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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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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前后[149]
（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在40年代后期的革命风暴的岁月，我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为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全人类的兄弟合作而热心奋斗的战士。1846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帮工裁缝的时候，在汉堡第一次听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演说，后来又读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那时我以为几年以后共产主义就会成为现实……但是，当我在1847年听到卡尔·马克思的演说、读懂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我才明白，仅凭个人的热情和善良的意志是不足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我抛弃了狂热和幻想，明确了目的，获得了知识……
在我找到工作的那个作坊里，我认识了几个同行，他们在瑞士、巴黎和伦敦做过工，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
当时，汉堡有一个工人教育协会，这是一切先进工人聚集的场所。他们每天晚上在那里一起读报、讨论或者唱歌和学习外国语文。报纸多半是反对派的；讨论的中心主要是共产主义问题；歌咏组唱的是激进自由派的歌曲……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在当时是革命思想的中心。的确，在40年代中，这些思想也只是渴望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渴望共和国的成立和各族人民的友爱，渴望思想自由，渴望早期的基督教，渴望共产主义，总之，一切观念都在那里汇合成为一些极其模糊、极不明确的理想……
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家都认为威廉·魏特林是了不起的。他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
1846年11月，同志们介绍我参加了工人教育协会，不久我被吸收为正式会员，开始经常参加那些晚间讨论会……
有一个同志拿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让我读。当时有很多工人都读过这本书。由于能弄到这本书的人并不多，我们就只能传阅。这本书我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于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的……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中的讨论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促使了我的观点革命化，大大地扩展了我的眼界；这是对我的政治观点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时期……
我没有到魏玛的兵营去，1847年4月1日，我乘上一艘开往英国的汽船。那时，我感觉到是在同大陆上的一切往事诀别，要到英国去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决心把今后的一生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
当我决定去伦敦时，马尔滕斯替我写了一封给伦敦工人教育协会[56]的介绍信，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受到了亲切的招待。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于1840年2月7日成立，创始人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他们是在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被逐出法国后于1839年底到伦敦的……
沙佩尔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共产主义者……亨利希·鲍威尔是一个鞋匠，身材矮小，机灵而果断。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诞生于科隆，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以机智勇敢而有魄力见称。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849年巴登起义爆发时，他毫不迟疑，冲上了火线……敌人的枪弹结束了他英勇的一生。1850年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写道：“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此外，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也积极地参加工人教育协会的讨论，普芬德是画家，埃卡留斯是裁缝……
几天以后，我找到了工作，就开始定期去协会，并且入了会。我还被吸收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当时这个同盟正在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魏特林的影响越来越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声已居首位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只知道他们两人在布鲁塞尔主办《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0]。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将要为社会主义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我到达伦敦后几个月，即1847年夏天，召开了共产主义者同盟[8]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马克思没有出席。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恩格斯说：“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7年夏，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埃蒂耶纳·卡贝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号召，他这样说：“既然在这里（法国），政府、僧侣、资产阶级以至于革命的共和派都对我们进行迫害、诬蔑和诽谤，既然他们不让我们生存，要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我们，那就让我们离开法国，让我们去伊加利亚，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表示有可能找到两三万共产主义者来实现这个计划。
这一号召也传到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大约在1847年9月，卡贝亲自到伦敦，要我们相信他的思想。我们把他这个建议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同盟表示反对一切试验。我们的回答是：卡贝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尊重卡贝这位公民的人格，但是我们反对他的流亡计划……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战士都有责任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启发人民，振奋低落的士气，奠定新社会组织的基础，以此与恶势力相对抗。如果正直的人们、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的战士竟逃之夭夭，去给野蛮人和骗子手清扫战场，那么，欧洲势将毁灭而且必然毁灭……
由于这些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卡贝的建议将会带来不幸的后果，我们也向各国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弟兄们，我们要坚守岗位，保卫古老的欧洲；我们要在这里展开活动，进行斗争，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那些建立公有制所必需的因素，公有制首先就应该在这里建立起来。”
这就是我们给卡贝的答复……这一答复说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早在那时就驳斥了各种空想的尝试……
卡贝离开伦敦以后，不久，在1847年11月底又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卡尔·马克思也出席了大会。他和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到伦敦，目的是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大会一共进行了十天。
各次会议只有代表参加；我不是代表。但是我们知道谈的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关切地期待着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听说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原理，并且委托他俩起草宣言。后来，1848年初，当《共产党宣言》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并从那里取回清样交给卡尔·沙佩尔校对，也算为发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尽了一份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俩给我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马克思当时还很年轻，约莫28岁的样子，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满头密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在那时他的尖刻的讽刺已足以使他的论敌丧胆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马克思身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息。我对魏特林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明确地感到马克思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兄弟，一望而知是典型的日耳曼人。他体格匀称，动作灵敏，有金黄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胡子。他不大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年轻有为的近卫军上尉。
恩格斯本人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常常强调他那不朽的朋友的作用。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你只要对他了解得越深刻，也就会越加敬爱……
当时，我们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56里，有点过于激动。我们深信必须立即“行动”了，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使无产阶级能推翻资产阶级世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组织工作。
《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2月。我们在收到的时候也同时听到了巴黎二月革命9开始的消息。
这个消息使我们如何振奋，真是无法形容。我们陶醉于欢欣鼓舞之中。那时我们只有一种思想、一种感情：把毕生献给人类的解放！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通过布鲁塞尔领导机构，授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个决定刚一做出，马克思就在布鲁塞尔被拘留。后来他被迫前往法国，而这也正合乎他的打算。
巴黎的事件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30年代中起就在英国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中起主导作用的宪章运动，由于二月革命的胜利进展而受到新的推动。这个革命刚一开始，伦敦工人就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表示祝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尽力支援宪章运动。
宪章派[50]最有声望、最有才干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有时来到我们协会；我在那里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勇敢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宣传家。琼斯个子不大，但长得很结实。他那端正、严肃、刚毅的面貌令人一望而知是一位坚决果断、无所畏惧的人民领袖。他精通德文，是当时少数懂得社会主义并宣传社会主义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3月13日，在伦敦肯辛顿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琼斯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可怜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不要害怕宪警、士兵以及那些供特别警察驱使的胆小如鼠的家伙。“推翻内阁，解散议会，颁布宪章——我们决不让步！”
4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公会，它的任务是比以前更强硬地向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实现工人多年来提出的政治自由。请愿书应于4月10日交到，并且不能像从前那样经过一些全权代表转交而是由工人群众亲自递交。这样做是要使议会懂得无产阶级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满足自己的要求。
4月10日早晨，伦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情景。所有工厂、商店都关了门。伦敦的资产者们拿起武器来维持“秩序”。这些武士中也包括小拿破仑即后来的威廉堡公民[150]。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决定参加游行。我们用各种武器装备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那一副滑稽相，他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锋利的缝纫大剪刀给我看，说他打算在警察进攻时就用这把剪刀自卫。
工人们已经在肯辛顿广场集合起来准备向议会前进。可是，我们突然听说组织这次示威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主张结队游行……因为政府准备用武器对付我们。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劝说，但是其余的人仍勇往直前，结果宪章主义者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既然游行群众的团结已因奥康瑙尔的失策而动摇，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我们万分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广场，而一小时以前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的。
差不多在西欧发生这些风暴的同时，在中欧，革命也开始了；这次革命使我们非常激动。工人教育协会里的晚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热烈。我们大家都准备回到德国，奔赴战场。但是我们大半都缺少旅费，无法实现这一愿望。直到1848年7月我才积蓄了足够到德国的旅费。
正当我们准备启程的时候，传来了六月起义惨遭失败的坏消息。这对我们所起的影响很难以笔墨形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把《新莱茵报》12（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20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气馁。8月初，我离开伦敦，回到德国。
1848年夏我到达科隆。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因为革命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沙佩尔和莫尔等当时都在那里，出版《新莱茵报》。
为了能在科隆住下来，我决定先找工作。当然，用我的真名实姓去找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被看做一名逃犯了。一位在汉堡的朋友给我弄到一份署名为卡斯滕斯的证件；直到现在，科隆及其近郊的人们都还知道我这个名字。由于我的特征与证件上写的大致符合，警察也就没有给我找什么麻烦……
找到工作以后，我加入了工人联合会[151]；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有哥特沙克医生、安内克上尉、沙佩尔、莫尔、诺特荣克和德斯特尔。此外，科隆还有一个民主协会[152]；在那里我认识了威廉·沃尔弗，他经常做关于当前政治情况的报告。听他演讲确是一件乐事。他在政治评论方面的生动的幽默极为大家所赞赏。对于那些并不令人兴奋的普普通通的事情，他也能处理得很好，至于采用嘲讽的口吻还是采用严肃的口吻，他能根据讲题的性质分别对待。弗莱里格拉特有时也来参加，后来我和他也就认识了……
1848年9月，莫尔为了对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宣布戒严和查封马克思的《新莱茵报》表示抗议，组织了一次露天大会。本来准备会后修筑街垒；可是后来情况没有发展到动武的地步。
1848年11月13日，民主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马克思宣布了罗伯特·勃鲁姆被维也纳野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的消息。马克思刚露面时，会场气氛活跃，接着就鸦雀无声。马克思走上讲台，宣读了关于勃鲁姆牺牲的电报。我们顿时惊愕得呆若木鸡。接着，场内群情激昂，人声鼎沸。我感到当时德国人民会万众一心举行起义，完成革命。但是，我们全都想错了。情况完全不是那样；那些头面人物竟向那个下令屠杀人民最优秀儿女的暴君献媚。
反动势力的嚣张首先表现在迫害反对派的出版物上。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由于英勇不屈地捍卫过自由和正义，受到特别残酷的迫害。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的编辑受到了首次审讯[143]。次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到1849年5月18日，该报终于被查封。报纸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
在审讯过程中，马克思没有申辩，而是指责了内阁。控告马克思（该报主笔）和恩格斯的理由是《新莱茵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侮辱了“为上级检察官和宪兵效劳的人”。法庭上座无虚席。在最高检察官和律师讲话之后，马克思开始发言。他发言约一小时；最后他以沉着有力的语调对最高检察官和以他为代表的整个旧制度，对卑鄙龌龊的普鲁士官僚、老朽的军队、腐败的法庭以及在专制制度下产生和培养起来并终生为它服务的老法官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马克思说：“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几个月后，马克思就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前往巴登……而其余留在科隆的同志们则向乡村展开了宣传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懂得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的意义。（1893年我出席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时，有几个农民邀我到科隆附近的沃林根去。他们还记得我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景。）
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制造子弹，造好后运往巴登。当然，子弹是秘密地制造的。红色贝克尔〔注：指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弄来弹头和火药，我们每一个人都各尽所能，支援革命……
反革命全线得逞，反动派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共产主义者同盟重新恢复并决定秘密地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形形色色的形迹可疑的人混入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我的任务是在美因兹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并使工人相信我们的目标。表面上我们的宣传仅仅是散发传单。我们组织得很好，能够在一小时内将传单散发到整个美因兹。警察一次也没有抓到过“罪犯”。
1850年10月，法兰克福的同志们委托我在纽伦堡重新组织同盟；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可惜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时间不长。当时，在我们的祖国——德国，到处都在逮人，警官的气焰十分嚣张。反动派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镇压自由运动。
1851年6月，我也在美因兹被捕了。
当我生平第一次跨进牢房门槛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呆就是好几年。我当时年轻而愉快，我只觉得我不过做了一个无产者应当做的事……
我被控告的罪状有三条：第一条是散发唆使“叛国”的著作；第二条是冒名顶替；第三条最为严重，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相勾结。起诉书上说：
“被告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帮工裁缝，现年27岁，生于萨克森—魏玛公国之布兰肯海恩，现住美因兹。有关该被告之私生活与1847年夏至1848年春在伦敦之交往,1848年、1849年及1850年在科隆之情况，与此同时与共产主义者同盟领袖之勾结以及任美因兹社会主义工人协会主席时之活动，勒泽尔及其同党之起诉书中均有详细记载。去年（1851年6月18日）逮捕该被告时，曾抄获大批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章程，1848年出版之《共产党宣言》，科隆、维斯巴登和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章程，《共产党的要求》，《红色问答书》，《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布朗基之《祝词》以及标题为《德意志人和普鲁士臣民》之传单等……据上所述，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与人合谋，企图推翻国家制度，煽惑民众，反对王权，互相争扰，并力图挑起内战，实属有违莱茵省刑法典第八十四、八十九、九十一等条以及普鲁士刑法典第六十一节第二项及第六十三节等项之规定，应依法予以惩处。
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
1852年于科隆”[1]
这份起诉书我一直到被拘禁了15个月之后才看到。
在这一段艰苦时期中，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单人监禁中度过的……我从美因兹监狱被转送到科隆监狱，从6[2]月27日至7月6日，九天中一路上完全是步行的。我从一城被押送到另一城时多半有二三十个囚犯在一起。但在转押期间，总是把我当做最危险的囚犯，夜间单独看管……途中一直给我上了镣铐。狂热的宪兵总是把我铐得太紧，使我双手出血。要是我对这种野蛮行为提出抗议，他们就把我毒打一顿……
1852年10月4日，我在科隆陪审法庭出庭受审。被告人除我以外还有：诺特荣克、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医师、贝克尔医师、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克莱因博士、奥托、赖夫和埃尔哈特。审讯继续了五周多。关于这次审讯的详细情况，在卡尔·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谈得很详尽，我不想在这里赘述了……
这次判决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样一来，我必须坐三年牢……不过，我很快就安下心来，甚至还很高兴，因为拘留时间已经结束，现在我至少知道还要在牢里坐多久……
释放日期越近，我越焦急难熬。在我被监禁的期间，萨克森一魏玛新王即位，实行大赦……这对我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四年半的监禁宛如一场噩梦，1856年1月27日，我自由了。
“自由了”！好像德意志当时已不是一个大监狱了！这是我到魏玛时立即产生的印象。那时，我刚去过布雷斯劳〔注：现称弗罗茨瓦夫〕、爱尔福特和夫赖堡探望亲戚和同狱的难友。我打算在魏玛从事宣传工作，不过，当时人心惶惶，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令人望而生畏了。
那时，我自己没有祖国。我申请身份证，地方当局又不愿意承认我这个“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者是在他们国家里出生的。经过长期的奔走和交涉，我才取得了一些证件，经汉堡出境到伦敦……
1856年5月，我到达伦敦。不久我拜访了弗莱里格拉特……随后又去找卡尔·马克思，他把他已经出版的作品送给我，以“补偿”我的那些被没收的书籍。此外，我还寻访了1848年时期的老友卡尔·普芬德、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人。在他们那里我也认识了不少当时住在伦敦的德国侨民，其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找到工作以后，我又开始经常到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56]去。这一时期，协会的情况很不好。1848年革命运动遭到破坏以后，不少会员退出了协会，而留下的人又逐渐染上了小市民习气。协会中再也看不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痕迹，它已经腐化变质，差不多完全和自由派一鼻孔出气了……
眼看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这种状况，我感到非常痛心。我在协会里尽力物色志同道合的人，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以后，我们就再从头干起……威廉·李卜克内西又开始常来协会；马克思也来做了好多次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演讲。马克思一生中从来没有向工人索取过什么，当然，他做这些演讲是完全不要报酬的。这样，协会的成员又增多了……
在这个时候，伦敦出现了“自由思想者”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是查理·布拉德洛。他来自民间，是一个很出色的演说家和宣传家。他的公开讲演一开始就不仅反对宗教和教会，而且反对剥削和压迫。我同我的妻子参加了这个运动……马克思的夫人和孩子们也常常去听布拉德洛的星期日讲演；其间马克思也去过几次。那时，我在马克思家里曾经听到马克思夫人称赞布拉德洛，她希望布拉德洛能为无产阶级运动作出贡献。可是马克思笑着说，他认为布拉德洛早晚是要投靠资产阶级的……
后来，马克思的话完全应验了。布拉德洛刚在英国博得一点威信，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他当选为议员，俯首帖耳跟着资产阶级走，对社会主义大肆诬蔑和诽谤……后来他企图混进国际工人协会，但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帮钻营私利的野心家是瞒不过马克思的眼睛的……
1859年，《海尔曼》周报在伦敦出版，创办人和主持人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这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小市民习气很浓厚。为了对抗这家报纸，我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并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撰稿。1859年5月7日，我们自己的报纸《人民报》[22]的创刊号出版了。我被指派负责发行工作……《人民报》只出了16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写过几篇文章。
我把1860年到1864年的几年时间用来充实自己的知识。我按时去听伦敦大学的教授们赫胥黎、丁铎尔和霍夫曼所做的生理学、地质学和化学方面的讲演。德国工人们一般都踊跃地去听这些杰出的学者们的讲演。而鼓动我们去听讲的是马克思；有时他本人也去听讲。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26]宣告成立，久已消失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工人们对社会主义发生了空前的兴趣。我们以往活动的果实正在成熟……
巴黎公社[28]失败以后，国际面临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操纵着舆论界的英国报刊拼命地对我们进行诽谤和诬蔑。情况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在伦敦找不到一个集会的场所。1872年3月18日，我们打算隆重地举行一次公社成立周年纪念会，可是我们租用的场地又被封闭。所以我便特别租了一所房子供总委员会开会之用。英国报刊在大陆上得到的多半是好评，其实，它也和德国报刊差不多。这在最近几年特别明显。例如来自德国的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报道，英国报纸就拒不发表或加以歪曲。可是他们对沙皇、俾斯麦和克里斯比却百般颂扬。英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比德国的好，不过是比较狡猾，比较善于权变；他们并不阻止工人运动，而是利用一切手段去腐蚀工人运动。
1870年以后，外界对国际的攻击日益激烈，各国政府大都对国际的信从者采取高压手段，法国甚至还制定了特殊法律来对付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英国工联也对他们施展阴谋诡计，此外，米哈伊尔·巴枯宁又从组织内部进行阴谋活动。这时，马克思的处境并不值得羡慕。他为国际担负的工作过分繁重。一切要发表的宣言、公开信和其他文件都由他一人执笔。此外，他还必须写一些长篇的通讯并同流亡伦敦的巴黎公社参加者联系。马克思执行这一切义务，没有任何物质报酬，尽管他还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家庭的开支有了显著的增加。那时，在马克思家里经常可以遇到一些法国流亡者，他们受到殷勤的招待。当时马克思夫人的处境特别困难，她常常来找我们夫妻商量或者谈一些家庭问题。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挡她热诚地参加无产阶级运动。
同巴枯宁的决战本来要在海牙代表大会[27]上进行。巴枯宁答应出席海牙代表大会。为了结束同巴枯宁的争论，马克思也因此前往海牙。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亲自出席过的惟一的一次代表大会。通常他都留在伦敦，让别人出席代表大会，让他们出头露面。这次他决定去海牙，惟一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巴枯宁的阴谋活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到了海牙，马克思夫人也借这个机会带着孩子们一同前往。
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初召开，出席代表共65人，代表德国的有：伯恩哈德·贝克尔、库诺、胡果·弗里德兰德、库格曼医师、赫普纳、里廷豪森、舒马赫（佐林根人）、亨利希·肖伊和约瑟夫·狄慈根。
米哈伊尔·巴枯宁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没有来参加代表大会。可是他的仆从们却来了；不过他们起的作用是怪可怜的。代表大会应当决定的问题主要有两个：（1）总委员会迁往何处；（2）开除巴枯宁出国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第一个问题发言，主张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他的建议被通过了。开除巴枯宁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甚至反对马克思的人也斥责巴枯宁的阴谋活动，赞成把他开除……
马克思在海牙逗留时，各文明国家的记者们缠住他不放，大家都希望见见他，听听他对国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意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是旧国际历史上的最后一件大事。某些联合会逐渐消失了，各国成立了一些较大的组织。
国际完成了它的使命的大部分，它的主脑卡尔·马克思从经济上和哲学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国际已成为第一个在整个文明世界传播这种学说的组织。由于经济的和精神的条件不同，这种学说得到公认的快慢也就不一样。马克思本人对国际的期望也不过如此。
我常常去拜访马克思。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在他的家园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马克思的夫人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她是一位颀长的、非常漂亮而贤慧的妇女，她雍容大方，对人和蔼可亲，所以大家感到同她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母亲或姊妹在一起一样……她以满腔热诚同情工人运动的伟大事业；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成就，即使是最微小的，也都使她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欣慰。
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他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非常重要。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
在国际存在的期间，他总是一次不漏地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会后，我们（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常常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一杯啤酒，随便谈谈。在回家的路上，马克思总要谈谈正常的工作日，尤其是八小时工作制。马克思经常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在一昼夜中往往超过这时间的两倍。”确实，马克思的工作太繁重了。单是一个国际就花费他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啊！不知内情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同时，马克思还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不得不在英国博物馆里度过很多时间，为他的历史和经济研究收集材料。马克思住在伦敦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他从博物馆回家的时候，常到我家来（我住在博物馆附近），商谈一些有关国际的问题。他回家以后，吃一点东西，休息片刻，又开始工作，往往就这样工作到深夜，有时还一直到天明；短短的休息也常常由于党内同志们的来访而中断。
马克思同一切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毫不自负。我已经说过，他向来注意倾听普通工人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因此，饭后他常来我家，找我一同去散步，和我谈各方面的问题。我当然尽量让他多讲话，因为对我说来，听他闲谈和深入发挥，确是一件乐事。我常常听得出神，很不愿意同他分手。总之，他非常健谈，他可以把任何一个同他谈话的人紧紧地吸引住。他富于幽默感，他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当我们的同志在某个国家取得胜利时，他都毫不掩饰地大声欢笑，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一切人。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早在少年时期就对近代工人运动有浓厚的兴趣，这是马克思家中经常谈论的主题。马克思同他的几个女儿的关系是非常真诚、毫无拘束的。姑娘们对待父亲简直就像对待兄长和朋友一样，因为马克思鄙视那种外表上的父道尊严。在有事情的时候，他是孩子们的顾问；而在平时，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她们游戏中的伙伴。
马克思对所有孩子都非常喜爱。他常说，《圣经》中的基督热爱儿童，这是他最喜欢的。他在城里空闲的时候，常去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那时往往可以看到这位《资本论》的作者和一群小孩子尽情地嬉戏。
1883年，马克思的继承了母亲一切优点的长女去世了。这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就在一年多以前，1881年12月2日，他失去了他的终身伴侣——妻子。这两次打击使他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了。
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咳嗽声使人觉得这样一位肩膀宽阔、体质强壮的人似乎就要碎裂一样。那时他的全部机体早被经年累月的过度疲劳所损害，因而咳嗽对他的折磨也就更为厉害。70年代中，医生就禁止马克思吸烟。他的烟瘾极大，对他来说戒烟确是一种莫大的牺牲。在他戒烟以后，当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既高兴又自豪地对我说，他已经多少天没有抽烟了，而且只要医生不许可，他决不再抽。在这以后，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要告诉我，他已经戒了多久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抽过一支烟。他自己似乎也不太相信，他竟能戒烟。经过一个时期，当医生允许他每天抽一支雪茄烟的时候，他感到分外高兴。
1883年3月15日，我从恩格斯那里得到马克思逝世的噩耗。这一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凡是同马克思有过亲密交往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的逝世使工人运动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工人运动丧失了一位不平凡的人，他不仅拥有非凡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而且具备像钢铁一般坚强的性格。他的遗作虽不及他想告诉人们的十分之一，却足以证明他把多少的知识带进了坟墓。他的充满战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生说明了他的英雄本色！
马克思坚信，工人群众早晚一定会了解他，从他的学说中汲取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社会，高度自觉地努力建立新社会。
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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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和陷害〔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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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和陷害[122]
燕妮·马克思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想必您会注意《科隆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113]。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123]。您可以想像到，“马克思派”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这样的高度繁忙，也是我今天再一次以代理通讯员的身份给您写信的原因。维利希先生的密友狄茨先生（现在也在美国）让人偷走了维利希集团的全部文件——信件和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被原告一方提出来作为党的危险活动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与此事有关，捏造谎言，说我的丈夫同尽人皆知的密探舍尔瓦尔有联系。这样一来，我的丈夫就被说成是科隆的理论家同伦敦的“实干家”、放火者和抢劫者之间的桥梁、中间环节。施梯伯和原告方面期望这一行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种谎言却像烟雾一样消散了。需要有新的效果，于是出现了10月23日法庭上的一派谎言。警察当局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它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此外，它竟然认为它对处于社会之外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形式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纸条、不折不扣的谎言、密告和传说当做真正经过法律手续证实的事实，当做证据。所有这一切简直令人毛发悚然。必须从这里提供揭穿这种伪造的全部证据。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伪造，必须提出官方确认的小酒店主的证词和经官方验证的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然后必须将全部文件转抄六至八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寄往科隆，因为所有写给我丈夫的信和所有从这里寄往科隆的信总是被拆开和被截走，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不仅如此，施梯伯现在又宣布我丈夫是奥地利的奸细。为此我丈夫找出了《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写给他的一封绝妙的信，这封信的确会使施梯伯大出其丑。我们还找出了一封贝克尔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嘲笑维利希的愚蠢和他的“军事密谋”。维利希出于对贝克尔的仇恨，在伦敦这里给证人亨策尉官下了指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亨策那里得到施舍。总而言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有这些警察行径，都使公众以及陪审员的注意力离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控诉本身，连资产者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也被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冲淡了，因此，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宣告无罪。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一张写信的纸，等等。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今天发表的声明。我们今天要把它寄给《论坛报》。您也可以发表它。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而我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且抄写东西把手指头都抄痛了，所以写得很乱。您在《体操报》[124]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丈夫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出色，文笔也特别优美。其余的人宁肯您少谈些理论，而希望您永远是以前的那个幽默而愉快的克路斯。
刚才从维尔特和恩格斯那里寄来一批商业地址和假商业信件，以便转寄文件和信件等[125]。
刚才收到《科隆》①，满篇又都是极其恶劣的丑行。马上又要按照商业地址发出两封信件。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祝一切都好，请尽快再给您的朋友们写信。
请见谅。
燕妮·马克思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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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俄罗斯神话结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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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俄罗斯神话结束的开始
·一、东德，1953年6月17日
·二、沃尔库塔，1953年7月
·三、1956年的匈牙利
一、东德，1953年6月17日
俄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突然地、令人惊愕地破灭了。1953年6月7日，东德工人在加快工作速度的问题上决意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迅速果敢勇气十足的行动，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瓦解了国家的基础。在此之前，旷工和怠工是工人们反抗工厂中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唯一武器。然而在1953年晚春的时候，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下面是导向6月17日及其后的几天的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进程：
5月18日，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法令，要增加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人爆发了公开的罢工。为了平息罢工，政府在所有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惟独在加快工作速度问题上坚持不退让。
6月16日，建筑工人组织了一次抗议游行，反对加快斯大林度假区房屋建设计划的工程进度。政府派了一些自己的人加入游行队伍，显然是想表现得像是游行的组织者。但是当游行队伍到达政府门前时，越来越多的示威者蜂拥而至，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而呼喊的口号也变成了“打倒度假区！打倒政府！”这时，政府被迫承认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发布了一项命令撤销加快速度的决定。但是，已经太迟了。
6月16日的傍晚，工人把东柏林的大街小巷变成了一个个政治中心。在一个个街区里，成百上千的群众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6月17日清晨，他们开始行动了。
一群群的罢工工人，涌入政府办公楼，吓得那些政府官员们心惊胆战。勉强从命的警察进入了预先指定的位置。青年和工人们撕毁了政权的象征——旗帜、标语和领袖的画像。一个青年冒着步枪的射击爬上了著名的布兰登堡门,扯下了党旗。工人在一个街区被驱散，又在中一个街区像波涛一样汇聚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我们不再做奴隶。”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东柏林唯一的执掌权力者是工人。他们事实上推翻了政府。他们击溃了警察，焚烧了他们的兵营，把警察扔出窗外，迫使他们逃往西方，或者加入工人的队伍。下午1点，俄国下令10000军队开入柏林，并实施了戒严，禁止三人以上在大街上聚集。人民嘲笑了这项戒严令。
与此同时，在耶拿，蔡斯光学仪器厂的罢工工人捣毁了党团办公室，把书籍、纸张、打字机扔出窗口，并加以焚烧。
在柯达配件厂，工人接管了工厂，罢工者占据了领导地位。
国家铁路工人走上街头，使区域间的交通陷入瘫痪，阻止向俄国运送补给品的车辆通行。
建筑工人切断了高架铁路和地下铁路的电缆，并阻塞了铁路线。
哈利的留纳化工厂（即前I.G.法本工厂）的25000名工人放火烧毁了工厂。布纳综合橡胶厂的工人把工厂烧成了一片废墟。这些工厂是向占领军提供汽油和轮胎的主要厂家。
兹维考的煤矿区所受的破坏大得无法估计。示威者们点燃了哈利和马德堡之间的大煤堆，并捣毁了开采铀矿的设备。
他们打开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了政治犯。基拉（一座与辛辛纳提同样规模的工业城，与俄国人管理的萨克索尼铀矿毗邻）的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市监狱前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政治犯。
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从附近的隆内堡赶来的5000名铀矿工人与基拉的工人汇合。他们把警察从其营房的窗口扔出去。政府向俄国求援，这一回俄国人开来了坦克。
工人们把怒火集中到代表政府的官员身上。在拉特诺，工人们杀死了一个试图阻止罢工者进入工厂的警卫。在爱尔福特，他们的把两个警察吊死在路灯柱上。
6月20日，星期六，从波茨坦附近驻有300000人的占领军营地派往柏林的俄军人数达到25000人。每一个大城市都由俄国军队代替了镇压不力的东德警察。司法部长被清洗了。德国警察中有一半人因为不可靠而被遣散，送到工厂中劳动。
俄国士兵中有少数人开小差，站到了东德工人一边。示威平息后，18名俄国士兵由于叛变罪而被迅速处决，就是明显的证据。
大约有2—3万罢工者被投入监狱，数十人被处决。被判罪的罢工者的家属被赶出家园，送到集中营劳动。但是直到6月22日，莱比锡市这个示范城市，仍然由于总罢工而处于瘫痪状态。
随后，东欧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俄国官僚们坐卧不宁，直接负责东欧的贝利亚应该对此感受最深。
二、沃尔库塔，1953年7月
斯大林死后，西伯利亚荒原的奴隶劳动营中到处酝酿着有组织反抗的冲动。东柏林事件的激励使这些冲动迸发出来。1953年7月，沃尔库塔奴隶劳动营爆发了1万多工人参加的公开罢工。两个曾在沃尔库塔劳动营呆过的德国人，约瑟夫·肖美尔博士[22]和布丽吉蒂·葛兰德[23]，讲述了这些岁月的故事。他们是被关进劳动营的数千德国人中的两个。1954年1月，柏林召开四大臣会议期间，得益于俄国的宣传姿态，这些德国人意外地获得大赦。
布丽吉蒂·葛兰德参加1954年会议采访时对与她合作的记者们说：“你们似乎都对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怀疑。我不敢肯定事情会怎样。但是，请相信我，俄国的革命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亲身参加了起义的约瑟夫·肖美尔博士对起义做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场有一万多矿工参加、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罢工，它带有一般罢工的所有特征：有罢工委员会、各种标语口号、各种小册子，当然，少不了也有工贼。这场罢工的一切方面，都与1912年西伯利亚雷纳金田公司矿工的历史性罢工非常相似。当年沙皇的警察向罢工群众开枪，1953年当政者的所作所为与沙皇别无二致。”[24]
这些统治者们表现得是那样稳如泰山，没有一点不安定、不安全的迹象。他们武装到牙齿，掌握着一切权力和恐怖手段，在最初与罢工工人交涉时，他们就是以这些来进行威吓的。他们派出了一个工作队飞往劳动营，为首的是德里维安科将军。他们试图以训斥来制服这些囚犯，结果失败了。他带着囚犯们提出的两个要求，即全部重新审理他们的案子和撤除铁丝网，飞回莫斯科。最后，克里姆林宫做了沙皇在1912年所做的事：向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开枪，打死64人，打伤200多人。但是，罢工摧毁了的东西他们再也无法恢复，这就是集权者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些没有任何权力的囚犯居然敢于罢工。他们坚持了数周，从根本上动摇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尽管实行了全面的书报检查，列宁格勒的工人很快就知道了起义的情况。几个月以后，一批到沃尔库塔工地劳动的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学生告诉囚犯们，列宁格勒的群众是如何谈论他们的罢工的：“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你们的罢工，煤炭产量的下降立即就看得出来。我们没有任何储备，除了计划什么都没有。谁都知道计划是多么脆弱。罢工粉碎了这个制度不可动摇的神话。”
约瑟夫·肖美尔博士评论西方那些俄国问题“专家”说：“当我第一次对他们说出‘内战’这个词时，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起义的可能性超乎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们对劳改营中存在着抵抗群体毫无所知……”
“从苏联回来的最初几周里，我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的感觉是，大街的普通人对事情的真相有最正确的看法。而那些‘专家’们却什么都不明白。”[25]
自然，铁丝网没有推倒。但是，人们在历史上写下了两页新的篇章。在6月17日之前，谁听说过这类起义？在7月起义之前，谁听说过奴隶劳动者迫使国家做出让步？这两页历史篇章展示了新的道路。
三、1956年的匈牙利
“俄国兵，回家去！”1956年10月23日星期二，匈牙利革命爆发了。这句带嘲讽意味的口号成为革命的核心口号。匈牙利革命是继一周前的波兰起义之后爆发的。这次革命以其超过以往的深度、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全体人民的卷入，与以前的各次起义大不相同。与所有的大众起义一样，士兵反正，站到了人民一边。匈牙利自由战士把人民的各个阶层——工人、青年、妇女——都吸引到自己周围。上至翁妪，下至童稚，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要么摆脱苏联压迫者，要么斗争而死。大街上可以看到12至16岁的儿童，肩扛步枪和冲锋枪，口袋里装着手榴弹。他们在屋顶上吸引坦克炮手的注意力，然后在高架枪炮的掩护下把汽油泼到坦克上，用火点燃。还有一些儿童把坦克引到狭窄的胡同里，使它们无法转身，然后加以伏击。有个13岁的孩子是这种战斗的高手。人们问他从哪学来的这些本事，他回答说，“我们小孩们全都在聚会中进行了训练”。
工人们试图占领油田、铁路中心、钢铁厂、通讯设施，由革命委员会来管理，就是说，由工人来控制生产。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这次革命试图进行一次全面的变革。一次全国总罢工使整个铁路运输和大部分生产陷入停顿。死亡和饥饿笼罩着匈牙利的大街小巷。起义的电台发出了最后的紧急电讯：“我们撤退了，但我们并不是害怕了。请把这些告诉全世界。”关于这五天的自由，传到全世界的消息所透露的不仅仅是英勇的战斗。它向世界宣告，自由的思想是消灭不了的。这个思想不是飘在空中。人民正在对这个思想身体力行。一夜之间，一党制瓦解了，各种各样的政党、小报、广播电台重新出现了。几百个地方的、区域的组织建立起来了，例如匈牙利革命青年党，还有一些老政党又重新冒出来了，其中包括小业主党和社会民主党。
喜欢讥消的人[26]认为，把1953年东德起义当做当政者末日的来临，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这些犬儒们也开始以非犬儒的希望来看待匈牙利。数千人逃了出来。一切反动派，都试图对匈牙利革命者的勇敢加以利用。在这方面，美国国会议员瓦尔特以其臭名昭著的麦克卡兰—瓦尔特法案首屈一指。但是，这些冲击很快就使那些奉承者们承受不住了。斗争的正面冲击力又转回了匈牙利国内。当所有的人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时，匈牙利工人委员会突然冒了出来。这里的关键仍然是生产。针对俄国暴政的斗争的正面冲击力来自于工人。他们开始在工厂里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工厂来作他们的掩蔽所。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都是在离开工厂走到议会大楼去谈判时被逮捕的。工人在劳动中和罢工中都创造了一些新的斗争方式。例如，矿工们提出，只要俄国军队留在匈牙利，他们就拒绝采煤，同时也不允许其他任何人“为工人”来采煤。最后，当俄国人倚仗优势兵力强行开采时，工人便炸毁了矿井。
已经释放出来的革命力量，是不能靠单纯的武力征服的。革命的力量被迫转入地下，但并没有消失。它们在匈牙利国内所造成的冲击也远未消失。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
[22]见约瑟夫•肖美尔博士的《沃尔库塔》（Vorkuts,byDr.JosephScholmer.）
[23]还可参见布丽吉蒂•葛兰德的《俄国的奴隶暴动》，连载于1954年1—2月的《伦敦观察》。（Russia’SlavesRebel,byBrigitteGerland,appearedseriallyinTheLondonObserverduringJanuaryandFebruary,1954）
[24]《沃尔库塔》，234页。
[25]《沃尔库塔》，301页
[26]虽然，关于德国和奥地利两国人民反抗希特勒的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笔者还是想请读者注意约瑟夫•布廷格的《社会主义的曙光》。这本书详细地记述了奥地利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历史。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中唯一与希特勒直接斗争的人。诚然，这些英勇的斗士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与今天的犬儒派正好相反，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追寻的是“一个出发点，由此可以继续前进……直到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真理；人不能永远处在社会条件的盲目支配之下；人可以奋起反抗某种否定其人类性的秩序，并获得成功。……在这个最深刻的意义上，奥地利革命社会主义党并没有失败。他们的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像积雪底的种籽。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兄弟，包括那些打着另一种旗号，在另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兄弟。在任何地方，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在小群体之中，他们都在探索新的道路。渐渐地其他人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在社会灾难的刺激下投入思考和行动。在较近的未来，他们还不能组成一个威武雄壮的大军。他们的精神在许多年之内还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总有一天时代的要求会召唤他们。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那么即使最孤独的人，也总有一天会遇到自己的同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不管语言是多么不同，只要他们相遇，他们就能互相了解、互相拥抱。他们甚至会感到奇怪，以前何以会觉得那么孤立”。（pp.54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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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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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斯大林
看看恺撒吃什么肉，
就知道他有多高大。
——莎士比亚
斯大林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是说，他曾经是一个为推翻沙皇而进行战斗的战士。但那时他的前程并不明朗。
正是这位过去的革命者，以无以复加的残暴发动并实现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革命。但是，斯大林不过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的俄国名字而已。
这里有两个突出的问题：（1）一个人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是什么客观经济运动、是什么阶级冲动，使这样一种残暴性成为必要。（2）一个人的哪些性格特征使他变成异化阶级的阶级冲动的积聚者和执行者，而这个异化阶级恰恰是他曾经挑战过或帮助推翻了的那个阶级？
千百万群众的力量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领导俄国革命的人可以对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出出巨大贡献，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这就是创造了一个工人国家。
然而，当俄国工人阶级本身陷入了危机时，这些知识分子领袖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怎么高明。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本应反映工人阶级的运动。但正如列宁在其《遗嘱》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个紧要关头上，一个严重错误的转折，会把工农国家中蕴藏的瓦解力量释放出来。这个工农国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没有先进的欧洲工人阶级的帮助，它自己不可能彻底冲破这种包围。”
当列宁躺在临终的病床上、德国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斯大林崛起了。斯大林最突出的品质是对待群众的官僚主义态度。他自称是工人的领袖，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让工人们做领袖希望他们做的事。领袖告诉工人该做什么。他说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但对他来说，正如党的领袖告诉各级党员该怎么做一样，党要告诉群众该怎么做。一旦共产党执掌了政权，他的当老板的热情就充分地迸发出来了。这一点在他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中各民族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清楚。
在推翻沙皇王朝的革命中，俄国工人不仅为推翻资本家和地主而斗争，而且为推翻大俄罗斯封建霸权对俄国各族人民的压迫而斗争。夺取政权后，俄国工人立即宣布，生活在俄国的一切民族都享有自由。然而，虽然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但他以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他的格鲁吉亚同胞的进取精神，表现出沙文主义和民族傲慢，与沙皇时代的官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列宁对此也感到恐惧。他写道：“剥去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外皮，你会发现里面一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对正在形成之中的集权主义人格的最准确的评注。
列宁向托洛茨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是：“我正在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宣战。”[19]他对民族问题的最后理论贡献是：“有人说我们需要单一制。这些主张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不正是从一个俄国体制中来的吗？我在以前的日记中指出，这个体制是从沙皇俄国那里借来的，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的圣油而已。”
当斯大林展开他的权力斗争时，列宁还躺在病床上，所以他只能试探着前进。通向权力的道路明如白昼：必须控制党。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经济。控制执政的党，就等于控制党的各级官员。这些人表现出“做老板的热情”，列宁一直与他们进行斗争。斯大林所抓住的正是这些人。他了解这些人，懂得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列宁呼吁非党群众帮助他揭露虚浮的共产党官僚，而斯大林后来却让大量非党专业人员涌入党内，帮助他战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失败并不像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为新党员对争论的问题摸不着头脑，而是他们自觉地选择了斯大林所代表的东西。
然而，没有一个人认为斯大林是阶级敌人。尽管列宁要求把斯大林从中央书记处的位置上撤下来，他也没有这样认为。尽管斯大林诡计多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全知全能。他并不知道哪些强有力的客观力量在为他助力。他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在这方面，他把皮球推给了布哈林，自己逃避了基本理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对他不重要，而是他当时还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理论。他决不是托洛茨基所描述的那种平庸之辈。当他乐意以平庸的方式进取时，他是极其高明的。是他迫使托洛茨基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争论，即在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虚幻概念上争论。是他使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显得似乎是一种直接冒险的纲领，在二十年代衰弱疲惫的俄国绝无可能实现。他不是在玩智力游戏，而是在玩权力游戏。他巧妙地先利用一派，然后再利用一派。他装扮成最温和的、不觊觎列宁地位的人，而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觊觎列宁地位的人。这样，他击败了左翼反对派，又击败了右翼反对派，成了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
赢得了党的权力之后，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富农拒绝给苏维埃国家周转粮食。这决定了他的突然转向，要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由此而引起的混乱又迫使他向后倒退，发表了题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讲话。然而，所有的转折都是与客观力量的推动相一致的。
只要俄国人民（“每一个人”），不能直接管理经济、管理国家，只要德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只要世界资本主义喘过气来，只要世界市场处在震荡飘摇之中，俄国发展的逻辑就处在未定之天，经济会有令人惊愕的变故。但这种逻辑又是不可抗拒的。这时，革命内部出现真正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斯大林就是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最好代表。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个性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而且首先是因为他本身来自这个革命的政党，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驾轻就熟。资本主义已经如此腐败，如此老朽，如果不假装得比它本身的实际状况更好，就没有任何希望取胜。希特勒也知道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在之方面希特勒与斯大林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斯大林的官员们都来自于工人阶级。
斯大林表现得左右摇摆，缺乏理论敏感。但在这背后掩藏着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新出现的世界现象的直线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有了一个人格，有了一个集权的人格，这个人格用所谓的“坚如磐石的党”的集权主义理论武装起来。
“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也并不像托洛茨基描述的那样滑稽可笑。当然，一个阶级是不可能通过法令来消灭的。一个阶级由于自身在生产中的地位而以某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动员起来，才能克服另一个阶级。这当然不是一天或一年所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客观地讲，斯大林也并不企图在一天之内消灭富农阶级。即使在普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也同样如此。长远地看，农业在工业面前将彻底失败。斯大林看到这一过程以急剧加速的方式发生。国家权力促进集体化迅速地实现，所以他可以梦想“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这时，他首先意识到自己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即国家权力，国家计划，国家经济，国家的党。他的国家将不会“消亡”。他的统治是绝对的，他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也是绝对的。
在1931年，斯大林的“结束非个性化”的口号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到了1934年，当足够的生产资料建立起来，而又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供人们自由活动时，就出现了足够多的机会主义者为统治官僚提供一个“群众”基础。这时，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在温室式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然而，这个时期与消灭富农抵抗的时期相反，运动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占有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在这方面斯大林无需请教坟墓中的亡灵。斯大林总结说，现在已经到了使所谓“无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阶级合法化的时候了。新的斯大林宪法同样无需请出过去的亡灵。就是在这个时候，它筹划了大张挞伐的莫斯科审判，一劳永逸地消灭尚存的“革命领导核心”成员，并且消灭抵制计划定额的工人。
斯大林以这种方式对待俄国人民，也以这种对待希特勒。纳粹—苏维埃条约的条件是斯大林设定的。他从波兰获得的国土仅仅是他想要的国土的一部分。从希特勒那里没有得到的东部欧洲，他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战胜直接的敌人取得了胜利，企图立即转向征服整个世界的战斗。特别是当他发现有可能让别人（中国和北朝鲜）冲锋陷阵的时候，他就更加无所顾忌。
希特勒经济在他的军事将领面前咆哮，发泄他对斯大林的天才的嫉妒和赞赏。因为斯大林以其勇气和敏锐在发动世界战争之前彻底清洗了红军的高级领导层。希特勒心里很清楚，在集权制的经济中，把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分开来指挥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权力。但是到了1948年，当军事上的胜利使他的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用他自己在另一个场合的话来说，他“被胜利冲了头脑”。我们这样说不是在形容他的某种心理状态。他在胜利后的异常兴奋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对争夺世界霸权所必须的那些客观要求已失去了敏感。斯大林长期以来很好地代表了官僚集团。但现在这个官僚集团开始发现斯大林已经不能适应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情况。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是真正的胜利者。战争使两个国家资本主义巨头都筋疲力尽，因此，必须有一个停止争斗的时期。斯大林没有掌握这种新情况。不错，他赢得了一场战争，战胜了纳粹德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他还要面对真正的世界霸权争夺者，这就是美国。
瓦尔加[20]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计划能“消除总危机”，那么私人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再有总危机。瓦尔加说，计划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战争中人们看到，同盟国也在进行计划，而且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并将努力防止战后出现萧条。
一位顶级经济学家，玛利亚·娜塔诺夫娜·斯密特（MariaNatanovnaSmit），以列宁的精神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说“这本书（指瓦尔加的书）缺乏对简单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中的重大变化的分析，不是像列宁那样理解这种转变……在战争期间，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的集中化迈进了一步，而且向国家资本主义迈进了更大的一步。”［参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300页］“列宁把‘国家’与垄断联系起来，瓦尔加却把两者分割开来，好象它们各自己独立地存在着，似乎国家与垄断集团的结合非常突然地出现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
在斯大林看来，这是“危险的世界主义”，必须与之进行斗争。当然，不是与瓦尔加和玛利亚·娜塔诺夫娜·斯密特的世界主义斗争，他们无权无势，很容易让他们唱另一种调子。要斗争的是斯大林身边的人，即那些政治局委员中的世界主义，他们正在“偏离方向”。首当其冲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
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胜利，可以从它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引起的不安中看出。最高法院的一道敕令，便把五个自治共和国取消了。俄国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浩劫，急需劳动力以便重建国家。不能指望恢复希特勒德国的奴隶劳动来扩大劳动力。在战争末期，所有的德国人都知道，在巨济岛事件、朝鲜战争和战俘大屠杀之前很久，俄国移民营中发生过一场十足的内战。许多人自愿地从斯大林俄国这座监狱中逃亡出来。但是同盟国强迫俄国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国”。
俄国群众的不安无休无止。如果他们仅仅是回到原来生活的轨道上去，再去从事他们的艰苦劳动，那至少不会在这天不怜见的乌拉尔山区受苦。集权的俄国官僚手中握着的权力，全部的军队，全部的法律，都可以用来加强劳动纪律。但是，绝对没有任何可以遏止反遣回国的俄国人的反抗浪潮。这种反抗浪潮使所有的法律都失去了效力。无论如何，计划者必须获得劳动力。所以他们被迫实行了一项计划之外的大赦，对在战争期间所有的违纪行为一概赦免。
然而，战争年代劳动力的减少是具有极大的灾难性（从1940年的三千一百二十万人下降到1945年的二千七百二十万人，其中还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技能的妇女），所以尽管实行了大赦，仍然无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俄国进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遣散活动。在1945—1947年之间，至少有一千万军人被遣散。
在1948年，斯大林身边只有一个人全力支持他轻率地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个人，即日丹诺夫，此人后来在“伟大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刺杀了。这就是斯大林丧失权力的开始。
1950年，当俄国的经济即将恢复正常时，斯大林又头脑发热了。这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斯大林把一个人从乌克兰调到了莫斯科，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他原来是乌克兰的总理。此人在镇压武装起义方面是一向心狠手辣，现在又被委以重任，来公布一项更加异想天开的计划，建立农业城。事情竟是如此地简单：宣布建立这些农业城，它们自己就会成长起来，并且会消灭存在了多少世纪的城乡差别。这个计划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因此，即便是在实行坚如磐石的计划的地区，这个计划几个月之后就不得不束之高阁了。让人作词谱曲赞颂水利化的美景，说水利化会很快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一亿人的生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是，要说服农民离乡背井，花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把自己在集体农庄中的小屋搬到农业城去，而这些农业城还没有创造出来，他们将要像工人那样生活在集体公寓里，而这些公寓不仅没有建造出来，甚至还没有计划出来，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如果“消灭”城乡差别办不到，斯大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话，那他宁肯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与美国的正面冲突之中，至少是让朝鲜人中国人来为他战斗。没有什么喘息的时间，更不要说和平了。南斯拉夫背叛了。[21]很显然，官僚们渴望的是战争之间的休整，而斯大林的铁腕已经变成了套在官僚们脖子上的磨盘。
斯大林可能读过墙上的手写标语；他对那些太急于接班的人决不会心存幻想。虽然他让马林科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主要发言，但他的最大心愿却是以自己1952年杰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保持其不朽理论家的地位。
这部著作可以称之为斯大林的“最后启示录”。这是他留给相互争斗的继承者们的最哀婉动人的文件。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计划经济，经过了他所谓的“从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斯大林的巨大劳动只造成了一种需要，即要把与集体农庄毗临的农民自留地合并到集体土地中去。这种私人园地在美国被正确地称为“一亩地一头牛”了。这个要求，加上“逐步消灭”集体农庄市场，以“产品交换”代替货币交换，就会使他们进入“单一国家的共产主义”。
这份留给官僚主义继承者们的遗产已经够少了。但是俄国的群众知道，斯大林是不轻易提出理论的，除非他打算把这种理论付诸实现。所以他们就反革命地把自己手中的货币变成工业品，即消费品。与此同时，农民把农产品瞒藏起来。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造成危机的是斯大林的命题，而不是现实中特别是农业上的困难，尤其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困难。但这个命题无疑在俄国造成了自1932年强制实行集体化以来最真切的恐慌。
刚一举行完斯大林的葬礼，官僚主义者们就像耗子逃离沉船一样，对斯大林的最后启示录避之唯恐不及。这个生前一呼百诺的人，这个“喜马拉雅山上的太阳”，一夜之间就被遗忘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那些互相争斗的继承者们改变了他们所继承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任何一部分。“非斯大林化”前后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们继承这种靠庞大的侦探和反侦探体系支持的现代工业社会中最残酷的劳动制度。“反侦探”并不是“国外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党的人”，他们对警察加以侦探，警察对党的人加以侦探。同时，他们与警察都对人民加以侦探。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的死在苏联引起了新冲突。如果说俄国持续的内部危机导致了斯大林的死，可能要更正确得多。就是说，斯大林的死标志着一个末日的来临。这不是从斯大林的继承者开始的，而是从支撑俄罗斯帝国的西伯利亚荒野中的强制劳动营开始的。然而，在沃尔库塔的挑战之前，自由的名声已在欧洲的心脏东柏林敲响了。
[19]托洛茨基经常谈到这一点。但是我知道，不管是在1923年，还是在他组织左翼反对派并被驱逐的时期，他都没有披露这段话的全文。这段话引自理查德•派普的《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1917—1923》（TheformationofSovietUnion,CommunismandNationalism,1917—1923,byRichardPipes.），原始文件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馆中。
[20]见瓦尔加著《资本主义经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变化》，1946，只有俄文本。
[21]铁托的背叛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铁托忠实于他的俄国样板，把工会也整合到国家中去了。工厂主任们的指导原则是“通过彻底利用工作时间”来加重工人的劳动。1947年实施的五年计划的第14项，在与俄国分裂并实行“人民委员会新法”之后并没有改变。铁托的民族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南斯拉夫的翻版。铁托的国家很小、很落后，而且不依赖俄国。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的“社会主义”在工人状况方面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下劳动。然而，与俄国决裂确实是对世界资本的这一阵营的一个打击。美国立即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从南斯拉夫获得的援助中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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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五部分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上篇俄国舞台
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
·—、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
1.强制劳动营
2.斯达汉诺夫速度示范
3.斯大林宪法中关于“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规定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战争爆发时计划完成的情况
1.危机与清洗
2.法律底下的劳动
·四、战争和《资本论》遭到的攻击
上篇俄国舞台
在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大辩论的背景下，“计划”的问题已在酝酿中之中。尽管托洛茨基后来称他宣称是她第一个提出“单一的全国经济计划”，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新纲领”中，就是说，在革命成功后重新组建的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出现了“单一全国计划的必要性”的提法。然而，如果说在工人阶级用枪杆子保卫国家的时候，除了紧迫的电力工业（GOELRO）之外，计划问题总体上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到是正确的。托洛茨基是第一个把“单一的全国计划”作为具体问题具体提出来的人。在1920年3月的召开的俄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大表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谈论计划经济，即由中央根据统一的思想作出分配，劳动群众就不会成为流浪的俄国人。对劳动力必须完全像士兵一样调动、任命和指挥。”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托洛茨基的所有讲话中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列宁至死都在不断与之斗争的也正是这种思想。[1]
1920年12月22日,托洛茨基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讲话。在这篇题为“走向单一的经济计划的道路”的讲话中，托洛茨基的行政观点表述得非常清楚：“必须在一切经济委员会中保证统一的领导。”自托洛茨基第一次把计划与自由贸易并存的观点引入领导层起，这种行政观点始终是他的思想的基本前提。当列宁“接触到”单一全国计划的观点时，他一再重复这个批评：“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不是统一各个委员会”，“而是尽可能地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进来。”即使是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仍认为有必要实行两项组织措施：“第一，工会参加制订单一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的工作，并且要通过实现和执行这些计划来参加实际的领导活动；第二，建立各种经济组织。工业管理组织通过工会和相应的经济机构以工会提出草案为基础达成协议建立起来。”
一句话，在发生畸变的工人国家允许私人贸易这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两种对立的计划观，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的专制计划和协作劳动计划，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理论上进行决战。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按照它自己的辩证法继续发展。它开始是一种给工人国家以喘息之机的有限措施，最后变成了资本的正常增长和工人状况的持续恶化。这时，托洛茨基提出了计划的问题。这一次，它限制了私人贸易，并让工人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至少让工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斯大林的反对意见纯粹是宗派性的。他与布哈林站在一起。布哈林一直主张，俄国可以“以蜗牛的步伐”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计划”提出后不久，托洛茨基就被驱逐了。斯大林成了全权的计划者。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地批判计划的“步调”，但他对计划抱有多大的梦想，在现实中就在多大程度上是斯大林计划的囚徒。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概念被归结为计划概念。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1929年的大崩溃使美国的新政和日本的大共荣圈之类的计划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马克思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问题，即资本集中到“一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的问题，失业大军的问题，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变成了具体而又紧迫的问题。
在大萧条的漫长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美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遇到的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把马克思和列宁禁锢在一种扭曲了的哲学之中：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等于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关于工人国家等于国家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观点没有根本的分歧。所以，尽管他不断地与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即始终不能形成一种与之分庭抗礼的独立力量。结果，俄国继续向世人炫耀，好像它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东西，好像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
事实上，笔者为证明俄国是资本主义而对其五年计划和经济发展缓慢的分析，一直被学术界经济学家所忽视，托洛茨基派也不例外。只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之后，学术界才再次对俄国加以关注，而“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则一时间几乎成了报界竞相沿用的陈词滥调。然而，经济学家们又是在与历史进行赢不了的赛跑。因为，此时拥有具体性的已不再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是它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俄国的关键问题，是俄国人必须像逃避瘟疫一样千方百计回避的问题。对计划的现实发展和反抗计划的无计划暴动的具体研究，会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
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提出的。这时，斯大林刚刚在与俄国共产党内其他派别的斗争中大获全胜。这场斗争是由列宁的逝世引发的。在托洛茨基被驱逐、他的左翼反对派被囚禁之后，斗争停息了一段时间。
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即计划实施的头几个月，俄国工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他们认为可能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东西表示欢迎。他们充满热情，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所设定的所有“指标”（即生产定额）。
工人的收获是七小时工作日。工人调解委员会仍然在运作，而且一般说来，在工人反抗管理者的斗争中是倾向于工人一方的。例如，1929年1月5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经济生活》强调指出，计件工价要经过工人调解委员会的批准。但另一方面，实现财务计划的可能性则完全由管理者认定。这一期刊物还指出，被管理部门解雇的工人又被劳动监查部门恢复工作，是正常现象。1月2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则规定工人要对损坏的财物负责。国家计划者下令，五年计划要在四年中完成。这种加快速度的做法成了计划者与工人之间分歧的转折点。
国家计划者称1929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转变的一年”。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从这一年起，国家计划的实施变成了国家计划者与工人之间无休止的战斗。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的两种相互对抗的计划，即工人的计划和管理层级的计划，已经站到了前台。计划者对工人抵制计划的行动大加挞伐。他们利用工人调解委员会取消了工人的生产协商会议。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客主持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生产协商会议。对专业人员的审判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一批国家计划官僚被指控“进行破坏”。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坦白交待和公开认错——的预演。由于1929年的大崩溃，俄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这场世界性的危机，反过来影响了俄国小麦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为了购买拖拉机需要大量的货币。这对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俄国国内的拖拉机生产速度不能满足取代畜力的要求。农民抵制集体化，大量地宰杀牲畜，使俄国至今无法恢复元气。
斯大林在1934年俄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一次披露了宰杀牲畜的巨大规模。
单位：百万头
1928年
1931年
马
33.9
19.6
牛
70.5
40.7
羊
146.7
52.0
猪
26.0
11.6
农村发生的这场浩劫使谷物产量从1930年的八千三百五十万吨下降到1931年的七千万吨。计划者们从不承认1932—1933年发生的可怕的大饥荒。他们宁肯销毁统计数字，也不愿意披露饿死的人数。
在这“决定性的和转折的一年”中，俄国工人的不安情绪日益增长。从1930年开始，国家进行了反击，并且指示劳动调配部门把主动离开工作岗位的工人列入“特殊名单”。这种黑名单剥夺了这些工人获得失业补助的权利。10月9日，国家宣布失业已经“消灭”，失业补助也因此而完全停止发放。工厂负责人有责任在工人工资册上注明解雇工人的原因。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劳动流动。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劳工流动率达到了惊人的152%。为此，俄国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工人无充分理由旷工一天，即由其服务的工厂单位除名，原服务单位发放的食品证和购物证因其丧失员工资格而即行收回，居住原工厂单位房屋的权利亦同时取消。”
计划者与工人在生产方面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就像是按照剧本导演的一样，苏维埃的理论政治家们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为了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2]
斯大林也从不迷惑。他变得更加无情，因为我们生活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在当今的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亦即如何让工人付出更多劳动的问题。但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紧迫。
1.营业税集权制国家的动作与私人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一对平行线。马克思在追溯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总结说：“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3]这一点在俄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真实。在俄国，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全部代价都由人民承担，途径就是所谓“营业税”这种别出心裁的计划。
增加国库收入以支付计划的开支，是以一种十分宽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1929年12月5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示人民财政委员部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部，按照利润单一征税的原则制定一个税收管理系统。”
这个“单一利润税”实际上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项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九到十二的税收；第二部分是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营业税。加之集体农庄的强制征收，营业税为整个工业化提供了财政支持。
营业税的适用是不平均的。对重工业的征税最轻，而对面包和农产品的征税最重。营业税与通常的销售税不同，销售税通过按商品基本价格的固定百分比征收，而营业税则按商品销售总价值（包括纳税部分）的固定百分比征收。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的销售税会使商品的价格上升百分之九十，而百分之九十的营业税则使销售价格上升十倍。
以俄国工人的生活必须品面包为例。当工人花一个卢布购买黑面包时，只有二十五戈比是支付面包的实际成本（包括生产、转动和零售的成本）。一卢布中其余的七十五戈比作为营业税进入了国库。物价猛涨使工人实际上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为了使手工劳动者至少可以吃饱肚子，就必须实行配给制。
计划者与工人之间的分界线日益临近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一意孤行，在走向资本主义关系的道路上毫不退缩。他不仅没有停止，不仅没有把难以承受的工业化速度减慢，反而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斯大林号召新的“工业技术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性。他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新条件和新任务”：
1.必须表现出“对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最大限度的关心”，从而“结束非个性化”；
2.必须结束“平均主义”的愚蠢行为，“给优秀的工作以更好的报酬”；
3.必须消除“工业劳动的不稳定现象，必须在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作出巨大的区别”。“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制订工资”；
4.必须实行商业会计制度，以便实现积累的增长和生产成本的下降。
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的工业经理大会上说：“这些就是工业发展的新条件，它们要求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领导方法。”
尽管这些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的，但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全知全能。毫无疑问，斯大林在自觉地努力创造“领导者”、“管理者”、“组织者”，一句话，创造出一批老板。然而，创造一批工人贵族仍然用了四年时间。他的钢铁般的意志是工业发展的客观驱策力的表现。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是：第一，斯大林在农村全力“肃清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结果是出现了饥荒；第二，城市中出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二的劳动流动率；第三，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工业技术知识分子”的新阶级。
对那些虚夸的成就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不能否认国家确实实现了高速的现代化。（见本章末尾的统计资料摘要）计划之外的事件比计划之中的事件还多。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相比持久地占据优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原则，现在恰恰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计划者们自豪地夸耀两大生产部门之间达到的关系：
1928
1923
生产资料
44.3
52.3
消费资料
55.7
46.7
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社会面貌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1930年，左翼反对派一位领袖克里斯汀·拉科夫斯基作出了如下的描述：“一个非无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正日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奇异的阶级的动机力量是私有财产的奇异形式，即国家权力”[4]一般来说，它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贡献是强制劳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出现了强制劳动营。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1.强制劳动营
到现在为止，俄国经济还是沿着一切资本主义的传统方向运动的。然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1933年，国家资本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伴生物——强制劳动营——第一次出现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
在这一年的6月，人民劳动委员部被废除，而工会则被整合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个星期之后，在1933年8月1日，在“劳动改造法规”这个美丽的名称之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拘留地”名单：“劳改移民队、工厂移民队、农业移民队、群众工作移民队和刑罚移民队”。目的是什么？“组织工厂移民队的目的是灌输劳动习惯。”1934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立起来，代替了OGPU（秘密警察）这个机构被赋予了一项附加任务：建立一个“劳改营和劳动聚居点部”。1934年10月27日，人民各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对此做出了补充：“目前由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司法各部管理的所有改造机构，包括监狱、隔离所、改造移民队，以及各种不剥夺自由进行改造工作的管理局，现在移交内务人民各部的主管部门及其相应的地方机构辖制。”[5]
司法人民各部不过是秘密警察的一个工具。秘密警察转变为内务人民各部，这样一来，党内清洗、逮捕、流放以及强制灌输“劳动习惯”等等，都被“协调起来了”。[6]一党制国家统治阶级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工厂、村庄和学校。甚至连未成年的少年也难逃厄运。“十二岁以上的未成年者”可以适用死刑。
2.斯达汉诺夫速度示范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是以1933年4月28日宣布清党开始的。清党持续了至少两年，清洗后的党变成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已经看到，工会早已被取缔，它们被指控为鼓动工人抵制计划指标。农村的严重饥荒把千百万农民赶入城市，计划者建立了内部护照制度。与此同时，他们指望这个“剩余劳动”大军成为工厂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补偿。1933年3月16日，重工业人民各部的机关刊物《工业》提醒管理者们，他们现在有了“一张王牌：车间里有比计划所需的更多的工人”。这个提醒一语道破天机。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
斯大林1931年口号是：“结束非个性化”，或“给优秀的工作付更好的报酬”。现在这些口号被搁置在一边，因为如果没有计件工资制，这些口号就缺乏动力。马克思曾经宣布，计件工资制是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好制度。1935年，斯大林对这种制度热烈欢呼，说它是“上天恩赐的礼物”。V.梅兹廖克（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对所谓“上天恩赐的礼物”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邓尼茨煤矿的采煤工阿里克赛·斯达汉诺夫，听了斯大林1935年5月4日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对人的关心，它标志着苏联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后，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组织系统来超额生产煤炭。采用他的方法的头一天，在6小时的一个轮班中，采割了102吨煤炭，而原定的标准是7吨。”
从5月4日斯大林发表讲话到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创造出他的成绩的四个月时间里，国家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来建立这个“奇迹”。新闻界、摄影记者、整个国家的传播系统都立即听到了“上天恩赐的礼物”。但他们听不到的是，使斯达汉诺夫成为速度典范的温室式的条件：第一，斯达汉诺夫以及后来的斯达汉诺夫小组，得到了最好的工具。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毁坏了这些工具，不需要进行赔偿；而一般的生产工人则要对每一件损坏的工具做出赔偿。第二，一个协助工作组承担了全部细节工作，却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报酬。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些打破日生产纪录的人，从未重复他们的纪录。他们退休回家，到摇椅上享清福去了。然而，国家却告诉工人群众说，这些“奇迹”要成为“定额”。
有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武器，国家就可以恢复1931年的口号：“结束非个性化”，或者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哲学家尤利那样，以更坦率的方式表述：“训练工厂中的不驯服的手”。计件工资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工作制度。
在工人国家的早期，工资差别并不太大，工人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相差三倍。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之后，差别达到了二十倍。
然而，如果继续实行配给制，“结束非个性化”和创造巨大的工资差别都将毫无意义，斯达汉诺夫们的钱什么都买不到。所以，配给制被取消了，奢侈品的生产也得到了扩展。
1932年
1936年
手表
65000
558000
留声机
58000
337000
丝绸（百万米）
21.5
51220
普通工人仍然吃黑面包，喝白开水。在这样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目标，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扩大消费资料的生产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两者之中必须有一个作出牺牲。在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这样，在权威主义的“国有化”生产中也同样如此。为了“赶上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必须不断地进行扩张；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高度的资本有机构成，强迫俄国经济必须实现同样高的技术构成。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群众消费物品的生产领域作出牺牲。群众消费品的分配不得不与生产发展阶段的现实相适应。这并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资产阶级分配标准”[7]的问题。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解释说，他之所以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是因为作为个人他们必然地是魔鬼，而是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
3.斯大林宪法中关于“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规定
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苏维埃新人”。这是指行政管理类型的人，与西方世界所谓“穿灰法兰绒制服的人民”极其相似。他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出他们与工人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知识分子”绅士，好象是马克思所说的“逐渐转化为一个完整等级结构的劳动过程社会机制的严格的管制权威”[8]的化身，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好像是为他们度身定造的。
在这个劳动过程的等级结构中，“知识分子”是为计划服务的。定额应该由另一些人来完成，即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强制性要求，把他们变成了一切统治者的模型。他们与领导革命的那些人已毫无相似之处，就像拿破仑与无套裤汉毫无相似之处一样。俄国工人知道，工厂领导者的任务并不像计划者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功能性的”。收入上一比二十的巨大差别仅仅是开始。现在统治王朝的“群众”基础，比沙皇的统治基础要广泛。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社会的上层仅占总人口的2.05%。
1937年，莫洛托夫吹嘘说，苏联有1751000个“领导岗位”，有“250000个对企业和计划不负个人责任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到了1939年，莫洛托夫表现出一种只能出自最高阶段（即统治阶级）意识的精确性。在技能和责任的等级结构中的人数特征反映着阶级结构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宪法中得以确定，它一方面在工人与农民之间作出区别，另一方面在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作出区别：
工人贵族（单位：千人）[9]
拖拉机队长97.6
农田作业队长549.6
养畜队长103.1
拖拉机手（包括康拜因操作员）803.1
熟练的工业劳动者(包括治金工人、机床操作工、焊接工、模型工)5374.4
合计6927.8
“职员”（单位：千人）
经济学家和统计师822
司法人员（法官和辩护）46
工程师和建筑师（不包括担任领导职务者）250
医师和中级医务人员762
中级技术人员836
农业技术人员96
教师1207
文化与技术工作者（记者、图书馆员、俱乐部主任）495
艺术工作者46
簿计员和会计师等1796
合计6329
“高级知识分子”（单位：千人）
工厂主任和经理1751
农艺师80
科学工作者（包括主管和教授）93
其他（包括军队和知识分子）1550
合计3474
这里的数据显示出，大约167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下）被认为是最广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最高级的部分，即莫洛托夫所说的“新生产的天才创造者”，经济中真正的主宰者，只有3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5%。其余的8%参与分享剩余价值，为统治者唱赞歌。而操纵经济和管理国家、制定政策和计划的工作则留给了统治者。即使不给这个“高级”层次贴上“剥削者”的标签，统治阶级的社会面貌也十分清楚了。
现在需要给“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赋予合法性。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这部宪法完全是前一部宪法的对立物。前一部宪法的措辞带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的明显特征：“苏联宪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城乡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专政，这个专政的形式是强大的全俄政权，其目的是保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压迫，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没有阶级差别和没有国家权威的社会主义制度。”
而新的“斯大林宪法”则恰恰相反。它一面宣布“社会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了”，一面竭力加强国家的权威。它把计件工资制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从按照能力分配，变成按照工作分配”）。它以法律的开展保护国家财产和个人财产不受“盗贼和侵吞者”的侵犯。国家这个控制一切的大章鱼不仅不是在消亡，而且首先要吞噬掉革命成果的最后残余，吞噬掉敢于反抗的工人。莫斯科审判将清算革命的“领导核心”。
统治的官僚集团发动了一系列置人死地的审判。这类审判自西班牙的宗教审和迫害以来，在历史上已经绝迹。审判中充满着只有专制国家才有的恐怖、残暴和厚颜无耻。首先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审判；接着是对拉狄克—皮达科夫、布哈林—李科夫的审判；然后是对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事集团的秘密审判；最后是对策划了第一批审判的雅哥达的审判。“革命的领导核心”很久以前就已一再宣布投降，他们被隔离、监禁，并且早已丧失了尊严和崇高形象。他们的荒谬绝伦的坦白和自供和自我贬低，使革命的记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消失殆尽，并对完成改写历史的工作助益良多。但是，演出这一幕幕戏剧绝不仅是为了“历史”。集权制的国家已经成形。它要甩掉自己身上的包袱。为了确立“新的”生产方法造就的新阶级的地位，它需要流血。而且，历史上最大的诬陷也不仅限于针对革命的领导者。它还向工人们倾泄了全部的怒火。战争结束时发现的群体墓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10]千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
莫斯科审判是生产关系变化早期展开的反革命运动的顶峰。其实一根绞索就够了，不需要整个的军队。因为在冲突的双方中，只有一方是武装起来的。不管十月革命还剩下了些什么，这场革命被废除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被推翻了。这不仅表现在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这只是反革命的一种表现），而且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已为新阶级清出了一块墓地。这块基地是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清理的。然而，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瓜熟蒂落，只有当生产方式本身呼唤它的出卖，为它清理基地才有可能。
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早已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容。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会发生血腥的屠杀。俄国工人知道，国家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要求他们付出更多的汗水，并降低他们的地位。这个国家与工人国家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与一个钢铁工人之间，并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就有多少共同之处一样。
1935—1937年的反革命，是引入计划后发生的过程的顶峰。计划使计划者与工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工会被整合到国家机器之中，标志着计划者与工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程师、生产管理人员、军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构成了新统治阶级的堡垒。1936年的苏维埃宪法，给这个统治阶级赋予了合法地位，就是说，使它有了合法性。俄国1936年以后的经验，破除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由无产阶级以外的某个阶级来进行也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战争爆发时计划完成的情况
俄国的工业成长率无疑是非常高的。但是俄国人所宣布的数字却很值得怀疑。例如，1932年，农业发生了崩溃，但公布的计划完成率是93.7%。疯狂宰杀牲畜的事件显然是没有计划到的，所以计划者就简单地把这个数字忽略不计，而这个数字比1914—1920年由于革命、内战和饥荒所造成的损失还大！由于没有计划到的事件总是比计划到的事件多，计划者干脆以某一产业的“平均值”来统计。这个平均值往往超过其“103%”的指标，还要加上尚未建成根本不能居住的房屋。对于他们来说，宣布“成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二加二可以等于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俄国计算工业增长的方法的批评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因为俄国似乎是唯一增长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无法摆脱长期萧条的阵痛。
俄国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到苏联工业化号称650%的成就，但是，他们从未提出过认真评估每一经济要素的工业生产总值指数，进而得出一个在统计学上站得住脚的产量指数。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提出这种指数已绝非易事，用苏联的统计数据来做就更加困难。为了证明“总路线”的正确，这些统计数字要么被封锁起来，要么被加以篡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选出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的一些部门，将其物质产出在人口和国民收入的统计数据背景下加以比较，以便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准。下面是笔者制作的一份提要，用以说明从沙皇时代一直到1940年俄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过程。其中包括1922年的数字，目的是要显示从反革命之后那一年的崩溃和饥荒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这段时期内生产加速增长的步调。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官方文件的俄文原本。1913年、1922年和1928年的数字来自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五年计划”；1932年长1937年的数字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各项计划的结果”；1940年的数字来自《真理报》1941年2月18—21日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
统计资料提要，1913—1940年
项目单位1913
1922
192819321937
1940
重工业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1.91
51336.4
39.6
煤炭百万吨28.911
35.465.4127.9
164.6
原油百万吨9.35
11.721.330.4
38
生铁百万吨4.2—
3.36.214.5
14.9
钢百万吨4.2—
45.917.7
18.4
金属加工机床千台1.5—
3.818.136.1
53.9*
拖拉机千台00
1.351.680
176
康拜因千台00
01043.9
—
铁路总长千公里5971
7783.484.9
93
货运总量百万吨132.458
156.2267.9517.3
536.6
轻工业
棉布百万米22240.6
274224173447
3491.0*
毛呢百万米9522
96.688.7108.3
114
麻布百万平米21993
165135285.2
272.2
纸张千吨197—
284.5479831.6
834
糖千吨1290211
1340828.22421
2530
皮鞋类百万双6029.6
6084.7164.3
—
农业与畜牧业
总播种面积百万公顷10577.7
112.9134.4135.5
141.2
粮食总产量百万公担801503.1
733.2698.7102.9a
—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8.57.6
7.9710.4a
—
马百万头35.824.1
35.919.616.7
17.5**
牛百万头60.645.8
70.540.757
64.6**
羊百万头121.291.1
146.75281.3
111.6**
猪百万头20.912.1
2611.622.8
32.5**
人口与国民收入
总人口百万139.3133.3
152.3165.7b
170.5**
工人与职员c百万11.2—
11.522.827
30.4
人均收入卢布52—
5695198
—
名义周收入卢布6—
14———
78.0***
实际每周收入
（与1913年收入的百分比）d卢布125—
———
62.4
*1938年的数字。**1939年的数字。**1939年的数字。***近似值，按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报告计算。
工业生产总产值（百万卢布，按1926—1927年的价格计算），揭示出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生产资料的发展（A组）与消费资料的发展（B组）之间的比例关系：
1928
1932
1937
1940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A组
7.0
44.3
23.2
52.3
55.2
57.5
83.9
61.0
B组
8.7
55.7
20.3
46.7
40.3
42.5
53.6
39.0
我在这里给出俄国经济的统计资料，不是为了介入关于俄国工业化的现象发展和非现象发展的争论。正确评估官方数字也许也重要，但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11]这份关于俄国工业化的表，主要目的是揭示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前俄国实施计划的那些年经济运动的方向。从这个表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即生产资料对生活资料的优先地位、资本的高度有机构成、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等等，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能归咎于“战争状况”，而是经济运动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经济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依赖于付给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并从他们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12]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笔者估计，1940年俄国工人的平均周工资仅为1913年的62.4%。如果我们看看一个俄国工人在占其开支最大部分的食物上花费多少钱，这一点就更清楚了。1926年的一项官方研究提供的资料，显示了莫斯科工人在食物上的平均消费。1930年，俄国停止发表食品指数，但公布了删去推算过程的主要商品价格。美国大使馆搜集了1939—1940年莫斯科国营商店零售价格上升的资料，发表在《劳动评论月刊》1939年11月号、1940年5月号和8月号上。把食品价格与工资加以比照，就可以看到俄国工人生活状况的实际图景。
沙皇时代、五年计划之前和之后的食品费用[13]
（价格单位：卢布/公斤，牛奶为卢布/升，鸡蛋为卢布/打）
1926年莫斯
科食品消费
周消
1913
1913
1928
1928
1940
1940
费量
价格
费用
价格
费用
价格
费用
黑面包
2.46
0.07
.1722
0.08
.1968
.85
2.0910
面粉
0.79
0.12
.0948
0.22
.1738
2.90
2.2910
土豆
3.04
0.05
.1520
0.09
.2736
1.20
3.6480
牛肉
0.92
0.46
.4232
0.87
.8004
12.00
11.0400
羊肉
0.17
0.34
.0578.
0.79
.1343
14.00
2.0080
糖
0.45
0.34
.1530
0.62
.2790
3.80
1.7100
牛奶
1.24
0.11
.1364
0.06
.0744
2.10
2.6040
黄油
0.11
1.15
.1265
2.43
.2673
17.50
1.9250
鸡蛋
1.60
0.03
.4080
0.20
.3200
0.85
1.3600
葵花子油
0.12
0.15
.0180
0.53
.0636
15.65
1.8780
合计
1.3819
2.5832
30.6270
以1913年的数字为100，那么1928年的食品物价指数就是187，而1940年竟达到了2248。这三年的周工资是：1913年6卢布，1928年14卢布，1940年83卢布。再用1913年的数字为名义周工资的基数，则1928年的指数为233，1940年的指数为1383。现在我们可以把名义周工资换算为实际食品费用，由此建立实际工资指数，与沙皇时代相比较，则1928年的实际周工资指数为125，1940年的实际周工资指数为62.4%。[14]如果我们考虑到1940年10月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这个数字就只有1913年的55%！尽管这个数字已经低得惊人，已经说明了俄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恶化，但它仍不能反映出最坏的情况。我们只考虑了1940年的标准价格，并没有考虑自由市场的价格，而工人有时不得不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食品，因为有些食品在国营商店是买不到的。一般来说，自由市场的价格要比国营商店的价格商出78%！在俄国据说是没有黑市的，但在官方认可的自由市场上，牛排的售价是每公斤17卢布，而国营商店的价格是10.5卢布！
而且，以人均产值来判断，工业发展并没有使俄国摆脱其落后状态。莫洛托夫1937年提出的下列比较数字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的世界人均产值
单位
苏联
美国
德国
日本
电力
千瓦小时
215
1160
735
421
煤炭
公斤
757
3429
3313
643
生铁
公斤
86
292
234
30
钢
公斤
105
397
291
62
水泥
公斤
32
156
173
60
纸张
公斤
548
42
8
肥皂
公斤
3127
—
糖
公斤
1412
29
17
棉布
平米
1658
—
39
皮鞋
双
12.6
1.1
—
因此，在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莫洛托夫把人均产值作为关键词：“人们忘记了，从经济上讲，就是说，以全国人均工业产值的观点来看，我们仍然落后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但这仅仅是在主要的方面建立起来了。我们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使苏联获得一切必要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提升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较大地超过它们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口号是“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口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年五年计划中保留下来。俄国工人对待在计划下工作的态度，又成了不可原谅的罪过。莫洛托夫比其他人都更了解，要完成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的工作，他们必须使用22800000个工人，而计划只允许用15700000个工人。他知道，俄国工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他们的落后性的表现，而是他们持续反抗生产条件的表现。
1.危机与清洗
有些人认为，支配单一资本家的社会的规律与支配由许多拥有私有财产的个别资本家构成的社会的规律是不同的。这些人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明白发生在市场上的现象不是内在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原因，而是它们结果。一个单一资本家社会并不拥有无限的市场。我们已经指出，消费品市场的规模严格地受统治者的奢侈品和按价值获得工资的工人的必需品的限制。
“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号，是世界经济的强制性动机的反映。这个强制性动机就是：谁将统治世界市场？[15]以牺牲消费资料为代价的生产资料增长的秘密就在这里。尽管“国家渴望”所谓的“不断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群众生活水平仍在不断恶化，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单一资本家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些高度现代化的工厂，华丽的地下铁路和威力强大的氢弹。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这些氢弹投到两极的冰雪覆盖层上，可以把整个世界淹没。但是国家始终没有停下来改善俄国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它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资本不允许它这样做。正因为如此，经济处在持续的危机之中。
周围世界的资本一直在不断地贬值，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本在不断地贬值。在官僚主义者的书籍里，资本是不会充分地贬值的。然而，产品的实际价值不可能大于世界市场上相应产品的价值。所以当福特牌拖拉机与斯大林格勒牌拖拉机放在一起时，国家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品牌的价格。193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俄国进口了世界拖拉机产品的90%，而把自己的拖拉机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更重要的是，不管书上的数字如何，在与工人的关系中，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会显示出他们的真正价值。就是说，如果一部报废的机器不是被销毁，而是继续被用在生产中，那么工人就会遭受更大的苦难，因为生产的管理者仍然要求他们按照由世界市场的时钟设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生产产品。马克思把一切经济范畴都当做社会范畴来分析，其本质就在这里。
不管人们把现有的社会秩序称作什么，只要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是维持他生活的最低要求，而从他身上挖取的是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便在价值规律支配的无规律的市场规律中尽可能地维持生产关系，只要计划是受这样一种必然性支配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存在着。因此，对于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来说，指导生产体系避免突然的停滞和危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停滞和危机产生于不断调整的必要性，既要调整总资本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调整它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他们避免了通常类型的商品危机，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更加粗暴，更加具有破坏性。1932年和1937年危机的情况就是如此。1932年的表现形式是农村的全面混乱；1937年的表现形式是公开的莫斯科审判和秘密的军事审判。在两种情况下，计划的工业生产与标准的工业生产都相去天壤。
清洗的根源不在于某种精神状态，而在于某种生产状况。[16]这种清洗在俄国从未停止过，而且在这样的王国中将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危机永远不会停止。危机不会停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反抗不会停止。
2.法律底下的劳动
以全部国家权力武装起来的党的官僚，开始以一系列新的反劳动的“劳动法规”来进行报复。这些法规的压迫程度在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40年的法律规定，禁止工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任何违反工厂纪律的行为，例如迟到十五分钟，都可以施以六个月“改造劳动”的惩罚。所谓改造劳动，就是在工厂内劳动并扣发25%的工资。如果违反了这项法律，工人就会被送进强制劳动营。
集权官僚还把报复对象从工人转向青年。少年们被赶出学校，进行六个月至两年的“免费职业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要在国家指定的单位进行两到四年的劳动，获得“通常的报酬”。
1940年12月6日，《真理报》报道说，在实施这项法律的最初六个月，旷工现象比以前大大增加，在煤矿中情况更为严重。1941年的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纳粹进攻之前的几个月召开，此时欧洲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报告指出，“工人不断地旷工，特别是在发工资后的那几天”，而且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完不成他们的定额。
这项严酷的反劳动法规，纪录了统治官僚对工人反抗的恐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不久，工人的反抗就开始了。在抵抗集权者对生产的压制时，工人们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智慧和忍耐力。在农村，农民也进行了同样的抵抗。
千百万关在强制劳动营里的人，是衡量俄国群众对俄国的国家、工厂和农村的统治者们反抗程度的尺子。如果不是反抗如此强烈，对反抗的恐惧就没有理由这么强烈。
四、战争和《资本论》遭到的攻击
1939年，希特勒通过他自己的三年计划、“结束失业”的口号、毒气室和集中营，作好了准备要把整个欧洲的资本集中起来。他通过纳粹—苏维埃条约从斯大林那里得到默许，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两个独裁者瓜分了波兰。1941年，两个独裁者闹翻了。因为斯大林的资本主义野心无法得到满足。后来他加入了同盟国，得到了他从希特勒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东部欧洲。1941年6月，纳粹德国发动了对俄国的袭击。俄国的内部对抗是如此强烈，以至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后来俄国人民由于不愿接受外国统治者的蹂躏，决定奋起反抗侵略者。
但是，俄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改变。他们也没有停止通过强制性的“加班”来取消七小时工作制，而把八小时工作制变成了正常工作制。他们的提出的口号是：“不分前方后方。”
正是在战争时期，对“生产和更多的生产”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失去了一切约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官僚们发现了传送带系统。1943年被官方称为“传送带系统年”。装配线技术把原来斯达汉诺夫式的挣断肚子的竞赛转变为“社会主义竞赛”，这就是工厂与工厂的竞争。
对于俄国工人来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没有任何差别。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同样是无法回答的，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便全部取消了。[17]在他们发现传送带系统的那一年，理论家们奉命把粗暴的双手伸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下令不许效仿《资本论》的辩证结构，并且宣布在“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
在此之前，所有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标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1943年的文章发表以前，俄国的理论家们一直宣称，在他们的国家，在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大地”的国家，价值规律是不起作用的。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自在一个两难的境地：既不肯放弃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宣称，又突然承认价值规律在俄国仍然起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福音，因为俄国的理论终于可以由此而与俄国的现实相符合。我当时一则评论中指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方法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关心如何获取‘剩余产品’的‘知识分子’的方法。重要的是，这种‘超越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出发点准确地反映了经济现实。苏联进入了‘应用经济学’的时期。这篇文章提出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管理公式。它是俄国战后经济的宪章”。
这些理论家们以为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规律仍在起作用作出解释，可以解决这个尖锐的问题。但是，表面上的理论变化是理论上惊人逆转的最不重要的方面。譬如说，有人提议以后《资本论》的教学不应该从第一章开始，因为第一章在有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章节。商品拜物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就包裹在这个神秘的外衣之下。俄国社会是彻底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商品拜物教好像已经被克服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克服了。俄国的官僚主义们无需为市场问题烦恼，也不会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为平等交换的观念所困惑。但是，拜物教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机器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这样坚决主张商品的形式是幻想的，这不是因为它不真实，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的现实关系。在俄国，拜物教并没有被克服，恰恰相反，计划使拜物教更加完善，并且本身也成了拜物教的俘虏。
他们用计划拜物教代替了商品拜物教。然而，他们的计划其实不过是工厂中的现实生产关系的一种伪装而已。他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再也不可能克服这种拜物教。换句话说，计划远没有给工厂中的生产关系带来光明，相反，国家计划者们在计划中表达了机器对工人的全面统治。因此，事实上国家计划不过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机器的统治下进行生产。[18]在要求把理论与现实协调起来，在理论家们那里一回事，而在俄国工人那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理论家们不过是要寻找恰当的语录。而工人们则清楚地知道，战争结束后，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将一如既往。《资本论》的教学将会发生变化。而他们则不得不生产得越来越多。同时，理论上的修正又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向同盟国发出的一个讯号：俄国已经“进入了市场”。
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国家，如此警戒森严、杀气腾腾、竭尽全力地把工人捆在劳动岗位上，而由领导者进行计划。俄国的集权官僚是工人阶级的死敌，是工人阶级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从无产阶级内部滋生出来的，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字句装扮起来的。
[1]列宁对V.P.米柳亭关于单一经济计划的著作的反应具有代表性：“米柳亭写的关于计划的东西全是垃圾。最大的危险是使国家经济计划的问题官僚化。这是一巨大的危险，米柳亭却看不到这一点。我非常担心，尽管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也同样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是一些贫困、饥饿、落魄的乞丐。全面的计划，全面的现实计划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官僚主义的乌托邦。”见列宁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2—6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23页。
[4]BulletinofOpposition.只有俄文版。
[5]J.H.MeizelandE.S.Kozera,MaterialsfortheStudyofSovietSystem,p.202.这两位作者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使美国读者可以通过译文了解各种现实法律。
[6]比格纽•K.布热津斯基《无休止的清洗》（ThePermanentPurge,byZbigniewK.Breznsky）。这本书集中了大量关于清洗的有价值的事实。但该书的缺点是把所有事件都一概看作“清洗”，从一场论战到1937年大屠杀等等，但莫斯科审判却被看作仅仅是“做戏”。
[7]列昂•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96页。此处的译文与《全集》有出处。
[9]这个表显示出1939年俄国的阶级划分。当时的总人口是169519127。表的标题是我加的，但是表中的类别划分则是出自1939年《中央国民经济管理》中公布的官方数据。
[10]见毕格纽•K•布热津斯基《无休止的清洗》。a这里使用的不是以往各年度所用的单位，其原因俄罗斯国家心里很清楚，而公众却蒙在鼓里。国家采用了一种所谓“生物学产出”的计量标准。依据这种标准，谷物的产量按照收割前田地里的植株来估算，然后减去10%的损耗。除了共产主义者之外，所有的农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样的估算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损耗。有些人认为损耗达20%，有些人甚至认为损耗高达30—40%。但我们这个提要只指出官方的数字。b1937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被销毁了，公众无法得到有关的数据。c俄国的统计数字把工人与职员划入一个范畴；在把工人与职员分别处理时，则把城市工人与农村工人划入一个范畴。此处的数字代表的是城市的工人与职员。d此系作者的估算，参见后面关于食品费用的表格。
[11]对这方面的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胡奇曼的《苏维埃工业生产，1928—1951》（Hudgman,SovietIndustrialProduction,1928—1951）。现在，关于苏联经济的书已汗牛充栋。笔者当初用俄国原始资料分析五年计划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12]詹内特•G•凯普曼做了一项关于“苏联的实际工资，1928—1952年”的新研究。该项研究宣称，实际工资已经降低到1928年的37%。（参见《经济学统计学评论》，ReviewofEcomomicsandStatisics,1954年1月号）
[13]1913年的数字来自普鲁克波维茨《公告》，1—2；1928年的价格摘自《统计手册》（俄文）；1940年初的数字来自《劳动评论月刊》。《国际劳动评论》发表了关于1926年的研究，其中包含着一些量化的研究。
[14]俄国的资料自然要在“免费社会福利”上大做文章，宣称医疗费用、房租等等已不成问题，因为今天的俄国工人在这些方面拥有“特权”，但这并不能改变食品是工人的最主要开销的事实。
[15]科林•克拉克教授是最早对俄国统计资料提出批评的人之一。按照他的估计，从1900年到1940年，在经济上取得最快进步的是日本。（见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还可参见以下关于日本的研究：熊比得、爱伦、格登和澎罗斯的《日本和满洲的工业化，1930—1940》）；IsoshiAsha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凯特•米歇尔的《西太平洋经济》，1942。
[16]我曾经与一位汽车工人讨论过清洗问题。这位工人说：“清洗绝不仅是俄国的问题。在美国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过没有公开审判这样的好处。这是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物质。美国工业界最大的清洗是在亨利•福特第三接管福特公司时发生的。他自上而下地进行大扫荡。”“我有两个例子：1.他们在卡车生产中引入了一种新的模式。他们在重新组织生产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卡车的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要求。因此他们开始清洗下层领班，结果还是没有改进。于是他们解雇了生产线的负责人，后来又有两个继任者遭到解雇。最后，生产线终于转动起来。2.他们在一个拖拉机生产线上引入了一种新模式，但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他们开始裁减下层领袖，没有效果。他们撤了生产线的负责人，由另一个人代替他，后来又把这个人也撤了。最后终于解决了问题。”“但是，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起作用的不是清洗。经过了几个月的试验、失败、再试验，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清洗无论如何是发生了。”
[17]这一点是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43年7—8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披露出来的。然而，美国直到1944年才看到这份杂志。当时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以“苏联的经济学教学”为题发表在1944年3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上。还可参见1944年10月1日《纽约时报》上威尔•李斯纳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令人惊愕的逆转，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整整争论了一年。对此，我在1945年11月第3号的《美国经济学评论》上以题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肯定？”的反驳文章作出了回答。
[18]恩格斯早就指出，国有化“并不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性质”。他说：“它[指现代国家]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0页]，这本书写于《资本论》法文版之后，是经马克思修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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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革命之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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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革命之后是什么？
·一、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著名辩论：列宁、托洛茨基、施略普尼科夫的立场
·二、列宁和他的新概念：“非党群众监督党的工作”
·三、列宁的遗嘱
1917年11月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与巴黎公社不同的是，工人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巩固了政权。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被血腥镇压下去了。而这个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或苏维埃国家）的新生的工人国家，在国内国际资本主义针对它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内战中生存了下来。战争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哀鸿遍地的国家，但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维持下去。它在理论上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1）劳动者如何实行对经济和国家的统治？（2）既然专政是种过渡阶段，即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它又如何达到自身的“消亡”？在这两个问题之上还悬着一个建立真正的无阶级社会的长远目标问题。在真正的无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结束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史前阶段。
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者身上的重新组织，将成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正如列宁所表述的那样，推翻剥削阶级是社会革命的最容易的部分。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是消除“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一项平常的、琐碎的、又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困难在于，工人们感到“胆怯”，不了解自己身上的组织能力，而知识分子则既清高自大又“无精打采”。
“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以空谈代替工作，喜欢事事都插手但都半途而废，是‘有学识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的天性恶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点‘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
“‘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纠正，由实践来检验……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相互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这样的人才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26]
这里的要点是，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这时不是努力激发这种能力。相反，它表现出一种“热衷于做老板”的倾向。这时，主要的敌人是正在萌生的官僚主义。
事实上，工人自己迅速地从对生产的监督转移到对工厂的自发占领。农民也获得了土地。各种苏维埃组织现在成了国家权力机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宣布了劳动权力法案，新组建（确切地说是重新命名）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公布了新纲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贯彻最终由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来管理生产和国家的原则。
同样真实的是，世界大战之后紧接着持久的国内战争，以及连续的两次革命，使俄国大地千疮百孔，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个国家，专制的沙皇制度刚刚被推翻。工会非常年轻，革命后才第一次召开全国大会。他们投票决定“以最积极的态度参加一切生产管理机构，组织劳动管理委员会，管理劳动的登记与分配，在不同的村庄和城市进行劳动交换，与破坏活动进行斗争，半建立起完整的劳动协作和劳动纪律”。
共产党承认工会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经济部门官僚主义的主要手段，而苏维埃政权创造了人民监督生产结果的真正可能性。”但是，在内战结束后紧接着出现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中，一场关于工会在工人国家中作用的争论，使党受到了动摇。尽管人们一致同意第一方案，但在工会应如何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1）托洛茨基说，工会应该国家化；（2）施略普尼科夫要求把整个经济管理交给工会，而不是要把工会国家化；（3）列宁说，在吸引工会进入国家管理的同时，必须看到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不仅是列宁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辩论，实际地检验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且还预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一、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著名辩论：
列宁、托洛茨基、施略普尼科夫的立场[27]
在俄国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铁路运输陷入了一片混乱。有人说没有运输现代社会就不能存在，但在这里，在新社会诞生时，铁路不能运行，整个运输系统经常遭到失败的反革命力量的破坏。必须采取某种严厉的措施。运输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来，简称为“CECTRAN”。它由铁路工会和水运工会的工人组成，而一个非工会人士被指定为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军事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他和他的委员会被授予了极大的军事权力，以便应付严重的局势。
不到一年的时间，不仅铁路重新开始正点运行，而且铁路的总长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国家开始喘过气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水运工会说话了。他们说，我们一直赞成实施恢复运输所必需的极端的军事权威，但是现在这个任务完成了，应该“把正常的工会民主还给我们”。
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不是这个特殊的委员会应该取消，而是工会的领导班子“必须整刷”。
著名的关于工会的辩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场辩论的主题后来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1）什么是工人国家？（2）在这样的国家里，工会的作用如何？（3）生产中的工人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4）领导与下级、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
1920年的辩论的独特性质在于，在三种主要观点中，以胚胎的形式包含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工会、政党与群众这三个主要社会组织之间的领导权问题。这个问题在1920年只是共产党领袖间的原则性争论，但在1957年它已成了所有的罢工中司空见惯的现实问题。
列宁起初是从保护工会开始的。他说：“从总体上看，托洛茨基的政策是对工会的官僚主义式的吹毛求疵……有些军事经验是极有价值的，如是英雄主义、热忱，等等。也有一种军事经验是很有害的，这就是官僚主义和妄自尊大。”列宁坚持说，如果托洛茨基看一看“过渡时期的现实”，如果他不“被理论的空话或抽象的论争冲昏头脑”，他就会看到，苏联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国家：首先它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家，其次它是个被官僚主义弄得变形了的国家。
列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继续指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整体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保卫自己，并且要利用工人的组织来保卫工人不受自己的国家的侵害，以便使工人可以保卫我们的国家。”[28]作为工人的工人必须保卫自己不受作为国家的工人的侵害，有谁曾对俄国工人国家作过比这更深刻、更具毁灭性的攻击呢？
与相反，托洛茨基则争辩说：既然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对它就丝毫不用担心，因此，工会可以整合到国家中去，劳动也可以军事化。他要论证的是：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王国：“每一个工人都感到自己是个劳动战士，他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如果他接到调动的命令，他必须执行这个命令，如果他不执行这个命令，他就是叛徒，就应受到惩罚。谁来执行这种惩罚？是工会。工人应该创造一个新的王国。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军事化。”[29]
工人对托洛茨基的特殊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活动感到不满。但托洛茨基对这种不满反应十分冷淡。这一点在他对工会领导的关注中表现得特别清楚，他说，必须“整刷”工会的领导。他认为危机的根源不是拥有非常军事权力的非常政治委员会，而是没能创造出适当的“生产气氛”的工会领导。
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科夫既反对列宁，也反对托洛茨基。他也是从对工人国家的抽象出发，并以这种抽象为归宿的。他问道：既然工人国家已经建立起来，那么政治领导者还有什么必要掌握最高权力呢？似乎只要夺取了政治权力，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在1920年的混乱条件下，需要做的仅仅是把工业转变为相应的工会。虽然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可一旦建立起了工人国家，他就看不见共产党的作用了。他呼吁召开“生产者代表大会”。他说：“组织国家经济管理是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功能。生产者组织在产业工会中，而这些产业工会选举出一些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民族经济。”[30]
列宁是最高的现实主义者。他质问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科夫，特殊的俄国苏维埃具体现实展示出，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于一个工人占极少数，并被农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国家，这时谈论“一个”工人国家究竟有什么意义。被打败的反革命正在千方百计夺回权力，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谈论“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于无阶级社会的术语），就是进行卑鄙的欺骗。
接着，列宁把矛头指向施略普尼科夫。他说，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历史关头，你和你的“‘工人’反对派”对我们的继续存在是最大的危险。看看你们的立场，再看看喀琅施塔得叛乱[31]，看看手中握着枪杆子的白匪多么迅速地转而大谈“摆脱政治领导”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口号。他们正在威胁着新生的工人国家。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提出“生产者代表大会”意味着要工人国家自杀。
然后，列宁转向托洛茨基，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苏维埃俄国是一个被官僚主义扭曲了的工人国家。在这些日子里，列宁的所有谈话都离不开官僚主义。任何没有工人参加的“计划”，都被看作不过是官僚主义的“闭门造车”。任何人想要“整刷工会”，都是主张官僚主义领导层的集权。事实上，任何政治主张，如果不把整个论争的中心放在发展与群众的新关系的问题上，都暴露出“官僚主义的倾向”。
列宁反复强调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适应群众、赢得群众、联系群众的新方法。托洛茨基武断地说：“工人民主不知道什么是拜物教，它只知道革命的权术。”列宁则针锋相对地回答，工人们说得很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普通群众说，我们要进行革新，要进行纠正，要赶走官僚主义者；你们却向我们兜售专心生产的奇谈。在官僚主义的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底下，我们不愿意专心生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指导。”[32]
马克思主义者切实地认识到，采取某种理论立场决不是偶然的。列宁之所以要纠正托洛茨基，原因就在这里。列宁告诫说，“我们决不要害怕承认这种疾病”，即官僚主义的疾病。我们自己更不能发展出一种行政心理。当你深入到最底层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新的千百万苦难者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逐步把全体劳苦大众中的每一人吸引到管理国家的工作中来。”[33]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群众与先锋队政党之间，需要有许多“齿轮”和“传送带”，所以，先锋队不能把工会变成军事组织，不能把它们国家化，而是必须把它们变成“共产主义的学校”。
托洛茨基说：“我们因为不熟悉官僚主义的好处而受到的损害，比官僚主义的坏的方面带给我们的损害还大。”[34]而列宁则说，只有工会提出的命题是正确的：“只有参加生产的全体群众在实现任务时都自觉地发挥作用时，建立真正的劳动纪律才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不能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实现的。”[35]
这是一种在与群众的关系上自我分裂的领导。某些客观力量已开始向背离工人自身发展的方向推进。列宁说，共产主义者中出现“热衷于做老板”的倾向，才是一种新的、令人震惊的问题。现在，这些人掌握了政权。托洛茨基却在与“旧的工会概念”的影子搏斗。施略普尼科夫则以“摆脱政治领导”的口号卖弄风情。列宁把工人的态度置于他思想的核心，托洛茨基则把行政管理方案当做中心。托洛茨基拒绝承认行政管理者是新的敌人。恰恰相反，他责备列宁“过多地从宣传员的观点提出高度的政治性的问题，而忘记了我们不仅有好的鼓动材料，而且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用行政的方法去解决。”
列宁大声疾呼，官僚主义是新的敌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行政的方法，使他在最需要加强的地方（即作为宣传员）表现得最软弱。列宁认为，在托洛茨基的命题中，问题就出在“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其中的行政方法”。列宁继续抨击说：“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所以要依靠政治上的坚定信念、献身精神等素质，这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二、列宁和他的新概念：“非党群众监督党的工作”
今天，有很多人反对列宁。有人说，列宁仅仅在理论上是“民主派”，仅仅在理论上倡导“工人自下而上的管理”，而《国家与革命》一写完，就被束之高阁，统治实践使他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人们力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年轻的工人国家禁止罢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没有把法令付诸实施。在工会论战的那一年，工会领袖托洛茨基报告说，仅在莫斯科地区，每月就有30至40次罢工。当然，党主要张工会要很好地发挥作用，以使工人的不满一出现就作出反应，防止不满情绪积聚起来，导致工人走上街头。但罢工是允许的，而且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领袖一直在抱怨共产党放松了影响，因为有些党员太迟钝，工人举行罢工时，他们没有站出来。
托洛茨基严厉指责某些提案背后隐藏的“小官僚态度”，因为这些提案主张只允许私有工厂中的工人罢工，而不允许国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主张，不是要强化纪律，他认为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强化纪律。列宁坚持这一点是要强调，如果过渡性的国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话，就不能“为”工人来解决生产问题。
列宁的敌人引用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列宁的“独裁”，这就是，列宁本人曾提议通过关于禁止派性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不错，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经要求，共产党内的一切不同意见，都应该直接向党表达，而不应该通过秘密会议来表达。当时的情况是，经济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喀琅施塔得叛乱正威胁着新生国家的生存，国家被迫有限度地退回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但是，（1）这是发生在讨论结束之后，是在以不同政纲为基础选出代表之后，是在按时召开的代表大会形成了多数决议并进行了表决之后；（2）虽然关于党内团结的决议是针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但不仅他没有被撤职，而且持他的立场的代表还被吸收到中央委员会之中；（3）工人反对派的政纲在党的机关内发表，而且印数不少于250000份；（4）在秘密会议被取缔之后，创办了一份“讨论专刊”，供人们继续表达不同意见。
喀琅施塔得叛乱使工人国家采取果断措施，而这种措施无疑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效仿的。但是，把列宁的决议和斯大林的“钢板论”相提并论，既不符合理论方面的真实情况，也违背基本的事实，并且把不同的历史时期完全搅成一团。
事实上，列宁在1920年的辩论中表现出的那种精确性，只能出自一个对自己的理论身体力行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按照自己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来生活的人。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列宁的头脑中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论”，一个新的“绝对”，即“每一个人”，他对现实真理是根据它与这个“理念”的关系来判断的。
“劳苦大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男人、女人、年轻人，从厨师到洗瓶子的工人，从机械师到手工艺人，从知识分子到洗衣女工，特别是“生活在平均水平之下（即生活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的那些没有技能的劳动者”。[3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与“人权宣言”中那些夸张的空洞词句对立起来。列宁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同样坚决地主张，在俄国应该“少一点华丽的词藻，多一点平淡的、日常的工作，为更多普特的粮食和煤炭而工作！”[37]他写道，真正的共产主义不是夸夸其谈，不是“把一切都还原为劳动条件”（着重点是列宁加的）。只有群众，即来自下层的“每一个人”，能够为千百万人创造新的生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这个总体概念表述为理论。这也是他日常工作实践的指针。
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尽管有了正确的群众路线，正如体现列宁观点的工会方案所表述的那样，年轻的工人国家不能提着自己的靴襻离开地面，特别是当时它甚至连靴子都没有。它不得不向NEP（允许某种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后退。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明白，没有欧洲革命的支持，他们在孤立落后的俄国绝不可能长期坚持。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释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强调他们对国际革命的依赖：“我们非常坦率地承认，我们无需掩盖事实，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做的让步，是在向资本主义纳贡。但是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意味着赢得一切，特别是在这个相持的时代，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正在准备着他们的革命。”
继1919年德国革命夭折之后，1923年德国革命又失败了。此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完全孤立了。对工人国家毫不迷恋的列宁，像猎鹰一样注视着新经济政策和他的党的进一步发展。他知道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性的国家，它“既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倒退到资本主义”，这取决于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和国际状况。他知道，党特别是现在执掌政权的党，不能不受其活动环境的影响。1920—1921年的整个辩论表现出，社会上工会领袖、政客和群众的大的动向，都会反映到党内来。为了使党保持正确的方向，他依靠的是基层组织，因为它们最接近党外的群众。
党的工作必须由非党群众来监督。他写道：“当然，我们不会接受群众提出的一切，因为群众也会受落后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学生的负担和困苦使人极度困倦筋疲力尽的年月里。但是在对人的评价方面，在决定我们对那些‘受委任’、‘当了官’的人的态度方面，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还有非常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为宝贵的。有的共产党是忠诚的富于献身精神的，有些共产党却对那些靠汗水和辛劳挣面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没有‘官场门路’的人心怀鄙夷。在分辨这两种人方面，受苦难的群众有良好的直觉。”[38]
这个“党的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共产党代表大会[39]上时，谈到他对“共产主义的谎言”极为厌恶。[40]这个共产党领袖发明了一些新名词来严厉地批判年轻的工人国家和领导革命的党。正因为他站在这场革命的伟大成就上，他的批判比革命的敌人的任何批判都更加具有毁灭性。他不断提醒人们，“历史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前进的”。他从不把工人国家偶像化，他谈到过“阶级敌人的简单的阶级真理”，这些敌人说苏维埃国家“走上了一条必将通向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读读这种东西是很有用的。这些东西之所以写出来，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允许写某些东西，不允许写另一些东西，而是因为这是真正的阶级真理，是由阶级敌人直率坦白地说出的真理。”[41]
一句话，他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如果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和孤立化继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看看这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看看这个庞大的堆积，我们不得不问：‘究竟谁在领导谁？’对于是否能说共产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庞大的堆积，我十分怀疑。坦白地说，共产主义者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被领导。”[42]
列宁从不把工人国家偶像化，也不把他所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偶像化。我们已经追溯了1902年以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发展，特别是在1917年，他警告他的党，如果不把工人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就要“到水兵那里去”。列宁认为，在革命中，群众远比党更进步，各级党员远比党的领导进步。在任何时期，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把自己的原则付诸实践。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所创立的党没有基本作用，而是说必须与现实的群众自发运动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党就会变成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结果它确实变了。
三、列宁的遗嘱
没有任何一种指控，能比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领导了历史上唯一成功革命的党的领导层的指控更严厉。在这份遗嘱中，列宁涉及到了他的同志，即那些在1917年11月领导了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在这些领袖中，产生了新的官僚主义。
在政治编年史中，没有任何文件能比这份简要的、只有两页纸的遗嘱更令人惊愕了。[43]遗嘱具体地谈论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分政治与经济、历史与哲学、理论与实践、革命与反革命。
列宁非常大胆地指出，如果俄罗斯国家（工人国家）的两重性是两种基本斗争力量（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冲突的根源，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阶级划分所导致的工人国家的崩溃。这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隐藏在冲突背后的趋势尚未成为现实。［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页］列宁说，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领导革命的核心人物的情况：
（1）斯大林。他“粗鲁而不忠实”。必须清除。
（2）托洛茨基。列宁写道：他的“非布尔什维克”“决不影响他是当前中央委员会中最有能力的人”这个事实，但他“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3）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提醒我们，当工人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刻，他们在资本主义报纸上发表了革命的日期，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就是说，在任何同样的关键时刻，可以预料他们会作同样的事。
《遗嘱》的其余部分中值勤得注意的，不仅年老的人会在解决问题时寻求行政的方式而不是人道的方式，较年轻的人也同样会如此。例如布哈林：
（4）“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而且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是全党最受欢迎的人。但是在把他的理论观点看做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时要加上极大的疑问，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在有一种学究式的东西（他从未学会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充分地理解辩证法）。”
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这一点对于列宁在《哲学笔记》之后的整个时期同样适用。而且，这也是列宁与布哈林全部争论的核心。这个争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族问题”开始，直到《遗嘱》为止。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他与布哈林的公开论战中，而且表现在他对从未公开批评过的布哈林理论著作的批注中。我们有列宁1920年的笔记[44]，其中评论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45]这本书提出一种关于所谓无阶级性力量的理论，这种力量是“第三集团”（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布哈林称之为“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的使命似乎是建立“经济平衡”。按照布哈林的理论，“技术知识分子”天生是要“代替盲目的市场规律”的。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从无组织、无政府的商品经济向“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的组织力量就是技术知识分子。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绝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绝对，“过渡时期”的新绝对。在关于工会的辩论中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毫不奇怪的。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批注》中，当列宁读到布哈林终于记起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基本规律，即资本的集中化和和劳动的社会化的段落时写道：“谢天谢地！终于用人的语言代替了‘组织的’隐语！结束得好，一切也就都好。”[46]但在两页之后，他又一次对布哈林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摘录了布哈林的话：“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是真实的，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列宁批评说：“不可能性只能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47]
在《遗嘱》中，列宁给他对理论家布哈林的分析作出了总结，而所有的批评再次集中在“辩证法”这个词上。很明显，在列宁看来，一个人尽管是党内最大的理论家，但如果他“从未充分地理解辩证法”，就不能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领导集团，不仅没有把《遗嘱》当成新的出发点，相反却一致同意不发表党的缔造者的《遗嘱》。
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发表了这份遗嘱。他的评论并没有对遗嘱作出多少阐明。当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列宁最接近，所以他试图冲淡1920—1921年论战的严重性，虽然列宁在谈论托洛茨基的行政态度时心里想的显然还是那场论战。托洛茨基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他在后来的所有著作中仍然坚持认为，“错误不在于要求国家化，而在于经济政策不适应经济状况。”[48]他坚持说，经济状况促使他在新经济政策之前一年提出自由贸易，而政治局拒绝了他的计划。后来他提出了工会的国家化。“最后”，列宁与他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实际情况是，虽然大家一致投票造成新经济政策，但托洛茨基仍然是以行政的立场赞成的，所以他才会谈论“排除在实践上把工联主义包括在经济管理中的可能性”的具体条件。
无论是在1921年还是1923年，托洛茨基写作他的那些著作的原因都不在于经济上的状况。使他那样写的是他对广大群众的态度。不管他的纲领是为“自由贸易”还是为“单一计划”，他对群众的态度是同样的。他被驱逐出俄国以后，他的主要敌人斯大林实施了“五年计划”，并在1932年以鲜血淋淋的结局告终。他在被放逐后提出的理论是他的行政态度的证据。托洛茨基使用的还是同样的语言：“当然，工厂委员会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工业管理的环境下，它已不再处在领导的地位，而是处在从属的地位。”
如果托洛茨基的本意不是这样，那么只能说，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写作了二十年而没有找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述他的本意，却总能找到成千上万的词句来表达与他的“本意”相反的东西。从这里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即使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托洛茨基在列宁的最后时期是与列宁最接近的人，列宁曾呼吁托洛茨基与他共同反对斯大林），也一直把列宁的哲学概念，当成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理解，把它当成“伟大经济理论”的修辞上的附属品。
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更深刻。如果没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及后来的列宁的人道主义，那么，不论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还是列宁的经济理论，都将毫无意义。领袖不是游荡在天地之间的无阶级的生灵。他们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当他们失去了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时，他们就会开始代表另一个基本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列宁写作时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不久就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提出“计划”时变成了现实。诚然，列宁并没有认为斯大林代表一个对立的阶级。但是他的话却具有预言的意义。他指出，如果说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的真的反映着外部的阶级差别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工人国家。任何东西都挽救不了。工人国家转化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一旦一个新的阶级即新的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在俄国出现，不仅俄国共产党成了它的牺牲品，而且第三国际也难逃厄运。列宁以他特有的精确性，从为加入第三国际设定严格的条件，转变到承认第三国际的革命“语言太俄国化了”。而斯大林却把钢板论强加给俄国共产党，并使之成整个第三国际的圣旨。
现在统治着俄国的集权主义独裁者，经过二十多年的沉默（在这期间党和国家已经彻底地转变了，《遗嘱》所提到的人均已作古），“突然”决定承认这份遗嘱的存在，并将它纳入他们编制的关于“个人崇拜”的神话之中。对列宁来说，没有比这更离奇的了。列宁对斯大林的刻画是“粗鲁和不忠诚”，但这与“个人崇拜”毫不相干。列宁所说的是：群众，只有群众，才能捣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对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领袖，作为个人，对改变历史的进程有重要作用。更糟糕的是，在领袖们的哲学和政治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胸中燃烧的激情不致成为“卑鄙庸俗”的东西，不致成为激励资本家承担他们的使命的那种激情。
1924年1月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不久就成了现实。列宁所刻画的不仅是斯大林，而且包括他的后继者，包括斯大林按照自己的形象培植起来目前正在当政的统治者。他们要想执行列宁遗嘱，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放弃自己的权力。列宁对自己在革命运动中度过的一生作出了总结。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党的争论反映着现实的阶级路线，那么没有任何东西结束这种分歧。无产阶级的国家将会崩溃。它确实崩溃了。
[26]《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389页。
[27]在“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中可以找到关于各派立场的最生动的记录。但这份记录没有英译本。英语读者只好在列宁对各种观点的批判中追寻这次工会论战的情况。
[28]《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9页。
[29]“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1920年3月，俄文版。
[30]“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1920年3月，俄文版。
[31]那些企图掩盖丑恶的真实情况的人，比任何都善于制造新名词。例如，社会革命党人I.L.斯亭博格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把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叫做“革命中的革命”。见他的《在革命的工棚里》，p.296。
[32]《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19页。
[33]出自列宁在论战中引用的“俄国共产党新纲领”。见《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
[34]见《托洛茨基著作选》俄文版，第15卷，第245页。
[35]《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24页。在1920—1921年的论战中，就像在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斯大林深知多数派的意义，他支持后来获得了多数人赞同的列宁。但是在他的计划概念中，他不仅具有与托洛茨基同样的行政态度，而且具有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的野蛮国家把计划贯彻到底的残忍性格。见本书第五部分。
[36]《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429页。
[37]《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440页。
[38]《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253—254页。还可以参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6卷：“要给苏维埃注入生命，要吸引非党群众，要使党的工作接受非党群众的监督……我们对‘唤起非党群众，让非党群众监督党的工人’的口号执行得很糟。”
[39]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写在书本里”，而是“存在于共产主义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否认俄国是“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歪曲列宁关于“向资本主义倒退”的警告的。
[40]《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6页。
[41]《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7页。
[42]《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8页。
[43]1932年由托洛茨基发表。“TheSuppressedTestamentofLenin.”
[44]LeninskiSbornik,No.Ⅱ.RussianEdition.[《列宁文集》，俄文版]
[45]没有英译本。现在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这些作品当做新的出发点。显然，做任何事都比对自己的时代进行分析要容易。[见《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
[46]《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
[47]《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第286页。
[48]见《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俄文版。在对五年计划“加速”的所有批判中，托洛茨基都一再重复这个基本点，还可以参见他“给党史局的信”。见《斯大林的谎言》，特别是第28—30页和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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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组织形式：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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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组织形式：无产阶级自发的
自我组织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
·一、1902—1903年存亡攸关的问题：工人的活动和知识分子的素质
·二、1905年革命，以及1905年以后俄国的各种政治倾向
·三、大分裂及分裂后党的问题的新内容：群众与党的关系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97页］
在《逻辑学》第2卷末尾，向“概念”过渡的时候，黑格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概念是主观性的或自由的王国……”注意：自由=主观性（‘或者’）目的，意识，追求。注意。［《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38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中的劳动活动开始的，并以这种劳动活动为中心。在这里，活劳动反抗死劳动，反抗被变成机器的附属品。马克思并没有幻想人们能在这种反抗爆发之前知道它将采取何种形式。然而，任何人的客观观察，都不如马克思的观察更敏感，就是说，他运用了所有的官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848年革命的预见就是证据。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密切地关注着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这种自发组织无论是采取工联的形式，还是以大宪章运动、第一国际或巴黎公社的形式出现，都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他像鹰一样注视着这些活动的发展，并把工人阶级的理智发展当作自己思想的唯一基础。他认为，工人阶级是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黑格尔哲学的唯一真正继承者。然而，尽管他的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有紧密的联系，但他从未阐述过任何组织理论。
列宁提出过无产阶级的组织理论。1902年他写了《怎么办？》。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到了1912年这两个派别变成了两个党。这本书以及此后他的所有活动，为列宁赢得了各种各样的称号，有人说他是“分裂者”，有人说他是俄国共产主义集权制理论家。
现在统治着俄国的集权官僚主义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急于使这种历史的颠倒永久保持下去，为此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他们的控制着国家的全部权力。当赫鲁晓夫官僚主义集团摧毁了斯大林神话时，这个“大诺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目的不过是要把对列宁的更为恶毒的毁谤永远保持下去，同时列宁继续充当他们的党的先驱。这样，他们事实上毫无触动地保留甚至强化了斯大林的精英党。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运动，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未来，都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一党制国家和氢弹一样，是悬在我们时代头上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似乎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唯一可能的替代物。一党制国家现象如此具有渗透力，如此地充满紧张和震撼，充满着清洗和杀戮，它几乎压抑了主体的全部理性思维。越来越多的理由使人感到，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不能轻易使我们得到抚慰和满足。这里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蜚声世界的实用主义，而是某种黑格尔主义的东西。应该以“否定性的劳动，忍耐和苦难”来追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它仅仅是一个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头脑中琢磨出来的“观念”的时候起，直到它变成了统治地球上六分之一人口的政党。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就成了声名卓著的列宁，他留下了《遗嘱》，提醒人们注意粗鲁而不忠实的斯大林的不祥阴影：斯大林已经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且“不能总是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只有追溯到这一步，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党制国家现象。
一、1902年—1903年存亡攸关的问题：
工人的活动和知识分子的素质
列宁被认为是“先锋队政党”理论的创立者，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这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党，那就错了。被称为“先锋队论”的基本概念，创制权当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文件形式不是拉萨尔主义的党，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但它在组织实践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拉萨尔主义的党。卡尔·考茨基发展了拉萨尔关于“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思想，并得出了它的逻辑结论。但是他没有承认这个思想来源于拉萨尔。而列宁又把卡尔·考茨基关于“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推到了它的逻辑结论。列宁关于工人自身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灌输给他们的是法就渗透着这种思想。列宁大段地正面引述考茨基的论述：“社会主义被表述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和直接的产物。但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理论，社会主义在现代经济关系中有其根源，正如这些经济关系产生于反抗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群众苦难的斗争一样。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同时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的。它们各自产生于不同的前提。现代社会主义只能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是从这个阶层的成员心灵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某种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东西，而不是从它内部自发地产生的东西。”[12]这个思想引导列宁与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因为经济主义者试图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在一些经济要求上，即局限于建立工会上。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一致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分裂。分裂的起因是马尔托夫和列宁在如何确定党员资格问题上的分歧：“同意”党的原则是否就足以成为党员？党员是否必须“服从地方组织的纪律”？但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发生分裂时，尽管列宁反对，马尔托夫的方案已经通过了。显然，这次分裂中应当还有别的东西。事情的确是这样。
事实上，在列宁的组织理论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因素是列宁主义所特有的，这就是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成员资格的观点。对这一点，当代研究俄国政党的人都不可能避免地会感觉到。毫无疑问，定义不仅是个“表述”问题。只有使自己“服从地方组织的纪律”的人才是一个党员。对列宁来说，地方组织的纪律是如此重要，以至它超过了在词句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持有党证等条件，占据了着要地位。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表述”如此顽强地坚持，那他的头脑里一定有某种东西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观点尖锐冲突。
在列宁看来，不同的经济时期有不同的活动。1894年，当马克思主义战胜了俄国民粹主义时，资本主义生产以纪律训练了工人，并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纪律的训练。而这个流动的小资产阶级恰恰最需要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个人的、主观的、甚至组织上的东西。列宁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需要无产阶级地方组织的意识形态纪律，否则他们就不仅是在抵制地方组织纪律，而且还在理论上拒绝受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约束。
因此，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组织问题。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意欲在所有人都“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时进行独裁。列宁回答说[13]，不是我而是你们应该回答，为什么你们投票赞成主要的政治方案，却不能接受从这些方案中得出的组织结论。不要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问问你们自己。以客观的态度在政治上问问你们自己：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当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在这片半封建的土地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时，却发现资产阶级完全无力推翻沙皇的统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使命——推翻沙皇——已落在了“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身上吗？这难道不是意味着革命的经济内容将是资产阶级的，而革命的方法却将是无产阶级的吗？使你们在各种不同的方向上游移不定，却十分明确地远离无产阶级责任的，不正是这种内容与方法的两重性吗？你们需要无产阶级的纪律。
列宁一再强调的正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在1905年以前，这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它的组织上的结论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然而，1903年是理论的东西，1905年变成了事实。这个事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发展着的主体，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不久将以其前所未闻的创造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个创造就是苏维埃。这是任何理论家在最自由的幻想中也不曾想到的“特殊组织”。这些特殊的组织，尽管没有覆盖整个俄国，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沙皇的统治。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站在了一起并在其后的一个短暂时期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委员会。
二、1905年革命，以及1905年以后俄国的各种政治倾向
1905后革命把认为工人落后，认为没有“先锋队”工人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极其荒谬的观点碾得粉碎。“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行动中远远地超过了最先进的理论家的最大胆的观点。列宁为“作为理性的群众”的崛起欢呼。1902年，列宁写道，工人靠自己的本能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在1905年他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14]1902年，列宁说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之中；1905年他却写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状况使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在运动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他们以自发的力量顷刻完成了与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1902年，列宁想使党成为严密的、紧密结合起来的小团体，并为党员设立严格的标准；1905年他却写道，工人应该被结合到“由千百万人组成的各级党组织之中”。
革命的失败带来了历史上最反动的黑暗时期。组织必须再次转入地下，以小型的、有高度纪律的团体进行工作。这使某些研究者产生了一个印象，似乎列宁又退回到1902年版本的“先锋队论”观点上去了。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是表明他不能区别什么是反动沙皇政府迫使民主团体生活其中的条件，什么是渗透在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中的基本假设和目标。这些基本的假设和目标给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继续斗争的信念，使他们确信，当工人再次崛起时，马克思主义者将能够与他们结合起来。[15]
这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也不是个人的恶意，而是资本家阶级的凶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客观必然性的适应。这里所说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敌对阶级迫使无产阶级一举发现自己真正的无产阶级存在方式——革命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中，产业工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发现，他们的无产阶级认识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自身活动来认识。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工人自己的认识方式具体化为一种政治实践，即一个政党。
这似乎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所代表的东西。列宁在与经济主义斗争时说：不！不是经济活动，而是政治实践，是一个政党。这时他似乎完全沿袭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亦即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似乎已过时的陈述之所以需要重新提出，只是因为俄国太落后了。然而，既然俄国如此落后以至任何独立的工会都不被容许，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那么政治实践所涉及的就不可能是议会斗争，而只能是地下活动。这样一来，整个问题就完全改变了。
和普通人一样，天才人物也会受各种强大的客观力量驱使，受下层人民的尚不明确的冲动驱使，不自觉地做许多事。列宁就是这样，他在经验引导下走向在俄国条件下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路。在1902年，列宁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组织公式表述了某种本能的驱动力，表述了无产阶级的某种崭新的、初步的对政治实践的渴望。这种政治实践是一种革命活动，而不是议会的影子。但是，1902年他写作《怎么办？》时尚不清楚的东西，被俄国工人阶级本身以1905年革命中的行动表现得清清楚楚。列宁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这场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但是，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却在反革命的皮鞭下四处奔逃，躲到搜神术和“取消主义”[16]之类的东西中去了。
列宁竭尽全力进行反击。他的反击有时是粗糙的，例如在《唯物主义者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有时又是极其深刻的，例如把政治倾向与客观运动紧密联系起来。但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毫不妥协的。1910年，列宁对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他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论战。托洛茨基说，认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别在无产阶级的不同层次上有其深刻的根基，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问题根本不是这样。托洛茨基在他对这两个派别（他本人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之间分歧的分析中，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这完全是一场争夺对不成熟无产阶级的影响力的斗争”。列宁回答说：“这种说法是托洛茨基所擅长的响亮的空话的标本。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根源，不在无产阶级的不同层次，而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忽视了这一内容，所以他们不可能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表述分歧的理论公式深入到了无产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层次，而在于1905年革命的经济条件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入了敌对状态。这不仅仅表现在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革命的所有政治问题上。谈论俄国革命中各种势力的斗争，把‘宗教主义’、‘缺少文化’等标签到处乱贴，而对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不置一词，这就等于堕落到庸俗小报记者的水平。”[17]
许多人（其中既有孟什维克也有布尔什维克、无派别人士和非议会论者）在反革命的皮鞭下四处奔逃，列宁却在皮鞭下变得更加坚强，因为他站到了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上，并从这里开始建设。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任何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有积极进步作用的看法都是空想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必须得到更精确的说明。他把这种作用表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孟什维克则认为，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在列宁看来，不仅这种“实际”的观点毫无意义，而且连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也毫无意义。不断革命论认为，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必须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证说，这里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而是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不管是谁，想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而不是政治民主的途径达到社会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的和反革命的结论，在经济上和政治都是这样”[18]
列宁写道，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无论谁掩盖这个事实，都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同时，无论是谁，如果逃避这场革命的方法将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事实，他就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党与这场革命的关系。无论是谁，如果看不到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民主，只能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决不可能实现的、有千百万人民参加的民主，他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党陷入孤立，并使革命陷入失败。1905年的革命和反革命为1917年的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也塑造了列宁的思想。在列宁的思想中，与俄国民众的密切联系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精英党（在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的概念。
三、大分裂及分裂后党的问题的新内容：群众与党的关系
现实性与思想（或观念）常常被荒谬地对立起来……这种看法认为，一方面，思想是主观的概念、计划、倾向等等的同义语；另一方面，现实是外在的、感性实存的同义语……
一方面，各种观念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头脑。总体上理念也是同样，它不会如此软弱无力，以至于自身的现实化与非现实化的问题完全依赖于我们的意志。相反，理念是绝对现实的，同样也是绝对能动的。另一方面，现实性也不是像实践的人认为的那样恶浊，那样不合理。这种人或者全然没有思想，或者一直在与思想搏斗，并在这种搏斗中被击败。
——黑格尔[19]
1914年以前，在列宁身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即实践上的辩证法家与思想上的考茨基追随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着俄国社会的矛盾。俄国社会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独特发展，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实现的。俄国经济发展中的极端矛盾，以及各种政治倾向之间错综复杂的具体斗争，使列宁在思想上实现了一个突破。第二国际的崩溃在现实中预示了这一突破。当列宁回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基础上时，他已经获得了全部这些丰富的和矛盾的经验。
这个思想突破，这场理性的战斗，就是要打破僵化思想。考茨基的理解方式把一切都还原为这种僵化思想。1914年以前，列宁接受了一系列抽象：党、群众、革命，等等。除非是在用于俄国的情况下，他从未把这些抽象与革命群众的斗争对照起来。他最初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分析也是如此，他没有看到第二国际与这个阶段的联系，所以他的确分析失败了。现在他终于看到，变化了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劳动的组织也变化，因为靠资本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生活的劳动变化了。现在他对第二国际崩溃的客观原因作出了分析，对社会民主党使用“群众组织”这个术语提出了质疑。他不承认它是群众组织。
列宁在这里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的观点，与马克思同英国工联斗争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发生在更高即更复杂的历史阶段上。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在巴黎公社期间开始与第一国际分道扬镳。马克思指出，按照1871年9月20日关于工联问题的会议上作出的马林决议，“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穷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人参加工联。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20]
现在，列宁第一次“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分析。列宁第一次意识到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的层次中去。虽然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从1858年到1892年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斗争，但列宁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点的。列宁说，这种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层次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1]
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称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提出质疑后，列宁总结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回答：无产阶级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列宁的头脑在辩证地工作着，对这个问题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思考：一个是现实的层面；另一个是从现实层面中涌流出来的理想的层面。第二国际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证明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它远不是一个理想的组织，它已经变成了实现这种组织目的——即组织群众的革命活动——的敌人。毫无疑问，第二国际的腐败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揭示了它的客观基础即经济上的根源之后，列宁发现更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哲学考察，要在承认一切事物自身都包含矛盾这一点上更进一步，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对立面的统一不仅限于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如果两重性扩展到劳动本身，那就必须坦白地承认，劳动党本身是资产阶级的。这样就有必要在劳动自身的对立面之间一分为二。只有更深和更低的层次，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才能恢复劳动自身的革命本质。当群众最终摧毁了资产阶级劳动党时，他们就不仅仅是重新获得了他的自我活动。通过克服这个障碍，工人阶级最终将发现自己是不可自我分裂的。它的“认识”，它的意识，将与它的“存在”重新统一起来。它所创造的党，将不会逃避夺取政权。
仍然不清楚的是，自发的工人起义将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类型。列宁并没有想到过苏维埃。这时是1917年的1月。他早已与第二国际决裂了。他已经发出了成立新的第三国际的倡议。他也早已说过，结束战争的唯一出路，是变资本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时，帝国主义的屠杀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他不知道，在他有生之年能否看到革命，但他坚信年轻的一代是会看到的。他在1917年1月发表的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谈话，对象就是瑞士青年。但他所指出的这场革命的显著特征，是群众起义，而不是苏维埃。
紧接着，革命在2月（3月）爆发了。仅仅8天，延续了几个世纪并且经受住了1905年革命的专制统治就被推翻了。听到2月革命的消息后，列宁给党的其他领导人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显示出，他的思想仍然在旧范畴中操作。然而就在第二天，列宁终于恍然大悟，他看到了新的东西。俄国工人已经靠他们自己再次创造了苏维埃这个“特殊的组织”。此刻，苏维埃已经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席卷了整个俄国大地。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只有俄国工人还记着自己创造的这个组织形式。尽管沙皇已经被推翻，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但苏维埃仍然挑战性地屹立在那里。
这时，列宁终于充分地理解了苏维埃。他认识到自己以前从未真正看清苏维埃，没有看到它是代替巴黎公社的新形式，将会成为工人自己的国家。
在工人自发运动的巨浪推动下，列宁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工人的自发运动展现了恩格斯很久以前提到过的“潜伏的社会主义”。列宁在准备返回俄国时从流放地写给他的同志的信中说：“我担心目前这种‘单纯的’狂喜会在彼得堡成为一种流行病，使人们不去系统地为一个新型的党进行工作，这个党无论如何不应当像‘第二国际’。”“我们现在最直接的问题是组织，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来影响通常的组织，而是要吸引广大的群众，并且使军队、国家和国民经济问题都体现在这个组织之中。”[22]
后来成了著名的《四月提纲》的东西，这时已初具模型。从那以后，他开始了与考茨基的决裂，然后是与布哈林的决裂。最后是与他自己的过去决裂。矛盾存在于他自身之中。工人冲破了一切旧的束缚，正在创造一种千百人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列宁必须与一切阻挡人民争取最基本的自由、和平、面包、土地的浪潮的东西决裂。
列宁做的第一件事是废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旧口号。他说，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一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形势已经形成：一方面是仍在继续进行战争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要求和平的苏维埃本身。如果俄国群众的创造冲动没有创造出苏维埃的话，俄国革命将毫无希望。但现在，“千家万户都在期望社会主义”，一切政治都从此而生。只有苏维埃可以创造新秩序。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武装无产阶级，加强和扩展苏维埃的作用和权力：“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空话和谎言，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之类的政客们的自我欺骗。”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政府，而是临时政府必须支持工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他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和孟什维克一样，觉得他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回来似的。《真理报》发表他的《四月提纲》时，注明这是他的“个人”意见。
在其他人看来，列宁好像忘记了“党的作用”；而在列宁看来，先锋队政党现在之所以是先锋队，只是因为它在1917年4月代表了革命群众。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告诉党的其他领导人，告诉全党，他们的目的就反映革命群众的意志。当他动员全党为之努力奋斗时，基层党员表现得比他们的领导人要革命十倍，而党外的群众表现得比党员革命十倍。他告诉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果不把工人政权的问题提到议程上来，他就“到水兵们那里去”！“我不得不请求辞去我在中央委员会担任的职务，并保留我本人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23]但他最终并没有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因为党终于变成了“先锋队”，就是说，他们最终看到了，没有千百万人的自发的创造力，没有“作为理性的群众”（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他们获得政权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党除了是一群精英之外什么也不是。
他以现在所坚持的总体概念赢得了党的支持。经济、政治、哲学不是三个相互孤立的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把所有这些方面作为一个总体紧密地结合到现实阶级斗争中去，结合到群众自身的活动中去，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经济是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新的具体情况是“垄断已经演化成了国家垄断”。这意味着无计划性已经消失。然而，“纯粹的计划”是不存在的，现在必须与计划的阶级性质进行无情的斗争。他提出“工人监督”来与政府计划相对立。工人进行监督和计算，“决不能与受过科学教育的工程师、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没有工人监督的国有化毫无意义。“工人必须把官僚中心炮制出来的喧嚣的空话、许诺、宣言、计划统统抛在一边。这些官僚们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制造虚浮的计划、规定、法令和标准。打倒一切这类的谎言！打倒一切官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计划贩子的夸夸其谈，让它们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打倒这种陈陈相因的恶习！工人必须在事实上主宰由工人自己执掌的直接的控制机构。”
工人变成了列宁心目中一切的中心，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个中心。“我只寄希望于工人、士兵和农民，他们能比那些官员、警察们更好地处理增加食品生产和分配、为士兵提供给养等等十分困难的实际问题。”
列宁现在坐下来进行他的理论创造。正如他在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曾“体验”了《逻辑学》一样，现在，他又为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再创作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就是《国家与革命》。他以马克思的下述概念为基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以及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等等，“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24]列宁现在看到，他的时代的要求是粉碎官僚主义。国家的消亡没有其他途径。即使是工人的国家，如果不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变成结束一切阶级统治的基础，也不会消亡。这一点成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这是以真正的黑格尔—马克思方式对思想的重新组织。
在这本书中，列宁与考茨基的观点进行论点。他不仅是在反对工人事业的叛徒考茨基，而且是反对作为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考茨基。列宁指出，即使是在他最“革命”的著作《社会革命》和《夺取政权之路》中，考茨基也推演出“企业如果没有官僚组织就寸步难行”的观点，甚至说“如果没有党内和工联内的官僚”马克思主义者也寸步难行。
列宁现在说，“在资本家还没有被剥夺以前，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官吏，也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官僚主义化，这是官僚制度的本质”。在列宁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已被雇佣奴隶制弄得残缺不全。“正是因为如此，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们说这是官僚主义的本质。”达到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径是无产阶级民主，是压制官僚主义，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
因此，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全体人民的统治和主宰，以便使全体人民都变成‘官吏’”。公社式政府的本质是“人民大众将崛起而成为独立的参政者，不公是参与投票和选举，而且要参与日常事务的管理”。
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必须管理生产和国家。这是一个理想，它必定变成现实。
有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被自己的狭隘眼界限，得出结论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过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翻版。他们不可能懂得，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翻版《法兰西内战》就是一种创造行动。它意味着清算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关于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的歪曲，这种歪曲不是词句上的歪曲，而是对工人阶级运动与志向的歪曲。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相反，列宁把自己的理论重点放在全体人民上，即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官吏，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被剥削者，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列宁对未来的展望，也是他在实践上追求的目标，对列宁来说，人民群众不是达到某种目的（即社会主义）的手段。他们的自我活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使自我运动的观念更为突出，成为辩证法的内在核心。这也使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对立更加鲜明。因为，革命的核心哲学概念不是对过去革命的“研究”，而是对正在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准备。当列宁写到关于俄国的那一节时，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国家与革命》的手稿中写道：“这样被打断，只能令人感到高兴。”而且，在领导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在1918年1月24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制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工人监督制普及到整个俄国，还需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当时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25]
现在，最伟大的检验已近在眉睫，这就是实践。
[12]转引自列宁的《怎么办？》，不幸的是，这本小册子至今仍然是他是广为人知的关于“先锋队政党”的著作。这部书有数不清的版本，作为小册子发行，也被收入《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中。
[13]参见《列宁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2部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第3卷，第5部分“1905—1907年革命时期的党”；第4卷，第2部分“求生存的时期（1912—1914）”。从列宁关于“组织问题”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关于组织生活的概念的核心是一种思想组织，而正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生活概念的核心则是另一种思想组织。因此，正统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上表现出彻底的拉萨尔主义特征就不是偶然的了。
[14]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第37页。
[15]早在1903年，列宁就抛弃了“先锋队”的某些内涵。在1903年党代表大会8月4日会议上，列宁指出：“现在我来谈谈我的小册子《怎么办？》里面有处引起了争论的地方，有人在这里已经做了许多解释。……显然，这里是把重大理论问题的原则方针（拟定思想体系）同反经济主义的偶然事件混淆起来了。而且这种偶然事件也转述得很不正确。……大家都知道，经济主义者把棍子朝一个方向弄弯了，要把棍子重新弄直，必须把它弯向相反的方向，我就是这么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将永远不屈不挠地把任何机会主义弄弯了的棍子弄直，所以我们的棍子永远是最直的和在行动中最适用的。”（《列宁全集》第6卷，第443—445页）
[16]这种倾向主张进行“合法”活动，就是说，只在沙皇专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并主张“取消”地下组织。
[17]《列宁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500页。
[18]《列宁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40页。
[19]参见《小逻辑》（中文版）第295—296页。
[20]《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94页。
[21]《列宁选集》（英文版）第11卷，“第二国际的破产”
[22]《列宁选集》（英文版）第6卷，第292页。
[23]《列宁选集》（英文版）第6卷，第232页。
[24]《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页。
[25]《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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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列宁思想的突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四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马克思主义的大分裂
第十章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列宁思想的突破
·一、列宁与辩证法：行动着的精神
·二、爱尔兰革命和历史辩证法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人们普遍抱有乐观主义的情绪。但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中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彻底地震撼了整个世界。这场战争导致了第二国际这个世界性社会主义组织的崩溃。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德皇参战。这件事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地出乎意料，以至于列宁曾经认为公布这一事实的“声明”是德国皇室伪造的。当事情被证实是真的时，列宁感到他所立足的理论基础，他一向以为坚不可摧的基础，在脚下崩塌了。
在1914年8月之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物质条件为新社会的创造准备基础；物质条件越是进步，无产阶级就越有充分的准备夺取政权。但现在，还是这些劳动群众的党，而且是在最先进的国家，技术高度发展，无产阶级的高度地组织起来，却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把工人群众推向国家疆界之外去互相屠杀。德国只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个，不久欧洲交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纷纷效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组织，也不是离经叛道的改良主义组织。相反，它是一个自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的立场是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战争一爆发，他们立刻成了毁灭大动员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背叛了。不错。但背叛不是简单的“出卖”。这种总体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客观原因是什么？事实无可挽回，完全出乎意料，又是无可辩驳的。面对革命运动内部反革命的出现，列宁在寻找一种哲学，以便重建自己的理性。
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逻辑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大分裂的哲学基础。[1]列宁的《哲学笔记》显示出，他对自己关于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力量与人的主观力量之间、科学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了何等彻底的重新组织。
一、列宁与辩证法：行动着的精神
一切革命，不管是科学中的还是历史中的革命，只能是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为了理解和把握自身，为了占有自身，此刻已改变了其范畴，把自身统一于一个更真实、更深刻、更内在的自身关系之中。
——黑格尔
列宁的妻子和亲密合作者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列宁是为了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作《论马克思》一文而开始研究黑格尔的。从此以后，他便把哲学问题放在了首位。这一点可以从《论马克思》一文的第一节中看出来。克鲁斯卡娅补充说，“这不是表述马克思学说的常规方式”。
一点也不错。人们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通俗读物”。但列宁的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第一次指出哲学研究的首要意义。毫无疑问，列宁一翻开《逻辑学》，就抓住了辩证法的重要性，就抓住了思想的运动：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一切‘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2]
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可以看出，刚开始研究黑格尔时，他仍觉得应该强调自己是在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并继续前进得出新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它。但是到了他的黑格尔研究结束的时候，他写道：
“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不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是辩证的唯心主义；不是愚蠢的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静止的唯物主义。”［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5页］
列宁所特有的精确性，使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时候他第一次充分地掌握了辩证法。他写作《论马克思》是在1914年7月至11月之间。这个期间他开始研究《大逻辑》。1915年1月4日，把《论马克思》一文寄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出版社之后，他在信中写道：“顺便请问一下：辩证法一节是否还来得及再作若干修改？也许您会费神告诉我：什么时候付排，提出修改的日期最迟在什么时间？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我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作一些补充。”［《列宁全集》第36卷，313页］
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读到“观念论”中的“论主观性”那部分。《哲学笔记》上记录了日期，1914年12月7日。在关于“三段论”的第一节中，黑格尔摧毁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对立。就是在这里，列宁写下了上述的警句，它显示出列宁与自己的哲学过去的决裂是多么具有决定性。
在此之前，对列宁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人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是内部辩论的一个参照点。如果一个论辩对手表述晦涩，他就会被谴责为辩证法的诡辩论，人们就提醒他，马克思早已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理论家，都通过引证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进行论战。大家一致认为，黑格尔代表着发展和革命，而不是停止和进化。矛盾被看做是并列存在的两个单元。而关于对立的概念，没有超过康德的二元论。他们似乎全然不知黑格尔已经通过下述的概念摧毁了康德的二元论：任何单一的事物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因此，一切运动都是自我运动。
通过与这种哲学的过去决裂，列宁现在大胆地前进，对辩证法的本质进行总结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不过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92页］
这时，他第一次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感到不满意。这是一部被广泛接受了的、研究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著作。列宁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分析。他写了许多本笔记，有693页之多。这些笔记是他为后来以《帝国主义论》为题发表的小册子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准备性的笔记中看到，在具体的经济研究中，列宁紧紧抓住了辩证法。发表出来的《帝国主义论》是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法在经济学上的说明。
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们仅仅把卡特尔和托拉斯看做是大规模生产的某种“形式”，看做是资本主义连续发展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似乎是在“组织着经济”，这使工人“接管”经济变得更加容易。好像问题不过是一批办公人员接替另一批办公人员。然而现在列宁已不再把垄断看做是连续发展的一部分了，而是看做通过矛盾，通过向对立面转化的发展。
竞争转化为它的反面，即转化为垄断。但垄断并没有超越竞争，它与竞争并存。垄断使矛盾成倍扩大，加深了危机。帝国主义不是产生于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本质特性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正如竞争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垄断一样，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工人贵族。他们是第二国际的堡垒。这就是第二国际崩溃的原因。
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紧接着《哲学笔记》的写作之后进行的。离开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它。当列宁看到革命运动内部出现了反革命时，他立即感到必须与自己原来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系的观念决裂。甚至可以说，《哲学笔记》的核心思想就是恢复唯心主义的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而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者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经为庸俗唯物主义大开绿灯。[3]那本书对俄国的某种特殊目的可能是必要的，但仅仅对俄国是这样，因为只有俄国才如此落后，以至在1908年仍然需要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教权主义斗争。现在他把自己包括在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内，他们“更多地是以费尔巴哈的方式来批判康德，而不是以黑格尔的方式来批判”。关于他一向敬重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写了将近1000页（贝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基本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却从未提到过《大逻辑》，从未提到过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的本质的辩证法本身），零！！”
他对自己也毫不宽容，一点情面也不留，甚至包括在经济领域：
“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就不可能完全掌握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
在1914年以前，列宁对《资本论》和哲学持有一种观点。战争和第二国际的崩溃使他转向了辩证法，并改变了他的观点。但是，当他面对这两个事件时，头脑并不是一片空白。他一直是一个实践着的俄国革命者，他那个落后国家的矛盾的尖锐性影响和造就了他。在所有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中，列宁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做的研究是最深刻的。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对行动的辩证法的把握，即对“作为理性的群众”的把握，也是最深刻的。无论列宁居住在什么地方，他都是生活在俄国。他是一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第二国际的崩溃是毫无准备的。但经过在现实中和哲学上面对这个事件，他在政治上变得比以前更加毫不妥协。这不是一种“情绪”。他的态度不仅是反对那些背叛者。第二国际的崩溃意味着以前所有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破产，即全部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
二、爱尔兰革命和历史辩证法
从《哲学笔记》开始，一直到列宁逝世，他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不是充满着辩证法。从《资本主义论》到《国际的分裂》，从《论民族问题》到《国际与革命》，从著名的《关于工会问题的论战》到他的《遗嘱》，这一点构成了他所有著中的偏激和低沉的基调。他在《遗嘱》中说，他认为布哈林从未真正掌握辩证法，因此，不能认为他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巨大的分裂。这一分裂在第二国际和后来变成了新的第三国际的倾向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分裂并没有就此完结。恰恰相反，新的哲学基础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内部下一次分裂的萌芽。因为这是一场理性的战斗，如果谁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方法，那么可以肯定，在下一次大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就会崩溃。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绝好的例子，这就是可能变成俄国革命的领袖的尼古拉·布哈林。问题出在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突然发现自己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是孤立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布尔什维克内部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民族的自由。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列宁看到这个问题的新紧迫性，而布哈林则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他写道：“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吸收小国的时代……因此，不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并因此而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反抗民族奴役的。任何背离这一路线的倾向，任何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内对‘民族解放’使命的局部超前，都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力量从对这个问题的现实解决方案上转移开……‘自决’的口号首先是空想的和有害的……作为一个口号它传播幻想。”[4]而且，他还对群众进行责备：“第二国际的崩溃被承认是一个事实。但领袖们的背叛不如群众的沙文主义行为能更好地解释这个崩溃。”[5]
列宁认为这简直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列宁说，很显然，布哈林已经让战争“压制”了他的思想。“这种蔑视民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态度，是战争对人类理性的压抑或压迫的形式之一。”[6]
列宁对布哈林的副主任手皮达科夫也进行了同样严厉的抨击：“他的所有严重的逻辑错误的真正根源是他的思想已被战争压制了，而且由于这种压制，马克思主义对民主问题的一般立场也被从根本上歪曲了。”[7]
列宁继续指出，诚然，“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已经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幻想”。但是，“与此同时又在群众中造成了各种民主的倾向……”[8]布哈林和皮达科夫把帝国主义的存在和民主的不存在对峙起来。列宁则强调帝国主义和群众中的民主倾向同时存在。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的群众行动起来。由于用于军需而造成的食物短缺、强征爱尔兰人到英军中服役的威胁、沉重的赋税、数千人在“保卫帝国法案”下被投入监狱，所有这些把爱尔兰人民的愤怒激发到了迸发的程度。
起义是从在都柏林的纳尔逊圆柱下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开始的。爱尔兰人志愿军特遣队在整个都柏林夺占了重要位置：邮政总局、圣斯蒂芬公园、四大法庭、各处的桥梁、一些屋顶制高点，等等。爱尔兰志愿军是在1913年受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罢工的影响组织起来的，又由市民军的加入而得到了加强。后者是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詹姆斯·P.康诺利创建的。
在雅格布工厂，整个地区手无寸铁的贫苦工人用自己的肉体在工厂周围筑起了一道人墙，保卫他们的谋生手段不被英军毁灭。
妇女和姑娘们为街垒中的战士运送食品和弹药，与男人们并肩战斗，在起义的据点之间传送情报。到处可以看到少女们组成的库曼娜班和男少年们组成的侦察班（由马基维茨伯爵夫人组织），参加战斗，传递情报。
工人、知识分子、牧师、小店主和手工业者，都决意要把自己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有位名叫毛利思·乔伊的记者写道：“这里知识领域的界限消失了，诗人写无线电报稿，而无线电报务员则写戏剧。在他们中间谁也不是外行。”
第一天，英国人被爱尔兰人的行动和成功惊呆了。在这些事件中，爱尔兰人的行动是无可挑剔的，致使最敌视他们的英格兰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没有劫掠，没有残酷行为。俘虏受到了与街垒中战斗的人同样的待遇。
人们的口号是：“宁肯战斗失败，决不任人欺辱”。
这次起义不仅是对大英帝国的沉重的一击，而且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讯息：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是一种物质力量。起义者们一直战斗到被切断了一切支援，打完最后一粒子弹。起义点起了一支火炬，这支火炬将一直燃烧下去，直到最终赢得独立。
列宁为起义欢呼，并把它看做自己的命题的现实验证。在总结关于自决权的讨论时，他总结说[9]：“弱小民族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因素没有多大力量，但它们起着一种酵素和菌种的作用，帮助反对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走向舞台，即帮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走上舞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就可以产生社会革命，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10]
布哈林完全看不到，理论的论战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本身是存亡攸关的。布哈林试图勾画某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总体图景，而列宁则在寻求某种能决定最终结局的新开端。列宁在两个方面找到了这种开端：（1）民族集团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2）工人阶级的分化本身。列宁决不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是“沙文主义”的阶级，他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的更低更深的层次，期望从他们中间释放出千百万人的创造力。
如果可以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列宁对布哈林所说的话的意思是，布哈林看不到在大危机中出现的新“主体”，所以突然地奔向“绝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脚踏实地地经历现实地发展着的革命在分娩时的阵痛，不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历史之中。很久以前，马克思就曾严厉批评“抽象的唯物主义者”看不见“历史过程”。现在，列宁对“经济主义”已经不能容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民族自决的逻辑都显示出，正因为存在不断发展的“国际化”，即帝国主义压迫，所以就必然有反抗。列宁要求布哈林，在解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时，不要迷恋“因果性”，而应着眼于自由与主体性“概念”的真正所在，即着眼于群众的自由创造力。
因此，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大分裂，不仅是与叛徒决裂，而且是与那些在思想上接近辩证法但却从未真正达到辩证法，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决裂。革命的辩证法（即群众革命活动与特殊经济时期的最紧密的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极轻微的脱钩，最终预示了资产阶级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布哈林只在理论上提出的东西，被冷酷无情的斯大林付诸实现。在讨论斯大林时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列宁下面这段话是多么具有预见性：“巩固反抗国际化的西方（它保卫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力量是一回事，……而我们自己陷入某种与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式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11]
这段话对于今日的俄国仍然是最切中要害的评论。
[1]我们必须记住，列宁并不知道大部分马克思早期哲学论文。直到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把这些档案从第二国际买来，这些文稿才得以出版。列宁向哲学基础的复归是通过独立研读黑格尔实现的。
[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17页。
[3]在俄国，列宁的著作中最受重视的恰恰是这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它在俄国发行的版本不计其数，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版本通常以十分粗率的方式把列宁的哲学与辩证法联系起来，即把从《哲学笔记》中选摘的两页内容收录在这本书中，仿佛这些内容与论唯物主义的著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没有一个学者对《哲学笔记》中的思想作过任何发挥。俄国人认为昂格鲁—萨克逊传统具有一种落后性，所以他们从未把《哲学笔记》译成英文出版。《哲学笔记》的第一个英译本是本书的附录B。
[4]转引自O.H.甘金和H.H.费舍尔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战争》，第219页
[5]同上书，第222页。
[6]同上书，第223页。
[7]同上书，第225页。
[8]同上书，第226页。在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点更加正确。
[9]“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收录在《列宁全集》第22卷中，其中包括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好的材料。
[10]《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50页。
[11]转引自托洛茨基《苏联的建立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藏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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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二国际（1889—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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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二国际（1889—1914）
·一、第二国际的成就：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二、第二国际没落的开始：工人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三、第二国际的终结：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和无产阶级的分化
康德的结论成了这些哲学的直接开端，而由这些结论所导出并作为哲学认识的在先说明却被预先切除了。这样，康德哲学变成了理智惰性的一只枕头，理智的惰性可以自我抚慰，因为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明，而且已经完成了。
——黑格尔《逻辑学》[98]
巴黎公社失败不久，第一国际就死亡了。在随后到来的“大萧条”的那些年月，似乎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都横遭厄运。例如在美国，1873年的严重的危机标志着“八小时工作制集团”的崩溃。然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工人阶级又开始有组织地在经济和政治两条战线上行动。1888年12月，美国劳联决定发动一次战役，于1890年5月1日在全国举行全面罢工。当时的计划是在单一的一个行业里进行罢工，而其他行业的工人对它们给予经济上的支持，直到罢工胜利。每个行业将轮流罢工，直至八小时工作制在所有行业都取得胜利。他们向国外派出代表，努力使这个战役成为一种国际斗争。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美国开端。但这个事实被人们遗忘了。[99]其原因不仅在于后来美国劳联鼓吹“商业工联主义”，而不主张国际阶级斗争。1905年，极具战斗力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立，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注意。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美国。俄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坚决贯彻第二国际的纲领，也同样只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政党。当有千百人参加的伟大的1905年革命爆发时，第二国际的议事日程上并没有它的位置。因为它发生在两次国际代表大会之间。一句话，第二国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西欧组织。它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而这个党从规模上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工人群众的政治组织。
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14日成立。这一天是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100年前的这一天开始了伟大的法国革命。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第二国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而备受尊敬，并代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面对西方文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它却突然地崩溃了。这与它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真正本质恰恰相反。
它投票赞成战争，无疑是从原来的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立场来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而且，第二国际的分裂也是各种强大的客观力量的逻辑结果。
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系统研究中，列宁以其深刻的洞见探讨了双重的向对立面转化：一方面是竞争向垄断的转化；另一方向是工人阶级的某个阶层向被帝国主义超额利润俘虏了的劳动贵族转化。[100]我们将在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大分裂”中研究这个问题。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崩溃之前很久，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逐渐地被毒化，但至今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此仍毫无认识。卡尔·考茨基在还是“革命理论家”时写的那些著作，被所谓的革命理论家当作教科书，而且今天的改良主义者仍是如此。把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表述为似乎是某种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不考虑研究的过程，不考虑理论与历史、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这种方法至今仍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翼中有很大影响。[101]然而，如果没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就毫无意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死记硬背已经成了“理智惰性的一只枕头”。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身上，理智的惰性是最沉重的一个环节。这个链条决不会在改良主义者和叛徒身上结束。因此，现在是到了追根寻源的时候了，尽管我们的“组织问题插述”无疑是非常粗略的。
第二国际建立时，恩格斯仍然健在。恩格斯在第二国际建立就预言了它的终结。“你（指考茨基）把抽象的政治问题推到前台，因此就掩盖了最直接的具体问题，掩盖了被最伟大的事件和最初的政治危机本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102]爱尔福特纲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如此。恩格斯在与考茨基的通信中谈到过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爱尔福特纲领》，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切中要害。在批判考茨基把无计划性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时，恩格斯指出，“如果对垄断着整个工业的各个部门的托拉斯加以考察，我们就会看到，不仅私人的生产消失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消失了。”这正是始终支配着第二国际（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的理论的致命伤。恩格斯当时只能是对它进行批判，并等待事件的发生来证实他的批判。而且，当时活跃在现实舞台上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既有工联组织，也有政治组织。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第二国际的成就：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大的政党，不管是人数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如此。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群众组织。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5年，是由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合并而成的。[103]卡尔·考茨基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理论家。1887年，即第二国际建立之前两年，卡尔·考茨基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成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样板。马克思的“经济原理”被归结为一些缺乏基础哲学概念的教义问答，而填补空白的是关于“辩证法”的十足的空谈。第二国际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享有特权的继承人。他们一直没有发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化的工作，成了所有对贫民窟、青少年犯罪和其他“资本主义罪恶”批判的基础。1892年，考茨基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而这个纲领又成了所有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典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最重要的字眼都是组织，组织，组织。这个字眼始终是在直接要求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相区别的领域中徘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可以等待。而且，他们还鼓吹“实际的”斗争，宣扬在实际斗争中最终目标达成的表面成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存在的20年中，他们不得不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的恶劣条件下工作。他们的会议和出版物遭到禁止。他们的领袖遭到驱逐和监禁。他们的著作不得不在国外出版，然后再偷运进德国。俾斯麦试图通过老年保险和伤病保险等福利国家措施，与社会主义运动争夺工人。然而，工人却决意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组织，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他们为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而斗争，为普遍教育和言论自由而斗争。尽管遭到各种迫害，这些组织仍在不断地发展。1890年，反社会主义法被废止，铁血宰相不得不辞职。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了1427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数的20%。1903年，德国民众把25%的选票投给了社会主义者，并把81名社会民主党代表选进了议会。到了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1百万名党员，此外还有3百万名工会会员在党的控制之下。
这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不仅表现在它的群众政党和工会组织方面，而且表现在青年和妇女等合作组织中。他们出版了大量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小册子。他们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甚至有“社会主义的”出生、结婚、安葬等仪式，并且还举办有组织的体育、旅游和娱乐活动。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的组织起来的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战争成为不可能，并且可以保证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的管理者们正在错误地管理着生产力，实行殖民主义，以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人民的负担。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当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自动地”崩溃时，他们的领导干部有能力取代这些管理者。这种对组织力量的信念，即相信它可以“自动地”保证世界不发生战争，不仅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例如，英国独立劳动党的缔造者、在所有关于军国主义的讨论会上代表左翼的凯尔·哈迪说：“英国煤矿工人的一次罢工就足以阻止任何战争行动。”奥地利人阿德勒说，“战争的罪恶”将会“自动地”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在第二国际语汇中，没有什么词比“不可避免地”和“自动地”这两个词更流行的了。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组织，组织，组织。
这样，“无组织”就变成了包含着最大轻蔑的词。有项德国的研究指出，“无组织的工人变成了低等人”[104]。
垄断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他们不仅对小规模的企业表示轻蔑，而且对大量的农民群众表示轻蔑；不仅对手工业工人表示轻蔑，而且对大量无组织的工人群众表示轻蔑。即使被正式地加以批判的“殖民主义”，也没有像“无组织”的人和事那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厌恶。他们的观念似乎是这样的：工联在经济领域中组织工人，政党在政治领域组织工人，青年也在反对军国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105]然后，当他们赢得了足够多的选票时，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1907年，在国际大会对卢森堡—列宁提出的反战修正案进行表决时，第二国际正处在发展的最高点。然而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个最高点上第二国际的没落已经开始。这次大会是1905年俄国革命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然而，这个伟大的事件根本没有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更不可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
革命的左翼（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把这个伟大事件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他们却没有要求大会这样做。当俄国工人阶级“惊天动地”时，第二国际在召开会议，而它的西欧性却未受到任何挑战。没有人要求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没有人对德国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也有一些根本的分歧。[106]然而他们没有在自己与其他政治倾向之间划出鲜明界限，并不能归咎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对自己与第二国际的观点的分歧，远没有对与它们的一致认识得清楚。
1905年革命的精神，只是作为俄日战争带来的超常发展而受到大会的注意。卢森堡和列宁提出了一项反战修正案，主要意思是：（1）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任何手段防止战争；（2）在战争出现的情况下，他们“要进行干预，以便立即结束战争，并且要尽量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政治危机，发动最底层的人民，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灭亡”。这项提案十分笼统，因此得到了一致通过。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能不把工人阶级起义的特殊阶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联系起来。在俄国革命中，诞生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新的工人组织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如果这样一种新现象甚至没被提上议事日程，那只能证明一件事，即理论家不是从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底层吸取新的冲动。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整个理论概念都是从无产阶级这个活水源头涌流出来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的具体斗争，造成了马克思理论概念的突破。不是知识分子制造出“观念”，而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工人的行动创造了条件，使马克思能够提出理论。但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样的结果没有出现。1905年革命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起到1861—1871年革命对马克思的理论所起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已经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尽管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的继承者，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组织。
二、第二国际没落的开始：工人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俄国第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似乎是在伊万诺夫—沃森斯克（莫斯科以南200英里的大纺织中心）5月总罢工期间出现的。苏维埃由工人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来自所有产业类别的各个工厂和各种非正式团体。社会主义者的地下组织没有对它引起注意。托洛茨基当时在芬兰。此后不久他领导了最著名的苏维埃组织，即圣彼得堡苏维埃。但他当时正在忙于研究俄国革命可能的新发展，以及他的不断革命论。后来他对不断革命论做了发挥，并为他此后惊人的活动铺平了道路。但是苏维埃这种崭新的工人统治形式，并没有对这一理论的结果产生影响。
6月，哥萨克在波兰的罗兹纵火烧毁了一个工人管理机关，并镇压了一起筹划中的暴动，大罢工扩展到了奥得萨省，波将金号军舰上的水手也发动了兵变。8月，华沙爆发了全面罢工，政府在这个地区实施了戒严。在同一个月里，莫斯科发生了印刷工人的罢工，并且扩展到铁路和邮局的工人。在10月以前，罢工扩展到圣彼得堡，并在那里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指导和协调各地的罢工。托洛茨基领导的就是这个苏维埃。但托洛茨基只是加入了苏维埃，而不是创造了苏维埃。苏维埃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他们在寻找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以便进行合作。
罢工是从印刷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始的，并迅速蔓延开来。苏维埃的核心是由50个印刷厂选出的代表组织的一个委员会。不久其他一些工人组织也加入进来。这是迄今为止被剥夺了权利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选举组织，而且它立即建立起了权威，把几百年的沙皇统治推翻了。事实上，沙皇当时曾认真地考虑过流亡的问题。这个新的委员会的权力、权威和政治性质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代表代表着20多万工人。这就是说，首都的工人的50%参加了选举。经过进一步的选举，代表人数增加到560人，苏维埃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消息报》。
工人们要求宪法保证的自由，并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毫无疑问，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而且它出现在比巴黎公社更大的历史尺度上。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它是1917年革命的预演。它被看作是工会联合的一种形式。
全面罢工在10月达到了顶峰。基本口号是八小时工作日和召开制宪大会。水兵也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喀琅施塔特发生了叛乱。10月17日，沙皇在受到极大震动之后发表了一篇宣言，许诺制定宪法、实施公民自由和普遍选举权。但是，当开明的总理维特伯爵起草这份宣言时，特烈波夫将军却下令警察“不要吝惜子弹”。就是在这一时刻，托洛茨基向群众呼吁：“公民们，现在我们要把脚踏在统治集团的脖子上。他们许诺了一个自由……可是许诺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
工人通过苏维埃确实实现了出版自由，他们征用印刷所印制自己的报纸，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报纸。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他们似乎就是一个替代的政府。他们颁发各种执照，使必不可少的工作得以完成，连署民事法令，维持自身的纪律。苏维埃要求工人们在自己管理的工厂中实施八小时工作日。苏维埃的力量强大，成功地阻止了对喀琅施塔特叛乱领导者的处决，而且在此之前，还保证了对许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的大赦。一直到10月中旬，当局才敢反击，逮捕了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执行委员。
圣彼得堡苏维埃存在了50天。在这50天里，它（1）指挥了全面的政治罢工；（2）宣布了出版自由；（3）宣布了八小时工作日，号召工人拒绝在八小时之外工作，以确立这个制度；（4）组织了11月的罢工，保卫被逮捕的喀琅施塔特水兵和波兰的革命者（波兰实施了戒严）；（5）坚持创建工会，组织和帮助失业的工人；（6）发布了财政宣言，其中号召人民拒绝纳税；（7）呼吁召开制宪大会和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并且主张建立民兵，废除常备军。被压迫的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加入到了革命的大潮中。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和文明。它遭到了残暴野蛮的镇压，是因为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如此深刻地捣毁了万恶的沙皇统治的基础。实际上，12月中旬圣彼得堡苏维埃成员被逮捕的时候，莫斯科苏维埃达到了第一个巅峰时期。它号召全面罢工，号召社会主义者[107]把这个罢工变成起义的现实开端。他们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在革命遭到血腥镇压之前，革命者曾控制了莫斯科全城。
现在有一些庸人煞费苦心地解释“苏维埃”、“委员会”这些词的含义，然后得出结论说，“如果”俄国工人有工会（例如某种劳工行业委员会）的话，“苏维埃”一词就决不会被赋予所有那些政治的和革命的暗示。这些人只是忘记了一件事，忘记了一些棘手的事实：（1）没有任何“先锋队组织”“发明”这些委员会，或者用革命的术语来修饰它们。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地下组织也心得目瞪口呆。布尔什维克曾经怀疑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敌人。（2）这些委员会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没有人告诉工人去建立这些组织。谁也没见过它们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更早加入这些委员会，但他们加入的是无产阶级已经自发地创造出来的组织。（3）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劳工行业委员会的一个“名称”，虽然它们是由于协调遍布俄国各地的罢工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些罢工正指向结束俄日战争。革命的“术语”表达了本质的革命内容。苏维埃不仅敢于向沙皇专制挑战，而且敢于以事实上的替代政府的身份活动。几年以后，列宁对苏维埃的意义作出了总结：
“这些组织都是人民中的革命阶层创造的，没有法律、没有标准，以革命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是人民天生的首创性的产物。这种创造性挣脱了或正在挣脱旧警察的镣铐。尽管这些组织的构成和动作方法上带有原始性、自发性、不正规性和散漫性的特点，但它们却是真正的政权组织。”[108]
“当‘普通人’的直接政治辞去取代了官僚和‘雇佣文人’们为国会议案的无休止争吵时，当‘普通人’以自己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摧毁了各种压迫人民的机关并掌握了政权时，当他们开始自己评估形形色色的掠夺者的财产时，一句话，正当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意识和理性觉醒之时，他们（庸人们）却大叫理性和意识消失了。”[109]
但是，“千万被压迫人民的意识与理性”，不仅在任何庸人的理论中找不到，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也无计可循。
1905年革命的不幸在于它发生在两次国际大会之间。“因此”它不宜被列入1907年大会的议事日程。没有人对苏维埃现象作出认真的思考。卢森堡谈到过全面罢工，并试图对这个现象作出理论解释。而列宁所作的不过是与卢森堡一起提出反战议案的修正案。
革命理论是一件艰巨的使命。它不是从善良的愿望中产生的。除了起义的无产阶级之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源泉。起义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中保持着自身革命本质的最深和最底下的层次。马克思对拉萨尔说，“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理论家如果不把这个概念铭心刻骨，就注定要被激进知识分子提出的“方案”所吸引，而这种方案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方案。拉萨尔满足于比这个概念低得多的思想。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最后一个。第二国际由于没有接受俄国工人阶级起义的新冲动的洗礼，就必然会向来自相反势力（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敞开大门。1907年的情况是如此，1914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仅第二国际的背叛能证明这一点，而且革命者布哈林的言行也证明了这一点。布哈林为这次背叛而责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他的这种态度预示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革命之后1917—1923年官僚主义发展。列宁死后的一个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竭力要在工人国家与国有化资产之间人为地建立同一性，而这是与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相冲突的。抽象始终是极左分子的庇护所，就像它是唯心主义者的庇护所一样。结果，他们不能透视行动中的辩证法，而只能在思想中透视辩证法。这些理论家也创造了一些“新观念”，但这些新观念出自他们的头脑，而完全脱离了客观的运动与主观的无产阶级觉悟的辩证法（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三、第二国际的终结：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和无产阶级的分化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是以第一个十亿美元的大托拉斯（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出现为标志的。蒸汽时代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钢铁时代。重工业远远超过了轻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卡特尔和托拉斯。自由竞争转换为它的反面——垄断。与卡特尔和托拉斯相伴随，帝国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与资本主义超额利润相随而至的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分化，一面是工人贵族（技术工人），另一面是收入极低的无组织的工人群众。
第二国际完全脱离了1905年兴起的那些新冲动——不仅指俄国革命，而且是世界产联，不仅是那些“先进”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非洲，以及祖鲁人的暴动。这样，第二国际除了与工人贵族的冲动相协调外，还能与什么人的冲动相协调呢？
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美国劳联迅速地从一个战斗组织转化为十足的“商业工联主义”组织。但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德国工联身上时，所有的人，包括列宁，都被迷惑了。因为所有的宣言和通告都是以有力的“传统”语言表述的。实际上，“制定路线”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工人贵族。这种路线得到了彻头彻尾的贯彻执行。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只有工人贵族具有客观的基础。工人阶级的上层开始与德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有了利害关系。
马克思谈到过英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并谈到走向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层次的必要性。但第二国际领袖们却说，“既然”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那么”每个国家就只能有一个社会民主党。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伯恩施坦却说，“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政党）就是一切，而“社会主义什么也不是”。
这是极端露骨的“修正主义”口号。然而，这句话不仅表述了占少数的修正主义者的特征，而且表述了占多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右派的界限从来没有像同极左派的界限那样鲜明。1896年，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但是修正主义者不仅没有被开除，而且对他们的“指责”也无关痛痒，因为他们始终保留着有权威的领导地位。他们败坏了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110]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分析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但他只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力量的一个公开样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资本主义环境时，这股力量腐化了党的内核。不仅是伯恩施坦，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写作“纯”理论的考茨基，到进行具体研究（金融资本）的希法亭，所表述的恰恰都是工人阶级中的这种新的分化。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很难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这两本书都是学究式的，充满了统计数据。霍布森的著作写于1902年，是这个领域的开拓性著作。而希法亭的书写于1910年，是一部补充性的著作，加上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结论。希法亭的书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这两本书中，无产阶级都不过是惰性的大众。实际上，希法亭的书把垄断控制描述得似乎是克服了无政府主义，而不是加深了“控制”与“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他的理论观念表述的是平稳润滑的事件机制，而矛盾则被消除了。他论证说，由于垄断资本为国内市场带来了“秩序”，所以工人将“接管”这个秩序，并在国际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中建立秩序。
事实上，一切都将组织起来。工会将管理工业，而政党则接管国家机器。关于打破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机器链条的意识已经荡然无存，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和组织成统治阶级的工人（意味着由人自己彻底重组他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观念也已消失殆尽。这后面隐含的假设似乎是，统治干部（即劳动组织者）将代替金融寡头，并在国际规模上做资产阶级在民族水平上所做的事情。
在他们描绘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没有“大战”的图景中，缺少的是关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和沸腾的巴尔干大锅等等“小事件”的辩证法。他们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内在必然性和驱动力，以及西方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崩溃视而不见。
事情也只能是如此。因为在“托拉斯化”的“生产社会化”概念中，看不到工人被肢解为机器的齿轮，看不到资本主义进步现实过程的非人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变成了“进步的资本主义”机体的一部分，并必将与它一起走向没落。
[98]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中文版，上卷，第46页，脚注。
[99]见G.D.H.科利：“……曾经为第二国际铺平道路的早期国际代表大会多半被人们遗忘了。而且，整个运动在早期阶段上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斗争的联系，以及与美国工人在这方面的首创性的联系也被遗忘了。……最后采用的实际方案是：‘基于美国劳工联合会1888年12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代表大会，已拟定了一份要在1890年5月1日发表的相似的宣言，这个日期就被采用为国际的宣言发表日。’”（TheSecondInternational,p.9）
[100]参见列宁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通俗的纲要）》和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
[101]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它的反面的人，而是指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激进团体。
[102]不仅恩格斯1891年的批评拖到1901年才发表，而且即使在它发表后，在当时的革命者思想中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第二国际崩溃之后，列宁才“重新发现”了这个批判。
[103]马克思对作为合并基础的纲领持最强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马克思曾打算公开地与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脱离关系。但后来他仅限于在基本理论上作出严厉的批判，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直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召开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时，由于恩格斯的坚持才发表出来。
[104]见卢斯•费舍尔的《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RuthFisher,StanlinandGermanCommunism).
[105]后面这条原则被极大地削弱了。当青年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写了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并因此而被判了十八个月的徒刑时，党立即否定了这本小册子，李卜克内西的领导地位被取代，青年也被置于党的严格纪律之下。这是在1907年。我们在讨论1905年革命时将会看到，党的退化从此已开始。
[106]托洛茨基当时正在狱中，但他发表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关于苏维埃历史的著作。
[107]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与各社会主义政党都进行了密切合作，尽管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对苏维埃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现在，俄国已发表了四卷1905年革命的原始文件。
[108]《列宁选集》（英文版）第7卷，第251页。
[109]《列宁选集》（英文版）第7卷，第261页。
[110]党的腐化的可能，在走廊浅谈中就已开始出现。例如一位“革命派”领袖对伯恩施坦说：“你们所夸夸其谈的东西，应该是做的，而不是说的。”那么试图在列宁主义中挖掘斯大林主义根子的人们，如果真的抱着客观的态度，应该能够发现，第二国际关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圣旨，是一党制国家概念的总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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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逻辑和规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八章《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逻辑和规模[65]
·一、社会生产的两个出发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二、表象与实在
·三、资本主义的崩溃：危机、人类自由和《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组织问题的插述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其本质完全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了多余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种理论，它自己总是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摇摆。第一种理论认为：生产为自己创造市场；第二种理论认为：工人不可能“买回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这两种理论辩证地结合起来。根本的问题仍在于生产力并不能为自己创造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消费不足的存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人们忽视了消费的限度。
《资本论》第二卷的主题是流通过程。它展示出，“剩余价值的实现”（即“出售”）是不成问题的。这一点是这一卷的突出特点。前面两部分处理资本的转换与流动，其要点在于流通过程的一切连续性都与再生产领域有关。因此，尽管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市场，但问题的本质始终是再生产。
马克思说，再生产的问题必须从其“基本的简单性”上提出来，这就是说，在预付资本的各种循环中，即在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断地进入市场又不断从市场上买回商品的过程中，都一定不能有亏损。
一、社会生产的两个出发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马克思冲破市场的谜团，把整个社会生产只分为两个（只不过两个）基本的部类：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66]这一划分表现着社会的阶级划分。马克思在理论上反对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以上的部类，例如划分出生产黄金的第三部类，尽管黄金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资料，而宁肯说是一种流通资料。因为，对于一个只有两个阶级因此社会生产只有两种基本分工的封闭的社会来说，黄金生产完全是个从属的问题。问题的前提决定着问题的边界。两大部分的关系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植根于工人与资本家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
剩余价值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漂荡在天地之间，而是体现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中。企图把剩余价值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分割开来，就会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消费不足论的泥潭之中。如果对不变资本物质形式的作用没有切实的了解，就完全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要素——劳动力、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就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为了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构成扩大再生产的特殊性质的，正是这些物质要素，而不是“市场”。
马克思确认，社会产品要么是生产资料，要么是消费资料，二者必居其一。生产与消费资料相比占有优势。在这里，马克思的观点是，价值的实体形式预先决定着商品的终点：生铁不是由个人来消费，而是由炼钢厂来消费的；而食糖不是由机器来消费，而是由人来消费的。价值可以对它寓居其中的有用形式漠不关心，但是它必须体现在某种可以实现的使用价值之中。因为，虽然资本只对剩余价值（利润）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从它所体现在其中的物件中脱离出来。
整个生产只划分两个部类并不是一种假说，而是一个事实。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因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不为工人所用，甚至也不是为资本家所用，而是为资本所用。我们在美国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例如，在美国百分之九十的生铁是由生产它的公司“消费”的，钢铁工业产品市场的百分之五十是运输工业。所有的效用经济学家关于使用价值的高论都是胡言乱语，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用于消费的物件。马克思则指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向我们揭示了“使用价值在确定经济秩序方面的决定作用”的极端重要性。[6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较大的部分，因此也是“市场”是中的较大部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真实存在”，也说明了为什么市场不是问题。
消费市场以资本家的奢侈和按价值获得报酬的工人的需要为限度，不可能更大。唯一可以超出按价值获得报酬的工人的限度的市场是资本货物市场。生产资料简直可以一飞冲天。为了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公式，揭示不变资本大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为了理解这些公式，我们必须了解建立这些公式的前提：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亦即孤立的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冲突是资本与劳动的冲突，所有其他要素都从属于这一冲突。如果现实生活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理论上的首要问题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样既纯粹又简单。因此就有了这样的假设：社会仅由工人和资本家组成，排除了“第三集团”的存在。正如马克思反复陈述的那样，把对外贸易排除在外，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外贸与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无关。
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一切社会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价值生产的社会。在其他阶级社会中，工人获得的是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社会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偿劳动时间的渴求来自生产的本质，而且这种渴求不受主人的贪欲程度的限制。价值——即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生产中不断的技术革命而不断地变化着。这是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关系中永无休止的骚动的源泉，也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基本特点。马克思假定的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而且马克思不会让我们忘记这一规律是一个世界市场的规律。“工业资本家面前总有一个世界市场，他总是把自己产品的成本不仅与国内市场比较，而且与整个世界比较，并且必须不断地进行这种比较。”[68]
因此，尽管马克思排除了对外贸易，但他所假定的社会却处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之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
马克思提出这些公式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方面，他要揭露亚当·斯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误”。亚当·斯密宣称资本的不变部分“最终溶解在工资里面”，从而把这一部分资本“在思想上消除了”。另一方面，马克思要对消费不足论者作出回答。消费不足论者的论据是：由于销售的困难，亦即“生产过剩”，不变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亚当·斯密的“根本颠倒了分析”[69]变成了政治经济学基本教条的一部分，因为保留这个错误与资本家的利益相吻合。如果像亚当·斯密坚持的那样，不变资本“最终”要分解为工资，那么，工人就不必进行斗争来反对资本家对劳动者时间的“暂时”无偿占有了。他们只需等待他们的劳动产品“溶解”到工资中去。马克思则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不变资本不仅不可能“溶解”到工资里去，而且变成了资本家主宰活工人的工具。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把握这一点，所以他们始终转身于阶级斗争的现实之外。
社会生产的这两个部类各自都由三个要素构成：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剩余价值。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基本部类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划分，同样的道理，这三个要素的划分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划分。它的根源在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是不可分割的。“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而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领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必须指出，危机每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70]
马克思揭露亚当·斯密的错误的篇幅似乎有些过于冗长。这是因为这里不仅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的区别，而且有小资产阶级批判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马克思生前未能写成用于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手稿，而《资本论》第一卷则是马克思本人亲自完成并付印的。第二卷中没有第一卷那样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历史材料。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同样多的误解。对马克思的反驳主要针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为自己创造市场的命题。反对者认为，这里面隐含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某种“平衡”。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公式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关系所揭示的东西恰恰相反。当马克思揭示不变资本在不断地扩张时，他的理论基础正是第一卷中阐述的积累规律。他所确定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实际是一比七。因此，事情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些公式是建立在关于“孤立的国家”的一些非常极端的假定之上的，就是说，这个国家没有以外贸易，也没有过令人极为头疼的销售问题。因此，这些公式存在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生产关系导致了这种奇妙的一比七的比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范畴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更改的，而对其他社会存则完全不适用。这些范畴假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品才被消费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的生产，因此是由资本来消费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从没有市场问题的理想资本主义中不存在“失衡”的公式出发进行演绎，足以令马克思九泉之下不得安寝。
通过对消费不足论的驳斥，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正如列宁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所做的最深刻的分析中表述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分歧，并不在于前者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般的联系，而后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很荒谬的）。马克思的观点与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看作是直接的，以为生产之后紧接着就是消费。马克思则揭示出，这种联系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就是说，它们只是在最后联系起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之后才是生产。”[71]
人们认为，生产与消费相比占据优势这一点，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动”解体。古典理论家只看到走向均衡的趋势，小资产阶级只看到偏离均衡的趋势。而马克思则指出，这两种趋势都存在，并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资本论》第二卷既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又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分析。正如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突然“发现”马克思的公式也“适应于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公式所处理的是在某种化学式的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现在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正因为如此，这些公式揭示了一切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们所揭示的恰恰是而且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二、表象与实在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终生的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5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二卷。这部著作的发表，在第二国际中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和革命都忽视了这部著作。事实上，最大的修正出自于革命的殉道者罗莎·卢森堡，而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则写了关于《资本论》的第二卷的专著。在这种普遍的理论迟钝中，只有列宁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列宁比考茨基“聪明”，他知道如何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发展出来的概念“运用”到俄国现实发展中去。资本主义没有国外市场能否发展的问题，在俄国不像在德国那样是个理论问题。在德国，资本主义的扩张每天都在征服新的市场。而落后的俄国没有可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因此俄国发展出一个理论学派，即民粹主义。他们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没有市场就不能存在，“既然”俄国在历史舞台上出场太晚而不能地占领一个市场，“所以”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从“米尔”（农民公社）直接进入到共产主义。列宁与他们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斗争。他把这两方面的战斗结合在一部深刻的理论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这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清理了基地。
卢森堡批判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其主要锋芒指向马克思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假定。她给这个假定赋予了两方面的意义：（1）这个社会仅仅由工人和资本家组成；（2）资本统治整个世界。
然而，马克思所假定的并不是资本对整个世界的统治，而只是对一个孤立的国家的统治。当卢森堡的批评者[72]向她指出这一点时，她对他们还之以刻薄的讽刺。卢森堡在《反批判》[73]中说，谈论单个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最愚蠢的模仿者异想天开的奇谈怪论。”她坚持认为，马克思头脑中绝不可能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然而，正如布哈林指出的那样，卢森堡不仅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的概念，而且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白纸黑字清楚地写下的简单事实：“为了使（扩大再生产）问题简化，我们抽掉了对外贸易来考察一个孤立的国家。”[74]
罗莎·卢森堡错误地把理论与现实对立起来。她说：历史“清楚地说明”，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即孤立于世界市场的社会中，扩大再生产决不可能发生。扩大再生产必须通过向“各种非资本主义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销售和对它们的剥削才能实现。她的批判是从一个基本的错误出发的，即把理论与现实错误地对立起来。当时，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正在代替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个现实过程证明了她的错误。这使她开始否定马克思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假定。一旦放弃了马克思的主义全部理论的这个基本前提，她就除了交换和消费的领域之外再也无路可走。
对这一点揭示得最清楚的是卢森堡自己。在她的《论积累》一书中，最出色的篇章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描述，即描述通过对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征服、昂格鲁—布尔战争、对非洲的瓜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对美洲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和不断增长的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贸易而实现的积累过程。此外还有她对保护性关税和军国主义的分析。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至少与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对落后地区的剥夺的描述同样形象具体。虽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原始积累所创造的仅仅是现实资本主义的条件。现在，资本主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了无财产的工人，以及劳动对资本的服从。然而，这时的资本仍然只是“形式上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要“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不变要素”，“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就尚不存在。[75]
卢森堡否认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优势的内在的资本主义性质。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版本”。为了说明这一点，她求助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地区之间的关系。她以补充《资本论》开始，最后以修正《资本论》告终。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任何民族的现实生活；列宁则指出这些公式在生活中是有效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而，俄国（甚至美国）似乎为各种“例外论”的产生提供了最佳土壤。这些理论认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从而在集权主义统治下建立“共产主义”。当列宁进行理论论证的时候，他的批判者说他不懂俄国。而当他以大量的俄国统计资料说明资本主义在沙皇俄国正在到来时，他们又说他不懂理论。当他在理论战线获得了胜利，在组织战线击溃了民粹主义时，作为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产儿的当代经济学家却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伟大业绩，因为获得胜利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一点不错。不过这恰恰是《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
我们必须记住，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中，没有关于资本在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达到终极集中化的那段论述。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后才补充了这段话。在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了全部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的问题。[76]《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由他自己完成的完整的著作。但马克思对这一卷的修改始终没有停止过，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做了许多改动，此后的各个版本中均收入了这些改动。马克思在一篇跋文中要求读者注意这些补充，因为它们“在原本之外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77]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必须具体地面对马克思仅仅在理论上提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资本论》第二卷建立在一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决不存在的异想天开的社会之上。马克思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
1.工人是按价值获得报酬的。在萧条时期，意向明确的计划制定者可能会想：如果能把全部资本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使其易于计划，何愁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是少数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矛盾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呢？然而，苏联的集权主义帮助我们拆穿了这种华丽的幻想。因为，一旦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超过周围世界市场的生产成本，这样，国内的生产就会受到其他价值生产社会的产品的排挤而发生滞销，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在目前这种资本主义竞争形式下，如果某个国家的喷气式飞机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世界市场上与之竞争的其他国家就可以击败这个国家。这种竞争是一种全面的战争。它不单纯是一个竞争或销售的问题。[78]如果美国拥有了氢弹和原子能，有了自动化，俄国最好也拥有它们，否则就会遭到毁灭。俄国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2.生产资料将会远远超过消费资料。由于价值生产会自动地把一个社会的消费资料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即资本家阶级的奢侈品加上工人可以按照价值购买的物品的限度之内，并且由于生产的物质形式一再显示出全世界的生产资料远远超过消费资料，所以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失业是有可能避免的，因为社会可以动员每一条神经来把它的各种计划提高到更先进的生产体系的水平。然而，在竞争中不被淘汰的唯一途径是尽最大的可能少给工人支付工资，同时让他们生产更多的产品。
有些人不能理解，单一资本家的社会与许多个别资本家的构成的社会受同样的规律支配。他们的基本错误实际上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了解，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困难的产物和后果。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第一卷中引导我们探讨生产过程，并在一个封闭的、单一的、让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公司中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界限；他们却似乎认为单一资本家的社会会拥有一个无限大的市场。单一的资本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赫鲁晓夫集体领导公司”，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一个全自动化的宏大计划，可以拥有喷气式轰炸机，但是它不可能停下来提高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它也许能够避免普通商业危机的较为极端的形式，但即使在社会本身之内，它仍然无法逃避生产的内部危机。在任何阶段上，计划都不可能停下来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因为资本不允许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始终主张，要么是工人的自我行动，即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计划，要么是工厂中的等级结构关系与专制的计划，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避免资本主义危机唯一途径是废除价值规律。这就是说，计划必须是按照作为人的体系的生产体系的需要制定的。在这互相间的体系中，人类的再被下面这种必然性所支配：在由价值规律支配的无规律的世界市场规律之下，为了尽可能地维持生产体系，必须尽可能少地支付工人报酬，同时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
这一切，对一个“实际地”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美国，似乎是不适用的。为了论辩的需要，我们姑且设想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单一资本家的社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状况也远不会得到改善，相反会恶化。因为，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其他部分将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远东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为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将会导致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单个资本家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或者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解体。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不管是落后国家还是先进国家，即使全部资本都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仍将起作用。对马克思来说是理论的东西，现在成了最为具体的问题。俄国的情况证明，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与范围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生活中表象与实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一样。
当今的实用主义者嘲笑辩证法，他们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事实都当作“不可预测”的现象来看待。“神秘”的黑格尔比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辩证法与生活的联系。“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79]
三、资本主义的崩溃：危机、人类自由和
《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组织问题的插述
我们最终达到了表象形态，而这却是庸俗观点的出发点。在庸俗的观念中，地租来自于土地，利润（利息）来自于资本，工资来源于劳动……最后，既然这三者（工资、地租和利润［利息］）构成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收入来源，我们的结论就是阶级斗争。整个社会的运动都溶解在阶级斗争之中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80]
在几代人中间，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重复着如下的老生常谈：1.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生产资料和土地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2.工人为了生活被迫按生产和再生产其自身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3.这种生产方式的驱动力是资本家追求的欲望。这种是以如下方式获得的：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出商品，商品经过出售换取货币。这一笔货币中包含着资本家的投入和一部分剩余，这个剩余就是利润。
如此看来，私人资本家占有的货币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商品的生产；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得更多的货币；等等。这是一个社会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真理的全部。马克思绝不会用四十年时间来仅仅证明这些。
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关于劳动的理论，他最初称这种劳动为“异化劳动”，以后又称为“抽象的”或“生产着价值的”劳动。他分析了商品，并揭示出商品的交换是一定量的劳动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一般的商品交换进行了许多世纪，但这种交换过去或多或少是零星和偶然的。资本主义是从劳动能力变成了商品开始的。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看到，当直接生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做商品出卖，而不是出卖商品”时，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81]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叫做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而不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会更加具体。
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劳动力的买和卖。但马克思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这种观点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无关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不付等价而占有的别人的物化劳动的一部分，不断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82]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写道：“标志资本主义特征的，不是劳动力的可出售性，而是劳动力表现为商品。”这种颠倒是由资本主义的颠倒的本质造成的。在资本主义中，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似乎是物与物的关系。“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的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83]
在第三卷中，他写道：“剩余价值借助利润率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与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84]
他还写道：“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它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中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兴妖作怪。”[85]
事实上，马克思在他著作的千百个不同的地方表述过同样的意思。这是他整个分析的形式与内容，是它的本质和绝对。
从术语本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来说商品的基本性质是在市场上出售。同样明显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基本性质不在于它是在市场上买卖的，而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它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超过自身价值的更多价值的源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是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生产（第一卷）、流通（第二卷）、作为整体的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卷）——的核心。
马克思在各种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每一个抽象水平上都有其自身的辩证法。在第一卷中，用以理解生产中各种现实的范畴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劳动力）。在第二卷中，我们处在社会的表层，揭示内在机制的范畴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第三卷中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矛盾，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崩溃之点”。
1929年的大崩溃，终于使学院经济学家们头脑开窍，开始正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崩溃的分析。从此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浅谈，说如果马克思能够摆脱他的“黑格尔主义”，去掉包裹在他的价值概念外面的“神秘主义”，并且从《资本论》第三卷开始，即从处理“现实生活”的地方开始，从竞争、利润、地租等现象的表面开始，那么马克思对大公司和周期性危机的那些“预言”就会变得易于理解，他们就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似乎已经料到会有这类的评论。所以他特别指出：“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相互易位之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之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86]我们看到，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困难，而且对走捷径的想法提出了警告，例如对从利润的表面现象出发，而不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实在出发的做法提出了警告：“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就不再是神秘的了。但是如果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就既不能理解利润率，也不能理解剩余价值。”[87]
《资本论》第三卷大概是最适合学院派经济学家口味的了。这一卷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生活，并且是按照它实际发生的情况分析的。我们了解到，商品不是按照价值出售的，而是按照生产价格出售的。而且剩余价值不是一个抽象，不是凝结起来的无偿劳动，相反，它的现实形式有三个方面：1.工业资本家的利润；2.地主的地租；3.银行家的利息。我们还了解到，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且还具有一种货币资本的有形形式。这里我们研究信贷的作用，而且甚至对欺诈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然而，从了解这些生活事实中可以得出什么重大结论呢？完全没有。它们是否改变了从学院经济学家称为“抽象”的严格的生产过程中得出的规律呢？完全没有。当剩余价值向地租、利息和利润的错综复杂的转换结束时，当价值转换为价格、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时，马克思又引导我们回到了这一切的基础，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向我们指出，归根结底，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如果工人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那么资本的操作者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利润，即使作为剩余价值的利润，不是产生于“所有权”，而是产生于生产。为了揭示危机的现实原因，马克思对“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88]进行了抽象。
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商品，因为只有它才创造资本。它在这里仍然是商品，按照价值出售，并且仍然创造着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而且，这种创造仍然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交换过程中或在市场上。
请注意马克思对价值生产在其内在发展规律作用下的晦暗前景的深刻洞见：“当一个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增长为十倍时，要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也必须增加为十倍。这样即使全部的劳动时间，甚至一日24个小时都被资本占有，也不够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48）
单一资本家社会的概念，在对“一天的全部24小时”的占有的概念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马克思提出这个极端的假设，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表述这个基本运动。马克思要说的是，即使工人学会靠空气生活，并且可以一天工作24小时，机器生产这个永远不断扩张的怪物，也不能继续扩张而又不陷入危机，因为活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活劳动被不断地切割。变成了资本主义和使用的越来越大的机器，所以，不可能有足够的剩余价值使过程得以继续下去。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89]与此相对立，马克思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0]
马克思再一次指出，生产的不断革命，不变资本的不断扩张，自然会使市场的不断扩大成为必要。但正如他曾一再解释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扩大要受到工人按价值获得报酬这个事实的限制。这是他关于工人按价值获得报酬这一使问题简化的假设的最高表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看到，危机的最内在的原因在于：劳动创造了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但这是在生产中创造的，而不是在市场上创造的。工人是过度生产的生产者。在一个生产价值的社会中，事情只能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资料不过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它不可能大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缺陷。一方面，资本家必须扩大他的市场，另一方面，市场又不可能更大。
随之而来的危机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危机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昨天有工作的工人，今天失业了。危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市场的持续萧条。正如我们在理论上看到而又被1929年的现实证实了的那样，危机之前的时期，正是市场扩大到了最大限度的时期。然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在获取工资者与获取剩余价值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对“收入”分配的不满。资本家减少了他的投入，而由此造成的生产停滞则表现为生产过剩。当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无法销售”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无法销售之所以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是由于预先存在的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趋势造成的。而这个趋势与无法销售的问题毫无关系。
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看作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驴桥”，它把一种经济学体系与另一种经济学体系划分开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感觉到了它，但不能理解它，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设想，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的核心中包含着将会使其衰落的东西。他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历史的、过渡性的制度。当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使用活劳动越来越少，使用机器越来越多，而只有活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时，资本家却展示产品的堆积和利润的堆积。他们希望以此忘记利润率的下降。甚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受到从生产堆积中获得利润堆积的许多相反趋势的阻遏。所以，在1929年以前，这个趋势没有被任何人（甚至包括列宁在内）看作问题的核心。直到人们看到，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个现实时，人们才开始到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惟独没有想到要由劳动者本身来重新组织生产过程。
在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所描述的是：1.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2.失业大军的不断增长；3.资本主义由于无法为劳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自我衰落。既然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商品，是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主义无力再生产劳动力就必定走向自我衰落。我们一开始就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最初建立在对生产中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反常的、颠倒了的关系的分析之上，以后又扩展到了社会的表层。在社会的表层，商品拜物教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幻想形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商品特别是作为资本的产品的商品，它的存在本身就“隐含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外在化，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人格化，这些是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范畴的层面上，马克思一再指出，既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劳动都是强制劳动，那么，计划就只能是在机器统治下对生产的组织，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正如他一开始就对着普鲁东指出的那样，试图以工厂计划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的市场无政府状态注入秩序，只能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主人”的统治之下。马克思警告说，看不到革命无产阶级的活动中内在具有的计划性，就会迫使人们提出一种外在因素来进行计划工作。马克思以极大的轻蔑对普鲁东的废除交换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在“揭示内在矛盾”一节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无秩序就是它的秩序”。
普鲁东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计划者。我们的时代使我们对此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不仅唯心主义者制定计划，脱离阶级关系看待技术发展的抽象唯物主义者向后倒退，也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因素看作是生产的任何社会形式都具有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创造一些新范畴，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中机器与劳动的结合方式。在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时，马克思站在与一切计划者（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抽象唯物主义的）相对立的立场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与等级式的资本主义控制结构加以对比，来揭示它的本质。在第二卷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国家孤立起来，把它当做一个单位来分析。“……我们决不能效法普鲁东粗枝大叶地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态度，以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一旦被看作一个单位，就会失去其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特性。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研究总资本家。”[91]
我们看到，整个《资本论》第二卷不是以个别的资本、私人的资本为分析的基础，而是以集合的资本、全国的资本为基础。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又回到了工人的创造性计划，即“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与他们的人类本性最相称”的计划上来：“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以最小的能量消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2]
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是青年马克思，而且成熟的马克思也把劳动的创造作用看作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钥匙。与资本家的权威式计划相对立的工人的创造性计划，贯穿《资本论》的全部三卷。起义的现实必然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条件、活动和目的的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社会。因此，能够克服这种必然性的唯一力量是一种自由，它自在自为地把客观条件、主观活动和目的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一旦生产过程“摆脱了它的对抗性的形式”，“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93]。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将被用于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青年时代作为革命的黑格尔派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的自由观念，在他整个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过。
恩格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准确地保持了马克思写作的原貌。即使是《资本论》的第四部分，尽管卡尔·考茨基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发表时篡改了它的结构，情况也仍然如此。从本质上讲，马克思说了他想说的东西。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不仅像他所说的那样，本身是一个整体，而且它就是整体本身。
马克思重新组织了最后一部分“资本的积累”，[94]目的是要显示：1.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作为第三卷第四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逻辑上的归属；2.它们如何与第一卷辩证地联系在一起；3.什么是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以及他的分析的特殊辩证法。这样，“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在资本的积累和工人的起义这两个绝对的对立面中结束。这两个对立面面临着一场冲突，并且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走向自身的崩溃，后者为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新起点上重建社会提供着“新激情和新力量。”
可能有一些理论家要说，这种分析对俄国是适用的，但对作为特例的美国大地就不适用。这大概是因为美国的疆界使美国与众不同，或者是因为美国的实用主义特征，要么就是因为美国的工人没有“阶级意识”。但尽管如此，现在经济学家们却对马克思给予了信任，因为他“理解历史”。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承认，经济理论事实上一直在与历史进行着一场不能取胜的赛跑，只有马克思的理论例外。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走得更远，对马克思的“理论观”和他把历史记述转换为“历史理性（raisonne）”的能力表示钦佩。[95]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理论观”之所以深刻，恰恰是因为他与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实行了决裂，进而把工人置于他的一切思想的中心。社会理论没有任何其他的源泉。
不是马克思“美化”了工人，而是马克思了解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历史没有解除理论批判现存社会的使命，同样，承受着全部剥削的重负的工人，必须像真正的人那样挺起胸膛，必须甩掉背上的一切剥削，所以他们有能力批判这个社会，克服这个社会，并把目光投向未来。
不是马克思贬低了资本家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马克思了解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因此也了解他们的眼界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不可能把握现实的全部。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是虚伪的。
一开始，马克思并不知道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内涵。因此，尽管他看到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但他当时认为，只要揭示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坚持科学的态度，揭示出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已经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者已经变成了“受雇佣的斗士”，就足以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破产。此外，他还可以揭示出世界的没落，指出工人正在变革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过去只是被人们加以各种各样的解释。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才改变了《资本论》的结构，把各种理论放在了整部著作的最后。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解释说，最早写出的东西，被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是理论著作展开的正常方式。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必须首先澄清自己的思想。只有在这时，才出现了关于工人本身不仅作为活动者而且作为思想者的创造性作用的部分。因此，正如“资本的原始积累”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一样，“理论的历史”（考茨基称之为“剩余价值理论”）放在了第三卷的末尾，即放在了全书的末尾。
在《资本论》第一卷准备付印的时候，马克思为全书制定的提纲是：
第一部分：生产过程
第二部分：流通过程（这两部分准备作为第一卷，但马克思生前只发表了第一部分）
第三部分：总体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部分：理论的历史
在一卷付印的时候，整部著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在第一卷第二版之后，马克思对第二卷进行了重新整理。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由他亲笔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发表时的未完成状态，真实的情况与那些竭力强调手稿的未完成状态的人们所暗示的东西恰恰相反。马克思本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他能亲自编辑整理这些手稿，他打算如何修改他们。他在给《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译者丹尼尔逊的信中告诉他不要等待第二卷。因为，“首先，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们意思是‘理论上’”。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材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
“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以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我用不着再对比下去了。”[96]
很清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俄国和美国将要扮演英国在第一卷中所扮演过的角色。列宁把俄国补充进去了。而美国的工人正在以其对待自动化的态度把美国的作用具体化。
马克思把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价值问题，转变成了无产阶级为争取一个新社会而斗争的问题。物质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绝不会相距太远。[97]马克思把新社会定义为：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国家的权力永远不会强加于个人的权利之上。这是他对自己的社会预见所做的最好的概括。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
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和革命的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区别。在理论家马克思和实践组织者马克思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完成了《资本论》，把目光转向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不仅是“活动家”和“唯物主义者”，而且是“理想主义者”。理想永远不会离现实太远。我们看到，当他说公社社员们“没有任何理想需要实现，只是要把新社会的因素解放出来”时，他对这一点作了最深刻的概括。
[65]这里的分析也包括《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原来打算把它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第4册。但这一著作除第一部分（见本章注17）外，至今没有英译本。
[66]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比政治经济学在“市场”问题上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更有意义。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在1929年大崩溃之后，学术界一些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要更深刻地认识危机，必须更好地理解生产。1942年，乔恩•罗宾森（JoanRobinson）认为，马克思通过把总产出划分为两个（而且只有两个）主要部类，“作出了简单而深刻的论证”。（见乔恩•罗宾森《论马克思的经济学》p.51）
[67]《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第一卷，第2部分，第170页。
[68]《资本论》（英文版）第三卷，第396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56—457页。
[71]《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72]使这一论证变得复杂了的是，批评她的人大部分是改良主义者。而她又不加区别地既批判改良派，又批判革命派，并且把批评她的人都称作“模仿者”，
[73]俄文版，第401页。
[74]《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第二卷，第2部分，第161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06页。
[76]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这部著作有一个著名的简化版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58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页，“法文版跋”。
[78]在这些年月里，事情决不那么简单。1931年，俄国发现，虽然它对一切都实行了垄断，包括对销售的垄断，但它的拖拉机仍然无力“竞争”，即无法在生产上站住脚。然而，从福特公司购买汽车意味着要支付以黄金为标准的货币。而这时国内的农业危机使她不可能出售农产品来换取货币。在另一个时期，当她试图向国际市场倾销小麦时，却发现无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79]《小逻辑》（中文版），第81节，第177页。
[80]1868年7月11日的信。
[81]《资本论》第1卷。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0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33—134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53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38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648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2脚注。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547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78—279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页。
[9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83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7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第218、222页。
[94]最初，马克思打算以第六章来结束第一卷。这一章的标题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后果”。这一章将对第一卷进行简单的总结，使其过渡到第二章，但不对第二章的问题和结论作出预示。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更由于他对所讨论的问题的深化，他把最后一部分改写为“资本的积累过程”。而这一章，又是在《资本论》第二版中修订最多的一章。原来的结尾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ArchiveofMarx—Engels,Vol.Ⅱ（Ⅶ））中找到。追溯“资本的积累”这一部分的变化的最好办法是参考多钠•托尔版（DdonaTorredition），这个版本把每一个改动的段落都标出来，并在书后附有改动前的原文。克尔版（Kerredition）被看做是标准的版本，我们所用的也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按照马克思所改动过的法文版刊印，但对改动的地方没有一一注明。马克思在第一卷的“资本的积累”中对第二卷和第三卷作了预示。这种预示方式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绝对观念”对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预示相似。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最终在精神哲学中完成。马克思在1867年4月30日写给S•梅叶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健康，他说：“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44页]
[95]见约瑟夫•熊比德的《经济分析史》（JosephA.Schumpeter,A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
[96]1879年4月10日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45—349页。
[97]在这方面，黑格尔并不像表面上看走得那么远。“如果不是现实地存在着，而只有存在的权利或义务，那么理念就不那重要了。”见黑格尔《小逻辑》（Hegel'sLogic,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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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人道主义与《资本论》（第一卷，1867—1883年）中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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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人道主义与《资本论》
（第一卷，1867—1883年）中的辩证法
·一、劳动范畴的分割：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和劳动力
·二、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和生产领域的斗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或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
·三、资本的积累，新力量和新激情
一、劳动范畴的分割：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和劳动力
对一切事实的理解都依赖于劳动的这种两性的理解。
——卡尔·马克思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从对商品两重性的分析开始的。他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两重性直接进入劳动的两重性本身。他认为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对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分析，“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7]他在通信中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因为“全部”理解都依赖于它，所以“在第一章就加以强调”。[28]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看到，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可以通过劳动的发展来追溯。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进步，是通过劳动的发展进程实现的。劳动把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转变为社会条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一种自我活动方式，是人的创造性机能。它从人的本质能力中涌流出来，并使人的自然禀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原始人的认识有局限性，但他们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不仅施用他们的劳动力，而且运用了他的劳动力。他们就这样发展了自己，也发展了自然。
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人类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并创造新生产力的必要前提。然而，这种分工又破坏了生产与占有的集体性。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并且推动了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控制。人类从本质上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且，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亦即劳动过程，意味着生产力的增长和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长。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把工业解释为“自然及相应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现实关系”。
工业革命、科学发展和一般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革命化了，最终造就了自由的真正基础。然而，在劳动分工（它的最荒谬的形式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中生产了阶级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阻碍了人的充分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是奴隶，是封建制度的奴隶或者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奴隶。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不再是人类肉体能力与理智能力自由发展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达到了最极端的异化形式。不仅劳动者的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而且他的活动方式也与他相异化。劳动已不再是“生命的第一需要”，而是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劳动变成了人为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须完成的一种苦役，而不是在其中实现其肉体与精神潜能的活动方式。劳动者不再对生产力的发展感兴趣，而生产力似乎也不依赖于劳动者而发展。劳动变成了创造财富的手段，它“不再与个人一起成长并达成某种独特的目标。”[29]
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使用了异化劳动这个术语中，并呼吁“扬弃异化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说劳动“不再与个人一起成长并达成某种独特的目标”。与这两者相比，《资本论》中的新东西是，马克思直接地进入了劳动过程本身。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劳动产生价值（抽象劳动）；具有特殊技巧的具体个别劳动者如何被工厂时钟的严明纪律还原为仅仅主是一堆凝结起来的抽象劳动的制造者。
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劳动者”。一个劳动者或者是矿工，或者是裁缝，或者是钢铁工人，或者是面包师。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变态性质就在于人不再是机器的主人；相反，机器倒成了人的主人。机器的工具性在工厂时钟的滴答声中表现出来。通过这种工具性，通过让每一个人在一定时间中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劳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无形的东西，变成了人的非物质化了的技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机器的婢女，它完成了把所有具体劳动都转化为抽象的奇迹。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改变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度。如果昨天需要一个小时生产的东西，今天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工厂的时钟就会设定在半个小时上。特殊技巧是不被计算在内的。一切都必须归结为新设定的商品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市场上竞争就是要看在这方面做得怎样。
无论是无偿还是有偿，一切劳动都是被迫的，无一例外。通过分析什么样的劳动生产价值，什么样的劳动生产剩余价值，以及为什么是这样，马克思超越了李嘉图。与此同时，马克思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从重重矛盾中解放出来，把它改选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异化劳动现象好像是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时期的残余，标志着马克思尚未成功摆脱哲学行话而走向“唯物主义”。然而，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中枢，不仅科学和文学，而且生产体系本身都围绕着它旋转。工人的个人技能与他本身相异化了，变成了社会的劳动，它的唯一特性在于它是“人的”劳动。这种异化了的技能中，已经没有什么智能性或推理性的东西了。实现这种转化的是一种非常实际、非常卑下的劳动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工厂。在马克思的概念中，被贬低了的工人追求普遍性，追求成为完整的人。这个概念把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被错误地当成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它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的批判，这个基础就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思考方式。通过把劳动者引入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毫无疑问，在人类的历史（即非永恒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交换，这一点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物不是揭示本身，而是掩盖本质。要把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现象（物与物的交换）分开，需要一种新科学，而这种新科学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哲学。这种新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者而闻名于世。但有趣的是马克思并不接受这个荣誉，因为他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包含”在古典劳动价值论之中了。他说，他所做的新贡献是，通过揭示出那一种劳动创造了价值进而创造了剩余价值，能过揭示出这种价值的创造过程，把原来隐密的东西昭示出来。其他人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到工厂中去。他们停留在市场上，停留在流通领域。“‘自由贸易的庸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以及他们在资本和工资的基础上对社会作出判断的标准都是这样获得的。”但是，一旦离开“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原则的统治”的市场，人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以前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0]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遇到资本与劳动这种最重要的交换时，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他始终没能使自己的理论摆脱这些矛盾。而马克思则揭示出，不平等是如何在市场的平等之外产生的。
在每日进行交换的成千上万种商品中，只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是附庸于活人身上的。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与一件衣服具有同样的价值，不论在市场上、在家里、在人的口袋里都是一样。劳动力则不同，它首先要被加以利用，放到工厂里去工作。这样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让劳动者付出比再生产他自身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当劳动者发现这一点时，他那“一直淹没在狂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之中的声音喊到：在你那边是资本价值的自我扩张，在我这边其实是劳动力的额外消耗。”[31]但一切都已为时太晚。他的商品已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劳动力购买者。老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不愿意干随时可以辞职，但只要他在工厂里，就必须按照资本家的吩咐工作。
在整个转换过程中，资本家是完全正当的。他并没有进行欺诈。他与劳动者之间定了契约，而且完全是按照交换法则定的，即多少钱买多少小时的劳动。他告诉劳动者，物的功用属于为此物付出了交换价值的人。他付出了一定量的货币，购买了一天的劳动。因此，他对劳动的支配权，与劳动者对工资的支配权一样大。他（资本家）不会跟着劳动者回到他家里去，看他是把那五美元交给了妻子，还是到酒吧去喝个精光。那么，为什么劳动者不能以同样开通的态度来对待资本家对其产品的权利呢？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是去留两便。但是，只要他是在工厂里，在这个“钱袋先生”的声音具有不容置疑的军事权威性的地方，工人最好还是搞清楚谁是老板。
遗憾的是劳动力无法从劳动者身上分离出来。如果能够分离的话，他会让劳动者走，而只留下他的商品——劳动力。而这个劳动力是正当地属于他的，因为他已经为它支付了货币。这样他便可以心安理得，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包括李嘉图的价值规律。
一点不错，在工厂里这个规律是起作用的。但是，在工厂里“此物”已经不再是一种商品了，“此物”是活动本身，是劳动。是的，活劳动者被迫进行超出其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他的汗水凝结成无偿劳动。这正是剩余价值的“秘密”：劳动力体现在活劳动者身上，而劳动者可能被迫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事实也正是如此。
李嘉图的理论，无法在自己的基本价值规律基础上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这就预示着这个学派的解体。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创造者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多，自己就越贫穷。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寸步难行，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是李嘉图经济范畴的囚徒。
马克思冲破了这些藩篱，他分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造的一些范畴，并且创造了一些新的范畴。他摈弃了把劳动看成商品的概念。劳动是一种活动，而不是商品。李嘉图用同一个词既指活动又指商品，不是偶然的。他把人类劳动者看作物，而自己被这种观念所束缚。而马克思则提示出，劳动者所出卖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能力，亦即劳动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原则，一个是从理论中得出的，另一个则来源于实践。通过把旧的劳动范畴分割为（1）作为活动或机能的劳动，和（2）劳动的能力，或劳动力，它是商品。马克思铸造了一种新的理论武器，并且用它研究超越旧范畴发展起来的新的物质力量。劳动力这个范畴打开了许多新的理解门径。它使马克思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使他能够对工人的新活动作出反应。
对这种新力量（亦即工人身上的新力量）的证明，理论家们可以在《资本论》中很短的一章“协作”中看得最清楚。这一章的篇幅只有二十五页，而且似乎是在描述人们如何共同工作生产物品。但是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分析人们如何共同工作，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是如何产生的。他之所以能在生产中发现这种社会力量，首先是因为他把机器的生产能力与人的生产能力区别开来。《资本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活人的关怀。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大多数理论家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人的感受。所以，他能够预见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生产力的提高应该通过机器的扩展来实现，还是通过人的能力的扩展来实现？
资本家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论者们，总是主张通过更加完善的机器来扩展生产力。至于结果对工人意味着什么，那只是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的基本统治原则就是把眼睛盯在经济上，盯在机器的扩展上。马克思指出，“这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
与他们正好相反，马克思所关心的是工人“自身的个人生产能力”。这就是他所划出的阶级界限。从这些前提出发（这些前提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奇谈怪论，而对工人来说却是极其自然的），马克思发现，工人的协作中包含着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所处理的不是简单的个体之和。“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32]
新的力量不容易创造，也是不容易理解的。要理解它需要一场思想革命，正如创造它需要一场社会革命一样。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新的社会力量。他指出了通过协作发展出来的新的心理力量。“前后都有了眼，前后都有了手。”马克思认为，这种新的能力决不能仅仅以机械性的劳动力的提高来解释，它也不仅仅是活动在空间上的扩展。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33]
马克思在这里深化了他早年提出的关于工人“追求普遍性”的概念。但此时对普遍性的追求已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3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如何挣脱束缚个性的镣铐，发展人类的能力，并揭示了工人的第二本质，即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的创造性能力。这种第二本质是多年处在大规模生产之中的结果。
资本主义把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看作是对手和敌人。资本主义计划的目的就是要窒息和压制它。在论“协作”的那一章，马克思首先展开他关于资本主义计划的概念。他指出：“工人们的各种劳动之间的联系，在观念上表现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上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一致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35]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新的启示。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中还是私人企业中，管理者都声称计划是必要的，因为工作是复杂的，需要有指导。然而，工人们却不受这种说法的欺骗。因为他们从自己每天的经验中知道，与资本主义专制形影相随的是肆意的浪费。受骗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说，资本主义计划有两面性：领导和远见是“好的”方面，专制才是“坏的”方面。
其实，这种区别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从实践上讲，在工人的生活中，资本家的权威是“他人的强权意志，工人的活动必须服从于他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这里实在仍是工人的现实经验，所以，他戳穿了关于计划的欺的幻想。
意识形态和经济是与历史运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部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与这部作品联系在一起一样。[36]《资本论》中“商品的拜物教”一节的分析，可以说是政治经学编年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上述联系在这段分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马克思在这一节中指出，资本主义财富的表现形态，即商品的堆积，不仅是一种显现。这种表现形态迷惑了人的视线，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带上了“商品的神秘性质”。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幻想的形态。资产阶级思想的狭隘性，不仅创造了这种幻想，而且成了这种幻想的牺牲品。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发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也仍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成了“商品的神秘性质”的俘虏。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真实存在”。机器是人的主宰，所以人不如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是一种变态的本质，所以，幻想性的商品拜物教就是它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指出，只有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才能清除笼罩在商品之上的拜物教幻想。
通过追溯这种拜物教的辩证发展，马克思发现了价值形式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下面的问题：这种拜物教是怎么产生的？答案是：“显然产生于价值形式本身”。商品拜物教被当做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37]，或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进行自我麻醉的鸦片。它从头到脚都是虚伪的，它不仅俘虏了资产阶级，而且也俘虏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代表。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无法掌握真理，无法认识资本主义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论者“把从现存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形式转换成了自然和理性的永恒规律”。他们不看未来，不看一下一个社会秩序，所以他们不能理解现在。与此恰恰相反，无产阶级的认识把握了现在。无产阶级不是一种被动的力量，而是一种能动的力量，所以它同时恢复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和生产领域的斗争：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或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
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38]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马克思写了大约五千页，或者说大约有两百万字。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马克思始终使用着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的一些范畴。他重新定义了价值，以及与价值相关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保留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范畴本身。只有三个范畴是他不得不创造的全新的范畴。这就是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三个新范畴都是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贡献中引申出来的，就是说，是从对劳动本身的两重性的分析中引申出来的。这些新范畴都是在把劳动范畴分割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时产生的。对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劳动力我们已经研究了。现在我们来研究另外两个范畴。
在此之前，经济学只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作出了区别。这种区别来自流通过程，而不是来自生产过程。然而，生产过程决定着其他一切过程。一旦开始分析生产过程本身，我们就会看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才是事情的本质。毫无疑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一切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主要因素，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才作为“不同的存在模式”而统一起来。当原始资本从货币转化为生产过程中的诸要素，即转化为不就资本和可变资本时，它便采取了这两种模式。
1.不变资本由生产资料和原材料构成。它们的量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变化。它们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的那些劳动过程确定了的。它们的价值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商品上去，但是，它们不能产生比它们自身更多的价值。
2.可变资本是处在现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它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量的变化，因为它不仅生产出了自身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了无偿的剩余部分。就是说，当劳动者已经生产出与自己的工资等量的价值时，他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工厂的时钟告诉他，现在刚到中午，还不到下班的时间。
马克思十分明确而坚决地主张，生产的这两种要素都应被称作资本。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死劳动，存在着机器或者至少是工具。但在这种社会里，死劳动不能统治活劳动。原始社会的人是他的弓箭的主人。弓箭不能支配他，他支配着弓箭。农奴没有拖拉机，他不得不使用木制的锄头。但是这种粗糙的工具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要求某种独立性，不会使活劳动者的能量变成仅仅是这种工具扩张的手段。然而，自动化意味着需要的机器越来越多，活劳动越来越少；高效能的机器越来越多，要求一般人类劳动的技能越来越少。
工人无法抗拒这种“吸收过程”[39]，因为他现在不过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量，并不需要具有肉体的或精神的能力”。一个无线电装配工，在每小时出产七十五至九十台收音机的生产线上工作，不可能停下来对机器加以研究。他只需知道在每台收音上接八个线头。而这些导线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些红、绿、蓝的颜色，他的眼睛可以迅速地分辨它们而无需停下来思考。他每天要接4800个线头，他的双手必须飞快地使用钳子，才能使流水线上的部件不至于在他面前堆积起来。这样他才能向老板证明他可以胜任流水线上的工作，证明他是价值扩张的好工具。
马克思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现实服从。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这样支配活劳动的。正是这种支配关系，使积累起来的劳动转化成了资本，变成了一种与直接生产者分离并且对他进行剥削的力量。这里面存在着积累起来的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立。活劳动所面对的死劳动，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生存条件都变得如此集中、如此尖锐，以至于可以把一切生存条件都归结为两个因素：积累起来的劳动和活劳动，亦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积累起来的劳动与活劳动对抗，在资本家与工人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现。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不过是物对人的支配，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40]
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所以马克思把资本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一个有灵性的成倍增长的多产的怪物”。[41]然而，在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都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抹煞这些范畴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我们将在论述罗莎·卢森堡时看得更清楚。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恰恰是这些范畴的“独特之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方法一无所知。马克思的方法以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为出发点。
经济现实决定了马克思著作的结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个新范畴建立起来之后，马克思便摆脱抽象的理论，进入了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即工人阶级反抗“渴求剩余劳动的资产阶级狼人”的斗争。这种对剩余价值的渴求最初表现为试图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日。马克思把通过延长工作日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为绝对剩余价值。
不管是谁，如果认为马克思花了六十四页的篇幅是在讲述“悲惨的故事”，那他就完全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如果不是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社会本身早就崩溃了。“工作日”这一节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分析研究的最独到的贡献之一。工人们为建立标准工作日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会遭到国家政权和资本家强权的敌视和反抗。这种“隐蔽的内战”[42]，使资本家不能过分地忽视人类生命。在三代人的时间内，资本主义耗尽了九代纺织工人的生命。工人们懂得了劳动团结，把自己组织起来反抗这种集体屠杀。
资本主义的反击手段，比国家延长工作日的作法更加有力。技术的发展使得在同样的工作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在后面的“机器制造业”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的新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更大的矛盾。不变资本即机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论机器的工作是繁重还是轻闲。劳动者可能通过具体的劳动把机器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去，但转移的只能是原有的价值，即生产机器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器是一种死物，它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它在劳动过程中什么也没有获得。因此，资本家完全要依靠他的另一种资本，即可变资本，活劳动者的劳动力。他必须使活劳动者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无法通过延长工作日来达到这一目的时，就必须通过加快速度来实现这一点。工厂时钟的作用就在这里。这时，时钟已经不单纯是一种计算产出量的仪器了。它已经变成了测量劳动本身强度的量具。因此，被榨取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直接与劳动者本身的消耗和磨损联系起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在确定的工作日内榨取剩余价值，则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机器中，资本主义不仅获得了一种生产力，而且还获得了一种在劳动的头顶施加重压使之坍缩到所需的密度和驯良程度的力量，这就是“兵营式的纪律”[43]。
当机器被组织成一个系统时，当它变成了工厂的躯体时，它的精神就融入了工厂的时钟里。资本家的功能就是，在确定的工作日中榨取他以前在不断拉长的工作日中榨取的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不断地延长工作日中用于生产剩余部分的时间，也就是超出维持工人生命和再生产其同类所必须的那分时间，从而降低机器的生产成本。
价格更低廉的货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自由派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马克思则看到，工人受的剥削越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越深。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更多的使用价值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的量可以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44]
起初，资产阶级思想家与科学的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尤尔教授讲得十分坦率：“当资本主义把科学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轨道时，劳动者倔犟的双手就被调教得服服帖帖。”[45]这里的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马克思引用巴尔伯格的话说：“我们从机器中所获得的唯一的最大好处是，它能够对人的漫不经心、懒散懈怠、流氓无赖等行为进行检查和控制。”经过自动化和几次革命的经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代表一味对新工业革命的“魔毯”大吹大擂，说它“启迪”了劳动。但是实际上，机器不仅是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而且迫使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里付出更大的努力，从而给他带来更大的精神上的紧张和肉体上的疲倦。马克思早在一百年以前就看清了这一切。他描述了把成千上万不同类型的劳动转化成为单一的抽象群集的方法，并且通过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个基本范畴进行“专门的划分”，集中对资本的统治进行分析。
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现在由“工人与机器的纷争”所代替。专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改变了对待起义的过于复杂化的态度。这种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贯穿始终的起义，他们现在已经见惯不惊了。
从他们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曾对工人们早期破坏机器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仍对此感到羞耻。他们可能更希望看到工人们在政治战线上与“真正的敌人”进行斗争。然而，马克思却把工人的这些反抗机器的行为称为“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基础的生产资料的斗争”。因此，这些职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即工人起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每一个阶段上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关于1830年以来为资本反对工人暴动提供武器的那些技术发明，简直可以写一部相当厚的历史”[46]。而且，每一次起义都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使无产阶级更加集中、受到更深的剥削、更加社会化并发展出更加强大的组织。
《资本论》中有两种运动，即历史的运动和逻辑的运动。历史的运动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起源，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国家权力被用来“加速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就像在温室中催生一样。”首先，马克思揭示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剥夺，构成全部过程的基础”[47]。接着，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的起源：“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葬身矿井，对东印度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般的进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48]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发展的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有三个阶段。（1）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大工业。在被剥夺的农民的历史发展中，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阶段；一方面是资本的密集化和集中化，另一方面是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工的反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商品是劳动力。整个社会都由一种必然性支配，这就是必须按照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因为，支付给劳动者的费用就成了资本家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再重复一遍：这是他们的首要的考虑。他们必须不断地降低这种费用。
资本家如果不能不断地增加积累起来的劳动的量，不断地扩展，不断地重新组织生产计划，或者同时做这三件事，那么他的生产体系不仅会崩溃，而且会完全化为乌有。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他的产品卖不出去，他会失去市场。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他会在商战中被击败，他的整个生产体系甚至会被全部夺走。因此，他的主要关切必须始终放在增加他所拥有的这一部分资本的价值上。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一能够使资本增殖的是活劳动，他可以把活劳动运用在他已经拥有的资本上面。因此，他的主要关切是价值的增长，即增加剩余价值，亦即获得比他所支付的更大的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性”。
现代资产阶级阉割了“革命”一词的含义，使它等同于默认中的暴力颠覆，此外什么也不是。但事实上，与所有以前的社会秩序相比，资本主义是最具革命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曾经以暴力颠覆了旧的封建秩序，而且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年轻的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5页，或第4卷，469页］
成熟的马克思认识到“现代工业在技术上的必然性与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固有的社会性质之间的绝对矛盾”。而在对“机器与现代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又恰恰引用了上面这段话。他看到“这个对抗怎样通过制造巨大的祸害，即产业后备军，通过使社会的一切经济进步都变成灾难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狂放地表现出来”[49]。
马克思强调这是“消极的方面”。他同时揭示出工人的抵制的积极方面，这就是迫使现代工业“冒着死刑的威胁，用适合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能适应生产中的任何变化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所完成的不同的社会职能不过是以不同的模式对他本身先天的和获得的力量的自由发挥——来代替片面的人”[50]。
经过追溯这两个对立面（即活劳动与死劳动、劳动与机器）的辩证发展过程，亦即从“协作”经过“分工与工场”到“现代机器大工业”的过程，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革命的骚动及其最终结果——消灭旧的分工，是同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直接对立的。”但它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历史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头顶上始终悬着“死刑的威胁”，而蕴含在旧社会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素，将在“资本的积累”（马克思伟大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成长起来。
三、资本的积累、新力量和新激情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序
在《资本论》中，历史与逻辑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运动。不是马克思把这两种运动联系起来，而是辩证法本身包含这两种运动。一种运动包含另一种运动在其自身之中，这恰恰是它真正的本质和生命，马克思的基本假设是，历史尚未从超越现存社会的必然中释放出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他从现实出发，又以现实为归宿。运动是从现实中来的，而马克思所作的就是发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时间的结合是构成一切运动的真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节，是整个第一卷的高潮。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的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51]这不仅仅是一种鼓动。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可以用最精确的语言来表述，而他正是这样做的。在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中，马克思说：“这一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机器越来越快的增长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一规律以前被表述为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增长。现在，这个规律被看作一个整体，并表述为资本的价值与技术的构成，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就是说，它们是有机体本身的构成部分，再也不以把它们分割开来。就像头颅与身体不能分离否则就不能存活一样。
在《资本论》的一开始，我们已经了解了使用价值的相互依存性。马克思写到，价值对它所由产生的使用价值可以漠不关心，但是它必须从某种使用价值中产生。这种有形的形式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意义。“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52]
资本是“自身增殖的价值”，它加深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形式与物质形式之间有冲突，而且是因为与生产过程相“抵触”的阶级关系中也有冲突。资本不是一个物，而是一种借助物的工具性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阶级关系，由于生产的进一步扩张而不断恶化。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无酬占有别人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53]。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力量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剩余价值生产的最深层的需要出发，产生了一种驱力，即尽可能少地付给劳动者报酬，同时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上升决不会高到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程度。支配这种生产方式的价值规律，一方面导致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劳动的社会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两个规律：一是资本集中化的规律，二是劳动社会化的规律。马克思写到：“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运用到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供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送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54]
请注意马克思使用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这一术语。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中发生的事情，即劳动社会化的规律。在协作的、社会化的劳动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上劳工的数量都在增加。他们联合起来，受到纪律的约束，从而被组织起来。福特建立起红铁流工厂时，他需要60000个工人。这60000个工人在同一个生产单位里工作，从而被组织成了一种社会力量。在马克思的时代，红铁流工厂之类的东西尚不存在。但是，工人已经被大规模生产组织所训练，从事着协作的劳动。马克思由此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
除马克思之外，其他人也看到了劳动的协作形式。但他们认为，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主，越来越平等。马克思嘲笑他们。马克思认为，被训练进行协作的是工人，而不断成长的是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工人越是被编织到巨大的协作单位中去，资本就越是需要对他们进行打击和压制。不仅平等和民主不会得到增长，而且人们会看到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看到不断增加和永无休止的工人起义。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货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55]
马克思在1876年写下这段话，距今已有90年了。从那时起，工人阶级的团结、纪律和组织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如今它已成长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阶级。集中化的过程一直在发展，资本主义巨头的数目不断减少。这样，劳动组织的官僚主义就应运而生了。因为资本主义巨头的数目太少，已不足以约束千百万的工人。这种官僚主义是他们反对协作社会的武器。大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出现了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
工头并不告诉工人应该怎样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同样如此。他们的职责是管束工人。但是这种管束一天比一天难。因此，官僚机构越来越多，上司越来多，研究时间管理的人越来越多，谈判越来越多，“现场视查员”越来多。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现今俄国的情况，即彻底官僚化的集权制国家和奴隶劳动营。这是在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极端的集中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它塑造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上打上它的印记。随着生产的扩展和官僚化，所有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也都随之官僚了。一切官僚主义都根源于在生产中约束工人的需要，而这种官僚主义在一党制国家中达到了极端。
马克思之所以能预见这种趋向，是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逻辑学规律贯彻到底。他首先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过程在托拉斯化中达到极端，并最终在国有化中完成。不管资本集中化的最终发展是与“暴力的兼并”相伴随，还是通过“组织证券公司的平缓途径”来实现，结果都是一样。“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3、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变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递减为1/3、1/4、1/5、1/6、1/8等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2/3、3/4、4/5、5/6、7/8等等。”[56]
资本与工人阶级命运的这种关系，最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它必然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就是失业大军的出现。马克思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采用机器越多，或者说，不变资本越多，对可变资本的需求，或者说，对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地越少。过去使用一千五百万工人的地方，现在可能会使用三千万工人，但是资本投入却是原来的七倍。而且，这一点总是与失业问题相伴随。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些劳动者投入到失业大军中去。
由于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就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动摇了。马克思强调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57]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个特殊的人口规律就是过剩人口大军的规律。这种过剩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剩。
资本主义无力再生产它自己的创造价值的实体——体现在被雇佣的活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这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在《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八部分[58]中，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起源和历史趋势。他在这一部分对资本主义的末日作出了宣判。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开端，亦即“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富说服力的鼓动材料。但马克思把这些材料放在《资本论》的末尾，而不是开头。这一事实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这意味着马克思希望首先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因为，不管资本主义的开端是怎样的，它的矛盾不是产生于它的起源，而是产生于它的内在本质。这种内在本质“决定了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决定了它对自身的否定”。[59]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就是它走向崩溃的规律。马克思通过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揭示了这个规律。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随着科学工作者作为独立的力量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下。”[60]
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了。他们叹息工人反抗仅仅是为了较高的工资，一旦得到了较高的工资，他们就会觉得“好起来了”而心满意足。马克思的意见恰恰相反。马克思强调说，不管他得到的报酬是高是低，他的境况都在恶化：
“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干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的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1]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2]
所有这一切积极方面就在于，“它造就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受到它的束缚的新力量和新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63]
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新力量和新激情——创造了基础。这种新力量和新激情将在新的和真正人道的开端上重建社会。这个新社会“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64]正因为马克思自己站在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通俗地讲叫做“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他才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在《资本论》中，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这种人道主义既给了这部著作以深刻性，也给了它力量和方向。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31页。
[29]Critique,p.229.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8页。
[36]“一部艺术作品，如果缺乏正当的形式，正因为这样，它就不能算是正当的和真正的艺术作品。只有内容和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罗密欧和朱莉叶》的内容可以说就是一对爱人由于家族仇恨而毁灭这样一个故事。但构成莎士比亚的不朽悲剧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黑格尔。见《小逻辑》（中文版）第279—280页。
[37]见黑格尔论“对客观性的第三种态度”：“我在我的意识中所发现的东西，被夸大为一切人的意识，甚至被当作精神自身的本质。”（参阅《小逻辑》（中文版），第16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4页，脚注41。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第37页。这就是著名的《资本论》手稿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这部手稿没有英译本。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第37页。这就是著名的《资本论》手稿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这部手稿没有英译本。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3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9页。
[45]参见尤尔《工厂的哲学》。
[4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7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19页。
[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4页。（此处的英文原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译文有较大出入。——中译者）
[5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5页。[此处英文原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译文的意思有较大出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译文是：“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用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能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个人。”——中译者]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7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9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93页。尽管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情况很不相同，失业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参见本书第五部分），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都是适用的。
[58]在《资本论》的最后一版中，这一部分变成了第七部分的不同章节。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2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8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83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0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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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巴黎公社的启示与《资本论》内容的深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六章巴黎公社的启示与《资本论》内容的深化
·一、资本的专制计划和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协作
·二、巴黎公社——工人统治的一种形式
·三、商品拜物教，计划与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生产的控制
一、资本的专制计划和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协作
巴黎公社建立于1871年。在这之前三十年，马克思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他的理论的中枢。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版揭示出：在理想中表现为计划的东西，在现实中、在劳动过程中不过是资本家的无可争辩的权威。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论》的理论轴心是计划问题，即资本的专制计划反对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协作计划。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之中的专制计划，以独一无二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对社会劳动进行控制的等级结构。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下去，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或无偿劳动，需要一个由工头、经理、监督人组成的庞大军队。他们全都为资本家效力，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无数劳动者身上榨取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协作劳动的控制必须采取专制的形式。计划专制主义产生于工人与资本家及其官僚机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资本家支配的协作与进行协作的劳动者是直接对立的。工人丧失了他们的技艺，他们的技艺全被机器代替了。但是，工人们在与自己的伙伴的协作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众力量。在协作劳动的本身与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产生了一种尖锐的对立。
协作本身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劳动力。在资本主义控制下，这种协作劳动不能自由发展。它的功能被限制在价值生产的范围之内。只要旧的生产方式依然存在，它就不可能释放出新的、社会性的、人类性的巨大能量。因此，劳动力的协作形式从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外壳相对立的，即与价值形式相对立的。同时，这种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像军队一样规范并且一再加速的异乎寻常的创造，窒息了科学的自我发展，把它限制在一个唯一的目的之中，即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无偿剩余劳动。
这一点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了机器大工业的本质与其运作的价值形式之间的绝对矛盾。一些技术方面的著作分析过几种基本运动。但它们到此就止步了。这种分析不能继续向前进步，因为抽象的、长远的、超阶级的机器发展是不存在的。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最伟大的生产力即活劳动从技术中排除出去，就等于阉割了科学本身，或者使科学成为残缺不全的东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智力与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分离，一切科学都整合到机器之中，这意味着智力已转化为资本压迫劳动的权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工人相对立。一句话，当机器的狭隘技术需要本身亦要求劳动的可变性、流动性和机动性，要求充分发展的人运用全部先天的和获得的智能的时候，人却被变得仅仅是人的一个片断。
这就是马克思1867年向全世界提示出来的东西。这一理论杰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又包括阶级斗争的现实。在它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显得黯然失色。差不多五十年之前，即1821年，李嘉图已经至少提出了机器生产中的矛盾。而现在，1867年，庸俗经济学却堕落到全然否认这种矛盾的地步。从他们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经济思维的空洞无力，既然矛盾并不内在于机器“本身”之中，那么，认为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机器中存在矛盾就是一种幻想。然而，这种二加二等于零的运算，并不妨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声讨破坏机器的工人的“落后”和愚昧。当社会的人力资源受到毁灭的威胁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却试图一笔抹煞资本对工人的奴役。
如果说工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具体斗争，无暇学术于关于机器“本身”的抽象议论，那么这些具体斗争恰恰表现出他们具有全新的眼界。不错，他们曾经把机器当做自己的竞争对立来与之进行斗争。但机器作为资本的婢女的最初面貌，恰恰是它的真面貌。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是抽象的，而工人的直觉是正确的。所谓的机器“本身”并不存在。工人们不可能从机器的“本身”来看待它，就是说，不可能把它看做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与之相脱离的东西。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发展被用来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大量的剩余劳动。在反对资本进一步斗争中，工人懂得了不应与劳动工具斗争，而应与这些工具体资本主义运动方式斗争，即与那种使工人变成仅仅是机器的齿轮的生产条件斗争。
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工人的反抗也是一种群体力量。工人的起义不断发展，从反抗劳动工具，到反抗资本主义劳动条件。因此，工人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同时，也在为反抗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限制而斗争。阶级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正在走向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巴黎公社所追求的解决方案，把资本主义拜物教以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揭示得淋漓尽致，因此，可以说它加深了《资本论》的内容。
二、巴黎公社——工人统治的一种形式
1871年3月18日发生在巴黎的社会革命，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同。统治阶级的背叛，使无产阶级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存起法兰西文明的责任。几个月之前，拿破仑第三在普法战争中遭到失败。接管了政府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革命的巴黎的恐惧远甚于对俾斯麦军队的恐惧。后来这个政府逃亡凡尔赛，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则达到了最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把自己塑造为统治阶级。
著名的学者，秘密军事力量的领袖路易·布朗基，多年来一直认真而不间断地密谋暴动。当法兰西共和国准备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他又再次举起了义旗。但没有群众的支持，他的起义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现实生活中，起义出现在不断升级的革命的顶峰，而不是相反。而且这是真正的革命起义而不是密谋。
3月18日，反动政府的首脑M.梯也尔命令士兵把巴黎的大炮运到凡尔赛。清晨，挤奶的女工们在大街上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并挫败了反动政府的背叛行径。她们把士兵包围起来，使他们无法执行梯也尔的命令。尽管在清晨男人们还没有来到大街上，尽管这些妇女手无寸铁，但是她们顶住了。如同一切人民革命一样，人口中一些新的阶层觉醒起来。这一次新的觉醒者是妇女，她们首先行动起来。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全巴黎的人都走上了街头。梯也尔的密探们心里一定很明白，要找出谁是起义的领袖是徒劳的，因为全体人民都参加了起义。巴黎群众这种自我保卫的行动，也是一种自我管理的行动。正如1848年革命的临时政府自然地产生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样，接替拿破仑第三的临时政府，也只有一个功能，即成为阶级专制的推进器。
