住空间上与白人是分离的，那么，所有的民权立法都会被大打折扣。出台一项要求公立学校平等对待黑人和白人的政策，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如果学区本身就是居住歧视的产物，那么，学校还将是歧视黑人的学校。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似乎并准备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投入多少资源。由于这个原因，黑人贫民区的惨状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就业方面，社会不愿面对生产自动化带来的危机，而黑人则首当其冲。当然，自动化摧毁的都是黑人的岗位。受危机冲击最大的，恰恰是过去20年来在种族融合方面做得不错的批量生产行业。如前所述，政府也没有搞好产业规划和职工的再培训。鉴于美国经济的种族歧视特征，这对黑人的打击尤为沉重。它等于是重建了偏见的高墙，过去取得的进步就这样被葬送了。
在某种意义上，此次技术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旧的体制正在转型。如果国家要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它也能在种族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任何一个旨在提高下岗工人的技能水平、给下岗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项目，只要没有种族歧视的色彩，都势必会给黑人带来好处。一个新的、种族融合的经济结构将由此得以建立，危机将变成社会进步的起点。
然而，近年来，人们却要求黑人安于现状，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需要。最穷的人却要为富人埋单。其形式多种多样。真诚的人们呼吁黑人运动不要“妨碍”各种福利项目，他们坚持认为，黑人将会得到同等的对待。换句话说，人们要求黑人为建设福利国家出力，而这个福利国家又将让黑人遭受双重的歧视。由于黑人很穷，福利国家的新福利项目不会惠及他们，而福利国家将继续强化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
关键是让国人明白，如果靠牺牲黑人来摧毁另一个美国，将不会有进步可言。这不仅只是个道德伦理问题（这些问题诚然很重要），更是一个残酷的社会事实。正
如我在描述贫困文化的其他方面时所详细论证的那样，穷人一般是处在福利国家底层的人。四分之一的穷人是黑人。任何旨在帮助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们的项目，如果把黑人排除在外的话，也会把成百上千万急需救助的其他人排除在外。歧视黑人的住房项目，同时也是歧视白人的项目，因为它将使贫困的种族之分永久化，并让穷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唯一能够打破穷人的社会孤立、使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浮出水面并重新回归社会的住房项目，只能是一个种族融合的项目。只要还有贫民窟（或者像城市的某些角落那样，贫民窟被“贫困农场”的住房工程取代了，却换汤不换药），贫困文化就不会消失。
显然，黑人无法单靠自身实现解放。他们在社会中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他们没有政治力量，没办法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调整，以获得真正的平等待遇。无权无势的社会最底层的命运，又一次取决于富人特别是劳工运动的意志。
如果美国拒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应对20世纪0年代的社会罪恶（这种可能性很大），它将同时把少数民族置之脑后。有人会大谈特谈平等问题；当种族平等写入宪法的时候，多少也会有些进步。黑人将在双重贫困的世界里，看着这一切。他还是会把自己看成是一名黑人，一名不幸生而为穷人的黑人。当然，偶尔还会有些庆祝活动——也许20多年后，当黑人的工资水平达到了白人工资水平的70%的时候，就是举行下一次庆功会的时候了。然而，另一个贫穷的美国还将继续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
在北方，在人们抵制某家商铺时，偶尔还能听到这样的歌：
如果你是白人，你就是好人；
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这一社会学陈述，准确地表现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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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丰裕社会的牧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三章丰裕社会的牧场
对有些城里人来说，进步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进步给他们带来的是威胁而不是希望。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说，更是这样。
“二战”以后，美国农业继续沿着机械化的方向转型。农业机械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然而，即使是这场让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农业革命，还是没能改善农村穷人的处境。穷人的数量也没什么变化，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当然，大型农场获得了好处。城市的消费者也获得了好处。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美国人食品开支占收入的比例仅为20%，比任何国家都要低。1949年以来，在构成生活费用指数的各种物品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几乎是最小的。显然，农业是丰裕社会的一项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美国最苦最慘的穷人，也许就生活在农村。
近年来，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移民工人的问题。移民工人是农业技术革命的最大牺牲品，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是困苦。新的农业生产结构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干机器干不了的精细活，或只有下人才干的脏活。因此，美国南方的黑人，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的英裔美国人，像牲口一样被塞进了卡车里，开始了他们的贫困之旅。
受害的不只是移民。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每年7月4日的国庆讲话，都会大谈特谈“家庭农场”的种种好处，但事实上，美国有近百万农场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定居在当地的农场工人，掌握农业新技术的行家里手，跟小农场主一起受罪。当工业来到美国南部和其他农村地区的时候，低收入农场主便成了廉价劳动力的储水池。
的确，联邦政府推出了一项广为人知的农场项目。然而，福利国家是为中产阶级、为有钱人服务的，农村比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在丰裕的牧场过活的人，都被人遗忘了。
这些人几乎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农业补贴。对多余的粮食，政府很是用心，一丝不苟；而对人却是不管不问。因此，这些男男女女形成了丰裕社会的贫困文化；虽然土地生产的粮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些人还是经常饿肚皮。
一
一俊遮百丑，美可以掩盖丑陋。这就是发生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事。在春秋时节，当人们驱车穿越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时候，跃入眼帘的是迷人的风景，开阔的视野，高山流水，还有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事实上，山里人也迷恋着他们的山区生活。他们守着他们的小块土地，守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拒不“理性地”行动；即使一辈子穷困潦倒，他们还是待在那里不走。
让城里人看不到山区的现实的，不只是美景，还有山里人。他们根正苗红，有美国先辈的血统，许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他们保留着美国古老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游客看到的是山区生活的浪漫景象；独立、自给自足，健康活泼。当游客穿越山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玩艺儿。但也不全是这样，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满目疮痍的荒山野岭和脏兮兮的小镇，坐落在荒废的矿区旁边。
城市游客眼中那些诗情画意的美景，却捆住了当地人的手脚，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为美景所累，苦不堪言。
峡谷峭壁虽然很迷人，却往往会导致农业产量低下。在一个强调技术的社会里，地形地貌本来就是不合时宜的。即使农场主有钱，机器也无用武之地。由于这个原因，当地人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这里四季分明。游客来到这里，春天百花盛开，夏天郁郁葱葱，秋天更是秋高气爽，令人心旷神怡。当然，游客不会冬天来这里旅游。不过，四季分明也意味着农作物生长季节短。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都没法耕种。
然而，游客可能会说，虽然当地的生活水平很低，可这些人不是没有工业社会的烦恼和痛苦吗？要是放在以前，这种神话也许还不无几分道理。然而在今天，这种说法就显得越来越离谱了。这些人灰心丧气，在贫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就此而言，他们跟城市贫民窟的穷人颇为相像。
20世纪50年代，有150万人离开了阿巴拉契亚山区。离开的是年轻人，是有闯劲的人，是去追寻新生活的人。他们来到城里，形成了贫民聚居群体。辛辛那提的一家报纸曾报道过“我们的5万难民”。留在山里的，往往是老人，是墨守成规的人，以及被生活压垮了的人。用马里兰州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话说，整个地区都弥漫着“心灰意冷、悲观绝望的情绪”。
举例来说，一位记者曾描写过他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看到的山民、家庭农场主还有下岗的工人。他这样写道：“山区各县，人们吃的是用陈粮做的面糊糊。校园午餐是孩子们唯一能吃上的像点样的饭菜。那些山民，以前还为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敢作敢当而颇为自豪，而现在，吃救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下岗的矿工，以及无法与中西部的机械化农业竞争的农场主，都成了山区的过剩商品。”
肯塔基州的一项研究，也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些男男女女所经历的困苦。该研究的统计分析表明，20世纪60年代初，该地区85%的年轻人如果不走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悲慘的生活。一个地区没有了年轻人，也就没了希望，没了未来。
事实上，在这一地区，情形的确不容乐观。阿巴拉契亚山区的邻近各州都出台了各种项目，来救济这些贫困潦倒的山区居民。然而，说句良心话，这些项目的目标都落空了。比如，有项研究表明，如果要让阿巴拉契亚山区赶上美国其他地区，就需要创造100多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恶性循环仍然在起作用，使得这些地区不可能发展起来：山区风景秀丽，美轮美奂，但经济落后，年轻人外迁；因为穷，公司不愿在此投资，当地农业因此更加落后。
当地的道路很糟糕。上过一两年高中的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有专业技能的寥寥无几。来这里投资建厂的，都是冲着廉价操作工而来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有的，尽是些纺织厂和服装厂（下文将提到，这就是廉价工业与廉价农业的经典搭配）。
有些事本来是可以做的。路可以修，道路等级可以提高，以便发展工业——但这需要联邦政府的资助。可以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改善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可以制定地区发展规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政府的振兴落后地区专项小组建议设立的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只有一个，那就是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公共设施差，水利工程没搞好，洪涝灾害频发，以及水土流失，所有这些，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是项浩大的工程。它需要联邦政府的鼎力支持。在步入20世纪60年代时，举国上下都在欢庆振兴落后地区法的出台，该法规定，国家须投入大量资金，促进南部地区的发展。但是，即使该法案的支持者也承认，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少得可怜，而用于再培训和教育的资金几乎是杯水车薪。看起来，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状况还将继续恶化，它那风景秀丽的山山水水仍将是培养贫困文化、助长绝望情绪的温床，它将成为老年人，心灰意冷的人以及不适应环境的人的保留地。
对于驱车穿越山区的城市游客来说，美景将持续不变，直至永远。因此，山民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之类的神话，很可能还会继续流传下去。但在陡峭的山崖和峡谷绝壁绘成的这幅美景背后，却是人们难以想象的社会丑陋。
二
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而致贫，阿巴拉契亚山民的遭遇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些山民乃至全美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之所以会陷入窘境，是因为有一种奇特的辩证法在作祟：农业技术革命创造了贫困持续的条件。
在农村贫困文化中，有一个群体很是奇特，那就是有产的穷人。
过去30年间，农业机械化再造了美国的乡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1940年至1959年，每个农场的平均投资上升了近6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人耕种粮食作物的时间几乎一直在下降（“二战”结束时是7千万小时）。结果，从1930年开始到现在，美国的农场数目减少了近200万个。
