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笫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 （迎接笫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在识字协会①成立的基础上，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②即将召幵，据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甚众——达两三千人。 代表大会分为三个分组： 第一分组：小学的组织、类型、任务和大纲（含成人学校分组，这个分组对解决各大城市和各省工人教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分组：教学法和学校的教学和教育机构。 第三分组：人民教师的培养。 大纲的77条中，四分之三是纯教育性质的问题，不过也有许多一般性质的问题，例如：学校组织的一般原则；国民学校的任务；义务教育问题等等。 虽然这些一般问题湮没在一些极为次要的教育问题之中，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关键所在。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活动的全部方向。国民学校的任务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考试、纪律、大纲等等）都会迎刃而解。 来自全俄各地的教师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将不约而同地用各种语言来讨论这一主要问题。 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在另一个国家，在另外一种历史时刻，也许可能谈到一些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甚至极为次要的问题，而不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但这需要另外一些条件，即所谓“稳定的平衡”这样的条件。 当然，这些问题往往有很多时候得不到讨论，甚至不能充分提出来——也就是说，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令人满意地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国目前对教育问題的兴趣明显地趋于浓厚（这种情况在社会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是随处可见的），因而一些问题提得特别广泛和彻底。以十八世纪末叶为例，瑞士当时正处于一个动荡时期，这个时期以1798年宣布成立海尔维第共和国而吿终。瑞士的这个时斯是与教育上的一系列光辉名字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者马尔丁·布兰泰根据崭新的、在当时说来极其大胆的原则开办了一所学校，同时实行学生自治以便在学校培养合乎共和精神的美德。如果考虑到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即使在欧洲实行学生自治也还是一种崭新事物，那么，我们就可以充分肯定这一试验所具有的大胆性了。目前只是在美国，而且在那里也不是普遍实行了学生自治；至于欧洲诸国，只有瑞士与德国做了某些谨慎的试验。如果说马尔丁·布兰泰③这个名字还不为广大公众所熟知，那么，每个人都知道裴斯泰洛齐和让·雅克·卢梭这两个名字。裴斯泰洛齐与许多民主主义者私交甚笃，他在青年时期就幻想自己祖国的解放。 卢梭这个名字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联的。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者，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巨大的批判工作。从当时法国资产阶终对卢梭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批判进行得多么深刻。新兴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代把自己的事业与全民的事业视为一体，因而对卢梭十分崇拜，而现代的法国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理想，因此对“天真的”民主主义者卢梭采取了鄙视的态度。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南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十年，是北美广泛进行民主建设的年代。年青的美国民主制度培育了一个十分理解国民教育领域的民主任务的人。这个人就是贺拉斯·曼④。他当过律师，以后是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后来成了参议员，并担任参议院主席。他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热情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国民教育领域的全部活动，实质上就是把民主原则运用于国民教育领域。 贺拉斯·曼毕生全力以赴的，就是把学校由奴役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美国没有一个专门领导、管理、监督国民教育工作的部，这使欧洲人感到惊奇。美国有一些政府官员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他们与其说是起领导者的作用，毋宁说是起专家的作用。 然而美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而衰败，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地方的国民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有美国这样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学校有美国的效果这么好；培养学生今后的独立发展能力有美国这么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学校像美国这样能适应国民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在美国早已广泛普及的教育思想，欧洲的教育家接受的还不到百分之一。 对教育的热爱，对读书和知识的渴求，看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强烈。 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囯民学校是直接掌握在民主界之手。国民学校由民主界来掌握，这也是贺拉斯·曼恩奋力以求的。美国教育工作随后的发展，完全是按他指定的道路前进的。1837年，贺拉斯·曼以马萨诸塞州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一条关于成立“教育局”的法令。教育局履行教育部的职务，但过去和现在一直不掌握行政权力，只是搞些调査工作，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向居民广泛宣传教育思想。 目前，国家教育局印发了四万份报吿，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美国教育界很重视它的意见。 那么美国由谁来负责拟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制定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呢？所有这些工作都由督学负责。督学由教育委员会选任。 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以前只有当地的男性居民才能參加选举（以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为原则）现在妇女和姑娘们也可参加选举了。教育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区的全部学校。委员会的一切会议都公开举行，一切措施都通过表决决定。督学和教师的活动既是报刊、也是家长热烈讨论的课题。 总的说来，美国对教育问题非常关心。除了大量的教育刊物外，一些政治性的报刊也用大量篇幅讨论教育问题。家长经常访问学校，与教师和校长交谈，共同完成某些教育任务。一般地说。美国的学校与家庭之间没有欧洲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那种隔阂。贺拉斯·曼让居民自己管理初等教育，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居民关心教育问题。于是他在本州（即马萨诸塞州）14个学区内普遍举办公共讲座和讨论会，他亲自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做报告，力图使大家关心他的创举。法国一位目录学家谈到贺拉斯·曼时说：“教育部只是发布通令，曼却能做报告和讲课。”听报告的人有时寥寥无几。曼曾经自我解嘲地说：“如果什么地方聚集着一群人在闲扯，不必用法律的名义驱散他们，只消说一声马上就要举办教育讲座就够了，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会溜掉。” 他逐渐使居民对教育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尽管各州和各市的教育委员会是彼此完全独立的，但是他们的活动却非常统一。这种统一应归功于许多不同的教育协会。近来，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lAssociation）和公共教育协会(PublicEducationalAssociation)的活动开展得很积极。 全国教育协会完全由各级男女教师组成：遐迩闻名的大学教授与偏远农村的女教师携手工作。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讨论各种教育问题，有时还通过决议。各个大报都刊载有关这种年会的详细报告并进行评述。这些年会的成果通过报刊、通过各地的分会送到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往往利用会议的指示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公共教育协会的成员虽然自己不讲课，但他们都是关心国民教育工作的人。公共教育协会的会员经常研究儿童的天性和各种教育方法。他们是教师的得力助手。与此同时，他们密切注视教师的工作，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进行严格的批评。 美国就是这样在国民教育工作中实行民主原则的。国民教育的组织掌握在居民手中，国民教育工作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⑤。 在欧洲，学校至今还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近来，工人们对教育问想越来越关心。在法国，工人们试图自己办一种学校，其精神实质完全不同于政府办的学校。例如，“LaRuche”（蜂房）就是这样的学校。谢巴斯基扬·弗尔⑥的“L'avenlrsocial”（“社会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新型学校⑦。这些学校不能左右整个国民教育的形势，它们只是法国国民教育大海中的一滴。但是，尽管它们微不足道，资产阶级却视为眼中之钉。“L'avenlrsocial”（“社会的未来”)这所学校既有男孩，又有女孩，当局通知寄宿学校女学监，不允许男女合校，责令女学监把寄宿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念书。 组织起来了的德国工人不仅想自己幵办工人学校，而且还想通过自己在地方自洽会的代表来影晌全国的教育工作。 工人目前还谈不到对教育政策进行根本的改变，谈不到按完全不同的民主方针来办学，只有在欧洲打破了目前这种极其平衡的局面才有可能向民主界充分提出民主建设的问题。 资产阶级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更少考虑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工作的问题。但是他们却经常侈谈各种改革。这些言论表明，他们的教育工作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旧时学校已病入膏肓，任何改革也不能收起死回生之效。仅以学校纪律为例。学校纪律是官僚主义学校的生命线。为了维护学校纪律，不惜压抑儿童的朝气，扼杀他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志向。儿童在学校里必须学会顺从听话，如有违抗之处，就要挨打受罚。 然而，像弗·费尔斯特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也承认，目前法国学校的纪律十分松弛，大城市尤为严重。儿童（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人的孩子，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孩子）在家庭里听到大人的谈话与以前完全不同。教师在儿童心目中已不复是绝对的权威。用纪律来制服这样的儿童已非易事。教师处理班级的问问题比以前难得多。于是现代的一些教师转而求助于学校自治。马尔丁·布兰泰把学校自治当作培养学生养成共和品德的一种手段。在美国，学校公社的目的是从幼年起就让美国未来的公民学会自治，善于与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在德国，甚至在瑞士，都把学校自治视为减轻教师对学生的监督的一祌手段，视为把学生从道德上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但是，美国为学生所做的一切，为了把民主原则运用于学校内部所做的一切，“在欧洲却摇身一变而为进行警察监视的一种十分完备的方法。不同的社会风尚和不同的社会生活制度对一切都打下自己不同的烙印。 试图实行学校自治（通过试验的方式）在法国塞拉省遭到了惨败。在儿童心理研究自由协会两位会员比列和贝洛的协助下，于1910年2月建议教师每人推荐12名学生，并对他们委以专门的职务：有的负责检查个人清洁卫生，有的负责班上的清洁卫生，有的负责检查按时完成教师的作业、交练习本等等。但是儿童却完全没有陷入学校自治的圈套。被选出来的学生认为自己是被任命的教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谁也不听他的，他们自己也为扮演监视人这一角色而感到苦恼。 著名的法国教育家库吉列写道：“试验失败了。自治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对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在充满民主精神的美国学校起巨大作用的东西，在学生个性毫不受重视的官僚主义的法国学校却变成了粗俗无耻的把戏。 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的议题中，有不少目前在欧洲还很“时髦”的东西：班级公社，儿童俱乐部，电影院，远足旅行，劳动原则，自由教育，美育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仍然很有意义，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下，它却像一把沙土，迷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人分辨不出主次。 仅以第7条（第2分组会议）为例。这一条的前半部分谈了教师必须表现出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后半部分则谈到“保证教学自由的条件”。 当然，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前半部分，去空谈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如何之好。但是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后半部分，不离开空间和时间，而是在俄国的现实情况下来看教师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 其他许多问题也是如此。 代表大会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从妥协到夺权——﹝美国﹞凯文·墨菲（KevinMurphy）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从妥协到夺权﹝美国﹞凯文·墨菲（KevinMurphy）朱奥托译、杨吉姆校 1917年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态度从愿意与首都谈判逐步转变为准备革命。 短短几天，二月革命就推翻了俄国沙皇的统治。在起义后，民选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与非民选的临时政府并存。它在整个1917年的作用再关键不过了。 在规模庞大的1905年的大罢工中，激进的工人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从此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想法在革命运动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在1917年起义的第二天，一些工厂就开始选举代表，期待着新苏维埃的诞生。 但是，当孟什维克在2月27日召集这个组织时，温和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却承诺，它将致力于“维持秩序”。与1905年的苏维埃——主要是一个斗争的机构——有所不同，彼得格勒苏维埃几乎只选举了那些未积极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去担任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截至3月底，在彼得格勒的15万名士兵有多达2000名代表，而大约40万名产业工人却只有800名代表。尽管纺织女工在2月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苏维埃的绝大多数成员却是男性，只有几十名女性代表。此外，这些大会既杂乱又喧闹，这意味着大部分真正的事务都是由执行委员会处理的。 这个委员会的目标远不如工人和士兵们雄心勃勃。它不想着去夺取权力，反而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自由派盟友施压，要求组建政府。就像尼古拉·苏哈诺夫写的那样，孟什维克认为，“取代沙皇统治的新政府必须完全由资产阶级组成”。 苏维埃在3月2日将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后，其报纸《消息报》解释说，为了实现“民主”，委员会将向新政府施压，但不会把他们逼得太厉害，以免激起反革命活动。 然而，执行委员会连这个保守的目标也没有达到。为了安抚临时政府，苏维埃的领导人在每一个重大议题上都让步了。他们把土地问题推迟到选举出制宪会议以后，然而制宪会议选举本身就一再推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甚至同意继续维持君主政体，虽然这是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为他们做出的决定。 至于争论不休的的战争问题，苏维埃于5月14日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这被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称为“苏维埃内部不同倾向之间一场有意识的妥协”。产生的共识如此模棱两可，不仅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支持它，连鼓吹战争的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也是如此。 事实上，很难将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政绩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政绩区分开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各派系领导人对大多数原则问题保持沉默，这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评估： “在它的报告和刊物中，找不到任何提议、声明或抗议，在其中，斯大林只是针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奉承，发表一些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观点。” 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的发言记录糟糕透顶，以至于若干年后，他们强迫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修改他的回忆录。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苏维埃唯一重要的法案是一号指令，这还是由激进士兵迫使苏维埃领导人通过的。这项著名的法令授权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并拒绝执行与苏维埃相抵触的命令。一号指令极大地阻碍了临时政府实现他们的战争目标。 列宁很快就认识到这种双重权力体系的不稳定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有着对立的阶级利益，无论是外交还是妥协都无法使之联合起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的观点，更接近托洛茨基和一些激进的维堡（Vyborg）布尔什维克，他主张通过前线的亲善行为来破坏临时政府发动战争的努力，从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并将所有“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置于工人委员会的掌控之下。 在4月3日回国后的24小时里，列宁在许多街头集会上发表讲话，向1000多名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表达了他激进的新观点。他鼓动大家去反对“强盗资本家的战争”，怒斥加米涅夫、斯大林与孟什维克的联合谈判，并在整个政治领域内激起了反对者的愤怒。 孟什维克的报纸怒吼道，他的新计划对革命构成了“无可置疑的危害”，而更歇斯底里的街头小报则把他比作“反基督的传奇人物”。总理李沃夫（Lvov）很快就抱怨，苏维埃所承诺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并没有实现，相反，它“值得怀疑”。与此同时，在涅瓦大街上，手举“打倒资本家部长！”横幅的工人和士兵与手持“打倒列宁！”标语的自由主义者发生了冲突。 战争与四月危机 俄国在一战中的所扮演的角色使得这些酝酿中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迫于孟什维克领袖伊拉克利·策烈铁里的压力，临时政府于3月27日宣布，它的战争目标是完全防御性质的。然而，不到一个月后，自由立宪民主党（Kadet）成员米留可夫就向盟国发出照会，从而根本上否认了先前的声明。 他认为，俄国有能力“把世界大战推向决定性胜利”，即控制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他不仅没有削弱帝国的战争意愿，反而认为，革命加强了“使世界大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普遍愿望”，以及“保证和制裁”——意思是兼并和赔偿——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米留可夫这番直言不讳的话一展俄国及其同盟国帝国主义的恃强凌弱嘴脸，也打破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脆弱的和平。执行委员会开会直至深夜，但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当米留可夫的言论出现在4月20日的早报上时，芬兰团的一名中士发动了一场反战示威。随后，其它几个团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很快就加入了抗议活动，最终两万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聚集在马林斯基宫，手举标语，上书“打倒米留可夫！” 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敦促工人和士兵不要参加。在马林斯基宫的正对面，布尔什维克们拉出一条红色的粗体横幅，上面写着“第三国际万岁！”自由立宪民主党则召集了他们自己的反示威活动，以此表达对政府的支持，此外，自2月以来的首次战斗在涅夫斯基爆发了。 一些布尔什维克忠实地回应了“推翻临时政府”的字面要求，试图冲进宫殿逮捕各部长。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提议用大炮轰击抗议者。当消息传到苏维埃的领袖们那里时，他们命令军队停留在军营里。 《消息报》抱怨道，领导层正在努力解决这场冲突，然而“许多支持者在与苏维埃的目标相矛盾的横幅下示威”，例如“要求推翻政府，将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当夜，临时政府向苏维埃发出了一份经改写的有关战争的通知，执行委员会以34票对19票的表决结果接受了这一通知。于是这些领导人认为危机已然结束，并下令禁止进一步的示威游行。 列宁对这项决议不屑一顾，他认为“资本家意在继续发动战争”，而且在“第一次危机之后，其它危机也会接踵而至”。他也拒绝立即“发动布朗基主义的夺权”，而是呼吁采取长期的说服策略，去解释“无产阶级结束战争的方法”并“重新选举苏维埃。” 采取极端民主从而罢免苏维埃代表对布尔什维克有利。到4月底，列宁的政党包揽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以及更多的区议员。在前线，鼓动者号召与德国士兵友好相处，这在疲惫不堪的军队中引起了共鸣。 5月6日，《消息报》对《真理报》的宣传大发雷霆，因为《真理报》试图“削弱士兵们对苏维埃的信心……如果你相信你的苏维埃，那就神圣地遵守它的号召，停止‘亲善行为’！” 克伦斯基的战争攻势 列宁预言，米留可夫的言论只是许多危机中的第一个，这一预言成真了。6月，克伦斯基提议的军事进攻进一步分裂了临时政府、苏维埃以及他们本应代表的人民。 6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他们得以声称以大约两千万工人和士兵的名义执政。这个组织支持克伦斯基的行动，但在这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首都，工人和士兵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其它地区。 为了准备新一轮战争，克伦斯基试图重建军事纪律，但这遭到激进士兵的强烈反对。5月23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并宣布“如果中央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他们将自行出动。” 6月8日，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举行示威，抗议克伦斯基的计划。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报刊《真理报》以自己的口号“战斗到对资本家的最终胜利”来嘲讽临时政府“战斗到最终胜利”的口号。 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呼吁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普遍支持，但它与苏维埃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意见相背。因此，在6月10日早些时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罕见的3比0投票取消了示威活动，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对右翼多数派投了弃权票。 这个决定激怒了该党的激进分子，一些维堡成员撕毁了他们的党员证。在彼得堡委员会，一个又一个发言者抨击中央委员会。鉴于巴黎公社由于孤立而失败，为避免重蹈覆辙，列宁呼吁他的同志们“保持最大限度的冷静、谨慎、耐心和组织。” 在6月1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一位狂热的孟什维克策烈铁里分子指责布尔什维克在密谋反对革命，并呼吁采取镇压措施。 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发言。他辩称，布党并没有要求“夺取政权”的口号，只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其它布尔什维克在抗议活动中行进时，他挑衅道：“快来逮捕并审判我策划反革命啊”。 第二天，议会批准了克伦斯基的进攻计划，并于6月18日召集了一次团结游行，以配合军事行动。然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领导人担心布尔什维克会乘机利用他们的示威游行，所以他们建议只有苏维埃批准的口号才能出现。 这种与革命原则的明显决裂，使许多任务人和士兵对保守的领导层产生了反感。以前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主导的工厂和军队决心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 《消息报》抱怨说，“下层、无知的人群”被“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所左右。在示威游行前夕，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对布尔什维克代表说：“我们将看到多数人究竟会追随谁，是你们还是我们。” 正如马克西姆·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中所说，这场40万人的示威游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彻底胜利”。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和口号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有少数苏维埃官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口号淹没在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大臣！”标语牌中。， 示威游行正值克伦斯基可怕的进攻开始之际，而这将导致大约四万名士兵的死亡。据《消息报》报道，第十军前线委员会代表团“向这些人解释了俄罗斯民主的观点。”在许多军团中： “委员会被告知，士兵们不会承认他们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或战争部长的权威，他们也不会继续进攻。当俄罗斯有自由和得到土地的机会时，他们就更不想死了。” 在703团，士兵们嘲笑代表团“敦促我们服从克伦斯基的命令”，随后殴打并威胁杀人，最后逮捕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团。 克伦斯基期待已久的进攻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在公开告捷的同时，他在6月24日的一封密电中承认，“在最初几天之后，有时在第一个小时的战斗之后……士气大为低落”，部队“开始起草决议，要求立即撤离到后方去。” 七月的暴动预演 7月中这些冲突加剧了。叛军恳求彼得格勒苏维埃夺取政权，而领导人却自相矛盾地乞求军队保护他们不受这些示威者的攻击。一位身材魁梧的工人在塔夫利宫外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托·切尔诺夫（ViktorChernov）对质时用他著名的怒吼表达了这种矛盾：“你这个狗娘养的，当权力移交给你的时候，你就拿着它！” 2月，数千名激进的机枪手从奥伦堡出发，留在彼得格勒保卫革命。当三分之二的士兵被下令开赴前线时，这些军人发动了起义，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判处死刑。7月1日，苏维埃要求这些士兵返回军营，但他们继续进行武装示威的计划。 参加布尔什维克全俄军事组织会议的代表们背着步枪来到这里，准备战斗。省级组织报告说，人们普遍对克伦斯基及其军事计划感到愤怒。要求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士兵一再打断会议。列宁发表讲话泼冷水并警告他们，不要通过组织混乱和过早的起义来帮政府的忙。 到了7月，一些极端的布尔什维克看起来更像是无政府主义者了。7月2日的一次无政府主义会议呼吁武装起义，并且事实上，正如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AlexanderRabinowich）所说，这个组织将“在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布莱希曼（Bleichman）敦促机枪手推翻政府，但他认为“街道将会组织我们”只会导致混乱。当一万名武装水手从喀琅施塔得赶来时，苏维埃领导人恳求他们回去，但他们更同情布莱希曼，因为他不断怂恿起义。 《消息报》印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提交给全俄苏维埃行政部门的要求： “罢免十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印刷厂，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控制生产。” 当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说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取消第二天的示威，因为他们担心示威会失控。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示威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而右翼的布尔什维克战略看起来会像是背叛时，7月4日发布的《真理报》上原本打算呼吁取消示威的部分只剩下一片空白。 当天有50万人游行，政府反应激烈。《消息报》描述了一次精心策划的伏击： “当他们（抗议者）路过一座教堂时，尖塔上响起了钟声，仿佛听到一个信号，步枪和机关枪从屋顶上开火。” 当他们冲向另一边时，“对面的屋顶也传出枪声。”孟什维克报纸进一步报道说，哥萨克大炮向示威者开火。 七月的事件表明，沙皇尼古拉斯退位后的脆弱民族团结已经结束。“在红色的旗帜下，只有工人和士兵在游行”，一位与会者写道： “官员们的帽徽、学生们闪亮的纽扣、以及‘贵妇人’的帽子，都看不见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奴隶正在行军。” 自由立宪民主党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写道，抗议者们“二月时那张疯狂、愚蠢、野兽般的脸，我们都还记得”。阶级仇恨现在是相互的。工人们举着横幅，上面写着：“资本家们记好了，机枪和钢铁会碾碎你！” 一听说克伦斯基是乘火车去前线的，一些机枪手便跑去波罗的车站追捕他。其它人则征用了富人的汽车，挥舞着武器，在涅瓦大街上下颠簸。 在塔夫利宫外，切尔诺夫恳求大家保持冷静，直到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逮捕了他。托洛茨基最终介入，并确保释放了高级领导人。 在宫殿里搜寻策烈铁里的武装工人突然闯入了一次苏维埃会议，根据苏汉诺夫的说法，有些代表“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自制力。”其中一名工人跳上讲台，挥舞着步枪宣布： “同志们！我们工人对这背叛还要忍受多久？你们在这里和地主争论和交易……你们忙着背叛工人阶级。好吧，你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不会容忍的！我们三万人都是从普蒂洛夫那里得知的。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我们牢牢地抓住了步枪！你们的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不可能愚弄我们！” 力量对比已经转向反对苏维埃的领导层。孟什维克党人瓦拉迪米尔·沃伊廷斯基（WladimirWoytinsky）被指派寻找忠诚的军队，他表示自己“努力毫无成果，没有军队愿意捍卫塔夫利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批到达的军队是属于托洛茨基的跨区组织的保皇派。吓坏了的苏维埃领导层欢呼着迎接他们。 当晚布尔什维克要求停止示威，第二天早上，临时政府发动了一场反对列宁和他的同志的运动，声称他们是德国特工。 在7月过后，政府中的非社会主义者决定镇压革命，恢复军队纪律，消灭苏维埃。然而，这场针对起义的屠杀方案将败在希望摧毁的目标的脚下。苏维埃最终会起来保护革命。 苏维埃的激进化 列宁逃到芬兰，数百名布尔什维克以捏造的罪名被捕。例如，政府声称托洛茨基乘坐过列宁那辆由德国提供的“密封火车”——这证明两位革命者真的在为俄国的敌人服务——但托洛茨基当时被困在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Scotian）的集中营里。 策烈铁里签署了对列宁的逮捕令，一时间，似乎孟什维克都加入了反革命。但是，对金属工人工会、孟什维克办事处的攻击以及对一些苏维埃代表的逮捕都清楚地表明，更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也很难摆脱政府所撒下的广泛的镇压网。 自由立宪民主党会议舍弃了其民主的伪装，呼吁一位强大独裁者的登台。发言者指责，克伦斯基和苏维埃要为一号指令和“俄罗斯目前的可怕局势”负责。 商业巨头们在贸易和工业大会上呼吁“彻底打破……苏维埃的独裁统治”，因为苏维埃“将导致俄罗斯走向毁灭”，俄罗斯人民联盟的创始人、屠夫弗拉基米尔·普里什凯维奇（VladimirPurishkevich）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要求立即解散苏维埃的工兵代表。 反革命分子发现新任命的俄军司令拉尔·科尼洛夫将军是一个强人。在他未遂政变的前一天晚上，科尔尼洛夫宣布，“是时候绞死德国特工和间谍了，首先是列宁，然后解散苏维埃，”他接着承诺，如果必要的话，将“绞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部成员”。 这种主张很有这位将军的风格。革命前，科尔尼洛夫一直在说要绞死“所有的古奇科夫（Guchkovs）和米留可夫”，但现在他和自由党有着共同的事业，因为他们都想消灭革命。 克伦斯基和科尼洛夫就恢复秩序的细节进行了谈判。他们同意在后方恢复死刑，解散军队委员会，并在彼得格勒实行戒严。 军队于8月25日开始向革命首都进发，两天后，科尔尼洛夫报告说，第三军团将于当晚抵达该市郊区。他要求克伦斯基宣布戒严。 同一天，孟什维克提议建立一个反对反革命的国防委员会。苏汉诺夫发表意见说，如果“委员会想认真行动，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真正的资源。” 多达四万人志愿加入红军，另有数千人前来支援。踊跃的金属工人16小时轮班制备了100门大炮。革命的俄罗斯似乎正处在公开内战的边缘。 然而军事对抗从未出现。科尔尼洛夫留在莫吉列夫（Mogilev）的司令部，留下亚历山德·克里莫夫（AlesandrKrymov）将军领导哥萨克和高加索土著骑兵师，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野人师（SavageDivision）。与此同时，苏维埃也向革命的铁路工人伸出援手，他们扰乱了火车，把克里莫夫的军队孤立在80条不同的线路上。苏维埃的拥护者与野人师交战，最终，被命令镇压革命的士兵高举“土地与自由”的红旗叛变。 在彼得格勒，原本预计将有两千名效忠者对并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起义作出回应。哥萨克领袖亚历山大·杜托夫（AlexanderDutov）抱怨道：“我叫人上街，但没人跟着我。” 彼得格勒的赫里斯托夫·巴拉诺夫斯基（KhrystoforBaranovsky）将军在莫吉列夫总部向米哈伊尔·阿列克西耶夫（MikhailAlexiev）将军求情，“苏维埃正在肆虐，只有展示实力才能一振群情，逮捕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西耶夫回答道：“我们已经完全落入了苏维埃掌中。” 中心塌陷 到了8月30日，计划中的政变显然失败了，自由立宪民主党也随之而去。它的报纸宣称“科尔尼洛夫的目标和我们认为拯救国家所必需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早在科尔尼洛夫之前就提出过。” 9月1日，策烈铁里试图保卫他昔日的盟友。他无视米留可夫任命阿列克西耶夫将军为独裁者以安抚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提议，声称“至少（自由立宪民主党的）杰出人物支持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与他们的自由派盟友决裂了，但在几周后又回心转意。与此同时，苏维埃和公众得知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合作镇压人民委员会。左翼社会革命党报刊着重阐述了他们的发现： “这（科尔尼洛夫的政变）不是针对临时政府的阴谋，而是与临时政府达成的针对民主组织的协议。” 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拼命地坚持着现在已经彻底失信的克伦斯基政权，他们最终为他们的战略付出了代价。到9月初，左翼社会革命党主导了该党的彼得格勒会议。整个孟什维克瓦西里耶夫斯基分区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工厂据点召回了他们的苏维埃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其它工厂，前议员们恳求原谅，甚至撕毁了克伦斯基的画像。 在9月9日的主席团选举中，对彼得格勒苏联的控制权展开了决战。托洛茨基几天前出狱后首次发表讲话，他提醒听众：“当他们向你们提议批准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不要忘了你们将制裁克伦斯基的政策。” 托洛茨基后来写道：“所有人都明白，他们是在决定革命命运的战争力量。”大会决定，那些接受领导层辞职的人应该离开大会堂，而不是进行点名表决。 工人和士兵们在“科尔尼洛夫主义者”和“七月英雄”的交锋声中走向门口。最后结果是：414票投给了孟什维克主席团和联合政府；519票反对；67票弃权。 策烈铁里祝贺自己和其它前领导人“有意识地在半年来……高举革命的旗帜。”托洛茨基则提醒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为德国工作的指控并没有被撤回。”苏维埃决心“给自己打上烙印，这烙印是对诽谤的作者、经销商和推动者的蔑视。” 在自由立宪民主党和克伦斯基都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列宁短暂地主张与苏维埃领导人达成妥协：它将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将成为忠实的反对派。然而，在妥协后，社会党人坚持支持克伦斯基的联盟，其中仍包括自由立宪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声称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它苏维埃中占多数后，列宁又恢复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战略。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他不断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立即起义的要求。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即使在10月10日著名的“武装暴动”决议通过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是动摇了。有些人甚至破坏了革命行动。 10月18日，当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耶夫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暴动的论据时，列宁终于下定决心了，他主张“把罢工破坏者赶出去”。 为了增加民众的支持，领导人决定由彼得格勒苏维埃而非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起义。10月16日，如今激进左翼的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保卫首都”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争夺军队权力的斗争中，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彼得格勒军事总部，告诉他们“今后没有我们签署的命令是无效的”。将军们拒绝承认代表团。第二天，委员会宣布，由于与苏维埃决裂，总部已变成“反革命力量的直接武器”。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举行了疯狂的会议，许多到达的士兵要求苏维埃掌权。孟什维克一再警告，暴动会造成“血流成河”。 当伊娃·布罗伊达（EvaBroida）问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否会组织起义时，托洛茨基问道：“布罗伊达是以谁的名义问的，是代表克伦斯基、情报局、秘密警察还是其它类似机构？” 事实上，孟什维克并没有事先宣布他们的军事行动。在10月23日的大会上，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洛莫夫（Lomov）报告说，哥萨克已经洗劫了卡卢加苏维埃。孟什维克和苏维埃城市杜马要求派遣军队，他们对苏维埃领导人“实施了无耻的暴力行径”。 同一天晚上，托洛茨基宣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创立是夺取政权并将其移交给苏维埃的一项政治步骤”，但直到10月24日，他还否认他有这样的计划。 就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托洛茨基对欣喜若狂的听众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复存在。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我不知道有这么大的群众参与，发展得如此无情的例子。”列宁的反对者，包括他自己党内的一些人，认为新的苏维埃政权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列宁对第三次俄国革命“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仍持坚定的乐观态度，他自信地说：“我们将得到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帮助，这一运动已经开始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发展。” 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策略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在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孟什维克的多数派和右翼社会革命党都走出苏维埃大会，与屠夫普里什克维奇（Purishkevich）以及其它反社会主义者狼狈为奸。 随着十月革命纪念日的临近，反共产主义者将再次试图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称为少数人的政变。这种捏造忽视了布尔什维克在数月的斗争中寻求并赢得的民主授权。 2017年11月7日 作者凯文·墨菲（KevinMurphy）在麻塞诸塞波士顿教授俄国史。他的《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五金工厂中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ClassStruggleinaMoscowMetalFactory）获得了2005年的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MemorialPrize）。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1/russian-revolution-october-bolsheviks-lenin
家庭与学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家庭与学校 艾伦·凯在他的名著《儿童世纪》一书中写道：“我经常幻想的，就是今后不再开办幼儿园，不再为小孩开办学校，而代之以家庭教育。” “现在有一种日益严重的趋向，就是把儿童送进托儿所，然后送进幼儿园，接着送进学校，去接受理想的教育计划；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不幸。每当谈及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时，人们都说，这种计划可以使母亲免去照顾孩子之劳累，而儿童也可以摆脱母亲不周到的照顾，从而使妇女有可能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当母亲的人走出家门参加了工作，她们又不能很好地尽自己照顾子女之责，因而托儿所和幼儿园对许多儿童说来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这无疑是正确的。很可能，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儿童没有年龄相当的人一起玩，母亲不愿或不能教育儿童（之所以不能，往往是过于好动、意志过弱或非常抑郁的结果），那么，某种类似幼儿园的机构永远是不可缺少的。” “在许多场合，梅里·沃里斯通克拉弗特一百年前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至今还是正确的。他说：‘如果儿童在肉体上没有被十分愚昧无知的母亲弄死，那他们也会在精神上被不善于教育的母亲扼杀。前六年过后，儿童下一步的整个发展过程即已确定，母亲就把他交到女仆手上，然后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应该纠正孩子们的坏习气。对这些坏的习气，母亲们如果警觉一些的话，本来是可以预防其产生的。而学校用以纠正这些坏习气的手段，往往又是各种恶习得以产生的源泉。’尽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许多当母亲的人总是不善于教育孩子，但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妇女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敎育者，何况随着妇女教养的提髙必将提出这一任务。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一代新的母亲，她们将使儿童摆脱幼儿园的体系。” “从儿童两三岁起，就像看管一群小动物似的把他们看管起来，要他们在房间里走，按同一的计划活动，完成同样的小任务，既无意义，又无益处，声称这就是在教育人，实际上是训练小卒！只要谁童年时在大海之滨、密林深处或宽阔的儿童园地玩过，或者在堆满杂物的阁楼玩过，或者看见过别的孩子在哪儿玩过，他就知道，这种自由自在的游戏对发展精神力量、进取精神和想象能力所具有的意义，要比成人不断安排的游戏和作业所具有的意义高出百倍。这种游戏和作业教儿童不要单独游戏，而要跟大家一起玩——养成一种精神上贫乏的习惯；同时，孩子们忙于去生产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小玩艺，还冠以‘劳动’这一响亮的称号。教育的任务在于教孩子们不屑于去干这种没完没了的琐事（因为它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使生活变得如此矫揉造作），教孩子们让生活简单化并发掘它的巨大的益处。而幼儿园体系却是培养那种知识浅薄之徒的最好手段，这种人的‘群体’意识倒是很浓厚的。 “如果目前甚或将来还不能取消幼儿园，那就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像小猫小狗一样自由游玩的地方，让他们自己找事情做；给他们提供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给他们找一些可以做游戏的小伙伴一起玩。在那儿安排一个聪明机灵的妇女，她的任务只是注意不让孩子对自己或别人干出有危险的事来。她不时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讲个故事，教他们做一个愉快的游戏，其余则一概不管，不过在此同时要不断地观察和发现儿童性格上的特点和他们的爱好，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自由自在的游戏时才能显现出来。母亲本人也应该这样观察孩子们的游戏，观察他们对游戏伙伴的态度和他们的爱好；要尽量做到多观察、少干涉。这样长期全面地坚持观察，最终将使母亲比较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孩子。一个生物未必总是能充分了解另一个生物，即使这个生物给了它生命，每天都给它以新的生活，使它感到母性精神的巨大幸福。儿童的出生是身体成熟的标志，同样，儿童的教育是他心理成熟的表现；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心理学上的见识，大多数家长一生也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一些最伟大的原则，以及克尽义务的急迫意向，我们往往把它与完全盲目地对待儿童的个性、对待他产生某一行为的真正原因、以及对待儿童各种品质的综合等等混淆在一起了。” “我们试举出一些最荒诞的谬论。例如，小孩子时常长时间地很有兴味地研究镜子里映照出的自己的模样，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卖弄风情。儿童由于害怕或心慌不能回答某些刺耳的或不懂的问话，没有听明白它的意思，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顽固执拗。儿童对自己所做的许多小事不能说明其原因（大人往往也记不清楚），于是就说孩子撒谎，而当他还没有形成私有这个概念之前，拿了一件他喜欢的东西，于是就说他偷窃。如果孩子说他自己不好，并且愿意当一个不好的孩子时，就认为他粗鲁无礼、不知上进，而这恰好表明孩子的性格和自觉，本可以因势利导产生良好效果的。如果孩子由于专心思虑而忘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说他记性太坏。甚至于儿童真的表现出固执和怠惰，又把这些缺点看作是某种自主的东西，然而这些缺点往往是受某些需要注意纠正的更严重的缺点的影响而产生的，或者这些缺点是受某些好的品质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果采用不适当的方法去纠正缺点，可能扼杀那些好的品质。” “即使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很明智，但是如果接子很小就送到坊儿园和学校去了，家长也很难了解他。由于不了解儿童的个性，往往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而导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今日许多家庭的痛苦。父母只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并且全面地注意观察这种个性才可以避免产生通常的错误——缘木求鱼。在没有创造材料的地方不可能进行创造，但是应该善于发扬儿童天生的一些特点。对心理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产生乐观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下定决心去遵循必然性。这种研究也可以使家长和儿童都同样感到痛苦的许多努力告一结束，因为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完全是白费的。” “但是，研究儿童的心理状态；从他出生开始，对他的游戏、劳动、休息，每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要有专门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个人照顾几个孩子。要是照顾一大群孩子，那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孩子在群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给观察带来了困难。” “幼儿园好比一个工厂，把儿童当作原材料来塑造人，就像教孩子们按模型塑造各种东西，而不是给他们粘土让他们按自己的口味做包子一样。儿童在工厂的第一道工序——幼儿园被雕琢一番，然后，为了磨得更加平整光滑，又把他送入下一道工序——学校，于是许许多多庸庸碌碌的人就产生出来了。” “……在大城市还存在的时候，就应该让贫穷的城市儿童能像农村的孩子一样，用他们周围的材料来做玩具，在完成家庭交给的任务后，能干一点名副其实的‘劳动’，而不是幼儿园里让干的那种看来有用而实际毫无联系的游戏似的‘劳动’。聪明的母亲或教师只汲取幼儿园制度中一点长处，就是教儿童学会对自然界和环境进行观察，使之善于把这一活动与某种有益的宗旨联系起来，把愉快的感情与某种知识联系起来。” “福禄培尔①有一句名言：‘让我们为儿童活着！’这句名言应代之以更有内容的一句话：‘让儿童活着！’” “而这就是说，让他们忘却印入脑中的知识，忘却各种方法，忘却那些年的群体生活，当时潜移默化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有如种子在地里发芽一般。相反，幼儿园制度却像种子在盘子里发芽一样，只不过一时显得非常好看！” “……无论在哪里，学校以及它的和谐的小团体精神，都使得对社会的良知变得迟钝起来。” “因此之故，现代社会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把历代的罪恶加以重演，而且常常有一些在个人生活上十分忠诚老实的人参与其事。创立罪恶流派的比较大的罪犯，永远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儿童成天学着如何成为听学校话的人，成为对自己的同学非常忠实的人，以及日后如何对大学、对团体、对工作忠诚老实的人。学这些在先，而学如何忠于自己的良知、正义感、自己精神的活动则在后。他学会了不正视自己同学的以及本团体、本国的罪恶，粉饰罪恶，否认这种罪恶。” “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出现了德雷福斯②案件、德兰士瓦战争③。如果就个人而言，而不着眼于一群人，那就应遵循国家伟人施泰恩④的教育纲领：‘要发扬那些可以左右人的内在价值和力量的激勋人的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儿童从小就能有权进行自由的选择，学会衡量自己选择的后果，认清自己意志的权利和义务，了解个人经验的条件和任务。而所有这些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幼儿园的压抑，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形成。最好的教育效果是把个人与他的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这并不排斥这个人逐渐能感到并要求成为整体中有益的一员（起先是家庭中的一员，后来，是同学中的一员，然后是祖国的一员，最后是世界的一员）的那种幸福。” “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情况下人是建造各种活生生的形式的活生生的细胞，另一种情况下却是建筑物里的一砖一瓦。不仅在个性的发展上，而且在感情的培植上，幼儿园和学校都落后于家庭。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感情可能比较深沉，温情可能得到发展，并表现在家庭生活引起的行动上，而幼儿园以及后来的学校却使儿童摆脱了自然的、个人的义务，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些全体学生都可以完成的要求。儿童在那里建立的都是一些表面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使感情变得非常浅薄，这是过早开始学校生活的最大危险。单纯的家庭生活又会产生另一种危险——感情过于浓厚。在感情正在形成，感情的培植对今后的整个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必须要有家庭教育，晚后，过了十二岁，就需要真诚的同志情谊。如果不以培植感情为基础，那么，通过最完善的方法获得的智力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意向都是枉然的。要使头脑清楚，必须胸怀一颗炽热的心。只有那种能为他所爱的少数人而牺牲的人，才能为其他人而很好地活着”（艾伦·凯：《儿童世纪》） 上面所引的艾伦·凯所著《儿童世纪》一书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细致的观察、对儿童的热爱，但是基本观点却是错误的。 艾伦·凯认为，未来的家庭教育将延续到十二岁左右。这是因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 艾伦·凯批评幼儿园制度和学校扼杀儿童的朝气，他的大多数意见都是正确的。目前的幼儿园和学校办得很不好。必须使之办得更加完善。应该让那些热爱并理解儿童的人去领导在校的儿童。这种人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具有必要的知识和教育鉴别力，应使学校成为自由的学校，在那里，儿童不再受到处罚，他们的个性却能得到发展。应使学校给儿童提供劳动的机会，创造的机会，使他们能与别人愉快地交往。应使学校与实际生活、与家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艾伦·凯虽然批评了现代的幼儿园和学校，却并不想用办理完善的学校去取代现在这种不好的学校，她想用家庭去取代。不过又不是现在这样的家庭。艾伦·凯深知，从教育学的观点看，现在这种家庭是什么家庭。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书中谈得很多。她想用未来的理想的家庭教育代替学校教育，在那种家庭里，当母亲的将以十二年的时间用来教育孩子，她将具备必要的素养和坚毅精神，等等。艾伦·凯在这里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如果要把家庭和学校加以比较，那就应该把现实的学校与现实的家庭加以比较，或者把未来应有的学校与未来的家庭加以比较。这种方法论的错误见于整个论述的过程，完全歪曲了整个前景。 艾伦·凯十分惧怕“群体性”。群体性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模仿性，一是社会本能。模仿性与智力不健全有关。儿童总是要模仿某一个人：哥哥、比较强壮或聪明的同学、母亲、父亲等等。他往往模仿一些我们认为完全不值得模仿的东西，但儿童却很感兴趣，为之入迷。模仿之于儿童，其必要性一如独立的创造。这里也能体现儿童的个性。对成人说来，模仿往往看起来是一种愚蠢的依样画葫芦的举动，可是对儿童说来，这却是他据以检验自己力量的工作。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意识的发展，模仿的愿望就日趋淡漠。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互相摸仿，那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置身于同学之间是模仿的原因，因而教育孩子就应该在12岁之前远离同学。这也可能影响到他，使他的社会本能退化。这种社会本能是对他人的一种同情的感情和理解的能力。学生们在一起共同体验的印象可以使他们彼此亲近起来。他们共同体验的印象越多样、越深刻，这种精神上的接近就越密切。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社会本能随后就会从狭隘的同学圏子扩大及到广阔的世人范围。深切地感到自己在精神上与周围的人团结一致，这是一种无比的幸福，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社会本能对儿童的个性毫无害处。家庭对儿童的这种社会本能往往不仅不予以促进，反而加以扼杀。皮耶尔·洛齐在他描述自己童年的一本小说中，有几处写得很有艺术的感染力，他在那里讲了他孩提时代所经历的斗争。一次，他从远处看到滨海城市的一群欢闹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热气腾腾，他情不自禁地走上街头，卷入了这股人流，投身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但是父母的爱子，不愿让母亲伤心，于是他抑止了那种本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本能。他没有成为这种作家。他对大海、对热带国家、对滨海城市和布里塔尼半岛的描述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他还长于表达海员的内心感受，但他对社会问题却不大了解，他笔下的人物无非是贤妻良母，丈夫儿子，或好或坏，只此而已……洛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上学很晚，他在学校里感到格格不入。但是家庭未能发展他内心蕴积的力量，而是扼杀了这股力量。 小团体主义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社会本能的一种歪曲，是用狹隘的外部圈子对社会本能的一种局限。学校当然也有小团体主义，但它不是学校固有的东西，而是学校不良组织的产物。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学校与家庭对立起来，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家庭也是某种有其特殊利益的小团体。家庭的利益往往与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儿童必须作出选择，这时就很难说他对母亲和家人的热爱不会使他做出昧良心的事。儿童的处境往往很不好，他的精神负担很重。如果艾伦·凯认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促使儿童直接与良知联系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艾伦·凯认为，家庭可以使儿童不受同学的欺侮，可以不受同学伦理的约束。实际上，家庭给儿童的压力往往大得多。家庭不能把儿童安排在其他的伦理观点对他不产生影响的条件下生活。因为儿童要参与生活，关心家庭的利益。不仅父母要观察儿童，而且儿童在父母休息、劳动、娱乐时也要观察父母，观察他们对别人的态度，于是很快就了解到父母喜好什么，讨厌什么，父母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儿童对父母爱得越深，他们就越发以父母的伦理观点指导自己的言行，经常使自己的个性迎合亲人的味口。这种情况常见于感情深厚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儿童由于每时每刻都受到严格的监督而弄得疲惫不堪。在学校里，他觉得自己更自由一些，更像一个人。 艾伦·凯认为，家庭教育中的主要之点在于了解儿童的个性，并根据他的个性来对待他，这也是错误的。了解当然很重要，但在教育上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如果家庭成员互相关心体贴，都有广泛的社会兴趣；如果劳动把家庭组成一个和谐的集体，那么，家庭就会对儿童产生良好的影晌。但是，如果家庭过的是游手好闲的日子，只是追求享乐；如果家庭没有高尚的理想，而是利己主义思想占上风，那么，对儿童的个性进行任何全面的观察了解都无济于事……对家长来说，家庭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对劳动的热爱也是如此。远非所有的家庭都能教儿童学会劳动。富裕的家庭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目前即使是贫困的家庭也不能经常做到这一点。家庭成员的劳动要想对儿童产生教育意义，那他就要当着儿童的面劳动，而且儿童自己也要参加劳动，可是现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由于生产条件的要求都不是在家里干活，不仅父亲是这样，母亲也是这样。此外，家务劳动的范围日益缩小。过去，举凡纺纱、织布、缝衣均在家里，制皂做烛，饲养家禽，自给自足。现在，城市的家务劳动日益局限于收拾房间，做饭，缝衣。当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劳动都应该教儿童学会，但不止于此。劳动学校将给家庭以帮助，它使整个学校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由的劳动学校密切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这种的学校关系被亲密无间的关系所取代。这种学校将为儿童个性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场所，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使儿童得以摆脱那种特别强烈的爱抚的控制，摆脱毫无生气的学校的因循守旧之风的影响……然而，这种学校暂时还只是我理想中的学校而已。
