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1871年7月1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871年7月11日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巴特里、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麦克唐奈、罗班、吕尔、赛拉叶、泰勒、唐森、韦斯顿。
公民巴里、贝利斯顿，卡罗、达格贝尔、德博福、戈让、吉沙尔、格雷夫、胡利曼、罗赫纳、勒布朗、莱热、拉夫罗夫、奥特班、佩里雄、普兰塔德、罗瓦尔、罗沙、德·沃尔弗斯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书记[2]介绍了查理·韦德，但公民哈里斯反对他出席会议，因此他退出会场。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马克思博士要求推迟宣读来信，以便总委员会立即转入重要事项的讨论。
此议通过。于是马克思博士说，准备为阿西辩护的律师[3]的代理人拉姆利先生现在在场，他要求总委员会答复给他的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封信讲到，巴黎各报纷纷刊载了一封据称是马克思博士写的揭露阿西是间谍的信。由于警察当局正在利用这封信迫害阿西，写信人想搞清所谓马克思博士的信是不是真的。来信还说，阿西虽然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可是他收到了一封寄自沃辛的密码信，信中尽是什么法国和英国的主要城市被烧毁之类的胡言乱语。来信问道：国际在通信中是否曾用过密码？公民马克思说，来信提到的那两封信都是法国警察当局伪造的，是一系列同样性质的伪造材料中的一部分。国际根本用不着使用密码。【331】他曾经就这个问题同赛拉叶商量过，他们认为应当送去两份声明，他和赛拉叶各写一份，现在两份声明都已拟就。接着他宣读了这两份声明。在公民哈里斯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下，一致通过这两份声明。声明由公民马克思和赛拉叶签了字，盖上总委员会的正式印章，并由书记连署。
公民巴特里报告说，国际贝特纳-格林区分部的工作很活跃，它通过了一项赞扬爱尔兰人争取地方自治斗争的决议。爱尔兰人有自治的权利，支持爱尔兰人争取这一权利的斗争，是英国人的职责。
公民荣克报告说，一个定名为“前进分部”【332】的新的国际分部将于明晚在西蒂路197号宣告成立，他认为这个分部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组织。
书记报告说，7月7日星期五晚间举行了一次小委员会会议，对华施贝恩先生——美国驻巴黎大使——在公社被凡尔赛军队围困期间的行为进行了讨论。通过了致国际美国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其中包括两个声明），决定将它们提交给总委员会。
接着公民马克思宣读了这篇宣言[4]，同时他指出，这两个声明不能改动，因为写声明的两位公民[5]都对自己的声明负责，他们都准备必要时立宣誓证词，以证实他们的声明。
公民巴特里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批准这篇宣言和小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晨报》转载了《巴黎报》上一封以他的名义伪造的信，并且把这封信当成真的而发表一篇文章加以评论。他认为他应该写信予以否认，从而证明这封信实属伪造。【333】
他还报告说，内务大臣布鲁斯先生的私人秘书拉特森先生曾给他写信，索取国际发表的一切文件【334】，他已经把文件寄去。
公民罗班表示准备建议“总委员会讨论瑞士支部内发生的分歧”。
公民恩格斯表示准备建议“总委员会研究一下，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是否最好举行一次预备性的代表会议”。
公民马克思提议，暂停总委员会关于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原定日程，以便立即选举公民罗沙。他是流亡者，曾经担任巴黎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列斯纳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恩格斯接着提议，选举公民罗沙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哈里斯附议。一致通过。
推迟议程上原定的选举公民里沙尔的项目，以便进一步调查其经历。
公民米尔斯、贝内特、福斯特和贝利斯顿被接纳为协会会员。
公民哈里斯提议，公民唐森附议，“提名公民查理·米尔斯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提名公民罗赫纳为总委员会委员。
接纳公民胡利曼作为伦敦瑞士协会的代表。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美因茨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会，一致通过了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主席乔·E.哈里斯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52—254页上。
[2]黑尔斯。
[3]比果。
[4]见本卷《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5]里德和赛拉叶。
|
1871年7月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871年7月4日举行【324】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奇、赛拉叶、唐森、韦斯顿。
公民达尔贝卡、蒂巴尔迪、德·沃尔弗斯、罗瓦尔、罗扎洛夫斯基、德博福、莱热、达格贝尔、勒布朗、拉夫罗夫、谢尔策尔、热内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书记[2]宣布说，他已经给一些有地位的人士写了信，请他们为流亡者救济基金捐款。他已收到下院议员彼·阿·泰勒5镑捐款、下院议员查理·温·迪尔克5镑捐款。他还宣读了赖德、温莎、曼彻斯特、伍斯特、森德兰、邓巴顿等地的来信。
公民黑尔斯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提名公民埃利奥特为总委员会委员。
然后公民马克思说，由于会议议程的第一项是选举公民麦克唐奈，所以他想讲几句话。【325】他对那些关于麦克唐奈的谣传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一件有损其名誉的事情。1862年1868年期间他在爱尔兰工作非常积极，并且因此被监禁了10个月。爱尔兰的报纸高度赞扬他。有人指责他在萨瑟克的上一次选举中想要出卖爱尔兰人的选票，事实是爱尔兰人希望他本人出来作候选人，而他拒绝了，并且建议爱尔兰人选举奥哲尔。还有人指责他组织救护队一事做得不太对【326】，然而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使爱尔兰人参加法国军队，使他们可以学会使用武器。他认为麦克唐奈的行动与其说应当受到指责，不如说应当受到赞扬，并且他非常愿意再次提议选举他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恩格斯说，他也同样很愿意再次支持这一提议。提议交付表决时一致通过。
然后公民恩格斯宣读了卡菲埃罗的来信。【327】卡菲埃罗一到佛罗伦萨就同各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他发现其中有一个已经属于国际。他从佛罗伦萨又到了意大利南部，打算再到那不勒斯。他想知道那不勒斯的会员是些什么样的人。从这里所表现出的精神来看，他确信在今年秋天有可能举行一次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马志尼派正迅速丧失阵地，尽管马志尼本人在他的报纸[3]上大骂“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是巴黎废墟的制造者，拼命用这个办法来维持马志尼派的生命力。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不了解他的国家统一的思想——它在提出的当时是了不起的——现在已是一种过时的东西，而且正在像烛光在阳光下一样地消失着，终将被各国人民的团结和从资本奴役下解放劳动者的伟大思想的光辉所遮蔽。
公民马克思宣读国际工人协会美国中央委员会的来信。【328】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矿工仍在罢工，那些上工的工人则拿出自己的工资同罢工者分用。彩画匠和抹灰泥工人已经仿照克里斯平的后代(鞋匠对自己的称呼)组织起来。印刷工会刚刚在巴尔的摩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华盛顿爆发了一场有色人种工人的大罢工，这场罢工由于白人工人插手而遭到了失败。民主党领导人正在迅速采纳全国劳工同盟纲领中的最主要之点，但是人们认为，已经完全具备组织一个具有劳工纲领的劳工党的条件，而且几乎肯定会这样做。北美中央委员会现在代表着10个支部，而新的支部每周都在建立。旧金山和圣路易斯刚刚建立了两个支部。打算召开一次住在纽约的全体会员大会，阐明他们对1848年6月起义和1871年斗争的看法，已经向全国所有的工人团体和工会发出了呼吁，要求他们加入国际。
公民马克思说，前《电讯报》驻巴黎通讯员、居住巴黎16年之久的罗伯特·里德先生，即将到英国各地作关于“巴黎公社”的讲演。【329】从他和里德先生的谈话中，他相信里德先生将维护国际的利益。因此他提议委托里德先生代销500册宣言[4]，让他抽35%的代售酬金。
公民恩格斯附议；他相信里德会把工作做好，里德曾为他们写过一些有意义的报道，证明这个国家的报刊在巴黎公社问题上所扮演的恶劣角色。《电讯报》曾对他寄去的信件和电讯稿作了删节，其原因是这些部分提供了有利于巴黎公社的真实情况。
公民哈里斯赞成这个提议，有必要使人民了解真实情况；像沃尔弗这样的人现在正尽其所能地损害公社的名誉。
公民韦斯顿完全同意必须对宣言进行宣传，他认为，再没有比执行这个提议更好的办法了。
然后提议交付表决，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说，他提请会议注意公民黑尔斯提到的那件事，即马志尼从前的秘书沃尔弗少校的行为。今年3月16日，他出席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声称他同总委员会有联系，但是总委员会太消极，国际革命性也不很强；而这就是攻击过公社的那个人。此外，公民蒂巴尔迪还要谈到他所知道的另一件事。
接着，公民蒂巴尔迪用法文讲了几句话并把下述声明交给总委员会。声明宣读后交给书记送《东邮报》发表。[5]
“公民蒂巴尔迪说，9月4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伦敦，但他收到甘必大一封电报，立即动身前往巴黎。他一到巴黎，‘国防政府’就让他指挥一个营。10月28日他由营副官比夫先生陪同到财政部去了一趟，后者请他注意，并把放在该部待审查的秘密警察部门的账本（秘密专款账）上的一些账目指给他看。在这些账目中，沃尔弗先生的名字出现了几次，并注明是拉格朗日的通信人，马志尼的秘书。根据这个账本断定，L.沃尔弗先生的月薪是1000法郎，每笔支款后面都有收款人的签名。10月31日，当时的警察局长埃德蒙·亚当先生的秘书长拜访了他（蒂巴尔迪），让他看了几份充分证实沃尔弗是间谍的确凿可靠的材料，并且还说，他们正在寻找这个L.沃尔弗，因为自从M.比埃特里先生不再付给他津贴后，他很可能已成为普鲁士人的间谍。但是看来他设法躲开了，没有被查出来。今年2月沃尔弗去找他，但是他根本没有让他进屋，并且提了一下他的可耻的职业。而沃尔弗并没有试图为自己分辨，只是脸色变白了。古斯塔夫·弗朗路斯也受到警告，不要同沃尔弗来往，他也不会同他来往。”[6]
公民赛拉叶可以证实公民蒂巴尔迪关于沃尔弗是间谍的问题所讲的一切。他在任公社委员期间曾经看见过蒂巴尔迪提到的那个账本和那些账目。沃尔弗的薪金，正像公民蒂巴尔迪说的，是每月1000法郎或40英镑，即付给间谍的最大的数目，这是一点不错的。
公民荣克说，公民萨维奥曾经告诉他说，他也见过这个账本和那些账目。
然后公民马克思说，尽管他已经给《派尔·麦尔新闻》写信声明他对那些文章承担责任，他们仍然说这些文章是诬蔑，因此他就给编辑写了一封信，称他本人为诬蔑者。编辑一怒之下已将那些指控文章全文刊登出来。【330】
公民恩格斯说，由于上述事件，他己经与《派尔·麦尔新闻》断绝联系。
委员会于11时15分休会。
公民哈里斯提议写信质问阿普尔加思，他是否还把自己看作是总委员会委员。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49—252页上。
[2]黑尔斯。
[3]《人民罗马》。
[4]《法兰西内战》。
[5]下面是剪自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号的一条剪报。
[6]剪报至此完。
|
1871年6月2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6月27日星期二晚
在西中央区海-霍尔本街256号举行【319】
出席委员：公民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莫特斯赫德、米尔纳、普芬德、吕尔、泰勒、唐森、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公民里沙尔和布里纳被接纳为协会会员。
公民恩格斯提议委托小委员会负责了解流亡者的要求和对他们进行救济，为此，小委员会应于每星期六晚在总委员会驻地开会；这是件很费时间的事。
公民荣克附议。他认为总委员会不是研究这种事情的合适场合。只有熟悉的人才被允许参加它的会议。
此议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接着提议“选举总委员会委员”。有些人的名字要从宣言的第2版上删掉，最好能由新委员填补他们的位置——如果选出来了的话。
公民恩格斯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阿·泰勒和约翰·罗奇当选。对公民麦克唐奈的选举推迟。
公民恩格斯提请会议注意《每日新闻》刊登的本·鲁克拉夫特和乔·杰·侯里欧克的两封信，并提议写一封回信他认为鲁克拉夫特自从承认自己没读过宣言以后，一直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很卑劣。
公民布恩附议对这种人的阴险狡诈应该予以揭露。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侯里欧克想挣脱不愉快的处境。谁都知道他曾前来要求加入总委员会并希望参加代表大会“对此他自己记得很清楚。侯里欧克要加入总委员会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他很高兴他为挫败侯里欧克出了力，对鲁克拉夫特他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此人从来就不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一向反复无常，但是对奥哲尔，他倒是感到惊讶的，从《电职报》上看，奥哲尔也像鲁克拉夫特一样同总委员会分道扬镰了。他建议同意这两个人退出。
公民哈里斯附议。奥哲尔给各家报社当了一个文字垃圾供应者。现在是人民抛弃这些所谓的领袖的时候了
公民唐森希望这个决议通过；他曾听到奥哲尔攻击国际。
公民马克思说奥哲尔表现卑劣；他非常狡猾，不会像鲁克拉夫特那样干，他是阴一套阳一套地进行活动，企图讨好资产阶级而又不触怒工人阶级。
两项决议都一致通过，并起草了下面这封信，决定寄出。[2]
国际工人协会致《每日新闻》编辑【320】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我来答复贵报星期一所载乔·杰·侯里欧克和本·鲁克拉夫特两位先生的信。从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侯里欧克先生曾获准参加1869年1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并希望参加应于1870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代表大会。侯里欧克先生退席后，约翰·韦斯顿先生提出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提议所引起的反应使韦斯顿先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将它撤回了。至于鲁克拉夫特先生声称在投票表决宣言时他未出席会议，对此我应当指出，鲁克拉夫特先生曾出席1871年5月23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当时曾正式宣布，宣言《法兰西内战》的草案将在下次即5月30日总委员会例会上予以宣读和讨论。因此，鲁克拉夫特先生完全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要出席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要附上全体委员的名字，不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例如在5月23日就是如此，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在6月20日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鲁克拉夫特先生不得不承认，甚至到这时他还没有读过宣言，只是根据报刊上的评论来判断它。关于奥哲尔先生的反驳，我只能这样说：有人专门拜访了他本人，通知他总委员会最近要发表宣言，并问他是否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名字，他的回答是“不反对”。让社会舆论自己去做结论吧。我还能补充一点，总委员会已一致接受了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两位先生的辞职。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于西中央区海-霍尔本街256号[3]
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他给《每日新闻》写的一封信遭到该报编辑的任意删节。这表明英国的报刊像大陆上的报刊一样坏。他当即把那封信交付书记寄给《东邮报》发表。【321】下面就是这封信：[4]
阁下：
由30人以上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给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员，而自己保留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责，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总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只得信赖我的正直。所以我支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员[5]的建议，要约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给侯里欧克先生的回信中说明我是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在此建议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诉我诬蔑他们。卢埃林·戴维斯先生在他的信中写道：
“读到法国人彼此间这样随便地指责对方的人格卑鄙，真令人失望。”
这种教训人的话，不带有曾经常受到威廉·科贝特嘲笑的英国人身上的那种假自负的味道吗？法国的下流报纸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谣言诽谤公社社员——被枪杀的、被俘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公社社员，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轻视下流报纸，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诽谤，清问卢埃林·戴维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内，可以压制像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责【322】，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6]
公民韦斯顿提议，公民布恩附议，提名公民里沙尔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马克思接着宣布，宣言第1版已经没有了，他提议发行第2版，印数2000册，定价减为2便士，还提议印发传单宣告第2版出版。【323】现在有必要尽可能广泛地在工人阶级当中传播这一宣言。他补充说，还有一个提议是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那封信，作为一个说明附在宣言上。
公民恩格斯附议。一致通过。
会议对财务问题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决定筹集一笔援助流亡者的专款。
公民马克思又交来4镑作为捐款，公民荣克交来拉夫罗夫捐的2镑。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46—248页上。
[2]在会议记录本上此处粘贴了一条剪自1871年6月29日《每日新闻》的剪报。
[3]剪报至此完。
[4]接下去是一条剪自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期的剪报。
[5]恩格斯。
[6]剪报至此完。
|
1871年6月20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6月20日星期二晚举行【315】
出席委员：布恩、布拉德尼克、巴特里、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莫特斯赫德、奥哲尔、普芬德、罗班、唐森、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公民罗奇和泰勒被接纳为协会会员。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以后，公民恩格斯要求会议暂缓宣读信件，以便马上研究紧急事项。
主席认为应接受这一建议。
公民恩格斯提请大家注意《每日新闻》刊登的一封由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署名的信，并宣读了一封他建议发出的复信的草案。【316】他认为有必要明确指出宣言是谁写的。
公民哈里斯附议。他认为侯里欧克先生批评宣言是无礼的行为。他不过是一个无聊文人。
公民莫特斯赫德赞成此回信，但他认为如果这封信能用侯里欧克自己的革命的词句刺他一下子就更好了。
公民布恩也赞成这封回信，他同意前面的一位发言者的意见，认为侯里欧克的信是无礼的。
公民奥哲尔进行了解释。侯里欧克问过他宣言的事，他回答说他没有看到宣言，这完全是事实。他认为像这种性质的宣言，不应该在送交每个需要在上面署名的人看过以前就发表。
公民荣克说，这是办不到的事。是在总委员会研究它之前送呢，还是之后送呢？如果在研究之前，文件还会有变动；如果在研究之后，文件又得修改。
公民马克思说，总委员会曾专门派人去问公民奥哲尔是否要把他的名字附在文件上，他说“要”。至于送校样给他，那是不可能的。不能为一个人打破惯例，惯例是什么奥哲尔是知道的。他要是出席了那次总委员会会议，他就会听到这个宣言。把奥哲尔的名字附了上去是件遗憾的事。
公民布恩认为这件事是奥哲尔本人的过错，他应该像其他委员一样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
公民奥哲尔说他不愿听命于人。如果马克思博士的仆从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那样，而他是不愿意的。
公民巴特里对使用这种语言提出抗议，他说他决不是马克思博士的仆从，正如他从未做过，也从未打算做公民奥哲尔的仆从一样。
公民布恩和布拉德尼克也对公民奥哲尔的话表示抗议。
公民鲁克拉夫特问是谁把某些委员的名字删掉了。
书记[2]说就他所知，除阿普尔加思外，没有任何人的名字被删掉，而阿普尔加思是已经表示过要同总委员会断绝关系的。
公民鲁克拉夫特说总委员会本应通知委员们何时讨论宣言，宣言中有很多地方他都反对。国际竟保护那些所作所为使他憎恶的暴徒，那些不属于国际的暴徒。他是不赞成杀人放火的，他质问书记有什么权力在委员们还没看到宣言的时候竟把他们的名字作为本人签名印在上面。书记要么是哪个人手里的工具，要么应该受到谴责。
书记指出，公民鲁克拉夫特的话证明他根本没有读过他所谴责的这个宣言。他递给他一册，向他指出，事实是委员们的名字并非作为签名印上去的。他对公民鲁克拉夫特的自相矛盾感到惊奇，公民鲁克拉夫特在总委员会中是个最拥护把全体委员名字都附在总委员会文件上的人，而且他在别的场合、别的地点也都表示拥护这个办法，可现在他却来对此进行指责。
公民鲁克拉夫特向书记道歉，承认错误，他确实没读过宣言，他的印象是从报纸上得来的。然而他不同意这个宣言，所以他坚决要求把他的名字从总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取消。
公民奥哲尔说他本不是来辞职的，但既然在总委员会中无理可讲，他也要求勾掉他的名字。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这件事的发生表示遗憾；对于奥哲尔，他是把他当作伦敦工人的领袖看待的，他希望他能留在总委员会里。对于鲁克拉夫特，他只能说他感到惊呀，在世上所有的人中，他最没料到鲁克拉大特会挑剔宣言过激。其实，鲁克拉夫特自己就使用过比这个宣言激烈得多的语言，他估计大概是在伦敦市政厅里老同大人物坐在一起使得鲁克拉夫特变了【31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他也只能说，他但愿鲁克拉夫特能进议会，这样工人们就能彻底摆脱他。
公民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随即离开会场。恩格斯的提议交付表决并一致通过。下面是会议通过的复信[3]：
侯里欧克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就《每日新闻》星期二所载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先生的信，作如下声明：
1．关于说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会在凡尔赛造成有人被处死或放逐的后果”的谰言，总委员会认为它的巴黎朋友们对于这一点会比侯里欧克先生判断得更正确。
2．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正式文件都要附上全体委员的名字（不论出席的或缺席的），是总委员会的通例。
3．至于说什么这篇宣言“虽然显系经过某个萨克森人或克尔特人的润色，但决非出自英国人的手笔”，总委员会提请注意，国际性组织的文献自然不能带有哪一个民族的特色。然而总委员会在这一点上并没什么可隐瞒的。宣言以及以前总委员会所发表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德国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博士起草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也没有经过任何人润色。
4．去年，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曾自荐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是遭到了否决。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6月21日于西中央区海-霍尔本街256号[4]
公民马克思提议写信给《观察家》和《旁观者》，揭露据说是国际巴黎支部名义发表的那些宣言，所有这些宣言都是凡尔赛警察当局的捏造。【318】
公民布恩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莫斯特赫德说，有一家第一流的售价昂贵的周报的编辑同他定了一个约会，这个人希望得到一些材料用来撰写有利于国际的文章。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科恩附议，由莫特斯赫德和恩格斯前去拜访所说的这位编辑。一致通过。
总委员会接着讨论了援助流亡者的问题，公民马克思在此以前已交来6镑供援助流亡者之用。
公民卡迪奥抱怨每周要来总委员会一次，他认为总委员会应该给他更多的照顾。
公民博德里说，他前来是为了对总委员会给予他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和通知总委员会他想离开伦敦去寻找工作。他介绍了两位参加过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的意大利公民。
经片刻讨论后，大家同意支给新来者（4人）1镑，卡迪奥和博德里各15先令。
公民科恩宣布，伦敦雪茄烟工人又捐赠了100镑支援比利时被解雇的工人，利物浦的一个团体也决议捐赠10镑，莱斯特的弹性织品织工协会捐赠5镑。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提名公民麦克唐奈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莫特斯赫德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提名公民泰勒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布拉德尼克提议，公民黑尔斯附议，“提名公民罗奇为总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于11时15分休会。
主席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42—245页上。
[2]黑尔斯。
[3]在会议记录本上此处粘贴了一条剪自1871年6月23日《每日新闻》的剪报。
[4]剪报至此完。
|
1871年6月1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6月13日星期二晚举行【311】
出席委员：布恩、科恩、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莫特斯赫德、罗班、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公民莫特斯赫德被推选为会议主席。
书记[2]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后，公民韦斯顿对记录漏掉公民莫特斯赫德讲的一些关于他的话提出抗议，接着就批评起莫特斯赫德做过的事情。
书记要求遵守议事规则，他认为不能在批准会记录的问题上来一次辩论。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公民韦斯顿显然违反了议事规则，但他没有打断他的发言，因为此事涉及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辞去会议主席的职务才能发言。说完他就离开了主席的座位，
公民马克思被选为主席，会议继续进行。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不想指责韦斯顿的正直品格，他完全相信他的良好意愿，但是韦斯顿有时是做错事的：曾支持过不应该支持的人，曾在不同的时候拥护不同的理论，他提出这些是为了说明问题；他不怀疑韦斯顿的正直，但的确怀疑他做事是否慎重。
公民韦斯顿于是提议“将漏掉的话补记上去”，提议被批准。
公民哈里斯也指出一处遗漏，亦予补正。
会议记录被批准。
公民恩格斯报告了6月11日小委员会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开会研究茹尔·法夫尔发出的关于国际的通告的情况。公民马克思、恩格斯、黑尔斯、埃卡留斯、韦斯顿出席了那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下面这封信，并决定寄送所有各家日报。信件已寄出，但只有《泰晤士报》一家登载了这封信。【312】《派尔·麦尔新闻》刊登了这封信的摘要。恩格斯宣读了这封信，全文如下[3]：
国际工人协会致《泰晤土报》编辑
阁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的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国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313】，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谨启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4]
小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建议由总委员会像上面那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事实上法夫尔想甩掉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且传说他将被任命为最高上诉法院院长，但是，他［马克思］认为致《泰晤士报》的信已经使此事无法实现。把这个家伙打倒是人们对巴黎人应尽的责任。
公民哈里斯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向欧洲各国政府发一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有关茹尔·法夫尔的文件”。一致通过。
《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交付讨论，一致决定予以发表。
公民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已经自己出钱为宣言登了广告；宣言定价6便士。
公民哈里斯建议寄给议会全体议员每人一册。
公民恩格斯反对，他认为这是把钱白白扔掉；有500名议会议员是从来什么也不读的；他们也肯定不去读他们自己的那些免费得来的蓝皮书，他们惯于拿这些东西作练习射击的靶子。
同意给下院两党的领导人寄送宣言。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给所有的工人联合会都寄送2册，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两个工联理事会各寄送20册”。
接着又提出了一项建议作为前项建议的补充：凡工人联合会会员均可通过总委员会按每册3便士的价格购得宣言。通过。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唐森附议，总委员会委员每人领取6册由自己散发。
公民莫特斯赫德建议向进步的自由派报纸寄送宣言。
公民恩格斯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授权小委员会在它认为有必要时再印1000册。通过。
公民科恩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遭到集体解雇的报告。伦敦雪茄烟工人曾派出一些代表在那里呆了15天，彻底调查了这件事的情况。厂主们从荷兰招来30名工人，但又把他们都送回去了。他们还从梅斯和斯特拉斯堡招来25名女工，可是其中16名又走了，算起来，过了7个星期，厂主们才只搞到9名工人。没有一个被解雇的工人要求回厂，厂主们差一点被打垮。事情开始时，厂主们根本不承认这个工人团体。现在他们情愿承认，并且除免收煤气费和其他杂项费用外，还给工人提高工资。他们还同意雇用一些剥烟叶工人给雪茄烟工人当助手，同时工人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需要用些童工来捆烟。还有一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工人们会获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因为他们得到有力的援助。汉堡的雪茄烟工人热情地支持了这一斗争并且为30名被解雇的工人找到了工作。下面这些钱已从英国寄往比利时：
镑先令便士
伦敦雪茄烟工人2500
0
伦敦雪茄烟工人的另一团体250
0
剥烟叶工人20
0
荷兰雪茄烟工人150
0
同上50
0
捆烟工人100
0
切烟二人50
0
排字工人150
0
镀金工人10
0
彩画匠30
0
制刷工人50
0
编筐工人100
0
白铁匠100
0
制桶工人100
0
伦敦的比利时雪茄烟工人310
0
415镑[5]
0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体为援助他们而搞了摊派捐款，如果斗争继续下去的话，援助也将继续下去。伦敦雪茄烟工人执行委员会打算在下次大会上提出要求：让它有权酌情向比利时工人赠送任何数目的款项。
书记宣读了格拉斯哥的公民布莱尔的一封信，他已经加入了协会。
总委员会研究了公民卡迪奥和公民博德里两个巴黎流亡者的问题。来到伦敦一个多星期并已领取过2镑15先令的卡迪奥，在一封信中要求每星期给他一笔钱，以便他能过体面的生活，他还要求把他不得不抵押的宝石还给他。他认为总委员会应该使他生活得像他参加运动前一样好。
公民博德里只要求总委员会能在他找到工作之前给他一点援助。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战斗，从巴黎逃出后，夜间步行到海边，在那里他乘上第一艘启航的船来到威尔士的加的夫上了岸，从那里他又步行来到伦敦，相当穷困。总委员会决议，支给他们每人1镑，并多给博德里15先令，以解决他的急需。
公民荣克收到了阿普尔加思的一封信，信上说细木工在纽卡斯尔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举行了罢工【314】，厂主们已从比利时招来了一些工人，并企图招更多的人。他当即给布里斯梅写了信，向他介绍情况，要他尽一切力量阻止工人前来英国。
公民恩格斯收到一封西班牙的来信。巴塞罗那的一个合作社希望从英国弄一些糊墙纸的样品，并要求标出价格。
公民埃利奥特和布莱尔被接纳为协会会员。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38—241页上。
[2]黑尔斯，斯赫德讲的一些关于他的话提出抗议，接着就批评起莫特斯赫德做过的事情。
[3]以下是剪自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的剪报。
[4]剪报至此完。
[5]可能是笔误，应为397镑。——编者注
|
1871年6月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6月6日晚举行【308】
出席委员：布恩、布列德尼克、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莫特斯赫德、普芬德、罗班、唐森、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后。书记宣读格拉斯哥的布莱尔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要求了解协会的原则。回信已寄出。
主席报告说，瑞士法语区各支部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宣布声援巴黎公社，与会者都在宣言上签了名。他还收到舍马莱[2]的一封信；公社存在期间他一直生病待在图尔，但他是反对托伦的行为的，并且已经同托伦彻底决裂。主席还报告说他收到维尔布罗尔[3]的信，维尔布罗尔说他担心流亡者不大容易从比利时过境逃脱；比利时警察是很愿意替法国政府干事的。有一天晚上，一直不断有军警巡街，他们企图向工人挑衅，制造争端。以便使政府有借口扑灭工人对自己的巴黎兄弟表现出的同情。如有流亡者在比利时停留，肯定要被逮捕，要是有公社的人到达布鲁塞尔，应立即设法将他们送到荷兰。公民荣克还通知说，公社的一位代表公民卡迪奥已经到达伦敦
公民莫特斯赫德希望巴黎的人有一些能安全到达英国。没有一个内阁敢把一个寻求英国法律保护的流亡者交出去，但是他希望流亡者不要落入杀害弗朗路斯的那些人手里。那些人能把他们捅死在海德公园的板凳上。他所指的这些人如果不是间谍，那么也是会使我们陷于危险境地的笨蛋，这同样是很糟糕的。
公民哈里斯说，如果这是指公民约·约翰逊，他可以用性命来替他担保。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所指的这些人即使没干什么更坏的事，起码也是胡闹。有时候固然要大胆，可是有时候也要谨慎；巴黎公社的毁灭正是由于皮阿和他那一派人的任意胡为。
公民马克思说，总委员会必须同所谓的国际民主协会断绝一切联系，因为它是为了反对国际工人协会而建立的，而国际工人协会却要对一些行动，有时是很荒唐的行动负责。另外，他提请总委员会注意英国报刊散布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无耻谰言。这些都是法国和普鲁士警察编造的谎话。他们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人硬说米里哀尔是公社最狂暴的委员之一。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公社委员，但由于他当过巴黎的议员，所以就需要找个借口才能枪毙他。英国报刊充当了梯也尔的警察和警犬，为了替梯也尔的血腥政策效劳，而对公社和国际造谣中伤。报界对于国际的宗旨和原则是很清楚的。报刊上报道过帝国时期国际在巴黎遭到起诉的消息。报界代表也曾出席过协会举行的各次代表大会，报道过这些大会的进行情况。然而现在各报竟广泛刊登这样的报道，说什么加入工人工协会的有芬尼亚兄弟会、烧炭党人（1830年即不复存在），玛丽安娜社（1854年即不复存在），以及其他一些秘密团体【309】，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亨德森上校是否知道据说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地址？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替所有的反对国际的行动辩护而编造出来的。上等阶级害怕国际的原则。
他还请大家注意马志尼在《现代评论》【310】上著文谴责公社。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这一点并不是像应该的那样为许多人所知道。他曾谴责1848年6月的起义者，受到了当时比现在要勇敢一些的路易·勃朗的反驳。
当负有家室重累的皮埃尔·勒鲁在伦敦谋得工作的时候，正是马志尼给他告了密。事实是，马志尼带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主义思想，什么也没有懂得，什么也没有做成。在意大利，他凭着高唱民族主义而建立了一个军事专制制度。对他说来想象中的国家就是一切，而现实的社会则毫无意义。这种人，人民越快地把他们抛弃掉越好。
公民哈里斯说，国际民主协会不是为了反对哪个运动而建立的，他参加了该协会的组建工作，是了解情况的。
公民布恩讲了他是怎样接触民主运动的。他与受到指责的这个协会发生过关系，但并不很了解它。他希望对协会的问题进行彻底审查，这样该组织中如有密探即可发现。
公民布拉德尼克说，有人给《旗帜报》送去了一篇关于总委员会所组织的群众大会的含有敌意的报道。他相信有人充当了密探。
公民莫斯特赫德说，参加那次大会的人中只有三个人能写报道，这三个人是黑尔斯、布恩和约翰逊。
公民韦斯顿表示他也能证明国际民主协会不是为了反对其他任何协会而建立的。
公民荣克说，马志尼想建立一个国际共和主义者联盟，但没有成功。后来杜邦建立了法国人分部，但其成员却思想各异。韦济尼埃同布鲁塞尔建立了通信联系，并狂言总委员会很快就会被打垮。芬伦说，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不够先进，所以根据皮阿的特别指示建立了国际民主协会，韦伯带着一些被德意志协会[4]开除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这一组织。
公民哈里斯、布恩、韦斯顿说，他们所说的协会和这个组织不是一回事。
公民黑尔斯说是一回事。他清清楚楚地回顾了全部情况。它是芬伦和韦伯在皮阿的帮助和怂恿下组织起来的，接着又来了约翰逊，他从那以后一直同该协会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联系。这个协会的确有好几次似乎已是奄奄一息，但又总是起死回生，活了过来，并且仍由那些人组成。
由于时间晚了，公民布拉德尼克提议募捐援助公民卡迪奥。
公民莫斯特赫德说，此事以及类似情况最好通过投票表决从协会的基金里拨款解决。他提议交给公民荣克5镑，用以援助那些需要援助的流亡者。他完全相信荣克的判断能力。
公民埃卡留斯附议，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1时15分休会。[5]
公民韦斯顿抗议漏掉下面这一点，要求补记，因为他希望公民莫特斯赫德要么收回他的指控，要么提出证据来。在辩论当中公民莫特斯赫德说，公民韦斯顿曾经在许多场合赞许和支持这样的团体，它们的行动破坏国际的原则和宗旨，不仅如此，昨天他反对过的原则，今天他可以支持，不论在社会问题方面还是政治问题方面都是这样。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35—237页上。
[2]Chemalé，记录原文拼作Schmally。
[3]指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
[4]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5]本日记录无人签名。下面一段是后来加上的。
|
1871年5月30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5月30日星期二晚在海-霍尔本街256号举行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罗班、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拉萨西、耐格里、梅奥和罗赫纳经同意也出席了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公民荣克报告说，在瑞士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向公社致敬的决议。【305】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出他为总委员会草拟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306】，宣读了宣言的全文。
宣读完毕，公民韦斯顿提议，公民罗班附议，通过这一宣言。没有争议，一致通过。
公民布恩提议，这篇宣言应该和关于战争的两篇宣言【307】一样，用同号字体印刷。
公民黑尔斯附议，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恩格斯提议印1000册，公民列斯纳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德朗克尔和冈宁被接纳为协会会员}
委员会于11时30分休会，
海·容克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34页上。
|
1871年5月2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5月23日星期二晚举行【301】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鲁克拉夫特、列斯纳、马克思、普芬德、罗班、施穆茨、唐森、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后，宣读了美国一个英语支部的来信，信中报道了协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且说为了对巴黎公社和被解雇的宾夕法尼亚矿工表示同情，在纽约举行了群众大会。信上还说，美国的彩画匠组织了秘密团体，国际的原则已渗透到这个团体的许多分会中去了。
还宣读了伯明翰工联理事会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有1镑捐款。
公民马克思说明，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答应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谈到关于巴黎的斗争问题时，马克思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扮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结起来密谋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兰克福肯定地说，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请求他参预此事。结果表明，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有可能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允许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规定，但是他只答应向巴黎输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11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和诺曼底的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纠纷并且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鲁昂，有500人遭到了逮捕，逮捕的借口是他们是国际的会员。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贝尔伯爵——老古董，1834年的大臣，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闻名的人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说道，在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际。
公民罗班说，伦敦出版的《国际报》【302】（据说是法国警方的报纸）有一期发表了一篇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文中说：
希望能找到把协会会员从欧洲清除出去的办法。希望能把他们迁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与人类隔离开来，那时就让他们去实践他们的特殊理论。
公民布恩说，我们的一些朋友可望逃出，但他们无法进入比利时，他认为总委员会应该［采取］某些措施。
公民恩格斯想象不出有什么办法，因为国际本身与这事有牵连。
公民马克思说，他们可以派人去找普兰塔德夫人商量办法。
公民哈里斯说，他们必须像在1851年那样采取行动。【303】每个会员必须尽力而为。
公民荣克认为，可以委托公民特鲁拉夫派人到普兰塔德家去。
公民布恩问，是否收到赛拉叶的消息，在发生任何暴力行为时，总委员会应该抗议任何残忍的表现。
公民马克思说，我们可以揭露凡尔赛政府的行为，但是不能用抗议的方式，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同我们称之为强盗的政府说话。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可以做点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或者就这个问题派代表团去找政府。
公民韦斯顿同意英国委员采取行动的方针。要求我们政府出面干涉，也许有用。
公民恩格斯认为，梯也尔的声明可以用作宣传鼓动的根据，在他认为难以镇压公社的时候，他就答应宽大为怀；一旦军队打了胜仗，他就以严厉镇压相威胁。
公民鲁克拉夫特认为，如果能够唤起真正工人的同情，那就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而那些事事都插手的冒牌领导人所搞的运动则简直是有害无益。他由于生病，未能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但是，他的心始终是同总委员会和公社在一起的。如果工联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就得不到信任了。
公民布恩认为，指望工联发动任何政治运动，是毫无用处的。
公民黑尔斯说，英国报刊上对事件进行了这么多歪曲的宣传，向工联呼吁恐怕是不明智的。工人们对事情并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有确定的看法。最好还是向民主派呼吁。
公民布恩提出以下建议，公民鲁克拉夫特附议：
“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应组成委员会，设法制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为。”【304】
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0时45分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32—234页上。
|
1871年5月1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
1871年5月16日举行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巴特里、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莫特斯赫德、罗班、唐森。
公民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还宣读了一封荷兰来信，信上要求解释荷兰最大一家报纸登载的有关协会给巴黎公社提供一大笔钱的消息。【300】
公民莫斯特赫德问谁是荷兰的通讯书记，因为必须给这封信回信。
公民埃卡留斯说，没有给这个国家委派书记。公民黑尔斯建议荷兰的书记职务可以由别的国家的书记兼任。
公民恩格斯同意这个建议，并建议：“把这个职务暂时交给德国书记[2]兼任。”
公民荣克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由于公民马克思一直生病，宣言还没有写好。[3]
公民哈里斯代表遴选总书记候选人的小组委员会作了汇报。荣克、莫特斯赫德和他本人曾开会研究这一问题。奥哲尔、莫特斯赫德、哈里斯和黑尔斯的名字都被提到过，他们认为公民莫特斯赫德最合适。所以决定提名他为候选人。他同意作候选人，条件是书记的薪金应该随着总委员会的收入增加而增加。
公民荣克觉得委员会还没有确定提名谁作候选人就散会了。他想提名黑尔斯，不过他认为黑尔斯必须首先推倒对他的指责。最好提出两个候选人，总委员会才能有个选择。
公民布拉德尼克作为弹性织品织工协会的成员，支持这一建议；如果别人没有提议黑尔斯当书记，他就会提出来。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为弹性织品织工协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他曾担任伦敦分部书记和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在他辞职时，决定授予他感谢状并选他为荣誉会员。因为在这之前还不曾有人被选为荣誉会员，所以这引起一些会员对黑尔斯的嫉妒。过后不久发生了一场争论，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不是根据章程规定召开的），在这个会上，黑尔斯被开除了，理由是他破坏了协会的章程；但是那些提出指责的人后来又撤销了指责，因此，黑尔斯就不需要推倒什么了。
公民黑尔斯说，前些时候的确发生过一场争论，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对他提出过一些指责，总委员会决定对这些指责进行调查，要求协会派代表团带着证据前来参加会议。为了让他们收集证据，这个问题曾两次延期讨论。结果是这些指责被提出它们的那些人撤销了。他收到德赖4月10日的来信，信上表示愿意为他效劳，并希望不要把已经过去的事记在心上。
宣读［了］这封信的摘录。
他还收到帕内尔5月4日的一封来信，信上希望过去的事能被忘记，或者至少被宽恕；这封信在会上宣读［了］。
现在他认为，他所提供的证据已足以推倒对他提出的指责。的确他对女工问题的看法与协会的观点不同，但是，这个问题早在1867年就解决了；当时就这个问题对他提出不信任投票，但是被信任投票所击败。其证明是他连续三年被选为联合会主席，在此期间他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公民恩格斯建议，无论谁当选，“任期只有三个月”；一个人在选为常任书记之前，其能力必须经过考查。
公民荣克附议，因为委员会也认为这项任命应该是暂时性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处于尴尬的地位。他到荣克那里去时，问题已经讨论过了，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必须选一位英国人。所以在够条件的候选人名单中只剩下他和黑尔斯，他认为黑尔斯没有可能承担这一工作，才同意暂时接受这一提名，限期为一个月左右。如果他知道黑尔斯将接受提名，他就不会反对黑尔斯了。但是，事情既然已经这样，那就由投票选举来决定吧。如果说他反对黑尔斯的提名，那完全不是由于罢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对两方面的意见都没有听从)，而是由于他的地位变了。他作为班长，全部时间都被占用了，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要做的工作。书记应该能够有时离开工作，而这一点黑尔斯做不到。有一个方面黑尔斯应当受到更大的信任，因为他始终忠于协会的原则和政策，而别人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内政治问题上去了。协会需要一个有富余时间的人，而黑尔斯却没有这样多的时间。协会既可扩大也可缩小，一个积极活动的书记就可能使它扩大，协会应该代表各工人团体，可是目前它还未做到。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提名的，因为委员会没有别的可以提名的人，他不是要和黑尔斯竞争。
公民哈里斯证实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发言，并且说莫特斯赫德接受提名，其条件是薪金不能减少而要随着总委员会的收入增加而增加。从他本人方面来说，他宁愿选奥哲尔，而不选黑尔斯，因为他对黑尔斯的能力一无所知。
公民荣克说他的行动可能显得是对委员会不忠，但是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怕布拉德尼克反对黑尔斯——这种想法原来完全错了。
公民莫特斯赫德再次抗议造成他和黑尔斯竞争的尴尬处境；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委员会里是怎样提出来的；他必须重申，黑尔斯有担任这一职务的能力，并且想得到这一职务，但他却没有做这一工作所必需的时间。
公民黑尔斯说提出莫特斯赫德为合适的候选人的是他本人。公民莫特斯赫德断言似乎黑尔斯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此他唯一可说的是，他对自己情况的了解绝不比莫特斯赫德所了解的少。而且他十分肯定地说，在20个工人中还找不到一个有他那样多的富余时间，或者说能够找到那样多的富余时间。他如果当选，他当然愿意做这一工作。他的能力应该在工作中受到检验，无论如何，他非常乐意听取对他工作的评价。他同意作候选人，但他认为必须说明，无论谁当选，都不会影响他的友谊。他有足够的勇气来经受落选的考验。他希望莫特斯赫德也有这样的勇气。
在后来进行投票选举时，公民黑尔斯报告说，昨晚原打算在哈克尼路伊丽莎白街的“雄鸡城堡”酒店召开讨论巴黎工人状况的群众大会，但是警察去找了店主，告诉他说，如果他让这样的会在他的酒店举行，就会危及他的营业执照。
公民恩格斯清点选票，结果是：黑尔斯5票、莫特斯赫德4票和未被提名的荣克1票。
公民黑尔斯说，他既已当选，一定尽力工作以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有一事希望总委员会给予考虑，那就是关于降低书记薪金的问题。他曾对荣克说，他准备建议把这一薪金降低为每周10先令。他并不是认为薪金太高，而是认为总委员会负担不了比他所说的更大的数目。只有等总委员会的收入增加后，才能提高书记的薪金。
公民荣克认为必须说，委员会已同意必须降低书记的薪金，他赞成黑尔斯所提意见，提议“书记的薪金降低为每周10先令”。他认为他完全有权提出这一建议，因为在通过每周15先令的建议时他是唯一投票反对的人。他也愿意多给一些钱，但是不要忘记，收入少，而总委员会又需要花钱来搞印刷和其他事情。他认为，书记的薪金在开支中占的比例太大。
公民巴特里认为，黑尔斯可能会感到薪金不够用。他建议把这个问题搁置三个月，等黑尔斯熟悉了工作再说。
公民黑尔斯说，他支持这项提议，不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不足道，而是因为总委员会的需要要求这样做。薪金可以暂定10先令，总委员会以后完全可以再研究这个问题。
公民布拉德尼克附议。他认为总委员会也只能负担每周10先令。
公民莫特斯赫德原来认为对这项工作可以少给一些报酬，但是经过重新考虑，他认为对工作人员支付的报酬偏低是不明智的。书记得不到应得的薪金，就不能希望他做应做的工作。应该让书记能够离得开他的工作，因为有许多事要他做。协会已不是处在初建阶段了它已经名闻欧洲，应当维护这种声誉。他将对这个提议投反对票。
公民恩格斯提出下述修正案，希望它将为大家所接受：“由于公民黑尔斯提出准备暂时满足于每周10先令的薪金，所以总委员会将接受他的建议，把未来三个月的书记薪金订为每周10先令。”他认为，所有对10先令提出的反对意见也同样可以适用于15先令。
公民荣克撤销自己原来的建议而表示赞同公民恩格斯的提议，因为这个提议确实表达了他的想法。他不主张报酬过低，不过他还记得当年许多委员不得不每周拿出一些钱来补贴开支，在必须印刷东西的时候总委员会却没有钱。
公民莫特斯赫德认为降低薪金是不对的，一个好的书记会增进收入；这个提议即使经过修正，他也要投反对票。
公民黑尔斯赞成公民恩格斯所提的建议。在前任书记还在职的时候，他就支持降低薪金，他说，他不能接受总委员会无力支付的薪金。
接着提议交付表决，2票反对，其余赞成，提议被通过。
公民莫特斯赫德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责成前任书记和财务书记尽早将账薄和单据移交给新任书记。”通过。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翰·黑尔斯
[1]本日记录由黑尔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27—231页上。
[2]马克思。
[3]这句话是后来加上的
|
1871年5月9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5月9日【290】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莫特斯赫德、普芬德、唐森、韦斯顿。
公民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记录在作了少许补充后被批准。
书记[2]要求在讨论议程上的问题之前发表一项声明。他说，他已决定辞去书记职务并请求立即同意他辞职的要求。
主席认为，辞职应提出理由才对。公民莫特斯赫德希望知道他是要立即弃职呢，还是把今晚的工作搞完。
书记回答说，他希望立即离职。辞职的一个原因是他从明早起就要去做裁缝工作，但是，如果不便立即任命书记，他愿继续工作直到新书记被任命为止。不过，他希望无须讨论立即同意他辞职。
公民莫特斯赫德接着建议同意辞职的要求。
公民科恩附议，一致通过。
埃卡留斯报告说，伦敦排字工人决定借给比利时雪茄烟工人15镑。
收到泰晤士河船舶捻缝工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们没有能力给予援助。【291】
公民荣克说，他收到瑞士的一封来信【292】，信上询问为什么赛拉叶没有按照自己的诺言写信告知巴黎的情况。原因是赛拉叶已不在巴黎了。
他已跟阿普尔加思谈过宣言署名的问题，阿普尔加思让他全权处理。他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把阿普尔加思的名字写上去。
埃卡留斯说，他已和奥哲尔谈过，奥哲尔仍然认为自己是总委员会委员，他并不反对在宣言上署他的名字，不过他希望在宣言付印之前能够过目。埃卡留斯再次提议，这次宣言只署负责人的名字，但是，这个提议没有人附议。
公民莫特斯赫德希望把奥哲尔的名字署在宣言上，因为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
公民恩格斯说，西班牙的罢工还在继续，比利时的罢工也在继续。他收到一封信，信上建议他从《工人报》上了解有关罢工的详细情况，但他没有得到《工人报》。厂主们最近雇了30名法国女工，然而毫无疑问，她们将受到和荷兰工人一样的待遇，也就是付给她们回去的路费。有些雇主已经让步，但大多数雇主仍坚持他们的决定。看来，布鲁塞尔人还没有完全加入国际，他们想知道伦敦雪茄烟工人是否已作为一个团体加入国际，如果是这样，他们希望写信告诉他们。荷兰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希望伦敦派代表参加。[3]
公民恩格斯接着说，比斯利教授收到新西兰一个工人团体的来信，该团体称他为国际的主席，因为信是写给总委员会的，所以比斯利教授把这封信交给了公民马克思。
接着，宣读了这封信。信上叙述了人们怎样被骗到新西兰去，到了那里以后，又受到怎样的虐待，以及这一切己造成怎样的贫困和苦难、信上要求总委员会为了那些打算出国侨居的人，务必把这封信在英国发表，以便尽可能使他们不要再像别人那样上当受骗。信上询问总委员会是否愿意和新西兰的这个团体定期通信联系。
同意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并委托书记回信。【293】
公民科恩又回到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问题上，他认为公民恩格斯应该写信告诉他们，伦敦雪茄烟工人是加入国际的第一个工人团体。他继续说道，伦敦代表回来后，已在其他城市建立了一些工会组织。他从排字工人那里得到了15镑，准备寄往比利时的现款已有56镑。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比利时人还收到从美洲寄来的汇款。法国女工已经来了。她们来自斯特拉斯堡和梅斯，来自以前由政府开办、现在已由普鲁士人经营的工厂。但是，比利时的厂主对这些女工不满意，她们对工作漠不关心，生活却较比利时工人阔绰。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看来，许多雪茄烟工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他们的工会并没有加入。
公民恩格斯认为，最好由伦敦的雪茄烟工人自己写信去谈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公民科恩可以写这样一封信，可由他转寄。
公民荣克认为，由伦敦雪茄烟工人直接寄去一封正式的信，效果会更好。同意这个意见。
公民布拉德尼克说，这次会上有公民巴特里作为贝特纳-格林区分部的代表出席。他提议接纳这位代表。
公民荣克附议。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恩格斯说，宣言[4]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可以在下午5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
公社的一位使者到了伦敦，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来防止没有通行证的人钻到城里来。已经发现凡尔赛的奸细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主攻被击退了。凡尔赛的军队打算从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和要塞围墙之间冲进来，但是它现在只能在一个地方，即在它先前已经遭受挫折的那个地方进犯。防御正在加强。公社失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但又重新占领了克拉马。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交战双方的军队现在接近势均力敌。凡尔赛招不到外省的军队，凡尔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派到外省去维持各城市的秩序。梯也尔甚至不能准许市镇参议会的代表们在波尔多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不得不援用拿破仑的法律来阻止它。【294】
公民荣克提醒总委员会注意罗伯特·欧文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他认为总委员会应该有代表在会上表达我们的意见。【295】他提议派一个代表团去
公民恩格斯附议。他说，他对纪念会的发起人几乎毫无了解，但是对罗伯特·欧文没有任何怀疑。欧文著作中的许多思想至今都还未过时。欧文是从他自己的认识出发的，他本人虽然原是一个工厂主，但他首先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以便结束工厂雇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可耻的制度。恩格斯认为国际应该派代表参加纪念会。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在尊敬罗伯特·欧文方面他不逊于任何人，但是他必须搞［清楚］组织这次纪念会的是什么人。从大会议程上的大多数名字来判断，那里的社会主义将是软弱无力的。改革法案【296】通过后，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他们发现罗伯特·欧文的原则实际上威胁着他们的政权，于是就企图把它压下去。不幸的是，他的学说中掺有形而上学的东西，因而运动没有推动经济改革，而是带上了宗教色彩。况且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又加了进来，成了合作者，欧文派的领导人又跟他们跑到一起去了。这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将在那里吹嘘他们在罗奇代尔所取得的成就【297】和私有制的美妙。他很遗憾，但他不得不反对这个建议。[5]况且，罗伯特·欧文并不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有独创之见。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法国老一辈作家那里拿来的，他的宗教思想则来自洛克。
公民哈里斯说，如果有可能，总委员会应该派代表去。他本人认识欧文并和他一起工作过。欧文放弃了他从自己工人那里赚得的7.5万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就离开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骗子。莫里斯、休斯等借钱给工人，条件是只有偿还了债务才能选举自己的经理，但是他们又使工人无法还债。一些无能的人被任命为经理。在他工作过的缝纫工场，账目不清，他们要求请会计人员清理账目。他们抱怨不满的时候，管理人员就对他们抱怨不满。在这个合作社没有股份的人根本不参加分红。他建议派莫特斯赫德去。
公民科恩认为需要派代表团去，以免被歪曲。
公民恩格斯反驳莫特斯赫德说，洛克是自然神论者，而欧文却是唯物主义者。洛克的哲学把法国人引向了唯物主义。他怀疑欧文是否熟悉法国老一辈作家。他完全不同意莫特斯赫德的看法。欧文主义运动早在1809年就开始了，与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1812年他出版了他的论婚姻的著作【298】，1818年他到亚琛的君主会议去说服他们宣布共产主义。【299】说运动后来带上了宗教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社会改革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大多数欧文主义者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他们曾一度属于宪章派，但是不得不做职业鼓动家，也就变得不大可靠，不坚持他们的原则了。他说，如果举行纪念会而我们不能去参加，那将是很遗憾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反驳说，社会主义者不是宪章派；他们和宪章派辩论，企图驳倒宪章派，他们不是坚持社会改革，而是周游全国，同布雷尼利之流辩论宗教以糊口。国际如果同这类人联合，将玷污自己。他们在英国臭名昭著，诈骗人民。
公民恩格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章派，而是他所认识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曾是宪章派。
公民布拉德尼克认为，与这种人混在一起，不是良策，但是他想知道国际是否能另想办法来安排一个纪念会。
主席认为应该派代表团去，以捍卫协会的原则。他说，甚至在现在，许多人还把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看作是一回事。
公民韦斯顿说，协会接受罗伯特·欧文的原则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因此应该派代表参加纪念会。他出席听过的那些演讲，与其说是宗教性的，还不如说是社会性的。
公民恩格斯说，他同意莫特斯赫德的意见，不去参加为妥。
公民荣克接着收回他的提议。
接着，委派公民荣克、哈里斯、莫特斯赫德和韦斯顿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在下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或几个合适的人作为书记的候选人。
同意小委员会在星期六7时召开会议。
委员会于11时半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6]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21—227页上。
[2]埃卡留斯。
[3]这句话是后来加上的。
[4]《法兰西内战》。
[5]下面两句是后来加上的。加，那将是很遗憾的。
[6]没有书记的签名，显然是因为埃卡留斯在这次会议上已辞职，而接替者还未任命。
|
1871年5月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5月2日【284】
出席委员：布恩、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米尔纳、莫特斯赫德、普芬德、罗班、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报告说，收到布里斯托尔激进派协会【285】的一封来信，信上问：既然德国政治犯现已释放，协会给这些政治犯家属寄来的8先令如何处理。
委托书记答复他们钱已转交。
巴塞罗那来信说，放弃政治的策略已带来成果。人们已摆脱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心理，反对社会主义的共和派现在不得不装作拥护社会主义了。来信要求知道各染色工人组织的地址，因为巴塞罗那的染色工人希望同其他国家的染色工人通信。【286】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利克、考文垂有染色工人的组织，斯皮特尔菲尔兹也有一个。
书记宣读了纽约《世界报》驻巴黎通讯员奥哈洛伦写的一篇文章，内中重复《巴黎报》的说法，说巴黎革命的计划是马克思等人制定的，并且还补充说，是在霍尔本街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制定的。
公民哈里斯说，对于协会的事，外人知道的比协会会员知道的还多。
他曾经遇到一个人，此人自吹曾和国际的主席一同吃过饭，这位主席知道巴黎事件的全部内情。据他说，这位主席住在北安普顿广场附近。
公民荣克说这大概是说他，因为他就住在那一带。
公民哈里斯说，他说的那个人是一个邮递员，他的名字［叫］纽曼。对此，公民荣克回答说，纽曼是他的一位顾客，是个蠢家伙，他瞧不起这个人，从不跟他议论政治。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不是邮递员了。假如哈里斯下次再见到他，可以把自己听到的这些话告诉他。
公民科恩代表访问排字工人协会的代表团汇报情况。代表团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据他从私人方面得到的消息，这个协会已决定捐15镑。从现在比利时的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书记那里来的消息是令人满意的。一切问题都已经弄清楚，完全有希望成功。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由于马克思的健康情况不佳，医生已建议他离开城市。宣言尚未完全写好。他建议，如果［宣言］在下次开会之前写好了，仍按以前那样，全权委托小委员会立即付印发表。
公民荣克说，宣言之所以拖延了，是因为赛拉叶夫人昨天收到几封巴黎来信，其中可能有重要消息。赛拉叶在圣丹尼投了7封信，可是这里一封也没有收到。俄国女士[3]来信说，她正在妇女当中进行积极宣传，每天晚上举行群众大会，并且准备组织一个女子兵团。已有5000名左右的妇女报名参加。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以致她担心经受不住这场斗争。【287】
接着，公民恩格斯的提议被交付表决，一致通过。
公民荣克接着问，是否要把像阿普尔加思和奥哲尔这样长期不出席会议的委员的名字也署在宣言上。阿普尔加思告诉他说，他已被迫辞去联合会书记的职务，由于健康情况不佳，已不能回到车床上去工作，在宣言上署［上］他的名字可能会影响他的前途。
埃卡留斯提议，对这个宣言暂不采用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须有全体委员署名的规定。
公民恩格斯反对这个提议。
公民米尔纳赞成按规定办。
公民哈里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反对把他的名字署在宣言上。如果阿普尔加思不愿署上他的名字，那就不署好了。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埃卡留斯的提议等于取消正式文件须有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的决议。
埃卡留斯说，他不是要取消这个决议，仅仅是建议对这个具体场合暂不采用这个规定。
公民荣克说，阿普尔加思委托他把问题提出来，但他回答说，这样一来，阿普尔加思或许要落到向资产阶级讨好的地步。
随后，同意荣克必须同阿普尔加思谈谈这件事，埃卡留斯必须同奥哲尔谈谈这件事。
公民米尔纳重新提出了他早已提过的关于制定国际工资手册的建议。【288】同一种工作。在不同的国家支付的工资不同，而国际是目前唯一能够抓这种工作的组织。企业主掌握着为促进他们的利益所需要的一切情报，国际的任务是要传播与工人阶级利益有关的[4]情报，如工资差别、工人的社会状况等。他在发言结束时建议把这个问题纳入议事日程。
公民荣克说，每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关于收集劳动统计材料的决议，但却没有任何进展。【289】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最好的办法是委托米尔纳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这件事。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适合计时工人的东西又不适合计件工人。
公民哈里斯说，要完成这件工作必须走出工联的圈子，因为需要研究合同工和一切劳动方式的情况；他愿意协助做这一工作。
公民米尔纳同意莫特斯赫德的建议。同意在下次会议上再作进一步研究。
主席约翰·黑尔斯
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18—221页上。
[2]埃卡留斯。
[3]伊·托马诺夫斯卡娅(德米特里耶娃)。
[4]原稿中此处划掉了“同样”一词。
|
1871年4月2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4月25日【276】
出席委员：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普芬德、莫特斯赫德、罗班、唐森。
公民黑尔斯缺席。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报告说，他收到一份请柬，邀请总委员会派一名代表参加为成立共和大同盟而召开的会议。
公民哈里斯说，昨晚他参加了这个会议，出席会议的至多14人。他提议对收到请柬表示感谢。
接着，会议决定由书记对收到请柬表示感谢，并声明总委员会不能加入其他任何国际团体。
书记接着报告说，上星期六他出席了镀金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决定捐助1镑给被解雇的比利时雪茄烟工人，该协会仅有24名会员。【277】
公民恩格斯说，根据从西班牙寄来的信件和报纸看来，他认为西班牙棉纺织工业正在发生英国近30年来所发生的同样情况。机器代替了工人；童工代替了男工和女工，工资则下跌。这就是巴塞罗那发生罢工的原因。书记已写信给曼彻斯特，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回信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工厂地区正在酝酿罢工，争取星期六12点停止工作。奥尔德姆的厂主们起初做了让步，但是其他厂主迫使他们收回前言，奥尔德姆就被选作对抗的试验场了。恩格斯已经给西班牙去信说明这一情况。
公民科恩报告说，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都遭到解雇。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派了它的书记和一位比利时人前去调查。从荷兰招来了30名工人，但他们又都回去了。工人们相信同盟歇业维持不久。在德国雪茄烟工人罢工期问，他们给莱比锡寄去了3000法郎，因此，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工人们的援助。大约9个月前在伦敦那些从事廉价雪茄烟生产的工人中成立的一个荷兰人团体捐了15镑。剥烟叶工人捐了20镑。另一个团体手头有25镑，也决定捐一部分给比利时工人。伦敦的比利时人已捐了375法郎。在3月31日至4月18日期间，在安特卫普的文娱晚会上募集了13法郎，有一位绅士私人捐了10法郎，根茨捐了74法郎，后来又捐了14法郎，德国的阿尔托纳捐了168法郎；阿姆斯特丹捐了200法郎；还收到了另一个地方寄来的30法郎。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至今还未给利物浦写信。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纽约委员会书记的来信，信中附有在委员会中有代表参加的支部的名单【278】：
1．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
2．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支部。
3．纽约捷克工人协会。
4．芝加哥第一社会政治工人协会（德国人的）。
5．芝加哥第二社会政治工人协会（德国人的）。
6．纽约社会民主工人协会。
7．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爱尔兰人支部。
8．纽约威廉堡社会民主协会（德国人的）。
信上说这些支部工作不错！爱尔兰人支部发展迅速，并打算和美国爱尔兰人同盟合并。出版德文周刊的工作也有进展。工人联合会曾决定，只认可那些代表劳工[3]而不代表资本的代表。全国劳动联合会在纽约各协会中丧失了基础，其中有许多协会拒绝派代表参加下一次代表大会。
纽约州工人大会在沃耳巴尼举行了自己的年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并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决议结尾写的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告工人协会和工联书正在草拟中，同宾夕法尼亚矿工互助团体建立了通信联系。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最近的选举中推翻了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在当地美国人当中成立了一个支部，它［向纽约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收到2英镑期票，这是203名会员的捐款和代表大会报告的酬金。
公民马克思通知说：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12日的，另一封是15日的，但只是星期六收到。一个属于公社的法国人到伦敦来办理交易所业务，拜访了他［马克思］，以便得到他的帮助。开除托伦确有共事，为此马克思提出如下的决议案：
鉴于巴黎支部各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下述决议：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一边，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埃卡留斯支持这个决议案，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继续发言。他说，他向这位公社代表指出，既不给我们写信[4]，也不给我们寄报纸，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将来会纠正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17区空缺的候选人。【279】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利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280】根据公民莫斯特赫德的建议，总委员会委托公民马克思起草这封信。
［马克思：］拉法格由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的邮局寄出了一些信件，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平静。【281】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贝尔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象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它，但是它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282】，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一位司法官员去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一无所获。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布鲁托[5]在检查国防政府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100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6000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宣言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283】
公民哈里斯说，雷管弹药厂的女工跟他谈过话，并答应告诉他有关工作日和工资等级的详情细节。有传教士到这些工厂去说教；国际应该派宣传员到这些人中间去。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11—218页上。
[2]埃卡留斯。
[3]会议记录本此处缺少一页。不久前发现了这一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第680-681页）。其文字从这里开始。——译者注
[4]记录本原来缺少的那一页到此姑束。——译者注
[5]应当是普罗托。
|
1871年4月1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4月18日【268】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班、萨德勒、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收到牛津共和派俱乐部书记寄来的一封信，内附铅印的该俱乐部纲领。来信索取文件材料以便了解国际的宗旨是否如俱乐部设想的那样，允许为共同目标进行合作。【269】
委托书记[2]回信并寄去文件。
收到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书记的一封来信，信上通知说，26日晚将接见为安特卫普解雇事件而派去的代表团。【270】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收到马德里[3]的一封来信，信上要求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提供援助。
委托书记与曼彻斯特联系。【271】
他［恩格斯］接着报告说，德国举行了一些群众集会，对公社表示声援。【272】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普鲁士警察正在等着他回到德国，并且准备逮捕他。【273】
在巴黎，赛拉叶和国际的另一些会员被选入公社，填补空缺。
公民荣克说，他委托带信给赛拉叶。罗沙的那位妇女从利尔来信说，这两个人三个晚上都没有从市政厅回家，因而没有见到他们。不过，如果她还有时间，她将返回巴黎，到市政厅去找他们。
公民韦斯顿报告说，伦敦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电讯：
“国际工人协会发表了下述声明：——鉴于托伦先生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以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将他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并建议伦敦总委员会批准这一决议。”【274】
在海德公园大会上【275】，公民韦斯顿结识了一位名叫理查兹的人，他有一些法文和德文的报纸，对革命具有很高热情。他自称是协会会员，但由于星期一他要到诺丁汉去，韦斯顿就没有约他参加星期二的总委员会会议。他在展览馆工作。
公民黑尔斯向总委员会推荐公民萨德勒为哈克尼路分部的代表。
公民黑尔斯提议，恩格斯附议，接纳他为总委员会委员。通过。
公民黑尔斯通知说，贝特纳-格林区分部任命公民布拉德尼克为书记。
公民荣克谈到关于托伦的报道时，怀疑总委员会是否应只根据报纸的报道处理这一问题。
公民罗班认为，总委员会与这件事无关，因为巴黎支部有权开除自己的成员。只有当托伦企图在其他地方成为协会会员时才需要采取行动。
埃卡留斯认为，只有在托伦提出申请时总委员会才需要处理这一问题。
公民韦斯顿认为，托伦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的情况与其他情况有点不同，但他认为仅仅根据报纸报道来采取行动是不对的。
公民恩格斯说，如果报载的这条消息带有官方的性质，那就应该予以注意。
公民马克思说，如果这条消息是发表在一家法国报纸上，而巴黎委员会又要求批准这一决定，就应予以批准。托伦应当受到这一惩罚。他在社会上被视为国际的代表。
接着，会议通过如下决定：“如果这条英文电讯属实，总委员会就批准将托伦开除出国际，并公布这一决定。”
公民黑尔斯说，他为建立国际两个支部召开的群众大会，用去了4先令6便士。
在公民恩格斯的提议和马克思的附议下，一致同意报销这笔费用。
公民米尔纳问，总委员会是否认为不必就巴黎局势发表声明。
公民荣克认为应当发表，但缺少从巴黎直接来的消息，我们只有报上的一些不真实的报道，
公民马克思说：在目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事，是就斗争的总的趋势发表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
公民韦斯顿认为总委员会最好表个态。可以草拟一个一般性的决议。
公民马克思认为可以这样做，然后再发表宣言。
公民米尔纳要求总委员会就当前斗争表明它的看法。如果总委员会无动于衷，就会丧失它的威信。
公民哈里斯说，伦敦的报刊可以从巴黎得到材料，可是我们却得不到。报纸的社论还不如通讯。