位于农业社会顶层的，是少数的公司农场以及大农场主。对他们来说，技术革命意味着巨额的利润和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在1954年，上次搞农场普查的时候，约12%的农场主控制了近40%的土地和60%的农产品销量。这些人是农业进步最大的受益者。
活在美国农业底层的，约有100多万家农场。他们占美国商业农场的40%，但其农产品销量却仅占7%。他们的困苦与城市贫民窟中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一样，当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现代的时候，当技术发明日渐增多的时候，自己却越来越落伍了。
从农村贫困文化的角度看，农业技术进步意味着更繁重的劳作。比如，一个农场主如果想维持他1944年的购买力，他1954年的产量必须是1944年产量的2倍。对于大农场主来说，这很容易，或者说是轻而易举。而对小农场主来说，这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虽然成千上万的小农场主被迫离开了土地，被赶进了城里，但小农场主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却没有什么变化。
这种有产型贫困，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太平洋沿岸西北部、落基山脉以及新墨西哥州。美国农业部对这些地方的农场主有很贴切的描述：“以农场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靠务农又无法维持生活”。他们的房屋往往年久失修，没有自来水或污水池。拿南方黑人农场主来说，1950年的住房普查称，98%的房屋要么破旧不堪，要么管道设备不够完善。
上文已经提到，尽管美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有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城了，但贫困农场主占美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却始终没变。同样，贫困农场主密集的区域也没变，还是那些地方。20世纪50年代中期，查尔斯.P.卢米斯和J.阿兰·比格两位农业社会学家，对农业萧条地区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这些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就不景气，20年后还照样萧条。新政及战后的繁荣，与这些地区擦肩而过，并没有真正惠及这些地区。
不过，多年来，农村贫困还是主要集中在南方。比如，在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超过半数的农村家庭都生活在美国农业部确定的低收入线以下。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农业的发展水平也不怎么样。这些州构成了一条从中东部沿海地区延伸到美国南部、从东部延伸到西部的贫困带。
有一项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贫穷的农场主生活在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然而，根据政府的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有56%的低收入农场家庭缺乏足够的营养。没在农场生活的农村穷人的境况更糟糕，营养缺乏的比例高达70%。因此，在农产品高度丰富的年代，还是有人忍饥挨饿。
当然，吃只是农村贫困文化的一个方面。涂斯柯杰研究所曾对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做了项研究，他们发现，该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符合救助条件的居民未获得政府救助的比率，还有医生的年龄，在美国都是最高的，而每千人口的医生数则最少。学校教育在很多方面也不如城市的贫民窟。
密西西比州是美国有产型贫困的一个极端例子，这并不令人意外。1956年，该州有2.1万个农场。其中，50%的农场面积不足750亩；60%的农场年农产品销售额不到1200美元；使用机器耕作的占8%；用手摘棉花的农场占81%。必须强调的是，穷的不只是移民。在62.8万劳动人口及20万农场工人中，移民只有区区2000人。大多数穷人都来自家有农场的家庭；不少人常年给农场主打工。
南方是农村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表明，农村贫困有种族之分。
在像密西西比这样的州里，贫穷的黑人农场主不仅生活困苦；他还是被恐吓的对象。用抵制、静坐等方式争取黑人权利的，是城里的黑人。城里的黑人聚集在黑人社区，有凝聚力和社会力量，去反抗种族主义的压迫。但农村的黑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他们生活在贫穷落后、被人遗忘的地方，是恐怖主义势力一贯欺压的对象。
令南方贫穷的黑人觉得特别恐怖的，有两种伎俩：暴力或恐吓。三K党分子或白人公民委员会会使用暴力，或者对黑人进行恐吓。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把车开到黑人家门口，就是一种威胁的手段。种族主义分子会敲诈当地的店铺，甚至捣毁商店（成千上万的小商店在过去20年间都消失了。在田纳西州法耶特县，两种手段都在用。黑人在做完选民登记后，会买不到东西，看不了病，寸步难行。于是，那些为自己的权利坚持斗争的人就这样被驱逐出境了。
法耶特县的贫穷农场主表现出了超常的勇气和超人的能力。他们把他们的困苦公之于众，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村”。但在南部偏远地区，对许多黑人来说，恐怖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穷，怕惹事，只能忍气吞声。
我跟密西西比州的一位黑人领袖聊过。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恐吓的伎俩，就是他告诉我的。当他和其他一些黑人去做选民登记的时候，州警察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的选民资格得经过层层审查，当然，白人审查员最后都会说他们不具备选民资格。他说，当一群充满敌意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把你团团围住的时候，你是不会想起什么密西西比州宪法的。
贫困农场主的困苦，怎么说也说不完，农村穷人扎堆的南部各州是美国穷人状况的典型化身。人们能够想象的各种指数，都能表明南部各州是美国最穷、生活水平最低、日子过得最苦的地方。不过最能够说明问题的，也许是美国农业部发表的一份枯燥无味的统计图，御用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低收入农场的数量在下降（这是人们离开土地的必然结果）。有些人认为，农场数量的减少表明农民的生活状况在逐渐改善。为了检验这一理论，农业部弄了个测量“相对”低收入的办法，即将这些农场主在1929~1954年间的收入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比较。他们的结论是，上述理论并不成立。
1929年，美国约有170万个低收入农场，他们占所有商业农场的35.8%。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失业人员返乡，农场的数量增多。1939年，低收入农场占所有商业农场的比例达39.2%。“二战”期间，该数字急剧下降（“二战”期间，由于物价及工资水平稳定，农村人口获得了好处）。但在战后，又回到了老样子。1949年，低收入农场占所有农场总数的30.3%。1954年，占32.2%。在25年间，低收入农场的数量降至100万个左右。尽管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低收入农场占农场总数的比例却只降低了3个百分点。1929年，三分之一的商业农场处于贫困的境地；1954年，情况照旧。
然而，还有一派理论认为，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有人说，这些地区的工业在发展。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低收入农场，进厂打工。因此，这个问题终将会解决（人们在思考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时，都想找到一条简捷的出路）。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成立的：把务农当副业的人数之所以在增长，只是因为底层农场无法养活他们。同样，前文所提到的那种荒唐的辩证法又在起作用。来这些地方投资的工厂并不关心什么社会伦理。他们招农村的穷人，只是因为穷人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的确，这些收人能够给穷人贴补贴补家用。然而，实际情形是，那些曾在农业萧条地区过活的人，现在又活在工业萧条地区了。不论是在农业萧条地区还是在工业萧条地区，这些人的境况都糟透了。
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把这些情形说得很透：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工业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密。由此看来，只要能合理利用，贫困还是相当有益的。
三
在“丰裕社会的牧场”这首歌中，伍德罗·威尔逊·古德礼写道：
我干着最乏味的活，双手满是老茧，
我拖着双脚，走过漫漫长路，风尘满面，
在沙尘暴中，我们向西，步履蹒跚，
沙漠热似火，山高刺骨寒。
我栽桃种李，在你们的果园，
夜里席地而眠，
你会看见我们，在城市的边缘，
随风而去，灰头土脸。
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我耕种你们的庄稼，
北边，我到过俄勒冈，为你们采啤酒花，
从地里挖出糖萝卜，从葡萄藤上把葡萄剪，
为了把晶莹剔透的美酒端到你的嘴边。
干旱的沙漠地里，绿色牧场美如画，
水从高高的大坝飞流直下，
美国各州都有我们移民的足迹，
在这里，我们将奋斗到底，直至最后的胜利。
呵，我们在你们的河边漫步，
我将耕耘不息，在郁郁苍苍的山谷，
如果需要，我会用生命捍卫我的领地，
水草丰茂的绿色牧场必须是自由的天地！[1]
[1]"水草丰茂的牧场”，伍迪·古德礼作词作曲，纽約鲁德罗音乐公司1960年及1963年出品。经许可引用。
绝大多数美国城市都有一大明显的特征，就是看不出路人的社会身份。服装很廉价，而且越来越千篇一律。传统的“无产阶级”服装（工作帽、工作服）要么消失了，要么被锁在了工厂的衣帽间里。
然而，当你走进加利福尼亚州斯多克顿市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农业工人很是显眼。他们戴着宽沿帽，身穿工作服、牛仔裤，一个个黑不溜秋的，有的都晒成赤褐色了。中产阶级，保管员，还有其他人，都是城里人。斯多克顿周边的移民大部分都是“英裔”（是白人但不是墨西哥人），但他们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像白人。农业人的穿着，就像肤色一样显眼。
斯多克顿镇约有9万常住人口，在移民高峰的时候，流动人口比常住人口还多。当时约有10万流动人口在镇上。凡是能睡人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有些人甚至是露宿街头。他们随地而食，能吃就吃。
加利福尼亚的农民在美国是最富的，而农民所遭受的困苦也最引人注目。人们在100华氏度的高温天气里于11个小时甚至12小时。有时候连水都没得喝；有时用大木桶装水喝。妇女和儿童站在梯子上跟危险的机器打交道（1961年，工业福利委员会接到报告说，每年有500名儿童受伤致残）。婴儿则被带到田间地头，木制的护箱就是他们的“摇篮”。
在斯多克顿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移民是“英裔”，另三分之一是墨西哥裔美国人。菲律宾人约占15%，其余的都是黑人（在东北沿海地区，移民大部分都是黑人）。到处都有来美国干农活的墨西哥劳工，抢美国工人的饭碗。
我开车穿过田野，同车的是一位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孩提时代，他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很熟悉了。当我们路过一家家农场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在农场里干活的是谁。每当看到一群墨哥劳工的时候，他提高了嗓门，“他们是穷人”，他说。“这就是他们来这里赚一点微薄的工资的原因。农场主给他们的工钱很少，他们也知道工会不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由于他们要的工资很低，美国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我们不想伤害这些穷人；他们的处境跟我们类似。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帮助他们而伤害我们自己。还是让政府和墨西哥达成某种交易来帮助他们吧。但愿美国的农场工人能过上像样的生活，而不必憎恨别的穷人。”
跟当地的大多数移民中心一样，在斯多克顿，工人们凌晨3点就起来“锻炼”了。许多人蜂拥而至，想找份工作。来这里招聘的各色人等，扯开嗓门喊着计件工资的价格或每小时的薪水。在加利福尼亚的有些地方，正规职业介绍机构会用喇叭高声叫喊着采摘100斤水果或者是一筐水果的即时价格。
一旦工人被雇用，就会用车把他们拉到地里干活。卡车里挤满了人；交通安全法规往往形同虚设；至于路途上耽误的时间，没有丝毫补偿。从斯多克顿沿着利维拉沿岸往南走，快到圣巴巴拉的那个地方，我看到一幅场景：一边是阳光沙滩，有钱人依山傍海的别墅，一边是满卡车呆头呆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下班路过，反差之大难以想象。
移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了，但还是不足以反映移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薪水通常是按计件工资计发的。采摘水果的能手，运气好的话可能发笔小财。但是，在他背后，是大量每小时只能賺5毛钱的妇女儿童。他们在炎炎烈日下干满10小时还挣不到5块钱。1960年和1961年，在斯多克顿的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工资水平提高了一些，不过，这种好处却是相对的。工人的工资微薄，竞相压价。
当然，这种屈辱的生活并不限于农村。在斯多克顿，许多英裔美国人生活在廉价的贫民旅馆里（比露宿街头强一点，但依然够惨的）。他们吃饭靠慈善机构救济。如果他们因墨西哥人大量涌入而失业下岗的话，两三天没饭吃，很常见。
再往南走，就是加利福尼亚的帝国峡谷。那里的人，生活（如果算得上“生活”的话）比斯多克顿还要惨。有位朋友在写给我的信中，曾提到其中的一些人。他在信中说，有一家人住在棚屋里，把硬纸板排开铺在地上当床睡。屋里没有暖气，父亲被墨西哥人挤掉下岗了，经常连饭都吃不上。母亲要给襁褓中的婴儿哺乳，也得给她4岁大的儿子喂奶，因为孩子没有别的吃的（这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愤怒的葡萄》中所描述的场景，一名年轻女子给一位挨饿的老人喂奶。但那几乎是30年前的故事了）。