二月共识之后——﹝英国﹞克里斯·瑞德（ChrisRead）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二月共识之后﹝英国﹞克里斯·瑞德（ChrisRead）陈雁回译、值班义工校 十月革命是大众对二月革命的成果被篡夺的不满引发的。 二月革命期间，俄罗斯帝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团结。所有的阶级，种族和民族团体都乐于看到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亚美尼亚人、车臣人、楚科奇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波兰人和乌兹别克人与农民、知识分子、工人、管理者、银行家甚至一些地主一起庆祝沙皇的倒台。但这种团结不能持久。 一年后，沙皇俄国分裂，并持续下去，直到在1919高峰期，至少有二十个分离的组织（若相加起来）声称控制了曾经是统一的帝国的全部或部分地区。随后的战争包括了欧洲最野蛮的反犹事件，夺走了一千万条生命。 帝国人口的两极分化改变了历史，历史学家们对其后果——特别是民族自决的兴起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根本的过程。 考察二月的团结所发生的事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罗斯革命，以及政治激进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大分裂 对二月革命的支持在最初是压倒性的，但是这个联盟很快就出现了裂痕。左翼政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裂，但他们对第一届临时政府几乎没有影响。实际上，在主要城市和村庄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革命中心的气氛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爱国的。 历史学家常常忽视二月革命时的具体情况，包括亲战情绪，至少俄罗斯人想保卫帝国领土免受德军和盟军进攻。战争已经失去了很多支持，但没有人愿意投降。公民们被迫战斗，但厌弃了那些被视为应对国家困境负责的人，尤其是沙皇、皇后和想象中的亲德政党。起先，许多革命者推翻尼古拉，是为了重整旗鼓投入战争，而不是要帝国垮台。 当然，和平主义者在二月和主战派一起走上街头。但是，正如《革命城市的光辉》的作者苏卡诺夫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些携带反战口号标语的人受到威胁，经常被驱逐出示威游行。统治集团之外没有人想要战争，但普通公民更不喜欢被德国占领的前景。除了投降，他们希望以任何方式结束战争，所以他们相信呼吁和平的活动家属于亲德的阴谋集团。 其它重要的分歧迅速激烈起来。所有主要政党都接受了民主选举产生制宪会议的协议，但是这一协议并没有解决谁应该执政的紧迫问题。 左派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是主要机构。然而，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出现的双重权力制度。事实上，临时政府似乎是唯一可以想象的结构。它在二月成立，建立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之上，并承诺统治直到制宪会议选举举行为止。只有在列宁回来之时，才有人怀疑这条道路。 同时，尼古拉退位的设计者——国家杜马的自由派政治家，军队高级指挥官和贵族集团——对于尼古拉退位之后的事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想法。很多人，包括米留科夫（立宪民主党创建者），想要拥立新沙皇——尼古拉的弟弟米哈伊尔二世。然而，民众的抵抗突然破坏了君主主义者的美梦。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中，当米留科夫主张支持新沙皇之后，工人们以大声喝倒采作为响应。 统治菁英想要阻止革命蔓延，而不是促进革命而团结起来。这种错觉的最终破灭，在这场两极分化的事件中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德国入侵，这种民族团结很快就暴露是出既天真又不实的假象。 虽然许多人都庆祝二月革命，但他们都要面对这些矛盾的地方。有产者认为这标志着新的战争，并希望沙文主义浪潮淹没革命。军方领导人期望鼓舞士气，以便在未来一年获得更多的胜利。工厂主希望它能平息工人骚动，而工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最终会获得改善。农民们想要惩戒、甚至最终推翻土地所有者。这些爆炸性的分歧立即出现了。 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体现了二月革命的精神。当其它人研究它的政策时，我对它的演化更感兴趣。因为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也没能对其作为给出明确的解释。 最初，临时政府由自由主义者组成，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引导国家走向民主，但这一承诺有一个致命的困境——如果他们建立了民主制度，选民很可能会抛弃他们。自从革命开始，大多数人，可能在80%左右，支持左翼政党，比如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 临时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到他们的民族主义盟友，知道如果举行全国大选，他们将面临毁灭。左翼政党也知道这一点，这让他们更加怀疑他们的自由主义盟友会否履行承诺。尽管如此，所有反沙皇力量的联盟暂时维持住了。 当列宁从流亡归来并宣布“不支持临时政府”时，联盟的第一个重大裂痕就出现了。虽然列宁远未要求立即推翻它，但他正在策划合乎逻辑的下一个革命行动。 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团结资产阶级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是有用的，但沙皇一旦退位了，资产阶级就成了人民的主要敌人。革命力量不应该和他们纠缠在一起。列宁认为改良社会主义正是允许左派把无产阶级交给仁慈怜悯的资本主义的想法。 随着统治菁英的意识形态开始缓慢分化（但是速度逐渐加快），群众之间也开始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军队内部分化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两极分化——一直被低估的过晚废除的农奴制的结果——长期以来是俄罗斯社会的常态。毕竟，很少有人能弥合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鸿沟。虽然俄国社会及其经济在十九世纪晚期不断发展，但普通人与上层社会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种传统的两极化在整个革命中进入了关键领域：军队。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军队内部严重分化，军官们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新的征兵工作缓和了这一点，因为服役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官员同情下层士兵。在这方面，他们反对那些认为必须使士兵屈服的同僚，或者像科尔尼洛夫建议的那样，处决不服从纪律的士兵。 甚至二月革命也没能使军队团结。所以当全国人民欢庆时，士兵们对他们最严厉的指挥官发动了猛烈的报复。从一开始，士兵和水手在革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人生始于两极分化并逐渐扩大。在这方面，他们比农村和城镇的工人领先一步，他们不久就被升级的暴力、下降的生活水平和精英们试图遏制革命冲动的笨拙手段加剧了对抗。 控制权争夺战 俄罗斯人民非凡的力量、智慧、天赋和耐力贯穿于1917。这是我们可以无保留地庆祝革命的一个方面。在村庄、工厂、战舰和兵营中，地方政治斗争达到了顶点。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农民。总的来说，受过教育的现代化精英们认为农民是进步的阻力。他们认为农民因为传统、宗教和迷信而愚昧，并且胆怯、恭敬、狡猾、狭隘、贪婪。 右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包括尼古拉二世本人，都把这些特质理想化，认为农民是反对激进派野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堡垒。左翼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农民是无知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保卫自己的小农场。 马克思把农民描述为“文明内部的野蛮阶级”（校按：来自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虽然他晚年发展了更为复杂的观点，但左派最熟悉的还是他早期的着作。托洛茨基和高尔基认同他的观点，厌恶农民。自由主义者和其它人也不信任他们，称农民为“黑暗群众”。 然而，在整个1917年，这些据称落后的人们进行的革命活动使知识界的支持者感到惊讶。虽然每个地区和村庄都有自己的些微差别，但这种自发的政治行动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农民联合起来组建村民委员会。他们将这些组织称为农民委员会，尽管有时允许可信赖的非农民参与：教师，牧师，甚至地主。农民很快就清除了那些试图控制委员会的人。 农民意识到他们不会立即遭到镇压后，委员会就开始采取不断升级的行动。他们非法收集木柴——土地所有者附属品——并开始侵占牧场，在私有土地上播种。他们还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低的租金。 尽管他们迫切希望进行土地再分配，但「全面再分配」（“BlackRepartition”）（校按：19世纪末俄国的一个民粹派政党「土地平分社」的名称，意思是UniversialReparition，即全面重新划分土地予农民）的时间尚未到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受到任何报复行动，于是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大胆。 我们可以将二月革命和十月月革命之间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从尼古拉退位到初夏，激进化程度不断扩大。在七月的武力镇压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和右翼分子试图收回人民的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二月革命本身一样，这件事也引起了一段新的激进化时期。 在七月之前，农民们相信他们能赢得自己的土地。然而，七月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敌人正试图阻止他们。这导致农民——和工人——进入了一个防御式的激进化时期，深化革命以保护革命成果。 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夺取土地并对更顽固和敌对的地主采取暴力行动。农民活动从组建委员会到暴力夺回土地，说明两极分化的深远影响。它还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企图阻止革命只会使这一进程更加强大。 工人活动也遵循类似的模式。3月初，城市工人阶级赢得了长期的斗争：他们成功争取缩短了工作周，并获得了更高的工资。但是，就像他们的农村同志一样，城市工人的激进行动也在升级，两极分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显然，政府希望剥夺这些权利。到夏季和初秋时，他们的要求已远远超出工资的领域。他们越来越普遍的想要控制工厂。 借着一些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非常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激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是通货膨胀而不是政治。三月份的工资上涨很快就被通货膨胀抵销了，而战争生产的压力，尤其是彼得格勒的战争生产压力，使工时限制无效。工人及其家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和以往一样糟糕。 这种情况刺激了工人的革命热情，但反过来又导致了雇主的抵制，雇主关闭工厂以进行报复。一些工厂主承认，停工旨在控制工人;在其它时候，老板声称他们缺乏燃料或原材料来维持生产。 工人们的回应让他们的经理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开始管理工厂。工厂所有权的阶级斗争开始发展了。失业推动了这种对立。工厂关闭意味着由于工资微薄仅仅足以存活，没有储蓄或罢工基金可以依靠的工人及其家人将面临贫困。 随着农村和城市工人发展出更激进的立场，政府努力维持其合法性。 通往十月 发生在十月份的重大事件使城镇和乡村都意识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由于临时政府吸收了更多所谓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选民开始反对他们。 这符合列宁四月的预测。他认为临时政府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因此，列宁警告说它不应该得到支持。它最后几个星期暴露了这些预测到的致命问题。 农民不断要求土地，但以孟什维克和所谓代表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为主体的政府，则忽视或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反对土地征用。采取镇压措施的许多省长都属于社会革命党。这使得农民们失望了，于是党内的温和的成员和支持土地再分配的左翼分裂了，后者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类似的事件也正在工厂中进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正在监督对罢工和占领工厂的镇压。结果，工人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没能摆脱这个困境：支持资本家来反对自身支持群体的利益的临时政府。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可以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发展，也可以从政治的发展来发展。对于田地和工厂里的普通俄罗斯人来说，艰苦是激进主义的源泉。毕竟，在适当的情况下，农民所谓的保守性和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是可以克服的。国家可以轻易处理一个甚至几个村庄的叛乱，但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暴动则可以推翻政府。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发的动荡让政客们不得不试图驾驭。 很明显，列宁和他的支持者是唯一准备与工农并肩作战的党，群众运动赋予了他们权力。俄国革命切切实实是一场从底层开始的运动，领导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跟上人民的期望。 2017年3月9日 克里斯·瑞德（ChrisRead）是英国华威大学历史教授。他的近期作品包括《斯大林》（Stalin,2017）《俄国的战争与革命》（WarandRevolutioninRussia1914-22,2013）《列宁：革命的一生》（Lenin:ARevolutionaryLife,2005）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9/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s-lenin-peasants
无产阶级的儿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无产阶级的儿童 孩子们，尽情地游乐吧！自由地成长吧！你们有如花似锦的童年…… 住在大城市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孩子的童年并不太幸福。童年的印象非常贫乏，因而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 莫斯科教育小组想了解一下进入莫斯科各市立学校学习的儿童的智力发展情况。起初调查了354个刚入学的八岁以下的儿童，而且这354个儿童中，没有一个人的父母是从事自由职业（律师、医生、教师、作家等等）的。通过这次调査，使我们了解了无产阶级儿童的生活情况。 工人的子弟从四、五岁起就帮助家里做事。八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担负起成年人的工作。“八岁的儿童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弟妹，而且他们还要洗衣服、擦地板、劈木柴，甚至还要帮着干些手工活”。负担特別重的是女孩，全部家务几乎都由她们操持。 在所调查的儿童中，有85%的女孩和54%的男孩都要干家务活。家里的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因为他们都忙于工作。有半数儿童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童话，任何故事。所调查的儿童中有76%的人从来没有到城郊去玩过，不仅没有到城郊去玩过，而且一般地也没有到附近几条街道以外的地方去过，没有看见过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运河。85%的儿童没有在冬天到过农村，而几乎半数——40%——的儿童没有在夏天到过农村。 有很多儿童从来没有看见过奶牛、绵羊、鸭子，没有到过森林和田野，从来没有采过浆果和蘑菇……有的儿童连母鸡也没有见过…… 那么这些儿童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如果你问他们母鸡有几只脚，他们会回答说有三四只。他们不知道是乌鸦多些还是麻雀多些。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做的什么工作，不知道住在哪条街上，也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有几层楼…… 问他们能不能讲讲自己生活中的某件事情，70%的儿童不会讲。有些儿童干脆回答说，没有什么可讲的，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讲的事情，或者是说：“记不起了，我没有看见过什么事情。” 莫斯科贫民的生活情况就是如此。彼得堡的情形也与此不相上下。你们去听听市内一些女教师所讲的情形。她们每个人都会讲起自己学生的生活中的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现象。 怎么办？首先必须更慎重地对待儿童，对待他们精神上的需要。此外，还要努力改善物质状况，不要让儿童担负力所不能及的劳动。最后，还要在城市里设立许多办得较为完善的幼儿园，使儿童能从三四岁起在那里做游戏，通过游戏来学习，熟悉自然情况，了解广阔的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可是这个工作必须做，因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应该把他们很好地武装起来，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斗争。
七月危机——﹝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七月危机﹝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马兰译，季耶、郢歌客校 布尔什维克希望避免巴黎公社的命运。这是他们在1917年7月没有执政的原因。 1917年6月18号在彼得格勒进行的政治示威。左边的横幅写着：“将和平交给全世界，权力全部交给人民，土地全部交给人民。”而右边的横幅则写道：“打倒资产阶级部长”。这些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标语。 1917年，俄罗斯拥有超过1.65亿公民，而只有270万人住在彼得格勒。这个首都拥有39万工厂工人——三分之一是女工，驻扎着21万5千到30万的士兵，其中约3万的水手和士兵驻扎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港海军基地。 随着二月革命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TsarNicholasII）的退位，由孟什维克（Mensheviks）和社会革命党人（SocialistRevolutionaries）领导的苏维埃（Soviets）将权力让渡给非民选的临时政府，其决意让俄国继续参与一战，并将土地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选举之后，而后者很快就被无限期推迟了。 同样是这些苏维埃，它们也要求建立士兵委员会，并指使他们不遵守任何官方的指示，如果它们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法令相违背。 这些相互矛盾的决策产生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带有二元性的权力结构，而这可以由日常的政府危机显示出来。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号指示发布于1917年的3月14日。这份文件号召各小组选举士兵委员会，以将代表们送往苏维埃。并只有在他们的长官和临时政府的命令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的命令与法令相不矛盾时才可遵守。所有武器将上交给这些委员会，“而且即使有要求，任何情况下（武器）都不能拨给长官们。” 第一个这类危机爆发在战火中的1917年4月，而直到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来自加德（宪政民主）党（Kadet(ConstitutionalDemocratic)Party）的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Milyukov）和十月党人（OctobristParty）的亚历山大·古契科夫（AlexanderGuchkov）——被罢免为止才结束。此外，这还使得政府在彼得格勒的驻防上的无力暴露出来：军队更多地响应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而不是当时的指挥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LavrKornilov）。 联合政府从这些危机中诞生，其中包括来自资产阶级政党的九位部长和六位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人。李沃夫王公（PrinceGeorgyLvov）依旧担任首相与内务部长，但陆军和海军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Kerensky），社会革命党的一员，迅速成为政府内冉冉升起的新星。这届内阁还包括了邮电部长伊拉克利·策烈铁里（IrakliTsereteli）和劳动部长马特维·斯科别列夫（MatveySkobelev）。社会革命党人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Chernov）和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PavelPereverzev）也分别作为农业部长和司法部长加入了内阁。 1917年夏季的布尔什维克党 布尔什维克党人挣扎着度过了1917年的上半年。他们一开始反对国际妇女节的示威，而这导致二月革命爆发。然后布尔什维克党在3月中旬经历了一次急剧的右倾，列甫·加米涅夫、约瑟夫·斯大林和M.K.穆拉诺夫（M.K.Murano）从西伯利亚归来并接管了党报《真理报》（Pravda）。在他们的控制下，报纸提倡对临时政府批判性地支持，拒绝“打倒战争”的口号，并呼吁停止在前线进行的破坏活动。 这些态度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表示的观点大相庭径，所以《真理报》毫不意外地只发布了《远方来信》其中的第一部分，而且还缺了很多内容。根据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Shlyapnikov）的证词： “3月15号，‘真理报改版’第一批亮相的那一天，也是护国主义者们（defencist）胜利的那一天。整个陶里德宫（TauridePalace），来自杜马（Duma）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革命民主的心脏地区，充斥着新闻的一部分——温和而又通情达理的布尔什维克胜过了极端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部，我们面对着恶毒的微笑。” 在4月3号，当列宁到达芬兰站之时，这些观点流行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列宁）将自己著名的《四月提纲》展示给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相反的是，列宁重申了他对“革命护国主义”（“revolutionarydefensism”）的全面批判，并提倡深入前线。他也接受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第一阶段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权力会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列宁反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临时政府的“有限度地支持”，要求转而完全地拒绝并消除布尔什维克和不那么激进的孟什维克可能重新联合起来的信念。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号召将全部政权收归苏维埃，这样以后才能武装人民，消灭警察、军队和国家官僚系统，没收地主的所有财产，并将生产和分配的权力让渡给工人们。 从4月24号到4月29号，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观点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列宁的《四月提纲》的第一页完整地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还比较小，在彼得格勒只拥有约两千名成员，仅占该市工业劳动阶层的0.5%。通过四月会议的召开，仅仅单算首都，党员数量可足足提升到了1万6千名。在六月底，这个数量又翻了一番。两千名示威的士兵加入到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中，超过四千人加入了真理俱乐部（ClubPravda），一个为军事人力部门服务的无党派组织为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所用。 成员数量的剧增改变了组织。它的队伍中扩充了冲动的新兵，他们只了解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但渴望进行革命行动。 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合并现存的组织。在5月4号，联合政府成立的前一天，托洛茨基从流放中归来。既然他和列宁找到了共同点，托洛茨基开始将他的组织加入到列宁的党中，包括米兹雷恩希（Mezhraiontsy）即彼得格勒的区联派（Inter-DistrictOrganization）。 即使经过指数级增长，布尔什维克依旧属于少数。在6月3号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他们的代表仅占10%不到。这个国家会议包括了1090名代表——只有822人可以投票——其中占了300名和53名地方上各区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以105名代表之数握有第三大代表权，在社会革命党（285名代表）和孟什维克（248名代表）之后。 此时，彼得格勒拥有三个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九人中央委员会（thenine-manCentralCommittee）、全俄军事组织（theAll-RussianMilitaryOrganization）和彼得堡委员会（PetersburgCommittee）。每个组织都拥有自己的责任，迫使他们遭受不同的甚至有时相冲突的压力。作为不得不考虑全国情况的中央委员会，经常发现自己控制更加激进组织。 准备舞台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计划在6月10号举行一场武装示威，以表达群众对临时政府准备进行军事进攻的反对，克伦斯基在兵营中重建军纪的尝试以及日益增长的把军队转移到前线的风险。迫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反对，这一行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布尔什维克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在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将这次流产的示威当作潜在的起义。实际上，列宁自己不得不出席一次紧急会议以保护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取消计划中的鼓动的决定。他解释道：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遵守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正式决定，而且反革命打算使这次示威为己所用。列宁补充道： “即使在通常的战争中，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有时也会不得不取消预定的进攻；在阶级斗争中，由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动摇，就更有可能如此。必须善于估计形势，当机立断。”(译按：此处译文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讲话》（1917年6月11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二版，30卷，第300页。) 苏维埃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在一周后的7月18号举行自己的游行，并命令所有驻扎的军队在解除武装的条件下联合起来参与。布尔什维克将其转变为一次大规模的，有超过40万人抗议者的反政府示威。 在他的《讲述俄国革命的目击者》一书（TheRussianRevolution,1917:EyewitnessAccount。译按：又译作《俄国革命札记》）中，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Sukhanov）回忆道： “彼得堡的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这次示威）。但这次示威的政治角色是什么呢？‘又是布尔什维克，’我注意到，盯着标语，‘在这之后是其他几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名资产阶级部长！’、‘给棚屋以和平，给王宫以战争！’在这条结实沉重的道路上，彼得堡的工农，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表达了自己的意志。” 布尔什维克原本计划着与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PetrogradFederationofAnarchist-Communists）——当时运作中的两大无政府主义组织之一——举行联合示威。无政府主义者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比过它的盟友[1]，并将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前线报纸的编辑，豪斯托夫（F.P.Khaustov）从维堡监狱（Vyborgprison）中解救出来。 作为回应，政府突袭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并杀死了他们的一名领袖。伴随着克伦斯基的七月进击和对武器与人员的新命令，安思林（Asnin）的屠杀加剧了军队的动荡，尤其在第一机关枪军团之中。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鼓动下，这些士兵计划最早在7月1号举行一次即刻的起义。 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全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被警告不要因为举办一次无组织的不成熟的起义而给政府以可乘之机。列宁在6月20号的讲话听起来像一个预言式的警告： “我们必须特别专注与谨慎，这样才能避免被激怒……即使是我们只是在局部范围犯了一次小错，也足以毁灭一切……即使我们现在有能力夺取政权，能够将政权维持下去的想法也是幼稚的。 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我们在苏维埃里面所占的比例按精确的算有多少？现在不说其它的城市，即使是在两个首府里的苏维埃，我们也是一个不重要的少数派。而这个事实又表明了什么？这绝对不能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大多数群众正在动摇，但依旧相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译按：这段引文原连结是TonyCliff的文章，TonyCliff文中则是引述AlexanderRabinowitch一书PreludetoRevolution，翻查了该书，作者表示列宁这个讲词没有被收入《列宁全集》。翻查英文版和中文版都没有，唯一在时间和观点较为接近的文章，似乎是《政治形势》（1917年7月10日），见《列宁全集》中文二版，32卷，第1至5页。） 列宁在一次《真理报》的社论中重拾这一观点： “军队肯去牺牲，是因为相信自己作出牺牲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为了尽快取得和平。 但是军队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它不过是在革命现阶段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走的人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即依附于资本家的政策。这个总的和基本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党的立场和行动。”（译按：此处译文按《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1917年6月21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339页。） 但在托洛茨基的陈述中，工人与士兵： “还记得，二月间，恰当胜利关头，他们的领袖正要下令退守；又记得，三月间，八小时工作制是由下层的发动而争来的；又记得，四月间，米留可夫是由那些自动走出街上来的兵队所推翻的。回忆了这些事实，群众的情绪就更加紧张而不耐烦起来。”（译按：此处译文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第2卷，第1章。） 彼得格勒军事组织的单位级别的领袖们大力支持反对临时政府的突然而又直接的行动，而且许多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普通士兵已经觉得一次提前的起义不可避免，甚至是对此向往的。 就在这次进攻将要崩溃之时，政府却陷入了另一场危机：四位加德（宪政民主）党的部长离开联合政府，反对克伦斯基政府对乌克兰中央会议的妥协。这次突然的变节使得政府（现在由六位社会主义者和仅有的五位资产阶级部长组成）陷入混乱与脆弱的状态中。就在七月事件开始之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部分夺得了多数票，证明了他们在群众中增长的影响力。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 武装示威 被称为“七月事件”的一系列事件始于7月3号，这一天第一机关枪军团在众多其他军事单位的支持下发动了一次起义。起义的爆发与布尔什维克第二次彼得格勒城市会议的召开时间7月1日正好相近。 直到几个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军团已经占领了街道，并且普通士兵中的布尔什维克也参与其中，中央委员会才决定参与这次运动，并提议示威要在布尔什维克的保护下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虽然中央会议明白抗议者会携带武器，这份提议却对一次武装起义或者对政府机关的占领只字未提。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决议重申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政权移交给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因此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承担了一场街头运动的领导权，而这场运动从开始起就超出了它的控制。始料不及的爆发使整个党陷入混乱当中。那些遵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赞成推迟革命的人发现自己与很多人立场并不一致，特别是那些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支持立即行动。 当然，在革命时期，一个革命党会经历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支部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以1600%的速度增长。这使得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显而易见地在不同党报上不同程度的紧张和分裂党组织的威胁中呈现出来。 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安排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一系列环境因素影响了革命的开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赢得了群众信任。这正如后来的德国革命所演示的那样，在热烈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及时建立一个胜任领导革命的党。 7月3日，武装示威者逮捕克伦斯基的尝试没有成功，这是在克伦斯基前往陶里德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之前。他们打算强迫这个组织从临时政府手中夺权。 约六、七万群众瓦解了宫殿的防御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托洛茨基捕捉到了这可笑的一刻：当成百上千名抗议者要求苏维埃的领袖们当权时，他们自己正在寻找用来对抗示威者的武装力量。 在二月革命的余波中，工人和士兵们已经赋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权力，但这些党试图将其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倾向一场对抗人民的战争而非不流血地将权力移交到他们自己手上。当七月的示威者意识到苏维埃的领袖们不会背弃自己的资产阶级盟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方式离开政府——事情陷入了僵局。 “你个婊子养的，权力都给你了，夺权啊！” （"TakePower,YouSonofaBitch,WhenIt'sGiventoYou!"） 在接下来的几天，远在芬兰的列宁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党的司令部，科申辛斯基卡亚（Kshesinskaia）公馆。很快，来自喀琅施塔得港海军基地的水手们也到达这里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出乎那些水手所料：它强调对一次和平示威的需求，并表达他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会胜出的信心。他最后呼吁水手们自我约束、坚定决心并保持警惕。 七月事件使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列宁陷入最不寻常的关注中：他们妨碍了首都发生的一次不成熟却成功了的起义，这可能孤立布尔什维克并摧毁革命，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和1919年的（德国）斯巴达克斯同盟起义（SpartacistUprising）中发生的那样。 一支约六十万强的队伍直指陶里德宫，可只是先在涅瓦斯基大街（NevskyStreet）和里特尼大街（LiteinyStreet）的转角处撞上了狙击手的枪火，随后又在帕特尼莫诺夫大街（PanteleymonovStreet）和里特尼大街的转角处撞上枪火。可是，最大的伤亡却来自两个哥萨克骑兵中队之间的冲突，他们甚至雇佣了火炮部队来镇压示威者。在一边倒的街头作战中，由费奥多·拉斯柯尔尼科夫（FyodorRaskolnikov）率领的喀琅施塔得港的水手们抵达了陶里德宫，他们在这里加入到第一机关枪军团之中。 彼得格勒，1917年7月4日。军队开进之后，示威者在涅瓦斯基大街上寻找避难所。 然后，那一天最戏剧性又哭笑不得的事件中的一个发生了：社会革命党中所谓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VictorChenov）被送出去劝抗议者冷静冷静。人们抓住了他，而一个晃着拳头的工人告诉他：“你个婊子养的，权力都给你了，夺权啊！” 他们公布了切尔诺夫被扣押的消息，并将他就近关到一辆车子里。托洛茨基及时的调解救下了这位部长。苏哈诺夫描绘了这一离奇的景象： 目力所及的人群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大家可能会想，所有喀琅施塔得港的水手都认识并信任托洛茨基。他开始演讲，但人群并没有平静下来。如果在那时，附近有人用挑衅的方式开一枪，可能会发生一次大屠杀，我们所有人，还可能包括托洛茨基，都会被撕成碎片。很激动，却又在这种险恶的气氛中找不着话的托洛茨基，即使是离他最近的一排群众也几乎不听他的……当他试着让切尔诺夫移交到自己手中，车子旁边的士兵们开始发怒。“你来这里是为了宣布你的主张，并向苏维埃表明工人阶级不愿再看到资产阶级当权【据托洛茨基所说】。那你为何用这种卑劣的暴力行径来镇压随便一个人，并伤害你的事业呢？……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他对革命的贡献；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准备让他为此送命。我是知道的。把手递给我，同志！你的手呢，兄弟！”托洛茨基把手向下伸给一个用特殊的狂热抗议着的水手。但后者坚定地拒绝回应……在我看来，这个在喀琅施塔得肯定不止一次听过托洛茨基的大名水手，现在好像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叛徒：他记得托洛茨基之前的演讲，并且开始糊涂了……由于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喀琅施塔得港的水手放了切尔诺夫。 切尔诺夫回到了陶里德宫并写了八篇社论谴责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Delonadora）最终发表了其中的四篇。 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却以更加背信弃义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第二天，它启动了一次将列宁（由一辆密封专车途经德国到达俄罗斯）描述成德国总参谋部的代理人的造谣运动。 临时政府反应的暂时胜利 在7月5号，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发起一场军事行动以重新夺回对首都的控制。忠于政府的军队占领了科申辛斯基卡亚公馆（Kshesinskaiamansion）并捣毁了《真理报》印刷厂。列宁死里逃生。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万一列宁被抓住，他是否会遭遇跟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中遇害的同样命运。也许我们能在一份事变两天后出版的右翼报纸《彼得格勒斯塔亚新闻报》（Petrogradskaiagazeta）上发表的讽刺漫画上发现一些端倪: 图中文字的意思：“列宁往高处走？……好吧，有块好地方为他准备好了!!!” 忠于政府的军队也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而后者被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命令下的第一机关枪军团包围着。党的中央委员会命令追随者们停止街头示威，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士兵回到兵营中。 与此同时，政府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加米涅夫、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以及托洛茨基和作为区联派首脑的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Lunacharsky）。虽然这些政治犯中的一部分人，包括托洛茨基，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期间获准出狱来阻止工人的抵抗，其它人得在狱中接着吃牢饭，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才出来。 因此，用列宁的话来结束七月事件，便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 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不得不潜入地下，其报刊也被封停了，但这些挫折非常“短命”。第十一军团在一次南德强力反攻下的西南前线的失败，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复兴了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正确性。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很快又用稍作修改的名字重现天日，而且党的委员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而解除叛乱军队武装的命令则说来容易做来难。很快在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失败彻底改变局面了，最终为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2017年7月27日 丹尼尔.盖多是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Council）研究员。 原文连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7/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party-july-days [1]译者注：意思是无政府主义者临时革命委员会（组织A）想表现自己比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B）更加先进，所以才解救编辑。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法国教育杂志《RevuePedagogiqu》（《教育评论》1910年9月号）刊载了Roger（罗歇）所写《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一文。罗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1910年的博览会应该根据既定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尽可能做到用图例来说明问题，同时对学生宣传根据某一原因必须向他们灌输的思想。这一思想应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在各个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的课堂上得到发扬。 布鲁塞尔博览会表明了比利时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教育部里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培养学生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们的大量教案，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育界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当然，博览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不可能作出估计：由于修改教案，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位比利时大臣的主张正确无误。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因而对比利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对比利时教师这种严格执行命令的精神大为推崇。 培养活生生的人，所根据的是某一死板模式，对儿童的心灵和智慧进行大量的机械加工。上面下达一项任务：在某一时间、为了某种需要（这次是为了殖民地生活的需要）、生产多少商品。于是大批教育工作者就立即采取行动…… 教师本人、教师的观点，教师的教育经验和信念置于何地？教师同仁置于何地？居民置于何地？居民怎样参与学校工作，促进学校工作的幵展？父母的意见置于何地？所有这些问题都一字不提。 从罗歇的文章判定，比利时国民教育工作的景况是极为凄凉的。 我们不禁要把它与美国的国民教育工作的景况作一比较。美国的居民对欧洲官僚主义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认为宫僚主义会窒息任何有朝气的工作，会扼杀任何个人的首倡精神。 最令欧洲人惊奇的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部来管国民教育工作。美国只有一个“国民教育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它不进行管理，不下达命令，只是召开一些与教育工作有关的会议，出版一些教育统计材料。这些材料载于年度报告和定期出版物上，日报从中摘引一些材料进行讨论。这些材料的内容既涉及美国各州，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年度报告书上通常都附有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明意见。这位官员是教育学专家，他向居民发出某种号召，并向美国各州的公民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贯彻执行行之有效的国民教育制度及如何协助全国教育工作的开展。 当然，每个州都有一个专门的官员主管国民教育。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作用仅限于以该州代表的身份参加考试委员会，并负责审定教育统计材料。即使是在他起领导者作用的地方，他起的与其说是政府官员的作用，勿宁说是业务专家的作用。 每个州分为若干学区。每个学区设政府督学一名，其主要职责是担任学区的主考人。他负责对全区各个学校进行监督。一般认为，这种监督的力量极其薄弱。 所以说，美国政府对教育工作不实行集中的管理。那么，美国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校内规章制度的拟定由谁负责呢？所有这些都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督学负责。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选举机构。从前选举教育委员会（通过平等的普选）只有该地的男性公民才参加；现在妇女和达到一定年龄的女孩子也可参加选举。教育委员会应关心校舍的修建和设备的添置，关心学校教学工具的供应。教育委员会选出督学，批准督学提出的教师名单或直接任命教师。 教育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均公开举行，一切措施均公诸于众。督学和教师的活动既是报刊，也是家长热烈讨论的对象。家长可以时常去听课，参加各种考试〔注：在美国，每个准备到某校任教的教师都要接受地方考试委员会的考试，即使他已冇几十年教龄也不例外。持有任何证书和文凭亦不能免试。这种考试可能使教师很恼火，但可以促使他注意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作者注〕和庆祝会，跟教师和校长谈话。 一位致力于美国教育研究的德国教育家说：“一般说来，教师与家长的这种交往很有益处。家长不仅关心自己子女的成绩，他们的兴趣还要广泛：家长幵始关心各种教育问题，去完成某些教育任务。这样一来，美国村社学校的影响远远超过德国学校的影响。它使国民受到影响，对成人产生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民族基础的教育机抅。”（威廉·缪勒尔：《美国国民教育的本质》，第12-13页） 最近以来，美国家长大会的规模日益扩大。1904年，波士顿首先出现了这样的组织。1907年，全部学区已有五个举行了家长大会，每次会议平均有三四百人参加。家长组织举办的教育专题学术报告会，同时展幵讨论，每次都有八九百位家长参加。1907年在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成立了六十个家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表既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也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创举活动。 凡是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地方，工作进展就特别顺利？如罗契斯特市就是这样，那里的组织全是由公民们一手创办起来的。罗契斯特市市民的各个阶层都普遍参加了家长组织，其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美国，任何创举几乎都发自居民，而所成立的协会则为这些创举的付诸实践铺平道路。这样产生的协会对国民教育事业很有帮助。近年来幵展活动比较多的有两个协会：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lAssociation），以及公共教育协会（PublicEducationalAssociation）。 如上所述，美国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不由政府负责，而由国民自理。政府让国民自愿管理此项工作。另一方面，各州和各市的教育委员会是彼此独立的。由于这个缘故，以及由于各州、市、镇的条件不同，美国教育工作的发展所经历的途程十分不同。全国教育协会使各个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在精神上保持一致。该协会的成员是国内各方面的群众。当然，美国还有一些保护教师职业利益的协会。全国教育协会不以此为目标。在该协会内，各级教师（大学的学者教授与偏远农村的女教师）团结友爱，并肩工作。著名教育家的演说使听众深受鼓舞，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教育事业是伟大的事业，每个人不论能方大小，都应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 新大陆的学校形形色色，其宗旨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教师的共同活动给教学带来了统一的精神。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如有需要，就对各种教育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一切大报均刊载有关这些代表大会的详尽材料，并对会上讨论的问题表明一定的立场。通过这种途径，以及依靠地方的分会，这些代表大会的成果就传到了教育委员会，他们往往按大会的指示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全国教育协会完全由各级男女教师组成。至于公共教育协会，其参加者本身虽不执教，却是极其热心国民教育工作的人。有谁比家长（尤其是母亲）更关心青年一代的喜怒哀乐！正因为如此，所以刚开始时协会主要的参加者是妇女，她们纷纷集会，想让学校与家庭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公共教育协会的会员研究儿童的本性和学校立法，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他们是教师的积极合作者。与此同时，他们非常关心教师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觉得是对的，他们也敢于对这种活动进行严厉指责。 现在，我们把上述有关美国教育工作的情况作一总结。美国政府把全部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交给国民。国民依靠选举产生的教育委员会管理国民教育的经费和教学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在国民教育全国委员会广泛发行的刊物、日报、报告书和教师代表大会上，找到如何搞好这一工作的指示。这些东西广大的居民阶层也都能得到，这可以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待教育委员会的活动。教育委员会的活动完全公开，大家能对这一活动进行监督，而家长组织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所参加的协会组织又为进行这种监督提供了可能。 我们不想详谈这一制度所产生的辉煌成果。美国以自己的学校、教学法、图书馆等引为骄傲。我们只想指出，像比利时那种管理教育的方式，对自由学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自由学校只有在美国这种制度下才能广泛地发展，因为这种制度与各种琐碎的规章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目前，德国教师中最先进的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参见肯尼希·舒尔茨①不久前出版的著作），认为必须出版全帝国的学校法，根据这一法令，全德国的教学都按一个教学大纲、一个教学计划进行。把所有的学校纳入一个模式，其理由是：工人的孩子经常转学，因为他们的父亲常常到处找工作。这个理由似乎很充足，不过只是乍看起来是如此。主张搞一个全帝国的学校立法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的标准是现代改革了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大纲和教师就是一切，而学生的个性则谈不上。当然，如果现在某个学校某个年级只讲算术，而另一个学校相应的年级还讲几何学，还有，如果不知道几个几何概念和术语就经常责备儿童，使他不能和全班同学一起学习，那么，这会使儿童感到苦恼。但是在改革了的学校里，放在首位的是学生和他的一般发展水平，教师和同学会帮助新生很快适应环境并迎头赶上别的同学。因为我们所说的是小学，在那里只是学习初步的知识而不是某种专业知识；在那里，学生最重要的是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和劳动的熟巧。因此，为了使工人的孩子在转学时学习不受影响，不应该是使各个学校统一化起来，而是要改革教育工作，向美国的组织管理办法看齐，因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管理办法能使自由学校巩固发展。
巴库公社——﹝美国﹞罗纳德·森尼（RonaldSuny）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巴库公社﹝美国﹞罗纳德·森尼（RonaldSuny）小蚂蚁、赤心译，宴之傲校 巴库公社的领导人们以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追求权力，他们的故事戳穿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神话。 大多数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都讲述了彼得格勒的故事，二月革命时罗曼诺夫王朝在那里解体，十月份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正如工人、妇女和士兵们在首都的果断行为，在这变革性的一年里，全俄人民都在各地开展了他们的革命运动。 在彼得格勒东南边1500英里的巴库，种族、宗教和阶级隔离了人群，也改变着历史进程，影响着革命领导人的决策。作为一个以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都市，“十月”在那儿将会来得晚一些。 革命到来后，有“高加索列宁”之称的斯捷潘·邵武勉（StepanShahumian,1878-1918），试图民主、和平地建立人民政权。他所建立的巴库公社的故事，为俄国革命和随后的内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石油之城 石油使得巴库成为南高加索地区最大的城市，这里是各国工人们的理想之地，其周围主要穆斯林的农村。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它的产油量比整个美国还要高。尽管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都很艰苦，贫困的移民们还是蜂拥到油田寻找工作。 巴库不仅成为了俄罗斯帝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也成为了工人运动的熔炉。事实上，工人和行业之间的第一个集体谈判协议就是1904年在那里签署的。当革命组织在其它不友善的城市纷纷遭到破坏时，巴库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就像一个避难所，尤其是对于像约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这样的布尔什维克。 巴库的阶级分化和民族分化联系在一起。外国投资者和工程师，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实业家以及阿塞拜疆的船主们坐在社会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工人占有更多的技术岗位，非技术性的简单工作则属于穆斯林。作为最临时、最脆弱的工人，他们只能从事最肮脏的工作。 俄罗斯帝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剥削关系，在巴库得以集中体现，那里日益增长的石油收入超过了其它所有东西。有产阶级精英们——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操控着城市事务，而为下层阶级提供福利的责任则被丢给了私人慈善机构。政治机构里很少有非基督徒的代表，政权经常宣布戒严和紧急状态，不断地削弱着人民对地方政府和法治的信任。 普通民众和统治阶级都希望改革，但沙皇几乎没有通过任何制度性的手段来作出实质的改变。这一情况需要的，是法律之外的组织和一批革命家，尽管他们数量上很少，但能够提供有效的领导和方向。 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常指出，巴库的工人被技术、工资标准和种族这些东西划分，他们更关心工资而不是政治。幸运的是，石油公司很少愿意做出让步，以留住他们的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工人。 1904年12月的大罢工以经济利益为重点，赢得了每天八至九小时的工作时间，并大幅提升了工资和病假工资——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契约，它因此得到了“原油宪法”（Crude-oilConstitution）的绰号。 1905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颁布了他的“十月诏书”（OctoberManifesto），给予他的子民有限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杜马，随后巴库成立了一个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委员会，在这变革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许多这种类型的委员会都明确表达了劳动者的诉求，巴库公社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工人们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回避政治。邵武勉哀叹说： 总的来说，这里的工人们只是一个经济主义的团体。他们想的和说的是一场新的经济罢工，以再次获得巨大利益和“红利”。 尽管警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革命家们依然保持着地下的存在，即使是在1905年以后，劳工运动已经遭到独裁政权的打压，迫使许多激进分子远离政治或流亡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在1914年四万工人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当时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正在加速运转。 这些成功掩盖了表层下涌动的暗流。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多数技术工人加入了工会，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而穆斯林们只是不情愿地参加了抗议或是罢工。 观察家们居高临下地称他们为“鞑靼人”，正如这一称呼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阴暗的”或“政治迟钝的”。许多穆斯林工人仍然与他们的村庄和宗教领袖联系在一起。虽然少数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宣扬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大多数高加索穆斯林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巴库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在1905年2月达到顶峰，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骚乱和种族杀戮。穆斯林被亚美尼亚人即将进行武装袭击的谣传给惊动了。警察和士兵们则无动于衷。 亚美尼亚革命同盟（达什纳克）（TheArmenianRevolutionaryFederation(Dashnaks)）是一个十多年前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旨在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亚美尼亚人，它使用自己的士兵来保护社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公开指责政府的不作为，指责政府官员们助长了这次大屠杀。暴力结束之后，敌对行为却还在进行，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人们害怕另一场暴力也近在咫尺。 时增时减的支持 和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一样，巴库在二月和三月也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蜜月。资产阶级的公共组织执行委员会（ExecutiveCommitteeofPublicOrganizations(IKOO)）与新当选的工人苏维埃及其主席——布尔什维克斯捷潘·邵武勉——展开了合作。随着俄国军队行进越过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在家园前线上的团结统一显得重要起来，但之前的社会和民族冲突仍然威胁着城市的和平。 与彼得格勒一样，巴库也是如此：政府的两个中心——IKOO和巴库苏维埃——为在人民中的影响力和城市的控制权而展开了竞争。IKKO由专业人士——律师、文职人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而来自于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SRs）和达什纳克的革命者们则领导着苏维埃。俄国工人和士兵与部分亚美尼亚团体一道支持苏维埃，但在1917年夏天以前，穆斯林一般都被排除在外。 IKKO的自由主义者和专家们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法律和秩序的敌人，无政府状态的先兆。巴库苏维埃中的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战争与社会和平问题上的温和立场：他们呼吁“本国所有重要力量”的团结，以及拒绝吞并他国领土、拒绝要求他国赔款的民主的和平。 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在整个春天都支持这些政策，但邵武勉有着更激进的想法。他认为，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革命的前奏，在其影响下，它（二月革命——译者按）也将逐渐转变为一场社会革命”。 此外，邵武勉坚定的反战立场也令巴库的士兵感到厌恶。达什纳克担心撤退会危及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甚至引发土耳其对高加索的入侵，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作为回应，支持社会革命党的俄国士兵们在五月份解除了邵武勉苏维埃主席的职务。 然而，正如在北方的首都和各个前线上所发生的一样，1917年春末夏初，巴库的革命开始左转。经济状况恶化，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构想拙劣的“六月攻势”疏远了士兵。 在彼得格勒，激进的工人和水手们试图在七月初发动起义，以促成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不仅失败了，还短暂地使巴库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站到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这场失败的革命的同谋。 列宁躲到芬兰，新加入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被捕。邵武勉和他的副手阿廖沙·贾帕里泽（AleshaJaparidze）保护了他们的同志，但是在首都发生的事情沉重打击了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看起来像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者。 这一印象在八月迅速逆转，那时反革命的将军拉夫尔·科尔尼洛夫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政变。与此同时，饥饿席卷了巴库，对穷苦的穆斯林们影响尤甚。工人们组织了一场大罢工，尽管石油大亨们签订协议时磨磨蹭蹭，但他们还是不情愿地屈服了。 