公民米尔纳提出一项决议案，公民萨德勒附议，但由于时间已是11点半，决定把这个问题搁到下次会议讨论，并明确下次会议将优先予以讨论。
委员会于11时35分休会。
主席海·荣克
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11—214页上。
[2]埃卡留斯。
[3]此处原为“巴塞罗那”。
|
1871年4月1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4月11日【256】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莫特斯赫德、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马克思和普芬德因病缺席。
公民莫特斯赫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布里斯托尔激进派协会书记汇来3先令邮票作为援助德国政治犯的捐款，并对因时势艰难无法多寄，表示歉意。【257】
泥水匠协会书记说生意萧条，寄回了全部捐款单。
赫恩山的斯波尔丁先生索取有关国际的某些文件和其他材料。【258】
责成书记[2]回信并寄去材料。
书记报告说，他已给各工人团体寄去了70份以上的通告信。他提议在必要时应派出一个代表团。【259】
公民科恩说，雪茄烟工人选派了8人，此地的比利时人自愿陪同前往，因此只需一位总委员会委员参加代表团就行了。
一致决定委派书记前去。
公民科恩说，他们收到布鲁塞尔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因23名工人罢工，300名工人全部被解雇。信上说，工人现在有16000法郎，要求贷款400镑。安特卫普有500名工人，却只要求贷款150镑。情况不很清楚，这个团体[3]分别给两处去了信，但还未收到回信。今天报纸报道说，国际曾试图达成协议，但是雇主们拒绝和他们打交道。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西班牙发生了几起罢工。【260】他还宣读了从巴塞罗那寄给《人民国家报》的一篇通讯，从中可以看出共和派在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但是在各省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在巴塞罗那，君主派仅有5人当选，而共和派当选的却有9人，其中有2人是国际的成员。共和派在市一级的选举中肯定获胜。卡斯泰拉尔及其支持者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位算是社会主义者的皮·马尔加尔曾建议搞工资税。在马德里，目前正用群众集会和散发小册子的方法开展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公民恩格斯说，看来这封信的作者比那些在报上鼓吹不过问政治的人要高明得多。【261】
公民布拉德尼克最近在莱斯特呆了5个月，他说，莱斯特的工人比伦敦的工人激进得多，共和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有三名工人被选入国民教育局，并且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选一名工人进议会。他没有投身到运动中去，因为他没有找到工作，不知道要呆多久。他认为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支部。
公民恩格斯说，他还应该报告一件事实。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协会曾经做出一些荒唐事的流言。巴黎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最新的流言，说什么马克思似乎在1857年当过俾斯麦的私人秘书。【262】
接着恩格斯说，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263】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法夫尔已经拒绝普鲁士人的帮助。【264】1848年6月，战斗四天就结束了，但当时工人没有大炮。现在战斗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路易·拿破仑铺设了宽阔的街道，为的是可以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工人，然而现在这却方便了工人：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20万人，他们比在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公民莫斯特赫德认为战斗不会在几星期内结束。法国将出现五六年之久的长期革命的局势。巴黎一定要赢得全国。
公民米尔纳说，总委员会应该发表意见。共和同盟[4]已发表了一个宣言【265】，对情况作了正确的说明，他们要听听其他人的见解。
公民科恩提议，听完在座的代表团的发言以后再进行讨论，通过。
公民奥利弗接着代表国际民主协会派出的代表团【266】发言。他说，协会决定下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以示对巴黎工人的同情，他们呼吁总委员会协助开好这次大会。他们打算发表一篇告巴黎公社书，另外再发表一篇告英国人民书。他们还想知道总委员会是否能给以金钱援助。
公民默里，代表团成员之一，接着宣读了告英国人民书的草稿。
主席[5]说，他在同意之前，必须先了解会提出什么决议案。他基本上同意这篇告英国人民书，因为十之八九都是事实，但还应压缩，使它更加鲜明有力。我们的观点不仅要很广泛，而且要清楚。
公民泰勒，代表团成员，说决议应在星期五代表们开会时准备好。
主席认为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1）协助组织会议；（2）捐助经费；（3）起草呼吁书。
公民米尔纳建议派几位代表去参加组织工作。
公民荣克认为时间非常紧迫。在召开这次大会之前总委员会不可能再开会了。呼吁书中不应有资产阶级的东西。
公民拉萨西认为呼吁书中应该表达这样的思想，巴黎人民有权举行起义，有权自治，有权废除国教，有权解散常备军。
公民埃卡留斯说，他不信任这个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的最后一刻提出来的关于合作的建议。要筹备好这样的大会，应该事先同各组织协商，然后才决定开会的日期。他赞成大家都为开好大会而努力，但他反对总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及文件的起草工作。
公民恩格斯同意这个意见，并想知道国际民主协会为何没有加入国际。最近国际受到种种责难，它应负很大责任。
公民奥利弗说，几年前，他们加入了那个骗人的改革同盟【267】，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国际活动的情况，他们认为国际工作做得不够。他认为鲁克拉夫特在几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都太温和了。
公民韦斯顿直到上星期五才知道将召开大会。看来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都已得知各报刊登的关于民主派内部发生分裂的报道，这一报道使他决定积极参加大会的组织工作。总委员会应该利用它的影响来保证大会的成功。他认为倘若不这样做，那便是胆怯的表现。他提议，总委员会应该与［民主］协会合作，同它一起起草决议和呼吁书。
公民哈里斯对打算承认革命表示满意，并支持这一建议。
公民科恩认为，合作应该只限于派三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海德公园的［大会］。
公民米尔纳提议，派代表团去出席星期五的代表会议。
公民唐森附议。
主席批驳了关于胆怯的指责，并且说，鲁克拉夫特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跟自己有分歧，但是他在我们许多同志还在梦想民主的时候就已经在为民主而斗争了，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
公民布拉德尼克说，协助组织示威游行，时间已来不及了。他提出一项修正案，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运用总委员会的影响来保证这次示威游行成功，而不要派代表。
公民埃卡留斯附议。
有的意见认为采纳这项修正案等于否决了米尔纳的提议。
主席认为，这是一项真正的修正案，与否决决议案大不相同。
这项修正案以6票对5票被通过。
然后，主席提出原先的决议案付诸表决，该议案为多数票所否决。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07—211页上。
[2]埃卡留斯。
[3]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
[4]共和大同盟(theUniversalRepublicanLeague)。
[5]莫特斯赫德。
|
1871年4月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1]
4月4日【249】
出席委员：布恩、科恩、埃卡留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米尔纳、列斯纳、莫特斯赫德、罗班、吕尔、韦斯顿、唐森、普芬德、恩格斯、马克思。[2]
公民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旧金山。收到一封从旧金山寄来的德文信，信上要求寄去英文本的《章程》和其他文件。【250】这封信交给美国的德国人通讯书记[3]。
公民恩格斯宣读了安特卫普支部书记[4]的来信，信上说雪茄烟工人成立工会已有一些时候了，并且还与荷兰、德国和英国的雪茄烟工人进行通讯联系，这不合厂主们的口味，于是厂主们就组织起来，并且对工人说，如果工人们不放弃自己的组织，厂主就要解雇他们。工人们一致拒绝接受这一要求，现已有500人被解雇。他们手头上有6000法郎，但是靠这笔钱养活这么多人是维持不久的，所以，他们要求总委员会给予支持。【251】
公民科恩说，1868年，他受国际的委托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去组织雪茄烟工人的工会，这事他完全取得了成功。【252】在布鲁塞尔，只有4人没有加入工会，在安特卫普，有49人没有加入。在列日及其他地方，雪茄烟工人全部加入了工会，在比利时人的带动下，荷兰也建立了工会。所有这些雪茄烟工人组织都隶属于国际。
不久前，约100名比利时人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团体，它每周都获得一些捐赠。这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团体。有人办丧事，他们捐助2镑。四个星期以前，他们给安特卫普寄去了6镑，厂主们刚一得知这种情况，就要解雇这些工人，除非他们退出这一组织。至于说这场罢工是由国际挑起的，那是没有根据的。还在战争爆发之前那里就打算罢工，但是这个组织寄去了经总委员会同意的一封信去进行劝阻，工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一劝告。
上星期三从安特卫普来了一封信，星期一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在有3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150镑的捐款。这并没有使他们的财力告罄。这里的比利时人寄去了20镑，加上安特卫普人自己的240镑，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被解雇的工人满足于每星期5法郎的补助金，然而这笔钱由500人来分，只能维持几星期。利物浦还有一个团体能做点贡献，剥烟叶工人正好现在情况很好，他们也能作点贡献。
厂主联合组织的负责人去荷兰招雇工人，在各地都遭到拒绝。如果能在五、六个星期中给工人们以支持，厂主们就不得不让步，因此，总委员会有责任给予援助。工人们决心不给警察以任何进行干涉的借口，他们决定不在街上两人同行。他们需要的不是捐款，而是贷款。
公民恩格斯提议，公民科恩附议，给各工人团体发一封通告信【253】，并派代表团去拜访它们。通过。
接着，会议决定印100份通告信。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马克思收到一封从加利福尼亚寄给杜邦的信【254】，还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准备在下星期开会时带来。【255】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以担保随传随到为条件被释放。不伦瑞克的被监禁者因起诉法院找不到控告的证据而被释放。俾斯麦的报纸所提出的指责——行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一一被证实纯属捏造。
公民黑尔斯报告说，星期四他参加了在贝特纳-格林区哈特巷“威尔士亲王”酒店召开的一个集会，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国际支部。
星期日在伊丽莎白街“美意”(酒店)召开的另一个会上也成立了一个分部，有30人参加，其中有8名妇女。他们推举了负责人和一名代表。在这两个会上，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
公民恩格斯说，由于巴黎发生的事件，公民马克思认为现在发表宣言是不适宜的。
一致同意这一看法。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04—206页上。
[2]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名字是马克思写上的。
[3]埃卡留斯。
[4]克楠。
|
1871年3月2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3月28日【243】
出席委员：布恩、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科尔布、马克思、米尔纳、莫斯特赫德、罗班、普芬德、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恩格斯指出，记录有一个错误：把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和瓦朗坦将军混为一个人了。被任命为警察局长的是后者。他还批评《东邮报》刊印会议的报道马虎草率，乱用标点符号，弄得不知所云。
在公民布恩、荣克、哈里斯和莫特斯赫德发表一些意见后，记录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由于巴黎委员会的来信，公民赛拉叶已被派往巴黎。【244】他给了赛拉叶5镑，赛拉叶把这看作是总委员会的借贷。
马克思还说，他就各报刊登的伪造信致《泰晤士报》的信，被波拿巴派的《自由》的一位撰稿人丰维耶歪曲了。丰维耶在最近一期《泰晤士报》【245】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攻击中央委员会，说马克思曾明确宣布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国际会员，他们都是骗子。而实际上马克思只说过那封先发表在《巴黎报》而后又为《泰晤士报》所转载的信是伪造的。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里有国际会员。
公民列斯纳提议，公民荣克附议，给公民赛拉叶5镑作为差旅费。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说，普鲁士政府只给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保留了一个是国际会员的罪名，所有其他的罪名都被取消了。既然国际要建立社会的民主的共和国，参加国际就是叛国。维也纳的国际会员就是被定的这一罪名，并被判处长期徒刑，虽然他们现在都已获释。李卜克内西的律师认为，他们都会被无罪开释。和马克思有书信往来就成了叛国，他……[2]
公民荣克接着报告了总委员会代表团出席威灵顿音乐厅群众大会的情况。【246】他只听了奥哲尔发言的一部分，似乎要准备成立一个类似中央共和派俱乐部的组织。通过了相应的决议，韦德还向大会建议加上“社会的和民主的”几个字。26票赞成加上，50票反对。黑尔斯接着代表代表团在会上讲了话，赛拉叶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巴黎工人当前的斗争表示同情。
公民荣克还参加了伦敦东区的两个较小的集会。他在这两个会上都建议他们成立国际的支部。提出了相应的决议，与会者好像是一致同意的，但在这两个会上讨论都延期了。黑尔斯参加了在科学宫举行的那个大会。【247】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曾和奥哲尔谈过，奥哲尔好像想把他的纲领只局限于要求共和政体。他（莫特斯赫德）不想用英国宪法去交换某种共和主义的宪法。布拉德洛在星期五也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要求的只是废除1701年王位继承法。【248】
公民荣克认为，不应阻止那些不愿靠拢我们的人做他们能做的事。这里只要有了共和国就能得到比在大陆更大的利益，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更成熟。
公民哈里斯认为，假共和主义的宣传可能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的上层建筑。
公民韦斯顿对这么多人赞成加上“社会的和民主的”一词以及没有一个人反对共和国而感到高兴。
公民恩格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支持共和主义运动，而在于这个运动在目前环境下是否将按照我们的道路发展。有些人像彼得·泰勒等人一样，只是要求共和国；但是必须指出，废除君主制度，必然要废除国教会、上院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在英国，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就不能发展。既然产生了这种运动，那末也就应该知道它将要怎样发展。要使我们的理想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必须先建立共和国。我们必须注意共和主义运动的动向，国际的会员应该参加这个运动，设法使它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是共和主义运动带上资产阶级性质，它就会变成少数人的运动。工人［阶级］不能不同一切传统形式一刀两断。
公民哈里斯说，美国没有国教会，然而，那里工人阶级的日子并不比这里好过。
公民恩格斯说，在美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有压迫，但是共和制度使工人阶级有许多机会进行宣传。在人烟稠密的州有工人运动，然而人烟稀少的地区还很多，有碍于工人运动的加强。
公民马克思表示深信，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变成社会运动，绝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目前运动的首领当然没有这种意图。
根据莫特斯赫德的建议，代表团的报告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接着提议发表一篇告巴黎人民书。
公民哈里斯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科恩建议由马克思起草这篇告巴黎人民书。
公民哈里斯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哈里斯通知说，星期日同盟的书记送来了缴纳房租的通知。
公民恩格斯提议，莫特斯赫德附议，先付一个季度的房租，并且听取关于剩余欠租的报告。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201—204页上。
[2]原稿此处缺字。
|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各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各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
|
1871年3月2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3月21日[2]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科尔布、米尔纳、马克思、罗班、普芬德、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在上次会议上忘记说明这样一个情况：战争爆发时，已给大陆各支部去信，通知不可能在美因茨或巴黎举行代表大会，所有回信的支部都请总委员会选择下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公民罗班说，巴黎没有收到这封信。
通讯
巴黎。公民赛拉叶收到一封巴黎回信。关于把德国人开除出协会的说法是报纸捏造的。不论在联合会委员会或在各支部都没有发生过这类事。
公民马克思提议在报上发表以下声明：【233】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作出过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234】倡议成立的，由于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作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235】，而像《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这一建议得到附议，并被一致通过。
公民赛拉叶说，前几天，《巴黎报》刊载一篇文章，说一位住在柏林的国际主要领导人给巴黎的赛拉叶去了一封信，抱怨巴黎的国际会员太重政治，而没有抓协会的真正目标——组织工作。一两天后发表了一封信，说是马克思从伦敦写给巴黎的赛拉叶的。这封信上注的发信日期是2月24日，而赛拉叶是19日到达伦敦的，当天就见到了马克思。报上还公布了他给马克思的回信，说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236】
他还收到一些信，这些信表明，蒙马特尔事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是2万群众的突然闹事。这里有国民自卫军215个营，每营1500人，从他们当中产生了中央委员会，而且常备军的士兵们同他们亲如兄弟。他们在大多数的区里有组织得很好的区委员会。有一位法国战俘给巴黎写信说，他访问了国际莱比锡支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公民马克思说，不仅开除德国人的决议是捏造的，而且《巴黎报》上发表的信也是捏造的。他为此已给《泰晤士报》写了信。【237】
他收到一封莱比锡的来信【238】，信上说，一般认为倍倍尔不会获释，因为总检察长会反对。公民杜邦收到从布雷斯特寄来的两份很长的报告【239】，他已把报告转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将在下星期简略介绍这两份报告的内容。杜邦还收到一封从瓦尔省西奥塔寄来的信。公民巴斯特利卡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支部。E.普伦内茨是它的通讯员，他请杜邦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信鼓励他们。
同意授权公民杜邦以总委员会的名义给该支部去信。
公民荣克报告说，公民斯特普尼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在马隆的帮助下，为阵亡的自由思想者的孩子们办起了孤儿院。这是法国第一个这类的世俗机构。
公民恩格斯接着叙述了巴黎的情况。【240】他说道，赛拉叶已经提到的在这个星期内收到的巴黎信件说明了以前认为不可理解的情况。以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少数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不肯交出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记者都写道，应该惩治这些人，但是法国政府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迟迟未动。从我们巴黎委员会得到消息说，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在选举以后，他们明白了，在所选出的那种议会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态的。普鲁士人进入巴黎的时候，大炮被搬到了市区的另一部分，以使它们不至于落入普鲁士人的手中。当时政府对这些大炮抱有贪心，并企图把它们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走。奥雷尔·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警察局长。[3]在拿破仑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队长并且是教徒。他曾遵照奥尔良主教杜邦鲁的指示在教堂里举行五小时的赎罪礼，而他的军队这时则在同德国人的作战中吃败仗。这项任命使人们对政府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时国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抵抗。260个营中的215个营，士兵和军官一起共同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20个区中只有5个区没有选出代表。当议会迁到凡尔赛的时候，政府就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他们的大炮。政府打算让维努瓦率领刚开进巴黎的军队来执行；维努瓦曾经在1851年的政变期间，指挥士兵枪杀过街道上的群众。清晨，军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察觉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没有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被调到凡尔赛去了，议会不知道怎么办一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是名人，其中没有费利克斯·皮阿和类似他那样的人，但是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有4个国际会员。
公社的选举预定在第二天举行。中央委员会宣布，将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在所通过的决议中的最重要一项决议说，必须遵守和谈的先决条件。普鲁士人仍在附近，如果能做到使他们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公民赛拉叶说，从土伦调来的海军陆战队第4团，在星期一早晨到达巴黎。他们没有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而是开到市政厅，宣布拥护革命。水兵是唯一可以利用的老兵。勒孔特被他自己的士兵击毙。他就是那个在1月里下令在市政厅前枪杀妇女儿童的将军。【241】
克莱芒·托马是1848年6月屠杀人民的将军之一。“赶走这些暴民”，就是他下的命令。在围困期间，他是贝尔维尔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他在巴黎散布消息说贝尔维尔的士兵把所有的钱都用去喝酒，不愿打仗。而对贝尔维尔的士兵他却说别人都不愿打仗，从而在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之间制造不和。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投降派，并且一见面就互相开枪射击。克莱芒·托马背叛了贝尔维尔的士兵，而蒙马特尔［的］士兵替他们报了仇。【242】
公民黑尔斯接着说，他准备在［伦敦］东区组织国际支部。他认为应当有所行动，以表示对巴黎的同情。
埃卡留斯认为，星期三晚上在威灵顿音乐厅要举行一个共和党人的群众大会，可以在那里有所表示。
公民马克思建议，派公民韦斯顿、黑尔斯、荣克和赛拉叶作为代表出席那个大会，呼吁与会群众对巴黎的运动表示同情。
公民哈里斯附议，并且说星期五在老街科学宫还有一个集会。
公民韦斯顿和米尔纳说了几句话表示赞成之后，这一建议被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建议，因时间太晚，爱尔兰问题延期讨论。
公民韦斯顿认为，如果巴黎的情况进展顺利，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举行声援性示威。
同意等到下次会议再作决定。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97—201页上。
[2]会议记录本上的这个日期原写为“3月14日”，后由马克思更正为“3月21日”。
[3]这里记录不确切。见本卷总委员会3月28日会议记录。——编者注
|
1871年3月1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3月14日【227】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班、赛拉叶、斯特普尼。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伯明翰工联理事会的一封来信，内附一份决议，要求总委员会设法使协会的德国会员与法国会员和好。【228】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一封纽约来信【229】，信中说那里成立了一个爱尔兰人支部并已加入协会。由詹姆斯·奥沙利文、约翰·道林、赛米尔·卡瓦纳和托马斯·莱勒组成的代表团访向了纽约委员会，约翰·德沃伊是纽约委员会里的爱尔兰人支部代表。
公民马克思又报告说，在德国选举【230】中除了倍倍尔一人击败了舒尔采-德里奇外，我们的人都落选了。舒尔采-德里奇曾在柏林击败曼托伊费尔。毛奇是由东普鲁士的一个村子选出的。
公民罗班接着提出他曾表示准备提出的建议：尽快在伦敦召开有所有支部代表参加的会议。他认为，各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集会就他们今后对本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达成协议。同时还必须把那些已不是协会的代表却还用协会的名义从事活动的人清除出协会。根据章程，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现在应该召开代表会议，另外还有一些组织问题需要解决。
公民米尔纳附议，认为应该讨论这一问题。
公民马克思反对这个提议，他说，公民罗班没有充分说明他的理由。巴黎的局势非常不稳定。席利，这位在巴黎住了20年的协会会员遭到了围攻。据报上说，巴黎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他们既然用了国际的名称，今后也要保持这个名称，但是所有德国人除李卜克内西、雅科比和他本人外，都将被排除出去。【231】委员会应当查清情况是否如此。
公民恩格斯说，需要召开代表会议的时候将会到来，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公民罗班没有说明哪些组织问题需要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在法国，我们的支部被破坏了。
公民黑尔斯认为，当出现总委员会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召开代表会议。
公民布恩支持时机未到的意见。
公民赛拉叶说，巴黎支部不可能派出代表，他们刚刚组织起来，并且由于选举而负了债。
公民罗班争辩说，不能由总委员会对它自己的活动作出判断，现在是召开代表会议的时候了。巴黎的支部在战争之前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如果通知他们派代表，他们现在也能这样做。
公民米尔纳说，总委员会应该根除目前存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公民埃卡留斯说，只有巴黎才存在这种情绪，开代表会议不会有什么帮助。派一个在巴黎人中有足够的威望、使他们能听得进意见的代表去，或许能有助于根除这种情绪。
公民赛拉叶说：在召开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之前，国际的法国会员需要摆脱老的领导者，建立新的支部。
公民马克思说，如果各支部要求召开代表会议，总委员会就有责任召开，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诚然，根据章程每年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样一来，就得一年开两个会。米尔纳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德国，许多会员被关在狱中，支部也没有钱派代表来。公民罗班改变了他原先打算只开组织工作会议的想法。
公民罗班回答说，协会有权监督总委员会的活动，而总委员会不应逃避检查。各地有不同的意见，各国会员的行动也不相同，因此，应该召开代表会议来决定活动的方式。
这一建议以多数票反对，两票赞成被否决。
公民马克思说，据一家巴黎的报纸披露，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既然他们用了国际的名称，他们就要保持这一名称，但是所有德国人，除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和雅科比外，都将被排除出去。他指出，雅科比不是协会会员。他提议责成赛拉叶立即给罗沙写信索取印刷的会议记录。通过。
公民赛拉叶说，他已经写了信，正在等候这些东西寄来。他提议，如果查明确实通过了这样的决议，那就应暂时停止巴黎支部的活动。授权小委员会在收到会议记录后执行这一点，并重新派人在巴黎组织支部。
公民黑尔斯附议，该提议被一致通过。
公民赛拉叶报告说，他在巴黎查询了勒梅特尔的使命，谁也没有派勒梅特尔来参加总委员会。他千方百计搞阴谋反对总委员会。多雷只是交给他一封给杜邦的私人信。费利克斯·皮阿造谣诽谤总委员会。
公民马克思接着重新开始中断的讨论。他说，找到一支足以对抗大陆军事列强[2]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强国现又重新扮演神圣同盟的角色，英国是唯一能够对抗它们的国家，而它只有夺回它的海上权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收这些国家在中立国船只上的货物，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毁灭它们的对外贸易，这样，德国资产阶级就不会像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好战了。这种作战方式比通常的作战方式较为人道。大陆上的军事列强实际是通过巴黎宣言对英国说：你不应按自己的方式，而应按我们的方式作战。许多人反对私掠船，其实私掠船并不比自由射手坏，而且它们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当巴特勒鼓吹对英国作战时，人们说：美国没有海军，无法作战；巴特勒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海军，我们只要有私掠船就行。当今的英国统治者对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力量满不在乎，但是，他们总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使英国人民拥有用来为大陆人民谋福利的力量。斯图亚特·穆勒曾经是拥护巴黎宣言的，但是在看了给他寄去的一些文件后，就转而反对它了。整个黑海会议【232】都是为了要使这个宣言得到批准。在此之前，这个宣言只是被帕麦斯顿和克拉伦登个人认可，而昨天签署的议定书看来把它包括进去了。
公民恩格斯说，他要答复公民韦斯顿的意见，既然韦斯顿没有来，也就不必谈了。至于巴黎宣言，公民马克思已经指出，这仅仅是私人协定。它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领导人和议会的承认，谁也没有说它具有约束力。1862年，康沃尔·路易斯宣布它没有约束力。1867年，现在的德比勋爵[3]在回答斯图亚特·穆勒时宣布它仅仅在一定范围内有约束力，但是自卫远比所有契约重要。这个宣言从未被批准，它所凭借的仅仅是一位大臣的私人信件的权威，谁也不受它的约束。这一点，从每次战争交战国都另订专门的协定来约束自己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是，会议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今后所有条约和协定未经一致同意废除，都具有约束力。
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证明，现在的堡垒不足以抵御炮击，只有在堡垒前面筑炮台才能保住堡垒，在波兰就准备修筑一些炮台。俄国以毫不衰减的热情继续扩充军备，它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已转入战时状态。正在组织通讯部队和卫生部队。在英国市场发行的1200万镑俄国公债已被超额认购，这也许是俄国能得到的最后一笔英国钱。战争可能不等夏季结束就会到来——局势看来很不平静。
至于讨论中的一些发言，恩格斯说，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一支英国军队是否足以进行武装干涉。公民韦斯顿所说的那种强烈措词，他没有用过。接着，恩格斯再一次证明，英国只能出兵3万人，英国只有在阿尔马战役中达到3.3万人，而这个数目在克里木战争中再也没有达到过。这只等于普鲁士的一个军，因此，以为这样的兵力能够改变力量对比，那是荒谬的。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勇敢，个人的勇敢在每个国家都可见到，但是，战士的素质却有不同，它们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爱尔兰人擅长当轻步兵，英格兰人擅长当[4]，但是这里的军事当局却把英格兰人当作爱尔兰人使用，把爱尔兰人当作英格兰人使用。英国的军训制度太不完善，太过时了，以致阿尔德肖特的士兵直到这次战争时还未受过站岗放哨的训练。
这里有人说，如果是10万英国兵，就不会让人把他们困在巴黎了。但是像我们的志愿兵那样的士兵怎能制止得了这种情况发生呢？法国人中这样的士兵是够多的，如果40万英国志愿兵像法国人一样被围困在巴黎，并由同样的笨蛋和卖国贼指挥，他们也会做出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来。
最后，他说英国不能按同等条件和大陆国家作战，也不应该希望它能这样做。一个英国兵一年要花100镑，而一个普鲁士兵只花30镑，因此普鲁士用同样的钱能养三个兵，而英国却只能养一个；所以它完全不能跟那些陆上强国竞争，他希望英国永远不要试图这样做。
讨论开始时所提出的建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被撤销，第三条被一致通过。第三条说：“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的军事力量——它的海军——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的约束。”
公民黑尔斯接着问道，爱尔兰问题是打算作为理论问题讨论，还是作为组织问题讨论，如果是作为理论问题，那就可以推迟讨论。
公民布恩提议下一个就讨论爱尔兰问题，但是他不准备第一个发言。
公民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而且我们现在有了爱尔兰支部，就必须考虑这一问题。
公民黑尔斯认为分裂并不好。
公民布思不同意韦斯顿把设想爱尔兰人会利用英国政府可能陷入的任何困境说成是卑鄙的那种意见。不过，总委员会应该明白该怎么办，并作出决定。
公民马克思说，这是国内阶级关系的问题。只要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处于分裂状态，统治阶级就有力量把两者都镇压下去。
接着，会议决定，会议议程的第一项是讨论爱尔兰问题，第二项是讨论土地改革协会的纲领。
公民黑尔斯提出想讨论是否需要成立英国支部的问题。
委员会于11时休会。[5]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92-197页上。
[2]原稿中此处划掉了“他们恢复了北方同盟”一句。
[3]爱德华·亨利·斯坦利。
[4]原稿此处缺字。报纸的报道增补了“重步兵”几个字。
[5]本日记录无签名。
|
1871年3月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3月7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班、赛拉叶、唐森、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赛拉叶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在作了一处修改后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收到一封从波尔多寄来的信。马隆在为协会办事，而托伦则和资产阶级鬼混，并且认为国际可以[2]取一个较为温和的名称，因为现在的名称会招来祸害。公民马克思接着宣读了纽约的德国书记[3]的一封来信，信上再次请求承认纽约委员会为北美中央委员会。【222】来信人答复这里写去的信说，他们不想同美国劳工同盟冲突；这个同盟掌握在一些小政客手中，这些人想利用只有高薪工人才会参加的协会来达到独立自主，并靠推行小农政策来实现其纲领。下届代表大会将在路易斯安那召开【223】，这就会更加加强这一倾向，只有当东部产业工人具有更大影响时，情况才会好转，而只有在东部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他们才会具有这样的影响。杰瑟普和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不过有些保留。他们会见了从英国来的被判了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并认为这些人都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人。这些人中有一位说，如果他要参加政党，他就参加国际或者类似国际的政党。
来信人想知道他是否应继续和总书记通讯，他抱怨说他没有收到任何文件。为在德国被监禁的人募集的钱已寄往德国。现在他们已被允许出席同盟的会议了。圣克里斯平[4]的罢工赢得了胜利；煤矿工人胜利在望。德国工人的集会却没有任何进展。【224】
信里附有华德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他去华盛顿同劳工同盟的代表交换意见，以便使他们相信进行社会革命要有一个比较广泛的纲领。他和11名代表就此问题讨论了几天，并受到了热情接待。
公民马克思说，他已寄去了几大包文件【225】，书记[5]说他也寄去了所有已发表的文件。
公民马克思说，要决定的问题是，让他们成为美国的中央委员会呢，还是只是外国人支部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恩格斯主张承认纽约委员会是选举它的各个组织的代表，让其余的组织自由决定是否参加。
公民米尔纳认为，必须支持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并给他们提供能够从事宣传的条件。
公民韦斯顿要求找出一个能确切地说明他们的地位的名称。
公民马克思说，如果我们仅仅代表德国人俱乐部、瑞士人俱乐部，也许还有此地的法国人俱乐部，那末，我们就不能称自己是代表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荣克回答公民米尔纳说，没有人企图否认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没有人企图阻止他们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在他们建立起一些美国支部以前，不能成为美国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哈里斯说，马萨诸塞州有两个团体，他们只是在最近才听说我们这一组织，并且希望参加。至于邮包，很可能是压在纽约的邮局里。他自己曾经寄过一些东西，它们都被压在邮局里，直到催问才投送。他赞成这样的意见：纽约委员会只应以它所代表的那些组织的名义说话。
公民马克思说，不应阻碍他们的活动，他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最好是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指出根据章程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
决定委托公民马克思按照这个意思给他们写一封信。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帕尔马的红色报纸[6]停刊了。出了3期，但是邮局没有把报纸分发出去。编辑被控在第一期里侮辱了国王，但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因此恩格斯无法找到那篇被控告的文章。
公民荣克提到一封信，据这封信说，在巴黎的伊夫里车站和贝尔西车站附近建立了两个支部，两个支部在联合会委员会里都有自己的代表。
赛拉叶报告说，国民自卫军本来决定阻止普鲁士军进占首都，并想让国际也参加这一行动，但是，发现这里混进了政府的奸细，经向国民自卫军说明这一情况后，国民自卫军就不这样做了。【226】国际各支部正积极进行组织整顿。
公民罗班通知说，他将在下次会议上建议尽快在伦敦召开有各支部代表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
公民荣克说，他在上次会议上就已经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刻不容缓了。
公民马克思接着又回到巴黎宣言的问题。他说，如果英国工人不表态，这个宣言也许就会成为条约的一个条款，英国人民决不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被解除武装，应该不失时机，立即建立英国委员会。对海上强国说来，作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敌方的对外贸易。美国不同意这个宣言，而法国却遵守它，这正是法国舰队作为甚少的原因。现在荷兰在他人的唆使下要求把过去只是一纸宣言的东西变成条约的一部分。在海上能够被摧毁的只是货物，而在陆战中被摧毁的却是大量的固定资本，如桥梁、建筑物等，这些东西需要多年才能恢复。私掠特许证则是另外一回事，私掠船是海上的自由射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已丧失了对外保卫国家的力量，在法国软弱无力的时候，英国成了西欧的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应该夺回这一权力。
公民黑尔斯说，将在圣詹姆斯堂召开群众大会，他相信会上会提出反对增加捐税的问题。
公民马克思说，到头来这要花更大的代价；和平派总是为最大的军事强国活动的。
公民韦斯顿认为，如果总委员会委派一个懂行的人到那里去提出修正案，我们也许能不花什么代价而从大会得到好处。
公民黑尔斯坚信政府是支持召开这个群众大会的。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88—191页上。
[2]原稿中划掉了“改换名称”几个字。
[3]左尔格。
[4]圣克里斯平（St.Crispin）是古罗马的一个鞋匠的名字，鞋匠称自己为克里斯平的后代。——译者注
[5]埃卡留斯。
[6]《社会革命报》。
|
1871年2月2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2月28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赛拉叶、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普芬德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在作了一处增补后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说，他在上次会议上对报道所作的更正并不是为了登报第一国际的，而报纸上所作的更正又给人造成了误解，好像是他而不是格莱斯顿说英国只能使用道义力量。道义力量根本就不是力量。
在进行今晚的议程之前，公民马克思认为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公民韦斯顿在上星期关于土地改革协会的纲领所讲的一些话。那天晚上太晚了，他又是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发言，所以就没有机会对这些话进行讨论。他认为，今后再有这类问题提到会上来的时候，最好是作为一项提案，以便委员们能发表意见。
公民韦斯顿认为，对于那些与我们的政纲非常接近的东西应当给予重视。我们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协会提出把荒地国有化、建立国内移民区、制止地租因人口增长而增长，这样就会使地主成为只是每年领取年金的人了。我们应当承认并鼓励这种计划；这些人最终可能走到我们这一边来，稍加鼓励就能起很大作用。他认为最好用一个晚上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公民马克思说，这一情况完全可以谈；他仅仅是反对公民韦斯顿像上次那样以会议主席的身份来维护这个纲领。一个运动到了一定的阶段，总要出现这样一些做法，对这些东西不应当给予鼓励，而是应该加以反对，这种人只是来破坏运动的。
公民恩格斯说，从发言情况来看，会议该讨论这个实际上已经提到会上来的问题了。一个国际外的协会采取了与我们的政纲相抵触的步骤；因此他提议在把未完的讨论结束之后就讨论土地改革协会的纲领。
公民哈里斯附议，并且不认为对资产阶级人士予以鼓励是正确的。
提议被一致通过。公民韦斯顿声明他愿意在未完的讨论一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这一讨论。
公民恩格斯报告说，《科伦日报》的巴黎通讯员报道说国际所选举的巴黎议员全都支持战争，而且国际向他们提供金钱。国际拥有20万法郎，但不随便多花钱：波尔多的议员每人只得到2000法郎。为首的是托伦和缪拉。路透社的电讯说国际派了代表前往波尔多。路透先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两个支部。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普鲁士政府已经取消了叛国案起诉的其他各点，只剩下一点，那就是被告们属于国际的支部并接受伦敦的命令，这仍然构成叛国罪。【208】
然后，同意将讨论推迟，以便让公民赛拉叶报告【209】他在巴黎的见闻。[2]
公民赛拉叶说：我一到巴黎，一位代表就领我去市政厅。我打听去什么地方能找到协会，得到的回答是，支部没有了，联合会委员会也没有了，所有会员起初都被关进监狱，然后分散到各个团里去了——有的在正规军，有的在国民自卫军，有的在流动自卫军，协会已瓦解。后来我遇到龙格，问他是否能找一家报纸发表我们第二篇宣言的译文。费利克斯·皮阿和《号召报》不愿刊登，认为它太亲普鲁士了；《觉醒报》【210】拒绝发表，我估计是因为宣言里没有谈到赖德律-洛兰。后来我把它交给了为一家奥尔良派报纸做翻译的德穆兰；宣言登出来了，但是他们删去了对政府的那些评论。后来，我参加了一些公众集会，在会上找到了孔博，他一向是个好人，可是当我谈起国际时，他回答说：“如果你把德国人同我们相提并论，那我就枪毙你，我们只能把德国人当作我们国土上的敌人来谈论。”我去同别人谈，效果同样不好。
10月8日那天要举行一次反对政府的示威；我们的所有会员都参加了，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协会的代表参加的，行动不一致，毫无成果。【211】后来，我设法召开一次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为10月31日举行的那次示威【212】采取一些步骤，可是他们说，他们不能把政治与国际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天的功夫又白费了。布朗基是唯一坚守自己岗位到最后的人，所有其他大偶像们都溜之大吉了。国际会员都拒绝支持布朗基；如果他们支持了布朗基，那今天法国的形势就不同了。瓦尔兰和其他人一样，也宣布国际在政治上不能作为一个社团而活动；照这个样子，我们进行的每一个新的尝试都一定还是白费功夫。
后来我去各支部，要他们建立起工作秩序，要他们选举一个新的委员会【213】，因为那些知名人物如托伦、沙兰、泰斯、孔博、缪拉以及所有其他人的名字已经成了工作的障碍。我向所有的支部发出了呼吁，有11个支部作出响应，它们同其余的支部针锋相对，组织了一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这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召开会议并作好准备，应付巴黎任何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变。为此他们称我是笨蛋。一星期以后，我们起草了一个宣言，以反对已经发表的另一个宣言。马隆是唯一的例外：他愿意工作，但无人协助他。我们的宣言发表以后，他们把各支部纠集起来反对我们。
在1月份有过一个机会可能把政府推翻，所有的领袖人物都准备参加这一行动，可是他们不肯把各支部拉出来进行一场有组织的进攻，只有马隆一人把他的两个支部拉出来了。我们手中掌握着一切，可是却让政府的成员们逃脱了，后来我们简直是被踢了出来。【214】
接着就是选举。有人要求我们同意一个候选人名单。1848年的共和派提出了一批候选人，但是他们不能到波尔多去。我提议，由我们提13个人，其余的全部由他们提，不过被提名的必须是革命者。
我们没有提孔博、沙兰和若昂纳尔的名。代表们开会草拟名单。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讨论名单时，国际会员不愿与布朗基同列在一个名单里，但他是唯一表现得正直并始终如一的人。我退出了，其余的人都停了下来，然后他们拟定了一个以整个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名单上的人仅仅是由各支部推荐的。我坚决反对他们这样做，并且指出每个候选人只能是自己所在支部的候选人。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个名单，并同资产阶级一道搞出来一个名单。第二天就出了一份经共和联盟、共和同盟、法国保卫者协会及一些国际会员一致同意的名单。马隆、潘迪、瓦尔兰和沙尔·贝累的名字都在那个名单上。我们声明不同资产阶级一道搞名单。弗兰克尔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并得到马隆的同意；抗议书发表的第二天，马隆发出了一份反对这个抗议书的抗议书，并声称把他的名字列入名单里是未经他同意的。弗兰克尔又去马隆那里对他说，是他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的，现在两个名单里都有他，他必须决定选择哪一个。据报道，马隆说他选择留在资产阶级的那个名单上，我相信这是真的。弗兰克尔原定同马隆一起去波尔多，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215】
当我离开时，新老联合会委员会合并了，我提出一个条件，即老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经过重新选举才能就任；我知道他们是不会重新当选的。
我们的处境是奇特的。我们反对那个出卖了我们的政府，我们以国际的名义演讲，并告诉工人只仇恨德国的和法国的反人民的政府，然而资产阶级做的却不一样：他们说德国人打共和国。当我告诉他们茹尔·法夫尔炮制过毁灭了1848年共和国的坏法令时，他们回答说，总委员会的委员在伦敦为法夫尔举行公众集会。我只能这样对他们讲，梅里曼是一位律师，他支持那个政府是因为那个政府里的人都是律师，而奥哲尔并不代表任何人，但是他们当即指出说我们的宣言上面有他的名字。普鲁士人允许所有刊登了有关这些集会的报道的报纸进入巴黎。凡是讲国际的坏话的东西都允许进入。总委员会必须发表一篇声明，让巴黎的人们知道，总委员会同那些为法夫尔举行的公众集会毫不相干，否则，他们就不信任我们了。
《费加罗报》报道说，波拿巴的代理人给了国际20万法郎。我们的会员准备提出抗议并说他们没有钱，但是我认为声明我们没有钱是愚蠢的，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到了选举的时候，资产阶级说选工人没有用，议员是没有薪金的，没有钱他们就不能去波尔多；可见，如果让人人都知道我们没有钱，那是失策的。【216】
缪拉和托伦在给杜邦写信时，从来不用协会的名义，而只用个人的名义。托伦在最近三年里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一年出席一次代表大会，作一次讲演。他已经和资产阶级建立了同盟。他被人们认为是代表国际的，可是他却不为国际做一件事。他使资产阶级确信社会主义者并不危险；资产阶级对托伦想要怎样摆弄就可以怎样摆弄。马隆被说成是空想家。缪拉下令逮捕了两名想阻止巴黎投降的指挥官——皮亚扎和布吕内尔。【217】他完全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所有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命令他都签了字。在最困难的时候，有家属的人一天1.5法郎买不到多少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很贵，而且，你不买巧克力、茶或其他某种东西，他们就不卖给你2便士的糖，你不买糖，他们就不卖给你面包或干酪。有钱人要买什么都能买到，穷人却只好挨饿。缪拉签署了带来这样后果的命令，他本应该像德勒克吕兹及其他人那样辞职【218】，但他拒绝了。他们起初被任命的时候并不负有任何政治任务，他们只是负责食品的分配。但是，他们知道投降的秘密。他本该让协会知道真实情况。
在下届代表大会上，这两个人必须受到控告，我要到会上做证。
吉约姆到了巴黎，他将以自己的智慧为巴黎人民谋福利。我做了一些工作，他将做更多的工作。他是[3]
公民哈里斯说，听到我从巴黎获得的消息被证实，我很高兴。我们与那些操纵了巴黎通讯并且为法夫尔举行公众集会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说，贝尔维尔区的人因为没有财产就得拿着破旧的枪支走在前面；有产阶级则拿着好枪走在他们后面。有钱人要什么有什么，穷人则什么也得不到。梅里曼、奥哲尔、特兰特是由一小撮人选举出来的（我估计大概是墙洞酒店的人【219】）。在英国，这是一种欺骗行为。
公民黑尔斯：我赞同这个提议，虽然我知道对于这样的贡献怎样感谢也是不够的。我觉得背叛不足为奇，民主运动的历史充满着背叛。我们不能让人玩弄我们的原则；如果他们利用我们来抬高自己，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只要他们一走上歧途，就应该给以谴责。赛拉叶在巴黎做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应该做的事情。
公民韦斯顿：大家的意见都一样，我相信赛拉叶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会上讲了其他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墙洞酒店的人们绝对没有参与那件事。）第一次海德公园集会【220】是由三个人为了对共和国表示同情而召集的，但是没有提到国际。如果说他们提出的名字超出了应有的范围，那也并不是有什么恶意。奥哲尔和勒吕贝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直的，而且奥哲尔是自己付的旅费。我们拥护共和国的原则，而不是拥护某些人。我衷心支持这一提议。
公民马克思说：赛拉叶告诉我们的只是重复了巴黎那里所讲的。谁也没有谈到勒吕贝。如果公民韦斯顿记得这里法国人分部和总委员会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和勒吕贝对荣克及其他人的指控【221】，那末他就会知道法国人并不把勒吕贝当作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知道他已经不是总委员会委员了。但是人们都知道奥哲尔是总委员会的委员，当他们在巴黎看到他颂扬法夫尔时，他们不可能知道总委员会是与此无关的。我不知道有谁指控谁受了贿赂，但是，如果公民奥哲尔要谈国际政治问题而对此又不懂，那他就应该到这里来请教，奥哲尔说的都是胡言乱语。
公民布恩：看来很可疑，一个工人竟能够自费做这样的旅行，一定是有人出钱，而且他们前去没有得到他们所属协会的同意，谁也不知道是谁推选他们的，也许是街道上的一群人。我们有权说话。
公民韦斯顿：公民布恩把一个露天的群众集会称作街道上的一群人，这使我感到惊讶。奥哲尔是在海德公园被推选出来的，不是街道上的一群人选的，也不是墙洞酒店选的。
公民哈里斯：奥哲尔先生的名字在巴黎是作为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被提到的，我肯定，墙洞酒店搞的那一套他和特兰特是有份的。
公民布恩：作为本委员会的委员，奥哲尔不应该不同我们商量就去执行那样一个使命。
接着，提案交付表决，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1时半休会。
主席奥·赛拉叶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和赛拉叶分别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80—181、187—188页和第182—186页上。
[2]自此以下是赛拉叶的笔迹。
[3]原稿此外缺字。自此以下仍是埃卡留斯的笔迹。
|
1871年2月2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2月21日【204】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斯特普尼、韦斯顿、普芬德。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记录里的错误多得无法纠正，除非是把发言重讲一遍。
公民哈里斯提议，把这一声明附上，予以采纳，此议被通过。
书记[2]报告说，他收到了捐给德国政治犯家属的8镑6先令。
财务委员[3]报告说，他已遵照指示把35镑存入了伯克贝克银行，每一镑在银行从月初存到月末有4%的利息，用款随时支取，无需事先通知，只要拿一张由他签字的取款单和银行存折就行了。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东邮报》上关于他的发言的报道，以及这篇报道的那种胡拼乱凑的写法。要不是他的名字印错了的话，他会认为他有责任给编辑写信。报道里说：“共和国一宣布成立，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共和国没有得到承认，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开始了。”这完全是胡言乱语。相反，他说的是，共和国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致反对派也不得不假装拥护；他特别提到了布卢瓦高等法院的法官把自己打扮成共和主义者一事。报道接着说：“资产阶级不想使共和国获得成功，他们十分清楚，社会问题迟早一定要加以解决。”这跟他所说的完全不同，他说的是共和国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报道接下去还说：“主张[4]战争的人没有一个证明了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这里应该［是］“不是首要的条件”。
关于他对其他人的发言所做的评论，报道的作者连是谁的发言都不肯指明，所以也就很难辨别出是针对谁的发言。作为他对科恩发言的评论而报道的那些话等于是一种侮辱。报道接下去说，正是“没有了君主才鼓舞了人民”；他明明说的是“没有了君主制”，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嘛。鬼才懂得这样的报道。还有那句英国对外使用“更多的武力”[5]，可能是由“道义的力量”[6]错印而成的。
报道里还说，俾斯麦说“法国人没有承认那个政府，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应被法国人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报道根本不提他［马克思］本来说的是：在法国人人都承认并服从政府，而俾斯麦却说法国人没有承认政府，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报道还说，法国被准许出席会议那将等于得到了承认。这是雇佣文人的说法，不是他的说法，结论完全被歪曲了。正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它才没有参加国际活动的能力。报道与会议记录也不一样。这样的报道有害无益。如果再有这样的东西发表，他将提议不准再刊登报道。
公民米尔纳认为，今后最好是先宣读和批准记录，然后才发表报道。
公民荣克认为，这个办法固然不错，但是报道就得迟一星期。有许多东西是需要立即发表的。再说，报道和会议记录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把记录全部发表。
公民马克思：报道是应该有所不同，它们应该写得更严肃认真。
主席[7]、公民恩格斯和米尔纳又讲了几句之后，此事即告结束。
公民马克思说：关于讨论，他本来想就第三点讲一讲，但是由于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反对意见，所以就没有必要讲了。如果其他委员谈到它，他也许有些话要讲，然后由公民恩格斯总结。关于已经提到的爱尔兰问题，最好另行讨论。
公民韦斯顿说，他借此机会讲几句。公民荣克好像认为已作出努力使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合作来争取承认共和国，情况并非如此。只有6个人提出一项决议案表示同意试探一下大炮街会议的情绪。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时机，但表决结果他们却以3：2占了上风。关于孔德派：在我们发现他们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是与工人阶级合作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工人和平协会[8]声称英国决不可参加战争，而只能使用道义力量。俾斯麦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工人不会允许政府进行干涉，为了防止得出这种结论，有必要鼓吹干涉。他还是认为，一致并不能保证争取承认共和国的运动获得成功。
公民荣克说，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根据不正确的报道来判断，他理解为已经作出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努力。
公民米尔纳说他也被误解了。好多年以前，他和他的战友们极力对工联主义者宣传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因为没有政治权力就不能取得社会的进步。他同意共和制是最有利于工人阶级发展的政体。但是，如果不预先使工人阶级懂得有了共和国应该怎么办，一旦他们有了共和国，那也是毫无用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使工人阶级在一切政体下都得到提高，这样，他们才能在一旦有了共和国的时候很好地利用它。
公民恩格斯认为，在他进行总结之前很有必要请马克思谈一谈，但是由于公民马克思身体不适，最好把讨论延至下星期二。这个意见得到同意。
公民韦斯顿报告说，土地改革协会【205】在土地国有化这一问题上向工人党靠拢了。是土地和劳动同盟【206】把他们推向前进的。
公民哈里斯认为，这是搞垮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一个步骤。
公民荣克说，鲁克拉夫特要他到和平协会在共济会酒店召开的集会【207】上去为德国政治犯的家属募款，可是他不想去，除非总委员会要他这样做。
公民马克思认为总委员会派人前去，德国人不会表示感谢的，因为这就等于对那般人的承认，他们会加以利用的。
财务书记[9]宣读了财务报告，总委员会同意由财务委员保管银行存折。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卡尔·普芬德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77—180页上。
[2]埃卡留斯。
[3]韦斯顿。
[4]原稿中划掉了“干涉”一词。
[5]原文是“moreforce”。——译者注
[6]原文是“moralforce”。——译者注
[7]韦斯顿。
[8]指工人和平委员会。
[9]哈里斯。
|
1871年2月1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2月14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科尔布、普芬德、罗班、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主席[2]报告说，他带来了一位来宾——亨尼西先生。
公民哈里斯说，他不反对亨尼西先生出席，但接受来宾是违反规定的。
公民荣克说，他常常把不是总委员会委员的人作为来宾带来，而且后来他们大多数都已成为委员。
公民恩格斯提议，列斯纳附议，接受亨尼西先生出席，一致通过。
接着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3]报告说，细木工联合会决定捐给德国被监禁者的家属1镑【193】；钱将在这个星期寄来。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那些在维也纳以叛国罪名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监禁并服苦役的人，已得到大赦，而且不像英国那样附带一个加以流放的条件。【194】
他还报告说，《派尔·麦尔新闻》刊登了一篇关于巴黎的一次集会的报道，去年9月以来即无音信并被认为可能已经战死的赛拉叶在会上［讲了话］。他讲的是工人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应该严厉地追问国防政府为什么没有把普鲁士人打败，他们应该在接受任何不利的和平条件以前先弄清楚这个国家是不是还有能力坚持抗战。赛拉叶表示，他认为这场战争是用来镇压国际的，然而国际要比俾斯麦强大并且会击败他。
杜邦收到鲁贝一个人的来信，他推荐这个人做协会的通讯员。【195】
经公民马克思提议，哈里斯附议，予以同意。
公民马克思接着报告说，普鲁士众议院因选举而请求政府解除戒严，被政府拒绝。在法兰克福，一位工人[4]因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而被开除。【196】
公民荣克报告说，有一位［不］愿被人知道的朋友交给他40镑作为对总委员会经费的捐助。
主席说，这是令人非常高兴的消息，应该向无名氏先生表示感谢。
公民荣克说这个人是协会会员，不需要表示感谢。
公民荣克接着重新开始了上次的讨论他说，公民韦斯顿在上次会议上承认工人阶级运动进行得不成功，并表明曾试图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公民韦斯顿还说，即使所有的工人都联合起来，他们也不会成功，而我认为他们如果联合起来是会成功的；只是因为把其他的党派拉了进来，所以才造成了分裂。我觉得运动越来越像在颂扬政府的首脑人物，而不像在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从那时起，运动就是败局已定了。有见识的工人如果听到像奥哲尔那样的讲演，一定是要么怀疑他的真诚，要么得出结论说他什么都不懂。
我深信，政府不会从爱尔兰撤出军队，而爱尔兰人如果不抓住每一个机会，那他们就是愚蠢的。英国的民主派从来没有为爱尔兰人做过什么事情。
我还对公民米尔纳的发言有几句话要讲。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改善一切政体下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我们是要这样做的，但是，这种看法把我们的目的看得太狭隘了。正是这种看法使我们一些委员认为，我们决不要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然而，我们是［一个］政治性的协会，我们的目的比单纯的社会改良更伟大，我们要改变现行的制度。如果说君主制在法国被证明是更强有力的，这并非因为它是集权的，法国现在也实行集权。我不怕实行集权，共和国也可以把它的权力集中起来，因此，我们还是可以为共和制奋斗。
公民科恩好像是把军费问题弄错了。在英国，军费是要经过投票表决的，在普鲁士则不用投票表决。
公民马克思。【197】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必定失败。法国在国际上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在国内也是如此，而普鲁士的背后则有俄国。共和国一宣布成立的时候，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如果共和国在那时被承认，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当得不到承认时，他们就后退了。有产阶级与其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国的胜利，不如说是希望看到普鲁士的胜利。他们十分清楚共和国迟早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就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共和国，这些阴谋活动对普鲁士的效劳超过毛奇及其将军们。总之，在这场讨论中，没有一个人说承认共和国不是首要的一点。
其次，大炮街会议【198】不是伦敦富人的集会，而是一向无足轻重的小资产阶级的集会。他们只可能要么支持大资本家反对人民，要么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光是他们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如果他们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千万不能让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是危险的领导人。他们仇恨共和国，不愿意承认它，可是他们害怕普鲁士，所以他们拥护战争。
公民埃卡留斯谈到抗议肢解法国的问题，说不以战争相威胁就毫无用处；这与事情毫不相干。我们在宣言中抗议了，德国人也抗议了，然而这仅仅是道义上的抗议。英国政府要等到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并对那两个省份正式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能提出抗议，而且也不能相信这个政府当真会反对肢解法国。
还有，公民科恩对工人的宣传鼓动似乎抱有奇怪的见解。工人们到格莱斯顿那里去听取他的意见，必须把他的意见当作最后的决定加以接受。他还认为，要是赶上议会正在开会的话，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好在没有赶上议会开会。承认共和国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行动。如果是议会正在开会，格莱斯顿就会把责任推给议会的多数，谁要提出一条理由赞成承认共和国，就会有人提出一千条理由支持格莱斯顿加以反对。要改变政府，就可能需要举行选举，而自由党人也不愿意老去收买自由选民。我完全相信，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并且不让满口教条的资产阶级发言人来干涉，他们是能够成功的。这场运动中所投入的力量还不及前些时候啤酒事件【199】中所用的力量的一半。在英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外部的压力。
公民米尔纳好像是说，如果英国人坚持要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就会触犯德国人。恰恰相反：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做得还不够。数以百计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们所能指望给予道义上支持的只有英国工人，但是英国工人却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争，最初是一支君主国军队对另一支君主国军队；谈不到什么共和国，而且法国军队被认为是强者。当法国常备军全部消失以后，人人都认为法国人要屈服了，几天之内就没有君主制能帮助抗击普鲁士人了。正是因为没有了君主，正是因为有了共和国，所以才抗击了五个月之久，假如没有人搞叛卖活动和阴谋活动，他们还能维持得更久一些。
第三点可以看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洲已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的政府连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来进行防御都不敢干。共和国只是使工人阶级力量得到发展的一种政治形式。法国的上一次选举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宁要军事专制而不要共和制。在英国恐怕也是如此。共和制与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能携手同行了。
现在我来谈谈战争本身。色当投降之后，俾斯麦处境困难。国王[5]对德意志议会和法国人民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卫而同拿破仑打仗。可是，在色当投降以后，普鲁士人就成了过去法国人那样，不［再］为防御而战了。我知道，俾斯麦同拿破仑一样竭力谋求战争，防御只是一个借口。可是在色当之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借口。德国资产阶级怀疑是否该停止了，但是俾斯麦发现没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政府作为议和对象，因此，他必须到巴黎才能议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会被法国人承认，什么样的政府又不会被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但是却符合他的目的。赚钱人总是崇拜胜利的，而且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法兰西共和国，所以［他］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贵族的支持他是早有把握的。俾斯麦所关心的是英国不要承认共和国，因为英国是唯一能够抗击他的强国，但他寄希望于格莱斯顿，寄希望于宫廷关系。做德国皇帝的岳母[6]，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英国就跟着神圣同盟亦步亦趋。
当工人代表团责问格莱斯顿当初对拿破仑为什么那样匆忙地给予承认时，他混淆日期，混淆政变后帕麦斯顿的承认和全民投票后德比的承认来迷惑他们。他对工人们说，他已经是能做的都做到了，他还为自己摆功，那就是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他本来是能够做得像美国那样多的。他的同僚，布鲁斯、娄和卡德威尔对共和国显示了敌意，他们声称英国对外只能使用道义力量。【200】英国唯一能够使用武力的地方是爱尔兰。还有，德国报纸奉命大骂英国不该向法国出售物资。当伯恩施托尔夫向格兰维尔提出质问时，格兰维尔含糊其词，说要调查一下，而后来查明那是正当的、合法的。【201】他本来就知道是正当合法的，只不过没有胆量这样说。接着，英国政府根据伯恩施托尔夫的要求没收了法国的电缆，此事后来被一位英国法官宣布为非法。【202】梅斯投降以后，俄国认为该是亮出它的合伙关系的时候了，于是就通过否认巴黎条约而把这种合伙关系亮了出来。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和罗马尼亚在多瑙河两公国的确立[7]，这些都是对英国的侮辱。然而，格莱斯顿做了些什么？他派了一名全权特使去向俾斯麦讨教。俾斯麦建议在伦敦召开一个会议，连格莱斯顿都觉得没有法国参加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法国参加，条约的破坏者将占多数。可是，不承认共和国，法国就不能参加会议，因此，俾斯麦就得阻挠承认共和国。当奥伯龙·赫伯特在下院就此向格莱斯顿提出质询时【203】，他又是支吾搪塞，歪曲事实，对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虔诚者多罪孽。从蓝皮书中可以看出，当英国政府要求准许法夫尔前来参加时，俾斯麦答复说法国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活动，只要这一答复不撤销，想用什么办法让法国能够参加会议都是徒劳的。不给予承认是孤立英国政府的一个手段。
时间将近11时，公民马克思提议将讨论延期，这一提议得到附议并通过。
接着公民布恩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指示财务委员公民韦斯顿在伯克贝克银行为协会存款35镑，手头留5镑用于日常开支。
提议被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71—177页上。
[2]韦斯顿。
[3]埃卡留斯。
[4]约瑟夫·施奈德。
[5]威廉一世。
[6]这是指女王维多利亚。
[7]这里记录不确切。在1871年2月19日《东邮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里，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俾斯麦和罗马尼亚大公议定的关于两公国的条款。”
|
1871年2月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2月7日
出席委员：布恩、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在作了一处增补后被批准。
通讯
公民荣克从吉约姆那里得到消息说《团结报》要复刊了。【188】
他还报告说，《平等报》第2期上刊登了有关奥利维埃在全民投票前夕对法国的国际会员起诉的文件。【189】这些文件就是洛帕廷在11月22日会议上所说的他在俄国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文件。见当日的会议记录。
书记[2]报告说，雅科比在三个不同的地区被提名为德国议员候选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各自的选区又被一致提名为候选人。两位不伦瑞克的被囚禁者也被提名为候选人。【190】
公民马克思说，由于上一次会议是他提议休会的，所以他应当宣布开始讨论，不过他愿意等其他委员讲完之后再发言。
公民韦斯顿接着站起来发言。关于决议草案的第一点，他说，在这个国家里，那时最适合做的事就是敦促政府承认共和国，运动如果是仅限于这个范围，那或许就能成功；说在这一点上当时认识会一致，我是不能同意的。在工人阶级中间可能认识一致，但只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是不能够实现承认共和国的。西蒂会议【191】说明，资产阶级当中有的人是准备打仗的，但是没有人准备承认共和国。说在工人阶级当中不会有那么大的分歧，我是愿意承认的。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或者说总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在这件事情上都做了些什么。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有人通知我去收集伦敦民主派对共和国的反应。我就去找奥哲尔，我仍然把他看作是伦敦民主派的代表，可是他到乡下去了。我给他打了电报，并且就在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在海德公园举行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宣言并要求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192】这就是我们总委员会委员们所做的一点事情。不久以后，政府就宣称凡是能做的它都做了，它没有理由再多走一步，因为那样就会干涉法国内政。我认为，没有资产阶级的同意——尽管整个工人阶级都同意——政府是不会再做出任何努力的。我们即使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也起不了更多的作用。我们在宣言里说，如果普鲁士拒绝停止进行侵略性的战争，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影响来支持干涉。说英国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进行正义的干涉，这不符合事实。色当的投降把法国弄得一支军队也没有了，可是它从那时以来又征集了100万名战士。如果需要的话，英国同样也会办到。已经有人暗示，如果对俄国宣了战，英国一出动舰队，就能帮很大的忙；甚至就利用这一情况来援助法国，那也会对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法国被遗弃了，甚至没有人给它鼓一鼓劲，除英国工人阶级外，谁也没有给它以道义上的支持。我们能够派出一支5万人的军队参战，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种耻辱。假如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像他们的政府那样，互相之间打起仗来，我们会认为自己有责任进行干涉加以制止。英国工人阶级若能自由行动的话，他们就会挺身而出进行干涉。如果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两个人互相冲向对方，一个将另一个打倒在地并正要用脚去踩他，我们就会上前抓住那个人，至少我会这样做，把他拉开，制止他。如果英国执政党头脑清醒的话，它是会这样做的，它没有这样做就是犯了错误，犯了罪。但是，在我看来法国人不想进行战斗，没有准备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进行自卫。我不明白巴黎城内40万勇猛赤诚的战士怎么会被城外的25万人［围困］达四个月之久，最后在饥饿迫使下投降。我认为，不要说同等数量，就是10万英国人，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事。他们一定是领导得不好，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要么是他们没有准备，要么就是出现了背叛、无能或是怯懦。就总委员会而论，我们的责任是向大陆上的委员们指出：在色当事件之后，普鲁士已经成了侵略者。他们应该强硬地质问他们的政府是怎样对待法国的，哪怕是冒着失去个人自由甚至上绞架的危险。说英国只是在某些时候能起作用，我认为是错误的。如果英国真的愿意帮助，它现在就能起很大作用，当然不是勉勉强强地给一点少得可怜的援助，［那样］不行。还有一个问题，我决不同意这场讨论的发起人的看法。我觉得，认为如果英国为法国出兵打仗，爱尔兰人就会趁机闹事，这是有损于爱尔兰的。我认为恰恰相反，而且我的许多爱尔兰朋友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如果英国政府为法国出兵打仗，爱尔兰人会欢欣鼓舞地支持它。不需要1万英国兵去控制他们。我时常感到痛心的是人们对这个姊妹国的议论。我们容忍了我们的政府压迫爱尔兰人，因此我们也就受到很多的责难，爱尔兰人就不能很好地把英国民主派同政府区分开来。但是，说什么在这样的紧急时刻英格兰和苏格兰可以不留一兵一卒，而对爱尔兰人却需要用1万人加以管制，像这样的议论只能扩大裂痕。
公民科恩说：我们不要忘记，一开始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我们战胜了这个困难。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工人阶级当中有德国派，也有波拿巴派。多年来，资产阶级报刊大谈拿破仑为法国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以致许多人信以为真。我们采取了类似中间路线的态度，两派都反对我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一直存在到色当投降为止。色当投降之后，波拿巴派转而同情共和国，而德国派发现普鲁士已经成了侵略者，于是也改变了态度，可是该怎么办呢？假如那时议会正在开会，我们可以请愿，或者要议员去提问题。但是大臣们往往在议会休会时比在议会开会时讲话更自由些，因此，我们就尽最大的努力去把同各大工人团体有联系的代表人物找到一起，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见首相。代表团终于组成了，去见了格莱斯顿并强迫他表了态。到这时为止我们是一致的。可是在格莱斯顿对我们表了态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这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工人们不懂法律，很多人都担心会落入圈套。关于第一条，就谈这些。
关于第二条，尽管我非常尊重公民韦斯顿的观点，［但我仍然认为］英国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什么东西妨碍着法国海军的行动，而它实际上无所作为。我并不否认英国海军能起很大的作用，而事实上也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我们的商船队出了很大的力，它给法国人帮了很大的忙。固然可以派一支5万人的英国军队前去，但这支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因为英国军队的军官素质差，在普鲁士人面前会不堪一击。法国人就每个人而论也像普鲁士人一样勇敢，但是他们缺少普鲁士人的那种合乎科学原则的组织。一支英国军队让什么人来指挥呢？在以往的战争中，我们的军官遇到紧急情况就逃跑，现在他们还会这样做。假如我们派一支军队去法国，使法国人失败的那种原因也同样会使这支军队遭到失败。法国有发财的将军，我们也有这样的将军；法国人的将军在阿尔及尔威名赫赫，我们的将军在印度屡建功勋。可是，他们指挥不了这样的战争，他们在训练有素的普鲁士人面前一击即溃。我们可以向法国军队提供粮草和衣物，这会是一项巨大的援助，但是并不能保证胜利。
关于第三条，当这个问题在下院提出的时候，我是表示赞成的。我想，如果私有财产在海上和陆上都能受到保护，那非常好，因为完全可以肯定战争还没有消灭。我想这样能使战争不那么野蛮，能减［少］非直接参加者的苦难；我还以为，私有财产在这次战争中可以得到保护。但是，既然普鲁士把宣言踩在脚下，弃之沟渠，财产在陆地上已不安全，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在海上保证它安全不可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应该考虑的。
公民米尔纳说：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脱离工人阶级。看起来似乎君主制的力量比共和制不知要强多少倍，法国是一个大难题。我们拥护共和制，我们主张人人享有自由，但是甘必大却不得不靠专横来维持共和国。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善一切政体下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因此，我们务必谨防被卷到派别争吵中的任何一派里去。德国人的注意力向来高度集中于自身，这一点超过任何别国人，所以他们从不为国外的事情操心，但是现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他们不会不去收获他们的征伐所带来的果实。如果他们认为在集权的君主制度下比在共和制度下更便于这样做，那他们就要实行君主制，而我们对它就得容忍迁就。共和制度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可以夸耀。美国拿不出什么大的成绩来，只不过资本比别的地方更加集中而已，而且不久人家就可能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在君主制度下比在共和制度下生活得还好。