在南加州，有位流浪乞丐，有人找他去摘柑橘。他和墨西哥人一块干活，但他摘的水果却很少，因为他整天都得在梯子上忙活。他们夫妻俩租住单间棚屋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没有自来水，廁所是公用的。他和其他人去种植园主开的杂货店里买粮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移民竟然还会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他们热爱土地。我曾跟斯多克顿的一位菲律宾人聊过，他跟我谈起他所在那个社区，那社区在当地已经有些年头了。菲律宾人搞团队协作，他们办事快，效率高，赚的钱也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确，他们是少数民族群体，而且也遭受着歧视（那个菲律宾人和我同在斯多克顿一家便宜的中国餐馆吃饭；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盟）。不过，就像在底层社会常常发生的那样，菲律宾人看不起其他职工，认为那些人都粗心大意，做事马虎，不负责任。
有位英裔美籍职工，一年到头都待在斯多克顿。我问他为什么还待在这里没走，他说：“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我在这儿已经12年没干活了。”
当然，人们对加州移民的印象并不好。相反，在丰裕社会中说到移民，人们想到的是中世纪时期的贫困景象。
如今，工会已经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农村地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工人的贫穷状况。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总部在劳联劳工会堂那座阴暗的老房子里。大厅里满是皮肤黝黑的英裔及墨西哥裔组织人员。他们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加州种植园主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却在极力与他们作对。
然而，当我与一位移民工会的会员聊天时，我能感觉到一种精气神，很有20世纪30年代产联兴起时的那股劲头。有位组织者告诉我，他能一呼百应，只要他告诉工人们工会准备做些什么事，就能让成百上千的人加入工会。过去，一些投身于美国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努力将移民工人组织起来，但由于缺乏资金得不到支持，最后还是失败了。虽然有些工人胆小怕事，但境况实在太糟了，工会能够把整个地区的人动员起来采取行动。
在组织工人的浪潮中，学生也参加进来了。这也许是破天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学生，震惊于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一切，加入了帮助移民的队伍。他们有的到田间地头做工，有的则在搞移民的社区发展项目。
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劳工运动有20世纪30年代那股劲，雇主也不示弱。当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在生菜收割季节在帝国峡谷开展罢工的时候，种植园主们绞尽脑汁，想尽了能够想到的各种办法，阻止工人集会。在劳务市场上，雇主代表和全副武装的保镖一大早就来了。罢工者遭到殴打，然后被投入监狱。“良民”则组织了委员会，帮种植园主收割庄稼。
帝国峡谷罢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尽管它充分展示了工人的力量。斗争的策略是在生菜快要收割的时候，把工人撤出来，使种植园主陷于可能会丧失全部收成的境地，迫使种植园主让步。不过，白人公民委员会，还有墨西哥工人，“挽”狂澜于既倒。当劳动部长最终确认工人罢工是善意的、雇主不得僱用墨西哥工人来抵制罢工的时候，大量庄稼实际上已经收割完了。
虽然如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工会依然是这些男男女女的最大希望。有些人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争取最低工资，也失败了（这取决于劳工运动的力量）。由于缺乏资金，也由于劳联—产联内部的管辖权的争议，工会受到了很大的掣肘。虽然如此，它还是把移民的问题摆上了台面；它表明，把工人组织起来，是有可能的；在美国的生活里，工会是唯一一个对这些无权无势的人表示过关切的重要机构。
1961年，劳联—产联执委会投票通过决议，决定不再参加移民工人的组织运动，这对移民来说又是一大打击。虽然声势大不如前了，但工人组织工会的工作还在继续，工会还是人们最大的希望。
然而，在工会获胜之前，这里还是会有人挨饿受冻。在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州，就像在圣巴巴拉那样：某天，墨西哥裔美国人被人邀请去市中心做客，因为他们很“古怪”，有先前西班牙人的遗风；第二天，他们就被人遗忘了，继续过着悲慘的日子。
四
加州移民给人的印象，已经够夸张的了。然而，重要的是明白，他们的困苦，还有在农地里干活的其他人的困苦，是全国性的，其根源是美国农业的结构。这里要说的，是一些有关另一个美国的统计数据。
固定人手（给同一个雇主干活时间在150天以上的人）还不到农场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只占受雇工人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集中在大型机械化农场，有的技能还很娴熟。20世纪50年代末，农场男工的年平均工资刚过1000美元。据估计，黑人的工资水平是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
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是全国最好的地方：1959年，这里的工资水平是南部工人的2倍多，工作时间也更长。即使如此，他们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可怜（最高的地方，在1600美元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福利待遇。
对于农场工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业。有自己的农场的有产型穷人，他们的失业问题被掩盖了，因为农场主在理论上被视为“自雇者”，在统计上不能算为失业人员（而在现实中，他却很可能失业，被强制“休假”）。但农业工人的农闲时间，统计员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有非农收入的农场工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人都是在农忙时忙一阵，其他时间无所事事，收入微薄。
移民的统计是一个大问题，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移民。一位观察者曾评论说，政府对迁徙的候鸟进行过调查，但对迁移的人却没有什么调查。
这些在不同农场之间穿梭流动的人，来自于那些无权无势的典型群体。有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人、南方的黑人、波多黎各人、贫民区的酒鬼、30岁以上破罐子破摔的穷人。约有5万人从佛罗里达州迁往北方，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有7.5万人从得克萨斯州迁到了山区各州和西北部，主要是墨西哥人。有5万人从得克萨斯迁往加拿大的富裕农场。在太平洋沿岸，有10万人在迁移。从墨西哥来美国干农活的季节工，每年有40万左右。
如果把男女老少都算上，把墨西哥工人也算上，那么，在这种非人的状况中生活、工作的人，就有200万左右。1959年，劳动部曾算过墨西哥工人的平均工资，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人的工资水平：每小时0.50美元。国会在同期做的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得克萨斯的移民家庭，如果5个人都在农村打工，每年刚好能挣3000美元。也就是说，每个人干一年，能挣600美元。
有一种论调认为，农场工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移民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效率低。然而，参议院的一项专门研究发现，一个普通农场工人1955年的工作效率是25年前的2.1倍。农场工人的人数比以前少了37%，而农业产量却上升了54%。移民和农场工人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利润，然而却未能从中获益。
也许，被剥夺得最慘的就是儿童。当然，他们也得在田里干活（法律禁止童工，但执行力度不够，而深陷绝境的家庭，孩子只要能干点活，就不会轻易放过他）。比如，在得克萨斯的墨西哥人中，入学教育年限是6年，但这些儿童实际接受的教育却很短，他们动不动就辍学，上的学校也不怎么好。
美国教育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把这一切讲的明明白白：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伊利诺伊州，75%的移民子女都存在智力发育迟缓的问题。
这些教育统计数据指出了农村穷人（移民及农场工人）的一个基本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了土地。农场的平均规模在扩大，机会却在减少。1950年，美国农业部估计，40%的农村青年在未来10年间将会变成剩余劳动力。20世纪50年代末，一群农村社会学家认为，上述估计低估了实际情况。简言之，农村人大量离开土地，与年轻人的重新转向密不可分。
在盛世，这一过程是成问题的。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过去50年间，当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时候，他们争不过城市青年。农村教育落后；农村青年的就业信息少，缺乏阅历；农村人的志向抱负，不如城里人，至少青年男子是这样。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村青年的这些缺陷进一步凸现了。在失业率高的时候，从农村来到城里的年轻人，前景暗淡。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那样，随着生产自动化的推进，工业出现了两极分化，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缺乏教育对个人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因此，被自己的过去束缚住手脚的，正是农村穷人，他们是技术进步的双重牺牲品：农业技术的进步逼着他们背井离乡；工业机械化又让他们难以在城市立足。
五
肯尼迪总统当政之初，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了：在美国，大部分穷人都没有自己的声音。
围绕振兴落后地区法的争论，极为复杂。在民众看来，西弗吉尼亚的景象，煤矿工人的困苦，也许是最触目惊心的事实了。劳工运动也将人们的视线转到了底特律等地的城市失业工人身上。最终，法案规定给南方各州提供贷款（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需要争取国会对最低工资法的支持，或需要得到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联盟的支持）。然而，这些规定大部分都是杯水车薪。
农村穷人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好处，然而必须明白的是，这纯属巧合。劳联—产联在立法辩论时很有影响力，这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必须指出，劳工运动的确在推动帮助移民和农场穷人的事业）。当保守派和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把劳联—产联逼到墙角的时候，它就投降了，不再指望振兴落后地区法真的能帮助城市职工，以换取这些势力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在农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来自农业署，它是最有钱、最保守的农业主阶层的代表。农业署跳出来反对振兴落后地区法。经常与美国南方的农场主串通一气的共和党人，仰仗的也是农业经济的中上层。参议员埃维里特·迪克森提出的法案，代替了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的提案，它甚至压根儿就没提给农村地区贷款的事。
最终出台的法律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保守派势力将该法变成了试行法，试行4年（道格拉斯等人希望能将该法案变成正式法律）。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有关开展全面的地区研究的提议、有关搞好发展规划的提议，都搁浅了。这意味着，给阿巴拉契亚等地的资助款，将是特别拨款，没有什么统筹协调。用于再培训和教育的资金少得可怜，只惠及了5万职工。
这样，面对着涉及千百万人的严重问题，保守主义势力能将法律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农村穷人没有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为他们请命。如果他们能够获益，绝非权力系统有意为之。
公众对这种情形甚为困惑。对于中产阶级美国人来说，给“农场主”的援助就是一种慷慨的施舍，是一种剥夺城市的百万富翁而给农村人发福利的手段。然而，法案通过后，绝大部分贫困的农场主压根儿就没有领过政府的一分钱。平等以及其他耸人听闻的条款，是专门冲着有市场销量的大农场而准备的。贫穷农场主被遗忘了（查尔斯·亚伯拉姆在研究住房问题时，说那是“对富人实行社会主义、对穷人实行自由放任，”这是另一个案例）。
但农场的穷人却必须为这一部不平衡的法案付出政治代价。在农村，他们无法获得福利国家的好处，而公众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法案出台了，这些有口难辩的穷人却必须承受理应由有钱的农场主承受的包袱。
因此，正是这些在水草丰茂的牧场忍饥挨饿的人，这些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人，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他们生活艰辛，一直过得不好。随着大农业在农村继续进行它的革命，他们的生活还将每况愈下。那些最终逃亡到城市的人，将发现他们对复杂的城市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准备，不知所措。他们是选择性的贫困人群的一部分;他们从一种贫困文化脱身，又陷入另一种贫困文化。
那么，这些人的希望在哪里？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可怕的现实是，对某个社会问题，人们做了基础研究，表明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付诸实施。这就是农村贫困的情形。例如，这些地区明摆着需要全方位的干预，认真的规划，统筹协调的项目。围绕这一在振兴落后地区法的争论迷失的概念所展开的斗争，已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社会冲突。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项目方案，那么，本章所描述的贫困状况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另一大希望的源泉是劳工运动。在历经多年劳而无功的工作以后，加州移民中间正在努力搞劳工运动。当然，现在说这场运动取得了成功还为时过早。最终，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像某些工会分子所主张的那样，通过能够推行体面的工资水平的就业机构，移民的工会组织必将获得对农业生产的某种控制权，不过，种植园主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当听证会召开的时候，他们会用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每小时增加几美分的工钱，就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系统破产（在加州，大量农业研究是受大农场主资助和控制的）。