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武装自己。起来的人民走出来，反对无处不在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机构。这些国家机关是工厂中劳动等级分工的忠实复制品。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的国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公社诞生了。
公社的主要成员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但是，只有当布朗基主义者放弃了自己的起义计划，投入到人民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时，他们才变成了公社的社员。普鲁东主义者也同样必须放弃自己的乌托邦计划。大规模生产的发展破坏了构成普鲁东主义社会基础的手工业。而现在，1871年的革命又彻底摧毁了普鲁东主义的“无政治行动”的哲学。巴黎的工人一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开始着手进行自我管理，并为自己设立了劳动条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完成的。
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第一条法令是废除常备军。建立这种类型的政治统治的第一个公告就非常有典型性：“所有的公共服务机构都必须改组和简化。”
起来的工人把议会制度打得粉碎。人民代表队大会不是议会式的清谈馆，而是一个工作机关。通过法律的人，也是执行法律的人。这样一来，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的分工就不存在了。虚假的司法独立也被取消了。法官和其他代表一样，要经过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然而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仍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全体。，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对代表的控制，代表也是可以罢免的。这样，权力就始终掌握在全体群众手中。
公务人员的报酬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为廉价的政府提供了基础。等级制的劳动分工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关于国家与教会的分离的法令，废除了教会对教育以及一切情感精神生活的控制。某些忠实于无产阶级精神的地区，立即开始为区内的儿童提供衣服和食物。教育必须对所有的人开放，而且应该是免费的。更重要的是，教育方法的改革应该从让孩子充分地深入全体人民开始的。首先是向教师和父母进行呼吁，要求教师“只能运用经验的、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必须从事实出发，从物理的、道德的、理智的事实出发”。
空想社会主义者绞尽脑汁设计政治统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要抛弃一切政治形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接受议会制的开展。而工人则建立了公社：打碎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代之以公社式的自治政府。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国家将要消失，而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将会成为向无阶级社会的转折点。他盛赞公社社员的英雄主义。马克思研究了他们的特殊的无产阶级统治形式，并揭示出它的秘密：“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永远不变状态同时共存。”[19]
公社及其工作实体把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公社的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主要由第一国际的成员组成。它完成了伟大的使命，但不是通过它所颁布的各种法令，而是通过它对工人的激励，使工人自己起来掌握一切。它首先要求工人把被业主弃置的工作重新开支起来，并由“在其中劳动的协作工人联合体来管理”。目的是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变成“自由的和联合起来的劳动”的工具。
公社的工作站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典范。工人自己任命主任、车间和工段的领班。如果这些人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工人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工厂委员会不仅确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备件，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讨论第二天的工作。
就这样，普通的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着自我管理。作为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公社把许多未来社会的因素解放出来了。马克思把它描述为“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蕃，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20]。
采取巴黎公社形式的自发的群众起义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巴黎的工人被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恐怖行动镇压了。但是，在血腥屠杀之前的短短两个月中，工人们创造的奇迹比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中完成的还多。其中最伟大的奇迹是它的工作实体。它废除了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它把国家官僚机器打得粉碎。它付给公务人员与工人一样的工资，并使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它废除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并且把议会从清谈馆变成了工作机关。它创造了一些新的劳动条件。在一切方面，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使群众得以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而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则在最小程度上发挥能动性。这样，它就在经济、政治、理智等各个方面把一切形式的拜物教统统清除掉了。
三、商品拜物教，计划与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生产的控制
巴黎公社的社会改造的整体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关系的腐朽性有了新的认识。旧的国家形式，以公社来代替，就宣判了等级分工的末日。这种分工中也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分工。无产阶级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进行社会奴役的公共权力，并向世人昭示了从价值中脱颖而出的崭新的协作形式。显然，这种新的协作形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强制采取价值形式的劳动辩证运动是绝对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中所有的拜物教都不复存在了。
在公社之前，马克思就说过，只有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可以清除商品拜物教。现在，公社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具体的行动扩展了理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协作生产本身不是一种“阴谋和陷阱”的话，它必须是在工人自己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马克思准备了一部新的法文版《资本论》。而且，他在跋文中告诉我们，他对商品拜物教一节做了重大的改动。[21]马克思问道：“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有的谜一般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很简单：“显然来源于这种形式本身”。[22]
在这个版本发表之前，任何人对此都不是很清楚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1872年这种表述的简单性是值得回味的，特别是因为这一点的重要性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商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它是一个巨大的偶像。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专制条件表现为似乎是社会生产的自明的真理。任何东西都不能超出这种真理。然而，这些条件是历史地决定的，并且依赖于劳动者被奴役的状况。同样的道理，从资本主义一开始，商品就是劳动两重性的一种反映。它从一开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这个对立统一以萌芽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
这种简单的关系超出了最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认识能力，虽然他更早地发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价值还原为其劳动内容，但它从未问过为什么劳动的内容会采取价值这种形式。
在《资本论》之前很久，马克思就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两重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的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退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3]
一般说来，也仅仅是一般说来，在马克思的思维中，劳动的内容与形式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从他最初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时就是如此。然而，在仅仅涉及经济学范畴的限度内，马克思接受的这些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它时大致是一致的。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时，情况仍然如此。马克思仍然在价值的意义上使用交换价值一词，而不是在价值形式的意义上使用它。他仍然把生产关系包含在物与物的交换之中这一点当做“众所周知”的东西而未加深究。
到了1867年，他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商品形式是一个偶像。但即使在这里，强调的重点仍是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交换的拜物教形式。只是到了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在《资本论》的法文版中，强调的重点才从表象的拜物教形式转移到采取这种表现形式必然性，就是说，强调在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之后，马克思看到，劳动产品除了采取商品形式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形式。因此，关于商品拜物教从何而来的问题，答案既简单又直接：“显然来源于这种形式本身。”
在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并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是变态的。他“知道”是机器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机器，他“知道”一切科学都体现在机器中，而不是体现在现实的生产者身上。他经常说，在资本主义底下，人与人的关系被束缚、被扭曲了。他强调指出，只要生产过程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生产过程，事情就不能不如此。
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被扭曲了的关系，全面地扭曲了一切，连压迫阶级本身也受到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开这个秘密的原因。在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遇到了它的历史藩篱。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24]
这里的新东西是，通过把劳动从价值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公社向世人展示出，没有资本的专制或物的媒介，人们是如何自由地联合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这种运动的豁然开朗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底下劳动的支离破碎的状况对比一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被剥夺了一切个别性，被还原为仅仅是一般劳动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特殊性质。只有在价值形式中，才能容纳无数多样化的具体劳动向一个单一的抽象群集的还原。这种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特殊性质的必然产物。
巴黎公社把整个形式问题从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转变成了工人的庄严行动。这时工人“面临着对自己的存在状况和自己与类的关系的清醒意识。”通过直接公开处理自己的社会关系，工人彻底地重新组织了这些社会关系，并且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切现在的社会关系都被试卷进去，生产、财产、国家、市场、计划、经济运动规律等等，概莫能外。每一个个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一旦在公社中开始，就变成了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人类品质的丰富性在巴黎公社中展现出来。这种丰富性赫然地向人们揭示出：商品拜物教产生于商品形式本身。这一点深化了价值形式作为逻辑发展和作为社会现象两方面的意义。
马克思从来不会片面地看待具体事件，用这些事件印证他事先建立起来的理论。理论总是在历史进程本身中得以深化。在最后一部分“资本的积累”中，马克思加进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在论述“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他提出了资本的凝聚和集中规律的最终发展问题：“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的总资本或者全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25]
但是，这个重要补充的意义不在于它预见了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在于这种极端的发展并没有带来阶级关系上的根本改变。恰恰相反，所有的矛盾都被推到了极端。这个补充的新意在于，它使马克思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概念有了一种具体性。马克思写道：“他们（指公社社员）不需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把……新社会的要素解放出来。”[2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61、262—2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9页。
[21]英译本中没有这篇跋文。多纳•托尔编辑的国际版收入了法文版中的一些材料，而这些材料在查尔斯•H.科尔编辑的标准版中是没有的。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8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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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美国南北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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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第五章美国南北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
·一、废奴主义、南北战争、第一国际
·二、历史与理论的关系
·1.《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智工作的局限
·2.工作日问题和理论概念的突破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些人把马克思捧到天上去。吹捧他的天才，好像这种天才是脱离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现实斗争而成熟起来的。好像马克思的灵感完全产生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而不是来自以行动改变活生生现实的活生生的工人。这些人对马克思的贡献的伟大意义才是最无知的。我们马上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在工人们开始行动之前理论著述的局限性。相反，《资本论》则证明了群众活动对理论创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论著作确定其最后形态的那个历史环境，决不仅仅是天才人物“碰巧”在其中完成二十多年理论研究的“背景”。让我们来看一下促使马克思“把一切都推倒重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的那些客观事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是怎样重新建构他的著作的。
一、废奴主义、南北战争、第一国际
1860年1月1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约翰·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我刚刚从《论坛报》上看到，在密苏里又发生了一个奴隶起义，自然已经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信号已经发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7页］
从这时起，马克思不仅密切注视群众运动，而且还参加进去。美国发生南北战争的那个年代，也是发生波兰起义、法国工人罢工以及英国群众示威的年代。而且，英国的群众示威最终导致了以马克思为领袖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创建。
南北战争是第一场由群众武装全员参加的现代战争。[1]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共有一百万人丧生。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林肯试图把冲突限制在白人战争的范围内。虽然奴隶制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而逃亡的奴隶是焕发出创造性力量的生力军，但林肯的主要战略关注是安抚那几个实行所谓“温和”奴隶制并且留在联盟之内的州。因此，他既不愿意解放奴隶，也不愿意让他们参加战斗成为战士。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林肯的所有这些法案，像是一个律师向反对他的律师提出的经过慎重考虑并附有但书的条件。但这并不能降低这些方案的历史意义……那里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272—273页]
即使从最狭窄的军事的观点出发，马克思也预见到林肯将不得不向解放奴隶的方向前进。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完了。……只要有一个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这种战争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而这些北方佬至今却一直试图按照宪法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72—273页］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林肯不得不向不可避免的东西低头，签署了《解放宣言》。但是在此之前很久，马克思就记下了废奴主义者的观点。[2]在为《维也纳时报》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马克思概述了当时受到英美报界攻击的温德尔·菲利浦斯的一段演说。马克思还为这段演说词加了一段引言：“温德尔·菲利浦斯是同葛力逊、贾·史密斯齐名的新英格兰废奴派领袖。30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冒着生命危险以奴隶解放为战斗口号。报纸的嘲笑，被收买的无赖们的狂叫，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他一概视作等闲。……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德尔·菲利浦斯的演说比任何战报都有更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563—564页］
逃亡的奴隶们，[3]朝着北极星奔向自由，并推动着南北战争。然而，林肯的将军们却为保持奴隶制而战，因此他们是盲目地战斗。马克思引述温德尔·菲利浦斯的话说：“我并不是说，麦克累伦是一个叛徒；但是我说，如果他是一个叛徒，他一定会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去做事情。……总统始终没有把没收法案付诸实施。他也许是诚实的，但他的诚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用？他既不能察近，又不能察远。……我了解林肯，我曾在华盛顿估量过他。他是个第一流的二流人物。”[4]
马克思始终十分关注美国南北战争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影响。马克思代表《纽约论坛报》和《维也纳时报》，以外国通讯员的身份报道了英国工人的大规模集会。这次集会阻止了英国政府出兵干涉支持南方。国际工人联合会，即人们所熟知的第一国际，正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及波兰起义的影响下，并作为对它们的反应而诞生的。马克思以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写给林肯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的阶级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工人们到处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真正的政治力量的工人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争取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的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5]
我们从《资本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话决不仅仅是一些“外交辞令”。马克思把自己与美国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区别开来。这些人声称反对“一切奴隶制、工资和动产”，并以此来回避南北战争的全部问题。[6]马克思对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的分析，在对结束奴隶制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之间关系的分析中达到高潮。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马克思写道：“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1866年8月16日，在巴尔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宣布：‘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7]
在《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十分简捷地评述了美国南北战争对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的影响。马克思在序言中写道：“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为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的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
二、历史与理论的关系
与欧洲群众运动相比，欧洲知识分子恃才傲物，对美国南北战争缺乏敏感。这在拉萨尔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件时，拉萨尔却对它置若罔闻。马克思在1862年7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引述了拉萨尔的观点：“北方佬没有‘理想’，‘个人自由’只是‘消极的思想’等等；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旧的早已腐朽了的思辨垃圾。”[8]
与此相反，在南北战争的影响下，马克思为他的理论著作赋予了全新的结构。很久以前，他就对拉萨尔冒充辩证论者给以驳斥。他在1858年2月1日写道：“但使他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主动叙述出来的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运用到关于这一体不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4页］马克思本人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9]
1．《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智工作的局限
马克思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商品开始的。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它既是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东西、一件有用的物品，而且还是价值。如果劳动本身没有这种两重性，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也不会有这样的性质。正是因为劳动本身的矛盾性质，商品才能以胚胎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这是理解一切矛盾的关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指出，这一点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贡献。没有这一点，就根本无法理解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继续指出交换价值在表面上仅仅是一种量的关系，譬如说，体现在一定量的小麦中的时间与体现在一定量的麻布中的时间进行交换。但问题在于，哪一种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价值的不可能是具体的劳动。“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10]
这个并非由裁缝造成的社会组织，就是资本主义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有的劳动，不管具体性质如何，都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它变成了一个抽象劳动的堆积，因为劳动者本身也是按照价值获取报酬的，就是说，是按照支持劳动者生命所必需的东西获取报酬的。“这样，以劳动时间度量的相对价值就注定要成为现代雇佣奴隶制的公式，而不是像普鲁东认为的那样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公式。”
正是由于劳动的两重性、商品内部的两重性，使得唯一的一种商品即货币必然地要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起作用。因为，资本家购买这种商品不是为了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可以“购买一切”的货币。而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分离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货币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等于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即开采和冶炼它的时间；它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它被普遍地承认为等于一定的劳动时间，并因此而作为一种“天然”尺度而起作用。但这种尺度之所以是天然的，只是因为它是得到承认的抽象劳动的代表。换句话说，货币与劳动一样，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普鲁东想使货币“仅仅”作为一种流通媒介，显示出他也认识到货币掩盖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所不同的是，普鲁东不是考虑如何打破作为货币的根源的生产关系，而仅仅是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货币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像阶级不能通过法令来废除一样，货币也不能通过法令来使其为一切人所有，不管这种法律是由普鲁东还是由政府发布的。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把自己的论题限制在交换的问题之内。他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在物的交换背后存在着一种生产关系。直到很晚的时期（1939），我们才看到他浩繁的理智劳动公诸于世，看到他1857—1858年手稿的发表。[11]这些著作展示了规模庞大的辩证的、原始的经济发展过程。马克思本人只同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发开头的几章。在为这几章写的序言中，马克思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已经起草好了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问题在于无论从特殊方面还是一般的方面来说，这部著作都缺少某种结构，缺少某种形态，而这些只能从阶级本身的发展中得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将《资本论》全部推倒重来。
这并不意味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劳动不是中心。但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1848年革命刚刚失败，工人们处于消沉的状态。无产阶级革命被镇压之后，任何理论家，甚至包括马克思在内，由于事变迫使他必须考察经济在旧的社会秩序下发展的规律，都不可能看到起义的特殊形式，不可能看到工人将以什么形式去迎接生产的新阶段。
《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证明是一部理智的著作，即一部深远的著作，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它是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而不是从工人斗争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辩证法的创造。
完成这部著作后不久，马克思立即对它感到不满意。《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怎么说都不仅仅是“关于体系的模糊观念”，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整体的一种深刻批判。但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决定不再这样写下去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中都造成了根本性的变化。
无产阶级运动开始朝着它自身解放的目标前进，它印证了马克思前一个时期所做的研究，而且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2．工作日问题和理论概念的发展
在1861年至1867年之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后来成了《资本论》）经历了两次基本的变化，一次是1863年，一次是1866年。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本论》和手稿加以比较，来追寻这种变化的踪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里，马克思本人在一些书信中，都对这部手稿做过一些描述。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不得不“把一切推倒重来”。“现在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此刻马克思正在重写，并且改为以《资本论》为标题。——引者注），而且回想起我们曾经不得不把一切推倒重来，而且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些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加工时，就感到他（拉萨尔）十分可笑，‘他的’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64页］三年以后，当他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就绪，《资本论》即将付梓时，他告诉恩格斯他又加进了一个新的部分：“我以历史的方法展开了一个关于工作日的部分，这在我的最初计划里是没有的。”（1866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译文有较大出入。见第31卷，第177页：“我对工作日一节做了历史的展开，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译者］
到1866年为止，马克思一直没有写出关于工作日的这七十页手稿，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理论在其自身中内在地包含着它的局限性。马克思之所以会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个推倒重来，把自己的新著的手稿改写成《资本论》，这部著作最初之所以没有关于工作日的一节，都是由于这种局限性。李嘉图不曾关注工作日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完全回避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而那些社会主义者们，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普鲁东和拉萨尔，没有为这个问题而困惑，也很容易解释，因为他们过分地忙碌于自己的计划，根本无暇顾及现实的工人运动。但是对于一刻也没有停止关注无产阶级运动的马克思来说，他了主要的理论著作中竟然没有关于工作日的一节，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看到马克思这时已经写下了《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研究了把延长工作日变成强制的那些法律，并且描述了“压迫被剥削者的充满血污的法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概念中，已经包括了工作日中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的划分。但是就其主要部分而言，对工作日的分析仍然缺乏稳固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后来谈到他的对手杜林时指出的那样：“他的评论中有一点引起我的特别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关系像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的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劳动日和劳动日的变化正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种说明是新的和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了。”[12]
马克思写道：“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13]至此，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理论与历史是分离的，每一个理论章节后面附有一段历史解说，而在《资本论》中，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离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是理论的历史，而在《资本论》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崇拜理论与天才而看不到理论著作局限性的人们，同样无法认识理论家的不可缺少性。全部历史都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如果一个理论家调整了自己的耳朵，使之能够倾听来自工人的全新的冲动，新的“范畴”就会产生，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哲学认识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马克思主义是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斗争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从理论的历史向生产关系的历史的转移，使这一概括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归根到底，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依赖于工作日的缩短。1866年，他使这一点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框架。工人在工作日问题上的斗争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自由的最终创造依赖于工作日的缩短。工作日缩短的哲学思考，以及在它之内与在它之外的所有相关概念，都产生于现实的斗争。这样，工人的斗争和工人的思想为理论家的思维充实了越来越多的内容。
从1866年开始，马克思对工作日的章节做了进一步的展开。到1867年《资本论》发表的时候，我们读到马克思对于人自己的思想的热烈称赞：“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多么大的变化啊！”[14]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不仅揭示出为工作日而斗争的消极方面，即反对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剥削；而且揭示出了它的积极方面，即它是通向自由的道路。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劳动的哲学，一种从劳动自由的具体斗争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哲学。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推倒重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做的。恩格斯告诉我们，原来的手稿有1472页。[15]其中包括：
（一）1—220页，1159—1472页，是第一卷的第一稿。从货币转向资本的转化开始，一直到本卷的结束。注意这里没有包括220—1159页。这一部分手稿处理的是理论史问题，以及利润率下降问题。
（二）978—1158页，是关于资本、利润与利润率问题的第一稿。这一部分手稿构成第三卷的主题。然而，最初马克思曾想把这些手稿中讨论的问题放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后来对这种安排做过严厉的批评：“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的问题就不再神秘了。但是如果我们把顺序颠倒过来，则既不能理解前者，也不能理解后者”。[16]
（三）220—972页，包括马克思后来考虑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并以“理论的历史”为标题。[17]然而，在第一稿中，这750页接在劳动力的买卖后面。看一下已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了解这个最初计划在现实结构中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商品、货币等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个同一主题的理论史的附录。这种安排有点像黑格尔《小逻辑》中的“附释”。马克思曾经打算在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采用同样的安排。就是说，每当他就某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之后，紧接着都要就同一人问题与其他理论家进行争论。他曾在某个地方说过，对于一个想要自己弄清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秩序。对于一个研究其他理论的历史，并试图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分析把自己与它们区别开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种常规的顺序。但是当马克思决定“把一切都推倒重来”时，他毅然放弃了这种方法。
这时，马克思把讨论利润与利润率现象（生产过程整体的各种形式）的材料，与关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材料分开。与此同时，他把大量关于“理论的历史”的材料取出来，把它们放到全部三卷的后面，作为第四卷。他突破了把历史看作某种理智的东西，看作是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的历史概念。
马克思不再与其他理论家进行争论，他直接进入了劳动过程本身，进入了工作日问题。当他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种辩证法，而不是运用一种辩证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一种新的辩证法从劳动过程中流淌出来时，他立即把关于理论史的内容放到了整部著作的最后，并把眼光放在生产关系的历史上。新的辩证法引导他接触工人在工厂内外的反抗。结果就是《资本论》中新的一节——“工作日”。理论家马克思从工人的冲动中创造了一些新的范畴。然而，把美国南北战争确定为劳动者圣战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受苦最深的英国工人阶级。
马克思自始至终关注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理论这个概念现在是某种与行动统一起来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不是某种由知识分子闭门制造出来的东西。相反，无产阶级的行动为知识分子提出理论创造了可能性。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真正决裂。《资本论》之所以与《逻辑学》不同又包含《逻辑学》，原因就在这里。《资本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是它的发展与衰亡的辩证法。正如列宁在1915年所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8]
[1]尽管关于南北战争的著作汗牛充栋，但这场战争的真正的历史仍有待撰写。依笔者之见，这方面的严肃著作只有一本，即W.W.B.杜博伊斯关于遭到贬斥的重建时期的著作《黑色的重建》。由于题目的限制，我在本书中仅仅涉及了这场战争对欧洲工人运动及马克思的著述的影响。
[2]关于这场伟大的运动，同样缺少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在那些被人忽视的小册子中，保存了一些废奴主义者的最好的作品。其中最出色的是戴维•瓦克尔1829年写的《告美国有色公民书》。这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意向极其敏感，以至于南部的立法机关避开特别会议，通过立法来禁止自由的黑人和奴隶阅读这本小册子。他们悬赏一万美元取作者的头颅。这本76页的小册子销售了五万册，并被广泛传阅。不识字的人，让别人读给他听。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把被忽视的瓦克尔的思想发掘出来。内战之前，这位卑贱的黑人的简明字句已使南方为之战栗。他以预言家的口吻告诉他们，种族偏见将“把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从地球上清除出去”。
[3]参阅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传。共产主义者发表伟大的墨人废奴主义者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索仁奈尔、哈雷特•图勃曼等人的著作，希望通过做这件事使自己身上也沾上一丝光辉。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问题在于当代黑人斗争的自发性。当代黑人运动完全忽视共产主义。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64页。菲利浦斯这篇演讲的题目是“论内阁”，收入《温德尔•菲利浦斯演讲书信集》。这本书在1864年在波士顿首次出版，现在很难找到。好在我们不久就会在奥斯卡尔•谢尔文编撰的《自由的告知：温德尔•菲利浦斯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看到其中的许多文章。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卷。
[6]十分有趣的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团体转而支持北方。这就是由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著名的“圣•路易斯团体”，他们对爱默森和索罗的哲学持批判立场，组织起来研究黑格尔哲学。在新英格兰人W.T.哈里斯和德国移民布鲁克迈耶尔的领导下，他们第一次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于1867年在美国出版了第一份真正的哲学杂志，《思辨哲学期刊》。见（赫伯特•W.施耐德的《美国哲学史》，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版）顺便提一下，布鲁克迈耶尔后来担任过密苏里州的副州长。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33—33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61页。
[9]亦即一般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页。
[11]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下）。遗憾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至今仍未对这些手稿作出分析。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35页。
[15]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2页，脚注28。
[17]这部分材料始终没有按照马克思手稿的原始形式发表出来。1905年，卡尔•考茨基对它的结构做了任意的修改，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标题发表出来。到今天为止，除了其中的第一卷以《经济学原理史》为题在美国出版过之外，这部著作始终没有英文本。十年前，掌握这部手稿的俄国共产主义者曾许诺按照原始形式发表这部手稿，但至今没有兑现。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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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工人、知识分子与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二部分在历史转折点的工人与知识分子：1848—1861
第四章工人、知识分子与国家
·一、1848年革命和激进知识分子
·二、费迪南德•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
一、1848年革命和激进知识分子
1848年的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当专制主义的王朝一个个陨落，民主似乎就要到了人民手上的时候，中产阶级的领袖们却纷纷变节，背离了革命。人们今天已经承认：“要是靠那些革命领袖，恐怕根本就不会有革命发生。革命自己创造了自己。1848年真正的英雄是群众。激进知识分子曾经设想，传统被推翻之后，群众会尊重知识，却不会要求对知识的权利。尼采后来这样描述1848年代伟大幻想：‘所有的神祉都已死去，超人将要降生。’然而，对于知识分子的雄心，群众从未有过真正的响应……”[1]
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最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他留给我们一部经典著作，即《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极其鲜明地描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处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星期，他似乎预见到了这场革命。他在议会的一次讲演中说：“你们难道没有嗅到空气中革命的气味吗？”然而，当革命真的爆发，他因预见了革命而获得巨大声誉时，他却拒绝接受这种荣誉：“我所预言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革命。”
两种情况下托克维尔都是对的。在专制君主的奢侈腐败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他预见到，如果专制主义王朝不向群众让步，那么群众的饥饿和不安将在起义中爆发。但是他认为，当时需要的是选举改革。他绝没有想到工人会走上街头，设置路障，提出维护自己权利的经济纲领，不仅反对国王，而且反对资产阶级。这位好心的资产者误认为自己的阶级就是“人民”。他写道：“我相信，人民在大革命的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如此的惊恐。我认为，唯一能与这种惊恐相比的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当文明的罗马社区发现自己落在歌特人和汪达尔人手中时感到的极度恐惧。”对托克维尔来说，所谓“歌特人，和汪达尔人”，就是巴黎街头武装起来的工人！
发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使1848年成了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今天，资产阶级作家也能够看到，1848年开创了无产阶级群众革命的新时代。然而在1848年，只有马克思看到了这-点。《共产党宣言》是在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送到出版商那里准备付印的。马克思在这本书中断言，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除了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进行革命的改造之外，就没法生存”，而它最伟大的成就是锻造了“革命的工人阶级本身”。工人阶级将彻底结束一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即我们当今社会中的最底层，如果不把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全部摧毁，自己就不能站起身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而你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仅资产阶级没想到工人会起义反对他们，就连激进知识分子也没有想到。在革命之前，他们与工人群众站在一起，但在真正的革命起义面前却惊得目瞪口呆。
布朗基（Blanqui)曾经设想由他领导一场精心策划的小型阴谋政变。路易·勃朗（LouisBlanc)也曾鼓吹过“国家工场”，但是却没提到过任何实现国家工场计划的革命。普鲁东曾经极力鼓吹反对“厚颜无耻的工资法”，但绝对没有宣扬过推翻雇佣奴隶制度的革命。如果工人们跟着那些领袖的指挥棒转，那么1848年就不会发生任何革命。但是，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领导或误导，革命却自己发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走上巴黎街头，要求普选权和“组织劳动”。当事件发生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即国民卫队不仅没有向起义的群众开火，反而加入了起义的队伍时，非武装的群众起义顷刻之间变成了武装起义！
很快，国王被废黜了，临时政府成立起来。这时的资产阶级还没有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但他们反对设置路障，以武力建立共和国。群众强力推行共和国的主张。群众的创造力、纪律性和团结创造了共和国，进而又要求共和国应该是社会共和国、应该为所有的人提供工作。
马克（一个工人）颁布了法令，群众还要求建立劳动部。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在革命以及社会重建中的角色。几周之内，就出现了171种报纸。尽管工人们相信临时政府，但巴黎到处都是革命工人俱乐部，仅在第一个月就出现了145个。
诗人拉马汀（Lamartine）在革命一开始就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以含蓄的语调说，他参加革命是要“力挽狂澜”。这句话表明了临时政府的性质，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这个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转过来反对它的无产阶级同盟者的经济要求。拉马汀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消除各阶级之间存在的误解”。代表工人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接受了建立“劳动委员会”的妥协方案。
议会变成了清谈馆，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只充当了极其微不足道的角色，它们所能起的作用无非是贫民救济所，而这种贫民救济所在英国许多年前就出现了。然而，在那个危机的年月，失业和饥荒极为严重，因此至少有十一万工人涌入这些工场。政府试图把可怜的劳动大军变成反对劳动的大军。然而，他们实在是过低地估计了现代工人阶级。当议会投票决定把未婚男子剩排除在工场之外，并强行把他们编入军队时，这个劳动大军就变成了一支反叛的大军。这时，1848年革命的真正本质显现出来了：它是劳动的解放。
6月23日，工人迎接了挑战。街垒再次设立起来。但这次的口号是：“打倒资产阶级。”马克思曾对两大阶级的最初战斗做过这样的描述：“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2]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的屠杀和兽行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血腥的屠杀也无法消除这几个月所达到的成就：1.废除各个殖民地的奴隶制度；2.废除死刑；3.废除因债务而监禁；4.普选权；5.十小时工作制。
而且，起义的失败不能抹煞这样一个最伟大的教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国家政治形式，而是资本的统治。议会制民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暴行和雇佣奴隶制的同义语，而不是无产阶级自由的同义语。普选权也被证明不是万应灵丹。但它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即释放了阶级斗争，并且去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伪善面具。
马克思为这些革命而欢呼，并且将其与“社会主义空谈家们”加以对比。“当无产阶级雄狮还被蒙骗而沉睡的时候，这些空谈家以人民的名义在资产阶级门前乞求施舍，并为获得长篇布道的资格而向资产阶级妥协。”马克思批评过工人的“组织劳动”的口号，因为“雇佣劳动制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劳动组织”，劳动者不得不保持这种已使他们饱受其苦的雇佣奴隶制形式。但马克思看到，工人的要求实质上是要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到了六月，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这实际上是六月的最伟大的教训。在二月的时候，群众追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形式。在六月他们与资产阶级战斗，与资本主义秩序战斗，运用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进行战斗。马克思认识到，工人已经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主张，就是说，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要继续前进，实现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当他们提出不间断革命的主张时，他们就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存条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3]这时马克思已经抓住了群众创造力的本质和精神。
马克思发现，客观的运动本身，为自身的逆转——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主观力量。这就在知识分子（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无产阶级本身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这些知识分子要继续推行他们的计划，而无产阶级此时已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并且创造着自己的运动。后来，马克思提出要警惕一切小资产阶级领袖的“狭隘”观念。他们先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后来却变成了反动势力的领袖。我们当然“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热情维护者。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4]
1848年的革命，扩大和加深了群众的创造能力与激进知识分子的计划之间的分歧。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达到了对自身的意识。在这条独立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无法步其后尘。激进知识分子永远在计划着“为”工人有所作为，并以他们的活动或至少是他们的计划来代替工人阶级本身的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某个历史转折点上，这类计划曾经有过一些巴贝夫“平等密谋”式的英雄主义版本。在四十年代，这类计划以普鲁东的“交换组织”那种悲天悯人的形态出现，在1848革命当中，由于拉马汀的“力挽狂澜”而打上了反革命的印记。迄今为止知识分子的这类形形色色的计划已如恒河沙数，但无论他们的计划采取什么形式，他们都看不到群众的创造力量。与这些人相反，马克思始终把眼光盯在群众的活动上，所以他能够将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概括成为解放的理论。他始终清醒地知道，“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二、费迪南德·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避开流亡者的小圈子，回到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沉寂的五十年代末期曾出现过1857年危机。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时期，一些年轻人加入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费迪南德·拉萨尔。从政治上讲，拉萨尔诞生于1848年，诞生于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上。在1848年的一个暂短的历史瞬间，反对专制的斗争曾一度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然而，1848年革命以鲜血的河流证明，这两个阶级是不可调和的。拉萨尔直接呼吁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然而，马克思不得不与不肖的学生划清界限，甚至像与普鲁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界限一样鲜明。马克思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划清界限，是因为如同普鲁东试图调和两个阶级一样，拉萨尔试图走一条通过国家——由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地主的专制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捷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拉萨尔错误地理解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关键在于他无法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劳动的落后性”的概念，尽管劳动在十九世纪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当阶级斗争再次采取公开的和暴力的形式时，拉萨尔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从他的这种态度来看，似乎全部当代科学都装在他的头脑中，而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些科学传授给“群氓”。他因煽动群众而受审判，在为自己的辩护同中，他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特殊看法：“中产阶级对普通民众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头看看1848年的3月和4月吧。你们难道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吗？警察软弱无力，普通民众在大街上云集，街市和民众都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支配……风暴把粗鲁无知的人们抛来抛去……那时候知识分子在哪里？先生们，你们在哪里？……你们应该感谢那些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人，是他们拆去了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藩篱。”[5]
由于拉萨尔对群众持这种看法，他关于劳动的理论概念，与普鲁东从资产阶级手中买下所有资本的工人概念相比，没有任何进步。拉萨尔主张，工人应该在“国家资助”下建立生产者合作社。这种主张似乎是把普鲁士专制国家当作超阶级的东西，但拉萨尔并不真的这样想。既然他不再相信群众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劳动条件，既然他认定马克思太“抽象”，无法理解现实的政治（因为马克思相信工人的历史创造性），那么对拉萨尔来说，想象自己可以迫使俾斯麦就范是很自然的事。
拉萨尔的“现实政治”[6]意识还使他在普鲁士政府的御用“社会主义者”和经济理论家中间找到了一个同道卡尔·鲁博图斯。一开始，他真的得到了鲁博图斯的批准，为他的生产者合作社提供国家资助，尽管鲁博图斯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少也要五百年，而拉萨尔却恰恰相反，希望社会主义“速成”，最好在一年之内建成。过于急躁的拉萨尔与过于耐心的鲁博图斯竟能在短时期内进行合作。看来，对劳动持有共同看法的知识分子间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
然而，这个劳动代表不是坐在摇椅上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活动家。但他也间或进行写作。在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伟大的独立政党的过程中，拉萨尔起了工具性的作用。拉萨尔计划通过对普鲁士专制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为工人提供经济援助，使工人能够建立自己的工厂。这个计划对工人具有积极的鼓动作用。他呼吁说：“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建立独立政党，并且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为自己的口号。……使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雇主，这是废除残酷的铁律（不变的最低工资规律）的唯一途径。一旦工人阶级成了自己的雇主，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契约就消失了。因此，国家的使命就是制造这个伟大的动因。”
成千上万工人响应了这个号召。1863年5月，德国工人总会正式成立。同年6月，拉萨尔把总会的章程寄给俾斯麦，并附上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这就足以表明以下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如果独裁可以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当然，这件事工人们是决不知道的。
拉萨尔不是“叛徒”。他不可能被人收买。他是在为自己的原则而斗争，他曾为这些原则而身陷囹圄，并且时刻准备为这些原则献出生命。然而，拉萨尔无法理解工人居然可以进行统治。在他看来，工人不过是一些“暴民”。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时候，他就这样认为。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但他认为国家应该恢复“秩序”。1848年，当工人不是破坏机器而是破坏资产阶级秩序时，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捍卫工人阶级的胜利，但仍然把工人看作是“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所支配……被风暴抛来抛去”的“暴民”。1862年，他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政党，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号召是与“拥立我为领袖”的目的分不开的。工人是受苦受难的群众，是弱者，而国家是强者，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实现的东西”。因此，他感到有责任“为”群众来进行统治。他应该成为领袖，而工人则应该继续劳动，同时应该尽可能表现好一点，以便他能够进入国会。
马克思写道：“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举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7]
马克思写下这些话，不是因为他知道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密谋，而是因为他了解拉萨尔关于劳动落后性的观念。拉萨尔被他那个时代的幻想所困扰，即认为科学是超阶级的。持有这样的观念，他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代表着“劳动者的科学”，因为科学无疑是与知识分子即领导者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马克思则对这种幼稚可笑的废话嗤之以鼻。他拒绝资产阶级关于近代是“科学与民主”时代的观念，也同样拒绝关于“科学与工人”的抽象。马克思强调指出，具体地讲，科学是与机器联系在一起的，而民主是与资产阶级议会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拉萨尔关于工人领袖的观念，工人应该呆在工厂里。这一点与资产阶级的观念完全一致。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马克思与拉萨尔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就像在生活中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分歧一样。1848—1861年这个重要时期，把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清楚地揭示出来，并且在行政官僚执掌权力之前很久，就揭示出了他们的行政类型。普鲁东代表革命前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离，而拉萨尔则代表革命失败后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离。拉萨尔活生生地证明，在革命运动内部，激进知识分子的方略会随时压制无视群众创造力的理论家。拉萨尔是我们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的先驱。
[1]见《1848：一个时代的开端》富兰科斯编著。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4—35页。
[3]《告共产主义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第2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32页。
[5]转引自戴维·福特曼的拉萨尔传记《费迪南德·拉萨尔：浪漫的革命者》（FerdinadLassalle,RomanticRevolutionary,P.158）
[6]马克思说：“他对我和我的妻子生气了，因为我们嘲笑他的那些计划，并把他称作‘波拿巴分子’……最后他终于使自己相信，我太‘抽象’了，所以不能理解政治……除了一些终极目标之外，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不相同。”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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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兴亡——（摘自伊格尔顿2003年著作《理论之后》第二章）TheRiseandFallof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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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兴亡TheRiseandFallofTheory
（摘自伊格尔顿2003年著作《理论之后》第二章）
文化概念随着它们所反映的世界而改变。如果它们坚持必须要从事物的历史脉络来了解，那么，这样的看法也必须适用在它们身上。即便是最崇高的理论，也一定会有其历史现实根源，例如诠释学这种诠释的科学或艺术。一般认为，诠释学的创始者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利希·席莱尔玛赫（FriedrichSchleiermarcher）。不过，比较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席莱尔玛赫之所以对诠释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受邀翻译一本名为《新南威尔斯英国殖民地报告》（AnAccountoftheEnglishColonyinNewSouthWales）的著作，该书记录了作者与澳洲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席莱尔玛赫关注的焦点，是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十分相异于我们的人们的信仰。因此，在一次殖民互动中，诠释学因而诞生。
文化理论必须要能够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兴起、茁壮与停顿提出某种解释。严格说来，文化理论可以追溯至柏拉图（Plato）。不过，就文化理论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形式而言，它其实可以说是一段长约15年的产物，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本书在一开始时所提到的那些思想家多半都是在这段惊人的丰产期间提出他们深具开创性的作品。
1965年与1980年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在这段时期，文化理论整个蔓延开来；也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政治极左短暂地处于强势地位，随后则消失无从。这些新起的文化概念的根源，乃是深植于民权与学生运动、民族解放战线、反战与反核运动的时代，妇女运动在当时开始崭露头角，而这同时也是文化解放的全盛时期。那是个消费社会刚开始出现并逐渐茁壮的时代；在当时，媒体、大众文化、次文化以及对年轻的狂热首次成为值得注意的崭新社会力；而社会阶层与传统习俗则开始遭到讽刺与攻击。整个社会的感受力正在进行一次周期性的转型。我们从严肃、自我节制与顺从转变为轻率、耽溺享乐与反抗。四处洋溢著不满，但也充满著愿景与希望。当时对于“当下”普遍有一股兴奋感，部分的原因在于“当下”似乎显然会带来一个崭新的未来，它是个通往无限可能性的国度的入口。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起的文化概念是出现在一个文化本身在资本主义中日趋重要的时代里。这是种不寻常的发展。文化与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两个相处融洽的伙伴，像是高乃尔拉辛（CorneilleandRacine）或是劳莱与哈台（LaurelandHardy）。的确，文化在传统上几乎是资本主义的反义词。文化这个概念的产生，是用以作为对中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作为其盟友。文化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是关于道德、而非物质的，是关于品格、而非市侩的。文化是关于人类能力的陶冶的，是为了让人类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发自某种可鄙的功利动机。人类的这些能力可以形成一种和谐的整体性：它们并不只是一堆专化的工具而已，而“文化”正意味着这种荘严的综合体。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无法使用的价值与能量可以寻求庇护的简陋避难所。文化，是情欲与符号、伦理与神话、感官与情感在一个日渐对它们感到不耐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建立家园的所在。在文化所处的贵族山丘上，它轻蔑地俯视在商业荒地上汲汲营营的零售商与证券经纪人。
然而,从1960年代与70年代开始,文化也开始用来指涉电影、影像、流行、生活型态、行销、广告与传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符号与奇观整个蔓延开来。在欧洲，开始出现对于文化美国化的焦虑。我们似乎达成了富裕的目标，但却没有得到自我实现，于是，文化或“生活品质”的议题猛然成为焦点。价值、符号、语言、艺术、传统与认同意义下的文化，是诸如女性主义与黑人权力等新社会运动所呼吸的空气。文化现在是属于异议的，而不是一种和谐的解决之道。文化也是新兴劳动阶级艺术家与评论家的活水源头，他们首次开始大声地围攻高阶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堡垒。文化革命的理念，在法兰兹·法农（FrantzFanon）、赫伯特·马库塞（HebertMarcuse）、威廉·赖希（WilhelmReich）、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与尚—卢克·高达（Jean-LucGodard）令人沈醉的杂揉中，从所谓的第三世界迁徒至富的西方世界。
在此同时，一股关于知识之使有用的冲突在街道上爆发开来。在这场论战中，一方试图将知识转化为军事与科技武器或是管理统御技术，另一方则视知识为解放的契机。长久以来一直属于传统文化的家园、无私探究的要塞的大学，出乎意料地在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为政治斗争的文化战场。中产阶级社会竟然轻率到设立出一种体制，使得年轻、聪慧、具有道德良心的人们仅仅需要阅读与传播理念便可以在里头虚晃个三、四年；学生的集体反叛，便是社会允许这种荒诞放纵的结果。不同于今日的政治正确运动，当时学生的反叛并不仅止于校园之内。在法国与义大利，学生的反叛引发了世界大战规模最大的劳动阶级集体示威。
当然，这种事情只可能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发生。在当今的时空下，校园内的政治冲突多半只会是言语上的，而不会是关于实际行动的。事实上，政治冲突之所以只会是言语上的，部分原因在于实际行动的消失。即便如此，允许一群敏感、具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好几年，仍然是一种鲁莽的作法。教育始终有风险存在，它可能会让你得要和一群毫无品味、无可救药的市侩相互争执，不过，这些市侩将会统治世界，而他们所使用的字汇则仅限于石油、高尔夫、权力与起士汉堡而已。教育也有可能会让你对将全球治理讬付给人们的想法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些人从来不会为任何理念兴奋、被任何景色感动，或是为任何一项数学式的超凡幽雅而沉迷。对于那些有胆子提到捍卫文明，却连方尖石碑或双簧管协奏曲都不知道是什么人，你会感到深切的怀疑。而这些人便是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讨论着自由是什么的人。
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有些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有些则否。1960年代末期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成功地防止高等教育更进一步深陷于军事暴力与工业剥削的结构中。不过，它至少对人文学科长期以来在这种结构中的共犯角色提出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成果之一便是文化理论。人文学科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无辜：它们已经无法再佯装自己从来未受权力的污染。如果它们还想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它们必须停下来，仔细思考自己的目的和预设究竟是什么。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便是我们所知的理论。在我们被迫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自我意识时，这种类型的理论于焉出现。它是我们不再可以把现行各种实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时所会出现的征兆。事实上，这些实务现在必须成为自身探究的对象。因此，理论始终会有某种自我中心或自恋的色彩存在，如同每个曾经接触过文化理论大师的人所会注意到的。
在其他地方，政治斗争的结果则各有不同。若殖民政权被驱逐了，新的殖民政权则取而代之。尽管战后一片富裕景象，在欧洲仍然有重要的群众性共产党。不过，它们对新起社会力所做出的回应，充其量只能说是吝啬的，往往更是反制的。在1970年代，随着所谓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出现，它们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革命。妇女运动达成了一些重大的成就，但也在一些面向上遭受严重的挫败，无论如何，它几乎就此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文化面貌。
诸多民权运动也有相同的遭遇。在北爱尔兰，联合党（Unionist）的独裁受到群众示威的围剿，然而，到底最后是否会出现一个全然民主的解决之道，仍然有待观察。西方世界的和平运动使得好战的林顿·詹森（LyndonJohnson）停顿下来，却未能废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用。在尽完终止东南亚战争的职责后，它也不再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无论如何，在世界其他地方，革命的潮流继续推翻殖民政权。
就文化而言，战后时期乏味、家父长式的文化建制为1960年代的民粹主义实验猛然推翻。菁英主义于是成为仅次于反犹太主义的难以原谅的思想犯罪。举目所及，各地的上层中产阶级都努力不懈地使自己的发音听来不那么高贵，使身上穿的牛仔裤看来破破烂烂。劳动阶级的英雄被成功地行销出去。然而，这股反叛的政治民粹主义却也为在1980年代与90年代兴盛起来的消费文化奠定了基础。曾经在一时之间撼动中产阶级之自满的事物，很快地就被中产阶级所收编。同样地，商店与洒馆的经营者在面对60年代的口号——“我们要什么？要一切！我们什么时候要？现在！”——时，不晓得究竟是该感到惊骇，还是该感到狂喜。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尚未存在的人类；一种在办公室里谨慎而节制，在购物商场里狂放而失序的人类。1960年代所发生的，是生产的纪律受到消费文化的挑战。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这只有在一种局限的意义上是个坏消息。
激进概念并没有简单而明确的兴起与衰亡可言。我们已经了解，民族主义的革命是如何在达成某些重大胜利时，也不智地为贫困世界的“后阶级”论述铺好了路。当学生发现自由之爱的同时，残忍的美国帝国主义也在东南亚达到高峰。如果说当时出现对解放的崭新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在部分上不过是对一个处于扩张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受到抨击的，是富裕社会的缺乏灵魂，而不是贫困社会所经历的苦难。欧洲的共产党进行了某种突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改革却遭到苏维埃坦克的镇压。拉丁美洲的游击队被击溃。结构主义这股新兴的智识风潮在一些面向上是激进的，但在另一些面向上则具有科技官僚的色彩。如果说结构主义对普遍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那么，它同样也反映出普遍的社会秩序。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同样具有这种暧昧的双重性格，它们颠覆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上基础，却又代之以自己类似的市场性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同样都对公共规范、既有价值、既存阶层、权威标准、共识规则与传统实践感到怀疑；只不过新自由主义者是以市场作为排斥一切的理由，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是以怯懦、有节制的商业主义来反对这些事情。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至少还具有不自我矛盾的美德，暂且不论他们在其它地方所犯下的各种恶行。
在1970年代初期（激进异议的最高峰），最终将会取代激进异议的现代文化也开始浮现。文化理论的太平岁月一直持续到1980年左右；在石油危机预告全球经济的衰退、激进右派的胜利以及革命希望之消蚀的数年之后。由于针对劳工运动并试图将它永远瓦解的系统性攻击，劳动阶级在1970年代初期所展现的旺盛战斗力在此时戏剧性地消逝。工会受到束缚，而失业率则被刻意提升。在一种针对喧闹政治时代的智识逆流中，理论走得太远，超过了现实。如同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文化概念在当初令它们得以产生的条件消逝后绽放出最后一次耀眼的光芒。尽管文化理论与诞生时刻之间的关系已被斩断，但它还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温其诞生时刻。如同战争一般，它成为一种以其它方式继续政治的工具。在街道与工厂受挫的解放，现在转而在炽烈的情欲或流动的意符中进行。在高达与契·格瓦拉（CheGuevara）失败的地方，言说与欲望取而代之。在此同时，某些新兴理念预示了稍后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后政治悲观主义。
在另一种意义上，文化理论的成果也是好坏参半。关于言说、偏离与欲望的新兴理论并不仅仅是受挫的政治左派的另一种选择而已，它们同时也是深化左派论述，使它更加丰富的方法。因此，有些人会指出，如果这些理论所具有的洞察力能够在一开始便被完全加以运用的话，左派或许就不会失败了。文化理论原存在，提醒了传统左派他们向来所轻蔑的事物：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身体、生态系统、无意识、族群、生活型态、霸权、无论如何衡量，这些事物都在人类的存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会忽略这些事物的人，近视的程度一定很深。这就像是漏掉了肺与胃的人体解剖学；或者像是中世纪的爱尔兰僧侣在编写字典时难以理解地漏掉了字母S。
事实上，传统的左派政治（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像上述那般迟钝。它向来都对艺术与文化做出长篇累牍的论述，有的乏味至极，有的则充满了原则性。事实上，在一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文化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华特·班雅明（WalterBenjamin）、葛兰西、赖希、麦克司·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马库塞、希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吕西安·郭德曼（LucienGoldmann）、尚一保罗·沙特（Jean-PaulSartre）、詹明信：这些思想家从来没有忽略过情欲与符号、艺术与无意识、生活的经验与意识的转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里没有其它思想流派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拥有这么多丰富的遗产。由于有这样的遗产，今日的文化理论是得以依样画葫芦，只不过大多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焦点之所以递移至文化，部分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无力与幻灭。卡在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诸如法兰克福派的团体只好转而探计文化与哲学问题，藉以弥补政治上的失落。由于在政治上孤立无援，他们援引大量的文化资源，用以对抗一个文化角色日趋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藉由同样的动作，他们也得以和野蛮、庸俗的共产主义世界划清界线，同时无止尽地丰富了为共产主义所背叛的思想传统。然而，这种作法却也使得西方马克斯主义最终多半都带有学院、幻灭与政治无能的色彩，像是充满战斗力的革命份子的乡绅后代。这种特色同样为文化理论的后继者所继承，对这些人而言，诸如葛兰西的思想家，所代表的是关于主体性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劳动阶级的革命。
的确，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处理性别与性欲的问题。然而，这绝对不表示马克思主义忽略了这些主题，尽管它对性别与性欲实在是说得太少。推翻俄罗斯沙皇而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革命，是从1917年在国际妇女节所发动的示威开始。一旦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他们便把男女平权视为当务之急。对于环境的议题，马克斯主义大抵是沉默的，不过，这也几乎是当时各种理论的普遍情形。即便如此，在马克斯早期的著作以及晚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里，仍然有关于自然的深刻反省。马克斯主义并没有完全忽略无意识的主题，尽管它只是把无意识当成是布尔乔亚发明的东西。不过，也存在着完全不同于这种草率态度的看法，例如重要的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学者赖希。而在诸如马库塞的马克斯主义哲学家的反思中，愉悦与欲望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身体这个主题最为杰出的一本著作《知觉现象学》（The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是法国左派学者墨理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作品。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某些马克斯主义思想家开始提出关于生活经验与日常生活的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忽视种族、民族、殖民主义或族群的指控同样是不实的。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会系统性地提出关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以及性别）的问题，并加以讨论。罗伯特·杨（RobertJ.C.Young）写道：“就认知各种不同形式的宰制与剥削（阶级、性别与殖民主义）以及必须要将它们全部废除，才能为各种解放奠定成功的根基而言，共产主义是第一个列出这样的政治纲领，也是唯一的一个。”列宁视反殖民革命为苏维埃政府的优先要务。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及其它地方的反殖民斗争中，马克斯主义的概念也扮演了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反殖***动的其本灵感。诸多二十世纪的伟大反殖民理论家与政治领袖都是在西方世界接受教育，并且持续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发。甘地（Gandhi）援引了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里奥·托尔斯泰（LeoTolstoy）以及其它思想源头。而且，大多数的马克斯主义国家都不是欧洲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世界所了解的文化政治，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第三世界思想家的产物，例如菲德尔·卡斯楚（FidelCastro）、阿米卡·喀布洛（AmilcarCabral）法农与詹姆士·康纳利（JamesConnolly）。无疑地，某些后现代思想家会觉得“第三世界”的斗士竟然还得求助于诸如马克思主义这种明显的宰制性西方理性，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具有这种想法的思想家，通常也会对像康道赛（MarquisdeCondorcet）这样的人物抱持不信任的态度，因为这位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领导者相信无私的知识、科学的光辉、持续的进步、抽象的人权、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以及人性的真正本质在历史进程中稳健的开展。
康道赛的确如此主张。我们也可以全然体会这些理论家对这种主张的不认同，只不过，他们似乎忘了指出康道赛同时也相信（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为会如此认为的时代下）普选权、男女平权、非暴力的政治革命、平等教育、福利国家、殖民解放、言论自由、宗教宽容，以及推翻专制主义与教权主义。尽管这些充满人性的观点可以与他不太吸引人的哲学脱勾，然而，它们之间却不是毫无关连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启蒙主义就是启蒙主义。对今日的某些人而言，“目的论”、“进步”与“普遍论”是罪孽如此深重的思想犯罪（有时的确如此），以致于一个人只要犯下这些罪状，即便他的思想在实际政治上远比他所处的时代先进了好几个世纪，他仍旧是不足取的。
尽管如此，共产主义运动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沉默的确是应该受到谴责。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生命哲学，或是一种宇宙的秘密；它并没有必要对从如何敲破一个水煮蛋到如何为猎犬除虱的每件事都发表意见。大致来说，它是一种对生产模式如何在历史中递嬗的解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告诉你最好的减肥方法是做运动还是该把你的嘴巴缝起来，这不会是它的缺陷；就像截至目前为止，女性主义都还没有对百慕达三角洲表示过意见，这也同样不会是它缺点一样。更何况有些指责马克思主义说得不够的人，往往也会对说得太多的巨型论述（grandnarrative）表示不满。
许多在1960年代与70年代兴起的文化理论可以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批判。大体而言，这种批判乃是出自一种同志的情谊，而非敌对的攻击；不过，这种情形在不久之后就改观了。举例言之，在许多亚洲与非洲新起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种担负向导的理路；无可避免地，这表示要依据各种特定的条件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接受。从肯亚利马来西亚，革命民族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重获生命，也迫使它对自己进行再思考。同样地，在马克斯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之间，也有著激烈而具高度生产力的论辨。阿图塞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里头有许多广被接受的概念都必须加以拆解。李维史陀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他所专精的人类学领域实在贡献得太少。作为一种历史观，马克思斯主义对史前文化与神话学似乎没有提出太多线索。
巴特是个左派思想家，但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很可惜地欠缺了符号的部分。克莉丝蒂娃的领域是语言、欲望与身体，但这三个主题却都不完全是马克思斯主义的核心议题。然而，这两位思想家在当时都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有紧密的关系。后现代哲学家尚一弗朗梭瓦·里欧塔（Jean-FrancoisLyotard）发现马克斯主义与资讯社会和前卫艺术是脱节的。当时最前卫的文化杂志，法国的文学杂志《如是》（TelQuel）短暂地选择了毛泽东主义，藉以取代斯大林主义；这就像是用快克古柯鹸来代替海洛英一样。于是，在巴黎与稻田间产生了新的连结。此外，还有一些人则是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
这种冗长的说明还可以再继续下去。最近，德希达宣称，他向来都认为自己的解构理论是一种激进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论真假如何，在东欧的一些知识份子圈里，反共党异议份子有一阵子所遵从的，就是解构理论。阿图塞的学生傅柯是个后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份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关于权力、疯狂与性欲的问题上实在太欠缺说服力，然而他还是在一种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氛围里进行他的研究。在傅柯几本著名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他沉默的对话者。法国社会学家昂希·列费伯赫（HenriLefebvre）发现马克思主义欠缺日常生活的概念，在他的发展下，这个概念在1968年的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尽管社会学家布赫迪厄明白地表示他对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抱持著怀疑的态度，但他还是偷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从而产生诸如“符号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英国战后最优秀的文化思想家威廉斯到底是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有时几乎是无法回答的；不过，这反而成为他的理论的力量，而不是一种会带来毁灭的模糊。在英国与美国。所谓的新左派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类似的关系。不同于这些新起文化思想家的前辈，他们不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新起文化思想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不过，我们可以很公允地这么说，新兴文化理论多功能半产生自与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创造性对话。新兴的文化理论试图探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问题，同时却又与它保持距离。在法国，这种对话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透过广受尊崇的沙特，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与存在主义进行了和解。沙特曾经做过一项很著名的观察，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二十世纪的终极视界，一个人或许可以忽略这个视界，却永远无法超越它。然而，如傅柯与克莉丝蒂娃的思想家，却正在超越这个视界；不过他们所试图超越的视界不是别的，而“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视界。没有人会和道教或邓·司各脱（JohnDunsScotus）争辩。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中心地位，尽管是负面的。如果说新起的文化思想家仍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尖锐的批判，那么，至少他们当中还是有人与马克思主义有某些共同的激进愿景。到少，他们会像约翰·甘迺迪（JohnF.Kennedy）是个柏林人般是个共产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有时很难断定这些文化理论家究竟是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还是在挽救马克思主义。要这么做，首先你必须要对马克思斯主义究竟是什么有十分准确的概念。然而，这不就正是部分的问题所在吗？这不正是马克思斯主义之所以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吗？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某种严格的假设定义，然后再用它来断定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偏差程度，这难道不是一种太过专擅的作法？这就好比佛洛伊德学说究竟是否属于科学的论战一样。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双方都抱持一种理所当然的界定；因此，唯一的问题在于佛洛伊德学说是否符合这个界定。然而，如果心理分析早在一开始便已徹底推翻我们对于什么算是科学的理解呢？
当然，真正重要的，是你坚持的主张与信念，而不是你对它们进行的分类。当然，一种学说一定得要有“某些”特定的概念，至少也得要有某些看法是不能与它相容的。你不能既支持马克斯主义，又主张要回归奴隶制度。女性主义是一套十分松散的概念组合，不过，就算再怎么松散，它也不可能会包含对于男性是一种优越物种的崇拜。的确，有些英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似乎并不怎么相信上帝、耶稣、处女怀胎、神迹、复活、地狱、天堂、圣体实在与原罪，不过，这是因为他们是温和、愿意接纳的人，他们不想因为信仰太过特定的事情而冒犯到其他人。他们只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和善地对待彼此。然而，这种不同于教条主义的态度，并不代表他们会觉得什么都无所谓。
然而，在某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却变成一种教条，尤其是在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手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数百万人被屠杀、迫害与监禁。问题在于是否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松绑，却又不让它分崩离析。某些文化理论先驱谨慎地表示，这是可以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久前，在东欧逐渐走入灾难时，大多数的文化理论先驱自己也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正如同1960年代的文化民粹主义不由自主地为80年代的犬儒消费主义铺好了路，某些文化理论在当时虽然是为了要激进化马克思主义，结果却往往是朝向政治以外的领域发展。一开始，它是为了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然而，它最终所导致的却是整个置换了马克思主义。克莉丝蒂娃与《如是》转向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赞颂。后结构主义多元论的最佳范式似乎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北美的超级市场。巴特从政治转移至愉悦。里奥塔把注意力转向星际旅行，并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支持右翼的季斯卡（Giscard）。傅柯舍弃所有对崭新社会秩序的热望。如果说阿图塞从内部重新改写了马克思主义，藉此他也为徒孙开启了一扇可以逃离马克斯主义的门。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起自柏林围墙的倒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政治激进主义里便已出现。不仅如此，在相当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一堆引起议论之新兴概念背后的驱动力量。当里奥塔拒绝他所谓的巨型论述时，其实他一开始所指的便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与著名的1968年学潮同时发生。如果说空气中满布著嘉年华的气氛，那么，冷战的气氛也同样散布著。这并不是一个左派在崛起后衰败的问题。就古典马克思主义而言，蠕虫早已躲藏在花苞里，蛇也已经在花园里秘密地蜷曲著。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因斯大林主义的暴行而声名狼藉。不过，许多论者觉得马克思主义也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所出现的改变而失去了可信性。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办法适应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体制，这种新体制的重心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影像、而不是真实，是媒体、而不是纺织厂。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无法适应“富裕”。或许战后的经济荣景早在1960年代末期便已成为强弩之末，但它仍然对当时的政治设定了步调。占据西方世界充满战斗力的学生与基进的理论之思绪的大部分问题，其起因都在于进步，面不是贫穷。这些问题是关于官僚管制、铺张浪费、精进军事设备、科技等事物的失去控制。对于世界似乎是由符号与常规从头至尾地进行幽闭性之符码化与管理的感觉导致结构主义的兴起。它的目的正在于探究制造出人类意义的隐含符码与常规。1960年代充满活力，但也令人窒息。对于套装学习、广告与商品的专制力量普遍存在著焦虑。几年之后，对这些事物进行检视的文化理论本身也出现沦为另一项耀眼商品的风险，成为一种贩卖自身符号资本方式。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关于文化、生活经验、乌托邦的欲望，以及由一个二维向度的社会型态所导致的情感与知觉受损。这些问题也都不是马克斯主义的传统著力所在。
愉悦、欲望、艺术、语言、媒体、身体、性别、族群：一个可以含括所有这些主题的字眼便是“文化”。文化这个字眼可以包括比尔·怀曼（BillWyman）与速食，也可以包括德布西（Debussy）与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然而，它却正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所欠缺的，这也是为何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对话会出现在这个领域的原因之一。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人性的左派可以将自己与实际存在的、愚蠢的、粗鄙的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方式，因此在那段纷扰的时代会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的，是文化理论，而不是政治、经济或正统哲学，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是难以管束的话，会去钻研文化的学生在政治上往往是激进的。因为诸如文学或艺术史之类的主题通常不会有立即的物质回报，所以它们常常会吸引那些瞧不起资本主义功利概念的人。这种纯粹只是出自喜好而从事某件事的想法，始终让那些国家之重臣坐立难安。全然的无意义乃是一种深具颠覆性的事情。
总而言之，艺术与文学含括了许多无法与当下政治环境妥协的想法与经验。它们也对一个经验本身似乎日渐脆弱与受到贬抑的世界提出关于生活品质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能够产生有意义的艺术？要让艺术家得以出现，难道不需要先改造社会吗？此外，研究艺术者所说的语言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他们所研究的作品的深度与强度揭发了执迷于市场的社会日常生活的贫瘠。他们所受的训练，是想像出有别于现实的其他可能。艺术鼓励你提出幻想与愿望。基于这些原因，无怪乎进行争辩的学者通常是研究艺术或英文的，而不会是研究化工的。
然而，化工学者通常要比艺术或英文学者来得务实。文化专家之所以深受左翼政治吸引的特质，也正是使他们难以组织起来的特质。他们是政治圈的弄臣、不情愿的参与者，他们对乌托邦的兴趣远高进对工会的兴趣。不同于王尔德笔下的市侩，他们知道一切的价值，不知道一切的价格。你不可能让亚瑟·韩波去参加卫生委员会。在1960年代与70年代，这样的特色使得文化理论家可以同时外于马克斯主义之内与之外。在英国，像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这样的著名文化理论家在明确地转向非马克斯主义阵营前，在这位置上维持了长达数十年之久。
同时处于一个位置之内与之外（占领一个场域，却又在旁界上怀疑地徘徊著）往往能够滋生最具创意的想法。那是个资源丰富的所在，尽管并非永远是个毫无痛苦的地方。我们只需想想那些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人物，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游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后来，这种位置上的暧昧也为新起的“法国”文化理论家所继承。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并非出身自法国，也有许多人并非是异性恋者。有些来自阿尔及利亚，有些来自保加利亚，还有一些来自乌托邦。无论如何，随着1970年代的过去，许多激份子开始放弃过去的理想。朝向去政治化的80年代与90年代的进程于焉展开。
李尚远译
台湾商周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
TerryEagletonAfterTheor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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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失忆的政治——伊格尔顿《理论之后》（200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第一章失忆的政治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2003）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贾克·拉康（JacquesLacan）、克劳德·利瓦伊史陀（ClaudLevi-Strauss）、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与米歇·傅柯（MichelFoucault）等人首开先河的作品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鲁思·依希迦黑（LuceIrigaray）、皮耶·布迪厄（PierreBourdieu）、茱利亚·克莉丝蒂娃（JuliaKristeva）、贾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伊莲纳·希苏（HeleneCixous）、尤根·哈伯玛斯（JurgenHabermas）、菲德烈·詹明信（FredricJameson）与爱德华·蕯依德（EdwardSaid）早期深具开创性的作品亦复如此。自此，文化理论并未出现太多可以和这些国父国母的野心与原创性一较高下的作品；其中几位思想家甚至已经离开人世。命运让一辆巴黎的洗衣车碾过巴特，让傅柯罹患艾滋病；命运也取走了拉康、威廉斯与布迪厄的性命，使得阿尔都塞因为杀妻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看来，上帝似乎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这些思想家发展出来的许多概念在今日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之中的几位思想家也仍然继续发表深具影响力的著作。如果有读者看到本书的书名，以为“理论”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全都可以就此松一口气。重返理论之前的天真岁月，那么这些读者可能要失望了。我们不可能重回一个只消说“约翰·济慈（JohnKeats）的作品令人愉快”或是“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流露着坚毅的精神”便已足够的时代。“理论之后”并不是说整个文化理论是个糟糕透顶的计划，不过，还好现在出现了一个好心人，表示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可以回到那个地平在线望不到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世界，做以前所做的事情。如果“理论”所意味的，乃是对引导我们的假设进行合理的系统性反思，那么，它仍然如往常般不可或缺。“理论之后”所意味的，是我们现在处于所谓理论发展高峰期（hightheory）的余绪，在某些方面，我们已逐渐远离因为出现阿尔都塞、巴特与德里达等思想家的洞见而富饶的时代。
继这些开路先锋而起的新一代思想家所做的事情，正是后继通常会做的事情。他们进一步发展原本的概念，将之丰富化、进行批判，并加以运用。有能力的，对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思考；没能力的，将之运用在《白鲸记》（Moby-Dick）或《魔法灵猫》（TheCatintheHat）的分析上。无论如何，新一代并没有提出什么属于自己的重要概念。前辈的典范显然太过崇高，难以仿效。当然，只要有时间，新世纪应该也会产生自已的大师。不过，至少在目前，我们仍仰赖着过去大师的鼻息；然而，从傅柯与拉冈开始坐在打字机前到现在，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化。在这个新时代里，究竟需要哪种新颖的思考方式？
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已的处境。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它类似的思想，已经不再如过去般是个性感的题材。在今日，真正性感的主题是“性”。在学院里，对法式亲吻的迷恋已经取代了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在某些文化圈子里，自慰的政治比中东的政治更令人沉迷。性虐待战胜了社会主义。对文化理论学者而言，身体是一个永不退流行的主题，不过，他们的焦点通常是会感受情欲的身体，而不是会感到饥饿的身体；是交媾中的身体，而不是劳动中的身体。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着耸动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色情电影。
一切再明显不过了。研究乳胶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意涵，是完全按照一句古老且深具智慧的箴言字面上的意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就像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躺在床上终日的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于是，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从电视机前离开便能写出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摇滚乐在过去是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它现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东西。智识事务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属于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妓院的世界。如此一来，智识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冒着失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的风险罢了。
在今天，研究弥尔顿作品之典故的老顽固，瞧不起沉浸在乱伦与计算机女性主义的激进份子；着手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珍·奥斯汀（JaneAusten）比杰弗里·亚契（JeffreyArcher）来得伟大的老学究。学术正统一个接着一个被取代。在过去，如果你无法看出罗伯特·赫里克（RobertHerrick）作品中的转喻，你常去的学生酒馆很可能就会把你赶出去；在今日，光是听过转喻这种东西，或是晓得有赫里克这号人物，你就已经会被当作是无可救药的书呆子。
性欲的琐碎化是特别反讽的，因为文化理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得性别与性欲成为正当的研究对象，并指出它们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持继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智识生活都暗自假设人类是没有性器官的，这实在令人惊奇（过去的知识分子好像也觉得人是没有胃的。如同伊曼纽尔·勒维纳斯〔EmmanuelLevinas〕在论及马丁·海德格〔MartinHeidegger〕的崇高概念“此存有”〔Dasein，意指一种特属人类的存在〕时所说的：“此存有不吃东西。”）。弗里德利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曾说，每当有人草率地提及人类是有两种需求的皮囊与一种需求的头时，知识的爱好者就该小心提防。随着历史的进步，性欲现在已以被学术生活确立为人类文化的基石之一。我们终于承认，在人类的存在中，关于幻想与欲望的部分和关于真理与理性的部分是不相上下的。只不过，文化理论的现状，就好像是个独身禁欲多年的中年教授，忽然漫不经心地发现了性的存在，并疯狂地希望能够弥补过去流失的岁月。
文化理论的另一项历史成就是确立大众文化是值得研究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过去数世纪以来的学者向来都对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说得更明确一点，被忽略的不只是“日常”，而是“生活”本身。不久前，在某些传统派的大学里，你连想对尚未作古的作者进行研究都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你想研究的小说家健壮如牛，或是只有三十四岁，你就会很想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往他们的胸口刺上一刀，不然，你就得测试自己的耐性究竟可以等到什么地步。因此，你当然不能对日常周遭所见的各种事物进行研究，因为光是在界定上，它们就已经被排除在值得研究的范围之外。绝大多数人文学科认定值研究的事情都是不可见的，例如斯汤达尔（Stendhal）、主权的概念，或是莱布尼兹（Leibniz）所提出之原子价概念的幽微与简洁，而不是可见的，例如剪指甲或是杰克·尼柯逊（JackNicholson）。在今日，日常生活已经被广泛地认定为是十分复杂、难测、暧昧的，有时甚至和华格纳(Wagner)一样乏味，所以当然是重要到值得加以探究。在过去，对某项主题是否值得研究的判准，通常是它有多无聊、单调与难懂。不过，在今天某些学术圈里，是否值得研究的判准却是它是否为你与朋友们在晚上会进行的活动。有段时间，学生就福娄拜（Flaubert）写欠缺批判性、满怀敬意的文章，不过，一切已经改观；现在他们就《六人行》（Friends）写欠缺批判性、满怀敬意的文章。
即便如此，性欲与大众文化成为正统研究对象的成就还是终结了一个有力的迷思：它有助于推翻清教徒的教条——严肃与愉悦是两回事。清教徒错把愉悦当成轻佻，因为他们错把严肃当作虔敬。因此，愉悦不在知识领域之内，从而具有危险的无政府色彩。依据这种看法，“研究”愉悦必须像以化学分析香槟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直接把它喝下去。清教徒无法看出愉悦与严肃在这种意义下的关连：为更多的人找出生活如何可以更加愉悦的方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传统上，这样的论述属于道德论述；不过，这同样可以称之为“政治”论述。
然而，尽管是像愉悦这种以当代文化再热门不过的字眼，仍然有其局限性。找出使生活更加愉悦的方法，并不永远是件愉悦的事。如同所有的科学探究，它需要耐性、自我节制以及不为厌烦所耗竭的能力。无论如何，拥抱愉悦作为终极现实的享乐主义者往往只是个全然反叛的清教徒。两者通常都对性执迷不已；两者都把真理等同为诚恳。老式的清教资本主义禁止我们享乐，因为一旦尝到甜头，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到工厂。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Freud）指出，若非有他所谓的现实法则（realityprinciple）,我们就会终日闲躺着，处于各种可耻的原乐（jouissance）状态之中。不过，一种更机灵、消费式的资本主义则说服我们尽情耽溺于感官之中，尽可能厚颜地满足自己。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会消费更多商品，我们更会将自身的自我实现等同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永续。任何未能在感官欢愉的耽溺中达到高潮的人，一个称之为超我（superego）的凶悍流氓将会在深夜拜访他，给予他因未能享乐而应得的残忍惩罚——罪恶感。不过，由于这个流氓也会因为我们尽情享乐而惩罚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接受必定会发生的事，然后尽情享乐一番吧。
所以，愉悦本身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颠覆成份。相反地，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所了解的，愉悦是个彻底的贵族式信条。传统的英国仕绅对于令人不悦的劳动是如此嫌恶，以致于他们连把话讲清楚都不愿意。所以，贵族在说话时是含糊不清、无精打采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认为，作为一个人，必须要经过恒常的练习才能臻于完美，就像学习迦泰隆尼亚语或演奏风笛一样；不过，如果一位英国绅士是具有德行的（有时他是命定如此），那么，他的良善是纯然自发的。道德努力是只有商人和店员才需要。
在世界上有半数人口缺乏适当的卫生设备，而且每天只靠不到两美元过活的情形下，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理论学者都浸淫在西方世界的自恋中，忙着分析阴毛的历史。的确，当下文化理论最为蓬勃的部分，乃是所谓的后殖民研究；它所处理的正是这些悲惨的境况。如同性别与性欲的论述，后殖民论述是文化理论最宝贵的成就之一。然而，这些关于后殖民的概念却是在新一代、想不起任何撼动世界的重要政治事件（这并不是他们的错）的学者中发展出来的。在所谓的“反恐战争”（waronterrorism）到来之前，对这一辈的年轻欧洲人而言，似乎除了欧元的出现外，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向儿孙诉说。在1970年代之后的荒凉保守主义时期，历史感变得日益鲁钝，这也适合掌权者希望我们应该具备的态度：除了当下的情形外，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其它的可能。未来看似只是当下无尽的重复，或者，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未来是“有着更多选项的当下”。目前，有一些虔诚地坚持一切都必须加以“历史化”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是发生在1980年以前的事情都是属于古代史。
当然，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是有好有坏的。可以回想起纳粹大屠杀，或是曾经经历过越战，绝对不是件特别令人感到快慰的事情。当你每个周末都有可能在海德公园里被警察打碎头骨时，对幸福的日子进行哀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至少对政治左派而言，回想撼动世界的政治历史，等于是去回想一个大多时刻都充满挫败的历史。无论如何，全球政治中一个崭新而狰狞的阶段已经开启，即使是最深居简出的学院人士都无法忽视它的到来。即便如此，真正带来最多伤害的，是对集体、实际政治行动的失忆（至少在反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如此）。就是这种失忆，使得诸多当代文化理论概念歪曲走样。有个历史漩涡在我们的思想核心中旋转着，从而使得文化理论荒腔走板。
尽管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有着稳固坚实的外貌，但其实它的绝大部分都是最近才成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民族主义横扫全球，其浪潮席卷世界，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从西方殖民主义的手中解放出来。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一次人类历史无前例的成功集体行动；它粉碎了欧洲内部恶毒的法西斯主义，藉此为今日世界奠定了某种程度的基础。我们所见之全球社群的绝大部分，亦是十分晚近才透过集体的革命计划而形成的；这些计划尽大多是由弱势、挨饿的人们发动，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地驱逐了掠夺成性的外来统治者。事实上，那些革命所瓦解的西方帝国本身大多即是革命的产物。它们是所有革命中最成功的，而它们就是那些我们忘记曾经发生过的革命。通常，那也就是制造出像你我这样的人的革命。别人的革命总是比我们的革命要来得耀眼。
不过，发动革命是一回事，将它维持下去却是另外一回事。的确，对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革命领导者而言，原本孕育出革命的事物，也是导致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Lenin）认为，沙皇俄国的落后程度有助于布尔什维克（Bolshevik）革命的成功。俄罗斯是一个缺乏公民组织的国家，无法确保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因此能防止政治叛变。它是中央集权的，不是地方分权的；它仰赖的是强制力，而不是共识。由于它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器，因此，要将它推翻，只需一举夺下主权。然而，一旦革命成功后，这样的贫穷与落后反而使得革命走向失败。在经济落后以及四周环伺着强大而充满敌意的政治强权的环境里，再加上有一群既欠缺社会组织与民主自治传统，又缺乏专门技术与教育的劳工和佃农的情形下，社会主义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为了达成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需要斯大林主义（Stalinism）铁饭碗政策；而斯大林主义最终颠覆了一切社会主义原本所试图建立的事物。
许多在二十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解放的国家也遭逢类似的命运。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反讽；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却是最不可能成功的。的确，后殖民理论最初是从第三世界国家失败的革命中出现的。它的出现，标示了第三世界革命时代的结束，也标示了我们现今理解为全球化现象的第一个征兆。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一连串由民族主义中产阶级所带领的解放运动，以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之名，推翻了他们的殖民主人。第三世界的菁英藉由贫苦人民对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的要求，成功地透过大众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旦权力巩固后，他们便得在来自底层的激进压力与来自外在的全球市场力量间寻求徒劳的平衡。
在本质上便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为这些解放运动提供了支撑的力度，并尊敬它们政治自主的要求，同时也在这些运动中看出它们试图扭转世界资本主义的企图。不过，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这些带领民族主义潮流的中产阶级菁英怀抱太大的幻想。不同于后殖民主义中比较多愁善感的流派，马克思主义者多半不会假设“第三世界”一定是良善的，而“第一世界”就一定是卑劣的。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对殖民政治与后殖民政治本身所进行的阶级分析。
由于孤立、贫困，而且缺乏公民、自由或民主传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采取斯大林主义，结果却是更加深陷于孤立。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则明白它们无法光靠自己；政治主权并没有为它们带来任何真正的经济自治，而且，在一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中，它们也永远无法达成这项目标。197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深化，同时，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更进一步地陷入萧条与腐败，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重整终于使得民族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独立幻影宣告结束。因此，“后殖民主义”取代了“第三世界主义”（ThirdWorldism）。萨依德于1978年出版的巨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标示出上述智识用语的转换，尽管他可以理解地对诸多跟随这部著作的后殖民理论做出许多保留。这本书出现于国际左派的命运转折点上。
由于所谓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局部失败，后殖民理论对于任何有关族国（nationhood）的论述都极为谨慎。后殖民理论家有些太过年轻，有些则太过迟钝，这些人都未能记起民族主义在其全盛时期乃是一股惊人的有效反殖民力量；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未开化的沙文主义，不然就是一种族群至上论。由于民族主义被摆到了一边，所以绝大多数后殖民论述的焦点都是世界主义，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后殖民国家被毫不留情地吸纳至全球资本的轨道。藉此，后殖民理论的确反映出再真确不过的事实。然而，一旦拒绝了族国的概念，阶级的概念往往也会被随之弃置，这是因为族国与阶级在革命中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新起理论家，不仅出现在殖民主义“之后”，同时也出现在一开始肇建出新国家的革命力量“之后”。如果说这些民族国家在建国过程中已经出现局部的失败，无法与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一较长短，那么，在此时将视野望向国家之外，似乎也就意味着将视野望向阶级之外；而且，“此时”是一个资本主义比以往更为有力、更具掠夺性的时代。
的确，在某种意义下，民族主义的革命份子本身似乎确实跨越了阶级。藉由对全国人民的号召，他们能够在冲突的阶级利益上创造出一种虚构的团结。事实上，中产阶级从民族独立中得到好处，要比那些受到压榨的劳工与佃农要来得多；因为后者发现，民族独立的结果，不过是一组当地的剥削者取代了原本那组外来的剥削者。即便如此，这种团结仍然不是全然虚假的。如果说国家的概念是用以置换阶级的冲突，那么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阶级冲突得以成形。如果说国家的概念带来了某些危险的幻象，那么它也在另一方面促成整个世界的翻转。民族主义革命的确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激进浪潮。在某种意义下，第三世界的各种团体与阶级确实面对一个共同的西方敌人。阶级斗争在对抗这个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是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形式。当然，民族国家是一种狭隘、扭曲的对抗形式，在最后它更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不恰当的形式。《共产党宣言》（TheCommunistManifesto）观察到，阶级斗争首先都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然而在实质内容上，阶级斗争却远远超乎民族国家的形式。即便如此，民族国家仍是一种号召不同社会阶级——佃农、劳工、学生、知识分子，藉以对抗反独立的殖民者的方法。面且，有个支持民族国家的有力论证：成功，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
与《共产党宣言》相较，某些新兴的理论认为自己是把注意力从阶级转移至殖民主义，好像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与阶级无关的事情一样！在其欧洲中心的思考方式中，它们认定阶级冲突是专属西方世界的，或是只在国家的范围内对阶级冲突进行思考。与之相较，社会主义者则是认为反殖民斗争同样属于阶级斗争：反殖民斗争所代表的，是对国际资本力量进行的斗争；面对殖民斗争的挑战，国际资本毫不迟疑地以持续的军事暴力进行响应。这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资本与全世界受压榨劳工之间的战役。然而，由于这场阶级斗争是在国家的架构下进行，从而使得阶级的楖念逐渐消失在晚近的后殖民论述中。如同我们稍后将会明白的，这是二十世纪中叶激进理念的高峰何以也是它们衰亡的开始的意义。
大多数的后殖民理论都把焦点从阶级与国家递移至族群（ethnicity）。这点尤其显示出后殖民文化的特定问题往往被虚假地等同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问题，西方世界的“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由于族群大致上是一种属于文化的议题，因此后殖民理论的焦点递移亦是从政治转向文化。在某些面向上，这确实反映出世界所发生的真实变迁。然而，这同时也使得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去政治化，夸大了文化在后殖民主义问题中的角色，而与西方世界本身新生的、后革命的趋势相互唱和。“解放”（liberation）已经很少被提及，到了1970年代末期，“自由”（emancipation）听来已是古老而陈旧。西方左派似乎因为他们在自己家乡扑了个空，所以现在只好到外国寻找新的游戏场。而当他们出国旅行时，他们仍不忘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放入西方对文化的崭新迷恋。
即便如此，第三世界的革命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它们的方式既不同于西方强悍的劳工运动（工运在1970年代拉下一任英国政府），也不同于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和平运动与学生运动（它们在越战的结束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如何，晚近的文化理论对上述这些集体行动却是毫无印象。对于晚近的文化理论而言，集体行动意味着对弱小国家发动战争，而不是把这些征战划下一个仁慈的句点。在一个目睹诸多残忍极权政权兴衰的世界中，集体生活的概念似乎变得暧昧而令人怀疑。
对于某些后现代思想而言，共识是专制的，团结则不过是缺乏灵魂的齐一性。自由主义者将这种从众性与个体相对，而怀疑个体真实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是以边缘和少数与之相对，对社会整体不表赞同的——边缘的、疯狂的、偏差的、反常的、越界的——才是在政治上最具创造性的，因此，主流的社会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过，很反讽地，这种菁英式、单一性的观点却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在他们的敌手保守主义者身上最看不惯的地方。
在拯救被正统文化推向边缘的事物上，文化研究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边缘可以是个极为痛苦的所在，而文化理论学者可能没有比为遭到抛弃、受到轻视的人们创造出可以发声的空间来得更加崇高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再去宣称民族艺术不过是一群人在敲油桶或是骨木斥而已。女性主义不仅改变了文化的样貌，而且如我们稍后将会明白的，它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模范。与此同时，还没死的白种男人可以说是不幸地被倒吊在路灯上，而从他们口袋里掉出来的零钱则被用来补助小区的艺术计划。
在此，受到攻击的是“规范性”（normative）。从这种观点看来，大多数人所过的社会生活是攸关规范与常规的，从而具有先天的压迫性。唯有边缘的、反常的与偏逸的人才能逃脱这种严密的控制。规范之所以具有压迫性，是因为它们将一个完全相同的模子套用在各具差异的个体上。正如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所写的，“对狮子与公牛适用相同的法律，是一种压迫”。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规范性是必要的，只要我们让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生命机会去实践他们独特的人格；尽管这种作法到了最后还是会让每个人都变得一样。不过，自由论者（libertarian）对于这种平等就不那么认命。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反而很讽刺地近似于保守主义者。诸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的乐观自由论者梦想着一个未来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所想要成为的自我，而在这些自我之间无从比较的。对他们而言，要对个体进行衡量与比较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就像你无法比较嫉妒的概念与一双鹦鹉。
相较之下，像德希达与傅柯这种悲观或羞愧的自由论者则认为，一旦我们张开嘴，规范便无可逃避。“双桅小帆船”听起来似乎够精准了，读者都知道它指的是一种帆船，在船头和船尾有两个桅，后帆所在的后桅居于舵的前方，而且比前桅略小。但“双桅小帆船”这个词却必须延伸其意义，被使用在所有这类的个别小型船舶上，而其中每艘船舶都有独特的特色。语言使得所有差异消失，因此它是彻头彻尾地具有规范性的。说出“叶子”，即是表示植物上两个不同而无法相较的部分是相同而且一样的。说出“这里”，便同质化了各种场所所具有的丰富歧异性。
诸如傅柯与德里达的思想家苦于这种等同化，即便他们也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他们所希望的世界，是完全由差异构成的。没错，正如他们的伟大导师尼采，他们认为世界“是”全然由差异构成的；然而，我们的生活的确有赖于同一性的创造。在一个全然差异的世界里，没有人有办法说出任何可辨识的话；在这种地方，不会有诗、路标、情画或纪录，也不会有每件事物都具有独特的差异性而不同于其它事物的陈述。不过，这是为了免于受到他人行为的限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为了要搭头等火车厢所必须付出的一点点额外金钱。
无论如何，认定规范永远会带来限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愚蠢的浪漫主义妄想。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不能对完全不认识的人大声喊叫，冲向他们，然后砍断他们的脚；这是规范。谋杀儿童的人必须被惩罚、劳工可以休息，而赶往处理交通事故的救护车不应受到阻挡；这是常规。如果有人会觉得这些事情压迫他们，那么他们必定是过度敏感了。只有思想抽象化到走火入魔地步的知识分子，才会头脑不清地以为只要是违反规范的举动就都是激进的政治行动。
认定规范性永远只有负面价值的人，通常也会认为权威永远是可疑的。就这个面向而言，他们与激进份子并不相同。激进份子尊重对不义有长期抗争经验的权威，他们也尊重保障人们生命安全或工作条件的法律权威。某些现今的文化理论思想家也认定少数永远比多数来得更有生命力；因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行动而受重伤的受害者大体上不会这么认为。不过，某些法西斯团体、不明飞行物体迷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SeventhDayAdventists）听到这种说法或许会很高兴。使印度的帝国权力惊惶失措、终止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是多数，而不是少数。仅仅因为规范、权威是权威，以及多数是多数，便加以反对的人，只能说是抽象的普遍者，尽管他们多半会反对抽象的普遍论。
后现代主义对规范、和谐与共识的偏见是种会在政治上带来大灾难的偏见，也是一种出奇愚蠢的偏见。然而，它之所以崛起，并不仅仅是因为对政治团结的失忆；它的出现也反映出一项真实的社会变迁。它是老式的布尔乔亚社会明显地解体为各种次文化的一种结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进展之一，便是传统中产阶级的衰亡。如同培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所指出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安然度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坚固、文明而具有正直道德的布尔乔亚阶级，已经屈服于“电影小明星与粗鄙总统、桃色纠纷层出不穷的公职人员与不胜枚举的暴力介入、迪斯尼化的草案与塔伦提诺化的实践”。安德森以生动的轻蔑写道，“（布尔乔亚）稳固的圆形剧场”已经沦为“一个水族箱，充满各种瞬息的、漂浮的生物——计划者与经理人、审计员与后门者、当代资本的管理者与投机客：不知社会固着与稳定认同为何物的货币宇宙的连带产物”。对于今日某些文化理论而言，稳定认同的缺乏，乃是激进主义的极致。认同的不稳定是“具有颠覆性的”；如要果能够问问那些为社会所抛弃、轻视的人们对这种宣称有什么看法，想必会很有趣。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秩序里，不会再有波希米亚式的反抗者，也不会再有革命性的前卫艺术家，因为根本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反抗。戴着高顶丝质大礼冒、穿着大礼服，随随便便就会被激怒的乱人已经消失了。事实上，非规范（non-normative）已经成为规范。在今天，“什么都可以”不再专属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小明星、报纸编辑、股票经纪人与大集团总裁也是“什么都可以”。现在的规范是金钱；不过，既然金钱本身是绝对没有自己的原则或认同，所以它完全不能算是一种规范。它是极端随便的，只要谁出的价钱最高，它就会快乐地尾随在他身旁。在最怪诞或最极端的状态下，金钱都有无止尽的适应性，就像女王不会对任何事情表示自己的意见一样。
因此，我们似乎是从古老中产阶级品格高尚的假道学，转变到新生族类品格卑劣的厚颜无耻。我们从有一组单一规则的国家文化递移到有一群彼此相互斜行交叉的混杂次文化的什锦拼盘。当然，这里的说法有点夸张。旧有的体制从来未曾真正那般统合为一，而新兴的体制也没有那样节裂化。某些有力的集体规范仍然在新兴的体制中运作着。不过，大致上，我们的新兴统治菁英的确不再是看似贺伯特·阿斯奎斯（HebertAsquith）或马歇·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人，而是吸食古柯鹸的人。
在这方面，以现代主义为名的文化实验要来得幸运许多。阿瑟·韩波（ArthurRimbaud）、帕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与柏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仍然有可以对之无礼的古典布尔乔亚阶级。然而现代主义的子孙，后现代主义，却没有这样的对象。不过，它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或许是因为要承认这个事实会让它困窘不已。有时候，后现代主义的作为就好像古典的布尔乔亚阶级还活得好好的一样，因此，它是活在过去的。后现代主义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抨击绝对的真理、永恒的道德价值、科学的探究以及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它质疑个体的主体性、僵化的社会与性别规范，以及对世界具有坚实基础的信仰。然而，既然这些价值全都属于一个日趋衰微的布尔乔亚社会，这种举动不过就像是向报社投书，表达心中对夺走伦敦附近诸郡之骑着马的匈奴人或四处劫掠的迦太基人的愤怒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布尔乔亚的信仰已经失去力道。在诸如阿尔斯特（Ulster）与犹他州（Utah）等地，它们仍然具有颇大的影响力。不过，在华尔街（WallStreet），大概没有半个人会相信绝对的真理或是世界的坚实基础，就算是在符立德街（FleetStreet）,会相信审些东西的人也没有几个。许多科学家都对科学抱持十分怀疑的态度，认为它比较像是一种碰巧的、粗糙的事情，这与容易上当的外行人的想象完全不同。只是仍然天真地以为科学家认定自己是穿着白袍之绝对真理捍卫者的人文学者，才会浪费时间过质疑科学家的地位。人文学者对科学家总是十分鄙夷。只不过以前人文学者是出自势利而鄙视他们，而现在对他们的鄙视则是出自怀疑。就算是在理论上相信绝对道德价值的人，也很少会在实务上如此操作。这些人主要是政客与商业经营者，相反地，某些被认定为会相信绝对价值的人，却不相信任何这类事物，例如道德哲学家与大声击掌的神职人员。而且，尽管某些天性乐观的美国人可能还会相信进步，但许多天生悲观的欧洲人则否。
不过，消失的并不仅仅是传统的中产阶级而已。传统的劳动阶级也同样消失了。既然劳动阶级象征着政治的团结，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会是这种对政治团结深表怀疑的激进主义也就不足为奇。后现代主义并不相信个人主义，因为它并不相信个体；不过，它也不太相信劳动阶级。事实上，它所相信的是多元主义——一个尽可能分歧与包容的社会秩序。把这种立场当成一种激进论述所会出现的问题是，连查尔斯王子也不会反对这种论述。的确，资本主义往往会因为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区隔与排除；如果它没有这么做，它便会援引已经存在的区隔与排除。而这些排除可能会对许多人造成深远的伤害。一整群男男女女因此过着悲惨生活，沦为二等公民。不过，在原则上，资本主义却是一种无瑕的包容信念：它从来不在乎受到剥削的人们到底是谁。在为击垮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准备上，它所流露出来的平等色彩是令人惊叹的。无论多么不愿意，它随时准备要和过去的受害者重修旧好。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里，它也渴望能够与越多的分歧文化相处，好把商品卖给它们。
依循古代诗人慷慨的人本精神，资本主义体系认为只要是与人类有关的，就属于它的一部分。为了获得利润，它会上天下海，不畏艰难，与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共处，承受最不愉快的羞辱，忍受最没品味的壁纸，并且愉快地背叛与它最亲近的人。真正公正无私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绅士。无论消费者是否包着头巾，是穿着浮夸的红色背心还是褴褛地只围着缠腰布，它都崇高地一视同仁。和无情的青少年一样，它对阶层充满轻蔑；和美国食客一样，它对拣选与混合满是热忱。资本主义的兴盛是透过对界线的跨越与神圣传统的毁坏。它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而它的空间则是无尽的。它的法律是对所有界线的蔑视，从而使得法律与罪行无法相互区辨。一旦与资本主义最崇高的野心与最夸张的越界相较，即使是对它批判最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变得稳健而偏狭。
不过，包容性的概念还存在一些其它的熟悉问题。谁有权决定哪些人应该被包容在内？到底有谁（葛丘·马克斯〔GrouchoMarx〕的问题）会想要被包容在这套体制内？若边缘果真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设想般，是个充满生产力、具有颠覆性的所在，那么，他们为何要废除边缘？如果在边缘与多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隔，那又该怎么办？就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今世界的真正荒谬是里头的每一个人都被流放到边缘。随着跨国企业的不断发展，一大群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整个国家都被推入边缘。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失常的。社群被连根拔起，被迫进行迁徒。
在这个世界里，“中心”是可以在一夕之间改变的：没有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就算是企业总裁也一样。“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谁或什么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穷人明显处于边缘，被全球经济撕碎的残骸也是一样。但是那些领取低水平薪资的人们呢？他们不是中心，但他们也不属于边缘。事实上，是这些人的劳动令资本主义体系得以持续与运作。从全球的观点看来。这些领取低水平薪资的人们是一大群人。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把绝大多数成员排斥在外地人的奇怪体系。在这一点上，它与任何曾经存在过的阶级社会没什么两样。或者，就像父权社会一般，它使得半数成员的权益受损。
只要我们还是以“少数”来设想边缘，上面这样惊人的事实便会轻易地被模糊化。今日大多数的文化理论都来自美国，这个国家有着为数可观的少数族裔，也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型企业。不过，由于美国人通常不会用国际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因为他们的政府对统治世界的兴趣远比对世界进行反省要来得高），所以对他们而言，“边缘”通常只会是墨裔美国人或是非裔美国人，而不会是孟加拉国的人民或是西方世界以前的煤矿工人或造船工人。煤矿工人似乎不是全然的他者，大概只有D.H.劳伦斯(D.H.Lawrence)小说里的少数几个角色才会认为他们是全然的他者。
的确，在有些时候，到底谁才是他者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们就是任何一群会揭发你悲惨的规范性的人。在这种将他者异国情调化的背后，有一股内咎的受虐倾向，其上又点缀了一点老式美国清教徒罪恶感。如果你是白种西方人，你会希望自己或多或少并不是那么的“白种”与“西方”。如果你可以幸运地发现自己的曾祖母是个曼岛人（Manx），或是不小心发现自己原来有个远房表兄是康瓦耳人（Cornish），这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你的罪亚感。以一种戴着谦卑假面具的傲慢，对他者的崇拜假设在社会多数内部里头并不存在着重大的冲突或矛盾。或者，在社会少数里头亦复如此。因此，只有他们与我们，边缘与多数。某些抱持这种太度的人也对二元对立深表怀疑。
在眼前这个崩解的世界里，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关于集体的概念。现在的人类历史大体上是同时属于后集体主义与后个体主义；这或许会令人觉得空虚，但它也可以是个机会。我们必须相像出新的归属形式，而在我们这种世界里，这些新的归属形式必然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某些归属形式可能会具有部落或社群关系的亲暱色彩，而某些形式则会是比较抽象的、非直接的与经由中介的。我们不会再有一个单一规格的理想归属所在，如同灰姑娘的玻璃鞋一般。在过去，理想规格的归属社群乃是民族国家，然而，在今天，即便是某些民族主义者都已不再认为民族国家是唯一可欲的范畴。
如果说人们都需要自由与流动性，那他们也同样需要传统与归属的感觉。追寻根源并不是件退化的事情。在这个面向上，后现代主义对移居者（migrant）的崇拜甚至已经到了使他们听起来比摇滚明星还要令人羡慕的地步。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太过自大的想法，是现代主义崇拜放逐的宿醉，是轻视偏狭群从的邪恶艺术家把自己被迫的放逐转化为菁英式美德的作法。当下的问题在于富有者享有流动性，而贫困者只有在地性。或者，更准确言之，贫困者只有在富有者尚未夺取他们的在地性之前，才仍保有在地性。富有者是全球的，而贫困者是在地的；虽然随着贫穷日渐成为全球的事实，富有者出开始体会到在地性的好处。不难想象，未来的富裕社群将会由瞭望台、探照灯与机关枪守护着，而穷人就在之外的荒地觅食。还好，在此时，反资本主义运动正试图勾勒出全球性与在地性、分歧与团结之间的新关系。
李尚远译
台湾商周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
TerryEagletonAfterTheor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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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人道主义：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三章新人道主义：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或者，什么样的劳动？
·二、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
·三、俄国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滥用
1843年，青年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了。马克思的眼界一开始就是总体自由的眼界。他所关怀的是人类的自由，而所他瞩目的则是现代社会中与人类自由相对立的两个特征：不可避免的苦难和生命的浪费。十九世界末，伟大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时代的标志。但是这些革命带来的是一种新形式的阶级统治，工业革命早已为这种阶级统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写给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朋友阿诺尔德·卢格的信（他和卢格准备创办一份新的杂志[27]）中说，我们不必害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416—418页]
马克思的目标是帮助时代完成自我实现。即使在他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之前，在他还是个年轻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客观世界和物质利益问题的时候，就立即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发生了冲突。他写道，“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力而已。”他曾为新闻自由和报社的权利而斗争，为的是使报纸可以讨论公众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重要的是，一切问题，包括物质的、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一旦成了“新闻问题，就变成了时代的问题。”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或者，什么样的劳动？
马克思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与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斗争（这是他走出校门之后第一次遇到既得利益问题）中，马克思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按照马克思后来的描述，通过这些研究，他得出了新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
由于有了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进入了新的世界舞台。这里没有任何机械论的东西，只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但社会存在不是一堵墙，它不会妨碍人对新社会的意识与观察。马克思本人就很快转向了活生生的工人运动。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那些批判现存半封建普鲁士国家的斗士，在真正面对1844年8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却停止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了。马克思写道：“德国穷人的智慧，与德国智慧的贫困成反比。西里西亚起义带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在法国和英国的起义结束的地方开始。”[29]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骚动的年代。1844年，无产阶级的冲动切切实实地在欧洲大地上萌生出来。不久之后，这些冲动在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写下了《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辩证地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样的劳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今在全世界被人们争论不休。在美国，自动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异常紧迫。1844年，马克思把这个自身等同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中枢点，在理论上回应工人们反抗专制的工厂劳动方式的斗争。
马克思在还是青年黑格尔派时，就把黑格尔的革命的思想方法与反动的结论明确区别开来。革命的思想方法分析了由内在矛盾推动的客观发展，而反动的结论则使黑格尔哲学被专制的普鲁士当局当作官方的国家哲学。在骚动的四十年代，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后，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全部意义：无产阶级的起义是近代历史的动机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第一次使辩证哲学摆脱其神秘的外壳。
黑格尔把客观的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连续发展，而马克思则在生产过程中指出了客观的运动。这时，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的自身活动中，看到了内在必然的自我运动，而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这种自身活动是内在必然的，因为它是有机体的自身发展方式。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生产中无产阶级的活动出发的。他把劳动与生产区别开来，从而与财产区别开来，并在劳动本身中寻找矛盾。劳动正是通过这种矛盾得到发展，并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从本质上说，关于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所要说的是：你们的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回声。你们运用私有财产做的正是商人使用贵金属做的同样的事。你们把它当作人之外的东西来处理。你们以为，发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任务就完成了。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开始。理论要有意义，就必须直接地研究人，研究劳动者。生产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而是人与人通过机器工具中介的关系。物与物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反映了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但同时也模糊了这种关系。你们的错误在于，当你们为劳动大唱赞歌时，却忽视了劳动者，而劳动是劳动者的机能。当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工人，由于遭受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力量的压迫，才不断地发展了私有财产中的各种矛盾。私有财产也是劳动，但它是一种异化了的力量，因此正是把劳动从劳动者身上抽象出来的劳动过程，把机器变成了积累起来压在活工人身上的死重物。
劳动是人的先于一切的机能。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在机器上劳动的人的非常特殊的机能，而人则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物。因此，人的劳动不再是他的自身活动。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这个时期，人通过掌握自然，发展了各种本质能力和才智。而在工厂中，劳动是异化了的劳动。私有财产的产生不是因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离异。私有财产只是这一事实的结果：人的活动成了一种异化的活动。这与机器本身一样，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劳动分工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当劳动分工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时，所有的科学、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技巧都进入了机器，而人的劳动则变成了简单、单调、极其乏味的活动。这时，劳动除了生产它的对立物资本之外什么都不能生产。所有的具体劳动都被还原为一种抽象的、凝固的物。死的、积累起来的、物化了的劳动，现在反过来压迫活的劳动者。这种死劳动对活劳动的主宰，是一种阶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分，以及各种等级之间的区分，现在变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在劳动本身之中充分展开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比起封建社会中等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具有对抗性。这种生产方式既不是一种自然秩序，也不是你们所预见的永恒秩序。它和其他一切社会秩序一样，也是历史的、暂时的。
当劳动的所有魅力都消失殆尽的时候，劳动变成了“简单劳动”，但它决不是一种轻松的活动。恰恰相反，劳役的重负和折磨与日俱增。例如，工作时间的延长、工作速度的加快以及监狱般的纪律等等。工厂已经把劳动者变成了产业军队，将其置于各级官长的等级制度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技术革命并没有像你们预言的那样带来和谐的发展，而是一面带来了资本的积累，另一面带来了苦难的积累。劳动与资本是绝对对立的，以至于阶级斗争发展成了一种真正的内战。要想在理论中看到生活的真理，只须把雇佣劳动者本身包括在对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的研究之中。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使用“异化”这个术语仅仅是个哲学语言的问题，在写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之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术语。但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辩证法家。[30]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黑格尔仅仅关心观念和思想，批判他仅仅在思想的范畴之内解决一切矛盾，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矛盾仍然存在，并且使社会陷于苦难。但马克思接受了辩证的方法，实践了它，发展了它。在黑格尔的所谓“否定性的辩证法”中，异化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运动和创造的原则”。马克抨击黑格尔，不是因为他通过矛盾来了解发展，而是因为他把这个发展过程看成是并且说成是“绝对知识”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否定性）所要实现的新社会的问题。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著作中，马克思将这一点表述得更清楚：“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31]
马克思吸收并改造了“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或曰对现实矛盾（即对立的阶级力量）的革命克服的原则。不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是这样，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贯穿了他作为思想家、组织家、作家和革命家的一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扬弃的限度”，因为，它局限在“思想的范围之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强调的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马克思得出结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即对对象化运动的扬弃。这是真知灼见……”[32]
事实上，黑格尔把发展看作对象化运动的扬弃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把这一点与共产主义观念直接联系起来：“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随后他又把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包括在对象化运动之中。马克思在“粗陋的共产主义”（甚至“积极的共产主义”）与他自己的人道主义哲学之间作出了极其明确的区别。这个划分成了作为解放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与所有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招牌的人之间的分水岭。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这些人所追求的都是与马克思的立场完全不同的过程。
马克思说：“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即扬弃私有财产］，——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出发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一句话，在废除了私有财产之后，还需要另一个超越，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新的人类社会。它不仅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由的个人发展着他们的全部先天的和后天的才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类史前时期进入真正的历史的第一步，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毫无疑问，成熟的马克思（在此后的三十九年中，他们以自己的著作和活动表述自己的观点）是从他早期著作中地道的黑格尔语言起步的。在这些早期著作中，他用黑格尔的术语“思维存在的统一”，来描述人的真正潜能的发展。然而，尽管马克思用的是黑格尔的术语，但他绝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即他决不认为社会中的矛盾可以在思想中解决。他写道：“哲学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哲学仅把它们当作理论问题来把握。”而且，在这些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群众的革命活动才能消除劳动的异化，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然而，问题在于，对于马克思来说，和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样，如果没有一种哲学，没有一种整体观念（马克思起初称这种观念为“人道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就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多重要求。人将不再被异化，不再被分解。必须通过在活的工人身上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重新统一起来，使人重新变成完整的人。这样，工人的自身活动才第一次发展出他的全部人类潜能：“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31页］
二、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不仅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而且对“极其幼稚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对“完全否定人的个性”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集权共产主义，但是在批判他那个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时，也对他们关于私有财产问题的观点加以批评。马克思说，尽管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承认，但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逻辑表述。”[33]这就是说，在私有财产的拥护者与反对私有财产但希望保留现存劳动方式的人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说，毫无疑问，工人创造的产品与他本身相异化了，就成了别人的私有财产，变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毫无疑问，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就变得越贫穷。
异化劳动是最堕落的东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如果不克服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克服的。“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这是资本主义中一切邪恶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93页］
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普鲁东从这个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与其自身的矛盾，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表述了这个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甚至普鲁东提出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与其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与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00—101页］
马克思同样反对任何认为可以通过分配领域的变革，而不是通过生产领域的改组，来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看法。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揭示出，共产主义者不过是私有财产拥护者的另一面而已。我们的前辈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理解早期马克思。因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忍受着名曰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型的彻底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忍受着一党制国家集权主义。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警告说：“我们应当特别地避免建立起一个与个人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2页］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把他与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这一分析远远超出了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他的分析深入到了现实的人类关系。他写道：“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8页］
生产不再受到粗糙工具的限制，粗糙工具也不再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限制人的活动，尽管在这些社会中粗糙工具是人的财产。人一旦占有现代化生产机器，就会为人本身的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前景。这种占有必须建立在高度的物质基础之上，使群众的智慧可以与他们的体力结合起来，从而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提供基础。因此，对生产工具总体的占有，“不过是与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能力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具总体的发展就是个人本身的总体能力的发展。”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人的能力的发展意味着在无比广大的历史尺度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活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深恶痛绝，以致于他一开始不是倡导“解放”劳动，而是“废除”劳动。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初用“自身活动”而不是“劳动”这个术语来表述人的机能。到了工人阶级在起义中表现出他们可以通过异化劳动得到解放时，马克思才把“废除劳动”改为“解放劳动”。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指引他前进的始终是“对普遍性的渴求”，是人对成为完整的人的渴求。不管语言上有什么变化，问题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局限于体力的操演。而在新的社会里，劳动与它在资本主义下采取的形式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将是“劳动者本身的自由个性”。[34]
马克思写道：“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以为处理的仅仅是人之外的东西；当人们谈论劳动的时候，就不得不直接处理人的问题。对问题的新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对它的解决。”但是，只有用马克思称为“人道主义”的新世界观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资产阶级经济学解决它，也不是由空想共产主义把“正义”问题引入经济学问题，这种提法才包含着对它的解决。马克思的观点是，把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开是不可能的，对马克思来说，消灭私有财产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马克思并没有把两者分开。他不厌其烦强调，最重要的不是财产的形式，而是生产方式。他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创造了一种相应的财产形式。马克思质问普鲁东：“但是要想了解私有财产的根源的秘密，不是要放弃经济科学的所有主张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私有财产都有不同的发展，并且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因此，对资产阶级财产作出定义，也就是对全部社会生产关系作出解释。”[35]
正如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只要存在着“凌驾个人之上的权力，私有财产就必定存在”。[36]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使“社会”成为所有者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是在创造“抽象的资本家”。在这方面，我们这代人可以比其他时代的人看得更清楚，因为正如波尔和密茵斯在谈论股票和债券时非常恰当地描述的那样，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发展得如此多样化，以至于一个人的财产只是“一堆期望”。[37]而事情的本质就在于，这是一种权力，一种支配他人劳动或者参与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在充分地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之前三十年，马克思就隐约地看到，资本的增殖将会导致资本集中在“唯一的一个资本家手上”。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当“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了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
三、俄国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滥用
1955年，俄国的主导哲学杂志突然刊载了一篇题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创立》的长文，署名V.A.卡尔普欣。[38]卡尔普欣先生的做法与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做法如出一辙，他闯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宣称要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分开。他表面看似乎是在陈述极其简单的东西，实质上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歪曲。他厉言正色地写道，“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否定的问题服从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规律。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反对他的第一次否定和第二次否定的模式，反对黑格尔从某种否定性出发得出对立面斗争的结论，据黑格尔断言这种否定性是内在地附在事物之中的。”[39]
马克思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积极环节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运动的原则和创造的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而抱着歪曲的历史观的卡尔普欣，却把这个原则称为“某种据说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否定性”。
马克思把否定之否定（即黑格尔式的扬弃），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运动，而卡尔普欣却把它变成了“神秘的”，并使之服从于对立面的斗争。马克思提到过“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即不同于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的真理”，而卡尔普欣却试图把马克思变成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变成一个关心“实际问题”的实际的人。然后，卡尔普欣冠冕堂皇地总结说，“马克思是第一个超越了哲学局限性的哲学家，他从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和实际需要出发分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使之成为认识现实世界并对其进行革命改造的真正科学的方法。”
这个俄国人攻击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动因是俄国的现实世界。令他感到忧虑的其实并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方法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威胁到了他们的存在，就像工人阶级在生活中威胁着他们的存在一样。俄国的危机越是深刻，就越是需要靠某种意识形态把工人维持在工作岗位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斯大林的理论家们拼命糟蹋《资本论》[40]；听命于赫鲁晓夫的理论家们又把黑手伸向了马克思早期的著作。每当新的危机出现，马克思的亡灵就被再次召唤回来。俄国人不断地花费难以置信的时间和精力，苦心孤诣地把马克思囚禁在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概念的樊笼之中。但这是不会成功的。托洛茨基曾经绝妙地指出，即使是“机关枪的经验主义”，也不能征服早期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他对社会的远见卓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问题，就是解决人的问题。这个观点在所谓的“先锋队政党”内部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遭到更强烈的反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异的反映。他们个个都是计划者，他们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摧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是，后来发生了什么？而这个问题是俄国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的问题。通过革命获得的政权，是否会落入新的官僚阶级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虽然马克思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他准确地预见到，仅仅废除私有财产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状况。
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把劳动与自由当作活动来理解，这种观念与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观念完全不同。经济学家充其量把自由看作是对饥饿和“文化”需求的满足。他们把自由时间仅仅看作是“享乐”。这些人中也包括当今的科学，他们可以看到原子的分裂，却看不到人的整体。马克思把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看作是自由地发展个人力量的时间，发展先天的和后天的才智的时间。
马克思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它也不是来世。在资本主义日薄西山的时刻，要想使全民化的生产资料服务于任何一种比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更好的目的，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比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容易理解，而且，这一观念正是悬在俄国理论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
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让工业无产阶级的眼睛盯在“摆脱自身的封建污点”上，而不是盯在整体自由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写道：“对他们来说，历史是存在的，但历史不再继续。”对俄国集权主义者来说，俄国革命在1917年就完成了，历史也停止于一党制国家的胜利凯旋。
用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生命的后三十年，他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了这些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丰富了，就是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越来越具体。当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主义就变成意识形态。他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分开，也没有把它们与他的哲学分开。早期人道主义中的任何东西，他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他曾在另一阶段上把它们称为共产主义。这是他的《共产党宣言》的真正精髓。这篇著作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一面旗帜，不仅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新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上写着：“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中间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警告说：“我们必须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相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2—123页］他始终对“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十分关注，并始终与这些组织站在一起。而这又不妨碍他发展自己的理论。恰恰相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资本论》结构的展开中，无产阶级如何帮助他冲破了资产阶级理论概念的局限。关于马克思自身的发展过程，需要强调一点，即通过马克思我们接触到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新的方面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理智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力量的表现。
黑格尔把危机时期称为历史的分娩期。在每一个这样的危机时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走向人民”，从英国的乌托邦主义者，到俄国的民粹派都是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领导者与群众相互脱离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他们往往落在群众的后面，并且往往成为群众的进步运动的真正绊脚石。只有马克思不是这样。他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理论观念是对工人阶级的本能斗争的概括。工人阶级本能地为未来新的社会秩序而斗争，为真正的人的社会而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从经济过程的辩证法中产生的，而这种经济过程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产生着马克思所说的对于未来社会秩序的“新热情和新力量”。当然，在新社会到来之前，谁也无法预见它的具体形式，但是马克思的远见预见了新社会。他没有“落伍”，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天才，而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辩证方法。对于那些把自己与作为一种“政治趋向”的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性向度，使他们在创造新社会的过程中，变得与无产阶级一样，昂首挺胸，顶天立地。
马克思的社会预见，即他对于未来的预见，并没有改变。黑格尔把这种预见叫做绝对，而马克思开始把它叫做“真正的人道主义”，后来又叫做“共产主义”。但不管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必经之路都是“否定之否定”，亦即摧毁曾经摧毁了前一个社会制度的现存社会制度。这就是使俄国统治阶级为之战栗的东西。他们当然会为之战栗，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了解，决不仅限于“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他们了解反抗他们的革命现实。劳动人民反抗工厂里过重的共产主义负担的斗争，击破了知识分子的冥顽与固执。俄国的理论家们，剥去对立面的斗争的阶级斗争内容，把它转变为“新”与“旧”之间的斗争，然后突然决定“接受”对立面的斗争。然而，生活是比辩证法理论更为严厉的监查官。历史拒绝在俄国理论家们为它划定的转折点上转折。“新的辩证规律”什么结果也没得到。他们转而反对黑格尔的神秘的绝对和“否定之否定”。然而，反叛的潜流是无情的，它不会延缓对他们的惩罚。
[27]即1844年的《德法年鉴》，只出版了1期。转引自弗•梅林的《马克思传》。
[2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29]转引自弗•梅林的《马克思传》。
[30]这方面，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是一部开拓性的深刻著作。应当承认，我从这部著作获益匪浅。
[31]《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45页。
[32]本章以下部分中的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马克思早期著作》附录A（Marx’sEarlyWorks,AppendixA）中马克思的论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45—181页。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本书中大多数重要引文都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出处。个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查不到的文字，则保留原著的英文出处。某些地方的译文有出入，请读者注意。——中译者]
[33]马克思不知道今天的存在主义。但是，只要我们把“存在”一词换作“直观”一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存在主义者是多么的“渴望内容”：“这种以此怪异的方式活动着的观念，总体上讲不过是一种抽象。抽象的思想家，通过经验变得聪明起来，受到超越真理的启发，在许多错误的、抽象的条件下决定放弃自身。……受一种神秘的感觉驱策，哲学家们从抽象的思维转向了直观，这种神秘的感觉就是无聊感，是渴望内容的感觉。”马克思摧毁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空洞幻想。当代知识分子始终把人格问题与生产方式分割开来，好像观看、触摸、聆听、述说、感情等等，存在于生产着的人之外。马克思则把人的感官的发展当作世界历史的发展来分析。当代知识分子把他们呕吐的感觉与对客观世界的感觉等同起来。马克思则指出，当“新激情与新力量”（即无产阶级）结束了作为人类史前史的阶级社会，并由此为真正的人的生活创造了条件时，主体与客体就会合而为一。（请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加以对照）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35]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给施韦泽的信。
[36]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37]见他们的《私有财产和现代企业》。
[38]《哲学问题》1955年，第3期。只有俄文版。
[39]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40]见本书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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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古典政治经济学、工人起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二章古典政治经济学、工人起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一、工人的持续反抗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二、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精神魔术一例
工业革命使群众脱离了土地；而工业资本家则把他们与其劳动工具分离开来，并使他们背井离乡。像被一场龙卷风洗劫过一样，茫茫大地只留下一座座工厂。工厂把群众变成了“手的集合”。人们不得不向工厂屈服，因为工厂是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我们的现代世界正是由此而诞生。生产和更多的生产转变成了理论，因为生产是新的社会机制的生命。工业资本家成了社会的主宰。[22]
工业革命掘掉了商业资本家和小作坊主立足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一片混乱的状态中产生了古典经济学的体系。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宣告诞生。而1821年出版的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一书，则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古典经济理论断言，国家的财富不是某种存在于人之外的东西，不是贵金属、土地或外汇，而是人的活动本身。人应该停止对黄金的追求，应该专心于生产。只有生产才是决定性的。而最伟大的生产力是劳动。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劳动价值论在人的思维中造成了一场革命，与工业在人的生活条件中造成的革命一样伟大。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重商学派的理论，即商业资本家的理论。他们断言财富产生于“贱买贵卖”。因此他们主张，若不是大英帝国本身衰落了，像美洲各殖民地这样巨大的市场是决不能放弃的。在重商学派之前是重农学派。他们认为，农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工业革命给了重农学派理论致命的打击，正如美国革命给了重商学派理论致命的打击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和更多的生产，亦即科学与工业的结合，可以使世界不断地走向幸福与繁荣。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原则是为生产而生产。资产阶级信奉的就是这种哲学，将它奉若神明，因为对他们来说劳动价值论是唯一的规律，而且，这条规律与封建法规的外在形式一样具有强制性。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体系的整体观念，并指出了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亦即在生产中的地位。在工业革命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为自己生产，他们不受国家法规的制约，而且也不了解自己的市场。然而，在工业革命造成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却产生出了某种秩序。人们认为，经济人应该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工作，而这据说是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自由竞争将彻底清除各种封建特权和不平等，从而建立起正义和平等。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们，将自由地按照体现在他们的商品中的劳动的量进行交换。
古典经济学是在特定的阶级社会中起作用的，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它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秩序。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的优点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深刻的规律，即劳动者是按照价值获取报酬的。诚然，古典经济学家用劳动代替了劳动者，并且把劳动着的活人看做商品，看做物。但他们也因此而发现了劳动的生产成本——使劳动者能够劳动并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然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十分突出的矛盾也被揭露出来了。劳动者仅仅得到了自我再生产所必需的东西，而他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剩余部分全被资本家占有了。从普遍的平等交换中产生了特殊“商品”（即劳动）交换的不平等。
李嘉图坚信，在他的这个一体化的、自然的世界中，放任自流的生产将消除一切罪恶，并使一切都归于正义。他把他的合理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归咎于封建的残余，或者归咎于政府的干预。
启蒙理论认为，摆脱了封建贵族专制以后，知识与科学将带来一个和谐的世界。但这个概念被法国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粉碎了。工业与科学不仅打破了封建的秩序，而且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一些新的对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意识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他并不接受李嘉图的“自然秩序”，但他仍然站在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所着眼的仍然是劳动，而不是劳动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虽然一度注意过劳动者，但很快就转身别处，再也没有回过头来考察它。就这方面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一样，并不了解人民的苦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些苦难似乎是社会的“自然秩序”诞生时的阵痛，是不得不付出的小小的代价，而“自然秩序”的诞生至少摆脱了一切封建束缚和国家干预。
一、工人的持续反抗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李嘉图的分析遗忘了劳动者。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逐步地壮大起来。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劳动者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一开始，对他们来说，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而被塞进拥挤的城镇是毫无理由的。由于劳动者强烈地抵抗进入工厂，反抗工厂中监狱一般的纪律，所以一批针对“盲流”的法律被制订出来，强迫劳动者进入工厂。工人被迫进入工厂之后，不堪忍受这些法律的压迫，不断造反，破坏劳动工具，即破坏机器。1769年通过了第一批针对破坏机器的法律。然而，令资产阶级思想家惊愕的是，一方面，工人似乎十分卑贱地向机器屈服，而另一方面，却又频频爆发激烈的罢工。
新的工厂工人被迫签订契约，放弃他们的个人自由，成了“手的集合”中的一员，在千篇一律的条件下劳动。这些工人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反抗方法。联合会（工联的最初形式）诞生了。资产阶级立即加以反击，1799年和1800年通过了反联合会的法令。但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法律并没有奏效。工厂工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即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而这种聚集是工业资本家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就这样，他们联合起来，并从强加给他们的生产工具中获得了纪律性。他们不顾各种法律的约束和刑狱的惩罚，继续组织他们的联合会。从1811年和1812年的卢德派，到1834年的里昂，工人不断举行起义，又不断地遭到血腥的镇压。但是，他们在1824年赢得了废除反联合会法令的胜利。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工人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不仅是搞毁机器，而且撕毁机器上的铭牌、焚烧契约。
工联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地建立起来，罢工更成了家常便饭。但这时的工人斗争已经不是反抗机器，而是反抗资本的不受控制的权力了。他们对“一定量的货币买一定量的劳动”这一资本主义原则提出了质疑。他们对劳动条件提出了质疑。他们对劳动时间提出了质疑。他们要求一定数量的工资，要求对工厂进行监察，要求对劳动时间进行限制。然后，他们又转而反对立法者。在工联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同时，英国工人更组织了宪章运动，要求普遍的选举权。
就在这个时期，1852年第一次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此毫无准备。1837年又爆发了第二次危机。过去闻所未闻的现象，即生产过剩和萧条，现在成了正常现象。
一方面是反复出现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不断发生的工人暴动，李嘉图学派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劳动者问道，为什么他们创造了全部财富，却创造得越多越贫穷？而资本家则问道，为什么在生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他们的生产体系却被总危机所摧垮？由单一的经济规律支配整个一体化的社会究竟是福还是祸？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些矛盾面前寸步难行。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是追随者，而李嘉图是原则创的思想家。问题在于客观条件使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危机和阶级斗争对李嘉图学派来说是一场浩劫。这个学派的科学性足以使它指出矛盾，而它的资产阶级性又足以使它排斥工人，然而只有工人才能将这些矛盾推向其终结。
李嘉图派的理论，无法在自己提出的基本劳动价值规律基础上解释资本家与劳动的交换，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派必然要解体。老拿骚（Nassau）的臭名昭著的“十二小时论”，意味着作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寿终正寝。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利润都只能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创造，“因此”，任何把工作时间降低到十小时的作法，都会导致整个生产体系的崩溃。至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受雇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职业辩护士”。
危机越严重，罢工就越频繁、越激烈。而且，危机越严重，就有越多的机器被采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哲学被还原为，“训练人们放弃其散漫的劳动习惯，与综合自动化的不变规则认同。”[23]
二、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精神魔术一例[24]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和更多的生产”（马克思称之为“为生产的生产”）的哲学，为现代工业提供了所需的发展空间。现实的发展过程提示了现代生产的条件，并且揭露出（即生产者）的福利根本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改进。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了对分配不公平的呐喊，并且必然地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然而，由于处在生产之外，知识分子无法看到，工人阶级拥有推翻这种矛盾性生产条件的力量。对知识分子来说，无产阶级只是作为一个受苦的阶级存在。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产生有其理由。工业革命初期，工业无产阶级在其幼年期不能形成独立的群众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在无产阶级的行动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已上升到有组织的形式时，仍然置身于群众运动之外。普鲁东在这方面是个最典型、最重要的例子。他反对罢工和工人联合会，因为它只能“使一切变得更严重”。他反对政治运动，因为这些政治运动不符合他头脑中设想的形式。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学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的时候，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应运而生。他们企图“利用”古典劳动理论，把它当作“为”工人阶级的价值源泉。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立足点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他们说，这个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只需清除其资产阶级的“结论”。他们论证说，如果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那么它也就是一切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成果”“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群众重新组织社会的最初模糊的愿望的反应。当群众运动已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时，空想社会主义的继续存在，就只能是一种与现实无产阶级运动对立的反动运动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远离了生动的工人阶级运动。在英国有工联和宪章运动。罗伯特·欧文曾经在揭露英国工厂中的现实状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始终站在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之外。尽管群众的苦难促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自己的阶级，接近工人阶级，但是他们丝毫不相信群众的首创性。
最令罗伯特·欧文惊讶的是，当他在美洲建立起“协和村”殖民地返回英国时，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的强大的工联正准备采用他的计划。然而，作为无产阶级，他们懂得实现这个计划的途径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准备消灭剥削阶级。他们准备发动全国性的总罢工，并在某种合作制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工业。起初，罗伯特·欧文和他们站在一起，后来，他向后退了。当现实的工人运动在政府的极其严厉的迫害下崩溃时，他自己的组织就变得越来越“伦理化”。
普鲁东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反对英国的工联，反对到处举行罢工。当马克思预言德国处在革命的前夜的时，普鲁东却“证明”群众已经使革命“走过了火”。革命刚在法国和德国爆发，他马上就作出了这种证明。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普鲁东的预见是否正确的问题。问题在于“做什么”。马克思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阶级一边，而那些知识分子包括普鲁东这种唱独角戏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写道：“普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些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25]
普鲁东不是对群众的实际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更没有将自身投入到这些运动中去，而是醉心于“普遍理性”的发展，醉心于“绝对真理”，这个绝对真理产生出来的是几个“超阶级的”道德观念，例如“正义”、“平等”等等。他论证说，一旦把这些道德观念灌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价值就会回归自身；而一旦承认每个人都拥有财产的资格，李嘉图的理论就得到了纠正。
普鲁东的最终发现是，应该建立“人民银行”。“人民银行”、自由信用社和“交换组织”这些东西，对普鲁东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对价值的全部了解就是，价值是某种量的东西，是关于国民财富中的产品的某种比率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存生产关系的一切弊病都可以通过改变财产的产权来解决。此外，只要货币仅仅充当流通媒介，那么在他的世界中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此，他认为，货币不应该借贷出去获取利息，而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加以买卖”。在他的心目中，罪恶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给黄金赋予了一种经济特权”。资本主义的所有罪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是各国政府的阴谋的产物。
在普鲁东头脑中，阶级斗争和他所谓的“矛盾体系”一样，似乎也只是一个抽象。这个理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冲突是可以通过“正确观念”来解决的。普鲁东所谓的“正确观念”，是指现存生产体系之内把劳动和财产重新统一起来所产生的相互对立着的各种力量的“好的方面”的“综合”，而生产体系本身则保持不变。马克思指把无产阶级放在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位置，而普鲁东却把小生产者放在核心位置。他的目标是去掉资本家与工人之宰的中间人；重新分配土地和工业；建立一个“平等的生产者的社会”。在他看来，只要商人和银行家不再拥有政府赋予他们的垄断权，“就可以把交换公正地组织起来”。这个好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自己编造出来的处在现代社会两大阶级——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东西，误认为是他发现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强大力量之间平衡点。
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对他的这个幻想作了一番描述。[26]马克思反击他而写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指出，试图“组织交换”，试图在以工厂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的市场无政府状态中引入秩序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工厂里的劳动分工来进行组织，而在工厂中，资本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试图把这种“权威原则”引入社会整体，只能是要求整个社会服从于一个唯一的主人。
这种对集权主义的深刻预见（抽象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集权主义），对普鲁东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法国，受到阻滞的工业化运动造就了具有小生产者性质的理想化。
在普鲁东的“社会主义”中，小农、小工业者和半无产阶级受到推崇。普鲁东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遭受的那种专制没有亲身体验，他以为无需改变商品生产，只要通过他的自由信用社计划创造“为所有人的货币”，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十年以后在美国，当水份太大的铁路股票直线下跌时，王德彼而特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手中这种信用券太多。如果劳动没有创造出价值，那么无论是王德彼而特还是古尔茨，或者是政府，都不可能凭空把价值创造出来。但是，普鲁东并不了解这一点。他早已作出决定，工人应该储存一些小笔的股票，建立起一些作坊，并且，由于他们可以放弃利息和利润，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从资产阶级手里把整个法国的全部资本“买下来”。实际上，这倒很像狡猾的投机家彼得·梅纽特，用有信誉的25美元从印地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1848这一年，把激进知识分子的虚张声势扫除得荡然无存。然而，有必要揭露“组织交换”这一错误的理论根源。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22]笔者在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发现了这一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著作，这就是保尔•孟特乌斯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当然，还有阿诺尔德•汤因比的开拓性著作《英国十八世纪工业革命》。
[23]见尤尔的《工业的哲学》。
[24]在美国比较容易找到的普鲁东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是《十九世纪革命的一般概念》，二是《普鲁东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86页。
[26]不幸的是美国还没有合适的译本，不过在马克思的摧毁性的答复中已经复述了普鲁东的一切重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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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一部分从实践到理论：1776—1848
第一章革命的时代：
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
·一、书本中的和现实中的法国革命
·二、巴黎群众和法国大革命
·三、哲学家与革命：自由与黑格尔辩证法
·四、黑格尔的绝对和我们的绝对的时代
我们的机器时代是在十八世纪的三个革命中诞生的：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现代社会的每一种主要问题，都以胚胎形式存在于这三个革命中。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置身于随工业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最终发展阶段。我们的时代至今没有解决它一诞生就面对着的那些矛盾。证明这一点至关重要，可以说是生死攸关。一党制集权国家是这些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核心问题仍然是：人能获得自由吗？
当今世界的总体危机及对总体变革的要求，呼唤着哲学，呼唤着一种总体观念。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革命。工业革命瓦解了旧的封建社会秩序。在纺织机械、炼铁焦炉和蒸汽机的严明纪律之下，人类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比金矿的发现和美洲大陆新市场的发现更大的财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在失去了“新世界殖民地”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步。在落后的法国却不同，封建特权和旧秩序中的各种既得利益，束缚着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手脚。
1776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正是在这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本书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就像工业革命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发生过巨大影响一样，法国革命对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最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对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进行了重新整理。这些思想上的革命，只有在行动上的革命的烛照之下，特别是在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能被充分地理解。思想中的一切，甚至天才思想中的一切，无不预先存在于普通人的行动之中。
一、书本中的和现实中的法国革命
尽管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法国群众的活动作出广泛、深入的说明。直到最近，丹尼尔·戈林发表了一部真正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1]但这本书至今没有英译本。1947年，美国出版了巴黎大学荣誉教授乔治·列菲伏尔（GeorgesLefebvre）的《法国革命的来临》的英译本。这本书的分析局限于革命的开始阶段。[2]
法国革命的爆发有如石破天惊，它的伟大的勇敢精神、连续性和持久性使整个世界为之惊骇。群众极大地动员起来，不仅反对贵族，而且反对起义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吉伦特派），还反对由最著名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领导的资产阶级左翼（山岳党人或雅各宾派）。
使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1789年革命，是十八世纪哲学的产儿。这是自由派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而且，他们还总要加上一名，1793年“不过”是“形势和必然性的作品”。他们的逻辑似乎是：因为群众没有“理论”，所以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真正的印记。但事实上，1789年和1793年（特别是1793年）革命的自发性本身，就带有群众运动的要求和建设新社会的方法的鲜明印记。
诚然，在革命之前，无套裤汉们，亦即群众运动的最底层，并没有直接民主的理论。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理论，哲学家们更是如此。诚然，城镇贫民没有自觉地组织起来取代议会。但是，他们自发地在“公社”这种旧组织中注入了新内容。同时，一些崭新的联合形式，诸如俱乐部、协会、委员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群众投票后不回家去，留在投票站谈话，这个简单的行动就把选举变成了真正的协商与行动的集会。巴黎各选区充满着生命的热浪。这样，他们形成了常务会议。第一、每天一次例会，通常是晚间5点或6点开始。第二、选出了一个通讯工作处，来确保首都各个选区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能够随时了解各个区域的情况，协调它们的活动。第三、他们对可疑的人进行监视和跟踪，确保革命的精神不被出卖。
例如在1790年1月，他们反对逮捕马拉，并通过行动表明自己的看法，巩固革命成果。1791年6月18日，他们采纳罗伯斯庇尔的建议，废除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间的区分。所谓积极公民是指可以支付选举税的人，所谓消极公民是不能支付选举税的人。事实上，选区的群众已经把形势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早已废除了这种区分。这样，群众运动给资产阶级上了第一堂民主课。1792年7月，集会变成了公共集会，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和青年也被准许进入会议走廊。
戈林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无套裤汉们本能地意识到必须把他们直接、灵活、清晰的代表形式，与议会制民主的间接、拖塌、抽象的形式对立起来。各个选区、公社和各种公共团体，每天表达着群众的意愿和革命先锋队的意见。他们是革命最有效率的工具，是革命的最忠诚的解释者。这种感觉给了他们勇气，以神圣的“国民代表大会”向权力提出挑战。人民丝毫不受死板的先入之见束缚，摈弃了一切抽象的形式主义，所以，他们的双重权力的具体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有各种变化。不过还是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二、巴黎群众和法国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与此前发生的美国革命不同，法国人民不是在与外来的敌人斗争。他们的苦难来自于本国君权神授的统治者。他们的敌人在国内。专制君主已经腐败透顶，他们让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并对青年自由市民的运动加以限制。皇族、地主和教士们骑在农奴背上，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英国工商阶级的兴起使科学获得了解放。但此时法国的统治者，却试图禁止科学家超越宗教迷信的界限，在思想领域也维持奴役制度。
这些矛盾和对抗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并与巴士底狱的风暴汇合到一处。各个阶级熔铸成一个民族，力图摆脱旧的社会秩序。在农村，农民拒绝交纳什一税，他们洗劫封建领主的城堡，焚烧契约，夺回公社。在城市里，工人和自由市民组织成各种委员会、俱乐部和公社，以确保摧毁旧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革命是从1789年巴士底狱的风暴开始的。但是，直到1792年8月10日巴黎各选区工人群众举行暴动，封建君主才被彻底推翻。这时，立法机关才宣布，新的会议，即国民代表大会，必须由普选产生。因此，民主不是由哲学理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创造出来的。它是群众在自由的行动方法中发现的。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个双重节律，带有工人阶级自我活动的鲜明标志，而这种自我活动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的真正方式。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工人发现了自己的认识方式。
群众实实在在地活动着。他们为具体的目标而斗争，为面包和衣服而斗争，为控制物价而斗争，为了与国内外敌人战斗而夺取武装。而正统的领袖们却对此横加指责。于是，群众运用自己创造的各种委员会，在国民代表大会上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把要面包、要工作的要求，与对政治自由和完整公民权的要求结合起来。促使他们径直地走向建立新社会之目标的，是必然性而不是理论。他们的行动不仅使他们赢得了所要求的东西，而且使他们懂得了谁能真正地代表他们。到了1793年，代表工人的已不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而是愤怒派的雅奎斯·罗克斯（JacquesRoux）、特奥菲利·李克雷尔（TheophileLeclerc）和让·瓦列特（JeanVarlet）。他们是群众革命运动的真正代言人。[3]
雅奎斯·罗克斯说，“山岳党的代表们，遗憾的是你们没有从这座革命塔楼的第三层爬到第九层，否则你们会看到缺衣少食的大众，看到他们的眼泪，听到他们的呻吟，你们的心就会被软化。股票市场上的赌博和食品行业中的投机，使他们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特奥菲利·李克雷尔邀请国会议员们在清晨三点钟起来，到围在面包房门口的市民中间去看看。他说：“议员们在面包房门口呆三个小时，比他们在国民代表大会的板凳上坐四年学到的东西还多。”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理性是“最高的存在”。但是让·瓦列特说，理性生活在群众之中。“四年来，我一直在公共广场上，在人民的团体中，在那些无套裤汉中间生活，在我所热爱的人民中间生活。我懂得了，这些住在小屋中的可怜的穷人们，虽然只是淳朴地直接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却能够比那些高尚的绅士、伟大的说客、辞不达意的学究们更坚定、更勇敢地运用理性。如果你们想要学习科学的知识，那就像我一样到人民中间去吧。”[4]
1789年，法国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是比较弱小的。但是，两千五百万人口中的六十万工人，却在彻底推翻旧制度方面创造了奇迹。在资产阶级诞生的时期，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完全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们懂得，只有靠他们自己的群众动员，靠不断的活动，才能实现自己的要求。罗伯斯庇尔懂得如何有效地动员群众的巨大能量来反对封建贵族反动派，但他试图限制革命运动。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下，革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原则，即巴黎群众的真正代表为之奋斗的平等原则。我们不能在这里对罗伯斯庇尔开启的历史过程详加追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只需指出，罗伯斯庇尔打开了白色恐怖的大门。白色恐怖夺去了他的生命，为拿破仑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从“自由、平等、博爱”开始，并以这些口号来装饰《人权宣言》。这一点与美国革命很相似。美国革命是在独立宣言的旗帜下战斗。法国革命的终点是新的统治阶级巩固了政权。这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但它比它所彻底摧毁了的封建阶级有更广泛的民众支持。第一，新的统治阶级毫不迟疑地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并且不做任何补偿。第二，以前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农奴，现在农民夺取了土地，而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亦被国有化了。第三，国王被废黜，欧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中第一次建立起了男性普选制度。
工业革命以及农民夺取土地，为新的统治阶级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5]这个基础使资产阶级得以稳坐统治阶级的宝座，不管政权的形式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半个世纪以后，青年马克思从法国革命中、从群众运动中得出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早在马克思诞生之前，黑格尔面对法国革命的挑战，已经彻底地重新组织了哲学的基本前提。
三、哲学家与革命：自由与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并没有直接考察法国大革命。但他批判了过去的哲学家。在黑格尔之前的全部哲学，从培根、笛卡尔到百科全书派、卢梭和康德，都信心十足地认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封建秩序和侵犯科学权利的教会权威都无法阻挡新的太平盛世的到来。
卢梭和康德对科学（工业）进步是否能自动带来这种太平盛世表示怀疑。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因而求诸于人类情感和权力。但是他们只是想通过外力把对立面协调起来，这种外力就是按普遍规律行动的人的实践理性，亦即“一般意志”。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写于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虽然他对革命的热情从未支援过，但他无法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其哲学前提的活生生的挑战。只有黑格尔面对了这一挑战。法国大革命对黑格尔有深远影响是不成问题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劳动的分工、工人对机器的屈从、革命后工业发展对机器进化的巨大推动，这些事实对黑格尔也有重大影响。
在《第一体系》（1801年）中，黑格尔独自勇敢地面对了新的重大否定现象——异化劳动。“劳动越是变得机械化，它的价值就越小，个人的辛苦就越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价值按照同样的比率降低……个人的能力受到了巨大的限制，而工厂工人的意识，也被降低到最愚钝的程度。”[6]
黑格尔这里的描述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著作。但黑格尔没有看到异化劳动的积极因素。他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积极因素的，因为四十年以后工厂工人才展现出他们全部的伟大创造力，并对资本主义新秩序提出挑战。黑格尔所看到的只是一头疯狂的野兽。年轻的黑格尔，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状况后，突然中断了他的《第一体系》的手稿，并且再也没有完成它。这是思想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环节。
黑格尔退回象牙之塔，远离了时代的现实，他的核心异化的命题从生产体系中抽离出来。然而，所谓的“初生时期和组织时期”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劳动仍然是他的哲学的一个内在要素。我们可以从《精神现象学》的“主宰与奴役”一节中看到这一点。黑格尔在这一节中提示出，奴隶获得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7]，而且比奴隶主立足更高。奴隶主骄奢淫逸，脱离劳动，因此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并不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直到二十世纪才发表。但是他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对这部著作马克思做了如下总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人对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的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仅仅表现为精神的形式，所有的批判要素都隐藏在这里，而且往往是以一种远远超出黑格尔哲学立场的方式表现出来。”[8]
无论是在青年黑格尔还是老年黑格尔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立面的克服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是一种通过矛盾的发展。他把这种发展称为辩证法。人性的运动正是由对立面的斗争推向前进的。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表述的，人类不是摆脱奴隶制获得自由，而是通过奴隶制获得自由。黑格尔不满足于肯定通过对立面实现自我运动和自我活动的辩证原则。他以这种观点考察了整个人类历史。他对由对立面所创造并克服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追溯，是思想史上一个迄今无人可望其项背的里程碑。
黑格尔写道：“在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地理解和表述为主体。”[9]自由是能动的精神，是黑格尔的最伟大著作中的“主体”。对于黑格尔来说，整个历史就是自由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历史阶段。正是这一点使黑格尔具有十足的当代性。《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自由是黑格尔的出发点，也是他的最后归宿。“个人与民族的精神一旦获得了关于充分自由的抽象概念，任何东西都无法与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相比，因为它是精神的真正本质，也是它真正的现实性。……非洲和东方的整块大陆上，没有产生过这种观念，而且现在仍然没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斯多葛派，也没有这个观念。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的真正自由，或者是与生俱来，像雅典公民和斯巴达公民那样，或者是靠性格的力量获得，靠教育或哲学获得。这一观念是通过基督教来到这个世界的。”[10]
当青年黑格尔说自由的观念是通过基督教而产生时，他也许有所保留，也许没有。但是，不管被看做自由观念的出发点的是基督教义，还是工业革命为自由创造的物质条件（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人为了获得自由需要进行斗争，因此，自由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否定性”。正如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事实上是自由的，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存在，也就不会有《精神现象学》，不会有《逻辑学》。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当代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障碍，妨碍着人的“普遍性”的发展。
黑格尔追溯了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并且使用了一些令人头痛的术语和抽象，但他的方法和观念的适用性，超越了他自己对它们的使用方式。黑格尔所谓的“绝对”，如果去除了包裹在上面的抽象，在一切时代都有适用性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尤其如此。尽管黑格尔追溯的是“纯思想”的辩证法，但是“绝对知识”、“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并不仅限于思想过程，黑格尔也没有把他的哲学与现实的历史分割开来。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现实世界的发展阶段。[11]
这位伟大的天才达到了似乎不可企及的成就。因为对于他来说，存在着一个理性，而且只有一个理性，这就是自由的现实性，至于是否把它称作“世界精神”或“绝对精神”，都无关紧要。他成功地打破了有限性与无限性、人性与神性之间的界限。他的《逻辑学》是运动着的。各种对立面之间、思想与现实之间过去被认为不可分割的界限，现在都被看作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消失而又重现，与自己的对立面发生直接的冲突，并由此获得发展。人就是这样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人的自由不是一种占有，而是他存在的一个向度。“如果说对理念的认识，例如人认识到自由是自己的本质、目的和对象，是一个沉思的问题，那么理念本身则是人的现实性，它不是某种他所拥有的东西，而是他作为人所是的东西。”[12]
黑格尔假定人类的能力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性，这使他可以把人类的各个发展阶段表述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发展阶段。这样，他就可以把过去和现在表述为向未来的连续发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同过去相连接的这种连续性，是辩证法的生命线。黑格尔预见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实现着他的全部人类潜能，并因此有意识地实现自然界通过盲目必然性所实现的一切。“真理”，亦即作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的自由，并不是某种由黑格尔“添加”的东西。这正是黑格尔眼界的宏伟壮阔之处，它是从绝对方法的本性，即辩证哲学中涌流出来的。“理性认识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否定的东西之中紧紧抓住肯定的东西，在结果之中抓住前提的内容。”[13]
马克思说，理想不是现实的反映，是转化为思想的现实。当他这样说时，他并没有离开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也没有离开他的绝对。在后面，当我们进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时，我们会看到他的“绝对”，即建立新社会的“新激情和新力量”。
对马克思来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抓住肯定的东西”，就是抓无产阶级自我活动的概念。无产阶级正在破坏现存的、陈旧的、充满苦难和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黑格尔没有看到工厂工人的创造性，在工人阶级发展的幼年阶段上，他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他只是在思想中解决了一切矛盾，那么他的绝对不过是理智世界与物质生产世界脱离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他被封闭在一个本体论体系中而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如果我们这样想，就会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误解。事情恰恰相反，黑格尔打破了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内省倾向。其他的哲学家都把真理和自由的实现放在灵魂或天国去，黑格尔却把历史引入了哲学。
四、黑格尔的绝对和我们的绝对的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从最原始的思想家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每一个时代也都有所贡献。我们的时代尤其如此。在本书最后讨论自动化和新人道主义问题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工人一直在以行动外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并由此具体化和深化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活动。在同一时期，从理论出发的运动却几乎停滞不前，因为它对从实践出发的运动视而不见。听起来可能近乎悖论，妨碍知识分子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发现新社会的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脱离了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存在着新社会的因素。由于与新的冲动相隔绝，他们一再地重复着同一个陈旧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事实上提出了新社会的逻辑，那么为什么他以支持德国官僚国家告终呢？黑格尔自己告诉了我们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调和的个性在这里并不重要）。黑格尔说，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和对立的利益，仅有国家不足以保障权威。因此，需要一种特权阶层，在“一般政府与分裂为各种要素（人民与社团）的民族”这两者之间施行仲裁和中介的功能。
马克思告诉了我们哲学上的原因。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性是从后登台的，就是说，自我发展的核心不是人，而是人的“意识”，发展仅仅是观念的自我发展。好像思想飘荡于天地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马克思正是对这种非人化进行了无情的鞭笞：“黑格尔以绝对知识替代了人类现实性。”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使他重新用脚站在地上，从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由于黑格尔不能把群众看做创造新社会的“主体”，所以，尽管黑格尔去除了把事物看做“自在之物”、看做不透明的僵死之物的观点，但他的哲学最终还是回到了康德关于对立面靠外力统一的观点上去。黑格尔摧毁了所有的教条主义，但留下了一种教条，这就是关于“群众的落后性”的教条。
黑格尔在这道阶级障碍上绊倒了。他曾经以气势恢宏的构思试图把欧洲思想从理性主义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现在又重新落入这一陷阱之中。资产阶级思想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中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顶峰，而且，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已经“腐朽了”。
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过，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并没有留传给“黑格尔派”，这话绝对正确。[14]冲破黑格尔晦涩的语言，出现了一种伴随着警钟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新推动。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认识到，黑格尔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历史观的必要前提。而现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就不仅如此。它涉及到人性的全部问题。因为，在黑格尔的绝对中，体现着社会个体的充分发展，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体现着“排除了对其普遍性（即自由本身）的一切干扰的纯化了的个体性”，尽管是以抽象的形式体现的。[15]这里存在着新社会的诞生所需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这个新社会，这种为重获新生的斗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怀。
我们的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成功的工人革命，即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这场革命似乎在人性的自由发展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即以国家资本主义反革命告终。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萦萦于怀的是一个有关人类命运的问题：“革命之后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总要碰到一个反对个人自由的新形式的国家暴政？我们为自由的斗争是否一定要以一种专制而告终？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王朝为终结，这一点黑格尔可以作证，俄国革命以斯大林的统治为终结，这一点我们可以作证。我们问自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如何转化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的自由是可能的吗？我们在寻找一个总体的、绝对的答案。当前世界危机的总体性迫使我们转向黑格尔和他的绝对，尽管“绝对”是黑格尔哲学的最抽象部分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俄国理论家们不得不否定黑格尔的理由。
近至1947年，俄国共产主义者感到，这种辩证的历史方法，对他们粗暴的方法论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们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做预设的前提，这就是所谓“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专门召开的“哲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告诉这些哲学工作者们，“黑格尔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没有任何理由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哲学战线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一支由战斗的哲学家组成的队伍……要展开一个决定性的攻势……但是，我们的哲学战线能算是真正的战线吗？我看更像是一条污浊的河流。或者说像一个远离战场的营地。战场上的战斗胜负未定，大部分区域还没有与敌军接触，没有对敌方情况的侦察，武器生了锈，战士们自己冒着危险战斗……”[16]
这样，他就确定了一条叫做“哲学的党性”的路线。然后，就充满自信地宣布发现了一个“新的辩证规律”，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以人为安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观性，代替了通过矛盾发展的客观辩证规律。然后又宣布：“在我们的苏维埃社会里，对抗的阶级已经被消灭。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斗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以对抗阶级之间斗争的形式和灾变的形式进行，而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真正发展的动力，是共产党手中的有力武器。这是运动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新方面，是发展的一新类型，是一个新的辩证规律。”[17]
直到1955年，“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新辩证规律对黑格尔仍然抓住不放，而对他们的集权体制中的活生生的矛盾则冷淡得多。黑格尔仍然活着，并且令俄国统治者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黑格尔绝对概念与国际争取和平自由的斗争之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毫不相干。俄国理论家们认为，或者是希望我们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后，争取自由的历史性斗争就停止了。他们以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分开为理由，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弄得残缺不全，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18]他们希望借此在理论上窒息即将诞生的新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俄国工人的不断起义瓦解着官僚主义权力，与此同时，这些官僚主义统治者始终感到辩证的历史方法对他们的冲击。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对的时代，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各种矛盾如此具有总体性，以至于反革命就存在于革命的心脏里。我们寻求克服这种总体性，克服这个绝对矛盾，我们便踏在了自由的门槛上，因此，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好地理解黑格尔最抽象的概念。
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是对未来的展望。不管人们把绝对当作新社会来接受，还是当作人性与神性的本体论统一来接受，简单的真理是：这种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黑格尔的绝对与他所谓的以往哲学中绝对之“空匮”直接对立。他的《逻辑学》中的范畴，例如“存在与生成”、“本质与现象”、“必然与自由”等等，并不像黑格尔想象的那样，具有独立于人的永恒实在。实际上，这些范畴是物质世界中发生的过程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同样真实的是，黑格尔自己的分析的结论是：实现性，亦即实在的真实形式，要求自由，要求人的解放。黑格尔的概念学说展开了这些自由范畴，而人类的真正的潜能就与表面的现实对立起来。正是这一点，给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戴上了一道物质的绶带。事实上，《逻辑学》可以说就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这一哲学告诉人们，在时间性历史之中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可以获得自由。
虽然黑格尔只是与思想打交道，但实践是他思想的本质。实际上，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实践的观念”高于“认识的观念”，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黑格尔的所有著作都以绝对结束，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绝对不是“抽离”生活的绝对。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日常生活的领域开始，最后以“绝对知识”结束，他把这种“绝对知识”解释为历史与科学的统一。
黑格尔的《逻辑学》从《精神现象学》结束的地方开始。绝对知识，亦即认识的历史和认识的科学，再次担当起追求真理的使命。一句话，历史以及对历史展开之组织形式的哲学把握，迄今只在社会的表层达到了一种绝对。首先，它们从表象世界进入了逻辑世界，在这里它们达到了作为“绝对观念”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黑格尔后来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经过了与观念同样的辩证发展。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语言来翻译黑格尔，他在这里的意思是，存在着一种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即自然与逻辑原则，在更高的层面上统一起来，但他承认“哲学表现为一种主观认识，它的目的是自由，而它本身正是创造自由的途径”。他指出精神本身如何变成了“过程中的中介力量”，并补充说，“引起运动和发展的，是事实的本质，即概念，而同一个运动同时又是认识活动”。[19]黑格尔在绝对精神中达到了他的体系的顶点。
马克思并没有拒绝唯心主义。青年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观点描述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20]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唯物主义哲学中最唯心的一种，而黑格尔哲学则是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唯物的一种。马克思说，黑格尔不能把他的辩证逻辑贯彻到底，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努力追踪逻辑运动的哲学家。他不是工人的哲学家，而是知识分子的哲学家。黑格尔建立了一些原则。他是在法国大革命对以往一切哲学进行的摧毁性的批判中发现这些原则的。但是，哲学家只在自己头脑中和别人头脑中的思想上操作，他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他不能创造新的统一体。他只能对已经达到的统一进行总结。他总是站在现实的自然过程的一旁（这个过程是人的本质作用于自然），不断地把这个过程转化为与他自己的新的统一体。
辩证方法在新起点上的发展，应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为了把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必须使它回到真实的世界及其劳动过程之中。这正是马克思所做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重复一种陈词滥调，即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了，使他重新用脚站在地上。正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现的那样，如果只是口头上赞同辩证法，不厌其烦地说没有马克思黑格尔就一文不值，那就会把马克思变成庸俗唯物主义者。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只是一个诱人的陷阱，那么今天它已成了马克思一切主张的最严重的退化堕落。俄国共产主义是这种总体的历史堕落的魁首。学术界的大多数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的“秘密”都守口如瓶，从而封闭了一条研究黑格尔的途径。他们对这一堕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此又会做何感想呢？
激进知识分子加入了把辩证法转变成纯粹诡辩论的二重唱，他们的做法简直有点像参与阴谋。知识分子犬儒们学会了操演辩证法，可以用它为任何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例如，他们说黑格尔既是反革命的理论家，又是“不断革命”的理论家。对这种可以轻松自如地为一个案件的任何一方进行论证的哲学论棍，黑格尔本人早就有所揭露：“诡辩者并不深究所要辩护的东西是什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真的）他只关心辩护之根据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根据可以为一切辩护，也可以反驳一切。”[21]
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如果有人宣称，黑格尔的绝对的意思仅仅是“认识”过去的全部文化，那就是嘲弄世界与思想的辩证发展，并且绝对地堵死了通达黑格尔的一条理性道路。更糟糕的是，这样的诡辩论又是一种自我麻痹，是横梗在通向世界本身的清醒理论道路上的藩篱。
我们必须剥掉绕在黑格尔哲学上的过分深重的学术传统，甩掉激进知识分子的犬儒态度与市侩行为的沉重负担。否则，我们就无法抵御共产主义的腐败的迷雾。
[1]DanielGuerin,LaLuttedeClassesSousLaPremiereRepubique,twovolurnes,Paris1946.
[2]读者还可以参考阿尔伯特•马塞兹的《法国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后：热月的反动》（TheFrenchRevolutionandAfterRobespierre:ThermidorianReactionbyAlbertMathiez）
[3]参见马克思的话：“1789年在Cerclesocial（社会小组）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2页。
[4]瓦列特、罗克斯和李克雷尔的话转引自DanielGuerin的著作。
[5]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十六世纪德国的改革背叛了农民起义者，因为它没有给予他们土地，其结果是“使德国在发挥独立的历史作用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三个世纪”。土地与农民的问题的解决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我们在南北战争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南方现在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黑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四十亩地一头骡”。限于篇幅恕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6]转引自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ReasonandRevolution,p.79.）。
[7]理查德•科隆耐尔《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为《黑格尔早期理论著作选》作的导言中说：“青年马克思也许就是读了这些著作，找到了自己未来纲领的胚芽。不管怎么说，‘他自己的精神’这个用语预示了劳工运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劳工运动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认识到他们有‘自己的精神’”。
[8]见“黑格尔辩证法批判”。
[9]《精神现象学》（中文版）上卷，第10页。
[10]《精神哲学》（英文版）第482节，第401—402页。
[11]对这种通向“绝对”的斗争，即意识与自我意识间的斗争，有些人感到很头疼。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紧紧抓住现实的历史阶段，即没有把握黑格尔在描述“纯粹思想”从古希腊城市国家的兴起到法国革命的发展时心中所想着的现实历史过程。一旦人们把握住了现实的历史发展，他们在《精神现象学》中就不仅可以看到过去，而且可以看到现在，看到一切人共同拥有的日常生活经验。焦躁不安的激进主义者落入了“不断自我重复失序状态的飞转之轮”，最终跌落在精神分析医生的病榻上。谁看不到这些不安的朋友们的“异化的灵魂”和“不幸的意识”呢？工人官僚们在“自高自大的狂乱状态”中逃离了现实，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献给人了工人，而工人却以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行动来回报他们。谁看不到这些工人官僚的“真诚与纯洁”呢？事实上，精神现象学既包含着我们的时代的悲剧，也包含着这个时代的喜剧。
[12]《精神哲学》（英文版）第482节，第101页。
[13]参见《逻辑学》（中文版），下，第541页。译文有出入。
[14]见《理性与革命》（ReasonandRevolution,p.252.）
[15]《精神哲学》（英文版）第481页节，第100页。
[16]这篇讲演收录在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文学、哲学与音乐论文集》中。（英文版第67—68页。）
[17]参见上书第71页。
[18]见俄国官方哲学季刊《哲学问题》1955年第3期。只有俄文版。还可参见本书第三章中“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滥用”。
[19]《精神哲学》，第576节，第197页。
[20]见“黑格尔辩证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7页。
[21]黑格尔《小逻辑》，参见中文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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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版序言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序言和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序言和导言
·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王若水
·哈瑞·麦山写的序言
·赫伯特·马尔库塞写的序言
作
者
自
序
·晨侧版导言：革命的辩证法：美国之根和马克思的世界人道主义概念
·1982年版序言
·第二版导言
·第一版导言
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王若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本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解体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它给了我们巨大的冲击。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在短短的期间崩溃呢？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对于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件，我们的传媒的反映是颇为平静的，既没有进行详细的报道，也没有展开热烈的讨论。不过，报刊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苏联领导人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终于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我们就是这样批评赫鲁晓夫的。但实践是如何检验这种观点的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正是在“反修”的口号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十年浩劫。那个时期的“革命的”中国，比起“修正主义的”苏联来，究竟是好一些呢，还是不如呢？
坏事成了好事的转机。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不能照老路走下去，必须改弦更张，于是才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才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年我们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而且在经济上走得更远。现在国内还有人攻击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可是，难道不正是走了这条路，我们的日子比俄国好得多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当年对苏共的批评是正确的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老问题：应该从苏联的演变汲取什么样的教训？苏联的问题不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早在斯大林时期就暴露出来了。五十年代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后，这种批评达到了高潮。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一般用这个例子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布热津斯基在1988年写成的《大失败》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在书中已经预见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不过也还有另一种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只是苏共的领导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是属于后一种的。
从某些方面看，作者的观点和六十年代我们的观点似乎很相近：两者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两者都指责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过稍稍注意一下就会看出两者的不同要大得多。六十年代我们采取的是俄国版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称这种观点是“正统的”，因为它是占主流地位的，具有权威性的。当时我们只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本书作者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诠释；从这种立场出发，她不仅批评赫鲁晓夫，更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等人。
正如杜娜叶夫斯卡自己承认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是促使她写作本书的重要契机。“我们问自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如何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工人的自由是可能的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寻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在美国，她是最早注意到这部手稿的价值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把《手稿》介绍给美国读者的人。本书在1958年出版时，书后的附录就是作者翻译的《手稿》。
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表述他的哲学观点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此处“人道主义”的德文是Humanismus。在中文里，“人道主义”一词的伦理道德气味太重，用在这里和马克思的原意不合，容易产生误解。显然，马克思是指一种世界观。我主张译为“唯人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个术语，杜娜叶夫斯卡娅仍然釆用了它；有时她也称之为“新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指出，从一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和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分不开的。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构成《手稿》的中心部分。这里的“异化”，既是哲学概念，又是经济学概念。作者不同意那种关于“异化”只是青年马克思一度使用的黑格尔术语，到成熟时期就抛弃了的现点。她强调指出，在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中，异化是一个基本概念，它为马克思所继承和改造，不仅在早期著作中如此，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是如此。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概念恰恰是一个中枢。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是以物的关系的外貌出现的，这种假象掩盖了它的本质。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她还指出：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资本论》全书；这种人道主义既给了这部著作以深刻性，又给了它力量和方向。
这样一种新的解释，就把马克思的哲学和他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作者所说，“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只要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方面，那么就可以把他的“绝对”和马克思的来来社会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意味着达到了完全的自由。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应该知道，社会关系也会异化，而成为与个人对立、凌驾在个人之上的东西。诚然，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了社会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但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也不能脱离个人，脱离了个人的社会是抽象的社会。杜娜叶夫斯卡娅引证马克思说：“我们应当特别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
这样，关键的问题在于克服异化。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那种把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使‘社会’成为所有者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是在创造‘抽象的资本家’。”只有“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了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宁愿用“新人道主义”而不用别的名称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作者称苏联实行的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
杜娜叶夫斯卡娅用了三年时间以第一手材料研究了苏联的三个五年计划，从而得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结论。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不是列宁设想的那一种。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不能不承认本书的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是全书最有参考价值的部分。虽然作者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她仍是公正的，并没有否定一切。她说：“俄国的工业增长率无疑是非常高的，但是俄国人宣布的数字却很值得怀疑。”“对那些虚夸的成就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不能否认国家确实实现了高速的现代化。”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也不应当忘记，本书写成于1957年。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作为崩溃的结果，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显然不是作者预料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应当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水平呢？中国共产党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我们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对列宁主义并没有釆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她对列宁很尊重。在对待列宁的哲学遗产问题上，她一反当时苏联的潮流，贬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推崇《哲学笔记》。在革命的问题上，作者看到了“先锋队政党”的异化，转而寄希望于普通的工人群众。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列宁主义的，而更接近于马克思。但是，那种把全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特殊的阶级的信念，是否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书中那种对工人群众的革命作用的无保留的肯定和赞美.是否又潜伏着异化的契机呢？当然，除了工人群众外，作者也看到了黑人、妇女和青年的革命作用，这是对的。但是，经历了科技革命和进入信息时代的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出，作者没有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和自动化的革命意义给予足够的估计。由于作者过分强调黑格尔的“绝对”，所以她认为，今天的危机是总体性的，它要求总体的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变成全球性的问题了，因而需要国际性的合作；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倾向于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并不认为存在着总体解决的方案。
本书作者杜娜叶夫斯卡娅生于1910年。1937年，当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时，她曾担任过他的俄文秘书；两年后与托洛茨基决裂。这本书是她的“革命三书”的第一部；其他两部是《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我初次知道作者的名字，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我看到了E.弗洛姆主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书，就收进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文章。199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遇到了《新闻与通信》（杜娜叶夫斯卡娅创办的报纸）的负责人胡迪斯（PeterHudis)。他告诉我，杜娜叶夫斯卡娅生前曾表示过想见我的愿望，可惜她在1987年就去世了。为此，我也感到很遗憾。1994年，我曾到芝加哥拜访《新闻与通信》社并参观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故居。我看到，《新闻与通信》的同人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宣传她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包括编辑和出版她的遗著。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己有多种文字的版本；现在，她的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想，这也可以算是对作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吧。
哈瑞·麦山写的序言
应邀为本书英国版作序，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动笔之前一直有所迟疑，因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向英国读者介绍这样一部学术著作。
那些竭力冒充马克思智慧宝库权威看守者的人，写下了无数陈腐古板的文字，读来让人厌倦。《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则令人耳目一新。所有矢志为自由和人道的社会而斗争的人，都可以从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中获得教益。
马克思的理论在英国从来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摩根·菲利蒲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还不如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影响大，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在大宪章运动失败之后，统治阶级在财政上支持宗教福音传道活动，虽然没能阻止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觉醒，但确实起到了一些延缓作用。大多数工人领袖都抱有某种宗教观点，倾向于温和的而不是战斗的政策。后来，劳工运动甚至带有准宗教的性质。
英国工人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热忱，对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鼓舞。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却没能阻止机会主义的蔓延。现在，机会主义已经成了英国劳工政治的充分发展了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显得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马克思的著作从未像哈德曼、巴克斯和考茨基的著作那样受到充分的注意。在思想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其他国家。
俄国革命曾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趣。进行严肃思考的工人，抓住了列宁的著作，发现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出版物中多得多。来自俄国的鼓舞产生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效果：当英国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战争时，英国工人采取了反对本国政府的立场。
然而不幸的是，俄国内部的力量摧毁了英国及其盟国未能摧毁的东西。俄国工人变成了臣属阶级。英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炮制了大量的文献，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为这种奴役俄国工人阶级的行为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正如作者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理论，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她以深刻的思考结合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她的论断的正确性。
俄国统治集团的拥护者们，努力劝说英国工人接受这个统治集困。他们以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来支持他们的说词：国家占有资本就可以保障自由。英国在制造这一错误概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费边派的大力鼓吹下，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派别都接受了这一概念。韦伯夫妇访俄归来后评论说，他们在俄国看到的是实践中的费边主义。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东西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资本转移到国家手中，使工人与资本的关系变得与英国和美国一样。在俄国，资本也在通过劳动不断地更新和扩大，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由于自上而下驱动的集约化生产，资本用于生产资料的部分在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部分在减少。加速和进一步的加速，变成了一种规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个劳动只为满足现有价值自我扩张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物质财富为满足劳动者发展的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中”，事情只能是如此。
书中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那几章，读来简直是一种享受。那些对《资本论》退避三舍，抱怨它“太沉闷”的聪明人，应该读一读《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或许能激发起他们阅读《资本论》的兴趣。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分析商品、劳动的两重性、资本的构成、资本积累以及危机等等，是因为他怀抱着一种热切的愿望，就是要看到资本主义暴政的灭亡。
资本转到了国家手里，但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过时。同样的规律还在继续起作用。工人的状况其实是在恶化，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要直接与国家机器发生冲突。由于国家控制着新闻机构，与起义有关的一切事实，都向外部世界掩盖起来。国家的法律机器保障着自上而下的计划得以贯彻执行。马克思早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就己经预先作出了控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写的一切，都适用于在俄国实行的制度，就像它们适用于英国一样。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无损于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看看英国资产阶级应付当前危机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令人感到马克思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直接针对工厂工人战斗精神的粗暴法规，反映了统治集团决心要遏制工人改善自身劳动条件的斗争。他们要求工人进行更多的生产。尽管1919年以来已经三次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长。统治阶级需要更高的生产率，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英国财政大臣抱怨说，“公司的利润率已经从1964年的14.5%下降到了1970年的10%”。
英国劳工运动从人数上讲是强大的，但从重要的理论领域来说，却十分虚弱。英国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强制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也是无出其右的。但是，英国控制着一个庞大帝国的历史事实，延缓了英国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工人始终是支持自由党的。虽然，工党后来取代自由党而成为保守党的对立面，但对社会根本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工联的上层领袖与议会中的工党领袖可谓一丘之貉。对于他们来说，工联所由产生的那些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在工人反抗资本主义条件的斗争日益高涨时，也看不到不经工联批准的罢工。他们认为，没有工联领袖的指导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来看，且不说其他的内容，单是作者对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期间工人阶级自我运动的观点，就已经使这本书值得一读了。
马克思曾经写道：“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性的社会或社会的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福祉依赖于被压迫的工人。工人阶级要打碎自己身上的枷锁，并同时为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昨天的赫鲁晓夫也好，今天的勃列日涅夫也好，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侏儒，他们在党的大会上信口雌黄、自诩在进行什么非斯大林化。在卓然而立的马克思面前，这些侏儒们便显得猥琐不堪。
世世代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必要性，在工人的头脑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很少有哪个工人从未反抗过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从工人的下层，从那些在不由自己控制的生产资料上劳动，并受这些生产资料主宰的工人中问，早已传出了催促行动的呼声。工人作为人是有感情、有欲望、有激情的，但这些感情、欲望和激情被现存的条件所压制。这就导致了思考、行动和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当今世界统治者们的心腹之患。
本书的作者看到了人类向往自由的激情。正因为如此，她为这本书选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标题。与那些杜撰社会主义哲学的雇佣文人不同，她把马克思与黑格尔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自由就是这种联系的纽带。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自由的实现与新社会的诞生相伴随，并且是通过工人阶级自我活动实现的。工人阶级必须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使自己摆脱奴役的条件，然后才有可能带领整个人类走向自由。感谢黑格尔、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使我们可以设想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尽管人们对马克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耳熟能详，从大宪章运动，到国际工人联合会等等，但是至今仍有一种错误概念广泛流行，即马克思所称赞过的唯一的英国机构是大英博物馆，也就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事实上，马克思在流亡英国之前，就真诚地把平等派描写为现代无产阶级及其哲学观念的先驱。他在《道德的批判与批判的道德》中写道：“一旦君主制被推翻，我们就会发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发挥作用的共产主义政党。最坚定的共和派，英国的平等派，法国的巴贝夫派，等等，是最先提出这些‘社会问题’的人。”我们本国的实用主义者们遮蔽了这种富有特色的辩证趋向，特别是在苏格兰。但马克思却不会忘记，他曾从亚当·弗古森的《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中获益良多。这本书在《资本论》中被当做历史哲学的独创之作多次引用。
马克思所描绘的目标，也就是本书所向往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充满着艰难险阻。1970年和1971年，在英国和北爱尔兰的工业中，斗争水平的高涨迫使反动势力的捍卫者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竖起新的障碍。但是，工人斗争的浪潮势不可挡。英国工人通过史无前例的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水准。而摇摆不定的“左翼”领袖，却远远落在工人的后面。
武装到牙齿的英军没能摧毁北爱尔兰起义的精神。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领袖詹姆士·坎诺利现在备受人们敬仰，如今他的追随者比他生前还多。1916年起义对列宁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现在，爱尔兰大地上到处回响着要求建立联合工人共和国的呼声。而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则更频繁地被人们提起。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来来的思想，它引导我们远远地超过了目前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在群众的自我运动中寻求实现。本书作者以巴黎公社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的深刻内涵。
关于巴黎公社的那一章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应漏过的，其中有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提一下。这一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这种自我保卫的行动同时也是自我管理的行动。”此种警句值得牢记在心。
欧洲革命的失败以及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兴起，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倒退。但这个倒退正在被克服。现在，革命的进程掌握在新一代的手上。像笔者这样的属于上一代的革命者，应该对新一代年轻的革命者抱以赞赏与希望。人类的未来就操在他们的手中。
本书以其理论研究对目前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它再次举起了理论的旗帜，同时不忘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切理论的真正源泉。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的发表能开启一代新风，让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再度振兴，以对抗那些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最近，英国首相对我们说，我们都依赖于利润的生产。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看到本书，但是，当创造利润的工人们把本书阐释的原理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本书的力量。我们感激杜娜叶夫斯卡娅写作了这部出色的著作，并对普路托出版社为出版本书英国版所做的努力谨致谢忱。
哈瑞·麦山
赫伯特·马尔库塞写的序言
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理解当代状况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恐怕没有任何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晚工业社会的各种趋势作出了如此精确的预见，同时却从其分析中得出了如此错误的结论。虽然，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表现出许许多多马克思曾经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预见过的特征，但是，这些矛盾并没有在一场总危机中爆发。尽管存在着“永久的战争经济”，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战争经济，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经历了洲际大改组，同时也达到了西方世界的洲际稳定化。而且，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酝酿着，并在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导下不断萌发，但随后在共产主义轨道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实质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然而，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指出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如果仅仅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成熟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他们在谁都没想到要“证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就对这个过渡作出了阐述，那么人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有所预言。但是，这种理论的本性是否定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对某种政治行动的定义，这种政治行动可以利用一定的历史可能性，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没有不公正的社会。因此，不论是在概念结构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对历史现实的过程作出“反应”。对理论概念和在这些理论概念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的修正，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修正只是在新的、未曾预见的事实的影响下，对原有概念进行补充，以便使它保持正确，那么理论结构本身就被破坏了。只有当修正是从原始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是其中内在固有的历史替代物时，理论的结构才能保持。修正与理论基础之间必须有可以指明的关联。理论基础是关于工业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不同层次统一起来。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和最具体的经济学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行动，都必须由它来加以论证。
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讨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多半都没能正确地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和内容，因此陷入一片混乱。辩证唯物主义被简单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理支撑”，或者形式化为一种技术方法，甚至规范为一种世界观，结果把问题搅得一团糟。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最近法国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考查。热·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清除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她试图在马克思理论的最深刻的基础上重新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统一体，这个基础就是它的人道主义哲学。
人们经常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那些哲学作品，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准备了基础。经过了长时间的被忘却、被忽视之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作品成了二十年代思想界注目的焦点，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发表之后。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阶段”与其政治阶段和经济阶段之间的同一性并没有得到阐释。也许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还缺少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这部遗稿是在1939年和1941年发表的。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超过了以前的那些解释。它不仅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之中贯穿着哲学，而且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在它所阐释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理解。它的“观念”来自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哲学洞察：这个社会阻碍了自由和理性的实现，同时又为一种自由合理的人类存在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这个词被严重地滥用，以致我们几乎无法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一种没有苦役、没有贫困、没有不公正、没有焦虑的人类生存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对这样一个目标的“价值”没有提出疑问。他接受人道主义，不是把它作为各种哲学中的一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通过变革阻碍实现“全面的个人”的现存社会条件，可以建立起实现“全面的个人”的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接受人道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就像人们接受健康的价值，并把它作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标准一样。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在描述和分析“自在自为”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以另一个社会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即以一种已成为行动的现实目标的历史可能性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双向度的：它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历史可能性和潜能，来测试这个社会。这种双向度性表现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杜娜叶夫斯卡娅对《资本论》的讨论，很好地展示了这种统一。它向我们展示出，对生产与流通的最技术性的分析，是与人道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与人道主义哲学的联系一样紧密。
一旦我们把人道主义观不仅看做马克思理论的根源和目的，而且看做它的实质，马克思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要素就显露出来了。社会主义不是在劳动的解放和劳动的组织中实现，而是在劳动的扬“弃”中实现。只要人与自然的斗争还要求通过艰苦劳动来生产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境下所能实现的，就只能是对劳动的充分合理的社会组织。在高度工业化的阶段上，建立这种合理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场革命，它将把生产过程置于“直接生产者”的集体控制之下。但是这并不是自由。自由是一种没有苦役、没有焦虑的生活，是人类官能的游戏。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时间问题：把工作日缩短到最低限度，就会使量转化为质。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成了社会财富的尺度和个人存在的向度。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这里的英文是enjoyment(享乐)——本书中凡方括号中的注释或说明均为中译者所加。]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享乐]的资料。消费[享乐]的能力是消费[享乐]的条件，因而是消费[享乐]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成为游戏……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不同的]主体……”[1]
这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形象：一个人的“职业”就是把他的自由时间塑造为他自由的时间，而由自由个人所组织和控制的物质生产过程，为个人的“享乐”自由创造条件和手段。
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减少“单纯必要劳动”，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颠倒过来，换句话说，使为生活赚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颠倒过来，如果自由时间应是个人生存的内容，那么，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工业化、最大限度机械化的生产为条件。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成熟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事件。但是，社会主义与高度工业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技术关系。这中间还涉及到人的某些官能的发展，这种发展有助于造就自由的个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有利于造就“全面的人”，特别是有助于人的“意识”的发展。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意识”一词有特殊的内涵，它是指对社会的某些潜在可能性及其受到的扭曲和压制的觉悟，或者说，对直接利益与真正利益之间的区别的觉悟。因此，意识就是革命的意识。它表达了对现存社会的“决定性的否定”，所以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义上的意识的发展，要求制度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即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所能允许的限度内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马克思主张，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决不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也不是一种“伊索寓言”，而是一种基本理念。马克思同样坚决地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不同的。这种区分丝毫不会降低马克思对民主的重视。
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历史辩证法，也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了。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反复重申的那样，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力量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体系，而是被理解了的历史原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身，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要受到这个原动力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另一方面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必须在理论与现实的历史互动中来讨论。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分析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样一种讨论。
“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转化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种变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巩固，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理解本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钥匙。这种转化对先进工业国家的劳动阶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劳动阶级的主要部分，在他们的官僚的成功领导之下，从现存制度的“绝对否定”因素转变成了一个肯定因素。在西方，革命的潜在可能性降低了。社会主义失去了传统的历史代理人和地域基础。结果，在落后的东方地区，社会主义以一种与马克思的理念根本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大，使各资本主义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为稳定局势和内部团结创造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不管是战争也好、萧条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通货紧缩也好，都不能阻止这个趋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最大挑战。
杜娜叶夫斯卡娅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她调集了许多概念对上述挑战作出回应。笔者在本质上完全同意她在本书第一部分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论解释。但是，她关于后马克思发展的分析的某些关键部分，笔者难以苟同，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关于最近东欧的重大变化，以及对当代劳动阶级的地位、结构和意识的分析。最后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即“自在的革命阶级”的概念，指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群体，即在物质生产中劳动以赚取工资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辩证概念，它既是经济范畴，同时又是政治的和哲学的范畴。它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第一，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志的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第二，由这个生产方式带来的现存政治状况；第三，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出来的政治意识。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确实已经发生），都会要求一种彻底的理论修正。
赫伯特·马尔库塞
1957年7月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225—226页。
晨侧版导言
革命的辩证法：美国之根和马克思的世界人道主义概念[2]
在这本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集子里，革命的辩证法涉及的范围涵盖了1905年俄国革命及其在1906年的回声，1911年伊朗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世界影响，1919年失败的德国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革命。辩证法不仅与成功的革命有关，而且与许多流产的革命有关。
我不是在用未来时态撰写过去的历史。我并不想仅从与托洛茨基决裂之后的立场来分析托洛茨基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重写历史的做法。我从不否认，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警卫和翻译，在我的个人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在我与他分道扬镳之前的那段时期。
托洛茨基的论点是：在工人国家“退化”以后，仍然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所谓压倒一切的事实，即工人国家产生于俄国革命，私有财产已经被废除，国有化的财产意味着俄国仍然是工人的国家，尽管是“退化”了的工人国家。
而我却认为，俄国所发生的是一种总体的向对立面的转化，就是说，俄国已经从工人国家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看法加以证明。
为此我用了三年时间以第一手材料研究俄国的三个五年计划，并将其放在新的世界资本主义舞台上研究。大萧条摧毁了私人资本主义，并引导他们走上了国有化的道路。起初，这项研究是从一项题为“劳动与社会”的研究开始的。工人党虽然是官僚集体主义者，却接受了我发表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但拒绝接受“劳动与社会”。
我曾经与，詹姆斯（C.L.R.James)进行合作。他也得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结论，并写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政治方案提交给工人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以“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Jonhnson-ForestTendecy)而广为人们所知。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劳动与社会”这篇短文，亦即工人党接受我的经济分析时所拒绝的东西，实际上包含着一种重要的因素，它在十几年后又成了约翰逊和弗雷斯特决裂的原因。同时，它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新创造。工人党所拒绝的哲学，是以马克思1844年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为基础的。当时，我只读到过“异化劳动”一篇。
1950年矿工大罢工期间，我再次引用了马克思论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自己的活动也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詹姆斯却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向后倒退了。他1950年指导撰写的“倾向”文件《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最后一节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份文件把人道主义当做宗教性的和存在主义的东西而简单地加以拒绝。
直到三年以后，在1953年5月12日和20日写给葛莱斯·李（GraceLee）的信中，我才第一次在绝对观念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我认为，绝对观念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对神的呼唤。它在自身内不仅包含着从理论出发的运动，而且包含着从实践出发的运动。这一突破，导致了美国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报纸《新闻与通信》。
马克思主义报纸《新闻与通信》；该报的工人编辑查尔斯·邓比；邓比的自传《义愤的心：一个黑人工人的历程》和小册子《工人反抗自动化的战斗》、《美国文明的审判》。
《新闻与通信》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谈做出决定：本报应由黑人生产工人查尔斯·邓比（CharlesDenby)担任编辑，并委托热·杜娜叶夫斯卡娅完成第一部重要的哲学（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她已经为准备这部著作工作好几年了。
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只在理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的观点是，知识分子不仅要阅读《新闻与通信》这类工人报纸，而且要为它们撰稿。
1950年，我参加了西弗吉尼亚矿工总罢工。这次罢工的成果，无论就罢工本身而言还是就其引发的哲学上的突破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场在自动化一词发明之前发生的反抗自动化的罢工，它的伟大意义在于：从1949年经工会批准的罢工，转变成了反对工会领导的罢工。矿工们不是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提出了全新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自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以及关于劳动本身的问题。工人们问道：“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思想与行动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鸿沟？”
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1949—1950年矿工总罢工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美国的诞生》（芝加哥，《新闻与通信》，1984）。其中有一篇我与安迪·菲力蒲（AndyPhillips)合写的报道，描述了矿工参加罢工的亲身经历。安迪·菲力蒲是一个工人，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这本小册子还包括关于我的活动的报道。在附录中，发表了我与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的两位领袖詹姆斯和葛莱斯·李·鲍格斯（GraceLeeBoggs）之间的35封信件。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期，我一方面翻译和评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另一方面还实际地报道罢工事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认识与现实的问题，就像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一样，接触到了哲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令人感到荣幸的是，《新闻与通信》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之际，正是德国革命爆发之时。1953年也是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爆发的一年，它标志着黑色革命的诞生。从此，我的生活与邓比的生活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了，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生活。
邓比的《义愤的心：一个黑人工人的历程》（IndignantHeart:ABlackWorker'sJournal,Boston:SouthEndPress,1978:Detroi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89.）的第一部分，写于他当编辑之前。在这部自传的第二部分，他对整整25年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发展做了一番总结，因为这25年在他一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阶段。
1966年时他不仅是《新闻与通信》的编辑，而且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工人反抗自动化的战斗》（“WorkersBattleAutomation”,Detroit:News&Letters)。在讨论美国问题时，我们非常具体而清楚地阐明了黑人的向度，时间上跨越整个美国历史。这本小册子题目是《美国文明的审判》（AmericanCivilizationonTrial,Detroit：News&Letters，1963.）。1983年，我们出版了这本书的第四版。应邓比的要求，我在引言中吸收了我论罗莎·卢森堡的那本书中关于黑人向度的几段补充。我们一开始就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鲜明特点，即美国与南非之间的双向通道。就是说，黑人向度代表着一种与国际主义不可分割的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民族主义既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焦点，又是世界革命的焦点。
革命的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哲学与革命》；《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
革命辩证法的解放：美国之根与马克思的世界人道主义概念。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哲学革命转换为革命哲学。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种转化在马克思的最后十年中如何扩展。我们把1880年代称为“八十年代的考验”。马克思终其一生对自己最初称为“新人道主义”的东西加以深化和具体化。他在经济学领域进行了40年的艰苦劳动，这段时期以1872—1875年法文版《资本论》为顶点。此后，也就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的时期，马克思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素。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对俄国民俗学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中，以及马克思给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维拉·查苏里奇的信稿中看到这一点。马克思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预言了革命可以首先在落后的东方而不是在技术进步的西方开始。请注意，这是在1881年！所以，我们把这叫做“八十年代的考验”。
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讲，我们的辩证法的第一个展开，是从我1953年5月12日和20日关于黑格尔的信中的突破开始的。最近，我们又回顾了1950—1953年期间这一突破的胚胎形态。很清楚，1953年的突破揭示出，绝对观念本身既包含着从理论出发的运动，又包含着从实践出发的运动。
但1950年的罢工是现实的显现。因此，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把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思想着的观念”与当前的矿工总罢工的自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我们把这种自发运动称为“自由的自我生成”。我们当然知道，思想着的不是观念，而是人。对这种明如白昼的事实，其实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但是，为了避免庸俗唯物主义者的曲解，我们又不得不作这样的说明。真正有必要加以补充的一点是，观念的辩证逻辑运动所遵循的方向，隐藏在从实践出发的运动之中。
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我所提出的范畴，即从实践出发的运动，为我的主要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从1776年到现在》提供了基本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它说明了一个事实：从实践出发的运动本身也是一个理论形式。
正是这个植根于从实践出发的运动的哲学概念，向理论家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提出一个认识的新阶段。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结构。在这本书中，我们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根基具体化了——从废奴运动一直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揭开了黑色革命序幕的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在这部著作中，世界人道主义的一些概念也提出来了，不仅涉及美国，而且涉及东欧，1953年的东德、1955年的波兰、1956年的匈牙利。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出版，使我终于得以在附录中把我翻译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发表出来，并详细地追溯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如何回归了黑格尔。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开始记录新一代革命者的声音。1968年我们不得不面对流产了的法国准革命，而这场准革命迫使我们在新的层面上再次回归黑格尔。我们所要做的是阐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次是在其自在自为的形式中阐明它，并且要阐明马克思和列宁是如何把握它的。这就引出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革命辩证法在我们时代的第二个展开。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些可能的选择：托洛茨基、毛泽东和向里看的圈外人——萨特。
1973年《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书出版。我在这本书中扩展了绝对观念的具体化，不仅把它看做一个总体，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总体，而且把它看做作为新开端的绝对观念的发展。
《哲学与革命》的的题目是“作为新开端的绝对否定性”。我在这一章中指出，把绝对观念看做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我们的使命的出发点。作为新开端的绝对观念，向一切时代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具体地为自己的时代找出同样的新开端。
这本书考察了东欧和非洲的国家资本主义变迁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客观情况。只有在分析了客观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整个世界的新激情和新力量。我们接触了富兰兹·范农理论的发展过程。在《悲惨的大地》一书中，范农把自己的哲学也称为“一种新人道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这就是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某种观念开始的，当这一观念的时代到来时，它便成了一个运动。过去妇女提出的问题总是得不到回答，答案被推到“革命后”或“总有一天”。如今妇女对这样的搪塞之辞嗤之以鼻，这就是当今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征。妇女们提出，“男子沙文主义”的存在绝不仅限于资本主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出现了，现在仍然存在，而且在革命之后还将再次出现。妇女们认为，左派必须认真对待自己阵营内部的“男子沙文主义”，必须承认在革命之前、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都有必要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起初对妇女的呼声根本不屑一顾。
但这一点却是我写作第三部哲学著作《罗莎·卢森堡，妇女的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的冲动。这部著作是我们所说的“革命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在这本书中，我对当代妇女解放的要求作出了概括。
在我看来，当代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忽视了罗莎·卢森堡。这一点值得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这正是刺激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当然，我的论述范围绝不仅限于在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中发掘不为人们所知的女权主义向度。
开始的时候，我只打算研究卢森堡，并把1910年作为高潮点。因为在这一年中，她以卓越的天才把握了帝国主义新现象，并因而与德国杜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决裂。这件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背叛之前四年，发生在任何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看清这一背叛之前四年。
但后来我突然感到，这样写是不充分的。因为卢森堡仍然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好像她与考茨基之间只是一种“个人的”决裂。我感到需要有一种决定性的哲学把握。我的所谓《卢森堡书》的第三部分——“卡尔·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批判者到《资本论》的作者和不断革命理论家”，就是这种哲学把握的尝试。
一句话，虽然她比所有男性伟大革命领袖都先一步揭露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批评他对帝国主义的成长反应迟钝，但她分析帝国主义的方法，以及她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批判，都可以说是半截子辩证法。这就是说，虽然她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勇敢斗士，但她拒绝把“民族主义”看做主体，看做新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多样化的思想，关于落后国家革命途径多样化的思想，与这种半截子的辩证法恰恰相反。这令我不仅对卢森堡提出质疑，而且要对马克思之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质疑。第一个要质疑的就是恩格斯。恩格斯的直线发展论思想渗透到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我的心目中，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贬义词。
恩格斯的直线论思想，在马克思死后他写的第一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至。恩格斯声称，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的遗产。然而，不管是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上，还是在先进社会与落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所表述的东西都与马克思的观点毫不相干。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观点，也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无法在此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我应该向读者“坦白”，我现在己经在头脑中酝酿一部关于政党的新著作了。[3]
与此相关，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黑格尔，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一个“体系”之中，没有与密涅瓦的猫头鹰一起在时光中遁去。正如他在最后一个三段论中表述的那样，他至少为未来的哲学家留下了一条门径。关于这个问题，限于篇幅也不能在此进行深入讨论了。
现在，让我暂时撇开所有这些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来讲述一个我个人生活中的故事。我这样做是要实际地说明，一个观念的萌芽状态与其充分发展之间的差别，以及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差别。此外我还想说明，当伟大的革命发生时，一个儿童对它的知觉，以及这些印象能持续多久的整个问题。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我十三的时候。当时我刚刚来到美国一年。我领导了一场反对一位中学校长的罢课。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托宾。她对学生极其苛严，为迟到五分钟的小事，就要对学生进行体罚。她还强迫每一个学生背诵夏洛克要割别人一磅肉的那段台词。（当然，我现在是就事后的认识来叙述这个故事，但是《芝加哥论坛报》当天的报道帮助了我的回忆。这篇报道充满感情，还刊登了罢课的照片。）
这件事发生在1924年，在芝加哥犹太人居住区的克利吉尔公立中学。我相信我的勇敢来自千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这场革命的惊天动地的壮举，以及平等、亲密的同志关系等等，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当时还是一个没上学的孩子，住在乌克兰。在革命之前两年，我曾经拒绝为了能划入百分之一的犹太人之内以便获得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特权”而行贿。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知觉会是怎样。
1938年，我陪伴流亡的托洛茨基一段时间后回到美国。著名的法国工联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19年，他曾经转向共产主义，后来，在1937—1938年，他又变成了国际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领袖。他当时正要从纽约回法国，我想应该让他欣赏一下纽约的美丽风光，就带他乘船去斯塔滕岛游览。
当我们到达斯塔滕岛时，他说：“呵，我认识这里，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很自然地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我错了，他是认真的。他对我讲述了他早年的生活，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原来，他的父母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社员。公社失败后，他们逃到美国。他母亲怀了孕，在斯塔滕岛生下了他。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法国和巴黎公社永远在他的心中，这不仅是因为他生活在法国，而且是因为他从父母那里听到的那些英雄故事，始终活在他的心中。
这件事在我心中勾起了对另一件往事的回忆。1925年我十四岁，尤金·V.德布斯在芝加哥阿士兰会堂最后一次露面。他是一个极其雄辩的演说家，他可以把他生活中的人物个个都描述得活灵活现。他为自己曾有幸与伟大的废奴主义者温德耳·菲利浦斯相识而感到非常自豪。正是温德耳·菲利浦斯在南北战争之后使废奴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说过：“每一个纽约人骨子里都是公社社员。”
这个对过去事物的记忆中包含着两个要点：第一，以萌芽状态体现在过去之中的，也就是下一阶段的，而不管人们自己是否充分意识到，情况都是如此。第二，内在于“此时此刻”的未来的东西，也表现出最初的本能反应的特征。所谓最初的本能反应，在哲学上被称为“第一个否定”。而促使你向第二个否定运动的东西，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一片新沃土。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最初展开，他的宏伟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创造了这样一片新沃土。当然，这个展开是从反对把黑格尔的概念看做只与思想相联系开始的。一旦马克思发现了思想与革命的新大陆，他便给自己确立了把哲学与现实统一起来的任务。对这个统一的证明来自于对隐藏的主体的揭示，这个主体就是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与此同时还要把注意集中在人身上，集中在异化了的和正在异化的人身上。异化必须全部根除，这是实现完全符合人性的人际关系的途径。
马克思排斥费尔巴哈的抽象唯物主义，这不仅是因为费尔巴哈看不到社会关系，停留在个人关系上，而且是因为费尔巴哈拒绝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革命原则。马克思甚至在1881—1882年技术性的《数学手稿》中也运用了这个原则。
按照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概念，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只有在这种历史性超越之后，崭新的人类社会和崭新的男女关系才第一次真正开始。
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有过一些关于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论述。他把这些论述和《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留给了恩格斯，但是恩格斯却把这些论述抛在了一边。现在我们来听听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与黑格尔的关系很简单。我是黑格尔的学生。在我看来，那些自以为埋葬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拙劣的模仿者们显得十分滑稽可笑。我自由地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使黑格尔辩证法摆脱其神秘主义，并因此使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之间，只有列宁一人认真回顾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然而，虽然列宁对整个《逻辑学》（包括概念论）做了深刻而出色的评论，盛赞黑格尔关于“认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加以具体化，但他仅仅具体化了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原则，即每个单元都在自身中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
遗憾的是，关于另一些原则、特别是关于组织问题的原则，列宁仍原封未动地保留了1902—1903年《怎么办？》中的先锋队概念。
我们的时代一直聚焦在革命辩证法这一决定因素上。任何问题，包括组织、政党等等，都逃脱不了这个决定因素。甚至绝对方法本身也不过是通向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道路。当自我思想着的观念与自由的自我生成一同降临时，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尽管我不得不很快结束这篇序言，但我还是要对我的新著《妇女解放与革命辩证法：走向未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一部文集，收集了我三十五年来关于妇女解放这个作为理性的革命力量的论文。重读这些文章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们所指出的美国的四种力量，即劳工、黑人、青年、妇女，全都带有革命辩证法的特征。它们都是革命的要素，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在一个具体的特殊的革命中，谁将扮演重要角色。
正因为如此，我在1985年为这部著作写下了这篇导言和评论。这本文集在时间上的下限是我们所谓的“八十年代的考验”的时期。一句话，不管将来的革命力量是谁，是劳工、黑人、青年还是妇女，全部真理都存在于革命的双重旋律之中：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的人类关系。这就要求对革命的辩证法作出清楚的表述，呈现出包含这每一个个别主体的总体性。
这不仅是一种结局，而且是一种新的开端。正如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推翻旧世界并不是革命的结束，在新社会中革命必须继续进行，这样你才能在现在之中感受到未来的即在。那时候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感受到这神新鲜性，因为新鲜性此刻扎根在这样的新开端之中。
[2]本文节选自1985年3月20日在劳工与城市问题档案馆的纪念性演讲。当时底特律的韦恩州大学正在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主要展出他们的12000页的“杜娜叶夫斯卡娅文库”中收藏的照片、信函和文件。
[3]直到1987年6月98逝世时，杜娜叶夫斯卡娅一直在写作这部计划中的著作：《组织的辩证法与哲学：“政党”和自发运动中诞生的各种组织》。她为撰写这部书做了大量笔记，收藏在“杜娜叶夫斯卡娅文库”中。
1982年版序言
马克思最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东欧第一次起义之后，伴随着新一代革命者的诞生，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整个新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六十年代出现了一股马克思哲学热。如今，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这种对马克思发现的思想与革命的新大陆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
本书第一版发表已二十五年，许多过去看不到的马克思著作陆续发表，例如《人类学笔记》[4]但我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仍无需做任何修改，这是令我欣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我并没有强调自己是首次用英文发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而是强调青年马克思与写作伟大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成熟马克思在“新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内在一致性。赫伯特·马尔库塞[5]，在为本书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超过了以前的那些解释。它不仅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之中贯穿着哲学，而且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
本书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和政治学著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一致性问题上。（参见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还揭示了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黑人向度中的根基。而且，它也不仅限于分析导致南北战争的废奴运动.以及后来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它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历史影响。马克思早在那个时候就抓住了黑人向度的重要意义，所以我才有可能把这些美国根基延展到我们的时代。因此，我的著作的最后一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引入了最新近的发展，介绍了美国黑色革命的发端，即1955—1956年的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
在我看来，本书之所以有必要再版，是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着无数的危机，特别是美国和俄国这两个核巨头之间爆发战争的危机。此外还有为人的精神而斗争的需要。第一个工人国家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促使笔者写作本书的主要契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出现，向人们提出了两个严峻要求，一是必须坚决地抛弃任何认为俄国仍然是工人国家的看法（托洛茨基仍然持这祌观念）；二是要求对这种向对立面转化如何发生作出分析。我曾在1941年首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后来又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和我对俄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研究为基础加以发展。（见第五部分：“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不论是东方的空想家，还是西方的空想家，特别是里根时代美国的空想家，都在试图制造一种由对立面构成的怪诞混合物，即试图把自称共产主义而实际是剥削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种解放哲学混合起来。因此，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来清理这种污浊的空气、清理我们的头脑，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的结构，以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为基础。我从革命的时代开始，即从1776年美国革命、1789—1793年法国革命、1848年德国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开始，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创造等等思想领域的革命与上述各次现实革命的关系开始，然后进入到对我们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时代的适宜性和紧迫性，在伊朗革命中再次表现出来。我很高兴地得知，1980年伊朗的一些革命者翻译了我编辑的马克思人道主义论文集，以及本书第二部分中的“历史转折点上的工人和知识分子：1818—1861”—章。我在这一章中讨论的知识分子是卢梭和马克思。而伊朗革命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霍梅尼掌权后成了政府官员的人和想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人。目前伊朗的准内战状态再次证明，统治者可以杀害自由战士的生命，却没有办法扼杀自由的思想。
1956年匈牙利革命把马克思1844年的人道主义论文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这次革命所达到的新认识，是二十几年来东欧各次起义背后的理性。今天，波兰的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无论是起义还是认识的新阶段，都决不仅仅局限于东欧。从东方到西方，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席卷全球。在青年的群众性反核运动中，对全新的人类关系的要求已经与时代本身的问题联系起来了。世界上的两个核巨头，玩弄核战可能性于掌股之中。我们知道，这种核战争将彻底毁灭人类文明。反对这种核游戏的力量和理性正在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推上历史的舞台：“时代是人类史阶段之所。”
杜娜叶夫斯卡娅
1981年10月5日，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4]我在《罗莎·卢森堡，妇女的解放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中对这个《笔记》做了分析。
[5]参见我在《国际知识社会学协会公报》1979年12月号上发表的纪念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文章。
第二版导言
“只有是自由对象的东西，才可以被称为观念。”
——黑格尔
1957年本书第一版付印时，正值俄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轨道之际。这一年，小石城暴动与这个重大的科学事件一起，占据了报刊的头条位置。1962年，又发生了两个令世人瞩目的事件。詹姆斯·默迪斯进入密西西比大学的勇敢举动，使瓦尔特·西拉驾驶宇亩飞船绕地球六周的飞行也黯然失色。学校种族隔离这样的“小事”竟能与科学的里程碑并驾齐驱，说明这个时代人的意识所关注的不是科学的征服，而是人的自由。
当现在这个新版付梓时，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已使在哲学与现实之间建立新关系的使命变得更为紧迫了。思想与事实不能永远彼此分离。它们必定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场合相遇。纵观历史，凡引起伟大社会革命的力量，必定会创造出伟大的哲学革命。兰伯洛对1648年英国革命的动机力量做了如下的表述：“……英国最贫穷的人，应该与最伟大的人有同样的生活。”1963年，詹姆斯·巴尔文谈“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时说，“我所说的变化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深刻的变化，是复兴意义上的变化。”社会革命要求哲学的重建。十七世纪英国平等派为平等而战，二十世纪美国黑人为自由而战，这些发生在社会革命前夜的战斗，有力地带动了思想界，兴起反抗对原创性思想的压制的潮流。
社会剧变时期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新主体的诞生。这个新主体把白由和理性变成时代的现实，并以此来响应客观的历史驱策。二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过去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平等派；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逃亡的奴隶；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中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等等。当代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反对俄国的匈牙利革命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非洲革命，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哲学。原创的哲学是一种罕有的创造，只有受到世界自由意识发展新阶段的召唤，并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才会产生。但是，一种合理的哲学必须有能力回应人类经验的挑战，回应新的人民起义的挑战，因为起义标志着自由的缺失。
俄国革命之后，自由的哲学（见本书第十二章、十三章）没有实现，就是说，没有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因此而转化成了它的对立面。不管这种转化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现在回归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始形式已成了亟待解决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年初版时，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还没有英译本，因此我把这些论文作为附录收在本书后面。[6]后来，多种英译本纷纷出版，报刊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但人们很快就看清楚了，这些译文和评论的宗旨不是重建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其哲学人道主义的统一，相反，是为了驱除卡尔·马克思的亡灵，并把他再一次埋葬。这一次是要埋葬他的人道主义。但这是办不到的。只要新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要建立在真正的新人性的起点之上的新世界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仍然具有生命力。
围绕马克思人道主义论文的论战，退化为谁为第一次争论，好像是学院中设立的给学分的辩论。我在1961年的讨论中指出：“关于是谁第一个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英文的争论，只有在与手稿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时代有本质关系时，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论争。1958年，我不得不充当第一个翻译并发表这些手稿的人，因为在此之前的15年中，我曾在学者、作家和出版商中四处游说，试图说服他们认识这些手稿的理论力量，但都徒劳无功。在东德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之间旳那个时期，俄国共产主义者曾公开地抨击这些手稿（《哲学问题》，卷3，1955），我又开始了新一轮说服出版商的努力。这一次，这些手稿作为我的著作的一部分发表。我认为，俄国共产主义者对这些手稿的攻击不是学术性的，它是一场革命的前兆。随后的第二年，匈牙利革命鲜明地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唯一真实基地，所以，我感到必须向世人申明，人道主义不是我个人的独创，而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马克思在与‘庸俗唯物主义’进行斗争时写道：‘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我在第一版中指出，匈牙利革命开辟的通向新社会的道路，在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此后，黑人的斗争变成了全面的斗争，从南到北席卷了整个美国大地，以至于“黑色革命”这个词几乎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然而，革命往往被人们仅仅当做新闻报导的资料，这个事实进一步显示了人们还没有把握住真理。所以可以说美国黑人一直是美国文明的试金石。美国文明的界域在不断扩大，但却始终缺乏一种统一的哲学。而且，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听到了对新的统一哲学的呼唤。成功地把美国探索者号航天器送入轨道的科学家裴克林博士发出了这种呼唤，但没有人能迎接这一挑战。装克林博士指出，“人类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说，人类需要的不是让科学家发明更多的毁灭性武器，而是“一种新的统一的哲学”。
同一时期，非洲革命在自己的人道主义旗帜下蓬勃兴起[7]。事实上，正是这个共产主义轨道之外的新世界的诞生，使共产主义者发现了“第三世界”，并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造成了裂缝。美国的“意识形态论者”根本不懂观念动力学，所以他们无法迎接为人的精神而斗争的挑战。相反，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他们似乎把任何意识形态辩论，即便是涉及人类存亡的辩论，都看做不过是一些修辞上的游戏。谁都知道，在一个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时代里，人类的存亡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上的游戏。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962年10月，当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如果俄国人不把他们的导弹从古巴撒走，美国将不惜发动一场核子大屠杀时，他们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心惊胆战。问题在于他们相信，他们对观念的陈旧看法将会奇迹般地消灭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也会大大地减少。
有些评论者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束之高阁，还有一些人引证我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说我对赫鲁晓夫掌权后俄国发生的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他们特别指出了“强制劳动营的废除”。然而奇怪的是，做这类批评的人，恰恰是那些在赫鲁晓夫宣布废除劳动营之前始终不承认有劳动营存在的人。最糟糕的集中营被废除，并不意味着集中营不再存在。这只是意味着“集体劳动”采取了一种较温和的新形式。不管是美国的“自由企业”，还是俄国的“共产主义”，都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理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的理论。1943年，俄国人承认价值规律在俄国仍然起作用，但并没有对国家计划作出进一步的详尽分析。因此，我对五年计划的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以后便集中分析俄国人如何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哲学手稿》（见第三章和第十二章）。现在，我无需对自己的分析作任何修改。
杜娜叶夫斯卡娅
1963年11月1日于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6]由于现在这些论文的英文版很容易找到，所以这一版中删除了附录。莫斯科官方版本（1957）中加了许多脚注。这些脚注公然粗暴地歪曲马克思著作的内容和意向，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比较好的译本有T.B.博托莫本。这个译本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原始材料，它被收入恩里克·弗罗姆的《马克思的人物概念》一书中。（Marx'sConceptofMan,ErichFromm,FrederickUngarPublishingCo.,NewYork1961.）原来的附录Ⅱ，即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第一个英译本，也被删掉了。因为这本书现在也终于有了英译本。（V.I.Lenin,CollectedWorks,Vol.38,PhilosophicalNotebooks,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Moscow,1961）
[7]见我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和亚非革命》（《新闻与通信》，底特律，1959；英国剑桥，1961）。
第一版导言
本书的目的是在马克思的原始基地上重建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基仍然被掩蔽着。人们知道，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马克思曾支援过北方。但是，废奴主义者的道路与马克思的道路在那个时期交会在一起，了解的人则较少。而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后来为八小时工作日斗争的影响下，马克思对自己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的结构进行了彻底的重组。本书对这一点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以为人的精神而斗争”为标志的时代。但是，除非是从关于人与劳动和人与人关系的全新概念开始，这种斗争就是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的今日性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马克思这样广大的人道主义概念，任何一个哲学概念都没有马克思的概念这样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的第一需要——劳动与生产。氢弹的出现给人类文明的存亡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但这也没有改变上述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在当今的报刊大标题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变得如此地具有当代性。马克思100年以前提出的问题，今天在工厂里和社会整体中作为具体的问题被人们争论。
在集权制国家发展起来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拒绝他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以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作为他的科学经济理论的附属品。马克思绝不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新社会秩序必然出现的预见，是建立在一个基本认识之上的，即工人在其作为生产者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将追求自身的普遍性和完整性。由于共产主义仅仅是对私有财产的拒绝，所以，对马克思来说，那“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理论，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关注人类的自由，关注作为资本主义绝对规律的人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俄国共产主义则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即付给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同时从他们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给这个主要动力冠以“计划”的美名。马克思则称之为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规律。马克思预见到它的不可阻挡的发展必将导致资本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企业手中”。
马克思预见到了这种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预言家，而是因为他运用了辩证的方法。他把社会发展的一切趋势都追溯到了终点。如果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荒诞的东西，那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以方法来作证明，荒诞就不可避免。证明只能是在实践中的证明，在社会本身的现实发展中的证明。因此，本书对现代机器时代进行了追溯，从它在工业革命中的诞生起，直到它今天在自动化中的最新发展。
这里我们展开了三条基本的思想线索：（1）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革命原则和德国（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演化，联系1776—1831年这一时期社会的现实发展；（2）马克思在世时及此后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联系美国南北战争、巴黎公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3）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应用于当代两个基本发展趋向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两个基本趋向一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二是走向总体的自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四十年成熟期（1843—1883年）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时代的迫切需要。
写作这本书的冲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工人；二是东德工人。这是1950—1953年的时期，即朝鲜战争和斯大林逝世的时期。在这些年月里，美国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和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工人，开始把握自动化的现实。他们把生产力的问题深化了，从与劳动成果——工资相联系的问题，变成了与劳动条件以及对全新生活方式的要求相联系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东德工人以1953年6月17日起义提出了挑战。几个星期之后，在俄国本身也爆发了沃尔库塔奴隶劳动营的暴动。
从象牙之塔中的哲学家，到大街上流浪的贫民，整个世界都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在集权主义时代里，人能获得自由吗？我们向前跳跃了几代，从1953年起义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同时，苏伊士“小战争”把我们带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然而，世界危机的总体性促使大西洋两岸都产生出追求新哲学的趋向。
任何哲学家都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头脑进行创作，在当今的世界上就更加如此。理论需要在工人自身的行动与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塑造和再塑造。例如，本书关于俄国从工人国家向对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的研究，就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参加了这项研究，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同意我的结论，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结论。起初，这本书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直到1950—1953年生产和工人起义都达到了新的阶段，这本书才最后采取了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形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对的时代，我们站在通过反对绝对专制而走向绝对自由的门槛上，所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要求迫使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写作方法，至少它迫使我在写作本书时釆取了一种新的方法。
我曾经向一些自动化工人、矿工、铜铁工人和青年学生就本书的一些观点进行巡回演讲。这些听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从他们自己的生活出发，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例如，一位西弗吉尼亚的矿工中肯地表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把自由从其抽象的形式中摆脱出来，并赋予它一种具体的意义。
“我听了你们关于马克思兄弟的讨论。我不会像他那样表述，但是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早上，大约六点一刻的时候，我躺在那儿，眼望着窗外，对自己说：‘你必须起身，下床，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这样’。我甚至没有对我的妻子说，只是对自己说：‘现在你把这叫做自由的人？’”
在进行了这些讨论之后，我写出了本书的第一稿。手稿又拿到这些小组中去，进行了三个月的研读。他们的讨论录了音。笔者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讨论，对第一稿进行修改。接着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巡回，针对手稿中的某些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这些讨论有一部分反映在本书的正文之中。经过了这些集中讨论之后，本书才最终以现在这种形态完成。
因此，我要把这部著作献给那些积极参与了本书写作过程的汽车工人、矿工、钢铁工人和青年学生们。可以说，他们是本书的合著者。
杜娜叶夫斯卡娅
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1957年5月
又及：在阅读校样时，笔者针对书稿付印与正式出版之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增补了几条脚注。
杜
1957年9月
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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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爱德华·伯恩施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
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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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威廉·布洛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
威廉·布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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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卡诺萨之行〔奥古斯特·倍倍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
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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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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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泰奥多尔·库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泰奥多尔·库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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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五部分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下篇美国舞台
·1.普通工人和劳工领袖
·第十六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
·一、对自动化的不同态度
·二、工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三、废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新的新的统一
下篇美国舞台
我们在对俄国经济的分析中，描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美国也不是处在这一进程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向我们揭示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现象。它的基础存在于前一个阶段，从对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报告的研究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这一点。[27]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真正标志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国家并没有减少垄断和托拉斯，也没有减少自己的干涉活动。相反，它以温室式的条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特殊行为模式：一方面是资本的集中化，另一方面是劳动的社会化。计划者构成一个方面，工人构成另一个方面。工人建立起产联等自己的组织，来与NRA[国家恢复管理局，罗斯福为促进经济复苏建立的政府机构]相抗衡；或者进行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活动，以反对劳动组织中的官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连续发展，如果发展是指无间断发展的话。它是一种通过向对立面转化实现的发展。资本主义赖自由竞争而生存，又被自由竞争推向前进。后来，它在民主官僚制度或议会民主制度中达到了自身的充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而且只能意味着官僚制度、暴政和野蛮行为，就像我们曾经在纳粹德国看到过、现在还可以在集权制的俄国看到的那样。只要不是闭目塞听，人们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包括美国看到它的因素。
马克思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8]
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反过来也是如此。在特定的世界市场背景下，落后国家开始“追赶”先进国家而加速发展时，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所通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那些希特勒们、墨索里尼们、斯大林们，不仅仅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他们的意志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代表着一种客观的力量。
斯大林认为他是在按照党的形象塑造国家。在意识的层面讲，他是在这样做。然而客观地看，事情恰恰相反。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了党，而国家又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终极发展阶段的反映。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相比的突出特征是它消除了政治（国家）与生产（经济）之间的一切差别。党是国家计划在社会中的执行者，正如工厂管理者的等级体系以及“工会代表们”是国家计划在生产中的执行者一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马克思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实现这种统治的“兵营式的纪律”，已经戴上了死神的面具，即使在它表现得十分活跃时也同样如此。恐怖与死亡是自称为“无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阶级的别名。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单一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追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把国家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倾向。虽然美国正在走向与俄国同样的方向，但俄国与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是一对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在所谓“科学个体”的发展中，有某种极具美国特色的东西。这些个体在一种幻想中劳动，以为自己可以避免国家资本主义的集权主义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关于“工业中人际关系”问题的试验和研究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我们经历新政计划的巨大转变并走向自动化的时期，这种研究又有一次蓬勃的发展。
因此，为了追溯某种差别，即“科学个体”与国家管理者的差别与对立，没有那个国家比美国更适于作观察对象了。美国是个极其缺乏理论家的国度，所以它始终处在一个幻想之中，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马克思主义。在所有人的眼里，最大的转折当然是大萧条时期。大萧条永远地摧毁了工人对于经济制度合理性的信念。当就业充分时，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原来旧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已无法再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了。当出现失业时（这种情况到处都存在，并且经常有数百万人失业），资本主义的混乱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在“人际关系”研究中，最著名的是豪森尼计划。[29]这项计划是由西部电气公司完成的，哈佛大学工业研究所教授埃尔顿·梅约任科学主管。在所有这些计划中，新的东西是把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看作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并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有鉴于此，他们进行了“车间会谈”和“现场报告”的专项研究。[30]
埃尔顿·梅约是科学界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发现规范生产工人行为的生产法典的人。这部法典的内容包括：（1）工作不要做得太多，以免成为“破纪录者”；（2）工作不要做得太少，以免成为“占便宜者”；（3）不要向上司抱怨自己的工友或在上司面前讲工友的闲话，以免成为“打小报告者”；（4）不要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像个“大人物”。
到了四十年代，事情变得非常明显，美国工人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哲学，用以取代马克思称为“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哲学。不难看出，那些退役大兵（他们绝没有把自己与工人分开）在旧经济哲学的解体中首当其冲。瑟贝斯坦·德·格拉西亚在《政治社群》[31]一书中写道：“另外有许多人，对租房者、酒店住客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的居住行为进行专门研究，并以此为现代社会的非个性化提供文献证据。他们或多或少总免不了受偏见的束缚。因此，人们必须转向另一个源泉，到现代工人自身中寻找对竞争指令的抗议，这种抗议无需以象征手法来装饰，也不会因为害怕做道德判断而缩手缩脚……：
“‘见鬼，所谓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也不过是每小时多五分钱，如此而已。这倒不难。但是如果你整天让领班催着团团转，而你又不一定非这样不可，那又何苦呢。我的领班叫西蒙·李格瑞。那天他把一个工友惹火了，因为他说他上厕所的时间太长了。天哪，这简直是逼命，逼命，整天地逼命。连坐下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根本没有。’
“‘街对面那泼妇的儿子是个领班，就是因为他，许多人要离开这个车间。他这样的领班大有人在。本来应该一个人开一台粉碎机，他却让我的朋友开两台。我的上帝！杰克当然不干。领班就叫来了主管。主管说，你们这些大兵们是怎么了，难道你们怕干活吗？杰克说，不，我们不怕干活，只是这太过分了；一个人能干多少，自己心里有数。老板们加码加得实在太狠了。他们的心太贪了。我工作的那个车间有两个混蛋领班。几天前，有个大兵出去上厕所，我们的领班说他去的时间太长了。他说，我刚打完仗。你能相信这种事吗？在另一个工段，有个大兵出了点错，可能是活儿干得不够快，或者是别的什么事，领班说：你的心跑到哪去了？这个伙计反唇相讥说：“在意大利，为你打墨索里尼呢！”这话说得我心里痛快。’
“‘不错，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如果愿意拼命地干活，我们可以使实际收入增加一倍。可是这能占百分之几呢？人必须从生活中得到些什么。现在，我那可爱的妻子希望我更有幽默感，而宁可不要更多的钱。正因为如此，我们谁都不愿意当工作狂。为什么不从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中得到一些快乐呢？’”
工人拒绝一切旧的资本主义控制和资本主义标准，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作为出发点的基本事实。
1.普通工人和劳工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催化的方式促使美国劳工领袖变成了劳工官僚。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揭示出路透社其实是个计划者，它自动地为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工厂从汽车制造厂向轰炸机制造厂的转变绘制了蓝图。与此同时，工人在学会像憎恨管理者一样憎恨劳工官僚方面进步更快。
一位底特律生产工人写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在工人代表们（车间工会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会的官员）的帮助下，公司在车间实行了许多变革。自从UAW［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成立以来，工会代表的最突出的恶行就是讨好领班。在工人与公司之间，有一条清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一个工人与领班聊天或说笑，他或她就会遭到唾骂，被看作公司的走狗。”
“在早年的那些日子里，如果工人与领班发生争执，领班会尽量地息事宁人。领班决不愿意工人叫来车间工会代表。他知道工会代表会保护工人的利益。工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公司，即使举行罢工也在所不辞。工会领袖们不得不和工人站在一起。他们依靠的是工人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一般的工人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最近这五六年来，工会的官员们鼓动说，公司并不太坏，而那些煽动罢工的工人才是害群之马，他们使其他工人及其家庭挨饿。这些领袖们说，劳动者和管理者可以和平共处。劳工领袖对‘煽动罢工’的工人进行恐吓。数百名工人因参与工会批准的罢工行动而被公司解雇，其他工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人人自危。这种情况还有削弱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作用。”
“现在，车间工会代表整天泡在主管办公室里，要么就与公司官员勾肩搭臂地闲聊。除了在选举期间，他们很少有时间与工人谈活。在工人与管理人员发生分歧的时候，他们多半是为公司说话。如今，如果一个工人与领班有分歧，领班会说：‘叫工会委员来。’他知道工会委员会怎么做。在很多情况下，领班会找来车间工会代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工人。不久前，在我们车间里，公司从原来三个工人操作的岗位上抽走一名工人。工人们怨声载道。主管来了说：‘如果你们不愿做，我就去找工会委员，最后你们还是得做。’”[32]
在这个时期，工人们不仅把工会的大官僚而且把一般的工会委员孤立起来。一位工会委员描述说：“如今车间里最麻烦的不是工资的问题，而是工人对其在生产中的角色的强烈敌对态度。工人建立工会时，以为他们可以创造一种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和控制生产的手段。资本家明白这一点，他们坚持要工会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劳工领袖所无法解决的基本冲突。正是这种两难境地，使无数出身工人阶级的劳工领袖身败名裂。这一冲突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地方上它一直使工会领袖们大伤脑筋。例如，一种生产标准建立起来后，被安排在这一生产岗位上的人拒绝按照这一标准操作。这人会被送到劳工关系部去受训，命令他按照要求进行生产。车间里代表他的工会代表只能告诉他，按照合同的要求他必须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否则就要被解雇。”
“再例如，厂方在一条两百人的生产线上制订了一项生产任务。但工人们对这项任务提出了抗议，并准备罢工。厂方和工人都会找工会委员。工会委员告诉工人，厂方有权制定生产任务，罢工是非法的，工人必须接受生产标准。工会上层领导试图以在生产过程之外争取厂方让步的方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他们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工厂里或工厂外的社会工作者。工人也明白这一点。有一天，一个工人对工作进程的加速提出了抗议，他对我说：‘这件事你们打算怎么办？我知道，和往常一样，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工会有什么用？你用不着告诉我本镇的杂货商店大减价，或者女人的衣服又便宜了。做点什么与工作加速有关的事吧！”
这个问题到处都存在，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它都已变成了一场增加生产力的战斗。劳工领袖、工程师、商人、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们，在关于生产力的会议上携手合作，就像俄国的生产协商会议一样。但是，这些会议似乎收效甚微。最后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些会议“在哲学上”一无所获，而实用工程技术却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个奇迹。[33]自从福特公司的一位行政人员为这个“奇迹”创造了“自动化”一词，这个词就像生了翅膀。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年中，没有任何东西向自动化这样，在人的思维中造成了如此大的转变。自动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阶级态度对峙起来，而这两种态度取决于人们站在机器的哪一边。如果是操作机器的人，你会感到机器震撼着你全身的每一根骨头，你会更加汗流浃背、更加疲惫不堪、更加紧张，你会感到自己像第五个车轮一样毫无用处。你永远也不会支配机器，机器永远在支配着你，并且把你与你的工友们隔离开来。而且，随着车间里的设备日益变成庞大的机器，你会越来越感到孤立。
但如果你是驱使工人并对生产进行计算和管理的人，你就会把机器捧上天。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这种态度，对劳工官僚具有洗脑的作用。劳工官僚们不仅不倾听工人们的疾苦和愿望，不倾听他们对劳动条件恶化和工作加速的抱怨，不倾听工人们对这种把人变成机器的齿轮而把机器变成“思想者”的劳动的置疑，相反，他们却劝阻工人不要做任何“反抗”自动化的事。例如，1949年当矿工第一次面对连续采掘机时，约翰·L.刘易斯［美国劳工领袖，任煤矿工会主席多年——译者注］对矿工的全面罢工置之不理，却反而宣布工会支持“进步”。矿山的劳动力一下子裁减了一半。
当自动化发展到福特生产线的阶段时，路透社告诉汽车工人考虑“未来”，而不要与当前的失业进行斗争。据说未来会带给工人六小时工作口。然而，自从工人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以来，工作日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变化。
从密执安大学到哈佛大学，所有的学院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技术发展计划。劳工官僚们经常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跟在“有教养的人”后面鹦鹉学舌。[34]“个案研究”的真实结果被劳工官僚和教授们夸夸其谈的词句掩盖了。以每个底特律汽车工人都耳熟能详的莫雷车体工厂关闭事件为例。5000名工人闲坐在家，身无分文，处在失业的状态。然而，管理者却“向前看”。他们转到另一种行业去了——保龄球。他们搬出了底特律，而那5000名工人却留在底特律，留在失业之中。至于那些留在自动生产线上的工人，按电钮的工作并没有给工人带来轻松，工人都说，生产得越多，就越多加速和紧张。
与路透社关于每个工人都是工程师的抽象议论[35]相反，自动化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改进，而对劳工领导的洗脑却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什么痛苦的考验。他们对工人的具体要求充耳不闻，而对帮助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那些抽象却一拍即合。只有在工人对自动化的态度中，可以辨认出通向崭新的生产关系并因而通向崭新的社会关系的道路。
第十六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
技术展现出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模式，即人借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过程，并由此揭示了从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概念的形成模式。一切宗教的历史，即使不考虑这个物质基础，都不是根本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弱点就在于它排除了历史及其过程。
——马克思
一、对自动化的不同态度
1950年在生产领域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年，自动化第一次被正式采用[36]，最早出现的是连续采矿机。当时“自动化”一词还没有流行起来，但自动化的事实，却引起了产联成立以来矿工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罢工在最现代化的煤矿中爆发，起因是最大的煤矿公司康索尔引入了连续采矿机。在长达九个月的罢工中，矿工们掉转矛头反对约翰·L.刘易斯，这又是产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劳资关系法］对煤矿工会课以一百万美元的罚款，却没能阻止工人的罢工。矿工们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人替他们思考。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会的金库，也不仅仅是担心失业的威胁。他们关注着某种新的东西，即他们称之为“杀人机”的连续采矿机。自动采矿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威胁着工人。矿工们所优虑的不仅是以往遭受的那种痛苦和折磨。他们认识到，自动化是一种从整体上“杀人的机器”。很快自动化就证明自己正是矿工们所恐惧的那种灾难。它的永不停止的操作，它对人的驱策，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今天所有的老工人都要利用自己的资历逃避它。他们说，宁肯被解雇，也不用在这种连续自动机器上工作。但在1949年，情况还不是这样。当时矿山地区的失业率是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在宾西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连续采矿机制造了一座座无人的空城。由于长时间的罢工，矿工们实实在在地挨饿，但他们仍然拒绝服从命令回去工作。这是近二十年来矿工与约翰·L.刘易斯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裂。
一位矿工对笔者说：“有的时间是做祈祷的，我们在星期天就做祈祷。有的时间是要行动的。在大萧条时期，我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成立起自己的工会，这样我们就不会看着自己的亲人挨饿。有的时间是要思考的。现在就是思考的时间。我想知道的是：工人，所有的工人，怎样和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将不再让别人替他们思想。”
这个矿工感到，当时的工会并不比公司好多少。其原因就在于普通的工人让“别人”（即领袖们）替他们思考，替他们签订契约。那么，当新机器在你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场浩劫、使上班和下班都变成了灾难的时候，有人却大谈什么“进步”，你会怎么想？这个矿工指出，工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所带来的变化，以某种方式变成了它的反面。矿工应该选出某个人来代表他们与管理者进行谈判。然而，众所周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们的代表变成了劳工官僚。这些官僚坐在矿区工会办公室里，不是和工人—起同公司进行斗争，而是命令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位工人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工人们在1943年坚强地团结起来，并告诉那些议员们：如果你们真的对生产那么感兴趣，何不自己去挖煤？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对劳工领袖这样说呢？这个矿工的结论是：“工人有他自己的思想。所以，如果说思想与行动不能截然分开，为什么要别人替他思考呢？”
但是，没有人听到这个矿工的声音。根本没有人倾听。日报上充斥着对刘易斯的赞美之词，矿工联合会的报纸也同样如此。至于那些激进的报纸，它们不过是报道又一次罢工，并再次表示同情而已。
1953年，美国受到大倒退的打击。在底特律这个世界汽车之都，失业人数达到的巨大比例，使“自动化”这个词声名远播。自动化不是为任何特殊的工业设计的单个机器，宁肯说它是在生产中用一系列机器或机械装置代替人做事的方法。它使生产过程变成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过程。工人下降为只是看机器、按电钮，而另一些工人则准备在机器坏了时加以修理。
现在，大家都在诅咒“自动化”这个词，说它把大萧条的痉挛又带回来了。从最初预见这个新工业革命的最美妙成果的科学家[37]，到发明这个词的福特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商业周刊》，大家众口一词。《商业周刊》[38]走得最远，它评论说，自动化百分之九十是情绪，只有百分之十是事实。劳工官僚也来帮腔，他们对“进步”五体投地，大肆渲染自动化将来会怎样，而对它现在如何却置若罔闻。普通工人与劳工官僚之间的尖锐分歧，在对待自动化的不同态度上看得最清楚。例如，汽车工人说，自动化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路透社却大谈未来，大谈自动化拥有的广阔前景，大谈它将“大幅度地改善生活条件”，改善“闲暇生活”。
一位女工对笔者说：“我真不知到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时间闲逛。福特公司的周工作时间现在是53小时，而这些人却在谈论什么‘闲暇’。至于工作条件，比产联成立以来的任何时间都更糟糕。对我们来说，自动化的全部意义就是失业和过度工作。而且，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一位矿工对笔者说，自动化生产的加速和紧张使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他还说，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另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他们不再抽出任何时间来做基础性的工作，出事故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这实在太不安全。我可不在‘保护’下工作，我就是不愿这样干。如果我受伤死了，‘保护’对我又有什么用？如果我出了事，公司是不会管我的妻子和儿女的。因为公司以前实行过这种方案，我们的一个工友已经死了。我知道，我是绝不想成为下一个的。”
在汽车行业，工人们视自动化为安全方面的灾难。一篇来自底特律的报道说：“一个又一个工人说，‘这些机器中有的东西将要给许多人带来麻烦’。有位工人说，‘一个工人被轧掉了一个手指，另一个手指也被轧烂了。那一天我们都拒绝工作。不到一周的时间，又有一个工人被轧掉了一个手指，第三个工人被机器切掉了三个手指。’车间里到处都贴着标语：‘你的操作安全吗？’当一个工人受伤后，不到半个小时，工人们在这些标语下面写道：‘这机器无法安全操作。’”
自动化不仅没有带来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带来了大量的失业。矿工的就业人数从1948年的425000人下降到1955年的225000人，裁减的人数几乎等于前50年的总和。“新的”工作机会给了年轻的机械保养工人，这意味着把生产工人与有技术的“新科学人”划分开来。但是公司远没有做到这一点。约翰·刘易斯站在技术“进步”的立场上，为工人争取了较高的工资，工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没有为工人争取缩短周工作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这恰恰是工人所需要的。
到了1955年，威斯廷豪斯大罢工终于迫使人们承认，这是一场针对自动化的罢工。这次罢工被称为第一次自动化大罢工。人们还认识到，最严重的斗争是反对时间研究的斗争。电器工人知道，对他们的手的每一个动作的研究，不是为了减轻他们的劳动，而是要使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与机器协调，而这部机器将夺走上百人的工作，并且使留下操作这部庞大机器的人的工作速度提高十倍。工人们不愿就遥远无期的未来的闲暇与宽裕进行抽象的争论，他们现在提出的是十分具体的问题：（1）自动化会带来多少失业？（2）工人进行艰苦斗争得到的资历保护，即保护工人不受公司任意解雇，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吗？（3）无休止的加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机器是“杀人机”，它们不断地撕扯着人的神经，使人的神经系统崩溃。
正如底特律广播电台的一项调查显示的那样，与俄国工人一样，美国工人最恐惧的是自动化。因此，美国劳工部极力想消除我们对自动化的疑虑，说什么自动化不会像汹涌的浪潮一样来临，而是像大地的隆起那样，在不同的时期袭击不同的行业。[39]老激进分子武断地教训人们：你们当然会与工人一起为直接的利益进行斗争，但实际上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完全地把自动化变成一种制度，因为现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结构中，有太多的既得利益横梗其中。
毫无疑问，在自动控制所能“利用”的投入中，只有大约10%用于实现那些日益复杂的特性，诸如对劳动者的牵动和使材料较不耐用等等。[40]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最终障碍是资本本身。停滞与衰退的趋势，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我们今天具体地看到马克思当年在理论上写下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冒着死刑的威胁”把工人从片断的人（他只是机器的活的附属品）变成充分发展的适合于各种劳动的人。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还是新社会不可避免的来临，都不是“自动的”。恰恰相反，除了让“历史的对抗”自己起作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当工人被生产机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经受了纪律的训练，反抗被当作机器的齿轮时，资本家决不会自愿地让出任何东西。科学家们最后终于承认，自动化已使所有的人都“神经过敏”。耶鲁大学技术与工业研究所主任查理·R.瓦克尔博士报告说，有一些医生已经开始对“镇静剂”（或者用工人的话来说“神经片”）对人体的有害作用进行研究，因为这种药片在工人中被广泛地使用。然而，当他展望未来时，他所能说的只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时间的作用呢？”
工人的态度与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工人们说，只有理论与实践在工人身上的新的统一，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新社会。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工人才能获得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不再让“别人”为他们思考？
献身于“进步”的劳工官僚，没有为工人提供任何表达方式。工人只能通过自发的罢工来表达自己的意愿。1956年，仅在1月到4月之间，矿区就发生了170次这样的罢工。1956年春末第42届矿工年会期间，在西北弗吉尼亚发生的大规模自发罢工使整个煤矿工业陷入瘫痪。刘易斯对这次罢工极为关注。第31矿区的全体工人都卷入了罢工行动。刘易斯说，这次矿工的集体爆发是“某些怀有野心的人”策动的，“他们大概是希望获得提名，被选举担任高职。”显然，在这个美国联合矿业工会领袖看来，矿工们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是一种耻辱，他们应该让公司轻而易举地实现一台机器一个人。刘易斯对31矿区的矿工们十分恼火，他严厉地警告说：“捎个信回去，不要再这样干了。你们要明白，我是时刻盯着你们的。”
现在人人都知道，充分的开工不一定就有充分的就业。劳工统计局指出，当195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4年增长11%时，就业率仅仅上升了5%。受害最大的是生产工人。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8年中，化工生产增长了53%，而生产工人的数字只增长了1.3%，从525000人增加到532000人。在同一时期，非生产工人（即工程师、办公室人员等等）数字的增长却超过70%，从169000人增长到259000人。尽管技术工人的人数大幅增长，就业总人数仅仅增长了43%，而产品总值则增长了53%。到1955年为止的8年里，电器制造工业的产品总值增长了87%，但付薪雇员的增长却只有20%。生产工人的增长只有16%。
不仅是在所谓的“萧条小块”中，例如新英格兰和南方的纺织工业，而且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汽车工业中，失业也始终是一个固有的特性。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制造业的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到几乎是在爬行。就目前来看，武装力量和服务行业吸收了大量的失业人员，但绝没有吸收全部失业人员。今后也不会这样。有些自欺欺人的人说，服务行业的扩展可以为失业问题提供答案，但是这绝对骗不了生产工人。这些人应该记住，任何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需要服务的。
最后，对于青年人来说，工厂的工作索然无味。我在洛杉矶遇到的一位青年工人说：“在今天这个自动化的时代，你需要什么技术呢？就算你幸运地得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作都是电子控制的，而你在那儿只是等机器坏了时吹吹哨子，那你对自己的工作还会有什么自豪感呢？人还剩下了什么呢？”
马克思的当今意义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90年前对“自动机”［automaton］的描述，比当今的任何作家对自动化的描述都更符合自动化的实际。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不断增加的生产意味着富足快乐的生活。马克思与他们相反，他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方式控制下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具体冲突：“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甚至劳动的减轻也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剥夺了劳动的一切乐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19、463页］
“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吸吮活劳动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4页］
如今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知识都体现在机器之中，所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已从“文化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三十年代我们的学术界发明了“生产法典”，四十年代发明了“生产哲学”，而到了五十年代，自动化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们完全“消亡”了。因此，在一百年前只是一种暗示的东西，今天已经具体地在计划者的阶级角色中体现出来了。马克思反对权威计划，反对这种从资本主义生产约束工人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反对作为生产的推动力量的自动化。他指出了人性的方面，不是为了让人性适应现存的状况，而是要展示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异化的劳动，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41]
二、工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过渡，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过渡。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列宁[42]
自动化中蕴涵着一个新的讯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熟。在这个时代，危机的总体性迫使人们接受哲学，接受一种总体观。完全机械化的趋势已在自动化中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条件下，为人的精神的斗争只能诉诸于哲学总体观才能赢得胜利。新的冲动来自于工人，而且也只能来自于工人。工人的清醒理智与科学的狂想恰成对照，后者提出“把人看作机器”，前者则提出“工作应该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女工们谈到今后她们将自动铺设电线，我当时不太懂‘自动’这个词，就问这些工友：‘那时我们会怎么样？’她们说，他们可能得给我们安排机器上的工作。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想法。现在，这个词已经是妇孺皆知了。这个词既包含着诱惑，又包含着恐惧。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自动化汽车引擎工厂，他们制造一部引擎只需50分钟，而过去需要9小时。《星期六评论》杂志出了一期关于自动化的专刊。有七八个作者撰文，其中有来自商界的，一位是UAW—产联的［UAW是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的缩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只有那个工业家把问题说得最清楚。其他人似乎都含糊其辞，不敢就自动化对人有何影响多加评论。而他却不在乎，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
“他的文章中有一段话，令我耿耿于怀，……‘自动化的另一个与劳动力有关的最可取的特性是，机器比人更容易控制。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的福音。’我说不清楚对这段话是什么感受。似乎是一切都有往无还。至于他所谈到的人将会怎样，他却只字不提。也许我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是想把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某种东西去掉，而这个东西就是‘民主’。
“另外还有一件事，你知道，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令我感到恐惧。在这个社会中，如果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会发疯的。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因为我一直是希望工作时间短一点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人会怎样，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在乎没有技术的工人会怎样。他们有点害怕，不是害怕工人会出什么问题，而是害怕工人会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我不能不反复地想，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用旧的生产方法已经把这么多工人抛上街头，而现在又有了自动化。即使工会能争取到较短的工作日和年工资制度，可是全国那些没有工作的工人又怎么办？自动化将带来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而资本家和工会对此都无能为力。我们说，人是可以工作，可以生产的，人愿意和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他的生活。现在，在自动化中情况怎样？我看不到人在工作。能量会转到别的地方去吗？可那又是什么呢？这些能量与闲暇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结合起来。可我不知道在哪里。
“人喜欢工作，喜欢创造点什么。但是，如今工作已经和你生活中的其他东西完全分开了。每一天都被分割开了。你工作，然后得到一些时间休息，忘记工作，从工作中逃避出来。自动化以后又会怎样？人将工作得更少（按照我对工作的理解），有更多的时间。照现在这种情况，我害怕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对于工人来说，所谓时间多就是每周七天，但周末没有工资领。
“过去有人告诉我，为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斗争，目的是要使个人有更多的吋间从事艺术、音乐、文学，一句话，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这些话再也不能令我信服了。在一个新社会中，工作应成为某种全新的东西，不仅是工作、挣钱、买食物和用品。工作应该与生活完全地结合在一起。”[43]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工厂工人获得了一种斗争冲动，即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同样，从工人对自动化的经验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末日的逼近，已必然地在铁幕的那一边开始。人能够从国家的压制下争得自由吗？生活在俄国集权统治之下的人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从此，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到呼吸更加自由了。
然而，关于真正自由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样的劳动能够消除“思想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到的内核。集权社会的转变，在一些全新的开端上，只能以一种新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以一种为生产者、为工人的新型劳动为基础，除此不可能有别的基础。
这个基本问题，最初不是在铁幕的那一边提出的，而是在铁幕的这一边提出的。它产生于被称为自动化的新的生产阶段，最早是由矿工提出来的。在连续采煤机出现后，矿工们不仅对劳动的成果——工资——提出疑问，而且对劳动的类型提出了疑问。一位青年工人在听说工会准备为更短的工作时间而斗争时说，四天工作制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我们倾向于在现有工时中抓紧工作，超过35小时的部分领取加班工资。应该改变的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每一天都要上班，在公司的严格纪律下干活，不敢请假，这样不行。俄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你想一想，如果说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唯一的理由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生活。”
“与生活完全结合起来的工作”，“与思想不可分离的行动”，“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统一，即在工人身上的统一”，这才是马克思的真正传统，才是马克思的作为人类活动的劳动概念。在这种劳动中，人的一切先天的和获得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美国工人把马克思的最抽象的异化劳动理论和追求普遍性的理论具体化了并加以扩展。马克思说，工人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继承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当代的理智真空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几乎完全停滞不前，而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工人身上的统一，则到处明显可见。
三、废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统一
长久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对欧洲工人和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在产联成立以前，欧洲人一直试图“证明”美国工人的落后性。他们的证据是，美国工人一直没有建立起产业工会。欧洲工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人阶级，始终没有像欧洲工人阶级那样，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工党。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没有在美国扎下根。美国工人似乎是非政治的，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群众性的政党。美国工人似乎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他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大部分学说都不熟悉。欧洲人承认，美国工人非常有战斗性，但仅此而已。他们囿于欧洲的传统，不愿意倾听美国工人自己的思想。美国工人有表达自己思想的不同方式。事实上，世界上最具政治性、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法国工人阶级所想的，与美国工人阶级所想的不相上下，他们都想到了静坐罢工。只有西班牙人曾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爆发出斗争的烈火。[44]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控制了工厂。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人正在试图从重建工厂中的生产关系开始来重建社会。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尝试了，并从这种尝试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真理。而知识分子们却死抱着旧的“范畴”，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不曾跨出半步。
那些喜欢讥诮的人站在一旁，随时准备宣布，尽管三十年代的全部希望和努力，工人终于没有实现一场革命，没有创造一个工人国家，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些喜欢讥诮的人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革命运动，包括战时民族抵抗运动、战时工人自发罢工、黑人的抗议示威、战后的各次罢工、当前的殖民地暴动，等等，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全都是不成功的。然而，更深一层的真理是，工人切切实实地有所行动，而这些行动的全部后果我们现在尚不知道。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现在，危机变成了总体的危机。我们知道，氢弹为文明的存在本身打了一个大问号。
当工人作出行动，并表现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时，知识分子却在机械地重复那些空洞的词句，而对工人的行动视而不见。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之内和之外，现在存在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真空。
1929年大崩溃时，生产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数百万工人被抛上街头。这时，所有的人都看清了，生产是第一性的。阶级阵线不是变得模糊，而是更加清楚了。新政是一个充分的证据，表明资本家阶级也遭到严重的分裂。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每一次严重的冲突，都会在统治阶级营垒中造成一个裂缝。但是这种裂缝不是不可修补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生产的资产阶级骑在直接生产者身上。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不会从工人的背上下来，相反会压得更加沉重。新政并没有削弱生产中的这种关系。那些出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安提奥克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斯坦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的有知识的计划者，也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两个基本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只能有两种思维方式。
1929年的大崩溃，彻底震撼了整个世界。它在美国人的精神上造成了急剧的转变。美国人的精神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一方面是大大小小的思想托拉斯，或曰有知识的计划者。那些发明了新政以求挽救资本主义的人，和那些想“利用”新政径直地走向俄国式总体计划的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所以，他们在理智上共生共处相安偷快。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包医世界一切弊病的万应药方，这就是计划。另一方面是试图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生产的普通工人，它们要求劳动者应该控制生产。他们也有一个词来描述如何实现他们的日标，这就是静坐罢工。正是这种行动的自发性创造了产联。[45]劳联内的一个高层委员会，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产业工人全国代表大会。
工人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既有美国性格，又是工人阶级的。但美国的知识分子却像无舵的航船，随波逐流地走进了共产党创造的“大众阵线”。俄国共产主义曾有一个意外走红的时期，他们曾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从《读报指南》到国务院，从底特律劳工官僚到好来坞摄影棚。美国知识分子不是消极被动的受害者。他们曾热忱地试图影响美国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决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有一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通病，即看不起质朴的工人阶级，认为他们落后。但是，当美国共产党在人身上、情绪上和财政上全盘接收了美国知识分子时，这些知识分子在美国工人阶级中仍然没有深刻根基。知识分子后来纷纷离开了共产党及其许许多多的战线，但并非总是因为原则的分歧。最近，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再次暴露出他们仍然是一艘无舵的航船。美国政治总是在这个问题上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黑人问题。
1956年，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东南部的斗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二是联合抵制公共汽车。马上，“有文化”的南方要求“理解”。《左派》杂志当时正忙于向国外兜售“美国生活方式”，他们立刻作出反应，领导“北方的”杂志发动了一场兜售“南方生活方式”的战斗。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第一个作出反击。他宣称，为了保持“南方生活方式”，他不惜让黑人流血。[46]这番话最能说明问题。
在美国东南部，压迫历来是以白人的面孔出现的。而现在，它的“文化”的堕落也是一副白人面孔。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做了些什么呢？从南部到北部，有谁反对过伊斯特兰德参议员的这个有文化的亲兄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廉·福克纳？毫无疑问，有许多人这样做过。然而，他们要么沉默，要么为小报写稿，读者是些激进分子，而这些人是不需要他们的劝说的。尽管美国共产党在“黑人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47]，但这并不妨碍这些知识分子投入另一个大众战线之中。这也不能说是保持了美国传统。南北战争之前的那个重要时期，正是在黑人问题上，白人知识分子写下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废奴主义运动在美国内外兴起，但出自于美国自身的精神，没有任何外国传统助力。同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解放者》的刊头语写道：“世界是我的家园。”废奴主义者自觉地选择了充当社会运动的手段，即充当奴隶争取自由的运动表达自身的手段，他们以此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向度。今天的知识分子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如何改变了历史。是的，共产主义确实改写了历史。但是，俄国人抹煞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美国教科书对王德尔·菲利普只字不提，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48]当今的福克纳之流，一面大谈“道德地”反对种族隔离，另一面又宣称要毫不犹豫地用鲜血来保存所谓的“受害者”——“南方生活方式”。对此，菲利普关于南方生活方式所说的话正中要害。
“我所说的南方，也是指一种原则，而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指14个暴动州的市民生活的一个要素。正是这个要素，不能容忍言论自由，而要用火刑柱加以惩罚，就像是玛丽女王和宗教法庭时期那样。我指的是肤色贵族，他们认为《独立宣言》是伪善，民主是骗局。他们认为这个种族的三分之一生来就穿皮靴带马刺，而另外的三分之二生来就是备好了鞍让他们骑的。我指的是一种文明，它用法令禁止社会中六分之一的人读《圣经》。一个主妇被关入重罪牢房，只因为她教一个黑人姐妹读书认字。我指的是有知识的社会贵族的南方。这个南方表现为野蛮和刀剑，表现为恃强凌弱、私刑拷打、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表现为主张一个人可以占有他的兄弟，表现为一些法令，使马萨诸塞州在其法庭上提出动议成了违反刑法的，悬赏5000美元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头颅，与今天乔治亚州的法律同出一辙。这样的南方必须加以消灭。（热烈欢呼）总结我自己的常人之见，不管你们把它称作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不消灭南方（上述意义上的），如果不使北方征服它，这个国家将永远得不到和平和统一。……因此，我们的斗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
今天，为人的精神而斗争，不能靠空洞的民主口号赢得胜利。1914年以来，欧洲人已经饱经生活的沧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再买美国之音文化的账。他们了解黑人，这不仅是指黑人对文化的巨大贡献，不仅是爵士音乐和历史作品。他们知道黑人现在做什么。阿拉巴马黑人已发出了有力的声音，他们把自己的自由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那几个月中一刻也没放弃。
黑人走上街头完全是自发的。为了使共同抵制能够协调一致，他们又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自发与组织是共时性的行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看到蕴涵着我们的未来的东西。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在共同抵制中使一切都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1）他们一直进行连续不停的集会，每天都有小型会议；每周三次群众集会；每次都是以一种全新的关系进行。
（2）决策全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当最高法院公布了反对种族隔离公共汽车的决定，而公共汽车公司由于急于赚利润而贴出告示表示愿意服从裁决时，黑人们说：我们还要求有黑人公共汽车司机。对那些城市元老们，即那些宣称种族隔离是“南方生活方式”的人，作为南方人的黑人们说：如果他们永不乘坐公共汽车的话，那就会快得多。
（3）他们组织了自己的运输系统，没有老板，也没有警察监管，是一种模式。
显然，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自发组织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其自身的工作实体。
福克纳曾奉艾森豪威尔之命建立新的知识分子组织，向欧洲人宣传美国的民主，而其他知识分子对此亦默默忍受。可是欧洲人知道，勇气不是来自于稀薄的空气，而是来自于一种自信，即相信自己是来来潮流的一部分，并且是未来潮流的代表。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这样，而“南方生活方式”则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知识分子为人的精神的斗争就只能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行为。[49]因此，社会的危机与生产中的危机一样，也是总体的危机。
我们始终是以生产作为出发点。因为，看到了生产中的危机，就可以理解这个危机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表现。看不到生产中的危机，就不可能理解其他任何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危机“仅限于”生产。我们的时代被正确地表述为精神危机的时代。但恰恰说明危机的总体性在呼唤哲学，呼唤一种总体观念。然而，美国知识分子显然没能把握这种总体观念。他们是一群四分五裂而又远离了现实的人。
归根到底，促使社会清醒地面对劳动条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向人们发出了这种呼唤。在日常生活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有意义的重大哲学论争恰恰是关于生产、工人阶级地位、一党制国家、氢弹问题等等的论战。或者说得更简单点，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是怎样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我们所知的文明能够继续存在吗？美国知识分子不像欧洲和亚洲的知识分子那样以辩证法家自诩，因此，他们在竞争中一败涂地。当代文明的破产（包括所谓的先锋队政党的破产）的标志是它的思想的破产。
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空白，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有意义，除非马克思主义是劳动人民日常的生活和志向。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于从激进小团体那收罗垃圾的悲天悯人的小论文中，也不存在于从保守的大学院的书架上收罗垃圾的貌似惊人的大部头著作中。
在爆炸性事件现实地出现之前，工人往往重复着许多统治阶级的观念。要在现存社会中看到新社会的要素，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创造了产联的惊天动地的运动。1935年，当约翰·L.刘易斯向威廉·格林提议建立一些产业工会时，谁能想到会爆发规模巨大的非技术工人静坐罢工，并向私有财产提出了挑战。没有人会想到，绝对没有。甚至连工人自己也不知道，在他们的劳碌和苦难背后竞蕴藏着震撼世界的伟大激情和力量，更不知道他们会简单地以静坐罢工的方式表达自己。记者曾问刘易斯，是不是他下令工人静坐。我们可以看出，不要说静坐的行动，就连静坐这个词，刘易斯也和记者们一样陌生。很显然，尽管他精通领导之道而且擅长下命令，但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静坐，更不要说下令了。
他之所以被工人的行动惊得目瞪口呆，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工联领袖，满脑子都是官僚主义的观念。不仅如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代表着一个新社会，在所有人都只看到旧社会稳如盘石时对新社会不可避免的到来做出了预见，也没有而且不可能预见到法国工人阶级在“震撼云天”的创举——巴黎公社中的自发行动。没有任何人，包括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预见苏维埃，更不要说组织它了。在它到来之前，谁也没有猜到它会到来。但是，俄国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他们自身中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们需要某种不同于议会制民主的东西。这一点现在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早在1905年创造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时，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没有任何人教他们这样想。没有人组织这种创造活动。当它出现时，没有人从中得出新的范畴。记住了1905年苏维埃，并能迅速地把握这种观念和行动的，只有俄国工人自己。1917年，俄国工人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创造了苏维埃。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当群众已经在现实中创造了公开的、群众性的庞大组织时，我们知道，列宁仍然认为必须把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天他终于看清楚了。当列宁看清楚时，他并没有说，“我早就这样认为，我不是说过吗……”等等。没有。列宁承认这在现实上和理论上都是新的，并且彻底地重新淸理了他的全部旧范畴：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的范畴，到党及其先锋队性质的范畴。这时他说，俄国的现实说明，普通党员比党的领导革命十倍，而党外的广大群众比党革命十倍。
如果说，1917年俄国工人显然超越了议会制民主，那么，在1936—1937年美国工人也显然超越了谁占有财产的问题，进入了谁控制生产的间题。工人们并没有发起任何关于私有财产的争论。他们只是在他们所操作的机器旁坐下来，宣布如不改变劳动条件，他们就不离开。
最初的风暴过后，群众才开始把精力和时间放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上。从那以后，一天一天地，甚至是一分钟一分钟地，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纲领迅速展开。在匈牙利革命中，这一点又一次成了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匈牙利革命是由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发动的。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全部正面冲突都转移到了工人委员会中，就是说，转移到了工厂里。他们的行动再次清楚地表明，早在起义之前很久，工人就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起义失败之后很久仍然保持着。1917年只有俄国工人记着苏维埃，而这一次，不仅匈牙利工人，而且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将记住匈牙利工人委员会。
工人阶级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社会。但是他们掘掉了旧社会的基础。他们摧毁了所有的旧范畴，他们不承认旧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而所谓的“先锋队”，却一事无成。这些先锋队沉溺于僵化的旧范畴的泥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领导”一条。在三十年代以及后来的四十年代，在理论与实践的运动面前，特别是在当前的自动化时期，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激进派仍在重复列宁1902—1903年支持而现在已失去生命力的“先锋队政党”命题。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转变搞得天衣无缝，好像他们从未与共产党决裂一样。那些不隶属任何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同样。尽管他们创造了一些新范畴，但却不能与旧范畴决裂，最终不得不退回到布哈林责备工人背叛第二国际的那种立场上去。列宁指责布哈林让帝国主义战争压制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分析非常适用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责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而不愿面对来自工人阶级底层的新的人道主义冲动所提出的挑战，不愿重新清理自己的思想。不管是有派别的还是无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党的领导”卡住了咽喉。
现实无声无息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一切计划者的资产阶级精神，在自动化的问题上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任何一个私有财产资本家，都没有像今天俄国统治者那样做过如此的美梦，即没有工人只需按电钮的工厂。集权官僚们希望通过自动化来克服俄国工人对计划的抵制。同时，这些官僚们相信，他们可以比“资本主义世界”做得高明，因为他们可以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结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词句。路透社大谈“每个工人都是工程师”，与俄国人的调子何其相似。1955年，在日内瓦会议前夕，俄国官方的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讨论“是什么在拖自动化的后腿？”然后，他们召开了一次全苏工业人事工作大会，并发布了一份“告苏联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作人员书”，号召向“生产发明者”学习。俄国工人认为这一号召意味着更多的加速，因此继续对其进行抵制。第二年，大声疾呼“非斯大林化”的苏共二十大，仍然坚持“生产和更多的生产”的斯大林路线，只是翻了一些新花样。布尔加宁说：“低估国外的技术成就，已经极大地妨害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关键的问题是：引进第一，不是发明第一。必须对工业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对技术发明提供适当的刺激。”所谓的“重新设计”实际上是自动化的一种运用，其基本方式是教导工人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生产发明者”。俄国工人与美国工人的反应完全一致，他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以后会怎么样？
“在权力的征服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是否永远要面对一个新的劳工官僚，面对本应在一党制国家中完结的东西？”工人们首先提出这些问题，而“先锋队”则无言以对。他们只是说，“先这样做，跟我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擅长于下命令：“看看自动化的新奇迹，跟我走。”所有的人都想当领导，谁也不愿意听命于人。
知识分子的懒惰日积月累，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些自鸣得意的“科学个体”居然敢于泰然自若不假思索地写出“把人看作机器”这样的话来。结果，如今任何人类激情都不能超越数学公式，不能超越能在“可建造的机器”中加以实现的数学公式。
被他们全部遗忘了的是：新社会应是人类所憧憬的，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新社会是不能背着人民建立起来的，既不能由“先锋队”也不能由“科学个体”来建立。它将由劳动人民来建立，否则它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现在迫切地需要一种理论与实践的新统一，它只能从工人阶级的存在之所开始，从工人的思想、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志向开始。
这不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思想的转变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发生过，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哲学或思想方法，只能投入“党的路线”的同路人与追随者的阵营。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期，惊慌失措的知识分于再次发生了思想转变，他们自愿地、没有莫斯科审判的强迫就参加了公开忏悔。当“科学人”被允许主宰思想领域，似乎思想领域也是一个“可建造的机器”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达到了巅峰。
在新基地开拓出来的时候，思想的发展才真正开始。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中，到处可以明显地看到新社会的要素存在于旧社会之中。当工人自己进行思考时，必定有知识分子来吸收这些新的冲动。除此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新理论。哲学从经验科学和生活中萌生。但是，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把这些规律和概括整合到哲学之中，需要“运用思想本身的趋向具体真理的强制力”。黑格尔告诉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束缚感的产生是由于无法克服反题，是由于把所是之物和所发生之事看成是与应是之物和应发生之事相矛盾的。”[50]当黑格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心中是意有所指的。
当现代知识分子对“思想本身趋向具体真理的强制力”作出反应时，即他们对阿肯色州小石城市黑人学校的儿童打破种族隔离的行动、底特律工人争取不同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另一种劳动的自发罢工、世界各地发生的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等等行动作出反应时，他们就会丢掉自己的罪恶感和束缚感。在废奴运动的时代和马克思的时代，正是与这类斗争的联盟，使知识分子额外获得了作为理论家和作为人的向度，从而使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发生。一旦知识分子接受了时代的挑战，理想与现实就不再被看作相距遥远的了。当工人们要求工作应该“彻底改变，应该与生活本身相结合”，“思想应该与行动统一起来”时，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仅仅把握了来自工人的这种冲动，理论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是刚刚开始。只有当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与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相遇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会出现。世界的总体危机有一种新的形式，即对新人造月亮发出的“嘀嗒声”的恐惧。俄国人决定成为首次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美国人急于“赶上”俄国人造地球卫星计划，都不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兴趣，而是为了总体战争的目的。向空间发射卫星，解决不了地球上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不是对机器的挑战，而是对人的挑战。洲际导弹可以毁灭人类，但不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新社会的建立仍然是人类的憧憬。危机的总体性要求一个总体的解决，并且将会创造出一个总体的解决。没有新的人道主义，这种总体解决将什么也不是。[51]
[27]这些研究是在国会授权下进行的，探讨经济力量的集中化。它们是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完成的。专著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开列。最具有建设性的专著有第22号“我们经济中的技术”和“经济集中化与世界大战”。后者报告了战后时期的情况。（TechnologyinOurEconomy,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Washington,1941.以及EconomicConcentrationandWordwarⅡ,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Washington,1946.）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页。
[29]见TheHuman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TheMacmillanCo.,NewYork,1933；以及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Boston,1945.
[30]AlvinGoulgner,WildcatStrikes；1954.
[31]SebastianGrazia,ThePoliticalCommunity,pp.103—104.
[32]“ChangingRelationsintheShop”,byCharlesDenby,New&Letters,1955年9月21日。
[33]见AutomaticControl,bytheeditorsofScientificAmerican,1955,AReviewofAutomaticTechnology,U.S.DepartmentofLabor,1955.ASpecialReportonAutomation,BusinessWeek,1955年10月1日。ManandAutomation,ReportoftheProceedingsofaConferenceSponsoredbytheSocietyforAppliedAnthropologyatYaleUniversity,1955年12月27日。Automation：MaterialenzurBeuteilungderoknomischenundsozialenFolgen,byFriedrichPolock(FrankfurterBeitrageZurSoziologie,1956).