公民埃卡留斯说：在这次讨论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提到，这就是肢解法国的问题。要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一开始就同抗议兼并联系在一起。抗议兼并而不以战争相威胁，那会是荒谬可笑的。主张和平的那一派在表示他们的同情时加上了一个条件，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应进行战争，而且他们对政府的做法投了信任票；相反，我们谴责了政府。当政府拒绝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时，我们如果默不作声袖手旁观，那我们就与伟大的自由党处于同一水平了。我们主张干涉和战争，这至少挽救了我们的荣誉。我属于主张战争的人们之一，［即使］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做成，那至少我们把工人阶级和自由党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靠不住的友谊切断了；工人阶级失去了原来对格莱斯顿所寄予的信任，甚至在国内事务方面也是如此。战争的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自由党人、激进派和他们的选民举行的各种群众大会表明，各地都有不满的表现，政府能获得绝对信任票的唯一的一个地区就是激进主义的大本营曼彻斯特。然而，我虽然主张战争，却从来不真以为英国会进行战争托利党人像自由党人一样不同情共和国。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英国及时地进行干涉，就可以把拿破仑保住，而那样会比用别人代替他去压制革命要容易些。伟大的自由党的亲普鲁士立场简直像德国教授一样；驱使英国为法国而投入战争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抓住这件事可以反对政府，可以唤起工人阶级继续战斗。
公民哈里斯：我赞同发起人[3]关于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会起多大作用的看法，而不能同意公民韦斯顿和科恩的观点。我并不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看作一场反对欧洲人民的战争。英国民主派为什么会这样软弱无力呢？这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和外国的政治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他们还没有弄清共和国是由什么人领导的，它是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就对它欢呼支持。西班牙搞了一桩婚姻交易，结果导致了这场战争。当战争爆发时，法国人兴高采烈地干了起来，一心想踏平德国；那时，英国的民主派在何处呢？公民恩格斯说留一万人在爱尔兰，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用这样多的人才能压得住爱尔兰，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向法国派遣军队多么困难。他的设想是英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爱尔兰的监护。我相信爱尔兰人是宽宏大量的，但是，如果他们对英国陷入困境这样一个好机会不加以利用的话，那他们就是无用的。
公民恩格斯：当我讲到爱尔兰时，我只是设想政府在爱尔兰至少得留一万人的兵力。我根本没有考虑爱尔兰人的情绪。
公民韦斯顿：人们可能以为，总委员会中有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爱尔兰必须有一万人驻守，而英格兰和苏格兰却可以不要军队驻守。
公民布恩：没有一个共和派不认为爱尔兰人只是被武力压制住了。
接着，有人建议把爱尔兰问题作为这次讨论中的一个附属问题，并在原有的提案中补上一个相应的提案。
同意辩论再次延长。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63—170页上。
[2]埃卡留斯。
[3]恩格斯。
|
1871年1月3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月31日【175】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荣克、马克思、普芬德、罗班、斯特普尼、唐森。
公民普芬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纽约。书记[2]宣读了纽约捷克人支部的一封来信【176】，信中对支部被接纳入协会表示高兴，并报告说不久可望有几千人参加。信中说中央委员会目前由四个代表组成。
瑞士。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书记[3]的一封来信。【177】信上说，《平等报》已经复刊了，每月至少必须出两期，希望总委员会提供材料。他们从西班牙收到了要求建立密切联系的信件，但是在接受这一要求之前，他们想知道西班牙支部同总委员会有没有联系，如果没有，他们也不同西班牙建立联系。
1870年的会费将尽快汇出，还有几个支部没有交来。他们希望看到旧日联盟重新建立，这是有希望做到的，因为那些造成分裂的人物没有了。在阿讷西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过几天之后，他们将把定于2月份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议程寄来；希望对议程发表意见。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帕尔马城的支部新办了一家报纸，叫做《社会革命报》【178】，第一期已出版，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这一期里有一些非常愚蠢的言论。该报是工人编的，所以不妨告诉他们哪些东西是应该反对的。他们把有些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上反对过的东西又拿来加以重复。
会议同意把那时通过的决议寄给他们。【179】
公民恩格斯被委派担任西班牙的通讯工作，直至委派了常任的通讯书记为止。
公民荣克提出西班牙支部是否遵守了总委员会的一切规定的问题，他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在上次会议上宣布要进行的讨论，公民恩格斯说现在进行这一讨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座的英国委员很少。
公民马克思问道，委员们是否都邀请了；书记回答说他原来以为只要登报通知就够了。
公民哈里斯认为，因有人缺席而出席者就不能进行讨论，这是不对的。他提议讨论照常进行，这一建议得到支持并被通过。
公民恩格斯说：遵照上次会议主席的建议并尊重英国的习惯，我草拟了几条决议，主要是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并不是一定要让这几条一字不改地通过。下面就是我所草拟的决议：
1．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像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180】的约束。
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写进了第二篇宣言。9月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9月9日，我们的宣言就发表了。宣言中这样说：“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4]运动如果是仅限于完成这个任务，那或许就能成功，其他国家就会跟着这样做，这样就会使法国处于一个为普鲁士所［不］能忽视的地位。可是就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孔德派，即比斯利教授及其朋友们。比斯利教授曾多次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在布罗德黑德事件【181】中他勇敢地顶住了资产阶级的敌视，但孔德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党派。他们主张妥协，极力使雇佣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使它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属于一个认为世界应当由法国来统治的政治宗派。他们在上次那篇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也署了名的宣言里要求让法国恢复到战前的地位。【182】法国在战前是一个军事强国。孔德派要求进行干涉，而这个要求刚一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立刻就发生了分裂。反对派说，迄今为止，战争延缓了一切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而每一次战争都延长了贵族的寿命。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再说，连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都做不到的人，又怎么能够迫使这个政府为共和国进行战争呢？假定英国进行了战争，从苏格兰撤回全部军队，把其他所有地方的兵员也都撤光，仅留1万人在爱尔兰，这样，能调动起来的兵力也就是3万人左右，而且他们也是在一定时候才能起作用。曾经有一个时候，法、德两国的军事力量大体相等，毛奇准备停止围城；英国军队如果在那个时候出动，就可能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德国人。可是那个时候早已过去了；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奥尔良附近的战局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奥雷尔·德·帕拉丹取得了一些胜利。一支英国军队在当时是会对法国士兵起到良好作用的，它会增强他们的［斗志］；后来，德国人大大增强了兵力，而且普鲁士人非常看不起英国的军队，英国军队如果前去定会遭到嘲笑；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也只可能是使尚济的撤退【183】稍有秩序些。
英国的陆军只能同别国军队联合作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4】中就是这样做的，在克里木战争中也是这样做的。英国最善于通过向其盟军提供军需物资来进行战争。在克里木战争中，他们曾不得不借用法国的士兵来填充自己的战壕。派大军远离本国作战向来是办不到的。由于实行这样一种军事体制——没有征兵制，志愿兵补充过程缓慢，操练方法不佳，培养一个英国士兵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英国军队是建立在长期服役上的，不可能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保证必需的兵员补充。即使派一支军队到法国去，这支军队一遇损失也就无法维持下去。英国为支援法国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俄国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之际宣战。我们的两篇宣言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一篇宣言里说：“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5]第二篇宣言里说：“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185】，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6]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俄国刚一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俾斯麦就宣布反对卢森堡条约。【186】这证明存在着默契。普鲁士向来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这正是英国介入的机会。法国人的处境当时还不像后来这样恶劣，如果英国宣了战，普鲁士和俄国会结为一方，欧洲其余各国会成为另一方，法国就可以得救。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有准备，如果土耳其人不是像在[7]战争中那样受到干涉，如果他们被准许按自己的方法保卫自己的话，他们是能够顶住的，而其余的国家就可以帮助法国人将普鲁士人赶出去。可是，当这个机会出现时，那些要帮助法国的先生们却一言不发了。
现在，茹尔·法夫尔已代表整个法国投降一他是无权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驱使下法国将不得不屈服并缔结和约。那时我们将看到俄国要干什么了。俄国和普鲁士［像］拿破仑一样需要战争，以便制止其国内的群众运动、维护其威信和保持其地位。
海军是英国的主要力量，但是，1856年的宣言确立了新的海上法。新的海上法规定废除私掠。对中立国船只的搜查权取消了。保证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物和敌方船上的中立国货物的安全。过去，俄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是不接受的。【187】在巴黎会议上，克拉伦登大笔一挥，签字放弃了英国在海上打击俄国的权力。［他］这样做是根据谁的指示或授权，人们从来不知道。当有人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时，迪斯累里支支吾吾，问题回避掉了。要想削弱俄国，就必须断绝它的出口，它的出口贸易。如果俄国贵族不能把他们的谷物、亚麻，一句话，把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外国，俄国连一年也维持不住，而它进行贸易主要是使用外国船只。英国要对俄作战，就必须重新掌握这种权力。放弃这种权力的借口是确保私有财产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安全。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人在法国是怎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可以丧失，所以，它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不感兴趣。但是，工人阶级对重新掌握这种权力却有兴趣，并要把［这种权力］完整无损地一直保持到俄罗斯帝国瓦解之日。英帝国同所有其他建立在[8]之上的帝国一样，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不过目前这与我们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也许将以较和平的方式发生。[9]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能反抗俄国，它必须把这种权力至少保持到波兰光复之时。如果对俄国宣了战，法国就可能得到了解救，波兰就可能得到了光复。现在，俄国是要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也许等不到一年就会打起来，欧洲将只得在缺少法国这样一支力量的情况下作战。
公民马克思对决议案正式表示同意，但保留以后再发言的权利。
公民布恩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取了刚才的发言。我同意本来应该把主要的力量用于争取承认共和国。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这个国家对共和制并不太懂。也许北方还懂得一些，但是，伦敦的共和派只喜欢高举旗帜奏乐前进，热热闹闹地搞示威游行，而不太喜欢谈原理。我们没有公认的领袖可以把伦敦的民主运动统一起来，结果形成了许多阵营，工人阶级运动发生了分裂。我还同意说孔德派只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谋求妥协，但是我不同意公民恩格斯说英国军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认为甚至很小的一支军队也能起很大作用，但我认为法国的领导人不懂得自己应该干些什么，看来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斗争并与战士共安危。一支英国军队在一个特定时刻会比在其他任何时刻起的作用大，这一点谁都必须同意。至于海军，因为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我们一点也没有，所以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被我们的统治者们随时任意签字放弃。我国捐税太重，工人阶级不敢主张打仗，他们担心一打仗他们的捐税就更重了，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有的人对我们说，我们的海军是十全十美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的海军糟得不能再糟。他们说，我们如果参加了战争，一定会失败，我们得维护声誉，出丑我们是出不起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久将会更懂得道理，那时他们就会强迫政府去为别国的自由而战，这样的时刻不远了。
公民荣克对担心加重捐税问题讲了几句话。
公民马克思接着提议讨论暂时停止，到下次会上再继续进行。这个建议得到附议和通过。
委托书记通知缺席的委员出席下一次会议。
经公民[10]提议，公民[11]附议，会上同意临时打断原定日程，授权书记付给莱诺8先令的印刷费。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卡尔·普芬德
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57—163页上。
[2]埃卡留斯。
[3]昂利·佩雷。
[4]参见本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5]参见本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6]参见本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7]显然漏掉了“克里木”一词。——编者注
[8]原稿此处缺字。
[9]这句话是后来加上的。
[10]原稿此处缺字。
[11]原稿此处缺字。
|
1871年1月2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月24日【168】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班、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宣读了纽约的公民左尔格的来信，信上说，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支部组织了一个美国中央委员会【169】，并希望得到美国近期成立的所有支部的地址，以便进行通讯联系。该委员会由各个支部的代表组成。他们还索取文件和会员卡。
公民马克思说，他也收到一封类似的信。大家记得，前些时候曾作出决议，要他们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可是传达该决议的信件不是被耽搁就是被误投了。齐格弗里特·迈耶尔曾来信表示不赞成。公民马克思已经写信告诫他们不要让委员会过多地实行代表制，因为这样会形成派系。应当讲清楚：这个委员会只是代表外来居民的。【170】
公民恩格斯认为总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力规定组织形式。
公民马克思说，他往美国寄去了几个邮包，看来还没有寄到。他有一些会员卡在家里，他将把这些会员卡寄去。
公民马克思还收到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一封信，通知汇款已收到。【171】她可以每周一次在侦查员的监视下探望她的丈夫。英国工人似乎没有为募捐做任何事。公民马克思在回答会议主席[3]的问题时说，大约有20个人被监禁，其中大多数人都有家属。
公民恩格斯问道，委员当中是否有人出席了前一天晚上[4]的群众大会【172】，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说，由于委员中有不同的看法，最好在会上讨论一下英国工人阶级[5]在战争现阶段的态度问题。他提议将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公民马克思附议，一致通过。
此外还一致决定，讨论时不得有外人在场。
公民韦斯顿问道，马克思在上次会议上的讲话[6]原来是打算公开发表的呢，还是只是为了私下给委员们通通情况。他认为公开发表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可能损害和削弱法国政府。当他被告知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相信。不赞成的人很多。
公民哈里斯对马克思的讲话被发表出来表示高兴；早该让英国民主派知道大陆正在发生什么事了。这些事，和平协会的人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别人就不能知道？
公民恩格斯认为，如果它是发表在一家日报上或者是资产阶级阅读的一家大的周刊上，那是会带来很大损害的。但他并不认为把它发表在像《东邮报》【173】和《制陶业观察家报》这类不出名的只在工人中间流传的报纸上会有什么害处。
公民韦斯顿对这一答复不太满意。这些不出名的报纸发表的任何东西都必定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派就会把它作为一个把柄。在某些时候不应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因为它可以被利用来使示威失去效果。
公民马克思说，他对英国委员们讲那番话是为了私下通通情况，他当时不可能预见到会被发表，因为我们还没有一家发表我们的报道的报纸。
主席说，公民韦斯顿臆想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工人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174】派，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鉴于会上已无事可议，他表示他应该离开主席座位，宣布会就开到这里，会议遂告结束。
主席卡尔·普芬德
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55—156页上。
[2]埃卡留斯。
[3]鲁克拉夫特。
[4]此处原文是meeting（会议），显系evening（晚上）之误。
[5]此处原文是council（委员会），显系class（阶级）之误。在1871年1月28日《东邮报》发表的关于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这一笔误未予更正。
[6]见本卷总委员会1871年1月17日会议记录。——编者注
|
1871年1月1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月17日
出席委员：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约·黑尔斯、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班、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列斯纳。
公民普芬德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中没有提及西班牙的一封来信，在下次开会时必须补全，在此条件下记录被批准。
通讯
伦敦。收到和平协会书记的一封来信，附有邮局汇票一张，金额1镑，捐给德国被监禁者的家属。收到弹性织品织工协会新任书记的来信，信上说他查阅了该协会的档案，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提出指控的材料；因此，以前所说的全部收回。
公民恩格斯提议，根据上星期的一致意见，会议转入原定议程。
公民韦斯顿提了一些问题，公民恩格斯作了答复。
公民科恩认为，需要询问一下这封信是不是公函，并表示自己的意见是作为一项修正案提出的。
公民马克思表示反对，于是修正案被撤销，原来的决议案被通过。
伯明翰。伯明翰工联理事会书记来信声明说，工联理事会已决定加入协会，并询问是否每年缴纳一镑的会费就够了。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5先令邮票。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科恩附议，接受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
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他已寄给德国政治犯的家属们5镑。他不知道捐款单是怎样处理的，在所有的公众集会上都应该把捐款单拿出来。
书记[2]说，他已经给本协会所属的各团体和其他组织寄去了捐款单，将近50张，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公民韦斯顿说，他收到了捐款单并在一些集会上提出了捐款问题，此事得到了同情，只是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示威活动募集经费。
公民科恩派公民杰克逊带着捐款单和信参加了一个集会，但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募到。
公民马克思提议，委托瑞士书记[3]给瑞士《邮袋报》那些人写信，质问他们对国际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他们名义上加入了协会，可是从未交过一文钱，而现在竟赞成兼并。【161】
这个提议获得同意。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利用很多英国委员出席的机会，做一次很重要的声明。奥哲尔最近在圣詹姆斯堂的群众大会【162】上关于法国政府所谈的一切，是与真情不符的。我们在第二篇宣言中曾写道，临时政府的某些委员从1848年革命以来就染上了可耻的污点。而奥哲尔声称，对于他们绝不能有任何责难。只可把法夫尔看做是共和国的代表，而绝不能把他看做是尽善尽美的爱国者茹尔·法夫尔。但是现在人们对法夫尔的议论，把他提到了首要地位，而共和国几乎看不见了，这里有一个实例说明法夫尔的所作所为。1848年革命以后，法夫尔由于弗洛孔生病而当上了内务部秘书。推选他的是赖德律-洛兰。法夫尔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把军队调回巴黎，使得资产阶级后来能够枪杀工人，不久以后，人民看出议会原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便发动了一次同情波兰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群众冲进了议会。【163】主席坚决请求路易·勃朗去向游行者讲几句话，安抚他们一下，他照办了。同俄国打仗也许可以挽救共和国。过了几天，茹尔·法夫尔首先就要求给予他全权把路易·勃朗作为冲入议会者的同谋犯加以究办。议会以为是政府指示法夫尔这样做的，但是所有其余的政府委员都谴责了这项措施，说它是法夫尔个人干的事。临时政府故意策划一项阴谋，挑起了六月起义。在人民遭到枪杀以后，法夫尔提出撤销执行委员会。【164】27日，他起草了关于把被捕者不经审判予以流放的法令，遭流放者1.5万人。11月，议会不得不审查一部分还没有被流放的被捕者的案件。仅在布雷斯特一地就有1000人不得不予以释放。在那些被当作最危险分子交给一个军事委员会审判的被捕者当中，有许多人不得不予以释放，其他人也只被判处短期监禁，后来有人主张大赦，法夫尔总是表示反对。他曾同一些人设法争取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除二月事件以外的整个革命。他协助通过了过去所有出版法中最卑鄙的出版法【165】，这些出版法曾被拿破仑巧妙地利用过。法夫尔在七月王朝时期与波拿巴分子有过勾搭，他曾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把拿破仑引进了国民议会。他曾不遗余力地要实现罗马远征【166】，而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步。【167】
公民韦斯顿对共和国被掌握在这种人手里表示遗憾，并为能在这里听到这番说明而感到高兴。
接着讨论了在公众集会上作风要正派的问题，讨论以后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52—155页上。
[2]埃卡留斯。
[3]荣克。
|
1871年1月3日会议记录补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会议记录补遗
1月3日[1]
公民恩格斯宣读了马德里支部给总委员会的一封信。【159】信中说，去年7月他们就寄来了一份关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回信。他们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政治黄热病阻滞了运动的发展，在1868年的动乱以后，几乎使运动陷于瘫痪。像南方人的一般情况那样，豪言壮语使用得太多了，这使人民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转向别人，结果仍是失望。本季度的会费即将汇出。还准备提出一份联合会的统计报告。他们在打听葡萄牙是否有支部。他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收到印刷工人协会出版的报纸[2]，这个协会同其他地方有联系。可与之通信，以便建立支部。
关于回信问题待下次会议作出决定。
鉴于《国际报》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公民恩格斯是比利时书记的声明【160】，会议同意公民恩格斯暂时担任比利时书记。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3]
[1]遗补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52页上。
[2]这里指的是若干期《布宣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
[3]本日记录无人签名。
|
1871年1月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1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月3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马克思、罗班、斯特普尼、唐森、科尔布。
公民哈里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科尔布递交了海尔维第亚协会委派他作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的证书。
一致表决予以接受。
通讯
伦敦。宣读了弹性织品织工协会德赖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被迫找了一项妨碍他亲自出席会议的工作；任命了一名新书记，如果总委员会要该协会派人面谈，他们就派人前来。信中还谈了将公民黑尔斯开除出该协会的详细情况。在公民黑尔斯讲了一番话以后，公民恩格斯说：已经要求该协会提出一个书面声明，但是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决不是非在这天晚上研究不可。
公民马克思提议把这个问题推迟两周，请他们派一个代表团来参加会议，并把他们所掌握的任何能证实这一控告的文件带来，如果他们不来参加会议，那就转入原定议程。
公民唐森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书记[2]在节日里收到一封信，是关于那个后来曾作为致格莱斯顿的备忘录发表的纲领的。【157】他并不反对这个文件，只是不同意最后一条。书记当时本该召开小委员会会议讨论，要是他那样做了的话，这一条也许就会改变。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私自在上面签了字，还有，他不应该同意把在圣詹姆斯堂的群众大会定在星期二举行。
埃卡留斯说，他由于误会把这封信和纲领连同其他一些东西一起寄给了公民哈里斯，在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以后，他才偶然遇见这次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几个成员，他们要他参加这个委员会，他就同意了，可是他不知道那一条要写进备忘录里。
公民马克思对这个解释表示满意。
公民哈里斯说，克里默把这个大会的组织者们斥为孔德派【158】，认为他们不代表英国工人的观点。
公民黑尔斯也被他们找过，但他因为最后一条而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公民马克思说，不要以为他似乎是反对比斯利教授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唯一做了点事情的人。克里默的话毫无意义。不过，今后应该注意，总委员会委员不要一面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一面又在另一个内容相反的文件上签名。
公民马克思接着提议为在德国被监禁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等人的家属发起募捐，呼吁同情者捐款援助；他们被监禁是因为他们是国际的成员。
公民恩格斯附议。
公民黑尔斯支持这个提议并建议印制捐款单。通过。
公民黑尔斯接着提议印100张。
公民恩格斯附议。通过。
同时还决定在报上登一篇呼吁书；捐款汇给总书记。
散会时在公民马克思的提议和公民恩格斯的附议下，决定委员会休会到1月17日再开。
主席卡尔·普芬德
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50-161页上。
[2]埃卡留斯。
|
1870年12月20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2月20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约·黑尔斯、哈里斯、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普芬德、斯特普尼、唐森。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书记[2]报告说收到了纽约劳动同盟书记的一封来信。【154】但他把信拿错了，带来的是一封别的信，他说纽约劳动同盟已决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并要求对下列问题给予答复：
（1）加入协会是否必须改变同盟的章程和细则？
（2）是否发给人会的证明文件或证书？费用多少？
（3）应交多少会费？
会议决定由书记回答上列各问题，索要一份同盟章程交总委员会审香，并把协会的章程和其他文件寄去。
公民马克思收到了纽约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的一封来信，信中报告说，他们打算成立一个美国中央委员会，以便更好地进行宣传，更好地为总委员会收集会费和争取更多的团体参加协会。【155】凡存在有两个以上属于协会的团体的地方，他们都打算成立地方委员会。
伦敦。弹性织品织工协会的一封来信宣布，由于有一起诉讼事务，他们不能参加会议，要求把听取他们对约·黑尔斯的控告的时间推迟到圣诞节以后，保证同时提供详细的书面材料。
比利时代表大会。公民罗班提议向定于圣诞节举行的比利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出一封信，要求代表们把比利时各个支部列出一个单子，写明每个支部有多少成员，并敦促［他们］改变一贯的做法，认真地向总委员会缴纳年度会费在以前的几次代表大会上都做过这样的决定，但是却没有执行。他知道法国和瑞士也不按时缴纳会费，但他们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比利时人却没有任何借口；总委员会一年应收到大约6000法郎，只是需要抓紧。
公民马克思认为目前不宜于提出钱的要求。大陆上的工人处境困难，因此总委员会不应紧催强索。关于成员名单，公开实力情况不好，因为外界公众总是把真正起作用的成员的人数看得比实际上多得多。安斯在三个月之前寄来过一张表，总委员会可以要一个新的，但不是为了公布，只是为了总委员会掌握情况：
公民罗班认为要钱是对的，因为许多支部除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外没有其他花费。
公民马克思表示不反对，但事情必须做得温和。
会上决定按照这个精神写一封信。
鉴于比利时书记不在，经公民黑尔斯提议，公民马思克附议，委托公民恩格斯写这封信。【156】
主席[3]接着问公民哈里斯是否对纽约劳动同盟有所了解。他回答说，该同盟是由一批工人组成的，他们同新民主协会一道决心为货币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进行宣传鼓动，他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做事严肃认真。在圣路易斯，人们还决定同总委员会建立通信联系，很快就会接到一封信。
公民黑尔斯说，他听到会上宣读了弹性织品织工协会来的一个通知，好像上面有［对］他本人的指控，他想知道指控的是什么。
书记说，该协会派代表团出席了上次晚上的会议，请求对罢工给予支持，并宣布黑尔斯已被开除出他所属的这个协会。总委员会就此事要求他们提出详细的书面材料，因为对把一个总委员会委员开除出他所在的工人团体这样的事，不能不加以过问。详细的材料还没有送来，该协会已要求推迟到圣诞节以后。
公民布恩说，宣读会议记录时如果黑尔斯在场的话，他会听到他所指控的都是什么，因此他提议把会议记录中与此有关的部分再读一遍，但不要进行讨论。此议通过，宣读了记录。
公民黑尔斯说，对帕内尔的信他给以应有的蔑视。他曾收到过帕内尔的一封表示道歉的信，但把它烧掉了。他在今年8月被开除出工会，这次提议开除他所根据的理由，同1867年一样。他一贯主张工会不应过问性别。这个行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女工。工会主张排除女工，他反对排除女工，这就是他所犯的过错。工人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因为反对减少工资而罢工的，那是撒谎。
公民马克思提议，这次散会后休会至1月8日，总委员会应授权给一个委员会，如果在此期间有必要对我们在德国的会员被起诉一事准备些东西发表的话，就由这个委员会起草，并在下一次晚上开会时提到会议上来。
公民恩格斯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黑尔斯提议，公民哈里斯附议，由马克思、恩格斯、罗班、埃卡留斯组成这一委员会。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乔·E.哈里斯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43—147页上。
[2]埃卡留斯。
[3]鲁克拉夫特。
|
1870年12月1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2月13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斯特普尼、唐森、罗班、科尔布。
公民哈里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美国。来自纽约的一封信报告说，该市成立了一个捷克人支部【153】一致表决接受这一支部加入国际。
荷兰。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在海牙成立了一个支部。
弹性织品织工协会的一个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德赖先生说，该协会曾多次对求助者提供援助；他们现在自己需要援助了，因为他们有30个会员正在罢工。代表团的意思是要求总委员会帮助他们呼吁支援。他们每周只是从联合会拿到10先令，从这笔钱里还得拿出4镑把从莱斯特来顶替他们的人打发回去。罢工的原因是反对降低工资。两年前曾经商定一张伦敦和外地同样适用的工资价目表。几星期以前他们的雇主说，莱斯特的制造商们付工资比他付得少得多，他们能低价出售产品，因此他的工人也必须同意减低工资。他提出把过去的2先令9便士改为2先令半便士。结果他们达成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协议：每12码2先令4个半便士。但第二个星期他就说他必须［减］掉6便士。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去莱斯特，他报告说那里对某些工作付的报酬要比伦敦多。
另一个不满是，黑尔斯违反协议，提出了使用女工。女工挣的计件工资，仅等于干同一种活的男工的2/3。他们还猜测黑尔斯告诉了雇主，他们手里没有钱搞罢工，也没有资格向联合会要钱。黑尔斯已被工会开除，而且得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黑尔斯牢牢地抓住几本记于协会名下的账簿。他们宣读了帕内尔从德比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暗示黑尔斯从该协会的钱里拿了7镑，而在财务委员的账簿上记作已付。
公民马克思说向大陆各支部求助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目前什么也拿不出来；但他们［罢工者］有权要求伦敦各团体支援，应该向它们发出呼吁。
书记说，最好的办法是发给这个协会一份证明书，并把加入国际的各团体的地址列一张表给它。代表团表示满意，此议随即在会上通过。
责成代表团把开除黑尔斯的理由写成书面材料送来，因为黑尔斯是总委员会委员，总委员会不能无视此事。然后代表团即行退席。
书记接着宣读了一份列有委员们的姓名和他们9月初以来缺席次数的统计表。
公民马克思提议把此表列入会议记录，今后委员们谁出席谁缺席都要记下来，以便提交给代表大会。
公民恩格斯附议，并把缺席限定为无故缺席。通过。
公民列斯纳交来1镑。这笔钱是工人教育协会为援助德国被监禁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家属而捐赠的。
委托书记付给特鲁拉夫4镑7先令6便士的印刷费。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41—143页上。
|
1870年12月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2月6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马克思、普芬德、罗班、斯特普尼。
公民普芬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科勒从纳沙泰尔写来一封信，请求总委员会帮助他为加里波第的部队【152】建立一支救护队。他认为，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不谈，就可以从自由派那里搞到钱。
在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下，总委员会一致同意不讨论这个问题。
旧金山。来自旧金山的一封信报告成立了一个法国人支部，申请参加国际。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书记应该把委员们前三个月的出席情况开列一个统计表。通过。
委员会于10时休会。
乔·E.哈里斯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41页上。
|
1870年11月29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1月29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马克思、米尔纳、列斯纳、罗班、斯特普尼。
海尔维第亚协会的公民科尔布和汉德韦尔克参加了会议。
公民恩格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荷兰。收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有价值为8先令4便士的息票作为100个会员的会费，由于荷兰书记不在，委托［总］书记复信。
法国。鲁昂的一封来信报告收到了美国寄去的钱。写信人公民奥布里抱怨说，他从马赛和其他地方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并表示怀疑信件的邮递是否保险无误。他认为战争越来越成为人民的战争。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得不依靠革命的工人阶级了。波拿巴反动势力横行，吓得资产阶级把工人武装起来抵抗它。威廉和俾斯麦正为世界共和国奠定基础。他们为当今社会所做的一切正是罗伯斯比尔为封建主义所做的一切，罗伯斯比尔摧毁了封建主义，5万名武装人员已离开鲁昂。
英国。公民马克思收到了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工联理事会书记写给杜邦的一封信，该信是附在杜邦的来信里面的。【149】公民杜邦索要文件、小册子等等，此外还要一张以协会代表身份进行活动的证书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联理事会的来信中有下列一项决议：
“本会认为，本会对国际工人协会在整个工业世界进行的各方面的工作，都应给以道义上的支持。”
这一决议的通过是公民杜邦访问该理事会的结果。委托书记复信。
情况汇报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我们的不伦瑞克朋友们带着镣铐从勒岑被押解回来，以叛国罪名受审。为了吓唬资产阶级，受警察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告诉人们，这些人就是［那个］拼命要颠覆一切、建立世界共和国的国际协会的同伙对继续进行战争的抗议，被说成是奉德国总书记卡尔·马克思之命搞的。【150】颂施韦泽博士被迫投票反对军事贷款。在美因茨，工人们和法国战俘握手言欢。
公民罗班报告说，在比利时的韦尔维耶发生了一次失业工人要求工作的示威。【151】他们不满意政府把拆除沙勒罗瓦的工事这样的公共工程交给承包商，罢工者受到了有礼貌的对待，他们的要求将加以考虑。在根特，原定的一场示威没有举行，因为得到通知说，在不举行示威的条件下，可于11月28日星期日[2]派代表团前来商谈。
在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哈里斯附议下，议决发给杜邦证书，派他为协会在曼彻斯特和兰开斯特郡的代表。
委员会于10时休会。
主席卡·普芬德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39—140页上。
[2]此处系笔误，11月28日是星期一。
|
1870年11月2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1月22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洛帕廷、罗班、唐森、斯特普尼。
公民唐森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通讯
法国。来自布雷斯特的一封信说，10月2日至10日之间，布雷斯特委员会[2]的12名委员全部被捕。其中一些人做证出卖了别人，很快被释放。其余的人于10月27日和28日以阴谋破坏国家内政的罪名在第一军事委员会受审。在讨论保卫国家的群众大会上被推选组成代表团的三个人被宣布有罪，其中两人各被判处两年监禁，另一个被判一年。这个支部从27人减少到15人，有三个处境悲惨的家庭需要赡养。尽最大的努力每月也只能弄到20—30法郎。他们感到，同巴黎割断了联系极为不便。
公民洛帕廷说，拿破仑档案中一些有关国际的文件在俄国报纸上公布了。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埃曾写信通知法国所有城市，必须把国际的领导人逮捕起来，不然投票就不能顺利进行。他写信通知鲁昂，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委员在那里，当被问到用什么罪名加以逮捕时，奥利维埃回答说用参加未经当局许可的团体的罪名，同时暗示已经证明他还有更多的严重问题，等查获了所有委员的文件时会一步一步地弄清楚。奥利维埃在这些信中说，国际会员一般都有大骂政府的特点。对那些有学历的人，特别是律师，要采用各种严厉手段，但对待无知的工人要尽可能宽大。公民洛帕廷说，俄国南部的铁路加长了一倍以便于运兵，部队也要增员。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主席弗·恩格斯
书记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38-139页上。
[2]国防安全委员会。
|
1870年11月1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1月15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洛帕廷、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罗班。
公民米尔纳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纽约的休谟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总委员会所不同意的会员卡他不再发了，奥斯本·华德在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
还宣读了赫尔的一位软木切削工人索取《章程》的来信。
公民马克思说他收到了一封纽约来信【146】，信中宣称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人即将举行一次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群众大会。他还说参议员萨姆纳发表了关于战争的演说并引述了国际的宣言。
公民恩格斯在《人民意志报》上看到维也纳中央工人协会[2]已重新建立，但是有严格的限制。上课和讲演都要按照普通学校的规定进行。【147】
公民马克思谈到哥尔查科夫的通电【148】时说，英国政府很快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是影响到英国的。以后找一个晚上研究一下巴黎条约也许会有好处。
委员会于10时休会。
威廉·唐森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37页上。
[2]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
|
1870年11月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1月8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马克思、洛帕廷、列斯纳、普芬德、唐森、米尔纳。
公民洛帕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罗班被一致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书记[2]宣读了《制陶业观察家报》【144】编辑[3]的一封信，请求总委员会帮助建立一个合作印刷公司，即使不能提供什么援助，一封鼓励的信也会是有用的。
委托书记给予这样的答复：总委员会提供不出金钱上的援助，但将通过提供报道等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接着进行了财务书记的选举。公民哈里斯得到7票，公民约·黑尔斯2票。主席[4]宣布公民哈里斯正式当选。
由于会上没有其他事情，决定散会，以便让书记去参加在钟声酒店举行的集会，并告诉英法干预委员会【145】，星期二晚上的会议总委员会委员是不能参加的，因为同我们的会议时间相冲突，以后最好避免这样。
委员会于10时休会。
主席乔治·米尔纳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36页上。
[2]埃卡留斯。
[3]威廉·欧文。
[4]洛帕廷。
|
1870年11月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1月1日
出席委员：科恩、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洛帕廷、列斯纳、马克思、普芬德、唐森。
公民普芬德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作了一处改动后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美国新泽西州法语联盟帕特森分部的一封来信，随信附有一张26镑6先令3便士的支票。这笔钱是在帕特森的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中间为救济战争的受难者而募得的捐款，一半给法国人，一半给德国人。
公民马克思又读了纽约德国人支部现任书记公民波尔特的一封信【140】，信中说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就战争问题通过了一篇致他们的欧洲兄弟的宣言。这封信还说在美国宣传协会的原则，大有可为。劳资对立日益加深，资本家想通过把工资压到最低水平来迅速发财致富。工会处于解散状态。讲英语的工会会员们主张采用顺势疗法[2]，他们想通过办合作社和搞其他小花招使自己成为资本家的办法来医治社会，他们谈论什么重新选举，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每一个职位都是用钱取得的。那些花钱谋求职位的人，在得到职位以后就把钱捞回去。工人状况恶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荒地越来越成为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因为他们太穷了，能迁去的人数不足以减轻劳动市场的压力。
信中还提到公民杜邦建议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成立一个美国中央委员会。公民马克思说杜邦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没有发出过这样的指示。关于战争的宣言的大意是：1848年6月起义被镇压后的情况是一切照旧。各种各样的政党都高喊秩序这一口号来反对工人，他们让拿破仑维护了4年秩序，但他不是老老实实地给他们干，他执行这一任务仅仅是为了在社会掠夺中分赃分得最多。在把自己的地位变成永久性的以后，过了18年，他感到他的地位不稳了，于是就通过宣战来加强它。在威廉堡作个战俘岂不比被吊死在巴黎的路灯杆上好？他一投降，维护欧洲秩序之剑就转到了更厉害的人手里，普鲁士国王[3]接受了这一使命；德国的战争创伤靠瓜分法国来医治；拿破仑的失败是由十二月帮的盗贼行为所造成的；宣言最后说：
“普鲁士国王在接受这一使命时心情激动，他对十二月帮的头子在其下台时给予仁慈的待遇，他正式成为这帮人的主子，这些都清楚地显示出他是他那位可敬的前任的忠实继承者他不惜使用大量的金钱和鲜血去把法国变成一座坟场，把它的每座城市化为一堆灰烬，这表明他是如何严格地履行他的新的职责。
一切国家的工人们，你们能对这些罪行默默地袖手旁观吗？能无动于衷地看着雇佣奴隶制和军事暴政永远存在下去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那就起来吧，所有的劳动者！无论你是穿着工作服还是穿着军装，是在车间里还是在战场上，以雷霆般的吼声反对这场最丑恶的战争吧！让我们对着这场人类的屠杀大喝‘住手！’。让我们千遍万遍地发出这样的吼声，哪怕必须砍掉所有的总司令和王公们的脑袋。
五洲四海的工人们只有一句格言，一个战斗口号：
消灭雇佣奴隶制！
消灭军事暴政!
从法国书记[4]那里收到了另外一封信，信中附有这篇宣言的一份法文译文。
宣读的下一封信是在波尔多的公民拉法格写来的【141】；他报告说，他们办了一份报纸，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想加以查禁，印刷商害怕了，拒绝继续承印，但他们现在已和另一个印刷商签妥了合同，保证了不致中断。作为通讯书记他受命宣布波尔多支部的成立，已开始了积极的宣传工作，该支部想同里昂和马赛建立联系。
公民奥布里从鲁昂写信来说，鲁昂和诺曼底的行政权仍控制在波拿巴派官员手里，这些人挑唆人们去反对工人，然而5000名左右男女工人举行了集会，这使保卫委员会感到不容忽视；鲁昂城防司令库坦将军告诉人们，他是普鲁士亲王的朋友，普鲁士军官都是些可爱的小伙子，他们如果来到鲁昂，一定会请客跳舞，还会恢复贸易。这位将军犯有背叛的罪行，因为不管把流动自卫军派到哪里，他却让他们老是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又开回来，以便给普鲁士人让路。工人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奥布里就是代表之一——去见甘必大，让甘必大把库坦将军撤了职。奥布里的图尔之行证实了他以前的猜测：甘必大是个空话专家，他害怕人民，对波拿巴的党羽比对任何工人组织都要信任。他在谈话中告诉我们不能每一件事都由政府来做，许多事要靠人民采取主动，可是我们每次［主动］行动时，都碰上帝国分子的抗拒，而他们是得到甘必大支持的。奥布里自己被认为是抢劫的组织者，并受到被枪毙的威胁，他甚至担心他不得不停止活动到英国来，但他要坚持到最后。他们每次举行集会都有人数加倍的武装人员出动。一次他们集会时，一个营的流动自卫军，一个连的炮兵，一个中队的骑兵，占领了通往会场的街道，威吓群众。代表团谴责了怂恿这一切行为的那一小撮人，可是他们是甘必大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待机伏击普鲁士人的自由射手被官吏们出卖了；他担心他们要复辟帝国。他认为，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巴黎宣布共和国时太容易了。当初如果必须进行一场斗争的话，全法国都会群情激昂，骗子们就会无处藏身。不经战斗而搞成的革命是没有用处的。资产阶级所害怕的是战争会带来国债。他们担心战争结束后拿不到利息。如果普鲁士人保证支付国债利息，他相信资本家是会帮助他们征服法国的。[5]
关于纽约中央委员会问题，公民马克思说，不反对建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来代表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但他们一定不要自命代表美国人。【142】
接着会上同意给予这样的答复：他们可以建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但不要自称为美国中央委员会。
公民罗班说，他在比利时报纸上看到塞兰的考克利尔工厂又出了事。先是工资减少10%，接着又减了5%。起初工人们似乎还愿意服从，但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们罢工了。国际这次没有受到指责，但据说这次罢工是由一些知名的人物搞起来的。市长中止执行宪法，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30人被逮捕。新任总检察官在列日和布鲁塞尔都宣布要对国际的颠覆性的学说进行一次新的围剿。【143】
财务书记的选举再次推迟。
主席格尔曼·洛帕廷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前一部分由普芬德，后一部分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31-135页上。
[2]用少量可导致某种疾病症状的药物医治同种疾病的一种疗法，创始者是德国人赛米尔·哈奈曼(SamuelHahnemann,1755—1843)。——译者注
[3]威廉一世。
[4]欧仁·杜邦。
[5]自此以下为埃卡留斯所记。
|
1870年10月2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0月25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哈里斯、洛帕廷、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普芬德、唐森。
公民普芬德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作了一处修正后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罗班为总委员会委员。他说罗班曾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6月被判刑入狱，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被释放，之后到布鲁塞尔，从那里又被驱逐并送回巴黎。但当时巴黎被围，于是他回到布雷斯特自己家中，在那里又受到如果不离开就会被逮捕的威胁。
公民洛帕廷对这一提名附议。
书记[2]报告说，国际的两名会员因散发不伦瑞克宣言在汉诺威受到审讯。【136】他们在这一点上被宣告无罪，但是以他们平时的行为激起公民们对政府的仇恨为理由判处他们两个月的监禁。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第二篇宣言的第一部分已经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137】上登了出来。《纽约论坛报》发表了一篇以赞许的口气讲述协会历史的文章。公民拉法格正在波尔多大力进行宣传工作。皮卡尔在他的报纸[3]上散布说，国际的一些会员受雇于拿破仑，但当人家要他提出证据时，他收回了他的说法。在拿破仑的全部文件里，没有发现一点可用来指控国际的任何一个会员的材料；在那么多的会员当中，警察竟一个也没有能够收买过去，这真是个奇迹。装成协会朋友的施韦泽先生是唯一重复皮卡尔谎言的人。【138】
公民列斯纳报告说，怀特查珀尔的一个非政治团体在酒店里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为的是反驳奥哲尔、布拉德洛等人关于德国工人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论点。《海尔曼》的编辑、俾斯麦的部下海奈曼先生是此事的真正策划者，他和几个普鲁士医生组织了这次集会。由于受到在场的人反对，他们根本没有提到奥哲尔或其他任何一个谴责过普鲁士的人。会开得没有任何结果，会议休会了。反对派试图将会议改到大一些的地方去开，但休会时经表决仍在原来的地点举行，出席的大约有130人。
公民埃卡留斯说第二次会没有反对派参加，会上作出的决议作为伦敦德国工人的宣言发表在《海尔曼》上。工人教育协会将发表一篇反宣言。【139】
公民马克思提议，列斯纳附议，当议事日程上有内部事务要讨论时，不准许任何非协会会员参加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公民列斯纳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任命恩格斯为财务书记。
公民恩格斯提出反对意见说，只应任命工人来担任同财务有关的职务。
公民马克思认为这种反对意见不能成立，一个以前曾搞过商业的人担任这一职务最合适不过了。
公民米尔纳提名哈里斯，公民唐森附议。
埃卡留斯提名约·黑尔斯，公民洛帕廷附议。
接着一致同意选举推迟。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主席卡尔·普芬德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30—131页上。
[2]埃卡留斯。
[3]《自由选民》。
|
1870年10月1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0月18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恩格斯、约·黑尔斯、洛帕廷、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米尔纳、吕尔、唐森。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报告说收到了伯明翰工联理事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询问入会时先要交多少会费。委托书记［写信］告诉他们木工协会和泥水匠协会交了多少，并让伯明翰工联理事会自己去决定钱数，因为他们的加入本身要比要交多少会费更为重要。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赛拉叶的岳母收到她儿子从巴黎通过气球寄来的信，信上说赛拉叶活动很积极。他还提请会议注意第二篇关于战争的宣言没有在比利时的协会报纸上登出来。他认为联合会委员会无权扣压正式文件。现在争吵起来是不明智的，但在会议记录里应该写上一笔。他提议总委员会对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扣压正式文件表示反对。
公民洛帕廷附议。一致通过。
上次晚上提议暂停争论的人[3]没有到会，书记说，关于公民黑尔斯说他把理应属于总委员会的东西卖给了《泰晤士报》，他有几句话要说。总委员会可以作出规定，将来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任何代表不准向报社投送报道，但这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直到目前没有要求过任何代表写书面报道，但在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当中似乎有一种既成的见解，即他应该写报道。《共和国》主编奥哲尔、助理编辑克里默、他自己这个被免职的编辑、还有懂得四国语言并能挥笔撰文的卡特，都曾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当那三个人拿到了载有彼得·福克斯对代表大会的评论的报纸时，他们都跑来问他：“你在往伦敦送什么报道吗？”因此，写东西这种苦活好像不言而喻地应该是埃卡留斯干的。他给《共和国》寄了两篇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135】，前面提到的其他三个代表没给任何人写过任何东西，只有卡特寄出了勒吕贝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的消息。其他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任何一个代表都没有想起过要写书面报道，从来也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如果他把报道寄给了总委员会而不是寄给《泰晤士报》，那只能为十来个人所知，世界上其余的人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总委员会有足够资金的话，花钱把它们在报上登出来都可能是值得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报道是怎样地受到重视，他说，在上次代表大会时，他的第一篇报道直到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才发表，但所有在这一周内从法文报纸上摘录下来的东西，美国新闻界都未予注意，而他的第一篇通讯一发表，就有半栏之多被用电报拍发到大西洋彼岸。通过《泰晤士报》，协会已为全世界所知，而就因为他为提供这种报道得到了报酬所以触怒了某些委员。要是一个《泰晤士报》的人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难道会更好吗？
公民米尔纳说，关于这件事他想过许多。他要阐明的观点是：财务委员会的建议是基于什么样的政策？这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吝啬政策。他希望协会受到尊重，有一所大房子，在世界上有地位。我们是要努力做出卓越的成就，但靠吝啬政策是做不到的。书记的工作不应该用一般行业的尺度来衡量。协会的书记必须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一个闻名欧美的人，单是为了找到这样一个人，就是值得花钱的。对他所要做的工作来说，15先令远非过多，倒是很不够，现在需要的是再增加一些。如果采用曼彻斯特学派的吝啬政策，我们就完了。如果说现任书记没有在每一个方面都为协会建立了最好的威信，他却从来没有损害过协会的威信，这就是很大的功劳。如果财务委员会的建议被通过的话，那就等于说：书记白拿了将近两年的钱；总委员会无能。总委员会不应使自己的人处于尴尬的地位，没有人［愿意］为每周5先令干这种工作，有的人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干不了。过去付给书记的薪金全都是他的工作应该挣得的；这种工作不能以普通行业的尺度来衡量。
公民黑尔斯说，公民米尔纳似乎先臆想出一些假象，然后再来煞有介事地摧毁它们。财务委员会说的是办公费用的开支对我们的收入来说太大了。有千千万万的人毕生从事运动，不期望任何报酬。总委员会应该正直无欺。债务必须偿还，对于服务给予酬劳应该根据我们的财力。公民米尔纳说他赞成15先令，但自从我们有了一位领薪的书记以来工作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今天的情况还不如最初决议给书记以薪金的那个时候，我们倒退了。四年前协会要比现在大有生气。埃卡留斯做的工作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他作为美国书记的活动并不属于总书记的职能。
书记拼命指责了他(黑尔斯)上星期的发言。是公民布恩重新提起了《泰晤士报》的报道问题，他[4]只能重申那些报道是属于总委员会的；任何被派出当代表的人都是他的派出者的仆人。如果检查一下总委员会的工作就会发现，在这期间没有取得任何同书记的薪金相称的进展。公民荣克做了不少工作，此外还搭了钱进去，其他书记们也是如此。我们有应还的旧债。我们有权要求偿还我们所有的债务。如果这一提议通过的话，他就坚持每一个委员都有权提出改革。书记有些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但有些工作他根本就没做。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财务状况。总委员会支付的钱比它应该支付的多了。
表决时，6人赞成书记的薪金不变，1人反对。
规定总书记职责的提议获得通过，没有反对意见。
针对财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这个委员会在总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对收入和支出进行绝对监督的建议，公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恢复财务书记这一职位。
公民埃卡留斯对修正案附议。
公民黑尔斯表示并非有意闹对立，但马克思应当明白，此项工作放在一个委员会的肩上要比放在［一个］财务书记肩上来得轻。总委员会的钱财事项并不总是由同一些委员进行表决的。表决钱财事项时，到会的有时是这一批人，有时是另一批人。财务委员会要［注意］清偿一切普通的债务。一切例行的和小额的支出可以由财务委员会处理，只是大笔的支出需要提到总委员会会议上来。在一切大的团体里都是这样做的。
主席[5]说，解决这一问题有三种办法，哪一种最好，由会议考虑。
表决时，恢复财务书记一职的提案以6票赞成通过。
下一个提案是所有以总委员会名义收进的［钱］都交给财务委员，由财务委员从带有存根的收据本里开出收据。
公民马克思说，这个收据本由财务书记掌管，财务委员只管在财务书记授权下收款和付款。通过。
关于给总书记提供用于零碎开支的小额现款问题，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恩格斯附议，指示财务委员，没有财务书记开的条子不得付款。通过。
要通讯书记对自己的支出记一本账的问题，由于只有一人赞成一人反对而作罢。
公民黑尔斯接着提议对债务要按照举借的先后顺序予以偿还。
公民米尔纳提出修正案：这一提议应予否决。总委员会如果同意这一提议，就是放弃自己的职责。
提议被否决。委员会于11时1刻休会。
主席卡尔·普芬德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25—129页上。
[2]埃卡留斯。
[3]韦斯顿。
[4]黑尔斯。
[5]鲁克拉夫特。
|
1870年10月1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0月11日
出席委员：布恩、凯希尔、埃卡留斯、黑尔斯、哈里斯、洛帕廷、列斯纳、米尔纳、马克思、恩格斯、阿普尔加思、韦斯顿、唐森。
公民唐森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宣读了伯明翰奥尼尔牧师的来信，信中向总委员会询问是否可以建议对交战国双方实行仲裁。委托书记做如下回答：在目前进行仲裁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做的是举行集会以强迫政府承认共和国。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在德国继续有人被捕，但是在柏林和慕尼黑举行了反对普鲁士政府政策的集会。
他还收到了第二次革命【133】时在里昂的一个人的一封信；此人曾在9月23日帮助建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巴枯宁要求废除一切政府权力和国家组织。27日，约有3万人来到了市政厅要求发给武器和开除所有的波拿巴派官员。巴枯宁和克吕泽烈两人在台阶上被捕，但是，人们解除了国民自卫军10个连的武装，取得了完全胜利，进入了市政厅。克吕泽烈将军当时被委以保卫此地的任务，但他什么事也没做。为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和宣布废除国家而起草了法令，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在上面签字。大约2万人坚守在岗位上，然而市政厅一定是有个秘密的后门，国民自卫军从那里打入，把公安委员会那些人赶了出去。29日这位写信人接受一项任务，前往瑞士。
在鲁昂，一份当地报纸允许我们的人占用一些版面；他们对里昂那里所干的事提出了抗仪。
被驱逐出布雷斯特的公民罗班说，国际的会员们于星期六[3]举行了集会，会上议决任命一个治安保卫委员会以监视事态的发展。接着还决定选出一个代表团在早晨去见市政当局。消息刚一［传］出，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就有国民自卫军列队守卫，并且每人发了六颗实弹，摆出要击退一场入侵的样子。代表团的25人当中只有两人获准进入。当这两个人在里面的时候，外面的会员们听到大骂背信的声音，当他们试图奔去救援这两人时，所有25人全部被捕。市政当局这种行为激起了强烈的愤慨。罗班自己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布说，必须维护共和国，如有必要不惜为此进行一场革命。要不是他家里的人去找了市长和警察局长，他会被关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离开。在帝国时期被判刑的会员只被关押了两个星期，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他们就被释放了，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海军船坞的职位，新的海军官员拒绝重新接纳他们。他们得花一笔相当数量的钱才能进去工作，而且现在养老金等等一切全都没有了，这真是掠夺。
公民黑尔斯接着提出了财务委员会的报告。账簿检查过了，但是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没有单据，账目记得一塌糊涂，收入也只好信以为真。他不能担保报告的准确性，但是财务委员会提请照此通过。
他宣读了1868年8月以来的资产负债表，报出了各种支出项目。最大的项目就是书记的薪金，其次是印刷费用，再其次是房租。除非缩减开支，不然就不会有什么改进。书记薪金和房租在总收入中占用的钱太多。因此财务委员会建议另租一个开会地点，书记的薪金减到每周5先令，这足够补偿每周平均估计不超过一天的工作量。它还建议采用印有收据的账簿以便对收入加以核查，一切钱财款项均由财务委员收纳，书记的职责应有明确规定。
在公民阿普尔加思的提议下，关于账目的报告予以通过。
关于提出的建议，书记说，财务委员会回避了它为之建立的那个问题。委员会是在负债13-14镑的情况下被任命的，而且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防止将来再发生此种情况的方法和手段；现在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却建议规定由谁来保管手里的钱。他还说，不管这些建议通过与否，他必须辞去书记的职务，但他反对缩减租金或书记的薪金，应该设法把两者各增加一倍。一个可供书记每天工作用的办公室是需要的，缩小工作摊子不是个好办法。至于说到工作量，即使每周15先令也没人愿意干，除非像裁缝给大兵和警察做制服那样，那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活干。如果按这类工作的报酬标准计算，做会议记录平均每周就超过15先令。此外还有给报刊写报道，每周5先令的报酬是不够的。即使是15先令也没人愿意干，除非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热爱。这项工作里面枯燥乏味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当印刷工作多的时候。
公民哈里斯认为，这里的书记同某些其他团体的书记比起来报酬不算优厚。在各种互助会里，书记们收受礼物，而且还常常盗用公款。至于房租问题，总委员会应该租一所房子，书记应住进去，自付租金。必须想办法增加协会的收入；缩减租金和书记的薪金，［这］不行。但是无论将来谁当书记，他的职责应严格规定。
公民阿普耳加思同意公民哈里斯说的租一所房子，并提议书记的薪金照旧不变。对书记的工作不能像对其他工作那样衡量，一个只会苦干的人是胜任不了的。互助会的工作，任何人只要能读能写就可以干；但是我们的书记情况就不同了。他怀疑总委员会里有谁肯以每周5先令的报酬干这项工作。
公民黑尔斯自己是不准备干的。但是总委员会应该租一所房子，在这里可以上外语课，人们可以在这里开会，除非这样做，不然我们就决不会有什么改进。
公民布恩说他反对减少薪金，但是据他了解书记这个职务有一些附带的收入来源足以作为补偿。有时可能有额外收入弥补不足。
书记说，对于这种额外收入他要作一个坦率的说明。［在］他去洛桑之前的最后一次晚间会议上，有人批评我们对外宣传做得不够。彼得·福克斯当时告诉埃卡留斯说他不想去洛桑，如果他每天都能了解到所发生的情况，他留在这里给报纸写稿更好，这样可能挣几镑。在埃卡留斯动身以前的最后一次小委员会会议上，彼得·福克斯表示不要书面通讯了，只要求向他提供当地报纸。因此埃卡留斯就向《泰晤士报》探询，而且几乎是立刻就收到非常客气的回信说，他的报道将被接受，并按通常标准付酬，自那以后，每届代表大会他都写了报道，上届代表大会时拿了21镑。那些报道给协会，给他自己都同样带来好处，并且报道被采用不会因为他是书记而是因为写得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他还同海外与协会有联系的报刊通信，从来没有为此领取报酬，写代表大会报道[4]，没有拿过一个钱。在《蜂房》愿意发表我们的会议报道的那段时间里，甚至在还没有规定给他薪金的时候，他也多半是每星期送去将近一栏的稿子。他毫无报酬地为我们的事业工作了20年，现在他得让给年纪轻些的人去干了。他已经没有了锐气。但是协会无论如何应当找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做书记，应争取每周最低付给1镑薪金。
公民黑尔斯说我们需要一个有才干的人，协会的事务可能会比以前管理得更好。肯把非金钱所能买的毕生精力献给一个运动的人是有的。他知道埃卡留斯写报道是从《泰晤士报》拿了钱的，而这些报道本应属于总委员会。他记得彼得·福克斯对这件事表示过不满。【134】要是他能［做］这工作的话，他是不会要报酬的。必须考虑的是收入的来源，以及一个工人干其他工作能挣多少。很多小的工人团体同总委员会相比，花的钱少，取得的工效大；我们应对一切人诚实。
公民布恩反对一个同我们这些人一起工作的人每周挣30先令，也反对因为总委员会付不出更多的钱就贬之为不值更多的钱。普通的机械工每天挣5先令也是不会满意的。
公民韦斯顿提议暂停争论。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21—125页上。
[2]埃卡留斯。
[3]1870年10月1日。
[4]此外显系笔误。应指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
1870年10月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0月4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洛帕廷、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唐森、布拉德尼克。
公民唐森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在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埃卡留斯附议下，公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被一致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马克思说，格莱斯顿只向代表团提到当马姆兹伯里任大臣时的一个日期，可是帕麦斯顿是没等法国人有投票表决的机会就对政变给予承认的。【131】
公民黑尔斯说，格莱斯顿是千方百计地回避问题，只停留在技术细节上。
公民鲁克拉夫特问马克思，我们在这里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共和国。
公民马克思说，从一开始他就宣布，只有强迫政府接受必须承认共和国的主张和掀起一场运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亲普鲁士情绪，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公民黑尔斯担心许多英国工人会乐于接受格莱斯顿的答复。
公民鲁克拉夫特认为，像同盟[2]盟员那样的人竟然以工人阶级的代表自居，这是很遗憾的。
公民黑尔斯说，很少有人不想出名嘛。代表团的目的不是强迫格莱斯顿接受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摸清他的意见从而确定他们自己的意见。
公民马克思说，格莱斯顿的讲话必须同布鲁斯在苏格兰的讲话【132】联系起来看。如果我们再等一等，政府可能要做出更多的错事，那时我们可能要发表另一篇宣言。
公民黑尔斯说，我们的力量在这个国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强。许多团体纷纷成立起来，又因领导不好而散掉。现在有个团体正企图取代我们。但是没有一个团体能把事情［办］得像我们这样好。在大陆上我们掌握了领导权。民主派的集会在不断地举行，总委员会可以在这些集会上进行宣传。两三年前我们访问了一些工人团体并受到欢迎。他接着问到财务委员会的报告怎么办。
在公民马克思提议、列斯纳附议下，决定把它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威廉·唐森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20—121页上。
[2]工人代表同盟。
|
1870年9月2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9月27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哈里斯、列斯纳、洛帕廷、马克思、米尔纳、默里、唐森。
公民米尔纳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在萨克森，在福格尔将军的怂恿下，工人集会被禁止召开，《人民国家报》也有停刊的危险。雅科比博士被捕以来，资产阶级自由派已开始抗议福格尔将军的专横霸道行为。在他只限于镇压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过。《科伦日报》也转而反对兼并阿尔萨斯了。该报怀疑这样做在战略上是否有价值，但决定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是关于阿尔萨斯棉纺织业的那些议论。【127】
他收到从布雷斯特寄给杜邦的一封信，已经转寄到曼彻斯特去了。此信描绘了法国的形势：反动派到处嚣张起来。
公民埃卡留斯报告了关于示威所采取的措施，因为没有钱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所以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派代表团去见格莱斯。【128】
公民哈里斯的意见是，代表同盟【129】的成员都是受政府收买的，国际不应同它有任何关系。
公民米尔纳认为，我们应该联合一切愿意朝着共和主义方向前进的人。
公民埃卡留斯说，已经明确地向格莱斯顿提出了用武力进行干涉以支持共和国的问题。
公民马克思说，最近他要找机会提请总委员会研究一下巴黎条约【130】，克拉伦登伯爵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从而放弃了英国的进攻手段。在陆上，英国的军队绝对比不过大陆各国的军队，它的力量在于它是海上强国。进攻的能力乃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巴黎条约必须否定。这个条约规定了敌方的物资不应予以破坏的原则，但它允许杀死敌人，这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应该让工人阶级知道这些事实，以便向他们表明他们是怎样上当的。
委托书记[2]把关于战争的宣言寄送给议会议员和那些没有寄送过宣言第1版的地址，并同特鲁拉夫商洽剩余部分的销售事宜。
另外还决定可以在公众集会上散发一部分。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威廉·唐森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18-119页上。
[2]埃卡留斯。
|
1870年9月20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1870年9月20日
出席委员：科恩、埃卡留斯、阿普尔加思、约·黑尔斯、哈里斯、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米尔纳、莫特斯赫德、普芬德、韦斯顿。
公民阿普尔加思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前三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洛帕廷被一致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在公民马克思提议、埃卡留斯附议和列斯纳支持下，公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
宣读了伯明翰工联理事会书记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有一份派一名代表参加下届代表大会的决议。
委托书记[2]复信，通知该理事会具备何种条件即可派代表参加大会。
肯特郡斯特鲁德的亨利·马丁来信表示遗憾，因为关于战争的宣言里［虽然］提到了法国的领土问题，但没有写上这样一条，即领土方面的任何变动，都要同该领土上的居民商量。
公民马克思说，用法文出版的俄国半官方报纸刊登了一篇论述我们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文章。他已把两篇宣言都寄给了用俄文出版的官方报纸。
他收到一封德国来信说，曾经发表宣言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7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已被福格尔将军逮捕并戴上镣铐送往650英里以外的东普鲁士。【125】如果把他们留在不伦瑞克，就必须将他们提交陪审法庭审讯，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任何控告都站不住脚，所以才由军人政府下令逮捕他们并把他们解走。在莱比锡，警察镇压了一次示威。在美因茨，有4名党员参加了一次示威，他们因为不是本地人或本城公民而被驱逐。其中有一个是达姆施塔特人。在柏林、奥格都举行了抗议兼并的示威。
对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给予注意的只有《旁观者》、《费加罗报》、《派尔·麦尔新闻》。因此他建议将两篇宣言合印成一本小册子。协会可以支付印刷费用，留下需要散发的份数，其余的交给特鲁拉夫，他可以作为出版者去销售。
公民韦斯顿说，如果经费够的话，他想提议印1000册。
书记说手头大约有5镑。
公民哈里斯附议，并提议可以印上定价1便士。一致通过。
委托书记在一星期内印好1000册。【126】
书记接着宣读了写给纽约休谟的信的草稿。信中对那套做法，对休谟在他为美国会员设计的会员卡上把自己写作协会的代理人，把鲁克拉夫特写作协会主席表示反对。在接下去讨论这封信之前，书记想知道这种会员卡是否应禁止发放。
在莫特斯赫德、米尔纳、马克思讲了一些话之后，公民黑尔斯提议，对这种会员卡要予以反对，委托书记指出其错误之处并要求休谟遵守章程。
公民莫特斯赫德附议，公民马克思表示赞成。通过。
书记接着报告说，上星期二［在］艾伦德尔厅召开的集会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筹备要求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和抗议肢解法国的示威活动。会上还决定请求总委员会在这次示威中给予合作，并要求总委员会派一个五人代表团参加那个委员会。
公民黑尔斯提议派一个代表团。
公民埃卡留斯附议，并说他已经参加了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是作为总委员会书记而受到邀请的。
提议被通过。公民科恩、埃卡留斯、洛帕廷、列斯纳、米尔纳被指派为代表。
时间将近11点，财务报告的研究推迟。委员会休会。
主席乔治·米尔纳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16—118页上。
[2]埃卡留斯。
|
1870年9月1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9月13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哈里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布拉德尼克、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唐森、韦斯顿。
公民米尔纳主持会议。
书记[2]报告说，总委员会委员们接到邀请，要他们去参加为筹备要求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示威而在艾伦德尔厅举行的集会。【124】因此会议记录的批准可以推迟进行。同意。
公民荣克收到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说所有的人都投入了巴黎的防备。巴黎各处都在举行集会，并且有一个常设的委员会。现政府不是他们的政府，但是他们必须支持共和国。罗班写信谈到了代表大会；他们希望尽早召开。
公民荣克说，召开代表大会是总委员会的事，不是他们的事。
公民马克思说：他们写那封信的时候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先得对付围困；现在谈论权利问题没有意义。
会议决定由公民荣克简单地答复，就说来信收到了。
里昂的一封来信报告说，是协会会员首先在那里宣布了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其中6名委员是国际的会员，还派出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巴黎去和临时政府协商，代表团里有3人是国际的会员。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赛拉叶已去巴黎并决定留在那里。他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在弗路朗斯的部队里。他的家属没有生活来源了；马克思提议给他妻子1镑。
公民约翰·黑尔斯附议。通过。
公民马克思收到巴黎来的电报说，希望伦敦工人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
公民黑尔斯宣读了将在下次会议上研究的财务委员会报告。
委员会于10时休会。
主席罗·阿普尔加思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14—115页上。