但实际上，工会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提高农场工人的工钱。同样重要的是，它将让这些没有声音的公民以公民权，并最终形成一场农村穷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说话的运动。这在加利福尼亚是有可能的；还有些人准备在南方搞劳工运动，在那里，农业新技术要求在农村建立工厂，完全可能为工会组织的成立创造条件；在全国，这都是可能的。
当爱德华.R.穆罗的“羞耻的丰收”出现在荧屏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片震惊。突然间，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意识到，另一个美国的真实状况是副什么样子。工会任何帮助移民的运动，都能比任何劳工项目获得更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这里，有巨大的潜力。
但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潜在的可能性，不过是善良的愿望。当下的现实是贫困的现实。美国的传统形象，在国庆讲话和各种场合中如此珍视的形象，是一个由刚毅不屈、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组成的国度。再也不是这样了。老美国的天地已经被另一个美国所取代。这个国家过去引以为豪的农民，现在却成了国家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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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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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息
上海劳动界的趋势
上海是中国第一商埠，工厂最多，劳动者之数，不下五十万人。但是工人们都由各地聚合而来，分子非常复杂，言语风俗感情，很不一致。他们里面，有青帮红帮之分，又有广帮、宁帮、杨帮、苏帮、江北帮之分。帮既不同，感情亦异，所以往往互相排挤，转忘了共通的敌人的资本阶级。所以希望他们为阶级的结合，实是一件难能之事。
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中国大陆，愈益猖獗；因而劳动者所受的压迫和掠夺，也就跟着增加起来了。劳动者受掠夺和压迫过甚的结果，当然要发生觉悟出来。近二三年间，上海工界罢工举动迭发，虽然他们为了要求增加工银而然，却也可以说这是工人觉悟的起点。只是工会的组织，在以前也会有些人组织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会，如中华总工会之类，但是有名无实，并不知劳动运动的方法。至于办理得有精神有色彩的工会，要算去年组成的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近来听说，这两个工会，更要努力发展，图谋改造，想将来必更有进步）。
今年的上海劳动界，比以前更不相同，阶级的觉悟，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见。最大的罢工就是春间电车工人同盟罢工，不过两三天工夫，就把那些资本家吓得手慌脚乱，逼得他们不得不承认劳动者的要求条件。其次的大罢工，要算此次英美烟公司的工人罢工了；这层在后另行详述，这里毋须细说。
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记
上海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公司老厂三层楼上的机车间工人，因为受不过洋监工的虐待，群起要求撤换洋监工，大班不允，遂引起了这次翻天掀地的数千人半月余的大罢工。现在我把他们罢工的经过写出来。
七月二十号老厂机车间工人百余同盟罢工后，次日就派出代表数人往新厂机车间求援。新厂机车间以为义不容辞，并且也曾感受同一的痛苦，就于二十二日和老厂机车间表同情，取一致行动，全体二百余工人也同盟罢工起来。厂主方面大显其威，将老厂代表张涛一名带往警署监押。两厂工人大愤，越发固结团体，全体共计约八九千人，都表示同情，相约加入同盟；又由两厂共举出代表十余人，组织代表会议，办理一切。议定开全体大会，共商对付。代表等在未开大会前，遂预备罢工宣言并传单数种，以便鼓吹反抗运动。至二十七号早七时，在吴家厅开两厂工人全体会，到会者途为之塞。会场中将宣言一致通过，并发布传单，议决不达目的不止。又发出宣言书说明罢工的原因，并要求八条件：（一）现在普遍地增加工资；（二）以后仍旧要按期加薪；（三）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四)罢工期内的工资无论如何要照发；（五）以后不准虐待工人；（六）星期六半天工及星期日的工钱无论如何要照发；（七）凡年节假期的日期也要照平日一样发工钱；（八）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但是厂主威风太大，不肯允许工人的要求，工人的团体也坚固，不肯屈服，双方相持至十日之久。七月一号，工人开“全体大会”。厂主命一买办到会和解，众不听，要依照宣言上的要求奋斗到底。决议致函总经理，要求其承认条件，又致函警察署，劝其勿加干涉。于是工厂主方面的威吓利诱的手段也不中用了。
五号早六时两厂全体工人，举行游街大会，各执三角旗帜，上书“工人自决”“还我血汗”“增加工资”“减少时间”等字样。全队绵延约三四里，每队后皆有大旗一面，上书“英美烟厂全体工人示威运动”“劳工神圣”“谁敢侮辱”“增加工资”“减少时间”等，齐投警厅，由代表等呈递呈禀要求维持生计，并要求将被拘工人汪有才开释，以安人心。徐厅长立派科员出外，向众开导，立将汪有才减轻一日拘役，权令速散。工人等始各应允，仍列回队浦东，复在吴家厅开大会，决定最后办法。（一）俟汪有才出狱，再向厂家议上工的条件，如有违者，即以严厉手段对付；（二）在罢工期内，如有同仁中伙食费无者，同仁当互相帮助；（三）与厂主议上工的先决条件：（甲）罢汪买办；（乙）逐工头王凤山；（丙）不得纵警察伤害工人。如以上三条不决定，绝不与厂主接待云。
次又通电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陈述英美烟公司克减工资、殴辱工人种种苛虐情形，请求主持公论。厂主见此情形，大起慌恐，大班毛利斯急派代表朱桂生往工人代表团请派出总代表数人，与大班开正式谈判，以谋早日解决。七号上午十时工人代表派出总代表四人，毛氏大班预备汽车一辆，到新关迎接工人代表。该代表刘奉臣等四人遂乘汽车至毛氏家，双方对坐谈判；毛氏称对于所提八条件除第一条外都可赞成。代表未允。
八号七时，全体两厂工人在吴家厅开大会。首由代表许某报告七号接洽经过，对于第一第二条，稍为让步。是日晚已有结束趋势，当时大班毛利斯商量，请其在条件上签字，并交出二千元，大班意见，允许发给一千八百元，唯此款必得大家上工后始能照发，至于签字一层则委朱某为其代表签字。九号晨朱君即将上晚和大班接洽结果，向众代表报告。大家以为照此情形不如承认为妙。至十号十七时，两厂全体工人又在吴家厅召开大会，首由代表报告由大班毛利斯代表朱君签字之八条改正条件。（一）罢工期内赔偿损失一千八百元整；（二）现在各间普遍的增加工资每人至少五分；（三）工人罢工代表不得开除；（四）撤换洋监工及汪薇舟；（五）星期照发全天工资；（六）每年照例加薪两次每人每次至少五分；（七）以后不准虐待工人；（八）以上各条由大班代表签字履行以昭信守。当时又决定本日下午，放炮庆祝，全体一律上工。其交款手续，则先由朱君给一凭条于工人代表，约定星期日由双方代表同往大班毛利斯处领取。更定于下星期一开大会，讨论重新组织工会问题云。
此次罢工相持有二十多天，该厂所受损失已有百余万；而工人方面办事之精神毅力果能达到此种较素来更满意的结果，真是向来罢工所无的呀！愿该厂劳动界同胞，尚要努力勿懈才好。
上海烟草工人会将告成立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自经过三星期的罢工后，都自觉到团体组织的必要。现在由他们发起组织烟草工人会，业经发出通告书，征求会员，听说签名入会的已有四百余人，不久即可开会，通过章程，正式宣告成立了。
该会会章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宗旨。凡是上海烟草工人，都可以入会，又有特别尽力于该会的人或该会雇用人，经该会代表会议通过，虽非工人，也可认作会员。
至于该会实行计划，分为六项如下：（一）救恤会员：遇会员中有疾病死亡残废、衰老、生育的，本会得以相当费用救恤之；（二）扶助会员：遇有厂主虐待会员及无故停止工作等事，本会即极力援助；（三）娱乐机关：本会须设俱乐部游艺会等；（四）教育：本会须设学校、书报室、讲演会等；（五）帮助别种工人组织工会；（六）消费组合：本会得组织工人食堂，工人粮食杂费店等。
长辛店工会成立
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仁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智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
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理很有条理。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选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举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
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人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广东土木建筑工人大罢工始末
广东土木建筑工人，约有二万五千余人之多，原有组织，分为五市十堂，团结力最为巩固。近年来广州市开辟马路，建筑业一天一天地发达，包工的东家行，都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是这些东家行，对待工人却任意克扣，掠夺横暴，比别种行业更为厉害。工人们整日劳苦工作，还不能养家活口，这是何等的不平呢。不单如此，东家行又怕那些工人们团结力巩固，是他们将来的劲敌，想出了一个破坏工人团体的法子来，就在四月间纠集私人倡办建筑总商行，冒充工人，呈请官厅立案。于是工人方面为维持生活起见，也起来一致要求东家行增加工资。
八月十二号工人数千，在土木建筑工会开会，议决致书东主，要求增加工银两毫，举出周国华、何逸云为正副主任，并办事员数十人，向东家行交涉无效，遂于十六日早罢工，又举行游街大会，行示威运动。其进行办法，最有条理，先联合五市十堂组织一西友团，专任办理事务，组织颇称完密。又因罢工期中；以维持日食为最要，各堂特早的筹备罢工基金，又借各界有志者捐助，实储足三月之粮，仍恐届时未能解决，又组织土木建筑合作社，由工人自己营业，脱离资本家的支配。罢工之后，罢工团因为和某东行家冲突，公安局袒护资本家，将工人捕去八人，工人大愤，聚众数千，坐卧于警务处两日，要求释放。公安局无法，就把那一个工人送了出来，这也算是工人方面的小胜利了。近日各东家行因为罢工期内停了业，所受的损失太大，势不得不承认工人方面的要求。
二十六日由古厅长出来调停，召集东行家和西支团代表在省公署会议，双方代表各十余人。古厅长提议要求东家行承认西友团所要求之第一条，东家代表起先不肯应承，后经古厅长劝说才俯首允从。其余条件均照旧章办理，西友团亦无异言，于是十余日之大罢工，遂完全解决。
最后胜利，仍归工人得到，这都是广州土木工人有阶级觉悟而团结巩固的效果，还望他们努力向前谋根本解决才好。
上海劳动组合创办劳动周刊
上海劳动届自从张特立、李启汉、包一德等创办“中国劳动组合书部”成立以后，劳动运动大有起色。工人的觉悟，也一天一天地进步。他们又办了一个劳动周刊，现已出四期，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智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今特将该周刊的创刊辞揭载于下：
发刊词
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我们这个周刊是比不得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哪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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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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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息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明治末年，幸德秋水等人革命计划泄露以后，日本政府对于社会运动的压力加大，因而社会党人大受压迫，于是社会运动一时差不多停顿了。只不过界利彦、大杉荣、山川均、荒烟腾三等人，各守壁垒孤军奋斗罢了。
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势力，在日本发展得如同疲疠一般；日本的无产阶级，受尽了这疫疠的毒害，于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就陆续出现了。于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一天一天的激烈，大家都觉得有增加战斗力，组织新团体的必要，而“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就应运而生了。
最初发起的人是赤松克磨、荒田胜三、麻生久、界利彦、大杉荣、山川均、山崎今朝弥、大庭柯公、加藤一夫、加藤勘十、高鼻素之等三十余人。这些人或是老社会主义者，或是劳动团体中人，或是思想团体的人；凡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分派别，一概网罗起来，要组织一个大大的团体。
发起之后，就大大地吸收党员，由发起人分赴各地游说，开讲演会、演说会，一面又发行社会主义杂志，努力宣传主义。
从去年七月发起，到十二月为止，不过四五个月的工夫，各地方请求入党的人，就达到三千名之多。到十二月十日正午就在东京神田美土代町青年会馆，开创立大会，选定赤松克、麻生久、服部小一郎、江口涣、布留川桂、桥浦时雄等人为执行委员，于是宣告成立了。
同盟成立之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气势大为紧张；他方面日本政府的压迫，也就跟着加大了。本年上期，各地工人罢工运动蜂起，色彩颇为鲜明，该“同盟”党员运动的效力不少。这可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是成了一般民众的运动了。这“同盟”做的事业，首先就是图谋社会运动的联络，在地方设立支部，大阪、神户、盛冈、广岛、金泽等地方已经设立了支部的。其次扩充党员，其次在各地方开会演说，宣传主义；其次开讲会，聚集各会员为主义之研究。所做的事业，虽然没有积极的效果可言，但是该同盟的根基，确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地盘之上，将来的发展，实在是不可限量的。
本年MayDay运动的时候，日本的劳动界，全靠这同盟的努力，在东京帝国政府压制之下，公然干了一面亘古未有的大示威运动，这是很可注意的。