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乘着不满的浪潮，呼吁把政权和平交给苏维埃。当列宁拼命要求他的同志们以暴力夺取政权时，邵武勉巧妙地安排了巴库苏维埃的新选举，增加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席位。虽然他的党没有赢得大多数，但苏维埃最终同意把IKKO清除出去，并宣布了它自身的独立自主。 社会革命党主导的巴库苏维埃拒绝支持列宁的政府。十月份的事实证明，即使不是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布尔什维克也是巴库的领导政党，但是很多人担心夺取政权的企图会引发内战和民族战争。 苏维埃并没有在这座城市取得无可争议的权力。它仍然面临着来自城市杜马的挑战，以及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回到一个全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呼吁。 由于没有一个能完全掌控城市的组织，以及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瓦解，危机感传遍了整个城市。士兵们开始用脚投票，逃离高加索前线，并为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最后几个月的全国大选表明，民族认同的力量日益增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省中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而穆斯林的主要政党穆萨瓦特（Musavat），以及达什纳克只在巴库周围赢得了很少的选票。南高加索的革命正在从阶级斗争转变为民族和宗教冲突。 由于没有俄国军队挡在他们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巴库的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穆斯林团体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苏维埃很晚才建立它自己的多民族赤卫队。 穆斯林解除了逃兵的武装，1918年一月在沙姆霍尔（Shamkhor）发生的一场异常惨烈的冲突中，他们杀死了一千名俄罗斯人。这个事件表明，穆斯林在该地区拥有唯一最高效的武装力量，他们潜在的盟友土耳其开始向战前的边界移动。尽管邵武勉努力进行和平的革命，但武装人员将很快决定谁来统治巴库。 在城内，亚美尼亚力量和穆斯林部队远胜赤卫队。苏维埃势力与达什纳克组成了一个策略联盟来对付穆斯林，后者显示出更多的反革命威胁。 邵武勉现在面临着三方面的武装斗争：在巴库，要对付巴库内部的反苏维埃势力；在第比利斯，孟什维克已宣布南高加索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独立出来；在伊丽莎白堡（Elizavetpol），一座主要是穆斯林的城市里，阻止食物供给运往巴库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月底，一艘载着穆斯林野人师（MuslimSavageDivision）的船只抵达时，该城市爆发了战争。苏维埃和亚美尼亚军队与该市的穆斯林居民作战，随后红军将炮火对准了穆斯林区。开始于穆斯林与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已经转变为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穆斯林大屠杀。 战斗结束后，穆斯林逃离了这座城市，亚美尼亚人抗议苏维埃对待穆斯林过于仁慈。布尔什维克对这些后果感到震惊，但他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座城市现在在他们手中。“我们的影响，即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过去是巨大的，但现在我们真正意义上掌控了局势。”邵武勉向莫斯科报告。 尽管苏维埃政权依赖武装的达什纳克，但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仅由其成员及其支持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排除了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巴库公社拥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Sovnarkom）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现在它能够彻底改变巴库的生活。 巴库公社 从1918年4月到7月，实验仅持续了97天。布尔什维克将苏维埃及其人民委员会设想为一个行政和立法机构的结合体，就像马克思眼中的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 公社将石油产业国有化，尝试改革教育和司法制度——尽管遭到来自专职阶层的反抗——并且相信他们在不动用国家恐怖的情况下，就可掌管这座城市，正如他们关闭反对派的报纸一样。 六月，邵武勉发动攻势，以阻止来自伊丽莎白堡的穆斯林的攻击。该市的领导人讨论向梯弗里斯的进一步行动，但当巴库的部队接近库拉河时，穆斯林，格鲁吉亚和奥斯曼战士将他们赶了回来。 这座城市拼命寻求盟友，阻止奥斯曼帝国的接管。邵武勉与哥萨克和英国人谈判，但莫斯科禁止他允许驻扎在附近的邓斯特维尔将军进入城中。 由于无法增加粮食供应，加上巴库工人和城外农民的支持有限，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范围缩小了。7月25日，苏维埃以259票对236票通过了邀请英国人入境的决议。 邵武勉宣称：“你们还没有找到英格兰，但你们已经失去了俄国中央政府。你还没有找到英格兰，但你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他的政府辞职了，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了，英国人也来了。 9月中旬，随着奥斯曼人即将占领这座城市，巴库公社的领导人决定离开，但他们的船只从阿斯特拉罕的安全港转移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的社会革命党在那里逮捕了这些前任委员们。 二十六名巴库革命者，其中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带到沙漠里处决了。1920年，他们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并在巴库的一个中央广场以苏联烈士的名义重新下葬。他们在那里待了七十年，直到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政府摧毁了巴库委员会的纪念碑。 革命的失败 巴库革命的故事戳穿了围绕1917年事件的几个神话。巴库布尔什维克并非被赶下台的渴望权力的阴谋家，而是长期扎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们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寻求一条非暴力的权力之路，当他们在苏维埃输掉一场关键性的投票时，他们和平地离开了政府职位。虽然他们是趁着血腥的三月事件来赢得对这座城市的控制的，但巴库布尔什维克在执政期间并没有对敌人采取恐怖行动。 最终，他们无法克服工人阶级的种族和社会分歧，无法解决粮食危机，也无法找到支持者发动一场成功的运动，来打击他们的敌人。 邵武勉试图结束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反革命，同时改造巴库。在他们承认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之前，他拒绝将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纳入他的政府。他的基础太狭窄了，一旦布尔什维克无法满足工人的要求并失去了他们，公社就垮台了。 二十六个巴库委员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温和、民主、基本上是非暴力的邵武勉、贾帕里泽和其它人在内战中沦为更残忍的对手的牺牲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1918年夏末，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白人反对者已经接受了战争的逻辑，放弃了民主治理的理想，并利用国家恐怖来打败他们的敌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取得胜利的希望，在这场残酷斗争中破灭了。 2017年7月11日 罗纳德·苏尼是小威廉·H·休厄尔密歇根大学（WilliamH.SewellJr.DistinguishedUniversity）历史学杰出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名誉教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他是《巴库公社，1917-1918:俄国革命中的阶级和民族》(TheBakuCommune,1917-1918:ClassandNationalityintheRussianRevolu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和其它许多著作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17/11/baku-commune-october-revolution-lenin-bolsheviks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在《圣彼得堡国民教育委员会1908年工作总结》中，一位专员在评论手工教学时说：“谈到手工，我极感欣慰的是，几乎在所有男女合校的学校里，从事手工的不仅有女孩，而且有男孩。这些男孩非常喜爱这种活动。在有些学校里，他们的成绩（例如缝纫和编织的成绩）甚至还超过了女孩子。” 这段话摘自上述总结，载于去年（①）12月号《教育通报》（②）新闻纪事栏内。该栏编辑对教男孩学习缝纫是否有益甚表怀疑。我想对此问题略抒浅见。 首先我想一般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至今认为只应由妇女来干的活（如缝纫、做饭、洗衣、照看小孩，等等）是否应教男孩去做？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生活是与操持家务有关的许多琐事联系在一起的（大概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将来，生产改革和社会生括条件改善之后，这种情况也就会有很大改变，但目前的家庭生活还是与做饭、烧菜、收拾房间、缝补衣裳、养育子女等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工作全都落在妇女身上。 在收入较多的家庭里，这种劳动就落到女仆——厨娘、使女、保姆身上去了。富裕的妇女之所以可以不必从事劳动，是因为她把这种劳动转嫁到另外一些没有条件摆脱这种劳动的妇女身上了。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整个家务总是完全落在妇女身上。在工人家庭里，丈夫有时也帮助妻子料理家务，这是由于家庭贫困所迫使的。工人下班之后，或者节日休假，或者失业在家，有时也到小铺去买点日用品，或者在家打扫房间，带领小孩。当然，并非每个工人都这样做，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这样做，何况还有很多事情他根本不会做（如缝纫、洗衣）。而做妻子的，尽管有时也整天在外工作，然而回家之后，还要洗衣服、擦地板，甚至夜深人静还在缝缝补补，而丈夫早已呼呼大睡了。如果说在工人中间丈夫有时还帮助妻子料理一下家务的话，那么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即使收入非常微薄，男人对家务事总是不闻不问的，而让妻子去干她所擅长的“女人家的事”。一个“知识分子”要是去擦地板、补衣服的话，那就会引起周围所有人的嘲笑。 在资产阶级的报刊（尤其是西方的报刊）上，经常谈到这个题目，就是家务是妇女能够最有效地发挥自己力量的方面。一个人只能在最适合他的个性的劳动方面才能做出一些真正伟大的事情，而琐碎的家务就最适合于妇女的个性。妇女所应该大力追求的，就是成为一个模范的主妇，而不能妄图走出家庭生活的圏子来与男子在脑力劳动上较量高低。瞧不起扫地补袜这种工作是完全不应该的，这种工作应该备受尊重，而不应该轻视。 这些话虚伪透顶，这一点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看出，男人们尽管滔滔不绝地说什么家务劳动应受到极大的尊重，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也不做这一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瞧不起这种工作的，认为这是那些庸庸碌碌、不求进取的人干的活。 所有这些关于妇女是“天生注定”要管理家务的言论，同过去奴隶主所说的奴隶“天生注定”就是做牛当马的说法，同样是不值一驳的胡言乱语。 实际上，家务工作中根本没有什么是比较适合于妇女个性而不适合于男子个性的。妇女不能从事某些需要较大的体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但是男子又为什么不能同妇女一起从事家务呢？问题不在于家务是妇女天生注定要从事的工作，而是因为丈夫为了挣得工资而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工作。这样一来，管理家务完全靠着妇女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然而，由于妇女也越来越需要把自己的时间用去挣得工资，因此家务就成了她的额外负担，而男子这时要是不去帮助她，那就有失公平了。同样的，如果男子所从事的职业使他能有许多空闲时间，而他却以为同妻子一起做点家务工作有伤他的体面，这也是不对的。 自由学校一向反对一切损害人们生活的偏见。那种认为家务只是一些不求进取的人才做的看法，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使得男女不平等。这种偏见不只损害了妇女的生活，也给家庭带来了不和与误解。 我们要使男女儿童同样学会做一切必要的家务工作，而不要认为这种工作有伤体面。 凡是对儿童作过观察的人都知道，男孩在儿童时代与女孩一样喜欢帮助母亲做饭、洗餐具、做各种家务，他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但是，在家里往往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男孩和女孩采取不同的态度。家里的人往往把洗杯子、摆饭桌等工作让女孩做，而对男孩说：“你干吗老在厨房里挤来挤去，这难道是男子汉干的活？”送给女孩的礼物是布娃娃、餐具；送给男孩的礼物是火车头、小兵。到了学龄时期，男孩已经养成了轻视“小丫头”和女孩的活计的心理了。当然，这种现象表现得还不很严重，只要学校采取另外的办法，这种对“女人家的事”的轻视态度很快就会转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应该像教女孩一样去教男孩学习缝纫、编织、补衣——教他们学会做一切生活中所必须学会的事情，使他们不要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无用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一教育工作做得很好，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认为，男孩一定会很愿从事这些工作，就像我们在彼得堡学校中所看到的先例一样。 ……其次，我们应该让儿童自己轮流做学校里的早饭，洗餐具，收拾房间，保持环境卫生等等（男孩和女孩做的工作都一样），使之具有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愿望，很好地完成委托给他的工作的愿望以及对工作的兴趣，这一切都会使儿童很快改正对“女人家的事”的轻视态度。 当然，指望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而能取得巨大的成果，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树立学校里的集体精神而值得注意的小事情之一。
暴力与1917年革命——﹝英国﹞迈克·海恩斯（MikeHaynes）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暴力与1917年革命﹝英国﹞迈克·海恩斯（MikeHaynes）吕杨鹏译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暴力相比，1917年革命中的暴力就黯然失色了。 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暴力，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它。 1917年，战争暴力四处皆是。在《俄国革命史》一书的结尾，托洛茨基写道： 关于社会革命下的牺牲，最常常气愤的恰是那一流人，他们即使不是直接制造世界战争的，至少也是赞美战争的牺牲者，或视之若无视。[1]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1500万到18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1917年末，一位医生——同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估计“狂奔的死亡战车”造成“每天6364人死亡，12726人受伤，6364人残废。”如此精确的数字很可能是编造的，但大致的规模应该不错。人们因战争及与之相伴的饥荒和疾病，纷纷死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的第135周，二月革命爆发。第170周，十月革命爆发。这之间的将近250天里——被一些历史学家描绘成革命流血时期，大约有2500人死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达到惊人的150万。 即便是伤亡较少的二月到十月间的东线战场，其死亡数字仍超过了10万。这段相对的平静，主要是因为俄国士兵开始纷纷逃亡，并向任何试图阻止他们的人开枪射击。杀人，是为了活命，是为了让其他人能活命：暴力是件复杂的事。 而且，暴力的指向也是不同的。1917年5月，彼得格勒的洗衣女工举行罢工，她们为了让所有人都离开工作岗位，将水泼在炉子和熨斗上。出于报复，洗衣店主用开水袭击罢工工人，以滚烫的熨斗、拨火棍，甚至是左轮手枪相威胁。 还会有更多的暴力，真正的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但暴力是在旧秩序受到冲击，开始反攻倒算时，才大量地爆发。 1917年革命中的暴力形态，其惨烈程度远逊于一战和继之而起的俄国内战。我们甚至能找到一些革命者仁慈对待敌人的例子——当然是愚蠢的行为，那些被释放的人很快就加入了反革命武装。 对我们而言，与其接受“以暴易暴”这类粗糙的结论，不如试着洞穿关于革命与暴力的种种迷思。 血腥的不流血革命 尽管二月革命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它与同年的其它事件相比，却是最为暴力血腥的。士兵和警察向群众开枪，也有群众开枪还击。士兵们还会互相射击。 大多数记录估计彼得格勒市内的死亡人数在1500人左右，但很有可能低于真实情况。革命中的死难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众纪念。近一半市民——约100万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基于新建立的同胞之情，人们致哀、庆贺。时至今日，我们仍习惯于戴着玫瑰色眼镜去看待二月革命，很可能是因为之后几个月的情势变化得实在太快。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世界上最为左倾的政府——试图建立能想象的最为进步的自由民主政权，然而它的基础是旧沙皇政权的一片废墟。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Kerensky）后来写道：“在俄国全境，何止是没有了政府，简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了。”二月中，监狱大门洞开，除政治犯之外，数千名罪犯也被释放。多个武器商店遭到抢劫。 政府试图设立新的政策，新的制度，与新的组织，例如组建民兵队以维持秩序。政府发布大赦令，废除死刑，并赋予人民集会权利。 同时，政府想成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桥梁。但问题也蕴藏其中：精英们需要某种秩序，民众则需要另一种秩序。沙皇退位后不过几天，一位官员写道“他们［指普通士兵］认为他们该过得好些，我们该过得差些。”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何为正义与秩序，通过何种力量才能实现它们？ 四月，时任政府总理的李沃夫公爵（PrinceL’vov）发布通告，请求民众停止犯罪。通告中写道，有必要“以法律的全部权威为所有明目张胆的暴力与抢劫活动画上句号。”通告所指，不限于街头的抢劫，也包含农民从士绅手里“抢”得土地。 恢复秩序近乎不可能。新建立的各级机关，其行止被来自基层的压力所左右，使得彼得格勒发出的命令大打折扣。到十月，俄国50个省份中只有37个省拥有了新的武装警察力量。与此同时，大批的军队越发躁动不安。 天翻地覆 二月的一天，一个头脑灵活的歹徒入室抢劫时声称他来自革命委员会。其他人很快就学会了这招。各地犯罪率皆有上升。 十月，约翰·里德（JohnReed）写道，“彼得格勒报纸的各个专栏充斥着无法无天的劫掠和谋杀，而罪犯们一点都没受到影响。”人们已不携带财物出门，也不再关门。罪犯们调侃说自己才是最应该受警察保护的人，毕竟只有他们还有值钱的东西。 军队的溃散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当军队集中在一起时，多少还是一支有秩序的武装力量，但控制权已经从临时政府转移到革命者手中。同时，大规模的逃兵，不管是在返乡路上还是滞留在城市边缘，往往成团伙进行抢劫，引致严重的暴力事件。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革命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旧俄国的尊卑秩序已经瓦解。人们曾经穿着军服或便装，佩着绶带或肩章，他们的纽扣，他们的发辫，他们的缎带，浑身都是这类痕迹。现在他们只能闭门不出，在家避祸。 起初，精英们以一种扭曲的乐趣看待事件的进展。“下等人把革命当成了复活节狂欢，”时人写道，“比如佣人们，成天不见踪影，佩着红丝带，乘着汽车，直到早晨才回家，洗把脸就又出去找乐子去了。” 但是，当革命看上去不会终结的时候，情势亦随之发生变化。群众不再表现得驯顺爱国，不再对恩赐的残羹冷炙感激涕零。现在，当衣衫褴褛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他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抱怨，他们咳嗽，他们唾骂，他们起誓。托洛茨基曾说，人民从“爱国神话”变成了“残酷现实”。 从观察者对平民的描绘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情势的变化。二月革命中的英雄现在已被视为无知的暴徒。 当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一位高雅的立宪民主党人，写到彼得格勒七月的日子时，他说那些群众有着“疯狂、愚蠢、野兽般的面庞，同我们在无法忘怀的二月中见到的一样。”他们代表着一种可怕的“洪荒之力”。 当特权者说“别像我们对待你们那样对待我们”，他们可没有讽刺之意。公社农民抢得土地后，将土地平均分配。有时，他们会把旧地主也当成农民，分他一份。眼瞅着自家庄院烧为灰烬，地主视这种安排为最后的羞辱。可是对农民来说，这却是合乎自然正义的做法。 当在押的官员抱怨喀琅施塔得监狱的条件时，他们的新牢头答道：“喀琅施塔得监狱确实糟糕透顶，但这正是沙皇为我们所打造的。” 作为一个曾经被临时政府关押过的人，当托洛茨基于十月时得知政府的支持者恳求他，不要把被逮捕的部长们关到他曾被关过的那个地方，托洛茨基不禁被逗笑了。他准许他们在家软禁一段时间。 1917年革命不是一场关于法和秩序之类抽象问题的辩论：人们为了谁的法律与谁的秩序将统治这个国家而进行着真实的战争。 谁的土地？ 法律是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产物。一家报纸声称“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身安全与尊重私有产权。”而游行示威中的一块标语牌写道：“生存权高于私有产权。”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这种冲突表现得最为尖锐。 大多数农民都认为，士绅借助国家权力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将土地的所有权看作财产，是最没天理的罪行”，但是“人类的法律却将这种罪行视为合理”，一位自学成才的农民写道，“土地私有制的不公正，与其它许多捍卫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和恶行是分不开的。”夺回土地成为了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 临时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也认同这个道理，但显然地主可不会这么想。彼得格勒的中央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含糊其辞，只承诺将来会进行相应的法律改革。激进者则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什么是法律，什么是秩序，我们与反对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列宁写道： “迄今为止，他们都认为那套保护地主和官僚的东西才是法律和秩序。我们则认为只有符合最广大农民的利益，才配称为法律和秩序……这就牵涉到革命动机，法律只是其产物。假如你坐等法律写好，而你自己没有发展出任何革命能量，那么不论是法律还是土地，你哪样也得不到” 这种信念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司法制度。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对这一非凡的主张做了进一步阐发。为了应对过激行为与犯罪，他写道： 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2]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Gorky）对此不敢苟同，提到他曾亲眼目睹农村村民兴高采烈地参与暴行，更别说是欺负妇女了。历史学家大多都赞成高尔基，可对新旧秩序间所真正产生的冲突却甚少关注。 二月过后，新的秩序力量开始诞生。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factorycommittees）数量逐渐增长，并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尽管仍然势单力薄。在喀琅施塔得，当地苏维埃关闭了妓院，禁止当众酗酒，甚至禁止斗纸牌，有人将此视为革命的粗暴表现。 工人武装也建立了起来，与服从临时政府的武装相区分。这些民兵自发地出现在彼得格勒和其它地方。或许有夸张的成分，《真理报》（Pravda）声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组织，“像暴风卷走浮尘一般，流氓行为已经从街道上消失了。” 来到三月底，当临时政府试图组建自己的警察力量时，工人们的赤卫队（RedGuard）也纷纷成立。在彼得格勒尤为集中。赤卫队的数量起起落落，到十月份则猛然增加。革命前夜，赤卫队已经遍布整个俄国。 虽然年轻且缺乏经验，但赤卫队的士气却比市民民兵旺盛得多，赤卫队的这些军官成为新秩序的例证。“报纸指责民兵的暴力行为，强索与非法逮捕，”托洛茨基写道： “毫无疑问民兵会使用暴力：他们就是干这个的。然而，它的罪行只在于：使用暴力对待某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即那个不能适应被暴力对待，也不打算适应的阶级。” 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也听从革命者调遣，十月革命时他们在彼得格勒发挥了关键作用。 彼此冲突的世界观在对士兵的称呼上体现出来，临时政府把他们叫做“不可靠的”，而对革命者而言，那些还支持政府的才是“不可靠的部队”。 自下而上的秩序 为了恢复秩序，临时政府转而诉诸暴力，以苦役惩罚那些在前线煽动反战情绪的人。克伦斯基发动六月攻势，期望有助于协约国的战况并提升国内的秩序，岂料士兵们纷纷拒绝战斗。之后的七月，56人在彼得格勒混乱的街头示威中死亡。 政府将七月事件称为有预谋的政变。他们逮捕了托洛茨基，迫使列宁转入地下。军队在前线恢复了死刑，但遭士兵们的反对，所以很少行刑。 上流阶层开始将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将军视为强大的领袖。当他夺权的豪赌失败后，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乡村地区夺取土地的事件变得更多，政府被迫将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可靠部队派往那里进行弹压。 十月，与混乱且暴力的二月大不相同。彼得格勒仅有约15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临时政府已是一具空壳，“我们散发着腐坏的气味”一位部长写道。因为有了新政权——苏维埃——的出现，暴力得到了控制。 10月22日，星期六，在二月政权的眼皮底下，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纪念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当严重的暴力冲突发生时，政府最多只能调动不超过25000名武装支持者。可却有十万多士兵时刻准备着为苏维埃而战。 实际上，革命者夺取政权的过程是秩序井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张贴的海报上写道： “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兵代表肩负着维持城内革命秩序的责任……彼得格勒驻防部队不会容忍任何暴力和破坏秩序的行为。我们欢迎人民群众逮捕那些坏蛋和黑色百人团（BlackHundredagitators）的煽动者，扭送至最近的兵营里苏维埃政治委员处。” 冬宫陷落时，布尔什维克并未枪决那些政府部长，而是逮捕了他们。士兵们搜捕那些攻击者，守卫者和歹徒，以免劫掠的发生。 几乎停止运作的陆军部在其最后的一批通报中，对革命者给予了拐弯抹角的称赞： “起义者仍保持着秩序和纪律。完全没有任何破坏或骚乱的事件。相反，起义者的巡逻队还会拘捕脱队的士兵……起义无疑是预先策划好的，并得到协调一致的执行。” 10月26日，苏维埃呼吁俄国其它地区接受新的秩序：“此刻，你们受到革命俄国与整个世界的瞩目。”在彼得堡，为了限制胜利者的狂饮，他们把酒窖给砸了。 莫斯科发生了激烈战斗，数百人死亡。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如列宁所言，“我们想进哪个村子就进哪个村子，不出几天，九成的工人已站到我们这边。” 在边境地区，临时政府的支持者正纠集旧军队以抵挡革命，那里发生的暴力冲突更多，伤亡也是最为惨烈的。 学会冷酷 革命是一种暴力活动，但暴力也具有许多面相。1918年初，俄国革命似乎已取得胜利，它呼吁和平，并号召民众奋起保卫和平。 但欧洲的霸权既不想要和平，也不想在家门口看到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轴心国撕毁了停火协定，自己在东线战场施以暴力，同时还支持俄国境内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事实上，假如没有外国干涉，之后的那场内战根本不可能持续。 1917年末，曾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GeneralAlekseev），正在顿河与库班地区召集反布尔什维克势力。到1918年二月，只有4000人到位。此前一年，俄国的军官阶层大约有25万人。显然，没多少人还打算继续战斗。 没有大规模的外援，这些反革命分子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继续进行他们的战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托洛茨基所言，革命被迫学会了冷酷无情。 2017年7月17日 迈克·海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目前在英国工作。他参与了《历史与革命：拒绝修正主义》（HistoryandRevolutionRefutingRevisionism,Verso,2017）一书的编辑工作。 原文连接：https://jacobinmag.com/2017/07/lenin-trotsky-russia-1917-war-wwi [1]译文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6.htm [2]译文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6.htm
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英国﹞布伦丹·麦基德（BrendanMcGeeve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英国﹞布伦丹·麦基德（BrendanMcGeever）吕杨鹏译、green2onion校对 反犹主义出现在俄国革命的不同政治分野中。 1917年10月25日清晨，狂风呼啸的彼得格勒，当各个主要路口逐渐被工人占领时，冬宫里，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Kerensky），正焦灼地等待着载他出逃的汽车。宫外，赤卫队控制了中央电话总站，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已确凿无疑。 此刻，冬宫里没有灯光，也不通电话。透过窗户，克伦斯基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水兵占领了通往宫殿的桥梁。终于，一辆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在苦苦等待中到达，克伦斯基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当汽车开过一个转角时，宫殿外墙上墨迹未干的涂鸦映入克伦斯基的眼帘：“犹太佬克伦斯基完蛋了！托洛茨基同志万岁！”一个世纪过去了，这句标语的荒谬感仍分毫未减：克伦斯基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卻是。而标语所体现的，正是反犹主义在革命中所扮演的混乱且矛盾的角色。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关于俄国革命的记述，都将反犹主义视为一种反革命，作为右派反布尔什维克特有的一种反革命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沙皇政权极端反犹；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一波毁灭性反犹暴乱中，大量暴行是由白军及其它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势力制造的。可是，这并非全部的事实。 反犹主义跨越俄国革命时期的不同政治分野，对几乎所有社团和政治派系都具有吸引力。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种族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常常以敌对的面目出现；但在1917年的俄国，反犹主义与阶级仇恨，是既有交集，又相冲突的两种世界观。 二月：犹太生活的一场革命 二月革命使犹太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不到几天，所有关于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就被宣告取消。超过140项立法，总计数千页的法律文件，一夜之间失去了效力。彼得格勒苏维埃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以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时值1917年3月24日，恰好是犹太教逾越节前夕。会上发言的犹太代表一下就联想到犹太人自埃及奴役下得到解放，认为二月革命是足以同“出埃及”比肩的伟大历史事件。 然而，法律层面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反犹暴力的终结。反犹主义在俄国根深蒂固，其持续发作则与俄国革命的潮起潮落有着紧密联系。1917年一年，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超过235起。虽然犹太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5%，却是大约三分之一少数族裔遭暴力侵害事件的受害者。 自二月革命始，即将发生大规模反犹骚乱的谣言就在俄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传。谣言是如此炽烈，使得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在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已经把反犹主义问题置于会议议程的前列。二月革命后最初几周，实际的暴力活动只是零星出现，可到了六月，犹太报刊开始有报道提到“大批工人”聚集街头，为反犹分子指责彼得格勒苏维埃已落入“犹太人”之手的演说而高声欢呼。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甚至会与这类反犹活动正面遭遇。七月初，弗拉基米尔·邦契-布鲁耶维奇（VladimirBonch-Bruevich）——列宁未来的秘书——路遇一群公然号召反犹骚乱的暴徒，他只能低头疾走，赶紧避开。对这类活动的报道变得越来越多。 此时，阶级仇恨与反犹主义营造的犹太人形象正趋向重合：七月晚些时候，彼得格勒街头的演讲者向群众喊出了“砸烂犹太人和资本家！”的口号。不过，在二月革命刚刚结束的大背景下，这类言论并没有什么号召力，也吸引不到多少听众。正是在这种形势中，全俄工兵代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FirstAll-RussianCongressofSovietsofWorkers’andSoldiers’Deputies）于彼得格勒开幕。 反犹主义问题 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超过一千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数百个地方苏维埃与两千万俄国人民。面对越来越多的反犹事件和雪片般的报道，在6月22日，大会作出了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反犹主义问题最具权威性的决议。 由布尔什维克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iiPreobrazhenskii）起草，决议的标题为“对反犹主义的斗争”。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大会上朗声读毕，一位犹太代表站起身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尽管无法唤回1905年反犹骚乱中死难的同胞，这份决议仍能给予犹太人社群些许安慰。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 决议主要是重申了社会民主各派的一贯观点，即反犹主义与反革命无异。但是，决议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认识：“巨大的危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在于反犹主义用激进的革命口号伪装自己。”他接着说，“这一革命政治与反犹主义的合流”，代表着“对犹太人民和整个革命运动的严重威胁，因为它意味着使解放事业淹没在我们同胞兄弟的鲜血中，陷整个革命运动于不义。”承认反犹主义与激进政治合流的可能性，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创见。直到此时，大多数人还倾向于认为反犹主义是右派所独有的。随着1917下半年革命的逐步推进，在各个工人派系和革命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正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亟待社会主义者给出自己的答案。 苏维埃的回应 夏末，各级苏维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以打击反犹主义。例如，莫斯科苏维埃自八月起在工厂里举办演讲和集会，讨论反犹主义问题，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在原犹太栅栏区（PaleofSettlement），当地苏维埃协助阻止了多场反犹骚乱的爆发。八月中旬，在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Chernigov），黑色百人团指责犹太人囤积面包，引起一系列的针对犹太人的骚动。关键时刻，来自基辅苏维埃的代表组织了一支当地武装，才将动乱平息。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也试着对反犹主义作出自己的响应。九月中旬，政府通过决议，承诺以“最严厉的措施打击所有反犹暴徒”。两周后发表的一项类似的声明要求政府部长们“尽一切可能”平息暴乱。然而，随着权力转移至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威信正逐渐解体。亲政府的报纸《俄国新闻》（RusskieVedomosti）10月1日的社论很好地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反犹骚乱愈演愈烈……每天的电报堆积如山……然而临时政府已被雪藏……地方政府无权做任何事……强力手段彻底用尽。” 苏维埃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形。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的影响力快速增长，大批省级苏维埃自发组织了对抗反犹主义的运动。在莫斯科以西350公里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当地苏维埃于十月初建立了军事组织以防反犹暴徒的侵袭。接下来的一周，奥廖尔（Orel）苏维埃也通过决议，以武装力量回击一切形式的反犹暴力。 在俄国远东地区，西伯利亚苏维埃全体会议发布打击反犹主义的决议，宣布当地所有革命军队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任何反犹骚乱发生。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组织、各个派别，对反犹主义斗争的坚定态度：即便是在犹太人很少、反犹骚动更少的远东地区，当地苏维埃也同在西部前线正受到暴徒迫害的犹太同胞站在一起。 毋庸置疑，到1917年年中，苏维埃已经成为对抗反犹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犹太人周报》（EvreiskaiaNedelia）发表的一篇社论写道：“必须承认，公允来说，苏维埃对反犹骚乱进行了有力斗争。在很多地方，正是依靠苏维埃的力量，和平才得以恢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维埃组织的这些对抗反犹主义的运动，其对象是工厂工人，有时是更广泛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换句话说，反犹主义被视作激进左派的社会基础内部的问题，甚至是革命运动各个派别之间的问题。正如其所揭示的，反犹主义绝不单纯是“自上而下”的，从沙皇政权统治阶级中诞生出来；它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必须要被克服。 内部的敌人 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而言，革命政治不仅不兼容反犹主义，两者还是尖锐对立的。正如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Pravda）1918年所指出的：“反对犹太人就是支持沙皇！”然而，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主张解读为基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可就大错特错了。1917年的诸多事件表明，革命与反犹主义之间，并不总是冲突的。 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新闻报道中，其它社会主义者常常指责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其纵容反犹主义，有时布尔什维克群众甚至包庇反犹分子。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iPlekhanov）主办的报纸《团结报》（Edinstvo）称，六月中旬，当一群孟什维克试图在彼得格勒维堡地区的莫斯科兵营发表演说时，明显是被布尔什维克所鼓动，士兵们高喊“滚蛋吧，一群犹太佬！”不过，此时的普列汉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激烈反对者，所以这一报道的真实性是存疑的。 然而，这种说法很快传开了。与此同时，孟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Vpered）刊发的报道称，莫斯科有布尔什维克骂孟什维克是“压榨无产阶级的犹太佬”。当数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在6月18日上街游行时，据报道，有些布尔什维克扯下了崩得分子的横幅，还高喊反犹主义口号。作为回应，崩得分子米哈伊尔·李伯尔指责布尔什维克已经沦为“亲暴乱分子”。 来到十月，类似的指责变得越来越频繁。10月29日，《犹太人周报》发表的社论甚至称，遍及全国的反犹主义“黑色百人团”正“充斥着布尔什维克的各级机关。” 这显然是夸大其辞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坚定地反对反犹主义，很多党员都参与了在工厂及苏维埃层面的跨党派的联合行动，以打击反犹主义。然而，布尔什维主义与极右反犹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也并非空口无凭。10月29日，一篇惊人的社论出现在反犹的极右报纸《雷暴》（Groza）上： “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权力。犹太人克伦斯基，英国与世界银行家的走狗，厚颜无耻地取得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头衔，自命为沙俄皇统的总理的家伙，将会被人从冬宫里赶出去。赶出那个他亵渎了和平缔造者亚历山大三世神圣遗物的地方。政府里尽是犹太银行家，叛国将领，背信弃义的地主和偷盗成性的商人。10月25日，所有不愿服从那样一个政府的军团都团结在了布尔什维克的麾下。” 报纸立刻被布尔什维克关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情不愿的态度已使领导层感到警觉。 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并引导他们阶级仇恨的方式，令很多温和社会主义者对反犹主义同革命合流的可能性深感忧虑。10月28日，正当革命高歌猛进时，孟什维克的彼得格勒选举委员会发布了一篇致首都工人的辞气绝望的呼吁书，警告人们布尔什维克正在引诱”无知的工人和士兵“，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这样一句口号极易蜕变为“打倒犹太佬，打倒店老板”。对于孟什维克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L’vov-Rogachevskii）来说，俄国革命的悲剧正在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乌合之众无法区分煽动者与革命者，也无法区分反犹骚乱与社会革命。” 犹太报纸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犹太人周刊》一篇头条文章这样写道：“列宁同志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伴，号召无产者将‘言论转化为行动’，可是不管哪里的斯拉夫人聚到一起，‘言论转化为行动’的实际意思就成了‘痛扁犹太佬’。” 然而，与这些杞人忧天的预言相反，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权力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国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犹骚乱。起义，并未像预言中那样转变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前文所引的那类警告，只不过展示了那种对“乌合之众”的恐惧，在一些代表社会主义者左派的人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总是心怀恐惧地认定，无产者的起义不可避免地会以暴力和野蛮终结。 正是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彼得格勒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让知识分子怕得要命。 但是，反犹主义与革命政治的交集是真实存在的。就在十月革命几天后，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iaEhrenburg）——即将成为最高产、最著名的苏联犹太作家——开始整理思路，记述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1917年反犹主义与革命历程间的关系，他作出了可能是最为生动的描述： “昨天，为了选举新的立宪会议，我正排队等待投票。人们叫嚷着‘谁反对犹太佬，投5号！’（指布尔什维克），‘谁支持世界革命，投5号！’此时，牧首大驾经过，朝人群泼洒圣水；所有人都脱帽致敬。与他同向，一队路过的士兵高唱着国际歌。天哪，我在哪儿啊？这是地狱吗？” 这段骇人的回忆中，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反革命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从爱伦堡的描述里，已经可以预见那个令人困扰的，于伊萨克·巴别尔（IsaacBabel）的小说《红色骑兵军》（RedCavalry）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 尽管布尔什维克坚持认定反犹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现象，但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类。反犹主义会以一种高度复杂且出人意料的面相，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分野中。这一点，将会于6个月后的1918年春季，在第一场原犹太栅栏区内的反犹骚乱发生时，尖锐地暴露出来。在乌克兰北部城镇，如格卢霍夫（Glukhov），布尔什维克藉助当地党员干部与赤卫队的反犹暴力活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918年，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之间的斗争，其目标往往是其群众基础内的反犹主义斗争。 一个世纪过去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将十月革命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历史时刻来纪念，正是她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然而，同样应该被铭记的，是革命内部的种种复杂性。 反种族主义，需要持续地培育和更新。百年后的今天，当阶级政治受种族主义的纠缠而裹足不前的时候，1917年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反动思想是怎样生根发芽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如何去面对、去斗争。 2017年6月22日 布伦丹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UniversityOfLondon）的社会学讲师，关注种族化与反犹主义，他是即将出版的《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TheBolsheviksandAntisemitismintheRussian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 原文连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6/russian-revolution-antisemitism-pogroms-reactionary-workers
1917年的妇女——﹝英国﹞梅根·特鲁德尔（MeganTrudell）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1917年的妇女﹝英国﹞梅根·特鲁德尔（MeganTrudell）张嘉睿译 妇女不仅是俄国革命的火种，也是驱动它的引擎。 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当天，彼得格勒维堡区的纺织女工发起罢工，走出车间，数以百计地从一家工厂走到另一家工厂，召唤出其他罢工工人，并参与了与军警的暴力冲突。 缺乏技能、报酬低微、每日在肮脏有害的条件下工作十二或十三小时的妇女们，坚决要求男人们团结一致并行动起来，特别是那些熟练技工和金属工人，他们被认为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军中最具政治意识和社会力量的。妇女们朝工厂窗户投掷树枝、石头和雪球，强行进入工作场所，呼吁结束战争和让她们的男人从前线回家。 据许多同代人和历史学家说，这些为面包骚动的妇女——为追求纯粹经济目标而用历史悠久且“原始”的方式抗议，行为出自情感而非理论的准备——无意中掀起了推翻沙皇的风暴，接着她们就消失在男性工人和男性主导的政党的庞大队伍背后了。 然而从二月罢工一开始，反战的政治口号就已交织在抗议中了。妇女们的大胆、决心和手段表明她们懂得问题的根源何在、工人团结的必要和把士兵从保卫沙皇政府争取到支持起义上来的迫切需求。托洛茨基后来记述道： “女工们在工人与士兵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比男人们更大胆地靠近封锁线，抓住步枪，恳求且几乎是命令道：‘放下你们的刺刀——加入我们。’士兵们感到激动与惭愧，他们焦躁地互相交换眼色，犹豫不决；有人首先下定了决心，愧疚地把刺刀举过前进的人群的肩膀的上方。” 到二月二十三日终，把守电车场的士兵已被女电车工说服到她们一边了，电车被推倒用作对抗警察的街垒。争取到士兵并非简单地是部队身上愈加沉重的战争负担或抗议具有传染性的“自发性”的结果。自1914年起，纺织女工就与以农民为主的大批彼得格勒士兵相关联了。来自同乡的兵营里的男人们与工厂里的妇女们，相互交谈并建立起了联系，模糊了工人与士兵间的界线，也让女工们对武装支持的必要性有了清楚的理解。 女工坚定地站在以沙皇统治的覆灭为顶点的二月革命的最前线。她们不仅仅是点燃它的“火星”，也是推动它前进的引擎——尽管最初有来自许多男性工人和革命家的疑虑。 二月革命常常被描述为“自发的”，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错：它不是由革命家谋划和执行的。但自发性不等同于缺乏政治意识。这些席卷了彼得格勒各工厂的妇女同时作为工人和不得不排上数小时队来喂养家人的家长的经历，使得对面包的“经济”要求与结束战争的政治要求间的区别土崩瓦解。现实状况把对饥饿与贫穷的责难引向了它的源头——战争和造成战争的政客们。这样的要求非一场地震般的政治大变不能满足。 另外，女性布尔什维克们是罢工的核心，她们数年来都一直在为组织起非熟练女工而艰苦工作，尽管她们自己党内的男人们对组织妇女的态度是：轻则是对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的一种注意力分散，重则是给上层阶级的女权主义者提供插手的可乘之机，把妇女们带离阶级斗争。 革命运动里的许多男人觉得国际妇女节示威是时机不成熟的，女工们应该保持克制直到熟练工人准备好发起决定性行动。是女性党员，党内的少数，主张在维堡区召开女工会议讨论战争和通货膨胀，也是妇女积极分子号召国际妇女节反战示威的。阿纳斯塔斯娅·德维亚特季娜是其中之一，她是名二月革命后为士兵的妻子们建立了联合会的布尔什维克和产业工人。 二月之后的大部分叙述中，妇女作为1917年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几乎消失了——除了一些杰出的女革命者，像亚历山大·柯伦泰、娜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和伊内萨·阿曼德，而她们作为妻子和情人的私生活被提及得与她们的实际活动和理论建树一样多。 妇女在那些沙皇制度废墟上出现的行政机关里基本是缺席的。只有少之又少的女性成为了村议会代表、立宪会议代表或苏维埃代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是由男人主导的，甚至在女工占多数的部门他们也被指定为代表。原因是互相关联的两个层面：妇女仍然承担着在贫困情况下喂养家庭的任务，她们也缺少自信、教育以及时间来挺身而出或维持高水平的政治活动。数世纪来俄国妇女的生活方式与受压迫的现实状况限制了她们的政治参与度匹配政治意识上无可置疑的提升的能力。 1917年前俄国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沙皇的绝对权威被教会奉为神圣并加以稳固，这反映在家庭的风俗习惯中。婚姻的结合与分离受宗教控制；妇女在法律上只有从属地位，被看作是私有财产且贱于人类。俄罗斯俗语里就包含着这种情绪：“我以为我看见了两个人，但只有一个人和他老婆。” 家庭里男权就是一切，而妇女被认为应在残暴行径中消极被动，从父亲手上传到丈夫手上，常常是受默许的暴力的受害者。农妇和女工在田间和工厂面临着令人精疲力竭的艰苦工作，另外还有抚养孩子和家务责任的可观负担，那时候生孩子困难又危险，避孕还不存在，新生儿死亡率高。 尽管如此，妇女在1917年的政治参与也不是从零开始的。俄国是一个矛盾体：伴随着大多数人民忍受的极度贫穷、镇压和暴政，俄国经济在1905年前数十年间繁荣增长。大量的现代化工厂制造出武器和纺织品，铁路连接起快速发展的城镇，来自欧洲的投资与技术使钢铁和石油产量大幅增长。 这些剧烈的经济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转变：为贫困所迫又受雇主怂恿，越来越多农妇被吸引进城市工厂，大机器的使用创造了更多非技术岗位，雇主对“顺从的”工人的喜爱使从事于亚麻、丝、棉、毛、瓷器和纸品生产的妇女大量增加。 妇女已参加过1896年的纺织厂罢工、日俄战争前抗议征兵的示威以及——关键性地参与了——1905年革命，在此期间，纺织厂、烟草厂和糖厂的非熟练女工们与家政工和洗衣工一道，发起罢工并尝试建立自己的工会，作为大规模起义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对女工经济和政治份量的增加有决定性意义。战争撕裂了家庭，颠倒了妇女的生活。前线夺走了数百万男人，他们或死或伤，迫使妇女自己来耕种土地、领导家庭和加入城市产业军。妇女在1914年占劳动力的26.6%，到1917年则将近一半（43.4%）。甚至技术行业内女性的参与比例也有戏剧性的增长。1914年妇女只占金属工人的3%，到1917年这个数字已增至18%。 二月革命后的双重政权局面中，妇女的反抗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了见证工人的支持从政府流向苏维埃，到了九月又在苏维埃内从温和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流向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中。 男女工人对推翻沙皇后生活即会改善的期望被政府和苏维埃领袖的继续战争给击碎了。到五月，反战抗议已迫使第一届临时政府解散，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领袖们与自由主义者组建了联合政府——仍然要致力于战争。工人的幻想破灭导致了进一步的罢工，它再一次由妇女发起。属于一个工会的大约四万洗衣女工在布尔什维克索菲娅·冈察斯卡娅的领导下，罢工要求更多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和改善工作条件：工作时更好的卫生、产妇津贴（当时女工隐瞒怀孕直至在工厂的地板上分娩是很常见的），以及终结性骚扰。如历史学家珍·麦克德米得（JaneMcDermid）和安娜·希尔耶（AnnaHillyer）描述道： “冈察斯卡娅曾经与工会中的其他女性积极分子一起，去到一家又一家的洗衣店里说服女性加入罢工。她们会把桶装满冷水来浇灭炉子。在一家洗衣店里，店主用一根撬棍攻击了冈察斯卡娅；纺织女工们从后面拉住他冈察斯卡娅才得救的。” 在八月，面对科尔尼洛夫粉碎革命的企图，妇女们团结起来捍卫彼得格勒，修筑街垒、组织医疗救护；在十月，布尔什维克党里的妇女们参与了医疗救护的提供，以及各地区之间的重要通讯，某些还负责了协调彼得格勒各个区域的起义，甚至赤卫队里也有女性成员。麦克德米得和希尔耶还描述了十月中布尔什维克女性参与的另一项活动： “七月的那几天之后，在临时政府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电车员A·E·罗迪奥诺娃在她的库房里藏了42只步枪和其它武器。十月里，她负责确保两辆装有机枪的电车离站赶赴冬宫的风暴。她必须保证十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电车服务的运行，以协助夺权和检查全城赤卫队的岗哨。” 革命的轨迹扩大了饱受战争之苦、日益呼唤和平的劳动妇女，与继续支持着流血死亡的女权主义者的裂隙。对于提倡法律和教育平等与社会改良的大多数自由主义上层阶级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好处能通过向新政府、向战争努力证明自己的忠诚来赢得。显示爱国主义是在谈判桌上赢得一席之地的一部分。 二月革命曾使女权主义者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再次兴起，七月份对其的承认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但对绝大多数妇女，投票权几乎改变不了她们的生活，短缺、长时间工作和维系家庭的斗争仍然是生活的主宰。就像柯伦泰曾在1908写到的： “不论女权主义者的要求表面上有多激进，决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即由于她们的阶级地位，女权主义者不可能为现今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而斗争，而没有这种改变妇女的解放就无法完成。” 对于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与农民妇女，压迫与平等的问题不是产生于抽象领域的，而是具体地出现在为改善自己以及自己的男人和孩子们生活的斗争中的。有些人变得政治上更加明确且更加自信了，常常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成员，这是由于她们自己反对战争和政客的集体行动——以反对饥饿、战争与要求土地所有权为中心的行动。罗伯特·瑟维斯论述道： “随着社会混乱和经济破产在晚秋达到顶峰，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稳步显示出它越来越能吸引工人、士兵和农民。但仅是这样还不会有十月革命。” 女工、农妇和士兵的妻子与她们的男同胞们一样充分体会到了这点。没有彼得格勒大部分是妇女的非熟练工人群众支持，十月起义就不会成功。 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并非盲目，而是，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数百万工人，男人和女人的“意识上小心谨慎又充满痛苦的发展”的结果。到十月，其它所有道路都已经尝试过了：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他们，示威游行带来了镇压或满足不了他们对更好生活的希望的有限收获，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科尔尼洛夫政变的企图使利害关系清楚起来——前进或被粉碎。一位工人曾这样表述：“布尔什维克总是说：‘说服你的不会是我们，而是生活本身。’现在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因为生活证明了他们策略是对的。” 认真对待了妇女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妇女代表严重不足，为组织和发展女工仍然进行了严肃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在联系妇女上做的比其它社会主义党派都更多的事实并不就一定是由于对妇女权利做出了更大的承诺。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明白与工人阶级中的妇女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但布尔什维克能将为男女平等的斗争整合进基于反对政府和战争的阶级活动的战略里，而牵扯进继续战争与同特权阶层和雇主的交易的党派，不能比报道妇女罢工和谈论政治权利做得更多，却没有实际的办法来解决妇女生活中的现实压力。 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妇女的组织与政治化的任务——部分是因为从二月的爆炸性开端中得到的教训，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女性成员的坚韧不拔。 女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比如柯伦泰、克鲁普斯卡娅、阿曼德、康科尔迪娅·萨摩瓦洛娃和维拉·斯卢茨卡娅，还有其她人，一直都在争辩说党应该为组织女工和发展她们的政治教育做出特别努力。她们奋力使男同志们相信非熟练女工极其重要而不是革命的一个消极、守旧、“落后”的障碍。于1914年首次发行又于1917年五月重启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拉波特尼察》（《女工报》）刊载了文章阐述托儿所、育婴室和为妇女设立工作场所保护法规的重要性，并且反复强调对平等和对在所有工人间讨论“妇女问题”的需要。 妇女在二月的角色和她们作为彼得格勒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持久重要性改变了许多男性布尔什维克认为关注妇女问题就是向女权主义让步，和革命将由最有技术和政治意识的（男性）工人领导的观念。虽说如此，这仍是场艰苦漫长的战斗；当柯伦泰四月份向党提议设立妇女部门时，她基本是孤立的，尽管她得到了列宁的支持，而他的四月提纲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也没有收获更多热情——相似地，柯伦泰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仅有的支持者。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清楚表明列宁坚持将革命推向直至苏维埃政权的论点与柯伦泰对女工的重要性的把握都源自革命的现实动态，并能驱动它前进。现在，布尔什维克不止有《女工报》一家报纸争论道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威胁着阶级团结，而党致力于让妇女在工厂委员会里得到代表，向男性工人间把女工当作一种威胁的态度发起挑战，并为了给妇女投票而同男工人争论——特别是女性占大多数的行业——也为了向作为工友、代表和同志的妇女们表达尊敬。 十月革命的六周后，婚姻方式被代以民事登记，离婚可由任一方提起。这些措施在一年后的《家庭法》里得到详细阐述，它使妇女在法律前享有平等。宗教约束被废除，一举拔除了数世纪来约定俗成的压迫；离婚能被任一方无条件取得；妇女有了对自己的金钱的权利且伴侣中任一方不对另一方的财产享有权利。私生子女的概念被铲除——如果一个女性不知道谁是父亲，她之前的所有性伴侣则都有对孩子的集体责任。俄国成为第一个使自愿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1917年革命由妇女发起和塑造，并且在这一年中，视妇女低人一等，把妇女看作财产，认为妇女消极、落后、保守、缺乏自信和弱小等许多旧观念，因为妇女的行动和政治奉献，如果不是被扫除了，也是遭到了挑战。 但俄国革命没有废除男权统治和解放妇女——内战造成的灾难性匮乏和之后苏维埃政府的蜕变使其成了不可能。不平等还在继续。几乎没有妇女占有有实权的位置，被选举进管理机构的也寥寥无几，而在十月后的极端困境里性别歧视的观念没法简单地消失。 革命期间，妇女既没能与男人们同等地参与，也没有同样显著地为更高水平的政治进程做出贡献，但她们在生活的约束之中打破了世人的预期并塑造了革命的进程。正如麦克德米得和希尔耶所言： “确实，男女劳工间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比起下结论说妇女对男权统治的挑战已经失败，我们更应该想到她们怎样在她们的传统框架内巧妙地运动以及这对革命进程有什么意义。” 妇女对1917年革命是不可或缺的，她们与男人一道创造了历史——不是作为消极的观众或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因素，而是勇敢的参与者，她们的战斗因其表达的对根深蒂固的压迫的拒斥而更富有意义。透过的妇女的眼睛来看革命，能让我们对依然是于妇女生活最具变革作用的历史时刻有更丰富的理解。 2017年5月24日 梅根·特鲁德尔（MeganTrudell）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有广泛的著述，现在正研究1919年的意大利。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17/05/women-workers-strike-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party-feminism