[2]埃卡留斯。
|
1870年9月9日非常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非常会议[1]
9月9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荣克、哈里斯、马克思、米尔纳、列斯纳、赛拉叶、普芬德、唐森、韦斯顿。
公民唐森主持会议。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如下宣言。[2]
公民埃卡留斯提议，公民哈里斯附议，宣言就照这样予以通过。同意。
在公民哈里斯提议、公民米尔纳附议下，一致决定印刷1000册，委托书记在星期二晚上之前印好。
委员会于11时半结束。
主席罗·阿普尔加思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14页上。
[2]宣言本文未写入记录。见本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
1870年9月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9月6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马克思、米尔纳、赛拉叶、唐森、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宣读了森德兰的托马斯·狄克逊写来的一封索取宣言的短信。决定满足此项要求。
宣读了纽约新民主协会【120】的一封来信，委托书记予以回信。
杜邦的一封来信说，他愿意去巴黎，如果总委员会要他去的话。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纽约寄来的一封评论休谟的行为的信，此人在他所发出的会员卡上面把自己写作协会在美国的代表，并把鲁克拉夫特写作协会主席。【121】
公民哈里斯反对那些只是利用协会来和报界取得联系的人；他认为休谟便是其中之一。
委托书记起草一封给休谟的信，并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公民马克思说他曾收到社会民主党[3]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对工作如何进行提出建议。
他当即写了回信并收到复信说，他们将履行自己的职责。【122】
他接着宣读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总委员会对德国人民发表一篇宣言。巴黎的国际组织发表的一篇告德国人民书中说，那个对德宣战的人已经落入德国人手中，现在德国军队应该撤走了。【123】
公民马克思说，在德国马上就要召开反对普鲁士政府政策的工人大会了。
主席[4]报告说有几位德国人到会，他们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需要工作。
接着，公民哈里斯提议，公民唐森附议，对德国工人发表一篇宣言。
公民米尔纳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发动战争的那帮人已经不在了，但人民似乎是想继续打下去。困难的是使法国人听得进近情合理的条件，使普鲁士人在提出要求时公允适中。总委员会无论持哪一种观点，都会被另一方指责为偏袒。总委员会可以表示一种意见，其余的留给一个委员会去做，由这个委员会起草宣言。
公民韦斯顿认为，应该首先向法国人呼吁。新政府想把战争打下去，把它变成自己的战争。从法国国土上赶走入侵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说大话。他们应该请求入侵者离去，要知道战争的发动者落到了人家的手里。法国人是首先入侵的。我们应该劝告他们提出媾和，当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再向被迫应战的德国人发出呼吁。如果法国人一意孤行，那他们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召开大会的事情正在准备之中。他表达的观点是许多人共有的。他希望法国人不要认为这是缺少同情。
公民赛拉叶说，公民韦斯顿刚才宣称法国的现政府正从皇帝手里把战争接续下来。法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和平条件，表示愿意支付赔款并取消常备军以作为和平的保证。
公民哈里斯说，拿破仑发动了战争。法国人应当感谢德国人为他们除掉了一个暴君。国际的意思是呼吁强者采取宽厚的态度。他要求对强者发出呼吁。几星期以前曾考虑举行大会，但是那些口唱和平高调的人不要举行。
公民韦斯顿认为，哈里斯似乎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指责法国人发动了战争；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政府把战争继续下去，这就是它的罪过了。要是他们已经提出了前面说的那些和平条件，他的话就是多余的了。
公民布恩说：把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好了；他主张发表宣言要求普鲁士人把拿破仑当贼来对待。但是人民自己在兼并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
公民马克思不同意布恩的观点。布恩以为是德国人民需要那两个省份；其实只是宫廷里那一伙人和贵族，还有资产阶级。德国人[5]需要的是保证不让普鲁士把法国的军人政府搬到德国来。法国人将在革命中重新站起，德国人将变得像法国人过去那样。资产阶级人士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但是因为有钱可赚，所以他们就要求兼并。没有一次工人集会是赞同兼并的；但是，教授、商人还有南部的酒馆［政客］都赞成兼并。英国报刊比德国报刊表现得更恶劣。他们说德国人是个和平的民族，但是德国人肢解过波兰，压迫过匈牙利和意大利。工人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兼并的地步，但他们可以对统治者表示反对。我们已经在第一篇宣言中说过，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将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现在这已成为事实。我们还曾预见到这场战争可能失去其防御性质，并告诉过德国人，如果他们容许这样做，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同样都会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我们只需坚持我们说过的话，并呼吁德国工人阶级对已经改变腔调的普鲁士政府加以防范。兼并将使欧洲有理由保持武装，俄国和法国将准备新的战争来报这次战争之仇。
……[6]想指出一点，即德国人同法国人作战就是在同共和国作战。
提议被一致通过。
公民米尔纳认为事情紧急，主张开一次非常会议。
公民布恩提议委托马克思、荣克、米尔纳、赛拉叶起草宣言。通过。
公民布恩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星期五晚上召开非常会议讨论宣言。通过。
公民赛拉叶提议，马克思附议，提名公民洛帕廷为总委员会委员。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罗·阿普尔加思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10—113页上。
[2]埃卡留斯。
[3]德国社会民主党。
[4]荣克。
[5]原稿中下面划掉了“德国工人阶级”几个字。
[6]原稿此处缺字。——编者注
|
1870年8月30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8月30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赛拉叶、唐森。
公民约·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报告说，他已经把推迟代表大会的通知送交25家报纸，而且他所见到的报纸都已刊登。
一封纽约来信报告说，该市成立了一个法国人支部，大约有100名成员，并已任命了一个任期六个月的委员会。【118】中取消了主席这一尊贵职位。标志这个支部的诞生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发表了反战抗议书。这个支部申请加入协会。会上一致表决予以接纳，并委托书记把这一决定通知法国通讯书记[3]，以便转给纽约。
杜邦写给斯托尔的信中说，巴黎的石印工人正在罢工，他们已经借给其他团体1.8万法郎而他们自己却没有钱了。他们希望总委员会为他们从英国工会团体取得借款。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通知杜邦，总委员会无能为力。一致通过。
公民荣克报告说，他收到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七份关于上届代表大会的法文报告。【119】售价1法郎。公民赛拉叶负责此事。
公民黑尔斯说，他已代表财务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但还［没］能提交给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征求同意。
公民荣克接着宣布说，奥斯本·华德今日在座，他就要返回美国，也许他想要说几句话。
公民华德说：我只有几句话要讲。我想你们知道我是由纽约的合作团体推为代表来参加你们上届代表大会的。出席大会的那位代表是代表工会的。以前我不是一个工会主义者，但现在我已决意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并且回国后积极参加运动。我认为工会是在社会政治问题方面实行进步改革的一个手段。只有在工会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取得政权。
现行的合作社只能产生出一个新的厂主阶级，一个合作社资产阶级。我们要的合作社应当是每个人获得他的全部劳动报酬，而且这种合作社应当由国家创办。一旦我们消灭了证券投机的现政府，我们将能拨出足够的巨款，来使国营合作社生产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可以分出大片土地来，在这片土地上除农业外，还可由政府建立其他各种工业，就像现在的造船厂那样进行生产。应该向它们提供一切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但是每个人，男人、妇女和儿童者应工作。因为没有人能够没有工作却兴旺发达。
如果到了年终发现他们所生产的超过了他们的需求，那末劳动时间就应缩短。在节约使用体力——体力的运动对保持健康是必需的——的情况下，每天五小时就足够了。
假如这种联合体已成为国家确认的制度，假如同样的制度也存在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那末，产品和思想的实际交流就会打开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我们就会有合作社的船只和国际的旅行手段，这将消灭战争。
在欧洲，你们种植葡萄，这是我们在美国几乎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我们因缺少这种葡萄酒而大受消化不良和肺结核之苦。我是一个机械工人，在美国，机械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在法国和西班牙，因为有了这些助消化的饮料，他们活得长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种植你们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作物，我们可以相互交换，不让他人从中牟利。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办到的，并且我认为我们在美国比在欧洲有更好的条件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公民米尔纳：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公民华德是想把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把增进健康的两种职业联合起来，并且认为由政府拨给土地就能做到。困难在于使工人进入国会。如果我们有组织的话，现在就可以干许多事情，但我们创立不出这样的组织。阻力来自权势者的利益。我们力求改变人们的看法，要他们相信工作是有益于健康的，但他们不肯相信。
公民黑尔斯认为，华德把社会现状比作一部建立在错误原则上的机器。
公民哈里斯说，社会不能是一部机器，因为机器是没有道德可言的。公民华德是想要达到一个具有更高道德水平的社会。我坚决反对政府，我们对政府领教够了。这里进行了多次试验，但都被假朋友所破坏。我希望这些试验能在美国获得成功，但是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我反对的是政府的干预。使工人进入国会这将提高他们的道德风气。解放黑人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道德风尚，但同时又把他们同土地分离，要他们去干廉价劳动。当他们拒绝时，人家就雇用（东方的）苦力。告诉美国人民，任何政府无权把土地给予任何人，因为土地是属于人民的。世界上最坏的人是那些以统治他人为业的人。我承认，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会建立一个比我现在生活的社会更好的社会，但是我反对玩弄政府的鬼把戏。我要的是自由。
公民荣克说：我并不感到政府有什么可怕。那些掌握了政府权力的人可以推行他们的主张。现在的那些政府都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逃避不开，因为我们必须缴税，我们缴的税是用于帮助别人的。如果我们富到能威胁人的程度，他们就要向我们征收更多的税。朋友华德赞成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村社，并认为在美国比在欧洲具有更好的条件由国家来帮助创办大规模的合作生产，对此我并不相信，但他做此尝试是正确的，我们将努力尽我们所能给他以协助和鼓励。
公民华德：我料到会遇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对总委员会很崇敬，如果我们得到协会同意的话，我们会比没有得到协会同意做得更多。协会的威信在美国工人当中正在迅速增长，历届代表大会会上的辩论更多地为人们所思考。问题在于，开始行动，把哲学家的理论加以具体化，也就是说付诸实践，这样做对不对？如果对，就告诉我们对，我们就干下去。如果我们能够从逻辑上证明这对社会的进步是必要的，那它就会成功。
公民哈里斯：我讲的话决不是贬低公民华德的主张的意义，相反，我已经给了他几处地址，以便他能找到一些善良可靠的人，但他们必须小心谨慎。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海·荣克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07—110页上。
[2]埃卡留斯。
[3]杜邦。
|
1870年8月2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8月23日
（书记的52岁生日）
出席委员：布恩、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米尔纳、莫特斯赫德、默里、奥哲尔、普芬薇、赛拉叶、唐森。
公民莫特斯赫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报告说，用和平协会赠与的那笔钱，将在日内瓦印刷关于战争的宣言德文本15000册和法文本15000册，送往法国和德国。他还说他已经收到一张20镑的支票，把它交给了瑞士书记[3]转送出去。
宣读了纽约休谟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几乎热得晕倒了；说他是个年迈的人，到现在只发展了两个会员。他没能参加劳工同盟代表。【115】
公民鲁克拉夫特报告说，肯特郡的一位和平友人把他自己写的一首诗寄到伯明翰去散发，人家回赠给他一张传单，上面印有我们关于战争的宣言的摘录，为此他寄来了一封赞扬信，信中附有5先令捐赠给总委员会作为经费。
委托书记寄给他一张会员卡及协会的文件。
公民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收回了上一封信中关于抗议战争和关于瑞士争端所发表的意见，并同意代表大会延期。
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说，这个支部一致赞成代表大会延期和总委员会留在伦敦。再没有这样安全的地方了。那些跟拉绍德封跑的支部当中，有一个支部已经回转。巴枯宁和佩龙已被开除。【116】
公民黑尔斯说财务委员会已经开了会，但还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然而，已经就一项建议取得了一致意见。
主席[4]认为不等提出完整的报告就来研究问题是不适当的，而且他认为提出的应该是书面报告。
会上提出了几项建议之后，公民黑尔斯同意在下周的今天提出一份书面报告。
公民赛拉叶接着提议通过一项关于代表大会延期的正式决议。议论了几句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考虑到协会的大陆各支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问题的意见，兹决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延期举行，一有机会立即召开。”
在公民鲁克拉夫特提议、公民哈里斯附议下，以2票反对通过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这一决议。【117】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05—106页上。
[2]埃卡留斯。
[3]荣克。
[4]莫特斯赫德。
|
1870年8月1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8月16日
出席委员：布恩、凯希尔、科恩、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米尔纳、默里、列斯纳、鲁克拉夫特、赛拉叶、韦斯顿。
公民约·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接纳公民爱德华·凯希尔作为托特纳姆大院路分部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的代表。
书记报告说，关于战争宣言的译文已经寄往日内瓦，英文本[2]和法文本都将在那里印好，再从那里送往法国和德国。
公民韦斯顿说，他以前提到过的那位老先生交给他一个沙弗林[3]。如果工人和平委员会【112】经费困难的话，那就对半分，如果不困难，那就全部归国际。
公民鲁克拉夫特作为工人委员会的财务委员认为，总委员会更需要这笔钱；因而这笔钱由总委员会收下，同时委托书记再印1000册宣言。
细木工联合会的书记[4]交来会费1镑，同时也为代表大会经费捐了1镑。
公民科恩交了1镑9先令的会费并宣布说，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已经通过决议，捐给代表大会1镑，一俟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决定后即行交付。
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德语区委员会的一封来信，信中同意代表大会延期并让总委员会确定时间和地点；还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发来的大意相同的信件。两封信都反对把总委员会迁出伦敦。【113】
公民哈里斯报告说，他已把关于战争的宣言寄到西班牙，卡斯泰拉尔收到了一册，他对宣言甚为满意并来信亲切致意。
公民荣克宣读了《派尔·麦尔新闻》的鲁宾逊先生给阿普尔加思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段话里对宣言给予高度的赞扬。
曼彻斯特的阿普尔顿先生对宣言极为满意，他准备把它翻印散发。
接着就即将任命的财务委员会应该做哪些工作进行了讨论。
主席[5]说，它应该每周向总委员会报告财务情况，应该筹集经费等等。它不能固定在任何特定的工作上，但它负有经常提出建议的责任。总书记手里不要掌握钱。他如果被任命，要在一个月内查清总委员会的债务；书记说这些他马上就可以告诉总委员会。
接着任命公民布恩、约·黑尔斯和赛拉叶组成财务委员会。
授权书记向星期日同盟【114】交付一季度的租金。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1870年8月23日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04—105页上。
[2]原稿此处有错，应该是“德文本”。
[3]（英国旧时面值）1英镑的金币。——编者注
[4]斯密斯。
[5]约翰·黑尔斯。
|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
1870年8月9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8月9日
出席委员：波拉、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米尔纳、莫特斯赫德、默里、赛拉叶、斯托尔、韦斯顿、唐森。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在公民哈里斯建议下作了一处改动后被批准。
书记[2]宣读了和平协会的一封来信，该协会拟捐款20镑，条件是这笔钱要用于扩大在大陆上传播关于战争的宣言。
公民黑尔斯提议接受这笔捐款。
公民韦斯顿附议。一致通过。
主席报告说，《格拉斯哥先驱报》全文刊登了宣言，同时还发表了一篇表示赞扬的社论。
许许多多全文发表了宣言的其他地方报纸也被提到了。
公民赛拉叶收到一封西班牙来信，信中提议巴塞罗那作为代表大会会址。西班牙的报纸上满篇都是对战争的抗议。
公民荣克收到一封那不勒斯来信，信中说不久将寄来一份详细报告，介绍他们在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因为他们的主席而大伤脑筋，卡波鲁索是怎样进监狱的。卡波鲁索失去了与总委员会进行联系的权利。他在紧要关头背弃了自己的岗位职责，他的行为必须受到追查。【110】
寄来了一份载有卡波鲁索指责对方的文章的报纸。前些时候一封日内瓦来信中说，那不勒斯支部已落入警察手中，应该调查一下，最好给达希写信，因为他同哪一方都没有关系。
在公民黑尔斯提议、公民默里附议下，会议委托公民荣克写信。
公民黑尔斯接着提议，公民默里附议，授权小委员会安排宣言的翻译和传播事宜。
公民韦斯顿认为，总委员会马上就可以做些事情。此事如果小委员会能够办，总委员会也能办。
书记的意见是，授权四位书记，即瑞士书记、比利时书记、德国书记和他本人负责此事。主要问题是在两个交战国内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宣言，法文本必须或者在瑞士或者在比利时印好，然后秘密送到法国。
公民哈里斯提议把宣言译成各种文字。
公民唐森附议。
公民黑尔斯于是把他的提议修改如下：把宣言译成法文和德文印出来加以传播；指定公民马克思、荣克、赛拉叶和埃卡留斯具体执行。那笔钱最好不要用于其他国家，应该只限于法国和德国。
公民莫特斯赫德附议。
公民赛拉叶说，有［必要］把宣言译成各种文字，但因总委员会委员并不精通所有的语言，而西班牙和意大利支部中有人精通法语，他们会把宣言译成本国文字。
公民[3]问那样是否符合和平协会的条件。
书记认为符合。宣言将被译出并发表于国际在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报刊，但是每一语种都单独出一个版本是不适当的。
公民哈里斯承认，没有足够的经费实行他的提议。
公民黑尔斯的提议被一致通过。
公民黑尔斯接着提议解散财务委员会，因为它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它没有完成交给它的工作。
公民莫特斯赫德附议，但不同意说财务委员会没有尽职。他们曾拟定了一项计划，算了一次账，提出了一份报告，但是人们对他们不是以诚相待。他们刚一开口讲话，马上就遭到各方指责，说他们错了。账簿乱得很，谁拿在手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公民哈里斯说，这些人被指定去干的工作是他们无法完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做这种工作所必需的手段。账簿上记得混乱不清，拿到法庭上会认为是无效的。
公民默里说，他记得作了报告，而且除财务委员会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攻击他们，他们是自己攻击了自己。
书记说，催缴拖欠的会费已使一个团体以国际插手政治为借口同国际断绝了关系【111】；另一个团体没有意识到它欠了会费，还有一个没有作出答复。
曾经做过这样的决议，即应该在发出代表大会议程的同时发出呼吁；拟定议程的迟误和战争的发生妨碍了此事，但他已向各个团体写了信。旧的债务已从旧的财务报告上抄下来，都已记入账簿。当时所以没有转账是因为自1867年以来没有一笔还清，1867年把1866年代表大会时应还的40镑中的21镑还了。欠印刷所的5镑后来已由破产法庭定为坏账，而且他认为别项债务也比坏账好不了许多。如果有钱偿还的话，要查明我们所欠的账并不困难。他敢说，没人能够指出收入和支出记载得不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公民荣克说，财务委员会的设立并不是为了干查账员的工作，账簿应该先经过核查，然后委员会才能弄清我们的状况如何。协会有些事情是年纪轻一些的委员们根本不了解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是多么穷困，借给我们钱的人现在没有一个要求还钱。
莫特斯赫德说，查阅账簿是财务委员会的职责，但这一职责被回避掉了。关于旧债问题，他们从书记那里得到一个错误的认识，即旧债时间太久了，不必偿还。这对任何一个团体来说都是耻辱。他必须说，账簿记得如此马虎潦草，人们要进行核查都感到难堪。那位勒吕贝到处对人们说委员会欠了他的钱没有还他。
书记说，勒吕贝索要的是五年前他任法国通讯书记时所花的邮票钱。没有付钱给他是因为他拒不停止通信活动。
财务委员会于是被解散，新的财务委员会也暂不成立。
主席约翰·黑尔斯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100—103页上。
[2]埃卡留斯。
[3]原稿此处无人名。——编者注
|
1870年8月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8月2日
出席委员：布恩、波拉、埃卡留斯、约·黑尔斯、荣克、马克思、米尔纳、哈里斯、吕尔、赛拉叶、奥哲尔、斯托尔、唐森、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的一封来信，信中提议阿姆斯特丹作为代表大会的会址。除意大利和西班牙外，它距离所有的国家都很近。写信人对直接立法问题和教育问题从议程上取消感到惊异。这个支部赞成总委员会留在伦敦【104】，但预先告知比利时的代表要在代表大会上质问为什么总委员会干涉瑞士的事情，【105】不理解为什么人人都在抗议战争而总委员会却保持沉默。
公民荣克［说］，他们有点过于性急了。宣言与这封信可能在路上错过了；他等以后再谈代表大会问题。
公民马克思说，宣言发表以后，在德国巴门、慕尼黑、布雷斯劳等地已有更多与我们意思一致的抗议书发表。
书记[2]报告说，他收到和平协会【106】寄来要求散发的一包宣传和平的小册子。
公民奥哲尔认为，如果提出请求的话，和平协会可能会帮助散发我们的宣言。
书记说宣言剩下的份数很少了。
公民哈里斯提议，唐森附议，再印1000份。通过。
主席[3]宣布说，斯图亚特·穆勒对宣言甚为满意。文中没有一字不恰当，少一个字也不行。
公民哈里斯认为，要是他写信告知书记宣言已收到的话，那就更有礼貌了。
公民荣克提请会议注意《团结报》上有一篇文章批评总委员会对瑞士那场争执所采取的行动。【107】文章说，并没有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涉和裁决，他们谈到他的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被说成是4月27日写的，而实际上是21日写的。他曾受托给双方写信了解详细情况。日内瓦方面立即作了答复。吉约姆则回答说他要把问题提交给委员会，由委员会做出正式答复，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巴黎人责备总委员会行动迟缓，没有快一些把这一问题解决。
就总委员会委员的私人信件进行争论是错误的。他们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北德意志议会的行动来为他们放弃政治活动的理论辩解。【108】
巴黎有一个人因喊了“和平万岁”而被判监禁六个月。
公民马克思提议，哈里斯附议，把问题提交小委员会。通过。
公民布恩提议研究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
公民马克思要求发表意见。代表大会定于9月5日召开，但目前的形势不利。在巴黎，协会被解散，而且任何法国人没有护照都不能出国。最近来自德国的报告说，我们的党由于战争而缺少经费，处境实在困难。机关报因没钱支付印刷费已被迫把版面缩小一半。德国人将无法派人出来。我们应该等待，我们不能够决定。此外，阿姆斯特丹不是合适的地方。那里没有工业人口，支部新成立不久，我们在当地没有一批力量，也许会给荷兰人造成困难。布鲁塞尔人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应该给所有的支部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同意代表大会延期举行。也许可以像1865年那样开一次代表会议【109】而不开代表大会。
公民荣克认为阿姆斯特丹是最不适合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那里的工人阶级情绪极为不振。瑞士人将派不出代表，他们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缩减自己报纸的版面，许多人被征召入伍，一支6万人的部队处于战备状态，贸易情况肯定不会好。唯一能举行代表大会的地方就是英国，那将只能是英国的代表大会。总委员会要把代表大会推迟，必须征求大陆上会员的意见。我们也许还能在美因茨或者也许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
公民布恩提议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里不会受到干扰。[4]他的意见是，代表大会应该举行，既然别的地方都不行，那就在伦敦开。
公民米尔纳只认定一件事，即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以互相尊重为原则；应该征求各方面会员的意见。我们办事通常都是各个方面取得一致，结果也许会不得不放弃召开大会，但这一提议不应出自我们这里。总委员会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必须树立协会的威信；协会是运动的顶梁柱，如果它动摇的话就会降低运动的威信。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谨慎，但他希望要顾及他人的方便。凡是不合乎人情的事情都是行不通的。
主席裁定，会上未提出提案。
公民黑尔斯说，总委员会负有很大的责任，决不能做任何不符合协会利益的事情。总委员会应该让选举它的人们来决定，［如果］他们赞成延期，总委员会就解脱了一切责任。因此他提议，要求各支部说明是否赞成大会延期，如果赞成，则授予总委员会以确定开会日期的权力。
公民埃卡留斯附议该提议，并且说，撇开没有大陆代表出席这一因素不谈，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其所产生的精神影响也就只能和在大陆上某个较小的城市举行一样。在大陆上，他们总是能找到很好的地方来开会，在这里，他们就不得不钻到某个角落里去，不能产生影响，而是湮没于伦敦的人海之中。在大陆上的小城市举行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影响同代表大会本身的工作一样，会给协会带来好处。
公民马克思说，如果各支部同意，可以在这里召开代表会议，但他主张征求意见。
公民布恩支持征求意见，但是他不认为伦敦像埃卡留斯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适合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如果想引起轰动的话，我们应该到巴黎去。他只是表达他个人的意见，他不是任何人委派的，他只代表他自己，不代表任何人。
主席说，以为总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应该代表选举他的整个协会，这是错误的。
公民米尔纳希望取得共同认识。现在不能贬低协会的作用，而是应该加强它的作用。我们一刻也不能放弃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或贬低它的重要性。数以千计的人并非自愿地被召唤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必须行动起来。战争进行着，千千万万的人将互相残杀，我们必须揭露这一战争，揭露边界的一切情况，现在是挺身而出并表明我们是国际主义者的时候了，总委员会在应该站起来的时候倒要退缩吗？当然应该尽可能考虑会员的方便，但是，他接着说，决不能动摇，只要稍一动摇，事业就会被断送，协会就会一败涂地。我们已在宣言中表明我们并不是不知所措，但我们必须继之以行动。
公民马克思说，他不能理解米尔纳的意思。
公民黑尔斯说，他所希望的只是征求各支部的意见把代表大会延期；总委员会有权确定地点。
公民马克思说，是代表大会确定地点，但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可加以更改。
公民斯托尔说，法国的会员甚至到伦敦来都有被告发的危险。
公民哈里斯说：在得到答复之前，整个欧洲可能都卷入了战争。难道我们甚至连在伦敦这样一个没人会注意我们的地方也不能表达立场吗？
公民马克思：如果事情变得这样复杂，我们总还可以在这里做好准备行动。
公民荣克说：代表大会是具有立法权力的机构，如果我们在没有大陆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代表大会，他们就不承认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效。公民哈里斯和米尔纳似乎是把代表大会和示威活动混淆起来了。
提案接着交付表决，并一致通过。
公民黑尔斯提议解散财务委员会。
公民哈里斯附议，会议决定过一个星期再研究这个问题。
委员会于11时15分休会。
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96—100页上。
[2]埃卡留斯。
[3]韦斯顿。
[4]原稿中此处划掉如下一句话：“他说他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他自己，这就是他的……”
|
1870年7月2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7月26日【97】
出席委员：阿普尔加思、波拉、布恩、约·黑尔斯、威·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米尔纳、默里、哈里斯、赛拉叶、斯特普尼、斯托尔、唐森、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赛拉叶报告说，6名协会会员在布雷斯特被判处监禁和罚金，他们的组织被解散。那里的检察官讲的也就是巴黎检察官讲的关于马志尼和皮阿的那些话。【98】那里的检察官还把布鲁塞尔的那家报纸[2]称作法国支部的机关报。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在巴黎，还有15名会员，包括托伦在内，已被法国政府列为警察检举的对象。
在里昂，动用军队镇压了一次和平示威。在阿尔萨斯，约有4万名工人不管什么战争不战争举行了罢工，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位被所有英国报刊称为工人之友的多耳富斯的公司里的技工们也罢了工。【99】
在北德意志议会表决为数1.2亿的军事贷款时，两位协会会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弃权，他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申述理由说，他们不能参加投票，因为这是一场王朝战争，如果投赞成票，就意味着对普鲁士内阁投了信任票，如果投反对票，就可能被解释为对波拿巴罪恶阴谋的赞同。[3]
他们宣布，作为社会共和主义者，作为不分国籍反对一切压迫者和以联合所有被压迫者为目的的国际的会员，他们不能参加投票。他们表示相信欧洲人民将会竭尽全力去夺取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权力。【100】
公民马克思接着宣读了经小委员会批准的宣言。宣言得到一致赞同。[4]
有人问，为使宣言得以发表采取了什么办法，书记[5]回答说，他已经把宣言寄给《泰晤士报》，并附有一封可作为宣言的引言的致编者信，如果他们反对用其他形式，那末就以《致编者信》为标题发表。他还说，在确知《泰晤士报》表示不予刊登之前【101】，宣言不投送给任何别家晨报。他认为在任何一家报纸上全文发表的希望都很小。
公民哈里斯说，书记只把宣言附上一封私人信件投送给《泰晤士报》，这不行；宣言应该既投送给垄断的大报，也投送给现有的各家小报。
书记回答说，那样当书记的就没法办了。他不能给每一家报社都抄送一份宣言，把宣言抄写一遍就得花费大约三个半小时。如果《泰晤士报》刊登它，《周刊》和地方报纸也都会刊登，如果《泰晤士报》不刊登，《周刊》和地方报纸也不会刊登。他认为宣言应该印刷发行。
公民马克思说，那天他已把宣言送给另一家报纸的编辑，估计会发表。【102】
公民鲁克拉夫特认为我们不应该依靠《泰晤士报》或其他任何报纸，他愿意为印刷宣言拿出2先令6便士。
公民阿普尔加思、布恩、哈里斯等人也答应这样做。
公民布恩接着提议印刷宣言。
公民约·黑尔斯附议，公民阿普尔加思支持。
一致通过并［议定］印1000份。
公民米尔纳提议，公民布恩附议，搞一次募捐来筹集一项永久性的印刷基金，并在宣言中加一个脚注向外界公众发出呼吁。
公民黑尔斯提出一项修正案，将这一问题留待代表大会以后再谈。财务委员会什么事也没做，总委员会不了解自己的财务情况，此项基金也许并不需要。
公民哈里斯说，他曾经三次参与整顿财务委员会的事务，但没有帐簿交给他，如果需要的话，他愿查看所有的旧帐簿。但财务委员会不是印刷委员会，它与此事无关。
公民鲁克拉夫特说，不要离开议题，现在的议题是加一条募捐的脚注，他反对这个办法。
公民默里认为印1000份满足不了需要。他同意这项提案，并认为应把宣言译成各种文字。
公民阿普尔加思表示，如果把这个提案一分为二，即筹集一笔印刷基金和随宣言一起发一个通告进行募捐，他是不会反对的。
公民米尔纳问，如果不把它发表，人们怎么知道。
公民默里主张向协会所属各团体呼吁。
书记说，他反对这个提案。这样会使外界公众知道我们经费不足，从而会降低我们的威望，因为这种威望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相信我们掌握的钱很多，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弄到什么钱。最糟糕的莫过于告诉外界公众及各国政府我们穷。
公民布恩觉得为筹集一项印刷基金而募捐不会带来什么危害。
公民米尔纳认为，穷没有什么不光彩，他不怕承认它，也不怕人家知道。别的团体，特别是基督教团体也进行募捐，任何运动都离不了它。
公民荣克说，我们过去的情况比目前更困难得多，我们还是勉强维持过来了，这是某些资产阶级运动没有做到的。如果我们暴露了我们的穷困，报界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尊重我们了，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的］钱很多，才把我们看成是强有力的。他反对做那样一个脚注。
公民马克思说，要是会费都交来的话，我们的钱是够用的；他不反对以通告的形式发出呼吁。宣言要译成其他文字。
公民布恩说，基金是为一特定目的而设的，这同协会的财务状况是两回事。
公民赛拉叶支持修正案。他在整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发言。他反对在代表大会之前为基金发出呼吁。
修正案以11票对5票通过。
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前一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个条约草案，他断言这是个伪造的文件【103】；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写出这样的法文来。普鲁士官方报纸在1866年之前就登过这种东西，而且得到普鲁士政府的同意。工人阶级对于把比利时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来维护不感兴趣。比利时曾出动军队杀戮工人。英国政府曾利用拿破仑，他们对他顶礼膜拜，而现在他们要把他踢开了。
下列委员为印刷宣言的费用进行了认捐：阿普尔加思2先令6便士，布恩2先令6便士，波拉6便士，考埃尔·斯特普尼5先令，约·黑尔斯2先令6便士，哈里斯2先令6便士，荣克2先令6便士，鲁克拉夫特2先令6便士，马克思5先令，帕斯卡利6便士，斯托尔2先令6便士，普凡(来自维也纳的客人)1先令，赛拉叶2先令6便士，唐森1先令。总计1英镑13先令。当场交付的有15先令6便士。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约翰·韦斯顿
［已寄发给下列文件的报刊、组织和个人清单］[6]
［关于战争的宣言（册）］信件
《美国工人》1伦敦雪茄烟工人1编筐工人1
芝加哥《辩护士报》[7]1西蒂鞋匠1装订工人1
《工人联合报》1编织工人1泥水匠1
《波士顿报》[8]1海尔维第亚协会1靴帮缝制工1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1西头女鞋帮缝制工1细木工联合会1
《世界报》1皮箱匠1西头细木工1
哈尼3利物浦雪茄烟工人1木工1
特雷维利克3多德森1木工1
新民主协会3制帽匚人1裁缝1
杰瑟普3阿兰1伦敦马车制造匠1
休谟3抹灰泥工人1弹性织品［织工］1
左尔格3铜器抛光工1皮箱匠1
福格特3制桶工人慈善协会1和平协会1
鲁克拉夫特1铸铁工人1伦敦装订工人1
阿普尔加思1镀锡铁皮匠1和平协会1
韦斯顿1“银杯’木工1米德一马尔登路1
拉德洛1木工（托特纳姆大院路）1和平协会2
斯图亚特·穆勒1彩画匠1曼彻斯特改革同盟1
比斯利教授1土地和劳动同盟
福塞特教授1（牛津街詹姆斯街）1
弗雷德里克·哈里逊1同上（老马路）1
托马斯·休斯1同上（马头酒店）1
托马斯·赫胥黎1英格兰北部铁器工人1
彼得·泰勒1设菲尔德，德龙菲尔德1
波克罕1邓迪1
菲普森1曼彻斯特裁缝1
《国民改革者》1曼彻斯特工联理事会1
斯特普尼2爱丁堡工联理事会1
马克思2都柏林工联理事会1
裁缝1诺丁汉工联理事会1
《观察家》1肯德尔鞋匠1
编筐工人1布兰德福德·约翰·斯密斯1
装订工人1伯明翰抹灰泥工人1
泥水匠1风琴匠1
靴帮缝制工1麦克雷1
细木［工］联合会1伯明翰工联理事会1
西头细木［工］1
切尔西木工1
马车制造匠1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91—94页上。
[2]这里记得显然不准确，应该是《马赛曲报》。
[3]原稿中此处划掉一句话，其内容与下一段相同。
[4]见本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5]埃卡留斯。
[6]这个清单由埃卡留斯记在会议记录本第95页上。
[7]《工人辩护士报》。
[8]《美国工人周报》。
|
1870年7月19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总委员会会议[1]
7月19日
出席委员：波拉、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默里、鲁克拉夫特、普芬德、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2]报告说，收到美因茨正在罢工的鞋匠来信，信中要求在英国宣传这一罢工。【88】
公民荣克收到一封来自日内瓦的感谢总委员会决议的信。【89】他们必须同各种阴谋诡计进行斗争，决议将会支持他们。日内瓦的资产阶级对钟表匠支持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建筑工人感到震惊。【90】
在那不勒斯，警探建立了一个国际新支部。
总委员会的决议已从日内瓦用电报通知给巴枯宁。公民荣克要求会议委托他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这项决议。【91】这一要求被通过。
他已通知绍德封方面，如果他们鼓吹完全放弃政治活动，那他们就将失去担任领导工作的资格。
来自巴黎的一封信中说，4月份的时候巴黎联合会有10个团体，而现在则有36个团体，并且还有一些新的团体正在酝酿中。有10个团体向总委员会交了会费，信中附有一张100法郎的银行券。
办报的尝试花掉了16镑。报纸的第1号只有一份一份地通过邮局寄出去的才送到了订户手里，通过铁路托运寄出的包裹被没收了，第2号则全部被没收。【92】审讯的报道将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并将寄给总委员会若干册。【93】
对劳动的统计正在进行中。
缪拉来信说，起诉并没有吓倒国际：它将再次抬起头来，永不屈服。
来自布雷斯特的一封信说，有两个会员遭到逮捕，被扒光衣服搜身，在监狱里关了28天才放出来。其中一个还被他所在的兵工厂解雇，失去了退休金，另一个料想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谈到法国各省没有要打仗的情绪和巴黎人为地制造狂热的情况，他把巴黎支部反战宣言的部分段落翻译出来。【94】他还提请会议注意：财务委员会还没有提出任何报告。
杜邦来信表示希望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反战声明。
公民黑尔斯说财务委员会没有履行职责，它既没有准备任何报告，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在听取了一些解释以后，会议决定这个委员会应在本星期六开会。
公民荣克报告说，机械工人委员会没有决定如何把钱送往巴黎。【95】
公民黑尔斯提议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反战宣言。
公民马克思说，开始起草之前委员们必须先发表自己的观点。总委员会不能发表巴黎人那样的宣言，总委员会的宣言必须是国际性的宣言。
公民默里表示根本反对战争。工人不需要打仗。
主席[3]说，委员们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以便马克思有所遵循。我们可以对双方表示厌恶而采取中立，也可以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他为千百万人无力制止战争而感到羞耻。我们应该让全世界知道，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一定去制止战争。
公民黑尔斯希望指出这样一点，即让一小撮人来决定和平与战争是危险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人民自己的错误。
公民米尔纳说，对任何其他强国必须像对拿破仑一样加以谴责。
公民马克思说：我们不能考虑一般的战争问题，只能考虑当前这一特定情况。
公民黑尔斯接着提议，韦斯顿附议，委托马克思起草宣言，经小委员会批准后发表。【96】通过。
委员会于11时20分休会。
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乔治·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第三册记录本第88—90页上。
[2]埃卡留斯。
[3]鲁克拉夫特。
|
1870年7月1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7月12日
出席委员：阿普尔加思、波拉、埃卡留斯、约翰·黑尔斯、威·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米尔纳、默里、赛拉叶、斯特普尼、斯托尔、唐森、韦斯顿、扎比茨基。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己把同盟歇业事件传单寄去的地名表。
公民哈里斯建议，与波士顿的杂志[2]通信，并与奥尔德斯盖特大街金兹阿姆斯的抹灰泥工人协会通信。
勒梅特尔刚从巴黎来到，给杜邦带来一份书写的文件；但因杜邦已离开伦敦【83】，文件交给了本委员会保管。他对本委员会与法国人分部之间竟存在着分歧深感遗憾。他曾在巴黎受审；有几名被告人认为：在这需要最大程度的全体一致的时候，竟作出并公布了含敌意的宣言，这是很不幸的。他认为分歧只是个人的。巴黎联合会[3]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他能帮助使［协议］实现，他会很感高兴。
公民马克思认为，巴黎联合会竟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来，是不对的。本委员会将把与此事有关的一切行动向代表大会提出，但现在还不能对此进行考虑。
主席认为，应继续进行正常事务的讨论。
公民米尔纳希望那个建议的主旨可被接受下来。
公民阿普尔加思说，恭听了那一建议，又因我们对存在着的分歧持有自己的见解，本委员会现应讨论正常事务，而在适当的时候再考虑这个问题。
勒梅特尔说，巴黎人不能每天派来一名代表。他想知道他现在是否能带一个答复回巴黎去，或者是否要在以后的会议上考虑这个问题，并把答复寄到巴黎。他并不是作为一名代表前来的，而只是代表几个朋友。他没有证件，因为没有机会按正规手续办理。
公民荣克收到过一封镀锡铁皮工人协会寄给杜邦的信；并没有什么困难阻碍过发给证件。
公民马克思说，本委员会不能接受没有证件的代表带来的这一建议。
公民约·黑尔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大家都认识的人等待证件。他提议接受和考虑这个建议，并给以回答。
公民哈里斯附议。巴黎人已经费事派来一名代表，他们有权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建议。
公民赛拉叶说，大多数被告人已经否定了法国人分部的行动；他赞成把问题向代表大会提出。为了宣告我们的人是没有责任的，已经公布了关于法国人分部的决议。他不相信巴黎联合会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那只是几个朋友的意思罢了。
公民荣克说，首先，勒梅特尔只是一名法国人分部的成员，而不是协会的会员。有些对法国人分部的行为一无所知的年轻会员也许会支持法国人分部，但是老会员们是反对它的。如果总委员会必得接受法国人分部成员提出的问题，那末每个星期都会有个什么人带着声明前来，而总委员会也就必得接受这个声明。总委员会与法国人分部之间的分歧并不只是一种意见上的分歧，而是原则上和行动方式上的分歧。老巴黎会员们认为总委员会对法国人分部是过于宽容了。
公民马克思说，总委员会必须与之交往的唯一方面是巴黎联合会，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写信给巴黎，询问他们对总委员会针对法国人分部所采取的行动是否有所不满；如果他们需要解释，可以寄给他们。
公民黑尔斯希望，不要认为［他］是同意法国人的行为的；但是我们不妨对这一分裂表示惋惜，并接受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提案。
决定写信给巴黎联合会，有两票反对。
法国通讯
一封由康格里夫转来的实证主义者[4]的来信说，可耻的起诉是耽搁了写信的原因，并且使我们越发需要联合了。他们认为，对于一个虽然在原则上有某些不同、但是正在为着共同目的而工作的团体，国际许可它加入协会，这是件高尚的事情。他们已寄来了会费。
巴黎镀锡铁皮工人在一封信中报告说，他们举行了一次全会，任命了一名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乃是对政府的一个抗议。
公民荣克报告说，机械工人联合会所决议给予巴黎铸工协会的贷款，是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票通过的。但在递送这笔钱的方式上犹豫不决。
公民阿普尔加思说，递送这样一大笔钱是有危险的，因为警察的眼睛正在盯着每一个与这件事有关的人。他曾和几个朋友商议过，他们认为由一个人把钱带往巴黎去是可取的。这费不了多少钱，又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他想如果本委员会予以委托的话，机械工人可以做这件事。他提出下列决议：
“总委员会热诚感谢给予巴黎铸铁工人的这笔相当大的捐款。由于考虑到巴黎的不安定事态，考虑到若以通常方法邮寄，则此款有落入歹人之手的危险，我们采取了这样一种妥当的办法，即委托机械工人协会总书记携带此款交到巴黎铸工协会负责职员之手。这种办法除能保证此款的安全交付外，还可对争端的解决产生巨大的道义影响。”
他进而建议：派一个代表团携带上述委托书到机械工人协会委员会去，并委托该代表团邀请机械工人派代表参加下届代表大会。
公民韦斯顿附议，提议一致通过。
书记提议：由阿普尔加思和荣克组成该代表团。通过。
然后恢复讨论中断了的考虑总委员会迁移的问题。
公民米尔纳认为，并没有把工作像应该的那样做好。如果别人有机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他会高兴的。
公民马克思愿意讲一下现正考虑的是什么问题，以供前未出席的人了解情况。曾提议写信给各支部，请它们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是否合适。如果它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这一提案业［已］通过，但是公民黑尔斯已表示反对；又因尚未向各书记发出指令，这一表决也尚未传达。公民黑尔斯认为这个问题尚未经过充分考虑，并且希望使它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总委员会的选举一向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时刻进行，而迁移它的提案在有些人看来会像是不信任投票。所以这个问题应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作预先讨论。
公民黑尔斯认为马克思理解错了。他并不要求取消那个决议，或对它作任何形式的改动，而只是要求用一个声明来限定它。他反对米尔纳认为本委员会没有做好工作的观点。不须委员们发表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应由别人来下判断。现在他要提议：当本委员会认为需要各支部充分讨论迁移总委员会的可取性时，必须注意的是总委员会应该有一种全世界的性质。应该特别搞清楚的是：这个负责指导的委员会之所以必须是国际性的，是因为我们希望产生一种国际感。他所呆过的其他地方，没有一处曾把问题讨论得像在这个委员会那样具有这么多种多样的意见，并且把问题弄得这么清楚明白。本委员会必须是全世界性的。他知道布鲁塞尔是一个大城市，那里也可能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他要求本委员会建议举行这个讨论，但同时也提出应予注意之点。
他的提议的方针在性质上与已经通过的那个不同；那个提案是要发到各支部去预先讨论的，从而为代表大会作好准备。他并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他不希望把他的提议预先发出。他甚至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提议，但他的提议可以作为对代表们的指导。他不想惹人不快，但是必须着重声明：任何民族的精神不得占支配地位。无论在委员会会议上意见有多么不同，但在提出的方式上已经取得一致。如果他的提议得不到通过，他也不会反对马克思的提议的。
主席说，我们全都同意本委员会应该是全世界性的，也全都同意应请各支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已可以作出决定了。公民黑尔斯的建议只是要表达出一种意见罢了。
书记说，公民黑尔斯现在的建议已经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各支部将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只能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进行，不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他的建议的其余部分已由协会章程作了规定。其中恰好规定了总委员会应由参加协会的各个民族的工人组成。【84】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了，因为这个章程已极为清楚明白，而各支部熟悉章程则是当然的事情。
公民荣克反对作为意见来表达，更甚于对作为一个确定性决议的反对。既已决定了本委员会的迁移问题应予讨论，然后又告诉代表大会必须选择如此这般的一个地点，他是耻于把这种指导作为提议带到代表大会上去的。
公民马克思说，第一个国际协会就是在布鲁塞尔成立的；伦敦的民主派兄弟会曾经是它的一个分会。【85】
然后把提案付诸表决；仅有3票赞成。
然后书记提出代表大会小组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议程的报告。
小组委员会建议：
1．把土地变为公有制的实际路线和方法。比利时提案，即在农业工人中成立支部并使之与城市工人相联系，作为本项下的附属问题。
2．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86】
3．取消国债，给予公平赔偿。
4．把一切发行钞票的银行改变为国家银行。
5．关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6．必须执行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劳动统计的决议。
主席问为什么取消了工人议会代表权问题。
公民马克思：那只不过是一个英国问题。只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问题才是议会代表权问题。对政治性的工人运动有种种考虑方式，我们必须有一个广泛的形式把它们包括起来。
公民哈里斯问，那项关于银行的决议中是否包含信贷问题。
公民米尔纳：这个问题即使换别的不同的方式也不能使它成为国际性问题。
公民马克思说，那种英国的银行法案【87】在大陆上是不存在的。在德国，他们有一种价值低如3先令的纸币。
公民哈里斯说，银行是信贷的自然结果；信贷是银行之母。
书记然后代表小组委员会建议采纳议程。
第一个问题不能予以否决，因为它是由上届代表大会决定了要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考虑的。通过。
关于第二个问题，公民黑尔斯说它会引起过多的问题。它将引起一场关于政治活动理论的讨论。所以他要建议把它改成下述文意：“工人阶级所应采取的最佳政治活动。”这将保证协会去做些事情。
因无人附议，这一提议不能成立；小组委员会的提议获得通过。
第三、四、五、六各项未予讨论即获得通过。
公民黑尔斯然后提出一个反对战争的宣言，作为第七项问题，公民韦斯顿附议，公民默里支持。
公民荣克认为，重申这一宣言是没有用处的，这一宣言已经在好几届代表大会上宣布过了。可以承续以前决议的唯一提案，是废除常备军的实际办法。资产阶级的各届议会都曾宣布过反对战争，但是它们又决议拨款去维持常备军来镇压工人。
公民黑尔斯说，他愿意接受荣克的意见，把他的提案改为“废除常备军的最好办法和防止战争”。
公民马克思说，他赞成总委员会作出一个反对战争的宣言，以防战争万一爆发。
主席裁定，这不属于提交给他的问题，但是他赞成这一提案。他与公民荣克意见不同，他认为反对战争的宣言重复多少次也不要紧。
然后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
7票赞成，7票反对。
主席投了表示赞成的决定性的一票。
委员会于11时15分休会。
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82—88页上。
[2]显然是指《美国工人周报》。
[3]原用词为“巴黎人”，改为“巴黎联合会”。
[4]指“无产阶级实证主义者协会”。
|
1870年7月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7月5日
出席委员：波拉、布拉德尼克、科恩、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米尔纳、默里、斯特普尼、赛拉叶、唐森、韦斯顿。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马克思报告，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但没有时间读它，还不了解它的内容。他将为下次会议译出其主要部分。
公民杜邦收到西班牙的巴斯特利卡的一封来信，据他说已把西班牙代表大会的一份报道寄给本委员会，但还没有收到。已选定马德里为西班牙委员会的所在地；前已到达巴塞罗那的六名代表组成了委员会。
巴黎人希望本委员会驳斥检查官奥卢瓦的不实之辞。【82】
公民马克思说，要这么做，他们必须先送来控告状；根据报纸报道来驳斥是不行的。
公民杜邦提议，应以正式决议委派他向巴黎支部索取控告状。他说，他还为别的事情写［过］信，但是什么答复都未［曾］收到。
提案得到通过。
公民荣克说，据日内瓦罢工公报载称，资产阶级一般是对建筑业主的行为不满的。有些工厂主曾努力要实现一项解决办法，但徒劳无功，因为建筑业主一概不听。工会的医生把工会欠他的钱赠送给工会了。
然后宣读了一封纽约公民休谟的来信，信中表示接受证书，说他将印制会员证，并将要求工会职员在他们各自的团体范围内成立支部。他认为，他可以把这样做的权力委托给这些职员，他希望知道这个想法正确与否。
书记提议：承认这一权力。
公民科恩赞成这一提议。
公民约·黑尔斯认为，一旦允准了向下面的再委托，就将无法控制。
主席说，在成立了协会的国家中，这样的权力是不需要的，因为新成立的团体可以加入协会。但是在美国，目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一俟成立了支部，支部就会任命自己的职员了。
公民马克思说，克吕泽烈现在只是纽约法国人支部的通讯员。
公民米尔纳说，只要纽约的各团体拥护［休谟］，休谟是可以只用正规的方法办好吸收会员这件事情的。建议他只执行我们所要求做的事情。
公民黑尔斯担心这样做会使协会分裂成几个派别。曾经通过了一项关于法国的决议：凡是任命了通讯员的团体即应被认为加入了协会。如果许可休谟委托权力给一个人，那就不能拒绝他委托权力给另一个人。谁也不能预料这会导致什么情况。
书记说，他并不担心这个。他已在附寄证书的信中清楚地告诉休谟：一俟他吸收的会员自己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作为总委员会代理人的职务就告结束。那时会员们就必［须］任命他们自己的通讯员。一旦他们任命了，他就不再是总委员会的通讯员，而是该支部对总委员会的通讯员了。
公民马克思说，休谟只可以按照章程办事；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
公民黑尔斯提议：要求休谟尽快地成立一个美国支部。
公民默里附议。
书记反对说，发给休谟证书就是为了成立支部。公民黑尔斯的提议只能妨碍他活动。当前的情况是：他可以在一个地方组织一个支部，并［使］之与总委员会联系，然后继续在另一个地方组织支部。
公民荣克建议：由书记按照本委员会的意见起草一封复信，于下星期提出；还希望讨论推荐人选与发给证书的一整套做法。
米尔纳提出对公民黑尔斯建议的修正案：该信件须经批准。
公民荣克附议。他说，我们的大陆通讯员从未做过对下面的再委托，他们只是有时推荐出人来由本委员会去委托。
公民默里说，本委员会对委托权力应该慎重，也许会把权力委托给密探的。
马克思赞成这一合乎章程的修正案；只要书记知道应当用什么精神写信，这个问题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这一修正案以9票赞成，5票反对获得通过。
根据公民默里附议的公民科恩的提议，委托书记印出500份关于同盟歇业事件的传单。
然后公民黑尔斯重新提出总委员会迁移的问题。他不反对那一决议，但是总委员会的地点是个重要问题。他提议：当本委员会认为代表大会应考虑总委员会的迁移时，本委员会也就是认为代表大会必须不忽视这一事实，即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组合体。一个纯粹民族性的支部的视野总是民族性的。它做不到我们所要求的事情。如果各民族在布鲁塞尔就像在伦敦那样都有代表，它就同意。
威·黑尔斯附议。
公民荣克提请转入本日议程。
公民米尔纳附议。英国支部的作为甚少，他感到惭愧；如果能为总委员会找到更好的地点，他会高兴的。
公民默里不希望总委员会离开伦敦，他认为总委员会在别处［不］会有同样的影响力。
公民马克思不反对休会以便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黑尔斯的决议案得到通过，那就等于既主张考虑总委员会的迁移问题，又告诉代表大会伦敦是总委员会所能坐落的唯一地点。
公民科恩说，若不取消这个决议案，就不能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随即议定，把这个问题推延到下次会议讨论。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79—82页上。
|
1870年6月2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6月28日
出席委员：阿普尔加思、波拉、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哈
里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马克思、吕利埃、赛拉叶、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马克思报告，收到了一封德国来信，信中说美因兹市的大理石厅业经市长首肯，供作代表大会开会之用。【77】
纽约的德国劳工联盟来信，坚决主张应派代表参加美国劳工代表大会。【78】
委派公民马克思复信，说我们的财力不允许这样做。
还要求寄去会员证卡片。寄去200张。
公民杜邦报告说，鲁昂的地方代表大会遭到查禁。
公民赛拉叶说，西班牙代表大会通过了致总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他们接受了协会章程等文件，并向本委员会表示祝贺。【79】
—封日内瓦来信要求本委员会尽快作出决定。【80】
公民马克思认为，本委员会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让从协会开始建立时起就帮助协会的日内瓦委员会[2]自然发展。这个委员会已在各方面完成了它的任务，而且在瑞士代表大会上比另一派人有更多的拥护者，虽然代表比他们少几个。关于接纳同盟加入协会的表决也应予以通知。【81】新委员会可挑选一个地区性的名称。
公民韦斯顿说，如果他们鼓吹回避政治，并照此实行，那就没有资格作组织者，同盟只是在遵守国际章程这个条件下才被默认的。
阿普尔加思附议，提案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自伦敦迁移到布鲁塞尔我们不能让总委员会驻在伦敦成为一种特权。代表大会也许不接受这项建议，那时我们可以进行解释。
公民鲁克拉夫特附议；他说许多大陆上的人认为，我们让自己承担的责任太多了。代表大会必须对此作出论断。
公民哈里斯想要知道，我们是否有一个英国支部。
公民杜邦表示赞同。
公民阿普尔加思说，所有的老会员都知道，我们并没有一个英国支部。
公民吕利埃想要知道，为什么不[3]选择布鲁塞尔。
他被告知，只有比利时和瑞士是协会能够在大陆上合法存在的国家。
公民米尔纳很高兴地支持这一提案，因为在大陆上他们可以把问题搞得透彻些、他知道这个国家[4]的不称职之处。
公民韦斯顿大体上赞成这一提案。他说，如果说我们不称职，那是因为我们没弄到资金，
公民黑尔斯提议：暂停讨论这一问题
公民杜邦反对暂停讨论。
公民黑尔斯提出修正案：本委员会请下届代表大会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是否适当。
公民杜邦［说］，这个修正案只能引起思想混乱。总委员会既不能设在法国，也不能设在德国，必须提出一个从此地迁去的地方。
公民马克思说，本委员会一向受到人们善待，已经被重新任命四次了。他提议把那些决议寄给所有的支部。
公民黑尔斯提议，把它们与代表大会的议程一起寄出。
通过了原来的提案。
公民黑尔斯预告，将建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杜邦提名斯托尔为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附议。
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77—78页上。
[2]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3]从上下文看，此处“不”字是衍文。——译者注
[4]指英国。——译者注
|
1870年6月2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6月21日
出席委员：波拉、杜邦、埃卡留斯、布拉德尼克、威·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吕利埃、米尔纳、莫特斯赫德、默里、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施穆茨。
泥水匠协会和家具制造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一致推选公民莫特斯赫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赛拉叶报告，收到了一封布鲁塞尔来信，内装一张200法郎的邮政汇票作为会费，另有提交下次代表大会的两个问题。
公民荣克报告，收到了一封安特卫普来信，内称因为我们的正式文件未经荷兰书记签字，我们在荷兰的朋友们有所不满。有个鹿特丹人请求发给他证书，以便在那里成立一个支部。[2]他很有名，可以信赖，但是应有一个条件，即他须与阿姆斯特丹建立通讯联系。据称瓦尔兰现在在安特卫普工作，但似乎不甚偷快；弗兰芒人是个相当沉郁的民族。写信人要求寄去一份英国报纸来交换《工人报》。
由于提出的英国报纸不是总委员会能够同意的，这个问题搁置下来。
然后公民荣克开始就日内瓦的同盟歇业发言。在简短地重述了导致同盟歇业的事实后，他接着说，歇业以后，曾有三名大参议会的议员质询司法和警务部长康佩里奥，问他打算怎么办；康佩里奥回答说，他要尊重劳动自由。
成立了一个支持被歇业工人的委员会，由其他行业的成员组成，但被歇业的工人可以参加。建筑业主们殴打了工人，并且互相巡察场地，阻止干活。
有些同建筑业主订有建筑合同的业主，则照常召请工人去干活，现在正在这样干着。荣克认为，如果呼吁支援，各工会当前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办到。而如果办不到，这就要给人留下坏印象。可是，日内瓦人总得尽到他们的责任，还是应该做一点事情。
主席说，如果本委员会不发出呼吁，那就会玩忽职责。
公民哈里斯说，他并不是一个工会会员，但是他认为，向英国各工会发出一封公开信是本委员会至少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提议向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发出一封吁请援助的公开信。
泥水匠委员会代表萨列尔先生附议该建议。
公民韦斯顿认为，一次次的罢工和同盟歇业妨碍了本委员会的活动，但是由于本委员会是各国工会团体之间的联络环节，他除了对这项提议衷心支持外，没有别的可说。
主席说，本委员会并不煽动或命令罢工与歇业，但是当发生了罢工和歇业时，本委员会就要尽它的职责。这次是英国的同盟歇业方式在大陆上的初次试用。可是，同盟歇业并没有使伦敦的建筑业者得到过什么好处。
公民荣克要求把这一提案内容扩大，把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各工会团体和各协会分部也包括进去。
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
根据主席的建议，公民韦斯顿提议，委托公民马克思起草这一公开信。
公民列斯纳附议。
一致通过。
公民吕利埃预告说，两个星期之后他将提议：考虑不用罢工的方法来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
根据书记的提议，决定付给科塔姆先生印刷会员证卡片的6英镑欠款。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75—76页上。
[2]显然指菲力浦·冯·勒兹根·冯·弗洛斯。
|
1870年6月1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6月14日
出席委员：波拉、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唐森。
公民哈里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报告说，机械工人联合会的书记艾伦先生寄来一篇最近的月报，内称该会的委员会在月报中建议，为巴黎罢工的铸铁工人在全协会作一次2便士的捐款活动，还附寄来赞同这一建议的长篇讲话。这篇月报是要转交给巴黎铸铁工人协会委员会的。
公民杜邦说，阿戈萨已经拒绝使用本委员会决定给他的借支，理由是这样可能使他陷入困难。公民杜邦认为这是出于自尊。
书记报告说，他收到一包巴黎支部出的报纸，报纸名称是《社会主义者报》，是在瑞士的纳沙泰尔印刷的。【73】
公民荣克报告，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口内瓦的电报，电报说建筑业业主们已经决定建筑业总同盟歇业，并于上星期六把这一决定付诸实行。
两年以前，为争取将日工作时间减为10小时，并规定每小时的工资额，曾举行了一次罢工。【74】司法和警务部长[2]那时提出了一项协议：工人在冬季每天工作9小时，在夏季每天工作11小时。但次年春季每天工作11小时时，业主们却拒绝比冬季9小时多付工资。当时作出的另一个妥协规定每小时工资45分。抹灰泥工人在协定上签了字，但却始终未能使业主照付工资。于是他们在最近罢了工。业主们因此满城贴出布告，请求联邦政府驱逐外国人并解散国际协会，并说如果抹灰泥工人不在9日复工，建筑场地就要在11日关闭。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钟表业工人在联合宫召开了一次人数极多的大会，有5000工人参加，抗议业主们的这一行动。【75】
经过一阵交谈之后，荣克提议下星期二召开一次会议，以决定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公民杜邦附议，提议一致通过。
公民赛拉叶说，他收到的一封巴塞罗那来信说，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城市会议，会议拥护国际协会。代表大会将于19日在巴塞罗那召开。他们需要工会章程。巴斯特利卡已经平安到达巴塞罗那。【76】
然后他陈述了小委员会已经同意为答复上次那封来信要怎样做。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签名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1870年6月21日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73—74页上。
[2]康佩里奥。
|
1870年6月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6月7日
出席委员：波拉、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米尔纳、吕尔、唐森、赛拉叶、默里。
公民米尔纳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杜邦说，阿戈萨病得很重，他被劝告到法国南部去。他卖掉了他的一些工具，以筹办他往巴黎一带去的路费。公民杜邦提议，本委员会开给他一封可在巴黎借支1英镑的证明信。
公民荣克支持这一提议，提议通过。
公民哈里斯自美国报纸上证实，“圣克里斯平”不是秘密团体，他们已根据马萨诸塞立法机关的一项法令合并成为一个协会。
公民荣克报告说，他已经同巴黎的代表们一起到铸铁工人那里去过。铸铁工人表示了巨大的同情，但是无力援助。他们在过去的三年之中已经为捐款花了12.9万英镑，其中一部分是借来的钱。每一名会员的捐款已达每星期2先令5便士半，但他们已不能全部征收上来。现在已经降到每星期1先令。吉尔先生已经给巴黎铸铁工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详细解释这一情况，并致意说，假若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本来会把援助当成他们的义务的。
他还拜访了机械工人，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此事将交执行委员会表决。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主席乔·E.哈里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72-73页上。
|
1870年5月3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5月31日
出席委员：波拉、埃卡留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吕利埃、莫里斯、米尔纳、鲁克拉夫特、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一封制革工人协会的来信通知说，由于总委员会通过了爱尔兰决议，该会感到必须断绝与协会的关系，因为该会对参与政治的工人团体决不信任。
纽约的休谟寄来的一封信通知说，克吕泽烈将军宣布他自己是协会的代表，并且成立了一些支部。
公民荣克通知，杜邦缺席，他的妻子快要去世了；赛拉叶患病。
巴黎的一封来信，对授权给人们在联合会以外成立支部一事表示不满，认为现在丝毫不需要这种权力。这种权力授予个人的危险，已见于克吕泽烈将军在纽约的行动。该中央委员会假若没有说过他从总委员会得到了证书，早就要抗议这种越权代表法国工人的行动了。他们不久将有一张自己的报纸。他们不相信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他们提出在韦尔维耶开会。
公民荣克解释证书是怎样授予克吕泽烈将军的，说如果当维克多·雨果对克吕泽烈将军的一封信的答复业已发表时还不能把证书寄出，克吕泽烈将军是会提出抗议的。
书记提议，委派各书记写信给国外的通讯员，说明克吕泽烈将军是协会的纽约通讯员之一，他已授权成立支部。
公民黑尔斯认为，这并不需要作特别指示。
公民米尔纳认为，可以同意这样做。提议通过。
一封里昂来信要求寄去有关领带编织行业的情况。
委派公民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提供情况。
一封马德里来信说，由于组织工作耽误［了］写信。要求寄去一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报纸的名单，并请求就有关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提出意见。
公民黑尔斯提议，把此信提交小委员会于下星期二备好复信。
公民荣克介绍了美国来的奥斯本·华德，他已同意我们的论点，并要求加入协会。
公民华德对他途经欧洲的见闻作了一些评论。他认为当前开展着的合作势必产生一个合作社资产阶级。生产和分配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任何一个不以劳动谋生的人若不是一个乞丐，就是一个强盗。他见到过的最好的合作的榜样是在巴塞罗那。
公民荣克然后介绍一个现正罢工的巴黎铸铁工人的代表团。
公民黑尔斯提议，本委员会委派一个代表团陪同他们，以便把他们介绍给各工会。
公民荣克附议。
委派荣克和黑尔斯组成该代表团。
公民莫里斯通知：他将提议买一个簿子来录存所有寄往国外信件的抄件。
表决了给纽约的休谟寄去证书。
委员会于11时后休会。
主席乔·米尔纳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71—72页上。
|
1870年5月2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5月24日
出席委员：波拉、杜邦、埃卡留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鲁克拉夫特、莫里斯、米尔纳、吕尔、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并作了一处改正[2]后予以批准。
书记宣读了波士顿的朱利安·哈尼的一封来信，信中评论了法国事件、大规模监禁协会会员和公民投票骗局，并表示希望拿破仑被公审并被处以死刑。信文的另一部分对本委员会在爱尔兰政治犯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表示不赞成，声称憎恶芬尼亚主义，并争论说爱尔兰乃是不列颠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信人寄来1英镑作为他的会费。
纽约的左尔格来信说，该城的一个包括20个团体的德国劳工同盟的委员会已通报赞成加入协会。写信人询问克吕泽烈将军是不是协会的通讯员。【70】
书记宣读了纽约通讯员休谟关于法国事件的下列声明，声明发表在《纽约民主主义者报》上。[3]
法国工人不是阴谋家，揭露并抨击“联合通迅社”
和路易·拿破仑警方间谍的诽谤
1870年5月4日于纽约
致《民主主义者报》编者：
4月初，作为欧洲的国际工人协会代理人的责任，我给你送上了伦敦的一次由老战士乔治·奥哲尔主持的会议的决议。我这样做，是因为格莱斯顿先生在此以前曾拒绝亲自听取他的挨饿同胞的恳求。虽然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但请允许我代表他们为你的善意致谢。
我现在向你，被压迫者的朋友，再一次请求帮助。事情是这样的：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之内，这里发表了大约六封电报，谴责国际协会唆使谋害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路易·拿破仑的性命。对于那些本身熟识现设于伦敦的总委员会成员的人，就不需要告诉他们那些话完全是虚假的、不足道的了。在法国，一个如此陈腐的警察谣言将使政府在城市中失掉它在各县区所赢得的那么多选票。可以把JacquesBonhomme[4]也证明为一个很够格的摩尔根，直到选举过后为止。捏造这样的胡言，把这种愚蠢的谎言贴上“来自法国的可靠情报”标签塞给“联合通讯社”的人员，从而把他们的钱财骗到手，这真是够残酷的了。
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们并不是懒惰的阴谋家，并不打算为了推翻法国当今政府的目的，带着一面破烂的鹰旗在布洛涅登陆，他们也不想谋杀那里的任何人。因为，他们并非皇族【71】，他们如果成功地实现了这样一个目的，就很可能会被送上断头台问斩。他们唯一的目的和宗旨，不过是要使一切生产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产品，或获得其产品的公平的交换品；为了实现这一公正的目的，他们已经宣布打算在巴黎召开他们的下一届代表大会，讨论实现其愿望的适当方法问题。如果路易·拿破仑那时能够到场（这可是个疑问），那末他就会有机会（通过法国警察）来大肆没收协会的文件，而不致于非得像去年我们的代表途经法国去巴塞尔时那样，对他们进行一个个的袭击。
“国际工人协会”代理人罗·威·休谟敬上[5]
J.塞拉·马丁牧师已被黑人委派为他们在国际劳工代表大会的代表，该代表大会定于9月在巴黎开会。[6]
工人伦敦总书记的来信
下面这封寄给本城一名工人的来信对各行业的工人组织都会是有意义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72】
1870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总委员会指示我在回答您上月26日的信件时说明：国际协会认为出生于不同国家的工人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民族利益。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从工人心胸中消除还可能留存着的任何民族反感，甚至民族仇恨。所以本委员会不能赞同您的请求书中提出的那种主张。克吕泽烈将军的感情为法国警察所伤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各个工会给了他证书，从而引起他在他自己和驻华盛顿的法国大使之间作出一番比较的原因。驻华盛顿的法国大使必得维护一个王朝的自身利益，以及法国工商业者的财产利益。而巴黎的工人在大西洋彼岸则没有这种利益需要照看，以防受到美国工人的可能的侵犯。我们认为居住在美国的法国工人的利益，与所有其他美国工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为了促进可能因语言不同或者因生活方式不同而隔离开的那些人互相联系，我们设有通讯员，他们经管这些事情，我们也委托他们管理其他事情。
与美国的联系分派给了总委员会的各个不同民族的书记。克吕泽烈将军和佩勒蒂埃先生是我们在美国的法国通讯员。他们与我们的法国书记[7]通信。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福格特是我们的德国通讯员。他们与这里的德国书记[8]通信。总书记[9]处理英国人的通信。除了如杰瑟普这样的工会职员外，我们期望您作为我们在不同民族一旦发生误会时的通讯员，去努力把问题平息。但我们不能允许无论法国人或德国人具有一种对立于或特殊于任何别国工人的利益，而且我们总是鼓励他们去积极参加、去投身于他们住在国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运动。
关于秘密社团运动，我受委托要求您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说明使得秘密活动成为必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受嘱劝说您和友人杰瑟普公开地站出来反对秘密活动。但我们猜想有这种秘密活动的必要，要不然它就不会开始风行，而且就我们来说对这样的问题提出劝告也会显得冒昧。但是我们希望知道那些原因，并使欧洲的工人们知道它们，他们刚刚才从搞秘密活动中挣脱出来的。
您的忠实的，
总书记约·格·埃卡留斯[10]
书记报告，有四家日报和三家周报已经发表了代表大会将在德国举行的公告。
公民荣克说，由于决议未被全文发表，已产生恶果。巴黎的报纸已经从《泰唔士报》上转载了公告，即使寄出决议它们也不会采用了。在那个公告中没有提出理由。
公民莫里斯想要知道为什么关于《蜂房报》的决议没有发表；他提议把决议寄给所有的报纸以及所有的工会和委员会的成员。
书记说，人家建议他不要把这两件东西同时寄出，而要把第二个文件即关于《蜂房报》的决议推迟一下。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他确信如果他把［这个决议］作为一份正式文件寄出，它是不会被刊登出来的。
公民哈里斯支持莫里斯的提议，并说人家告诉他的话看来是正确的。他和米尔纳两人曾经受到责备，说他们只是充当了别人手里的傀儡，说马克思、荣克和书记对他们为所欲为。他可不愿意被任何人当作工具，不管这个人可能有多么聪明能干。
由于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了，产生了一些杂乱的谈话。
主席说，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决议要按通过的原样寄出，或者，是否可以允许由书记自己裁决，只寄出他认为更适宜寄出的材料，主席主张后者。
公民黑尔斯主张要寄出的是总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东西，而不是书记认为适当的东西；他并提议以后一切通讯文件都应按照总委员会的指示寄出，这样做就会解脱书记的一切责任。
公民哈里斯支持这一提议，他不愿听凭书记去改动决议。12个人必然［比］1个人知道得多；而且，如果书记可以被允许只发表他喜欢的东西，那末由总委员会来通过决议就毫无意义了。
公民米尔纳不能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改动决议的事情由他自身担当起来呢！或者，怎么能够在决议通过以后，却把它们封锁在本子上呢！发言得到赞同。
公民荣克说，有时决议通过了，却并不准备寄给报纸。关于《蜂房报》的决议是准备发表的，但是并没有作出在上个星期内要把它寄出的明确指示。如果报纸刊登决议，就无须把它寄给各个团体了；所以不如先寄给报纸试试看，
书记说，那个决议已经在［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了。
针对决议怎么能够在通过以前就已发表的质问，他改正说，发表的并不是那个最后的决议，而是在4月26日达成的那个与《蜂房报》断绝关系的决定。通过一封私人信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编者，编者就发表了［它］。
公民荣克说，这样做会使他与他的通讯员的关系陷于困境。他不但不是像哈里斯所宣称的那样的幕后操纵者，他自己反倒陷入尴尬的处境。
公民哈里斯提议，荣克附议：把关于《蜂房报》的决议寄给各报，暂缓考虑把决议寄给各工会团体。通过。
公民波拉说，意大利书记[11]住入医院，［不］能起草委托他起草的文件。
公民杜邦说，据克吕泽烈的一封来信说，纽约的德国人团体已加入协会。
公民莫里斯通知：在下次会议上他［将］提议在墙上挂一块黑板，写上加入协会的团体的名字。[12]
委员会于10时45分休会。
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67—70页上。
[2]改正显然在关于《蜂房报》的决议本文的第二点内，即把原“保护人”一词改成了“资助人”。
[3]记录本中此处接连贴了三张报纸剪报。
[4]雅克老憨——一个法国农民取的名字。
[5]第一张报纸剪报至此结束。
[6]第二张报纸剪报至此结束。
[7]杜邦。
[8]马克思。
[9]埃卡留斯。
[10]报纸剪报至此结束。
[11]阿戈萨。
[12]误，应指未缴纳会费的团体。
|
1870年5月17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5月17日
出席委员：阿戈萨、波拉、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米尔纳、普芬德、莫特斯赫德、赛拉叶、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哈里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阿戈萨和波拉被一致推选为本委员会委员。
公民荣克、埃卡留斯和赛拉叶认为：他们两人曾作为日内瓦支部成员这一事实，就是对他们的有力推荐。
公民埃卡留斯提议，杜邦附议：任命公民阿戈萨为意大利书记。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宣读一封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的来信，信中请求总委员会同意在德国召开下届代表大会。【64】公民马克思说，在当前情况下，巴黎是考虑不到了，又因在比利时和瑞士都开过代表大会，所以德国就成为可取的地方。因此他提出下列决议，经公民米尔纳附议，又在公民荣克作了赞成的发言后，一致通过：
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鉴于法国目前的体制，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3条责成本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集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5月17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今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65】
公民赛拉叶宣读了来自帕尔马的一封信，信中说：一切阻碍在该地成立协会的障碍都已扫清。石匠、本匠、鞋匠及其他行业的工人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由20个团体的代表组成。他们已经成立了消费和生产合作社。自从建立联合会以来，他们已经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作时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包括300名会员的海员联合会。
公民赛拉叶又宣读了布鲁塞尔的德·帕普的一封来信，来信附有3英镑19先令2便士会费。信中说，瓦尔兰、孔博和于阿尔已自巴黎出走，现在布鲁塞尔。德·帕普收到了那不勒斯的卡波鲁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警方正拼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德·帕普要求本委员会对瑞士的事件发表意见。
来自巴塞罗那的一封信通知说，将寄来一份关于马德里代表大会的报道。【66】
公民荣克收到日内瓦的佩雷(Perret)寄来的一封私信，他希望本委员会迅速对瑞士的争端作出判断。巴斯特利卡在日内瓦平安无事。
公民莫里亚梅的一封来信说，公民投票【67】将促进社会革命并取得胜利。
收到法国《南方信使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国际是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团体，说国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指使和制止罢工；又说前次警方的起诉只是暂时抑制了协会的活动，而未能使它瓦解。