五一运动以后，这同盟就准备开第二次大会，要确定新计划，发表宣言，大谋发展。但是东京政府看了五一运动的气势浩大，就害怕起来，对于社会运动要大施压迫，不消说，“同盟”中的分子，个个都是受了私服警察的监视的。但是这同盟中的重要人，很有不少的敏捷分子，能够脱去警察的监视，出来从从容容地筹备第二回大会。第二回大会定在五月十日开会，但是开会之前，资本家的报纸，鼓吹得非常厉害，东京政府忙迫异常，好像“八公山草木皆兵”一样，警戒是十分严重的。
大会的形式，是标明“思想问题讲演会”，但是东京政府，早就知道这讲演会的内容，就是“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第二回大会”，所以警所的戒备是丝毫不稍懈怠的。开会时间，本定在下午六时，但是下午四时的光景，会场中早就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警厅防卫森严，到场示威的警察，差不多有三千名之多，见了注意的人物就捉去，其用意就是想把这“同盟”中主要分子看守，使这个大会开不成功。但是定刻一到，高津正道、八幡博道、江口涣、服部滨次、川口正助等人，忽然间在听众中显出来，跳在演坛上宣告开会了。警察看了这种光景，就向演台上跑去，想把这些主席的人捉去了事。高津正道晓得形势不佳，就立刻向会众提出特别动议，说：“刻下形势紧急，若是大会不能进行的时候，宣言的决定和委员的选举，一概委任现在的执行委员办理，赞成者请举手！”刚才说完，大众就一致鼓掌赞成，“社会主义同盟万岁！”之声，狂呼不止。警厅看了气愤不过，但是也没有方法遏制，只是绝对不许人在演台上开口，一面勒令解散。会场之中，布满了“自由人联盟和大众运动”的传单，又有大书“革命”二字红旗，高高悬挂，警察只是周章狼狈，依然是没法防止的。散会之后，又有一大群打着“无政府革命团”的大红旗，整队街中行走，警察团看了手慌脚乱，连忙跑去把大红旗夺了，把先列的人捉去几个，这个队伍就被冲散了。这“同盟”第二次的大会于是告终。这一回同盟中分子被东京政府捉去的，前后共有四十余名。
如今再把该“同盟”第二次大会宣言记录于下：
我们如今当着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开会的时候，特在这里发表这个宣言。
自从去年十二月九日我们结成这个“同盟”以来，到现在只不过半年工夫，从日本为始以至于全世界社会运动劳动运动的倾向，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了。俄国劳农政府，因了继续不断的努力，巩固了它的基础，终究能够使那些周围资本阶级的各国，不得已来和它们俄国妥协通商。
英国的社会运动的气势，在一切方面都扬起了气势；使得那些资本阶级都日夜的战栗起来。而尤以那三角同盟的大努力，对于它们，实是真可恐怖的威胁。
其余自美国和法国为始，以及欧美各国的社会运动，都越发倾向于左派，其中如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现在又要进到新的革命状态了。
又在东洋，无产阶级最近骤然增大了势力；印度朝鲜的独立运动，其内容渐渐地变成社会运动了。又如中国广东政府面目一新，加了赤色的浓度。
照这样的世界大势，实在是指示我们：基于真正自觉的无产阶级运动，已是明明进到伟大的革命时期了。
再回顾我们的日本，资本阶级越发横暴无所不至；无产阶级的运动，到处都受它们恶虐的迫害。尤其是没有言论集会自由一事，其迫害完全无可比伦。就是现在，我们的“同盟”成立以后，同志被逮捕入狱的，不知其数。他们这样暴虐，还不满足，更唆使各种恶徒团体，日夜威胁我们的生命。
他们又趁着经济的动摇，越发逞起他们的毒手，把劳动者当作敝屣一般，弃于街路而不顾。
世界大势既然是这样，日本现状也是这样。这时候，我们更要一新阵容，振起浑身的勇气和力量，攻击资本制度的城垒，行更猛烈的战斗。
照这样做去，到了我们的力量能够把这些压迫、横暴、不合理的事情扫除的时候，到了最后的胜利确实归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这时候才能够真正创建合于我们人类的正当的社会。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宣言
以上我把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大概介绍过了，但是我有几句话要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民众的根据，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只是就他们宣言上看起来，他们还不会把他们所取的革命手段，明明白白地表示出来，这却是令我们些小总有点不能满足的。劳工专政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我很希望邻国的同志们，一点也不要迟疑地、从速地去决定采用劳工专政。
日本神户造船工人大罢工之经过
日本工人近年来阶级的觉悟程度日益增高，每月罢工之举，不下数十起，最有色彩者，就是这一回神户地方川崎、三菱两造船厂的三四万工人的大罢工。他们在罢工后占领工场、示威运动、抵抗军警等举动，都可说近年来未有的快举。可惜他们的罢工，基金不足，罢工三十余日，终不能战胜那般有金钱势力的资本家，演出最后的失败。可是把他们的宣言看起来，他们那种悲愤填膺、卷土重来的决心和壮志，实在令我们佩服不止。所以我在这里慎重地把这罢工的经过，简单介绍出来。
（一）罢工的酝酿
三菱造船所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时间劳动制，遂于六月二十四日开一委员会，决定要求条件，以为战争的准备。次日将要求书，提出于造船所当局。要求书的内容为团体交涉权的承认、实行八时间劳动制、每日增加工资五角等九条件。船场当局接书后，极力设法软化工人；双方交涉无结果。
川崎造船所工人因船场主去年不分红利之故，大起不平，也于六月二十八日决定向资本家要求条件：（一）采用企业立宪原则，而实行工场委员制，（二）承认团体交涉权，（三）增给退职津贴金与男女工人等。随即举定实行委员和会计等。运动费由工人各出一日的工资，作为基本金。于二十九日将要求条件提交会社，声明若会社当局不容纳时，即用相当日手段对付。
三菱工人要求条件提出后，工场主方面不听，全体工人大愤，二十九日起实行怠工。就和工场主管理人冲突，工场守警出来干涉，工人就和他们格斗，场内大起混乱，职工数千人，都愤愤不平。
川崎造船所电气部工人，以电正会名义，举出实行委员，和工场交涉无效。七月五日，委员将经过情形印刷传单，趁工人在工场休息时，分配与全体；因此，全体工人都了然会社无诚意，表示示威运动。一方友爱会等六团体的组合联合会，本诸四日的决议，以贺川丰彦、久留弘三、佐佐木纯一、野仓万治四人为委员，慰问川崎工人并访川崎造船所当局，告以团体交涉权的意义，当局者不听。
二日以后，三菱工人愤会社不诚，即现险恶形势。各代表委员四出运动，准备罢工方法，而会社忽将代表中一人开除。所以五日□机部职工八百人，又提出实施工场委员制度等六条件。一方面各职工，也每人拿出一天工资，慰藉被牺牲者。于六日晚，复开大演说会，弹劾会社。
川崎造船所当局，于六日那天，将工人举出的实行委员开除十七人，工人益形愤极。七日上午，一般工人和被开除工人一齐入场，各委员向全场游行演说，职工被感动，全体举行怠业。复由职工中选出警保员、通信员、巡查员等，将造船本场之一部，径行占领。
造船所职工既占领工场，一方兵库工场职工，也来川崎本场助威。七日午后，集数千人做示威运动，大队访问三菱工场，高唱劳动歌，闹至晚间始散。至八日，川崎工人全体罢工。
（二）大示威运动
川崎工人于八日全体罢工，开始行大示威运动。先由本工厂整队向兵库分工场进行，途中高唱劳动歌。大队到兵库工场后，兵库分厂的铸工、机械工、木工、飞行机工、摩托车工各部工人三千余，即出来应接。会集后，复向三菱工厂出发。三菱工厂万余职工，久已罢业，到这日也出而和川崎示威队相会。会后排起万人大队，狂呼高唱，反向川崎工场进行，途中并访问各报馆，述说示威意义。午后，至三仓山公园三呼万岁而散队。
九日，全工厂都归职工手中，凡会社职技师等，一律不准入场，而各职员技师等惮于工人的权威，也都不敢近工厂大门一步，所以工厂里非常平静。是日午后，川崎职工委员在会社事务所和经理会见谈判条件，于是有职工七八千人，也拥至会社门前，呐喊声援，经理职员等都惴惴不安；所有会见没有结束，经理等就跑了。川崎工人占领工厂和示威游行等，极有秩序，而行动亦极严整，堪称阶级战斗的模范军。所以友爱会为欲使此模范军的阵容遍传全国，特将各节摄为活动影片，分送全国各劳动团体，巡回开演。三菱工人，于九日上午仍行示威运动。全体职工作蜿蜒数里之长蛇队，高唱劳动歌，并飘扬数十长旗，在大街上进行，先由三菱工厂，然后到川崎各工厂巡回一周。
十日，神户各劳动团体举行大示威游行。参加示威队的团体有，电正会（军乐队在内）、川崎造船造机造罐各部、三菱造船造机印刷各部、友爱会支部等，共三万五千人，排成十里大队，前队军乐高奏，后和以劳动歌，由神户市山上山下，进行示威。途中并有大坂住友伸铜所、大坂铁工所、大坂印刷工组合、相泽造船所、尼崎久保田铁公所等二十余团体底工人数千名，先后从各地方到神户车站，加入大队。神户工人见大坂各地工人前来援应，即全体到车站欢迎，高呼万岁，握手高歌，做种种感快之状。大队行至山下凑川广场，由示威总指挥久留弘三作壮烈的演说。对于大坂各地来援的队伍，则尽诚招待。这次示威，据总参谋贺川丰彦向人说，秩序严整，不但日本从古未有，即在英美也不多见，由此也可知其价值了。
（三）攻打工场
三菱会社当局，连日见各工人示威猛烈，遂将各工场大门严行锁闭，罢工职工不得入内。十一日，三崎内燃工和造船部工等约三千人，拥至工场门前，要求会社开门，会社当局不应，各工人遂用铁锛、铁榔头，将工场大门开破，闯入场内，联合电气工人，与场内警察守备队大演战斗。结果，工人警察互有损伤，舁送病院，一部分职工遂将三菱电器工场占领。工人既占电气工场，大队复攻打内燃机工场，铁管、玻璃窗均被打破。及攻开内燃工场里门，又与警察血战一场，至深更始停战。
同日午后一时，川崎本工场电正会工人，排队向茸合分工场出发去攻开表门，先将工场占领，然后驱逐工场职员技师。复发向神户制铜所工场，工场主得悉，早已将铁门紧闭，不能攻破，仅用砖石将各门窗玻璃打碎而去。是日，川崎各工场工人，皆照常做工，较之资本主管理工场时尤为整齐。在造船造机各场，各设参谋本部，计划与资本主长期对抗。自葺合工场攻下后，全体万余工人，都作武装准备，各持应用武器，出场举行大示威游行，而场内则另置守卫工人。
（四）交涉决裂
三菱工人代表友爱会长铃木文治和三菱工场代表武田交涉。武田不承认团体交涉权，如若强求，宁销闭工厂，并归罪友爱会。铃木等大为愤慨，当武田面前，拍桌打椅，痛骂资本家一顿。并谓我们指导劳动运动，并非徒为卖名，你们不醒悟，工人自有相当的手段对付。出社后，遂电告神户罢工团，谓资本主方面毫无谈判余地，劝其努力开战。
三菱工人，接到东京交涉破裂的电信，即准备直接行动。而工场经理于十二日夜间，即将各工场潜行锁闭，并宣布临时休业十天。次日工人来集，见工场内外张贴此种布告，仍然不紊秩序，继续举行示威行列，访问三崎各工场。一方面即举代表多人，向工场经理职员，要求下列条件：（一）休业中，廉价米和会社仓库卖品，仍由会社供给。（二）照常发给工钱，其他还有三条。工场当局对于第一项，没有意见。对于第二项，则谓须待二十日再说。其他亦各含糊答复。工人复有他项要求，也全被拒绝。
（五）锁工场
川崎造船所，见工人宣布管理工场，很为危惧，于是依赖军警的力量，于工人回家的深夜，将本分各工场一齐锁闭。小门窗户等也严闭封锁。场内揭示临时休业十天（十四日起）。在休业期中，工人发给半额工资。一方面警察队、宪兵队、陆军队、分布工场四周，设武装防卫线，无论何人，不准越防线一步。海军水兵数百人，也到场警戒，至于工场原有的守卫，则举行总动员，其势汹汹，如临大敌。工人在街市排队游行的，也遭制止。
二十二日是三菱工场休业十天满期，工人应该上工的日子。工人对于会社当局的这种妄想，毫不理会。于二十一日即开会协议，委员七十三人，赞成继续罢工的有七十一名之多，结果通过继续罢工。会社方面，揭示布告，说二十二日后不上工的以后不再发给工资。工人们既决心战斗到底，哪里还管你发工资不发工资？所以会社没方法，就只得宣告无期休业了。
（六）工警之血战
七月二十九日，川崎造船所罢工团一万多人开大会，贺川丰彦和其他友爱会干事等都到场中演说。开会时，一万工人齐唱劳动歌，并由工人代表，高读誓文，然后整队向市街出发，行大示威运动，复由市街向川崎造船所进行。警察大队见工人队来围造船所，即布防卫线，制止工人。工人愤怒，大骂警察。双方相持不下，忽工人们一声呐喊，冲破防线，拥至造船所。这时警察队、宪兵队、骑兵队等，都来弹压。工人益愤，遂即投石向军队中乱击，势如暴雨。军警也怒，拔剑乱砍工人，双方流血的至七十余人。
警察遭此大创，复开紧接会议，谋制工人。会议后，即暗派警察无数，到工人俱乐部和友爱会支部等处，将罢工团的干部人员，齐行捕去。计自贺川丰彦、久留弘三，以至佐佐木纯一、野仓万治，并其他各职员等，共拘去一百二十人之多。
三菱造船所工人，亦集万人开会演说，忽闻川崎工人流血消息，遂即不顾其他，齐向川崎工场出发。途中三菱工人，异常愤激，唱歌号呼，声达数里。至楠宫神社前，齐欲入社门，被警察拦阻，工人大怒，即并力冲破警队，群人社中。警察见形势不佳，即行让步，不再制止工人，因得平安无事。
罢工团虽失领袖，但工人团结精神仍是非常坚决。三十日，川崎、三菱两处工人复联合示威。由和田宫神社，向凑川神社，至西门丁宅街，又和警队大战一场。工人负伤的都送人医院。警察方面也小有伤损。二十九日工人方面被拘百余人，三十日又捕二百人，计前后拘捕的有三百多人，都在警署拘留。
（七）罢工团不受调停
二十九、三十日两战后，警署益加施行高压手段。示威运动，绝对禁止，即五十人以上的室外集会，亦不准行。工人无法，即在室内开会，讨论对战方法。
会社方面，对于神户市选出的县议员等的调停，则一概拒绝，坚持原来主张，不稍让步。一方面仍继续开除工人。计前后两场共开除工人八百人之多。此时警察则将罢工总指挥贺川丰彦氏送人检察局监留，准备起诉。
八月一日后，神户市市长和县知事担任调停事务。但工场方面仍持坚决态度，不肯更易原来主张；而工人方面对于自己所要求的实施工场委员制度，和自由加入劳动组合，实施八时间工作等条件，也是不肯让步；所以调停无效。
（八）悲壮的失败
市长和县知事出任调停，依然没有效验。而一方工人因三四十天的战斗，也渐渐疲惫。团体精神涣散，至八月八日，工人自由复职的日渐加多。大部分工人见市长知事的调停，大都不利于工人，因即愤而宣言，不用调停，无条件自行上工。到了九日，果然两会社工人都自行复职了。那宣言附录于下：
我们工人，既没有刀剑，又没有枪弹，我们只是徒手，与你们这些横暴的资本家残虐的政府苦战四十多天。现在你们更加逞了你们的威风，想来压服我们工人；我们因为种种的关系，暂且饮恨含泪，向你们停止宣战。可是你们这样残暴的样子，我们永世也不会忘记；不但不会忘记，我们还要从事团结，从事运动，把我们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将我们真理的种子散布天下；倘是我们得着机会，我们还是要与你们血战一场，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万恶的资本家呵！残暴的政府呵！到了那种末日，你们只是向我们发抖呢！你们休小视了我们的团结呵！还有一件我们不能忘记的事，就是有许多的职工，因迫于一时的生计，蔽于目前的利诱，以致中途畏缩；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实在是我们的大耻；我们为团结计，是不能不惩罚他们的，但是我们盼望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那才是我们的真精神。我们现在痛恨万分，有如利刀围绕，我们只有暂且收兵，等待时机，再谋恢复而已。
（九）罢工之价值
大家看了这些罢工的经过情形，必定说是工人的失败，但我却说这是工人的胜利。在资本主义势力跋扈的今日，工人自然没有资本家那样的持久力，失败是当然不能免的。资本主义正在自己掘自己的坟坑，不久终须自灭，只不过有迟早的问题罢了。所以劳动阶级，只要团体坚固，猛勇向前，一些小的挫折，值不得注意。最危险的事，就是怕了受资本家所软化，以致阻碍自己向上的热诚，这一回川崎、三菱的工人，始终坚持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主张不能贯彻，宁可忍痛收兵，养精蓄锐，以图再战。这种地方，是工人方面阶级的觉悟底表现，我们看了他们悲壮的宣言，和罢工中占领工场、敌抗军警的勇气，以及失败后联络工界的计划，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志气不小了。“卷土重来未可知”，他们的大举动，不久又要出现的。
英国共产党大会
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共产党在曼徹斯特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有三十一个支部的代表一百四十四人。还定Macanus为党之理事长。次决定党名为“大英共产党”。次决议六事。
（一）本党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