[34]见《人与自动化》（ManandAutomation,TechnologyProject,YaleUniversity.）
[35]1957年4月UAW大会决议中，这种抽象采取了如下形式：“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进入全人类共同富裕的黄金时代的机会。”（《自动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第14号决议。）
[36]我把自动化时代之前的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排除在外。诚如大家所知，这些工业是最先实行自动化的，实际上，自动化是它们成为大工业的前提。但它们属于例外情况，而不是一般的通则。
[37]见《人对人的利用》。（NorbertWiener,ThehumanUseofHumanbeings.）
[38]见“自动化：名词后面的事实”。（“Automation:theFactsBehindtheWord,SpecailReport”;1955年10月1日。）
[39]见“评自动化技术”。（ReviewofAutomaticTechnology,U.S.Dept.ofLabor,1955.）
[40]见列昂节夫的文章“经济的冲击”。（Leontief,“TheeconomicImpact”,载于”TheSecondIndustrialRevolution,”ofAutomaticControl第二部分。）
[41]《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页。
[42]《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页。
[43]见“为独立而工作”。（”WorkingforIndependence”,byAngelaTerrano,New&Letters,1956年1月6日）
[44]自从西班牙革命以来，理论上的真空甚至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吞没了。他们在理论上一向宣称不承认政府，最终却成了政府的一部分。他们变成了行政思维的俘虏，这比接受俄国的黄金报酬而受其支配还要糟糕许多。
[45]关于产联，至今没有人提出过任何严肃的分析，更不用说有说服力的理论了。这一事实最清楚地揭示出当今劳工领导的理智上的空白。劳工官僚们不能成为劳动的历史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与创造了这个组织的男女工人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竭力要忘掉自己的根基。
[46]福克纳说：“如果要我在美国和密西西比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肯选择密西西比，为此不惜走上街头向黑人开枪。”后来这位先生又抵赖说：“我当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相信事情不会是这样。”这番辩白比他原来的话更加蛮横无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他将如何面对呢？为讲清楚这个问题，他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捏造事实、涂改历史，把所谓“与我们有同样血统的严阵以待的白人少数派”说成是“受迫害者”。他的意思似乎说，必须允许几百年的压迫和美国内战的策动者为自己制造一个“道德的”结局。（参见theoriginalinterviewFaulknergaveRussellWarrenHowe,NewYorkcorrespondentfortheLondonSundayTimes,1956年2月21日，PublishedinTheReporter,1956年3月22日；thenhisstatementofbeing“grosslymisquoted”totheU.P.,1956年3月16日；两文均载于TheMontgomeryAdvertiser,Montgomery,Alabama,1956年3月5日。又见“ALettertotheNorth”byWilliamFaulknerinLEFT,1956年3月5日。）
[47]他们跟着克里姆林宫的动向在两个体极端之间左右摇摆，这种角色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一方面，把黑人问题归结“为”黑人争取“在黑人聚居区的自决权”的模糊要求；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俄国与美国结成联盟时，要求黑人忘记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48]1958年，我们终于看到了一本菲利浦斯传记：《自由的先知：温德尔•菲利浦斯的生平和他的时代》。（Prophetofliberty:theLifeandTimesofWendellPhillips,byOscarSherwin,BookmanAssociation,NewYork.）
[49]亨利•卢斯竭力向国外兜售“美国生活方式”。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倚重巨大权力兜售美国共和党人吉拉斯的《新阶级》，并大言不惭地吹嘘说这本书“将会动摇马克思主义”。
[50]黑格尔《小逻辑》，参见中文版，第308页。
[51]年轻学者焦纳坦•斯宾塞的研究以及他的中文知识对本章的写作帮助很大，在此对他表示感谢。当然，对材料的分析和所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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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作战的经验（林彪，1937年12月5日于山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林彪
对日作战的经验
林彪1937年12月5日于山西
〔说明〕原先上传的这篇文章，从网上搜集得来，有义工来信指出：写作日期为1937年，却含1940年的形势论述。经查，网上流传的此文版本即有误。文章本应止于第十五点，但接下来将林彪写于1940年7月的《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混到这篇文章后面了（“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已经进行了三年英勇的卫国战争。”……）。林彪1938年在山西受伤后，冬季赴苏疗养，42年回国，后文应是写于在苏联疗养期间。这里再次感谢来信提出疑问的读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以下是我对过去抗战经验的一些简单意见，写出来贡献于我全国抗日的同胞，借供研究与采择。
一、敌系采外线作战原则，采分路合击方法，敌步兵本不及我军之勇敢，所赖者惟重武器与高武器。我军此种武器教敌人诚少，在战略上应自觉的居于内线作战地位，认真的采取集中主力实行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法，在决战的战役上彻底集中兵力及武器，集中数十架飞机，数十百门大炮，猛攻敌之一路，而歼灭之。胜利后应迅速转移兵力及飞机、大炮，以突击他路敌之侧后。设有时不及转移甲处步兵至乙处参战时，至少亦须将不企图与敌决战诸点之飞机大炮（以汽车火车运输）彻底集中于企图与敌决战之方面。如在华北方面，可自某日起至某日止三天或五天内，将华北全部飞机甚至武汉一带之飞机，统向企图与敌决战之点进行轰炸，援助该方面之军队歼灭敌人。
二、我军不应分散兵力处处防御，不应设纵横数百里之防线，盖如此则处处工事不坚，处处兵力薄弱，处处均易为敌突破。敌军进攻时往往集中兵力攻我一点，我军如处处守，则必处处不能守。我军如设横宽阵线，被敌突破一点，我全线即有混乱溃退之虞。故我军只应在敌始终必经之要线上，选纵深之数要点，如利用良好地形，构筑最坚固之工事，以少数精兵，配备充分粮弹，进行充分死守阵地政治鼓动，与宣布严格之战斗纪律，作固守数月之想。我主力则控制于待机位置，待敌猛攻我阵地未下时，或在我阵地侧面绕过时而猛击之。这就是攻击与防御联系起来，亦即攻势防御。
三、敌甚骄惰，行军驻军中之警戒均甚疏忽，且不爱做工事。我军应乘敌在行军中，待其行至不利敌之地形，以我军一部箝制其先头，以我主力猛击其侧后，或乘敌初到一地尚未站稳脚跟时猛击之。
四、敌步兵攻击精神甚差，服装亦笨重，统着皮鞋，颇不惯爬山地，战斗时要依靠飞机大炮坦克车。我军须利用敌通过山地之机会，或诱敌进入山地战而歼灭之。因山地作战，敌步兵不会抢山，飞机大炮骑兵之作用均大大减少，甚至全失作用。
五、敌大军所需粮弹，统由日本运来，我军须一面坚壁清野，同时派多数游击队，各附小电台，在敌运输线上进行袭击，断绝其粮弹车辆之运输与毁坏汽车路铁路等。我军应将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
六、敌攻击精神虽不行，但因恐被俘后加以残杀，故虽溃败，仍不肯缴枪，使战斗不易短时结束。我军于战斗中各部须控制必要之预备队，借以在解决败敌后应付新的变化。
七、战斗须以“秘密”“迅速”之动作切实接近敌人，实施猛烈之冲锋，冲入敌间隙内进行肉搏战。盖我军一与敌步兵相接，则敌之飞机大炮统失却作用，此为进攻战斗时避免敌飞机大炮及我军飞机大炮不足时之良好战斗法。
八、我军各级干部及所有士兵，均应有独立作战之精神与动作，战斗时队形须疏散而有纵深，不可太过密集而招致过分之伤亡。
九、夜战中敌之飞机、大炮、坦克、骑兵几全无作用，敌官兵均无夜战经验，故我军应极力利用夜战歼灭敌人。在有月光之夜可进行大规模之夜战，在有星火之夜可进行小规模之夜战，在黑夜可进行扰敌之夜战。更须将夜间作战与日间作战互相配合，日间须扩张夜战之成果。
十、我军须学会做坚固之工事与精确射击技能，以坚固工事掩护，减少伤亡与保持阵地，以精确射击之技能大量杀伤敌人。敌攻击精神甚差，每于进攻阵地前数十米达处时，如我不退，敌每亦数小时不进不退，此时最便于我之射杀。如我更以小部出击，则顿挫于我阵地前之敌比立即溃退。手榴弹是敌甚怕之武器，我军宜多带多用。更须人人会用。
十一、敌服装有保护色，战斗时多采疏散开张，敌甚肃静，敌不爱登山，故敌之目标常隐蔽。我军战斗前须注意弄清敌情，在敌情不明时不可冒险决定战斗部署与动作。
十二、敌军虽败、虽伤、虽散而仍不缴枪者，并非勇敢坚决，乃怕我军将其活捉后杀之之故。平型关之战斗，敌虽负伤，仍以刀枪杀我，非死不肯缴枪。战后我军获敌日记信件甚多，内容均为想家想妻，均无自愿作战之精神，其来华作战系迫于国家法令。我因此在平型关战后令步队学习“不杀日军俘虏”“优待日军俘虏”“医治日军伤员”等三句日语喊话。11月4日正太路南广阳战斗时，我大部官兵仍尚未学会此三句日话，仅少数官长学会能喊。但此数人喊话结果，即生俘日军一部。如此可见日军不难以政治宣传瓦解之。今后对日官兵必须进行宣传，对俘虏必须优待。
十三、平型关之战，我军隐蔽于敌进道路之侧，距敌约三十里至六十里，时间达一星期之久，在群众掩护下，我军目标敌全不知，敌之汉奸亦失真作用，而我友军某部之配备敌则全明。我军战后胜利品伤兵均借群众之力搬运，我军虽在山地亦能购得食物，该地一带原已逃走之群众均回家来。可见部队纪律及进行群众工作之重要。若说到长期抗战人力物力之补充，对敌坚壁清野与发动游击战争，更无论点。
十四、敌射击相当准确，队形疏散而能作分散战，敌战术就是日本“战斗纲要”上的那一套，其动作常可事先猜到，新的创造与机变则不见有。其牺牲吃苦精神及作战经验，均远不及中国兵。
十五、敌在占领线以内极力培植伪政府与伪军。我军应派出许多游击队，深入敌占领线内之广大区域，纵横游击，牵制与削弱大敌，消灭与驱逐小敌，收复失地，破坏伪组织，动员群众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收容溃散官兵，使之继续抗战，免其流落为逃与被敌利用。须知敌如果不培植汉奸力量作为工具，则实无法统治下去，要想收捐税，做生意，逮捕抗日分子，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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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卡尔·马克思〔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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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卡尔·马克思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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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莫泽斯·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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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莫泽斯·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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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译者后记
《福斯特自传》原名《从布利安到斯大林》，福斯特所以采取这样的名称，是在说明他本人怎样从幼年（1896年，当他十五岁的时候）的布利安运动的同情者，成为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整个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前后共历四十年，上起19世纪末，下迄本书完成的1936年。这一年也正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之下，从事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快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化的时候，向前突飞猛进的年代。所以福斯特把斯大林来代表这一个新时代，而取了这样一个书名。
从1896年到1936年这短短的四十年，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爆发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大火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改变人类历史面貌的俄国十月大革命；发生了自美国开始而泛滥全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慢性的经济总危机；开始了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些重要事件的横断面，都贯穿在福斯特自传中。因此，我们读他的这本自传，不独使我们对他的早期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艰苦奋斗的历史，有了清楚认识，并且对着四十年中的全部历史的面貌，也由于他书中的烘托渲染，印象深刻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见到美国垄断资本的兴起。我们见到美国垄断资本家，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怎样以“自由雇佣”来作借口，贯彻他们多方榨取无工会组织或参加御用的公司工会的工人的血汗的目的。我们见到美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危机下所遭遇失业饥饿痛苦的阴惨画面。我们见到在觉醒中的美国工人要求组织起来，对资本家进行化工斗争的英勇故事。我们见到美国社会党的右翼分子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上层领导分子，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和欧洲的黄色职工会头子们一样，为了迎合他们的主子资本家，不惜无耻地歪曲与放弃了阶级斗争而主张所谓“阶级合作”的理论，来欺骗工人，来反对工人罢工，来打击工人组织产业工会。
经过了几十年工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了俄国十月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福斯特深切认识到和光辉地证明了“工人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革命中即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先锋队。”这就是福斯特所得到的结论。美国共产党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呱呱坠地，来领导美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走向革命、走向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
福斯特自传，对于美国工人运动过去的历史有了精确的分析，对于1936年以后的美国劳动人民在美国革命中以及在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所应走的道路，作了一个正确扼要的指示。因此，他的自传，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本书所以在今天译翻出来，供诸读者，其理由就在此。
此外尚得附带说明一下的，就是本书中有若干脚注，因与正文无何关系，译时曾加以略去。
最后，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告诉读者的是：本书译者之一丁明同志，在译完本书后不久，即赴朝鲜前线工作。丁明同志身体向不十分健康。在繁重艰苦的工作中，积劳成疾，不幸于1951年9月29日病逝在他坚持的工作岗位上，这是我们非常悲痛的事。因此，我们见到这本书的出版，就要想到我们这位亲密的战友，也就想到他的死，是间接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加以杀害的。为悼念这位可敬的文化战士，我们要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为死者复仇，并把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他的永久的纪念。
卢吉茵邵新华
195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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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家庭生活的几个片段〔埃德加·龙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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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家庭生活的几个片段
埃德加·龙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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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忧伤〔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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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忧伤
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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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生活，不懈的斗争〔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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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生活，不懈的斗争
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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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前进的道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七章前进的道路
↘资本主义的致命的弱点
↘解脱危机的革命方法
↘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滋长
↘美国的法西斯危险
↘世界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斗争
↘美国的人民阵线
↘战争与革命
世界今天呈现一幅资本主义制度没落的图画。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大批的失业、群众性的饥饿、大规模的罢工、革命的人民阵线运动、广泛的殖民地革命、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上的反动、势将到来的战争危险：一切这些发展速度不断增长的现象，都是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秩序崩溃的明显象征，资本主义是早已应该寿终正寝了的。这些现象也是正在出生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制度的阵痛。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和社会主义出生的这一切象征中最大的象征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壮大。
在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就其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制度来讲，现在已面临它的毁灭，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再也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了：当一种社会制度处于这种情况时，它便命定要死亡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工业与天然富源的私有基础上建筑起来、和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组织起来的，它不能进一步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的方法。它的顺利发展和扩大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它现在经济上停滞不前，甚至向后倒退，并迫使千千万万的工人、小农、中等阶级分子陷入日益加深的饥馑中。它产生一种经济力的可怕的压力，不利于日益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形成尖锐的政治形式；它具有爆炸性，而且它不可避免地将把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结构打得粉碎，从而用革命的方法扫清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和群众幸福自由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处见到的动乱、斗争、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爆炸或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阶段。
资本主义的致命的弱点
资本主义的不能进一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具体地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下的根本的不可救药的矛盾——一方面工人与农民生产商品的生产力不断扩大，一方面有限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吸收这些商品。它是劳动者生产力和他们的购买力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资本家掠夺（通过工资、物价、税收等）工人与农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不能买回他们所生产出的东西，因此，资本家发觉他们握有这许多的财富，他们就无法消费、浪费，又找不到吸收这些财富的市场。随着工业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以及工业化扩大到许多新国家（另一方面），这个生产过剩问题——即生产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许多基本缺点，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这些都不断地趋向于把它撕得粉碎，不过，生产力与购买力间的矛盾是这一切缺点中最基本的和最富爆炸性的。这个矛盾是资本家与工人间长远的、日益加剧的斗争的主要原因，这一斗争为的是争夺更多的工人生产品。它使某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斗争紧张起来（因为非争夺市场不可）；它是日益增长的新世界大战的核心原因；它正在产出将要毁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在九十年前就已指出并分析资本主义的这一致命矛盾及其所含的革命因素。但是，资本主义那时具有自由发展的广宽的余地，如使手工业工业化，发展整个新工业，征服殖民地市场等；因此，生产力与市场要求间的不祥矛盾便未显现出来。因而，各国资本主义的（以及修正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者讥笑马克思。但是现在，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地正接近末日，这些经济学者被迫承认群众的生产力与购买力间的巨大矛盾。纵使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对于这种矛盾所含的革命因素的冷酷分析，他们却全都谈论着它的祸害了。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趋向于使这种矛盾尖锐化。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得无厌，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这就更加扩大群众所能生产的能力与他们所能买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间的能力的鸿沟。这一事实再加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其他瓦解性的趋势——无计划的生产、尖锐的竞争、帝国主义的侵略等——迫使资本主义制度更深的陷入它所正在陷入的经济危机中。
对全部过程在美国显得非常清楚最好胡佛和罗斯福都放胆向我们说：经济恢复的关键是增加群众的购买力。但是，尽人皆知，在胡佛统治下，由于失业、工资减低、农产品价格跌落等，工农的购买力惨跌。在罗斯福当政时，整个说来，由于政府的公共工程所造成的就业——和对农民及失业者的救济，群众购买力确有某些增大，而且工业生产逐渐上升。然而，基本上，生产力与购买力间的知名鸿沟是继续在扩大。这在数百万产业工人的情况中看得特别明显。由于工业水平不断下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整个就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罗斯福就职时仍是一样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制造业中每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自1932年以来却增加了30%：这一切的意义就是生产力与购买力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新政”使大资本家的利润大为增加，但是，它未能在基本上改进劳动群众的情况。并未消灭失业——仍旧有一千万人没有工作，而且总共有一千八百万人靠救济生活；它便利了对就业工人更加紧剥削；它并未使中小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进。充其量，它不过是群众在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幸免于真正饿死而已。总而言之，新政并没有缩小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鸿沟，而是扩大了这鸿沟。因此，新政并没有削弱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而是相当加强了这种原因。
虽然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经济危机后松了一口气，但这却不过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加深的总危机范围内的周期性危机的上升阶段而已。已经发生的这种恢复大部分是人为的、冷热病似的、不健康的。它大大有赖于破烂的资本财的重行装置、大量战争定货和政府的救济工作。并没有什么由于新的资本的必要投资而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扩充（1936年3月美国新资本投资仅及1929年的8%），而没有这种资本投资以消纳它积存的过剩生产品，那么，资本主义就必定窒死在它的大量无法消费的商品上。现时在美国及其他各国的经济好转仅是暂时的，而且不过是新的崩溃的序幕，新的崩溃在工业与政治恶果上将远较1929年的更具毁灭性。
解脱危机的革命方法
致命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解决办法时用革命的方法消除它。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它的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必须打碎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使银行、大工业及土地社会化。为了私人利润的生产将从此消灭，为使用而生产，将从此确立。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将从此停止。随着整个劳动者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品（除了必须用来经营公共事务及扩大工业者外），资本主义对于他们的购买力的限制就取消了，同时，现在桎梏着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枷锁也就打破了。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互相矛盾的情况相反，生产力与消费力将自动地平衡，而且一同增大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概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过渡阶段。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日益扩大的生产力与日益缩小的市场间的矛盾）的解决，资本家的阶级统治的击破，资本主义的其他无数辛酸与痛苦、矛盾与冲突，也就会消失了。社会主义生产将有计划，并将依照稳步迅速的上升方向进行，而不致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祸害深重的周期危机。因为生产的数量增加和价格减低，工厂与农场的劳动群众的幸福也将自动地增长。失业不再发生。社会阶级将消失，阶级斗争也将随之而消失。罢工将成为过去的事情。各个民族没有了彼此剥削与压迫的原因，将共同生活在持久和平与合作中。种族和宗教的仇恨将消逝。科学、文学及艺术最后将摆脱统治阶级的长期的束缚，并将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苏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三世代以前所做出的正确的分析与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活生生的证据。1917年11月，俄国的工农在共产党领导下驱逐了地主、资本家及其他剥削者，把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工业与土地社会化。现在，他们正逐步向幸福前进着。苏联没有失业和危机，虽然世界其余地区在经济上虚脱，千千万万工人流落街头。当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停滞时，苏联的工业却在繁荣发展；1935年苏联工业增产23%。从1928年以来工业增产275%。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这样迅速的工业发展。由于食利寄生虫的消灭，市场问题也没有了，而有的只是在这个从前是落后国家内发展大众生产力的暂时的问题。由于人剥削人的现象消灭了，苏联各族人民和平与和谐的共同生活着，苏联没有反犹太人及其他一切对少数民族的迫害。由于同样原因，苏联是世界上建立在和平纲领上的唯一国家，因为它的整个组织体系基本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完全排斥争夺殖民地市场、势力范围等的斗争的。而这些却是现代战争的主要原因。当资本主义各国日益转向法西斯恐怖时，苏联却发展一个包含更广泛的民主（以苏联新宪法为典型例子）和广大群众的科学与艺术文化的高潮。一言以蔽之，苏联已经和年代渊久的奴役制度绝了缘，这一制度曾使群众长久的处于痛苦、穷困和奴役中；苏联已经找到人类巨大经济与政治问题的基本的解决方法，而且现正为全人类打开通达那种合理与幸福的社会制度，这才是与人类相称的制度，人类最优秀的心灵曾经在整个历史中梦想着它并为它而斗争。
苏联唯有经历了最不可想象的斗争和苦难后，才能给世人以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的这种实际表现。没有任何人曾经受过像俄罗斯工人与农民所受的严酷考验。他们真是曾经有千千万万的困难要克服。他们的任务是，要在一个工业很少和农业上处在木犁阶段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所谓“不可能的”任务。不但如此，俄国被七年的帝国主义的及国内的战争所蹂躏和毁灭，而且它仍被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所包围，资本主义世界渴望以拼死的方法攫取、妨害或摧毁这个新成长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劳动者还必须自行解决在这种困难情况中的社会主义组织与建设的巨大无比的技术问题，因为这在社会经验中是无先例可循的。他们勇敢地对付战争、饥馑、疫疠、经济崩溃，文化落后、敌人对他们的工业的有组织的破坏和暗杀他们的领袖，而他们战胜了一切障碍。由于他们有伟大共产党（它首先由列宁，后来由斯大林领导），他们已经克服了这一切困难，而资本主义世界曾经宣称这是万万不可能克服的。
许多年来，等苏联劳动者勇敢地与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作斗争时，世界上的资本家和他们在工人组织中的改良主义代理人是能够曲解正在继续进行着的革命进程，因为这一进程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说来是全新的，而且是不容易理解的。苏联的每一个进展——从布列斯特和约、新经济政策、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苏联加入国际联盟、法苏军事同盟条约和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增长等——都被他的敌人歪曲和毁谤。反苏势力不顾事实地信口开河，把俄罗斯的穷困说成是社会主义行不通的证据。有许多落后的劳动者曾相信这些谎言。但是现在，当苏联这样迅速地走向繁荣和幸福的时候，反苏谰言便烟消云散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这样显明，以致最落后的人也只得承认了。苏联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剥削群众的希望与指路的明灯，而且他对他们的革命影响是非常深远，并日益增大。
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滋长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银行、工业和土地的社会化、利润制度的废除等，因此，俄罗斯劳动群众所发扬的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对于国情的必要的适应外，是可以应用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好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政治与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它是人类逃出资本主义杀人渊薮和进入和平发展、幸福、文化时期的唯一道路。
但是，社会主义只有在资产阶级已被推翻以后才能建立起来；因为资本家和他们的仆从，这一切靠掠夺劳动大众为生的寄生虫，对于用革命方法解决社会苦难，他们必然是疯狂抵抗。这些反社会的分子心目中只有一件事：保持他们自己的特权、财富与权力，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不管要花多大代价，他们必须拥有巨大的庄园、宫殿、游艇和专制权力。甚至虽则千百万工人因失业饿死、贫困户中的小孩像苍蝇一样死亡、工业停顿、农业衰退、大多数人类因社会条件恶劣而退化、文化倒退到中世纪的情况、民主被废除了，世界因屠杀千千万万人的内战及国际冲突而分崩离析，以及虽则无数其他的灾难早已大声疾呼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变成进步的障碍，大量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延长它的老朽寿命势将危及到文明的生存本身，然而他们的懒惰和奢靡的生活却必须保持下去。
在资本主义初期，这个制度那时还能缓和它的政治与经济的内在矛盾的毁灭性力量，它能够利用向新工业及新国家的扩张来找到新市场，所以，资本家能够在有限民主范围内保持他们的权利最好他们给劳动群众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及经济自由——选举及担任公职、组织工会及罢工等；他们也向工人自己的上层及熟练工人做工资上的让步。劳动群众由于头脑中充满资本家精心培植的资本主义幻想和不正确的意识，大部分是安于这种情况的，而且他们的革命组织进展的很慢。
可是，现在情况很快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深了，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制度窒息了，瓦解了。劳动群众被投入饥馑中，革命情绪在他们中间迅速地增长。他们更多地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制度进攻最后统治阶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继续进行对群众的剥削，他们日益认识到：他们必须放弃他们老的一套统治方法。他们对一切问题的答复是无情的使用暴力。他们废除议会政治、粉碎工会，宣布工人的政党非法，击破一切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反对，减低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津贴、培育和加强资本家的垄断。简言之，他们废除资产阶级的旧民主并建立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建筑在军事恐怖、极端的欺骗宣传和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
资产阶级统治者一面企图用对劳动大众加紧镇压与掠夺的方法来消除他们的内部矛盾，同时也力图以武力解决他们的外在或国外矛盾。他们培养一种疯狂的民族主义并无情地把人民加以严格的编制，使他们充当炮灰，从而开始进行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运动，以夺取领土与市场。这样一来，他们便把永远存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加深了。法西斯政府始终是显然野蛮、好战和嗜杀的。日本的强占中国；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亚，德国的公开准备夺取乌克兰是侵略性的法西斯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表现。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人类遭遇可怕的前途，即不仅群众大大退化和被奴役，而且比上次战争的灾难大好多倍的新世界大屠杀的威胁日益逼近。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没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腐朽的果实。各国的资产阶级中的有决定意义的分子——大银行家、大工业家和有土地的利益集团等——当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日益尖锐的时候，正向这种法西斯目标前进。他们的发展速率以各该国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度和紧张程度为转移。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的绝望的挣扎，它已经诱骗了许多小资本家、大部分受了骗的中产阶级和许多落后工人，帮它击退前进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保持过了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而资本主义制度是被历史无可挽回的判决了要毁灭和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
美国的法西斯危险
美国财政资本也是依照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方向前进的。像其他各国的财政寡头一样，而且由于同一的基本原因，它也正在向法西斯道路行进。如果它的发展速度没有像德、意、奥地利那样快，那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在美国还没有那么尖锐；如果法西斯主义在美国采取不同的形式，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特殊的国情。但是，如果谁因为美国法西斯这些特点而看不见法西斯的危险，那真是瞎了眼。
初生的美国法西斯的老家就是华尔街。大银行家、工业家、地主——美国的真正统治者正日益决心在美国采用法西斯的方法和政策。所有这许多法西斯与半法西斯团体，他们今天的活动和人员都围绕着这一有决定意义的中心事实，而且从它那里得到支持与扶育。像赫斯特、考林、史密斯、沃尔、塔尔玛德基、麦克法登这一派日益增长的欺骗宣传集团，以及美国退伍军人团、铁血团、三K党、黑色军团、十字军人等只不过是下属基本现实情况的一些表现，那就是始终很反动的大实业家最有势力的阶层现正逐渐变为法西斯。那些看到小资产阶级在法西斯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因而得知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垄断资本的公开独裁的人，就犯了很大的错误。
在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2个密切互相关联的主要打算正在把美国财政资本推向法西斯方向。第一个是各国资本家所共有的深刻恐惧，即对于日益逼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美国大资本家认识到现在美国发生的群众骚动的最后的革命意义，尽管这种骚动现在还是具有一种稳健的性质，而且他们将会利用时机，以欺骗宣传与暴力的法西斯方法，来预先防阻这种革命威胁。大资本家的第二个打算具有更直接的性质：他们热望以减少工资、减少救济费、赶快生产等牺牲工人的方法来增加他们的利润。德国意大利资本家在击破工人政党、工会合作社和大大减低生活水平上轻易获胜，使主张无情地不理会工会而自由雇佣工人的美国剥削者从而得出结论：利用同样的法西斯恐怖方法在美国也将会是立刻和大大有利和顺利的。
法西斯危险的中性问题在于：有好几百万贫困的、不满意的和思想糊涂的工人、农民及自由职业者等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没有领袖。财政资本以虚伪的诺言、骗人的政纲和公开的恐怖手段，力图使它的走狗成为这些反叛的群众的领袖，从而把群众那种不满情绪和改善情况的要求变成为反动派及法西斯主义服务的最有力的武器。法西斯的战略的实际就是从那些本应成为它的死敌的阶层中吸取它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1936年的大学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初生的美国法西斯主义势力的第一次真正动员。大部分财政资本，法西斯趋向的根本源泉的直接代表是共和党及自由同盟，并团结在蓝敦周围。它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以击败罗斯福，而且蓝敦的自由主义的宣传运动，是要模糊资本家真正反动的政纲的，因而接近于法西斯的欺骗宣传。在奸雄考林、史密斯、陶森、勒姆克等所支持的联合党的领袖们中，充满了日益增长的法西斯精神。而且该党的成立，恰合法西斯思想的大实业家企图从罗斯福那里争取群众支持的战略。
大资本家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最反动的南方，在民主党控制的纽约，在芝加哥、印第安纳等地放射的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在这些地方是合乎他们的地方的需要的；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他们反对罗斯福，因为罗斯福对他们说来，代表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而这正是他们所要消灭，并代之以去对群众的无情统治的。是的，当罗斯福1933年就任时，他们是支持他的（而且，无疑他们企图再和他和解）；不过，早先对他的支持主要因为他们的胡佛政府已明确地未能消除危机和阻止群众起来。大财政寡头害怕了：为了使他们脱离困难情势，绝对的必须暂时接受罗斯福所建议的某些纲领。但是，资产阶级寡头始终看不惯罗斯福对工会的容忍态度，对失业者、农民、小额银行存户、小房东等的部分救济办法。因此，当经济危机已经度过最坏阶段，工业又开始慢慢的活动起来时，大资本家便又鼓起勇气，坚决要求罗斯福立刻抛弃他的一切救济和保险措施，重新把群众置于“倔强的个人主义”的自由雇佣和饥饿的统治下。他们甚至把它称为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
在这种密集炮火攻击下，罗斯福只得逐渐向右退却。他曾经一再向华尔街让步：减少失业救济金、准许成立公司工会、禁止罢工等。但是群众反对他这样做的压力已经很大，罗斯福向右转得并不那么快，或那么坚决，以适合大财政寡头的利益。他们决心消灭民主权利和压低群众生活水平。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日子里，他们预见急需有激烈的镇压措施，以控制叛乱的群众，而蓝敦却是他们选择来担任使群众贫困和饥饿的勾当的现有的领袖。罗斯福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真正障碍，而蓝敦则是反动派在1936年大选中的主要政治旗手，反动派正在更加向法西斯主义方向行进。蓝敦获胜虽然不致立刻实行法西斯主义，但却会大大刺激和便利它的发展。
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政党共和党不得不放弃它的传统政策——不以公开的反动分子，儿挑出一个以自由主义伪装的人物蓝敦做它的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阴险的举动。这样一种鬼蜮伎俩本身就是极其奸诈而且充满法西斯通常使用的战略的气味。法西斯主义者经常提出能笼络人心的人物和欺骗的口号，以笼络没有政治头脑的群众，并使这类口号的性质适应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在革命危机的情势中，以虚伪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口号僭夺政权的。可是，在美国，情势却尚未如此严重，民主传统强烈，群众仍旧追随两个老大政党，并深受资本主义的幻想之害，日益倾向于使用法西斯手段的财政资本，发觉它只要把它的反动纲领一般的用自由主义的骗人的假面具和争取民主的假斗争隐藏起来就可以了。要不是有想要脱离旧政党的比较激进的分子，考林、史密斯之流专门为财政资本罗致不满群众的、较为公开的法西斯分子就以俨然激烈的叛逆自居，并提出了一些虚伪的革命口号了。在蓝敦的和爱的微笑，他的“进步主义”背后，和考林的“激进主义”背后，都同样隐藏着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狰狞面孔，反动派坚持趋向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反犹太人、反黑人、排外政策、摧毁工会、压制民权，和文化反动、群众挨饿与战争的政策。
世界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斗争
法西斯主义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大大加深。它加强了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扩大了劳动群众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鸿沟，因而加深了经济危机。它镇压工会和工人、贫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斗争的组织，这样虽然暂时压制了阶级斗争，但并不能消灭阶级斗争，而只是把阶级斗争像堵水似的堵起来，终于使阶级斗争势头更加猛烈。它的狂暴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的急迫的国内问题，反而有摧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之势。因此，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它也就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矛盾，普遍地大大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劳动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是正在觉醒的千百万群众反对当前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此目的，共产党人首先实行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政策：这是各国无产阶级与其他被压迫阶级的巩固的团结，也是受到进攻的殖民地国家、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合作，共同保卫民主制度，英勇反抗法西斯生番的战争屠杀。这个列宁主义的政策，已经被成功地广泛运用。人民阵线的基本阵容——工人、贫农、中间阶级的下层——实质上和实现俄国革命的阵容相同，建立人民阵线成了现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的战略，它的最杰出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就是英明的斯大林。
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者英勇地季米特洛夫的世界规模的领导下，在好些国家组织人民阵线的工作上起了决定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在西班牙和法国，统一战线政策已经有了真正的成就，已经在选举中产生了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政府。在国际范围内，苏联也本着同样的总原则，与法国和其他受威胁的民主国家结成联盟，并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
要了解共产党今天这种反法西斯主义与反战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战略，就必须首先明白认识法西斯的国内外政策是以好战的、侵略的原则为基础的。在法西斯还没有当政的许多国家，法西斯逼迫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处于守势，而且力图剥削这些国家的工人、贫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最基本的公民权，摧毁他们的组织，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德、意、日等法西斯集团，在各国反动阶级的日益增大的支持之下，进行狂暴的帝国主义侵略，威胁许多国家的民族生存与政治独立，受威胁的不仅是苏联，而且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国、西班牙、捷克斯拉夫、还有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法西斯进攻所提出的世界当前的问题，就是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二者必取其一的问题。
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虽然还不愿接受这些斗争的全部逻辑，立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然而他们已准备进行英勇的战斗去反对法西斯分子，保卫自己的已受威胁的民主权利和生活水平。他们极力反对镇压他们的工会，摧残他们的政党，减低他们的工资，抑制他们的一般的公民权；他们害怕他们的国家丧失政治独立而为法西斯帝国主义者所奴役；他们恐惧新的世界战争，这次战争的破坏和残酷，要比上次大战大很多倍。受到攻击的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而受威胁的生命和自由，尽管在组织上和终极目的上各不相同，但是愿意而且能够组织起来共同进行斗争。与整个列宁主义原则符合，有关当前迫切重要的问题的这种防御斗争，是人民阵线的出发点。
但是，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不可能只限于防御。它必然而且的确迅速发展为攻势的反击。资本主义危机和法西斯进攻的整个逻辑必然使得这一反击步步前进，而终必连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也成了问题。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但是，在斗争当中必然会提高到解决根本的革命问题——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
试问由单纯的保卫民主制度扩展为革命的反击，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发展的呢？例如法国工人，只是成立勃鲁姆政府使他们的民主权利暂时得到保障，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提高了工资，实行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他们还组织了400万新的工会会员，除了要求军火工业和银行国有化之外，他们还用别的办法去进攻资本主义的堡垒，而且将来会更向前进。在西班牙，团结在人民阵线的劳动群中，在反攻方面的进展更大；他们已经拿起武器与地主、大资本家、军阀、贵族进行斗争，如果胜利的话，无疑地会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起点是人民阵线反对目前法西斯对群众生活与自由的进攻的防御性的斗争，而其终点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资本主义。
全世界拥护和平的斗争具有与各国人民制宪运动相同的革命意义最好目前的战争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形不同，当时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两大集团在互相争夺。今天是苏联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与目前还不愿战争的民主国家结成同盟的情况下，领导进行防御性的战斗以保卫和平和防御德、日、意侵略性法西斯战争计划。因此，苏联不仅是行将到来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的前卫和榜样，而且也是人类现在防御法西斯野蛮行为和新的可怖的大屠杀的主力军。但是，如果法西斯凶犯竟放纵他们的战争的恶搞，那么整个情况就必然立即改变。反对战争的力量就必然不可避免地会立即由防御转入反攻。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本身也就必然会岌岌可危。法西斯在国际上的失败就会在其他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在所有其他国家大大促进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维护和平的斗争，根本上是一个最重大的革命问题。
反饥饿、反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伟大人民阵线运动，在各国和国际上的发展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因为它团结并且鼓舞了以前所没有组织起来的、精神涣散的群众，并把他们引上了胜利的道路。首先，它提出了能把社会党、共产党、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各不相谋的工人集团团结起来，成为有决定作用的群众，共同与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实际纲领和组织方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团结奠定基础。其次，人们阵线在无产阶级与城乡小资产阶级下层广大群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使这些群众走上与大资本家的势力进行斗争的壁垒。这件事十分重要，因为法西斯始终走在这些中间的社会阶层中间招募他们主要的战斗部队的。人民阵线也给群众以新的希望和勇气。第二国际（许久以来就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基本组织）改良主义政策的破产（这是法西斯主义在意、德、奥三国轻易取胜的原因），已使西欧群众陷入精神颓丧与悲观的状态。他们都在害怕，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推进是无可抗拒的。可是人民阵线的胜利和苏联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扫清了群众的这种消极的心情。人民阵线给了劳动群众新的团结，强有力的组织和有效的战略，因此也就给了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新的革命的远景。
斯大林的人民阵线政策，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今天斗争情况下的运用。暂时的成功。例如，在1923年，曾与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合作，1924——1926年的大家知道的英俄工会委员会，1925——1926年的中国统一战线等等。我们也已经看到，美国共产党自1923年以来曾经在罢工、保卫工人、劳工党、工会选举等等当中进行了不少统一战线的活动。可是，一般说来，全世界的改良主义分子，一心指望资本主义有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前途，总是拒绝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阶级斗争政策而事事以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为依据。因此，在德国、英国、中国、美国等等开始发生的局部的统一战线终于因为阶级合作（社会党）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两种政策的冲突无可调和而破裂，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1929年世界巨大经济危机的发展，是法西斯危险急速增长，而希特勒上台又使这种情绪特别明显。从此之后，形式以根本变化，工人们英勇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社会党领袖原希望和平发展“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官僚们，看到在德国和中欧其他国家，他们过去的友人竟狂暴地一变而反对他们并扶植法西斯主义分子来动员群众，他们大为震惊而且沮丧。他们开始认识到，只是迁就行将到来的法西斯统治，在它到来之后加以批准（德国社会党曾这样尝试过）是不行的；认识到法西斯上台也就是他们的组织将被摧残，他们自己将被监禁。他们必须起来斗争，否则就被人一举消灭。
由于他们的政治纲领破产，他们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盟破裂，许多社会党领袖们，在群众反法西斯的压力下，现在才来倾听共产国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建议。于是，在意国、奥国、西班牙，法国等等这种联合的运动形成了起来了，虽然右翼分子层做顽强的抵抗。第二国际，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拒绝与共产国际结成总的统一战线。这是因为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党起了保守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们仍然死抱着第二国际的老政策不放，因为在这些国家法西斯的危险还没有那么紧迫，资产阶级仍然与机会主义的社会党领袖相勾结并依赖他们来防止工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就是在这些国家，人民阵线的思想也是在迅速发展中。美国社会党拒绝与共产党成立整个的统一战线运动，是第二国际右倾因素的反映。
一些社会党逐渐抛弃第二国际的反对统一战线的老方针，儿与共产党、人民阵线的核心合作，这就是默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破产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纲领的正确。但是，有许多社会改良主义分子，虽然放弃了第二国际公开机会主义的老路线，却沾染上别的腐朽的东西——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思想。
托洛茨基分子污蔑整个人民阵线的发展为束缚革命的枷锁。他们责难人民阵线的拥护民主制度的斗争，说这种斗争毫无用处而主张集中权力立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反对人民阵线的工人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说这是原来第二国际阶级合作的继续而主张立即取消。然而所有这些仅仅暴露出有害的反革命托洛茨基集团那种罪恶的愚蠢而已。托洛茨基以往把俄国的中农奉送给富农，现在又打算把中央阶级的下层和农民奉送给法西斯主义。假如革命的西班牙的和法国的工人竟会愚蠢到放弃维护民主制度的斗争而脱离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那么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最高兴不过的了。像托洛茨基分子所主张的取消法苏条约这样一种方针，只有使这些群众向法西斯主义投降而保证法西斯主义必然胜利；这样一来，不啻是天赐良机，让法西斯分子去实行以反共“圣战”来取消一切自由和奴役群众的阴谋。
人民阵线的路线不是伯恩斯坦的阶级合作的路线。而是列宁阶级斗争的路线。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的政策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现实生活中一些决定性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与大资本家联盟而终于投票拥护希特勒政府；而西班牙工人，却和贫农与城市中等阶级下层结成英勇的人民阵线，共同进行斗争反对大资本家、大地主、贵族、军阀等等的法西斯势力。西班牙群众所走的是一条革命的道路，最后将走到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
要使人民阵线成功，必须解决内部的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是：
（一）消除工人中间那种公开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而逐渐建立劳动阶级的统一。
（二）发挥无产阶级在人民阵线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三）有系统地说服贫苦农民和城市中等阶级下层，告诉他们，他们的真正的利益在于和工人一致去反对垄断资本，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与劳动阶级之间成立坚定的纲领上的联盟。
要完成这些任务，在克服有害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上，在法西斯国家里面进行工作的极端困难上，在有被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反动派所控制的军队打败的危险上，在中等阶级分子不愿坚决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上，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上，在统一战线暂时的分裂上，在组织形式和策略问题上等等，将遭遇到严重的障碍。但是，人民阵线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英明地努力去实行，就是一条康庄大道，使无产阶级可以有最坚定的团结和最多数的同盟者一直进到最后的革命斗争。
美国的人民阵线
在美国，最基本的社会力量是在努力发展广泛的人民阵线。长期的工业危机，庞大的失业军，工资大大削减，食不饱的救济制度，当政的势力的残暴和群众的普遍贫穷，所有这些已经造成了广泛而深沉的不满情绪。群众既无社会保险，生活水平又那样悲惨，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深深警觉，而逐渐丧失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由于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日益加深，对迫在眼前的新的世界战争的普遍害怕，他们的不满情绪因此也就大大加深了。
几年来，这种发展着的群众的激进化，越来越多表现为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在以前几章我们曾谈到这个广泛的运动的许多方面——1933——1936年伟大的罢工浪潮，工会会员大大增多，共产党迅速发展，退伍军人要求今天的斗争，农民多次罢耕和进行其他英勇的运动，青年运动不断发展，黑人群众逐渐觉醒，反法西斯和反战运动大大增长，辛克莱的加州消灭贫穷联盟和陶森的养老金计划的突然出现。除此之外，我们还看见朗格、考林、史密斯之流的法西斯欺骗宣传，他们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建立了像“财富共享运动”和“全国社会正义同盟”之类的大规模的组织。
9月12日，由农民、工人和各种政治团体的自由派的代表一百一十八人在芝加哥举行会议，这是群众不满情绪的进一步的表现，自1924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运动，而且带有很强烈的农民劳工党的倾向。
在美国劳动人民的深深的激动当中，最重要的群众行动倒是“产业组织委员会”的成立最好这个委员会是由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十五个工会组成的，共有会员一百五十万人，首领是联合矿工工会主席约翰·路易斯。产业组织委员会按照左派（社会主义劳工党、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北美共产主义同盟、共产党、工会教育同盟、工会团结同盟）3三十年来的努力，着手来按照产业工会的原则，在钢铁、汽车、橡胶、无线电和其他大量生产的工业中进行组织几百万无组织的工人。产业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人们，群众的压力下放弃了传统的行业工会运动——由于工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合理化和托辣斯化，这种工会运动早就不合时宜了——而采取了产业工会的制度，其实美国劳工联合会早在三十五年之前就应该采用这种制度的。
可是，产业组织委员会的意义超过组织无组织工人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个运动有可能深刻地改变工会运动的整个结构、领导、政策和社会观点。五十年来，一个腐化反动的劳工官僚小集团，致命地把持着工会而且左派努力要使工会成为广泛的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每一次都给他们破坏了。这个小集团里面有许多人越来越表现出法西斯的倾向。产业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就是给了这反动的组织当头一棒。它有着使劳工在今后一个时期在各个战线上——思想方面、产业方面、政治方面——大大前进一步的可能性。经过它可以把目前工人、农民、中等阶级、黑人、青年等等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成为强大的进步的群众运动，成为伟大的美国反法西斯反战争人民阵线。不过，它的领导人是刚开始摆脱过去多年的极端保守主义的，他们是否能理解和主动的去了解历史所赋予产业组织委员会的目标，还待以后再看。
操纵着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动分子如格林、乌尔、霍奇逊、华尔顿之流想要杀害这样重要的产业组织委员会运动，因此把它的工会开除会籍并普遍攻击这个运动，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法西斯反动势力日益成长的时候来罪恶地破坏劳工运动，适合他们这些人多年来出卖工人阶级一切利益的做法是一脉相传的。可是，这些劳工骗棍这一次是不会成功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包括行业工会的工人在内，都拥护产业组织委员会，如果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旧的工会里面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能够很容易就打破格林反动派的把持，而开辟有组织劳工的新纪元。
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到美国的人民阵线问题，他说：“一个工农党或许是一个适合的形式。”这是正确的最好在美国成立一个伟大的、能够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黑人等等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农民劳工党的条件正在迅速成熟。象征美国人民阵线这个方向的许多演变都是以这个农民劳工党运动为主要的中心。
在本书第五章中，我已指出迄今妨害美国工人阶级觉悟和有组织政治行动的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些历史因素包括：有大片的无主土地存在；工资和生活水平比较起来高一些；在长期的工业发展中间经济的前途相当大，有大批非公民的外来移民；没有那么需要做争取行使民主权利的斗争，这种权利工人们早已争取到了；大劳工贵族处于特权地位；联邦政府具有地方分权的形式等等。几世代以来，工人就在努力反对资产阶级剥削者，但是由于上述种种容易在群众中制造幻想的有害因素，他们的斗争始终只限于经济范围，而没有采取有组织的政治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党和自己的政治纲领，而只是信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
然而，现在客观情况基本上改变了，工人的观点也就不同了。美国妨害广大工人群众的统一政治活动的发展的历史因素，已经大部失去作用。在危机的打击下，工人身受大规模失业、减少工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经济上完全没有前途等等的痛苦，他们正迅速失去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和对两大政党的信任。工人阶级，因为外来移民停止入境，熟练工人在工业中的作用已经降低，所以变得比较纯净、比较一致了，而且工人在各方面看到越来越高度集权的国家机构成了被资本家用来反对他们的东西。他们感觉到了正在发展起来的巨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感觉到旧的行业工会和不偏不党的政治行动已经不足以应付这个反动势力了。
因为这些缘故，劳动群众的斗争不仅扩大了，更加英勇了，而且特别变得更有政治的性质。所有上面说过的那些工会的群众运动、陶森地主张、加州消灭贫穷里那么、考林的活动等等，都是高度政治性的最好历史上第一次，在美国有千百万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政治要求，要求失业救济、失业保险、养老金、农业救济、联邦工资工时法、减税、举办公共工程、维护黑人权利、实现青年的要求、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等等。这是有根本重要性的事情。这些要求都是十分重要，具有全国规模和在群众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要求，是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独立的全国性劳动者政党的纲领的坚固基础的。
群众很明显地脱离两个老政党而趋向于成立自己的政党。在许多地方已形成了地方的和州的农民劳工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头，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去领导其他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等正在摆脱资本主义窠臼的不满现状的分子。这就是说，工会运动有责任去领导成立伟大的全国农民劳动党，去把群众团结在人民阵线里面为反对迫在眼前的饥饿、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自然是完全没有去实现这种基本任务。这些反动分子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已经有两个世代之久，他们自然是落在群众的整个政治进展后面。他们罪恶地出卖劳动群众的利益，反对成立农民劳动党，设法使工人信从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格林的官僚分子（他们是龚柏斯主义的必然的继承者）在长久把持工会的期间，给美国工人不少致命的害处。他们反对让行业工会随着工业中大批生产的发展而改为产业工会；他们固执地拒绝去组织千百万无组织的工人，现在他们又企图分裂劳工运动来阻挠这种工作；他们在战时让工人去当炮灰送死；他们使用种种资产阶级的手法来妨害工人们阶级意识的发展。但是，他们所有叛卖行为中最危险的一种就是拒绝去组织农民劳工党，来导不满现状的群众。因此，他们就使成为农民劳工党的力量的广大群众去上当，受史密斯之流的赫斯特的法西斯欺骗宣传的影响，受联合党的勒姆克、陶森等大机会主义者的影响。联合党的成立对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直接的帮助，而这种恶劣情况的造成，则应由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劳工片棍们负完全责任。
群众正深深不满资产阶级政党，要防止这些正在觉醒的群众落入法西斯欺骗宣传的圈套，唯一的办法就是有组织的劳工首先发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民劳工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领导人拒绝做这种行动，因此就把这个重大责任完全放在有路易斯所领导的产业组织委员会身上了。产业组织委员会看起来是正在负起这个责任来，经过“劳工无党派联盟”的活动，无疑是趋向于成立全国农民劳工党。这个委员会积极参加1936年的选举，和纽约美国劳工党的成立，都是良好的征象。不过，产业组织委员会的进度依然太慢，犹豫不决。组织农民劳工党作为反法西斯的堡垒，是紧急的必须做的事情最好这件事必须迅即进行，因为法西斯分子正在盗窃对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权。共产党完全拥护建立农民劳工党，并以一切可能有的力量去求其实现。共产党（与社会党不同）并不认为农民劳工党是一个敌对组织。恰好相反，共产党认为农民劳工党是我国劳动群众独立行动的第一步。他们目前还不准备接受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纲领。在这里伟大的农民劳工党当中，群众的政治活动水平就会提高，随着这个水平的提高，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富有战斗性的分子就会增多，这样一来共产党就可以扩大它在群众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共产党的利益和农民劳工党的利益是密切一致的，共产党的利益与促进劳动群众的利益的工会和所有其他组织的利益也是密切一致的。
虽然农民劳工党的纲领起初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共产党也并不害怕农民劳动党会发展成为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英国的工党那种改良主义的组织。恰好相反，农民劳动党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不同，它将是在资本主义没落而阶级斗争迅速尖锐化的时期，在日益发展中的共产党的鼓励下成立起来的，它必然走向阶级斗争的政策。它将成为劳动群众进而成立美国人民阵线与法西斯和战争相搏斗的一条大道。危机的加深，群众的觉醒，终必走到做最后的斗争，在那个时候，群众将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永远扫除狰狞丑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这制度所造成的贫困和残酷，建立一个自由繁荣幸福的苏维埃美国。
战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是注定了要灭亡的。但不是听天由命，由于与人无关的经济政治法则的自动作用就自行灭亡，而是因为千百万被陈腐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入贫穷奴役的地狱的工人、农民和城市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现在正在思想上组织上逐渐准备打倒现在已经行不通的社会制度，代之以科学的崇高的社会制度。俄国的工人农民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结构打破了第一个大缺口。他们是新社会制度的带路人，而法国和西班牙的运动，确凿证明，其他许多国家的劳动群众已在准备开始走上同一条革命的道路。
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大垄断资本家清楚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逻辑和正在发展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意义他们已经看到他们不能再用旧的民主制度去镇压劳动群众了。因此他们就着手取消民主自由，而采用法西斯的欺骗宣传和恐怖手段。可是，他们也知道，即使他们能够建立起法西斯独裁，他们也还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本矛盾，而只会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势头更加凶猛。因此，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正在准备使用一个更加残酷的武器，摧毁一切的现代战争。法西斯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压制想反抗的群众，从这个事实就看的很清楚，事实是首先动手组织新的世界战争的正是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国家。
人类现在正站在大战的悬崖的边缘，这场战争将比1914——1918年的战争残酷得多，激烈得多，它的破坏也要大得多。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大批屠杀俘虏，滥炸马德里和其他城市，说明将来的战争是多么残酷最好直截了当地说，统治的资产阶级正在处心积虑毫无人性的准备屠杀几千万人，为的是拼命想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过了时的，历史发展已经确定必然要抛进垃圾堆去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事情的演变将会说明他们的这种杀人的阴谋是要失败的。即使他们能够打破群众的反抗而发动战争，法西斯分子所正在组织，想要用来摧毁欧洲的民主制度，镇压革命而挽救资本主义的战争本身，也只有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使这革命的结果更加具有根本的性质，更加广泛。
悲观的汤玛斯认为行将爆发的战争会带来法西斯主义，但是墨索里尼却比较现实，他很明显表白了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恐惧，他说，下一次大战之后，跟着来的一般是共产主义。尽管有这种恐惧，但是法西斯独裁者还是选择了战争的一条路。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用夺取别国的领土、殖民地和市场的手段去解决他们的必须解决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这就是战争。他们知道战争会带来革命；但是法西斯分子自以为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突然取胜并以铁腕军事独裁来多少逃避革命的威力。可是这是一个空想。我敢大胆地说，在法西斯分子开始他们蓄谋的大屠杀的时候，他们也就是签署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绝命书。
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屠杀了一千万人，伤残了两千余万人，毁灭了数万亿的财富，并且还避免了仅俄国除外的革命。这诚然是事实。但是今天的情势大大不同了，今天比那时要革命得多。在1914年，欧洲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在第二国际手中，各个社会党与今天的资产阶级相勾结。社会改良主义分子曾引导群众走向战争，但是战争一结束，劳动者们就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向资本主义作猛烈的革命的进攻。使这些进攻挫败的就是各国的社会党，它与资产阶级协力打败了这些进攻。第二国际保存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一桩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滋长和行将爆发的大屠杀，首先要由他们负责。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阻止俄国革命，是因为俄国的社会党太弱，工农群众都信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再也不能把群众锁起来了。他们的改良主义政策，虽然还很有害，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欺骗群众的力量了。改良主义分子危害工人阶级的罪恶，已经实际上摧毁了德国、奥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在法国、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社会党正把它们的眼光转向新的，与共产党人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战斗的政策。几乎所有的国家，现在都有了坚强的共产党，它们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准备着实行列宁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这个决定性的革命口号。它的后盾有伟大的社会主义堡垒苏联及其强大的革命红军。
法西斯独裁者或有可能发动战争，甚或可能动员本国的一些群众。但是他们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战争不可能进行多久。法西斯恐怖，国家主义的欺骗、反苏宣传（社会党也参加）只能暂时压制他们的劳动人民的起义。但是，在群众中间，已经几乎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战争、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比1919——1918年要大得多。一旦群众经受到战争的可怖的痛苦，这种精神就必然会燃烧起来成为不可遏止的革命的烈焰。在共产党和其他反法西斯集团的领导下，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将终于把法西斯的恐怖统治打得粉碎。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敢于发动他们所策划的战争，群众将宣告他们国内可诅咒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灭亡来回答他们。
过去两代，每一次大战都曾造成革命，将来的战争也不会例外。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产生了英雄的巴黎公社；1905年的日俄战争引起了俄国第一次革命；1914——1918年世界大战（尽管有第二国际）以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苏联而结束。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现在正在迅速制造中）将及其群众大反叛，以致使许多欧洲国家推翻资本主义，并是社会主义大大扩大。
劳动者要和平。……他们厌恶和害怕战争，战争有使千百万人遭受屠杀，整个人民被毁灭，城市被摧残和工业遭破坏的恐惧。他们知道首当战争之冲的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苏联的范例激励之下，他们正在拼命反对法西斯正在组织的非人道的战争。……他们不能用战争来挽救资本主义，历史将无情的处罚他们所犯的野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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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共产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六章共产党
↘社会党的失败
↘共产党的渊源
↘共产党的创立
↘群众工作的开始
↘党内小组织斗争
↘健康的、壮大着的、战斗的党
↘共产党与社会党
在这一章中，我只能概略地叙述美国共产党发展的主要过程。同样的，我在本章中也只能极简短的提一提我在建党中的作用。在这方面，让我只说一下：我自从1921年参加党以来，便担任中央委员，两度充当中央委员会主席，我并是1924、1928和1932年党的总统候选人，1930年是党的纽约州长候选人，而且从1921年起，即投身于党的工作，毫未间断。我并在过去许多年来，即荣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
社会党的失败
社会党在共产国际建立的那一年——1919年9月分裂，共产党就是从社会党的党员中诞生的。美国共产党的发端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社会党和它的母体第二国际一样，已不成其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了。
美国的社会党之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该党在三十五年以前组织成立。一世代多以来，真诚和忠贞的斗士花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建立起来；可是，党却依然是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和死气沉沉的。在1903年，社会党有党员15975人，在1935年却只有19121人，或者实际上只有它开始创立时那么多党员，而且，它在全国大分裂中正在丧失许多党员。社会党在1932年所得选票是883342张，比它在1912年所得的897011张还要少。二十五年以前，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比它现在的大好多倍，而它现在在一切战线上都是停滞不前和江河日下。
社会党这许多年来的可悲现象原因何在呢？难道这就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能完成的最大的成就？这是一个当前很适时的问题。自我批评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的优良品德，而社会党目前极需实行自我批评。自然，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发展阶级自觉和一个群众性的党，是困难重重的。其中的某些困难，我已在上述各章中指出过，这些困难包括美国工资水平较高、经济机会较大、形式上的民主权利较多、种族及民族复杂等等的限制作用。但是，尽管有这些客观困难，却仍有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的坚实基础，如果社会党在这个目标上已遭失败，其真实的原因应是它的总政策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困难的客观条件。
我们对这一问题稍加研究，就可了然。美国工人阶级久已遭受残酷凶狠的剥削。资本家的大发横财，实际上是从工人的血泪中得来的。工人长期坚决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它们对这种有组织的掠夺，是深恶痛绝的。世界大战前，除了沙皇俄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向美国这样猛烈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这种战斗精神，就是能够制造出强大革命政党的原料。但是，社会党显然地证明无力进行这一工作。
为了把自己建立成一个群众性的大党，社会党必须大胆地解决摆在它面前的群众教育、组织与斗争问题。工人阶级是被资本主义的幻想所欺骗的，工会是被很反动的龚柏斯集团操纵的，广大群众仍被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所束缚。在这种情况中（这是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社会党所面临的更为苦难的情势），美国社会党为了壮大起来和领导这些被无情的资产阶级敌人所控制的落后群众，首先就必须成为一个战斗的党，阶级斗争的党。那就是，
（一）在工人为争取当前的与迫切的经济与政治要求的日常斗争中，它必须给工人以积极的政治领导，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先锋队；
（二）它必须本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有系统地教育它的党员和群众，从而建立革命战士的坚强组织，党的核心。
美国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表明阶级斗争政策的生命力。工会始终是在它的最富战斗性时期最是发展壮大（典型的例子，1933——1934年），而在最富阶级合作精神时期中最是停滞不前（例如1923——1929年）。共产党党员影响的迅速地和健康的增长（它现在的党员四倍于历史更久得多的社会党），直接原因是勇敢的和不疲倦的阶级斗争政策。而且，很有意义的事实是：社会党自己发展壮大的最好时期也正是它由于左派压力而采取大部分有阶级斗争性政策的时期。
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出社会党失败的原因了。那原因就在：除了稀有的场合，社会党并未执行一个阶级斗争的政策。相反的，它的传统路线曾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的和宗派主义的路线，而这就是走上停滞不前与腐朽退化的道路。
社会党自创立以来，即被具有彻底机会主义性质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传教师、医生、律师、教授、政论家之流——所控制，他们已被修正主义的理论所渗透，这种理论主张用和平渗入政府及收购工业的办法，逐渐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始终把党认为颇像是小资产阶级风筝的一条尾巴。他们要把它变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或进步的党。争取选票和小的政治改革就是他们全部行动路线。他们把党看成是改良主义者的宣传团体。因此，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每一种表现都不加重视。他们反对党成为战斗性的罢工领袖和成为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组织者；由于他们的中立理论，他们拒绝去反对龚柏斯分子，以争夺工会控制权，反而与他们缔结腐化的同盟；他们在产业工会问题上顾虑很多；他们对一个劳工党的创建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而劳工党本可以成为唤起工人反对龚柏斯统治的有力武器。他们与战争妥协；他们谴责俄国革命；他们醉心于柯立芝时期为害不浅的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的赶快制度，他们支持拉福莱特；他们欢呼罗斯福为准社会主义者等等。在社会党的整个历史中，这些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一贯不向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并利用他们的全部权力来阻碍、压制和大批开除党的左派，而没有这些分子，党是不能建立起来的。
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总结果是：社会党未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它躲闪、规避工人基本上感觉兴趣的每一斗争与争论，并且对这些斗争和争论采取妥协态度。由于它的软弱政策，它不能打败它的强大资产阶级敌人和他们在工人中的仆从，从而，它不能取得群众的领导权并成为他们所公认的党。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和断送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长期历史，除了造成党的显明失败和极需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之外，不能产生其他结果。
共产党的渊源
共产党并不是在1919年社会党分裂时突然兴起和壮大起来的。相反的，它曾经有过漫长的孕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在反对那控制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苦斗中，锻炼它的思想，集积它的力量。
当社会党在1901年刚成立（这是由于脱离社会劳工党的死硬宗派主义的结果，而这时历史所已证明为正确地），改良主义的医生、律师等便致命的控制了它。同样的，作为对这些有害分子的纠正，党的革命左派也慢慢开始形成，并提出它的纲领。随着岁月的推移，党内的右派和左派的分野也变得愈来愈明显了，一直发展到1919年终于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分裂。
在这整个时期中，左派坚决地进行斗争，借使社会党成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且，党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有效的作用，主要都应归功于左派。诚然，左派纲领因“左倾”宗派主义而失势，而且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党的进步。不过，它的主要路线却实在是好的。它的整个目的和趋向是要把党的基础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使它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社会党的历史性失败的原因，恰好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左派的这些努力，都因为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陷于失败。
在论社会党的那章，我已经讨论过社会党中这一发展着的斗争的一个方面，即1909年在俄勒冈与华盛顿州的分裂。自然，这一分裂仅是要使社会党成为革命的党这种正在发展着的全国斗争中的一种情势。在这里追述以下1909年的分裂对太平洋岸党组织所产生的恶果，是重要的。那里的社会党因丧失它许多最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而遭受损害，而且正在生长中的左派，党的心脏，不仅在组织上被粉碎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瓦解了，大部分变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团主义者。
但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派（以霍乌德和马西克尔为首）领导下，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并加紧了。群众的日益激进和党急需一个战斗性的领导，又使斗争加深，德布斯在这些日子里是左派的发言人，不过，他从未给左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任何实际支持。在霍乌德和波恩的小册子《产业社会主义》中，说明了左派这一阶段的纲领。这个小册子是对社会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和他们的全然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抗议，而且它规定要有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纲领。这本小册子中有许多特殊的半工团主义的错误——如像对党的作用估计过低、对组织双重工产业工会的幻想之类。但是，它的实质却是左派传统的正确目标——要给社会党以阶级斗争的政策。
日益加深的内部斗争，把社会党一切部分都卷入漩涡，但是，在西部最炽烈。这种斗争在1912年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达到全国的顶点。代表大会中充斥着律师、医生和传教师，左派遭受失败。不久以后，伟大的战士——霍乌德正式被用复决投票的办法开除出全国执行委员会。
这次斗争的结局对社会党是真正的灾难。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致命的扼制加强了，而且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更深固了。党员人数由1912年的118045人（这是它在全部历史中所达到的最高数目）降低到1915年的79374人。党从前在工会中的进展也停止了，所获选票也由1912年的897011人跌到1916年的585113人。成千上万最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真正的党的建立者，包括霍乌德在内，愤然脱党，一去不复返了。党把他最好的血液弄干涸了。而最坏的是，像在1919年一样，左派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大量斗士直接投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团主义阵营。
可是，1912年分裂不可能是社会党中左右派之间的决战。第二国际那时还没有因它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反对随之而来的革命斗争和声名狼藉，它仍具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的威望，因而，它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美国支部也较为仍然保有吸引革命工人的力量。此外，左派仍然充满宗派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在思想上还没有充分的发展到足以建立一个分立的革命政党。但是，情势不久就使又派与左派发生基本的决裂，并要求共产党成立起来。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势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战后的革命斗争。
在第十一章中，我已经表明第二国际对这些伟大事件所采取的反革命态度，怎样使每一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陷于分裂，并因而使共产国际在世界规模上形成起来。美国感到了这一整个情势的力量，提出了有关马克思理论、战略与策略的每一个基本争论问题，而且，左派与右派间长期发展着的斗争也就达到了爆裂点。
在战争这个重大问题上，美国社会党的左派猛烈反对第二国际的整个方针，谴责它的各个党支持战争的行动，而且强烈反对美国参战及战争的继续进行。但是，党的右派在激进辞句掩盖下，以典型的改良主义方式与战争情势妥协。这使两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严重阶段。
关于俄国革命的论争是火上加油。迅速发展中的左派衷心拥护革命，并接受革命的伟大教训，以及列宁所奠定的革命原则。但是，右派却憎恨着俄国革命及其一切革命工作，希尔奎特表达了世界改良主义者的观点，他后来曾说：“苏联政府是对社会党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和祸害。”
社会党公开出卖了战争结束时德国的革命，破坏了初生的德意志苏维埃，从而挽救了中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切叛卖行为，都得到美国社会党右派领导方面的默契和公开支持，这就更使得党内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这样一来，社会党便被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内与国际领袖的反动方针造成思想上绝望的分裂，党内多年的斗争现在已达到高峰。这是党内互相冲突的各个倾向之间的分歧点：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政策之间；要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家与要保存资本主义的改良派之间的分歧点。
不可避免的，思想分歧必然要采取组织形式；而且，在逻辑上说来，右派既然长期进行消灭左倾的斗争，也就主动地在破坏党。因此，事情的发展就是：革命派（首先组织在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中——1915年在波士顿，后来又组织在社会党左派中——1919年在纽约）获得大多数党员的拥护，并于1919年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十五位委员中当选了十二位。但是，右派否认这次选举，而且，为了控制行将举行的全国代表紧急大会，做了很像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在1936年对产业组织委员会所做的事情，右派开除了七个语言联合会（美国的外国移民很多，美共为了便于领导，把同一语言的人组织在一起，成立联合会——译者）以及整个密执安州党组织。就在1919年8月30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右派利用警察的帮助驱逐了一切知名的左派代表。党遂完全分裂。
1919年的分裂及与社会党的害处比1912年的分裂还要大。右派终于驱逐了战斗性的左派——党的生命的血液，而对党的许多毁灭性的恶果很快就要显现出来了。在一年之中，党员数目即由104822降到26766，而且在1927年时，更降到7425。党在工会中的影响迅速地低落了，而且，党在1928年总统选举中所得到的选票（262805）几乎等于它在1920年所得的25%。党并一般地陷入政治上的没落。由于左派不再限制他们，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完全放弃了反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分子的一切斗争，而且在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赶快制度、劳工银行、开除共产党员、反苏诽谤等纲领上，与他们同流合污。因此，在党员、影响和革命原则上已经化为乌有了的社会党，遂自食它的改良主义政策即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必然的致命的苦果。
共产党的创立
在过去的分裂——1909和1919年中，由于思想上的不成熟，左派不是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团主义阵营，便是个别地逐渐返回社会党了。但在1919年就不是这样了。在过去几年激动人心的世界事件过程中，左派在理论上正在迅速地成熟着。左派反对派在国际上的增长（如齐默尔瓦尔德和基恩塞尔等），特别是俄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的左派势力懂得了列宁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到1999年，左派已经肃清了（或正在迅速地这样做）它的传统的错误，像在国家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党和工会的作用等基本问题上的错误。一言以蔽之，正像毕特尔曼所说的，左派已经“从模糊的左倾社会主义和一般的无产阶级战斗性前进到列宁主义的明确与坚实的基础上”（见《共产党的十五年》）。现在，左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足够的强大了，便从事于组织自己的党——共产党。事实上，被开除的左派建立了两个党，共产主义劳工党（8月31日）和共产党（9月1日）。然而，使这两个党分立的，只是很小的原则分歧，所以，他们在14个月以后（1921年12月）合并为一了。由鲁腾堡任书记。
在这些日子里的一切重大事件中——社会党反战和共产党的创立等等——左派中心人物是鲁腾堡。鲁腾堡1882年7月9日生于克利夫兰，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坚决战士。他的名字将作为美国工人阶级最有才能的领袖之一永垂史册。他在共产党于1919年组织成立起，即担任党的总书记，除了他因革命活动而被拘在新新反省院（SingSingpenitentiary）时期以外，一直担任到他逝世为止。他在1927年3月2日逝世，现在与许多英勇的革命家一同葬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
这两个共产党的创立，遭遇政府方面的残酷迫害。它们诞生的一年（1919）所发生的罢工，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同一时期中所发生的都要多。在两个党建立以后的两星期，伟大的钢铁工人罢工开始了。整个国家处于动乱中，而所谓自由主义的威尔逊政府，由巴尔墨（司法部长——译者）1919年11月发动野蛮的“搜捕赤党”来对付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许多大厅和工人住宅被搜查；革命的报纸被没收和封闭；新党的组织被无情地破坏，它们的党员被毒打和逮捕。据官方的数字，在1919——1920年的搜捕中，有4138名工人被投入牢狱，505名工人被驱逐出境。这是对共产党的一个真正的火的洗礼。它的结果是驱使两个年轻的党转入地下，并把它们从目前模糊的和大大估计过高的党员实际上减少到仅仅是坚决的和自觉的共产党员。在巴尔墨的恐怖结束时，共产党员已经保持在一万人左右。
除了社会党左派以外，其他革命派别也给新成立的共产党补充党员。在1919——1920年间，一个重要的补充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霍乌德——哈第——乔治——史密斯少数派。同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若干战士也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在1921年中期，又来了工会教育联盟派，以及像约翰斯东、曼雷和汉默斯马克（并有前无政府主义派的福克斯）的卓越人物。在1921年夏天，社会党又遭遇另一个左派分裂，丧失了工人委员会派（恩达尔、特拉赫坦堡、洛尔、芬兰联合会等），他们在1921年12月加入共产党。这个日期可以认为是在实际上结束了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群众工作的开始
这时，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宣传团体了。但是，为了使它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工人阶级的领袖，那么，党除了实行革命教育工作以外，必须成为工人争取他们当前经济与政治要求的日常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因为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是对群众一切革命教育与组织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为了有效地实行这种不可或缺的工作，新的共产党必须克服一系列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都是它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党的基本革命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它实现这一路线的办法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其中的基本弱点是美国左派传统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左倾”宗派主义，大体上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德·雷翁是它的主要理论家。它主要是由于左派在实际的群众领导中没有经验、它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和一般地在美国革命运动发展所遭遇的困难客观条件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劳工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北美共产主义同盟、社会党左派等等都曾浓厚的染有这种宗派主义，而且它们大部分把它传给新的共产党。
这种“左倾”宗派主义的本质就是对革命宣传本身的威力的一种夸大的信任，这是由于不了解这一基本事实所致。即革命的宣传只有在它与工人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并适应这种斗争时，才能教育与组织群众。“左倾”宗派主义表现在对接近群众采取不实事求是的方法；提出与工人的当前需要无关的先进的革命口号（而且常常是被篡改和歪曲了的）。不能使革命口号适应特殊的情况，结果大都使革命家脱离群众，并使他们在多年处于无所作为的、教条的、和宗派的孤立中。
美国“左倾”宗派主义的传统类型有下列各种：
（一）、在原则上拒绝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
（二）、反对国会政治斗争，或拒绝参加政府选举及政治活动；
（三）、双重产业工会主义，或主张组织理想的独立工会，而不参加现存的群众工会；
（四）、反对统一战线的倾向，即不能及拒绝与天然的同盟者（进步分子、黑人、贫农等）团结一致，并在原则上反对劳工党；
（五）、不顾不同情况，机械应用其他国家工人革命经验于美国；
（六）、非法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浪漫的革命冒险主义；
（七）、“消灭上帝”，或过分强调及曲解宗教问题；
（八）、反美国主义，或忽视及嘲弄美国的传统与文化。+
从它创立的时候起，共产党就必须与这些左的斗争倾向做斗争
在发展它的实事求是的群众政策时，共产党也时常必须反对右倾偏向、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与资本主义势力妥协的倾向。但是，在主要方面它的斗争是反对传统的美国式左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在左倾辞句盖下的机会主义。美国共产党的发展，可用它在群众工作中消灭这种左倾宗派主义的进展情形来衡量。
甚至党在1919年组成之前，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即已在进行中。列宁领导这一斗争。列宁具有双重的伟大，他不但是一个屹然矗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一切实际的革命领袖中的最伟大的一位。他从理论上分析资本帝国主义时，也详细地草拟出在反对它的斗争中应用的战略与策略。然后又胜利地把它们应用于斗争中。列宁在发展群众反资本主义的最大斗争中，猛烈攻击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革命的最大危险，但是，他也无情的攻击表现在各种各样形式中的危险的“左倾”宗派主义。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对宗派主义倾向的毁灭性打击。
因此，在列宁的理论指导下，萌芽中的美国左派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党、工会、当前要求等重要问题上，使自己加强了，党也开始摆脱他的宗派的双重工会主义，反国会政治斗争，关门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而且以更实事求是的方法，在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去处理群众工作。而且，在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并在它的干练领导下，反对顽固的“左倾”中泰倾向的斗争便已无情的顺利地进行了，虽然不是没有偶发的暂时挫折。
共产党反宗派主义及走向群众工作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在1921年12月组织工人党——它的合法形式。可是，共产党本身仍旧是秘密党，它普通被叫做“第一号”，而工人党则是“第二号”。一直到秘密党在1923年底最后解散为止。自此以后，党在各处都活跃地进行竞选斗争，并在1924年推出了它的第一个全国候选人，共产党赞助劳工党，并严肃认真地把注意力转向黑人与农民问题上。1925年8月，工人党采用工人（共产）党的名称，并在1929年3月改名共产党。
由于工会教育联盟派的参加，党立刻开始积极参加那一时期的许多工会斗争。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我曾详细评述了这些巨大斗争：1921——1923年的大罢工，争取合并，成立劳工党，及承认苏联的斗争等。在美国左派的历史中，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第一次被应用了，而且立刻得到巨大成功。这一成功是一个显著的、实际的证明，说明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纲领可以应用于美国。虽然党员少，共产党迅速的变成美国阶级斗争的真实因素；而进行改良主义路线的社会党则日益陷于无能。
但是，党对“左倾”宗派主义的迅速摆脱和向群众领导的前进，因各种互相关联的情势而遭受巨大挫折。第一个情势是1923年开始的柯立芝“繁荣”时期，使工人斗争情势消沉，因而使共产党的群众工作领域缩小了。第二个是1923年7月芝加哥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为害很大的分裂，这一分裂破坏了共产党人与进步分子的统一战线，因而使共产党与群众脱离了。第三个是1923年起往后几年中党内的小组织斗争，这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头两个情势我已在前几章中论及，因此，我在此仅仅讨论第三个——小组织斗争。
党内小组织斗争
从1923到1929年，共产党被小组织斗争弄得四分五裂。党分成2个互相斗争的阵营：鲁腾堡——泼贝尔——韦英斯通——洛夫斯顿集团和毕特尔曼——白劳德——杜恩——福斯特——加农集团。斗争激烈；每个党组织中都有小组织存在；两个秘密的全国委员会在活动；党纪律被小组织的纪律所代替，而且党的利益服从小组织要求。有时候，小组织中的人员有些变动；第三个组织，韦英斯通——加农集团活动了一时期，但是，斗争始终在进行，只有少数时期不大紧张。
这个长期的小组织斗争是围绕许多争论进行的：嗯对整个经济与政治情势的估计、统一战线策略、对社会党及其改良主义的党的态度、共产党组织形式、劳工党、黑人及农民问题、苏联的情势等。但是，在全部斗争过程中，工会工作问题是激烈争论的中心。
党几年来都处于分裂的边缘上。它的群众工作大受妨碍，而且大为减少了，它的团结经常被破坏。党员人数慢慢地减到1929年的7000人。可是，尽管有这种有害的小组织活动，一种建设性的进程却在静悄悄地进行。在这些艰苦年代，共产党历史上最有困难的年代中所发生的基本情势，是党的逐渐布尔什维克化，逐渐由革命的宣传团体变为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党。但是，这种进展被若干有力因素所阻碍与延缓，这种因素是小组织斗争的基础，而下述三个因素又是主要的：
（一）、群众的普遍消极：共产党像其他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一样，是在群众处于活动情况的时候才发展的最好的封号但是，1923——1929年柯立芝“繁荣”时期，是整个工人史上群众斗争最少的时期。这就使党与群众脱离，而这种脱离又因为最近农民劳工党的分裂而加深。结果，党不能像它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那样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无止境的小组织争论与斗争中才能慢慢进展。党内小组织斗争几乎恰恰在群众斗争最少的柯立芝繁荣时期继续进行，并不是偶然的。
（二）、缺乏党内的团结一致。加强党内斗争的另一事实是党内两个主导派别间缺乏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鲁腾堡派（它主要是渊源于社会党左派）的特殊弱点是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党的有经验的工会领袖中，大部分（但绝决非全部）都是毕特尔曼——福斯特派的成员。另一方面，毕特尔曼——福斯特派（它的许多领袖出身于北美共产主义同盟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最大弱点是它更加混有工团主义倾向。
（三）、党内的非共产主义者。结果显示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在党的早期被吸收入党。这些异己势力也加强和加深了小组织斗争的每一阶段。
年复一年，斗争继续着。共产国际再三作出关于个别政治及组织问题的决定，也并未解决党内长期的斗争。在1923和1924年，毕特尔曼——福斯特派在党中央委员会取得了多数，而1924年到1929年，鲁滕宝派在共产国际赞同下，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共产国际一再作出决定认可毕特尔曼——福斯特派在工会群众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党内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共产党是两个党，而不是一个党；而且有好几次几乎公开决裂。尽管有这种小组织的争论和斗争，基本的医疗工作却在不断进行着，而且最终还是产生了党的统一和健康。这是在下述情势中发展的：
第一、在小组织斗争期间，两个主要派别的思想水平在共产国际不疲倦的指示下大大提高了。因而，党在那些年参加的群众斗争过程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讨论中，这两个主要派别逐渐失去它们的特点，而日益接近一个共产党统一的立场，特别是对于争论久久未绝的工会工作问题。
第二、党员的这种基本的布尔什维克化和思想上的统一遂暴露、孤立并消除了党内有害的非共产主义分子。在1923——1924年中，中间分子沙拉兹基、洛尔、阿斯克里等人被开除出党了。[1]1928年，加农及毕特尔曼——福斯特派的少数其他成员已经变成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并被开除出党。1929年，洛夫斯顿（党的书记）和泼贝尔，鲁腾堡派的领袖们（鲁腾堡在两年前已经逝世），依照国际布兰德勒派路线发展了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具有半社会民主党性质），他们遭受共产国际（它已正式解散了一切小组织）的谴责之后，违反它的决定，企图分裂党。但是，史塔彻、韦英斯通、迈诺、比达赫特、勃鲁尔和他们那一派的其他卓越成员，拒绝追随于这种罪恶的胆大妄为，并与毕特尔曼——福斯特派合力反对洛夫斯顿分裂分子——他们之中约有二百十五人不是被开除了便是脱离了党。紧接在开除加农后而来的反洛夫斯顿斗争，实际上一下子就打破了小组织的墙壁。几乎像魔术一样，小组织斗争消逝了，党迅速地沿着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迈步向前。
第三、1929年10月工业大暴跌后的长期危机中工人的觉醒和已形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巩固并加强了新创立的党的团结。党现在享有历史上最坚固的团结。整个共产国际打败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小组织帮助了这一统一进程。
健康的、壮大着的、战斗的党
在经济危机的七年中，共产党在思想及组织的发展上，以更快速的步调前进。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在使自身由一个革命的宣传团体变为群众斗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方面，有了真正的大步向前迈进。总的说来，这一进步，是脱离共产党中残存的“左倾”宗派主义的、以及向着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发展。共产党现在是阶级斗争每一阶段上的统一战线的战斗领袖。
除了党消灭反国会政治斗争、双重产业工会主义、反统一战线态度等以外，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重要进展之一，是最近根据列宁久已奠定的基础更实事求是地解决宗教问题。结果，反宗教的共产党现在是与好几十个宗教及其他宗教团体在劳动大众的当前经济与政治利益问题上有统一战线的密切合作。
共产党正在迅速地使自己美国化，方法是争取大量土生土长的工人党员，而在这全部进程中很重要的是党逐渐摆脱那旧日对民族传统的宗派主义，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采取了列宁、斯大林的态度。共产党大胆地向法西斯及其他反动派历史传统代表美国人民说话的权利挑战。党正确的提出它自己的革命纲领，以美国劳苦大众的革命传统几百年来民主斗争的继承者即现今的代表的身份提出这纲领。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总结为这一口号：“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这种态度打开了通向统一战线的另一扇门。
党并正在加倍努力进行争取合法存在的斗争。它根据1776和1861年美国的革命传统出发，要求作为一个群众革命政党而自由活动的权利。党驳斥了主张暴力的诬控，并还击资本家有组织的恐怖匪帮、罢工破坏者和三K党等。
在上面两章中，我曾概括地叙述了共产党在危机时期所领导与支持的某些群众大斗争，其中包括1930——1933年失业工人的大运动、退伍工人及农民运动、1930年工会团结同盟的罢工以及1933——1935年间无组织的工人及工会的许多罢工斗争。这些巨大的群众运动——它在工人运动中产生远大的激烈反响（其中社会党的向左转以及巨大的产业组织委员会运动的发展是显著的例子），曾经便利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纲领的扩大。
现在，共产党在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上，担负起在阶级斗争中比从前更大的积极作用。我在这里只能提一提它在现时的主要活动：它已经动员了至少500万工人及其他各界人民来支持失业保险法案（即国会记录2827号法案）。它正在“美国青年大会”中起着重要作用，青年大会在1936年7月3日克里夫兰全国代表大会时，有1400代表出席，代表170万会员。共产党在“美国反战与反法西斯同盟”中也是重大因素，这一运动在1936年1月曾在克里夫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有2070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1840个团体，共有会员3291906人。1936年2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全国黑人大会”的组织中，共产党的作用也是具有中心重要性的，这次大会出席代表计817人，代表120万组织在工会、教会、青年俱乐部中的成员。在所有这些统一战线的运动中，共产党都是正式参加了的。
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组织钢铁、汽车、橡皮、和其他工业的工人的重要运动中，共产党起着巨大作用，它动员了它的一切力量来进行积极的组织工作。在发展农民劳工党的运动中，共产党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在1936年6月30日该党在芝加哥的会议上被承认了，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明尼苏达州的农民劳工党、联合成衣工人工会、劳工党许多地方党等的卓越领袖们，共产党的代表正式地出席了会议。
共产党的另一最重要的活动是他坚决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对产业组织委员会的取缔行为。在执笔时已有20个州的分会、70个市分会、好几个国际工会及成百的地方分会抗议这一行动，这大部分必须归功于共产党，因为产业组织委员会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活动，而且社会党和平常一样也是完全无所动作的。
除了这些广泛的运动外，共产党也正在对社会党、公司工会、美国退伍军人团分团和陶森俱乐部等等，许多其他统一战线活动。在巨大的唤起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党起着重要的而且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们越来越多地逐渐参加党的统一战线活动。特别是，经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也正在青年的重要阶层中获得工作成绩。一言以蔽之，共产党正在变成美国阶级斗争中的巨大因素。
什么地方斗争最炽烈，什么地方就有共产党把劳动者组成统一战线，来对抗剥削者。由于它的正确政策，党享有健康的团结和逐渐地壮大起来。它最近缴纳党费的党员数目如下：1930年——7500人；1931年——9000人；1932年——14000人；1933年18000人；1934年——26000人；1935年——30000人；1936年——41000人，外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3000人，共计54000人。
这些成就与面前的伟大革命任务比较起来，自然是很小的。此外，共产党还有许多显明的弱点与不够的地方，仍待纠正。但是重要的事情是，党走上正确的轨道，它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纲领是正确的，它的广泛统一战线政策是成功的，而且它正在学会有效地去应用它们。革命的共产党的壮大和进步的记录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而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则只有历史性的失败。一切都显示：在美国革命运动中右派与左派的长年斗争中，左派是正确的。工人不沿着改良主义道路，而沿着阶级斗争的道路前进，就必定赢得胜利。
共产党与社会党
共产党力图与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行动；但是，只获得很小的成就，尽管这一争论问题在社会党1936年的分裂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虽然社会党领袖们在若干问题（例如劳动保护，街头示威等上）与共产党合作，并协助使社会党与共产党领导的两个失业工人组织合并为一，可是，他们却断然拒绝了共产党在全国大选中提出社共两党联合候选人的建议，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拟定总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毫不妥协地反对。此外，他们还妨碍甚至破坏过共产党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统一战线斗争，其中包括农民劳工党、青年、黑人和反法西斯运动。
同时，社会党使自己陷入危机和颓丧中。过去几年，在觉醒的群众压力下，社会党员已经在进行一个左倾运动。这一运动本身说明它是党组织中革命情绪增长的表现，而且使社会党“老朽”们在1936年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遭受部分失败。但是，尽管有向左转的新运动，社会党决没有从使它遭受历史性失败的机会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机会主义的大部分仍然存在，而且，事实上，由于采取具有激烈辞句的宗派外衣，已经具有新的和危险的形式。
改良主义受资本主义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打击而破产后，第二国际的各党派并非向着同一方向运动。有三种明显的倾向：
第一、有一些社会党（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和一些社会党内的少数派，正在发展阶级斗争的纲领（它表现为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行动）和建立人民阵线等。
第二、另有一些党（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德国等）和其他一些党中的少数派，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仍然死抱着第二国际传统的、声名狼藉的阶级合作政策不放。
第三、在一切社会当中也还有这样一种少数派，这是一种以具有激烈辞句或极端左倾主义的宗派机会主义政策代替旧的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美国社会党正在显示有落入这第三种宗派范畴的危险象征。
由于它最近吸收托洛茨基派美国社会党中宗派危险大大增长了。这些分子在世人面前证明是反革命的恐怖分子时，社会党竟认为它应该把他们拥入自己的怀抱。托洛茨基分子势将严重地使社会党退化成反共产主义的、反苏联的害虫，它将把最优秀的工人分子驱逐出党，并削弱它与群众的联系。几年以前，法国社会党也犯过收容有害的托洛茨基派的错误；但是，它很快就必须使自己除掉这有毒的、不能消化的东西，而且，如果美国社会党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群众性的党，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才行。
社会党现在处于理论混乱中，一般地向着宗派主义前进。汤玛斯——它的卓越领袖——的观点是“左倾”的自由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混合，而且染有身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而他却把这种不调和的混合称为社会主义。汤玛斯甚而还没有社会党的旧式右倾机会主义领袖希尔奎特那么马克思主义化。他积极地向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基本原则挑战，而对于列宁与斯大林的基本著作，他连看都不看一下。他的纲领陷于一种右倾的与“左倾”的宗派主义的奇特的混合。由于理论混乱的结果，社会党也没有组织上的统一：它包含着一些“战斗者”、“老朽”、托洛茨基分子、洛夫斯顿分子等互相冲突的集团，它们日益加深着的小组织斗争，正在毁坏着党的生命力。
社会党今天正在增长着的宗派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出于汤玛斯的理论，认为当资本主义正在崩溃的时候，部分的经济与政治要求比较上是无关重要的，而当前的争论问题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者当前的要求”，他说：“是社会主义”。这是仅在三年以前还赞美罗斯福政纲的汤玛斯所说的很革命的辞句。但是，这毕竟不过是激烈辞句的贩卖而已。实际上，部分要求问题从来未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工人现在所遭遇的是日益增长的反动派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民主权利的猛烈进攻。正如共产党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英勇保卫工人当前利益是一切革命工作的起点；通向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要道。举一个例：由于战斗地保卫他们的民主权利，西班牙工人同时正迅速地促进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后因德国及意大利法西斯援助佛朗哥而失败——译者）。但是，汤玛斯放松当前的经济与政治要求并把整个斗争集中在抽象的争取社会主义上面，这样，他就削弱工人的总的斗争，使社会党脱离群众，并直接被赫斯特玩弄于股掌之上，赫斯特极力把工人争取民主权利或增加工资的每一斗争都描写成一种气势汹汹的革命，来恐吓动摇分子的。而且，这也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所利用，他们想设法来控制社会党。
社会党内的宗派倾向也使它目前与右倾“老朽”的分裂中丧失更多的党员。用“左倾”的宗派主义去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不行的。汤玛斯这样做的恶果，便是使大批优秀分子投入“老朽”的怀抱，或经由其他道路而脱离党。
汤玛斯的宗派主义理论实际上走到什么地方，在1936年的全国大选中就可以看出来。体现法西斯主义的在美国的真正威胁的大资本家利益集团，几乎全都坚定地团结在蓝敦（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背后，以击败罗斯福，因为罗斯福虽然动摇不定并对他们让步，但是他们仍然感觉不满意最好显然，正如共产党已经指出了，任务是警告群众要击败蓝敦，另一方面又谴责罗斯福的政策。共产党一面有他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白劳德和福斯特，一面攻击蓝敦是未成熟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代理人。但是，新生之犊，超革命的汤玛斯却不这样做。他抽象地谈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但是，美国的主要法西斯分子赫斯特，已经成为共和党的领袖，并已亲自挑选了他的总统与副总统这件事情，对于汤玛斯却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汤玛斯因为未指明蓝敦是法西斯危险的主要代表而给了赫斯特以客观的帮助。关于如何对付赫斯特的危险的法西斯阴谋，汤玛斯向工人所提的唯一意见，就是投票选举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以争取社会主义。从而，社会党使他的反法西斯斗争化为乌有，使该党陷于与工人大众的利益和活动直接冲突，并更向着走往宗派主义的改良主义泥潭的道路上迈进。
社会党对势将爆发的战争的政策也是它过去改良主义的一种残余，虽然这种残余是在激进主义的宗派外观的掩饰下的。简单说来，战争情势是：
（一）法西斯的德、意、日正在发展一个国家大集团，以便发动一个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同时，它们也计划最后进攻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法、英、西班牙（指西班牙共和国——译者注）、美以及各殖民地国家；
（二）如果成功，这种进攻将会是对各国工人的粉碎打击：它将使欧洲民主权利的最后一点痕迹消灭无遗。使资本主义各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殖民地苦力的水平，并把苏联拖进历史上最大的血浴中；
（三）因此，苏联的和平政策正确地乞求发展社会主义及世界民主力量的联合防御，以抵抗威胁着的法西斯进攻，保持和平，因而不仅保存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生活水平及民主权利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且同样极大地加速各地社会主义运动。
但是，汤玛斯以虚伪的激进姿态，排除这种显然正确的革命战略。他响应考茨基的“赤色帝国主义”的诽谤和希特勒关于苏联是战争源泉的谎言，竟把共产党人斥为进行“圣战”的十字军。他把苏联正在领导的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讥为仅是资本主义各国间中将发生的一场“恶”战的准备而已。[2]而且信口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鼓吹。汤玛斯所支持的罗斯福“中立”政策并不能使美国避免战争，而且，他的“睦邻”政策也是同样无济于事的：因为人们要能和疯狗做朋友，才可与法西斯侵略者做善邻。美国只有援助那些努力使世界避免战争的致力于和平的各国，才能避免战争。汤玛斯对战争危险的反动态度是无耻投降希特勒，是抛弃准备进行战斗的欧洲工人，是牺牲社会主义事业。这种态度只能在美国劳动大众眼目中有损社会党的信誉，并削弱了它的总的影响。
汤玛斯碰到法西斯在欧洲的战争进攻就实行退却，这是他整个见解的典型例子。他是一个已经证实了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预言家。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每一阶段，他总是设法寻求消极和投降的道路。所幸他的道路并不就是群众的道路。对于群众，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处在危险中，他们要进行斗争。汤玛斯的不斗争政策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当罗斯福宣布他的“全国复兴法”时，汤玛斯要求工人不要罢工。可喜的是，工人并不尊重他这种消极的意见，并胜利地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罢工浪潮中的一次罢工。托马斯在他的著作《我的看法》中，忧愁地说：由于飞机和其他现代军事武器的发展，工人的武装行动已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遭受大量有训练的军队进攻的西班牙工人，对汤玛斯的投降宣传正给以光辉的否定。而现在在他的《新政以后是什么？》一书中，汤玛斯不但认为在下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后，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是必不可免的，而且认为在行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多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工人们也将使汤玛斯这种大悲观主义碰钉子的。工人们在法西斯主义能够在美国成功以前，就会出来做重大的发言，而且，难道现实主义者能够怀疑，下次世界大战后不会是法西斯主义的扩展而是产生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可能粉碎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么？汤玛斯的新宗派主义的根源存在于他的基本的悲观主义，他的显然不信任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战斗能力。这是逃避残酷的现实和阶级斗争的任务而遁入以漂亮的激进的空洞词句来陶醉自己的王国中。工人阶级不会依照他的消极和投降的宗派主义道路前进，正如他们没有依照他曾经指出的同样有致命害处的道路前进一样。
在汤玛斯统治下的社会党中，过去遗留下来的许多改良主义的传统之一，就是社会党领导机关的反对统一战线。只有他们的党员强迫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尽管汤玛斯蓄意用花言巧语来掩盖他们反对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的真实意义，他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左派的多年斗争的继续，这种有致命害处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使社会党限于目前的低下地位。美国社会党的反统一战线政策，是与第二国际的反动支部的政策一致的。这就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政策，他们反对共产党的反希特勒统一战线，而且仍然拒绝接受最近的工人阶级分裂的痛苦教训。对于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各党各派的工人，目前社会党的反统一战线政策的逻辑就是取消他们的人民阵线和回复到社会党改良主义的孤立行动的老政策，[3]而这种政策在德国和各国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的。
社会党的另一可恼的事是：党对苏联及其和平政策的一般反动政策。这是希尔奎特“老朽”的激烈反苏主义一脉相传下来的。《社会主义的呼号》简直是柴姆、托洛茨基派分子和其他职业的反苏诽谤家大肆猖獗的地盘，他们的谎言是和赫斯特及格林的谎言一鼻孔出气的。而且汤玛斯本人对苏联或他之所谓“俄国”的态度，是1%的勉强的赞同和99%的无耻的攻击。这种对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立场，不仅损害苏联，而且特别危害社会党自己，因为它使党的纯洁忠贞受到损害，而且使工人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发生反感。
今日的社会党仍然没有与它那一世代以来的祸害——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控制——断绝关系。党仍然是被律师、传教师、医生等所操纵。尽管“老朽”已告失败，在十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中，只有一个工人，而且他是一个工会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反，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的十一位委员却全是工人。
上面我已经说明：社会党的宗派主义的反劳工党政策，多年来都是它的极其致命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这种对于劳工党在原则上的反对态度，一般地说，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及组织性提高的真正障碍，而具体地说，主要地，是用激进辞句来掩饰它。社会党对农民劳工党的支持大部分是口惠。它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并未给群众以真正的领导，而是到处泼冷水。社会党并未实际地帮助建立各地方的农民劳工党，却曾是建党的明显阻碍。社会党人甚至以超革命纯洁性为借口而拒绝出席农民劳工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明尼苏达州农民劳工党召集，5月30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社会党依旧死死保持着下述改良主义幻想，农民劳工党是个敌手，而且在社会党最近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六十四个代表投票赞成，（119个代表反对）在原则上反对劳工党。
在工会工作中，社会党的新领导机关已经放弃了改良主义的对工会“守中立”的旧政策——这在一世代以来对社会党有害的政策。但是，党对于工人的实际问题（劳工党、法西斯主义、苏联、统一战线等）的总的方针，是很狭隘和宗派性的，而且，它对工会的新政策也就无补于事。事实上，社会党最近在它对工会影响中遭受了惨重的下降，以致它甚至于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传统的社会党工会——缝纫业工会的领导权。
现在把社会党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综述。在本章开头，我指出了社会党在它的长久的历史中不能使自己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它未能在工人阶级日常经济与政治要求的斗争中，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领袖；二、它未能教育和发展一个有训练的革命家的坚实整体，作为党的灵魂与骨干。因此，可不可以说，社会党，特别是在最近向左转以来，已经消除了这两个致命弱点——机会主义的毒药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必须是说，绝对没有！
第一、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党虽然已经与改良主义旧政策部分地决裂了，这种旧政策把党仅仅认为是宣传的竞选的机器，但它仍然未能在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以工人阶级的战斗政治领袖姿态出而行动，而且，它最近的宗派倾向愈益使之离开斗争，退处旁观地位。
第二、社会党领导本身既陷入绝望的理论的混乱中，就不能够教育一批革命家作为该党的基础。社会党的机会主义依然存在，不过改头换面而已。
因此，必须说，由于目前的政策，社会党既不能团结一致，也不能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除非得到矫正，社会党势将趋于没落和僵化，而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命运；或者要更坏一些，以至陷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泥潭中。
然而，社会党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无望的。虽然是发展迟缓的，却极力向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正确路线前进，它将完全消灭多年来毁灭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政策和目前的改良主义的宗派倾向。这是社会党中基本上健康的倾向，而且现实的痛苦教训将日益加强它的力量。
共产党欢迎并支持社会党这种向左转，理由很明显：革命情绪与组织的每一增长都是基本上有利的。共产党主张社会党立即采取统一战线行动，而且更进一步为两党在阶级斗争纲领的基础上最后合并而努力。这种统一的行动与组织将会大大增加美国革命运动的威力。
[1]在党的历史的初期，这种清洗工作也已进行。因此，已经被开除的有克拉彻无产阶级党派（抽象的宣传家）和统一劳动者派（底下的浪漫主义者）等。
[2]见《新政以后是什么？》第218页。
[3]汤玛斯支持社会党人与大资产阶级同盟的麦克唐纳与兴登堡政府，却拒绝给人民阵线所支持的法兰西和西班牙政府以真诚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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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工会团结同盟（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五章工会团结同盟（续）
↘新政
↘工人运动和新政
↘工人群众的奋起
↘工会团结同盟在1933年的罢工中
↘工会团结同盟在1934年的罢工中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机构：群众的障碍物
↘工会团结同盟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
↘共产党的现行工会政策
↘工会团结同盟的成就和缺点
新政
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曾一度向全世界吹嘘为不怕危机的美国资本主义，却正处于混乱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它那时正遭到世界经济崩溃，而所受的打击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国家的每一个银行都关了门，工业瘫痪了，国内和国外贸易下降了50%，约有1700万工人失了业，几十万农民失掉了他们的农庄，成百万成百万的银行小存户丧失了他们的存款，大批中产阶级的人典出的住宅无力赎回了。失望了的和不满的群众在跃跃欲试地动荡着；全国各地的失业者都在举行战斗性的反饥饿示威，退伍军人在举行争取补助金的游行，农民也举行罢工。各个方面的群众都愤怒地，虽然是惶恐地，谈论着不立刻采取措施使他们免于无法忍受的饥饿和他们那种日益贫困的状况，他们就要采取激烈的行动了。
这种经济制度垮台和群众迅速觉醒的危险局面，是美国的资本家阶级感到从所未有的恐惧。他们的作家和发言人用悲观气氛、恐惧和悲哀的预测填满了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似乎马上就要到来的不是繁荣，而是革命。财政资本——大银行和工业家——了解到，如果他们要继续保持社会统治权，就必须有所作为，来撑住正在崩溃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并缓和群众中间正在迅速增长的激进思想。显然，粗糙的残忍的胡佛政策——用亿兆美元来救济银行、铁路公司等等，另一方面，却让一切其它的人破产和挨饿——正在把资本主义一直驱往灾难。必须采取新的办法，而且要快。财政资本决定要采取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办法”——就包括在罗斯福的“新政”方案中。
新政的要点，正如它的名字按字母次序排列起来的几十条法律和几十个机关所表达出来的，是大大加强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以及使该政府循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针加紧干预经济生活：
一、政府以亿兆美元给予银行、铁路公司等，使他们免于破产；
二、通过通货膨胀（美元贬值、发行巨额公债等等），固定价格法规以及有组织的限制农工业生产来提高物价水平；
三、延长赎取抵押品的期限，这样银行冻结在无力收取的充作抵押品的农庄和住宅上面的亿兆巨款，就可以活动了；
四、政府在公共工程上大笔投资，来“使工业开始活动”和缓和工人们的不安；
五、用法律来弥补资本主义银行与信贷制度中最大的破绽，包括对股票交易以及外国公债的售卖的监督等等；
六、加紧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扩大海军、空军、陆军，缔结新的关税协定等等；
七、对濒于成为饿殍的失业大军和老年人略施小惠，给他们一笔微不足道的联邦救济金和养老金；
八、给予工人以组织工会的含糊不明确的权利；
九、有组织地津贴农民，让他们减少生产。
新政靠着巨大的政府开支和对群众施以小惠，在实质上，乃是一剂强心针，是要麻醉这个经济制度，使它暂时忘掉正在加深的危机。它打算稍稍缓和一下经济压力和群众压力，用这样的办法来保存资本主义制度。新政的中心“全国复兴法”，就是华尔街设计出来的，而且首先是由美国商会宣布的。许多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都称赞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开端。把新政叫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是胡说；它与二者都毫无共同之点。
新政分子骄傲地，而且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做豪语说，他们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至少是暂时的拯救了它。当1936年7月我写这书的时候。就是那些在开初热烈拥护新政的财政资本家们现在又猛烈地攻击它，最高法院则在忙于逐一废除“全国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等等。但是，这些资本家们现在对新政采取了这样一种敌对态度，那不过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度过了危机的最危险时期，新政对于他们的好处已经完了，一个更反动的新政策也是必要的了。纵使罗斯福给予贫困的工人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大众的一些让步，他们都想予以剥夺。
为了争取群众支持这个资本主义的万能药方“新政”，就必须为它进行一个美妙的、笼络人心的宣传。这样，就进行了很多这种宣传，并且要远远胜过了胡佛的有名的“每个锅里都有鸡”的诺言。他们以生动的词句允诺给予劳动者以较高的工资、稳定的就业、组织工会的权利，并允诺从“兑换商”的掌握中拯救农民和中产阶级。群众的购买力将予提高，财富的再分配将告实现。罗斯福总统亲自参加了这个诺言运动，发表他的“被遗忘了的人”的泛论和很多的自由主义词汇。其他的新政分子则狂热地远远超过了他，把新政叫做一个“革命”，“一个新社会秩序的诞生”，“富裕的时代的开端”等等。首要的智囊摩利甚至抱怨“同志”这个字被人们玷污得太厉害了，因而新政的赞助者不便加以使用。他说：
“我感到遗憾的是，‘同志’这个名词已经被外国的、陌生的和非美国的各派社会革命者和改革者使用过了。惠特曼在用他的伟大的诗来表达所有的人们——不分贫富尊卑，都献身于建筑一个幸福人民的国家的原则的人们——之间的民族团结时，请使用这两个字，我所指的同志，就是这种意思。”[1]
工人运动和新政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兄弟会的领袖们无保留地拥护新政。他们把罗斯福的整个纲领捧作天赐的礼品，把”全国复兴法”捧作“工人的新宪章”。“蓝鹰”变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徽，第七节甲款变成了美国劳联的圣经。工会的极右翼领袖格林之流，诋毁一切罢工与其它战斗性的行动，对于成立劳工党的议论置若罔闻，并宣传要完全信赖罗斯福。他们一再重复他们的诺言和谬论。罗斯福将为工人解决一切问题：他将使失业者有饭吃，并将为他们找到职业，改善失业者的生活水准，把工会建设起来。这样，这些领袖们就热心地参加到全国劳工局和许多制定法规的机构里，使自己相信，使工人们相信，这些实际上原是为了支撑行将崩垮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竟是打算为了工人干事情的。只有矿工工会、纺织工人工会和缝纫业工人工会（后来成为产连的组成部分）采取了郑重其事的独立罢工和组织活动。
从了解他们的品质的人看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资产阶级的工人助手们”，对于罗斯福纲领的这样一种投降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难道他们不曾摇旗呐喊地追随威尔逊参加世界大战，而以后又在1919年至1922年雇主对工人实行战后进攻时让工人们进行不必要的和灾难性的退却吗？难道他们不曾在1923——1929年的柯立芝当政时期，把工会降低成为仅仅是雇主赶快计划的附属物吗？而在没有人悼念的胡佛政权时代，难道他们又不曾像绵羊一样遵循他的骗人的“不减工资——不罢工”协定和他的残酷的饿死失业者的政策吗？因此，这些具有资本家思想的劳工骗子们拒绝领导工人越过罗斯福新政的狭隘圈子，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的错误政策不在于他们接受了罗斯福所提议的那些让步，而在于他们使自己局限于这种微不足道的小惠之中。
社会党也跟在罗斯福后面跑。社会党的领袖们热烈欢迎新政。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做得比格林之流的工会官僚还要过火，因为他们把新政叫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大步。希尔奎特和汤玛斯都来到华盛顿向罗斯福致敬。没有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干部比社会党的缝纫工会领袖们希尔曼、杜宾斯基、查利茨基更充分地参与到新政的机构里面。他们全都劝人信赖罗斯福，汤玛斯还警告工人们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2]
这样，社会党的领袖们就暴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仅仅在几年前，他们还热情地宣布，加速生产的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福特计划）创造了所有人都可富有的条件，从而正在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现在呢，在经济学上翻了一个筋斗，他们又声言，罗斯福的限制生产和让大批人挨饿的政策也是走向社会主义。反正这种机会主义的金斗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社会党领袖们。英国、法国和其它国家，著名的社会党人物同样地盛赞罗斯福，是按照他的纲领来拟定他们的纲领，而在几年前，他们曾欢迎福特，在那以前，欢迎过威尔逊。这些人在过去二十年中一贯是要到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领袖（最初是威尔逊，其后是福特，后来是罗斯福）那里去寻找启示和政策，真是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还需要什么更好的证据来证明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吗？
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及社会党截然相反，一开始就反对罗斯福的政策，正如他们反对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的阶级合作、胡佛主义等等一样。他们分析了新政的实质——资本主义以牺牲劳苦大众为代价来修理其残破的经济机构和弥补其减少了的利润的计划；他们揭穿了企图经由有组织的匮乏来制造繁荣在经济学上的谬误；他们谴责新政的通货膨胀的倾向和成立公司工会的倾向；他们指明，这不会给工人和农民造成真正的繁荣；他们把越来越繁荣的苏联指给人看，指出这证明是劳动者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他们指明罗斯福纲领的特点是——尽管它对工人、失业者和农民有少许让步，这个纲领乃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及伴随而来的饥饿、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
由于这一分析的结果，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不信赖罗斯福政府。他们警告工人和农民，新政不会给予他们以诺许的就业、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繁荣；大资本家控制着制定法规的机构，工人们只有经过英勇斗争才能从政府和雇主那里得到东西。新政实施至今的结果证明了这一分析。一方面，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参加了工业法规和其他立法的意见听取会议，并力争对于工人的可能最好的条件，同时，他们又加倍努力开展积极的群众斗争以争取失业救济金和保险金、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劳动者普遍地较好生活水准。他们宣布了一个战斗性的罢工政策，并号召工人们“在纠察线上写你们自己的法规”。简言之，当工人运动的其它部分被罗斯福的诺言麻醉了的时候，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忠于他们的革命品质，发出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声音，并唤起群众进行斗争。
工人群众的奋起
工人们相信罗斯福的诺言，并且，正如史塔彻所说：“认真地看待他们有权参加自行选择的工会这句话”。因此，在新政开始以后，经过整个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在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开展了一个巨大的自发狂潮，是无产阶级对于迅速增长的生活费用、长期的低微工资、失业、非人性的赶快制度和工业中的专制制度所抱愤怒的爆发。它还暴露了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越来越差。1919——1922年的大罢工是有组织工人在雇主进攻下的防御行动；但是1933——1935年的狂潮，却基本上是无组织的群众的一个英勇的和强大的反攻。整个运动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失业者对于罢工者的团结一致和他们的拒绝充当罢工破坏者。资本家们过去十二年中一直在祝贺自己，以为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已不似先前，这一次却惊慌失措地注视着伟大的劳动群众奋起发动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罢工运动。他们对于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都感到非常嫌恶。
1933年6月13日”全国复兴法”刚一厘订的时候，一个逐渐扩大的罢工浪潮正在发展着。这个法律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暂时停止了这个罢工浪潮，把方兴未艾的罢工运动变成一个普遍建设工会的运动，并使工人们依赖着政府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干部们的诺言来伸张他们的不平。但是，运动很快就超出了这一朴素的希望阶段。雇主们正在确定令人不得一饱的最低限度工资的规章，顽强地抗拒工会的发展，在各工业部门建立公司工会，而政府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却只是给工人以美丽的保证。这样，群众正确地认清了局势，并且了解到他们必须战斗；他们就在1933年下半年发动了一个广泛的罢工运动来“帮助罗斯福实行全国复兴法”——当时的工人们普遍地这样说。煤、钢、铁、铜、汽车、纺织、缝纫和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中都爆发了罢工。美国劳工局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在1933年罢工者达812000人，在1932年则为242826人。
1934年初，罢工运动的规模更大了，那一年的罢工者达1353608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罢工具有更大的战斗性和更深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在新政实行的初期，财政资本即表示，将继续其反对在自由雇佣制的基本工业中组织工会的传统政策，政府方面很快也表示不坚持工人此种组织工会的权利，虽然表面上是同情组织工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那些工人们正在开展罢工运动的工业中建立起来的几个仲裁委员会总是对公司工会投降，而使新的工会蒙受挫折的缘故。在新政实行期间，公司所办的工会的人数估计增加了一百万至三百万。
因此，随着新政的法规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可以看出，尽管政府的自由主义辞藻，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在无组织的基本工业中，造成了公司工会的发展、令人饥饿的最低工资和长工时的。虽然还没有完全了解到这一情势的含义，然而大批工人群众已经开始感觉到一项基本真理：如果他们要取得新政所规定的组织工会和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就必须像工会团结同盟所敦促他们的那样：在纠察线上写他们自己的法规。因此，1934年的大罢工越来越带有反对全国复兴法，反对该法所规定的12到1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公司工会，反对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各个全国复兴法机构的有大害的延宕行为，作弊的选举和模棱两可的诺言。
1934——1936年的罢工具有美国历史上空前尖锐的政治性质。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激烈反对之下，长久以来即为共产党鼓动工作之枢纽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已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确定的武器了。面对着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的政府、阴险的工会领袖和出动了从所未有的众多的军队、警察、枪手和流氓，工人们却以辉煌的英雄主义和团结一致来作战。托列多、密尔乔基、明尼阿波利斯、旧金山、特列哈特（1935）和贝京（1936）的伟大战斗，1934年的纺织工人全国性大罢工，1935年的煤矿工人全国性罢工以及这一时期的许多其它的罢工机构成了我们工人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工会团结同盟在1933年的罢工中
工会团结同盟并不把自己局限于发布宣言，号召工人们罢工。相反地，从1933年起，它就发动了它的一切工会、同盟和少数派小组来参加这个汹涌的战斗。他的斗争纲领在英勇的、心怀不平的群众中间得到了相应。因此，尽管相对地薄弱，工会团结同盟仍能在鼓舞巨大的斗争和指导战斗的群众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方面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这整个多事的时期，工会团结同盟都为史塔彻干练地领导着（他在1931年12月被选为副书记）。在1932年竞选运动中（当时我是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我在五个月的演说旅行进行一半的时候，突然得了很严重的心脏病，就在9月8日在伊利诺斯州摩兰城病倒了。许多年来，我都是工作过度的。除了进行许多罢工活动和其他紧张的活动以外，我作了十二次全国演说旅行（有几次是偷乘火车的），每一次召集一百次到一百五十次集会，此外还有无数次较短的旅行。在这些旅行中，我国的每一个州和重要城市，我都不止一次地到过了。但是，在1932年竞选运动中，操劳过度。结果是，垮了下来，得了狭心症，接着就是神经完全失常，这使我卧病五个月，并使我的生活日夜痛苦达两年之久。只有在现在，我才恢复过来，开始慢慢恢复工作。我最擅长的工作一贯是在大罢工和其他斗争期间作一个群众组织者，但我的运气坏到极点的是：在新政时期的所有这些战斗激烈的群众罢工中，我都只能无能为力地在床上呻吟。
工会团结同盟对于1933——1935年罢工的影响事实上是在这时期以前就有了的。当新政年代的这些巨大战斗进行时，工会团结同盟多年来为了发展工人的战斗精神而进行的长期鼓动和斗争开花结果了。这是意义重大的：恰恰是在工会团结同盟最活跃的领域中（矿业、纺织业、缝纫业、农业、汽车业和钢业），后两种差一些，工人们在新政时期开展了最强有力的罢工运动。特别重要的是：前一章所描述的，工会团结同盟1930——1932年间在这些工业中所进行的英勇罢工。它们使1933——1935年罢工浪潮的前驱。严格地说，点燃起1933年大罢工的星星之火是工会团结同盟在全国复兴法实施前进行的三个重要的罢工运动，那就是：汽车工人工会1月到2月间在底特律举行的一万六千人罢工，全国矿工联合会在4月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举行的三千人罢工，以及独立的新英格兰制鞋工人举行的二月罢工，在这些罢工中，工会团结同盟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接着“全国复兴法”实施以后，1933年的大罢工浪潮一开始，工会团结同盟就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进行了许多次罢工，包括麦基斯洛克斯、布法罗、格林斯堡、拉特罗勃、哈蒙以及安布利治的5500工人的战斗激烈的罢工；除此之外，工会团结同盟还举行了多次罢工，卷进来的有纽约及其附近的几千名轻金属工人。除了新墨西哥州的盖洛普的两千矿工的激烈斗争和匹兹堡煤矿公司的两千名矿工所举行的罢工以外，全国矿工联合会还领导了几次小的煤矿罢工。纺织工人工会在萨勒姆发动了1800人的罢工，并发动了15000工人参加在1933年9月劳联发动的75000人全国性丝业罢工。制鞋与皮革工人产业工会在9月间举行了有12000人参加的罢工。缝纫业工人产业工会在1933年秋季于纽约举行了15000人的罢工。全国家具工人产业工会从1933年9月到1934年2月，在37个城市中实现了两万工人的罢工。海运工人产业工会在许多港口和航运公司（包括曼荪公司）举行了若干次小罢工。罐头业和农业工人产业工会在1933年9月和10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几次重要的罢工，包括地罗的六千采葡萄工人的罢工以及南加利福尼亚州和阿利桑那州的18000采棉花工人的罢工。烟草工人产业工会在1933年8月发动了两千纽约烟草工人的罢工。食品和屠宰工人产业工会11月在匹兹堡举行2700名屠宰工人的罢工，并在1933年5月在圣路易斯发动两千名食品工人举行罢工。洗衣工人产业工会在同年6月与布朗克斯举行了一千工人的罢工。工会团结同盟还举行了许多次其他的罢工。“笔和槌”所做的统计显示，在1933年10月和11月，工会团结同盟仅在纽约一地就举行了132次罢工，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各组织则仅有25次。除了少数的例外，工会团结同盟的罢工都为工人们赢得了厂方的让步。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迅速地生长起来，至1933年年底，共有125000会员了。
不直接属于工会团直接同盟的各独立工会，在1933年举行的多次罢工中，工会团结同盟的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工会团结同盟在这些独立工会的组织和活动中的这种影响，可以从后者使用为工会团结同盟所特有的名字上得到证明；例如无线电与金属工人产业工会、造船所和海上工人产业工会，工具和制骰工人产业工会等等。
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于1933年举行的多次罢工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烟煤产区，全国矿工联合会和失业委员会一起非常活跃，并且在许多次罢工和反饥饿示威中间，以一个独立工会姿态而在矿工中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当美国联合矿工工会所领导的大罢工在那一年开始举行时，工会团结同盟和共产党全部的力量都来支持他们，使他们的所有成员都去参加美国联合矿工工会，鼓舞在一切战线上英勇战斗，并在重建美国联合矿工工会方面成为一个真正的因素。在钢铁业方面，钢与金属工人产业工会当时约有14000名会员，但是当大批工人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钢铁工人工会时，钢与金属工人产业工会的会员们就以个人身份参加钢铁工人工会，就像全国矿工联合会参加美国联合矿工工会那样，并以一切力量和影响来建设钢铁工人工会。在汽车业方面，也是一样。虽然在底特律及其附近，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在许多活动的过程中（从1930年3月6日10万失业者的示威，福特工厂的反饥饿游行等等中间可以看出），在工人中有了很大的影响，汽车工人工会总是迅速地和正在扩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地方工会携手，并支持他们的罢工。全国纺织工人工会同样地支持劳联在纺织等工业中举行的罢工。在所有这些美国劳工联合会举行的罢工中，工会团结同盟的力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最近忽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工会中工作的倾向，妨碍这种力量的发挥。
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4月2日在克里夫兰举行），以下列数字指明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在1933年罢工所起的作用：
会员领导罢工人数
新会员
美国劳工联合会2500000450000
500000
独立工会250000250000
150000
工会团结同盟125000200000
100000
无组织的100000
总计28750001000000
750000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虽然工会团结同盟的会员人数尚不及工会会员总数的5%，却直接领导了全部罢工的20%，并得到全部新会员的20%。占工会会员总数10%强的各独立工会领导了25%的罢工。占工会会员总数85%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工会领导了45%的罢工。
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了，工会团结同盟在1933年的罢工活动和组织活动是比美国劳工联合会为强的。以会员的人数作比例来说，工会团结同盟领导的罢工比美国劳工联合会多八倍，组织的工人多四倍。这些数字证明，工会团结同盟在整个斗争中是至为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统计数字还没有能指出工会团结同盟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那就是，直接鼓舞和加强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工会自身的罢工，正如我们在煤矿、纺织、缝纫业、汽车业、钢铁业、运输业的罢工以及纽约出租汽车工人的罢工中所看到的一样。
工会团结同盟在1934年的罢工中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一样，1934年的罢工不仅规模更大，更为剧烈，而且更具有政治性质，这一年标志着大罢工浪潮的顶点。它的特色是强大的总罢工运动的增长。工人们表现了很大的战斗性。并且了解到他们要在新政之下取得任何东西就必须战斗，他们以辉煌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举行罢工；而另一方面，为正在生长的罢工浪潮和工人阶级的激进倾向所震恐的雇主们以空前的暴力手段来对付这些罢工，毫不留情地使用着民警、警察和武装恶棍。在1934年的全国纺织业罢工中，有十一个州动用了军队，罗德岛的州长召集议会，宣布叛乱“状态”，并要求联邦方面派遣军队，乔治亚州则设立了集中营，把几千名举行罢工的纺织工人驱入营中。约有二十名工人在这一斗争中被杀死了。同年，为了粉碎旧金山的总罢工，共动员了三万军队、警察和武装特务。在工人们开展真正斗争的任何地方，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同样地使用武力。
1934年最重要的罢工是托列多、密尔乔基、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的罢工，太平洋岸的海员罢工、旧金山总罢工和全国纺织业罢工。这些罢工几乎全是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旗帜下举行的。工会团结同盟参加这些罢工都是采取了由它的各工会积极支持的方式，或者是通过美国劳工联合会里面的组织来工作。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都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在1934年5月战斗在很激烈的托列多罢工中，发布号召，要求举行群众性的同情纠察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失业委员会。这次纠察参加者有一万人，多数是失业者，目的是支援当时规模还很小的汽车装备工人的罢工。州的部队攻击这一纠察线，打死了一个工人，并施放瓦斯，逮捕了几百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九十一个地方工会中有83个，被这一残酷的攻击所激起，表决通过举行总罢工。然而，资方赶快求得解决，使得这些总罢工令未付诸实施。在不久以后的激烈的密尔乔基电车罢工中（这次罢工也因为地方总罢工的威胁而突然解决了），工会团结同盟的力量同样地也积极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英勇战斗中所产生出来的地方总罢工运动，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全国纺织工人工会把全体会员、全部精力和影响都投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举行的全国纺织工人大罢工（约有40万人参加）中。但是，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在这一时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罢工工作，是太平洋岸海员大罢工和旧金山总罢工。事实上，在这一斗争中，他们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总罢工举行的时候，我恰好在旧金山，虽然因病不能积极参加这一罢工。置身于这样一个光荣的斗争中，而自己又无能为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痛苦。
这里，我的篇幅只允许我简单地叙述一下这个有历史重要性的斗争。1932年当时大部分无组织的旧金山码头，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循着两个主要方向紧张的工作着：海员被组织到工会团结同盟的海运工人产业工会里面；码头工人则被组织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里面。遵循着这一政策，在933年，就在太平洋岸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海运工人产业工会组织。工会团结同盟的力量又和其他英勇的工人一起，在满屋组织的旧金山码头工人中间组织了一个大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地方工会。码头工人的领袖是布利治，地方海运工人产业工会的负责人是杰克逊；两个人都是左翼的战斗分子。共产党加利福尼亚区的书记是达希。
1934年初，码头工人中间开始了一个罢工运动。旧金山地方工会率先把薄弱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海岸各地方工会纠合起来，向雇主提出要求。雇主们，在腐败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上层领袖帮助之下，试用惯常的轨迹、拖延、调停、仲裁，以图打破正在迅速展开的战斗性运动。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各地方工会不理会这些诡计，在5月9日宣布举行罢工，在两天之内，使整个太平洋岸陷于瘫痪。布利治被选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罢工委员会的主席，当地的共产党机关报《西方工人》被批准为正式的罢工刊物。
实行自由雇佣制的雇主们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来打败码头工人，工人所提要求的中心是组织工会的权利。这激起了一般海员们的战斗精神。工会团结同盟的工会海运工人产业工会，迅速号召它的海员们来支援12000名罢工的码头工人，并使每一艘进入旧金山的船只停驶。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其它海员工会也追随其后，很快地，太平洋岸的整个航运业就陷于瘫痪了。现在已有十个工会，三万工人举行罢工了。罢工的各工会缔订了一个团结公约，并组织了五十人组成的联合罢工委员会，以布利治为主席。
现在，雇主们的确为罢工的蔓延所震惊了。他们加倍努力，以打破工人们的团结一致。数百名罢工破坏者被动员起来；州长麦瑞姆把很多军队调到海湾区；一群劳工部的“调解人”跑来大灌其“调停”的迷汤；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全国负责人里安、麦格拉第和其他工会官僚，无耻地和雇主们一起，谋划破坏罢工的阴谋，而这些阴谋都被工人们逐一地打破了。一再失败的里安不得不离开旧金山，辱骂罢工是共产党搞的鬼。
由于这个激烈的斗争进行了几个星期，太平洋岸的一般的有组织工人都深深激动了。工会工作者们可以看到，如果海运工人们失败，那将使自由雇佣制取得一个危险的胜利，其它的工会就都不安全了。同时，共产党经由其报纸号召沿海各城市的所有工人举行总罢工，以迫使获得解决。这个号召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工人们因破坏罢工的暴力手段而感到愤怒，总罢工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迅速地生长着，虽然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疯狂地力图扑灭这种情绪。在这个运动期间，波特兰举行了一次总罢工表决，在西雅图、塔科玛和其他沿海城市中，强有力的总罢工鼓动在迅速地展开。然而，在旧金山工人们着手行动，举行了自从1919年具有历史意义的西雅图罢工以来的第一次总罢工。
旧金山的总罢工实际上是在强大的卡车司机工会（有四千会员）以1220票对217票击败了它的反动负责人，并于7月12日举行罢工以声援罢工的海运工人时开始的。这一个光荣的行动力即使劳工运动沸腾起来了。不顾反动领导人的反对，拥有115个工会和65000会员的旧金山劳工委员会表决通过于7月16日举行罢工，拥有4万人的奥克兰中央劳工委员会表决通过于7月17日举行罢工。至7月18日，已有15万工人在旧金山湾地区举行罢工。整个区域都瘫痪了。这是显示劳工团结意志和力量的一个辉煌例子。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场阶级反动派如何狂叫吧，赫斯特系的报纸把这一罢工叫做叛乱，并且说，旧金山已在共产党控制之下。业主们的协会要求利用暴徒来进行恐怖活动。恰好行经该市的“全国复兴局”负责人琼逊将军辱骂共产党人是必须退出该区的“小丑”。“自由主义”的劳工部长柏金斯在回答州长麦瑞姆的来电时宣布，劳工部将与之合作，把一切外国的“鼓动者”们驱逐出境。当然，格林是不会不参加这个反动大合唱的，他说：“美国劳工联合会从没有下命令罢工，也没有授权举行罢工。”同时，州政府把大批军警调来该区，雇主们也组织了流氓和暴徒。据估计，在旧金山湾区域，至少有3万军警和武装警佐。
当地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樊德勒尔、基德威尔等人知道自己无力制止这个罢工运动，就出头来领导这个运动，以便从内部来毁掉它。由于它们的官方地位，以及由于在旧金山的多数工会中左派力量薄弱，他们取得了对总罢工委员会的控制权，并使“可靠”的代表们布满了这个委员会。接着，他们就着手以多种方式来破坏罢工。他们拒绝下令让报纸、电力厂和其他公共事业机关的工人们举行罢工；在罢工的第二天，他们就叫市场大街的汽车夫回去工作；他们不分皂白地滥发贩卖许可证；他们允许许多餐馆继续营业；他们拒绝组织工人自卫队来警卫该市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罢工。
为了便利于这些人们的破坏罢工的叛卖活动，美国总统游船公司的码头管理局加倍努力用各种各样的所谓调解办法来瓦解罢工者；该市的警察和暴徒则在市长罗锡的命令之下，对共产党、海员工人产业工会、退休工人同盟、工人学校和许多其他激进组织的办公地点实行了一连串的突然袭击，捣毁房屋，并逮捕了成百的工人。这种恐怖手段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加利福尼亚中部。受害人是强有力的工会团结同盟的罐头业和农业工人工会的领袖戴克、张柏斯等人。他们在萨克拉孟托被捕，现仍在圣昆田和其他监狱里服长期徒刑，罪名是所谓违反州《犯罪的工团主义法》。
工人领袖、资产阶级报纸、政府官员、警察等人对罢工进行的这些攻击都是干得很迅速的，在罢工开始后的48小时以内就全部干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动使工人群众陷于混乱，虽然罢工当时还在蔓延。反动的地方工人领袖们在7月19日（罢工的第4天）和政府及雇主协同动作，匆忙地举行了一次表决，在把海运工人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基础上复工。但是，这一点他们做起来并不是没有困难的，纵使他们在一手挑选的总罢工委员会中，票数还是191票主张复工，174票主张继续罢工。除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外，所有都复工了。这样，摧毁了这一伟大斗争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机构又在它的悠久的但臭声四溢的记录上加上一个破坏罢工事件，
三万名海运工人继续他们的全海岸罢工，直到7月31日才同意仲裁。凭借着他们的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的力量，他们设法取得了一个有利的决定。后来，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重新选举了它的战斗性的领袖布利治；各个海员工会积聚力量，合并成为海运工人联合会，并争取到美国一切海岸上的最好的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
在这一伟大的罢工中，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方面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包括：有时在揭露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的叛卖行为上有些犹豫，没有能够把斗争扩展到大西洋岸和墨西哥湾海岸，左翼工人力量在夺取总罢工委员会的控制权上面进行的活动不够等等。但是，基本上，这是一场光辉的、胜利的斗争，并使共产党和英勇领导这个斗争的其他果敢的战士们博得完全应得的敬仰。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机构：群众的障碍物
1931年——1935年的罢工中，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高级领袖们，对于有觉悟的工人组织和斗争，显然是一个障碍。他们的始终反对必要的罢工，他们在组织工作上的无所作为，以及阻碍渴望组织起来的群众参加工会的愚蠢的行会政策，在在都证明了这一点。让我们简略地谈一谈这三点中的每一点。
首先，谈一谈美国美劳工联合会的罢工政策。当罗斯福就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一个罢工浪潮正开始发动起来。新政府立刻对这个正在发展的斗争宣战了，特别是因为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在这一斗争中起着如此显著的作用。罗斯福威胁说，“正如在1917年一样，必须把不服驾驭的劣马关在马厩中。”琼逊将军对罢工大吼大叫。8月23日，组织了美国劳工局来绞杀正在迅速展开的罢工运动。所有这些反罢工政策都博得格林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机构的竭诚拥护。他们说，工人们可以放心地依靠“仁慈”的罗斯福政府。
格林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其他高级领袖们不仅鼓动去反对当时的许多战斗性的罢工，并且在他们有机会时，采取明确的反对罢工的行动。我们刚才已看到他们在伟大的旧金山总罢工中间所干的破坏罢工的活动。另一个发生重大不良后果的干涉例子，是1933年的汽车业罢工。当时，正在进行一个辉煌的罢工运动。显然，工人们的利益要求使汽车业的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停工。这样一种力量的显示会扫清浑浊的空气，并对那些汽车大王们发生有益的影响。它不会胜利。但是，美国劳动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把整个运动交给罗斯福的汽车管理局，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害处极大：汽车工人的要求被否决了，工会被削弱了，公司工会更为加强了。
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新政时期破坏罢工的最坏的是还是在钢铁工业里。钢铁工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属于工会团结同盟的战斗性工会钢、金属工人产业工会的影响之下，他们在1933年开展了一个强有力的罢工运动，正式领导这个运动的是钢铁锡工人协会。鼓动的结果，1933年9月在威尔顿有13000人举行罢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匆忙下令结束这个罢工，把整个事件交给政府，工人们的要求很快就绝望地陷入泥沼，并且失败了。尽管被打败了，在钢铁锡工人协会的下层“十人委员会和钢、金属工人产业工会的鼓舞之下，钢铁工人的运动仍然继续进行下去，终于有十万会员参加了钢铁锡工人协会，并且在整个汽车业中，大批群众都准备罢工了。形势是极好的。工人们情绪昂扬，钢铁公司的资方则处于守势。全国性的罢工是十分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得到胜利。这是钢铁工人们的空前好的机会：使整个汽车业停工，争得他们的经济要求，并建立他们的工会。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执委会一概不要这些。它的负责人们，在钢铁锡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和微弱的“十人委员会”的协助之下，完全毁掉了整个运动，把争端提交罗斯福设立起来的钢管理局，而这件事就和通常一样，慢慢地被压下去了。这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就罪恶地抛弃了另一个组织钢铁工业的机会。
现在，来谈谈第二点，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组织工作上的无所作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脑部从来没有组织过一个产业部门，虽然它曾经发动过几十次纸上谈兵的“组织运动”。两个明显的例外，1917——1919年的屠宰业和钢铁业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是由进步的地方力量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漠不关心和公然破坏的情形下进行的。因此，在1933——1935年的情况下，美国劳工联合会再次表现出同样的无能和不愿组织群众，这并不是出人意外的。不错，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这一时期中得到了一百万新会员，然而，这是由于地方上的战斗分子和别的工会，例如：矿业、缝纫业和纺织工人工会（虽然后者在徒劳无益地解决他们的总罢工时丧失了他们的多数成就）的工作。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本身，它就没有开展过任何认真的组织运动。
1933——1935年时期，对于一切产业部门中的组织工作都是特别有利的。群众非常具有战斗性；雇主们（因为深深的危机和失业大军而威望扫地）陷于混乱并处于守势，和政府方面则至少不得不温和地肯定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因为这是使它的资本主义的新政投合群众胃口的一个必要措施。如果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在这些条件所构成的非常有利的环境之下，进行有力的组织运动，原是很容易把几百万工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重复了战时的经验：一个组织工会的绝佳机会被无意地消耗掉了就因为他们这种反工人自己的行动格林及其一伙得到一万五千美元的额外加薪，并神气十足地周游全国，以“工人政治家”的姿态出现。
第三段好关于美国劳动联合会领袖们在组织群众方面所施的行会障碍。除了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干部以外，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组织上的行会制度已经陈旧过时，工业的专门化、机械化、合理化和托辣斯化已经使得产业工会制度成为必须的了。成千的蒙受失败的罢工和无效的组织运动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基本教训。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的19世纪的行会制度，虽然这种制度对于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且，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工人阶级的灾难性的负担。作者执笔时，他们正表示宁愿分裂美国劳工联合会，开除了属于“产业组织委员会”的十几个工会，却不愿对产业工会制度做任何让步。
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古老的行会制度，对于在1933——1935年时期组织工人是一个真正的障碍（而且永远如此）。把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中的工人们分成十到二十五个行会，并且需要缴纳昂贵的会费和其他费用，这是犯罪的愚蠢。然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方针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更糟的是，当工人们组织成为单一的工会时，美国劳工联合会就着手把他们分成行会，结果根本失去了大批工人。
在1933——1935年期间，涌现了许多独立工会，特别是在托辣斯化的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部门中。除了独立的铁路工人兄弟会和联合成衣工人工会的40万会员以及革命的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中的125000名会员不计以外，这一时期的新的独立工会总共有约25万会员。整个独立工会运动的存在，就标志着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所采取的反动政策。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些麻痹性的政策也应该对群众中间赞成公司工会情绪的发展负责。许多对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朽的行会制度没有信心的工人，不得不倾向于公司工会制度，以图改善他们的境遇。钢铁工业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倾向。钢铁业的工人们被钢铁锡工人协会的极端反动的铁格领导集团一再出卖，开展了一个利用公司工会作为他们的工人组织了强有力的运动。钢铁锡工人协会落得受人鄙视，半死不活，直到“产业组织委员会”的力量掌握了它。
工会团结同盟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
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始终是争取工会统一的最前线的战士，不仅是在让所有的工人参加一个工会中心的形式的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尤其是在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熟练地与不熟练的工人、在职者与失业者、本国出生者与外国出生者、白种与黑人、成年工与青工、男工与女工之间的思想的组织的团结一致的更深刻的政治意义上，也是如此。他们坚决的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为雇主所授意的、使这些团体互相对立的政策。在追求他们的最后目的（使成百万人的工人阶级在基本上达到思想上的与组织上的统一）上，共产党与工会团结同盟在使政策做必要的改变方面始终是灵活的。新政时期群众纷纷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统一的当前的道路就表现为让大批的工人参加旧的工会，给这些工会新的血液。因为这种情形，工会团结同盟就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方针，而且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起来，取消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但这完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1933——1935年期间，工会团结同盟内部，同时发展了一个求统一的两重过程；一种是比较次要的趋向，主张建立独立工会联合会，一种是主要的趋向，主张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那我们首先来谈一谈那个次要的趋向——建立一个独立工会联合会的趋向。
正如我已经说明过的，在新政时期的危机和群众运动的头几年中，除了那些与工会团结同盟合并的工会以外，独立的工会也大量地生长了。这些工会中最重要的有美国进步矿工工会（在伊利诺斯州）、机械工人教育协会（汽车工会）、无烟煤矿工工会以及联合制鞋与皮革工人工会。此外，在五金业、造船业、纺织业、无线电业、飞机工业、食品业、运输业以及许多其他产业部门中，还有几十个类似的组织。这个独立工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公教人员（包括教员、工程师、邮政工作者、报纸作者等等）中间组成了许多新的工会。加上工会团结同盟，这些独立工会共有会员约四十万人。其中多数是以产业工会原则为基础的。许多工会都有阶级斗争的纲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革命工作者在他们的组织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由于这些新的独立工会，虽然在外表上很激进，但仍不够革命化而不能与工会团结同盟合并，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会政策阻碍了这些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这些工会有完全垮台的严重危险，而且其中有许多的确垮台了。因此，工会团结同盟在1934年春天发出了争取建立独立工会联合会的口号。这个独立的联合会应该按照产业的原则组成，并且以一个广泛的阶级斗争纲领为基础。工会团结同盟将在全国范围内与这个新的联合会合并，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奉行与各产业部门中其他独立工会合并的政策，这个新的全国性中心将对美国劳动联合会采取联合阵线的合作政策，而不是采取在细小方面闹分裂的政策。“……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对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将不是一个反对的关系，而是一个试图与它的工作人员团结起来以进行共同斗争，反对资本家及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助手的进攻的一种关系。”
但是，统一的真正道路不在于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尽管工人的反动分子给予他们以各种障碍，群众仍然的确冲进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各个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乃是传统的工人运动组织，这些工会获得了雇主和政府的承认，并且提供当前即可得到结果的前途。工人们还感到了在美国反动派和世界反动派的越来越凶的攻势面前，有团结起来的迫切需要。因此，工会团结同盟没有力促人们接受独立联合会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转到已在工会团结同盟内部迅速发展的决定性的进程——在几个产业部门中让它的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各组织合并的趋向。在新政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大批工人群众的涌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大大的改变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工会的性质。工会团结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935年3月11日在工人日报上刊载的决议说：
“这些新工人群众的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他们不顾它的官僚机构的反对而抱有的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使得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些群众工会在性质上更具有战斗性了。这就创造了达成工会运动的统一和击败雇主的攻势的可能性；创造了动员和领导工人及其工会来保卫工人的利益及贯彻阶级斗争政策的可能性。
工联合会内部情况改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在一部分最高级工会领导机构中的进步精神的发展。在证明这一点的许多迹象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产业组织委员会的成立（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主席路易斯为首）。这个委员会是由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会员或占美国劳工联合会全体会员人数的40%的十二个全国性工会组成的。这些领袖虽然不公然支持类似成立农工党这样的起码步骤，却看清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抬头，看清了除非把无组织的千百万工人组织起来，否则就连保持他们自己的工会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了解到，只有在产业工会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简言之，1933——1935年间，一百万工人参加了美国劳工联合会，至少部分地消除了许多曾经是工会团结同盟的独立工会政策的基本成因的显着弊害。这些新的战斗性的群众已经大体上粉碎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造成大害的不罢工政策；他们削弱了这些领袖们的专制管制并减少了动辄开除会籍的恶弊；他们至少确立了一点工会民主，甚至向领导机构吹了一阵进步的风。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革命工人都应该到美国劳务工联合会里去领导这些正在觉醒起来的群众。在斗争的初期，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限制，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曾经以它们的独立身份起了积极的、革命的作用。但是，现在由于这些条件基本上已发生了变化，这种独立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必需的了。正是由于了解到这一事实，工会团结同盟才着手把它的各工会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
从一开始，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就一贯在它们的产业部门中，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工会还表现一些生命或活动的任何地方，执行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工会缔成联合阵线的政策。这一政策由提出联合要求、组织联合纠察线和联合罢工委员会等等建议的发展（这些建议时常付诸实施），而表现出来。因此，正是按照这一起码的统一纲领，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参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工会的力量经过群众的压力当后者在新政下认真地组织和举行罢工的时候，真正地联合起来。
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的过程是以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矿业和钢铁业中，全国矿工工会和钢、金属工人产业工会的会员们如何解散他们自己的组织而以个人身份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情形。在海上运输业、汽车业极少数其它产业部门中，也发展了同样的过程。然而，在缝纫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五金业、食品业、制鞋业、木材业、农业等产业部门中，正式合并运动是在地方的规模上或全面规模上实施的。
工会团结同盟这个争取工会统一的运动，是在1933年中期在矿工中开始的，并在整个1934年都继续进行。在1934年9月，工会团队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致函行将召开的美国劳动联合会第五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在阶级斗争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这些建议是与赤色工会国际的世界工会统一政策一致的，后一政策曾使法国两个对立的劳工联合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合并，并使法国的工人运动达到统一。但是，工会团队同盟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贵族是否会响应这一建议，并无幻想，而着手进行从下层进行合并的政策。它的各个组织逐一地加入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此外，工会团结同盟运用它在其他独立工会中相当大的影响，促使它们采取类似的政策方针。这些工会有许多参加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其中包括混合食品与工人工会这个组织已成立了差不多十八年。目前的好共产党人正在敦促美国进步矿工工会、美国技师教育协会等组织，与在它们产业部门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会合并。
当然，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最高级领导结构，是不欢迎这一合并运动的。相反地，在赫斯特系报纸的大事捧场之下，格林寄给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所有地方工会和全国性工会一封信，要求开除共产党人；他还威胁要解散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毛皮工人会，如果这个工会和全国纺织工人产业工会的会员们实行合并的话。但格林这两个行动都失败了：他所发的通告几乎到处都被拒绝、搁置或丢入废纸篓中；尽管有他的恫吓，毛皮工人的合并还是完成了，哥尔德当选为纽约联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但是，格林的开除政策和分裂政策当然不是这样容易打败的。他和他的反动的密友们把每一个具有战斗性和进步的人叫做共产党员，并且，他们宁愿分裂工人运动来改掉这种人。钢铁锡工人协会的铁格领导机构把一半以上的钢铁工人会员逐出工会，经过诉讼，由法庭下令才恢复被开除的工会的会籍。国际海员工会的富禄塞斯——奥兰德反动集团不承认太平洋岸的战斗海员的组织，从而把曾经参加伟大的旧金山总罢工的几千名工人开除出工会。此外，当英勇的魏英斯托以压倒的多数票当选为纽约油漆匠区委员会的书记时，这个全国性工会的头子们曾经妄图不承认该委员会。
然而，到1934年年底，工会团结同盟该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各组织合并，已经进行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工会团结同盟是否作为一个全国性机构继续存在的问题自然就发生了。我就提议解散它。因此，工会团结同盟就在1935年3月16日到17日在纽约召集了一次代表大会，来考虑这个问题。全国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检讨了工会团结同盟所起的作用，史塔彻提出了政策建议案，这个议案被通过了。在概述工会团结同盟的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之后，政策建议案宣称：
“目前的政策，所属各工会将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因此作为所属各工会的中央组织而行使职权的工会团结同盟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其现行组织形式，因此应该让位给一个符合目前客观形势及工会团结同盟和个独立工会的任务的新形式。……”
大会为了把仍存在的各工会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同时解散工会团结同盟起见，便成立了工会统一委员会，以奈辛为书记。这一机构继续存在了四个月，直到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会团结同盟所属的工会还没有合并时，才正式解散。这样，继承旧日的北美共产主义同盟，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工会教育联盟的工会团结同盟就结束了工作，我充当这个左翼的、打入内部的运动的全国书记，凡二十三年。
共产党的现行工会政策
工会团结同盟宣告解散，共产党的工会力量差不多完全放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面以后，共产党工会政策的主要重点又成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使这个组织革命化。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把无组织的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是通过吸收行业工会，而且特别是通过在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部门中重建产业工会——没有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或者是未提议这样合并的工会。在这方面，共产党人支持路易斯的产业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当前纲领上却要前进得多，他们提议通过联合与合并的过程而在产业工会的基础上改组整个美国劳工联合会，还提倡发展阶级斗争的纲领，真正的工会民主、战斗性的领导、建立农工党，以及最后建立社会主义。
其它方面，共产党现行工会政策的政治内容和旧日的工会团结同盟基本相同。和以前在改良主义的工会中做工作的主要不同处在于工作方法。这种方法改变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现在不把在各工会中建立工会教育联盟和工会团结同盟式的左翼团体作为一般的政策——这种团体已经在有些产业部门（缝纫业，印刷业等）中成为既定的先例者则除外。除了自己的党的细胞以外，它主要的仅限于建立一般工会运动中所习惯的那种组织形式。
这一主要策略改变的基本原因是：在一定的情势之下，当工人正迅速的倾向激进时，在最广泛的联合阵线的基础上，发展和联系工会会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工会自身的通常的机构和惯例。因为，共产党要在工会中进行的教育工作，我们比以前更着重于选举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到执行机构中去，加强和鼓舞地方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建立参加中央劳工委员会和国际工会联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的左翼的进步的代表团；把工会正式吸收到各个工会之间的委员会中来，以促进各项工作，把无组织的群众组织起来，争取建立农工党、保护政治犯、争取黑人的权利、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等等。
因此，比在工会教育联盟和工会团结同盟时代更要使这些激进的政策成为工人运动主体的纲领，或者至少成为其最前进部分的纲领，而不是使他们仅仅成为一个特殊团体的纲领。共产党的工会纲领需要有更正式的性质。
在这一有利的情势下，以旧日的形式正式左翼集团的制度作为主要政策，就会妨碍和工会群众间联系的发展。因此就废除了这种制度。伴随着这种制度的废除，认为革命力量仅仅构成一个“反对派”或“少数派”运动的这一通常概念也就被打破了。因此，这个新政策较前更加培植一种在进行工会事务上的责任感，并加强了争取实际的群众领导权的要求。它也战斗性的工人和工会领导机构的进步派之间的联合阵线。总的来说，它使共产党人及其纲领有最大可能和工会运动发生血肉关系。
运用着这些方法健康的和正在生长的共产党正在有组织的群众当中迅速扩大其影响。共产党人正逐渐在工会运动中起着更大的领导作用，虽然规模还很小。他们的影响现在已是美国劳动联合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断定，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工人的更加激进——这个过程是迅速的和肯定的——共产党人将在必然会变得强大的工会组织中以及不久将来的战斗中，起着迅速扩大的领导作用。
工会团结同盟的成就和缺点
从上面对于工会团结同盟在其六年战斗性的生存期间所做罢工和其他活动的简短检讨中，可以明白看出，革命的工会开展了对于雇主的减低工资和让工人挨饿的攻势的一个相当有力的抵抗，在早期胡佛当政的困难的危机时代，当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加抵抗地听任工人的工资被削减并允许工人们被迫沦于赤贫的时候，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在共产党的英勇的支持下，高举着斗争的旗帜。他们组织和领导了无组织的工人进行斗争，这种组织和领导在为濒于饿殍的失业者获得一些救济上面，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他们的英勇的罢工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那些企图减低工资的人们，并且还有力地促成了不久即将在新政时期发生的工人大斗争。当1933至1934年期间巨大的罢工斗争展开时，工会团结同盟成为发展工人的组织和战斗性方面的一个真正的因素。
然而，工会团结同盟各工会没有能够建立在数量上巨大的组织。这大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黑名单，警察袭击，法庭禁令，放逐领导人等等。在许多情形下，组织工作的薄弱也是一个因素。工会的会员们是组织得松驰的，而且时有剧烈的变动，因此难以估计它们的数目。然而，他们的群众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具体局限。1934年中期，工会团结同盟在工会的组织方面达到最高点，差不多有125000会员，这还不把全国失业委员会书记班甲明在1933年suo报告的该会所有的十五万人计算在内。
在其工作初期，工会团结同盟造成了一些宗派主义的弱点，这损害了它的一般效率。第一个弱点是，在许多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倾向于在太前进的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其工会纲领，并且使其组织和共产党的关系过于密切。这当然会产生阻碍其组织发展的影响，因为这使得它难以和较为保守的工人发生联系，并缩小了工会团结同盟和左翼进步分子之间的联合阵线。这是离开了独立工会的原先计划的，后者要求纲领不要具有那样鲜明的革命性，而是带有一种广泛的联合阵线的性质。
工会团结同盟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个严重弱点乃是开始有一种向着双重工会制度发展的倾向——美国左翼的传统弱点。这个弱点的基础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令人惋惜的情况——美国劳工联合会在雇主的攻击面前表现的怠惰及其力量与影响的迅速衰落。这势必使工会团结同盟忽视在旧工会中的工作，而集中力量来搞新工会，以及在有些情况下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工作更合乎实际时，反而来建立新的工会。现在批评工会团结同盟这个弱点的左翼社会党人、缪斯特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洛夫斯顿分子，当时也积极地从事组织伊利诺斯州矿工的美国进步矿工工会和其他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外的独立工会。
在1929——1932年期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实际上是处于危急关头，并表现了许多瓦解的迹象。它正在充分受到反动领袖们长期错误领导的恶果。在战时，这些领袖们愚笨地丢弃了组织千百万工人的空前良机；随后在1919——1922年的雇主的战后大攻势中，他们又以阴谋诡计，从中破坏和退却的政策，使工人遭到从来未有的最大失败；他们接着又在柯立芝的“繁荣”年代中（在这个时期本是可以成功地把工人组织起来的），采取了可耻的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的阶级合作计划，而使整个工人运动失去活力和陷于瘫痪；最后，当危机降临到他们身上时，行会的领袖们又跑去接受胡佛的减低工资及使失业者挨饿的凶狠政策。总的结果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各工会完全陷于停滞，其会员人数从1929年的4078740人减少到1933年的2126796人，并且人们普遍地越来越相信，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确定地衰落下去。
当赤色工会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和工会团结同盟的克利夫兰大会规定了关于独立工会的政策时，它们提议：
一、在可以保证战斗性的政策和领导的条件下，新的工会可以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
二、应该继续并加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各工会内部的工作。
但是，在斗争的压力之下，鉴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和陷于崩溃的情况、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不罢工政策、它的薄弱的工会之慢慢濒于崩垮以及会员的沮丧和意志消沉，工会团结同盟有了离开它的组织政策中作为重要本质的原来正确的方针的偏差。它开始有些过分地强调独立工会制度了。另一方面，它放弃了使新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有条件地合并的政策，而倾向于发展工会团结同盟作为敌对的全国性工会中心，并确定地放松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规划内部的雇主，虽然工会团结同盟的每一个一般政策的声明都强调有进行这种活动的必要。
关于后一点：工会团结同盟这一时期在旧的工会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以前我曾讲到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失业保险委员会。除此之外，在铁路、缝纫业、矿业、建筑业、印刷业、五金和制鞋的行业工会在仅作了比较散漫的活动。其后果是，工会团结同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所属工会中的影响大大地削弱了。证明这一点的一个迹象是，传统上为左翼所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产业工会运动的领导权在路易斯开始进行争取产业工会运动的鼓动时，就自然而然地落到路易斯的手里了。
工会团结同盟忽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工作的另一个结果是，刺激了进步劳工行动会议的发展。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工会的下层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业余活动家组成——领导人是卜鲁克伍德劳动学院的缪斯特。它企图占据旧日的工会教育它们曾经一度在行业工会中占有的位置。但是，这个机会主义的组织失败了，最后并入托洛茨基分子的工人党。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新的情势之下，工会团结同盟奉行真正的统一方针，完全恢复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工作。
工会团结同盟的一生显示了它的独立工会运动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历史上是合理的。这是事实，尽管有着上面已经说过的、在某些情形下把这种政策歪曲为双重工会主义不正确倾向。工会团结同盟的阶级斗争纲领、产业工会运动、组织尚未被组织的工人、工会民主、失业保险、黑人平等、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等的纲领，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并符合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的。工会团结同盟所属工会和失业者的团体时胡佛时期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力量，并积极参加了1933——1935年的大罢工。可是，上述的宗派主义弱点相当大的削弱了工会团结同盟的潜在影响，在工会内部和在独立工会中的潜在因素。但是，正如我们所已谈到的，罗斯福新政中的罢工时期中工人斗争的尖锐化，很快就使工会团结同盟的政策彻底改变了。因此，它又一次着重在改良主义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我们从一切因素来考虑的话，那么，就可知道工会团结同盟代表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的一个必需的和正确的阶段。
[1]纽约时报，1933年5月22日。
[2]叛徒洛夫斯顿和托洛茨基派采取了同样的信赖“全国复兴法”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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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工会教育联盟（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三章工会教育联盟（续）
↘柯立芝繁荣时期
↘工业合理化
↘工会官僚集团的新方向
↘进步分子和社会党人拥护阶级合作
↘颓废与腐朽
↘工会教育联盟的斗争
↘工会教育联盟在采矿业中
↘工会教育联盟在纺织工业中
↘工会教育联盟在缝纫业中
↘独立工会运动的趋势
↘赤色工会国际假以援手
柯立芝繁荣时期
现在让我们稍为仔细检讨一下这一时期工会中广泛的阶级合作运动和反对工会教育联盟的斗争，因为工会教育联盟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阶级合作政策是相敌对的。
柯立芝的“好时光”，包括胡佛时期的几个月在内，由1923年年中直到1929年10月危机爆发，期间仅有短暂的简短。对于工会教育联盟来说，这是艰苦斗争和相对脱离群众的时期。这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工人阶级斗争意志最消沉、斗争次数最少的时期。工会领导人空前地感觉到繁荣幻想，开除异己，恐怖活动的影响。
工人斗争遭受这次大挫折，基本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美国帝国主义大大向上发展了。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在国际影响上都有了巨大的进展，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种种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美国的巨大工业发展，从而提高了它的政治力量这些因素包括：战时和战后二十亿美元贷款的资本输出，这大大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和输出；从遭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列强手上夺得了世界市场；大规模实行赶快制度或工业的“合理化”；大量的分期付款购买制度的发展；汽车及各种奢侈品工业的扩充；美国南部工业化等等。这些因素汇合起来，形成了美国雇主牟取巨利的乐园。美国雇主们成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妒羡的对象。
在这时期，政府是极为反动的政府。从以下事例不难看出这个政府的总精神，这些事例就是：军备和军事宣传大大增长，几次武装侵略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各国，利用道威斯和杨格计划有系统地奴役德国，极端仇视苏联，处死萨科和范塞蒂，继续监禁蒙尼和比林，南部地区肆行私刑，提朴多姆地方的大舞弊案，斯科普斯的进化论审判等等。[1]
工业合理化
这一疯狂谋取利润和反动的时期，在美国资本家的回忆中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这时期，雇主们的中心目标无非是极紧张地赶快工人的工作，让他们能吞食更多的利润。他们大事改善工业技术；为了勾引工人上他们的赶快制度的圈套起见，他们发明了一整套的巧妙的制度，如新式的奖金和计件工资计划，苦心筹划的“福利”制度，虚伪的养老金，雇工购股等等。[2]
所有这些都是凭借浩瀚的甘言蜜语的宣传去完成的，他们利用资本主义的每一种宣传工具去说服工人，要工人们相信工人的利益在于与雇主合作，增加生产，尽量减低成本。这种放毒的宣传，装扮成种种新奇之点。他们妄自断言，“大批生产而提高工资”这一魔术似的公式，不仅可以在眼前改善工人的生活标准，而且可以使工人脱离资本主义而得到最后解放。有整个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竟把赶快制度的宣传发展成为体系，我在当时称之为“资本家的效率社会主义”。[3]例如，卡佛尔主张工人有了高的工资就可以逐渐收买和控制工业，季勒特滔滔不绝地声言这是走向合作社的社会，柴斯刻意绘画合理化资本家企业所将实现的社会奇迹，佛斯特尔和克清思则发表“增强购买者财力”的谬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切都可爱，享福的日子已经在望了。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是用不着的了。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治好了内部的矛盾。不会再有工业危机，也不会有大批的失业了。福特代替了马克思。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对这种奇迹惊叹不置，颂扬美国的“新”资本主义，打算在自己国内也来仿效实行。
然而，这些年来工业合理化所创造的大量新财富，其实却是落在资本家的不知餍足的腰包里了。工人所得到的，微乎其微。从1923到1929年的工业产量，平均每个工人增加了不下29%，[4]利润也增加了一倍或二倍，但据可靠的材料，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不到4.5%。[5]而且工资的这种增加大都增加给有组织的技术工人，尤其是靠加班，经常有工作等等原因增加的。这些个工人的生活标准是有相当的提高。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所称为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化”的现象是普遍的。至于非技术工人群众，虽然物质上不见得比过去好些，由于当时流行的强烈的合理化宣传的毒害，思想上也是相当资产阶级化。这个时期，是劳动群众中间资本主义繁荣的幻想最为广泛的时期。
工会官僚集团的新方向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集团立即自行参加资产阶级的整个赶快和工作合理化计划，事实上，他们把工会变为资本家生产计划的工具。他们宣传为减低成本而努力生产，他们牺牲了艰苦赢得的工会权利，他们推销合理化的吹嘘者所制造的种种幻想，而且，自己也在制造幻想。在他们看来减低生产成本成了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符箓和唯一的道路。
工会教育联盟把这整个发展称为“工会官僚集团和加强阶级合作的新方向”和“工会的化为资本家的御用工会”。这是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传统的阶级合作政策加以发展、理论化、加以改进以适应雇主们的最新的需要。工会被按照福特主义的原则而加以改组。我在前一章曾经指出，这一运动是在柯立芝繁荣时期刚开始的时候便以产生的，首先在铁路方面以所谓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的形式出现。这一计划是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分别求得解决而最后打破1922年铁路修车厂工人罢工的一种手段，这一计划的正式名称为“工业与经理部合作”计划，机械工人工会主席，琼斯顿曾说过以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为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公司服务的观念，可以和一些大供应公司在工程师为铁路公司服务的观念相比，这些供应公司是与这些铁路公司订立合同，例如说，负责供给超高热炉、火炉或润滑油的。”[6]
巴尔的摩计划大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所称赏，他们倾全力加以拥护。1923年的反动的波特兰大会批准这一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的原则确定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心政策。他们立即开始编造一套关于这一新制度将带来种种幸福的稀奇古怪的预测。史通、乌尔、佛莱、戈林等人的这种理论，不久就产生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臭名昭彰的“新工资政策”和“劳工高级战略”。
这些堂皇的名词，无非是把工会整个出卖给资本家的贪婪的剥削，为工会官僚换得向工人征收会费的权利这一黑暗勾当的骗人名称而已。工人们只要把工做得快而又快，那么由于某种法术，他们就会无须乎斗争，自然而然地得到更高的工资和安定的工作，而这种法术究竟是怎么回事，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却从未加以说明。工业危机和失业将成为过去的事情了。罢工已不再需要了，罢工充其量只是工人运动黑暗时代的残余。工会已不再需要执行其作为战斗组织的基本任务了。工会已被消灭。现在工人阶级繁荣的关键就是与雇主进行工业合作。这其实是胡佛的“家家户户锅里都有两只鸡”的理论穿上了工人的外衣罢了。随着柯立芝时期的进展，阶级合作运动也逐渐扩大和加深。[7]
在这种反动的加快工作计划的基础上，许多工会雇佣讲求效率的工程师，他们的领袖们则向工业的老板们请准他们帮助老板更残酷地剥削工人，借此换得老板们对工会的承认。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新主席格林，竟真的这样向老板们呼吁道：有了“新的工资政策”的工会比“过了时”的公司工会更为有利。其实，工会的奴隶性比之公司工会有过之无不及。有许多雇主尤其是铁路方面的，倾听了这种卑屈的请求便和他们订立了“合作合同”，但是，托辣斯化的工业大都满足于自己的效率工程师和无组织工人的制度，而不听这一套。不过，美国劳工联合会阶级合作运动的影响却不限于有组织的工人，而且也毒害了无组织的工人。塔格威尔在其《工业成长》一书中，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列为柯立芝时期工业效率大为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阶级合作的新工资政策所赖以成功的基本必要条件，就是无情镇压工会内部一切具有战斗性的反对派。凡是不愿接受赶快制度的工人，都被逼非接受不可。美国劳工联合会1923年波特兰大会既批准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同时又向共产党、工会教育联盟和它们的阶级斗争政策发动巨大攻势和发动开除他们的运动，并不是偶然的，从此之后，在整个柯立芝时期，开除异己，流氓压制，操纵选举，把持会议等等成了整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常规。工会民主降低到工人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工会领袖越来越紧密地与美国退伍军人团、商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他资本家的团体结成联盟。
进步分子和社会党人拥护阶级合作
进步分子立即投入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雇主们的新的阶级合作运动的行列中。事实上，他们成了这一运动的最巧妙和最热心的领导人，他们成了龚柏斯——格林官僚集团在这一方面的指导人。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的创议人正是进步分子琼斯顿和贝耶尔。琼斯顿、史通和希尔曼都是从事于腐败的和涣散人心的劳工银行运动的出色人物。我把这一运动称为“工会资本主义”，这运动是与整个阶级合作运动密切结合的。史通和希尔曼都是“劳工高级战略”的主要理论家，希尔曼曾在联合成衣工人工会的费城大会上这样说明他的理论：
“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行为其中有许多是无须使用罢工的武器去解决的。在我们的工业中，我们已经从野蛮时代进入与雇主文明交往的时代。”
社会党人同样热心拥护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拥护劳工银行运动和阶级合作运动。有许多社会党人把这些称颂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阿贝·卡翰狂妄地斥马克思主义为已经过时；社会党竟把入党申请书上所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地方都一律删去。他们加倍努力攻击苏联。在国际上，社会党人同样热衷于阶级合作的发展。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是整个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都在欢呼赞颂资本家的合理化运动和“新资本主义”。他们编造了许多诡谲的理论，说它可以发展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超帝国主义”，然后直接进化为社会主义。福特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救主。
美国社会党人所领导的工会，大都是缝纫业工会，实际上与普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成了一丘之貉，无所差别。他们以种种新的方式加紧实行阶级合作，他们大都成了流氓，实际上不知民主为何物，他们推行开除左派分子的运动，比其他美国任何工会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领导人物甚至于放弃了传统的社会党反对派的最后一点痕迹而变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关于这方面，且让与他们友好的见证人来证明一下吧：
“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党所主张的从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完全颠倒过来了。……相反地，他们意图取得把持工会的工人领袖们的信任和善意。社会党人与工会行政当局间的新的政治结合，就是他们在工人运动中不成其为反对派领袖的标志。”[8]
“社会党人放弃了战斗的、从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而去设法求得美国劳工联合会行政方面的信任。”[9]
颓废与腐朽
“新”资本主义当然仅只是“老”资本主义穿上了新的伪装，大事吹嘘的工业合理化运动医治不了，也并没有医治了资本主义制度巨大的内在矛盾，劳动者的迅速增长者的生产力与他们的迟滞不前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是工业危机一再出现的基本原因。相反地，合理化只是加深了这一致命的矛盾。在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大大促使整个制度更快走向1929年毁灭性的国际危机。只要稍为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就解释了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整个合理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自杀经济”的典型例子。
曾大事宣传的工人天堂从未实现。我们已经说到过，在柯立芝时期，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从他们所生产的大大增加了的财富中得到的东西很少，而他们的效率本身也驱使他们在后来落入失业与大批人挨饿的地狱。在柯立芝时期，工人所真正得到的东西，就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颓废涣散。为上层技术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所迷惑，他们的战斗精神大为沮丧。工人运动史上，罢工从未如此之少，工会的意志从未如此之消沉。
工会在繁荣时期没有得到发展，这还是自有工会以来的破天荒第一次。相反地，工会的会员其实是越来越少了。[10]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良好，本应该不难把大批的工人组织起来。但是，由于合理化运动以及相随而来的赶快制度、没有罢工、工会权利的取消、对民主的压制，流氓把持，开除英勇战斗工人和资本主义“繁荣”的宣传等，所有这些把工会的生命力摧残净尽了。
渗透了阶级合作精神的社会党，影响日衰，党员日减，到1927年，党员仅得7425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联合食品工人工会之类的独立工会，莫不充满了柯立芝繁荣的幻想而失却以前的战斗性，会员人数和影响都已大大减少了。
在美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柯立芝时期是最混乱最颓废的时期。阶级合作的毒素完全腐蚀了工人阶级的心脏。工人阶级麻痹瘫痪的这一景象，在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看来，自然是可以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满意。就美国而论，他们无须担心工业危机和罢工，更不用担心革命了。他们酣醉于权力与繁荣。他们的大敌，无产阶级，似乎已经绝望地限于无知无觉的地步，被它的官方领导人物把手和脚都捆绑起来了。但是，他们其实是生活中愚人自欺的天堂里的，以后几年的事实便说明了这一点。
工会教育联盟的斗争
在国际上，共产国际对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改良主义，对终于使德国社会党领袖投降法西斯主义的招致灾难的政策，进行了坚决的争斗。而在美国，识破资产阶级合理化运动的幻想与虚伪性而且与之进行斗争的唯一的工人组织，就是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它们指出企图用这种方法去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徒劳无功的，它们预先警告不可避免地会有工业崩溃；它们坚决反对阶级合作运动的任何方面，反对阶级合作运动的一切主张者，有卡佛尔和格林以至汤玛斯和缪斯特；它们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实行阶级斗争的政策。在柯立芝时期，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在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下，真正表现出它们的革命的本质。
但是，工会教育联盟不能完全避免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悲观与消沉的浪潮的影响。技术工人的资产阶级化，阶级合作宣传的毒害，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确定地削弱了工会教育联盟在支持其三大问题——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承认苏联——上的攻势，使它无从由宣传阶段进入具体行动和收获果实的阶段。工会教育联盟的工作，和它在1922年至1923年的大规模的广泛的运动比较起来，不能不是比较具有地方性和局部性了。
工会教育联盟在这一时期曾因为过分与共产党密切一致而使得相对脱离群众的现象更加严重。工会教育联盟实际上采用了党的整个纲领，在许多场合，联盟的小组完全都是共产党员。它的机关刊《劳工先驱》也并入了《工人月刊》，成为工会教育联盟与共产党共同的刊物。由于工人情绪消极，由于工会中一般的形势。这一宗派性的政策更使工会教育联盟由包罗各种政治主张的工人的、广大群众的反对派运动缩小为仅仅是革命的宣传组织。
尽管如此，工会教育联盟在柯立芝时期还是进行了一些广泛统一战线的斗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就是罗生与克查尔所领导进行的木匠工会的斗争。这一工会的领导集团是腐败而专横的，所执行的政策是通常那种加强阶级合作的政策，为了支持这一政策起见，他们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开除了许多有战斗性的会员，在有些场合，还是凭借警察的协助而开除了的。1925年工会选举时，工会教育联盟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即便是根据工会当局伪造的选举统计。当时公开的共产党人罗生（Rosen）得票9104张，而其对手霍奇逊（Hutcheson）的票数亦仅得77985张。
比这更有成效的是工会教育联盟在机械工会内的斗争，就是由奥佛加德所领导的。这个工会的首领琼斯顿是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的首创者。这一组织有的是阶级合作的新方式。基层会员对于工会情况的恶劣，极为不满。琼斯顿并打算开除奥佛加德，开除在托伦多、芝加哥等地的其他许多英勇战斗的会员，借此把不满情绪镇压下去。由于工会教育联盟进行斗争反对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反对开除等等，在国际机械工业联合会1924年底特律城大会上，左派得44票，工会当局方面得107票。1925年工会选举时，工会教育联盟与进步的安德生集团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工会领导方面的开除政策和阶级合作政策。根据正式的选举结果，很明显是统一战线的候选人获得了胜利的。但是，所谓“进步分子”的琼斯顿，按照工会官僚中一般流行的做法是不发表详细数目来自找麻烦的。他使用暗中作弊的办法，只是宣布了经他篡改的数字：琼斯顿18021票，安德生17076票。
在柯立芝时期，工会教育联盟并在一些国际工会、地方工会、中心工会中进行了许多其他的反对阶级合作的斗争。但主要的斗争是在采矿、纺织和缝纫业方面。在这三种工业中，具有着特别条件。第一、这些工业都因生产过剩而大大萧条，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工资低微、工会情况恶劣；这些工业预示着美国工业终必发生总危机。第二、这些工业的工人特别富于战斗的传统，因而很容易响应工会教育联盟的领导。
工会教育联盟在采矿业中
几乎整个颗粒脂时期，煤矿工业都是萧条的。这是世界煤业危机的一部分。其原因是：战时的生产过剩，竞争剧烈，开采的机械化，石油、水力发电和煤的其他代用品的利用等等。结果是：长期的大批失业。工资与工作条件逐渐恶化，甚至在1929年总危机之前几年便已经这样了。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路易斯的领导机关在这些年间是执行着典型的保守路线的，事实证明，这一机关并不能减轻这些恶劣的条件，这样一来，矿工的处境就更加恶劣。结果是矿工深为不满而很愿意倾听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
工会教育联盟在矿工中间自始就得到坚强的拥护。前面曾经谈过，它曾在伊利诺斯州打败过法灵顿破坏1922年全国大罢工的企图。。在反对开除堪萨斯州矿工的英勇的主席霍瓦的斗争中，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次斗争中，路易斯在会议上以866票对977票遭受失败。
1923年6月2日至3日，工会教育联盟的矿工们在匹兹堡开会，成立了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进步国际委员会。参加的代表25人，霍瓦亦在其内。迈尔斯科任书记。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纲领，主张：煤矿国有、成立劳工党、工会合并、组织无组织的工人、承认苏联、矿工与铁路工人联盟、6小时工作日，仅订立全国协议、反对双重工会主义、主张工会民主等等。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工会教育联盟如何防止了4万烟煤矿工的分裂，曾提出报告。路易斯对这次会议的答复却是把加入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作为应予开除的罪名，后来又有系统地开除了几百名富有战斗性的会员。
与路易斯机构的第一次大冲突，是在1924年工会选举时爆发的。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进步委员会，以匹兹堡的纲领为基础，提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矿工伏赛（伊利诺斯州人）为竞选主席的候选人，虽然他并不是出名的人物，可是大批的矿工群众却投票选举他。工会当局的最后统计，路易斯得136000票，沃伊奇得66000票。我们指斥他们舞弊。并肯定声明真正当选了的是伏赛。
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情形越来越恶劣，煤业危机加深了，矿主们在一切方面向工人加倍进攻，工会当局大肆开除富有战斗性的会员。当时，路易斯本人已是共和党的要人，他手下的组织者和各分区工会主席有许多是与矿主的团体和各种保守组织有关系的。工会渗透了盛行一时的、起破坏作用的劳资合作主张。结果是工会垮台，在许多地区完全崩溃。如在宾夕凡尼亚州中部、西佛吉尼亚、马利兰、依阿华、密苏里、堪萨斯、奥克拉荷马、阿拉巴马诸州和加拿大等等。1925年，资力雄厚的匹兹堡煤矿公司废弃了杰克逊维尔协议，自由雇佣非工会会员，向美国联合矿工工会挑战。
在这一严重的危机中，工会教育联盟提出了“挽救工会”的口号。他们要求在南方及其他未组织起来的地区，发动有力的组织工作，要求烟煤工人与无烟煤工人联合起来，在今后的决死斗争中一致行动。工会教育联盟与非共产党人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了全国挽救工会委员会，并在许多地方设立了分会。在这次行动中，我有5个月的时间来往各地进行组织工作。在后来的一次工会选举中，这一委员会提出了挽救工会统一战线的候选名单，为首的是第二区工会的前任主席勃罗菲。路易斯猛烈反对这一运动，办法就是更多的开除工人，更加镇压工会的民主。选举的结果是：路易斯得票173323，勃罗菲的票60661。我们对这数字提出抗议，指出有许多个区的票数都是纯然伪造的，肯定声明勃罗菲的票数被舞弊减少了10万张。（即减少勃罗菲得票数，补充路易斯的票数）。因此选举只是一场骗局。
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次一届大会举行于1926年底，当时的情景是很悲惨的。这时，杰克逊维尔协议即将满期，工会面临着决死的斗争，但却没有真正的准备。工会中对于路易斯的领导普遍不满。可是，工会教育联盟在这次大会上又不能有所作为。路易斯结实地控制了这次大会，主要是依靠有组织地区派来大批由工会职员担任的代表。左派进步分子也责难了这一点，指斥有几百名代表是从许多未组织地区“空头”地方工会派来的，这些地区的临时领导机关都是由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委员会所指定的。路易斯强硬地把持了这次大会，反对派的任何一件提案都通不过。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情形十分坏。而且有发生大灾祸之虞，是很明显的了。
1927年4月1日杰克逊维尔协议满期，一切有工会组织的地方烟煤矿山的工会都不得不罢工，其实亦即是矿主关矿。工人们英勇地进行斗争；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以全力参加了这一决死的斗争。我们组织了群众性的罢工纠察，成立了救济组织。由维根尼特领导。至于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官僚集团，这好像完全麻木和解体了似的。在华盛顿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上层领袖也是这样企图：还在做他们的依靠赶快制度和阶级合作，来求得繁荣的大梦，对于这次决定性斗争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意义茫然无知，仅仅为矿工们筹集了只足维持一个礼拜的罢工救济金。
有组织的左派进步联盟，曾做了许多工作去巩固矿工的队伍。罢工工人的斗争十分英勇，直到1928年4月1日，亦即罢工罢了一整年之后，仍然不顾极端的饥饿，所受的轻蔑和警察的恐怖，在所有重要的工会地区都屹然毫不动摇。在4月1日这一天，挽救工会运动在匹兹堡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125人，代表全国各地矿工约10万人。这次会议决定加强罢工斗争，办法为：严紧罢工纠察线，扩大斗争，首先扩大到重要的宾夕凡尼亚州西部和西佛地尼亚州的煤矿去，最后再扩大到无烟煤地区去。这样一来，纠察线恢复起来了，在菲叶特和西莫尔兰两县附近很快就有未参加工会组织的矿工在工会教育联盟领导下参加了罢工。
可是，在这个时候，罢工已经被打败了，我们是无从挽救的了。因为工会已在伊利诺斯州签订了单独的协议。罢工于是告正式结束，其他地区的矿工能找得到工作的也在陆续复工。这场伟大的斗争是失败了。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西部，西佛吉尼亚州北部和俄亥俄州所剩下的据点，这一下几乎被一扫而光了。烟煤煤矿大都实行了自由雇佣制。在这一次打击之下，矿工们完全丧失了费三十年之力才争取得来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会。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已不再是烟煤地区的真正的力量，这也是一般有组织劳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在这次损失惨重的罢工之后，左派在煤矿工业中的发展情形，等到下一章再说。
工会教育联盟在纺织工业中
纺织工业和煤矿工业一样，早在1929年危机之前，几年便一直因生产过剩而处于萧条状态。和煤矿业一样，它的恶劣情况也是全世界纺织业危机的一部分。失业、工资低微，过分赶快工作，这就是被压迫的贫困不堪的纺织工人的命运。一百万纺织工人中仅5%是有组织的，而这些工人又完全在北方。南方是完全无组织的。主要的工会为联合纺织工人工会，美国纺织工人联合会和丝织工人联合会，后二者是独立工会。所有这些工会的领导机关都是浸透了当时流行的赶快工作和阶级合作的主张，勤勤恳恳为雇主效力，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这三个工会都是死气沉沉，麻木不仁，仅对厂方有价值，因为可以帮助厂方步步驱使工人赶快生产。
纺织工人是有良好的战斗，传统的他们的情绪动荡不安。工会教育同盟自1922年以来就在其中进行工作。教育联盟的总纲领是反对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主义和公司工会运动。要求实行战斗的政策、忠诚的领导、工会合并、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教育联盟提议：在未合并之前，相互倾轧的工会应组成统一战线。他在工会中成立地方小组，在工厂里成立统一战线的工厂委员会，由各种工会和非工会工人的代表组织而成。工会教育联盟的纺织工业部举行了二次全国的若干次地方的代表会议。它进行了许多地方性的组织工作，随时揭露阶级合作的虚妄。
工会教育联盟在纺织工人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1926年纽泽西州巴塞克城的罢工。在1925年10月实行减低工资10%以后，工会教育联盟便随即以纺织工人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名义在巴塞克进行活动。这时，在巴塞克并无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和其他纺织工会的组织，所以纺织工人统一战线委员会便开始征募会员，成立工会。打算以后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很快就有了会员一千人。1926年1月25日，统一战线委员会向波坦尼工厂提出要求，要求该厂取消减低工资的规定，逾时工作工资加半。不得歧视工会会员。工厂方面竟开除统一战线委员会全体委员45人作为报复。波坦尼工厂的5000工人随即罢工，并将斗争扩大到其他工厂，很快就波及工人15280人。使巴塞克城的整个纺织工业全部停顿。
在这次罢工中，双方都顽强斗争。罢工历时11个月。厂方使用了警察、法庭、公民和平委员会和种种镇压罢工的办法和恐怖手段；而工人则报以英勇的团结和坚忍不拔。这次罢工的特点之一就是巨大的全国救济运动。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以全力进行了这一个运动。这次罢工的正式领导者是魏斯波，一位优秀的群众演说家，但却是一个平庸的战略家。真正领导了这次罢工的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几乎全是共产党人，他们积极参加各个高级的委员会，其中有这些战士们，如：韦英斯通、邓恩、富林、狄克、巴兰、维根尼特、澈连科、席思金等等。
贫困的纺织工人这次十分英勇和可歌可泣的罢工，博得了全国各地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深中阶级合作之毒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集团却对这次罢工抱着明显的敌意。参议员，州长、市长、律师、慈善家之流的各种人物都曾插手，试图解决这一场激烈的斗争。
厂主见恐怖手段和种种欺骗力量都无法打破这次罢工，于是在6个月之后，即于7月间决定采用另一种阴谋来打败工人，他们宣布：倘若工人撤销共产党人的领导，加入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则愿与工人谈判。撤调群众的领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条件，可是当时罢工正处于艰苦的情况中，因此为使共产主义的问题不至于妨害罢工的得到解决起见我们一面揭穿厂方的恫吓，一面将魏斯波调开，而且让工人参加联合纺织工人工会。我们深信有着上述那些真正领导着罢工的领导人，我们仍可以坚定地保持对工人的领导。我们这一个行动方针，后来受到赤色工会国际的严厉批评。
雇主们因为未能实现阴谋，于是声明对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不愿谈判。结果是罢工继续，斗争剧烈（斗争是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无所动作），直到12月13日，巨大的波坦尼工厂终于向工会投降，恢复了被削减的工资，答应不歧视工会会员，承认劳资纠纷委员会。其他工厂不久亦相继降服，历时几乎一年的罢工于是宣告结束。这次罢工虽是局部的胜利，总是艰苦赢得的，但在组织方面却没有产生很大的结果，工会由于长时间的斗争而削弱了。又为联合纺织工人工会保守派麦克马洪的领导机关所忽视，因此在这次罢工之后，不能接着进行有力的组织工作和反对黑名单的运动。
巴塞克的罢工是十分重要的。它像一座灯塔一样屹立在弥漫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阶级合作的迷雾中。这次罢工也是我国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罢工。它加强了全国纺织工人的反抗，推动了整个革命运动。不过，最为重要的或许是这次罢工在改变美国革命工会运动的政策上所发生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工会教育联盟在缝纫业中
在柯立芝“繁荣”的年份，缝纫业和煤矿纺织业一样遭受生产过剩和极剧烈的竞争，而处于困难和萧条的情况中。大批失业，越发成了长期的痼疾，营业的旺月越来越短促，正如其他工业一样，厂主们加加紧施行其合理化计划，用种种方法来加速工人的工作。
在这一工业的工会中担任高级领导的是社会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力求使他们的政策适合厂方赶快工作计划的要求。在缝纫业中，“工会与经理部合作”的阶级合作极为发展，超过美国其他任何工业。这些社会党人工会领袖们与资本家的技术人员携起手来，实行一整套的“最低生产标准”、计件工资制，减低工资等等措施。有些场合，他们使他们自己的效率专家，实际上掌管了赶快工作制的技术管理。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他们甚至于用他们劳工银行中的工人储蓄去资助破产的雇主，他们推行赶快工作制甚于其他任何工会；他们取消工会民主。运用开除、上黑名单及流氓手段等技术来压迫反对派至于极点。比任何人都更为厉害。
缝纫业工人是美国工业中最富于革命性的，他们大规模地起来反对这种错误领导所造成的工会情况和工作条件的恶化，他们接纳工人教育联盟把它的缝纫业部扩充为强大的统一战线运动。有一个时期，在它直接领导下的工人达十万人，在他影响下的工人比这更多，这种群众性的反抗，在各地都有发展，尤其是在这一工业的主要中心纽约。工会教育联盟的政策要点是：反对阶级合作，主张阶级斗争的政策；反对流氓手段和腐化，主张工会民主，主张所有的缝纫业工会实行合并，成立一个以车间代表制为基础的产业工会，主张成立劳工党，承认苏联，加入赤色工会国际，释放政治犯等等。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之外，工会教育联盟小组又为这一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会提出了具体的纲领。
激烈的斗争，很带有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的色彩。一方面是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拥护他们的是感到不满的广大工人群众；另一方面是社会党和工会官僚集团，支持他们的主要是技术工人，同时还得到厂主、美国劳工联合会，资产阶级报纸，塔曼尼大厅（民主党在纽约的机关——译者）政客们，甚至常常得到警察的支持。美国的任何工会从来没有过这种广泛而残酷的内部斗争。
斗争在国际毛皮工人工会和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达到了最尖锐的地步。在联合成衣工人工会中，情况和其他工会同样恶劣，因为这一工会的高级人员都是全国闻名的拥护阶级合作的人物。工会教育联盟进行了斗争，使这一联合工会实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方面，获得了某些成绩；但是，我们的运动并没有像在国际毛皮工人工会和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那样具有持久的群众性，这主要是因为领导薄弱的缘故。在帽业工人国际工会（ClothHat，CapandMillineryWorkersInternationalUnion）中，沙查尔和季贝尔等人所领导的左派也发展了强大的运动，对工会的生活有一定影响，但还不能够争取到这一组织及其重大罢工的控制权。使其脱离阶级合作的领导。
要详述工会教育联盟在缝纫业中长期复杂斗争的情形，当非本书的篇幅所容许。请读者参看哈第所著《成衣工人》（国际出版社，1935年出版）一书，可以知其大概。现在我只能略为谈到毛皮工人工会和女装成衣工人工会这两个工会中斗争最高潮的情形，在这两个工会里面，斗争是最精锐不过的了。
在国际毛皮工人工会，考夫曼官僚集团是反动而专制的，这一集团很快就仿效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方法来打破对赶快制度的反对，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开除战斗分子出工会，把他们列入工厂黑名单，以流氓手段统制工会。在工会会议上，表示异议的分子便遭毒殴痛打，工会教育联盟毛皮工人领袖哥尔德和葛罗斯便曾被刺重伤。工会教育联盟被斥为双重组织，联盟的盟员被宣布应予开除。虽然如此，群众的反对运动却在增长，因为工会当局的不当措施使得工人的情况每况愈下，1925年5月选举，斗争达于高潮。这时，工会教育联盟与索尔金——温尼克的“中间”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赢得了毛皮工人工会纽约联合会的控制权，这个委员会管辖整个国际工会的大部分。哥尔德成为这一新的地方领导机关的负责人。
1926年2月，纽约毛皮工人一万二千人在歌尔德的领导下进行罢工，中心要求为40小时工作周。接连17个星期的斗争，是纽约历史上最艰苦的一次，斗争工人不仅要与大批职业的工贼和流氓作战，而且要与国际工会中无耻地对罢工暗地进行破坏的右派领袖进行斗争。在历尽种种困难而终于胜利在望的时候，这些右派的领袖们却把格林请来，和他们一起背着地方领导机关，跟厂方私下签订了每周工作42小时的协议。他们接着又打算驱使工人复工。但是，工人们坚持不屈，否决了格林的解决办法，继续进行罢工数星期之久，终于赢得了40小时工作周。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是有效的罢工领导的辉煌榜样，这是对整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不罢工政策痛加斥责
右派社会劳工党领袖，尤其是格林本人，由于这些事件而名誉大损。他们尤其害怕这次回环大哥罢工会刺激整个缝纫业的不满群众。因此，他们对工会的左派领袖加倍地进行攻击，他们狂叫赤色革命，以滥用工会基金，罢工中使用暴力、贿赂警察、违犯工会章程等等罪名加之于哥尔德。然后，美国劳工联合会派出了由极端反动分子乌尔、麦格拉第、里安、苏里文及佛雷恩等人所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在社会党、厂主、报纸等等的协助之下，改组了纽约联合委员会，开除了它的委员，“解散”了它所管辖的四个地方工会，另成立新的工会。这一行动把大批毛皮工人赶出美国劳工联合会之外，这些工人依然在左派领导之下，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一直到七年之后才得到统一。关于毛皮工会单独存在的这一段时期，在以后几章还要谈到。
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中的斗争同样是艰苦和长期的。在这里也只能略述其梗概。在这个工会中，最出色的左派统一战线领袖是鲍罗卓维奇、海曼、齐默曼、朴特诺伊等人。这一工会受当时流行的“工会与经理部合作”方案、流氓手段、镇压民主等等的害处很深。害处特大的是开除异己的政策。工会教育联盟在所有的成衣中心都进行斗争反对这种情况，但斗争的焦点却在纽约，在这里，群众是乐于听从左翼的战斗分子领导的。
第一次大冲突发生于1925年。经过三年斗争之后，工会教育联盟在第二、第九、第二十二地方工会中建立了左派统一战线的领导——它是这一国际工会的骨干组织，人数约占纽约联合委员会的70%。因为这种情形，工会的主席，席格曼于6月11日荒谬地以共产党刊物《自由》的编辑奥尔金曾在该地方工会五一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为借口，将三个地方工会所正式选举的执行委员会的77名委员作为共产党员而横加开除，这等于一举开除了会员35000人。这件事在这一工业中激起了义愤的爆发。被开除的地方工会立即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着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经过十六个礼拜的斗争之后，席格曼不得不屈服，将被开除的地方工会和执行委员会恢复原状。
这是左派的一大胜利，它至少动员了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全体会员的75%，起来支持工会教育联盟的英勇战斗的盟员。左翼统一战线控制了纽约联合委员会，并选举海曼为干事。左派在芝加哥的联合委员会和许多中心地区的地方工会也赢得了相似的胜利。但是社会党“元老”席格曼的领导机关依然控制了该工会，1925年11月的费城大会，这是由于当时流行的“纸上地方工会”制度和非比例代表制的缘故。席格曼方面代表会员15852人，有代表146人，而反对派34762人，但却只有代表114人。由于会议的代表成分如此，席格曼便无情地压制了左派的提案。这激起了危机，反对派的代表在忿激之下实行集体退席，决定另行成立新工会。只是因为工会教育联盟，以邓恩为代表提出了保持工会团结的劝告，这些代表才重新出席的。其后虽赢得了若干让步，但席格曼的摧残一切的把持控制，却仍没有打破。
这次大会在工会中引起了许多的不满。1926年7月1日，纽约35000名外套工人开始罢工，这次罢工是左派的纽约联合委员会所领导的。在这一罢工中，右派领导人又是暗中破坏罢工斗争。这次也是那样，正当罢工工人由于长时间的斗争而精疲力竭的时候，席格曼就趁机突然于2月13日斥责这次罢工为非法，尽管他们自罢工开始以来曾经正常的表示赞同并批准这次罢工。他们自行与厂方谈判，把整个事件交付仲裁，并下令外套工人复工。这次和毛皮工人的罢工不同，左派不能动员疲惫的罢工工人起来打败这一阴谋，因此罢工失败，工人的条件被仲裁委员会大加删削。这是工人和工会教育联盟的一次大失败。
席格曼于是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的支持之下，开除了纽约联合委员会和纽约的几个大的地方工会，从而加强了他对工会教育联盟的攻势。在芝加哥和左派的其他据点也采取了这类行动。然后在厂方以黑名单胁迫工人的情况下，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领袖们，进行了一次把被开除的工人重新登记为新的地方工会会员的运动。正如处境相同的其他反动派一样，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领袖们表明了一点。即是他们宁愿把工会摧毁，也不愿让工会由左派来领导。
由于席格曼的分裂政策的结果，当时至少有35000工人被开除出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毛皮工人工会和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两者共计，被开除出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约有5万人。因此，这些被开除的工人便团结起来，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继续为恢复会籍和争取工会的统一而斗争，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缝纫业工会的民主化，反对缝纫业工人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而斗争。现在，暂且撇开这方面不谈，而整个地研究一下工会教育联盟革命工会运动的总路线。
独立工会运动的趋势
早自1912年以来，工会教育联盟及其前身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便已进行顽强的斗争反对双重工会运动。但是，现在柯立芝时期的后期——1926年至1929年——却有种种力量逐渐推动工会教育联盟走向局部的独立工会运动政策。在实行大批生产和托辣斯化，而美国劳工联合会又不能和不愿去组织工会的工业中，遭受深重的剥削而没有组织的广大工人群众中间，的确早就有了这种工会运动的潜在基础。不管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等等双重组织，由于具有极端革命的纲领，敌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和由于一般宗派的措施。从来没有能够在广大的无组织工人中间，在持久的群众基础上建立起任何独立的工会。柯立芝时期的年份，事变发展的总路线趋向于大大加强这种独立工会运动的潜在基础，并终于把成立新工会的问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问题提到革命运动的面前。趋向于产生这一结果的四种一般的力量如下：
（一）战后资方的巨大攻势中，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许多工业中的基础变得狭窄了，其中包括：它在制钢、木材和屠宰工业的工会因为罢工失败而被完全消灭了，1922年铁路工会遭受摧毁性的打击，损失会员数十万人，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在烟煤矿场上的最后崩溃，除此之外，在建筑业、海上运轮、印刷、缝纫、纺织、食品、制鞋等等其他各种工业的工会也已严重削弱了。由于我国工人史上最惨重的这些罢工失败的结果，美国劳工联合会数量上和战略上的地位都已大大削弱，无组织工人的百分数已大大增加。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丧失了广大的非技术工人群众，趋向于逐渐变为技术工人贵族的组织。
（二）美国劳工联合会采取了不罢工、“工会与经理部合作”、“劳工高级战略”的纲领。这一阶级合作政策把工会的作为战斗组织的基本任务取消了，使工会成为资本家赶快制度的附属品，因而窒息了工会的战斗精神，使工人运动遭受了祸害惨重的腐蚀。其结果就是：在柯立芝“繁荣”时期，工会不仅不能从战后大罢工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而是有如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第一次在力量和影响上都是不断地下降。美国劳工联合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力保卫其会员的利益，更无力去组织无组织工人。
（三）工会开除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革命工人，这一事实使这些组织丧失了最优秀的分子，而加速了他们的衰弱。由于这些开除的结果，工会教育联盟的英勇战斗的盟员们大部都在工会之外，很难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会的内部进行工作，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又在流氓所把持和民主被剥夺下。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坏。
（四）在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群众中间，有着一种新的、增长不已的战斗的趋向。1926年巴塞克纺织工人罢工，纽约毛皮工人和外套工人罢工。1927年，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全国罢工，波士顿制鞋工人罢工。新贝德福城纺织工人罢工和1929年加斯顿尼亚、伊利萨伯顿及南方许多城市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等等，所有这些斗争激烈而艰苦的罢工都是明证。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半死不活的工会当中那些奉行不罢工政策的腐化领袖，是不能鼓励、发展这一正在发展的罢工运动并把它领导到胜利的，相反的，他们往往直接暗中破坏罢工。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表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在实力和战斗能力上都已确定地下降。它们的会员大减，它们的沮丧斗志的阶级合作政策，它们的大批开除会员，无组织工人中有增无已的组织起来的要求，所有这一切共同准备了独立工会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在工会教育联盟活动的三大方面——煤矿、纺织、缝纫——成立新工会的基础是确定而且坚强的。
煤矿工业方面，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烟煤部已经垮台，英勇战斗的会员被大批开除，矿工们是有长期的组织经验的，对于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甚为不满，确定地准备成立新工会。在1927年的损失惨重的罢工之后，在加拿大、科罗拉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西佛吉尼亚（基尼地方）、伊利诺斯（美国进步煤矿工人工会——1932）、奥克拉荷马、白煤地区等等，一批批的产生了自发的地方性的双重组织，这事实反映了这种倾向，新的工会正在普遍产生出来，代替正在崩溃的美国联合矿工工会。
在纺织业方面，成立独立工会的趋势，经过略有不同，但总的方向却是一样。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和其他纺织工会，会员只有工人的5%，而这些工会又因为当时紧张的阶级合作的做法而麻木不仁，既不能也不愿适应这一工业中心怀不满的工人的要求，为他们的要求而进行斗争。有如我们在巴塞克的罢工中所见到的，结果就是尽管工会教育联盟抱着努力反对双重工会的态度，但还是不得不成立独立的工会来组织工人。
在缝纫业方面，趋向于独立工会的途径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却同样的明确。工会领导方面的反动方针，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几乎有5万名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被开除，所有这些使得这一工业中群众对新成立新的战斗性产业工会的要求有增无已。
但是，工会教育联盟的传统的反对双重工会运动的人们，却坚强反抗群众这种成立新工会的要求。例如在1928年4月1日匹兹堡挽救工会会议上——这次会议代表十万矿工——有一种强烈的成立新工会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却因为工会教育联盟和共产党的反对而失败了。上面提到过的煤矿工业方面的新工会都是社会党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所发起的。在巴塞克的纺织工业中，甚至在工会教育联盟已被迫成立了新工会之后，我们还反对这一工会独立存在，并要它去参加死气沉沉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凡是我们在无组织工人中成立了新工会的产业中，我们的确是一律实行这条路线。在缝纫业中，在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费城大会上劝止分裂，让被开除的工人采取争取恢复旧工会会籍的方针。这两件事都应由工会教育联盟负责。
在这些演变当中，工会教育联盟于1927年12月3日至4日在纽约举行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教育联盟的总部这时刚自芝加哥迁到纽约。出席会议的代表297人，其中107人来自缝纫业。这些代表总计代表30万人，约等于整个工会运动的10%。这次会议升职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许多工业中垮了台。知道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未能组织无组织的工人，它的不罢工和阶级合作的政策，以及它的一般的反动倾向所造成的危险。这次会议声明在厂主们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进攻面前，工会正在全面后退，同时宣称，工会的生存本身已岌岌可危。但是，这次会议却不了解这种情形已为独立工会运动安放了基础。正相反，工会教育联盟第三届会议的整个方向是向着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它集中一切力量于加强旧工会内部的斗争，以反对阶级合作，维护工会民主。主张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主张成立劳工党，主张失业保险，反对工会资本主义（劳工银行），反对种族歧视，主张世界工会统一等等。这次会议号召许多被开除的工人为恢复旧工会的会籍而斗争它他提出的中心口号为“挽救工会”。
赤色工会国际假以援手
在这个关头，赤色工会国际对美国的形式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1928年3月17日开幕的这些工会国际第四届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在美国发展成立新工会只需要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是工会教育联盟的代表团所完全统一的。这决议案说：
“工会教育联盟当前至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成为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领导机关，尤其要集中于煤矿、钢铁、石油、汽车、橡胶、纺织、化学、海运、运输和木材等工业……
于必要时，工会教育联盟可以为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而奋斗。但是这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保证阶级领导和战斗性的纲领。”
决议案固然把组织无组织工人作为工会教育联盟的中心任务，但也强调指出必须发展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工作，决议案说：
“同时，必须充分利用在现存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并在其中争取（对有组织工人的）领导权的可能性。”（见赤色工会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报告英文版第136页）
随同这一决议案，工会国际的总书记洛佐夫斯基于1928年3月15日在《共产国际》周刊上著文尖锐批评工会教育联盟的政策，称之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周围跳着四组舞”的小组之一。洛佐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基础越来越狭窄，独立工会运动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他宣称，工会教育联盟信赖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奉行工会合法主义和盲目崇拜反双重工会主义，因而忽视了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他特别强调，最近属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科罗拉多矿工的罢工和我们自己的巴塞克罢工表明有成立新工会的需要。他猛烈谴责我们在巴塞克把新成立的工会交给反动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的方针。从这一切，他得出结论说，工会教育联盟必须更加发展独立的领导作用；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而同时工会教育联盟应该大大地更多注意在没有旧工会和旧工会所不能活动的产业中真正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新的产业工会。
洛佐夫斯基的主要论点说得很中肯。在过去几年，工会教育联盟本应该更多注意在基本的、实行大批生产的工业中直接组织无组织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在许多场合，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所没有活动的地方成立（至少是暂时成立）独立的工会。工会教育联盟在原则上早已赞成在美国劳工联合会老朽无力或已停止活动，或者在独立工会具有群众性的地方，支持新工会的政策，这是确实的。工会教育联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支持联合成衣工人工会，联合食品工人工会、铁路兄弟会和农业中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而同时又号召这些工会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事实上，工会教育联盟对双重工会运动虽有其深固的、极为正确的对立关系，但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多少靠向后面一些而且无疑地忽视了无组织工人这一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本来是可以成立独立工会的。
第四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洛佐夫斯基的批评在美国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在1928年5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最后的结论。这次会议全体一致在基本上赞同洛佐夫斯基的总的建议，认为需要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进行活动的工业中成立独立工会，同时又尖锐地警告不要放弃在旧工会中的工作：
“各个工会总共还有会员约三百万人。我们不能听任反动的工会官僚去领导他们。我们必须继续扩大我们在这些组织内的工作，建立我们的党。把基层群众从反对派的控制下争取过来。我们党曾有过30年双重工会运动的一般的左的传统。在反动的美国工会中工作是极为困难的。假如稍为轻视这一工作，我们的同志们就会不可免地发生忽视这一工作或放弃旧工会的倾向。要防止这一点，唯有明确的声明，共产党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会中工作的必要性并规定这一工作的纲领。”（见《共产党人》1928年7月份）
这是适合时宜的警告；事实证明，如果在其后几年间，工会教育联盟和共产党明确地铭记这一点的话，它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11]但是我们5月决议中所不十分健全的，是它的这样的论调：对于独立工会运动的新的强调并没有基本上改变我们现行的对于新工会的政策，而只是一个重点问题而已。
[1]道威斯（DawesPlan）和杨格计划（YoungPlan）为关于德国战后赔款支付方案的计划；
萨科（NicolaSacco）和范塞蒂（BartolomeoVanzetti）为从意大利移民至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因一起抢劫案被捕，被以谋杀罪判死刑，1927年处刑。抗议者认为审判不公，认为两人被处死刑是因为其无政府主义立场而非确有罪行；
关于蒙尼和比林，参见第七章注释2；
提朴多姆舞弊案(TheTeapotDomeScandal)，被认为是水门事件前美国最大的政治丑闻，位于怀俄明州的TeapotDome油田为美国海军石油储备，内政部长法尔（AlbertB.Fall）受贿，在没有经过正式招标程序的情况下，于1922年将该油田的石油生产权出租给一家私营石油公司，另外，加利福尼亚的两座油田被出租给泛美石油公司；
斯科普斯（JohnScopes）于1925年违反田纳西州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法律，即巴特勒法案（ButlerAct）而被诉，败诉并被罚款100美元。——录入者
[2]在组成公司工会配合于这一总计划的时期内，它们也多少处于停滞状态中的。这些工会是在欧战时组织起来阻止工会运动的扩展的，在1919-1922年大失败之后，工会运动力量下降，这些公司工会也就停滞发展，到1933年工会运动的新高潮时期，，这种公司工会才又重新活动起来。
[3]见1928年3月《共产党人》。
[4]全国经济调查局。
[5]见道格拉斯著：《美国的实际工资》。
[6]《工人（共产）党与美国工会》第十一页施奈德所引用。
[7]工会教育联盟这一时期的种种出版物中，我所写作的《劳工骗子》一书及小册子《打破劳工银行》、《罢工战略》、《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华生——派克法》，以及作为小册子发表的工会教育联盟总纲的若干文件。这些出版物对于盛行一时的赶快制度和阶级合作运动有详细的论述。
[8]见沙波斯：《左翼工会运动》第三十七—三十九页。
[9]见施奈德：《工人（共产）党与美国国会》第二十一页。
[10]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报告，从1923到1929年，会员人数几乎停滞不变。但这个统计是虚而不实的，因为在这期间，许多工会会员大减，尤其是联合矿工工会，不过，这些工会依然按照原来人数报缴会费，以此保持它们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的表决权。
[11]这个问题，当时共产党内部有许多派别分歧。有些人尖锐地警告放弃在旧工会中工作的危险，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多年来主张从内部进行工作逻辑上所应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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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工会教育联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二章工会教育联盟
↘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
↘斗争的前景
↘工会教育联盟进入战斗
↘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承认苏联的行动
↘龚柏斯的官僚集团退居守势
↘进步分子的投降
↘我们与费兹巴特立克派分裂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攻
1921年秋，我们代表团自莫斯科返国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积极建立工会教育联盟的运动。我曾说过，这个联盟是在1920年1月间组成的，我们在芝加哥创办了《劳工先驱》，由白劳德任编辑，我们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小组。1922年8月26日至27日，工会教育联盟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到会的共有二十六个城市的四十五位代表，其中有加拿大代表四人。工会教育联盟小组的组织是松懈的，这些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数目，无从作任何精确的统计。
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
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主要表现在若干文件中，其中包括：
（一）首次原则声明（见1922年3月份的《劳工先驱》）；
（二）《美国工人运动的破产》（这是我所写的小册子）；
（三）工会教育联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案。
这里只能着重指出这个纲领的中心点。首次声明这样说明了工会教育联盟的总目标：
“工会教育联盟建议将工会由目前这种过了时的和死气沉沉的状态发展成为能够胜利地进行反资本斗争的强大的现代工人组织。为此目的，本联盟致力于彻底整顿和改造工会的理论、策略、机构和领导。本联盟不主张目前流行的关于劳资利益协调那种可耻的沮丧志气的谬论，而是宣传废除资本主义和建立工人共和国这种振奋斗志的目标，从而激发工人的想象，启发他们的理想。”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案，概述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如下：
（一）断然反对双重工会运动。
（二）摈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阶级合作政策，采取阶级斗争的原则。
（三）赞成将现存的工会合并起来成为产业工会。
（四）把未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
（五）主张失业保险。
（六）成立劳工党。
（七）实行工会车间代表制。
（八）美国工人运动加入赤色工会国际。
（九）衷心拥护俄国革命。
（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共和国。
为达成这些目的，工会教育联盟建议组织广泛的统一阵线：“工会教育联盟的实际工作理论，就是建立工会中一切革命与进步分子的左翼进步集团，以抵制反动官僚集团的独裁机构。（见《美国工人运动的破产》一书）”
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特别强调用工会合并的办法来发展产业工会运动。在我的《美国工人运动的破产》这本小册子中，论述了产业工会运动乃是工会成长和发展的正常的顶点的理论，其中有如下说明：
“当工人们感到需要有更加统一的行动时，他们就建立工会并扩大旧有的工会，然后和兄弟组织取得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各个产业和各个国家的工会都迟早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说这些工会将建筑在产业的而不是行业的基础上。要达到这一发展阶段，通常要经过或长或短的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三个阶段称为：（一）孤立阶段，（二）联合阶段，（三）合并阶段。”
在组织方面，工会教育联盟遵循着与以前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国际工会教育同盟采取相同的方针。工会教育联盟的盟员只包括工会的会员。没有会费，经费的筹募依靠发行报章、印刷品和在集会上进行募捐等等，还有每年缴一块钱的志愿维持费基金。地方产业的、一般的小组适合地方工会，工会的区委员会以及中心劳工委员会相并行的。各地方产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结成十四个全国产业部，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称、书记、报纸、基金、纲领等等。[1]表面上它们都是独立的团体，只有一个，即成衣业工会才被正式称为工会教育联盟的一个支部。一共有四个区域性的支部，即加拿大，东部各州，中部各州和太平洋海岸。工会教育联盟全国委员会正式的由各个全国产业部的书记组成；然而临时的则是由全国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一个小型委员会，一俟各产业部组成，它们的书记就参加到这小型委员会里面去。工会教育联盟不属于任何革命政党，但终于根据与其他工人组织相同的原则，参加了联合农工党。工会教育联盟是赤色工会国际正式的美国分会。
斗争的前景
工会教育联盟发现在战斗的革命的工人中，情况十分有利于它的工作。双重工会运动这一传统的难题，已被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的明确的议决案所最后解决了。现在，我们这一批素来主张打入保守工会里面去工作的人们，得到了各方面的同情。地下共产党（当时正在从事统一的时期）极力赞同工会教育联盟，并把建立这个组织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共产党的合法组织工人党也是那样，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左派也赞成工会教育联盟，而且加入了这个联盟。1919——1921年，共产党人分裂出来之后，社会党内部已很少左派分子，但是德布斯还是给《劳工先驱》写了文章，赞成工会教育联盟的总路线，无产者党（ProletarianParty）虽然多所犹豫，也总是对工会教育联盟表示赞同。在纽约，赤色工会国际的小的独立工会是支持工会教育联盟的。共产党分裂出去的一派，“劳动者联合会”也赞成工会教育联盟。唯有闹宗派的社会劳工党才继续保持其传统的双重工会主张。
这样一来，得到的支持似乎是不少了，但就其实，由于长期的双重工会活动，这些革命分子很少是工会的会员，在工会里的影响就小得多了。除了这些左派团体之外，工会教育联盟又发展了与农民劳工党的合作关系。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费兹巴特立克。这是我们在1917——1920年，屠宰业和钢铁业的运动中共同行动的结果。农民劳工党的全国书记，以前钢铁工人的组织者布朗成立工会教育联盟的盟员。农民劳工党的全国委员会和费兹巴特立克对于我们的运动都采取友好态度。
除了这种切实的支持之外，当时大规模的接连不断的罢工，也是工会教育联盟进行斗争的良好基础。那是1919——1921年雇主在战后发动实行自由雇佣制的巨大攻势的末期，雇主企图借此粉碎工会，取消工人在欧战期间取得的八小时工作制，比较高的工资，比较好的工作条件。雇主这种总攻势的一部分就是1919年——1920年横暴的司法部长巴尔墨向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他逮捕了共产党数千人，把两个共产党打入地下，一直到1922年底。[2]
这一时期的工业危机及政府极力使用法庭、警察、军队等等来对付工人，助长了雇主的攻势。但是，工人们英勇地予以还击。他们进行了工人史上最伟大、连续不断的罢工。罢工总人数在八百万以上，[3]几乎每一重要产业——钢铁、屠宰、煤、海运、采矿、纺织、成衣、建筑、木材、铁路、汽车、印刷等等——都已卷入其中，几乎每一个工会都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工人们的斗争是勇敢的，只是由于领导者无耻地破坏和出卖，几乎所有这些罢工都失败了。这些领导者仍抱着战时的“阶级和平”的梦想。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工会之间的行业区别，工会领导人总是在同一产业中这一工会罢工时，让别的工会继续作工，因而使得所有的工会同归失败。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独立工会的会员减少了一百万人，在若干产业，工会竟被消灭。这是美国工人运动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工会教育联盟进入战斗
1922年初，工会教育联盟没有来得及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便投身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了。虽然只是一个新成立的不为人所知的团体，但还是博得了战斗中的工人们的注意，并在自由雇佣制巨大攻势的末期，在若干伟大罢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斗争中，共产党给了工会教育联盟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工会教育联盟的第一个成功是1922年的煤矿大罢工。矿工们当时正在拼死作全国性的斗争以反对镇压工会，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矿工联合会伊利诺斯州的主席弗兰克·法灵顿（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毕巴第煤矿公司收买的走狗），却突如其然地企图签订单独的一州地合同以破坏罢工。工会教育联盟这时已在伊利诺斯州南部争取到了1919年七万矿工“非法”大罢工的领袖斯林格、柯比什莱、汤普逊等人的支持，和他们共同动员矿工举行了巨大的群众大会，打败了法灵顿的出卖行为。这件事无疑地挽救了全国总罢工，甚至还挽救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本身。
1922年春，芝加哥的建筑工人为了反对实行自由雇佣制的兰蒂斯合同而进行激烈的斗争，在这斗争中，工会教育联盟也起了伟大作用。在工人与雇主、政府和背叛工人的工会领袖进行斗争当中，工会教育联盟的战士克兰宾、约翰斯东、克查尔等人在坚定工人同志上是强有力的力量。工会教育联盟小组的迅速形成，在加强这一时期纽约若干次缝纫业大罢工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自由雇佣制大攻势，于1922年四十万铁路修车厂工人的全国总罢工当中达到最高峰。这次罢工，工会教育联盟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派出了几个演讲员，我是其中之一，到罢工工人中进行工作。[4]在奥马哈中心劳工委员会上工会教育联盟的斗士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号召一切工人全国总罢工，以击溃专门对付铁路工人罢工的陶福蒂联邦禁令，其他二百个劳工中心组织对这一决议，纷纷响应，以致龚柏斯也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总罢工的要求。在这次罢工中，工会教育联盟终于1922年2月9日在芝加哥召开了有四百名代表参加的规模很大的“全国合并会议”。对铁路工人的工作，很多都是经过明尼苏达州车间工匠立法委员会去进行的。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万格林。这个委员会后来成了工会教育联盟的全国铁路工会部。工会教育联盟又曾帮助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去保卫1922年8月密执安州勃里治曼地方举行共产党秘密会议时被捕的共产党员。联邦政府为了要麻痹共产党的增长不已的影响，曾突然袭击这次会议，逮捕与会代表三十二人，其后又另外检举了四十人。两天之后，又袭击在芝加哥举行的工会教育联盟第一次代表会议，逮捕代表十一人。在共产党会议上和在工会教育联盟会议上被捕的工会教育联盟的领袖有白劳德、邓恩、约翰斯东、克兰宾、艾隆堡和我自己。工会方面广泛声援这些被告。我第一个受审，陪审团是一个互相倾轧意见不一的陪审团。其次受审的是共产党书记鲁腾堡，他横遭诬陷并被判罪，罪名为触犯该州的“犯罪的工团主义者法”。但在上诉未决期间，他遽而逝世。这项案件迁延了十一年之久，直到1933年才最后撤销。
在上面说到的这个时期，工会教育联盟为了使工会加入赤色工会国际而进行了积极的活动。联合成衣工会决议加入为兄弟会员，丁布克所领导的加拿大工会教育联盟则争取到美国矿工联合会所属加拿大诺瓦科西亚省的矿工们直接加入赤色工会国际，这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团体绝无仅有的事情。工会教育联盟此外还进行了援救蒙尼与比林、萨柯与范塞蒂、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被捕下狱的会员和阶级战争中其他受难者的大规模的运动。
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承认苏联的行动
在这暴风雨的日子里，工会教育同盟曾在多次斗争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它的最迅速而最伟大的成功却是在争取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和争取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三大运动中取得的。它以全部力量在这三个问题上展开了全国规模的攻势。整个工人运动都为这一运动所震撼。工会的广大群众团结在工会教育联盟的口号周围。工会会员有半数以上都公开拥护这三个中心要求的全部或一项。短短几个月之内，工会教育联盟便使得这三个问题成为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兄弟会面前的主要问题。
工会教育联盟这些口号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证明群众中存在着激进化的浪潮。工人们认识到工会合并称为产业工会的运动，是走向真正团结与真正有力量的道路，是吧还没有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消灭同一产业中这批工人罢工那批工人作工的惨痛现象的道路。这一惨痛现象的破坏作用极大，这已为不久以前的铁路、建筑、印刷大罢工和其他罢工所证明，而且这种现象正是屠宰业工人和钢铁业工人罢工的显著特点。工人们认为劳工党是一个有效力的回答，一方面可以回答违反诺言的行为和政府镇压罢工的军队、法庭和警察；另一方面，可以回答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的有致命害处的政治上无党无派的政策。工人们广泛要求承认苏维埃俄罗斯，这表明他们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具有天生的无产阶级的休戚与共的心理。工人们把整个工会教育联盟看作是开辟一个更真诚、更有利、更有效的工人运动的道路。
支持工会教育联盟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其形式是左派和进步分子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和工会教育联盟是起推动作用的左派力量，而及部分子，主要是费兹巴特立克——诺克尔斯的农民劳工党集团，则以同情的态度进行合作。推动与坚持屠宰业和钢铁业的罢工运动的，实质上就是这一种结合的保持与发展。芝加哥是运动的中心，1922年3月19日，芝加哥劳工联合会通过了工会教育联盟所提出的一项议案，这推动了全国的工会合并运动。这一决议案在引述了各行业不团结的惨痛之后，作出如下的结论：
“我们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例会决议：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采取必要步骤，以实现有组织工人所必需的团结；第一个步骤就是召集各个工会举行会议，以便不知将各个产业的一切工会合并为单一的组织，每一个组织都将整个产业包括在内。”
由副主席纳尔逊领头的反动分子，曾反对这一议案，但为114对37票所击败。接着工会教育联盟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运动，口号是“不联合就只有灭亡”。在其后的十八个月中间，芝加哥决议案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这一团结运动，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要求联合的趋向。铁路职员工会、铁路养路工人工会、翻砂工会、屠宰工会、面包工人工会、铸字工会、酿酒工人工会、联合成衣工会、皮毛工人工会、混合食品工人工会、装订工会、晋书打磨工会、消防、工会、纺织工会、制鞋工会等十六个国际工会决定立即实行合并；女装成衣工人工会、铁路司炉工人工会和若干其他国际工会则决定成立联合会或实行局部的合并。十七个州的劳工联合会，其中包括这样重要的团体如宾夕凡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执安、威斯康辛、明尼苏达、俄勒冈、内布拉斯加、华盛顿、南达科他、犹他、科罗拉多等州的劳工联合会，也都通过实行合并的决议案。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中心劳工委员会和几千个地方工会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我们当时宣告有二百万人，即有组织工人的半数响应工会教育联盟号召工会合并的口号，这一估计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加拿大方面，据丁布克报告：“加拿大各地几乎每一种工会都通过了赞成工会合并的决议案，阿尔培塔劳工联合会和七个最大的劳工联合会也通过了这种决议，换句话说，估计占加拿大工会大会所属会员50%以上。
成立劳工党的运动也很有成效。1918——1920年间，成立劳工党的运动已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在明尼苏达、纽约和芝加哥，但是1920年选举的失利，使得新成立的农民劳工党瘫痪不灵。劳工党在费兹巴特立克与诺克尔斯所领导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控制之下，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当时工人党（共产党的合法形式）和工会教育联盟与费兹巴特立克取得了协议，开始着手推动成立劳工党的问题。结果掀起了比工会合并运动更要壮阔得多的高潮。许多国际工会、州的劳工联合会、中心劳工委员会和地方工会都赞成劳工党。在这一运动中，工会教育联盟将劳工党问题提请三万五千个地方工会进行全国性的表决，曾受到七千多个地方工会的赞成票。赞成成立劳工党的地方工会无疑地比这数目多得多，不过是没有通知我们罢了。劳工党运动发展的最高潮就是1923年7月3日的芝加哥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
争取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斗争，也是规模壮阔的。这个时候，正值苏俄伏尔加流域1921年饥荒。因此，苏俄之友会和工会救济俄国饥荒全国委员会便把承认的问题和募集救济金的事情结合起来。苏俄之友会是维根尼特所领导的，而工会救济俄国饥荒全国委员会的领导者则是曼雷、琼斯顿、希利等分子也参加，承认苏联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国际工会的支持，如教师、矿工、火车司炉工人、火车司机、机械工人、印刷工人工会等等，而且还得到许多州的劳工联合会、中心组织和地方工会的拥护。
龚柏斯的官僚集团退居守势
自然，不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方面作正面的冲突，工会教育联盟就不会在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和承认苏联的问题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反动分子们憎恨而又害怕这三个问题。他们懂得这一运动很快就会由宣传鼓动发展为决定性的行动，除非迅速把它扑灭。在他们看来，工会合并运动就是终归丧失掉成千上万的肥缺，就是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宣告终结；在他们看来，成立劳工党就是斩断他们与两个资产阶级政党间的腐败联盟；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就是他们的劲敌共产党人沉重地给了他们一拳。他们清楚地了解，我们运动的胜利将是他们反动统治从此告终和工会新的进步时期从此开始的标志。他们以前是尝试过工会教育联盟纲领和它的力量的真滋味的，那是在铁路养路工人工会底特律城大会上的事情，当时出席大会的一千五百名代表通过了工会教育联盟的整个当前纲领，接着把工会的二十一个高级人员撤换了十九个，他们的主席格勒勃也在被撤换之列，因为在1922年铁路罢工中，不顾工会决议参加罢工，而强使他们的工会复工，从而出卖了那次罢工的就是他。
自那时以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就猛烈地反对我们。他们在工会里面，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到处叫嚷，说工会教育联盟是双重工会，说赤色分子力图摧毁美国劳工联合会，说我们从莫斯科得到大笔款项来资助我们的工作。美国政府也协同制造后一种捏造的罪名。[5]但是，这些荒唐的诽谤，大都为工人所不齿。工会教育联盟的进展继续不衰。工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宣告赞成它的三大口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已经因为他们在战后雇主发动的巨大攻势中实行破坏罢工的诡谋而丧失声誉，工人们正在把局势掌握在自己手里。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被迫退处守势，并开始表现出众叛亲离的迹象。例如，1922年在十分重要的俄亥俄州劳工联合会上，曼雷是毫无准备地去参加会议的，但是，尽管该联合会的上层人员多方阻挠，却仍是几乎全体一致地赞成我们主张工会合并的提案，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的地位已经削弱了。在芝加哥，我们在工会合并问题是赢得了第一次胜利之后，反动分子曾在报纸上大事宣传，说他们将全体出动参加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下届会议，并否决我们的提案。但是，结果适得其反，他们失败得更惨，以103对14票被击败。
龚柏斯这老奸巨猾的人对于所有这些情形深为苦恼，因为他深知其中的重要意义。于是，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第二次表决之后三天，他来到芝加哥。因为没有胆量参加视他为敌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会议，他便另在摩里逊旅社召集了一千五百米工会工作人员开会，这些人员都是他一手挑选的。他责成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从赤色分子手上夺取过来。这就是号召他们使用暴力。可是，就连这样一个仔细挑选的人员的会议，还是同情工会合并运动。当时我也在场，并出而维护我们的主张。龚柏斯在忿激之中竟向我挑战，要我和他就整个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我立即接受这一挑战，相约在会议上和在《劳工先驱》上进行辩论。但是，他把它的挑战加仔细考虑之后，便把整个事情都若无其事地不管了。他责成反动分子以武力劫夺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号召，也没有了下文（我们当时已准备打退他们的攻击），无疑地，他们感觉得到他们自己力量太薄弱，是不能胜任这种劫夺勾当的。
进步分子的投降
龚柏斯手下那批领导人的处境是危险的，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得他们快太。他们在战后罢工斗争中破坏罢工的种种行动，使他们的信誉扫地。在这一时期，他们的队伍由于大规模的进步政治行动会议运动的形成而陷于分裂；现在他们更面对着革命分子所领导的正在觉醒着的基层群众，而这些革命分子所运用的有时新的由内部进行工作的赞成。龚柏斯的小集团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逢真正严重的威胁。进步政治行动会议派的右翼（由机械工人工会的主席威廉·琼斯顿领导）的确已在公开计划趁此时机夺取龚柏斯的宝座了。但是，就在这时候，甚至在工会教育联盟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逆流也在发展着，这股逆流迅速地使保守的领导人物躲开一切危险，使他们比以往更牢固地控制着工会运动。全新的形势正在发展中，这个形势突然阻止了工会教育联盟运动的暴风疾雨般的前进，而给广大的工会运动带来了新的招致深重灾难的政策。
造成这一巨变的基本事物就是：大致在1923年元旦，开始了长久的所谓柯立芝繁荣时期。这很快就使整个形势为之一变。在经济萧条渐趋和缓的时候，雇主们放弃了他们的打垮工会，减低工资的策略，而改为加重工人的工作从而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赶快制度和工业合理化的运动，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产量，为厂主赢得巨额的利润。这一运动很快的普及于整个工业界，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后果。这一大运动的情形，下一章再详为论述，在这里我仅简单地提一下：工会的领袖们当时立即把与资方合作，减低生产成本，增加对工人的剥削作为他们的政策的基础。他们本着这一政策，极力在群众中间制造繁荣的幻想，极力摧残我们那被他们视为危险的、为阶级斗争纲领而奋斗的群众运动。
进步阵线的变化，助长了反动工会领袖的这一反动的路线。这些动摇分子把斗争的外表，抛弃净尽，完全投合雇主加强阶级合作和赶快工作的新政策，确实是成了他们的最热诚的拥护者。首先竖降旗的进步分子是右翼分子。这些人，团聚在铁路工会周围，组织在进步政治行动会议之中，其领导人物为琼斯顿，史通和希尔曼之流。这个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包容了约三百万个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这些群众明白地要求成立一个劳工党，但是他们的“进步”领袖却在斗争最尖锐的时期激进地清谈了劳工党一番之后，因为感觉到时势往阶级合作方面作新的转变，便把整个运动引导到绝路上去了。在1922年12月11日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在克利夫兰举行的会议上，他们摈弃了成立劳工党的计划，而赞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无党无派政策，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完全和平相处，他们很快就共同造成了1924年拉福莱特的大失败。右翼进步分子然后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将铁路收归政府所有的普兰勃计划，取消了他们的工会团结协定，很快就成为正在发展着的加强阶级合作运动的领导人物，从而彻底地投降。
我们与费兹巴特立克派分裂
和工会教育联盟及工人党（共产党）合作的进步分子左派，费兹巴特立克的农民劳工党集团，在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新保守倾向中，多坚持了几个月，但也终于转向右倾。费兹巴特立克曾斥责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克利夫兰决议案为出卖工人运动，并曾正式同意与工人党共同于1923年7月3日在芝加哥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假如有五十万以上的工人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话，便在这次大会上把新的劳工党成立起来。工人党在接到参加这一大会的正式请柬之后，立即表示接受，而社会党却表示拒绝，因为它是遵从右翼进步分子的路线，投奔拉福莱特阵营，加强阶级合作去了。这在1923年这一大会的前几个月，工会教育联盟和工人的所进行的成立劳工党的运动，成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
这期间，龚柏斯手下的工会领导人，由于繁荣浪潮的上涨，阶级合作政策的增长，工人斗争精神的下降，劳动者中间繁荣幻想的散步，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崩溃等等原因，实力加强了，觉得他们可以对费兹巴特立克——诺克尔斯集团施用压力了。因此他们在1923年6月，把给予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每月津贴削减了一半，并威胁该劳工联合会，要他们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盟、停止鼓吹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和成人苏联的运动，否则将加以改组。这一恫吓居然奏效了，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显然开始对将要召开的劳工党大会渐渐不感兴趣了。
7月3日，大会开幕。出席代表六百人，代表六十万有组织的个人和农民，除此以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工会（联合成衣工会等）派代表列席。自始就很明显，费兹巴特立克集团是打算和工人党断绝关系的，尽管大会召开之前不久，他们曾邀请工人党参加。他们吞吞吐吐地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这一目的，直到大会最后一天，他们终于提出一项议案，借口工人党主张推翻政府而要求开除工人党，要求工人党以外的全体代表参加费兹巴特立克所领导的旧的垂死的农民劳工党。出席大会的代表（其中仅有很少数是共产党人）群情激昂，反对这一路线，并以500票对40票决定按原计划成立联合农民劳工党。曼雷当选为书记。
费兹巴特立克和屈指可数的很少几个代表于是中途退席。连一向拥护他的人，如霍瓦、邓肯、麦克唐纳、琼斯等元老，在这次大会上几乎全都赞成工人党的路线。在他们看来，费兹巴特立克的行动是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仅在两个月之前，费兹巴特立克还因为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开除工人党而痛加斥责，因为它不顾成立劳工党而斥之为工贼，然而在这次大会时，却突然转向，实质上也是采取了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相同的那种方针。虽然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支持费兹巴特立克，但是他的退席却演成了真正的分裂。资产阶级的报章在全国各地以上千的大标题大叫其“分裂”，对这次事件也起了决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分裂，加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有组织农民对拉福莱特党候选人的一般倾向，阻碍了新成立的联合农民劳工党的成长，它勉强维持了十二个月便灭亡了。费兹巴特立克的农民劳工党很快也就归于消灭，而它的领导人物渐渐地后退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治上无党无派的政策去了。
自那时以后，费兹巴特立克曾多次猛烈攻击共产党造成7月3日的分裂。这种攻击是抹杀事实的。其实正是他自己应负造成分裂的主要责任。我们不过是坚持要实现我们在大会之前已与费兹巴特立克明确协议的、关于成立新联合政党的计划罢了。直接造成了分裂的是他自己；他一心想与共产党人破裂，好去投合当时工会运动中发展着的强烈的保守倾向。
要公平地责备我们的话，充其量只能责备我们在策略上犯了错误。我曾指出过，费兹巴特立克和他那一伙，当时因为感觉到繁荣上涨，阶级合作增长，正在龚柏斯的火力下赶忙退向右倾。劳工联合会的无党无派政策去；他放弃了工会合并运动；他变成了苏联的死敌。他并且热烈拥护后来美国劳工联合会一切阶级合作的方案。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原应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趋向右倾的整个情况，不勉强要求费兹巴特立克遵守大会前夕所达成的协议，而在可能时作最大的让步以避免那种公开的尖锐的分裂。
其后几年的全部历史说明：在进步分子普遍很右倾而且成了阶级合作运动领导人的情况下，主张阶级斗争政策的工人党和工会教育联盟要和他们进行共同斗争，都势必有极大困难。不过，尽管如此，我们本来还是应该更技巧地反对分裂的。可惜当时的情形，分裂确实在最坏的方式下，富于戏剧性的，而且是环绕着像劳工党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发展的。后来的情况表明：芝加哥的分裂曾使得工人党失去了农民劳工党的全国各地许多重要的战斗分子的联系。这次分裂打破了统一战线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在屠宰业和钢铁业工人罢工运动中，在工会合并运动中；在成立劳工党和其他运动中，都曾作了有成效的工作，而且有着将来活动的远大前途。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攻
共产党人和左派进步分子的统一战线在芝加哥的分裂，在感到威胁的龚柏斯工会的领导人看来，犹如天赐良机，他们认为这是对工会教育联盟、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发动大规模总攻势的信号。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发生在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于1923年9月10日举行于狄克特尔，当时我也是代表之一。据说这是美国所举行的州劳工联合会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劳工联合会动员了全部力量，企图打败我们。龚柏斯曾发出一封信责难我们，并指定乌尔领导这场斗争。战斗的中心是工会合并问题，斗争确实激烈。费兹巴特立克的农民劳工党的代表们，由于芝加哥那次分裂，对我们十分怀恨，他们公开投向乌尔，在它的谴责工会合并运动的声明上签了字，并帮同乌尔否决了他们自己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关于工会合并的提案，结果，工会合并案以4对1的票数被否决，而在三个月前，同一代表本来是可以绝大多数通过这一议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能在州的劳工联合会大会上打败工会合并的主张，这还是第一次，他们的无限高兴是很自然的。
就在这一紧要关头，就在龚柏斯的那一套机构能够向我们进行攻势的时候，社会党的缝纫工会领袖们却又把对付战斗工会运动的一套新花样传授给了右翼反动派。在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我们的力量是很坚强的，于是社会党的工会领袖们便在芝加哥、纽约和其他地方发动了开除工会教育联盟盟员的运动。他们并且压制国会内的言论自由，利用流氓捣乱，借以支持这一运动。[6]社会党元老们，席格曼本人，都是在美国首先敢于实行把政见不同的工人开除出工会和解除工作这种反动政策的人，他们真是可耻得很，（这种政策是他们从他们的鼻祖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抄袭来的）。他们荒谬的责难工会教育联盟为双重工会，企图以此作为开除的借口。
这种凶恶的进攻，原因在于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着世界规模的斗争，社会党人和我们矛盾极大，他们和龚柏斯的官僚集团沆瀣一气，遵从他们的整个阶级合作政策。
龚柏斯很快就效法老社会党工会领袖的办法，普遍实行开除政策。他们决心肃清基层群众中间反对招致毁灭的阶级合作政策的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1923年波特兰城大会上，他们把这种开除政策生动地表演了一番，他们鸣钟、燃烛，向煞有介事地把工会教育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委员，经常当选为蒙塔纳州银弓城（SilverBow）工会委员代表的邓恩开除出大会。工会教育联盟竟被正式宣布为双重工会；对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宣战的号召也发表了。尽管有组织的工人大多数都曾投票赞成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和承认苏联，而且大多数组织也曾明白赞成这三个问题或其中之一，然而反动的工会领袖们却几乎一致地全部否决了这些问题。例如，劳工党的问题便以25066对1895票遭否决。这次大会是最为反动的大会，但它所作的反动活动还不限于这一步，最后竟又通过了所谓劳工“建设性纲领”的阶级合作新方案。这个方案在其后六年间，把工会摧残殆尽，这一点待以后几章再谈。
像美国劳工联合会波特兰大会的行动那样公然破坏工会民主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是极反动的龚柏斯生前最后参加的一次会议，反动工人领袖曾发出通告书，从此以后将进行肉搏战以反对工会教育联盟，反对共产党人，不许工人运动表现出任何的战斗性；事实也确是这样。波特兰大会之后，依恃流氓式的把持与压制工会的民主，开除与解雇成了工会当局对付富有战斗性的反对派的手段。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要求克利夫兰、明尼亚波利斯、底特律、西雅图等地的中心劳工联合会不惜违反章程开除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工会教育联盟盟员。后来，其他各国际工会大都采用了这种政策，社会党所把持的缝纫业工会在这一反动运动上比起别的工会来真是有过之无不及。缝纫业工会大批开除会员，在某些场合达数万人之多。[7]
在这种开除运动的初期，工会教育联盟于1923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一百四十三人，来自九十个城市，其中有三个代表来自加拿大，一个来自墨西哥。这次会议通过了促进三大运动的步骤，制订了在最重要的产业集中将工会局部或全部合并的计划，并号召被开除的工人群众要求恢复工会会籍，以与逐渐增多的开除事件作斗争。但是，这次会议没有有效办法来巩固涣散的群众运动，以对付龚柏斯工会官僚集团的正在发展着的攻势。
在工会上层领袖猛烈攻击的压力下，而这些攻击又是常常得到雇主与警察的协助的，同时，在日渐增大的“繁荣”与阶级合作的影响之下，工会教育联盟在工会中的力量很快就不得不实行退却。它的最优秀的战斗员，有好几百人失去了工会中的重要职务，失去了在工业中的职业。反动与专制到处横行，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和成人苏联的三大运动严重低落。这个时候，工人党斗志大大消沉了，工会教育联盟的活动普遍逐渐下降，遭到重大的损失；它的战士们大都和有组织的工人失却联系。从此，工会教育联盟进入了局部地或相对地脱离群众的时期，这种形势存在的时间，或多或少和柯立芝“繁荣”时期相合。
[1]后来又有两个组织参加，一个是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工会教育联盟少数派所组成的“参加赤色国际委员会”，另一个是“赤色国际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这个委员会把赤色工会国际的独立工会和工会教育联盟在双方平等代表权的基础上联结在一起。
[2]共产党曾先后采用这些名称：工人党（WorkersParty），工人（共产主义）党(Workers(CommunistParty)和共产党(CommunistParty)
[3]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字，罢工人数为：
1919年：4160348人
1920年：1463054人
1921年：1099247人
1922年：1612552人
[4]在这次演说旅行中，我被恶名昭彰的罕姆洛克（Pat.Hamrock）所指挥的科罗拉多州的骑警从丹佛尔城的牛津旅社绑架而去。在勃莱顿（Brighton）狱中严密禁闭一夜之后被押到怀俄明州的彻燕地方（Cheyenne），交给当地治安官。这个治安官又在二个助手协助下用汽车把我送出怀俄明州，丢下在距内布拉斯加托灵顿城十英里的公路上。在当年秋季选举时，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斯威特把这件绑架案作为中心论题，因而当选。在他任期内，州骑警由于州议会没有批准经费而解散。
[5]贝克纳（Eral.R.Beckner）在1925年8月的政治经济杂志上著文评论工会教育联盟，曾引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文件说：“美国国务院已获得该院视为可靠的情报，福斯特自莫斯科带回四万美元，而1923年4月，工会教育联盟另外又收到九万美元。”他并且说赤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罗佐夫斯基（他一生未到过美国）又带给我们三万五千美元交给共产党的勃里格曼会议。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连篇的谎言而已。
[6]在芝加哥，曾在卡尔曼大厅举行抗议大会，反对横蛮无理的开除，我在这次会上发言时，有一个劣迹昭彰的暴徒突然在避火梯上出现，朝着我的方向对会场开了三枪，几乎酿成大乱。我们曾请德布斯抗议这一暴行，并反对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整个开除政策。德布斯竟声言他无能为力，拒绝与反动的社会党元老进行斗争。后来他反而退出工会教育联盟并公开抨击他的政策，因此德布斯再次表现出他的最严重的政治弱点，即是说，在他的一生，他是一贯拒绝坚定地与左派共同进行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在1909、1912、1919-1921年社会党党内斗争中，他的立场都足为证明，1923年这次斗争又表明了这一点。
[7]在实行开除政策的几年当中，英勇的斗士被开除了不少，我亦是其中之一。通常的开除，很少或没有什么手续。在我被开除那一次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的领袖们却是使用了“外交手腕”的。事情经过如下：我按通例把会费邮寄给我所属的地方工会（当时我在纽约），后来接到通知说，奉全国办事处指示，我应请求退会。我当予拒绝。接着毫不说明理由地把我寄去的会费退了回来。我再次寄回去，并要求发给会费收条，但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三个月之后，我才接到通知说我已因不缴会费而被开除了。这样他们便把我十六年来的工会会籍一笔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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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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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自传（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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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Z.Foster:FromBryantoStalin
福斯特自传
威廉·福斯特
丁明卢吉茵邵新华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根据美国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7年版本译出
前言
第一章初期
阶级意识的激发
第一次参加罢工
第二章布利安运动
布利安白银自由铸币运动
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
第三章社会党
我成了社会主义者
一个插曲
成了党的工作者
社会党的内部斗争
第四章工资工人党
1909年的分裂
社会劳工党
我们建立一个新党
工资工人党的意义
第五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美国工团主义的基础
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考察欧洲工运
打入内部的问题
战斗开始了
第六章北美工团主义同盟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活动
对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纲领的批判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意义
第七章国际工会教育同盟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纲领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纲领的错误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
芝加哥同盟
第八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屠宰工人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屠宰场的组织运动
一个攻势的运动
政府援救屠宰商
屠宰工业组织起来了
屠宰工业组织运动的余波
从屠宰工业到钢铁工业
第九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钢铁工人运动
把劳联的老爷们套进来
芝加哥会议
组织运动
1919年的钢铁大罢工
失败能够避免吗？
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战略
关于某些批评
钢铁工人继续前进
第十章赤色工会国际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意外的援军
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十一章共产国际
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我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第十二章工会教育联盟
工会教育联盟的纲领
斗争的前景
工会教育联盟进入战斗
工会合并、成立劳工党、承认苏联的行动
龚柏斯的官僚集团退居守势
进步分子的投降
我们与费兹巴特立克派分裂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攻
第十三章工会教育联盟（续）
柯立芝繁荣时期
工业合理化
工会官僚集团的新方向
进步分子和社会党人拥护阶级合作
颓废与腐朽
工会教育联盟的斗争
工会教育联盟在采矿业中
工会教育联盟在纺织工业中
工会教育联盟在缝纫业中
独立工会运动的趋势
赤色工会国际假以援手
第十四章工会团结同盟
工会团结同盟的纲领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经济危机
危机时期的工会团结同盟
失业工人的斗争
工会团结同盟在采矿工业方面
纺织工业方面
缝纫业方面
汽车、钢铁、海运业
农业、食品和制鞋业
工会团结同盟的其他工会与团体
第十五章工会团结同盟（续）
新政
工人运动和新政
工人群众的奋起
工会团结同盟在1933年的罢工中
工会团结同盟在1934年的罢工中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机构：群众的障碍物
工会团结同盟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
共产党的现行工会政策
工会团结同盟的成就和缺点
第十六章共产党
社会党的失败
共产党的渊源
共产党的创立
群众工作的开始
党内小组织斗争
健康的、壮大着的、战斗的党
共产党与社会党
第十七章前进的道路
资本主义的致命的弱点
解脱危机的革命方法
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滋长
美国的法西斯危险
世界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斗争
美国的人民阵线
战争与革命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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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日本“红色年代”——对加文·沃克尔的采访（加文·沃克尔（GavinWalker）与塞利姆·纳迪（SelimNadi）/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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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日本“红色年代”——对加文·沃克尔的采访
加文·沃克尔（GavinWalker）与塞利姆·纳迪（SelimNadi）/著PengYu、姗姗翻译
2021年冬天，受法国杂志Contretemps邀请，塞利姆·纳迪（SelimNadi）采访了加文·沃克尔（GavinWalker）。原版法语采访稿亦即将面世。加文·沃克尔（GavinWalker）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是《资本的崇高倒错》(TheSublimePerversionofCapital，本文暂译)和《马克思和外部的政治》(Marxetlapolitiquedudehors，本文暂译)的作者。他同时还是《地域的终结：生命政治、地缘政治和历史》(TheEndofArea:Biopolitics,Geopolitics,History，本文暂译)以及《红色年代：日本六八年代的理论、政治与美学》(TheRedYears:Theory,Politics,andAestheticsintheJapanese’68，本文暂译)的编者。他还是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Marx:TowardstheCentreofPossibility)一书的译者和编辑。
在《资本的崇高倒错》一书中，你写道，“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是日本思想生活最重要的理论探索之一。”在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英译版前言中，你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能对于大多数北美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接下来的内容是难以置信的：战后日本是地球上马克思主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你怎么评价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本国以外的翻译和传播？为什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会与日本人对马克思作品的吸纳息息相关？
让我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我必须说，自1920年代起，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范围甚广，程度甚深，但它在海外的传播则相对不足。当然，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部分日本人在英语圈里有一定接受度，譬如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户坂润，或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宇野弘藏。从历史学到宗教研究，再到日本文学，各个领域里都有一些这样的人物，只是这些人并不一定被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代表。在英语圈和欧洲语言圈中，存在一些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小范围本土化吸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根友彦(ThomasSekine)作为这一领域在加拿大的先锋，对宇野弘藏的作品进行过一些独特但不全面且具有个人色彩的解读；伊藤诚在他早期的重要作品《价值与危机》中，对宇野弘藏进行过更为正统的解读，这种解读在谱系上与宇野弘藏更为接近，这本书最近刚刚再版；远山茂树、高桥幸八郎等马克思历史学家在有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的国际辩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前马克思主义者如三木清和刚刚提到的户坂润，他们存在于西方世界对京都学派的相当狭隘的东方主义式的接纳中。但这些只是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庞大的传统中很小的、折衷的一部分。此外，在日本之外也有众多活跃在各种其他语言中的学者本身就具有比较宽阔、多元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因此也能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追溯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日本谱系中，其中代表就是哈里·哈若图宁（HarryHarootunian）。或许在西方世界中，谈到日本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联系，人们便会聚焦到柄谷行人的身上，我们一会儿会单独谈谈他。现在在与各个领域，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丛书的合作中，我们正试图增加这一传统的经典文献的翻译数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你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日本人对马克思作品的接纳息息相关，是一段更长且更复杂的历史，也是一段前述未详的历史。由于篇幅原因，我们并不能在这里仔细探讨。但是，简单的来说，这段历史对日本现代人文科学的形成却可以说是奠基性的。
首先，日本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始于十九世纪末期，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取得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日本战前的文化帝国主义，日语在翻译和传播的其他国家文献领域中占据霸权地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极大影响了其他亚洲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下，三种平行的要素发展出来：
1．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它始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设定。我们很难说这一转型过程在亚洲已经彻底“实现”。它更多的，在当时，是一个在进行中的过程。本质上来说，这是对于亚洲社会的历史发展一种探讨模式。随着帝国主义经验和资本主义蚕食而来的是历史上首次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探讨模式涉及世界贸易、以及更为内部的话题——农村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因此，这种探讨将马克思的作品视为科学手段，用以理解在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全球霸权大背景下的局部发展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辨批评的发展。通过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适用于理解具体为现代的情感、文化形式以及美学生活的社会分析模式；
3．翻译、编辑、出版。根本上来说这是由生根于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所支持的。
而战后时期的特别之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海外的代表性受到了压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日本保守派和美国占领者之间的协作中，日本被限制在了明治早期第一次帝国扩张的版图内，将日本人历史性地“重新塑造”成了“同质族群”（包括被重组成冲绳的琉球王国和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依努人）。这个新创造的、被认为是同质的群岛重新被塑造成了一种看似是永恒的状态，而它仅仅是对战前的日本帝国（其存在给亚洲的二十世纪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的一种简单的否认。这种否认，因而，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状况。一个新的、面向内部的日本民族中心主义在日本“本国”出现了，而美国或多或少继承了之前日本帝国在东亚的霸权。在“区域研究”学科的驱动下，日本思想在日本海外的“代表性”存在于一种与新产生的、强烈的东方主义视角审视下“日本性”串通的状态之下。而这部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与知识界对帝国的阴暗面的批判史都逐渐被西方官方支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驱动下的翻译所取代，来服务于一种“纯粹的”日本盟友的形象。比如说，像和辻哲郎这样的隐秘法西斯主义者和铃木大拙这样的民族神秘主义者声名远播，描绘了一幅新日本与“美利坚治世”和平完全兼容的画面。
这种战后美日关系的原型结构曾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然，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结构开始瓦解。同时新的国际化潮流也开始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联系。然而，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拥有巨大体量的作品需要跟与之相当的思想构建起话语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日语可能是继德语、法语、英语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料库。
柄谷行人是谁？他和宇野弘藏作品之间的思想联系是什么？
柄谷行人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现在仍然活跃在思想界。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真正代表了那种独特的、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公共知识分子传统的战后思想家。柄谷行人的政治生活始于1960年学生运动前后第一次“新左翼”的诞生。当时，他作为文学批评领域的公共人物首次亮相。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关于马克思的后续作品再次让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知名人物。但他在社会思想和文化批评领域的声誉最终的树立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柄谷行人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系，在那里他师从铃木鸿一郎。铃木鸿一郎是宇野弘藏诠释圈中的重要人物。当然了，柄谷行人长期受到宇野的影响，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这样，而这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于很大范围的来自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政治中的人物来说是相当普遍的。我不会说宇野是最主要影响柄谷行人的人，但宇野对于柄谷的确是有影响的。我认为柄谷行人在耶鲁大学的影响与德里达、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等人接近，他们同等重要。宇野的作品受到广泛阅读，以及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宇野学派”范围，我想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详细讨论。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1974年）第一次亮相时，它是与很多短篇小说和连载小说一起在文学期刊《群像》上分成七篇被被连载的。此外，在这本英文版的序言中，柄谷行人写道，虽然他进入了东京大学经济系，并遇到了“宇野学派”的几个成员，他最终还是将重心转向了文学，对经济学失去了兴趣。事实上，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被书中的文学指涉以及这些指涉是如何帮助他阅读《资本论》所打动。你能谈谈柄谷行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吗？
柄谷行人的作品基本上始于文学批评领域，或者普遍地说“批评”领域。这未必与他的分析对象有关，而是与他的“风格”或是“阅读规则”（readingprotocols）相关（这个德里达的引用有重要含义）。柄谷行人的“例子”在一开始就是批评家，像是小林秀雄和吉本隆明，他们都是文学和社会批评交集中的基本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工作一直是与写作——书写、现代民族语言的出现、语言与主体性的关系、言语与文本的关系有关。最重要的是，柄谷行人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政治和哲学作品的写作方式，他赋予“文本性”特别的地位。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像是对于马克思的作品，主流阅读方式都是高度“概念性”的。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英文版《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新序言中的观点受到了下面三个人的一定的影响：吉本隆明、宇野弘藏以及广松涉。这三位在阅读马克思上都独具创造力，但都将注意力放在概念和理论发展上：吉本关注政治和批评领域，宇野着眼于经济学，广松则是哲学。在这一时期，人们常把柄谷行人的影响与索绪尔和结构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结果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柄谷行人创造出一条平行路线，直指解构法国和美国的文学批评，批驳文本的二元对立，追踪边缘性的指涉回到作品的中心，说明文本自我揭露的结构性难题，等等。我认为如果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在45年前首次问世之时就被翻译出来的话，将会对这一全球性时刻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因为这种风格式的和交叉的对马克思及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的阅读尚未被作为一种分析模式建立起来。它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明了另一条前进的道路，且它是1972—1973年新左派逐渐衰落以来产生的一种没有与现存政治秩序，用巴迪欧的话说，“缝合”的思想。
柄谷行人阅读马克思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似乎与阿尔都塞非常接近。日本新左派是否阅读阿尔都塞的作品？这对柄谷行人有影响吗？
在日本，阿尔都塞的作品过去一直在被阅读，现在依然如此。可能日语是继法语、西班牙语、英语之后最重要的用于解读阿尔都塞的语言了。主要的左派思想家，特别是今村仁司，在上世纪70年代引入很多阿尔都塞的作品并翻译成了日语，也同时撰写了一系列对阿尔都塞进行介绍的作品，这其中包括一本1975年问世的关于阿尔都塞思想的长篇专著。今村的作品在这一领域尤其处于中心位置，只可惜在日本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市田良彦，另一位日本批判理论和社会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当然他关于阿尔都塞、福柯、斯宾诺莎等人的作品在法国也很出名），就曾说过，“就像法国有研究黑格尔的吉恩·海波利特，日本也有研究阿尔都塞的今村仁司”。我认为市田的通过这句话表达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吉恩·海波利特在50年代对黑格尔语言维度的关心（像是他的《逻辑学与存在：论黑格尔的逻辑》）为六八时代思想的新视野提供了基础，就像今村为阿尔都塞全新全面的解读奠定了基础一样，而这种新的解读方法直到几十年后才占据主导地位。自70年代以来，围绕阿尔都塞的上百本书籍被用日语书写出来，这也包括了市田自己的重要作品——《阿尔都塞：连接的哲学》(Althusser:unephilosophiedelaconjonction，本文暂译)，一部基于IMEC档案馆内作品的重要解读[1]。至于阿尔都塞对柄谷行人的影响，我认为更多的是外围的、氛围上的，而不是直接的影响。当然，柄谷行人和阿尔都塞都有一种“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但是他们精通的材料差别很大：阿尔都塞擅长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葛兰西，而柄谷行人则喜欢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尼采、弗洛伊德。柄谷行人的思想有他自己的谱系发展，并非源于法国六八一代的思想，而更像是与之平行。
您编的论文集《红色年代》以日本1968年为中心。在何种程度上，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解读是和六八一代对青年马克思的关注的断裂？柄谷行人对《资本论》的文本性更感兴趣，这是受到索绪尔和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吗？
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解读是和六八年代的马克思论著，特别是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异化理论置于其中心的论著明确的断裂。60年代日本专注于“异化理论”的作品，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马克思身上，这是一种对“旧左派”的回应，正如欧洲和北美一样。“异化”逐渐意味着一切人们所反对的：形式主义和社会意义上保守的“旧左派”、以及其斯大林主义式的思想、风格、文化（日本也是如此，法国也是如此）、新的战后消费文化、大众在社会中的疏外感与孤独感、性和美学生活习惯的变化。然而这种“异化”带来的不只是与过去的决裂，其反而是一种延续。没有什么比一种有关“未被异化的人”的幻想更能说明问题了。仿佛一旦“异化”得到解决，政治干预，在这种已经实现的人类“仙境”中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柄谷行人与其他人当然将这些解读视为天真的、前精神分析的、政治上乌托邦的（贬义）。在分析情境下，对这种“幻想”的超越绝非一种以彻底颠覆为最终目标的“治疗”，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主体化的影响不断发生的过程。对于柄谷行人来说，他对马克思的阅读显然是以《资本论》为中心的。任何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都应该从马克思成熟著作中建立的理论体系和阅读模式的制高点——这与“异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宇野弘藏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柄谷行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柄谷行人在自己的书中也说到，宇野的影响力首先在于他对交换的关注。你能解释一下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经商贸易的这一观点吗？
关于宇野的思想，有几点很重要。首先，宇野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产生了更普遍的多方面的影响，其程度远超“宇野学派”作为单一学派的影响力。当时，几乎整个新左派都阅读并认可他的作品，无论是研究小组还是武装斗争组织。他们视其作品为一种正统、科学的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如果你在日本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不管你是否认同宇野的作品，你都必须和他的理论体系进行对话。这产生了一系列的以他的理论体系为核心的学者，他们在其各自的领域内都很重要，包括铃木鸿一郎（刚刚提到的那位柄谷行人的老师）、岩田弘（他的“世界资本主义”理论在60年代很有影响力），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并不是都属于“宇野学派”。柄谷行人并不是狭义上的“宇野学派”的产物，他的作品远离了这类高度学院派的内部讨论。
为了理解宇野的作品，我认为有必要提到几个因素。首先，宇野的思想和他独特的方法论革命是从战前时期的那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产生的。这场论争的本质是在讨论日本资本主义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是否完全成熟：明治维新本身是否可以被定义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它仅仅是一次“不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成功的将日本民族现代化？尽管财产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但日本“落后”的基本要素，如天皇制、统治阶级的地区式和家族式本质、工业和和政府中的父权式关系，仍然完整、有效，它们是“封建残余”。
当然，这场辩论基本上反映了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类似辩论。在这些地区，其社会本身存在的显然会被视为“前现代”或是“封建”的元素与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处在帝国主义的积累制度之下）之间多重形式的嫁接，这是一个理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而宇野认为，在日本，这场辩论的双方（一派只关注资本主义的普遍性[2]，另一派只关注资本主义在日本局部的、特定的发展道路[3]）都忽视了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直接应用于特定的、地方的、民族的、区域的情况的难度。从冲突双方辩论的死胡同中，宇野发展了他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三段式分析法。
1．第一层是“原理论”层次，亦即“纯粹的资本主义”、“理想平均”状态下的资本主义；
2．第二层是“阶段论”，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段、相应的积累制度——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这些制度在不同时间、地域独特的形式；
3．第三层是“现状分析”，即结合当地和当前情况的即时的、实证的、直接的对当时、当地的情势进行分析[4]。
现在，柄谷行人经常特别喜欢把有关宇野对于“交换”的讨论作为自己独特的理论发展的背景，在他提出“交换模式”理论的过去15年里，这种特征达到了巅峰。宇野经常评论说，资本始于两个群体间的相互活动或是亲密交流，最初的交换之后内化为每种形式本身。但更广泛地讲，宇野尝试理解它具体是如何的，用马克思的术语说，“资本不可能通过流通产生，同样也不可能脱离流通而产生，它必须有来自流通的起源因素，也有不是来自流通的起源因素”（原文出自《资本论》第一卷）。在这个意义上，宇野的著作，特别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理论著作，对劳动力商品在资本驱动下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完整的逻辑分析，这标志着一处在资本逻辑内部与其历史外部相互渗透的地方，在资本所谓平滑的纯粹的循环过程的核心，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过剩力量。围绕着这一点，通过一系列的有关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可能性”和“不合理性”的动态的理论讨论，宇野在方法论上基于人口的概念[5]，针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方面，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柄谷行人被看做一位日本“批判理论”作家的代表。你如何定义这种批判理论呢？是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念吗？还是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
就像在英语中“批判理论”已经转变成一个术语，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受法兰克福学派所影响的词源KritischeTheorie并已成为带有批判取向的当代社会、政治和美学理论里一个通称一样，在日语中，具备相似的意思的词的是“現代思想”，字面意思是“当代的思想”。批判理论在日本鼎盛的时期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随之而来的现象是所谓的“新学术主义”（日语：ニューアカ）。在其影响下，批判性社会和文学理论作品被大众所阅读，并进入大众视野。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法国理论”在日本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柄谷行人和评论家浅田彰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日本普遍存在的“恋法情结”，尤其是美学和文化领域。如果充分讨论日本的“恋法情结”的历史和作用（当然这与法国的“恋日情结”有着复杂的联系），会让我们偏离这次采访的主题，但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六八年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发生之时，日本社会和政治思想早已深深的20世纪的法国哲学和社会理论所塑造了。
柄谷行人和浅田彰的刊物「批評空間」（《批判空间》）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同时的还有一部政治性更为清晰的刊物「状況」（《情况》），它直接脱胎于长期的六八一代「全共闘」的经验（译者注：全学共斗会议，一个各个大学内部的联合体，实行罢课类学生运动），还有「現代思想」（《当代思想》），它是一部在日本批判理论发展史上重要的刊物。这种“传统”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但它在大学内部，尤其是在作品发表中，却仍然保留着重要性。关于日本的独特特征，我想说一点：与在美国“法国理论”及其发展主要局限于大学（虽然艺术领域是另一回事）的状况不同，在日本，柄谷行人的作品，或者浅田彰1983年的「構造と力」（《结构与权力》），一部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后六八年代法国思想的沉思录，或者德勒兹和伽塔利、拉康、福柯等人的作品，可以在普通读者层面成为畅销书。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所谓的“新学术主义”热潮在90年代消退，它的影响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在《红色年代》的序言中，你写道，日本的“六八时代”可能是地球上最持久的——从1960年的“新安保条约”到1972年联合赤军解体。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日本的六八时代会这么持久吗？
我甚至会将日本的“六八时代”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到1955年。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认为“六八时代”是近20年（1955-1973）的一个时期的统称。这么说有一些重要依据。第一点，日本所谓的“新左派”与北美或欧洲大部分地区有着相当不同的历史。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新左派是从1956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秘密讲话”，以及同年晚些时候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社会反响中诞生的。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已经开始的中苏分裂，理想的幻灭导致世界各地不同地点的共产主义武装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促使了莫斯科道路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治道路的形成。它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意识到官方的共产党背叛了事业，并成为了僵化保守的官僚机构。
显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不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来看待，而我们这里只是进行了一个过于简单的概述。但在日本，这一进程基本上是始于两年之前的。而且，这个过程是独立于西方世界新左派产生的过程的。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兴盛时期。尽管遭到美国占领军的镇压，左翼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亚洲共产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标志着胜利可能的主体性。20年代50年代初，日本共产党内部暗流涌动，存在着各种政治倾向。在中国路线的影响下，日共内部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地下的倾向，甚至做好了武装斗争的准备，而这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的“人民持久战”的影响。日本共产党在当时也进行了一些非凡的政治实验，例如所谓的「山村工作隊」，我们称之为山村行动队，在那里，青年党员和干部进入农村以及遭到剥削的外围城郊乡村并“发动革命”。这一实验的失败原因很复杂，也与美国占领下的土地改革有关。但这一地下革命的历史时刻对左派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1955年，在日本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次实验以及整个地下组织时期，都被斥为“极左冒险主义”，同时一种新的议会路线在党内成为了主导。这种对过去的否认打击了年轻的武装成员，他们视其为一种令人震惊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共产党在1955年转向议会斗争，为党外共产主义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它比全球范围内苏联和国际形势造就的新左派萌芽早了两年。这种新左派的诞生于是带来了最初的对安保条约的抗议和1960年「全学連」[6]，这些人后来又反过来催生了1968的“全共斗”一代。1968年的余波最终在1972年达到了顶峰。在《红色年代》一书中，长原丰在一个精彩的章节了描述了这一点，他是当代日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1972年浅间山庄事件中，联合赤军武装挟持人质，最后与警方进行枪战。事件发生后，该组织内部的杀戮被揭露出来，使得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永久性的与左翼对立起来。
对于之后的学生运动，人们勉强对他们坚韧和奉献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到了1972年，六八浪潮已经开始退去。在此之后，出现的组织，特别是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和黎巴嫩地区的日本赤军，就不再那么中心化了，他们主要发展成为象征性和虚无主义的武装行动。前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两派，「革マル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简称革马派）和「中核派」（中核派），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性循环之中，退回到他们内在的迷信中。[7]这或多或少地结束了“六八时代”。这与70年代末欧洲的“城市游击队”概念大致可以相提并论，像是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Actiondirecte”（行动指挥）、西德的RZ（RevolutionaryCells）等等。这并不是说这些政治派别和武装组织的政治倾向必然是“错误的”，但这种政治倾向显然是源于对六八运动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的普遍特征的失望，而随着这种失望情绪的持续无法解决（解决它超越了运动者的能力和视野），运动者们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我并不反对这种虚无主义，但显然它是源于六八运动的失败所带来的沉重打击。
为什么你认为给日本红色年代的“已经终结”这样的话语画上句号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我认为它的政治意义在于两方面。首先，它在日本的语境下意味着“我们应该终结90年代（及其‘历史终结’的话语）”，而八九十年代正是“反68”的时代：它是一个反抗退却的时代、苏联的影响力崩溃的时代、幻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干预力量被削弱的时代，对应的，也是一种强大的对现存秩序的反抗政治所需要的社会连结随着马克思主义干预力量的弱化而被削弱的时代。第二，这是在拒斥对全球的六十年代运动的主流历史叙述中，其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一种高傲的和运动的割席，一种由运动中“年轻时的草率”变“成熟”的幻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种沉迷于为其政治、理论上的懦弱以及从解放的政治堕入无趣的自由主义找借口的中年自恋令人作呕。没有什么比“革命是青年时代的产物，而青年之后，由于理性开始作用，革命的狂热就会被冷漠所消解、取代”这样的校领导式的话语更恶心的了。这是对政治（和思想）里所包含的一切值得被言说的概念的背叛：热情、忍耐、毅力、拒斥、反抗、斗争、勇气、真理、对事业的忠诚。今天对革命政治的历史分析是在学院的社会史研究中最令人压抑的“专业”领域之一，因为它所采取的理念始终是服务于自由主义的那句“伟大”口号：“它很复杂”的。因此，我们必须拒斥这种对解放政治历史的不加思考的空谈，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这一时期密集且消耗的斗争编撰成圣贤传记或是英雄史诗。对“1968年结束”这一表述的否定，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1968年修正为一个“伟大的时刻”并固定在历史的苍穹上，而是要重现它的活力、开放性、波动性和现实性。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西德，新左派成员就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结构内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辩论（一些毛主义人士甚至提出了“西德已经是法西斯体制”的论点）。那么，日本在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包括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德国纳粹党的结盟，和中国的侵略）对于日本新左派是否一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毫无疑问，法西斯残余是日本新左派内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像西德一样，战后的美国占领当局，虽然名义上起诉那些主要的法西斯分子，但实际上却为大批法西斯政权内部的人物平反，作为其对付左派和共产党的权宜之计，和其冷战策略的一部分。当新左派作为一种主要社会力量出现时，这些法西斯残余已经完全重新融入战后秩序，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编者按）就是例证，它几乎是战后日本的唯一执政党。
在1969年标志性的东大占领安田讲堂事件中，校门两侧的路障都镌刻着毛泽东的名言“造反有理”，另一面写着“砸烂帝国大学”（「帝大解体」）的标语。东京大学，在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原东京帝国大学，在那时的日本帝国中充当着旗舰高等教育机构的角色。而帝大解体这样的口号在1969年出现也当然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依旧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着。尽管如此，日本的殖民和帝国主义遗产并不总是处于斗争前沿的话题。由于战后日本自己也成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日本以前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很容易被忽视。但在日本的“六八时代”，冲绳人、阿依努人、朝鲜裔和华裔、以及「部落民」等少数族裔的斗争也十分引人注目。
同时，像所谓的“金嬉老事件”这样的事件也是六八时代主要的阶段性事件。1968年2月，在日二代朝鲜裔移民金嬉老在静冈县清水町的一座旅馆内劫持住客作为人质，以抗议日本政府歧视在日朝鲜裔群体、维持朝鲜半岛分裂状态。这一事件及其后果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对金嬉老的审判[8]。金嬉老的支持者中，有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日语翻译者铃木道彦，他认为，在日本的少数族裔被置于一个不可存续的位置，一方面他们与其故乡分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彻底成为“日本人”，这种状态只会导向暴力革命。两年后的1970年，身为作家和战士的津村乔写出了他非凡的作品「われらの内なる差別」（《我们内部的歧视》），恳求左派重新转向亚洲，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犯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原罪作出忏悔。津村十分聪明，他的文章有一定影响力，虽然比起他应得的还是少了。
在六八革命时代的最后几年，有个叫东亚抗日武装阵线（EAAJAF）的武装斗争组织现身于臭名昭著的1974三菱重工爆炸事件，他们的“狼”小组爆破了三菱在东京的办公室，继他们之后，“大地之牙”、“蝎子”小组加入了他们地下“反帝反殖民”工业轰炸行动。东亚抗日武装阵线因其著名而且长期遭到查禁的城市游击战手册「腹腹時計」（《滴答钟》）而闻名，他们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政治的立场在新左派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关注日本政府在北海道（阿依奴人居住的地方）和冲绳建立的殖民秩序的残余，以及日本在其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中所应负的战争责任。并且，他们决然采取一种非民粹的路线——即只有日本本身被毁灭，其在亚洲的侵略中所欠下的才可以说是被偿还了。EAAJAF存在的实际影响虽小，但仍然需要被研究，且有着重大意义。
为什么你将这些“红色年代”称之为结构性失败？
将发生于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的六八运动说成一场胜利是不可能的。我这样说，不是诋毁六八一代，更不是加入反动派的行列，告诉世人六八时代的斗争不过是空想幼稚的。我认为六八时代的很多东西至关重要，全球左派的斗争也必须要被坚持。然而，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新左派即使转向武装斗争，也无法扭转他们那个时代的趋势：世界帝国主义的重组、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掠夺、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造成的战争和破坏、商品社会主导下各种形式的社群的异化和消逝、行政官僚机构主导下的让人感到无力的文化转向（culturaldrift）。
今天，新左派反对的方方面面都在恶化，变得更深入、更顽固。所以说，称六八运动为一场胜利是可笑的。六八运动就是一次失败。但是我觉得长原丰在《红色年代》其所著的部分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我们不应该把六八年看作是某种“后事件的”，一种我们给现在无法触及的历史事件贴上的一锤定音的标签，而是看作“前事件的”，是历史中通向解放的政治的一种尝试，是为即将到来的新的突破所打下的历史基础。长原称之为“给这场失败赋予政治意义”。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给六八运动赋予政治意义，这样它就不会作为再成为过去的失败存在，而是成为当代的可能。
当下日本的左派状况如何？
我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实践的、和当前情势相关的问题。包括我在内的学者其实不应该对左翼所处的状况大肆发表宣言，而是应该提供历史和理论层面上的干预以供运用到政治的、主体的实践中。我认为，正如当今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日本也有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对解放政治的回归，这种解放的方向直指自由议会政治的死胡同。很显然，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年轻人迫切渴望着一种使主导秩序走向毁灭的政治可能。2011年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地震和海啸之后，日本这一公司国家不断掩盖福岛核灾难，加剧了气候危机。这使得许多年轻人变得更为激进，反对起日本顽固的资产阶级议会秩序、其自我加剧的僵化，以及其在环境问题上破坏性的专制态度。
当然，日本大学系统中也存在着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直高质量地开展理论研究。有很多的重要例子，像是日本人广泛地参加MEGA[9]项目。话虽如此，像其他地方一样，日本当下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包括形式上和学术上对马克思专业的回归，在政治上与和解性的社会民主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巴迪欧称之为“教室里的马克思主义，使人昏昏欲睡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未出版的手稿中逗号的位置这种枯燥无味的争辩对于当代政治几乎没有丝毫用处。日本那具有创造力和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传统应该被唤醒，尤其是1950到1980那几十年的。新左派的斗争传统应该得到支持。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尽管你能创造历史，但你同时也无法逃避它。“回归马克思”也必须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它应该是“回归政治”，即在具体的情势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否则，这不过是关于“塔木德经”式的关于文本诠释的辩论。我们的任务是产生一种斗争的思想、战斗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提高我们对19世纪思想史的看法。如果日本的新一代发现它的语言传统中包含着有关这种“斗争思想”的庞大百科全书，甚至到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参考，那么，那将成为当今解放政治的真正有力工具。
2021年7月9日
[1]IMEC：L'Institutmémoiresdel'éditioncontemporaine当代出版记忆研究院，为法国收藏所有有关当代出版及创作过程的资料库。译者注。
[2]即“讲座派“。译者注。
[3]即“劳农派“。译者注。
[4]conjuncture，阿尔都塞的情势概念，意指一系列历史形势偶然性的结合。译者注。
[5]“人口”的概念此处为沃克尔由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中借用，借以指代宇野理论中资本尝试越过这种“过剩力量”的方式。译者注。
[6]即全国性学生组织“全学联”。译者注。
[7]原文说这两派源自“CommunistLeague”（共产主义者同盟），此说有误。革马派与中核派均源自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RevolutionaryCommunistLeague，简称革共同），而非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同）。革共同系组织目前尚存的有：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派（中核派）、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再建协议会（中核派（关西派））、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马克思主义派（革马派），此三者标榜“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JRCL）、国际主义劳动者全国协议会（NCIW），此二者组成第四国际日本支部；马恩列托政治组织（政治グループ・ＭＥＬＴ）。共产同系组织现存的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统一委员会）、行动网络（アクティオ・ネットワーク）、运动连带（ムーブメント連帯，联合赤军派的延续）、“好运，日本！”国民协议会（「がんばろう、日本！」国民協議会，前马克思主义青年同盟）、劳动者共产党、争取劳动解放的劳动者党（労働の解放をめざす労働者党）等。——译者注。
[8]金嬉老获假释后赴釜山市定居，韩国媒体称他为“与日本的民族歧视做斗争的英雄”。译者注。
[9]Marx-Engels-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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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附录
↘利率
↘股票与经济
↘长期金融业绩
↘1997年金融工具所有者和发行人
↘1997年家庭和养老基金组合分配
利率
如图1所示，长期利率为1857~1917年铁路债券利率；1917年以后为美国长期国债的平均利率。“实际利率”是从名义利率中减去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度变化。时期的划分是根据安格·斯麦笛逊（1995年）：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金本位、英帝国、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1870~1913年）；战争期、艰难复苏、萧条、战乱、困难复苏（1914~1949年）；战后“黄金时代”（1950~1973年）和近期“青铜时代”。我将近期分为通胀、劳工与第三世界独立以及美国帝国主义侵蚀时期（1974~1981年），此后是更多独裁帝国主力势力、综合金融统治以及自由贸易和自由资金流动的时期。
图11857~1998年美国长期利率
注图中1857~1917年为美国铁路债券；1919~1998年（1998年仅是第一季度）美国国债为：实际利率为名义利率减去年度物价指数（CPI）。
表1美国长期利率（期间均值）
年代实际利率（%）
名义利率（%）
1850~19597.29.5
1860~19693.17.7
1870~197910.67.1
1880~19895.35.0
1890~19995.14.3
1900~19093.24.0
1910~1919-1.24.6
1920~19295.15.2
1930~19395.83.8
1940~1949-3.22.4
1950~19591.03.0
1960~19692.24.5
1970~1979-0.26.9
1980~19894.810.4
1990~19994.17.3
时期
1870~19135.75.0
1914~19491.74.0
1914~19292.25.1
1930~19385.93.9
1939~1944-1.22.6
1945~1949-4.12.3
1950~19731.54.1
1974~19963.08.7
1974~1981-0.98.5
1982~19975.08.5
股票与经济
图21900~1997年股票价格和GDP，实际值的三年变动
图31950~1997年股票价格和GDP，实际值的年度变动
这些图显示出股市与实际经济的关系。图2为长期情况，显示出股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GDP的三年实际值（扣除通胀影响之后）的变动。股市多少符合经济趋势——很难完全是领先指标——而且有时出现过头趋势。过分反应的趋势在第二季度均值的年度变动图中更为明显。对于二战后的美国，股市要领先经济大约2个季度，但是，作为领先的指标，还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收益曲线（见p.96）。
长期金融业绩
图41825~1997年各年代总实际股票收益
图51860~1997年各年代总实际债券收益
表2年代实际总收益和消费物价变动
年代实际总收益
物价指数
股票债券
1820s5.0
-2.7%
1830s5.3
-0.6
1840s16.0
-1.8
1850s5.3
0.8
1860s9.64.9%
3.5
1870s10.413.5
-2.7
1880s5.67.7
-0.7
1890s6.46.7
-0.8
1900s7.32.2
1.1
1910s-4.1-6.0
7.9
1920s15.911.9
-1.8
1930s2.39.6
-1.7
1940s4.9-1.1
5.6
1950s14.2-4.1
2.1
1960s4.4-2.7
2.8
1970s4.2-7.4
10.8
1980s10.27.4
4.7
1990s11.09.2
3.1
平均7.03.8
2.1
注：表2中股票和债券实际总收益由反映实际累计总收益（再投资的利息和红利）的指数计算得出。对于股票，指数数值等于当年红利加价格变动（以百分比表示）减去通货膨胀率（消费物价指数）再乘以前一年的指数，或
年指数=上年指数*（1+当年红利收益+当年价格变动-当年物价指数）
对于债券，指数等于当年支付的平均利息加上价格收益（按归一化后的债券计算，8%的收益定价为100）减去物价指数变动。当然，税和交易成本使得几乎无法将这些指标相乘；它们不反映实际的组合业绩，但能反映出长期的可比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经济调查局因特网站点；美国历史统计，200年版；西勒（1991年）；格兹曼和勒布森（1994年）；各年总统经济报告；其他。
1997年金融工具所有者和发行人
表3信用市场债券（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债务人
国内非金融15194.171.9
美国联邦3804.918.0
非联邦11389.353.9
家庭5571.526.4
非金融公司3282.815.5
非农场非公司企业1250.15.9
农场156.20.7
州与地方政府1128.75.3
世界其他558.82.6
金融机构5366.025.4
商业银行309.71.5
储蓄机构160.30.8
人寿保险公司1.80.0
政府资助企业995.94.7
联邦抵押金1825.88.6
联邦抵押证券发行商998.44.7
金融公司554.52.6
抵押公司36.40.2
地产投资信托73.70.3
经纪人与中间商35.30.2
融资公司373.81.8
其他0.60.0
债权人
国内非联邦非金融2753.713.0
家庭1826.98.7
非金融公司296.31.4
非农场非公司企业39.10.2
州与地方政府591.52.8
美国政府201.41.0
世界其他2270.010.7
金融部门15893.875.3
货币当局（联储）431.42.0
商业银行4031.919.1
美国商业银行3450.816.3
外国银行美国分行515.42.4
银行持股公司27.40.1
美国合作区银行38.30.2
储蓄机构925.54.4
信用社304.21.4
银行个人信托242.31.1
人寿保险公司1775.48.4
其他保险公司514.42.4
私人养老基金831.73.9
州与地方政府退休基金577.52.7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718.83.4
共同基金894.84.2
封闭型基金99.50.5
政府资助企业908.64.3
联邦抵押金1825.88.6
资产抵押证券发行商859.54.1
金融公司566.72.7
抵押公司47.90.2
地产投资信托24.00.1
经纪人与中间商183.60.9
融资公司130.30.6
表4美国财政部（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总计$3778.3
100.0%
按类型
储蓄债券186.54.9
其他3591.895.1
债权人
家庭304.68.1
储蓄债券186.54.9
其他118.13.1
非农场非公司企业15.70.4
非金融公司54.31.4
州与地方政府279.37.4
世界其他1265.633.5
货币当局（联储）430.711.4
商业银行269.87.1
美国商业银行166.84.4
外国银行美国分行94.62.5
银行持股公司4.00.1
美国合作区银行4.40.1
储蓄机构14.60.4
信用社15.70.4
银行个人信托39.41.0
人寿保险公司96.92.6
其他保险公司128.03.4
私人养老基金323.98.6
州与地方政府退休基金213.65.7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86.22.3
共同基金219.05.8
封闭型基金10.60.3
政府资助企业15.60.4
经纪人与中间商-5.0-0.1
表5美国政府部门证券（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总计$2848.2
100.0%
按类型
预算机构26.50.9
政府资助企业995.935.0
联邦抵押金1825.864.1
债权人
家庭499.817.5
非金融公司10.00.4
州与地方政府95.43.4
世界其他259.29.1
货币当局（联储）0.70.0
商业银行571.020.0
美国商业银行497.117.5
外国银行美国分行62.02.2
银行持股公司5.50.2
美国合作区银行6.30.2
储蓄机构154.85.4
信用社48.41.7
银行个人信托38.71.4
人寿保险公司252.68.9
其他保险公司51.21.8
私人养老基金159.95.6
州与地方政府退休基金108.23.8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96.33.4
共同基金122.94.3
政府资助企业314.611.0
资产抵押证券发行商14.10.5
经纪人与中间商50.41.8
美国财政部和政府机构总计6626.5
表6公司和外国债券（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总计$3338.4
100.0%
债务人
非金融公司1489.544.6
美国持有的外国证券382.611.5
金融部门1466.343.9
商业银行192.75.8
储蓄机构2.80.1
资产抵押证券发行商742.222.2
金融公司328.99.9
地产投资信托20.20.6
经纪人与中间商35.31.1
融资公司144.24.3
债权人
家庭349.310.5
州与地方政府44.51.3
外国持有美国债券531.715.9
商业银行143.14.3
储蓄机构58.41.8
银行个人信托31640.9
人寿保险公司1025.730.7
其他保险公司148.54.4
私人养老基金281.78.4
州与地方政府退休基金202.06.1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33.41.0
共同基金273.88.2
封闭型基金27.70.8
政府资助企业33.41.0
经纪人与中间商100.73.0
融资公司53.11.6
表7股票（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总市值$12958.6
100.0%
发行人
非金融公司7793.7601.