休息的日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休息的日子 十一月初我又一次进入监狱，这次是在莱比锡，为了服完对我判的徒刑。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为了同样目的已在我之先入狱，但我们并没有联系。因为我的刑事事件还上诉到最高法院，没有处理，该院须在上诉判明后才能对地方法院的判决作出最后判决，所以我还希望在耶稣圣诞节可以暂释。这是又一次幻想。最后判决终于下来了，把我被判的五个月徒刑减为四个月。于是我可以确定在三月初离开监狱了。 莱比锡监狱有一件合人意的事，即准许我妻每星期当着一个官吏的面来探望我一次。当我有一天同她谈起我的德累斯顿传单案时，那官员走到一个抽屉那里，拿出一包传单，放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是我一八八一年十月在德累斯顿被没收的传单，根据法院判决应已焚毁了。我惊奇地问，这些传单怎么会到了莱比锡，他回答说，这些传单已经游遍全国。这样看来，官吏们因为党员同志没有散发，所以对这些传单也特别感兴趣。 我的精神产物不只这一次荣获这样奇特的推广。在德累斯顿有一箱计二百册《妇女和社会主义》被没收了。法院判令销毁这二百册书，因此应当把这批书放在炉火中处死。但是后来我从最可靠方面听说，遭到烧毁的只有少数几册，其余的都流入法官手里。出版者失掉了所没收的二百册的价款，作者见这种书在这班人手中，倒很满意，因为若不是没收，这作品很难达到他们的手里。世界上一切事都是这样有它坏的一面，也有它好的一面。 当我在监狱期间，萨克森政府宣布延长莱比锡和四郊小戒严的理由。主要理由据说是，我们二人（李卜克内西和我）住在紧靠戒严区边界的包斯多尔夫。并且为了把有关地区这个危险情况也在外表标志出来，在包斯多尔夫设上一个宪兵岗哨。一批从柏林来的柏林流亡者，有一天由莱比锡到包斯多尔夫来拜访我们，他们返回莱比锡后都被搜查了身体。这一切固然是非常可笑，但我们这里有人把这叫做“统治”。 十二月二十二日，恩格斯寄来一封回答我十一月十日的信的复信，其中说道： “亲爱的倍倍尔！ 我希望，你后天能有二十四小时的暂释，这样就能毫无困难地得到这几行字。 我上一封信里你认为牵强的那一段，不过是说，我从一些事件预料将撤销非常法令，或者是革命性质的事件（一个新的打击或者例如在俄国召开国民大会，其反应将立即在德国表现出来）或者毕竟把运动推动起来并为革命作准备的事件（柏林的王位更换，俾斯麦死亡或下台，二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新时代”）。 我觉得美国的危机同这里的危机和还没有处处消除的德国工业上的困难一样，并不是真正的危机，而是来自上次危机的生产过剩的余波。德国上次的商业恐慌是由于几十亿的骗局而提早到来，这里和美国的商业恐慌都是在一八七七年这个正常时候来到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繁荣时期像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七年那样把生产力提高得那末多，由于这种情况，在这里和德国都发生了与一八三七年到一八四二年相似的对于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棉花和铁的慢性压力。市场仍不能消化所有产品；因为美国工业大体上仍从事于保护国内市场，那里在生产品迅速加多的时侯很容易发生一个地方性的中间危机。但这到最后只有这个作用，就是缩短美国获得出口能力并在世界市场上成为英国的危险竞争者的时间。所以我不相信（马克思具有同样见解）真正的危机会大大早于它应当发生的时候而到来。 我认为一场欧洲战争是个不幸，这次战争将非常严重，到处要燃起多年的沙文主义，因为每一民族都将为生存而斗争。处在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者的整个工作都将变为无用而遭到毁灭；我们的党在德国一时也将为沙文主义的洪流所淹没、所冲毁，在法国也是如此。唯一可能发生的好事是恢复一个小的波兰，但这也是来自革命的结果，而且是自然而来的，如果战争失败，俄国的政体会有完全另外的、宁可说是保守的意义，而不是由革命方式获得的意义。一个这样的战争，我相信，将把革命推后十年，不过将来的革命自然是更加彻底。此外，战争又在眼前了。俾斯麦与奥地利的同盟，同一八六七年卢森堡事件中与南德意志的同盟表现得完全一样。至于是否会在春天发生什么事，我们等着瞧吧。 你的关于德意志工业情况的消息，使我们很感兴趣，特别是明确地证实了，钢铁工业家的同业公约破裂了。这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没有最卑鄙的欺诈就不能生活的德国工业家那里，是最不能持久的。梅耶尔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直到现在没有看到，所以你告诉我们的也全是新闻。把马克思形容成有他的红衣主教们陪侍，是在意料中的，如果梅耶尔从红衣主教曼宁那里能直接走向马克思，这总是使他感到特别喜悅，于是他永不能保持缄默了。 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信札》里已接近剩余价值的端绪，但是他不能再走近些。否则，他那如何救济负债的容克地主的全部愿望就会完结了，而这是这个好人不会愿意的。但是如你所说，他比那群德国庸俗经济学者，包括只以拾我们的唾余为生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内，要好得多。—— 我昨天把小册子的最后稿子寄到苏黎世去了，即关于马尔克制度的一个附录和德意志农民简史。因为毛略尔写得很不好，非常杂乱无章，初读时很难看出事情的眉目。我一拿到样张，就把简史寄给你，它不是仅仅摘录毛略尔的著作，而且也间接地加以批判，还包含许多新东西。这是我几年来研究德意志历史的最初成果，我很高兴，能够不首先把它献给教师和其他‘学者’，而献给工人。 现在我必须结束了，否则这封信就赶不及晚班挂号寄出。普鲁土好像还没有到检查挂号信的程度，直到现在，一切通讯都进行得正常，由于长期的经验，我这种判断是相当可靠的。 所附圣诞节贺片，请转交你的夫人，并代致候。 你的弗·恩格斯。”
葛兰西与俄国革命——﹝巴西﹞比安奇（AlvaroBianchi）、穆西（DanielaMussi）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葛兰西与俄国革命﹝巴西﹞比安奇（AlvaroBianchi）、穆西（DanielaMussi）宋治德译 译按：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为纪念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的专案而推出一系列相关讨论文章，并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合作将它们翻译为中文版本，而本文为该系列的文章之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文虽然在中国国内已有中译版本，可惜错译之处不少，因此，“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认为需要重译和委托本人负责此事。 作者阿尔瓦罗·比安奇（AlvaroBianchi）为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ofCampinas）的政治学教授，丹妮拉·穆西（DanielaMussi）为巴西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ofSãoPaulo）的博士后研究员。一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当中包括有自称左翼的）会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霸权理论）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两者对立起来，甚至硬说葛兰西在狱中的思考最后是放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对这种说法提出驳斥，指出在葛兰西的写作里，俄国革命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和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参照，这点直到他去世从没改变。 另外，本文作者引述葛兰西文章的一些引文，与原英译版本有所出入，译者参考了英译版本而相应作出修缮。 一个年轻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想的俄国革命是什么？ 80年前，1937年4月27日，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法西斯政权的监狱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十年之后，撒手人寰。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理论工作闻名于世，但他对政治所产生的作用，早在一战期间当他还是一个年经的都灵大学语言学的学生时，便已经开始了。甚至那时，他在社会主义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其不仅对战争、还包括对意大利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文化提出了质疑。 1917年初，葛兰西在都灵当地的一份社会主义报纸《人民呼声报》（IlGridodelPopolo）从事记者的工作，并且参与皮埃蒙特版（Piedmontedition）的《前进报》（Avanti!）的协作。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意大利仍然缺少这方面的消息，它们大部份局限于来自伦敦和巴黎的通讯社的文章翻炒。在《前进报》通常以笔名“小辈”（Junior）发表的一些俄国的报导，是来自一位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流亡者苏卓安林（VasilijVasilevichSuchomlin）。 为了向意大利的社会党人提供可靠的讯息，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向身处海牙的代表莫尔加里（OddinoMorgari）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前去彼得格勒与革命者取得联系。但莫尔加里这次旅程中断了，于7月回到意大利。4月2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份由葛兰西撰写的有关国会议员试图前往彼得格勒之行的记录报导，称呼莫尔加里为“红色大使”，他对俄国事态发展的热情是显而见的。葛兰西在这一点上，认为正在面对战争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潜力，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实力具有直接关连。他认为在俄国爆发的革命，会根本扭转一切的国际关系。 世界大战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军事动员深深地影响了意大利人民。葛兰西的朋友塔斯卡（AngeloTasca）、泰拉奇尼（UmbertoTerracini）和陶里阿蒂（PalmiroTogliatti）被征召入伍往前线，葛兰西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得以免役。新闻事业成为了他的“前线”。在刊载于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DellaSera）关于莫尔加里的文章中，葛兰西赞赏地引用一份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声明，其呼吁欧洲所有政府对于德国的攻势只采取防御的策略，放弃对德国的进攻。这是在4月份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大多数通过的“革命护国主义”（revolutionarydefensism）的立场。数日后的《前进报》，刊出了由“小辈”翻译了这次大会的决议。 但是，随着新的消息传来，葛兰西对于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发展他自己的诠释。1917年4月下旬，他在《人民呼声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记俄国革命》（Notesullarivoluzionerussa）的文章，与当时大多数社会党人将俄国事件分析为一个新的法国大革命相反，葛兰西称它为一个会引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行动”。 对于葛兰西，俄国革命与被视为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模式，截然不同。在诠释彼得格勒事件，葛兰西揭示了一个属于未来的政治纲领。为了继续推进运动而迈向一个工人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确地与雅各宾模式——系统地使用暴力和文化活动的薄弱——作出决裂。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葛兰西很快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边，这个立场同样表达在他认同意大利社会党内更为激进和反战的一些派系。在7月28日《俄国的最高纲领派》（massimalistirussi）的文章中，葛兰西表示全力支持列宁和他称之为的“最高纲领主义”政治。据他意见，最高纲领派代表“革命的延续，革命的节奏，因此是革命的自身”。他们对过去没有任何包袱而体现了“竭尽全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葛兰西坚持革命不能被中断，和应该战胜资产阶级的世界。对于这个《人民呼声报》的记者来说，所有革命面对的最大危险——尤其在俄国——就是认为这个发展的过程已经到达终点。最高纲领派是反对革命中断的力量，因此他们与这个“革命进程成为最终的逻辑联系”。在葛兰西的推论中，整个革命进程相互扣连，并在运动中——由最坚强和最具决心的人们推动最软弱和最犹豫的人们——被推动向前。 8月5日，一个俄国苏维埃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格伦贝格（JosifGoldemberg）和斯米尔诺夫（AleksandrSmirnov）——抵达都灵。这次行程获得意大利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希望俄国新政府会参与反对德国的战争。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与俄国代表会面后，对于在俄国苏维埃之中仍然盛行的想法表示困惑，8月11日《人民呼声报》的编辑质疑道： 当我们听到俄国苏维埃代表团说到为了革命的名义而要继续战争时，我们急切地问，这不啻意味着接受或甚至希望继续战争以保障俄罗斯资本家至高无上的利益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挺进吗？ 尽管如此，苏维埃代表团的访问是一个借助宣传俄国革命而在意大利也进行革命鼓动的机会，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抓住了这个时机。代表团到过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米兰后，回到了都灵。自从大战爆发以来，这城市首次有公开游行，有4万多群众参与欢迎俄国革命的诞生，他们齐集在“人民之家”（CasadelPopolo）（译按：当时意大利社会党的总部）所在地。在“人民之家”大楼的阳台上，当时意大利社会党内最高纲领一派的领导人塞拉蒂（GiacintoMenottiSerrati），是对这场战争的坚定反对者，他翻译了格伦贝格的讲话。当代表团发言时，塞拉蒂一边便说俄罗斯人希望立即终止战争，最后高喊“意大利革命万岁！”来总结他的“翻译”，群众随即喊起“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作为回应。 葛兰西在《人民呼声报》，热情地报导了这个欢迎俄国革命代表团的集会。他认为这场集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与革命俄国团结一起的真实的壮丽场面”。数日之后，这个场面再次出现在都灵的街头。 8月22日早上，由于战争引起的长期粮食供应的危机，都灵已没有更多的面包供应。在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们开始停工。下午5点，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群众开始在市内游行，抢夺面包店和大型零售商店。这场没有任何人号召的自发起义，席卷整个城市。即使面包供应恢复亦没法停止这场运动，它很快具有政治性质（译按：反战的性质）。 翌日下午，城市的控制权已被转至军队手上，军队接管了都灵市中心。抢夺和在市郊筑起街垒继续发生。在社会党的据点波哥圣保罗（BorgoSanPaolo）地区，示威者掠夺和放火烧毁圣柏纳迪诺（SanBernardino）教堂（译按：因为教堂的神甫一般囤积不少粮食）。警察向人群开枪。8月24日冲突加剧。早上，示威者尝试进入市中心但不成功。数小时后，他们面对军队的机关枪和装甲车的开火。最后，一连串的破坏造成24人死亡和超过1500人被投进监狱。罢工在翌日早上继续，但街垒已被清除。20多名社会党领导被拘捕。自发性的起义结束。 《人民呼声报》在这段日子没有发行。9月1日，报章在葛兰西的领导下恢复运作，他代替了被捕的社会主义者领导朱迪斯（MariaGiudice）。国家新闻审查不容许任何提及起义的报导。葛兰西借此机会简要提及列宁：“克伦斯基代表在历史上的注定失败，但列宁确实是代表社会主义的生成，我们全心全意地与他一起。”这是意有所指俄国7月份发生的事件，布尔什维克党人被政治迫害，列宁被迫到芬兰避难。 数日之后，9月15日，当科尔尼洛夫（LavrKornilov）将军率领部队前往彼得格勒镇压革命以恢复秩序时，葛兰西再次提到“革命是凭着良心行事”。9月29日，列宁再被视为“良心的鼓动者，沈睡灵魂的警醒之钟”。在意大利收到有关俄国的讯息仍然不可靠，且经过在《前进报》“小辈”翻译的过滤（译按：选取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有利的报导）。虽然如此，葛兰西还是认为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ViktorChernov）（译按：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最后堕落成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葛兰西当时对他存有幻想）是“一个有具体行动纲领的人，其纲领是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不承认阶级合作的纲领，因为它颠覆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原则而不为资产阶级所接受，它最终是社会革命的开始。” 同时，意大利的政治危机持续。11月12日，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之役（BattleofCaporetto）被击败后（译按：意大利军队被德奥联军打败），由图拉蒂（FilippoTurati）和特雷维斯（ClaudioTreves）所领导的社会党议会内的派系，采取了公开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主张保卫“国家”，远离此前所持的“中立主义”立场。图拉蒂和特雷维斯在《社会批判报》（CriticaSociale）（译按：意大利亲社会党的报纸）发表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在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必须作出保卫。 另一方面，在社会党内不妥协的革命派，面对新的形势亦自我组织起来。在11月，该派领导人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我们党的未来方向”。葛兰西在都灵的党支部开始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他作为代表参与了会议。在会议中，他与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立场一致，认为需要采取更为进击的行动，而塞拉蒂和其他人则维持既有的中立主义策略。会议结束时，重申了革命国际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原则，但对于该怎么办没有作出任何实际指导。 葛兰西将8月都灵的事件放在俄国革命的脉络下作出诠释，他在会议结束后返回都灵，相信这个时刻是要采取行动了。他受到这种乐观情绪和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的鼓舞，在12月写了《反对〈资本论〉的革命》（Larivoluzionecontro‘IlCapitale’）的文章，他在其中宣告：“布尔什维克革命无疑是俄国人民的总的革命的延续。” 为了防止革命停滞不前，列宁的一派上台后建立起“他们的专政”，以阐述“革命最终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形式，以便和谐地继续发展”。在1917年，葛兰西对俄国革命者之间的所有政治分歧欠缺一个清晰的分析。此外，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核心是个一般的假设：一个连续的运动，“没有暴力的冲突”。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以其深刻的和难以抗拒的文化力量，“包含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据此原因，革命不能被解读为就“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葛兰西继续说，在俄国的情况，《资本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书”。葛兰西这个说法从《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作出引申，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更大的国家，显示出不发达的国家不能跳过“自然阶段”的发展。 孟什维克正是在这个文本的基础上，构述了对俄国社会发展的解读，断定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之前构筑一个充分发展的工业社会。但根据葛兰西，在列宁领导下的革命者，严格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没有拒绝马克思的“内在思想”，但他们“放弃《资本论》的某些说法”，拒绝视它为“一个外在的充满教条和不容争议的说法的学说”。 根据葛兰西，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揭示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测会是正确的——即在正常发展的情况下，通过“漫长的一系列阶级经验”而形成了“人民的集体意志”。但是，战争以难以预计的方式加速了这种时间性，俄国工人在三年内经历了这种激烈的冲击，“饥荒迫在眉睫、饥饿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可能降临每一个人身上。可以一举毁灭数千万人。人民的意志开始的一致是机械的，但在第一次革命以后，便主动地和自觉地一致起来”。 这个人民的集体意志要由社会主义宣传推动的。在一个特殊情况下，容许俄国工人在一瞬之间活在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之中。工人认识到先辈们的努力，从“奴役的枷锁”之中解放自己，迅速发展出“新意识”，成为“见证未来世界的现在”。此外，这种意识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如英国等国家充分发展之基础上而来的，但俄国无产阶级可以迅速达到一个集体主义必要条件的经济成熟水平。 在1917年，尽管对于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了解仍然甚差，但《人民呼声报》的年轻编辑自然地倾向接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范式。葛兰西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体现了一个恢复不间断革命的纲领。一个他同样想在意大利实现的革命。 20年后，葛兰西作为一名囚徒死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之手。这样粗略地回顾葛兰西的一生，他的悲剧命运或会引致我们认为这会令他质疑基于十月革命而看到的巨大希望；或甚至在他的《狱中札记》中会有找寻运用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更温和或改变斗争形式的“新方式”。 葛兰西从没有放弃俄国革命的理想。他在监狱所写的著作中，提出了强制力量和共识并不是各自独立分离的，而国家被构想为是各种强制力量交织的过程的历史结果，这种过程很少为受宰制的群体创造条件。他写道需要在生活各个层面进行斗争，以及会遇到与霸权妥协和堕入政治“演化论”（译按：即改良主义）的风险。他强调知识分子（几乎总是有害的）对普罗民众生活中的作用，和提出了作为一个整全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种实践的哲学。 葛兰西在被囚岁月直到1937年4月逝世，他从未表示会放弃将俄国革命作为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的纲领性和历史性的参照，而他对俄国革命的理想常存于心，至死不渝。 2017年4月25日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17/04/gramsci-russian-revolution-lenin-trotsky-soviets
苏黎世的八月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苏黎世的八月会议 在上述的讨论中间，党的领导人员一般都确信，在一次集会中彻底谈谈，像我在一月四日给奥艾尔的信里所提倡的那样，是迫切需要的。在第三十五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通知开会，为的是使党员同志放心确信对所争执的问题要作彻底讨论。出席会议的是议会党团，《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管理部，奥艾尔和我。会议时间订为三天，八月十九到二十一日，议程是：关于传单事务的策略、组织、整顿，党机关报的情况和立场，对德国报刊的态度。这指的是对无色彩的报纸的态度，这些报纸是由党员同志在各个地区出版的，它们逐渐以牵制作用干预党的事情，并有国会议员作它们的撰稿人。议程上还有：设置党的档案处，基金事项，一八八三年春季代表大会的召开，建议和申诉。 这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议程，没有一个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如果对会议的必要性还有怀疑，则协商的情形也可以把它消除了。因为讨论的情形绝不能发表，所以讨论时笼罩着一种使人振奋的开诚相见和毫无顾虑的气氛。人们互相彻底说实话，这一个或那一个把多年存在心里的东西，现在都倾泄出来。所订的三天时间真正都用在讨论上。其作用像是一次使空气清爽的阵雨。误会和错误都澄清了，各种个人分歧通过坦率的讨论都消除了。 会议的作用也尤其表现在下次国会会期中，在这次会期中，议会党团比以往更加坚决和更加团结地进行斗争。 会议的最重要的决议是：明年春天应再在国外举行一次由一大批地方党组织建议的党代表大会；并在苏黎世建立党的档案处。当一八八四年施吕特尔迁到苏黎世以后，他担任了党档案处的建立和领导工作。 一八八二年我们苏黎世的营业情况也改善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党的刊物都在用瑞士协会和人民书店的名义经营的商店里印制，该店以往一直掌握在一个瑞士同志的手里，现在转为我们的财产了。并且这个商店是由C.康采特（他由库尔迁居苏黎世）领导，牌号是C.康采特，瑞士合作印刷社和人民书店。企业的资本是我们通过每个五法郎的无息贷款券筹集起来的，由奥艾尔、迪茨、格利伦贝格、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吁请认购的。
芬兰的革命——﹝美国﹞埃里克·布朗（EricBlanc）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芬兰的革命﹝美国﹞埃里克·布朗（EricBlanc）素侠云雪译、赤心校 译者按：此文简要叙述了1917年到1918年芬兰革命的历程，对其中不同力量的对比有明确的说明。只是文章仍带有一些中派主义的立场，如认为芬兰革命得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工人也可以夺取政权的结论，及推崇考茨基的革命理论。但其实正是在本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缺乏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革命共产主义的党，而主要是依靠芬兰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派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才推动社会民主党左转。但这已经使芬兰革命丧失了11月总罢工时的最佳时机，后来再到进行起义时，已经是反动力量已经准备好之时了。 另一方面，从本文中可看出布尔什维克当时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主张，其实对芬兰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非如卢森堡或其它一些人所讲，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承认民族自决权和芬兰独立导致了芬兰革命的覆灭。 今天，被人遗忘的芬兰革命可能会比1917年俄国的事件给我们更多的教训。 上个世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家一般将精力集中于彼得格勒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但俄罗斯帝国主要是由非俄罗斯人组成的——而且帝国周边的动荡往往像中心一样爆炸。 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释放出了革命浪潮，这股浪潮很快传到整个俄国。或许这些起义中最有希望的是芬兰革命，一位学者曾称芬兰革命为“20世纪欧洲最明确的阶级战争”。 芬兰的特殊性 芬兰不像沙皇统治下的其他任何民族。自1809年从瑞典夺得芬兰起，俄国政府允许芬兰政府有自治权、政治自由，甚至有自治民选的议会。尽管沙皇力图限制这种自治权，但赫尔辛基的政治生活更像柏林，而非彼得格勒。 在俄国帝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组织地下党并被秘密警察追捕的时期，芬兰社会民主党（SDP）可以公开合法地活动。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在1899年后，芬兰人建立了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和拥有自己的集会场所、劳动妇女组织、合唱团和体育联合会等的深厚的社会主义文化。 政治上，芬兰工人运动主要实行以议会为导向，来耐心教育和组织工人的战略。其政策最初是温和的：很少谈论革命，却经常与自由主义者一起合作。 但一战前，在欧洲大型合法社会党中，芬兰社会民主党（SDP）是独一无二的，它变得越来越有战斗性。如果芬兰没有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那么芬兰社会民主党有可能走向同欧洲大部分社会党一样的温和之路，激进分子会被议会的整合和官僚制所边缘化。 但芬兰参与1905年俄国革命促使党左转。在1905年11月总罢工期间，一名芬兰社会主义领袖感叹那普遍的高涨：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那些谦卑而乐于承担压在他们身上重负的人们突然抛弃了他们的枷锁。迄今为止那些一直以松树皮果腹的人，要求吃到面包。 在1905年革命之后，温和的社会党议员、工会领导人和党务人员发现他们现在在芬兰社会民主党内成了少数。为了实现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所阐述的方向，自1906年始，党的多数人都投入到了合法战略和聚焦于尖锐的阶级斗争政治的议会工作上。“阶级仇恨受到欢迎，似乎成为一种美德”，党的一份出版物这样说。 芬兰社会民主党声称，只有一支独立的劳工运动，才能提高工人的利益，捍卫并拓展芬兰对于俄国的自治权，并实现充分的政治民主。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终将是某一天的任务，但到革命到来之前，党应谨慎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并避免与统治阶级过早地发生冲突。 这一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战斗性信息和稳定而缓慢的方法并存——在芬兰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1907年，超过十万工人入党，使该党成为世界上按人均算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而且在1916年7月，芬兰社会民主党创造了历史，它成为世界各国里第一个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的社会党。然而，由于那些年里沙皇政权的“俄罗斯化”政策，那时芬兰政府的多数权力都被俄国政府所掌握。只有到1917年，芬兰社会民主党才面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组建社会党占多数的议会的挑战。 最初的几个月 附近的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的新闻让芬兰感到惊异。但一旦传闻得以证实，驻扎赫尔辛基的俄国士兵就开始反抗他们的军官，如一名目击者所称： 早上，士兵与水手在街头扛着红旗游行，一些人在游行中唱着《马赛曲》，一些人在各自的人群中分发红丝带和红布块。在城市四周巡逻的武装蓝衣队解除了所有军官的武装，这些军官中谁要是稍有反抗或拒绝佩带红色标志，就会遭到枪杀并被遗尸那里。 俄国政府人员被赶下台，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士兵宣布效忠彼得格勒苏维埃，芬兰警察被自下而上地摧毁。保守主义作家亨宁·索德霍尔姆（HenningSöderhjelm）关于1918年革命的一手资料——对芬兰精英观点的无价表达——对国家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表示惋惜： 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明确政策就是要彻底摧毁警察。警察力量在革命刚开始就被俄国士兵打倒了，而且再也没能恢复。“人民”在这种局势中还缺乏信心，而且代表地方维持秩序的士兵组建了一支“民兵”，其成员属于工党。 要拿什么来替换旧的俄国地方政府？一些激进分子主张成立红色政府，但他们只占少数。像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3月份的芬兰也被“国家团结”所感召。为了从俄国临时政府赢得广泛的自治，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的温和派打破了党长久以来的立场，并同芬兰自由派一起组建了联合政府。各种激进社会党人谴责这一行为是“背叛”，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然而其他核心领导人为防止党的分裂，也入阁了。 芬兰的政治蜜月期很短暂。芬兰的工作场所、街头和农村地区新的联合政府很快爆发了空前的战斗，使得新的联合政府很快陷入到阶级斗争的交火中。一些芬兰社会主义者将其努力集中于组建武装的工人民兵。其他人则推动罢工、战斗的工会活动，及车间行动。索德霍尔姆描述了这样的状态： 无产阶级不再乞求和祈祷，而是主张和要求自己的权利。我想，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曾感受过1917年芬兰这种激烈但还很粗糙的力量。 芬兰精英阶层最初希望让温和的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以迫使芬兰社会民主党放弃其阶级斗争路线。索德霍尔姆感叹这一希望最终破灭了： 纯粹的暴民统治发展得出人意料地迅速……首先是工党的策略（应该责备）……即使工党以最正式的行为尊重了一定的尊严，但它依旧抱着不知疲倦的热情，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鼓动政策。在社会党两极间摇摆的，是支不稳定的中派，他们主张给予新政府有限的支持。 而新政府中温和的社会党人及其同盟，劳工领导人，试图遏制民众的暴乱，党的极左翼则呼吁同资产阶级决裂。而且尽管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总体上继续优先以议会为活动舞台，但多数人主张自下而上地发展运动，或至少是要与底层一起。 面对着出乎意料有阻力，芬兰资产阶级变得日益好战，毫不妥协。历史学家莫里斯·卡雷斯（MauriceCarrez）称，芬兰上等阶层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自己的权力，来和“看起来是恶魔化身的政治组织分享权力”。 阶级分化 芬兰联合政府的内部爆炸始于夏季。8月后，帝国的粮食供应崩溃，而且饥饿的幽灵抓住了芬兰工人。这个月初爆发了粮食骚乱，社会民主党的赫尔辛基组织谴责政府拒绝采取果断措施来应对危机。“饥饿的劳动群众很快丧失了对联合政府的信心”，社会民主党内主要的左翼理论家奥托·库西宁肯这样说。库西宁在第二年创建了芬兰的共产党运动。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社会党的不妥协也加剧了阶级分化。芬兰社会党人坚决要求终止俄国政府对国内生活的不断干扰。赢得独立后，他们希望利用他们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情况——及他们对工人民兵的控制——来推动一份雄心勃勃的政治与社会改革纲领。 一名社会党领导人在7月时解释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战斗——反对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反对俄国政府。如果我们的阶级战争成功了，如果我们能够集合我们所有的力量在一条战线上，反对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我们就需要独立，芬兰已经成熟了。” 芬兰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缘故，也希望加强芬兰的主权。但他们不希望转而用革命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也没有普遍支持社会民主党推动完全独立的主张。 冲突在7月时到来。在芬兰议会中，占多数的社会党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尔塔拉基法案》（valtalaki，《权力法案》），该法案单方面宣布芬兰拥有完全主权。议会中占少数的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该法案，不过《瓦尔塔拉基法案》在7月18日获得通过。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立即驳回了《瓦尔塔拉基法案》的有效性，并威胁说，如果不尊重判决，就全面占领芬兰。 当芬兰社会党人拒绝退缩或放弃《瓦尔塔拉基法案》时，芬兰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抓住了时机。他们希望孤立社会民主党，并终结其议会多数地位。他们嘲讽般地支持并合法化克伦斯基的决定，解散了民主选举的芬兰议会。他们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其中非社会党力量勉强赢得多数。 解散芬兰议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工人及其代表还对可利用议会为社会解放的工具抱有很大的期望。库西宁解释说： 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武装，甚至没有可依靠的警察力量……因此，看起来有充分的理由去保持议会的合法性，而且社会民主党因此还可以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但越多的工人和党的领导人都更加明确地认为，议会已经丧失了它的利用价值。社会党人谴责反民主的政变，并大力抨击资产阶级与俄国勾结，反对芬兰的民族权利和民主机构。依社会民主党所称，新的议会选举是非法的，而且是通过广泛的选举舞弊获胜的。在8月中旬，党下令所有成员必须辞去政府职务。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芬兰社会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唯一支持他们推动独立的俄国政党。所有方面都抛出了战书，且到这时，和平的芬兰正在迎接革命性的爆炸。 为夺取政权而战斗 10月时，遍布俄罗斯帝国的危机就要沸腾了。芬兰的城乡工人愤怒地要求其领导人夺取政权。芬兰各地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社会民主党的很多领导人都继续认为，只有到工人阶级已经更好地组织和武装起来时，革命的时刻都会到来。其他一些人则害怕放弃议会舞台。社会党领导人库雷尔沃·曼内尔在10月底时说： 我们无法长期避免革命的发生……人们对和平行动的价值失去了信心，而且这时工人阶级开始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错判了革命的迅速发展，我会感到欣慰。 10月底，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似乎芬兰将紧跟其后走同样的道路。芬兰的精英没有了俄国临时政府的军事支持，他们陷入危险的孤立中。俄国士兵——成千上万人驻扎在芬兰——全部支持布尔什维克和他们呼吁的和平。“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将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的水流，而且他们确实能够开始这一转变”，一名芬兰自由主义者这样观察道。 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希望芬兰社会党领导人立即夺取政权。但党的领导层在搪塞，他们中每个人都无法确定布尔什维克政府到底能维持几天时间。温和的社会党人坚持希望找到和平的议会出路。一些激进分子坚持认为夺取政权既有可能，又是迫切需要的。多数领导人在这两种观点间摇摆。 库西宁回顾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优柔寡断：“在阶级战斗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一会立场在这边，一会在那边。首先全部都强烈地倾向于革命，后又主张退缩。” 由于不能达成关于武装起诉的决议，为了保卫民主并反对资产阶级，为了工人迫切的经济需求，为了芬兰的主权，党转而号召在11月14日时举行总罢工。来自底层的回应是压倒性的——事实上，它远远超出了相对谨慎的罢工呼吁。 芬兰陷入了停顿。在很多城镇，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赤卫队夺取了政权，占领了战略性建筑，并逮捕了资产阶级政客。 赫尔辛基似乎会很快重演这种起义模式。11月6日，首都的总罢工委员会投票决定夺取政权。但当温和的工会和社会党领导人谴责这一决定，并退出相关机构时，罢工委员会当天就退却了。它决定：“既然有如此多的少数派表示反对，委员会就不能在这时将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而应继续行动来加大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之后罢工很快被取消。 芬兰历史学家汉努·索伊卡宁强调11月罢工是对机会的一次重要丧失： 毫无疑问，这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最佳时机。来自底层的压力极为巨大，斗争的愿望极其强烈……然而，总罢工相信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对社会党人不构成威胁，只有很少数人不这样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公开的内战爆发前的时间，在坚定的领导下将自己组织了起来。 安东尼·厄普顿（AnthonyUpton）注意到了社会民主党在大规模行动面前的犹疑不决，他认为“总的来说，芬兰革命者是历史上最悲惨的革命者。”这一声明似乎在告诉我们故事会在11月结束——但随后的事件表明，芬兰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核心迅速发展起来。 在总罢工后，越来越多的沮丧的工人开始寻找武器，并转向直接行动。资产阶级同样在准备内战，他们组建“白卫队”民兵，并转而向德国政府寻求军事支持。 尽管社会凝聚力迅速崩溃，但很多社会党领导人继续参与没有结果的议会谈判。而这时，社会民主党左翼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声称任何长期拖延革命行动的举措，都只会带来灾难。经过12月和1月间的一系列内部争论，激进分子最终取得了胜利。1月，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文字最终转化为行动。党的领导人在1月26日夜于赫尔辛基工人宫的塔楼顶点亮了一盏红色的灯，以作为起义开始的信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社会民主党及其所属的工人组织轻而易举地在芬兰所有大城市夺取了政权——与之相对，北部农村地区则继续掌控在上层阶层手中。 芬兰的起义者发表了一份历史性宣言，称革命是必要的，因为芬兰资产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一起，曾发起反对工人征服和民主的反革命“政变”： 从这点上讲，芬兰的革命力量属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高尚且严厉……对人民的无情的敌人严厉，但随时准备援助受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人。 尽管新组建的红色政府试图首先制定相对谨慎的政治路线，但芬兰很快陷入血腥的内战中。由于1月时，多数俄国士兵已经返回家园，因此对夺取政权的拖延使芬兰工人阶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资产阶级利用11月总罢工后的三个月时间，在芬兰和德国组建了自己军队。最终，超过二万七千名芬兰赤色分子在内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1918年4月，芬兰右翼粉碎了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另有八万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被投入集中营。 就芬兰革命是否可以由于更早地开始和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治和军事立场而取得胜利，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最终的决定因素是1918年3月和4月时，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库西宁画了个类似的资产负债表: 德帝国主义听到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哀叹，并准备好了吞下新获取的独立，因这独立是应芬兰社会民主党的要求，由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授予芬兰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情绪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祖国”将变成工人的祖国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枷锁面前就毫无畏惧了。他们愿意将全体人民献给伟大的德国匪帮，只要保护他们为奴隶主的不光彩地位即可。 可学习的教训 我们应怎样看待芬兰革命？多数人明确表示它表明了工人革命不仅仅是俄国中心地带一种现象。即使在和平的、议会制的芬兰，劳动人民也越发地相信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才能摆脱社会危机和民族压迫。 布尔什维克也不是这个帝国唯一能领导工人夺取政权的党。在许多方面，芬兰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证明了卡尔·考茨基所倡导的传统革命观：通过耐心的阶级意识组织与教育工作，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赢得多数，促使右翼解散机构，这会反过来引发社会主义革命。 党的优先保卫议会的战略并没有最终阻止它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并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相反，资产阶级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放弃了考茨基的战略——在1918年—1919年时积极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并猛烈地打碎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努力。 因此，芬兰革命不仅表现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而且还有其潜在的局限性：对放弃议会舞台犹豫不决；低估群众行动；还有为了党的团结，向温和的社会党人妥协的倾向。 埃里克·布朗（EricBlanc）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名活动者和历史学家。他是《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沙俄边疆的压迫与革命》一书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finland-revolution-russian-empire-tsarism-independence-general-strike
意见分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意见分歧 一个政党即使非常团结，他们个人的观点非常一致，在斗争过程中仍不免发生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没有一个政党以往或现在没有这种经验。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 那些当权的和必须捍卫自己的遭到攻击的权力地位的政党，要比那些为取得权力而斗争的政党更加团结些。在为取得权力而斗争的政党中，关于要遵守的策略，关于像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斗争，对敌人可以或应该迁就到什么程度，这个或那个斗争方法对敌人将起什么作用，这个或那个斗争方法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都容易发生意见分歧。 但是斗争方式的选择并不是自由的；这个选择取决于敌人的斗争方式和权力手段，这种方式和手段迫使攻击者不是照他所愿意的那样，而是照他所必须的那样来进行斗争。于是在这上面发生意见分歧，意见分歧又通过各个人的气质和性格，通过对一般情况和自己党派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磨擦和意见争执。 这样的意见争执在社会民主党存在期间发生过，并且在党生存期间这种争执也将仍然发生，当然要根据情况改变它们的性质。但是如果要使一个党内部的意见争执转为对党有利，则第一个条件就是自由发表意见，这样可以调和对立的见解。 这样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性，是一个民主党派维持生命的空气，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这种可能性是极端缺乏的。党代表大会总是隔了很长时期并克服很大困难之后能举行，而且单靠大会是不够的；那些间或在领导同志之间所召开的会议也只是个应急办法。在党机关报上公开地争辩也很有困难和顾虑，因为这样就对敌人泄露了党的秘密。所以很明显，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时带有令人不快的性质，有时使双方都相信会闹到分裂。 这种意见分歧很少公开，但毫无疑义，如果引起了公开讨论，党员同志的绝大多数将反对任何引起分裂的企图。 我曾叙述过，领导同志对于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已没有普遍的同情。报纸的态度也不停地受到一部分领导同志的不愉快的批评；个别同志竟与该报直接相敌对，对于推销袖手旁观。但这并不能阻止绝大多数同志为党报尽其全责。当伯恩施坦担任编辑并规定报纸方向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分子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更加不满，而这个方向不仅取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全同意，而且取得了党员群众的完全同意，这表现在读者的迅速增加上。在七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管理部已经能够通告说，虽然往德国运送报纸造成浩大的开支，而仍收支相抵。这个消息使恩格斯写信给我说，这个出色的成绩是以往任何被迫害的政党所没有的。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憎恶在政府圈子里也在滋长。关于柏林及其四郊、汉堡一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和莱比锡的城市与行政区继续延长小戒严的所谓论据里面，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引来的话占着重要地位，在这里就非作别有用心的歪曲不行。但议会党团的两位发言人不仅不严厉驳斥这种方式，而且，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看法，要放弃该报，并设法使党与它撕绝关系。这招致了编辑部方面的严厉驳斥，因此又引起发言人的反声明。此外，《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篇文章中声明，辩论并不是像情况所需要的那样进行的。这件事在我们中间引起巨大激动；特别是根据我的意见，极力反对否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说法，于是议会党团连合在一起，还拉上奥艾尔和我（我们二人因落选已不属于议会党团），一致通过一个声明。声明说，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式性质是没有疑义的，应当借最早的机会来声明，本党团完全同意该报的整个态度。 布律埃尔（一个被逐出汉堡而生活在哥本哈根的党员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指责该报的态度，并且基本上站在被攻击的议员的立场上，因而使这个争论更加紧张。于是这是个信号，使大批国内外各地区的党员同志都声明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方面。 有些人是既不赞成报纸的态度，也不赞成党团的态度，卡尔·赫希柏格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一次意外事故保险提案的说明书中有些句子，就像：人们必须使工人确信，国家不仅是一个必要的，而且也是一个慈善的机构；不要把国家理解为专为保护社会上有产阶级而设的机构，而要把它理解为给工人利益和工人需要服务的机构，并且，如果立法追求像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中所说的目的，则恐因此而引入社会主义因素的顾虑，就不该阻碍踏上这个道路，这些话把他迷惑了。赫希柏格在给奥艾尔和我的信里想使我们改变自己的错误理解。我为此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四日由德累斯顿写信给奥艾尔： “亲爱的奥艾尔！ 答谢新年祝贺，虽然稍微有点晚了。我的家眷一直到星期一下午，都在这里（德累斯顿），并且人们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到这里来。随后我出外一趟，昨夜刚回来。一八八二年对我们也将是没有什么可喜的，然而不管将发生什么事，我们总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受压迫的会抬起头来，到那时我们就要报复了… 卡尔（赫希柏格）也写给我一封与此论调相同的长信，我已详细答复了他，并坚决保护《社会民主党人报》。卡尔是个单纯的博爱主义者，他从未了解运动，不能想像现代社会的阶级性。他相信，世界可以通过博爱主义改变过来，只需要少数几个有权威的人的善意，就万事大吉了。由这种观点就容易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大胆尝试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并且差不多把诺言和谣言都当作行动。 我回答他说，只要那一方面没有改变策略，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改变我们的策略。那里的人一直没有超出空洞词句和虚伪尝试，只有那里的人不再说空话而表现出真诚的行动，我们认真考察的时机才到来。那方面的人只要能郑重地改革，就再好没有了，这就会迫使我们表示态度，如果我们真正不理睬好人，那么也许就能使我们分裂，至少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害等等。 我不相信，我的讲解会有什么益处，他的整个天性反对较深入的理解，他会像往常那样，如果不能再回答，就停止笔战。 他每次觉得身体好了一点，就恢复他所作的不断后退和冲淡的尝试，这使我有一点生气。在B.地的St.一定是被他邀去帮忙的，这个人做这事，当然较为灵巧。 我确也认为，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设法在这一年有更多的人来聚会一下。不是为了防止分裂，因为如果事情首先继续发展下去，分裂终究还是要来的。我认为没有疑义，我们的一部分领导人久已倦于斗争了，这一部分人以前就已被违心地推动前进，进到按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理解所不愿进到的地步，而今天所以还在表面上与我们的事业保持联系，或者是因为他不明白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认为他难以取得群众的同意，因而会丧失他一向的地位。 分歧点并不在于是否五年内要爆发革命。关于这可能有争执，但不是分裂的原因，要把这作为分裂的原因，那至少是大大的蠢事。宁可说分歧点在于把运动完全理解为阶级运动，它具有而且必须具有伟大的、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不能与统治阶级妥协，它如果这样妥协，就干脆陷于灭亡，或者以新的形象并摆脱迄今的领导而再生。 所以妥协派和苟安派在我们中间已找不到信徒，因为不管是俾斯麦或者任何政党都连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改革方案也不能提出。一切这些事情仍只是尝试，即使稍有成就，也只是片面的东西，这个片面东西更唤起对于整个工作（现今的当权者所不能做的工作）的需要。 我所以希望有一个较大的集会，是想人们能真正彻底而又无拘束地谈一谈事业的当前情况和可能的前途，这些都是可以说得明白，这些在基本观点上是意见一致的。我只怕在这样的集会上，那些持另一种见解而不愿承认的人缺席或缄默。但这自然不是放弃集会的理由。 关于所提到的法令的延长，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此后一个抱着幻想的首相掌握大权（我不知那个幻想者应该是谁）或者在王位更替，第一阵热情高涨之际，与以往作为标准的国法大不相同的和解心情占了上风。这些情况都是几乎不可想像的。唯一也许会有的让步是撤消戒严，其他一切照旧，结果是搞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结社集会法和可能把刑法加重到使非常法令成为多余的程度。但是这也难以得到多数票，因为这样不仅恶化了我们的处境，也恶化了其他一切政党的处境，这样自取惩罚，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一切党派没有例外地（除个别人以外）都乐意有这个对付我们的法令存在，大家都用真正害怕的眼光等待着我们再自由地登上舞台的时刻；大家都知道，到那时候，我们的信徒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增加起来，因为展望将来，我们的经济情况可能继续恶化而不得改善，最多也不过是很暂时的、难以普遍觉到的改善。 所有的政党都会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为我们将来要变成的那种样子吓得要命，因此，到一八八四年[1]就一定有多数派赞成继续延长法令效力，并受到反对派的默默感激。 我们的策略决不因敌人的策略而有丝毫改变。也许为了起一点作用，我们必须誓绝一切，否认一切，毁灭我们的机关报，阉割在国会和邦议会中的发言，简单说来，我们必须放弃甚至使我们敌人有丝毫不合意的一切。而如果我们做了这一切，人们的要求还是越来越多，并且最后一一仍不相信我们，而且宣布说，这一切都是企图骗人的伪善，现在才必须十分小心了。于是我们丢尽脸面。 文化斗争可作我们的鉴戒。如果说有人能对上面让步并且能提供非常合意的帮助，那就是天主教会，尽管归根到底双方十分互相需要，他们却多么谨慎从事，多么互相猜忌。 我们唯一能做的而且必须做的是，不做无用的发动并保持冷静，虽然在对我们不断进行的卑鄙行为的情况下，这是困难万分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照办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机会发泄一下他的愤怒和憎恨，因而就会发生许多足以使冷静的人也暴躁起来的事情。在我们所处的地位，错误或者被看作错误的态度，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最后别无他法，只有容忍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退出党去。 我们只好大家一齐努力，尽可能避免错误，但我们不能完全避免错误，如果我们不愿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把自己阉割的话。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错误是我们敌人的错误；我们没有推动，我们是被推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愿否认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策略，受我们的敌人规定的远多于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 春季会议大概不会举行，因此我们不能寄以希望，宁可期望在大家可能早一点集会的秋天来举行会议。 如果由你们一一你和Gr.办理所约定的事项，我劝你们在信件里要特别小心；实在糟糕，我们一部分人多么不能适应情况。关于附条，我可以供应你们较大部分。 向你和你的合家致以敬礼。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在当时的国会会议期间议会党团不缺少工作。政府又一次提出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这草案以与先前草案不同的原则为基础，而更迎合资产阶级政党的愿望。格利伦贝格和凯泽尔对这草案作了发言。党团撤销一切非常法令的建议不再提出讨论。 讨论的一个主要对象是烟草专卖案，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及其伙伴想设法把这当作“被剥夺继承权者的财产”介绍给不相信这议案的群众。据说，专卖的剩余应作工人保险之用。议案所说却根本是另一回事。固然约计一亿六千五百五十万的剩余中有一小部分会用在意外事故保险，但绝大部分却被政府侵吞，用于军事和类似的用途。烟草工业约有十万男女工人，人们认为有八万人可以继续工作，约八千人可以得到赔偿，余下一万二千人都一无所得。那么工资呢？八万人每年平均每人得到五百七十七马克的低微工资。人们把大多数估计为女工。党团的主要发言人是福尔马尔，他在一个出色的发言中批评这议案说，人们想用这个提案进行政治欺骗。后来讨论时，哈森克莱维尔反对这议案的讲话也很好。自由党人想在委员会中让给福尔马尔一个位置，我们的反对是他们所极其欢迎的。党团拒绝了，它想不经委员会讨论而将草案葬送掉。草案最后被丢到字纸篓里去了。 在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篇未具作者名字的文章，题目是：《撤消非常法》，作者在文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撤消这个法令或者代之以加重一般法令，是否对党更为有益。作者表示，对党来说，保持这个法令是最值得盼望的，因为这样会逼党来作殊死战。他在这里引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上的一段话，说：社会主义已不再是理论问题了，而单纯是个实力问题，这问题已不能在议会里，而只能在街头，在战场上来决胜负了。 作者继续说：人们必须约定作战计划……都必须满怀信心，相信没有任何妥协，没有任何和约可以转变斗争的结果，而只有刀剑能决定胜负……公开的活动是强有力的活动。让我们把一切躲藏、隐匿、不认账和伪善当作与我们不相称的……我们公开而顽强地告诉我们敌人说：是的，我们是“危害国家的”，因为我们要想消灭你们。是的，我们是你们的所有制、你们的婚烟制度、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整个秩序的敌人。是的！我们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是的！我们将以暴力对付暴力。是的！我们坚决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和解放，我们盼望着它，并且通过秘密组织、鼓动和你们法令所禁止而我们觉得好的一切东西，尽力为这作好准备…… 这两篇文章（后来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福尔马尔）非常惹人注目，一种人加以称赞，另一种人不赞成，第三种人阅读文章时直摇头。我是属于后者的。恩格斯在得到我死的消息而写给我的一封信（前面曾引过一部分）里说：“根据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所写的几篇文章（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可能撤消的问题），福尔马尔好像很进步。我会感到很高兴，如果在别的方面也证实了，我们会很好使用能干的人的。” 这也是我的意见，尽管如此，可是我可以声明不同意那两篇文章，我因而写信给恩格斯： “莱比锡附近包斯多尔夫，一八八二年十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两月以前写的那封信一一目前我把它放在莱比锡，没有在手边一一以及上月二十三日的信我都收到了。我非常引以为荣，我的所谓死亡消息在你们那里以及在我党同志方面引起这样多的恐慌和同情。由此可见，朋友和同志是多么器重我，这就使我负有一种责任，今后更要生活和尽我的责任。我暂时同死神订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我想，这时间不仅足够阅历到旧东西的崩溃，而且可以享受一大段的新东西。 究竟是谁把我死的消息散布出去，直到现在我还找不出来；我简直不知道，消息起初发生在哪里。我只是由我妻当我患病期间在莱比锡收到的各种刊物中看见，报刊上登载着各式各样病危的消息。至于说我死去的消息，是我已经迁居到这里以后，由于巴黎的我党同志给我妻的一份慰唁电报才知道的。 这个电报使我那可怜的妻子吃惊不小，起初她以为巴黎人知道我的事比她知道的还多，也许是出于爱护之意，人们把这消息瞒着她。 总之，消息是出于捏造，我们大家也就满意于它是假的。我现在和李卜克内西一同住在离莱比锡几小时路程的包斯多尔夫。一个苦村子，有几百居民，位于一个像盘子似的平原上。好处只是，这里是莱比锡——一里沙一一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一多贝尔恩一—德累斯顿各铁路线的中心点，所以往莱比锡的铁路交通很便利，我们的家属来往方便。李卜克内西和我共住一座房子，每人都有足够的房间，家属偶尔也能在此过夜。 今后我希望我写信能及时些，写作方面勤快些。多年以来这两方面我几乎无能为力。 我听说，一开始你猜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两篇‘文章’是我写的。这一段时间内你已知道，并非如此。文章写得好并且原则上正确，但策略上错误。如果我们说福尔马尔所建议的那种语言，我们就会在四个星期以内按我们的刑法法典的第八〇、八一、一二八、一二九各条全体坐牢，判上五至十年的徒刑；如果报纸也要用同样的风格来写，则每个推广报纸而被抓到的人都会受到同样处分。 这种话简直是不可能说的，即使原则上很正确；我们会因此自招毁灭，所以这话决不准说。 当福尔马尔本人在充分估计到我们的境遇的情况下，一到国会会期将结束时就照例离开德国，而在下次开会之前是不踏德国土地的，这时我更难了解福尔马尔的这种话。这事的原因是，他以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活动，德国警察知道得很清楚。据我看，福尔马尔有理由害怕，人们一旦能在国会会期之外抓住他，就会把他逮捕并提起公诉。他现在却向处在狼群中的我们推荐一种使我们必然成为牺牲品的策略。但是你们在国外完全想不到我们的处境，并且不知道我们如何随机应变，以免触犯人们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那些刑法条款。我认为毫无疑义，人们会有一天对我们试用有关秘密和非法组织的第一二八和一二九条，人们会把我们捉起来，关上几年。难道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公之于众而自行告发吗？ 我要写反对该文的文章。我也不认为，取消非常法令和加重普通法令对我们是一种损害并会把我们的党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混淆起来。 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经济情况已有很大的不满，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敌对，这对我们真正是件好事；因为二者合在一起就加速了灾难的到来，灾难一旦发生，资产阶级的口头上的英雄们就必须退出舞台，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就成为决定性的了…… 李卜克内西和我都很愉快地看到你想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我们尤其非常赞同你关于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口号的文章。今天党内最热心的拉萨尔分子的态度是，他们容许对拉萨尔的批评，只是批评不准用敌对的口吻，这你自己就会避免。那末只管努力干吧，越多越好。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月中旬就要开始服刑，所以你的文章加倍受欢迎，因为按现今的监狱规则，秘密投稿（公开投稿从来就不行）更加困难了。因为李卜克内西要受两起不同的刑法，这两起刑法要通过由最高法院根据他同我一样提出的已实现的上诉而做出的最后判决〔可能还会减轻。——编者），才能宣判，所以他能在国会开幕时出狱。 我有意在十一月一日开始服刑。我若是通过上诉不能把那八条判决总计五个月的徒刑有所减少的话（这是很难想像的，因为最高法院非常反动并且在某些方面它的权限也很受限制），我就希望最后判决能把五个月减为四个月，那末我在三月间就可以把我的处罚课题完卷了。 承你介绍各书，多谢[2]；我将想方设法把它们搞到手。 如果写信给马克思，请代致候；我还请向杜西问好。 再来信时请仍用该通信地址。李卜克内西嘱代致意。 你著作上需用的俾斯麦的社会法令草案，我们当代为设法。这人的做事方法拙笨已极；像《地方通讯》所造成的这种过失是不该发生的。还有他之所以放弃国家意外事故保险银行的旧计划（这是他迄今唯一合理的意见），是因为他为沙夫莱甘言所诱，须由你给他以应得的教训。 沙夫莱的小册子《强迫互助数济基金》（杜宾根，一八八二年，H.劳卜斯出版社）我最近阅读过了。其目的是为最近的法令草案和俾斯麦的《社会改革》作宣传，并且拥护一个纯粹制造混乱的组织。如果你连带着给沙夫莱先生严厉批评，也不妨事。 敬礼和握手。 你的奥·倍倍尔。” 我对福尔马尔的文章的回答，发表在十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目是：《撤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这篇文章中，我坚决反对我所认为是福尔马尔的文章的基础的错误论断，并认为他所建议的策略为不可能而加以拒绝，因为这策略将使党毁灭。在那时候敌人的报刊密切注意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内容，所以对这个笔战也大加注意。它们像以往常有的那样，又一次看到党内要发生分裂了（因为人们盼望什么，就爱相信什么），并按这个意思向它们的读者报道。自然，我的文章使党内右派分子很满意，虽然说实在的，并没有使他们满意的理由。恩格斯又认为，我把福尔马尔的文章看得过于严重，并且与他的习惯相反，作出各种各样玄妙的暗示，说我们会早在非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时候摆脱这法令。 为此我在十一月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由监狱里偷偷带出来回答他：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正在关门以前收到……因为我现在有机会偷偷地给你写几行字，想尽可能答复你最近的一封信，那封信自然不在手边。 我把福尔马尔的文章是否看得过于严重，暂且不谈。《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对于我们的人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绝得不到其他东西来阅读，也听不到其他的东西。如果不驳斥像福尔马尔那样的意见，那就是承认它普遍适用，结果是，人们也将要求根据它来行动。所以现在比从前更必须避免散布那些不可能容许的意见。简单说来，这就是我所以严肃对待这件事的理由。至于说我因此会得到菲勒克的赞扬，这在我既不感愉快，菲勒克也没有赞扬我的理由；他正从这里面努力为自己谋利益，却不懂或者不想懂这在半官方出版物上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出版物以开玩笑的口吻喊叫分裂，于是非常愚蠢地造成分裂。福尔马尔一旦身在瑞士，就太容易忘掉我们这里的情形；如果他在德国，他就会讲道理得多，这由他那关于专卖的发言可以证明。 如果你能不那末玄妙地说明一下，我们如何能够差不多、也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摆脱这个法令，那我就会感到愉快了。我只能想到其中的两种状况，我要试一试能否猜中你的意思。 或者我们不久又遭到一次商业和工业危机，这将由北美洲开始，反冲到欧洲来而使它陷于混乱，或者欧洲大战爆发，于是其作用之一无疑是欧洲革命。我想不出第三种状况。 我认为欧洲战争，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期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确信所有欧洲各国的内阁都完全认清并且害怕大战的后果。人们不会徒劳无益地去设法草草结束埃及问题[3]，虽则确信英国的势力将因此大大巩固起来。俾斯麦显然想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外部冲突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德国无论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看都最不需要战争。赢不到什么，因而只会受损失，内部的局势是这样，除了工人阶级的愤怒外，资产阶级由于宣战也必有四分之三宣告破产，这就是说，这个制度完蛋了。我看，除了不缺乏最好的愿望的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希望欧洲混乱，但是俄国由于内部弱点并不能利用这种混乱。 所以我认为在最近大战是不可能的，但不应由此就说缺乏战争的原因。导火线到处都很多，偶然事件就能引起爆发。但是偶然事件不是人们所想望的因素。 另一种可能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恐慌：我觉得，我多年来向我们的人指出的美国危机现在很临近了。我最近几年的流浪生活使我不能对于这个发展作更详细的探讨，但近几个月的美国贸易决算所呈示的总额，我觉得很足以说明经济恐慌不久就要发生，于是欧洲的出口工业就完了。于是，特别在英国，革命的时刻就到了。 德国近一年半来我们所觉到的那一点点兴隆气象（如果人们要这样称呼）全是靠着出口的增加才能存在。它如果有个漏洞，我们就会发生比一八七四年的恐慌更厉害的恐慌，因为我们还没有从那次恐慌中恢复过来。我们的铜铁工业又已发生严重的动摇；事实上交易所市价表上的标价是骗局，而是以低得很多的价格出卖的。钢铁生产者的同业公约，如所预料，早已破坏，又在竭力进行过剩生产。纺织工业看来也好不了多少；这方面也是以出口为主，如果出口遭到反冲，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都将陷于瘫痪，而且瘫痪还要扩大。总之，美国的危机在作为欧洲革命的警钟方面，有比欧洲战争大得多的可能性。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听一听你和马克思关于我的看法的意见。我希望，在耶稣圣诞节能暂释出狱。 如来信，请不要提这封信的日期，以免使他人受累。 马克思健康恢复，至为欣慰。我谨向他和杜西致以衷心的问候。鲁·梅耶尔在发表洛贝尔图斯的信件和文章的后记中写道：‘很可能，马克思还能活到用他的体系作尝试的时候。’虽然他写这话只是为了使俾斯麦生气，他说得却可能是对的，那才是好极了。 你们读到梅耶尔的那些书吗？我在监狱里读过了。梅耶尔非常颂扬你们二人并且对于你们所给与的好的招待显然感到非常荣幸；自然这个荣誉你们须与给他以同样尊敬的五个红衣主教平分。因为马克思既已常被他的好朋友——那些敌人称为社会主义的教皇，那末他也会容忍这一伙人的。 洛贝尔图斯是我从这些信件和文章中才认识的。他无论如何远远超出我们的所谓国民经济学者的一般水平。这人有判断力，有思想，但作为保守的社会主义者，自己本身有极其严重的矛盾。 他也竟想‘反驳’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的遗著却像是不要发表的，这样对他本人倒是最有利的办法。 你的奥·倍倍尔。” [1]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届时满期。——译者 [2]恩格斯在他的信里介绍给倍倍尔研究的G.L.冯·毛略尔关于马尔克制度的著作。——编者 [3]指一八八二年埃及人民为了反抗英法的财政控制在亚历山大起义，而英国以此为借口进行侵略的事件。——译者