（二）本党以建设共产主义共和国为目的。所有人民，在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一律平等。用社会革命打破现时工钱奴隶制度；用教育手段，使人民赞成共产主义；行社会的运动，促进劳动阶级之社会革命。
（三）为达社会革命目的，本党要劝诱劳动阶级，采用俄国劳农会议或劳动者会议制度。
（四）本党认无产阶级专政为推翻资本主义完成共产主义之必要手段，为预防捣乱党及反革命派之安全方法，特决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制。
（五）本党立即实行教育民众，使他们了解共产的原理。本党要用极果决的行动，反抗资本主义。用产业组织、社会运动、革命政治、议会运动努力指导劳动阶级，向着革命的方面前进。
（六）凡赞成国际共产党之党纲者皆得为共产党党员。党员有诚实服从本党公意之义务。党之利益，应在一切利益之上。党员要负自己训练之责；以副本党的要求及必要。
（附记英国国共产党现有两个机关报。一如周刊名“TheCommunist”，一为月刊名“TheCommunistReriew”，此外更有小册子多种，发行期不定。）
美国I.W.W与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
美国I.W.W的一个指导者赫维特氏，关于美国I.W.W.对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的态度，曾经对某报记者说过下面一段话：
“我是希望美国I.W.W.一致投票赞成或加入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的。我只是因为亲眼看见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的理想实现才活着的。这就是我全部的希望。这就是I.W.W.的理想。”
于是把英国代表出席于协议会的马菲所作的小册子，说协议会的代表者将要作劝告书劝I.W.W.和别种没有加入而有工团主义倾向的团体加入该协会；一面又说：“我是不待他们劝告的。我晓得他们的计划和表示。我知道这是和我们协同进行的。他们现在所做的，都是I.W.W.当初的目的和目标。我也可以说我的意见是：‘美国一切纯粹的组合都可以加入莫斯科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的。’”
有人问他，今年赤色劳动组合会开会议时，I.W.W.也会加入么？他说：“我从没有听见过一句反对加入的话。”
赫维特的意见，自然不就是I.W.W.的意见。但是他现在是参与I.W.W.的执行机关的。他自从I.W.W.创立以来，除了入狱的时间以外，每次都出席于协议会，大家都把他当作I.W.W.的首领看待的。他的意见，自然在I.W.W.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本是产业组合主义者，不承认政治的行动的。但是关系革命的方法，的确改变了，这一层我们可以从他所说的话的当中看得出来的。他完全承认要组织纯粹革命团体，作为革命的急先锋。这是表明一般美国产业组合主义者已经渐次承认共产主义更广泛的政治哲学的倾向了。
莫斯科新苏维埃会议的形势
莫斯科新苏维埃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已于五月十三日举行，此次苏维埃共有代表二千一十五人，其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三，无党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反对党仅仅占了百分之二。计孟色维克十二人，社会革命左党六人，社会革命党四人，策奴维安社会党一人，无政府党五人。劳动报说：“就这次苏维亚的组织看起来，可以减少各种无意识的辩论，而从事实际事业。劳动界利益，将为此次苏维埃讨论的先决问题呢！于苏维埃开会的前一日（十二日），共产党代表会举行会议一次，由克曼尼甫（Kamnev）主席报告其所拟共产党在苏维埃中的次序单，其中包括报告俄国内外形势、莫斯科粮食状况、预防疾病的方法、执行委员会中无党者代表的特别选举。无党者代表萨卡罗甫氏（Sakharov）代表无党者全体加入此次会议，在演说中，宣言他们已预备与共产党携手，要求于执行委员会中加入相当代表，最后乃决议允许无党者代表十七人加入执行会会员。”
法国劳动联合会将加入第三国际
据莫斯科七月十六日的来电，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会员法人洛列斯（Rorist）对洛列斯特通信社的记者说：“法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保护普通人民权利的人；法国劳动联合会，将要开大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或第二国际的态度，但就现时工人的倾向，大多数倾向于第三国际，大约不久即可加入第三国际。”
万国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
七月九日万国少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代表四十国。据莫斯科真理报所载，万国少年共产党自举行第一次大会以后，全世界党员增加最多，据各代表报告，现时党员，已超过八十万人。这些青年，都具有为共产革命牺牲之大精神，将来世界革命运动，其猛进必非常可惊。
万国女共产党大会
世界各国妇女共产党员于六月十一日举行大会，到会者八十二人代表二十八国，决议以三月一日为万国妇女工人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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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矿工最近罢业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八号
美国矿工最近罢业记
酿成罢工之原因
罢工时之内状
酝酿两个月的煤矿罢工，到十月十六日已经实现了，论以后的趋向，正不易于明了，论以前的经过，倒是很有味的。其中一变再变，以至于现在的罢工，先是矿工的要求，本是相对的两项：一是减少煤价；二是增加工资。其所以有这相对两项的要求者，因为矿中原有两部的意见。一派主张为公众减少生活费，一派主张增加工资，合来遂有了这个双扇的要求；且以为如此，可以得社会上的同情。谁知道结果并不如此，照旧的社会上不大多同情。其所以然者，乃由于人的保守性、无思想性，是根深蒂固的。平日心中有个被新闻纸上灌进的一个“加工价就加物价”的先天成见，决不去想什么是工业革命，为什么矿产所有者的利益不能少，更决不会去想矿路等，应该由所有者、工人、消费者，三角组合管理之；加上资本家的大势力，报纸教育皆在掌中，就着已有的成见，加上些鼓簧的质素，又何尝是难呢？人尝说，人的思想动向的危险，其实该说是懒的危险，懒于思想，就为先天的成见支配了。近日德国的中产阶级，商人、学生等，都诋毁社会党政府，说：“我们有皇帝时那个样子，现在我们这般受苦，社会党的政府，全不管我们。”至于今昔异时，协约国压迫，却不会来计算，只是以先天的成见怨政府。英国人不仔细想而怨矿工，也是如此。
有这样情形，矿工中的意见，以为犯不上用十二分的大力气，去占在这么一个利害的地势，所以第一步的退让，就是去了减少煤价，改为政府须为不管理煤价之担保，又退而为即不能为不管理煤价之担保，也要与工人消费者协议商定之，一再而三，这一面算弃却了。
矿工这样的变计，究竟怎样？是利不利呢？这很难解决，但矿工若不变计，却是立在一个极危险困难地位，而且照旧不能如他所预期的，得社会上之同情，这只因为这计划只是太早些，社会的麻木还感觉不着，但一经撤销这一半，矿工中主张减少生活费的一种意见就算丢了，矿工的领袖，如西米列、弃何支等，最有力量的人，所持皆最可敬的方针，算存而不论了。不变计固不能得社会上的同情，但变计更可生社会上的恶感，反对派的报纸，更容易鼓吹人民。
罢工的期限，连着延长三次，就是三星期，其间有些时机，眼看着要决裂了，却又生一线的光明，这个用不着详记。总而言之，劳工总长诚恳而不让步，首相有免解罢工的表示，很关切的，但并不能使矿工要求满足。至于矿工方面，却是急切得很，不肯爬下，领袖却现些踌躇满志的状态，所以罢工日期一再迁延。至于政府把最后的要求说出后，就是待出产品后照要求加工资（矿工要求即加工资），有的领袖就主张暂且言和，留待后来大举，所以慎之又慎，一再开会，又为最后的总投票，但矿工因怒：政府迁延，决心更大，所以竟以数倍的大多数投票罢工。
这次罢工的责任，多半是政府负之，因为政府如再退让小小的一步，就是改“如增加产额则增加工资”为“增加工资，更由矿山所有者与矿工协同增加产额”。矿工可以决然和平解决，一因为矿工领袖早已要为增加产额的试验；二因为如此矿工无失败之嫌，但虽自由的舆论有这提议，而政府顽然不从。
有一件事很可注意，本年四月将罢工未罢工时，工人领袖多主张罢工，而矿工反投票和平，这次矿工领袖最后趋于和平，而矿工以数倍的大多数投票罢工，这大约由于领袖多感觉于环境，每注重及策略，工人感情是重，短于前后思审，而行动直爽。这罢工将以如何结果呢？这是没人可以回答的，但必是一个很困难的结果。三角同盟会决议赞助矿工，曾向政府声明，与矿工取一致态度，曾迫请政府服从矿工的要求，所以转运工、铁道工继罢工而罢工，不是不可能的事，那些时局面就很大了。有人说，政府居心很想收拾劳动界一下，准备的时期是今冬，先迁延酝酿一个不与左派表同情的空气，然后大下手法。所以这次矿工罢工恐怕要上当，由政府对这次罢工事前有很细的布置，却是实在的，所以昨天由警察分局布告限制家用煤之存储，限制食物，限制车票，限制运输等等说，因为罢工后，怕这一些缺乏，而生市民大恐慌，从此可知政府的手段专是借人民打矿工，而且对付矿工的决绝手段，可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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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把酸泪（冰〔梁冰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八号
又是一把酸泪
冰〔梁冰弦〕
我这回由厦门搭船返广州，船上做工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了些很有意味的话。如今把他写在下面，再参上我的批评。
那朋友说：
近来上海的地皮，价值日高。离商业中心点很远的所在，从前大家看作荒僻之区的，近来也有寸金尺土之慨。如杨树浦，如过江对面之浦东，差不多凡成片段的地皮，都已经被人买完，再来找一块也难了。
争买这些地皮是什么人呢？是外国资本家。买来做什么用呢？要建筑工厂。
外国的大工厂，出产品物，尽有多数是靠中国做销场的。他们所赚的钱，尽有多数是由中国抢去的。他们近米都将本国的工厂缩小，另外来中国设一个分厂，所以上海附近的地皮，被他买尽。
他们好好的在本国制造品物，运来中国，成功了多大商业，已经好极了，何以又来特设立分厂呢？却有许多原因：
第一、近来欧美的工人都已觉悟，奋起来专与资本家反抗，资本家实在受不过工人的气。
第二、欧美的工人，现在至多只肯每天做八点钟的工，想要多出货物也不能够。
第三、欧美的工人，天天争他们的生活幸福，衣食住都不肯太过难堪，因之工钱就要增加又增加，再不肯贱价卖他的力头，资本家的所得就减少。
第四、欧美的工人，已经有伟大的团体，一不合意，翻转脸来，就有惊天动地的罢工风潮，一回的罢工，资本家的损失很大。
这几种事实，一天利害过一天，资本家已经抵挡不住。反观中国的工人，还是个蠢如猪，笨如牛，连字也不多认识，知识自然半点没有。各国震天撼地的工人风潮，中国工人在大梦中，听也听不见。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见闻，所以和平、服从、安分、守法，就是他们的特性。这样的工人，断不会和资本家反抗的，一年三百六十几日，一日十几点钟，死命的工作，再不会要求一分钟余闲来享享人福的；穿破衣、食粗饭、住烂屋、也不敢多希望稍稍改进生活的。说到团体，更没有了。什么工会，什么组合，影儿也未见过，声儿也未闻过。罢工怠工，更可无虑了。那些外国资本家，观察透了，于是特地来到中国，开设分厂，却完全因为有用不尽的奴隶供他使用的缘故罢。
我听了这篇话，我不知酸泪要向谁洒。中国的物质文明程度，还在中古时代，什么事业都未兴发，满国游民，想卖力头来捱那非人的生活，尚且没卖处，展转饥寒，只要有人用了你的力头，给你一顿半饱的饭就好了，还有工夫去分辨他是本国的资本主、外国的资本主么？凡是资本主，不论本国的、外国的，总是拿一顿半饱饭换你的力头罢了。
然而工人们到这田地，也应有些微觉悟了。如果没有了抢衣夺食的资本阶级，何至出这么多力，才博得一顿半饱的饭？何至有力没卖处？
利用你和平、服从、安分、守法等特性，去替他赚钱，这不特外国资本主会干，本国的也是一样。你们应当觉悟到凡是资本主都是恶魔，正不必分别他本国和外国。也不能徒然怨人，要知道自己确有许多弱点。救命的方法，惟有起来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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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趋时的三件宝贝（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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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趋时的三件宝贝
劳人
实业……教育……交通
除大多数庸庸碌碌、自甘愚陋、不求有所表现的常人之外，做官的、做绅的、做商的、做流氓、光蛋、棍徒、党人、政客的，都要找一个招牌，一种旗号，才可以出他的风头。
这个招牌旗号，选择也不容易，先有几个条件做选择的标准：一要和平的；二要人人明白的；三要人人欢迎的；四要新，而新之中又虽最古旧的人也不反对的。
依这四个条件，来寻那出风头的招牌旗号，官、绅、商、流氓、光蛋、棍徒、党人、政客等等，不约而同，一选就选中了三件法宝：振兴实业呀，发达教育呀，整顿交通呀。说来又新，又和平，又人人喜欢，真是妙绝。
我原来并没有讥嘲那班狗头混蛋的闲工夫，不过头上冒着火，开口就要先骂一顿，因为我对于现在极诚意来办理实业、教育、交通的人，尚且要拿道理教训他，纠正他，何况那些狗头混蛋，怎能够不先骂一顿呢？
闲话不多说，且归到我的正文。
“真要救国救群，什么大政策都不行的，根本大计，惟有开发实业、教育、交通三件事。”抱这个志愿做这样实业，甚至口头只说这些空话的，都极其正大堂皇，没有半点邪气；除是丧心病狂的，敢有异说，再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但我以为在现在的资本制度之下，无论什么兴作、利益的范围内，只容纳社会里一小部分人，整千整万的无产平民，只好赤裸裸的站在范围以外，张开泪眼看热闹罢了。
实业哪，一动手就是佣工制度。多开几个工厂，只添上几个资本主，由小渐渐变大起来。上海有一位穆耦初先生，听说是美国留学生，他所办的纺织厂，着实很赚钱。去年派人去湖南招收女工，定的待遇条例，苛酷到万分，惹动起许多人向他宣战。这穆先生早已在国中有实业大家之目，又是很新的留学生，又是很能做文章的，居然敢与许多人笔战，说的不外是他兴发实业的功劳，贫民得了他的工厂来捱命，已经是如天之福这些话。我由这一件事看起来，就知道振兴一件实业，确是资本家多增一分利益，只不过无产的平民太多，吮不着多少余沥。所以搞来搞去，人世间还是地狱罢了。
我有一个朋友，前年拿着二百块钱资本，便去英德县外开采煤矿。当地的土工，只要每日给他两顿饭有猪肉吃的，就不要一文工钱。现在我的朋友，已经成为“小康家”了。今年又拿一千多块钱，再到湖南采矿去。他说：如果三年内没有风波，他可以保证能成为一个小富人。朋侪中谁不恭颂他努力实业，利己利人。有时候他静坐思量，叹一口气，对我说：统计三年以来，我手下的工奴，直接惨死的已有五人，如果我稍肯牺牲些少利益，这五人就可以不死的，至于那间接死的多少，我可无从知道了。再由这件事看来，平民实在享受实业的利益如何，又得一个好例。
可举的例太多，不消再赘。我只请问诸公：英、德、法、美以至小鬼的日本，难道实业还不兴发么？那几国的无产平民，究竟怎样了？
教育哪，不消说也只是富儿的专有物。就拿中国的学制来讲，也要二十二岁才得大学毕业，中人之家，已极不容易供给他子弟受那十多年教育，何况无产平民，连七年的小学，也何尝敢作非分之想？
可怜的中国教育，固然是离普及时期还差数世，就是欧美间教育至兴盛的，向隅的小民也还不少。所以在中国这区区可怜的教育权利，自然更被少数资本阶级中人霸占殆尽了。
甲说：我固知留学去欧美好，但没有这么多金钱，将就些去去日本也就算了。不料却有站在旁边的乙，听了好不伤心，含泪呜咽道：我连日本也不敢希望呢。热心向学的青年，一万个当中，可决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是不幸的乙。然则教育是谁的专利品？