美国持有的外国证券1183.99.1
金融公司3981.030.7
持有人
家庭5737.644.3
州与地方政府79.90.6
外国持有的美国股票881.76.8
商业银行2.60.0
储蓄机构23.40.2
人寿保险公司259.32.0
其他保险公司582.24.5
私人养老基金176.91.4
州与地方政府退休基金1765.413.6
共同基金1295.210.0
封闭型基金2049.415.8
经纪人与中间商54.20.4
银行个人信托50.80.4
1997年家庭和养老基金组合分配
表8家庭（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资产$27108.7
100.0%
存款3834.914.1
外国存款49.30.2
活期存款与现金426.11.6
定期与储蓄存款2722.810.0
货币市场基金636.72.3
信用市场工具1826.96.7
公开市场票据122.60.5
美国政府证券804.33.0
国库券304.61.1
储蓄债券186.50.7
其他118.10.4
政府部门499.81.8
市场证券448.91.7
公司和外国债券349.31.3
抵押101.80.4
股票5737.621.2
共同基金1937.57.1
证券信托210.70.8
人寿保险储备650.82.4
养老基金储备7453.927.5
银行个人信托1050.73.9
非公司企业股权4087.915.1
其他318.01.2
负债5827.1100.0
信用市场工具5571.595.6
家庭抵押3757.664.5
消费信用1265.421.7
市政债务187.53.2
银行贷款61.21.0
其他贷款与预付款193.53.3
商业抵押106.41.8
证券信用128.82.2
应付款106.81.8
人寿保险金，延期与未付20.10.3
表9私人养老金（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金融资产$3577.8
100.0%
活期存款与现金2.90.1
定期与储蓄存款25.90.7
货币市场基金43.11.2
回购协议42.01.2
信用市场工具831.723.2
公开市场票据42.01.2
美国政府证券483.813.5
国库券323.99.1
政府部门159.94.5
市政证券1.00.0
公司和外国债券281.77.9
抵押23.30.7
股票1765.449.3
共同基金457.012.8
其他409.911.5
未分配保险合约241.36.7
应收养老基金33.40.9
其他135.23.8
表10州与地方政府退休基金（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金融资产$2099.7
100.0%
活期存款与现金4.20.2
定期与储蓄存款2.10.1
证券回购协议35.11.7
证券市场工具577.527.5
公开市场票据35.11.7
美国政府证券321.815.3
国库券213.610.2
政府部门108.25.2
市政证券0.90.0
公司和外国债券202.00.8
抵押17.60.8
股票1295.261.7
其他18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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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应该做（不做）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七章应该做（不做）什么
↘社会保障私有化：一个真正可怕的思想
↘使联储民主化
↘社会化地投资
↘向富人征税
↘拒绝货币
↘公司改革
在长长的批评后，作者应该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好的，你会怎么做呢？”一种诱惑是聪明地拒绝开药方，说批评本身就有价值，不过这样做未免有点显得太胆小。
在大概能给出一个答案之前，我不得不说，金融领域的改革并不像我们有时争论的那样简单。如果你相信金融与货币有某种不解之缘——仅次于真正的生产活动而处于第二重要的地位，或者多年来已在经济实体中产生了某种稀奇古怪的联系——那么行动的路径就会清晰多了。但遗憾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论证事实并非如此。既然金融是昂贵的、浪费的，利润总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资本渴望流动和变现，那么金融工具就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实现的手段。如果内格利是正确的，而且他的确是正确的，货币有一张老板的面孔，那么持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成为老板。
如果事情真如民粹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所说，货币和信用是人为地稀缺，宽松地供给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彻底改善的话，那么一切就容易得多了。但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折磨每一个金融改革者。马克思认为，单纯的流通工具的变化并不能改变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深藏在金钱概念本身中的。对金钱的需要驱使工人劳动以及资本家竞争；它不是来自经济体系之外的东西，而是来自于经济体系深层。意味深长的是，任何对货币系统的攻击，实际上就等于对所有权和等级制特权的攻击。
宽松货币理论简单到对条件优惠的贷款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税收及其他形式的征收进行资本社会化。“‘信用赠与’的观念是‘财产即偷窃’这句话伪善的、庸俗的和焦虑的形式。资本家们被认为是被迫把资本分给工人，而不是工人们主动去拿资本家的资本”（马克思，1973年，p.123）。或者按美国民粹主义者的说法，被迫用优惠的条件贷出去。尽管中央银行把目标失业率定为5%要比6%对工人更有利，但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最近，我们看到建立本地货币——与全国性货币一道在小镇中流通的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纸券——的呼声日益增长，最著名的就是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小镇伊萨卡工时计划。不过这些计划的前途似乎很有限；它们似乎只适用于理发，但不可能适合剪刀，更不适合生铁了。只要兑换超越了本地范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自然地采用定价原则来代替平均主义，除非所有权发生了根本变化，或者企业互相联系的方式发生变化。“确切地说——劳动时间不能直接与金钱等价。因为实际劳动时间经常只会出现在某种持定商品上”（马克思，1973年，p.168）。一个理发师的产品不能与钢铁工人的产品互相兑换，他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先用货币来定价，然后实行兑换。那些伊萨卡工时券、联储内部票子和电子货币——可能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重要。
所以，对金融改革的呼吁只能被认为是对资本家社会权力的攻击的一部分。在本书写作时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那些曾经看来好像很温和的社会改革——甚至是我们已在美国看到的社会民主福利制度的微小方面——却被我们的统治者认为是对上帝赋予其权力的一种无法容忍的侵犯。自从1989年以来，对美国和西欧实行的这种福利制度的攻击的激烈化，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除非有整体没收的危险，否则老板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苏联尽管有其数不清的错误，对他们来说，总是代表着这种危险。尽管在今天看来，剥夺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仍然记着1968年从巴黎传来的那句老口号：要实际，就要做不可能的事。
根据一个社会改革的十点措施，我做了一个综合的评论与建议。首先分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观点，然后评论了一些纷杂的观点，最后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建议。但首先有必要记住，并非所有的以发展本地金融的名义去限制金融国际化的做法都具有政治进步意义。例如，这里是一位作者的观点：
因此，国家运用资本的任务就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了；只须保证将资本作为国家的奴仆，而不要培养其成为国家的女主人，这一点可由两个严格限制来定义：一方面，必须保持一个有足够偿还能力的独立的国家经济；另一方面，辅以工人的社会权力……股票交易资本同国家经济的严格分离有可能抵制德国经济的国际化，同时并不威胁通过与各种资本斗争来保证国家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基础。倘若我并不知道将会有最艰苦的战斗，也不去反对充斥敌意的国家，而仅仅是反对国际资本输入的话，在我看来，德国的发展要清晰得多。
那就是《我的奋斗》中的希特勒（1943年，pp.209、213）。人们应该始终注意那些仅仅批评金融而不批评资本的言论，特别是那些视国际化本身为邪恶的人[1]。
社会保障私有化：一个真正可怕的思想
没有什么比美国的一些要求社会保障私有化的公众演说更能描述出对福利制度攻击的激烈程度了。近来被公认为美国政治“第三条道路”的一些杂志旦冒犯它就会完蛋——如《时代》和《新共和党》，甚至还有由民主党主席提名的一个委员会联合签名以支持一个私有化的议程。而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自由权力的固有部分。但是，当1964年巴里·古德沃特提出社会保障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时，人们认为他疯了；而现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却印了这方面的说明小册子（科特里科夫，1995年），而媒体正在为将此计划推销给公众做着重要的工作。
由于这个计划不大可能靠自身优点在公众中推行——为什么要摧毁一个普遍使用的成功的、而且非常流行的系统呢？——所以它将依靠一些狡猾手段进行推广。诡计的精髓是：当生育高峰期的孩子们在21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开始退休时，这个系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银行破产的问题。这项预测的依据的正式来源是社会保障系统的受托人年度报告（受托人委员会，联邦老龄保险及残疾保险信托基金，1995年）。与官方结果一样，受托人给了三种预测：悲观的、乐观的和适中的。虽然每一预测都有很多相似的假设条件，但报表中的最重要事实是受托人假设在以后7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为1.4%（比1994年度报告的1.5%有所下降），这只是前75年增长率的一半，它只与20世纪1910~1920年的增长率相近。甚至在30年代，经济增长率也比这个数据要高（1.9%）[2]。我的模型使用了更高的增长率，它表明在更合理的增长假设下——即使2%的增长率，低于1915~1995年的2.3%的经济增长率——系统却并未呈现崩溃的趋势。因此，要么是受托人故意使用低增长假设以增加公众对系统的担心（这种说法受到系统审计师史蒂夫·高斯的强烈反驳），要么就是受托人预见到未来75年的大萧条。不管哪个说法对，这都是头号新闻。
经纪人和保险公司正在有意地利用社会保障中的不确定性以攫取新的利润。亚当·比尔·韦斯特布鲁克曾告诉《城镇之音》的雷斯利·沙万，说他的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也意味着对医疗援助和社会保障等机构所说的“我来照顾公众”的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他的研究同样揭示了一种增长的“授权”的感觉，也就是“我聪明能干，可自行决断”的信念。这也是韦斯特布鲁克的代理法伦·伊利戈特为客户谨慎公司所设计的“依靠你自己”的口号的意思。然而，该公司的新口号还没有来得及在世界各地叫响，它就因“广泛的欺骗性销售活动”以及在政策上对消费者误导和诈取佣金，而受到30个州的调查（斯科斯姆，1996年）。这纯属虚构：以波动和谣言为特征的金融市场被形容成如磐石般坚固，而60年来不间断地、无丑闻地发放着养老金的政府被看作是海上飘荡的小船。
私有化模式的典范是智利的养老金体系，它是奥古斯塔·皮诺切特将军的芝加哥学派专制的创造。这个模型受到加藤研究所和世界银行的竭力称赞。它以一种强制性个人退休金账户的方式为中心，涉及到的全部雇员把10%的收入投入几个经批准的共同基金中，而由基金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资（雇主则不用担负任何责任）。资金的注入为智利股市创造了奇迹，但根据预测，未来半数的退休者只能得到贫困线水准的养老金。对那些最穷的人，仍然有最低的公共养老金，不过只提供每天不到2美元（科林斯，1995年）。
尽管支持者爱宣传私有体系的“有效性”，但智利的体制很难被称为楷模。相互竞争的基金销售能力很强，而且投资组合经理有着巨额费用。把一切都算上，智利体系的管理费几乎占收入的30%，而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则远低于1%。由此看来，甚至12%~14%的美国人寿保险业的平均管理费也相对有效得多。
最后一点是，私有体系经济由于不可避免地将资金投入股市，而变得非常危险。当受到质问时，加藤研究所——曾邀请倡导改革的智利前内阁部长作顾问——的自由主义鼓吹者们作了两点总结：（1）股票的历史收益高于社会保险基金所含有的收益；（2）资金注入股市将促进实际投资。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金融理论无法很好解释股票的收益（证券收益的难题）。同时，注入股市的资金没有成为实际投资。面对这些，鼓吹者们只有东拉西扯，除了谴责“政府官僚”的管理能力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答案。鼓吹者也对公众自己管理退休金投资组合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即使是层次很高的人也搞不清利率中的基本数学，更不用说那些现代金融市场中的复杂问题了。
股市能否比公共系统能更好地解决生育高峰时期出生者的退休问题，这仍是个谜。从长期来看，股市应该与经济大体同步增长。它能够超过实际增长率的惟一途径就是利润在GDP中的比例持续增长。作为私有化者热衷的争论之一，历史收益数据假设红利和资本收益用于再投资，而实际上它们将用来向退休者提供资金。为了提供养老金，股市就好像一块巨大的旋转资金，这有点类似于公共系统，一些人的卖立刻就成为另一些人的买。当高峰时期出生的人为获得退休金而开始卖出股票时，价格就会下跌，除非从第X、Y、Z代人那里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当然，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一个人如果恰好在熊市时退休，那么他或她将面对惨淡的退休生活。
但不管是现行方式还是未来的私有体系方式，私人养老基金的概念都依赖一个经济幻觉。在《通论》的意义深远的一段话中，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在现代经济思想中几乎消失了的观点：
作为社会整体，我们只能通过实际生产而不能以金融上的权宜之计来提供未来的消费。到目前为止，由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把未来的金融供给同未来的实除供给分开了，这就使得保证前者的努力不一定能相应地保证后者；金融谨慎很容易破坏有效需求，从而损害人们的福利……
个人能够为了将来而积蓄钱财，但整个社会并不这样。只有通过实际的社会投资，一个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但在“金融安全性”的名义之下，金融市场会要求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缩减。在今天，任何人如果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会议中或在讨论中提出类似凯恩斯的观点，就会立刻被认为是发疯了。
这就是为什么本章没有提“逐步使用”养老基金的原因。彼得·德鲁克对70年代“养老金社会主义”的恐惧已在90年代的“资产组合的资本主义”中实现。毫不奇怪，因为资本很自然地会夺取工人手中的积蓄供“管理”之用。蓄积大量金融资产的观念应该成为攻击的焦点，而这些资金的用途并不重要。因此，应该通过征收财产税，而不是通过创造性的养老金工具，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瑞典工薪者基金的教训对养老金改革者是有借鉴意义的（普图森，1984年、1987年、1992年）。该基金最初是由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提出的使公司资本社会化的方案。在70年代中期的最初设想中，公司要给出相当于全年利润20%的份额，投入代表工薪者的基金。在以后的一二十年间，这些基金将取得支配地位，并最终控制整个瑞典公司的利息收入。这个计划惹恼了商界，他们千方百计去诋毁基金的信用。这项工作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事实上，基金从未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各工会给这个项目搀了点水，80年代早期采取了一种较弱的方案。这些基金很快就像普通养老基金一样行事。经理做了徒劳的立法努力后，开始进行股票交易以图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最终，在80年代末，工薪者基金被废止了。
为什么他们失败了呢？至少有两点原因。首先，商界认为最初设计的基金是对资本家所有权的挑战；这再次提醒人们，金融是公司统治阶层结构的中心。其次，因为它们（基金）太抽象而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但本质在于它们是对公司统治的挑战。如普图森（1992年，p.237）所说，“当集体持有的基金仅限于决定是购买沃尔沃还是萨伯公司的股票时”，它很难引起公众的热情。如果想让人们感兴趣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直接干预——积极的公共行业政策和公司内工人控制权的上升。从另一方面讲，股票市场就是金融家门前的草坪，任何在这里进行的游戏通常都得按他们定的规则结束。
使联储民主化
金融的民粹主义者们常常建议“使联储民主化”，即把它正在进行的工作公开化，同时它的委员会要通过选举产生。从本质上说这是个良策，但本章也注意到了这样做的局限性。
国会也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每个麻木不仁的情节都在电视节目中播出，但这一机构也做了无数有辱民主的事情。有钱有势的人能支使国会，而普通百姓却不能，这种不平等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凭什么对联储——或是对总跟食利者一条心的中央银行采用相同的做法就一定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呢？国会关于税收和预算辩论的场面从来没有让人为之一振。
暂且不提程序问题，中央银行的性质也许没有它所根植的各种金融机构重要。与其他国家比较就能说明这一点。在主要的中央银行中，最具独立性的要算德国的中央根行了，它的随心所欲即使是艾伦·格林斯潘也要嫉妒三分。独立性最小的中央银行是英格兰银行；它在17世纪诞生时就是服务于国家的私人银行。它于1946年被工党政府国有化，现在仍然接受首相的领导。现在必须承认，德国中央银行由于担心接管东德后会产生通货膨胀而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利率。但从长期看，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增长率和投资水平也好，贫困率和收入分配也罢——德国经济的表现都远远强于英国。
这样，我可以尝试着从对比中得出结论：也许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个好事物。但日本银行却是日本大藏省的下属，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表现都远远强于德国。所以，也许独立的中央银行并非那样好。
或许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与英美的倍受股市影响的松散型金融系统不同，日本和德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系统。相对而言，在日本和德国的体系中，股票市场在投资和金融监管中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很重要。更多地比较一些金融体系就会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高低并不是那么重要。
民粹主义者关于联储的评论过分强调了中央银行的自主力量而忽视了金融市场对它的影响：联储既引导利率也追随利率趋势。1994年的紧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债权人开始出售他们的证券，使长期利率提高，几个月后联储才把短期利率提高。他们大造舆论，促使联储实行紧缩政策。虽然联储已经开始紧缩了，但华尔街却要求更大的紧缩。相似地，格林斯潘敦促克林顿削减赤字是以取悦债券市场的名义实施的。总统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争得大众好感，尽管根据伍德沃德报道，他私下里持保留态度。如果联储将政策转变为长期的刺激模式，它将要面对来自债权人方面的压力。这可能会使短期利率下降，但长期利率可能会上扬20%。任何不顾金融系统的反应而单纯地进行联储的民主化都将很快面临这样的灾难。
当然，联储应该更加开放；其秘密状态应该结束；其自身的财务应该纳入联邦预算；它的成员应该在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方面具有更广的代表性，而且不再采用狭隘的、紧缩的经济管理标准。但这种转变只有作为更广泛的金融关系转变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社会化地投资
在过去的10年中——主要始于80年代早期清除在南非有业务的公司股票组合的运动——我们看到了超越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投资基金的骤增。这场运动的历史可追溯到更早——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一些墨守成规的人士建立了和平世界基金，并让两个投资组合经理——纽约的罗伯特·施瓦兹和波士顿的罗伯特·泽文——为注重利润来源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基金（金德、林登伯格和多米尼，1992年）。
除了南非，核力量和武器制造也是激励早期社会投资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初始的基金动力来自反对有害事物。近年来，用投资做积极好事的愿望增长了——如在贫困社区推动发展，又如，资助环境友好技术。社会投资（SI）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即，希望在实现投资收益的同时，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
屏幕
可以想像，从愤世嫉俗到胸怀远大，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这片土地上耕耘。社会投资的主流往往带有某些社会屏幕的特征。这层含义可以从最大的社会投资基金——工作资产在《第一读者》1995年5月6月的广告中体现出来。它说：“我们与标准普尔500不同。我们不关心肮脏的、衰退的行为，如重型设备制造、石油化工、军工、日用品、酒精和烟草。我们只关心未来的清洁工业，如公共关系、顾客服务、商业设备、高技术、金融、健康保险和食品制造。”虽然每个公司都被按照社会标准过滤，但在这一投资组合下的经济分析仍然是未经检验的。不用说，“衰退行业”的工资高，而“清洁行业”的工资低。如果没有生产计算机硬件所需的化工产品以及其中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那么通讯、商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产业又从何谈起呢？难道不是高技术行业产品促进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并使全世界布满了生产线吗？如果没有肮脏的火电厂发的电以及重型设备的建设，这些清洁的产业将如何存在呢？如果不是那些肮脏的重工业，作为资产公司的服务对象——中上阶层美国人——又能如何获得相当于第三世界平均水平50倍的收入呢？农产品的价格下跌趋势牺牲了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国和当地生产者，但食品制造业难道没有从中获利吗？[3]对烟草工业的道德说教虽然可以在讨厌烟草的人那里挣得光环，但对社会秩序不构成任何挑战，难道不是吗？金融业除了让富人拥有的财富成倍增长之外，还作了其他什么贡献呢？
从本质上说，社会投资者——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市场定位上，是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涂脂抹粉的部分。但社会投资者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人有金融资本，而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更尖锐地说，这如何造成了债权人凌驾于债务人之上的特权，以及一些人靠着别人的劳动而获利。
在CNBC有线电视1995年5月9日的经济新闻中，运作资产的头面人物索菲娅·科利尔说，标准普尔500股票的40%是“对社会负责的”。这等于说，这个巨大的国际公司没有问题，只有极个别的坏人而已。在金德、林登伯格和多米尼等人公布的对社会负责的领先指数中，包括标准普尔500股票的约一半，也许和科利尔心里想的公司是一致的。
社会投资主流对政治的考虑还不够充分。就其个人行为的实用主义信念而言，它是典型的美国式的。社会投资者也会形成奇怪的联盟。《美元报道》（1995年）的一期以赞赏的口气引用共同基金核心人物约翰·特普莱顿（爵士）对伦理的反映，而没有意识到或不关心“特普莱顿宗教进步奖”在1994年发给了迈克尔·诺瓦克。诺瓦克以为里根经济学、核武器以及阿根廷反不同政见者的战争做种种神学辩护而出名（亨伍德，1994年b）。该奖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杰出的伦理学家玛格丽特·撒切尔。
社会屏幕所不能说明的矛盾是，无论你如何包装，投资利润的根本来源在于不对工人的劳动进行补偿，而且他们依靠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即一些人有剩余财富，而一些人没有。当问及对这一现象的评论时，原来曾很激进的学者，后来成为股票经纪人的迈克尔·莫菲特说：“这是个问题”。莫菲特过去使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大多数社会投资者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
南非已不再是问题了，大多数流行的社会屏幕显示了上层自由主义者的关心：烟草、董事会中的女性、动物实验以及环境犯罪。而对装配线上的妇女、工会以及工伤等问题的关心则消失了。其中最受青睐的社会投资主流股票是华盛顿邮报公司，一家激烈反对工会的公司，它每天出版日报，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现状记录。
可供选择的借贷方式
然而，社会投资体系并不都那么传统，在某些方面它也正尝试着去改变财产关系。让我们从传统的社会投资开始，逐步回顾一下它的发展。随着社会投资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替代性”金融机构——社区发展银行（CDB）和贷款基金。其中社区发展银行最典型的代表是芝加哥南滩银行。其发起人说，它复活了衰落的城市社区，同时又有上佳的金融表现。这曾被一些人作为榜样在自由市场时代广为宣传，他们认为，这是私人部门代替旧式社会计划的成功。但是，布鲁克林社区资本银行的创始人林登·康斯托克在一次采访中认为，即使一家带有社会目标的私人社区银行仍然不足以替代公共部门投资。
1973年成立的南滩银行，是同类银行中历史最长、资金最雄厚的。它吸引了很多杰出的银行家和社区之外的很多存款者。如果你读过它发行的刊物，你会说：它干得太出色了！但是在外部人士对它的首次审查中，哈佛商学院的本杰明·伊斯特（1995年）发现南滩银行的实际表现没有它所宣传的那样好。与周围同等规模的银行相比，它的表现并不怎么样。追求社会目标也许可以作为推脱之辞。伊斯特通过研究1970年、1980年和1990年的连续的社区普查数据，比较了南滩社区发展银行的经济指标，他发现结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虽然南滩的失业率较低，但收入比周围社区下降得要快；他总结说：“南滩银行的相对表现要比周围的差”。伊斯特也承认，这样的比较在方法和概念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结果对社区发展银行是很不利的。
与南滩模式关系很密切的是大量的诸如社区发展基金等非银行贷款。社区发展基金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但它们也从普通的投资者那里接收资金然后向住宅重建项目、非赢利住房开发项目以及小企业提供贷款。该行业仍然是很小的。按照国家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NACDLF）（1996年）的统计，到1995年末，该行业贷款余额为1.08亿美元，资本金2.04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占1/3，其余为外来资金。在1986年开业之后的9年当中，国家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的成员共向56243户提供了住房贷款，其中73%是低收入居民；“创造并保持"了11313个就业机会，其中59%都是低收入者（其中51%为女性，37%为少数民族）。贷款损失大概是0.92%。
当然，这些数字要比一无所有强得多。但迄今为止它们也没有显示在国家的统计上。它们在10年里所“创造并保持”的工作总数，比美国两天正常的就业增长还少；所资助的住房，也只相当于美国10天的新建房屋[4]。
有一些以社区发展的名义所做的贷款，看起来很莫名其妙。在1995年的年度报告中，北卡罗来纳州市社区贷款资金贷出了2.5万美元在旧金山开办本杰瑞冰淇淋店，“将训练并为来自旧金山的低收入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广告中，一个面带微笑刚受雇用的年轻人声称“这项业务通过几种方式支持年轻人：在冰淇淋厂有工作训练，所获的利润又能创造新企业而使更多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受益”。
本杰瑞冰淇淋店是热情的资本家所喜爱的东西。但不幸的是，作为它自己的社会审计员，热情的保罗·霍根在该公司1994年的年度报告中承认，现实并没有支持其宣传，本杰瑞的雨林牌冰淇淋所使用的巴西果是当地居民收获的：
本杰瑞的雨林牌冰淇淋上的标签给人的印象是收获巴西果使当地的居民受益。实除上，巴西果并不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收获和销售的，而是由在森林工作了一个多世纪的巴西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所收获的。如果不是一些研究土著居民的专家认为这些项目的资金流动对于部落文化是一种损害，人们也许会说，究竟谁算当地人是很不重要的。资金的流入造成了不平等，对抗以及对西方食品的需要，同时使人们降低了对真实问题的关心。印地安联合宣言中说到：“……当我们的福利是基于西方市场的时候，我们社区的独立性是被削弱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销售项目以及自然资源，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土地并且有权说我们所需要什么，那么销售产品就毫无疑义……”第二点关于标签准确性的问题是：雨林牌冰淇淋所用的大部分巴西果是通过商业途径而不是替代资源获得的[5]。
这些错误是社会投资缺陷的象征：它很容易成为另外一种营销的花招，但根本没有表达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在第三世界国家，在通常的发展计划失败的地方，相同的小规模贷款也提供作为摆脱贫困的方法[6]。典型的南滩银行的替代发展计划的例子是孟加拉国格莱米银行，它只为妇女从事靠经营收益而摆脱贫困的业务提供小规模的贷款。格莱米银行赢得了光彩的记录，主要是基于它自己的说法和以前发表的良好记录。实际上，报纸关于这个银行也很少有不利的话，直到吉纳·内夫为《左翼经济观察》（内夫，1996年）做了实地调查。虽然它宣称减少了贫困，但它的大部分长期贷款者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虽然它宣称有商业生命力，但企业的运行只是基于慈善家的补贴。虽然它宣称提高妇女权益，但格莱米的贷款只不过将妇女非正式的家庭劳动正式化（阻止她们进入更自由的工资岗位），没有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自主权（远远不到一半的人对于以她们的名义进行的业务拥有控制权）。与此相对照的，印度自我就业妇女联合会（SEWA）提供信用，但这只是作为教育和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而格莱米银行以男性为主的贷款官员说出了实话。
像格莱米这样的小型贷款计划——世界银行、希拉里·克林顿和花旗银行一直充满热情地支持——的吸引力在于：对于像自我就业妇女联合会这样的真正的自治组织，以及昂贵的公共计划（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投资）而言，它们是一种成本很低而又没有威胁的替代。
这也许是世界银行在过去50年中到处贷款的教训：想靠借款摆脱贫困，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财产的再思考
比新时代银行更有前途的是能改变财产关系性质的一些策略。比如社区土地信托（CLT），它是“民主控制的非赢利性公司，具有开放的会员资格和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其目的是为了社区的利益获取土地并长期持有土地。土地通过长期租赁提供给家庭、公司及其他将来在土地上可能拥有建筑物的组织。通过限制租赁土地的转手销售而为未来的目的保持财产的有效性”（《社区投资观察家》，1995年）。社区土地信托由以马萨诸塞州为基地的社区经济学研究所（ICE）的创办人拉尔夫·波斯第和鲍勃·斯旺在60年代创办的。拥有社区土地信托土地的人可从他们对建筑物的修缮上获得补偿，但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销售。这个观点是把土地与财产市场永远分开。相似的一个观念是可以在城市中采用的“有限财产合作”，即，居民可以从合作机构购买一套公寓，在他们离开时再把公寓卖给这个合作机构——合作机构根据他们对房屋的改善以及一般的通涨水平给以适当的补贴，但是住户不可能通过这种方法牟取巨大的交易利润。
前社区经济学研究所董事，查尔斯·马太（个人交谈）提到：个人曾要求获得财产的增值。但是除了他们所作的改善之外，财产的增值主要是社会活动，诸如基础设施发展和总体经济增长的结果。他说，社会收益由私人获得是根本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对社区的贡献很少，却因为住在那里的时间正好赶上土地升值的时候，这就更不公平了。
社区土地信托仍然是不引人注目的。到1995年末，在美国只有90个。按照全国社区发展贷款协会的通讯（《社区发展观察家》，1995年），社区经济学研究所“是先锋中的佼佼者”，它在1979年成立时拥有的权益资本为53.1万美元，1995年发展到了2600万美元。按照联储资金流账户，到1994年，美国社区土地信托的全部土地、建筑物及其他有形财产的价值达到了将近20万亿美元。社区土地信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人们对不能改变财产关系的机构的怀疑的理由之一是：那些机构和人员往往以良好的初衷开始，而在结果时却再生了他们原想纠正的毛病。美国充满了社区组织和非赢利的房屋开发商，但现在除了风格上的差别，它们跟传统的地产开发商和银行没什么区别。福特基金会拥抱社会发展计划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机构没有一个善于找出潜在的害群之马并能把它驯化（不仅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
向富人征税
以上谈到的很多方法只是概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偏好市场的方案。这些常常是被当作针对老问题的新方法，但实际上它们总是老方法的新翻版。我想起了卡尔·卡洛斯关于心理分析的评论——疾病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去治愈。
如果老思想能够轻易地成为新思想，那么为什么不维持一些比较好的老观点，而却非要翻新呢？比如，资本控制曾经是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基石，但现在被认为过时了。但为什么呢？为什么外资流入和流出不需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呢？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为什么资本控制不能服务于比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更具人情味的经济方式中呢？有人说现代技术使得逃避这些限制更容易，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技术使做这些事更容易。主要的障碍并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而且政治上的障碍并不是很小的）。
正如后来成为政治顾问的记者杰克·布顿对《国王的人》一书作者威利·斯塔克所说，也许最不流行的观点是向富人征税。大大提高占人口1%~2%的最富的人的收入所得税能为各种公共计划提供资金，从义务教育、儿童保健，到公共就业计划。对财产以及收入征税将是一个用于提高公共物品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好方法——向城市改造、公共交通、替代能源研究和环境整治提供资金。两种征税形式的美好的副作用是将减少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和社会力量。
收入所得税是相似的，但财产税不是。华盛顿只有在富人死的时候才对其财产征税，而且财产税有很多漏洞，经常被认为是“可交可不交”的，因为任何一个有时间同时也有精明律师的人都可以钻空子。
在1990年，11个发达的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开始征收一些财产税，尽管这给富人增加的负担很小。按照爱德华·沃尔夫的估算（1995年，第8章和第9章），如果采用瑞士财产税体系，1989年将征收340亿美元；德国体系，680亿美元；瑞典体系（从被保守政府否定以来），3290亿美元——而同年联邦收入所得税总额为4460亿美元，赤字为1520亿美元。
所有三个模型均不考虑家庭影响以及来自财产税的养老金，德国和瑞典还不考虑人寿保险。所有三个国家对穷人和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征税。只有瑞典的税收体制对中上阶层有一些税收：财产在7.5万~10万美元之间者（在1989年）将面临一个相当于现有收入所得税15%的税；10万~25万美元之间者，为收入所得税的39%；超过25万美元，税率将接近或高于现有的所得税税率。很明显，瑞典与其他两个国家不同，它的税制会对经济、财政和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瑞士的系统对不是百万富翁的人基本上没有影响，德国的系统对财产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没有影响。即使这样，在公众服务急需资金的时代，收上来的税还是很可观的。
除了涉及保护私人权益之外，对财产税很少在争论。虽然一些老年家庭的收入低于青年家庭，但财产税对老年家庭的影响可能大于对青年家庭的影响。但是精心设计的税制将能减少这种影响[7]。当然，财产税从定义上只影响在银行拥有大量存款的人。富人及其说客毫无疑问会声称财产税将大大影响储蓄和投资，美国的财产税和收入所得税都很低，但美国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在第一世界里是最低的——比瑞典征税时还低。更普遍地讲，“这里好像没有强烈证据表明财产税的存在限制了储蓄”（沃尔夫，1995年，p.54）。如沃尔夫所指出的，瑞士的向富人征税使关于资本流动的争论有点难以维持，因为这个国家是投资目标，而不是投资源泉，且只占世界投资的很小一部分。
另一个旨在改变行为而不是提高税收的方式是对证券交易征税。对证券交易征税以限制交易量的观点可追溯到凯恩斯（《著作集》VII，p.160），他对比了英国和美国。英国的交易佣金和交易税都很高而美国的都很低。他说：“在所有的交易中引入实质性的政府转移也许是最可行的改革，以削弱美国经济中投机者对企业的统治”。凯恩斯提出购买证券应该是“永久不变的，就好像婚姻，除了死亡和其他灾难的原因之外永远不变”。当然，现在除了死亡和其他灾难的原因之外，婚姻关系仍可解除；没有人会认为离婚比60年前更难。但如果您认为交易量的增长提高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以及金融活动的过热，那么交易税就是简单而且是有潜力的有力补救。这不是食利阶层的安乐死，而是致命的打击。
在美国，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成本是最低的，与其他主要股市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成本差。按照《罗塞尔证券报》1992年的数据（肯贝尔和富洛特，1994年引用），美国交易者支付交易金额的0.3%作为佣金和费用，或者按市场行话说是30个基点；其次是英国，50基点；在其他市场上，是60基点或更高。另外，有80%的国家对顶层经纪人征收税或费。英国的这项税收大概还有50基点，这使得股票在英国转手要支付相当于美国3倍的费用。这样，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它同时也是最优惠的市场。
交易税的征收说来容易，实际却很难。因为投资者会千方百计地避开它们。投资者以及银行家将会发明新的不列入税收范围的工具，或找出漏洞，或把它们的交易转移到国外。如果他们不能避税的话，才会减少交易。这并不一定是坏事情；交易税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交易者的行为并提高税收收入。但是要想二者兼得就得仔细设计交易税。
有一点很明显的：交易税必须对交易者征收，而不是交易本身；对交易合约，而不是具体的证券。如肯贝尔和富洛特的数据显示，瑞典对经纪人的征税很容易通过在伦敦和纽约进行交易而避开。但英国的交易税是根据所有权转移而征收，这使得英国投资者很难避免。类似地，纽约和太平洋股票交易所都征收的本地税——这是两地爱管闲事的人提议的——很容易避开，但作为美国居民购买者和销售者的税是无法逃避的。对股票交易的税可通过做期权而避开；对注册证券的税可通过柜台交易避开。对基于法定所在地的税可通过把公司总部挪到加勒比海的免税小岛上来避开。仅此一回，聪明的律师可以通过设计交易税来阻断避税，而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
一个广泛的精心设计的税制，收上来的税可不是小数目。根据迪安·贝克、罗伯特·波林和马克·沙泊（1994年）的估计，如果按1992年股票交易50基点的中档税收，债券按期限每年1基点（30年债券即相当于30基点），衍生物按相应税率征税，那么从交易中每年可征收600亿美元，即使交易量下降一半也有300亿美元。这仍然使得股票交易的成本远远低于英国的水平，尽管英国的金融部门也很发达。贝克等人建议税收收入要用到教育、军转民和环境研究与整治等方面。
詹姆斯·托宾（1995年）曾更温和地建议对外汇交易征收0.5%的税，以降低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做一般交易的人也许觉得这个税率可以忽略，但那些试图从外汇汇率的每个变化中牟利的人就会发现这很麻烦（如果0.5%不够高的话，那么它可以是任何一个能起到这种作用的百分数）。托宾希望仅对即期市场交易征说，不包括衍生物。他说，在即期市场上价格是固定的，而衍生物市场只反映但并不形成即期价格——虽然他承认自己对这一点不十分确定[8]。除了减少波动外，托宾也想恢复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谨慎态度。托宾说：“我不认为市场总是把它应当采取的规则强加给中央银行”。由于无知、顽固和错觉，市场可以把与国情不适应的政策加到某国头上，而托宾认为他的税收会减少这种压力。对于避税的企图，他说，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来管理——用税收作为成员的条件。税收收入可以被用于“有价值的国际目的”——如资助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后一机构对于建立托宾不满的无国界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自由人士似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矛盾问题。
托宾认为，对于股票交易也应征收类似的税。但来自20世纪基金“市场投机及公司治理工作小组”的温和的正式劝告（1992年）却向托宾表示异议。这个报告的核心是罗伯特·西勒（1992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内容涉及市场过多的波动性，以及按股票价格的运动引导实际公司运作时的风险。在提出了有趣的问题之后，基金委员会的大人物反对交易税，他们宁可倾向于机构投资者的意识革命——新的耐心和自律文化的发展。这对于任何经济专业的学生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大人物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金融、法律和联储等部门；其余的人是有把握的学者。非金融公司几乎没有。托宾礼貌地写到，“‘工作小组’如此不耐烦地处理金融市场的麻烦是错误的”（20世纪基金，1992年，p.23）。托宾从来没有说过股东们所服务的社会目的——但是如果他那样做，20世纪基金将注定不会让他当委员会成员。
除了他们的财产面临直接没收的威胁外，没有什么事情能像这种事那样让华尔街人尖叫起来：断定他们的追求是毫无意义的或有害的，并且他们的行为应该像排放有害物那样被征税。能够听人尖叫也许是交易税的另一个好处。
拒绝货币
比征税更激进的是哈利·克利弗（1995年）的所谓的“颠覆货币的法令”。如马克思所说（内格利强调），如果货币和信用是社会力量的形式——债务与财政危机被用来强化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那么拒绝这种关系将严重打击正统的秩序。克利弗认为，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政策，通过他们过分的慷慨，削弱了资本家的力量并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黄金时代，提高工资和福利也具有同样效果。这种分析思路的优点之一是，它使预算技术过程明显政治化，并且在介绍资本主义的反击时代时强调了纽约财政危机的重要性。二十多年以后，这些反击仍在全力推进。
恢复福利国家是一种行动路线——也许有些无聊，但对于任何激进的计划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像慷慨的安全网那样能推动非精英分子的活动自由。颠覆货币的更加激进的一种形式是有组织地政治性拒付债务，这在南非针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决战中用得很成功。很难想像，如果美国民众为反叛思想所激励，纷纷在他们的VISA账单上签上“拒付”，将会出现什么情景。但是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公司改革
最后，由于这本书的大部分是讨论大型私营公司证券的，因此这里就是本章结束之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降低金融和股票市场的治理作用，以期使之最终消亡。公司应该逐渐处于由工人、社区、消费者、供应者和公众组成的混合体的控制之下；当然，用几句听来有些道理的话说说是很容易的，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政治上，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9]。
当前时髦的是把很多外部董事引入董事会，用“独立”监督的名义取代了被认为是内部人士的工会代表（布莱尔，1995年，p.81）。这也把公司主要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排除在外。这与日本“相互持股，相互监督”的治理结构正好相反。
日本的“相互持股，相互监督”机制看起来是对大公司所有权社会化的一个有希望的模型（小公司可以采取合作形式）。如果银行不是处于按利润原则经营的中心，人们很容易想像出由公众拥有、按照社会原则运行的银行；不同的社会化集团将围绕着被组织起来的归不同公众所共有的银行，在一个广泛的、公众制定的宏观经济计划下运作。银行将从个体和机构那里把剩余资金收集起来，然后以较低的利率借给他们自己拥有的企业。储蓄者届时将按照收益大小得到利息。公司将由代表所有这些成分的董事会管理，而银行则发挥长期的监督作用。银行将自行向中央银行负责，中央银行按照以民主方式达成的先后顺序提供资金并引导投资。那些提供很少资本或者不提供资本，而且提不出好建议的外部股东，将不再需要。
我意识到这样开出的药方——有些像市场社会主义——问题很多而且不切实际。但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按照约翰·卢慕尔的方式为未来社会提供一个精确的蓝图。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可以是有用的思想实验，但除了作为长期的理想之外，它们在政治上的用处很小。未来的社会必定要在实验和斗争的基础上从这样一种形态中演化出来。我只不过是按照个人的观点勾勒出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罢了。这些结尾的文字只是旨在结束货币统治设想的初稿。货币专制有时是不容易察觉的。
注释
[1]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如跨国公司的行为，是要受谴责的。但是，认为大同思想很危险而带有的排外情绪，经常把早已存在的当地结构以感情化而抹杀了。
[2]一种关于低增长的解释是：劳动力在今后的70年与在过去的70年相比增长很慢；这是由受托人和系统的公证人高斯所提供的确切证据。经济的现实是，劳动力的下降将抵消生产率的提高（克拉特、普特巴、施内尔和苏默，1990年）。克拉特等人认为人口的老龄化也导致储蓄率降低而不是提高——这与传统观点正相反。
[3]这不是认为现代化是坏的而当地的生产方式将永远保持不变。但那些既想牟利又想受道德尊重想法是矛盾的。
[4]国家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在1986年开始。在1985年末和1995年末美国工作共增加1962万个，平均每个月16.4万个，每工作日8000个。在同期住房平均每年增加140万或者每个工作日5700个。
[5]关于本杰瑞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业务的缺陷，请看参考文献中艾丁的连续报道。艾丁的出名是由于揭露了另一个保健品商业项目中的欺诈。
[6]如果你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使穷国摆脱贫困的话，它就是失败的。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从世界上的穷国搜取资源、资金和劳动力，那发展一直是成功的。
[7]社会科学家喜欢说“福利继承的整体转移”——福利好像有产生新福利的可能性。他们对研究特权的整体转移缺乏兴趣，但是财产税将要想减少精英的继承还尚须时日。
[8]由于期货和衍生物市场是相互联系，很难想像它们能由于税收的原因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如果目的是要改变行为的同时又提高收入，免税根本没有意义。
[9]这不是说希法亭的观点是以人民的名义抓住了几个大银行就等于可以推论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企业内部的关系（即单纯的工人控制）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计划联系以代替市场/竞争关系）必须同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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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公司治理方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六章公司治理方式
↘治理公司
↘治理政府
如果货币是一种控制工具的话，那么金融市场就远不只是为存款和投资而设立的媒介。在此，你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有产阶层的力量是如何通过金融体制而作用于公司和政府的。
治理公司
也许不能把现代的企业简单地视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而应潜在地（如果不是实际地）视为现代世界的统治机构……在涉及自身利益之处，它甚至试图主宰国家。
——阿道夫·A·伯勒和加德纳·C·敏斯，《现代企业和私有财产》
马克思是正确的。他认为，个体资本家分离成投资者和经理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创新。奇怪的是，在他之后很少有经济学家考虑过这一点。
鉴于大企业的巨大能量，几乎每个人都对公司如何运作极感兴趣。但在美国，有关公司及其如何运营的话题总被局限于相当窄的专业和经济刊物的圈子中[1]。范围如此有限，以致于辩论成了资本内部的家庭纠纷。例如，《哈佛经济评论》是学术理论与实际商业操作相吻合的一份杂志，作为该领域的权威，约翰·庞德（1995年）在该杂志上撰文认为，对一个公司来说“三个至关重要的群体”是：经理、股东及董事会成员。而普通工人、消费者、供应商和社区都不包括在内。
治理方式问题之所以有趣，原因之一在于它含蓄地承认了市场并不像我们所想像得那样，能非常完善地进行自我调控。如果竞争性市场体系能像其信徒所说的那样良好运行的话，股东们就几乎不必担心他们的企业如何运行了；在有意识的干预很少时，奖惩将由“市场”来控制。这同样适用于股票市场；如果市场真能约束无效的经理而奖励业绩良好的经理，那么有关治理方式的讨论将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很显然，无论商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不像宣传的那样运转良好。这就意味着，资本承认了企业必须要受到某种外在的监督。因此，问题就变成了由谁来监督？用何种形式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对谁有利？
很少有经济学家对企业及其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给予充分的关注。正如尤金·法玛（1991年）所说的，“许多有关企业的研究出现在金融杂志上，但是这种研究涉及工业组织、法律、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许多核心问题。”他本应再加上政治和文化，因为二者同样塑造了大企业而且也被大企业所塑造。公司的治理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能仅由金融理论家来研讨。
如果经济学家完全以机械的方式看问题，他们会局限于金融结构。企业投资的变化被认为是受利率和股票价格变化的“液压式的”影响[2]，他们更注重法律和社会控制机构而不是金融结构。
拿负债和股票的区别来说。莫迪利安和米勒引人瞩目地认为这种区别并不重要。但奥利弗·E·威廉姆森（1988年、1993年）却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本质不同。按威廉姆森的观点，资金的适当形式应随企业基础资产的性质而变化。如果负债是用来投向“高度可转换”的资产，那么就是合适的；如果借款人遇到困难，可以把由借款所支持的财产卖掉来还债。如果是为更专门的投资而融资，其价值无论是依赖于某一特定公司，还是一个狭小的市场，选择股票更为适合，因为股票使投资者能监督企业经理并在他们出错时替换他们。实际上，股东的监督不像听起来那样容易，下文我们就会看到。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所有权和治理方式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国家间的差异，近年来金融结构和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更加清楚了。泛泛地说，美英公司都是采取分散的所有权和松散的外部治理结构，而日本和德国则采取较集中的所有权和严密的外部控制。当然，这种有些极端的描述可能歪曲了部分细节，特别是近几年来这四个国家的体制都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这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基本的问题是：股票持有者想让股价升高，债券持有者和其他债权人希望能按期得到利息并最终收回本金，经理们则在追求一种高工资且不受外界干扰的平静生活（在大多数主流理论中，工人想得到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惟一的理论问题是如何以最少的管理和最少的工资来让工人作出最多的贡献）。通常这些目标是相互矛盾的。高风险策略也许会在公司股价上得到很大收获，但也可能因为用资金冒险而损害了债权人。持股者可能对债权人在公司战略上的保守表示不满。这两种外部受益人都会对经理的津贴及其自满倾向表示不满，而经理们则在试图迷惑外部受益人，让他们认为企业的运营比实际情况更好。当公司陷入困境时，股东们希望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债务减免，而债权人会很高兴地看到股东损失，公司被全部或部分地清算以便偿还债务。进一步讲，不同层次的债权人——通常有一个等级，其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有优先权——在同一破产清算中的利益是不同的。然而，经理们通常被束缚在一个公司上，由于习惯及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司的专有人力资本（这意味着在某个企业环境下多年磨练出的技能在另一个企业会变得毫无价值）等原因，他们不愿看到企业被清算。
交易分析
在许多公认的经济理论中，公司仅是一个黑匣子，经理、工人、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并无冲突[3]。公司只是把原材料通过机器和劳动力制造出产品，然后销售出去，为股东赚来利润。后来，莫迪利安和米勒论证了资本的来源并不重要。外部资金来源成了同劳动力和原料类似的一种投入，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罗纳德·H·科斯（1937年）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对这一正统学说提出了挑战——该文使他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提出了一个传统经济学基本未涉及过的问题，即公司为什么存在？科斯引用阿瑟·萨特勒爵士的话来说明经典的（或古典）的观点——在90年代已成为权威的观点：“正常的经济系统能进行自我调节”。这就是说，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能通过价格机制的自我调节而达到平衡。当然，个体在这种自我调节的环境下为自己做着打算，但除此以外不再需要另外的协调机构了。
但是，科斯反驳说，萨特勒的观点在公司内根本就不成立。“如果一个工人从Y部门调到X部门，他并非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这样做，他是被要求这样做的”。在科斯经核实后而引用的口.乩罗伯特森的公式中，公司是“无意识合作的海洋中意识力量的岛屿，就像凝结在一桶脱脂乳中的黄油块”。并非经济活动的每个方面都能由价格体系所囊括。如果所有的事情全都采取合同的形式，其代价将是高昂的。如果一个老板为他要打的每一封信都进行招标并签订合同的话，那他什么也干不成。在科斯的论述中，交易费用将超过收益。而且，合同并不能含盖所有的不可测事件；并非每一笔损失都是可以预测的，因此需要雇用一个管理员随时准备在不测的灾难发生时进行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体系几乎不起作用。按照科斯的精确定义，“公司的显著特点在于对价格机制的取代”。
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意识进行计划的范围很少超过公司的范围；价格体系仍是公司间关系以及公司与最终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传统经济学仍然认为市场在本质上是能进行自我调控的；公司外部的系统仍然是自我运转的。但在实际上，为了使这一系统运转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与金钱。卖主要寻找买主，而买主必须衡量卖主的竞争力与可靠性。交易费用远非无足轻重——按科斯所引用的一个估计数值，这大约要占美国GNP的一半（威廉姆森和威特，1993年，p.63）。
尽管科斯没有这样讲，但实际上公司存在交易成本的论据也适用于资本的供给。传统理论假设，企业家能为他们的项目毫不费力且不花成本地筹集到资金，但实际上他们做不到；甚至经验最丰富的企业也不得不委托银行家来包销其证券，而对于立足未稳且没有经验的企业来说，即使能得到资金，所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高昂的。已站稳脚跟的公司通过利用自己的内部资金，即利润，来节省这种开销。正如第2章有关财务费用的叙述中引用的数字所示，这些交易费用是极为棘手的，这使得内部资金来源很具有吸引力。
通过把公司看作一种机构并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础，科斯使得经济学与现实世界联系得更加密切——尽管在1970年他说自己的文章“虽多次被人引用但没有实际价值”（威廉姆森和威特，1993年，p.61）。虽然理想的无成本的“市场奇迹”能取得巨大的政治胜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流经济学基本上对价格体系的成本漠不关心，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在某些方面，科斯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虽然公司外部存在竟争性价格体系，但公司自身却是一个可以“自我运转”的毫无冲突的层次结构。工人按照命令从Y部门调到X部门，经理们同所有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债权人跟股东之间也不存在矛盾。除了残酷的竞争外，他的交易模型也相当平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工人和老板之间并不存在赤裸裸的冲突。当然，他的学术继承者们已经将其中的某些冲突引入了他们的分析，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交易”、“合同”、“信息”等在思想上呈中性的词语而不使用“冲突”和“斗争”等更尖锐的语言[4]。
在70年代对科斯的重新认识导致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派的出现，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利弗·威廉姆森，他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大部分的社会生活。任何组织都可看作是为了节省费用而存在的。同时，人们还欣喜地看到：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重视机构，但是他们的假设仍然是极端个性化的。他们的基本分析单元是交易，所有在交易之前以及围绕交易的社会机制都被省略了。公司——或非赢利组织、政府或家庭——被看作是由单独合同构成的一个网，而不是自身有生命的社会有机体。在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中，政治和权力基本上都消失了。
激进的制度学者们转向凡勃伦以寻求更尖锐的观点（诺德勒，1995年）。凡勃伦认为，许多交易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权力——为了打败竞争者或维持垄断地位。他强调，企业是要赚钱的，而不只是凭空想像的美好的产业系统。关键点上的差异是很重要的，科斯学派把企业的目标视为效率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广告宣传、产品衰退、掠夺性涨价和虚假创新，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甚至是恶毒的行为，但它们是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凡勃伦认为，一个为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的产业系统也许会考虑更多的内部交易，而较少考虑市场交易。有时，利润最大化会导致有益于社会化的合并与协作，但有时却不能。珍妮特·诺德勒（1995年）认为，通用汽车公司同它的供应商（如费希尔汽车联合体）的合并与节省费用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简化每年的车型变化，这是一种营销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生产上的考虑。但是这样就有点政治化，这可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未涉及的。
公司的理论化
要想发现关于公司的有趣看法，就得暂时抛开经济学领域。没有比西泽·阿亚拉（1989年）的出色研究所提出的分类法更好的起点了。阿亚拉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将有关大企业控制的文献分为三个思想派别——掠劫学派、经理学派和银行学派。他说：“掠劫学派认为，大企业代表了一种历史性的倒退，向经济中引入了‘封建的’因素；经理学派认为是经理们‘统治’着经济；银行学派认为是银行‘统治’着经济”。这三种观点都源远流长，至今仍很流行，它们存在于左翼或右翼的最时髦的思想中。
掠劫学派坚持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金元帝国的建立者——如洛克菲勒和摩根——通过暴力和阴谋盗用了曾散布在小生产者手中的国民财富。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多数企业史学家则认为，集中是资本主义内在本质所决定的过程，而掠劫学派将集中视为“自然的”竞争状态的一种堕落。这种对低级资本主义的自然化是一个永久的美国神话；它忘记了标志着将大陆据为己有的暴力，也同样忘记了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建立时的暴力——盗窃公有土地，将无家可归者、甚至贫穷本身定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原始积累。强盗们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无疑犯有法律和道义上的各种罪行，而今，在这些企业存在的每一天，他们实际上仍在犯罪或在象征性地犯罪。但是，毫无疑问，大公司同他们所取代的小生产者相比是更有效、更难对付的竞争者。并不是犯罪将大企业塑造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同样，也不是犯罪维持着它的存在。
从这种意义上讲，很晚才采取现代大公司形式的英国资本主义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反例。早期的合股公司在完成开创对外贸易的任务后就被解散了，主流企业主要是同掠劫学派意气相投的中小型公司。小公司由家庭或几个合伙人所有，并按一种很"私人的”方式运作，而不是由一个结构良好的阶层专门管理。随着英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被对手击败，这种落后的组织制度使得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显示出了较大的优势（阿利格，1994年，p.282；钱德勒，1990年，第7~9章）[5]。
这些英国公司的投资水平也不够高。正如钱德勒（1990年，p.285）所述，这些失败竟然发生在“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资本市场的伦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和美国的公司却在利用这个市场筹集资金。英国的货币资本更乐意在海外而不是在国内游荡以寻求更高的收益。深度发展的资本市场不能完全替代良好的管理，前者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后者的发展。
伯勒、敏斯和经理主义
围绕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经典原理，有关现代大企业治理的代表性理论可追溯到阿道夫·伯勒和加德纳·敏斯的著作《现代企业和私有财产》（1932/1967年）。伯勒和敏斯把现代企业的特点概括为大企业的生产集中和所有权的分散。这种双重的运动标志着财产在本质上的一种意义深远的转变。19世纪的所有者兼企业家的功能被一分为二。正式的所有权被转移到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分散的股东手中，而这些人又几乎不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影响他们所拥有的公司的运作。虽然经理们在表面上要向股东负责，但实际控制权却落到了经理们的手中。一般来说，只要不发生特别大的错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不对任何人负责。从法学角度讲，随着企业本身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法人地位，一个公司和它的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情况在经济和法律生活中是一个新近的令人惊奇的创新。在18世纪，企业的章程基本上是国家专门针对某一特定目的的授权，如在哈德逊湾从事贸易的权力，或者提供渡船服务的权力[6]。这一传统延续至19世纪直到开始铺设早期的铁路。这常常是一种对垄断特权的许可。章程一般都是具体的：企业的经营范围被严格界定，其资本结构和财务运作也受到严密的监督。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些限制逐渐废弃了。1837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允许成立从事“任何合法生意”的组织的第一部现代公司法。在随后的60年里，其余的大多数州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或早或晚——出现了经理的自治。例如，在19世纪初还不允许股东把股票权委托给经理；但到了伯勒和敏斯的时代，代理投票权已经成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它使得一个股东不能行使对企业管理的权力，而正是这种工具把他的权力和他本人分开了”（p.129）。股东们一般都没有时间和精力详细检查公司的管理状况并参加年度会议，所以他们通常都把投票的责任委托给形式上是其雇员的经理们。
在1967年修订版的前言中，伯勒将这个新系统形容为一种“集体资本主义”，即一种将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成百万的雇员、所有者和消费者套在一起的事物——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于无法再把它视为典型意义上的私有企业；因为国家也如此深地介入经济事务当中，任何对“私有”的重新定义都不够广泛。研究工作不再由单个发明家进行，而是由一个小组来承担；也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与大学和政府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通常是在公共的或非赢利性基金的赞助下（尽管在高技术领域仍存在个人主义意识，但基础研究以及产品的开发是高度社会化的）。1967年的伯勒认为，这些变化已将人们推向一个“新阶段”，这要比35年前发行的第一版中所预测的阶段“在本质上更加有别于利润传统”。
在27年后阅读伯勒著作的修订版就会发现，这要比1932年的第一版更甚，很难想像有的人会认为，现代企业社会是由与利润最大化截然不同的某种事物所驱动。但是那种认为大企业的产生把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人道的、更进步的力量的看法，是从“新政”开始的贯穿60年代末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作为19世纪务实的资本主义发动机的利润最大化已经被增长所取代，而竞争被长期的企业计划和治理价格所取代。在感人的《食利者的哭泣》（pp.115~116）中，伯勒和敏斯揭示了经理滥用所有者权力的潜在可能性：“出于职业的自豪感”，经理们可能“将劳动力标准维持在竞争水平上”或“把质量稍微提高一点”，让股东们看起来好像达到了利润最大化！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新型的专制主义，"把'所有者'的地位降低到纳贡者，而新的王子却开始行使权力了。”与一般的民粹主义者所说的正好相反，在这一模型中资本的所有者并不是寄生虫，而负责生产的经理们才是寄生虫。
如伯勒和敏斯所述，从历史的角度讲，股东们“放弃了一些确定的权力而去追求一些不确定的预期”（p.244）。例如，股东们无权独立地出售企业的财产，他们把这种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理人——经理们。仅这一点就使得“持股”与“所有权”的通常含义不同了。但是股东们仍有出路：他们可以卖掉自己的股份。像伯勒和敏斯说过的那样，股票市场是能把这些预期转化成现金的一种方式，这也说明了为何股票市场是“当今企业系统的一个焦点”（p.248）。如果没有市场使他们能快速、轻易地摆脱，投资者将对他们所要承担的奇怪角色顾虑重重。
伯勒和敏斯认为，投资者向企业提供资本，而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使他们能在不给企业增加成本的基础上收回自己的资金。但是股票投资者几乎并不向他们所持股票的企业提供资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仅是从别人手中购买早已发行过了的股票，而那些人的股票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购得的。所以伯勒和敏斯所描述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真正承担风险的是资本的提供者，而经理们基本上是与风险相隔离——对食利者来说简直就是恭维。
他们将股东们刻画成完全消极的，这很奇怪。然而伯勒和敏斯的确承认股价在一般意义上的治理作用——要筹集资金的公司必须获得市场的好感，但他们也认为股东对管理没有直接影响。正相反，他们将股东与现代公司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描述成偶然性质。
为了让财产容易转让，所有者和财产之间的个别联系必须是无足轻重的。财产不能让自身的持续价值依赖所有者的行为。结果就是，为了把财产变成流动的形式，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使其对所有者的要求尽可能减少。如果资产要具有流动性，它不仅必须与责任分离，而且必须非人格化——正如雅戈的钱袋，“它是我的，也是他的，是属于成千上万人的”（p.250）。
非人格化的、疏远的财产，易于分割和传递——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社会模式啊！
《现代企业和私有财产》提出了一个经过重新考虑的利润概念（p.300）。根据正式的定义，利润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和对效率的奖励。那么，什么能驱动现在的经理们呢？尽管他们控制着生产创新的步伐，他们可能创造的任何意外收获将大部分转交给股东。如果经理们进行创新，他们不会得到恰当的报偿；而且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将得不到恰当的报偿，他们可能会逃避创新。官僚主义、分散的所有权及复杂而相互矛盾的激励措施已经取代了过去清晰明了的所有者-经理关系。伯勒和敏斯（p.245）相当过分地称之为“通向共产主义模式之路”。
可笑的是，这一系列思想随着近年来资本主义者的胜利而过时了。它所崇尚的模式已成为企业家的庆典。当然，右翼思想家和议员曾经颂扬过小公司，而贬低像出乂那样的大公司。但是巨型企业对美国经济的控制力——以及对全球经济越来越大的控制力——却一直没有松动。
这些想法并非起源于伯勒和敏斯。一个半世纪以前，亚当·斯密（1976年，第2卷，pp.264~265）已经对合股公司作过描述（有关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引用，本章也不例外）：
这种公司的董事经营的是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像私有的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那样带着不安的警觉来关注它。正如富人家的仆人，他们不会为了主人的荣耀而去关注日常琐事，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分配给自己的活计。因此，在这类公司的管理事务中，疏忽和浪费必然或多或少地盛行。
斯密作出的这个论断听起来像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但这是公司形式尚未明显化的某种状态。
伯勒和敏斯自己也引用了沃尔瑟·拉塞那从德国的经验中所得出的结论，即：所有权已经“非人格化”，而企业本身也已经“客观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好像不再属于任何人……这导致企业变成在本质上类似于国家的一个机构”（p.309）。这预先表达了伯勒和敏斯的观点；而斯密的结论读起来更像是现代寻租思想的早期版本。
在189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赫伯特·斯宾塞（1972年）指出，信用系统的发展已经允许生产突破个体所有者和小型合伙体制的限制，这种发展也“可服务于工业目的，否则，无数的存款就毫无用处……停滞的资本已经基本消失”。停滞的资本根本不能算作资本；斯宾塞的意思是，原来或许会烂在罐子里的贮藏起来的货币能够凭借现代系统而转化成资本。但是正如他在30年前写的《铁路道德和铁路政策》一书中所说，合股结构存在很多发生危险的机会。斯宾塞论述道，这种系统重犯了政治民主制的全部错误；就像选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存在无数的裂痕一样，股东们对董事和经理们几乎没有有效的控制，而董事们和经理们则仇视一切监督。“与它们的原型一样，合股公司也有选举委员会雇用代理人而进行代价高昂的竞选；他们使用各种不合法的手段拉选票；他们偶尔也会制造虚假选票”。虽然现代法律已使政治和公司领域中的彻底欺诈极为少见，但斯宾塞的论述仍是对公司竞争代理投票权的一个精确描述。由于组织一个选举挑战公司管理层是很困难的，这使得“有组织的小党”相对于“无组织的大党”有极大的优势。股东
们“分散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在市镇和郊区的家里；彼此素不相识，即使相识也因相距太远而无法合作”。他们对经营一无所知，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判断所面临的问题”。斯宾塞描绘了让人不敢恭维的典型的铁路的最终所有者的情形：
遗嘱执行人不愿采取承担过多责任的行动；受托人害怕影响他所照管的财产，以免因可能的损失而惹上官司；寡妇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自己作过主；未婚女士们在一切商业知识面前都一样的紧张和无知；教士们清规戒律的放松已经使他们无法再成为世界上的敏感人士了；退休商人的零星买卖给了他们抓住大生意的小本事；还有其他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人由于无知或胆怯而多少有些保守，因此理所当然地倾向于支持那些掌权者。这些人中还应加入一个暂时持股阶层，他们为了投机而购买股票，他们知道公司内部的大变动会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股价下跌，因此他们对董事会的政策不论好坏都一律支持。
经理们和股东们在利润最大化方面是否有共同利益呢？斯宾塞说：没有。经理们对公司可能没有长期兴趣，但他们会为了个人的利润而非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而专心做事。斯宾塞与斯密一起成为现代寻租思想的先驱。
伯勒和敏斯在他们的结论中对经理的投机主义作了同样的论述：“治理企业的人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运营，而且能够将一部分资财和收入挪为己用”，而股东们在社会学角度及法律上都无力阻止这一行为。如果伯勒和敏斯就此打住，他们就是极其恰当的经典寻租学派。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公众”可能选择弱化有关财产权的经典概念，而不是去试图强化“被动的股东们”的权力。应当制止完全的抢劫，但是公众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权力，而企业必须得到治理以符合更大的社会利益。如果企业领导提出了一项包括公平的工资、对雇员的保障、对公众的合理服务以及稳定业务的计划，“股东们应该接受由这一慷慨计划所保证的利润”。他们总结到，对企业的治理“应当成为一种纯粹中性的专家管理，以平衡股东中各派别的多种要求并根据公共政策而不是私人的贪欲向每个人分配一份收入”（pp.312~313）。经济的政府将开始和经典的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趋同[7]。
主流经济学家承认伯勒和敏斯所勾画出的转变，但却声称他们并不重要。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被兼并的威胁确保了公司的传统概念（就目前对公司的理论化而言）仍然适用于大中小各类公司。实际上，不论科斯还是伯勒和敏斯都将公司看作是一个黑匣子。
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经理理论有很大影响，甚至对很多左翼人士也是这样。如巴兰和斯威齐（1996年，pp.15~16）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所说，在现代巨型企业中，“控制权落入管理阶层手中……一群我行我素的人”，他们“对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名存实亡”。五六十年代时髦的宣传有些跟伯勒的观点类似，即"热情的企业”如何在社会责任和赚取利润之间进行平衡，而他们却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反而认为，从长期来看，现代公司与旧式的小公司相比处于更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地位。在他们的模型中，投资基金基本上完全从内部产生（现在仍是如此），因而公司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金融部门之外（现在并非如此）。然而巴兰和斯威齐正确地指出了中介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费用，中介者是由一支高收入的经纪人、代理商和银行家组成的队伍，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过深入探究；相反，金融的作用被局限为“剩余的吸收者”，只用了3页一带而过（巴兰和斯威齐，1966年，pp.139、141）。
对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加尔布雷斯（1967/1978年）的《新工业国》可以算是经典之作。加尔布雷斯认为，股东们是退化的，是一个从管理阶层分离出来的“纯粹为了金钱的组织”，他们人数众多、非常分散故而没有什么影响力（加尔布雷斯，1967/1978年，pp.71~79）。但与“他们的”企业发生矛盾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卖掉股票而不选择同管理层开战。大企业中股东造反的事例是“如此之少而简直可以忽视不计”，这是因为明哲保身的好处为大家所公认。当然，管理层会告诉国会的委员会，董事会和股东在起着支配作用，而且还会召开年度会议来恭维名义上的所有者。但是加尔布雷斯所论述的企业是在专家控制体制下运行的。
与巴兰和斯威齐不同的是，加尔布雷斯认为利润最大化并非是热衷于在规模和声誉上扩张的大公司的目标。为了兴旺发达，它并不需要最大的利润，而只需要保持可以不去利用麻烦的资本市场和对付挑剔的外部股东的“最小安全收入”（PP.151~152）。安全的平庸是最理想的。专家体系从高额利润中得不到什么，这些利润只能被传递给股东，而且也许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干扰经理的自主权。在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中，专业人员收入不高，经理的薪金与股价分离。“管理高层追求个人回报最大化的动力不强”（p.108）。然而收入的增加是通向实力、声望和就业机会增长的一条可行途径：“产值的扩张意味着专家体系自身的扩张”（p.157）。销售增长的图腾在国家这一层次上已放大为俗称的GDP的快速增长，而这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终点。
但是，加尔布雷斯警告说，增长中的任何失误都可能是灾难性的。他的推理影射了近来中层管理者的失业现象。“不可能再通过解雇蓝领工人来降低成本”。在现代行话中，专家体制已成为一个主要的“成本中心”，不可能一点点地减少，只能成批地削减。更糟糕的是，专家体制将不得不作出自我攻击的决定——向与他同级的成员开火。这种行为“不会被公认为大公无私，就像攻击外人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那样”。
与伯勒类似，但不同于巴兰和斯威齐，加尔布雷斯声称大公司已经屈从于社会和国家。政府稳固了经济，提供了熟练的劳动力并为整个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作为大企业与政府合作产物的计划与管理，已经取代了市场关系。持股者已变得“消极和毫无用处，惟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无须努力，甚至不用承担任何可以察觉的风险，就能分享由专家控制体制、从用于衡量其功绩的增长中得到利益”（p.356）。（凯恩斯附和说）“股东权力的默默消失”，连同政府和专家控制体制对市场机制的取代，已成为“生活中的既成事实”9.357）。加尔布雷斯对这种新的制度从审美观上提出了异议——它建造了难看的城市和粗俗的广告——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胜利看起来是稳固的。
在21世纪基金会的资助下，爱德华·赫尔曼于1981年进行的研究是经理主义的绝笔之作。根据70年代的数据，赫尔曼发现美国公司绝大多数是处在经理的控制之下。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家族、金融利益集团以及企业外部的控制一直在稳步下降。然而，通过引用理查德·鲁迈持的著作，赫尔曼否定了加尔布雷斯有关利润最大化的作用在衰减的提法。他认为，现代企业的分散的“利润中心”是对高层管理者负责盈亏的个体单元，这些单元是一种比不太灵敏的产品市场压力更大的直接审查形式。美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们经常将它们运营成一种各部门为瓜分总部分配的资本而激烈竞争的内部资本市场。
经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一种看法是：竞争已经过时了。稳固的寡头垄断和管理理性已经取代了19世纪放任政策所造成的无序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五六十年代的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一个完全正确的描述。到了70年代，这种描述就不真实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企业集团化将华尔街投入到美国的整体重塑当中；金融运作者不再退化，不再消极，他们操纵着整个公司。1973~1975年的衰退是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它打消了人们的信心并使人对经济感到厌恶，这一直是其后20年的特点。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将使美国公司受到打击，这打破了加尔布雷斯的美妙叙述。1973~1974年的严重熊市，是持续了几年的疲软乃至可怕的股市的第一个动作，这导致大批股民的失望和新一轮（这也是60年代以来的第一轮）收购浪潮。管理主义成了围攻的对象。
辅助武器，食利者!
美国早期的有关银行和金融控制理论的观点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直接针对铁路及其金融后台的中部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者的传统在世纪交替之时被攻击标准石油、摩根和其他“势力范围”的批评家借用（阿亚拉的银行业界学派）。在1913年，著名的美国众议院Pujo委员会披露了一个围绕六家主要银行的连锁董事会和其他类似形式的系统。这六家银行是J.P.摩根，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李、黑格逊，基德尔·皮博迪和库恩、列伯。银行家们在圈内对大企业信贷的控制赋予了他们对经济命脉行业的控制权。这就是最单纯的银行家控制理论。后来的分析家，包括30年代的保罗·斯威齐，尽管采用了不同的名称和观察角度，但都绘出了类似的图景。斯威齐的模型不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但它确实在其八个主要类型的每个当中都包括了一个银行。仅仅几年之后，斯威齐认为，金融的力量在大萧条期间减弱了（阿亚拉，1989年），而且到了60年代前期，金融基本上从《垄断资本》一书中消失了，直到70年代以后它才重新出现在斯威齐《每月评论》的文章中。金融的这种震荡性的理论角色是历史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不是迷茫或不坚定的反映；看着一个理论家随着时间推移而转变，不教条地固守着一个模型并迫使事实来符合它，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对金融控制或至少是对金融影响的兴趣，开始跨越意识形态领域而增长。在主流学派中，鲍姆和斯蒂勒斯（1965年）察觉到了金融力量的增长潜力，尽管这还没有变成现实。1968年，国会银行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大多数股票的所有权是纽约市主要银行的信托部门，此后，金融控制理论在左翼人士中赢得了复生。引人注目的是罗伯特·菲奇和玛丽·奥本海默（1970年）写的发表在《社会主义革命》上的书一样的长篇连载，以及后来大卫·科兹写的一本书（1978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菲奇和奥本海默的书。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激烈地反对菲奇和奥本海默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纽约的银行正在对工业化的美国旅加越来越多的控制，而管理主义消亡了。
为了回应菲奇和奥本海默“谁控制着企业？”的问题，斯威齐（1972年）用了一段简短的声明：“是包括工业、公共设施及银行和其他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在内的垄断资本控制着企业”。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的公式，斯威齐声称，垄断资本被垄断资本家人格化了，即成为“美国巨型企业的行政套房和董事会会议室”中的居民。据斯威齐说，金融利益和工业利益间并不存在冲突；与列宁和希法亭类似，他声称垄断资本是由金融和工业联合而成的一个统一体。巨型企业连同其众多的附属和分支机构，比起由旧式企业家直接运作的单一生产性单位，虽然像一个股票投资组合，但更像是一个金融事物。斯威齐问道，如果金融同工业分离并支配工业，那么为什么高贵的金融家会允许通用汽车公司建立一个为购买汽车融资的附属机构（通用汽车承兑公司）呢？
毫无疑问，《财富》500强的工业企业是按金融准则来运营的，其业务部门经常深深卷入金融事务中——通用电气公司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金融部门，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其他大汽车公司也拥有类似通用汽车承兑公司一样的大机构；其他公司也都类似。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近年来纯粹的金融利益已经对这些杂合的巨型企业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科兹勾画出了金融与非金融企业间关系演化过程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特点是，在欧洲资本的帮助下，铁路的第一次发展与其后来的重组，以及后来工业托拉斯的兴起——所有这一切均是在银行家的指导下完成的。第二个阶段是1929年的大崩溃，这个阶段以摆脱强大的个体银行家而机构化的趋势和美国从债务人变为债权人的全球性转变为标志。在“新政”期间，银行家处境艰难，他们因衰退而受到指责，还要接受最严格的检查和更严格的管理。没有人再需要投资银行家了；大型企业靠自身利润或直接与机构打交道为自己筹措资金，用一位华尔街合伙人的话来说，联邦复兴金融公司强占了“从经济角度上讲属于投资银行的大部分业务”（卡洛索，1970年，p.395）。然而科兹认为，二战后由于保险公司、共同基金，最重要的是商业银行信托部门的发展，导致了银行家力量的复兴。
不幸的是，科兹转向了集团的旧模型，尽管他不能确定这些集团及其下属工业成员是否受它们的银行所支配，或者它们是否能代表共同利益的结合。科兹的分类方案是这样的：大通集团（包括两家商业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化学银行，以及两家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和衡平保险公司）；摩根集团（包括两家商业银行：摩根担保和银行家托拉斯，谨慎保险公司，还有两家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和史密斯·巴内）；梅隆集团（包括匹兹堡梅隆银行和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雷曼-高盛集团，包括两家老牌银行（主要是犹太人，不同于其他集团的血统）。然而，自从30年代的“新政”实施以来，建立这种联盟已很困难，而在90年代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再有任何希望。靠长期关系的银行业务在70年代末开始分化。顾客和银行家为了获得一笔最好的交易四处比较而不再注重长期业务关系；时兴的组合在资金管理上使银行的信托部门黯然失色；所有权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原先所设想的利益集团的景象。谨慎公司在80年代初购买了巴克，以便拥有自己的内部投资银行和销售网络，减少自身的金融持股；史密斯·巴内现在是旅行者保险公司的下属；第一波士顿银行为一家瑞士银行所有；雷曼也已被买卖了多次。
科兹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金融控制带来了什么不同。他声称，处在金融控制下的企业易于实现利润最大化，因为它会比其他企业更加谨慎——这跟高度自由主义理论中由经理控制的“情绪化”的企业相比，更像传统的资本家公司（科兹，1978年，pp.143~144）。他进一步指出，金融控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非书本中的神话所讲的竞争性市场及分散的权力。虽然这不可否认是正确的，但由经理运营的大型企业也打破了书本中的神话——真正的通用汽车公司不可能像是书本中所说的，是适应市场条件的消极的受价格控制的企业——科兹关于银行垄断力量的行为的论述大部分是空想的，而未被证实过。
在70年代关于金融对大企业治理的主要作用的争论中，科兹、菲奇和奥本海默实际上是孤立的。经理主义已经基车上取得了理论争论的胜利，而且它的实际应用也很成功。
金融的高涨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今天的企业与加尔布雷斯、巴兰和斯威齐以及赫尔曼所描述的大相径庭：持股者远非消极被动，董事会也不再是橡皮图章，而管理层拥有的自主权比伯勒和敏斯以后的任何时期都少。自80年代初开始，金融界的影响力已经比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这并不是说经理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在当时是正确的，但近二十年来企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黄金时代”，经理们同股东之间并无冲突，甚至工资似乎不用侵蚀利润也能够稳定增长。大公司能够像准垄断那样行事，当成本上升时就提高售价，控制技术变革的步伐，并禁止竞争者的加入。现在，“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增长被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抑制，技术变革十分迅速，像IBM和通用汽车那样的大公司也可能犯错误，为了扩大利润而被迫下调工资，而且通过放松治理和开放市场政策，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鼓励。所有者——股东、华尔街，无论我怎么叫——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并刺激金融资产的价格而鼓励这些变化。他们的控制不是最出色的；尽管经理们几乎每次都打败了工人，而且也抵制住了股东的干涉。经理主义和股东作用的退化是“黄金时代”的历史特性，而并非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金融控制”是一个受认同的不精确的说法，它包括了影响的整个范围。这个术语在美国的传统用法是指像摩根那样的银行运营者通过购买重要的股份并在董事会中占有席位而兼并工业企业。当某个公司被“摩根化”时，不论其正式的财务结构和管理结构如何，由谁控制它却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这种直接的银行控制被30年代的金融改革所禁止，但在80年代仍有一些工业企业被兼并，虽然不是所有权关系，但是通过像卡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和小弗洛斯特公司进行杠杆收购而将其纳入控制之中，尽管这种处理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排在《财富》500强之后的公司而保留的。在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并不是有意的永久性安排；购买者的目的是在日后以更大的获利再次将公司公开出售——或是因为在其天才的管理和债务约束下他们获得了新的效率，或是因为持续的牛市而仅通过时间的流逝就使他们变得有利可图。
影响力不必那么直接地表现为完全所有。经典教科书中对金融实力的解释是，投资者和银行家在企业寻求外部资金（负债或股权）时就会详细审核企业。事实确实如此，但影响力无须这样直接。经理们可以简单地从公司的股价中得到提示，或者听从分析家和投资者关于如何刺激股价的建议。同样，大多数企业的董事会中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代表，但他们的影响力大小是令人怀疑并不断变化的。
董事会中的这种金融界成员可能只在关键时刻才施加他们的影响力。如凯文·德兰尼（1992年，pp.69~71）所指出的，在约翰逊-曼弗尔公司董事会任职的摩根银行前副总裁约翰·施罗德尔当该公司因使其工人和消费者接触石棉而遭受越来越多的指控时，在促使公司提出破产上起了很大作用（摩根在五十多年中一直是曼弗尔的主要银行伙伴）。破产使公司财产在当事人的赔偿要求下得到了保护，不仅让债权人全部收回了投资，而且还可按高息借给曼弗尔新的资金。股东几乎一无所有，而石棉受害者的补偿费被严格控制。这件事情的寓意在于——企业控制的寓意，暂不提对受伤者处理方案的不足——董事会中的金融家在公司运转良好时可能不起作用，而在危机之中，他们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约翰逊·曼弗尔公司的例子也许将成为金融的影响力日益高涨的一个典型；在“黄金时代”，金融家可能对企业的表现很满意，但近几十年来在整个经济领域已出现了类似石棉危机的情况。也许这是审视最近的企业治理理论的恰当时机。
金森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哈佛大学的芝加哥学派访问学者迈克尔·金森提出了一种在80年代颇有影响的基于金融的企业治理理论。尽管这种理论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成熟起来，但金森的观点是，在股东们已无法信任他们雇来运营企业的经理的情况下，一个彻底进行重新组合的时机就到来了。
在1976年，金森及其合作者威廉姆·麦肯林试图建立一个将财务结构和管理表现联系起来的正规模型。与大多数现有模型一样，他们的无差异曲线和δB（X*）是建立在一系列简化假设基础上的。列出金森和麦肯林的论述会使外行读者觉得这些工作取得的成果是多么奇怪（数字已省略）：
所有的税都是零。
无商业信贷可获。
所有外部股权均无投票权。
无可转换债券、优先股或担保等复杂金融工具。
外部所有者只能通过对公司的所有权来对其财富和观金流的影响而获利。
问题的多期限特性的动态性通过假定企业家只需作出一个生产一财务决定来解决。
企业家-经理的货币工资在分析过程中保持不变。
公司中只有一个有所有权利益的经理（最高协调者）。
这些假设中的每一个都与实际不相符。特别不符合事实的是：税收明显存在；对非金融企业的商业信用额在1995年底超过3400亿美元；很少有企业发行无投票权的股票；时间是连续的而且是无限复杂的，今天的一个不当决定将困扰经理们好几年；在“最高协调者”之下存在有许多管理层次。
然而，让我们将这些搁在一边来探索一下金森的世界。不管你对他们的答案怎样看，金森及其合作者麦肯林在此提出了有关广为接受的社会机构——大型股份企业——的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成百万的个人愿意把自己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提供给那些由对其福利毫不关心的经理们运营的组织？更不同寻常的是，他们为什么愿意仅作为剩余价值索取者来承担这些约定，即指望经理们运营公司而给股东带来收入的增加？”通俗地说，为什么在一个由自我利益驱动的社会中，个人和机构持股者将其法定所有的企业的管理委托给陌生人？以及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安排以致于作为股东，他们是排在供应商、债权人和雇员之后的最后一个被偿付的人。
当然，这是一个方便的结合，撇开新的批评不说，它仍是一个成功的结合。首先，它有利于使获得暴利的个体企业家公开他们的公司，积累金融资本，并将产出与大家共享而非收归己有[8]。投资者有钱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技术和组织才能；正因为如此，在一个以残酷的劳动力细致分工著称的经济中，他们雇人来帮助运营财产是不足为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的作用已经机构化了，而外来的帮手已演变成现代跨国企业的专职经理了。这两个集团注定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在圈内，这被称为委托人-代理人矛盾。
金森和麦肯林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列出美国大型企业为使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花的代理费用。经理们一向想在红利转给法定所有者前纵容自己；金森-麦肯林模型实际上将这一点形式化为“X=[x1，x2，…，xn]=一个在公司中经理可从中获取非物质利益的所有因素和行为的数值矢量，诸如办公室间、空调、地毯厚度、雇员关系的友善，等等”——即任职所带来的福利。称之为“福利”似乎不科学，将它们视为一个矢量，等于将数学的名望借给那些易于为下标变量所诱惑的人。为了将福利攫取最小化，债权人和股东要求有明确的经常性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而且同样通过向高级经理们发放报酬以示奖惩的方式不停地修补。另一方面，执行者会怀疑外部的股东们和债权人仍对自己心存疑虑，并试图约束自己的管理风格或妨碍他们的管理作风。经理们和剩余价值索取者们不可避免要谨慎地互相观察；这样做的费用称为“代理费用”。
金森和麦肯林认为，经理们如果在公司中拥有更多的利益，他们就会按照外部剩余价值索取者的利益进行管理。（这里假定股东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经理们的负债和持股应适当地平衡，以确保他们不会试图以其他层次的持股者为代价，而去报答或敲诈另一层次的持股者（就像风险投机，也许会提供巨大的股票收益，但也可能导致债券上的失败，或又如谨慎的投资能保证稳定的利息收入但会使股东们失望）。金森最终还是支持风险。他和麦肯林执迷地认为，购买股票的权力应成为高级经理报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实际上给了他一种对更高的产出分配底线的要求”——如果股票增值将对个人带来一笔巨大的收入。前提是股票价格可靠地为管理决定定价；金森关于治理的理论是基于有效市场理论之上的。如果市场定价是无效的，那么公司有时会被错误地兼并，而经理们有时会不公平地收入过多报酬（我猜是相对于平时他们正常地多收报酬）。
但是，金森仍未使他的主题真正受欢迎。除了那些关于代理费用的文字和公式，他与麦肯林的合作关系随着这段维持现状的辩护而结束：“这种企业形式应用的增长，以及有声望的企业的市场价值的增长都暗示着，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这种企业形式有固有的代理费用，但债权人和投资者基本上还没有对结果表示失望。”
在文中略靠前的部分里，两位作者已经驳斥了后来所谓的杠杆式收购，这种交易在学术上最主要的颂扬者就是后期的金森。金森和麦肯林认为，如果股东们把公司卖给经理们，消除代理费用是可能的，而经理们用负债和自有财产为完全购买公司的股票提供资金。因为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推论说，其中必定存在某些强制性的原因。他们断定，在这些因素中，其中一个就是部分债权人出于理智的谨慎，债权人担心经理们为了高回报而冒更大的风险，但如果达不到目的，则会大大增加失误甚至是破产的风险。要防止这些风险将极大地增加债权人的代理费用，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详细审查经理们的行为，以确保他们不用债权人的钱去玩“轮盘赌”。
金森在80年代改变了观点，成为公众企业和典型的总裁理论的灾星。他在7年之后与理查德·鲁巴克（金森和鲁巴克，1983年）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赞扬了市场在企业控制方面的优点，因为在市场中“可替代的管理队伍为取得管理企业资源的权力而竞争”。金森和鲁巴克说，这标志着从股东雇用和解雇管理层的经典理论的一个转变：
取而代之的管理竞争模型，将相互竞争的管理队伍看作是最积极的实体，而认为股东（包括机构持股者）扮演着一种相对消极的法官般的角色。在这一系统中，股东相对来说很少用到有关公司和竞争性管理队伍的超出常规市场价格决定功能的具体知识或计划。股东对现任经理并无忠诚可言；他们仅仅是在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控制市场中，从候选人中选出能提供最高金钱价值者。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物品都在经常打算着拍卖。它假定“市场”——被认为由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并无特殊专长的人所充斥——能够预见性地衡量每个管理业候选人的金钱创造潜能，而这种经常性的混乱对生产没有不利影响。为什么每个人会从爱冒险变得满足于消极，甚至退化，股东是金森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未被探索的难解之谜；股市永恒地成为社会利益的最终裁判。
金森（1986年a）仅在3年之后就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升温，他声称仅单纯地撤换经理是不够的；经理们不得不被置于一种新型的约束体制之下。虽有竞争性商品市场的压力，但大型公众企业的老板们仍将金钱浪费在非生产性（即无利润）的开支上，诸如：福利、投资、研究与开发——这些都是本应分给股东们的钱。“自由的现金流”是问题所在，而金森的定义值得引用：
自由的现金流是指，在扣除相关的资本费用后，超过全部具有正净现值的项目所需的资金之外的现金流。当这个组织能够产出丰富的现金流时，股东和经理们在贷款政策上的利益冲突尤为严重。问题在于如何激励经理们吐出资金，而不是将其以低于资本成本的价格进行投资，或将其浪费在组织的低效率上。
金森的定义听起来比实际要更精确些。现金流和资本成本相对容易计算——尽管不同的分析家会提出不同的衡量标准[9]。而真正棘手的是判断未来的项目；这需要假定公司能知道某个项目可以赚多少钱。当然，这一点从未做到过。实际上，人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推测，但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先放弃小的争辩不论，金森真正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许多大公司拥有的钱多得都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或者严格地说，它们拥有的钱多于产生合理的利润所需的要投入其基本业务中的钱——这是一种对自由现金流更加通俗的定义[10]。玛格丽特·布莱尔和马莎·斯克里（1993年a和1993年b）估计了18家以及后来71家工业部门的自由现金流。他们使用了赢利指标的历史数据，这不是一种纯粹的金森式方法，但这是你所能做的一切，因为人们无法占卜未来。他们发现，从70~80年代，因利润相当低迷且资本成本急剧上升，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拮据，这主要是持续的高利率的后果。随着资本成本上升——投资者在正统的金融理论下要求回报率——公司可能认为只有利润最高的项目才是合算的（也许是回报最快的项目，尽管布莱尔和斯克里没有这样讲）。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随着金融市场要求的收益率爬到空前的高度，未来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下跌了……从1982~1989年，美国的企业部门进入了一个自由现金流的阶段”（布莱尔和斯克里，1993年，p.128）。在90年代中期，看起来好像它们又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它们现在用钱做的事情同80年代的不一样了。
金森的答案（1986年a）是使这些公司负债——这是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答案。因为对新债务的广泛而持续的需求将把利率推得比不这样做时更高，这样会使更多的现金流变得“自由”。金森为华尔街更多的现金流的释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与允许经理们随心所欲地给股东发放红利的股票不同，高额债券将“约束”经理们，使其必须支付稳定的现金流，而不是“将其浪费在低回报的项目上”。经理们同样应以股票形式得到他们的报偿，这能使他们像股东一样去思想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森开始称颂一种新形式——LBO（杠杆式收购）组织——的诞生（金森，1989年a）。金森认为，在成长性（如计算机、生物技术和金融）部门中，大型公众企业是成功的。但在一些较古老的工业——现在的橡胶、钢铁、化学、酿造、广播、烟草、制浆和造纸行为以及未来的飞机、汽车、银行、电力、制造业等——都需要通过杠杆作用和所有权进行转型。在杠杆式收购中，一群投资者通常是伙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高度负债将公司私有化。股票一般不在公开的交易所买卖——尽管偶而会有一小部分股份被抛出并继续进行公开交易——而是被某一群投资者牢牢掌握[11]。债务的约束和持股的巨大潜在收益激励着经理们拼命地积累。
这是金森从1976年的立场上的显著转变，他（同麦肯林一起）曾经说过，公众企业似乎将继续存在，但杠杆式收购是荒谬、危险的。应电子邮件的要求，金森解释了这个思想上的激进转变：“所发生的是，数据开始清楚地指出这种系统运转不良。实际中的低效率就如同我们在理论中所见的一样，但市场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目前仍在进行。”
金森特别颂扬了由下列人士推动的杠杆式收购：卡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KKR）及克雷顿和巴布莱尔等精英；像卡尔·埃卡、罗纳德·皮尔曼、埃文·加克布和沃伦·布法特等“企业家”；摩根·斯坦利和拉扎德·弗里尔斯等商业银行机构；匹兹克斯和布隆曼斯等家族。这些优秀的人——被遗忘的80年代中的明星——他们将被委托像经营一个股票投资组合一样经营着整个美国，从他们人数不多（20~60人）的办公室中，将往年的工业化城市转变成幽灵般的城镇。
随着数据、才干和科技的巨大增长，华尔街能够在竞争性行业中分配资本，而且能比传统的多样化公司中的总裁和总部成员更有效地监督和约束管理人员。在纽约的办公室和埃文·加克布在米纳波利斯的基地是在阿格姆和皮罗亚的公司总部的直接代替者。
杠杆式收购这种理想的安排，是在三个“选区”的一个冒险。这三个“选区”是：出面帮助的精英；拥有大量股权筹码的高级管理者；以及资助这些交易的机构投资者。金森也赞扬由兰伯特“开创”的巨大革新，即“垃圾债券”——这是一种低税率、高风险、高利率的债券，曾使80年代的交易名噪一时。有了德莱谢尔·伯纳姆·兰伯特的销售网络，不断创新的迈克尔·米尔肯坐在贝弗利山他的X形办公室桌边创造一笔交易，并在当天晚上把交易所需的资金变成债券在华尔街销售。他的由包括储蓄和贷款协会、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富有的个人所组成的网络在听候调遣，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受他们之间的相互购买支持。
KKR是金森的新企业模式的原型。在1976年5月1日成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KKR集中关注较小的公司，做小的买卖（巴特莱特，1991年）[12]。合伙人将同一家公司接洽，说服经理们借入一大笔资金，并合资购买这家公司。他们要确保流入的资金与要支付的利息之间有很大的差额。如果一切顺利，充满动力和能量的新所有者，将使公司复兴，并准备几年之后以高额利润出售。这个计划魔术般地奏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伙人在做了一笔笔越来越大的买卖之后，欲望更加强烈了。为了说服那些经理，他们需要外部的强大支持，但他们还是得到了，尽管让那些高度谨慎的人相信杠杆交易是如此有利可图的确花费了一些时间。早在KKR出现的五年之后，它们的投资者就包括谨慎保险公司、阿特那、通用电气养老基金、大都会人寿、J.P.摩根和西北共同基金。后来他们招募的新成员中有俄勒冈、华盛顿和威斯康星州的养老基金。所以，虽然KKR有些游击队的形象，但它是受公共部门职员退休金组成的最核心资本支持的。
KKR早年的经历是辉煌的。在1978-1986年间组织的五种主要的收购所有权基金，付给投资者的年利润超过32%（巴特利特，1991年，p.346）。但从事RJR收购的1989年的基金，回报率仅有4%（斯罗恩，1994年）。这种新的企业形式在付给投资者持续不断的利润这项关键考验中失败了。巴特利特（1991年）将KKR描述成将自身利益摆在远高于其投资者和它下属公司利益的位置上。缓和一点讲，对提高收购集团的声誉没有多大好处。
让我们回到金森和他的声明。它激起了暴风雪般的反响，主要是来自反金森学派。其中一种观点是由纽约的IBJ银行和信托公司的领导人彼得·罗纳（1989年）提出的，有几点值得引用——罗纳作为金融家而不是企业家，其评述特别令人感兴趣。首先，罗纳认为金森对持股者的情况过于夸张。与有限责任（虽然他们能看到其股票价值损失殆尽，但不会波及其余资产）相对应，他们放弃了自行处置公司财产的权力；他们可以卖掉股份，但不能卖掉公司的财产。通过把股东们神圣化，金森先入为主地排除了“对核心问题的富有思想的分析——什么应该是股东的权力和利益？”其次，杠杆式收购这种形式是基于今天对所预期的明天或更久以后的现金流的重新分配；如果这些估计是错误的，则在杠杆式收购中被买断的公众持股者拿到了现金而“其他人则只剩下一个空壳”。但是股东们只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价值，一旦这一目标完成，“他们对待企业的态度就像螳螂对待其配偶一样”。最后，金森假定股东们对资本项目比经理们和公司董事会更有鉴别能力——这是一个“缺乏实际依据的，被意识形态所激励的论断”。如罗纳所说，很难想像人们如何着手进行实验，但进行这项工作的负担在金森，“因为他已经给出了结果”。
金森（1989年b）对罗纳的回应是逃避性的，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来反驳对他的指责。然而金森确实列出了一些有用的、他认为是经济发展障碍的力量：“东部航空公司罢工的驾驶员、匹兹顿煤矿的矿工和纽约电话公司的员工，他们在试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时好像非常满足于破坏和损害其老板的组织。拉尔夫·内德尔的消费者积极分子组织是另一个例子。”（公共部门职员的养老基金被用于摧毁那些金森所谓的发展的障碍，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在金森的理论中，惟一对企业有要求的阶层很明显是股东们；而工人（包括其中的经理）和消费者只是按所有者的意愿行事。
金森对股东承担这种巨大的社会责任所做的最有意思的阐述，实际是他忘了说的某种东西。为了给RJR·那比斯科交易进行辩解——80年代疯狂膨胀的顶点证明了它的英雄亨利·克拉维斯像所有浪费钱财的总裁一样的自负——金森（1991年）指出了公司对在职人员福利、促进体育运动和“无收益的资本开支和组织的低效率”上的巨大花费。见脚注4的那一句话：
像书（由布鲁夫和赫亚所写的《门边的野蛮人》，1990年，pp.370~371）中所揭露的那样，强生烘烤公司负责人约翰·格林那斯告诉KKR，如果“企业的收入上胀15%或20%，我就会有麻烦”。他的策略是将多余的钱花在那比斯科部门以限制收入，这样就可以创造中等的、但却是稳定增长的利润——这是一个可以掩盖企业潜在赢利能力的策略……
这听起来是管理浪费的一个极好例子——就是那种在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一书中揭示出的有计划的平凡。但奇怪的是，金森未能指出这种掩盖利润的原因，在省略号之后紧接着披露：“这都是成功的，格林那斯解释说，因为华尔街渴望可预测性。”当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时，华尔街反而乱了阵脚。但恰恰相反的是，金森曾说过，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建立的最好的原理就是有效市场理论。股东们应对RJR·那比斯科的有计划的平庸负责，这是金森应当承认的对他十分不利的事情。
在三个脚注之后，金森（1991年，p.15）研究了曾获得普利策奖[13]的由苏姗·法卢迪（1990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是关于另一个KKR的交易，斯福维连锁店的杠杆式收购。这笔交易被视为杠杆收购的巨大胜利，它给斯福维的高级经理人员带来了2800万美元的股票利润以及1亿美元的期权利润，给投资银行家带来了6500万美元，给律师带来了2500万美元，还有6000万美元用于KKR的酬劳及支付给斯福维员工的裁员和失业费用。法卢迪在文章中所反映的员工在解雇后自杀、犯心脏病、穷困和绝望，与“长期的效率效应”相比不值一提（金森，1991年，p.15）。对祖德·万内斯基来说，法卢迪的文章是“纯粹而简单的宣传，是理论家利用杂志的头版来鼓吹关于公司美国应如何处理其事务的某种特定意见”。当然，万内斯基是利用杂志的版面来宣扬关于美国应如何处理其财政问题的供给学派理论家，除了一部分无可救药的狂热分子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观点是会造成祸害的理论。
金森同样喜欢的一份有关一笔交易的更加公正的研究报告，是来自一所商业学校而不是商业报纸。这项研究也显示出对员工的残酷影响。韦恩·兰德斯曼和道格拉斯·沙可夫特（1993年）报道说，在RJR收购后失业的2209名工人中，72%的人在收购后按照原先47%的工资重新被雇用，女性受到的伤害要大于男性，年老者要大于年轻者。对收购的辩护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他们可以作为RJR人员过多，工资过高，以及这是对股东金钱的浪费的证据。
除了劳动力外，自然界也受到繁荣的杠杆式收购的损害。例如，在一项对1984~1986年间的62个敌意收购的研究中，重要的目标企业就是那些在“给定的利率、树木生长率和木材定价方法下”没有砍伐足够数目的木材公司。名声不好的马克西姆公司收购太平洋木材公司，主要就是因为后者不愿砍伐的古老的红木林。马克西姆在贪心的驱使下，收购了太平洋木材公司，并砍伐了那片森林。站在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桑吉·巴哈特、安德烈·施勒福和罗伯特·维施内（1990年，p.54）说，“我们有了一个案例，砍树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如果森林不按照由利率确定的速度被砍伐的话，华尔街的自由资金流就会被骗走。
金森在9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把那些以一个KKR式精英集团为核心的“新型杠杆式收购集团”比喻为日本的“企业组”，即由以一家大银行为核心的多个公司组成的集团。但是“企业组”和杠杆式收购有着重要区别。如金森所承认的，日本的经理不拥有股票（而且他们的报酬按照美国的标准也相当低），但在他对杠杆式收购的设想中，股票将是对管理人员主要的补偿。
实际上，“企业组”的所有权结构非常有趣，这是市场社会学家及社会市场模式应进行研究的[14]。每个集团的中心有一家银行，但是这家银行并不是控制因素；集团各个成员也是其他伙伴的重要持股者。广泛的董事会互相参与同样存在，主要银行通常也拥有董事会席位。尽管成员也和集团外部的公司做买卖，甚至是金融交易，但他们主要是在相互之间进行交易。很明显，这是那些带有财务、人事和技术联系的复杂组织，而不是金森对杠杆式收购组织所说的所有与被所有的狭义关系。
这些交叉持股和内部连锁将相关的公司捆绑在一起，使其互相监督；他们检查“交货的及时性、产品质量、投资水平”——虽让股东困惑但能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信号（伯格罗夫和佩罗特，1994年）。在危机中，集团成员将帮助陷入困境的公司，只有在更严重的危机情况下，银行才出面帮助（通常是通过企业重组或强制性兼并来解决问题）。日语关于相互持股的说法“kabushikimochiai”具有“相互帮助、共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的意思。在非经济学的文献中，股份被当作互相信任的表示——是相互关系的表示，而不是关系本身。尽管没有被兼并的威胁，身处困境的公司的经理人员会被整体更换掉——也许比美国还要更彻底。在日本的情况下，主要银行也提供重要的资金——与重点在于向投资者提供大量的利息收入的杠杆式收购正相反。伯格罗夫和佩罗特还推断，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对集团是一个很好的约束，因为银行必须关心如何保持存款。如果在它监督之下的公司境况恶化，存款者就会将他们的钱存到别处[15]。目前，在1989年泡沫经济破裂后困扰日本的长期衰退的压力下，这种联系松动了。观察日本经济如何复苏，以及日本政府对进一步放宽金融规制的承诺将如何在90年代后期改变企业和金融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金森（1993年）更近期的一些作品中，他更加强调“基本的科技、政治、管理和经济力量”是20年来强烈的经济和社会变动的根源：生产成本的大大降低、放松治理、“全球化”、“工人工资增长速度的降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并最终导致规模减小和退出”。金森将“1895~1904年”的兼并浪潮解释为一种退出的形式——通过合并而进行的资本毁灭，因为“通过合并和关闭被兼并实体中的不重要设施，从而减少了产量”。这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已经开始发生了。这与他80年代的神话比起来是不容乐观的消息——更注重收缩而不是复苏——但这可能是关于购并的更准确的描述。
他向社会发出的消息甚至更加残酷，这次新工业革命的压力将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产生影响”。平民和失业者的游行队伍可能会威胁到美丽的变革而不得不被“国民自卫队”所“镇压”。必须使用这剂猛药：“我们不必看到更远，只需从中欧、东欧和亚洲国家就可以看到保护企业免受国内外竞争的政策的后果”（金森，1993年，p.845）。工会必须解散，雇员必须裁减，工厂必须关闭——而美国的企业治理体系还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德莱谢尔的压力、对垃圾债券市场的治理不力以及从政治上对杠杆收购者的反抗，在约束体制上留下了真空。
虽然他荒唐地鼓吹人类生活服从于无情的效率，但必须重申，金森确实发现了一些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不足，而这些不足也常被他的自由主义及民粹主义批评者所否认。在老牌公司身上存在着持续的压力——如果考虑到大部分的主流计算机厂家被削弱的情况，对“老牌”的定义可以相当自由——这种压力来自费尽心机的债权人和商品市场的竞争。鉴于美国工业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结构，股东、经理人员和工人就如何管理这些压力存在着冲突。华尔街将可能从这些行业中抽出资金——削减其规模或将其完全淘汰——并收起资金。在高度市场化的理论中，可以依靠华尔街的仁慈对不受约束的资本进行重新分配，迫使工业企业要么在债务约束下发现新的收入来源，要么消亡。因为本书的后几十页已经论证了华尔街不能胜任这一任务，故而整个金融和治理体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金森主义的最大优点在于，通过与对有效市场的信仰无批判地接受相结合，它成了一套关于经济规制的统一标准理论：全知的金融市场将把实际的投资决定引向最有利的方向，而且在适当的鼓励下，所有者——经理将毫无保留地遵从这个指导。金森的许多批评者，无论他们知道，或点名提及他，还是仅仅提及“80年代”、收缩或企业重组的理论，都没有对生产过剩、过时或激烈竞争等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在一个只有勇敢者和傻子才敢批评资本主义本身的时代，对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批评也就是可以表达的一切了。在90年代，话语已经改变了。现在谴责的是“科技”和“全球化”——作出的分析仍然很狭窄而且批评的语调同样的胆怯。
从较小的角度讲，金森的工作的另一个优点在于他对MM理论提出了挑战。不管你强调债务的积极因素——它是激励负债的经理们的动力，还是强调其消极因素——它是使原本能健康发展的企业破产的力量，金融结构很清楚地在起着作用，而且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合并和公司控制市场
金森主义是所谓流动性市场对企业控制的广泛概念的一种特例。真正的信徒认为——如果你相信有效市场理论——当股票市场对管理层施加某种约束时，股票价格就是对企业管理层的一种实时汇报——在极端情况下仅有市场价格是不够的。如果股价变得足够低，而管理人员不愿或者不能作出响应，对缺乏竞争力的最终处罚就是实际的收购，或发生收购的危险。一个杠杆式收购可被认为是这种约束的一种形式，但它还可以采取多种其他形式。
这一系列思想的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就是亨利·曼内（1965年）的文章“兼并和企业控制的市场”。这一题目的第二部分常用“流动”这个词进行修饰，是80年代流行的学术文章的典型，几乎充满了称颂之辞。这种颂扬随着1989年杠杆收购兴旺之极而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程度。当时摩根银行负责并购的副总裁罗伯特·门多扎在当年1月份发表的一篇演讲体现了这种狂热。曾经是循规蹈矩的典型的摩根银行在80年代日渐积极。在称赞了企业控制中的流动性市场之后，门多扎（1989年）提出了这种看法：
我们经常在报道中看到，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回报高达800%~900%。不知为何，已经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回报，或者说某些人在受到剥削。我们认为，金融购买者在精明地使用着战略性企业购买者所没有使用的一套方法，而且回报也并不过分；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金融购买者正以一种创造性的聪明方式在利用杠杆作用。
无论你的人生观是什么，800%~900%的回报是无法持久的。但既然门多扎的论述可以部分地追述到曼内的文章，就让我们看看它吧。
过程只能部分地追溯；请注意，门多扎说的是“金融的”购买者而不是“战略性的企业的”购买者——即指银行家和交易员而不是在相关工业领域中的公司。曼内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盛行的反对竞争中兼并的反托拉斯学说的一种攻击。但曼内有一个更大的发现个对企业兼并开放的时期是解决所有权同控制权分离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
曼内的论断在它真正出名之前仍是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的，还有市场的合并和效率的经济学概念：“形成企业控制的市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企业管理的高效性同这家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不良的管理使得股价下跌，股价下跌有助于收购时机的成熟。在一个脚注中承认市场价格易受后来所谓的“噪声”影响的同时，曼内带着通常的信仰似的虔诚总结道，“在一段时间内看，公司股票的市场平均价格一定是'正确'的那些拥有智慧和资本（或至少是某种信用）的人，利用这种机会从“成功地收购并使那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复兴”当中获取“巨大的”回报。曼内声称，反托拉斯学说阻碍着“资本的流动性”，因此有碍于“资源的更有效分配”。
曼内是一位法学教授，他的大部分引述都来自法律方面的文献，但是他的推理却依赖于一种像莫迪利安和米勒一样单纯的理论。市场是有效的，就其本质而言，任何阻碍市场运行的东西都是人类进步的大敌。但是兼并创造了他所坚信的奇迹吗？
不，好像没有。首先我们先讲点历史。历史上的兼并通常被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从1898-1904年，当时现代巨型企业开始形成，它们通常是由同一领域内的许多小公司组成的；20世纪20年代，继续进行兼并（或在某些人眼中是垄断）的时期；60年代，这一阶段中，跨不相关行业生产多种产品的集团很风行；从80年代初至少持续到1996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中，许多生产多种产品的集团解体了，主要是由同一领域或相关领域内公司间的组合。为什么兼并要一阵阵地发生，这被布瑞利和梅耶（1991年，p.923）的金融课本列为该领域的十大难解之谜。不管答案是什么，毫无疑问，兼并易于成串地发生——正统学派驳斥那些基于“癖好”及“泡沫”等含糊概念的解释，但对我来说，那种解释似乎很好。
看一下历史记录，没有人能比1989年出版的《国际工业组织杂志》特刊做得更好。不良的购并表现由来已久。例如，虽然曼内抱怨1929年的规制干扰了企业控制的纯粹的市场，一项针对20年代的134家合并后企业的研究（伯格和雷斯，1989年）发现，只有“不大的成功”，即平均利润率——按其股票的表现衡量——与六七十年代的兼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经济和法律环境上存在重大差异，包括自1920年有效地暂停反托拉斯法的执行。早期的兼并不能算是典范；伯格等人引用1921年对世纪交替时期兼并潮的评价，显示出在组合完成后的十年中，35个调查对象中只有5个的利润达到或超过了策划者的承诺。
对更接近当代环境的实际操作结果的研究同样令人失望。一项根据从1957~197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记录所作的分析，对实际的业务而非公司整体以及对不公开交易证券的私有公司进行了相当详细的研究——两者都是大多数兼并研究的例外——显示出，被兼并公司的利润倾向于急剧下降，这一点从被兼并企业随后败落的高速度上得到证实（拉文斯克拉夫特和斯克尔，1989年）。这项研究同样显示出被兼并单位的利润在兼并之前异乎寻常的高；作者总结道，“这样，并不存在对认为被收购的公司是低能表演者，‘对低效管理者的替代’假设的广泛支持”。拉文斯克拉夫特和斯克尔以一种典型的晦涩的学术方式总结道，“证据对那种声称兼并在平均水平上能够提高效率的说法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
兼并结果不佳的一个原因是进行收购的公司付出的代价太大。一项对1976~1984年间发生的137起兼并的调查表明，兼并者为被兼并者付出了非常乐观的价格；在通行的回报率基础上估计出的公平价格表明，在通常的工业实践中要为收购价格提供合理的收益是不可能的（阿尔伯特斯和瓦拉亚，1989年）。
理查德·卡弗斯（1989年）所作的一项对大量事实的评论，进一步增强了“对声称兼并在平均水平上可提高效率的说法的怀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被兼并公司的股东得到了丰厚的利润——是他们从买主过多的付款中获得的。卡弗斯总结说，“收购者几乎没有实现利润，他们的实际收获来自一种私有的而不是社会的形式”。尽管有时参与交易者能像土匪那样获得收益，但并不存在重要的证据表明兼并对所谓“经济”这一抽象概念有什么好处。卡弗斯还引用了英国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兼并很少带来生产力的增加反而经常使其下降，他把这归为某种“转型费用”，其中包括为使合并成功所花费的管理时间以及所有雇员分散的精力：“每个人在斧子下落的过程中都会进行推测”。
不论过去的记录如何，兼并和收购确实给目标公司的股东提供了意外收获。在收购中股东的收获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并不像最初那样愚蠢。如果股票市场能对目标公司理性地估价，那么为什么买方的付出要远高于通行的价格呢？如果收购者确实多付了钱，而目标公司的股东获得了额外收益，果真如此，那么谁受了损失呢？许多研究已得出了许多结论，但是巴哈特、施雷福尔和维施内（1990年）在80年代中期对敌意收购所作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相当可信的假设。他们将某些原因归于解雇——“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他们眼中更重要的是少纳税（增加负债的结果）；其次是进行收购的公司股东的损失（对过多付款的惩罚）和目标公司在投资方面的削减。他们认为跨行业集团的解体和行业内的合并，同样导致了随专业化而来的业绩提高以及可能对“市场的力量”（即垄断价格的力量）的加强。重要的是，虽然收购时代：
不是公司内部组织变化的一个典型反映。管理层被外来者收买和购并经常是资产重组中的一个短暂阶段；它们并不是一个新的永久性的组织形式。资产的最终持有者将是大型的公众企业，他们将永不衰退（巴哈特、施雷福尔和维施内，1990年，p.57）。
结尾的话影射了金森（1989年a），他曾因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错误地发表了一篇文章“公众企业的衰退”而使名声受到影响。
既然兼并的记录如此令人沮丧，为什么它们还会发生？现在有几种理论，其中大多数的表达通常较为复杂，但大都可以被解释为简单的语言，即“帝国的建立”。如果他们的公司在膨胀，经理们就会觉得更加富有，更加有权，如果业务不能靠自身迅速增长，那么就可以吞并其他公司。与此相关的看法是，当兼并不能带来更高的回报率（利润比上投资资本）时，但可能会带来更大数额的利润，即绝对值会更大。“目中无人”。平均来说，兼并可能是不理想的，但时不时可能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而操作者确信他们就是幸运者。“策划者的利益”。作为中介的银行家，通过收取占大型兼并额1%左右的费用，赚了很多钱（布弗和赫尔曼，1989年；图勒，1995年）；对于通常的大型兼并，这意味着几千万美元将作为对几个星期的无可否认的高强度工作的回报而在一群银行家和律师之间进行分配[16]（理论误区）。经济学家们重复着曼内和金森的观点，因为它们“一定”是真实的，市场“一定”是正确的，投资者“一定”是理性的——当然，这一切对投资银行家来说听起来都很美妙。
也许，兼并是对付衰落的方式，是从一个衰落的部门撤出资金和人员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兼并不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日益衰退的行业中，即使大公司也是处在一种日益衰落的状况下。问题在于，股票投资者尚不能通过对一个世纪以来记录的研究将这一点看透。
远未解释清楚的是，与资助现有公司的内部增长相比，盎格鲁-美利坚的资本市场似乎更愿意资助通过兼并而得到的增长，而且它们常不愿对新企业提供资金。这种倾向性似乎是盎格鲁-美利坚式市场和管理体制的特点。我们似乎能合理地推断，这一特点将降低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在对英国公司的一项研究中，曼蒙哈·S·库玛（1984年）发现，那些以内部资金来实现增长的公司，主要是为了兼并才寻求外部资金的——这些兼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对赢利产生有益的影响”（p.178）。如果资本市场是在履行其广为人知的惩戒功能，那末融资就不会得到，但是事实却相反。
说“资本市场”没有预见到大多数合并分析的虚假，这是混淆了罪犯和受害人（富有的受害人，而不是严肃意义上的，例如被解雇的工人）的区别。特别是，投资银行竭力去扭曲他们客户的记忆。大多数兼并浪潮是受金融狂潮的影响：20世纪中期发行的很有水分的股票；60年代发行的称作“次级债券”的无保障的债务工具，以及80年代发行的垃圾债券。正如《交易的年代》（布莱尔，1993年，p.298）中引用的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银行家的话，这种证券泛滥是有其背景的：“大多数兼并都没有成功。因此你必须使用那些投资者所不熟悉的有价证券，而且这种有价证券必须有别于那些名气较差的证券。”
一些读者可能认为我自相矛盾，一方面支持大公司成长，反对掠劫学派的犯罪假设，另一方面又说兼并没有很好地起作用。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容易解释。其一，兼并不是惟一的增长方式，它可能是公司自身无法发展，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比如在计算机行业中，基本没有成立20年的公司——像戴尔、康柏等等。光凭兼并是无法进入世界500强之列的，那些公司的发展就像星火燎原一样发展。日本的兼并程度就低于美国和英国，日本公司从历史上就很注重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使日本的经济增长获益匪浅。其二，因为他们生产好的机器并且能很好地销售。在大多数情况下，小公司是无法像大公司那样八面威风的，尽管老牌大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也会时不时地遇到棘手问题，但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其他大公司（如丰田汽车公司）带来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钱才有发言权。小公司很难筹集到所需资金，很难在内部积累利润。相比之下，钱对大公司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甚至能耗费巨资用于愚蠢的购并而仍然活得好好的。这里不存在任何犯罪，除非你认为利润体制本身就具有犯罪性。
对杠杆式收购的回顾
杠杆式收购是企业控制市场的一种特例，我们在早些时候就讲过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杠杆式收购及其他重组目标的方法似乎适合低速增长的行业，或技术含量为中、低档的行业（布莱尔和斯卡瑞，1993年b，p.201）。由杠杆收购目标研究表明的投资或研究与开发削减的结果，可能显示了重组的强烈意向——即使资本从低增长行业流向华尔街。
威廉·朗格和大卫·雷文斯卡福特（1993年总结了自己和他人对杠杆式收购的发现[17]：第一，在80年代，如果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充足，或管理人员持股较多时，公司更可能成为收购目标；如果公司市值很高（即价格/收益，托宾的q值）或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很高时，公司不大可能成为收购目标。第二，给股东发放超过交易所市值的股利是出于少纳税。第三，杠杆式收购能够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尽管收入大部分被高额利息支付吸干了，减少资本支出和税负。第四，被收购公司的就业增长率要低于相关行业的就业增长率。最后，杠杆式收购经历了许多“金融挫折”而且已经不时兴了。
朗格和雷文斯卡福特还说明，杠杆式收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恶化的趋势。80年代前期（1981~1984年），杠杆式收购在赢利能力方面有很大的提高，但此后就开始恶化，尽管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然而他们在工厂级的研究表明，这种改善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日常开支的减少是成本降低的主要因素[18]。朗格和雷文斯卡福特还揭示出，通过银行贷款而进行的业务要比发行垃圾债券而进行的业务好得多。这个发现很有趣，而且该发现被卡帕来和斯特恩（1993年）证实了。这对金森是一个打击，表明了银行融资要比市场融资更有效。不错，杠杆式收购对象的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较低，但低的研究与开发费用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朗格和雷文斯卡福特（1993年c）所研究的制造业杠杆式收购对象样本几乎有一半被全国科学基金评定为研究与开发投入大户。他们的样本企业在杠杆式收购之后，研究与开发下降了40%，资本支出下降了9%。而且这些支出的削减与金森提出的将资本从公司经理那里转向组合经理的战略相一致。至于社会是否能受益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此外，朗格和雷文斯卡福特（1993年b）还报告说，虽然杠杆式收购导致在企业运营方面的实质性改进，但这种因改进而获得的赢利会在三年内慢慢消失，四五年后企业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尽管企业运营有改善，但利息负担会吃掉由此获得的大部分利润，从而使净利润低于杠杆式收购前的水平，这与华尔街的催肥战略是非常一致的，但这与培育社会的复兴毫无关系。
在一份对1980~1989年124家大型兼并案的研究中，史蒂芬·卡帕莱和吉米·斯特恩（1993年）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1）10年来，价格比利润和现金流上涨得更快。（2）银行本金偿付要求僵化，导致利息支付的现金缓冲余地缩小。（3）垃圾债券代替银行债务成为外部资金的来源。（4）管理人员及经纪人的费用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5）80年代后期的交易更容易受挫，公司要么违约，要么破产。1980~1984年的41起兼并中只有一起交易不顺，而在1985~1989年间的83起中就有30起（占36%）不顺。其中不乏有很多成本降低利润上升的企业，但债务太多可能摧毁甚至是最优秀的企业，1985年之后这些交易决不能再说是好的了。
这幅80年代的兼并图景，不仅是从个别交易的具体案例中得出的，而且还得到很多经济数据的支持。进入80年代，美国公司的价值普遍被低估，股票的q比率（资本市值与实际有形资产的比）在1974年与1982年期间平均为34%，仅大于其历史平均水平的一半，1974年是欧佩克成立后熊市的谷底，而1982年是80年代牛市的开始[1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9比率大大提高，1986年为47%，1989年为60%，至此，风靡一时的杠杆繁荣结束了（基金流量数据）。q值很高时兼并也可能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q值应当在杠杆收购容许的范围内。否则，你一定是疯了，要不然就是能承受很大风险，或更冷静地说，要背上沉重的债务以支付像1996年那样的价格。现金和股票是90年代交易的工具，公司仍然保有相当数量的现金流。兼并可能并不会长期持续下去，但它至少不留下增添麻烦的债务。只有股东承担着风险。
交易随着经理和金融家责任的减轻而风险加大，溢价过高。高额的前期费用使得不负责的交易时有发生，先达成交易再说，哪怕以后入地狱呢。更严格的回购计划意味着公司的融资策略是在于资产出售而非改善赢利状况——这正是明斯基赌博金融结构的定义。公众垃圾债券的不良表现证明银行作为贷款方比共同基金及其他组合投资基金在判断信用方面更胜一筹。
随着购并狂欢高潮到来的全部越来越大、越来越蠢的交易图景是对有效市场观念的沉重打击。杠杆交易带动下的整个经济行为就像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一个受政府（民选政府和联储）支持，而最终将有损于实际的美国经济的泡沫。无论是投资银行、金融机构还是中央银行都还没有因其“罪行”而遭到惩罚。而且由金森及其同事所提出的公司治理问题一个都未得到解决。我们知道，杠杆式收购集团至今尚未成为经济组织发展的新模型，但股东仍然信心十足地要获得公司最大部分的现金流。
迂回前进：关于弗利克斯
我在前面说过，自由主义人士及民粹主义者将兼并狂潮谴责为“贪婪的爆发”是缺乏对其深层机制的任何分析。他们最喜欢的声音之一来自一位华尔街人士，充满生气的银行家弗利克斯·罗哈特。他的地位给予了他一些权威，但权威与他的简历不相称。弗利克斯是《纽约书评》中冗长的道德文章的作者，向媒介提供一些说教，未当上民主党财政部长候选人，现在只是依靠老本儿。他实际上是80年代很出名的乔·帕利拉的灵感来源。帕利拉当时在一个大兼并机构中是布鲁斯·沃瑟曼的搭档，他在1984年对《机构投资者》说，“我看弗利克斯正在做无本生意，每次都能从兼并中捞到100万美元。我不仅对他的技艺深有感触，而且对兼并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引自亨伍德，1990年）。弗利克斯及其顾问安德烈·梅耶在弗来里斯将和其他60年代的大公司合并。他们还帮助史蒂夫·罗斯从街头艺人成为华纳兄弟公司的顶梁柱。
拉查特是第一个银行费用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但梅耶不喜欢做那些在他看来是很平凡的发行证券等融资类工作，他更喜欢玩整个公司。在1963年，梅耶“带着要干一番事业的思想”收购了怀俄明州一家名叫法兰克·怀俄明的法国公司，解雇了所有的职员，而一夜之间便赚得了300%的利润。一家有名的投资银行收购了一家公司后，使得该公司起死回生，并从中获得了相当的利润和名声，这是在华尔街立足的必修课（雷奇，1983年，pp.243~247）。
后来，罗哈特开始贬低这种行为，并敦促建立复兴金融公司来刷新美国。罗哈特作为一个经纪人实际上并没做很多生产性投资的工作，却一再要求政府接手这种普遍的为企业融资的工作。很明显，他是在贬低华尔街在这方面所做的王作。正如小说家米歇尔·托马斯所说（个人交谈）的，弗利克斯一手拿着圣经讲道，另一手却在签署支票。
破产
随着80年代的结束，我们越来越能明显地感到杠杆式收购协会无法取代公众公司。尽管90年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在中期爆发了又一轮购并活动，但主要的交易是在大公司之间进行的，或者是一个大公司的部门被另一家大公司吸收。在90年代，随着小作坊式的运作日渐衰落，一种食利者专断的新形式正悄然兴起。
金森及其同伙责怪管理当局和媒体导致了购并运动的崩溃。监禁米尔肯，打击德莱谢尔以及控制储蓄和贷款协会，这些扫兴者扑灭了重组公司美国的惟一希望。实际上，是购并运动自己扑灭了自己。1988年和1989年破产成风，随之而来的就是9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崩溃，而这一切吓坏了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最蠢的家伙，谁也不敢再涉及杠杆购并活动了。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金森对德莱谢尔不在了感到非常遗憾，否则，他们是会为克尔克·克罗利安试图在1995年春季收购克莱斯勒融资的。克罗利安说汽车制造商是手捧金饭碗，但克莱斯勒却说他们正准备迎接下一次的萧条。金森说，要是克罗利安成功的话，还债将用光全部现金。现金少了以后，公司将关掉那些低效率的工厂，而不是继续提高生产能力（即使有活跃的需求）；并且会与劳工和供应商进行强硬的谈判。对金森来说，克莱斯勒最伟大的时刻就是在它接近破产而又背水一战之时，创造出了伟大的新效率[20]（当然，美国政府的贷款也无伤大雅）。但是，德莱谢尔不存在了，而银行都害怕为克罗利安的进攻融资。有清楚的迹象表明，80年代的杠杆收购狂潮的失败对许多人还是历历在目，5年或15年内很难复苏，至少在1995年是绝无可能的。
如图6-1所示，企业的大规模破产是杠杆战略臭名昭著的主要原因，最近的这一轮破产高潮只有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时期可以相比。金森争辩道，对于被杠杆收购的企业来说，破产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他说，新的体制将增加破产的“私了”——杠杆式收购交易中很多公司都采取庭外解决方式，而不采取众多债权人和股东参加的通常的大规模且代价高昂的法庭解决方式。
图6-11869~1996年破产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
纽约联储关于大规模破产的研究表明，“1990~1992年美国公司发现在现金流短缺时期，管理债务遇到的困难比想像中的要大。也许经理们真的认为，现金流薄弱的被高价杠杆收购的公司可以通过重组其债务而不致破产”（雷摩罗纳等，1992~1993年，p.3）。最后一句话是金森在给国会调查的脚注中尤其强调的。
实际上，金森对破产私了的观点只说出了一半，或者1/4。尽管破产成本的数据很难得到，但一个关于1986~1993年企业破产的研究显示，按照公司法第11章破产的公司的破产费用通常是破产前公司资产的3.93%，但相同的被收购企业其破产成本只占1.3%。所有这些重组——或是按照公司法第11章进行的破产，或是按金森方式进行的破产——都使被收购公司陷入了深深的债务。然而，80年代的很多交易都是经历了两种破产。拉杰斯·阿戈华（1995年）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出资方不愿意免除足够的债务，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会因为他的放弃而得到收益。
骚动的食利者
杠杆式收购运动没有能够改变公司形式的根本性质，使得股东承担了一定的损失。股东们不满足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长期牛市，他们抱怨打开了藏在美国公司的缝隙中的“股东价值”。由于杠杆收购被证实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解放这些隐藏美元的方式，因此新的策略正在形成。
10年过去了，这一新战略成了股东的实践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实践主义的早期表现之一，是施加于大学、教堂、公共养老金以及那些机构投资者出售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股票的反种族隔离中的压力。这与投资者传统的消极判若云泥。但是，以金融为武器来结束官方的种族政策的整个可颂扬的目标很快被更世俗的关心所压倒了——迫使疲惫的管理层搞活其公司以拉动股价上扬。
新金融专断的演进的一个传奇的个人故事是丁·布恩·匹肯斯的职业生涯。他是第一次股东骚乱的领袖。他捅向海湾石油公司的那一刀是那个交易年代早期的伟大时刻。在80年代，匹肯斯曾无休止地玩弄过很多总裁，如冠军国际公司总裁安德鲁·斯格勒，他曾经是美国管理的代言人，但被匹肯斯等人打得落花流水。斯格勒认为，公司是“社会”所有的企业，而不是股东所有的企业。而匹肯斯则大唱反调，他认为股东就是整个公司。他的石油公司并没有真正开采过多少石油。他更喜欢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上开采石油，用借来的钱去收购别人的公司（亨伍德，1987年）。
企图使用“毒药”和其他方法阻止被他人收购的公司，通常是匹肯斯的大敌[21]。但在1995年，马萨发现自己正受到包括匹肯斯的前死党大卫·帕切尔德在内的敌意收购者的攻击。匹肯斯自己没有服药，却让董事会吞下了“毒药”。马萨的评论听起来就像斯格勒在10年前所说的那样：局外人似乎只看中钱。匹肯斯回答道：“力图收购其他公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不喜欢被称为公司偷袭者。我最后涉足此类交易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他说：“现在我与辛勤劳动的石油工人毫无两样。”但辛勤劳动不一定保证有好的回报。在1985~1995年间，尽管股票的市价普遍上涨了171%，但马萨的股价却下跌了63%。就匹肯斯自己看来，的确是太丢脸了。最后，他在1996年被解雇。
匹肯斯企图将散户组成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股东联合会，很有意思地简称为“USA”。在从1986年成立到1993年解体期间，USA跟踪研究大型公众公司的经营业绩，汇编了50个失败公司的目标名单。USA与表现不佳的公司谈判，敦促他们裁减员工，放弃反收购条款，以便能使股东获得更大价值。如果这方面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USA将会要求其6.5万名成员支持股东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所提出的方案往往还受到诸如加州公众雇员系统（Calpers）、克里奇退休权益基金（CREF）和纽约市雇员退休系统（Nycers）等组织的资助。在一个衡量经济学家眼界的研究中发现：“USA资助的协议平均将导致股价出现0.9%的异常波动，这个异常收益大致相当于股东财富增长5400万美元（斯提克兰、威尔斯和曾纳，1994年）。可见，这一小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USA最终被其委员会所解散，其原因正如其主席所说的，“USA成立的目的不是要成为公司行为的看门狗。匹肯斯以变化的精神创立了USA个设定目标，采取行动，完成事情的组织”（斯提克兰、威尔斯和曾纳，1994年）。这意味着，即使有透明性、成员资格和基金资助，将分散的小股东聚集成一个一致行动的单元，也只是一厢情愿。这需要一位全天候的骑手去玩这个游戏，小股东当然不可能，甚至小股东绑在一起也不可能。
1995年，韦特瓦斯加入匹肯斯以前的巴彻尔德联盟，在圣迭戈设立了名为“关系投资者”的基金，目的在于向那些经营较差的公司注资并促其改进。他们得到了许多大机构投资者的支持，还有像加州公众雇员系统等最著名的股东组织。新闻报道称这一举动是加州公众雇员系统的公司治理程序的新阶段，它促使表现不佳的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而这似乎成了90年代的发展模式。匹肯斯的继承者现在正是公众养老基金的潜在代理人，他正在刺激基金的稳步增长而不是突飞猛进[22]。
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养老基金会领导叛乱。最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公众雇员系统，它掌握着一批公众养老基金。尤辛（1996年，p.56）认为，这些由公众推举人控制的、以公众名义持有的基金，最容易接受“反管理花言巧语，尤其是针对大项目”。虽然其日程不像言辞那么激烈，它那严格的管理体系现在以独立的名义把更多的局外人引进了董事会；根据大董事会更分散、更容易被管理层控制的理论，将董事会成员从通常的15名或者更多压缩到12名；鼓励外部董事对管理战略进行更多的研究；消除公司章程中关于收购的障碍；使经理和董事的报酬与股票的业绩相挂钩，而不是只给固定的、当然是丰厚的薪水（莎蒙，1993年；尤辛，1996年，第7章）。
更广泛地说，这些举措被转换为90年代前期很流行的收缩规模和减少投资。毕竟治理日程的要点在于通过增强股东控制力来提高股东的财富。公众总是把这些收缩归因于技术变化和全球竞争，而将个人利益和代理人问题掩蔽起来，但事实上最直接的原因经常是来自华尔街组合经理的提高股票价格的压力。
机构投资者通过像加州公众雇员系统这样的基金的年度排名榜来提高其知名度。另一个是由机构投资委员会——这是拥有8000亿美元的100个养老基金组成的联盟——所列出的排名榜。如果在此类榜上受辱，则会在家喻户晓的公司的董事会里产生震动，不仅打击所列的目标，而且还对其他公司的经理产生影响。他们得到了信息，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避免被列入下一年的“黑名单”。正如加州公众雇员系统的总顾问理查德·科布所说的：“你看重一些有形的东西，这样就会使每个人都不安”（引自贝利贝姆，1994年，p.29）。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争斗外，养老基金经理也在幕后行动，企图改变固执的管理层；有时，他们与外部董事碰头，以促进管理上的转变（鲁布林，1995年从尤辛，1996年，p.108）。根据会议记录的调查发现，美国的大公司中有86%的经理与其机构股东通过气，几乎有一半报告说股东限价买进的数量增加了，很少有报告下跌的（贝利贝姆，1994年）。
为什么一部分公众养老基金会在股东反抗事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致于排斥其他机构投资者呢？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私人养老基金会有着各种利害冲突，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这些矛盾冲突的确是存在的。比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要想动摇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管理地位总是相当困难。更广泛地说，由于公司养老基金最终由总裁掌握，因而他们是不会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共同资金也回避治理问题。据知情人士称，由于消息压力，很多翔实的报道不得不中途流产。但公司决不会特意回电话来澄清事实。像共同基金这类有着良好公众形象的公司是决不希望被公众争论所中伤的，但很多不直接参与的机构却非常愿意为共同基金效劳，因为他们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或冒任何有损于自身公众形象的风险而从高股价中获利。
股东——谁需要他们？
虽然华尔街的短期预言都是些陈词滥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短期预言都不正确。一次调查发现，总裁及持有股份的经理总是抱怨来自财务主管以及华尔街分析家们的压力。这些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创造快速的利润增长。这种抱怨有别于以前的那种姑息迁就。财务主管对调查人员说，他们的同事太沉迷于每个季度的新闻，而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却很不关心（尤辛，1996年）。其实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大多数投资经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通常只是考虑该公司的短期业绩。尽管如此，对付这些投资组合的骑手们还是占去了很多管理时间。美国大公司的总裁平均每月与投资经理和股票分析家碰头6次，而与首席财务官（CFO）的碰头次数则要翻1倍。由此估计，首席财务官要花20%的工作时间与华尔街周旋（贝克尔等，1994年）。在这些赚取大量佣金的人身上花如此多的时间，显然是不合算的。
那的确使总裁处于令人奇怪的境地，这证实了60年前的凯恩斯理论，期望总是比实际结果更重要。更为反常的是，尤辛（1996年，p.88）引用的一项研究指出：“公司减少与分析家见面次数是公司总裁被解职的预兆，而不是实际收入减少的预兆”。换句话说，动摇投资者的敏感性比减少公司的赢利更容易使你失业”。这些人是想从中得到更多的人。
正如前康特尔公司主席查尔斯·瓦斯特（1993年）所说，“总之，有一群人对《财富》杂志上的500强企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但却在管理上毫无技能，在选择领导人上毫无经验，在市场开发上毫无洞察力——实际上，他们除了能收集和控制他人的钱财之外一无是处”。
在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中，养老基金是受管制最少的。这是它们在股东造反上非常积极的一个原因，但这也使得它们仅能依靠纯粹的金融手段。股东活动家不仅没有解决代理问题，而仅是增加了另一层潜在的不负责任。
他们到底能给公司创造什么呢？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发生在经理管理公司而股东不置一词的时期。当然，这里有个鸡和蛋的问题。伯勒和敏斯的书在大萧条时出版，在黄金时期公司治理问题消失，伴随着70年代经济形势的恶化，治理问题再度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股东的干预能够在长期使公司为任何人取得良好业绩，股东除外[23]。
辩护者喜欢玩弄这些差异，认为高的股票价格就是高回报率的同义词。但有人会说，减少实际投资能增加股东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最终将使经济增长减慢，就业率下降。就像项目投资或研究与开发投资一样，这对于股东来说都是不经济的，但显然对社会是大有好处的。
当我问尤辛，那股东的作用是什么呢？他错误地回答道，股东是资本的重要来源。本书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明股票市场给出的信号与实际经济活动或不相关，或有害。而且股票市场本身作为融资来源也是贡献甚微。股东应该是退化的，他们没什么作用。然而，他们在最近15年20年里变得越来越武断，把他们自己隐藏在一个充满了民主、独立和负责的面具之下。
股东们喜欢充当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但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是有限的，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在购买股票时付出了多少。他们始终可以出售一个经营不力的公司股票，而且他们如果有多样化的组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理暂时的失败。雇员，常常还有顾客和供应商，很少被完全隔绝开来。如果把这些事实与凯恩斯的观点——流动性观念不适用于全社会——合在一起考虑，那么就会得出关于以股东为中心的治理方式的极具破坏性的批评：凡对食利者来说是好的东西，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将是坏消息。
为食利者辩护的人也争辩说：“他们即我们”。被妖魔化为贪婪的华尔街人士的投资组合经理实际上是为全体人的长远利益而管理着社会的全部储蓄[24]。第二章提供的关于股权集中的数字使这一观点难以维持。但是辩解者则指着养老金收益说，这种养老金是能在未来某一天起收回的，只要我们能有幸活到65岁或67岁。但这仍然是错误的。尽管与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相比，养老金资产的集中程度较弱，但它仍然是集中的。不到40%的劳动力为养老金计划所覆盖（美国人口普查局，1995年，p.383），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控制着65%的养老金资产（沃尔夫，1996年）。工人的养老金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他们生活的来源。然而，在工资水平不断下降和就业保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让工人连续三四十年用收入的额外比例购买养老保险，以期在未来返还到养老基金中去，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股东能动主义”的观点是要增加国民收入中利润的份额，同时为食利者争取更大比例的利润。普通人所获得的任何收益都只是偶然的。
也许目前的股东专制之风将会减弱：出售股票而不再费心地说服管理层最终将战胜对能动主义来说不值一提的收益。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所有权制度化，股东体制仍会因为过于分散而不能作为一种“关系投资”——这是加州公众雇员系统、20世纪基金会（1992年）及罗伯特·蒙克斯（1995年）所提倡的。职业食利者及其银行家们毫无疑问地将找到一种全新的时尚以使股东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制造出一种有创见的论据以证明他们的富有就是共同的利益。
除了玛格莉特·布莱尔——尽管她比我要谨慎得多——此外，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任何一位著名学者都未能从所有这些调查中得出如此鲜明的结论：如果外部股东没有用处的话，那么就再也没有更好的理由来反对把公司交给工人的观点了[25]。当然，股东自己是无法将此解决方案视为当然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治理政府
本章及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私有企业。但是如果忽略了华尔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治理”这一章将是不全面的。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除了华尔街的巨大财富和权力以外，它在公众经济辩论中具有的另一个优势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在经济上能纵观全局的机构之一。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其他政策的制定类似，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在冲突中，每个经济集团都为着自己的特殊情况而进行争辩。华尔街人士主要关心宏观经济是如何由各个小的部分形成的。影响最广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华尔街关心的焦点。由于某种原因，类似于《纽约书评》和《大西洋》编辑的知识分子认为费利克斯·罗哈特和皮特·皮特森等投资银行家的思想是值得研究的。让人不感到惊奇的是，在对于经济必要性的修辞背后，他们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信息，只是前者采用自由的方式，而后者采用保守的方式。企业对这些银行哲学家的付费最高，他们奇迹般地成为公正的政策分析家。
华尔街的力量在国内和国际的财政危机中均尤为突出。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似乎能在一瞬间把全球的金融系统摧毁。但是像金融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有能力将一切危机转化成自身的优势。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比较容易，而且在80年代早期各国可以自主地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其中有许多被滥用，有些没有），但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改变了一切。下面是美国国际发展银行前官员杰罗姆·I·莱文森（1992年）的话：
对于美国财政部的全体官员来说，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债务国家的机构改革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支持。这些改革的核心是债务国一方面承诺减弱公共企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媒介的作用，同时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外市场机制的力量和私有企业。
他的分析得到了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威廉·赖里（1992年）的支持。这个公司是世界银行负责私有企业的分支机构。“债务危机可以被看作是伪装的神赐之物”，他说，尽管无可否认，这些伪装物“是麻烦的”。它将促使“破产”战略像进口替代品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样被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希望通过限制进口来达到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目的。[26]“再次流向拉美地区的私人资本的绝大部分是在债务危机加剧过程中投向国外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每1美元借款中大约有40美分~50美分可能用于国外投资。这些资金现在正以一个显著的规模返还回来，特别是在墨西哥和阿根廷。”换句话说，这些借款中的大部分被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投向可以赢利的开曼群岛和苏黎世，而第三世界的政府则被遗忘了。当政策环境发生改变时，其中一些资金则重新流回本土，通常以低价去购买新近正被私有化的国有资产。
对赖里来说，为偿还这些债务而辛劳的成百万人似乎根本无关紧要。绝望的南方政府根本没有选择余地而只能屈服于北方的银行家和官员们。进口替代战略被放弃了，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而且国外资本流入的政策也被放宽了。在赖里为资本的流入庆祝之后，墨西哥在1994~1995年经历了另一场债务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凭借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保才保住了华尔街的银行及其客户，并且以更加严重的经济萧条为代价才换取了此次危机的“解决”。为了成功地摆脱债务负担，墨西哥人不得不经受这份痛苦。此外，墨西哥政府负债过多而无力偿还也引发了另一场更为可怕的金融/财政危机。这一危机的爆发促进了一个对资本有利的经济计划的发展。
对于危机的这些变害为利的应用，最初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出现在1975年纽约城破产的过程中。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整个危机加以回顾。简单地说，突然之间，该城市的银行家们不愿再让旧债滚动，也不再提供新的信用。整个城市已经破产了，无法偿还什么。由于财政的原因，公共设施的服务停止了，而实际财政权被移交给了两个国有的代理机构：市政救助公司（MAC，主席是罗哈特）和金融管理紧急委员会。后者在后来因成为常设机构而将其名字中的“紧急”抹去了。除了最普通的市政职能外，这座城市不再管理它自己了。统治权则由一个银行家及其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掌握，罗哈特是首当其冲的一员。以后将批评里根主义过于严厉的罗哈特是纽约事件的导演。公共机构的服务停止了，工人们失业了，作为一个城市整体系统组成部分的实际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只是在那里等待腐烂而已。但是，感谢上帝，债券总算兑现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乏闹剧、把戏以及拖延（李斯顿，1986年，第6章）。
必须承认，城市的借款是不负责的，然而放贷者同样也是不负责的。当泡沫正在膨胀时，双方谁也没有动力抑制这种计划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但是当其破产时，所有因经济调整而带来的痛苦全都落到了身为债务人的平民身上。这种模式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中重演，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许多美国城市将重蹈覆辙。而最近，联邦预算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
显然，银行家在债务危机中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掌握了危机后融资契约的关键因素。任何想继续借款的人都必须服从银行安排的契约，而这将涉及到几乎每一个人。但这一点并不是他们仅有的优势。关于他们权力的来源，花旗银行的杰克·弗瑞杰特如此说道（ibid，p.192）：
我们（银行）有两大优势（与其他团体相比）：第一，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本土上以金融的方式与别人做生意，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也知道如何去重新打开市场或是如何出售这种或那种债券，井且在这一点上比别人有更好的构思。第二，我们的确具有某种贵族式的义务或严格而牢固的纪律。这些使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力量，以便当我们与市政府或其他团体交涉时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一旦这种基本过程建立起来以后，就会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我们的智慧领导权能够被接受和承认，我们能够让任何事情实现。
从弗瑞杰特十分坦白的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反对他们，必须有专门知识、纪律、活力和组织，以便向如此极端自私的一伙人的“智慧领导权”发起挑战。但在城市的各工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具有上述这些特性。根据工会领导人韦斯特尔·高特伯因的叙述，（这些是在与罗伯特·菲奇的会谈中提及的，内容是由菲奇转给我的）。当时工会的主要专家杰克·白哥奥根本不理解预算问题，而只是屈从于罗哈特，并且认为罗哈特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由于向市内劳工提供服务，曾是共产主义者的白哥奥每年获得大概75万美元。这足以让他为自己在第五街区购买一处头等公寓了（斯韦格，1996年）。高特伯成了费利克斯·罗哈特的密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工会正在变得衰弱、分裂、自顾不暇和缺乏想像力，而且与普通纽约市民脱离了政治联系。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以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那就是投降。这样一来，为什么银行能够获胜就容易理解了。
纽约，处于危险中的不仅仅是债券市场的业务。在1976年的《纽约时报》上，所罗门（后来成为《纽约时事》的出版商）写道：“60年代的承诺能否收回而不致于引起一场暴力社会骚动，这正在纽约城经受试验。如果纽约提供的社会服务设施减少，而这并未引发公民骚乱的话，那么将证明：这样的做法在这个国家最困难的环境中是完全可以推行的。”谢天谢地，所罗门总结道：“穷苦人对于艰苦生活有很大的承受能力”（引自亨伍德，1991年）。
“财政危机”的背后潜伏着整个阶级的议程，这在后续的危机中非常成功地持续了二十多年。但这是在银行家的地盘上，用他们的自己的话说，他们很快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非银行人士在面对那些令人头痛的数字时，会因混乱、绝望和无聊而却步。
从国家的角度看，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的大量借款一时间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兴旺，但却以90年代中期的严峻形势而结束。联邦债务增加了3倍，这不仅让华尔街赚了大量的金钱——委托、交易以及持有债券，而且使食利者左右政策的能力大为提高。“市场的”观点——在本质上就是最富有的1%~2%的美国人以及经营这些美国人金钱的行家们的主张——现在就是决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最终力量。对金融赤字持乐观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们应该回想起弗瑞杰特的话：债权人的腔调是一致的，而且他们能够让任何事情实现。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以其他每个人的牺牲为代价而达到使债权人致富的目的。
注释
[1]英国的情况与此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那里政治家和学术权威都认为公司治理不力是英国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之一。
[2]“液压式的”可能过于像19世纪用语和专业用语。应理解为更实际的东西。
[3]尽管关于这些论题有大量且越来越多的文献，但是基本的内容被斯蒂温·普罗斯（1994年）详尽地总结过，很显然，在他淡及的公司治理的主要因素中并没有提及工人这个因素。
[4]50年代科斯在重新考虑他的文章时声明，他如此突出地使用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例子是不恰当的。相反，他说“与之对照的是一个公司的组织者能够通过赚取、出借或借入等方式来决定资本的使用方式（包括设备或资金）”（威廉姆森和威特，1993年，p.65）。但是管理者与公司外部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要更复杂一些：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像科斯的例子中的老板那样把工人从X地派遣到Y地而轻松地指挥对方。有趣的是，科斯从贝兹的《主人和仆人的法律》中引用的法律原文使用了经典的法律语言。这些法律语言使得权利的关系经现在的“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要清晰得多。在30年代的文章中，科斯使用了两种语言。而在80年代，他只使用了委婉的说法。
[5]效率不高的小规模生产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在对1798~1827年的曼彻斯特棉花公司案例的研究中，哈维·詹姆斯（1996年）认为外部资本的缺乏（以及对于内部扩大再生产基金的依赖，在总体上）使得公司的规模与高效率的生产规模相比要小得多。
[6]这一简要历史沿袭了伯勒和敏斯的观点（1937/1967年，第2册，第1章）。
[7]当然，利益集团模型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有一些职业（例如债券持有人和开发商），相对于其他职业（例如福利业者）来说有更大的权利。
[8]对于雇员持股计划的批评是：这些计划迫使工人们将其储蓄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单一的资产形式，而这样的投资是他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被迫作出的。如果公司倒闭，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工作，同时还有他们的存款。
[9]资金成本通过被理解为关于公司未兑现证券（债券、股票等）的可望获得的利润。也就是投资人所要求的股票红利平均值和为公司债务所支付的利息。无固定利息的股票利润通常采用CAPM或相近的模型来计算；实际的利率被用于计算债务成本（布雷利和迈尔斯，1991年，第9章）。调查表明，公司的确存在，最低收益率”，即运行一个投资项目后所带来的最小的必要利润的比例，它要高于公司的资金成本。例如，波特巴和萨默斯报告说，他们调查的公司以12.2%作为通货膨胀后的“最低收益率"，这一比率比股票7%和公债2%的长期实际收益率要高出很多。作者发现这些差异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与金融经济学家在衡量资金成本时所关注的焦点变量间的联系有关，也与公司的实际运行有关。如此高的“最低收益率”保证了现金的自由流通，因为根据这样的标准，普通赢利性的公司将轻易赚到比再投资所需数量要多的资金。
[10]另一方面，像杰瑞米斯顿（1989年）所讲的那样，管理者可以故意不再进行投资，而留出一段财政上的萧条期，以便逃避资本市场的检查。但是如果这些萧条期中的资金被全部用来投资，那么整体的经济可能会更合算。
[11]一个公司的典型财务结构是：无固定利息的股票，5%~20%；首要债券40%~70%；次级债务10%~30%（伯瑞奥，1990年，p.36）。在危机中，股票持有者便得一无所有，然后是次级债务的债权人；如果情形有所好转的话，次级债务的债权人将会看到高的利息回报，同时股票的价格直线上升。当然那些股票收益仅仅体现在单位股价的上升上，还不是真正的金钱，除非将这些股票私自出售或是使公司重新国有化。
[12]麦克斯·赫兰德（1989年）的研究《当机器停止转动时》反映出了早期的一个KKR交易的情况很不好。收购胡达利机床公司——这是一个描写行业衰退和金融家贪婪的故事。但是在KKR资金中投资者的行为搞坏了一切，而美国的机床工业还不致于太糟。
[13]“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说法并非证明故事的优秀——法卢迪的故事是很好的，但是许多无能之辈也赢得了普利策奖和其他奖金——但是却显示出一些值得严肃对待的思想，以及随着时代变迁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对金森和克拉弗斯观点的意见。阿德勒在《得克萨斯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很相似的文章，但是没有被注意；法卢迪说她在自己的研究开始后很久才注意到了阿德勒的文章（罗斯默，1991年）。
[14]老牌金融企业组包括三菱、三井和住友，它们都是二战前的“财阀”；稍微松散的新兴的集团包括Fuyo、Sanwa和DKB。“财阀”起源于19世纪家族企业的分散。值得强调的是企业组并不是卡特尔；在日本国内市场中，它们的竞争十分剧烈。
[15]在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1989年的财政发展计划破灭，工商业较长期的不景气导致了对日本模式的公开指责和对美国模式的大加颂扬。这一思潮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在二战后50年中惊人的发展速度，从1945年人均收入为美国人的11%到1994年人均收入为美国人的86%（麦迪逊，1995年，表D-la）。
[16]如前所述，在近期兼并潮流中的费用（1980年之后）总体上可能在200亿~400亿美元之间。单个交易的费用的确是令人吃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为了得到莱兹得弗瑞尔关于收购联合航空公司的建议支付了825万美元，但是收购最后失败了。这次收购的失败引起了1989年10月股票市场中的一次小型的下跌。按这次失败交易计算，每个银行家每天的费用达到41045美元（亨伍德，1990年）。即使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每小时的费率依旧高达1710美元。
[17]朗和罗伦斯克莱弗特的研究包括了从1981~1987年间完成的几百个杠杆式收购。实际的数字是从192~821，取决于所讨论的数据序列。研究利用了在公司和工厂中进行普查采集到的详细数据。1981~1984年间有91个杠杆式收购，1985~1987年间有107次交易。
[18]玛格莉特·布莱尔在采访中谈到收购思想的支持者们声称，绝大多数的公司或经济实体在生产率上的提高是关闭经营不善的工厂的结果，而不是仍继续经营的公司在自身生产经营方面改进的结果。在始终运行的企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非常复杂的任务。
[19]过低的q值与兼并总是联系在一起。例如，在60年代的兼并目标都是q值低的公司（白波尔、派尔默和沃勒斯，1994年）。
[20]在同一次采访中，金森声称通用汽车公司的职员富余25%~50%。他没有透露出他是如何知道的。
[21]“毒药”是一种反收购战略，可在一个公司面临另一个有敌意的对手的攻击时使用。特别地，这种策略是当一个敌意对手已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股票后，以低价从现有股东手中购买公司股票。这一做法的意图是使这种收购异常昂贵。
[22]新的机构独裁的一个法律原因是1992年保险法规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股东们更容易联合在一起，更容易服从代理人的决议（这些决议迫使其他的股东支持公司的政策或是支持董事会中不重要的小人物）；这些变化也使股东集团游说同僚或向管理机构提供诉讼理由的行为成为合法，对股东串通进行限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股东把小股东置于劣势。但是小人物们并没有反对这种新制度，毫无疑问，因为这种游说的效果似乎可以导致高的股票价格（布莱尔，1995年，pp.70~73）。
[23]由股东们发起的有关管理的运动是以公司为目标的。这一消息在短期内促进了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扬，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股价还是对获利均没有任何好处（盖林和斯塔克斯，1995年；沃霍，1995年）。当然，股东独断的形式要比公众指手画脚多得多。
[24]罗伯特·孟克斯（1995年）是一名充满活力的代表股东利益的雄辩家，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既然养老基金代表公众资本，那么它们应该是让公司放心的机构。这种责任代表了孟克斯的观点，即公司在民主社会中占的地位非同一般。
[25]20世纪基金的管理文献《谁介意商店？》是基于罗伯特·希勒关于过度多变的论述。然而，基于希勒一文的政策结论很缺乏想像力：通过道义上的劝告而不是征税或采取良好的管理手段来解决不良资本。
[26]在某些情况下，像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策略是成功的。然而在拉美，这些策略实质上是在保护腐败和不称职的政府。虽然不能保证保护主义可以像所宣称的那样能够成功，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19世纪后期的美国）要想取得工业化的成功，无一不采取了限制进口的保护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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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叛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五章叛逆
↘背景事实
↘凯恩斯的论文
↘货币主义：货币就是一切，货币一无是处
↘货币改变一切
↘凯恩斯：一个异端
↘后凯恩斯主义者
↘货币、思想和物质：心理文化枝节
↘马克思
在一个较完美的世界里，谈论、谣传、跟风、知识缺乏和情绪化的过度反应会超越金融经济学的范围而受到政治判决。这话也许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当前充斥的是资本主义胜利的情绪。
毫不奇怪，主流经济学家不愿从现实经验中归纳出太多的理论性结论。如果那样做的话，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过时的经济学家，就像约翰·麦纳德凯恩斯一样。当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周期波动的分析被归为平庸的经济周期对策时，其著作中更有趣、更根本的东西也在二战后的几年中被人们全然遗忘了。而发扬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把凯恩斯与马克思联系起来的人——也因不合时宜而受到排挤。
对凯恩斯来说，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本上并非是中性的和有效的，它也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正相反，它是非理性的、不安定的。自相矛盾的是，保守的机构更多地是增加了食利者的财富，而没有改善公共财富的状况。他认为，只有对实际资产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力，但由于实际投资的水平和结构极大地依赖于金融市场状况，所以物质进步只不过是奇异的金融力量的抵押品。
背景事实
也许这次讨论的最佳出发点就是来分析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这也是许多有效市场理论家和MM理论的支持者曾千方百计要证实的：金融投资和实际投资是由“受不同动机影响的不同类型的人”所进行的有显著区别的活动，“他们之间互不关心”（凯恩斯，《著作集》Ⅴ，p.250）[1]。
资本主义并非总是如此。在工业革命早期，公司由个人、家庭或几个合作者经营，他们把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日益复杂，这种简单的结构变得不堪一击。例如，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的工厂主发现，虽然他们的利润跟往常一样丰厚，但面对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工业，他们却难以应付资金的需求。设备需要购买和维护；对于那些以前能间或给点产品作酬劳的工人，也必须定期支付工资，否则他们就将挨饿（维持生计的农业已不再是城市工人的选择了）。所以，工厂主把企业变成了公司——把代表所有权的股份卖给了外人——目的是为了利用波士顿富商的剩余财富。即便那样，所有权持有人的范围仍旧很小；一个典型的马萨诸塞工厂的控制权一般由三四个亲近的合伙人及他们的家人掌握（坎德勒，1977年，pp.58~60）。
这样的融资方式和所有制结构，因局限于所有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难以适合修建铁路的融资。只有位于规划路线附近的农场主、商人和制造商以及欧洲货币市场较早参与了铁路的融资。到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铁路修建商开始到华尔街寻求资金；仅10年之后，所有的现代金融工具——债券、股票、甚至期权——都在美国发展起来，而这都要归功于铁路对资本的需求（坎德勒，1977年，pp.91~92）。
空间和个人关系的界限被打破了。随着改革而带来了一整套新体制：巨大的全国性公司、工薪阶层、专业化管理和复杂的金融市场，这些体制伴随着19世纪的前进而发展。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恰恰是货币。
储蓄与投资的分离——以及随之产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二者之间有可能产生不平衡。凯恩斯几乎把所有这些潜在的不平衡都写入了他的《货币论〉一书中，该书是一部由两卷组成的长篇大作，比他的《通论》还要早6年。虽然后一卷提出的《货币论》观点有些过时，而前一卷除了凯恩斯的崇拜者之外大部人都遗忘了，但它的确包括了许多对思考经济很有裨益的思路。
对现代人而言，储蓄如果不等于投资将是奇谈怪论。按照国民收入会计的定义，两者必须是平衡的。美国商务部的主要统计期刊《当前经济调查》的每期中都会有“总储蓄和总投资”（NIPA表5-1）。1995年的表格转载如下。
表5-11995年总储蓄和总投资（十亿美元）
总储蓄$1141.6
私人总储蓄1062.5
个人储蓄240.8
未分配公司利润142.5
固定资本折旧
公司454.0
非公司225.2
政府储蓄（盈余/赤字）79.1
联邦-88.7
州与当地167.9
美国接受的资本赠与0.0
总投资1146.1
私人国内总投资1065.3
政府总投资221.9
外国净投资-141.1
统计误差4.5
资料来源：《当前经济调查》，1996年5月，p.18。
从字面理解，这意味着总储蓄——个人储蓄、公司不以红利形式分配给持股人的利润、折旧费和政府赤字的总和——必须等于总投资，包括在建筑物、设备和库存上的商业投资；个人住房投资；加上美国居民获得的外国资产并减去外国居民获得的美国资产。简而言之，凡是不用于消费的收入必定等于投资（当然，塞入坐垫下和掉入下水道的钱是不算在内的）。如果把储蓄定义为未消费的收入，而且总产值仅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那么储蓄一定等于投资，因为消费支出必定等于消费品的销售总额。即，储蓄=投资；否则，货币跑到哪里去了呢？或者如凯恩斯所说，“储蓄和投资只不过是收入和消费差额的别名罢了”（《著作集》ⅩⅢ，p.552）。
在实际当中，储蓄和投资是通过库存的变化来平衡的，上表中的投资包括了370亿美元的库存。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或前景看好时，企业的产量增加超过需求而形成了库存；在经济不景气时，销售的下降比产量下降得更快（因为企业是根据近期的需求安排生产），导致了库存的增加。前者是计划中的库存，后者是计划外的库存。比如1974年是1973~1975年萧条的中间阶段，库存达到了非居民总投资额的9%。企业经理因受1974年的影响而减少生产并取消了投资计划，1975年的库存减少了，但这是不投资的结果。固定资产投资也减少了。而1975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使销售大大超出了预想，造成了后续几年自发的库存增加——在1976年，达到非居民总投资的9%，占净投资的37%。固定资产投资也增加了。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顾名思义，是由相辅相成的两部分组成的[2]。在商业会计中，这两部分常常指的是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更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收入和支出。政府会计师在计算总账的两边时，对收入（工资、利润等）和支出（消费、实物投资等）分别加总。在理论上，这两个账户应该是吻合的——虽然不是每件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卖掉，但每次出售必定要有相应的收入。可实际上，它们并不完全吻合；在一个规模为7万多亿美元的经济中，对统计数据不精确到分文也并不奇怪。这个误差体现在统计上，虽然对1995年来说不算什么，但有时候可能会达到11位数。另外，因为个人储蓄不能直接计算，只能用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差额进行估计，因此，所有这些数字都应被看作是近似精确的估计值。
对于这些我们不必追究太多，假设它们是大致正确的，那么按照定义储蓄就必定等于投资了。果真这样的话，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等式关系就如同2+2=4那样地准确、有用，但不十分有趣。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中认为，储蓄与投资的不相等正是经济变革的重要动力，这可就有趣得多了。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以“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关系原理来反驳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货币主义的起源，它从经济定理开始研究，最后却发展成了宗教。虽然它有很多变化，但最著名的一个典型公式是：MV=PT。
它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流通中货币的数量（M）乘以它的周转速度（V，即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周转次数）等于价格P乘以交易量（T）。在实际当中，有时用货币供给替代M，用GDP代替PT，速度由于是看不见的而被假定为任何能使等式成立的值。
当然，等式在事后总是成立的。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变量应当取它们已经取的值。它们常常会大幅度波动，而且互相毫不相干。美国对货币有四种定义，从范围最小的现金加上支票存款的M1，到范围很宽的包括国库券和其他短期证券的M4或L（代表流动性）。每种定义都有自己的等式。速度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货币主义者假设它是固定的，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相反，它的变化极其频繁。周转速度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基本变量，但货币数量论对它甚少涉及。在货币主义者看来，M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的变化；使等式中的数量从左到右发生改变，而V是设定不变的，所以可忽略。虽然现代货币主义学家，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艾伦·格林斯潘的联储职员，都曾试图为他们的学说增添一些动态效果，但在一个多元动态的复杂系统面前，那只是一个平淡、静态和无关痛痒的观点。
凯恩斯的论文
作为对静态货币主义的超越，凯恩斯开始建立一个新模型，把社会收入分为从消费品生产中得到的收入和从投资品生产中得到的收入，而把社会支出分为消费品支出和储蓄。这样就在否认货币主义者的同质性同时把静态特性推向了一个动态的体系。
凯恩斯假设，消费品的价格是由现在所谓的单位劳动成本——单位产量的工资或根据生产率而调节的货币工资和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共同决定。更准确地说，价格变动是由另外两个条件的变动而产生的。该模型的另一个动力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二者关系的变动也造成了总体经济的变化。
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在决定价格时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关系又是凯恩斯主义和后来的通货膨胀理论的核心[3]。从经验来看，美国的消费物价与单位劳动成本的相关性是很大的。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厂商的成本就将提高，如有可能他们就会通过提价来补偿。如果这些厂商不能从提价中得到弥补，他们将被迫采取机械化、与工会关系破裂并向海外转移等行动来保证他们的利润率。
与我们的讨论更密切的是第二种关系，即能导致消费不足或需求过剩的储蓄和投资间的（不）平衡。如果投资超过储蓄，对投资品的新增需求将抬高资本品生产行业工人的工资，而别处消费需求没有减少（因为消费减少表明储蓄增加）。消费品的价格将上涨，货币将贬值。相反，如果储蓄增长比投资快，消费需求的下降不会被资本品需求的增加抵消（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可能会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水平）。所以，消费品价格会下降，它们的生产商将遭受损失。
价格的“波动是由于投资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分离不一定和储蓄与消费的分离一致”。企业家可以独立地决定其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产量（《著作集》Ⅴ，pp.121~123）。
金融市场被两种力量所占据——储蓄者用现金购买“证券”的意愿（或对“存款”和“投资”的选择）和银行系统的贷款能力。如果“公众”——城市和华尔街对有钱人和投资经理的委婉称呼一对未来表示悲观和焦虑，他们将宁愿持有现金而不做长期投资。除非银行系统放松贷款来弥补，否则新投资将受到抑制。价格水平完全依赖于储蓄利率、新投资的成本、公众的悲观程度和储蓄存款的数额。归根结底是投资成本和储蓄之间的差额，公众的悲观程度与银行系统放松程度（或乐观程度和紧张程度）之间的差距。
主流理论常混为一谈的投资和储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决不会自动平衡。用凯恩斯的话说，投资是“开始或维持某一生产过程或获得可变现产品的积极行动”。它是“企业家的行为”。“它体现在固定资本、可变资本或流动资本的附加价值之中”[4]。然而，“储蓄是个人消费者不把货币收入用于消费的消极行为”。在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储蓄者和投资者被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在《货币论》的模型中，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由利率（为了方便起见，先不考虑现实中利率的多样性）或更准确地说，是由围绕“自然”利率波动的市场利率决定。反过来说，自然利率是能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平衡的利率，它能维持投资品的价格稳定（《著作集》Ⅴ，P.139）。如果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储蓄将受到鼓励而投资将受到抑制；反之，投资将相对于储蓄而上升。“繁荣与衰退只不过是信贷平衡波动的体现”（《著作集》Ⅴ，p.165）[5]。当然，这是假设高利率能刺激储蓄并抑制投资为前提；尽管有定理来说明这些，甚至直觉也是这样，但现实表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严密。我们姑且不谈此事。
如果信贷市场很完善，那么利率的变化就能很好地平衡储蓄和投资，这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价格使供求达到平衡。如果达不到每个买者或卖者都对“适当”的价格表示满意，那么市场就是不完善的（或不纯粹的）。凯恩斯认为，信贷市场还很不完善；在借款者中总有被银行拒绝而得不到贷款的人，他们成了“不满意的角落”。另一方面，也有的银行找不到能吸收其所有潜在贷款的合格借款者（这在1990年以前是难以想像的）。在3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低利率并未引起信贷膨胀，因为放款人和潜在借款人已被近来的信用崩溃所吓倒。六七十年代的经济界由于受虚幻的完善市场的影响而基本上遗忘了信贷分配的重要概念，但它又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再次出现。这表明不仅信贷的价格——即利率——对经济很重要，它的可获得性——即数量——也同样重要。在高级市场理论中，弹性价格保证了供求平衡；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不考虑价格的借款需求。
尽管“公众”的情绪能说明一些东西，例如忧虑会使得长期利率提高，但利率的变化“名义上”是由一国的中央银行引导的，当它在决定改变“货币收入的水平”时会调整利率（《著作集》Ⅴ，p.142）。贷款的可获得性以及“不满意的角落”的大小将随着中央银行政策而先后变动。在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信贷需求爆炸，投资失控，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如果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顼，这些变化都将持续下去。相反，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投资和价格都会下降（《著作集》V，pp.176~177）。公众的情绪也能改变市场利率，如悲观情绪将抬高长期利率。
自然利率也是不稳定的，市场利率的变化通常会引起自然利率的反向变动。例如，市场利率下降，自然利率就相对上升，因为企业家预计将来的价格会上涨。未来的价格高能保证未来的利润高，所以新投资更具有吸引力。这同时也引起了未来某段时间内的一种“反应”——投资需求过大将提高投资品价格而抵消了产生高利润的可能性——但短期的影响无疑是刺激性的（《著作集》Ⅴ，pp.l89~190）。
自然利率的变动同样来源于经济“现实”的一面。凯恩斯跟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类似，他们都认为在竞争压力下的企业家所进行的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核心。但如果银行系统——或更广泛地说是金融家——不支持他们向别人借钱来配合的话，这些创新者只不过是失败的梦想家罢了（《著作集》Ⅵ，pp.85~86）。创新浪潮将提高平均利润率（至少在其他模仿者未涌入创新行业之前的短期内），从而提高自然利率。如果市场利率像通常那样滞后于自然利率的变化，投资将随着创新者而大量涌现。
凯恩斯的异说
在1930年的著作中，凯恩斯对通货紧缩的过程最感兴趣，同时他也反驳危险的传统金融建议。正统观点使英镑于1925年回到与黄金按极高比率兑换的地位，坚挺的货币打击了英国工业并使失业率增加。凯恩斯担心中央银行不敢降低利率。凯恩斯反对正统的紧缩，他以得克萨斯议员引以自豪的方式来庆祝繁荣。凯恩斯说，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很富有，而他生前的日子也是“充满丰厚利润的繁荣时期——在美国之前的最伟大的增长时期——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曾活跃于轻快、欢乐以及统治阶级对经济无忧无虑的自由氛围之中，是利润的膨胀造就了他们”（《著作集》Ⅵ，p.137）。莎士比亚时代的金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凯恩斯对正统金融教条的不断攻击在这些新卡尔文主义的日子里重现了，因为工厂倒闭，失业严重，财政拮据，中央银行紧缩银根。凯恩斯认为，如果企业家把他们的钱用来过奢侈的生活，这是丝毫不必担心的，这些钱将作为消费行业的利润而回到他们的阶层中去。在这样的活跃气氛里，投资会自我循环。以下引用的这段话会使一个货币主义者尖叫出来：
我曾听说过一个观点：在萧条时期，社会实际财富的增长比繁荣时期还快，但表面看来却不是这样。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因为财富积累的高增长必定伴随着高投资率。因此，我更赞同D.H.罗伯特逊先生的观点，即，如果没有持续的繁荣给资本积累带来的刺激就不可能有19世纪的物质进步；而不赞同金融清教徒——有时他们是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缓解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情绪——他们从投机盛行、企业亏损、价格降低、实际工资提高以及大量失业等一切萧条的景象中暗自满足。不错，需求是创新的根源，企业界只有在危难的冲击下才能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后一种观点的正确；因为有些其他方面的进步只能在乐观和昌盛的气氛中才能成熟（《著作集》Ⅴ，p.246）。
繁荣不是自发而来的，而节俭运动是危险的。无法保证储蓄运动所增加的存款会成为生产性融资，它们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库存，或者货币涌入市场，而不是真实世界，从而引起股票价格膨胀。况且，从美国的各种减税记录来看，鼓励储蓄是难以奏效的。如果实际投资没有增加，储蓄过量就会被消费品生产商的损失抵消。“储蓄的增加不会带来任何形式的财富增加——储蓄只能使人在消费者和财富持有者之间来回变化”。受损失的企业为补上缺口而不得不借款；不幸的是，新增加的储蓄没有用于新投资而是用来弥补缺口了（《著作集》Ⅴ，pp.l21、154~157；Ⅵ，pp.l85~186）。在以招徕储蓄为社会目标而全然不顾储蓄如何找到投资途径或如何避免潜在风险的时期，以上的分析是中肯的。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责各国中央银行在二三十年代利率降低得过于缓慢。在一战后的几年中，大量的储蓄如清水泼地，给在伴随着恢复战前金本位努力的货币贬值中蒙受损失的企业提供了资金（《著作集》Ⅵ，p.185）。凯恩斯还指责联储用高利率扼杀了20年代的牛市。在1930年，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将进入最严重的危机之前，凯恩斯认为衰退主要是由20年代末的货币紧缩造成的，“其次才是”由于股市自身的崩溃。高利率打击了投资并鼓励了储蓄——这是双重打击——股市的崩溃使得两个账户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希望心理学能起作用，他认为牛市会使人们感到更富有而可能去消费，不太可能继续储蓄，熊市则刚好相反。中央银行家们不必担心现行的证券价格（那是由股市决定的）；相反，他们倒该注意保持新增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著作集》Ⅴ，p.230；Ⅵ，p.176）。书中并未解释如何进行平衡；也许中央银行会专著于自然利率，但这是无法看见的事情。凯恩斯忽略了金融疯狂的危险性——规模惊人的欺诈和浪费。虽然在紧缩时期宣扬信用扩张是令人振奋的，但在伴随着广泛贫困的繁荣市场中，这是难以原谅的，况且还没有提及隐约出现的生态危机。
传统的慰藉
凯恩斯的基本等式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或至少是不稳定的可能性。与MV=PT的简单相等不同，在他的系统中，消费与储蓄之间、储蓄与投资之间、公众情绪与央行意图之间都充满了潜在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生产过剩、资本品与消费品工业的不平衡和紧缩性掠夺等观点的再现。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于中央银行家引导整个系统安全渡过难关的能力充满信心。
尽管他强调了不平衡的关系，但“在理论的深层却仍是在鼓吹正统”（雷琼霍夫德，1992年）。《货币论》中早就提到过强大的自我调节力量。例如，有些时候，对前景感到悲观的投机者可能不再抛售债券，因为他们发现利率已经上升而能够再次购入了。在另一个传统观念中，是价格的调节而不是产量的调节，使得资本和劳动力闲置程度不再增加。
自然利率也是一个传统观念，尽管凯恩斯允许市场利率相对于它能有所背离。这个概念与克鲁特·威克塞尔有密切联系，他热衷于追求“中性的”货币体系个按照假想的无纸币的世界来运作的体系。威克塞尔认为，危险在于信贷系统可能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水平以便支持贷款需求，这样会增加货币供给而加剧货币贬值。自然利率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和现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能以5%的利率借款，而投资于实际资产（或代表实际资产的债券）之后可获得7%的回报率，那么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者会聚集到银行而争相获取贷款。但凯恩斯所担心的是货币紧缩。
自然利率与利润率之间的这种关系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比威克塞尔更为传统的世界：利率是由利润最终决定的，而不是由储蓄和投资间的平衡来决定的。李嘉图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这一发现：“市场利率将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利润率的概念，利率的发展过程同时为我们展现了利润的发展过程”。李嘉图评论道，不幸的是，国家“出自错误的政策观念”而常常阻碍利率上升到一个适当的水平，结果使它们只能成为利润率的体现。
李嘉图承认，利率“最终由利润率决定，而在短期内则是依赖于其他因素的变量”。与虔诚的数量理论家类似，李嘉图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化会影响价格水平而进一步影响利率，这与贸易的短期波动所引起的影响是一样的。例如，由于供应丰富，或者需求下降或者货币供应数量下降，而使价格下降，那么制造商的库存将会增加。为了应付必要的开支，企业将用借款来弥补损失，而这样会使市场利率提高。但是，企业在这些压力之下常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或者价格回弹，使企业恢复生机；或者他们破产而消亡。“货币和利息重新获得了它们的实际价值”。与李嘉图一样，凯恩斯的《货币论》虽然肯定了中央银行调节的巨大作用，但也承认价格变动是使等式恢复平衡的途径。
在《货币论》出版之后的几年里，通过对这些传统观念的重新考虑，凯恩斯渐渐明确了产量的变化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在1931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一国的经济在低生产水平和低就业水平的“虚假平衡”中会走向停滞（《著作集》ⅩⅢ，p.356）。这反驳了传统经济的核心特征，即：供给永远不能超出需求，因而在长期中不存在劳动力和机器的闲置。但闲置是明显存在的，虽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仍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一奇妙的自我平衡体系中，劳动力的闲置只可能是自愿的。
货币主义：货币就是一切，货币一无是处
在1932年和1933年，凯恩斯开始提出“生产的货币理论”，他曾以此作为1933年一篇短文的标题。18世纪和19世纪的传统经济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无视货币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仅认为货币是“实物和实际资产进行交换的中性媒介，而不是根本的动机和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水平对于生产、消费或借贷意愿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凯恩斯指出，工资是“粘性的”，不像商品价格变化得那么快，债务合同也是以货币条款为依据，这表明在价格下降时，企业将面临无力偿付工资和债务的困境。传统学说中，有人认为价格下降不影响实际交换因此是中性的，还有人认为价格下降会增加需求而具有刺激性。凯恩斯总结说，在货币呈中性的世界中“危机是不会发生的”。有人在萧条的1933年写道，这种假设“恰好抛开了真正需要研究的事实”（《著作集》ⅩⅢ，pp.408~411）。
右翼代表人物费雷德里希·哈耶克把“货币中性”一词引入英语，错误的认为它是源自威克塞尔；但它其实是荷兰和德国作者在本世纪20年代的产物（费雷德里希·哈耶克，1932年，pp.27~28；巴特金，1992年）。这个学说虽不以这个词组命名，但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大卫·休谟（“货币的数量无论多少都对结果没有影响”）；关于这一理论有两种很著名的论述，涵盖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分别属于约翰.斯图文特.穆勒（“社会经济中，没有在本质上比货币更无意义的东西了”）和欧文费希尔（“货币只是一层面纱”）。
正面引述穆勒和费希尔的观点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雅格布森·施瓦兹（1963年，p.696）还是在面纱上发现了一个由政府撕开的漏洞，这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在试图扭转市场的最终判决时所犯的错误造成的。这些错误大都误导了刺激经济的目的，比如，弗里德曼和他的支持者都认为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各国中央银行的过度慷慨引起的。他们都认为：为了满足需求而超出一国经济实力去过度扩张信贷将导致通货膨胀。但这一论点忽略了政府在过去试图刺激经济的另一原因，即：历史性的高失业水平（它还忽略了货币的内在动力，后面会谈到）。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还认为，资本主义最害怕的危机——“大萧条”——是由联储的紧缩政策造成的。这个论点为市场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如20年代的生产过剩和收入两极分化——做了开脱，在意识形态上是令人乐观的：膨胀性或紧缩性的危机都有可能发生，但这全是政府的错。
弗里德曼（1962年）过去曾主张中央银行需要通过法律或《货币宪法》来保证每年以3%~5%的比率不断增加货币的数量。而30年后，弗里德曼的信念似乎动摇了，他说：“可以从货币数量变化与货币收入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得出结论，即，控制货币数量可以抵消使货币收入不稳定的力量。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具有诱惑性的，但不幸的是，货币与收入在短期内的关系并不密切，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其他因素的变化之间有较长的滞后，再加上政策目标之间的分歧，都阻碍了这种抵消作用”（弗里德曼，1992年）。这是他现在告诉我们的。
数量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货币在短期内不呈现中性只是一种特例：新的货币投入一定能在短时间内提高价格，从而提高了人们的信心、利润和产量。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种刺激只能是暂时的，不久就会出现新的平衡。换言之，如弗里德曼（1968年）在他的经典论著《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所说的，中央银行只能盯住名义数量，而非实际数量：“实际利率、失业率、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实际货币量”等都是超出其控制范围的。“物价水平是决定名义收入的货币力量与决定实际收入的实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弗里德曼，1970年）。也就是说，价格和产量，货币力量和实际力量，是彼此独立而不是相互决定的。因此，虽然货币在短期内有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却是中性的，长期的趋势与短期趋势的叠加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其中的原因是有些神秘的。而数量理论家同货币中性论者对通货膨胀都抱有同等的热情，其中的原因也是同样神秘的。如果货币的价格无关紧要，那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中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很重要，那么货币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难道不是吗？
1979年，保罗·沃尔克升任联储主席，从那时起，货币主义就在美国官方盛行，然而到1982年货币主义却被抛弃了，其原因表面看来是技术上的，但实际是由于美国经济下滑，金融系统声誉败坏，以及墨西哥正处于崩溃边缘（格雷德尔，1987年）。事实上，沃尔克采用货币主义是为了把利率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靠深度的衰退来阻止通货膨胀，并以此平息劳工的不满。
同一时期，撒切尔政府在英国实旅了更为原始的货币主义。根据弗里德曼的建议，铁夫人认为，“只需对产量和就业稍作削减”就可轻松地摆脱7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格里莫尔，1992年，p.50）。这种自信的理论依据当然是所谓的货币中性论，即：“中央银行的紧缩不会影响实际产量，只会对价格有所改变”。但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同样陷入了深深的长期萧条之中，这给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英国带来了更严重的长期损害。英国的工业生产到1985年才恢复到1979年的水平。美国相对要好得多，这无疑要归功于里根政府赤字政策产生的巨大刺激作用；到1983年就业和生产已经弥补了萧条时期的损失（参见表5-2）。如果弗里德曼的宏大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的萧条也就不会发生了。
表5-2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率
英国美国
货币增长
1975~1979年14.9%6.8%
1980~1984年11.37.6
变化-3.6+0.8
通货膨胀
1975~1979年15.78.0
1980~1984年9.67.5
变化-6.1-0.5
注：货币是所定义的“货币加准货币”，主要包括通货、活期、定期和储蓄存款。等于美国定义的M2。通货膨胀指的是消费物价的上涨。所显示的数据是《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2年公布的年度变化率的算术平均值。
也许弗里德曼会认为这些只是短期的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美英两国以及智利政变后的全世界，货币主义都是政府有意识采取的压迫劳工和收入及资本权力再分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说明不能再以为货币在长期内也是中性的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萧条和复苏阶段也反驳了货币主义者的信条，如表5-2中数据所示。英国的通货膨胀比货币增长下降得更快，而美国的货币增长在上升，但通货膨胀却在下降[6]在后面谈到货币来源的理论时我们还会再作讨论。
货币改变一切
在证明了货币的非中性以及货币主义是愚蠢的之后，应该回到有关凯恩斯的论题上来。在写《货币论》和《通论》的数年期间，凯恩斯发现货币能证明萨伊定理是无效的，该定理称“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以下是李嘉图（1911/1987年，pp.192~193）的一段著名论述：
如果不是为了消费和销售就没有人会去生产，而且如果不是为了购买对他立即有用的其他产品或是对将来的生产有用的产品，他也不会去销售。通过生产，人们必然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或他人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的销售只是为了积累货币，而且他也可能不愿用这些货币来交换消费品（“立即有用”）或资本品（“对将来生产有用”）。在货币不产生自发影响的传统世界里，产品和证券价格的变化能使利率与其他资产的收益相匹配。然而凯恩斯认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由它的力量所决定，价格的变动是为了使其他资产的边际收益率降至利率水平”（《著作集》ⅩⅣ，p.103）。
在传统理论中，凯恩斯认为，生产要素是假定不变的；所讨论的只是要素的使用和相应的收益。知识被假设为可靠的，并且：
事实和预期被假设成确定的，并且是可以计量的；风险得到承认，但却不十分重要，而且风险被假设为可以精确计算的。对概率的计算只是作为背景而提及，概率被假设为能使不确定性呈现出与事实一祥的可计算状态；这类似边沁主义者哲学假设人类受总体道德行为的影响，而能计算痛苦和快乐以及优点与缺点（《著作集》ⅩⅣ，p.112）。
在现实世界里，不确定性是无法被驯服而成为可统计的。当未来很不确定时，投资者将不会轻举妄动，他们宁愿以大量持有现金的形式来保存自己的财产。不确定性因素在货币非中性的世界里会导致各种麻烦。
凯恩斯与前人不同，他认为预期是经济决策的核心。例如，他的“有效需求”概念。凯恩斯将有效需求定义为“企业家预期通过雇佣人员而获得的总收入（或收益），包括将来转移到其他生产要素上的收入”（《著作集》Ⅶ，p.55）。正如维多利亚·奇克所写的，这个词组并不幸运。有时它被曲解为“受个人购买力支持的需求”而不是主观需求，即一个人靠出卖全部劳动所获得的工资而转化成的需求（想像一下就可知道，主观需求可能是无穷的）。有效需求是企业家的预期销售总收入，是制定生产决策的基础——但生产决策（雇多少人，工作多长时间，生产多少等等）又很大程度地决定了需求，因为正是来自生产的收入带来了需求（奇克，1983年，pp.64~65）。
同样，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和放贷者选择把储蓄投入长期资产或是持有现金都很大程度地依赖预期。通常，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是来自规律和近期历史，他们推定“现在对将来更具有引导意义，这要超过根据以往经验而进行的直接检验”（《著作集》ⅩⅣ，p.114）。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梦想之外，在一个经常上下颠倒的世界里经济生活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这种自欺是一种稳定力量。在动荡时期，储蓄者和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认为动荡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对未来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当人们对未来担忧时，他们会畏缩不前并且以安全的形式来保存自己的资产；一般是持有现金或类似现金的东西，而不是股票、债券和工厂。
在传统世界里，预期总是理性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且“剩余资金是零”（《著作集》ⅩⅩⅨ，pp.215、256~257；加，p.26）。而在凯恩斯的世界里，预期不一定是理性的，资源可能被长期闲置，而且剩余资金也可能大于零。或者，如乔治·夏克尔在总结凯恩斯的《通论》时说，“购买生产工具就是对产品的未来销量下赌注。企业家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而拒绝下注，他们偏向于以货币形式保留财产而不去生产产品”（引自摩尔，1988年，p.249）。传统观念是错的；经济并不一定停留在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的状态。
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依赖很高的投资水平来保障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因素和货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企业家只有在新投资的预期收益高于贷款成本时才会进行投资；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必须高于银行的利率[7]。
尽管这不像一个特别新奇的概念，但其中至少有两方面是很令人感兴趣的。首先是投资决策以货币为中心的观点；凯恩斯在生产为消费需求服务这一点上避开了主流学说。“企业除了使结束时的钱多于开始时的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目标了”（《著作集》ⅩⅩⅨ，p.89）。其次是投资决策以预期为中心的观点；预期不论对错，理性或非理性，都关系重大。
不仅企业经理的预期影响投资；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也必须与利率进行对照，而且“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现象”（《著作集》VII，p.202）。《通论》抛弃了利率平衡储蓄和投资（或平衡储蓄供求）的观念，排除了它和利润率的密切关系，并且还抛弃了自然利率的概念。如果自然利率是指维持平衡状态的利率，那么就会有多种自然利率，而每个利率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就业水平——“而且，总的来说，在平衡状态下，我们找不到主要利率”[8]。凯恩斯认为，如果要有一个特殊利率的话，它就是充分就业所对应的那个利率（《著作集》XII，p.243）。经济分析和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出并达到这个最佳利率。
利率是与中央银行的松紧程度以及货币需求有关的函数。凯恩斯把货币需求称为“流动性偏好”。《通论》认为流动性偏好依赖于三个动机——交易动机，即，个人和企业开支对现金的需求；预防动机，即，为防备未来不确定因素而对现金的需求；投机动机，即，用现金寻找市场定价中的机会而增值（比如买入价格偏低的股票）。凯恩斯后来又加上了第四个融资动机，即，企业家在投资项目的初始阶段对现金的短期需求，是“在计划和实施之间所需的信贷”（《著作集》XIV，pp.216、218）。在经济不景气时，比如30年代，恐慌使得流动性偏好上升到了空前水平；每个人都希望持有安全的现金而不敢轻举妄动。
再一次，带着感情
凯恩斯在《通论》中解释流动性偏好时，强调了放贷者和投资专家等金融主体的心理状态。当预期呈悲观时，只有很高的利率才能引诱放贷者出让现金；而当预期乐观时就不用太高的利率了[9]。根据传统的新教伦理，利息是对不消费的回报。而凯恩斯认为利息是对冒风险以及降低流动性的“不储藏”的回报。正如凯恩斯在给D.H.罗伯特森的信中强调，对货币的需求要比储藏的欲望更重要。流动性偏好也受“计划和活动的规模以及成本高低”的影响。在其他条件（如中央银行政策）不变时，货币需求可能因繁荣时期的热情或恐慌时期的焦虑而增加，因此会使利率提高。
情绪是凯恩斯投资理论的核心，《通论》的第12章“长期预期的状态”，是凯恩斯对金融热情所作的最著名的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投机市场的最为精彩的分析之一。凯恩斯认为，情绪的巨大波动以及无知人群判断的多变决定了资产价格，而这些错误信号引导了实际投资，进而损害了繁荣。市场上聚集着对自己拥有的或投资的企业知之甚少的分散投资者。企业财富“短暂而无规律地日复一日波动，给市场带来了过度的、甚至是荒谬的影响。美国制冰公司的利润在夏天呈季节性高涨，它在夏天的销售价格要高于在冬天的价格，冬天几乎无人买冷冻制品”（《著作集》VII，PP.153~154）。冰的故事听起来很有趣，但规律仍然是规律；零售商的股票价格随每周预计销量而变化，而跟最终实际销量基本无关。职业投资者和投机者不再关心严肃的长期预测了，他们把心思全都放在“如何能按传统方法领先大众一步估计出即将发生的变化”上面了。
这样，专业投资者被迫去关心那些在消息和气氛中所能感觉到的即将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经验显示出市场上的大众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以所谓的“流动性”为目标而组建的投资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正统金融学说中，肯定没有比迷信流动性更反社会的了。它忘记了一点，对社区整体而言，投资的流动性是不存在的。专业化投资的社会目标应该是打击黑暗势力和扫除充斥我们未来的无知。而今天最专业的投资的真正个人目标就是“抢占先机”——美国人表达得是如此贴切——去瞒骗大众，把不好的、贬值的和过时的东西甩给别人（《著作集》VII，p.155）。
这种游戏——凯恩斯把它比作“快手”或“老姑娘”或“音乐转椅”——是“第三级游戏的一种，我们以全部的才智去预测公众是怎样预期公众意见的。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练习第四级、第五级或更高级别的游戏”。或者如他在《货币论》中说的，关键是能“实现不再需要推理”（《著作集》VI，p.323）。这再准确不过了。一些能反映其正确性的事实就是：凯恩斯不同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他是个聪明的投机者，为自己以及剑桥的同事挣了不少钱[10]。
这些旋涡看来可能是愚蠢的、颓废的或无用的，但它们的危险性在于对实际投资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稳定而投机者只是泡沫的话则无伤大雅。但如果企业成为投机旋涡中的泡沫，情况可就严重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博行为的副产品时，事情可就糟了”（《著作集》VII，p.159）。凯恩斯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20年代的美国而写的，但看起来他似乎是在描述过去的15~20年里美国以及其他更多的国家的情况。
从狭义的观点上看，他是错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对实际投资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只要它们跟经济有关，就能反映（而且通常是放大）利率以及信用的变化，进而影响实际需求，最后才影响到实际投资。第4章对q理论的分析以及对莫克、施勒弗尔和维施尼（1990年）著作的回顾表明了投资随销量和现金流等基本变量而变化，不论是在公司水平还是在总体水平上，股票收益几乎不能提高他们模型的解释能力。另外，莫克等人总结说，“股市能预测经济的长期前景并引导长期投资的观念难以得到数据的支持。”
感谢上帝，凯恩斯关于股市根本力量的直觉描述是准确的，但股市对投资的影响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华尔街人以及他们宠爱的学者有强烈的兴趣去驱使经理们更着迷于抬高股价。作为长期战略，这似乎是可怕的错误。
但如果只盯着股价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会把问题看得过于狭窄了。股市不仅跟价格有关，它还涉及整个公司的控制权，即，单纯地从金融上考虑而通过股票交易机制来实现公司的买卖、兼并和清理。所以，无知、贪婪和狂热的乌合之众的判断的确对现实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是较少受关注的新股东的判断也是如此。积极的并购和食利者的判断定性地影响公司的政策，而这些单凭投资数据是难以衡量的。我们将在第6章回到这个话题。
凯恩斯：一个异端
流动性偏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储蓄水平转移到储蓄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来。在凯恩斯时代乃至今天，正统观点一直认为应该鼓励高储蓄率，从而能够廉价地获得新的投资资金。这是暗示投资资金的短缺。凯恩斯认为，尽管投资可以通过现金的短缺而“阻塞”——在融资动机下很难聚集借款——但不能通过储蓄的短缺而阻塞。他把这称为“我在此领域的最基本论断”。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长期投资能为自己提供资金。凯恩斯写道：“投资的增加总是伴随着储蓄的增长，但储蓄增长永远不可能领先。资金的使用和信贷的扩张并没有替代储蓄的增长，反而为它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它是储蓄增长的父母而不是兄弟。通过抑制消费来减少现金压力的企图——正统的储蓄倡导者在20年代和90年代的处方——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会使收入减少并最终降低投资。”此外，“开支像储蓄一样能释放出资金，而这些释放出的资金可以同样用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著作集》XIV，pp.216、219、222、229、232、281~282）。货币必须循环，而不应冻结。
与《货币论》一样，《通论》的观点也带有坚决的扩张性：只有消费而不是节省才能创造财富。伦理学者，无论是卡尔文主义者、新古典学派或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凯恩斯的这个观点，这似乎是他故意引起的反应。第23章的大部分是关于重建历史宗族主义精神的内容，其中官方所反对的有：重商主义、非道德主义者、消费不足理论者、高利贷法倡导者——甚至还有货币怪人西尔维奥·格塞尔。
在非道德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723年被米德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定为蛊惑人心的伯纳德·曼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书中的诗文和述评“呈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当一个繁荣社会的市民突然产生了放弃奢华生活的想法，国家也为此减少了军队，以利于节约”（《著作集》VII，PP.359~362）。这个社会陷入了紧缩和绝望。凯恩斯指出，“曼德威尔的小说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曼德威尔在他的述评中认为，一个家庭虽然可以因为储蓄而富裕，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亚当·斯密也似乎思考过类似的情况，但他的观点与曼德威尔正好相反：“个人家庭的谨慎对于一个伟大王国来说很少是愚蠢的。”把曼德威尔的建议用到一国之中就是要推行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鼓励制造业、艺术和农业都去最大限度地生产，而且去培育“大地的果实和大众的劳动，二者的结合是比巴西的黄金和波多斯的白银更加实在、更用之不尽的真正财富”。
对此凯恩斯添了一些自己的话：
毫无疑问，这种不快情绪招致了那些持相反意见的道德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长达两个世纪的非难，他们认为自己的节俭学说更崇高，即，除了个人和国家的储蓄和节约之外再也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了。豪华的“招待会、壮观的展示会、凯旋门等等”让位给了精打细算的格莱德斯通式的金融以及这样一个国家体系，它“无力支付”医院、广场、庄严建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文物，更不用说美妙的音乐和戏剧了，而所有这些都只能来自于私人的慈善或个人的慷慨。
凯恩斯的话告诉我们，一度繁荣的曼德威尔的观点渐渐从受人尊敬的圈子里消失了，直到马尔萨斯的出现。他跟凯恩斯一样，反对斯密的“节俭能增加资本”的观点。马尔萨斯担心大量贫困会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使资本和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要扭转这种衰退趋势，应鼓励“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这样能产生刺激经济的效果（《著作集》VII，p.363）。
这里，凯恩斯看起来很像是自己阶层里的叛逆。马克思（1963年，pp.170~172）认为，曼德威尔和马尔萨斯反对斯密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复制了“它曾与之斗争的封建的或专制的一切”——寄生精英。曾为早期资本家辩护的斯密发现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个障碍；他们没有贡献任何有用的东西，只是消耗社会财富而交所报偿。这个观点在上层并未被完全接受。用马克思的话说，“‘高级’工人——如政府官员、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中的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性的而且本质上是破坏性的，他们感到，无论自己从经济上被归于粗人和仆人阶层，或是被当作实际生产者身上的寄生虫都同样令人不快。”这种在资本家和社会累赘之间的“折中”为“游手好闲者和寄生者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和曼德威尔是后来的辩护者，因为他们认可非生产性阶层的寄生，甚至认为他们的过度消费是有好处的。曼德威尔甚至认为“邪恶”是我们社会生命的本原，“无一例外是所有贸易和就业的坚强基础、生命和支持”（马克思，1963年，pp.375~376）。
虽然凯恩斯宣称自己永远是非道德主义者（《著作集》X，p.447），但他的著作并没有称颂邪恶，而且他出于人道也没有去推崇寄生阶层的力量。但他在货币应如何投资的问题上常常畏缩不前。虽然他承认，“建筑房屋或类似的行为”更好，总比财政部把“钞票塞入旧瓶子里”，先埋起来，然后再通过投标让人们把它挖出来要好（《著作集〉VII，p.129）。当然，他是在讽刺，但讽刺实际上是为了表达一种不便直说的真理。凯恩斯在后来的《通论》中说，在一个失业率为10%的经济中，没有理由认为其余90%的受雇者是被严重错误地雇用的；悲剧跟生产什么无关，而只跟生产不足有关。尽管凯恩斯揭露了市场不能自我调节，但他说，假如“曼彻斯特体系”能意识到其全部潜力的话，那么他的目标是要指出“经济力量自由作用所需要的环境的本质”。如果计划当局把一切都安排妥当，那么“经典理论就会复兴”（《著作集》VII，pp.378~379）。尽管后凯恩斯主义者哀叹冒牌人士对凯恩斯的平庸滥用，但他们的祖师实际已很好地示范了应从哪儿开始。别忘了他曾把强调竞争而反对消除竞争的格塞尔推崇为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化身。
然而，在主张有必要“对投资进行某种全面的社会化”的段落后的几页里，这位辩护士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对于经济运行是弊大于利，而且建议“食利阶层和无用的投资者采取安乐死”（《著作集》VII，pp.375~378）。但《通论》对于什么是“投资的社会化”没有做明确解释。但凯恩斯保证，它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更可能的是，由国家来决定投资水平和投资回报。凯恩斯在给郝特利的信中有一些更详细的说明：“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想像，社会的储蓄转化为对私人企业的贷款，但国家投资委员会也许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大部分的投资。私人企业只需要储蓄的很小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了。而建筑、运输和公用事业是大规模新增资本的惟一出路。”公共部门投资将使资本如此丰富，以致于失去了稀缺价值，利率可能降到零，而且无用的投资者将消失。这些都可以循序渐进地完成，而不需要革命，“不用打破社会的基本传统”（《著作集》XIV，p.49）。
但是，这个计划即使有许多矛盾和漏洞，在资方的眼里仍然是革命性的。如凯恩斯所说，私人投资大多是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我们周围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过程。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资本可以变得丰富起来，但在一个以货币利润为目标的生产体系中——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就属于这种体系——却不会这样。食利者虽然对社会可能是不起作用的，但他们毕竟是生产性资本的所有者，并且是经理们的放贷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甘于“安乐死”，因为他们至少自3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末日。雇主也并不赞同一个充分就业的体制；那样工人就无法控制了。
读了凯恩斯的著作，人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资本主义背后的动力是人的情绪，悲观或乐观的预期；而社会现实只有通过惊奇、愉快或悲伤改变了人们的期望时才显得重要。这跟凯恩斯对世界的高度赞美是一致的，但他反对他认为的：
边沁学派的奇妙玩意儿，能显示出不同方案的全部可能结果。首先用一个数表示方案的相对优劣，用另一个数表示其可能发生的概率；然后把所有方案对应的两个数先求乘积再求和，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用这种方法就可创建一个基于不确定信息的神秘体系，从而能把未来变成与现在一样的可计算状态（《著作集》XIV，p.124）。
凯恩斯有个观点；即，把根本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统计风险就是有效市场学派所做的。但在这个方面，他回到了剑桥大学的本科时代，“除了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思想状态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要紧的，当然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著作集》X，p.436）。
因为对边沁的这个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凯恩斯把自由竟争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方法归于为哲学家的发明，而不是归于无感情无人格的市场机制的产物。同时他还把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所激起的最尖锐最系统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描述为“对边沁主义之荒谬的最后推演”（《著作集》X，p.446）[11]。
梅纳德和卡尔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凯恩斯之所以对“生产的货币理论”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他看过的一篇对马克思经典公式M-C-M’的述评（《著作集》XXIX，pp.81~83）。马克思用这个公式说明，资本家把货币M投入生产——涉及劳动力和资本——创造出商品C用于销售，如果一切正常，就获得比开始投入的货币要多的M’。凯恩斯很惊讶，因为这和认为企业家生产产品是为了交换产品（或按现代观点，具有辩护色彩的说法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传统观点相对立。在资本主义中，满足需求是追求利润的正面结果，或者用现代语言说，有计划地创造需求是不怎么正面的结果。
凯恩斯是从二手资料中看到这些的，因为他发现原文像古兰经一样不可理解：“沉闷、过时、而且学术争论味道太浓”（《著作集》XXVIII，p.38）——虽然比罗尔夫·荷利斯（1985年）说凯恩斯读过的马克思论著要比他自己承认的或他的同事所知道的要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把马克思列在货币狂人之下——这使得熊彼特（1936年）惊呼：“尽管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充分意识到，把他和西尔维奥·格塞尔、梅杰·道德拉斯划在一起是亵渎了马克思的伟大”[12]。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是一种“哄骗”（《著作集》XVII，p.268），是“过时的”和“错误的信念，它不分主次地把无产阶级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无论有什么错误都是生活的本质，他们携带着人类进步的种子”。这个受到憎恨的学说不能“改变人类的本性”，不能使“犹太人不如以前那么贪婪，或使俄罗斯人不如以前那么奢侈”（《著作集》IX，pp.258~259）。他认为工人是“粗野的”，虽然他承认他们不像“可能的那样丑陋”（普利曼，1989年，p.7）。文明不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而是根据“少数人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一层薄薄的外壳，只是由精心设计的规则和传统所保持着并狡猾地延续着”（《著作集》X，p.447）。他富有魅力地总结道：“阶级斗争将发现我是站在受教育的资产阶级一方”（《著作集》IX，p.297）。
“受教育的”一词是有趣的标志；它显示了英国贵族对那些从事交换的普通人的不屑一顾；尽管他的经济著作中大部分是反对金融的偏见，但他的内心比他的名声更接近城市绅士的圈子。他的傲慢有时是惊人的，而这是另一个阶层标志。与“把无数小人物组织起来并用毒箭武装他们”的马克思不同，凯恩斯认为，跟他类似的人可以通过漠不关心的世故态度来应付任何事情。他说，马克思主义“过分高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是我，我会处理得很好”（《著作集》XXVIII，p.34）。
实际上，他认为《通论》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解决了经济问题。正因如此，他认为自己打败了李嘉图和马克思。对凯恩斯来说，两者都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自我调节学派”（贝荷瑞斯，1985年），都没有很好地把握流动性偏好和高利率对投资的阻碍。在此处马克思和李嘉图被联系在阳光之中，但其他地方却是在阴暗之中：“马克思主义是来自李嘉图经济学的一种可圈可点的影响，即，认为资本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相提并论与福科特的论断同样奇怪。福科特（1973年，p.262）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的斗争只不过是儿童游泳池中的风暴而已”，因为它们共同拥有一个结束历史的梦想。福科特有理由把经济学看成是19世纪的事物。但这种理由却不适用于凯恩斯[13]。
凯恩斯不可能读过马克思（1973年，p.410）对李嘉图等人的简洁批判，因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发表在《通论》出版后的第三年。马克思说，“他们把生产直接等同于资本的自我实现——因此忽略了消费中的障碍和流通中的障碍”。但凯恩斯的说法会使那些熟读《资本论》的人感到奇怪，毕竟李嘉图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充满热情地去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
但凯恩斯可能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读到这些，“那些像李嘉图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绝对化了的经济学家感到这个生产模式为自己创造了障碍，他们试图从地租理论而不是从生产中寻找产生障碍的根源”（马克思，1981年，p.350）。如果寄生的地主们破产了，积累也能继续快速地进行。可以说，凯恩斯不是在自然中寻找障碍，而是在资本家的思想中和中央银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取向中寻找障碍[14]。如果投资者破产了，那么积累仍能飞速继续。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与李嘉图的共同点更多一些，尽管凯恩斯可能不愿承认。
凯恩斯与矛盾
《通论》中用了5页（《著作集》VII，pp.353~358）来为格塞尔这个公认的货币主义狂人平反。凯恩斯认为他是叛逆，被正统所不齿但却认识到了某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没有抓住流动性偏好这个中心）。凯恩斯认为格塞尔是“创立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是对放任自由政策的反应，然而格塞尔是站在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反对放任自由主张的，他抛弃而不是接受了经典假设，鼓励而不是废除竞争”。对格塞尔来说，支付利息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如果利息能变为零，那么积累将加速并因此而出现普遍的繁荣。
但是，如果不采取比凯恩斯所想像的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的话，利率当然不可能降到零，食利者也不可能会安乐死，金融创新也不会停止。这令人想起了熊彼特（1939年，第2卷，p.613）的发现：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演进中在金融上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它不仅是技术上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中的一部分”。对流动性和创新的攻击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攻击，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的建议被主流经济学一致反对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很少与之争论，根本就是不屑一顾。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被这种明显的轻视所迷惑了，他们简单地相信，某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其优点。
在这个连许多左翼人士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超越规范的时代，凯恩斯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典型，尤其是在金融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像他那样详细地分析了金融市场本身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阿多诺评价弗洛伊德那样，“正像所有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他避开了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并忽略了和谐外表所掩饰的矛盾事物。但他反映出了社会现实中的对立特征”（兹泽克，1994年，p.4）[15]。更热烈的情绪——要求投资的全面社会化——提供了激进主义的要求，但却是以一种平和而优雅的形式，去化解而非打破统治秩序。凯恩斯是个很有诱惑力的作家。但如迈克尔·普莱曼（1989年，p.1）在他写的对研究凯恩斯很有用的书中所说，凯恩斯“听起来很激进，实际上却不是”。
例如，他常说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被他的忠实追随者视为真理。这个概念主要描述了现实中的人在作投资决策以及在生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而不是单纯地解释数学模型中的希腊字母。这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所说的“确定性”相对应。但它也只能解释这么多。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它是货币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人们会很乐意用借据（由承诺担保）来进行交易，而在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世界里，货币（由国家担保）才是债务的基本解决办法[16]。尽管这不无道理，但这使得货币庸俗化，剥夺了货币作为资本主义杜会基本组织原则的力量。
但凯恩斯的真正问题在于他的世故和破除传统风格中所潜伏的天真和保守。在发现“企业家们”正专注于挣钱而没有其他目的之后，他不知怎的就断言食利者将赞成他们的安乐死。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空想和一个150年前的发现：“在英格兰，剩余财富在稳定地积累，并趋向于采取货币的形式”（马克思，1981年，p.543）。这是个实际的趋势：不论货币的经济作用是什么，它在社会中的作用肯定不是中性的。积累货币是每个资本主义公民的美好愿望。凯恩斯用了一半的心思来理解这一点，然后用另一半心思想不知不觉地把这个基本趋势从现实中掩盖掉。在揭露了一些真实的矛盾后，他又假装提议去解决它们。
更有甚者，在《货币论》和《通论》各自都发现资本主义并不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之后，凯恩斯（1936年，p.379）却在《通论》的结尾中声称他的目标不是要推翻“曼彻斯特体系”而只是要释放它的所有潜能。
对当前体系的抱怨并不在于它已经为900万人创造了各种就业机会，而是在于它本该对剩下的100万人也创造就业机会。现存体系在决定投资的容量上而不是方向上是失败的。因此，我同意格塞尔的看法，填补传统理论的缺口的结果并不是要去除“曼彻斯特体系”，而是要指明，经济力量自由作用所需环境的性质，以利于其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剥削劳动、贫富差距、滥用资源、社会混乱和文化庸俗，而在于它的不完整——即10个中有一个被剥削了其全部的欢乐。如果给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充分的权力，他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遗憾的是，资本家没有让他们这样去做。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不是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所指的那种意义，而是安东尼奥·内格利（1988年）所阐明的意义。这是凯恩斯（《著作集》XIV，pp.112~122）在1937年撰文回应《通论》的批评时对不确定性的解释：
关于“不确定性”，请听我的解释，我并不是只把已知的确定事件和可能的事件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轮盘赌游戏并不是依靠不确定性；同样地，一种价格上胀债券的前景也不依靠于此……即使天气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我用这个词的意义在于：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或铜的价格以及从今往后20年的利率，或一项创新的过时，或1970年的社会体系中个人财产拥有者的地位。关于这些事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提供可计算的概率。我们就是一无所知。
以上所举的例子，尤其是最后一个——“在1970年的社会体系中个人财产拥有者的地位”——很重要，这好像是30年代危机中对投资者的指责。在第一世界，60年里我们很少见到类似事件。这是内格利所理解的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和国家作用的论述：
投资风险必须消除，或降低到常规水平，国家必须担当起保证经济的基本责任。国家必须防范将来对现在的干扰。如果这样做的惟一方法就是立足现在而规划未来，以当前的预期为根据来计划将来，那么国家就必须扩大干预并充当规划者的角色，而经济由此步入了法制……国家不会保证将来事件的确定性，但能保证常规的确定性……实标上，这个体系的生命不再依赖于企业家精神，而是取决于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那么，国家的作用就是使预期能够稳定——保证不会产生萧条，而且保证（只要能保证）私人财产拥有者在体系中的地位。从这些方面看，伪凯恩斯主义者玩了个把戏——对体系以政治方式进行管理而没有从本质上使之政治化。权势集团从凯恩斯那里吸收了他们需要的，剩下的却扔在了一旁。
后凯恩斯主义者
虽然本章中我多次提及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但只是提及而已。有两个内容值得注意——内在货币理论和明斯基的著作。在主流学派中，二者都很少被承认，更不用说广为人知了。
货币来自内部
在传统经济学中，不论货币主义者还是折中的主流学派分支都认为，货币供给（定义不很确切）是由私人交易系统“之外的”中央银行所决定；这是货币的外生理论。联储或其分支把货币注入这个体系，银行、家庭和企业各自运转。内生理论的信徒认为货币供给是信贷需求的函数，它本身是经济活动水平的函数。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银行系统创造了人们所需要的货币量，尽管这个过程究竟有多大的弹性还没有定论[17]。
罗伯特·波林（1991年、1993年）把后凯恩斯主义分为两种：供给学派和结构学派。供给内生论者认为，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提供银行系统所需的准备金才能满足私人信贷需求；这意味着对信贷缺乏有效的抑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尼古拉斯·卡德尔和巴兹尔·摩尔。结构内生论——吸引了波林和我——认为中央银行抑制信贷增长的企图常常被创造性的金融所化解。
仍然健在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摩尔（1988年2中.139）使一个好的思想走得太远了。正如下述超现实主义的段落所体现的：
货币调节的过程，正如资料显示的批准增加货币工资一样，被货币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看成是中央银行积极的干预政策的结果。流行的观点似乎是，货币当局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总体经济上，特别关注失业水平。
摩尔认为，正相反，中央银行只是被动地批准了私人贷款者的决定。事实上，联储一直在密切地监视着实际的经济。例如1992年12月22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有：
这次会议所回顾的信息提醒我们，第四季度经济活动正在可喜地增长。消费支出因工资收入和信心的上升而有很大增长；个人家庭住宅的销售有相当增长；企业资本设备开支增长强劲。工业产值也有稳定增加，就业也有增加。近期的工资和价格数据不太令人满意（工资在提高，这是一种危险），相应地，降低通货膨胀的趋势会使经济增长有减缓的可能。
这份记录进一步报告了关于就业、周平均工作时间、工业产值、零售业、企业投资、建筑业以及贸易的状况（这里可显示一下其详细程度：重型卡车的俏售急剧上升，企业购买说明近期轻型卡车的销售会有可观的增长；另一方面，飞机整机的交付疲软）。所有这些关于实际经济的讨论要优先于对金融和货币事件的讨论，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后者。中央银行运行着一个巨大的产生和分析经济数据的机器，它非常自信地重新评估官方的统计。一个联储经济学家曾告诉我，这使得每月都要照例更新商务部和劳工部的数据。每个数据的突然变动都会受到注意并进行反复思量。
那些结论是基于公开发表的联储记录。据德鲁大学经济学家埃德温·迪肯斯（个人交谈）说，他曾读过全部副本——那是在事件发生20年后才公开的，而且几乎没有人读过——政策制定者被工资上涨和劳工的斗争所深深困扰。他们不仅关注着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的状况；还关注着过去所说的阶级斗争的状况。当
联储认为经济过热时，它就会通过降低货币供应增长率并提高利率来实现紧缩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放慢经济，但紧缩与放慢之间常会有脱节。大约四十年前海曼·明斯基（1957年）的一篇名为《中央银行与货币市场的变化》的经典论文中已对这个缺口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明斯基指出了那段相对沉寂时期的两个创新，即，联邦货币市场使得扩张性银行能和有盈余的银行借款，以满足超过其自身储备限制的需求，以及希望利用剩余资金赚钱的非金融公司增加，无论是作为信用的提供者还是使用者。两个创新都是对短期利率上升的反应。如明斯基所写的，短期利率促使参与者“找到新的融资方式和替代现金资产的新物品”。他强调，市场的创新将使得中央银行的工作复杂化，因为紧缩政策可能被新的工具所抵消。明斯基在后来指出（1975年，p.76），创新使得资产价格逆着利率上升的不利影响而继续上涨（而且经济会继续扩张）。
明斯基在40年前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创新的扩展，“混合的变化将会导致一个内在不稳定的货币市场，以致于繁荣稍有逆转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这需要中央银行的安全网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而不仅是把商业银行列入其法定管理的范围。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要承担可怕的金融成本，因此联储将被迫在系统较稳固的时候犯放松的错误。
也许明斯基有点超前——1945年以后出现的第一次金融危机是1966年的信贷危机——但他描述的机理是正确的。首先是六七十年代通货膨胀的上升，接着是当墨西哥的失败快要导致世界金融体系崩溃时的沃尔克禁令。但沃尔克的紧缩是要把利率提得非常高，并且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比任何人想像的还要长，才使得经济停下来。可见创新者在抵消中央银行政策上是多么的在行。创新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繁荣，而利率保持着历史的高水平（尽管有下降趋势）。60年来，资本从未得到如此充分的动员，事情很清楚：虽然穷人不能指望从新的经济秩序中获得好处，但食利阶层，除了个别臭名昭著的人以外，大都能得利。明白了这些之后，资本以60年未遇的形式活跃起来了。
当然，明斯基的创新不能永远逃避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也许当时对整个事态的最有意义的看法是由一位中央银行家艾伦·赫姆斯（1969年，p.73）表述的，他那时是资深的纽约联储副主席，当时货币主义者的挑战还很微弱，但正在上升。他说：“在现实世界里，银行扩展信贷，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找准备金。问题在于联储是否或如何调节准备金的需求。在很短的时期内，联储对提供准备金别无选择；但长期之内可以明显感到它的影响”。无论对机械的货币主义，还是对像摩尔那样的极端内生论者的无限弹性的幻想都是一剂解毒的良药。虽然联储像所有的中央银行那样强大，但仍不是全能的。
为什么这件事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呢？如果内生货币理论家是正确的——他们的确也是——那么货币与商业是不可分的；货币中性论是个幻想。这个结论意味深长。它从体系的中心而不是在体系之外找到了金融不稳定并出现危机的趋势，而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则总是在体系之外寻找原因，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归咎于国家。它使得常规的货币政策更难控制，因为“货币”变成了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它还使得激进的改革要比议员所想像的更难，因为金融政策的目标是变动的，而且很难从生产和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马克思（1973年，p.126；1981年，p.674；参见布鲁诺夫，1976年，pp.80、98）预见到了现代凯恩斯的内生论者，认为（针对李嘉图和传统的数量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由经济活动而不是其他东西所决定的。信贷的延伸只是比货币交换进了一小步，但这是很重要的；一张借据可能在任何达成一致的合作者之间交换，而银行的介入只不过是使这种交易正规化。这一点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也是正确的。这些自发的协议使得货币和信贷可以相互渗透，这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的货币供给如此具有弹性。当然，马克思认为，在危机中这些信贷的扩张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每个人都在争夺黄金；但这种危机在本世纪尚未发生，因为中央银行已学会了如何抑制危机，并且使短期政府债券如黄金一样好。
明斯基
在所有继承了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现代理论家中，最有趣的一位就是明斯基，他毕生的事业都专著于探索金融与现实世界的关系[18]。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货币内生论的贡献；还值得再用几页来描述一下他的其他成就。
在凯恩斯《货币论》的指导下，明斯基按照其划分的工业和金融的范围提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双因素理论，一个是当前产量，一个是资本资产，两者共同决定了经济活动水平。短期预期决定了将使用的生产能力；长期预期决定了是否扩大产量。后者随时间的推移而更为重要；投资失误的经理，特别是那些借钱投资的人，将忍受损失的痛苦。如果这种损失继续扩大，那么整个系统将面临紧缩性崩溃的危险。《通论》的读者很熟悉这种分析，但当凯恩斯温顺地为教科书和政客写作时，这一点却不见了。
明斯基所分析的一个严重问题，至少是在应用于美国现代经济时，是借款极少用于实际投资。所以，尽管借贷和投资决策具有长期效果，但它们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美国和大多数第一世界的经济中，投资主要是靠利润留成的内部融资方式。企业经理在近年来的长期投资中显示出了极大的不情愿，因为他们害怕被经济萧条中的产量过剩所困扰；投资越来越趋向于短期而快速见效的设备。
但在80年代，经理们并不羞于贷款；在此又印证了明斯基的分析。按照既适用于企业和家庭等单个经济单位又适用于整个经济的分类方法，明斯基把金融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安全型”、“投机型”和“危险（旁自）型”。“安全型”的单位能从当前收入中轻松地解决其所有债务利息和本金；“投机型”的单位可以支付利息但必须借入新资金，或者通过变卖资产和增加新贷款才能偿还本金；“危险（旁自）型”的单位在没有新资金补充的情况下无法支付利息，更不必说偿还本金了[19]。
经济按照“安全——投机——旁自”这个次序发展，直到产生一个糟糕的金融事件使投资者恐慌而重新谨慎起来，新的循环又开始了。从美国近期的经验看，20年代末正是从投机型转向危险型的交界时期，直到大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给体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一次的经历几乎使每一个人都害怕负债，而二战后30年内美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意味着企业和家庭几乎不需要从外部融资。但是，明斯基认为，那种黄金时代使得人们更加自满而逐渐减少了对负债的恐惧：“稳定表明正在向不稳定发展”。这个公式有时被称作明斯基式的自相矛盾。不久，这种新的轻率行为产生了繁荣景象，而并不体现出金融紧张的迹象；个体单位和整体经济，正在从安全型转向投机型金融结构，债务也随之增加。允许犯错误的余地逐渐变小了。尽管安全型金融结构易受到现实世界的冲击而破坏——企业可能面对新的竞争，或者家庭会面对一段时期的失业——但它们能够抵御金融波动。而投机型单位不仅易受到现实世界的冲击，也同样易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因为他们需要新的贷款来偿付以前的本金。如果利率迅速上涨，或者信贷难以得到，一个投机的个体就会陷入危机了。
虽然难以画出一条准确的历史曲线，但在70年代的某段时间内美国经济似乎进入了投机型领域，因为金融危机成了经济周期的突出特征（沃金罗尔，1980年；沃夫森，1986年）。但在各种情况下，联储都出面干预而不让金融危机扩大；私人机构可能会破产，但当局绝对不允许这种地方性危机蔓延成一个大范围的紧缩性崩溃。另外，庞大的政府和它的赤字开支为经济铺平了道路，阻止了失败由小变大。用明斯基（1986年，p.251）的话说，这“批准了受威胁的金融方法”，结果会鼓励那些投机者在下一个上涨周期开始时就进行新的冒险。因此，70年代的纵容给更加繁荣的80年代埋下了伏笔，而80年代的美国经济已毫无疑问地进入了危险型阶段。公司频繁地被兼并，债务已是无法偿付了，只有变卖资产或靠神灵保佑才能避免破产。家庭同样也陷入了这种境地，因为采取的抵押方式是——最后的支付只能在第一个抵押到期时兑现。
明斯基的模型对近期的历史是如何描述的呢？尽管90年代初的衰退很明显是“危险型”结构的后果，但当局还是控制住了这个危机。在1989年和1994年初之间，联储艰难地降低了利率并保持了一段时期。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最终信托公司动用了公积金2000亿美元才解救了储蓄和贷款业。这些行动使金融系统免于全面崩溃，但与30年代不同的是，债务没有勾销。由于利率降低，债务变得容易处理，但债务的本金却有着不同的情况。最好的衡量方法就是比较债务水平与支持债务的收入。对于非金融公司，1995年的总负债几乎是税后利润的11倍——与1986年的22倍相比是个进步，但仍是五六十年代水平的2倍。对于家庭，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进步：在1995年，消费信用等于税后收入的91%，是联储自1945年开始收集这种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高于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用明斯基的话说，商业部门好像从危险型回到了投机型，但家庭还是在没有任何节制地继续探索新的危险领域。这些数字表明了一个信息，美国经济对高利率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在短期利率足够高的情况下，投机型单位就变成了危险型单位”（明斯基，1978年），而危险型单位则垮掉了。
明斯基强调了导致不稳定的金融因素，这几乎是事后的总结。一个更为公正的说法认为：金融结构是经济危机扩散的中心问题。对一个高度杠杆性结构的冲击——企业、家庭和国民经济——使得那些在约定时很合理的债务变得难以解决。对一个系统性危机而言，冲击往往是大范围的——呈现为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资本剧减和政治危机。一个眼光长远的危机分析家会想到：生态的危机将导致农作物歉收或灾难性气候变化，这可能造成物价的飞涨或生产的萎缩。不论原因是什么，一个安全型的金融结构可以应付这样的威胁，而一个危险型的结构却无法做到。
货币、思想和物质：心理文化枝节
货币是一种诗。
—华莱士·斯蒂芬森
借款者要付出双倍的代价。
——土耳其格言
凯恩斯对心理和情绪的重视使我们以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不清晰和不科学的方式去思考经济。这种狭隘的视野对忧郁的科学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詹姆斯格兰特（1992年）在一本书中写道，信贷是头脑中的货币，尽管它不得不采取物质的形式。在耗费数十亿美元解救危机时，头脑中保持奇特估价的时间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长。
现代信用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70年代初纸币与黄金的脱离。这种文化在1983~1989年的疯狂中渐渐发展起来，在1986~1992年的萧条中衰落，在1993年又重新发展起来。它的根源是基于流动资产永不停息的假设。总会有人愿意在明天从你手上以高于今天的价格买下过度高估的资产。来自信用倡导者的两个著名定理解释了这个观点。在70年代末，提倡向第三世界贷款的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瑞特森以“国家永远不会倒闭”（库兹涅斯基，1988年，p.5）来反驳怀疑论者。80年代的贷款商，垃圾债券的最高领导迈克尔·米尔肯在入狱前常争辩说，资本不是稀缺资源，资本是丰富的——稀缺仅仅是人们的想像而已（布鲁克，1988年，p.272）。
这种信用文化与19世纪的一位苏格兰银行家G.M.贝尔的描述迥然不同（马克思，1981年，p.679），他认为其同僚是比传教士更好的道德家：
金融建制是道德和宗教机构。年轻的商人是怎样由于经常担心他的银行家用警惕和审视的眼光注视自己而不加入放荡和奢侈的行列？他难道不为欺诈和撒谎而感到内疚，不害怕被怀疑之后他的银行家将限制或停止提供资金吗？难道这些友好的劝告不是比牧师更有价值吗？
马克思写道（1973年，p.232），“对金钱的崇拜包括了自身的禁欲主义、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即经济和节约，这是对世俗的短暂行乐的轻蔑……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同赚钱之间就有了联系。”用凯恩斯的话说，是对黄金无法抗拒的渴求。
这种简朴令生活中充斥着商品的现代人感到惊奇——虽然货币受虐狂式的调整计划一点也不过时。另一方面，货币和宗教走到了一起——尤其是当货币以承诺形式而不以实物形式出现，也就是在货币成为信用（“信用”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我相信”）的时候。信用协议是双方诚意的表示：没有欺诈，双方都相信债务人将还本付息。这是对未来下注。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家的身上找不到这种神学上的微妙之处，他们甚至承认欺诈的可能性，并且不允许背离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
在历史上，对信用的过分想像常受到黄金的限制，这是一种让人一看就觉得它是“天然的货币”并且纯净得足以通神的金属。马克思（1973年，p.727）写道：
贷币体系本质上（以黄金为基础）是天主教徒，信用体系本质上是新教徒……商品的货币存在完全是其社会存在的根源。信仰起了很大作用。对货币价值的信仰体现了商品的内在精神，对生产方式及其必然趋势的信仰以及对生产的个体化的信仰则体现了自我定价壹本的人格化。但是，信用体系与货币体系基础的脱离不像新教与天主教脱离得那么远。
货币把神圣与世俗结合起来；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把高与低、物质与精神的结合，足以把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变成弗洛伊德。按照传统的心理分析，货币是黄金，而黄金是经过转化的废物，即肛门的象征。虽然这种观点目前很普遍，但90年前的读者却会认为这是个令人惊讶的话题。弗洛伊德（1908年）在注意到“有序、顽固和节俭”这个三位一体的特征之后，就开始写关于肛门特性的文章。弗洛伊德认为这种不太神圣的三位一体——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标志——是来自于对肛门及其产物的本能兴趣。弗洛伊德说，有序使人“形成条件反射，能判断什么是不干净的、恶心的而不应是身体的一部分”。而顽固则体现了幼儿在被命令把凳子扔掉时的不情愿。
而节俭的本能根源也许是最有趣的。弗洛伊德注意到，货币与俗话和俚语中的污秽物之间有丰富的联系。在英语中有表示“铜臭”和“利欲熏心”的词语。在一些传说中，“魔鬼给他情妇的金子在他离开后变成了粪便……我们还听说过寻宝与排便之间的联系，而且每个人都熟悉德语中‘挥霍者’的形象。事实上，甚至古老的巴比伦教义中也说过金子是'地狱之粪便最后，弗洛伊德认为，“可能是人们所知道的最贵重的东西与最不值钱的东西之间的对比……导致了粪便与金子之间的特殊联系。”
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主要是亚柏拉罕、富雷兹和琼斯——在大师的光辉照耀下沿袭着这条肛门之路。对金钱的积累就是以极大的快感保留粪便的变相冲动，而生产商品则是排泄粪便在精神上的派生。用富雷兹（1976年）的话讲，金钱是“能发光的无味、脱水的污秽物”[20]。
在心理上把污物与金钱等同起来是由社会地位较低的前现代银行家们提出的。通过使用跟粪便无关的推理方法，货币学家乔格·斯迈尔（1978年，p.221）认为，“货币作为一种工具，与各种特定的结果无关，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们关注的核心以及划分阶级的标准，而这些与个人的或特定的目标是无关的”。斯迈尔举的例子包括：罗马和雅典的奴隶在释放后成了银行家，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西班牙的摩尔人和遍及欧洲的胡格诺教徒、教友会信徒以及犹太人都是如此。在80年后再读斯迈尔的书，一个人会思忖这样的问题：银行业的社会声誉是如何随着信用的发展而提高的？
即：它是如何从黄金中发展演化出来的？诺曼·O·布朗不是最流行的作家，但他发现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中存在缺陷。他对货币的分析既有神圣的方式也有非神圣的方式。对布朗（1985年，p.297）而言，货币和宗教是对身体突变的抽象。不论是否为了金子和财富，这种抽象都是“对生命和身体的否定……体内的生命转化为物质越多，所剩的生命就越少，物质积累的不断增加代表着生命损失的不断增加”。
布朗认为，交换关系充满了罪恶，债权-债务人的关系充满了施虐和受虐狂。在这一点上，布朗同意内兹克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残忍的体系”，并且“放贷者享受着残忍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内兹克，1967年，第2篇；现代的解释确定了债务与施虐和受虐及宗教的关系；“债券”向债务人强加了被称为“契约”的规则）。古时候的债主“能对债务人的身体进行随意的侮辱和酷刑；例如，从身体上割除与债务相等的部分”。债主可以“享受对弱小者发泄的权力，包括色情的猥亵”。内兹克可能尝试过这些享乐。
对布朗来说，债务是由现在对以往所支付的病态贡品（当然，后现代的我们常有意或无意地看到信用是盗用未来的一种方式）。但作为崇拜身体的人，布朗仍反对把需求抽象化了的古老的心理分析方式。作为早期的分析家，保罗·斯克德尔（1976年）——他曾为在心理分析方面的欠缺而歉疚——认为：“当一个人通览了心理分析的大部分著作后，他不会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吃东西是因为饥饿以及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而会认为吃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偷偷满足口头欲望的方法……斯利伯尔曾说过……按照心理分析的观点……多瑙河……只不过是尿和体液的象征。”
类似地，布朗认为：与社会力量的化身相比，黄金更是一种精神崇拜。他所认为的有钱人是不分阶级、种族、国籍和性别的。对马克思而言，黄金因为体现了人类的劳动而具有价值，它作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价值来自于生产它们所付出的劳动。但市场关系的匿名特性以及数学特性把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性质隐藏在货币的面纱下面。与心理分析缺乏理论类似，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对支持这种虚饰的热情的理解。一系列完全不同于黄金所带来的热情随着信用的出现而产生了。
布朗说，货币的某些方面是“要把世界进行数学化，这是现代科学的固有特性”。但现代科学已经把货币数学化了。除了悲观主义和拜金主义，货币的脱水污物的功能几乎被遗忘了。甚至纸币也越来越少——只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10%左右，大多数货币都过着幽灵般的电子生活。
货币的无形化使人们摈弃了令人感到罪恶的对肛门的施虐和受虐。这种摈弃在80年代狂热情绪控制了金融的时候达到顶峰；在90年代初这种情绪有所回升，但在90年代中期又下降了。在心理上对肛门理论的完全或不完全的抛弃，体现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这也使得美国的保守分子很苦恼。资本主义取代了家长式权力体制，受罪恶驱使的强迫狂越来越少，但产生了比黄金与父系时代更多的饥渴的自恋狂。今天的消费者像自恋狂一样，对积累财产的兴趣没有对购买行为本身的兴趣大[21]。一个人追求的是更原始、更易变且永不满足的胃口——而不是对肛门的有罪的偏执，或是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清教徒本性。与干涩的、坚硬的、固定的和“阳刚的”黄金的光彩相对应，现在的信用货币看起来是多变的、流动的和“阴柔的”[22]。
传统的精神病患者在于渴求看似危险的或被禁止的欲望，而现在的自恋狂抱怨的是不与任何特定事物相关的空虚、隔阂以及多变的狂热与紧张情绪。用乔尔·克弗尔（1980年）的话说，虽然外表正常，但多数自恋狂“不能与他人快速有效地就一个计划或目标达成一致”。
根据克弗尔的观点，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的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给了我们家长式权力主义的人格类型，而后又被现代和后现代的自恋类型所代替。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展了——交通和通讯使人们更加机动并能了解他们外界的生活——或者缩小了，因为核心家庭是工作之外的生活中心。在19世纪的某个时期，“童年”被定义为一个人在一生中受到保护和享受特权的阶段。
克弗尔认为，这种围绕着儿童而由父亲控制的生活越来越被国家、中介和商品的与日俱增的力量所渗透。按其新名词的说法，家庭变得非社会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制度而不是经验。与新泽西的生活有关的决定常常是由在东京的主管所控制；与巴西的生活有关的决定是由米兰作出的。家庭已不再是抵御外界的屏障，也不再是无情世界里的天堂。
这种右翼观点的分析呼吁回到不可能受欢迎的家长制时代。抛开家庭政治学，我们很想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新的个性类型中幸存下来的。一方面，这个体系，尤其是它的美国模式，依靠消费信贷而运转；但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不能与它的结果无限地存在下去。政策决策者可以采取货币主义措施，但系统在长期是否能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经受得住却并不清楚。抛开货币主义思维的企图只能导致怪异的空洞繁荣、投机的泡沫和不负责任的气氛。而遵循货币主义思维的企图将引起经济的停滞和普遍的愤恨。这是理解明斯基的自相矛盾的另一途径。
马克思
如詹姆斯·科罗特所说的，凯恩斯主义以牺牲生产为代价而强调金融，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生产而以牺牲金融为代价；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是根本，金融是派生现象，这是正统学说的翻版[23]。尽管这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个基本正确的描述，但对马克思本人并不正确。虽然马克思对金融的论著大多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但它们都很有启示，而且很明显他把金融作为分析的核心[24]。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持有敬仰之情，但多数情况下是被曲解了。究其根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鲁道夫·希法亭和他的著作《金融资本》所投下的阴影。该书包含了很多过时的、容易误导人们的错误，有时甚至错误连篇。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希法亭（1981年，p.137）宣称利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利率的变动对债券交易商来说也是令人振奋的[25]。既然股票市场与实际经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像希法亭那种认为企业所有权的改变不会影响产量的观点（pp.135，141）显然也是荒谬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兼并可以说从根本上影响了现实经济。他提出了支付利息将有损利润，最终将有损投资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周期将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pp.286~287）。这两个“观点”被现代经验完全换弃掉了。然而，他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断言工业界将与金融界联姻，垄断将取代竞争，高关税将取代自由贸易。这种“英国体制”（现在称为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盎格鲁-美利坚”资本主义体制）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江河日下了（p.293）；因此银行必将占据制高点，成为主角。投机和金融危机只是过去不完善的资本主义的产物（pp.292、294）[26]。
如果仅看最近盎格鲁-美利坚体制的影响正在向第三世界扩散，及以银行为中心的德国和日本经济都不景气这些现象，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将来是股票市场的天下。
社会分析家们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希望将其局部的经验、近期的经验运用到无限的预测中。但历史的潮流与希法亭是背道而驰的，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显示他是正确的。金融资本与实际资本，股东与经理的关系越走越近，但绝不是变得极端复杂，他们总是可以被区分出来的。
希法亭的错误超越了理论范畴，他在1923年及1928~192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时，在政治上也犯了不少错误。他在首任期间面临着通货膨胀，他极为倡导金本位制度。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的时期，提出如此古老的理论虽然不可想像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第二任期间，德国经济面临大滑坡，3年间失业率从7%上升到30%。当萧条的迹象尚未显露时，希法亭倡导节约——削减预算，增加税收，同时又抵制各种通货膨胀的隐患（达利特和赫恩，1985年）。尽管希法亭不必因萧条而横遭指责，但他对资本主义金融正统学说——凯恩斯在英国所说的“财政的观点”——的忠诚是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原谅的，并且进一步证明了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者与最为挑剔的芝加哥学派人士都同样地会受到蒙蔽。
货币和权力
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信用的有关理论在很多方面，像货币和经济的不可分割性、货币的政治属性（以及市场与国家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信用在打破资本积累的障碍中所起的作用等都值得我们研究。
与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是不可分割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交换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货币。货币的存在是以一整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并服务于该社会关系。这种观点不仅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上看是有意义的，而且从马克思的角度以及广义的政治角度上看都是有意义的。“个人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同时，又行使着社会的一些权力”（马克思，1973年，p.157）。像“权力”、“联系”这类词在主流经济学课本中是罕见的。
在市场被当作“人类固有权力的伊甸园，快乐的惟一王国”（马克思，1977年，p.280）的幻觉背后，是尖锐对立的现实。货币既不是古典理论所谓的中性润滑剂，也不是凯恩斯所谓的具有政治上的中性。它从本质上说是权力和责任：资本家如果不能把产品变成货币，那么他将破产；工人如果不能将其劳动变成货币，他将挨饿。正如尼戈利（1991年，p.31）在一次非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货币只有一个面孔，它就是老板”。马丁·斯柯斯在谈论他的电影《赌博》时说：“要想赚钱你就必须付出血汗，越想多赚，付出的也必须越多”（卫拉布，1995年）[27]。斯柯斯和尼戈利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肯定是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格格不入的。传统经济学创建的模型掩盖了血汗和老板。
作为具有鲜明政治性的货币和信用，不仅使得资本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并迫使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而且对国家和政府的各项事务也具有调节作用。马克思强调，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无国界的货币，但货币必须靠国家来保证，信用也应当按某种形式进行支配。货币是很传统的。黄金和联邦储备票据并非天生具备魔力，各种形式的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均认同它们，一些强有力的垄断者（像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各种形式的货币的最终担保人，否则一切都将不存在[28]。
信用也是社会强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工人更加逆来顺受，他们不太可能罢工，也很少制造政治上的麻烦。他们需要货币以便度日，中产阶层以下的人可以说都是挣扎在贫困线上。众多由国家发起的诸如失业保险、最低工资以及就业保证等旨在扶贫的措施，只可能在产业阶层很强大时方能生效。但对于资本家来说，即便在劳动力非常紧张的时刻，他们仍然希望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人数。近二十年来，货币的作用被深化了，但仍有一些凯恩斯的忠实信徒不愿放弃这些观点。
货币与危机
仅仅因为生产与货币不可分割并不意味着这两者可合二为一。实际上，马克思先于凯恩斯认识到：生产和销售的分离是危机的根源，并以此作为对萨伊定理的明确否定。货币可能带来时间或储藏两方面的问题：时间方面的问题是指由于一种商品的销售总是滞后于它的生产，因而它将面临销售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风险，以致吞噬投资者的预期利润；储藏方面的问题是指：由于货币是一种“不会消失的商品”（马克思，1973年，pp.149、198200），因而消费者的收入可能不会被完全消费掉，而是被闲置了。
单纯的纸币和银行券的确在19世纪的危机中消失了，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最不会消失的货币形式是黄金。按照常理，现代危机将使人们抛掉各种形式的货币而转向国库券。但事实上，当现代的危机发生时，被凯恩斯戏称为货币的“原始遗迹”的黄金便大受青睐。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危机的到来将使他们抛出本国的货币，不是去持有黄金，而是去持有美元。经济的萧条势必带来对美元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是那些有能力获得美钞的富人的需求。
储藏现金的精确意义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明显。凯恩斯认为只要是以货币为形式，而不是以长期投资工具（如股票、债券）形式保存的资金就可以看成是现金储藏。但现代货币储藏的方式多是以短期投资工具（像货币市场基金、国库券）等形式存在。因此，现金储藏者进行储藏的目的不是将它消费掉，而是等待时机以最终进入金融流通领域。进入金融流通领域购买股票或债券的货币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了股票或债券原来持有人的腰包，而不是证券发行人手中。由此可见，进入金融流通领域的钱越多，花在购买实物上的钱就越少，因而商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越大。
先不考虑这些复杂情况，可归结为一点的是，即购买者不愿花钱消费将导致经济萎缩。正是由于货币及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存在，投资者才能方便而安全地从实物市场撤资。
正如货币不能游离于生产和交换环节而独立存在一样，信用也不能从“实际”经济中独立出来，它外表的独立实际上反映了其本质的不独立。“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对信用的需求，而信用又反过来扩大了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1981年，p.612）。可从以下角度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企业借钱投资或收购其他公司；企业借钱买原材料及部件；企业为顾客提供信用（商业信用）和个人贷款进行消费等。所有这些利用信用的行为使得生产和消费扩展到了一个仅凭当前收入所不能企及的极限规模。
除了这些借款方对信用有需求外，资本家及资金拥有者也想使他们的货币收益更高。来自生产的盈余推动了信用供给。这种信用体制使得各种形式的资本可以互相替代；它加速了各种财富间向流动性最强的货币的转变——“总财富的物质表现”（马克思，1973年，p.233）——并使原本不能增值的货币转变成了可以获利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对储蓄优于投资还是投资优于储蓄的争论都是不完全的，这两种活动是相互依赖的。
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消费不足论者早就指出，有限的购买力是资本主义永恒的矛盾。“所有危机的最终原因通常是贫困大众的有限消费。在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驱动面前，似乎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的极限”（马克思，1973年，p.615）。尽管理论上并不总是这样概括消费信用，还是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帮助资本克服其扩张障碍的现代例子。马克思说，对生产者提供信用，将使其生产能力提高到不顾消费极限的地步；而对消费者提供信用，将提高消费极限，同时给资金借出方一个使资金增值的机会，否则他们的资金只能闲置。
信用通过把企业和个人推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来提高他们的极限值。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体系一旦稍受到冲击，所借的债务就有可能无法偿还。因此华尔街就有一种说法：“成也杠杆，败也杠杆”。当然，认为信用导致了危机的产生是不确切的，这种冲击通常是债务人收入的断流，信用体系是危机发生和传播的中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危机通常表现为金融恐慌，而这种恐慌又促使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最近这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例子就是1929年股票市场的动荡，这场动荡可谓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和大萧条。对这场危机较为流行的解释认为破产成风是萧条的原因，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信用起着使股票保持高价位的作用，而且还能将生产能力提高到超过消费极限的水平。危机破坏了这个极限，使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债务无法偿还，而费希尔式通货紧缩就形成了。
当然，今天并不存在费希尔式通货紧缩；但代价高昂的金融抢救并非只限于美国。实际上目前美国对银行与储蓄和贷款协会的抢救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灾难相比还算是小的。据估计，美国的损失及抢救费用每年占GDP的3%。相比之下，挪威占4%，瑞典占6%，芬兰占8%（数据取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班牙以17%的比例高居全球之冠（1977~1985年）。总共约2/3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在1980~1986年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信用危机。这类危机都被很好地控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危机就不重要或很罕见。实际上，一些分析家认为过去25年所发生的银行危机无论从频率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古德斯汀和特纳，1996年）。
大崩溃不会再发生的理论存在一个重要例外。正如彭尼·斯坎内利（1992年）所说的，在80年代债务危机时，发达国家依旧欣欣向荣，而发展中国家都在遭受着经济的倒退。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远甚于发达国家。它们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占GDP总值的10%~25%。对于那些无力处理危机的国家，它们的经济经历了费希尔所说的萧条。
但发达国家成功的抢救经验向人们展示出，马克思严重地低估了国家的力量。他说，“允许一个银行，比如英格兰银行给那些缺乏纸钞的企业支付货币，并以他们过去的名义价格来购买贬值的商品”仍不能避免危机。中央银行和政府其实无需如此大动干戈，他们只需谨慎地进行监督，几十亿美元的拯救就会起作用（在80年代，谨慎监督原则被扔在一边，但90年代却多多少少地恢复了，除了少数例外）。
另外，信用已经扩展了很多东西的自然极限。当新的极限又要到达时，危机的威胁就开始显现了。当贷款建造的购物中心发现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时，储蓄和贷款协会的灾难就要发生了（且不说纯粹的欺骗、有可卡因和女招待的游艇聚会、储蓄银行的经理将资金挪用作为自己收集艺术品了）；公司收购时发生的垃圾债券危机和重组那些曾受资金支持的垃圾债券被认为是危险性因素。在这种意义上的货币与实际情况是有冲突的，但由于最终信托公司和艾伦·格林斯潘的出谋划策，这些危机不像60年前那样能普遍化。没有人敢说一切都会永远如此，但这可以算是资本主义政府管理的一次主要创新。近二十五年来以投资和生产的低速增长以及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为特征的美国经济，就是该体系对总以政治救世主自居的一种报复。但是，把那种慢性腐烂状态称作危机可能是错误的，至少以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因为“没有永恒的危机”（马克思，1968年，p.497）。
信用、意识与超越
社会和政治事实表明，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在引导生产方面作用甚微，股票市场对实际投资的影响更小。除了资金的借出方能从中获利外，社会并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好处。正如马克思（1963年，p.212）所说的：资金的借出方就像穷人一样，只能依赖于国家的收入而生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资金提供者只不过是"受人尊敬的乞丐”[29]。
马克思（1981年，pp.483~484）也曾经引用过莱姆斯的一句话：一个国家越富，将有越多的人成为资金的借出方，“在古老而富有的国度里，属于那些自己不愿意直接投资的人的资本占整个社会股票总数的比例要比穷人区的比例大得多”。马克思认为，这些资金持有人的财富不断增长从长期来看必将使利率下调。但事实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
作为众商品主宰的货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了经济的主角，因为获得货币就可以获得“衣服、武器、珠宝、美女和美酒等”[30]。当然，19世纪的大亨们喜好金钱，同时他们也把实物资本（像钢铁工厂、洲际铁路）视为引以自豪的资本。这些偏好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现代大款们对有价证券更是情有独钟。马克思（1971年，pp.454~539）精辟地写道：资本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利润（利息）看上去不过像是过程的产物，它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资本能使“钱生钱”的性质就像“树要生长一样”自然。
从工业主导向金融主导的转变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你观察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亚洲）以及资本中心地位的演变，你将发现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种转变的速度似乎正在加快，日本从工业强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对于金融意识很强的人来说，他们是意识不到生产过程的。不仅对统治阶级如此，对有些被统治者也是如此。对很多后现代文化理论家来说，阶级只是在生产占主导的时期才有效而目前已是过时了的概念，他们把当今世界看成是在消费领域中形成的一种认同感和欲望。安德鲁·罗斯（1988年，引自霍克，1996年，p.8）解释道：“资本，或我们想像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东西的魔影”[31]。资本成了虚构，成了想像的产物，而不是真实的社会关系。这样所有的冲突对抗都消失了，货币不是具有威胁力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欲望和自由的象征。毫不奇怪，这种论调来自资本后院的知识分子，奇怪的是，它还影响了其对手。散布这些欲望的各种形式（广告、公关等）自身成了学习的主要目标，掩盖了财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卫道士们的工作简化了。生息资本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游刃有余地解释，资本是生产过程中独立的价值来源，因而能像工人取得工资一样取得利润。利息，特别是复利，“就像恶魔一样宣称整个世界都理应是它的牺牲品，其本来的合法要求从未得到过满足，并经常被神秘的命运所挫败”（马克思，1971年，p.456）。对于那些企图改变或废除信用却不想涉及资产阶级生产力的变革者们来说，这一切都是舍本求末的行为。资本能产生利息的一面是资本的社会性的表现，而不是高于或远离了社会性，因此马克思认为，“废除了利息和生息资本，就意味着废除了资本主义本身。”
没有利息，资本主义也将不复存在，但信用和利息却早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受人诅咒的高利贷行为就是古代信用和利息的形式。高利贷主宰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随着敛财的加剧，也加速了它的灭亡。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行为是服从于生产的（马克思，1971年，p.531）。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是那么正确了，货币需求的地位似乎超过了生产，占据了首要位置。这可以从富国所制定的政策（打着要抑制通货膨胀的幌子，其实是要压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略见一斑。信用系统不像是要刺激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日益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当然，把这一切归咎于制定政策者的情感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随着经济的不断成熟和出借方资金的不断积累，家庭作坊似的小企业将被面向公众的大公司所代替。在资本市场上：
资本的所有特殊形式，无论投资于生产还是流通的专门领域，其区别都将消失。这一切都存在于千篇一律、毫无二样的货币之中……在这里，资本也的确会像各类普通资本一样在供求的压力下产生合并，但这最终都是受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们以一种有别于实际生产的方式的压力所致（马克思，1981年，pp.490~491）。
现代的有产者阶层主要是通过创造和交易对财富和他人劳动的要求权而形成的。
现代企业的所有者贡献了什么呢？马克思所认识的“联合股份”公司，以及我们所谓的为数不多的现代大公司，不像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样自己经营，去挣得某种类似于管理的工资以及部分利润，如今，经理们获得了一份较高的工资，但利润进了局外人（非管理人员）的腰包。当然，管理人员的工资应当看成是利润的一部分，但与股东收益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关系贬低为“寄生”，但并不全是这样。“社会形成的资本以利息为中心，但以一种中性和超然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的经济功能以企业利润为中心，但抛弃了一些特殊的资本主义特性”（马克思，1981年，pp.506~507）。那就是说，资金的出借方获得了类似于利润的利息，其本质是股利，经理们由于管理公司获得了像工人工资一样的收入而不是股票那样的收入[32]。把利润传统地看作管理人员工资的19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后期，股东很少参与管理，但他们的地位绝不能小视。
现代的老板工资相当高：一份研究表明，1995年大公司总裁的工资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212倍（达夫，1996年）。相比之下，在1965年这一比例只有44倍。但单纯作为经理角色的工资不可能这么高。总裁们的工资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他们能逃避决策失败的责任。同时，越来越多的高职业水准的经理们开始为股东卖命，“资产阶级似乎成了多余的人”。马克思说，通过合作，工人能像资本家那样雇佣经理（马克思，pp.511~512）。
信用的快速增长使得没有资本的企业家能使用他人的资本。对于其净资产只是狡猾地聚集起来的唐纳德·特朗普，大众杂志还撰文吹嘘他多么地富有，马克思写道：“某些人所拥有的实际资本，或公众均认定即将成为他的实际资本，现在成了信用的最基本结构。”对于用工人们节省的钱为自己牟利的现代养老金经理，他写道：“投机商是以社会财产，而不是其自有财产作赌注。同样，认为资本的来源是储蓄的观点也是荒谬的，因为投机者要求的是让别人为他存钱”（马克思，1981年，p.570）。
马克思认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责任替换链条，无论是对该制度的发展还是对更好的可能性的开辟都是必要的。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没收财富采取了相反的由少数人没收社会财富的形式。而信用则只是赋予这些人单纯的冒险家特征。由于所有权现在以股份形式存在，它的运动和转变就成了股票交易的结果。在股票交易中，小鱼掉进了鲨鱼口中，羊羔掉进了狼群。互相持股的体系已经与旧体制存在矛盾。旧体制下的社会生产资料将归结为个人财产。但向股份形式的转变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障碍。这种转变非但没有解决作为社会特性方面的财富与作为个人特性方面的财产之间的对立，反而从新的角度又发展了这种对立。没有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方式，联合持股不可能形成；没有信用体制，联合持股也是不可能形成的。由于这种信用体制，形成了由资本主义私人作坊向资本主义共同持股的公司转变的主要基础，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使联合持股公司逐渐心展到全国范围。资本主义共同持股公司以及合作企业可视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只是一个从反方向，而另一个从正方向而已（马克思，1981年，pp.571~572）。
在这篇节选的开头，马克思似乎在描述19世纪中期现代企业形式的金融恐慌，这一切又在当今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中重复。而在第一世界里，一切都显得更有秩序。但马克思的精髓之处在于，他指出公司提供了社会生产可以从作坊式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佐证。换句话说，现代公司表明，生产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将数以千计彼此独立的工人联系起来。当然，这种组织决非是由少数几个所有者和经理经营并为他们自身服务的，因为这些人的社会作用对企业的经营来说是外围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灭亡”（马克思，1981年，p.572）。
随着公司资本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形式，最终将使得资本家的所有权失去社会作用。实际上，共同持股公司中实现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在现代信用市场充分发展的刺激下，已经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
信用对超量生产和过量投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再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富有弹性的，但现在却几乎到了弹性的极限。这是由于大量原本不属于其所有者的资金被用到了再生产上。这些人不会像资金所有人那样反复掂量其资本后再进行投资。其结果将表明，由于信用体制的存在，资本生产的极限一次次被打破。还是由于信用体制才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一切都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赋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同时，信用又激化了矛盾和危机，这将促使旧的生产模式解体。可见，信用体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刺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速了社会财富的聚集。另一方面，它促使了社会向新的生产方式转换。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的存在，才给予了那些支持信用的人一些有利的佐证（ibid，pp.572~573）。
当代的反兼并、反一体化人士——那些在以旧金山为基地的国际全球化论坛（IFG）中的人，以及在其周围的人（亨伍德，1996年a；1996年b）——似乎对这些资本的社会化的意义不感兴趣，对以何种比例组织社会产品也没有感觉[33]。不错，大跨国公司即使在经济上不算过大，在社会和政治上是可能过大的，但维持一个工业社会而又不使其具备公司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认为，公司资本主义包含了超越自身的可能，只要在巨大而可持续的规模上组织生产，同时又使其所有者在社会意义上退化就行。温和地说，这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过时了，但却很值得重新发掘。就其将公司解释为包含了后资本主义未来的种子而言，对那种组织形式的分析是十分需要的——不仅为了解释更是为了转变。
注释
[1]凯恩斯的参考书，若无特别说明均指《凯恩斯著作集》，简写为《著作集》及卷号与页码。《通论》是第三卷，其页码编排与流行的哈可特·布雷特编码一致。
[2]产品由生产过程的费用来衡量，而企业的收入又是来源于生产。尽管以资产为比例的资本收益可能像个人的收入，但对于用来统计全国总产值及其组成的方法（NIPA）来说，它们是不存在的。