来自芬兰车站——﹝意大利﹞尤里·科隆博（YuriiColombo）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来自芬兰车站﹝意大利﹞尤里·科隆博（YuriiColombo）Lucius译、郢歌客、季耶校 一百年前的今天，列宁抵达了芬兰车站，他重新设计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也重塑了俄国革命的历程。 一百年前的今天，当弗拉基米尔·列宁登上那列有名的“秘密列车”，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领土，最终抵达彼得格勒之时，俄国国内和前线的局势看上去还十分稳定。 新的临时政府与革命群众签订了临时协议，然而这份协议离解决引发二月革命的主要问题——战争，相差甚远。当临时政府的继续战争的侵略性军事政策被公之于众，“四月危机”中的反战游行示威证明，革命仍然富有生机与活力。 二月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NicholasII）已被软禁，临时政府也组建起来。这个政府的首脑是格奥尔基·李沃夫（PrinceGeorgyLvov）。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代表了新旧政权之间存在的最后联系，但是内阁却被掌握在自由主义者（译注：立宪民主党）手中，革命将他们捧上了权力的中心，而他们也为革命所深深震慑。 外交部部长是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Milyukov），他曾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战争部部长是亚历山大·古契科夫（AleksanderGuchkov），他是十月党人（Octobrist。译注：十月党，正式名称为十月十七日联盟，是一个非革命中间派俄罗斯帝国政党），并担任国家杜马主席；司法部部长则由社会革命党（SocialistRevolutionary）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Kerensky）担任，他是内阁中唯一一名社会主义者。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向协约国和俄国资本家保证：战争会继续下去。正如米留可夫向法国记者表达的那样，“俄国革命是为了移除阻碍俄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的障碍而诞生的。” 二月革命创造了工人民主选举的议会，与1905年的革命中一样被称为苏维埃（Soviets），但现在的苏维埃也包括了士兵代表。第一个苏维埃出现在彼得格勒，很快帝国的每一个省份都建立起了苏维埃组织。 3月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了一号政令，宣布：“一切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政令需在不违背工人士兵代表大会的政令和决议的情况下执行。” 除此之外，革命也带来了全新的、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自由气息，以及持续不断的警察骚扰的终结。当英国记者摩根·菲利普·普莱斯（MorganPhilipsPrice）乘火车于4月6日到达莫斯科后，他写到： “我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很快注意到自从我上次来到这里后所发生的变化。街上看不到一个警察或宪兵。他们都被逮捕并押送到一支小特遣队面前。没有了警察的莫斯科看上去洋溢着无比的欢乐与幸福。” 此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由各色社会主义者所主导，特别是孟什维克派。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应该由资产阶级牢固掌握，而工人阶级只要扮演好平衡力量的角色，向新的临时政府施压就够了。 在他们（孟什维克）看来，俄国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双重权力”（“dualpower”）的局面发展迅速：执政的临时政府代表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苏维埃和工人阶级手中。 3月23日，美国参战。同一天，彼得格勒埋葬了二月革命的死难者。八十万人向战神广场（MarsField）游行，这是那一年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葬礼演变成了对世界人民团结的赞曲和对和平的呼吁。在列昂·托洛茨基的经典作品《俄国革命史》（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中，他写道：“俄国士兵与德奥战俘的共同游行乃是一个生动并赋予希望的事实，它能令人相信：不管怎样，革命总在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译按：此处翻译参考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 策烈铁里（Tsereteli）和其它的孟什维克苏维埃领袖向临时政府保证，他们将永远支持后者，并相信战争应当继续，即便处在“守势且得不到任何新领土”的情况下。这种中间立场的表态试图对临时政府继续战争的指令持观望态度。仿佛任何改变都未发生，这与士兵和工人对和平的愿望极为不同。 3月1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宣言，呼吁“全欧洲人民发出呼声，共同行动，坚决斗争，拥抱和平。”但是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工人的呼吁则是，“民主的俄罗斯不会威胁自由与文明”，以及“我们将会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自由以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侵犯”。像战前一样，很多人读到了这些呼吁。 正如托洛茨基所认为的，“当米留可夫的文章宣称，‘这份宣言尽管有着明显的和平主义色彩，但它仍然宣扬了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在关键上一致的意识形态’，此时他的文章可以说是一千倍的正确。” 在二月革命前，战争就已陷入了停滞阶段：士兵拒绝战斗，并有成百上千的士兵逃跑。士兵们还与本为敌人的德国士兵交好。 让我们回到1914年的圣诞节，这种德国和俄国士兵之间的兄弟友谊包含了跳舞和交换白兰地及香烟，这样的友谊持续了好几年，并且没有引发对军队的公开反叛。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Ferro）引用了俄国士兵写给其妻子的，关于军官们的一封信： “你说打仗？他们坐在那边喝大茶，可我们要待在泥浆里，他们拿着五六百卢布的津贴，可我们只有七十五卢布。他们被不公平弄瞎了眼。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不一样的：当兵的在受着战争中最苦的苦难，而他们却全身佩戴着各种勋章、十字章和奖章。他们中很多人还都离着战场远远的。” 最开始，将军们竭力阻止来自彼得格勒的革命消息传到前线的队伍里去，结果却是德国军队告知了俄国士兵二月革命的消息，这为士兵对军官们的不信任火上浇油。矛盾的是，革命为逃兵活动画上了句号：士兵们期盼着即将到来的和平，他们并不想破坏新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能力。 来自前线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情绪：“前线士兵支持战争，但不参与进攻行动。”又几周过去了，第五军指挥部报告，“士兵的斗志已经垮了……政治动荡的影响在整支军队的每一层级迅速传播，整个军队都只盼望一件事——结束战争，回家。”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西线和北线共有八千名逃兵。 列宁回国以及他著名的《四月提纲》（AprilTheses）的公布彻底扭转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他们提出“绝不支持”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 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持温和立场，且继续支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像列宁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贯彻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在党的机关刊物《真理报》（Pravda）的一篇文章里，加米涅夫提出“四月提纲”代表的只是列宁的“个人立场”，并且“难以接受列宁展示给我们的总体计划，因为他假定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并且指望这场革命会迅速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斯大林也支持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internationalistMensheviks）联合的一种可能：“类似于齐美瓦尔德-昆塔尔（Zimmerwald-Kiental）”（译注：指1915年在瑞士齐美瓦尔德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反战会议，以及翌年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反战会议。会议虽表达反战意愿，却是以中派和平主义为主导，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属于齐美瓦尔德多左派）。尽管在1915年齐美瓦尔德会议上，列宁仍怀疑多数派的和平主义反战用辞反而大开支持战争的方便之门，并称呼他们是“考茨基派白痴”（“Kauskyite-shitheads”）。 当列宁于四月回到俄国，他认为齐美瓦尔德左派完全击垮了齐美瓦尔德多数派，包括其中的孟什维克分子，这些人正是斯大林和其它布尔什维克希望联合的党派。 列宁不休不眠地持续工作，终于争取到了全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此时有79000名党员，其中15000人在彼得格勒。虽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只有一支很小的力量，他们也足以在各类事件里扮演主要角色。 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里的孟什维克的领袖都不希望四月的下半个月再出现新的政治危机。米留可夫和俄罗斯资本家向盟友再三保证俄国将在战争里的扮演的角色，并希望拿下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达达内尔海峡（Dardanelles）。 然而，米留可夫意识到，如果不与苏维埃做出一些妥协，军队几乎无法接受新政府的作战计划，也无法执行。 另一方面，策烈铁里坚持认为，一份对俄国而言，战争只是一场防御战争的政府声明是十分必要的。来自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的反对失败了，这份于3月27日公布的声明称： “俄国人民无意以他国人民为代价扩张其对外权力，且不以奴役、羞辱任何人为目的……但是俄国人民绝不允许祖国因为一场战争而遭受羞辱，以及她的珍贵资源遭受损失。” 3月27日的防御声明并不被协约国认可，他们认为这是对苏维埃的屈从。法国大使莫里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Paléologue）抱怨这份声明“胆怯而含糊不清”。 但是米留可夫决心孤注一掷，利用战争对抗革命，他已经考虑到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他想要一步一步地让前者动摇。 就在几天后，临时政府的代表与苏维埃的代表进行了新的会谈。俄国急需来自协约国的贷款以继续一场战争，而一份新政府备忘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在4月18日，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各政府发出了新的纪要，这份纪要突出了“与协约国缔结全面协议以继续战争，并会注意到他们所持有的债务”。 这也表明了革命不过是强化了公众对于打一场胜仗的愿望。在4月19日的特别夜间会议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份纪要。“（对这份纪要）毫无分歧意见和没有任何辩论就不是委员会所期望的结果。”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斯坦科维奇（VladimirStankevich）如是宣布。 一份孟什维克的刊物《工人时报》（RabochayaGazeta）为米留可夫的纪要加上了新的羞辱——“对民主制度的拙劣模仿”。然而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时报》（NovoeVremya）则竭力为他的纪要辩护，表示绝不可能撕毁任何现存的协约。 如果俄罗斯这样做——“我们的盟友也坚持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协约，就没有人需要遵守协约……我们认为由于多数人的愿望，全体俄罗斯公民会认定昨天纪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这份纪要引爆了公众的愤怒情绪。《工人时报》写道： “彼得格勒的反应十分激烈并令人担忧。城里的每一个地方，在街头或在电车上见面，人们情绪激动，关于战争即将发生的论调持续升温。鸭舌帽和手帕代表和平，而高檐帽（derbies）和平底软帽代表了战争。在工人街区和军营里，对纪要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联合政府。” 苏汉诺夫（Sukhanov）是一位孟什维克，同时也许是俄国革命的最佳见证者，他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一大群工人，他们中有些人带着武器，从维堡出发，一齐走向涅瓦大街。还有很多士兵跟着他们。领头的人举着标语：“打倒临时政府！”、“打倒米留可夫！”狂热的情绪席卷了工人街区、工厂以及军营。很多工厂空荡荡的。到处都是本地工人的集会。 在4月20日夜间，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领袖要求政府发出一份新的纪要，他们要以和平主义的观点纠正米留可夫个人，但最后他们接受了克伦斯基为首的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满足于一份对于纪要的“解释”。 除了这件事情，在4月21日，再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浪潮，这一次是由布尔什维克指挥和组织的。自从革命以来，这是列宁的党第一次站在了群众运动的排头兵位置，而不是继续做运动的跟随者。与此同时，在涅瓦大街上，在立宪民主党的组织下，武装的政府支持者聚集了起来。据4月22日的《工人时报》报导： “在昨日的彼得格勒街头，空气中的火药味比20日更浓重了。在[工人]街区发生了多起暴力冲突……各类旗帜横幅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在涅瓦大街、萨多瓦娅大街及其它道路上，支持临时政府的标语占上风；在郊区则相反……不同游行队伍之间的冲突是司普遍的……据说在郊区，发生了枪击。” 一位参加了游行的女性后来写道： “农场里的女人们……跟随着游行队伍前向涅瓦大街，走在奇数门牌号一边。在平行方向的则是另外一群人，他们走在大街另一侧：他们是穿着华丽的阔太太，军官，商人以及律师，等等。他们举起的标语是‘临时政府万岁’‘米留可夫万岁’‘逮捕列宁’。” 临近街区工人的紧张不安不断升级。一位工厂工人描述了那天下午的一次会议： “人们的情绪躁动不安……人们决定等候来自苏维埃的决议。但是在决议传达到他们之间以前，一些工人从暴力冲突事件的中心地区返回，描述那里满是被撕破的旗帜标语和被逮捕的人……人们的情绪突然转变了。‘什么？他们竟敢把我们从街头赶走，还要撕碎我们的旗帜标语，可我们就坐在这里无动于衷？大家一起去涅瓦大街！’” 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情形下，受到米留可夫支持的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Kornilov）决定在马林斯基宫外部署炮兵，并集结了军校学员作为支持部队。这一行动的目的便是打通军队驻防区与武装的亲政府集会区域之间的联络，而后者所在区域距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游行队伍仅有数百米远。米留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极力掩饰这一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动机，他辩解道： “在4月21日，彼得格勒街区城防长官，科尔尼洛夫将军，被告知来自城郊的工人游行队伍携带武装，因此他命令几支防守部队驻防马林斯基宫广场。他遭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坚决抵制，后者则电告工作人员，召集军队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在与委员会代表磋商之后……城防长官终止了命令，并在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电话口头告知了各城防部队，要求他们留在军营里。在那之后，一份来自执行委员会的呼吁被张贴在大街上：“士兵同志们，若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召集，不得携带武装出行。” 而事实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认识到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角色后，感受到他的决议的威胁之余，决定还以颜色——命令部队绝不离开军营。科尔尼洛夫发觉自己孤立无援，除了让步别无选择。 苏维埃领袖兵行险着，因而执行委员会赶忙宣布，与政府间的冲突得到化解，并要求工人回家去。《工人时报》对此辛辣地讽刺到： “当执行委员会发布政令，命令士兵不要携带武装走上大街，人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副古怪的局面——士兵尝试劝说他们的同志，尽力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游行示威，无论他们在其中的角色几何。士兵们经常呼吁市民们保持克制。” 科尔尼洛夫已经向米留可夫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军队”来镇压反叛者，但是这些军队最终只落实在了纸面上。托洛茨基写道：“他这种轻率态度，将在8月间达到极盛时期，那时这位阴谋家科尔尼洛夫将军将部署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4月21日夜里，尽管偶有几发枪声响起，但政治危机算是结束了。 考虑到1917年4月的政治势力平衡，布尔什维克对采用公开战争的形式以推进革命还并不感兴趣。列宁的党第一次在政治事件里占据了显要地位，但是这仍不足以让她领导一场迈向新革命的运动。 地方苏维埃仍在孟什维克的领导下保持团结。对列宁而言，一场新的革命是早产儿，一些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推翻政府”的口号仍被定性为错误的： “是不是应当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译按：此处译文按《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页131。） 危机已经平息，但万事皆已不同。十分清楚的事实是，没有苏维埃的同意，任何政府决议都无法得到通过。立宪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策略转向扶植社会主义者（译按：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温和社会主义党派）参与政府。社会主义政党参与政府的主要条件是开除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 在两人辞职后，临时政府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了共建联合政府的倡议。协议于4月22日送达政府，六名社会主义部长进入内阁（两名孟什维克，两名社会革命党成员，两名民粹主义者）。只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古莱·齐赫泽（NikolayChkheidze）拒绝担任部长一职。 布尔什维克也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而是开始准备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从许多方面看，“四月的日子”增强了工人组建自治组织和工人武装的必要性。例如，斯科罗霍德鞋厂（SkorokhodShoeFactory）就组织了1500人的赤卫队（RedGuard），并向苏维埃要了500支步枪和500左轮手枪。 在4月23日，在赤卫队的一次工厂代表大会上，一位与会者说，“苏维埃太过于信任立宪民主党了。苏维埃不会走上街头，但立宪民主党会。虽然苏维埃不敢这么做，工人却已经走上街头，并挽救了局势。” 四月的日子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的反应更加强硬。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时失势。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保持了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控制权，但是工人对他们的信任已经动摇。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战争与革命危机将继续加深。 2017年4月16日 尤里·科隆博是一位常驻莫斯科与米兰的记者和坚定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活动家。 原文连结：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4/april-days-lenin-russia-world-war-one/
一八八一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最高法院的第一件叛国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一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最高法院的第一件叛国案 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民族自由党议员冯·斯陶芬堡男爵在国会中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招致了无政府主义。一八八五年五月，瑞士总检察官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报告中也包含有同样的想法，不过远较详细并以很多事实为依据而已。这恰恰证明了我们以往在国会中所屡次强调指出的东西。 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前在德国几乎无人知晓。固然，它也有个别的信徒，但其数目是不值一提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颁布，莫斯特自一八八○年起在《自由》报上开始以极其粗暴的形式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后，它才有较多的信徒，但仍不很多。这个法令所激起的愤怒，是无政府主义的适宜土壤，并且这种愤怒由于众多警察机关的残酷惩治而增长起来，这些警察机关好像打算激起有关人们的暴动。在开庭辩论时许多被告自己承认，如果没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他们绝不会信从无政府主义。 但是法令所赋与警察的权力手段，对于许多官吏是一副刺激剂，他们开始把自己装扮成救国者。供他们动用的大量机密费，特别是在普鲁士完全以贿买费供他们支配的机密费，不久就煽动阴谋，教唆狂信者行刺执政人士来解恨当作一件有利可图的生意。事实上，所有自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六年以及更后的图谋行刺和行刺，警察代理人都会参与其事并充作策动人。如果适当时刻到来，能把谋叛者捕获，使他受法院审讯，那末，警察就出现在救国和救社会的人的圣光之中，表示出它是不可少的，简直是必要的，于是赞扬、报酬和荣誉如雪片飞来。 所有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鞋匠布略德、伦敦的作家维克多·达维、奥格斯堡附近莱希浩森的五金匠阿尔伯特·李希登斯太格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达姆斯塔德和柏林的另外十一个被告的诉讼，都是使被告负图谋叛国、违犯德国刑法法典第一一○、一一二、一二八、一二九和第一三○各条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九条的责任，这些就是后来一切叛国案和无政府主义者案的典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警察参议隆普夫建议，需要雇佣一个奸细，其任务是与法兰克福及其四郊的无政府主义者相结交，以便把他们送进检察署去，但也使他们准备行刺隆普夫本人，借以在他的上级那里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由于热心救国而被无政府主义者看做十分危险的迫害者这样的人。监狱总监魏德曼，像他在审讯时自己供称，他觉得隆普夫把因贪污而坐牢的裁缝霍尔式这个适当的人介绍给他，是应当感谢的。这个人本是一个有一大家子人的穷鬼，现在以每星期十到二十个马克的报酬为条件受雇于隆普夫。 首先霍尔式应设法确定，谁是一八八○年十月在法兰克福散发的“反动的社会民主党”传单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这传单也曾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散发。为了骗取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任，他用警察的钱订购《自由》报并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加以传播。他并且取得隆普夫的同意，在他的朋友那里发动应由鞋匠布略德实行的行刺警察参议。他应在警察参议散步时把一小瓶镪水倒在他脸上。霍尔式自己准备好镪水，并连同犯禁的无政府主义传单和印这些传单的底版由达姆斯塔德带往法兰克福。霍尔式还竭力按照莫斯特指示的意思组成五人小组，分头去执行计划。 不消说，这些叛徒连同他们的一批伙伴都及时被捕并被解往柏林，那里已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讯，主持审讯的是以办理霍德尔和诺比林案件而出名的市法官霍尔曼，他好像具有一种担任这个职务的特别能力。为了听取所希望的口供，经霍尔曼同意，把其他囚犯放在这些人的囚舍里来偷听。为了进一步迷惑这些被告，隆普夫也逮捕了霍尔式，以使他的伙伴仍相信霍尔式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当最高法院检察官得悉霍尔式是警察代理人时，就把他释放了。有一个放在囚犯身边的奸细后来在询问证人时说，他由监狱里被带出去六次，以送出被告们的秘函，这些信件每次都被查获。如果他能够把被告推入陷井，就有由警务长斯提尔夫里德伯爵那里得到一千马克赏金的希望。此外，如果他由于他的活动在这个案件中被判为告密者，预审法官霍尔曼会给他一个提出免罪申请的希望。在审讯中还宣布了隆普夫给霍尔曼的两封暴露阴谋的信件。在其中一封里隆普夫写道： “我不认为把霍尔式当做证人来审讯是适宜的，因为这样一来，他的背叛就会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这对他有害，而对我至少也是不受欢迎的。” “我认为，就让阁下决定吧，因为做成的事情，只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为了对社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觉得我有责任用那些供我支配的手段来达到这目的。结果已证明这番努力是正确的。” 在另一封给霍尔曼的信上，隆普夫写道： “我认为，为了公众的和国家的利益，不泄露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手段会最严重地揭露了他，并拆穿他所扮演的卑鄙角色。 一个律师痛斥预审法官，他在为被告作辩护的话里说：（他认为霍尔曼先生是一个按照古时宗教裁判训练出来的很好的预审法官）毫无疑义，霍尔曼先生对口供起了作用。 经过九天审理后，多数被告都被判了罪。其中布略德二年半，裴式曼二年，达维二年半，克里斯杜派特二年，李希登斯太格一年又六个月的监禁，连同通常的附带刑罚。 按法律来说，除布略德及其同伴外，祸首罪魁——裁缝霍尔式也在被告之列，但按法律说，警察参议隆普夫和应负这些违背刑法法典行为之罪的预审法官霍尔曼都应列为被告。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极沉痛的震动。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却立誓要报仇，并见诸行动。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三日夜晚八时，警察参议隆普夫被发现死在一座房子的前花园里。他的心脏被刀戳穿了两个洞。这次暗杀造成非常巨大的震动，惊惶失措的官署悬赏一万马克缉拿凶手。几天以后，曼海姆的霍肯海姆有个鞋匠——朝森人尤利乌斯·李斯克作为此案的嫌疑犯被宪兵逮捕。当宪兵要逮捕他的时候，李斯克向他开枪，没有打伤他。经五个月审讯拘留后，李斯克被法兰克福刑事陪审法庭按企图枪杀宪兵和暗杀隆普夫的罪分别判以四年监禁，褫夺公权十年和死刑，死刑就执行了。判处死刑只是根据间接的罪证，因为李斯克坚决否认有暗杀行为。 表明法兰克福居民在隆普夫被刺后的情绪的是，在出殡时，他们故意拒绝参加送葬队伍。送葬队伍专由官员组成。
从二月到十月——﹝加拿大﹞利赫（LarsLih）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从二月到十月﹝加拿大﹞利赫（LarsLih）陈宗延译、宋治德校 一种标准的说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场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极端分子的革命。但实际上俄国的情况远比此复杂。 在多尔（RhetaChildeDorr）的书《俄国革命内幕》（InsidetheRussianRevolution）中，她描述了她对俄国的第一印象： 我一抵达彼得格勒（Petrograd）的那个早晨，我见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群年轻人，我猜想大约二十来个，沿着我旅馆前的街道游行，背着一面深红色的旗帜，旗上以大写白色字母题字。 我问站在我身旁的旅馆门房：“旗上写了什么？” 回答是︰“它写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AllthePowertotheSoviet）。” 我问：“何谓苏维埃？”，而他回答得简洁： “它是我们现在俄罗斯唯一的政府。” 从这个段落判断，我们多数人会假设多尔是在十月革命后抵达俄国，因为直到那时苏维埃才推翻了临时政府（ProvisionalGovernment）。但多尔是在1917年五月下旬来到俄国，并在八月底离开。她的书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付梓出版，从而给予我们1917年发生之事的极具价值的看法，毋庸受到后见之明拘束。 多尔的记述将一项重要的事实带回家乡：“苏维埃——或者说士兵与工人们的代表会议——在全国如星火燎原，它是俄国所知道的从革命很初期以来，最接近于政府的事物了。”尽管多尔本人是个社会主义者，由于她热情而坚定的支持对德国的战争，以致于她对自己眼中视为暴民统治（tyrannicalmobrule）的状况抱持极度的敌意。她认为苏维埃统治并不优于、甚至在某些方面较沙皇制更糟。拿新闻审查来说：“然而，即或[一般美国旅人]能读得懂所有日报，他也无法得到很多信息。今日的新闻审查有如独裁政权全盛期那样地严厉和专横，只不过是不同类型的新闻被箝制罢了。”为了让她的美国读者领略席卷俄国的“委员会狂热”（thecommitteemania），她如此模拟： 试着想象，举例来说，在华盛顿的财政部官署中，如果有个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的委员会走进来说：“我们是来监管你们。出示你们的书册和你们所有的机密文件。”——这正是发生在俄国内阁部长身上的事，这会持续直到他们成功建立一个只对选民负责的政府而非工兵代表会议（CouncilofWorkmen’sandSoldiers’Delegates）的奴隶为止。 多尔的解释是一面之辞：苏维埃政权在1917年整年都受到强烈的质疑，而临时政府亦有其本身野心勃勃的议程。尽管如此，她所了解的现实，对多数史家而言都不会太惊讶，却给予“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这个口号意想不到的视野。这个新观点值得探索，首先是论证二月和十月的连续性，接着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最后检视布尔什维克党人（特别是列宁）的领导才能。 “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号之一。它与“平等、自由、博爱”（Egalité,liberté,fraternité）并列为整个革命年代的一个象征。它是由三个词组成：“всявласть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vlast’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权”，而“sovetam”＝“归于苏维埃”。俄语字汇“sovet”仅仅意味着“建议”（advice），并由此衍生出“咨议会”（council）。 对另一个俄语字汇“vlast”的解释较具挑战性。因着诸多理由，“权力”（Power）并非全然充分的翻译。Vlast相较于英语字“power”有着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个国家的最高权力（sovereignauthority）。要拥有vlast，你必须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利，必须有能力决策且务必让决策被执行。为了试图捕捉这些细微差别，在英语中vlast经常被译为不合俄语习惯的（un-idiomaticphrase）“thepower”。本文中我将互换使用“power”和“vlast”。 雏型的政权 （TheEmbryonicVlast） 一般对1917年理解的基础，是“二月”和“十月”的对比。受过教育的读者群体被灌输的是这两者对比的一个自由派版本：二月是一场好的政治自由与民主革命，而十月是坏的、不正当的暴政与极端乌托邦主义的革命。我们会发现在左翼阵营也有类似的对比，不过价值符号（value-signs）逆转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比“社会主义革命”。 以上的解读所忽略的，是二月和十月之间牢固的连续性。打从二月之始，1917年的动荡就应被视为一场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democraticrevolution）。苏维埃政权（Sovietpower）事实上是在二月宣告成立的——十月的角色乃是确证它不会平和地离场。 这个新型的政权或最高权力背后的基本力量——苏维埃的支持群体（sovientconstituency）：不是精英、被普查者（tsenzoviki）（“包含在人口普查中的人民”[censuspeople]，也就是有资产的[propertied]阶级）和知识阶层；而是人民（thepeople,thenarod）、工农兵和群民。苏维埃革命的中心目标，是实行早先被标志为“民主革命”的广泛改革纲领——最先也最重要的，是土地转归农民、对地主士绅（pomeshchiki,gentrylandowners）作为一个阶级的清算、以及终结一场残忍且缺乏意义的战争（校按：当时沙俄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此同时，革命是极度反资产阶级的，尽管这种感觉并未转译为一种纲领性的要求而要求在短期或中期内实施社会主义。令人惊讶的事实并不是这场革命的社会基础或这种基础的反资产阶级价值，而是在沙皇制垮台后几乎同时，从仰赖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的这块土地上创建了最高权力的可行载体。 二月时，悠久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dynasty）——经常被称之为“古政权”（thehistoricvlast）——瓦解，使得俄罗斯根本上不存在运作中的政权；换言之，缺乏被普遍认可的最高权力。确实，那一整年基本的权力轴线，是在二月二十七日的革命事件期间，几乎立即被建立了的。在那日发生的事情如下： 1．统治俄罗斯上百年的沙皇政权（Thetsaristvlast）在首都彼得格勒土崩瓦解了。就vlast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沙皇制可视为曾是个政权（vlast）：它控制了武装力量，是一种具强烈的正当性和使命的意义，也是一种社会基础。 2．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创建，他们召唤工厂中的代表，士兵很快也加入。很快地，苏维埃发布了知名的第一号命令（OrderNumberOne），赋予了它一个政权最不可或缺的性质：控制武装力量。藉由要求民主化和组建士兵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赢得了士兵的效忠和信任。 3．临时政府是由自由派精英政治人物组成。尽管临时政府试图从政权的连续性和法律继承而宣称它某种程度的正当性，但它对于苏维埃的创建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反动。因此，精英阶级从刚开始就无法招架（thrownoffbalance）；他们面对意想不到的阻碍，其形式是运作中的苏维埃政权。幸运的是，临时政府在苏维埃内部找到温和的社会主义领导层并结成同盟，后者认为必须要在革命阵营保留更多进步派精英的成份。 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承担了政权的终极来源的角色——最高权力（尽管在这个阶段，它还小心翼翼地不以此命名）。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所选举的代表：这是与其1905年时的典型的根本差异（校按：1905年主要是工人代表组成）。在这种权力的维护中有两个根本的环节：首先，临时政府被迫对苏维埃纲领的关键部分承担责任，以得到基本的正当性——当然，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其次，第一号命令使得苏维埃（在几乎未被注意下）得到所有政权的根本属性，也就是控制了终极的强制手段——军队。这两件事实——临时政府承诺实施苏维埃纲领的关键部分，以及武装力量对苏维埃而非对临时政府的最终效忠——决定了这一年其余时间的政治进程。 表面上，1917年进程中苏维埃政权的递嬗（vicissitudes）是表现在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危机之中。在深层之处，一种更基本的（molecular）变化过程的发生，赋予苏维埃一个真正的政权的根本属性。让我们一览这个更深层的过程。 根据当时某些布尔什维克观察家的说法，二月时的苏维埃是一种“雏型的政权”（embryonicvlast）。这是个很好的譬喻，导致以下问题：需要什么才能让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full-blooded）而独立、能够自力更生的政权？一个有效的政权至少需要下列东西： 1．一种使命感——我们或可称为内在正当性（innerlegitimacy）。 2．一种有道理且能激发效忠的正当主张——外在正当性。 3．一种对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 4．翦除所有敌对者的能力。 5．一份范围广泛的纲领，以处理当前重要的国内问题。 6．一个具广泛代表性的政治阶级，扮演在沙俄时代的士绅（dvorianstvo(gentry)）角色 7．一套行政机器，能够在全国传递中央政权的意志。 以上这些是一个运作中的政权的关键特征。雏型的苏维埃政权是在二月创建，刚开始就以实质的形式带有这些特征中的一部分，尔后首先在1917年及之后的内战中，这些和其他特征稳定地得到了更多物质基础。例如，透过三月下旬的全俄会议和两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六月和十月），苏维埃得到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形式。相比之下，临时政府甚至日益丢失那些一开始还具有的重要特征，因此变得越来越泡沫化。到了1917年秋季，它甚至失去了苏维埃的温和派领袖的支持，而成为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phantom）的政权。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系列不间断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标志着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精英改良主义者的关系。1917年的政治斗争是在一份不成文的宪法中进行的，这份宪法表明了苏维埃多数派（thesovietmajority）对于纲领和人事的事宜有着最终决定权。一开始，克伦斯基（AlexanderKerensky）就被安插进政府作为苏维埃代表。由于这样那样的理由，而经常将起初的“双重政权”（dualpower）阶段和其后的同盟阶段（coalitionperiod）而作的对比已无关紧要。 五月上旬时，谋事在临时政府，但成事在苏维埃（theProvisionalGovernmentproposedbutthesovietdispose）——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的请求，而将更多代表送进政府中。但不管苏维埃将多少个人代表送进政府中，事实仍旧是：没有任何重大政策倡议，能够违逆苏维埃多数派的明确期望而可以被实行。于是，一整年中出现的诸多政治危机，当最高权力显露出自身的意志之时便会全部结束，这是因为它对强制力拥有终极的控制权。无论在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以及十月，皆是如此。 当然，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强烈质疑的：反革命的根源也同样在二月。冲突的关键来源，是关于当时所谓的权力危机（krizisvlasti,crisisofpower）。这个议题经常是如此表述：双重政权或双重最高权力（dvoevlastie,dualpower,dualsovereignty）是个矛盾语词——如果责任止于此又止于彼（ifthebuckstopshereandoverthere），那谁来做最终的、真正算数的决策？因此，“双重政权”等同于“多重政权”，“多重政权”又等同于没有政权：这是政府失能的一个套话。俄罗斯需要一个无异议的、被认可的且意志坚强的（tverdaia,tough-minded）政权。 在这个时间点上，意见开始分歧了。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Kadetparty）是第一批人提出这一思路：苏维埃必须退出政治舞台。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自身目的而对这个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全部政权都应归于苏维埃！ 苏维埃支持群体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existentialquestion）是：苏维埃纲领是否能藉由与精英改良主义者的真诚伙伴关系（goodfaithpartnership）来实行——又或者，精英和人民（narod）对于战争、土地议题和经济管制等根本问题，是否鸿沟太大而无法弥合？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跨阶级伙伴关系的尝试称为soglashatelstvo——这个词汇经常被误导性地译为“和解”（conciliation），但其实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译为英语的“一致主义”（agreementism）。因此，苏维埃支持群体面前的问题是：一致主义是否可行？没错，和精英合作而非对抗或许比较方便；但若这意味着放弃革命的目标则不然。 从初期反革命的角度来看，要消灭苏维埃体系有两种可能的战略：刚性政变（hardcoup）或柔性政变（softcoup）。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Kornilov）在八月下旬时尝试发动了刚性政变——不过这从头就是一场拙劣的冒险（misbegottenadventure），1917年的政治现实——也就是武装力量对苏维埃的最终效忠——很快令他碰了钉子。柔性政变则仰赖不同的战略，藉由各种手段创建一个具有全国性支持的、范围广泛的替代性政权，而同时要求苏维埃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属于这个范畴的，诸如秋季时的一些实验，如民主会议（DemocraticConference）（校按：全名为“全俄民主会议”（All-Russian-Democratic-Conference），用来选出“议会筹组会议”（Pre-Parliament）的代表）和议会筹组会议（Pre-Parliament）（校按：又称为“共和国临时咨议会”（ProvisionalCounciloftheRepublic））。其后的立宪会议日益变成一场柔性政变——也就是，引导苏维埃政权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 对苏维埃支持群体来说，到九月上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决定；其时，莫斯科和彼得堡苏维埃的新多数派表示要支持一个是全苏维埃、反一致主义的政府。显然地，即将到来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会采取相同路线。所以问题变成：不成文宪法是否会维持？苏维埃的新多数派是否能够对临时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和旧多数派有相同的最终控制权？通常的说法是，十月正是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的时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却是临时政府未能推翻苏维埃的失败时刻。 在此同时，苏维埃指派布尔什维克党担当政治领导。这个选择作为更根本决策的必然含意，便是为了确保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唯一愿意且有能力这么做的具组织性的政治势力（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ocialist-Revolutionaries[SRs]是有充分的意愿，但几乎称不上是个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一月初立宪会议的解散（校按：1918年），让平和地终结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藉由自愿性自我解散）的最后机会破灭了。此后，这个问题要在战场上解决（校按：指之后的内战）。 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在十月份的意义 （TheSecondCongress:TheMeaningofOctoberinOctober） 根据不成文宪法，代表全国苏维埃的、定期选举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具有决定革命政府人事与政策的权利和义务。于十月25和26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机构。我们常被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戏剧性论辩，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ilitaryRevolutionaryCommittee）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弄得目眩神迷，以致倾向于遗忘1917年秋季的基本政治事实：在全国苏维埃支持群体中新多数派的形成。 按照这种观点，起义具有崭新的意义：我们可以想象没有起义而有第二次代表大会，却无法想象没有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有起义。如同托洛茨基在大会中所说：“这场起义的政治方程式：全部政权藉由苏维埃大会的方式归于苏维埃。我们被告知：不要等待大会。我们，作为一个党，认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创造一个真正将政权掌握在其自身手中的机会，是我们的任务。”（Thepoliticalformulaofthisuprising:AllpowertothesovietsbymeansoftheCongressofSoviets.Wearetold:youdidn’twaitforthecongress.We,asaparty,considereditourtasktocreateagenuinepossibilityfortheCongressofSovietstotakethevlastintoitsownhands.） 据此，一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能让我们对十月在十月份的意义有一些认识——换言之，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整体，包含其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视它在做什么事情。根据不成文宪法，一个适当地构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这是整件事的核心，且大会上没人对此有异议，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坚决的敌人亦然。 相反地，他们透过其他手段，试着破坏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首先，藉由退席让代表大会丧失其法定必须人数，让它转变成一场“私人会议”。其次，藉由宣称街头上的武装冲突和“内战”让代表大会的工作不可能完成。但必须注意：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并未抗议对临时政府要员的逮捕，而仅抗议对社会主义派部长的对待——而就算在此，愤慨也并非因为他们作为部长的地位而起，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党团（partymission）的同志。最后，即使在承认代表大会有权创建一个新政府，甚至是一个排除任何非苏维埃党派的政府的同时，他们仍坚持这个新的苏维埃政权代表所有苏维埃政党，甚至是所有民主势力——因此孟什维克党的马托夫派（Martovwing）和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Rs）也应含括在内——尽管创建这样一个广泛的联盟是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因此，代表大会中没人真正对不成文宪法提出质疑。 代表大会提交新政府的是什么纲领？在两天会期中，完成了三件事：一项政府对“民主的和平”（democraticpeace）的官方提议，土地转归农民及相伴的士绅地产废除，以及“工农政府”的创建。这三项措施，就那个时代的说法而言都是本质上“民主的”，且官方修辞和布尔什维克发言人都着重强调这种民主的性质。列宁出名的声明——或许是新政权第一份宣言（译按：即1917年10月25日的《告俄国公民书》[TotheCitizensofRussia!]）——如是说：“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有了保证。”（Thecauseforwhichthenarodfought—theimmediateproposalofademocraticpeace,theabolitionofgentrypropertyinland,workercontroloverproduction,creationofasovietgovernment—thiscauseisnowsecure.） 在原稿中，列宁写道：“社会主义万岁！”但他将这个词组划掉了。这个事实指出了代表大会中论辩的另一项特征：“社会主义”的低姿态（lowprofile），无论就字词或概念而言。确实，是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被提及为最终的目标。但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未辩称代表大会阐述的实际纲领是社会主义的——更发人深省地，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人，也未曾批判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尝试。“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恰恰并不是个议题。 那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便是此前的不成文宪法如今公开被认可为这块土地上最终的律法。在二月创建的、雏型的政权——一个坚实地立基于工人和农民、且致力于革命纲领的政权——向世界宣告其生存与奋发图强的坚定意向。 什么样的革命？ （WhatKindofRevolution） 我们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的审视，使得这个问题无可回避：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当然，在某些方面，一场在俄国发生的工农革命无可避免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会是由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领导；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政党绝对垄断了人民（narod）的政治忠诚；且除了社会主义政党外，苏维埃体系中别无其他代表。更有甚者，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将他们的纲领置于全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脉络中，他们认为这样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当我们审视苏维埃政权在1917年的俄国实际采用的纲领，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苏维埃支持群体成天到晚释出的实际讯息，我们会发现对于“民主”的要求几乎全然排挤了“社会主义”的要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分对比，可远溯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在二十世纪初期之时，两者出现了明显张力的征兆。1906年时，考茨基（KarlKautsky）写了一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题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DrivingForcesandProspectsoftheRussianRevolution）。这篇文章使得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喜悦，他们全都对它书写评论。甚至到了1917年革命之后，考茨基的文章仍被列宁、托洛茨基、甚至是拉狄克（KarlRadek）认可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战略背后逻辑的经典阐述。 考茨基在此论述俄国正经历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进程，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边界”。对考茨基来说，千秋万代的（onceandfuture）俄国革命并非资产阶级的，因为它乃是由社会主义者领导；但它也并非社会主义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同盟者尚未对社会主义准备好。所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RussianSocialDemocrats）（包含托洛茨基）都同意：俄国的农民大多数（peasantmajority）是社会主义转型的阻碍，使得开创新局的（game-changing）欧洲革命没能出现。 有鉴于此，将1917年革命理解为一场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democraticrevolution），似乎更为恰当了。创建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这场革命，就其阶级内容和其纲领而言，都是民主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工人和士兵在首都创建——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自始就是个“工农政权”（worker-peasantvlast），也未曾失去这个特性。按照1917年所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规则，一场体现了农民利益的革命就是一场民主的革命。 如我们所见，苏维埃革命就其1917年的纲领而言也是民主的。今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种想法，宣称“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thesocialistcharacteroftherevolution）是苏维埃政权的纲领要讲得通的逻辑必要条件。这种想法一经检验便站不住脚——而它在1917年确实也被列宁和托洛茨基本身有力驳斥。今日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有某种倾向，将一场“仅只是”民主的革命蔑视为仅限于微不足道的改革和少得可怜的“最低纲领”（minimumprogram）。布尔什维克党人则持非常不同的态度。他们将俄国的民主转型——一种激进民主的创建，土地转归农民，对地主士绅作为一个阶级的清算，以及生活各领域的现代化——视为一个高度雄心且有价值的使命。更有甚者，那是唯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才能实行的。这让我们进入我们定义的第二部分：相对于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革命从最初便是反资产阶级的。首先，由于考茨基提出的理由：它乃是由社会主义者领导，而非自由派或任何流派的“资产阶级”。其次，苏维埃支持群体的两翼——工人和农民——对特权阶级（burzhui）和资产阶级价值都怀着彻底的敌意。其三，俄国革命是在任何可运行的市场体系的加速崩解中发生的。 从起初——也就是，从二月——苏维埃支持群体就对特权阶级带有敌意，无论就其狭义的产业所有权人（industrialowners），或就广义的有产者（tsenzoviki）（这是一个对曾受教育精英的侮辱性词汇，衍生自限制选民数量的资产要求或“人口普查”[census]）、工人贵族（beloruchki），以及其他对曾受教育精英不友善的词。即使在早期日子，当对于真正伙伴关系的希望还高涨的时候，特权阶级也受到怀疑，以及确实是惯性推定而视他们为不真诚的。对于资产阶级个体以及对资产阶级价值抱持的负面态度，远比对于投身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正面态度强大得多。反资产阶级的动力，是有机地自苏维埃政权本身产生，而不只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梦想。 诸如资产阶级、市场制度和中产阶级价值，都被始自1914年的俄国“混乱时期”（timeoftroubles）所摧毁，并且不存在重构它们的社会或政治意志。因此，苏维埃联邦中的社会主义，是藉由让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在没有资产阶级、自主市场或资产阶级多元主义（bourgeoispluralism）的情况下工作的动力而获得了内容。这场革命，无论短期的社会动力，或者长期的经济结果，都在起初由苏维埃支持群体的反资产阶级动力决定了。 布尔什维克“霸权”：社会主义者领导农民 （Bolshevik“Hegemony”:SocialistsLeadingPeasants） 要理解为何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被苏维埃政权赋予了领导权，且其他党派都没有，我们得采取更广阔的观点，并审视在1917年此前定义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霸权战略。“霸权”是一个在许多不同脉络中有许多意义的词汇。布尔什维克党人用它来总结他们对俄国阶级动力的观点时，其首要的意味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扮演农民的领导者（霸主[hegenon]）。更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将革命进行“到底”（totheend），是借着创建一个立基于工人和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revolutionaryvlast），且拒斥自由派改良主义者企图使革命停顿或走回头路。 战前的霸权战略让布尔什维克党人占有优势——一份最终使得他们得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支持的蓝图。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并不需要列宁替他们估量情势，也不需要决心争取苏维埃支持群体——工人与农民兵——赞同建立彻底的苏维埃政权（fullsovietpower）的纲领，说服他们拒斥与任何精英改良主义者的一致主义。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确信临时政府完全无法实行革命纲领，且必定很快就会显露其反革命本质。 在这之中，农民盟友的角色仍是事情的核心。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在四月列宁归来后的讨论，多数是致力于确保所有人对于农民在革命的关键角色有所共识。这正是为何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结”——这是“农民仍是个革命盟友”的另一种说法。列宁的响应是强调：任何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stepstowardsocialism）（例如，银行国有化）[译注：列宁在《论策略书》（LettersonTactics）说：“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Controloverabank,themergingofallbanksintoone,isnotyetsocialism,butitisasteptowardssocialism.）]只能在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下进行。 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式领导的根本押注，不仅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胜利，更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的胜利。在1920年（在新经济政策[NewEconomicPolicy]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iiPreobrazhensky）将“中农”（middlepeasant）形容为“革命的核心人物”（thecentralfigureoftherevolution）： 在内战的整个过程中，中农并未与无产阶级一致踏着坚定的步伐。它不只一次摇摆不决，特别是面对到新状况和新义务时；它不只一次朝向自身阶级敌人方向移动。[但是]工∕农国家，立基于无产阶级与80％农民的同盟，光是这件事实本身就让政权在俄国境内没有其他竞争者。 红军是霸权的体现：农民兵、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领导、提供专业但欠缺政治影响力的官僚，全都共同奋斗以捍卫工农政权的存在。即使是孟什维克党人丹（FyodorDan）也是如此认知。在1922年的书写中，丹观察到：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1920年在波兰的挫败，并不只是一场军事失败： 农民红军为了捍卫已经夺取的土地，面对地主可能的反扑，它将会以最大的英雄主义和最大的热情奋战。它将赤手空拳向前对抗大炮和坦克，而它的革命激情将感染和瓦解即使是最雄壮和纪律严明的部队，如同我们所见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 但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农民红军的思考方式来说过于格格不入甚至是敌对，以致于他本身无法被其感染，也无法以它来感染别人。用战争将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无法吸引他，而这正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红军潜力的限制。 丹对“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理念”有着奇怪的理解。尽管如此，他的评论带出了两个俄国革命的核心要点。首先，当它与农民利益相容时则强，当它偏离其界限时则弱。其次（这是丹含糊其词的一点），农民几乎难以构成一支有力的战斗部队，除非它们被一个立基于城市部门的人民（theurbanbranchofthenarod）的政党给予政治领导。 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致力于工农联盟以及，根据事实本身（ipsofacto），致力于一场本质上“民主的”革命。直到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他才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能够带领农民大多数（peasantmajority）一路通向社会主义。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观点是与原始版本的霸权断裂了，但更深刻地看，这不过是社会主义者领导农民这个核心理念更进一步的延伸。 作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列宁 （LeninasBolshevikLeader） 十月时，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被托付给布尔什维克党。以此观点看待这些事件，会引起一种对列宁在党内领导的新看法，这种看法带出了某些非预期的特征。不过我们得从一件事实开始：列宁是在1905年革命前与后，阐述和捍卫霸权战略的首要负责人。在1915年十月，藉由主张工农政权（worker/peasantvlast）会在革命第二阶段掌权、取代反沙皇制但属于护国主义（defencist）[译注：即沙文主义派（Chauvinist）]的政体，他加强了他的方案[译注：参见列宁《几个要点》（SeveralTheses），收录于《列宁全集》中文二版，第27卷，pp.53-56]。他由此提供了党基本的战略指导。 当列宁历经十年流亡在四月归来时，出现意见不一致和士气低落（discordanddemoralization）的可能性很大。当我们细看布尔什维克党人间的相互让步（give-and-take）后会发现，四月时列宁出众之处，无论对自己或对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在于他倾听同党同志，厘清何为首要何为次要，与协助澄清误解的能力。让我提出一个虽小却发人深省的例子，来说明列宁如何从在地人士身上学习。在列宁归来前从瑞士所寄的《远方来信》（LettersfromAfar）中，他不断提及“工人代表苏维埃”（SovietofWorkerDeputies）。当《真理报》（Pravda）刊印他的文章时，编辑静悄悄地在这个词组每次出现时改成正确的名衔“工兵代表苏维埃”（SovietofWorkerandSoldierDeputies）。在列宁归来后立刻发表的《四月提纲》（AprilTheses）的原文中，他仍旧使用这个不精确的缩写名衔。在他的同志提醒他这个问题后，他马上就改成了一个以农工联盟为基础的重要象征名衔。 在采纳知名的三字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AllPowertotheSoviets!）这件事上列宁也值得赞扬，不过是在一个非预期的方面。这个口号并未出现在《四月提纲》或四月29日结束的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它最早有记录的使用，似乎是出现在四月21日的反临时政府示威，在街头上挥舞着的一面旗帜。列宁注意到它的出现，后来在五月2日刊载于《真理报》的文章上引用它（译注：应是指《政权危机》一文，收录于《列宁全集》第30卷，pp.1-3）。这个口号不仅是在匿名的旗帜或个人署名文章上出现，还在代表党的权威文件上首次出现——五月7日的《真理报》。由此可见，列宁具备足够的敏锐去观察到这个口号，并指明其可能性。就目前的证据，确实是列宁将它从匿名旗帜中提升，并使它成为布尔什维克鼓动的核心。 在七月事件（JulyDays）之后，列宁认为不成文宪法已被取消，且当下的苏维埃体系已不再有能力行使权力。他因此想要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他后来所承认，这是一次左倾偏离（leftistdeviation）。幸运的是，其他的党领袖设法让这个口号完整保留了，而这对布尔什维克在秋季是有利的，那时苏维埃体系得到了新的活力。如同这段插曲显示的，列宁是个有效的领袖，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够纠正个人误解的团队的成员。 回顾列宁在十月慷慨激昂地劝说（haranguing）其布尔什维克同志揭竿起义的戏剧性事件，我们应当聚焦在他的核心论述：全国的苏维埃支持群体，农民与工人，已拒斥任何类型的一致主义，从而已事实上（defacto）声明赞成建立彻底的苏维埃政权。武装起义无疑是个好主意，但并非起义本身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相反地，它保护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将不成文宪法转为成文宪法的能力。 列宁是一个团结的党的强大领袖。但这个党并非因为他是个强大领袖而团结——相反地，他成为一个强大领袖，乃是因为党团结在以社会主义领导权来建立工农政权的基本战略。 1917年的澄清 （1917’sClarification） 回顾从二月到十月事件的进程，我们将明白苏维埃政权的既不大可能（improbability）也不可避免（inevitability）的个中原因。十月之所以可能，因为三个高度不寻常的境况的汇合：前政权的彻底崩解，工农兵组成的机构之创建立即赢得军队有力的效忠，存在的地下党具备了一套国家结构（nationalstructure）与一份响应前两个境况的、准备好上路的（ready-to-go）纲领。 在沙皇政府垮台的几小时内，所有这些特征都变得明显。此后，十月看起来几乎无可避免。一致主义是个死胡同，因着俄国人民的渴望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深刻分歧。当这变得显然，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其彻底的苏维埃政权的纲领，便成了苏维埃支持群体仅存的唯一替代方案了。甚至连反革命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因为它尚未准备好掌权以镇压苏维埃。 因此，1917年是澄清这场战役（校按：内战）的利害关系（thestakes）的一年。1917年创建的工农政权在其后的内战中存活下来，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中一场灾祸，便是全面废除政治自由——即使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战前的核心目标。不过，就几个关键的面向上，早期苏俄仍能被准确地形容为一个“工农政权”。地主阶层全被作为一个阶级被清算，受过教育的前精英被彻底革除权力，新政府机关日益增聘工农为职员，新政府中的许多政策以争取这些阶级的支持为目标（例如，群众扫盲运动[massliteracycampaigns]），而工农们持续地被以歌曲和故事称颂。即使是大规模的政治不宽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种“民主”的特征，其反映了普遍的大众价值。 无论这是好是坏，在1917年二月创建、且在十月借着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而被保留下来的苏维埃政权，将自身建成了一个在世界上的强大力量。 2017年5月11日 LarsT.Lih是一位住在蒙特利尔的学者。他出版的书包含《俄国的面包与政权，1914—1921年》（BreadandAuthorityinRussia,1914–1921）和《重新发现列宁：脉络中的〈怎么办？〉》（Lenin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inContext.）。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17/05/russian-revolution-power-soviets-bolsheviks-lenin-provisional-government