公民马克思提出下列关于《蜂房报》的决议，公民韦斯顿附议：[2]
鉴于：
(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曾经建议大陆上的和美国的各个国际支部订阅《蜂房报》，把它看作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看作英国报刊中代表工人阶级运动的报纸；
(2)《蜂房报》不仅从总委员会的正式报道中删掉了可能使它的资助人不满的那些决议，而且还用删节的办法有系统地歪曲报道了总委员会许多会议的主旨；
(3)特别是最近更换了所有人以来【68】《蜂房报》仍以工人阶级的唯一喉舌自居，但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小撮资本家的喉舌；这些资本家想要把无产阶级运动拴在他们的牵绳上，想要把它用作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会议上一致决定与《蜂房报》断绝联系，并决定向协会在英国、大陆和美国的各个支部公开宣告这一决议。[3]
一致通过。【69】
委派意大利书记起草一封致卡波鲁索的信件，并于下次会议上提交总委员会。
公民哈里斯提交一封财务委员会准备寄给有拖欠的团体的信件；信件通过。
杜邦建议，埃卡留斯附议：小委员会起草代表大会议程；通过。
公民米尔纳补入小委员会。
公民莫里斯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寻求另外的开会地点。通过。
公民杜邦提议、列斯纳附议：鉴于发生了巴黎的逮捕事件，任命拉法格为特别通讯员。一致通过。
委员会于10时45分休会。
约翰·韦斯顿
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64—67页上。
[2]以下，在记录本第66页上粘贴着一张马克思手书的这一决议的字纸，其下一半贴在第67页上。
[3]粘贴至此结束。
|
1870年5月10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5月10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莫里斯、默里、米尔纳、鲁克拉夫特、吕尔、赛拉叶、斯特普尼、莫特斯赫德、韦斯顿。
公民莫特斯赫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赛拉叶报告，收到了自帕尔马[2]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没有时间把信文翻译出来。
荣克说，在法国，我们的会员有很多人被捕。在里昂，警察没收了所有的东西。在鲁昂，奥布里被捕入狱。
公民莫里斯说，拿破仑起初以容许成立协会来吓唬资产阶级，这只是为了显示必须由他本人来镇压工人。
公民荣克评论说，协会不是被容许，只是被容忍罢了。【61】
然后财务委员会报告，过去的资产负债表尚未决算出来；本年开始时有15英镑7先令1便士余额；包括余额在内的总收入为51英镑8先令7便士，支出为47英镑7先令5便士；房租欠款共计4英镑4先令。估计应付1869年欠款共计达5英镑以上。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财务委员会打算寄信给拖欠会费的各团体；又说有必要把代表大会议程起草出来以便要求缴纳本年的会费。
公民莫里斯想要知道协会欠他多少卡斯尔街的房租。他并不需要这笔钱，但他想知道这个数目。他又要求悬挂一面黑板，把有欠款的各个团体写在上面。
公民荣克说，有些欠了款的团体从来没有被询问过，也不知道它们欠了多少。西蒂区鞋匠协会（书记是约曼逊）加入了协会，但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们写过信。机械工人协会主席丹特也曾询问过他欠了多少钱。
书记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西蒂区鞋匠协会的信件，也没有收到过他们加入协会的声明。关于卡斯尔街的房租，从账簿上看，委员会曾于1867年6月至1868年6月在那里开过会。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这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债务。
公民鲁克拉夫特说，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点误会；公民莫里斯并不是要收房租，他是要把房租赠送给协会。
公民莫特斯赫德继续作财务委员会的报告，并提议交3英镑13先令的房租，其余额则停付。
公民荣克认为，应优先付还印刷会员证卡片的科塔姆，协会还欠着他6英镑。此外，法国书记公民杜邦花了相当多的邮费。所以他提议，只付两个月的房租，而把1英镑给杜邦。
主席说，这些负债，他一笔也没有听书记说过。
书记说，他完全忘记了提起这笔负债；但是假若提起旧债，还有比这更早的债呢。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欠下的40英镑旧债，只还了21英镑；后来又从德尔那那里借了2英镑10先令，当时他是财务委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老查账员没有尽到职责。
公民米尔纳颇为气愤地拒绝这一指责。他说，他当时是身在其位，但他认为，他在另一名查账员公民韦斯顿不在场的时候独自签署账簿是不正当的；由于账簿条理不清，就更是如此了。
公民韦斯顿说，由于他那时正在参与一项农村工作，所以他不能出面查账。
公民鲁克拉夫特说，并不是想要找出是谁的过错，所要求的只是老查账员应该在下星期二以前开个会。
主席说，当前正讨论的问题是财务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荣克提出修正案：支付2几尼房租和1英镑邮费，邮费付给法国书记。
公民列斯纳支持这一提议，提案一致通过。
主席提醒委员会：财务委员[3]辞职已被接受，需要任命一名新委员。
公民列斯纳提议，公民默里附议：公民韦斯顿担任财务委员。
公民韦斯顿接受了，并认为他不会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致推选公民吕利埃为本委员会委员；他说：以往革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协会就应当克服这一点。他将尽力予以协助。
公民荣克说，马克思因病缺席，现以他的名义提出关于伦敦法国人联合分部的下列决议。这个联合分部在大约两年以前就不再是国际协会的成员了，但它却总在使用国际协会的名义。[4]
鉴于：
由一个自称“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联合分部”的在伦敦的法国人团体发出的声明、决议和宣言，新近已被发表在大陆的报纸上，并被认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62】
“国际工人协会”当前正受到奥地利政府和法国政府的严酷迫害，它们极欲抓到最不足为凭的借口来证明这种迫害是有理由的；
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如果允许任何不是“国际”成员的团体使用“国际”名称并以“国际”名义活动，那就要承担严重的责任；
总委员会特此声明：所谓的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分部两年以前已经不再是“国际”的一部分，也不再与无论是在伦敦的总委员会或是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协会的分部有任何关系。
1870年5月10日于伦敦[5]
公民荣克提议，莫里斯附议：把这一文件寄给所有的报纸。【63】通过。
公民荣克又提议：以后正式文件都应有全体总委员会委员署名，不管他们是否出席会议。
公民哈里斯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正当理由的任意行动，但是如果必须这样做，他将服从。提议得到通过。
公民韦斯顿渴望及时起草出代表大会议程来讨论，以便让代表们知道总委员会的意见。他认为合作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委员会于10时45分休会。
主席乔·E.哈里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61—64页上。
[2]这里原来写的是“巴塞罗那”。
[3]考埃尔·斯特普尼。
[4]在记录本第63页上，粘贴着一张马克思手书的这一决议的字纸。纸已撕开，其下一半贴在第64页上。
[5]粘贴至此结束。
|
1870年5月3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5月3日【57】
出席委员：科恩、杜邦、阿普尔加思、埃卡留斯、约翰·黑尔斯、威廉·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吕尔、鲁克拉夫特、默里、斯特普尼、唐森。
公民阿普尔加思主持会议，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公民斯特普尼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书记的薪水很少，又由于总委员会需要有一个能够寄存本协会全部文件的地方，他愿为基金捐款10英镑。公民斯特普尼的第二封信通知说，由于巴黎发生的事件，他要辞去他的财务委员的职务。
书记补充说，公民斯特普尼曾在口头上向他说明，他认为他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竟在工人协会内占有这样重要的职位是不合适的。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对协会的目标和宗旨的感情不会改变。
公民约·黑尔斯提议，考虑了所提出的理由，辞职应予接受，并应对他的帮助和同情表达本委员会的感谢。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
主席于是向公民斯特普尼传达了所通过的事项，斯特普尼重申了他支持协会、同情协会的保证。
公民荣克报告，收到了现居威尔士的一名年轻的比利时教授寄来的一封信，他要求加入协会，并成为协会的一名最忠诚的战士。
里昂公民理查的一封来信，报告在理查[2]成立了一个新支部；公民瓦尔兰正外出旅行，以便建立一些新分部。此信附有一张6英镑7先令的支票，其中10法郎是圣艾蒂安支部的，其余的是里昂的。
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请本委员会注意这一情况：在法国，许多协会会员已被逮捕；政府报纸曾竭力向外散布说，协会曾插手于一次针对皇帝的阴谋。【58】为了驳斥那些中伤之词，他提议如下:[3]
法国政府以最近臆造的阴谋为理由，不仅逮捕了我们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还利用其宣传喉舌造谣中伤，说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臆造阴谋的同谋者。根据我们章程的宗旨，我们在英国、在大陆上和在美国的所有分部的一项确定的专门任务不仅是要作为工人阶级组织的核心，而且要支持各国一切有助于达到我们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但同时，这些章程却限定我们协会的一切支部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尽管我们的章程对这一点并未明文规定，作为自认与工人阶级一体的协会，其特有的性质也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团体不相容的。如果工人阶级，即构成各个民族的大多数、创造一切财富甚至连篡权者也总是盗用它的名义来攫取统治权的阶级要搞阴谋的话，那末它就会像太阳冲破黑暗一样公开进行，工人阶级充分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外再没有合法的政权。
如果法国政府所告发的这个阴谋的其他情节，也像它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中伤那样是虚假的、无事实根据的，那么最近这次阴谋就足以同它的以荒诞留名的前两次阴谋并列了。【59】旨在反对我们法国各支部的这些叫嚣和暴力手段，纯粹是要为一个单一的目的服务——操纵公民投票。[4]
这一提议由公民哈里斯附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并安排予以签署。一份抄件交给了报纸记者科宁斯比和哈特韦耳，他们经特别允许出席了会议。又安排把几份抄件寄交国外报纸。【60】
然后议决缴纳六个月的房租。
公民荣克提名，赛拉叶附议：公民阿戈萨和波拉为总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1870年5月10日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9—61页上。
[2]误，应为里昂。
[3]在这里，即记录本中第60页粘入一张马克思手书的这一决议的原文。
[4]粘贴至此结束。
|
1870年4月26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4月26日
出席委员：阿普尔加思、布恩、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荣克、米尔纳、莫特斯赫德、普芬德、吕尔、列斯纳、马克思、赛拉叶、斯特普尼。
公民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马克思报告，荷兰支部和弗兰芒支部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协会正在荷兰取得进展。【51】
公民荣克报告，他收到了吉约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所有的详细情况将在《团结报》[2]上发表，并表示希望总委员会不急于作出判断。【52】
哥本哈根的公民彼得逊寄来一信，报告成立了一个民主协会，它可能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求寄去文件，又表示希望任命公民科恩为丹麦的通信书记。【53】
马赛的公民巴斯特利卡报告，在瓦尔省科戈兰、贡法龙、拉加尔德弗雷内和科洛布里耶尔等地成立了新支部。
收到巴黎彩画匠协会寄给伦敦彩画匠协会的一封公开信。
公民荣克提议，应派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彩画匠协会送去此信。
通过这一提议，指定公民阿普尔加思、黑尔斯和荣克为代表。
公民杜邦报告，巴黎各支部重建了它们的中央委员会【54】，该委员会已发布了一个反对公民投票的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中有：卡梅利纳、孔博、弗朗坎、拉法格、雷蒙、贝图米厄。【55】
公民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断绝与《蜂房报》的一切联系。他说，该报删掉了我们的决议，肢解了我们的报道，又由于拖延发表而伪造日期，甚至删去了提及正在讨论的爱尔兰囚犯的一些问题。
而且《蜂房报》的调子是与本协会的章程和纲领相抵触的。它宣传与资本家调和，而协会则已向资本家的统治宣战。
此外，我们的海外各分部也抱怨说，我们把报道交《蜂房报》发表，就是给了这家报纸以道义上的支持，使人们认为我们赞成它的方针。我们的宣传不用它比利用它更好些。
关于爱尔兰高压法【56】，这家报纸连一句反对政府的话也没有说。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诚实的人都要与《蜂房报》断绝关系，越快越好。他支持这一提议。
公民荣克说，他羞于把《蜂房报》寄往国外。他时常被质问：《蜂房报》落后这么远，这是怎么搞的。这家报纸损害了工人运动。他希望把同《蜂房报》决裂公之于众。有一点棘手的是：本委员会有几名委员同时也是《蜂房报》委员会的成员，如果公布反对《蜂房报》的声明，那末他们的职位若保存在此处，就不能保存在彼处了。
公民阿普尔加思认为，他就得对付这个困境。前些时，所有权有了改变，这家报纸交给了工人代表同盟来自主经营。他曾经认为它还可能成为一份好报纸，因此他的名字就上了委员会。但是他极其重视他与国际的联系，所以他能够心甘情愿地辞去他在《蜂房报》的职务。
公民米尔纳认为，处理《蜂房报》的方针问题有失总委员会作为国际组织的身份。
公民莫特斯赫德也对《蜂房报》持米尔纳那种蔑视态度，但考虑到国外的协会，这一决裂必须予以公开。他同意公民阿普尔加思关于列名《蜂房报》委员会的说明。他说，国外公众不假思索地把《蜂房报》始终看成是工人的报纸。该报向来是奶水混杂，淡薄无味；现在奶已蒸发，光是水了。
公民米尔纳说，如果要公开此事，作一个简单的决议是不成的；应予说明理由。
一致通过这一决议。
根据公民阿普尔加思的提议，一致决议由公民马克思起草一个用来公开发表的声明，在下次会议上提出。
公民马克思要求延期发表关于克勒索审判的声明。到处都寄去了钱，如果伦敦只送言论，就会造成不良影响。通过。
书记提出：任命财务委员会的提议在上次会议上还未曾予以考虑。
公民莫特斯赫德和黑尔斯赞成任命这样一个委员会去筹集必要的基金。
公民阿普尔加思提议，列斯纳附议：任命一个财务委员会。通过。
于是一致决议：公民莫特斯赫德、鲁克拉夫特和哈里斯组成财务委员会。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主席罗·阿普尔加思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6—59页上。
[2]LaSolidarité——编者注
|
1870年4月19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4月19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马克思、莫里斯、斯特普尼、赛拉叶、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收到纽约通迅员休谟的一封来信，并附有一份请求书，要求为各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任命特别代表。
公民马克思不同意这一请求，因为总委员会中已有各个不同民族的代表，其余的则必须由协会的通讯员来代表。【47】
这封信指出，在美国，工会运动趋于采取秘密社团的方式。这一点已为纽约的德国通讯员的一封来信所证实，该通讯员呼吁总委员会进行干预，设法劝阻休谟和杰瑟普参与其事。
一致认为，总委员会在当前情况下还不能判断这一问题上的是非，但书记应去搜集情报，弄清迫使在美国采取秘密社团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公民荣克报告，在瑞士成立的那个新派别【48】已经创办了一份报纸[2]，他们并且自称是真正的组织。在两派声明之间存在着矛盾。他收到老瑞士书记[3]寄来的一封长信，说他已退出委员会。新委员会的支持者约有600名会员，日内瓦委员会的支持者约有2000名会员。
公民赛拉叶报告，收到了布鲁塞尔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由于要附寄一部分会费的缘故，迟发了这封信，但是钱还没有拿到。又说，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并没有关于法国人分部的决议。【49】
公民马克思提出请本委员会注意《蜂房报》的行为。
公民查理·默里被承认为伦敦西头靴匠协会的代表。
杜邦和赛拉叶提名公民弗路朗斯【50】和吕利埃。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
总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5—56页上。
[2]《团结报》。
[3]佩雷。
|
1870年4月1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4月12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普芬德、赛拉叶。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巴黎瓦尔兰来信报告，他曾到里尔去，为一个协会领导下的工会机构举行成立仪式。各个工会将由一个联合会委员会来指导。
第戎的商业雇工在［一封］致瓦尔兰的信中宣告他们加入国际协会。
公民荣克收到了由拉绍德封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告知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由于多数人投票赞成接纳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和拉绍德封的代表退出了大会，自己继续开代表大会。【42】
暂缓宣读该信，委托公民荣克向双方写信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况。
公民马克思收到自鹿特丹寄来的请求证书的信【43】，请求人告发有人持假证书活动。
公民马克思又报告说，国外的协会会员对《蜂房报》的行为多有怨言，并预告将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予以考虑。
根据公民拉法格的推荐，公民马克思提议把证书给予巴黎的昂利·韦莱，他是一家《自由思想》[2]杂志[3]的编辑。通过。【44】
公民杜邦提请委员会注意，当局对在克勒索罢工事件中遭监禁的矿工宣布了严厉判决，并建议总委员会发表一个声明。
提案通过，并指定公民马克思和杜邦起草声明。【45】
公民荣克汇报同机械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谈经过。该委员会意欲商讨与德国和法国的机械工人联合会的通讯联系，并要求了解各国机械工人团体的状况和管理详情。该委员会已同意书面回答所提出的各项具体问题。
委派法国书记和德国书记去索取详情材料。【46】
公民荣克认为，以后在发给证书时应多加小心，在发给公民彼得逊时就不够小心。书记说，公民彼得逊是一个社会党的老信徒，他是巴黎的德国人分部的成员，正在哥本哈根参观访问，他在那里可能开辟十分需要的通讯联系。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主席约翰·韦斯顿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4—55页上。
[2]LaL.BrePense.
[3]原文是《自由贸易》杂志。
|
1870年4月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4月5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荣克、列斯纳、莫里斯、米尔纳、莫特斯赫德、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
公民约·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接到星期日同盟的一封来信，再次函索房租欠款。
现有500名会员的巴黎彩画匠协会来信，请求加入国际协会。
一封贝桑松来信索取协会章程。
一封布雷斯特来信报告，成立了一个有14名会员的支部，请求加入国际协会由孔斯旦·勒多雷任通讯员。
一封巴黎来信报告：一个互助信贷部门的支部正在成立中。
批准了加入协会的申请，承认了通讯员。
公民埃卡留斯报告：维也纳新城的诺马耶已被开释。
巴黎德国人支部的公民彼得逊出席了会议，他说他将要去丹麦参观访问。
根据公民列斯纳的提议，一致同意发给彼得逊证书，使他能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建立支部或通讯联系。
公民荣克说，机械工人协会愿在星期四晚上接待代表团。
由于书记那天晚上不能参加，委派杜邦代他前去。
在财政问题上，公民荣克提议公民杜邦写信给巴黎；公民赛拉叶自愿写信给布鲁塞尔。
公民荣克又提议：起草出代表大会议程寄给各支部，这将促使各支部缴纳会费。
公民米尔纳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项建议。
公民黑尔斯主张起草一个关于必要开支的财政声明；又预告他将在下次的晚间会议上提议任命一个财政委员会。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2—53页上。
|
1870年3月29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3月29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林特恩、鲁克拉夫特、吕尔、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纽约德国劳工同盟来信请求发给代表大会报道和协会章程。【40】
一封巴塞尔来信报告说，该城各支部，除一个最老的支部外，已合并成一个；但那个支部却对其余这些支部的遗憾心情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反而希望它们遭到排斥。
委派瑞士书记[2]把此事交瑞士的中央委员会处理，其任务是调查此事并向总委员会报告。
一封巴斯洛内特来信请求给公民[3]颁发证书，以便在该城建立一个支部。请求人说他是马赛海员协会的一个老会员，现在成了受雇于政府的物理教师，因为他认为当教师比当兵好。他的信念已让他从马赛迁到了巴斯洛内特，也就是向下边走了一步。这个城里［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业，只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
同意发给证书。
公民荣克报告说，将要召开一次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大会；在马德里将要召开一次西班牙的代表大会。他提议由公民赛拉叶给马德里写一封信，提醒该支部他们还没有按照章程办事。公民杜邦附议。通过。
通过了一项全体一致表决的决议：总委员会因公民马克思久病未愈而对他表示关切。【41】
委员会于10时15分［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2页上。
[2]荣克。
[3]指沙尔·阿勒里尼。
|
1870年3月2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3月22日
出席委员：科恩、杜邦、埃卡留斯、荣克、列斯纳、莫特斯赫德、吕尔、赛拉叶、韦斯顿。
公民科恩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收到巴黎的德国人支部的一封来信，索取会员证卡片和英国工人报刊。
委派书记复信并为卡片事询问潘迪。
又收到纽约的德国人支部的一封来信，信中提出了某些建议。
决定将此信交美国的德语书记【36】处理。
公民荣克宣读了日内瓦的菲·贝克尔的一封来信，贝克尔说他已参加了《平等报》编辑部，以防出错。他对瑞士书记[2]提给他的问题感到颇为困惑，他把这称为小学生盘问老师。巴黎［德国人］支部告诉他说，总委员会已责成他们与伦敦通信，他把这看作打算撇开他。【37】公民荣克说，巴黎通讯员并未告诉贝克尔说他曾询问过他们是否可与伦敦通信。
委派书记在他给巴黎的复信中提及此点。委派荣克在他给贝克尔的复信中提及此点。
菲·贝克尔还说，他从来没有替总委员会向戈克收过钱[3]，只是在上个月替日内瓦委员会收了2英镑；他认为这是有人在耍阴谋。
一封日内瓦来信报告，成立了一个俄国人支部，请求加入国际。【38】信中说，国际运动扩展到俄国，对泛斯拉夫主义将是一个有力的遏制。初步工作很成功，已开始与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拉夫人通信。该支部要求公民马克思当他们在总委员会的代表，因为运动的实际性质在德国和在俄国非常相似，马克思的著作十分普遍地为俄国青年所了解和欣赏，他总是揭露那些所谓俄国爱国者的阴险活动。他们决不接受任何在伦敦的俄籍居民当他们的代表。这个支部不同意巴枯宁的观点。他们要揭露在西方鼓吹一种原则、在东方鼓吹另一种原则的做法。
一致通过接纳这个支部加入协会。
一封巴黎来信声明石印工人协会加入国际协会，该会共有350名会员[4]，已决定从基金中提交会费。请求告知维也纳、柏林和伦敦各工［会］的地址，以便为安排一个一致的工价表进行通信联系。
委派书记写信向伦敦排字工人了解详细情况。
巴黎镀锡铁皮工人协会现有250名会员，也声明加入协会。
一致通过接纳入会。
纽约的克吕泽烈将军被任命为协会通讯员。
还收到里昂的里沙尔的来信和马赛的巴斯特利卡的来信，信中说本月13日的会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39】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50—51页上。
[2]荣克。
[3]见本卷总委员会1870年1月18日会议记录。——编者注
[4]“共有350名会员”一语是后来插入的，用以更改原来“三四百名会员”的说法。
|
1870年3月1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3月15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荣克、列斯纳、林特恩、鲁克拉夫特、马克思[2]、米尔纳、莫特斯赫德。
公民莫特斯赫德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收到《蜂房报》编辑寄来的一封信，拒绝接受书记[3]对上星期的报道中删去了休谟先生信件的指责。
收到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书记[4]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载有加入该协会的条件。他们不接受保皇党人、神学家、形而上学者以及一切非建立在可证实的法则上的学说。他们自称为共和主义的社会主义派。他们争论说：财富来源于社会；但是在财富的占用上，私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他们争取不要上帝和国王的社会革新，并希望通过传播实证主义者的学说来实现这一革新。
公民马克思说，他们反对除了孔德教派之外的一切教派，但是他们的章程过于排外，并且是违背国际协会的总章程的。【33】
公民鲁克拉夫特问，为什么要向他们询问那些细节。
公民杜邦回答，曾经向他们索取他们的章程和条例，这就是他们的答复。
公民米尔纳建议，委派公民杜邦在复信中指出不符合之处。
公民马克思、莫特斯赫德等人反对把他们作为实证主义者来接纳入会。
公民杜邦认为，他们是错误的，但又认为，由于他们积极参加运动，所以拒绝接纳他们是失策的。
查看了记录，上面写着他们已被接纳了。[5]
然后通过了公民米尔纳的提议。
公民瓦尔兰的一封来信说，协会在巴黎正在复兴。现有五个行业的工会已经入会；公民杜朗正在争取成立一个宝石匠支部，因为整个行业工会不愿加入。公民瓦尔兰受巴黎会员的委托参加了里昂的会议。【34】已通过把巴黎各支部联合起来。【35】他被监禁了14天，未经审问出任何问题后又被释放了。
公民鲁克拉夫特预告，他将在以后的会议上提出法国人分部[6]的问题，以备考虑。
然后就天鹅绒行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随后委员会休会。
詹·科恩
约翰·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9—50页上。
[2]马克思的名字是后来插入的。
[3]埃卡留斯。
[4]拉波特。
[5]见本卷1870年2月8日会议记录。——编者注
[6]指在伦敦的法国人分部。
|
1870年3月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3月8日
出席委员：科恩、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斯特普尼、赛拉叶、唐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收到美国通讯员罗·休谟的一封来信，信中表达了写信人对劳工问题的意见。【31】
里昂天鹅绒织工协会的一封来信请求告知伦敦同行的详细情况，并希望与伦敦天鹅绒织工协会通信。
委派公民黑尔斯和米尔纳去访问天鹅绒织工协会。
收到里昂公民里沙尔的一封来信，信中通知将在13日召开一次盛大的代表会议，并索取3000张会员证卡片。
委派公民杜邦寄去卡片。
小委员会作了下述报告：
公民们！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协会会员之间如发生分歧，总委员会应当充当仲裁人。根据以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请求总委员会裁决阿尔伯·里沙尔和旧里昂支部的成员舍特尔、科尔米埃、安·勃朗、沙诺、万德里之间的纠纷。
总委员会研究了该支部寄来的材料，认为所提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并肯定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特别任命的两个委员会——一个是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任命的，另一个是1869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任命的——的决定；总委员会仍然认为，阿尔伯·里沙尔任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是符合章程和条例的。
此外，鉴于旧支部的成员呼吁激进的市民对这个只有协会会员应知道的问题作出裁决，是违背协会的章程、精神和利益，并且是有利于敌人的，因此，总委员会强烈谴责旧支部的这种行为。
总委员会利用这次误解所造成的自己的处境，要求协会全体会员在公开发表任何文章或公开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必须向它报告。因为这种做法[2]会挑起个人之间的仇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正当我们会员的全部行动、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应当集中起来争取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迅速胜利的时候，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一致通过了这一报告【32】；委员会休会。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3月5日[3]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7-48页上。
[2]指上述四支部的做法。——编者注
[3]这是批准记录的日期。
|
1870年3月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3月1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吕尔、沃尔顿、韦斯顿。
公民沃尔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一封巴黎来信报告，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国人支部。【27】
答复该信中提出的询问：已决定该支部直接与总委员会通信。
公民杜邦说，瓦尔兰已被释放出狱。【28】
公民荣克说：在贝桑松，为《社会改革报》捐了款，还成立了一个协会的支部。在里尔和鲁贝也成立了支部。又遭到更多的搜查。在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已抗议逮捕瓦尔兰。【29】
公民林特恩代表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托特纳姆大院路分会来参加会议。一致通过准许他参加会议。
公民杜邦解释了赛拉叶缺席的理由；荣克解释了马克思缺席的理由。
小委员会定于星期六开会。【30】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詹·科恩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6-47页上。
|
1870年2月22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2月22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吕尔、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鲁克拉夫特。
公民鲁克拉夫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收到一封设菲尔德来信，内称外科器械工人协会已经解散；佛罗里达的格里戈里先生的一封来信，报告他打算到英国来招雇移民；长岛的罗·休谟的一封来信，谈美国的劳工运动；维也纳的诺马耶的一封来信，征求对［他］所卷入的那次审判的意见。【26】
最后一信提交小委员会。
又收到星期日同盟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付给房租。
委派书记寄去一个适当的答复，说明房租延迟未付的原因。
公民荣克宣读报纸摘录，大意是说所有在罗什福尔事件声明上签字的巴黎会员的住所都已被搜查；对孔博已发出了逮捕状。在若昂纳尔处发现了杜邦的来信，报纸说那些信件提供了针对皇帝的阴谋活动的证明，说枪击了警察的机械工人梅吉已经弄到一张到图伊勒里宫去的舞票。
在那不勒斯，在国际开会的地方搜查了文件，而警察并未出示搜查证。主席、书记和一位律师因抗议搜查遭到非法逮捕。该会有3000名会员，已存在了两年，从未干预政治。
《觉醒报》刊载了摘自一张西班牙报纸的一段文字，内称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对国际将采取严厉措施。马德里支部已对一家报纸的诽谤提出诉讼，这家报纸指责那里的协会接受国外钱财来制造动乱。
公民荣克说，他见到了鞋匠协会西蒂分会的书记：他们的境况不好，但不久将缴纳他们的会费。
公民米尔纳提议，唐森附议：委派各书记吁请国内外加入协会的各团体缴纳会费。一致通过。
国际工价簿的提议再次延期讨论。
主席阿·阿·沃尔顿
书记约翰·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4-46页上。
|
1870年2月1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2月15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吕尔、赛拉叶、唐森、韦斯顿。
公民米尔纳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杜邦收到一封自里昂寄来的长信，但还没有时间细读它。这封信谈到了该城国际协会新老会员之间存在着不和。
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小委员会作出报告。【24】
巴黎的协会会员抗议法国政府在罗什福尔事件中的行动，发表的抗议书已寄到总委员会。
公民杜邦和赛拉叶认为，筑街垒的运动是自发的。【25】
公民吕尔交来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代表的证书；委员会予以承认。
公民杜邦收到了几份鲁昂支部发行的名为《社会改革报》的新报纸。为了避免缴纳保证金，已安排好该报在比利时付印。已为举行罢工的纺织工人捐到700英镑。
讨论国际工价簿问题看来难以取得进展，于是委员会休会。
主席本·鲁克拉夫特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4-45页上。
|
1870年2月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2月8日【22】
出席委员：杜邦、科恩、埃卡留斯、哈里斯、荣克、米尔纳、赛拉叶、韦斯顿。
公民科恩主持会议。
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并在改正一处遗漏后予以批准。
一封日内瓦来信说：目前在《平等报》上发出的质问并不是支部提出来的，而只是由编辑提出来的，支部还对这一攻击提出了抗议。《进步报》不是支部的报纸。任命了联合会委员会的那次代表大会【23】也任命了《平等报》的编辑人员，但是联合委员会的这种暂时放弃职权的现象现在已告结束：委员会将自己管理报纸。罗班和佩龙曾试图扼杀这张报纸。支部对总委员会有充分信心，并对所提出的不出版通报的理由感到满意。他们希望知道［本］委员会是否满意他们的解释。一致同意这一解释是令人满意的。
收到一封巴黎来信，信中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请求加入国际协会；这一请求获得批准。信中又说，许多支部正在重建起来，一个新的支部将在圣但尼成立，一俟这些支部开始工作，它们将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以便进行通信。近来警方未曾侵扰他们。
根据公民杜邦提议、公民荣克附议，全体一致同意发给若昂纳尔和孔博[2]证书。
收到了一封阿姆斯特丹来信，附有建立联系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的章程草案，征询总委员会对该章程的意见。
委派公民荣克和赛拉叶审查该章程。
公民科恩发言谈到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一次罢工意图；谈到输入比利时工人并以低于工价的工资雇用他们干活。管理部门已起草了一份致比利时人的公开信，他们希望总委员会见到此信并把它翻译出来，但愿这不是无理要求。
雪茄烟工人协会书记公民沃克宣读了这一公开信，该信得到一致赞成。
公民埃卡留斯和荣克承担翻译该信的工作。
公民米尔纳通知说，他以后要提出一项议题：考虑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国际工价簿，以促进有组织的工人团体之间的直接交换。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乔·米尔纳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3-44页上。
[2]“和孔博”这几个字是后来插入的。
|
1870年2月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2月1日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杜邦、埃卡留斯、威·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吕尔、斯特普尼、赛拉叶、施穆茨、帕内尔。
公民哈里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报告，收到了曼彻斯特的一封来信，信中建议写信给索尔福德的棉布印染工人协会，告知索恩河畔讷维尔城的罢工事件。
公民荣克［说］，阿普尔加思尚无时间安排访问机械工人协会的代表团。[2]
他已收到瑞士书记[3]关于代表大会活动情况的报告。【18】公民佩雷说，集体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并使他转变过来。瑞士中央委员会已任命了管理《平等报》的新人选。【19】
公民赛拉叶收到一封布鲁塞尔来信。比利时委员会赞成总委员会对《平等报》上的攻击所作的回答。【20】
公民约·黑尔斯因病缺席，米尔纳先生再次开启了关于自由贸易影响的讨论。他说，那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完全懂得的问题，但把它付诸讨论时，却谁也什么都不懂了。他坚持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自由贸易。假若对产品完全放任，我们就会自然地趋向于从产品最好的地方交换一切东西。难道还有什么事比每一个生产者都会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件事更简单吗？自由贸易主义者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些，但在当今条件下却完全不利于工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使机器对工人有利，我们在这方面还毫无作为，我们甚至还没有一项原则或是一个国际价目表。[4]在我们能够有所作为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劳动的价值，并且获得完全的交换自由。当前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阻碍。小的生产者抵抗不了大的，我们必须使小的生产者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你若对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这一点心中无数，那么你是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结果的。我愿听听公民荣克关于钟表行业这个专门问题的意见。有些人说只要英国人愿意，他们生产的钟表就能够像瑞士人生产的一样便宜，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则正相反。
公民荣克说：我认为英国方式是错误的。瑞士人制造表来出卖，英国人则把表当成遵守时间的科学仪器，并且他们在最普通的品种上也坚持这种原则。在瑞士使用了大量的机器，这些机器在英国甚至连最大的制造商也不会购买。在瑞士，工人们一次制造出大量的同样大小、同样品种的表来，在英国则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情况。英国人继续保持着与100年前一样的生产方式，而只要还坚持这种生产方式，他们就不能同瑞士人竞争。这里有许多聪明的工人，但是他们只能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果要求他们做点别的什么工作，他们就不行了。英国钟表工人挣的钱也比瑞士工人少。英国表一向总是很难看的东西，没有人为了爱漂亮戴它。他们近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瑞士人则在准时方面取得了进步。英国人戴的表大约100块［之中］有95块是瑞士造的。从法国进口的那些也是定居在那里的瑞士人制造的。但是在高价表方面，瑞士人却不能与英国人竞争。一只值20英镑的英国表在瑞士是不等值的，是不能按同样的价格制造出来的。
公民布拉德尼克说：我想说几句关于丝带业的话。英国丝带业的状况也与其国内钟表业的状况相同。我们的货物分量比较重，比较耐用些；法国货更好看些，耗用的丝也较少些，而太太、小姐更喜欢法国货。英国人不得不把他们的货物标上法国制造来出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还是赶不上法国人，不过差距已经缩小了。
公民威·黑尔斯说，法国人在丝带图案和染色方面遥遥领先。自由贸易伤害了英国人，但并未达到英国人妄说的那种程度。自由贸易却更经常地被用来作为降低工资的借口。圣艾蒂安的工人与这里的工人有同样的怨言，那末究竟谁是受害的一方呢？当条约生效时，在考文垂有足够维持几年的存货，而由于制造商们打定主意要毁约，就把存货一下子都投进了市场。此外，由于引进了蒸汽织布机，一个工人干的活就有过去四个用手摇织布机干活的工人那么多。经过美国战争【21】，法国市场关闭了，这样一来就有加倍的存货投进了英国市场。
公民哈里斯说，他赞成交换同等劳动价值的互惠主义。曼彻斯特学派根本不考虑劳动者。造成祸害的根源问题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前就存在了。人家告诉我们，会有20名雇主寻求1名工人。移民运动就是对此的答复。数字是不可靠的，输出和输入表现不了人民的福利状况。贫穷和犯罪自确立自由贸易就已经有增加，工人到处处于劣境。我们必须同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保护贸易主义者都无所牵连。[5]
主席詹·科恩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40-43页上。
[2]见委员会1870年1月25日会议记录。——编者注
[3]佩雷。——译者注
[4]“或是一个国际价目表”这几个字是后来插入的。
[5]记录在此中断，往下是三行空行，然后是签名。
|
1870年1月2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1月25日【14】
出席委员：布拉德尼克、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纵帕内尔、吕尔、施穆茨、斯特普尼、韦斯顿。
公民约·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报告，收到了一封曼彻斯特来信，信中答应把索恩河畔讷维尔城的呢绒印染工人的请求信送请有关方面予以注意。
公民荣克说，马克思收到了汉诺威机械工人协会的来信，他们希望与英国机械工人协会进行联系。【15】他提议派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机械工人协会委员会。
提议获得通过，指定荣克、阿普尔加思和埃卡留斯组成代表团。
一封马赛来信告知：该城联合起来的行业已保证给研磨工人一笔借款，借款达1500法郎，规定每人1法郎。
一封布鲁塞尔来信报告：兰斯的一个工会已声明加入国际，并请求本委员会寄去入会证书，但不要公开寄去。【16】
委派公民杜邦答复。
公民杜邦［提议］，法国[2]的任何一个工会团体如果任命了一名通讯书记来与总委员会通信，即应被认为在实际上加入了协会。通过。
公民荣克提议，给意大利寄去一信，提醒那里的会员：他们还没有满足作为会员的条件。通过。
公民列斯纳收到一封巴塞尔来信，索取有关合作社或共济会的报道。
公民黑尔斯说，他可以提供一些。
会上宣告：公民孔博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国际支部。【17】
然后公民埃卡留斯再次开始讨论自由贸易影响的问题；在公民米尔纳和荣克发言之后，根据公民约·黑尔斯的提议，讨论再次中止。
公民施穆茨报告，海尔维第人将于2月4日星期五召开一次节日集会，邀请本委员会委员参加。
主席乔·哈里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39-40页上。
[2]“法国”一词是后来插入的。
|
1870年1月18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1月18日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莫特斯赫德、韦斯顿、扎比茨基。
公民哈里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纽约J.W.格里戈里的一封来信，信中邀请英国人移民佛罗里达。
授权书记公布该信。【9】
宣读了日内瓦阿·戈克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已缴纳了会费。【10】委托瑞士书记[2]询问菲·贝克尔戈克所谈是否属实。
公民卡尔·普芬德和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承认公民施穆茨为海尔维第的代表。
公民荣克说，马克思病重不能参加会议，赛拉叶在家养病，布恩正在外地讲演。
那不勒斯支部已给德国寄去了12英镑【11】；普福尔茨海姆的宝石匠已给瓦尔登堡的矿工寄去了147英镑10先令。
沃尔芬比特尔的公民施皮尔给他[3]写了一封关于矿工罢工的十分迫切的信；委派总书记向该国各个矿工协会提出请求。
然后公民韦斯顿开始了自由贸易及其影响问题的讨论。他说，论争重新开始以来，已完全转变为对保护贸易制度的攻击。我们在消费时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但在生产时则是保护贸易主义者。自由贸易辩护士们惯于发表一些热烈的演说，但如果我们拿那些讲话来与事情的现状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他们所预料的并未实现。布莱特在伯明翰的讲演中说，与教育问题并列的对法国的贸易条约问题，已经略微地讨论过了，讨论那个问题的时间已过；自由贸易问题在1840—1850年间已讨论过了。【12】我对这话的回答是：讨论时间的长短，并不能保证已经找到真理。他进一步说，现在许多人不了解20年前自由贸易问题是怎样得到完全解决的。许多曾经被认为完全解决了的问题，照后来的经验看来并未解决，这证明解决问题所依据的结论是错误的。我并不想拥护保护贸易制度，但是我却不敢给自由贸易辩护。布莱特说，因为保护贸易名声不佳，所以无赖和傻瓜都谈论起贸易互惠了。但是为什么非生产者想要自由贸易呢？岂不是为了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利？因为外国的东西比在本国制造便宜，所以把它们弄进国内来，这样做只是因为它们能产生更大的利润，这是窃取。保守党人认为他们可以用保护贸易制度获利，所以他们赞成保护贸易制度。假若由生产者来决定，假若发现有一种像茶叶这样的物品不能在国内生产而我们拿它去交换别的东西，那就不会是自由贸易。假设有两个郡，比方说肯特郡和康沃尔郡，每个郡都生产了它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只是肯特郡在生产食品上有特别便利的条件，而康沃尔郡在生产工业品上有特别便利的条件。这就可能在交换产品中得到好处。但双方的物资所有者都是资本家，他们要在价钱最便宜的地方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肯特郡的消费者由于在康沃尔郡购买纺织品，就使他们的一部分生产者失了业，失业的人数比康沃尔郡因需求的增长所要雇用的人数还要多。富人积蓄了钱，他们把钱一部分用于再生产的途径，一部分用于挥霍享乐。富人要用比以前少的价钱来购买一切东西，所以穷人就不能增加所得，而且还得不到像以前那样多。因此自由贸易就对非生产者有巨大的好处，但对生产者若不是有害，也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理查·科布顿想使每个人都有全工可做，都有充足的工资可拿。可是，这怎么办得到呢，如果我们在凡是能花最少的钱买到东西的地方都用最低价格购买一切东西的话。自由贸易就像拳击一样，每一个制造商抓住另一个的喉咙要掐死他。这是战斗，在这个战斗中，许多人争夺那几笔只能由几个人赢得的彩金。
公民约·黑尔斯说：我内心里是有某些原则的，但我要求讨论中能容纳各种观点。我希望有人提议暂停讨论，到下次会议再恢复讨论。
公民埃卡留斯提议中止讨论。
公民米尔纳声称，他自己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是在这个词的充分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又说，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只是在曼彻斯特学派【13】的观念上进行了讨论。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37—39页上。
[2]荣克。
[3]应指荣克。——译者注
|
1870年1月11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1月11日
出席委员：科恩、杜邦、埃卡留斯、约翰·黑尔斯、威廉·黑尔斯、荣克、列斯纳、米尔纳、赛拉叶、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扎比茨基、哈里斯。
公民约翰·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收到自的里雅斯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寄去国际协会章程及可供该城工人协会参考的其他文件。
委托书记复信并寄去文件。
寄自纽约霍博肯的一封来信通知说，该地的德国劳工同盟加入国际协会，随信寄来2英镑作为会费。【5】入会得到批准。一封来自索恩河畔讷维尔的信重申，罢工的棉布印染工人请求援助。
委派书记本人给曼彻斯特通讯员写信，了解罢工情况。[2]
马赛的公民巴斯特利卡来信说，他已开始为公民奥哲尔捐款【6】，又指出几处有希望吸收会员的地方。
巴黎外科器械工人工会的公民约内为取得对罢工工人的援助征求意见。
总委员会同意进行援助，办法是向设菲尔德的同业提出请求。
一封日内瓦委员会的来信说，该支部不赞成《平等报》的行动。总委员会拒绝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建议，这是正确的。该同盟并不是日内瓦支部的一个部分，它是单独行动的。编辑委员会【7】的七名成员已经辞职，辞职已被接受。
公民科恩说，雪茄烟工人协会退出国际协会的提议已经过充分讨论，并被绝大多数成员投票否决。
公民韦斯顿通知说，他将提出一项讨论自由贸易及其影响问题的提议。
委托书记置办印有抬头的信笺1000张。【8】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乔·E.哈里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35—36页上
[2]见本卷1870年1月25日委员会会议记录。——编者注
|
1870年1月4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1870年
委员会会议[1]
1月4日
出席委员：科恩、杜邦、埃卡留斯、约·黑尔斯、威·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斯特普尼。
公民约翰·黑尔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新民主会【1】寄来的一封信；委托书记按照请求寄去一份《蜂房报》作为样品。
又宣读了长岛的罗伯特·休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评论了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分裂。
根据公民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一致通过任命罗伯特·休谟为国际协会通讯员，并委托书记答复他的来信，通知他这一任命，要求他觉得必要时随时写信给本委员会报告美国情况。
宣读了都柏林的伊萨克·巴特的一封来信，他愿为实现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团结提供援助；委派书记复信。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来信，为正在罢工的瓦尔登堡矿工请求贷款【2】，为此委派德国书记[2]复信说明当前不可能有所帮助，并对各个书记提出总的指令：各书记在通讯中要说明在当前条件下没有希望从伦敦获得金钱援助。
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需要3000张会员证卡片，安排寄出。
公民荣克报告说，苏黎世的国际会员已创办了一份新报纸。[3]在他们的纲领要点中有：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中等学业的免费教育；病人的免费护理；铁路国有化；禁止12岁以下儿童进入工厂劳动；12-16岁儿童的劳动时间限定为每日8小时；成年人的劳动时间限定为10小时；工厂置于政府视察员的监督之下。洛克勒的《进步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反对这个纲领，说它政治性太强。这两个报纸反对政治。【3】
公民马克思评论说，减少劳动时间是已由两届代表大会决定了的。[4]只有迫使当今的政府照此办理，这一条才能得到实现。《进步报》和《平等报》没有理由抱怨。
公民荣克又说，苏黎世的装订工人正在罢工。西班牙帕尔马的石匠协会加入了国际协会。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小委员会已经答复了《平等报》的非难。[5]
他代表小委员会提议赛拉叶为比利时书记。提议通过。
候选人提名
公民马克思提议，列斯纳附议卡尔·普芬德[6]；威·黑尔斯提议，荣克附议弗·布拉德尼克。
公民荣克然后起立说：我现在执行一个令人至为悲痛的任务，这就是宣告我们的一名委员罗伯特·肖的去世。他是我们的事业中最忠诚的工作者之一。在改革运动[7]期间，我们所有的英国人几乎都多少有些忽视总委员会的会议，而他总是不离职守。星期三我收到他的女儿来信，说她的父亲病情恶化。马克思和我在星期四去看望他。他是清醒和镇定的，说话像一个估计到自己已不会再活多久的人；他是有充分准备的。星期一我收到一封信，说他去世了。他是在星期五去世的，那是在我们见到他15个钟头以后。他将在星期三两点钟下葬。我想总委员会应该出席葬礼。
公民马克思说，如果荣克前去，他愿意和他一起去；黑尔斯和杜邦也表示愿去。
公民科恩提议，指派一个正式代表总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公民杜邦、约黑尔斯、荣克和马克思组成。通过。
公民马克思提议，科恩附议：委派总书记撰写一封悼念信致肖夫人及其家属。通过。
公民科恩又提议，把肖逝世的消息通知国外各通讯员。通过。【4】
根据公民马克思的提议，推迟了爱尔兰问题的讨论。
公民埃卡留斯宣布，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的托特纳姆大院路分会已决定加入国际协会。
公民威·黑尔斯说，在考文垂弹性织品织工协会的年会上，伦敦代表们提出决议：整个联合组织加入国际协会。这一决议有待各分会批准生效。有五个分会，已知三个是赞成的。几个星期后可以决定下来。
公民马克思宣布，伯克上校终于不行了，他亡故了。英国的报纸对有关他的事保持沉默；爱尔兰的报纸说曾经给他吃了大量的水银。
委员会于11时休会。
主席约翰·黑尔斯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PAGE\*MERGEFORMAT3—35页上。
[2]马克思。
[3]《哨兵报》。
[4]指1866年9月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9月中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减少工时的决定。
[5]指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并由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6]此处原文为CharlesPander。——译者注
[7]指1865年成立的英国改革同盟(TheReformLeague)所进行的改革运动。
|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
“法俄同盟与第三国际的死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8期
“法俄同盟与第三国际的死亡”
史大林已与叛徒赖伐尔签定了第三国际的死约。今日已没有一个工人——即使政治上最落后的——不知道苏维埃的官僚已公开地完全背叛国际无产阶级。这是第一次，史大林坦白地说出了实在，即是说，已对全世界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而走进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他已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阁员的媒介（这位阁员在其本国也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把他的公开的背叛告知他法国的从仆。法国史大林主义的雇用的官僚便立即从这里抽出必须的结果。瓦映故丢利在其论文中完成背叛到无耻的地步。
正常工人群众趋于革命道路，各农民层动荡并勇敢地走进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直接受一个日益深彻的经济危机之打击，一般的激进化之时，瓦映故丢利这位官僚竟敢说，无产阶级在他反对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之独立行动没有出路，一切努力都是无效，为防避对苏联的侵略，就只有信任法国的帝国主义。他在卑污苟贱中成就他的主人的背叛。
试扼要地说一说事实。
布列斯特条约和法俄条约
史大林赖伐尔的协定与布列斯特和约立足同一的平面上。苏维埃政府与一个帝国主义政府成立一个军事同盟，不是为着他的示意，而是为着不被压倒。在一切情形中，这是他的唯一可能的解说。但是，头脑的昏乱就是由此开始。布列斯特和约本是一个失败，人们为着好听宣言法俄协定是苏联的一个大胜利。不妨把一九一八年和今日的势力关系做一比较。事实已自己答复了。无论在世界的形势中和在势力的关系中如何不同，法俄条约从原则的和政治的观点上，绝对与布列斯特条约处于同样的平面上。然则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应该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法俄协约吗？这个问题并不关系于苏维埃的外交是否真正被迫着签定这个条约的问题。
试再举布列斯特和约之历史的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中投赞成票，说因为布尔塞维克接受了，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布尔塞维克反驳他们说：“你们是些流氓。我们是为着不被压倒，在物质上被迫着要签约，至于你们，你们投票赞成或反对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你们的投票是表示你们对你们自己的资产阶级信任或不信任。”
假如我们认为苏维埃政府真正是被迫着要与法国帝国主义政府订立军事同盟，法国的无产阶级便完全不是如此。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员，在他们的投票上，不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行动之理由与动机而发言，乃是绝对要根据佛兰亭—赖伐尔政府的理由与动机而发言。若他们对这个政府投他们的信任票，他们便是与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的流氓。
史大林主义和神圣联合
昨天，多列茨及其同党们还这样肯定：“我们爱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在资本制度下的民族保护。”若这句话有一点意思，就是表明：我们不能将保护“我们的国家”（而且它现在并不是“我们的”）之责任信托给我们的资产阶级。今日，人们说：“由一个精诚团结，人们将与我们的资产阶级成立共同利益以保护苏联。”我们要问：“为何有这样的事情？法国资产阶级，不良于保护‘我们的极亲爱的国家’，而在保护苏联上能靠得住？”全部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半途停立之余地。明天，同样的人们又被迫着要宣告：“由一个精诚团结，我们将与我们的资产阶级成立共同利益以保护我们的人民，抵抗希特勒的野蛮，因为法国人民亦完全有与俄国人民同样的义务做他的英雄的牺牲。”
共产党的新立场毫不代表新的东西，就是社会爱国主义。
战争的危险有一个民族的界限吗？
“但是——人们说——战争的直接危险来自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就应该造成集团以反对他。”这就是莫斯科政府做这样或那样的外交拉拢的一个充足的论据。但是这种概念与马克斯主义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我们曾常常肯定：战争的危险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对峙之不可免的产物。产生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为战争危险的，乃是德国资本主义之巨大的生产力要寻找市场，无论政治制度是什么都不能不寻找这个市场。欧洲几个最进步的资本主义，窒息于民族国家的规模中。法国与法西斯的意大利，与半德谟克拉西的英国，携手并进，以反对法西斯的德国。
我们已经忘记了，在上一次战争时，革命的工作恰恰就在揭穿协约国的欺骗宣传——说他们为着德谟克拉西以反对普鲁士的土地贵族和荷昂梭列恩宗室吗？人们又翻印旧纸板，以所谓政治制度的冲突来模糊帝国主义的对峙。
由这个道路，人们便很快地走到法国的德谟克拉西的理想化，与希特勒的德国不相容。
这里又是一样，没有半途的停立。我们再说一遍：“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
“侵略者”的理论之欺骗
“侵略者”的思想对玩弄外交的把戏是有用的，但对无产阶级的指南是很坏的。为压制所谓侵略者，法国庇护莫索里尼，让他在阿比西尼亚有一个广泛的行动自由，在对奥国的态度上亦是如此。并且恰恰是意大利在奥国的势力之增涨能够使德国的民族主义白热化并促进战争的爆发。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的不断的对立之深彻化和剧烈化。战争之不可免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国之预防方法都能够并应该引起灾难。
社会爱国主义送苏联到灭亡
人们又将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是希特勒的德国，预防这个危险不仍然是必要的吗？”首先要举出这点：昨日共产国际还在德国宣传“民族解放”的口号，无战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今日人们又要维持凡尔赛条约的现状以避免战争。当人们离开阶级斗争和国际革命的立场，在反对他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外寻找安全时，人们便完结了。今日人们用“救护和平”的必要来掩护背叛，明日，当战争仍旧爆发了的时候，人们将继续背叛以救护德谟克拉西或苏联。其实，不论和平也好，德谟克拉西也好，苏联也好，都不能由法国无产阶级的让位而获救。
假如在重新压倒德国以后，法意英诸国又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临时的同盟者，此时资产阶级已因得各工人党之帮助，僭有民族的无上权，并由神圣联合麻醉了工人阶级，塞了工人阶级之口，人们相信能一下子使工人阶级离开资产阶级么？
为着苟且的瞒哄的不着实的外交拉拢，耗费我们所备有的唯一资本：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便等于完全阻挡到革命的将来之路。改良主义的根本罪恶正在这里：在追求改良的幻影时，他以阶级合作陷害无产阶级。当事情不是关系于一个议会拉拢的和平时代，乃是关系于战争要集中一切控制和压迫的手段于资产阶级之手，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是一个唯一的武器：他的政策的独立，他的反资产阶级的仇恨，他的革命的意志之时，这种改良主义的政策就是更十倍的，百倍的，千倍的罪恶的。
谁还有资格断定法国无产阶级对他的资产阶级的隶属，必不可免地要吓退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呢？不仅这是一个无根据的断定，并且相反的事要成为正确的。
希特勒还没有在精神上统制德国的无产阶级。为成就这点，他采用这个粗暴的论据：“人们围困我们，人们仇视我们，人们想压倒我们”，这就涉及到种族斗争。事实上，工人国家被迫着要与法国资产阶级亲善以反对德国，就已加强国社党徒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地位。若法国无产阶级决断地加入这个同盟，放弃他的阶级独立，种族斗争的理论就会在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进步以损害阶级斗争的理论。受他自己所掀起的民族的狂热之推动，希特勒就不能不爆发战争。
反之，法国无产阶级对他本国的帝国主义做公开的、显明的、顽强的反抗，就是种族主义的一个抗辩，并给德国革命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史大林的背叛和苏联的危机
苏联曾经积极地参加日内瓦，做成反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者的议案。事情的出发点是尤哥斯拉去国王被刺。我们马克斯主义者，我们向来是个人的恐怖主义之反对者，但我们时时是拥护民族的恐怖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基本的传统现在是被人放弃了，苏联变成民族斗争的平面上之维持现状的支柱。
在史大林—赖伐尔会见这件事实上，国际工人开始更加懂得为什么史大林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和季诺维埃夫集团又举行了一个残酷的迫害。在把克兰林宫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之前，他不能不打击并歼灭一切能提出一个抗议声的人。
史大林主义为社会爱国主义助战
史大林主义，这就是敌人的所在！但这亦不是忘记或否认改良主义。史大林派背叛的政策给改良主义一个极大的帮助。自此以后布流姆和保罗福尔更要公开地显示其“民族地面”的保护之思想，因为这些矫饰者也不承认“无条件的”保护。想“有条件地”限制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保护之愚蠢，显然可见。若我们这个国家是值得保护的，那就应该是不管战争的起因如何：因赖伐尔及其同僚之愚蠢或罪恶而处罚“我们的国家”，那是不合理的。在我们，决定问题的是阶级的性质，而不是政府的政策。我们拒绝一切资产阶级国家最民主的政府之预算；我们保护苏联，但仍不妨反对史大林的无耻的背叛。
但是，资产阶级国家“有条件的”保护之不合理尚含有一个严重的政治意义。若布流姆同意资产阶级一切所要求的，他便无以自别于爱里约，甚至于路易马浪。他将失去无产阶级的信任而等于零。在实行和平主义一直到战争爆发时，他保守了可能性替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做两重的服务：一大部分无产阶级将自思地说：“这位老和平主义者现在走进神圣联合的圈子内，这是由于战争迫合我们，这是由于保护是正当的。”为能执行这个使命，他便应该不听史大林的号令。这个不信实的把戏，是因史大林派社会爱国主义的转向而非常容易实现。
国际联盟和布流姆
布流姆及其同僚抱怨史大林—赖伐尔的会谈未充分保证国际联盟。然而他们在一月时曾草定一个漂亮的政纲，宣告要破除资产阶级国家的壁垒，并以劳动人民的利益（包括和平的利益在内）对抗这个国家。什么是国际联盟呢？这亦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或若干联合而又冲突的资产阶级国家之壁垒。若资产阶级国家的壁垒是值得要破除的，如何人们能存着一个将来的好希望放在由这个壁垒而来的国际联盟呢？
柔来斯主义宣传德谟克拉西或德谟克拉西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壁垒”）看着逐渐改善他的命运并慢慢地进步，但稳固地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前程中，国际联盟自然就有他的位置以规定各个德谟克拉西之国际的关系。
现在，不仅比威兴和岁洛姆斯基，并且布流姆和保罗福尔都不得不承认有推翻并破坏资产阶级国家的壁垒之必要了。如何他们不能在这些情形下保持他们的信仰在国际联盟中呢？
同样的问题提出于裁军的事件上。岁洛姆斯基表示可惜，看他的新朋友李维诺夫在集体安全上放弃裁军口号，同样的岁姆洛斯基在他最近的论文中曾讨论对内政策中的“社会爱国主义”，即是希望和平地处理社会问题。岁洛姆斯基不懂得对外的社会爱国主义就是对内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功牌之里面。若资产阶级听受裁军以保障和平，他将就此在他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了武装。我们在这里看见与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中同样的矛盾。人们至少要在口头上，承认有武装无产阶级及在资产阶级的军队中，争取强有力的支点以引导到国内阶级斗争的胜利之必要，同时人们又要用普遍裁军来保障资本制度下的和平。然则为什么要做革命反对一个将由国际联盟的会议自行解除武装的善良的资产阶级呢？
这个谜的解决是极简单的，这些人们，无论在革命中或在资产阶级军队壁垒的破坏中，都没有一点信心。他们重复“解除法西斯同盟的武装”之口号，也证明这点。岁洛姆斯基不懂得这个漂亮的“革命的”要求是社会爱国主义最呆笨的化身。
我们应该援助与工人政府有益的同盟么？
人们又将诘问我们：“不过你们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自己，也承认苏维埃政府为着他的直接的安全能够与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同盟。难道我们法国工人就不应该援助这个同盟，按其是与工人政府有益的么？”
决不可以，并在任何情形中都是不可以的！我们已经指出为什么德国社会党人有责任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虽说这个和约在一定的时候对苏维埃的存在是绝对必须的。
试再更具体地和更实际地拿出同样的问题。革命的撤台主义决不是说由一个积极的少数对所谓民族保护举行怠工。告诉革命工人以这样的观念：在战争情形中撤除桥梁，铁路，等等，这是不对的。革命的工人，按照他们是少数，参加战争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了解他们的奴隶地位。同时他们由宣传上准备将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社会的战争。
假如苏联在一个德帝国主义进攻（其实不一定是德国）的情形中：卒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法国之军事的帮助，这个由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来的帮助并不受这个事实上之障碍：革命的少数继续履行他的责任，坚忍地准备推翻资产阶级，不管帝国主义的参谋部之军事的帮助是如何（这个帮助将时时是苟且的、摇摆的、叛变的）。
由法国的革命运动在德国所引起的回声，便无论对苏联的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发展都是一个格外有效的帮助。
若法国的革命运动在战争情形中获得一个这样的威力，他竟直接侵犯资产阶级的军事工具并伤害资产阶级与苏联的同盟，这是表明法国无产阶级已能以争取最高斗争的权力。人们要在这种局势中抓住这个权力吗？让人们去想罢。会有一个失败的冒险吗？也不是待说的。革命和战争一样，包含一些冒险，因为危险是他们的基本元素。但是只有那些可怜虫才会想从一个充满着死的危险的国际局势中走出来而不没有任何冒险。
所以革命的撤台主义并不阻止苏联在他自己的责任上利用某一种协定及这样或那样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帮助。但是这些临时协约不能够并毫不应该束缚法国的及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的任务，特别是在战争中，就是准备由胜利的革命取消帝国主义。
法俄协定是世界无产阶级失败的结果
协定表明苏联的弱点，并不表明他的力量。这个新的条约是在中国、德国、奥国、西班牙的失败之结果。
因为世界革命的因子衰落了，苏维埃政府就被迫着要迁就帝国主义的因子。这是法苏条约之唯一正确的说法。
克兰林宫的官僚们，只看见苏联的加强，便从这里建立起工人国家对世界工人运动的独立：世界工人运动尽管遭遇失败，而苏联的国际地位仍旧加强。这些走方郎中的断语应该受最严厉的谴责。
但是，虽然因为许多国家革命的失败，苏维埃政府被迫着要临时与法国无产阶级的压迫者讲亲善，并不因此要更加使法国无产阶级颓丧以至衰弱及要更加恶化国际的局势，撤退革命，并由此直接危害苏联。
安全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中
当问题涉及到世界范围的事变时，革命党没有资格听受次要的、枝节的、机遇的及时时成问题的估计之支配。他应该从远处着眼以保全并储蓄阶级的革命势力，这样，他便能最好的影响一切次等的问题：革命的政策时时是最实际的。史大林主义，这就是敌人！他削弱了苏联，因为他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给国民党的官僚，把英国的工人交付给工团总会的官僚，等等。受了这些结果的惊骇，他又试玩一玩“第三时期”冒险主义的把戏。其结果证明是更悲哀的。现在史大林及其同僚已对革命势力失却一切信心。他们做纯粹的外交，即是说最龌龊的外交。他们只想做点与某某帝国主义拉拢，反对别个帝国主义。多列茨及其同僚接受这种耻辱的观点。他们亦视法国革命运动为对苏联安全的一个障碍。他们接受阻止革命的命令。
他们公开地为史大林主义的警察在法国无产阶级之傍，而且更有心者，史大林主义的警察同时又成为法帝国主义的警察。
一个单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走到神圣联合
当我们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开始攻击一个单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之理论时，似乎还只关系一个研究的问题。现在人们极易看见这个理论之历史的功用：他的任务就在把苏联的命运同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离开。他为苏维埃的官僚创造一个民族的基础，允许这个官僚集团集中一切权力于其手中。新法律规定十二岁儿童可受死刑的处罚，用一个可怕的态度表明：不仅苏联还距社会主义极远，并且在专横的官僚制度统治之下，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层之分解已获得可怕的广度，虽说有一切由工人和农民所付过极贵代价的技术进步。恰恰就在战争的危险威吓由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国家这个时候，苏维埃政府得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最后的结论，毁弃马克思主义的ABC，使第三国际降级到第二国际的叛徒（谢德曼、洛斯克、列洛德尔、王德威尔等）所尽过的职务。
第三国际死了，第四国际万岁！
在共产国际向希特勒投降之后，我们就已宣告：这是第三国际的“八月四日”，是时我们还遇到一些抗议：人们向我们说，“八月四日”是一个自觉的背叛，至于向希特勒的投降，乃是一个错误政策之不可免的结果。我们现在看见这些纯心理的估计之肤浅。投降是表明一个内部的腐朽，为积累的错误与罪恶之结果。这个腐朽表示不断地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投降及预先向准备战争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投降。所以第三国际的“八月四日”是已经存在于对希特勒的投降中。这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很大的好处，即时指明出来。
列宁主义已被史大林主义背叛了，强奸了。
今日之紧迫的任务，就是重造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为着这个，需要一个旗帜和一个纲领，而这只能是第四国际的旗帜与纲领。
第三国际死了，第四国际万岁！
|
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8期
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译自美国《战斗报》）
这篇短文系出自欧洲有权威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手，是写在第七次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之前的一篇绪言。下期的《战斗报》详细的分析这次在莫斯科开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和经过。
编者识
过了七年的内部酝酿期间与企望，第三国际的第七次大会终于是召集了。
我们很可以自信地说：倘若我们的组织没有存在，第四国际的旗帜没有展开，我们法国同志没有最近的成功，第三国际一定还是在那里等候着开会的日期吧！这次的大会正像最近的法国社会党会议一样，倘使没有专门的为了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和第四国际，他们一定还在原来那样的旧圈子里打转。他们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和第四国际的身上。
希特勒胜利之后，我们就宣布了第三国际的政治死亡。但是从第二国际的经验上，我们知道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的解体，并不是它整个组织的消灭，乃是在进步与发展上，它是整个的停止了。第三国际虽然是可怜的破产了，但是它在苏联的势力下仍旧收藏了很大的潜势力，不仅它自己可以继续有政治的活力，它还可以给世界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打击。这整个问题的重心，当然是看苏联的官僚主义者是否需用第三国际而定。
苏联的官僚主义者在上面所说的一层上，是表示很尖锐的矛盾。他们现在的政策，特别是他们的外交政策，第三国际对他这已经决定的路线，阻碍是胜过了他的帮助。但是第三国际如果整个消灭的时候，第四国际就要马上顶替了它的地位，那史大林和他的同党就要大难临头了；那就是说：他们以虚伪和诽谤为基础的整个政策，都要破产了。另外的，只有在一种条件之下，史大林可以不怕这样一个结局：就是假使他预备好了作一个有始有终的“波拿巴”，公开的破坏十月革命的传统，替自己加上任何其他的冠冕。像这些违反他们自己的“理想”上的发展，和各种政治条件，虽然能公开造成“波拿巴”的机会，但是这条路对于他的冒险终于太大了。因为苏联的无产阶级，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还是一个有定向的、有很巩固的政治原动力。所以布尔塞维克的传统比十九世纪法国的雅各宾是有较厚的根基和力量。因了这样，史大林在表面上仍要占住布尔塞维克的形势，所以他仍要召集了这次大会来抵抗第四国际。
“战争”将要成为这次大会中讨论的重心。在这一点，他们一定为自己预备一个有技术的隐避所。无疑义的，史大林没有预料到对他战争的宣言有这样不快的回应。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抱着惊慌的态度立刻赶到莫斯科，李昂·博仁（LéonBlum）曾用学者的态度对他演讲般说：你们现在不要把爱国的火药都用完了，不然你们在大战爆发的时候，你们在政治上及精神上都要被缴械了。史大林主义者因为军队里有法西斯的军官，在国会中就拒绝对军事上信任的投票。七次大会对于这同样的精神必有所决议：帝国主义的军队必须是民主的，人民的军队；就是说，必须符合着“民众武力”的原则。（法国的诺斯克Noske在世界大战时也是这样同样的声调。）他决议的内容大概如下：现在不急需公开的赞成法国捷国或其他帝国主义者；只要逐步很小心的去训练工人使他们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可以为帝国主义而战争。换一句话说：他们把消灭马克斯主义的战略暂时改为包围的战略。无论如何，史大林终要按他预定的宣言走到他成功之路——我们对于他只有表示谢意。这对于我们及无产阶级，真是一件受不了的礼物。
我们可以相信的，在这次大会里没有一个代表领袖敢有胆诘问关于季诺维埃夫（Zinoviev）的命运的问题。在过去的六次大会，季诺维埃夫主持了五次。现在他为了他们认为他有图谋用恐怖手段恢复资本主义和推翻苏联的官僚机关，所以他只能消磨他的时间沮丧地在监狱里；季诺维埃夫个人的命运，就明显表示了苏联官僚主义者惊人的倾向。但是卡青（Cachin）或者是皮克（Pieck）对于这事的发生有什么兴趣呢？他们只要有地位有收入，他们为什么要管季诺维埃夫的地位是应该在主持大会，或者是应该坐在牢狱之中作一个反革命者？但这问题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提出的，特别是在这大会的时期。
在这次大会里有什么人可以长篇的演说，什么人可以起草一切草案呢？满纽斯基（Mannilsky）和孔斯南（Kuusinen）是已经到了寂落时期了；或者只有巴拉孔（BélaKun）吧！若是我们记得列宁在第三次大会的前晚有名的演说，我们就知道他很适合这工作了。那演说整个是为巴拉孔而发的，题目是“巴拉孔的愚蠢”。所以第三国际降到巴拉孔的水平线上，并不是惊奇的。
其余的代表，如地米查夫（Dimitrov）。他来参与大会，是一个他自己意想不到的机会。这是他在法西斯法庭勇敢态度的报酬。他与史大林国会部分主席陶格拉（Toigler）的行动比较起来，我们为了史大林派当然要赞成他。但是我们不应该过于夸张的。俄国的革命家不问是布尔塞维克，或是社会革命党和恐怖主义者，他们在沙皇时代的警权下都能很自持的表示他们的勇敢与超然的态度。这是应有的原则并不是特别的情形。畏怯者是应当被轻视的，可是这对于仇敌的勇敢并不是值得十分尊敬的。第三国际官僚主义者的道德标准，使地米查夫成为半神仙化了。但就我们看起来，无论在哪一点，地米查夫从来未敢去尝试表示他是一个真实的马克斯主义者，更没有反对过史大林官僚主义者的行动。地米查夫是从未走出这可耻的背叛马克斯主义的政策，他对于这一切都应该负责的。
对于大会的一切决议，下次再详细讨论。
一九三五，六，二七。
|
关于一个新国际的必要与原则之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8期
关于一个新国际的必要与原则之宣言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于巴黎）
后面签名的组织，为加在它们身上的历史的责任心所驱使，一致同意要联合它们的力量，以便在国际的阶梯上共同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复兴而工作。它们提出以下的原则：
（一）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死的危机，已扫除了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工团的官僚）的地盘，庄严地提出这个任务：与改良主义的政策决裂，把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放在议事日程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唯一道路。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其本质中，就有一个国际的性质。无产阶级只在国际的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才可建设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之签名者坚决地拒绝“一个单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毁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
（三）同样决定的，应该拒绝奥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改良主义者与一般的中间主义者之理论。他们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为借口，在其本国宣传消极与等待，因而实际上驱使无产阶级到法西斯的怀中。无产阶级政党，若在现今历史的条件中对夺取政权逃避，便做了最恶劣的背叛。一国单独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由社会主义的建设来巩固它的民族的专政：不过只要工人阶级还未至少在几个最前进的资本主义国中取得政权，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总始终是不完全的并矛盾的。同时，一国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集其全力扩大社会主义革命于别的国家中。夺取政权的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性——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只有由勇敢的革命行动来解决。
（四）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第三国际，曾规定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政策的规律，并给了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之基本的教程，但被葬送于许多历史的矛盾中。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的作用，各国共产党的年轻与无经验，致令战后在西方与东方革命运动的失败。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国中的孤立地位，便供给保守的与民族自限的苏维埃官僚一个无上的威权。共产国际各支部对苏维埃政府的上层之顺从，又从它这方面遭遇许多新的重大的失败，各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行上官僚的腐朽及组织上的削弱。其结果竟使共产国际不仅是不能履行其历史的任务，并且日益成为革命运动的羁绊。
（五）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进攻，把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放在决定的历史的试验上。社会民主党在这里更加一次证实了卢森堡所曾经为它下过的判断。它又表现如一个“臭死尸”一样。克服改良主义的组织、观念及方法，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取得胜利一个不可少的条件。
（六）德国事变也是用同样的严峻暴露第三国际的倒台。虽然有十四年的生存，虽然有许多伟大的斗争所聚积的经验，虽然有苏联之拚命的扶助及强有力的宣传方法，虽然有一个空前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危机，形成特别有利于革命党的条件，——德国共产党仍做出一个完全的倒账，并因而证明，虽然有它许多党员的勇敢，它仍不能履行它的历史的任务。