无论哪处省会、城镇、乡落，满街满巷的学龄儿童，进工厂的进工厂，当艺徒的当艺徒、做小贩的做小贩，叫化的叫化。他们的父兄，岂不知有六岁当入的国民小学、十一岁当入的高等小学？岂不知还有什么乙种、甲种的实业学校？他们岂不愿意把儿女送入去念书？可奈衣食还不给，正不知向谁告哀！然则教育是谁的专利品？
多开几个学校，其效果只能够把本来学吹烟、学嫖、学赌的少爷们，变成功了会踢球、会说ABCD的小宝贝。那千千万万中一个，成功了专门技术的，就只会光大他一家的门楣，代表那资本阶级，来做平民的魔敌。然则教育的利益，是谁享受？
交通哪，就拿广州市来讲，好的方面有几种：大马路呀，大洋房呀，第一先就体面起来；摩托车呀，马车呀，第二走路也便利起来；道路宽平，游人如鲫，第三生意也兴旺起来。这都是整顿交通的好果，谁也晓得的。
但是，体面是谁的体面？无产平民享受着？便利是谁的便利？无产平民享受着吗？兴旺是谁的兴旺？无产平民享受着吗？
何况同时坏的方面就不堪言了：地皮的价钱高了几倍至几十倍，建筑物的工料价又起了若干，于是乎房屋货金不能：不高起来。许多许多的无产小民，往常辛辛苦苦，支持过去的，如今吃着怎样的苦也捱不过去了。
由此看来，实业、教育、交通三宗事，本来再好没有，除是丧心病狂的，谁敢说他不对；然而大多数人，终究不见受着什么的利益。可知在这私产制度之下，最好的兴作，也不过为少数人打算罢了。
还有那荒谬糊涂到万分的，以为打破私产制度改造共产社会的理论圆满极了，再好没有了，只是一时干不来，非先。把实业发达起来，教育也发达起来，交通也发达起来，断不能就躐等去干社会革命的事。这些人完全不知道，多数平民在现制度底下，断没有享受这些利益的机会。犹之极鲜美肥甘的好吃东西，送到病院里头，只有一二个没病的人，咀嚼滋味，一大堆的病人，惹得喉痒涎垂罢了。然则医病要紧呢，还是供给食物要紧呢？
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社会的生产力骤然的增高，还愁实业不发达吗？金钱的势力消灭了，谁不争求知识学问，还愁教育不普及吗？土地公有，尽管修造，怕交通不进步吗？
令人动以那些枝枝节节的所为，如实业、教育、交通三宗宝贝，叫做“公益”，依我看来，总是“私益”罢了。根本改革制度，从社会全体着想，这才是真公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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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只是这么回事（冰〔梁冰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八号
原来只是这么回事
冰〔梁冰弦〕
一群老百姓，拉住手拥进去衙门，向那官老爷宣告道：请了！我们已经组织好一个自治机关，不用你老人家来管治我们了。你老人家可以做什么工作呢？请立刻去做一份，你的少爷小姐，该念书的送去公立学校念书，该做工的送去工厂做工。各位的衣食住，凭他自己的工作换来，我们再不白纳租税养你们了。
一群兵士倒拿着没实弹的空枪，拥进去营盘，向那司令官、师、旅、团、营长宣告道：请了！我们不再去杀人了，我们都去耕田做工了。你老人家会做什么工呢？也请去同我们一块做。你的威风用不着了，你的军装好脱下来了。如今世界的人，即会做工读书吃饭睡觉，再不打仗的了。
一群农夫，担着犁锄，走去田主家里，宣告道：请了！你的田地已经是我们公有的了。我们再不纳税给政府，也不纳租钱给你了。请你老人家也担一把锄，同我们一块儿耕作，收割起禾米，公公道道的平均享受着。
一群工人入到工厂，请那东主出来，宣告道：请了！你的工厂如今是我们大家所有的了。这里有一百部机器，用得着五百个工作朋友，那么这里地方公民，高兴的只管来做，你老人家也做一份。做出来的物件，除却我们要用之外，送到公营机关去分给大众。我们所需的东西，也向机关要去。从今后你不是我们的东主，是我们的工作朋友了。
这里那里，一齐依这样干起来，就是社会革命。
哦，原来只是这么一回事，很和平的，很公道的。如果他们还反抗不依呢？对不住，只好用我们极不愿用的法子，请你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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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七号
重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通告
此书初版于沪，瞬即告罄，而索者仍不绝于道，于是不得不重版，以求广布。惟是执役同人，能力薄弱，所以特发通告，望海内外同志，有以助之。此次同人拟印一万册，增加材料，校正讹字，扩大面积，多插画片，所费不少，简幸原版完毕，刻有纸型，此次再印，可廉倍蓰（大约每册一角即可）。诸君捐款多少，同人拟将书算还，由诸君自己散播，邮费自备，其有托同人散播者，同人亦责不容辞也。书将付印，捐款请挂号寄北京大学第一院陈德荣、黄兼生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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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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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七号
杂谈
一
有一个什么通信社，天天发出许多吹牛皮拍马屁的新闻，登在广州各日报上。吹是吹伟人政客的牛皮，拍是拍总裁部长的马屁。近来每早打开报纸，我的肉就麻极。
前几天吹拍新闻之中，有一段说军政府要立一个什么法律调查会，将来怎样订制商律、工律，以为劳工政府的准备云云。可怜他吹也吹得太不像样，叫人笑煞。
劳工政府，我们本已不能认为合理，然且不问合不合，只问军政府配不配说这个。那吹牛的何不先拿镜子照一照。
二
前天有个乞儿冻死在花塔街口，过路的一个人，认得这个乞儿的，告诉我道：他本来在某烟公司工厂里头，出力做工的。有一天，偶然拿一包值半毫子的纸烟，送给朋友，被管工看见，告知东主，说他偷烟，于是逐了出来，一时气病，倒在那里，就冻死了。
我闻得那公司全以做慈善事业来做广告手段，而工厂里头，像这般刻薄残忍的事，一日不知闹了几宗。资本家的该杀，真是天人不宥。
三
广东人常常说“唔够运”，意思是说命运不好。所以凡有失意的事遇着，无以自解，就说“唔够运”。
中国人最坏就是“安分”，强迫着他安分的就是命运之说。所以贫的、贱的、苦的，不敢怨天，不敢尤人，硬说是命该如此，运该如此，守着本分捱下去就是了。
不信命运不安本分的，成功就变成了资本家，不成功也至少要做一个高等生活的游民。多了一个资本家，就要死千万个安命守分的劳动者；多了一个游民，也害了百十个安命守分的劳动者。要反转这个混蛋世界，只要劳动者不信命不守分，从今大家不要说“唔够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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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国大罢工详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早期工人刊物《劳动者》（1920.10-1921.1）->第七号
意国大罢工详记
⊙意国工人运动之彩色
……罢工之经过……
……蔓延之原因……
……直接行动之决议……
最近欧洲罢工风潮，无论何国，皆有特别意味，为罢工史上添新彩色，而尤以此次意大利罢工为最。意大利罢工风潮之扩大，始自八月三十日，因是回实业工人与矿业工人开联合会，因决定此次大举之意义及方法，且注意于结果之推测及步骤之分配，欲溶方法与理论为一炉，而又毅然标出明白显著之旗帜。在战后欧洲工人与资本家间变动虽多，盖未有此次意大利之甚者。当罢工之初起，有意大利东方联工党毅然拒绝资本主有解雇工人之权。此即为工人运动中第一次之新战术，是为大战后的惟一产物。经一年之酝酿，所谓下级平民及工农人等，已深信不疑，大权应在自己，唯一的真实权力是在工作。当资本主等重新声明工人解雇约束时，农工人遂起而实验其理论，并切实〔确〕认工农下级平民之权力，应直接行使，不须他人代表，更不受工厂之诱导，仍以罢工为一种主要的武器，但同时应注意工人自身的损失。在预备时间中，便以此为第一大事。假如资本主、厂主以其他方法，与工人相持，使工人受大损失时，因预备有素，虽时间长久，亦不致屈服。盖工人等有一种生产机关可以同样之机械，习练其平日之工作，并有生活维持费，因此资本主解雇工人之权限上，实受一极大之打击。盖自来工人罢工之里面，未有如此其完全者。故罢工以后，工作仍为有意识的集合，或更进而为永久组织也。于兹有一疑问者，工人于罢工之后，果将何为乎？即据一般观察革命呼声日高的意大利，已有骤变为俄罗斯之惧矣。
罢工的近因，是为工资问题，与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情形相似。但在是年之末，此问题已经有一种解决方法。对于工人自治，已经比较的有圆满解决，盖已有男工加至每日七里耳（一里耳约合中国二角），女工每日加至四里耳之希望，并商定以后关于工人与厂交涉的办法。盖已许工人代表，为随时之讨论矣。乃其后厂主代表忽然直言加工资之事，因用品及煤铁之涨价，汇兑之低缩，并新税之负担，一时不能允许，工人遂视为无上之失败。八月二日，由五种矿工发难，铁工人继之（初系一部分），于是同时有五十万工人停止生产，意大利金工及工人联合会团体，遂群起而援助之。至八月三十日，罗马、米兰各大工厂，曾重新宣布工人解缩办法，但毫无效果。次日米兰有二百八十间工厂，皆受重大之骚扰，同时戒严至九月三日，全意大利各工厂几全入工人掌握之中。甚至有在原厂中，受工人委员指挥，仍继续作工者。意大利政府遂宣布局外中立，工人等于在厂为苏维埃之组织者，有于散工之后，为兵事之练习者，所有工厂出品，皆由消费协力社，以廉价出售，专供给与工人，所得之代价即用为维持其他罢工工人之用。意政府见形势严重，仍决意用调解方法，由劳动及实业两部大臣，担任办理，同时一部分社会党员宣言，反对工人运动中之革命行为及共产之设施，于是罢工问题，遂动摇全国各种阶级。嗣意大利联合总会及金工同盟会表示意见，愿将工厂暂时收归政府代管，工人等暂时作工，至问题解决时为止。但同时社会党其他一部分党员及联工党之铁路海运各组，又不赞成，而希望不由政治力量解决。但联工总会，仍照原定计划进行，致哀的美敦书于政府，要求五日以内解决，否则将联合他种工人为同样之行动。意大利之扰乱，至此遂益扩大，经济上更现一至危险之状态。但社会中革命之事实，已逐处发生，是可见意大利联工党之精神。盖自来意大利及法兰西两国之联工组织，常受社会党之牵制，每不能贯彻之行动。自去年意大利所选举以来，社会党人在议院大占胜利，而现内阁首席，又系与资本家甚接近者，对待工人中之共产及无政府各种行动，平时即暗中注意，以社会党一部分党员为其武器，以为抵制之资，而不知工人组织乃进步甚速，全脱从来蹊径，遂致手足失措，不能不让步以度此难关也。
至今日照意大利工人直接行动之态度已明，在米兰附近，烧毁工厂一所，杀工程师四人；其余各地，皆有同样之趋势。但工业家及厂主，已非常危惧，不敢再用压迫手段。罗马工业家会议结果，已有让步决议，惟距工人希望仍远，于是政府乃不得不出当其冲，盖因工联总会开大会之决议，正如霹雳一声，震醒意人政治上之春梦，其决议即由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九票反对四十万零九千五百六十九票之结果决定。采用直接行动方法，盖已兼具爱尔兰与俄罗斯之形势，不同于寻常之罢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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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让世界懂中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译后记
让世界懂中国
从小就怕写作文，要为《资本主义十讲》这样一本精巧别致的上佳之作写序，更让我惴惴。然而，转念一想，作为该书的译者，我毕竟是迄今读过此书遍数最多的中国人，更何况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没有身份的羁绊，于是我带着门外汉的羞怯、怀着诚挚的心、冒着贻笑大方的尴尬，懵懂地踏进了原本应属于大家的门槛。
从内容上看，《资本主义十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五讲是纯理论的分析：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重点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缘起及其各种存在形态；第二讲《利润从何而来？》所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利润观，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批评；第三讲《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在描述现状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出了一种呼唤；第四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对“经济民主”的一种思考；第五讲《什么东西不是商品？》介绍一些重大理论和政治挑战，如公共物品等。而后五讲则更偏重于对当今的一些热点现象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剖析：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第八讲《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以及第九讲的《什么样的危机？》分别就气候变化、全球化、欧洲旧大陆的困扰以及当前席卷全球的危机等热点作了深入剖析。而作为点睛之作的第十讲《为何终将失败？》则从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批驳，并断言它注定将陷入困境。
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十讲》小巧而精致，“短”“实”“新”是其最显著特点。“短”是指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其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写成一部或几部专著”，但作者均以寥寥数十页便将问题说得十分透彻。“实”是实话实说，言之有物。“新”是作者的许多观点新颖独到、不拘一格。虽然此书篇幅不长，但真正做到了短而不薄、实而不淡，这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及超强的文字和逻辑驾驭能力。
按照法文版《资本主义十讲》的封底介绍，作者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是一位批判经济学家，是法国最知名的反全球化组织“征收金融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ITAC）成员。这位1949年出生的经济学家曾是法国主要的激进左翼政党之——“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的重要成员，1995-2000年期间担任该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成为该党“御用经济学家”。2006年，因不满该党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作风，米歇尔·于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宣布脱党。因此，当我在初稿翻译完成、仍有几个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向作者求证时，内心曾有过一丝不安：如果碰到一个恃才傲物、个性怪异的人，我该怎么办？