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二年在萨克森邦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二年在萨克森邦议会 邦议会那年例外地在九月一日就已开幕，为的是庆祝宪法五十周年纪念。在议会开幕后开始讨论呈给国王的请愿书，这使李卜克内西和我得到了所盼望的机会，对整个政府制度包括莱比锡及其近郊的戒严令在内予以严厉的批评。我同时指责政府，说它为普鲁士政府所迫而采取这个手段。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先生否认有这等事。说政府自己决定这样办，今后仍将这样办。我们的答复，因为议会通过了辩论结束的建议被打消了，这一个办法从现在起对我们常常使用。 我们现在决定提出一个质问，即：王国政府根据哪些理由宣布莱比锡城区和专区所谓小戒严？政府对此暂时避而不答，而在九月六日赶快使邦议会停开，借此，如《德累斯顿新闻报》泄漏说，使社会党的议员在国会普选前不能作有煽动力的言论。 这就是当时在萨克森所据以施政的“大见解”，在这种理解上，议会中的绝大多数是同政府不谋而合的。 根据现今还有效的法律，由城市和平原选区的代表组成下议院，而城乡之间的区分，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工业极发达的萨克森更不适当的。但是数十年之久，城乡的这种分法有利于政府，政府借助于选区的相应划分保证了保守派的多数。当然，议会面对着我们，除一、两个例外外，成为单一的反动集团，总是准备把来自我们的一切都盲目地加以驳斥，把反对我们的一切都予以嘉许。根据它的社会成分看，它不会是另一个样子。乡村议员在议会中占很大一部分，他们的政治眼光几乎不能越出他们的选区界限，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志愿有极其可笑的想像。赞同他们的有一批小城市的市长，这些人生活在庸俗的环境里，思想也是这样。其余的议员是一批政府官员、几个工厂主和一大部分法学家。除少数的例外，议会拘泥于极狭隘的萨克森邦权独立主义，这与保守党的所谓进步议员没有区別。坐在这样的议会里，我没有一天是舒服的，只有对党的责任感和不时地痛斥我灵魂最深处所痛恨的制度的必要性把我留在这里。 我相信，那些部长们也常常暗自后悔宣布莱比锡小戒严，因而使我接受了邦议会的委任证书。 为了补足这幅图景，还必须叙述一下，我在德累斯顿接到退租住房的通知二次，据房东自己承认是被警察所迫而出此。福尔马尔在二年后进入邦议会时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周围尽是无知和敌视。 十一月初议会重开后，讨论我们所提的质问。我申述提出的理由，这引起议会和部长席上的暴风雨般的忿怒，并向我喊了多次守秩序。当我报道警察机关对流放者的粗暴违法待遇的一些情况时，多数派大笑，因而我对他们叫道：“如果这祥的事情不能使议会羞愧的话，我就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了。” 冯·诺斯提茨一瓦尔维茨先生答复我，如上文所述，他在这种场合倒有可怜的勇气来声明说，他本可以并不违法地宣布我的选举无效。其次，他提出荒谬的见解，说人们在讨论莱比锡社会民主党时，曾讨论哪些人必须酌情加以清除的问题。这显然是莱比锡的柏林秘密警察的骗人说法，而部长却认为可信。这个说法的可信程度同后来在半官方报纸上论证莱比锡小戒严时所发表的另一说法完全一样：在讨论（亨利希的）组织计划时考虑到会有普遍起义的可能，所以人们要想取消瑞士给流亡者的避难权和其他自由。难道人们能以愚昧无知的东西责备可爱的公众吗？ 我们对于部长讲话的答复，又因为会议通过结束辩论的建议成为不可能。至于议会将因此承认政府的弱点并且同时也就承认它自己的弱点，这就超过它的水平了。但是内政部长在十一月十七日为我的被选举权的讲话却得到应得的答复，奥托·夫赖塔格参与了这次清算。 在李卜克内西的选区里居住的大部分是矿工，他以贯彻矿工救济基金制度的必要改革为自己的任务。十二月二十一日，举行关于他的建议的大辩论。建议被交给一个专案小组（在萨克森邦议会称委员会为专案小组），它最后提议把我们的建议当作资料移交政府。另方面它自己提出一个建议，请政府在下次邦议会会期把改革矿工制度的适当建议送交邦议会。两个建议都通过了，邦议会不能让矿工制度中被我们揭发的弊端再长期存在下去了。 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我激烈地非难司法工作。检察官们以极其滥用职权的方式提起公诉，法官们以同样方式判处待审拘押。在德累斯顿十八个月的时间内有九十个党员同志被拘押待审。他们总共被拘押六年五个月。被拘押的人只有二十三人，即四分之一被判罪，共计被监禁八年两个月又十六天。法官在判徒刑时，总共只计入九个月的待审拘押。其中由待审拘押和由被控而释放的或宣布无罪的有十二起，他们每人平均遭到无辜被押五十二天。但也有拘押待审十八个星期、十四个星期、十二个星期和十一个星期的。这些尽是情节轻微的案件，按科刑标准只有十起可超过六星期，但决不能超过三个月。显而易见，在这些诉讼中成问题的是法官的成见和偏袒。有一个被告人由于灰心失望在监狱中自缢而死，另一个在十八个星期的待审拘押后必须宣布无罪的人，患迫害狂而投易北河自溺。在叙述孚赖贝格选举时已经说过的那次事件中，检察官向Sch.解释说，他不讳言，如果Sch.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话，他不会加以逮捕。一切这些案件的策动者是警务长保尔。 二月九日，司法部长冯·阿伯肯先生企图纠正我的申诉。我予以详细的答复。议长为此忽然宣布辩论结束。冯·阿伯肯先生同他的同僚一一内政部长相反，是个具有迷信宗教者的冷酷面貌的瘦小的人。我对我党同志称他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裁判长陶奎玛达的翻版。他适合他那时代。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法律家，从他那没有抑扬的语调而是用一种尖锐的干枯的官腔的发言中，人们只能听出他内部激动的轻微颤抖，他极其一贯地为他的检察官和法官的行为作辩护。因此他对他的邦的司法发生极其有害的作用，如很大一部分对我们提起的公诉，司法部长是发动者。 在所说的会议上，李卜克内西也作了长长的弹劾发言，这个发言以无数事实为佐证，也屡次被喊叫守秩序的声音所打断。我支持李卜克内西，但是结束辩论的建议被通过，因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攻击的另一个对象是德累斯顿市的由本邦开支的警察预算。其中为表扬警务长保尔的活动，每年拨出个人津贴六百马克，按保尔的生活方式，这只是杯水车薪。这个保卫风化和公共秩序，保卫婚烟、家庭、宗教和所有制的战士是一个可能有的最没良心的人。他是一个酒鬼，一个债台高筑的人，他夜夜在德累斯顿的妓馆里游荡，而且贿赂公行。一个以迫害社会党人为游戏的人，知道借此可以在上司的眼里遮盖他的许多罪恶，但是最后，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将完结的时候，因为检察署被迫使他对于所犯的罪行负责，他不得不自杀。 尤其是在上次国会选举时，保尔在德累斯顿的行动像一个恶霸。在十一月十九日选举之夜，他醉熏熏地冲进麦克斯·凯泽尔的烟草店，冲进彼得士的饭馆，用他的手杖痛打群众。在市场上警察在他领导之下胡作非为，群众对他们抗议时，就被加以叛乱的罪名判以重刑。 我们提出这些事件的那次会议，是邦议会中最长的会议，而且是最激烈的会议之一。 最后还使国会忙碌的另一事件，是萨克森政府利用其掌握的驱逐出境权对政治犯的胡作妄为。它竟至不得不用违警章作为驱逐令的借口。在那时候，萨克森的议员被按一八三四年法令驱逐出境的不下三人，即凯泽尔、李卜克内西和福尔马尔。我们建议，至迟在下次邦议会提出一个法律草案，给留在警察机关的驱逐出境权限树立一个确定的，不是只凭臆断的，并尽可能保障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标谁。在这个建议上，我们依据的是七十年代议会已经通过的一个与此相似的建议。我担任申述建议的理由。我指出最近发生的政治犯被驱逐事件，里面有四个生在萨克森的人，四个所谓“异乡人”，部长在九月五日的会议上把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指为后一类人。谁不是在神圣的萨克森土地上出生的，在他看来都是没有全部权利的，虽然如此，这却不妨碍欺侮和迫害那些在他心目中有全部权利的本邦子民，只要他们一旦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此外，我证明，驱逐出境是与居住和迁徙自由法相矛盾的。并且部长以前自己曾承认，驱逐出境需要一个另外的、合法的基础。部长对这话的回答仍是宣告说，我们如果觉得这地方不合意，就应尽量广泛利用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种说法引起议会哄堂大笑。他也由我这里得到了应得的答复。 我们要求把我们的建议作为最后讨论，这根据议事规程是可以的。议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决定把它交给立法小组。这就是说：建议被葬入坟墓，因为议会眼前就要闭幕了。 这促使我在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向国会呈递一件请愿书，书中我对萨克森政府的驱逐出境的方式加以彻底的批判，并建议，请国会用对居住和迁徙自由法第一章第三条的解释，并根据刑法法典所规定的违法、犯罪和违警罪的定义来说明：1．萨克森王室政府对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萨克森户籍法第二章第十九条的解释是同居住自由法和刑法法典的有关规定相矛盾的，所以也是与有关的中央法令相抵触的；2．萨克森户籍法第四章第十七条由于德国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法的第三条和第十二各条而失效。请国会酌情决定将居住和迁徒自由法第三条加以修改，使像萨克森所发生的那种驱逐出境今后不可能再发生。 我把我的请愿书附在二月二十一日会议的议事记录报道里，并且把两者都单行印制分发给国会成员。 从国会的请愿书审查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出的印就的详细报告书中，可见委员会里没有一票支持萨克森政府的观点，虽则委员会中还有许多萨克森议员，包括我的德累斯顿国会委任证书的继承人斯图贝尔市长在内。委员会一致请大会决议把请愿书送请首相作必要的处理，必要时为有关的帝国法令增一附件，务使萨克森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户籍法及其执行情况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有关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帝国法令相协调。 我对于这个结果是满意的。
二月革命详情——﹝美国﹞凯文·墨菲（KevinMurphy）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二月革命详情﹝美国﹞凯文·墨菲（KevinMurphy）海西译 俄国工人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举行罢工。他们最后推翻了沙皇。 彼得堡的纺织女工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俄历2月23日）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罢工。这绝不是巧合。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小时，而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还在前线打仗。这些妇女独自负担着养家的责任，还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中排队几小时，希望能获得面包。正如津吉·长谷川在他关于二月革命的权威著作中所说：“这些妇女不需要政治宣传煽动，就会展开行动”。 沙皇政府没有能够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富人和俄国社会其他所有人之间存在着的经济鸿沟，导致了俄国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独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经常解散杜马。杜马是一个无权的选举机构，而且根据法律是由有产者所主导的。 在战争前夜，罢工活动与1905年革命时期相当，工人们还在首都的街头筑起了街垒。战争给了沙皇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不断加剧的军事失败和七百万伤亡，使得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指责政权的腐败。这种腐败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未来的总理李沃夫公爵领导了一场密谋（虽然没有采取行动），企图驱逐沙皇，把皇后监禁在修道院里。对沙皇宫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骗子修道士拉斯普廷，在1916年被君主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杀。 在左派这边，布尔什维克是更广泛的革命家圈子中的主导性力量。这个圈子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支持战争的温和社会主义者经常避免采取罢工行动。 许多年来，革命者们一直在与沙皇斗争。1912年，莱娜金矿270个工人遭到谋杀。自那以后的五年来，一共举行了30场政治罢工。而且他们还勇敢地面对了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那）一轮又一轮的逮捕。1915年和1916年被逮捕的革命者的细分情况显示出彼得堡左派的相对力量：布尔什维克743人，无党派人士553人，社会革命党98人，孟什维克79人，区联派51人，无政府主义者39人。在维堡区的金属、机械和纺织工厂中，有大约600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因此维堡区是战争期间最为激进的地区。 1917年1月9日是点燃1905年革命的流血星期日的12周年纪念日。十四万两千工人举行了罢工。当杜马在2月14日重开时，又有八万四千名工人走上街头，这一行动是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领导的。 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使得政府在乡村实施粮食征用。当彼得堡的面包房关门，而供应也减少到只能满足几周需要时，沙皇当局却宣称不存在任何短缺。这一做法无疑加重了危机。奥克瑞那报告说，在彼得堡购买面包的队列上，发生了许多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母亲们“看着他们生病的孩子处于半饥饿状态”。“相比各位先生们、米留可夫和罗季切夫，布尔什维克与她们也许更近一些。当然，他们也危险得多。” 在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卡尤罗夫（Kaiurov）在维堡区妇女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力劝妇女们不要在国际妇女节罢工，叫她们听“党的指示”。让卡尤罗夫十分懊恼（他后来写道，他对布什尔维克妇女无视党的指示感到“愤慨”）的是，5个纺织厂的女工们第二天早上就举行了罢工。 妇女鼓动者在涅瓦纺线厂大声呼喊：“上街去！停止工作！我们受够了！”她们推开门，把几百名妇女领向附近的金属和机械工厂。许多妇女滚雪球般地涌向诺贝尔机械厂，挥舞着手臂喊道：“出来啊！停工！”。妇女群众说服了工厂的工人加入她们。妇女们还向埃里克森工厂进发。在那里，卡尤罗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与工厂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短暂会面，大家一致决定说服其他工人参加罢工。 警察报告说，成群的妇女和年轻工人要求“面包”，还高唱革命歌曲。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妇女们从男人手里抢过红色横幅。她们说，“这是我们的节日。我们来举横幅”。在Liteinyi大桥，虽然受到示威者反复冲击，警察们还是把他们挡住了，使得他们不能向市中心前进。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数百名工人跨过冰层，遭到警察的攻击。在市中心，“一千人，主要是妇女和年轻人”到达了涅瓦大街，但是被驱散了。奥克瑞那报告说，示威者是如此具有煽动性，以至于“有必要在各处加强警力”。 七万八千名罢工者中有六万名来自于维堡区。尽管提出了反战和反沙皇的口号，但最主要的要求是面包。的确，沙皇当局认为这只是另一场面包骚乱，虽然他们信任的哥萨克军队犹疑不决，不愿意攻击罢工者，这让当局感到惊恐。当天晚上，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会面，投票决定组织三天的总罢工，并且向涅夫斯基（Nevsky）进发。第二天，罢工运动的参与者增加至十五万八千人，使其成为战争期间最大的政治性罢工。七万五千名维堡区工人罢工，彼得格勒、Vassilevski和莫斯科区各有两万人参加，另外还有九千人来自Narva区。工人阶级青年街头斗士一马当先，在街垒与警察和军队对抗，试图控制市中心的涅夫斯基。 在Aviaz工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演讲者们号召政府免职，呼吁工人不要有不负责任的举动，力劝他们向塔夫里达宫进发。而在塔夫里达宫，杜马成员正拼命劝说沙皇政府做出让步。在埃里克森的布尔什维克们则要求工人们向Kazan广场进发，并且用刀子、武器和冰块武装自己，准备即将到来的与警察的战斗。四万名示威群众在Liteinyi大桥与警察和士兵战斗，但又一次被驱散了。两千五百名埃里克森工人在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与哥萨克交锋。军官们冲过人群，但哥萨克们小心地按照军官们打开的通道前进。“他们中一些人还笑了”，卡尤罗夫回忆道，“还有些人给工人们善意地使眼色”。在许多地方，妇女们主动对哥萨克们说：“我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在前线……你们也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孩子们。我们在要求面包和结束战争”。 示威者们并不试图对讨厌的警察表示友善。年轻人们拦住街道上的汽车，高唱革命歌曲，向警察扔冰块和螺栓。在数千名工人跨过冰层之后，为控制涅夫斯基，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同时，在喀山的传统革命地点，以及在起义广场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河马”雕像前，工人们设法举行了集会。由于演讲者不仅要求面包，而且谴责战争和独裁，群众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在25日，罢工变成了总罢工，超过二十四万工厂工人参与罢工。白领工人、教师、服务员和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加入到罢工队伍中来了。出租车司机宣布他们只搭载造反的“领袖”们。 工人们又一次开始在他们的工厂集会。在维堡区帕尔维艾宁工厂里一个喧闹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演讲者力劝工人们向涅夫斯基进发。一个演讲者以这样的革命诗句结束自己的讲演：“快闪开，从上到下腐烂了的旧世界。年轻的俄国正在前进！” 示威者与警察和士兵发生了17次激烈交战。工人们设法释放了被警察抓捕的同志。造反者占得上风，在许多桥上和跨过冰层前往市中心的路上，他们压倒了沙皇武装。控制涅夫斯基之后，示威者又一次在起义广场集会。警察和哥萨克鞭打人群，但是当警察局长冲过来时，他被一个哥萨克给砍倒了。女工们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她们敦促道，“放下当你的刺刀，加入我们”。 到了晚上，维堡区这边已经被造反者控制了。示威者洗劫了警察局，从沙皇政府的岗哨手里抢过来左轮手枪和军刀，并且迫使警察和宪兵逃跑了。 造反者把沙皇尼古拉二世推向崩溃的边缘。“我命令，首都的骚乱在明天结束”，他正式宣布道。他还给彼得堡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哈巴罗夫下令，让他用火力驱散人群。哈巴罗夫表示怀疑（“明天怎么能够阻止他们呢?”），但是接受了这一指令。在市政厅，内政部长普罗托波波夫要求独裁政府的捍卫者们镇压骚乱：“祈祷和希望胜利吧”，他说道。第二天一大早，禁止示威并且警告武力执行法令的公告张贴出来了。 星期日26日早上，警察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核心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工厂被关了，桥也被升起来，而市中心则变成了军营。哈巴罗夫向总部发电报说，“自早上以来，城市一直很安静”。就在这个报告发出来后不久，几千名工人跨过冰层，出现在了涅夫斯基。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口号，但士兵们有组织地朝他们开火。 来自沃伦斯基团的分队负责防止起义广场的集会。骑警鞭打人群，但是没能够驱散他们。指挥官随后命令部队开火。虽然有一些士兵朝天上开枪，但是在起义广场里面和周边，有50名示威者被杀死了。被驱散的工人们躲在屋子里，或者冲进咖啡馆。多数屠杀都是由训练有素的效忠沙皇的分队实施的。这些分队过去时常培训士官生。 然而，杀戮并没有平息叛乱。 一份警方的报告叙述了造反者们令人震惊的韧劲和牺牲： 在整个骚乱期间，人们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骚乱的暴徒对武装人员表现出了极端的蔑视。当武装人员要驱散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从街上挖出来的石头和冰块扔向士兵们。在军队向天上开火预备射击时，人民不仅没有散开，反而报以笑声。只有当子弹射向人群中间时，才有可能驱散这些暴徒。骚乱参与者们会躲到附近房子的院子里，而一旦射击停止，他们又回到街上来了。 工人们呼吁士兵放下他们的武器，试图交谈争取每个士兵的心。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在冰枪和机枪嗒嗒作响之下，男女工人和士兵之间的这些接触，决定了政府、战争、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在26日傍晚，维堡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在城郊的一个菜园子举行了会议。许多人建议，现在是时候停止造反了，只是需要投票通过。最支持继续战斗是的人后来被发现是奥克瑞那的特务。从军事的观点来看，革命应该在26日就停止了。但是没有数千名士兵的支持，警察是无法镇压叛乱的。前一天下午，工人到帕夫洛夫斯基兵营说，“告诉你们的同志，帕夫洛夫斯基也朝我们开枪——我们在涅夫斯基看到穿你们军服的士兵”。士兵们“看起来全都很苦恼和无力”。其他团的军营也回荡着类似的请求。当天晚上，帕夫洛夫斯基的士兵第一个加入了造反者（尽管在意识到处于孤立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军营。39个领袖立刻被逮捕了）。 27日早些时候，反叛者接触到了沃伦斯基团，该团的教导队曾在起义广场向示威者开枪。400名叛乱的士兵告诉他们的中尉，“我们不会再开枪。我们也不希望在让我们的兄弟白白流血”。当他以宣读沙皇镇压反叛的命令的方式来进行回应时，立刻被士兵们开枪打死了。其他沃伦斯基团的士兵们参加了造反者的队伍，然后向附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的军营进发。这两个团已经发生了兵变。 其他参与者后来这样描述这一场面：“一辆满载着手持步枪的士兵的卡车，在驶过桑普索尼耶夫斯基（sampsonievsky）时把人群一分为二……卡车带来的军队已经兵变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了”。当Kutepov率领的惩戒队经过几小时不受约束地向示威者和载满工人的卡车开枪之后，到了傍晚，Kutepov写道，“我们的部队里很大一部分已经与人群混在一起了”。 当天上午，哈巴罗夫将军阔步走在城里的军营里，威胁士兵们，如果他们叛乱就用死刑予以惩罚。当天晚上，伊万诺夫将军发报与哈巴罗夫评估形势。此时伊万诺夫的部队正在前往支持沙皇支持者的途中。 伊万诺夫：城市的哪一部分仍然有秩序？ 哈巴罗夫：全市都掌握在革命者手里了。 伊万诺夫：所有的部都正常运转吗？ 哈巴罗夫：各部都已经被革命者逮捕了。 伊万诺夫：当前有哪一支警察力量受你支配。 哈巴罗夫：一个都没有。 伊万诺夫：现在，陆军部里哪些技术和后勤机构受你控制？ 哈巴罗夫：没有。 知道情况之后，伊万诺夫决定后退。革命的军事阶段就结束了。 二月革命的悖论在于，当它搞垮沙皇政府之后，却用一个未经选举的自由派组成的政府来代替它。而这些自由派们却被让他们掌权的这场革命吓坏了。在27日，“屡发叹息……直白地表达了对生命安全的担心”，一位杜马代表这样写道。“骚乱很快会被镇压下去了”，这一让人高兴但不太准确的消息短暂地打断了这种情绪。另外一位观察者写道，“他们恐惧，他们瑟瑟发抖，他们感到自己是敌对分子的俘虏，在未知的道路上穿行”。 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一方面想要与革命保持距离，向沙皇出卖革命，而另一方面，又为着自己的目的利用革命。”这是苏汉诺夫的评估。苏汉诺夫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对孟什维克持同情态度，在将权力移交给自由派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他从更加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孟什维克领导人斯科别列夫（Skobelev）找到第四届杜马主席罗将科（Rodzianko），想要在塔夫利达宫中得到一个位置。他的目的是要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维持秩序。罗将科担心苏维埃可能会比较危险，克伦斯基为了减轻他的担忧，告诉他说，“得有人把工人看管起来”。 1905年的苏维埃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的，而2月27日建立的苏维埃则有所不同，它是在起义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其执行委员会中的领导成员几乎都是没有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月革命后的苏维埃还有其他的缺点：彼得堡15万士兵在工兵苏维埃中的代表过多。代表们多数是男性，女性代表少得可怜。在1200名代表（最终达到3000名）中只有极少数女性代表。苏维埃甚至没有讨论3月19日妇女关于普选权的示威。一共有两万五千人参加了这场示威，其中有几千名工人阶级妇女。彼得堡苏维埃的确批准了著名的一号命令，这一命令赋予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的权力，士兵委员会管理作战单位，而军官和临时政府的命令只有在与苏维埃的命令不冲突的情况下，士兵才予以遵守。但是，一号命令之所以通过，是由于激进士兵们自己的自发创造。 不管怎样，苏维埃的建立迫使自由派和他们的社会革命党盟友克伦斯基采取行动。罗将科认为，“如果我们不掌权，其他人就会”，因为已经有人“在工厂里把一些恶棍选出来了。”克伦斯基写道，“除非我们立即建立临时政府，否则苏维埃就会宣布自己是革命的最高权威。”按照这一计划，一群自我任命的人称自己为临时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作为苏维埃的对立面起作用。但是，密谋者对于自己的计划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让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去干那些下流的勾当。 孟什维克的革命代数学强制规定，“取代沙皇的政府必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苏汉诺夫如此写道，“整个国家机器只能听命于米留可夫”。 苏维埃执委会和未经选举的自由派领袖们在3月1日进行了谈判。“米留可夫充分理解了，执行委员会可以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也完全可以不交”，但是苏汉诺夫补充道，“注定要代替沙皇的政权必须是资产阶级政权……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这条原则行事。否则起义就不会成功，革命就会瓦解。” 为了让自由派掌权，苏维埃领导人们甚至愿意放弃最起码的“三驾马车”纲领。“三驾马车”是指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大地产和民主共和国，而这三项诉求是所有革命组织都认同的。因为害怕掌权，米留可夫固执地坚持为保留君主制做最后一搏。 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者们退让了，允许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决定是否继位。由于没有得到个人安全的担保，这位大公委婉地拒绝了。而所有这些幕后谈判当然都是背着工人和士兵进行的。 从这些讨论中出现的“双重政权”的制度——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将会持续八个月之久。 ZivaGalili将这些谈判描述为“孟什维克的辉煌时刻”。托洛茨基将其比喻为一分为二的杂耍剧，“一边是革命者请求自由派拯救革命，而另一边是自由派请求皇室拯救自由主义。” 那么，为什么英勇战斗推翻沙皇的工人和士兵们，会允许苏维埃将权力交给一个代表有产者的新政府呢？首先，多数工人尚不能分辨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 另外，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应该争取什么也没有清晰的认识，部分是因为他们仍旧把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很快就过时了），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临时革命政府会进行统治。在实践上，尤其是在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之后，这就意味着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虽然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这么做经常是违背领导意愿的。纺织女工党员在二月罢工时就受到党的领导的反对。领导们认为，激进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的领导们（什利亚普尼科夫、莫洛托夫和扎卢茨基）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在2月23日的罢工之后，什利亚普尼科夫还说，呼吁总罢工的时机尚不成熟。布尔什维克领导甚至没能向军队散发传单，也拒绝下命令让士兵们武装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多数的措施来自于维堡区委员会和基层党员们。维堡区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了彼得堡市党组织的领导。尤其是在第一天，妇女们不顾党的领导们的意见，在点燃罢工运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3月，混乱和分化让布尔什维克动荡不安。当彼得堡苏维埃在3月1日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时候，执行委员会中的11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当苏维埃中左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苏维埃组建政府的动议时，只有十九人投票支持，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在3月5日，彼得堡委员会支持了苏维埃让工人回去工作的号召，即使八小时工作者这一革命的主要诉求，都还没有实行。 什利亚普尼科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向维堡区的激进分子接近，而这些激进分子号召苏维埃掌权。但是当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等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并于2月12日执掌俄罗斯局之后，党的政策迅速右转。这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感到高兴，却令工厂中许多党的激进分子感到愤怒。这些激进分子中的一些人强烈要求驱逐新的三人领导小组。 列宁也是愤怒者之一。在3月7日，列宁从瑞士写道，“新政府被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掠夺束缚住了手脚。”加米涅夫则恰恰相反，他在3月15日的《真理报》上写道，“自由人民”会“坚守岗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3月下旬，斯大林在谈话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联盟。他说，临时政府“已经担当革命保卫者的角色”。 列宁很担心领导层的右倾，以至于在3月30日，他写道，他倾向于“立即与我们党内任何准备向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社会爱国主义妥协的人分裂。”列宁的话的含义和他所指何人不需要任何律师来进行澄清。“加米涅夫必须意识到他肩负着世界历史的责任”，列宁写道。 自1905年以来，列宁主义的精髓强调，不能信任自由派，要将其看作是一个反革命力量，同时尖锐的批判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对自由派死心塌地的让步。然而，列宁自己在1905年的构想是号召建立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与托洛茨基的构想不同。列宁把托洛茨基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说成是“荒唐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自己现在转向了这一荒唐的设想，而保守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却理所当然地指责他为“托洛茨基主义”。 在很多方面，3月早期的政变是上个世纪政变的典型——一小群未经选举的人，为了本阶级的目的，以牺牲将其推上台的运动为代价，篡夺了政权。不过，主要的区别有二。第一，有一个为了本阶级利益不屈不挠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的党；第二，有苏维埃。 俄国革命才刚刚开始。 作者凯文·墨菲在麻塞诸塞波士顿教授俄国史。他的《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五金工厂中的阶级斗争》获得了2005年的多伊彻纪念奖。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3/february-revolution-strike-tsar-lenin/
死耗的误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死耗的误传 自从三月以来，我除极短的间断外，都过着流浪生活，不仅精神紧张，而且健康也受了损害。在兹维考法院审讯后，我紧接着患起胃黏膜炎，必需卧床请医调理。我妻一听说，就赶快到专区长官那里请准许将我移送莱比锡由她护理。请求被批准了。警医立即被派到我房里来，他不仅确认我生了病，而且劝人把我留居莱比锡的假期延长一个星期。我随后迁居包斯多尔夫，并且在那里发现有一所房子，它可以使李卜克内西离开他那狭小住屋而迁到较大房屋。从现在起，我们住在同一层楼上，他占三个房间，我占两个。 我生病的消息也登载在外国报纸上。有一天，我妻在非通常探望时间来到包斯多尔夫，她一见面就突然喊道：“万幸，你还活着！”这使我吃惊不小。在我惊问她为什么这样惊惶呼叫，她说，她今天一大早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来自巴黎的德意志协会，说是因我死亡而向她慰问，另一份是由伦敦发的，态度谨慎些，询问我死亡的消息是否确实。而且在一清早警察也到家里来探询，家里是否有人死去。他显然认为，我是秘密住在莱比锡的。我死亡的消息也传到美国，并促使我们在纽约的党内同志举行几千人参加的追悼会，会上由瓦尔特希致悼念词。这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当瓦尔特希获悉真实情况时，他很生气，并且责备我不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们。我回答说，我不能知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而且就相信它。 继死亡消息之后，法国报纸上刊载了很多的死者小传，从它们的内容中我部分地懂得了：有时侯历史是如何造成的。例如：《罗亚尔河的灯塔》报有一篇较长的死者小传，作者在文中说：他是在里伏诺一个午餐席上认识我的。随后我们一同旅行到佛罗棱斯和罗马，从那里到卡布累拉，又到因加里波第停留过而著名的山羊岛上去游览名胜。整个描写没有一句实话。我在那时候还没有踏上过意大利国土一步。是否叙述人受了自称是我的一个人的欺骗？这会有的。例如，我在九十年代有一天接到波尔库木岛的一张旅客名单，把我也列为某一个旅馆的旅客。可是我从没有到过那里。 关于这件事恩格斯在九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我说：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们为了你大吃一惊。一星期以前，星期五晚上约十时，协会有两个人到我这里来问：已有两期《公民》报上登载着你去世的消息（还有死者小传），不知是否属实。我认为这极不可信，但也说不出确定的东西。因为有个无聊的人坐在我这里，虽然我不再讲一句话，可是他仍不想走，所以我到十一时后跑到杜西·马克思那里，见她还未就寝。她订的《战斗》报同样有死者小传，而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但认为没有疑义。所以大家都惊惶失措。德国党所遭到的这个极大不幸，至少是很可能了。英国报纸专注意于埃及的欢庆，关于这事什么也没有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星期六晚上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未到，这是常有的事。幸而我在星期日早晨见到杜西收到了她的报，这报的内容使这个消息极不可信。在咖啡馆里查看德国报纸，从来就没有希望，因为它每天换新的。我们就这样在烦恼的忧疑之中，一直到星期一晚上《正义》报终于到来，那上面有正式的否认。 马克思也正是这样。他是在日内瓦湖畔的维卫读到了反动的《日内瓦日报》上的记载，它自然是当作确凿无疑的事情来叙述的。他就在当天以极惊惶的心情写信给我。他的信正是那个星期一晚上到达，我还来得及趁早邮班把喜信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捏造的。[1] 不行的，老青年，这样年轻你不可以溜走。你比我年轻二十岁，并且在我们还要一起打许多快乐的仗以后，你还有责任仍旧掌舵，即使我扮完了我最后的丑相。因为凡被误传死亡的人都应该长寿，所以你现在被判定为长寿了。” 我回信说： 我看到了朋友和同志们多么器重我以后，我认为有责任，要开始好好生活并尽我的责任……“我暂时同死神订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我想，这时间不仅足以阅历到旧东西的崩溃，而且可以享受一段新东西。”从我写这话的时候到现在已三十二年，但还差的八年将是最艰苦的，据此看来，我不见得能活到那时候。 [1]马克思的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往来信件中发表。其中关于倍倍尔的死亡说道：“真可怕，我们党的极大不幸！他是德国的（也可以说欧洲的）工人党里面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编者
二月之前——﹝美国﹞托德·克雷蒂安（ToddChretien）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二月之前﹝美国﹞托德·克雷蒂安（ToddChretien）张维尔译、赤心校 二月革命在一百年前的今天爆发并且扫除了一个已被鲜血浸透的君主制度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列宁在失败的1905年革命十二周年之际向一群瑞士青年的一次演说[1]中警示道。他的话与仅仅六周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倒台一道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一则经典笑话：“示威时别落下，因为革命可能开始了！” 但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里很清楚的是，列宁明白他祖国的政治局势随时可能达到鼎沸。三百年来，罗曼诺夫王朝用铁腕统治着俄罗斯，后来是一个不断扩张以至于俄语居民成了少数的帝国。 沙皇们远没有在孤立中坐以待毙，提供庞大的农民军队支持着君主制度和对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兴起民主与民族运动的反动，他们给西欧烫上了自己的保守烙印。罗曼诺夫家族甚至在《共产党宣言》[2]开场白列举的死敌名单上赢得了头牌地位。但当二十世纪的黎明来到时，帝国的根基已满是破洞。 在《俄国革命史》中，列夫·托洛茨基通过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必然的不平衡解析了[3]俄国社会的动荡。尼古拉坐在一个各种地域和民族的大杂烩上——他官方头衔的一小段是“所有俄罗斯人、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和统治者，喀山的沙皇，阿斯特拉罕的沙皇，波兰的沙皇，西伯利亚的沙皇……和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的……等等，等等，等等”。 首先且首要的是，沙皇是一个比西欧封建主同类多存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大土地贵族等级中最大的地主——农奴制只是到1861年才废除。三万统治者的等级占有着大约一亿八千九百万英亩土地（平均有地产5400英亩），或者说比五千万贫中农所占有的土地总和还要多。 不仅仅是提供了“农民暴动的现成纲领”[4]，这些数字更显露了工业化的西欧与农业的俄国之间生产力不断扩大的鸿沟。出于担心技术落后会葬送军队，沙皇依靠英法的银行支持着位于圣彼得堡等城市里现代化且高度集中的军事与冶金工业。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工厂在俄罗斯大地上拔起，集中在里面的是一个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新阶级。列宁在1899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估计[5]，到19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里有一千万雇佣工人。 沙皇试图用鞭子将这个“混合体”维系在一起。以黑色百人团而臭名昭著的反犹团体游荡在乡间恐吓犹太人，大俄罗斯主义禁止用当地语言进行教育，罢工则遭到军队镇压。在夺取西部海港的渴望和煽起的爱国主义火焰下，沙皇在1904年投入了对日战争，但日本优势的装备和作战灵活性很快将国内的反对推至沸点。 1905年1月9日，成百上千的工人、学生和穷人跟随着牧师加邦神父上街游行，恳求沙皇减轻他们的重担。他们遭遇了刺刀和实弹射击，在街上留下在了数以百计的死伤者。 正如人们逐渐知道的那样，1905年的革命总预演暴露了一场诸多方面的社会冲突:农民反抗地主，工人反抗老板，以及几乎整个国家（包括中间等级的某些部分，甚至是一些资本家）反抗君主制度。 到一切都结束时，波将金号战列舰上的水兵们暴动了，七分之一的省区里农民烧毁了地主豪宅，一个新词语走进了国际左翼的观念里，正如列宁表述的那样，“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形成了，那就是著名的由所有工厂的代表组成的工人代表苏维埃”[6]。 罗莎·卢森堡——她本人就是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成员——总结了不仅是俄国的情况后，宣告“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自发冲动的形式”[7]。 在革命中，社会主义左翼发展壮大了。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先是统一然后分裂的著名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前的几年里——不算上与犹太人、波兰人、芬兰人的重要组织和其它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复杂协商——可能有不同派别的大约一万名支部党员。到1906年的所谓统一代表大会时，已有数万人加入，而到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时[8]（包括它在国内的支部），尽管遭到了野蛮镇压，成员数已上升到150,000。 沙皇在最初是如此惊恐以至于同意了向革命做出一个让步，就是建立叫杜马的一种摆设式的议会。一开始，城市工人甚至没有被授予选举权，虽然后来修改为每两千个地主选出一个代表而工人则是每九万一个。这点微薄的出价既超出了尼古拉想给的，但又平息不了革命，于是政府把俄罗斯变成了坟场——一万五千人被处死，两万人被打伤，四万五千人被流放。鲜血一度窒息了火焰。 到1912年初，罢工再次增长起来，直到在一个名叫勒拿的西伯利亚金矿城镇沙皇军队射倒了数百名罢工者掀开了锅盖。工人阶级就像涅盘重生的凤凰一样站起来了，社会主义政党再一次扩大，罢工激增。1914年，社会主义报纸《真理报》的每日发行量达到三万至四万份——在一个大半是文盲的国家。 1914年的夏季是俄国处于崩溃的极限——现状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尼古拉于1914年7月19日对德宣战。只有这个时候，而不是远东边界同日本大体上有限的冲突，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将饥荒和瘟疫带到君主制的家门口。 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日子里，一阵热烈的爱国浪潮抬高了沙皇的地位。成百上千的农民子弟和年轻人踊跃参加军队和遍布城市广场与乡村空地的民族主义集会。 但所有那些驾驭了1905年的冲突很快就白热化。大战以几乎不可思议的程度将“拥挤的墓地”带给俄国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演了欧洲大陆上最落后最不发达的社会体系投入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经济的生死争斗的奇特景象。结果则是可怕的。 在沙皇的帝国军队里有三百万士兵死亡，另有四百万人受伤，在一亿七千五百万总人口中还有三百万平民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因素。面对德国的军事科技，沙皇把成百上千缺乏武器、装备不良的士兵送向无疑的死亡。在1915年、1916年和1917年的整个冬天里，数万士兵仅仅是冻死在战壕里的。 与此同时，宫廷已经堕落败坏到了新的高度。神秘的神父拉斯普京控制着皇后亚历山德拉，要求她的丈夫像伊凡雷帝那样惩罚所有不忠诚的行为。他的影响如此大于是俄国贵族们将其谋杀以图恢复对尼古拉和战争政策的影响力。在从皇室这口井里喝了几个世纪的水后，贵族现在害怕起会受他腐烂着的政治尸体的毒害。正如长谷川毅记述的，沙皇夫妇“拒绝理解外面的世界”。 农民反抗正如1905年那样随着战事拖延而増加，不过这次集中在一个新形式里，也就是站壕里贵族军官与农民士兵的冲突。每当一个军官下令向着德军火力发起自杀式冲锋时，处在危险中的不仅仅是农民士兵个人的生命，还有那些依赖儿子们回家照料和劳动的家庭的未来。不仅如此，为了供应军队农民家庭的口粮和来年庄稼的种子已被抢走了。 或许尼古拉，或至少是君主制度，可以从农民不断增长的愤怒、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和他自己阶级的不满中幸存下来。但是一个甚至更强大的敌人站起来了。正如战争将战壕填满鲜血，它也将圣彼得堡填满了无产者。同样是那个在1905年与这个制度战斗到底并且为自己的努力遭受如此多苦难的劳动阶级，现在被依赖于生产和运输沙皇的战争所倚杖的每一支步枪、每一粒子弹、每一颗炮弹、每一节车皮。而且，尼古拉别无选择只能去加强这个仇敌。 长谷川毅报道称，在1914年到1917年间，圣彼得堡的工人数量从242，600增长至362，000，或者说增长了约62%，有四分之一的雇员是女性。在早先战争初期爱国主义的日子里，罢工在逐渐减弱——例如，1914年战前有大约110，000工人罢工纪念流血星期日，1915年1月9日只有2，600人走出来。但随着战事崩溃，罢工大幅增长。在1916年九月至1917年二月的六个月里，约有589，351名工人罢工，其中约80%参加的是政治性罢工。 还有，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坚强的社会主义组织通过长时间的斗争来融入工人。数千革命者在1905年及随后的镇压中失去生命，还有数千人被征发送去前线以清除工人运动中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事实上，沙皇的警察几乎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消灭了有组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但是，十多年来隐蔽的激烈冲突、地下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种子已经扎根了。 不像德国和法国大部分重要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层在一战中都支持自己的统治阶级，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反对战争、国际主义的原则。总的来说，圣彼得堡事实上涌现了大量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组织在处于各种竞争与合作状态的党团里，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社会革命党甚至无政府主义者。 当然，也有些知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最显赫的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曾被列宁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尤里乌斯·马尔托夫奉为导师的人。 总之，1917年的前几周已经接近满足列宁称之[9]为“革命基本规律”的先决条件，也就是： 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在反抗战争带来的条件时并不孤单。卡尔·李卜克内西与支持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并在议会投票反对战争，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写下了反战的《尤尼乌斯小册子》，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宣布了一个圣诞节单方面停火协定，美国社会主义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会极力阻止伍德罗·威尔逊发动战争。 但是俄国社会、经济、军事危机的深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与组织（不算士兵、农民、学生和被压迫民族不断增长的反抗）在1916—17年的冬天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 在所有这一切的顶端，一个美好的幻想（如果不是广泛流传，足够普遍的话）将广泛的反沙皇运动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砍掉了君主制的脑袋，和平、民主和繁荣就会来到俄国。 要不了多久俄国革命运动的这份毕业论文将付诸答辩。二月只是开始。 2017年3月8日 作者介绍：托德·克雷蒂安（ToddChretien）是一位旧金山湾区激进分子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长期投稿人。 原文连结：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3/russia-february-revolution-tsar-great-war-lenin-trotsky [1]《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33页，人民出版1990年10月第二版。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三版。 [3]《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 [4]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a.htm [5]弗·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笫八章 [6]《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二版。 [7]罗·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材料汇编》 [9]《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二版