[3]后凯恩斯理论是凯恩斯核心论和右翼货币理论的随机组合，后凯恩斯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琼罗宾逊所谓的“伪凯恩斯主义”（该理论修正了凯恩斯的一些激进思想，把凯恩斯主义下降到一个违反经济规律的工具的程度）。尤其是在通过税收减免以及增加消费鼓励财政赤字，以达到抵抗萧条的做法上更是进行了驳斥。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稳定和为保证充分就业，而使投资处于某一水平的重要性。后凯恩斯主义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调节到最优。相反，市场经常失败，价格给投资者的信号不都是正确的，缜密的计划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原设想大相径庭。相比之下，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通常是出清的（即：供给与需求是均衡的，买方双方均能获得满足），价格所发出的信号是准确的，时间除了在短期外是不具有理论意义的。无论是极端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像保尔·大卫），还是那些综合了凯恩斯和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学家，都是属于偏左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之列。
[4]固定资本包括大部分机器设备和厂房、营业资本、在制品以及存货（凯恩斯《著作集》V，p.116）。
[5]注意利率仅仅影响投资的商品市场。凯恩斯曾精辟地说过，借款而进行的金融消费是如此的“不正常”，以致于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著作集》V，p.238）。现在它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无限年代的备忘录，在1996年的第一季度，除抵押贷款外的消费信贷在美国总共达到了1.1万亿美元，家庭抵押贷款为3.4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是不可忽略的。
[6]当我在1994年的一个展望利率的研讨会上提出这一论点时，阿兰·华尔特—一个撒切尔思想的追随者立刻提出表示反对我使用美国也作为美货币总量的选择，“不，不，不”，他说道，“你应当使用M0！”一个古老的理论可能很有效。一些由国际清算银行所进行的关于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那些有关货币导致通胀的结论是由于其中包含了那些高通胀国家的结果。如果将这些特殊点去掉，这种关系将完全消失。多数情况下，极端的通胀与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央行大规模发钞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在战争、社会动荡等非常极端的条件之下。换句话说，在富国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
[7]当然，在现实世界当中，对于不同期限以及不同的风险的贷款具有不同的贷款利率。当谈及某一加利率时是指在某一确切时刻某一种类的利率，凯恩斯使用货本边际收益率只具有修辞意义。
[8]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任何被称为“本质”的东西都是那些保留现状的东西。米尔顿富莱顿引进了失业的本质的思想。在他1967年在美国经济联盟的就职演讲中，他认为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使得失业低于正常水平，但通胀却是不可避免的（富莱顿，1968年b）。
[9]或者正如华尔街所流传的那样：牛市里，持有现金就等于持有一堆垃圾。
[10]这种描述适用于许多市场，而不仅仅是股票市场。最近25年来石油价格给我们上了堂什么样的课呢？长期的石油前景是每桶3美元还是30美元？这些价格有没有反映石油是一种有限资源呢？
[11]当然，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本哈姆的影响归结为竞争市场体系进化的需求的思想是很错误的。
[12]说“货币曲轴”，我是指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债务和利息，而忽视利润的重要性的人。
[13]这种思想在70年代风行全巴黎。在《生产的镜子》一文中，巴基拉德在1975年做过一个类似的论断。
[14]作为主要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之一的波尔·大卫在听到我对公司利润的下降将导致公司实际投资的下降的论断时说道，赢利的下降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
[15]弗里德与凯恩斯的理论都被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一些技术修正。正如精神分析学成为精神卫生学的分支一样，凯恩斯主义成为了经济周期管理的工具。
[16]因特网上有很多关于后凯恩斯思想这个论题的资料，网址为http://csf.colorado.edu/mail/p,kt/index.html。参见1995年4月~6月的文献。
[17]这段省略了有关货币与信用的区别的论述，类似省略在本书出现了好几处。狭义地说，货币是最终用于清算债务的工具，在认为只有黄金是货币，而纸币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金融工具只是信用的世界里，货币与信用的区别是固定的。但在黄金退居二线，纸币及电子交易流行的世界里，其区别就很难体现。通常我们认为国债是货币，但它们是由联储资产所支持的联储债务。货币账户只占了美国最狭义的货币供应量M1的1/3。支票是一个信用工具。传统上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多数货币形式体现了银行体系之间的债务关系。货币市场资金就类似于银行存款。对于硬通货的核心来说，这是超现实的，但它们认为黄金是货币本质的观点仍然是受社会，习俗的困扰。在高一层次中，“金属主义者”喜好黄金是因为黄金是货币的惟一形式，而不依赖于债务的产生。但如果没有债务的话，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债务比黄金对资本主义经济更有作用。
[18]正当我在校订此书时，明斯基逝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很难想像，二战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作了如此大的贡献，却默默无闻。
[19]“旁自”一词起源于由查里仕·旁自发明的一种著名的金融骗术游戏。该游戏承诺给投资者以较高的回报，但第一轮的回报是从第二轮的投入中获得，第二轮的回报从第三轮的投入中获得，等等，总有一天你的投入将不足以付出。这样整个游戏也就结束了。主流经济学家有时反对明斯基使用这一术语，认为公司融资使用这种术语很不合适。但对我来说，这是恰到好处的。
[20]研究现代“金属主义者”的人都知道他们对黄金的执著的背后存在着很深的势利，他们鄙视像纸币之类的货币，认为纸币缺乏稀有金属那贵族般的社会地位。从经济意义上说，他们喜爱朴素，排斥会阻碍繁荣的金本位制，以及会使繁荣难以为继的松散的货币政策。尽管这是符合经济观点的，但社会心理学又是另一回事，尽管黄金比粪便稀缺，但两者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区别的。
[21]或者像斯利特在1979年的歌曲中所写的“花钱、花钱、花钱”：“我需要一些新东西/一些琐碎的东西即可/我需要这来满足空虚的感情。”
[22]毫无疑问，性别的对比反映了传统观念。
[23]即便是像安华·莎克这样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非常重视金融的作用。对于莎克来说，股票回报率的易变性不是西勒提出的过激反应模型造成的，但这是实际经济发展的真实反应，对新公司的投资收益更是如此。莎克说，影响是单方向的，即：从现实经济到金融。金融对现实经济基本没有太大影响。莎克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机制来证明此观点。他可以预测边际利润，但现实经济的投资者没有一个人用他的方法进行计算。他的模型其实与华尔街的近期预测方法没有两样。当然，分析冢在事前这样做，而经济学家则是事后再做。
[24]这一中心的例子是：“我从历史调查中排除了西斯蒙第，因为一个对他态度的批评属于我处置实际资本运动的范畴”（马克思，1971年，p.53）。
[25]这种观点不仅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最终是受价值规律的调节（而包含于商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交换的一切），而利率只受市场竞争状况的调节（尽管广义上认为利率还受传统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当竞争决定利率时，这种决定从本质上说是随机的，只有那些痴心妄想的人才会希望从这种随机的资料中寻找某种必然性。
[26]即使在最困惑的时刻他也不忘进行预测。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前几天，他还预测纳粹分子不会掌权。
[27]这种货币观逐渐被后人所摈弃，像邓肯·夫利在给德·布鲁柯夫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一文作序时指出：马克思对货币的描述停留在“前模型”时代，因而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一系列模型之中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我们把货币的支配他人的属性与货币的劳动性结合起来是否能推导出马克思主义模型呢？
[28]即使是在金本位盛行的19世纪，金融体制的最终调节机构是英国海军支撑的英格兰银行。
[29]马克思反对将收入和资本混淆，资本是一种能产生利润的现金流，而收入则不是。从雇主的角度来看，给能创造财富的雇员发放的工资是一种资本。因为他们能够创造出多于他们工资的财富；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工人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如果你听不顺耳，那么去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吧！但不要诅骂马克思）。但对于乞丐和资金出借者，他们除了消费以外是不能为他们所获的收入创造财富的。
[30]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把资本主义称为是一种制度持怀疑态度。因为货币是财富的一般形式，且具有内格利所称的“政治”作用，它将各个部分（商品、服务、自然物甚至生命）变为单一系统中的可兑换的成分。
[31]罗斯似乎在后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因为最近更热衷于实物资产的研究而不是虚幻的金融资产。
[32]实际上马克思也预测到了米歇尔·金森提出的庞大的管理机构将吃掉股东的收益。“除了一些必要的管理人员外，若再增加管理和监督人员，那么这种管理和监督实质上是向股东掠夺的借口”（马克思，1981年，p.514）。
[33]国际全球化论坛受杜格·汤普金斯以及埃斯普里特·克罗斯因的资助。汤普金斯在第三世界分化中以及通过对国内工人的剥削而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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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十年》片段〔巴维尔·安年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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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十年》片段
巴维尔·安年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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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金融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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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金融市场理论
↘经济学的技巧
↘托宾的Q理论
↘英迪利安-米勒：一切都无关紧要
↘有效的市场
↘假消息、噪音、跟风和泡沫
↘市场人士的自我保护
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只是一个华尔街的公认印象。那么，沉闷的科学在更严格的层次上是如何解决金融问题呢？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认为是中性的——只作为交易的润滑剂，而本身并不是动力。然而，源自这个传统的理论只是智力游戏和20世纪80年代金融实验的市场包装。
将货币和信用混为一谈而不加以区别的金融，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很奇怪的[1]。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克劳多·波罗（1995年，p.3）指出：
似乎公正地讲，中央银行家们习惯于跟踪他们的活动在金融系统中产生的效果，更注重信用而不是学术，更习惯于按简单的范例进行思考，而在这些范例中信用不是明确出现的。类似地，在政策讨论中，信用在欧洲大陆国家比在盎格鲁-撒克森国家、特别是美国更受重视，部分是因为货币主义的传统理论不太流行……
波罗是正确的，中央银行家以及为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在金融与实际经济活动如何联系的问题上比学术界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他的简单范例指的是一些简洁的数学模型。经济学家建立这些模型用来代表现实社会，或者至少代表了理想的社会。这些范例经常完全忽视了货币和金融的存在，或者仅把它们看作一个附属物。那些并不忽视金融的美国经济学家建立起了自己的范例，但不论简单或复杂，他们反而把“实际”部门看作附属物。
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整套金融理论，在70年代成为商学院和出版社的经典书目。这套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与合理的，能够优化社会资金的配置，而企业的资金结构（账目上的资产和负债数量）则无关紧要。金融成为资产所有者的遥控器，把资产所有者从法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然地从衰退部门中抽出资本投入到有前途的部门，而对本身不造成任何损害。为了进行研究，金融领域的经济学家和教授们建立了许多有趣的模型[2]。
经济学的技巧
查尔斯·普罗瑟（1984年）列举出了现代金融理论所涉及的几个基本假设：
对金融经济学作出本质质·献的大部分因素，包括投奔组合理论、MM定理、有效市场理论和资产定价模型等，都是基于一个“理想市场”的假设：（1）无交易涉用；（2）完全及免费的信息；（3）完全竞争。
如普罗瑟指出的那样，“理论家，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变形，很快就假设了许多限制条件和（或）市场失灵”，比如“机构的刚性和（或）工资—价格刚性、非市场交换、外生因素决定的长期合同以及货币错觉；此外，你还可加上自己喜欢的其他条件。”但普罗瑟认为，我们需要纯粹的反映市场功能的模型，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市场。在经济学中，现实并不作为分析的起点，而被看作是理想市场的限制条件或者例外情形。
如果你读过新古典经济学——过去被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你就会知道：市场是神奇地自由。价格温和地浮动以达到自然水平，商品和资金被引导到最优状态，而物质生产和个人的幸福均达到最大化。但开发和维持市场的成本是很高的，即使受自由市场驱使的“调整”是有效的，也很难保证效率的提高能超过市场的成本。例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很大程度都是基于心理分析和虚幻的假设。在第2章已经提到：金融是很昂贵的。信息的获得也不是无偿的，消费者和企业家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寻求他们的目标。同时，并不是每个参与者都能平等地获得信息。只有少数股东能承担巨资用来研究并获取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
面对经济学术文献，非经济专业的人简直无所适从。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微妙的模型，而经验性的工作是代入数据验证模型[3]。金融理论是经济学中最为数学化的一个分支。
经济学也曾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阶级、权力、体制以及世界观。在19世纪，政治因素开始消失；到20世纪中期，数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英语国家中，经济学越来越接近于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彼得·肯尼迪（1987年）在他的一篇导论中指出，“似乎很奇怪”，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对计量经济学的定义。他还指出：他写的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导论侧重于“统计技术在解决具有经济科学特征的经验性问题方面的发展”，而他对“科学”并没有作任何注释。
1990年，杰拉尔德·德布罗（就任美国经济协会〔AEA〕主席，1991年），他以该领域专家的身份在演讲中提到：在1940年，一个人只要掌握了本科数学基础就能跟上发展；而到了1990年，“进行研究生数学的培训则是必不可少的”。对德布罗而言，该领域一直“得益于高度抽象”，但是他的文章却很少提及这方面的进展。他的数学推导的确掩盖了一个问题——这导致了该专业的孤立，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被数学本身的复杂性占据了，而不再重视它能解决的问题，一般人无法理解这复杂的数学也造成了人们对它的畏惧。“因为它所包含的信息是没有掌握适当方法的经济学家所无法得到的，因此，只有理解秘诀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样，经济学把自身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开来，并且为自己所幻想的精确性而陶醉。
经济统计数据总是不完全准确的。这并不是因为数据收集者不诚实或不称职，而是因为数据本身就有这种特性。国民收入统计数以亿计，但这个数仅仅是估计值，是通过很不完善的收集和计算而得到的。GDP的估算从来不会像人们想像得那样精确。运用统计软件利用两三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全面估算，你很可能会把误差累加或产生相关的问题。投资很难估算（软件算资本吗？）折旧更难估算，但这些都要成为估算增长率、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基础。收入和生产的数据经常以估算就业而进行推断，其中所揭示的关系很难说明问题。计量经济学家甚至用复杂的技术手段去弥补数据上的欠缺，但这都摆脱不了古德哈特定律，即，“所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用来制定政策时都会破灭”（肯尼迪，1987年，p.6）。
这些年来，计量经济学发展得更为复杂，但总体上说，计量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对比两个或多个变量，寻找它们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关系，去验证一个观点。分析家可设计一种模型，分别代入或共同代入货币增长率、利息率、私人投资以及政府开支的变化量来预测GDP增长率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模型中，GDP不是独立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独立的。对于如何为模型选择变量，肯尼迪（1987年，p.69）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因素是所选择的经济理论。如果经济理论不能保证这个变量成为解释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就不能列入潜在的独立变量集合。确定理论要先于独立变量的适用性测试；这能防止某些变量因偶，然“解释”了非独立变量偏差的显著部分而被作为独立变量。
这使得对假设的测试——而假设是来自对现实的观察——进入一种纯粹的理想状态。观察和经验不再受到信任，而理论却成了指导方针。在大多数理论家和理论的偏差不变的前提下，可以相信，这种经济学能够证明自由的市场是社会组织的最佳原则。
有关偏差的一个例子是最低工资，这是多数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阻碍就业的因素。原因很简单，提高产品价格（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需求就会相应减少。提高最低工资，就会导致低收入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但是，通过在最低工资变化前后对雇主的调查，戴维·卡德和艾伦·克鲁格（1995年）指出，上面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在《秘密与测量》一书中他们花了不少篇幅回顾了学术界一致认为最低工资是罪魁祸首的原因，并总结道，表明高工资减少就业的早期研究是杂志编辑们的“出版偏见”。而且他们非常策略地指出：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偏差，但他们仍然坚持这种低劣的学术游戏，“寻找标准和挖掘数据”——按照希望的结果进行拼凑。他们指出：虽然一些早期研究是基于有严重缺陷的数据，但由于结果符合政治和专业的观点，因此几年来并没有人发现其错误。
在预测中，热衷数学的经济学暴露了自身的缺陷，正如瓦西里·列昂惕夫（1971年）所评论的，“在其他经验预测中，从来没有运用过如此庞大且复杂的统计工具，却得到如此无意义的结果。”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在分析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世界经济展望〉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做的预测的准确程度时，国际货币基金层的经济学家M.J.阿特斯（1988年）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可比的：只要没有拐点，在一年之内，预测值与公布的记录值很接近。换句话说：如果下一年和这一年的十分相近，那么预测就会很准确。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经济学家（福勒顿，1992年；桑德斯，1992年；罗森特，1992年）回顾了该局自己的就业预测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在1973年对1990年进行的预测中，大大低估了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持续上升。而在1978年、1980年、1983年和1985年预测的199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比例（LFPR）都很低，但实际上1978年底的女性劳动力参与比例已经迅速上升，早该被注意到了。在宏观经济预测中，1978年和1981年预测的1990年GNP过于乐观；1978年预测的增长率为11.5%，这可是不小的3860亿美元。虽然误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小，但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预测总有过高的趋势。预测GNP的结构要比预测GNP总数难得多：1978年预测1990年消费占的比例过高；而1981年的则过低；1983年和1985年的预测值虽然和实际很接近，但都没有反映出非耐用消费品份额的下降和医疗及金融服务开支的上升。劳工统计局也没有预见到非工业化的趋势和商业性房地产的过热——这些造成了美国宏观经济在90年代早期的不景气。劳工统计局自己进行总结的时候说，“越接近目标年份，预测就越准确……但缺点是很难正确预测美国经济中主要的结构性转变”（桑德斯，1992年，P.15）。换句话说：越是在世界发生变化急需预测的时候，预测却越不准确。在假设现状不变的情况下，预测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是最准确的。
这个小小的回顾不只是使官方为难（当然这样做会很有意思），而且损害了传统的对经济学数学化的信心。很少有别的领域像金融这样充满了数学。很多严密的理论在50~70年代发展起来，但只是到八九十年代才受到更为严密的理论的挑战；可是，关于资本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巧妙的、具有影响力的和空洞理论的一整套体系却仍然受到质疑。即使很多金融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基于成千上万个数据的经验性工作，也不能带来任何启迪，因为他们在力图解决一个自我循环的、甚至是幼稚的问题[4]。
在德布罗之前的20年，列昂惕夫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时讲到，自我循环的特性是导致计量经济分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相同的、众所周知的数据，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通过正规的统计对比来验证各种理论模型。很明显，在大多数精况下，得出一个结论要靠多个数据，而不是一个。整个过程的有序性和系统性使人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感觉[5]。
他继续讲道，一个实际过程还需要交叉领域的配合——深入工程领域（如企业组织）以理解生产过程，深入人类学和人口学（或心理学）以理解消费。但是在传统分析的奥妙世界中，一个价格是取决于其他的价格，一个产出是取决于其他的产出，如此这般——正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有趣的事件——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在70年代的兴起和在80年代的衰落——被归结为“外来打击”的范围。许多经济周期理论将衰退解释为纯粹的外来现象，这对学者很方便，使得理论家不必去费神解释繁荣和崩溃；在意识形态上也很方便，因为它不认为市场是动荡的根源。
学习经济学能使人油滑。心理学研究表明，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比一般人更倾向于“自由放纵”——逃避为“公共利益”做贡献而追求更多的个人回报。经济学家比其他学术人士在慈善募捐上要表现得差很多。在“囚徒困境问题”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容易出卖对方[6]。在学了经济学而不是天文学之后，学生变得没有以前诚实——比如，更倾向于不愿把拣到的钱交回去（富兰克、格罗维奇和里甘，1983年）。
这实际上并不奇怪。主流经济学完全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观点上，个人理性地追求从消费中获得最大的满足。很少涉及感情、不确定性、无私、社会全局等因素。这是否能准确地描述每一个普通的人有待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系统和经济学法则对符合这一模型的人给予了很大的回报[7]。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年金融经济学家发展出的三个最重要的理论：托宾的q理论、莫迪利安-米勒定理和有效市场假说。第一个理论分析了金融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第二个理论认为金融和现实世界是基本无关的；第三个理论影响深远，它认为市场是进行调节和配置的奇妙工具。与其他模型一样，它们也试图把世界简化来加以说明。但它们都错了。
请注意：高深的金融理论总是和政治右倾相关（芝加哥大学基本上是两者的同义语）。但莫迪利安，特别是托宾是主流经济学家里最“自由的”。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类似，塑造市场也是两个政党共同的事情。公正地说，托宾对金融系统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对耶鲁的学生投向华尔街深感惋惜，他认为“金融活动远离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是对人力和财力的浪费，“这些活动为个人带来很高的回报但并没有相应地提高社会生产率”（托宾，1984年）。在21世纪基金大会（1992年，p.23）上，他向他的同行们作了关于“市场投机与公司监管”的报告，并提出了证券交易税的建议。然而，主流观点右倾到这般地步，以致于这位老式的凯恩斯主义者看起来有些像一个叛逆。
托宾的q理论
詹姆斯·托宾和威廉姆·布莱纳德从凯恩斯《通论》的几句话出发，提出了有关金融市场如何调节投资的理论。凯恩斯（1936/1964年，p.151）说：
股票交易所每时每刻进行的估价，虽然它主要是有利于个人之间转让已有的投资工具，但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前的投资利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建立一个新企业的成本高于可买到的类似现存资产的成本，那么新感企业就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如果企业能从股票上市中立刻获得利润的话，那么即使斥巨资新建项目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作为现代经济学家，托宾和布莱纳德（1977年）想把凯恩斯的文字转换成为数字，用严格的科学来论证他的这种“常识”。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市场对一个企业的估价很高，那么该企业就会大量投资；相反则会减少投资。凯恩斯只谈到了股票，而托宾和布莱纳德还分析了债券。具体地说，他们把q值定义为一个公司的股票和长期债券的市场价值与其实际资本价值的比率。当q值大于1时，企业应进行投资，因为市场的回报会大于投资。如果小于1，企业则会发现其市场价值——主要是股票价格，因为债券价格的波动很小——增长幅度要小于投资价值。合格的经理是应当遵循这些信号的。
通过与布莱纳德断断续续的合作，托宾又提出：调节q值是中央银行控制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在联储降低利率时，股票和债券价格回升；银根紧缩时，证券价格下跌，因此，上涨的市场会诱导企业的投资。相同的推理过程也可用来分析家庭，因为金融资产价值的变化会促进或减少家庭对房子、汽车以及其他商品的购买欲望。
大多数银行家认为，资产（不仅包括股票，还有债券和地产）价格的变化都会对企业和个人的开支产生影响。但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人工克尼肖（1995年，p.3）承认，尽管中央银行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经验，但其中的机制仍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更何况，过去20年中的金融松动和革新使得问题变得愈加含混不清了。据联储推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半是通过影响家庭收支起作用的；证券（尤其是股票）价格的升降直接影响消费支出。如果政策导致利率下降，而股票价格上升，那么持股家庭的花费就增加。其中的原因还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股票市场和消费支出都独立地对低利率作出反应，而认为股票“导致”消费开支增加的结论一般是混淆了因果关系。或者说，市场的机构化减少了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又或者是，家庭的收入在90年代前期就很糟糕，甚至连牛市也没有多少帮助（斯特德，1992年）。无论是什么原因，q理论在家庭中的应用不像以前那样迷人。
我们已经有点游离于托宾的理论了，那是有关金融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的。根据经验来讲：它不适用于企业，而这要早于它不适用于家庭。让我们先看看q值是如何精确计算出来的。托宾和布莱纳德用股票的市场价值与长期债券的市场价值之和作为分子，虽然对单个企业和整个行业的股票市值进行准确估计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每一分钟都会有所不同，但对长期债券市值的估计却只能是相当粗略的。凯恩斯最早仅研究过股票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是不停地对企业资本进行估计和重新估计的。分母是企业按重置成本计算的企业资本设备的价值（也有人用资产减去负债所得到的净值来计算），在实际应用中，这些细节差异不大，不同形式的q值的变动是很一致的[8]。因此，采用哪种形式的4值影响不大。
托宾和布莱纳德1977年的报告涵盖了1960~1974年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q值能很好地解释投资。但如图4-1、图4-2所示，情况在报告发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图中的前半段q值和投资似乎是步调一致的，但快到中间的时候二者就已经分开了。口值随着70年代股市的下跌而下降，然而投资却是增加的[9]。q值随着80年代股市的上涨而上升，但投资却没有跟上来。实际上，自1970年以来，较高的4值一直伴随着较低的投资，而较低的q值一直伴随着较高的投资——这跟q理论简直完全相反。
图4-1q比率——资本费用占GDP的比率
图4-2q比率——标准普尔500三年价格实际变化
注：这里的q比率是非金融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之和除以有形资产的价值（固定资产加库存）。数据来自联邦储备基金账户。资本费用也来自上述账户，包括固定投资加上库存投资。S&P是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因消费物价指数而下跌。1994年和1995年有形资产为作者根据国民收入账户投资数据估计。1995年股票价值根据标准普尔500估计。数据仅为1995年第一季度平均值，图中包括的年份不同是因为资本费用数据始于1952年，而平衡表数据开始于1945年。
70年代出现的偏差有时被解释为石油价格的上涨，这导致了许多老式资本设备过时，迫使企业投资于新的节能技术。这也指出了口理论的核心内容所存在的问题。这个理论是关于新增投资，或称“边际投资”的，如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一项新的投资只有得到股市的认可之后才会作出。但我们知道市场只能估计现存资产的价值，因此对边际q值只能进行猜测。如果一个经理进行投资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的话，很明显他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股市的认同。企业对利润的理性追求会在短时间内起作用，但如果边际q值比平均q值高许多的话，持续的投资将使得q值上升；但实际并非如此。直到80年代早期牛市出现的时候，q值才开始上升。
其他分析家认为q值对于实际投资是一个弱解释变量，而用股票价格的变化解释起来则好得多（巴罗，1990年）。这也许是因为股市是经济周期一个领先指标，对利率和中央银行的政策变化能作出快速的反应，而不是其他单独某方面的原因。兰德尔·莫克、安德鲁·施勒费尔和罗伯特·维施尼（1990年）发现，在1960-1987年间，一旦把基础因素（比如销售和利润的增长率）控制住来分析股市和经济整体或者个体企业的详细情况，股市对于实际投资就几乎不能作出解释了[10]。当引入外部融资（新发行股票和债券）时，解释能力有所增加，但不是很大，而且新债券比股票的作用要大。莫克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利润下降的年份企业靠借入资金来维持投资。他们的结论也被布兰查德等人（1993年）所证实，用利润等基础变量解释实际投资要好于用股市的变化来解释。
虽然用q值解释投资很困难，但它似乎能预测股市并解释企业合并。这并不奇怪；因为q值等同于华尔街分析家所称的市场-账面比率，即企业股票价值与其净资产的比值。低于账面价值而出售的企业被认为是便宜货，而对于高于账面价值而出售的企业则被认为是过分定价，但“高于”是一个常常带有水分的概念。如图4-3、图4-4所示，q值高预示着企业多年的业绩不佳，而q值低则对应着企业的迅速发展。这印证了像本·格拉海姆和沃伦·布法特等所谓“价值投资者”的观点，即当股票“便宜”时购入，而当价格高时则避开或抛出。
图4-3非金融公司资本费用——1952~1997年股权市值占GDP比例
图4-4非金融公司资本费用——1954~1997年内部资金年度变动
注：内部资金包括缴税和分红后的利润和折旧费。资本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投资。转换率为名义值（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修正）。除了GDP来自国民收入账户，其他的数据均来自资金账户。请注意内部资金和投资的紧密关系，以及股票市场和投资之间的松散，甚至是相反的关系。这些图直观地企业的投资取决于预期现金流，而不是q值和股价变化等股市指标。
几乎可以肯定，80年代的收购和重组热潮是由于70年代的q值较低。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金融趋势：贷款购买低价企业的股票，然后从中牟利。这种对股票的需求抬高了股票的价格，到80年代末期，投机者靠贷款买到的资产都是过高估价的了，这也是热潮到后来崩溃的原因。
莫迪利安-米勤：一切都无关紧要
也许最美妙的金融模型就是莫迪利安-米勒定理，它是最早出现的模型之一，被行家称为MM模型。MM模型认为：企业如何进行融资（是通过债券还是股票）关系不大，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在理论家找到影响因素之前，企业一般会明智地首选内部资金，因为自己的资金使用起来很顺手，不像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那样总喜欢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和令人不快的要求。此外，贷款排在第二位。由于即使在企业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必须偿付贷款，因此对借款一定要小心谨慎。少支付一次利息就可能违背贷款和债券合同的责任条款（违反一条就视同违反全部，“完整性”在放贷者群体中仍是很时髦的），意味着企业将导致自动破产。但是只要新投资的回报率能保证获得高于新贷款的利息率，贷款就可以获得利润，也能使得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业绩好转。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债权人一般不对运转良好的企业说三道四；从外部所做的监督最少，但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入。
最后是向公众投资者发行新股票。红利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尽管分红很少的公司股票会下跌——而增发新股意味着新的对外部投资者的强迫。它也意味着老股东的权力被新股东削弱了（术语叫作“稀释”）。
根据这样的融资排序理论就可以推论存在一个“理想的”债务水平，这个理想水平可以用使公众企业的股票市值达到最大的不同金融资产的结构来衡量。如果一个企业的投资能获得比贷款费用更高的收益，那么这个企业贷款进行投资是可行的。但提前必须是有足够的机会去获得高于利息率的利润率；企业只有在市场饱和之前才有可能扩展，而且脱离了原先业务的经理们也很难重新振作起来。借给企业资金的人看到企业的债务越来越多而感到惊慌，要的利率也越来越高直至企业无法再接受。在有些情况下，新投资的收益率会低于贷款利率。此时，新增贷款会降低企业的收益以及股票的价格。如果将债务水平放在纵坐标轴上，而将股票价格放在水平坐标轴上，那么将得到一个口朝下的U型曲线——即：随着债务的增加，股票价格会上升直到债务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接着就开始下降而企业面对着更大的危险。至少，传统的观点是这样的。
莫迪利安和米勒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不承认这一正统观点，他们提出了有些让人反感的观点，认为“任何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它的资本结构无关”以及“企业资本的平均费用和企业的资金结构没有任何关系”（莫迪利安和米勒，1958年）[11]。对于一个未借过债的企业，借债也不会比使用自有资金便宜，而且经理们也不能通过接近某些理想的债务平衡点来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上面的讨论尽管很抽象也很正式，但归结起来说，投资者可以放弃由贷款带来的预期收益，把负债不断增加的企业的股票卖掉（因为风险随贷款而增加），这样使得企业的股票下跌——或者相反地，投资者可以直接购买债券而向企业提供资金，这样先入为主地与企业管理层的策略相一致。如莫迪利安和米勒指出的，“便宜的外来资金产生的收益被因企业债务增加而导致的股东抛售股票而抵消”。米勒在一次采访中说：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并不能让你的钱越来越多。
实际上，莫迪利安起初对他们自己的理论有些怀疑，但米勒“坚信自由市场在实现可预测的最优结果上的强大力量，并且坚持他的立场。他说：‘我相信它！一开始我就相信它是正确的’”（波斯特，1992年，p.174）。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被认为是在倡导宗教而非科学，但米勒的话却恰恰体现了市场主义者对信仰的虔诚。
MM理论研究的公式要比实例多得多，他们的确展示了一些经验性的证据说明了企业的资本成本和金融资产结构无关。他们绘出的43个电力公司和42个石油公司的资本成本和负债比例的曲线是很分散的，看不出很明显的一致趋势。
MM理论在结尾总结时列出了该模型的一系列缺点，包括：静态特性；完全竞争假设，即价格根据新的信息能作出及时与合理的调整；以及自由出入资本市场。但在实际当中，再好的计划也总被时间打乱；完全竞争市场并不存在，即使资本市场的竞争也是有限的；也只有非常巨大的企业才能不花太多费用以及不受阻碍地自由出入金融市场。建立模型的人相信，这些缺点（现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只不过使得研究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一些，而不会使得模型变得毫无意义。
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莫迪利安和米勒更注重研究单个企业，而没有考虑单个企业的资本综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信用的扩张能刺激经济发展，而债务的全面吃紧则有可能毁灭经济，或预示着经济出了问题或二者兼而有之，但这种可能性往往被人们的假设条件给忽视了。同样，高度负债的经济在冲击面前要比轻度负债的经济可能显得更脆弱，利息负担高的企业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也少于负担低的企业。莫迪利安和米勒也没有考虑在“债务”和“资产”等字眼背后所隐藏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形态的差异——美国松散的金融市场跟德国和日本严格的市场就是鲜明对比。
五年之后，莫迪利安和米勒（1963年）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承认他们忽略了将用于抵押的税收收益。因为美国企业可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应付的利息，但股票的红利不能扣除，所以负债的增加注定降低了企业的税率。他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可以盲目贷款；当企业债务增加时，债权人放款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苛刻，经理们也不会超过他们的信用控制线而不给困难时期留一些余地。
有了关于税收的修正，MM理论被那些对金融和模糊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而现实世界则消失了。在30年后的一篇挑战传统理论的论文中提到，MM能胜利地“直到最近还统治着投资领域……主要是因为其理论的魅力”（坎特，1992年）。这个理论帮助了那些建模的经济学家；马克·格持勒（1988年）指出，“先不说其形式的优美定理的吸引力在于它为研究者提供了进行大胆假设抽象复杂金融现象的方法。”对于一个问题，你的公式里只需很少的变量；而对另外的问题，就应遵循具体分析的原则：你的分析单元只能集中在企业或家庭上，而忽略掉类似于金融（或全国）市场结构等深层次的社会体制。例如，新古典主义的投资理论本来是没有考虑金融的。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下，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了货币而没有注意信用——只看到了能促进买卖的交换中介而不关心用于金融投资和消费的长期债务。
但MM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因为杠杆融资专家、银行家及其说客在整个狂热的80年代都传诵着“债务无关紧要”的口头语。1958年的报纸曾说过，债务不会让人生活得更好，但是迈克尔·米尔肯用这个理论去使人们相信债务没有害处，因为可以减税，所以能让人过得更好。1989年夏天，在一轮疯狂的贷款成为坏账之后，《商业周刊》（法莱尔和纳塔斯，1989年）这样描述了MM理论的广泛影响：
这种原理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两位经济学家：米勒和莫迪利安。他们指出，决定企业市场价值的是赢利能力而不是其资金的结构。因此，高额借债能起到作用，因为按税收规定企业可将所付的利息从税收中扣除……他们的推理很大胆——请注意，债务在当时是很受忌讳的——但他们的理论经过20年才被人们广泛接受，而这主要是由于迈克尔·米尔肯对低价债券（即垃圾债券）市场的大力培育。
在80年代的经济文章中有很多类似的观点，即使1989年夏天的债务灾难也没有让人对此产生怀疑。比如，《欧洲金融》（萨克瑞，1989年）指出：用2000亿~4000亿美元进行企业的重组是不够的，也许只是一个开头。这是“现代企业金融理论”倡导的一种准托洛斯基式的“不断重组”论。资金结构尽管在不断变化，但它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观点哺育了企业，或至少是为企业做了辩护。
金融如何起作用
此类毫无价值的观点被学术界视为毫无价值的逸闻趣谈，但到70年代末期，金融至关重要的观念膨胀为主导性话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融修正者经常引用的一篇文章，格雷和萧（1955年）写的那一篇，很快就被MM理论所遮蔽，二十多年里几乎无人提起。但格雷和萧的观点仍然是重要的。他们认为；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的主要区别之一是金融系统的深度；在一个新成长起来的经济中，银行只起到接受存款和提供信用的基本作用，但在发达的经济中，种类繁多的金融机构将借贷双方广泛联系起来。在简单的经济中，弗里德曼派认为只注重货币就可以了，货币包括现金、支票存款和短期储蓄，因为货币可以控制交换的各个方面。而在发达经济中，金融创新早已脱离了货币的形式。按照格雷和萧的理论，复杂经济中最重要的是“融资能力”，即衡量借款者吸收债务的能力。因此，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资金结构起很大的作用；债务累累的企业和家庭是要接近崩溃点的，但债务很轻的企业却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这样的理论仍有人坚持，但MM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工商院校的主要课程并熏陶了一大批经理和金融家。
经济学很少有机会在真实的社会中接受实践，但金融理论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却经受了一次彻底的考验。在这次经历之后，很难再认为资金结构是无关紧要的了。例如，理查德·坎特（1990年）研究了586家公司从1971~1986年间的表现，结果发现：高负债企业在投资和就业方面的表现比低负债企业更反复无常。也就是说，在形势良好时，高负债企业发展很快，但在形势不好时，它们同样迅速地倒退——美国的经济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就是这种情况。
坎特还推测说：高负债会“在管理上造成讨厌风险的态度”，销售下降（衰退的一般表现）“导致企业推迟投资，竭力避免库存增加，尽管他们在利息和其他费用方面有所增加”。在管理者的头脑中，保持现状以偿还债务成了头等大事。
坎特曾受斯蒂文·M·法扎利、·格伦·霍巴德和布鲁斯·彼德森（1988年）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资金结构和投资活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扎利等人谈到：多数投资模型是基于对证券市场的刺激作出反应的“代表性企业”。如果代表性企业缺少投资资金，而该项投资又可通过正统金融市场的检验，就不应该存在筹资障碍。外部资金是内部资金的最佳替代。“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上，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与其金融状况不相干的”。在MM理论出现后，认为企业筹资的偏好层次——即按内部资金、债务、股票重要性依次递减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因此，问题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代表性企业。虽然大型的老牌企业能很容易地取得别人的资金，但小型的新企业则做不到。为了体现这些重要的区另别，法扎利和他的同伴一道从价值曲线数据库中找出427家在1969~1984年间一直都在经营的制造业企业并将其按照红利在利润中的比例分为三组。
法扎利等人推论说：如果不考虑资金限制，那么企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现金流量的。增长时期的企业投资主要依靠外部资金。他们用偿付比率（红利在利润中占的比重）代表资金限制条件。比率小于10%的49个企业分到第一类，比率大于10%而小于20%的分到第二类，大于20%的分到第三类。从表4-1中可以看出，随着类别变化，销售增长率和投资比率都下降，这类似于现金流量（主要是利润加上折旧）和投资的相互关系。由于现金流量的多变，受资金限制的企业的投资变化要大于不受限制的企业（可从标准差数据中看出）。
表4-1金融限制与投资
项目公司分类
第一类第二类
第三类
公司数量4939
334
保留比例（%）9483
58
年销售额增长率（%）13.78.7
4.6
投资/资本比率（%）
均值2618
12
标准差179
6
现金流/投资相关度0.920.82
0.20
注：关于分类的解释，请参见正文。
资料来源：法扎利等，1988年。
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那些能依靠外部资金获利的企业获得的外部资金最少，而投资前景不那么乐观的企业却筹集了多余的资金。第二，受资金限制的小企业在经济环境的变化面前很脆弱；而利率和销售增长的变化将很快导致投资的变化[12]。紧缩银根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对成熟的大企业影响不大，但却抹杀了很多有前途的企业。第三，在理论方面，资金结构是重要的，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
与30年代相比，从近期经验中得来的例子就不算什么了。本·S·伯那克（1983年）指出，大萧条持续的时间和萧条的严重性受信用中介成本增加的影响。经济学家的说法是：银行系统不能正常作用——即能高效地促成借贷者之间的交易。按照伯那克的观点，在极端不正常的时期，中介环节受到干扰。存款者不把钱存到银行里，银行家也只能获得很少的存款。尽管我们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曾见过类似的不正常行为，但这和30年代是无法相比的。从1929~1933年，几乎有1000家银行破产；经过破产与合并，银行的数量在4年里减少了一半。同时，个人和企业借款者的破产数量也是史无前例的。在1934年对22个主要城市的调查中，当地居民破产比例从最低的里奇蒙德的21%到克里夫兰的62%不等，大部分都是在40%左右。在之前的一年当中，45%的美国农场主拖欠抵押债务。到1934年3月，310个3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有37个破产，并有3个州破产。
然而在企业中，情况是不平衡的。在1931年和1932年，税前利润总额是负的，这是自1929年国民收入账户启用以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部门完全亏损的一年。但损失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当时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企业仍保持盈利，而资产少于5000万的企业仅在1932年就损失了资产的33%[13]。
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信用中介几乎被冻结。因为现金在30年代早期奇缺，所以有富余现金的个人不愿把钱存入银行。同时，其他银行也提前收回尚未成为坏账的贷款，不再向外贷款，把钱都买成国库券贮藏起来。虽然大型企业总体上没受损害，但银行信用紧缩伤害了小企业、农场主和家庭。毫无疑问：拖欠、破产和银行倒闭形成了恶性循环，甚至能良好运用贷款的借款者也无计可施了。
虽然金融危机在1933年3月随着罗斯福宣布银行停业整顿而结束——停业整顿是官方承认的1929-1933年收缩的低谷——但是小企业到了1935年仍感到借款困难，甚至到1938年仍是这样，伯那克的调查作了说明。家庭抵押市场也是类似地冻结着；借贷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新政”信用计划的结果。
弗雷德里克·S·明斯基（1978年）在一篇现在看来是人们恢复对金融的兴趣的里程碑式论文中指出：家庭层次上的金融机制虽不直接导致萧条，但在传导萧条中起重要作用。在20年代，受股票市场繁荣的鼓舞，家庭借了大量债务，而当1929年股市和地产价格暴跌时，他们则变得相当“窘迫”。情况更糟糕的是：在1929年和1933年之间的总体紧缩使得消费物价下降25%，这大大增加了实际债务。从1929~1935年，实际家庭净资产值下降了12%（按明斯基的估计），这也等于降低了资产的价值而同时提高了负债。在30年代中期形势好转，但1937~1938年间又出现了类似1929-1933年的衰退和股市暴跌，但程度略轻。明斯基推测说：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及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的增加）会使谨慎的消费者推迟购买商品。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导致对房屋和耐用消费品购买力的下降，这些都要求购买者有借款和信用，并在将来有足够的收入偿还。
欧文·费希尔（1933年）在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金融卷入程度是一般性下降（并不是衰退）和类似1873年与1929年那样的大崩溃之间的区别所在。通常，暴跌紧跟着信用的繁荣而来，这使得企业过度负债，无力阻止经济衰退。这个被称作债务紧缩的过程虽很简单的，也很有道理，但在二战后却被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由于信心动摇而引起的温和下降，使得负债者因现金减少而不能履行债务。为了还债而加强资产的流动性从而降低了实物的价格。总体价格的降低使得生产无利可图，因为成本是按照原先的高价格制定的，同时他们的债务负担也增加了。企业只有面临削减生产，解雇员工，需求减少，利润降低，而这又导致债务增加，资产净值变为负数。费希尔指出，直到1933年罗斯福整顿银行以前，任何阻止下降的努力都不起作用。政府干预化解了具有毁灭性的趋势；否则，经济崩溃会摧毁一切经济成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政府的破产[14]。这意味着，此类通货紧缩之所以不可能在当今出现，是因为政府很早就开始干预了（明斯基，1986年b）。
大萧条在理论上的启示是金融对于企业和家庭的作用很大，再也不是中性的了。冲击较少地来自估价（q值与投资支出的独立性以及资产价格与消费开支的弱相关性），而来自对利息支付占当前收入的比例以及获取贷款的能力（获得新贷款延续旧贷款的能力）。金融既能刺激强劲增长，也能导致急剧下跌。
分析大萧条背后的金融机制对近期历史也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衰退，这令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比任何观察家都感到迷惑。他在1992年11月访问日本时说：“没有任何模型能够解释我们面临的趋势，这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困难的环境”（斯特古德，1992年）。从理论上讲，格林斯潘是一个传统的货币中性论的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实际的中央银行家，他却知道联储必须调低利率，否则经济就要进入衰退。他这样做了，经济因而没有衰退。
1994年，有电话号簿那么厚的联储纽约经济学家研究报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94年）总结道，80年代的经济过热受政府、企业和家庭过度使用信用的影响，1989~1992年的衰退（比1990年7月~1991年3月的衰退还要长一些）同样是由于信用机器的故障而引起的。尽管很难准确预测造成故障的具体原因——格雷和萧所说的融资能力的降低：债务重的人不能或不愿借更多的钱；贷款和低价债券市场的崩溃导致新信用的缩减；剩余的借款人仍然将钱借给敢冒风险的客户——各自所占的比例，但所有这些都对衰退多少起了作用。按纽约联储的调查，对小企业的信用减少是最重要的。从报告中可以推断，从1991年衰退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机器的问题。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美国近年异乎寻常的财政紧缩，因为美国政府自身的筹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而从1990年预算以来一直减少赤字限制了实际经济活动（与80年代里根赤字政策的刺激正好相反）[15]。
当90年代早期的衰退从1990年7月开始时，人们预计会出现60年来首次债务紧缩是很自然的。非金融公司的总债务是税前利润的15倍，而1929年则不到11倍。利息支出是税前利润的39%，而1929年为14%[16]。
伯那克及其同伴（伯那克和坎贝尔，1988年；伯那克、坎贝尔和怀特德，1990年）又做了启发性的工作：他们发现并非所有企业的平均债务都在增长，而只是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中。债务大户已经把自己推向了可怕的桎梏。在1988年，他们所选的1200家企业将现金的22%用于支付利息，高于1969年的13%，但与1980年相同。如果将这1200家公司以利息支出/现金收入的顺序从小到大排成100个等级，那么在第90级上，企业将现金的186%用于支付利息，高于1969年的34%和1980年的56%。而在第95级上则无法计算，因为从1982年企业开始亏损；而在1969年这些企业是有赢利的，44%的现金用于支付利息。但伯那克并没有说，在第70级和第80级上企业的收入仅够维持利息支出。
利用1986年的利润、股票价格和利率等财务数据，伯那克和坎贝尔（1988年）模拟了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衰退；他们预测在类似的情况下，10%的美国企业会倒闭。他们在1990年做了类似的研究，加入了从1987~1988年债务沉重年份的数据，估计有20%~25%的企业会在严重衰退中破产。他们说，这些是对金融紧张的衡量而不是对数字的预测。毫无疑问，如果有10%的美国企业如此倒闭的话，那么危机就已经成为严重的经济萧条了。
我们经历了经济的衰退，但并不是萧条。虽然在1990年有6.0746万家、1991年有8.7266万家、1992年有9万家企业破产，但破产企业不足美国企业的1%。在1991年倒闭企业的债务总额为1088亿美元，虽然很大，但还不足商业贷款的2%。
图4-5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情况如此糟糕。它们显示了1973~1975年、1980~1982年和1990~1992年三次衰退中的几个重要金融指标的变化。严格来说，三次衰退在时间上并不十分一致，按照官方说法是1973年11月~1975年3月、1980年1月~1980年7月以及1981年7月1982年11月、1990年7月1991年3月。在图中，三次衰退都在第一年有峰值，两次在第三年出现低谷，这是很接近的。
图4-5三次衰退中的金融指标
注：图形显示出三次衰退期间（1973~1975年，1980~1982年，1990~1992年）影响非金融公司的几种重要指标。每个指标第一年（1973年、1980年、1990年）的值设为100。第二年、第三年的值为相对于第一年的指数。每个阶段的绝对值是不同的；图中主要显示变化而非绝对值。图依次显示Baa公司债券（级别为Baa，位于蓝筹股和垃圾股之间）；非金融公司（NFC）支付的净利息；NFC税前利润；在付利息和税之前的利息与赢利（利润EBIT）之比；NFC股权（股票）价值；NFC股票价值与债务之比。资产与负债来自于资金流账户；利息和利润来自于NIPA。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1990~1992年间，利率是下降的，而在其他两个阶段都是上升的；利润在19801982年间下降了40%，其他年间持平；前两次的股票价格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20%。从此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平均来讲是能够支付利息的，并且其资产价值也远大于其债务总额，具有偿付能力。如果1990~1992年的衰退和前两次类似，那么债务与资产的比率将是100%而不是60%，利息要占去利润的大部分，约为42%~55%，接近于1933~1934年的水平。债券收益率应在12%~13%而不是9%。伯那克等人没有进行新的研究，但很可能在第95级上的公司会破产，而在第85级上的公司则得以躲过。
90年代早期，借贷双方都对贷款比较敏感。经过从1984~1990年6410亿美元的股票收购之后，主要通过杠杆收购、股份重新认购和兼并，美国的非金融企业在1991~1993年间主要利用股市聚集了670亿的新资金。而这些并没有用作新投资，而主要是用作偿还旧的债务。债券发行从1984~1990年的1.3万亿美元下降，平均每年将近1850亿，在1991~1993年间的770亿，平均每年减少260亿，每年下降86%。1991~1993年低水平的借债掩盖了大规模的债券发行；企业忙于用新的、低利率的贷款替代旧的、高利率的贷款，用短期债务替代长期债务（罗默罗纳，1992~1993年，pp.l5~19）。到1994年，企业的平衡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债务的压力明显减轻了[17]。
出现转机并不是出于幸运，主要是政府的政策起了作用：对银行和储蓄与贷款协会的抢救以及联储的持续放松。对穷人来说，福利国家也许早就被撕成碎片，但对大的金融公司却不然，它们仍然可以依靠昂贵的拯救而堂而皇之地振作起来。
有效的市场
对大众而言，股票市场是否“有效”有什么关系吗？以下是一些传统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
如果不承认整个股市的有效市场假设，就意味着根据股票价格作出的生产决策将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一般来讲，如果理性预期理论应用于股市创造的近乎“理想”的条件下仍然失败的话，那么经济学家能有什么样的信心将它运用到别的经济领域中去呢（马沙和默顿，1986年，引自《财富》，1991年）。
我们将看到，上面对有关信心问题的回答还远远不够。
1970年以来的观点
理解有效市场理论的捷径，也许就是看一看芝加哥大学的法玛所写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在1970年该理论最盛行的时候，另一篇是在1991年该理论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1970年法玛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有效市场理论[18]：
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分配经济中资本的所有权。简单地说，理想状态就是价格能为资源配置提供准确信息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企业可以进行生产-投资决策，投资者可以选择代表企业活动所有权的证券，而前提是假设证券价格能随时“充分反映”全部可获得的信息。价格能“充分反映”可获得信息的市场就被称作“有效的”[19]。
上面加引号的词很重要。法玛承认“充分反映”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词语，非常模糊，难以定量测度。股票价格必须一直反映投资者对其投资的企业前景有全面的理解；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它所代表的资金配置一定也是最优的。对于纯粹的金融理论家来讲，有效的价格是能反映所有信息的价格。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有效配置是指在投入一定时获得最大的产出——而这除了在术语中使用外，实际很难实现。但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在理论和政治上也容易导致争论。
法玛把有效市场假设分为三种类型：弱有效、有效和强有效。在弱有效市场中，证券的历史价格对未来的趋势作不出任何反应；在有效市场中，证券价格对重要信息（利润公告、红利变化等）立刻作出反应；在强有效市场中，任何“聪明资金”的投资者都无法获得公开市场价格所不体现的信息。
有效市场理论还涉及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合理”价格问题。在实际的有效环境中，市场的价格总会或多或少地接近合理价格。那么股票怎么定价呢[20]？随高效市场假设而发展起来的模型认为：定价的关键在于其风险。这跟一般的观点类似，但金融专家对风险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在资产定价的SLB（按威廉姆·沙培、约翰·林特纳、费希尔·布莱克三人的名字命名，又称CAPM模型）模型中，风险被定义为资产预期收益的变动性，即相对正常价格的偏差。正常价格一般以国库券等“无风险”投资为准。因此，风险不再是口头上所讲的损失概率，而成了偏离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证券的风险特征被称作β。β越大，其“预期”收益就越大。在CAPM模型中，根据无风险投资，比如银行存款和国库券来确定基础收益，随风险程度的提高，预期收益就越大。一般来讲，股票的风险高于国库券，股票的收益相应也就要高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股票比肥皂制造商的股票风险大，因此它的收益也得高一些。按照经典公式，不同股票的收益就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反映相对波动性的比率。
如果画出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图，就会得到向上的一条曲线，这就是证券市场曲线（SML），因为收益是随着风险增加的。在有效市场中，资产的价格应落在这条曲线上。如果落点高于曲线，表明实际收益高于风险所对应的收益；如果低于曲线，则这样的市场是无效的。
毋庸置疑，现实比理论复杂得多，法玛自己在1992年的文章（以下将进行讨论）中就提出了修正。但从长期来看，即使不做数学上的简化，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虽然每年的股票收益有剧烈变化，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股票的收益要远大于无风险投资，尽管对此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许多理论也谈到了预期收益，但基本上是基于历史的猜测。在有效市场理论早期，由于预期被假设为理性的，因此预期效应被忽略了，其中潜在的问题将在以后揭示。法玛平静地承认：预期收益仅仅是一个数学概念，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必要的方法，是“为了得出有效市场理论而要付出的必然代价”。没有人能看到预期收益，人们只能按照过去的经验进行推测。在有效市场理论的各种版本中都普遍把预期看成是很神秘的要素，即，普通人所理解“市场”是无所不知的。
市场效率问题有其根源，人们对市场的长期观察发现：左右市场是很难的，价格的变化几乎是随机的。1900年路易斯·巴克利在一个研究（该研究被忽视了长达60年）中提出：从长期来看，投机者是不能获得超额利润的；即，市场价格是“公平的游戏”。有效市场理论的另一位先驱艾尔弗雷德·考利斯在两个研究（考利斯，1933年、1944年）中发现：专业人士和投资专家所能做的最好也不过就是预测一下整个市场，经常还很不准确。
现在，支持市场效率的人认为：价格的轨迹类似“随机行走”，也就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价格的每日变化——围绕着由预期收益决定的某个基准价值变动——所遵循的规律和概率曲线没有多大区别。同样，也几乎没有人能获得多数市场参与者无法获得的特别信息。这实际意味着他们不能根据自己对市场前景的判断而整体进出股市，或从一些股票换到另一些股票。他们最多只能购买多种股票，不论市场好坏都得耐心持有。
如法玛所指出的，这些效率的概念都是假设：（1）不存在证券交易费用；（2）信息对每个参与者都是平等的；（3）所有参与者对信息有相似的判断。有效价格的形成是在一样聪明的参与者进行一致的购买和出售时形成的。
当然，上面的每个条件都不是真的。佣金和税收使股票交易成本很高；机构大投资者能雇用一大批分析家，订购各种昂贵的资料和分析服务，而小的投资者靠的是直觉和小道消息；对信息的解释是大相径庭的。华尔街人常说，人们购买某种股票是由于他们认为它的价格会上升，但股票正是从那些认为股票价格会下降的人那里买到的。如果每个人的观点都相同的话，也就不会再有交易了。但法玛坚持认为，现实情况对有效市场理论不是致命的，而且现实和理论很贴近，足以证明理论的正确。
60年代发现的异常变动太小而无法用在交易中获利。主要是因为股票价格在一天或几个小时的短时间内序列相关性（即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价格变化的一致性，简单地说就是趋势）太小。即使专家也很难利用这些趋势。法玛举出一些证据表明，价格的大变动之后会出现另一次价格的大变动，但第二次变动的方向是不一定的。也就是说，头一天如果价格有大的上升，第二天的价格也会有大变化，但是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不用说，这个发现对投机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在60年代，对中等强度有效市场的测试，主要是观察重要信息发布前后股票价格的变化，比如拆股、红利变化等情况。这给华尔街的格言提供了统计证明：即，在消息不明朗的时候购买，待消息发布时卖掉；因为大部分的价格变化发生在消息公开之前，这也表明很多投资者特别有先见之明，特别善于分析公开信息或者消息特别灵通。
强有效市场理论在70年代仍是三种理论中最微弱的。法玛用1966年的研究表明，股票交易专家80%以上的时间是赢利的，这有力地打击了不存在聪明投资者的观点。这与当时的一种观点吻合，当一名交易专家就等于获得了印钞票的许可证（专业人士当然是否认这一点的）。60年代的其他研究也表明：企业的内部人员——公共持股公司的高级经理和董事会成员——买卖股票的收益要高于平均水平。这类的观察仅涉及合法的内部交易，是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的，而且也不能基于水分很大的信息。如果总裁在宣布意外损失、不利的法规等利空消息的前一周卖出股票，他就是非法的。但是，如果他基于公开的判断，认为企业将经受一两年的艰苦时期而将股票售出，那么这不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也是非常明智的。
即使专家和企业内部人士可以获得特殊信息并以此而牟利，但他们只占投资者很小的比例。人们认为专业资金经理是董事会和交易大厅之外技术最高的投资者，但对专业资金经理的研究说明，他们同样也无法打败市场。当然，随着这些专家取代个人投资者而控制交易，他们自己就是市场，理应不会打败自己。但是，如果这些专业资金经理无法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那么他们凭什么能拿那么多的工资呢？
总的来讲，尽管弱有效市场理论有一些小的缺陷，但在1970年这一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中等强度有效市场也是一样。法玛认为，强有效理论看来也是站得住的。除了专家和内部人士的预期之外，强有效市场应被“作为一个标准，用来衡量市场效率的偏差”。
认为股市不可预测，因而有效率，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样地，认为这种效率意味着对资金配置的影响具有经济学意义，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1970年，法玛的分析似乎是无可辩驳的。
1991年以来的观点
21年之后，法玛（1991年）重新对有效市场理论进行分析，并从各个方面发现了问题。
法玛最初是把效率简单地定义为“证券价格能充分反映各种现有信息”。而信息又是什么呢？信息是投资者对将来的全部预期。但这些信息是稳定的或理性的吗？它们来自哪里？为了检验市场的效率，法玛指出，“只有在价格模型定义了什么是‘正确’之后，我们才能检验信息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价格。”对有效市场理论的检验，也同时是对投资者预测的准确性和股票价格反映预测的准确度的检验，即有效市场理论中所谓的“联合假设”问题。
如果股票价格能有效地反映错误信息，那么这是一件好事吗？在70年代早期，投资者过高估计了美国的企业，而在70年代末期却低估了企业，价格正确地反映了这种趋势。但现在回顾起来，这两种情况下的趋势都是“错误的”。法玛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放弃它，但看来它好像对于理解股市定价和受市场信号影响的投资决策的可靠性有很严肃的意义。
法玛注意到，术语已经在过去的20年里变化了。市场的三种有效形式有了很多新的名字：收益的可预测性检验、事件研究、内部信息检验等。在法玛之后，让我们看一看90年代早期的理论。
收益的可预测性80年代的研究采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者不愿意用“更强大的”一词——统计方法，反复发现在价格上的变化超出了传统随机理论所允许的范围，在分析包含多种股票的投资组合时尤其是这样。换句话讲：个股或多或少是随机的，但股市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是有趋势的（按统计术语，这称为收益自相关）。法玛总结说：“近期的研究能充分地表明每天或每周的收益可以从历史收益中预测出来。”
对有效市场正统理论的挑战来自并不局限于历史价格的研究。在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研究表明：价格/收益比较低并且（或者）红利较高的股票——所谓“低价股”——要好于成本高的股票，这也是对华尔街观点的一个证实。其他的研究，包括法玛自己的研究（法玛和富兰克，1989年）表明：当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高风险公司和低风险公司的债券利率差别很大时，购买股票是件好事；而条件相反时，购买股票则不好。这个规律不是完美的，但还是比较准确的。前一种环境总是和经济衰退及金融紧缩相联系，而后者则对应着一个好时期，即股票按经济周期而变动，但其中也不乏很多错误信号。同样，这看起来像是华尔街哲学的验证。
法玛也发现了SLB/CAPM模型的一些问题。他回忆道：70年代早期对金融理论家而言是令人陶醉的时代；SLB理论似乎“已经解决了”证券定价的问题。现在法玛写道：“我们应该早就知道，SLB仅是一个模型而已，当然是假设的。”这对建模者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发现，但法玛仍然支持SLB和建模，他认为能设法找出错误也是有用的。当然，对建模者来讲，在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时谦虚总比自我陶醉要好。
虽然SLBβ模型还在向工商学院的学生们讲授着，但特例还是太多，模型很难维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样本的影响。按照市场筹资规模（价格乘以流通股数量）测量，“小盘股”的收益比β所反映的要高很多，而“大盘股”则正好相反。另外，最早在六七十年代断定的β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应用到近期的价格时则完全被打破了。因此，要么前一个“发现”是例外，要么因为投资者都注意到了这个技巧，它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1992年法玛和富兰克的论文提出了对β模型很不利的证据，即企业规模和市值/账面价值比率要比相对偏差更能准确地预测收益，但这篇论文使《经济学家》的理论家非常激动。《经济学家》用反问的方式说：“分析家是否会停止使用CAPM模型呢？大概是不会的。”那么为什么呢？法玛和富兰克得到了令人困惑的结果，但他们缺乏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他们拿不准自己的发现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但《经济学家》指出，实干家和理论家的选择是：要么相信没有理论基础的事实，要么“坚持一个逻辑完美的理论而无视数据”。杂志很明显地是倾向理论而不是数据。
在法玛和富兰克论文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对于资产定价理论的新的研究浪潮，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例如，克斯里等，1995年；科恩和波尔克，1996年）。对近期工作的回顾（杰根纳坦和麦格兰特，1995年）可以看出：对模型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证据的性质[21]。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股票组合或对收益的不同衡量标准（按月或按年）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结果似乎就是：资产波动性越大，长期的收益就可能越好，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家给出的曲线。由于CAPM模型不仅用于分析金融市场，也被企业经理用于分析实际投资，所以它的命运也超越了纯技术领域。
虽然CAPM模型仍有拥护者，但对股票定价更具影响力的方法之一是套利定价理论（APT）（罗斯，1976年）。这个理论认为，一种资产的价格由与其相关的其他几种资产的价格决定，但该理论并没有描述其他资产及其性质。APT模型发现（陈、罗尔和罗斯，1986年），预测未来收益的最好方法是工业产值的增长率（产值低则未来收益高）和低级公司债券与长期政府债券利率之间的差异（差异大则收益高）。这也和华尔街的一般看法相似；虽然一般看法经常是错误的，但也不总是那样。
对于类似APT的所谓的多因素模型，问题在于分析家可以作数据游戏，增加和减少影响因素直至找到一种合适的组合。定量经济学中总存在这种危险；法玛的评论中对数据处理和模型构造都提出了很多警告。经济学有科学的外表，但其中的规律很少是完全确定的。虽然人人都可以用历史规律来预测未来的价格，但它跟物理学还是迥然不同的。
事件研究这做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且要比大多数其他方法能提供更多确定的结论。股票价格对发布的信息可能有反应也可能没反应；反应可能持续下去也可能逐渐消失。因此，金融文章充满了事件研究是不足为奇的。
股票对新信息能做出快速反应。但两个近期的事例却引起了人们对一些经典理论观点的怀疑。第一个发现就是：红利的突然变化会使股价产生相同方向的变化——红利上升则股价上升，红利下降则股价下跌。这和MM理论是不一致的，因为MM理论认为红利与股价是没有关系的。其中可能有几个原因：一种可能是投资者比理论家认为的还要冲动，而且他们对红利变化的狂热超出了理性分析；另一种可能是公司经理用红利去反映企业长期前景的变化，红利下降表明企业陷入较严重的困境，而上升，尤其是大幅上升，则表明企业的将来会比任何人想像得都要好。
第二个有趣的发现就是：新发行股票对未来价格是利空消息。传统的假设认为，发行股票表明企业对未来看好；而新资金的流入也给未来的利润创造了基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公司发行股票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被过高估价——这又是对效率观念的强烈冲击。后面对此还有探讨。
操作20年的研究基本上确认了经典的有效市场理论——要控制市场是极其困难的。但上面所说的例外情况，即股票交易专家和内部人士，利用信息特权牟利依然很流行。即使有关（合法）内部交易的信息可以广泛获得，但市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虽然很难设想情况会永远如此。专业的证券分析家和资金经理仍然不能超越市场，但《投资价值分析》所给出的股票排名则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不幸的是，尽管《投资价值分析》上反映的信息有理论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的意义却不大。股票价格对《投资价值分析》给出的新信息非常迅速地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只有极其聪明的人和关系最硬的投资者才能抓住信息所提供的机会而获利；而当大多数订阅者得到这个消息时，价格已经变化过了。
一些读者在这里可能发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法玛证实了收益是“可以预测的”，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是可以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很难超越市场。这个明显的矛盾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因为统计学家所说的可预测性很难成为实际的投资建议。看似“可预测的”事情在实际当中很难真正见到。被佣金、税收和世俗纠纷所困扰的交易者是无法很轻易地根据《金融日报》公布的消息而获利的。一旦反常消息出现，交易者就会向机会猛扑过去；而一旦公开，它就成了无法实现的预言。
与估价有关的长期反常现象就是一个例外。购买估价过低的股票，而避免购买高估的股票，也许是从长期来说能打败市场的一个方法。困难在于心理而不是技术——要和人们一致的观点相反并承受同伴的责备。这同样意味着在评价业绩时要看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业绩，而不是只看几天或几个星期的业绩。但这种方法不合适专业组合经理，因为他们经常是短期行为，这对业余人士来讲也很困难，因为他们也很难说出为什么会选择某几种股票
假消息、噪音、跟风和泡沫
有效市场理论取决于有关经济和公司前景的准确信息广泛而无偿地传播。但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家和在第2章中提到的金融出版物所采取的不加批判的姿态使得基于日常证据做出判断更加困难。即使分析家全都诚实而又聪明，但公司经理和普通股东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交流问题。按杰里米·斯特林（1989年）的分析，经理和股市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囚徒困境”问题。即使交易者认识到预期收入的上升，经理仍会尽力去欺骗市场。如果你讲出了真相，那么准确地估计会反而受到市场的怀疑。因此，经理通过作账技巧或进行“短、平、快”的投资在短期内提高利润是很理性的。
如果市场把高成本看作坏、而把低成本看作好，那么企业会避免进行代价高昂的投资，因为害怕被市场认为是无能的。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市场奖赏了那些宣布减少债务和大规模裁员的公司，因为费用的削减被看作是对利润最直接的贡献。企业和经济是不能通过节省而富有起来的，但股市投资者至少在短期内会因企业的“减肥”而富有，至于长期的事情，那是别人在以后操心的事了。
在市场倾向于快速获利而不是长期的耐心时，经理所能做的只有赌博。否则他的企业股票就会下跌，企业就会被收购。斯特林引用一些调查说明：“美国的执行经理将抬高股票价格排在九个供选目标中的第二位，这要比改善产品结构[22]、市场份额、公司形象等靠前。而日本的经理把提高股票价格排在最不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而且反映了两国企业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
斯特林的分析和80年代的一个经济学分支有关：即信息的不对称性。这个分支起源于70年代。因为交易的一方永远不知道对方所说的是真是假，因此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双方采取保护措施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不如双方都采取诚实守信的态度。例如，价格低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这的确是一个便宜货，但也可能意味着这是一个次品（例如，一份半价寿司不是吸引而是吓跑了顾客）。价格所表达的信息要比人们的最初理解多得多，这使得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价格是供求平衡的信号的观点复杂化，在这个信号中夹杂了很多噪音。
如华尔街人所说，当一些事情好得简直就不像真的时候，它的确就不是真的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如果这个消息真的很好，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而自己却不去投资呢？”（坎尼，1993年），这是斯蒂格里茨的直率言论，他的模型是纯数学化理论的代表。
“信息不对称”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乔治·阿科罗夫1969年论文提出的“柠檬”问题。“柠檬”不是指水果，而是次品汽车。想买二手车的人无法知道他们所看的汽车是否完好，因此价格必须反映出它可能是一个次品，即使是好车也得按一个不公平的低价出卖，而破车实际上是按一个较高的不公平价格出售。如果旧车的折扣很大的话，好车的卖主就因无法得到期望的价格而被挤出市场。但教科书上的市场却并不是这样运转的。这必须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缺点，因为很多实际的或潜在的参与者都对价格和产品之间的关系不满意。
斯蒂格里茨和安德鲁·韦斯（1981年）将这个原理应用于证券市场。他们几乎全用数学来说明，在给定利率时，债权人把钱借给一个不会经营的借款人得到的收益（由于拖欠）要小于借给善于经营的人的收益。而他如果提高对善于经营者的贷款利率的话，那么善于经营的人就因不愿负担更高的利率而不贷款，但那些不会经营的人、骗子和其他不怀好意的人却仍然借款。那么这个市场的秩序就是不清晰的；在给定的利率下总会有不满意的交易者。斯蒂格里茨和他的同事（格林沃德和斯蒂格里茨，1984年、1987年；斯蒂格里茨，1988年）认为，信息的问题可以解释信用分配问题，进而可以解释经济周期和失业[23]。
虽然经济学家把上面的“柠檬”问题看作是近期的发现，但实际上这早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亚当·斯密（1976年，第2卷，第4章）在建议对利率定一个合法的最高限时发现：
例如，英国的法定利率很高，固定在8%或10%，大部分的资金实际上是借给了那些愿负高利的挥霍者和阴谋家。而清醒的人只愿意支付部分的贷款收益，他们不会冒险去争夺贷款。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资本原来可借给那些能够赢利或能充分利用资金的人，但却流入了那些最可能浪费和破坏这些资金的人手中[24]。
这给低价债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又如大卫·李嘉图（1911/1987年，第21章）所说：
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信用的人愿出每年7%~8%的利率时，谁还愿意把钱借给每年出5%的农场主、制造商或商人呢？”。我的回答是：每一个谨慎的人或理智的人都会。因为在利率为7%~8%的时候，借出资金者承担很大的风险，而其他情况下他们却不承担同样大的风险，难道利率应该一样高吗？
在加州大学教经济学的迈克尔·比勒曼说：当我将这个经典问题的原型告诉这个领域的主要理论家斯蒂格里茨时，他感到很惊讶。要想成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你难道不需要了解你所涉及的领域的基础文献吗[25]？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是人人都懂的词语。使用数学显得很严肃，但只有少数人能看懂；即使专业的经济学家在理解斯蒂格里茨的文章时也很困难。
股市也会出现麻烦的信息问题（梅耶和马杰勒夫，1984年；格林沃德、斯蒂格里茨和韦斯，1984年）。外部投资者必须判断发行新股的企业是否真的为了一个有价值的项目，还是为了把包袱甩给投资者。假定企业管理者比外界更了解企业的前景，那么股票高估的企业比股票低估的企业更有可能发行新股。如果市场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以后企业就很难再筹到资金了。格林沃德、斯蒂格里茨和韦斯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发行股票的‘有效’成本过高而会吓跑购买者，这样的企业给人留下了坏印象。”很明显，企业很少在人们疑心很重的时候发行新股，而大都在火爆的牛市中发行（虽然这种心理在斯蒂格里茨等人的模型里没有体现）。
实际上，似乎是陶醉式的自我欺骗才使得证券的发行成为可能。几个最新的研究表明：不管是企业首次发行（IPO）还是后续发行（SEO）的新股，多年来的表现都比股市总体水平要差（罗格兰和里特尔，1995年；陈，1996年）[26]。
IPO总体表现不佳，但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承销新股的经纪公司。在火热的IPO市场上，价格在交易的头几小时和头几天经常有大幅上涨，很快就会给最早买到新股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特别热门的新股，除非有投资银行的朋友为你特地保留一部分，一般人是很难买到的。最丰厚的利润总是落入两党显要政客的腰包中，比如前白宫发言人汤姆·弗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阿方斯·德马托（格拉斯曼，1994年；昆兹和辛普森，1996年）。甚至一些极有威望的政治家也参与交易。《华尔街日报》的前记者告诉我说：确实有受人爱戴的参议员也加入进来——但出于对这位议员的尊敬，他拒绝发布这个消息。
对于新股发行之后的表现不佳有很多的解释，如管理者利用股票高估——证明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家的估计——以及对报表利润做手脚。莫克、施勒弗尔和维旅尼（1990年）指出：IPO估值过高的可能要远大于估值中等或过低的可能——这是华尔街观察家骨子里最清楚的。特欧、韦克和沃格（1995年）认为，股票发行之前所做的会计手脚在实际发行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如果分析家进行分析的话，这些人为动作是能被注意到的；但是大多数分析家在证券发行时都拿了企业的钱。创造性的记账法被证明是一个营销工具[27]。
上面的这些问题会随企业与外部投资关系的长期发展而得到缓和。这也是银行相对于债券、股市和金融的一个优点，如果银行和客户长时间合作，就会对客户有所了解。而在市场上的相互关系，仅仅是短期的金融上的平等；虽然有时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好事，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
在日本和德国这样以银行为中心的国家，银行比股市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外部资金，而且企业和银行之间有长期的业务关系。它们比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等国在投资增长和稳定性方面要好。原因似乎在于英美企业的投资更多依靠内部资金，而其他国家的企业则从它们所熟悉的银行那里得到外部资金。此外，比较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可以发现，跟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企业跨经济周期投资的稳定性要高于跟银行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科波特和杰克森，1993年；埃尔斯顿，1994年）。
在90年代中期，由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表现好于德国和日本疲弱的经济，美国的股市模型变得流行起来。虽然尚不清楚美国的表现究竟是永恒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但不能否定的是，轴心国在战后的45年中在投资和收入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也许，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它们会朝向一个更灵活的金融与所有权体制发展。
非理性预期
信息不对称理论家一般认为，市场参与者都是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他们从来不知道交易对方的知识和动机如何。罗伯特·戈登在谈到与新凯恩斯学派很相似的观点时说，“任何尝试建立一个基于非理性行为和非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为的模型都是在欺骗”（戴姆斯基，1994年）。
我们都知道，在金融活动中每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而理性则是另一回事。金融专业的学生也认识到：许多关于市场波动性的古老而深刻的观点要比理性主义者所想像的更加真实。一时的冲动或惊慌会导致证券价格远远偏离它们的基本价值，但偏离最后不是以回归正常范围而结束，却往往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15年或20年前不受重视的这一观点现在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在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罗伯特·施勒基于大众心理学提出了一种关于金融市场波动性的理论。1981年他在论文中提出，“股票价格的过大变化难道不能通过后来的红利变化进行调整吗？”（施勒，1991年）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有效市场理论的观点：即，股票价格是对未来红利或利润的理性估计在当前的合理体现。在文章的第二页，他基于1871~1979年红利的实际分配结果画出了股票价格相对于完全理性市场对股票所分配的“实际价值”曲线[28]。代表红利的曲线特别稳定，即使在大萧条期间也是如此，但代表股价的曲线上下拐折，几年或几十年间都在高估和低估的极限值之间反复变化。
对市场多变本性的另一种看法就是“波动性矛盾”，即股价波动的剧烈变化（施勒，1988年；施沃特，1989年）。这种变化跟通货膨胀、货币增长、工业产值、利率和企业破产等实际现象没有统计上的联系[29]。此外，随着80年代采用了计算机交易而出现了组合保险、指数套利，但每天的波动和70年代的波动差别不大，不过七八十年代的波动要比五六十年代的波动要大（戴维斯和怀特，1987年）。
施沃特的数据显示出：在经济紧张时期，如战争和19世纪后期的经济大萧条，股市波动幅度较小，这意味着在社会紧张时期，人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而顾不上自己的股票组合了。然而他的这个预测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事实面前颠倒过来了，在那次萧条中，股市的波动远大于经济活动本身的波动。施沃特发现：现实的波动（如工业产值）对金融波动的预测能力“较弱”，而金融的波动预测现实波动的能力则“较强”。在大多数情况下，股市几乎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在前进。
为什么呢？施勒（1984年）举出了几个不同的社会现象来解释这些反常情况。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否定大众心理因素；他们认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不能用心理学来解释价格行为。施勒认为这种看法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典型的错误”。投资是一个社会活动：业余的和专业的投资者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议论、研究和对比业绩。金融市场不是每个理智投资者的理性预期的总和，而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共同判断。
心理学的一个有利证据是：人们的行为并不总遵循大多数金融模型的假设（邦特和塔勒尔，1985年；卡内曼和特弗斯基，1979年）。人们过于看重新信息，而不是根据历史来正确对待。邦特和塔勒尔能利用这些信息预测股票的价格：一个受市场打压的股票组合在随后的3年里业绩超过了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过度反应带来的最初损失会自我纠正，而不是只靠时间的流逝[30]。
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劳伦斯，萨莫斯和他的同事（卡特勒等，1989年、1990年、1991年；波特巴和萨莫斯，1986年、1988年；萨莫斯，1986年；这些都由舍里夫和萨莫斯在1990年清楚地叙述）提出了“交易者干扰金融”的观点。用旅利夫和萨莫斯的话就是：
我们的方法是基于两个假设：第一，有些投资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受其信念或情绪的支配，而这些感情却是未被基本信息所充分支持的。第二，不受情感控制而由完全理性的投资者所进行的套利因为风险高而受到限制。这两个假设共同表明：杰利者不能完全地抵销投资者敏感性的变化，从而能影响证券的收益。
这里的套利是指有效市场理论者的假设：如果市场价格偏离正常价格，投资者会快速买入低估资产或卖出高估的资产。因此这种差价只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如果你有两种很接近的资产，这就可以起作用；如果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在纽约为350美元，而在伦敦为355美元，那么投机者会快速地在纽约买进而在伦敦卖出。但这也包含有许多问题，比如说：如果美国股市整体对理性的套利者而言都是高估的该怎么办？他能买卖什么使价格回归正常呢？在价格回到“合理”水平之前，如果高估的股票更加高估，结果将会怎样？投机者怎样才能知道合理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假如利润开始上升而价格却不上升该怎么办？做空者因卖出股票而不得不弥补红利损失又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没有成本的。
市场可能集中了符合理论假设的理性头脑，但正如熟悉交易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它也同时集中了很多非理性的头脑。非理性的交易者会基于干扰信息——伪信息而进行判断（布莱克，1986年）。这些交易者实际上是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操作的，他们彼此之间会相互抵消，但“处理信息时产生令投资者苦恼的判断偏差是类似的，接受心理实验的人也表现出类似的出错倾向”（施利夫和萨莫斯，1990年）。在试验中，投资者越有信心，他们就越敢冒更大的风险；他们倾向于用过去推测未来，这使他们倾向于跟随趋势；他们过分注重新信息，而忽略了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31]。
依靠价格图形判断涨跌的技术交易者经常散布噪音。他们经常是在股票好像有明显上升趋势的时候买入而在股票“突破”支撑线时抛出。虽然这些动作在长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在短期他们却会感到自我满足。
上面两种投机者造成了市场的"失控反转“规律。在短期中，他们的交易策略使得价格能达到一个比理性状态远得多的水平，在价格过高之后，泡沫崩溃，价格又回到其基本水平。但噪音也能起到纠正作用，这意味着价格会越过目标值，从而引起下一次反转。法玛指出，卡特勒、波特巴和萨莫斯等人的数据是一个“失败”——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并不十分突出。
法玛和芝加哥的同事肯尼斯·法兰克（法玛和法兰克，1988年）的研究为这种周期是3~5年的平均反转提供了长期的支持。通过对从1926~1985年60年间股票价格的分析，法玛和法兰克认为：平均反转行为占股票价格变动的35%。尽管在小企业中这种趋势更强烈一些，但17个行业的大企业的股票以及在1926~1985年间都一直存在的很多个股都有这种现象。虽然法玛和法兰克没有解释这对投资者的含义，也没有给出实际的建议，但这些有关长期趋势的描述对那些只注重短期的投资者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但这有着很重要的经济价值。两位芝加哥人认为，这种行为不一定是支持金融市场非理性的证据。外部“打击”会导致偏离对未来收益的理性估计。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家最喜欢的游戏：不稳定是市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特征。但是把这些经常性的可预测的特征称为“外部打击”是违反语言习惯的。
施勒、萨莫斯和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统计之外的情况，但并没有得出什么有趣的结论。但施勒对有效市场理论提出的挑战比其他经济学家都大，他甚至写了一本书阐述建立一个期货市场的想法，使企业和大众能通过保值交易而避开GDP或房价变化带来的损害。实际上，即使最大的企业也不会受到GDP增长的直接损害，而按照一个经常变化的房价来进行期货交易，不论这种变动是每月两次、每年再作一次调整或到某一数值之后再相应调整，其中的实际问题施勒都没有提到[32]。
为什么一个非常关注过度波动的经济学家会产生发展期货市场的想法呢？传统对此有一个完美的回答——这也是克林顿最喜欢的一句格言：美国做错的事由美国做对的事来解决。市场的不稳定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假设市场无所不在，生活中的一切风险（诸如明天是否下雪或60岁时是否会得白血病）都可以通过远期合同来解决，那么不稳定就会消失，而一个理性的、稳定的市场就会建立起来。
萨莫斯的学术研究，似乎对他作为世界银行主要的经济学家以及后来作为克林顿的财政部高级官员的表现并无多大影响[33]。当股市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时他在世界银行工作。他对克林顿的金融政策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如此受华尔街的束缚。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世界银行的主要经济学家的斯蒂格里茨也没有说他的研究对现实世界意味着什么[34]。
市场人士的自我保护
在80年代，许多金融理论家仍然在强调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演讲中，现代组合理论和CAPM模型的创始人之一哈里·马克乌兹（1991年）援引亚当·斯密的看法来捍卫计算机交易、抵押债券以及低价债券融资。他说：“我认为看不见的手只有通过人才能起作用，这也是亚当·斯密观点的一部分。几千年前，人们用木棒争斗；几百年前，人们用刀斧争斗；而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家庭抵押将供需双方联在一起。”
通过人起作用？在斯密的时代，看不见的手是绑在上帝的胳膊上的；我们要相信米尔肯等人是神的使者吗？现代金融使战争过时了吗？
而萨洛蒙兄弟公司在抵押市场上进行的崇高撮合是怎么样的呢？马克乌兹实际上是出于对《骗子的扑克》这本书的反应，迈克尔·列维斯在该书中介绍了他在萨洛蒙兄弟公司作为投资银行家的短暂、紧张而又滑稽的生活，那是个贪婪而又残酷的环境。马克乌兹明显地忽视了列维斯的描述：在萨洛蒙兄弟公司的交易者购买下跌中的储蓄与贷款协会的抵押债券，把它们重新包装成债券，然后反过来又把它们卖给储蓄银行，这样就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而把巨大的损失转嫁给了储蓄和贷款协会——最终还是美国的纳税人受损失[35]。随着管制的放松和末日临近，他们急于在华尔街进行交易。
下面是列维斯（1989年a，p.105）对斯密式价格机制运行过程的描述：
交易商汤姆·迪纳波里愉快地想起了从一位储蓄银行经理那里打来的电话。“他想卖掉1亿美元的30年贷款，同时想用卖得的钱再买回1亿美元的其他贷款。我告诉他，对于前者我用75美分购买1美元，而对后者我给85美分/美元”。对于这个数字，那个经理抓耳挠腮。他所卖的和他买的一样多，可为什么他却凭空损失1000万美元。换句话说，萨洛蒙兄弟公司向这个储蓄银行索要了1000万的转换游用。因此他说：“看来这不是一桩好买卖。”但迪纳波里对此早有准备，他说道：“从经济的观点看，这是不利的。但你应该这么看，如果你做这笔交易的话，你就失业了。”另一个与其他储蓄银行经理通话的年轻交易员听到了迪纳波里的谈话而大笑起来，这是他一天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情。他也可以想像电话另一端那个人的样子：因绝望而在冒汗。
列维斯也回忆起他的同事用于欺骗储蓄银行经理的话，比如说“避险套利”和“CMO股票”。列维斯说，前者在80年代中期很时兴，“是在抵押债券市场上进行职业赌博的一种委婉说法。”后者是1987年的发明，“是特别狡猾的抵押投资。CMO代表担保抵押义务，但债券销售商称其为‘有毒废物’。”[36]组合理论家的术语简直成了小贩的美妙伪装。
马克乌兹指出，迪纳波里的10%，即1000万美元的差价是不能持久的；随着他人的仿效，萨洛蒙兄弟公司的垄断利润将被打破。但是在竞争把差价削减到更合理的水平后，抵押市场的运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80年代是自大萧条后的第一个住房拥有率下降的年代，部分是由于实际工资的下降，但也是住房成本持续膨胀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大批无家可归者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永久性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家庭抵押贷款与实际财产价值的比率从1980年的28%点上升到1990年的43%[37]。
《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理论家禁不住要对马克乌兹的言论发表看法，更准确地说，就是要请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1991年）出面进行争辩。米勒首先否认了他和莫迪利安是“杠杆收购的共同发明者，这种交易最能体现80年代的金融过剩”。米勒认为，准确地说，杠杆收购早在MM理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尤其是“公司里的那些年轻而有活力的经理借钱从公司退休的创始人的手里买到控股权”。“1980年的收购只是在规模上不同而已，而所涉及的主要是公众持有的企业而非私有企业，并且收购往往是敌意的”。米勒应该补充说：利率在1985年远高于1958年。米勒承认这些是为了抛弃它们，因为它们和那些以前（如1984年）完成的敏感交易是非常不同的。
米勒又说，把他和莫迪利安称为杠杆收购领域的理论家真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们的MM理论的中心是企业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除了1963年的税收修正外）。他坚持认为，MM理论是“保守态度在金融上的体现”，因为企业的风险主要依赖其实际资产的赢利而不是资金结构，“用不用杠杆手段只不过是把那种风险转嫁到公司证券的持有者头上”。米勒写到，“80年代通过杠杆收购而取得的实际价值的增长并不是因为我们新发现了一些金融领域”，而在于“杠杆收购精神”所带来的效率的极大提高，这比艾伦·格林斯潘所说的“非附属企业的重组”听起来更宏大[38]。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些增长是米勒所想像的无稽之谈。
后来，米勒为他人担当专家，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工资极高。但他的建议几乎再也达不到能获奖的质量了。纳斯达克公司雇用了米勒和他的几个芝加哥同事，以莱克星康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最后验证了他们的奇特定价方法与做市商勾结无关（如第一章所讨论的），而只是发现价格有围绕着诸如1/2、1/4而不是1/8等数字的趋势（莱克星康公司，1995年）。不知为什么，纽约交易所没有表现出这些奇怪的数字；米勒等人在其他市场也发现了相似的规律[39]。当然，莱克星康并没有预料到这个现象公布后，纳斯达克指数就会下跌，而法律行动又接踵而至。它也没有预料到第1章所引用的那个对话，“放心，我会把它捅上去的。”
一年后，美林公司雇用米勒和莱克星康公司出面应付加州奥兰治县的诉讼，奥兰治县控告该公司把一些不好的衍生物卖给他们，而导致了他们的破产。在报告中，受雇的枪手们（莱克星康公司，1996年）争辩说，如果奥兰治县不清偿他们的组合，而是硬挺过来的话，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莱克星康没有提到，在他们做研究的过程中长期利率已降低了将近2个百分点。假如利率上升，那么奥兰治县的损失还会更大。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信中，奥兰治县的一位律师（贝内特，1996年）指出：公司不会拿米勒的报告作证据，因为“公司很清楚它雇用的专家是经不起当厅对质的”[40]。美林公司的申诉被破产法庭驳回了。
让我们回到诺贝尔奖得主及其杠杆收购的话题。当米勒说价值增加时，他指的是大量的利息收入和这一时期的股市增值。从1982年起，股市进入牛市，直到1989年因杠杆收购而结束，非金融公司股票的市值增加了1.83万亿美元（从1.38万亿增加到3.21万亿美元），公司债券引人注目地增加了5191亿美元（从4070亿增加到9261亿美元）。股票上升了133%，债券上升了128%（当然，债券的增值是因为发行新债，而不是旧债的增值），企业生产率仅上升了12.6%，而生产性指标每小时（包括政府和非赢利部门）仅增长了6.3%——这同历史水平相比非常疲弱。杠杆收购的热潮意味着更多值得分析的趣事，从资金流和估价渐渐发展到所谓的金钱政治——拥有并控制企业以及对政府施加压力。
注释
[1]找出区别的捷径是：金融是与时间有关的索取权，比如债务，而货币是承载这种权力的工具。这种区别如果深究就变得摇摆不定。虽然债券是一种债务，但大多数人乐于接受债券而了解债务。这样债券也成为一种近似的货币。以后会有更多解释。
[2]交易者按照模型进行交易。有证据表明：新市场倾向于模型确定出的价格，而后来发现这些模型并不适合这些市场（克里安和加罗，1993年；托马斯，1995年）。在《价值分析》指数期货合约中，交易者在头4年（1982~1986年）都把指数代表的价格搞混了，因为他们不理解标准的定价公式是不适用于几何平均数而只适用于算术平均数。定价原来是“有效的”，但它是错误的——只是相对于“正确的”模型而言，它错了。
[3]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他们自称非正统，但并非反叛）从批评解释规律时的数学化趋势转向企图超越主流经济学。他们似乎认为：建立一个较好的模型能说服主流经济学家承认自己的错误。
[4]当然，他们提出的何题代表了那些资金经理，他们希望听到有关如何处理所“操纵”的数十亿美元的建议。
[5]除了自足外，不能低估用复杂的模型控制住混乱的数据所产生的那种快感。
[6]在“囚徒困境”何题中，让两个实验对象模仿犯罪中的两个同犯，他们的选择是背叛对方或拒不交代。如果一方背叛而另一方没有，则背叛者得三分，如果双方都背叛则各得一分，如果双方合作则各得两分。
[7]人们不想太偏离中庸，但这个模型似乎特别排挤妇女和非白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也许性别和种族是传统的阶层划分标准，经济学是特权阶层的意识形态，当权者和当权者的辩护人对此感到不解。
[8]文章中提到的不同版本q值的相关系数都高于0.92。简单的股票q值（即股票的市值与有形资产之比，如图4-1、图4-2所示）和托宾与布莱纳德报告的1960~1974年股票价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7。
[9]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很差的70年代投资反而上升。这也许是因油价的上升而使得旧的耗能设备降价，迫使企业投资于新设备的结果。大多数分析家，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认为高投资是件好事，而企业主则不这样认为。70年代的“过度”投资得到八九十年代的股民变革的照应，他们原本要把部分的公司利润从实际投资中撤出而投向华尔街，通过兼并而获得利息和资本增值。
[10]特别地，考虑现金流、销售和股票定价的变化带来的投资变化，先让基本因素进入回归，然后增加股票指标。在企业水平上，投资变化的21%（r2=0.208）可以由基本因素解释，加入股票价值后可以解释25%（r2=0.246），即股市能解释的比例小于4个百分点，是非常低的。r2是“增量”，对小企业和整体的市场与经济来讲是较低的。
[11]资本的费用是在MM理论所用的词语；它等于利润除去证券、债务和股票的市值。从企业的观点看这是资本的费用；而外部投资者认为这是他何投资的收益。
[12]法扎利等人指出：可减少新投资成本的投资税对受资金限制的企业并无多大帮助。它们在较低的平均税率时状况会更好，增加的现金流还可以进行投资。
[13]倒闭银行总数是来自美国调查局（1975年，p.1038），企业的总利润来自国民收人账户，前两段中的其余数据都来自波纳克（1983年）。
[14]费希尔的出名也许是因为他在1929年经济崩溃的前几夭所作出的观察。他说：股票价格已经达到近乎永恒的高水平（高布莱斯，1988年，p.70）。也许那时他的无结尾的崩溃受到怀疑，但他关于债务紧缩过程的分析看起来是完全合理的。
[15]虽然美国经济在1996年春天进入连续第五年的增长，但是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二战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是最低的.
[16]这里的利率是基于税前利润。比如，某企业有100美元的税前利润，50美元的利息，则它的利息负担是33%（50/（100+50）=33%）
[17]所有的数据都来自资金流账户。
[18]此后，EM代表有效市场，EMH采取代表有效市场假设。
[19]虽然芝加哥是自由市场理论的中心，但法玛是受人尊重的公正的学者，并不会因公开改变自己的思想而羞愧。法玛在他文章的致谢里提到拉弗，他在鸡尾酒会的餐巾上画了一个荒谬的曲线而出名，他“证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增加收入；还有金森，他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教父。
[20]虽然有效市场理论是以股市为基础，但也可以用来分析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在类似本意的场合，“股票”代表各种金融工具。
[21]关于CAPM模型的争论也包含政治因素。举例来讲，克萨利等人（1995年）的反驳受到奥林基金支持，通过罗切斯特大学西蒙工商学院布拉德雷政策研究中心进行宣传。布拉德雷和奥林是右翼基金，西蒙既是一个金融家又是右派政治人士，他因促进右派慈善而著名。通过电子邮件询问，克萨利认为政治影响的观点“很有趣”。山肯说：“他的第一反应是大笑。”他还说：“如果我是一个受政治影响的人的话，我会对你的问题撒谎。”
[22]并非“改善产品”。金融市场上所用的语言好像是批评它的影响。
[23]困难企业可以通过提供类似证券的应急工资给失业工人，但因为“公司愿意提供而员工不愿意接受，这样也就很难进行”。好的想法，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4]在过去，社会利益更受关注。而现在的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数学和信用风险。
[25]有些人甚至庆幸这种忘性。比如，罗默尔曾写过关于股市社会主义的书，他说，规律必须把发现规律的人忘掉才能进步。
[26]陈也发现：债券发行者的股票不比市场的表现差，这意味着从外部融资并非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是所采取的形式——债券或股票起作用。
[27]这个发现是关于在股票销售中卖者利经纪人有计划的欺骗以及买者的自我欺骗；而信息不对称理论家并没在模型中考虑热心者或说谎者。
[28]更精确的讲，施勒“反推”出股票的价格和利润的关系，他只是看到了二者偏离长期的增长趋势线。计量经济学方法经常需要反推数据，从长期趋势中提出中短期趋势，从无规律中分析出规律性的东西，这对观察股市很重要。
[29]施勒在回忆1987年10月那场股市灾难的会议上发表了他1988年的那篇文章。那场灾难几乎永远断送了所有关于市场效率的想法。什么样的理性事件能在一夜之间把世界股票价值打掉1万亿美元呢？施勒在对资金经理的调查后指出：不是什么消息造成了灾难。有90%的人声称他们在崩溃之前就看到了市场的高估，但直到道·琼斯指数跌了几百点之后他们才决定抛出股票。
[30]这证明：心理上难以接受“价值”投资的战略，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
[31]通过对组合经理和普通股民的调查，施勒（1990年）发现：两组人，前者被认为是老练的而后者不是，都遵循极其简单的市场动态规律，这个发现简而言之就是：不论老练与否，人们都趋向于随大流。对伦敦基金经理的调查（泰勒，1988年）也表明：这些有效市场理论所认为的理性交易者在预测经济变化时表现一般，虽不太坏，但不符合理性预期理论。
[32]施勒是凯斯施乐韦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该公司通过计算和公布地区房产价格而收取费用。
[33]当他还是一个学者时，萨莫斯并不喜欢让《国家》杂志刊登他的倡导证券交易税而使人们放弃盲目交易的论文。杂志引用了他的数据，但没有公开他的观点。
[34]虽然我问了他的研究在政策上的意义是什么，但斯蒂格里茨办公室对多次的请求仍没有安排一次会面。
[35]类似的情况是：与贝内斯汀共同工作的证券分析家格雷估计，华尔街在1983年和1987年间——这段时间是80年代的主要上升时期——的收入大约有1/3来自于储蓄银行。除了在抵押贷款上的欺诈，华尔街的公司也把客户的资金投向热点的储蓄银行，而储蓄银行又接着把这些资金买成华尔街公司所兜售的证券（梅耶，1990年，pp.296~297）。当然，这种市场效率最终还是使得美国财政部受损失。
[36]列维斯，1989年，p.31。
[37]数据来自联储资金流统计。
[38]格林斯潘解释说：当那些自由人士看到“次优资产配置”时候会猛扑过去（格林斯福，1989年，p.268；加罗斯罗夫斯基，1989年）。
[39]莱克星康的解释巴克利（1996年）的研究结果的挑战。买卖差价很大的纳斯达克股票后来转到纽约股市，在那里的交易牌上显示的价差有显著缩小。
[40]给贝内特打了几个电话要求安排会见，结果是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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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早年生活〔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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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早年生活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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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金融市场整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三章金融市场整体
↘金融之母：信用
↘金融与经济
↘分配
↘一个交易周
尽管华尔街似乎是置身于幻想当中，然而它与现实世界确实通过一种间接的神秘方式连在一起。对于单个市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它们看上去是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的，但一个市场会影响另一个市场，不同的市场对同一信息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在分析了单个的市场之后，让我们再从总体上进行分析。
金融之母：信用
可以认为，信用是所有金融市场之母[1]。一些人允许别人使用他们的资金，使得金融市场以及实际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当信用普遍良好，利率很低或下降时，金融市场将一片繁荣。反之，如果信用普遍很差，利率很高或上升时，金融市场将是一片萧条。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下面我将由浅入深地解释几个原因。在此着重考虑股票，因为投机商对股票的热情最高，而且我们所举的几个原因只需稍作修改就可以运用到诸如房地产、艺术品甚至棒球彩票等的资产当中去。
使用他人货币的成本
投机商（此处该词的含义是中性的，指任何企图低价买入高价卖出金融资产而从差价中获利的人）主要是通过借他人的钱来从事投机活动。任何资金来源成本的上涨都将引起其他投资活动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力和投机热情。按5%利息借款的人必须获得远高于5%的收益时，他才值得持有股票或期货等高风险资产。为便于讨论，设收益为10%。如果借款成本上升为7%，而收益仍为10%就意味着利润降低，收益至少应该是12%才能维持利润水平。显然，借款成本的上涨将降低投机者的投机热情，从而也使得投机资产的价值下降。
预期的影响
利率有所升高或降低通常反映了中央银行的一些企图。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说明它企图刺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而调高利率，则意味着放慢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脚步。神经正常的投机商决不会与中央银行作对，因为中央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它创造货币、规范信用并且对深陷困境的私人银行拥有生杀大权。它尽管不是万能的，但它往往能够得到它想要的。因此，中央银行的一举一动，都将强烈影响投机商对未来的预期（多数中央银行是这样的，如联储和德国中央银行；但有些不是这样，如墨西哥银行就很软弱，而扎伊尔银行形同虚设）。由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对未来的预期最终将由金融资产的价格体现出来。乐观的预期会提高价格，而悲观的预期将使价格下跌。
其他投资的相对吸引力
当利率很低或正在下降时，居民不可能通过短期国库券、银行存款和货币市场基金获取太多的收益，他们会将资金投入股票和长期债券，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当利率上升时，短期投资的相对吸引力将上升。如果你能从大额可转让存单中获得7%利息的话，那你根本没有必要持有股票；如果利率只有2%，股票就有了不可估量的诱惑力。
估价
这是比较复杂的。它取决于货币的终值，这是金融分析中的一个基本概念。10年后的1万美元现在值多少钱呢？这就是你要按照现行利率确定的现值。如果你保证在以后的每年里都能获得5%的利息，那么你现在只需在银行中存入6139美元或者购买价值相当的债券，10年后你就可获得1万美元。6139美元在第一年以后将变为6446美元（本金加上5%的利息），第二年将变成6768美元……直到第十年变为1万美元。用金融术语可表达为：按5%的贴现率，终值1万美元的现值为6139美元。如果利率上涨，比如说涨到10%，那又会怎样呢？你只需要在银行里存入更少的钱，因为每年的利息收入将翻番，通过利滚利，影响是很大的。按10%的水平，10年后终值为1万美元的现值为3855美元，比5%时少得多，可用图3-1显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3-1不同利率下的货币增长
这又如何影响资产的价格呢？从根本上说，股票价格除了受预期的影响外，还可看作是发行股票的公司在一定时间内赢利的函数，或者是分给股东的红利的函数[2]。通常，在长期来看，这些赢利和红利可假定为每年都有一个固定的增长。当然，某些时期的增长可能高于这个比值，某些时期的增长可能低于这个比值。就一个乐观的企业来说，平均每年增长5%~10%是合理的。例如，某公司今年的每股收益为10美元，在以后的20年内，每股收益将以每年7.5%的速度递增，那么这支股票现在值多少钱呢？从理论上讲，该股票的价值应该是未来利润按照贴现率折算出的现值。本例中，该股票今年获利10美元，以7.5%的比率递增，20年后，每股收益将达到39.51美元。20年中每股赢利总和应该是433.05美元。按贴现率5%，现值为240.39美元，若按10%，则现值为147.43美元。这就是说，即便是公司的前景保持不变，利率的上升和下降将改变对股票的估值。如果利率的变化改变了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比如，利率上调可能导致投资者认为公司每股收益增长的速度放慢（因为投资者可能认为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恶化），利率的变化将更大程度地影响对股票的估价。
经济状况
投资者如果预期公司的利润高，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就会下跌。而公司的利润是具有周期性的，在扩张阶段利润上升，在萧条阶段利润下降。对此可以谈很多，但大体可以归纳为：高利率是经济萧条的前兆，低利率则象征着经济的复苏。因此，投资者可将利率作为预测未来利润的晴雨表。
对于股票以外的资产，经济环境对其价格的影响表现得没有这么明显。在萧条时期，投机商会认为其他交易商也将感觉手头吃紧，因而急于把资产出售，无论是罗斯科公司的股票还是1000股Microsoft的股票。这时资产的价格就相对较低了。但话说回来，没人能确切知道萧条何时到来，因此投机商总是要打赌，总有一些“大傻瓜”会把手中的好股票卖掉，梦想着这一次也许是例外，高利率不一定带来萧条。
以上解释了利率对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因为很多用于分析股票价格的方法可用于对其他资产的估价（例如，分析新建工厂和扩建原有工厂），因此利率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利率的变动对借贷双方的影响。
金融与经济
利率的变化的确影响了个人以及企业的金融行为：利率上升势必使他们分出一部分本打算用于消费的资金用作投资或贷款；而利率下降则可能导致花钱如流水。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利率变化的作用。在强劲扩张的时期，就业、工资以及利润的快速上涨可能会淡化利率增长的影响；同样，在非常萧条的时期，低利率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拿美国历史上很出名的两个例子来说，在1934年国库券利率为0.28%，但如此低的利率仍不足以使美国经济复苏。在1980和1981年，在沃尔克高压政策下，经过高达15%~20%的短期利率的持续地打击，才使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降下来。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出现在特殊的时代。
让我们看看一般情况下几个主要市场的变化情况。图3-2展现了在理想情况下股票与利率在经济高峰与低谷时期的变化情况（理想状态是指平均水平，而非主观推测）。从中可以看出，随着萧条的深入，利率水平急剧下降。二战后期的衰退平均持续9个月，因此可以说进入萧条期的几个月后，短期利率才开始下降，而长期利率则较难表现出这一点。在几个月的利率降低之后（通常是受联储的操纵），股票市场才开始对低利率作出反应。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期，情况正好相反，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股票市场变得平稳而后下降。同时还应注意到，短期利率变化的幅度在两个方向上都要比长期利率变化的幅度大得多。当经济接近衰退时，收益率通常是平稳的，甚至还出现下降，当衰退结束后，收益率则又急剧地上升。实际上“收益曲线明确优于其他金融和宏观经济指标，并能提前26个季度预测衰退的到来”（埃斯特拉和明斯基，1996年）——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这样（伯纳德和格拉奇，1996年）。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优于股市指数和一些综合领先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只能预测未来一个季度的经济情况[3]。
图3-2金融市场与经济周期
注：图中显示出利率与股价围绕经济周期的低谷和高峰变化，根据是1948年和1995年之间的九次经济周期的平均值，高峰或低谷月份的指数为100。“国债”指三个月美国国库券；“债券”指长期美国公债（十年以上期限）；“股票”为标准普尔500平均值，取自联邦报告。
债券市场是不希望经济强劲增长的，这在1993年之前曾是华尔街的秘密，但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刚听到这些你可能会吃惊，但很快就会理解的。债权人憎恨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将抵消他们的一部分利息收入。一旦经济发展太快，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债券的实际价值将受到影响。在低通胀时确定的收益率将随着物价指数的上升而日益失去吸引力。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最抽象的观点是：超过经济能力而盲目追求发展将使得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枯竭，导致经济发展中的“过热”现象。如果无视经济过热，它将转变为短暂繁荣之后的崩溃。更确切地说，如果市场很紧张，那么资源短缺以及各种瓶颈问题将出现，结果就是价格上升，定单无法按时完成，而并不能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规律也适合劳动力市场：如果剩余的熟练工人少了，那么工人的工资就会上升，因为当雇主在寻求这种稀缺资源时，工人会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而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因此，当经济高涨时，华尔街就会要求联储紧缩银根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将失业率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很多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反对这个观点。尽管历史曾表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但金融家们几乎都认为过于强劲的经济增长会导致可怕的价格上升。接受这个观点虽然是很痛苦的，但金融家们认为会有一个符合传统理论的界限。尽管可能并不存在这样的临界点，在经济增长超过它之后就会变成通货膨胀，但市场紧张——无论按企业总生产能力使用比例、或劳动力的失业率、或实际60F的长期增长率等指标衡量——都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反之亦然，这也就是80年代的长期衰退——比70年代的衰退还长——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原因。衰退也导致了一些工人的失业，但对华尔街而言，这只是稳定价格所要付出的微小代价而已。
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经常在企业界寻找知音，他们指出，即便金融界的确会由于经济的繁荣而受损，但企业界，尤其是制造实际产品的企业，肯定会因为经济的强劲增长而受益。总体来看，企业界对此观点的反应也不是很强烈。因为任何行业的雇主都希望有一个宽松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储备，这样就给就业者造成一种压力，防止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如果很大一部分企业都反对中央银行的政策（不仅是美国中央银行，还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那么中央银行是绝不会采取这种政策的[4]。尽管金融界人士比企业界人士更喜欢较高的失业率，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会大到引起政治斗争的地步。
债券市场不希望经济强劲发展，那么股票市场呢？普通人（当然不是华尔街）一般认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股票的发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在牛市所取得的利润都是在由萧条向复苏过渡的时期取得的。资料显示，经济最强劲的时候，通常是股票表现最差的时候。詹姆斯·斯塔克1994年8月19日发表在《投资技巧》杂志上的文章显示，自50年代初以来，当社会平均开工率低于82%时，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为+20.1%；高于82%，平均收益率为+6%。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周期研究中心的领先通胀率指标低于0%时，股票收益率为+16.9%；高于0%时，收益率为+8.3%。年平均原材料价格变化低于0%时，股票收益为+17.7%；高于0%时，收益为-0.7%。斯塔克的另外一些研究曾受到马丁·扎威格的启发并于1995年4月28日发表于《投资技巧》上，传统的观点——认为购买股票的最佳时机是公司利润正在扩大之时，而最差时机是公司利润在下降之时——是非常错误的。斯塔克兴奋地指出，在1938~1994年间，“投资回报率最优（平均每年20%以上）的时候，正是标准普尔500种股票的4个季度收益增长为-25%的时候”。投资回报率次优时是收益增长率为-10%~-25%的时候，而投资回报最差的时候，却是公司利润每年增长20%的时候；回报率刚刚比零多一点。股票在经济降温时繁荣，而在经济繁荣时却萎缩。
这种矛盾的现象或许可以用时间来解决。根据艾哈迈德·卡德（1985年）的研究，股市跟随着利率变化，而领先于实际的经济。尽管卡德认为，股市的领先作用并不等于它影响了实际的经济，因为股市和经济活动常常对同一刺激因素（如，低利率对二者都有利）同时作出反应。卡德指出，1963~1983年间，股市的变动跟两个季度之后的GNP增长率是高度相关的。
当然那种相关也不是绝对的。在1966年和1976年，股市给出了错误信号，股市狂跌而并没有跟着出现经济衰退。卡德得出结论说：尽管两者高度相关，但相关程度“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二把它作为领先经济指标使用时，应当“谨慎”。1987年股市的狂跌也没有对经济造成多大影响，但这无疑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及时果断的措施。如果没有这些，类似于1929年的经济灾难很可能会重演。股票市场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不十分可靠的向导，尽管它希望能指明近期的方向，但却经常自己也找不到北。至于长远的未来，它根本不曾考虑。
如果跳出美国，跳出经济周期的圈子而放眼更广阔的世界，就会让人感到更加迷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穆林曾以13个国家（6个工业国和7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了1976~1991年——这15年间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穆林，1993年）。穆林的数据表明，股市的长期行为最能通过红利的增长率来进行解释——但即便如此，二者的相互关系也不是太强。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所有变量只有31%能被红利的增长所解释[5]。进一步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统计上的联系在实际中的意义可能更小。回归方程得出的结论是，在红利的年增长率为零的时候，所研究的这13个国家的股市增长率还会上涨16.6%。股票投资者都是固执的乐观主义者。一种不太感情冲动的解释是：随着富人越来越富以及他们把赚取的大部分钱财投放到股市，即使经济不景气，股市仍旧可以上涨。
对于穆林所研究的13个国家，经济增长与股市的表现之间的关系近似于是随机的。无论按《国际金融统计》提供的以各国货币计算的实际还是按世界银行《世界报表》提供的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作为指标来衡量，结果是相同的：股市表现与经济增长没有本质的联系[6]。
再回过头看一下美国，还有一些人在统计方面的研究比斯塔克、卡德以及我本人要更深入。继早期的研究工作（陈、罗尔和罗斯，1986年）之后，陈乃福（1991年）发现，股票的收益可以通过几个指标进行预测，主要是：收益曲线（曲线越陡，说明在以后几个季度里股市和经济都会有较好的表现）；红利的多少（当股市上升时，红利与股价的比值高，反之就低）以及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与股市反向——经济不景气时，股市表现较好，反之则差）。
尽管这些相互关系是松散的，甚至有些牵强，但陈先生的数据说明在预测股市时也可以考虑实际经济（实际经济的衰弱预示着金融市场的繁荣），而不必接受股市领先于经济这一传统观点。如果事情正相反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
分配
华尔街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资产分配上。即，如何确定资金的投向。分布在买（顾客）和卖（经纪人）双方的众多分析家，详细观察着国民经济、行业部门和各类资产的一举一动。尽管很多机构的投资要受一定的限制（比如，高技术共同基金的经理们不能购买汽车类股票，保险公司不能购买低价股票等等），但即便是受限制最深的投资者也得判断该买什么，该卖什么以及该持有什么。对于不太受限制的投资者来说，选择余地就很大了：可以选择金融资产或实际商品，本国资产或外国资产，如果是外国资产，还可以是拉丁美洲或非洲的股票或债券，有各种股票（可按行业、公司规模或价格/收益比率等财务指标划分）及债券（政府债券或公司债券、大公司债券或小公司债券、长期债券或短期债券）等等。从长期来看，股票的回报率要高于其他资产，但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关心长期结果：他们只想着今天怎样能抓住热门资产，至于明后天的事，只能是“见鬼去吧”。
虽然股票的长期表现确实要比其他资产更突出，但真正的原因尚不清楚。因为它们的表现不能用传统的金融模型来解释（麦赫拉和普林斯科特，1985年；斯格尔，1992年）。这就是经济界众所周知的“资产收益之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设和模型——比如（施卡汉德，1996年）“非成瘾性习惯形成”的概念，且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但没有人能准确地作出解释。当与长期经济增长相比时——斯格尔分析了美国1802~1990年的所有数据，使长期分析达到了极限——股票的回报相当高，而债券的回报却相当低。当然，他所用的模型可能是荒唐的，但如果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解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核心机构的股市的话，经济学的原理又能解释些什么呢？
华尔街人并不关心这些基本问题。他们只是按照大行情和小行情来做游戏。替华尔街辩护的人企图驾驭正在出现的长期趋势——生物技术和互联网——二者都是机遇和风险并存，但华尔街人在这上面常常犯错误。他们的热情多于理性，其预测常常互不关联。谈论结构转变只是一种叫卖的辞令，一种吸引新的资产阶层或捍卫现有阶层的方式。没有人比华尔街人更关心经济周期——如果能看出经济周期的拐点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仅仅理解周期还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周期中看出变化来，比如“增长衰退”、“软着陆”等等。人们把极大的精力花在预测重要的数据上，而到处充斥着诸如“在过去的5个月份中有4个月的就业是令人满意的”此类的空话以及经常出错的论断，但还有很多人相信并重复它们。如果相信错误的人足够多，那么市场就会根据人们的错误观点而变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怎样能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交易周
让我们看一看金融市场一个星期的交易是如何运作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外界之间是如何斗智斗勇的。我选择1994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半是出于随机因素，一半则是我的故意。在这个星期有许多经济报告公布，尤其是4月份的就业状况报告，因此这个星期非常引人注目。在所有的商品市场当中，劳动力市场与人的关系最密切，而且它是反映经济整体状况的最佳同期指标，因此华尔街对这一重要信息很感兴趣。
叙述的顺序是按照“实际时间”——我没有使用过去式的语气——以便能更加贴近实际的情况而不让人感到陈旧。交易商、分析家和学者们常常认为市场按照其自身的节奏运行，如果对此进行解释就等于“事后诸葛亮”。毫无疑问，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这里，日记是以不可知论的精神写作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也是华尔街呈现给世人的一切[7]。
近一个星期
最近一段时间，分析家们一直忙于预测1991年3月份以来的经济复苏的强度以及能够持续时间，这次的复苏也许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微弱最短暂的在衰退之后的上涨。
华尔街现在很喜欢这种经济缓慢增长的态势。这种缓慢足以使通货膨胀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而又不足以给政府造成政治压力，使政府采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这种缓慢增长使得就业机会缺乏，造成实际就业率下降。然而这种美好的状况渐渐消失。自1993年以后经济发展日渐强劲，给金融市场敲响了警钟，每月增加的就业机会多达20万个。如果形势继续发展的话，3年来一直保持的6.5%的高失业率肯定会下降。由于冬季的影响，1~2月份的就业受到抑制，但3月份就业有明显地增加，如果4月份经济状况仍然很好的话，股市将无疑在周五跌入深渊。
用来描述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词语，对于不熟悉华尔街的人来讲可能会很奇怪。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诸如“黑色乌云”以及“徘徊在市场上空的威胁”等词语到处充斥，描述着一种在外界看来似乎是有利的形势。华尔街认为，GDP增长2.5%~3%，失业率降到6.5%以下是“无法控制的强劲”，联储必须制定政策进行控制。
在4年的降息之后，联储在1994年上半年开始调高利率。从2月4日开始，联储采取了三个方面的紧缩政策，这些政策还将持续几个月。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显示出了自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的首次严重危机。金融市场在利率低时繁荣而在利率高时衰退。债券价格比1993年的最高水平下降了20%，股票价格下降了10%。一度被誉为“新兴市场”的墨西哥也出现了大量抛售，成了“萎缩市场”，所谓的“奇迹”成了“泡沫”，墨西哥濒临崩溃的边缘。近期的下跌到处扩散；有报道说，世界主要的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只有日本在4月份略有上升（但收益也是下降的）。
从历史上看，在金融资产的价值过于高估的时候，这种崩溃迹象就会发生。尽管美国股市和世界上大多数的金融市场在1987年遭受了较大的打击，在1989年遭受了一次小的打击，但它们在近二十年来并未经历过类似于70年代中期那么严重的长期熊市。尽管金融市场不断下跌，但投资者的心情总是乐观的。多数交易者认为：不利的因素毕竟是暂时的。正如第一小麦经纪公司在有线电视金融频道（CNBC）所作的评论那样：市场正在经历一种“不经常发生的短期波动”。
1994年5月2日，星期一上午10点，全国采购管理协会（NAPM）公布了4月份各大公司采购情况的报告。股市非但没有小幅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见图3-3）。NAPM指标很受华尔街青睐，因为它被看作制造业的晴雨表，而且这些数据比政府公布的要快。是否真的是这样，人们并不关心，只要市场这样认为，大家就不能忽视它。由于公布的消息表明经济比预期的好，债券的价格因此有所下跌。
与债券市场下跌相反，股市出现上升，但力度不大。有消息说，瑞士的罗克药业公司将以5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加州的森太克斯制药公司而成为世界第四大药业公司，股市因此又高走了许多。森太克斯股票原来一直是上涨的，但由于该公司的许多重要专利过期而没有后续开发的新产品，它的股价在近期曾有过下跌。随着此次森太克斯股票上涨，其他医药公司的股票也受到带动。最近的医疗改革和降低成本的压力导致企业间的重组，如果再出现别的兼并，也不足为怪。即使不发生也没关系，我们只看今天的事情。谁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图3-31994年5月第一周
注：图中全部数值为市场收盘价格。股票为标准普尔500，债券是近似期货合约的美国长期公债，美元为联储10种外汇对美元汇率指数。全部经过指数化，在1994年4月29日的收盘价为100.周一是1994年5月2日。
星期二早上八点半，商务部公布了领先经济指标（LEI）（之所以称为领先，并不是说该指标是如何突出，只不过该指标能提前6个~9个月预测实际的经济状况），该指标在3月份上升了0.7%，2月份的指标从下降0.1%修正为没有下降[8]。这两个数据都比预料的高。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并未受到冬季的严重影响，在春季即将有强劲的反弹。由于人们已经很熟悉这些信息了，而且这些数据与人们所预料的出入不大，该指标的很多因素在公布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了，因此市场很快就消化了这些消息，已经有人开始对下个月的数据进行预测了。
美元在外汇市场上连续疲软，已经持续下降了好几周，这种现象不符合短期经济学运行逻辑。由于德国被迫采取宽松的经济政策，欧洲的利率水平有所降低，美国的利率有所升高，发展下去美元是应该升值的（因为资本会流向美国，对美元的需求会增加）。惟一的解释是政治上的：克林顿政府希望日元升值，以便迫使日本政府在贸易上作出让步。但这无法解释美元对欧洲货币贬值的原因。还有一个长期的解释是：美国是债务国，其出口企业为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只能寄希望于美元的疲软。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却很难解释。
尽管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在上星期联手保卫美元，但外汇投机商可以看出这种联手是三心二意的，他们也许要试一试当局的决心。如果各国中央银行在救助一个病态的货币时各怀鬼胎，那么这种做法无疑会给投机者带来机会[9]。此时，各国中央银行用日元和马克收购美元企图提高美元的价格。但在投机商看来，中央银行正在做一件无法改变历史潮流的事情：去接受即将贬值的资产，而放弃即将升值的资产。任何赌场的经营者要是敢这么做的话，他很快就会完蛋。
债券价格由于美元的疲软而低迷，因为，如果联储的干预失败了，它将被迫把利率提高到连它自己以及市场都无法预料的水平。
与不景气的债券市场相比，股票市场显示出了优柔寡断的徘徊，大部分指数都有些下跌，然而道·琼斯蓝筹股票指数却受柯达公司股票的带动而上升。该公司宣布它将卖掉其斯特林医药分公司。股票专家们认为，这样柯达公司就能集中精力从事它的核心业务了。早在几年前，柯达兼并斯特林时还被誉为除了胶片业之外的经营多元化，因为胶片日益受到电子图像技术的挑战。其他有关合并的消息还有波德班公司和电子艺术公司取消了合并意向，声称由于在合并意向宣布后股票价格不断下跌，这种市场的不良反应说明联合是不明智的。这就是市场的变化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星期三早上从纽约传来消息说，中央银行将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措施来支持贬值的美元，在昨天的交易中美元已跌至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在新闻发布会上，主管货币的财政部秘书劳埃德·本特森说：政府“认为货币贬值是毫无益处的”，进行干预的目的在于抵消“外汇市场中超出经济基础所能调节的那部分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联储惟一听从政府意愿的特例。到今天为止，共有17国的中央银行收购了30亿~50亿美元来刺激美元的回升，仅联储就干预了17次，这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干预行动。但对于日交易额1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来说，这种干预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这种干预不能根本扭转美元的下降趋势的话，联储将被迫提高利率以防止美元继续贬值。美国债券市场在干预面前的疲软令谣传四起：联储的紧缩——尤其是提高贴现率——就在眼前了。
外汇交易者怀疑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是希望美元继续贬值。劳工部秘书罗伯特·莱克说，美元贬值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货币的价格只是短期现象”。劳工部紧接着“声明”莱克的谈话不代表政府对汇率政策的评论。此后，政府官员一直保持沉默，只是说本特森有权对此评论。直到干预之后，还有人怀疑克林顿政府仍然希望美元再下降一点——只是不要太快，不危及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就可以了。
中午，联储公布了“黄皮书”。黄皮书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次开会制定政策的6个星期前发表的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提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报告因为封皮是黄色而得名，场内人士主要通过有线电视报道而获知其中内容，传到百姓手中的报告封皮是白色的，且参考价值有限）。报告是以12个联邦储备银行的工作为主，每个银行在某辖区都有庞大的信息网，负责对公司经理、银行家、地产商、税务官员以及其他所谓“实际部门”中的人士进行采访。
很多年以来，黄皮书总是把当前经济描绘成温和发展的状态，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交替有短暂的复苏。然而在这次的报告中，除加州以外的所有地方经济都有“强劲的”增长，而且已出现了回升的迹象。一些重要部门，像汽车、钢铁和建材，接近于“满负荷运转”。按联储的经验，瓶颈问题和物价上涨为期不远了，还应再来一次紧缩。由于经济增长被形容为“强劲的”，因此联储认为紧缩不会给经济造成太大的危害。而那些接近满负荷运转的部门都是对利率非常敏感的——汽车和住房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住房和汽车贷款的成本一这无疑增强了联储紧缩银根的决心。即便现在不紧缩，到5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会议时肯定是要紧缩的。
在股票市场上，由于森太克斯和斯特林公司的消息刺激，医药和其他卫生类的股票依旧很热门，有关行业重组的议论仍不绝于耳。
星期四今天市场非常平静，股票和债券交易者都在等待明天的就业状况报告出台。早上八点半，劳工部宣布上周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下降，这暗示了明天即将公布的就业状况应当看好。华尔街常常把这类前期的声明看作当前的就业状况；实际上它的确能够较好地预测近期的就业，这也是把它当作领先指标的原因。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住房分会的民主党人士为住房建筑商提供了一个抱怨联储紧缩政策的讲坛。一个行业说客估计，高利率已经减少了8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利率的上升趋势不扭转的话，还有可能再减少10万个就业机会。分会主席参议员保罗·萨班斯说他对联储的紧缩“很迷惑”也“很关注”。但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萨班斯并不是不知道参议院的标准，而且联储的行为与参议院和华尔街对它的期望是完全一致的——保持经济足够温和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压力。国会的姿态有些是真诚的，但大多数也不过是让人发发牢骚消消气而已，因为根本没有令人尊敬的立法者会郑重地挑战货币资本的首要地位；实际上，政客总是对联储替他们着想而感到高兴。
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市场收市时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这是在重要消息公布前的常见情景。只有一些特别胆大的人敢于在消息公布前16个小时下注。道·琼斯公共事业指数意外地出现下跌，这意味着潜在的人气减弱，但由于大盘很平静，它也许还会因利率的诱导而有所回升。
星期五一周前研究所提供的调查数据表明，美国在4月份新增了17.5万个就业机会，更准确地说，劳工统计局（BLS）将把这作为该月的增长数字而公布。尽管劳工统计局每月的雇员调查“在社会调查领域是样本最大的”，但如它的《就业与收入》期刊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字，跟其他的经济数据一样都做过很多修正。真正影响市场的是印在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严谨的分析家将分析字面之下的深层含义，但对一般的报纸读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就是调查数据与舆论数据差距到底有多大。
4月份的就业状况要比华尔街想象得好得多，就业人数增长了26.7万，比前两个月的预测有了较大的提高（行家有时认为这种修正是对趋势的暗示，向上的修正意味着实际的增长比官方数字要高，反之亦然。但也不一定是这样），债券价格立即不大不小地下跌了1个百分点。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增长了3美分，达到11.06美元——年增长率仅为3%，刚好与通货膨胀持平。对于20年来实际工资持续下降的美国工薪阶层来说，这种就业率的强劲上升并不能使工资状况有所改观。但在华尔街眼里，这是好消息，因为这说明“工资膨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债券吸血鬼们极其憎恨别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但却不讨厌自己实际工资的增长。
尽管工资缓慢增长，但综合指数的良好表现，使人们一致认为联储不久将再次紧缩。这种预测得到联储委员劳伦斯·林赛的证明，他说，当前的货币政策“还不够中立”。“中立”对联储来说就是“适度从紧”的代名词。近来联储的观点是，长期低利率政策已挽救了80年代金融系统的危机，而今金融体系已经全面复苏，该是调高利率的时候了。
周末星期天《纽约时报》头版的标题是“美国转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报道的第一句话是：“在追求了一年半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克林顿政府不情愿地改变了立场，它把稳定金融市场置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之上”。该文章的作者基思·布拉德施尔认为，这种立场的转变是“不会赢得其他民主党人的好感的……但这使得华尔街不再害怕克林顿先生这位民主党人。而这正是克林顿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控制在2.5%以内，最高不能超过3%，这种增长速度水平不足以显著降低失业，造成劳工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以致于能在短期扭转20年来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
这个报道也许是用来抚慰市场的，但布拉德施尔并不是听命于政府和联储的一个记者。他的结论是基于客观的事实，挑战华尔街对低经济增长的要求会导致政治斗争——而这是“华尔街所不害怕的民主党人”（指克林顿——译者注）所害怕的一场斗争。
后记本书是在日记之后两年半发表的。后来的事实表明：1994年之后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很强劲，这大大出乎华尔街的意料，他们一直在敦促减缓经济增长，而联储也已经紧缩多次了。1994年对债券市场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美国的高利率对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熊市甚至经济衰退似乎在所难免，联储担心紧缩可能过了头，而在1995年春季开始逐渐放松银根。此前的经济增长有了很大的减缓——因为联储的紧缩，紧的财政政策或是经济的内在停顿——处于2%~2.5%的水平，比布拉德施尔《纽约时报》的目标要低，但要高于萧条状态的水平。尽管经济增长减缓，但劳动力市场也有了一定发展，失业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1995年夏季之前美元一路狂跃，稳定之后又出现回升，到1996年中期美元挽回了几乎一半的损失。债券市场也有同样幅度的回升，本已高估的股市在这两年又上涨了46%。尽管联储总有一天会实行紧缩政策，但1995年和1996年对股票持有人来说的确是个丰收年。
注释
[1]这不仅指萨达姆，而且还有马克思（1981年，p.596），他指出：“生息资本一直是导致精神错乱的源泉，因此，例如债务，在银行家眼中被看作一种商品……”。
[2]红利一般要比利润更为稳定，但红利最终是以利润为基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学者倾向于研究红利，而华尔街人士则倾向于利润。
[3]对80年代破产银行的研究证实了股市在也测上的价值很低。西蒙斯和卡洛斯（1991年）发现：“分析人员用股票价格很难反映银行信用等级的下降”。每个人都知道某个银行出了问题时，股票交易者也不例外。除此之外，华尔街一般认为金融市场对财富有神秘的预知能力；一些人甚至还认为农产品期货市场比气象学家更能准确地预测天气。
[4]事实表明，很多非金融公司涉足了大量的金融业务。通用电气这家美国大型工业企业，1994年有24%的利润来自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标准普尔报道）。
[5]在对股票收益率与红利增长的线性回归中，在P=0.282时，调整后的r2等于0.31。因为公司都力图避免在经济周期各阶段的红利派发上波动过大（即，红利的波动将小于利润和经济增长的幅度），所以这种相关带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多亏穆林提供了数据。
[6]这个线性回归都和实际股票收益率相关，P分别是0.737和0.5271。
[7]为了简便起见，一些参考文献的细节被省去了。这篇日记参考了以下资料：《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美联社、道琼斯公司、国际MMS、有线电视金融频道，并与市场观察家和业内人士进行了电话交谈。
[8]这个指标，以及落后和同步经济指标在1996年被私有化。商务部把指标的编辑和公布集中到新闻发布委员会。由于这些指标是从先前政府公布的数据编辑而成的，因此商务部认为在财政紧缩的形势下，这些数据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然而这些指标确实是有用的，直到1995年末一直发表在商务部的主要经济期刊《经济现状调查》的“黄页”上。这些数据原来发表在《经济状况文摘》上，该杂志因财政紧张而在1990年停办。《文摘》中的数据并入《调查》（《文摘》最早是叫《经济周期文摘》，但在60年代的乐观时期，人们认为经济周期已经被凯恩斯的干预政策降伏了，于是把“周期”改为“状况”）。《调查》的“蓝页”中也有一些有用的指标，但在1994年也取消了。无疑，新闻发布委员会将做好指标的整理和发布工作。但他们显然感觉对新的《经济周期指标》收费没有太大意义；一年订价95美元。《经济现状调查》1996年的订价为41美元，其中还包括大量的有用原始信息。
[9]尽管进行干预不是一件破坏性的事情，但如第一章所示，中央银行人士常认为是这样。在此例中，美元继续贬值，联储的美元指数到1994年底下降了5%，1995年也下降了相同幅度。然而在1994年全年的外汇干预中，中央银行获得了7.06亿美元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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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马克思〔保尔·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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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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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生活简记〔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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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生活简记
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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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金融交易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二章金融交易者
↘收益结构
↘谁欠谁什么
↘家庭
↘非金融企业
↘金融机构
↘储蓄银行的灾难
↘政府与联储
↘信息：风马牛不相及
↘游戏风格
↘解套的资本
尽管美国金融体系在自由化、联合化、国际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它仍然要忍受“新政”的攻击和对垄断性大城市银行由来已久的憎恶。我们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归功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商业银行不允许在股票市场和类似的活跃场所营业，而主要用存款者的钱进行商业贷款业务。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也对银行的分支机构做了长期的严格限制，形成于大萧条期间的银行是一个规制严格的行业，背负着大量的政府担保，同时，其他金融体系也规定得非常严格和死板。
现在，情况既非特别严格也不那么死板了。机构之间的严格界限消失了；银行的利息率不再受法律支配了；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也取消了。但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很零散。一个纽约交易所就有500多个公司，以1995年为例，整个美国有10450个银行、2152个储蓄银行、7361个共同基金和1.25万家信用合作机构。在1990年，美国有5144万个体股东和成千上万个机构股东[1]。理解这种繁杂的金融系统需要用一定的鉴别力去提炼和浓缩，但归根结底，这种体系是围绕着金钱打转。
收益结构
或许，如何使这种繁杂的金融体系能一起真正运转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资金流量（FOF）账目作为线索。虽然资金流量不像NIPA那样为人们所熟知（NIPA是用来统计全国总产值及其组成的方法），但对于理解各种各样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金融体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二者都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
用管理人员的话来说：“国家资金流量账目体系是专门用来把美国经济的金融活动用另一种手段转变成关系清晰的数字，它与有收入和生产的非金融活动的数据直接相关，同时也专门用于识别非金融经济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以及金融市场对货物、服务、原料、存储和投资账目以及收入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联邦储备委员会，1980年，p.2）。个人、公司、政府都进行存款、借款和购买的活动；资金流量账目在一套单独的报表里把这些活动贯穿起来。国民收入账户并不反映财务报告中的增值和持有股票资本的数额，而这些是资金流量账目的范畴[2]。
资金流量体系的核心是把经济分成34个主要部门，这34个部门又可浓缩成5个基本部分：家庭、非金融机构、政府、服务于国内经济的金融机构和其他部门（包括美国以外的部分，私有或国有，个人或公司）。以上实体中的每一个体都存款、借款并用自己的或借来的钱积累资本。所有这些资金流量最终必须平衡。A不会借到钱，除非B在银行里有存款（或者说，在这个飞速发展且让人目眩的世界里，A不会借到钱，除非借钱人发现B有一部分钱闲置在一旁不用）。同时，如果没有A的出现作为利用对象的话，B也不会获益。纵使现代的金融炼丹家把发明的所有工具再花样翻新，也都不会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
除了反映各部门的数据，资金流量也能体现一些有关“交易”数据。虽然资金流有50多项（联邦储备委员会，1993年，p.19），但是它们可分为几个主要部分：保险退休储备金、银行同业交易、存款（银行和储蓄银行中的）、股票和共同基金、信用市场工具（像债券、抵押、消费信贷、商业票据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经纪人为顾客融资购买证券；商业信用，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与零配件供应商之间，地毯制造商与销售商之间）。
有两种方式来分析资金流量数据：动态方式和静态方式。动态数据体现一个季度或一年中一个部门从资本市场中的收支（存款和借款，即，新资产的创收和新债务的产生）。静态数据，是指资产总价值和尚未解决的债务总量（基本上是前年的资金总流量减去去年的逾期贷款、偿还本金或破产）。年终银行账户上的数值就是静态数据；当年的存款和取款就是动态数据。如果这年年终的静态数据比前一年大，那么这年的净资金流量就是正向的。
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收入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企业来说是销售价值以及所有的投资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用于当时的花费（像饮食和家庭租房或用于购买新的原料以及支付工资），另一部分用做长期的投资。这些投资或是有形资产（像轿车、家庭租房、计算机和办公楼等）或是金融资产（像股票、押金、银行存款）。按照资金流量的观点：借款被认为是一种逆向投资，所以每个部门的净投资一般是指存款而不是借款。
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账目都必须平稳；个人和企业都不能在收入和贷款中多花一分钱。而实际上账目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因为几乎不可能要求对每一桩交易都报账。但这些通常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完全可以被忽视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说，资金流量账目在一般并不受重视的社会统计学领域的确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谁欠谁什么
姑且不论近10年的金融政策，大多数的金融市场活动在借款和贷款中仍然存有一些差别。本节主要研究这些传统领域。
图2-1说明大多数的部门一直在忙于发展信用市场。在美国政府二战后的还债期间，家庭正在运用消费信贷，非金融公司正在使用杠杆，而金融公司更是疯狂地发放贷款[3]。从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经济部门的所有贷款使债务与GDP的比率逐渐增加，并从1982年前后开始加速——这一年里根繁荣真正开始了，并伴随着股市的上涨。尽管信用的创造在90年代早期有些缓慢，但还没有完全逆反；惟一与债务的关系不明显的主要部门是非金融企业——虽然美国政府在90年代后期的走势是相同的，如果它在1998年之后保持预算平衡的话。但债务的不断增加是80年代荒谬纵容的真正结果，同时这也给90年代美国自以为顺理成章的繁荣画面带来了阴影。
图2-1部门债务、总债务占GDP比例
在官方神话中，信用市场的存在可以聚集个体家庭的存款，从而能借给那些需要用别人的钱去做生意的人，最终使这些家庭存款能成为大量的投资，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深层意义来说，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债务将从发展之后的收入中偿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非金融机构的投资。虽然这些深层的东西不无道理，但现实却是一团糟。1997年的信用市场债务为：非金融机构占22%，低于家庭所占的26%，高于美国政府所占的19%（可参见表2-1）。这些债务无法用将来的利润偿还，但要从以后的税收和工资中偿还。与商业贷款不同，它们没有真正的资产抵押以保证履行还债义务。
必须承认，如果不重视资产而把焦点放在债务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单就债务而言，例如，家庭有时的确负债——但家庭也有资产，像质量好的耐用商品、永久性的住房、共同基金和自有的股票。当然，做生意也有实际的基本资产。并没有致命的债务水平，一切要与收入相联系。如果收入和资产不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时，债务才变得维持不下去。
每个债务人背后都有个债权人，但有时债权人并不一定知道债务人是谁。债权使金融部门的债务增加——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奇，因为负债本身就是金融部门的主要作用之一。然而，从社会总体来看，金融部门只不过是中介，主要的债务人和债权人是个人或家庭（按人口统计员的叫法）。这就是为什么讨论家庭资产分配问题的原因——那是一张欠和被欠的最真实的画面，因为毕竟机构的面纱被揭掉了。
表2-1债权人和债务人——1997年末信用市场债券
项目十亿美元
百分比
债务
总计$21118.9100.0%
国内非金融机构15194.171.9
美国政府3804.918.0
非联邦11389.353.9
家庭5571.526.4
企业4532.921.5
非公司1250.15.9
公司3281.815.5
州与地方政府1128.75.3
其他156.20.7
外国558.82.6
金融机构5366.025.4
GSE/联邦抵押金2821.713.4
银行309.71.5
储蓄160.30.8
金融公司554.52.6
ABS发行商998.44.7
其他521.52.5
债权
总计$21118.9100%
国内非金融机构2955.114.0
美国政府201.41.0
国内非联邦金融机构2753.713.0
家庭1826.98.7
企业335.31.6
非公司39.10.2
公司296.31.4
州与地方政府591.52.8
世界其他地区2270.010.7
金融机构15893.875.3
GSE/联邦抵押金2734.412.9
联邦储备431.42.0
银行4031.919.1
储蓄925.54.4
信用社304.21.4
保险公司2289.810.8
退休基金1409.26.7
金融公司566.72.7
共同基金894.84.2
ABS发行商859.54.1
其他1446.46.8
注：GSE：政府资助企业；ABS：基于资产的证券发行商。
资料来源：资金流量账户
当然，以上说的全是国内的情况。美国为了使消费大于它自己的产量，投资高于它自己的积蓄，早已把脚迈向了国外。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美国至今还没有创造出足够的余额资金以满足其所有的借款者，所以它便向日本等富有资金的国家求助。在1952年，美国对外拥有的债权占GDP的4.3%，1997年，这个数字仅增长了一点，达6.7%。但外国对美国借款人拥有的债权却从1952年占GDP的1.4%增长到1997年的26.8%。如图2-2所示：单就信用市场贷款而言（不包含直接投资），美国从拥有占GDP的2.8%的债权国变成了拥有占GDP的20.2%的债务国。自从英国因一战而陷入债务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真正的债主。用主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者来讲，国际政治力量——如果喜欢可以称为帝国主义——与该国的金融力量是分不开的；同时，美国国际金融地位的衰退象征着一个霸权的结束和重大国际不安定时期的开始。目前，美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实力都沮丧地跟着信用滑向深渊，而那些幸灾乐祸者和悲观者却等待着末日的到来。
图2-21952~1997年美国净信用市场债务在世界上的位置；占GDP比例
让我们逐个看一看这几个主要部分——它们是谁？他们借进和借出多少钱？原因是什么？
家庭
在国民收入账目中，家庭在金融体系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部收入扣除全部支出便是纯利润，这从直觉上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虽然家庭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但公司毕竟是法律规定的服务于个体的公共机构。可是在资金流体系当中没有终点；同时，家庭和其他33个主要部门在金融面前都是平等的。
工资、薪金和小额津贴约占家庭收入的2/3；其余的为投资收入（利润和利息）和转移支付（退休金和福利），各占一半。[4]收入中要扣除税，然后进行消费，如果还有剩余就储蓄。
根据资金流量，在1997年，家庭的存款和投资为1.13万亿美元。这些资金的95%都用来租房和购买汽车等耐用商品，剩余的投入金融资产中。应当清楚，纯金融投资包括新的贷款和剩余部分；在1997年，家庭承担了4040亿美元的新债务，同时它们的储蓄增加了4910亿美元。自从纯利润是正的以来，家庭就被认为是金融市场的真正的资金来源。通常，他们存入银行的要多于从银行取走的[5]。
然而，在这些数字之后潜伏着并不固定的传统。例如，与国民收入体系不同，资金流量把用户购买耐用品看作投资，而不把普通消费作为投资。根据联邦资金流手册（联邦储备委员会，1993年），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此问题：第一，耐用消费品与资本品类似，使用期长；第二，耐用品相当于长期为用户提供服务，否则，用户所需的服务将由卖方的设备频繁提供，那会很麻烦；第三，用户通常是靠贷款来买耐用品，按资金流量计账的原则是需要用资产来抵消债务的。
三个原因都曾引发长期争论。例如，NIPA认为出售的计算机和汽车在3个月后耗尽，但实际上它们还能用很多年，由意识形态和习惯引起的争论似乎还要激烈一些。虽然汽车和计算机能让用户生活舒适，但是耐用品终归不像资本那样能产生利润。购买房屋和汽车的债务往往不是一个人的工资所能支付得起的，而且利息通常是很高的。把商业债务转化成未来利润（对股市而言）或是从未来的利润中支付（对贷款而言），这是收入的资本化。
这可能是临时的。实际上，国民收入体系甚至是很幻想地来看待房东。购房像投资一样有严格规定。但是，因为美国规定只有经营才能有投资，住宅抵押的利息列到了经营账表上，而不是家庭账表上。房屋所有人被租房人称作房东。除了房间维护费用、抵押和财产税等商业花费以外，房客还要交房租。住房投资的净利润就是对房客提供住宿的回报。官方统计人员正试图把租房行为分成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
资金流量统计员虽不把投资局限于企业行为，仍认为购房属于投资，但主要侧重家庭的购房。这样做的实际好处就是能反映抵押与房屋价值的一致。在1945年，住房抵押占全部住房价值的14%，后来这个数值稳定增长，在1965年达到34%，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之间又缓慢降低至20%，而后又不停地涨到了1994年43%的水平。这种长期上涨趋势无疑促进了房价的膨胀——虽然房价上升时市场被认为是健康的；用后来FNN信用市场分析家埃德·哈特的话来讲：“房价的膨胀是美国的常事儿”。它意味着收抵押的债主掌握着私人收入的越来越多的份额。
抵押债务上升的趋势因家庭贷款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贷款能使人们在昂贵的房费下仍然能去接受大学教育、度假以及从事其他活动。但是，除非人们心甘情愿地卖掉他们的房子或把其交还给银行，否则贷款比股票期权还不切实际，特别是如果房价停滞不前或下降的话。如果租房者失了业，房屋就不能作为资本财产而获利了：它只能要现金，而且一点也不能产生回报。你不能用租金来支付抵押，或者用联储的话来说，抵押债务的增加不能形成新的资产（联邦储备委员会，1980年，p.31），如果走到极端就会发生通货膨胀、破产或二者兼而有之。从中得到的启示也暗示出，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以外，所有的个人住房预算都很紧张。
另外，在近期的核算上，由官方定义但给人印象不深的家庭资产是个人退休金。资金流量统计员把这部分基金看作是家庭实际掌握的基金。它在概念上很明确，但在权利归属上却让人费解。例如，儿童是要作为将来的继承人的，但他们的信用基金如何处理却几乎没有任何阐明。仅有约40%的少数工人参加了退休基金计划。根据埃德·沃尔夫（1996年）对联储的人口经济状况调查（SCF）所做的分析，1992年占人口90%的下层阶级仅掌握着38%的退休基金。
债务降到底层，财产升到顶层
资金流量统计员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确抹掉了一个部门中成员之间的差别。但这对统计总数永远是不真实的，对家庭来说尤其是不真实的。例如，家庭向其他部门提供基金，并不是家庭都有存款[6]。1992年的调查（肯尼克尔和斯塔尔—麦克克卢尔，1994年）表明，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30%根本没有存款，年收入在1万~2.5万美元的家庭12%没有存款。总之，10家中基本上有1家在银行里一点存款也没有。全部家庭的平均资产是1.31万美元——而平均债务是1.76万美元，全部家庭的3/4有债务[7]。
在20世纪80年代，你会读到家庭债务上升的情况。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某些原因你却读不到类似的情况，而同期家庭债务仍然在上升。你也会读到有关财富聚集的内容，但这两种现象很少联系在一起。因为小时工资下降、家庭收入停滞不前，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为了生存就适当地多借一些钱，他们还从富人手里借钱。富人的剩余资金要找一个地方获利，同时，借钱的人也达到了目的。
从1983年的调查数字中就能发现以上情况是如何进行的。遗憾的是，联邦政府对1995年的调查数字没有详细出版。在1983年，除了主要的住房抵押债务，超过一半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债务人，不到10%的家庭是另外85%的债主（埃弗里等，1984年）。如威廉姆·格瑞德（1987年，p.39）说的那样“少数借给多数”。
1997年底，美国家庭税后收入的17%（1万亿美元）用来还债，仅比1989年的17.4%低了一点儿（见图2-3，这是联储职员的估计，未正式公布）。这表明，收入的重新分配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如果不是利率突然下降的话，这部分债务的比例将会更大。但这段时期的贷款对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50年和1997年间，消费增长的23%来自于消费贷款的增长（不包括抵押）。在1991~1997年间这个数字为29%，高于二战后的任何扩张时期[8]。
图2-3家庭债务与债务偿还
人们为何要借钱？罗伯特·波林（1990年）通过研究说，收入分配中40%的下层阶级借款用来补偿停滞不前或下降的收入（波林称之为“必须的”或“补偿性的”贷款），而20%的上层阶级借款主要用于投资（如果喜欢，可以做投机生意）。波林的发现由英国的情况得到印证：对英国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借款在家庭预算中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总的来说，比较穷的家庭用借款来缓和他们的资金困难；而那些富裕家庭的借款是用来满足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两者都将用借款来改善他们各自的状况：一个是为了摆脱贫穷；另一个是为了增加财富（伯塞德和克普森，1992年，p.64）[9]。
在当时，从经济角度上讲，消费信贷被认为是在工资停滞和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巨大消费的一种方法。但从债权阶层来看：这是额外的社会和政府津贴，通过允许人们借款来购买商品（否则就买不起）以减轻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在两极分化的时期，信贷消费表面上还维持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而且债务能成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有了每月的大量抵押或信用卡账单，罢工和其他麻烦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虽然家庭作为部门的整体净价值数额是正的，但我们会发现债务和资产在下层和上层阶级之间是不均衡的。从资产中减去债务，可发现净资产远远比收入集中。在1995年，如果不考虑住房，即中产阶级的首要财产，那么，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占总收入的11%——但占总资产的31%，全部净价值的35%，以及净价值的43%。占总人口0.5%的最富的人比占总人口90%的穷人拥有更多的非住房净资产（34%对22%）；最富的10%的人占非住房净资产的78%[10]。
对过去的预测进行修正后可以发现，财富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显著的集中；真正的集中发生在90年代，占1%的上层的财富增长了5个百分点。这个增长主要是从其余的9%的人那里来的；而占90%的下层的情况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财富最集中的时期。爱德华·沃尔夫（1995年，pp.28、62~63）认为，这是几种原因造成的：工资的“分散”——经济学家更喜欢这个中性词而不喜欢带倾向性的“不平等”一词——打击了中产阶级储蓄的积极性而促进了富人的储蓄；另外，在房价（中产阶级的主要财富）呆滞的同时，股票及债券价格却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显著上涨。
大多数最有价值的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股票和债券——都在上层阶级的腰包里。在1995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的家庭——大约200万成年人，拥有股票的42%、债券的56%（肯尼克尔和伍德伯恩，1997年）；10%的上层阶级集中了两者的90%还多[11]。因为家庭大约拥有股票的一半，所以最富的1%拥有约1/4的生产性资本和未来利润；最富的10%的人拥有约一半。这些股东绝大多数是白人；在1991年，不到6%的黑人和拉丁裔家庭拥有任何股票（美国人口调查局，1995年，p.513）。表2-2数字是在净资产的基础上来划分家庭的，如果根据他们占有的股票数量来分类，那么集中程度就更严重了。在1992年（可获得数据的最新年份），0.5%的上层持股者拥有58.6%的公开交易股票；另外0.5%的持股者拥有11.7%的股票，另有4%的持股者占24.2%的股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你就会发现，所有股票的94.5%被5%的上层阶级所拥有（波特巴和山姆威克，1995年）。
表2-21995年财富、债券和收入分配
底层90%上层10%
上层10%（比例细分）
90~98.999~99.4
99.5~100
在总额中比例
家庭收入68.9%31.3
19.63.48.1
资产37.962.1
31.06.924.2
主要住房66.433.6
25.72.75.2
其他地产20.279.7
43.98.827.1
股票15.684.4
42.210.731.5
债券9.790.2
34.59.246.5
信托13.186.8
42.610.433.8
人寿保险55.045.0
27.86.111.0
活期存款57.742.3
26.04.611.6
储蓄存款43.156.9
40.98.27.8
其他存款37.962.1
35.27.019.8
企业7.792.2
20.811.559.9
汽车77.622.4
17.81.92.6
其他29.370.6
39.24.826.6
债务70.929.1
19.33.06.7
主要住房78.421.6
17.21.82.6
其他地产25.274.7
41.010.223.5
其他80.619.4
9.61.58.3
净值31.568.4
33.27.627.5
非住房22.577.5
34.29.134.2
美元值
家庭收入$33273134933
94690293565
700677
净值726541418022
7656223163956
11415294
住房392521217375
5969742844834
10757046
资料来源：肯尼克尔和伍德伯恩，1997年。
尽管股票信息在电视和报纸上做了大量的宣传，特别是“大众”电视，然而在所有这些媒体都竭尽全力的情况下，积极的投资者仍然很少。在1983年，仅有19%的家庭持有股票，其中几乎一半的家庭只有一种股票：4%的家庭拥有2~4种；剩下4%的家庭有5种以上。家庭做的股票交易更少，仅有6%的家庭在当年买卖过股票，仅有2%的家庭做过5次以上的交易（埃弗里和埃里豪森，1990年）。最近的调查数据还没有出来，而纽约股票交易所对1990年的股票持有者的调查表明：拥有股份的人口达到21%，其中2/3是男性。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繁荣的市场，这种增长好像是高潮突降。股票交易稍微有点上升，现在12%的家庭至少做一次股票交易，4%的家庭做过5次以上交易。尽管这些数字在上升，但持股和买股份的人数仍然相当少——然而他们控制的财产数额并不少，1989年仅股票与债券就达到了1.5万亿美元[12]。
特权的交接
爱德华·沃尔夫对1962年、1983年和1989年的联邦消费者资金调查的分析证明：长期以来增加的财富有70%~75%来自于资产的增值，20%~25%来自于新的储蓄——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有剩余的钱用来储蓄（沃尔夫、米歇尔和伯恩斯汀引用，1992年，p.246）。沃尔夫（1996年）还报告说，在1983~1992年间，新增金融资产的57%进入了1%最富人的腰包，39%进入了其次19%的较富的人的腰包，仅剩的4%分到了80%的下层阶级。
1962~1983年的调查表明情况有些好转；中上层阶级（90%~99%档次）做的更好，80%的下层阶级的财富也有所增加。即便这样，1962~1983年间财富仍在集中，就像利息随时间增长一样自然。
尽管一个人可以有坚定的行动和向上的决心，但在钱能生钱的社会，财富的集中趋势使他很难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家。奇怪的是，经济学家并不十分清楚个人财富有多少是来自他毕生的储蓄，有多少是来自于继承。这与“两代人之间转移财富”的大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有可能作为信息来源的房地产税普遍被漏缴；对富人的调查很少，而且他们的回答中有很大水分。经济学家用了各种方法来模拟继承。达庞·格林伍德和爱德华·沃尔夫（1992年）分析了人口经济状况调查多年的年龄组数据后发现，年轻家庭比年老家庭具有更高的净资产；通过把差异归于财产继承，他们估计，50岁以下的家庭50%~70%的财富是继承过来的。劳伦斯·科特里科夫和劳伦斯·苏默（1981年）用了很多模拟方法估计出80%的私人财产要么是来自直接继承，要么是来自继承财产带来的收入。作为储蓄生命周期假设（LCH）发明人之一的佛朗哥·莫迪利安（1988年）暗示，在老年人走向坟墓的时候，他们的财产接近于零，因而他的结果和科特里科夫和苏默的正好相反：他估计只有20%的私人财产是来自继承。LCH是指人们在年轻时为了将来的退休而做的储蓄。莫迪利安的估计值过低的主要原因，是他把继承财产带来的收入看做一个人一生中的储蓄而不算继承，其实，这只是为了符合他的LCH概念。
按《福布斯》杂志的划分，在80年代，400个富豪中大约有一半人的财产是继承来的；而90年代，这一比例降到了1/4，这很难解释，也许该杂志的定义太苛刻了。波士顿联合集团的经济刊物研究（1996年）表明：在400位巨富中，43%一出生就有足够的财富使其跻身精英榜，7%继承了50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6%继承的资产至少有100万美元或是一个家族企业，14%的人一出生就是中上层阶级；400个富豪中仅有30%是靠“自己创业”——但这些人的财富仅占这一龙虎榜总财富的25%，这使他们成为精英们的穷亲戚。
综上所述，一个较为谨慎的估计是，约一半的财产来源于继承（格勒和斯考茨，1994年），但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约75%的财产来源于继承。
“非白人”的美国人——人口经济状况调查没有更好的划分方法——与白人相比在财富上很吃亏[13]。在1992年，非白人的平均收入是白人的58%，但他们的平均净资产额仅是白人的20%，仅看金融资产，非白人的财富仅是白人的1%（沃尔夫，1996年）。对家庭来说，在同等收入水平上的种族财富差距就更大了。在1989年，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最穷的白人的净资产额是同阶层非白人的4倍；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白人的净资产是同阶层的非白人的2倍；非白人单身母亲家庭的财富只有白人单身母亲家庭财富的1/5。很显然，非白人比白人在经济危机（疾病、失业）中更易受打击，而抓住机会（搬迁、教育、创业）的能力更弱。
在主流语言中，“储蓄”总是带有道德色彩。为巨大的不平等辩护的人说，穷人是挥霍的，只顾眼前，无法控制冲动；而富人却是与之相反。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莱姆认为，社会由那些拉车的人（达拉斯和休斯敦富有的选民）和坐车的人（无能的穷人）构成的。很显然，中产阶级恰处在这两者之间。按照他颠倒黑白的观点，就应当减轻富人的税，而向穷人征收重税；这就是消费税（像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理论基础，即赦免那些储蓄者而惩罚消费者。
据人口经济状况调查，在1989年，仅有57%的家庭——61%的“非拉丁白人”和44%的“非白人或拉丁人”（肯尼克尔和麦克卢尔，1994年）——有储蓄。大多数人储蓄主要是出于“流动性”目的，以防疾病和失业；其次是退休和教育。在美国，私人储蓄代替了国家福利，而这对穷人是很不利的。
另一种观察储蓄问题的方式就是消费者调查，通过调查结果对实际情况进行粗略估计。收入低的人运气总是不好，经常要动用积蓄或需要家庭资助；大多数人不可能长期使消费多于他们收入的2倍。如果统计表这样说就可能是不对的，因为穷人们对调查非常排斥，并且把表格藏起来以抵制调查。对富人们的抽样往往不足，即使接受调查的富人也都低报了他们的收入。美国的储蓄率很低，但绝不止收入的0.7%（见表2-3）。所有阶层在收入上可能都低报了，也就是说，穷人的“不储蓄率”要小于所显示出的数值，而富人的储蓄要大于所显示出的数值。
当然，个别统计规则的使用会有例外，但总体的模型无疑是正确的。总的来说，穷人一般都花光了他们的收入：中等收入者多少会扯平；只有富人有大量的储蓄。通常，年轻人刚开始总是大量贷款，然后储蓄直到中年，最后在退休时花费。但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至少在1991年，没有证据能表明老年人的净资产下降（美国人口调查局，1994年b，pp.x~xi）。实际上，反而有证据表明，老年家庭却继续在储蓄（门奇克和大卫，1983年）。按房地产开发商贝利·凯斯的电视广告：美国梦就是在死的时候很富有，而且不用再缴税了。
表2-31991年消费和储蓄
收入
开支储蓄
资产
税前税后
美元
总计$33901$30729
$30487$242
最穷的1/559815648
13464-7816
第二个1/51482114308
18986-4678
中等的1/52607323973
26144-2171
第四个1/54086837237
361511086
最富的1/58159472332
5759714735
25岁以下1431913251
16745-3224
25~34岁3403230863
292801583$2500
35~44岁4187137583
36446113711200
45~54岁4841343828
38137569114500
55~64岁3828534401
31945245620000
65岁+2000418515
19692-1177
65~74岁2272321339
22564-1225
18200
75岁+1624714612
15782-1170
21000
税前收入比例
总计90.6%
89.9%0.7%
最穷的1/594.4
225.1-130.7
第二个1/596.5
128.1-31.6
中等的1/591.9
100.3-8.3
第四个1/591.1
88.52.7
最富的1/588.6
70.618.1
25岁以下94.4
116.9-22.5
25~34岁90.7
86.04.77.3%
35~44岁89.8
87.02.726.7
45~54岁90.5
78.811.830.0
55~64岁89.9
83.46.452.2
65岁+92.6
98.4-5.9
65~74岁93.9
99.3-5.480.1
75岁+89.9
97.1-7.2129.3
注：数据来自劳工调查局消费开支调查。年龄指参照者年龄，即被调查者所说的房东年龄；储蓄等于税后收入减去开支。
非金融企业
像家庭一样，企业有收入，用于当前的花费和投资。如果企业另外需要钱，可以像家庭那样去贷款或向外部投资者出让股份。贷款和出让股份对公司来说是一场灾难或惩罚，没钱的经理发现，即使想贷款和出让股份也是很困难的；而有钱的经理将发现，急切的投资者会挤在他的门前。这天壤之别的境遇，将会奖赏优秀的经理而惩罚那些不中用的经理，强迫那些不称职的经理去改善管理，否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赶出金融市场之外。
这些影响在某种水平上确实有作用，但外部资本的意义往往被夸大，以下的投资结构表（见表2-4）就说明了这一点[14]。不是美国金融市场无法为投资提供好机会，就是非金融企业不想投资。在黄金时期的资本支出占GDP的比例是上升的，甚至在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也是继续上升，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升至顶峰；然而，里根繁荣时代和布什萧条时期之间却一直向下浮动；形势在克林顿时期有所好转，但不是很明显。
表2-4非金融公司：投资结构
年份GDP的Capex%
内部资金、Capex%融资缺口
红利、税后利润%并购、Capex%
股票回购、Capex%
Capex%GDP%
1952~19549.193.9
6.10.543.8
1955~19598.994.5
5.50.543.4
1960~19647.8100.5
-0.50.047.2
1965~19698.387.1
12.91.144.4
1970~19746.476.6
23.42.044.5
1975~19797.586.7
13.31.232.5
1980~19845.285.6
14.41.353.5
20.1
1985~19894.398.1
1.90.271.5
47.58.3
1990~19944.599.7
0.30.077.8
30.818.2
1995~19976.294.5
5.50.461.4
67.118.2
平均6.891.5
8.50.752.0
35.09.5
注：Cape是包括固定资产和库存上的资本费用。
资料来源：资金流量账目：回购与购并来源于证券数据公司。
在1952~1997年间，几乎92%的投资是出自公司自己的资金。或把这倒过来说，外来的资金只有8%。外来资金是非金融企业的资本开支（厂房、机器和库存）与内部自有资金（利润、折旧费）之间的缺口。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缺口最大的时候，公司总投资的70%仍然来自内部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人们曾经常听说大工业公司有几十亿美元的现金而不知如何去处理这些钱。
同时，股票市场实际上对外部投资的融通没有起什么作用。在1901~1996年间，新发行股票的总额仅占非金融企业融资的4%。在本世纪早期当公司股票大量面向公众出售时，股票融资的平均比例上升；从1901~1929年，新股筹资与实际投资的比例为11%。从近年的股票买卖波动图可看出，退出流通的股票要比新发行的要多；新股票提供的净资金额占1980~1997年资本支出的-11%，这使得股市走到了提供资金的反面。但如果排除那个时期，只看1946~1979年间的情况，那么股票筹资仅占实际投资的5%。这适用于第一世界。但在第三世界，这个数字接近美国20世纪初期的水平。反过来说，那是因为公司正第一次面向公众出售股票的原因，而不是因为那些已经存在的公司通过发行新股来筹集新的资金（国际的和1952年之前的数据来自马林，1993年；1952年之后的数据来自资金流账户）。
1980年以后，股票筹资的金额大大下降，这体现了膨胀的食利阶层的要求。非金融企业一直把很多利润分给外部投资者，这些投资者除了从以前的股东手里购买债券和股票之外，对企业的资本毫无帮助。先说说红利。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公司分红占了税后利润的44%。在70年代末期，该比例有所下降；在1990~1997年间，非金融公司支付的红利占税后利润的60%。可能从公司内部没有看到太多的投资机会，因为至少在利润上股东是满足的。华尔街并不是对明天的承诺，而是当天就兑现。但分红也不是全部，公司还要向债主付很多利润。食利阶层在公司利润中的份额——红利及利息占税前利润及利息的比例——急剧上升。从50年代的20%~30%突然增长到90年代的60%[15]。根本就不是非金融企业求助于华尔街的投资，相反而是非金融企业的钱一直充斥着华尔街。
图2-41945~1997年食利者占总盈余的比例
注：外部“投资者”所要的公司盈余的比例比20年或30年前要高得多。这表示非金融公司的利息加红利与税前利息之比。分母中机上利息是因为在计算利润时将利息减掉了；而红利是来自利润。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账户。
美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借债，虽然破产、债务调整和利润上升有助于降低债务，但债务仍然是直线上升的（见图2-5）。如果不投资，那么贷款干什么呢？是为了股票回购和兼并。
美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买回了自己的大量股票——在1984~1997年间总共是8640亿美元（证券数据公司，未公开的数据）。这个数字比全部共同基金的购买量还大得多，是同期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退休基金购买量的2倍（国家和地方政府是两家最大的股票收购机构）。在80年代，公司用贷款资金买回了他们的股票（雷莫罗纳，1990年）；到了90年代，他们幸运地用利润而不是用贷款买。而现在他们继续用两种方法买回他们自己的股票。他们有时也贷款，因为公司有很多债务可以防止公司被收购——债务对收购者是一大负担，而且贷款被用来支持股价时，股东会高兴，而收购者就会很犹豫。
他们也贷款去做购并（M&A）。在1980~1997年间，美国非金融公司在购并上花了3万亿美元，这个数目是此期间资本支出的38%。与股票回购类似，他们先是贷款购并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不再贷款而靠丰厚的利润（或升值的股票）去购并[16]。根据证券数据公司的统计，银行和律师从每一桩购并中收取回报占交易总价值的1%~2%，仅在此期间他们就发了200亿~400亿美元的横财。
如果把具有现金性质的付款（红利、利息、购并和回购）加在一起，在1985~1997年间，非金融公司支付给股东的金额比其资本支出约多5%。这些资金又被投入股票市场，使股票继续不可思议地上涨。
最后一点是：所有这些投资仅是非金融部门的平均数，而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金融公司都投资了。如果外部资金充足，小型的新公司将会投资多一些，但是这种需求不在资金流量账上显示。现金充足的大公司也使得平均数下降。两种极端都暗示了资本市场并不能很好地沟通社会资本。
费扎利等人（1988年）详细地分析了美国调查数据后发现，在1970~1984年间，生产性公司全部投资的71.1%来自于保留的收入，这与公司的规模的大小关系不大。保留的收入（未分配和未交税的部分）对资产不到1000万美元的公司提供了其资金需求的75.9%；资产在5000万至1亿美元的公司为78.7%；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为67.9%——波动处在平均数的11%之内。这些数字不包括另一种主要的内部资金来源——折旧费——它大体上与保留的收入基本相等。这也意味着公司不论大小都不是通过市场和银行筹集到其大部分的投资。
有两件事情差别很大：其一是由公司保留而不作红利分配的利润所占的比例（保留比例）；其二是银行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保留比例对最小的公司来说是79%，对最大的公司来说是52%。资产不足1亿美元的公司的长期债务有70%左右依靠银行（虽然外部资金来源占所有资金的比例不到1/3）；对资产在2.5亿美元和10亿美元之间的公司来说，长期债务的41%来自银行；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是15%的长期债务来自银行。银行资金利息通常比债券利息高得多，银行常常爱管闲事甚至干预企业，而债券持有人通常与企业保持距离。小公司筹集的非银行资金大部分直接来自机构投资者，对借款者的行为限制（流动资金要求、最低资产水平、红利分配和资本支出限额）比公开发行债券的公司还要严格。但这并不是说严格的条件是无根据的；银行向不完善的小公司发放贷款会冒很大风险，银行通过控制企业家的热情，使其将来不致于悲观厌世，反而会对这个世界有所帮助。
发行新股票对较小的公司来说并不重要，这说明以上数字很可能是小题大做。费扎利引用菲利普·瓦桑的研究说，在1960~1980年，资产不足1亿美元的生产性公司从新发行的股票中仅筹集了总投资的2%。对小公司来说，为了上市而准备合法的财务文件是花费很大的；而在泡沫时代之后，没有名气的公司想让投资者买他们的股票也是很困难的。小企业对外部投资者、媒介和华尔街分析家的干扰可能感到愤怒——接受这种不愉快的因素也是股票上市的代价。
当然，小公司有时的确也从发行股票中获得资金，而这对他们的发展可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些总体的数字可能低估了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即使现金投入有可能进行调节，也很难想像任何一个乘数会把瓦桑的2%能放大多少。
总之，那些容易接近公众资本市场的大公司的钱比他们能处理的还多；而那些靠大部分收入作为投资的小公司很难在资金市场被慷慨地接纳。
金融机构
从理论上讲，金融部门一直在收集社会的储蓄并且使其达到最高投资价值，也就是说获得最大利润。但无论是否能达到此目的，金融机构会因为所做的一切而得到很大回报。下面有几个方面可以证明这一论点。
在1991年，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被合起来谑称为“火业”，它超过生产性公司对GDP的贡献，并在以后的几年间巩固了其领先地位；在1985年，“火业”才占GDP的15%。1996年，生产性公司的产出达到了1.3万亿美元，而金融部门达到了1.4万亿美元。总投资是1.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金融“生产”出了比储蓄多30%的投资。图2-6显示了主流经济学家所称的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其回报是利润）和劳动力（其回报是工资）在国内私人总投资（GPDI）中的比例[17]。如果“火业”的社会任务被看作是分配资本，那么很可能最适当的衡量标准是它完成此项任务的成本。房地产与金融和保险算在一起是因为房地产投资（住房）占总投资的1/4，非住房建筑占另外的1/4。
图2-61950~1996年“火业”利润和工资占总投资比例
图2-6中最明显的特征是自80年代早期以来的攀升，从1981年不到20%升到1991年的47%，又慢慢降到1996年的40%。这种巨大的爆炸性变化是由于投资停滞（同时占GDP的比例也在下降）和“火业”收入急剧上升的结果。这种变化压倒了图中所有的其他信息：即使在过去，金融家、开发商、经纪人和房地产经纪人等也获得了占总投资20%~25%的回报——这对中介来说的确是一笔巨款。在1990~1994年间，这个数字平均达到了43%。
如果图2-6的数据从1929年就开始的话（那时国家收入账目开始起用），那将更难让人理解，但它非常引人注目。在1929年，“火业”的回报占总投资的28.4%，比1950~1979年间的24.1%略高。但是当投资崩溃，而利润并不减少时，这个数字在30年代暴涨，在1932年达到了228%——也就是说，分配者挣到的钱是他们正在分配的资金的2倍。直到战争结束，投资恢复，这个比例才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上。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信用的发展，有人认为消费耐用品（像小汽车和家用电器）应当算到分母里边，因为这些东西也是受信用支持的（当然，它们不能给主人带来货币收入——除非这些是用在社区的洗衣店里）。然而这种调整的影响不大，趋势几乎没有变：“火业”的收入加上耐用品开支占国内私人总投资的百分比从1950~1979年间的平均16%，上升到1991年28%的最高点，在1996年又下降到26%。
在1992年，“火业”公司的退税额占全国的17%，申报总收入占全国的16%，而利润占37%（美国人口调查局，1994年，p.539）。“火业”的利润比例从1980年的14%稳定上升到1985年的25%，又上升到1992年的水平。而生产性公司的比例正好相反，从1980年的53%下降到1992年的36%。
对“火业”的个体从业者的回报通常是相当丰厚的。经济分析局根据85个职业类别统计了作为国家收入账目一部分的平均周薪和月薪。在收入最高的人中，“债券和期货经纪人”的平均收入在1996年是10.876万美元（毫无疑问，如果经纪人的秘书和记录员不包括在“债券和经纪人”行业的话，单纯经纪人的收入会更高）。这是从1929年以来仅次于1993年的最不平等的一年。在大萧条的年代，经纪人的收入是工人的2倍；在30年代又有上升；在战后直至60年代末都是下降；到了1970年，经纪人的收入只比工人多58%。从此，这个数字一直上升，从来没有停止过。“火业”的雇员作为一个整体收入不如经纪人。在1996年，“火业”雇员的平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高39%——这比六七十年代要高许多，那时他们的收入基本上等于平均国民收入。
这些数字有些令人迷惑。在1997年11月，所有“火业”非管理人员的小时报酬比私营部门的平均水平高9%，金融机构（像银行和储蓄所）同类人员的所得比私人部门平均水平低16%，出纳员和出票员的收入更比不上投资银行家了。
虽然经纪公司雇员的报酬很高，但这样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在1998年1月只有61.6万人，仅占所有雇员的0.5%，虽然这与1950年的0.1%相比是一个飞跃。根据1990年的人口调查，经纪人大部分是白人（占总数的2/3）。所有经纪人中，25%是白人妇女，而黑人妇女不到2%。即使在女性雇员较多的投资银行里，妇女大约仅占高层职位的5%~10%（巴塞，1996年b）。金融工作没有很大的不同：几乎90%的银行出纳员是白人妇女；8%的黑人妇女——比7%的白人男性还要多一些。这种人口统计的结果与他们的工资高低相当一致，这在上文已叙述过。然而最重要的是，“火业”的雇员已从1950年占雇员总数的4.3%增长到了1996年的6.0%——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但还比不上“火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篇有关1983年消费信用调查（其中的一部分，联储在以后的调查中没有再进行）的分析文章里，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31%的家庭的“户主”是在银行、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任职，虽然他们仅占总人口的2%（埃弗里和埃里豪森，1986年），“火业”是最能代表有钱人的部门[18]。
“火业”在它的总部纽约城创造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用纽约联储发言人雷·罗森（1993年，p.23）的话来说，“按照人均计算，‘火业’部门的每个工作所产生的收入是其他部门的2.4倍，‘火业’的周薪和月薪是生产率的反映。”罗森的推理是有点不好理解，你如何测量“火业”的“产出”呢？通过查与成本相关的总收入吗？可是成本又是什么呢？是“火业”的工资和利润。罗森的数字创造了一个只有少数精英人物而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的城市，这也就是纽约与其他很多城市的不同之处，在其他城市中只有被排除在外的人而没有精英人物。根据奎恩斯学院教授安德鲁，比弗里奇（个人交谈）的话，这也是使曼哈顿区的收入分配在美国最不平等（除了过去曾是殖民地的夏威夷外）的原因。
为了不忽略华尔街人士的社会价值，在此引用以前当过交易所职员的，纽约女作家特蕾西·昆恩（个人交谈）的一段话来描述他们：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华尔街人普遍喜欢女职员，他们也是最好打交道的顾客。总体来说，跟他们做生意要比跟博士（通常是虚荣、过敏和自私的）要好——而且他们比律师（常常吹嘘自己的谈判技巧）要慷慨。华尔街人一旦离开办公室进入卧室，一般都非常放纵……基本上说，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类似于妓女对自己的看法，这给他们的幽默感染上了浓重的色彩[19]。
保险和房地产
到目前为止，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金融上，本书的其他部分仍会集中在金融上，但也会涉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在政府的补贴（以减税和基础设施开发的形式）下，房地产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尽可能地从土地和租房人中榨取财富。由于它涉及实际的建筑物，因而它与物质世界的联系要比它与纯金融的联系要密切，但对很多金融投资者来说，建筑物只是一股收入——租金——可以把它像债券和股票那样给资本化[20]。作为产业，房地产仅占“火业”总收入的13%，但占雇员总数的20%，也就是说，房地产是金融的穷亲戚。
这里关于保险的论述不多，尽管保险公司是主要市场上的主要交易者，而且它们也控制着巨资——1997年资产是3.4万亿美元。虽然这项产业不受联邦法律的约束——由各州控制——但它在华盛顿眼中的份量很重，正像是克林顿健康保险计划的失败所显示的那样。保险公司在主要的非金融机构委员会中有很多代表；人们也都想同这些财源保持良好的关系。公司经常通过“内线”获取保险公司的贷款——而这种贷款是不公开提供的。
总的说来，保险是一种私人风险的社会化[21]。人们买保险是为了防止那些极少可能发生的灾祸。风险从很多人那里汇总而来，损失从这种公共资金中支付。如果公共资金足够大，那么风险就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保险人可以把保险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金融市场中去，特别是债券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的利润是很大的，只要它们能控制价格战并付给投保人最少的钱。但多亏了巧妙的会计，它们才能把利润做得好像亏损一般。
价格战主要限于财产保险，这里好像有一个价格周期。公司降低保险费是为了收集保险金，然后用来投资。它们希望投资所获的利润高于其支出，但如果价格太低的话，它们就会损失，此时的低价格只能持续短暂的时间。财产承保人倾向于短期保险，而不做人寿保险；灾害和意外可能随时发生，而一个人的寿命是大概可以预测的。然而，近来的暴力和地球气候紊乱造成的自然灾害给财产承保人造成巨大损失并且打乱了它们旧的风险模式。人们可能把这看成是金融形式的社会和环境危机——詹姆斯·欧·康纳（1988年）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的一个例子——但就像阶级冲突一样，这并不能被证明是对系统致命的灾难。
保险公司在信用市场上失去了很多份额，从50年代早期占全部信用市场债务的16%降到了1997年的11%左右。它们仍然是纸凭证财产的大买主；人寿保险公司在1997年拥有全部公司债券的1/3。在80年代中后期，它们是公司收购和兼并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个商标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说，从总体上看，他的公司要是投资国库券的话，就能赚更多的钱，他们自己的业务收益是很糟糕的。
作为金融明星的安德鲁·托巴斯（1982年）曾说，保险业因为其单调的名声才日益繁荣，因为它总是可以使窥伺的眼睛无法看到它的财富。所有权归投保人的所谓的互助性人寿保险公司，实际利润很丰厚而且很模糊，因为很少有小的投保人知道“他们的”公司用“他们的”钱在做什么。虽然金融的松动开始啃蚀保险业，但这些公司的主管人员是受宠阶层中的宠儿。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现在最能吸引交易者的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及其他一些与华尔街类似的明星机构。现代信用图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老式银行在“市场”上占次要地位。这体现在数字和形式两方面。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银行平均掌握全部信用市场贷款的28%；到1997年底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9%。储蓄银行失去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在1977年，它掌握的信用市场贷款占18%，几乎是1952年的2倍，但这个比例在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持续下降，到1997年底接近5%。银行和储蓄银行损失的份额被退休基金获得，退休基金的份额在过去的40年间翻了一番；另外还有共同基金，它在1952年占所有信用市场贷款的0.2%，而1997年占到了7.6%。
这些资产数字会让人感到迷惑，因为银行仍然介入了大多数的金融交易——没有银行参与，出售股票和进行外汇交易是很难的——同时还因为资金流数字里不包括银行的“表外”业务——那些不受监督而且低报了的在衍生物及其他市场进行的杠杆交易。1993年底，20家最大的银行的表外业务占其总资产的39%以及“核心资本”（利润留成加上以往销售股票的收入）的573%，这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麻烦，很多银行将会依法破产。此外，很多银行还有名目繁多的资产交易账目（为银行自身而非客户设立）用来买卖外汇、政府债务和其他证券。20家最大的银行的交易账目占资产的45%以及核心资本的749%（根据谢舒诺夫的数据计算，施莱辛格报告，1995年）。很多业务不仅没有列到表上，也没有在大陆上进行，它们是在伦敦或南美洲的小岛上进行的[22]。但中央银行是不会让所有的麻烦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公众安全网是处于一个没人能真正理解和精确衡量的市场之下[23]。
抛开这些担心，不管表外业务和资产交易的好处如何，它们不同于J.P.摩根的“个性”融资——基于个人特性的贷款而不是审查资产负债表。通常，银行很快地把这些贷款分散（把一部分贷款分给其他银行）或是进行证券化（把几项类似的贷款打包，然后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债券）。那些大的商业银行很快就变成了证券公司，而它们只提供商业贷款而不进行新证券业务的特点不再存在了。以货币为中心的银行（在纽约、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大银行）从交易中获得了其利润的大部分；而低存高贷的方法已经不再时兴了[24]。大商业银行不再长期给大公司融资；而那些大公司可以在商业票据市场上自行筹资，同时银行家们还参与交易商操纵股票的游戏。银行业现在基本上是契约交易，而不再是靠关系了。
现在我们触及了“华尔街”一词的丰富内涵。虽然商业银行无疑是金融界的主要代表——而且变得日益像投资银行了——但投资银行认为它们很无聊也很不称职。以声望和金钱（当然金钱才是最重要的）来衡量，华尔街的最高层是由摩根·斯坦利、古德曼·萨克斯等承销和交易巨人形成的“暴富集团”。它们为客户发行新证券，也为客户和自己进行交易。
现代华尔街的社会学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从80年代的几次狂热中飞跃而起，华尔街进入了统治阶层，这很引人注目。热衷杠杆买卖的主要人物亨利·克拉维斯，一跃而成为纽约公共电视台和大都市博物馆委员会的主席——虽然他来自俄克拉何马州，但他的父亲很富有并与华尔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巴特利特，1991年）。80年代的很多热点新闻渐渐消失了；1995年春，科克·科克瑞恩在克莱斯勒搞成了发行债券的通行证，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不再有什么德莱谢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交易它的垃圾债券了。布恩·皮克森的美萨石油公司面临困境，他的股东把他解雇了。德莱谢尔公司是最早的金融暴发户，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该公司解体后，其员工分散在华尔街各处，但他们不再为新兴阶层争权夺利提供资金了。
在过去，投资银行很注重关系。在安多弗，谁是谁的根子能决定合作关系和业务关系。在五六十年代，投资银行家们为经理们筹集资金，出谋划策共创美国世纪，收费固定，温文尔雅并且限制竞争。现在安多弗的关系仍然重要，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其余的都完全改变了。费用和佣金不再固定，客户关系也不再固定了。
华尔街既跟金融机构做交易，也跟大众做交易，大众包括亿万富翁以及“散户”（指交易量小于100股，而且总是亏本的人）。一些公司，例如美林公司，为散户、富有的个人和机构服务；另一些公司，例如摩根·斯坦利公司，只为机构和巨富服务。自1975年固定佣金制被废除后，主要面向大众的经纪人行业蓬勃发展。他们不提供专业分析，经纪人也不做投资建议。在经纪公司大楼的底层是一些水桶店、锅碗店，以及一些兜售廉价股票的小贩。这些机构的行为，有的盲目乐观，有的甚至违法犯罪，而且特别青睐长岛、佛罗里达和温哥华等地。
这些调查不包括在1年内诈取二三千亿美元的卑劣者，他们掠夺穷人和孤注一掷的人——在二次抵押中索取20%回扣的经纪人、索取240%利息的当铺、索取300%的金融公司、要价2000%的“发薪日”贷款的支票，换现金服务机构、“箍桶匠”和租赁策划人（哈德森，1996年）。尽管他们无疑是金融业的一部分，但我不作考虑。因为本书主要是去讨论那些有良好声誉的人们，不然就失之偏颇了。
几种基金
个人通过经纪人可交易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但他也能委托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机构做研究和交易。自华尔街在经济大萧条后恢复名誉以来，共同基金一直稳定增长——在60~70年代之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1%，以后的平均增长率又翻了一番。90年代早期，人们对低利率绝望而涌入共同基金——他们中也有很多人根本不懂风险而投入债券和国外股市中——同时，基金公司的发展极为迅速。至1998年2月，美国共有6867种共同基金（远多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数量），比1990年的数量翻了一番，平均每个工作日有2个新的共同基金产生。1991~1997年间，9920亿美元流入了共同基金，比同期新增储蓄的一半还多，甚至多于几个季度的新增储蓄额。如果能持续下去的话，这就是最引人注目的现代金融的发展，而且这不同于1989年日本金融市场的泡沫经济[25]。
共同基金从大众那里把资金收集起来，用其中的“一点儿”去雇佣经理来选择证券并进行交易（因为全部资金的总量很大，即使是其中的“一点儿”，也意味着经理和董事的薪水是相当相当高的）。基金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敢冒风险；有的却很保守；有的仅投资于债券，或者股票，或者某些债券（市政债券或国债）和股票（医药公司、新公司或小公司），或者某一地区的股票（墨西哥、亚洲）。围绕着共同基金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业——电视节目、推荐组合的通讯、评估服务和计算机分析软件。
“对冲基金”可能被认为是共同基金最高形式[26]。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来说明对冲基金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一般地说，它通常是集中100个或更少的合伙人（富有的个人或机构）的资产，然后由一个经理或一个小组来领导。它们几乎或者根本不受限制；很多都在自由的岛国注册，但由纽约和伦敦进行控制；它们完全可以拿钱随心所欲，购买美国债券、土耳其股票、白银期货以及莫斯科的房地产。因为没有严格的定义，所以它们也不需要提交报告——甚至连一些合伙人也不知道投资的去向——你只能猜测它们的规模。据权威们估计，在1994年有800~900个对冲基金，总资产为750亿~1000亿美元。其中小的基金控制有7500万美元，大的基金有100亿美元。因为对冲基金大量地借款，所以它所控制的资金超过其自有资金的5~20倍，这也就是说，它能控制价值是3750亿~2万亿美元的证券（古德斯汀等，1994年，pp.6~9）。按照目前资本市场的标准，这些都是大数字，同时它们进出投资的速度也很快。它们对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的混乱、1994年美国债券市场的灾难（是该市场最糟糕的年份）以及1994年墨西哥危机都负有很大责任。虽然在1994年很多对冲基金的高手也亏损很多，但他们在头几年的成就的确不凡：他们在1987~1993年间，平均每年的回报率高达20%，而同期共同基金和美国股市的回报率“仅为”13%（按标准普尔500计算）。这种增长率随时间产生的积累是不可思议的：1986年100万美元的对冲基金到1993年末会增长到350万美元，而股票或共同基金平均只能增长到240万美元（纽约证券界数据，古德斯汀等，p.8）。
除了这些给少数幸运儿的回报之外，对冲基金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投机商从银行大量贷款，所以对他们的灾难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破坏——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要么出面解救，要么让系统崩溃。尽管他们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能支持脆弱的市场，但人们担心这会加剧市场的反复无常。另一种担心是，对冲基金管理者可能会操纵市场，通过设计好的买卖方法来误导大众——慢慢抬高价格，然后找一个有利的价位大量派发，或者故意给新闻界放风制造恐慌而伺机牟利。权威们经常故意淡化这种操纵的危险性，但实际上他们是受雇去这样做的。
金融界的一个相当浪漫的角落是风险投资这一行业，它为那些刚起步的新公司提供资金，这些公司很有特色但不一定都是高科技行业。一般情况下，资金来自机构和富有的个人，而由专家来进行管理。风险投资失败的比例很大，而一旦成功则回报丰厚；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下一个康柏公司。回报率的范围在零（比如1984年和1990年）和60%之间（比如1980年和1995年）；自1980年以来的平均回报率在20%左右（风险经济数据，梅塔报告，1996年）。很多的初次公开发行是为了收走原始投资者的资金；而一些风险投资人却始终保持着他们的出资以及在公司的职务，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想培养一种大的公司体系，而是为了在初始时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一些资金和指导。
风险投资业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它的规模非常小。在1995年风险资本金总计是340亿美元，比1990年的360亿美元还略少一点，与股票市场的8.4万亿美元相比更是相形见细了。44亿美元的资金供应超过了新行业39亿美元的需求——低于当年非地产投资的1%——这意味着风险投资业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了（各期《风险资金》杂志）。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外部筹资——即所谓华尔街的社会作用——在实际投资中占的比例是相当小的。
储蓄银行的灾难
任何一本论述现代金融的书如果不介绍有史以来最大的货币灾难之一——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协会（S&L）灾难，那么这本书是不全面的。虽然主要是储蓄和贷款协会带来了经济的大繁荣，但也给美国政府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损失，弥补这些损失也许要等到下个世纪了。储蓄银行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生存基础。
储蓄和贷款协会起源于19世纪的互助储蓄银行，一种集中工人的储蓄来支持家庭抵押贷款的合作经营机构[27]。与欧洲后来的信用合作社类似，储蓄银行向那些被势利的商业银行拒之门外的客户提供贷款。由于互助存款者既是借款者又是股东，所以19世纪的储蓄银行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而避开了由高额利率、投机泡沫和银行破产带来的损失（欧·哈拉，1992年）。尽管一些更为传统的股份制储蓄银行迅速建立起来了，但是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失败使得以纽约州为代表的几个州规定所有的储蓄银行必须采取互助的方式。直到1974年仅有11个州允许储蓄银行采取股份制。
在经济大萧条中，虽然有一些合作性信用机构由于限制提款而避免了流动性不足，但还有近2000个储蓄和贷款协会破产，1/3的存款化为乌有。两个“新政”时期成立的机构改变了该行业：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理事会（FHLBB）。前者提供贷款保险，后者相当于一个中心银行，监督该行业并向处于困境的机构提供贷款。储蓄银行的业务被限制于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其他工业国都没有规定固定利率的贷款，因为这种贷款把所有高利率对应的金融风险都放在了债权者身上；随着浮动利率和可调节利率贷款的出现，借款者逐渐承担了所有的风险（罗马科斯，1991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993年）。储蓄银行通过限制商业性银行存款而与竞争隔离开来。
储蓄银行随二战后的房地产的繁荣而兴盛。虽然随着利润增长滞后，资本充足率下降，但存款和抵押贷款却迅速上升。20世纪60年代，来自银行的竞争对存款和抵押贷款都产生了压力；70年代，来自货币市场基金的竞争对存款业务产生压力，这些都从储蓄银行拉走了顾客。更糟的是，70年代晚期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暴露了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致命缺陷：储蓄银行借入的是短期资金，而贷出的是长期资金；想获得高利率的存款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提款，但他们的资金已经由银行用在30年期的抵押贷款上了。当利率升高时，抵押品的价值就下降（债券、贷款等的价值与利率呈反向变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得赤字累累。
取消限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储蓄银行不能按老办法挣钱，就应当允许它们从旧体系解脱出来进入更高层次的金融领域。1980年，由民主党国会通过并由民主党总统签署的“存款中介解禁和货币控制法案”反对把“里根主义”和灾难联系起来，取消了所有的最高利率限制。1983年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则让储蓄银行越出住房贷款的界限，可以从事任何业务。有关储蓄银行的法律和法规长期由行业说客制定，同时行业的监督者也受制于储蓄和贷款协会，但是这种美妙的关系在它们的行为转向疯狂时就变得特别危险。人们至今还对那种疯狂记忆犹新：他们在豪华购物中心、风车农场、妓院、地产投机、毒品、垃圾债券、奢侈艺术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快艇聚会上挥金如土。为了这些追求，他们狂热地寻求资金，受损失后更是借新债还旧债，用高利率从华尔街吸取存款。过去人们常说，没有人能在储蓄银行业中致富，更不可能暴发；而在80年代的自由状态中，发家致富者大有人在。
保守派常常认为是邪恶刺激网滋养了这种现象。存款保险使得存款人失去了审查储蓄银行组合资产的动力（银行家们称之为“道德风险”）。互助方式又助长了这种情况，因为既是存款者又是股东的个人没有时间、没有兴趣也没有专门的经验去审查资金的管理。右翼的激进派主张废除存款保险；而中立派主张严格控制。当然，如果在1987~1990年间的某个时期没有存款保险的话，整个金融体系可能早就崩溃了。如果你的存款没有投保的话，你会很严密地监督银行家；解救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资金足够为全国的每个储蓄银行雇10个全职监督员干上大约200年。
金融的激进派应该注意松散的合作性所有制的教训：小额存款者或者是大的合作机构所有者，对他们依法拥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管理的动力。除非有制度化的管理以及严肃而又有代表性的监督委员会；否则，经理们是很容易利用机构为个人私利服务的。对于那些想完全否定合作性所有制的人，不幸的是，非互助储蓄银行的股东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一个公共储蓄银行，哥伦比亚储蓄银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垃圾债券买主。股东跟分散的和冷漠的小存款者没什么两样。
经济学家们有自己的理解。储蓄银行的权威罗伯特·利坦（1992年）拒绝接受对经济危机的流行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仅仅把焦点放在“贪污、贪婪和无能”上。罗伯特·利坦喜欢传统经济学的机制——通货膨胀、利率波动、道德风险、房地产不景气等——同时他还像一个忠实的经济学家那样急切地想让经济发展得更自由一些。
当然，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问题是应受谴责的，但停留于此却是不够的。罗伯特·利坦的同行们确信，金融的自由化本应通过资本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而释放出无数能量。但释放出的却是莽撞、无能和欺诈的不良现象。正如《华尔街日报》关于储蓄银行灾难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犯罪名单“是如此之长，以致于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金融系统出了严重的问题。这明确显示了不负责任和鲁莽行为能使一切成果化为乌有。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行为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国家的专业阶层本身”（麦克科义等，1990年）。“开始怀疑”是比较委婉的说法，“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是记者为了提出受禁止的有争议的观点时常用的词语，但日报的分析是对利坦观点的很好纠正。不幸的是，文章并未涉及80年代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媒介的误导，而此时储蓄银行正处于失控状态。
所有监督储蓄和贷款协会的机构都被认为玩忽职守，主要是管理者、联邦和州，在里根时代早期，他们没有监督好那些刚刚自由进入新业务领域的机构——地方上经常违规经营。国会很早就处于该行业的控制之中。甚至一位总统的儿子内尔·布什也把丹佛的西佛雷储蓄和贷款协会弄破产了（威尔姆森，1991年）。在媒体保持缄默的配合下，政府成功地使西佛雷事件避开了1992年总统竞选运动，毫无疑问，民主党和在灾难中的金融阴谋家们共同帮助布什渡过了这一难关。
但仅仅谴责政府是错误的，尽管美国人习惯这样做。实际上各行各业的高层人士都涉及到了（这一点由马丁·梅耶明确指出，［1990年］）。审计人员反复证明虚假的财务报告，律师为骗子和无能者辩解，投资银行赖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账，顾问们为罪犯当品行见证人。当时还不太有名的艾伦·格林斯潘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你想要什么观点都可以”（梅耶，1990年）。格林斯潘表扬储蓄银行杀手查尔斯·克汀“及时的和专业的”管理小组，通过“可靠的而又能获利”的投资解救了“负担沉重”的储蓄银行。虽然这里的每个字都是不真实的，但格林斯潘的名声却保留了下来（正像原先他给《客观主义者》通讯写的疯狂的随笔）。
华盛顿以无限的大度出面来援救了。当然华盛顿是别无选择；当今的政府没有一个会让一种金融危机转变成全面的崩溃。但这种形势仍然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会说动联储解救了80年代的疯狂。而头脑僵化的乔治·布什政府创造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人损失社会化——抢救储蓄和贷款协会。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没有人因为这种滥用信用而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和政治损失。大量的公共资金（虽然准确数字难以获得，但估计有2000亿美元左右）没有怎么讨论和分析就花掉了，而且现在这件事早被放在一边，不再提起了。利用行业清算机会而发展新的公共合作金融机构的计划也告吹了。危机过去后的几年里，没有人再注意过它，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政府与联储
储蓄和贷款协会的危机展示了政府在金融中的几个角色：从上层观看这场动乱，看完后出钱营救。当然，这不是政府在华尔街的惟一角色。政府是金融市场的大玩家，虽然国债市场很重要，但政府并不仅仅是债务人，它也是一个大消费者和监督人。在美国松散的金融体系里，州和联邦政府都负责监督和调节金融；保险业基本上没有联邦的规范，都是各州的事情。
有很多联邦级的机构规范着金融业，债券的发行和交易主要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想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私人公司必须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公开合理数量的关于证券和公司的信息，公共公司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年报和季度报告，这些报告涉及除权和10日均线等很多技术细节，还包括很多有关经理和董事的工资、公司和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财务报告[28]。证券交易委员会也监督有组织的股票交易所的交易，也对场外交易进行监督，但程度稍轻。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公报的要求是“新政”的产物，也是为了防止重新出现20年代的市场操纵以及发行证券诈骗钱财等的疯狂行为。虽然很多骗子充斥着证券市场，经纪人在交易时系统地损害顾客，内部人士靠顾客和大众尚未获得的信息而得利，除了这些寄生虫之外，市场本身还是非常干净的。虽然公司不会总说实话，并且在报告中总是报喜不报忧，但按照世界标准衡量，美国对公司的公报要求还是严格的。令人惊讶的是，在80年代期间很多垃圾债务的说明书上明确警告说它们的风险是很大的。信息和对信息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
为了避免招惹华盛顿，关于监督者我再说最后几句话。商品和期货市场由刚成立不久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进行管理。商业银行体系由货币监察司（财政部所属）、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体系统一管理。州银行管理部门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纽约州最有权威性，因为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部全都设在那里。对于美国这样的金融体系——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些监督者显得零零散散。
准联邦机构也是很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例如，联邦全国抵押协会（FannieMae）和联邦家庭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Mac）是抵押市场里的庞然大物，它们的业务从不景气逐渐繁荣昌盛甚至发展到了全球性的规模。过去，储蓄银行和其他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通常都要在账面上保存30年直至到期。而现在他们更喜欢把贷款卖给抵押协会或抵押公司，由他们再把这些贷款变成债券向机构投资者和富人们出售（所谓的“证券化”）；在1996年这种债券不到1万亿美元（卡米斯，1996年）。“新政”期间创立的抵押协会和1970年创立的抵押公司都有一部分归私人所有，二者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与私人公司股票一样交易——但华尔街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在暗地里是受美国政府支持的。
这种隐含的保障使他们能以较低成本借到大量的资金，美化资产负债表并以更优惠的条件买到贷款而超过私人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以及一些谨慎的人士都认为这种隐含的保障对公司是一种福利，为此政府应该得到回报。而且过多的杠杆融资使政府面临比储蓄与贷款协会灾难更昂贵的抢救风险。为了保护他们的优势地位，二者开始用不平凡的方法来操作平凡的武器。例如在1996年，抵押公司把它的前任主席安插到克林顿的预算办公室，还主动派一个公共关系专家为多尔的竞选活动筹集资金（这个专家仍从抵押公司领工资）。抵押公司的游说人员包括以前的参议员、众议员、两党白宫官员，并且它对竞选活动的赞助不遗余力。它通过非常诱人的咨询合同来结交学术界人士（联储和世界银行以前都用过这个办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996年）估计，仅有2/3的由联邦默认担保的低息贷款到了真正的借款者手中；剩下的则由管理人员和股东捞走了[29]。在1995年抵押公司赢利21亿美元，股东的表现很出色。谁敢说政府没有做生意的诀窍呢？
联储
毫无疑问，联储是金融王国中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如果松散的金融系统要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央银行；既然美元依然是世界的中心货币，那么联储就是所有中央银行中最重要的。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它身上，金融界和实业界都得看它的眼色行事。当中央银行情绪高涨时，金融就会扩张；反之，金融就会紧缩。
本节研究的是金钱和获得金钱的人如何从政治上为自己着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联储总是受左翼和右翼议员的诅咒，但它的出现是为了实现19世纪议员们所提出的一个目标：以“弹性”货币——由政府控制，在危机将要发生时，政府能提供紧急贷款——替代没有灵活性的黄金标准。但联储并没有按议员们所设想的那样变得灵活起来，却很快发展为华尔街的第四个政府分支（格瑞德，1987年，第8章）。
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曾尝试了多种方法去创建一个美国中央银行，但因为杰弗逊-杰克逊反对金融力量的集中化而都夭折了。这造就了无政府的脆弱的美国金融体系，其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最后贷款人，但这使得金融空前繁荣[30]。
经典的说法是，1907年的恐慌最终导致了联储的出现。由于19世纪晚期频繁的恐慌，一些纽约银行家密谋共同组建一个在紧急时刻出面的救助机构；在1895年的恐慌中，摩根和他的伙伴用紧急黄金贷款挽救了美国财政部。然而1907年的恐慌远非这些私下的措施能解决的；在那时，财政部也不得不面临如何救助这些银行家的问题。经过那场灾难的席卷，华尔街及其在华盛顿的朋友们逐渐意识到，美国再不能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了（格瑞德，1987年，第9章；卡罗索，1987年，pp.535~549）。
加布里埃尔·柯克（1963年）分析了华尔街力量下降的几个原因：摩根和斯蒂尔曼（洛克菲勒的代表）等头面人物的衰老；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纽约以外的金融中心的发展；以及使得华尔街的影响力下降的内部融资。根本金融力量的丧失由联储的产生而得到补偿，而联储自1913年建立以来一直受华尔街控制。对柯克来说，联储是利益集团的一个例证，他们借助国家力量阻止市场财富的下降。这层含义常常从当今议员的发言中体现出来。
然而，那个经典的故事跟詹姆斯·列文斯顿（1986年）所收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不相符。对列文斯顿来说，建立美国中央银行的努力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其中心是现代公司的建立和华尔街统治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的形成。列文斯顿认为，一个更为理性的货币和信用系统不仅是华尔街对工业界或地区金融的事情，而且还是一项涉及杰出的银行家、新公司的经理、学者以及经济新闻记者的广大运动。联储的出现是确定一个价值标准的尝试的最终结果，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已出现了所有权不归经理而归广大股东的现代专业化管理的公司。
虽然美国在内战后的几十年当中广泛介入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但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市场仍然为小规模的企业和银行所主导，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者或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买和卖的分离都是资本主义最重大的闪光点之一；如果取消一个预定的销售就能导致一个资本家垮台并且打破一系列的金融承诺，那么再乘以一两千，你就会看到潜在的巨大损害。19世纪最后1/3时期的特点可描述为程度基本相等的暴涨和暴跌，因为这一时期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处于恐慌和萧条之中。在恐慌中，成千上万的小银行宁愿保持手中的准备金，这使得系统在最需要流动性的时候却无法获得资金。但上升的阶段也是相当非凡的，它受到信用松动和非正规流通货币（比如私下发行的银行券）的推动。整个过程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这和我们想象的各种资产都按美元标价是不同的。而“循序渐进”的思想倡导设置一个在上涨过程中能控制金融过度膨胀的中央银行——从更大的利益考虑，能防止小银行“投资过度”而避免造成紧缩的隐患——同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决定性的支持。
托拉斯也是企业人士和银行家控制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一种尝试。但是，这被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所禁止。列文斯顿认为，公司是对法律禁止托拉斯做出的反应。通过弥合竞争体系内部的巨大差距——在机构内订立很多协议——公司大大地稳定了经济。
随着现代公司的出现，在世纪交替之际出现了一种更广泛的对经济体系的再思考。著名的银行作家查尔斯·科南特在1905年的著作中明确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并提及了凯恩斯），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出现以及人们以金融形式保有财富而不把财富花费在商品上，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资金过多就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商品过多就不能在公开市场上卖得好价钱，这都是被现实所证明的，但古典经济学并不承认。一种信用制约体系是很必要的——它的运作与政治无关，对货币和信用的管理交给金融和企业界的“专家”来负责。
列文斯顿指出，围绕着货币定义的斗争，标志着公司和华尔街大亨成为了真正的统治阶层：精力充沛、信心十足而又目标明确，既能通过公关及友好手段取悦大众，同时也能对国会采用灵活游说的办法。大学变成了为新贵们提供技术的丰富源泉，他们也捐赠资金和设施，作为新思想、新观点、新发明的营销和分配机制。
建立可靠货币的战斗也是自觉地具有扩张性，甚至是帝国性的。当时的经济理论认为，长期的资本和商品的供过于求，可通过占领国外市场而得到缓解。有全球野心的企业家要求他们的银行家也有全球眼光，并要求美元保持对英镑的坚挺而不贬值。他们要求票据在伦敦金融市场以美元而不是英镑来标价，而这就需要一个中央银行。
1907年的恐慌，与其说是催化剂，不如说是公司一金融结构已经达成有效结论的证明（列文斯顿，1986年，p.172）。高收入阶层已经为10年赚不到什么钱而被激怒了。公关运动像政治运动一样热烈起来，1908年国会组建了一个以参议员纳尔逊·奥里奇为首的货币委员会；紧接着的第二年，《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包括14个部分的专稿（科南特所写）来阐述中央银行的思想。声称这个机构将“协调资金的起落”并稳定经济。上层社会已经对市场本身的调节能力失去了信心；而中央银行的建立正是专家们的意思——平和地干预市场能避免频繁的经济出轨倾向。
这段历史解释了为什么金融界和工业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设立中央银行的问题上，在使银行系统合理化时除了一些家庭式的争吵以外，引人注目地没有分歧。为了稳定经济、促进对外贸易和帝国利益，达成了大量的地区性和部门性的协议。这些历史解释了今天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想，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环境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都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曾反对中央银行、企业垄断以及全球化，而支持分散的小规模体系，这都反映了这些现代机构形成的历史进程。他们憧憬简单的年代，但显然忘记了19世纪后期动荡恐慌的历史。
联储自成立以来，就由12个分散在各地的区域银行组成（这是对美国松散的金融和政治传统体制作出的让步），同时在华盛顿有一个中央管理委员会。区域储备银行为各地区的私人银行所有，从区域银行的9位董事中选出6位担任。1996年纽约区的9位成员当中，有3位是银行家（分别来自纽约银行、长岛和巴弗洛的小银行），两位是大公司的总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皮福兹公司）。其余的成员是：保守的纽约教师协会领导人桑德拉福德曼[31]；私人投资家约翰·怀特赫德，他曾是古德曼公司、萨克斯公司和卡特内阁的成员；布莱克斯通信团的投资银行家皮特·彼德森，前尼克松政府成员，曾竭力反对社会福利；养老基金会的领导人托马斯·琼斯。最近的成员也包括一个大保险公司的总裁，一个小业主和一个基金的领导人。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两位来自金融界和商界之外，如果算上基金经理可以认为有三位，但基金有大量的金融股份，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和企业联系紧密。因此，虽然储备体系技术上是个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但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为私人所有和控制。
虽然区域结构是分散的，但权力很快就集中到了两个地方。一是华盛顿，那是联储的总部；二是纽约，那是地方银行的重地，比邻华尔街。在华盛顿的指导下，在纽约的联储办公室内，货币政策日复一日地制定着。这个体系的执行机构是一个委员会，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的7名成员组成，任期14年。这么长的任期是为了使委员们不受政治压力的干扰，事实上他们几乎不需要考虑任何民主责任。在几个领导人中，有一个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期4年）。委员会实际上由主席把握大权；1996年艾伦·布兰德辞去副主席职务后，公开抱怨说连从内部的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信息都很困难。从主席到区域银行的董事，联储的高级职员是清一色的男性、白人和享有特权的人（穆弗米，1993年）。
与一般政府机构不同的是，联储在资金上自给自足，它从来不需要恭恭敬敬地去求国会。它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其价值4000亿美元的国库券。如果你能像联储那样用凭空创造的金钱去买债券，你完全可能建立一个大银行。事实上，每年年末联储在扣除自认为“合理的”花费后，还要退回200亿美元的利润给国库。工资水平之高，工作条件之好，甚至是最奢侈的政府机构也望尘莫及，根本没有多少人敢对这种合理性提出质疑。
货币政策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来制定。它包括7位联储委员加上5位轮流任职的区域银行总裁——12人中有5人代表商业银行控制的机构，这在民主政府中显得很奇怪。可以想象，如果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近半数的成员为工会人士将是什么结果。
公开市场委员会每五至八周开一次秘密会议，决定货币政策的基调，用联储的话来说——紧缩、放松和中立。直到最近，这个委员会都是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的六到八周内宣布。经过近80年的历史后，1994年2月，联储终于立即宣布那密不透风的结果，公然试图窃取大众革新家的思想。直到1995年早期，革新派一直受德克萨斯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领导，他曾担任了几年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并千方百计地折磨联储。冈萨雷斯的每一次传票都导致联储的神经病复发；17年来，联储一直否认它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做了详尽记录，但事实上它一直在记录和录像。共和党人在1994年控制了国会，结束了冈萨雷斯的恐怖统治。
虽然决策及时公布了，但联储仍然是个秘密机构。这种不透明性已经造就了一个观察联储的行业，很多人严密注视联储的动向，分析政策变化的蛛丝马迹。联储观察家因此而获得了6位数的高薪，如果联储增加透明度，这些人如果不失业的话，其重要性也可能降低。联储也操纵新闻媒介，千方百计寻找来自中央银行内部人士的消息的记者们，会把任何道听途说的东西都记下来，根本不考虑真假——有的放风是故意误导或刺激市场，有的是内部斗争的互相揭短。
尽管委员会的成员们无疑将发明各种聪明的委婉说法来表达过低的失业率带来的危险，在电视上转播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会给人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华尔街意识形态
既然本节是关于政府的，因而有些话是关于华尔街政治的。像大多数富豪一样，金融家很拿自己的粗糙思想当回事，而且他们富得可以雇别人替他们思考。他们的观点从自由主义（尤其在社会问题上）到疯狂的右派；右派都是狂热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可分为两类，一类人是将其自由主义适用至社会极限，另一类是那些不可理喻的顽固分子（并非所有的顽固分子都是右派，据一位曾经为华尔街有名的自由民主党人士工作过的人所说，私下里他也有种族主义倾向）。可能华尔街95%的人——而且还包括芝加哥和加州——都认同这个谚语“市场好，政府坏”——甚至那些靠国债交易谋生的人也不例外。除了世故的名声之外，大多数华尔街人的世界观是原始的和自私的。
美国的和全世界的金融，在很大程度由华盛顿的智囊们代表了，有布鲁克林研究所这样的中间路线，也有加藤研究所和赫里特报等右翼代表。一个离了稿子连自己原始的自由主义哲学都表达不出来的经纪大师特德·弗洛斯特曼，是右翼杂志《美国观察家》的主要支持者。金融界人士是重要的政治资助者。“火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PAC）“在1994年选举中比其他任何利益集团投入的美元都多”，证券业明显倾向于民主党，即使那一年是共和党年（古德斯汀，1995年）。华尔街的民主党人比在其他任何经济部门中的都多，这可以看作是开明的迹象，事实上金融对其所支持的党产生着重大的保守主义影响。最近，对冲基金专家成为1994年纽特·金里奇共和党竞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据报道，在1996年“火业”部门仍是最重要的政治资助者。
即使形成他们观点的东西并不比计算机屏幕上无休止滚动的标题更深刻，华尔街的分析家和经济学家仍是记者们在了解行情时最青睐的信息来源。为了更权威的报道，记者们电话咨询华尔街智囊团的专家。金钱也是这样在意识形态上表达自己。
信息：风马牛不相及
有必要分析一下关于金融的媒介。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们乐于认为，市场差不多就是“信息”。这实际上是索取金钱与权力的某种委婉说法，并且不止金融领域是这样[32]。但是，权威人士与经济学家们对一些事情的一再重复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正确的。事实上，信息有许多种类。
最宝贵的信息是内部信息，它们有多种形式。最有名的一类是有关重大商业动向的新闻，比如意外的利润下降、公司收购或者将要发生的起诉。显然，任何先于公众得到这些信息的人都可以在这些信息公布之前牟取暴利。但那还不是内部信息转化为金钱的惟一方式。一条经济研究部门推荐Intel公司的消息，或者一条关于客户打算买进100万股IBM股票的消息，都有利于公司的交易部门，他们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以便能从消息传播带来的价格波动中获利。虽然交易部门被认为是由“长城”与公司的其他部门隔离开的，但总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正像一位老练的新闻记者在谈到80年代后期的内部丑闻时对我所说的那样，在华尔街靠搞内部秘密赚钱的人已经有好几代了；波士基公司只不过是有点太贪心了。或者像一位著名的交易商所说的那样，“谁要是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事儿，那他简直就是笨蛋”。
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经纪人在电话中传来传去的谣言，有经纪公司和研究机构看似严肃的金融及经济分析，还有报纸上公布的每日新闻。金融报道机构——路透社、道·琼斯公司——通过遍布金融世界的电脑终端，把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很容易晕头转向的交易者那里，有各种市场价格、历史信息以及行情分析等等。
不能过高估计这些消息的质量。虽然《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每日新闻，但其中的市场信息像其他报刊一样都是很肤浅的，只不过是在大经纪公司的胡言乱语之外加了一层无关紧要的包装而已。那些经纪人所作的研究通常不过是为了促进股票销售而做的陪衬。分析家很少对所涉及到的公司毫不客气地评价；正如企业不愿意得罪潜在的银行投资者一样，分析家们也不想得罪他们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生怕人家不再理睬他们的电话了[33]。结果就是，很少能见到让人们“抛掉”某家公司股票的建议，分析家们对某种股票的评价如果不是“买入”的话，最差也是“持有”。
有关压力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受雇于杰尼·蒙特哥马利·斯科特公司的赌博业分析家马文·罗夫曼。1990年他告诉《华尔街日报》，唐纳·特姆普公司在大西洋城的塔吉·玛哈赌场负债累累“不可救药”。特姆普公司扬言要起诉斯科特公司，不久该公司就解雇了罗夫曼（1996年证明他是错的）。
那是极端的情况。约翰·科菲描述了更一般的压力。他曾在德莱谢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从事金融业的分析，目前在纽约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据科菲说，经纪人提供的服务大同小异，公司除了完成每天基本的买卖操作之外，也没有精力做太多别的事情。因而公司提供给客户的研究只是能让它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假想物而已。
科菲说，“实际上，分析家们的心思主要在于如何把自己的观点推销给顾客，而真正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并不多。”当他在德莱谢尔公司的时候，每年他都要对主要客户进行2~3次私人访问，而对次要一点的客户每年也要进行1次访问。除了私人访问之外，分析家每月至少要给顾客打100个电话，其中有些“更投入的（和更成功的）”人每月要打300个电话——也就是每个工作日15个电话。显然，在完成这些客户的服务之后，分析家们就没有多少时间能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了。
分析家们很少对企业向股东报告的数字进行重新评估，这些数字通常由一些国际知名的会计事务所做过审核。会计工作一般被认为是单调的，但它却呈现出少有的创造力。会计人员总是为他们所核查的公司说好话，毕竟费用是这些公司出的。20世纪80年代臭名昭著的破产事件，德莱谢尔公司、BCCI公司以及几百家储蓄和贷款协会，都有著名的会计事务所出具有良好报表显示其经营状况正常，而这些事务所本来是应该对企业提供的自我吹嘘的数据从外部进行检查的。更多的很一般的公司通过对数字游戏的创造性运用和合法的解释而一下子变得光彩夺目了。
会计工作的肆无忌惮是早已出现的事情。在60年代，约翰·布鲁克斯（1973年，pp.160~162）报告，会计师攒了一些兼并公司的人所需要的数据。投资者，其中很多人一点儿都不懂，争相认购这个几年后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只要稍微保守一些，只要还有良心，会计师们就能够阻止阴谋，但他们并没有阻止。”你完全可以对过去15年中的金融灾难发同样的感慨。如果华尔街的分析家对会计师做的账目认真地重新检查一下——他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那么许多近来的阴谋早就被识破了[34]。
即使是经济分析也必须为销售服务。一位经济学家对美国在1993年和1994年的经济增长作了精确而乐观的预测，而华尔街的其他人士却一致认为经济将走入低谷，于是这位经济学家被上司叫去，他被要求重新考虑他的预测（强劲的经济增长通常对债券不利；而公司却有大量债券等待出售），这位经济学家按照要求调低了他的预测。在华尔街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是埃德·海曼，他曾连续多年位居《机构投资者》民意调查的榜首，他也是那些（错误地）预测1993年和1994年经济不景气的人之一；凑巧的是，他的公司不仅销售债券，还管理着一个大规模的债券投资组合。
如科菲所说，如果市场是凯恩斯所说的赌场的话，那么分析家就是赌场中懒散的歌手。无论如何，赌场总是提供固定的游戏和规则；惟一的区别是招待和装饰格调的不同。虽然那里有“许多自认为工作严谨的分析家，但他们之间的竞争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看谁能以最耸人听闻的预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太有名的分析家只敢把他们的预测调到与别人类似的水平，以免太突出而可能显得很尴尬。无论哪种情形，名气大或名气小，预测总是人云亦云，而不是由事实决定。
这些分析家和经济学家为金融记者提供了素材。这里便是那种交易的大致情形，来自约翰·里斯克的长期实践经验，他曾是《巴朗》的专栏作家，现在则自己出版通讯，且价格不低：
金融作家不过是美化记录的秘书。与他们在其他如戏剧、电影、食品、体育、政治、时装等领域工作的同行所不同的是，金融作家甚至专栏作家都拒绝自己思考。因为他们靠的是灵通的信息来源，他们仅仅充当传话筒，而所传的信息又往往是不正确的。无能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家告诉金融报纸的一切都被原样刊登。这里不存在过滤器。
一位专门报道落选赛马的体育记者，如果坚持要报道经理、马主和老马手的乐观吹嘘，而没有其他内容的话，该有多么可笑。或者说，如果一位美食家对某个饭馆的评论是基于掌勺师傅的观点，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问一位华尔街人关于经济的看法，就如同问电影制片人对于他刚刚推出的电影有何感觉一样，或者问一位时装模特如何评价一个新款式。然而，那正是金融报道的把戏：风马牛不相及。
从历史上看，金融报道一直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正如韦恩·帕森斯（1990年）所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价格及产品信息的传播对于英国和美国市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今天这样，有些信息是好的，有些却一文不值；比如“南海泡沫”要不是靠伦敦新闻界，永远都不会炒起来。
不止是价格信息在循环——思想也是如此。主编沃尔特·贝格赫特麾下的《经济学家》杂志对于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信仰在英国上层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杂志神秘地自称为报纸，而贝格赫特说，它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制造厂”。正如帕森斯（1992年）所描述的那样，“金融报道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发展了一种文学形式，而在于它定义了一种资本主义的语言和文化，即：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利润和投机。信息的传播不仅促进了市场的国际化，还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帕森斯，1990年，p.27、41）。
那种文化有一个很狭窄的经济新闻的概念。它“影响市场的形态和人们的观念。但人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金融记者和报刊编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帕森斯，1990年，p.31）。
帕森斯说的是19世纪，但今天的情形也可以如此描述。有线电视节目整天在连续报道股市行情，《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竞相招揽读者，《经济学家》杂志凭借令美国人陶醉的英国态度告诉全世界的年少精英和官僚们要思考些什么。经济新闻主要被限定于“商业”版，这反映了很大的偏见；当然，没有哪家日报有“劳工”版。
帕森斯进一步说到，经济学转化成了数学的模糊分支而经济学家们退缩在学院里，这在经济思想的传播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真空，而这个真空被商业新闻填充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杂志从宣扬凯恩斯逐渐转为反对凯恩斯，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战后人们对凯恩斯学说的抛弃。
供给学派是一个虽然可笑、但却在不断丰富并逐渐成为美国国家政策的学说，但它的主要内容是由祖德·万内斯基和罗伯特·巴特利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中提出的。后来，万内斯基离开了该报而成为经济顾问（以倡导恢复金本位的长篇大论而闻名），但巴特利和他的追随者仍把里根时代作为永恒的经济典范来推行，丝毫不顾一切的事实、道理和反对意见。许多日报的记者为巴特利主义而感到尴尬，但道·琼斯公司的总裁比德·坎恩和他的妻子卡琳·埃利特·豪斯（脾气暴躁的公司副总裁）却赞同他。据说坎恩曾批评该报第一版的编辑詹姆斯·斯特沃特“过于自由”。“自由的”斯特沃特因他的关于德莱谢尔公司及80年代内部丑闻的书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斯特沃特，1991年），并因此成为《聪明的资金》杂志社的重要人物。《聪明的资金》是道·琼斯公司和赫斯特公司之间的一个合资杂志。在为通俗而空洞的个人金融杂志《聪明的资金》工作期间，斯特沃特克服了他对股票市场的忽视，撰写评论点出人们必须拥有的10支股票——这些股票是由经纪人詹姆斯·克拉莫提供的，他凑巧拥有自己推荐给斯特沃特的很多股票。
各种各样的通讯的年度订价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或许有人会认为它们是投资分析的一个好参考，但它们实际并非如此。比较有名的通讯的长期表现无异于猜测，即使最出色的也好不到哪里。
约翰逊·斯密克公司的行情报告定价为10万美元，而这个公司正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个约翰逊就是联储前任主席曼纽尔·约翰逊。当他在中央银行工作时，这家公司（当时叫做斯密克·梅德利）就在预测联储政策变动中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而当他离开联储后，这家公司（改称为约翰逊·斯密克·梅德利）的预测就不那么准确了。1994年，该公司向客户报告说“白水门事件”会发生重大变化而对克林顿总统非常不利；股票市场立刻作出反应，但事后证明这是不真实的（科兹，1994年；弗洛姆森，1994年）。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为这样的文章每年付10万美元呢？因为当消息传到订购者之外的人群中时，市场就会发生波动，如果你知道得比较早，那么无论它是真是假，你都可以用它来赚钱。这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经常出错的通讯就不再能引发市场波动，而当一家机构正在走红的时候——或是已经走红了很长时间——人们会愿意出大价钱以便先知为快。
较低档次的情报常通过篡改历史来掩饰它们的拙劣表现。据饱览资料的里斯克所说，最野心勃勃的篡改者是詹姆斯·戴尔·戴维森，他在通讯《战略投资》中把右翼政治和金融建议掺合起来。在投资建议中，不利的情况一概被抹去了。由于强烈反对克林顿，戴维森建议把阿肯色州的公司的股票都抛掉，原因是他猜想这些公司跟总统之间有联系。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姆·科贝正在为《战略投资》的副刊杜撰克林顿的罪行；当他最终在彻切匹克去世的时候，这种对立更加趋于白热化。
游戏风格
这不是一本关于投资技巧的书，如果它是，销路肯定不错。但是，说一说人们如何支配金钱并不会过于迎合商业口味。买卖金融资产的人可以分为几种。通常划分为投机者和投资者，即随时准备撤出的人和那些打算持有几个月，或偶尔几年的人。
另一种划分是基本面交易者与技术面交易者。虽然具体的市场情况不同，基本面交易者关注价格波动所内含的现实情况——经济发展情况、政府政策、人口统计和公司的经营策略等。股市中的基本面分析家可能深入审查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或者通过与经理、顾客和竞争对手谈话来了解情况。虽然技术面交易者也关心这些现象——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股票的价格变动，他们试图探究更深层的市场本身的供求规律。
对技术面股票交易者来讲，一家公司无论是生产土豆条还是内存条都无关紧要。有些技术面分析家做认真的统计工作，追踪交易量和价格走势的变化以寻找即将到来的重大转折点。其他人只是根据图表的上下波动预测价格趋势。这些“图表派”经常热衷于所谓的旗形图、阻力线、头肩底……很少有证据表明这种图表研究是有用的；这些图看起来都似是而非。大众投资文章《华尔街随机漫步》的作者，经济学家伯顿·马克尔，让他的学生用投掷硬币的方法来绘制许多虚构的股票价格图。当马克尔把这些虚构的图拿给有实践经验的图表专家们看的时候，他们居然能从这些随机的歪七扭八的折线中找出自己所钟爱的图形（马克尔，1992年，pp.135~136）。
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都是把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结合使用，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成功。据评估资金经理的诺姆·扎德所说，只有1%~2%的资金经理有持久而稳定的良好表现。大多数人的表现都低于平均水平，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就是市场，而且他们的佣金与表现关系不大。真正突出的表现——如广告中吹嘘的1239%的回报率——几乎都是侥幸的。
一直保持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扎德说，这总是离不开市场操纵、获得内部消息以及巧妙地利用新闻界：“他们把投资看作战争”，而在战争中，一切都是公平的。资本雄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调动大量资本而使市场动荡，大动作会吸引大众而把价格朝有利的方向引导。一些明星投资家（名字隐去，以免招惹官司）在认为日元币值过高时，或他们刚刚买入黄金之后，就听任汇率下行；而当大众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时，那些人——无论其原来的想法如何——就成了胜利者。在这里可没有无知的傻瓜。
解套的资本
迄今为止，我们的评论一直集中在美国身上。虽然这能把情况简化，但关于投资它还不算是准确的描述。资本和商品自由地在全球游荡。虽然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们把这个没有边界的地球看作是新近的发明，但它却不过是对一战前生活的怀旧罢了；凯恩斯（1988年，pp.11~12）唤起了对那种田园世界的向往，他这样描写曾经风光十足的伦敦人：
一位伦敦的居民能够呷着早茶，用电话订购全世界的各种商品，并且期待着人们把东西按时送到他的家门口。他能够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的方式，拿他的财富到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中去冒险，而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可观的收获。另外，他可以把他的财富的安全跟受到推荐的任何欧洲大陆人的良好信誉结合起来。如果需要，他可以用廉价而舒适的方式迁移到任何国家和任何环境下，而无须护照和其他手续；这样就能派他的佣人到邻近银行要求提供贵金属，然后可以到国外居住（不用懂得那里的地理、语言和风俗），只要自己带上金钱，就可以不受任何干预。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把这种状态认为是正常的、确定的和永恒的，除了向好的方面发展之外，任何的偏离都是畸形的、丑陋的和应避免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对立、垄断、限制以及排外的政策，虽然可能对他的天堂生活构成威胁，但在他眼里，这还不如日报上的娱乐消息有疑，这似乎对社会和经济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行为的国际化实除上已经结束了。
这种权力和永恒的态度同样刻画了今天资本对自身的感觉。除了偶尔被政客们为哗众取宠而挑起的贸易摩擦外，进一步的全球一体化（强调资本自由流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来看看是否如此。
尽管全球的特权者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也没能在20年代重新唤回这般田园世界。凯恩斯所描绘的世界首先在一战中消失了。在20年代，欧洲经济很少繁荣——英国的失业率基本上都高于10%，而德国又在危机中度过兴旺的20年代。似乎战前的秩序又部分恢复，同期的美国却空前繁荣，标志着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的开端，资本又开始在国际上流动，大胆的贷款合同也签署了。但由于1929年的大萧条，旧的经济秩序永远瓦解了。
在这场危机中，世界受打击的程度可以从“国家坏账”的现象中略见一斑。1929~1935年，58个发行国际债券的国家中，有25个发生了坏账。按美元计算，19261929年，美国发行的外国债券有70%成了坏账（不包括加拿大），而在20年代末发行的债券“只有”30%成为坏账。顺便说一句，大多数欠债的国家，在《穆迪》投资评估上都有良好的排名（坎特和帕克尔，1995年）。
但是，现在那样的坏账成了遥远的记忆，今天的资本市场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统计数字表明，国家的界限对金融市场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35]。在70年代，10年期美国和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91，但1990~1994年，它变成了0.934。日本和美国之间，是0.182和0.965；英国和美国之间，是0.590和0.949（英格兰银行数据，1994年，p.5）[36]。如果现在就说有了一个单一的全球信用市场还是有点夸张，但我们的确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尽管这看起来像每天太阳升起那样自然，但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并不很古老。直到7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广泛的资本控制措施。甚至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条款（第6章，第3节）规定，成员国只要不干扰正常的贸易支付，在“有必要规范资本的运动时就可以实施这种控制”。尽管50年代，官方的舆论倾向于一个更为自由的体系，但60年代的国际收支还是导致了控制的加强：美国限制资本外流，而几个顺差国则限制资本的流入。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菲利普·特纳（1991年）所说，资本已经有了加剧贸易不平衡的倾向。私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已经“被汇率重新组合的预期推进到了一个重要的程度”，而汇率本身又受往来账户的影响。资本由于要避免贬值，逆差国正面临着资本的流出。另外，由于投资者想从升值中得到好处，顺差国正面临着资本的流入。随着1973年浮动汇率的出现，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参见图2-7）。
图2-7净外国资产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1994年）。
1979年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取消了汇率控制，这确定了80年代的基调。10年以后，主要工业国和发达的小工业国都不再限制公民持有外国资本的权力了。
正如特纳所说，与上次资本自由地在全世界的游荡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不同就是凯恩斯所说的“金钱资本”。与现代热衷于黄金的人所提出的神话不同，在1914年之前的黄金标准时期，经常项目的不平衡（以及相应的资本流动）是持久的而且是规模巨大的。当时是用英镑作为黄金的替代物。1880~1914年，英国的往来账户顺差是其的4.5%，这使得1914年的外国净投资占相当于GNP的130%~140%。国外投资的回报率为5%，是英国政府债券回报率的2倍。日本占GDP的14%的顺差和英国的高峰时期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但5%的回报率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可笑的。
既然所有资本的流动都用黄金来标价，汇率风险是不存在的——除非有国家采取大胆的行动去改变金价。汇率风险的副作用——进行外汇投机，是80年代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因——被削弱了。当时驱动资本流动的主要是利率差。
除了黄金以外，特纳还指出了1914年以前时期的另两个特点：即交通工具的限制和在实际资产上的长期投资很多。由于黄金一英镑体系的稳定，今天所使用的工具，如期权、掉期和期货在当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在那样的非计算机时代，凭落后的技术去估价一个深邃的市场是很困难的。当时只有股票、债券和直接投资（很多实际上是霸权主义的代名词），除此之外，没什么别的了。
更令现代观察家吃惊的是很多跨国资本采用生产性投资的方式：无论是通过欧洲直接拥有建在殖民地的铁路，或是持有铁路债券。特纳（1991年，pp.13~20）指出，这有两个好的结果（暂不考虑殖民地的“发展”问题）。第一，创造了能用来偿还债务的实际资产。第二，资本的流入往往伴随着对资本输出国设备的需求。
受传统经济学观点的影响，80年代自由资本的流动避开了第三世界，这与19世纪不同。一个人应该想到，利润率在那些被乐观地称为“发展中国家”是比较高的，但资本除了流向一小部分新兴工业国之外，大部分都避开了南半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早期“新兴市场”的繁荣（甚至当时，资本流动还是集中在一小部分国家，第一世界国家间的资本占主导地位）。在80年代，政府以及准公共机构的世界银行提供了对贫困国家财政援助的2/3。但是，正如特纳所指出的，“国际资本市场的传统作用”——把资本分配到回报率高的地区——“已经在最近的资本流动中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甚至在工业国家中也是这样”。他还写道：
在50年代，美国（资本/劳动力比例高）向欧洲（资本/劳动力比例低）输出资本，这个过程被认为是促进了欧洲而不是美国的发展，同时也缩小了两国的工资差距。在欧洲内部，瑞典（资本/劳动力比例高）是人均输出资本最多的。从这方面来看，80年代美国若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就很奇怪；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80年代美国的实际资产投资回报率比其他地区高[37]。
特纳猜想，这种资本流入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在起作用。看起来发达的市场，既能有利于资本的分配，也能干扰资本的分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导致了资本市场越来越像迷宫一般。特纳总结说，“金融的多样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中介作用已经逐渐使传统的资本分配作用黯然失色。”琼·罗宾逊说，金融市场主要给“食利者行了方便”是很对的。
正如特纳出版的报纸所说的，1990年左右，情况已经有些改变了。美国的利率下降缓解了拉丁美洲债务人的负担——在美国也是类似的；但低利率却让投资者渴望更高的回报。他们不再顾虑以前曾发生过的债务危机，而执意把钱投向了第三世界。在1989~1994年间，官方投资增加了28%，而私人投资暴涨313%；而股票市场投资首当其冲——高达1029%。许多资金流入了私人公司，在拉丁美洲尤其突出。七八十年代的旧债转换为这些非国有化的公司的股份。这些垄断或接近垄断的公司经常以很慷慨的价格给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政治裙带者以很大的股份。私人债务，主要是债券（增长了337%）而非银行贷款；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现有企业中参股和建立新公司，增长了203%。结果，官方的长期投资的比例由1989年的1/2变成了1994年的1/3。
墨西哥是“新兴市场”的代表国家。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资本市场开放的浪潮导致了资本狂增——1991~1994上半年，各种投资共计680亿美元，而1988~1990年资本净流出36亿美元。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市场只有美国的一小部分。墨西哥经济的实际表现很糟糕：增长缓慢，实际投资水平低下，普通墨西哥人只感受到80年代最平淡的复苏。当那些经济泡沫破裂时，为了平息金融市场而采取的严格的紧缩措施使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再次一落千丈（亨伍德，1995年）。
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第三世界所占的份额由1990年的不到15%上升到1993年的近40%（世界银行，1994年，第1卷，第1章）。伴随着80年代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增加，第一世界的债权也不断增加——整体水平是70年代的两三倍（特纳，1991年，p.32）。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UNCTC，1991年）的数据显示，与70年代80年代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同步增长不同的是，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是贸易增长速度的两三倍。
但是，流向第三世界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东亚和拉丁美洲；而中东、非洲和南亚则几乎没有。事实上，全部私人投资都是如此，包括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在19891993年间，仅5个国家——中国、墨西哥、阿根廷、泰国和韩国——就占了全部私人投资的一半，再加上另外8个国家（巴西、葡萄牙、马来西亚、土耳其、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智利）就超过了80%。在资本流动方面，私人市场的作用是少有人知的。
联合国出版的系列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这些投资的流动是受跨国公司生产策略的驱动[38]。尽管对外投资已经很古老，但真正全球化的企业只是最近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世界的国家主要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石油、锡和橡胶的生产。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消费品公司进入欧洲，现代跨国公司才渐渐成型。进入六七十年代后，美国跨国公司继续增加海外投资，主要利用当地资源而不是美国的出口来满足外国的市场。欧洲的跨国公司紧跟着也发展起来了。在80年代——尤其是1985年日元升值，使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时候——日本公司也开始追随公司全球化的潮流了。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1年）把三大直接投资的地理策源地——美国、西欧和日本——称为“三极”。虽然近来第三世界的直接投资有较大增长，但研究表明，“按照直接投资和贸易额两项指标来衡量，三极之间的往来远远超过三极同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这意味着三极的一体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三极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由于三极的产值合计占全球的2/3，所以毫无疑问，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跨国公司。随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式的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未来的资本和市场更加集中，将是一种必然。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又发现，“一个区域中的东道国总是围绕着三极中的某一极在发展”。尽管联合国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每一极都笼络了一批穷国作为其服装加工厂、种植园和采矿场：美国拥有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欧盟拥有东欧、南欧及非洲；日本则拥有东南亚。有时，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两极所共享：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归日本和美国；阿根廷归美国和欧盟；马来西亚归欧盟和日本；而印度则归三极共享。根据联合国的分析，在80年代受美国资本控制的国家数目在减少，而被欧盟和日本控制的国家有所增加，在亚洲尤其如此。
只有大约25个国家或地区符合这个规律，而余下的一百多个都是又小又穷的国家。能够有幸围绕住一极并不一定就能繁荣，但被遗弃者的命运很可能更糟糕。
至此，我已经对直接投资问题说了很多，对于一本侧重金融的书，这些已经足够了。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斯蒂芬·海默（1979年）认为，各国的金融市场日渐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一趋势在1972年刚刚开始——是与跨国公司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跨国公司对短期贷款和投资的需求由于各国的资本不停地流入和流出而很难平衡，这推动了跨国银行的发展，也有利于短期资金市场的一体化；跨国公司对长期资本的需求也促进了国际债券和股份资本的发展”（海默，1979年，p.82）。生产是必定需要资金支持的，如果一切营运良好，它会带来资金形式的利润；全球化的生产当然也不例外，跨国公司的生产性活动必然带动与之相关的金融活动[39]。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之上，国际金融市场会魔术般地膨胀。美国金融系统同样如此，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使它远远超过了其原来的基础。
正如国内资本市场将相距很远的资本供求双方联系在一起一样，全球市场也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借款者和贷款者。正如股份制、专业化管理的全国性公司从19世纪的家庭企业和地方企业渐渐发展起来一样，跨国公司又是从全国性公司中发展起来的。海默认为，股东和贷款者是靠系统的营运而获得全球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全国利益，就像它们原先在全国范围内追逐利益而不仅是追逐某个特定的公司利益一样。
有两个全球一体化的例子。1991年考科特-帕莫弗公司的一个高级执行经理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并不能随意使用我们的资源，没有人把这个国家放在首位”（瑞茨，1991年，p.l41）。不仅是美国人如此不讲爱国感情。将生产移向墨西哥的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马格纳国际公司的主席弗兰克·斯通纳克说：“要想做生意，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赚钱，而钱是没有良心，没有灵魂，没有知觉，没有感情的”（比勒卢，1992年）。这与自由贸易理论先驱大卫·李嘉图（1911/1987年，第7章）所设想的对资本流动的约束相去甚远：
经验证明，资本在不受所有者直接控制时存在的潜在或真实风险，加上离开自己土生土长、久已习惯的祖国而到陌生的国家，把命运交给新的政府和法律所带来的诸多不便，阻碍了资本的转移。于是，这种想法使大多数有钱人满足于让自己的财富呆在国内而仅仅获得较低的利润，也不愿意到国外寻求的更高的资本回报[40]。
可以看出，李嘉图的国家情结与斯通纳克和考科特的观点是迥然不同的。没有国界的地球是否比凯恩斯所描述的地球更持久？战争、萧条和（或）政治事变是否又会再次摧毁田园般的生活？这些问题仍让人拭目以待。
提到凯恩斯，应当注意避免把目前的全球化当作特别新鲜的事物。英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在1992年仅比1993年高一点，而美国1996年的数据甚至还不如以前。按照同样的标准衡量，墨西哥在1992年的国际化程度居然还不如1913年（麦迪逊，1995年）。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国际化和正在国际化的体系。在很多方面，20世纪末的全球化特征和一百年前的世界非常相似；商品和资本跨越国界而自由流动，到1914年这个旧世界却崩溃了。那么，1914年或1929年的一幕是否会重现呢？就让预言家来回答吧！
注释
[1]金融机构的规模有多大呢？1991年，129.1万个纳税人的收益是来自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火业”）行业，还有80.4万个合伙公司、61.8万家股份公司（美国统计局，1995年，表847，p.543）。
[2]NIPA很少反映美国与外界的关系；这些被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编制的收支平衡表（BOP）账目掩盖了。具有统一格式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覆盖了所有这些数据——NIPA、BOP、FOF——但美国也只是慢慢地向着SNA标准靠拢。
[3]没有显示出州和当时政府的债务，它在50年代有过一次短期激增，在80年代初下降，在80年代末又有所上升；1995年占GDP的14.9%，接近1962年的14%。
[4]这里忽略了自我雇佣的收入，其收入主要支付工资和资本的费用；但它占总体个人收入的比例不到10%。
[5]这里使用1994年的数据，是由于1995年的数据因国民收入账户修订而被延迟了。1995年的资本账目公布了，但此书准备出版时有形资产和资本设备账目仍未公布。
[6]根据信用市场借款统计，家庭是净借款人——但家庭有很多其他资产，从房屋到共同基金，但并不作为信用市场资产。总体说来，家庭这一部门有非常高的净资产价值。
[7]SCF在美国和全世界可能是最详尽准确的人口经济状况调查，因为资金短缺，它只能每三年进行一次。虽然它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它关于个人实际财富的采访长达1个小时，而不是简单地问几个问题，它能采访到更多的有钱人，但它也不是完美的。根据沃尔夫（1994年）的分析，它的数据并不总和资金流量相符。人们申报的房屋和私营业务几乎比会计人员的估计值多1/3，这不令人奇怪，因为资金流量数据是参照历史投资水平，而人们参照的是现在的市场价格（一般是高估的）。人们低报了一半的证券资产，也低报债务，这都使得人口经济状况调查的净值比资金流量的估计值高很多。
[8]用个人消费信用额每年的变化除以个人消费开支金额的年度变化，得出这些数据。
[9]深深陷入债务危机的人“明显地倾向于”申报收入的剧烈下降，就像那些最终申请破产的人一样，大多数很可能是因为失业和突发疾病（萨里文，1989年，pp.95~102、185~187）。信用似乎在私下取代了公共福利。
[10]衡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均程度的方法之一是基尼系数，它的范围从0（完全平均）到1（完全不平均，即，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收入）。财富分配上的基尼系数是令人惊奇的。1989年，统计局公布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0.431，人口经济状况调查为0.505；在财富分配上分别为0.793和0.966，其中不包括房屋和汽车（魏茨尔，1995年）。
[11]联储一直在竭力掩盖这些数据。1983年消费者金融调查的详细报告发表在《联邦公告》上，关于1989年的调查仅公布了一个很简单的概略，而财富分配的数据仅在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上才有，人们所看到的36页都是经过技术处理的。联储还一直推迟公开存有财富分配数据的计算机磁带，直到1992年总统竞选以后，官方解释是由于技术原因，但这种解释无疑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当民主党获胜后，人们对财富数据渐渐失去热情了，1992年的调查也就草草了事。
[12]谁知道低报财产到底怎样影响它呢？不管人口经济状况调查如何努力，有钱人还是漏掉了，或意味着穷人低报了他们的财产。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说，这对联储已经足够了，对于我们也足够了。
[13]人口经济状况调查对“非白种人”的统计是有问题的。这其中包括亚裔和西班牙裔，他们的收入比黑人要好得多。由于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比美国的非洲后裔高，他们使得非白种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了。
[14]其他影响因素——直接因素（如收购威胁和股东造反）和间接因素（股票价格和利息率）——比将来要实施的市场的规范更重要。
[15]原理说明见图2-4的解释。
[16]当一个公司的股价高涨时，它可以不用支付现金就能兼并另一家公司，只要提供自己的一定股份即可。
[17]由于各种原因，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把资本看作与劳动力类似的生产要素，这些反对意见虽然有道理，但与此处的意义是不同的。
[18]后来的调查把原来的“火业”合并为“公共设施、批发贸易和‘火业’”一大类，把公共汽车司机和债券交易商混在一起。
[19]另外，与纽约S&M关系密切的一个消息来源称他所接触的华尔街人士都是底层的。一个人曾告诉他：“我的权力越大，我就越要丢脸。”
[20]设房屋价值是其租金的X倍，X随利息率、房地产市场情况、投资者对未来的乐观和悲观程度以及各种税收因素而变动。X是房屋收益的倒数。如果利息率为5%，房地产商会把他的年度租金收入提到10%，由于房地产比国债和企业债券风险高，地产商可能将房价定为租金的10倍。由于房地产通常是靠借钱来经营的，借款利息必须从房屋租金中扣除才得到房屋的净收益。如果房屋随时间而升值就更好了；租金可以超过抵押值，升值部分几乎都是暴利。
[21]保险公司常常管理养老金资产，这样它们更像是资金组合经理，而不是狭义上的保险公司。
[22]伦敦看起来在岸上，但它是极不规范的。“离岸”主要是指一种性质而不是一个地方，离岸交易的最终获益者往往是富国的富人。
[23]1995年4月，位于巴塞尔的中央银行俱乐部——国际清算银行建议，在符合各国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允许银行使用自己的内部计算机模型来判断它们在衍生物和表外业务上的风险。国际清算银行一直是一个很保守的机构，这里却显示出它对模型的准确性和银行的诚实度的信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5年）。
[24]在50年代和60年代，据说大量的银行遵循了3-6-3的规则：付给存款人3%的利息，然后按6%的借出，自己获得3%的收入。
[25]对于预测未来，我十分为难，因为它像一个美妙的数字游戏。
[26]“对冲基金”最初来自一个事实：与大多数机构投资者不同，它们可以自由买卖期权来对冲。对冲被认为是保守的事情，但“对冲基金”却一点也不保守。
[27]这些并不是绝对自发地组合在一起的：他们由上层社会的改革家和慈善家引导，旨在促进低收入者的道德水平（克里斯多弗和阿姆斯特德，1992年）。储蓄和借款看起来都是善行，尤其是他们能使富人更富而穷人没有什么变化。
[28]在那时——除了隐私之外——有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息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网址是www.sec.gov。只要你能打开密码，就能获得美国的各种信息。
[29]根据CBO的研究，《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过，每年流入抵押公司和抵押管理委员会的经理和股东腰包的资金有20亿美元，这足以为25万低收入家庭提供10%的住房按揭。
[30]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中央银行，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世界最早的中央银行是瑞典的中央银行，1668年成立；其次是英格兰银行（曾是为政府服务的私人银行），1694年成立。
[31]1993年，工会领导人桑德拉拒绝在纽约由劳工组织的“对富人征税”的集会中露面，那是因为——她的发言人说——她不愿意和“公开自称是共产党的人”站在同一个讲台上。
[32]例如，药物和微型芯片的专利保护，使得“信息”成为保护垄断力量和利润的工具。
[33]《公共关系日报》的一篇文章（舍尔，1990年）说，负责“投资客户公关"的人员一针对华尔街的公共关系专家——不应该“封锁消息”；相反，他们应“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这一词加引号是因为：提供更多信息并不等于讲真话。
[34]可用专业做空来反映乐观主义同盟者——寻找有较高声誉和股价的公司，挖掘信息，做空股票，然后把利空消息泄露给四处寻找热门新闻的记者。如果利空消息起了作用，那么股票就会遭受打击。有时利空消息的真假无关紧要；如果做空的人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价位并能成功地传播消息，他们就能获利。
[35]对于“实际的”部门，国界仍然是起作用的，故“全球生产线"有些夸张。
[36]相关系数能反映两组数据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范围从-1（完全相反）经过0（根本无关）到1（完全对立）。相关系数小于0.2表示关系不和谐，但大于0.9则表示关系很密切。
[37]事实上，80年代在美国的许多国外投资的回报很低，美元下跌使得金融工具混乱，实际投资也没有好转。根据1993年的官方数字（商务部经济分析局，1994年），美国的在海外的投资利润率（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达10.3%，而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利润率只有1.4%。日本则出现赤字，-2.4%。这些数字被认为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很难准确估计资本设备的价值、公司发展计划以及欺骗性地少报利润。与这些数字相映成趣的是：80年代在美国的日本投资者却是获利丰厚。
[38]出版《世界投资报告》的机构是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该机构在70年代曾具有反叛意识，当时南方号召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意味着对全球财富和权力要进行平等分配——到80年代也变得温和起来。但是里根和布什政府仍然认它是布尔什维克的老巢，迫使联合国削弱其地位.如今它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中的一个分支。为了前后一致，我还称它为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UNCTC）尽管它已经不存在了。
[39]再次重申，生产的全球化不应被夸大。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当地自产自销；零件或半成品在世界各地的运输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多（理查德和洛卫，1995年）。
[40]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嘉图虽然出生在伦敦，但是他具有荷兰血统并在荷兰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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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亨伍德《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WallStreet:HowItWorksAndForWhom
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
﹝美﹞道格·亨伍德（DougHenwood）
（1997）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译者：杨捷校对：韩德强
译者前言
引言
第一章金属工具
股票
债券及其他信用
衍生物
外汇
创新综述
第二章金融交易者
收益结构
谁欠谁什么
家庭
非金融企业
金融机构
储蓄银行的灾难
政府与联储
信息：风马牛不相及
游戏风格
解套的资本
第三章金融市场整体
金融之母：信用
金融与经济
分配
一个交易周
第四章金融市场理论
经济学的技巧
托宾的Q理论
英迪利安-米勒：一切都无关紧要
有效的市场
假消息、噪音、跟风和泡沫
市场人士的自我保护
第五章叛逆
背景事实
凯恩斯的论文
货币主义：货币就是一切，货币一无是处
货币改变一切
凯恩斯：一个异端
后凯恩斯主义者
货币、思想和物质：心理文化枝节
马克思
第六章公司治理方式
治理公司
治理政府
第七章应该做（不做）什么
社会保障私有化：一个真正可怕的思想
使联储民主化
社会化地投资
向富人征税
拒绝货币
公司改革
附录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道格·亨伍德是一名颇具才华的记者。在本书中，他深入地剖析了世界大的金融中心，变模糊为清晰、变复杂为简单，使得神秘莫测的金融市场变得易于理解；生动通俗地介绍了美国华尔街证券市场的运作方式、职能和作用；简洁形象地阐明了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交易工具，揭示了证券市场的本质和社会功能。
感谢Balmung（译者前言、引言、第一章）、文祥（第二章至书末）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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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主义（В．马雅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未来主义
В．马雅科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译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8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75年版，第166-170页。翻译时略去了其中有关西欧和乌克兰的部分。
未来主义（意大利文futurismo，源出拉丁文futurum——未来）是二十世纪十至二十年代初先锋派艺术流派，在意大利（未来主义的故乡）和俄国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但在俄国，未来派的思想倾向有所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流派在其它欧洲国家如德、英、法、波等国亦有拥护者。
……
俄国未来主义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开始于谢维里亚宁（彼得堡）的《自我未来主义序幕》（1911）和“希列亚派”、后称立体未来派诗人（莫斯科）的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1913）。未来主义运动不曾有过统一的中心和纲领，它是由一些相互竞赛的团体组成的。彼得堡的自我未来派（谢维里亚宁、伊格纳季耶夫、奥利姆波夫、格涅多夫等）团结在彼得堡喉舌出版社（出了诗集《悬崖上的鹰》（1912）；《献给美少年阿多尼斯的礼品》、《蜜饯》、《永恒》等等）的周围。一九一三年，他的的临时同盟者——莫斯科的自我未来派舍尔舍涅维奇、赫里桑弗（扎克）、鲍利沙科夫、伊弗涅夫、拉夫列尼约夫等创办了诗歌顶楼出版社（出了诗集《预展日》（1913）；《瘟疫盛行时的筵席》（1913）；《思维健全的火葬场》）。早期未来主义最积极的派别是“希列亚派”（Д.布尔柳克和Н.布尔柳克兄弟、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克鲁乔内赫、利弗希茨），他们在《垂死的月亮》、《塞子》、《马奶》等未来派的诗画集里，宣布了自己的信条。在彼得堡活动的，又耶乌厄（Еуы）出版社和仙鹤出版社（出版者马丘申），前者出版了克鲁乔内赫和赫列勃尼科夫的“手抄本”，后者试图把未来派中最有才干的和最急进的力量团结起来。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莫斯科出现了一个叫做“离心机”的中间团体（阿克肖诺夫、鲍勃罗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谢耶夫等）。未来主义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在外省传播（布尔柳先、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于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周游俄国各城市对此起了促进作用）：在敖德萨出版了诗集《云里的汽车声》，《银色小号》；在哈尔科夫创办了抒情（Лпрень）出版社，诗人彼特尼科夫、鲍日达尔与它关系密切（阿谢耶夫也与它有某些联系）；革命后，在梯弗里斯成立名为“四十一度”的未来派作家团体，成员为捷连季耶夫、兹达涅维奇、克鲁乔内赫。
就其实质来说，俄国未来主义同意大利未来主义相一致的地方（否定传统文化、“希列亚派”的反唯美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和舍尔舍涅维奇的都市主义的主调、布尔柳克的“电报式的句法结构”）并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四年马利涅蒂在俄国逗留期间，曾遇上了部分俄国未来派的捣乱。从俄国未来派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强调语言艺术的民族特征的意图（赫列勃尼科夫的古斯拉夫-亚洲题材，卡缅斯基、阿谢耶夫和克鲁乔内赫的诗歌的民间创作色彩）。
根据高尔基的说法，“俄国未来主义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伊戈尔·谢维里亚宁、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卡缅斯基”（《杂志的杂志》，1915年第1期，第3页）。高尔基注意到了这一运动的反资产阶级性质及其在美学上的革新。高尔基的见解与勃洛克一九一三年日记里的一段话相呼应：“就整个未来派来说，它或许是比阿克梅派更为重大的现象……未来派首先已经产生了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我看赫列勃尼科夫恐怕是个重要人物。古罗值得注意。Д.布尔柳克这个人更厉害。这是一个比阿克梅派更加现实和更加有生命力的流派”（《勃洛克全集》第7卷，1963年版，第232页）。未来主义是在俄国新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同时知识界精神危机不断增长的形势下产生的，这就决定了这个流派内在的矛盾。未来派在反对消除个性差异的雷同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时，试图捍卫人对于自己的严整性、自然性及“个人的”创作的权刊。然而对“自然的”人的捍卫，在宣言里和在实践中往往变成了宣传妄自尊大的个人主义和否定文化与道德传统的说教。根据勃洛克的看法，未来派在美学上的无政府主义的造反行为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俄国未来主义是描绘战争和革命时代向我们显示的那些可怕漫画和荒诞故事的预言家和先驱”（《勃洛克全集》第6卷，1962年版，第181页）。
从未来主义对诗歌词语的理解，可以引伸出它显著的极端化文学体系的审美特点．他们把诗歌词汇与物混为一谈，放进物质事实的范围。未来派的词语常常被用来改造现实（马雅可夫斯基）。而这一原则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可能作为改造自然语言的要求出现（因为语言的基本成分与被表示的事物是相混淆的）。于是语言结构便遭到了种种破坏，直至使用超理性语。赫列勃尼科夫对语言的改造同社会平均主义的空想目标相呼应：“超理性语是处在萌芽时期的未来世界的语言。只有它才能把人们沟通起来”（《赫列勃尼科夫全集》第5卷，1933年版，第236页）。
俄国未来主义在把词语符号最好的一面加以物化从而拒绝把语言符号看作传送文化传统的手段的同时，只从其物质的表现上去观察过去，亦即把过去看成现在的空间的片断。未来派认为，依靠改变物的形式以及相应地改变合法化的艺术标准来克服作为空间的物理时间是可能的。诗人被规定充当“专家”、“发明者”的角色；他应当力求造出事先一无所知的——“困难的”——文字结构。
如果说象征主义把现实划分成本质和外表，让人们去观察日常生活的固定成分，那么未来主义所描写的则是外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由此产生了未来派最初的印象主义的声明。未来主义抛弃了二元论观念，并破坏了象征主义所规定的现象的价值等级。对未来主义来说不存在美学的禁区；它偏重于表现在艺术实践中还没有被触及到的现实（反唯美主义）。不久前刚刚深入于日常生活的，基本上是城市的物质文化（都市主义）的客观事物，引起了诗歌的兴趣，然而另一些做法与此展开了竞争，这就是诗人试图赋予文化以外的东西以重要意义（例如克鲁乔内赫对儿童创作的美化）。反美学的立场使未来主义同与它差不多同时产生的以承袭传统文化样式为目标的阿克梅主义对立起来。抹杀美学因素与实际事实之间的界限的结果，使得与幻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文献材料能进入本文之中。然而不仅创作是现实的继续——文学生活租创作活动也具庸相同的意义，这种文学生活又是以对礼节的节日戏谑式的轻视（冒犯）为标志的。
文学的未来主义以可感觉的客观现实为目的，这就把它引向写生、版画、宣传画、杂技和电影（电影语言由于不能进入公认的艺术等级因而具有更大的迷惑力）。语言符号的外部的、可见的形式，与诗歌的意义发生联系（花样诗、石版印刷品、发挥作者手迹及活版铅字体在美学上的效果）。
否定词意具有独立的性质，转变为用少数几种表达结构负担起更多的语义学的任务（从而出现大量拟声词，“诗的词源学”，“词的内部变格”）。从诗句中排除了口语与书面语的形式成分（取消标点符号，运用动词不定式）。推行“自在的词”的理论——诗歌的语言独立自主的理论。撇开新的实际事物的产生而革新词（诗的新词）。诗的语言同实际交际手段脱节，导致对散文的忽视（有一些例外，如古罗、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的“诗”的散文）。
未来主义各个相互竞赛的团体的划分，部分地是同体裁题材的划分相吻合的：自我未来主义叫“诗歌’（Позза）[1]，立体未来主义叫“作品”（Вещь）。与自我未来主义及其超社会性（特别是谢维里亚宁）不同，立体未来主义在推崇社会活动的诗歌时，采用以演说家的激情和面对一个现实的人或一群听众为基础的体裁（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的独树一帜的幻想长诗，促使被象征主义所忽视的史诗形式的复兴。现代题材是未来派的总的主题，尽管有些未来派也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写过去多神教和中世纪的主题。未来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注重现代生活，在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以及阿谢耶夫的反战作品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十月革命使得未来主义运动进行了改组。多数未来派接受了革命，参加了新政权创立的政治鼓动工作，其中突出的要数马雅可夫斯基。团结在《公社艺术报》（1918年12月-1919年4月，彼得格勒）和《创作》杂志（1920-1921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隶属“创作”文学小组）以及《远东电讯报》（1921-1922年，赤塔）的周围的未来派，表现了最大的政治积极性。在这些报刊工作的有楚扎克、阿雷莫夫、特列季亚科夫、阿谢耶夫等。卢那察尔斯基曾发表文章，反对彼得格勒未来派既代表一定的学派，同时又代表政权讲话的企图。未来派自称“国家艺术”的做法，他们在革命时期对待过去文化的变本加厉的虚无主义态度，在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1920）中，在列宁就出版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写给卢那察尔斯基及波克罗夫斯基的便笺中受到批判。未来主义的历史结束于二十年代初。未来派的某些倾向曾受到新的文学团体的拥护（其中包括意象派，奥贝里乌派[2]）。参加未来派的各团体的许多诗人组成列夫（左翼艺术阵线），在《列夫》杂志工作它的早期理论得到了改造，这种改造旨在赋予文学以实际的意义（纪实，“建设生活”论和“社会订货”论，主采用宣传鼓动和实用的诗歌体裁等）。“列夫”与“形式主义学派”相联系。这些在未来主义范围内开始创作的作家的个人演变，使其中一部分人明显地背离了他们的早期创作（主要是马雅可夫斯基，还有阿谢耶夫）：而使另外一些作家完全越出了由过去的未来派所规定的组织界线（利弗希茨、帕斯捷尔纳克、拉甫列厄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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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云译