而接下来与作者的沟通过程之顺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找不到其他联络方式，我只得十分冒昧地在米歇尔·于松个人网站教。我发邮件的时间是2012年12月底，正是西方人圣诞和新年休假之际，没想到却很快收到了他的回复：他不仅对我所提的问题予以详细答复，也对书中一个技术性差错表示了歉意。
之后，本书的责任编辑胡志越先生从学术的高度就书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于松不仅耐心作出了答复，有的也同意作出进一步完善。几次顺畅的沟通之后，在接下来的回信中我便斗胆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他为中文版写序，二是以书面形式接受我的专访。
于松不仅欣然接受了我的书面采访，甚至基本上按照我的采访思路撰写了中文版的序言，更令我深感荣幸。实际上，我这篇采访的最大的目的是想了解这位法国一流的社会主义学者对我国所选择的道路有何看法。我向他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全面拥抱市场的同时，中国的银行、货币、教育、交通、医疗以及其他许多核心行业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生育、教育、生产、生态、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计划。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能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米歇尔·于松是这样回答的：“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组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市场与计划之间的组合，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组合。正如我在此前所说的那样，我不喜欢那种过于机械的决定论，而是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假设：这一组合从本质上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它最终会偏向于其中的一方。这正是相关讨论的核心之所在。”
于松在这里说得十分委婉。这一观点与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几个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完全一致。在这些至今仍在欧洲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看来，他们属于“有思想而无实践”状态，而中国则处于“有实践而无理论”状态。
这种说法显然与实际不符。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所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比如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等等。
有着丰富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被人理解呢？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解与合作的道路上，横亘着一道“认知鸿沟”，导致中国不断被误读，而一次又一次被“冤屈”自然会损及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这一局面有着多方面原因。从客观上看，中国与西方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对西方人来说相对陌生与神秘。此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变化又十分迅速，再加上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军事上存在着利益之争和认识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中国至今还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竭力扼杀的。除了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设计和主导国际议题的能力很弱，我们许多好的观念往往因缺乏有说服力、有见地的学理支撑而流于泛泛，甚至沦为一种政策性宣传。
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这些思想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为其每一个前进步骤提供战略思想，使美国在领土及势力扩张、韬光养晦、谋求区域霸权、成为全球霸主乃至走下坡路之后等各个阶段，都能够找到各种“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从而始终占领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如乔治·华盛顿为刚刚问世的美国所确定的“孤立主义”、1823年提出的旨在防止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事务的“门罗主义”、标志着美国开始介入全球事务的“威尔逊主义”、正式揭开美苏之间“冷战”的“杜鲁门主义”等。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美国的学者们成功地把“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概念与美国或者说西方价值观画上了等号，然而又将这些西方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等同起来。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和干涉别国内政为特征的新干涉主义成为美国所奉行的军事干涉政策。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从理论上对于未来的“中国模式”作出明白无误的阐述。例如，“中国模式”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这种高增长还能持续吗？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何在？未来中国要不要政治改革？“中国模式”有没有可复制性？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别人？中国又将如何给自己的未来角色定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要设法让世界明白，中国将来可走哪些路，要对世界做哪些事。这样，世界各种针对中国的“棒杀”与“捧杀”之声将大为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将《资本主义十讲》翻译成中文出版，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加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次是帮助人们认清虽然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但迄今却没有任何能将其取而代之的新模式脱颖而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崛起中的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权、新闻自由等方面拥有一整套完备的、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治理规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该书出中文版，充分说明当今的中国具有高瞻远瞩政治智慧者大有人在；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祝得彬主任和胡志越先生在编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业风范和敬业精神，则让我看到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此，谨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致以崇高敬意。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大学同窗也是我的夫人贺晓芳女士，在北京奋斗小学就读的我的女儿潘鹤，毕业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目前在参考消息网站工作的杨宁里女士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众多编辑们，没有他们的帮助、辛勤工作、宽容与理解，就没有本译著的出版。
感谢志留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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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结论
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危机本可以使资本主义回到一种能得到更好调节的状态。这的确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但这一道路是遥不可及的，这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或者他们的代表，至今仍掌握着控制权，他们丝毫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特权。此外，实现这一转向所需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关系远远没有形成。更何况，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使这些关系"外移了"。换句话说，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是在欧洲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制定出一些旨在紧缩财政、确保收入更公平分配的新规则。
这一结论因为当今世界的“大转变”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种“大转变”导致世界被分成由先进国家所组成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以及由新兴国家所组成的资本主义：前者已经筋疲力尽，而后者则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接过接力棒。但是，这两极之间的对抗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格局。全球化的“回力镖效应”将使北方的霸权及其社会结构的持久性受到质疑。在南方，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使社会关系出现了与之相对称的紧张局势。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国家能实现追赶，但这种乐观的观点忽略了想要达到真正的趋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此种观点也忘记了这种追赶到目前为止——而且这种情况还可能长期存在——是建立在剥削和极度不平等等落后形式之上的。南方国家的社会动荡很可能会改变这一轨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它们的相对弱点。
资本主义想要继续存在就需要经济增长。这是其转型的力量所在，但今天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这却成了它主要的弱点所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主要是在能源几乎免费使用的情况下实现的。但这个逻辑如今面临着环境约束的压力。
从所有这些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已成了一个次优的选项：它并不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好的制度。它试图用来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越来越退步，欧洲的财政紧缩计划就证明了这一点。如今，要想“走出危机”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激烈的社会暴力。
然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果实，尽管它已经失去了效率，但它并不会自己掉下来。那种认为“最后危机”的想法本质上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而是一整套社会关系：只有当社会力量采取行动将其克服之时，这些关系才会受到挑战。
如今受到挑战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生态）合法性。在这本书中，虽然冒着为坏人辩解的风险，我们仍然强调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成就，以便更好地说明它们已经进入了收益递减的阶段。今天，资本主义声称无法被它满足的社会需求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这一点也适用于新兴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部分社会群体受排斥以及一些地区遭全球所排斥这一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逻辑决定了它将无法满足那些所谓的人类“生态需求”，因为它的逻辑本身与应对全球变暖的逻辑是相互矛盾的。
这一判断可能会显得很悲观。但这是很现实的：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人类幸福生活的一个障碍。对它进行调节和管制的路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走不通，在显露出了其深层本质——即通过社会退步来达到永存的目的——之后，它又恢复了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把它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质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参考文献
COUTROTThomas,Jalonsversunmondepossible,Latresne,LeBorddel'eau,2010.
DURANDCédric,Lecapitalismeest-ilindépassable?,Paris,Textuel,2009.
GEORGESusan,Leurscrises,nossolutions,Paris,AlbinMichel,2010.
MASSIAHGustave,Unestratégiealtermondialiste,Paris,LaDécouverte,2011.
感谢志留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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