德累斯顿国会选举的一个余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德累斯顿国会选举的一个余波 一八八二年三月初，我离开德累斯顿和萨克森邦议会，去作业务旅行。不久之后，我妻写信给我说：一个法警到她那里来问她我的地址。在德累斯顿法院有一件控告我的案子，不过没有把公文交给她。我为这写信到德累斯顿，说我在作业务旅行，无法呈报一定地址，可把公文送交我妻，但到复活节时我在纽伦堡。我在那里接到了控诉状。联邦议会对我提起侮辱罪的公诉，因为我在被没收的、根本没有能够散发的选举传单上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为可耻的法令。如果这个法令可耻，则联邦议会也就可耻。由于同样的结论，也控诉我侮辱元首罪。但是联邦议会若被侮辱了，则国会也一样。可是萨克森司法部长却没有向国会提出追究我的侮辱罪的建议。他知道，国会会拒绝他的，这样将使原告联邦议会处于不愉快的地位。我写信告诉德累斯顿法院，我几日内要继续作业务旅行，但在圣灵降临节一周内将停留在德累斯顿，再有消息可以寄到那里。5月18日，我也是因为侮辱联邦议会罪，来到莱比锡法庭，原来我在一张那里出版的选举传单上用尖锐词句，说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联邦议会又一次感到侮辱。审理结果判一个月监禁。 我在当天夜晚往德累斯顿，由于莱比锡警察通了消息，在德累斯顿有一个护驾天使在等候着我，他以相当的距离一直伴送我到我的住处。次日早晨，我在同样的保护下起程往西里西亚。当我在圣灵降临节前的星期四由那里又回到德累斯顿时，仍有警察天使在站岗，我的家属第二天来到德累斯顿后，他们现在也享受到他的保护。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一天上午，当我同我的女儿在布吕尔街散步时，有个人从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望，看到警务长保尔那个太熟悉的面孔，他以最恭敬的萨克森语通知我说，他奉命逮捕我。我怒吼起来：对我施行的是个卑鄙的玩笑还是个暴行。他向我暗示已在注意我们的公众，请我跟他到警察总局去，到那里他将给我看逮捕我的法院判决书。他在尽量靠近警察总局的地方把我逮捕了。 我叫我的小女儿把这情形去告诉她那在一个朋友家里的母亲；要她不要烦恼，我的逮捕是不能成立的。 法院的判决是： “判决，呈请王室警察总监执行此项逮捕莱比锡的旋工师傅斐迪南·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命令，他一到这里就执行，附带说明，倍倍尔曾通知这里，他在圣灵降临节期间停留在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一八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王室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厅。 冯·曼高尔特。” 待审拘押的理由是： “判以待审拘押，是因为被告见严重的责罚临头，并且据他自己所说在国内并无固定住处而有逃走的嫌疑。 德累斯顿，一八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同上。” 这个有逃亡嫌疑的邦议会议员却自己通知地方法院说，他将在圣灵降临节来到狮子洞里。五月十三日发出的逮捕命令声称，他在德累斯顿一出现就加以逮捕，这首先就未照办。因为我五月十八日在那里时未被打扰。在五月二十七日，就是说在圣灵降临节日的第一天，才根据五月十三日的逮捕令把我拘押。因此，这是个狡猾的鬼把戏，想要败坏我的家庭和我过圣灵降临节的兴致。如果在五月十八日我第一次在德累斯顿时，马上就把我逮捕，那末到圣灵降临节我可能早已被释放了。 因为法院休假，我要求警务长引我到冯·曼高尔特先生的住宅，试行促成我的释放。保尔情愿接受我的要求。他知道为什么。到法院院长的住宅后一个使女给我开门，说冯·曼高尔特同他的家属作节日远足去了，次日晚上才回来。这样我就只好从警察监狱最高的一层楼上，当着风和日丽的天气，以研究圣母教堂的钟楼和屋顶的形式来消遣了。第二天，我被带到地方法院监狱里。又次日，我求见冯·曼高尔特先生。我满腔愤怒，所以我非难法院的决定和提请释放的讲话，大概不会很客气。冯·曼高尔特先生粗暴地说，关于法院的决定对我没有什么可谈，其原因我应已熟知。我可以对这决定提出申诉，不过审判厅却也愿意以缴纳一笔保证金为条件把我开释。我想缴纳保证金是达到目的的最简便的办法，遂声明愿意缴纳保证金。现在冯·曼高尔特先生非常迁就，他对再拘留下去已不感兴趣，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他认为，我应该立即提出书面申请，他将尽早送到审判厅，次日中午我就又可以回到家里了。我问：保证金数额要多少。反问：您能提供多少？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一千马克。他同意了。次日早晨，我接到通知，决定以我缴纳保证金为条件把我开释。现在我却没有一千马克。我于是请求，准许由一官吏随我到城里去设法筹款。这得到允许。中午我得到自由。当我又回到我的家属中间时，他们甚为欣幸。在开释前，冯·曼高尔特先生告诉我，六月十五日法院开审。 我一获得自由，就送给刑事审判厅一个申请：请把该厅首席之职改任其他法官，因为我认为冯·曼高尔特先生是有成见的。他在去年秋季的选举鼓动中，在一个反对我的竞选号召书上签名，这个号召书对我个人攻击得极为激烈。法院的审理是关起门进行的，当时在德累斯顿照例如此，尤其是在曼高尔特审判厅一一这是党内同志对它的称呼。开庭后通知我说，我的申请被拒绝了。冯·曼高尔特先生解释说，他并不抱成见；他当时同意在竞选号召书上签名，但不知道其内容如何。我声明，既然如此，就放弃继续申诉。检察官还扩大对我的起诉范围，说我使人填报虚假的印刷商号，并且邀来一个新的证人，可是这个证人却不能说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检察官又把违反出版法的控诉撤回了。关于讼事的经过我曾写信给我妻说： “检察官对我攻击得很厉害，尤其是在设法攻击和诬蔑我的人格，所以我多次呼叫打断他的话。首席法官斥责这种行为；说我们不是在国会。但当我后来发言反驳他时，给检察官以应得的回敬，他竟愤然跳起，呼请首席保护。首席就给了他保护。冯·曼高尔特先生打断我的讲话有三、四次，竟威胁我说，如果我这样继续讲下去，就不准我讲话并加以拘押。但是我并不畏缩；我同自己说，当着法官只有最坚决地代表我的立场和我的正当权利才能对我有帮助。 我的态度使我的律师十分不悅；他说我的讲话将会给我增加一个月监禁。这我不承认。这些先生们大半都抱这种见解，处于法官势力之下必须忍耐。现在，尽管他态度温和，冯·曼高尔特先生仍有几次以我所永不能忍受的方式打断他的发言。辩护人有几点是好的，有一系列的其他各点则失之于织巧诡辩，使法官几乎不再理会他的发言，把他讲话中好的地方也抹煞了。幸而在他之后由我讲话，因为在这一刻，情形是对我不利的。法官立刻很注意地谛听；他们还作很多笔记，这使我能真正看到和觉到气氛的骤然转变。检察官已受得够了；他不再发言。讨论半小时后宣布判决。判辞说，侮辱联邦议会罪处监禁两个月；至于侮辱元首的控告，我被宣告无罪。根据宪法，皇帝单只公布联邦议会和国会一致决定的法律。皇帝无权参与制定法律，等等。” 聚集在法院前面的德累斯顿的我党同志向我祝贺“缓和的判决”。曼高尔特法庭判案严酷，因而在他们中间声名狼藉。刚在几个月前，盖耶尔同志因在一个传单上说了一句对于第一三一条的无关重要的话而被判八个月监禁。我对判决声明上诉。 就有关对我的法律控诉来说，一八八二年是个“丰收年”。八月八日我又一次，而且这次是同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一起，作为被告在莱比锡地方法院出庭。这次罪状是在宣布小戒严后我们三人在莱比锡及其近郊发布由我们签名的传单。我们认为，宣布小戒严主要是为了尽可能阻碍我们的选举鼓动，检察官把我们这个意见又看作是违犯第一三一条。说我们是以这种主张令人违背良知地蔑视萨克森政府的这一规定。由此可见，第一三一条在当时纯粹是有弹性的条款。此外，司法部长冯·阿伯肯先生还在传单中找到一个对联邦议会的侮辱，检察署又为此提起公诉。我们徒劳无益地抗辩说，传单中所说的是符合我们的信念的；以为我们违背良知地妄加报道，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所主张的，新闻界大部分也说过；在德累斯顿的竞选中也反复拿“如果我当选了，德累斯顿也要宣布小戒严”这句话来吓唬选举人。半官方的《德累斯顿新闻报》曾宣布说：我现在没有当选，德累斯顿的小戒严因而获免。一切理由都无用。判决我们每人监禁两个月。 八月二十六日，又对我和另外两位我党同志（克来曼和哥尔德浩森）进行第三次的法院审讯，仍是关于选举传单：违犯刑法法典第一三一条。不过检察官须撤消对我的控诉，因为证实撰稿人不是我而是李卜克内西。但对他已不能再起诉，因为这时已失时效。此外，法院也宣布那两个被告无罪，因为并未发现传单中有违犯第一三一条的地方。不过这个判决的独立性没有能使兹维考地方法院得到好处。后年，冯·阿伯肯先生委派冯·曼高尔特先生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介绍——﹝德国﹞卡拉汉（EindeO’Callaghan）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介绍﹝德国﹞卡拉汉（EindeO’Callaghan）郢歌客译、季耶校 2017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历史证明，这场革命塑造了其后的二十世纪。虽然这场革命所建立的苏联政权最终在25年前解体，但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无论左翼人士对待苏联采取怎样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对其过程的了解并不准确，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被这场革命所影响。 但是，这场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很大程度上被谣言、歪曲和政治宣传的迷雾所笼罩。而这种政治宣传不仅来自于旧政权的维护者和新政权的反对者，同时也来自那些视自己为革命的捍卫者的人。为了穿透这层迷雾，一个由激进历史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与《雅各宾》杂志合作，从总体上属于左派的观点来撰写关于这场革命各个方面的短篇文章。为了获取更多不同母语的读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志愿者参与了此项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章将以英文刊登在《雅各宾》（JacobinMagazine）网站，其各语言版本将全部或部分地刊登在其它网站及博客上。 所有的翻译版本也将被收集整理并发布在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的“苏维埃历史文库”（SovietHistoryArchive）栏目之下。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这些文章及其作者。 第一篇文章，《二月之前》（BeforeFebruary），作者是托德·克雷蒂安（ToddChretien），关注于二月革命发生的背景。托德是一位来自旧金山的美国政治活动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的活跃贡献者。 其后是《二月革命详情》（TheStoryoftheFebruaryRevolution），其作者是凯文·墨菲（KevinMurphy）。正如题目所示，这篇文章关注于统治俄国几个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崩塌和革命开始初期的过程。凯文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一家金属厂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ClassStruggleinaMoscowMetalFactor）一书的作者，该书获得了2005年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MemorialPrize）。 一种较为标准的说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场“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极端分子”的革命。但实际上俄国的情况远比此复杂。这是利赫（LarsLih）的文章《从二月到十月》（FromFebruarytoOctober）的主题。利赫是一名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学者，他的著作包括《俄国的面包与政权，1914-1921》（BreadandAuthorityinRussia,1914–1921）和《重新发现列宁：回到《怎么办》》（Lenin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inContext）。 下一篇文章关注于革命的各方面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革命发生的背景，也是革命期间的第一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被涵盖到科隆博（YuriiColombo）的文章《来自芬兰车站》（FromtheFinlandStation）。科隆博是一位长期在莫斯科和米兰活动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活动家，他在工人阶级历史和俄国社会方面有很多著作。 埃里克·布朗（EricBlanc）在他的文章《芬兰的革命》（Finland’sRevolution）中关注了革命的一个被忽视的角度。他是一位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现居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他也是《反殖马克思主义：沙俄边疆地区的压迫与革命》（Anti-ColonialMarxism:Oppression&RevolutionintheTsaristBorderlands）一书的作者。 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间接后果当然也不可忽略。丹妮拉·马西（DanielaMussi）和阿尔瓦罗·比安奇（AlvaroBianchi）关注于《葛兰西与俄国革命》（GramsciandtheRussianRevolution）。丹妮拉是一位巴西政治学家和记者；阿尔瓦罗也是一位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他们都是杂志《十月》（Outubro）和博客《六月》（Junho）的联合编辑。 引起了二月革命的罢工是由纺织女工发起的，但这之后女性却似乎在革命的记录中渐渐消失了。梅根·特鲁德尔（MeganTrudell）在她的文章《1917年的妇女》（TheWomenof1917）中对此做了直接的记录。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梅根在英国已经活动了三十年。她的写作作品广泛地涵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美国南北战争。她正在注重于研究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危机。 在沙皇政权企图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反抗政权的政治活动上转移往别处的努力中，反犹主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当然，这在革命爆发后并没有直接消失。这是布伦丹·麦基德（BrendanMcGeever）文章的主题《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AntisemitismandRevolutionaryPoliticsin1917）。布伦丹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社会学家，也是《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TheBolsheviksandAntisemitismintheRussian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 对于革命的各种反对者，革命中的暴力是另一个被持续提到的主题。这被迈克·海恩斯（MikeHaynes）的文章《暴力与1917年革命》（ViolenceandtheRussianRevolutionin1917）所提及。迈克是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作品包括《俄罗斯：二十世纪的阶级与权力》（Russia:ClassandPowerintheTwentiethCentury）以及《尼古拉·布哈林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NikolaiBukharinandtheTransitionfromCapitalismtoSocialism）。 对于革命中的几场具体事件，罗纳德·森尼（RonaldSuny）关注于《巴库公社》（TheBakuCommune）。罗纳德也是艾森堡历史研究所主任和很多出版物的作者，其中包括《巴库公社1917-1918：俄国革命中的阶级与民族》（TheBakuCommune,1917–1918:ClassandNationalityintheRussianRevolution）以及《苏维埃经验：俄国、苏联及其继承国家》（TheSovietExperiment:Russia,theUSSR,andtheSuccessorStates）。 丹尼尔·盖诺（DanielGaido）注重于革命期间的另一场重大危机《七月危机》（TheJulyDays）。丹尼尔是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Conicet）研究员，也是《美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TheFormativePeriodofAmericanCapitalism）以及与理查德德·戴（RichardDay）合著的《见证不断革命》（WitnessestoPermanentRevolution）的作者。 克里斯托弗·里德（ChristopherRead）写出了《二月共识之后》（AftertheFebruaryConsensus）。克里斯托弗是华威大学的历史学家，也是书籍《列宁：革命的一生》（Lenin:ARevolutionaryLife）以及《俄国的战争和革命：1914-22》（WarandRevolutioninRussia:1914–22）的作者。 凯文·墨菲（KevinMurphy）又在同名文章中讨论了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彼得格勒苏维埃》（ThePetrogradSoviet）[1]。 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城市革命与农民暴动的结合。这是萨拉·巴德科克（SarahBadcock）的文章《1917年俄罗斯的农村革命》（Russia’sRuralRevolutionin1917）的主题。萨拉是诺丁汉大学的历史学家，也是《革命俄国的政治和人民》（PoliticsandthePeopleinRevolutionaryRussia）的作者。 最后一个阻止革命进程的尝试是科尔尼洛夫在八月底发起叛乱，却未能成功取缔彼得格勒苏维埃。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在其《失败的科尔尼洛夫政变》（TheKornilovCoupDefeated）中研究了这个事件。保罗是美国匹兹堡拉罗什学院的历史学家，是《革命、民主与社会主义：列宁选集》（Revolution,Democracy,Socialism:SelectedWritingsofV.I.Lenin）的编者，也是《列宁与革命党》（LeninandtheRevolutionaryParty）一书的作者。 阿列克谢·古谢夫（AlexeiGusev）在他的文章《1917年：孟什维克的选择》（1917–TheMenshevikAlternative）[2]中关注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另一翼：孟什维克。阿列克谢是莫斯科洛莫诺斯夫大学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合著和编辑了很多书籍，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政党：历史的篇章》（PoliticalPartiesofRussia:PagesofHistory）以及《维克多·塞尔日：反对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VictorSerge:SocialistHumanismagainstTotalitarianism）。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1917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性事件。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在他的文章《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TheyDared:TheLegacyoftheOctoberRevolution）中关注了这个方面。大卫是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家，并活跃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劳工教育。他也是《俄罗斯革命中的彼得格勒工人：1917年2月-1918年6月》（ThePetrogradWorkersintheRussianRevolution–February1917–June1918）及《共产主义后的劳工》（LabourafterCommunism）的作者。 如果没有对十月和十一月革命中的起义与叛乱的记录，任何关于俄国革命的专栏都将是不完整的。柴纳·米耶维（ChinaMiéville）在他的文章《震撼世界的那天》（TheDayThatShooktheWorld）中对此进行了记录。柴纳是一名知名的“怪异小说”（“weirdfiction”）作家。但是他盛名之下的另一个身份是写作《平等权利之间：马克思主义国际法理论》（BetweenEqualRights:AMarxistTheoryofInternationalLaw）和最近出版的《十月：俄国革命的故事》（October:The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的作者。 亚历山大·拉比诺维茨（AlexanderRabinowitch）在他1976年开创性的著作《重访布尔什维克掌权历程》（TheBolsheviksCometoPowerRevisited）中也涉及了十月革命这一主题。亚历山大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学者。除了《重访布尔什维克掌权历程》之外，他还是《革命的前奏》（PreludetoRevolution）和《掌权的布尔什维克》（TheBolsheviksinPower）的作者。他为本系列贡献了文章：《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HowtheBolsheviksWon）。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是革命后俄国的目击者之一，苏兹·韦斯曼（SuziWeissman）在她的的《维克托·塞尔日：从10月到1月》（VictorSerge–FromOctobertoJanuary）[3]中关注了他。苏兹是加利福尼亚圣玛丽学院的政治学家，也是《维克托·塞尔日：希望的课程》（VictorSerge:TheCourseisSetonHope）一书的作者。 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之一是他们实行专制，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是俄国内外很多人的感受。索玛·马丽卡（SomaMarik）在她的《1917年的革命民主》（TheRevolutionaryDemocracyof1917）讨论了这一主题。索玛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RKSM的历史学家，也是为《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撰写了很多文章的政治活动家。 列夫·托洛茨基不仅是十月革命中地位仅次于列宁的革命领袖，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位记录者。尼尔·戴维森（NeilDavidson）在《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LeonTrotsky’s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4]中审视了这一遗产。尼尔是格拉斯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如何革命？》（HowRevolutionaryWeretheBourgeoisRevolutions?）和《我们不能逃避历史：国家和革命》（WeCannotEscapeHistory:StatesandRevolutions）的作者。 我们同时寻找翻译及校订的志愿者，翻译那些不仅包括我们已经涵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那些我们还没有涵盖的语言的材料，特别是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孟加拉国国国语和印度其它语言。如果您有兴趣参与，请通过eindeo@marxists.org联系我们。 作者介绍：卡拉汉是爱尔兰裔政治活动家，现居德国。他是德国左翼党（DIELINKE）党员，并活跃在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中。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Marxists’InternetArchive）的成员。 原文连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events/revolution/100th/english/ocallaghan-introduction.html [1]发表时文章更名为《从妥协到夺权》（FromCompromisetoPower）。──编者注。 [2]文章最后没有发表。──编者注。 [3]发表时文章更名为《黃金時代》（TheGoldenEra）。──编者注。 [4]发表时文章更名为《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FromBelow）。──编者注
一八八一年秋季的国会普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一年秋季的国会普选 我们是在可以想像得到的不利情况参加这次选举的。我们不再有一份在国内出版的党报。无色彩的报纸在各处应运而生，但不敢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负责。仅存的两家印刷所，都被警察日夜监视着，以便阻止它们印发社会民主党的传单。其中有一家简陋的小印刷所——德累斯顿的宗巴式公司一一因为敢于为我印一种传单，而被警察封闭，它的业主和职工被法院传讯并且一部分被判罪。资产阶级印刷所没有勇气为我们印制传单，它们往往连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选举票都不敢承印。所以到将近选举日的时候，在许多选区内连一张传单也不能分配，有许多选区竟至没有选举票。很多城市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拒绝刊登照价付款的推荐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广告。尽管如此，警察还认为必须再做一种使我们竞选更加困难的事。随着选期的日益迫近，各处警察的迫害和诡计也与时俱增，性质也是越来越恶劣。秋季，在一切宣布小戒严的地区，流放者人数都在增加。警察越来越神经过敏。 这一切再加上缺乏候选人。白拉克、盖布、赖因德斯都已亡故。弗里茨舍、哈赛尔曼、莫斯特、莱迈尔、瓦尔特希都迁居国外。其他，如莫特勒、伯恩施坦、陶舍尔、理查·费雪尔，由于他们在国外的党务工作不可能参加候选。许多以往的候选人也或是迁出或是不敢再参加竞选，以免遭受横祸，或如哈尔特曼和卡培尔弟兄们，把自己搞得不可能参加了。结果是，在一切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都把出名的同志的名字提出来，而这些同志早已在其他地方提名候选，不过这同时却也使鼓动工作容易做些。这样我就荣膺三十五个选区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各十七个，格利伦贝格十五个等等。 进一步的鼓动工作变得困难了，因为许多选举集会被禁止，更多的选举集会是在演说当中被解散，或者店主人拒绝供给会场，根本阻止了集会。虽然如此，选举那天党所获得的是三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一票，只比一八七八年八月行刺事件选举时少十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七票，那末，这次也是使我们的敌人惊惶失措的巨大成功。选举结果公布后，柏林皇宫内必将充满了十分烦闷的情绪。 事实上早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已经失败了。 党受到的道义上的影响非常大。这次人们又给自己清点一次，并且看见四分之三的老卫土仍然忠诚于以往的旗帜。从现在起，不断进步，直到一八九○年二月十九日，终于以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作了决战。 我们的候选人在第一次选举时没有一人当选。威廉·司滔莱在萨克森第十八选区兹维考一克里密朝事实上已得到多数票，但被选举委员数掉了。他在复选时才获得胜利。我们总共参加了二十二个最终选举，我一个人就是三个：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第四区。 德累斯顿的事因为有两个奇怪的尾声，使我特别感到有趣。在德累斯顿已不可能印制传单。我由友人协助发现在齐滔乡间有一家小印刷所，我托它印一种传单。它接受委托，承印四万五千份传单和相应数量的选举票，每一千份为一小包，共装两箱，当作布匹报税，寄交一位德累斯顿的党员同志——布匹商人。承印商号则称为苏黎世—豪廷根的“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这两个庞大的箱子幸运地运到地点，但当收件人看着这两只箱子放在他那小小院内，感到恐慌。他没有脑筋，竟派粗工把箱子送到一个友好的单身汉那里去，他住在一个运输商的院子里。运输商看到箱子，追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由于恐惧心的驱使，这个新收件人又从院子里把箱子送回去，这使那运输商大为吃惊，赶快去给警察送信。警察在街上把搬运人连同箱子捉到，叫把箱子搬到警察总局去。把内容弄明白了，警察总监保尔（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高兴得力搓双手。现在社会民主党没有选举传单了，他欢庆着。离选举只有十二天，我们的处境是极不愉快的。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头脑昏乱。我记起一位同志，他是个排字工人，并且是个机警的小伙子。我请求他立刻出发到德累斯顿附近，看是否能以高价找到一个印刷工人来印制传单，我在这期间另写一份新传单。说到就办到了。当这位同志晚上又到我房里来时，我在他脸上就看出，他这次旅行结果圆满。他已在庇尔纳为这个计划争取到一个官报的印刷工人。这个工人在下星期六按照指示把传单装在给他使用的手提箱内，由一个搬运工人送往车站，在那里由我们的人接收，再送交一定的地点。一切进行如意。这时有一个搬运工人忽然想起向警察控告他的同事往车站运送频繁。警察把末一批约六千份加以没收，并将发生的事件向德累斯顿报告。但这时已经是晚上，有四百个我们的人准备得妥妥贴贴地站在岗位上。在警察还未从惊讶中醒过来的时候，传单和选举票已被分配好了。只有两个人带有几百张被抓住了，但是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于是我们能够有第二次的传单来散发。 在主要选举那天，我在四个候选人中间以九千零七十九票获得相对多数。我与德累斯顿市长进入复选。德累斯顿的手工业者有二千零七十六张以上的票，要我签字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才选举我。我拒绝了。这就意味着我的失败。复选在很不平常的环境中举行一一张贴惩治暴动条例、军队准备出动、宪兵盘踞选举会场——，结果以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九票对我的一万零八百二十七票决定胜负。 在莱比锡，我在主要选举中得六千四百八十二票，同一个得了八千八百九十四票的民族自由党候选人进入复选。这一次我得到九千八百二十一票，我的对方是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三票。在这里我们原没有打算得胜。 更有趣的是柏林四区的选举。在这里的主要选举中我得到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四票，阿尔伯特·特雷格尔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七票，保守党八千二百七十票。在这个选区同在柏林第六区一样（那里是由哈森克莱维尔候选），保守党在复选中是举足轻重的。当时柏林的情况是这样的，保守党人（反犹太人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等）进行拼命的努力，要把进步党赶下台来。他们按照俾斯麦和普特卡美尔的意思办事，普特卡美尔数月前接替欧伦堡充任内政部长。俾斯麦对进步党和自由党的仇恨总是不停地增加，所以现在又像施韦泽时代那样，保守党阵营准备同魔鬼，这就是说同我们，订个协定，只是我们不爱这样办。所进行的协商，披露在下面我们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的声明： “《国家使者》报上关于保守党领导人和社会改良派（瓦格纳教授，宫廷教士斯托克尔，狄斯特尔坎布等先生）为一方，社会民主党人为另一方就柏林第四和第六选区复选一事进行交涉的通知，促使我们作以下的说明： 星期四中午，十一月十日，有两位柏林我党同志到德累斯顿这里来，告诉我们说，在他们与保守党领导人和社会改良派之间为了当前柏林的复选进行了谈判，并导致下列结果： 我们一一签署人连同哈森克莱维尔应签署下列声明： 我们声明： 1.我们承认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改革政策中对工人的友好意图； 2.我们真诚愿意同社会改良党派合作用和平手段改善经济情况； 3.我们希望，照我们的一位国会议员的话，用强有力的社会改良来制胜革命。 我们同意这三点的代价是： 1．上述的保守党领导人和社会改良派担保他们的党员在柏林第四和第六选区十一月十二日复选时投我们的票； 2．他们答应随后签署下列的相对声明： 对此，我们声明，如果德意志社会党人由法律途径在现行的国家秩序以内致力于改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投票赞成撤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此外还口头通知我们：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个协定，则上述领导人们就发出口号：弃权，这样我们在柏林就定会失败。 于是我们坚决而又确定地口头声明说： 1.我们拒绝任何政治投机和购买选票；我们情愿要光明正大得来的三千张票而不情愿要贿买来的三万张票；我们不能承认在公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开始的帝国政府经济政策：对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增加和提高间接税和关税，加重军事负担，同业公会法等等是对工人友好的； 2．我们从没有拒绝（如我们最近对意外事故法的态度和声明所表示的）郑重审查帝国政府的改良方案，试行按照我们的愿望加以改造，并且，如果它符合我们的立场，就予以接受，但是我们必须拒绝同那些努力做反动的因而与工人为敌的事情的党派相携手； 3．如果说第三点是要表示一个假定说我们想要一个暴力的革命，这就是个完全武断的假定。我们始终声明，有计划的、彻底而完全的改良能够预防暴力的社会革命，否则我们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暴力社会革命的结果，并且对于不是我们意志和我们权力所及而以我们迄今的敌人的意志和权力为转移的事情，我们不能负责任。 我们的同志带着这答复回柏林去了。选举结果是人们都知道的。 德累斯顿，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选举结果是，哈森克莱维尔以一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票对进步党人克洛茨的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七票，我以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九票对特雷格尔的一万九千零三十一票而失败。但实际上我却是胜利了的：我因少五十二票而似乎被压倒，但这事的发生是由于选举委员会把写我的名字的四百五十张票，借口所谓侯选人名字难于识别而宣布无效。 柏林第四选区的党员同志对特雷格尔的当选提出抗议。在选举审查委员会中也有两位报告员建议特雷格尔的选举无效。但到决定性会议时，选举档案失踪了，它被盗去。所以没有能作决定，特瑞格尔遂得据有委任证书。究竟谁是档案窃贼，则永未发觉。从那时起，对选区代表提出选举抗议的选区的选举档案，被锁在一个只准选举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进去的房间里。 柏林复选时的斗争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柏林论坛报》刊载了斗争中的下列插曲：一个九岁的小女孩用粉笔在大门上写：“选举倍倍尔。”一个巡警看见，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了她的名字。“你住在哪里？”她说出了住处。“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流放者。 阿道夫·格克把这段经过写成诗，如下： 圣马丁节的次日在柏林， 搏斗是多么激烈惊人！ 胜负难分。标签上边： “这里特瑞格尔，这里倍倍尔！”—— 拥向票柜的搏斗的人群， 是资产者和无产的人。 大家干什么大街出小巷进地 向一个目的地突进， 这里有一个孤独的孩子 混入流动的人群， 一个九岁的女孩，饿得 两颊苍白；眼睛变成深窝， 由于穷困，由于惨痛的灾祸。一一 小手拿着块煤炭， 用这在皇宫的墙上， 这可怜的小孩子谨慎地 用有力的笔划写上“选举倍倍尔！” 巡警见这战栗的小孩胡闹，怒火高烧； “你是谁，社会党人的娃儿？” “人都叫我小李丝，又贫又病”， 小孩不哭而回答。—— 宪兵又继续盘查： “谁是你的父亲，他干什么营生？” 小孩严厉地斥责这巨人： “我知道，这灾难是谁创造的： 我的父亲被驱逐出境了。” 在柏林那一天的战斗 会有二万人考虑 小孩的劝告：“选举倍倍尔！” 选举的最后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们获得了十三个委任证书。当选的计有：布洛斯在格莱兹，迪茨在汉堡第二区，弗罗梅在哈瑙，盖塞尔在开姆尼茨，格利伦贝格在纽伦堡，凯泽尔在萨克森的孚赖贝格，克莱克尔在布勒斯劳西部，李卜克内西在美因茨和欧芬巴赫，司滔莱在兹维考，福尔马尔在萨克森的米特维达。 在这次选举中独一无二的，一直到今天仍然独一无二的是，孚赖贝格选区是由一位夫人取得的。凯泽尔在选举鼓动时期又一次被监禁，由他的朋友——商人O.Sch.在德累斯顿为他进行选举鼓动。这被德累斯顿的警察发觉了；他们就设法以莫须有的借口把O.Sch.逮捕了。这个可怜的、组织得不好的孚赖贝格选区因此失去了选举主持人。当我得到这消息时，神经大受刺激，我不知道，应如何找人来代替Sch.。次日早晨，Sch.夫人到我这里来说：“我的丈夫被捕了，您知道，倍倍尔先生。他坐几天牢，对他没有什么损害。但是麦克斯·凯泽尔的选举怎么样呢？您意见如何，我想到选区去主持选举鼓动！”我惊讶地看着这位夫人，而后我同她握着手说：“Sch.夫人，您是一位出色的夫人，我同意您的建议。”当Sch.夫人来到孚赖贝格并向那些沮丧万分的同志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被她的来临震奋起来。他们此后在Sch.夫人领导之下竭力工作，因而凯泽尔得到胜利。 李卜克内西是双重当选，必需把所得到的委任证书放弃一个。他放弃了美因茨，虽然他在那里只多得六百张票，而在欧芬巴赫选区却多得三千四百多张票。但是他为欧芬巴赫选举委员会所迫才采取这个颠倒的措施，该会在选举揭晓之前公开宣称，李卜克内西万一在两个地方当选，他仍将接受欧芬巴赫的委任证书。现在提我作美因茨的候选人。我们竭力保持这个选区，但是徒劳。首先是民主主义者菲力浦斯和我之间的复选。但是我在十二月十五日最后选举时以八千三百八十五票对八千六百三十三票失败了。虽然我们的选举人对于这样又选举一次感到不满，但我仍较李卜克内西多得二百四十八票。当李卜克内西知道了这结果，同我谈到这件事时，眼里含着泪珠。这不是他的愿望。 我的国会活动固然因此暂告结束，但是我的议会活动却并未结束。我在萨克森邦议会还有席位。所以我继续有议会活动。 我写信给我妻说，不要为我的失败而烦闷，我现在可有较多时间来料理生意了，因为邦议会是每二年开会一次。我写给恩格斯的信与此相仿，我感到喜悦，终于得有一点我所需要的休息。他却同我的看法不同，他把我的失败看做是党的一个损失。 奥艾尔也遭到与我相同的命运，他是在萨克森第十七选区失败的。他的选举委员会向国会呈递一份抗议书，结果是选举审查委员会宣布他的对手的选举无效。但是这手续在该届末次会议结束时才办妥，所以无从再来重新选举。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JacobinMagazine ﹝德国﹞卡拉汉（EindeO’Callaghan）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郢歌客译、季耶校 ﹝美国﹞托德·克雷蒂安（ToddChretien） 二月之前张维尔译、赤心校 ﹝美国﹞凯文·墨菲（KevinMurphy） 二月革命详情海西译 ﹝加拿大﹞利赫（LarsLih） 从二月到十月陈宗延译、宋治德校 ﹝意大利﹞尤里·科隆博（YuriiColombo） 来自芬兰车站Lucius译、郢歌客、季耶校 ﹝美国﹞埃里克·布朗（EricBlanc） 芬兰的革命素侠云雪译、赤心校 ﹝巴西﹞比安奇（AlvaroBianchi）、 穆西（DanielaMussi）葛兰西与俄国革命宋治德译 ﹝英国﹞梅根·特鲁德尔（MeganTrudell） 1917年的妇女张嘉睿译 ﹝英国﹞布伦丹·麦基德（BrendanMcGeever） 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吕杨鹏译、green2onion校对 ﹝英国﹞迈克·海恩斯（MikeHaynes） 暴力与1917年革命吕杨鹏译 ﹝美国﹞罗纳德·森尼（RonaldSuny） 巴库公社小蚂蚁、赤心译，宴之傲校 ﹝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 七月危机马兰译，季耶、郢歌客校 ﹝英国﹞克里斯·瑞德（ChrisRead） 二月共识之后陈雁回译、值班义工校 ﹝美﹞凯文·墨菲（KevinMurphy） 从妥协到夺权朱奥托译、杨吉姆校 ﹝英﹞莎拉·巴德考克（SarahBadcock） 1917年俄罗斯的农村革命星原、田七译、田七校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 失败的科尔尼洛夫政变离火译 ﹝加拿大﹞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 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green2onion译、辗转梦难寻校对 ﹝英国﹞米耶维（ChinaMieville） 震撼世界的那天日土兀译、张维尔校 ﹝美国﹞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 （AlexanderRabinowitch）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素侠云雪译、coward校 ﹝美国﹞苏茜·韦斯曼（SuziWeissman） 黄金时代赤心、吕杨鹏译，星原校 ﹝印度﹞索玛·马里克（SomaMarik） 1917年的革命民主陈雁回译、值班义工校 ﹝英国﹞尼尔·戴维森（NeilDavidson） 自下而上的历史日土兀译、吕杨鹏校
我的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我的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 以往我拒绝了一切要我担任邦议会候选人的要求。为顾及我们的生意，我不能比迄今我的政治活动，特別是执行国会委任，再牺牲更多时间了。这种顾虑现在由于我的被流放已不存在。现在我不仅违反心愿地在秋冬两季有了空闲时间，而且现在我也渴望与德累斯顿那些老爷们面对面地提出我的控诉。七月初要举行邦议会的补充选举，这个邦议会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按次序卸任。这一次改选的选区中有第二十三乡村选区（选区分为乡村选区与城市选区），而且是属于莱比锡以南的工业村庄的。我现在接受了候选，因而在政府中和在敌人圈子里引起巨大骚动，因为我的当选似乎是有把握的。人们竭尽全力来加以阻挠。为了在选民中间散布恐怖情绪，在选举前两天又驱逐了二十二位同志。如果说在第一批被逐者中曾有间谍亨利希，他是为了免得引起对他的猜疑而同别人一起被逐的，那末，现在突然出现了第二个警察间谍，这就是柏林的商人弗里德曼，他是由那里的警察给我们放进来的。弗里德曼去到苏黎世，他在那里不久，也同样被揭穿了。在苏黎世同志的集会上，他同所有这类家伙一样，惯于扮演激进分子，并且特别爱好朗诵海因利希·海涅的诗《两个掷弹手》，同时把末段的末行改变为： “我管什么老婆，我管什么孩子， 我怀着好得多的希望， 他们若是饿了，就让他们讨饭去吧，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必须绞杀。” 而原文末行是：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被俘了” 可是警察阻挠我的当选，是徒劳无益的。七月十二日下午，我在齐涛同卡尔·明歇同志往风景幽美的废堡欧宜宾去游历。晚上有一个信差气急败坏地跑来送一份电报，通知我以大多数票获得胜利。明歇为这个胜利消息欢喜得叫人用欧宜宾店主人的两门臼炮向森林和深山鸣炮二十响。 我正在一次业务旅行中，于是立即在次晨写信给选举委员，声明准备接受推选。然后我继续向波希米亚北部旅行。这中间，在莱比锡发生了一件几乎难以相信的事。在我当选的次日，《莱比锡日报》上发表一篇官方的文章，声明我的当选无效，因为我未缴纳法律规定的至少三十马克的直接国税。社会民主党将对于我的当选空高兴一场。写稿人接着把我的收入和纳税情况加以分析，这他只能根据官方的材料信口胡说。此外，市参议会却做了件令人无法相信的蠢事，把本年已经缴纳的税款又送还给我妻。做这件愚蠢的、人们认为不可能有的事的人是一位市参议员麦塞尔史米特，他还以选举委员的身份在一个市选区里把选我的三百四十六张票直截了当地声明无效。 这半官方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早在一八七一年，当李卜克内西和我受着叛国案威胁的时候，为了使我不至于一旦被判决就一贫如洗，曾把我的小小家产以法律手续过户给我的妻子。这种关系继续存在。我只缴纳我们收入的一部分的税，另一部分应由我妻纳税，但根据萨克森选举法第五条明白规定在计算税款时必须算是我的。因此，我无疑是有被选举权的，并按正式手续当选了。为安慰我的选举人，我借着《莱比锡日报》上的一篇声明把事实情况说清楚。但是，在这期间，莱比锡市参议会的人也知道自己做了蠢事，并把起初送还我妻的税款又取回金库去。 但最强硬的却是，内政部长冯·诺斯提茨一瓦尔维茨先生后来冒昧地在邦议会中声明，他有把握不违法而宣布我的当选无效并下令重新选举。只是考虑到议会的决定，他才没有这样做。对他这骄横态度我没有能给以相当的答复。议会保护他不受应得的惩戒，通过了辩论结束。但是最后他就是挨了这个对他百般顺从的议会一下头等的耳光。审查我的当选的小组一致认为选举有效，议会全体会议也作了同样的决议。那三百四十六张曾被市参议员麦塞尔史米特在对我狂怒之下声明无效的票也被宣布有效。 随后不久，来了第二个具有稍微不同的结果的选举戏剧。
第二章作为景观的商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二章作为景观的商品 ”因为只有在充当整体社会存在的普遍类别时，商品才能在其真正本质中被人们理解。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从商人关系中出现的物化才能获得一种决定性的意义，就社会的客观演变来说是这样，就人们面对它的态度来说也是这样，而人们的意识对形式的服从也是这样，物化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来表达……这种服从随着以下事实还会得到加强，即劳动过程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越是加强，劳动者的活动便越是失去其活动的特征，结果就变成一种凝视的态度” 卢卡奇[1]（《历史与阶级意识》） 35 景观的这个主要运动，旨在重新抓住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处于流动状态（étatfluide）的所有事物，以便以凝固状态的方式去拥有这些事物，而这些事物通过对其所经历价值的负面表达（formulationennégatif）已经变成独有的价值。从这个运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个宿敌，第一眼看去，它很善于展示某种粗俗的东西，并且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它却非常复杂，充满形而上学的玄机，这就是商品。 36 这就是商品的拜物教原理，即通过”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而进行的社会统治。这种统治绝对只能在景观中实现，在景观中，感性世界已经被人们选择的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图像所代替，与此同时，这些图像又迫使人们承认它们是极佳的感性（lesensible）。 37 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àlafoisprésentetabsent）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而商品世界就这般展示为它所存在的样子，因为它的运动等同于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其总体产品之间的远离运动。 38 景观语言所赞扬的物品和它所调节的行为，其品质的丢失在景观语言的各个层面上都清晰可见，这种丢失仅仅说明了实际生产的基本特征，而实际生产又排除了现实：商品形式完全是自身平等，属于数量的范畴。它所发展的是数量，它也只能在数量中自我发展。 39 这种排斥质量的发展，作为一种发展，它本身也受制于朝向质量的过渡：景观意味着它已经跨越了自身富足的门坎；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还只是局部地真实，但在成为商品原始参照的全球范围内已经是真实情况，而其实践运动，通过将全球聚集为世界性市场，已经对这个参照进行了检验。 40 生产力的发展曾经是无意识的真正历史（histoireréelleinconsciente），它创建并且改变了人类团体的生存条件，让其充当存活（survie）的条件，还有这些条件的扩展：所有人类事业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内部，商品部门曾经形成一种存活的盈余（surplusdelasurvie）。商品的生产，即导致独立生产者之间进行不同产品交换的生产，它长期以来能够停留在手工业阶段，被限制在一种边缘的经济功能中，其数量真理还被掩盖着。然而在商品生产遇到大商业和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它抓住了对经济的总体统治权。于是整个经济就变成了一个过程，即商品在这场征战中所显示之物：数量发展的过程。经济威力以商品形式不断进行的发展，曾经将人类劳动变成商品劳动，变成雇佣劳动，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富足，在这个富裕中，存活的首要问题无疑已经得到解决，然而以这种方式出现的问题总是会重新出现；它每次都会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提出来。经济增长将社会从为存活而进行即时斗争的自然压力下解放出来，但在这时，社会还是未从其解放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商品的独立性已经扩展到它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经济正在改变世界，但它只是将世界改变成经济的世界。人类劳动在其中异化的伪自然（pseudo-nature），它要求无限期地继续它的服务，而这个只有它自身能够评判和赦免的服务，事实上将得到社会许可的全部力量和规划，同样也能得到服务者。商品的富足，也就是说商人关系的富裕，不能再高于增益的存活（survieaugmentée）。 41 商品的统治首先以隐秘的方式施加于经济，而经济本身作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还处于不被注目、不被理解的状况，就像熟悉之物未必为人所知那样。在一个具体的商品尚处于稀有或少量状态的社会中，呈现出来的便是金钱的表面统治，恰如一位身负全权的密使，以不知名强权的名义说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即劳动的手工分工和面向全球市场的大生产，商品确实显示为一种前来真正占据社会生活的强权。正是在这时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它既是一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也是关于统治的科学。 42 景观就是这个时刻，这时的商品已经成功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不仅景观与商品的关系清晰无疑，而且人们只能看到这个关系：人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景观的世界。现代的经济生产在广度和强度上都扩展着它的专政。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它的统治已经因某些明星产品的在场而初显端倪，而且在生产率发展领先的地区，已经充当着帝国主义统治。在这些发达地区，社会空间被一种商品地质层的持续叠加所侵袭。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异化的消费（consommationaliénée）对大众来说变成了一种额外的义务，即面对异化的生产（productionaliénée）的义务。正是一个社会全部的售出劳动（travailvendu），它总体上变成了全部的商品，而商品的循环将不断继续。为此，这个全部的商品必须以碎片形式重新回归碎片的个体，与总体操作的生产力完全分离的个体。正是在这里，关于统治的专门科学应该更加专业化：它应该碎化为社会学、技术心理学、控制论、符号学等，以便监督过程的所有层面的自我调节。 43 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在无产者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位工人”，他必须得到最起码的必需品，用以保持他的劳动力，但从不考虑“他的休闲。他的人性”。而一旦商品生产中富足的程度已经达到，而且要求工人做出额外的合作时，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立场立刻就会反转。这位工人突然间洗刷掉了全部蔑视，即通过生产组织和监督的所有方式明显表达出来的蔑视，工人现在不再每天受到监视，从表面上看他已经被当作成人，受到殷勤礼貌的对待，俨然一副消费者的模样。于是商品的人道主义（humanismedelamarchandise）也负责起劳动者的“休闲和人性”，其简单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能够也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身份去统治这些领域。这样，“对人的已经完成的否定”便承担起人类生存的全部。 44 景观是一场持久的鸦片战争，以便让人们接受将财物等同于商品，是从基本需求的满足到存活的战争，依据其特有法则而增长。但是如果说可消费的存活是某种总是需要增长的东西，那是因为它不停地包含着剥夺。如果说增益的存活没有任何彼处，在任何点上都不能停止增长，那是因为这种存活在剥夺之外就不再是增益的存活，而是变得更为富有的剥夺。 45 自动化是现代工业最为先进的部门，同时也是完美地概括工业实践的模式。而随着自动化的到来，商品世界必须克服如下矛盾：技术工具化客观上在取消劳动的同时，必须将劳动作为商品、作为商品诞生的唯一场所保留。为了让自动化，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其他非极端形式，不至于在事实上减少社会广度上所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阶段生产线的巨型延伸，即销售大军和今日商品颂歌；这是补充的力量总动员，在与这般商品有关的需求的人为性（facticité）中，幸运地遇到了这种组织后台劳动的必要性。 46 交换价值只有在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因子时才能形成，但是它以自己的武器取得的胜利却创造出它自主统治的条件。通过动员任何的人类使用，通过抓住对人类满足的垄断，交换价值最终能够领导使用。交换过程自行等同于任何可能的使用，将使用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雇佣兵队长，最终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战斗。 47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不变性，即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在增益的存活内部发展了一种新的剥夺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摆脱古老的贫乏，因为它要求绝大多数人的参与，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其永无止境的努力；而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服从，否则会死路一条。这便是这种恫吓的现实，事实是在最为贫穷的形式下（吃饭、居住）的使用，它只能存在于被囚禁的状况中，囚禁在增益的存活的虚幻富裕中，正是这一恫吓下的现实，在现代商品的消费中，成为普遍意义上接受幻想的真正基础。真正的消费者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商品就是这种确确实实的真正幻想，而景观则是其普通的表现。 48 使用价值以隐性方式包含在交换价值中，它现在应该以显性方式公布出来，进入景观的反转现实，这恰恰是因为它的实际现实受到超级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蚕食；于是一种伪证明（pseudo-justification）对虚假生活来说变得很有必要。 49 景观是金钱的另一面：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équivalentgénéral）。然而如果说金钱曾经统治过社会，充当着中心等价的代表，也就是说充当众多财物可交换特征的代表，而且财物的用途无法比拟，那么景观就是它发达的现代补充，其中商人世界的总体以整块形式出现，就像一种普遍的等价，与整个社会能够变成和所做的事情等价。景观是人们只能观看的金钱，因为在它身上，正是使用的总体（totalitédel'usage）与抽象的表现总体（totalitédelareprésentationabstraite）在进行交换。景观不仅仅是伪使用（pseudo-usage）的奴仆，它在自己身上就是生活的伪使用。 50 社会劳动的集中结果，在经济富足的时刻，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并迫使任何的现实去服从表象，这个表象现在就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资本不再是领导生产方式的可见核心：资本的积累以感性物体的形式将资本展开到周边。社会的整个广度便是它的写照。 51 自治经济（économieautonome）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失败。它所释放的力量会消除经济的必要性，而这个必要性是古代社会亘古不变的基础。当自治经济用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代替经济的必要性时，它只能用不断制造的伪需求（pseudo-besoin）来代替人类最初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是粗略认定的需求，而这些伪需求则可以归结为维持自治经济统治的唯一伪需求。但是自治经济永远与深层需求相分离，原因是它出自社会的无意识，社会无意识依赖于自治经济但又对此并不知觉。“一切有意识的东西都会耗尽。而无意识的东西则经久不衰。但是无意识一旦被释放，它不也要走向破落吗?”（弗洛伊德[2]）。 52 当社会发现它依赖于经济之时，其实经济也依赖于社会。这种地下的威力，大到显示为至高无上的威力时，也失去了其威力。在经济本我所在的地方，必须有自我[3]到来。主体只能从社会中而来，也就是说从社会自身的斗争中而来。主体的存在与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斗争则显示为历史的经济建立（<（fondationéconomiquedel’histoire）的产物和生产者。 53 欲望的意识和意识的欲望是这样一个类似的规划，它以其否定形式去追求对阶级的废除，即在其活动的所有时段上追求对劳动者的直接拥有。这种情形的反面便是景观社会，在景观社会中，商品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自我凝视。 [1]卢卡奇（LukácsGyörgy，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作品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等。 [2]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作品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精神分析学运动史》等。 [3]本我本我（ça）、自我（moi，德波在本书中用的是je）、超我（sur-moi），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关于人格的三个概念。本我指的是最原始的我，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所谓自我，指的是”自己”这个意识的觉醒，是现实环境约束下的”我”；而超我指的是泛道德、伦理角度的”我”。如果将本我概括为”我想要”，那么自我就是”我能要”，而超我则是”应该要”。人生的道路便是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过程。
莱比锡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莱比锡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国会会议结束后，自由主义右派和保守党的报纸对我们大肆挑衅。所以我在五月初业务旅行中写信给我妻说，小戒严要来了，但不像莱比锡的人所推测的那样来在春季博览会结束后，而是来在选举以前，最可能是在七月初。我猜对了。为了制造小戒严材料，在三月初，人们第二次试行控诉我违禁集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十六条），而且为这个目的也曾搜查住宅一次，但结果徒劳。控诉失败了，必须宣布我无罪。但普鲁士政府总要设法，至少能为小戒严制造个假材料。自一八八〇年晚秋以后，我们在莱比锡有一个被逐出柏林的铁匠亨利希，这个人在外表上很使人同情，后来却判明，他是负责提供小戒严材料的柏林警察代理人。 在我们的秘密集会中，亨利希始终是最激进的。他特别愿意我们根据一个章程秘密组织起来。我竭力反对，他放弃了他的计划。但在四月初，我须出外作业务旅行。六个星期以后当我回来时，我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亨利希在这期间完成了一个由他草拟的组织计划。我非常愤怒。如果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出席这种集会，亨利希的计划会被阻止，可是他们认为有我在场就够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集会。我在下次集会时非常严厉地反对所作的决议，我说它是轻率的，并且要求销毁现存的全部组织章程。各方面的人都答应满足这个要求。但此后不久，警察对我们进行普遍搜捕和大批搜家时，所找到的唯一的一份组织计划是亨利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对他起了疑心，我也照这样来对待他。他后来完全被揭穿了，并且他在马格德堡犯了伤风败俗的罪行，必须逃跑，为了逃跑，他从柏林秘密警察那里领取了五百马克。他来到苏黎世，在这里他堕落得越来越深，终于遭到悲惨的毁灭。 六月二十八日，我遇到另一件意外事。我的账房里来了某一个沃尔菲尔，他在柏林秘密组织中扮演一个角色而由于各种原因已引起我的猜疑。他以柏林秘密组织的名义要求我把上月收支账目抄给他一份。我立时就明白了这个人的目的何在。我把他逐出门去。一小时后，一位我党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住处告诉我，他刚从推布乃尔印刷所的一个排字工人那里获悉，晚上出版的官方莱比锡报上有一个内阁的公告，说自次日起宣布本市和长官公署辖境小戒严。 事情已经决定了。 我立即把我们面临的情况通知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并促使召开莱比锡及其近郊的受托人大会，在次日——六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钟，在普罗布斯台达附近高地上的拿破仑碑那里集合。拿破仑碑标志着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八日拿破仑带领大军作战的地点。在当时由那里可以瞭望很远，这地区既无大树也无灌木限制视线，处处尽是农田，人们远远就能望见、辨别不速之客。今天这地区完全变了样，附近在这期间建立的莱比锡大会战纪念碑压倒了拿破仑碑。 我们大约有一百人集会。讨论了如何组织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和由谁来分配款项。此外，整顿《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销事宜并拟定选举的组织规程。我结束我的发言时向未被驱逐者劝告说，不要头脑迷乱，要屹立不动。辩论很少。然后我们互相告别，一队一队地各自回家。 莱比锡警察所喜爱的驱逐形式是非常卑鄙的。第一批名单上的三十三人被唤到警察局，在那里把每个人（好像我们是罪犯）的相貌特征都仔细登记下来。但因没有量身长的尺度，每个人都要站在门柱跟前由一个官员用铅笔把身长记下来。这种待遇是被驱逐出境的人们所从未遭到过的。我为这件事向内务部长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先生提出强硬的申诉，他却为这种待遇辩护。他只同意我的非难中量身长的方式，他命令设备一支量尺。 部长先生在这里表现了一次幽默，这个特性是他往常所没有的。 在被驱逐的人们中间也有一批是本来由柏林驱逐出来的，他们以为必然可以在莱比锡居住，把家迁来了，所以他们特别忿怒。她们的丈夫出发的那天，妇女带着小孩前往市政府，把小孩交市政府处理。这些高贵的先生们为此感到很尴尬，允诺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李卜克内西、木刻家布尔克哈特和我于七月二日离开莱比锡，步行往包斯多尔夫（莱比锡一德累斯顿铁路上的一个车站），在那里我们先从一个裁缝租了两个房间。但当他过了一夜知道窝里是什么鸟的时候，立即通知我们房间退租。李卜克内西在车站那一面租了一间房，他想在车站饭馆吃饭，那里的店主人也怀疑，他是否可以高价供给凶恶的社会民主党人以饮食，他为此特向莱比锡专区公署请示。随后店主对李卜克内西及家属很有礼貌和殷勤。 哈森克莱维尔在被逐后偕同家属迁往乌尔岑，这也是莱比锡一德累斯顿铁路上的一个车站。这件事使这里聪明绝顶的市参议会大为骚动。这些老爷们聚首商议如何避免由于哈森克莱维尔的来临而威胁乌尔岑这个好城市的危险。他们作为一群真傻子，决议从现在起先行禁止一切集会，由事实可以假定，这些集会促进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所禁止的行动。 但因我党同志提出申诉，莱比锡专区公署把决议撤消，并通知乌尔岑的参议会，它只能根据个别情况来宣布这样的禁令。这个城市的首脑人物读到专区公署的批驳应该面红耳赤。后来只有限地使用禁止集会权，却是很聪明的办法。 在我们离开莱比锡之前，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莱维尔和我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一篇呼吁书：《给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以及一切公正的人》，其中说道： 萨克森政府认为有必要宣布莱比锡市和公署辖境的小戒严令，“因为公众全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公众安全，在该地区内是无人相信的。但这是无关轻重的。单单臆断，说公众安全受到威胁，不要法官判决，就足以使大批人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而遭不幸。除了一个关于一位已被逐出柏林的人的案件以外，莱比锡的法官还未得到机会，对被逐者中一个人，由于一种违反反社会党人法的罪行，而科以哪怕只是一小时禁闭或一个马克的罚金。“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怀着愤怒和憎恨，被流放者离开了故乡、妻子和儿女；他们虽则咬牙切齿地愤恨，却不得不向强权屈服。你们有义务保证他们的妻子儿女，除了丈夫、父亲、赡养者被夺去所导致的严重精神压迫以外，不要再呻吟于灾难造成的最艰苦的物质压迫之下……被驱逐的人们虽身处异乡，心情也可以轻松些，如果他们知道有数以千计的人作他们的后盾，这些人竭力帮助他们克服这一严重打击，这个打击是他们因为信念而遭到的并且他们作为大丈夫是知道如何承担的……请确信，不管我们遭到什么事情，我们总是坚定地忠诚地站在我们所为之流放的旗帜之下。” 我们的妻子都声明准备收转各种救济，此外，我们对于在外面的通信处写的是：格利伦贝格（纽伦堡）、奥艾尔（石威林）和萨克森邦米特维达的工厂主艾密尔·巴考芬。 募捐的呼吁起了作用，资产阶级人士屡次要求我妻，说发布一个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的启事，这会有良好的成绩的。我妻想答应这件事。她请求莱比锡警察局和莱比锡长官公署批准这样一个启事。长官公署立即予以批驳。这个地方长官算是一个特别笃信宗教的人，这也是他的行为的特征。他提请由他那专区公署辖境驱逐出去的不下七十人。警察局向我妻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她踌躇不决，写信往德累斯顿通知我。 我当时的情绪是可以想像的恶劣已极。人家把我们如同流氓或者罪犯一样驱逐出去，未经法律手续就弄得我们妻离子散，我感到像是致命的侮辱，我若有权在手，对这定要报复。没有一次诉讼，没有一次判决会像那种年复一年的流放使我感到那样痛恨，那样忿怒和痛苦，一直到那个站不住的法令终于破产，使这个残酷的以人类生活为儿戏的情况告一结束为止。 由这种情绪产生了我七月十一日给莱比锡警察局写的信，信里说： “接到我妻来信说，警察局对于她呈请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一事回答说：她应将这次募捐的方式详细说明，并且还必须声明愿意记收支的细账并允许警察局审查结算清单。 我认为末一条是没有法律根据并侮辱我妻的条件，所以建议她撤回申请。 一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济贫法上并没有哪一条规定，赋与警察机关过问为慈善事业募得的财物如何使用之权。警察局这一要求是违背法令和迄今执行的济贫法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必然更为每个正直人士所痛恨，因为此刻莱比锡的地方报纸上正在登载着为被煽动起来的俄国平民虐待的犹太人的呼吁书，这是莱比锡的长官和市长以及许多其他高级人士发表的，文中为被驱逐的俄国犹太人唤起群众的同情，并用最动人的字句请求捐助，而莱比锡警察局却不敢向这些老爷们提出类似向我妻提出的条件。 由警察局的这一行为，联系着长官公署的行为可以看出，在德国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为被驱逐的和被毁灭的人们公开募捐和诉以同情，只有他们是非德意志人，才能获得允许，但是若为那些本国臣民的遭到不幸的家属募捐，则被禁止，否则也是百般刁难，而那些臣民却被一个所谓贤明而又仁慈的政府和它的所属机关，用冷酷的心肠和更冷酷的算计赶得妻离子散、离家背井、生活无着。 我由此了解到，什么叫做生活在一个德意志一基督教国家和受毫无人心的衙门的统治，并且我要注意把莱比锡警察局和长官公署这种‘人道的’、特别表现基督教思想和公平司法的行为公之于世，并且到那时候在适当的地方提出谈谈。 同时我把这联系到这个声明，即如果警察局认为在《莱比锡日报》上公布为被流放者家属募捐，应先由它那方面批准，则根据济贫法第一○三条和第一○四条明文，这只能指公开吁请募捐和挨门逐户的募捐而言。但没有任何机关可以禁止在志同道合者中间，朋友和认识人中间为所说的目的进行募捐，它也不能禁止我妻代收这种捐款。我按照这个意义通知我妻，并静候下一步的措施。” 这封信发出后数日，我妻接到一个暗示，多加小心，次日早晨要到她那里搜查住宅了。她害怕了，把现金簿藏在厨房炉子的烟囱里。但次日早晨她煮咖啡的时候，没有立刻想到所藏的账簿，账簿烧起来，等到拉出来时已烧去一半。由于几个莱比锡同志的帮助并根据还存在的信件和邮汇执据，把现金簿重新整理出来。