（七）世界资本主义的状况，可怕的危机催促平民大众到一个空前的贫困中，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法西斯主义之世界的危险，一个新的战争流年将毁坏一切人类文明之远景——这些就是严正地需要团聚无产阶级先锋队于新的（第四的）国际中之条件。签名者誓以一切力量帮助这个国际于最可能的短期间，在由马克思和列宁所规定的理论和战术的原则之不可动摇的基本上形成起来。
（八）凡是事实上从改良主义或官僚的中间主义（即史大林主义）趋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组织、团体、支派，签名者都准备与之合作。同时签名者宣告不能容许对改良主义或中间主义有任何的迁就。工人阶级之必须的统一，不是由改良的和革命的思想之混合，亦不是迎合史大林主义的政策，只有撇开两个官僚的国际才可以达到。为履行它的任务，新的国际在武装暴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苏维埃形式等问题中不能容忍有革命原则的曲解。
（九）从其阶级的基础上，从其社会的支柱上，从其统治的形式上，苏联即在今日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是说一个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保护苏联以反抗帝国主义及内部的反革命，仍载在新国际的旗帜上作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正是因革命的保护苏联才使我们有一个庄严的责任要从史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之有害的影响下解放全世界的革命势力，并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国际。只有在这个条件上：使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完全脱离苏维埃的官僚机关并不倦的在工人群众面前揭穿它的错误的方法，一个胜利的保护苏联才是可能的。
（一〇）在民族范围上与在国际范围上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健全发展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党的民主。无批评的自由，无从上到下职员的选举，无党员对机关的监督，便没有真正革命的党。改良派的官僚，因为压制并破坏革命工人的意志，便把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变成无力的组织，虽然有数百万的会员。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因为压灭党内民主，便压灭了共产国际。新国际以及加入它的各党，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筑它们全部的内部生活。
秘密的需要和非公开的条件必然要改变革命党内部生活的形式，减少或完全废除广泛的讨论与选举之可能。然而，即在最困难的条件和环境中，一个党的健全制度之根本的需要仍保有其一切势力：党的忠实的报告，批评的自由及领导机关与党的多数之真实的内部联系。
（十一）签名者由代表团成立一常驻委员会并委以下列的工作：
（1）草拟一个纲领的宣言，作为新国际的宪章；
（2）准备关于现代工人运动中一切组织与倾向的一个批评的研究；
（3）草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术和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之提纲；
（4）对外代表签名的各代表团。
左翼国际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国际局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S.A.P.）
荷兰社会主义革命党（R.S.P.）
荷兰独立社会党（O.S.P.）
|
为第四国际给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和团体的公开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二卷第8期
为第四国际给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和团体的公开信
希特勒走上政权，没有遇到两个“强大的”工人党一点反抗，其中有一个党还是依在无产阶级国家上的——这样的事实已充分暴露第二和第三两个国际之内部的腐朽。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四个组织（共产主义国际派同盟、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荷兰社会主义革命党、荷兰独立社会党）第一次在一个纲领的文件中提出新的历史的任务：创造第四国际。自此以后经过的事已无可争辩地证实没有别的道路。
奥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已经指明，仅在最后的时机，当革命党已走进绝路时，才来号召那已受机会主义束缚了的和失了方向的群众去暴动，是不足以得胜的。应该由一个革命政策，在工人运动的一切场所，有系统的准备胜利。
从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中也得出同样的教训。在任何条件中，尤其是在革命的期间，不允许背弃劳动者去与资产阶级结合。群众既已受了欺骗和迷误，并对党失了信任，还希望他们听党的号召拿起武装来，这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个官僚领导的命令之下立即从事。应该用一个不停止的不放松的阶级斗争来准备革命，由这个斗争为党的领导取得不可失的信任，使先锋队紧靠在全阶级上并使无产阶级成为城市与乡村的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
在改良主义的主要支部（腐透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耻的倒台以后，就是第二国际在奥国和西班牙的“左派”破了产。但是这些可怕的教训都不留痕迹的过去了：在党和工会中改良主义的领导分子，竟衰败一直到了骨髓，由物质的利益和爱国的思想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绝对不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道路上。
第二国际的各党完全适合于他们比利时的主席之所为。这位主席逢迎财政资本的意旨，与天主教和自由派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牺牲劳动群众以救护银行。王德威尔的追随者是那自负的马克思的批评者，“计划”的创作者：德曼；“左翼”的中间主义者斯板克也很快地为一个阁员的体面反叛社会党的反对派。
法国社会党，不顾许多教训和知照，仍空爬在“共和的”资产阶级身上。它对激进党的友谊比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还存着更多的希望。在荷兰、在挪威、在瑞典、在瑞士、在一切国家中、在世界的一切地方，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资本主义衰亡的时候，仍继续在工人阶级中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且即在保护它自己上亦显露它完全不能调动群众以抵抗法西斯特。
即使英国劳动党的选举胜利再把它送上政权，其结果亦将不是大不列颠的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帝国主义的反动之集合，即是说一个内战的时期之到来，对着这个内战，劳动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它的完全破产。议会的和工团的蠢才们应该记着：法西斯特的威胁在英国并不比在欧洲大陆上少实在些。
合众国危机的疾速发展，大的罢工斗争之连续发生及工人阶级的组织，都利用罗斯福“新政计划”所给予的可能性，向前进行，但在其道路上发现工人运动中有深厚的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至于史大林党，它为李维诺夫数次庄严的宣告所束缚。为换取美帝国主义承认苏联，李维诺夫公开地否认了美国的共产党人。这个党已因十年无原则的政客及与那些无论从其成份和纲领上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党的党（如工农党）做演习，而腐烂了。它依照莫斯科的命令把它的职务自限于一个左翼作家的运动。这个左翼作家的运动，在合众国亦如他处一样，只想为史大林主义的外交做辅助工作。但是美国资本主义深彻的危机从其半乡土的迷梦中唤醒了这个国家中广大的群众，渐渐驱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迷念，推动无产阶级到广阔的阶级行动（如朵来德、曼尼波里、散佛兰岁斯可诸地罢工）并为一个具有明了目的的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创造可能性，使之在发展上获得一个广大而又深厚的影响，并团聚美国的工人阶级。所以交给第四国际和其美国支部的历史任务，不仅在美洲两大陆，并且在世界的范围中，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崩坏是对世界无产阶级有一个极端的重要。
在这个时期中，第三国际所做的只是毁坏它自己在最初五年中所取得的影响与权威之最后的残余。在奥国和西班牙，虽然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共产国际仍不仅表现不能创造一个稍有影响的组织，并且连革命党的观念都在工人的眼前损害了。萨尔的投票表明无产阶级不仅对社会民主党，并且对共产党，都完全失了信仰。这个共产党无耻的向希特勒投降。在英国、在比国、在荷兰、在斯干底纳维亚、在南北美及东方，共产国际的各支部，经过十二年悲惨的政策之践踏，都只能等于无。
是的，在德国的灾难以后，共产国际已经以无条件的联合战线的投降政策代替了“第三时期”的冒险政策。然而法国的经验又指明共产国际在其一切矛盾和一切摆动中，所做的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绊马索。在法国，新的转向已取得了最广泛的发展，但共产国际拒绝创造工人的自卫军以对待直接的法西斯的危险，以一个部分要求的纲领和议会的解决代替政权的斗争，这样，它便成为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恶劣的幻想之养成所，事实上扶助社会党的右派以反对左派，麻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及为一个法西斯的政变开辟道路。
最后共产国际的根株——苏联共产党，在最近几年亦已完全为一个无监督的官僚制所破坏了。这个官僚制已转变无产阶级的专政为史大林的保守的专制。利用控告、造谣、中伤及血的压迫等手段，上层的官僚集团努力堵塞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表现。世界各处真正的列宁主义无不与在苏联一样受一个暴厉的手段之摧毁。
共产国际最近的机会主义的盘旋是与苏维埃政府倾向国际联盟及与法帝国主义的军事同盟之外交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苏联的领导机关已明白地走到这个结论：共产国际在反战争危险的斗争中不能够有一点帮助，同时它阻碍苏维埃外交工作。共产国际对苏维埃上层之顺从的附属，在新近关于史大林赞成法帝国主义国防这件事上，以一个特别明显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是经一个帝国主义总长之介绍，共产国际的首领这样宣布出来，命令法国共产党现在应与法国资产阶级订爱国的休战。因此，已经有八年未开过大会的第三国际，已正式由国际的立场走到最坦白的最卑贱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不管那不断延期的第七次大会开与不开，第三国际不会再复活了。史大林对赖伐尔的宣言就是它死亡的证书。
※※※
在这期间，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破坏的势力继续其急剧的工作。世界经济的分解，数千万人的失业，农民的破产，都庄严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动荡不安的劳动者都在寻找出路。第二和第三两个国际之无气力、崩溃和衰败，致令无产阶级失了革命的领导，并推进小资产阶级到失望的道路。破产的领袖企图把法西斯特胜利的责任归到无产阶级的“消极”，这样，政治的背叛便以一个诬告而完成了。
因为陷在无出路的矛盾的深坑中，资本主义准备一个新的人民的抢掳。许多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公开地讨论战争是否将在一年或三年之内爆发。一切政府都争先恐后的准备最破坏的手段，因而从各方面接近这个大爆裂。这个爆裂将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战争更无比的可怕。
一般的所谓工人政党和工团的领袖们都夸耀和平的好处，空谈“裁军”，劝告他们的政府互相协调，引诱群众的希望到国际联盟的工作中，同时他们又矢志效忠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利益及其免不了的战争。
苏维埃的外交，以“联合战线”，甚至于“组织的统一”为借口，背着觉悟的工人，准备两个国际的支部同那与苏联有军事同盟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做神圣的联合。这样，新的战争的爆发，又要走到一个新的背叛，即胜过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背叛。
※※※
苏维埃官僚对国际革命的背叛已使世界无产阶级大大的退后了。摆在革命先锋队面前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虽然如此，它的境遇现在究竟比在上次战争的前夕更便利的多多。在那时，资本主义似乎是强有力的，差不多不可动摇的。第二国际倒在爱国主义中即在列宁方面都是意外的。革命分子到处都在仓皇失措中。第一次国际会议——人数很少，且其中多数都是不确定的——只在战争开始一年以后才开成。干部的培养是很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散慕瓦尔德”派（Zimmerwald）的多数中也是被排除的。只是经过四十个月的战争以后，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改变了情势，为第三国际的组成做了一个有力的推动。
如今资本主义内部的衰弱和腐朽是非常明显，竟构成法西斯特政论之主题。在合众国，可怕的危机，可怕的失业，罗斯福经济冒险主义，罢工斗争的进展，一切工人组织之内部的活跃，都是第一次为北美洲的革命运动包藏着一个强有力的发展的条件。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在群众的记忆中活起来。过去二十年大事变的经验都在最好的战士的意识中深刻化。许多真正革命的组织，或小团体存在于一切国家中。他们相互间都从思想上发生联系，有些并且从组织上发生联系。即从现在说起来，他们也比那在一九一五年秋季负责发起第三国际的“散慕瓦尔德左派”代表一个更有影响的，更一致的，更坚结的势力。
许多反对派的小组织都在改良派的党和工会的内部发生起来并强固起来。其中有些采取独立组织的性质。在共产国际的各支部中，反对派，因为一个幽禁的制度，带一个更模糊的和更隐蔽的性质，但是它亦在那里发展着。即在苏联，时常要做新的清党和压迫亦从事实上证明官僚集团要根绝那对它讨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也是办不到的。
一般反对派的意旨和倾向现今都带有一个显著的中间主义的性质，即是说介乎社会爱国主义和革命之间。在传统的群众组织之崩坏与解体的条件中，中间主义在许多场所亦代表进步的工人团结一个免不了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知道接近这些潮流，并用实例和宣传催促他们到革命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中，有效的条件就是无情的批评中派的领导，揭穿其组织第二半国际的企图，不倦地解释现时代的革命任务，预先断定那些拼凑的混杂的联合要到一个可耻的破产。
不管其纲领与策略，统一一切工人的组织——这个“统一”的口号现在正为中间主义者所热烈的宣传，并为最伶俐的改良主义者所聪明的利用。这些改良主义者很明白的怕被人抛到圈子外去了。中派常以两个旧国际混合的观念代替新国际的观念。事实上同改良派和社会爱国派统一（社会民主党的或史大林派的组合），根本上等于同民族的资产阶级统一，其结果就是世界无产阶级之不可免的分裂，由此也就是民族内的无产阶级之分裂，特别是在战争的情形中。国际及其民族的支部之真正的统一只能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基础上巩固起来，而这个基础又只能与社会爱国派决裂才可创造起来。对原则的条件和无产阶级统一的保障，默不作声，这就是附和最流行的幻想，这就是欺骗工人和准备新的灾难。
两个旧国际之柔顺的和失望的地位由下面的事实亦足表露出来：第二国际的主席变成了他的国王的恭顺的大臣；第三国际的真实主人利用世界工人的组织做外交协调中的交换品。不管两个同样变节的官僚机关之统一的勾当是怎样，总不是他们会创造出无产阶级的统一及打开出道路来。中派努力调和那不可调和的，并粘糊片块，救护那不可救护的，是预定着要失败的。在一个新的时代，应该有一个新的国际。在这个道路中成功的第一条件，就是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者，马克思和列宁的信徒，在一个共同的纲领之上和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有一个民族的和国际的紧密的融合。
但是，要为一切国家规定一个统一的路程表，也是莫大的错误。依照各民族的条件，依照旧的工人组织分解的程度，最后依照在一定时候自己力量的状况，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可以有时自成为独立组织，有时表现为旧的党或工团中的一个分派。不待说，不拘在什么时候及不拘在什么战场上，这个分派的小组织的工作只不过是向创造第四国际新党的一个阶段。这个新党可以由旧组织中革命分子的改组而产生，亦可以由独自形成的方式而产生。但是，不论在某种战场上及用某种方法，他们一定要以一切原则和显明的革命口号表现出来。他们不与工人阶级做捉迷藏的游戏，他们不隐蔽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以外交和拉拢代替原则的斗争。不论在什么时候及不论在什么情形中，马克思主义者公开说明其所以。
※※※
关系平民大众生死问题的战争危险，是对工人阶级一切团体和倾向的一个大试验：“为和平斗争”、“反对战争”、以“战争对战”，——所有这些口号，若不伴着斗争的革命方法之宣传与应用，便代表欺骗的空谈。推翻资产阶级是消灭战争的唯一手段。武装暴动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唯一的手段。为反对“民族防御”的反动的欺骗，应该提出革命废除民族国家的口号。应该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向世界联邦的阶段）之纲领，对抗资本主义的欧洲之疯人院。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的拒绝“裁军”、“仲裁”、“民族协调”（即是资本家政府的协调）等和平主义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都是用以麻醉平民大众的鸦片烟。工人团体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拉拢（如亚姆士特丹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的勾当），都是替帝国主义做最好的服务，因为这是使工人阶级的注意离开实际及他的勇往的斗争，而趋向于无力的表演。
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是若干专门委员会的事务。反战争的斗争，就是革命的准备，即是工人政党和工人国际的事业。马克思主义者毫无隐藏的提出这个任务于先锋队之前。他们以夺取军队和武装工人的口号代替“裁军”的懦弱口号。就在这里分出马克思主义和中间主义的重要界线之一。谁不敢高声举出革命的任务，谁就决不会有解决这些任务的勇气。
※※※
在公布第四国际第一次纲领以来这个一年半中，为第四国际的原则和它的观念的斗争未有一日停止过：各国的支部和革命团体的数量增加了；这些组织中有些已经扩张了他们的队伍和他们的影响；另一些已达到一个更大的融洽和一个更大的凝结，若干相近的组织都统一起来了（如荷兰和合众国）；许多纲领和策略的文件都草拟了。所有这些工作，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从世界的系统上协作起来并统一起来时，无疑义的将更好的进行着。前进的战争的危险不容许一日延宕这个任务。
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党和新的国际；这就是解决一切别的任务的钥匙。在什么步骤上和什么期间中完成了新的革命事业，这固然是关系于阶级斗争的总进程，无产阶级将来的胜利与失败。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定命论者！他们不能在“历史的过程”上放弃历史过程所交给他们自己的任务。一个觉悟的少数之发动，一个科学的纲领，为明白规定的目的做一个勇敢的和不倦的鼓动，对一切模棱两可做一个无情的批评——这就是无产阶级胜利的最重要因子之一。没有镕化的坚结的革命党，社会主义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
条件是很难的，阻碍是很大的，任务是广阔的；但是没有悲观和丧失勇气的理由。虽然有无产阶级的许多失败，阶级敌人的地位仍是失望的。资本主义是判定了死刑。只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才有人类的幸福。
四个国际的承接也有与无产阶级历史的上升相并行的内在的逻辑。第一国际揭举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的纲领，但失败于一个群众的基础之缺乏。第二国际教育了并团结了数百万工人，但在决定的时候为那受繁荣的资本主义腐化了议会和工团的官僚所背叛。第三国际第一次做出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但为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和西方改良主义的官僚所消磨了。现时在资本主义确定崩溃的条件中，第四国际站在它的前辈之肩上，拥有它们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团聚西方和东方的无产者，向世界资本主义的营寨举行胜利的进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荷兰社会主义革命工党（R.S.A.P.）：斯切密特，斯尼夫利特
法国社会党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团
合众国工党（W.P.U.S.）：坎农，胡斯特
共产主义国际派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国际书记部：克路克斯，迪布瓦，马尔丁
加拿大工党（W.P.C.）：麦克多纳尔，斯推克托
我们在这封信之后附上关于第四国际基本原则的“四团体宣言”。这个宣言没有一行已经老了。这封信不过是借近一年半的经验为“四团体宣言”做个注释。一切在根本的原则上和我们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准备并建立第四国际）上同意于我们的党、组织、支派（无论是旧党内的或工会内的），一切革命的工人团体和会社，我们都邀请他们对这封公开信的签名并送来他们的提议和批评。现在还没有与我们的工作发生联系的单独的同志，若他们严正地决定加入共同队伍，就应该与我们发生联系。
署名于公开信上的发起团体，已决定成立一临时联络委员会，在立足于第四国际立场上的各党和各团体之间负联络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担任出版一个公报。
在将来，临时委员会应该担任关于第四国际的基本纲领和策略的文件之有系统的集体的起草工作。
准备一个国际会议的问题将依照收到的回答及准备工作的总进程而决定。
|
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伊罗生，1934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
伊罗生（1934年5月20日）
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火花》，1934年7月19日第4期，原标题为《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
编者按：
1925-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史大林派运用其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政策，命令同志暴动，放弃城市工作，组织农民军，想单凭军事力量打平天下。在党内，绞杀了民主，不许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提出，以惩罚代替讨论，凡不颂赞史大林“永远正确”的党员都不是好党员。史大林的“万能”政策在中国实行来已六七年了，其效果是怎样呢？——是将无数的精练革命干部作了无情的牺牲；是群众脱离了党；是工人运动软弱无力；是党的领导机关变了官僚场所；是党内陆续发生叛变告密的事。总之一句，是加深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十年以来，国际左派反对派曾不断给这种机会主义路线与官僚党制以适时的批评，但史大林派的唯一答复是造谣诬蔑，说我们为“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等等。在伊罗生同志的这封信中，官僚是怎样把派别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怎样无耻的诬蔑反对派，又一次的明显表现出来。但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屈服于官僚们的威胁之下，而轻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伊罗生同志之由国际、国内事变之长期鞭策而走到左派反对派的路线上来，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中国史大林派因专在农村作军事投机，早已失掉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基础，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与农民军同其命运。现时江西等省之农民军，因无城市工人运动的影响与领导，虽然英勇苦斗，但终不脱困乏暗淡的景况，此后还有陷于更深之可能，中国史大林派的前途将随农民军的衰落而衰落呵！真正的革命者，自会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即反对派所指示的道路。所以不管史大林派怎样造谣中伤，今后无数的革命者，将随伊罗生同志之后走到左派反对派这面来是可以想象的。
由伊罗生同志这封信，我们可以认识了史大林派对于中国革命的障碍作用，及其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不可救药。这说明了中国组织新共产党是刻不容缓的时机了。
——编者一九三四，七，十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两年来我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外的合作，已告终结，我所创立和编辑的《中国论坛》，也不得不停止出版了。为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计，并为我个人的利益计，我认为在这儿有叙述一下并公布《中国论坛》的历史和它停刊的情形之必要。你们拒绝我在全党员面前公开这一事实，甚至我要求在你们的机关报上而不在《论坛》上公开这事，你们也不允许。当我容忍论坛默默地消沉下去时（这其实是错误的），你们却在你们的国内、国外机关报和半机关报上进行“叛徒”和“反革命”的惯常的造谣。而同时，你们却没有勇气或忠诚说出你们曾给《中国论坛》一个哀的美顿书，并迫得它停刊，因为它的编者当时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国际左派反对派目前在整个运动面前所提出来的。你们也不说明：你们为了这个缘故，不惜有计划的摧残《论坛》，而对我那屡次的要求——在直接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继续出版《论坛》，至于我所提出的问题，则先在我们中间私人讨论，一概置之不顾。换句话说，你们不惜故意强迫《中国论坛》停刊，虽然你们自己也承认它的丧失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它的停刊即等于两年来你们认为对革命运动极有价值的一个工具（机关报）的消失。在这儿和在我们间更大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问题上一样，你们的盲从错误政策，又一次地表示你们甘心把派别的利益看得比中国革命的利益还高。
回述《论坛》的历史，我想我把下面的事实说出来时，你们的行动的恶意性质更表现得明显：即从头到尾，我不是以党员资格，而是以自愿的同情者的资格来做工作的，这一同情者准备把他所有的精力投到他以为他能作的工作之上——在中国编辑和出版一种机关报，借暴露帝国主义、国民党所共同加于中国民众之上的恐怖和贫困的统治，以帮助动员中国的革命力量作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让我回忆这一事实：即我从来没接受过我个人时间或劳动的报酬。你们曾给《论坛》以财政上的帮助，但我所收受你们的钱没有一元不是用在报纸上的。我拒绝你们的津贴而自谋生活。你们对我的唯一的要求是诚心诚意的忠于共产主义，并共同献身于反对那可恨的、鄙劣的而压迫人的统治的斗争；但结果，因为你们在我眼前表示不诚实，表示无力量作这种斗争的领袖，你们就取消了这一要求。虽然你们给《论坛》以财政上的帮助，但从1932年1月开始创立时起，到1934年1.月停刊时止，你们对它的作用，实是无关轻重的。在这期间，我屡次在发行事务上以及出版材料上要求你们合作，但大半都得不到满意。我屡次而且迫切地要求你们供给我所需要的特别是关于职工会、罢工斗争、红军、苏区等报告，但你们从未供给过我。《论坛》所已作的和已作成的任何事情，都是一小团专心合作者（他们中之最重要的，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和我自己的工作的结果，而且这些人所写的和发表的任何事情，几乎全靠自己得来的材料。在《论坛》存在时期所达到的每次危险中——当它开始时被上海法捕房所取缔时；当它在1932年夏天被美国和中国当局所驱逐和迫害时；当它因英国警察的压迫，使上海所有可用的印刷局都拒绝印它时；当所谓法西斯蒂蓝衣社再三威胁那部分的由我个人节衣缩食所建立起来的印刷机关时；在每次的危险中，总是我个人想办法和几个少数《论坛》职员的帮助，排除困苦艰难向前进，直发展到今年正月，这时候，道路上虽有许多可怕的障碍，但《论坛》已在发行信仰和影响上，日益滋养和生长起来。“《中国论坛》读者会”的组成是《论坛》读者自发行动的结果。后来被《论坛》本身所培养和领导，它在简短的3个月的期间，分散到5个省份中的11个城市，发展为革命运动的有巨大潜力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论坛》自己的，而不是你们的成就。而由于你们的专断的和罪恶的行动，在这些成就的长足进展中，你们反摧毁了它们。因为在痛苦失望之下，我既没有也不能获得资源使自己继续前进——大半由于工作环境的困难和不能从报纸本身得到收入——所有已经成功和将要成功的一切都不得不化为灰尘！
大约从我开始积极工作的时候起——即从我开始以共产主义的观点报告中国事变时候起——一些问题就逐渐有力地提到我的脑中。这些问题的最初发生，由于我发现了许多巨大曲解和夸大，这些曲解和夸大是中国以及外国共产党的宣传的特色。我认为宣传是一种灵敏的、清楚的、确切的并且完全忠实的事实之报告，并有一种深刻的指示方向的解释和行动计划与之联系，以便群众革命地应付这事实。这个，我是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同志的生活与工作中学得的。他们教导我们说：真理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告诉群众以谎言只能得到灾祸。我从未相反的学得用其他的工作方法来尽我的革命责任，虽然不久，我发现现在共产党的印刷品上实行将宣传和真实区别开。
你们的夸大和曲解的实例，对我最显著的，自然是应用在中国的那些，因为在这儿我能够用已知的事实来加以对证。我首先将这些事实写给不知道或要知道的个人。后来我觉得如果国外共产党的刊物编者能得到这些关于中国的确切事实的材料，他们将会发表出来，因此，我便同着一个朋友开始尝试一个独立的邮寄新闻工作，寄《每周公报》给全世界的报纸，供给简短、锐利和合乎事实的时事报告。这时是1931年秋天，我从那年夏天中国中部发生大水灾的区域归来之后。那时，我很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工作在国外共产党报纸上得不到回音。大约3个月之后，因为缺少援助，我不得不中止了这个工作。除了几个非正式共产党的报纸以外（包括纽约出版的《反对派战斗报》在内），我们的通讯简直未得到发表。
不久之后，我因更深刻的研究国际事变和中国革命历史，开始觉察出：这些曲解和夸大有一贯的线索，这不但见于平常简短层断的时事报告中，而且见于代表们在共产国际执委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庄严的发言中。我发现：这些背离真理的夸大是从官式的前提之下引伸出来的，这前提就是：自从1927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一直在高涨并走进夺取政权的前途。我发现：这些夸大是必需的，因为这个前提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的基本理论，都是错误的。在这儿我不能就开始来总括地叙述这一些曲解（这些曲解我曾口头上成打地对你们说过），从特殊的事变（对于1932年1月上海纱厂罢工所作的虚伪的描写，甚至于将1月改成2月，以便使人感觉工人在上海战争中有重大作用）到高度发展的一般论调，如最近在共产国际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争取到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报告。
我否认这一前提的真实性，——这一前提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所引伸出来的——但我丝毫不看轻中国工人的庄严的战斗和勇敢，再接再厉的罢工，并且对可怕的优越势力斗争，以保卫他们的生存。同样的，我也并不看轻全国范围内农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红军”的反国民党战争。我只是看重冷酷的、不可争辩的事实，即这些斗争是防御的而非进攻的，而且他们是孤立的、绝望的和无组织的。除遇几个很少的例外——各地的少数罢工和“红军”的较大的例外——他们是缺少有组织的革命领导的。而且革命领导的发展，即共产党的工作，由于党的错误政策和不合事宜的策略，是以悲惨的、缓慢的步伐向前进的。
为否认有伟大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广大的、有组织的向夺取政权进行），我列出事实来和1925-27年时期的广大群众运动的事实和统计对比，或者会更清楚的。1927年共产党领导之悲惨的错误，应当为那样伟大运动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并且因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那些事变中得到教训，这些错误日积月累下来，更应当为今天的悲剧负责任。但是为了便于我们在这儿加以比较起见，让我们以简单的事实作例：1926年在上海有257个罢工，1932年有82个。让我们记着：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夺取政权的前夜，有80万以上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动员到街道上为远大的政治性质的要求作武装战斗。
1933年下半年，全国情形的对照表现出：在任何月份里，参加罢工和斗争的工人不及以的上数目的1/30，并且所有的要求几乎都是反对减少工资和关厂防御要求。而且，强固的领导的缺少常在同一工厂的各部门，或是在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的工厂中——或甚至有时缺少最原始的组织——几乎每一斗争都被引导到严重的失败，并且易于被黄色的“工人领袖”与国民党的“仲裁”所出卖。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枪杀13个学生，引起了总罢工的爆发，使全市瘫痪，并惹起了全国的如浪潮般的广大同情罢工的拥护。1932年1月，当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公共租界作军事行动根据地，牺牲了整千整万中国人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一个罢工曾破坏公共租界内公共的或其他事务的常态。在工厂里，没有罢工，只有大规模的关厂，对于关厂上海工人的绝对大多数也要反抗地屈服了。
近年来，在个别的例子中，一部分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固执的、顽强的斗争，对于中国工人力量的壮大，是有帮助的。但是并不证明：革命的夺取政权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是证明：由近7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为中国革命斗争而失掉了生命和自由的数千万人的英勇牺牲者看来，对抗那共产党所常之引为他们工作困难的理由之巨大的白色恐怖，是可能的。可是大半因为这种白色恐怖未曾受到有效地反抗，所以国民党的统治虽然正在腐烂分解，却依旧能在它所统治的人民之沸腾的、难忍的仇恨之上存在着。如果成千万中国最先进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牺牲不是白费的话，那我们必须坚决地停止愚蠢的号召暴动，这时候所最需要的是刻苦的教育、组织、领导群众的民主要求的日常斗争，逐渐建立足以指挥实现暴动的力量的党，以及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关于农民暴动（包括着江西的“红军”），它虽然广布，但是孤立的和个别的，这些斗争要获得胜利的结局，还有待于强大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军”在他们的有限的和被围困的区域之内，凭他们的贫乏的资源已英勇地反抗国民党对他们的进攻。但是在国民党、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工人阶级中心的堡垒未动摇以前，他们的革命胜利的前途是必然暗淡的。
制造这样的神话，说这些军队已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个别的工人——无疑地是优质的和勇敢的领袖——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工厂和他们的厂内同伴，被遣送到红军区域，并在红军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对于革命是毫无帮助的。确实的，这种脱离工人阶级的环境而选拔最觉悟、最进步的工人分子送他们到苏区去的一般的方法，表示你们罪恶地颠倒了轻重，这一轻重的倒置，已经瘫痪了城市无产阶级运动。假如白色恐怖没有把起来斗争的工人领袖驱逐，共产党则已在几百次的行动中驱走他们，并且现在还在驱走他们。这一事实大大的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军事侵略的前面，不能发动真正的群众反日运动；为什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能够把死的和活的被难者填满了群众的坟墓与无数的监狱中，压服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或企图组织这一运动的努力，而便利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党还没有抓住并领导起民众对于压迫者所发生的那种深刻的、痛苦的、常常说不出的仇恨，这些民众包括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他们能够被自下发生的胜利的群众压力夺取过来。这是因为党未能根据日常事变的实际，定出它的纲领和策略。
我在这儿不能讨论到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事实中所发生的多方面的问题和争论，亦不能扩大到国际方面。所必须讨论的德国悲剧之可怕的后果，以及向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所提出的要求问题。这些领导者对革命失败所负的责任，在全世界无数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眼中，已经是露骨的清楚了。
我也不能探讨到从共产国际政策发生的整个的行为，特别关于苏维埃外交政策的最近发展，李维诺夫-罗斯福的条约，将会实现的可非议的苏联之加入国际联盟，将会实现的“太平洋国际研究会”与苏联的联盟，这研究会要在莫斯科开它的下一次的座谈会。这些问题和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特别的关联之点，是我不久以前与正式党和国际的观点发生争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正因为我决意牺牲一切进行。《论坛》反共同敌人——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公开斗争，所以我日益违反我的正确判断，小心地避免将这些争执表现到报纸上。在这一点上，我太倾向于退让了。这在我们需要讨论的许多时事争论上表现出来。
请你们回忆一下1932年春天到夏天《论坛》为牛兰夫妇所进行的全部艰苦的斗争。在那时期，我屡次提出警告，反对过偏重于这一案件的法律问题，反对与国民党的“谈判”，以免损伤群众斗争的压力。你们口头上说了许多注意群众压力——特别是在中国——的空话，但事实上，“合法”与无用的谈判变成了援助的主要方法，一直到我最后不服命令时，你们都不许我称呼牛兰以他的光荣的、应享的名号——泛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的秘书！虽然我感觉到为牛兰的斗争受到你们正在执行的策略的严重障碍，但我们运用我所有的力量进行这一斗争。你们当还记得：创立当地的营救委员会的是我，扩大报纸宣传运动因而突起了显著的同情的也是我。可是在我看来，牛兰受审时被你们逼迫所采取的那种极端非政治的态度（控告他的人则是用严重政治态度），却正是他夫妇所遭受的判决命运之主要原因。
请你们回想一下，从1932年12月到1933年6月整个时期内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的组成和活动。在这团体里，我积极地活动对于这一混杂的同盟和它的工作，我以全力参加，并且我常向你们提出的那些基本的批评，我不曾公布过一次，而结果，那年6月国民党暗杀杨铨后所发生的一切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那些批评是对的。请你们回想一下，1933年8月、9月，我在“反战大会”问题上所提出的意见，因你们的特别请求，我未曾把这些意见公布，然而使我后悔的是：我却发表了马莱及其同伴的龌龊的滥调，而未曾自由地揭露那一滑稽宴会的真正事实，那宴会使我相信：产生此种宴会的政策一点也没有促进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斗争。
有一次，——至少是我堪引以自慰的——在陈独秀被国民党判决13年监禁的时候，你们要我对他写出并且发表造谣的攻击，我消极地拒绝了。你们的要求是特别的。我不得涉及陈独秀从1927年共产党领袖变成1933年中国反对派领袖的许多问题，我只许凑成一串罪恶的名称说明为什么国民党竟而连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也监禁起来了。你们知道的，这个攻击我从未写出或发表。
在1933年12月我从福建归来时，你们重新特别的要求我，把我个人在福建考察所得的结果抛在一边，而为你们（却要签我的名！）写一篇毫无根据和造谣的攻击左派反对派的文字。你们当还记得：你们那时认为“托洛斯基派”是在陈铭枢、蔡廷锴的福建新政府内占据显要地位。你们把左派反对派与第三党和所谓社会民主党，搅在一起，说他们都是福建军阀的小资产阶级仆从。我到福州，并住了两礼拜，与数十个显要的人物直接接触，我了解到：左派反对派是坚强地、鲜明地反对福建政权的。现在我没有工夫讨论共产党对于短命的福建政府的关系，或在那儿所进行的“谈判”的性质。现在重要的事情是当我回来时，你们要求我写出与我的每个实际了解完全相反的污蔑别人的谣言。
有一件有趣味的事，可以表明你们为小组织斗争所用的方法之卑鄙：你们在福州的代表交我带一个够滑稽的报告，说：年轻的、单纯的激进主义者之最显要的一个，胡秋原，是托洛斯基派的领袖之一。事实上我曾会过胡秋原，并且与他作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在我离开福州时，我十分了解他的地位和他的人格。他若是托洛斯基派，那么梅兰芳也是托洛斯基派了！
然而，你们却实行要求我抹煞我个人对他的认识，要我在论福建的问题的文章中把他描写作托洛斯基派。一方面，你们要求我写虚伪的东西以适合你们的政策；另一方面，我深切地想要把反对派对福建统治的态度的实际情形公布出来，但是又一次地，为了保持我们友谊的残余关系，我又采取了一种中间的路线，——我两者都没有做，使全部问题在我的文章中略而不谈。
虽然这些问题日益沉重地压到我的身上，虽然中国与外国的事变日益紧迫地使每个诚实的革命者更加忧虑，但我仍旧是努力使《论坛》在狭隘的道路上保住着，借以集中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它至少可以尽一部分革命机关报的作用。但我又深刻地感到，我避免这些问题不谈，是欺骗我的读者。我怎能写德国问题而避免那失败的、灾祸的整个含义不说呢？我怎能写美国承认苏俄而不说明共产国际在华盛顿已无形中被暗杀呢？我怎能警告帝国主义干涉苏俄的危险而不指出苏维埃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是日益加深这一干涉的危险呢？然而我多少却这样不断的作，并寻求可能的方法来保持我们继续合作的某些基础。
但是，突然地在今年1月你们给我一个哀的美顿书，使我们的友谊不得不破裂，因为我不能并且也不愿照你们的要求，使《中国论坛》专门服务于我所不能相信并且也不相信对于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利益的政策。我不能照你们的要求，把中国、德国以及全世界悲惨失败的痛苦鞭子所给我的信仰，抛弃在一边。特别是这三年来，对于中国事变的深刻的注意，是促使我积极拥护那些政策与策略成为不可能，因为每天的事便已经千百次地给我证明这些政策与策略必然要得到灾祸的结果。我不能蔑视那些打击到我们的工作的根基和未来革命希望的全部构造之各种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正在动摇着今天的整个共产国际，但是你们拒绝我有把它们提出在刊物上的权利。你们更进一步要求我，你们要求我攻击那提出这些问题的一切人——主要是你们称为“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即目前唯一的能以无畏的、革命的态度对付这些困难的人们。你们要求《中国论坛》成为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赞同的政策与腐俗的派别攻讦的留声机。在回答我对于中国的问题时，你们总是引用我在《国际通讯》上常之读到的那些谎言和半谎言。你们甚至声言：“为宣传起见，某种程度的夸大是需要的……”同时又很奇怪地说：“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事实，我们建筑政策在这些事实上，而不是在这些夸大上。”这是今日共产国际策略的一个新口语！你们说事实是精微的东西，它们必须翻来翻去的观察并经过最严密的实验，直到它们的真正性质明显表现出来为止。可是坏处就在于你们翻得太远和太快了，以致变成模糊不清的幻影——或者最好也不过是成为妄想的、错误的表象。
在我提出德国问题时，你们引用海克尔克·皮亚尼茨甘奎和共产国际中执委会的有表的决议，说：德国党的崩溃和德国工人被屠杀都是建基在德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正确政策之上的！你们宣称我没有权力对于苏联的危险的机会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提出批评，最显著的是批评苏联在纯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参加帝国主义阴谋的、罪恶的漩涡。反之，我必须爱好地、阿谀地热爱和呼祝那些政策，这政策已给中国、德国与其他各处造成灾难，并急速引导苏联离开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而走入国家主义孤立的真空中。我必须这样做，即首先须把史大林的面貌公布在刊物封面上，并且刊出他永无过失的、千篇一律的颂词。最重要并超于一切的，即必须攻击“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这就是我的自新的主要点：自己不要提出问题，而要诽谤提出问题的一切人。
你们要求我服从一个编辑部，以便以上这些编辑的政策可以有效地实行。我以这样的提议答复你们：
1．完全同过去一样，继续出版《论坛》，同时在一旁进行讨论我同你们的不同意见。
2．在整个《论坛》的篇幅上普遍讨论一切基本的革命问题，给非正式的和正式的观点以同等的自由。我并说明，如果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对于你们显然有利，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微弱的批评者面前表现你们的观点的光辉。
3．发表正式党的新闻和观点，但为我自己保留介绍和批评的权利。
屡次三番这样的建议，你们却屡次拒绝了。你们提议和我在口头上讨论这些问题，假如同时我把《论坛》交给你们的编辑部，我的其他的提议都是不可思议的！要给《论坛》读者一个倾听“反革命”观点的机会吗？那是永远不可以的！我只能承认你们的要求，以表示我的革命的纯洁。我们可以畅谈一切问题直到春天，这时候如果各方面都表现得好（这即是说，如果我表现得对你们的观点很满意地一致），那么我可以到苏联去作一度教育的小旅行，在那里我一定会了解我现在的种种错误。换句话说，你们要我在一张期票上签名，而款子的数目则空白起来由你们来填写。你们用哀的美顿书的方式提出这个提议，并告诉我：如果我不接受，我会立刻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
我应当拒绝这些条件，我应当拒绝把我自己出卖于造谣的、无根据的反对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斗争。我应当拒绝把篇幅出卖给史大林的可呕的、阿谀的颂词并无批判地接受史大林的政策，这种特性表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的报纸上。我应当拒绝庇身于冷而透风的空场里，这空场依仗着辉煌门面及共产国际的早期的、传统的架子。我愿意我有一天能到苏联去，但我必须拒绝你们所提出的条件。
总之，我必须拒绝在革命名义下做一个被雇佣的暗娼。
最后，我也必须拒绝将我所经过痛苦和斗争建立起来的印刷机关让渡给你们，因为我认为这不是你们的财产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财产。因为我自己由于缺少经济来源，不能继续出版《论坛》，并且因为负有重债，所以我需要出卖印刷机器将所得的每个铜元转用到我认为于我们的运动真正有利益的地方。我觉得深长的痛苦，眼看着《论坛》不得不在我过去认作同志的人们的打击之下灭亡，它在两年中已战胜了许多的外界的敌人的。
可是同着《论坛》的死亡，我们感觉我们必须在你们所工作的废墟上，重新建设起来。革命和我们为将来的建设一同前进，当我们摧毁敌人的防御时，我们将要把障碍、我们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们都粉碎在脚下。阿谀的、盲目的尽忠于一个虚名、空洞的门面，破产的、被撕碎的威信，都不能领导我们前进。只有勇往直前忠于我们的目标，并且用正确的和被锻炼过的政治路线作武器，积极地向着这一目标斗争，才能把我们从失败引到最后的胜利。对于这样的斗争，我将继续贡献我所有的一切精力。
伊罗生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国。
|
职业教育的任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职业教育的任务
割命运动翻天覆地，它把最底层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并向他们指出：专制制度使他们陷入愚昧无知的深渊。伴随着俄国革命而来的一个产物，就是广大群众对知识的渴求，不可遏止的自发的渴求。觉醒了的工人、觉醒了的农民都看到，知识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想用这种力量武装起来。他们想知道周围的动向，想弄清楚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但是他们也想知道如何建设新生活，想获得使他们成为生活主人的本事。除了渴望受到普通教育之外，他们还极其需要实用知识，职业知识。不让群众得到一般的知识是一种罪过，同样，如果不让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也是一种罪过。在莫斯科省召开的国民教育委员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委员说，渴望获得职业知识往往是个人名利思想的表现，是想出人头地。这种论调招致了大家的反对。另一位委员对他说：“如果为了掌握生产过程以便搞好生产，成为生活的主人，这是个人名利思想表现的话，那我就举双手赞成这种个人名利思想。”
为了使工人和农民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怎样安排职业教育才好呢？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向那些想尽快受到职业教育的成人进行这种教育，另一个是如何向在校学生进行这种教育。
目前，校外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其尖锐、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人民群众为了使生活走上正轨现在迫切需要他们还没有的那种职业知识。
应该怎样传授这种职业知识呢？
至今为止，对工人的职业教育最为关心的是工厂主。各工业国之间的竞争迫使各国资本家不得不去关心如何使本国的工业处于高度发展的水平，如何使产品具有很高的质量。而现代经过改进的机器需要许许多多具有熟练技巧的工人去掌握，需要懂得专业的工人去掌握。所以工厂主十分关心如何培训出大量这样的工人，因为工厂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些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英国的专业技术工人人数有限，这些工人都参加了工联。英国的经验说明，在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为之效力时，工厂主会作出什么样的让步。凡是资产阶级执政的各国政府，都对在国内妥善安排职业教育一事十分关心。十九世纪末叶，各发达国家的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那时起，对职业教育更加重视了。德国从1900年起，规定在工厂干活的青少年必须上补习学校，这种补习学校很快变成了职业学校。不只是国家，工厂主本人也乐于拿钱在厂内开办职业学校。甚至在我们这个工业最落后的国家，工厂主在一些先进的生产部门（主要是五金工厂）往往也出资进行职业教育。
不过，资产阶级让工人受到的职业教育都带有特殊的烙印。对于工厂主说来，工人（即使是专业技术工人）依然是“一双干活的手”。工厂主需要的是一双灵巧的手，而且只是需要这双“手”。他们所关心的正是培养这双手。他们之所以关心，是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但一点也不关心让工人懂得本工业部门发展的需要，不关心让他们获得管理生产的技能——只有工厂老板才关心管理生产，工人的责任就是好好给工厂干活。
我国现在的职业教育应该具有不同的性质，由于工人在大的生产单位既是工人，同时又是主人，所以，职业教育应该教工人既要学会干活，还要学会安排生产、监督生产以及懂得如何进行核算。工人目前需要的不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而是广泛的职业教育。工人不仅要会在车床上干活，而且还要知道这台车床的构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种类的车床，什么车床干什么活；知道这些先进车床的产地和价格，是否值这些钱，使用起来是否合算，要纳多少税；要学会进行核算。为此，他要懂得绘图，能从事各种计算，懂得机械及其发展史，懂得商业地理。他还要懂得所加工的铁件的性能、产地和制作方法及条件，何处购入，如何购入等等。他还要知道国内外对生铁的需要情况，要知道产品销往何地，如何计算生产成本，等等。而与这一切有关的，就是要了解既是工人同时又是主人所须具备的条件，要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工人如果想成为生产的主人，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需要了解。
我国已经办起了一些工人大学，它既讲授狹窄的、纯技术性的专业，同时也授予工人使之能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目前建设新生活的时候特别重要。校外职业教育就应该如此进行。
至于说到学龄时期的职业教育，那么这种教育不应过早开始。要在各地普遍建立质量好的普通教育学校（但不是目前这样的学校），教给孩子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如何很好地干活的方法，教他们怎样使用各种工具，培养他们从事各种劳动的一般技巧，使他们看得准、拿得稳、动作快。在这种学校里，可以发现儿童的爱好、能力。在这种学校毕业后，他可以从事适合他的体力和能力的称心如意的劳动。这样，他就能很快、很容易地熟悉自己的职业。在一些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和美国），人们都深明此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合理地安排进行一般训练的劳动学校的工作。儿童们应该在普通教育学校学习八、九年（德国、瑞士和其他各国都是这么办的），然后就学习一门专业，一种特殊的职业。这就是说，职业学校不能为年龄太小的儿童幵设，把未满15、16岁的孩子送到那儿去是不妥当的。职业学校不仅应授予纯实用的技巧，而且还要让学生熟悉广义的职业，而年龄过小就做不到这一点。儿童很小就让他学习某种职业，这会摧残他的精神力量，妨碍我们去发现和发展他的创造性才能。不言而喻，新型职业学校应该与生活紧密联系，而且一部分教学应在工厂进行，要在学生今后作为一个熟练工人所工作的环境里进行。德国、英国、美国一些著名的职业学校就是这样办的。任何学校都要与生活保持联系，职业学校更应如此。
除了培训工厂工人的技术教育之外，还必须进行手工业培训。现在往往是向某一位师傅学手艺，但是这种“教学”十有九成是把学徒当听差。进行手工教学最好在专门的手工职业学校里。不过只应该为那些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开办这种学校。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是那些具有工艺性质的手工业，它要求手工业工人有很大的创造性。目前也特别需要工艺工业学校，还有技术学校。工人们迫切需要这些学校，而且目前就需要。由于职业教育是工人的切身事业，因此在组织这项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
|
黄金时代——﹝美国﹞苏茜·韦斯曼（SuziWeissman）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黄金时代﹝美国﹞苏茜·韦斯曼（SuziWeissman）赤心、吕杨鹏译，星原校
1917年十月至1918年四月期间，布尔什维克政府制定了历史上最激进的民主政纲。
1928年，恰好革命胜利十年，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在列宁格勒开始写《俄国革命的第一年》（YearOneoftheRussianRevolution）。
一年前，苏联共产党开除了左翼反对派，塞尔日也是其中一员。三个月后，斯大林政权逮捕塞尔日，拘留了他七到八周。不久之后，他得了肠梗阻，差点要了他的命。痊愈后，塞尔日承诺要承担起见证和记录这个时期的“有用的证词”的责任。
左翼反对派成立于1923年，它的知名成员是列夫·托洛茨基，目的是反对不断增长的官僚势力和特权，这股势力和特权像癌症一样扩散到党国里。它抗议民主的消失，令人窒息的官僚独裁，稳健的工业政策的缺乏，以及斯大林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意味着不仅抛弃俄国革命的国际性，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左翼反对派旨在扭转这个使得革命远离其初衷的偏向。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年》这本书里，塞尔日表现出了强烈的党派倾向；尽管如此，他诚实严谨，保卫着革命及其理想。不像他的其余作品一样，这段历史并非基于个人经历。塞尔日出生在比利时，父母是流亡的俄国民粹派，他在政治和地理上的行程是，在比利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到法国转向个人无政府主义的“非法主义”，在西班牙倾向无政府工团主义。
彼得格勒的男男女女离开他们的工厂走向街头，在后来以二月革命着称的事变中推翻了俄国专制政府，那时他在巴塞罗那。塞尔日动身前往革命的俄国，但被当做“可疑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扣留在法国集中营里达十五个月。在一战末的战俘交换中他最终被交换释放，直到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初才抵达苏联。
塞尔日根据亲身经历的目击者证词，以及大范围的基础文件和文本来构建他的历史。这是一部坚定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面对着对这个新生的政权及其批评迅速成堆的谎言和歪曲，它吐露了真相。
塞尔日在《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中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工人自我组织和民主的空前浪潮以及崛起的苏维埃权力的表达。甚至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也觉得有义务去拆穿浮现的谎言——由全世界的反革命者散播——即：十月革命代表了一小撮阴谋者图谋从一开始建立权力垄断的政变。
塞尔日的这本书，甚至是他的全部作品，作出系统的论证来支持相反的观点：革命代表了群众民主制度的政治胜利，这个制度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社会政治转变的纲领。他也断言，即使这些制度以及革命进程本身从很早就开始腐朽，事实也是如此。自革命和它的早期涌现出来的丰富的学术成就能证实塞尔日的论点。
受到塞尔日和最近研究的鼓舞，我主张工人自我组织和工人民主开启了群众革命的时代，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世界历史，十月起义是它们在历史上空前扩展到顶峰的产物。我们可以将俄国革命的“黄金时代”以下列词语概念化：革命的发展拓展了工人民主本身；只要工人权利在民主制度下得以实现，持续下去并进行自我传播，那革命就会兴旺，并取得成效；随着民主的衰落，削减，以及最终“放光了血”，革命就开始衰退。
从二月到十月，苏维埃成为成熟的革命进程的主要组织实体，是工人民主的体现，在政权方面更处于支配地位。在这同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在这些自我组织的议会里影响剧增，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名义和利益发言，而工农自己的主动权和群众行动都推动他们走向布尔什维克。
到了1917年的夏秋，布尔什维克在全国城乡苏维埃里赢得了大多数，因为他们的纲领符合工农兵的要求，他们的组织很灵活，能够快速地将活动分子整合到一起，并响应他们的行动。
1917年十月末，布尔什维克领导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当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打算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起义开启了通往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利益的正式和非正式胜利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决心将带来和平、土地和面包的纲领贯彻下去，将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这些是人民的要求，由苏维埃表达了出来。
然而，现在很好理解了，俄国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不发达成为了障碍，这点。即使在革命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为实现其承诺采取的步骤不经意间设置了障碍，阻止了进一步的发展或引起了反革命进程。革命的进步同时也是带有自我局限的进程，因为它的成就为它的更大前进制造了障碍。
从起义到黄金时代
1917年二月沙皇退位时，塞尔日写道，“不可能的事成真了。”革命的火车开动了，它不会停在半途：农民会夺取土地，工人会夺取工厂，人类会迈出向前的一大步。
全世界工人带着欢喜的心情祝贺革命，因为它代表了他们最广泛的愿望，“一个从未见过的自由工人的新民主。”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士兵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集体组织起来建立委员会和议会——在俄国，这称为“苏维埃”——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领导人和权力。
尽管遭遇了重大的阻碍，在二月革命性的颠覆到十月起义这段时期内，工农机构的民主权利持续发展。
激进群众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夏秋，它开始在全俄苏维埃中赢得绝大多数——之间的互相影响将这些议会革命化。但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作用。因为工人，士兵和农民采取激烈的政治主动，他们愈益打动着布尔什维克党，而反过来又被党的活动分子所影响。
从这个优势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获胜了，因为他们快速响应人民的要求，目标和情绪。工人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即使他们也直接与其它党的成员进行合作。用维克托·塞尔日的话来说，“只当布尔什维克代表群众时它才是伟大的。”
到了1917年9月末，布尔什维克在整个俄国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意味着他们能够在预定在10月25日开会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决定性的支持。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现在会支持起义。
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得出同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苏维埃一样的结论：他们不得不与有产阶级和“开明中产阶级”决裂。起义后，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一同参加了新的联合政府。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控制的全国农民大会决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确认支持新政府的工农联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农政权。
10月22日，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按计划就起义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集会的群众挤满了会议大厅。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指挥了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回忆说托洛茨基身边的人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当托洛茨基宣读完一份决议，要求人们做好为工农献身的准备，并问谁能够参加时，密匝匝的人群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好似一个人一样。塞尔日写道，托洛茨基说：
“让此刻的选择成为你的誓言，为苏维埃的事业竭尽全力。只有这样，革命才会获得成功，人民才能享有土地、面包与和平。”人们随之起誓。从数千人、数万人到数十万人，这一场景在彼得格勒各处屡屡重现。无疑，起义已经开始。
而10月25日当天的革命，倒显得虎头蛇尾，且几乎不涉及暴力，至少在彼得格勒境内如此。托洛茨基曾把革命看作一场争取军队支持的博弈——谁获得了军队的支持谁就是赢家。就此意义上来说，布尔什维克可谓大获全胜。所有的彼得格勒驻军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革命。早在10月21日，驻军就已经奉苏维埃为“最高权威”。
当布尔什维克与赤卫队向十三名临时政府部长躲藏其中的冬宫进发时，守备的士官生营和妇女营很快就投降了。传奇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喀琅施塔得水兵开炮了——却是一发空炮！赤卫队护送临时政府部长们离开冬宫，没有发生劫掠或暴力行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将着手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秩序。”
在彼得格勒，革命得到了有效组织，轻松获胜。被塞尔日描述为“肩挎一杆枪的工人”的赤卫队，其成员多为工厂委员会和地区组织内选举产生。除了成年男子外，亦不乏纪律严明的妇女和青少年。在莫斯科，起义准备不足，遭遇的抵抗也更为顽强。工厂主同工人激烈交火，而莫斯科苏维埃还没能建立赤卫队。到白卫势力投降时，巷战已持续了六天，造成数百人死亡。与彼得格勒一样，反革命分子被释放，并获得了保障安全的承诺。
十月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社会。尽管只持续了极短暂的一段时间，却使另一个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权力，以一种高度民主的委员会形式组织起来，将人们能够想象的最激进的社会改革付诸实施。布尔什维克不是向人民发号施令，对来自底层的主张通常报以无保留赞成，布尔什维克也因此获得了民主的合法性。
革命后的那段时光：出台土地法案，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以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获得了和平；《俄国人民权利宣言》中规定了平等，主权，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也包括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如芬兰的例子；废除宗教特权；一切少数民族与种族的自由发展；并发布了一份面向俄国和东方的穆斯林工人的呼吁：
从今往后，你的信仰与习俗，你的民族与文化制度，都将获得自由、不受干扰的发展。去吧！无拘无束地组织你们的民族生活吧……你们必须成为自己家乡的主人……你们的命运将由你们自己掌控。
与此同时，新政府以人民武装作为执法力量，取代了旧有的警察与军队。
由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Sverdlov）起草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予所有劳动者以一切自由的保障。塞尔日反对那种把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描绘为官僚极权的局外人的神话，他评论说：“没有人会为了一个极权国家而战斗；使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是一种新的自由。”
新政权对待报社的方式可以看作这种自由的例证。布尔什维克想要所有报社都远离资产阶级分子的控制。托洛茨基坚持“任何公民团体都应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报纸”，列宁也发表一份提案，提出任何受到一万至一万五千名工人支持的公民团体都有权创办自己的报纸。
工人苏维埃控制了工厂。11月4日通过的法令邀请工人“通过自己的委员会来规划自己工厂的生产、簿记和融资”，以使对工作场所的占领成为工人掌权的基础。工人们要求查看本公司的商业机密——他们的口号是“翻开账本”——并让曾经的管理者将生产经营的奥秘教授给他们。在革命后第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就得以确立。
11月10日的法令赋予市级苏维埃“征用、借调、没收财产的权力”，要求他们“拿出措施”以解决住房危机。新政权取消了债务，将银行、商业信托（trust）、企业联盟（cartel）统统收归国有。
如约翰·里德所言，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的篡权实际上是由勃兴的公共情感所赋予的权力。”苏维埃政府高速运转，使革命的要求得到满足，努力拓展民主，将自己的控制延伸至旧帝国全境。
为了这一目的，苏维埃没收了普提洛夫工厂（Putilov），1886年电气公司（1886ElectricCompany），废除了商业机密；他们在铁路系统内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终止利息与股票的分红。他们取消了军队与文职的等级制度，从教会的手中夺回对教育的控制，建立了民事的结婚与离婚制度。
这些激进措施标志着一个崭新民主社会的创造性开端。
立宪会议
二月之后形成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双峰并峙的局面。布尔什维克一直呼吁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举措——但是临时政府，受到有产阶级的压力，对可能的结果惊恐万状，不断设法拖延选举。
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政治形势，而立宪会议选举在其后不满一个月时仓促进行。
所有的政党和阶级都得以参与，表达着充满差异、甚至互相抵牾的期望。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相信他们能够赢得多数并成为执政党。
不幸的是，俄国革命后的巨大变化未能在过时的候选人名单中得到反映。固然，社会革命党以58%获得了多数，但这份名单无法体现党内主流和党内左翼之间的巨大分歧，彼时社会革命党左翼已经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5%的得票。孟什维克只得到4%，立宪民主党及其它资产阶级政党统共获得13%。这一选举结果对民主制和苏维埃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立宪会议本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直以来的目标，如今，他们虽然获得了多数，却已无法撤回十月革命，无视苏维埃的存在，限制布尔什维克在新政府中的作用——这些举动等于同苏维埃所代表的工农权力公然作对。
困局是明摆着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苏维埃中以民主的方式获得了领导权，且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实现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目标。立宪会议是反对这一革命主张的。
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危机同样尖锐——他们赢得了权力却面临着失去控制的风险。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农村地区的选票，而工业城市普遍支持布尔什维克。列宁原先估计掌权的无产阶级很快能将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却不曾料到会出现一个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立宪会议，使革命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列宁于真理报上发表了他反对议会民主的观点：
“立宪会议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的最高形式，在社会民主事业中有它自己的地位。然而，苏维埃却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是唯一能够保证不间断地迈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
维克托·塞尔日详细记述了布尔什维克应对挑战的策略。斯维尔德洛夫将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译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103.htm）提交给立宪会议进行审议。
这份决议不加掩饰地将立宪会议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要求会议：
“通过土地的国有化，以公平获取和使用的原则向所有劳动者分发土地。通过苏维埃关于工人控制生产的立法……通过对银行的国有化……通过对生产和运输设施的没收……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决议同时定义了立宪会议，作为在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原则的体现，其职责和任务。
社会革命党多数拒绝讨论这份宣言，但他们的争吵持续到深夜，直到解散立宪会议的提案于凌晨四点由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份法令，签发于1918年1月6日夜，写道：“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已完全不能同社会主义的建设相适应。”
形势所迫，布尔什维克的选择所剩无几。要么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翼退出会议，并接受其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可能会引向他们的自我毁灭，要么像他们在真实历史中所做的那样，解散立宪会议。
土地归农民所有
10月26日由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综合了各地农民苏维埃的242项相关立法。法令代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农业改革计划，如今却在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由布尔什维克将其付诸实践。
该法令的第一条：“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所有不动产及其附属的所有家畜，教堂及僧侣的财产，现在都属于农民苏维埃所有。这一声明代表了民主的顶点，并将农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他们现在将苏维埃视为人民权力的代表。虽然该法令并没有废除私有制，但其剥夺了地主的财产。
同工人自主管理的法令一样，土地法令仅仅是一种对自下而上行动的支持和承认。在起义时期，农民已经占领了大庄园。政府中的工人代表正是要通过赋予农民财产，将他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对抗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除此之外的任何事，譬如将土地国有化，实质上都是不民主的。列宁评论说：
作为一个民主政权，即便我们不同意人民的主张，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忽视这些主张……在建设新型政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人民的生活需求，并保证人民自主的创造性享有绝对的自由……假如农民们想要自己解决农业问题，我们最好就不要插手！……他们需要得到不会再有任何地主的保证。农民们能够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既是新的革命政权所取得最大的民主胜利，却同时也成了继续推进革命的最大障碍。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因其最重要诉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自然会坚定地保卫革命。然而，分田地的保守性后果也在逐渐显现。农民变成了一个个小地主，对农业集体化持抵触情绪。
小农经济无法显着提升农业生产力，不能提供支持国家发展所需的农业剩余。可任何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尝试都会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一决定使得革命政权无法在民主的基础上推动更为激进的左翼变革。在其它国家促成革命以获得支持变得尤为关键。
战争与和平
1917年11月，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代表俄国就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谈判。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作为谈判成果，因其所做出的巨大让步，被视为耻辱的和平。
党内一度因谈判而陷入分裂，列宁主张放弃领土以换取和平；左翼共产主义者想要启动一场针对德国的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则倾向延续现有的相持态势，寄望于拖延谈判能引发德国工人的起义。
列宁赢得了辩论。斯大林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这场讨论成为了布尔什维主义最为闪耀的时刻——他们将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付诸公众辩论，以民主的方式在三个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并一同面对选择的结果。
列宁之所以赢得辩论，在于他将自己的论点构建于严酷的现实之上，而不是左倾的情绪。列宁激烈抨击党内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战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醒他们旧帝国的军队已不复存在，而新的军队还处于组建阶段。人民已经被战争搞得筋疲力竭，不可能要求那些刚刚离开前线投身革命的士兵们重返战场。列宁并非是长德军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他只是在陈述俄国方面的真实状况。
托洛茨基的主张，看上去更合情理，得到了不少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将革命拓展到其它国家对苏维埃的生存至关重要，而西方的无产阶级也都翘首以盼，等待着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和领导。在托洛茨基看来，拖住德国是对西方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而单方面媾和则等于是向德国帝国主义缴械投降——更别提战争将会在西线战场长期持续下去。
列宁从来没有放弃过世界革命，与此相反，世界革命一直是他所有政策主张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和平协定将点燃德国国内的革命，解释说“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比列宁更左翼的批评者反对这样不计代价地守卫革命，因为这种政策会让苏维埃失去独立。列宁回应道：“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
然而，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灾难性后果是无法掩饰的。俄国丧失了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及乌克兰境内的大片领土：27%的国土，26%的人口——其中40%为无产阶级工人，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小麦产量则丧失了55%），四分之三的钢铁产量，26%的铁路网。另一项重大损失是牺牲了芬兰公社，酿成了1918年的流血事件。
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布尔什维克为了在俄国建设一个新的革命社会急需和平——毕竟，十月革命就是以追求和平的名义发生的；然而，由于终止同德国的交战状态，他们放弃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削弱德国的军事力量以支持德国工人的革命。
这种支援是双向的。布尔什维克也需要西方更为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发生革命。俄国革命如果孤立无援，同世界隔绝开来，仅凭自身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更谈不上促成其它国家的革命。
布尔什维克无力强迫其它地方进行革命，而没有更多的工人国家，他们自己的革命也无法存续。他们所提供的支持，只能是作为革命的榜样，去构建最为激进的民主社会，由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苏维埃进行统治，使之成为世界工人斗争的灯塔。
民族自决及其后果
与和平协定、土地分配相仿，布尔什维克在处理民族自决的问题时，革命的良善主张也同样构成了将革命推向前进的障碍。民族自决的实现，激励了全世界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迈进，但就芬兰的例子而言，却也为反革命敞开了大门。
芬兰自1809年以来，就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自治地区而存在，但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人引用布尔什维克的自决原则，提出了独立的主张。12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Sovnarkom）通过了芬兰民族独立的决议。不幸的是，这一法令赋予自由的对象变成了芬兰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芬兰的工人。
俄国革命严重加剧了芬兰社会的两极分化，独立则使阶级对立浮出水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芬兰工人能够加入他们的革命，作为革命西进的第一站。然而，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事实上支持资产阶级的独立主张，发动革命的努力归于失败。没能以工人政权取而代之，苏维埃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控制的参议院的合法性。
芬兰社民党效仿德国社民党的模式组建，1916年取得了议会多数。他们投票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和其它社会立法，寄望于通过投票箱来实现社会主义。
局势愈加紧张，1917年11月14日爆发了一场高度政治性的大罢工，时间距十月革命不过几周，地点离彼得格勒也很近。社民党担心引发镇压，接管了大城镇和整个芬兰南部地区。
社民党在议会内外摇摆不定。效仿布尔什维克，他们支持工人管理工厂，并控制了银行。劳工团体将工人组织成赤卫队以保卫斗争的果实，流血冲突接连不断。
塞尔日责怪芬兰社民党领袖不够坚决，称之为半途而废的革命。时任社民党领袖的库西宁（O.W.Kuusinen）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后来说“不愿拿民主选举的成果去冒险，期望这一历史转折性事件能够因高超的议会谈判技巧而得到圆满解决，我们等于是在回避革命。”
芬兰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警察力量。资产阶级着手组建了国民警卫队，有时也被称为消防队，担任司令的古斯塔夫·曼纳林（GustafMannerheim）是旧俄军队的将军。这支武装被称为白军，志在使芬兰摆脱俄国的控制，保卫资产阶级统治免受益发高涨的激进劳工运动的侵袭。曼纳林依靠德国及其它国家的援助，最终击败了红军。
另一面，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红军，得到他们布尔什维克同志援助的希望却落空了。只有为数很少的俄国人同芬兰红军一同作战。想要抵挡曼纳林的白军，红军必须得到苏维埃军队的支持，而此时后者却受到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约束，动弹不得。
列宁承诺提供步枪和大炮，但这些装备直到战斗打响也没能就位。以追求和平、尊重芬兰的民族自决之名，布尔什维克亲手为芬兰革命盖上了棺盖。
1918年芬兰红白军之间的战争是短暂而血腥的。4月初，曼纳林的部队在一场残杀妇孺的屠城后占领了赫尔辛基。3月16日起在坦佩雷开始的激烈战斗，到复活节时以白军的占领告终。
工人遭到围剿，很多人被枪杀，大约八万名红军被投入集中营，有一万两千人因饥饿和疾病死在里面。
随之而来的恐怖清洗导致三万人死亡，其中两万五千人是红军战士。塞尔日认为这一残酷的屠杀可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每四个芬兰工人中就有一人惨遭毒手。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中关于这场悲剧的记叙最后，塞尔日写道：屠杀开始于1918年4月。直到那时，俄国革命对它的敌人都是相对温和的，不会使用恐怖手段。“一个可以说拥有最开明社会的欧洲小国，其资产阶级获胜后的嘴脸”提醒了俄国无产阶级“‘失败者必须咽下苦果’乃是社会战争的第一定律。”
芬兰的失败对俄国革命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民族自决阻止了苏维埃出兵帮助芬兰公社获得胜利；布尔什维克由于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束缚，未能使革命西进；资产阶级的野蛮行为意味着革命失败将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温和政策，以恐怖对付恐怖；芬兰的失败同时向后续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作为结果，布尔什维克向东拓展俄国革命，在巴库成立东方受压迫民族与劳动者大会（CongressoftheOppressedNationalitiesandToilersoftheEast）。而巴伐利亚、巴库与匈牙利公社的失败，都可以在芬兰的悲剧中找到原因。