[1]Позза,未来派制造的新词。
[2]即真实艺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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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未来派宣言和纲领》序（〔美〕V．马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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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未来派宣言和纲领》序
〔美〕V．马尔科夫
编者按：选自《俄国未来派宣言和纲领》，慕尼黑，1967年影印版。该书收有俄国未来派各分支的宣言、纲领和重要理论文章，原书为俄文，这篇序言是用英文写的。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一
一九一六年前后，俄国未来主义运动的一位积极参加者瓦季姆·舍尔舍涅维奇写道：“很明显，未来主义是从（诗歌的）实践开始的，我们从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理论。”这个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后来被称作“立体未来主义者”的那个主要的未来主义派别（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派别），确实等待了将近三年才发表他们的第一个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ASlapintotheFaceofPublicTaste）。可是，其余各派并非都是如此耐心，他们通常是发表一个什么声明就宣告登场的。这是马利涅蒂亲自树立起来的未来派的传统（别管这些词儿的搭配听上去多么不顺耳），是他将理论宣言提高到艺术品的水平。而且，他自己的宣言确实使他最好的诗歌和论文也显得相形见绌。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所谓俄国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之间缺乏联系的说法，被大大地夸大了。马利涅蒂的确影响了俄国的未来派，并且在他们中间有热情的追随者。
舍尔舍涅维奇的下半句话是错的。写着这段话的理论专著出版时，大多数未来主义的理论业已发表，这些他一定是一清二楚的。他们的理论与他们的先驱、俄国象征派的理论相比，论质论量都显得低劣，然而，它却丝毫不容忽视（正如这本汇集所证明的那样）。它首先表明，俄国的未来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不成形的、并且恼人地自相矛盾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它降格（往往如此），把它仅仅说成是一个产生过赫列勃尼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派别的活动，实际上，俄国的未来主义将这一时期的先锋派诗歌统统归于一个牌号之下。名称各一的未来主义者之间互相指责，无休止地证明“我们的”一派代表着“真正的未来主义”，其他的多数是些装腔作势之徒。不过，他们之间的联合却也很容易、很平常，尽管还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当时曾与象征派之后的主要诗歌流派阿克梅派合作过。或许，唯一正确的看法就是接受这种混杂的未来主义，别去寻找“真正的未来主义”。也就是说，不要再去重走当时的批评家和未来派们自己的老路了。
所谓宣言，严格地说，也并非总是涉及理论的。它们多数是一些对过去和当时的文学，尤其是对未来派的同行们横蛮而尖刻的攻击；在其他的场合，它们的目的也不是谈论美学，而是épaterlesbourgeois[1]。因此，这本书不仅包括了宣言，而且也包括了短评、序言和论战文章（虽然编者并没有因此就强调了论战性的一面）。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国未来主义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实体，其方向也比较明确，所以，这里就只收集了革命以前的论著。革命以后，除极少数例外（如克鲁乔内赫），许多参加者都成了未来派的宿将，整个画面已变得非常零乱（并非不丰富），革命以后的未来主义未必就是革命前的未来主义的继续，但却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
二
未来主义在俄国开始于一九一〇年三、四月间的文集《鉴赏家的陷阱》（ATrapforJudges）的发表。可是，这本书中并没有宣言，也没有理论或任何辩论性的文字，这个派别只不过非正式地自称为“budetljane”而已，意思为“未来人”（这个新词是赫列勃尼科夫发明的，在该派使用其他名称以后，他和一些人仍然使用）。未来派的一些诗人作为一个派别首次出现在一个先锋派观点的刊物上则还要早一些。《鉴赏家的陷阱》出现之前两个月，赫列勃尼科夫和Д.布尔柳克、尼古拉·布尔柳克兄弟，在另一本文集《印象派画室》（StudioofImpressionists）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包括赫列勃尼科夫著名的笑诗）。这就提出了关于俄国未来主义中印象主义开端的重要问题。印象主义作为文学流派从来没有在俄国出现过，然而，这个词却经常地、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用到过去的一些文坛人物身上，例如：安东·契诃夫和阿法纳西·费特，还用到我们的同代人身上，例如：鲍里斯·扎伊采夫。对文学中印象派的解释所作的努力一直很少，而且成就不一。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未来派以及他们的同路人，显然将一个扩大了的含义赋予“印象派”这个字眼，这样一来使得画面变得极其复杂了。它不仅包括了捕捉稍纵即逝的现实的一瞬间（如叶莲娜·古罗的作品）中所运用的“抒情现实主义”、含蓄的细节和不连贯的结构等人们所熟知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伸延到了绘画领域，因为大多数未来主义者起家时是印象派艺术专家，后来又扩充到“新”艺术或“自由”艺术这些含混不清的概念中去。无论如何，在这么多的事实面前，要回避这个令人不快的字眼是困难的。未来未来派（Thefuturefuturists）自称印象派，或者至少同那些自称印象派的很相近，他们后来又企图在向一种“更加真正的”新艺术发展过程中摆脱这个特征（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个朋友[2]指责他在早期的诗歌悲剧中搞印象主义，利弗希茨与他的那一派分道扬镳也是嫌它过于印象主义）。既然没有一个未来主义者对这个早期阶段作过理论性的解释，这本书的第一篇，尼古拉·库尔宾博士的一篇短论，不妨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所谓印象派的纲领，它可能还是俄国先锋派艺术的第一篇宣言。该文的作者虽然从来不是未来派小组的成员，却与未来派的领袖人物相交甚笃，与他们共同讲演，并且在物质上支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圣彼得堡诞生的“自我未来派”，从一开始就完全独立于“印象派”，而且，正是前者使“未来主义”这个词流行开来。这一派由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和康斯坦丁·奥利姆波夫创立。前者在大约一年之后果然成为全国诗坛的明星；后者神经失常，是俄国颓废派的先驱之一康斯坦丁·福法诺夫的儿子。几乎从一开始，这个派别就试图在《要旨》（TheTables）里为他们的诗歌奠定哲学基础。当伊凡·伊格纳季耶夫成为自我未来派出版物的发行人和流派领袖以后，他们的这种努力也始终没有停止。《要旨》在一九一二年九月让位于谢维里亚宁和奥利姆波夫撰写的《学说》（TheDoctrines），最后，在一九一三年一月又被《宪章》（TheCharter）取而代之。后者出版时，自我未来主义在伊格纳季耶夫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谢维里亚宁已经与该派分手，而奥利姆波夫则多少有点偏袒一方。一九一三年整整一年，直到他的早逝以前，伊格纳季耶夫是自我未来主义唯一的理论家。他不知疲倦地解释它的主张，与其他流派辩论，向读者介绍他的流派的杂乱无章的历史。如果说，就自我未来主义的诗歌、社会活动及其成员的想入非非而言，它只是一种“童话故事”、“幻想”和“森林中的公主”式的天真的新浪漫主义，一种欧洲式的、受奥斯卡·王尔德启示的“丹迪主义”[3]的笨拙的再现，那么，它的理论却是异乎寻常地雄心勃勃。它力图在人和上帝、宇宙之间建立起创造性的联系，它力图将自己表现为人类的理想从释迦牟尼菩萨和让·雅克·卢梭到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一直传下来的最新阶段。从神学到社会主义，它几乎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这个难以消化、自命不凡又缺乏教养的混合物，简直让人无法认真对待——其实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不过，它却在他们的一些诗歌中反映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许多方面成为与俄国早期颓废派诗歌中的理想相联系的一个环节。这样，它使二十世纪的俄国诗歌的演变，显示出比通常所设想的更多的统一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格纳季耶夫越来越不重视观念形态，而去强调诗歌形式和语言文字的试验，即走上了与其他未来主义派别相同的道路。
四
与此同时，从《鉴赏家的陷阱》冒出来的那一派又卷土重来了（它初次上阵以后就濒于分崩离析的境地），出版了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其中包括那篇著名的同名宣言。宣言咄咄逼人，从普希金到当代人，逐个加以攻击。这样就转移了人们对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的注意力。“自在的词”这个概念就是在这里首次提出的，尽管人们（甚至包括那些杜撰出这个口号的人在内）当时对它的含义和深远意义都没有理解。对他们来说，它主要指创造新词汇，它也意味着“词本身”正在成为诗歌的主角，词不再仅仅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诗也最终将直接从语言中蹦出来。签署这篇宣言的人自称是“希列亚”（Hylaea），这个字由赫库里斯建立武功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演化而来，古希腊人认为那个地方在现在的南俄一带。布尔柳克的父亲和一个族长经营了一个庄园，位于赫尔松地区，过着一种荷马式的生活。正是在这里，这一派的领导人决定将这个扩充了人马的派别，从模棱两可的印象主义转向粗犷、轮廓分明和具有民族、民间传统的新原始主义。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将印象主义一笔勾销，它在古罗和尼古拉·布尔柳克的作品中仍继续出现。瓦西垦·卡缅斯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他的荒诞离奇、极端先锋派的“钢筋混凝土”诗（几乎没有诗的样子）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印象派作家。相反，叶莲娜·古罗这个最不能看作“希列亚派”的成员（她甚至拒绝在《一记耳光》的宣言上签名），则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超理性（Zaum’）的因素。那是诗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诗歌语汇，它与诗人的本国语言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同于新词）。这样，这个运动清楚地显示出三个发展阶段——从印象主义到新原始主义，再到语言抽象主义——三个阶段中的各种因素又浑融一体。强调文字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开始注意有形的方面，图象与印刷成了当务之急。尤其在阿列克谢·克鲁乔内赫的出版物中，插图与正文的界线似乎已经消失，它的字母或者是先用手写，再加以复印，或者是印刷成尽可能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组合。一九一三年某个时候，“希列亚”曾经接受过“未来主义”的名称，具体地说是“立体未来主义”，并造就了未来派最杰出的诗人（赫列勃尼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它出足了风头，却与理论无缘。它的一些宣言通常都是由许多作者拼凑起来的自相矛盾的词句，各签字人并不需要履行所有的条款。这个派别简直就没有一个能以运动的名义发言的理论领袖。悟性很高的人对文学政治或确定目标不感兴趣（例如赫列勃尼科夫，他在革命以后才开始系统地撰写未来主义美学），又受生活环境的阻碍（例如利弗希茨，他在军队中整整呆了一年，那里不能写作），没有多久，他们就从这一派分离出去。剩下的成员，大卫·布尔柳克、卡缅斯基、马稚可夫斯基和克鲁乔内赫，既没有必要的悟性，又缺乏从事这种活动所必需的教育。即使如此，他们中的前两位依然染指理论，只不过动笔太晚了——布尔柳克在亡命美国时才写，而卡缅斯基在他一九一八年写的无政府主义的自传中才涉及这个问题，其结果，或是太幼稚，或是太糊涂。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报刊文章中表达了一些有关绘画的见解，文风犀利，令人难忘。不过，它们也只算是一些通俗读物而已。一些人坐失良机，另一些人又无能为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论资历远不够充当理论家的克鲁乔内赫才取得了这个领域最卓著的成果。他从来不为朋友们所重视，一直遭到批评家们的非难。他们通常将克鲁乔内赫视为好斗的庸人和“阿飞”诗人而不屑一顾。而他居然独身一人将美学论战承担了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在”一词作了结论，奠定了超理性语（“先验的”词）的基础，这即便不是未来主义艺术方面的顶峰，也是未来主义美学方面的顶峰。在连篇累牍的小册子中（他总计写了不下150本），他的那些晦涩难懂而又令人震惊的诗歌、短论和批评文章（往往在同一本小册子中无拘无束地混杂着）以及他的出版物的外观都使读者感到愤怒。实际上，他叉何止是使文艺方面的门外汉愤怒，更重要的是，在与美学领域的象征派辩论和与当时的现代派艺术家卓有成效的合作方面，只有他给提供了连贯一致的实例。未来主义的“反诗歌”观点，反对过去的斗争，向纯语言诗歌发展，包括抽象主义加荒谬，在所有这些方面，克鲁乔内赫却是最明晰的代言人之一。他居住在高加索（梯弗里斯）期间，那里还不曾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他关于超理性语的思想和实践终于得到升华结晶。在那里，他组织了俄国未来主义的最极端派别“四十一度”（1918-1920）。他将这些观点写进了一九二一年在巴库（已在苏维埃控制之下）出版的宣言中，这篇宣言将作为一个例外而收进这本集子里。
五
在讨论俄国的未来主义时，将这一运动分为“自我”和“立体”两派是最粗略的划分方法。当然，还有不少流派，忽视它们是片面的。例如：“诗歌顶楼”（TheMezzanineofPoetry）只存在了四个月，它与圣彼得堡的伊格纳季耶夫的自我派结伍，也积极反对过“希列亚”的观点。但是，将它仅仅看作是自我未来派的莫斯科分支是错误的。虽然，他们与自我未来源一样都赞同丹迪主义，他们却从来没有接受后者的玄学派的主张（而且他们持反实证主义的观点）。“诗歌顶楼”的领导人，瓦季姆·舍尔舍涅维奇（他后来是苏联意象派的首领）和列夫·扎克〈他曾以赫里桑弗的名字写诗，以M.罗西扬斯基的名字写文艺批评〉，他们的资历比自我未来派都更加欧化，他们对法国诗歌也有第一手的了解。风格朴实无华，轮廓十分清晰，训练有素，仪态大方（在未来派中极为少见），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带有法兰西倾向的明证。他们是唯美主义者，不是叛逆者，他们从来不拒绝过去。（实际上，按引述次数计算，舍尔舍涅维奇的最高权威是普希金。）“诗歌顶楼”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试图用培育无格律诗和使用一切可能运用的冷僻韵脚去扩大诗意的范围。
在莫斯科的另一个未来主义流派自称为“离心机”，它承认伊格纳季耶夫却反对“希列亚”。它是文坛上的一支新军。在一九一四年初，俄国的未来主义分裂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时，它才刚刚露头。批评家和学者们忽视这一派可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历史比较长（它的最后一个出版物在1922年发表），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谢耶夫这些诗人都是从它这里起步的。除了本派的成员以外，它还设法将所有残存的自我未来主义者，大多数“顶楼”出版物的撰稿者、甚至一些“希列亚派”都联合在同一张封面之下。“离心机”是由年轻诗人组成的新象征派的一个分支，它自称为“抒情诗派”（1913-1914），也许，它就是未来派与象征派密切联系的最有力的证明。实际上，就“离心机”的理论和诗歌而言，在它们两者之间划一条界线是很困难的。这一派的理论工作几乎完全落到了博学而专断的谢尔盖·鲍勃罗夫的手中，他曾经是安德烈·别雷举办的诗韵学讨论会的参加者。鲍勃罗夫对法国和德国诗歌的造诣很深，他崇拜的对象包括A.伯特兰，马拉美，韩波，诺瓦里，E.T.A.霍夫曼，在俄国人中有：普希金，巴拉丁斯基，亚兹科夫，还有象征派的先驱科涅夫斯科伊。在“离心机”中，“未来主义”一词很少被提及，可是，“抒情诗派”的观点却被视为至关重要。对于鲍勃罗夫及其追随者来说，这种“抒情诗”是平常的一对——形式和内容——分割开来所产生的某种东西，是产生真正的诗歌的某种东西。这种特性是可以分解的，于是，鲍勃罗夫在《抒情的主题》里作了一番分析。这篇玄而又玄的论文中有与老一辈象征派理论家的辩论，有从逻辑的角度去解析诗歌，还有从数学的角度去解析诗歌，并且列举了从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例子来证明它的论点。有趣的是，鲍勃罗夫于一九一三年在一份象征派的刊物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这篇著作，然后，他未作重大修改，只冠以未来主义的“离心机”的版本说明，就又出了单行本。诗韵是鲍勃罗夫注意的中心，他的许多短论都固绕着这个问题。其实，在研究俄国诗歌韵律的历史时，从安德烈·别雷到当代的控制论，应该为鲍勃罗夫保留一个位置。他在自己的诗里喜欢搞一些旁门左道的节奏程序，这些程序现在却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离心机”也许是最豁达大度，最有教养的未来主义派，然而，它缺乏明确的目标。作为一个流派，它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人遗忘了，这很可能就是原因之所在。
六
一九一四年一月，伊格纳季耶夫去世。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主义开始瓦解。此后，自我未来主义即不复存在。然而，维克多·霍文还多年挥舞着这一流派的大旗。他主编了《迷惘的漫游人》，发起了一个返回早期颓废派理想的运动。后来，霍文与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决裂，又开始鼓吹一种极端的却又含意暧昧的未来主义，它更带有立体派而不是自我派的倾向。印象主义是霍文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确定了对评论家安年斯基和诗人叶莲娜·古罗的崇拜。
马利涅蒂在一九一四年一、二月间对俄国的访问，成为未来主义分崩离析的催化剂。这一事实颇具讽刺意义。这位被鲍勃罗夫称之为“未来主义大军的总司令”，在那里不仅没有受到崇拜欧洲的俄国佬们的百般奉承，反而被他们嘘下台去。多数未来主义者们拒绝与他联合，要么对他抵制，要么与他争论，这使他非常失望。马利涅蒂的出现反而使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未来主义产生了疑问，而象舍尔舍涅维奇这样的人仿佛成了真正的俄国马利涅蒂式人物。对待马利涅蒂的分歧引起了“希列亚”的内部分裂。此后，利弗希茨一去不复返了，赫列勃尼科夫引退了两年。事实上，在“希列亚”内，以布尔柳克、卡缅斯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为一翼，古罗和克鲁乔内赫为另一翼，赫列勃尼科夫和利弗希茨超然独处，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但是，这样概括也不够准确。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马雅可夫斯基不仅同时受到“离心机”和前“顶楼”诗人舍尔舍涅维奇和鲍利沙科夫的追求（这两人在一九一四年曾一度加入过“希列亚”），而且，他还曾考虑与这两人组织一个独立的、有“都市风味”的派别。战争加速了分化，分散了未来主义者们相当大的注意力。为了寻求出版机会，他们被迫与靠不住的角色去结成同盟。战争也带来了突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它尤其反映在某些“希列亚”派成员的思想上：布尔柳克、利弗希茨）。
“抒情”派是这一分化过程中有趣的一页。这一派虽然搀进了马拉美和诺瓦里，它仍然可以看作是“离心机”派中的“希列亚”派异端。它包括阿谢耶夫和格里戈里·彼特尼科夫，还包括早逝的鲍日达尔（即鲍格丹·高尔杰耶夫），他们都承认赫列勃尼科夫为导师。
七
汇集中还包括一些逢场作戏或拙劣模仿式的宣言，它们都表现了未来派的理论是怎样去抓住听众（大多是些乡巴佬）的想象力的。有趣的是，在理论文章方面（无论是认真之作或是拙劣模仿），模仿的对象是立体未来主义（间或有自我的成分）。然而，在乡邦味诗歌中，自我未来主义的影响则显得更占上风。
在诗歌方面，俄国的未来派多数与先锋派绘画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个缘故，一部分艺术家撰写的宣言也被收进这本汇集里。
无论原文是多么古怪邋遢或“错误百出”，这本汇集还是努力再现了原文所独特的正字法和标点。如果还出现个别的错误，那决不是作者的原因。总的说来，现代正字法还是遵循的。
1967年3月，写于洛杉矶。
盛宁译
[1]法文：使资产者惊叹不已。
[2]指米指米哈伊·马丘申（MichailMatjusin）。——原注
[3]丹迪主义（Dandyism），），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和法国颓废派的一种娇柔细腻的文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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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稞麦的话》前言（卢那察尔斯基，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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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稞麦的话》前言[1]
卢那察尔斯基1918年
李辉凡译
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2卷，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
中译本摘自1980年《文艺理论研究》杂志。
在当前的困难时期，作家常常没有可能出版自己的作品。
过去，这种困难特别在革命作家（不仅是那些在作品中贯彻了革命思想的作家，还有那些力图进行形式革新和反对墨守成规的作家）的前进道路上是经常遇到的。
目前，工农政府只好更多地把文艺作品的出版事业承担下来，至于是直接通过国家出版社，还是通过各苏维埃出版社，或者通过津贴的方式，什么途径反正都一样。
当然，出版社应当做出规定，使一切新的、新鲜的东西都能为广大读者所接近。宁愿犯错误，给人民提供某些无论是现在还是稍后都还不会得到好评的东西，也比那种把富于未来精神的作品（以这一或那一作品现在还不合口味为口实）束之高阁要好些。因此，教育委员部乐意帮助《稞麦的话》出版。书是未来主义者写的[2]。人们对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也可以对他们进行许多批评。但是他们年轻，而青春时代却是赋与革命的。因此，从他们热情、开朗，有时是离奇的艺术中，给我们吹来一股勇敢、豪放而又开阔的亲切气息，这是不足为奇的。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中鸣响着许多音符，凡是在年龄上或精神上年轻的革命者，都不会对这些音符无动于衷。
让无产阶级去听取和评价一切∶旧的和新的。我们将不把任何东西强加于他，不过，我们向他们显示一切。
[1]未来派诗集《稞麦的话》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卢那察尔斯基为这本诗集所写的前言，表明了他对未来主义诗歌创作的态度。
[2]《稞麦的话》诗集里收有阿谢耶夫、布尔柳克、卡缅斯基、库什涅尔、马雅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可夫等人的诗，以及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序《每人都应该读这本书！》，书中还刊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我们的进行曲》和《战争与和平》的第五章。——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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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希望与乐观主义（特里·伊格尔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Tragedy,HoPeandOptimism
悲剧、希望与乐观主义
特里·伊格尔顿许娇娜译
来源：《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11(2):28-34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和批驳了把悲观看做一种文化批判形式的现代悲剧观的错误和自我矛盾。文化批判的悲剧观作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悲剧观，将作为高雅文化的悲剧与日常生活的平庸无奇对立起来，以绝对精神贬低世俗经验，在其本体论意义与精英化倾向、自由与决定论、虚无主义与常胜主义等问题上一再陷入僵局。事实上，崇高的、非凡的与日常的、平庸的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富于革命性的连续性。在希望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悲剧带给人们的是希望，而不是乐观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希望是与失败的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作者简介：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英国亚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爱德华·泰勒讲座教授，英国学术院（TheBriithsAcademy）院士，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
在现代性的时代，悲剧（thetargic）的观念如此突出且经久不衰，可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在我谈到这些原因之前，有必要指出一点，现代是有据可查最为血腥的时代这个也许最明显不过的原因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现代悲剧理论通常并不把日常的、无意义的痛苦当做核心问题加以探讨。第一个原因是，悲剧具有精神的绝对性和超验的崇高性，试图在世俗的时代取代宗教。在过去数个世纪中，这项取宗教而代之的规划拥有诸多候选者——艺术、文化、人性宗教（theReligionofHumanity）、人文学科（theHumanities），甚至社会科学——结果证明所有这些都彻底失败了。在拥有最具威严的绝对真理从而对无数普通男女的日常行为产生影响的问题上，宗教是完全无可匹敌的。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在今天是越发强有力而不是相反。任何以纯粹的审美替代宗教的行为终将失败，因为它不可避免只对少数人具有吸引力。广义的文化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到，因为文化就像宗教一样，无论男女都可能为了它而去杀人；但狭义的文化就不具备这种力量。事实上，即使是最宽泛意义上的文化仍然缺乏宗教的普遍的、基础性的力量，也不具有宗教的神性（numinousenss）。宗教是人类所设计的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工程，其他的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它，更不用说《菲德拉》[1]和《菲洛克武戒斯》[2]了。
第二个原因是，悲剧允诺提供一个审美的答案来解决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同时又处处被束缚。简言之，也就是关于自由与决定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将暂且搁置一边。我只想指出，如果你被迫寻找一种审美的[3]方式来解决一个政治和理论矛盾，那你可惹了大麻烦了。
第三，悲剧在今天扮演的是罪恶的神正论或者说为罪恶辩护的角色。在我们这个时代超验只以否定的形式存在。奥斯威辛似乎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接近超自然世界的事件。对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多说，我只想指出悲剧并没有比历史上其他的神正论获得更多的胜利。我自己并不是那些不相信罪恶观念的自由理性主义者中的一分子，而且我还确信罪恶是无法解释的，但我并不认为罪恶可以被证明为正当，因此我是一个已交纳会费的自由理性主义者。
悲剧的观念之所以能够如此持久的第四个原因要比前面三个都重要得多，这就是悲剧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批判（Kulturkritik形式，作为一种含蓄的现代性批判，成为精神贵族主义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最后的光辉事业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悲剧话语是视野更加开阔的现代性的一部分。这个现代性包含了从柯勒律治和罗斯金一直到早期托马斯·曼、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卡尔·曼海姆、T.S.艾略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思想家的系列，对它而言，审美的、经典的、英雄的、超验的和黑暗的诸神都将与充斥着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科学、进步、个人主义、民主、工业主义、平等主义以及其他诸多令人不胜其烦的“主义”的当代西方世界相对抗。悲剧变成高雅文化衰落的一个例子，成为对某个遥远年代的一种精神上的怀旧，那个时候男人具有真正的男子气概，即使他们的小孩被炖熟了端上来给他们享用，他们也能镇定自如，丝毫不改其高贵的面容。因而悲剧实际上是针对在今天的人们眼里已经堕落、腐化的日常生活所作出的反应。就这一点而言，这种传统主义的悲剧观就跟大多数所谓的传统主义一样，一点也不传统。无论古代、中世纪还是现代早期的注释者都不会把它看做是对某种文体的说明，但是他们都会同意古代希腊的悲剧概念包含有某种“宏大的”、“严肃的”或者“升华了的”、“高尚的”意味。而这一点才真正（这个词在此至多是表达一种语气或气氛）是文化批判者（Kulturkritiker）从传统中抢救出来的。文化批判曾拥有一个写作能力格外旺盛、占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卷入巨大的政治灾难的谱系，到今天只留下少数后裔。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悲剧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乔治·斯坦纳[4]，同时也是这少数依然健在的后裔之一，这并非偶然。我不禁要引用斯坦纳在《悲剧之死》一书中响亮的宣言，他说：“如果阿特柔斯的房子里安装了浴室，那是为了让阿伽门农在这里被杀死。”这个句子混合了华丽与傲慢、专横与简洁优雅，体现了斯坦纳主义的最纯粹本质。悲剧的反面是抽水马桶。
这里我要偏离一下主题，谈一下最近的文化批判宣言之一，也就是从拉康和列维纳斯到德里达和巴迪欧等人所提出的所谓的真实界（theReal）的伦理学。诚然，它主要是关于一种右派现象的一个左派版本，但它与右派一样蔑视属于理性的、规范的、日常的、集体的、纯粹道德的事物，视之为高尚的、合乎伦理的对立面。
文化批判的其中一个版本认为，悲剧具备了上帝的在场所带来的无法承受的重负，这种绝对价值将你从现代的混沌世界中拯救出来，从而显得弥足珍贵。但是这种在场同时贬低了世俗经验的价值，因此反而肯定了这个混沌的世界，把你交给一个与万能的上帝一样绝对的悲剧性的无意义。悲剧是一种抵制启蒙理性主义的形式，因此它既是值得赞美的又是令人惊骇的。与资产阶级理性主义者的幼稚看法相反，悲剧认为人类的生活是晦暗不明的，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度和内容因而显得神秘而不可穿透。不过如果你把这种批判推进得过了头，你又会让自己陷入某种虚无主义的困境，完全站到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背面。要与这种虚无主义以及它的全部令人厌恶的偶然性和碎片化相对抗，你就必须坚持现实自身内含条理清晰的叙事秩序或者宇宙秩序。也就是说，世界是像故事一样结构起来的。不过接着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同意支持如下主张：现实固有一种对称性和明晰性，它威胁着要将一切简化成纸那么薄的超验性，废黝黑暗之神，其结果就是把你与你之前恰恰反对的科学理性主义重新联合起来。避免这个僵局的唯一方法是承认事物的确具有一个模式，但它是不可言说的——而这压根没有从不存在模式的观点往前迈进多少。
这是悲剧的文化批判自我矛盾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这种自我矛盾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文化批判理论中，悲剧是本体论层面的（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肯定是不赞同的），但同时它又是相当精英化的事件，基本只限于英雄和贵族。这就显得很奇怪了，本体论的条件同时是只跟少数人有关的事，就好像说只有那些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人才会得禽流感一样无稽。你可以争辩说精英准确而清楚地揭示了适合我们所有人的状况，把这个说不过去的事勉强糊弄过去；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自觉地生活在一种悲惨的状况之中。对这种思潮而言你可能活得很悲惨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一点远非确定无疑的，就如跟一个人说你可以很痛，他却不知道你很痛；或者说你正在跳着探戈，他却不知道你在跳一样犹疑。
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矛盾潜伏在自由概念之中。一方面，悲剧不再承认任何高贵的人类价值，即使我们正要讨论的自由也必须在臣服于更高的权力之后才能变得真实可靠。另一方面，自由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标志，因而也就成为悲剧的文化批判所要反对的意识形态累赘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文化批判是一种关于更神秘的天意或者宇宙决定论的观念。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宏大的宇宙命运与平凡普通的科学决定论区分开来呢？这样你不就又一次回到起点上了吗？与之相关的个人主义的概念也是如此，它的日常的、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意味正是这种悲剧理论所要反对的，后者所倡导的是公共的、史诗般的、仪式的或者像古希腊合唱队那样的东西。但是个人主义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倍增，这就是在孤独的英雄这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象之中。
自由包含着责任，这是文化批判的思考方法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如果悲剧的主人公一点也不为他或她自己的毁灭负责任，所产生的效果就只是纯粹的令人震惊；但如果他／她负完全的责任，那么又会大大地削弱该形象在道德上的可信度。因此必须在以下两类主人公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一类主人公是不应承担任何罪责，因此反而比那些道德高尚的行为者显得更加不幸的受害者；另一类主人公则被赋予自取灭亡的荣耀，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使自己的道德形象受到站污。
文化批判理论主体部分的另一个不一致的地方是对待希望的态度。当然，它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庸俗的进步主义。正因如此，斯坦纳似乎从悲剧是完全否定的，甚至连可赎回的鬼魂都不存在这个事实中获得一种恐怖的乐趣，他宁愿拥抱荒谬至极的贵族，也不要一个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另外一方面，要是谁有我这样的冷硬心肠，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一针见血，他就会看到虚无主义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悲观主义中存在着某些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哈代——18世纪塞缪尔·理查森之后第一个真正的英国悲剧小说家——受到了这么多的谩骂。正如腓力斯人（philistiens）经常说的：如果艺术不能让你振奋一些，那它还有什么用？因此你既要描绘出人类精神的不灭，又要避免成为启蒙乐观主义的浅薄风格的猎物。这样，我们又一次回到自由与决定论，或者说悲剧的悖论问题上。这个悖论在于：人们正是通过毫不退缩地服从于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从而超越了它。
换句话说，诀窍在于一下子同时避开虚无主义和常胜主义。如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悲剧的另一个名称就是现实主义了。你必须击败那些缺乏理想主义因而贬低了人类精神的寒酸之人，但也不要像那些贫血的启蒙乐观主义者那样时刻把量尺和计算器抓在手里。如果你贬低人类的精神，那么你就剥夺了人们可以用来衡量自己的痛苦与失败的标准；但如果你无限抬高人类的精神，那么他们的痛苦和失败就会显得非常琐碎，一文不值。
如果一定要为悲剧提出一个本质，我想你可能做得比这里所说的要糟糕得多。在最好的情况下，悲剧教导我们如何希望而且无须信奉乐观主义，因此它对于那些希望既保持信仰又不用牺牲政治现实主义的清醒的左派人士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模式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变成某种时髦话题的原因之一吧。几乎对每个问题，从亚里士多德书中的欲望到梅兰妮·克莱因所讨论的胸部都发表过看法的美国哲学家乔纳森·李尔（JoanthanLear），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激进的希望》（RadicalHope）。该书考察了北美的一个印第安部落克劳族（Corw）的历史，克劳部落在19世纪晚期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文化灾难，先是遭受疾病的蹂脯，紧接着又被他们的对手苏族（Sioux）和黑脚族（Blackfeet）打败，几乎被夺走了所有的野牛。克劳族在19世纪90年代失去了将近2/3的族人，最终美国政府只好划出专用地，将他们集中起来。从此以后，据他们的首领普朗提·库兹（PlentyCoups）视察所得，“无事发生”——李尔认为，这里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无事发生，而是决定对于这个部族来说哪些才算得上重要事件的解释框架整个解体了。他们遭受了事件发生的领域大崩溃的过程。但是，在一个梦中普朗提·库兹被告知如果他和他的族人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毕竟还是能够保留住自己的领地。事实也是如此发生的，克劳族接受了专用地上的生活方式，作为回报，政府把属于他们的部分领地归还给他们。
普朗提·库兹当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远远不是。他接受了自己部族的文化最后不可避免要解体的现实，恰恰是这种坚定的悲剧性的现实主义成为帮助他和他的族人熬过这场灾难的力量。只有放弃旧的，你才能清理出空间来接受新的。在悲剧艺术中存在着与这种复杂的经验相似的例子，尽管也有大量伪造的版本。希望与乐观主义不一样，它不会满怀信心地预言好的结果。相反地，它更经常相信人类的足智多谋和富有弹性，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已经获得一种被毁灭和打败过并且随时可能重蹈覆辙的经验（就像普朗提·库兹一样）。正如埃德加（Edgar）研究了《李尔王》中一句华丽的诗句后所说的：“只要我们还能说‘这是最糟糕的’，那么它就不是最糟糕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存在最终的希望。少了这一点就只会变成天真的乐观主义。希望与为了展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屈服于命运完全是两回事。希望是当这种力量已被破坏或者已耗尽时你所发现的，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在卡瓦利山上，如果耶稣一边服从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运一边精明地看到自己的复活——如果他小声嘀咕：“嗯，只需要在坟墓里待上三天，然后就能出来进入天堂”——那么他慈爱的天父肯定不会让他起死回生。但是如果他没有，用拉康的话说，坚持他的欲望[5]——这个例子中的欲望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爱，我们称之为信仰——那么他同样不能从死亡中复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不是某种霍迪尼[6]式的骗局，而是与绝对的缺乏之真实界一次地狱般的遭遇，只有这样它才象征着通往新生的通道（tranistus）。只有当耶稣认识到他压根不能完成所肩负的使命时，这个使命才会在其他人的生活中获得成功。这正是殉难的意义所在，它把必死的愿望，或者说死亡驱力（thedeathdrive）套在爱神厄洛斯或者活着的人们的礼拜仪式上面。企图穿过死亡的尽头凝视远方，只会保证使你完全困在这条死胡同之中。相反，拥有希望——譬如，即使处在孤独绝望的境地，也不要放弃信仰和爱，不管它们被实现或者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多么微乎其微——才能够使障碍变成地平线。只有对于那些看到自己的死亡已成定局的人，希望才存在：也许这个事实最终并不会发生。就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ctorFaustus）终篇那似乎来自地狱的交响乐的结束音却是一个几乎听不到的、安静得让人觉得不可能的音符，似乎只是空气中一丝流动的痕迹。也许它恰恰预告了另一种观看和生活的方式，谁知道呢？
接受与变容[7]的辩证法同时也是“平常的”与“非凡的”之间的辩证法，因此它不同于文化批判在悲剧的张力与日常生活的平庸无奇之间所做的崇高的对比。文化批判模式的悲剧加入到从日常生活飞跃的行列之中，然而，在另外两种于我看来更加权威的形式——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中，它看到了异常之事与日常生活之间富于革命性的连续性。有一些事物我们可以称之为“尘世的崇高”，基督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它那里，整个宇宙是吉是凶全系于一杯水之上（正如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所指出的，实际上是基督教最先发明了日常生活的概念）。而社会主义则与寻常琐事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有关。如果真的存在着一个革命的真实界，以及它所发生的全部戏剧性事件、危机和改革的失败，那么它是由日常存在或者说象征秩序（thesymbolicorder）所造成的，也只为后者而存在。
[1]《菲德拉》（Phèdre），拉辛写于1677年的著名悲剧作品。——本文所有脚注皆为译注。
[2]《菲洛克式式斯》（Philoctetes），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创作于公元前409年。
[3]原文为斜体，下同。
[4]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犹太作家、理论家，1929年出生于巴黎，1940年流亡到美国。他以研究犹太大屠杀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闻名，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理论家，代表作是《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他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遭到牛津大学的拒绝，这就是他的首部成功作品《悲剧之死》（theDeahtofTtrgedy）。该书的主要观点是：悲剧在现代舞台上已不受人关注，因为现代戏剧已经不再围绕贵族展开，现众也不再支持一种单一的宗教信仰。这个论点为伊格尔顿所反对。
[5]拉康原话为“nepascedersursondesir”，英文一般译为“nevergivewayonyourdesire”，中文有译为“不要屈服于你的欲望”或“不要给你的欲望让步”的，其实都是误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在欲望问题上让步，或者说不要让出你的欲望。台湾学者万敏泽在翻译齐泽克的《神经质主体》一书时将其译为“坚持欲望”，乃正解。
[6]哈里·霍迪尼（HarryHoudini）（1574一2926）：美国魔术师，以能从镇健、手铐、紧舟衣及用挂锁镇住的箱子中逃脱而闻名，被举为“创造了魔术界的神话”。
[7]变容（Tarnsfiguration）：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复活后的那稣在其门徒面前三次变容显现，脸面明亮扣日头，衣装洁白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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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未来（特里·伊格尔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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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未来
特里·伊格尔顿（2003）
吕增奎编译
资料来源：TerryEagleton:AFutureforSocialism?BulletinoftheMarxMemorialLibrary;No.138,Autumn,2003
谈及福山，人们可能会想起，在那些历史上不断重复自身的事情之一是历史死亡的宣称，但它一直在传播从新约圣经到黑格尔的福音；这种宣称又如同任何其它的重复那样是使历史继续下去的事情。宣称历史终结的行动只为历史添加了一点东西，因而与宣称本身相冲突，因此这是一种表述上的矛盾。历史上或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形态中最不成熟的讣告是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由于越南战争、黑权（BlackPower）和学生运动紧接着发生，“意识形态的终结”被证明为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预言。
例如，资本主义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可能会有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不是说一定会有，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不同于现在的未来当然不一定能保证会有改善，也很可能会变得更槽。既然必然的事情通常会让人不快，那幺会产生美好未来的道路也不是必然的。还有，如果不反对必然性的事情，就决不会找出必然性如何成为第一位的原因，因为公民社会日益被连根拔起的未来动荡状态，并不需要一个占星术士来预测。从政治上来说，如果没有大量的社会限产超雇（featherbedding）做法，市场力量就不可能全速前进，就会有太多的不稳定和不满的风险；但从经济上来说，正是那种限产超雇的做法遭到了市场力量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愿意削弱自身的霸权，而毋需来自左派的大量帮助。在左派仍处于混乱和无组织状态、没有能力把粗暴的自发造反引导为生产性的道路之时，需要担心的是历史仅仅会重复自身，而不是拆开历史缝合线的前景。因此，会有比本来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当人们不再思考左派正在提出的方案是多幺惊人地谦卑时，这才是更令人遗憾的事情。所有需要理解的是这些状况：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吃得饱，都有一份工作，都拥有自由和尊严以及类似的东西。这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而已。然而，可怕的迹象是我们的确需要采取革命才能达到目标。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极端性，而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令人惊讶的是，在那种无法实践自己部分思想的社会生活形式中，自由派、实用主义派和现代化派仍然坚持不放弃自己的极度乌托邦的幻想——这些“根本”不会错的思想。相反，保守派则十分正确地看到，有些事情基本上是会出错的。最幼稚的理想主义形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相信如果时间足够的话资本主义将会满足全世界的理想。
虽然如此，我从未相信过像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样的概念会有太多的政治意义。关键的事情——任何充满道德或政治意义的行为都需要的必要条件——是现实主义，是把我们带入时而忧伤时而欢乐的现实主义。它对愤世嫉俗者听起来是过分乐观的，而对浪漫主义者听起来是冷淡的，通过这一事实，就可以判断出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话语。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点才会变得令人沮丧，这些原因正是左派有时范错的地方。因此，我简单地讲一些左派们不必气馁的理由。
首先，我认为，相信左派当前的危机与共产主义的崩溃有任何太多的联系都是错误的。现在，几乎举不出世界上存在纯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例子。某些左派认为，苏联阵营也不存在真正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西方左派最后一次对斯大林主义抱很大幻想的时候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然，如果你想最有效地批判那种体制，你不必走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而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它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要比以赛亚·伯林激进得多。无论如何，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全球左派就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有可以解释左派因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感到沮丧的原因，更多地是因为崩溃证明了资本主义令人可畏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某种先前的生活方式因齐奥塞斯库而走向没落。虽然如此，但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的确是一场革命；而且，没有人认为革命会发生在此时——至少在某些后现代理论家看来是如此，因为既不存在革命化的总体性，也不存在从事革命化的集体主体。因此，这是极大的讽刺：这些教义在西方早已过时，但在东欧却披上政治的外衣。
那种想象中的大众冷漠不足以解释产生沮丧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沮丧感的产生是因为共产主义曾是一个神话。当前，人们可能不会对政治或剩余价值理论思考很多，但是如果你试图修建一条穿过他们后院的高速公路，或关闭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他们的反抗就会此起彼伏。如果这样做没有太多的风险，并且会有比较大的成功机会，反对一个不公正的权力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反抗不可能会没有一点效果，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一种制度尽管很微弱，只要它能赢得你的某种满意，只要对它的替代制度仍然是充满危险，并且是黯淡不明的，那幺拒绝激进的政治变革也是合理的。无论如何，多数人不得不把精力完全投入到生存和物质问题之中，不得不忽略政治太多。我们也把相当多的精神投入到一种对法律自虐式的迷恋之中，投入到一种对超自我极度享受的顺从之中。我们从削弱权威之中获得了虐待狂般的快乐。就这些原因来说，激进的变革就很难实现。但是在今天合理的要求就意味着“冷处理”，而在20世纪70年它意味着设置路障。此外，一旦一个政治体系不再能提供足够的满意来维系它的公民，一旦风险相当低的、现实的替代产生，那幺政治造反就像一个康乃尔新生谈话中的“可能”这个词一样可以预测出。在我们的时代中，种族隔离的结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因此，就很少有证据表明，公民在总体上是麻木不仁或自鸣得意的。正相反，却有证据表明他们对大量的关键性问题十分警醒，尽管多数人在寻找解决办法时，可能会求助于社会主义，就像他们可能会求助于通神论一样。在面对巴西无土地运动、法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美国学生反对血汗工厂运动以及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进攻时，不应夸大左派反抗力量的虚弱。“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的论断也不能通过严密的审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在规模和重要性已减少是事实不错；但是在领取工资的工业手工工人的意义上，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因为你是个餐厅服务员，而不是个裁缝，就不再是工人阶级了。粗略地讲，“无产阶级”是指一种劳动，而“工人阶级”是指一种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产生这种混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在其严格的和技术上的意义上，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数量已经增加了。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其它阶级而言，无产阶级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这仍是有待论证的看法；但没有任何要求规定，要取得革命主体的资格，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级。
也没有任何要求规定，工人阶级必须是最悲惨和最可怜的人。一些社会主义者一直把工人阶级看作为革命变革的主体，这不是因为它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有时是这样，有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它被置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接管者，就像其它一些激进力量一样，工人阶级立刻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和来源，但是它还不能完全包含在资本主义之中；工人阶级的部分逻辑仍是颠覆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上，工人阶级是一种解构性力量。如果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特殊的地位，那幺这既不是因为它特别的悲惨，也不是因为它人数众多，而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二元或矛盾性逻辑的症候性证明物。如果工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化者”，那幺这是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体制整体的矛盾——它逃避任何和谐的总体化的方式。
因为马克思主义最终的声誉扫地，左派就应感到沮丧吗？不，因为它不必如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成功地击败，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因苏联阵营的瓦解而曾令人怀疑过，那幺当我们完全了解了苏联阵营是多幺畸形的社会主义时，它在20世纪60、70年代为什幺没有被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被揭露过有思想上的破产，部分原因是它从未有过思想上的破产。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整体变化已使马克思主义超出了物质力量的范围，但是作为一种对世界的描绘，几乎没有人不赞同它。在这一点上，有哪一个超过1848年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预测了一个全球化扩张、不平等加深、悲剧上演和福利加强的未来。梅纳德·凯恩斯与此相比，过时的东西太多了。
无论如何，当人们说马克思主义不再值得信任或无关紧要时，他们都在暗示他们确切地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幺。虔诚的反本质主义者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好象我们能离析出现在已经被割裂的教条的某种本质。可是，想找出作为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阶级的关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吗？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坚决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决不是什幺新鲜的事情。政治革命、阶级斗争、废除私有财产、人类协作、社会平等、异化的结束和市场力量这些是吗？根本不是：许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都持有这些观点。那幺历史的经济决定论呢？或许这正变得温馨起来；弗洛伊德认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动机，如果没有这种隐秘的强迫性冲动，那幺我们就会整天处于一种“陶醉”的状态之中。历史的不同物质阶段决定了社会生活的不同形式？这几乎是激进启蒙运动的陈词滥调。
在清除幻想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也没有破产。仍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看起来像什幺、市场就其特定的功能来说在多大程度上仍是必要的等方面，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再有任何的想象成分。有人可能也会补充道，20世纪末根本没有目睹革命性冲动的失败，目睹的仅仅是一种表述的变革。在20世纪中期，它看到了现代时期最野蛮的激进运动的胜利，反殖民主义最终把旧帝国从权力的宝座扫落下来。社会主义一直被描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运动，而反殖民运动则一直是离最成功甚远。这些没有哪一个是让人感到沮丧的充分理由，资本主义固若金汤的观念也不是。某些清醒的激进派可能会这幺认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不会这幺看，它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整个工商业是多幺地不稳定——一种全球化所加深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不稳定。因为如果世界的每一点都与其它的每点密切地联系起来，那幺，某一点的颤动就意味着另一点的痉挛，在第三点就意味着一场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支配也成为一种脆弱性的根源。
那么，让左派感到沮丧的是什幺？答案显而易见：它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极端稳定，而是资本主义体系令人可畏的力量。目前对我们而言，它是极其强大的，或者在我看来，在任何短期或中期的未来内是如此。那幺，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将只会延续下去？一点也不是。如果没有任何来自它的政治反对者的帮助，资本主义体系就极易停止下来。对那些反对者来说，不管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是富有争议的一点。资本主义体系一定会进行剖腹式的自杀。但为了在资本主义体系被击败之时我们不致陷入野蛮状态，它的确会接受社会主义或类似的事物。因此，这就是反抗力量为什幺如此重要的原因：尽可能地反抗必定会从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危机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混乱和暴行。瓦尔特·本雅明睿智地看到，革命不是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而是紧急制动器的应用。布莱希特补充道，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就是保护尚未诞生的未来，在历史的暴风雨中提供庇护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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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邪恶（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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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邪恶
特里·伊格尔顿
来源：《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节选（第三章约伯的安慰者——邪恶，文明的错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林雅华译。
这些日子以来，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一些悲剧或者自然灾害之时，我们都能发现一群男女高举自制的标语，上面刻着大写的字"为什么？"。这些人并非真的想要寻找什么解释。他们非常了解，地震的发生是因为地心深处的岩浆爆发。或者说，命案的发生是因为连环杀手太早从监禁中释放出来。"为什么？"并不意味着去寻求"导致其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说，这样的标语，其哀叹意味大于其质询意味。这些标语口号，其实是对这个世界中如此深刻的逻辑匮乏而发出的抗议，是对那些看起来无意义的残忍事件所提出的反对。
一种传统思想的分支，即神义论（Theodicy），尝试着去解释这一显而易见的无意义。"神义论"这个词在字面上意味着"为上帝辩护"（JustifyingGod）。因此，它为这个世界的扭曲与可悲寻找原因的根本，是为了保护全爱的上帝免遭可怕的指责--即"上帝的任务，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神义论希望通过一种让全能的上帝摆脱困境的方式，去解释邪恶的存在。在英国文学中，最能代表这一解释方式的艺术作品，正是弥尔顿的鸿篇巨著《失乐园》。在其中，诗人解释了人性为何会处于如此邪恶的境地，以此来为"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进行辩护"。对弥尔顿这个革命者来说，其中包括这一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由英国革命所引导的政治天堂，会遭遇如此凄惨的扭曲命运。然而，对一些读者来说，作者这番试图为上帝开脱的虔诚尝试，最终只会令他承受更为深刻的诅咒而已。就像诗人所做的，试图为上帝提供一系列详尽的论据，以此来为其辩护，注定会将其拉低到跟我们一样的水平。上帝，不像王子或者法官那样，他是不容辩护的。
神学家肯尼斯·苏林（KennethSurin）指出，人们越是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和谐的整体，如同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所作的那样，邪恶这个问题就越是会变得具有压迫性[1]。现代人则试图从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世界观来解释邪恶。在他们看来邪恶正是理性之光背后的阴影，是理性无法驱逐的角落。邪恶是整个宇宙秩序中的捣乱者，是牡蛎中的砂砾，是秩序井然世界中的不恰当因素。要解释这一异常现象，神义论可以提供数不清的论据。比如，我们所说的童子军、或者冷水澡这样的例子中邪恶的存在就被视为道德人格建构必不可少的根基。这一观点肯定会吸引安德鲁王子，他就认为，在福兰克岛战役中被子弹击中，非常有利于人格的塑造。以此观点来看，邪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事善行、实践责任的机会。一个没有邪恶的世界肯定会变得平淡无奇，以至于无法激发我们去从事任何的善良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恶魔，就采用了这么一种观点来为自身的存在辩护：他对伊万·卡拉马佐夫说，他就是要去扮演一个对抗上帝的创造物，一个制造摩擦与否定性的角色，一种难相处的因素。这样一来，就能够保护上帝的创造物不会因为极度的无聊而陷入崩溃。他强调说，他就是不确定方程式中的那个"X"--是宇宙中的"必须的否定性"，如果没有它，纯粹的和谐与绝对的秩序肯定会分崩离析，最终一切都将消失殆尽。
将邪恶视为必要的崩溃或者反抗这一观点，最终会变成这么一种宣称：将你的内脏提取出来、燃烧、尔后塞到你的嘴里，就会让你成为一个人。就像要当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这会为你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探明，你自己究竟是由哪些钢筋铁骨组成的。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Swinburne）写道，当我们容许以"广岛、贝尔根贝尔森、里斯本地震以及黑死病"为例去为上帝辩护之时，人类就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的世界，而非一个玩具世界中了[2]。我们很难相信，除了牛津剑桥的导师之外，还有谁能够描绘出这么一种意绪。
确实，有些时候善可能来源于恶。也许对那些高傲的人来说，惨痛厄运的发生可能也没什么错。甚至有人提出说，现代世界中显见的意义崩塌看起来颇令人担忧，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因祸得福呢？一旦我们发现，事物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我们就能自由地为其赋予任何我们觉得最有成果的意义。从传统意义的碎石堆中，我们可以创造出更为适用的意义來。这样一来，我们最终是能在那看似灾难的东西里找到有利之处的。
尽管如此，善并非总是诞生于恶；即便善确实诞生于恶，这情况也太过特殊而无法评判。傲慢之士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不是那么激烈的方式，学一点谦虚而非闲散地伸展四肢。无疑，从大屠杀当中能够产生一些善，尤其是勇气以及受难者之间的同伴之谊；但是要去想象，能够用任何一点人类慈爱为其进行辩护，这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淫秽。尽管在新约中，耶稣花费了大部分的人生用以医治病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建议病弱者，去和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进行和解。与之相反，他似乎将他们的苦难视为魔鬼的恶业。他并没有说，天堂能够为他们的苦痛提供适宜的补偿。即便痛苦让你变得更加温文尔雅或者更加聪明，这对你而言，仍旧是恶的。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别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加文雅、聪明，这仍旧是一件坏事情。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幸运之堕落"这个主题。"幸运"这个词是否意味着，它的发生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同自然的分离以及所踏上的历史是否是一件积极和正确的事？并不尽然。无疑，历史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但是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痛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叙述的这两个视角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对我们来说，如果人类仍旧只是小小的变形虫，这可能会更好。如果人类最终毁灭了自身（从人类这令人惊讶的野蛮历史来看，这一结局未必不可信），我想这可能会是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所想的东西。进化，以及由此所诞生的整个人类历史，是否只是一个漫长、恐怖的错误？在所有的东西彻底逃脱我们的控制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将其彻底消灭？毫无疑问，肯定有许多思想家就是这么想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叔本华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则更加模棱两可。作为一个相信冲突之必要性的改革派清教徒，弥尔顿并不是特别相信伊甸园那么一个静止的和谐世界。但是，作为一个渴望着上帝之城的乌托邦思想家，以及一个敢于在英国内战期间，渴望清教徒政党能够在地球上实现上帝之城的思想家，弥尔顿的思想内部隐藏着一种对于幸福乐园的乡愁。可能在弥尔顿眼中的真实是：如果我们并没有从伊甸园中驱赶出来，一切将会更好--但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有机会去获得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福佑。
哲学家布莱恩·戴维斯（BrianDavies）指出，即便善真的诞生于邪恶之中，那么,我们要去追问的是"我们用什么去制造一些能够阻止邪恶的人（比如，上帝），以此，善就能从恶中诞生出来？"他难道不能找到一些更加有说服力的方式，去测试我们的勇气，而不是用登革热、英国蜘蛛、或者狼蛛？或许对于这个特定的世界而言，邪恶是必可不少的。但是，为什么上帝不创造出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一些神学家声称，上帝不应该创造出一个不带任何痛苦与磨难的物质世界。在此理论看来，如果我们想要感官上的愉悦，或者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身体，我们就不得不承受剧烈的痛苦。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正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但是对其他思想家而言，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观点，跟最大的质数这样的观点一样毫无连贯性可言。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世界中，你都可以去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比如说，那个凯特·温斯莱特就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世界）。
此外，还有这么一种被称为大图景（BigPiclure）的观点。它认为邪恶并非真的是邪恶的，它不过就是我们无法辨认出来的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宇宙图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世界，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在总体的善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缺乏邪恶这个角色，整个世界就无法正常运转。一旦我们将事物放在大图景的语境中进行考量，原本看起来坏的东西，就能变成好的。比如说，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女人正在锯掉一个人的手指之时，他会惊骇万分。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女人其实是一个外科医生，而这个被锯掉的手指是因为损伤地太严重而无法修复了。在这个意义上，邪恶并非就是我们所见即所得的东西。我们都是一些短视的造物，如果我们看到眼前有人正将小婴儿放在火上烤，我们肯定无法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扩展自己理解的视角，将这一行为放在一个更大的计划中去思考，我们就能看出它的指向所在，甚至很可能满腔热情地伸出援手。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有很多更加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前后颠倒的观点来自于尼采。他宣称，如果你同意某一种欢乐的体验，你就也可能同意这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邪恶，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交织混杂在一起的。
有些人把邪恶看作是一种神秘。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世界如此不完美的原因其实是昭然若揭的。这是因为，人类彼此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攻击、剥削和压迫。这不能归罪于一些人所说的自然邪恶（地震、疾病等等）。即便我们今天的人们远比祖先有了更多的理性，并且明白，那么多所谓的自然邪恶实际上都是我们亲手造成的。现时代已经大大模糊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天启论的传统将整个世界看作是烈焰与洪水之间的终结，看作是山川翻滚、天空碎裂、天堂震颤等一系列的宇宙的无穷凶兆。不过，这些空想家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说，我们人类，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生物，可能需要为此宏大的情节担负责任。天启论一直都是一些落在我们头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由我们所产生的东西。
对于宗教信仰者而言，他们的问题并不真正在于，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如许的邪恶。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一个皮条客要把30个入境的阿尔巴尼亚人囚禁在一家英国妓院里当性奴，这一问题显然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对这些信仰者来说，问题在于，为什么人类一开始就被创造为能够自由地做恶。一些信仰者认为，人类被自由创造这一点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这是因为问题之中的创造者是上帝，他本身就是纯粹的自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是上帝的木偶。如果上帝所创造之人真正是属于他的，那么他们就必须按照他的自由生活来生活；如果他们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就必须自由地走上邪路。按照这一理论，任何一种能够做好事的动物，都必须在逻辑上也能够做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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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之魅（〔英〕特里伊格尔顿，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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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之魅
〔英〕特里伊格尔顿（2009）
来源：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0292329/。摘自《陌生人的麻烦》之《第一章导言》。译者：鬼灯如漆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文化左派批评，看起来没有一项工作是完全超出了拉康的镜像理论解释的——即在婴儿成长的某个时刻，当他在镜子中凝视自我的映像时，会为自己的行为和眼前那些形象的神奇一致性而感到兴奋。这神奇的一致性和不可思议的类同是件神秘之事，如果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探索的是这个秘密，他就会迅速将问题引向自身内部。真实（reality）和信以为真（make－believe）之间的界限，如拉康所言，一开始就不是泾渭分明的。自我（theego），这个被我们当做透过其能看到真实世界的窗户，其实是一种虚构，但即便了解是一种错觉，镜子前的婴儿仍会将自己的映像当做是真实一般来对待。一种类似的模糊性成就了“想象界”（theimaginary）的概念，拉康的意思它是指“隶属于想象的”而非虚妄的或非真实的，即使它包含了幻觉和欺骗在内。（似乎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就从这里汲取过营养）。
以这种镜像理论切入，在拉康的理论中，生命本身的虚构或真实就成了问题。镜像阶段是在喻指一种文学性或者隐喻性的存在吗？法国知识分子谈论某些东西的那些洪篇大论都是如婴儿般的呀呀学语？一个人到底又如何实际得知婴儿会经历那样一个镜像阶段？那些不喜欢攫取镜像特权的群体们——只有英国人才能能力提出这样一种最基本的反对意见——又该作何处理？池塘和河流都算的上镜像吗？或者那些通过各式各样的身体部位（脸，躯干等）投射去参与建构婴儿的躯体自我描述的家长或监护人真的是婴儿的镜像吗？我们的身体，真的如我们的欲望般是被他者所建构起来的？照此说来，如此重大的一项理论将建基于游戏（play）和角色表演（play－acting）这项人类虚构性最强也是最为原始的行为上，多么古怪！角色扮演实际上和游戏一致——在镜中欣喜地模仿自己的动作的婴儿就是一个通过扬一下手就能轻易改变现实的小魔术师，一个在赏识他的观众面前表演的演员，一个陶醉于自己举手投足间就能改变其作品的小画家。镜子前的表演包含了一种无穷回复或者说是自我对话（miseenabyme），像是在婴儿的行为中已包含了对镜中映像的积极性整合（Gestalt）一般，这类自我对话会在映像整合中依次给出其它令婴儿高兴的暗示，因此会激起其微笑等其他表情。我们不久后会在18世纪道德哲学的论述中看到相同的情况。
当然，这不是说，好像当代的文化理论家们都片面地沉浸到儿童发展史的话题之中了。拉康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对“想象界“的阐释之中——在那片主体与客体（如果在早期论述中我们仍可做如此区分的话）不断呈现出移位和交互掺杂的人类精神的陌生领域中。在这项投射与回收的游戏之中，物（things）看起来可以不经思索地在相互间往来，以其自身经历过内在经验的感观直接性来感应彼此。仿佛你可以将自身从被观察处放到摆到一个特殊的位置，或你可以同时由内和由外来审视你自身。心理学尝试着去理解人类的神经结构，通过婴儿可以游戏般地模仿一个成人的面部表情的事件，以一系列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映像的复杂集合。梅洛－庞蒂说道：
“如果我和婴儿做游戏，把一个十五个月的婴儿的手指放在我的嘴里，装出咬的样子，那么婴儿也会张开嘴。不过，婴儿不注视在镜子中的他的脸，他的牙齿和我的牙齿不一样。因为他从内部感觉到的他自己的嘴和牙齿一开始在他看来就是咬东西的器官，因为他从外面看到的我的下颌一开始在他看来就能有同样的意向。”只要我们自身有足够的决定性来领会它，“想象界”就是一片物（things）把我们返还到自身的领域。这是一片混沌的区域（prelapsariandomain），在这里知识如感觉般多变（swift）与确切（sure）。
在这片精神领域的特殊结构中，并不曾有一个清晰的关于“自我”意识结构与中心意图，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我的内在性是某种意义上的“外在”（outthere），他人也一应如此，而一些外在的东西却又与我如影随形，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我也感觉到我内在生命是异己的和疏离的，好像我的自我意识（selfhood）的一大块都是被一种想象所掳获并使之具体化的。这种既源出于我又不是的想象看起来能发挥出的力量超越了我自身。在“想象界”的辖域中，我是自我还是他者，内在还是外在，镜像之前还是之后的界限并不明显。可以想象婴儿被母亲喂奶的场景来获取某种佐证，婴儿含住了母亲的乳房，好像这是自己的器官一般；但是，说到我们内部和外部界限暧昧的对象，这也是那些对象的部分（part-objects），即伸入外部世界的身体部分的问题。（脸，乳汁诸如此类），正如梅兰妮·克莱因指出的那样，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转换的，拉康本人将人类主体描述成一种特殊的构成、内衬或者是想象的填充物。
这就是为什么“想象界”会包含我们在学术层面理解的移情主义（transitivism）在内了，在一些源初的混沌性同情中，一个孩子会看到别的小伙伴跌倒而哭泣，或者在打了同伴之后却宣称自己被打了。18世纪哲学亚当斯密便是从此现象中汲取很多，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如此说道：“当我们看到一根棒子正对着另一个人的腿或手臂就要打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缩回自己的腿或手臂”，移情主义是这种同情性模仿的典型图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身体性的事件，即便是对于那些企图摆脱镜像诱惑的人而言。这就是为什么笑是具有传染性的，或者，为什么，如斯密观察的：“一群民众，当他们目不转睛盯着一个舞者走在一条松弛的绳子上时，自然而然会随着他歪曲、扭动、平衡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走在绳子上似的，必须像那位舞者那样歪曲、扭动，否则就会失去平衡从绳子上摔下来”。我们想象性地设计我们进入了舞者的身体之内，斯密所支持的自然模仿看起来就是拉康所宣称呼的想象性位移的结果。但那些观众们还会扮演着巫师的角色，因为他们总不自然地会想通过自己的内在性动作控制舞者的行为，就像婴儿在沉迷于自身镜像的时刻总想抓住自己的形象。斯密的观众们在他们与他者认同的时刻存留其自身，这种合并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想象性确认。
移情主义，是一种身体之间的交响与回音。斯密言道，当我们看到乞丐的溃疡时会有痒和不舒服的感觉，当我们看到别人眼睛有恙时自己的眼睛也会难受，这都在一张奇妙的网中。最终，这种条件下最能令人满意的想象莫过于两个身体的合二为一了，就如同托马斯哈代在《返回天真》中的克莱姆·耶奥布莱特和他母亲之间的对话“他们的交流，……犹如发生在同一身体的左手和右手之间”。如同哈代作品《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法利和苏·布里德汉达到了“二人之间的一笑一颦都能相互理解到如长篇大论传达思想般的精确，使得他们如同同一整体下的两个部分”。劳伦·斯斯特恩笔下的项狄·瓦尔特和托比叔叔之间的一系列手势，直觉和无声的交流，可作为另一项例证。本书也将在不久后返回身体作为语言的论点处再做论述。
按此观点“想象界”的成人版本即友谊。关于友谊，诚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记载的那样，这个他人既是你又不是你——故这种身份的合并与交融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创造了镜像阶段。“作为我他能带给我的唯一快乐”，蒙田在他伟大的《随笔集》中如此论友谊：“就是没有我的东西纯粹是我的”。至高无上的友谊关系，他补充道，即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单独分为你的还是我的。“如果我被问及为何我爱他”，蒙田说：“我想我唯一的答案会是‘因为这是他，因为这是我’……这种友谊没有模板而只是自身，它只能与自身相比较”。“想象界”拒绝被翻译成理性或可比较的形式。不同于我们将要看到的以可交换性（exchange）和可公约性（commensurability）为基准的“象征界”，它的所有因素都带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
总体上讲，1970年代的文化左派提及“象征界”只是为了批判它。一方面，对于那些研究变成了真正的困扰的理论家们而言，这种前－语言的领域几乎不比婴儿阶段受到更多的欢迎。另一方面，“想象界“是关于组合，停滞（stasis）、类同性、一致性、自发性、仿态、表述（representation）、和谐、丰富性和总体性的问题，这些对于那些叫嚣着缺失、不在场、差异、冲突、裂隙、撒播、碎片化和异质性等概念的先锋派们并非一种时髦的方法。今天的左派只会在表述的意义和条件都有迹可循的条件下才能容忍表述的观点，而这些，在镜像阶段中，都被令人不安地压抑的。更糟的是，在这类问题之中表述本身就成了一种错误。镜中的形象是婴儿现实的，不协调的身体的虚构性整合的版本，他的欢乐源自于在其紊乱的现实中获取了反差极大的理想性整合形象。镜像赋予了他一种在现实世界所缺少的自动整合（autonomy）。一个人也可以将这种愉快地一致性表象和某些梅兰妮·克莱因主义者被裁剪、损坏、捣为碎片的身体相比较，来做一番思考。
如今，镜像阶段的前－自我式混沌（thepre－egoicinnocence）看起来似乎被运用得娴熟了，在解构主义将之变为对词物对应（identity）并进行图示化研究的进程中。然在他们圣保罗诗篇的分析中，这种镜像的意义并未得到彰显。懵懂的婴儿被其自身的形象所掳获，如同以为每一个能指都被我们认为能代表其意义唯一的所指所束缚、二者间对应如图示一般，其实都是误认。让·拉普朗虚和J·B·彭大历斯声称镜像理论：“这是能指和所指之间一系列的连接方式”。这种思维的另外一块众所周知的发生地是诗歌领域，即通过一系列言语的视觉假象（trompel’oeil），让符号的能指所指两方面之间显得是不可分离的，只要人们还幻想着词语和意义大致来说是同样的实体的话，认为二者是可以分离的观点同样也行不通。“这是词语，那是意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这是钱，那是一头可以用钱买来的牛。（不过，对照一下，钱和它的用途）。”对于维特根斯坦，探究词的意义是通过其用法，这囊括了其以一种特殊生命形式与其它符号一起进入到了一个语法关系之中。而这个，有人会说，正是拉康将要提到的“象征秩序”（thesymbolicorder）的一种形式。这也正是拉康所要展示的作用于符号的那些阐释同样作用于人类的主体。一个婴儿将其自身的镜像想象成是他的自我的具体化（incarnation），此时的他仍旧是一个老式的前结构主义者（pre-structuralist），他尚未领会这一点，即人的身份，类似符号，是差异化的东西——是在一个象征秩序中在一个角色和关系的系统中认领一个位置的问题，在这个角色和关系的系统中你只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部分，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活生生会呼吸的动物。婴儿完全认为他同他自己的幻象是同一的，这种认识令他兴奋不已，但这个婴儿不得不认识到，像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论述的那样，再没有比“事物与自身同一”更加没用的命题了。可以说，婴儿已沦为一种关于人类自身确定性（certainty）和具体性（accessibility）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哲学错误的猎物。
因此婴儿在“想象界”层面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一种误认——这只是我们即将在象征秩序中遭遇的一个更加重大的误认形式的一个序曲。其认同也是一种疏离，就像主语我（je），或主体（subject），把其难以琢磨的存在（being）错认为仅仅一个弱性的“我”（moi）一般，认为后者是镜像中自我投影的一个确定之物。主体的真相（truth）却相应地逃避了这种方式－－事实就在于拉康对笛卡尔名言的著名重写之中“我思在我不在之处，因而我在我不思之处”。孩子学习到与其自身一致性的那个主体根本不是一种主体的形式。那个在镜像阶段中被小自恋者们认为是固定的和确定性的自我形象（selfhood）实际上是有裂隙的和不完美的。就像意义（signification）自身的过程一样，它同样受其自身的不完整性所驱使。
在拉康理论中，有一种俄狄浦斯时刻（Oedipalmoment）。即每种依赖于自我对话而生的想象界的对立面，最终都必须要被强行破坏掉或重新组织。这种想象界的包围必须要被开放到由差异性和他者性组成的游戏中去。幼童必须要打破自身误认的镜像而置身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e）的领域之中，在这里他或许要独自和真相的一些残羹冷炙打交道。对于黑格尔，这个作为拉康诸多思想缘起点的理论家而言，从个体层面向他者的转变有一层伦理的维度。主体必须放弃将自身看做一个自足的整体转而进入一种将自身独立性交付于他者的交互主体性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Geist），拉康称之为“大他者”（theOther）或是象征秩序。在拉康的理论中，这包含了最为彻底的“通过其它主体而对主体性的全盘接受”观点。这并非是一个想要维持持久的人类交互主体性的典范，我们必须中止我们在“想象界”所做的那样从他者中获取自身形象，并转而从“大他者”中叩访其意义（概言之即社会层面），如我们在“象征界”做的那样。对于黑格尔，人类生命的最基本形式包含了一种在封闭的社会条令中的非反思性接受（non-reflectiveabsorption），这不比拉康的“想象界”理论走得更远。只有进入“象征界”的交互主体性转换关系时，一个人才会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尽管如此，不久后我们会看到在拉康的眼中，这项成就与灾难相去不远。
对1970年代的先锋派而言，这种存在论确认（ontologicalregisters）的转换更多是政治层面的而非伦理的。其要害不在于朝自我满足的凝视举起镜子以援助资本主义的主体性，而是将其置于持续性的危机之中。前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后者是革命的文化实践的问题。造就我们如此模样的东西——缺失、实在界、压抑、阉割、父之律令和社会形式的潜规则——在我们的陈述之外。它们是镜像意识的断裂和盲点——镜像意识即其自身为一种反射性形式（“映像”、“推测”、“沉思”）所按部就班地建构的现象。夏夫兹博里伯爵指出：“每一种理性或思考的产物，按其本质（Nature），都必须要经受其自身思与行的检测；它需要要代表他自己与其内在的意义（inwardaffaire），不断地在他面前使用，对他来说是显白的，并在其思考中反复出现”。自我反馈（self-reflection）在此意义上是种内在的想象——一个在我们自身观念的镜像中沉思我们自身的问题，一个我们仿佛作为另外的人在我们自身不间断的凝视前看自己如演员般表演的精神舞台。如果我们生存（existence）的实际决定因素的一些东西被揭示出来，这种左派观念中自命不凡的自我闭合（self-enclosure）就需要被打破，这种想象性的主体就需要被离心化了。
“图像俘虏了我们”，维特根斯坦在《逻辑研究》中如是说：“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处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坚持不懈地向我们重复这幅图像”。如果拉康的婴儿被自身镜像或者理想自我所捕捉，蒙蔽如马克思无法识别其自身力量的异化劳动那般，那么维特根斯坦被词语蛊惑的成人（adult）就成了我们的语法无休止具体化结构的牺牲品，它实际上只能从差异组织中来锻造虚构的身份。弗里德里希·尼采有大致相同的观点，思想的表达好像被“既定语法功能的排列”所抓住。对于维特根斯坦，这是一种虚假意识的慢性形式，语言作为均质化的途径——就像“象征界”对于拉康而言并非简单如吮拇指癖般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阶段，而是“自我”的一个特殊内在结构一般，因此这是所有人类经验中的一个根深蒂固地维度。婴儿在镜子前的啼哭和欢悦存在于我们后来的所有欲望的投注之中，就像我们会与为我们支撑起若干令人安心的类似性的诸多客体融为一体一般。“正是在‘自我’的游移不定的影子周围，”拉康说，“人类世界的所有对象将得以建构”。镜像阶段中婴儿长为成人所需要的也同样是我们受语言迷惑的成人所追寻的——一个从《李尔王》的引用语中总结出来的必要条件（requirement），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引为铭文：“我将教你不同”。
冗长的谈话疗法即维特根斯坦所理解为哲学的是那些有助于我们去除意义崇拜的东西。哲学对其而言是种治疗，允诺我们从已固化如一些精神病症般的那些僵硬的、孤立的和不祥的（portentous）能指中解放出来，将它们重新放回到构成差异形式的游戏之中去。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其它地方所言那般，让我们从顺滑的冰层（pureice）返回到粗糙的地面（roughground）。“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
可以肯定说，是一个差异的世界居于维特根斯坦至少在奉日常生活为圭臬方面发人深省的朴素默想和拉康式华丽的研究之间。精神分析的目标，同样是为那些在特殊情境下认知受阻，因此表达变得僵硬和反复的患者修复其被阻断的意义域（signifield）。解开神经症的情结（theknot），与阐明一种被具体化的意义，并非不同的行径。在分析的条件下，它们会构成同一实践的不同层面。精神分析做扮演的一个角色即将我们从使我们绝望的白日梦和强制性重复中解放出来，将这些位于人的存在核心的阻塞和障碍转化成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的基石。
镜像阶段，准确讲绝非一种伊甸园的纯真状态。相反，它是一种在行为发生之中携带的失乐园意识。一方面讲，自恋主义（narcissism）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确切的自我憎恨与自我侵犯。另一方面讲，主体之间界限的消除由相互融合带来的与相互竞争带来的一样多。这是一种我们可以在偏执狂病症那里看到的认同－即－对抗主义（identity－cum－antagonism），这个受害者的形象包含了其自身和一个朦胧可变的“自我”形象。这正是克尔凯廓尔在《恐惧的概念》中所涉及到的“反感性的同情”概念。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计划》中提到，或许大致想一下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就知道，一个最近亲的人往往兼具我们首先所向往的和所敌对的。弗洛伊德说，她的部分体貌特征（比方说她的脸），可能是陌生且充满危险的，但是另外一些——比方说她的手势——又会唤起我们的亲切感。有意思的是在此方面“效法”（emulate）一词同时兼具竞争与模仿、求同与超越的意义。“最大的竞争对手又是你最尊敬的人”，拉康如是说，无意识中和奥斯卡·王尔德不谋而合。与婴儿的镜中映像共谋而成的理想自我，也正是你所想要消灭的。
陷入自身形象与周遭客体无意识的共谋之中，幼童试图通过侵凌性（aggression）来瓦解这块迟钝的领域。可以想象一个婴儿在这种互易感（transitivism）的支配下在猎手和猎物的角色之间不停地转换，或同时地占据这两个位置。马克思·霍克海默和泰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不仅论及了模仿的欲望要合并全世界，还论及了被这种欲望所激起的异化驱力所控制的恐惧。在一些古怪、相当令人不安的表述中，马丁·海德格尔讲述道，一战当中，前线上的交战双方士兵可以彼此照面，因此也开始相互间认识了，“融成了一个身体”（这是恩斯特·荣格的用语）。这种遭遇，海德格尔哀叹，在二战的机械化背景下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肉搏战的创伤（spot）在人与人相互之间共生的方面要好于远距离相互大屠杀冷酷地非人道事件。
在拉康看来，镜像阶段标志着“自我”的第一次浮现，以一种不啻于自我疏离的形式。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误认的结构。幼童在镜像前的完型反应（reifiedreflection）变成了日后所有组成“自我”的自恋式认同的原型。“我们所说的自我”，拉康声称：“完全无法从至头到脚组成它的想象性魔力中区别出来”。这种“坚硬的结构”（rigidstructure），对我们而言如同一套盔甲般既是亲密的又是外在的，是一个一致性和固定性的幻影，以服务于掩饰主体是不在（non－being）而非存在（being）这一事实。“想象界”，简言之，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就是拉康在诊疗道路上的一场最华丽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理解了“象征界”的辖域，并在我们将要接触到的他的研究中将此做了更广阔的运用。意识形态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就是一种想象性误认的形式，在这里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看起来都是为彼此之间相互定制的。世界会呈现出与我们相熟悉的样态，而并非对我们的死亡（ends）无动于衷，它会顺从地符合我们的欲望并将我们的欲求锻造的温顺如镜中映像。一旦这种映像与定制变得一致，就像在拉康主义者中婴儿的情况下，那么自身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便一下子被误读了。理论上说，人类主体如站在镜子前混沌不分的婴儿一样是个去中心化的实体，仅仅是这样或那样社会结构的某项功能。但要是这个凌乱的造物不足以支撑起有目的的行动时，意识形态的想象领域便会出面赋予他们一种一致性和自发性的意识。以无可商议的政治条令，告诫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够成为历史的承载者。通过此视角看，布尔什维克革命便和圣帕特里克节一样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内容了。
宣称意识形态主体为“想象界”即宣称，站在拉康主义镜像前的婴儿，他会感觉世界是其自身内在物质的一部分，集中于他，赠与于它他，通过一种内在的结合将之束在一起。在这类观点中意识形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陈旧形式。“我们都生就是道德的蠢人”，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奇》中说，“将世界看做是乳房来哺育我们至高无上的自身”。对于那些可能在其它层面冷不丁被警示到世界并没有承诺他们一种生活，对于他们它像是天气一般不相关的充分发展的那些主体，意识形态会在社会层面把“想象界”重新捏合成一个整体。被这种令人愉悦的幻象所捕捉，主体就会给出社会会对其有特殊要求的担保，将其作为独一无二的选民挑出并安置，比如说，通过其名字。为了从一群在我们周围难辨面孔的市民中召唤我们并将其面孔仁慈地转向我们，意识形态的超级主体（super－subject）为我们培养起了谄媚的信念即现实离开了我们不行，看到我们从存在中消失它将会陷入无法安慰的悲伤之中，就像我们以一种贝克莱主义式的幻想去想象一个乳房边的婴儿，他会认为如果他自己消失，周围世界也会和他一起一下子不复存在了。
这些便是阿尔都塞理论中令人困扰的一些问题。但我并不试图于在这里有所应对。我将代之去探索那些当代精神分析的论点和18世纪英国道德主义者们那些可称作想象性伦理之间的对比。尽管如此，在开始探索之前，我们必须通过18世纪情感主义者的话题做一次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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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缓慢死亡（特里·伊格尔顿，201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TheSlowDeathoftheUniversity
大学的缓慢死亡
特里·伊格尔顿（2010年）
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15年第13卷第4期，第5-8页。吴万伟译。
摘要：伊格尔顿在2010年文章中曾指出，大学和发达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
几年前，一位校长不无自豪地带领我参观一所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亚洲大学。与其显赫的威势匹配，校长身边各站一位身着黑色西装、身材魁梧的年轻保镖。要我猜啊，他们的外套底下都携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Kalashnikovs)。在滔滔不绝地盛赞光鲜耀眼的商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后，他停下来期待我说几句谄媚的恭维话。结果，我大煞风景地说学校似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批评研究。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就好像我问他每年授予多少钢管舞博士学位一般。他悻悻地回答说"我们注意到了你的评论。"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技术最先进技术的一个小玩意儿，打开后对着它说了几句韩国话，估计是"干掉他。"接着开过来一辆像板球场那么长的豪华轿车，校长在两位保镖的簇拥下上车走了。看着他的轿车消失在视野中，我还愣在那里想他的杀人命令会在什么时间开始实施。
这一场景发生在韩国，但也可能出现在这个星球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从南非好望角到冰岛雷克雅未克，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南美圣保罗，像古巴革命或者入侵伊拉克一样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正在稳步展开中：那就是大学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缓慢死亡。在英国拥有800年历史的大学通常被嘲笑为象牙塔，这种指责总是有些道理的。但大学在自身和整个社会之间建立起来的隔阂可能是祸福相依的，既给大学带来了力量也使其无能为力，一方面对热衷于短期现实利益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和目标进行反思，一方面还能做到自我批评。在整个世界，批判性空间已经减少到所剩无几的地步，曾经培养出像伊拉斯谟、约翰·弥尔顿、爱因斯坦和英国六人喜剧团体蒙提派森(MontyPython)的大学如今也匍匐于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优先选择下。
本文说的大部分情况对美国读者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毕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就是公司型大学的典范。但是，英国的情况是所谓的无财富的美国化，至少是没有美国私立大学那样富裕的美国化。
这对英国贵族的传统学校牛津剑桥来说也是真实的，它们的学院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抗拒慷慨捐款的更广泛经济力量的侵蚀。几年前，我从牛津大学系主任位置上辞职(这是像爱丁堡发生地震一样罕见的大事)，因为我意识到人家期待我在某些方面像企业首席执行官而不是学者。
30年前当我首次来到牛津任教时，这种专业主义倾向会遭遇到有教养的蔑视。真正认真读完博士学位的同事们有时候使用"先生"而不是"博士"的头衔，因为博士暗示一种不够绅士的劳动。出版著作被认为是很庸俗的行为。10年才发表一篇关于葡萄牙语的短文或古代迦太基(Carthage)人饮食习惯的论文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曾经有个时期，学院的老师甚至懒得为本科生安排辅导时间。相反，本科生只是顺便到老师的办公室拜访，喝一杯雪利酒后，兴奋地闲聊一会儿简奥斯汀或胰腺功能而已。
如今，牛津剑桥仍然保留了寄宿制的大部分作风。是教授们决定学院的钱该如何投资，花园里该种植什么花，会议室里要挂谁的画像，如何向学生们解释为什么把钱花在葡萄酒地窖而不是学院图书馆上。这一切都由教授们决定。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学院全职教师做出的;从经济到学术到学院日常管理的任何决策都由经过竞选产生的负责整个教师群体的学界委员会管理。最近一些年，这种自我管理的可敬体系开始遭遇大学权力集中模式的的挑战，就是这种挑战导致我离开这里;但是总体上这种制度还算牢固。恰恰因为牛津剑桥的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现代机构，因为规模小能够作为去中心化的民主模式运作，虽然持续享有某些令人作呕的特权。
在英国其他地方，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不是教授管理而是等级管理，一个庞大的拜占庭官僚体系，年轻教授不过是勤杂工，校长的派头似乎就是在管理通用汽车公司。高级教授现在就是高级经理，口口声声谈论的是审计和问责。书籍被当作穴居时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前技术时代现象，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蔑视。至少有一家英国大学已经对教授在办公室里应该拥有的书架数量作出限制，目的是限制"个人图书馆"。废纸篓变得就像茶叶党知识分子一样罕见，因为现在纸张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
市侩管理者在大学里张贴了大量没头没脑的标语，用非常粗俗且不太通顺的词句发布各种公告和指示。北爱尔兰一校长强行征用校园里唯一的公共房间，那是师生都使用的会堂，却被校长拿来当作私人餐厅，以便在此招待地方头面人物和企业家。当学生们占据会堂抗议时，校长竟然下令学校保安砸碎手边的公共厕所。过去多年来英国大学校长一直在摧毁自己的大学，但很少像这样字面意义上搞破坏。在同一所校园，保安会把学生带走，如果发现他们在漫无目的闲逛的话。理想的情况是大学里面根本没有衣冠不整、行为难以预测的家伙。
在这种大溃败中，人文科学首先被挤到墙角。英国继续分配大学拨款给理学、医学、工程之类学科，艺术领域已经不再能分配到可观的资源。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整个人文院系在未来若干年关门倒闭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英语系真的幸存下来，很可能是给商学院学生讲授分号的使用，这可不是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Frye)或美国著名社会文化批评家与文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Trilling)心中的情景。
人文院系现在必须主要通过从学生那里收的学费来勉强维持，这意味着几乎完全依靠这种收入来源的小型学院事实上已经通过后门私有化了。英国这么长时间以来正确抵制的私立大学越来越近了。但是，卡梅伦政府已经指导学费的大幅度上涨，这意味着依靠贷款并背上巨额债务的学生理所当然地要求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更能满足个人需要的对等，因为他们在人文院系急需资金支持时提供了金钱。
而且，在英国大学，教学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不像科研那么吃香。科研能带来金钱，而印象主义或宗教改革课程不能。每隔几年，英国政府就要对全国大学进行一轮彻底的评估，用非常详细的指标衡量每个院系的科研成果，政府拨款就是据此评估结果来分配的。因此，教师缺乏投入教学的积极性，对他们来说有众多理由为了发表而写作，炮制完全不知所以的论文，开办肤浅的在线期刊杂志，申请横向科研资助，不管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但有了这些东西在填写个人简历时总是很开心。
无论如何，得益于管理意识形态的繁荣和国家评估的无情要求，英国高等教育官僚机构变得日益庞大。这意味着大学教授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备课，即使值得这么做，反正在过去几年没有。国家评估官员奖励的是那些带有错综复杂脚注的长篇论文，很少是面向学生或广大读者的畅销教材。大学教授很可能通过暂时离开大学而提升大学的地位，即放弃教书专门从事科研的学术休假。
如果教授们完全放弃学术研究而且去参加马戏团，因而能为财务处长节省工资支出，让官员能把他们的工作分摊在已经不堪重负的教授们身上，这样将提高资源利用率。除了少数能够吸引来大批客源的名家外，英国许多大学教授意识到大学是多么热切地渴望看到他们离开。事实上，大学里渴望早些退休的讲师大有人在，考虑到英国学界在过去几十年是个温馨宜人的地方，现在对许多员工来说是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场所。然而，政府当局已经打算削减教授退休金了。
随着教授转变为经理，学生随之变成了消费者。大学为了学费不惜抢生源，以致落得斯文扫地。一旦客户安全进入大门，教授们就被施压，不得让学生考试不及格，否则可能面临学费丧失的危险。普遍的想法是如果学生考试不及格，那是教授的错，就好像在医院里，病人的死亡是医生的责任一样。这种眼睛盯着学生钱包的做法，其后果之一是越来越多的课程在迎合20多岁年轻人的潮流。在我任教的英语学科，这意味着讲吸血鬼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讲性而不是雪莱，讲"粉丝"杂志而不是福柯，讲当今世界而不是中世纪。因此，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开始影响课程设置。任何一所大学的英语系如果把精力集中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或者18世纪文学将无异于割喉自杀。
因为渴望学费，英国有些大学现在允许学业并不出色的本科生继续攻读研究生，而海外留学生(通常被迫支付高昂的学费)可能在没有熟练掌握语言的时候就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了。长期以来，英语系瞧不起创造性写作，认为这是美国人搞的粗俗玩意儿，现在却迫不及待地聘请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或蹩脚诗人，为的是吸引潜在的作家托马斯・品钦(Pynchons)大军。学校非常清楚他们看中的是学费，学生的第一本小说或者诗集被伦敦出版商出版的机会很可能比你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壳虫的机会还小。
教育确实应该对社会的需要做出回应，但是这并不等于把你自己当作新资本主义的接待站。事实上，如果你挑战整个异化的学习模式的话，将更有效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中世纪的大学能够非常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就是因为他们培养了牧师、律师、神学家和帮助维持政教合一的管理官员，而不是对不能快速带来金钱利益的思想活动不以为然。
但是，时间已经变了。在英国政府看来，所有公费资助的学术研究现在必须将自己视为所谓的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能对社会产生可测量的影响。航空工程师比古代历史学家更容易测量这种影响。制药厂商可能比现象学家更擅长玩这个游戏。不能从私有企业吸引利润丰厚的科研资金的学科或者不大可能吸引大量学生的学科将陷入慢性危机的困境中。学术优势被等同于筹款能力，而受到教育的学生被重新定义为能找到工作的人。对古文书学家或者货币学家来说，这不是好时候。这些职业名称我们很快就不能拼写出来了，更不要说做这种工作了。
在教育体系的下游---中等学校，我们也能感受到人文学科被边缘化的影响。现代语言陷入陡然衰落，历史意味着现代史，古典学的讲授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伊顿学院这样的私立机构。因此，伊顿公学出身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经常在其公众声明中点缀贺拉斯的诗句。
哲学家确实总是在街道拐角设立人生意义咨询台，现代语言学家驻扎在战略公共领域，抓住任何一个需要翻译的机会。总体上，要点是大学通过扮演企业的附属品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政府报告令人心寒地论述，大学应该作为"咨询组织"来运作。事实上，大学已经变成了营利性产业，多数都在经营旅馆、音乐会、体育比赛、餐饮设施等。
如果英国的人文学科分支开始枯萎，那主要是因为它们受资本主义势力驱动的结果，同时还缺乏资源。(英国高等教育缺乏美国那样的慈善捐款传统，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百万富翁比英国多太多了。)另外，与美国社会不同的是，英国高等教育在传统上不是被当作可被买卖的商品。事实上，正如苏格兰那样，当今英国大部分学生可能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免费。虽然这个观点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利益考虑，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保护年轻人不受系列杀手的伤害一样，教育年轻人也应该被视为社会的责任而非赚钱的产业。
我本人接受国家奖学金资助，在剑桥大学读了7年书，却没有支付一分钱的学费。的确，在给人留下印象的时代，这种严重依靠国家的结果是我变得没有骨气和道德，不能独立自主，也不能在必要的时候用手枪保护家人。在依靠国家的怯懦行为中，我一直打电话求助当地消防部门而不是用自己粗硬起茧的双手去扑灭大火。即使如此，我愿意用任何数量的男子汉独立性来交换在剑桥的7年时光。
在我的学生时代，英国人口中只有5%的人能够上大学，有人说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50%，国家已经负担不起这样的慷慨之举了。但是，只举一个例子，德国仍然为其相当大规模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严肃考虑将年轻一代身上的沉重债务负担撤去的英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超级富豪的增税以及追讨每年偷漏的数十亿税款来实现其目标。
也要积极恢复大学作为现代社会少数领域之一(另外一个领域是艺术)的光荣传统，在这个社会中支配性意识形态应该受到严格的审查。要是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和这种支配性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而在于与之不一致，又会怎样?这种一致性并没有价值。在前现代时期，艺术家比现代的艺术家更加彻底地融入外面的社会，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通常是意识形态理论家、政治权力代言人或者维持现状的吹鼓手。相反，现代艺术家在社会地位上没有这样安全的壁龛，但恰恰因为这个事实，他或她能够拒绝把虔敬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除非出现更好的体制，我自己已经决定顺从命运的安排，接受冷酷无情的市侩观点和粗俗的功利性价值观。说来有些难为情，我现在已经在课程开始之初就询问研究生：是希望我讲授有关文学著作的最佳见解，还是用一些说得过去但不那么焕发才智的评论凑合一下?
靠提出见解收费是惹人讨厌之事，这或许不是与学生建立起融洽关系的最有效办法，但它似乎是当今学术氛围下符合逻辑的演变结果。对那些抱怨这将在学生中造成厚此薄彼差别对待的人而言，我应该指出，那些不能交钱换取我做出最深刻分析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比如送给我刚刚烤出来的面包、自家酿造的啤酒、手工编织的毛衣、手工制作的结实的鞋子等：所有这些都可以接受。毕竟，生活中除了金钱，还有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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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资本主义之友（特里伊格尔顿，20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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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ball:adearfriendtocapitalism
足球：资本主义之友
特里伊格尔顿（2010.1.15）译者：Debaser
如果喀麦隆政府对于那些寻求激进变革者而言是一个坏消息的话，那么世界杯则更甚。它提醒着我们，在联合已死后究竟是什么仍然还可能阻止变革。若右翼智囊团们都在绞尽脑汁构思出一套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不平等与苦役中转移至别处的计划，那么解决方案将不约而同地是足球。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再没有更好地阻拦社会主义的方法了，足球早已领先其他方案一个光年有余。
足球提供给人们现代社会通常拒绝给予的那种团结一致的集体狂热。大部分的汽车修理工和商店店员深感自己被排除在高雅文化的大门之外，但他们却一周一次去“忍受”（bear）那语言天才有时也无法形容的崇高艺术。犹如爵士乐队与戏剧团体般，足球将眼花缭乱的个人天赋与无私的团队合作巧妙糅合于一体，解决了始终令社会学家们烦闷不堪的难题。协作与竞争被巧妙地平衡了。盲目的忠诚与残酷的竞争满足了我们体内某些最强大的进化本能。
这些比赛将迷人与平凡用十分微妙的比例结合在一起：虽然运动员被视作英雄一般受人崇拜，但人们崇拜他的原因却在于他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轻易”取而代之的密友。只有上帝将自我之隐私与他者之差异融合至此番境界，但他却早已被另一位不可化约之人所超越，他就是何塞·穆里尼奥。
在一个被剥去了仪式与象征主义的社会秩序中，足球丰富了那些认为兰波是荧幕英雄的人们的审美生活。体育赛事事关壮观场面（spectacle，这里应该和德波尔的“景观”没啥关系，仅指壮观场面，译注），但与阅兵仪式不同，体育赛事还邀请那些热情的观众参与其中。那些并非从事脑力工作的男男女女们，在回顾赛事历史与分析个人技巧时能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博学的一面。看台上、酒馆里净是古希腊广场上才有的智慧的争论。如同布莱希特的戏剧，体育赛事能使平凡之人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上述情形与将所有十分钟前发生的事都视为古董而废弃的后现代文化历史健忘症形成鲜明对比。体育赛事甚至精明地对两性进行结合，比方说运动员们结合了角斗士的力量与芭蕾舞者的优雅。足球提供球迷以美感、戏剧性、冲突感、仪式感、狂欢情结以及悲剧的奇异斑点，更不用说足球还提供了去非洲旅行并畅饮的好机会。体育赛事犹如某些苦行宗教信念，它决定了你穿什么，与谁往来，圣歌是哪一首以及顶礼膜拜的真理神殿为何物。与电视机一道，它是困扰我们政治领袖已久之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他们在不工作时我们应该让他们干嘛？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大陆上那些为人们反抗情绪提供了发泄之处的流行狂欢节——比如亵渎圣象与嘲弄上帝与主人——本可能成为一次真正的无政府事件或消除阶级差异的先声。
在足球界存在很多民粹主义的爆发，比如球迷们反抗特权阶级干涉他们支持的俱乐部。在今天，除了霹雳可卡因，足球基本上就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鸦片”来自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因此此处伊格尔顿指应该是在说，足球是新兴的宗教形式，这也能通过对下一句的“圣象”的判断中得知，译注）。它的圣象（icon）是无可挑剔的、保守主义的、奴隶般的英国国教教徒，贝克汉姆。TheReds【此处一语双关在中文中好像没有可以替代的对应物，因此选择不译，TheReds同时可指赤色分子（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者的称呼）以及足球界的红军利物浦、红魔曼联、还有所谓的亚洲红魔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利物浦球迷和曼联球迷为了争夺TheReds的归属经常爆发口水战，译注】指的再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严肃对待政治变革的人都无法回避体育赛事应该被废除的事实。而足球若戴上政治面具后便拥有了赶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超奥普拉温弗瑞的权力。
卫报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jun/15/football-socialism-crack-cocaine-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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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文化政治与批评理论——伊格尔顿访谈（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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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文化政治与批评理论
——伊格尔顿访谈（2005年）
译者：吴格非（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英刊《比较诗学》第25卷（2005年）发表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访谈文章，涉及对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和对文化理论的新的理解，伊格尔顿也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本身的危险。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巴巴拉·哈洛：“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学”是1990年发表的三篇文章的标题的关键词——作者分别是您、杰姆逊和赛义德。这些论文是作为1988年的一次活动的小册子而发表的。您能评价一下这些词语在过去这些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伊格尔顿：自从写了这个小册子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能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时不至于陷入民族主义。确实，民族主义是现代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出于各种原因产生的一种颇具优势的意识形态。但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或必然的联系。反殖民主义是激进的启蒙运动的宝贵遗产，而民族主义只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学说，在时间上稍晚些。
写完这个小册子后，我一直住在爱尔兰，所以这些问题对我尤为重要。岛上大多数反英国殖民主义的爱尔兰人是民族主义者，我个人认为，他们所支持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支持的理由却错了。我不认为一个族群只要与其他族群不同就可以自动地获得政治自决权。巧合的是，列宁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是帝国主义的劲敌。我认为这种浪漫主义的甚至有些感伤的民族一体化信仰已产生了巨大的政治伤害和悲剧。在民族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叙述，在此很难展开。
我认为，爱尔兰人也好，埃及人也好，他们和其他人群一样，之所以有自决权利，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盖尔人或埃及人。我们注重的是民主，而不是族性。而且，并非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是盖尔人——这是该学说的另一缺陷。我认为赛义德大体上会赞同这个观点。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用世界主义的眼光去批评殖民权力，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至于文学，总的说来，在现代性时期，随着文化产业的私有化，文学确实已不那么重要了，它在公共领域所能产生的反响已经微乎其微。文学还在发生实际作用的领域，确切地说，只在那些还试图向现代性突进的社会里——也就是那些新殖民国家。文学在此有十分明确的任务，就是建构民族身份。它产生的反响主要是前现代的。很多普通人听说过聂鲁达，却不知道T.S.艾略特。所以文学作为政治形式存在的惟一地方不是先进的都会国家，而是那些需要为自己寻找话语权的民族——它们通过文学部分地实现这一目的。
巴巴拉·哈洛：谢默斯·迪尔里在《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学》的序言里说，这三篇论文表达了一个共同信念，即：“在我们的人类主体观念和我们的理想的人类社区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新型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话语来表现这种关系。当今发生的许多危机证明这一话语有着存在的必要性，今天在北爱（宪法上属于英国的一部分）发生的一切就是这种危机的体现之一。在非洲、南美、中东、苏联和东欧，这一危机的本质已暴露无遗，其后果影响深远。”您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
伊格尔顿：迪尔里是我的老朋友。但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表达我们人类的主体观念和我们理想的人类社区观念之间的新型关系的新型话语”指的是什么。这是文学批评家惯用的语义相当模糊的词语之一，它是暗示性的，不具有什么内涵。我们不需要用一种新的话语来表达这种关系，我们有一套非常古老的颇受敬重的话语，那就是伦理学。这个领域被政治左翼们大大忽视了。他们犯了个致命错误，认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与政治无关。美国的基督教右翼也这么认为：伦理学关注卧室，而非议院，关注胎儿问题，而非费卢杰战斗，关注私情，而非军备。我认为，在主流的伦理学传统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纳和马克思，伦理学总是意味着政治伦理学。
巴巴拉·哈洛：德克兰·基博——另一位著名的爱尔兰批评家——在《爱尔兰时报》上谈到《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学》的三位作者时说：“他们不同于当地中产阶级邀请的为他们做他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的‘外国专家’，这些人更注重学习，而不是传教。”您认为关心学习和传教冲动之间的区别是否依然存在？因此，考虑到您和赛义德后来各自的发展轨迹，特别是考虑到“后两极世界秩序”中批评家的使命和主张，这种“外国专家”和“当地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吗？
伊格尔顿：“传教”在我看来决不是轻蔑的词语，对于目前大多数的自由派人士而言亦如此。文学风格中最令人倾倒也最迷人的词语就是“布道”。今天，在西方，人们用“传教”一词指代那些指手划脚、自以为是的人。但是神学家都明白，有效传教的基础是人性。你告知人们你认为他们应该怎样做，这一行为绝对没有任何错处，只要你彬彬有礼地告知他们，而他们也有拒绝的权力和自由。
如果把这种行为视为“支配性的”或其他类似的时髦词而抛弃的话，从逻辑上说会导致没有人能告诉你该怎么办。这会令你感到很放松。如果西方国家告诉不发达国家（多么可笑的称呼）怎么去做，会令人感到厌恶，因为我们假定文化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反过来也一样。同样，对于“说教”这个词，其实际意义很简单，就是“进行教诲”，无任何恃强凌弱的含义。“教条”也是，其意义只是“所教的东西”。我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惧怕这些词汇。我不认为说教艺术有什么错，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一术语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我不妨讲一个小故事。一位牛津大学的学者曾在牛津拉斯金学院做演讲。拉斯金学院是专门为工人阶级工会成员开办的学院。他一开始以其标准的自由派姿态进行自我批评，说他更愿意学习而不愿意教书，对手头准备的东西并不真正了解云云。随后，一个粗暴的声音从后排传来：“你可是拿讲课费来学习的！”
如果西方中产阶级专家想对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民讲些有用的话，那么他们不妨说出来，不必带有任何虚假的谦虚或无益的自责。如果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就应该闭嘴。知识从何而来并不重要。只有自由主义教育家担忧这些，无产者不会这样。不管怎样，认为人只要享有控制权，就可以不听意见，是一种误解。这些人往往会仔细聆听，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操控本领。
易卜拉欣·法思：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能够把福柯式的断裂与奥巴赫的连续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吗？或者他干脆拒绝任何形式的结合吗？
伊格尔顿：我认为，赛义德主要地不是一个理论家。其实，他终究是很憎恨所谓的理论的。他的发展历程是从奥巴赫到福柯又回到奥巴赫。他的了不起的伙伴美国激进分子乔姆斯基也同样蔑视理论。理论是需要用理论去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正如卡尔·克劳斯谈到心理分析时说的那样。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赛义德曾尖锐地指责后殖民主义的某些理论华而不实。
从知识传承上说，赛义德是个相当老派的人文主义者，他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机写了一些挑战传统的文章，虽然他本人是在这个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或许更喜欢听歌剧而不是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他试图和每个激进派一样，在不需要描写压迫的地方（因为压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切入政治要害。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欣赏舒曼，欣赏劳伦斯早期作品中色彩缤纷的意像。如果我们以良知去做，那么就表明我们成功了。越早抛弃激进政治越好。要警惕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简单事实的激进派。但是激进政治同社会阶级与民族问题一样，要抛弃它们，你必须先解决它们。
对理论的敏感使赛义德的作品比天生理论家——比如说新历史主义者——的作品多了些趣味。这就是说，他攻击西方文化，但所采取的立场却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他也深爱着这一文化，统治力量要抵御这种批评比抵御一个单纯来自外部的批评难得多。赛义德对自称理论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考虑到他所处的紧迫的政治环境，他根本不可能去大谈理论。从该意义上说，把赛义德和罗兰·巴尔特或哈洛德·布鲁姆甚至杰姆逊归入一类就犯了哲学上所说的范畴上的错误。如果说他早年对福柯产生过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福柯和他一样是个政治活动家，并且都从实践而不是抽象的意义上来看待思想问题。
赛义德和我曾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交锋。当时他发言反对理论，而我则油腔滑调地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立场。他反驳了这一观点，当时我认为他做得不对，但现在我觉得他是对的。这涉及到关于“理论”这一术语的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文字游戏。另一方面，赛义德对理论的敏感有其局限性。譬如他对马克思主义退避三舍。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吗？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我不知道。我只想说，他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与整个左翼政治关系密切，这显然部分地与其生活背景有关。
安德鲁·鲁宾：艾德拉罕·侯赛因（AbdirahmanHussein）认为，批评家们完全忽视了赛义德的第二本著作《起点》的重要价值，该书写于《东方学》的前几年。您是否认为赛义德作品中的某些方面被低估或高估了？
伊格尔顿：的确，在围绕赛义德后殖民写作的喧嚣声中，他的纯文学作品被低估了。《起点》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这是一部很有创意却不知为何被忽视了的文本。它是赛义德后期显赫名声的牺牲品。我想谈谈他做得不够的一点：他不是个伟大的文体学家。他的写作风格明朗优雅，但是决不同于杰姆逊、巴尔特和福柯那样非常熟练、充满想像、引人入胜和生机勃勃。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现代理论家都是高明的作家，尽管他们常被指责为“反美学”的。总的来说，是他们的追随者的粗制滥造把理论的名声搞臭了。赛义德的博大学识也有些被低估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但他的知识令人惊叹，涉及许多领域。他对伊朗诗歌或冰岛小说中的新东西十分了解，但他同时对石油工业的大量研究成果也很熟悉。只有杰姆逊能与之媲美，我自己则望尘莫及。
达列·穆斯塔法：赛义德批评了康拉德关于帝国的作品，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他小说中的悖论，特别《黑暗的心》和《诺斯楚摩》。在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写道：“康拉德既是反帝国主义者，也是帝国主义者。当他以无畏和悲观的笔调描写海外征服的自我欺骗和自我证明的非法行径时，他是进步的；当他承认非洲和南美曾有其独立的历史或文化，它被帝国主义者粗暴地破坏，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它们最终被帝国主义者所打败，这是他反动的一面。”在20世纪初英国小说发展的背景下，在您的新作《英语小说入门》中，您如何理解康拉德的这种悖论？
伊格尔顿：有些人称赞康拉德是后殖民主义的鼻祖，有人则斥之为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者，在我看来，赛义德对康拉德的辩证理解比以上这些人高明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拉德是两者兼备的。《黑暗的心》中说：“看，西方人和非洲人一样野蛮。”这是支持帝国主义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说：“看，印度是如此广袤而混乱，西方人凭借其狭小的心机想征服它是可笑的。”这是支持帝国主义的立场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
理论视野我认为，康拉德的悖论真正在于形式而非抽象的政治内容。譬如，《黑暗的心》既有超现实主义的现代派“文本性”，也是传统的海洋故事。对于那些喜欢单纯地从文学作品中抽取政治态度的人来说，我要说的是：应该寻求形式的政治。这才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作者和作品所说的东西。不要只盯着能指和所指，不要一味地谈论性和伦理偏见而完全不顾语气、音调、速度、文采、句法、称呼、节奏、音域和叙事结构。这样一来，你看，我只是剑桥大学英语学院的老派的学生，就好像赛义德是特里林（LionelTrilling）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派的学生一样。但是，正如考茨基所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永远生活在传统中。
拉纳·埃尔·哈罗尼：简·奥斯汀界定了“理想的英国人的自我”，这个自我基于“体面”和“道德”的自豪感。挑战简·奥斯汀就是挑战英国人的“自我身份”及道德合法性。赛义德在其论文《简·奥斯汀和帝国》中却这样做了。赛义德说，奥斯汀是国家的偶像，她代表着一种文学尺度，英帝国利用她把英国文学铭刻在英国身上的道德印记投射到殖民事业上。他还进一步指出，正统的或保守的学者试图分解奥斯汀，把她和她的小说一贯倡导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架构超验化，使之脱离发生的语境，这反映了他们试图把英国文学和政治相脱离的历史计谋。
在公共演说中，赛义德着重揭示了《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沉默。您认为赛义德作品中存在哪些沉默可以引起评论界的反批评？此外，有人说，赛义德没有把简·奥斯汀恰当地放在她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而是错误地把他自己的后殖民研究强加到她的作品中，事实上，他犯了抽象化的错误。您认为这一说法对赛义德是否公平？
伊格尔顿：虽然我是那篇论文的组稿人（该论文是纪念雷蒙·威廉斯的论文集的一部分），但对于它是否夸大了奥斯汀作品中的帝国主题，我一直心存疑虑。正如我不相信《文化和帝国主义》确实能够证明帝国主义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中心主题一样。当然，我们必须把奥斯汀历史化，我准备在我的新作《英国小说导论》中，简单而零散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奥斯汀确实是保守的，她试图使英国贵族回归古老的道德法则，以加强它的威力，因为在当时它正承受着来自英国乡村的巨大变化的威胁。它的威胁来自穷奢极侈的资产阶级，他们抛弃了所有的传统道义，完全不关心下层人民，内心充斥占有欲和自私的想法，他们的道德防线已彻底崩溃。
奧斯汀令我钦佩之处，除了那些数不尽的优秀品质外，还在于她对于道德的传统的而非现代的理解。她同亚里士多德、阿奎纳和马克思一样，把道德视为一种公共行为，而不是那种我们偶然感知或者你们觉得具有审美魅力等诸如此类的内在灵感或内心情绪。在一个文化日趋腐朽和感伤的时代，她是位意志尤为坚强的道德现实主义者。她绝对不是一位能用好与坏的标准去衡量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赛义德的这篇著名文章由于过于注重讨论殖民问题而忽略了上述许多问题，有失偏颇。
赛义德著作里的沉默是指什么？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都包含着大量的沉默，谁都不能一下子将所有的事和盘托出——正因为如此，如果因某位写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妇女的作家在作品中没有提及社会等级、环境、卫生或者对驴子的残忍，就对他加以指责，这么做显然很愚蠢。有些沉默是经验性的，而另一些是症候性的。我已说过赛义德作品中的一种“雄辩的沉默”，即社会主义，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经典的左翼政治。另外一点可能就是令所有西方左翼人士感到万分尴尬的神学了，尽管宗教曾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是历史所见证的最受欢迎的象征形式。但像赛义德这样一个不愿涉足神学领域的自由派世俗批评家，在应对“东方主义”的文化问题上又能走多远呢？
安德鲁·鲁宾：在献给赛义德的《文化的理念》一书中，您旁征博引，列举了许多由著名人物提出的有关文化的概念，您认为在赛义德的作品中存在作为政治的文化和作为美学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吗？
伊格尔顿：我不知道赛义德是否认为文化与政治是一码事，起码我自己并不这样想。粗略地来说，文化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各种生活方式都受到权力过程的些微影响（大体上我将其界定为政治），但它们却不能被还原为权力过程。左翼对“政治”一词的泛化——一切皆为政治——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文化和政治拥有不同的时效性：文化具有长效性，而政治则是跟特定的历史时刻相关。
同样，我不认为美学可以还原为文化或是政治，赛义德一定也这样想。早先我所提及的“形式的政治”是指把艺术品中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从其美学本旨的细微之处首先提纯出来。正是美学的自主性，才显现出政治的博大（顺便提一句，美学的独立性是一种历史物质现象，并非如许多左翼所想，仅仅是对艺术作品的错误认知）。
我也不会将美学独立性仅仅视作“反动”，相信赛义德也是如此。能够认识到传统社会功能中的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具有进步性和支配性、解放性和奴役性并存的特质，这完全归功于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左翼认为美学自主性是：1对事物的一种错误的感知；2总是从政治上懊悔不已。这是他们的双重错误的另一面，它代表着一种天真的信仰，即认为把作品置于它所处的物质和历史背景下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决非如此。多数的欧洲历史相对论者都属右翼，而非左翼传统。并非所有的保守派都是正统的形式主义者，如此等等。这里面存在着许多的混淆之处。
然而，撇开这些，我仍然认为赛义德的美学有些脱离了他的政治观。巴勒斯坦人与巴勒斯坦不会轻易被混淆。这部分表明了我早些时候所说的，他是一位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只是在历史危机的胁迫之下才转到政治立场之上，而这个立场又与他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不太协调。毋庸置疑，正如我们一样，赛义德需要他自身的乌托邦式的时刻，去和日常的政治世界相对立。在他的生命中，音乐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谁又能就此对他睚眦相向呢？
当然，我们应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堕入一种新的左翼清教主义。这种左翼清教主义将审美快感仅看成是远离严肃政治的一种特许的消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之所以介入激进政治，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快感。我们向往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可以将这些令人疲惫不堪的政治争端抛之脑后，使自己以及人们彼此之间都生活在完美的状态下。对，那就是审美主义的观点。不过，我认为那是以完美的政治方式界定的审美主义。我们理想的一种社会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很久以前，居然有人曾经经历过饥饿，还有其他人曾经对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互不相关的事物表现得如此大惊小怪。同时，美学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理想状态中极少数的孤独期待之一，尽管其形态和本质已被一个事实改变了，即在一定时候，被一个人看作是文明的行径，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野蛮的。
费瑞·格佐：您和赛义德都对雷蒙·威廉斯大加赞赏，虽然不是完全不批评。赛义德对您编辑的《雷蒙·威廉斯：批评性视角》（1989）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当您撰写《文化的理念》（2000）一书时，您用的是雷蒙·威廉斯一篇文章的名字作为书名。您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了赛义德。是否正是由于威廉斯的关系，才使得您和赛义德之间有一种默契，或用赛义德的话来说，一种友好的关系？您和赛义德对威廉斯的评价和喜爱有什么不同？
伊格尔顿：和赛义德一样，威廉斯从未真正成为一位理论家。事实上，我从未听他使用过这个词。赛义德和威廉斯都对文学理论空洞的抽象性表示深深的怀疑（文学理论并非一定得成为那样）。他们俩人都对客观存在和物质过程有相当敏捷和深刻的领悟力。他们俩人都很擅长从活生生的个人经历中挖掘出极其新颖的作品，并且决不会混淆或混合这两个领域。两人都经历了关键的历史时期：就威廉斯而言，在“二战”中，他是一个坦克指挥官，而赛义德经历了20世纪中叶的殖民地独立浪潮，也就是说他经历了现代时期惟一最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些有关历史的宏伟叙述深深地渗透到了他们的著作中，虽然在威廉斯的作品里，这一状况显得更为谨慎与间接。两人都感到脆弱与孤独，面对这些影响可能产生防御性的反应。左翼对两人都大加赞赏，但是世界霸权国家却嘲笑与厌恶他们。这是任何有价值的个人都会遇到的情况。两人的作品都反映出各自有力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尽管赛义德比威廉斯显得更加好斗，更加辛辣，更加急躁——他们的行为，生动地反驳了一种最迂腐的说法，即年轻人比较激进，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变得中庸。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威廉斯更加左倾。两人的背景迥异（威廉斯出身平民，赛义德则出身贵族），他们在社会边缘找到了共同点并相知相遇。这颇像威廉斯遇到雅克·德里达（你几乎无法想像这两个知识分子在风格上差别有多大），这个威尔士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与一名阿尔及利亚籍的西班牙裔犹太人一见如故。
拉纳·埃尔·哈罗尼：“9·11”事件以后，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野心透过其粗俗而空洞的自由民主幌子依稀可见，在这个新的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它尤其存在于中东地区。考虑到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媒体以推土机般的敏捷和效率抹煞了其所谓“敌人”的人性和个性，也许后殖民主义（与赛义德联系在一起）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并使其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即“可控的颠覆”。您觉得这个演变有必要吗，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伊格尔顿：是的，现在自由意味着市场无政府主义，而民主则意味着顺从于美国损人利己的制度。在西方，民主意味着，在一党制国家，某些个人将被选举出来，以服务于企业资本家的利益。因此我们生活在艰难世道中，当然也存在新的抵抗形式。后殖民主义的标签可能根本不符合新的现实。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或者北爱尔兰的境遇，都与后殖民主义无关。
我认为，令赛义德深陷职业愧疚的原因之一，是他在不经意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潮（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而他对此在许多方面并不认同。他之所以不认同，一方面是出于哲学上的原因（他一直保持着古典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启蒙运动的儿子，然而绝大多数的后殖民主义者却不然），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后殖民主义可以很好地分散人们对困扰西方国家阶级斗争问题的注意力，同时也为后政治时期带来很多时髦的新“话语”，使人沉湎于其中）。值得高兴的是，他的作品坚强有力，克服了由它发端的这些弊病。一个人的思想不会总是被他的继承者很好地发扬——尽管我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是例外，因为如果我有任何的继承者的话，他们一定会更好地将我的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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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排与菠萝（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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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排与菠萝
特里·伊格尔顿
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美学概念。比如说，非现实主义者并不一定是不写实的。一部不采用具象化手段的非现实主义作品所呈现出的世界反而是有力且让人信服的，而杰弗里·阿歇尔的那些具象化的小说却显得不足为信。简·奥斯汀所不齿的那些中世纪的作品倒比她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更能反映大革命时代人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实际的生活可能比安德鲁·布勒东的作品更加超现实。怀特·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的诗反映了巴黎人的生活，虽然这些人从来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
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是关乎作品的感受和影响的，而不是它是否提供了些我们耳闻能祥的东西。以此推论，现实主义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观众在不同的时间看同一场戏就可能完全得到不同的感受，有的时候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而有的时候却认为它不是。而且，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狂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逼真（比如说在舞台上出现一个站台）可能是一个不现实的词，就词的政治和艺术的可估价的意义而言。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强调观众或者读者究竟从作品中获得了什么，而不是作者向里面注入了什么。布莱希特继续写道，这就是一条审美的原则。
如果把现实主义看作是如实地再现世界，那么，再现时孰重孰轻的问题就会引发很多的争论。只是靠检视一部作品并不能确定它是否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部手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觉得它是虚构的，它特别关注男人鼻子的长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所属的那个社会早已灰飞烟灭了，所以，除非将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在那个未知的文明社会里男人的鼻子长度是他们生殖能力的象征，我们才可能转而认为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样，除非将来的批评家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在20世纪中期人们通常的做法并不是把老人放进垃圾箱里，否则，他们将不会把《高地人之终极游戏篇》（Endgame）当成非现实主义作品。
因此，现实主义并不是如实地再现世界，而是根据能够再现世界的那些真实的常规生活模式再现世界。然而，在任何文化语境中这样的模式都具有多样性，而且，“根据”这个词本身就问题重重，所以，对世界艺术地再现与世界是怎样的不具有可比性，而且，世界是怎样的本身就是个表现和象征的问题了。我们只能在艺术地再现和非艺术地再现之间作比较，而且，这样比较的结果也并不可靠。
此外，具象派也有局限性。如果由自我发起再现行为，那么，自我能否进入自我观察世界的视野是不确定的，能进入自我视野的对象恰恰是自我之外的事物。在勾画世界的时候，自我所承担的风险就是落入他所再现的图景之外。自我是隐藏在再现过程背后的动力源泉，但是，在再现的世界中，他却无法出场。在再现的世界中心，人的主体成为盲点，世界何以在场的原因隐匿了。而现代主义者依然站在外面指责别人何以不在场，并说这是个缺点，真是可笑。
那么，如实地描摹生活的艺术，它的价值究竟何在？当一个形象看上去真的像一块猪排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兴高采烈？无疑我们是欣赏仿真的那些技巧的，但是，我们却很难把这当成故事的全部。同样我们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佐拉和自然主义者认为实话实说，揭示下层社会的苦难生活，就是从本质上颠覆社会。实质上，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上层社会的人之所以一如既往地采取保守主义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那些肮脏的生活方式，不了解有些人只是被迫去过这样的生活，而他们居然以为这已是非常宽容的看法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难道不是很糟糕吗，它受制于法律和惯例，却无法效仿艺术的美感。艺术就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它能够让那些烦人的限制和约束松动一些，创造一些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诸如蛇发女怪，或者一个突兀地咧嘴傻笑(oragrinwithoutacat?)。现实主义应该是对魔幻和神秘的反驳，但是，它却可能是它们中的一个根本的样式。或许，我们热切地希望相似、镜像和重叠的根本原因是在人类和与他们相对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最初的对应的形式。照此来看的话，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视为最成熟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在退回到艺术的最初。
说某个事物是现实主义的，就等于承认它不是真的。假牙是现实主义的，而外交部就不是。如果一个表征和它所表征的事物完全相同，那它就不是一个表征了。一个诗人如果竭尽全力地让他（她）的文字如同他们所描述的水果，那么，他就只能是一个水果贩子了。没有区别，就没有表征，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说。文字的确特别像菠萝，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是菠萝。我们最多只能制造菠萝的“真实的印象”（亨利·詹姆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现实主义艺术都是狡猾的诡计。当一个艺术家描摹细节（比如说，准确地刻画胡子的颜色和形状，而叙述者却不愿意精心于这样的细节）只是为了表明这是现实主义的时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狡诈。在这样的艺术中，所有的背心都是有颜色的，走路的各种姿态各具特色，每一个音容笑貌都让人难忘。现实主义就是累计起来的偶然性。
布莱希特说，现实是变化的，为了表征世界，就必须改变表征的模式。那么，许多后现代的作品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是现实主义的，就如同斯汤达和托尔斯泰一样。他们忠实地再现了世界的表面化、散乱的感觉和精神分裂的人类主体。当我们能够像艺术家那样开始意识到现实只是一种虚构，是影像，假想的财富，伪造的人格，媒体炒作的事件，政治的壮观表演，政客的代言人，后现代主义就走到尽头了。是生活选择了艺术，而不是艺术反映生活。因此，是艺术的自我再现，它不再模仿现实。
现实主义也在事实和价值，描述性和规范化之间摇摆，就像自然和文化一样。它可以选择中立，也可以热烈的高唱颂歌。乔治·卢卡契觉得这两者需要兼而有之，他认为一部描述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艺术上也应该是上乘的。对于卢卡契主义者或者黑格尔主义者来说，现实主义可不单单是再现或者其真实性，它应该透过社会生活的表象把握住生活内部的动力源泉和辩证的相互关系。那么艺术品便相当于哲学现实主义在艺术领域中的对应物，对于它来说真实的知识乃是蕴含在事物内部的运行机制。
卢卡契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既是认识意义上的，也是价值意义上的。他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一部作品是否揭示了历史背后的动力以及揭示的有力程度来确定它的优劣。这种艺术品揭示了现实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揭示了现实的根本之处，它比现实本身还要真实呢！看看吧，它竟然让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寂然地滑到大海里去了，为什么不能让他在码头上寿终正寝，现实就是这样，乱糟糟的，残缺不全，常常让我们的希望落空。奥斯汀和狄更斯永远不会同意出现这样拙劣的结局。卢卡契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主义中，手法只是个随意添加的额外的东西，就象汽车上的录音机或遮着凉棚一样。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是否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天赋和使用语言的方式都是次要的。这种观点解释不了为什么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并不都是巴尔扎克，也同样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个精通历史的内部动力的写作者却缺乏语言的节奏感、只掌握了极少量的文字。
卢卡契对这种深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作为再现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深信不疑。但是对于布莱希特这样的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两者之间却没有逻辑关系。难道蒙太奇、无意识写作和陌生化效果就不能同样地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吗？艺术就只能是间接认识吗？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美学（卢卡契主义和语言的表征意义上）也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对于很多现代主义者而言，在二十世纪初期，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家总是在颠覆既有的表征，就如同他们在政治上颠覆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权一样。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希望颠覆表征本身，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无法表征一个变动不居、矛盾重重并行将垂死的现实。如何将一个矛盾冲突瞬间定格？这是个问题。
左翼的先锋派总是觉得具象派的现实主义给我们的安慰是不怀好意的，虽然，具象派所呈现的是一个看似舒适的世界。萧伯纳的戏剧有着很激进的内容，但是，导演在舞台却塑造了一个实在的、我们司空见惯的并经过精心布置的世界，甚至那个餐具柜的酒瓶里的威士忌都让我们觉得是原样呈现出来的。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的形式是篡了激进内容的位。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具象派艺术具有不可能性。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所赞同的原则对现实进行修正和调节，否则，他就不可能再现现实，要么他的作品（书籍和绘画）就会被生活兼并。英国小说在十八世纪刚刚开始步入繁荣的时候，劳伦斯就提醒其他的同行们不要对现实主义抱着那种狂热的自高自大的态度。《项迪传》（TristramShandy）执意要事无巨细地再现世界，他认为这样才算是忠实于读者，结果，他对世界的详尽而痛苦地再现却瓦解了他的叙述。事实上，小说要同时受制于再现和形式化的设计，而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这两个目的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小说本身就成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矛盾体。你既不能在十页书里高高兴兴地嫁掉所有的女儿，也不可能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
因此，现实主义是一个关涉多个方面的概念，技术层面的、形式层面的、认识论意义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它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历史的概念，因为，它造就了现代社会最不朽的艺术模式。因为它对感知材料的倾心，对形式化的急切，对自我的贪婪的好奇心和历史进程的不倦的忠诚，使它成为上升的资产阶级最为中意的艺术形式。笛福的几页书可以让十八世纪那些饱读史诗、田园诗和挽歌的读者为之惊喜和振奋，但是，往日不再重现，我们则不会为之如此动容。查理·泰勒在《自我的源泉》中（SourcesoftheSelf）所提出来的那些观点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论调，比如日常生活是美妙迷人的，在日常生活的琐屑中蕴藏着无尽的魅力，简直就如同神启之于信徒。从这个方面说，《东部终极者》(EastEnders)就是《摩尔·佛兰德斯》（MollFlanders）在现代的翻版。
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一部伟大的理论著作，写于1942—1945年，当时，奥尔巴赫正在伊斯坦布尔避难，因为他是德国的犹太人。第一版是1946年，而这个新的版本，正如爱德华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是它在美国首次面世的第五十个周年的纪念。奥尔巴赫的著作涵盖了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纪念碑意义的那些伟大著作，包括从荷马、中世纪传奇文学、但丁、拉伯雷到蒙田、塞万提斯、歌德、斯汤达和其他许多著名的作家，并梳理了他们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的特征。然而，他是根据政治标准而不是形式的和认识论的标准选择作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从一个特殊文本的语言中发掘出其中所隐匿的普通人的烦乱的日常生活。巴赫金在写他关于拉伯雷和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的时候，奥尔巴赫正躲在伊斯坦布尔过着远离书本的日子，但是对于巴赫金和奥尔巴赫来说，现实主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本土的语言。它是温情的人文主义的一种艺术表达。因此，它是一种反法西斯的诗学，对巴赫金而言，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诗学。奥尔巴赫用《摹仿论》和其他东西来控诉那些放逐他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Farinata（一种意大利开胃菜）、卡瓦基诺琴（Cavalcante）和阿尔贝蒂修士。
对博大精深的《摹仿论》的反对意见和对它普遍的赞誉相比是微乎其微的，这已经是保守的说法了，而前者也主要是基于阶级的和好战的因素而引发的。现实主义非常严肃地看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一点使它与崇尚静态的、等级分明的、非历史化、严肃地、理想主义的和排他主义的古典文学和新古典文学区别开来。因此，本雅明说，它是一个摧毁光环的概念。从这个方面来看，在荷马史诗和第三帝国之间倒是有这不易被发现的连续性，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赞同英雄的神话、悲剧式的生活态度和伪装的崇高。如果是英语世界的一个托尔斯泰的研究者在英国的新学院里发表这样的言辞，而不是由二十世纪著名的罗马语文学家提出，那肯定会在学术期刊上引发很多阴郁的评论。然而，如果你能够用多种语言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像奥尔巴赫那样，或者像他那样精通法国的英雄史诗（fromyourMiddleHighGermanone？），那么你也可以像他那样让别人俯首帖耳的同意你的看法。
奥尔巴赫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价值词，这一点和卢卡契相同。他是一个黑格尔派的历史主义者，他认为艺术是需要从它所属的时代的动力中汲取力量的，这一点他和卢卡契业无异。《摹仿论》对伍尔夫的谴责严厉有加，卢卡契在穆塞和乔伊斯的作品中也只发现了堕落，所以，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从中看不出任何价值。他们乐观的人文关怀很被持悲观态度的现代主义者所不齿。他们都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教诲主义者，是高尚的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但是，晚期中产阶级的死气沉沉的精神抑郁症却足以让他们沮丧不堪。奥尔巴赫（与）追求万事皆空的匈牙利人不同，他是一个激进的人民党成员，他从不贬低尘世和凡俗的生活，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扎根于日常的生活世界、来源于普通的人。如果说现实主义在卢卡契那里是中产阶级，那么在奥尔巴赫这里，它就是庶民。从这个方面说，奥尔巴赫是卢卡契和巴赫金之间的奇怪的混合体，他吸收了前者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后者的反传统观点，并将两者加以融合。
作家们对《摹仿论》赞誉是因为它平民化、活泼生动、富于变化、奇异的风格、通俗化和它的历史视野，而批评它则是因为它把角色典型化、理想化、静止化、具有心理定势和脱离周遭的环境。这本书的第一章“奥德修斯伤疤”（'Odysseus'Scar）非常著名，是伟大的文学批评篇章，在这一部分里，奥尔巴赫拿荷马的客观化的再现（这种再现把事物置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并且只看到了前景）和旧约圣经的更加具体的、平凡的、历时性的和混合着社会化的观点作了比较。在古代的文化中，普通人是不可能受到重视的，而在新约圣经中，一个普通的渔人，彼得却被赋予了复杂的心理、潜在的悲剧性地位。古老的文化不同于现代的文化，所以，古老的现实主义还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影响力的问题。
奥尔巴赫对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也进行了比较。法国的英雄史诗具有僵化、狭隘和简单化的特点，而中世纪的宗教戏剧则散发着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气息。现实主义的顶峰是《神曲》，它的严肃风格将凡俗、单调、新奇和可憎融合在语言中，奥尔巴赫身为名声显赫的但丁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语言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丁将世间的历史置于天堂和地狱中，同时运用了最崇高的语言和凡俗的语言。莎士比亚同样熟练地将高尚和低俗交织在一起，尽管从他的作品中推论出的观点来看，他并没有非常看重普通人（很奇怪的是，在奥尔巴赫的著作中英国文学处于次要的地位，可能是考虑到英国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加通俗）。至于塞万提斯作品中对现实中快乐的凡俗生活的描摹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相反，歌德的作品却没能很好地再现大革命时代的内部变化，而是倒退到一种贵族化的精神中去了。
其实是基督教的精神影响了现实主义的这种混杂的特征，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化身为卑贱和赤贫的凡人，正是这种精神使圣·彼得所认为的“高尚”与“卑贱”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模仿弥赛亚和狂欢节的基督教颠倒了贫富之间的关系，动摇了在高尚和低贱之间的古典主义的平衡关系。现实主义的产生的潜在机缘是大革命。马太福音第25章中描述了人类的儿子重新评判生者和死者，并刻画了在旧约圣经中随处可见的想象的天使和荣耀的光环，奥尔巴赫可能在这里也引用了这个内容。但是此一手法的效果可能并不显著，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救赎和堕落全在于诸如吃饭和看病这样的让人困境的日常琐事。对于犹太的基督教传统来说，救赎是一个伦理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对宗教崇拜的问题。
《摹仿论》在人类历史上导致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活动，它在道德和艺术上开始重视再现人们素朴的日常生活，让普通的人能够进入文学作品，而在此后很久，人们才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政治生活中。正如罗兰·巴特曾经说过的，所有的文本可以编成历史，以便从中发现象征的自我意识是怎样贯穿在写作的历史中的，奥尔巴赫勾勒了从荷马到伍尔夫的文学写作史中表层的和潜在的现实主义的内容。并没有什么连续的目的贯穿在这些作品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确定了普通人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
严格地说，这会抬高《蜜的滋味》的地位，而贬低《费德尔》。有人认为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艺术是激进的，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如果说是激进的话，那也是普通人民自发的生活取向。易卜生说反映进步倾向的题材丝毫不会逊色于田园诗。作为浪漫主义的人民党党员的奥尔巴赫和巴赫金也不会荒唐的认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就比法庭和下议院中的生活更真实。就如同黄瓜三明治和馅饼、蚕豆一样都是触手可及的本体。奥尔巴赫所持的论点似乎是，沧海桑田，朝代更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历史已经见证了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出现一些凝滞的征兆的话，历史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事物的共存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颠覆性的特征，有的时候则不会。看看市场吧，再没有比它更鱼龙混杂的了，而它依然正常地运行着。
奥尔巴赫对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推崇，其实也有以此来批判现代主义的目的。古典现实主义中的那些丰满的、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肯定得不到萨缪小说中那些颓废的角色的青睐。当前的文学中渐渐沉淀下一种热衷于把人物塑造成微妙的、似是而非、纯种的倾向，而反对定型化的人物，这是一种文学偏见，难怪传记成了英语文学中最受欢迎的文体了。当前的文学作品把埃斯库罗斯剧中的阿伽门农，《麦克白》中的女巫，弥尔顿笔下的上帝，斯威伏特笔下的格列佛和狄更斯笔下的费根等等优秀的人物造型统统扫地出门，这实在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文学观。不管那些死板的人文主义者怎么认为，反正他们都把人物写成了怪物、漫画式的、象征的符号或者情节的附属物。
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往往会从文学史上截取一段时间作为专攻的对象，而奥尔巴赫的研究涉及了几乎三千年的时间。英国学者会说，他们研究的是文本中的细节，而欧洲上层的人文主义者，像奥尔巴赫这样的人只是在研究文学作品中那些玄妙的一般性，他们这样说只是为了聊以自慰。《摹仿论》足以让这些为自己开脱的人惴惴不安。因为奥尔巴赫并不像他们所说的只是浮于一般性的研究，而是像他的那位语文学家的同行列奥·斯毕泽一样通过对那些零落的词语和段落进行非常谨慎、细致而感性的分析，以便从中发现关于历史发展的珍贵的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充斥着平庸的评论家和质量低劣的书籍，奥尔巴赫能够将学者的博大精深和评论家的敏锐深刻融合在一起，所以，他的著作也注定会超越我们的时代而具有永恒的价值。
原载：左岸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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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纪念雷蒙·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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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雷蒙·威廉斯
伊格尔顿编译者：薛君彦刘胜坤薛飞
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1921—1988）是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其一生中，威廉斯广泛研究了文学艺术、政治、大众传媒、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独具匠心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新左翼评论》主编拉宾·布莱克本（RobinBlackburn）曾指出：“威廉斯是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英国著名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刊《反潮流》（AgainsttheCurrent）第137期（2008年11—12月号）发表文章，纪念威廉斯逝世20周年。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今年是20世纪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逝世20周年。戴·史密斯于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威廉斯一生的优秀传记《雷蒙·威廉斯：一位勇士的一生》。史密斯是当今在威尔士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最出色的专家之一，他从威尔士的边境山村（威廉斯的父亲曾在此担任铁路信号员）到剑桥大学再到其成人教育生涯（威廉斯和他的新左翼同僚理查德·霍加特及E.P.汤普森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选择的职业）细述了威廉斯的一生。
一次幻想破灭之后，威廉斯曾经跟我说，在20世纪50年代，教成人学生和教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他坚信，任何一个称职的工党政府都会花大力气建设他所谓的“流行文化和教育的机构”。他痛斥从克莱门特·艾德礼到哈罗德·威尔逊的历任首相都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威廉斯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是通俗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他认为自己从山村中走出，到梦寐以求的繁华闹市绝不是个别现象：他本人就出身于威尔士工人阶级，而威尔士工人阶级总是在造就作家、教师和像他一样的政治活动家。
直到生命的最后，威廉斯仍认为与他任特别研究员的剑桥大学——这个曾被他讥讽为“地球上最野蛮的地方之一”的学习中心相比，培育他成长的充满邻里友爱和互助合作精神的乡村社区，更有资格被称为纯粹的文化。工人阶级的英国或许造就不出米尔顿们和简·奥斯汀们来，但威廉斯认为它造就了至少有同样价值的自身文化：付出高昂代价所赢得的劳工机构、工会以及合作社运动。
自1988年威廉斯逝世后，你可以说文化已经变得比从前更加通俗化了。这种通俗化不是指满大街都在贩卖的米尔顿的著作，也不是指奥斯汀的文学作品从大学图书馆涌现到电影和电视屏幕上以愉悦千家万户。
威廉斯没有局限于前人对文化的理解框架，始终坚信媒体潜能的先进性。但是他同样认为，应把媒体这种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回，因为资本家利用媒体来剥削民众，谋取私利。对于当今世上的默多克们，他态度不像平时那样谨慎，而是令人振奋：“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文化的真实意义在后威廉斯时代变得更加通俗，这种趋势与但丁和莫扎特的影响无关。威廉斯对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认为文化不仅包括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应包含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全过程。
在当代，从上面意义上讲，文化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以至于人们可以为之而献身，比如语言、遗产、身份、血缘、家族还有宗教。很多人以文化的名义牺牲自我或者牺牲他人。从前的但丁和莫扎特也许是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但他们至少还没有要谁的命。
文化和文明
20世纪晚期主导世界的三大政治潮流：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都将文化作为各自运动的核心。在这三大潮流中，语言、身份、生活方式成为了关键词，而政治需求也通过它们得以形成和宣扬。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已经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措施的一部分。在政治斗争的传统形式中，一旦工人阶级赖以生存的工资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大的斗争热情。统治者们最难以打压下去的政治需求是文化与物质相结合的政治需求。
自19世纪早期开始，文化或者文明就被认为是与野蛮相对立的。在这种对立中，一种看法认为，首先，社会中出现野蛮；然后，文明才会从深深的野蛮之渊中艰难地生长出来。
相反，激进的思想家总是认为野蛮与文明是同时出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指出，“每一份代表文明的公文同时也是一项野蛮的记录”。一座座教堂底下都掩埋着一堆堆白骨。每一件艺术品都凝聚了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
文明需要用暴力来夺取，但是暴力不会在夺取文明后就偃旗息鼓。它会在诸如国家机器等强制机制中发挥作用，以保护业已建立的文明。
尽管如此，当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不祥的变化，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而这两者曾经是互为一体的。
文明意味着理性的思考，物质上的富足，独立自主和讽刺式的自我批评。文化则意味着一种习惯性的、集体的、热情的、自发的、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拥有文明而他们拥有文化是不足为奇的。文化是野蛮的一种新形式。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也是日渐凸显。
问题是虽然文明被认为是优于文化的，但是依然离不开文化。文明需要文化，因为文明的政权除非能安于与其相悖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不能正常运作。
劳动人民不会轻易向一个无视人民利益的政权屈服。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在政治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文明不能与文化和谐并存，但是也不能离开文化独善其身。我们相信如果威廉斯还活着，他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两难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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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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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
特里·伊格尔顿译者：许娇娜
“永远历史化！”（Jameson9）在《政治无意识》一书开篇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喊出的这个响亮的口号，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排除的命题。我指的是那种无法把自身包含进来的命题，就好像克里特岛骗子的古老悖论一样。也许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一个克里特岛人告诉你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骗子。这个句子要想成为一个真命题就必须把它自身排除在外，否则它就必然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它出自克里特岛人之口。也就是说，在詹姆逊看来，“永远历史化”的主张自身则不能被历史化；他语带滑稽地承认，这是一个超历史的命令。因此比起“迪克·切尼是长在人性脸上的一颗巨瘤”或者“挪威人并不是地球上最聪明、活泼、顽皮和爱挖苦人的生物”等说法，它更像说“人类的特征就是长有两条腿”。“永远历史化！”是一个拒绝相对化的绝对命令，一个拒绝语境化的无语境的要求，一个拒绝变化的永恒真理。在自由主义关于宽容与开放思想的主张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悖论，如果完全按照上述逻辑推衍，将被迫对自由主义的这些原则加以修改。我们应该对开放思想的主张采取保守还是开放的态度？宽容对待几乎所有事情，但对自由原则的攻击则必须例外处理，在这一点上必须完全不宽容和独裁，这就是自由社会吗？如果多元主义是件绝对的好事，那么绝对自身也可以是多元的吗？或者这恰恰是多元主义唯一不提倡的？
一个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可能会打出这样的标语：“历史化与否，视具体历史环境而定！”诚然，这个口号既不像“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样激动人心，也不具备“拯救夜晚”[1]或者贝拉克·奥巴马的“是的，我们能”[2]（顺便问一下：是的，我们能做什么？）那样的感召力。问题是“永远历史化”这个[3]原则是怎么得到的？一切元历史的叙述源自何处？或者说，如果不是来自历史本身，这个命题又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历史又是怎样被转换成为元历史的？在这里历史似乎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这已经是一个悖论了。这种情况类似于维特根斯坦说人类存在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生活形式，但是既然生活形式是多种多样并且变动不居的，它听起来根本就不像一个坚固的基础。或者，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概念的囚徒？如果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为了得到这个伟大的真理我们必须站在哪个位置上？站在历史当中，还是站在某个从认识论的角度外在于历史的位置？这就好像有些人告诉我们宏大叙事已经步履蹒跚不得不停下脚步，而该说法本身无疑就是一个很宏大的叙事。只有站在超然于宏大叙事之上的奥林匹亚山顶般的位置上，才能确定宏大叙事已经被超越。
作为一个命令，“永远历史化”是一种言语行为（aperformativeact），因此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它似乎还宣称具有认知的力量，因而比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历史知识拥有更多的探索精神和雄心壮志。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对历史已死的宣言中，作为一种历史行为，它们只不过是深深地扎进被自己宣布废除的历史之中，结果使历史得以永存。就此而言，它们是述行的矛盾，就像有些人以独裁主义的方式咆哮着要求拥护自由交换观点的权利，或者像几十年前某些热血青年，他们常常在左派集会上对没有妇女发言的情况喋喋不休，不断起身发表冗长乏味、自命不凡的评论，结果却进一步确保了没有一个妇女能够在会上发言的事实。
以一种适当的谦虚态度，黑格尔最后总结说：历史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抵达终点。这个断言其结果却导致出现了更多的历史，从未停止过与之争论的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以及其他思想家的历史。终止历史的企图总是成功地使历史重新开始。比如说当前那些宣称历史已死或者宏大叙事终结的思想家就是如此，他们的主张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必胜信念的反映，这种信念极其野蛮地践踏其他民族的历史，以致违背自己的意愿，释放出另一种宏大叙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扬言历史已死，这种呼声由来已久。它颇像企图将历史连根拔起，以现在为蹦床，直接把自己弹到未来的先锋派的行为。不过既然这些都是历史行为，它们实际上是在自己意图消灭的历史之上堆积了更多的事件。先锋派也有一个很长的谱系。与过去彻底决裂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事了。“现代”这个词就是从古老的古典时代来的。没有什么比与传统决裂的行为显得更加传统了。
无论如何，对“迪克·切尼是一个邪恶的妖怪”这个命题加以历史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也许是将它置于当时的语境之中吧。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如果这个命题是真的——当然它的确是——那么无论何时它都是真的，而不仅仅对我们而言如此。根据这种相当能动的理论，所有真命题永远都是真的。如果将一个命题的真理价值与提出命题的语境或者形成命题的原初条件相混淆，就是犯了一种所谓的起源谬误（geneticfallacy）。瓦尔特·本雅明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人，这个命题不只对20世纪的人来说是真的，也不只对德国人、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研究卡巴拉[4]学者们来说是真的。
认为历史化具有一种激进的本质，这是错误的。詹姆逊犯了这个错误，它在文化左派中自然而然地被普遍接受。历史化自身压根不是什么激进的行动。恰恰相反，许多历史主义的思想家，从埃德蒙德·博克到迈克尔·奥克肖特和汉斯·乔治·伽达默尔（还可以加上海德格尔），他们坚定地站在政治右派那边。传统上历史主义就是右派对左派理性主义的反驳，它坚持认为所谓的抽象永恒的权力必然与历史的具体、有机、自发地展开相对立。历史自身具有一种直觉的智慧，对此教条主义的雅各宾党人和贫血的布尔什维克都是一无所知的。历史就其不可化约的特殊性而言，恰好是对理论的苍白的普遍性的替代。在埃德蒙德·博克看来，权力指的就是长期以来所树立起来的那些东西。历史、习俗和传统自身就是论据、基础和根本理论。历史以其具体存在的复杂性对左派干巴巴的蓝图加以抵制。
不管怎样，认为使现象——譬如文学文本——回归其历史语境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事件，这样的想法是相当错误地假定了左派的所有反对者都是坚持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考察文本的正式的形式主义者。这是一种危险的嘲讽。也许的确有一些正式的形式主义者在附近游荡，但他们通常都潜伏在市郊的洞穴之中，过于羞涩而不敢抛头露面，并且留有浓密的胡须以掩盖自己的身份，如此等等。在我看来，关于历史语境的主张事实上已经取得胜利，不过左派通常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右派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它显然不能作为在政治上区分这两个阵营的依据。左派和右派在文学上的争吵首先并不是针对是否历史地解读文本，而是针对如何解读历史本身。概略地讲，参与这场辩论的，有实用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认定首先不存在一个可以叫做“历史”的单一事物；有像黑格尔那样相信除了少许恐惧与不幸之外，历史大致上是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有像叔本华那样相信历史是一个长长的无法述说的噩梦；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历史同时是前面说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把这叫做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则称之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现代性与启蒙同时是一个关于解放（女权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的迷人的故事和一个关于鲜血、压迫和肮脏的叙事——这两个故事是一币之两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该故事的两个方面是完全不均衡的。“均衡”这个词就留给自由主义者好了，而“适度”就留给英国人吧（如果我们英国人要改为靠右侧开车，我们会一步一步地实行……）。至少到目前为止，否定叙事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肯定的一面，以致于我们都可以像叔本华那样怀疑，对于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男女来说，如果自己没有被生出来是否会更好。任何读过《鹈鹕世界史》（ThePelicanHistoryoftheWorld）的人肯定会对这一点产生共鸣。实际上这是一本相当拙劣的东西。前面一两百页里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有一些关于可靠的、完美的人类的素描。然后，为了阻止读者兴趣的急剧消退，作者不顾一切豁出去，凭空想象出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一个木匠的儿子令大半个世界的人相信他能够永生，一个矮个子的科西嘉暴徒征服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而一个格鲁吉亚农民则屠杀了数百万同胞。[5]由于叙事缺少任何中心和要点，长达400页的文本分解成为一堆杂乱无章的离奇事件，每一个事件都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次要情节，接着又引出更多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作者的想象力显得极其贫乏：书中所有的法国人名字都叫路易斯。至于如何令人信服地对生活在底层的人加以戏剧化，他也无能为力，结果只能把他们描写成除了做苦力和挨饿之外别无其他。前面还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女性角色，虽然描写苍白无力，到了更加重要的叙事段落中就连这些都很少出现了。在最后几章，作者厚颜无耻地撕开了所有现实主义的伪装：战争、种族灭绝、饥荒和革命都出现了，而且一切都带有明显的可预见性，让人感到单调乏味，尽管叙述并没有完结，但并不难想象其结局。总之很难从这一堆粗糙的、耸人听闻的破烂中得出什么意义，除非它本意就是想成为某种象征。
因此，尽管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叔本华却说出了更多真理。叔本华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忧郁的哲学家了，他是如此忧郁，以致不明智地热衷于狂欢（由于某种奇特的原因，不懈的忧郁都是喜剧性的）。正如亨利·福特明智地指出的，到目前为止历史主要还在沉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把迄今所有一切都称为“前历史的”。马克思甚至吝于给到目前为止的叙事以“历史”的尊称。相反，所发生的只是某种潜在的剥削模式一个接一个单调乏味的变体而已。唯一真正的历史事件是与前历史决裂，让历史开始启动——当然啰，紧接着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你无法从当下的压迫形式中读解出未来的自由形式。因此才有著名的马克思的反乌托邦主义；他以犹太人的方式拒绝提供一个关于未来的雕像，因为未来的唯一形象就是当下的失败。懒散的乌托邦主义只能刺激我们毫无结果地去欲望，结果害我们患上欲望病，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症。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要稍加修改，基本上就是所能达到的最好情况了，另外一些则认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很糟糕的但可以得到大大的改善，这两类人在政治上存在着真正的区别。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仅仅凭借历史给予我们的少得可怜而且被污染了的工具来改造历史。已经变得非常糟糕的事实恰恰为我们对此加以改变提供了动力。正如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智评论所指出的，让男人和女人起来反抗的不是对解放了的孙辈的梦想，而是对被奴役的先辈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名的“历史的天使”（AngelofHistory）与他紧紧盯着堆积成山的历史废墟时流露出来的惊恐和悲哀的神色一起倒退到未来之中。[6]当然这根本不是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未来是内在于现在的，它以某种政治力量的形式依稀呈现，这些力量能够潜在地释放出来并打开一个令人满意的未来。就解构一词的精确含义而言，这正是一种解构的形式（我们应该还记得雅克·德里达总是把解构看作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本策略）。本雅明是在法西斯主义处于巅峰时期的情况下写下这些句子的，作为一个企盼弥赛亚的犹太人，他认为世俗的历史已经整个土崩瓦解——也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完全空了的舞台，以便弥赛亚随时戏剧般地降临。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onPhilosophyofHistory）一书中断言，任何对文明的记录无不同时是对野蛮的记录，这可能是所有文化左派口号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一个，它抓住了我在前面谈到的阶级历史同时既是胜利的又是彻底失败的这个要点。（说它胜利，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从来不曾停止过对资产阶级的赞扬，它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而且它还把这一珍贵的遗产留给社会主义，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就极有可能僵化成为斯大林主义。）但是本雅明的声明也旨在反驳那些认为野蛮与文明是前后相续而不是同时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属于那种进步论或者进化论的历史观，而这正是本雅明要不遗余力与之对抗的。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人类从野蛮中把文明夺取过来，同时也是依靠了另一种野蛮（本质的暴力与支配）才做到了这一点。野蛮，作为被掩藏起来的底面，与文明如影随形，就像纸张的反面永远依附着正面，悄无声息地打牢基础支撑起文明的滔滔雄辩，并且在结构上被排除在外以保证文明得以存在。因此可以说，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对记录文明的史册进行X光检查，以便揭露其中野蛮的痕迹，正是后者构成了前者——这并不是要否认它们事实上真的是关于文明的记录，这一点无需赘言。这并不仅仅是指使它们回归到历史语境之中（至少因为可能存在的这种语境总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标准能够决定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呢？），它主要是指仔细地查看珍贵的文明成果，找出参与到文明产生过程中的那些与匮乏、冲突、统治和强取豪夺有关的叙事，本雅明把它命名为“传统”，指的是被剥削者的历史，它与胜利者的历史形成对比。
在论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本雅明提出了一个迷人的观点：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总是说过去是固定的，而现在和将来则是自由的，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地，过去本身就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因为现在和将来都在一种全新的光线下对它加以改写。比起雅各宾派，关于法国大革命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我们知道它在之后一个世纪左右产生了哪些影响，而他们不知道。如果死者将被救赎，这也只有通过我们在当下的政治行动才能实现：将他们失败了的为正义而战的事业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就能够重新召回他们，并且这一次是作为喜剧而不再是悲剧出现的。我们有责任保证死者释放出新的意义，正如我们有责任回过头去重写他们的叙事。这同样适用于文学的情况。在本雅明看来，过去的文学作品隐藏了许多意义，它们能否在以后的岁月中被释放或者得到实现，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同死者身上附有诸多含义，文本的意义也包含许多可能的（或者虚拟的）特征。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文学作品的这些特征都是慢慢形成的，因此只有等历史条件成熟了，对它们的某些解释才有可能产生。作为例子，可以举最伟大的（也是目前为止最长的）英语小说中的一本，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它是关于一个被强暴的妇女最终被迫结束自己生命的悲剧。对于19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本小说实际上是没有可读性的，到了今天，随着现代妇女运动的兴起，它又变成可读的，并且释放出一系列全新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当下的某个时刻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候并且将它赎回，让它以一种从未预想到的方式再活一次，将它刻写在必定已将它遗忘了的历史之中，结果每一个历史时刻都能够看到其它时刻所折射的自己的形象，本雅明把这种情况称为“星丛”，也称为辩证的形象。像易卜生和斯特林堡这样对我们而言或多或少总有些难以理解的人，也许未来的人们就能赶上他们了，谁知道呢？当然也有可能未来的人也还是无法理解他们——也许真正的意义将在作品中长眠不醒，因为历史条件总是不对。
因此对于本雅明来说，现在可以回过头改变过去，这句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解释的过程是不会终止的。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关于一个文学文本的全面看法，因为它不会长时间地保持静止不动。对于犹太人本雅明和阿多诺来说，总体性是留给上帝的，只有他能够将破碎的历史变成一个整体。历史的末端总是保持开放，文学的意义也是——不过这只是因为意义是受历史限制的，因此它与某种庸俗的后结构主义的“怎么都行”的理论相去甚远。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参与或者协力促成作品的产生，因为对作品的补充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这也说明作品本质上是不完整的，总是不断要求得到补充。对于更大的文本即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所继承的过去总是未完成的、暂时的、变动的、备用的，结果就好像是它完成了我们所做的回溯性干预。在这里，好消息是，既然解释的过程是没完没了的，我们批评家就永远都不会失业。坏消息则是，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因为未来可能会产生出作品的一个新版本，它取消或者拒绝我们自己生产的那些版本。
来源：《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6期
[1]“拯救夜晚”是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欧洲出现接着波及美国并持续至今的国际性女性主义运动，是为了抗议男性的暴力威胁与社会对女性自由活动空间的剥夺而发起的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1976年在比利时举行了首次以“ReclaimtheNight”为名的游行，首次以“TakeBacktheNight”为名的游行则于1978年发生在美国旧金山。——（本文所有尾注皆为译注）
[2]“Yes,wecan!”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最响亮的竞选口号，“黑眼豆豆”乐队将之改编为同名热门歌曲。
[3]原文为斜体，表示强调，译文改为楷体表示强调，下同。
[4]Kabbalah，12世纪犹太教的神秘主义。
[5]这里分别说的是耶稣、拿破仑和斯大林。圣经记载耶稣的养父、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木匠；拿破仑于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城；斯大林于1879年出生在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哥里城。
[6]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曾就瑞士表现主义大师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Novus?)一画论述了历史进步的问题：历史就像画中的天使一样，总是面对着过去，看着过去的废墟堆积生长，试图有所修复，却被进步的风吹着倒退到了未来，从而灾难和废墟又不断成为新的历史。参见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07-408。在后来的许多理论家眼中，“历史的天使”也成了本雅明的自喻。
引用作品【WorksCited】
Jameson,Frederic.Preface.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aSociallySymbolicAct.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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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文化与社会主义[1]
特里·伊格尔顿（2009）
译者：强东红
所有的人在出生之际，都尚未发育完全、不能自立、有赖于他人帮助并且没有能力照料自己。这并非只针对牛津大学教员而言，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如果不出意外，人们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将会获得有限程度的自主，但仍然以不断依赖为基础，不过，这次依赖的不是自然，而是文化。只有依赖我们冠之为文化的这种外在力量，我们才得以逐渐自给自足，毋庸置疑，这可能是为什么在古希腊时期“怪物”这个单词意味着另类，因为他自以为可以自力更生，以至于违背了生物本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他自己的精明谨慎隐藏了他的出身，这反过来导致了他的毁灭。我们都喜欢幻想拥有高贵的血统，当然事实上不是；或者甚至更为欺骗性地幻想，自己根本没有血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自己脑袋里蹦出来的，或者说是自己创造了自己。既然没有生，也就不会有死，因此，人们就会飘飘然地沉浸于欣慰愉悦的将会永恒的幻想之中。
显而易见，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或浮士德式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欲望永无止境，他们的意愿难以满足。因此，他们必定会私下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物质的纠缠，而不再受到物质性的制约。这些家伙除了自己以外，不能看到终结、起源、基础和目标。当他们的生殖崇拜之塔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毁之后，他们不假思索地决定，要在原址重建一幢更大规模的楼。如果还有来日，我们将拭目以待……
因为，我们都是早产儿，就像大学教员一样没有能力应付周围环境，所以，如果没有文化随之而来，我们就都会迅速死去。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司汤达或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们的生存就是必要条件。我是在培育系统意义上使用文化的，“培育”这个单词是莎士比亚用来调和自然与文化的。剧作家爱德华·邦德[2]在谈到我们所谓的与生俱来的“生物期望”时写道，期望就是“婴儿的无备状态将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它得到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情绪上的抚慰，它的脆弱性能被庇护，它将降生在一个想要接受他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也知道怎样接受它。”那些环绕着摇篮的面孔如果没有一张能和婴儿进行实际交流，它就根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人。当然，它会是人，因为它拥有人的身体，但是成为一个人是一项工程，并不是一出生就能成为人。因为邦德用这种唯一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所以，他拒绝用文化的标题给其装点门面。
显而易见，文化这个术语在这里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规范性的。因为它以中性的方式描述了我们若要生存就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事物，但是，它同时又涉及一种关爱，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术语。如果没有一些关爱的文化敞开胸怀欢迎，我们绝不会兴旺成长。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这个词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文化沟通了现实和意愿之间的鸿沟。我们不会摇摇晃晃地利用爪子站起来，也不会舔干自己再躺下来，在出生之际，我们的自然就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我们不会死亡，文化一定就会马上填补它。我们天生就是缺失的。由于过早出生导致了我们在极其漫长时期内都不得不直接依赖他人，这同时也产生了与他人非常密切的亲情关系。不过，相应地，这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刻与他们分离时导致一种特殊创伤，这也导致了喜欢刨根问底的人类发现即所谓的精神分析学的兴起。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关涉着许多事情的科学，包括我们与他人的身体相互联系的事实如何孕育了与价值相关的某种条件：幻想狂、恐惧症、精神病，拒绝承认来到学校门口的那位头发斑白的老头子是父亲（或更应该说是祖父），而假装他只是一位满脸皱纹的年迈的家庭仆人等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化出乎于我们的自然。然而，要特别指出，这与后现代的主张“文化就是我们的自然”大相径庭。对于我们可以冠之以文化主义的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而言，文化行进在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在。你不能问，什么正在被文化建构，因为答案同样必定是一种文化建构。文化主义这个时髦品牌充斥在方方面面，从基地组织到当代艺术学院，除了其它以外，还包括不承认我们的脆弱性和必死性。基地组织是文化主义者，因为它相信，价值（特别是宗教）比物质问题来说是一些更值得考虑的事情。不论是对于基地组织，还是对于美国梦来说，物质性都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使其有能力，毫无疑问，这可以解释两个组织为什么都在对待人类的血与肉上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不论是当代艺术学院还是美国梦（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考虑基地组织）都会同意，不管我们可能成为别的什么，我们首先都是自然物质性的事物。任何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如迷人、性感和令人神魂颠倒等等，都不得不以身体为物质基础。就反文化主义者的观点而言，我在这里要建议，文化是需要的，我们特有的生物性需要它，我们共同分享的物种需要它，我们的物质性身体需要它。
只有语言动物，即步入有意义世界之中的动物，才能说拥有文化。要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就要与其他人通过超越单纯身体联系的方式来共享一个感官世界。它不是仅仅要给感官增加一些额外的东西，而是要一下子改变它。它将使身体向外部一系列复杂网络制度延伸，相应地，同时也向身体内部拓展，赋予它以精神深度和内在性。整个文明就是我们身体的延展。技术是身体的假肢。它们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们拥有的（或者我们所是的——我们拥有身体还是我们就是身体，这是一个非常迷惑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暂且将其搁置）劳作的、语言的、观念的、自我改善的、自我超越的身体造成的。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你想要知道灵魂的形象，打量一下人的身体就了然于心。
现在来看，这既让我们欣悦，又成为我们的灾难。这种语言的、文化造就的生物在各个方面都胜过了其动物伙伴。事实上，一旦想到我们可以做而它们不能做，是很难压抑住人本主义的神经质蔑视的。例如，我们可以贮备核武器、折磨穆斯林、将小孩子的脑袋炸飞，这些没有一个是鼹鼠或袋狸所能做到的（除非他们极其隐蔽、让人难以察觉地从事这一勾当）。语言或观念思想使我们可以忽视自己的身体，也忽视他人的身体，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与束缚性的感官反应分离开来。徒手勒死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不能杀死同类成员的禁忌将会使我们感觉不安或生病。尽管将某人从头上扔过去也不是一件愉悦舒服的事情，但它比把这个人勒死来说，要舒服惬意得多。
然而，我们可以无视这些感官禁忌，在漫长岁月中互相杀戮，这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策略，黄鼠和蚯蚓根本不能比得上（为什么？因为一个非语言存在不会发明一支步枪）。语言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世界或观念世界，是我们在动物伙伴身上取得的灾难性胜利。如果这种充满危险的双刃剑允许我们去虐待折磨，它同样允许我们施行重要的手术，而不是只把病人的身体扔出去完事大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有助于把世界变成客体，使我们与其面对面，这也是异化与成就业绩的源泉。不像土豚和鳄鱼一样，我们可以冷嘲热讽，也可以演奏长号，写作《小杜丽》[3]，精心照料病人。语言文化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与其他人建立更加密切的亲情关系，而不是仅仅通过身体互动来相互联系，这也是我们借助精神、灵魂和意识所表达的东西。
意识更是我们之间的而不是我们内部的东西，它更像是舞蹈艺术，而不是内心的咕哝。由于这种独特的交流形式，我们可以融化身体之间的隔膜，从而与其他人建立起比触摸要更为密切的关系。例如，性关系更多地与谈话有关（或者我遗漏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对于我们这种符号动物而言，在与别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身体行为并不比言辞有效。事实上，像拥抱和握手这样的行为只在意义世界中才有意义。共享符号并不是对共享事物的替代，它是一种更为深刻地共享事物的方式。
进入语言无疑是一种堕落。但是像一切最有趣的堕落一样，它是一种向上而不是向下的堕落。说它是向上的堕落，是因为它从绝对清白无邪的动物状态堕入负担沉重罪恶的文化与历史的区域。正如神学家所说，它是幸运的罪过，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幸运的堕落。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既是我们的荣耀，又是我们的恐惧。语言或观念系统使我们从生物规则的单调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进入了那种集体自决的形式，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我不想在这里流露面目可憎的优越感：我相信鼹鼠或袋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中是响当当的小男子汉，毫无疑问，一旦你逐渐认识蛞蝓和绦虫，就会发现，它们都可以达成令人惊异的友好关系。当然，从外部来看，他们的存在的确是令人讨厌的小玩意儿。这是一个明显地正在自我毁灭的物种在谈及自己辉煌生涯时所能说的最后事情。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文化的和历史的，所以我们的存在便立刻变得既引人入胜，又动荡不安，相形之下，其它生物伙伴的生活在绝大部分时段是单调的，但却是安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之所以是不安的，是因为我们在它们的周围。对于我们来说，被老虎吞食一点儿也不单调，但对于老虎来说，只不过是按惯例行事。拥有历史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与自己同一。就像语言本身一样，我们的构成尚未完成——而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知道死亡正在迫近，仍会觉得它的到来专断而无理。正如麦克白夫人认识到而她的丈夫没有认识到的那样，违背我们的天性也属于我们的天性。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也会使我们反思意义的基础和有效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建构理论，这也是我们并非自我同一的另一种方式。在反思我们自身时，我们自己分裂成两部分，我们既是思想的主体，又是思想的对象。
命定成为意义生物不得不步入不断历险的征程。例如，它的生存似乎总是没有结实基础，因为总是有更多的意义涌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意义本质上总是不稳定的。没有可以作为终极解释的这种东西，因为解释并非它本身，它也有待解释。也没有终极单词，因为一个单词只有与其它单词相关时，它才会有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历史地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自我超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允许我们在一定限制之中决定我们被决定的方式。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决定的，因此我们能够创造性地生活，这也使我们的生活有些不可预测。语言就是这样的一种典范，因为它是一种规则的、极容易预测的惯例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一直允许我们生产一些令人惊异的原创性的尚未有人听过的言语行为。诗就是这种言说的最好例子。
语言使我们能够表述不在场的事物。它在直陈语气中撕开一条裂缝，引进虚拟空间，即想象性和可能性的空间。有了语言，未来和虚无也随之而来。一只狗可能会朦朦胧胧地期盼它的主人归来，但是它不可能期盼他刚好在下礼拜二的下午3：57归来。至于虚无，那只是有了语言，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现实中没有虚无。言语将虚无引入世界。
对在场的不断否定和超越（这也是我们借助历史所表达的）的问题在于，语言生物可能发展得过于迅猛。相形之下，进化非常缓慢和极度无聊，但却是安全的。
语言生物不断地面临超出他们自身能力所及以至于将自己带入一无所有的危险。这种慢性疾病在古希腊人那里被称为导致自己毁灭的狂妄野心，而在现代性中被称为浮士德神话。我们总是可能毁灭于自己的欲望。事实上，总能见到与欲望有关的执迷不悟的自我行为：自我陶醉、自我放纵、恶魔似的放荡不羁，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死亡冲动。当它为了填充欲望的深渊而开始在别人的毁灭中得到丧失理性的快乐和淫秽的愉悦时，传统上把这种放荡行为称之为邪恶。
那么，这一切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有何相干呢？让我通过《李尔王》把话题从文化引向政治吧。莎士比亚在《李尔王》和其它地方，把文化视为一种剩余或过剩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最必要东西之外的非必需品或奢侈品。过剩属于我们的天性。文化是附加品，但是它已经融入我们的存在。莎士比亚也看到，所溢出的已经成为标准，正如他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所写的，溢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标准的组成部分，打破规范是我们的天性。这也是为什么李尔王咆哮道“需要没有理由”的原因，那时，他的冷酷功利的女儿在问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位骑士作为侍从。[4]
莎士比亚在剧中的某一处似乎指出了从剩余观念和良知发展到社会主义理念的路径。当李尔目睹到衣不蔽体、孤弱无助的穷人时，他被这种非常陌生的景观所震撼，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安享荣华富贵的人们啊，袒露着身体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痛苦吧，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李尔要表达的是，权力没有身体，也没有血肉。如果权力有了身体，有了感觉，它就会体会到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因而有可能停止这些行径。使权力的感觉钝化的是物质财富的剩余物，这些东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身体，就像长布条包裹的用材料填塞起来的鼓囊囊的东西。这隔绝了人的恻隐之心。因此对于权力而言，关键是摆脱多余的脂肪，并将其给予穷人（“分一些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那么这种做法一定会既改善穷人衣不蔽体的悲惨状态，又会使权力自身（李尔自己）去重新感觉，重新调整他的身体，使其恢复人性（顺便说一句，在这点上，与这部戏剧最相似的文本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也以类似方式寻求指出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从肉体到社会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我们要重新感知我们的身体，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要的）。如李尔王继续咆哮的：“上帝啊，让那些穷奢极欲之徒赶快感受到您的威力吧，他们役使您的法则，他们不能看到什么，因为他们不会感觉了，因此分配不应该过量，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吧。”[5]如果富人和权贵的意识没有被这样地阻隔和纵容，那么富人就可能被穷人的匮乏所触动，从而会与他们分享物品，而这些物品正是目前妨碍他们体会到穷人的苦难的东西。富人由于财富过剩而丧失了恻隐之心，而与之相反，穷人根本没得到什么东西，完全处于赤贫状态。身体的更新与财富的彻底分配密切相关。共产主义和身体在此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其它地方一样，是密切相关的理念。
“噢，需要没有理由！”礼品、礼物、奢侈品、非必需品、多余之物：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在政治转型条件下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信无疑，这是为什么从浪漫主义到奥斯卡·王尔德时期，艺术文化一直是如此至关重要的一种原因。它代表一种完全为了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事艺术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它本身通过其存在的神秘美丽而含蓄地批判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对边沁主义者和交换价值的化身的有力谴责。
艺术逐渐变得神秘莫测，就像它极力取代的上帝一样，以自己为基础，源于自身，也终于自身；为了自己的神秘异常的欣悦快乐，它能不断从自己的深奥莫测的深渊中魔幻式地自发地涌现出来；它不再屈从于任何外部法则，拒绝任何历史、精神、生产、仁慈或功利的生硬严肃的法庭的审判；但是，艺术的运转靠的是它本身的自主存在法则，而且在自主化时，它没有仿照任何东西，甚至没有考虑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或很少考虑男男女女在某个社会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总会被看成以我们自己为目的，人类存在不可能向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规则弯腰屈膝，而是逐渐成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所有的劳作都出于创造性的潜能……发展了所有的人类的力量，劳动就是自身的目的”，也就是说，用他的富有特色的术语来说，是自由王国，而不是必然王国。
令人吃惊的是，从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到现代主义，尽管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但它依旧是最具政治性的。它所从事的是最彻底的政治性工作，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在一种文明之中冥想出一个神奇美丽的空间，尽管严格地说，它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象。我们的文化现在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对于存在来说，商品理性完全与其感性存在对立，但是商品却成为界定其他事物的标准，而艺术品因此成为商品的对立面，即使现在事实上艺术也在第一时间成为一般商品生产的组成部分。
在自然与文化的斗争中，自然总是最后占了上风，那就是死亡。但是，在更短时期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劳动和必然性曾经存在的地方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在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冲突，即如何最大程度地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你是以威廉姆·莫里斯的方式创造性工作，使艺术文化成为非异化劳动的典范，还是以马克思和王尔德的风格，团结起来想法设法废弃工作？反对工作的事实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好理由吗？对王尔德来说，显然如此。在他看来，一旦必然王国运转起来，我们就只需整天躺在宫殿里，身着舒服宽松的绯红色的家居服，摆出各种各样富有意义的狂喜姿态，背诵荷马，品尝苦艾酒，进入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懒惰是将来的社会主义王国的一种符号。它根本不会感到所谓的罪恶。贵族是共产主义者的先行者，就像地主对非法入侵者私下怀有的感情似的，贵族也反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看守人。现在还保留了少数特权的文化，同样也是一种超越商品的未来乌托邦的景观，而在其对立面，则是生铁似的必然性。
然而，这涉及了文化的真正意义的重大转变，从狭义的定义即艺术转变成广义的定义即生活方式。艺术界定了生活的特定品质，而激进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中把这种特殊品质普遍化：我要说明，这是已经去世21年的雷蒙·威廉斯的重要洞察。让我将这些要点以更直接的形式说出来：
（1）可以将广义的文化——文化作为语言、符号、亲缘关系、共同体、根源、身份等等——简要的界定为男男女女准备为什么而杀戮、为什么而死。然而，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这并不是司汤达和肖斯塔科维奇意义上的文化，除了可能还有一些严谨的怪诞不经的躲藏在某个洞穴之中的文化，但是它太胆怯了还不敢出来面对我们这些人。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这种文化共同观念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没有力量，正如抽象的全球主义繁衍了目光短浅的排他主义一样。
（2）这意味着，在整体上来看，文化不再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它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而是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在高尚的、善意的、绝望的唯心主义者看来，文化本来可以提供普遍的基础，使我们能最终相聚，无关乎我们的社会、性别、种族和其它差异，能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提供非常必要的精神凝聚力的形式，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再可能，甚至对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在同时，文化作为那种我已经讨论过的激进的乌托邦景观现在同样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现在谈论的更多的是冲突和对抗的语言，而不是共识和普遍性。20世纪中期以来支配着政治事务的三大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种族斗争，都把文化看作一种实实在在的语言，用它来表达他们的需求，这种方式显然不是传统的工业斗争。
（3）最后，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到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的转化。政治左派总是坚持认为文明与野蛮是同步的，而不是递进的，即文明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从野蛮中辛勤挖掘积累而成的，而是说，它们两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座教堂都不可能不掩盖着一些鲜血和骸骨，任何一种高级文化都不可能没有痛苦和剥削。但是，现在，文明意味着个体性、普遍性、自主性、反讽、反思、现代性和富裕，而与之相对，文化则意味着集体性、特殊性、自发性、信念、传统和（简单地说）贫困。
很难从地理轴上来勾画这种对立。过去习惯于认为地球的部分是文明的，而其他的则是野蛮的，与之相对，现在是一些部分拥有文明，而其他部分拥有文化。谁说我们的思想没有进步？留给左派的唯一问题是，在他们猛烈地瓦解这种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的对比之前，所谓的文明的一些方面确实是弥足珍贵的和进步的，而所谓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是确实是偏执狭窄和愚昧无知的。[6]我不遗余力地想强调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来思考它。
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1]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译文参考了陈华锋先生的节译（《文化与社会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特此说明并致谢。另外，本文的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说明。
[2]爱德华·邦德（EdwardBond），1937年生，英国剧作家。他出生于伦敦工人家庭，15岁辍学做工，22岁开始写戏。他强烈关注现代生活中的暴力问题，主张改变产生暴力的社会条件。
[3]《小杜丽》（LittleDorrit）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
[4]李尔王的原话：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它的享受，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
[5]伊格尔顿在这里有误，这句话是两只眼珠都被挖去的葛罗斯特所说的。
[6]《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陈华锋的译本疑更为确切：“在左翼拆解这一明显的意识形态区别之前，唯一的问题是是否的确存在所谓宝贵而先进的文明，是否也存在着偏执而愚昧的文化。”——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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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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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特里·伊格尔顿译者：王朝元
如果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那么会有多大紧要关系呢？很显然，对于那些现在要么是喜悦的胜利者，要么是低沉的被剥夺权利的替罪羊的右翼分子来说，这是具有极为紧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谬误的，那么肯定会有人宣称，为了探究事物的真实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尽快自行消失是具有紧要关系的。但对于政治左派而言，又有何影响关系呢？左派们正在忙于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是个宏伟的计划，又是一种使之成为现实的行动，而并非在传播或安顿只是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有关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言论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认真的考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论及他们的信仰时都认为其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实际上却很难弄清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实践所特别包含的内容是什么。相反地，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晚期雷蒙德·威廉斯（RaymodWilliams）的政治观点就是如此。
一个社会主义者要附加些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在20世纪的文化氛围中逐步消亡不再盛行。但就理论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能给社会主义增添些什么是难以确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给社会主义增添什么也是不可能说明的。几乎所有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怪异的学说观点，要么不成其为学说，要么不可能准确地加以确定，或者两种情况都存在。在我们甚至还未能就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或曾是什么取得一致看法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终结的呢？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具体的，但决不是确定的，至少对于为之奋斗毕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而言，或者对于那些或多或少被人提到过的任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如此。正如格莱姆斯西（Gramsci，即葛兰西）和《护卫者》（Guardian）两者统一于社会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意识的信仰一样，世界是物质的，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物质是先于意识的这一信仰为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帕迪·阿什当（PftddyAshdown）两人所认同。
基本的和超结构的学说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言，是可论争的特殊的东西，但很多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已经在物质存在中净化了这种基本和超结构的学说。弗洛伊德（Freud）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但他却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动因在于经济。没有劳动这一必须履行的责任，我们将会整天无所事事。商界巨头会捐资推动学说理论（doctrien）的发展，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也会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而言，也许是具体化的。但是，有必要再重复一次，相当部分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已经毫不含糊地摒弃了这些东西。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未能在劳动价值理论上取得统治地位。如果马克思上义者认为某些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是有目的的，进步的，矛盾的，以及在某种角度上而言是理性的——一个足够大的假设——那么，黑格尔派也会如此认为。或许马克思主义者们会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仅仅是对他们的数量有所怀疑。目前，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了阶级本质的观念，或者科学知识或者错误的意识观念[1]，然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也许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许马克思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其说是发展了一种“唯物主义”，还不如说是发展了“伦理的”或者“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即使是在当前已如何固定在资本主义的现阶段之中。但你尽可遵循这一原则（赞同这一主张）而不必认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包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你将某种理论学说推向极端，那么你就会以任何其他的而非唯物主义的目的论而告终。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既然事实上我们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乌托邦”在以一种奇怪的此类唯物主义前提条件下而将被定义为一种必须的方式呢？那么，也许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征（differetiaspeccifica）在于其政治性而不在于其理论性。但这更加难以令人信服。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革命的，也并非全部的社会主义者都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奴役，私有财产，货币，市场，商品生产，统治阶级，阶级分化，物质匮乏，自私的个人主义，异化以及政治状况，促进社会平等的需求，国际社会，经济计划以及集体的自我裁决等等诸如此类的命令式的语句，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中是极为丰富的。但它们之中却并没有一样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所约束，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性（theMarxiststable）。从布莱克（Blake）到克鲁泡特金（Kropotdit）一类的激进分子都赞成大多数上述观点。此外，马克思主义本身，至少在其高峰期，就能敏锐地意识到其在道义、文化以及在政治上赢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多少，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非意味着仅仅是在俗语词典上的一句骂人话而已。
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是否不存在任何既明确又特别的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认为是有的：不是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在与别的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有关社会阶级的主张，这种主张是由物质生产的大历史方式的动力学所最终决定的。这两种叙述的结合是如此的坚固而明确，即使这种自然力量非常明确，以使其成为众多争论的中心主题，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难以联想到的，但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关系呢？答案是它确定了使社会主义发生转化的特殊的动因——劳动阶级以及一个特殊的阶级对手。最为根本的是，它为历史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提供了关键的中介。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你仍然能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工作（将涉及定义这一阶级是什么，或者这样的社会阶级到底是什么及诸如此类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置于一边），在没有将实践局限于一种历史发展的特殊理论的条件下。实际上，尽管罗纳德·阿伦森（RonaldAronson）曾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一书中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日即将来临，但他似乎仍在期望着一个能自我解放的无产阶级出现（第153页）。为什么将社会主义实践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理论之上将会产生与其不同的物质实践，即使你如果未曾读过用惯用文体写作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也许对振奋你的精神和坚定你的决心有用（虽然它也许总是使之削弱），但这种问题的提出是没有任何理由根据的。
那么，要避免做出就社会主义者的消亡对马克思主义无甚紧要关系的结论是相当困难的。这样似乎会使你在政治上处于无甚用处的地位，而这样的地位你无论如何是不能维持的，或者似乎使你致力于那些或许从未在别的地方发现的没有任何理论的教义学说。此外，一些你或许不曾从别的途径获得的信仰，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可能是不值得首先接受的，因为其中的一些信仰——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仅仅存在一个宽泛的政治含义，这种含义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并非是其独具的特征。
对于这一结论有着两种相反的观点。其一是：真理总是存在于客观实际的事物之中；而且如果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广泛的真理，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呈现为与之不同的东西。T．S．艾略特（T.S.Eliot）曾妙言：实用主义是真理，但对这种观念被怀疑的反实用主义立场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在此更多的是信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无以辩驳的论争，而且听起来真是脆弱得令人难堪。较为令人信服的事例是什么才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其用处有限——是关于我们刚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关系大体上也许真的和别人所设想的那样是较为松散的。但其历史的实践事实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成为超过通常意义的社会主义信仰的最为宝贵的载体之一，而且其仅仅是这样一种学术设想，即前者的被误解将无损于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出于只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历史这一原因。在我看来，只要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传统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相似之处的社会主义者，而其是否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不存在这种传统，其若处于这种境况则是不可能的。
同时，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剖析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著作所引起的骚动更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断延续的生命力。维特伦·特罗茨基斯特·西里尔·史密斯（VeteranTrotskyistCyrilSmith）的《马克思的黄金时代》一书是一部杂乱无章、组织结构松散的著作，读起来让人觉得它好像是他在刮胡子时口述而成的。该书采用了模仿来的策略，企图将马克思本身从马克思主义中挽救出来；换言之，它采用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风格形式来反对另一种风格形式的陈旧方法。朱尔斯·汤森（JulesTownsend）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是一部颇有见地而又具有党派性的著作。该书极其审慎地、通俗易懂地描述了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焦点，在其结尾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只作了简要的陈述。汤森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则马克思主义将必然仍会存在，这是避开是否反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可以接收资本主义的问题的一种说法。况且，在此书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极有效地省略了。但此书对于一种想像性的即将过时的学科而言，却是一种极妙的方法。当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减弱时，资本主义的行为比其应该的所作所为更为具有反社会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因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是极为必要的。至于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则在《后现代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篇文章里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充满生机活力，仍是－种胜利者的炫耀，尽管有人怀疑其盲目乐观的作者在荒原之中仍然将会不断地形成和发展。在此书中，大多数的篇章较为谨慎地发出了修正主义的暗示。同时，该书还以美国左派特征的风格，拥护和支持了一种适宜于多元化的、解构性的、非实在论的、反目的论以及反基础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依其品味看来，可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一种穿着唯物主义外衣的温情后现代主义。颇多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地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由于其盛行的反实在论的缘故，前者的支持者们如果在论及“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时，最好能保留其某些含义。用原木板完全重新造就的船与原来的船还是同一条船吗？然而，在该选集中就有一些精心构思的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短小得难以说明所研究的事命题（theses）（无论是感激性的还是悔恨性的），该书在其主题（topic）范围之内广泛搜列了从斯宾诺莎（Spinoza）到牧师，从奇谈怪论（Queer）[2]、马克思主义以及考古学到作为一个被剥削阶级的儿童们（原文如此）（sic）[3]。当马克思主义陷入困境时，解决的办法之一总去找一个具有丰厚嫁妆的知识伴侣来暂时结合以摆脱它。“马克思主义与……”是一种坦诚对待其他理论的浓厚的特征，这种特征是由令人讨厌的如光棍汉般的感受引发而成的。而这种感受又是人们不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描述说明清楚的东西。于是，马克思主义者文集因而成为了单身酒吧（singlesbars）[4]的理智等价物，作为不同的政治趋向，用同一种观点去谨慎地互相估计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多元化与混杂性的界限并非总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神秘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部折衷的名著，其内容涉及了犯罪、种族、女权主义、宗教、同性恋和因特网。这是在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性吗？抑或是在一个忧虑的时代来自对传统所关注的一系列替代呢？这是非常后现代的一系列论题，它为一群狂热的崇拜者而非阶级，朱莉·伯奇尔（JulieBurchill）而非布克哈林（Bukharin），色情文学而非生产提供了索引条目。此书没有涉及此类问题，而仅仅只研究古物（纪念品）。但它为某种中肯恰当的、颇具吸引力的感觉观念所提供的价值是与一种特殊文化的记事本相一致的过渡准备。[5]
马克思主义虽然被修正、重组、合并及与其他东西相结合，但仍然在一些部门具有不朽的价值，不过在其他方面却又受到了要求极为苛刻的批评：这种著名而固定的观点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从最好的角度而言却成了预言性的，从最坏的方面看则是虚无缥缈的。在这方面，罗纳德·阿伦森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从一开始就令人耳目一新，它没有隐藏什么，如果可能的话，也欠缺合理之处。阿伦森具有知识分子的诚实，这更易于使人曲解他所说的内容。他坚定地拒绝了所有的鸦片（诱惑）：是的，马克思已被宣布终结了无数次，但现在它确实如此；不，没有人热切地盼望它可能重现，在某些理论水平上它的持续存在并不是特别的好；其伴侣挽救不了它，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就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此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异议大多是非独创的；在任何情况下，在轻微的自我修正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会在试图从残骸里捞出大量东西而终结。即使如此，作为一个极端的左派分子，显然作者会为自己的理智结论而感到痛苦，而对于那些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标题大做文章的人而言，此书提供了强有力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说，正如开始之初那样，马克思主义仍有很大影响关系。在我看来，其社会主义理应蓬勃发展是有着重大关系的。而且社会主义也许将按那样状况良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情况就不会如此。但在此，我们应分清哪些是优先考虑的事。如果工人阶级与晚期的雷蒙德·威廉斯的信仰相一致，如果他们又未曾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什么紧要关系呢？或者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不存在的情况下威廉斯将不会获得这些信仰？如果他曾是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曾确切地修正过些什么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又如何呢？
以下注释参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六辑》p304-308。
[1]“错误的意识观念”疑为“虚假意识”。
[2]“奇谈怪论（Queer）”，另一译本为“克威尔理论”。
[3]“被剥削阶级的儿童们”，另一译本为“被开发班级的儿童们”。
[4]“单身酒吧（singlesbars）”，另一译本为“光棍汉们”。
[5]“此书没有涉及此类问题，而仅仅只研究古物（纪念品）。但它为某种中肯恰当的、颇具吸引力的感觉观念所提供的价值是与一种特殊文化的记事本相一致的过渡准备。”另一译本为：“此书对于那种没有涉及此类问题，而仅仅只对研究古物有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坚固的纪念品。但它为某种中肯恰当的、颇具吸引力的感觉观念所提供的价值是与一种特殊文化的记事本（议事日程）相一致的过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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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耶稣：一个期待完美世界的革命者（200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耶稣：一个期待完美世界的革命者
特里·伊格尔顿（2007）
张良丛译杨建国校
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男，1943年生，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著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文学理论导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生活的意义》、《神圣的恐怖》等著作，本文是伊格尔顿给《福音书》（TheGospels）写的一篇导言。
耶稣是个革命者吗？他确实与一些隐蔽的政治团体来往。坚贞信徒西蒙就是其团体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些坚贞信徒发动了地下的反罗马帝国运动，目标是把罗马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实际上，罗马人在这个省的存在并非特别令人难以忍受，百夫长好像并没有遍及每个街角。总之，罗马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不算严苛，日常法律和秩序掌握在效忠于罗马皇帝的当地官吏手中。没有任何罗马制度，无论是法律、教育，还是宗教信仰，强加于人们头上。为了政治和平与稳定，犹太人的感受基本上还是受到尊重的。在耶稣的家乡加利利地区，根本就没有罗马官吏，所以他不太可能是在先辈们的反罗马帝国的怒火的熏陶下长大成人的。他小时候，能见到罗马士兵的唯一机会是节假日，那些士兵可不是去镇压平民的。在朱迪亚，耶稣殉难的地方，罗马人更是稀少。
虽然如此，出于宗教原因，对于上帝的选民而言，异教徒的统治即便宽松也要反抗。在耶稣殉难40年后，他们发动了一场草率的冒险主义的行动，反抗占领军，结果耶路撒冷的神殿被夷为废墟。除了好战的西蒙，耶稣的另外两个门徒，詹姆士和约翰，有一个绰号“雷电之子”，这个绰号也令一些《新约》研究者怀疑他们和起义也有联系。犹大的姓——以色加略，也许来源于他的家乡，但是它还可以是“持剑人”的意思，这或许暗示出他和坚贞信徒有些瓜葛。犹大出卖耶稣之原因或许是希望他（耶稣）成为列宁，而且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导师不会领导人民反抗殖民力量时，幻想在痛苦中破灭。或许，他仅仅意识到，那个喜好对自己施虐的导师注定不得善终，于是趁行情还好就出手，同时也为自己谋一点儿小小的好处。
耶稣的得力助手，西蒙·彼得，好像随身佩戴一把剑，异乎寻常地支持加利利渔民。有一次，耶稣甚至亲自检查自己的信众都携带什么样的武器。对于无心的旁观者而言，他的教导让人觉得与坚贞信徒非常相似。我们可以认为耶稣周围的人群中就有坚贞信徒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要检验他的政治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30年前，一个叫做犹大的人煽风点火，加利利人开始宣扬起义；30年后，坚贞信徒对罗马人发起了无望的反抗。相对于这两个政治抵抗爆燃期，耶稣生活的时代算是平静。然而在某些地区，解放以色列的希望依旧高涨。
然而，耶稣不太可能参与反罗马帝国运动。原因在于，一方面，他好像赞成交税（“恺撒的归恺撒……”），然而坚贞信徒不屑为之。另一方面，他与法利赛人势不两立，而那些法利赛人却在某些方面是坚贞信徒神学上的代表。实际上，他们是唯一被耶稣诅咒下地狱的宗派，或许耶稣这样做是为了把他们的教义和自己的区别开来。那些法利赛人极其伪善，而且墨守成规，不可避免地为后人贬损。他们虽然在礼仪方面要求严格，但是和那个与《死海古卷》相关的、极度清心寡欲的艾森斯（Essenes）教派相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伙嬉皮士。从《马可福音》可以看出，因为善行，耶稣遭到法利赛人的谋害，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在耶稣被捕和行刑的过程中，这个教派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事实削弱了《马可福音》的可信度。或许，他们把他当做一个了不起的同路人。
撒都该人——僧侣和耶路撒冷的世俗贵族，在耶稣受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权势的一部分，而法利赛人则不是。总体上看，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虔诚，而为其他一些犹太人敬奉和尊重。他们中的自由派别，即所谓的希勒尔派，虽然耶稣比他们更激进，但他们可能赞成耶稣的教义和行为。或许在思想上，耶稣具有左派自由的法利赛人的特点，虽然他大胆地宣称没有任何不洁的事物，导致他与这个组织产生严重分歧。他对复活、末日审判、救世主的降临和天堂王国的信仰，明显是法利赛人的教义。他不可能是一个坚贞信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殉难后，他的门徒并没有被逮捕。如果他们是些有名的造反者，罗马占领军必然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在众多门徒中，可能有一小簇反帝国的好战分子，但是罗马当局似乎也很清楚，耶稣所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并不是推翻政府，这不是它的领导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
实际上，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是个谜，但肯定不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除了在《马可福音》的审判部分出现过一次，在《福音书》中耶稣根本没有宣称过；而马可需要发挥自己的政治目标。即使耶稣在更多的场合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仍然模糊不清。就这个词语的一种意义而言，它仅仅陈述了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上帝的子女。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超人，全体以色列人都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没有竭力宣扬他所有方面都具有神性，这样做也是非常明智的。他显现圣迹并不是为了向周围的人证明他是上帝（实际上，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逃避这些人群，而不是取悦他们），而是出于象征或慈悲的原因。他拒绝通过显圣来谋求人们所谓的自我合法认证，当人们要求他这样做时，他就非常愤怒。当我们关注耶稣的圣迹这个主题时，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在《福音书》刚成书时，那些读过的人未必会把其中记载的所有圣迹都当真。那些圣迹或许只被当成借自古代寓言的陈述，其目的是以古喻今，而不是记录史实。并非只有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才会把《新约》当成寓言和隐喻来阅读。
只从字面上理解，“上帝之子”这个称号必然会使耶稣被人用石头当场砸死，因为他亵渎了神灵。他之所以没有如此公开宣称，或许这个解释非常合适。事实上，称呼自己为“上帝之子”本身并不构成亵渎行为。但是，在耶稣的话语和行为的背景中，或许有很多话语会被他的敌人认为是极度傲慢，而且很容易被这样解释。无论如何，耶稣并没有相信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耶和华没有睾丸。然而，由于宣扬他称呼上帝为自己的父亲，与上帝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一种能使犹太人的社会或经文认可的权威关系，他的言行激怒了许多忠诚的犹太人。他殉难后，第一个称呼他为上帝之子的是卡瓦利的罗马士兵——在这个传道者构筑的场景中，显示出这样的神学观点，耶稣宣讲的福音或预言对异教徒同样有意义。
实际上，在《新约》中，只有非常少的词语和段落可以确定为耶稣本人的原话，其中一句是阿拉姆语表示亲密的词“阿爸”，耶稣不断用这个词来指称上帝，并且与“父亲”这个词连在一起使用，相当于“亲爱的父亲”之类的意义。这原本仅仅是一种爱称，与“老爸”类似。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这样宣称与耶和华的亲密关系，实在是太不寻常了，更不用说会招人厌。耶稣似乎表示他的教义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虽然他并没有明白表示出，这同样冒犯了犹太法学家和法利赛人。耶稣偶尔似乎提到自己的地位还在摩西之上；在犹太人眼里，轻视摩西几乎和轻视上帝一样十恶不赦。然而，耶稣悄悄对一个他治愈的人说：“我宽恕你的罪”，这必然构成了亵渎，也使他的敌人找到了攻击他的口实。
耶稣把自己看做整个世界的救世主吗？《福音书》的作者们让他说了许多话，那些话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最初涉及的范围只是犹太教。或许他只是把自己看做《旧约》所预言的来世的先知，只对以色列人担负使命。他训诫自己的信徒们只能向以色列家庭宣扬他所带来的福音，与早期基督教的实践背道而驰。是他的后辈，尤其是保罗，这个向异教徒传道的使徒，在福音传道开始前就揭示了耶稣使命的普世含义，当然这并不是说耶稣自己没有意识到那些普世含义。“任何一个实践天父意志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这句话不仅批判了狭隘的家庭意识，也批判了犹太人的特殊神宠论。在《福音书》中类似的话还有很多。
只有罗马人有判处死刑的权力，但是他们对于殖民地臣民的神学争吵根本就不感兴趣。或者，进一步说，只有当那些争吵会导致政治性的后果时，罗马人才会有兴趣。假如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们一定会警惕起来，因为弥赛亚主要被看做一个能令以色列重新复国的政治和军事领袖。耶稣仅仅两次宣称自己是弥赛亚，而且那两次的历史真实性有诸多可疑之处。即使他那样说过，那个头衔的确切含义仍然不十分清晰，因为除了以色列人的救世主这个意思之外，它还有很多别的意思。它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精神意义。这个头衔不一定有煽动叛乱的意思，给自己戴上这个头衔本身并不构成可起诉的政治罪行。使用这个头衔本身也算不上对神明的不敬，因为弥赛亚被看做人而不是神。无论如何，一个克里斯马式的流浪者，领着一群手无寸铁、数量不小但还算不上庞大的随从，就能毁坏神殿，推翻政府，这样的想法是荒诞不经的。不算罗马的驻军，单单神殿的卫兵就有数千人之众。
通常，耶稣听任其他人给他贴上各种标签，却很少告诉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纵观《福音书》全书，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故意逃避准确定义。因为没有一个词语能够完美地表达。当最高祭司在参议院前进行审判听讼，问他是谁的时候，他保持沉默，这也就成为处罚他的重要证据。藐视以色列统治当局，在犹太法律中单这一条已足以把他处以死刑。他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人之子”——也非常含混。在一层意义上，这仅仅是阿拉姆语一个常见的委婉说法，为了避免第一人称代词的过多重复，就像信结尾的“此致”（yourstruly）。它也意味着是一个人或人类。在另一层意义上，它也可能暗指《丹尼尔书》中提到的一个末世人物。但是，耶稣使用这个称谓是称呼别人还是称呼自己，这也不清楚。或许在模棱两可中有慎重的考虑，就像他拒绝称呼自己是“上帝之子”或弥赛亚一样。也有可能的是，他暗示自己是《丹尼尔书》中预言的末世先知，当出现时，仅仅是用了一个人称代词的形式。这是我们无法知晓的了。除了一两个次要的例子，再也没有人称呼耶稣为“人之子”，并且他自己也总是在第三人称上使用这个称谓。
耶稣最终殉难于卡瓦利是因为他受到穷人的爱戴。在逾越节，他们大批地涌入耶路撒冷，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耶稣把他们从罗马人的占领中拯救出来，至于是什么样的拯救，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受众人爱戴的程度可能不像《福音书》作者说的那么广，也许还比不上其他一些一世纪的圣人。众所周知，古代对人群规模的估算极不可靠。即使这样，人们仍然期待，上帝会有引人注目的行为。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上帝显现了，但是不是以革命的，而是以复活的形式展现的。耶稣悠闲地进入城市，许多普通人好像欢迎国王一样欢呼。他们误认为他是大卫王式的弥赛亚，一个神秘的战士，能为以色列重新赢得幸运，挫败它的敌人。这就使本已充满了政治性氛围的首都又笼罩上潜在的危险气氛，引起了耶路撒冷统治当局的警惕。众所周知，逾越节是寻找闹事者的好时机。担心加利利牧师在城市出现会激起叛乱，与之相应也会引来罗马的军事干预，他们逮捕了他。施洗约翰，耶稣的良师益友，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处决。假如最高祭司不能维持公共秩序，罗马官员就会取而代之。该亚法，当时的最高大祭司，似乎是个正派的人，毫无疑问，他义不容辞地要使罗马帝国军人远离自己的人民。
根据十字架上的铭文，耶稣被处决是因为他宣扬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当然会惊动罗马人。《福音书》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自称有王室血统。但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怀疑，也许再加上他的门徒对他关于王国的言说的一些典型的、迟钝的解释。耶稣或许私下里，甚至在公共场合（尽管他非常机警）说过那样的话，这都可能被用来审判他。实际上，这也可能是犹大背叛行为的原因所在。确切地说，他背叛了什么？肯定不会是他让撒都该教派知道了耶稣在城里的居住地，因为他们早已知道，这一点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毫无疑问，他们派去的探子会报告他的一举一动。最有可能的是，他提供了自己的导师煽动叛乱的证据。这使他们能够添油加醋，再汇报给罗马人。
显然，有些耶稣的犹太对手认为他是末世注定出现的伪先知、骗子和伪导师，因此觉得完全有理由打倒他。耶稣视自己为末世的真正先知，是《旧约》预言的又一个人物。但是《福音书》并不是心理学文献，它们不能让我们接触到耶稣对自我的理解，即便他首先对自己是何人作出解释。“你怎么看我？”他暗地里追问其他人，他们既可以把他看成伪先知，也可以把他尊为上帝之子。他具有传统的替罪羊或祭神品的两面性，同时被祝福和诅咒，既受到崇敬，又遭人憎恶。为了我们，他承担起的罪越多，就越神圣。
可能，耶稣竭力清除神殿以钱货赎罪的行径（那种行径已接近于亵渎），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的对手钉死他。对庙宇的敬畏是犹太教的本质特征之一，对它的冲击就是冲击以色列本身。此外，耶稣所反对的买卖也是维持神庙仪式所必需的，是上帝所授意的，所以干涉这些交易就会被认为是对信仰的冒犯。许多学者认为，他的这些行为已经足够被逮捕和处决了。一般而言，那些神庙中的买卖人大部分拥戴罗马人，为犹太人所蔑视。所以，耶稣组织起针对那些人的小规模示威，就足以使自己的形象膨胀为公众英雄，这很快加剧了犹太当局的恐惧。神庙管理者控制了以色列的货币和经济，所以那个地方，除了其他功能以外，还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堡垒。
然而，驱逐神庙里的货币兑换商并不意味着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姿态。耶稣应该非常清楚，朝圣者不会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献祭的动物，因为担心牧师在检查时弄脏它们。结果他们就购买神庙里的鸽子，这样就需要兑换货币。耶稣掀翻货币兑换商和卖鸽人的桌子，并宣布这是个贼窝，但现在看来，这些话是后来加上的。他可能是以象征的方式暗示神庙将毁，而不是直接表达出厌恶它的商业堕落。宗教组织的随身物品被可选择的神庙所取代，即他自己的被谋杀的、圣化的身体。因为公开威胁要毁坏神庙，他已经惹下了很大麻烦。大约在耶稣殉难40年后，耶路撒冷的神殿被夷为平地，不过是罗马人的杰作。想想，耶路撒冷的神庙能轻易容下12个足球场，以一人之力将其夷为平地，这可是惊人的成就。耶稣好像预言了神庙之毁，虽然他关于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的预言是错误的。以我们所说的尴尬标准来看，没有兑现的预言往往比兑现的预言更可信。
对耶稣的控词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是完全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三部《福音书》的记载也是不一致的，或许《福音书》作者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对法律细节不甚了了。毕竟，他们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情，或耶稣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事情。我们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报告。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整个犹太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都讨厌耶稣，但究竟讨厌他什么，他们自己也难以取得共识。耶稣确实以亵渎罪被指控——该亚法出席了审判现场，还撕裂自己的外衣，以回应耶稣冒犯性言语。对于一个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这是极度厌恶的表示，《利未记》明文禁止这种行为。但是罗马人却很少关心这些，不管怎么说，在耶稣的时代，以伪导师和伪先知之罪名来审判人是非常罕见的。该亚法编造了许多指控，一方面使得处决耶稣在犹太人眼中显得合法，另一方面也足以惊醒罗马人，让他们去处置耶稣。说他宣称自己是犹太之王，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这样说过，这已经足够填写诉状了。如此精巧编织的控词在犹太人听来是亵渎，而在罗马人听来就是煽动叛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同样也是在劝告罗马地方长官泡瑟斯·彼拉多，在不稳定的政治形势下，这个不受拘束的游民对法律和秩序有威胁。
对这样的事情，罗马人并不总是遵循诉讼程序，彼拉多好像对于把老百姓送上绞架有特殊嗜好。在《福音书》里，他是个有玄学思想倾向的、优柔寡断的自由主义者。不过，我们手上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实际上，他是个臭名昭著的总督，一个被指控受贿、残暴和未经审讯就处决犯人的官员，最终因名誉扫地而被撤职。他好像不分青红皂白使用十字架刑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耶稣不容分说地处死，即使耶稣对政府并没有明显的威胁。假如耶稣起而反抗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说不定还能逃过一劫。不管怎么说，假如他真的是个危险的政治煽动者，当局居然让他活着走出加利利，那就非常奇怪了。施洗约翰就没能活着走出自己布道的地方。
假如《福音书》作者们减轻了彼拉多的罪恶，同时却提高犹太人对耶稣的死所应负的责任，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的教会因自身原因需要与罗马帝国当局保持联系。所有《福音书》都具有这种倾向，即归罪于犹太人而给罗马人开脱。犹太人要为耶稣的死负责（他的血，我们会记住）很明显是早期教会的篡改。这些文献写于公元一世纪70—90年代，即基督信仰在异教徒中迅速传播的年代，《福音书》的作者们出于这些考虑，降低了《福音书》的犹太特征。例如，如果耶稣没有明确地宣称自己是弥赛亚，部分原因是这种观念对于异教徒来说难以理解。它是犹太人独有的观念，弥赛亚传统与人类的救赎没有直接的关联，只与以色列人从政治仇敌那里被解救有关。它是一个民族的主题，这可能是耶稣对它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诞生《福音书》的犹太群体必须从更普遍性角度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他们尽力使所知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更易为普通民众接受的形式。
耶稣出现在最高参议院或犹太最高管理委员会，似乎远非一场作秀式的审判。他们也并非要竭尽全力抓捕他。实际上，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对被告是否犯有亵渎罪，看法并不统一；由于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可能是自己决定了命运。他最有可能是因反抗而获罪，而被当做对公共秩序有害的人物，交给了连最高参议院成员们自己都憎恨的世俗力量。彼拉多可能把他作为一个冒牌的弥赛亚而处死，即使他和耶稣自己都不相信。弥赛亚在犹太人眼中是一个君王般的、尚武的形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耶稣骑着一匹驴进入耶路撒冷，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反弥赛亚的姿态，是对所有具有这种好战观念的政权的反讽。（虽然这个行为的意义依旧含混不清：《旧约》的预言中，以色列的国王就是这样来临的。）弥赛亚不会出生在马厩里，他的受难和死亡都毫无英雄色彩。耶稣是救世主的一个令人恶心的玩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和心肠软的暴君一样是愚蠢的逆喻。在犹太人传统中，一个失败的弥赛亚绝对是个新奇玩意，它同样也是一个荒诞的冒犯性的观念。第一批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所追寻的诉求，在他们的犹太同胞看来，却是令人厌恶和完全不可忍受的。
实际上，罗马殖民者是不是垄断死刑判决权，这仍然不十分清楚。希律王虽然是个犹太统治者，也杀死了施洗约翰，但是我们知道钉十字架是罗马人特有的惩罚，是专为政治叛乱者准备的。在卡瓦利，在耶稣两旁的所谓“善良的和邪恶的盗贼”肯定是坚贞信徒，彼拉多用耶稣来代替而释放的罪犯巴拉巴斯也是。钉十字架并不仅仅是一种恐怖的处决方式，更是向公众宣示你的耻辱和无助，同时也是对潜在叛乱者的严厉的警告。公开展示要远远大于痛苦本身的意义。这也是个杀鸡骇猴的行为。如果确如《福音书》记载的那样，耶稣三个小时就死了，那么他离去算是非常轻松了。一些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都会痛苦地扭动许多天。无疑鞭打时流的鲜血让他死得更快。如此公开地处死他非常有效，会使那些追随者幡然悔悟，让他们不再寄希望于他来恢复以色列，在逾越节中开辟天堂的王国。他的信徒在他被捕后，在焦虑中翘首以待，这种策略似乎非常有用。
《福音书》中记载着他们的叛离，绝大部分是非常真实的。比如彼得否认主，对早期教会而言，这是很尴尬的，因此除非无法被否认，才会收入其中。然而，路加却把它删掉了，可能不愿承认十二门徒（这个数字好像变动过）居然会如此颜面扫地。耶稣的门徒好像都不太聪明，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解耶稣，令耶稣生气。西蒙·彼得尤其喜欢草率、随意地曲解老师的意思。如果他真的是耶稣的大弟子，甚至是首任主教，那样的曲解肯定不是因为他的智力问题。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他居然沉睡不醒，而就在几码之外，他的主正忍受着精神折磨。《马可福音》重视表现复活节前门徒们的行为，故而对他们的描写也非常不堪。
耶稣是自寻死路吗？客西马尼花园里的那一幕，部分地表现出，他预料到将被钉上十字架的恐慌，也就驳斥了那种认为耶稣的死出于鲁莽和草率的看法。从《福音书》的文本看来，他并没有精神错乱，而如果没有该上十字架的罪，却自己要上，那么他的精神肯定有问题。另一方面，选择逾越节进入耶路撒冷，他必然也知道，和当局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施洗约翰被处决就是对他的严重警告。或许他进入耶路撒冷仅仅是为了遵守逾越节的规定，像他那个时代任何善良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一样。但是他似乎也感觉到在家乡加利利，他的使命已经失败，新的冒险是必需的。他在家乡小有声望，但是普通人更需要的是一些能弥补心灵的奇迹，而不是他向他们宣扬的信仰。尽管他广受欢迎，但仍可能被施洗约翰的光芒笼罩着，施洗约翰的号召力似乎比他大得多。出于教派目的，《福音书》作者们减弱了施洗约翰的光芒，抬高了耶稣的地位。但是耶稣是在约翰的羽翼下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后来两人在神学上出现分裂。约翰是大灾难的预言者，耶稣却不是；约翰宣扬恶音，耶稣却宣扬福音。
或许，耶稣非常朦胧地感觉到，只有死亡，才能实现天父的意愿。《福音书》的作者提出这样的神学观点，并不是耶稣想死，而是死亡是他的生命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些寻求无私爱别人的人，（“上帝之子”的意思之一）将引起惊恐和焦虑，并且很可能被处死。在圣·约翰不无贬义的看法中，世界是流行的权利结构，面对如此的无畏，也会感觉到威胁。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作为人，耶稣死于残酷的社会秩序。他的使命和《福音书》轻视的“世界力量”之间的对立是一目了然的。
或许，耶稣是个精神领袖而非政治领袖？耶稣说过，天主的归天主，恺撒的归恺撒，而这也是对耶稣训诫的习惯性解读。然而在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们不可能这样理解他的话。突出现代的政教分离的思想是没有圣经依据的。那些听到耶稣话的人可能会如此理解：“上帝所拥有的”包括仁慈，公正，给饥饿的人以食物，欢迎远方的人，为穷困潦倒之人避风遮雨，保护穷人免受强权压迫。在极其陈腐的年代，耶稣以天启式的语言描绘了主的第二次降临。他说，拯救不在于宗教仪式或行为法规，而在于捐出的一片面包、一杯水。耶稣的言下之意已十分明确，天堂呈现出惊人的唯物主义特征。换句话说，这暗示出未来人们存在状况的转变，而不是挂在天上的馅饼。在耶稣严厉的警示中，没有给自己的信徒们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如果他们忠诚于公正和爱的福音，他们将会有同样痛苦的结局。在耶稣的观点中，衡量爱的尺度在于是否会送了你的命。所以他暗示，没有公开对抗当权者的基督徒对他的使命还算不上是完全的忠诚。
金钱、财富与彼岸世界全然无关，那些令人尊敬的市民以为完美的品行可以敲开天堂的大门。耶稣自己却喜欢和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娼妓、税吏之类）搅在一起。他们游离于法律之外，不是异教徒意义上的，而是以他们的生活对它进行缓慢的侵蚀。耶稣在邀请那些人加入组织时，甚至没有让这些男人和女人祈求宽恕，如此的疏忽让那个时代的正统犹太人不知所措。对一个犹太预言者而言，和如此多的贱民聚在一起已经超越常规了，更不用说在他们身上看到和平、公正来临的迹象。
《新约》神学具有身体属性的标志之一，在于耶稣曾花费大量时间去治疗病人。他最想照料的是人类的身体。耶稣好像把反对摧残人类的各种力量的运动，看做是王国来临的标志。那个时代普通犹太人认为，疾病是罪恶的一种形式。耶稣好像赞同撒旦是疾病的始作俑者的观念，病痛对人来说并不是好事。假如能从中汲取某些价值，那当然好，不过最好的还是根本就别得病。《福音书》中到处都是耶稣劝说受苦者要忍受苦难。盲人、聋子、病人和精神病患者生存于社会边缘，某种程度上从内部损害了巴勒斯坦；让他们恢复健康，也就是让他们重返社会生活，这也是治愈为什么是王国的标志的原因之一。殉难之前，耶稣为他的追随者留下了自己的身体作为圣餐用度（亦即符号意义上的，是符号），它是团结其他人的新原则，而不是区别性的原则。
在《福音书》的开篇，作者（传统上认为是路加）上演了一幕大部分是虚构的场景。这一幕中，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怀着耶稣的时候，碰到了堂姐伊丽莎白。路加描绘了玛利亚唱的一首歌，即后来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颂。但是，很多圣经学者怀疑，认为可能是坚贞信徒圣歌的一个版本，或者是模仿。歌中唱道：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的侍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将称我有福；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臂膀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1]
这种革命性逆转的主题在《旧约》神学中屡见不鲜。耶和华既不能形象化也不能有名字，但是当你看到穷人兴高采烈，而富人被剥夺财富时，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最深刻的苦难和最强烈的兴奋密切联系，这是犹太教传统主题之一；同时，它也在西方悲剧中得到衍生。真正的力量产生于无能为力时，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难和复活的学说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穷人和被剥削者是掌权者失败的标志，因为他们的存在，说明掌权者为获得权力制造了多少苦难。在此种意义上，一无所有者是一个正义社会的负面形象。他们确实如此，因为与那些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主子相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故而对改变社会兴趣浓厚。玛利亚自己是这个革命性逆转的典型，作为一个身份卑微的加利利妇女，别无选择地成为耶稣的母亲。她的地位以这种方式得到提高，而与此同时上帝却降低自己，以血肉之躯出现在她的子宫中。路加把玛利亚当做《旧约》中的“寄希望于天主的贫穷人”（anawim）的标志，圣·保罗更是生动地称之为“尘土中的排泄物”——无用、脆弱、遭到抛弃，他们却强烈地预示出即将降临的王国。他们在历史中一无所获，故而他们成为正义最纯粹的能指，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所谓的八福词中，穷人、饥饿的人和悲伤的人，是公开宣称的被祝福者，但有德者却不在其列。与有德者不同，他们是即将到来的王国的标志，因为他们是空虚和贫乏的典型，新耶路撒冷注定要重建。（根据最真实的圣经传统，大家一致同意，耶稣提到的只是穷人，而不是如马太所述也包括“精神上的贫困者”。强调精神似乎是马太的一贯作风。）耶稣的教导和《旧约》传统相一致，《旧约》中先知的目标经常是堕落的统治阶级。预言的要点并不是预见未来，而是警告现在的人，除非他们改过自新，要不然未来可能极其不幸。
《福音书》塑造了耶稣的众多形象，其中许多是贫民的形象。他是障碍物，或绊脚石，为建造者所拒斥，但是将成为新秩序的基础。新的分配将从那些旧秩序中的流离失所的苦命人开始。那些流浪者将会首先在桌边被认可，贫穷的人将继承土地，生活无所依托的人将拯救他们。神性放逐和自我剥夺是充裕生活的一个条件。只有同现存权力结构彻底划清界限，才能获得新的和平生活和友谊。对耶稣来说，公正和这个世界的权力之间无商量的余地。就这一点来说，他果断地面对周围的一切。他们或支持他，或反对他；没有自由的中间地带存在。他所追求的不是旧瓶装新酒的改革，而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新世界。在耶稣看来，新世界已强烈冲击到现存世界，他视自己为先驱和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是个先锋派，而不是社会改良派。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奇妙张力中，他的作用是既预言上帝王国的到来，又马上以自己的方式开辟它。公正既内在于现实之中，又是未来的目标，这非常像马克思眼中的社会主义。然而，从旧到新不可能如进化的社会主义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能平稳过渡。考虑到我们环境的紧迫和严酷——《福音书》中所谓“世界之罪”——，要实现公平的社会秩序，就必须穿过死亡、虚无、动荡和自我剥夺的重重门户。钉在十字架后，耶稣所谓下地狱，其意思即在于此。在经历了真实的穷困后，人性才能重生。考虑到我们的自欺欺人的病态心理，最后只有依靠圣恩才有可能实现。
当然，耶稣殉难后，王国并没有很快降临，第一个基督徒（肯定是圣·保罗）已经预料到了。基督教运动始于突降法（bathos）。它缘起于丑陋尴尬的反高潮（anti-climax），人们很难理解上帝之子惨遭屠戮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当然也可以像一些多神学家那样，认为耶稣的复活是他的王国的基础。耶稣也坦承，那个王国究竟何时降临，他一无所知。不过假如马可的话可信，耶稣认为他的追随者将能看到新秩序出现。或许耶稣确实说过这样的话，理由是《新约》中任何令早期教会尴尬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清楚的显示。耶稣似乎不止一次犯错，不过这次错误最大。他把圣歌110号的作者搞错了（不是大卫王）。他似乎相信《约拿记》是真实的，其实并不是。
耶稣和他的追随者之所以期望王国尽快降临，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了解人类活动在王国的建立中能起什么作用。早期的基督徒认为，这个王国是上帝的恩赐，不是历史的作品。历史已走到尽头，主的信徒只需等待降临的基督即可。上帝将要彻底颠覆世界了，推翻罗马的统治还有什么意义吗？耶稣的信徒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上帝的王国，就像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靠加强煽动去实现社会主义一样。无论如何，除了偶尔询问他的信徒手里有多少武器以外，耶稣好像是个和平主义者，虽然佩戴的是剑而不是和平。在公元一世纪的人的观念中，作为历史的动因——人类，能塑造自己的命运，或者至少参与其中，是不可想象的。福音传道者对世事的看法定非如此，就像他们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一样。然而一旦救世主没有返回，教会便开始发展一种神学，宣扬人努力改变的世界，是新耶路撒冷来临的一部分，同时也预示了它。努力争取尘世的和平与公正是上帝统治降临必要的先决条件。
《福音书》视域中，似乎没有政治神学的位置。这也是耶稣不是列宁意义上的革命者的原因之一。耶稣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历史自主的观念，唯一重要的历史是救赎史或拯救史。然而，后来的基督教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从而辩称这样的政治学暗含在耶稣的教导中。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上帝是人类自由的基础，人类最依赖上帝之处在于他们作为自由行动者的自主能力。恰是在自主中，人类显示出对上帝的依赖。上帝之手通过进化和物理规律起作用，同样也通过人类的实践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其他事情中，体现上帝的目的。
描绘耶稣的文本在许多方面具有激进的色彩。把耶稣描绘为无家可归的，贫穷的，到处流浪，处于社会边缘，蔑视宗族，既没有手艺也没有职业，朋友都是流浪汉和下等人，厌恶物质财富，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全，是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痛斥富人和权贵。现代基督教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践这种有两个孩子（一辆车和一份债权）的生活方式。耶稣具有革命活动家的主要特征，包括独身。婚姻属于正在逝去的制度，在新耶路撒冷将不再有婚姻。这不是一个反对性欲的主题。基督教认为独身是一种牺牲，牺牲意味着放弃人们认为珍贵的东西。圣·保罗，这位流行神话中肉欲的敌人，认为两个肉体的性结合，而不是独身，是即将到来的王国的标志。然而，实际上实现这个王国而付诸努力时，是要放弃或悬置一些利益。同样，为社会主义而献身也是如此。
即使这样，耶稣没有被刻画为像强烈反社会的施洗约翰那样的禁欲者。他和追随者喜欢事物、喝酒和节日庆典（他被指责为暴食者和酒鬼）。并且，他欣赏人们能从焦虑中解脱出来，活在当下。后世的追随者通过面包、红酒和友情与他相连。宴会、友情、闲暇、充裕的生活和高扬的精神都是未来王国的标志。他甚至和罪人一起进餐，犹太人是禁止这种行为的。一次，耶稣的一位女信徒用圣油涂抹他的双脚。犹大批评道，那些圣油原本可以换钱来救助穷人。但是他的导师还是支持了女信徒的那虽有些奢侈，但却富有美感的行动。犹大是善意的，但过于实际，精神境界不高。正是他的这个方面吸引了奥斯卡·王尔德。他的许多悠闲行为是天启的：天国近在眼前，还有什么必要储存财富，为未来而烦神呢？人们每天的面包非常充足。所谓的主祷文只是这种来世的文献记录。人们称之为耶稣的“伦理奢侈”（ethicalextravagance）——放弃和超越标准，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喜欢受虐，爱自己的敌人，拒绝评判，对罪恶的不抵抗，把自我暴露在他人的暴力下——都是来源于历史目前正在终结的观念中。鲁莽、短见、荒唐的生活方式，都是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的标志。已经没有时间去组织政治活动，讨论工具理性了，这些也纯属多余。
耶稣对家庭的漠视尤其引人注目。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心烦意乱的父母在庙宇内外找他，那时他就斥责过他们；他的意思很明显，使命优于亲情。他的家庭成员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追随者之列，虽然在被钉上十字架时，他的母亲曾来看过他，而他的兄弟詹姆斯死于管理耶路撒冷的教堂的位置上（他随后也被处死）。在从事公共事务时，他的直系亲属曾来要和他谈谈，他直截了当地叫他们等待。有一阵子，他家族的某些成员甚至想把他抓起来，说他“疯了”。或许，他的公共行为使他们感到尴尬。有个妇女曾赞颂养育了他的子宫，也遭到了冷言斥责。首先要与家庭断绝关系，才能成为他的学生。耶稣教导追随者，他所从事的活动剪断传统的血缘关系结构，把家庭成员彼此分开。的确，除非他的信徒“痛恨”自己的父母，他们不可能忠诚于他。他的使命不是两厢情愿，而是矛盾重重：他不可能带来和平，而是刀剑，剪断已有的亲缘关系，把那些信仰天国的人和不信仰天国的人区分开。他不是一个温和中庸的圣徒，而是一个冷酷、狂热、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者。
至于性，在当今耶稣的主要忠实信徒眼中，这是个胜过核武器和全球贫困的道德问题，而耶稣出人意料地宽容。实际上，《新约》几乎没有提及这个主题，并不像它所催生的基督教会那样过度纠缠于此。在《约翰福音》中，耶稣曾和一个来自撒玛利亚，结果多次婚的妇女私下密谈。这实在是桩异乎寻常的事，其原因有很多。一个犹太神职青年不可能冒着丑闻之险，而私下和一个妇女谈话，更何况是个在性史上声名狼藉的女人。此外，这个妇女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认为这是一个过下贱生活的异教群体。当耶稣的守护者们最终出现时，他的行为使他们大为震惊。他并没有因她有违常规的性经历而斥责她，而是对她非常宽容，给了她一杯通往永恒生活的水。对性漫不经心的态度，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新约》是一个充满绯闻的文献。像《基督的最后诱惑》或《达·芬奇密码》那样的书，使《新约》笼罩上一层性的迷雾。《达·芬奇密码》的作者暗示耶稣和玛丽·马格达丽有性关系。然而，耶稣和玛丽·马格达丽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性关系，而是玛丽和她的女伴最先发现他的墓是空的。在那个时代，妇女的话不被视为有效证词，墓是空的，无论是什么原因似乎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上，《福音书》的作者们希望提供最可靠的证据，但是迫于传统和众言的压力，只能妥协，承认最先发现耶稣复活之启示的是一群二等市民。因此，《新约》让妇女具有远远超越传统文化地位的重要性。
尽管生活方式不受拘束，耶稣绝不拒斥犹太律法。他挑战的是它的具体化。他尽力把它的精髓——对上帝和邻居的爱——从神秘的内核中拯救出来。简言之，他并不是个左岸的自由论者。例如，他和他的信徒遵守安息日，这和耶稣自己对繁重工作的厌恶是一致的。安息日的要义是停止工作，享受闲暇。《创世纪》中，上帝在创造出世界之后就是这样。它是要拒绝对生产的盲目崇拜，而不仅是去教堂。这里没有教堂。耶稣懒散的生活方式暗含着对那些盲目崇拜工作、纪律和规则的人的批评。
耶稣没有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的宗教。《马可福音》竭力表现他与神殿和传统犹太教的冲突，但是马可是有自己的政治策略的。正如我们所见，耶稣向他的追随者明示，他的使命仅限于犹太人。他也似乎把自己的生命、死亡和复活当做摩西律法的实现或极致。认为他站在爱的立场反对律法，以内在情感反对外在仪式，这实际是基督教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耶稣对人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感觉到的事情有兴趣。另一方面，犹太律法本身就是爱的律法。例如，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敌人就是律法的一部分。对敌人仁慈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明。与之相似，没有犹太导师会因为耶稣的“安息日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存在”的劝诫而与他争吵。他的最为教条的对手也不会设想，安息日不能救人，或饮食规则优先于同情心，或者通过谨慎的仪式表演就可以得到救赎。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创造出的妖魔不过是让自我感觉好些罢了。
耶稣认为自己是天父律法的实践者，其意义在于以切身言行揭示出爱的律法。称呼他为上帝之子，其意在于显示他和他人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包容他们的道德过失，这是天父的真实形象。他揭示了天父是朋友、战友、爱人、辩护的律师，而不是家长、法官、超我或控诉人。后者是撒旦式的或意识形态化的上帝形象，表现的是伪善家和道德楷模眼中的上帝形象。因为确信上帝的裁判对自己有利，他们想让上帝成为最高裁判者。（有趣的是，《新约》完全没有提及上帝作为创世者的形象，他的那一形象激怒了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查德·道金斯学派。）耶稣表明天父也是脆弱、会受到伤害的生命，是在卡瓦利被打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替罪羊。耶稣破碎的肉体是律法的真实能指。政府会消灭那些忠诚于正义律令和同志之谊的人。逾越性的律法，并不是对它的颠覆。《新约》并不是后现代文献，这也是原因之一。
通过证实一定限度内的，它所要求的爱将不可避免地在死亡中发生，耶稣完成了律法。然而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律法，同时也超越了它：现在取代石碑的是血和肉，是为了他人接受死亡的政治犯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律法的废止始于完成。通过他的纯粹的博爱使律法具体化，耶稣就可以向那些在摩西法典之外的异教徒布道了。因为律法的陈旧不堪，他对它弃之不顾，而不是蔑视它。例如，他好像接受了犹太教的洁净律法，《马可福音》记载的他遇到麻风病人的情况就清楚可见。仅仅在一两次偶然事件中，他触犯了摩西律法。一次是他对一个想应征入伍的人说：“让死者埋葬死者。”这句话给卡尔·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埋葬死者与犹太律法相背，这种行为是不可提及的亵渎。但是他的话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仍然不是很清楚。另一次是他在安息日治疗一个残疾人。事情本身可能算不上逾矩，但是治完病后，耶稣让他收起床再走。这违背了安息日不能负重的禁令。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失。
另一方面，耶稣经常与罪人在一起，不单是那些偶然破坏律法的，还有那些公开地、有组织地对抗律法的罪人。这里“罪人”（sinner）这个词和“邪恶”的意思非常接近，在《旧约》中，包括像那些搜刮穷人的税吏（亦即海关官员）。耶稣不仅和道德感薄弱的人在一起，还经常与品行不端者把手言欢，并不要求他们为和他一起进餐或成为他的信徒而改正。他不要求他们停止作恶，为自己的罪而牺牲和遵守律法，没有这样做，就可以说他挑战了摩西的权威。更耸人听闻的是，他让那些道德败坏者知道，上帝对他们有一份特殊的爱，这可不是感化他们的最好方式。当然，要是他们能停止作恶，自然更好，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上帝照样爱他们。你不必拥有完美的品行就能赢得神圣的眷顾。实际上，国王的婚礼上尽是不速之客的譬喻的寓意在于：只要追随耶稣，进入天国就会有优待，即便是横行不法的罪犯也会排在那些传统意义上正直良善的人（即遵纪守法的人）的前面。应该拥护律法；但同耶稣自己的使命相比，拥护律法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救赎来自于对耶稣本人的信念，而不是谨守律法。
在圣·保罗看来，被钉十字架和堕入地狱，耶稣就“犯罪”了，与下等人融为一体，与他们一起忍受苦难、罪恶和绝望，休戚相关，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复活来转化它。与古典悲剧的主角类似，他只有失败才能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倾听他在十字架上的无助的哭喊（“主啊，主啊，为什么你抛弃了我？”引语有圣经依据），不禁要怀疑复活还有希望吗？（顺便提一句，耶稣在卡瓦利说过的所有话中，只有这几句话的历史真实性是公认的。这里，我们再次援引了令人尴尬的依据。）如果他倒下时满怀信心，自己马上又能一跃而起，那也就不会有起死回生了。这儿没有任何目的论在起作用。只有在他的死陷入僵局时，才有新的希望萌发。他好像在困惑中死亡，不知道天父为什么需要他徒劳的行为，然而即使这样还是对他充满信心。正因为他的行为徒劳、无出路、荒谬，才会在别人的生命中开花结果。
这是耶稣兴奋的希望，也是他的追随者所期望的。耶稣受难像告诉人们，人类历史的真理源于一个饱受折磨的政治犯。这是一则沉浸于天真幻想中的人们（理想主义者、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改革者、肯定者、现代化者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等等）完全无法接受的信息，然而像沃尔特·本雅明那样的犹太人却能完全理解。你只有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令人震惊的图像，而不转向石头，把它当做最后的话来接受，才能有一线机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就基督信徒来说，这一线机会就是复活。把黑暗之事当成自我的，从这个恐怖的形象中，沉思自我和自己的历史境况，这就是革命行为，《福音书》称之为悔改或皈依。
因此，与世俗的人道主义相比，基督教的教义更加悲观，同时内部也包含着乐观的因素。一方面，是人类对严酷现实的抗争——人类扭曲的愿望，偶像崇拜和幻觉的流行，受难的耻辱，压迫和不公正令人沮丧的持续不断，公众美德的缺失，权力的傲慢，善良的脆弱，欲望和私利的强大。这种种状况被称为“原罪”，意味着对于人这个语言或文化的物种来说，这些缺点是结构性的。在人类的所有叙述中，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贯穿始终。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义又认为这种悲惨状况的救赎不仅可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了，这实在是够令人吃惊的了。基督教信仰认为王国的来临确定无疑，当耶稣从死亡中站起时，王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然而，它的彻底实现是通过革命来完成的。只有在肉体得到转化之后，新的政治才有可能。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复活。政治演化的观念或许隐藏在《福音书》中，但是所有的方式并不是走下坡路。诗人威廉·布莱克，一个基督徒中的异端，理解这个事实就毫无困难。当政治走下坡路时（就像当今世界），也有一些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这时我们可以清醒地度量政治行动的极限，及其必要性。
这些著作记载的耶稣的言行，并不都是其原貌。如我们所知，就其主体部分而言，他的言行带有公元一世纪犹太先知的典型特征。从这个方面来看，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更不用说他的奇迹、末世布道和对流浪者的吸引力了。爱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这样的劝诫可追溯到《利未记》，而且是从希腊文明吸收到犹太教中的。《约翰福音》把耶稣的劝诫人要相亲相爱当成“新的”话语，然而他自己肯定也知道其中毫无新意。甚至复活也不是从未听说过。实际上，在这本书中，耶稣不是唯一从死亡中复活的人。人们可能会说，他的学说虽然并不算独特（虽然其中某些确实很独特），但在传播这些学说方面，从没出现过像他那样的权威。或许，正是这一点令他身边的很多人反感。他说话的样子，好像他是上帝直接委派的总督。耶稣和其他犹太先知的不同之处并不是他对天国的预言（例如，施洗约翰已经全部预言了），而是他断言只有信奉他本人，你才能在天国中谋得一席之地。最后，他拿出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套教义，更不是什么计划。在这个意义上，救赎是述行的，而不是建议——就如在福音传道者心目中，上帝首先并不是全能、无所不知的创世者，而是使耶稣复活的人。
《福音书》并不是耶稣的传记。他们并不关心他的外貌，或有什么样的爱好。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养宠物，头发是不是右分，是否喜欢慢跑、游泳。不如说，这些文本是早期教会的文献记录，其中的事件被构造和模式化，以说明作者所喜爱的神学原理。检查每个作者的选择、删节、强调、改编、倾向、曲解、讲述和叙述结构等，我们能看到各人发展了不同的耶稣神学思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是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人是否真的写出了这些冠于他们名下的文本。总体而言，疑点重重。《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引用了许多耶稣语录中的话，但那本语录没有流传下来（学者称那本语录为原始材料）。但是《福音书》作者完全可以引用其他文字记录，此外还有许多丰富的口传材料。
《马可福音》成书最早，马太和路加在写《福音书》时，手边都放了一本《马可福音》。所谓的“三大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是以简洁的语言写成，是适合向普通人群推广的文献。然而，圣·约翰《福音书》写于公元90年，风格完全不同。它是辉煌的诗学——哲学沉思，想象瑰丽，借耶稣之口说出一整套复杂的神学思想，可以确定地说那些都不是耶稣的原意。耶稣从没说过“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吧，使儿子也荣耀你”[2]那样的话。作者原本也没指望读者会相信那些话是耶稣亲口说出的。约翰利用古代历史学家——如泰克特斯——所惯用的文学手法，大段大段地“引用”长篇大论，仿佛都是原话，其实都是作者自己杜撰的。对约翰而言，历史屈从于神学沉思。而对马太、马可和路加而言，则恰恰相反。
那么，耶稣是个革命者吗？在任何意义上，列宁或托洛茨基都不会被这样提问。这是因为耶稣身上的革命性比他们更少，还是更多呢？更少，的确，因为他并不倡导推翻他所反对的政权结构。但他之所以那样做，原因之一是他期望那个政权很快就会被一种更加完美的形式所取代。或许答案不是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个革命者，而是他既是，也不是。
[1]此处采用《圣经·新约》的译文。——译者注
[2]《圣经·约翰福音》第12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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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六章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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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后》第六章道德
［英］特里·伊格尔顿
长期以来，文化理论家回避关于道德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令人尴尬。谈论道德似乎是一种说教、非历史、自负与高压的行为。对比较务实的理论家而言，它还是多愁善感与非科学的。「道德」更往往是压迫别人的好听借口。道德是我们父母所相信的，而不是我们会如此认为的。大多数的道德都与性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讲，与为什么你不应该有性行为有关。既然性行为在一九六零年代后成为如同涂睫毛膏或祭祖般的神圣义务，于是，道德很快地臣服于流行之下，或者甚至是政治之下。伦理是给那些郊区居民的，政治才是真正流行的。
伦理学不是给热中政治的人，而是给那些会为了是否该和某人上床而大惊小怪的人。这并不是说热中政治的人不会和人上床，只是他们不会因此大惊小怪。所谓的道德问题，例如是否该从书店里偷走一本高价的尼采著作，可以藉由提出以下问题轻易化解：它会增进还是妨碍劳动阶级的解放？既然这么做不太可能会严重妨碍劳动阶级的解放，所以，偷书应该是被允许的。于是，图书馆与书店里头所有尼采与马库塞的著作都消失了，只留下华特‧史考特（WalterScott)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ＷinstonChurchill)的书信纪录。
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道德观点。道德是全然关于生命的喜悦与富足的，而且伦理学与政治学在古典思想中是难以相互区隔的。尽管如此，文化理论家仍然对道德问题感到焦虑，因为这似乎是将个人问题抬高至政治问题之上。道德难道不是关于守信与不通奸，而非关于工资协议与电视经营权吗？的确，道德往往是一种将困难的政治问题化约为个人问题，从而加以回避的方法。举个例子，在所谓反恐战争里，「邪恶」的真正意义是「不要寻求政治上的解释」。这是一种可以大大节省时间的方法。如果恐怖分子仅仅只是邪恶的，你就可以不需要去探究他们犯下残忍暴行的原因。你就可以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处境，或是忽略阿拉伯人在西方世界因自私与石油之故所支持的卑劣右翼独裁者统治下的苦难。
「邪恶」这个字眼将问题从世俗的领域转化至形上学的领域。你不能承认恐怖分子所犯下的可怕罪行是有目的的，因为这么做就等于承认无论他们的想法有多错误，他们仍然是具有理性的。把你的敌人描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会方便一点；然而，这会是一种危险的举动，因为你要打败敌人，必须要先了解敌人。英国的小报可能不会认为北爱尔兰共和军是游击队，而是凶猛的野兽，毫无理由地从事各种破坏行动；不过，英国情报局就不会这么想，他们了解，北爱共和军的谋杀与屠杀是有目的的。的确，从道德上来讲，将你的敌人贴上「疯狂」的标签，等于是免除他必须为其罪行负起的责任。
要完全以个人的方式来界定道德，就好像是相信青少年之所以成为不良少年，完全与他曾经受到的虐待与情感的剥夺毫无关系。抱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时会指出并非所有曾经受到虐待的儿童都会成为不良少年；不过，也不是所有抽烟的人都会得肺癌。举出这一点，并非驳斥两者之间的关系。道德价值必须像艺术价值一般独立于社会力。这种观点背后的恐惧，乃是「解释即是宽恕」；人们害怕上了一种多愁善感、社会工作者的道德理论的当，否认人性邪恶的真实。
不过，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要解释希特勒之所以出现的复杂历史因素，即是要原谅他所犯下的罪状。至少现在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种思想犯罪，尽管在当时这可能会被认为如此。部份原因在于此时出现了恐怖主义，而政治解释被认为可以带来慰藉，尽管政治解释在实际上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根据这种观点的一种比较温和的版本，有某些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可以用社会的观点加以解释的，然而，还有另一类不道德行为是邪恶的，对此我们则无法以社会的方式进行解释。我们稍后将讨论这种看法。
如同诉诸心理学，诉诸道德往往是一种回避政治论证的方法。抗议者的抗议是没有理由的，他们只有太过放任的父母。反对巡弋飞弹的妇女只是充满阴茎钦羡而已。无政府主义者则是欠缺有效的便溺训练。就古典道德思想看来，上述这一切都十分反讽。如同前述，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伦理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连结的。伦理学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类，而且，没有人可以在孤立的状态下达成这个目标。此外，也没有人可以在缺乏践履人类天性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类。马克思所承袭的正是这样的道德思考，即使是在经济思想上，他也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由于善恶的问题被错误地抽离出它们所在的社会脉络，因此，它们必须被重新置回社会脉络来加以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是古典意义下的道德学家。他相信道德探究必须要检验所有使得某种特定行动或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因素，而不仅仅只是检验个人因素而已。
不幸地，马克思似乎是一个不明白自己是古典道德学家的古典道德学家，就像但丁不明白自己处于中世纪一样。如同与他同时期的基进主义者，马克思也认为道德大体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他犯了典型的布尔乔亚错误，将道德与伦理主义（moralism)混为一谈。伦理主义认为存在着一组与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截然不同的道德问题。它并不明白「道德」意味着尽可能地以丰富与敏感的方式来探究人类行为的纹理与性质，而且这是不能以将人们抽离出他们所属之社会环境的方式办到的。这就是如小说家亨利‧詹姆士（ＨenryJames)所了解的道德，与这种解释相反的，则是你认为可以将道德化约成规则、禁止与义务。
无论如何，马克思犯下了将道德界定为伦理主义的错误，所以可以理解地，他否定了道德。他似乎不明白自己是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古典道德的典范已经是女性主义，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道德与政治、权力与个人的交织。正式在女性主义的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宝贵遗产得到了深化与更新。这并不是在想象个人与政治是相同的东西。一个人有可能会过度政治化，也有可能会过度个人化。在盛怒之下，英国的女性主义者曾经打算在衣领上别上徽章，上头写着「个人的也是个人的，所以滚开！」这便清楚地说明了重点。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区隔并不同于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区隔。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这种珍贵洞见的，即是女性主义。
以伟大小说家的方式来了解道德，便是将道德视为细微差异、性质与细致层次的错综交织纹理。小说传达出道德真实，尽管不会是欧罗‧罗伯斯(OralRoberts)或伊恩‧佩斯里(IanPaisley)所认定的道德真实。一部具有道德寓意的小说在道德上可能不太有趣。《高蒂洛克与三只熊》并不是什么最深奥的寓言。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不是要排斥规则、原则与义务。事实上，詹姆斯的作品里头也有许多规则、原则与义务。事实上，我们是要把规则、原则与义务放在一个不同的脉络里。有些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充分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行为是对之有害的，因此我们以规则、原则与义务来约束行为。它们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良善生活架构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原则是不能改变的，而是我们在原则之外的其它行为则是依凭经验。原则是可以变通的，而这种变通性并不会有损其之所以成为原则。原则之所以不同于我们生活的其它面向，并不在于它们的不可变通性，而是在于它们具有保障或增进生活富足的重要性质。举例言之，除非有一条法律禁止不正义的屠杀，否则便无法达成促使生命富足的目标。任何一种充分发展天性的生命形式都会有其义务与禁令。唯一会出现的问题是，你可能会把道德等同于义务或禁令，而不是天性的充分发展。
大致上，这就是圣保罗(StPaul)对摩西律法(MosaicLaw)的看法。圣保罗对摩西律法抱持批判的态度，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误以为犹太教的律法仅仅是关乎遵守仪礼与法律禁令，而基督教的福音是关于爱的。身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圣保罗完全了解摩西律法「是」关于爱与正义的法律；它并不仅仅是关于梳洗与饮食神经质的小题大作。因人类同情心而搁置法律并未违背犹太律法。举例而言，禁止以上帝的形象塑造偶像的律法，其实是一种对拜物教的禁止。雕刻上帝的图腾，即是把上帝当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偶像，从而使得你可以用一种操纵神奇器具的方法，来让他实现你的愿望。在犹太圣典里，你不能制造上帝的形象，或甚至是称呼上帝的名讳，因为上帝唯一的形象便是人性，而人性就像上帝一样是无可界定的。另外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拜物教禁止是关于劳动的，这是为什么律法主张人们应该定期在安息日休息，不该劳动。这与上教堂毫无关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教堂，而是与休闲有关。
同样地，对偷窃的禁止也与私有财产没有关系。现在大多数旧约学者都会同意，这项禁止是关于对人的偷窃，也就是诱拐。诱拐行为在当时十分盛行，尤其是因为你能够藉此获得其它部族的劳动力。相较于更明显的主题，例如通奸。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私有财产并没有多到使得他们需要从西奈山上获得一种特殊的命令来加以规范。尊敬你的父母其实是关于如何对待部族里头的老人与经济上缺乏用处的人，而不是关于核心家庭，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核心家庭。
认为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是一群官僚守法主义者的想法，其实是基督教反犹主义的一部分。将法利赛人(Pharisee)描述成这种人的新约里头便已散见这种反犹主义。的确，法利赛人是纯正主义者，但他们也是同情秘密奋锐党人(Zealot)的反罗马帝国犹太民族主义者。耶稣所说的许多话都像是出自于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虽然他同时也咒骂法利赛人，或许部分原因在于要把自己与他们区隔开来。
同样地，如果没有法律，就不会有爱。在犹太─基督教传统里，爱所代表的，是以某些具体的方式行动，而不是觉得心里有一种温暖的光辉。举个例子，爱是去关怀生病与被囚禁的人，而不是对他们有一种浪漫的感觉。这些事情有时候是需要被法典化的，部分原因在于穷人需要法律作为他们的保护。穷人若是仅仅仰赖于经济地位优于他们的人士的偶发善心，将会是一种愚蠢的作法。爱是一种极为模糊而复杂的事物，道德语言则是试图把爱是什么进行较为明确之表述的方法。「爱你的邻人」的命令，并不是基督教才有的发明，而是来自旧约里头的利未记〈Leviticus〉。人们并不需要等到公元一世纪出现某个模糊的犹太先知〈而且他还可能没有办法像他的导师施洗约翰般吸引那么多群众〉之后，才开始对彼此友善。
由于模糊可能会造成不义，所以法律必须准确。一个犯下强奸案的罪犯可能会因为法案起草者的文字过于模糊而脱罪。与刻薄的雇主协商的雇员最好订立明确的契约。法律的精神未必永远会比法律的条文来得好。莎士比亚的夏洛克(Shylock)之所以「无情地」坚持契约在字面上的意义，一个原因在于他试图揭发基督教统治阶级的伪善，这种伪善会透过各种卑鄙的伎俩或不诚实的言词诡辩来使属于基督教统治阶级的成员脱离困境。夏洛克对法律的坚持是一种对基督教统治阶级自身伪善的奇特谐仿，以凸显他的财富。对一个卑鄙的犹太人而言，这一点可是了不起的成就。
因此，法律的准确性是不能以一阵突然发作的多愁善感来加以非难的。耶稣谴责守法主义，但他大体上都遵守着犹太律法。犹太统治阶级之所以把他交给罗马当局的一个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无法判定耶稣是否违反了摩西律法。法律必须要是无情地客观，这样才能平等地对待所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特权」〈privilege〉意味着「私法」〈privatelaw〉。以平等方式对待人们，并不表示把他们都当成是一模一样的人来对待；它的意思是对于每个个体的独特境遇，都以公平的方式来处理。平等意味着给予每个个体的特殊性相同的权衡。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爱也同样具有类似的无情匿名性〈inhumananonymity〉。
只不过就圣保罗看来，法律其实是给孩童与新手的。法律是给那些在道德上尚未独立的人，因为这些人需要法规与责难所形成的鹰架提供他们支撑。他们尚未发展出自发性的德行习惯，仍然以迷信的方式看待道德，认为道德是关于对更高权威的冒犯或遵循。他们所拥有的，是学步者的伦理学理论。法律可能会帮助他们成长，使他们达至愉快的道德自主性；不过，只有当他们能够抛开拐杖、完全倚靠自己时，他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获得了道德的自主性。同样地，只有当人们能够抛开阿尔巴尼亚文字典时，他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精通阿尔巴尼亚文。又或者，只有当人们开始超越或改善他们所被教导的绘画或者作诗规则时，他们的艺术事业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出现进展。对规则的学习有助于他应该在何时将之抛弃的直觉。
直到不久前，文化理论家才明白我们无法完全抛弃道德言说而生活。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或许能够办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永远可以用全然行政上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权力。政治是一种公共行政的技术性事务，而道德则是一种私人的事务。政治是属于会议室的，而道德则是属于卧室的。这也导致了许多不道德的会议室与政治压迫的卧室出现。由于政治已经被重新界定为全然计算与务实，所以它现在几乎成为伦理的对立物。不过，因为政治从来就不敢厚颜无耻到完全甩开伦理，所以政治必须在某种道德价值的名义下进行，然而政治却又不得不同时违反这些道德价值。政治需要这些价值赋予它正当性，然而它们却又会严重地妨碍政治。这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见证一个后伦理新纪元的开始的原因之一：世界强权不再试图以虚有其表的利他语言来包裹自身赤裸的利益，而是傲慢地坦率表达出自身的利益。
然而，政治左派却无法以这种全然技术性的方式来界定政治，因为他们所主张的解放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价值问题。某些传统左派思想的问题是：你越是想要确立你的政治主张，使之成为一种科学、唯物的事物，而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你就越有可能会危害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欲达成的价值。举例而言，要以科学的基础来建立正义的概念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当你在谴责资本主义、奴隶制度或性别歧视时，你究竟师出何名？除非你对于什么叫做「不受压迫」有些许理解，而且也打从一开始便明白受到压迫是一件坏事，否则，你便无法指出某个人正受到压迫。这一切都涉及规范性的判断，从而令人困窘地使政治变得像伦理一样。
大体上，文化理论对此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失败的。针对那些认为剥夺他人自由或者虐待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人，它提不出具说服力的反驳。文化理论之所以直到现在都还可以回避这种问题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如此主张。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剥削他人是错误的；只不过他们无法在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同意的原因上获致同意。在什么叫做剥削上，他们也同样无法获致同意，这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或是女性主义对父权的批判绝非不证自明的原因。要判断某种状况是否属于虐待或剥削，无可避免地需要对该状况提出诠释。我们只有在某种由预设所构成的脉络之下，才能对状况是否属于虐待或剥削做出判断。压迫并不会像一块紫色的布一般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是否意味着压迫与否其实只是一种意见？答案是否定的。论证某种状况是否为反犹太，是让我们对状况的诠释彼此冲撞，而不是让我们对状况的主观反应彼此冲撞。这并不像是我们两个人都观察某组相同的道德中性物理运作，然后你以主观的价值判断「好」，然后我以主观的价值判断「坏」。道德语言并不是一组用来记录我们对运作是表示赞同还是否定的概念；道德语言会进入对运作本身的描述。如果我用全然生理学的方式来描述一件反犹太的攻击，我并没有办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若不援引这件攻击所涉及的信念与动机，我们便无法对一个不晓得当孩童争夺玩具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人描述事情的经过。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道德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主观的。
基进份子有两种方式能够解释剥削为何是错误的，然而，这两种方式都不怎么具有说服力。你可以诉诸「普遍」，论述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所具有的尊严；或者，你也可以诉诸「在地」，认为自由与正义的概念虽然是出自全然文化与历史的传统，但对我们而言，这些概念仍然具有强制力。第一种理路的问题，是它似乎排除了历史，而第二种理路的问题，则是它似乎过于狭隘地建立在历史之上。第一种理路因为太过于一般性而缺乏说服力，第二种理路则落入道德相对论的窠臼。如果你的部落或传统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属的一般，认为奴隶制度没有什么不对，这是否代表奴隶制度是可以接受的？你是否可以主张报复是不道德的，同时却又认为受到你的殖民统治的人们是可以进行报复的？是否他们就是没办法达到这种高尚的品德？对于食人族，我们应该是要了解他们，而不是改变他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样的规则为什么不能适用在走私毒品的人身上呢？
大体上，文化理论很少会提出这类问题；就算它提出这类问题，也多半是支吾其词。然而，它可以继续再这样或多或少地蒙混过去的日子可能即将结束了。目前，西方世界流行一种实用性的道德证成方式。在诸如言论自由或一定程度的失业率的必然性等等事物上，我们之所以会如此相信，是因为它们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全属偶然的遗产，没有任何形上学的基础提供支撑；所以，如果你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仍然可以适用这种全属偶然性的逻辑。如果我们不能赋予我们的价值绝对的力量，你就无法提出压倒性的论证来加以驳斥。在一个意义上，我们之所以如此行事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如此行事。只要时间够久，历史就会成为它自己的证成；如同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在捍卫大英帝国与上议院时所坚持的，习惯与实践乃是最佳的论证。在后形上学的时代，这种不仅与诸如柏克的浪漫保守主义者有关，同时也与诸如罗逖的后现代哲学家有关的论证方式，还算能够配合西方文明。尽管如此，它的时日恐怕已经不多。首先，在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一种崭新的极端主义、全球侵略阶段的情形下，你越来越无法再用这种慵懒、安逸的方式来证成自己的生活形式。目前的美国政府是由一群极端分子与半疯狂的基要主义者所把持，而这并不是因为它被盖达组织〈al-Qaeda〉接管了。其次，对于一种越来越没有兴趣自我证成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无法为之提供证成。不久之前，西方文明还会用各种严肃的学说来正当化一些见不得人的行为：上帝的意志、西方世界的天命、白人的负担等等。这些理念的尴尬之处，在于它们与人们实际做的事情产生了奇怪的矛盾。事实与价值之间产生了难以掩饰的信用差距。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反抗所有的限制；然而，在传统上，它却必须要用自己拘束性的道德律则来隐藏这种无政府的冲动。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后形上学的阶段，这些律则也开始失去它们的可信性。资本主义本身创造出来的世俗、实用主义的氛围，使得上帝为何允许种族灭绝的讲道带有一种空洞、牧师式的色彩。动听的伪善开始被傲慢而明显的自我利益所取代。随着高尚而可靠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历史陈迹，道德与礼仪开始反映漂移、犬儒与自私的二维向度世界，严格的道德律则也开始解体。指出应然行为的道德价值的确是充满理想的，但它们显然与你的行为脱节；反映实然行为的道德价值的确是比较说得通的，只不过它们没有办法为你的行为提供正当性。
无论如何，随着政治对手越来越无法限制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体制，西方体制因而也越来越不需要透过人道主义或全球利他主义的掩饰来进行扩张与强化的活动。同样地，它也面对越来越少的批判者，从而无须自我证成。然而，作为一种西方世界形上学的敌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表示西方世界钟就需要提出更好的论证，而不能说它厌恶威权主义或为大型企业做假帐只是「刚好」而已。资本主义越是变得掠夺与腐败，它就越难为自己的生活形式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辩护；然而，面对因其扩张的野心而日渐升高的政治敌意，资本主义对这种辩护的需要就越来越迫切。不过，西方世界这种诉诸基本价值的作法可能会难以与它所试图战斗的基本教义派相互区隔。因此，一种西方世界的敌手可以获胜的方法，是将西方世界转化成自己的镜像；然而，很反讽地，这正是西方世界用以反制它们的方式。
当文化理论终于下定决心要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时，很令人惊讶地，它采取的竟然是康德式的方法。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康德的道德思想是绝对论，从而与大多数当代理论的漂移相左。康德伦理学的严苛性质并不容易与后现代思想享乐主义的逸乐协调〈不过，某些后现代理论的确有办法将逸乐转化为一种严肃、知性，甚至是有点吓人的事物〉。这种最终出现在保罗‧德‧曼〈PauldeMan〉、勒维纳斯、德希达、里欧塔与Ｊ‧希勒斯‧米乐〈Ｊ.HillsMiller〉等批评家与哲学家作品里头的道德理论，是关于一种神秘而不可知的道德律则，这种律则体现在某个他者身上，对我们立下了绝对而无条件的要求，并唤起我们同样无限的责任感。
依据这种观点，道德判断是存在的，但它们并没有任何标准或理性的基础。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或马克思所设想的，在世界的实然与我们的应然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关系，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实然我们的应然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关系。这是因为对这些思想家而言，我们与世界的实然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所以它们并不能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因此，这些判断是虚悬于空中的，由某种崇高而神秘的法律或他者以一种明显毫无根据的方式对我们提出要求。对德希达而言，伦理学是关于绝对的决定；这些决定是重要而且必须的，但它们同时也是全然「不可能的」，居于所有既存的规范、知识形式与概念模式之外。一个人只能希望当他的案子来到法庭时，这些思想家不会是陪审员。
我们先从这种「加诸式」〈imposing〉的道德概念究竟是从什么开始，探究「加诸」这个词汇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加诸」是指一种将现今饱受攻击的过时概念以崭新的语言重新包装的讲法，这个过时概念即是认为道德主要是关乎负担或义务的。不过，这里所使用的「加诸」同时还具有崇高、启发、高尚的意义。换言之，它忘却了伦理事务所具有的全然琐碎。如同某些宗教思想，它认为伦理学是关于永恒，而不是关于日常生活。伦理是一种具有特权的领域，他者在这个领域里将他满是光辉的脸转向我们，对我们提出某种不可解却又无可避免的宣称。这是一种沐浴在宗教的虔诚灵光里的伦理学──它沉浸在一种宗教的修辞之中，但却又不具备宗教语言的明确意义。它劫持了宗教思想的荣光，丢弃这种思想声名狼藉的内容，如同阿诺与F.R.利瓦伊斯〈F.R.Leavis〉在他们的时代所做的一般。
与之相较，新约的伦理观是十分非宗教的。马太福音〈Matthew'sgospel〉论及耶稣的再临，用一些关于天使、上座天使与荣耀之云之类的熟悉、二手的旧约意象作为开始。然而，其结果却是一种矫揉做作的虚假悲悯。归根究柢，救赎是一些无聊的具体作为，包括喂养饥饿者、给裸体者穿衣以及拜访病者。依据这种典型的犹太风格，救赎是一种伦理的事务，而不是一种祭仪的事务。它是关于你是否尽力保护穷人免受富人欺凌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你是否一丝不苟地遵从祭仪的问题。基本上，它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务。就连天堂也颇为令人失望。新约也对性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态度，并对家庭抱持一种尤其悲观的看法。
表示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生物学事务的意义是：如同与我们有关的每件事情，道德的终极根源乃是身体。如同阿拉斯达‧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yre〉所观察的，「人类的认同虽然不仅仅是身体，但它基本上是身体的，因此，它是一种动物的认同」。事实上，是会死亡的、脆弱的、会受苦的、会狂喜的、具有需求的、依赖的、具有欲望的、富有同情心的身体，为所有的道德思想提供了基础。道德思想将身体重新置入我们的言说之中。尼采主张正义、谨慎、勇敢与节制的根源〈事实上也是所有道德现象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动物的。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如同美学一般，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它并不是一种关于艺术的语言，而是一种探究身体经验的方式。以其独特的浮夸方式，崇尚感情与感受性的十八世纪了解对于道德的讨论在基本上是对于身体的讨论。对感受性的崇拜发展出一种可以同时处理道德与物质、同情心与神经系统的语言。对溶解、软化、着迷、心悸、兴奋与刺激的讨论暧昧地游移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相较之下，十九世纪对这些事情则是采取比较高傲的态度。
最初是因为身体，而不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抽象化，我们才能够以普遍的方式来谈论道德。有形的躯体是我们与时空之中所有和我们相同的物种所共有的最重要特色。当然，我们的需求、欲望与痛苦永远都是具有文化特定性的。然而，我们有形的躯体却是〈必然〉在原则上具有怜悯他人的能力。道德价值便是建立在这种同袍感的能力之上；而这种能力又是以我们对彼此的实质依赖为基础。如果真有天使，他们也不会是像我们一样的道德存有。
文化可以说服我们有些人并不值得我们的怜悯。要将其它与我们同属人类的人当成是非人类，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操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抛弃透过我们感官所得的证据。这点应该可以让那些认为「文化」在本能上就具有正面意义的人们三思。另外一种意义下的文化也可以成为人们之间关系的障碍，即科技。科技是我们身体的延伸，但它却可以妨碍我们的身体感受他人的能力。远距离毁灭他人是容易的，因为如果你听得到他们在死亡前所发出的尖叫，要毁灭他们就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军事科技创造死亡，却摧毁了死亡的经验。发射一枚飞弹夺走上千人的性命要比派一个哨兵叫他凭胆量杀死上千人来得容易。恶徒现在可以给予受害者他们永远渴望的无痛苦死亡。科技使得我们的身体更具有适应性与包容力，但也在某些方面变得缺乏敏感性。科技是依据迅速与多样性的目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知觉，而不是依据深度、持久性或强度的目标。马克思认为，一旦连我们的知觉都被转化为商品时，资本主义就窃取了我们的身体。就他看来，我们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才能恢复我们的知觉。
在过去，厌恶将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的，是人本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两者之间有着无可跨越的鸿沟。在今日，则是文化主义者对这种作法感到不快。文化主义者不同于人本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们拒绝人类天性或本质的概念；不过，文化主义者与人本主义者都主张要在语言及文化与愚蠢、残忍的自然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或者，他们允许文化彻底地殖民自然，从而使得物质性完全消融于意义之中。与人本主义者及文化主义者相对立的，是所谓的自然主义者，他们强调人性的自然面，并认为在人类与其它动物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事实上，在自然与人类、物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道德。「道德的身体」可以说是我们的物质天性与意义及价值汇聚的所在。文化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都未能了解这种汇聚，他们或者忽视、或者过份强调人类与其它生物之间的连续性。在一种意义上，文化主义者是正确的：人对语言的习得，牵涉到一种次元性的跳变，从而改变了他的整个世界，包括他的知觉世界。人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额外具有语言能力的动物而已。不过，麦金泰尔的主张仍然是正确的：即便我们是一种文化的生物，「我们却仍然保有动物的自我与认同」。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转化性的连续性」〈transformativecontinuity〉存在于非语言与语言之间，就像在查理一世与威廉三世的朝廷之间、波特莱尔与T.S.艾略特之间一样。
因此，我们之所以是一种普遍的动物，是因为我们天生所具有的身体。白鼬是一种比我们偏狭得多的动物。由于牠们的身体并不适于进行复杂的生产与沟通，所以牠们比我们更加受制于其知觉的存在。如同乡下的白痴与地方的警察，牠们在本质上便是一种在地的生物。不过，这绝对不构成对牠们施恩的理由。白鼬按照自己这种地方性的方式发展得十分良好，而且在各种面向上都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生物。由于牠们或多或少受限于自身知觉的实时生命，所以牠们不会去从事各种抽象事务，例如建造巡曳飞弹与彼此游说，除非牠们在从事这类事务时保密到家。的确，比白鼬「高等」、聪明的动物比较不会受制于牠们的知觉，并得以触及牠们身体之外的事物。不过，与我们这种会使用符号的野兽相比，牠们能够这么做的范围仍然是狭隘的。白鼬的存在要比我们的存在来得乏味；不过，因为相同的原因，牠们的存在也比较不那么危险。由于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原则上可以与我们的同类生物进行比身体接触更为深刻与复杂的沟通。
当然，「原则上」是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大致说来，是文化与政治使得我们很难〈有时甚至是无法〉与他人进行沟通。如同罗伯特‧穆希尔〈RobertMusil〉讽刺地在小说《没有品格的人》〈TheManWithoutQualities〉里头所表示的，文化是导致我们分歧的主要源头：「诚然，他们打彼此的头，并互相吐口水，不过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为了更高的文化考虑……」今日那些认为文化是个热门字眼的人，或是那些无异议地赞颂文化差异性的人，应该仔细想想，如果文化差异从来就不存在，或者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性恋的中国人，人类历史将会有多么地平和。
如马克思般宣称所有人类个体都共同拥有一种「类存有」，即是宣称人类会相互冲突并成群结党，为了文化或政治的理由而彼此杀戮，并在看法上出现重大的分歧。这便是与他人拥有相同天性的亲切之处。我们不会和白鼬发生争执。我们的需求有时会与牠们的需求产生冲突，例如当我们想要摧毁牠们的天然栖息地，在上头兴建一条高速公路的时候；不过，由于我们不会与牠们讨论这件事，所以不能说我们与牠们之间存在着歧见。白鼬并不能主张牠们与我们的差异性。牠们并没有「差异性」的概念。只有能够和你沟通的人，才有办法主张他与你的差异性。只有在某种共同性的架构下，冲突才会发生。如果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或是女性主义者与父权主义者，都只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他们就不会势不两立。差异性是以接近性为前提。
不过，这种会导致剧烈冲突共有人类天性也同样会导致团结。你并没有办法与一只白鼬产生团结的关系。牠的身体与你的身体实在太过不同，所以他与你所关心的事情也大不相同。你可以对白鼬产生同情，尤其是在有人想要杀死牠们的时候；不过，你没有办法与牠们达成一种深刻而相互满足的关系，除非你想常常去看心理医生来自讨苦吃。
人类的身体是一种只能透过文化来存续与发展的身体。文化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旦没有文化，我们很快就会死去。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本质上是配合文化的〈因为意义、象征、诠释等等对于我们之所以为人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够与来自其它文化的人类往来，但我们却无法与白鼬往来。因为我们无法与白鼬交谈，所以牠们的生命对我们是永远封闭的。我们可以观察牠们的行为，但我们却不会知道这些行为对牠们具有怎样的意义。至少如同一位哲学家所主张的，就算这样的动物能够开口说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牠们究竟说了什么，因为牠们的身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与我们有根本的不同。白鼬并不具有像我们一般的「灵魂」。我们如何得知这一点？藉由观察牠的作为。举例而言，一种没有能力参与复杂的物质生产的身体，是不能被称为具有人类「灵魂」的，而白鼬的爪子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可能不是现代人性所面对的最深重悲剧；除了白鼬永恒的沉默之外，还有许多更为急迫且必须担忧的事情。无论如何，重点是在原则上要了解来自与我们极为不同之文化的人们，会比要了解一只人类长期饲养的可爱西班牙猎犬来得简单。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与他们所共享的，正是他们与我们一般同样属于文化生物的事实。作为一种文化生物，预设了许多共享经验。不过，部分原因也在于无论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障碍，我们与他们所进行的沟通，都会远比我们和非语言生物所进行的沟通要来得丰富。当我们不再谈论西班牙猎犬，转而谈论萨丁尼亚人时，「了解」这个字的意义就会产生转变。
于是，我们可以比较这种立基于我们身体的唯物普遍性概念与后现代主义者所散布和虚构出来的普遍性概念。依据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法，普遍性是一种西方世界的阴谋，它似是而非地将我们在地的价值与信仰投射至整个世界。许多这类事情确实正在进行中。的确，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同时，乔治‧布什正代表这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对于仅仅想要存续下去的弱势与贫困的文化，西方世界要求它们付出泯除自身差异性的代价。为了获得发展，在大体上你必须停止成为你自己。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后现代主义者思考普遍性时，他们往往会先想到价值与想法。这刚好也是布什看待普遍性的方法。这是一种唯心论的普遍性，而不是唯物论的普遍性。
在一种意义上，今日的普遍性是一种具体的事实。长久以来，社会主义的目标一直在于把这样的事实转化成一种价值。我们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沟通物种的事实〈大体上，这样的事实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应当可以成为一种全球秩序的基础，在这种全球秩序里，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地球村必须成为一个合作性的共和国。而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训令而已。「必须」意味着「能够」：使得一种全球存在成为一种可能的资源，也使得一种新型态的政治存在在原则上成为可能。在当下，这种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生活已不再如同在公元1500年般，是无意义的梦想。正是由于某些由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科技，使得我们现在拥有将这种生活实现的物质基础。若我们不将它实现，我们最后可能连一点物质基础都没有。一旦每个人都能登上政治舞台，拥有足够的精神与物质财货，我们将可以期待冲突、争论、差异与意义的滋生，因为到那时将会有众多人们得以阐述他们的观点，得到公众的倾听。这种情况刚好是某种服了镇定剂的乌托邦的对反。
虚假的普遍性会坚持我们都是相同的。然而，这种「相同」究竟是从谁的观点而论？这种观点扑灭了差异，却只是把差异转化为冲突。扑灭差异是一件暴力的事情，而那些因差异的扑灭而危及其认同的人们将会以同样沾满血腥的方式进行响应。真正的普遍性会明白差异是我们共有的天性。差异并不是共有天性的对反。身体也许是我们彼此感到亲近的基本原因，但它同时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独特个体的原因。因此，面对另一个人体，必然是同时面对相同与差异。他人的身体是既陌生又熟悉。正是我们可以与他人的身体产生关联的事实，点出了他人身体的他者性。他人身体的这种陌生性是世界上其它东西所不会具备的。
个体化是人类这种物种固有的活动之一。不过，它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给定的条件。它是一种我们藉由我们所共同的媒介从而交涉出自己独特身分的活动。作为一个人类个体并不同于作为一个个别的桃子。这是一种我们必须达成的计划。这是一种我们以共有的存在为基础从而为自己打造出来的自主性，因此，它是我们依赖性的连带产物，而不是用来取代我们依赖性的东西。人类这种物种的生命使得我们得以建立一种称为个人身分的独特关系。物质永远是一种特定的事情：它永远是原料的某种特定层面，而不会是旧有的原料。「特定」〈specific〉这个字本身就同时意味着独特与「属于物种的」〈ofthespecific〉。
对于今日的文化理论，所有这些关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物种本质的动物学论述都受到深刻的质疑。由于人本主义〈一种对于人类在自然之中具有独特地位的信仰〉已经不再流行，确保人类至高性的任务便交给了文化主义。如同经济论以经济的方式来看待一切，化约论形式下的文化主义也以文化的方式来看待一切。因此，它对我们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对象或动物的事实感到不安，转而主张我们的物质本质是一种文化建构。
将整个世界转化为文化，是一种否认世界具有独立于我们的存在的方法，从而也是一种否认我们死亡的可能性的方法。如果世界的实在是仰赖于我们对之所进行的言说，那么，这种言说似乎都赋予了人类这种动物明显的中心性〈无论这种动物在言说有多么被「去中心化」〉。这使得我们的存在看来比较不那么偶然、具有比较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也比较不那么受制于死亡的命运。由于我们是唯一站在实在与全然混乱之间的生物，所以我们是意义宝贵的守护者。使得我们周遭的麻木事物能够发言的人，是我们。在指出诸如死亡这样的自然事件可以透过这种文化形态来加以表达的事实上，文化主义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终究会死。死亡代表了自然对文化的最终胜利。死亡可以透过文化加以表达的事实，并无法阻止死亡成为我们的生物本质里一种非偶然性的部分。真正必然的，是我们的消逝，而不是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我们周遭的麻木事物早在我们存在之前便已存在。事实上，他们在那时一点都不麻木，因为将它们界定为无言的人，是我们。无论如何，为全能的意志勾勒出一种无可忍受之局限的死亡，在一个发展出诸多文化主义思想的社会〈美国〉里，实在是一个太过猥琐的事件，从而不值得被常常提及，而这或许正是文化主义的思想何以会在该地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
文化主义者担忧我们若不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是一种文化动物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堕入「自然化」自身存在的陋习，以为自己是无可改变的存有。因此，他们反对本质论，这样的反对应该会受到诸如约翰‧洛克〈JohnLocke〉与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等布尔乔亚思想老前辈的大力赞赏。事实上，对于文化，我们同样可以采取像对于自然一般的本质论观点。无论如何，这种看法有时似乎假定所有的恒常都是令人厌恶的，而所有的改变都是可欲的；然而，这是一种荒谬的假定。事实上，人类的存在里头有许多合理恒常的特质，是我们有理由要好好珍惜，同时，也有许多类型的改变是具有毁灭性的。
无论提倡永久可塑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怎么认为，改变本身并不是可欲的。不过，改变本身也并非不可欲的。W.B.叶〈W.B.Yeats〉挽诗里简洁的感伤令人深受感动：「人们爱恋着，爱恋着消逝的事物，还有什么可说？」然而，许多事物，从瘟疫到父权体制，却不会消逝得那么快。事实上，我们的境况里还有许多面向是我们所无法改变的，而我们并不需要特别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消沉。世界各地的人们将永远是一种社会动物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不过这绝对不会是一种悲剧性的事实。有许多恒常的事物是值得赞颂的。在学院里头，超过五十岁的人并不需要自动受死，这种长期以来的传统是值得赞颂的，至少是对我们之中的某些人而言。无论如何，如果某种意识形态使得历史成为自然，这并不代表所有意识形态都会如此。某些意识形态反而会反其道而行，把自然当成是我们手中的黏土。
当代西方世界的公民会认为对事物可变性的忽略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之一，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相反地，我们周遭有太多的变迁，而不是太少。人们必须得要疯狂地学会新技能，否则他们就会被丢到垃圾堆里。一夜之间，一整堆的生活方式便不复存在。刚开始发展的科技变得落伍，巨型企业则有内爆的可能。所有坚实的东西〈银行、年金制度、反军备条约、臃肿的报业巨子〉全都消融于空气中。人类的认同被剥下、重组、试穿、以一种恶意的方式受到攻击，然后再于社会生活的伸展台被浮夸地展示。在这种永恒的骚动中，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正当理由是能够喘口气。
身体，这种死亡命运的麻烦提醒者，被拔除、穿洞、蚀刻、敲击、充气、缩小与翻新。肉体被转化为符号，逃避着将它贬抑为尸体之纯粹色情的无意义时刻。死尸是粗鄙的：它们以令人尴尬的坦率显示了所有物质的秘密，指出物质与意义没有任何明显关系。死亡的时刻，是意义从我们内部出血的时刻。因此，看似对身体的赞颂，也可能隐藏着一种恶意的反唯物论；将这种生猛、易腐的事物汇聚成比较不易腐坏之艺术或言说形式的欲望我们手中的黏土身体的复活出现在刺青等候室与整容手术咨询处。将这种难以驾驭的事物转化成我们手中的黏土，是一种操控难以操控事物的幻想。这是一种对死亡的否认，一种对于我们自身之限制的否定。
尽管资本主义有其愚蠢的唯物论，它对物质也有同样秘密的反感。在资本主义永无休止地猎捕着一个又一个的物件，受诅地追求它终极的欲望，而将对象消融为无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个别的对象能够满足它贪婪的欲望。尽管资本主义爱恋着物质，但在托斯卡尼的别墅和双份的白兰地之下，资本主义社会却对物质产生了一种秘密的憎恨。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幻想的文化，一种彻底唯心论的文化，由一种试图将自然化为粉碎的不具形意志所发动。它将物质视为偶像，却没有办法消化物质对它的伟大计划所做出的抵抗。
当然，在你的二头肌上刺青并不是件罪过。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信念一直是要依据它自己的欲望来打造自然；只是过去的「先锋精神」在今日变成了「后现代主义」。驯服密西西比河与穿上肚脐环不过是同样一种意识型态稍早与稍后的变体而已。在依据我们自己的形象与喜好来打造地景之后，我们现在开始重新打造自己。土木工程与整形手术现已相互结合。不过，穿上肚脐环或许还是有或多或少值得夸奖的理由。值得夸奖的理由，这么做很好玩；而可耻的理由则是，穿上肚脐环可能涉及了一种信念，即认为你的身体就像你的银行账户一样属于你，所以你高兴对它怎么样都可以。可能存在许多不错的理由让你想在胸口刺上一只兀鹰，或是在鼻上穿鼻环，不过「身体属于你，所以想怎么样都行」的想法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将身体「个人化」的作法，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否认身体在本质上的非个人性的方法。身体的非个人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在归我所有之前，已经先归于人类这个物种所有；而且，人类这个物种的身体有许多层面〈死亡、脆弱、疾病等等〉，是我们宁可它们不存在的。此外，「我的身体归我所有」也没有什么非常具有条理的意义。身体并不是一种像是红色土耳其帽或手机的财产。谁是身体的所有人？要说一件我从来未曾取得的、也从来无法抛弃的东西为「财产」会是一种很奇怪的讲法。我并不是我的知觉的所有人。有一种椎心之痛与有一只粗呢帽并不相同。我可以给我的粗呢帽，但我无法给你我的痛苦。我可以称我的身体为「我的」，不过，这只是为了要在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之间做出区隔，而不是表示我是我的身体的拥有者。在论及血肉时，是没有任何私人企业家精神存在的。
身体是人类给定存在最为明白的标记。我的身体并不是一种像假发一样我可以决定戴上的东西。事实上，它完全不是一种我居于「其中」的东西。身体并不像是一台你可以居于其中的坦克。若是这样，那么这种在身体之内的非具形「我」到底是谁？拥有一个身体比较像是拥有一种语言。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拥有一种语言并像是被囚禁在一台坦克或监牢里；它是存有于一个世界之中的一种方式。处于一种语言「内部」即是在你面前开展了一个世界，于是，你也同时处于它的「外部」。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身体。拥有身体，是一种在世界上进行运作的方式，而不是一种从世界隔离开来的方式。「要是我能摆脱我的血肉之躯，我就能够更加明白一切」是一种很奇怪的抱怨。这就像在抱怨说「要是这种叫做『言语』的粗糙、不实用的东西可以不妨碍我，我就可以对你说得更清楚一点」。
我的身体不归我所有的事实并未给予你一种可以闯入我身体的权力。我的身体同样不归你所有。不过，原因不在于我「先占」了我的身体，像是我可以对我先占的一块肥沃土地提出所有权的主张一样。身体的意义有部分在于它们的匿名性。我们熟悉我们的身体，但我们却无法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了解。我的身体始终有种连我自己都只能从旁偷喵的「外部」。身体是我出现在他人面前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却有我所无法掌握的部分。身体从我的指缝中溜走，正如同它在面对我傲慢的计划时主张它自身顽固的物质逻辑一般。在所有这些方式里，身体揭露了自身的死亡性──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死亡还要令我们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我的死亡是「我的」死亡，死亡早已秘密地潜藏于我的骨头，在我的身体里暗自运作着；然而，它又跃过了我的生命，使之熄灭，彷佛它来自另外一个次元。死亡永远是不合时宜的。
身体的非个人性与爱的匿名性相关。这里的爱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情谊〈agape〉或博爱〈charity〉，而不是那种将它窄化为情欲或浪漫变体的贫瘠的爱。我们需要一个介于强烈的「爱」与比较冷淡的「友谊」之间的词汇，而我们缺少这个词汇的事实或许正具有一定的意义。爱是不会有差别待遇的。它是无情地抽象的，随时准备好要去照顾任何老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它对文化差异是漠不关心的。它对差异漠不关心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对人们的「特定」需求是盲目的；若是如此，它就会完全无法照顾「他们」。它对于应该要照顾谁的特定需求是漠不关心的。这是它之所以有别于友谊的面向之一，因为友谊完全是关于殊异性的。朋友是无可替代的，但我们必须爱的人则否。在具有单边性与无条件的性质上，爱也是漠不关心的。它并不在可以获取什么的假设下进行付出。在它不试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义上，它也是无反应的。这是爱之所以难以与犬儒区隔的原因之一，因为犬儒与它所认为的人类价值闹剧是如此疏离，所以它觉得报复毫无意义。
上述这些都是何以爱的范式并不是对朋友的爱〈还有什么会比对朋友的爱更加苛求？〉，而是对陌生人的爱。如果爱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想象事件、一种自我的相互镜映，那么，它就得要照顾极为陌生的他者。在这里，陌生的意义是令人恐惧的。这是关于爱他者身上的「非人类」的部分，而这种「非人类」的部分也同样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核心之中。如果爱自己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自负，那么，我们也必须爱自己的肮脏与顽固。这是为什么要「爱他人如爱自己般」并不像听来这么简单的原因。的确，这两种行为也许都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然而，只有这样的行为才能弥补欲望带来的破坏；欲望一样是非个人的，它像怪物一般出现在自我的中心。欲望是非关个人的。只有一种相应的非个人力量才有办法化解欲望所带来惊人损害。
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具有德性的人是极为自我中心的。他过着良善的生活，并把友谊当成是良善的生活的一部分，但他真正重视的，是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所未能完全理解的，乃是德行是一种相互的事情。当然，他认为德行只有在政治社会中才能达成；然而，他却没有真正地认知到德行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产物。十分令人惊讶地，他所谓的「拥有伟大灵魂的人」〈great-souledman〉是自足的。对于具有德性的人，友谊是重要的，但在这种友谊里，相互欣赏的成分远高过真诚的爱。如同麦金泰尔所言：「相对于人的良善、快乐或有用，人的爱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是不存在的。」
与自足相反，是依赖。如同我们稍后将会介绍的其它重要概念，「依赖」这个概念游移在物质与道德之间。由于我们所处的无助状态，我们必须依赖他人才能延续我们肉体存在的事实乃是一种物质的事实。然而，这种物质上的依赖性却永远与诸如关怀、无私、注意与保护的道德能力相分离，因为我们所依赖的，正是看护我们的他人身上的这些道德能力。依据佛洛伊德的看法，这种物质上的依赖性也无法与依赖者身是所出现之感激的道德情感相分离。相对于人类这种动物，我们若无法与我们所依赖的人们分享情感与沟通的生活，我们就无法成为「人」。在这样的意义上，道德与物质是一体两面的。
麦金泰尔表示，亚里士多德式的人对爱是完全陌生的。然而，爱却是正义社会的模型，即使爱这个字眼最近在使用于人际关系之外时已经变得有点可笑。爱意味着为他人创造他可以充分发展自身的空间，同时他也为你创造出你可以充分发展自身的空间。换言之，爱是发现自己的幸福乃是他人幸福的理由。这并不像是你们因为有相同的目标，所以一起骑上一台摩托车往目的地奔驰前进，而是如同我们之前已经提及的，你们互相在对方的践履中达成践履。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希望个体可以在他们各自的空间中充分发展自身，而不要彼此干扰。因此，这样的政治空间是一种中立的空间：它的目的是要隔开每一个人，使得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会妨碍到他人的自我实现。
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理念，而孕育出这种理念的政治传统在许多方面也是令人敬佩的。它所珍视的消极自由在任何一种正义社会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爱所涉及的空间却是比较积极的。这种空间是由关系的行动本身所创造的，而不是打从一开始就被给定的，好像等候室里的座位一样。这种积极的自由使得一个人可以尽其所能地发挥，无须怀有不必要的恐去。因此，这种自由是人类可以充分发挥天性的重要前提。你可以自由地实现你的天性，不过，这里的天性并不是一种虚假的自然主义意义下的天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表达出你所感受到的冲动而已。在这种虚假的自然主义意义下，刑求与谋杀仍然会发生。事实上，你是以一种同样允许他人实现天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天性。而这意味着你尽其所能地实现自己的天性；因为他人的自我实现是你藉以发展天性的媒介，所以你并不享有暴力、宰制或自私的自由。
如同我们已了解的，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即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天性伦理学放在一个比较具有互动性的脉络里，我们便可以得出诸如马克思般的政治伦理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能透过他人的自我实现而达至自己的自由与自主性的社会。社会主义只是任何一组使得这样的社会，能够出现的制度而已。藉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何以平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概念。因为除非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先享有平等的地位，否则这种相互的自我实现过程便无法真正地出现。严格说来，对爱而言，平等未必是必要的。举例言之，你可以爱你的小孩，或是你的天竺鼠，有些人甚至爱他们的卧室拖鞋。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友谊〈philia〉而言，平等却是必要的；而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友谊或许比爱更为恰当。在不具有平等地位的人之间，是不会有完整的友谊的。在居上位者面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受到压迫，从而无法充分和自由地表达自己，而居上位者则可能会受限于保有自身权威的需要。只有平等的关系才能创造出个体的自主性。这并不是说先有两个自主的个体，然后他们才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事实上，是平等使得他们具有自主性。友谊让你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
在马克思早期的巴黎手稿〈ParisManuscripts〉里，他探求一种从人类身体的实然转向应然的方法。他想寻求出一种奠基于我们的类存有或共通物质天性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作法。大体上，哲学家都禁止这类试图从事实推衍出价值的尝试。对状况的直截描述并不会告诉你应该对它怎么办。人类的天性可以用各种纷歧的方式描述，从而也有各种彼此相互竞争的人性观支持着各种纷歧的伦理学理论。「天性」是个暧昧的概念，游移在事实〈某件事物的实然〉与价值〈某件事物的应然〉之间。它和「文化」这个某些人认为与之相对的概念有相同的模糊性。事实上，我们有成堆的词汇连结身体的状态与道德的状态：同类/体贴、柔软/温柔、无感觉/无情、感动/心动、神经过敏/暴躁、厚颜/无耻、不敏感/迟钝等等。然而，这种联系却是暗示着身体的实然与我们举止的应然或不应然之间有一种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却是充满问题的。身为属于相同物种的「同类」往往已是使我们杀人或被杀、宰制他人或被宰制的足够理由。如果我们不是「同类」，或许我们还会受到比较好的对待。没有人会对宰制甲虫有任何特别兴趣。
或者以人类社会性〈humansociality〉的概念为例。这个概念同样游移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事实是我们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只有在社会里才能觉得自在。除非我们彼此合作，否则我们便无法存活。然而，社会性也可以意指一种积极、正面的合作形式。某种可欲而非仅仅属于生物必然的事物。马克思有时似乎认为社会性永远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不过，法西斯社会也同样是一个合作的社会。死亡集中营也是一个复杂的合作计划。世界银行〈WorldBank〉的成员之间也有强烈的连带关系。人类的合作本身并不具有德行。它是否具有德行，有赖于哪些人为了何种目的而进行合作。马克思明白某些人如何可以挟持他人的社会能力以供自己的自私目的之用。事实上，对他而言，这样一种社会便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即使是那些属于我们这种物种的力量与能力〈例如劳动或沟通〉都被贬抑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它们沦为成就他人利益的工具。性生活也是一样。在父权社会里，原本作为连结媒介的性生活沦为权力、宰制与自私满足的工具。
不过，如果你不为任何特定目的进行合作，情形又会如何？当然，你必须要一起工作才能在经济上存活。如果物种要繁衍下去，性行为也是必要的。一般而言，合作都具有某种实际的目标。不过，如果合作本身可以同时作为一种目的的话，情况又当如何？如果生活的共享成为其自身的目的，就像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活动一样呢？你并不需要为人类何以会生活在一起而且喜欢彼此作伴的问题找出答案；至少在某些情形下是如此。这是人类的天性。这是它们作为一种动物的事实。然而，当它成为一种「完全」的事实时〈也就是说，当它因其自身而成为一种活动，而不再仅仅只是达成自身以外之目的的手段〉，它也会成为一种价值的来源。社会主义的社会会为了某些物质的目的而进行合作，就像任何其它社会一样；然而，它同时也认为人类的连结本身便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超越了大多数当代文化理论的理解，因为对文化理论而言，连结并不是一种价值与践履的源头，而是意味着不情愿的共识或悲惨的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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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野蛮：恐怖主义时代的形而上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文化与野蛮：恐怖主义时代的形而上学
特里·伊格尔顿（吴万伟译）
为什么最不可能谈论上帝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突然对上帝感兴趣了呢？谁能想到神学在21世纪技术时代会再次出现？这几乎和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Zoroastrianism）的大规模复兴一样让人吃惊。我们当地书店突然冒出来一个贴着“无神论”标签的区域，摆放的是反上帝的宣言，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Hitchens）、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等人甚至可能在思考标志为“对温和浸礼会派的天生怀疑”的另一个问题。就在我们信心十足地走向后神学、后形而上学、甚至后历史学的时代，为什么上帝问题又重新冒出来了呢？
能简单地把它归咎为双子塔的倒塌和和狂热的伊斯兰分子吗？我认为不能这么做。当然，新无神论者对宗教的蔑视并非从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中产生的。尽管有些辩论从中找到了线索，但9-11袭击实际上并非宗教问题，正如北爱尔兰三十年之久的冲突并不是关于“教皇永远无错”(papalinfallibility)的问题一样。实际上，极端伊斯兰一般来说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了解很少，有很多证据证明其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
这并不是说这些行动没有宗教影响或者意义。伊斯兰极端主义遭遇西方文明伴随着西方自身的矛盾，一方面需要信仰，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失去信仰的能力。现在西方就站在精神旺盛的“形而上学”敌人面前，四目相对。人家的绝对真理和基础根本不是问题，这使得处于现代后期或者后现代动荡时期的西方文明不得不躲避，尽可能体面地相信少点。按后尼采的精神，西方的表现是用讲究实惠的物质主义、政治上的实用主义、道德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非神圣大杂烩竭力破坏自己从前的形而上学基础。可以说，所有这些是你为富足生活所付出的代价。
高级资本主义阶段从本质上说属于不可知论。用物质丰裕来对抗信仰缺乏使它看起来软弱无力，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本土极端主义形式。现代市场社会倾向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世俗生活，相信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破坏形而上学价值的品质，而在过去，政治权威就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的。不过，资本主义不能轻易地摆脱这些形而上学价值，虽然在严肃接受它们时存在困难。(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模仿喜剧演员葛洛丘·马克思（GrouchoMarx）的话宣称“我们的政府如果不是建立在深深感受到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就没有意义，虽然我不在乎这宗教信仰具体是什么”)。这个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既是重要的又是空虚的。从仪式上说，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总提到上帝，但在世界银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到上帝就不起作用。在美国，宗教右派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们很清楚市场驱逐形而上学的倾向，企图把价值观找回来。因此后现代相对主义产生了红脖子极端主义；那些本来很少有信仰的人与那些愿意相信几乎任何事情的人厮混在一起。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出现，这些矛盾对立迅速加剧。人们应该有信仰在当今就显得更为迫切，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失去了信仰的动机。
因为苏联阵营的垮台，西方相信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地追求自身的全球利益，因而到处插手。就在笼统的意识形态似乎永远束之高阁的时候，美国用特别有危害的新保守主义的牌子把它重新放在议程上。像有些二流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一小撮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占据了白宫，开始推行精心设计的世界霸权计划。几乎同样怪异的是科学论者占据唐宁街十号，达芬奇密码爱好者巡逻在爱丽舍宫的走廊上。被大肆渲染的历史终结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现在是城中唯一的游戏，这反映了西方全球霸权工程的傲慢。这咄咄逼人的工程催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极端伊斯兰主义。
所以试图封闭历史的行动本身又把历史打开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对人民和社会横行霸道，在此过程中激发了激烈的社会和文化反抗，但自由主义至少还有能力对付。在这个意义上，恐怖主义突出显示了自由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多元化自由社会并非相信人们应该被允许信仰自己相信的东西。至高的善（summumbonum）是让信仰者不受干扰地信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信仰的纯形式程序的途径使得人们有必要与根深蒂固的信仰或者身份认同保持一定距离。
但这种价值观自由的社会的长期、难控制、外在非决定性的论证也造成了脆弱性的后果。全民一致的共识在面对外来攻击时，非常宝贵，但在自由民主社会很难成功，在转向多元文化时，就更难奏效了。在面对热血沸腾的形而上学敌人时，你对信仰的冷漠很可能是个缺陷。你看作精神优势的多元主义本身可能削弱你的政治权威，尤其是在反对那些把多元主义看作思想懦夫的狂热分子时。有些美国人特别喜欢兜售伊斯兰激进分子羡慕西方自由的观点，这种荒唐看法简直就像建议他们悄悄地渴望坐在酒吧里吸食大麻和阅读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一样。
在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破坏面前，某些陷入困境的群体只有牢牢抓住排外性身份认同或者不妥协的主张才能觉得安全。实际上，高级资本主义能为他们提供的替代品很少。它从公民中寻找的这种自动的、内在的一致并不依赖其信仰。只要他们起床、上班、消费、交税、克制自己不痛打警察，头脑中或者心中想些什么是次要问题。高级自由主义不是要求民众严格接受很多精神承诺的政权。实际上，热情是让人害怕而不是受到鼓励的东西。在“正常”时期，这是优势，因为要求人们信仰太多很容易造成相反效果。但在政治动荡时期，它的优势就少多了。
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产生了一拨又一拨的移民潮，在西方诞生了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其最不起眼的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温和地拥抱差别，并不仔细考察具体差别是什么。它想象对同一事务拥有不同观点似乎天生就是积极的。这种轻率的多元主义倾向于弱化激烈驳斥其他人信仰的习惯，不大可能说别人一派胡言或者是十足的屁话。这不是最好的训练，对那些顽固相信某些观念的人来说尤其是个挑战。希金斯的反宗教著作《上帝并不伟大》的比较容易接受的地方是作者愿意宣称他认为宗教是有害的和恶心的。或许他发现在他新的、后马克思主义性格中“宗教是鸦片”有点尴尬，因为这是毛在发动攻击西藏人和西藏文化时使用的口号。但是在坚持抓住自己的枪时他是正确的。信仰不能仅仅因为是信仰就值得尊重。一个社会如果容不得任何批评，稍一批评就翻脸，就被认为是“虐待”，那它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问题包含一个矛盾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越繁荣，多元文化主义就越威胁到民族国家对国民的控制。毕竟，文化是帮助权力生根的东西，文化和我们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而对我们的控制更紧密。一个需要在众多不同文化中同时生根的权力显然处于明显的劣势。英国国防思想库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没有能“在移民社区划一条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错误尊重”削弱了反对政治极端分子的斗争。报告警告说，这是多元文化国家越来越根据历史、身份认同、目标和价值分裂造成的社会碎片化的一个表现。简单地说，在反对恐怖主义时，国家的自由价值观起到了破坏性作用。
多元文化主义威胁现有秩序不仅因为它能产生培养恐怖分子的土壤，而且因为政治国家依靠可靠的、强大的文化共识。英国首相们相信共同的文化，但他们的意思是人人都应该分享其信仰，这样就不会最终向伦敦地铁站放炸弹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任何一种文化信仰在推广到众多新来者群体时都要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这就是鼓吹“融合”的头脑简单的哲学没有能认识到的东西。白宫、唐宁街、爱丽舍宫没有一个假设信仰在推广到其他人时可能遭遇挑战或者改变。该观点认为共同文化把外来者纳入到早已建立的不受质疑的价值观框架内，让他们自由实践奇特的习俗，不会对共同文化造成任何威胁。这种政策在一个意义上改造了新来者，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忽略了他们，因为它既过分控制又撒手不管。在更激进的意义上，共同文化的术语不是人人都相信同一件事的文化，而是在这样的文化中，在共同决定共同生活方式时，人人都有平等地位。
如果这包括来自现在处于边缘文化传统的人，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文化将和现在拥有的文化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它将多样化。和按自己的标准接收新成员的单一文化相比，一个从所有成员积极参加中诞生的文化很可能更加具有混合性，更加不平衡。在此意义上，平等产生差别。不是在英国性的大框架下集合起来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而是把整体接受的身份认同放在熔炉里看看最后产生出什么来。如果英国或者美国生活方式真的意味着接受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做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批评，西方文明很可能被永久性地改变。这与让穆斯林等人自己决定吸引他们的神秘内容，从安全的距离称赞的多元文化主义完全不同。
我们时代发生的部分情况是上帝从文明一边转向了野蛮一边。他已经不再是短头发的、蓝色鲜艳服装的西方上帝，或许他在美国，但肯定不在波多黎各或者加的夫（Cardiff）或者波洛尼亚（Bologna）。相反，他是满心愤怒的、黑皮肤的上帝，如果他确实创造了约翰·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早就忘记这个事实了。人们仍然谈到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但这冲突的更微妙形式是谈到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在这两元对立中，文明意味着普遍的、自主的、繁荣的、个人的、理性预测的、自我怀疑的、反讽的；文化意味着习惯的、集体的、激情的、自发的、不加思考的、不会讽刺的、非理性的。文化放大了所有那些不加思考的忠诚和同盟，人们在极端情况下愿意去杀人。多数情况下，前殖民国家是文明，而前殖民地是文化。
文明是宝贵的但很脆弱；文化是粗糙的，但很强大。文明杀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文化杀人是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些似乎是对立的，但我们时代让人担忧的现实是文明既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也不能与文化共存。文明变得越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文化就越被要求满足它无法对付的感情和心理需要，因此两者也就越来越相互对立。本来打算协调普世价值和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东西结果变得咄咄逼人地反对它们。受到压抑的文化以报复性的姿态杀回来了。因为文化被认为比文明地方色彩更浓、更直接、更有自发性和非理性特征、更容易成为有美学意义的概念。试图赞美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最有诗意的政治，正如有人指出的“文人的发明”。你本不应该让伟大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帕德里克·皮尔斯（PadraicPearse）进入卫生委员会的。
宗教同时落在这个篱笆的两边，这部分解释了它让人畏惧的力量。作为文明，宗教是信念、机构、权威、形而上学思考、超验的真理、唱诗班和大教堂。作为文化，它是神话、仪式、原始非理性主义、自发的情感、黑暗的神。在美国宗教基本上属于文明，而在英国，宗教基本上是传统生活方式，更类似黄昏茶点或踢踏舞而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达尔文理论，过分认真对待是不好的形式（在这点上，英国味很浓的道金斯异乎寻常地具有非英国色彩)。人们无法想象女王的牧师问你是否在羊血里洗澡了。正如英国人所说，当宗教开始干涉你的日常生活时，就到了放弃宗教的时候了。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英国人相信宗教弊大于利，类似的民意调查结果不可能在达拉斯得到民众的认可。
文明鼓吹者反对文化的正确观点是用理性辩论替代争吵的倾向。正如在有些传统社会，你能够根据祖先惯例来为你做的事情辩护，对有些文化主义者来说，你能证明你做的是对的，只要你的文化一直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想到的是冰岛、非洲阿尚德族人（Azande）或者海洋社会，这似乎是有利的，但对电影《地狱天使》来说，新法西斯主义者或者科学论教派就未必如此了。在“伊斯兰、伊斯兰主义和西方”一文中，印度学者埃加兹·阿赫曼德（AijazAhmad）指出文化在有些方面意味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种族主义者的观念。向文化求助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摆脱了道德责任或者理性辩论的麻烦。正如挖捕老虎的陷阱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样，生产巡航导弹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后现代思想讨厌思想基础的观点，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变成了新的绝对的概念终点站，是超验的能指。文化是人的铲子碰到的石头底，人们无法跳出它的皮，无法越过它看到地平线。这是一个说明历史时刻的特殊例子，一个有点过时的观念“自然”可能战胜整体的人类文化，而人们的注意力近来一直集中在自然可能遭到的破坏上。
但是，存在一种对文化观点的神圣化回应。毕竟几个世纪来，它一直被当作宗教信仰失败的世俗替代品。这并非完全荒谬的观点。文化像宗教一样最终是价值观、本能确定性、神圣的传统、确认的身份认同、共同的信仰、象征性行为、超验意识等问题。在当今很多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世界的核心是文化而不是宗教。这是真实的，不管人们心里想的文化是文学艺术还是珍视的生活方式。多数美学概念是移位的神学碎片，被看作神秘的、依赖自我的、自我移动的艺术品是不可知论者时代的上帝形象。但文化作为人造的宗教失败了，艺术品不能挽救我们，只能让我们对需要修补的东西更加敏感。庆祝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是目光过于狭隘的救赎版本。
有人试图调和文化和文明的矛盾（或者正如有些德国人和法国人翻译的这些术语那样），如宣称文明的价值虽然是普遍性的但需要在一个地方扎根，需要一个名称作为人类文明本身的邮寄地址，它当然一直是西方。按照这个观点，西方当然是一种文明，但它也是文明本身。或者法国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但也是思想智慧本身。对那些认为这个观点是超级种族主义的人来说，存在乍一看不那么沙文主义的形式。它和哲学家·罗蒂（RichardRorty）有关（也与文学批评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Fish）有关。
罗蒂的观点让你承认西方文明在具有地方性和偶然性的意义上确实是一种“文化”，即使你宣称其价值观是人们推崇的价值观。这意味着行为方式上好象你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力量，但与此同时让它们隔绝任何彻底的批评。它们免除这种批评是因为你没有宣称它们的任何理性基础，毕竟，你的文化不过是众多文化的一种而已。一个大胆的动作是，作为文化主义者你放弃为你的生活方式的理性辩护，即使这么做的代价是让它处于危险的没有基础的境地。这里“文化”和“文明”贴切地碰巧结合。西方当然文明程度最高，但是因为它的文明是从偶然的文化历史演化而来，就没有必要提供其理性基础了。因此，人们为自己赢得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
单单理性能战胜野蛮的非理性主义，但这样做就必须动员力量和比它更深刻的信仰来源。它因此能够承受让人不安的与它竭力要消除的非理性主义的相似之处。这种处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让欧洲遭遇过。自由派人道主义真的能证明足以战胜从强大的非理性源头吸取力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只能被对立的同样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来消灭？理性及其对立面的问题是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伟大小说《魔山》的主题。在这部作品中，生与死、肯定与否定、爱神与死神、神圣与邪恶都交织在两个人的冲突中，一个是自由派人道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Settembrini），另一个是阴谋家、共产主义者、叛乱分子、邪恶的纳夫塔（Naphta）。纳夫塔是热血沸腾的人，反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精神，是牺牲、精神绝对主义、宗教狂热、死亡崇拜的代表，他从文化的古老和沾染血迹的源头汲取生命，而文明的塞特姆布里尼是思想阳光的人，支持理性、进步、自由价值和欧洲人思想。
毫无疑问，我们文明的新无神论者如希金斯和道金斯会发现《魔山》中的哪个人物意气相投，哪个人物他们想攻击谴责。但是小说本身在做出判断的时候非常微妙。赞美生活的塞特姆布里尼实际上位于死亡门口，作为小说背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他对19世纪希望的破灭。纳夫塔或许病态地热爱死亡，但是塞特姆布里尼的高涨的人道主义是在压制它的基础上繁荣的。他不能忍受这个真理，要成为人就要生病，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反常和脱离常规是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不仅是非理性的偏离。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作为小说中活动背景的诊所中的人似乎没有得到治疗。
小说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拖普（HansCastorp）逐渐认识到的东西是来自死亡的生命，即不是纳夫塔也不是塞特姆布里尼的方式。这涉及确认人的卑微、谦恭、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性和必死性。这种悲剧性人道主义拥抱死亡的中断和破坏，塞特姆布里尼不这样；但是和纳夫塔不同，它拒绝把死亡变成崇拜。在小说的大雪场面中卡斯拖普的爱和同志情谊的动人场面的核心潜藏着孩子被一根根肋骨折断的让人恐怖的形象，这是支撑文明的血腥牺牲的象征。有了这个顿悟，汉斯从此拒绝让死亡占领他的思想。他认识到是爱而不是理性比死亡更强大，从这个来源流出文明的甜蜜。理性本身太抽象和太非人化的力量，无法面对死亡。但更真实的是，这种爱必须“永远悄悄地承认流血牺牲”的生活。人必须尊重美、理想主义、渴望进步、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尼采式地承认在它们的根源存在着多少鲜血和苦难。只有屈服于必死性，我们才能满意的生活。
如果文化证明不足以代替宗教，它同样也不能充当政治的替代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部分表达了文化而不是政治占据中心舞台的信念。后现代主义更多是关于生活方式的而不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更多是关于身份认同的而不是关于石油的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点上它和极端伊斯兰契合，极端伊斯兰也认为最终重要的是信念和价值。我曾在别处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部分根源是革命政治的失败。同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对于穆斯林左派失败的有毒反应，是西方积极谋划的失败。在某些地方，宗教语言代替了政治文本。
如果政治没有能把世界上的受苦人团结起来改变他们的状况，我们可以肯定文化同样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方面，文化更多是认可你的现状和历史，而不是未来会如何。那么宗教如何呢？当然，基督教世界曾经把自己看作文化和文明的结合体，如果宗教无疑地证明是人类创造的最强大、最顽强、最普遍的象征形式，部分就因为它。其他什么象征形式能够在最绝对的和普遍的真理和千百万男女日常的实践之间形成如此直接的联系呢？什么其他生活方式把最深奥的观念和人类现实的最容易觉察的内容带进这么亲密的关系中呢？宗教信仰在个人内省和形而上学权威之间建立起热线联系，这是文化鼓吹者只能羡慕地看着的巨大成就。但宗教和文化一样在解放被剥夺者时无能为力。在很多时候，它根本没有丁点儿的兴趣要这么做。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文化和文明越来越多地分开，信仰被越来越多地驱赶到私人领域或进入日常文化中，因为政治主权传递到了世俗国家手中。连同艺术和性另外两个象征领域，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和世俗权力脱钩，这三种象征形式的私有化的结局是著名的双刃剑。一方面，它们可能充当替代性价值的宝贵来源，因此是对政治的批评，另一方面，它们和公共世界的孤立造成越来越多的病态。
当时流行的全球体制如今成为不受欢迎的选择。要么在面对敌人的绝对主义时信任本土的实用主义，要么回到自己越来越失去光泽的和难以叫人相信的价值观的形而上学价值基础上。西方需要精力旺盛的形而上学来挽救自身吗？如果这样做，它能够在实现这个目标时不同时给其自由的、世俗的价值观带来太多伤害，因而确保仍然有值得保护免受非自由敌人侵害的东西吗？
如果马克思主义曾经指出了调解文化和文明的前景，那部分是因为其创立人既是浪漫主义人道主义者又是启蒙理性主义者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同时讨论文化和文明－感官方面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世界的工人和公民、地方同盟和国际团结、有血有肉的个人的自由的自我实现以及全球合作共同体的诞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受到让人吃惊的政治冷遇。这些激进的冲动转移地方之一是神学。在如今的神学中，人们能发现关于德勒兹和阿兰·巴迪乌（Badiou）、福柯和女权主义、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最深刻、最有活力的讨论。这并不是完全让人吃惊的，因为神学仍然是越来越专业化的世界野心最大的理论探索领域之一，不管它的许多真正主张是多么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研究课题就是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形而上学命运。这些是分析哲学或者政治学不大容易提出的问题。在这方面，神学远离实用问题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来到非常让人好奇的景况中。在神学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的世界里，也形成一种批评性的反思，这可能有助于找到某些答案。世俗左派可以从宗教中吸取教训，尽管它有种种罪恶和荒谬。左派并不拥有丰裕的观点，能够贡献出来对礼物吹毛求疵。但是如今无论哪个方面愿意聆听吗？希金斯或者道金斯会读这些，经历使得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相形见绌的顿悟吗？使用两个神学术语作为回应：在地狱中没有希望。双方的立场过于根深蒂固，根本不允许两者之间的对话。正如有些自由派认为的那样，相互理解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生，它需要物质条件。只要所谓的反恐战争继续进行，这种对话就不可能出现。
希金斯、道金斯和像我这样的人的区别最终在于自由派人道主义和悲剧人道主义的差别。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能消除神话和迷信等有毒的遗产，我们就能获得自由。在我看来这样的希望本身就是神话，虽然是可精神可嘉的神话。悲剧人道主义和自由派人道主义一样希望人类的自由繁荣，但是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遭遇最坏的结果。对人性最终值得拥有的唯一的确认是像后宗教改革的幻灭的弥尔顿那样认真地质疑人性最开始到底值得不值得拯救，理解斯威夫特的巨人国国王，认为人类是可憎的害虫。悲剧人道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者、基督徒、还是心理分析师都相信只有通过自我放逐的过程和激进的重新制造，才能重生。谁也不能保证将来会诞生这样变了形的人物。但是如果自由派教条主义者、空谈理论的进步的摇旗呐喊者和伊斯兰恐惧症知识分子不再挡道的时候，它可能会来的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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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叶芝《1916年复活节》里的历史和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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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1916年复活节》里的历史和神话
伊格尔顿
（译者：马海良）
来源：《外国文学》1999年第四期
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Easter1916”）写于同年九月，起义领导者们被处决之后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足以对事件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但是还不足以作出任何坚实的历史结论，所以这段时间对于理解该诗的情感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叶芝的许多成熟诗作一样，《1916年复活节》把自信的肯定陈述与对苦苦不得其解的歧义的坦率承认结合起来。在民谣式的副歌所形成的框架里，修辞的坚定性使互相冲突、甚至互相矛盾的态度和语气受到约束：
难道不是夜幕沉沉？
不。这是死亡的降临；
难道这是无谓的牺牲？
英格兰或许会坚信
做过的一切，说过的一切。
可我们知道他们的梦，
他们梦想过，死了……
像叶芝的其他诗一样，这首诗的语言就是要对含混的情感予以分离、澄清和限定，而不是神秘地糅合在一起。歧义现象本来就属于历史经验，而不是记录历史经验的语言的属性，所以该诗在语言上的纯洁性表明，它能够把握和估量这样的事件及其含混不明的后果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这也是叶芝诗歌中常有的情况。然而，我想说明的问题并不是这首诗的语言本身没有任何含混不清的地方，而是说，这首诗承认复杂性的存在，同时或者把它们挡开，或者把它们减弱为诗表面之下干扰不大的一种共鸣声，或者把它们集合为一种肯定陈述，通过这种策略建立起诗的主调。
通过诗歌行为获得的平衡和诗歌所表现的还未显豁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张力，这是理解诗的关键所在。《1916年复活节》显然是在创造神话：目的不是评析死去的造反者，而是“用诗句（把他们）写出来”。因此重要的是艺术本身的仪式化行为，确定艺术自身的界限和条件。于是，对可能损害神话的批评分析的拒斥是以一种高雅的———适于体裁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形式出现的。叶芝能够使自己在政治上的保留看法发挥诗的作用，给诗加进种种修饰限定成份，同时却仍能保持挽歌式的平衡，因为造反者的死并没有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的成份。起义领袖人物被处死，为历史转变成神话打下了基础，距离化的确定性取代了未曾解决的复杂性，英国人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把进一步的诘问看作多余之事。因此，诗的语言不需要无奈地对起义者进行具体的道德批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具体讨论的问题———死者身后没有留下什么需要分析的东西：
我们知道他们的梦；
他们梦想过，死了；
也许生前曾经
陶醉于爱情的狂潮？
我用诗句写在这里——
麦克唐纳和麦克布莱德
还有康纳利和皮尔斯
现在和以后，
只要有绿色的地方，
他们就被改变，肯定被改变：
诞生出可怕的美丽。
对第三、四行提出的急迫问题既没有回答也没有回避，需要对可能作出的回答予以延宕，但是诗从变易不居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一步跨到神话的永久宁静，既不过分强调也不限制可能答案的意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叶芝对革命感情的可靠性持一般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与他对爱尔兰局势的总体态度不无关系。但是在起义者被处死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不再坚持这样的态度，做得很有气节，也许只是因为答案真的已经无关紧要。一般态度和对起义死者的特殊态度之间的这种张力便成了诗的关键：因为如果肯定性的感情在整体上是向着死者的，那么这种犹豫徘徊态度就与抛弃了的历史语境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造反者与那些历史疑虑分开，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人处死他们的结果是使叶芝把起义者与自己的那些历史疑虑分开了，这就使对造反者的肯定成为可能。事实上，这种肯定态度虽然在总体上受到抑制，但仍然通过诗的语调部分地流露出来。
因此，创造神话的这首诗也能够创造出它自己的现实，把死者集合起来并在一定的距离上把他们纳入神话系统。但是在创造神话的同时，仍然有一只分析的眼睛不安地盯着外在的客观历史进程：起义本身没有明确一致的目标，起义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些为时不远的事情很难在诗自身的艺术范围之内予以把握和最终定论。从某个角度看，《1916年复活节》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大胆地决定在那次行动的客观有效性显豁之前，对死者予以神话处理。客观有效性是历史的肯定，不是主观的自以为是。他充分意识到这种做法所冒的风险：如果着意追求不成熟的可能性，反而更加暴露出起义本身存在的问题。叶芝苦涩地知道自己也曾经生活在一个丑陋的地方，曾经被驱赶出来，曾经被逼进屈辱的境地；而这首诗所表现的勇气不仅仅在于承认一种逆转，而且敢于冒另一个逆转的风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暴露是非常克制的：诗中的一些描写（比“可怕的美丽”这样的矛盾警语更微妙）警惕落入过早献身的陷阱：
我用诗句写在这里———
麦克唐纳和麦克布莱德
还有康纳利和皮尔斯
现在和以后，
只要有绿色的地方，
他们就被改变，肯定被改变……
第一行呈渐趋高潮的态势，包蕴着丰富的洞见。然而，随后的陈述比表面上似乎要说出的东西少得多。实际只说了英雄被改变且永远被改变。这几行诗只说出一个老掉牙的事实：每一个历史真理永远都是真的。真正重要的一个比喻是绿色（与诗的第一节里的“杂色”形成变换），暗示着孕育中的转换：传到未来并生长下去。这一含义应该在诗句的字面意义下探掘出来，它比字面意义所承诺和预言的东西更多。这几行诗韵律和谐悦人，同时却抽去了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诗中的局部歧义，其力量来自更具综合性的悖论之一：永久不变其实不无讽刺地就是变。死亡具有丰富的矛盾意义：既是转换，也是终结。“永恒的变”既能将你带向不可改变的终结状态，也可以指永远地重新创造。上面所引的诗句说出前者，暗示后者，在修辞语调的掩护下挽回了损失。一方面是现实的、不可预料的事件结局，另一方面是后事难料，
仍然急切地希望现在就把事件结局与一种永恒的东西联系起来，二者亦即“历史”和“神话”处于一种不安的相互联系之中。强烈的历史意识虽然得到保留，但是也与推动诗人将现在事件神话化的道德律令相抵触，历史的偶然性被慷慨地忽略不计。这首诗把老练的历史意识与大胆而有力地穿过历史复杂性的肯定陈述结合起来，显露出叶芝总体情感的二元性特点。而且，“历史”和“神话”视角具有相似的品质：二者都将所记事件距离化，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暗示事件的相对性，因而使任何想把它放在中心位置的过急要求受到弱化，后者把它从暂时偶然的王国移入影影绰绰的永恒成就的界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处理方式本身有一种内在的疏离品质，它的确产生于叶芝审慎的历史犹豫和徘徊；通过这种方式能使死者得到光荣，因此无需为他们的历史重要性而毫无保留地献身。
这种双层倾向———神话的肯定和与此相抗衡的历史的不安———在一系列细微的变化中非常清晰地浮现出来，就在诗的表层之下，在基调之上：梦想，戏剧，艺术，幻象，现实。诗的开头几行将“面孔生动”的英雄神话与“柜台桌子”的烂熟的现实景象并置起来，但是拒绝处理成以前的幻象和现在的真理的简单对峙：
我曾经点头而过
或者说上些客套的话，
或者停留片刻，说上些
空洞的客套话；
打算走开之前，讲一个
冷嘲的故事或热讽的笑话，
让俱乐部炉火边的
伙伴们乐一下，
我知道肯定他们和我
生活在一个杂色斑驳的地方……
第九行里“他们”可以指和诗人说话的造反者，也可以指俱乐部伙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相互变换复杂而有趣。如果“他们”是俱乐部伙伴，那么“杂色斑驳”就是朝向造反者的一种外在姿态：心怀疑虑的叶芝相信，他们的姿势就像舞台动作，和俱乐部人员木然而脆弱的非现实状态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反对之处，将神经官能症与自以为是的姿态对置起来。然而，如果说造反者们是在戴着面具演戏，缺乏坦率的叶芝也是这样做的，他和他们礼貌地交谈，同时却知道自己实际是在嘲弄他们（俱乐部背景同样是人工做作的）。如果“他们”是造反者，“杂色斑驳”也许就更与俱乐部人员有关，那么就可能暗示使他们滑稽可笑的是爱尔兰的浅薄无味，而不是造反者们的理想。两种意思似乎都存在，因为终究不清楚谁是“杂色斑驳”；而且这个意义矛盾的“他们”使叶芝陷入一个混乱境地，一边是与造反者结成（也许不无批评的）共同阵线，合力反对无处不在的愚蠢行径，另一边是与俱乐部人员携起手来，对造反者不屑一顾。
当然，肯定有驳杂之色，但是随着乌托邦梦想部分地变为历史现实，这种肯定性受到了很大削弱。不过，诗的语言仍然坚持在新的创造中需要幻想因素：
这人我也梦中见过，
是酒鬼，是粗俗之徒。
曾经狠毒地伤害过
我心中的一个人
但我也要为他而歌；
在这个不经意的喜剧里
他也有一个角色；
他也会被改变，
彻底被转变……
关于约翰·麦克布莱德的这个判断句既是正式收缩（“梦中见过”）也是重新声明：以前的看法是错觉，而且肯定是错觉，这就使过渡的彻底性受到减弱，况且仍然有“狠毒地伤害过”这样的事实。新的事件修正了以前的历史，但幅度不大，只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使它既完好如初又成为累赘。新事件似乎既抹去了历史，又使历史得到了保存，不同的视角消失融合在一起。于是前面的承认没有扩展在康斯坦丝·马基维茨身上，拒绝对她的形象（“什么声音比她的更甜美？/年轻美丽/纵马逐猎”）进行必要的修正。而麦克布莱德无论如何似乎已经随着这出不经意的喜剧而去了，摆脱了虚假和幻想，去扮演革命英雄主义的戏剧角色。他“也会被改变”，仪式性地把一种面具换成另一种面具（“驳杂之色”换成“绿色”）；被动语态使这种转换的个人特征距离化和弱化，既使他客观地得到烈士的光荣，同时又对他作为道德动因在个人改变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主动作用保持缄默和中立。
事件由幻象进入现实，戏剧场景的替换凌乱不清，似乎让人觉得现实本身被发生的事件消解了而不是巩固了。梦幻、历史、神话和戏剧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模糊：如果起义前的历史是梦想和惬意的虚拟，那么现在的历史似乎既“真实”又缺乏“真实”，具体体现了朦胧的乌托邦幻象，梦幻和现实的交叉干扰使二者都脱离了具体实体。起义领导人物之死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姑且不论，而不容置疑的实质性事实是他们死了；这的确是叶芝所能依据的惟一实质性的事实。然而，他们的死也可以说是“脱离具体实体”，是一种消解和否定；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把他们还原到他们的历史语境，他们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些事件具有石头般的不可否认的实在性，那么诗里的这块石头就能理解为使活的历史之流模糊、消散、非现实化：
心中只有一个目的
无论冬夏似乎只迷恋一块
扰动溪水的石头。
路上过来的一匹马，
骑手，云层里翻飞的鸟儿，
他们时时在改变；
溪水云影分分秒秒在改变；
马蹄滑过溪边，
水中马影翩翩……
主观虚幻的“迷恋”与坚硬客观的“石头”熔铸在一起：事件既是真确的和具体实在的，又是索然无味而难以把握的。石头象征人的心灵，是活的历史行动。但是至少到了这一节的最后，“石头”和“心灵”的关系类似于神话和历史的关系，它把混杂的情感变为非个人的宁静。不过，它虽然是有机地出现的，但因为模糊和遥远而很难消解还原为人类现实：
长腿的母红松鸡潜水，
听着公红松鸡的呼唤；
它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活着：
石头在一切的中间。
石头象征着人的能动力（“心灵”），但是这种象征性减弱了，使它成了溪水里的一个失去联系的、自律的、神秘而不可渗透的客体。它只是一个无法言表的事实本身，表明自身是一种惰性的、非个人化了的存在，它是一动不动地留在这些诗句所强调的爱尔兰活肌体里的伤疤，它不再以人为指涉对象。到诗节末尾，花了不少力气才使石头与它所象征的心灵重新联系起来。而麦克布莱德的新形象既是他的旧形象的衍生，又与旧形象没有任何联系。
该诗节的总体隐喻的意义就是维持一种二元观：既促进事件（“历史”）的活过程，也促成它陌生的石头般的难解之谜（“神话”）。于是石头和溪水的意象使摧毁性的造反活动“自然化”，轻而易举地把它转变成一种有机的干扰现象，融入已知风景的肌质之内。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使已然事件距离化和非个人化，使之成为一种只能记载但不能理解的模糊不清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隐喻使历史经验得到尊严，但是也将历史经验推到后台；它把血腥事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但使它们变得优雅和风格化。它以精心筹划的外化为代价换回了简明的定义，可以说，它同时激发出陌异和自然的情感。两种情感都融合在“石头”一词中，但是从整个诗节看，它们的共存共容并不那么满意。新的事件消解了现实，也许会重整现实秩序，但“石头”和“溪水”之间的关系肯定还是相当模糊的。石头“扰动”溪水，但也是搁在水中心的惰性之物：它的作用是激扬和分化水流，不过，诗节末尾（“石头在一切的中间”）还是把它想象成自在的现实，盲目、稳实、消极地存在着。从“他们（马，骑手，鸟儿）时时在改变”到“它们（红松鸡）一分钟一分钟地生活”，从句中的动词的改变可以明显看到确实存在着歧义：第一个形象展示出一幅被石头激起的涟漪全面改动的风景，第二个形象则似乎强调生命过程的神秘性，不管“客观”语境如何改变，生命过程仍然以自己通常的存在方式进行着。诗的语言本身渗透着现实历史的多义性，比如，历史事件是否带来了任何变化？简单的自然界形象似乎是一种驾驭方式，也许把经验植根于一个熟悉的风景会使之成为“家常之事”，但结果只是暗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石头似乎使自然进程变形，但又奇怪地丝毫没有触动这一进程，由此产生了前面所说的起义前后历史之间的歧义关系。这两个角度的合力效果就是暗示一种真正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太玄深太全面，难以具体定位。诗采用的形象只能表现这些形象所引起的感受，只能运用不能兑现的“客观化”承诺的“客观的”隐喻。无处不在的变化足以使变化成为非实质性的东西。母红松鸡不停的鸣叫将一个隐含的问号置于那种实质性之上，使持久的自然现实与短时的政治动荡形成鲜明对照，使诗节的总体隐喻的主要倾向完全颠倒过来：“政治”纳入了“自然”整体。一块石头扰动了流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然的”（是风景的一部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对自然的干涉；形象内在的歧义性反映出叶芝的矛盾态度。同样，石头的冷硬得到了生动的揭示，但“迷恋”一词的诱人意韵也使石头的冷硬性受到软化；而且如果说心灵变成石头这一意象是在批评造反者“异想天开”，那么它也更为同情地暗示着被处死的起义领袖们沉寂了的心脏。
与这一系列歧义相关的是诗节里更为一般性的犹豫：亦即转换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如果马和骑士的改变属于主观，那么投射于场景之上的扰动的内心迷离和飞鸟、云层以及影子的移动，至少部分地是客观的；困难在于理解它们紧密排列的意义。其实并没有成功地澄清这种关系。诗节神秘地从表现分离幻象的形象转向一种客观之流的感受，客观之流呈现为疏隔的扰动和有机的连续。由于把变化强调为一种自然循环，对现实消解的焦虑受到了抑制。不过，这种自然循环隐含着同样的意义，即溶入第一批“主观”系列形象的分解过程。换句话说，诗陷入无从选择的境地：或者认为主观的稳定性的丧失并不比客观的自然改变更危险，它同样是一种有机的必然，或者更沮丧地暗示人类对自然现实的改变已经使之遭到毁灭性的削弱。因此把历史吸收进自然就成了模棱两可的事情；使陌生的东西变得优雅和自然，但是必须付出使自然本身异化的代价。
然而，如果“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没有在这里得到确定，它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也就是在“被改变，肯定被改变”的副歌里。当然，这是个冷酷的反讽句，既指爱尔兰人眼里已经进行过的造反者的神话转换，也指英国人把他们变成死尸的历史事实。“主观”和“客观”意义有力地交织在一起，限定这一个事件。不过，在这种统一性里仍然贯穿着这首诗的典型张力：因为如果客观方面指失败，那么主观的含义就指英雄的成就。“肯定”一词既表示造反者的悲剧结局，也指他们光荣地获得全新的意义。被动动词“被改变”既抑制也褒扬：它把造反者彻底简化为无法摆脱历史力量控制的玩偶（盘桓于诗中的总体形象是戏剧虚拟和角色表演），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创造性和个人自律性，但是也利用死难者的这种非个人化来创造英雄神话的神秘的非个人性。结果把死难者从历史的偶然性移入到坚不可摧的神话的稳定性，同时也使起义失败这一历史中心事件仍然保留在人们的视野里。
《1916年复活节》里历史和神话的辩证关系与叶芝本人和他所记录的事件的复杂关系是分不开的，这是本文应该讨论的最后一点。叶芝和事件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一种并非简单空泛的罪愆感。他能“肯定”有驳杂之色，这就意味着他毕竟有一种由自己定夺的评价角度，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样的角度能使他对“驳杂之色”做出自信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无法指责叶芝表面自信而心中其实没有主张。叶芝以这种方式艰难地与现在连接起来，修正了态度，即使没有从罪愆感中解脱出来，至少避免了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看见自己遗弃了的理想在别人的悲剧中复活，叶芝有一种负罪感，于是，诗人既是事件的局外人，但是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进去，这就承认了造反者的目标与自己丢弃了的希望有密切关系。当然，叶芝对事件的亲身参与就是这首诗本身：他在剧中的“角色”就是为其中的主人公们举行招魂仪式，使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噢，何时才能了结？
那是老天的事情。
让我们只念叨一个一个的名字，
像母亲轻唤孩子，
曾经活蹦乱跳的身体
终于沉沉入睡……
母亲叫出孩子的名字，这是一种无目的的行为（孩子睡觉，不会意识到她的存在），但也是亲切的祝祷。她被排除在孩子的睡乡之外，缩减为一种纯粹外在的存在，然而孩子是她的骨肉。叶芝通过这个形象承认了自己与当代历史的疏离是一种罪过，同时婉言为自己要求一种母性的地位，承认起义及其后果是他自己的理想主义的异化了的孩子。诗中的“神话”创造了诗所处理的历史材料，同时又隶属于这些历史材料。狂野乱动的结果是伤害了自己，沉入死亡之眠，而对名字的呼唤（无论如何，念叨不是肯定性的吟唱）却必须与现实历史相符。虽然在这个意义上，神话唤醒和重新创造了一段已经完结的历史，但是也含蓄地表明，事件借助于艺术和神话的力量而变成历史，给艺术家提供了一种自觉有限然而非常关键的角色。念叨名字的行为既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被动记录，也是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性拥有它的一种方式。简明的实录和肯定的个人宣言相互作用，定下了诗的基调。于是在麦克布莱德身上，在“但我也要为他而歌”一句中，修辞上有力的自信心（自信得足以让人觉得诗人只要喜欢，就完全可以把麦克布莱德剔除在诗外）与诗句意在挑明的适度和中庸的艺术目的同时共存。神话、艺术和幻象产生于历史现实，并且与历史现实的压力相匹配；反过来，梦幻创造了事件。由于有了这样的自信和把握，这首诗就能产生出自己的神话，而且对它的有效性真正充满信心，尽管是一种受到抑制的信心。
Easter,1916
WilliamButlerYeats
I
Ihavemetthematcloseofday
Comingwithvividfaces
Fromcounterordeskamonggrey
Eighteenth-centuryhouses.
Ihavepassedwithanodofthehead
Orpolitemeaninglesswords,
Orhavelingeredawhileandsaid
Politemeaninglesswords,
AndthoughtbeforeIhaddone
Ofamockingtaleoragibe
Topleaseacompanion
Aroundthefireattheclub,
BeingcertainthattheyandI
Butlivedwheremotleyisworn:
Allchanged,changedutterly:
Aterriblebeautyisborn.
II
Thatwoman'sdayswerespent
Inignorantgoodwill,
Hernightsinargument
Untilhervoicegrewshrill.
Whatvoicemoresweetthanhers
Whenyoungandbeautiful,
Sherodetoharriers?
Thismanhadkeptaschool
Androdeourwingedhorse.
Thisotherhishelperandfriend
Wascomingintohisforce;
Hemighthavewonfameintheend,
Sosensitivehisnatureseemed,
Sodaringandsweethisthought.
ThisothermanIhaddreamed
Adrunken,vain-gloriouslout.
Hehaddonemostbitterwrong
Tosomewhoarenearmyheart,
YetInumberhiminthesong;
He,too,hasresignedhispart
Inthecasualcomedy;
He,too,hasbeenchangedinhisturn,
Transformedutterly:
Aterriblebeautyisborn.
III
Heartswithonepurposealone
Throughsummerandwinter,seem
Enchantedtoastone
Totroublethelivingstream.
Thehorsethatcomesfromtheroad,
Therider,thebirdsthatrange
Fromcloudtotumblingcloud,
Minutebyminutechange.
Ashadowofcloudonthestream
Changesminutebyminute;
Ahorse-hoofslidesonthebrim;
Andahorseplasheswithinit
Wherelong-leggedmoor-hensdive
Andhenstomoor-cockscall.
Minutebyminutetheylive:
Thestone'sinthemidstofall.
IV
Toolongasacrifice
Canmakeastoneoftheheart.
Owhenmayitsuffice?
Thatisheaven'spart,ourpart
Tomurmurnameuponname,
Asamothernamesherchild
Whensleepatlasthascome
Onlimbsthathadrunwild.
Whatisitbutnightfall?
No,no,notnightbutdeath.
Wasitneedlessdeathafterall?
ForEnglandmaykeepfaith
Forallthatisdoneandsaid.
Weknowtheirdream;enough
Toknowtheydreamedandaredead.
Andwhatifexcessoflove
Bewilderedthemtilltheydied?
Iwriteitoutinaverse--
MacDonaghandMacBride
AndConnollyandPearse
Nowandintimetobe,
Wherevergreenisworn,
Arechanged,changedutterly:
Aterriblebeautyis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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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博士：瓦尔特·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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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博士：瓦尔特·本雅明
伊格尔顿
瓦尔特·本雅明把马克思的格言推向一种有趣的极端。他对历史所进行的弥赛亚式的阅读，是他对现世的救赎失掉了信心，卸掉了全部目的论的希望，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勇敢的辨证力量来寻找在历史生活的黑暗之中，在堕落后的痛苦和悲惨中获得拯救的征兆。历史越把自己表达为受辱的、贬值的、萧条的，以及德国悲剧精神已经枯竭的世界，它就越成为一种反面的标记，标示着在历史舞台之外痛苦地等待完全不可想象的超越。在这种条件下，时间被折叠到空间中去，退化到使人极度痛苦的重复性空间，以至于对于它的边缘性焦虑来说，带来拯救的神的显现就成为可以想象的了。没落政治的渎神秩序是弥赛亚时代的反方面的印记，在公正不是来自历史的坟墓而是来自于它的废墟的那一天，它会把自己显现出来。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反对着它自己最终的目标，因此，对于本雅明来说，天堂的神灵的踪迹就能够在它自己的彻底的对立面中被发现--在无尽的灾难中它是世俗性的，被称之为进步的风暴从天堂吹来。来自历史命运的最低点，在一个不断增长着疾病和无意义的社会秩序中，公正社会的形象可以隐隐约约地分辨出来，通过异端的解释，已经死亡的头颅转变为天使般的面孔。对于犹太教的禁止圣像（Bilderverbot）来说，只有这样一种否定的政治神学才能保持住真实，它禁止一切关于未来和谐的雕刻成的偶像，包括艺术中的这种形象。只有艺术作品的碎片，那种拒绝审美外观以及象征的总体性诱惑的碎片，才有希望通过对它们保持绝对的沉默而表示出真理和公正，突出它们在世俗时间中未得到挽救的痛苦的地位。
卢卡奇反对人工制品商品化，本雅明则以一种汪洋恣肆的辩证法，从商品形式本身中召唤出一种革命的美学。悲剧的空洞的、石化的对象，它的意义已经流失，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就像商品一样，仅仅在空虚的、同质性的时间中作永恒的重复。这种无活力的面貌，分裂为最小单位的风景，不得不在寓言化符号、已死的文字或者没有生命的手稿中第二次具体化。但是内在的意义已经从客体中流失，由于卢卡奇所支持的表达总体的瓦解，任何现象都可以通过寓言家足智多谋的策略而产生出来，以一种为神命名的渎神的模范方式表达出其他的东西。寓言模范平整的、效力相等的商品，然而却释放出一种新鲜的多重意义，因为寓言家在废墟中挖掘曾经相联系的意义，用一种惊人的新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神秘的内在性得到净化，寓言的指涉物能被修复为适宜于多样性的使用和阅读，以希伯来神秘哲学的方式做出违拗而非诽谤性的重新解释。客体失落了内在的意义，在寓言忧郁的注视下放弃专横的物质性能指，具有神秘性的字母或片断从单一意义的控制下转变为寓言的力量。客体已经从它们的语境中消失，然而可以从靠近它们的地方采撷出来并且编织成一种疏离化的一致。本雅明从希伯来神秘哲学的解释中掌握了这种技术，而且在先锋派的实践、蒙太奇、超现实主义、梦境（dreamimagery）、史诗剧中又发现了它的合理性，也可以在普鲁斯特式的记忆对事物真义的顿悟，波德莱尔的象征式的密切关系、以及本雅明自己着迷于收藏的习惯中得到证明。对于本雅明后来的机械复制理论而言，这也是一种灵感的根源，在这种理论中，每一种技术都滋生出异化，通过辨证的编织，就能剥除文化生产的恫吓性气息，使它们在生产的手段上重新起作用。
就像商品一样，寓言对象的意义总是在别处，偏离于它的物质存在；但是寓言比商品更多价、更柔软，而且创造性地增长着它在理解现实方面的权威。在严峻的神话世界，寓言性所指分享一种意义，对神话世界的强制性的重复预示着本雅明后期关于所有时间都是同构性的历史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打碎这种拜物教现实的力量，用它具有魔术般吸引力的网，笼罩着深不可测的历史。在本雅明的后期著作中，这种观念以一种辨证形象的方式出现，在这种尖锐冲突的形象中，时间被紧密的单子所抑制，在权力的领域空间化了。这样，通过把过去扭转为星座化状态，政治的表达就能够挽救遭到危险的过去。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本雅明的努力在于回复象征与来自于过去的自然神话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这种联系在现实中已经被取消了。既不是象征的“自然的”总体性，也不仅仅是线性地重复献祭仪式，这才是可以接受的策略。机械复制否定寓言的独一无二的差异性，也拒绝神话的无休无止的自我同一性；在标准化的人工制品的同一性的意义上颠覆前者，对于后者来说，则通过特殊性的功能而使它得到自由。
这些辨证的形象是本雅明称之为“星座化”（constellation）的一个例子，也是从他论悲剧著作的头几页一直贯穿到他死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论集》里的一个主题。他写道，在理想的批评方式中，
“理念并不自我表达，但是唯一的而且排斥其他方法的方法却是，根据概念来处理具体因素：理念作为这些因素的结构……对于客体就像星座与星星的关系一样。这首先意味着星座既不是星星的概念，也不是它们的规则……概念的功能在于把握现象并且加以划分--这种划分是由理智的显著力量所造成的--当它导致这两个方面在一个点上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功能是更为具有意义的：现象的拯救以及理念的表达。”
作为某种信息的本质，理念并不隐藏在现象的背后，而是客体在它的形形色色、极端化的、以及矛盾的因素中被概念化地结构起来的一种方式。本雅明梦想着一种非常内在而坚韧的批评形式，以便能够彻底地沉浸在它的对象之中。对象的真实性被封闭起来，但不是通过把它归之于支配一般理念的理性风格来封闭，而是通过某种微小但特殊的概念来剥除它的组成部分，然后在既拯救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又不中断与对象的牵连的模式中重新构造它们。本雅明写道：“现象并不全部进入完整的理念领域，在它们天然的经验状态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分割剥除现象虚假的统一性，以便能够获得真正的真理性的统一性。”具有某些普遍本质的具体事例是不能达到对事物的掌握的，相反，思维必须布置一整套执拗的概念，用立体派的风格来折射对象，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穿透它。通过这种方式，现象的领域自动显现，从而产生除一种本体性的真理，正如在显微镜下异化的日常生活成为非凡的东西那样。
星座化的认识论必然与笛卡尔式或康德式的主体性要素相遭遇，较之于把现象解放到它的感性存在的理论而言，它较少关注于对现象的“占有”，而是用现象的不可约简的异质性来保持它的分离性因素。关于经验和知解力的康德式的划分是超验的；对事物的被损坏、受抑制的物质性而言，这是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论上的公正，它从抽象思想的无情的漠视中拯救了被阿多诺称之为“被浪费的生产和盲目的运动所遗忘了的辩证法”。星座化拒绝把自己钉牢在某种形而上的本质之上，放弃它的组成部分，以悲剧或史诗剧的方式松散地结合起来；但它决不预先形成和谐的状态，对于直接的表现来说，将成为亵渎性和政治上的反生产。在它的感性的和概念性内容的统一体中，在它将思想转化为形象的过程中，它具有某种伊甸园状态的特质，这种特质将词语与对象自然地合而为一，也就是自然和我们还没有跌入到认识理性之前的那样一种人性的前历史的和谐。
可以说，本雅明的星座化概念本身就是自足的，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可以把它溯源到希伯来神秘哲学、莱布尼兹式的单子以及胡塞尔对现象的回归，它也掠过超现实主义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重新塑造，勋伯格的音乐体系，以及整个微观社会学，正如阿多诺或本雅明自己关于巴黎的研究著作所谈的那样。过去和整体的转换性关系已经被建立起来。在这一类微观分析中，个别现象由复杂的多元决定所掌握，作为一种神秘的代码或者谜语般的画谜，一种极端简略的社会过程的形象，有洞察力的人将被迫放弃努力。可以认为，象征化的总体性在这种选择性的思想模式中久久地回荡；但是现在却较少接受方面的问题，对象作为某种给定的直觉对象，不需要通过精神劳动来重构它。这种方法表达为一种诗学或小说社会学，在这里，总体性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种难懂的书写形象的花纹；在这个范围内，它表达一种社会性探询的审美模式。它产生出审美表达的其他方面--不是作为某种象征主义的固有部分，甚至也不是以卢卡奇的方式把它们作为复杂的媒介，这可以成为对总体性在有力地控制特殊性方面把分析和复杂性加以简单化的指责。相反地，它建构一个苛刻的经济对象，并拒绝同一性的引诱，允许它的构成要素在它们的矛盾中彼此照亮。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文学风格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好例证。
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密切合作中所产生的星座化的概念，也许是现代理论在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方面的最引人注目的、最有独创性的努力。它对妄想狂式的总体性思想进行了致命的一击，虽然一部分思想家仍然仅仅赞美经验性的碎片。星座化的概念改变了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击中了传统美学的要害，在传统美学中，细节的具体性式无法与总体性的有机力量进行真正的抗衡的。审美就这样转变为反审美：想象上的艺术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在高度具体性的程度--被推倒极限，因此具体性就不再是卢卡奇所保留而且悬而不决的“这一个”。星座化维护特殊性，但是它分裂同一性，把客体推入到冲突性的状态中，以客体的自我同一性为代价解放它的物质性。卢卡奇的“典型化”却相反，它彻底沉浸在整体性中，苦于无法摆脱自我同一性，仅仅在深度和丰富性上显现同一性。他的席勒式的美学很少正视“完整的”个体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冲突；相反，“典型化”的特点内在于某种历史的本质，倾向于把它的各个方面归结为和谐。卢卡奇的确思考了矛盾范畴，但矛盾始终具有统一性。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种矛盾的总体性；决定每一对矛盾的是由其他矛盾所形成的统一体；矛盾的真理也就相应地统一了。这就很难思考更复杂的矛盾。
正是这种矛盾的本质化导致了星座化观念的衰亡，毫无疑问，本雅明和阿多诺在这个观念的发展中曾受到卢卡奇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这是个纠缠着“决定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要归之于某种更为传统的关于总体性的争论--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相互关联的原因以及不同因素的影响。为了冲破僵硬的理性主义的价值等级，它倾向于推翻客体的各种因素相互均等的看法--这种方法在本雅明的著作中有时被贯彻到极点，这些著作谨慎地探讨了上层建筑偏离基础的中心部分的原因，这使他战胜了来自于思维更为严谨的阿多诺的责难。那些天生就不相信等级概念的激进分子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美学就像种族隔离一样重要。总体性观念的一个最生动的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引导，例如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制度处于更中心的地位--以便避免纯粹是简单概念循环的社会形式，因为在这种理论中，每一个层次看起来与其他层次都是等价的，政治的干预可以被武断地决定。大部分政治上的激进派，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都受到某种等级决定的观念的制约，例如相信意识观念的改变比社会制度的改变能更快捷地改变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态度。总体性的概念提醒我们，结构的局限最终影响政治行为的具体过程--在追求某种政治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事情是首先要做到的，有的是也要做的，或者是留着慢慢做的。勿庸置疑，在总体性思想的目光短浅、没有什么意义的目标中，我们的政治行动是由社会的整个结构所简单地“给定的”--这是一种只有左派改良主义才相信的幻觉（许多右翼分子也分享了这种观念），对于目光短浅、没有什么意义的目标来说，没有一种推论性结构可以与“社会的整体”相比较了。
这种关于社会生活包含着等级决定的教条，当然不会自动地导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人类历史始于确定的物质因素，这种因素具有始终如一的基本的重要性。从更全面的观点看，这些因素的支配作用是变动不局的：在一种语境或者观点中被决定的东西，在另一种语境或观点中就不是决定性的。社会被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构想出来，即作为一种多样性的战略布置，根据一定的视角来确定运动和反向运动，从某种观点看是相当实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较为呆滞，较为单调，较少在审美方面具有魅力的事物，更多的是对强制性重复的臣服，在贫困化运动起支配作用的领域，社会不像是一个运动场而更像是一所监狱。马克思主义以这种单一的决定论的方式认为，为了聆听巴赫，人们首先必须工作，或者让别人去工作，除非人们在抚育孩子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了问题，否则伦理哲学不会讨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这些物质前提不能简单地从必要条件中抽出来，而是继续对它发生决定性影响。星座化的概念对这种建构活动的主观或客观的本质持一种有意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对于所有的漂泊不定的主体性，这种模式是一种矫正方法：概念必须紧紧地把握着事物本身的外观，而不是从主体的专横的意志中涌流出来，像勋伯格的作曲实践那样使自己臣服于主题的内在逻辑。本雅明征引歌德来说明，“有一种辨证的经验主义，它如此密切地把自己卷入到对象中去，以至于它自己变成了真正的理论”。另一方面，星座化的行为看起来具有一种使想象自由运转的特点，被称之为寓言主义者迂回的机会主义。的确，在最坏的状态中，星座化表现出实证主义[阿多诺称之为本雅明的“通道工作”（passagenarbeit）]中“纯粹事实与天真表现”与奇思怪想的庸俗混合。正是这个阿多诺在超现实主义中发现的混合体--超现实主义的蒙太奇手法在他看来关涉着一种直接性的拜物教--与专横的、非辩证的主体性有着联系。阿多诺在本雅明的拱廊设(Arcadesproject)中也发现了某种与此相同的混合，他抨击神秘的实证主义，也指责精神幻想，认为他的朋友的思想方法既过于通俗，又过于玄奥。在阿多诺看来，超现实主义和本雅明论巴黎戏剧的著作都排斥主体在解释过程中的批评性作用，允许一种无拘无束的主体性。这种结合可能是本雅明寓言概念特有的症状，死者头颅的象征展现了一种“总体上的毫无表情--黑洞洞的眼窝--与最放纵的表现--呲牙咧嘴--相联系”。由于这些问题，星座的观念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持久性和启发性。但是与本雅明的许多思想一样，不可能把它完整地从它根源于其中的历史危机中抽取出来。由于法西斯主义的逐渐强大，有一种感觉在本雅明的整个生涯中成为一种迫切的星座化，他把偶然找到的、没有吸引力的废料和碎片修补起来，以便与历史对抗，就像厌战的悲剧性政体看起来已经衰败为废墟一样。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集》中指出，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由历史选拔出来的个人意想不到地与过去的形象相遇；在本雅明看来，这也许具有“理论”的含义，极度的压力可以急迫地匆匆拼成整体并且做好准备。本雅明的计划是炸断致命的历史连续性，但他手头能用的武器却少得可怜：震惊、寓言、间离化、弥赛亚时代得异质“碎片”、小型化、机械复制、用希伯来神秘哲学去解释暴力、超现实主义蒙太奇、革命的怀旧、活化的记忆踪迹、擦掉格格不入东西的阅读。就像巴洛克寓言一样，这种惊人而大胆的事业的实现，其可能的条件是历史在人们身后崩溃为碎片--人们可以在废墟中挖掘和凑集一些东西，以对抗“进步”的无情的步伐，因为大灾难已经发生了。灾难以民族形式为根据而制造谎言，现在这种形式终于被国际性的空间所抛弃。相反，法西斯主义呈现为国际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把民族的血统远远抛在脑后，在政治危机的顶点，可以利用它们，用意想不到的整体性把新的和旧的事物重新联系起来。把古代的东西和先锋派的东西协调起来恰恰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特点。作为国土和血缘的感性具体化，因工业技术发展而引起的法西斯主义与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扩张是一对孪生子。
在最危险的时刻，本雅明对于傲慢的历史主义叙事做出了过于强烈的反应；如果考虑到历史本身，拒绝这样的目的论、弥赛亚风格和内在的否定，的确并不困难。本雅明的评论者们称赞他的反目的论，也许并不是不加区分地赞同亵渎。本雅明的历史的想象的丰富内涵由于它的灾难论和启示论而有所损害；因为如果人类处于极端危险的历史之中，历史已经降低为异化形象的偶然的闪现，那么他们的解放就几乎不涉及审美化，而是认真而且系统的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本雅明知道可以把布莱希特的著作读作内在的标语：使用你所能够使用的，收集你所能够收集的东西，因为你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掌握它。但是这种有价值的特殊战略的必然结果会成为一种无能的折衷主义，在布莱希特的消极方面，它同时成为左翼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本雅明的魅力伴随着历史的瓦砾，伴随着古怪、异常和废弃物，虽然对狭隘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作了必要的纠正，同时也冒着被僵化的危险，就像某些现代理论那样，成为意识形态的颠倒的镜像，用理论上和谐的散光来代替近视。
星座化把经验和概念结合起来，因此它具有一种古老的伊甸园情调，一种天堂的条件受到压抑的回声，在神性的话语中，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是一致的。在本雅明看来，人性已经从它的幸福状态跌落成语言的堕落的工具，语言在表达中被耗尽，摹仿的资源缩小为索绪尔式的符号的具体化标志。寓言的能指表明我们处于灾难之后的困境中，在那里我们不再自动地拥有对象，被迫放弃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的吃力的方法，在已经破碎了的总体性中间探索意义。然而，正因为意义已经从能指中流失，它的物质性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事物与意义越脱离，那种无法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的寓言的物质作用就越容易感觉到。巴洛克寓言因而就在符号的形体方面产生快感，在人的肉体的形体和声音中发现某种纯粹感性的残余，这些东西从受语言束缚的感官的严格控制下逃逸出来。话语被逻辑强有力地束缚着；但是悲剧专注于用手稿来反对声音，用仪式来处理充满着材料的象形文字，就像许多不会被遗忘的象征一样，使我们回归到对身体性语言本质的意识。意义和物质被最痛苦地分离开来的那一点使我们回想其对词语与世界相统一的可能性以及言语的身体基础所作的否定。在本雅明看来，哲学的部分使命就在于修复语言中已经被堵塞的丰富的象征，把它从枯竭的认识状态中挽救出来，以便词汇重新能够翩翩起舞，就像天使的身体在上帝面前是天堂中燃烧的火焰一样。
概念和身体的这种重新结合是一种传统的审美偏见。在本雅明看来，语言根植于行动，缺乏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的和谐；因而它根源于感性形象的材料，只能跟随在理念之后。他在我们更内在的身体性的交流言语中，发现了摹仿性表达话语的踪迹，就像马拉美的美学或者那不勒斯的手势语言那样。对于巴洛克戏剧来说，只有善良的身体才会死亡：死亡是意义与物质的彻底分裂，耗尽了身体中的生命，只留给它一个寓言性的能指。本雅明写道：“在悲剧之中，尸体成为相当简单的象征性财富。”巴洛克戏剧表现被损害的身体，它为暴力所割裂的部分因为丧失了有机性而痛苦，仍然能够被模糊地感觉到。因为活的身体把自己表现为一种表达性的整体，只有在它被残酷地毁坏、分裂为众多的碎片和具体的片断，戏剧才能够在这些碎片中提取意义。意义并不存在于和谐的形象上，而是在身体的废墟以及被剥离的肉体中成熟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弗洛伊德著作的某些类似，在身体的分离，整体与器官分离以至于真理被锁闭起来这一点上说，它们是相类似的。
拱廊计划中的闲逛者所努力要抵制的，正是这种割裂——都市化体验的震惊和伤害的较为柔软的形式。闲逛者或孤单的城市流浪者，必然很悲壮地走向与都市化大众格格不入的状态，大众把他分解为某种异化的意义；在此意义上，他走路的闲逛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这是一种闲散的前工业化社会的审美化的身体，家庭内的非商品性的对象；而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是一种重新建构的身体，他与技术具有密切的联系，能适合于都市生活中突发的进退趋避。简单地说，本雅明计划重构人类的新的身体；在这个任务中，文化批评的作用需要他或她插入本雅明称之为“形象的领域”之中去。在论超现实主义论文中一段高深莫测的段落中，本雅明写道：
“身体也是凝聚性的。通过技术可以把‘自然’组织起来，在政治的和事实的现实中，只能根据在形象的领域中异端性的解释给我们的启发来实现这种建构。只有在根据技术性的身体和想象来解释的时候，才能把全部的革命张力都变成身体的凝聚性力量，而且所有凝聚性的身体都成为革命的履行者，使现实得到超越，臻于《共产党宣言》所追求的程度。”政治和技术上的变革可以把一个新的聚合体组织成一种特殊的主体；批评家的作用就是要去建构这些能够使人伪装或模糊肉体的形象。如果身体是用想象所构造出来的，那么形象就是它们的物质实践的转变形式。身体的悲剧性毁坏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这能够提供历史通过恶的方面而进步的另外一种实例，因为虚假的有机统一体的破裂都必然预先呈现出流动的、功能性的、复杂的身体，它是因为技术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主义人性的身体。正如对18世纪而言美学涉及到训练身体完整性的新纲领，我们称之为态度，它以身体的优雅和正派为其特征。因为对于本雅明来说，必须根据感性形象的力量来重新安排和塑造身体。审美再一次成为身体性的政治，但这一次伴随着彻底的物质性变化。
本雅明的思想的整体风格是一种极端现代的技术论，他企图以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怀疑论眼光来证明他的唯物主义勇气，这就与作为普鲁斯特的翻译者以及作为莱丝克娃的恋人的本雅明不相一致了。本雅明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有一种左翼功能主义和胜利主义的情调，这使得他把身体视为工具，是有待组织加工的原料，甚至把身体视为机器。关于这一点，看来不会有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更为接近的理论了，巴赫金的狂欢化也有相似的流动性、复调性、分离性的身体，但它用丰满的感性来否定所有的工具性。如果美学的建构在启蒙时代是以一种谨慎地把身体重新投入到危险的抽象话语中去而开始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革命的完满逻辑中达到巴赫金的水平，因为身体的利比多实践炸开了语言的理性、统一性和目的性，成为许多多余的碎片和片断。巴赫金把原来极为微弱的审美冲动推到一个奇异的极端：这位夏夫兹博里伯爵及其追随者最初是受到美丽的玻璃窗里的感性形象的引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污秽而废话连篇的可笑之徒，用粗俗的、无耻的身体唯物主义——肚子、肛门、生殖器——粗暴地对待统治阶级的文明。对于短暂的、政治上特许的瞬间而言，带情欲的人起来造反并且拒绝理性的铭文，他以感性反对概念，用利比多抵御规律，在斯大林主义专横的独白中唤起放肆的、符号学的对话。就像星座化一样，狂欢化也涉及向特殊性的回归和不断地超越同一性，越过身体的边界，用色情的因素使它与其他人结合起来。也像星座化那样，狂欢化把事物变成非同一的，以便预示友好而和谐的黄金时代，但是拒绝关于这一目标的所有僵硬的形象。辨证的狂欢化形象领域（诞生/死亡、高级/低下、自我毁灭/更新）把身体重构为凝聚性的，为此而把物体有机化，这也是本雅明所追求的。
对于他的严峻和忧郁来说，巴赫金的观点并不是与本雅明不相干的，本雅明把史诗剧的陌生化效果描写为“对于思想来说，没有审美比从笑开始更好的了；更一般地讲，对于思想来说，机体的痉挛比灵魂的痉挛更能够为思想提供机会”。陌生化效果疏远戏剧化表演，阻碍观众对戏剧化演出产生强烈的心理投入，因而允许在笑声中消耗一种令人愉快的非常廉价的情感。对于巴赫金和本雅明来说，笑是非常典型的肉体化表达，是一种直接从身体的利比多深渊中涌现出来的表达，因此本雅明努力促使危险的象征或者笑的摹仿维度的共振。的确，当他写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正是意义重构了身体，他这样评论那些为了建立形象领域而遗弃文学的批评家：“最好是戏弄他所说的东西。”开玩笑是一种图解，是与身体密切相联系的凝聚性表达，因此在本雅明那里被非常典型地用来表示有效的形象。
在关于机械复制的论文中本雅明写道，人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自我异化的程度，“以至于现在能够把它自己的解构体验为头等的审美愉悦。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状态正在转变为审美的。共产主义通过政治化的艺术而得到响应。”这著名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并不是建议用政治来代替艺术，正如流行的极左派理论偶尔所做出的解释那样。相反，本雅明自己的革命的政治在方式上完全是审美的——星座化的具体的特殊性、“具有韵味的”为革命传统提供某种模式的无意义记忆。从话语到感性形象的嬗变、身体语言的复兴、人性与它的世界的非支配关系的摹仿仪式等等。本雅明努力探索超现实主义的历史和政治，它们紧紧地附着于碎片和小型物之上，偏离引文，但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撞击这些碎片，以达到爆炸性的政治效果，就像弥赛亚那样，通过较小的调整来全面改变世界。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通过把马克思的语录重新组合而写成，就像蒙太奇捕获形象那样，使所有的意义都将得到确切的保留，只是加以重新理解。但是，如果他的政治学在这种意义上是审美的，那只是因为他已经颠覆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美、和谐、总体性、现象），开始用布莱希特称之为“坏的新事物”来取而代之，而且在商品的结构中发现，叙事文学的死亡、空洞的历史时间以及资本主义的技术，这些救世的推动力仍在很微弱地活动着。像波德莱尔那样，通过仍然没有被阶级分裂打上烙印的隔代遗传的社会记忆，甚至通过保罗·科利的“新天使”——他的眼睛牢牢地盯在令人沮丧的过去，后退着飞入未来——本雅明带来非常新的冲击却又联结着非常古老的东西。
原载：《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325－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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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文化之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文化之战
伊格尔顿
“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在其动荡不定的概念史上，文化始终充当了“文明”（civilization）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它始终在实在和理想的轴线之间摆动，同时也总是在描述和规范之间飘忽不定地徘徊。就其狭窄的意思而言，这个字眼意味着艺术和美好的生活：艺术含有使生活有价值之意，但艺术本身又是我们一生所企盼的东西。这个字眼颇有优越感地意味着，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再也不可能被看作“具有创造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同时也带有警告意味地隐含着：文明的价值此时只能在幻想中见到。
按照席勒或阿诺德的原意，文化是对宗派主义的一种矫正，它使人的头脑被单方面的介入而置于安详的清白状态，并且从我们恶劣的、经验的日常自我中抽出一种普遍的人性。然而，既然这种欢乐的古希腊精神面对的是具体的实际利益，那么它就只能以背叛自己为代价在行动中实现自己了。保卫自己的这种必要行动实际上削弱了自己那和谐的对称。但是你仍然能努力使文化的这一意思在一个三级过程中与其它东西相联系：作为审美的文化界定了一种生活质量（文化作为一种修养），在文化中从总体上实现这一目的就是政治的任务（文化作为生活的集体形式）。
现代性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将文化的概念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首先，文化在“文明”开始显得自相矛盾时一下子步入前台，正是在这一时刻一种辩证关系成为必然。在后启蒙时期的欧洲，一旦文明的概念成为一个单调乏味的实在术语而非一个不断上升的规范性术语，文化便开始将其当作乌托邦式的批判而反对它。其次，一旦人们认识到，没有激烈的社会变革（那个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和美好的生活（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的未来就处于可怕的险境之中，这时文化的作用一下子就变得尤为突出了。为了使文化得以生存，你必须变革这种文化。第三，在荷尔德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文化在一种独特的传统的或许是种族的生活方式之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攻击启蒙普世主义的便利方法。第四，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面临异族生活形式的难题，文化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那些形式必定是低劣的，但却显示出有着合乎情理的适当外形。总之，文化就像雷蒙德·威廉斯的大众一样，是另一些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未将自己看作一种文化，因为这种行动的相对化和自我疏离效果弄不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在这一时刻，它需要确定自己的精神特权。
使得文化的概念突出的另两个原因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工业：在那个历史时期，文化或象征性生产既然与伟大的现代性时代的另一些生产形式相脱离，那么它最终便与后者重新结合并成为总的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三种潮流主宰了全球政治事务：女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种族性，文化体现在身份、价值、符号、语言、生活风尚、共同的历史以及归属或团结的宽泛意义上，这一事实就是人们可以用来表述自己政治需求的语言，而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奖赏。身份政治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工业阶层的斗争或反饥荒的手段。
因此，从文化的经典概念之角度来看，这便是一个戏剧性的并确实意义重大的发展。
就其经典意义来说，文化的整体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之上的一个十分快乐的超越时刻，把我们所有关于宗教、性别、地位、职业、种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怪异表现手法统统悬置起来，然后回过头来在一个基本上属于人类的平台上相遇。如果一种较为狭窄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化会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话，那么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以简便的形式把这些人类价值硬拉到我们周围来的方式，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感官的经验变得充实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内出现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概念会陷入突如其来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则是，它在本质上已经从解决问题之方法的一部分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文化再也不意味着共识的平台，倒成了斗争的竞技场。
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决不意味着认同的超越，而意味着对同一的确认。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和危机就好像劳雷尔（Launel）和哈代(Hardy)一样并行不悖。文化和危机是突然出现的。文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历史危机的战略性反应。但是对我们来说，此时此刻，危机已经假想出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将这一形式总结为（总体）文化(Culture)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的对立。(普世文明意义上的)文化本身是无文化，因而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低层次文化的敌人。它标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应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或干脆说，总体文化曾经是走向一般文化（大致说来，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的，也就是那种不言而喻的标准，而具体的各种文化(cultures)则可据此首先得到认同和估价。因此，在精确的哲学意义上说，它又是超越的，它是使一种文化本身得以存在的条件，同时又带有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鲜活成分，就好像上帝不得不在某个地方使自己具体化，并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选择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作为这种行为的处所。
也许人们可以从浪漫的想象之角度来思考文化，这种想象并不受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束缚：它是承受普世同情的无限能力，因为这种同情允许我们渗透到任何具体的时间、地点、对象或身份的精神实质中。因此它倒像那个可成为其世俗替代物的全能上帝一样，既是一切同时又是虚无。这种变化多端的力量没有自己的身份：它的身份就存在于设想其他人的身份之综合能力中，这种能力赋予它更清楚地理解这些身份的能力。它从内部占据了所有这些本质特征，然而又通过这样做而超越了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与这种力量相匹敌。（低层次上的）具体文化只把握自身，而（总体的）文化所把握的则是这些具体的文化。我认为，这种宽容的力量与更为自由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亲和关系无须做过细的阐述。总体文化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各种具体文化的监护者；因此它是无形的和永恒的，它具有以总体文化之名义干预这些具体文化的权利，也即最终说来，它代表了它们自身的利益。
各种具体的文化是落后的，至少从总体文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因为它们是喧嚣的，有时特别激进，除了自身有所反响外什么也没有反映出。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话，差异也就荡然失却了。从总体文化的某个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它们所做的只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之意义上反常地抓住特殊性，也即抓住纯粹（学究意义上的）地点、历史、性别、职业、肤色等的偶发性事件，将其升华到普遍的高度，因为它们不是黑格尔“理念中的”事物。总体文化就其部分而言，并非与偶然的特殊性相关，而更与那种不同的动物，也即本质上的个体相关；它的目的是在个别与普遍之间设立一个直接的路径，绕过污浊的经验之途径(enroute)。确实，什么东西才能比普遍本身更加独特地个体化、更加完整地自我指涉和自成一体(suigeneris)呢？我们这个时代目前的重大事件是，不同版本的文化的交战不论好歹，不只是英文系的那些仍钻研密尔顿作品中的叙事和结局的令人腻烦的老保守与走廊上那些写手淫方面的书的青年才子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吗！正如那些庸俗左派所声称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然而，在波斯尼亚或贝尔法斯特或巴斯克乡间，文化并不是你装在音响里或在画廊里看到的那些东西：文化就是你为之而破坏的东西。总体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已在地理轴线上勾画出了，也就是西方与其它地方、因此在普遍主体和民间意义上的西方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就是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地方主义、社团主义、社群主义、家庭价值、宗教基要主义、种族团结、新时代主义等意义上的文化，文化的这些组合形式从其内部和外部对西方主流文化形成了包围。勿庸讳言，这便是地球的南北之战——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敌人就存在于内部，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伊斯兰自由主义与德克萨斯的基要主义相对抗，或者印第安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种族主义相对抗。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会比跨国公司的勇敢无敌的全球性世界更具有令人恐怖的兼并性特征，因为这一点能像那些最为狭隘的部族或南部浸礼会教友的乱伦式亲昵一样显示出封闭和趋同化特征。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的轴线现在是相当明显的，或者说，在文化的另一些涵义之间有着分割开来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正在日益使这些涵义陷入困境。普世性越是空洞地徒有形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作用下它越是显出同质），文化防御能力就越是内向和病态。自由人文主义者越是虚伪地把威廉·布莱克捧为永恒人性的声音，他们就越是把他当作死去的白种男性抛弃在加州。因为每一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被当作一个新纳粹杀手；因为每一个飞来飞去的集团执行官（对于他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一个顾客）都是人，是一个当地的爱国者，为了他人类严格地存在于山脉的这一边。空泛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所面临的是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主义(particularism)就好像一种自由被撕下的但又不想补上的那些部分一样。
但是我们的文化之战实际上是呈三角形的，而非简单的两极。首先是高雅的或少数人的文化，或最好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谓之的“北约的高雅文化”来表达。这一形式的文化也就是欧盟的精神翼壁，因而必须通过军事行动来日益破坏自己的平静、和谐但索然无趣的对称，这些军事行动的成功仅在于暴露了他们试图支撑的那种精神普世主义的虚伪本质。既然西方仍继续将自己界定为在勇敢地正视横行霸道的大卫时受到冤屈的歌利亚，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见到这种自我颠覆的更多例子，在这过程中，自由普世主义将自己的口号“任何不人道的东西对我都不是陌生的”（Nothinghumanisalientome）重新定义为“甚至最浑浊的死水都能威胁我们的利益”（Eventhemostobscurebackwatercanthreatenourprofits.）然而，在这里，这一观点对西方并非十分乐观，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古典的民族国家之后这段时期的一个部分就是对诸多文化和政治形式的歪曲，或者说是各种新的跨国政治形式无法取得本质意义上的文化关联物的失败（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是如此）。迄今并没有多少人准备以藐视地呼喊“欧洲共同体万岁！”这一口号而投入这一战场。政治要想得到繁荣，就需要人们的文化或心理投资，但此时的矛盾是，文化成了不如政治那样抽象的东西，一件可以使我们靠它的身体、内脏和脉搏生活的东西，和我们的亲属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而它总是潜在地针对那些必不可少的国家的普遍形式表现出曲解，更不用说跨国性了。确实，正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短语之间的连字符“-”为现代性的某个胜利的时刻确立了文化与政治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局部与普遍之间、亲属与城邦之间以及种族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文化这个概念为什么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族国家也陷入了困境。
民族国家在鼎盛时期曾经是连接个别与普遍以及情感的特殊性与形式的抽象性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因为它确实是现代性的另一个伟大的发明，一件艺术品。我说是艺术品指的是通过我们所谓之的美学将其从平地上一下子修复成这个样子，对于美学来说这件艺术品是重要的，因为它描绘出整个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整体性，一种居于特殊与整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整体的规则不过是其情感特殊性的表达而已。
这样，少数人所持的这种文化的意义便幸存了下来；但在当今世界，它却与文化的另两种版本发生了奇怪的矛盾冲突。其一，作为组合的特殊性的文化，或身份政治，作为旧有的“异国情调的”人类学意义现在得到了刷新，并开始大张旗鼓地繁殖，以便包括枪械文化、聋人文化、海滨文化、警察文化、同性恋文化、祖鲁文化、微软文化等：一个由各种情感的特殊性组成的大宇宙，这个宇宙与古典艺术品不同，它会把整个宇宙都否定。其二，当然也存在大众的、商业的或市场取向的文化，我设想，这后两种版本的文化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为我们所知的后现代文化。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将这三者总结为精英、种族和经济。或者人们也可以将它们环绕成另一个轴，也即普世主义、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
但是还是来看看它们之间的一些奇怪的互动关系吧。例如，西方的后现代市场文化越是向全球渗透（现在在北京有一个后现代研究中心），西方就越是需要为这种似乎过于傲慢的全球性运作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合法性。但是市场的力量越是扩散，存在于西方内部的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临时拼凑的和反基要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就越是削弱了市场文化需要为其有序的框架而参照的稳固价值形式，因为西方为了其精神上的权威性需要求助于这些价值形式。换言之，人们不可能轻易地从这里提取尼采式的方式，因为它的目的正是要摈弃上层建筑的权威（“上帝死了”），同时欢呼那种临时拼凑性。或者说，如果你去管理一个人文系科而非一个国家的话，倒是很容易向你推荐这种方式的。为一种罗蒂式的后哲学辩护的新实用主义形式（“这正是我们西方白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采用它或丢掉它”）对于西方来说，既在意识形态上过于虚弱同时政治上又过于松散了，此时的西方不仅声称要称霸全球，而且在其它地方也面临着十分强大并有着文化合法性的牢固基础的敌人，例如伊斯兰教国家。但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也创造出了那种疲倦了的、怀疑主义的和后形而上学的周边环境，这也为这种十分华丽的魅力———西方的命运，理性的胜利，上帝的意志以及白种人的负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空泛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光环，这在当代可以绝妙地服务于资产阶级。
事实上，如果人们还需要另一种理性来拯救西方文化之危机的话，那还不如不回答这个问题：宗教的失败。当然我必须在此提醒我自己，美国的教堂比汉堡包连锁店还要多，最具有物质主义特征的民族也就是极为形而上的社会，美国的政客们仍然可按照惯例向上帝发出庄严的、感伤的和高尚的吁请，希望他给他们的伟大国家以特殊的关照。（在此，出于巧合的是文化的另一个带有理想的乌托邦或修辞学意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丢掉它，但它有可能做的一切只是暴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条使人难堪的鸿沟，这一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做所为与其声称要做的事之间在表述行为方面的矛盾。）当然，并不是那些无神论左派将宗教贬低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具有极大反讽意味的是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因为它那无情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不可避免地败坏了它需要用来使自己合法化的那些形而上的价值。
文化这个精美的、转瞬即逝和感觉不着的东西在19世纪被用来作为宗教的替身，这一功能使它置于十分强大的压力下因而它已开始背叛病理症状。宗教总是以自己与知识界（神职人员）和普通大众以及仪式和精神的密切结合，以及使个人经验的直接特征与最无限的问题的结合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有了宗教，一种审美仪式或象征形式便包括了数以百万的人们，而且它也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正是现代性时代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少数人和专门意义上的文化是无法充当这一角色的，因为它只能为极少的人所分享；而在较为共同的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无法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很明显它只是一个战场，而非对冲突的超越的解决方式。
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在当今便受到身份政治、市场文化和后现代的后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的攻击，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却是，它也与这些反对者共谋，有时还帮助制造反对派。身份政治最坏———偏执狂，至上主义者和心地狭窄者———不过是一种有害的特殊性，它只是一种有害的普遍性的对立面。作为礼仪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之内，作为市场经济的文化才能稳固地进行运作。高雅文化和市场文化经常分享同样的保守价值，因为在市场力量支配下的艺术很可能会像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经典作品那样，小心谨慎，墨守成规和反对实验。在任何情况下，十分高雅的北约文化是远离北约的左翼的。荷马决不是一位自由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曾为激进的平等主义美言过，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托尔斯泰拒绝私有财产，等等。这一政治观点并不是这些艺术作品说出来的，而是它们本身就含有这一意思。
作为普遍性的文化有着比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想象得出的更为大胆的尝试。它在鼎盛时期是一种革命的和石破天惊的概念———你把这一不同反响的概念称为自由和尊重，自由，平等和自决，并不因为你是何人，或来自何方或做什么工作的，而仅因为你是一个人：普天下人类的一个成员。这里正是那种旧制度（ancienregime）才显示出具体主义，地方的和差异的，而抽象和普遍性则表现出激进，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此似乎并不欣赏。马克思是启蒙的倡导者；但马克思主义却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杂交的奇怪产物，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假如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得到流行的话（我们无法和自由人文主义者一同假设它是给定的），那么它必须是在差异和特殊之内部并通过它们而建构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有时喻指为使用价值）。既然特殊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攫取来的，它就必须再回归那里，而此时则应在一个真正普遍的层次上实现之。这一点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普遍互惠原则必须得到确定，但得作为阶级社会帮助培育出的一种富有的个体化且情感特殊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比较狭隘的社群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地域或身体意义上的人，在哪里和是做什么的；如果它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也是因为任何一种地方的特殊性都是没有结论的，具有差异和相互交织的。严格说来，纯粹的地方是不存在的。人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情感特殊性本质上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为了完全地置身在一个体制内，语言或文化必须已经对一个不可知的彼岸开放了。
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排或政治契约。
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蕴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
王宁译；《南方文坛》200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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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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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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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我的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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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维特根斯坦
伊格尔顿
如何给思想观念照相呢？概念的色彩和肌质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与一部关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电影有关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就对言说（saying）和显示（showing）之间的断沟相当关注。语言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示语言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但是不能陈述这种关系，因为陈述时需要另一语言来丈量现实与关于现实的话语之间的距离。这好比用尺子量物体的长度，然后想用同一把尺子量出尺子与物体之间的距离。不管用什么样的恰当形象，反正这里说的是一个纯粹自找失败的高难度动作，是某种反身的后手翻或不可思议的豁然大悟：我们能跳到自己的影子上或看见自己看到了什么。在早年的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诸如此类抓着自己的语言鞋襻把自己举起来的事情都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语言能抓住自己的把手，那么罐头盖上随带的起子也就能自己拉开；不过，这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潮流从未停止追逐的一个目标。《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也暗合这一潮流，因为与这个令人惊诧的神秘文本真正并列的既非罗素亦非弗雷格，而是乔伊斯、勋伯格、毕加索以及所有那些自嘲式的先锋派艺术家，他们竭力以自己的样式再现并同时指向再现过程。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有某种独特的自我解构性，同样，《逻辑哲学论》也暗含着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因为它竟然荒诞地想要确立自己已经非难过的东西，比如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因此它绝对没有存在的资格，必然最终把自己击碎。维特根斯坦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神秘兮兮地说，读者如果明白这些命题，就会知道这些命题是一派胡言。只有这些命题用作梯子，一登上去就把它们踢开，他或她才能看到真正的世界。《逻辑哲学论》以一处现代主义者的自嘲姿态把自己删除了，仅仅通过它的突然内爆释放的幽微光亮才将直理照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持根斯坦一直要求调到更危险的前沿阵地，这使军事司令非常为难。他希望靠近死亡或许会使他远未得到满足的存在出现一点起色。他口袋里装着《逻辑哲学论》草稿，蜷伏在语言极限的战壕里，背上紧贴着死亡的黑暗，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你可以显示你的意思，如挥手或微笑，但是你不能把它说出来。这可不是那种含糊不清的表达或虚假的说辞，如“如果能告诉你的话，会让你知道的”，而是严格在再现限度内进行的展示。所以，正是他以一种古典的批判姿态从语言自身的内部勾划出语言的边界，他在哲学可以说的事情和哲学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可以说的是所有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些重大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和侦探惊险小说家、托尔斯泰和糟糕的美国电影、圣约翰和门德尔松，他们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特别的线索。后斯的维特根斯坦彻底丢开“语言'描画'世界”的比喻，把它看作囚禁我们的又一个误导的比喻：说什么语言与现实没有距离，当然也不是说它们面对面地贴近，云云。不过，他仍然怀恋并追寻着那条终极边界，一直追到欧洲外沿一个叫做基勒里的港口，几年前，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决定写他的。
从技术上讲，基勒里港是爱尔兰的惟一峡湾，风光旖旎，属于康纳玛拉北部的一个盖尔塔彻特（爱尔兰说法）地区。这里几乎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有四五处茅舍，称作罗斯鹿，维特根斯坦1948年从剑桥逃到这里。当地传说他养鸟写字，我们后来读到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大都在这里草草写成。还有一些早期手稿维特根斯坦让一个名叫汤姆·玛尔克林斯的当地渔民在维特根斯坦住处的一个外间小屋里烧掉了。汤姆是维特根斯坦在罗斯鹿期间的家务帮手；许多年后第一次遇到他时，我带着一本诺曼·麦尔考姆的维特根斯坦《回忆录》，里面提到一封维特根斯坦致罗素的信，信中甚为赞许地提到了汤姆。我把有幸出现在伟人们之间的他的名字指给他看，但他一点也不断所动，这真让我高兴。不久前，我再到罗斯鹿参加爱尔兰总统阁下主持的维特根斯坦故居揭匾仪式，那个茅舍成了一个青年活动营地。汤姆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我找到了一些年老的渔民，和他们谈起那痊威严仰止的外国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突然屈尊降纡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注意到他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还想知道他的身高，说话带德语口音的还是英语口音，以及拍电影所需的其他内容。他讲纯正的上流社会英语，我猜对了。
弗雷格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萨特是媒体的知识分子，罗素是每个小店主心目中的圣哲。
伙计，这一切都有什么关系？据说伦敦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曾这样问罗素，他认出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的人就是罗素。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的哲学家，他那部了不起的《逻辑哲学论》中的片断就曾被配上音乐。从一盘荷兰制作的磁带上可以听出用婉啭动听的声音读出这部著作中的句子，那是一种轻快的德语舞台音调。也许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有一种虚构或神话般的品质，他的一生比艺术还要艺术，很容易予以艺术再现。1987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的小说（《圣人和学者》SaintsandScholars），其中写到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康纳利、哲学家尼考莱依·巴赫金和维特根斯坦在盖尔威的茅舍的一次重要会面。但是即便在这种细节里，真实性仍然胜过了虚构性，因为当时任伯明翰大学首席语言学教授的巴赫金（他是更出名的那位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哥哥）的确是维特根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维特根斯坦第一个对他朗读过《哲学研究》。尽管巴赫金兄弟因苏维埃革命的动荡而失去了联系，但两人的著作非常相似。尼考莱依甚至不知道米哈伊尔还活着，后来他在巴黎一家书店偶然碰上了那本米哈伊尔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两三年前，请我写维特根斯坦的电影剧本，是因为我写了关于他的小说。这个片子将在4频道上作为系列电视剧《哲学家们》之一播出。这个哲学家系列剧由塔里克·阿里（是1960年代英国回应丹尼尔·考恩一本迪特的产物）制作，下属的班顿公司为4频道制作了反映所谓第三世界的精彩纪录片。假设面对的是对维特根斯坦几乎一无所知的观众，以戏剧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向他们传达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点，不可能讲得很充分。导演德莱克·嘉曼是最激进和最有争议的英国电影导演之一。他读了剧本后问我为什么以剑桥为背景，我回答：“因为他主要生活在那里。”嘉曼告诉我：“我们不在剑桥拍电影。首先因为人们都在剑桥那个鬼地方拍电影。第二，剑桥的学院地收地皮费。”我们把背景改在滑铁卢的一个弃置不用的摄制棚里，拍了两星期才花了300000英磅，英国电影学院也给了一些经济帮助。
我不会谈导演如何把自己的剧本删改得不成样子，那种斤斤计较的叙述已经屡见不鲜。我只说一点就足矣，代理人曾经要把我的名字从摄制人员单上划去，而英国电影学院则铳人吃惊地说服我把名字留在上面。嘉曼是一个特别杰出和胆量过人的电影导演，但他也像那些杰出的电影导演们一样，对不能立即转变成惊心动魄的视学形象的任何思想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会说我的剧本太罗嗦（像一个爱尔兰人写的东西），他说的疑很对。按他们说，电影不是一种词语媒介，即使关于一个始终专注于语言的思想家的电影来说，翻新复如此。最后拍出来的电影不乏一些精彩的片断，但也有一些令人扫兴的地方。那些欧陆年轻人穿着黑皮夹克四处晃荡，还装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他们以为斯宾诺莎可能是某种意大利面食。他们偶尔会把哲学家的无用性与互相挤到床上的兴奋性做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这并不符合维特根斯坦的本意。有个怪模怪样的人不时冒出来，说上一通莫明其妙的话。不过，卡尔·约翰逊长得很像路德维希，而且很哲学家的气质，电影里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佩服的地方。总之，在爱尔兰和伦敦的拍片经验使我明白，在戏剧和电影里，作者的确是死了。即使没有完全死掉，也只能和端茶的小伙计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排演室的后面。无论自己的神圣文本正在遭受多么可怕的屠宰，作家必须告诫自己保持沉默，否则演员们就会收到矛盾的信息。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就像对街上人一样，不摸底细而谨慎有加。对剧本的改动偶尔也感激的地方：当时正在爱尔兰拍最后一集戏，演员们要求和我开一个讨论会，因为剧本里有一些他们不太明白的地方。我给他们讲解生活的意义，虽然声嘶力竭但仍然不得要领，他们抓耳挠腮地坐在周围，本子上记下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观念拍成传记片实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它们完全是明摆着的两回事。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仍然怀念着纯冰一样的哲学的精确性，怀念那些无数的形而上的巨大冰块默默地向地平线延展。这是一幅壮丽的景象。但是他后来明白，在那个世界走路会摔个人仰马翻。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磨擦的地方，能感觉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实践的那种粗糙性和不确切性。测量太阳的距离需要精确到毫米的程度吗？某人不清晰的照片难道根本就不是一张照片吗？如果抗议语言不是一种确切的工具，那就好像抱怨萝卜上奏不出曲子。于是我们就有了写出《哲学研究》的后斯的维特根斯坦。他抛弃了苦行僧般的青年时代和水晶一样的纯洁性，竭力使我们回到混杂而多义的平常言语的粗糙地面上来。然而，与后期这种无终洁的、多元的、通俗的探询形成最大反差的还是他本人：专横而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被一种令人疲倦的追求道德完美的热情所驱使，非常熟练地随时把任何挡他路的朋友扔在一边。罗斯鹿的渔民不无沮丧地还记得他如何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汤姆·玛尔克林斯为了不让他那个易怒的主人听到狗的叫声而颇费精神。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可爱而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本人实在不像那个如雷贯耳的哲学人物维特根斯坦。他是一个兼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师于一身的惹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一个欧洲高大知识分子，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渴望返璞归真。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极权主义者，但是却永不满足地追求着神圣的境界。我希望所有这一切在电影中有一定的反映。但奇怪的是，这与他后期思想里的谦敬隐忍观念是相抵触的。这个人一听见那句英语成语“世界有容乃大”便大为感动，气喘吁吁地评论说，这是至美至善的金玉良言。
维特根斯坦写道：“什么都隐藏不住，一切都任人观睹。”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并非如此，他曾偷偷地搞过同性恋。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非常激进，那是因为他使我们的言语和实践真正恢复了社会性。推翻了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形象，即把自我看作对自己私人的和不可言表的感官感觉进行思考的孤独之物。能有一种私人的语言吗？可以说，这就像一个人把钱从自己的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之后，就以为他已经做了一笔金融交易。也可以说，就像一个人把手放在自己头上，然后喊“我真的知道我有多高！”维特根斯坦对内在的东西没有耐心，也没有在耐心去崇拜“个人经验”，他对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笛卡儿式的术语及其到处滋生的个体主义政治不感兴趣。我知道我受着痛苦，但是只能推测和推导出你在痛苦，这一事实就是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的不同之处吗？一派胡言：声称我知道我痛苦，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动词“知道”只有在一定的怀疑语境里才有力量，现在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我的确知道你此时的感觉”，我说的这句话至少有时候是有意义的。我如何像接近你那样地接近我自己？不需要劳神费力地将经验主义原子主义或浪漫主义个体主义的悠久传统非神秘化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由一个饱受孤独折磨的灵魂完成了。他曾经问，人们以为我行为古怪？仿佛他们是在透过窗户盯着窗外人的奇怪动作。他们不知道外面正下着暴风雨，不知道那个人每走一步都极其根难。维特根斯坦的路也走得非常艰辛，哪怕稍有出轨之举，就会一蹶不振。所以他怪模怪样地满口伦理道德，深受把一切看作赎救或惩罚符号的清教主义狂热病的侵害。倘若他不要讲那么多道德，他对赎救的信心或许会更大。最后，他被放逐于纯冰和粗糙地面之间，二者都不是他的家园；正像凯因斯在电影中评说的那样，这是他的所有悲哀的根源。
当然，他的社会位置并不好。我是说，他出身于一个荒唐而富有的家庭，虽然他竭力摆脱这种无能的标记并为此而一部放弃了属于他的那部分钱财，但是他永远清除不掉家庭出身给他留下的致命痕迹。他来自维也纳，那是一个美食终日、肥脂流肠、热中享乐的地方，是淫佚趣味和庸俗艺术的斗鸡场，中产阶级越来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整个城市四肢僵硬，阴道干涸，阴茎萎垂。城里的人咳嗽，口吃，被癌症和假怀孕的磨影所困扰，等待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诊治。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数学可以治愈维也纳的这种严重的肠胃气胀。在这个充斥着奶油蛋糕和圆滚滚身体的哈布斯堡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绝无仅有的，纯粹完整的。苦行僧的儿子辈像俄狄浦斯一样造他们吃喝过度的父辈的反。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鲁莽之士自杀了，其中有两个是维特根斯坦的兄弟。这种新的苦行僧哲学是纯洁的，严明的，表里如一的；它是维也纳所不是的一切。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展开的，然后追踪年轻的路德维希到曼彻斯特（他在那里发明了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最后到了剑桥，他从未放弃逃离那个玩具城的打算。他跑到爱尔兰，后来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挪威峡湾（又一个尽头），到了奥地利的一个寺院，在那里当园丁助手，最后又踢又喊不情愿地被拖回学术圈。他甚至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时代跑到苏联，几次拒绝当那里的哲学教授，而是要求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他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认为哲学没有多少用处，催促他的助手们放弃哲学，正如他曾经迎着国王队列走上去，鲁莽地要F.R.利维斯放弃文学批评。他只写过一本书，属于那种异端的哲学亚潮流，用笑话、警句、轶事酿造出全部复杂的思想，用直白的语录或不经意的顿悟表达出来。在哲学家一族中有各种各样的灰谐家，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到阿多诺和德里达，他们只有发明一种新的哲学写作体裁才能讲出他们的意思。《哲学研究》读上去像一堆形象的集合或叙述断片，惊奇而大声地问我们一些无可无不可的问题。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家一样，怀疑作者有若干答案，但他把答案都藏起来，逼我们自己解开秘密；热情地邀我们参与进去，同时却在我们周围绕着圈子。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哲学是一种疗治方法。如果说他对弗洛伊德疑虑颇深的话，那是因为（像电影中他说的那样）要认识一个维也纳人，必须通过另一个维也纳人才行。艺术家们所以对他敬佩，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烈地争论着这个怪人的重要意义，而我正在等着好莱坞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任编剧的爱尔兰戏剧公司正在策划一个将于贝尔法斯特上演的圣诞节哑剧，主有斯蒂芬·里厄曾在我的《圣奥斯卡》（SaintOscar）剧中饰演过奥斯卡·王尔德。但是爱尔兰共和军刚刚炸掉了会场。有些批评家仍然相信艺术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但在爱尔兰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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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回忆片段）〔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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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回忆片段）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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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子的信〔亨利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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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子的信
亨利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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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文人维特根斯坦》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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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维特根斯坦》简评
伊格尔顿
（吴万伟译）
艺术家们为什么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如此着迷呢？弗雷格（Frege）是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是店铺老板眼中的圣人，但是维特根斯坦是诗人、作曲家、小说家和电影导演中的哲学家。德里克·加曼（DerekJarman）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小说家布鲁斯·达菲（BruceDuffy）以维特根斯坦的传奇生活为素材撰写了小说《我眼中的世界》（TheWorldAsIFoundIt），作曲家纽美因（M.A.Nummine）在他的逻辑哲学组曲（TractatusSuite）中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配上音乐，其中的片言只语还被荷兰的流行歌曲组合用沙哑的带有德语口音的声音在激情四射的舞台上演出。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的魅力来自这位哲学家从富裕到贫穷的具有寓言色彩的思想家本质。维特根斯坦虽然出生于奥匈帝国最有钱的工业巨头家庭，却甘愿放弃了大部分的财富，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托尔斯泰式（Tolstoyan）的“啊，你真纯朴！”（sanctasimplicitas）的虔诚追求。像很多２０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一样，维特根斯坦用非常复杂的方式热衷简朴的生活。他的修士般的苦行禁欲和维也纳的实际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维也纳是华丽艺术和惊骇的庸俗作品的战场，充满华尔兹舞曲，掼奶油，巧克力蛋糕和高雅文化。政治气氛越严酷，它反而越无情和轻薄。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Kraus）说“在柏林，情况异常严峻，但并非不可救药。而在维也纳，情况正好相反，已经不可救药，但并不严峻。”当然，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维特根斯坦的青年时期，这个城市受到异常的自杀潮的影响，其中包括这个哲学家的两个兄弟。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是对维也纳浮夸和空虚的一个反应。这个新的哲学朴素、简洁、训练有素，清楚易懂。维特根斯坦自己蔑视物质追求，在曼彻斯特一直热衷工程制作（对任何弯曲的，呼呼旋转的，狭长的，发出声音的东西都感到着迷。）、乡村教书的魔力、修道院的园艺、甚至到苏联的奇怪旅行并希望在那里接受培训当医生。（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的一些在剑桥大学的好朋友是。难怪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他对资本家现代性的党派偏见有重叠的地方。）维特根斯坦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作战，他的反常举动让军事指挥部困惑不解，因为他不断要求被派往更危险的地方去作战。他希望和死亡的近距离接触能够让他对根本无法实现的存在有新的认识。他的其他举动让剑桥朋友更是不知所措，简直和战壕上的行为一样极端：斯大林的莫斯科，一个挪威海湾，一个位于康尼马拉荒野（Connemara）的遥远小屋。
在约翰·吉普森（JohnGibson）和沃尔夫冈·休默（WolfgangHuemer）编辑的文集《文人维特根斯坦》（TheLiteraryWittgenstein）中，戴维·肖克沃克（DavidSchalkwyk）的文章巧妙地将维特根斯坦永久避难者的地位和他的导致误入歧途的返回语言家园的哲学项目联系起来。他说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不知道自己的路。”对于这个在异国他乡的，有犹太人血统的思想家，弗罗伊德的同胞和同时代人来说，哲学的根源是迷失，维特根斯坦自己从来没有重新获得的一种自我放逐的意识。正如肖克沃克所说，他的著作里充满了迷宫般的城市，永不停息的纵横交错的风景，他的想象（像弗罗伊德一样）更多的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上的。要让这个自我放逐的持不同政见者返回家园，不管这个家在哪里，将意味着最终放弃哲学的快乐释放。哲学只是对那些人生道路崎岖的人才是必要的，维特根斯坦一直对哲学有种专横的傲慢和蔑视。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但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成了问题。众所周知，哲学被当作试图克服疏离意识，迷惘，陶醉，无所适从的治疗方法，向我们显示存在的东西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知道的东西（加上DonaldRumsfeld的已知和未知的排列中丢失的东西）。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对萨特也一样，哲学开始于一种对存在的忧虑或疑惧。但是正如肖克沃克指出的，熟悉和平凡的东西对有宗教热忱的人来说，具有某种奇怪、奇妙、神秘的成分。他们的著作远非对平凡事物的谦恭的祝圣词。这就是为什么只是表面上的吃惊，一个表面上透明、顽固、既不宏伟也不壮丽的维特根斯坦对艺术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艺术家关注的可是精神秘密，神秘的气氛和隐含的深刻内涵哟。
正如德语词汇（heimlich）既有“熟悉的”又有“隐藏的”的意思，维特根斯坦就像许多来到这些海岸的欧洲知识分子移民来说既在家又不在家。文学维特根斯坦主义的鼓吹者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Cavell）在本书中指出维特根斯坦介绍给我们的人类话题是非常现代的---对自身感到麻烦的，奇怪的，对自己的经历有不确定的把握。
维特根斯坦的牛津剑桥厌恶以及对宏大叙事和抽象理论的厌恶以及他的怪诞、想入非非、朴素、粗野的文风能够让我们对他的思想中的异己的，桀骜不驯的格调感到困惑。他的思想与其说和奥斯汀（J.L.Austin）接近不如说和海德格尔（Heidegger）接近。他最看重的价值，从文体风格上来说，是明白易懂，无疑（像他的说德语的同胞马克思（Marx）和布莱希特（Brecht）一样）时不时伴有紧张的对条顿式隐晦难解的成见老套的关注。但是即使他的语言是透明的话，他的思想决不是透明的。这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语言和思维，至少他的有些头脑简单的追随者和他自己能够区分开来。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宣称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关注探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瞒的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同性恋。
哲学研究抛弃了作者禁欲苦行的青年时代的清澈透明的纯洁，企图把我们带回粗鄙的现实，模糊浑浊的，边界不清的现实。正是这种对探问事情密度和无规律性，他们独特的非完整描述的口气和机理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传统结合起来。但是没有什么比他本人和这个通俗的，多样化的画面更相象类似的了：桀骜不驯，独断专横，一心追求道德完美，是僧侣，神秘主义，和机修工的迷人组合体。受到被称为新教教义的奇怪狂热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怪诞、荒谬的道德准则是：任何东西都是拯救和毁灭的潜在信号。如果说这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具有像小说家一样对偏离主题的细节和人迹罕至的偏僻小道敏感的话，它同样也显示了坚决反对研究中的懈怠和非教条歪曲的精神强力量，以及拒绝把未整理的，粗略的，笼统的东西当作概念缺陷的慷慨和好心。
维特根斯坦瞧不起美学（他嘲笑说就像相信科学能告诉你哪种咖啡味道更好些一样），但是他也认为哲学应该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他属于哲学家中的嫡系部队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本杰明（Benjamin）忒欧多·阿多尔诺（Adorno）德里达（Derrida），他们对哲学思辩的整个系统产生怀疑，正如先锋派艺术家说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本系统而已。不管怎样，新型的写作风格挑战了哲学和文学的界限，沟通了格言警句和文学人物，数字和寓言，修辞策略和戏剧对白。和沃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的梦想不一样---出版一本通篇都是别人的话的著作，维特根斯坦希望的书是除了笑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两个人都是具有传统思想的现代主义者，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一样，对书本的正统概念苦恼不堪（维特根斯坦终生只发表了一本书）。像本杰明的同事忒欧多·阿多尔诺（TheodoreAdorno）一样，这些人属于给人晦涩、深奥形象的哲学思潮中的左道旁门，喜欢将完整、复杂的命题压缩成一些世俗的格言，精辟的顿悟诗行。所有三个思想家都喜欢蒙太奇式的片言只语而不是传统的逻辑严密的推论。从真正的现代主义的观点看，维特根斯坦喜欢自己的思想发散、跳跃而不是被限制在一条线上。在这方面，他更像默利·布鲁姆（MollyBloom）[乔伊斯〈尤里西斯〉中的人物]或者《戴洛维夫人》（MrsDalloway）[维吉妮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的同名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艾耶尔（A.J.Ayer）。本杰明对整体性的厌恶还有神学上的因素：只有上帝才能够完整恢复破碎的历史，对完整艺术品的信念其实是一种偶像崇拜。
不过这个研究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是“美学上的”，虽然本书中马乔里·波乐芙（MarjoriePerloff）写的关于诗歌和哲学的眼光敏锐的文章没有很好地把握住。维特根斯坦没有时间讨论哲学是关于世界的一整套命题的观点，更可能是去神秘化的行为或有治疗效果的干预而不是观念的系统。像弗罗伊德分析者一样，他们的任务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解释命题。这些研究企图驱除幻想，认为使用语言是为了描述，表达或告诉，但是实现这个目的不是通过命题而是通过表述来完成的，像文学作品中讲故事，散播假设，描述想象的情景，大声地自言自语，咨询或许不在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像艺术品一样，哲学的内容和形式是同一的。哲学研究中的命题包括经验主义在内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正如小说中的来自观察的事实一样，它们是作为修辞设计的元素来的，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有什么意义。维特根斯坦就像小说家一样运用技巧显示出来而不是开门见山，他要把我们带进情景和声音的复杂交汇中让启示逐渐的自我显现。就像任何本领高超的戏剧家一样，我们无法肯定剧中声音哪些是他自己的，哪些不是。像弗罗伊德分析家，我们怀疑作者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暂时藏在自己的袖子里不拿出来，跟我们兜圈子，亲切地邀我们合作，自己去破解谜底。本文集中约瑟夫·玛格奥莱斯（JosephMargolis）的一篇漫谈式的文章谈论了维特根斯坦方法的这些方面，就像他自己有的一样。
如果哲学研究在某方面和艺术品相似，《逻辑哲学论》（the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和艺术品的相似表现在另外的方面。实际上，它的作者不仅把他当作哲学著作还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的。《文人维特根斯坦》中有两篇关于理性（Tractatus）和虚构性（thenotionoffictionality）的精彩文章，作者分别是阿列克斯·布里（AlexBurri）和戴尔·杰凯特（DaleJacquette）。但是人们可能把它当作二十世纪早期欧洲文化陷入笼统意义上的表达危机的著作。陷入这个危机里还有乔伊斯（Joyce）,贝克特（SamuelBeckett）[《等待戈多》(WaitingforGodot)的作者]索绪尔（Saussure）毕加索（Picasso）海德格尔（Heidegger）和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Schoenberg）等等。换句话说，理性（Tract-atus）属于欧洲人高贵的现代主义的潮流，其中艺术或描述世界的语言的整个观点现在看来都是完全有问题的。本书确实宣称语言的结构展现世界的结构，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连接处切断这个世界，但是语言不能表现它自己是怎样表现这些现实的。它不能一方面展示现实，一方面又评论它与现实的关系。这种自我反射的转动就像试图看见自己在看什么东西，或者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提起来。我们不能使用语言来讨论语言。我们的语言荒芨约荷砩习惨桓霭眩拖窆尥房科魑薹ò炎约呵锌谎Ｒ虼耍拖裾材匪埂じ堑希↗amesGuetti）认为康拉德的《黑暗之心》（Conrad’sHeartofDarkness）的标记就是对我们无法诉说的东西保持沉默的禁令一样可笑。
但是我们陷入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反讽，因为逻辑哲学论（Tractatus）好像违犯了自己的条令。在宣称只有事实命题才有意义，而不是逻辑或哲学命题，它不可避免地做出了哲学命题，而且把自己掩盖起来了。在试图完成它自己陷入批评的东西时，就类似于那些现代主义艺术品不自觉不可避免地以表现世界为时髦，以此能够拯救某些可怜的真实性，通过同时对它们进行嘲弄和挖苦。指出他们自己描述的局限或自己表现技能的随意性。确实的，要表现一个晦涩的，模糊的世界意味着往自己的文本里偷偷塞入某种自我毁灭的机制，用自我向心聚爆阐明事情的本质。或许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心中想的事情，当他试图在战壕里和死神正面接触时，谦卑地蹲伏在语言的极限，蹲在里面装有逻辑哲学论Tractatus手稿的帆布背包上。
有不少的诗人和画家非常警惕看到的哲学抽象的贫乏。但是正因为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对这些很警惕，所以作家、作曲家就发现他的著作亲切、好懂。艺术如果不是有血有肉的话就什么也不是了，要暗示、体现观点而不是明白指出观点。维特根斯坦的努力在于劝说我们摆脱二元论的观点认为心灵在身体里面潜伏，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了解自己的经历，但是只能推测你的想法，或者说意义是我们头脑中魔鬼一般缠绕的过程，代表类似的化身机制的东西。也就是说符号存在于它的具体使用中，这是约阿齐姆·舒尔特（JoachimSchulte）在调查和诗歌关系时提出的主张，对文学实践者肯定不是受欢迎的观点。他们会认为他们在处理自己类型的东西。人们或许说文学是反笛卡儿哲学的现象，一个公共经验。就像作家一样，维特根斯坦理解语言不是镜子而是有自己价值的社会行为，有自己的物质厚度。由伯纳德·哈里森（BernardHarrison）和约翰·吉普森（JohnGibson）编辑的本文集中两篇绝妙的文章向我们说明文本主义的两个观点语言是模仿和指代是个虚假的。吉普森认为，文学作品通过给我们提供一种用来叙述现实中生活的标准和原则而与世界发生联系。维特根斯坦注意到没有什么比理解我们拥有的概念更重要的了，比组合虚假的概念。
最后，还有解释的问题，这方面索尼亚·谢迪维（SoniaSedivy）和马丁·斯彤（MartinStone）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文章。毕竟关于文本性，模糊性，意义的模糊不清和解释的没完没了文学和理论争吵，如果被提醒维特根斯坦和斯坦利·菲希（StanleyFish）雅各·德里达（JacquesDerrida）不一样决不相信解释是径直往下走的是有裨益的。相反，他告诉我们词汇只有在对意义有真正的怀疑的情况下才有力量。毕竟，阐释学（Hermeneutics）开始于对圣经这个最模糊的文学作品的反思。当对我们看到或闻到的东西没有合理的怀疑的时候，用尼采式的解释视角讨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曾说句子的最好例子是从戏剧里摘引出来。他的意思是没有人问演员他在说话的时候经历的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剧院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生活的最好向导，一个没有涉及任何私人精神状态立场的向导。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这本精彩文集中还有很多，说明艺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不是第二位的或偏离常规的，而是真正的东西，就像圣奥古斯丁或牛仔电影一样。
译自：“THELITERARYWITTGENSTEINJohnGibsonandWolfgangHuemer,editors”356pp.|Routledge.Paperback,£18.99.|0415289734
byTerryEag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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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工联主义和乌托邦：西默斯·希尼的《特洛伊城的治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工联主义和乌托邦：
西默斯·希尼的《特洛伊城的治疗》
伊格尔顿
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贝尔法斯特市目睹了戏剧史上一个颇具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从安德森斯顿（Andersonstown）聚来的几百个男男女女挤在一个教区大厅里观看索福克勒斯的一出悲剧。安德森斯顿是该市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具有强烈的共和意识。对于好些观众来说，这是第一次看戏，更不用说古典戏剧了。安德森斯顿的老乡们很少人有出入里瑞克剧院的习惯，那是贝尔法斯特的一个“严肃”剧院。观众与这出戏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讨论的这出戏《特洛伊城的治疗》（TheCureatTroy）是由西默斯·希尼从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特茨》（Philoctetes）编译过来的。该剧由土地节戏剧公司上演，该公司每年在边界南北的大约二十五个地方巡回上演一出新戏。爱尔兰人前来观看土地节的戏剧，是因为他们能看到一出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戏。尽管《特洛伊城的治疗》用了合唱团和希腊戏装，但它仍然属于这种戏剧。因为很难把这出戏读作关于［爱尔兰］“动乱时期”的一种隐晦的寓言，而且希尼在剧本后面的收场白里明白无误地提到了绝食者和警察的寡妇，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不再怀疑古代雅典与当代北爱尔兰的联系。大家可能记得，菲罗克特茨是陷身特洛伊之围的希腊武士，他被可恶的同志们随手扔在了莱姆诺斯岛上，因为他被毒蛇咬伤之后恶臭冲天。但是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们不得不把他从岛上弄走，因为如果没有他那副百发百中的弓箭，就攻不下特洛伊城。戏一开始，一身疮痍的主人公己经拖着病腿过了十年孤独的被遗弃者的生活，每走一步都发出痛苦的嚎叫，留下疮痂脓血。但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还是以他特有的花招把这位昔日战友骗进了战斗。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因为菲罗克特茨对出卖自已的那些同事有着深仇大恨。但是奥德修斯派那个擅长煽情的小尼奥托勒穆斯去游说这位可怜的老瘸腿，让他交出那件神奇的武器。
菲罗克特茨郁郁寡欢，愤愤不平，仇恨使他心灵交瘁，对过去不公遭遇的记忆使他身心瘫痪，在希尼眼里，菲罗克特茨就是分裂的北爱尔兰形象，并不可爱。通过戏剧手段，他那真切的伤痛感与他对这种伤痛近乎麻木的回应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戴斯·麦考提尔这位形容枯槁、头发苍白的演员为土地节剧院扮演了这一角色，他把这个被出卖了的武士的哀婉动人之处和坏脾气非常出色地揉合起来。菲罗克特茨既是人性受苦的形象，也是分裂者的公式化形象，是一个明显的多重决定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并超越了“动乱时期”。他在体现历史冤屈的同时，为这出戏提供了比这些政治纷争更为持久、更为根本的共同人性的试金石。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世界主义者和自由人文主义者希尼与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希尼的矛盾，但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与政治的问题。菲罗克特茨的苦难感动了摇摆不定的尼奥托勒穆斯，他丢开了奥德修斯诱使他去做的不光彩的政治任务，设法把菲罗克特茨从岛上救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上司莱姆诺斯的查里·荷伊一派的现实政治的反对者，因而并没有抛开政治本身。如果说菲罗克特茨身上激起了一种人性的冲动，那是因为他抛弃了狭隘的希腊利益，代之以一种启蒙后的政治正义的普遍概念：“我所服从的法度／就是正义本身。她不仅仅为希腊人所独有。”如果这个岛上还有正义可言，那也不是界限分明的爱尔兰的正义。只有好政治与坏政治、合理的原则性与肮脏的实用主义之间的不同，政治与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这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尼奥普托勒穆斯所以作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他受到一种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同志关系法则的约束，并不是因为犯了感情用事的错误。菲罗克特茨象征着枝杈丛生的可怜的人类本身，这样的形象表示一种粗野的、执拗的，彻头彻尾的生物折磨，在政治上一事无成。肯定地说，他是一个怜悯的对象，标志着对他人的怜悯之心（或没有怜悯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反面的乌托邦人物，他接受的正义和兄弟情谊远远胜过了奥德修斯的阴谋诡计。不过，这种人是软弱无能的。他应该从客体移到主体，不再怨己恨人，而是重新投入历史政治的大潮，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再次站到他在特洛伊城前面的应有位置。这就需要策略上的妥协，重新拥抱出卖过他的那些希腊人。尽管表面上看，这种必要的灵活性和奥德修斯式的玩弄权术非常相似，但戏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区别开。然而，如果说一头是奥德修斯对有用性的死硬坚持，那么另一头就是决不让步的历史的牢固“原则”。尼奥普托勒穆斯置身于两种选择之间，应该由他来提醒固执的菲罗克特茨：“如果不低头，就会折断头，这才是危险的事情。”在北爱尔兰语境里，如何区分足智多谋和不择手段？菲罗克特茨只能从伤痕转到弓箭，从对政治人的极端蔑视转而成为解决历史冲突的主动角色。他必须这样做，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讽：他“决定”重新参加军事斗争，而这个决定本身就是神灵早已决定的事项里的一部分。
人道是一种必须“现在”就执行的律令，头脑不清的尼奥普托勒穆斯最终赞同这样做，而奥德修斯这个实用主义者是不会同意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如果乌托邦要成为可信的东西，就必须在活生生的现在有所预示，必须显示出对他人的需求有一种本能的生物的回应。但是这种人道最充分的实现同样不可避免地会推延到未来的正义之城，只有政治实践才能产生正义之城。对希尼而言，这意味着把它推延到（用神话来说）对特洛伊的征服和最终超越所有古老的宗派斗争之后，而不是越过历史的门槛。该剧的收场白大胆而漂亮地对这种乌托邦予以一瞥：
人类遭受痛苦。
他们互相折磨。
受伤害，变僵冷。
诗歌，戏剧、歌曲不能
把受到的不公和冤屈，
完全抚平……
历史说：对坟墓的这一边
不要抱什么希望。
但是生命里会有一次
涌起久久渴望的
正义的波浪，
希望和历史押上了韵。
因此在遥远的复仇的一边
希望一次大海的巨变。
相信吧，还能到达
前面的海岸。
相信奇迹，相信
良药和疗救的泉水。
如果这里表达了动人的乌托邦希望，那么也在寓言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混乱。它真的要用神灵的“奇迹”使英国人放开爱尔兰？对希腊人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有一张可以随时拿来的神弓，而我们却只有西默斯·莫棱、西恩·费因和北爱尔兰国务大臣。换句话说，神话悄悄地决定了自己采取何种当代政治立场，其开放不定性简直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既含糊不清，亦率直无忌。正像希尼的那些自然形象（“波浪”、“大海的巨变”）所暗示的那样，解决办法是作为神灵的礼物而来的，并不是一种政治建构，是不可言表的顿悟，而不是政治策略。
因此收场白断言，任何诗歌、戏剧或歌曲都不能将冤屈彻底匡正。但是在《特洛伊城的治疗》里，一个寓言拼命想从另一个寓言里出来，这就是蹩脚诗人菲罗克特茨这一人物形象。艺术家注定倒霉，受困荒岛，神秘地失去阳刚之气，这样的比喻当然有复杂的罗马历史背景。当希尼思考原则性和实用主义行为、顽固性和灵活性、政治参与和乌托邦预设等反讽时，无疑从一旁向北爱尔兰诗人险象环生的地位投出一瞥，他拿不准应该说出来还是应该保持沉默，应该表明立场抑或仅仅在诗句里保留一些既可读作政治、也可读作超政治、甚至可能读作非政治的温情和感性。乔伊斯的《岛站》（StationIsland）收场时表达的是坚决脱身，而《特洛伊城的治疗》则坚决支持某种政治献身。如果你待在岛上，不管是爱琴海的岛还是戴尔格湖的岛，你都会变得举措无常，自我纠缠，自我折磨。然而希尼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希腊神话来表现这一点，他把艺术家菲罗克特茨放在一个过于中心的、救世主般的地位。如果此人在荷马的诗里有可能用他的文字或修辞弓箭帮助结束一场战争，那么在北爱尔兰六郡，他就不会有这样大的能耐。伶牙俐齿不可能把伤痕和耻辱扭转成虚幻弓箭的骄矜盛气。该剧结尾时，历史冲突的解决与菲罗克特茨的痊愈融合成一个优美可人的形象；大体而言，这也许反映了北爱尔兰诗人的真实想法，只有当人民的政治伤口敷药和包扎之后，诗人才会得到想象的宁静。但是这个诗人不会通过冲锋陷阵来治愈自己，那完全是唯心主义者对实际无效性的一种补偿而已。神话在这里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它在预示特洛伊的失败时，也出了这样的差错。用当今的话来说这件事，那只能是：北爱尔兰只有迫使政治敌人屈服．才能使自己的痛苦得到抚慰。该剧宣示了这样的真理，但它的确不是“有意地”宣示的，因为这种剧本离比较信奉调和主义政治的希尼相距甚远。所以在戏的结尾，对神话的寓言式使用释放出一种“不曾意想”的意义。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特洛伊的征服已经被距离化和风格化，成了菲罗克特茨个人自新的一种隐喻。该剧“无意地”在调和（天主教和新教）模式里插进对立（爱尔兰—英国）模式，包括希尼本人在内的许多北方作家迫不及待地想取消这一对立模式。不无矛盾的是，《特洛伊城的治疗》把焦点从政治移置到个人，从外线作战转入内线作战，培育出一种连作者本人也不能掌握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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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属工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一章金属工具
↘股票
↘债券及其他信用
↘衍生物
↘外汇
↘创新综述
在1998年2月，世界主要银行之间往来的资金为每天1.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包含了世界上大部分以美元结算（至少一方是）的金融活动，而在1987年股灾时，这个数字仅为600亿美元。在那次不可思议的灾难过后，金融活动的日均交易额又迅速回升1989年超过了8000亿美元，1993年为1万亿美元（格兰特，1995年、1996年）。这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它累计一周就等于美国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累计一个月就等于世界总产值。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又流向何处？去翻开《华尔街日报》或者任何一份都市报纸的商业专栏，你就会获得线索。上面每天都印满了多得令人窒息的各种价格表，有股票、债券、外汇、商品、期权、期货、期货期权、指数、指数期权、共同基金……如果你持有100股欧米茄公司的股票，或是4月份交割的小麦合约，你就会非常清楚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你正用钱在下注。用大量符号和图表来分析这些金融商品价格的变化，除了利益驱使之外，还有别的动机吗？每天晚上新闻广播网每隔30秒便报道一次道·琼斯指数的变动，除少数股票持有者对此感兴趣外，其他人对此是否也感兴趣呢？这些价格的走势跟报纸或电视报道中的其他新闻、跟公司的命运跟人们的实际生活标准以及广大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从构成金融的要素——工具和机构——入手，正是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索取关系。索取的对象被命名为货币，它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但他们总是忘了货币是社会力量的一种形式。传统理论所坚持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在基于商品交换的经济中，能够简化交易而本身却像润滑剂一样不受什么影响[1]。在易货经济条件下，小麦的卖主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个买主，而在货币经济条件下，他只用关心卖多少钱剩下的事全由交易系统去完成。
货币是比这种解释更为复杂的一种现象，它是我们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准则之一。对物的所有权是通过对货币的索取权体现出来的。而在金融市场上交换这些索取权，就形成了所有权的社会结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些“市场”——经常被看成一种不可名状的外部力量，就像地球引力一样无所不在——增长极快。报刊中常常谈论：现在的市场比政府更强大，债券和外汇市场上的竞价比选举立法和公共预算更为重要。这种论点也有一定道理：市场具有可怕的力量。但市场是社会机构，一种力量工具，它部分来源于人们因不知内情而产生的恐惧。比如说，一旦“市场不接受”工资的小幅增长或公众就业计划，投票表决也就无甚意义了，就好像许下的心愿被上帝不友好的声音所打碎那样。
现代的金融市场看起来很复杂，但它本质上只不过包括一些基本的金融工具和机构参与者。大多数金融工具尽管外表很新奇但实际上已经相当古老，它们的历史已有好几百年了，而绝不只几十年，
那么，这些市场是什么呢？又是谁使它们成型了呢？
股票
对很多人而言，股票市场就是华尔街，纽约股市（NYSE）就是股票市场。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最新版甚至把交易所直接描述为资本主义的“轴心”，而未作任何的解释。地理位置又强化了这观点，纽约股市坐落在百老汇和华尔街交界处，正是曼哈顿金融区的神圣中心但实际上，与债券和外汇的交易量相比，股市的交易量相形见绌；而纽约股市本身在股票交易量中的比重也口渐减少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一些偏见使得股市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突出地位。但是有一种观点是必须抛弃的，即：股市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实际投资[2]。公司在从私人（家族或其他紧密关系）或国家手中转向“公众”手中时（即，在私有化过程中），一般卖出大量股票。公众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是很小的，而这一点并未明说。之后，股份公司很少再发行大量股票，新的募集只是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像而已。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由于收购和回购，回收的股票要比新发行的多，很多交易都是通过大量借款进行的。
但正是由于股市在筹资上的作用很小，金融才不致于偏斜。股份代表了对经济中的实际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代表了对由这些资产产出的即期及未来利润的索取权。尽管股份公司的经理享有部分自主权——只是比例大小尚存异议——他们不过是股东雇佣的代理并最终向股东负责。在危机时刻，股东可以直接干预公司的运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取悦投资者，也就是抬高股价，才是管理层最关心的。如果失败了，那么惩罚就是股价的长期低迷，公司有可能被收购。在主流理论中，这就是市场对经理的约束；但本书的一个主题却是：这起不了太大作用。
股票有很多种类。最常见的——纽约股市市值的98%，几乎全部的纳斯达克股票——是普通股。普通股持有者最后才能分享公司的收入与资产；虽然公司偶尔会扩大分红，但总要等到偿还了债务利息之后——这样一来，普通股持有者在法律术语中就成了所谓的“剩余索取人”排在债权人之后、但位于普通股持有者之前的，是优先股持有者，在给普通股持有者分红之前必须先给他们支付全部的红利。在公司倒闭时，普通股持有者经常一无所有，而债权人和优先股持有者则获得首先偿付。通常具有吸引力的是，如果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那么债权人和优先股持有者很容易满足，而其余的利润就会跑到普通股持有者那里。
由基本原则演化而来
今天的股票市场，同很多现代的金融机构类似，源自中世纪的意大利。与复杂的早期金融机构不同的是，早期的意大利股票市场是很不健全的。随着政府债务和公司股票的增加，现代股市最早成型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和后来18世纪的伦敦。与自由市场观念相反的是，政府债务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虽然美国的做法是把股票和国债市场明确分开，就像教会和政府那样，但在英国，教会和政府并非完全分离，人们仍然把公共券叫做政府股票。
在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为其帝国企业筹集资金（另一种与金融发展相关的政府联系）；作为回报，投资者获得以红利形式返回的利润。但是，由于投资者不想永远拴在这些公司上，这些股票就定成可自由交易的。正如R.C.米切（1992年）所说的，“建立起来的是未来收益索取权的市场”——虚假资本，按马克思的名言不是实际资本，而是对资本的索取权。这使得一个完整的阶级拥有一个经济的生产性资产，而不是从前的某种特定财产。
把未来红利或利息转换成一种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就是所有金融市场的基本原则。除非有拖欠，债券在未来收回的本金是固定的，可是以此为基础的红利和利润却是不可预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随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增加，但也不绝对。找出可能性以及增长的速度就是大多数股票游戏想要做到的。
阿姆斯特丹早期的市场组织得很松散，经纪人和顾客仅仅围着交易所的柱子在那儿交易。直到1787年才有了正规的组织监督井防范拖欠。第一个正规组织的交易所于1724年在巴黎成立。但由于革命太影响交易——战争总对经济没好处——伦敦开始崭露头角。
1802年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开张，标志着公认的现代股票交易所的开端，它有着规范的交易和稳定自律的会员体制。纽约股票交易所比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成立要早10年（由24个经纪人在梧桐树下，即今天的华尔街68号，进行交易），但是直到19世纪末，纽约市场一直排在伦敦之后。巴黎也曾风光过几十年，成为欧洲大陆股票（不仅是法国股票）的主要交易所但是以后它再也无法与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相媲美了。
正如政府债券和政府特许垄断对18世纪的金融市场所起的作用那样，铁路股票和债券影响了19世纪的金融市场——对迅速膨胀的财富的索取提供了丰富的交易题材。英国铁路股票从1848年的4800万英镑增加到1913年的13亿英镑；同期，美国的铁路股票从318亿美元增加到198亿美元。还是在同期，伦敦交易所的国外股票交易有大幅上升这提醒人们除了今天所谈的金融全球化之外，金融在政治和技术允许的条件下早就是跨国的了。
现代美国股市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具有分散的所有者和专业经理的现代公司出现在同一时期。随着小公司合并成大公司，股市对这些新机构的建立是很关键的，它也是后来解决所有权问题的必要条件。19世纪末的支持者认为，市场减轻了在公司化的过程中被取代的或不断演化的小厂商的负担：适当持有股份是对实际资本所有权损失的一种补偿（里文斯顿，1986年）。
一战之后，人们试图恢复战前几十年里的无国界秩序，但这种尝试都未能真正实现。虽然美国实现了20年代的大繁荣可欧洲却并不十分幸运。英国忍受了长期的失业，德国是一片废墟。当美国的繁荣在1929年结束，世界进入衰退时，20年代松散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元凶。很多欧洲市场被迫关闭或者受到严格限制，“新政”把美国股市纳于重重管制之下。[3]
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股市和金融机构都受到很大猜疑。政策和习惯共同使得股票和其他金融市场沉睡多年。纽约股市1950年全年的交易量是5.25亿股，这只相当于1993年平均两天、或是1996年活跃的一天的交易量。到50年代末，市场开始复苏，60年代交易量开始腾飞，70年代平稳，而在80年代大发展（纽约股票交易所，1994年，pp.100~101）。
本书成文时，股市总体上处于高价位，有威望，而且不仅第一世界是这样[4]。由于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等官方机构的鼓励，第三世界的股市也勃发展，成为第一世界中那些对本国成熟市场厌倦了的投资者的目标。尽管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增长，它们仍然是很小的，既没有吸引太多北方的资金把股价抬高10倍或100倍，也没有引起恐慌的资和股价的暴跌。
分类
虽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股市，但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是很不一样的。说明这一点的捷径就是把各国的金融系统分为以银行为中心的和以股市为中心的两类。前者之中，股市规模小且不重要。银行，而不是股票和债券市场，向公司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同时银行还拥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德国是典型的以银行为中心的系统，市场资本化水平（与GDP相比）只有美国的1/4，英国的1/5。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在市场资本化水平上与德国接近，但是其他英语语言国家却与英、美等国接近。
在过去15年的自由市场“改革”浪潮中，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股市有了迅速增长。在金融术语里，这些市场常被称作“新兴市场”（尽管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中，学者称之为次新兴市场）。总体来看，“新兴”市场即使在成长阶段结束时依然是很小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内部投资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统计，1996年这些市场只占世界股市资本的11%（见表1-1），而该数据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21%的一半。即使在这些市场里，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智利和南非有些特征可归于盎格鲁一撒克森系统，中国则不在其列——至少在1996年是这样。除了某些市场的相对规模以外，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很小的，纽约或伦敦投资者把资金倒倒手就能轻易地买下整个菲律宾股市或阿根廷股市。规模小再加上交易的股票有限，使得新兴市场非常脆弱。
在主要的英语国家中，股市是规范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必要机制（除了很多非盎格鲁一撤克森成员之外，这种市场有时被称作盎格一撒克森形式，如果叫盎格鲁一美利坚可能问题少些）任何有足够现金或信用的人都可以入市购买上市公司的控股权[5]。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些国家，控股权一般握在大银行手中，在公开市场上几乎不可能买卖公司。随着德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增加以及它们在外国上市德国模式日益呈现出盎格鲁撒克森的特征。
表1-11996年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占GDP的百分比
占GDP的百分比百万美元
占世界的百分比
新兴市场
马来西亚310307179
1.5
南非191241571
1.2
台湾地区105273608
1.4
菲律宾9680649
0.4
智利8965940
0.3
泰国5499828
0.5
印度尼西亚4091106
0.5
印度34122605
0.6
墨西哥32106540
0.5
巴西29216990
1.1
韩国29138817
0.7
阿根廷1544769
0.2
中国14113755
0.6
发达市场
香港地区290449381
2.2
新加坡160150215
0.7
英国1521740246
8.6
瑞士137402104
2.0
英国1168484433
42.0
瑞典99247217
1.2
荷兰97378721
1.9
加拿大84486268
2.4
澳大利亚79311968
1.5
日本67308885
15.3
西班牙42242779
1.2
法国38591123
2.9
德国29670997
3.3
意大利21258160
1.3
合计
新兴市场372225957
11.0
发达市场8117951705
89.0
全世界7220177662
100.0
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是常用语，不仅是书而用语。所列市场包括了86%的“新兴市场"和98%的发达市场。在1994年和1996年之间，世界市场资本化的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3倍（33%对11%）。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新兴市场手册》，1995年、1997年。
日本是一个特例。从规模上它看起来像盎格鲁美利坚系统，但控股权却是掌握在银行和类似于供货商和消费者这样的紧密业务伙伴的手中，使得外人几乎不可能去购买日本公司
技术细节
在美国，股票和其他证券的买卖有两种方式：交易所内交易和场外（柜台）交易（OTC）。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时，买单和卖单从客户转移到中央交易大厅，除了计算机化，还有很多交易员在相互喊叫并打手势来做交易。而场外交易就不再有交易大厅，完全是一个由联网计算机构成的虚拟交易所。
最大的美国交易所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尽管很多交易被场外交易夺去了，它仍然是多数美国大公司一共有2300多家公司和主要外国公司的股票集中地。要在纽约股市上市，公司必须满足几个条件过去三年连续赢利，有形资产和总市值1800万美元以上至少110万流通股和至少2000个公众股东（纽约股票交易所，1994年，p.31）。虽然这些条件听起来不算苛刻，但它把大多数的美国公司排除在外了。
买纽约股市上市股票的顾客，不论是个人交易10股或是资金经理交易10万股，都要把单子下到他或她的经纪人。经纪人再把单子转到公司的交易席位，再由它转到纽约股市交易场内（要在交易所内交易，公司必须是交易所的会员）。下单子有两种方法：小单子通过纽约股市计算机系统；大点儿的单子要通过交易场内的经纪人。
纽约股市的核心是它的交易员系统。交易员在交易场内按照特定的股票分配市场；他们的角色由交易所会员推选的委员会分派。尽管他们的角色并不糊，但他们的名字不像经纪人或投资组合经理那样引人注目。他们有几项任务，也顺便能获得些回报，交易员保持“账簿”，这原先是纸记录现在是计算机记录，包括当前委托给他们的买入和卖出股票的价格和数量信息。顾客下单子时可以随行就市，也可定一个价格界——限，即按照通行的价格或特定的价格进行交易。限价单子的价格可与通行价格相差很多。投资者有可能需要在特定价格上卖出他的股票去限制损失或者锁定利润。当市场价格达到价格界限时，顾客的单子就由交易员执行了。
在特殊情况下，交易员无法为迫切的卖主找到买主，或者相反，一般是在抢购或大量抛售时，人们希望他们能使用自己的库存股票或是资金面接单。这是要小心谨慎的，不能指望交易员倾其所有来维持“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尽管他们总如此自诩。但是他们似乎在市场极端情况下，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
交易员如此这般挣了很多钱。他们的账簿能让他们看出供求的前景，而其他人却不得而知，这样他们就知道如何用自己的资源接单或者跟随客户的单子。分析市场的人，总是试图从交易员的角度详察公布的数据来判断资金的动向[6]。
在场外交易中，没有集中竞价市场。客户依然下单给经纪人，但是不用再去股市了，通过电话或计算机网络把单子下到另一种叫作“做市商”的经纪人那里，他们专门交易特定的股票。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做市商是“自己不参与任何交易的中间商，愿意稳定且连续地在自己的账户上买卖证券”。为此，做市商在报纸或计算机屏幕上公开买入和卖出的报价，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来说，“是准备、愿意而且能够按其报价以合理的数量同其他经纪人和中间商实现交易”（引自沃特森，1992年）。
组织机构的最高层是全国证券商协会（NASD）和它的自动报价系统（纳斯达克）能向全世界的经纪人提供股票交易的实时计算机报价。作为纳斯达克子系统之一的全国市场系统（NMS）是最大的场外交易股票（例如Microsoft和Intel）的交易场所。很多全国市场系统公司都能在纽约股市交易。除了少数大公司，全国市场系统的上市要求比纽约股市要松很多：只要公司赢利，有形资产至少400万美元和市值至少300万美元；如果公司不赢利，那么有形资产和市值分别需要1200和1500万美元。一般都要有至少400个公众股东。
还有一些纳斯达克股票不在全国市场系统之中，这主要是些不太出名的公司，股票交易量不大在纳斯达克小公司市场上市只需要资产400万美元，市值100万美元和300个公众股东。这远比不上纳斯达克系统之外的一些股票比如印在粉红色纸张上的那些只能通过预约才能交易的股票，这些股票的做市商很少，有时只有一个相反全国市场系统的大盘股能有30多个做市商，平均也有10个左右做市商。
在1994年，学术界和主要报刊都强烈责纳斯达克的不公平的交易做法，主要是买卖价格的差距太大（克里斯蒂和舒尔茨，1994年）。也就是说，与纽约股市相比，股票买主付的价高，而卖主得的钱少，差价落入了经纪人的腰包。尤其是，没有几支纳斯达克股票是按18点的奇数倍报价的，大部分都是按1/4点的倍数报价例如10，1/4而不是10，1/8或10，3/8——这样自然就对经纪人很有利。学术界怀疑纳斯达克股票经纪人是否勾结起来维持价差，报纸刚一公开初步的发现，这些价差就神秘地缩小了（克里斯蒂等，1994年）。
美国股票交易所指出，大经纪人——纳斯达克的做市商——没有把它的股票在纳斯达克上市。如果这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很美好的话，为什么那些知道这奥秘的人不分享这奇迹呢？但学术分析和报道（斯蒂内尔和沙文，1992年）已经显示出，交易员经常不公开有吸引力的买卖，总是把好处留给自己。
《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在1996年8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裁定纳斯达克的交易商“勾结坑害顾客，牟取暴利”（帕特罗1996年）全国易商协会同意（但不承认过错）改进它的交易系统以防止今后的滥用。在裁定作出的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时公布了交易商之间的谈话录音，比如下面的交易：
交易商1：“1/8我买10手，过几分钟再公布出去，因为我告诉那家伙我正在卖。”
交易商2：“好的，我等到铃响以后再公布。”
交易商1：“谢啦，哥们儿。”
交易商3：“我能为您做什么？”
交易商4：“你能替我在1/4买入吗？”
交易商3：“当然可以
交易商4：“我1/4卖给你两手（200股）。先涨到那儿，好么？
交易商3：“放心，我会把它捅上去的。”
交易商4：“多谢。”
不论系统的优点是什么，纽约股市的份额正让纳斯达克夺走。在1980年，纳斯达克的日平均交易量是纽约股市的54%；到了1994年，纳斯达克已经是纽约股市的101%了。因为纽约股市股票平均比纳斯达克股票贵，交易量可能夸大了事实，但是趋势是相同的。1980年，在纳斯达克交易的股票货币价值是纽约股市的17%；1994年达到了56%（1.4万亿美元比2.5万亿元）。但纽约股市仍有生机，它的交易金额在1980年和1994年之间涨了6倍——尽管纳斯达克在同期涨了20倍（美国调查局，1994年，pp.528-529）。
在股票世界中重要性下降的还有在纽约股市西边几个街区之外的股市，美国股票交易所（Amex）。美国股票交易所曾是小型新兴公司的乐园，现在却无人问津。很少有重要的股票在此交易，1990年的交易额仅为360亿美元。美国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由1984年占纳斯达克的10%降到1994年的6%（全国证券商协会，1995年）。
美国股票交易所在1992年开张后，它的“新兴公司市场”（ECM）受到丑闻冲击，为了改善形象，美国股票交易所一直在提高上市标准。新兴公司市场由当时身为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的詹姆斯·琼斯领导克拉何马州前议员，后离开美国股票交易所成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经历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是“那些能够成长并使得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公司”的家园。对琼斯和美国股票交易所不幸的是这些公司除了使交易所尴尬之外，无所成就。在22个公司当中，一半以上是通过空壳公司上市的——即，一个没有实际业务的公司向投资者出售股票，然后用收回的资金买下一个有实际业务的小公司。这种方法使得空壳公司的拥有能够避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以及注册和发布的要求。但这只是新兴公司市场苦命的开始。几周后，新兴公司市场22个公司之一的火焰延缓剂公司被一个自称是内部交易者和股市操纵者、以前曾是纵火犯的人所收购。另一家新兴公司市场公司被以前因多次违规受过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的人收购；法庭判决的证据显示，她的前科记录是在她的名字是约翰·胡米内克时犯的，后来通过手术和法律手续变为伊丽内尔·斯古勒（美国总会计事务所，1994年；诺里斯，1995年）。
股票运作经常归结为指数的变化。世界上大多数的交易所都公布自己的指数，彼此之间不能直接可比。为解决可比性问题，《金融时报》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提出了覆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国际指数；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内部投资银行，也公布了“新兴市场”指数。
在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是最著名的指数，但是它也很难完全代表整个市场。另一种范围宽广一些的指数是标准普尔指数，它是500种工业、服务业和金融股票的指数，是资金经理最常用的衡量市场走势的指数。标准普尔公司发布几十种行业指数，其他一些公司还创造了一些指数来衡量大盘股、小盘股、中盘股甚至是社会公益股（那些“对社会负责的”投资）。
债券及其他信用
虽然股市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资本主义的金融核心却是在于信用市场，包括以各种工具和机构所安排的贷款，有简单的银行贷款以及复杂的债券。如马克思（1981年，p.596）所说，生息资本是一切神经错乱的源泉。作为偿付承诺的债务，在债权人眼中成了商品。这种承诺收益的资本化使人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模式化为一种准信用形式——即今天的价值在于企业未来的收益——利润、各种服务和工资——其金额受通行利息以及估计风险的调整。
马克思解释政府债务是一个“负的资本”——在政府承诺偿付的背后没有丝毫的资产。但是政府债务是独特的、脆弱的而又与股票不同，多数债券可在市场上交易的贷款——不具有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虽然有时涉及资产承诺（所谓的抵押债券），但大多数债权是基于债务人的承诺以及债权人对承诺的相信。债券的价值永远是债务人所承诺支付的利息加上到期后偿还的本金。
有很多具有吸引力的变形——浮息债券利息定期调整；保值债券，保证比通货膨胀率高一定比例；折债券，以低于面值发行期限内不付息，到期后付全部面值。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只要公司减少支付给股东红利，只会使股价有所打击，但不付债券利息可能导致破产或者为避免破产而争论不休。
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巨大的流动性政府债券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中央银行通过买卖债券来控制国内货币供给，政府经常是处于发展全国金融系统的前沿。在金融恐慌的时候大量资金从股票和私人券流向政府证券，尤其是短期证券。一般来讲，公债利息是其他信用体系的指导。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借款利率_州、地方政府家庭、公司——一般都以到期官方利率为参照。市场上通常似乎需要这样的指示。在90年代早期，买卖拉丁美洲债券很热门，墨西哥就是指示利率大多是以墨西哥利率为基准而定的。
公债是赚取利润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很好机制。它为投资银行提供了丰富的委托及交易利润，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了利息收入，而对不富有的纳税人没什么影响。尽管华尔街有预算平衡的信条，但它已经从分配和交易里根——布什——克林顿的赤字中赚了很多钱。这种经验在世界很多地方被重演，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基本上翻了一番（古德斯汀等，1994年，p.35）。如果美国预算赤字到2002年能确实接近零，华尔街就不得不采取重大调整尽管债券能获得稀缺性价值。
政府债务不仅推动一国中央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也推动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短期债券，如国库券——使投资者可获得短期现金——这对于货币得到世界市场的接纳是很重要的。日元仍然是高度地方性的货币，仅占六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交易结算量的6.7%以及官方外汇储备交易的8.6%，部分原因就是日元持有人缺乏一个广大的国库券市场[7]。中央银行也买卖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债券，但是影响本国货币的努力往往劳而无功。类似世界银行的机构在信用市场国际化上起带头作用，它以一种货币筹资转换成另一种货币作短期储存，然后又以另一货币形式借出。
公债是保证国家将资本处在手中却能安然无恙的强大方式。政府债务越高，它就越需要取悦于投资者。投资者一旦不高兴，他们将不再延续旧债扩展新融资，这是最大的惩罚（如果可能的话）。80年代联邦债务激增，提高了债权人要求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力量而使美国经济复苏无力。政府始则犹豫，继则在1989~1992年的经济下滑后，又以高涨的热情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克林顿很快就领教了他们的力量，当他在1993年不得不放弃刺激计划，使自己成为“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以取悦于他称之为“一群该死的债券交易商”（伍德沃德，1994年）。
联邦债务的爆炸是不吉利的，在1952年末，国国债占GDP的61%。在以后的20年内，这个数字不断降低，至1974年达到最低23%；70年代末略有上升，至1980年达到25%；然后直线上升至1994年的49%，1997年仅略降低为47%。代理债券的增长一一抵押券，例如FannieMae和FreddieMae、学生贷款机构SallieMae[8]和最终信托公司（这是解存贷之急的公司）更加富于戏剧性。1952年几乎不到GDP的1%；至1970年级慢增长到5%；1980年增长到近10%；1990年时又翻了一番，达到25%；至1997年末到达35%，而且还没有暂停的迹象。
随着国库券市场的增长，不仅使债券本身增长迅速也使相关“金融产品”增长，例如期货、期权、回购和掉期。这验证了马克思的（1977年，p.919）预见准确：
公债成为原始积累的强大杠杆。就像变魔术一样，它使不具生产力的金钱获得创造力并把它转化为资本，应用到产业中而又不用思受苦难和风险。国债债权人没有付出什么他借出的钱转变为国债，特别是可转让国债既在手头上也可以顶替现金使用。但是更进一步讲，尽管作为政府与商人及私人制造商中间人的金融家的财富也来得容易，他们与由此形成的食利阶层还是有所不同对商人和私人制造商来说，国家务的大部分是从天而降的资本除了这些人之外国也使合股公司，各种工具的交易以及投机迅速发展简而言之，它使得股票交易赌博以及现代的倒闲都大大增加。
交易国库券
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市场核心是38个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批准的主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这是联邦储备银行经营其官方货币业务所划定的内部圈子。1992年末，据纽约联储调查，总的日交易量为4000亿~5500亿美元，年交易量超过100万亿美元。交易者在三周的交易额就等于一年的GDP。其中，400亿~500亿美元（9%）是主要交易商，500亿~600亿美元（11%）是主要交易商及其客户，450亿~1150亿美元（20%）是非主要交易商，还有2500亿~000亿美元（55%）是以美国国库券作为担保的“金融合约”[9]。这绝大部分是银行家之间的家族罗曼史。
让人惊奇的是，在这个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只有4%的交易在伦敦进行，1%在东京进行即95%的交易是在美国（主要是纽约）进行。但是伦敦和东京的存在能保证市场24小时营业，从周一东京的早8时，一直到周五纽约的下午5时。尽管一些公司只从事本地交易，但对跨国交易商而言，全球市场在三个中心的组合使得交易日开始于东京下午4~5时，然后“交班”给伦敦的早7~8时，到下午1时又向西传给纽约（当地又是早上8时）。纽约交易所关门时交易才停止。
国债分为三类一短期债券，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中期债券，一年至十年；长期债券十年以上。大多数交易是在二年至十年的范围内。不同期限的债券收益率由“收益曲线”表示（见图1-1）。一般情况下收益曲线是缓慢上升的。期限越长，收益率越高。原因很简单期限越长风险（通货膨胀、金融恐慌和战争）越大，而投资者要获得回报才愿付出自己的钱。很少有人持有国库券直至到期，只持有几周、几个小时的人要比持有几年的人多得多。国际清算银行（本茨，1992年，p.43估计美国长期债券的平均持有期限只有一个月，这与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情况类似。而短期债券的持有期只有3周，比最短的T券还要短10周。
除了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短期利率一般是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在美国，短期利率的指示器是联邦利率，即银行间隔夜贷款利率[10]。如果联储要通过提高利率紧缩信用来限制经济就要卖掉部分国库券从金融体系中回收货币。私人之间进行国债交易时货币仍在金融系统内，但如果是联储卖出国债，那么货币就离开了金融系统，这会使得储备利率上升。为了刺激经济，联储就用增发的货币买入国而使利率逐渐降低。
长期利率不好分析也不易控制。多数情况它与中央银行控制下的短期利率一致，但也有例外。在80年代早期，沃尔克联储提高利率以制通货膨胀时，曲线是下降的；而9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联储降低利率以维护金融体系时，曲线是陡峭上升的，投资者普遍认为这两种极端都不会长久短期利率迟早要回到“正常”的水平上，这也就是说曲线的远端从不会偏离得太远。
地方债券
联邦政府债券并不是惟一的公债。城市和州也出售免税的城市债券。这有助于退休医生保存收入，有利于当地政府修建下水道，并能以实业开发的名义补贴巨型商厦。地方债券市场比国债市场要小——1997年末，州及地方政府只有1.1万亿美元债券，而国库券为3.8万亿美元，官方金融机构的债券是2.7万亿美元。地方债券市场的交易冷淡，但对新手来讲是有吸引力的。承销公司一大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常为地方债券助威。很多人并不清楚当地官员如何回报华尔街的厚礼。虽然人们企图控制这种基本合法的贪污，但这肯定还是要持续去的（泰勒，1995年）。为地方政府筹资的券商、从资本费用中获得好处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承包商、为各方服务的律师以及受帮派支持的政客，们错综复杂的连结形成了美国城市及地区的权力结构他们保证预算充满了对开发商和承包商的有利的补贴和免税，现有资金总是先用来开发空地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却可以被削减，而债务将持续下去。
虽然法院曾认为宪法规定城市债券的利息不用上税，但1988年最高法院决定改变这种状况。原因是它降低了城市和州的借款成本从债券持有人的角度上讲，如果假设收入所得税率为30%，那么6%的税利率要好于8%~9%的交税利率[11]。但是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美国债券补贴了富人。城市债券利息免税使联邦政府每年少收200亿美元（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1995年，p.42）前纽约州州长爱德华根（1996年）估计，2/3的补贴到了州及地方政府手中，1/3的补贴到了富有的债券持有人手中。里根总结说：“如果你不处于高收入阶层，不拥有这些债券，在州和地方政府借款之时你就会受损失。”因为市政补贴意味着对没有债券的人是税收的提高（或者联邦服务的减少）。
公司及承诺的侵蚀
公司债券是最后一种主要类型，市场很大——1997年达3.3万亿美元，开始接近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但是交易额不大，自80年代债券热潮之后没有大的起色，一年的交易额只相当于国债市场几天的交易额。虽然公司债券增长缓慢一—1980年占GDP的3%，到1997年占GDP的18%——金融公司是繁忙的发行商，同期从占GDP的3%上升至17%。其中多数是由于资产证券化（ABS）的增长资产证券化是银行把信用卡收益及抵押打包成债券上市，而不是把这些企业留在原放贷银行中。自1983年以来，资产证券化发行商的债券到1997年占GDP的9%。资产证券化使风险从银行转到购买此种债券的机构投资者，创造了大量资金支持消费信用的繁荣景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去债券市场，它们的经营状况广为人知且易于分析，这对称为商业票据（CP）的短期公司务尤其是这样短期公司债务是大公司未受担保的债务，只是由其承诺和信誉担保。商票据市场的大发展对银行是个打击。银行以前可以制约热门客户，商业票据和资产证券化把“关系”金融——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长期关系一一用“契约”金融取代了，一切都要按合约来进行交易。
前途未卜的小公司很少能进入债券市场，记忆中的惟一例外就是80年代垃圾债券时期，当时即使是最具莫测的风险债券都有资金支持，利息用新增债券而不是现金形式支付。1989年该市场崩溃了萎缩了好几年，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体面的回升，但再也无法重现10年前的风采了。有证据表明，垃圾债券对银行是好消息，它们得以拉回一些发行垃圾债券的借款人，让他门支付很高的利息大概高到足以吸纳少量坏债的地步。
衍生物
这个一度模糊的词语在1994年一下子声名鹊起。在五年的宽松政策之后，联储开始上调利率，这使得衍生物到处崩溃。原以为通过华尔街的工具能够限制风险的大公司，却发现他们正在数以百万计地损失。加州奥兰治县因在衍生物上损失惨重，还来不及向富有的市民增税做最后挣扎便宣告破产[12]，华尔街的一些经纪人受到重创或（至少暂时）停业为避免恐慌与撤资，几个基金公司被迫动用债券和资金来补贴在衍生物上的损失。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衍生物。它实际上是更广义的一些证券——它的价格以其他证券或物品的价格为基础。衍生物包括一些规范的工具，如在交易所可见到的期货和期权，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掉期、利率项圈等。
与基本的金融工具类似，衍生物也很古老。1688年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协约上就描述了与期货及期权很类似的交易技巧。19世纪中期芝加哥建立起了期货市场，现代玉米和小麦期货合约从1859年开始交易。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开始期权交易，直到“新政”认为它是投机并且是导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米顿，1992年；纽柏利，192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1995年）。
期货与期权的机制
期货市场分为真实商品期货和金融商品期货两种；期权以单一股票、指数和期货合约为交易基础[13]。期货合约是买卖双之向在特定时间交割特定货物的协议。期权合约给买方在特定时间（欧洲期权）或者自签订之日起至到期日（美国期权）之买卖某种资产权力期权分为“买入期权”和“卖出期权”。期货与期权的本质区别是，如果某人持有期货合约，那么他在到期日必须交割指定的货物，而期权则不需要这样。实际上几乎全部期货合约在到期日前就结束了。每年只有不到1%的交易最后交割实物。
举例说明。一个小麦期货合约有5000蒲式耳，在4月买7月的人同意只要对方7月仍持此合约，就要按照这个价格收货（如果小麦全部换手，则仅变更仓库收据，而不是整车小麦运来运去）一旦价格上涨，这个交易就能赢利；如果下降就有亏损。
在4月卖7月的人正好相反7月交小麦与金融市场相似，卖者也不需要真正拥有要卖的东西。农民可能真的会在期货市场上卖出点儿东西，但投机商没有任何东西能卖；他只有希望价格下降。没有东西而卖的人——对债券、股票和小麦都是一样——叫卖“空”，他希望在价格低时买人，然后卖出[14]。卖空使得交易冒着很大的风险；买入时——术语叫“做多”——可能的损失在于支付多少；做空时，损失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讲，经纪人应当知道他的客户有多大的信用能力来承受空头，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按书本来。
期权是类似的。1995年4月18日，7月小麦合约3.5175美元/蒲式耳，每份合约为5000蒲式耳，或价值17587.5美元。一般交易者留出5%现金交给经纪人，余下的95%作为贷款，收利息880美元。以3.5美元/蒲式耳买7月合约的期权，称作350买入期权。在当天闭市时收于12.5美分/蒲式耳，全部5000蒲式耳共625美元，以3.6美元/蒲式耳购买的期权，360买入期权收于8.75美分，全部合约为437.50美元。如果小麦价格上升，期权价格也上升——一般有利于350买入期权，而不利于360买入期权。小麦的350卖出期权收于10.75美分/蒲式耳；360卖出期权收于16.5美分。因为360给所有者以高于现行市场的价格出售的权利，被称作“赚钱期权”。一般地，期权买是期权卖的镜像；买入期权随隐含资产价格上升而上升；卖出期权则下降。股票期权的原理是一样的。“IBM7月90买”给买者按照90美元/股买100股IBM股票的权力“IBM7月90卖”给卖者按照90美元/股卖100股IBM股票的权力。
期权的价格般是市场利率的反映，受距离到期日的远近、隐含资产价格距离目标价格的远近以及隐含资产历史价格的活力影响。利率高，距离到期日时间长以及较大活力会使得价格上升。在70年代菲谢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发明了经典的期权定价公式，后来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原理没有改变。
从1300%回报到一无所有
期权买卖本身很简单，但事情被搞得愈来愈复杂。持有100股IBM股票的人可以卖出“买入期权”；如果价格上涨他将亏本买回“买入期权”——亏损由实际的股票价格上涨抵消一部分一一或者冒股票被别人买走的风险。亏损的人一般在到期之前就会认亏卖出；实际交割是很少见的。
人们在没有实际资产时也可卖“买入期权”，这叫“玩空手道”。这样做风险更大，这与卖空类似，亏损是无限的以90卖空股票者，或实际股票交易价为90而卖90“买入期权”者，若股票因收购等原因价格可能上涨到150或者更高时，风险就很大了。
事情还会变得更为复杂。期货与期权能进行复杂的结合，这也相当普遍。在期权当中如果预计实际资产价格不动，则既做“买入期权”的空头，又做“卖出期权”的空头；如果预计实际资产价格会朝某个方向变动，则同时做“买入期权”和“卖出期权”的多头；按照期限和价格可做多或做空买入期权；先做多资产然后做空两倍实际资产（这是做空但对冲其风险）先做多资产而后做空一半的买入期权（这是做多但对冲其风险）在期货当中：如果预计原油和成品油价格缩小，可做多原油而后做空汽油；如果预计相反情况，可做空原油而后做多汽油；做多大豆而后做空豆油做多短期国库券而做空长期债券；或在预计利息差会变化时，多欧元存款而做空国库券。
但并非投机本身能推动如此复杂的组合考虑食用油的制造商，他头入原材料然后加工成油也就是做多原材料而做空成品油。但时间并不总是很和谐；它可能今天买进豆子，第二天发现油价下跌。通过期货，可以锁定在今后几个月内的差价。这使他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全部这些策略，简单地买、卖或二者的组合都是由明晰的复杂数学模型所确定的。只有通过限制不区分大豆和玉米的投机者的交易决策才能限制风险。但是不论动机如何，估计80%~90%的非专业的期货经纪人都是亏的。
曾举办过期权交易比赛的贝弗利山资金经理诺姆扎德说，他的一些家在胜利之后的一两年内都“坐卧不安”。一些人因获取1300%的利润而大出风头，吸引了很多客户，然后又变成全部亏损或亏损大半。
长期家是大厅内的交易人与经纪人。大部分非专业人士根本不懂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常输个精光。要买入期权的人认为股价只会上升；而业余人士不会去估计买入期权是低于或高理论模型的价值，也不去用复杂手段锁定风险。
标准化和集中化
交易规则虽然如此复杂，但其中大多数对参与者还是很透明的[15]。客户下单给经纪人，然后转到交易大厅。大厅挤满了大经纪公司担当交易中介的雇员，另外还有很多为自己买卖的个体交易者。因买卖双方要一一对应，买卖的撮合由交易系统完成。合约高度标准化可以简化交易。标准化与集中化是现代期货交易发展的关键。这在本世纪初变化不大，正规的清算所代替了不正式的交易员圈子（威廉姆，1986年，p.5）。清算所提供标准合约并且撮合买卖，以此取代了过去由个别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方式。
现代交易所和清算所系统并不完善。无论是圈内人士之间还是内与圈外人之间的不正规交易都使得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芝加哥交易委员会（CBT）最早为个人交易提供了场所。在芝加哥交易委员会清算所形成之前，员工拿着栈单到处跑，代表雇主交换纯收益过去公司只把单据交给另一家公司，有时这会形成多达10~25个公司的链条，而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公司经常收到他们从未做过的单子。而在清算所，一个员能同时检验全部交易单据，然后安排交货。
期权发展较慢。股票期权出现很早，但交易量很少。交易一般是约定：买卖双方要专门报合，这使得交易很慢且流动性很差。但芝加哥交易委员会期极交易所在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上市期权在清所结算的标准合约。在缓慢开始之后，股票期权交易有很大增长；从1970年没有交易，发展至1980年的9700万美元，至1992年的2.02亿美元[16]。
清算所是整个过程的核心。每大公司把交易单交到清算所买小麦或卖债券——由清算所进行核对并撮合交易然后按照净差价向会员收付。现代系统的特点是现金结算。经济观点认为期货合约是及时变现的工具——钱又可以变化为各种资产。有了期货，一浦式耳小麦可与等值的现金交易，马上可以变为油、国库券或龙虾大餐。
完全的市场操纵今天很少见但小的违规却是经常的，一些内部交易也是非常合法的。当大的谷物公司在70年代谈判向苏联出售小麦时，他们推迟公开消息一两周。同时，他们大量购进期货即被委婉地称作“先知套期”。当大厅交易员从客户处获得能改变价格走向的大单子时，他们常常顺手牵羊，在下大单之前跟风交易。这些人都可以获得利润。此后，这些合谋人可以通过安排假交易来分割利润
从总体来看，这些还只是小事一桩；人们声称期货市场操纵价格——过去是听心脏地带的农场主说，现在是听第三世界农产品出口商说——但很少有证据。期货市场的产生常常削弱了联合，而不是加强。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是供求围绕生产成本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笼统的解释，但却千真万确。第三世界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长期问题是供过于求而这并不是芝加哥的魔鬼造成的。
再淡衍生物
本节专为那些想了解十分复杂的衍生物的读者而写。对此不关心的人，请跳过这几页关于新发明的讨论。
发现衍生物在交易所很普遍的人经常又会回到常规的工具。衍生物不标准使得它们不便交易，但更可能是受到想像力和愿意交易人数的限制。交易的衍尘物，通常——叫做场外交易——可以是套期保值或赌博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衍生物的细节也许比读者想要知道得还多但是它们都涉及金融的丰富想像力。掉期在70年代后期开始，但受到重视却是在1981年IBM与世界银行之间的货币掉期。第一个利率掉期是助学金（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营销协会（阿伯肯，1991年）[17]。与交易所衍生物不同，掉期不涉及实际资产；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搭档的掉期双方交换两套现金流，这些现金流在其他证券（债券利息、股票分红等）的处置中经常被扔在一边。
这很抽象让我们来举例说明。在外汇掉期中双方交换两种不同货币，过一段时间后按固定程序付清，这涉及支付利息以及分期偿还本金。实际上等于双方借货币，到期后偿还。利率可以是：二者都固定都浮动或者一个固定一个浮动。
在利率掉期中，双方的交易基于一定本金（称为“概念”数量）。一方付款可按浮动利率（即，按照市场利率的变化进行调整）而另一个按固定利率，或者两个都按照不同的市场利率浮动。
这仍然很抽象。外汇掉期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的平行贷款协议开始，这也许能使之清楚一些。想像一个美国公司要借德国马克，供其德国子公司使用；一个德国公司要借美元，原因类似。两个公司都可在本国市场上发行等量债券，然后交换本金，使美国公司支付马克利息，德国公司付美元利息。结果是，一方在另一方资本市场上借到钱——但有时可能无法做到。这种安排的问题在于，如果一方违约，那么另一方的本金与利息就会落空。于是又列明；一方违约则协议终止。这样就把风险限定为两种利息的差额，而不是全部的本利和。
举一个利率掉期的例子（阿伯肯，1991年）：一个银行发行一个月的存单，将收益投资于两年期国债，利率按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存款证将先于国债到期，银行付给存款证持有人的利率可能稳定在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而不动。一旦利率降低银行就会在双向交易中损失为了保护自己，银行就通过经纪人做一个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存款证掉期。银行支付经纪人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利息而经纪人付存款证相关利息（扣除费用）掉期经纪人可以自己做交易，可获得费用或者通过交易技巧而获利，或者代表客户操作。本金从不易手，只有利息付款易手这样，实际本金就是一个“概念”数量。
老式的银行认为支持一个以24个月分期贷款的两年期投资是很笨的。但掉期确实是很好的做法。为何不发行两年期的存款证来支持两年期的投资呢？但两年期存款证的利率也许不好也许银行会先撤出掉期。当然如果不出问题还是可以的。
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更复杂的交易也可以做到。掉期能与期权相结合以限定利息的浮动。比如双方进行利息掉期双方都不需要交换资金固定和浮动利率都是8%；但是一个月之后，当要调整浮动部分的一半时，市场利率上升至10%就意味着支付固定利率的一方要支付给对方本金的2%。如果利率上升很快，则交易成本就很高谨慎的做法是买一个界限——把利率变动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固定水平上（如9%）而出售界限的人支付任何高于9%的部分。
立即有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卖界限的人也要保值，支付浮动利率的人也想抵消卖界限的成本而卖一个“底限”，与最高限相反。通过卖出底限，支付浮动利率的人限制了由市场利率下降带来的收益底限与高限创造了一种利率“利率项圈”为浮动利率确定一个上下界。最后一个词汇是“掉期期权”，对那些不愿作诺的人而言，这是进入掉期时的一种选择。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采取鲁布古德伯格固定利率等做法，但是交易者认为这些复杂程序还是值得的——银行家无论如何也得把金融工具卖出去。
场外交易衍生物在80年代中期开始起飞，同期交易所同类金融工具也有一致表现。交易所交易的增长使欧洲和日本在金融期货市场上赶上了美国，但场外交易仍然是世界上创新工具的主流。在1986年，利率掉期为4000亿美元，外汇掉期为1000亿美元；1990年末数字为2.3万亿美元和5780亿美元，而且又增加了5610亿美元上限、下限、利率项圈和掉期期权；1997年利率掉期的概念本金为22.1万亿美元，外汇掉期的概念本金为1.5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1998年）。
外汇掉期最大的用户是非金融公司——控制着世界贸易的跨国公司，它们靠借各种货币做跨国业务。但金融机构对外汇掉期的使用也在稳步增加，在概念本金中占40%，稍高于非金融公司，政府占1/3利率期市场以金融机构为主；利息券是基本交易对象；公司只占23%，政府占6%美国占掉期市场的比例很小一一只有不到1/3的利率掉期和1/4的外汇掉期——美元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利率掉期从1987年79%降至1997年的30%，日元及欧洲货币急剧上升，虽然欧洲大陆国家统一使用欧元会改变一切，这无疑是欧洲及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起了作用。
整体意义
在分析之后，问题在于意义是什么？这些只是时髦摆设吗？它们是无关紧要的？还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回答可能是衍生物市场是商品形式上升到最高抽象层次的产物。商品是以出售井换取货币为目的，商品在变为货币之后，金融市场的发展使货币能带来利润；而衍生物是由很大动力创造出的新产品；新生工具的利润总是最高的，但利润会随着竞争者仿效而迅速下降。
但这些解释过于粗糙。在彬彬有礼的讨论中衍生物常常为有关农场主和企业主的比喻所合法化。农民卖小麦期货以锁定收获价格，企业主买期货以防原料价格上涨。在这两个例子中，潜在收益——原料价格下降，小麦价格上升——被提前放弃，以防止潜在损失。这就是期货市场的保险理论。还有一个流动性理论——农民的卖出推动了现金流动，因为今天实实在在的钱总比明天的赚钱希望要好很多。
这个模型也适用于投机者。以价格变动做赌博——价格的升降，越大越好——投机人士对市场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能站在交易的对立面，可以把深度和流动性带给市场。衍生物市场提供了把风险从保值者转给投机人的社会作用，这也使二者都高兴。
农村特征也使该模型具有吸引力，但实际情况有所不同。第一，农产品期货并不代表实际交易的总体。金融期货（股票、债券和外汇）70%；能源产品占12%；金属4%；而农产品只占15%。国债的惟一来源是美国政府，但是它不出现在期货市场上；期货市场的主要交易者是大的金融机构。它们利用期货市场投机牟取暴利，在代客买卖或自行买卖所持有的工具时做套利，而农民和企业主对国债市场是陌生的。
即使在农产品市场上他们也不适应。1977年的调查（施勒，1993年，p01）发现：只有6%的农民买卖过期货；最多也不超过13%。但做交易的农民主要都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传统的保值：2/3的人买卖的东西是他们根本没有种过的；3/4是买合约而不是卖（也许农民投机于自己的农作物时最有利；他们有市场的“内部”信息，而这是芝加哥的交易商和达拉斯的律师所不知道的）。在1977年的调查中，约1/5小麦卖出是以期货为基础的——尽管这些预售是在价格上扬之后出现，这意味着农民锁定的是“高”价位真正的保值者是不会根据市场短期的状况去改变策略的。
公平地说，期货市场是由商业集控制，而不是别的谷物的买主在期货市场上大量购买，券商与石油加工商也是这样。按照史蒂夫·布莱斯（个人交谈）和米那波里斯的期货通讯《牛市纵横》，商业集团占主要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公开约的60%~70%，小投机者占20%-30%，大投机点10%[18]。无论是何种商业集团、农场还是券商，都会像他人一样去投机。
由于要避免使利率与外汇市场的多变影响其实际业务，跨国公司小心地运用衍生物来降低风险。非金融公司较多使用衍生物；在1993年，2/3的美国的大公司经常使用。按行业通讯《掉期监测》（汉塞尔，1994年）福特的概念资产为450亿美元、通用电气为270亿、通用汽车为250亿，IBM为180亿。
非金融公司是“选择性”对冲者，意思是当他们认为胜券在握时是不对冲的。有关公司财务的通讯《金融与财政》（1993年），曾询问其读者：“你们做交易是否为了利润？如果是，为什么不坦率承认呢？在1992年的调查中，《金融与财政》发现，10%的跨国公司认为自己的财务部门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财务部门自称他们是为了化解风险。只有13%的公司要求进行经常性的全额对冲；如果不对冲，公司就被认为是在冒风险。“通讯”举了一个美国跨国公司的例子，该公司借入西班牙比索以资助德国分公司——尽管比索利率高于马克利率——因为公司坚信比索会贬值。由于怕股东和监控者不高兴公司不愿意承认在投机于国债。
如果对冲可以解释衍生物市场，那它还是好事物吗？巴里斯卡特尔（1992年）的期权理论综述说明，主流金融学家关于期权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意见不一。从数学模型角度看，期权是均衡的还是不均衡的？它能起作用，还是根本没用？答案很多，但没有一种具有广泛说服力。斯卡特尔说：“世界上期权的交易量很大，证明了它与众不同”确实如此，可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19]
对社会来讲，可能对冲比不对冲更糟糕。大卫·纽柏瑞（1992年）举例说：比较两种种水稻的方案：第一种很安全，另外一种高产出商利润，但风险大。如果没有期货市场，农民不大可能种风险高的水稻（例如，在某些气候条件下易患病的高产种系）；但是有了期货市场，使他们能预先把部分水稻卖给投机者，农民就可能种风险高的水稻了。这就会使产量和现期价格更加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反而促进了不稳定性。
即使市场的确中和了价格风险，这也只能起部分作用纽柏瑞写到，“如果价格稳定，但数量不稳定，与价格随数量自由变化相比，收入的波动可能更大”。奇怪的是，纽柏瑞和斯卡特尔不能提供有利干衍生物的证据但在过去20年里，它却增长很快。
记者不存在道歉的问题。在1994年衍生物风行时，纽约联储的威廉麦克唐纳曾在《纽约时报》（汉塞尔，1994年）上指出，它能起到再保险的作用。他警告说，那些“衍生物恐惧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作影响了一些好事物，麦克唐纳说：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脆弱，投资远低于黄金时代而衍生物的存在大大提高了投资水平，并使得更高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如《时代》周刊所述，衍生物如果使用正确还是好的，但滥用就很危险哈佛金融教授安德烈彼罗德对索尔·汉塞尔说：“如果不经过特殊训练，你是绝对不会让普通的飞行员去驾驶F一15战斗机的。”汉塞尔借用彼罗德的比喻说：“一旦公司学会使用这种先进的工具来保卫自己，很自然地他们会为了利润而去冒新的风险。”那么这里谁是敌人呢？有没有间接损失呢？除了思忖这种比喻之外，《时代》征询了被报界称为“衍生物巨头”的化学银行总裁沃尔特·施普勒的意见，他说：立法者基本确信大部分的市场运作是负责的。
“负责的”使用者希望衍生物能使其免受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利率和外汇市场上。这是想靠个人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努力来解决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一根本社会问题。跨国公司用多种货币经营业务，债务也以多种货币形式存在。多变的外汇与债务市场使得金融预测不可能准确，但是如果公司用衍生物适当进行对冲，从理论上讲，他们能避免此类风险[20]。
个体化的方法对风险管理的讽刺是，他们在降低个人风险的同时提高了系统风险，至少对精明而且幸运的老手是这样。当市场在疯狂的时候，自人为能对冲的人也没有得到保护；他们的假定条件全都化为乌有多头与空头利率之间、各种货币的汇率之间正常的价格关系都崩溃了；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导致了买卖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流动性可能消失（一个市场里的人突然全部变为卖者而没有买者）。价格差异和市场倾是计算机模型无法预知的。由于很多衍生物不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因而没有通用的方法来定价，主要靠猜测。（衍生物也常按模型来定价一但主要是按个人的计算机模型所认为合理的价格，而不是按公开交易达成的价格）在市场出问题时，比如1994年，即使那些谨慎的对冲者也全面亏损，选择性对冲者的亏损更大。1994年的损失使往后的衍生物柜台交易增长减缓。这是一次喘息还是真正的停滞，至今仍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历史地看，新的期货合约总是先缓慢发展，然后迅速增长，然后保持稳定；也许衍生物柜台交易到达了这种“S”形曲线的顶峰。
衍生物提了系统风险，使中央银行的潜在损失很大，也使交易者产生收益的幻觉，利润实际上被衍生物的创造者获得了。但衍生物在提高波动性方面确实是无率的。1980年前后，股市的波动性并没有显著差异。债券的波动在1980年之后要比之前小得多[21]。1990~1995年初的股市波动要比40年代之后任何5年内的波动都要小。利率波动要大一些，但只有50年代平均值的一半。当然，汇率是一个例外，因为汇率由固定变为浮动，于是其衍生物的繁荣是对基础的一个反应而不是造成更大波动的原因。
外汇
外汇交易是最大的而且也许是最古老的市场过去，买卖外汇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先卖出美国国库券，然后再购买日本松下公司的股票，或者跨国公司从德国提出利润后汇到伦敦总部。现在，对冲基金退休基金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日益把外汇交易看成一种与股票和债券根本不同的资产类型（国际清算银行，1993年，p.7）。这意味着对货币本身进行交易，而不是对实际资产的货币索取权进行交易，对职业投机者来讲，这是最时的策略。
外汇交易很古老——历经铸币和纸币，而且体现了金融的发展。马塞罗·塞科（1992年a）写到，亚里士多德派[22]，基督派及伊斯兰教派对高利贷实行的戒律促进了外汇交易，交易者通过特定的报价与手续能秘密地获得利息。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外汇市场就只是部分地归因于实际商品的过境贸易，而金融上的考虑始终是占中心地位。
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货币种类剧增，这为货币汇兑带来了赢利机会。意大利人从事这种新的交易有得天独厚的位置——因为意大利是前帝国的中心，也是教会门客的聚居地，他们深知如何避开对高利贷的限制。随教会限制的松动，欧洲经济活动的中心向北部和西部移动意大利对外汇交易的统治逐渐衰落：接着比利时和荷兰承接了交易，最后还是传到了伦敦，保持至今，当然也有一些交易跑到了别处。
在传说中，旧时代是货币稳定的时代，黄金是各货币形式的统一标准。实际上，国家控制货币的企图——声明货币的购买力要比其金属的内在价值要大——是早有的，也是不可抗拒的。国家离外汇市场越远，就越发不可抗拒。国际金本位制度的胜利是文明开化以及英国工业与金融力量融合的结果。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而资本主义金融提供了实践的动力。
随着艾萨克·牛顿爵士成为财政部门主管，英国在18世纪初将英镑的价值定为123.274克黄金。在1797年，于拿破仑战争在财政方面的需要，这一标准停止执行。当和平来临的时候贷款者呼吁恢复黄金标准，但受到企业家和地主的反对。在1818年，政府面临资金困难，被迫回到从前的标准。随之而来的英镑贬值缩小了国内市场，迫使英国企业寻找海外出口市场。传统的金本位并不像金属打磨商所说的“稳定且通行”。疯狂的繁荣与疯狂的崩溃总是轮流交替。虽然英格兰银行是世界黄金市场的中心，但白银却在别的地方盛行，特别是法国，它向紧张时期的英国提供后备的流动性。
接下来是美国，它也经常影响黄金的全盛时期常常不谨慎的美国信用体系为国家的非凡增长筹集资金，但是系统的无序世同样导致了恐慌和狂热[23]。英格兰银行总是被作为美国的最后贷款人，美国当时还没有中央银行也根本没有金融管制意识（塞科，1992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的组织强迫美国按照现代正统的原则行事的话美国乃至世界将会处于一个更坏的境地至少——在货币方面如此。
美国在内战时放弃了金本位——战争似乎是对正统金融系统的打击，直到1879年才恢复，而其他国家仍然沿袭金本位。这是金本位的高级时代，但也只持续到1914年，又被战争打破——曾有人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之前，各总是交地把货币与黄金挂钩，因此很难衡量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这一体系在30年代崩溃，直到二战结束后在布雷顿森林建立了固定汇率制度后才出现了稳定的全球货币秩序。与传统的各国以黄金定价本国货币的金本位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美元再以黄金定价。各国可以在中央银行持有美元作储备，用来进行国际贸易及金融的结算，美元可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据说当时的美元和黄金一样值钱。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担心浮动汇率制度不稳定，会通过不确定性和市场过度反应而影响贸易。凯恩斯希望能有一个比美国的金融系统更富弹性的系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美元作为中央储备货币意味着世界储备根本上是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的，但美国却毫无控制地大量提供美元。从战后至今，美国都是世界需求的最终源泉，马歇尔计划、全球军事扩张、新兴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越来越多的进口——所有这些都使美元遍布全世界。大量的美钞，加上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得美元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值钱了——黄金价格被人为降低了——如果按过去的价格用美元兑换黄金真是极好的交易，没有人比戴高乐更高兴地指出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紧张局面；从美国流向伦敦的黄金在美国入侵越南（1968年3月）的一周内是如此之多，以致于英格兰银行称重室的地板都被压了（欧·克莱格曼，1993年，p.19）。在1969年德国马克开始自由浮动并且升值，1971年与美元脱离。法国用美元兑换黄金，谣传说英国跟着也这么做了。在1971年8月，尼克松关闭了财政部的黄金兑换窗口，结束了低价出售黄金。在恢复系统的努力失败后，1973年各国货币一个个地开始自由浮动。现在，美元和马克的比价是由广大市场上的交易来确定的。
政府不能任意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但也不是一点都无能为力。影响主要货币的政策还是很成功的，在1985年主要大国同意让美元缓慢贬值之后（所谓“广场会议”，以会议所在的纽约广场饭店名），中央银行的干预不再被认为是无效和昂贵的了。从1986年第四季度到1996年第一季度，美国政府为于预外汇市场而动用了100亿美元主要用来支持贬值的美元（大量买入）[24]。利润在财政部和联储之间平分，用以增加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相当于280亿美元的马克、日元和墨西哥比索联储持有相当于210亿美元（相同货币）的外汇储备（费希尔，1996年）[25]。
中央银行并不能改变驱动货币价值的内在要素——如生产率通货膨胀率和政治稳定度——但是它能影响调整的速度和力度。这些要素是值得一提的。外汇交易每天都是波动的，经济危机因外汇交易的混乱而引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全球贸易在扩大，但是世界依然是以各国经济和各国货币为基础的。外汇市场是国内价格体系与世界市场的结合部。这些国家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经常以货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两个近期的例子是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在这两个例子中，一个可归咎于投机者的骚乱；一个可以部分归咎于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力量超越了这些要素。意大利和英国等较弱的经济被直接放在德国面前去竞争，好像是墨西哥被放在美国面前去竞争一样。在两个例子中危机爆发之前弱小者的相对生产率都支持不了现行的汇率水平。危机是必然会发生的，而且的确也发生了震动力相当大的危机。
但是，每日的货币交易照样获利，这与真实世界里的种种因素无关货币交易有多种形式。最正规的是即期和远期市场，由世界主要商业银行占主导。即期合约允许客户买一定量外汇——价值百万美元的马克——按当前市场价格即刻成交（“即刻”一般指2个交易日）全部金额的货币真正换手。从概念上讲，远期合约非常简单——它是一种延迟了的即期交易，买者今天确定了一个在1个月或3个月后交易的价格。实际上，这种向前的交易总会受到掉期的侵蚀，双方同意在一个日期按一定汇率交易两种货币，然后改变合约，确定另一个不同的汇率以及另个未来的日期期货合约的价格——远期与即期价格的差额——主要由两种货币的利率决定，再根据市场对货币近期走势的预期作相应调整主要外汇业务里也有期货和期权，当然也有时髦的衍生物。
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调查（1996年）表明在1995年很平常的4月的平均一天有1.2万亿美元外汇易手，比1992年8800亿美元增了45%——但比1986~1989年的翻番还是少得多[26]。1.2万亿是多少呢？它累计一周就等于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累计1个月就等于全球总产值。交易量在1992年之后迅速上升；连接主要美元业务银行的银行间清算系统（CHPS）的每日交易金额在调查之后的3年中增长了大约2000亿美元（格兰特，1998年）——数字相当大，但增长率低于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增长率。
英国（主要是伦敦）是最大的外汇市场，占交易额的30%美国（主要是纽约）第二，占16%；日本（主要是东京第三占10%。最大的三个中心全世界外汇交易的56%，德国只占5%，比新加坡、瑞士和香港地区的比例都小。伦敦占主要地位是基于两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在伦敦交易的美元比在纽约的多，马克比法兰克福多。
按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44%的交易额发生在即期市场，9%是远期市场（以实际交易为主），48%是掉期市场（另外，每日还有150亿美元外汇期货和期权进行交易）。每日交易大约有64%是外汇交易商之间进行的，另外20%是其他金融机构，只有16%涉及实际的“顾客”。
1995年的调查表明，大约83%的交易涉及美元。虽然这比3年前的90%有所下降，但是美元仍是目前的主要交易货币。即使是最自由的外汇市场也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参照，这种支配地位是“搭车”交易的结果——用美元作中介一些想用马克买里拉的人，不用急着找到卖马克而要里拉的人，而是先把马克换成美元，再用美元换里拉。美元还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59%的世界外汇储备是美元，比1990年的50%有所上升。随着欧盟转向单一货币，欧元在世界储备中的份额将会扩大，从而成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和中介货币的竞争对手。美元要是失去储备货币及外汇交易中介货币的地位就会削弱对美元的需求，降低其价格而抬高美国利率，最终可能影响到美国按本国货币借债的帝国特权。
虽然多愁善感的人仍不忘野蛮的遗风，但黄金市场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它还仍算是一种货币，比原油和初级产品更值得讨论。黄金交也是常见的形式——从金块的即期和远期交易（只交易栈单和仓库凭证面实际交货）到期货和期权交易。在1989年，世界黄金的期货和期权交易等于新产黄金的21倍，大约是现存黄金总量的38%这个交易再加上其他市场的交易，远超过所有采出来的黄金统计占80%，人们很少浪费黄金）。除了这个蓬勃的交易外，世界黄金总量并不很大按每盎司400美元计，世界黄金供应为1.5万美元一一只有美国股票价值的1/4，比美国国少一半，比美国M2货币供应少一半[27]。
但并非世界的全部黄金都用来交易。主要持有人是中央银行，占世界总储备的27%。它们经常卖出一部分，但还不是主要的交易商。其他持有者还有国际货币基金，占6%，这样共有1/3的黄金在政府机构手中黄金交易者占将近1/3（31%），工业用途占12只剩下不到1/4（24%）的世界黄金量——不到4000亿美元，差不多等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为“私人所有”，是有可能交易的。伦敦每年的金块交易全都是这种交易，每克黄金都能使用多次，只要每个人都不要求实际交货市场就可能延续下去。
黄金市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它对金融交易者有一种心理支配作用、金价上升意味着通货膨胀和政治问题，金价下跌则意味着通货膨胀降低和政治稳定。华尔街右翼常发出回到金本位的呼供给学派的祖德·万内斯基和拉里库德路，甚至还有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都密切关注它。兰德派的格林斯潘曾为通讯《客观主义者写了一篇文章（格林斯潘，1966年）说：黄金是削减通货膨胀的最终武器，它使一个“拥有财富的人”能“保卫”自己免遭统计人员的阴谋；而统计人员会“没收社会中高收益者的财富来支持很多福利计划"。[28]
按凯恩斯（《著作集》Ⅵ，p.259）的话说，黄金依然是“保守主义工具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含义还不止一个。如果参加一个黄金会议，你可能被狂热的极右分子围绕，他们喜欢黄金的朴素，也赞叹黄金不是个别国家的货币形式。19世纪的民粹意识形态狂热地反对黄金，后来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很多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开始非常亲近黄金，这似乎是对华盛顿和华尔街寄生统治的解毒剂。对右翼人士的文化奖赏是南非在黄金工业中的巨大力量，以及南非人在他们会议中的出现；许多人（当然不是全部）是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右翼南非人在探寻北部货币混乱的根源，这将导致对黄金的大量需求，允许国家扮演一个“生意兴隆的葬礼殡仪人”的角色。尽管南非的矿已开采很久了，六大南非公司在1993年控制了世界黄金产量的1/4，巨大的盎格舟-美利坚联合公司一家就控制了18%。以上加拿大8%，美国7%，分别居第二和第三位（特根，1994年）。
黄金的实际表现是对狂热者的一致挫败。金属主要的魅力在于它能永远保持其购买力，即使通货膨胀上升，银行体系崩溃，黄金也不会像纸凭证那样烟消云散。但是同国家支持的信用货币相比，其缺点也有很多、黄金不付利息，笨重需要检验成色，必须储藏在越来越非物质化的当今世界，它是有分量和有形态的。只能反映总体价格水平的东西一般是没有意义的，尽管狂热者一直在想像一些灾难一一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崩溃和自然灾害——能让他们所喜欢的黄金回到生活当中
对金属主义者来说，没有比70年代更好的日子了。黄金最早是在1968年开始自由交易，它立刻就从传统的1934年确定的每盎可35美元上涨，当时罗斯福政府禁止私人拥有货币黄金。金价慢慢升，10年后达到40美元。美国停止自由兑换后，黄金开始了强劲的牛市。在受石油打击的1974年，金价到达第一个高峰，略低于200美元；价格随萧条逐渐回落，至1976年又伴随世界经济而回升。在1980年1月升至850元此后沃尔克的压制起了作用，金价暴跌，至1985年不足300美元。在185年之后，10年内没有大的变化—从长期来讲并不奇怪这给了黄金作为保值工具的名声。除了特殊的波动之外，平均金价在1998年初的294美元与1934年的409美元（按1998年不变美元计算）相差无几（见图1-2）从长期角度来看，70年代纠正了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在前40年间，价格由法律固定。从此，黄金随平均价格水平——上升当然，偶发的战争、革命、恶性通胀和金融恐慌例外。
创新综述
这个一般性评述似乎很快就会过时，为华尔街和其他地方的机智头脑不断地在发明新的工具。如果赋予社会传统以人格的话，可以说金钱资本渴望着令人激动的形式。原因之一是，最高利润的工具通常是最新的大的收获会跑到新花招的发明者那里，但是随着别人的效仿而收益逐渐下降。这不会是惟一原因。很显然，对“管理风险”的新工具有一种需求（虽然还不太清楚），这种工具能激起他人对钱的野心。
约翰·D·芬内特总结了自6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列出了10种刺激因素。它包括减少风险和转换风险、减少代理成本和发行成本避税技巧、避开法令规定、利率及汇率水平的变化使金融理论有所发展的学术及其他研究、财务技巧及技术进步（见下页所示）。
观察金融创新时，必须注意，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能被吸入货币的循环之中。查尔斯·里加特在结束其家族在伦敦172年的艺术经纪人生涯时说：“我开始从事艺术时，注重的是能找到一幅好的画，现在我注重的是要有一流的金融头脑。我进入的是艺术贸易，而离开的却是金融服务（《艺术通讯》，1992年）。
艺术是资本能使任何事情都资本化的一个例子。世界银行是这方面的主导，把灾害也资本化了。《世界银行新闻》195年4月13日的头条写道：“银行为俄罗斯原油泄露准备了紧急资金”。一些设备必须在雪化前做好来装泄漏的油，而世界银行已准备为此提供资金美国人认为，世界银行白花了纳税人的钱，但实际上世界银行把俄国的经济灾难变为了9900万美元由银行及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券，要由出口来偿还。对世界银行来讲，这只是一天的工作。它经常通过贷款—在那些有很多冒烟电厂的国家里“资助”温室气体削减计划。它在一些国家中提供“女性发展”贷款，那里，性关系无论好坏，都被银行所倡导的自由化翻了个底朝天它提供新贷款以重构旧贷款。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世界银行很具创新性，也很盈利。在1995年，它自己赚了13.5亿关元，为股东赚了6.4亿；在账上还有155亿保留资产，它是由穷国的债务累积而成的（世界银行，1996年）。
让我们回到日常的金融工具。几乎100种只不过是几种基本形式的混合体—由周定利率变为浮动利率或者相反期限转换（变长期为短期或者相反）；工具价格逆其他价格而动（反向浮动利率高交的少，利率低交的多）；创造双重债券（债券一股票担保，债券另一种货币债券股票期货）；钻税收和财会规则的空子；分解收入连环债券，分为利息和本金次级债券，然后再按风险高低划分）；收入流的掉期（利率掉期）把资金和债务合成整体来抵御个体风险（共同基金、证券化）起到杠杆作用的安排（期权、期货、付款证券）和控制波动（期权、期货、掉期）在这些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就可创造出无穷的产物。
金融创新
可变利率可转换债券●可变利率优先股●可变利率抵押●储蓄通用凭单●美式信托●养老金券●竞价利率资本债券●竞价利率债券/次级债券●竞价利率优先股●牛市熊市存单●循环浮息债券●担保商业票据●担保抵押债务/不动产抵押投资渠道●担保有限股●商业不动产券●实物债券●可转变优先股●可转兑优先股●可转换抵押/降价期权贷款●可转置次级债券●外汇掉期●深度贴现/债券延息次级债券●直接公售证券●红利再投资计划●美元BLIS●双重汇率债券●雇员持股计划（ESOP）●欧洲外汇券●欧洲债券/欧洲业票据●可换竞价利率优先股●可兑换上市优先股●可兑换可变利率债券●外汇交易期权●可展期债券●金融期货●浮动/可变利率债券●浮动利率可展期债券●浮息利率敏感债券●浮息免税债券●外汇债券●外汇期货与期权●远期利率协议●黄金贷款●高息（垃圾）债券●累加利率债券●指数化外汇期权债券/主导汇率联系证券●指数化浮息优先股●指数化变值次级债券●利率循环●利率期货●利率重置债券●利掉掉期●信用证/保证债券支持●委托可转换/股权合约债券●有限合伙●中期债券●货币市场质债券●抵押债券●抵押通用证券●可付存单非择购长期债券●期货合约期权●联合普通股●股权债券●缴款级债券●无限期债券●低价择售债券●择售/可变偿付债券●择售普通股●择售可转换债券●择售可展期债券●不动产抵押债券●实际收益证券●收益抵押证券●上市优先股●上市重置债券●连续息券●上市注册过程●单点可调息股票●标准普尔指数债券●市场利率竞价优先股●累加择售债券●股票指数期货与期权●连环抵押证券●美财政部连环证券●复合可转换债●指令期货●非捆绑股票●通用商业票据●可变债券/利率更新债券●可变累积优先股●可变存续期券情券承购●收益曲线/最大利率债券息可转换质
（资料来源：芬内特1992年）
或者说，“并没有发展出新的一般性的工具”自80年代中期的金融创新所采取的是对现有工具进行新的组合来支持复杂繁琐的投资策略。同时，一些“基于常规工具的改进型”投资工具也发展出来以尽可能同组合结构与理论投资模型相匹配（国际清算银行，1993年，p.86）纯粹金融理论与现实越吻合，人们的生活就越好。
在知识分子中，把“金融工程师”作为里根、布什时代的发明是很时髦。但是“金融工程师”是安德烈梅耶的常用词他是拉扎德弗里尔斯在50~70年代的导师，是自由知识分子喜爱的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的专职教父。梅耶用这个词，是指创造“一个结构，从交易中用最小的风险拧出最多的东西来”。罗哈廷追随梅耶的技巧创造出这种风险偿还结构作为自己的新时代，他曾说过，“安德烈（梅耶）剥削人简直就像剥香蕉似的”（赖克，1983年，p.19）。
但是，金融创新不仅是银行家的幻想，力量与风险的问题始终贯穿其中。浮动利率工具，把利率上升的风险从借方转给贷方浮动利率债券保护持有人不受管理层葬和高风险动作的影响，比如对新债券出言不逊。松散的发行管理像登记货架上的货物，得公司能把有希望的东西记录在案，而不是只记录特定的股票和债券，同时也允许公司在市场看好的时候把证券卖出去。
约瑟夫·熊彼特（1939年，第2卷，p.61）在金融创新被视作祸害的那个10年中写道：“金融创新是一种资本的进化在金融上现的最显著的特征，来‘激活’全部证券使得对未来的承诺经得起考验，这些承诺受一种资金支持，尤其是短期资金，甚至是隔夜的。这不是单纯的技巧，这是资本主义过程的核心部分。”
激活，激活——这就是摩西和先知！
[1]不仅在经济学界，美国人对金钱避而不谈，在文学界美国人更是如此。这的确是令人吃惊的。毕竟美国的文化和制度都是建立在一种对金钱的执着追求之上。卢汀（1995年）的一次关于美国性问题的一次直接调查中发现，手淫和家庭收入是两大关心的主题。可以说，美国文化充满性和金钱，然而这两者又是充满了矛盾。
[2]有些人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自我传方面总是显得含糊其辞。它的年刊《事实手册》写：“是纽约股市筹资金并实现资的分配，而这一切正是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标志。纽约股市“励了储蓄和投资……帮助公众为了明天而储蓄……鼓励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新思想创就业机会。尽管纽约股市的确作出了这些贡献但证券交易所是如何实现这些行为，似平要留给者自己去想像了。
[3]很具有调刺意义的是，美国首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是乔·肯尼迪，此人在20年代的两次违法活动（一次是非法制造私酒、另一次是操纵股市）中大发了一笔横财，由他出任主席使那些有非法企图的不法分子望而却步。
[4]墨西哥1994-1995年的危机只能说是受了暂时性挫折，而绝不能称为历史性的大退步
[5]要控制一个公司，没有必要持有该公司100%的股份，理论上说只要持有50%再加一股就能控制此公司。实际上，如果大部分股份被多数很分散的小股东持有，即便一个人持有10%的股份，他就可以完成此项职能——控制该公司。
[6]聪明资金/蠢笨资金的区别，在华尔街专业人之中很流行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属于聪明人之列，而金融专业的学生却认为很难区分。总体说来聪明资金包括专家和交易以及杰出的资金经理；资金则是公众中的短线投机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意味经纪公司中的分析和交易商以他的顾客的行为作为参照而反向操作。很难将大户资金经理按聪明一蠢笨的标准进行衡量。可原谅的是他们就是市场，他们主宰日常的交易；不可原谅的是他们故弄玄虚，卖弄金融和分析力量，结果却业平。“聪明/蠢笨”的划分方法与交易者头脑中的“我们/他们”观点是一致的。交易者认为“他们”控制着市场，但“他们”究竟是谁却不得而知。一个期权交易员对我说的话大可以揭示出“他们”是谁，他对熊市的定义是“当钱回到它的合法所有者（就洛克菲勒）手中的时候”。
[7]这些是1987年日元在外贸中的比重；1990年在储备中的比重均取自古薇斯汀，1992年b，p.8要想得到更多关于日元的数据，请参阅麦背兹和斯塔克伯利，1992年
[8]这些依次是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和学生贷款营销协会，请参见第2章
[9]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是回购和反回购协议。回购协议是指出传某一资产的同时订立一议该协保证在将来某个时间，出售方必须以某一特定价格将其赌回，从本质上说回购协议是一种以某一特定资产作为抵押的抵押贷款（这种资产以国库券最为常见），反回购就是购交易的另一方。
[10]根据关联储规定，银行必须将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法定准备金存入银行金库或中央银行。这一规定限制了银行对吸收到的存款的贷放比例准备金数量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银行（一般是一些吸收存款多于发放贷的小银行）通常借钱给那些准备金不足的银行（一般是大银行因为这些银行总是碰到很多潜在的需求资金的客户，包括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客户）。
[11]实际这一缺口通常小一些，因为毕竟地方政府发行的预券的安全性比联邦政府发行的券要小。在1995年，最好的地方政府券（即穆迪公司评为A券）平均利率为5.8%，而长期国债利率为6.93%。
[12]但不全是如此，因为衍生工具只是传统工具的一种包装用大量的钱，却作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当然你不可能将MBA与理论物理学那样的工具混合在一起来避免发生损失
[13]任何认为由于远期的期权太深奥因而就不可能存在的人，显然是与有更高金融灵感的人不合群的。
[14]华尔街对卖空者有一句话：“对于卖空者来说要么他把卖空的买回，要么他因类空而被投入监狱”。
[15]以下内容解释了期货市场，而期权市场也是类似的。
[16]早在股票期权被允许上市交易之前，股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及其他交易所上市易了。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购买股票的期权，其期限以年来量而不是月，而且它是伴随着新的债券的发行，因而也增加了吸引力。
[17]请注意公众机构是掉期的先驱。
[18]布莱斯的数据是基于1993年9月28日国商品期委员会在《交易者义》一文的报道
[19]一个对675个共同基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对于使用创新工具，还是不使用创新工具的基金，其画报率在统计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著的差异。
[20]大通银行的一名高级风险经理是切尔诺贝利队的设计者。他是一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名叫韦克塔·马柯夫，他为大通银行经36种货币、债券、贷款、股票及其他衍生工具。他说，他的经历使他成为一名厌恶风险的人。
[21]不确定性用每年变动的标准方差来衡量。1980年与新旧时代交替的年份一样很具有历史意义，比如：1977年利率衍生工具开始交易，1981年股票衍生工开始交易。而里根政府内的经济结构改革也在这一年
[22]亚里士多认为只有生物才能繁殖，既然货币不是生物因而货币本性是不能繁衍增值的：任何要使货币增值的企图都是有背于自然本源的犯罪行为。
[23]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期有近一半时间在复苏和条中过，二战后，复苏和萧条只占1/5的时间。
[24]美联储绝不会让这些信息手可得。给新闻办公室打电话询通过外汇干预，预府是赚了还是亏了，得到的回答却是：美联储绝不会为了赚钱而进行干预，此外别无他言。我的研究助手乔希·马逊在纽约联储围书馆查到了1986年以来的数据，但要想得到更早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25]美元政策是美联储惟一在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指导下制定的，对于国内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基本可以作主。在1995年拯救西哥时克林政府使用了外汇平准基金当时会禁止使用通常的资金来源。
[26]这些数据都进行了调整，以减少各种形式的重复计算比如同一笔贸易可能被交易的双方同时计算），调整前的总报告值为1.4万亿美元。
[27]这些都是美国1994年底的数据。政府对黄金储备估价时通常低估的。美联储对黄金的估价是42.2美元一盎司。
[28]尽格林斯潘偏好接近于零的通货膨胀，他不再露骨地表白自己的观点。在给兰德的的一篇文章中，他贬低了政府大量借债的举措，但如今位居联储主席的他深知维持国债稳定有序的责任重大。另一点具有讽意味的是，格林斯潘——他没有否定兰，并参加了其葬礼——解救了在1989-1993年间的美国金融体系。兰德文集中有格林斯潘1966年的文章共中包括他对反托拉斯及消费保护法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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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引言
如果不是为积累金钱的热情所驱动，很少有人会执迷于华尔街。自己也许要花几年时间作心理分析才能去解开这个矛盾，更不必说那些敏感而又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了。
毫无疑问，矛盾的产生有其根源，但是最本质的影响也许是我毕业后在曼哈顿市区的一个小经纪公司里做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公司是由一个前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创办的，他想用定量方法分析并买卖一种时新的金融工具，即期权。不幸的是，物理学家过于超越了他的时代在1975年，很少有人能理解期权，更少有人对高技术交易策略感兴趣而这些在后来却席卷了整个华尔街。
我的职务是总裁秘书，这不仅意味着我要替他打字、买午餐，甚至当他把袜子丢在按摩院的时候还得去给他买双新的。稍高层次的工作是编些程序去测试他的交易技巧。我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认真研究，吸收其中的智慧和货币文化。这令人痴迷，但也使我怀疑自身的价值，让我感到空虚以及无能为力。
一早展，在乘电梯上班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个警察站在身旁腰上别着枪。我突然意识到，楼上乃至整个华尔街所运用的复杂交易策略最终依靠的都是武力。金融力量也是从枪管里生长出来的。当然对金融进行严肃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得不涉及分析全部的复杂交易策略，但枪的印象却是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当前的不明确的所谓左派观点中，对于现代金融，有两种让人不大乐观的态度较为流行——第一种，一切都变而资本不受影响；第二种，一致的批判。第一种态度很荒诞，其代表人是吉恩保德瑞兰（1993年，pp.1011、33）他说道：
马克思并未预见到资本在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有可能政治化，使自己进入一个超越了生产和政治冲突的轨道，呈现一种自由欣喜和多变的状态，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整合世界资本（如果还能这样叫的话）阻挡了政治经济的道路及价值规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末路。因此，它能独立起作用并实现原始目标，而且绝对不用参照其他任何目标。货币是惟一真正的人造卫星，它是纯粹的人为制品，有着完全的星体运动能力并可迅速转化。现在货币找到了它的正确位置，一个比股票交易更不可思议的位置；它的升起和降落就好像一个人造太阳。
对于一个不把伊拉克的千万条人命当回事而称海湾战争只是一个媒介事件的作家而言，这并不令人惊奇。不过，它显示出了一种对金融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来自资本本身。例如乔治吉尔德，他宜扬时代的倒退以及旧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数字乌托邦和其他唯心主义者迷失在第二甚至是第三等级的盲目崇拜中，他们无法解释计算机交易的神奇力量中的真正关系。
另一方面，各种左翼人士——自由派、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那些尚未屈服于后现代主义的人，依然延续了批驳金融的传统，宣布它是寄生的、不当的、恶劣的和腐败的吝啬鬼，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很多批评言辞只是称“投机”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但并没有把它和最基本的“生产”作任何联系。研究力量结构的社会学家把“银行”描述成不吉祥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证据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格拉斯堡，1989年b，作于金融大狂热末期，主要基于70年代的资料）。这些人似乎在20年甚至60年前就已经停止思考，不再收集证据了。
本书试图深入探讨现代美国金融是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它似乎永远是压倒一切的系统——复杂而又最强大，这令人想起弗里德里克姆森（1991年，pp.39~44）读了约翰·波特曼投机的《旅馆》之后的暴赚和暴赔，主人公在现代跨国资本主义中感到目眩，这和我们迷失方向是类似的（我在1998年初写本书时，尤其感到目眩当时美国股市正处在或接近于125年中的最高点，也是公众几十年来介入最深的）。作为一种防止迷失方向的措施，詹姆森主张要有“辨别能力”，即，认真审视多变的世界可以使我们明白，世界除了范围广大之外，只不过是人类智慧和社会的产物，稍加努力就可以理解它，进一步努力就能够改造它。
美国金融系统的灰暗表现，往往与其宣称的能有效引导社会储蓄而使投资最优化的职能背道而驰。系统的成本高得惊人，它给出的资本分配信号很可怕，并且与实际投资的关系很不明显绝大多数资金经理只能勉强达到市场平均水平——有证据表明，活跃的交易使得业绩下降而不是提高——但他们及经纪人的佣金依然很高（兰科尼斯科、施福尔和威士尼，1992年）。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开支都由内部资金负担，通过牺牲利润和分红来实现。美国的金融系统不但没有促进投资，而且看来恰恰相反；美国的投资水平在第一世界（OECD）里的排名很靠后，低于传统经济学家如联储的达瑞尔科恩、凯文哈斯特和吉米·肯尼迪（1995年）所说的“最优”水平。真正的投资并不等于把基金买成股票。
比如说，股市也许是所有企业的核心[1]。它到底做了什么？一般人和专家可能会说，它为投资筹集了资金。但实际上它没有。在1981~1997年之间，美国非金融公司由于收购和回购买入了8130亿美元的股票，比其发行量还要多。当然，个别公司的确发行了股票来筹资，但奇怪的是，只有很小一部分变成了投资。《华尔街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1996年破记录的股票发行计划（麦克吉汉，1996年）的报道声称，海外私有化（例如德国电信等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公司的不断重组”是新股发行背后的原动力。换句话说，即使是新股市场，它与所有权的分配及重组之间的关系，也比它与筹集新资本的关系更密切——这一点我在本书中将另作阐述。
股市日常交易最多的是现存股票，而不是新发行的股票。1997年新股发行额大约是1000亿美元，破了记录一但这一年的总额只相当于纽约股市周的交易额[2]。
金融市场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聚集财富。例如，政府债券对于普通纳税人和富有的券商来讲，都是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政府没有向富人征税，反面从他们那里借款，并对他们支付利息消费信用也养肥了富人；平民百姓苦于工资增长缓慢，采用VISA卡这种按月付款的方式使得每个月都很拮据，而钱都流入了贷方的腰包。非金融机构支付给股东的红利每年有几十亿，但这些钱并未用来再投资。惊人的巨额财富积聚在社会的上层就不足为怪了。第2章提供了一些详细的数据。本引言的目的是在于说明一些问题，顺便提一下：占美国人口0.5%的最富者拥有的财富比底90%的人的还多。10%的最富者的财富占全部财富的3/4还多。巨额的财富带来了非凡的社会力量收买政客、说客及专家教授来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
这种力量正是第6章的主题，但它常为经济学家所忽视。自里根上台后，政府债务激增，“市场”的政治力量不断增强，最典型的是以财政紧缩的名义削减社会计划。重要的公共团体投资者增加了尤其是养老基金进入股市，使得股东的权力凌驾于公司政策之上。全球化和技术因素虽然使股市产生萎缩和动荡，但主要的责任是在于经纪人，他们抬高股价——结果使投资减少甚至终止。虽然外部股东起不到任何社会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却在增加；他们的行为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日益重大，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单凭感觉或直觉进行交易。这引发了关于工人所有权的争论。
本书主要谈论美国市场。这不仅是因为作者的国籍，还因为以管理松散的股票与债券市场为核心的美国（和英国）金融系统已经在全球扩散开来。亨利考夫曼（1994年）称此为“全球金融的美国化世界银行及其他伙伴机构的发展促进了股市驱动模型，通过金融共同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充斥着英语商业刊物的有关德国和日本觉醒的报道声称，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好坏，就应丢掉笨重的老一，从以银行为中心的系统转变为华尔街或伦敦城模式，对笔者来讲，这些证据虽不是特别及时，但已经足够了.