1917年10月到1918年4月间的六个月，代表着革命的顶峰，见证了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社会主义和民主事业推向最大极限。但同时也包含着种种复杂的动向，使得布尔什维克在其后的1920年代被孤立，并陷入一种不稳定的停滞状态。
2017年12月18日
苏茜·韦斯曼是《维克托·塞尔日传》（VictorSerge:APoliticalBiography）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2/victor-serge-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s
|
论废除童工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废除童工问题
拙文《法律字面上的意义》（载《真理报》1918年2月5日）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有碍于禁止童工这一措施的实行，因为很多人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甚至要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这一问题。这个问题能引起注意使我感到高兴。诚然，我党党纲中已载明禁止雇用未满16岁的童工。但是党纲中的这一条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目前表现得特别明显。党纲中写上这一条是一种疏忽（而且表述也很不周严：把未满16岁的儿童通称之为“学龄前”儿童）。不管怎么说，这一条是与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见《禁止童工》）
“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⑨
德国的一些教授，还有仰其鼻息的各种机会主义者，以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正确思想为根据，力图把事情说成是社会的发展全归结为某种独立自在的机械生产过程。他们认为，人、人的意识及其斗争全是自发的，全然与别的无关。生产日益发展，小的企业逐渐组合为大的企业，而后又由大企业形成垄断，而当这个过程发展到这一地步，即一切生产实质上成了一个组织庞大的企业时，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了。当然，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就什么都一样了，就像指着一副干枯的骷髅说：“瞧，这个充满生命力的人，热情洋溢，思想开阔，爱憎分明，他为幸福和有理性的生活而奋斗不息。”
对社会发展的这种肤浅理解，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技术发展的一定阶段影响着生产的形态；在生产形态的压力下，形成了一定的法和国家的准则；他们指出，经济及其一切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影响着心理和世界观。他们特别详尽地论述了大工厂的劳动条件使过去的手工业工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培养了他们阶级团结的感情，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锻炼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
马克思一贯强调，改造社会制度的动力是人。但马克思所谓的人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变化的、同样的人。他指出，在经常变化着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生洁形态的影响下，人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无产者远不同于现代的无产者。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人。
我们往往忘掉了事情的这一方面而去十分机械地理解社会主义，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即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另一面，即培养相应的人材。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培养人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认为对青年的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十分重视。他一向认为，并且不只一次地讲过，教育乃是改造现行制度的强大杠杆。
但是马克思究竟是怎样理解教育的呢？他认为教育的基础在于生产劳动，在于青年与工人的生活同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一致。工厂可以培养少年儿童对生活的理解力，锻炼他们的阶级自觉性，使他们充满阶级团结的感情。如果让他们脱离工厂的劳动，置身于与世隔绝的家庭的自私气氛中，或脱离生活的学校的密不透风的高墙之中，这实际上就是为培养有用的人材这项工作设置障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坚决反对禁止童工。但是，他希望儿童的生产劳动与教学结合起来。工人需要知识，因为知识是伟大的力量，而马克思正是想用这种力量来武装青年工人。当然，马克思在谈到不想禁止童工时，他并不希望保留当时那种工厂劳动形式。当时那种形式的劳动是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纯机械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使人愚蠢。我们所指的儿童在工厂的劳动是另一种形式。例如，英国和德国一些企业是这样安排少年儿童的劳动的：每个儿童在他在工厂学徒的几年期间（这个期间他是可以得到劳动报酬的），不是从事某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是完成一系列难度越来越大的工作，同时从一个工场转到另一个工场，以熟悉整个的生产。
与此同时，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数学、物理、力学、制图、商品学、商业地理和政治经济学。对实际工作的学习与理论上的探讨紧密相联。这种工厂劳动不会使青年人愚蠢，而只会使他们不断提高。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只是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
也许，这句话就成了党纲中“禁止使用未满16岁的童工”的根据，而完全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不是禁止童工（这与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表述的、并在《资本论》和《日内瓦决议》中充分发展了的观点是完全矛盾的），而只是讲的现在这种形式的工厂劳动。
我们俄国正处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们完全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把青年工人培养成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人。
在童工方面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应该采取：
1）缩短少年儿童的劳动日并采取其他一些劳动保护措施；
2）适当地组织少年儿童的劳动；
3）尽一切努力立即在工厂为少年儿童开办学校，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许多五金工厂未经官方许可已开始实行少年儿童六小时工作日制。
有些工厂（如艾里克松工厂）已经开始合理地安排少年儿童的劳动。
许多工厂已经开办了工厂学校，不过工作搞得很不好。应该对这些学校进行改造（在费里克斯工厂甚至已为这种新式学校制定了教学大纲）。
劳动人民委员部只消把这些试验工作加以总结，下达相应的命令即可（包括少年儿童必须上学的命令）。
教育人民委员部早在11月30日即向劳动人民委员部抄送了必要的命令。但是，这项请求未曾引起注意，因而现在匆匆忙忙把少年儿童赶出工厂，其根据则是必须禁止童工。
这是一个痛苦的误会，很可能对工人运动产生严重的影响。
|
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美国﹞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Rabinowitch）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美国﹞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Rabinowitch）素侠云雪译、coward校
一百年前的今天，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政权。
在本文中，我要回顾一下我关于1917年的文章中的主要结论，尤其是因为它们涉及到一个棘手而高度政治化的问题：1917年布尔什维克如何在彼得格勒的权力斗争中获胜。然而，首先让我简要介绍一下早期的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苏联历史学家眼里，1917年十月革命是革命的彼得格勒群众意志的合理表达——在列宁出色的指挥下，纪律严明的先锋党领导着布尔什维克推动了群众武装起义。另一方面，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临时政府对待激进左翼过于软弱的结果；是一场历史事故，或更常见的说法是，在列宁的控制和德国的资助下，一个小而紧密的组织所发动的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这个组织高度专制，具有密谋性质，缺乏群众支持。持后一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包括当今俄罗斯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结构和实践必然会产生苏联专制主义（Sovietauthoritarianism）。
我对1917年的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结论与这些常见的解释大不相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注意到了在1917年夏秋时节一些重要但被忽略的时刻，对我而言，这些时刻对理解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而言有特别意义。我将总结一下在今天的我看来“红色十月”是什么样的。
七月起义
我想谈的第一个时间点是流产的“七月起义”，当时的很多人，乃至现在的西方历史学家，都曾提到过“七月起义”，他们将其描述为列宁想要夺取政权的一次失败尝试和“红色十月”的排练。
我在《革命的序幕》（PreludetoRevolution）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混乱、流血和最终未能成功的七月起义反映出：饱受战火折磨的部分彼得格勒驻军不愿被调往前线去支持俄国1917年7月的进攻行动，对于二月革命后继续参战的政策及微薄的社会经济成果，彼得格勒广大的工厂工人、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普遍极度不满，并且变得日益急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七月起义的准备与组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的结论是，七月起义的爆发是布尔什维克持续四个月的宣传与鼓动工作的成果；工厂和部队中的布尔什维克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布尔什维克的两个武装部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领导人非常激进，他们对其心急的新支持者作出响应，鼓励他们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数派。
我在研究七月起义时，还尝试更广泛地概括随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事件。其中一组结论涉及当时彼得格勒群众对临时政府、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通过研究2月到7月间的民意转变，我总结出，当时（即在1917年仲夏），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他们普遍认为临时政府是一个有产阶级的机构，它反对根本性的政府和社会变革，对人民的需求态度冷漠。另一方面，尽管彼得格勒的下层民众越来越激烈地批评温和社会主义者支持临时政府和继续投入战争的行为，不过他们仍将各级苏维埃视作真正民主的人民自治机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两个重要政治口号——“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和“立即和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对布尔什维克而言，七月起义以痛苦的失败结束，这对他们似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七月起义前和起义期间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纲领所表现出的巨大声望。在人们极度期待实质变革，而其它主流政治团体为了持续参战而呼吁忍耐和牺牲之时，布尔什维克激进的政治纲领，以及该党对普通公民需求和意愿的把握，使其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获得强大的影响与力量。
这让我从七月经验中得出了第二部分结论。这些结论与人们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印象——由列宁控制的同一化的、专制的、阴谋化的组织——有关。我根据详尽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印象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从1917年3月开始，布尔什维克组织分为左、右、中三派，每一派都力图塑造党的政策。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不稳定、局势变动、持续变化的形势遍布于1917年革命的彼得格勒（更不用说整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根本无力控制名义上的下属机构。下级组织相对自由，可以根据他们对实际形势发展的认知来调整其诉求和策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解释1917年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时，我们不应高估组织集中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我进一步发现，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在革命前提出的建立一个小型的、职业的、秘密的党的构想已经过时了，这时党的大门迅速向成千上万新成员敞开，他们也影响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换言之，很大程度上，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既开放，又能积极响应人民群众的想法。毫无疑问，这在7月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然而我总结出，从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在无数工人组织与武装部队中建立了广泛而精心培植的关系，这是党的力量的重要来源，也是最终夺权的重要助力。
反动
我想谈的1917年的第二个启示性时刻是七月起义失败之后彼得格勒发生的短暂反动。那时，俄国最初在东线获得成功的攻势转变为极其可怕的溃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Kerensky）当上了总理。克伦斯基领导着一个自由派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他们一心想着压制布尔什维克，恢复国内的政治权威和秩序（如果必要时就用武力），以及通过某种方式支撑崩溃的防线。
简而言之，革命的工人运动似乎退潮了。彼得格勒的民意似乎已决定性地向右转。因此，尽管克伦斯基不断发表华丽与强硬的言论，并不断得到暂时复兴的保守的市民与军事团体的响应，但很明显，克伦斯基大力宣称的压制措施并未得到充分的实施，或者说未实现其目标（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成功恢复秩序）。不仅如此，反革命的危险明显增加，如莫斯科会议（1917年8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大型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动派集会）中就反映出这种倾向，但这使人民更加怀疑临时政府，激起了人民要求将过时的事物变成历史的愿望，并使人们更加团结起来保卫革命。我发现，人民已普遍察觉到反动复兴对革命的威胁，并进行了响应，这一点反映在当时很多互相印证的文件之中。
如果说因为面临明显的反革命威胁，普通市民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在七月起义后数周逐渐消散，那么到8月下半月——在拉夫·科尔尼洛夫（LavrKornilov）失败的右翼政变发动之前——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保持了自己基本力量的基础上，在短期内有了惊人和快速的增长。8月中旬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正在迅速上升。在这些市级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显著胜利。
科尔尼洛夫事件
外部的武装力量，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瓦解，克伦斯基政府很明显无力阻止局势的恶化，这些因素时刻威胁着俄国的生存，而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由派与保守派团体都将目光投向了俄国的最高统帅部，期盼着他们来拯救局势。这其中的一些因素最终导致了8月底的所谓“科尔尼洛夫事件”。在思考科尔尼洛夫将军那完全失败的右翼政变时，我的关注点既非科尔尼洛夫个人的目标和野心，也非克伦斯基可能从苏维埃手中夺取权力并通过军事独裁手段重建秩序的阴谋。在目前的情况下，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件事揭示了在那个历史时刻，彼得格勒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所展示的当时普通市民的态度与力量，以及科尔尼洛夫的经历对布尔什维克地位的影响。
让我以最简洁的语言回顾一下，在8月27日，克伦斯基宣称科尔尼洛夫将军拒绝承认他的权威，且支持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正在登上火车并接近首都之后，彼得格勒发生了什么：俄国主要的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同情科尔尼洛夫的目标，不信任并蔑视克伦斯基，拒绝支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似乎无法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占领首都，而克伦斯基政府也一定会垮台。但所有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治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每一个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工组织，各个层面的士兵和水手委员会——立即联合起来捍卫革命。
在铁路工人工会的指导下，位于南俄的科尔尼洛夫与他在彼得格勒的武装之间的通信被切断了，载有叛军的火车出轨。科尔尼洛夫的武装四处滞留，军官被迫无助地站在那里，群众组织派出了代表，其中一些来自彼得格勒和附近的城镇与乡村，这些代表十分可靠并具有纪律，他们迅速说服了科尔尼洛夫的部队，使他们不再前进，并表示忠于革命。可以说，这段插曲在几天内就结束了，甚至没有发生交火。
在战胜反革命带来的第一波激情之下，参加反科尔尼洛夫运动的绝大多数彼得格勒组织，在一系列政治决议中表达了他们对未来政府性质、组成和纲领的看法。这些决议显然不是由一个机构起草的，因为它们在细节上差异很大。然而，共同点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与有产阶级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合作，并吸引人们建立某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社会主义专政。显然，对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许多人而言，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迅速失败证明了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努力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潜力。
在我看来，科尔尼洛夫事件还有其它重要的政治影响。很明显，当时右翼运动是分散的。立宪民主党由于自己在危机前后的行为，被众人怀疑为与科尔尼洛夫将军勾结；立宪民主党被严重削弱，士气低落。此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对未来政府的性质和组成争执不休，所以它们的状况也没有好多少。现在每个组织内都有着迅速发展的左派，这些左派的政治目标与温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目标高度一致。与此同时，俄国经济继续瓦解。在彼得格勒，食物与燃料的短缺情况更加严重。
科尔尼洛夫事件还使克伦斯基在被击败的左翼和右翼中声望大失。显然，在1917年彼得格勒争夺政权的竞争中，布尔什维克是右翼运动失败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很多历史学家以前认为，而且现在仍坚持认为，科尔尼洛夫的失败使得列宁的胜利变成了必然；不过这种看法值得怀疑。可以确定的是，科尔尼洛夫的失败证明了左翼的巨大潜力，并再次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激进变革纲领的巨大吸引力。然而，群众在情绪上并不特别希望组成布尔什维克政府。在我看来，这是个关键点。事实上，之前从未有人公开提出过组建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观点。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手的眼中，布尔什维克代表苏维埃政权——代表多党的苏维埃人民民主制。现在，这已成为单独一党夺取政权的障碍。正如科尔尼洛夫事件后的政治决议所表明的那样，组建一个由所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吸引彼得格勒的下层阶级。
无论如何，七月起义的流产和随后的反动表明，过分依赖人民的情绪存在着固有的风险。我们无法忽视这个结论。此外，二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揭示了，党的队伍很可能在纲领上意见不和，在活动上无纪律和无组织。因此，在科尔尼洛夫事件后，该党能否获得必要的强大意志力和组织纪律，能否把握飘忽不定而又充满火药味的复杂局面，从而夺取政权，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红色十月”
这就是我对1917年夏季时一些重要的，但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历史时刻的解读，这对于理解“红色十月”而言非常重要。现在，在此背景下，我来谈一下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如何出现的。回到9月中旬，仍躲藏在芬兰的列宁曾给在彼得格勒的党领导人寄了两封历史性信件。这两封信从字面上看来有些忧郁，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组织一场武装起义并“不失时机”地推翻临时政府。不过要记住，列宁的指示被中央委员会一致否决。
从记录中可看出，这些快速的、完全负面的反应——确实令人震惊——有这样一些原因：其一，在收到列宁令人震惊的信时，恰逢民主国务会议（DemocraticStateConference）开幕，当时在首都的党领导人认为自己得到了列宁的祝福，而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服会议代表的多数，使会议成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开端，这个新政府将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不过这一努力失败了。事实是布尔什维克无视了列宁的命令，甚至在民主国务会议已经很明显不会放弃联合之后也仍旧如此，这部分要归咎于像列夫·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哪怕像托洛茨基这样原则上赞同列宁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必须而且可以在俄国发起一场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对列宁所坚持的动员工人、士兵与水兵“立即上刺刀”这一主张持怀疑态度。
这种情况类似于七月起义之后的反动高峰时期。那时，在彼得格勒的多数领导人无视了列宁关于将苏维埃转变为革命机关的要求。现在，到9月底，这些布尔什维克似乎再一次对党的影响力有哪些局限，对党在普通公民中有怎样的权威等方面，有着比列宁更现实的理解，而市民继续视苏维埃为一种合法的民主机构，在该机构中，所有真正的革命团体将团结起来完成革命。因此，他们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开始联合起来为夺取政权而努力，试图公开建立一个全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合政府，并将此与下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结合起来，以此来利用苏维埃在民众中的合法性。
在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的两周中，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看法。可以肯定，10月10日，列宁秘密参加的中央委员会的历史性会议决心将武装暴动视为“日常事务”。这尽管为武装起义开了绿灯，但彼得格勒的群众还未武装起来。
再一次，部分地由于加米涅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疯狂努力，立即使用暴力来反对政府才被阻止。然而，在中央委员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10月10日决议之后，很明显，与工人和下级军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的富有战斗性的党领导人——原则上与列宁站在一边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真探讨了组织一场人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而且在“各区域”（在车间、工厂和兵营）中流动数日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党在技术上还无法立即发起反政府行动。他们还得出结论，多数普通公民不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前响应由党发出的起义号召，毕竟布尔什维克自己曾吹捧立宪会议为革命俄国的最高政治权威，并要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
一些富有战斗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响应了这些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推迟发动起义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军事准备。然而还有另一种普遍态度：由于苏维埃在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而非党的机关，因此只有苏维埃可用来推翻临时政府；因此，攻击政府需要以苏维埃的防御行为为掩护；应利用一切机会和平地破坏临时政府的权力；而且正式推翻政府应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由大会给予起义合法地位。持这些观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比列宁更有信心在代表大会中赢得多数，且认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支持组建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我发现很多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特别是托洛茨基）。
在《布尔什维克上台》（TheBolsheviksCometoPower）中，我尽力重现布尔什维克是如何促使这些策略成功的，而非重现列宁的成功——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利用反革命威胁来帮助创建了一个表面上无党派的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保卫革命的掩护下，该机构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彼得格勒的驻军，在此过程中，没有开火就解除了政府的武装。直到克伦斯基决定以军事镇压来响应军事革命委员会篡夺驻军指挥权，武装反政府行动才正式开始，而列宁已经对此要求了一个月。武装起义在10月24—25日正式开始，离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仅有数小时。那时，只有士气低落、虚弱且不断减员的哥萨克、士官生和女兵仍在保卫着龟缩在冬宫中的克伦斯基政府。
著名的美国俄裔共产主义史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V.Daniels）在《红色十月》（RedOctober）中得出的结论是，迟到的10月24、25日“起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通过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消除了在代表大会上形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若组成这种政府，温和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为单一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顺便提一下，这也是苏汉诺夫（Sukhanov）的观点。对即将赶来参会的代表在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身份和立场的分析，以及对代表大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幕式的分析表明：确实如此。然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是在克伦斯基对布尔什维克发起可以理解但毫无希望的军事进攻之后，列宁所主张的军事行动才得以实现。
支持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行动的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的判断：革命和苏维埃代表大会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认为，在立宪会议（重复一次，布尔什维克在民众层面所代表的正是立宪会议）对俄国的政治前途做出决定之前，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多党制政府，只有这样似乎才可以避免前线的死亡，实现更自由、更美好、更公正地生活的希望。
在彼得格勒之外
最后，我想说一下对我而言，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这一切对于回答“布尔什维克如何获胜”有着怎样的影响。很显然，这个答案要比苏联和西方提供的传统解释要复杂得多。可以肯定，对我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来说很难解释的是，在没有列宁最终决定性干预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列宁在1917年4月回国后呼吁继续革命，且列宁自1917年9月中旬开始呼吁立即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还能不能促使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的这些干预是历史上有时个人会起决定作用的生动案例。
然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崛起和最终成功同样重要的是，在临时政府因经济迅速恶化和追求战争的政策而备受指责时（还不包括他们受到反革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公共纲领响应了民众的愿望。而俄罗斯的三个主流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均因其明确支持克伦斯基及其内外政策而失去信任。我和许多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容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各名义上的下级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动性和策略上的独立性，党的分权结构和对人民情绪的响应，与革命纪律、组织团结和对列宁的服从一样，对革命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很明显，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秋的成功策略是由于革命发展理念的不断交换，以及各级党员同工厂工人、士兵、水兵之间不断的互相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17年7月、9月和10月的很多场合，如果遵循了列宁信件中的指令，那可能会造成灾难。党的机构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每一次都适应迅速变化的政治形势以响应民意，他们要么拒绝列宁的指令，要么使之适应当时的情况。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彼得格勒的“红色十月”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真实的人民力量，是一场像军事竞赛一样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尽管不是新生的革命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部分和特征）的命运在大多数报导中所强调的军事行动之前就已经断绝了。
我对布尔什维克如何在彼得格勒获胜的解释是否有大的变化呢？答案是：不，没有根本变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更改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革命的前奏》（PreludetoRevolution））。放眼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将七月起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称作“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关键阶段，这场革命是一个雄壮的、极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进程。探访俄罗斯档案、最近出版的档集和学术专著等，为这些长期被忽视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启示，如同各省的革命为俄国中心的发展增添了宝贵的新鲜细节。我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结构和民主的苏维埃对人民的吸引力来解释“布尔什维克如何获胜”这一问题，而这些新增材料并未打破我对它所做的解释。
2017年11月7日
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Rabinowitch）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历史名誉教授，最近出版了著作《布尔什维克当政：苏维埃在彼得格勒统治第一年》（TheBolsheviksinPower:TheFirstYearofSovietRuleinPetrograd）。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17/11/bolsheviks-russian-revolution-october-lenin
|
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1917年9~10月号的《教育通报》，发表了巴·布朗斯基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教育原理刍议》。该文许多地方立论偏颇，有待商榷。但这篇文章却很重要，因为它提出了许多生活本身产生的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新式学校的问题。作者写道：
“我们到处都听到一个普遍的呼声：‘必须建立新式学校’。那么是否马上就要建立这种新式学校呢？不，不仅不必要，甚至很有害，会产生极坏的后果……如果我们眼下摧毁了旧式学校，让软弱无力、威信不高的政权拟定建新式学校的计划，那我们能不遇到各地的消极抵制吗？能不发生对孩子们说来更为危险的罢教怠工事件吗？现在就着手建立新式学校，那无异乎策马于悬岩之缘，疾行于薄冰之上……社会各界担心：摧毁了旧式学校，得到了一份匆忙制定、考虑不周的新式学校计划，结果是什么学校也没有，这种担心是很有根据的，目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要把现行学校从官僚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诚然，许多地方未经官方许可已把旧时下达的文件废除了，但是未经官方许可的作法乃是明显的不合手续的作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混乱现象，必须由上面来改组旧式学校，这样可以为建立新式俄罗斯学校更好地扫清道路。而现在所必须做的事，只是对学校进行改革。否则就要使学校陷入斗争和矛盾的深渊。”
“……要建立的不是学校，而是制定一个教育计划；学校是与人民的历史和人民的社会日常生活的现实条件有机地联系着的。学校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困难的和缓慢的过程。因而改革者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这一过程更为自然、顺利，不留下任何后遗症……我们在改革旧式学校时，要对建立新式学校的可能性充满信心。不过教师都是从前的教师，他们受旧知学校的影晌很深。但是我国的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它远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现在就看我们自己是否具备了新的思想和精神？”
照作者看来，新式学校能否建立起来，对于那些真正关心我国学校命运和社会教育问题，但在伟大革命时期暂时还保留着旧思想的人来说，还是模棱两可的。任何一个具有新的思想和精神的人不可能不懂得，旧式学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它是阶级的学校，其宗旨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现在，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了奴役的地位，他们需要的学校不是培养老爷和奴仆的学校，而是培养自由的、强壮的而且能干的人的学校。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建立新式学校确非易事。最不利的是缺乏一批有经验的教师，这些教师要懂得新式学校的任务，能够与旧的教育偏见决裂并献身于培养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工作。我们正在培养这样的教师，而且这一工作的进展比预期的要快，因为妨碍这项工作的官僚主义桎梏已被粉碎。这是一件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工作。现在各地已有许多新生力量投入这一工作，他们对培养自由的人这一使命充满信心。他们很快就将组织起来，工作就会热火朝天地展开。但是新酒不能盛于旧瓶之中，必须把旧式学校的一套彻底打碎。
作者担心学校会陷入斗争和矛盾的深渊。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没有看到学校早已成了斗争的场所。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摧毁旧的学校，而在于旧的学校一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各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进行之际，他们充分的运用了这一工具。
至于说到矛盾，那么，在根据民主原则急剧进行变革的社会里，没有什么矛盾比旧式的阶级读书学校这一矛盾更令人不能容忍了。作者说得对，学校应该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难道他没有看见我国整个生活中以及整个制度方面的根本转变，没有看到我们已取得的重大成就？难道他没有看到，要扭转历史车轮只是痴心妄想？旧式学校早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条件了。因此它注定要灭亡。
至于说到学校的改革不要造成什么“后遗症”以及这种改革的过程很缓慢云云，那么，巴·布朗斯基完全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在革命时期提倡缓慢进步，这是徒劳无益的举动。在春天来临、江河解冻之际，却来论证在春天阳光的照射下如何使解冻的过程最少“后遗症”和最为自然，这实在迂腐之谈。冰雪消融，江河早已把河面上的一切吞噬一空。
当然，作者有一点是对的：不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一切改革都应从当前生活的实际要求出发，要立足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研究。但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普通常识，就好像说伏尔加河水流入里海一样。
尽管我们在打碎旧式学校这一问题上与作者有分歧，然而在教师必须接受居民监督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作者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对学校应由教师说了算这种提法提出了异议（这种说法在各种教师会议上时有所闻）。他认为：
“学校是为了社会设置的一个社会机构。学校的立法和学校的管理应如整个国家一样，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社会政权手里。”因此，“教师可以到”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去“为自己在未来的学校立法和管理机关中谋求特别的代表权……教师并非人民代表，而是被任用的职员。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学校应该按照人民代表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来建立的话，那么再来谈什么被任用的职员在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特别的代表权就很荒唐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代表机关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性质，而代表权的思想就遭到了破坏。这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导致对社会意志产生许多可能的破坏。请想一想，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希望建立新式学校，但是在学校立法和管理机关却有一半的教师是由旧式学校的老爷们任命和挑选的。再设想一下另一种情况，那些掌握了教师任免大权的人物在貌似民主的代表机关里实际上是支持这一半教师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意志可言呢？”
“……但是教师的呼声是否应该听取呢？当然应该。不过不应是在这种时候听取，即：教育委员会里的五位教师代表与另外十位代表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瑞士某些州早已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那里社会上的教育委员会如果不事先听取当地教师的意见就无权作出决定。这是一条最正确的道路：团体的意志有权作决定，但团体必须听取教师们的意见。”
作者还对另一条基本原理即“学校应该自治”提出异议。国民教育应由国家资助。
“当然，不言而喻的是，学校在经济上的依附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它在权力上的依附……让现代学校脱离社会的影响，让当代的教师与世隔绝，以此来增加现代学校的缺点，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学校利用社会的经费以实现社会的任务，并从社会得到一切人力，这是勿庸置疑的原理，在学校正好需要与社会和生活进一步接近时，有什么必要把它囿于‘自治’的高墙之中呢？……有关中小学自治的这一陈归的学说有一部分道理，就是教师们害怕民主像专制那样对芝麻小事都进行监督，并且随意对教师的工作加以限制……教师理所当然地对这种预防性的管制（可以说是一种检查）表示气愤。他们当然应该要求完全废除所谓的预防性的管制。但是要求‘废除任何监督’往往是做得过份了，这不过是黑暗的反动时代的事了，那时教师必须向团体的代理人打小报告，既然人民甚至要求自己选出的代表做这种事，因而不打小报告的人就是人民所不需要的人。”
“教师理所当然地对一些有关芝麻小事的文件表示气愤，因为这种文件甚至要求说出在评分之前考虑了多长时间。教师们说得对：社会，请把任务交给我，而向我提供执行这种任务的技术时，请把我看作一个专家……。不过教师们要求完全独立，又做得过份了。这依然是黑暗的反动年代的事：教师希望自由一些。宪法规定的权利早已解决了教师关心的问题。宪法规定每个当选的代表都是独立自主的（不接受委托或命令式的委托），但是要采取某种方式报告工作；每一个被任命的职员（亦即包括教师）享受他被任命的那一等级的权利，但是为了事业的利益，该职员的活动（专长）只能受目的所决定（即所谓特别委托制度），在另一种情况下，要大致确定教学大纲的目的并在选择教学法上提供充分的自由……。我们发现，教师是被任命的职员这一点对他追求权利和自由很有妨碍……因而教师们常常谈到选举的原则就可以理解了。教师们把选举的原则理解为由教育委员会挑选新的教师。但是，这显然不是选举的原则。我们通常所谓的选举，是指居民进行的选举，亦即接受人民的委托。而教育委员会挑选新教师只不过是遴选工作人员，这有很多缺点：委员会挑选了一个人，但是并不清楚这个人在地方范围内的一点浅薄的宣传鼓动才能及其缺点将会起多大的作用。”
作者怀疑居民是否能够挑选教师（他未说明为什么他觉得这种选举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指出，在德意志和拉脱维亚地区，在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我们是很重视由居民选举教师的，也就是说，由居民直接监督教师的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纲中一向坚持由居民直接选举官员，其中当然也包括教师在内。教师的职能至为重要，因而居民不能放弃自己直接任免青年一代教育者的权利。美国，还有瑞士的一些州都实行选举教师的办法。瑞士实行选举教师的那些州，教师的水平都高于未实行选举的州。不过需要缜密地考虑，怎样才能把这种选举组织得很好。选举教师对于居民群众关心学校工作、关心教学工作、关心各种教育学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俄国的居民目前对这些事情还很不关心，然而这却是使学校能完成自己使命的一个保证。
|
震撼世界的那天——﹝英国﹞米耶维（ChinaMievill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震撼世界的那天﹝英国﹞米耶维（ChinaMieville）日土兀译、张维尔校
1917年11月7日的故事。在那天，布尔什维克改变了世界历史。
二十五日的黎明渐近。已陷入绝望的克伦斯基向哥萨克人「以祖国的自由、荣誉和光荣的名义」发出了呼吁：「行动起来协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民主，和临时政府，并挽救正在消逝的俄罗斯共和国。」
但哥萨克人希望知道步兵团会否出来。当得知政府的答复是「不肯定」时，几乎所有极端政府派分子都回答说，他们不愿意单独行动，「当活靶」了。
在彼得格勒全城各要地，一次又一次，革命军事委员会轻易解除了政府派守卫的武装，叫他们回家。他们大多数都这样做了。起义者直接走进了工程师宫（米哈伊洛夫宫），占领了它。有人这样回忆道：「他们进来就座，那些坐着的站起来离开了。」上午六时，四十名支持革命的水兵迫近彼得格勒国家银行。来自谢苗诺夫近卫团的守卫已宣布中立：他们会保护银行免于抢掠者和罪犯，但不会在反动和革命之间选边站。他们也不会干预。他们站在一旁，容让革命军事委员会接管。
一小时内，当澹澹的冬日晨光照遍全城，来自由扎哈罗夫指挥的凯克斯霍尔姆团的分遣队，一班异乎寻常的军校学生，转向革命一边，往电话主机楼前进。扎哈罗夫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知道那里的守备情况。他抵达的时候，没花多少功夫就让他的部队包围并解除了那些情绪低落的值班学员的武装。革命分子切断政府的电话通讯了。
但有两部电话未受控制。有了它们，部长们在冬宫孔雀石厅白金相间的细工饰品、壁柱和吊灯间躲藏着、围着接收器，与仅存的武装力量保持联络。他们发出毫无意义的指令，低声争吵，克伦斯基却在注视着一片虚无。
★
上午过半。在喀琅施塔得，武装水兵如往常一般强行登上任何适于航行的船只。他们从赫尔辛福斯驶来了五艘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全都饰以革命旗帜。革命分子在彼得格勒全城再一次清空了牢房。
在斯莫尔尼宫，一个穿着破旧的人闯进了布尔什维克的指挥部。那些激进分子睁眼注视，对来者感到不安，直到最后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跑上前来，两臂张开，叫喊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父亲！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亲爱的！」
列宁坐下来草拟一份宣言。他因时间流逝焦急抽搐着，迫切渴望在第二次大会召开时最终彻底地推翻临时政府。他清楚知道既成事实的力量。
致俄罗斯公民。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人们斗争的目的——立即草拟民主和约、没收地主财产、工人控制生产、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目标的胜利已得到保证。
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万岁！
现在列宁确信委员会的有效性，就没有以布尔什维克，而是以那「无党派」机关的名义署名。宣言很快以粗大的基里尔字母印刷出来了。一准备好发行就可以贴在无数的墙上成为海报。电报操作员把文字传送到电报线上。
实际上这还不是事实，不过是期望而已。
★
在冬宫，克伦斯基利用他最后的通讯手段安排与前来首都的部队会合。但要真的会合他们，一点都不容易。他有可能逃走，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控制了各车站。
他需要协助。总参谋部进行了漫长且日益狂乱的搜索，终于找到一辆合适的汽车。在向美国大使馆恳求之下，他们在得以取用到另一辆车——一部有好用的外交车牌的汽车。
二十五日上午约十一时，正当列宁开创性的宣言开始流传，两部汽车加速驶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热情多于能干的路障。
已告失败的克伦斯基带着少量随从，找忠于他的士兵去了。
★
为很多市民而言，尽管爆发了起义，似乎彼得格勒似乎和平常日子没有分别。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些吵闹和混乱是难以忽视的，但参与实际战斗的人相对并不多，而且只限要地。正当作战人员忙于他们的革命或反革命事业，重塑着世界时，多数电车仍在行驶，大多数店铺仍然营业。
到了正午，武装起来的革命士兵和水兵抵达了马林斯基宫。预备国会议员焦急地讨论着自己将要参演、正在展开的戏码。
一个革命军事委员闯了进来。他命令预备国会主席阿夫克先季耶夫撤出宫殿。士兵和水兵挥舞着武器推挤进来，驱散了受惊的议员们。阿夫克先季耶夫在一阵茫然中，迅速把能召集的尽量多的管事的委员召集过来。他们知道抵抗已经无益，只好以他们尽可能正式的方式抗议着离开，誓言要尽快重新开会。
当他们踏进刺骨寒风中，大楼新来的卫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但没有拘留他们。那可怜的预备国会虽不是真正的猎物却还是给放跑了。这让列宁气得发狂。
那个猎物，少了克伦斯基，就在冬宫。在那裡，那些颓丧的临时政府的余烬，在他们的世界崩溃时，仍在发亮。
中午在孔雀石大厅内，纺织业大亨、立宪民主党人科诺瓦洛夫召开了内阁会议。
「我不明白为何要召开这次会议，」海军部长上将韦德列夫斯基嘟哝着。「我们已无可用之兵，也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或许，他假设说，他们应该与预备国会一同开会——而正当他说话时，就传来它已被解散的消息。
部长们收到报告，向声音逐渐微弱的对话者发出呼吁。那些不受韦德列夫斯基悲观现实主义苦恼的人编造起幻想来。当他们最后的一点权力被吹走，他们便梦想起一个新的政权。
就像燃烧殆尽的火柴说着它们要引发的燎原之火的可怕故事，俄罗斯临时政府的余烬还极其认真在讨论谁来当独裁者呢。
这时喀琅施塔得的部队乘着一艘旧游艇、两艘布雷艇、一艘训练船、一艘旧式战列舰，以及多艘小驳船，抵达彼得格勒周围的水域。又一支卤莽的小舰队。
在内阁幻想着专政的地方不远处，革命水兵夺取了海军部，并逮捕了海军最高司令部。巴甫洛夫团在桥上设立了哨岗。凯克斯霍尔姆团控制了莫伊卡河以北一带。
中午——原定要攻占冬宫的时间——已经过去。限期被押后三小时，原来下午两点在苏维埃大会开幕后，就要逮捕临时政府的成员——这正是列宁要避免的。因此会议开幕时间被押后了。
但在斯莫尔尼宫大厅正挤满了来自彼得格勒和各省苏维埃的代表。他们要知道最新的情况。他们不能永远等待。
于是，在下午二时三十五分，托洛茨基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紧急会议。
他兴奋说道：「我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复存在。」
他的话引起如风暴的欢呼声。重要机关都已落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手，托洛茨基在喧闹声中继续说：攻下冬宫「指日可待」。这时传来又一阵巨大欢呼：列宁走进了大厅。
托洛茨基喊道：「列宁同志万岁！他再次回到我们身边了！」
列宁自七月以来首次公开露面短暂而让大家感到鼓舞。他没有多说，只宣布「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然后鼓动大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大多数在场的人欣喜回应。但也有异见者。
「你们在预先假定苏维埃第二次大会的意志。」有人叫道。
「苏维埃第二次大会的意志已经被工人和士兵起义的事实预先决定了。」托洛茨基向他回喊。「现在我们只能扩展这场胜利。」
但在沃洛达尔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发佈公告时，小量中间派，其大部分是孟什维克派，退出了苏维埃执行机关。他们警告这阴谋将带来的可怕后果。……
在差不多八小时的拖延后，苏维埃代表们不能再等了。第一枪打响后的一小时，在饰有巨大柱廊的斯莫尔尼宫会议厅，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开幕了。
房间内充满着闷热污浊的烟味，尽管有人重复呼喊道——很多时候是烟民自己的欢快地喊出来的——禁止吸烟。苏哈诺夫震颤着记录道，多数代表带有「布尔什维克省份阴沉的特徵」。在他有教养而智慧的眼中，他们看起来「阴郁」、「原始」、「黑暗」、「粗鲁而无知」。
在六百七十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佔三百人。一百九十三人是社会革命党人，其他政党占过半数：六十八名孟什维克派、十四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剩下的是无党派或小党派人士。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的比例显示他们在选举出代表的人们间的支持度上升，也是由于多少有些松懈的制度安排相助，使他们得到不成比例的议席分配。即使这样，没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他们还是没法达到多数。
但会议铃声不是由布尔什维克派响起，而是一个孟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利用了唐恩的虚荣心给了他这差事。但他马上把跨党派的同志情谊或意气相投的一点希望都勾消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我们惯常的政治演说是多余的，」他宣布。「甚至此时，受我们委派的、无私地满全责任的同志仍然在冬宫受攻击。」
自三月以来领导苏维埃的唐恩和其他温和派离开了座位，由按比例分配产生的新主席团取代。在喧闹的欢呼声中，十四个布尔什维克，包括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七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包括伟大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走到台上。在愤怒中的孟什维克派放弃他们的三席。一席属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派：他们作了既体面又无用的举动，马尔托夫的组织婉拒了，但保留日后就任的权利。
当新的革命领导人就座准备开展工作的时候，又一响炮声在房间回荡。大家都呆住了。
这次炮击来自彼得保罗要塞。和曙光女神号的不同，这一发不是空包弹。
★
爆炸油亮的闪光映照在涅瓦河面。炮弹升起，在黑夜中划出弧线并尖啸着落向目标。很多炮弹，不知道是仁慈或是失效了，在空气中燃烧殆尽，化作巨响，变得壮观而无害。更多在轰鸣声和水花中坠入水底。[校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在炮击行动中使用了不少礼花弹]
赤卫队也在他们的阵位开火还击，子弹布满了冬宫的墙。裡面临时政府的残余分子蜷缩在桌肚里躲避如雨下的玻璃。
在斯莫尔尼宫，正当猛攻的不祥回声响起，马尔托夫提高了他颤抖的声音。他明确主张和平解决事件，用粗糙的声音呼吁停火，以展开成立跨党派、团结的社会主义政府的谈判。
台下传来一阵如雷欢呼声。在主席团中，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也全力叫喊支持马尔托夫。多数在场的人都这样做——很多基层的布尔什维克也是。
为了党的领导，卢那察尔斯基站了起来。之后他热情地宣布「布尔什维克派绝对无意反对马尔托夫的提案。」
代表们对马尔托夫的呼吁进行表决。获一致通过。
★
贝茜·比蒂，《旧金山公报》的记者，正在房间内。她明白所见之事的利害关系。「这是，」她写道，「俄罗斯革命史一个关键时刻。」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联盟似乎要诞生了。
但当时间继续，涅瓦河上又响起了枪声。回声震撼了房间——政党之间的裂痕又再出现。
「一场罪恶的政治投机正在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背后发生，」一个孟什维克派军官哈拉什宣称。「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拒绝承认这里发生的一切，并坚决抵制一切夺权的尝试。」
「他不代表第十二军！」一名愤怒的士兵喊道。「军队要求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
这引来一连串起哄。社会革命党右翼和孟什维克派正轮流叫喊谴责布尔什维克，警告说他们会退出会议，因为左派要把他们轰下台。
气氛变得充满火药味。轮到了莫斯科苏维埃的欣楚克发言：「当前危机唯一和平的解决方法，」他坚称，「仍然在于与临时政府的谈判。」
众人陷入一片混乱。欣楚克的调停要么是对人们对克伦斯基的仇恨灾难性的低估，要么就是刻意的挑衅。这远不只让不相信这立场的布尔什维克大为光火。最后，欣楚克在喧闹声中大嚷：「我们退出这次会议！」
但在回应号召的跺脚声、倒彩声和吹哨声中，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犹豫了。他们退出的威胁到底只是最后手段。
在彼得格勒全城，杜马讨论马斯洛夫那通不祥的电话。「让我们的同志知道我们没有遗弃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愿意与他们同死，」社会革命党的瑙姆·贝霍夫斯基宣告。自由派和保守派起来表示支持，他们会加入那些被炮火围困在冬宫的人，他们也准备好为政权而死。立宪民主党人苏菲亚·帕尼娜女伯爵宣布她会「站在大炮前」。
那些充满鄙视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投下反对票。他们说，他们也要出发，不过不是到冬宫去：他们要到苏维埃去。
点名过后，两支相互竞争的朝圣行列向黑夜出发。
在斯莫尔尼宫，犹太崩得的埃尔里希带来了市杜马代表的决定，打断了会议进行。他说，那些「不想流血」的人，是时候参加到冬宫、支持内阁的游行。当孟什维克派、崩得、社会革命党和东拼西揍的其他代表终于起来步出会场时，左派再一次咒骂他们。剩下布尔什维克党人、左翼社会革命党和焦虑不安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代表。
那些自我放逐的温和派，在冷雨夜中艰难走过，从斯莫尔尼宫抵达涅瓦大街和杜马。他们在那里与代表们，与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合，一起去展示与内阁的团结。他们四人一排，跟随什列伊德市长,以及军需部长谢尔日·普罗科波维奇前进。三百多人带着供部长们维生的面包和香肠，以颤抖的歌声唱着《马赛曲》，誓死保卫临时政府。
他们成不了障碍。在运河一角，革命分子阻挡了他们的去路。
「我们要过去！」什列伊德和普罗科波维奇喊道。「我们要去冬宫！」
一个被搞糊涂的水兵拒绝让他们通过。
「你们要杀死我们，就向我们开枪吧！」示威者挑战道，「你们胆敢向同胞和同志开火……我们就以肉身近向枪口！」
这奇异的对峙持续着。左翼不愿开枪，右翼却要求要麽让他们通过，要麽向他们开枪。
「你打算怎麽做？」有人向坚持不愿杀死他的水兵叫嚷。
约翰·里德以下按亲身见证所作的记述十分出名。
「另一个水兵很生气地走上前。『我们会赏你一巴掌！』他有力地叫喊：『如果有必要也会向你开枪。回家去吧，别打扰我们！』」
这不是适合民主斗士的命运。普罗科波维奇站在箱子上，摇着雨伞，向追随者宣布他们会把这些水兵从他们自己手上拯救出来。「不能让我们无辜的血流到这些无知的人手上！……我们在街上被扳道工射杀」——更不用说被掌掴——「有损我们的尊严。我们回杜马去，讨论挽救国家和革命的最好方法！」
接着，这些自命为自由民主而死的人回过头来，带着他们的香肠，走上短得叫人难堪的归途。
马尔托夫与与会众人留在会议厅。他仍然渴望妥协。现在他提出动议批评布尔什维克预先假定大会的意志，并再次建议展开谈判，成立广泛包容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与他两小时前的提案类似——尽管列宁想与温和派割席，布尔什维克却并没有提出反对。
但两小时已经太长了。
马尔托夫坐下来。在一阵喧闹声中，布尔什维克在杜马的代表蜂拥而至，让代表们又惊又喜。他们来了，说：「要么与全俄大会一起胜利，要么一起死去。」
当欢呼声沉寂下去，托洛茨基站起来，亲自回应马尔托夫。
「群众起义是不需要理由的。」他说。「刚刚发生的是一场起义，而非阴谋。我们坚定了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力量，公开地锻造了大众起义的意志，并非阴谋。大众跟随我们的旗号，取得了胜利。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放弃你们的胜利，妥协、和解吧。与谁妥协？我问：我们该与谁妥协？与那些离开我们的可怜团体或是提出这动议的人？但到底我们对他们已经有了全面的看法。俄罗斯再不会有人与他们一起了。他们还以为双方是均等的似的，认为应该由这里所代表的数百万工人和农民做出妥协，而他们已经淮备好在资产阶级认为合适的时候出卖工农了，这不是第一次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这里没有妥协的可能。为那些已经离去的人和那些告诉我们这样做的人，我们必须说：你们这些可悲的破产者，你们的戏份结束了。去你该去的地方：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
房间好像被炸开了。在持续响亮的欢呼声中，马尔托夫站了起来。「那我们走！」他喊道。
当他转身时，有个代表挡着他的去路。那人以介乎于遗憾和指责之间的目光注视着他。
「而我们曾经以为，」他说：「至少马尔托夫会和我们在一起。」
「有一天你们会明白，」马尔托夫以颤抖的声音说：「你们正在参与的罪行。」
他走了出去。
大会迅速通过一份刻薄的声明谴责离开的人，包括马尔托夫在内。这种刺激人的话对仍然在场的左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还有很多布尔什维克而言，都是令人不快而且没有必要的。
鲍里斯·卡姆科夫在宣佈他所属的左翼社会革命党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获得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试图重新提出马尔托夫的议案，温和地批评作为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他提醒听众：他们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大部分军人。妥协仍然是必要的。
这次回应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受人欢迎、曾经支持过马尔托夫动议的卢那察尔斯基。面前的任务是沉重的，他赞同说，但「卡姆科夫的批评是没根据的。」
「如果在会议开始，我们提出任何排斥或驱逐任何党派的步骤，那么卡姆科夫的话是正确的」，卢那察尔斯基接着说。「但我们都一致接纳了马尔托夫讨论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提案。而且我们被一大堆声明淹没了。有人正针对我们进行系统性攻击……他们（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没有把我们的话听完，更不愿花时间讨论他们的提案，就马上试图把自己和我们隔开来。」
作为回应，可以向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的是，过去数周以来，列宁一直坚持他的党要独占权力。但，不管怎么冷嘲热讽，卢那察尔斯基是对的。
无论在陶醉于令人愉快的团结、沉溺于争辩、处于困惑之中，或者其他，会议厅内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支持合作——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正如马尔托夫首先提出时那样，像其他各党派的每一个人一样。
贝茜·比蒂指出，托洛茨基无法对第一次提案作出反应，可能是出于「在其他政党领袖手上受到羞辱的某些苦涩回忆」。这一点尚存争议，即使是真的，孟什维克派、社会革命党右翼和其他政党也已经把选票回扔在布尔什维克脸上了。他们径直走向反对立场，谴责在他们左边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如何与拒绝合作的人合作？
就像要强调这一点似的，在那时，那些离开了的温和派，给会议贴上了「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代表私人聚会」的标签。「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宣布，「视第二次大会尚未举行。」
大厅内，有关和解的辩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但如今意见已倒向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一方。
在冬宫，事情已到了尾声。
风穿过粉碎的玻璃，巨大的厅堂十分寒冷。忧郁失志的士兵漫步走过御座厅的双头鹰。入侵者到了沙皇的寝室。空荡荡的。他们把握时间破坏他的肖像，用刺刀劈向从墙上俯视着他们的、僵硬严肃的、真人大小的尼古拉二世；用钩爪像野兽般刺透那画像，从前沙皇的头到穿长靴的脚留下长长疤痕。
人们在眼前流动，互不相识。有个叫西涅古布的中尉坚持要保卫临时政府。
他在数小时内断断续续地巡视着被围困的走廊，在一种沉默的惶恐、让人麻醉的极度精疲力竭中漂流着，穿过一幕幕像零碎不完整的故事的场景，等待着攻击：有个穿着海军上将制服的老绅士，动也不动坐在扶手椅上；一部没电的、废弃的配电箱；士兵蹲坐在画廊中肖像的眼皮底下。
人们在楼梯井中交锋。地板的一声嘎吱都可能是革命。这时来了个军官向着某处前行，在执行什么任务。他以一种生硬的平静警告说西涅古布刚遇到的人——是的，他与一个人擦身而过——或许是一个敌人。「好，棒极了，」西涅古布说。「看好！我马上就去确认一下。」他转身制伏了他——他看到另一个人真的是起义党的人——他把那人的大衣扯下来，就像在操场打架的小孩，这样他的手臂就不能使劲了。
大概凌晨两点，大批革命军事委员会部队突然涌进宫殿。在狂乱中，科诺瓦洛夫打电话给什列伊德：「我们有的只是一小队军校生，」他说。「我们马上要被捕了。」线路断了。
部长们从走廊中听到无用的枪声，那是他们最后的抵抗。脚步声。一个军校生喘着气跑过来寻求指示。「要战斗到最后一人吗？」他问。
「不要再流血了！」他们喊道。「我们得投降了。」
他们等待着。一阵奇异的尴尬气氛。怎么以最佳面目面对敌人？肯定不是窘迫不安地，把大衣披在手臂上，像商人等待火车那样。
独裁者基什金发号司令，颁布他治下最后两道命令。
「留下你们的大衣，」他说。「让我们坐在桌边。」
他们服从了命令。当安东诺夫戏剧性地冲进来时，他们就这样成了一幅凝结下来的内阁会议画面。他那奇异的艺术家帽子被推向红色头发的后面。在他身旁的，是士兵、水兵、赤卫队。
「临时政府在此。」科诺瓦洛夫以令人敬畏的稳重语调说道，就像在应门而不是面对一场暴动：「你们想怎么样？」
「我向你们宣布，你们全部人，」安东诺夫说，「临时政府的成员，已被逮捕了。」
在革命前，政治生涯之前，有个在场的部长，马利安托维奇，曾在家中庇护过安东诺夫。两人四目交投，但没有说话。
赤卫队发觉克伦斯基早已逃跑，很是生气。一个人怒发冲冠，喊道：「把这些狗娘养的都用刺刀刺死了！」
安东诺夫冷静地回答道：「我不准许任何人对他们施暴。」
说完就领着部长们出去，遗下他们宣言的草稿，那些删除的痕迹，那些交叉不着边际，就像他们的独裁梦化为虚无的构想。有部电话响起来了。
西涅古布从走廊张望。当一切都完了，他的政府倒台了，他的责任完成了，他悄悄转身离开，走进探照灯的亮光里去。
抢掠者在密集的房间中搜索。他们无视那些艺术品，而拿走了衣物和小摆设。他们践踏过散落地上的文件。他们离开时，革命士兵把他们检查过，没收了他们的战利品。「这是人民的宫殿，」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尉斥责道。「这是我们的宫殿。不得盗窃人民的财产。」
一柄破剑把、一枝蜡烛。小偷们交出了赃物。一张被、一张沙发软垫。
安东诺夫把前部长们带到外面，迎接他们的是一班燥热、激动的愤怒群众。他站在囚徒面对保护他们。「不要打他们，」他和其他历经考验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坚决说道。「这很没教养。」
但在街头怒吼着的人们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平息的。过了一段让人焦躁的时间，幸运地，附近传来的机枪声把人们驱散了，安东诺夫把握机会越过桥梁，把被拘留者推拉到彼得保罗要塞关押。
在他囚室大门快要关上时，属孟什维克派的内政部长尼基京在口袋中找到一封乌克兰拉达发来的电报。
「我昨天收到的。」他说。他把电报交给安东诺夫：「现在是你的麻烦了。」
在斯莫尔尼宫，老爱唱反调的加米涅夫向代表们宣布这消息：「窝藏在冬宫的反革命头目已经被革命部队抓获。」这让全场一片狂喜。
过了凌晨三时，还有事情要处理。大会在两个多小时内收到各地的消息——各部队倒向他们一边、将领们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但还是有不服从的人。有人要求释放监牢内的社会革命党部长们：托洛茨基狠批他们是假同志。
大概凌晨四点，作为他离场的一个不怎么体面的后记，一位马尔托夫派的代表难为情地重返会议厅，并尝试提案，呼吁组织社会主义联合政府。加米涅夫提醒在场，那些与马尔托夫一同主张妥协的人，已经背弃了他的提案。他还是，作为一贯的温和派，动议把托洛茨基谴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议案搁置，把它悄悄地置于程序待定状态，以防止在重新谈判时引起尴尬。
列宁当晚没再回到会议。他正在制订计划。但他已经写好一份文件，由卢那察尔斯基宣读。
列宁在这份「致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并立即着手提出民主的和约。农民将获得土地。城市将会有面包供应，帝国内各民族将有自决的权利。但列宁也警告，革命不论在外部或内部仍处于险境。
「科尔尼洛夫分子……正试图率领部队攻击彼得格勒……士兵们！抵抗克伦斯基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铁路工人！阻止克伦斯基的一切队伍进攻彼得格勒！士兵们、工人们、雇员们！革命和民主的和平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
宣读整份文件花了很长时间，中间常被欢呼声打断。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处动词的些微修改后同意了。一小部份孟什维克派弃权，以为左翼马尔托夫派和布尔什维克的和解铺路。都不要紧。十月二十六日清晨五时，列宁的宣言获压倒性通过。
一阵咆哮般的欢呼。当决议的巨大意义慢慢变得清晰，它的回音渐渐变得低沉。男男女女相互张望。通过了。完成了。
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革命政府业已成立，为那一夜已经足够了。这已超越了第一次会议所能做的了。确实如此。
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代表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斯莫尔尼宫。他们筋疲力竭、沉醉于历史中，神经仍紧绷如电线。他们踏出精修学校，走进了新的历史时刻，属于全新一类的第一天，属于工人政府的第一天，一座新城市——一个工人国家的首都——的早晨。
他们在昏暗但逐渐变亮的天空下走进了冬天。
2017年11月7日
本文摘自作者的著作《十月》（October）英国Verso出版社2017年
原文连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1/october-revolution-china-mieville-bolsheviks
|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在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君主国抑或是共和国都一样），学校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在这种国家里，学校的宗旨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两者的利益往往很不一致。
但是学校的宗旨决定着整个学校工作的组织、学校生活的全部制度以及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内容。
如果我们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那么学校的宗旨将根据学校为哪一阶层的居民服务而有所不同。
如果学校是为统治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它的宗旨就是把他们培养成会享乐和统治的人。这类学校的典型就是所谓“农村古典中学”，亦即“新式学校”。现在欧洲各国几乎都设立了这种学校，财阀和上层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受教育。农村古典中学收费昂贵。这种中学一般都设在富人的领地里，设备十分舒适，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成就。儿童在这种古典中学里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十分自由，实行自治，受到教师的信任。一批博学多才的教师向他们揭示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妙之处，把他们引入神圣的科学之宫。这种学校特别重视身体的健康和动作的敏捷。同时尽量发展儿童的意志力，培养他们达到既定目标的顽强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管理自己与别人的能力。此外，教师还尽力为学生打下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牢固基础，并从历史学、伦理学和哲学上对这种世界观加以论述。由于农村古典中学的儿童脱离实际生活，不了解生活中的痛苦、矛盾和斗争，因此这样做起来很容易。工人的家庭由于失业而离散，因此工人的孩子绝对不可能成为在农村寄宿学校受教育的儿童的同学。向这些儿童灌输的对私有财产的观点，不会因为他们的奶娘所讲的故事而有所动摇。他们的奶娘知道他们的要求，会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说是农村里的一件喜事就是听说附近某处一辆装茶叶的车翻了，于是所有的人都拼命去抢茶叶。童年时代的印象使他不会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如果学校是为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它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僚政治的干部、“知识分子化”的干部，他们将会为了分得一杯羹而去帮助统治阶级统治人民。这就是大多数培养各级官吏，即培养资产阶级的有本事的奴仆的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宗旨。在这种学校里，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勤勉奋发的精神，但却压抑了学生独立思考、观察和作出结论的能力。学生所学的知识大都是一些抽象的书本知识。这种学校不教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只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这种人唯主子之命是从，他吃统治阶级的饭，听统治阶级的话。书本上学来的科学知识脱离了生活，它使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能与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是与群众格格不入。这些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它们的学生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崇拜。
至于说到国民学校，资产阶级力图把无产阶级孩子的教育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企图对青年一代施加自己特殊的影响。因此，资产阶级也实行义务教育。
国民学校直到最近一直是读书学校。它授予学生一些起码的知识，因为对识字的群众容易统治，而对看不懂内部规章制度或政府法令的人，对既不会写自己的姓名、又不会最简单的算术的人却难以驾驭。国家在工业方面越发达，对工人和农民所要求的知识范围就越广。学校授予学生这些知识，但是这都是糖衣炮弹，因为学校传授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校向学生灌输的是：这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上帝亲自建立的，它是最公平合理、值得称颂的制度；一些大权在握的头面人物都是优秀分子必须绝对服从他们。在学校里，无时无刻不在教学生顺从听话、尊敬长者。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培养学生崇拜金钱权势，崇拜资产阶级教育。本族语、地理、历史课都是培养儿童最凶恶的沙文主义的工具。学校力图扼杀学生的友好团结感情。奖惩和记分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在学生之间开展比赛和“竞争”。总之，国民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点，麻痹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培养成易于统治的恭顺的奴仆。
当然，随着国家工业发展和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阶级学校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先进的国家里，学校比较完善，方法比较细致，教学大纲的范围比较广泛，学校的目的比较隐蔽，但是本质仍然不变。举例说，工人的子弟可以受到中等敎育。我们俄国不久前还不允许“厨子的孩子”上中学。在德国，上中学虽然没有直接的阻碍，却存在间接的困难：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大纲不衔接，使小学毕业的学生在有几门课程上可以升入中学四年级，而在另几门课程上却只能升入补习学校，因此小学毕业生要想升入中学，就得多花两三年时间。在英国，由小学升入中学完全没有阻碍。相反，英国还设立了许多奖学金来资助小学里天资聪颖、顺从听话的学生升入中学和高等学校。英国的资产阶级认为：中学的目的就是培养资产阶级国家有知识的仆从。工人阶级都是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不可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脱离体力劳动的学校去学习，因此升入中学的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儿童，他们由此就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而走到国家职员这一特权阶级里去了。才华出众的人离开了工人阶级，这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人，力量削弱，无人闻问，而国家仆从的力量却加强了。他们就是这样解决升入中学的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各有千秋，而问题的实质却到处都是一样：广大居民不能升入中学，因而知识仍然是阶级的特权。
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经常谈起普及教育和教育改革的问题，而且不止于谈论，还为实现这种改革做了一些工作。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非常了解：资产阶级的学校办理得越完善，那么这种学校就越能成为更好地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如果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宗旨不改变，中学和高等学校纯知识的、脱离生活的性质不消除，在这种学校里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那么学校的阶级性质就不可能改变。
工农政府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应该彻底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应该使全体居民能进入各级学校学习，而且不仅在口头上说，还要实际去做。只要学校的宗旨不改变，教育就将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居民所关心的是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的目标一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采而又愉快欢乐的生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
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培养这种人呢？
首先，这种学校应尽一切可能搞好青年一代的身体健康。学校要使学生的伙食富有营养，保证学生睡眠充足，衣着舒适而且暖和，养成卫生习惯，能呼吸新鲜空气，积极开展体育运动。统治阶级使他们自己的子弟能享受这一切，而我们必须使全体儿童（不管他们父母的经济地位如何）也能享受这一切。夏天，学校应该迁到农村去。学校应该从儿童的幼年开始就增强和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器官。理解的力量和多样化取决于上述器官的敏锐、完善和发展程度。一些教育学家（尤其是福禄培尔）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必须从儿童幼年起就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听觉、视觉、肌肉感觉等训练，使这种感觉训练系统化；要给儿童以机会，让他们去训练自己的这种外部感觉。儿童很早就想进行观察。应该教儿童学会做到这一点。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游戏体系正是通过玩具的选择（而不是口头上讲讲）来使幼童学会观察和训练自己的外部感觉的。儿童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尽量用各种方法（如动作、语言、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所获得的印象。要使儿童能够扩大表现自己所形成的形象的范围。应该给他们一些材料：做塑像的粘土，铅笔，纸张，各种建筑材料等等；要教儿童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用物质材料来表现所形成的形象是检查和丰富这些形象的最好手段。不管儿童的创造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应大力予以鼓励。艺术和语言是使人们互相亲近的有力工具，是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工具。
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和儿童的创造力。所以必须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以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吸收进来。这种幼儿园要能使每个儿童的个性都得到发展，而不应成为幼儿的兵营，让幼儿随着哨音下操，按教师的指示做动作（一个法国女工在回答儿童在母育学校里学些什么东西这一问题时说：“只是盲目的模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子弟进的幼儿园常常成了这种兵营，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容许这种兵营存在。
当儿童学习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他们也关心别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表达。在这一发展时期（大约是7-12岁，虽然个别人可能出入较大），儿童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别的人。在这一发展时期，儿童的摹仿力特别强，这种摹仿力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形式——再现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在这段时期，儿童的社会本能开始迅速发展，同时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了儿童注意的中心。学校应该巩固儿童觉醒了的社会本能并使之深化，让他们了解劳动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体会创造性的生产劳动的乐趣，感到自己是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的有益成员。摹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获得各种劳动技巧，应该让儿童获得这种技巧，教他们学会干活。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干的活具有集体的性质，因为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共同工作和生活的能力。通过干活，使儿童能够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既不估计过高，也不估计不足。共同的劳动，与同年龄的小朋友共同游戏，通过各种形式参加劳动和成人的生活，这些都可以为形成儿童的共同伦理提供丰富的材料。