另外，日、德投资商所参与的国际金融市场，在松散性和速度方面都与盎格鲁一撒克森系统相似。股市最终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改革者头脑中的一种理想经济：每个市场，不论机票市场还是人力市场都已经或正在重组，成为类似于华尔街的市场，使价格尽可能自出地随时浮动。出于这些原因，研究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除了那些对美国金融活动方式特别关心的人之外，普通人也会很感兴趣。
本书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之间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前三章观察了金融市场的总体状况——交易工具以及交易代理——第4章，第5章阐述了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曾经说过的有关金融的问题。我希望做到以一种明晰的方式把两个通常是分隔的世界放在一起，可是这样做的风险是有可能疏远了普通听众和学者。但这还是值得的。绝大多数金融新闻不涉及理论和历史观点，而学术研究主流派或激进派经常对日常的业务熟视无睹。
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对于那些没有从事过专业的人而言，花几年时间钻研专业知识可能是痛苦的。最好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H.L.门肯，他在《抑郁的科学》中写到：“这些业余人士必须赞同教授所讲的难懂的话，以便谋求真正的利益，我敢说，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讲，晦涩难懂的理论使他们倍感不安和怀疑，这的确是一项艰巨任务。”门肯认为，在承认教授的话是正统的之后对经济学的怀疑是由以下事实引发的：
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教授的雇主。它指导的不是短暂或间接影响雇主的观点，而是对他个人福利和安全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它还深深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这些正是雇主存在的基础而言之，正是科学的方法才使他们获得并保持这种财富，才使他们能够雇得起教授。
门肯认为，在该领域如果不服从规律，在物质上的损失要比其他领域（比如，文化研究）大的多。
经济学的分支中很少有比金融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大部分的金融理论包括艰苦细致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和经纪人。而对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却很少研究比如金融市场如何实现有效分配社会资本的目标。不熟悉门肯定理的人，也许会少见多怪。
但是，利益不用再隐于难懂的言辞中数学现在成了首选的掩饰工具。这门海涩的学科用严谨的错觉吹捧自己——一个精巧的建立在脆弱基础上的统计工具，与其他社会科学分隔开来，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文化了。对于提出的任何基本问题，如经济生活的自身组织、目标和规律等，数学都是答不了的。
我确实要问，并希望回答这些难题，但是我也想按自然的方式运用科学。对许多非专业的读者，这些内容显得很难。我力图对含有高难度技术的部分加以区分在较的章节加上相应标题进行注明。大多数的内容不仅涉及了左翼观点，还包括轶事、故事、醒世和忠告等。虽然金融市场和经济学规律如此深厚而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并未经过严格的检验。下面百十页的内容就是用来进行检验的，这也许比一些读者所预料的还要详细。但是我不想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对“市场”的抽象背后潜伏着一些机构，其目的在于使特权人群的财富和势力最大化——他们是第一世界的债权人和食利者阶级，控制着负债累累的第三世界。
我承认在写此书时有两点不足——第一，做实际的投资建议；第二，淡化交易丑闻，不点出害群之马的名字。对于第一点，我建议忘掉市场，这可以做到，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关于淡化丑闻，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错觉；剔除烂苹果剩下的就是好苹果。而我的观点是，整个机制有问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每个从事金融工作的人都是不诚实的行贿的和贪婪的。有很多好人也在从事委托、分析、交易和出传证券的工作，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与邻居。他们的个人特征与此无关。这就是系统分析的意义——把机构和其中的个人分开来考虑。
在我写这篇引言的时候，书里的很多数字就已经过时了。美国股市持续上市，达到市值的新水平、自1871年现代记录以来的最高点。在过去，高涨总是伴随着痛苦的下跌。但据说这是一个新纪元，资本的极乐世界，老规则不作用，因此股市有可能永远上涨。如果社会证券私有化了，它能构成一个正式的股价支持系统。但是，与这癫狂的牛市相伴随的却是自二战以来经济的最微弱增长。尽管股市上升点燃了人们谈论新黄金时代的热情，但标准统计数据却反映不出这个时代。
大多数高收入家庭以一种30年或70年来从未有过的形式（通过基金）涌入股市。同时，收入低于基金购买者的家庭却更多地陷入债务之中，形成了破记录的债务水平和破记录的倒闭报告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越严重，下层从上层借的钱越多。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著名的盎格鲁-美利坚股市还没有像书写完的时候那样高。我称赞过日本和德国的公司制度、金融体制和管理系统，这在1992年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98年，这却似乎不合潮流（虽然这不像称赞马克思那样）。但是我将坚持我的立场。欧洲的停滞并不是因为僵化的结构和被宠坏了的公众，而主要是由于马斯特里赫特合并计划造成的财政与金融紧缩。说日本限制过度就等忽视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部分是由于放松管制和投机。如果以近5年作总结，就又忽略了日本前40年取得的强劲经济增长。在1998年对美国方式的热情不禁令人回忆起对10年前日本方式的热情。
在日本长期的衰退之后，1997年东南亚的经济崩溃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胜利主义，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亚洲曾经有过的非凡增长表现——以及日本曾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地取得比美英所经历的增长高峰还要高2~3倍的增长速度——艾伦·格林斯潘、记者和经济学教授已经将东南亚的经济崩溃宣布为经济政策的最终结果。
还不清楚为何美国几十年来最微弱的增长会成为美国方式的辩护。在1991年的衰退和1997年最后一季度之间的增长是二战后经济周期中最缓慢的。除了强大的股市之外，投资水平仅仅处于中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是中等。从表面上看，你可能会认为美国将其主要对手远远甩在背后，但人均GDP的增长率比较结果却相反。1997年，美国和法国的增长率并列第二，次于加拿大，仅稍微高于主要欧洲国家。美国的增长率回落经济严重消沉。1989~1995年问，美国的信用膨胀并出现复苏，但它与加拿大和英国的增长率都处于七国集团的底层。1979~1988年间，美国和法国在七国集团当中最差。与危机前的亚洲“四小龙”的比较就更不值一提了。
也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金融顺差打破了管理体系的约束，促进了美国式地放松债券。于是全部这些比较资本主义的问题也许是学术性的；也许日本和德国最终要与美国更相似。当然，那可能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影响之一。果真如此的话，争论就不应该是工程意义上的哪个“运转更好”的问题。
在不考虑技术因素的时候，说美式系统“运转更好”并不意味着它更擅长什么。1997年11月22日，《金融时报》载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关于亚洲危机，另外一篇的标题是“改革可能殃及美国穷人”。按照后者，美国市长大会的调查表明，当福利“改革”在199年完全生效后，“大量”美国穷人将面临彻底破产。那种前景当然是深重的社会灾难，但在官方言辞中丝毫没有被认为是耻辱或危机。
有计划地祸害美国穷人与本书的主题很有关系。美国的金融和所有制关系是离散的、抽象的和癫狂的，而又似乎深深地同其他杜会机制相联系——一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造成了这个如此贪婪两极分化、动荡而又常常出现暴力的文化，迫使每个人都要与他人竞争。如果这就算是成功，那么美国模式就是伟大的成功。在注重新生活方式的国家中，它也有可能出现。
在百十页的诊断之后，读者有权在本书结束时期待一个解决问题的处方。我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是最后一章很短而且主要是建议性的。我觉得，即使一个过渡阶段本身就值得去写一本书，这是千真万确的另一个原因是：金融改革并不是容易的或是独立的一件事。货币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但是单纯货币领域的改革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果发现了金融的浪费和破坏性，你就已经作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了。当前，这可不是流行的观点。但是，如果我认为这种文化的病态将永恒持续下去的话，我还不如不写此书。
道格·亨伍德
（dhenwood@panix.com）
纽约，1998年4月
[1]从很多方面讲，信用市场更重要，但它不引起公众太大的注意，也不像股市激起人的贪欲。
[2]除了股市引人注目以外，美国国债券的日交易量大约是纽约股市的10倍——1998年初期联邦券大约是2250亿美元，而股票是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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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译者前言
在中国，华尔街曾经是投机、贪婪、腐败、剥削的象征，是吸血的中心和罪恶的渊源。然而，似乎是一夜之间，华尔街就成了技术、效率、财富、经济活力的中心，是文明的灯塔，也是个人成功的最高阶梯。近来的情况表明，第一种态度仍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只是没有机会表现罢了。自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心金融问题的人突然增多了。适逢其时，《大收购——华尔街股市兼并风潮》和《股市大盗——华尔街最大内交易案始末》出现在书摊上。这两本书都是对华尔街重大交易的纪实，再现了华尔街经纪人的虚伪欺诈贪婪、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刻画了他们劫掠普通股民的财富破坏正常社会生产的基本过程，因而激活了处于冬眠状态的第一种心态，华尔街邪恶论者发现了新的充足理由，华尔街神圣论者则视之为例外。有的经济学家则评论道，这两个华尔街故事正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法则: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邪恶论者和神圣论者都只是各执一词，前者只看到动机的邪恶，而后者只看到了结果的合理性。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是不是邪恶的动机产生了合理的结果呢?道格·亨伍德的《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揭开了从动机通向结果的复杂过程的奥秘，使华尔街的神秘面纱悄然滑落，使无休止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
《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探讨了现代美国金融是如何运作，如何与现实世界相联系。作者显然很熟悉现代金融交易的全部工具:蓝筹股、远期交割、指数、指数期权等等，他的过人之处是把这些看似奥妙的东西，解释得如同厨房里的锅、铲勺、刀叉一样明白。金融市场当然也像普通商品市场一样由买卖双方构成，但无论是买者还是卖者都并不想最终拥有和消费这些金融商品。金融市场比普通商品市场更像战场，各种交易工具好比是枪、炮、坦克、飞机，各路交易大军用这些武器合纵连横、攻城掠地，有时胶着相持有时城防失守，有时又凯歌行进。交易所里的厮杀绝非仅仅是一场场数字游戏，它有时候搞垮一批股民，有时候搞垮一个企业，有时候甚至能搞垮一个或一批国家，力量之大匪夷所思。亨伍德就这样将现代金融战争的力量解析开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明白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股票、期货、券、汇率涨落的意义。
书中还特别探讨了股票的作用。一般认为，发行股票是现代巨型企业筹资的主要方式。由于巨型企业所需资金多独家筹资力不胜任，而且风险也大，因此就需要用股票的方式联合众多投资者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而亨伍德通过分析美国市的统计数据后提出，“事实并非如此。从1981年到1996年早期，美国非金融机构由于收购和回购买了7000亿美元的股票，比其发行量还要多。当然，个别公司的确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但奇怪的是，只有很小一部分变成了投资。他由此进一步分析了股票市场的真正作用，结论是，即使是新股市场，它与所有权的分配及重组之间的关系，也比它与筹集新资本的关系更密切。”这个结论对中国股市也不无警示。
道格·亨伍德所著《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一书揭示的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行生品的本质和社会功能，驳斥美化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行生金融品的种种流行谬见，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疯狂变化敲响营钟，并寻投替代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可能性我想对把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视为完美典范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付清凉剂；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本书将有助于理解华尔街发出的各种含混的信号，抓住投资机会，避开投资陷阱；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本书亦将有助于决策人士对未来的金融危机有所预见，有所准备。
韩德强
200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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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我包容多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我包容多元
伊格尔顿
过去30年，巴赫金（MikhailBakhtin）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公司。实际上不仅是个公司，而且是个欣欣向荣的跨国公司，里面有乘飞机到处旅行的行政总裁，有全球性的学术会议和自己的出版刊物。在文化理论领域，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已经成为庞大的产业。他创造的许多冗长夸张的术语包括对话主义(dialogism),双声语(double-voicedness),时空轨迹(chronotope),杂语/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多音性(multi-accentuality)等，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热门词汇。在世界性的学者圈子里，有些人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研究他的著作，要从其著作中找到为自己议题服务的东西。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宗教思想的人道主义者，文本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社会学家，民族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所有这些的结合？
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苏联语文学家现在成为后现代西方的学术明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让人吃惊。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后现代热门话题巴赫金没有预测到。文本，杂合性，他者，性别，颠覆，延异（deviance）,异型生殖（heterogeneity）,大众文化,身体,去中心的自我（thedecentredself）,标记的物质性（thematerialityofthesign）,复古主义（historicism）,日常生活等。这个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后结构主义者，正如格雷厄姆·派契所说的，是远远走在我们时代前面的人，让人惊讶的是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发现球星贝克汉姆和辣妹的典故（PoshandBecks）。因为这个文化很少是他影响的直接后果，人们或许声称如果巴赫金不存在，那就没有必要再创造一个他出来。
为什么让人恐怖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和iPod时代有这么让人好奇的类似呢？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正如巴赫金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极权主义的隐晦的批评一般，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溃败的结果。在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等人的著作中，它成为幻灭的左派另外的信条。它对文本的着迷在缺乏政治行动的时代就具有了意义。美国学生不是在校园里放火，现在开始清洗他们不正确的言论。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于性忸怩作态，觉得丢人的话，那后现代主义则对性盲目崇拜。温暖的，充满欲望的，可触摸的身体是对所有那些没有血肉的亚洲生产模式抽象的活生生的叱责。我们不是导致进入古拉格的宏大叙事，而是有了微型叙事的多重性。因为教条的绝对性分割撕碎身体，相对主义是那时的秩序。如果阉割同性恋者是你文化的一部分，那我来反对的就是种族中心主义。革命不再成为议题，但是断断续续的颠覆可能替代了它。阶级政治让位给了身份政治。体制不能被推翻，至少它能被解构。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没有政治希望，无产阶级举起了棍棒却没有指出前进的方向，后现代的关注催眠术似地转向他者，不管他是拿着什么样的护照女性，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等在旅行。
巴赫金也是第五纵队的人。他1895年出生在俄罗斯外省小镇奥勒尔（Orel），父亲是没有名份的贵族后来成为银行家，在彼得堡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上大学期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在这个爆炸性的历史时刻，巴赫金几乎同时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虽然他是虔诚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巴赫金度过了一段浓烈的文化综合期，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联姻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至少既是历史的，也是唯物的。俄罗斯宗教明显的共产主义偏向连同其意识的精神性在这个同盟中发挥了作用。同样的情况是人体神圣性的准唯物主义信念。这是赞美基督的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信念。在巴赫金对这个词的物质性的着迷背后，正如派契的标题显示的，存在着神学的复活。词汇人（TheWord-made-flesh）是他的著作的毯子中的人物。
革命后，巴赫金在几个小镇工作，忍受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他患上了骨髓炎，1938年的时候一条腿截肢了。身体的颂扬者现在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是个烟鬼，这个习惯最终导致肺气肿，虽然他对拉伯雷式热情（Rabelaisianfeasting）的羡慕似乎仅留下喝茶的习惯，他是成加仑地喝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支用来卷烟，他剥夺了后代有些无价的洞察力，把他的手稿撤下来卷烟抽。
巴赫金在涅维尔（Nevel）城的学校教书，在维贴布斯克（Vitebsk）教育学院上课。这在早期阶段苏维埃当局还是可以接受的，他还为当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了文学小组，给学艺术的工人讲授美学理论。在1924年，他返回彼得堡，除了微薄的国家救济金外在私人公寓里为非正式团体讲课贴补家用。像往常一样，他周围总是有一帮无政府思想的作家和奇怪的博学者。实际上，他的生活故事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圈子故事组成。在他周围形成的碰巧洗涤而后被遗弃的死水。他是一个传播并实践对话体的人。但是到了1920年末期，他朋友圈推动的宗教狂热在国家看来越来越讨厌，到了1929年巴赫金就因为是宗教团体的成员，反共倾向和用歪理邪说毒害青少年被捕。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主张如对话体，颠覆性讽刺和隐晦话语的思想家现在好像遭受了前辈同样的命运。
让巴赫金免于死在劳改营的是，巧得很，因为一本书。他对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诗学的深入研究就在他被捕的那年发表了，获得了教育部长和业余文化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AnatolyLunacharsky）的好评。从劳改营中被解救出来，他被判刑，慈善地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作为毒害孩子的知识分子，他被禁止在那里教书，他的妻子叶莲娜·阿列克桑德洛芙娜（ElenaAlexsandrovna）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个但丁和歌德的崇拜者最后沦落到给养猪的农民讲会计作为集体化努力的一部分。在哈萨克斯坦期间，他生活在萨兰斯克（Saransk），曾经居住在弃置不用的监狱里，在一个人的世界文学系的教育学院任教。他还对灯泡厂的工人讲授过美学理论，成为当地一个名人。从那里，在1930年代大清洗高潮的时候，他的流浪甚至到了莫尔多瓦共和国的萨维洛沃（Savelovo），在那里要不是朋友们的慷慨襄助，他可能就饿死了。
在这个阶段，巴赫金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andHisWorld）在1946年他把著作提交要求审查。评审委员会对它的淫秽内容，性直接描写，民俗感伤主义和对教条的蔑视非常不满，直到12年后才授予他博士学位。直到1960年代，他逐渐复兴，部分因为苏联的巴赫金热心者，形式主义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的好官职，至少其中一个没有意识到这个伟大的人还活着，敦促重新发表妥斯陀耶夫斯基的著作，经过了漫长的和当局的斗争后在1963年看到了曙光。在经过强烈的媒体攻势下，拉伯雷的书最终也出版了，其中的色情描写经过了谨慎的删节，（比如阴茎变成了婚姻短棍）巴赫金现在身体已经很虚弱，在安德罗波夫（YuriAndropov）的女儿的帮助下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得到一个位置。从那里他们又搬到专门为第三世界居住者的住所的老年人的房屋，最后给了他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
就像生死在巴赫金的狂欢观念中交织一样，在他的身体衰落下去的时候，他的名声却在兴起。他在1975年去世的时候，文学学者把他捧为名流，上年纪的形式主义者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年轻的学者为他喝彩，因为文学理论正在西方成为热潮。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来到你身边”，虽然他在著作中否认有最后的话的说法。巴赫金的宗教追随者认为这个你是指上帝，马克思主义信徒则认为指他的四年前已经去世的妻子。
巴赫金的核心概念对话主义并不意味着侧耳聆听别人的谈话，正如他的有些自由评论家似乎认为的那样。它指的是任何一句话或一个字是通过一系列的他者折射出来的，或许是对抗性术语，通过这些术语可能抓住其意义。因此它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性概念（textuality）有契合之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中介的真理。正如许多现在思想家宣称的我们通过一个很陌生的媒介来到我们自己。在巴赫金看来，语言是交战力量的战场，因为每句话都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另外的意义占据了。每个符号都盯着其他的符号，在自己的身体中藏着它们的踪迹，同时面对说话者，话题，上下文和听话者。像人一样，话语也是由它们和他者的关系确定下来的，语言总是多孔的，杂合的，开放的。从来没有第一个字，也从来不会有最后一个字。语言的没有终止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从来不能从你的任何两个字中推断出第三个字是什么这个事实，说明它就是人类自由的标志，因此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是政治性的。符号从来不是自我确定的，总是表达比它们说的东西更多（它们没有说的多余的东西）敌人是巴赫金提出的术语独白（monologism）。意思是试图征服这种难以压制的异质性的元语言。
在他的著作中有时候是斯大林主义的礼貌词。语言被离心力（centrifugal）和向心力（centripetal）两种力量撕扯，前者是离心力，后者是向心力。国家语言倾向于同一性，但实际上是完全“异质性的”（heteroglossic），隐藏着方言和言语风格的多样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巴赫金的著作标志着从语言到话语的重大转变。在索绪尔（Saussure）和他的学生把语言简化成为形式的，没有上下文的体系的时候，巴赫金对语言中不能被形式化的任何东西都感兴趣，上下文，语调，和隐含意义，词的物质性，没有说出来的话（thenon-said）想当然的话，意识形态评价，说话者的社会关系等。如果交流是让我们成为人的根本，那么语言学就根本不可能和伦理学完全区分开来。
那么，语言符号就是“多重音的”（multi-accentual），一个只能依赖它和其他符号的关系定位存在的不稳定的力量。巴赫金对文化的兴趣因而在那些形式上，狂欢，梅尼普讽刺体（Menippeansatire），小说等代表话语的相当大的“多音/复调”（polyphonic）竞争，意义的一种形式相对化或者分散化对方，一种形式的习语入侵，颠覆，引用，构成，拆除它周围的习语。对于这个现象的主要文学名称是小说，完全没有规则的混杂文体，不像史诗，牧歌，或者悲剧，因为在巴赫金看来不是确定的形式而是破坏性的力量。小说完全依赖于和其他文学模式的对话关系，吞噬它们，模仿它们。它是个标新立异的反文体，偏离的，非教规的，世俗文献，显示所有的话语都是部分的，临时的。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形式的这种重大冲突诞生在希腊化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些独裁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废墟中决不是偶然的。
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意义的这种祭祀仪式来到街上成为狂欢的形式。在神圣的傻子（holyfool）的俄罗斯传统中，人们揭露所有形而上学标记，把所有官方价值都变成滑稽的模仿的古老艺术。像小说，它赞美流动，变化，动态和不稳定。所有的绝对价值都被嘲笑和相对化。官方主义的庄严被笑声的致命力量陷在坑里。滑稽模仿，扭曲，和倒转（鼻子/阴茎，脸/屁股，神圣/亵渎，男人/女人，高雅文化/低俗文化）通过偏僻小道和市场进入心情愉快时刻的猖獗泛滥。严格的反对被粗糙地拆除了。生与死，破坏和重生，身体和精神，智慧和愚蠢，天使被送出，尾巴在对方的嘴里。孔口被看作身体破坏边界的地方，相互狂喜结合的地方。这种实践的任何事情都是模糊的，双面神的，太滑了根本无法确定。狂欢减少圣洁和矜持，在这种驱除神圣性的背后是基督教福音的矫揉造作，救赎变成了一杯水的礼物。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普通生命神圣化的运动，基督教站在巴赫金的对日常生活先入之见的源头。就好像它远远地潜伏在对大众文化着迷的现代潮流后面。
或许英国到现在为止关于巴赫金最好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肯·赫契考普（KenHirschkop）的《巴赫金：民主的审美》（MikhailBakhtin:AnAestheticforDemocracy。Hirschkop）。该书在下面几个方面超越了派契的研究。和派契不一样，赫契考普懂俄语，在莫斯科图书馆工作过。另一方面，赫契考普的文笔流畅，亲切友善，而派契的精心追求的流利有时候接近于冗长罗嗦。他太容易接受庄严洪亮的短语，有时候甚至能加入些微牧师的口气比如“现代理性的罪恶的傲慢在20世纪产生其政治特征的恐怖主义异端邪说。”尽管崇拜巴赫金，赫契考普能够非常不留情面地批评，但是派契几乎没有说巴赫金一个字的坏话。他给我们提供的几乎没有任何毛病的思想家的形象远非未完成的，成长的，模糊的，冲突的，而赫契考普特别擅长驱赶改变或者不一致的地方。最后虽然赫契考普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劫持巴赫金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派契是马克思主义者变成的基督徒恰好迫切要做到这些。《巴赫金：世界的词汇》是可敬的智慧敏感的洞察力强的精心研究，但是在它的错综复杂的学术文体背后是深刻党派偏见的产物。
派契令人信服地认为巴赫金是要重新写现代性的历史。认识论屈服于美学，启蒙的抽象推理被艺术的感官特殊性替代。冷酷的工具性理性为交流的理由的形式让路。现代时代的虚假自动话题被对话自我推翻了。在所有这些方面，现时代的美学变成了失去的或者边缘化的知识形式的储藏室。派契运用技术和力量提出这个观点，但是他不能抗拒把他的各种对手妖魔化，用最不具备对话体的形式。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有错误的，丰富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著作被这么多批评性的技术专家论而抛弃。实际上，该书建议在他们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惊人的平行关系。所有的先锋派（法国诗人兰波Rimbaud，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都应该被作为文学上的列宁主义送到地狱里（派契自己的语言），他们试图挑战的在现代化的项目上的阴谋家。这个随便的漫画或许成为在1930年在斯大林加强控制的时候自杀的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的惊讶。派契错过了欧洲现代主义既极端现代又极端反现代的真正复杂性。现代性是“抽象思想和不流血的认识论”。对于赞同启蒙（民主，女性主义，自由主义，普世权利等）没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巴赫金遭受了苏联政权野蛮的非理性主义的苦难，我们仍被邀请崇拜“任何有理由怀疑理性的群体”（注意scarecap）虽然派契想把巴赫金从马克思主义的最微小污点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方面是不一致的。巴赫金以两个同事的名义写了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建议一方面被嘲弄性的驳斥为“上当受骗”，但是在别的地方这些著作据说“激发”甚至“说服”了他。巴赫金可能以他自己的理想主义方式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事实则根本没有提到。
派契非常干脆地向我们保证不愿意把他讨论的人物的著作政治化，但是他不止一次把这些著作当作反对苏联的文章，甚至允许巴赫金坚持一种‘虚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读者可能注意到双引号）。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这种明智的构想变得更加大胆，巴赫金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虽然非常让人吃惊的是，派契作为南非人，似乎认为在种族隔离的故乡和反对它的“颠覆思想的正统根源”之间很少或者没有选择。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幻灭，连同所谓的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变得保守右倾，或许起了一些作用让他在从马克思主义向基督教的转变中。至于巴赫金，或许也是从曾经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同情到让人可以理解的反对，该书或许有自传性的色彩。
尽管招徕过多的反对，派契的研究是思想的杰作，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长期和深入思考的成果。但是人们或许回忆起来关于变化，动力学，多元化，杂合性，开放性等没有本质上的积极性。从巴赫金时代以来已经改变的东西是如果这些曾经是体系的替代性选择的话，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虽然派契或者后现代主义者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点。没有哪个政权比后期资本主义更喜欢多元化和动力学。人们或许也记得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美德就是它的一贯性，根本没有必要草率拼凑另外的现代性，因为那个替代性选择深藏在现代性本身。让人类痛苦和压迫的力量本身也同样可以带来解放和幸福。或许，这就是对话主义最大胆的形式。
译自：“IContainMultitudes”byTerryEagleton
特里·伊格尔顿著吴万伟译
《巴赫金：世界的词汇》（MikhailBakhtin:TheWordintheWorld）
格雷厄姆·派契（GrahamPechey）著
Routledge出版社238页，19.99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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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旅的资源：雷蒙德·威廉斯
伊格尔顿
雷蒙德·威廉斯和我都是在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他在获得剑桥研究员的岗位之前，曾经做过多年成人教育工作，而我在来这里念书之前，在北部一所现代中学教了一年书。很难说我们两人谁与这个地方更隔膜一些。威廉斯经过长途跋涉才从威尔士的农村工人阶级社区来到这个学院，而这个学院似乎是根据人们在贵宾桌上用餐次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我后来在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知道了这些事情）。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慢的作风形成很大反差。他对教员公用室里上演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恶作剧一直很不习惯，甚至多年以后，在为F．R．利维斯写的一篇出色的讣告中，仍然说剑桥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而我呢？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处于一帮学生的围困之中，他们人高马大，看上去都在二英尺以上，说话像驴叫，看电影时哪怕最平淡的一句笑话都会逗得他们大跺其脚；他们在温馨幽静的咖啡馆里像在群众大会上一样扯着嗓子叫唤。很难说我们两人谁的日子更难熬。
我那时对威廉斯作品仅有的一点了解主要是通过理查德·霍加斯和1950年代所谓“愤怒的年轻人”而得到的，他们现在大都成了肠胃不良的托利党老人了。听他讲课对人是一种极大的解放，就好像从来不曾想到他竟然会站在这种地方，正儿八经，衣冠楚楚，以令人羡慕的口才娓娓道出听者心中如鲠在喉的全部政治感觉。这些感觉不是官方的或学院的，而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讲出来的心声。这对听者的震撼之大犹如青少年拘留所（在1960年代初，这一制度才刚刚取消）里一个垂头丧气的少年犯突然惊诧地意识到站在面前讲话的所长大人正在发出转弯抹角但确定无疑的信息：所长也是一个罪犯，是混入所里的内奸。当然，听到自己的价值和本能得到比自己更为细致和精彩的阐发，也是惊喜的一个原因。他把那些价值和本能转变成极其精细的理论问题，但丝毫没有降低听者的接受程度。威廉斯是一个相当文雅端庄的人，通过他这个权威的中介，我觉得自己获得表达自己的权威，并且通过我表达所有父老乡亲的新生，他们从未说过该说的话，从未得到允许说心里话的条件，从为有人愿意多问一句他们想说什么。仿佛最难防范的自发性肠胃反应，现在突然摆在公开竞技场里，为自己的尊严和正当性进行不屈不挠的裱糊。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一场学术论战，不如说直接来自威廉斯本人长期的深入思考仿佛这些思想只是从一个异常深沉和丰富的本源发出的比较公开的，听得见的些许断片。我只能称之为他的一种深沉而从容的内在存在，是一种牢牢把握着自身的中心和本根，但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我想，每一个见过威廉斯的人都会为之动容。我曾奇怪这种内心的平衡和从而是从哪里来的，我如何才能拥有哪怕一二。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后来得知基本上来源于他的阶级背景。是的，他终其一生的政治追求时机上都得益于他早年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所留下的形成性影响，赤诚坦荡，无所疑惧。但是我当时还不能理解这个质朴而娴静的权威何以既温文尔雅又言辞刺人，而且一直到中午都那样，虽然实际上他当时才四十岁。我问自己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为无权无势的人说话，而且说得那样精当和肯定。我只停明白他讲的三分之一，决心把其余的搞明白。
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利维斯也在那里开设讲座，他对威廉斯著作的评论是：“这些事情奎尼在三十年代时就已经全做过于，”这是威廉斯本人以他那惯有的无所谓的语气告诉我的。邱吉尔学院的乔治·斯泰纳对他的学生说，威廉斯的问题是他不懂得人类悲剧的惩戒净化力量。英文系的其他人似乎大都把他看做社会学家，走错了院系的门槛，不小心和玄学派诗人搅在了一起。当然，他们研究本质上是人文的东西，而威廉斯却分心于红色的历史鲱鱼，分心于阶级和工业和政治之类的事情，更糟的是还分心于电影和广告和通俗报刊。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反讽，因为威廉斯和大部分同仁之间的最大不同正是一个人文问题，只是方式迥然不同而已。威廉斯的话语直接从人性深处升上来，似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笼罩起来。他的真正过人之处不仅是他说的话，而且是他说话的水平。你不能把他所说的话与感觉到话里饱含的整个丰富的经验背景分离开来。早在“个人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这句口号时兴之前，威廉斯就已经在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中实践着它。他似乎从不相信自己还没有亲自消化、逐步吸收进自身存在里的任何东西。他以一种慢节奏的、稳步的、沉思的方式生活，这一点也很像有些乡下人。他以执著坚定但绝非自命不凡的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的整个生活经验。在他周围的那些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急功近利的年轻人看来，他的样子似乎匪夷所思，古怪好笑。他们的经验深度恐怕只是一个迪斯尼卡通人物的深度。关于平顶帽和农民靴子不乏”怒其不争”的评论和指教，甚至有一篇讣告非要拽出“怀旧病”一词给《走向2000年》（Towards2000）的作者盖棺定论，威廉斯总是非常正确地把这类言谈看作犯病。如果威廉斯使有些人对自已油腔滑舌和政治暧昧的作派感到不安并且有时会因为焦虑的折磨而作出迅速反击，那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属于这样一种人：除非有人对他紧迫不放，否则他不会嫌恶别人。
不管怎么说，威廉斯在剑桥没有感受过那些六英尺人的“跺脚和驴叫”。但是他经历过一场战争：中断了英文课程，在欧洲参加武装斗争（在法国时他是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然后随着工党政府上台，以幸存青年军人的资格恢复学业。威廉斯也经历过共产党，他在很短一段时间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英国南部的一些农村讲堂里教了几年成人课程，当他1961年回到剑桥时，发现自己很难习惯那里的督学制度，很不适应给那些权势阶层的孩子讲课，他与那个制度保持一段谨慎的距离。然而一个熟见的悖论是，局外之人反而能维护一个地方最有创造性的传统。我指的是剑桥英文系的优良传统，威廉斯在好多年里一直都是这一传统的化身，当然系里的同仁们往往很少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威廉斯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剑桥英国文学教学的文本细读分析与“生活和思想”研究两股截然分明的潮流合在一起。但是他们所称的“细读”或“贴住语言”被他称为历史语言学，而他们所称的“生活和思想”则被他称为“社会”或“文化历史”。
这一结合蕴藏着丰富的东西，但也并非没有严重的冲突。细读分析绝非不受意识形态的侵染，他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知性分离和专业化的习惯做法，在无意识深处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认可，并且严重脱离大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境况。如果把细读分析与所谓的“生活和思想”研究以至与整个社会文化构成结合起来，那就立刻陷入一种政治矛盾。如何从局外人的角度分析自己的民族呢？难道这样一种认知形式与认知内容没有矛盾吗？这正是《边界之国》（BorderCountry）中的马修·普莱斯和《第二代》（SecondGeneration）中的彼得·欧文害怕发生的事情。这种二元对立以不同形式出现于威廉斯的作品中，我在《批评与意形态》（CriticismandIdeology）（1976）中以一种年轻人常有急躁做法把他的这种二元对立草草打发掉了。这种二元对立也就是在“老百姓”和“读书人”、“智性的群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严酷世界、乡村和城市、弥尔顿和邓恩、高雅和通俗之间长期进行的斗争。威廉斯在给利维斯写的讣告中就提到了他著作中存在的这种冲突——利维斯“竭力追求……一种断裂形式，一种不求介入的态度，一种艾略特式的冷漠的机智，但实际上却摆不脱对连续性、献身事业、英国外省日常生活的实在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一直紧紧地揪着他”。威廉斯肯定也是在绕着圈子说他自己。尽管我和其他一些人轻易地给他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把现代主义对平凡性的断然疏远看做一种创造性的政治实验和破坏性的“斩草除根”，但是他对现代主义的迷恋终生不减，与有些人不同，他不会太快地附和争执中的任一方。如果他的后期著作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贴近分析”（closeanalysis）世系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不擅长那种分析（他非常擅长细读式分析），而是因为那样做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了。《文化与社会》是一个勇敢的、扣人心弦的全新尝试，把那种经过严格训练的文本分析与一种共同的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也因此成为前面所述的那种二元冲突的一个绝好例子。而且尽管众人称赞这是一个激进文本，但它是在冷战时代的政治隔绝中写成的，这样一部著作只能为利维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留出商讨的余地。威廉斯后来用“第一阶段的激进主义”来概括这部最具原创性的著作的特点，表明一种审慎的自我距离化。
他从“知性的群体”跨进了读书人的知性生活，但这条边界线总是缠绕着他，他终生住在这个“边界之国”。他从哈斯汀斯迁到牛津，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准确无误地进入了同样的两难处境：《第二代》开篇即谈牛津大学的那条就便取名的“双镇路”，这条路一边望去是大学的塔尖，另一边过去是考利汽车厂的房顶。当然，威廉斯从来不曾相信过嵌入一个有阶级之分的社会里的这种矛盾会通过学问之道而得到解决，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简单的对立。他最早的论文中有一篇叫做《文化是平凡的》（<“CultureisOrdinary”），文中指出如果理解威尔士工人阶级对学问和文化的尊重，就不可能把穿越阿勃加威尼和剑桥之间的边界想象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在去世前不久我对他进行的一次访谈中还说，当他回到威尔士时，他的威尔士同志们对他评价最高的一点就是他穿越了那条边界并闯入大都市的制度机关这一事实。这个案例并不表明“文化”在边界的这一边，而“社会”在另一边：哺育威廉斯成长的也是一种文化，就像哈代小说里的人物裘德在牛津的情况一样，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在所谓文明的剑桥遭遇到的那些冷言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珍贵。由于威廉斯的推动，文化概念进入了剑桥，而那些有文化教养的人却把这个概念照着他脸上扔回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怀旧问题，并不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些河谷和山坡：《乡村和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谈到了“有机社会”的幻象，然后坚决断然地破除了这一幻象。他曾经轻蔑地说起奈厄·贝温，说认识一个威尔士人需要通过另一个威尔士人才行。我从未见过比威廉斯更尊重理性探询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也像所有人一样知道理性总是不在理性的地方。他从来没有低估知性工具的价值，自己的人民被处心积虑地剥夺了的正是这一工具。所以他才用教育者交在他手里的这种工具转身反击教育者。他用这些工具创造了二十世纪英国最优秀的文化作品实绩，他代表的是那些无缘进入剑桥大学、聆听E．M．W．提亚德就鞋子问题发表高论的人们。
威廉斯不仅知恩不报，以怨还德，而且随着年齿日长，反而逾发勇猛好斗，不依不饶了。那些自由主义批评家曾经张开双臂欢迎《文化与社会》，但对他后来谈的什么第三世界的造反和资本主义的兽行却热情顿减。威廉斯一生的突出特征是他稳步不断地走向政治左派；人们已经谈腻了的一种情形是，某某人由一个年轻激进分子成了中年反动分子，他却令人欣慰地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了。主持《政治与文学》（PoliticsandLetters）期刊时的早期威廉斯信奉左倾改良主义或左倾利维斯主义，他当时也卷入了战后英国政治冷战；后来折服于早期新左派和核裁军运动的迅速壮大，他在这里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1962年的小书《传播》（Communications）无所疑惧地提出了对传播媒体的社会所有和控制，甚至提出了一些实施细节。到了1966年的《现代悲剧》（ModernTragedy），五年前的《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里的渐进主义话语已经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漫长悲剧。大约这时，威廉斯为了继续前进而开始后退，重新探究他的威尔士遗产，有意地与“英国”文学和工党政府的新世界拉开距离，这个新世界的文化观来自（C．P．斯诺。威廉斯像许多放逐者一样，必须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明自己的社会历史，逐步挣脱他已经部分地接纳了的英国和英国文学属性，直至弄清楚他是谁。他在《边界之国》里已经对离开威尔士给他带来的痛苦进行了一定的清洗，现在可以回来了。这些问题全部写进了《乡村和城市》，他推敲这部作品时遇到的困难超过了其他任何著作，因为书中的主题全都触到了他的痛处。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一种新的感性或感觉结构出现在这部奇异、深刻而又无法归类的作品中。它久久凝视着英国的乡村庄园，从乡村庄园的礼仪和雅趣中读出一部欺诈、犯罪和暴力的反对劳动人民的漫长历史。这时的威廉斯已经见证了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和工党政府毛糙的功利主义，他的声音已经出现了变化：不那么温良恭谦让了，不那么讲究有理有节了，不那么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了，而是更干硬、更锋利、更尖酸。在那些政治动荡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变得愤怒冷峭，不依不饶，至少在他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们看来，他显然有些过分。弗兰克·克莫德给《现代悲剧》下了一个很到位的特定阶级修饰语：“怒气冲冲”。
四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andLiterature）标志着正式与马克思主义有了关系，标志着“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但是看样子不是他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静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他谨慎地宣布，“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容”的。）他也要把唯物主义不折不扣地扩展到文化实践中去，以如此的彻底性表明他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像马克思。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逻辑如此这般地推向极端，他就会一并抹掉“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别，从而保留一定的批评距离。这是威廉斯的一贯做法：他不仅十分怀疑正统教义，而且也征引其他思想家或暂停一下看看某种影响。作品完全是他自声的，犹如生命是他自己的。虽然他是社交最广的一个公众人物，伯不无矛盾的是他有一种稳如磐石的自给自足的感觉，有时不免范入孤寂。与其说这是被关在外面的人的一种怪异的自省生活，不如说是走在前面的人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好像让你感觉到，当你拼力到达某个理论高度时，发现威廉斯早已不声不响地占领了那个位置，而且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到了那里。当巴赫金产业在斯拉夫符号学家眼里还只是一抹微光之时，他已经是一位“巴赫金式”的社会语言学家了。他早几年就把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了。他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专门的女权主义作家，但是《第二代》对作品、政治、性别以及家庭进行的透彻研究实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早在写作《漫长的革命》时，在妇女运动出现之前很久，威廉斯就在讲他当时称为“生育和哺育制度”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把这个问题看得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同等重要。他拒绝为风行一时的阿尔图塞理论或后结构主义理论而分心，他仍然待在那里，胸有成竹地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当中一些较年轻的理论家们更悲哀也更明智地最终从那几条死胡同里折出来，在我们曾经离开他的地方重新和他站在一起。他看见了“此路不通”的标牌，但他不相信它会挡住一条路线。①我从未见他在左派文化圈子里盛行的意义上用过“理论”一词。他的忠实追随者遍及全世界，但他从未想过组织一个“学派”。他的著作在美国传布很广，那里的左派批评家们曾经请我说服他访问美国，但在越战期间他拒绝去美国，此后也只去过那里一两次。他对学术明星的位子不感兴趣，很少或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某种“职业”的一部分，而是更喜欢在家里不停地做他的事。
我认为这种特立不群的做法既有长处，也有局限。独立使他有时处于某种自以为是的隔绝之中，把一种怪样的奥林匹亚神的语调或过度防御的架势强加在他的写作中，使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灰心，他们本来期望他发起一场更具战斗性的集体的活动。也许是他过分习惯于成人教育那些年里养成的独自工作的做法；也许是他防范剑桥“细读者们”出现的问题。宗派主义使他厌烦，他有办法把最具多元性和最无宗派性的政治方法与一个社会主义者坚定不渝的信念结合起来，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这个人真的无法想象其他人竟然会信奉别的东西。如果说含讥带讽式的愤怒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类潜能的信任。他的信任是康慨大度和忠贞不渝的，即使政治权力已经习以为常的对人的蔑视和戏弄也会使他有五雷轰顶之感。这并不是某种感情用掌的乐观主义所使然：威廉斯身上有一种异常冷静的现实主义，它来自某些出人意料的品质，例如他具有行政长官和政治协调人的出色能力。所以他能依自己的经验知道非英雄的普通人能做到什么，听到轻视和贬损他们的话时，他会怒不可遏。对他而言，王子之死算不上什么悲剧，而他的铁道信号员老爹之死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孝顺儿子，人们可能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最基本的爱和怜悯和团结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政治胜利，一个如此敏锐的政治分析家怎么会在黑暗年代相信这些东西？倒不如说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守这样的信念：这些价值终究是最重要的，它们或许不会获胜，但它们是一切的一切，放弃了这一信念就放弃了一切。他已经知道人类的群体可以是什么样子，在重新建成国际规模的这样的群体之前，他决不会休息。他非常知道亵渎人性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他从利维斯那里继承的最优秀的品质不妨简单地概括为“谦敬”二字。他对威尔士历史进行了研究，从中知道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最严酷的条件下也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活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做那么多人做过的事情，他不可能降低自己的希望，不可能在政治上见风使舵地面对现实。他面对“他的”现实。他总是能沉稳地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就像他有一次直截了当地说的那样，这种做法能避免“对短期问题作出长期判断”。
威廉斯最不放在眼里的边界是学科门类之间的那些传统分界。到了最后，竟然无法给他的工程起个名字：不像社会学，也不像哲学、文学批评或政治理论，既像“创作的”和“想象的”作品，又像学术著作。在他自己的一系列关键词当中，“联系”（connecting）占的地位可能最高，此外还有“主动”，“复杂”，“困难”，“变化”等等。他是图书馆管理员的冤家和恶梦，三十年来一直对“创作的”和“理论的”写作进行着眼下才流行的解构工作。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Keywords），语言始终能引起他的学术激情，但是他对语言意味有非常深入的感觉，往往朝许多方向深入下去，很难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对他而言，词语是浓缩了的社会实践，是历史斗争的场所，是政治智慧或政治统治的贮存器。他对词语有一种凯尔特人的感觉，能感觉到它们的丰富肌质和密度。他自己不仅写作，而且有很多演说，同样有力而富有修辞性，他的演说是认真建构和组织的，而不是临时杂乱地凑在一起。如果说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那也不是那种进行短期分析的理论家（当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他也能组织起激烈的政治介入），而是像与他同属“文化与社会”传统的从布莱克到莫里斯等人那样，预言性地辨识出整个文化的形式和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属于古典知识分子行列，坚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而决不固守某种单一“学科”。不过，他不仅避免了专家们的近视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传统圣贤们的业余道德说教，当然，这并非因为他对文学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非常敏感的缘故。利维斯对某些社会文化问题的包容是通过将它们殖民化的方法来实现的，而威廉斯则终于颠倒了这个逻辑，把文学研究的中心拆解或更宽广的文化实践领域。但是他向来首先对写作感兴趣，只不过对写作范畴的含义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而已；他从未对这一事实予以说明。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些同行竟然把他看作对文学作品进行还原的“内容分析家”，因为在他看来，是形式把所有一切连在一起的。他的批评把文化形式从形式主义那里挽救出来，并庭其中发现了社会关系结构、技术可能性的历史和社会决定的整个看待事物方式的突然变化。他能从舞台技术的变迁中追溯到意帜形态感觉的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句法中探察出城市化的节奏。
我觉得威廉斯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十分重要，但他丝毫没有个人虚荣心，这在某种程度是因为他有一种奇异的从外面看自己的能力，按卢卡契所说舶“典型”而不是个体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发自内心所做的一切，他的思想饱含着个人的经验，但他似乎也能把自己非个人地、公允地看作“走过了二十世纪中期那些年代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现代悲剧》）。他既是普通人也是特殊人，这也是他身上的许多悖论之一。虽然从个人来说，他是最大度、最平和的人，待人之热情简直掬手可揽，也许正是这种“历史实在性”成了他与同事分离的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是个体的大学教师，各自忙于这样那样的事情；而他所进行的是一项历史性的工程，既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又奇怪地是非个人的工作。他特别意识到这项工作及其所植根的生活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他过着一种殚精竭虑、枕戈待旦的生活，仿佛要执行一次献身行动或连续任务。别人可能写一本书或两本书，甚至写二十本书，但威廉斯从事的是一项全然不同的工作。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无需讨论他是不是一个学者的问题。一些左派学者有时喜欢佯装他们仅仅是穿越一种制度，若即若离而已，根本不求介入，但在威廉斯身上这却是实际情形，尽管他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里都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员。他没有左派的那种因为当大学教师而生发的过度的负罪感，因此无需为自己是一个大学教师而辩解，因为再清楚不过的是他并不以此为生活的中心。就算他是大学教师，他也显然不属于他们那种人，因此他使亲者快而仇者痛。他以一种自然平常之态对待自己在剑桥的地位，很有尊严，好像他真的有权利得到，当然他有权利得到。工作总得继续做下去，他没时间叹息做这工作所带来的恩恩怨怨。他几乎一概地对同事们敬重有加，但并不一定与他们合作做事。他的始终合作者是乔伊·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序言里称她为“真正的合著者”。对威廉斯而言，最亲密的思想伙伴和最深入的个人生活和爱情的分享者自然是不可分的。
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文化研究从他发现的比较粗糙的状态改造成异常丰富、资源雄厚的研究领域，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英国的思想和政治图景，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同行和读者长久地得到他的思想赐与。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坚信他喜欢称为“意义和价值”的东西绝对占着中心地位。他毕生与形形色色的左翼还原主义做法或移置了的此类做法作斗争，相信语言和交际不仅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且是我们正在生活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早就一直坚持着有些左翼人后来通过葛兰西或话语理论或精神分析学或“主体政治”等才慢慢发现的东西。后来，当大家都赶上他并忙于把这些东西推向唯心主义极端时，他却猛然向后转，开始讲文化生产的物质方式，写作的社会规约制度，简言之，开始讲文化唯物主义。他的早逝使我们突然变得穷困不堪，如果他没有离我们而去的话，他一定又像前几次那样，早已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也许应该在此解释几句。我无意暗示这个阶段所有的理论发展都一概走入了死胡同。威廉斯本人尽管尖锐地批评了其中的一些理论，但也吸收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在1970年代空前繁荣，尽管他自己的作品与某些时潮相冲突，但是仍然受益于这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繁荣，我以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我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对威廉斯的批判就萌生于那些新潮流，有人觉得我不应该那样做，甚至有点不光彩。威廉斯却绝不这样想。他尽管对我的一些批评保留异议，但对另外一些批评却是认可的，这是一位其作品不断进化的思想家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他自己也能对其早期的一些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他欢迎热烈的论争而不是驯顾听话的弟子。有些人当时就奋起为他打抱不平，现在仍有人这样做；这样做也许与他自己更为隐忍的自我批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仍然为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对威廉斯的许多批评观点辩护，当然，如果是今天的我，将会以一种更和煦的风格和一种不同的语气提出自己的批评。对我而言，他的著作无比重要，当我竭力与这样的著作保持一定的批评距离时，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眼界狭窄的话，惹人嫌恶，对此我十分抱歉。
译者：马海良来源：《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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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民族主义：反讽和关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民族主义：反讽和关怀
伊格尔顿
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小说《第三代》（伦敦，1964年）中，有一个非洲人物这样说：“因此民族主义就像阶级。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惟一办法。如果你不要求得到它，或者过早地放弃它，你只能受其他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欺负。”因此就像阶级一样，民族主义似乎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反讽。至少在卡尔·马克思看来，人们有时忘记了社会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形式，它把个体生活的特殊性删削为一种集体无名状态。在这类问题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者的平庸之见不同，他相信如果要消除这种异化，就不能绕过阶级，只能彻底穿越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一厢情愿地摆脱阶级或民族，或者像某些当代后结构主义理论那样，全力救活不可还原的“此时”的差异，只能对压迫者有利。哲学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也曾提出，性别概念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把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粗暴地稳定在某种虚假的自我同一性之上。因此女权运动的政治目标并不是对“女性特征”的肯定，而是对所有诸如此类禁锢妇女的东西进行发难和颠覆。然而冷酷的事实仍然是，妇女所以受压迫，是因为她们是妇女，这样的性别范畴也许没有本体论意义，但是仍然有巨大的政治力量。现在最糟糕的问题是，要求妇女仅仅为了规避她们的性别身份而奋斗，这是一种不成熟的乌托邦主义，它仅仅赞美特殊性和多元性，但没有像前而所说的那样径直穿越那些疏离的限制，从另一头的某个地方出来。妇女并不是为了争取做妇女的自由而战斗——似乎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而是为了充分地做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此时此地，那样的人性只能抽象地通过她们的女性角色去表达，因为她们的人性在此时此地受到了侵害和拒斥。所以，性别政治就像阶级或民族主义斗争一样，必然与它希望最终废弃的形而上范畴纠缠在一起。这些运动都需要一种困难的、也许最终不可能实现的双重性，在敌手划出的地域内战斗，同时竭力在世俗策略范围之内预示目前还没有恰当名称的存在和身份的样式。
如果向来就能解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总能表明一方寄居于另一方之内，那么天主教和新教的对立和可怕的形而上同一性形式也同样能被解构。当然，天主教意味着普遍性，因此用它来限定特殊的民族身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爱尔兰身份的建立要以欧洲的一个首都为参照，那就会产生一种真正的乔伊斯式的反讽。但是无论如何，如果罗马天主教没有受到新教的挑战，就不会为自己的普遍性而申言，结果是一开口就遭痛斥，意在肯定的行为反而否定了自己。而另一方面，新教可以说是对这种普遍身份的偏离和对民族差异的肯定。不过，它以一种历史回归形式返回到基督教的纯粹普遍本质，据信罗马教会污染了这个普遍本质。于是，这种异教式的背离比正统教会更正统，它是正统教会弃绝了的形而上真理或本质。天主教义本身已经包含一定的新教成分，没有不断的从自身的偏离，就不复是真正的自身。新教倘若没有它的历史对手，也不可能存在下来。现在的全部问题就是以此来解释法尔斯和山基尔公路的问题。即使那些悍然这样做的人无疑也会很快认识到，他们对天主教和新教身份的形而上空洞性的肯定本身就是形而上的空洞。
“坏的”或不成熟的乌托邦主义随手抓住某种未来，以一种超出了约定的现存政治结构的意志行为或想象行为把自己投射出去，人们或许会称之为“虚拟语气”。在目前范围之内，这种状况可能被一些以特殊方式发展或展开的力量或虚假线路过早地引入将来，乌托邦思想没有注意这些力量或虚假线路，因而它面临的危险就是要说服我们无用地而不是可行地去期盼，结果使我们像神经病人一样为无法遏止的渴念所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没有把它的基础筑在现在，其实就是某些社会决定论给我们提供的未来的翻版，这样的未来不可抗拒，但并不因此是理想的未来。（不可避免的东西往往是不如人意的东西。）一种差强人意的乌托邦思想总是能够在现在范围内追索到自身暗中缺失的那种身份，可行的未来只有在这里才能萌生出来，未来的影子在这里盖过并且挖空了虚假的现时充实性。“知道未来”只能意味着在现在内部矛盾的符号之下、在现在欲望的异化中、在现在总是不能与自身完全磨合中把握和理解现在。
瓦尔特·本雅明提醒我们，虔诚的犹太人禁止偶像崇拜和雕刻未来上帝的形象，同样，政治激进派也严禁拜物教和描绘他们终极欲望的蓝图。马克思的政治生涯是以与“假想”派革命者的斗争而开始的，他本人对一个理想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基本上持一种特别的沉默态度，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仅仅是认定并解决当下阻碍它的建设的那些矛盾。说宽心话的人和明察秋毫的人其实是国际资本主义雇用的那些技术专家，他们深入窥探制度内脏，确保统治者的利润再过二十年也安然无恙。社会主义也和证券交易一样，属于资本主义时代；它也像所有解放理论一样，准备最终抽身退出舞台。解放政治的存在为自身的谢世创造物质条件，因此它总是将某种自我破坏的东西置入物质条件之内。如果十年之后仍然看到政治激进派，那将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新约》这样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不会有庙宇，因为天国机构属于冲突中的历史，不属于历史地平线之外的自由王国。所有对抗政治都在反讽符号下运动，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对手身上。我们对统治制度怨声不断，不仅因为它在社会、性别或种族身份上一直压迫我们，而且因为它还逼迫我们对这些问题大谈特谈，过度重视，而这些问题终究说来并不那么重要。我们有些人虽然碰巧做了英国人，但是反对历史上以我们的名义对其他民族做下的事情，这些人更愿意持这样一个立场：我们肯定是英国人，但是我们思考一些更有意义的变革问题。
米歇尔·福柯尖刻地说马克思主义完全属于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困惑的惟一问题是，为什么他竟然会把这句话也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过去当然就是我们曾经是的一切；政治变革理论如果仅仅使用历史递在它手里的被污染了的贫乏工具来解除马克思和史蒂芬·戴德鲁斯所称的历史梦魇，就会走入死胡同。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进了博物馆，那是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清醒看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灰暗的时代错误，没有看到它早已不受欢迎这一事实。资本主义记不住过去，只能无奈地在商品交换的无尤休止的异中之同里重复过去。可是在马克思看来，惟一真正值得纪念的或历史性的事件是我们能通过这样的事件由他所称的“前历史”——永远重复的剥削形式的新变体——飞跃到“历史”本身：使用价值、感性特殊和不断生产差异的王国。但是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谜一样地称为“未来的诗”）都属于他所说的“超出现阶段”的内容，只能用沉默、放逐和审慎对待之。然而，即使对这个未来不能说十分肯定的断语，仍然有必要“记住”它，这样才能记住我们政治激进派的身份是与我们的对立面共消长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对立面占着上风。
不管是爱尔兰的还是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其自我反讽性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迈克尔·柯林斯绝不是那种一心－意把事情做好的人，他把任务留给别人去做。反讽也许是文人钟爱的一种比喻手法，但是当英国军队的橡皮子弹打中你的眼睛时，反讽也很难派上大用场。这样的反讽何以不能消弭我们的怒火？今天的我们很难再有列昂·托洛茨基的胆魄，他能在《文学和革命》里彻底批驳“无产阶级文化”概念，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不外乎是过渡到完全无阶级社会的一个途经点而已。托洛茨基认为，那些无产阶级们已经忘记了社会阶级就像殖民主义一样，是一种关系，一旦那些政治关系拆除之后，阶级或民族便不再是某种自我身份明确的共同实体。整个“民族主义文化”概念必然产生于民族主义政治判断。当然，托洛茨基所以能够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因为他拥有了让别人听他发言的权威，也就是说，作为红军的设计师和布尔什维克阶级斗争的老战士，他总是径直穿越过去，从另一边的某个地方出来。而那些坐在托顿姆酒吧或牛津剑桥的高级教员休息室里、现在也想消除爱尔兰民族主义文化观念的人却不可与他同日而语。况且，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否定性评估与他一贯过于乐观的政治脾性是分不开的。他提出的整个概念就像民族主义文化概念一样，可以说是多义的和歧义的，不能简单地摈斥或赞同。
民族主义形上学谈论一种统一主体即人民的充分自我实现。就像黑格尔以来的所有此类主体哲学一样，这种单质主体竟然奇怪地必须在它自身物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必须像现在一样以人的自主个性为范式，让它有决定性的需要和欲望。[1]问题并不是对这些需要和欲望作出区别，例如，决定它们哪一个展现出理想的未来，哪一个仅仅是存在着压迫的现在的反映；问题是这些欲望被压抑这一事实。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表达／阻滞模式，是人们熟悉的浪漫主义的那种模式。就像任何这样充满历史张力的模式一样，关于它无疑可以说很多话。无论主体还是其他主体，确实都体验着受压抑但要求实现的需要；正是这种压抑的反讽方面使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种压抑状况决定了主体必然应该自由地表达自己，但也往往使相当部分模糊不清。如果主体有需要，我们至少知道其中的一个需要是什么，这就是知道某人的需要是什么的“需要”。民族主义的形上学往往看不到这一点，而是设定一个差不多是直觉地呈现于自身的主体。这种形上学把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看得高于一切，把主体一客体关系提升到主体一主体关系之上，忘记了对表达和论证的需要总是一种对话，忘记了需要和欲望在某种意义总是从一个“他者”那里接收回来的。而另一方面，那些当代思想家，如于尔根·哈贝马斯，他们倒是呼唤我们注意这一事实，但他们往往忘记了只有从政治上解除压抑，这样的对话才能实际进行。一种激进政治能够提出为使这种情况发生而必须做的事情，但它不可能提出生活的具体内容将会是什么，因为如马克思所说，内容总是超出阶段界线。可以说，所有的激进政治都是一种深刻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如果我们现在就能描述我们的政治行动准备实现的变革景象，我们就没有超过改良主义。
如果说妇女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受压迫，那么爱尔兰人民是因为他们是爱尔兰人而受压迫吗？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不能这样说。爱尔兰人民是爱尔兰人还是爱斯基摩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崇拜树神抑或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些问题对于英帝国主义并不重要。英国人着迷的并不是他们的种族特性，而是他们的疆土和劳动力。爱尔兰人民只是一个方便攫取的邻岛上的生物；只要他们不是英国人而是他者就行，他们并不需要像女人那样具有某些先天固有的被统治的特征。（对妇女的压迫当然不能还原到诸如此类的固有特征，但也不是与这些固有特征毫无关系。）然而，如果坚持说爱尔兰人民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是爱尔兰人才受压迫，那显然也是一种抽象的大而无当的说法。民族主义的真理所在就是阐明了这一事实。因此就像在妇女问题上一样，企图以自由的名义袖手绕过对象的身份特性，将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抽象行为，即使已经认识到这样的身份既是压迫者给定的一种建构也是个人的自我“真实性”的意识时，仍然如此。所以任何解放政治必须从特殊性开始，但是也必须跨越特殊性。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由到底不是“做爱尔兰人”或“做女人”的自由，而是像某些其他群体所享有的自由决定自己身份的那种自由。因此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关乎差异或特殊性的政治首先是关乎同一性和普遍身份的事业之一部分，一个特殊性受到侵害的群体仍然应该享有与其他群体同等的自我决定的权利。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真理核心是抽象的普遍权利：一切都是自由的，所有人类主体都具有共同的自律本质或同一性。然而如果再辩证地看，这条真理必须一经抓住就甩在后面，因为享有这种抽象普遍的平等权利的惟一意义就是发现和展现自己的特殊差异。整个进程的归宿并不像启蒙运动相信的那样，是普遍真理，权利和同一性，而是具体特殊性。所以这样的特殊性必须穿过那种抽象的平等，从另一边的某个地方出来，那边与这边大不相同，它只是碰巧站在这边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最干瘪的形式是仅仅把一种“坏的”或给定的特殊性提升为普遍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规避交换价值的抽象普遍的平等并不能释放出具体特殊的使用价值，只有进入那种反身对抗自己的异化的逻辑，才能使感性的使用价值得到释放。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精深地理解的那样，社会主义是真正个体主义的根基。如果王尔德本人强烈的个体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这一点，那么它也以自己绚丽多姿的做法演示了现在所有个体主义采用的方式，它们不免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变形的、虚构的戏拟歪曲。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窘迫之处部分表现在它从未真正调合差异与同一、特殊与普遍，这是有很多历史原因的。在资产阶级古典思想里，人类需要和欲望的感性特殊属于堕落了的“文明社会”，这个社会本质上是家庭和经济生产的私有王国。与此相对照的是伦理和政治领域，男男女女作为抽象平等的普遍性主体在这里相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之一就是竭尽所能地纠正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光怪陆离的脱节现象。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最有效的批判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内在批判”，把对象放在它自己最珍视的价值逻辑里，揭露出这个理想的普遍王国与它所神秘化的猥琐的待殊欲求之间必然出现的断裂。当然，也可以作出其他的激进批判，比如抓住特殊／普遍二元对立的一端反对另一端：可以用启蒙运动的激进方式坚决要求对普遍权利进行革命性的扩展，迫使那些理想价值难堪地看到被它们排除在外的那些社会群体和人民，也可以像激进浪漫派一样，固守一种本土的感性特殊和不可简约的个体，使抽象的唯心主义在具体实在的岩石上粉身碎骨。这些策略看似对立，其实不然，因为所谓浪漫主义的“直接性”其实是最抽象的东西；但是它们构成一种钳形攻势，加重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矛盾。
在爱尔兰语境里，如果说启蒙运动的激进方式是沃尔夫·托纳和爱尔兰人联合会，那么对感性特殊的忠诚就是青年爱尔兰运动及其审美化政治。特殊性要么被普遍理性的总体压倒，具体的爱尔兰主体被升华为世界的一个公民，要么被供奉为独一无二的不可简化状态，任何外在的启蒙理性都无法穿透它。然而，在现代欧洲思想，“审美”更多地是一种如何和谐解决特殊和普遍之间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方式，而不是自在的感性特殊，艺术作品本身受制于某种总体法则，但是这种法则好像神秘自发地与作品的每个构成部分的自决自律性完全同一。站在这种审美方式后面的是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政体（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法则已经推翻），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必须自定法则，独立自主，法则就刻写在自己的喜好、感觉和身体冲动之中。简言之，这种具有新的历史形式的权力也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称的“霸权”，特殊主体由此投入一种普遍法则，以使自己深层存在的方式达到普遍法则的要求。
这种霸权在殖民状况下很难建构。因为在个体的眼里，这种状况下的法则看上去是外在和异质的，而不是法则本身隐密的内在结构。殖民统治阶级难堪的是，他们的臣民明显地感觉到殖民者是“他者”，或者说一种外国话，或者肤色不同，而宗主国的精英统治阶层对此反而没有这种窘迫感。政治权力法则总是在看不见的时候效果最佳，埃德蒙·勃克对此深有体会；彰明突出法则就可能使它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爱尔兰，“审美”并没有明显作为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冲突的方法，这是不足为奇的。相反，审美往往作为二难处境的一难而出现，表现了一个独特民族的生活特殊性，这个民族奋力抵抗那种已成为现代标记的抽象普遍性。然而这并不是说，审美作为对现实矛盾的“无功利”的神话解决方式在爱尔兰没有丝毫表现。有些爱尔兰批评家和评论家如今把“无功利”一词用作得体、文明和有教养的专有标记，任何有涉粗俗的民族主义都被剔除殆尽。用阿诺德式的陈腔旧调来说，诗仍然与政治抗衡，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诗”除了其他功用，还是一种消弭政治冲突的历史建构。在今日之爱尔兰，仍然有人把想象以及经过启蒙的自由理性作为抗衡分立主义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但是所有诸如此类的理想化了的价值忘记了自身植根于社会阶级历史，这样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显露出自身病毒性的分立主义。爱尔兰的阿诺德主义已经破产，阿诺德的主要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题目在此时想来更具讽刺意味，这个题目不妨改为“英国与爱尔兰”。自由人文主义文化观的构成目的之一是为了将爱尔兰人民这样的民族边缘化，令人好笑的是，有些爱尔兰人竟然自己摆出这种分裂姿态。
如果说感性特殊和唯心主义抽象之间的裂隙是资产阶级社会动荡不宁的根源，那么它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对手风云多变的源头。因为人们难以明白的是，左派何以能够在“辩证地中介”这种对立的同时，却无需摆出右派的那种神秘姿态。大约在十九世纪开始前后，左派把审美之事拱手交给了右派。汤姆·潘恩对勃克非常形而上的语言予以通俗直白的嘲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尖刻地打发了勃克的“宠坏了的情感”，这些都是显例。情感，想象，至上的乡土感情和不二忠诚，下意识中文化传统的滋养，这些东西都被从勃克和柯勒律治到叶芝和T.S.艾略特以来的反动政治有效地把持了，以此达到不单凭赤裸裸的理性之光或有用性而统治的目的，可谓精明之至。于是政治左派加倍丧失了行动能力：如果它想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场所、身体、遗传和感性需要，就会发现自己在模仿对手的文化形式；如果不这样做，就好像失去了自己的身体，被一种纯粹理性主义政治困在荒岛，这样的政治没有诗的贴近性清的深度。这也正是女权主义的处境：如果妇女话语是身体、无意识和正式言语底下黑暗不清的一面，也即哥特式的一面，就等于她们认同了自己的不正常地位；如果她们像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那样，占有激进理性主义的语言，那么她们就与男人没有什么不同。于是今日欧洲的左派政治理论分成了两种，一是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他的“理想的言语群体”是普遍的、抽象平等的主体，抽空了所有对身体的注意；二是后结构主义者的无政府特殊性主义，一味称颂谵妄，纯粹差异，碎片和力必多的强烈喷发，反对理性总体并将其鄙视为野蛮的极权主义。
我已说过，在爱尔兰，一般不把审美看作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总体化；但是读者或许会问，《尤利西斯》应该怎么看？在《尤利西斯》这个文本里，二者的胜利统一无与伦比，每一个特殊性都圆通地向宇宙延展，每一个时间、地点或本体都暗含着另一个时间、地点或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利西斯》的美学是颇为标准的黑格尔式的货色，很适于补偿放逐的痛苦。好像地不分南北，可以在特里斯特（Trieste）信笔抒怀，那么何必离开都柏林？但是如果忽视小说的这种一概总体化所包含的巨大反讽，那是十分迟钝的；这种总体化精疲力竭，面无表情，武断专横。《尤利西斯》可以说是对历史矛盾的一种美学解决，这些矛盾主要是新的资本主义国际大巡回中的矛盾，大巡回的世界文化中心主要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纽约，也表现在一些日益背时的较老的民族疆域和文化传统。现代主义的矛盾是，一方面从保持相当距离的放逐者的角度对这种被喝了倒彩的民族世系表现出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却要表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无根状况，现代主义日益抽象的表现技巧正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抽象普遍形式的模仿。[2]如果像乔伊斯那样没有相当丰富的民族世系为起点，就会成为遭受殖民剥夺的样板，在国际资本时代，即使发达民族也难逃脱殖民掠夺的命运。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不管是殖民地的落后状况还是宗主国民族与生俱来的狭隘的本土主义，都不可能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艺术。因为从发达社会的角度看，爱尔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已经没有特性，非常适合于一种世界性的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来说，所有细部和特性日益成为可以互换的东西。
然而，如果说《尤利西斯》“解决了”矛盾，那么为此而付出的福娄拜式的艰辛劳动反而表明整个工程是无法完成的。文本的总体性反而使具体时间和地点成为新的中心，同时也显示出这样的地点或时间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偶然的东西。乔伊斯对爱尔兰的敬意是刻写在世界主义版图上的，可以说是“曲线救国”。小说赞颂同时也削弱爱尔兰的民族特性，调用了世界性现代主义的全部技巧和力量来再造爱尔兰，同时竭尽全力表明它完全可以为布兰德福特和布伦克斯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歧义性也缠绕着《为芬尼根守灵》。正像坚决为它辩护的人们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把各不相同的属性全部混杂在一起，这是给等级森严的正统资产阶级文化抹黑。然而，《尤利西斯》式的永恒重现结构中仍然包含着这种差异和欲望的自由嬉戏，在语义的一隅失去的东西将在维柯式的另一隅得到弥补。而且，转而破坏资产阶级文化的可以说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商品形式本身是均平的、无差别的运动，并不倚重任何特别的属性，它攻城掠地，把固体融化为气体，神圣的东西也不放在眼里。《为芬尼根守灵》中无限制的差异化只有将现实暗中同质化时才可能做到，首先将各项平等化，然后才能对它们进行令人瞠目的纯个人式的排列置换。[3]于是便出现了黑格尔非常了解的那种情况，“纯粹”差异坍塌了，回复为“纯粹”同一性，二者是不确定的，同时也是统一的。
乔伊斯仅仅提出了总体化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利西斯》的过度总体化具有反讽意味，它是对欧洲现代美学的一种掉书袋式的拙劣模仿，而《为芬尼根守灵》则展示出抽象的“深层结构”和文本特殊性之间有一段难以逾越的遥远距离。总之，辩证的中介被破坏了：直接性和普遍性要么勾肩搭背，要么各奔东西。二者之间这种反讽的、不可能的或错漏百出的关系也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也许就是具体的政治斗争和普遍的解放目标之间的关系。受压迫群体最关键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受压迫这一事实。所以他们的集体身份是否定性的，不是由共同的肯定性特征所决定，而是由共同的对某种政治制度的敌对性所决定，这一点很重要。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否定性的集体身份不免要生成一种肯定性的特殊文化，政治解放大体离不开这种特殊文化。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没有自我身份意识，或者说人只有明确肯定地知道自己是谁，才有可能解脱束缚。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他就连自己缺乏什么都不知道；认为自己完满充实的主体不会有需要造反的感觉。因此，受压迫民族的“否定性”——意识到自己的虚脱状况——蕴含着一种更加积极的存在样式。异化的真正胜利在于人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异化了。但是既然在压迫状况中也能出现这种积极的身份（也是部分的补偿），它就绝不纯粹是一种政治收获，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往往与它的敌对者共谋。任何政治变革理论存在的悖论是，为了成功，要求有一种“作为中心的”、果断自信的力量，但是倘若真有这种自信，就没有必要这样要求了。于是激进变革的必要性反过来使自身变得弱不禁风。强加于理想的革命主体头上的政治身份使主体突然成为无名的、颠覆性的否定力量，不过，他或她对自主力量和能力的意识远远超过我们在平常社会生活所具有的那种迷离不定的意识。任何辩证中介的话语都不可能轻易解开这样一道难题。
人类主体的政治活动就其全部感性特殊而言，是以一定的需要和欲望为起点的。然而需要和欲望也会失去自身的同一性，向更宽广的社会领域敞开，在这个领域内提出的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一般性条件才能实现我们的特殊性需要和欲望。特殊性通过这种方式被一般性中介，然后就不再是自我同一的主体，而是回复到经过他者话语转换后的自我。女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工联主义者现在或许已经认识到，从长远观点看，只有他人的欲望得到实现时，自己的欲望才可能实现。辩证法的反对者们正确地认为，这样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的确，黑格尔的总体性在实际生活中不管用，这个事实一再招致基尔凯郭尔的抱怨。在经受着绝对必然的特殊需要（例如从不可忍受的直接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却体会到更普遍的真理是，任何这样的需要不管如何正当和迫切，都不能穷尽政治未来的前景或事先制定好未来的政治纲领，因为政治未来的内容超出了现阶段范围。用基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这或许就是充满激情和反讽地体验那种生活的辩证法及其全部的不可能性，而不是仅仅提供关于它的一种优雅的理论形态。
[1]值得一看的有关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见SeylaBenbabib,Critique,NormandUtopi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
[2]有关现代主义的出色论述，见RaymondWilliams，“BeyondCambridgeEnglish”，inwritinginSociety(LondonVerso,1983)。
[3]“乔伊斯风格和语言的多元性，他的控制性的神话系统的吸纳性，最终使各种经验和谐地统一起来。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和冷漠的和谐，其中的一切互为翻版，同一凌驾于杂多之上，矛盾最后被硬性地抹掉了。”（SeamusDeane,HeroicStyles:thetraditionofanidea.FieldDaypamphlerno.4,(Derry,198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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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稞麦的话》前言（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诗集《稞麦的话》前言
А.卢那察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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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保卫自由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保卫自由世界
伊格尔顿
理查德·罗蒂在他那篇题为《团结》（“Solidarity”）的文章临近结尾时说，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些人帮助犹太人并非因为他们都是人类兄弟，而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城市、同种职业或同一个社会集团。罗蒂还要求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美国当代自由主义者竟然会帮助不幸的美洲黑人青年。“难道说必须帮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人类兄弟？可以这么说，但更具道德以至政治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是我们的美洲兄弟；就是说，美洲人竟然活得如此绝望，岂有此理！”[1]
在我看来，罗蒂说的情况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毕竟有多多的美洲人，高矮胖瘦各不同。如果把怜悯之心放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基础之上，那就肯定会有一些惹人讨厌的抽象之物。这里的“美洲性”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形而上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但最好还是把伦理观奠定在一种“真正的”本土特色之上，比如城市的建筑群。即便如此，仍然处于同一化的边际，因为一般的城市建筑群里肯定住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但是即便如此，也比那个抽象的“美洲”更适于做公正和怜悯的基础。例如，可以向公寓里的邻居展示同情心，到了大街上则与他们保持一英里的距离。从个人角度说，我一贯只对剑桥大学的学生兄弟表现同情心。但并不总是容易看得这样准。我没准偶尔会向一个流浪汉亮出一枚硬币，他好像也是64级的同学，但是当我明白自己认错人之后，只能悄悄地把硬币收起来。总之，不管实践中困难多大，凭经验就足矣，如果要隐含道德策略，那将是相当不幸的。如果把怜悯之心扩展到整个牛津的学生身上，似乎就没有理由不扩展到伦敦大学、沃威克大学和沃夫汉姆顿大学，不知不觉中已经滑到哈贝马斯、普遍主义乃至基础主义那里去了。
顺便说一句，我并没有退出核裁军斗争，只是调整了一下我做会员的理由。我现在反对核战争，不是因为它会炸毁形而上的抽象人类，一是因为它会给我的牛津邻居们带来不愉快。调整带来的好处是，我投身的反核战斗不再是一件贫血苍白、了无生气的知识分子的事情，而以前我常常用诸如“人道”之类争论不休的普遍性理论范畴来思考问题。我现在能感觉到生命的脉动，有了真正具体可感的经验。如果牛津能躲过核浩劫，我就真的不能说弗吉尼亚大学的坏话。然而我已经退出了基督教，因为关于行善积德的说法显然是种暧昧不明的理论。
罗蒂非常正确地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某种称为“美洲”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美洲”。我们这些职业的美洲问题观察家栖居在我们欧洲的局促天地里，已经看惯了自由之邦的邦民们时不时地进行沾沾自喜的自我欢庆。我们隔了一段距离，不能及时欣赏，所以才发现这种自恋症如此之快地由里根主义改名为新实用主义。在芭芭拉·海恩斯坦·史密斯的《价值的偶然性》（ContigenciesofValues）里可以找到此类案例，书中提出：“也许‘我们的社会’正是以‘混杂”为准则，准则不断增多，碰撞，相互转换，互相冲突的判断之间进行专门商讨，而那个制定准则的权威本身也是多元的和不断轮换的，多方面的强化和多方面的分散并存。”[2]我很不明白那些唬人的引号干吗要神经质地围出一个“我们的社会”，海恩斯坦·史密斯的表述反而使人怀疑她实际上是在给一个称为美国的国家画一幅速写，这样做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我不相信。但是不管如何慈悲为怀，这怀疑总是挥之不去。有趣的是，不知道阿连德会如何看待那种多元的一变再变的权威，不知道尼加拉瓜人是否愿意欣赏那种美国政治判断的多元主义谦和性质。这些可能都不重要，因为依照罗蒂的办法，他们差不多被全部抹除了。人们似乎感觉到罗蒂并没有把“美洲人”的概念扩展到秘鲁的农民或萨尔瓦多的游击队战士。总之我们可以说，中央情报局令人宽慰地展示出丰富的可变准则的“混杂”，然而当它对你的民选政府指手画脚时，这“混杂”总是有点难以领受。
罗蒂和海恩斯坦·史密斯以及其他大部分自由主义的或激进的批评家似乎一致相信，差异、冲突、多元性、无终结性以及异质性“绝对”地、毫无疑问地是好的。（我用慈悲而唬人的引号把“绝对”二字围起来，因为这些批评家似乎与该词有些嫌隙。）这也是我的一贯立场。我一直对英国社会生活的过分贫困化感到震惊，例如，我们只能召集起两三个法西斯政党。我们看不到不断变换、茂盛繁殖、无限差异的法西斯场景，看不到各种潮流之间的激烈冲突和专门商讨，我们被民族阵线和英国运动的一元化弄得厌烦透了。后现代主义的律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增多小叙事，这种做法还没有在我们本地的纳粹中间流行开来，这帮人似乎没有读过他们的利奥塔。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了许多美国实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在字面上一直如此“绝对”地坚持的观点——认为差异和多元性不论其政治实质如何，它们本身就是好的——那么他们肯定会着手衍生八十二个左右的不同运动，因为仅仅生出一两个来，仍不免沉闷乏味之感。于是政治左派就得振作精神，跑遍全国追击他们，辨认他们的最新立场，与他们决一死战。但是左派们的战线拉得过长，法西斯分子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又冒了出来。
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也缺乏类似的内部纷争和多样性。他们没有向美国后现代主义者讨教：统一其实是一种消极现象，是“封闭”，是“本质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总体性”，等等。相反，他们顽而不化地为取得各地人民最大程度的团结一致、为最终迫使种族隔离制度就范而继续奋斗着。图图大主教不可能读过他的史密斯，罗蒂，哈特曼，希利斯·米勒，费尔曼，威拍，也不可能读过有左派倾向的美国批评家的大作。大部分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他当然不可能读过。这些批评家们现在达成了一个很深的共识：共识必定具有压迫性。
北爱尔兰当前的政治斗争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形。新芬党的问题是它灾难性地抛弃了不确定性，尽管它仍然厚着脸自称为“临时的”存在。它似乎真的相信英国兵在西贝尔法斯特街头不加区别地杀人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坏事，（局面由坏发展到更坏）如果不把这些部队撤出来的话，爱尔兰问题就不可能得到长久的解决，因此对为统一而确定的政治目标予以“封闭”可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不管新芬党是否达到了目标，它肯定会吻别《辩证批评》（Diacritics)，不再为这份杂志投稿。当然，最好还是酝酿一场具有刺激性内讧的共和运动，这样他们就每天有架可打，让第二伞兵团在佯装搜缴武器的时候打碎他们的坛坛罐罐。这种改造后的共和主义在自己面对着不列颠的枪口时、竟然兴奋得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虽然这只是片刻的兴奋，但无疑在理论上为一大批执迷不悟的爱尔兰男男女女供了更精密的死亡方法，他们仍然坚信必须毫不含糊地痛击占领了自己土地的外来者。一位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最近写道，需要大量增加差异性的用语——性别用语，种族用语，还有——她是这样补充的一一阶级用语。英国社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贫困的。撇开美国不论，我们这个社会的阶级没有几个，太少了，即使这样，仍然有些一元论形上学家猜疑这地方的阶级可能多出了一两个。我们应该努力产生尽可能多的社会阶级，也许产生出两三个新的资产阶级或一窝新的贵族。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阶级越多越快活”或许可以用作激进多元主义的标语。当然，在社会的最底层也为一大批新兴的亚阶级（sub-classes）腾出了地方：在英国由于学术岗位短缺，已经产生了一个流氓知识分子阶级，任何铁心信奉异质性具有绝对价值的多元论者无疑有能力凭空想出更多的办法，使我们眼下很有限的压迫范畴变得多姿多彩。近来，社会阶级往往冒出来成为颇受青睐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三项式中的一项。这个公式很快就取得了左派的权威地位，尤如三位一体是右派的权威。这个三项联系的逻辑是不言而喻的。法西斯是坏的，因此性别歧视也是坏的，所以“阶级偏见”也是坏的。（在北美洲之外我还从未碰见过这么一个软弱的概念，它大致相当于欧洲的“阶级还原论”，不过还是有很大不同。）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粗鲁地拒绝接受那种认为社会阶级是一个“坏东西”的正宗时髦观念。的确，他们觉得即使稍具政治激进意识的人也不会相信这种荒谬之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没有它，我们将永远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今天的资产阶级大体上是一个坏东西，但在它的全盛时期却是一个非常棒的好东西，尤其在它勇敢地抗击封建专制暴政的时候更是如此，自由主义传统是它留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甚而至于可以把一两个骑士爵位授予优秀的封建剥削阶级，因为他们为结束奴隶生产方式而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多元论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大肆张扬思想的异质风格，但他们未必会看惯这种锱铢必较的历史甄别，从前这是以辩证的名义进行的。并不是非要那些理论家同意这些命题，只是要求他们承队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东西，是与抽象的道德论大相径庭的一种理论。抽象道德论认为阶级这东西就像盐和烟一样，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张狂得以为整个启蒙思想都陷入了困境，绝不会突发奇想地以为大家都要从1972年起开始阅读索绪尔的著作，把行动统一起来。正是那种得意忘形之举就像其他所有外表远远大于真理内核的漫画一样，把乔治·卢卜契弄得看上去像阿图尔·叔本华。经常对自己的历史对手表示敬意和尊重的不是自由多元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依此观点，“阶级、种族和性别”公式已经离哲学家们所称的范畴错误很近了。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个判断都是正确的。从表面上看，这个三件套似乎令人信服：有的人因为种族而受压迫，有的人因为性别而受压迫，还有的人因为阶级而受压迫。这当然是极大的误导。并不是因为某些个体展露出一定的“阶级”特征，然后才导致了对他们的压迫；相反，作为社会阶级的一员，要么是被压迫者，要么是压迫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完全是一个社会范畴，黑人或女人并不是社会范畴。做黑人或做女人是一个自然问题和文化问题。这话当然很难被那些张狂的左派文化主义者听进耳朵里去。近年来左派文化主义颇有影响，它口头上要求得到“唯物主义”这一称谓，但实际上却把人类最起码的物质性，即他们的生物构成都压制了。大约在1970年代早期，所有生物性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生物学的”事情，历史成了“历史主义的”事情，经验则成了“经验主义的”专有。妇女遭受社会压迫是一个性别问题，这完全是一种社会建构。但妇女是作为妇女而受压迫的，牵涉到人所具有的一种生物躯体。而无产者却不是一个生物问题，尽管我们英格兰北方的工人阶级确实大都身材矮小，肤色黧黑，发育不良。在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里，肯定还有女人和中国人，但不会有无产者。可以有获得解放的妇女，就是说仍然是妇女，但已经是解放了的妇女。不可能有解放了的农奴和工人，就是说，获得解放的个体不可能仍然是农奴或工人。再者，一个人是黑人或女人这一事实与周围的白人或男人没有关系，而一个人是无产者这个事实却完全是因为周围有一个有产者。黑人或女人等范畴的社会构成就像社会阶级一样，完全是一个关系问题；但黑人所以是黑人，绝不因为别人是白人，而有些人所以是地无一垄的苦力却是因为周围有土豪劣绅。这种甄别也许没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倘若对这些关键问题不进行认真思考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社会阶级无论如何不是决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本人曾说，他和恩格斯的特殊发现并非阶级现象的存在，因为阶级就像布朗峰一样很久以来就确凿地摆在那里了。马克思指出，更有挑战性和更具体的论点是：阶级社会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与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那些所谓的“阶级偏见”形式之间的分界线，它们只盯着眼下更容易看得见的阶级压迫的结果。实用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可以不同意这一假设，但是他们有责任更认真地看一看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者们到底说了些什么。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那种唱高调的理论，把人们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阶级看作可恶的事情，把有些人参加鸡尾酒会而其他人只能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凑合过去的事实看作不可容忍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变革中所起作用的理论，如此而已。根据这种理论，不能说社会阶级一定是个坏东西，这是社会阶级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不同的地方，对后者永远没好话可说。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三件套还可能导致另一个政治错误。这些社会类别的共同之处确实是他们受到种种压迫，没有得到充分的人道待遇。然而，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兴趣与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人道待遇这一事实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无产阶级并不因为它受了许多苦而成为革命变革的潜在力量。就苦难而言，有许多族类比工人阶级更有资格成为革命力量，比如流浪者，穷书生，囚犯或老年公民。他们许多人比那些每年开着雷诺汽车到希腊度假的一般工人受的苦更多。但愿不要在这一点上对我产生误解：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流浪者、穷书生、囚犯和老年公民，我对这些社会族类绝没有丝毫的个人嫌隙或怨恨。但是他们绝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力量，连潜在的力量都够不上，而工人阶级正是这样的力量。这些社会群体不像工人阶级那样客观地置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并受到那个系统的训练、组织和统一，最终取而代之。把无产阶级挑选为潜在的革命工具的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正像马克思辛辣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激进政治不仅仅是审视周围，看谁最贫困或最绝望并支持他们反对那个制度。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把这种策略留给深受负罪感折磨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时甚至到了虔诚的程度。几年前，我经常和一位同志去卖政治报纸，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这无疑是说，通过在伍尔沃思公司牛津分店外面的卖报实践，他己经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胜过希尔弗丁的理论。然而，撇开虔诚问题不论，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信，激进理论如果失去了实践的政治语境，就会成为空洞无用的东西。我以为眼下的美国激进思想正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因为那个社会的政治反对派面临着一些非常棘手的实践问题。当我们撞上昏庸如罗蒂所阐述的美洲论，顺理成章地会感觉到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体感性崩溃的问题。罗蒂的高论发出了“在这儿挖！”的信号，但是挖得越深，历史的死胡同也越深，历史的方向更偏。新历史主义对米歇尔·福柯理论的无限敬重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八千里外的地方看，福柯热和美国特有的左派失败论、有负罪感的相对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无知是分不开的。这些综合症候在伯克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依我看，北京却不懂这些。美国对这种理论的占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无意识种族中心主义，至少外面的人是这样看的。表面上像关于文艺复兴的辉煌理论，实际上谈的往往是日见衰老的1960年代的激进分子在丹福思·凯勒时代陷入的困境。我很难理解新斯大林主义官僚们为什么还没有到人民中间去散发德里达、福柯和厄奈斯托·拉克劳的著作，他们毕竟太遥远了。如果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懂得他们的行动目标或“社会总体”从理论上说是子虚乌有之物，这肯定会比水枪或子弹更快地驱散他们。
由于现在的美国几乎没有社会主义文化，所以有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从事某种解放斗争〔如性别斗争或种族斗争）的理论家在路过那儿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像凯勒先生一样，做出不知道社会主义或对社会主义满不在乎的徉子。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对贫乏产生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很多不太喜欢马克思主义的美国理论家无需或不能正视它。左派偏执狂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当下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基本上是试图削弱马克思主义但避免实际交锋的政治尴尬的一手高招。我们几乎听不到急性子的斯坦利·费什到底为什么没有把剩余价值理论结合进来，听不到理查德·罗蒂对新殖民主义有什么想法，也听不到乔纳森·卡勒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看法到底如何。我们没有听到，因为实际上不需要那样做，没有必要自找麻烦地牵扯那些细节问题，因为这毕竟要求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相当专门的思想累积。只需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毯子从激进思想下面抽出来就行。你可以论证所有的社会分析都具有盲目性和不定性；“实在”是无法确定的。除了畏首畏尾的改革之外，任何行动都只能增加危险，直到无法收拾；首先是没有始终如一的主体来执行这样的行动；其实并没有“总体性”系统要改变，如果这种总体性真有的话，那一定是恐怖主义的总体性；任何对立面总是已经包括在它所对立的一面里；世界不是以某一种特殊的方式而存在。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哪怕首先表示同意也行。如果你能够恢宏地论证这一切，那么何必自找麻烦地去论争这个或那个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仍然有效呢？
以这种出奇不意之法消灭激进政治，好处之一是它不会使你显得像一个土里土气的反动派，如果换其他方法，就说不定会这样。看似谈论信仰体系的不可避免性或制度体系的承传性，实际谈的却是快速致富的可能性。理查德·罗蒂至少很老实地承认他在顽强不懈地保卫自由世界，而他那些显然是先锋派的同仁们却大都不肯说这么多。我上面列举的几种论点都陷入与蛮不错的老式自由人文主义难以区分的尴尬境地。其实这些论点早在《印度之行》中就有所表露，只不过现在穿上匕了俏丽的理论行头而已。其实，自战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美好岁月开始以来，事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美国的社会学家动辄说苏联被一种狂躁的形而上意识形态所控制，而美国则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你把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而智利的民选政府被搞掉则是一个有礼而实用的社会举措。现在美国理论家们确实有不少人未必对实事求是的概念十分倾心，眼下对意识形态一形上学和微观政治（这个概念有时似乎指一种微小得看不见的政治）的区分不外乎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时代的变体。即使你把微观政治的实用主义叫做福柯主义，你仍然属于战后中央情报局的知识分子。
然而，这种在下面作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所产生的问题之一是，反而给政治激进分子留出了太多的活动余地，所以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们乐于承认只有从特殊而不是先验的信仰体系的制高点上才能发起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我们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早在实用主义者开始提及这个事实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不厌其烦地强调它，如果有人提醒说我们所做的只是西方文明的继续交谈、是现存语言游戏的一种运作，我们丝毫不会介意，只要允许我们继续谈下去就行。如果在英国的我们能退出北约，拆毁所谓独立的核威慑，实行工人自我管理之下工业生产的社会化，拆除父权制结构，把马尔维纳斯岛归还阿根廷人，把部队从爱尔兰撤出来，那么我们就绝不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否仍然受形而上问题框架的禁锢。我们的理论对手必须作出回答，但是如果告诉我们不能真的那祥做，那就有些不近情理。如果告诉我们不应该真的那样做，那么他们就必须一反惯例地进行更具体的政治论辩。他们只得从信念、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微观政治的本体论不可避免性等一般理论的掩体后面走出来，让我们更明白地知道他们为什么想让我们留在北约。
大约在十九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自己面临一种困难的选择。要么继续求助于形上学的基础论以证明自身行动的正当性，要么全盘放弃。但是二者都不足取。如果取前者，如果这个社会把形而上价值拿过来作为它的意识形态自我合法化的一部分，那么只能成功地暴露出高调的伦理或宗教律令与污浊的实际市场行为之间的鸿沟，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市场行为属于一种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潮流，不断地侵蚀自己仍然需要用作自我合法化形式的形而上话语，并使这种话语受到彻底怀疑。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处于这种非常痛苦的撕裂和粘连之间。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了一条诱人的出路：根本不要自寻烦恼地为行为实践的正当性寻找证明。忘掉上帝、真理、道德、历史、国家；让行动自身作出自我依据的出色的正当性证明，像艺术作品一样奇妙地自生自衍。其实就是审美，元叙事之死和终极合法化之崩溃的当今美国发言人就是这种美学的继承人。然而，办事谨慎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过去曾经把尼采的大胆建议弃之一旁，在今天仍然会这样做：它非常聪明，懂得如果不谈一谈“上帝”、“自由”、“我们伟大的国家”，市场就不会给“生活的意义”交出一个看上去稳当而可信的答案。然而，彻底放弃对正当性的寻求总是一个诱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从未真正消退，而且在资本主义体系猛烈向右转的时候，这梦想再次回到理论的议事日程上。理查德·罗蒂之流对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西方生活方式没有终极的正当性。这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一直在说的事情。
[1]RichardRorty,Contingency,Irony,andSolidarity(Combridge,1989).p.191.
[2]BarbaraHernsteinSmith,ContigenciesofValue(Cambridge,mass.andLondon,1988).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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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199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1]
伊格尔顿
（1996）
“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一词再也不能看做当然无疑的限定词了，也许以前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却面对着一系列重要的批评问题。马克思主义目前正经受着它风雨生涯中事关存亡的最严峻的危机。说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问题，那不一定会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信度。斯大林主义的漫漫长夜比所有右翼知识分子的所有论战加在一起还要更严重地损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誉，特别在西方的劳动人民眼里，更是如此，他们本来也许会坚持这一学说并获得某些东西。不过，斯大林主义及其后辈至少还意味着某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呆在那里，如果不是作为价值的话，也是作为事实而存在的。这不啻是一个反讽，在一个层面上使它失去信誉的东西在另一个层面上却巩固了它。它或许不合有些人的口味，但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然而在纷攘喧嚣之后的今天，如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里还能找到一点长处的话，那只是因为很容易用它来对政治现实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但是首先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危机的并不是新斯大林主义或被政治分类学家贴上这样那样标签的东欧政权的垮台。别把时间搞错了，马克思主义在柏林墙的第一块砖石松动之前就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首先开始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是苏维埃世界的内向爆破，而是日益加速的西方世界的矛盾。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如果1960年代的结束以1973一1974年间的国际石油危机为标志的话，那么所向披靡的阿尔图塞思想在19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黄金岁月已经标志着一种不自知的政治崩塌的开始，那是某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方的最后存在。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的大潮也在这一时期结束，这些解放运动曾经给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连串难以招架的重挫。几年之后，如日中天的阿尔图塞主义偏转了方向，一路走进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而里根一撒切尔主义的冰冷时代也开始了。在愈益加重的经济压力之下，西方政权使劲朝右转，马克思主义便成了这场反动狂欢节的受害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实际上似乎并非所有的人都“否决”这一学说。在新的政治犬儒主义、文化实利主义和经济自私行为的氛围里，马克思主义甚至越来越不是问题了，正像只有古癖之人才会探讨托勒密的宇宙观或邓斯·司各特的经院哲学。人们不再需要辩驳它，正如人们不会浪费时间去反驳一个托钵僧或一块土坷垃。用福柯的话来说，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失去真理性”了，不再是可以引发严肃的真理价值论争的知识对象。与其说它成了假的，不如说它变得无关了，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再抱着坚定认真的观点，正如对庄稼的循环生长或捉弄人的小鬼不必认真。人们或许会想，如果马克思主义真像有人坚持的那样在1975年时还是正确的，那么到了1985年也该是正确的，因为这期间这世界并没有发生沧海桑田之变。可是到了1985年，马克思主义正确与否真的不那么要紧了，正如上帝的存在在1860年时是争论的热点，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几乎无人提起。马克思主义现在与其说是一种让人不自在的挑战，不如说是有些人的可气或可爱的怪癖，他们无法摆脱从过去承继来的想象的自我。它无可挽回地属于伟大的现代时期，在那个时代，它无论正确与否，都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工程。当那个时代进入一个不同的问题框架之后，马克思主义就顶多是对已经不在议事日程上的一套问题所做的有效回应。在有些人眼里，它已经被跨越，从前是错误但相关，现在是正确但多余。说它多余，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应该被打败；说它累赘，是因为这个制度不可能被打败；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分。
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被驳倒了，而是信誉受到了损害；是不必谈了，而不是没话谈了。但是，失去了信誉并不等于问题全都清楚了。柏林墙的倒塌难道意味着乔治·卢卡契对巴尔扎克的论述现在全无价值了吗？难道市场关系在波兰的兴起意味着那场有名的关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论争者连一句有见地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吗？这可真是一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复仇，比马克思主义者更马克思主义！肯定地说，只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破产之后，仍然是一种有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我就亲耳听一位美国教授谈过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完了，但对理解乔叟仍然有不少启发。不能说这位教授是个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无论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意见不一，他们都同意“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功能更像“木匠”而不像“笛卡儿”。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和实践总是和谐共舞的。马克思主义以政治实践为最终目标，只有那种实用主义品牌的马克思主义（一般称为斯大林主义或历史主义）才会坚持理论的真理价值是由它在特定政治结合中的成功与否来决定的。原因之一，不容易知道这成功是否真的由理论带来，也许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原因之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解释了为什么理论和实践并不总是一一对应。而且，如果理论是为了实践的缘故而存在，那么实践就是为了某种将来的状况而存在，那时我们将不再需要在某种工具理性的法庭上把思想的快乐合理化。
这里还有另一重关键的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表现为：很难说如何才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以前很容易。我们这个时代业已证明个体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之下对这一信仰的许多古典信条打折扣，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历史规律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阶级身份”观念，假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基础，虚假意识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不清楚捐弃了所有这些原则之后是否仍然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更不清楚的是39篇文章里有多少是讨论马克思主义时，才一能得到这一称号。继续用教会的类比来说，如今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极端自由派的英国圣公会教徒一样，无暇顾及那些诸如上帝的存在，基督的神性，天堂和地狱，圣事和圣餐，十戒或复活之类的教义了。这种信条很不精确，谈不上对与错的问题。当然，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一词要有意义的话，从逻辑上讲就必须有与它不相容的东西，正如女权主义可能有各种各样，但是没有一个女权主义者会把妇女受男人支配看作一件好事情。然而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作用似乎是表示一系列的家族相似之处，而不是指某种不变的本质。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反对把社会阶级甚至阶级斗争看作他们思维方式的新颖独到之处。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创新是把社会阶级的兴衰与历史生产方式的兴衰联系起来。在许多认识论原则上，似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现实主义并没有多大分歧，只有那些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相信他们是物质世界之客观独立存在的惟一坚持者，他们显然不愿意和保守的中产阶级哲学家聊侃。经济“最终的”决定作用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主张，但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朋友的弗洛伊德也持这样一种观点，他说所有社会生活的动力最终都是经济动力。至于更具体的一些政治理念如平等、公有制、自治等等，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总是与其他类型的激进派或革命者所共享。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类型社会主义的对立焦点不是“与政治结合”，而是诸如物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长期冲突。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世纪性问题的看法是否有效不能由政治的短期情况来决定，当然，并不是说一点也不能决定，并不是像波普尔可能会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不能证伪的，因而内在地是非科学的。只是说，不能用决定对斯大林屠杀富农的指控是否属实的方法来决定如此宽泛的一些观点。
当然，肯定会有人反驳说，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修修补补的马克思主义实验时间不可谓不长了，如果仍然不足以表明理论不合实践的话，什么才算是结论性的证据？然而，评估一种理论是否成功，需要考虑什么是成功；我们不会责难爱因斯坦未能发现一种治癌办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们绝没有想象到极端落后的社会竟然会用这一理论推倒压迫者，并且一跃进入二十世纪，在围困和隔绝中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从极低的水平上发展生产力的一项艰巨任务，而资本主义则很狡猾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个体的自我利益去完成，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说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男人女人们理所当然地不再情愿把自己自由地交付给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劳动，那么独裁国家则不得不插进来代表他们做这件事，于是在拼命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普遍参与的民主）。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时间，因为民主的自我管理是一件非常复杂而费时的工作，而且要求缩短工作日，但在人们还没有食物和鞋子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日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源，精密的文明社会制度和繁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那是很有益处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珍贵的自由人文主义遗产的扬弃而不是与它简单对立。这些资源似乎很难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之下存活，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基础教育。因此，二十世纪已经证明了一个悲剧反讽，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最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列宁无疑想到了这一点，他以娴熟的辩证法发现，文化的相对缺失（在文明社会的精致王国的意义上说）使俄国革命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同样的文化缺失（在精神和物质资源的意义上说）也使它难以为继。
难道说，只有有钱人才能走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只能听天由命？绝不是这样的。只是说，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肯定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开始，但是如果没有更富裕的民族来援助它，就会把它逼到斯大林的路上。在一个互为依存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尽管说总得有个发端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早就明白了这一切。如果有人想对新斯大林主义进行一种以物质为基础、以历史为本根的毫不宽容的批判，他就只能借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思想，而不是转向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产。自由主义不失为新斯大林主义社会里公民自由的保护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激进。几年前东欧发生的事情一一在一系列令人欣慰的不流血革命中，大众力量推翻了官僚统治机器——正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潮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呼唤的东西。它比托洛茨基预期的时间晚了一些，但是迟来总比不来好。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令人快慰的反讽，它正好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老到的西方左派们已经把大众革命的观念当作幼稚顽疾而整个地抛弃了。新斯大林主义社会经过那些大众革命之后，回到或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也应验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早就预见过的那种坏的可能性。官僚统治的倒台是必然的，但绝不是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危机的话，那并不是由于某种弥漫性的左派对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崩离析所产生的幻灭感。只要幻灭过一次，就能经受得住幻灭。西方左派对苏联的最后一次普遍的幻灭是在1930年代。如果说左派有些乱了阵脚的话，首先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是与一种更普遍的无能感和挫折感有关，是资本主义一时看不到有效而协调的政治挑战的后果。就此而言，这个制度目前是胜利者——但是胜利这个词听上去总有点怪样。这一全球性的制度创造了历史上发达的生产力，但又需要把大多数男人女人保持在精神和物质被剥夺的状态，怎么能说这是成功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不幸中也隐含着希望：这个制度最坏的地方恰恰就是它实际上起不了作用，无能为力。社会主义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时不时地被抛入低潮，但资本主义是在一种慢性神经病中存在着，而且可能别无选择。
与其他样式的社会主义信念相对立，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无法自禁地同时生产财富和贫困，二者互为物质条件。这反过来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立场。现代激进思潮往往在整体上分为怀旧一倒退的和进步一技术的两种倾向：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和费边主义，陶工的轮子和未来主义者的机器，卢卡契和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越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运动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论争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做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绝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惟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割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这种辩证思想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非常倚重文化、社会建构、历史变革，但是对想当然的自然性和不变性持怀疑态度。然而与后现代主义不同，它也对文化性深表怀疑，认为文化性往往否认劳动，但最终是劳动的产物。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包括了不断的斗争、匮乏和苦难，同时也有动态性、无终结性和多样性，这样就不会受某种走俏的无限多元历史观的引诱。马克思主义要讲的故事将是冗长的，但是比那些关于差异、多样性和多变性的异国故事更符合人的平庸脆弱的本性。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期望这些寓言变为真实，而是说它们只能符合于某种改变后的未来，只有“历史”（或按马克思所说，前历史）过去之后，真正的历史才可能开始。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关于如何从同一性王国走向差异性王国的学说，也正因为如此，它对那种幼稚的以为通过研究德里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或更普遍地采取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就可以走向差异性王国的唯心主义敬而远之。
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生活观，那它就免不了一蹶不振，被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弄伤残，被自由市场的人们折断了腿。但社会主义并不是像刷牙或用皱纹纸把威斯敏斯特桥包起来那样，仅仅是个好想法；它无可辩驳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运动，这样一种运动对严重的挫折是比较习惯的。它意识到自己拥有无敌的力量，也意识到历史变动的神速和无常。即使它没有这样的意识，即使“晚期”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漫长的与其说是接近尾声不如说是刚刚开始的过程，这种清醒的思想也绝不会改变人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无论此时此地能否实现，它仍然具有真理价值。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文化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是结聚权力和培养奴性的地方，但也是某种“上层建筑”的东西。就其狭窄的专业化艺术制度的意义而言，只能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剩余和劳动分工，即使从它更慷慨的人类学“生活形式”的意义上说，它仍然可能是对某些重大冲突和区分的一种徒然的掩饰。文化包括了意识形态，但它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超验的实体。因此，任何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采取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双重视角，在尽力接受文化制品的压力的同时，努力把它移置到物质条件和社会权力的复杂领域之中。说得极端一些，它一方面指向形式主义，另一方面指向语境主义，它所寻找的那种永远避退的话语可能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同时讲到艺术手法和整个物质历史，叙事的转折和社会意识的形式。
概括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大致可分为四种，每一种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定“区域”相对应，因而也与特定的（非常笼统地讲）历史时期相对应。它们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的种种细微的擅变和移置构成了本书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人类学”批评（该术语需要引号来指明性质）是四种方法中雄心最大、影响最远的一种，它力图提出一些令人生畏的根本性问题。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审美”能力的物质和生物基础是什么？艺术与人类劳动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如何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联系起来，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尽管诸如此类的问题打击了十九世纪晚期人文科学的生硬的综合论，但总的来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的人们感到十分舒服的问题。后现代的感性对这些让人难为情的问题有过敏反应，这些重大问题横跨于诸时代和诸文明之间，设定了某些永久的同一性（“艺术”,“劳动”)，往往用进化代替历史。但是从G.V.普列汉诺夫到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以及恩斯特，费舍尔《艺术的必然性》所代表的晚近的奇怪繁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探询中的一支重要潮流。它代表了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唯物主义，但也非常有趣，它试图解除唯心主义艺术观的神秘性，把艺术观念放在青年马克思称为我们的“物种的存在”、自然历史或曰物种语境之中。尽管这一潮流表现出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生物主义倾向，它的开阔视野和理论活力仍然与当代左派历史主义的窄小视界形成很大的反差。在这种左派历史主义看来，现象在准确无误的历史时刻生与死，它把一般性或持久同一性完全简化成一种形而上或意识形态的行李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有力指出，这是把历史简化为变化，但历史“也是一一而且最关键的是，大部分是——连续的。历史是一种差异进程：节奏和速度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模式，有的可变性较大，有的则很少变化，有的可以用时钟和日历测算，有的则属干实践的‘深层时间’的永恒性”。{2}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是人体的时间，人体在进化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文学作品不是像握手似的一个稍纵即逝的事件。文本既保留现状也发生嬗变，既激起共鸣也强化差异，既标明各个历史时刻的星座，也丈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极端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锢在作品的历史语境里，新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闭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家永远只会提一些伪问题，如“我是二十世纪的人，不相信复仇女神会在乱伦问题上有自由主义的观念，可是我为什么会对古代希腊悲剧做出这样的反应？”这也是那个让马克思苦思冥想的著名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主义，也不应该以为只要是历史主义，就一定是激进的。许多历史主义根本不是这样。跨历史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跨历史活动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批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的长处之一就是提醒了我们这样的事实，文化王国是不断变化的，而生物种属的王国却稳定得多，但是这种对立既能揭示问题，也会混淆问题。因为文化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也是我们的物质存在永远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很快就会消亡。我们的“物种的存在”带着结构性的断沟或空缺，如果想繁衍和繁荣，就必须在其中植入某种文化；文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文化的必要性是不变的。与其说像文化主义者认定的那样，“人的本质是文化”，倒不如辩证地说，我们是我们的本质的文化存在。
人类学批评始于第二国际时期，它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和充满自信的总体化观念，它对社会主义必然性所依据的历史进步法则持有实证主义的肯定观点，它不可思议地把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融合起来，既谈对抗斗争，也谈审美能力。然而从布尔什维克时代开始，一种政治的批评走上前台，它关注的是一套相当不同的问题。对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事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基本上是一件思辨的、学术的事情；而此时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小册子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andRevolution），批评成了一种论战和干预的事情，竭力造就国家的文化政策或挫败某种对立的文化政治倾向，赢得同路人或打败孟什维克分子。文化问题部分成了更深层的政治问题的符码，你的艺术立场反映你对某一国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的立场态度，或反映你对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的立场态度。关键问题已经与审美能力的生物学基础无关，而是艺术是否应该有公开的倾向性或曰“客观的”党性，先锋实验是塑造革命未来的一种方法抑或仅仅是离间简单幼稚的群众的一种手段，艺术应该讲出实际是的样子抑或应该是的样子，应该是镜子还是锤子，认知的还是感染的，用直白的阶级术语向无产阶级定向发布，还是想象成一种正在形成的“普遍的”社会主义存在。应该捣烂并重铸阶级社会的文学呢，还是以低廉的普及形式在人民中间播撒？是否工人的一首坏诗也比资产阶级的一首好诗好？应该把艺术压低到群众目前的水平，还是应该把群众提升到当前的艺术水平？是精英者用纸和笔呢，还是把诗写在街头人们的衬衣角上？文学形式与特定艺术相一致呢，还是现实主义享有特权？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俄国革命前后那些年里的炽热的伟大活动联系在一起，那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全新的文化工程，好像整个熟悉的历史都投入了坩锅，对一些紧迫问题的答案只得边走边找。现在的我们也许无法重新体验那种混合着焦虑和欣快的眩晕，但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批评论争中追溯到一些印迹，它的活力和胆魄仍然是有待今天的我们重新获得的东西。新的批评概念在行动中发明出来，理论只能步履蹒珊地紧跟艺术实践，这些伟大的激电般的活力之流不仅属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而且属于更广泛的欧洲激进现代主义的语境，属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布莱希特以及魏玛的世界。其时，文化的作用就是塑造与革命现实相适应的主体性形式。正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并不是激进文化飞越了保守的现实，相反，问题是眼看着现实在变换，但人的意识不能或不愿意与现实同步。工业资本主义曾经要求人有全新的感觉中枢，同样，工业社会主义也热烈地追求与新型的社会关系相匹配的主体性，这就是赋予苏维埃批评家的任务，不需要他们对普希金五光十色的象征主义作出注解。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实践家之间将锤炼出一种新型关系，就像形式主义者奥西普·勃列克和未来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或本雅明和布菜希特之间的关系一样，批评家是测试员、分析员，为艺术家供应语言技术和材料。总之，他们不是隔绝的学院派批评家，而是运动，刊物，集体；宣传鼓动派和艺术左翼阵线，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拉普派，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信条的胜利和更富战斗性的艺术活动的败退最终结束了这个伟大的文化实验时代。苏联遭遇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感到有必要压低咄咄逼人的文化上的无产阶级气势，以便把其他国家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除了巴赫金一派被赶到地下之外，所有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移到了其他地方，进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世系，其中有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考德威尔，萨特，戈德曼，阿尔图塞。这些理论家大部分人或者几乎完全站在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之外，或者与它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本雅明或萨特等人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家，自行其事的同路人；卢卡契和阿尔图塞等人是党的成员，但是他们的文化或理论工作与政治机关的基本立场暗中不合。他们都自以为唯物主义思想家，把文化和哲学放在优先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经失败了的那种政治的替代。{3}对乔治·卢卡契来说，辩证的总体性拒绝在政治现实中被实现，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中。对恩斯特·布洛赫来说，美学乌托邦打开了一个曾经被斯大林主义关闭了的视角，而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看来，“高雅”文化尽管有种种不好的特权作风和麻痹人的和谐之态，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极好的政治批判。葛兰西把文化纳入一种很有创意的新的权力理论(“霸权”)。而萨恃则发现写作行为本身包含一种含蓄地谴责苏维埃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自由模式。与此同时，本雅明、阿多诺和福兰克福学派的同仁们划出一个新的很有冲击力的领域，在这里，通俗文化在结构上与高雅的现代主义相对立。
换句话说，批评现在是另一种方式的政治，实际上包括了群众文化、文学性、普及教育、权力组合和主体性形式等问题，甚至在更窄的意义上还包括艺术文本。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这个第三次浪潮最好称为意识形态的批评，那是因为它的理论着力点是探索什么可以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这祥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这中间的关键是，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因此便有卢卡契对资产阶级在其叙事方法分崩离析的过程中迷失历史方向这一现象的溯本追源，而瓦尔特·本雅明将在波德莱尔诗歌的感知策略中探查出巴黎众生的看不见的存在。卢西恩·戈德曼将从拉辛和帕斯卡的作品里发掘出把他们与过时社会阶级捆在一起的一种永久的范畴结构，而西奥多·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纷攘和破碎的特性中看出，坚决抵制灾难性的意识形态封闭和经济商品化最终不免是作茧自缚。
这种对单纯“内容分析”的有意回避在阿尔图塞式的批评家皮埃尔·马歇雷的著作中达到了自我戏仿的程度。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作品中雄辩的沉默，有意味的省略，吞吞吐吐的歧义一一比它碰巧说出的任何言语更能揭示作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可是，所有这些对文学形式的强烈关注并不会被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反对者们放在心上，他们觉得最省事的办法还是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惟一操心的事情就是作者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小说卖出去多少本和小说里是否提到了工人阶级。仿佛精神分析学批评的丰富遗产只是关于阳物象征意义（phallicSymbolism）的学说。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仍然定期出来指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找某种终极的政治意义，几乎顾不上“书页上的词语”(wordsonthepage）。他们不可能读过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阿多诺的文学随笔，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考，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著作，戴勒·沃尔普对诗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萨特写的关于福楼拜的文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巴尔扎克或康拉德的评论，以及大批同类的研究著作。总的来说，指控马克思主义批评基本上只关注一些大而无当的一般性问题，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记住，如果不关注作品的历史参照范围，就很难公正地对待“书页上的词语”。
“意识形态”批评着力于文学作品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此外还从认识论角度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艺术是反映，移置，投射，折射，转换，复制，生产？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以阿尔图塞的思想看，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既保留一段批评的“距离”，同时又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逻辑？“革命的”艺术品超乎整个意识形态之上，还是转换读者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二十种不同定义中哪一种最切中要害？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了最有理论创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著作施展身手的场所，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很大的政治成效。也许有人会贸然得出这样的看法，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力量基本上与它的政治弱点是成正比的。这种说法需要马上予以厘定：它基本不符合左翼艺术阵线、安德列·布勒东、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以及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情况。不过，大体上符合这种情况：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一直是某些政治僵滞导致的文化移置的产物。乔治·卢卡契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之下，从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向文学批评，可谓典型的一例；葛兰西在法西斯的囚室里思考语言和哲学问题，本雅明在政治流放中秘密地研究波德莱尔。福兰克福学派一波三折的理论研究是这类问题的另一案例，在从法西斯统治、世界大战到冷战的长时间的冰冻期，他们的研究领域从政治经济转到文化哲学。阿尔图塞所以研究文化，是因为他相信这些领域有“相对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压抑人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批判。因此对左派而言，政治滑坡反而高度集中了理论才思，或者至少可以说导致了创造力的偏斜，这也许是一个精选的历史反讽。
然而这种偏斜也受到了惩罚。即使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关注意识形态，也很容易无意识地滑入以观念为最终决定因素的唯心主义信念。学者们甚至激进学者们也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而很容易成为这一谬误的牺牲品。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著述史上的这个第三次大潮，我们看到从卢卡契的小说研究到威廉斯或詹姆逊的当代著述，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学院化，而在托洛茨基、布勒东、考德威尔和布莱希特时代，文学批评著述曾经是一种政治介入方式。这并不是对“椅子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廉价的嘲讽：左派并不是因为自身的过失而失掉了政治出路，再说，激进思想能在椅子上生存下来，总比彻底倒下去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部分任务就是要保护珍贵的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思考问题而不是行动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空前的理论盛况毕竟与某种政治衰落相对应，对文学和哲学这类“边缘”领域的突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进思想家们自身就处在社会的边缘。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再是政治过程或制度过程的一部分，而是成了一种孤立的理论探索，这一事实表明左派在整个社会中的“公众圈子”日益缩小。
然而，始终存在着针对这一潮流的反运动（countermovemen)，构成我们的第四次、即经济的（这一术语过于粗疏）马克思主义批评维度。与前面的潮流不同，这一次很难划定它的分期界线：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史上，这种批评方式，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冒出来，经常与其他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纠缠在一起。它的主要议题或许可以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它关心的主要问题既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抽象的社会构型，而是生产文化的全部物质设置这一中间领域，从剧场和印刷机到文学小圈子和资助人制度，从排练、评论到生产者和接受者的社会语境，都在其中。照此看来，这种批评方法很难与所谓的文学社会学区别开来。的确，往往只有通过它的政治取向和反经验主义方法，才能看出它的不同。任何理论兴趣的重大转移都有其发生的物质条件，这一次也不例外：从现代主义的高峰时期以降、在战后几十年里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的物质设置（电影，收音机，电视，录音技术）不仅是最惊人最新奇的事情，而且是与“内容”关系非常密切的交际媒介，书籍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当然像电视一样也是物质媒介、社会制度规范和社会关系的节点。但是所有这一切很久以来就“自然化”了，我们能够透过一本书的坚固的物质事实，盯住那些缥缈的意义，不再对书页上这些小小的黑色记号竟然能表达实际的意义而感到神秘。后来，好像是现代文化技术粗暴地疏离了这些熟悉的感觉，再次迫使我们记下特定媒介生成特定意义的方式，使我们再次见到长期私人化的“艺术”在采取（比方说）电影院观看的形式时所具有的社会性和集体性，使这些文化制度和资本权力之间相互贯穿和渗透的现象变得昭然若揭。换言之，不必再为文化的物质性而费尽口舌了，开关一动，它就向你跳出来；也不用多说它的经济基础，它裹在广告里送来了。
这种情况对于早期的革命先锋派来说已经相当明显，未来主义者、构成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意识到革命文化不是把不同的材料顺着同样的管道倒下去，而是意味着对传播管道本身的改造。布莱希特的所谓史诗剧就属于这一世系，而史诗剧的主要理论家是他的同道瓦尔特·本雅明，这一点主要反映在他的原创性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在1960年代初期的英国，这种批评方法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已经初露端倪，现在看来，这部著作为威廉斯后来所称的“文化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我们前面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既是主要的，也是次要的，而“文化唯物主义”概念为解决这个悖论提供了办法。一方面，文化不过是一般唯物主义更宽广领域的一部分而已；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物质化”，文化可以获得被唯心主义美学剥夺了的力量和现实性。换句话说，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单单是找一种替代的文学作品阅读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作品所属的文化进行唯物主义的重读。于是，“经济的”批评方法就可以把前面说过的其他几种方法综合起来。因为文化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某些更宽泛的“人类学的”劳动、生产、交际等范畴：它审视物质媒介和意义之门的关系，并因此从意识形态批评对形式的关注中学到东西。它把唯物主义直接带入敌人的领地，也就是说带入首先被看作唯心主义建构的“文化”之中，因为辩护者们把文化看作这个堕落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精神”堡垒。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批评更加锐利。没有人会过多留意对《泰图斯·安德罗尼库斯》（TitusAnderonicus）的唯物主义解读，或者说，人们绝不会对这种解读里自然会出现的唯物主义政治观和经济理论大惊小怪。但是一种唯物主义文化理论——把表达之前的文化看作生产——在中产阶级社会自发的唯心主义环境里，听上去像一个范畴错误或术语矛盾。
最后，让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祥前途。“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有实际意义吗？马克思主义像达尔文思想或弗洛伊德思想一样，已经与现代文明交融在一起，像牛顿对于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一样，已经成了我们“历史无意识”中的一大部分。人们不用赞同牛顿或弗洛伊德的全部或大部分学说，就可以承认他们在现代的绝对中心地位。因此，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竟然会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这只是后现代主义期望发生的事情。如果后现代主义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性确实己经结束，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非常可能随之而被废弃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在现代矛盾里面挣扎，如果在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之前现代性不会结束，如果定期发布的关于现代性的讣告是夸大不实之辞，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一如既往地是相关的，当然这和说它是正确的并不是一回事。“现代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伪装成陈述性命题的行为性行动：到底谁想取消现代性，谁有资格这样做，谁要它停下来，目的何在？“现代性的终结”仅仅是为了隐密地宣布现代矛盾最终不可能解决、因此只好另觅他法？到底谁有特权这样做，谁没有这种特权呢？
如果后现代主义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错的，遗憾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正如背着吉他的牧师与沙漠先祖们的关系。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个命题会产生误导。因为这并不是要人们在马克思和利奥塔或鲍德里亚等人之间作出选择。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假如进行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选择，那至少是犯了范畴上的错误，正如要求人们在火鸡三明治和熵的概念之间作出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个个体的一摞著作，而是属于一个更广大的运动，那就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曾经牵涉到跨越国家和世纪的千千万万男男女女，许多人以非凡的勇气投身其中，许多人还准备为之付出生命。社会主义预见到旨在产生一种以暴力和剥削为耻的新人类无疑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完成。当然，应该有一些短期内的重大变化。人们不妨十分敬佩利奥塔或鲍德里亚的思想，但这是在谈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这一点可能只有知识分子看不出来。然而，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越来越多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社会被它断然抛在后面，社会劫难也尾随而至，这就使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空前迫切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中所能起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但是只需本书中的材料就足以表明它是不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
[1]本文为伊格尔顿和DrewMilne于1996年主编出版的同名读本MarxistLiteraryTheory,aReader的序言。——译注
[2]FrancisMolhern(ed.),ContemporaryMarxistLiteraryCriticism(London:longman,1992),p.22.
[3]参看Perry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Verso,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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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现代主义、神话和垄断资本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现代主义、神话和垄断资本主义
伊格尔顿
（1988）
*本文为1988年在牛津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译注
早在欧洲语文学初创之时，语言就成了一种自律的研究对象，人们不无惊奇地认识到说话要依规则，但是一言说的时侯并不能把这规则呈现给意识。因此，我们得以把语言作为客体来掌握的欢欣鼓舞之日也就是我们垂头丧气之时，我们失去了作为主体的自我，竟然承认语言永远不能被我们的实践所把握。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理论对无意识的最早探讨。语言本身成了一个纯粹真实的形式可能性的系统，好像纯粹的美德，位于远离我们的日常言语的另一个不同领域。它是我们有可能进行再现的条件，但不是再现的对象。或者说，只有凭藉一种称为反身作用（reflexivity）的新的特技，它才能成为再现对象。在德国唯心主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历史自信心达到了顶点，坚信男男女女们的确能在真正的空间里折回到自身，于眩晕之间抓住自身存在的外部视界或内部结构。不过，从我们的再现跳到他们的潜在可能性，这就等于承认了二者之间存在着致命的脱节或鸿沟，于是人们全力弥合在某种超验真理上的分歧，这个举动显得非常古怪。反身行动能使我们恢复主体经验的无意识决定因素，正是这些无意识因素首先使主体的经验成为可能。但是这些决定因素就像田地的分界线一样，是非常含混的，既是田地的一部分，又根本不是田地的一部分。
当语文学家们全力恢复意义的可能性和依据之时，康德正在竭力为一般精神做同样的事情。他也转向先验之物，首先挖掘出来的是为我们的经验具体定位的范畴。但是什么样的主体才能这样做呢？这个主体必须站在什么地方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知识客体来对待呢？在寻找可能性需要的先验条件时，主体本身很可能滑出我们的知识视界，仅仅成为一种密码或神秘的沉默，成为我们的话语的最后没影点。主体也许能知道自己是一个客体，但主体偏偏不是客体，真的，它最不可能是客体。
接着诞生了后来所称的“人文科学”，把我们从中间分成两半。我们被经验的再现和使再现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拽扯着。我们需要一座桥梁，以便能有迹可依地往来于二者之间，这座桥叫做解释学。随着人文科学的诞生，“阐释”的时代到来了。但是这种不间断的阐释事件所以必要，只是因为现在认为误释（misinterpretation）是长期的事情。在十八世纪早期的英国或五世纪的雅典，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误释只是偶尔的失误，可以通过正确的修辞技巧得到澄清。然而现在，人类动物已经生出来了，作为一种生命，它需要一门关于自身的科学，因为它生来就处处误解自己。
马克思的想法与这种思想潮流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把我们的这种长期的、必然的误读（misprision）称为“意识形态”，并且认为科学所以是本质的，是因为现象与本质不符。至此，我们仍然抱持着现代性。把现代性击碎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力图结束现代，揭开某种称为现代主义的东西。尼采在这场打倒偶像的行动中所采用的主要战术是否定反身性。如果以为争权夺利、微不足道的人这种生物竟然能抓着自己的鞋襻把自己提起来，而且还能不可思议地审视思想后面的原初动力，那真是荒诞之至！如果我们能找到思维的基础，岂不是还想找出基础的基础吗？正像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之所以能想到有个起源，是因为人还能看到先于起源的东西。此后，思想便有了虚构特征，反身性被投入深渊般的反讽。按照尼采，所有思想都是虚构的，专横的和没商量的，但是你大可不必为此忧虑，因为世界本来如此。你应该相信，我们的做假行为实际上与宇宙或更准确的尼采所讲的权力意志那样的弥天大谎是一致的。尼采要填平现象和本质、经验再现和先验条件之间的鸿沟，但他的做法放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承认现象、经验形象和生活经验，其余一概否认，粗暴地捣毁了二元对立，而不是尽量耐心地跨过去。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潮流之一支完全接受了尼采的这个大胆思想。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移也是从现实到经验的转移，是从外部的实在之物向流布于身体里的种种零散感觉的转移。而现代主义的另一支潮流则摒弃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直接性，仍然忠实于看不见的东西：忠实于伟大的、抽象的、形式的纯系统，这个系统通过我们而说话和行动，从不直接显露自身。不管这些桀骜不驯的力量叫做语言还是存在，资本还是无意识，传统还是生命冲动，原型还是西方的命运，结果都突出了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的旧的赤裸裸的自我与自我同一性的真正决定因素之间的断沟。
如果把这两支潮流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之一也许是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零散的，混乱的，感官的，是一堆偶合的事件，典型的现代主义意象就是发生在某个繁忙的十字街头的两秒钟偶然相遇。不过，我们当然知道这种看似偶然的经验实际上完全受编码的控制，暗中受到某种潜在亚文本的调节，这种亚文本非肉眼所能见，但却能严格地调控整个现象的此岸。然而，问题在于那些决定结构现在似乎站在远离感官直接性的地方，它们是那样的形式化和抽象，实行着无与伦比的严格自律，决不与它们所摒弃的物质的东西苟且结合，这样一来，想把主体经验与决定结构结合起来的那种简单的自我反身行动，现在看上去越来越不可取。《为芬尼根守灵》肯定也是这种情况。这个文本似乎只给那些乖张的指意单位和生成工包括它们的维柯式的循环提供了最小程度的中介。（当然，在符号侧翼上失去的东西可以在维柯的环形路上弥补起来……）不难感觉到在索绪尔的作为纯系统的语言本身和似乎随意的、本质上难以形式化的言语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脱节，不难把这种二元性与神话在现代文化中的异乎寻常的复活联系起来，因为按照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说法，神话也是根据某种严格的抽象逻辑来运作的，而任何特殊的具体擅变纯粹都是偶然的。
通常认为神话属于前工业社会，而我们则无疑跟着现代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一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许可以说，现代主义是那个创伤累累的过渡时期所引发的资产阶级文化危机。所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这个更高阶段上，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要退回到前工业时代，那是一个封闭循环、讲究命运的自然化了的地方，历史性在那里被悬置起来，那里的一切都是表面上混乱无常，底下却森严有序。这无疑是那个最经常出现的现代主义程式的历史秘密，把崭新与陈旧、古风与先锋令人惊愕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波德莱尔或弗洛伊德的历史秘密，他们重新挖掘考古意义上的过去，丢弃传统，使它焕然一新。在技术动力的新阶段，在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的时代，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时，在现代主义早期，现在被无情地吸入过去，再一次被收进那个封闭循环的、总在变／从来不变的结构之中。同一物回来了，但有了一些差异，就像瓦尔特·本雅明所理解的那样，可以名之曰时装。
更一般地说，不妨称之为奇怪的商品时间。商品的确有一个历史，那就是交换行为的永恒重复。商品绝不会很快就一筹莫展，似乎可以说现代主义也大体如此。况且，商品本身就体现着我一直谈的抽象与感性脱节的问题。马克思曾评论说，商品绝对没有躯体，只存在于一种形式化的交换行为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什么能比它更具拜物教式的感性、物质性和实体性？
乔治·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在交换价值的影响之下，“现实瓦解成一堆非理性的事实，上面罩着一张漏掉内容的纯粹形式法则的网”。这句话一也可用于《尤利西斯》和大量的现代派艺术。西奥多·阿多诺也曾评论说，现代派艺术的关系之抽象一如晚期资产阶级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抽象关系。换言之，我说的事情属于哲学层面，下面还有物质的东西：到了现代主义鼎盛时期，比如说1900年至1920年，商品叙事已经基本上成了一个国际主义体系。在该体系之内，人类主体一方面深陷在直接性的泥沼，被商品的运作大肆宰杀或分裂成原子，另一方面，依稀意识到自己屈从于铁一般的全球法则的支配，一切都成了神话世界里的自然天数。也许可以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偶然和必然似乎都能说明正在发生的事情。
力图把特殊和一般、内容和形式、感觉和精神、偶然和必然等矛盾方面统一起来的传统途径是——难道还猜不出来吗？——艺术作品。那种艺术作品叫做现实主义艺术。但是现实主义应归入早期的古典资本主义阶段，不妨称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自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被替代的过程当中。现实主义应该归入自由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人文主义曾经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最好的服务，我认为那些刚刚读了几期《新声》（NewAccents）的人们绝不应该把自由人文主义仅仅用作激昂而漂亮的誓词。但是自由人文主义界定人类主体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它那个历史时期）已经不起作用，越来越跟不上主体在这个晚期的、更加系统化和更强调管理的资本主义竞技场里的实际感受。不管当年瓦尔特·司各特的情况如何，在那个世界里，越来越少的人能把自己看作自主的、独立的、不懈地对自己的历史命运进行自我调节的力量。而且越来越没有人相信客体在本质上是可读解和读懂的，这种模糊、零散、无法穿透的客体尤以商品为典型。没有人还会像从前那样对进步性和历史性坚信不移，现代主义属于一种我们现在称为暂存性的时代替换，不再相信世界像故事一样具有内在的因果逻辑，不再相信艺术就是再现这一逻辑。站在殖民化了的边缘地带的人绝不会相信诸如此类的东西。在那个边缘地带，好像总是觉得线性的时间站在凯撒一边。边缘上的人不会觉得别人的亦即胜利者的历史是清晰可读的。边缘上的人也不习惯把自己看作自律的、充分自决的中心。于是便有了爱尔兰的现代主义，其声势之浩荡是英国现代主义无法媲美的（我把直到本世纪中期之前的爱尔兰划入所谓的第三世界）。于是便有了今日拉丁美洲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奇异的复苏和联合。如果说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征，那么现代主义必定也有这样的特征。作为一场运动的现代主义不加区分地波及了城市、社会、艺术形式、语言以及民族传统等领域。从祖国的俄狄浦斯羁绊下解脱出来的现代主义，能够从某种多语宗主国的制高点上冷眼观看所有诸如此类的民族遗产。而像乔伊斯或艾略特这样的人却竭力将本土经验的深层结构分离出来并纳入全球神话大系统之中。所以现代主义属于垄断资本主义欧洲新的、无根的符号之网，像英镑一样在柏林、巴黎、苏黎世、维也纳飘出飘进。我认为，雷蒙德·威廉斯对这种世界主义视角的得与失给予了十分精当的估价：一方面，毫不客气地对所有狭隘的本土主义予以非神秘化；另一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某个空洞的、形式的、先验的制高点上进行的，这个制高点位于圣日尔曼德卜莱(SaintGermaindesPres）的一隅。现代主义脱离了越来越耗竭的民族传统，这在许多方面看都是真正的进步。但是威廉斯指出，它也脱离了传统中仍具潜在活力和政治颠覆性的东西；在从传统中放逐自己的过程当中，不免模仿了国际资本主义本身的习惯，无论《荒原》还是《诗章》，都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换句话说，我的主张是，本文开头讲的感性特殊与抽象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鸿沟或脱节最终在现代主义“地形”状况下见出了分晓。但是这样的地形还隐含着另一种意义。许多现代主义者处于真正的放逐地位，他们作为波希米亚小集团或失去根的亚文化而存在，因而他们往往持邪恶狠毒的右翼思想，有一种稚气的精英意识，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科学以及所一谓的“群众”不屑一顾。概而言之，从哥特弗里德·本恩到威恩德姆·路易斯，从菲利普·马里内蒂到D.H.劳伦斯，许多最突出的现代主义者所持的政治态度不能不说是卑劣至极。（当然，如果把介于达达主义和斯巴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未来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时称为先锋派的人物也放在现代主义里面，那就另当别论了。）这种文化上先锋、政治上反动的潮流使我们深感困惑。这种矛盾的秘密所在也不难发现：两种倾向所以合流是为了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现代派也许是反动派，但他们肯定痛恨中产阶级。
因此，你可以像贝特伦德·罗素那样，从现代主义政治划出一条简单的线条：直指死亡集中营。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主义是1880年代以来横扫欧洲的疯狂的无理性（unreason）大爆发的一部分，取代了日益受到怀疑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尼采和弗洛伊德，神话和奇迹和蒙昧主义，荣格的原型和轮回着的轮回说，黑暗中的神灵，春天的仪典和渔民王，所有这一切野蛮、返祖和原始主义的东西都可以看做被压抑之物的回归，看做对显然已经被逐出去的启蒙运动理性的残暴凌辱，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这些话无疑也可以用在纳粹身上。事情当然就不那么简单了。无理性大爆发有时可能表现为一种最丑恶的政治形式；但也能表现为一种对物化了的理性进行颠覆的企图，这种企图无异于拽着自己的鞋襻把自己提起来，其实是乘启蒙运动的理性不备之时溜出来，然后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我们离开现代主义还不够远，不能清楚地鉴别那些潮流：一方面可能指向死亡集中营，另一方面可能预示新的主体性模式，新的关系样式，新的语言和艺术版本。现代主义既有非常丑陋的一面，也有非常坦诚的乌托邦的一面，只不过往往是一种消极模式的乌托邦而已。因此，我们只能像瓦尔特·本雅明那样，在废墟中耐心寻觅，筛滤破瓦碎石，拣起可以到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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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皮里阳秋——T.S.爱略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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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里阳秋——T.S.爱略特的《标准》
伊格尔顿
（2002）
T.S.爱略特的《标准》杂志从一战后不久办到二战前夜，或者，也可说是在爱略特两次重要的消沉之间。这两种时间划分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1921年爱略特陷于神经性的崩溃的时候，关于资助他提议的刊物的商业谈判被迫暂停；正是在此疾病的康复期间他写出了《荒原》。尽管他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婚姻不幸有关，它也同时反映了《荒原》所表征出的战后的文化危机。那时19世纪的学说——浪漫派的人文主义，自由派的个人主义，社会进步的梦想——仿佛都未能从战争中幸存；而爱略特和他欧洲的现代主义同侪一样，为精神幻灭而深感沮丧。重要的是，这也提出了在丧失了养育他们的遗产之后如何写作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从起初就决不信仰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人，他既被大灾难所惊骇，又被其赋予了活力。也许进疗养院对他有所帮助，而这也把他的思想引向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如果文明落在废墟之中，那么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然后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向前进入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被传统所系的过去之中，同时面向着对无政府的主观主义的污秽崇拜，自我表现的个性，自由贸易，新教的“内部之光”，还有布尔什维克的颠覆，它们都在“辉格原则”的名义下被爱略特以其骑士般的一视同仁所笼统论之。
这种两面神式的时间性处于现代主义的核心，在其中人们回归到现代之前的资源之中，以期向后运动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现代之前，在爱略特的诗中事关渔王和丰产崇拜；在他的散文中则是一个关于古典秩序，保守党的传统主义和基督教会的问题。然而在这两种写作中，一种已经不足为信的个人主义必须屈服于一种更加全体性的存在形式，粗略地说来这发生在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让位于它的国际垄断版本的时候。不论是作为被杀的神还是顺从的基督徒，拥有一个自我的要义就是要放弃自我。而正是浪漫派的人文主义的异端主张我们应该培育而非放弃自我。“传统”是诗人必须永恒地为其放弃他的自我的那种秩序，而写一首诗包含了对个性的消灭而非肯定。爱略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哲学家布拉德雷（F.H.Bradley），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对自主的自我的解构者，这并非偶然。从一个无根的，性向暧昧的美国移居者变成一个有型有款的伦敦的银行业者，他自己的自我版本就曾经很有问题。
爱略特的诗学取自法国象征主义，因此他不可能象马修·阿诺德那样去在诗歌中去寻求精神骚动的解决之道。诗歌的语言没法给出这种解决，甚至于没法对这种境况作出权威的评论。因为对爱略特来说，要做到有说服力，是要在读者的神经系统、五脏六腑和集体无意识中制造共鸣，而不是仅仅达到心智的范围，这种语言必须被加速扩张到紧密地依靠感官经验以至于几乎无法与之分离的程度。其结果是，诗歌语言不会再有空间去转过身来批评性地反思它所记录的经验。它最多能做到的是通过暗示原型和典故而得到某些幽灵般的现在的另外的可能，或者，这另外的可能也存在于那种被丰富地具体化地使用的语言所固有的净化机制之中。
因此文化批评的任务必须授以散文，这也是爱略特的诗和散文的风格各异的一个原因。他的诗是神秘、隐晦而且含混的，而他的散文则明晰，庄重，而且高傲地自信。《标准》是爱略特的文化批评的主要工具，它致力于古典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复兴。只有一个具有那种精神的欧洲才能足以去抵抗现代性的野蛮。这样一本发行量也许从来没超过八百份的小杂志如何能使有组织的社会恢复原态，这并不清楚，但是爱略特似乎认为《标准》的冷清状态对实现其目标有益而并非障碍。他的散文中很少有措词比“仅仅是很少的”给他产生出更热切的，几乎是色情的颤栗，但如果读者量一夜间飙升到十万，他无疑会感到极度的慌乱。
1938年10月，爱略特被他的第二次精神上的消沉所控制，这恰好在希特勒和张伯伦签定慕尼黑协定之后。三个月后，《标准》彻底失败了——部分地因为战争来临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困难，但同时也无疑因为它在精神上的牵连。因为战争意味着《标准》的复原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对等物的计划破产了，它让位于一个彻底的更加险恶的欧洲帝国；而爱略特在杂志最后一期里阴郁地观察到，人们曾经误认为会被更新和加固的“欧洲精神”已经消失不见了。
简而言之，正是法西斯促成了《标准》的结束，这被人们忽略了，虽然爱略特和他的刊物本身在说明这一点。事实上，爱略特是个反动分子而非法西斯，他的评论者们没有看到这中间的区别，用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的话说，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热情却完全不懂政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法西斯和与它时常牵扯在一起的现代主义一样都是两面性的，既回望原始的过去，又向着闪光的科技未来迅猛前进。象现代主义一样，它是既要古老又要前卫的，并从现代之前的神话中甄选出现代之后的未来的珍贵种子。在政治的意义上，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和所有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发明。它的目标是把爱略特崇敬的高度文明的传统踩碎于脚下，并且在维吉尔和密尔顿曾经站立的地方竖起铁锹和斯特恩机枪的大型花岗岩模型。
法西斯主义不是保皇派而是中央经济控制论者，不是传统主义者而是革命者，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异教的（尽管伊比里亚的法西斯被证明是例外）。它对权力的野蛮崇拜和对家族血统和礼仪的蔑视，与爱略特的仁慈地拥有土地的、地方主义的、跳莫里斯舞的、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理想鲜有共同之处。即使如此，在法西斯主义和保守的反动派之间还是有密切关系和可对比之处。如果说前者鼓吹鲜血和土地的恶魔版，那后者提倡的就是天使版。两者都是精英主义的，权威主义的，都是为了组织秩序而牺牲自由的教义；两者都敌视自由派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两者都与神话和象征密切相关，把直觉置于分析的理性之上。如爱略特所言，欧洲的观念以其自身的文明化的方式和纳粹国家一样是排外主义的，然而在爱略特看来，是纳粹国家导致了它的毁灭。正如托马斯·曼所理解的，一种丧失了能力的崇高庄严使实际的人类生活危险地处于野蛮主义的攻击之下。此外，尽管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非象在法西斯那里一样成为保守党右翼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保守党右翼的土壤里茁壮地成长。
因而，爱略特和叶芝一样会被发现时常以有限度的赞许去看待法西斯主义，或者他会发出糟糕的反犹论调，这都不奇怪。然而，所有这种政治偏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主义者们并不把他们的信念看作是政治性的。政治是实效的领域，因此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相龃龉。尽管其他人群词诌诌，一个人自己的承诺仍是出于习惯、本能、实用性和常识。在需要对一个紧迫的危机发言的时候却明显地不相信政治，因此《标准》从一开始就因此就陷入窘境。爱略特写到，文学评论必须不断地跟随当代的世界一起改变；可是，如何能让一个保守派的刊物不去自相矛盾，既然它的原则被认作是永恒不变的？“时代变更，价值不变”，这个《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大张旗鼓的广告也许是某个以烧死女巫为乐的雇佣文人炮制出的句子。而“应用”这些原则去改变处境也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带着左派理性主义者的习气去把普遍原则应用到特殊情况上也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
这种原则和实践之间的分离是爱略写作中的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文体之分的另一个版本——前者对具体之物表现得太超然，而后者却无法超越它。因此，爱略特独特的写作形式拒斥那些被看作是将普遍的和个体的融为一体的经典作品，即使它的内容是他赞成的。到写出《四个四重奏》的时候，当超验的真理试图在肉体和时间中表达自身，这同样已经变成一个信仰的难题。爱略特的信仰让他坚信普遍化身于个别，而圣言赋形于词语，即使他对物质世界的轻视从未减轻。
确实，我们也许可以把现代主义看作对这种古典的统一的迟到的再发明。正如波德莱尔宣称的，现代的艺术家对永恒和短暂同时折旧换新，而这也正好适合爱略特自己的诗学实践。当诗歌破碎的表面紧张地回应着飞逝的感觉，它的神话的亚文本暗中运转着把所有这些看上去很随意的材料转换到原型的真理之中。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先锋诗人的爱略特和作为保守派的传统主义者的爱略特在暗中一致：如果说偏狭的经验的幻觉要被粉碎，而阅读的主体又与他的或者她的永恒不灭的自我保持着联系，那么很多对平常的语言进行的游击突袭将被证明是必要的。但是现代主义没办法把永恒不变和随机偶发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这一关系常常会变成令人沮丧的转弯抹角，或者，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反讽形式所暗示的那样，极度地不自然。
与所有保守知识界的文化批评一样，《标准》摆出的姿态是一种平静的超然，它只恪守阿诺德式的批评才智的自由游戏。爱略特强调说，一个文学评论必须避免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和神学的偏见。既然如此，如果做不到把评论者们从神学的序列中吸引过来，那它显然是既不可信又不可爱（如果一杂志没有某些界限那它还有什么用？）。带着一些温和的自相矛盾，他也同时坚称任何有效的评论都带有政治上的兴趣。这是非政治的政治的自相矛盾。詹森·哈丁对此杂志的辛勤研究非常出色地刺探出它庄严高傲的腔调背后的宗派主义的、精于操纵的、温和地恶毒的文学市场中的政治。哈丁的书构架于一个文学大佬和投机者的世界之中，它显示出爱略特如何时而卑恭曲膝，时而皮里阳秋地使评论者就范，但又始终虔诚地关注着永恒的真理。所以此书在精神上是修正主义的，它对重大的声明持怀疑态度，注意特殊的势力和压力，并认识到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概括的陈述而非所有“有启示性的当地语境”。
《标准》在某些场合显得尤其冷漠。比如，它对西班牙内战过分地冷静超然，敦促对任何党派都以“保留态度，谦卑和忧虑”对待，而且在这方面称颂《薄迦梵歌》主人公阿朱那（Arjuna）出色的平衡能力，并把他看作是亚洲的马修·阿诺德。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当《标准》攻击共产党主义的时候，爱略特就没有如此明智地乞灵于阿朱那。在作为一个来自圣路意斯的移居者的庄严的建议中，他声称“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大部分的人类居住在他们的出生地”，还有他对“自由思考的犹太人”的敌视，都非同寻常地没有表现出多少“保留态度，谦卑和忧虑”。
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事实上是这个杂志根本方针的一部分，并且也许是导致它衰落的部分原因。爱略特写到，一战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国革命；而且他明确地把它和拉丁文明之间的冲突看作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场精神战争。叶芝同样这么想：如果说欧洲精神需要复兴，那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首先在东方爆发了。《标准》尤其是对正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的一个回应。爱略特敬慕这种信条，正如我们能想象教宗派尔斯十二世（PopePiusXII）暗地里敬佩斯大林。他在该杂志中不止一次称赞共产党主义的正统观念、道德信念和深深根植的原则，并且显然把它视为值得他注意的很少几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之一。作为一个保守党的反动分子，他自己和政治左派一样反对“财政独裁”和经济的拜物教。的确，他对同时代的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多少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对撒切尔的支持者的看法一样：他们是穿着传统的保守党外衣的、把自由提升到秩序之上的自由派。但或许共产主义也为这个杂志的结束起了它的作用，因为在共产主义的三十年代结束前，战争已经隐现，它的贵族的、英国天主教的古典主义招牌注定不再显得特别重要。当写出《基督教社会的观念》（TheIdeaofaChristianSociety）的爱略特提倡顺应季节的韵律而生活的农村社会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开进波兰。
哈丁并不试图否认爱略特的“精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可是他也许低估了这些究竟有多肮脏。无论如何，他的确强调了《标准》的相对开明，比如它积极殷勤地对待共产主义者休·麦克迪尔米德，沉默地热心于梅纳德·凯恩斯，而且在它的最后阶段发表了奥登、史本德和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他的研究由这些部分组织起来：调查这个杂志和周围其他期刊之间的复杂关系（《阿德尔菲》，《现代文学日程》（CalendarofModernLetters），《精研》和《新韵文》）；通观其文化政治；研究它的五位主要评论家的作品。这种方法会有把《标准》埋在其他杂志的记录、宗派的争吵和评论家的传记之下的危险；但其优势在于阐明了《标准》的供稿者在政治上和美学上何其多样。它的最经常出现的书评人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是一位出身于哈利法克斯孤儿院的超现实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温文尔雅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包那梅·多布里（BonamyDobrée）则在哈里伯里和剑桥受的教育，他是一个斯特拉奇（Strachey）和吉卜林，纯文学至上的轻浮和公立学校的栋梁的奇怪混合体。如批评家约翰·彼德（JohnPeter）所说，“《标准》的一些部分类似于《书写板》（Tablet）杂志的副刊——而其他的部分令人费解地挤满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
里德是一个承认骑士风度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先锋艺术的拥护者而且还编辑了那本时髦的《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Magazine）；类似的矛盾在《标准》的通常状况中是很典型的。办《标准》的钱则来自丽莉安·罗丝马尔子爵夫人（ViscountessLilianRothermere），她是那位报业巨头的疏远的妻子，热衷于提倡那种极端的而且时髦的，能够在伦敦的客厅里激起轰动的作品。在《标准》的管理中，她扮演了监督的角色，正如那位专横的安妮·霍尼曼（AnnieHorniman）在经营叶芝的修道士剧院时候所做的。因而爱略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拘谨狭隘和文学上的破坏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发现自己的杂志被夹在高级现代主义和上流社会之间，对某些人来说太无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太大胆。他自己穿梭于波西米亚式的梭霍区人士和伦敦的上流社会成员之间，这种对立性隐藏着一种密切关联。因为现代主义尤其是一种对中产阶级的现代性的反动，它因此吸引了贵族和诗歌上的隐士，社会意义上的过时者和被忽略者。
《标准》拉进来的有伍尔夫，劳伦斯，叶芝，阿尔多斯·赫胥黎，E.M.福斯特以及温翰·刘易斯（WyndhamLewis）这样的作家，同时也给普鲁斯特，瓦雷里，克科托和其他欧洲作家第一次在英语中露面的机会。保守派的逆动，正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在它缺乏乡土观念这一点上显著地“非英国”。如果说这个杂志打着一个令人不快的右翼基督教的旗号，它至少也是一种智力上很繁重的话语，以但丁、阿奎那和巴黎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为中心，而不是菲力浦·拉金那种地方性的伪虔诚。在高级现代主义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极右派的而不是自由或社会民主派的中心地带，给闷在幽闭恐惧症里的英国开启出世界主义的观点，而此时的流放者或者移民，比如康拉德，王尔德，詹姆斯，萧伯纳，乔伊斯，劳伦斯，爱略特和庞德正往返于各种文化和语言之间为他们的艺术获取英国无法单独地提供的象征资源。
并非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右翼的；但在他们中间这种观点的优势地位仍是惊人的。在文化危机的时代，正是那些被迁移出来的和被孤立起来的人能够用负责的野心勃勃的方式去回应他们的历史时刻；而又正是这些人，通过提出关于现代文明的最透彻的问题而能够制造出最好的文学艺术。但是，没有谁比那些焦虑而且没有安全感的人更热衷于独裁。如此多的这样的作家回应历史危机的时候天启式地吁求绝对权威并且激烈地排除颠覆性的因素，这是我们必须为拥有这些艺术而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去做。
说明：
本文是TerryEagleton为詹森·哈丁（JasonHarding）的《〈标准〉：战争间的不列颠的文化政治和期刊网络》（The'Criterion':CulturalPoliticsandPeriodicalNetworksinInterwarBritain）一书写的评论,发表于2002年9月19日的《伦敦书评》（LondonReviewofBooks），后收入作者的评论文集《持异议者：关于费什，斯皮瓦克，齐泽克和其他人的批评文章》（FiguresofDissent:CriticalEssaysonFish，Spivak，ZizekandOthers.LondonandNewYork:Vers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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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当代文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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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的危机
伊格尔顿
（译者：马海良）
这座现代学院就叫作圣凯瑟琳学院。牛津大学的许多学院不可能都跟着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过，我待过的那个沃德姆（Wadham）学院，听上去却有点百货店的味道。这个名字包含着理论思考的丰富材料，可以思考问答式教学方法和漂移的能指；思考被压迫者的模仿时髦和自我掩饰；思考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戏仿现象，即贫困化的现在用神圣过去的诱人徽章把自己打扮起来；思考这里一无所有的男人们占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殉道者的名字；还可以思考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把犯罪、失误、疏忽以及微小的机遇纠合成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所称的传统。我笼统点一下这些话题，想尽快把它们打发掉，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演讲花在我新来乍到的这个学院的名字问题上。我只想说，当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谱系归属时，我无法回避那种十二分强烈的感觉，我经常在凌晨时分感觉到自己是因错就错地成了沃顿英文教授。但是，当教授总比失业好，所以我无意于对这份厚礼吹毛求疵。
其实，我根本不想对批评理论多说什么。杰弗里·埃尔顿把批评理论称为知识分子的闲话，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批评语言的这个问题更严重。有些术语如象征、扬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宇宙景观，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所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平常的语言就有“丰富的形上性”，从巴厘岛到纽约布朗克斯区，人人都听得懂。“烈性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是那些与C.S.刘易斯和E.M.W.提亚德不在一条道上的人们的粗野行话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们烦人的意识形态见解引入本来是美学的问题。但是我不准备多谈理论，因为理论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点、大工程里的一部分，总是要取消意义，摧毁标准，用《贝诺纪年》（BeanoAnnual）取代《贝奥沃夫》（Beowulf），编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赛德民谣和岩洞图画的教学纲要。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尤其在牛津的考试里看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用瓦尔特·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给自己提个醒，“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
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凝聚一个民族的除了文化还能是什么呢？不会是地理，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你在香港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你仍然可以是英国人。也不会是政治的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阶级合作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阶级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的因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随随便便地横穿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除了这些因素，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移民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与传统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颇多抵触。
凡此种种，无不与英国文学研究有关。亚瑟·奎勒—卡奇深知这一点，1916年他在剑桥大学讲过这样的话：“在座的人年龄还小，没有几个会记得弗里曼的《诺曼人的征服》（NormanConquest）或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对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早期或八十年代晚期，这些著作好像拨开了云雾，让我们从文学上以至政治上看到了自己的先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光辉地位。”[1]英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问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焦虑，担心自己原来是个杂种民族。如果想得到这样一份响当当的遗产，就会情不自禁地把现代英国文学研究朝后推向盎格鲁—撤克逊时代，那时候还有粗犷的大丈夫生机。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真的希望像从前那样茹毛饮血、充满“生机”吗？以前有一个反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人曾经在牛津说：“英国学派会成长起来，但不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人文学科中汲取语言的养份，应该从茹毛饮血时期的哥特人和盎格鲁—撤克逊人中汲取养份。我们要把文艺复兴倒转过来。”[2]“种族性”并不是通过综合技术才进入英国文学研究之中，它一开始就占据着根本的位置。英国文学研究肇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当时已经显示出种族主义倾向的人种学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比较语文学，在语言中寻找种族或民族精神的演化规律。所谓的古英语成了今日牛津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要求对古英语的实际意义进行系统的思考，这是我们父辈们的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结果。牛津大学的瓦尔特·雷利爵士曾经非常客气地说：“我想率领百名教授的一队人马向一百名德国佬的教授发起挑战。他们的死对人类有好处。”[3]人道主义成了他后来治学的看家标记。应该说，雷利比他的大部分同仁开明许多。
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英国文学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英语文牍在（爱尔兰的）克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之间的广大地区畅行无阻，不过，这种信心十足的霸权也包含着自我解构的种子。因为利维斯的英国文学研究所持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发现蕴藏丰富的民族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英语体验方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当然，你们可以用“英联邦文学”这类荒谬的东西竭力关照所有这些作品。“第三世界研究”是“英联邦文学”的更精密的理论变种，如今已经不再那么精确。人的话语现在明显处于多元状态，而且由于人的定义本来要求人具有单一的本质，所以这种多元状况实际上愈发让人难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匪夷所思地政治化了，不再是成千上万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小卒子们所追求的奥秘了。六十年代后期以来，所谓的人文学科无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进行激烈政治抗争的竞技场，而文学研究向来就是人文学科的前哨。这在一定程度是一种语话移置，令人沮丧地表征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但是它的确证明了我们经受的危机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危机。学术圈外的人士根本不会搭理我们谈论的是能指还是象征，是编码还是惯例；文学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也不是因为上议院里的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学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以形象和感性的独特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我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制度既需要这样的文学观念，又使它聚讼纷纭。文学使我们体察入微地亲近了母语，也因此亲近了抽象的政治统一性的那个客观对应物，我们作为形式上平等的国家公民共享此物。说到这里，我想附带坦白一句，我也相信共同人性，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把人性看作一种可以直觉到的固有物，而是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观点相异的那些人来说，当前对这种文学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具有不言而喻的警示意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停止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判定价值。如果连审美活动都不能阐示价值，那么，在一个滚滚堕落的社会里还能往何处去？如果连唯物主义者的脏手也能抓住价值，那么，这场游戏肯定没戏了。无疑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上展开了一场像病毒一样可怕的混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文明的死亡。这场争斗的关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反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进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形而上理论依据。这个问题比讨论我们对《马尔顿之战》（TheBattleofMaldon）的反应到底是快感还是无聊要严肃得多。
像迄今为止的许多人类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统治制度需要求助于某种超验价值为其行为签名放行，但是据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些寻求合理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制度必然使自身的形而上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动摇，一只手制造的神秘性被另一只手拆除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商品生产和精神法度也因此令人难堪地彼此不合。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原因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后现代主义从恩师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得到提示，为走出绝境指出了一条绝对大胆的途径：忘掉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清规戒律，承认上帝——或上层建筑——已经死了，至于自己的价值，就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就在那个无限增殖的冲突和主宰之网上，尼采名之曰权力意志。这种策略指望消除发达资本主义的行为矛盾——事实和价值、修辞和现实、实际行为和口头言说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这些矛盾本身是造成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根源。但是这样做的确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付出太大的代价，要求它忘记文化不仅反映社会实践，而且使社会实践合法化。文化绝不会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自己生发出来，否则，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些最坏的价值。文化必须使实践活动理想化，予它们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这一矛盾几乎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如果人们的法人身份意识受到侵蚀，他们的共同历史被简化为永远现时的消费欲望，他们就不再像有责任心的公民那样行事。所以，必须用传统工业或宗主国战争的形式综合制造那种法人身份意识。如果允许推倒和击碎一切的商品形式侵入教育领域，就需要更大声地坚持基本原则，既定规范，不变标准。越是将媒体商品化，就越发觉得需要诗歌为尼尔逊勋爵说些琅琅上口的漂亮话。越是剥削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就越会想到保存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在所有这些方面，无政府和专制制度、金钱和形上学、交换价值和绝对价值，都既是陌生人又是亲兄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如胶似漆的密友。同样，曾经和抽空社会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政治形式串通一气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自己促成的社会惨相面前露出目瞪口呆、惊恐万状的样子，为绝对价值的丧失而悲痛不已。当然，如果他们能够跨过教会执事常有的怀疑主义而终于对洗礼盘之类的东西确信不疑的话，或许会帮助他们追求到绝对价值。然而，他们大部分人不管私下里多么想做但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必须凑合着用那个宗教的代用品，即常说的文化。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越来越难以胜任它那一贯的调和作用，而这个社会的英国文学研究恰恰以文化的调和作用为基础。理由很明显，只要这种文化观念力图调解的是物质性的矛盾冲突，如战争、阶级斗争、社会不公等，那么作为调和尘世纷争的更高形式的文化概念就会有一点微弱的说服力。但是，一旦这些争执也成了文化的东西，调和的力量就越来越小。因为文化现在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弭合差异的奥林匹亚神台。传统的文化概念不啻于听到了一个噩耗，占据过去几十年主要政治议程的少数民族、性别、革命民族主义等矛盾冲突现在成了一些语言、价值、身份以及经验的问题。这些政治思潮认为，文化就是拒斥或加强，赞赏或弹压，确定或否定。文化要么是尽情挥舞的无敌剑，要么是受到唾弃的强横之物，要么把它作为身份的徽章而孜孜以求，要么对它坚决抵制，认为它顶多只会说你没文化，以前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文化。这一切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文化不仅被认为与权力没有任何瓜葛：甚或是权力的对头。在雪莱和丁尼生之间的某个地方，重新设定了诗与政治、审美与制度的互相对立，前者的亲切感化的深刻与后者的令人讨厌的抽象是直觉地相对立的。就是说，构建文学的理论方法是相互抵触的。在勃克和潘恩的论战中，批评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特色和大陆特性、抒情的邓恩和革命的弥尔顿、感性直觉和人最重要的智慧都胜利了。这种彻底异化的书写理论在当时随时准备向理论对头开火，因为理论就像所有这类对立面一样，使保守者不再享有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的特权，但是这种书写理论现在却成了人类心灵自发的一种肯定方式。
然而，正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它的左翼，而是右翼，不是批评家在颠覆这一系统，而是这一系统的守护人。正像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说过的那样，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的同道瓦尔特·本雅明补充说，革命并不是失控的火车，而是一次紧急制动。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价值都成了疑问，使熟悉的生活形式分崩消解，使一切坚实的东西化成空气或肥皂剧。但是资本主义难以承受这样的根本性革命所带来的焦虑感、怀旧感和灭绝感，需要某种称为文化的东西来呵护它，而它一直全力削弱的也正是这文化。文化更加零散、折中、通俗、世界化，这是符合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但根本不是马修·阿诺多期盼的文化，而且活灵活现地羞辱了阿诺多为文化确定的前提。接着，后现代主义把这种矛盾简单地颠倒过来，企图用异质性来拆解该文化系统形而上和独白的方面。这种毛糙的理论使商品形式在反对精英主义的名义之下轻松地获得了签字。其实，这种理论比任何精英主义都更加盛气凌人，比任何学院派头都更加孤高冷漠，它不负责任地为市场制度呐喊助兴，但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市场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并不曾引起什么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从全球看，市场引来战争，把世界变成了大厨房。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激进主义”使一切反动都瘫痪了，所以必然要引起反动，这就叫相克相生的辩证法。激起反动的并非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因为离开十步远，那东西就认不出来了。认为受到侵蚀的文化标准激起了反动，这种现象在语言中尤为明显，这是文学研究为什么转而注视政治风雨的又一个原因。“语言是法西斯主义者，”罗兰·巴特说了许多诸如此类夸张过火的话，但也因此可爱。这话虽然有点儿离谱，但语言的纯洁性的的确确是那些骨子里怀着法西斯幻想的妄想狂和病理学患者的最后避难所。他们觉得自己促成的这个多语社会秩序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存在。因为语言是人的本根属性，只有诗歌或背叛才会削弱这个本根。
当然，推想中的文化标准的衰落至少可以上溯到塞缪尔·约翰逊时代，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出埃及记》时代。亚述人无疑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注意力不够长久而忧心忡忡，腓尼基人则因为那些可怜的拼音文字而辗转反侧。有人以反精英主义的时髦名义对确凿可鉴的文化的衰败视而不见，我以为不应该任由这些人去胡闹；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并没有单一的指标可以显示文化的繁荣或衰败。但现政府认为英国文学研究在学校里开展不够，这是十足的机械主义的理解，在这种理解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弥补方案可能严重破坏学生的道德进步和社会能力。如果政府继续推行这些唯利是图、不辨是非的计划，将会产生出一代语法能力强但没有创造头脑的孩子。根据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所恪守的意识形态，语言的本质不外乎就是让人开口说话，诗歌就是琅琅上口的爱国主义，而英国文学就是语义的巨石阵。[4]人们不禁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英文教学事务完全交给国家托拉斯去管。语法和拼写当然属于社会交际的物质基础，我觉得英国的学校老师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但是，要求具备语法和拼写能力是一回事，对地方的、少数民族的以及工人阶级的言语形式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敌意只会使已经有遗弃感的孩子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官僚们都害怕创造性，所以政府总想对探索性强的课程严加防范，集中领导。如果让他们的企图得逞，我们的孩子就会被塑造成他们那种苍白呆板、沉闷乏味的形象。
在这个国家，英国文学研究是与所谓的大众文化同时出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抗击大众文化。但是还有另一层积极意义。我们把如今的解构主义看作谈论文本的一种特殊方式；可是，当初英国学术界看到的曙光乍露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实实在在是一种解构主义。它是尝试着刻写在既成学术建制心脏的某种他性，既是阶级的他性也是性别的他性。当时，在遍布全国校园之外的各种学习班里，英文是深受普通男男女女们喜欢的一门课程。由于盎格鲁—撤克逊的大学教授们很难把所有这些人尽收在他们的教室里（我相信这个缺陷今天已经弥补起来了），这些人很难找到老师。所以大学开始设置英文课，不过，反对开设英文课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从性别看，女性在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校里占三分之二，剑桥英文系就是由现代语言学校发展而来的，牛津大学英文系在头五年里有六十九个女生，只有十八个男生。英文显然成了一个有问题的科目，是一门两性畸形、女人腔的课程，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是科目不明的学科，太轻松随意了，无法予以得当的考核鉴定。这门显示出很大性别倾向的学科刚刚赢得一点儿尊重，就立即被弹压下去了，制度暴力也许对这门非课程的课程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剑桥大学用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朗语言重铸了这项本来是解构的和女性化的危险工程，这是一种肌肉发达有力、道德成熟、具有生殖中心充实感的语言，这一切都可以在现代英国文学经典中真正病理学意义上的大男子主义作家那里找到例证，因为经过这么一番筛选之后，他们再也不那么委靡不振了。只是最近几十年里，被压抑的文学才开始反攻倒算——就是说，我们开始注意这样的事实：如果说文学有一个关注的中心，这中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道德，而是幻想和欲望，浪漫主义理想的止痛膏再也不能遏止这些危险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就没有远离男性统治的语言。研究英国诗歌史的第一人托马斯·沃顿对这一点自有理解，他想把欲望脚本即我们所称的哥特文学从对古典主义的顶礼膜拜中解救出来；他的努力带有启蒙的意思。
就在别人忙着写电影剧本或科幻小说教程或探讨康德和克里斯蒂娃的时候，牛津人却在慎之又慎地反复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的必修课问题。当然，这种迟来之思不是没有其历史原因的，就是说，牛津长期以来，不仅是前理论的，而且是前批评的。连利维斯都不得要领，更不用说德里达了。至少从我二十多年前由利维斯思想盛行的剑桥来到这里以来所浏览到的情况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有些左派可能因为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胆行动包含着俗滥的自由人文主义的东西而把它更为激进的方面打压下去，我不是那种人。亡羊也可以补牢，我想提一些补牢的方法。首先，不要把女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中世纪威尔士文学研究放在等同位置，这种幻想毫无用处。如果没有把文学作品置于欲望的多维环境之中，如果没有悉心研究性别权力的运动及其无意识情况，那么，我们就不用自诩什么关注书页上的词语。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仅只成了对文学写作的系统思考。目前很有一帮异想天开、乖张反常的家伙，他们只想知道阅读的时候读到什么，与那些不反常且很正派的敬畏上帝的良民恰成反面，良民们无需为这些事情多操心。如果把这种系统的思考纯粹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学生无需接受有关专业方法和历史的基本强化训练，那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幸亏医务人员和航空工程师不学我们的样子。牛津的英文专业以其重历史的治学方法而自豪，这种方法通常就是用繁杂玄妙的冗辞赘语编写文学史。但是艺术作品并不是由前面的艺术作品产生出来的。前后艺术作品的承继关系是非常含糊的，它们往往像俄狄浦斯式的孩子一样，想方设法不认父母，即物质的历史。把这些作品放在产生和接受它们的物质条件中去研究：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朋友和同志雷蒙德·威廉斯所讲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意思，这将是针对唯心主义沉疴的一付很有价值的良药，这里英文系的做事方式已经打上了深重的唯心主义印记。
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研究哪些作品呢？我以为，不研究英国文学，而是研究英语写作，这两件事情大不一样。如今的英语没有家，没有中心，而我们的教学大纲却令人失望地没有反映这一事实，到了多佛港那儿就裹足不前了。中心难以为继，就是说，把新殖民的异域花边补缀在宗主国作品之上，已经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恐怕不得不从本根开始反思，我们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已经那样做了。现在的文学涉及电影、电视、录像以及新闻等广大范围，无法想象这种语境之中的文学仍然能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够分毫不差地表示它曾经表示的东西，它的崇高地位能够丝毫不受已经改变的文化环境的沾染。这并不是说，对这种文化可以不加区别地一律放行，也不是说它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激进的东西。堆满英文系的博士论文更多的是写《邻居》而不是纳什，这种情况可能正说明我们成功地害了英文。为什么不研究通俗文化呢？因为它没有价值？可是实际上，即使按照划分经典作品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以电影为主的通俗文化领域的许多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或许还可以补充说，有些作品可以划入经典之列。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反对与审美价值没有多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关系甚大。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想法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下次教师董事会可能通过这些动议吗？（我很高兴地说，经过二十三年的考察期之后，我终于获准进入了教师董事会）实施这些动议需要大量精力，精力有的是。当然，大量精力都投入所谓的博士论文里，造成对时间和精力的不正常的误用。这赌注下得太大了。就文化而言，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时刻，病毒性的人文主义时刻威胁着文明。这种斗志昂扬的意识形态以文雅得体、理智稳健、充分个性和完全独特等名义，竭尽全力地播撒着一种关于人的观念，对最有力地决定着普通生活的因素却一概视而不见。但是这种观念似乎不适用于女人、劳动人民以及有色人种的男男女女。仅靠几次教师董事会不足以撵走这种意识形态，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知识界操劳的事情了。
十九世纪的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英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差，但是有写诗的天赋。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简单化的对立竟然可以高度概括我们的社会史和学术史。我们能感觉，但不会思考，或者说，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力图对整个生活形式提出批判质疑的思想方式。在英国，与诗相对的不是散文，而是雅各宾激进思想。如果说有些人觉得文学理论这个术语像个矛盾语，那是因为对英国人来说，文学可以代替系统的追问，而不是被系统地追问的对象。总是有人敦促修习文学的学生避开抽象，注意个别（我本来想说“具体”，但那是剑桥人的用词，牛津人不用这个词），似乎一旦粗暴地剥去提供不少信息的文化语境之后，这个可怜巴巴的个别之物就不是最干瘪的抽象之物了。不妨再来一次老生常谈吧，关于文学作品的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伤痕的反应，在民族的政治无意识中，这伤痕仍然活着，动着，英国文学批评一直与它进行着魂牵梦萦、没完没了的对话。英国文学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和那个任性的雅各宾主义的孩子即我们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出生的。文学批评竟然登上了英国文化的前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经院学科自动放弃了它们的学术责任。因为关于真理和正义、自由和幸福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如果这种思考求索不喜欢干巴巴的技术哲学或沉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会移置到知识准备还欠充分的批评上来。因此，文化理论（我至少用两个词来称这种批评）被认为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它试图从文学领域内部着手解决认知学科几乎完全推在一边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具有科学严谨性。因此，文化理论是双重描绘的产物：一方面，英国哲学和社会科学明显地把这些问题简化成纯粹的伪问题或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道学家把这些问题移置为只有批评才会以反动的方式提出的东西。
就此而言，文化理论是对当前学术劳动分工的根本挑战，这也是现行体制对它感到头疼的原因。不必跑到牛津之外，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我说到文化的危机，其实，我们遭逢的是更深层的危险。因为男人女人们并不单靠文化活着；就文化的更窄意义而言，大部分男男女女们的生活与文化沾不上边。激进的文化理论家们有许多过错，但是他们之中似乎没有妄自尊大者，正是唯物主义使我们懂得，在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位置。这不是艾莉斯·沃尔克是否比托马斯·曼更伟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华盛顿去估量吧，它眼下正在估量苏联集团的倒台会给它带来巨大好处呢，还是释放出摇动它的全球统治的危险力量。也可以走着瞧，看看昔日的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在降服南方的事业中证明自己是可以长远合作的可靠伙伴，看看这些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创伤性插入是否会真的引起分裂，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枪炮来保护自己。这些事情都与文学经典无关。这些问题的中心不是文化，但文化也绝不在这些问题的边缘。因为研究人类文化就是研究这些世界历史问题如何表现为生活经验的形式，如何穿过能指的行列呈现为象征意义。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与其说关注自身的生存和繁荣最需要的东西，不如说它关注最独特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东西，无法用严格的物质尺度来衡量。但是自我僭越和自我超越的能力恰恰是衡量人性的尺度。
（本文略有删节，全文将发表于“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伊格尔顿文集）
注释：
[1]转引自StefanCollini,“GenealogiesofEnglishness:LiteraryHistoryandCulturalCriticisminModemBritain”inCiranBrady（ed.）IdeologyandtheHistorians（Dublin,1991）,p.247.
[2]转引自ChrisBaldick,TheSocialMissionofEnglishCriticism（Oxford,1983）,p.74.
[3]Ibid,pp.88-9.
[4]巨石阵：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遗址。
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思想家与批评家，主要著作有《从文化到革命》、《权力神话》、《批评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觉》等，曾两次访问中国。
马海良，学者，现居太原。有著译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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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意识形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
一、意识形态与启蒙运动
意识形态概念像现代世界的许多东西一样，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对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意识形态”有点贬义的味道，让人唤起一系列从虚假意识到异想天开、从精神障碍到神秘怪诞等应有尽有的否定性想法。在一般谈话中，如果说某人的思维和说话“带着意识形态”，通常就等于说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是偏狭的，有一套刻板的先入之见。只要他们脱掉这件概念的囚衣，就有可能看到世界的真实样子。但这绝不是“意识形态”原来的样子。“意识形态”的字面意思是对观念的研究或知识，属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梦想，企图像描绘身体的运动那样以一种非常细密的精确性描绘人的心灵，假如那个最为模糊不定的现实的东西，即意识本身，能够被科学地认识．会怎么样呢了假如真的能够将意识运作过程中的某些规律展示出来，也就是能够展示由感觉而观念、由观念而精神概念的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又会怎么样呢？是否真的会有一种与物质完全对立的精神的唯物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古典概念的意识形态最接近的现代概念是心理学。但是也有一个重要区别。启蒙运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关注的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观念，而现代心理学通常不涉及这样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目标不仅是描绘某种称为“意识”的抽象之物，而且（至少对启蒙运动的某些思想家来说）要发现社会思想系统的规律。就此而言，它的含义徘徊于我们所知的心理学和近来所称的“知识社会学”之间。意识形态学家相信特殊的社会观念可以追溯到心灵的某些普遍性活动；但更重要的是使这些普遍性活动能够改变男人女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如果我们能够显示心灵活动遵循着某种联想原理，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使我们把X与Y而不是把A和B联系起来，进而得到能够引向人的尊严、自由和公正而不是迷信和压迫的思想观念。在今天的人看来无疑有些异祥的这一切却反映了一个革命时代的朴素的乌托邦思想，它要扫除形形色色的偶像和迷信，要坚定地把这项战役推进到人的内心圣地。因此，初生的意识形态是心灵工程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它要把心灵和社会的千年牛厩扫除干净，把男男女女们从图腾和神怪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最艰难的解放总是自我的解放；而意识形态科学经过理性时代的欣快体验之后，精神焕发，相信反对牛鬼蛇神的革命必须深入到意识本身这一最隐密的地方。如此一来，与政治王国里的情况相比，意识形态就无异于推翻精神王国里的神父和国王。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就表明意识形态科学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是现实物质状况在意识中的反映。意识形态一词实际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关在牢房里的一个革命贵族戴斯图·德特雷西造出来的。时值恐怖年代，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理性而不是暴力才能解决社会重建问题。理性必须取代宗教；就是说．心灵和灵魂的守护权必须从神父手里夺过来，交在科学专家精英手中，他们可以说就是社会意识的技术人员。安东尼奥·葛兰西从他那个著名的“霸权”概念里看到，政治领域里的任何成功转换都不能忽视对心灵和头脑予以影响的工作。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血雨腥风中的意识形态科学首先着手这项现代工程的系统化工作。因此意识形态属于现代，属于勇敢的世俗和科学理性的新时代，它的目标是把男男女女们从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对上帝、贵族和专制君主的伪崇敬中解放出来，恢复作为充分理性的、自我决定的存在所应有的尊严。它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立志从平地开始重建精神，解剖我们接收和组合感觉材料的方式，以使我们介入这一重建过程并使它朝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口标前进。
如果这一大胆之举激怒了反动派，那是因为它的大不敬搅乱了那些神秘的传奇。心灵无疑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不受那些统治我们的生理、也许还统治我们的社会存在的沉闷的决定性法则的束缚。意识形态对于它的反对者们来说，是一种庸俗还原主义的形式，竭力要把我们的尊严和自律的精髓——意识本身——模式化，使之成为可以奴役的东西。意识形态陶醉干纯粹理性的神话，开始清除人性里的神秘本质，企图把心灵本身变为一种像血液循环那样可以预示的物质客体。简言之，这是理性的疯狂，这是狂妄自大的举动，企图绘制我们把握不了的精神存在的蓝图，而且还怀着控制和操纵它的目的。人类心灵的那些传统守护者们——神父——至少知道心灵是不可侵犯和不可简化的，是上帝亲自刻写在人性之中的东西。现在，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自由堡垒就要被曾经攻破巴士底狱的那些沾着泥巴的手粗鲁无情地攻破了。可见，意识形态这门科学在当年招致的所有恶毒攻击都可以用来反对我们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因为弗洛伊德惹人攻击的地方说到底并不是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关于婴儿性欲或性别不稳定性的启示，而是人类心灵本身现在能像肌肉一样被科学地解剖这一显见的事实；而且不仅可以在心灵上部比较明显的社会性层面（意识）上这样做，也可以在它隐晦不明的无意识深处这样做。
我们现时代的“理论家”和“人文主义者”之争就是这些十八世纪冲突的延续。罗兰·巴尔特曾说：“体系是人之大敌”——意思是人文主义的“人”绝不能被解析和列表显示，要从理论探询之网中漏下去。在十八世纪晚期的英国，潘恩和勃克是标志这场持久战役的两个名字。托马斯·潘恩，他有火热的革命激情，对理性坚信不移；埃德蒙·勃克：认为把社会制度交给理性批判的想法简直是一种亵渎。在勃克看来，人类事务过于繁杂、直觉、模糊，完全是长期习俗和自发习惯的产物，不可能把它们精确地描绘下来。这种信念不可避免地与保守的政治观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社会生活的千头万绪错综纠结、无从把握，那么只有细微的整修和调整、亦即我们所知的那种改革才能避免粗暴地捅坏生活。依这些观点，我们所以不能对社会生活提出激进的质疑，恰恰是因为我们是它的产物，我们愚蠢地全力反对的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骨子里和神经纤维里。激进批判有点像揪着自己的鞋襻把自己提起来的样子，在点像自己审查自己，都是注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况且我们到底必须站在什么地方才能做到这种事情？所以当时的政治现状决定了对意识形态的抛弃，同样，今天“理论”的反对者们也往往是保守的。在现代英国历史上，“意识形态学家”一般称为“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有一种极不协调的意味。知识分子是无血性的临床生物，己经没有了普通的人类情感，大脑里的那些弯弯绕的东西压垮了自发性和直觉。他们是离间的动物，千方百计使我们熟悉的生活形式“变得陌生”，以火星人或人类学访问学者的挑剔冰冷的目光看待这些生活形式。他们就像法国早期的那些空想理论家一样，试图发现我们的直觉所遵循的规律或“深层结构”。这只会削弱直觉，把直觉暴露在一种苛刻的怀疑主义面前，在恶毒的目光之下枯萎凋残。空想理论家和保守派的传统争吵在今天战斗犹酣，一边是激进理论家，他们相信对一特定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批判是可能且必要的；另一边是尼采或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或约翰·杜威们的实用主义后代，在他们看来，这种批判只是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①既然人实际上完全由社会实践构成，怎么会在想象中跳出实践并使之屈从于彻底的批判分析呢？这岂不是眼睛想看见自己看见了什么或企图抓着绳子爬到绳子上吗？
实用主义者反对“意识形态学家”的例证是，如果它执意那样做，就只能站在它要批判的文化之外的某个阿基米德支点上。不存在这样的支点，即使存在，离我们的生活形式也太远了，无法有效地抓住它。在我看来，这是误导的观点。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概念一样，从文化里面的某个地方发动一场激进的文化批判完全是可能的，主要是从那些内部裂隙或故障线发起批判，因为这些地方暴露出文化里隐伏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让实用主义者的指控得以成立，那就肯定要求助干早期的法国理论家。这些人全力把他们的社会置于理性的注视之下。但那是谁的理性，什么样的理性？对他们而言，理性真的就是一种“先验的”秉赋，崇高而不受社会因素的习染。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与他们工程的整体精神是矛盾的，这项工程就是要检查人的心灵到底如何被社会和物质环境条件所制约。而“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理性观念，何以不受自己学说的影响？如果堂皇的意识形态科学只不过是社会状况在意识形态创始人头脑中的一种反映，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把一切都暴露给理性之光，难道不会把理性自身也包话在内吗？难道我们不会发现这种假设为永恒先验的秉赋只是新的社会统治阶级在特定历史时间的理性风格吗？简言之，我们可能发现古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是当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是误以为自己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派别之见。对于我们时代的一些“理论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图塞和他的后辈来说，意识形态是科学的对立面。不无反讽的是，这个概念当初恰恰是作为一门激动人心的新科学而诞生的。对于另外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指自由漂浮于它们的物质基础之上并否认基础之存在的思想观念。这也是一个反讽，在幼儿期的意识形态本来是整个唯物主义社会探询的一部分。对该学科的创始人戴斯图·德特雷西而言，它的确是“动物学”的一部分：是一般“人学”的一部分。那么伊始不久的“意识形态”如何竟然成了在现实世界没有根脚的无聊的抽象、幻想和奇思怪想？一言以蔽之的答案可以是拿破仑。随着拿破仑收紧他的独裁政治控制，法国的理论家们很快成了他的黑色兽；意识形态概念本身进入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他抱怨德特雷西和他的同仁们是“空想家”和“空谈家”，企图毁灭男人女人们赖以生活的给人以抚慰的幻象。不久，他感到每一张床下面都有空想理论家，甚至把他在俄国的失败也归罪于他们。他指控空想理论家用“冗长散漫的形上学”代替“性情知识和历史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指控，因为“形上学”恰恰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空想理论家们的攻击目标。拿破仑和德特雷西的遭逢是实用主义者和不吉祥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狭路相逢。实用主义者呼唤习俗、虔敬、直觉和具体经验，而后者则以毫不留情的理性主义方式把这一切都放在括号里面。意识形态的法国始作俑者事实上并不是形上学家；我们知道，他们相信思想观念和物质环境之间有一种紧密的相互关系。不过，他们的确相信思想观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奇特混合。拿破仑在摧毁他们的信誉的战斗中，正是抓住了他们把思想观念放在第一位的信念，他声称“空想理论家知这个贬义词是他自己为了标记那些对手而发明的，拿破仑指控的核心问题是，过度的理性主义有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在他眼里，这些理论家对理性规律的探询已经走到反而把自己锁在抽象空间的地步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脱离了物质现实。所以说，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轴线发生了偏移，以科学理性主义的同义词而始，以空洞思辨的唯心主义而终。
二、马克思主义遗产
思想观念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无法想象还有人会不相信这一点。但这也不是当然地不言而喻的，主要因为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二元论或观念论把意识和物质世界看作全然不相干的两回事。在法国的空想理论家之前，不少思想家已经以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路推测过气候或生理或民族性对精神的影响；在英国经验主义看来，我们的所有观念都来源于感觉和知觉。但所有这一切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要抓住的东西。意识形态研究不只是关于思想观念的社会学；它要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变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简言之，思想观念被赋予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对世界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传统曾经力图用这些策略当中的一种或所有这些策略来描述意识形态。这一传统的源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里，作者把意识形态看作意识和现实的根本颠倒，这就是他们本人的看法。在马克思这样的唯物主义者看来，意识不可分割地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且从属于实践。对于他们所反对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家们来说，思想观念既是实践之外的自律的东西，又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对手们把首要性赋予观念之后，似乎表明改变人们的精神，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马克思要坚持的是，只有改变产生意识的物质条件，才能改变人的意识。简言之．唯物主义分析与革命政治携手共进。这就抛弃了以真观念向假观念开战的理性主义信条，一并抛弃了与此相关的把意识当作社会现实之源的唯心主义学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拓之举在于抛弃了理性主义、唯心主义和一切单纯的“知识社会学”，通过大胆的重新整合，提出意识本质上是实践的，意识的实践用处之一是生成幻象和神秘，使男男女女们在压迫和剥削之下能够“心不在焉”。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观念在实践中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关系是一种神秘的非关系形式，也就是唯心主义所异想出来的意识赫然独立于一切物质决定因素之外这样一种关系。换种方式说：在阶级社会里的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非联系，而这样的非联系是那种生活形式的结构性特征，并且在那种生活形式里面发挥重要功能。
因此，当我们称某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时，好像不仅称它是假的或欺骗性的，而且还申言它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完成一种特殊的欺骗或神秘化功能。倘若如此，便可以说真观念和假观念一样管用。最后，如果这样想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不啻是我们的统治者们的一个方便之物了，它把无道的权力形式掩盖起来或使之自然化或干脆使之合法化。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所攻击的思想而言，十之八九是形形色色的形而上的奇思怪想，这些观念贬低了物质斗争的重要性。但是这也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的两种大相径庭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张力。一方面，意识形态有目的，有功能，也有实践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似乎仅仅是一堆幻象，一堆观念，它们已经与现实没有联系，过着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明显自律的生活。但张力并不完全是矛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些宗教的或形而上的幻象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它使男男女女们对现实的物质利益产生神秘之感，这幻象因此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力量。但是在许多后来的思想家看来，如果把意识形态仅仅看作“幻象”，似乎就否认了它的物质性，其实，许多我们称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之所以非常成功，恰恰因为它们是真的。当有人津津乐道于温斯顿·丘吉尔那该死的灵活而有力的权术时，他们的话里可能就有意识形态，但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在说谎，《德意志意识形态》听上去好像所有意识形态都是唯心主义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法国空想理论家们的思想或英国经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属于唯物主义，但是并不难指出它们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一传统在其源起之时，就存在着明显的歧义：意识形态东要是认识论问题，关注西奥多·阿多诺所称的“社会所必需的幻象”？抑或是社会学的事情，关注某些观念与权力的交叉方式？思想能够牢牢扎根于物质生活但同时仍然是意识形态？如果像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指独立于物质生活的观念，何以如此呢？难道不是所有的意识其实都是实践的意识吗？
尽管有这些困难，早期马克思认定“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都是统治思想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创新的观点。它肯定了意识和权力之间惊人的直接联系，这就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坚持观念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观点。我们进而看到了后期马克思提出的一个更为严密的命题，即思想观念是斗争的武器，更恰当地说，“意识形态”话语经过一定方式的解码和破译之后，将在凸显和沉默以及断沟和内部矛盾中显示出现实物质冲突的印记。那么，意识形态就是权力的迫切需要所产生或扭曲了的一种思想形式。但是它不仅留下了张力和不一致性的重要踪迹，而且代表着一种遮盖它所由产生的冲突的企图，要么否认它们的存在，要么肯定它们无足轻重或不可避免。意识形态是种种话语策略，对统治权力会感到难堪的现实予以移置、重铸、或欺骗性的解说，为统治权力的自我合法化不遗余力。
这至少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非常当代的理解。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理解也不是没有问题。对于像后期的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们来说，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话语问题，不如说是阶级社会本身的客观结构。对于其他思想家如阿尔图塞来说，与其说它是意识不如说它是无意识。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统治权力的“工具”，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效应，是不同阶级和集团不停地商讨关系的一个复杂场合，而不是一种界线分明、能够截然归于这个或那个集团的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有时把激进的或反对的观念包括在内：如果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为什么列宁赞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为什么许多人想把女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或共和主义说成“意识形态的”？我们暂时只讨论把意识形态看作使统治权力合法化的一套话语策略这样一种观点，并且更深入地探询这些策略的构成。不过，首先要说明的是，“统治意识形态”概念指有效维护统治集团之权力的一整套连贯的观念，这个概念已经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怀疑主义的欢迎，尼柯拉·阿贝克罗彼和他的同仁们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了。①
意识形态经常被看作对一些（通常是不公正的）社会利益进行的合理化安排。我说“通常是不公正的”，因为人们一般以为公正的社会利益几乎不需要合理化处理。不过有些显然不公正的看法也不需要合理化：古代社会并不觉得奴隶制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也没有觉得应该像我们今人会做的那样，用一些披情入理的辩护把它打扮一番。对当代自由市场的绝对拥护者而言，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证自由贸易带来的痛苦：他认为弱者活该倒霉。当然，意识形态的合理化仍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合理化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分析学范畴，可以定义为“主体试图对动机不明的态度、观念、感觉等作出符合逻辑或符合伦理的解释的一种程序和过程”。②是否所有的统治权力都未能感觉到他们的动机实际上真的非常可疑，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有的人行为恶劣，但是对自己隐瞒这一事实，这叫自欺欺人，这个概念在意识形态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的确，统治权力十有八九是言行不一的，语言学家们称之为“行为矛盾”，这种矛盾也许是他们甚至对自己都隐瞒事实的话语功能的一部分。但是应该意识到我们这样说是太仁慈了：统治集团和阶级十有八九都知道他们的行为有多么糟糕，他们只是对属下而不是对自己隐瞒这种真相。有些统治集团所以没有感到他们的动机急需合理化，是因为他们不认为那些动机是可耻的，或者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脸红。在有纳粹倾向的社会学家尤其是《论普通社会学》（TreatiseofGeneralSociology）的作者威尔福道·帕莱托看来，所有的社会利益都是非理性的，因此我们的整个社会话语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明显地用情感的或本能的动机代替了理性信念。理性化可能试图修正意识信念与无意识动机脱节的问题，或者说可能试图解决两种矛盾信念之间的循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同时持有互相矛盾的信念，而这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有趣的方面。）这种合理化方式可以张扬我们的信念并使之合法化；但是有些时候，之所以张扬利益是因为这些利益自身不能合理化，享乐主义者就是以他或她的彻底坦率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苦行僧或宿命论者的世界观可能使被压迫集团的凄惨生活状况得到合理化，但是这样的合理化未必就能推进他们的利益，可以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鸦片。这种情况并不单单是集团的信念与利益不一致的问题，而且是各种利益互相冲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的确应该注意到被压迫集团可能和他们的主人一起全力投身于合理化过程，说服自己相信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就应该受苦，别人也如此，别的选择可能更糟糕。被压迫者进行的这种合理化可能不会扩大他们的利益，但肯定会增进统治者的利益。
根据一般感觉，意识形态既能自然化也能普遍化。意识形态通过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把其实是党派的、争议的、历史的特定价值凸显为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中都如此的价值，因而成了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价值。我们划归意识形态的语言无疑基本上就是干这种事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这种现象看成所有意识形态毫无例外的特征。意识形态经常以“当然！”或“哪还用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说教都这样显摆，即使对那些最忠诚的意识形态信徒来说，也不很明了：比如罗马天主教关于圣母升天的说教，即使对最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也不是一件清清楚楚明摆着的事情。许多人敬畏君主或热情支持跨国资本主义，但他们大概不会愚蠢地相信世界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就会停止运行，也不会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些制度。意识形态总是且到处总是将世界非历史化，使世界显得自然和不可抗拒，这种情况源于一个模糊的假设，以为意识形态根本不能反映自身，就像路易·阿尔图塞所说的那样，它水远不能宣布“我是意识形态”。但“永远不”肯定是太过分了。“我知道我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但我就是不愿看到女人和男人平等”；“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为此而骄傲”；“对不起，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你会介意把那头猪从客厅里弄出去吗？”所有这些陈述都可以作为或忸愧作态或肆无忌惮的自我合理化，但是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只表露出有限的自我意识，任何充分的“自然化”论题都竭力忽略这种自我意识。就“自然化论题”而言，意识形态是弯曲于自身的封闭的宇宙，没有外面的世界，没有其他的选择；也没有起源，因为生就是死。依此观点，意识形态无父无子。但是许多资本主义或父权制的辩护者确实知道存在着替代意识形态，他们反对的正是那些替代意识形态。即使忠于议会民主者也不至于糊涂得相信这种制度在古代巫师社会中就已经非常繁荣。此外，并非所有自然的东西都具有意识形态性。降生，吃饭，性行为，互相联系，时不时的痛苦，欢笑，劳动，死亡，都是人类的自然之事，符合他们的物质构成。所有这些活动的确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推倒它们的自然性，当然某种时髦的文化主义也许对“自然性”一词感到很不自在。任何依法反对我们欢笑的社会都是非自然的，据此可以反对那个社会。当十八世纪欧洲古老制度的统治者们听到“自然”一词时，他们立即伸手去拿他们的传统特权。
正如有些人类实践是自然的一样，有些实践也是真正普遍的。意识形态经常欺骗性地把自己极为特殊的信念抬到全球的或跨历史的普遍地位；但这种做法有时也是对的，例如，自由主义学说坚信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正和尊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的社会运动或阶级在它们第一次以革命的面口出现时，往往以所有利益的代表而自居。有时也许有些神秘化，但有时也确实不假。如果父权制被推倒的话，最终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甚至也符合男人的利益。
许多意识形态理论把意识形态看作挡在我们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屏蔽或障碍。只要我们能跨过这道屏障，就会看到现实的真相。当然，观察现实时，只能通过特定利益或观点框架之内的一个特定视角，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所有思想和感觉实际上都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但这无疑会把这个术语扩展到毫无用处的地步。任何术语如果想包罗万象的话，就有删除一切进而毫无所指的危险。“意识形态性”并不是“文化性”的同义词：更准确地说，文化实践与政治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权力是否统治权力或是否一直且到处牵涉自然性、虚假性、神秘性，使不公正得到掩饰和合理化或社会矛盾得到欺骗性的解决，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理论中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意识形态基本上指“一种看待事物的特定方式”、甚至指“一套教义式的信念”，那么它在利益方面的作用立即就降低了。尽管在一定条件下，的确没有非意识形态的信念，但我们不会把一套关于羊是否比黑线鳕好吃的信念称为意识形态。这完全要看谁对谁说什么话，说话的意图如何和效果如何。简言之，意识形态不单单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讲出的命题之类），而是一个话语问题，是置身于历史当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流。而且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倾斜的、偏执的、派别的话语问题，因为人类话语都如此。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把意识形态看作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屏蔽或障碍这种观念上来吧，也许这屏障是由社会利益和“虚假意识”竖起来的。这种屏蔽模式是建立在现象与实在之区分上的：认为事物的实在状态存在于外面的某个地方，但是我们以扭曲或模糊的方式把它再现给自己或别人。有一个心理学的类比或许更适合这种情形：在那边是实在，在这边是关于实在的一些奇思异想。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这种二元对立：对他而言，我们所称的“实在”本身被心灵的奇想所洞穿，这个实在一如我们的意识知觉，只是我们的无意识欲望的一个建构。把现象看作实际真实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我们为了看到事物真相而可以拉在一边的屏障，这一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资本论》的经济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马克思后期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是这样做的。马克思所要坚持的是，意识形态错觉不仅是扭曲了的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而且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物质结构固有的东西。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把它的本相呈现给我们的意识，正是它的这一本性使然，这种现象与实在的脱节是它的结构性特征，是它的日常运作的必然效果。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工资合同牵涉到剥削，但是它自发地显示为一种平等的交换。竞争使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方式变得模糊起来。男人和女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被“商品拜物教”的追逐掩盖起来了，实际的社会交往采取了商品相互作用的形式。对青年马克思而言的虚幻怪异的意识形态现在被叠进物质世界本身，不再停留在意识之内，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日复一日的运行当中。资本主义的结构里筑进了一种虚饰性或两重性，只能呈现与实在相抵触的现象。这是一个很有启发的理论。但是它也没有涵盖意识形态的全部意义，而且（还有一些暧昧不明的认识论观点）它可能会把意识形态简化为经济。从乔治·卢卡契到路易·阿尔图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一般都对经济还原主义作出强烈的反应，力图恢复文化、实践和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位置。这一派的关键文本也许是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32)，它大胆而出色地把社会意识的重要性重新引入受到经济决定论侵扰的马克思主义。对卢卡契而言，社会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仅是对社会条件的反映，而且也是社会条件内部的一种改变力量。思想和现实是同一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特定社会阶级有能力支配其他阶级．那是因为它已经把自己特有的意识或世界观加诸它们身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遭到普遍的物化，成了一堆互相分立而隔绝的单位，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隐而不见。抓住这个制度的动态的总体性并意识到自身在其中的商品地位，这是符合主体阶级——在这里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工人阶级的自觉时刻就是社会变革的时刻，它把自己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认识到它以自己的劳动造就了这个社会，同样也因自己的劳动而被这个社会视为隔膜的异类。它要通过革命行动重新得到异化了的产品。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创新之举，卢卡契用黑格尔哲学的主体重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无不受其影响。然而卢卡契的学说也有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其一，他以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式，认为最好把社会阶级看作“主体”，每一个阶级主体都有自成一体的意识形式。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阶级意识”都那样纯粹和统一：也许最好还是把意识形态看作各种社会集团和阶级进行斗争和谈判的场地，而不是各个阶级内在的某种世界观。其二，卢卡契把整个社会生活之内的“意识”看得过于重要。意识形态可能是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肯定不是获得统治过程中最要紧的东西，政治统治更多地是一个物质技术问题。不过，卢卡契学说很有意义的地方是他的“虚假意识”理论，它提出了一些认识论难题。他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真理和谬误观，作为一种反动，卢卡契把真理置于一个历史地“进步”的阶级最有可能具备的意识之中。真理不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东西，而是阶级意识的一种实践功能，这个阶级必须按自己的利益比前面的阶级把握更加动态的社会总体性。真正危险的是相对主义：真和假与特定社会阶级的历史环境捆在一起，而不是与人与事无关的真和假（我们可以想到许多这类命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卢卡契认为非进步阶级的意识是虚假的，是扭曲现实的形象。相反，他相信资产阶级的意识真实反映了物化的和原子化的社会状况，发现自己就处于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中，因此有趣的是，“虚假意识”与其说是不符真相的看法，不如说是符合假相的反映。“假相”的确是一个颇为棘手的东西，但卢卡契谈的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会意识观，可以说，这种意识保持着最大可能的真，只是在结构上受到它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依此观点，意识形态话语不单单是虚假的或神秘的，实际上，它在讲出一些的的确确的真话时，发现与自己的思想方式中固有的某些限制或边界相抵触，反映了历史现实本身存在的限制和边界。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到了现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成了“问题框架”概念。
另一位伟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对意识形态概念几乎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归在涵盖面更大的“霸权”概念之下。在葛兰西看来，霸权意指统治阶级为获取被统治属下的认同而采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意识形态肯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过程还包括许许多多其他措施。的确，葛兰西之所以提出霸权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令人沮丧地贫困化了，社会意识基本简化成单纯的经济条件的反映。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图塞后来要做的事情是，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某些方面进行一种新颖的理论综合，把葛兰西和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揉合在一起。在阿尔图塞看来，意识形态主要活动在无意识层面上，其功能是把我们组合成担当一定社会任务的历史主体，把我们拉进与社会制度的一种“想象的”关系之中，让我们相信自己和社会制度都是中心所在，谁也离不了谁。因此，意识形态并不虚假，首先因为这种关系是无意识情感和形象的问题，与真假命题无关；其次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实践和制度之内进行的——阿尔图塞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实在的东西．阿尔图塞认为，“意识形态”问题框架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把我们送回到起点的封闭的宇宙，科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它截然相对。意识形态使我们成为双重意义上的“主体”，它通过说服我们内化一种压迫“法则”来建构我们的主体性，但是由于它如此一来就成了主体的本根，成了生活经验本身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是所有社会的一个基本方面，即使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阿尔图塞提出了几个很有挑战性的论点：意识形态与虚假无关；它的无意识性超过意识性；它是主体性的中介；它是一个仪式实践问题，而不是意识信条，它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结构上是不变的。他把整个意识形态问题放回到激进思想的中心位置，同时全力推翻激进思想里的许多先入之见。
三、意识形态和非理性主义
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获得该领域理论家们的普遍认同，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更是如此，他的许多见解都是存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对西奥多·阿多诺来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思维”，无情地擦掉精神层面上的差异和他性，正如商品交换擦掉物质层面上的差异和他性。对美国社会学家马丁·塞林格而言，意识形态最好看作一套以行动为指归的信念，它的真或假、保守或激进无关宏旨。①包括于尔根·阿贝马斯、尼柯斯·濮兰查斯和艾尔仪·戈德纳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把意识形态完全看作现代的、世俗的、准科学的现象，与早期形形色色神秘的、宗教的、或形土学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相反，卡尔·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看作本质上与时代要求不再同步的过时的思想形式。对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有“系统地扭曲了的交流”（哈贝马斯）,“符号的封闭”（后结构主义）,“语言和现象现实（phenooenalreality）的混合”（保罗·德曼），以某些意味深长的空缺和省略为标记的话语（皮埃尔·马歇雷）。对于像卢卡契和他的弟子卢西恩·戈德曼这些人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遗传”问题，其真实性在于将置身的历史阶级或状况。在另一些人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是一切言说所产生的效果问题。许多理论家现在认为意识形态陈述的真理价值与这些陈述的意识形态归属没有关系。也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可能包含着重要的真理，但真理已经被社会利益或当务之急的行动损坏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史可以参照它的对立面来写，包括“看到现实本相”（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和“总体性意识”（卢卡契）,“科学”（阿尔图塞）和“对差异的承认”（阿多诺）。意识形态可以是一套非常精细的理论（托马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一套自发自动的习惯（亦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所称的hobitus)，它也能非常笼统地指“受社会条件或社会利益制约的思想”或过于狭窄地指“助长无道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伪观念”。这一术语可能是贬义的，比如在马克思和曼海姆那里；（有时）也可能是积极的，比如在列宁那里，或者是中性的，比如在阿尔图塞那里。卢西恩·戈德曼等人会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高度结构性和内部一致性的形态，而像皮埃尔·马歇雷等人则认为意识形态是无形的和散漫的。①阿多诺把意识形态看作虚假的同质性，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认为它的基本姿态是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①也有像肯尼思·米诺格那样古怪的右翼学者认为左翼分子有意识形态，而保守人士看到的则是事物的本来样子。②
意识形态诸理论的目标之一是解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们会持有一定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考察了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管把这种关系看作反映还是矛盾，一致还是脱节，颠倒抑或想象性建构，这些理论都认定人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地感觉、推理、欲求和想象，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也许因为他们被你死我活的派别利益所左右，也许因为他们被这个社会世界呈现自身的虚假形式所蒙蔽，也许因为虚妄幻象的屏障挡在世界和他们之间；然而，路易·阿尔图塞提醒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某种想象性的错觉实际上就潜伏在人的主体性结构之中。在阿尔图塞看来，如果没有这种错觉的话，人就根本不能发挥社会要求于他的功能；因此这种缺陷或错觉对于我们的本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是人类动物结构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派别的利益可以被消除，虚幻的屏障可以被搬开，社会的结构可以被转换；但是如果意识形态就置身于我们的存在之本根，那将是一幅更为灰暗的画面。阿尔图塞的观点有意无意地包含着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对尼采而言，一切有目的的行动都离不开安慰性地把我们虚构为统一的自我，离不开对决定人之存在的那些偶然的、芜杂的、可耻之事的必要的忘却。对阿尔图塞来说，意识形态的“想象的”自我是统一的，因此它才能执行基本的社会行动。但是“理论”不祥地意识到这种统一是痴人说梦，人类主体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只是一些解拆了中心的成分的集合。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只有压抑进入我们的存在的决定之物，才能成为主体；这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个深刻见解。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要成为主体，总是因为成功地穿越了俄狄浦斯伤痛；但是为了有效地穿越，必须压抑那个可恶的戏剧，打开我们自身里面的所谓无意识，把不知满足的欲望赶到底下，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忘记是我们的“正常”情况，记住只是忘记了忘记，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有一种原罪的东西长期以来斜眼盯着人类．结果所有的知觉里都有错觉，所有的行动都包括着无能，所有的认识都包含着谬误。在我们这个时代，后结构主义就是这条思想路线的代名词。不过，这种特殊话语只是悠久的后浪漫主义传统的最新阶段，那个传统起自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中经弟子尼采，后到弗洛伊德和一大群二十世纪思想家。对这个世系的思想家们来说，不能真的谈虚假意识，因为所有的意识本来都是虚假的；谁谈意识，谁就是在谈虚幻、歪曲、间离。理性只是一种笨拙的工具，服侍意志〔叔本华）、权力（尼采）或欲望（弗洛伊德）；因此它必然不得要领，自我欺骗，可悲地看不到决定自己的深层因素。弗洛伊德无疑也继承了启蒙运动的大量遗产，勇敢地相信“谈话治疗法”，用分析的力量摆正我们的不满足。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非理性主义”传统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无用的概念，因为它总不免包含着称为意识精神的那些东西。现在，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畸型怪物，被一种无法跨越的深渊从它梦想拥抱的现实中分隔开来。
这一哲学传统似乎不容置疑地有力抓住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某些情况。但是也可以说启蒙运动偏执于狂傲自大的理性主义，过于急切地把那些琐碎具体的社会机制推在一边，正是那些社会机制造成了压迫观念控制下的男男女女们的衰竭并成为自己不幸和苦难的共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非理性主义”传统从根本上纠正了一种以为只需理性地重新组织社会就能解放我们的精神的庸俗观念，同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形态，按照人类意识的本来结构使非理性的特定形式自然化和普遍化。如果所有意识都是虚假意识，这就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术语；这是为什么在后现代很少谈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气候总的来说对真理之类的概念不太放心，怀疑它们是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的东西；而且如果不能谈真理的话，依逻辑也就不能谈谬误。进一步说，如果要鉴别一种意识形态观点，就需要牢牢地抓住真理，看到事物的本相；但是由于所有此类要求均为认识论的狂猖表现，所以没有必要谈意识形态。对此的第一个回答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意识形态关心话语的功能、效果和动机，至少也同样关心它们的真理价值。第二个回答是，以为只有得到某种绝对真理，才能发现和确定虚假、扭曲或欺骗，这显然是一种谬见，如果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个回答是错误的话，那恰恰是挖自家的墙脚。绝对真理观不啻是一种唬人的东西。我们无需感悟到柏拉图的理式就可以感觉到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不尽如人意的社会制度。大部分意识形态理论都认定，被压迫和被剥削民族只有知道社会制度如何运行以及他们如何立身于其中，才能解放自己。所以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与其说是“科学”或“总体性”，不如是说“解放知识”。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制度出于自己的利益，阻止被压迫者知道它的运行真相，为此而不择手段，其中包括拜物教、神秘化、自然化等。有人把这种精确的知识看得至为重要，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境况；也有人（其中就有后现代主义学者）能够承受得起认知的不确定性。在虚幻和蒙昧状况下，寻求一种真实的自我理解是需要一些美德的（诚实、实事求是、坚韧等），解放知识既是认知的也是伦理的，沟通了伊曼纽尔·康德宣称不可逾越的鸿沟。
后现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世界，也曾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当然，只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才会这样看。美国的福音派教会、埃及的原教旨主义、北爱尔兰的联合主义或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大概不会这样看。有些意识形态（例如新斯大林主义）可能已经崩溃了，而其他的（父权制、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仍然像病毒一样纠缠不休。我们必须深思一个异常的反讽，在一个被强力的、有时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竟然决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结束。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已经习惯了与大部分人的生活世界拉开一段距离，也部分地反映了他们把媒体和步行街错认成社会现实。这也是时髦的新尼采主义热的后果：如果权力、欲望和派别利益就是现实的货色，何必杞人忧天地谈什么意识形态，好像它们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似的，或者好像它们竟然能被改变。但这也是资本主义性质发生某些变动之后的结果，古典资本主义曾力图通过道德价值的修辞力量来证明它的正当性，但是如今的资本主义一般都满足于自私自利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终结”本身就是十足的意识形态：它想要我们完全忘掉寻求道德正当性，一门心思地好好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意识形态终结”的气候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终结”。“终结”的结果是，苏联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而美国则看到了事物的本来样子。把坦克派到匈牙利去是意识形态迷狂的一例；颠覆智利的民选政府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
非乌托邦观念往往认为世界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了，所有的异见都被它包藏了，所有的斗争都用纸包上了，所有的叛逆都不可思议。对有些人而言，这并非天方夜谭，论据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迷迷糊糊的电视迷的世界，电视迷们早已被诱入麻木认同的状态。依这种全盘否定论，统治我们生活的权力现在已经彻底内化了。的确，任何统治意识形态如果要成功的话，就必须以此为不二目标，因为仅仅赢得男男女女们的表面服从是不够的。最理想的是，他们的内在存在与那个权力同一，这样，对它的叛逆就等于自我僭越。权力必须与我们的主体性的形式合而为一。像米歇尔·福柯那样的政治悲观主义者的确认为，实际上首先制造了主体的正是权力。法则必须刻写在我们的身体上和心灵里，它不仅要求找们被动地去宽容，而且要求我们热诚地去拥抱。它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诱导我们接受压迫，而且要我们高高兴兴地同谋此事。并没有强迫女人待在父权制之下，她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她们的罪衍感，卑弱的自尊心，错了位的责任心，少气无力的情感，对移情别恋的恐惧，对性征退化的焦虑，对类似处境中的女人们的同病相怜，等等。法则不会满足于纯粹仪式的服从，它要我们正眼看着它并悄声说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的境况真的如此，那么骂娘的愤世疾俗者就是对的。然而，精神分析学提供了精辟的理由，使人们相信这种无上权威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幻象。首先，并非所有的权力或权威必然地是压迫性的：如果正确的手正确地使用它，它就能成为人类福祉的源泉。第二，自我与超我（或内化了的权威之源）永远是矛盾的，自我被恐惧与情愿、义务与异见、认罪与积怨撕扯着。所有的统治压迫形式都暗自知道，它只有获得被降服者的积极认可，才能生存下去；也知道这种认可的任何较大的撤回都将使它软瘫。当一个无道权威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时，它就往往不得不依靠强制措施；但是它会因此而蒙受巨大的信誉损失，更为彻底地疏离它的那些主体。这种权威也都知道男人女人们如果认可它的话，那是因为其中有某种对他们有利的东西；这东西不管如何微不足道，只要能使他们知足就足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个体们十有八九将拿出英雄的气概来抵挡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当它不再给予他们任何这样的满足时，他们就要造它的反，正像黑夜后面必然是白天。因此，把世界看得一团漆黑是错误的。不过，倘若以为是某种全能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我们的困苦处境，那也是错误的。人们之所以驯服地默认某种无道的社会制度，绝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服服帖帖地内化了这个制度的价值。许多英国人都接受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但似乎只有少数人真的认可她的价值。而且人们为什么选了同一条路线，还有更无聊猥琐的种种理由：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太忙，要为孩子、为工作操心，因为他们被反对一个具体政权所带来的后果吓坏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是说服人们宽容不公的处境。但是这可能并非主要的作用，而且它这样做时从来不是没有斗争的。
*本文是1994年为朗曼文学批评读本中的意识形态专题写的介绍性文字。——译注。
来源：《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作者：（英）伊格尔顿
译者：马海良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知识分子图书馆）
其它引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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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勺解毒剂（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一勺解毒剂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第2卷，第206-208页。本文前半部分首次发表于《公社艺术报》1918年第4期，后半部分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据作者的第一个妻子卢那察尔斯卡娅在1959年4月26日给《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称：本文是作者同列宁一次谈话之后写就的。列宁知道《公社艺术报》上发表反对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言论之后，“建议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上取缔这种言论”。卢那察尔斯卡娅的信还指出，作者当时不知道《公社艺术报》编辑部没有发表本文的后半部分。后来他想把全文收进某一个集子里，但全文原稿散失了。这份原稿最后在卢那察尔斯卡娅清理作者的文稿时才找到。
我比较接近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公社艺术报》第一期感到莫名其妙。[1]毋庸讳言，在北方省教育委员部和该部所属造型艺术局全体人员中，甚至为此而发生了小小的冲突。
我承认，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人们对我说，在艺术事务中，委员部的政策是严格规定了的。人们对我说，在保卫所有艺术古文物方面，有时竟花费如此多的英雄们的力气，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甚至受到许多责难，似乎我们是在保护“贵族的东西”，这也不是毫无道理。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委员部的机关刊物把从亚当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全部艺术成就说成是一堆必须加以抛弃的破烂。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我宣布过几十次，教育委员部对待艺术生活中某些流派的态度，应当是公正的。有关形式问题，人民委员以及政权的所有代表的趣味都不应当算数。让一切艺术家和团体自由发展！不允许一个派别排挤另一个派别，不管这个派别具有先荣的传统，还是拥有时髦的成就！下列的情况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见得太多了：匆促行事的风气往往会提出一些新鲜玩艺，力图尽快地把旧东西变成废墟；后来，后辈人又为这美的废墟哭泣，藐视那些急功近利、不久前还称王称霸的人。找们也常常看到相反的情况：任何不朽的艺术柯歇尔[2]都妨碍别人的生活，他挡住了幼小植物的阳光，使它枯死，从而妨害人类精神的发展。
如果工农政权给了艺术家-革新者以重大的支持，那么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他们确实受到老前辈无情的排斥。更何况，未来派首先帮助了革命，是所有知识分子中最接近革命的人，最同情革命的人；他们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自己是很好的组织者。我期望这些挂照广泛的计划组织起来的“自由艺术工作室”[3]和众多的省和地区的流派获得最好的成果。
但是，如果艺术家-革新者完全自命为国家的艺术流派，自命为官方的艺术活动家（即使这种艺术是革命的，但也是由上面操纵的），那就糟糕了。
总之，在本报刊登此信的新版面上，有两个特点使人有些不安：对待遗产态度上的破坏性倾向和既代表某一派别说话，同时又代表政权说话的意图。
不过，我希望为报纸感到不安的人对这一切不必看得太重。好斗的未来主义者普宁在杂志的后院（杂志的正门装饰着马雅可夫斯基的气愤若狂的塑像[4]）全力地为拯救姆斯乔拉的圣像绘画传统而奔忙，并因地方政权禁止从姆斯乔拉运出圣像而感到不安[5]。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可以使大家相信，革新者中间真正有才能的人都清楚地感觉到、甚至意识到，在古物里面有着多少美妙的和令人神往的东西，当他们傲慢地咒骂一切古物的时候，却象玩弄恶作剧的人那样彼此会心地微笑，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是青年人的一种做作，遗憾的是，他们还以为这种做作同他们很相称。即使就是普宁那篇论述未来主义的投掷炸弹的小文章，也证明他是懂得必须停止孩子式的恶作剧的[6]。
但是，现在马雅可夫斯基却真使我担心[7]。
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诚然，在其过于粗鲁但是有力的、有趣的新形式后面，实质上却隐藏着他那十分陈旧的思想和趣味。马雅可夫斯基的抒情诗是什么呢？除了青年人的自命不凡外，还有一种由于失恋和怀才不遇而引起的低沉情调。这是新鲜事吗？我从未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里（我是喜欢读他的诗的）读到一点儿新的思想，没有看到其新思想的一点点火花。当他从抒情的浪漫情绪的老一套转到革命的集体主义上来时，我曾为这一重大的进步感到高兴。如果撇开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单就内容来衡量，那么这内容似乎是太过于贫乏了，而且几乎没有一点儿新的意境。
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可以期望将来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大大地成熟起来。而在形式技巧的特色方面，他已有很高的造诣了。
使人担心的就是他的不成熟的时间延续得太长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还是一个未成年的花花公子。
其实，如果是一个淘气的孩子，每隔十分钟象敲打土耳其大鼓那样捶打自己的胸脯一次，扯着公鸡般的嗓门宣称：“我是天才，你们大家瞧瞧我吧：这就是天才”——那是可以原谅的。
如果一个淘气的孩子忌妒诗坛的前辈，因而不能不带点憎恨地谈论他们；他觉得伟大的先人以其永垂不朽的作品可怕地妨碍着他自己的作品的成就；他希望看到自己在荒芜的大地上和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们中间是第一流的大师，轻松愉快，无人匹敌，——对于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勉强原谅。不仅是伟大的新发现，就是想出一句甜蜜的空话，也可以以自己的独创性使人惊叹。
但是，这一切行为对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来说，就不能原谅了，而马雅可夫斯基应该是成为这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时候了。
天才就要象个天才。天才总是为一切美所感动的，天才对待别的天才总是宽宏大量、充满兄弟情谊和温和的，天才不能说出比方象马雅可夫斯基弄脏自己的嘴的那种向普希金挑衅的无聊的废话来[8]。
我知道，这种自我吹嘘和玷污圣殿的变态现象，这种带着白杨楔子[9]在大墓之间奔忙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青年的才能被禁锢得太久了。但是，一切都有个分寸。如果马雅可夫斯基继续千番百次地重弹老调——吹嘘自己，辱骂别人，那么，请他相信我的话：他只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我真心地喜欢他的巨大的才华。我为他的才华向革命的内容方面转变而感到高兴。但是，当我听到那雷鸣般的自吹自擂时，当真正平庸的、而且只有无能之辈才会有的那种歌声（对于应该享受荣誉的人的忌妒）开始时，我就痛楚地觉得有伤体面，并不得不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耻辱而感到不快。
这个大有希望的人的这种不幸的弱点使许多人感到不安，我曾对他们说：“别着急，现在他已经交上好运了，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再也不需要黄色的女式短衫——忌妒和做广告用的女式短衫了。”
可是我感到伤心，在《公社艺术报》的第一页上，我又碰到了穿着这种可笑而又可惜的服装的可爱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
李辉凡译
[1]《公社艺术报》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造型艺术局的一个周刊，1918年12月7日至1919年4月13日刊行于彼得格勒。该杂志最初几期实际上掌握在一群未来派手中。马雅可夫斯基、勃里克、普宁等都积极参加了该报工作。在发表《一勺解毒剂》一文的第4期上，同时刊登了《编者的话》，企图推翻卢那察尔斯基谈到的报刊人员中存在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倾向，以及他们想代表政权说话的意图等意见。——原注
[2]柯歇尔，俄罗斯神话中一个恶毒的老头子。据说此人拥有宝藏和长生秘方
[3]国家“自由艺术工作室”于1918年秋在彼得格勒成立，取代披撤销的旧的艺术科学院。
[4]指马雅可夫斯基在《公社艺术报》第1版上发表的诗歌，《给艺术大军的命令》（第1期）、《且慢高兴》（第2期）和《诗人-工人》（第3期）。
[5]指刊登在《公社艺术报》第3期上的一篇短评《圣像生产》。文章说：普宁受造型艺术局委托访问了姆斯乔拉镇，目的是考察姆斯乔拉的圣像画派。
[6]指《投弹与组织》一文（《公社艺术报》1918年第2期）文章说：未来派现在已没有从前的战术的重要依据……现在是坚持一致的斗争手段——艺术恐怖手段。
[7]卢那察尔斯基认识马雅可夫斯基是在1917年。卢那察尔斯基当时就高度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杰出的诗才和鲜明的个性。
[8]指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且慢高兴》，载《公社艺术报》1918年第2期。
[9]古代迷信的做法：在巫师的坟上钉一个白杨楔子。镇住巫师，使他死后不再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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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未来主义（М．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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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未来主义
М．高尔基
编者按：选自高尔基：《文学批评论文遗稿》，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41年，第71-73页。
这篇短文是《杂志中的杂志》编辑部就这个题目约请高尔基撰写的，曾刊登于该杂志1915年第1期，第3-4页。原文附有原编者按语：“鉴于报载马克西姆·高尔基在未来派晚会上的发言所引起的混乱，《杂志中的杂志》编辑部特请这位名作家阐明他的观点。”
俄国未来主义是没有的。只有伊戈尔·谢维里亚宁、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卡缅斯基。其中有些无疑是天才人物，他们将来在除去莠草之后，肯定会成长为一代名人。他们虽然孤陋寡闻，但是无疑将开始思考，开始工作、学习．他们挨了很多的骂，这肯定会铸成大错。需要的不是骂他们，而是温和地对待他们，因为甚至在这片叫喊和谩骂声中也有肯定的地方：说他们年轻，不因循守旧，希望有崭新的、奇特的语言，这显然是一个优点。
还有另一方面的优点：艺术应当走上大街，到老百姓中去，虽然这一点他们做得实在太糟糕且这可以原谅。他们还年轻……年轻。
我们不会忘记十五年前成名，现已成绩卓著的大诗人勃柳索夫和巴尔蒙特。
在俄国毫无疑问没有这样的未来主义：它的始祖是意大利未来主义及其代表马利涅蒂。他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有天赋的艺术家，他把意大利古风的刻板模式付之一炬。你们都理解：那里的博物馆、宏伟的建筑、已经过时的昔日文化和思想的胜地比比皆是，使人喘不过气来。必须从高大的穹窿之下走开，必须从这个外壳里跳出来，所以马利涅蒂以自己的天才和五彩缤纷的语言的力量感染着青年，并引导他们铤而走险。这是无法制止的。而在我们这里，在俄国，没有古风的地盘，古风没有叫我们喘不过气来……①[1]
而他们这个吵吵嚷嚷的、大喊大叫的、不知为什么自己命名为未来派的歌舞队，将做出微小的——抑或巨大的！——事业来，这事业的幼芽就要破土而出了。让他们去喊，去骂，去狂吧，只是不要沉默，那死一般的、冰冷的沉默。
很难说他们将成为什么，但是我希望并相信，这将是一批新生的、年轻的、清新的歌手。我们等待他们，我们祝愿他们。
是生活本身，是现代的条件产生了他们。他们不是早产儿，他们是瓜熟蒂落的婴儿。
前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他们，都是些活泼的、真正的人．你们知道，未来派并不象他们自己所表现的和批评界所形容的那样可怕。
就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例——他年轻，只有二十岁，他大喊大叫，豪放不羁，但是在他身上无疑地潜藏着天才。他应当工作，应当学习，并且将会写出真正的好诗来．我读过他的一本诗集。有某种东西吸引了我．它是用真正的语言写的．
……②
巨大的、广袤的俄罗斯，……
……③在俄罗斯有多么伟大的创举，有多么无穷无尽的力量。您就拿俄罗斯人来说。他萎靡不振、蔫头蔫脑的。什么也不明确，什么也不决定。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在众多的俄罗斯百姓身上，没有个人面貌，没有性格特征。
……④
我们的未来派不论怎样可笑和刺耳，但是必须给他们敞开大门，因为这是一些呼唤走向年轻的新生活的年轻歌手。
我们的青年经受过一段长时间的非常时期。起初曾经发生过自杀的流行病，它夺去了许多年轻的和天才的生命；接踵而来的是性的问题，它完全毁坏并且终生永远地戕害成千上万的心灵。
我相信，现在的青年对于世界负有使命，使生活中恶劣的病态空气为之一新的使命。他们应该抛弃许多无用的、多余的东西，治愈自己不太健康的心灵，那时他们才会聚集力量，浮出于空幻和纷乱之上。
雷声译
[1]①②①②③④此处为检查机关所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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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摘录（А．勃洛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日记摘录
А．勃洛克
编者按：勃洛克的这篇日记选自《勃洛克全集》，第7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913年〕3月25日
我们在西林[1]对伊戈尔·谢维里亚宁谈论得很多，昨天我还把他的书读给妈妈和姨妈听。现在我收回许多说过的话，过去我对他估计过低，虽然有时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朝气的、尚未成熟的天才。他会走向哪里，这还难说，也难说他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没有主题。上帝保佑他。
这些天举行未来派的辩论会，会上大吵大闹[2]。我就没有打算去参加。布尔柳克兄弟[3]我还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使得我望而却步。我担心那里（在Д.布尔柳克身上）更多的是蛮横无礼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就整个未来派来说，它或许是比阿克梅派更为重大的现象。后者虚弱得很，“趣味”使得古米廖夫笨拙不灵，他知识多而包袱重（从莎士比亚到……特奥菲尔·戈蒂耶），而戈罗杰茨基则被当作有声望的首倡者看待，我想，古米廖夫经常为他感到难为情和厌恶吧。
未来派首先已经产生了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我看赫列勃尼科夫恐怕是个主要人物。古罗值得注意。Д.布尔柳克这个人更厉害。这是一个比阿克梅派更加现实和更加有生命力的流派。
皮亚斯特两次辩论会都参加了，他会讲给我听的。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4]郁郁不乐，近日他将到别处去呆一些时候，今天将和他见面。彼拉盖雅·伊凡诺夫娜[5]的嗓子还没有好。
我介绍热尼契卡和阿诺索娃认识，他将帮助她，她又在写那种悲观失望的信了。
我的书秋后将可在西林出版．梅特涅尔[6]“将不表示反对”。
鲁曼诺夫打电话来，想和我商量一件事，他建议（如我同意）在《俄罗斯语言报》上给梅列日科夫斯基以答复。
热尼亚顺路去看喝醉了洒的画家，可能也到阿诺索娃那里去过。他代替我和姨妈一起去听《西格夫里特》（马特维耶夫）。
皮亚斯特来电话，给我讲了未来派的事。昨天的海报上写道：要把文学从污泥中解脱出来，这是安德烈耶夫、索洛古勃、勃格克等人使它陷进去的……他将到莫斯科去与恩-杨科夫打官司和办别的事，并想和楚尔科夫见面。
到英吉利滨河大街十二号[7]。在那里先是听留声机，放瓦莉娅·潘宁娜和夏里亚平的唱片，瓦莉娅·潘宁娜唱得好极了……然后谈到未来派，谈论伊戈尔·谢维里亚宁，谈到秋后我的将要出版的书，还提起不必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去给他读《玫瑰花和十宇架》，他本人很快就要到这里来。
收到亲爱的[8]寄来的信，她让我把春天穿的衣服——一只黄色的木箱——寄给她。
我的面容衰老得很快。我很不安．晚上（应邀）“我们的剧院”，演的是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和佐诺夫[9]坐在一起。演出在很多地方都很好，虽然缺点也很多。主要的，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有一种充满热情的和年轻的精神。很卖力。费季耶娃象往常一样很迷人（天生粗俗），演得不好，穿着男人的服装，走起路来象一个村妇。此外，她说的话太俄国化。在《卡尔莫洛妮》[10]里演国王演得不好的演员，演特鲁法金诺[11]演得不坏。剧中插进去的许多东西是格涅辛写的，有唱歌，甚至有即兴的东西。观众掌声热烈，演出获得真正的成功。作即兴发挥的，是那个演莫扎特演得很坏的人，他虽然故作天真，有的地方比较庸俗，但演可爱的和“仁慈的”主管人演得很不坏。
妈妈那里有客人（亲戚）吃午饭，他们一直呆到晚上。我从剧院回来后，和妈妈通了电话，烦闷呀，真烦闷。
亲爱的，明天给你寄木箱，上帝和你同在。
张捷译
[1]西林，出版社名，创办于1912年12月。
[2]1913年3月23-24日，未来派的《青年联盟》在特罗依茨克剧院举行了两次公开辩论会，其主要发言人分别为Д.布尔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当时马雅可夫斯基曾对象征派诗歌，特别是对勃洛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3]即Д.布尔柳克和他的弟弟И.布尔柳克。
[4]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捷列先科，西林出版社老板，1917年曾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1912-1914年间与勃洛克较接近。
[5]捷列先科的姐妹。
[6]Э.梅特涅尔，穆萨梅特出版社领导人。
[7]М.捷列先科的住宅。
[8]勃洛克的门捷列耶娃。
[9]导演，“我们的剧院”领导人。
[10]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
[11]《一仆二主》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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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艺术排水（О．勃里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给艺术排水
O．勃里克
编者按：选自波隆斯基：《革命时期文学运动概论，1917-1927》，苏联国家出版社，1928年版，第241-242页。作者O．M．勃里克（1888-1945）是诗语研究会（ОПОЯЗ）组织者之一，后为未来派和列夫派成员。十月革命后，他同马雅可夫斯基等一起，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造型艺术处主办的《公社艺术报》的编辑工作，宣传未来主义文艺观点。本文由作者执笔，经全体未来派通过，首次发表于《公社艺术报》1918年创刊号上。
资产阶级艺术是沼泽地上面的一层雾，透过这层雾，现实事物的轮廓显得光怪陆离。有各种不同的沼泽地，也有各种不同的雾（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艺术世界”、印象主义者、新印象主义者）。人人都夸自己的沼泽好。
无产阶级应当排干这些沼泽地，不让迷雾再妨碍人民看见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比任何沼泽上空的海市蜃楼都更好。
这是艺术的终结吗？不，只需要排水。
资产阶级以为，除了沼泽艺术就没有别的艺术了，艺术的唯一任务就是歪曲生活。而无产阶级却有另一种想法。
不是歪曲，而是创造；不是思想的迷雾，而是物质的东西。
资产阶级艺术家临摹树木、太阳、山和海，制作粘土的、大理石的人像、兽像。干什么用呢？这一切都已经有了，它们都存在着、活动着、生活着，而且比那些涂抹在粗布上的东西和白糖似的大块大理石要好千百倍。
“我们提供了事物的思想。”
“我们不要你们的思想。我们爱我们的生活，物质的、肉体的生活。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使生活贫乏，把生活窒息在思想的毒雾里。假如你们——艺术家，假如你们能够创造、建设，就去为我们建造人的大自然、人的事物吧。我们建造房屋，难道要模仿山洞么？我们织布，难道要织成象给裸体人像遮羞的无花果树叶那样么？
不，这是我们的、人的东西。这些产品要比自然的造物更好、更珍贵。如果你们不能创造任何自己的东西，如果你们的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各种形式的仿造——那么，我们不需要你们，在我们人类文化的缔造者中间你们是多余人。”
无产阶级是这样说的。在这些话里有着最伟大的真理。
一切艺术家必须立即争分夺秒地驱除自己的思想瞌睡，睁开眼睛，着手进行真正的创造性的工作，各种工厂、作坊正在等待着艺术家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做出新的、前所未有的样板来。工人们己讨厌制作那些充满资产阶级精神的产品．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新东西。
“……现实性而不是幻景。这就是公社的未来艺术的口号。”
李辉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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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卢那查尔斯基的公开信（В．马雅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致卢那查尔斯基的公开信
В．马雅可夫斯基
编者按：这封信写于1920年，选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1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第17-20页．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
“未来得及回答卢那察尔斯基”的人济济一堂。
在关于《曙光》[1]的讨论会上，您关于未来主义以及关于整个艺术说了一大堆极其荒唐的话，而且……溜之大吉了。我们对人民委员的话一向十分重视，因此必须认真地驳斥您。
您的论点：
1）群众集会式的戏剧演出已令人厌腻；
2）戏剧乃神奇的事情；
3）戏剧应当使人陷入梦幻（不错，其结果会使我们更精神焕发）
4）戏剧应当有内容；
5）戏剧需要的是预言家；
6）未来派则反对内容；
7）未来派不好理解；
8）未来派都彼此相似；
9）无产阶级节日的未来主义装饰引起无产阶级的不满。
结论是：
1）未来主义是发臭的尸体；
2）《曙光》里来自未来主义的东西只会“败坏声誉”。
我从末尾谈起：
您在在《曙光》里发现了未来主义的什么？舞台布景吗？布景堪称首屈一指。您在俄罗斯何处看到过未来派的绘画？您举出毕加索和塔特林。毕加索是立体派。塔特林是反浮雕派。显而易见，您把所谓的左派艺术统统归在未来主义的名下。既然如此，您何以还推尊卡美尔剧院为模范剧院呢？莫非泰伊洛夫的甜滋滋的、贵夫人式的未来主义更合您的心意？如果一切左派的东西均有损于您的声誉，那么请您撤销梅耶荷德为首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戏剧处，查封未来派А．卢里耶领导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音乐处，解散Д．什捷连别尔格为首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造型艺术处，关闭国家艺术专科学校，须知《曙光》的舞台布景师德米特里耶夫是最佳艺术技巧头等奖金获得者。而总的说来，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属于左派。当然啦，您还应当禁演自己的《极乐世界的伊万》[2]。因为来自地狱的抗辩——此乃克鲁乔内赫的超理性语言。最后，您还应当禁止除科罗文以外的所有人员从事舞台布景的设计。因为所有的布景师——雅库洛夫也好，库兹涅佐夫也好，康察洛夫斯基也好，连图洛夫也好，马留京也好，费多托夫也好——均属形形色色的“未来派”。那您全力保护科罗文好了，免得他受时代的自然影响。让上帝保佑这位舞台布景师长命百岁，否则右派也就断根了。
然而您是否认为“揭穿”这么些败坏声誉者有些不妥当呢？要知道，这些人乃是艺术活动家中唯一与苏维埃政权始终共事的人，而且往往都是共产党人。
这一切原来竟是发臭的尸体。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您喜欢说：“无产阶级是旧时文化的继承者，而不是它的取消者。”“无产阶级将重新评价旧时的艺术，并从中择取自己之所需。”如果依照您的观点，未来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往昔的花冠，那就请您“重新评价”和“择取”好了，而从理论上讲，谁死得早，自然散发的臭气就多些。
何以见得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臭气就好些？
莫非这是圣者的遗体？
未来主义的装饰引起无产阶级的不满？……
难道克伦斯基不曾使人们欣喜若狂吗？难道他不曾被人们所珍爱吗？
是什么促使您把这种可笑的狂喜变成理所当然的愤怒呢？
是鼓动。是宣传。让我们为新艺术而鼓动吧，也许，不满将会变成高兴。
须知您自己在《谈谈艺术》的小册子（在彼得堡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稿）里写道：“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部诗歌作品《宗教滑稽剧》。我目睹该作品给予工人以何种印象——它使他们欣喜若狂。”（第26页）
欣喜若狂与散发臭气。这么说有点儿不方便吧，是不是？
未来派都彼此相似……
请把最有天才的无产者领进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让他试图在没有您也没有说明书的帮助下去辨别哪是维列夏金……
补充说说：中国人初来白种人这里，认为所有的白种人都宛如两滴水似的彼此相象。不过，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
未来派反对内容……
可您自己曾这样写道：“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写了《宗教滑稽剧》。这部作品的内容充溢着真正现代生活的全部巨大感受，是近期艺术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的完全符合生活现象的内容。”（第27页）
“完全符合”，“第一次’。可是突然又发臭了。这是您措词不当所致，对否？
未来派不好理解……
那古老的艺术就易懂吗？冬宫里的葛布兰式花毡[3]不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才被撕成了裹脚布？只要我们加以宣传，人们是会懂得的。
需要的是预言家……
而假若“没有上帝、没有皇帝、没有英雄”怎么办呢？
戏剧应当使人陷入梦幻……
那演员与观众的融合呢？陷入梦幻就谈不上融合！
戏剧乃神奇的事情……
难道无产者没有变昔日之魔法为生产吗？“神赐的艺术”——这岂不是“来自上帝的权力”的同义语？难道这不是“高等人”——艺术活动家为了自欺欺人而臆造出来的吗？
群众集会式的戏剧演出是不需要的。
群众集会式的戏剧令人厌烦了？从何说起？难道我们的戏剧仍在搞或者已经搞了群众集会吗？它们不仅在十月革命以前，而且在二月革命以前就已销声匿迹了。这不是群众集会，而是“万尼亚舅舅”的招待会。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您在自己的发言里指出俄罗斯共产党的路线是要用事实进行鼓动。“戏剧乃神奇的事情”、“戏剧乃梦幻”——这不是事实．不然，岂不同样可以说：“戏剧——此乃喷泉”。
为什么？嗯，不是喷泉吗！
我们的事实是：“共产党人-未来派”，《公社艺术报》[4]，“绘画艺术博物馆”，“梅耶荷德与别布托夫主持上演《曙光》”，“名符其实的《宗教滑稽剧》”，“舞台布景师雅库洛夫”，《一亿五千万》，“十分之九的学生是未来派”等等。我们乘用这些事实作为轮子的车向未来飞奔。
您用什么来驳倒这些事实呢？
王守仁译
[1]《曙光》，比利时诗人、剧作家维尔哈伦的象征主义剧作，于1898年问世。俄译本于1907年出版，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高度评价。
[2]《极乐世界的伊万》是1920年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
[3]葛布兰式花毡，是十七世纪法国染色家葛布兰（Coblin）创立的工厂所制的室内装饰挂用花毡。
[4]《公社艺术报》，教育人民委员部造型艺术局于1918年12月7日至1919年4月13日在彼得格勒所办的周报，共出19期。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系列诗作发表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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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主义的一封信（В．马雅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未来主义的一封信
В．马雅科夫斯基
编者按：译自《文学遗产》第65卷（《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新材料》），苏联科学院出版，1958年版，第176-178页。
十月革命前，未来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确切定义的流派，在俄国并不存在。
评论家们曾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一切有革命精神的新东西。
思想上团结一致的未来主义者团体，是我们这个叫做“立体未来派”（这个名称不大恰当）的团体（成员包括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Д．布尔柳克、克鲁乔内赫、卡缅斯基、阿谢耶夫、О.勃里克、持到季亚科夫、库什涅尔）。
我们当时没有时间研究诗歌的理论，我们进行了诗歌的实践。
这个团体唯一的宣言是1913年出版的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前言。这是一篇诗的宣言，它用充满激情的口号表达了未来主义的目的。
十月革命后，我们的团体与许多脱离了革命的俄罗斯的、类似未来派的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未来主义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在文学方面的任务如下：
一、确立语言艺术是一种语言技巧，但不是唯美主义的因袭，而是一种通过语言解决各种任务的本领。
二、对现代生活提出的各种任务作出回答；为此必须：
1．在词汇上下功夫（造新词、选音等）；
2．以语言本身的多格律，代替程式化的抑扬格和扬抑格的格律；
3．使句法革命化（简化词组的形式，刻不容缓地使用不寻常的用词方法等）；
4．革新词和词组的意义；
5．建立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的样板；
6．显示出语言的招贴画性质等等。
解决上述语文任务，就有可能满足语文设计工作的各个不同方面（格式、文章、电报、诗、小品文、招牌、号召书、广告等）的需要。
至于说到散文，那么：
一、真正的未来主义散文还没有；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作了个别的尝试，库什涅尔写了《宫殿大会》，但这些尝试与这些作者的诗歌相比并不太成功，这是因为：
1．未来主义者对各种不同种类的诗歌不加区别，而把整个文学看作是统一的语言艺术；
2．在未来主义者以前通常认为，抒情诗自身有其与所谓艺术散文的题材和语言不同的题材范围和自己的面貌，而对未来主义者来说，不存在这样的划分；
3．在未来主义者以前通常认为，诗歌有它自己的（诗歌的）任务，实际的言语也有它自己的（非诗歌的）任务；而对未来主义者来说，写一个同伤寒病作斗争的号召书与写一首情诗仅仅只是语文加工的不同方面；
4．直到目前为止，未来主义者写的大多是诗。因为在革命时代，生活还没有凝固，需要的是催赶革命实践加速前进的口号式的抒情诗，而不需要象内斯特[1]那样总结这一实践的结果；
5．只是在最近，未来主义者面前才提出了创作现代史诗样板的任务，但不是那种记录和叙事式的史诗，而是起积极作用的和有倾向性的，或者甚至是幻想的和空想的史诗，它不是按照生活现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它一定要成为和应该成为的样子来描写生活。
此致
同志的敬礼！
马雅可夫斯基
1922年9月1日
张捷译
[1]内斯内斯特是特洛伊战争时希腊贤明的老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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