在儿童的这一发展时期，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它要让儿童养成一种愿望，即直接参加为别人所需要的生产劳动。它应该授予学生共同的劳动技巧，使他们能够广泛地观察各种社会关系，使他们学会与别人一起生活，互相帮助，同甘共苦。7岁到12岁这一时期相当于儿童上小学的时期。小学能让儿童学到什么呢？读、写、算的能力，掌握许多陌生的、机械地记住的思想。它不能使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它既不能给孩子们劳动材料，也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指示和时间。现代学校是读书学校，而不是劳动学校。现代学校压抑儿童的社会本能，而不能发展这种本能；亳不注意儿童的游戏，不注意他们的集体活动，不注意让他们参加劳动和成人的生活。学校使儿童脱离生活、脱离成人，缩小了他们的视野，使儿童脱离组织。它对儿童的一言一行都加以干涉。一般普及的小学当然应该具有实际的性质，应该广泛采取劳动原则并增强儿童的社会本能。
二级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一个把已经获得的印象加以深化、改造、系统化的年龄时期。这是学习的时期。男女青年开始研究自己，研究社会，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在这段时期，批判性的思想表现得很突出。这是一个人的成熟时期。在这段时期让儿童获得大量的印象和事实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事实可以激发他的一定的理想，使他产生全面阐述这些事实的要求。这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特别重要的是授予学生方法，使他们掌握把已获得的知识连贯起来的要领。在这段时期，学生有某些意志薄弱的表现，学生的个性已完全形成，他的外部生活正按既定轨道进行。在这段时期，特别重要的是让男女青年养成牢固的劳动习惯和集体生活习惯。在这段时期，创造性地表现自我有所削弱，因此应该去掌握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机器本身。
这几年的学校生活是在中学度过的，而目前中学完全不注意学生的个性，不注意必须由他们独立进行检验已获得的经验。从事生产劳动和发展社会本能在现代中学里所起的作用简直微不足道；中学里和小学里一样，占主导地位的是学习；中学也同样压抑学生的个性，呆读死记，脱离社会生活。
高等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专业人材，就其实质而言它不可能是普及的，所以此处暂不涉及。
总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所有这些都是总的发展阶段上的几个密切相联的环节。社会主义学校与目前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唯一目的是使学生得到充分而又全面的发展；它不会压抑学生的个性，而是有助于个性的形成。社会主义学校是自由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刻板的训练、机械的教育、呆读死记的风气没有容身之地。
但是，学校在帮助学生形成个性的时候，应该使他能在公益劳动中表现这种个性。因此社会主义学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广泛地开展儿童生产劳动。现在人们常常谈起劳动教学法，但是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不仅应该采用劳动教学法，而且应该组织儿童的生产劳动。社会主义者反对剥削童工，但是他们主张儿童从事力所能及的、有助于全面发展的劳动。生产劳动不仅可以把儿童培养成未来社会有益的成员，而且可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有益的成员。儿童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着重大教育意义的。在如何组织儿童的生产劳动上，资产阶级想出了许多花样：组织菜园劳动队，帮助生产部门做一些统计工作，帮助分送信件，为士兵缝制防寒衣。美国学生还打扫街道，制作食物，进行计算工作，鉴定产品的真伪，张贴广告，分送书籍，制造教具等等。这些组织生产劳动的经验应该加以收集补充，使之系统化而趋于完善。在这里，各级工会组织、合作社、农村组织都应该帮助教师。这项工作很重要，完全能完成，因此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然，组织儿童进行生产劳动的学校与目前的读书学校很少有相同之处，但它与生活和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里进行的儿童生产劳动与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可以使教学有百倍的生命力，使教学更加深刻。这种学校将要培养受过全面劳动训练的人，他们能从事各种工作，操纵各种机器，适应各种生产条件。他们也能从事智力劳动，而这种劳动至今还是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的。居民本身也应该能够从事这种劳动，这样才能从官僚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生活的主人。
社会主义学校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建立，因为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学校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种学校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而在于这种学校的宗旨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的宗旨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之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非常发达的社会本能，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学校是很个别的，而且生命力不强。在这种学校里受过教育的青年，离开学校之后，就进入了这么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很快就把教育效果化为乌有。在那种把人分为贵族和平民、分为“智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里，青年只能选择一种劳动，因而他从事“多方面”劳动的能力就减退了。同时究竟选择哪种劳动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贫穷的、只同工人有“关系”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情况如何，都只有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为伍。而一经进入这个队伍，他就得干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重活。在这里，他的十分鲜明的个性只不过是一种妨碍而已，使他的单调的、不自由的劳动更为沉重、更难忍受。强烈发展的社会本能只有在青年人具有一个战士的本性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其他的情况下，这种社会本能只不过是受苦受难的源泉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培养出这种战士，因为战士必须在生活中受过严格的训练，而附着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只可能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只可能是一个脱离生活的机构。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机构，它至多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教育实验而已。它只能是一个私人企业，而不是一个国家企业，因为国立学校的面貌已经由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决定了，而这个阶级所提出来的学校宗旨完全不同。资产阶级在安排学校的工作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是从必须保证自己的阶级统治权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每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出发的。
只有人民政府在办学时才能兼顾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但是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理解，则要根据人民政府取得政权的时间而有所不同。如果人民政府是在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取得政权的，那么人民政府所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建立民主的学校。学校的民主化使知识也民主化起来了，并使知识不再成为统治阶级独占的财富。在美国就有这种民主化的学校，这种学校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获胜的政府所创办的。
但是，当人民政府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强大时期取得政权时，那么，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就会摧毁旧时的阶级学校（这种学校的不公平令人发指）而建立符合当时要求的学校。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培养适应这一制度的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大量地浪费劳动力，是一部分人拼命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只是吃喝玩乐，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就是合理地、有计划地、最恰当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把强制的劳动变为自觉自愿的劳动。为此就需要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种人要能适应经常发生变化的生产条件，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个性特点。生产的性质不言而喻地会用这种精神去培养人，去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由强制的劳动转向自觉的劳动，，由单调的、狭隘专业的劳动转向多方面的劳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俄国这种普通教育水平非常低的不文明的国家里、而只有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青年一代才能改造整个社会。社会主义学校肩负的任务就是培养这样的未来一代。
|
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加拿大﹞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加拿大﹞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green2onion译、辗转梦难寻校对
一百年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十月革命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在革命后的短短十年之内斯大林主义就扎了根，而且七十年后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几乎是一帆风顺。当然，人们可以指向反法西斯胜利中红军的主要地位，或者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宿敌为反帝国主义斗争赢得了更大的空间，亦或是一个主要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调节。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情况中，十月革命的遗产仍然是不甚明确的。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事实上是十分清晰的。这份遗产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勇气(“Theydared”)。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夺取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保卫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们是一支忠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提供了他们所需要且想要的领导。
因此，十分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与公众意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被意识形态煽动的建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恐怖的罪恶。根据这种观点，十月革命被认定为是一个武断的行为——它使俄罗斯驶离了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正轨。而且十月革命导致了一场使俄罗斯陷入废墟的三年内战。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版本甚至被一些反对列宁主义（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列宁的策略）的左派认同，因为这场夺取了政权且掀起了内战的革命的手段是威权主义的。
具体的策略
然而，当一个人研究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时，最震惊的事实是布尔什维克与支持他们的工人们几乎不是被一种教徒般的追求社会主义的运动“意识形态”驱动的。首先，事实上，十月革命是一场切实的对普罗大众所面对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回应。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不是一个照着设计图搭建起来的乌托邦，而是一系列对于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所面对的真实情况的具体策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反对提供“未来的菜谱”。
十月革命的直接主要目标是保卫革命果实，抵抗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经济罢工会将二月革命的民主承诺与民主果实付之一炬，并且会让俄罗斯继续在那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屠杀中流血。如果十月革命失败的话，也就是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的话，很可能会让这个世界见识到第一个法西斯帝国的崛起，抢先于迟来的德意资产阶级对类似的失败的革命的反抗。
当然，布尔什维克们与最城市化的俄罗斯产业工人毫无疑问地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所有的俄罗斯马克思流派当时都认为俄罗斯缺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政治与经济条件。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种希望。俄国革命将鼓励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站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战争，同时也为俄国革命争取一个更广阔的未来。这仅是一个不确定的希望，而十月革命是无论如何也要发生的。
内战的威胁
在我以前的作品中，我提供了有证据的，而且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对十月革命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将不再总结这些证据。我更想解释布尔什维克和支持其的工人——一个极大程度上由工人阶级组成的政党——对内战的威胁是有多么刻骨铭心的清楚；有多么想要试图避免内战，以及在没能避免内战后有多么想要减少内战的严重性。所以，我想着重于“勇气”(“theydared”)的意义，作为十月革命的遗产。
布尔什维克与众多工人在革命早期支持“二元政权“的原因是他们想避免内战。在这种布局下，行政权力由一个一开始就是完全由自由主义政客组成的临时政府掌控，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与此同时，被工人与士兵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将监督临时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忠于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包含四个主要元素：民主共和制，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日，和一个积极的旨在迅速落实一个民主的停战的外交。这个革命纲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
对双重政权的支持标志着党不再拒绝资产阶级作为反独裁斗争的潜在盟友了。对资产阶的拒绝一直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最基本的根基，也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在战前工人运动中得到了领导地位。对资产阶级的拒绝，同时也是对孟什维克的拒绝，源于工人阶级曾面对过的资产阶级与专制国家的密切合作以反对其民主和社会理想的漫长而痛苦的经历。
对二元政权的最初支持反映出给自由派一个机会的意愿，因为有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Kadet在1917年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政治代表人）虽然相当迟钝地支持了革命。他们对革命的坚持极大地促进了在俄罗斯广大领土和前线的不流血的胜利。如果苏维埃在二月夺权，将会从革命中排除这些有产阶级，从而直面内战的幽灵。此外，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直接负责掌控国家和经济。
他们后来拒绝了二元政权和向苏维埃转移权力，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对列宁回到俄国和四月提纲的发布的自动回应。根本上来说，这些提纲是对党的传统立场的回归，只不过是在世界大战和成功的民主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如果列宁的立场胜出，那就是因为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有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中的自由派政治代表是敌视革命的目标的，实际上，是想要反转革命。
早在四月中旬，自由政府就明确表示支持战争和帝国主义。甚至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报刊终止了民族团结的短暂蜜月，反对工人所谓的利己主义——以牺牲战争生产为代价谋求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他们明确地想要破坏工兵联盟，一个能使革命成真的联盟。
不无关系的是，工人越来越怀疑被伪装成供应困难的停工，怀疑这种停工是被企业家们放大了的。作为反对政府对摇摇欲坠的经济的监管的手段，停工一直是工厂主最喜欢的武器。在战争爆发前的短短的六个月中，俄国首都的工厂主们和国营工厂的官僚们一共组织了不下三次的全面的停工，在此期间，共有30万工人被解雇。而在十年前，1905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在首都的两次大停工给俄国的第一次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到了1917年的春末和夏初，有产阶级的知名代表呼吁镇压苏维埃，并从他们阶级的议会中得到经久不息的赞扬。然后在6月中旬，在盟国的强大压力下，临时政府发动了军事进攻，结束了自2月份以来在东线实行的事实上的停火。
所以到了六月份，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布尔什维克要求政府免受有产阶级影响的要求。这实质上就是“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意思：一个只对工人和农民负责的政府。在这样的程度上，布尔什维克和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内战的必然性。
“七月流血事件”的失败：前进的阻碍
但这本身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工人和农民（士兵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令人担忧的实际上是内战可能会发生在大众阶层的内部，在“革命民主”的内部。对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SRs）主宰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苏维埃，以及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和农民执行委员会。他们支持自由派到了一个把他们的领袖交给联合政府的程度，以支持后者在大众中薄弱的权威。
7月初，当首都驻军和首都的工人一起，为了催促中央执行委员会掌权，大规模地示威时，革命民主内战的威胁被强行加重了。他们不仅失败了，而且他们的示威代表着革命中的第一次严重的流血冲突，接着是温和社会主义者纵容了政府对左翼的镇压。
因此，七月流血事件让布尔什维克及其工人支持者迷失了道路。正式地来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一个新口号：权力属于“工人与贫农的政府“-没有提到苏维埃，因为在首都之外的苏维埃都在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列宁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要准备起义的号召，一个可以绕开苏维埃的起义。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是反对苏维埃的。但这个口号，实际上，并没有被党和首都工人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反对仍然支持温和派的人民群众——也就是一场革命派内部的战争。
党的基层领导起义
8月底，科尔尼洛夫将军失败的起义得到了有产阶级的热烈支持，这似乎开辟了一条走出僵局的道路。面对明显的情况，温和社会主义者似乎接受了与自由主义者分裂的必要性。（自由派部长们在起义前夕辞职）。工人们对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消息做出了一种有趣的慰藉与戒备的混合着的反应。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终于可以采取行动，打倒反革命的前进了——他们的确大刀阔斧地做了——而且团结了其余的革命民主势力，而不是继续内斗。列宁在科尔尼洛夫的失败之后，把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给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至于如果能够夺取政权的话，他甚至愿意作为一个忠诚的反对党。
但经过短暂的动摇之后，温和社会主义者仍然拒绝了与有产划清界限。他们允许了克伦斯基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一些特别恶名昭彰的资产阶级人物，比如刚刚把工人拒之纺织厂门外的企业家斯米尔诺夫（S.A.Smirnov）。
到了9月底，布尔什维克已经在俄罗斯大部分苏维埃占有了大多数席位，所以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勉强定于十月二十五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可以保证作为多数派。仍然躲避追捕的列宁要求他的党中央准备起义。但是中央的多数人犹豫了，宁愿等待立宪会议。人们可以理解他们的犹豫。毕竟，起义将会开始一场已经拖延了许久的内战。这是一次可怕的向未知的大跃进，因为党将不得不在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中执政。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会允许立宪会议将资产阶级定罪，解决俄罗斯社会严重的两极化的希望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与此同时，工业崩溃和大规模饥荒也即将来临。
如果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决定组织起义，那并不是因为列宁的个人权威，而是受到列宁曾争取的党内中下层的压力。在1917年10月，彼得格勒党组织共有成员4.3万人，其中工人2.8万人（整个工业劳动力有42万人左右），士兵6000人。这些工人已经准备好行动了。
然而，党外群众的情绪却更为复杂。他们强烈支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他们并不想要主动出击。相对革命的头五个月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反转：当时，大众工人阶级主动地形成组织，而且推进党的步伐。在二月革命中是这样的，在4月份的反战抗议中是这样的，在防止蔓延的停工潮的工人权力运动中是这样的，以及在逼迫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的七月流血事件中也是这样的。
但七月流血事件和随后的镇压改变了事情。诚然，政治形势不一样了，几乎到处都是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但是十月革命之前的日子里，整个非布尔什维克新闻界都自信地预测革命将惨败，甚至比工人们在七月受到的镇压还要更血腥。
另一个导致工人们犹豫的因素是大规模的失业。虽然日益严重的工业崩溃是使工人们立即行动的最强力的论据，但是也是一个使工人感到不安全的因素，从而导致工人们的犹豫不决。
因此，发动革命的重任落到了党的肩上。可是，就连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也不是毫不打怵的。但是，他们经过了多年的、惨烈的、反抗专制与企业家的斗争，历练出来了一些过人之处，使他们得以克服这些恐惧。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从资产阶级中脱离，寻求阶级独立的理想，这也是布尔什维主义工人运动的决定性的特征。在革命前的几年里，这个理想在工人阶级的坚持中展现了自己：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组织，都一定要独立于有产阶级的影响。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工人的尊严感，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俄罗斯的“觉醒的工人”的概念包含了独立于，甚至很大程度上反对有产阶级的世界观与道德规范。这种尊严感体现于对“礼貌称呼”长期以来的索取，以及很多其他方式中。对“礼貌称呼”的需求长期以来是工人罢工谈判桌上的一员。工人们要求管理层以礼貌的第二人称复数来称呼他们，而非不正式的单数，那是为亲友，孩子们，以及下属们保留的。在编制罢工统计资料时，沙皇内政部将“礼貌称呼”归类于政治要求，可能是因为这意味着对“礼貌称呼”的要求否认了工人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在1917年，1917年工厂会议的决议经常把临时政府的政策称为对工人阶级的“嘲弄”。而在十月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的红卫兵拒绝在跑步前进时保持弯腰，或者拒绝在战斗时趴下，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懦弱和对革命工人的不尊重，士兵们不得不向工人们解释把额头露给敌人打可没什么好光荣的。但是，如果阶级荣誉感是军事义务的话，十月革命一定会实行它的。
十月：一场大众革命
尽管发动十月革命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上，但几乎所有工人，甚至连大多数一直支持孟什维克的印刷人员，也都欢迎起义。但是新政府组成的问题立刻就出现了。当时所有由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本身都呼吁建立一个包含社会主义各党派的联合政府。
再一次，这关系到革命民主的团结和避免阶级内部的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包含温和社会主义者（但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认为他们会瘫痪政府的行动。但在谈判进行时，他们却没有直言。
然而，这个联盟是无法成立的。不久后，在苏维埃权力的问题上，谈判就破裂了：布尔什维克和绝大多数工人都希望政府对苏维埃负责，也就是一个不被有产阶级影响的大众政府。然而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苏维埃对于一个可行的政府的基础来说过于狭隘了。虽然遮遮掩掩的，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包括有产阶级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在苏维埃没有代表的“中间阶层”。但是，俄罗斯社会是严重分裂的，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后者与有产阶级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温和派拒绝任何布尔什维克占据多数的政府，尽管布尔什维克在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国会中占多数。实质上来说，温和派想要将十月革命付之一炬。
一旦这一点被发现，工人对大联合政府的支持就消失了。不久之后，与工人达成了相同结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联合政府。到十一月底，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主导下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其执行委员会与代表工人和士兵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这一决定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和大多数工人感到慰藉和欢欣：至少在下层实现了团结，虽然没有和左翼知识分子与温和社会主义者达成一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不同，并没有武装反对苏维埃。）
那么这就是“勇气”(“theydared”)的含义，作为十月革命的遗产。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党，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应该在一切伟大的斗争中领导革命者们，做到了那句格言所说的：“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必须做你必须做的事”（Faiscequedois,adviennequepourra）。但我试图表明，这个挑战并没有被布尔什维克轻易的接受。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是冒险主义者。他们曾惧怕于内战，曾试图避免内战，但是，如果内战不可避免的话，他们至少会限制内战的严重性并提高胜率。
那些拒绝勇气的人的责任
在192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唐恩（FedorDan）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科尔尼洛夫起义之后，他的党仍然拒绝与有产阶级划清界限。那是因为在苏维埃中没有代表的“中间阶层”，“民主”的一部分，（唐恩提到了一个教师，一个合作社社员，莫斯科的市长……）是不会和有产阶级割离的——他们深信如果没有有产阶级，是无法治理国家的。他们甚至不会考虑参加布尔什维克所在的政府。唐恩继续说道：
“那么——理论上！——与联合政府彻底分离（与有产阶级的代表）只有一条路可走：与布尔什维克组建一个政府–并非是和“非苏维埃的”民主（“中间阶层”）联合，而是反对它。鉴于布尔什维克当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清楚地明白，走上这条道路，就是要走上恐怖和内战的道路，就是要做一切布尔什维克要做的事情，事实上，以后就要做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可以承担非联合政府的政策的责任。”
唐恩的立场与另一个温和社会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社会革命党的V.B.斯坦克维奇（Stankevich），是他的政党中罕见的人物（曾经是临时政府的前线政治委员）。他在1918年2月致同党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必须看到，到了这个时候，人民运动的力量正站在新政权的一边......
“对于温和社会主义者有两条道路：反抗政府，追求不可调和的斗争，或者作为忠诚的反对党，进行和平又有创造性的工作。
“以前的执政党可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有经验以至于可以治国安邦，完成那个不但没有变简单的而且变得更难的任务吗？因为，实质上，他们没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而没有纲领的斗争就是墨西哥将军的冒险。即使创建纲领的可能性存在，你也必须明白，你没有力量来执行它。要推翻布尔什维主义，至少在实际上，即使不是正式的话，也需要各方的联合努力，从社会革命党到极右派。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仍然变得越来越强……
“只有一条道路：统一的人民阵线，团结的工作，大众的创造力......
“而明天呢？继续毫无意义，而且实质上是冒险主义的夺权企图？或者与人民共同努力，帮助人民解决俄罗斯面临的问题，与为政治永恒的政治原则所和平斗争相关的问题，为了治国的真正民主根基！“[5]
我会让读者决定是唐恩还是斯坦克维奇的观点更好。但是令人信服的是，温和社会主义者对“勇气”的拒绝反倒为他们所惧怕的结果做出了贡献。
自1917年10月以来的历史充满了缺乏勇气的左派党派的例子，当他们应该勇敢的时候他们却退缩了。其中包括191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20年的意大利社会党，1936年的西班牙左翼，1945年和1968年至1968年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1970-73年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最近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没有组织起义，而是从一开始就拒绝采取这样一种战略，一种其目标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战略，一种最终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划清界限的战略。
在人类面对的选择如此两极化的今天，在比以往更严重的只剩下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两个选项的今天，在文明社会的未来受到威胁的今天，左派应该从十月革命汲取灵感。这意味着，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和其同盟军的社会力量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也要拒绝像凯恩斯福利国家一样虚无缥缈的“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今天，勇气二字意味着要发展一种其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战略，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战略一定要不惜有一天与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地划清界限。
2017年10月31日
注
1.本文大部分基于我的《ThePetrogradWorkersintheRussianRevolution》,Brill-Haymarket，莱顿和波士顿，2017.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国际出版社，纽约，1967，17页。
3.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纽约，1930，418页。
4.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KistoriiposlednykhdneiVremennogopravitel’stva,”Letopis’RusskoiRevolyutsii,vol.1,柏林,1923。
5.I.B.Orlov,“Dvaputistoyatperednimi...”IstoricheskiiArkhiv,4,1997,79页.
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在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duQuébecaMontréal）教授政治学，并多年来一直参与乌克兰的劳工教育。
原文连结：http://socialistproject.ca/bullet/1504.php
|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民渴望受到教育，有如久旱盼雨。”从那时以来，我国历经了饥荒与战争，发生了一月九日的流血事变和1905年的革命等等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群众的整个生活制度。人民对知识的渴望无比高涨。工人的这种要求尤为迫切。工厂的工作条件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向他们提出了许多燃眉之急的问题，他们十分希望找到答案。夜校、俱乐部、各种教育团体都有很多工人参加。与工人意见相左的知识界一致指出了“工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近乎神经质，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工人的觉悟越高，他们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越明确，那么他们对知识评价就越高，他们也就越渴望掌握知识。他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就是力量。
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说来，他们的孩子不仅随时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且也可以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国民学校的问题与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大企业主，也是一些不得不生活在一群愚昧无知的人中间的人。他们经常讨论和争论：是否值得掏钱给人民办教育；多大的规模；用什么办法。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而且也涉及他们的家庭和亲人。
根据1914年国家支出总预算，国民教育部的预算仅为161629822卢布这一区区之数，而其中完全用于国民学校的经费仅为总数之一半，即8400万卢布。这仅占整个经费的四十六分之一，而根据中央统计局①的材料，这却是识字人口仅占21.1%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8400万卢布，可是一次战争下来一年就得八个亿。
一些维护现状的人（如波列日阿郁夫及其所著《六年来》一书）却欢呼国民教育经费预算遂年有所增长。1907年为4590万卢布，1911年为9750万卢布，1912年为11400万卢布，1913年为13670万卢布，最后，1914年的预算为16150万卢布。但是不应忘记的是，1906年国家的预算仅为20亿，而1913年则为30.020亿。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拨给国民教育部这8400万卢布如何支配？这笔钱果真能用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改善学校条件和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吗？
过去政府曾通过波别多诺斯采夫②的嘴露骨地声称：“……大办国民教育无疑是有害之举。”政府当局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不比工人差，因而它全然不会去关心把这一力量让人民群众掌握在手。但是几年来俄国革命的情况表明，对人民群众采取过去那套策略是行不通的。工人和农民决心通过斗争获得知识，而不等待別人的恩赐。因为不上官办的正式学校也可以获得知识，立陶宛和波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拿科文斯吏省来说，省内立陶宛人占68%。政府为了大搞俄罗斯化，禁止该省用本族语教学，因此该省的入学率是最低的，仅高于文盲最多的省之一的唐波夫省。尽管如此，科文斯克省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识字人数最多的是彼得堡省，识字的人占62%，其次就是科文斯克省，识字的人占54%。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原因相同，也是因为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使居民不能入学）：入学率低，但识字率高。
从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人民想获得知识，他们不上正规的学校也仍然可以获得。
由此可见，奉行那种不让人民获得起码知识的陈规再也行不通了。
政府决定采用更为现实的、更符合基督精神的政策，即允许少量地增加国民学校，但同时也竭力使学校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同年的印象往往在人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基督教徒对此非常注意，他们特别注意对青年人的教育。主持国民学校工作的人可以通过挑选具有一定方向的教师、通过修订大纲和根据这一大纲编写的教科书来影响学生世界观的形成。
国民教育部向第三届杜马提出了《初等学校法令》草案③，其中指出了学校应具有的性质；把宗教道德教育摆在首位，强调学生应树立“尊敬父母和长者的观点，热爱袓国，遵守法纪，树立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点”。歌咏课应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的和宗教的感情，体育课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
总之，根据国民教育部的法令草案，学校应该成为一种工具，用以宣传那种把人的思想搞乱的思想，而不是让人们认清周围的现实。
《新时代》④抓住了国民教育部的这种思想，并且更加突出了这种思想。在第三届杜马讨论有关初等学校的政府法令草案期间，孟什柯夫⑤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支持普及教育体系，就是：必须绝对保证这种体系是俄罗斯民族的而不是别的体系。能起这种保证作用的不仅有学校的大纲，而且还要对一些极其令人怀疑的机构进行改革，这些机构的任务是监视教工，检查教育著作和刊物。显然，支持人民自由党团的人对政府的目的不大理解。”⑥
第三届杜马的议员米留柯夫⑦1910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杜马的发言中说：“在自由运动提出的各种任务中，看来没有一项任务像普及教育问题那样，人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如果您把俄国所有政党的党纲（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各右派政党⑧的党纲）加以比较，您就会发现，他们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并且都很重视。”
上面摘引的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各个政党都很重视普及教育问题。
至于米留柯夫提到的各个政党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云云，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举例而言，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学校应是非宗教的，学校完全与教会脱离。大家肯定记得，人民自由党团（如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上却坚决主张学校必须进行宗教道德教育，并且希望教会学校所辖范围的劳动者，东正教信徒到部立学校去，那里既教基督教的教义，也教与之有关的基督教道德。
米留柯夫本人声称，他与“否定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的思想相隔甚远”。
可见，一方面是要求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而另一方面却是“承认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可见，两种提法“几乎”完全不同。但上面所引用的米留柯夫讲话中的主要之点在于，他完全忽视了在谈及普及教育问题时，不同的阶级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
贵族地主想依靠学校让农民尊重神圣的所有制，在内心惧怕上帝。
工厂主希望工人的文化水平有一定提高，因为有文化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但工厂主最关心的是教育工人尊重私人财产，尊重上司。
农民希望得到真正的知识，以便了解周围的现实，并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
工人们希望得到最广泛、最真实的知识，以便通过正确的道路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目的不同，因而不能混为一谈。大家都希望进行普及教育。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要求是一致的。
人民自由党团的支持者爱说什么反对把学校卷入政治。这是一句粉饰现状的空恬。政治永远存在于学校之中。我国的政治在于学校具有教会性质，学校追求俄罗斯化的目的，挑选具有一定观点的教师；政治还存在于学校的大纲、教科书中，而教师是椐此来进行教学的。任何政府都要把政治带到学校，使学校成为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机构。
教育工作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地方自治机构实施领导，进行监督，在这种地方，情况都和上面讲的一样。问题只是力量，只是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多大力量去实施自己对学校的影响。
要想利用学校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来管理国民学校。目前我国有两种类型的学校。一种是教会办的学校，一种是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尽管这两种学校的自治程度还不高，但它们却不完全受国民教育部的影响。学校工作并未完全控制在官僚机构手里，教学工作也不太僵化，学校也还未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而这些却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指教育而言，是指减少对学校的监督而言。不把学校纳入一定的模式，官僚主义的教育机构就不可能履行正确的职能。
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国民学校不由中央集中管理。与国民学校打交道的中央机关全然不承担监督任务，它所关心的不是日常琐事，而只是编印国民教育的统计资料，撰写工作情况报告，介绍优秀的教学方法。管理工作全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
国民教育部热衷于中央集权，因而在第三届杜马上提出了一个法令草案，要把教会办的学校和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改为部立的学校。
但俄国毕竟是俄国。支持教会办学的人不理解政府草案的用意，不理解法令草案把所有的学校都降低到教会办的学校的可怜水平的目的何在。大家知道，如果不同时拨给教会学校一百五十万卢布的话，国家委员会拒绝给学校一千万卢布的拨款。
由中央集中管理学校工作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国民教育部还是竭力加强对学校的监督。
1）国民教育部尽量不让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学校。当然，只有建立在普遍平等的、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原则上的这种地方自治机构才可能管理完全符合当地居民需要的学校。它们能让学生穿得暖、吃得热，而这在目前往往由于饥馑和疲劳而无人过问。目前，只有部分教师才能做到给学生供应热早餐。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教师为此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如果他外出或调离，早餐也就供应不上。在其他方面民主组建的自治机构还可以把国民学校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更不用说的，因为对它来说，学校工作乃是自己切身的事业。
我国地主的地方自治会当然与真正的地方自治机构相距千里。不过在国民教育工作上，地方自治会然比暗探密布、宪警充斥的俄国官僚机构略胜一筹。地方自治会关心孩子们有书可读等等事情，因而在各个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尽管图书不多，而且往往还是经过挑选的。
现在国民教育部发布通令，要把图书财产转交给教育当局。
在许多省，这一财产有几万卢布。把图书馆交到教育当局，其目的是把许多书籍从图书馆清除出去，因为这些图书在知识渊博的人看来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或艺术著作，但国民教育部却害怕人民见到它。
文明国家几乎消灭了文盲。那里的人民都乐于入学学习。各方大为支持开办图书馆。可是我国的所谓国民“教育”部却煞费苦心地采取卑劣的警察手段来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阻碍人民去学习！我国的国民教育部在摧毁图书馆！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还有这种反对图书馆的特别规定，还有这种可卑的书刊捡査机构。可是我国除了对报刊进行检査之外，除了采取野蛮手段反对图书馆之外，还制定了一些极严厉的规章来反对国民图书馆！这是令人发指的愚民政策，是地主阶级企图使全国野蛮化的令人发指的政策。有人（如巴甫连科夫）花了一些钱开办国民图书馆。现在，野蛮的地主政府却摧毀了这些图书馆。是时候了，那些想帮助俄国教育事业的人应该懂得，钱不应白白地花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并且遭到摧毁的图书馆上，而要用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上，因为连这种自由都没有，俄国就会被野蛮的气氛窒息而死。
2）还有一个有关教师的尖锐问题。国民教育部想通过教师短训班培养一批世界观符合他们要求的教师。教师短训班的情况，并不比别的中等学校的好。维特曼文科中学的逮捕事件，就充分说明我国的中等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学生在那儿的任何首创精神都遭到扼杀，任何对知识渴求的愿望都遭到摧残。新颁布的有关私立学校的通告，其目的是让这些学校像公立中学一样服从那种死气沉沉的监督。这个通告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我国中等学校目前的精神面貌。
教师短训班毕业的年青教师不大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生活穷困，有时工资还不够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因此只好与农民一起住在小木房里，连供学习用的一隅之地也没有，冬天还要把奶牛牵到房里来。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教师开始关心起当地居民的疾苦了。他们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问题。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优秀的毅师还渴望学习，但这谈何容易。繁重的劳动使他无暇学习。他们没有钱买书，即使有钱，往往也很难买到。他们渴望上暑期短训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能参加这种短训班，他们就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短训班有时并无多大效果。如果工作搞得好，短训班又会面临各种困难，甚至会停办。前年夏天彼得堡的短训班就是如此，参加短训班的在头一年就达一千人。
然而教师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比犯人的生活还要坏。他们一言一行都受到神甫、警察、地方黑帮分子的监视。教师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搞不好就丢了饭碗，或者调往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去工作。总之，往往由于督学想安插另外的人，他们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调离教师。
教师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自己。他们完全处于警察和督学的控制之中。在别的一些国家，拥有成千上万会员的教师工会对教师说来还不失为一种保护。这些工会保护教师的权益，努力改善教师的劳动条件，讨论各种教育问题，出版自己的杂志，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国禁止教师加入组织。只要教师能被当局完全控制，工作受损失也无所谓。
对国民教育部奉行的这种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认为，国民教育工作要想步入正途，必须做到：
1）学校脱离教会，成为非宗教学校；
2）不能由中央集中管理国民学校的工作，而应由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这种地方自治机构应运建立在普遍平等的、直接不记名选举原则的基础之上；
3）学校要摆脱警察的监视，学校要完全自由（只有在自由前国家才能做到此点）；
4）教师有权组织工会，出版自己的报纸，召开大会，等等。
我们认为，如果做不到以上四点，国民教育部在所谓“国民教育”上花的钱，根本不能促进国民教育的发展。
|
失败的科尔尼洛夫政变——﹝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失败的科尔尼洛夫政变﹝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离火译
一百年以前，拉瓦尔·科尔尼洛夫将军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将军之间的联盟为什么会瓦解？
很久以前，科尼洛夫将军和克伦斯基将军都是俄国的英雄。保守派历史学家认为科尼尔洛夫是一位光荣的爱国者和职业军人，而自由派历史学家则认为克伦斯基是一位能言善辩的空想家和律师，他希望将俄国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共和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后，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克伦斯基担任临时政府首脑，科尼洛夫担任总司令——希望引领俄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如各类历史学家所记录的那样，这两位英雄在1917年8月发生争执并决裂，从而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创造了条件。然而，究竟是什么促进了这场决裂，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
有人说，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克伦斯基却动员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团体阻止了这场政变，而布尔什维克，据说不择手段地利用了此时的混乱，夺取了政权。还有些人说，克伦斯基为了推翻科尼洛夫而发动政变，却无意中为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铺平了道路。这一解释引起了一个疑问：克伦斯基为什么会背叛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来削弱自己的权力？
答案在于，科尔尼洛夫在1917年策划了两次政变：一次是与克伦斯基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另一次是反对临时政府本身。他最终的失败提醒了我们，从俄国革命的规模来看，历史不是由英雄成就的而是社会力量成就的，它为个人的行动创造了环境。
从起义到镇压
大多数读者已经能够对俄国革命产生的条件娓娓而谈。自19世纪末以来，俄国僵化的半封建君主制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相结合。这两个怪异的盟友在占人口多数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也有不断变化和增长的少数产业工人群体——和精英——世袭贵族和工业资本家——之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紧张关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种不稳定的紧张关系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二月份，工人们响应各种社会主义团体的革命呼吁，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他们要求和平和生计，并更进一步地呼吁全面重新分配土地，结束专制统治，以及享有平等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随之成立的民主的工兵代表会体现了起义的价值观。这些苏维埃不仅在这场革命中进行了协调，而且继续保留下来适当地监督起义所要求的政治和社会过渡。
与此同时，更“务实”的派别——自由派、保守派和温和的社会党政客——成立了临时政府。其领导人赞扬工人、农民和士兵，恭维苏维埃，并充分利用各种许诺和平、生计和土地的民主、民粹主义的言论美化自己。然而，和平带来的只是荣誉，生计却只能苦苦等待，直到起义结束，土地再分配问题上却仍是要尊重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苏维埃起初时倾向于支持这个看似善意的政府，但需建立一些约束条件去引导它实现最初的革命目标。克伦斯基以他的社会党党员的资历，提出自己作为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关系的纽带，最终出任总理职位。
尽管许多人认为，克伦斯基注定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俄国，但那些熟悉他的人对此表示怀疑。“在克伦斯基看来，一切都是不合逻辑的、矛盾的、变化的、反复无常的、想象的或者虚假的，”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写道。“克伦斯基，”他接着说，“被相信自己的迫切渴望折磨着，总是时而赢得时而失去这种信念。”
克伦斯基虽然在临时政府内仍然声称代表苏维埃的利益，但他却开始与其他当权派政客站在一起，反对削弱其政府权威的代表会。
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党员，坚持苏维埃应该支临时政府，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他们认为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却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前奏。相反，以列宁为首的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通过第二次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并“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才能实现起义群众的要求。伴随着革命向其他国家的蔓延，其将启动社会主义改造。
越来越多感到挫败的工人逐渐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连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左派都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论点令人信服。列昂·托洛茨基，曾是1905年革命高潮中杰出的领袖，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最著名的新成员。
7月，工人阶级的愤怒达到顶峰，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示威。彼得格勒的激进分子，在没有党的控制下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发动了起义。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被政府假以借口加以镇压。正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艾萨克斯坦·伯格所说：“一群军官、学生和哥萨克人走上街头，搜查过路人的武器和‘布尔什维主义’暴行的证据。”临时政府随即宣布布尔什维克为非法政党，摧毁其总部，或逮捕或驱逐其领导人和最明显的激进分子。
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
七月事件之后，克伦斯基任命科尔尼洛夫为俄军总司令。两人都希望对抗来自“不合理的”工人的压力，这些工人正在建立工厂委员会来控制工作场所，并组织自己的“红色卫士”准军事团体来维持公共秩序，保护革命免受反动分子的暴力。克伦斯基认为这种激进主义令人不安，但科尔尼洛夫将军等右翼分子认为像克伦斯基这样的温和派也同样令人讨厌。传统的政治家，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开始将军事独裁视为稳定国家的唯一途径。
在克伦斯基的回忆中，他引用了科尔尼洛夫的话，这些话表明了科尔尼洛夫蔑视所有的社会党人，甚至是温和派：
我确定……临时政府中的弱者将会被扫地出门。如果奇迹发生让他们得以继续掌权，那么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将会在切尔诺夫这类人的纵容下免受惩罚。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是时候绞死列宁领导的德国间谍，打破苏维埃了，将它打破并让它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东山再起。
克伦斯基透露，他“同意这一点但并没有参与制定细节。”他以为科尔尼洛夫将允许他继续担任政府首脑，但他的一位特使向杜马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领导人透露“总部和前线一切准备就绪，可以撤走克伦斯基。”
至少克伦斯基是这么说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科尔尼洛夫是否真的密谋用军事独裁来取代克伦斯基。证据表明这个争论只是个错误的、因交流不畅而引起误解的闹剧。然而，大多数人都同意二人都计划消灭布尔什维克，粉碎苏维埃。
政变失败
几乎在最后一刻，克伦斯基才断定他处于危险之中。毕竟，在苏维埃让路的情况下，他为何要费心屈从于做温和派的左派总统呢？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拯救俄国”时，他试图解雇这位将军，并呼吁工人组织——包括他勉强同意给与充分的合法承认的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为革命辩护。克伦斯基后来写道：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逼近的第一消息对彼得格勒人民的影响犹如一只点燃的火柴抛向了火药桶。士兵、水手和工人们都突然产生了疑神疑鬼的念头，他们以为到处都是反革命。他们因害怕失去刚刚获得的权力而惊慌失措，所以将愤怒发泄在了所有的将军、地主、银行家和其他“资产阶级”身上。
克伦斯基对起义群众造成的这种“疑神疑鬼”其实是使群众承认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消息让全国人民兴奋不已，尤其是左翼。”著名的孟什维克党员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回忆道。“苏维埃及其附属组织、铁路工人和军队的某些部门宣称，如果有需要，他们准备用武力抵抗科尔尼洛夫。”
工厂委员会宣布，“以卖国贼科尔尼洛夫将军为首的军事阴谋者在某些盲目的、缺乏政治意识的部门的支持下，正向革命中心彼得格勒进军。”另一项呼吁强调，“可怕的时刻已经到来”，并督促工人们“团结起来保卫革命和自由”，因为“革命和国家需要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奉献、也许你们的生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写道：
在科尔尼洛夫袭击的消息的鼓舞下，所有的左派立宪民主党政治组织（自由资产阶级政党）、所有重要的劳工组织、以及各级水手和士兵委员会立刻奋起与科尔尼洛夫战斗。在最近的历史中，很难找到一个更有力和有效的、自发而统一的政治行动。
但回应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孟什维克的目击者N·N·苏罕诺夫指出，布尔什维克有“唯一一个巨大的、由一个基本纪律团结起来的组织，并且这个组织与首都的民主最底层联系在一起。”“群众，”他解释，“只要是有组织的，都是由布尔什维克组织起来的。”
虽然列宁的党自二月以来确实获得了支持，起义分子仍然认同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正如阿布拉莫维奇解释的那样，“反革命起义的威胁唤醒并团结了整个左翼，包括布尔什维克，其在苏维埃内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种危险的时刻，拒绝与他们合作的提议似乎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后来回忆道“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联合阵线斗争，并与他们建立联合斗争组织。”
克伦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参加联合政府的社会党领导人，由于担心反革命会胜利以及随后的报复，大部分转向了布尔什维克。8月27号，在歇斯底里的头几个小时里，他们大声欢呼，欢迎他们回来，并与他们并肩作战，准备“拯救革命”。
当然，善变的克伦斯基也不止一次面临过歇斯底里的指责。美国驻俄国大使大卫·弗朗西斯指责俄国总理的失败原因是，克伦斯基在7月份已经决定不会“以叛徒的身份处决列宁和托洛茨基”，“未能安抚科尔尼洛夫将军，反而求助于工人和士兵代表会，以及在8月份向彼得格勒工人分发武器和弹药。
克伦斯基在许多年后沉思道：“列宁怎么可能不利用这一点呢？”
的确如此。“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能支持克伦斯基政府，这是不讲原则的。”列宁强调道。“我们应当战斗，我们虽然同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在对抗科尔尼洛夫，但我们并不支持克伦斯基。相反地，我们要揭露他的弱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解释说：“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对科尔尼洛夫的战争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进行，通过吸引群众，唤醒群众，鼓动群众（克伦斯基害怕群众，害怕人民）。”布尔什维克勇敢地动员群众反对反革命势力，在苏维埃内赢得更大的权威和更多工人的支持。
帮助管理这些实际活动的托洛茨基后来回忆道：
布尔什维克站在前线，他们冲破了挡在他们和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社会革命党战士之间的壁垒，并同他们一起，促使他们觉醒。
面对坚定的工人阶级的动员，并且由于革命鼓动者与科尔尼洛夫指挥下的士兵进行了联系，右翼军事势力在到达彼得格勒之前就瓦解了。“潜入科尔尼洛夫营地的数百名鼓动者——工人、士兵、苏维埃成员——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阿布拉莫维奇写道。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工人和身着军装的农民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和左派孟什维克鼓动者的呼吁做出了回应，转而反对他们的军官，支持苏维埃。政变失败了，科尔尼洛夫别无选择只能向临时政府投降。
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失败之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赢得了决定性的多数席位，并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压倒性的支持。社会革命党内的多数派分裂出来，组成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结盟，就像孟什维克一样。这个联合阵线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保罗是美国匹兹堡拉罗什学院的历史学家，是《革命、民主与社会主义：列宁选集》（Revolution,Democracy,Socialism:SelectedWritingsofV.I.Lenin）的编者，也是《列宁与革命党》（LeninandtheRevolutionaryParty）一书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17/08/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s-kerensky-kornilov
|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
柯诺瓦洛夫写了一本关于现代农村的著作。这本书充分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其中有一章描述了一位乡村女教师的生活①。这位教师靠她的微薄收入养活自己和一个小妹妹。一个兄弟被流放到远方。她住在一个农民房舍的一隅，坐在室内仅有的一张桌子跟前写东西、改作业，等等。每天晚上她连灯都不能点，因为灯光会妨碍白天劳累已极的主人入睡。
主人对这位女教师很照顾，不过房子是太窄小了，冬天还得把奶牛牵到屋里来。马克思的一帧照片挂在床头，人畜共居于这间斗室之内。
瞧，这就是一个俄国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与农村生活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他不可能不关心农村的疾苦，不可能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不可能不认真考虑社会生活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农村并非“风平浪静，诸事如意”、而是深受整个制度压迫束缚之苦。
乡村教师困居在穷乡僻壤，与文化生活隔绝，因而他们对将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寄予深切的斯望。
工人报刊的有关人员、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将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与会教师的本能的民主思想得到巩固和深化，变得更加自觉。为此，他们应该尽可能充分地阚明马克思主义对学校问题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学校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感情产生影晌。当然，学校掌握在谁手里，就由谁按自己的需要来施加这种影晌。因此，起决定作用的是看学校掌握在谁手里，谁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性质，谁挑选教师、考核教师等等。
常常有人持这样一种见解，认为关键是要开办学校，拨给学校一笔经费等等，至于国民学校里讲授的内容，是些很肤浅的东西，却不为大家所关心，因之在大纲的制定上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分歧。读、写、算……让孩子们学会这些东西就行。不管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管是民粹派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同样的主张。人们往往这样看，但这是大错恃错了。
即使是只学一些最肤浅的东西的学校，也有个学校贯穿着什么样的精神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对青年一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学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落后的加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农奴制遗风的地主，那里的学校就充分显露出教权主义精神；而在极其自由、文明和工业发达的法国，神学课已被资产阶级道德课所取代。然而，不论是在加尼西亚，还是在法国，国民学校都是统治阶级手里的一种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按自己的需要来教育人民群众的子弟。
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各个阶级之间正在为影响青年一代而进行着斗争。
工人阶级向学校提出了自己一贯的民主要求：
1）对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全体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学校应使儿童得到最广泛的全面发展：体育方面（其必要前提是让儿童的饮食富有营养，衣服穿得暖和）；劳动方面（关键是让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从入幼儿园开始到高级学堂毕业为止能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智育方面（培养儿童能独立参加脑力劳动）；社会方面（发展社会本能，养成集体工作的习惯和自治的习惯等等）。
2）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即：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并保持充分的独立。
3）民主地而非官僚主义地安排学校工作，广泛地吸收国民参加监督（他们选举教育委员会并监督其活动）。
4）充分保证教师的信仰自由和结社的权利。
5）国民有权接受用本族语进行的教育，而没有一定要接受某种语言的义务。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一贯深切关心并始终坚持的主要民主要求，因为儿童乃是他们的未来。
|
1917年俄罗斯的农村革命——﹝英国﹞莎拉·巴德考克（SarahBadcock）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1917年俄罗斯的农村革命﹝英国﹞莎拉·巴德考克（SarahBadcock）星原、田七译、田七校
在1917年,俄罗斯农村的普通民众直接行动起来去重塑他们的世界。
农民在1917年改变了政治格局：他们决定性地影响了政客们对国家问题的回应；作为粮食的生产者，他们控制与决定粮食的供应；全副武装的农民充当士兵，投入到推翻旧政权与建立新政权的运动中；同时，作为俄罗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在城市起义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当我们谈论农民革命时，通常是指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上的斗争。而且尽管在1917年，俄罗斯有80％以上的人口不居住在城市，但学者们经常忽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参与和经历，而把重点放在城市工人与知识分子上。
俄国农村起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打消了我们对农民行动的性质的任何错误臆测。它们还揭示了革命的非凡创造力和变革性。
我们不能粗糙地定义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在1917年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上扩散时，在俄国广袤的领土上显示出多种多样的地方特色。
通常，不同的土地品质和地域文化塑造了这些起义的不同形式。尽管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农民对地主的暴力袭击和对农村私有土地（estate）的强行没收，但许多农村斗争却在和平地展开。暴力对抗固然最受后人关注，但对当时人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行动风险。大多数俄罗斯农民采取了和平而有分寸的行动，尽管那些财产被重新分配的人未必会作如是观。
一些农民悄悄地开始反抗：他们推开了地主牧场的入口大门，，让村里的牲畜进去里面放牧。一些农村社区伪造了“官方”文件，赋予它们对地方上资源的永久使用权。而在一些更为“明目张胆”的起义中，一些村民共同合作来采伐附近森林的木材。
不幸的是，我们尚未能完全了解农村工人投身1917年革命的各种方式。而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一揽子的革命策略，行动和目标，而这些都将在革命后的俄罗斯国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现代性的到来
“农民”一词通常是指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但是在俄国，它也同时是一个法律范畴——soslovie（阶层）——而这甚至反映在个人通行证上。俄罗斯农民可以住在城市地区，以打工或经商为生，也可以当兵。
二十世纪初，现代性在俄国农村产生，与以父权制、东正教和社区生活为核心的农民生活的传统元素共存，同时也在改变后者。
父权制的权力结构确保了成年男性对家庭和社区的主宰权，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在许多居民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的集体管理制度在许多地区依然存在——这不仅促进了对资源的集体利用，也强化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俄罗斯农村地区带有某种地方主义，而农村政治更强调地方利益，而更少地关注全国性问题。
现代性以多种方式挑战了这些传统模式。在1861年农奴解放后，农村的初等教育建设加速了，使年轻一代学会了读写。同时，数百万人口季节性地迁移到城市中心，又把大都市的思想和习俗带回农村，包括世俗主义和消费文化。
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与国家沟通的新方式，他们对此充满热情。1905年革命后，农民参加全国大选，并极力为其所在地区的候选人开展竞选。
最终，1914年的战争动员预示着在应征从军并奔赴俄罗斯帝国各地的农村民众中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当中有些怀有爱国主义狂热，而其他人则极为不情愿。
与自己村庄以外的世界的这些联系意味着：到1917年，农民群体不再像在前现代时期那样孤立地生活着。他们以多种方式与当局与国际发生联系。识字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议程，而在城市中心的经验则激发了年轻人去挑战男性长辈的父权统治。
革命的形式
“水属于你们，光属于你们，土地属于你们，森林也属于你们。”
1917年6月，一个水手兼鼓动者在喀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讲的这些话，反映了革命农民愿望的最基本要素。自1917年起，人们经常重申这个明确的表述：土地和森林应该像空气和水一样属于需要它们的人。
在农奴制曾经盛行的地区，曾为农奴的农民对于不平等的人身解放条款怀有深深的不满。在农民与当地地主有敌对关系的地区，土地征收最有可能变得暴力。
我们对农村革命的形式和剧烈程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些取材于地主抱怨而编写的所谓骚乱报告。这些报告告诉我们：骚乱在俄罗斯土壤最肥沃的地区爆发得最频繁；此外，农奴制此前越是盛行的地区，其上发生的骚乱、对独立地主的暴力攻击事件和对地主土地的强制征收的数目就越是频繁。但是，这些统计数据并未能呈现农村起义的完整情况，因为它们仅记录了特定类型的行动。
尽管暴力袭击和强制重新分配土地常常被抽出来作为俄国农民革命的例证，但这些行动根本不是典型的情形。实际上到1917年，只有一小部分耕地仍属于精英阶层。在一些地区，例如维亚特卡（Viatka），大都没有贵族地主，因此对土地所有权的诉求并不存在。
二月革命使得俄国农民逐渐提出自己的诉求，并逐步开展自己的行动。但是农村革命者为实现平等而奋斗的具体行动取决于当地的土地使用情形和土地所有制。这些行动大多数都没有涉及暴力或强行没收。相反，农村社区在试图保护自身免受潜在的镇压之时，挑战并打破了私有制准则的限制。
例如，Aryshkadza村的农民只是宣布：他们需要用当地地主的田地来耕种自己的冬季谷物；播种需要一天时间，而当天地主的雇工可以放一天假并离开，腾出位置来让村民们用这一天来播种。
此外，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农民的革命行动视为一种阶级现象，因为农民没有形成自为一体的阶级。换言之，虽然农民确实将自己定义为农村劳动者（这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行动）——在某些农民革命行动中，农村社区居民联合起来反抗地主，这确实看似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形下，是相邻的农村社区之间或邻里之间在土地使用的问题上产生争执。
例如，村民们经常盯上那些宁愿在自己独立的农舍而非集体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并强令他们回归到社区的集体耕作中。通常是整个村庄一起发动袭击，以迫使个体农民及其土地重新回归农村社区。村民之间有着不同的财富与权势水平，个人在当地的财富与权势地位终究会有沉浮。
同时，中央政府支持土地私有者的控诉，命令农村社区尊重私有财产——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故而在1917年我们能发现对私有财产权的不断升级的逾越情形。
谁领导了农村革命?
关于领导农民革命的个人和团体，我们只有零碎的证据。委员会、苏维埃和工会在许多村庄都夺取了领导权，发布了有关土地使用与管理的指令。这些组织为农民的行动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
其中的一些组织，如农民代表苏维埃（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的网络）和临时政府也设立了土地和物资委员会（landandprovisionscommittee）。但是，这些地方性的机构只有直接响应其选民的要求的前提下，方可保有其权力。正如Sotnursk村委会对其地区当局的提醒，“我们选举了你们。你们必须听我们的！”
一系列证据表明，只有融入农民社区的人才有机会掌握权力。所谓的乡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业专家和神职人员——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民选职位之外，通常不会出现在农村革命的记述中。选举记录表明村民偏爱识字的、头脑清醒的、明智的、可靠的而属于农民群体的候选人。但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多样性意味着我们不能给农民革命的领导者贴上雷同的身份标签——某些地方的农村革命由整个村庄社区发起，一些领导者是妇女，而一些领导者则是占少数的较富裕的村民。
二月革命改变了普通士兵的地位和权力，他们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武装保护者。逃兵、休假的士兵和在后方的驻军都在乡村政治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他们是外来者中与村庄最为亲近的群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归类的话），因而能够领导农民起义。
由于士兵们本就经历过暴力，他们在暴力中得到锻炼，并且为（战争）暴力行动接受训练，因此有士兵参加的农村革命活动更有可能变成暴力化。有时，会有农村社区整个地投入到袭击行动中。例如在1917年5月，一群士兵在村庄妇女及其子女的引导下，迫使纳塔利娅·内拉托娃（NataliaNeratova）离开她的土地。
革命开始时，政党政治在农民活动中仍然扮演着极为次要的角色。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Chernov）的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俄罗斯中央腹地）形成强大的社会基础——这在1917年11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得到证明：在全国范围内，社会革命党赢得了37％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3％的选票。但是这些数字掩盖了前者在某些地区占统治的情形：它在俄国北部地区赢得了76％的选票，在中部黑土地区赢得了75％的选票。
该党利用了其作为农民党的形象及其在地方上的强大吸引力来争取选票，但并未领导农村革命。只有当党内激进主义者为所在地的农村社区的诉求与动机代言时，他们方能在村庄中担任领导角色。
城乡分离
俄国农村革命暴露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当局的无权力状态。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没有应对农民的关切与诉求。它们要求农村居民耐心等候立宪会议来实施土地的重新分配。
大多数农民无视这类要求，而中央政府也无力阻止前者的行动。自1917年起，地方当局开始认为农村革命源自于（农民群体的）误解，因而调解与教育可以遏制社会骚乱。到了当年夏天，农村社区自觉的、果敢的而无需依赖中央规划帮助的行动打消了这类看法。
地方当局日益依赖于武装力量来控制农村地区。少数更有洞察力的领导者试图先发制人地下命令将私有土地归并到农村社区，而控制住农民。但农村起义的势头依然不减，因为没有任何中央或地方政权能够推行任何政策。
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迅速颁布《土地法令》——要求将所有私有土地归农民使用。讽刺的是，这份法令表明了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列宁的土地法令预示了对农村经济控制权的争夺——这是俄国内战的关键特点。
俄国农村革命的历史依旧在发掘中，而对它的了解有助于对我们更详细地观察1917年的俄国。
2017年8月23日
莎拉·巴德考克（SarahBadcock）是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ofNottingham）历史学副教授，专门研究沙俄时代和革命时期的俄罗斯以及刑罚的历史。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8/1917-peasant-revolutions-russia-serfs-bolsheviks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