第一章完成的分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一章完成的分离 “无疑，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对这个时代而言，神圣之物仅仅是个幻觉，而世俗之物才是真理。更有甚之，在它眼中，神圣之物随着真相的减少而变大，随着幻觉的增大而变大，于是幻觉的顶峰对它来说也是神圣的顶峰。” 费尔巴哈[1]（《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 1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despectacles）。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représentation）。 2 从生活的每个方面脱离出来的图像，正在融合到一个共同的进程中，而在这个进程中，这种生活的统一性不再能够得到恢复。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展开在其自身的普通统一性中，成为边缘的伪世界（pseudo-monde），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已经完成，进入—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而普通意义上的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成了非生者（non-vivant）的自主运动。 3 景观既显示为社会本身，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可充当统一的工具（instrumentd’unification）。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它蓄意成为集中任何目光和任何意识的那个区域。由于这个区域被分离了（séparé），它便成为滥用的目光和虚假的意识的场所；它所实现的统一无非就是一种普及化分离的官方语言。 4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ensembled’images），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 5 景观不能被理解为对某个视觉世界的滥用，即图像大量传播技术的产物。它更像是一种变得很有效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通过物质表达的世界观。这是一个客观化的世界视觉。 6 景观，从总体上理解的景观，它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该生产方式的规划（projet）。它不是现实世界的替补物，即这个世界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irréalisme）心脏。在其种种独特的形式下，如新闻或宣传、广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费，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它是对生产中已经做出的选择的全方位肯定，也是对生产的相应消费。景观的形式与内容同样都是对现存体系的条件和目的的全盘证明。景观也是这种证明的持续在场（présencepermanente），充当着现代生产之外对所体验时间的主要部分的占用。 7 分离本身隶属于世界的统一性，隶属于分裂为现实和图像的总体社会实践。社会实践，自主景观在其面前自我展示的实践，它也是包括景观在内的现实整体。然而这个整体中的裂变将肢解整体，让景观显示为裂变的目的。景观的语言由统治性生产的符号（signes）组成，而这些符号同时也是这个生产的最终目标。 8 人们不能抽象地将景观对立于实际的社会活动。这种拆分（dédoublement）本身就已经被拆分。反转现实的景观实际上也已经产出。同时，经历的现实在物质上已经被景观凝视（contemplation）所侵袭，在自身中获得一种景观秩序（ordrespectaculaire），给这个秩序赋予一种积极的黏合力。客观现实在两方面都在场。这般定义的每个概念，其本质就是概念向其反面的过渡：现实突然出现在景观中，使得景观成为真实。这种相互的异化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 9 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 10 景观的概念统一并且解释了形形色色的表面现象。表面现象的多样性和对比是社会层面上得到组建的这种表象的外表，而这个表象本身又应该在其普通真相中得到认可。就其本身的术语来看，景观就是对这种表象的肯定，也是对任何人类生活的肯定，也就是说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将其肯定为简单的表象。然而能够抵达景观真相的批判则会发现，景观是针对生活的可见的否定，也是针对变得可见的（estdevenuevisible）生活的一种否定。 11 为了描述景观、它的形成、它的功能，还有导致它解体的力量，就必须人为地区分不可分离的元素。在分析景观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说的就是景观的语言，原因是我们来到一个社会的方法论领地上，而这个社会就在景观中进行表达。然而景观并非他物，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形成的总体实践（pratiquetotale）的意义，还有这个实践的时间表。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历史时刻。 12 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它所说的无非就是“岀现的（cequiapparaît）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它所要求的态度原则上就是这种被动的接受，通过其绝无争辩的出现方式，通过其对外表的垄断，景观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这种被动的接受。 13 景观那同语重复的本质特点来自如下简单的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它是普照于现代被动性帝国的永远不落的太阳。它覆盖着世界的整个表面，永无止境地沐浴在自身的荣耀中。 14 建立在现代工业之上的社会.它不是偶然地或表面上具有景观特征，而是本质上就是景观主义社会。在景观中，即在统治性经济的形象中，目的不值一文，发展才是一切。景观想要实现的无非就是自我实现。 15 作为当今所生产物品的不可或缺的装饰，作为制度理性的普遍展示，作为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images-objets）的先进经济部门，景观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 16 景观让活着的人们服从于它，原因是经济已经将人们完全降服。景观无非就是为了自身而自行发展的经济。它是物的生产的忠实写照，是生产者不忠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 17 经济对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第一阶段，在对任何人类成就的定义中，曾经导致一种从存在（être）滑向拥有（avoir）的明显降级。而通过经济的积累结果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占领的当今阶段，正在导致一种从拥有面向显现（paraître）的总体滑坡，而任何实际的“拥有”只能从这种滑坡中获取它的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同时，任何个体的现实也都成为社会的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的威力（puissance），由社会的威力来造就。正因为这个现实并不存在，所以它只能被允许出现。 18 在现实世界自行变成简单图像（simplesimages）的地方，这些简单图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变成某种催眠行为的有效动机。景观作为一种让人看到的倾向，即通过各种专门化的中介让人看到不再能直接被人们抓取的世界，它正常情况下会在视觉中找到特别的人类感官，而这种感官在其他时代曾经是触觉；最为抽象的感官，最可神秘化的感官，正好对应于当前社会的普及化抽象。然而景观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目光，即使与听觉相结合亦然。景观就是逃脱人类活动的那个东西，它摆脱了人类对事业的重新考虑和修正。它是对话的反面。在具有独立表现的任何地方，景观就在那里重新形成。 19 景观是西方哲学规划全面虚弱（faiblesse）的继承者，这个规划是受观看类别支配的对活动的理解；景观同样也建立在对精确技术理性进行不断展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理性恰恰就来自这种思想。景观并不实现哲学，而是将现实哲学化。这是所有人的具体生活，已经降级为思辨性世界的生活。 20 哲学，作为被分离思想（penséeséparée）的权力，作为被分离权力的思想，它从来没有通过自身而超越神学。景观是宗教幻觉的物质重构（reconstructionmatérielle）。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于是最为尘世的生活就变得格外昏暗和令人窒息。这种生活不再转向天空，而是在自己身上收留着对生活的绝对回避，还有虚假的天堂。景观是将人类权力流放到一个彼世的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分离。 21 随着必需性在社会上渐渐被人们梦想，梦想就变成必需的东西。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景观是这种睡眠的守护人。 22 现代社会的实践威力已经从自身中脱离出来，而且在景观中建立起一个独立帝国，这一事实只能用另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即这个强大的实践继续缺乏其凝聚性，而且与自身相互矛盾。 23 这是最为古老的社会专业化，权力的专业化，它是景观的根源。于是景观就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它替所有的其他活动说话。这是等级社会在自身面前进行的外交表达，在这里，任何其他的言语都被消除。最为现代的东西也是最为古老的东西。 24 景观是现行秩序在其自身上保持的不间断的话语，是对自己的赞美式独白（monologueélogieux）。这是权力在它对生存条件进行极权管理时期的自画像。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apparencefétichiste），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secondenature）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但是，景观并不是那个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也不能被看作自然的发展。相反，景观社会是选择自己特有技术内容的形式。倘若景观仅取其狭义方面，即“大众交际的手段”，这也是它最能压倒一切的表面展现，它就会显示为侵入社会的简单工具化，而工具化实际上丝毫不体现中性特点，而是一种本身切合于其总体自我运动的工具化。如果技术这般发展的时代的社会需求只能通过技术媒介方能得到满足，如果这个社会的管理和任何人际接触只能通过这个瞬间交际的威力中介来进行，那是因为这种”交际”主要还是单边的（unilatérale）交际。结果是交际的集中会在现存体制的管理者手中积累一些手段，使得他们能够继续进行这个确定的管理。景观的全面分裂与现代国家密不可分，即与社会中分裂的普通形式密不可分。国家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也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25 分离就是景观的阿尔法和奥米加[2]。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建立，阶级的形成，曾经构筑起第一个神圣的凝视（contemplationsacrée），即任何权力从初始时就自行标榜的神秘秩序。神圣性证明了对应于主人们利益的宇宙和本体的律条，并且解释和美化了社会所不能做的事情。因此任何被分离的权力都具有景观特征，但是所有人对这种静止图像的赞同，仅仅意味着一种对想象延伸的共同认可，针对的是真实社会活动的贫乏，况且这种贫乏被广泛感受为一种统一条件。现代景观则相反，它将表达社会所能做的事情，不过在这个表达中，可做的（lepermis）完全对立于可能的（lepossible）。景观是在生存条件的实践变化中对无意识的保存。它是无意识自身的产物，它自己提出自己的规定：这是个伪神圣物（pseudo-sacré）。它展示自己是什么：在自身中自行生长的被分离的威力，就在生产率的增长中，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细化为动作的碎片，并且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并且，为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而运转不息。任何共同体和任何批判意识都随着这个运动进程而解体，在这个运动中，通过自我分离而变得强大的力量还没有被找到。 26 随着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全面分离，失去的是关于已完成活动的任何统一观点，还有生产者之间任何直接的个人交际。随着被分离产品的积累进展，还有生产过程的集中，统一和交际成为制度领导的专有属性。分离的经济制度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化。 27 通过被分离生产即分离物（leséparé）生产的成功本身，原始社会中与主要劳动相关的基本经验正在转移，转向制度发展的极点，走向非劳动（non-travail），即非活动（inactivité）。但是这种非活动在任何方面都没能摆脱生产活动：它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是对生产需求和结果的服从，令人既担忧又叹为观止的服从；它本身就是自身理性的产物。在活动之外没有自由可言，而在景观的范畴内，任何活动都被否定，恰如真正的活动被整个地截获，以便总体地建立这个结果。于是，现今的”劳动解放”，休闲的增加，绝对不是劳动中的任何解放，也不是劳动造就的某个世界的解放。在从劳动中窃取的活动中，任何东西都不能在对其结果的服从中得到。 28 建立在隔离之上的经济制度是一种隔离的循环生产。隔离建立了技术，而技术过程反过来又进行隔离。从汽车到电视机，所有景观制度所选择的财物也都是它的武器，以持续加强”孤独的人群”的隔离条件。景观总是更能具体地找到它特有的先决条件。 29 景观的起源就是世界统一性的丢失，而现代景观的巨大扩展表达了这种丢失的全部：任何特殊劳动的抽象，以及整体生产的全面抽象，都完美地表达在景观中，而景观的具体存在方式恰恰就是抽象。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个部分自我展现在世界面前，而且要比这个世界更为髙级。景观便是这种分离的共同语言。将观众们联系起来的无非就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它就位于维持观众隔离的中心。景观汇合着分离物，但是它把分离物当作分离物进行汇合。 30 有利于被凝视物体（该物体是观众自身无意识活动的结果）的观众异化（aliénationduspectateur）可以这样表达：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imagesdominantes）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与行动的人相比，景观的外在性显示为这样，即人的自身动作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向他表现动作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因为景观到处都在。 31 劳动者自己并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一种独立的威力。这种生产的成功，即它的富足（abondance），被当作剥夺的富足返回到生产者面前。随着异化产品的积累，世界的整个时间和空间对于生产者来说都变得形同异域（étrangers）。景观就是这个崭新世界的地图，一幅精确覆盖其领土的地图。甚至那些脱离了我们的力量，都能以其整个的威力向我们自行展示。 32 社会中的景观对应于一种异化的具体制造。经济的扩张主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工业生产的扩张。经济为自身而运动，而与这种经济一起增长的只能是异化，异化恰恰就位于经济的原始核心中。 33 与其产品分离的人，他越来越强大地生产其世界的所有细节，于是就越来越处于与其世界分离的境地。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 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 [1]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德国哲学家。他是黑格尔的信徒、唯物主义学派的首领，曾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属左翼黑格尔学派，马克思曾写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主要作品有《关于死亡与不朽的思考》《近代哲学史》《对黑格尔哲学批评的贡献》《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宗教的本质》《心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等。 [2]阿尔法和奥米加，即希腊字母A和Ω，分别位于字母表的开头和结尾，意为开始和结束。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是在二月半开幕。自实行新关税政策以来，其结果成为热烈争辩的对象，赞成和反对的论调都有。预算的讨论首先为此开辟了适当的战场。这次仍然如此。我以党团的名义作关于预算的发言。从一八七四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仍占优势，而在改善方面只露出轻微的开端。工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面照常特别艰苦，因为企业主都肆无忌惮地使用财政部长冯·康普浩森一八七五年所提出的办法，这办法是，只有在管理上勤俭节约，要求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和减低工资才可能改善经济情况。这个建议曾引起欧仁·李希特尔议员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说：向一位敢于说出这样不得人心的观点的部长致敬。 我在发言中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彻底批判了现行经济制度；这制度需要彻底改革，应使劳动群众感到幸福。但这种改革却不是今日的当权者所能办的，不管首相是俾斯麦，李希特尔或李克特。 三月底，汉堡市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关于宣布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小戒严的总结报告第一次提出讨论，需时两天。报告是用这种报告所普遍特有的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组成的。党团指定奥艾尔和我为发言人。我们二人在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我相信可以说是讲得很好。继奥艾尔之后是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发言。他第一次在国会中以普鲁士政府对有关问题的代表身份出现。他立刻就表现出来他是哪种精神的产儿，俾斯麦在他身上找到了助手，他同样肆无忌惮地（但比俾斯麦灵活些）尝试着每一种暴行和把每个暴行都加以掩饰和辩护。他正是个只有在易北河以东长大的彻头彻尾的容克，以后才知道，他心似铁石，最残酷的手段是他最称心如意的。但在他执政的第八年，为已故的皇帝弗里德里希的旨意所迫而退位时，他必须承认，他对我们的斗争毫无结果。他诚然毁灭了好几百人的生命，把更多的同志送入监狱，而且他这个婚姻、家庭和所有制的救主和保护者却破坏了许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党是自豪地、不屈不挠地屹立在这里，较以往更为强大。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七年中间，在普特卡美尔治下所举行的三次国会普选中，党的票数由约三十一万二千上升到约七十六万三千，并开始使党成为一切政党中最强大的党。 普特卡美尔在对奥艾尔的答复中说：普鲁士王国政府由这里的、萨克森王国政府自然不知道的事件中确信，莱比锡的危险一天比一天大，并且普鲁士王国政府不能否认，事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要凭萨克森政府的明智来决定，是否普鲁士王国政府要提议对莱比锡也采取一种类似对柏林和汉堡—阿尔托那那样的手段。 没有哪一个政府的部长能比他更厚颜无耻的了，这样把自己的期望露骨地向其他政府示意。在德累斯顿，人们懂得这种示意，可是我们也懂得。我回答这部长说，如果他认为我们的运动就此完结，那他就错了。他的武器将为运动所粉碎，就像玻璃碰在花岗石上一样。 在这次会期里，联邦政府提出一个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其目的在于设立一个国家保险局，如此，整个保险事务就操在国家手里。在这个基本要点上，议案符合我在一八七九年二月趁着辩论冯·海尔特林男爵的赔偿责任的质问时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执行的方式却与我们的立场相去很远。然而这个草案已足以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圈子里引起极大不安，它们把它看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种恐惧心情，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在他的二月二十五日预算案发言中暴露出来，他以他所爱好的那种夸张方式断言说，首相以这个议案甚至超过了社会主义。我为此回答如下：“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如何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及其企图。我只能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地同意这个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所根据的基本原则，我们也很不满意这种执行细则，并且即使我们曾愿抱着这样的希望（可是我们没有这种希望），在国会这里把草案修改得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即符合工人阶级的愿望，我还是必须说，这也仍然很少涉及问题。这也许是做了一个值得称赞的步骤，但至少还同样重要的是，不仅要照顾到（而这是你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在这会场里只是被容忍者，人们最喜欢把我们逐出会场）使工业上受到某种事故伤害的人有饭吃有住处，而且要照顾到，使我们的工人能够总有足够的面包和收入并且有工可做。”议员班伯格博士竟把我归入法令草案的发起人中，因为他在第一读时说道： “今天的法令草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以社会主义为基调；它明白承认，这是它的动机……现今的立法理论已经如何很向社会主义内容靠拢，我后面大约另有一位发言人给你们很清楚的解释，这就使倍倍尔议员先生。倍倍尔先生在一八七九年正是在讨论修改意外事故立法的议案时作过一次发言，他在发言中所草拟的正与今天向你们提出的法令的各要点完全相同。我不愿夺取倍倍尔先生的快乐，来逐字宣读那一段把法令的整个经济学甚至都按他的说法包括在内的话；但是我可以说，今天早晨我又把那篇发言重读以后，我这样想，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认命倍倍尔先生为帝国政府国民经济部门的讲演参议。” 四月二日，俾斯麦侯爵在他的发言中坚决反驳法律草案的这种特性，同时激烈攻击我们；但是他为草案辩护得非常欠妥，我在四月四日的发言中对于这说道： 首相在星期六以某种蔑视的态度对待我们，今天他将知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的草案，这使他更加愉快，因为他自己给他的草案作的辩护绝不会使人信服。（笑声。）所以他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我们愿意尽可能给他以支持。我们愿意竭力协助他，促进他那将借着这个草案来对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积极努力，这样一来，他达到一个有益的目的……（笑声。） 在说明原因时说，法令草案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在讨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约定，也要用为工人谋福利的积极措施来对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我们由此很高兴地看出了，原来我们是法令草案的起因。（很对！左面。笑声。）……根据这点，我们就要努力使法令草案成为一个真有助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的东西。（笑声。） 接着我对法令草案作一个较长的深刻的批判。 有人提出顾虑，说实施法律草案时加在业主身上的负担将使他们对外国失去竞争能力，面对这种顾虑，我向首相建议，为了他说得那末中肯的“被剥夺继承权者”的福利，可发起一个有关各国的国际会议，劝它们采取相同的立法。可以保证，如果各有关国家的政府拒绝接受他的建议，那些国家的工人就会支持他——首相，而强迫他们的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他——首相进行过三次大战，在战争中有许多人牺牲，血流成河，并且由此发生巨大灾害。他因此荣誉日高，如果他能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建立为被压迫者谋福利的和平机构，他将会获得更大荣誉。 我的发言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满意。恩格斯声明说，这是我迄今发言中最好的一次，他将为此也用马克思的名义写信给我。 草案转到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把草案修改成连政府也声明它不会被通过的样子。 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党遭受到一件讨厌的损失。瓦尔特希和弗里茨舍声明要移居合众国，尽管我们反对，他们仍然实行了这个计划。 几个月以前我们派弗里茨舍同菲勒克往合众国去作演讲旅行为秋季选举募捐。旅行也很有成绩，净余一万五千马克。弗里茨舍由于各种原因对于祖国已无好感，遂在这时机想出移居计划。这我们大家都了解，但是瓦尔特希也作同样决定，则使我们不解。我们非常需要他。在我们为这件事进行辩论时，他解释说：他至今已三次陷于生活无着，他终于想休息一下，享其余生。生计无着是事实。最近他是已无法生存的莱比锡印刷所的经理。但他也又找到朋友，他们准备给他维持一种新生活的金钱。他却拒绝了。 事情一为大家所知，就激起不愉快的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恶运，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两位最初创始人同时离开德国。我们收到由党内寄来的大批信件，要求解释这个事件。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敌方报纸努力利用这事件并且断言，李卜克内西和我也要同样迁出，这促使我们公开声明：不论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决不离开此地。瓦尔特希后来在合众国又继续作他的党务活动。因此，他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休息。
代译序：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张一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代译序 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1] 张一兵 在一个最不齿旧束缚也最不缺新东西的年代做哲学研究，算是件既有趣也累人的事情。因为新思想与新理念的生产速度往往比我们的脑子转得要快，大量五花八门的“后现代”“后马克思”“后殖民主义”之类的思潮汹涌而至，常常是前一波的模样还未端详分明，后一浪已经带着油墨香漂洋过海来到跟前。然而看多了以后，我最经常也是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倒是反过来做逆溯式的思想史寻根，往深里去看一看今天这些貌似十分时尚潮流的新东西，究竟是怎样从思想史的旧土壤里一步一步地生发出来的。放严肃一点来说就是：我更愿意去完整地看一看，这些新东西的历史性缘起究竟是什么？我始终以为，倘没有认真走一趟思想史上逻辑寻根的全程，我们必定无法在一种简单的垂直性上真正对这些新思潮进行一番学术性的科学透视和准确把握。例如，若不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和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了解列斐弗尔和德波的日常生活异化说以及景观社会理论，当然还必须包括晚年拉康的真实域之说，恐怕就很难准确把握晚期鲍德里亚提出的作为当今世界本质的“拟像”“真实的谋杀”一类命题，更不用说真正去弄懂晚期鲍德里亚文化批判的理论实质。因此，从光怪陆离的新东西里抬起头来，认真补上早先的一些重要思想史环节，实现一种具备历史感的纵向思维和眼光，将是当前学界这一类前沿性研究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眼前这本由南京大学张新木教授重译的第二版的居伊·德波的名著《景观社会》[2]（LaSociétéduSpectacle），正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想史和后马克思思潮中不可或缺的学术缺环之一。毫不夸大地说，《景观社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逻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断裂。在这部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本里，德波将马克思曾经面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现实抽离为一幅离裂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总体视觉图景；而马克思所指认的市场交换中已经颠倒为物与物关系的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也被再一次虚化，成为商业性影像表象中呈现的一具伪欲望引导结构。这，就是社会景观现象。德波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3]。固然，对于景观的这种被制造性，人们也是心知肚明，却始终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以致将自己本真的社会存在忘了个一干二净。用德波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分离”（异化）关系。由此，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转变为一种景观拜物教批判。总体而言，这是一本以社会批判和文化证伪为主题的论著，书中并未集中体现德波和情境主义所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和建构艺术“情境”一类的变革以及替代性社会改造方案。客观地说，相对于阿多诺奠基的否定性的方法论构件而言，德波开启了通达后马克思思潮的另一条重要现实路径。德波之思，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鲍德里亚、凯尔纳、阿甘本等人。[4]旁的不多说了，在此文中，我希望能概要地介绍一下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基本情况，以及《景观社会》一书中有关景观批判的要点。 一 居伊-埃内斯特·德波（Guy-ErnestDebord，1931—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1931年12月28日，德波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经营一家药店，这使德波拥有了一个丰裕殷实的童年。然而好景不长，在德波5岁上，父亲就因病去世，家道也从此中落。1942年，德波进入波城路易·巴尔图公立中学（LycéeLouisBarthou）读书，他获得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份正式学历和文凭。从此，德波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一场作为职业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的曲折人生。他热衷于文学，特别是对《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洛特雷阿蒙很是着迷。这位后来深远地影响了超现实主义的著名诗人也在无意之中完成了德波思想的启蒙。法国解放后不久，德波一家又迁居戛纳。可以说，青年德波最初的哲学思想缘起于对超现实主义的迷入，这也是20世纪众多欧洲另类思想大师共同的思想开端。他于1957年组建情境主义国际，主编《冬宴》（Potlatch）、《情境主义国际》等杂志，主要代表作有：电影《赞成萨德的嚎叫》（HurlementsenfaveurdeSade，1952）、《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àunecritiquedelagéographieurbaine，1955）、《异轨使用手册》（Moded'emploidudétournement，与乌尔曼［GilWolman］合著，1956）、《漂移的理论》（Théoriedeladérive，1956）、《关于情境建构和国际情境主义趋势的组织及活动条件的报告》（Rapportsurlaconstructiondessituationsetsurlesconditionsde1’organisationetdel’actiondelatendancesituationnisteinternationale，1957）、《文化革命提纲》（Thèsesurlarévolutionculturelle，1958）、《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Préliminairespourunedéfinitiondel’unitéduprogrammerévolutionnaire，与康泽斯［PierreCanjuers］合著，1960）、《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Perspectivesdemodificationsconscientesdanslaviequotidienne，1961）、《关于艺术的革命判断》（Pourunjugementrévolutionnairedel'art，1961）、《关于巴黎公社的论纲》（SurlaCommune，与瓦纳格姆［RaoulVaneigem］合著，1962）、《对阿尔及利亚及所有国家革命者的演讲》（Adresseauxrévolutionnairesd’Algérieetdetouslespays，1965）、《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Ledéclinetlachutedel’économiespectaculaire-marchande，1966）、《景观社会》（1967）等。1973年，德波根据自己的《景观社会》一书拍撮了同名电影[5]。1988年以后，德波写出了半自传体的著作《颂词》（Panégyrique，1989，1997），并继续完成了其《景观社会》的姊妹篇《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Commentairessurlasociétéduspectacle，1988），进一步完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1994年，德波与布丽吉特·科尔南（BrigitteComand）合作，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电影《居伊·德波——他的艺术和时代》（GuyDebord，sonartetsonternps）。影片完成之后，当年11月30日，德波在其隐居地自杀身亡。享年63岁。 德波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1957年创立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1957—1972），二是完成这部著名的《景观社会》。前者成了德波一生从事文化革命实践的基地，后者则是他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来看看情境主义国际。情境主义[6]国际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波社会文化思潮，它既是直接影响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的重要思想母体，也是《景观社会》一书的直接实践母体。在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中，作为一种批判的艺术观念，情境主义在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第一次成为所谓的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情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我们这里介绍的德波，还有瓦纳格姆、德塞托（MicheldeCerteau）等人。[7]我发现，情境主义思潮其实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在后现代语境中格外活跃的几个显要角色，其中包括鲍德里亚，以及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哈维和凯尔纳等人，也是当代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思潮的关键性学术资源。 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初，沿袭了很深的文学和先锋派艺术根源或者说传统。这些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等欧洲先锋艺术运动，它们通过几个后起的先锋派团体的理论与实践，直接注入情境主义国际。上述先锋派团体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生发出情境主义国际的早期观念，一举奠定了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此间所说的这些先锋团体主要是指：实验艺术家国际（TheInternationalofExperimentalArtist）、字母主义运动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MovementandLetteristInternational）和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TheInternationalMovementforanImaginistBauhaus）。它们的形成大都与当时欧洲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境紧密相关，尤其是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频频爆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笼罩欧洲大陆的悲观情绪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秉承了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试图以各种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了的西方社会现实。 实验艺术家国际拒绝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他们试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实验来寻求一种原初的和更直接的表达形式，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创造一个新的城市环境的思想。康斯坦特（Constant）进一步发展了城市环境的概念，并将其注入情境主义国际。字母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伊索（Isou）则把都市青年人作为一个独特的阶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个阶级尽管是被剥削的和未被充分重视和代表的，但因为尚未为家庭和工作所累，他们游离于市场之外，有幸免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因而享有相对超拔的自由。伊索的功绩在于第一个看到了这个非传统“阶级”的革命潜能。以上观点在马尔库塞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字母主义国际把业已由字母主义运动提出的建筑和行为理论付诸实践，并进一步阐释了“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urbanism）概念。这一概念的起点是如下一种理念：建筑会直接影响居住在建筑之中的人的存在，并且这种影响远远超乎一般的想象。因此，关于建筑的批判性审视就成了生活批判的一条新途径。字母主义国际提出的另外一些概念，譬如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漂移（dérivé）和异轨（détournement）等，也都在后来的情境主义国际有所发展和运用。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也宣称，有必要根据“总体都市主义”，利用所有的艺术和现代技术手段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并且认识到在“总体都市主义”与未来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见，以上各派别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形似性，具体来说就是它们都提出变革当下社会现实的要求，并且各自的理论着力点大都在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上，并也都积极要求建构人的具体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 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实践活动的需要，必然逻辑地牵引出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成立前夕由德波撰写的《关于情境建构和国际情境主义趋势的组织及活动条件的报告》。这篇报告开门见山：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情境主义就是要对这个束缚人的社会和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和变革。德波在报告中简要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梳理并总结了各先锋派艺术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整理和提出了较为明确完整的情境和景观（spectacle）的概念、情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目标，包括其时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必须到处向主导文化展现出一种革命性的选择，调整目前正在进行但缺乏能被充分理解的观点的研究，并且，为了能够实现集体行动，通过批判和宣传来鼓励那些所有国家里最先进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我们取得联系。” 至此，情境主义国际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 1957年，字母主义国际与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合并，在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情境主义国际。从此时算起，直到1972年宣布解散，情境主义国际的存在先后历时十五年。在目前可参考的资料中，根据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发展及组织变化情况，学界一般把情境主义国际这十五年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57年——1962年的“先锋派时期”、1962年——1968年“从分裂到革命”和1968年——1972年的“从革命到分裂”。 总体而言，在先锋派时期，情境主义国际致力于寻求艺术和政治之间某种新的结合。这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各色各样的艺术—政治作品，如他们自己创办的杂志（由德波创办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杂志《冬宴》和《情境主义国际》）、各种小册子、剪贴簿、演讲录音、会议、展览、绘画、建筑的模型和规划、电影、联合抵制行为、对景观文化事件的破坏，等等。在此之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明确和阐释了“建构情境”（constructedsituation）的概念。《情境主义国际》杂志的第一期就对该概念做了明确的定义：由一个统一性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而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这个定义同情境主义国际创立之前的“总体都市主义”思想渊源颇深（实际上，“总体都市主义”在情境主义国际初期的理论中仍是一个重要概念）。后来“情境主义”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核心观念发展而来的。“情境主义者就是从事于建构情境的人”，他必须“从事建构情境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或者指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 在这个时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即1960年举行的情境主义国际第四次会议。会上一方面对情境主义国际的组织模式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来各国分部“联合”的形式改为“中央委员会”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个方面，即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及活动重心发生了第一次转移，会议将其基础纲要从原先的“总体都市主义”转换为“游戏的解放”。以他们之见，在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被解放的娱乐活动业已取代了被迫的工作和消极的自由时间之间的分裂，游戏问题成了对自由时间加以组织的问题。自由时间的解放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马尔托斯（Martos）将这次会议视为情境主义国际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情境主义国际的整个历史是一个不断成熟的发展进程，即从艺术批判扩展到日常生活批判，再发展到对整个社会及其革命成果的批判。之所以说它重要，还因为自1961年的第五次会议开始，情境主义国际内部就逐渐发生了分歧，并最终在1962年出现分裂，部分情境主义国际成员被分离出去，于1962年3月组成第二情境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II）。该次分离宣告了情境主义国际第一阶段的结束。 情境主义国际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此时，国际将其研究重点由创作艺术—政治作品转向发展关于景观的批判理论。1966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国际的成员们讨论了一些革命议题，包括革命团体的组织问题、情境主义国际与当代革命力量之间关系的发展问题、革命和不发达经济等。当年，情境主义国际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会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大学生生活的贫困——对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性别的特别是智力方面的关注及其补救的可行性提议》（Delamisèreenmilieuétudiantconsidéréesoussesaspectséconomique,politique,psychologique,sexueletnotammentintellectueletdequelquesmoyenspouryremédier）的小册子。起初，这个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学生现实生活的批判，后来渐渐扩展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批判，情境主义国际也由此在激进学生中名声大噪。 1967年，德波的《景观社会》和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几乎同时出版，两本书都详尽阐述了景观的概念一一这个概念几乎在10年前就已出现，并贯穿情境主义国际后来的整个革命历史。我认为，这两本书在理论逻辑层面上将情境主义国际推向了学术巅峰。 以德波的《景观社会》为例，我们不难发现，《景观社会》直接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影响。倘若对这一文本进行孤立的阅读，此书是极其艰涩含混的，但假使将其置入情境主义理论的整体背景来审视的话，它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显然有着独特见解。书中最闪光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业已超越了它的生产阶段，利用饥饿来实现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已经是资本主义上个阶段的陈年旧事了。这是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后来重点阐述的超越“生产之镜”一类论点的隐性理论前提。根据德波的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观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生活的每个细节几乎都已经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生存方式上已经从存在堕落为占有，那么景观社会则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外观。考虑到情境主义国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状态一直不减的积极关注和对人之异化状态所做出的强烈反抗的姿态，再加上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危机，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情境主义国际最终为什么会与即将到来的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合流。 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是整个情境主义国际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次革命运动中，情境主义国际声誉日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自身发展在现实中最辉煌的顶点。德波自己说，1968年的学生造反运动使《景观社会》“一举成名”。[8]20世纪60年代，战后的繁荣从某个角度上看推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但失业和低工资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弥漫着悲观绝望的灰色情绪，在西方思想界的煽动和风云际会的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下，法国人甚至有些群情激愤。山雨欲来，一场现代社会条件下反抗主体异化的大革命可谓一触即发。“五月风暴”发生之后，情境主义国际也积极地参与到左派学生运动的革命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红色五月风暴”的一般文献里，人们大都将思想领域中的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政治领域里的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等人作为精神领袖，很少提及情境主义国际及其成员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但实际上，“五月风暴”中许多著名的标语出自情境主义国际成员之手，如“让想象力夺权”（瓦纳格姆）、“我们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德波），等等，这些都成为革命重要的催化剂和精神标识。他们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建构反对主体异化的情境的可能性。他们积极主张成立直接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Council）：当下的斗争就是要消除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政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自觉意识的历史，制止所有的分离和独立于个体存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已自发地在委员会中勾画出了自己的正确的形式……工人阶级现在知道了它的敌人和自己行动的适当的方法。革命组织不得不认识到不能再用异化的形式来反对异化了。”（《景观社会》）既然所有其他革命形式都导向自己目标的反面，那么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情境主义国际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上都是积极的和建构性的。 第三个时期，“从革命到分裂”。“红色五月风暴”失败之后，来自情境主义国际内外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暴露，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身“体面”的解散。革命的高潮终于过去，冷静下来的情境主义国际内部开始了沉闷而冗长的争论，并重新确定了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情境主义国际的发展方向。尽管根据情境主义国际自己的判断，“红色五月风暴”证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实践方式尚未成熟。冷静的反思也容易消磨激情，在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深思中，情境主义国际也日益消沉下去。1972年，德波与人合作出版了《真正的分裂》（LaVéritableScissiondansl’Internationale）的小册子，正式宣布情境主义国际解散。这本小册子中有这么一段话：不再有任何“国际”性的必要了，因为“情境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实际上，从此之后，德波的情绪也一路走低，再也没能高亢起来。[9] 三 以下，我们开始真正进入德波的《景观社会》文本。此书共九章，221节。初看起来，德波的文风颇有几分帕斯卡尼采式的味道。但与那种拒斥理性同一性的非逻各斯文本不同的是，《景观社会》有着自己明晰的理论逻辑结构。仔细端详，这本书看起来倒更像是某个理论学术文本未完成的写作提纲。篇幅所限，本文中我们具体只看作为德波此书中最重要内容的“景观”概念。 我认为，德波写作《景观社会》一书的理论意图其实相当显明，他希望以此宣告一个新的历史断代，即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他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或者说过渡为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德波明确提出，在今天的时代，“景观一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10]。故而，贝斯特和凯尔纳指认德波的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修正的一种尝试”[11]。贝斯特还指认了更重要的一层理论支援背景，即整个情境主义的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基于葛兰西的批判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不再是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是建立在认同之上的一种文化霸权，此处，这种霸权就体现为景观。[12]此话的确不无道理。在此书的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德波描述了他眼中这一次重大过渡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严格来说就是景观现象发生的基本路径和存在特征。 在第一章的开篇“引语”[13]中，德波援引了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里的一段话，核心要义是批判基督教神学语境中那个上帝之城的幻象取代人之真实感性生活的断言。费尔巴哈指认那是一个“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被颠倒的时代。而固守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则提出重新颠倒这种伪真实逻辑，以消除神学幻象、复归人之真实感性存在。众所周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指控主要是说后者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的要求的提法虽然是正当的，但是未进一步说明神学想象世界产生的原因恰恰在于现实中“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在这个著名论断中，马克思提出了以下的表述——“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14]。马克思的原意是，基督教在神学幻象中建立的上帝之城，实质是出于现实封建土地上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德波在此不落痕迹地借用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一双重语境来确立自己全新的立意：与上帝之城异曲同工，当今资本主义世俗基础已经将自身分离[15]出来，在茫茫的总体性景象群中建立了一个同样虚幻的景观社会。德波认为，“费尔巴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状况曾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的时代喜欢‘符号胜于所指；摹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他的判断已经完全被景观时代所证实”[16]。以下，不妨来看看德波自己的理论说明。 文本的第一段文字如下：“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7]这也是德波该书中最著名的一句断言。 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波的这段名言，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作为德波理论逻辑核心的景观概念。景观[18]，是德波这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德波借其概括自己看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特质，即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显然，德波指认上述景观性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并将这个观点视作自己最重要的理论新发现。不难看出，支配德波景观概念的是一种二元性人本主义价值悬设逻辑，其眼中的社会景观与社会的真实存在二者处于一个对立的“是”与“应该”的批判张力弧之中。 其实，德波的深层理论逻辑与1845年以后马克思所具有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完全异质的。在德波这里，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后来，鲍德里亚又在此基础之上发明了“类象”一词，然而后者所谓的类象的定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性篡位，因为它比原本存在更加真实。此外，德波进一步循着马克思的批判逻辑，推断景观生成的本质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自我分离。我认为这个分析倒是切中要害。随后我们将发现，德波笔下的这个分离是一出在本体论意义上开演的悲情戏，也是社会存在异化的现实基础。 通观全书，德波在本文中并未从理论逻辑上直接界定景观的概念，而是试图通过研究性的讨论来背景性地指认这一现象。关于景观，倒是在后来的弗尔茨和贝斯特笔下有过比较明确的定义族。首先，景观指“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所谓的少数人，当然是指作为幕后操控者的资本家，他们制造了充斥当今全部生活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指的则是那些被支配的观众，即我们身边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少数人”制造和操控的景观性演出，这种迷入性的“看”“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所以，鲍德里亚用“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痴迷的观众们。[19]德波后来也曾经刻画过这个“大多数”，他说：“观者只是被简单地设想为一无所知、无所应答者。那些总在观望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的人是永远不会行动起来的，这显然就是观者的情形。”[20]其次，景观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它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地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和手段”。所以，景观乍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景观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干预主义”，然而，也只有不干预中的隐性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其三，在景观所造成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之下，“大多数”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21]。这当然也是后人的重新概括和分析。贝斯特还有另外一种概括——“景观的现实是：（1）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22]。 好，在讨论过景观概念之后，现在我们再回到德波的文本。显而易见，上文引述的德波那段话是对马克思话语的故意改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马克思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23]。他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细胞的商品出发，一步一步引领我们探索各种形式迥异的物与物关系背后所真实存在的货币、资本关系，尤其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而德波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时代断言，他认为在今天这个“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原先那个物性的商品经济世界已经转化成景观的总体存在，转变的实质在于“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请一定注意，此处发生了一场二重颠倒！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物化颠倒，而德波的新发现是这个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再颠倒。不难发现，德波其实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他的观点，成了后来鲍德里亚用“符号政治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逻辑线索，也是后马克思思潮理论逻辑发端的重要来源之一。德波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表象化”一词的，意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存在沦为故意呈现出来的表象，一种新的伪存在，或者叫伪存在的“二次方”。 关于这一点，德波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剖析，他认为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经济对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第一阶段，在对任何人类成就的定义中，曾经导致一种从存在滑向拥有的明显降级。而通过经济的积累结果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占领的当今阶段，正在导致一种从拥有面向显现的总体滑坡，而任何实际的“拥有''只能从这种滑坡中获取它的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同时，任何个体的现实也都成为社会的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的威力，由社会的威力来造就。正因为这个现实并不存在，所以它只能被允许出现。[2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经济统治社会生活”，马克思形容其为外在于个人的市场的经济力量支配了整个社会存在。在德波眼中，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人的存在方式“从存在滑向拥有”的堕落。这话并不直接来自马克思，个中的支援背景倒颇有几分神似于人本主义的逻辑。马克思自己曾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现象学中对此做了科学的说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之间的直接劳动关系。此外，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恰恰不是对象的直接占有关系，而是资本所有关系在其中的统治地位。通俗一点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以从对物的直接占有（这是封建关系的特征）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的转变为特点的。资本家手中持有的并不是物，而是可以支配和统治物与人的资本所有关系。此即德波理论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德波这个论点与弗罗姆的人本主义理论定位倒是有些异曲同工的意思。[25]不过，最重要的是，德波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本质是“从拥有面向显现”的普遍转向，即他自己所说的社会存在表象化已突显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范式。显而易见，德波试图展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情况，问题是他这种个体现实沦为社会现实，个人受制于社会力量的塑形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马克思开始，包括斯密、李嘉图以及作为哲学映照的黑格尔，都早已自觉意识到自工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在充分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作为社会总体性的抽象劳动取代了感性具体的个人劳动，而个体活动的价值实现也只能通过市场承认才能实现。比照而言，德波此时的表述既失之于不够准确，也实在称不上是新的理论发现，反倒是他那个关于原先的实际的“拥有”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都必须来自其“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的观点，多少算得上是德波独到的理论说明。其实，德波真正想说的是，原先经济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注意：他并未准确地洞悉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今已转化为一种依托于表象式的名望。他所说的“正是因为这个现实并不存在，所以它只能被允许出现”，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改写，如果说在后者笔下，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直接关系倘不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就无法顺利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德波这里，则成了个人的现实如果不能被虚化为一种非真实的景观式的“名望”，个人就将一无所有，换句话说，也可以叫无名则无利。我以为，德波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深刻和敏锐的，放眼今日我们周遭的世界，所有的事物，倘不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似乎就不存在。就此意义而言，生活的表象化和景观化是本体论的。 在现实世界自行变成简单图像的地方，这些简单图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变成某种催眠行为的有效动机。景观作为一种让人看到的倾向，即通过各种专门化的中介让人看到不再能直接被人们抓取的世界，它正常情况下会在视觉中找到特别的人类感官，而这种感官在其他时代曾经是触觉；最为抽象的感官，最为可神秘化的感官，正好对应于当前社会的普及化抽象。然而景观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目光，即使与听觉相结合亦然。景观就是逃脱人类活动的那个东西，它摆脱了人类对事业的重新考虑和修正。它是对话的反面。在具有独立表现的任何地方，景观就在那里重新形成。[26] 真实世界沦为简单的图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鲍德里亚有言，“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27]。上述变化的实质在于虚构的东西已经使人们不自觉地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恍如魔术师手中高明的戏法，各种“专门化的中介''一夜之间成了主角，景观由此“在视觉中找到特别的人类感官，而这种感官在其他时代曾经是触觉”。其实，在德波的时代，大众媒介尚处于刚刚在场的初始状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不如现今霸权式的全球媒介网来得深刻和广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凯尔纳将德波的景观发展为今天横行全球的媒介景观。[28]当然，所谓的“视觉”是哲学上的看。德波的意思是，过去，我们还是通过操作具体的物质实在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当时我们的触觉尚能稳居特别的地位，而现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是视觉了——必须让人看到！正是在这个思路上，后来甚至有人指认当前社会已经是“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societyofimage），理论上也称“视觉或者图像的转向”，[29]还有人将其称为“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马丁·杰语）。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批判理论中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德波进一步指出，景观的本质是拒斥对话。景观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它消解了主体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在景观的迷入之中，人只能单向度地默从。如是，方为景观意识形态的本质。 对此，德波心生感慨：“景观是西方哲学规划全面虚弱的继承者，这个规划是受观看类别支配的对活动的理解；景观同样也建立在对精确技术理性进行不断展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理性恰恰就来自这种思想。”[30]不同的是，这种本体之看导引出存在本身的表象化，而表象正是资本主义新的存活方式。鲍德里亚则指认这是一种“赋予内容的表现以优先权的”唯心主义。[31] 这个所谓的本体论语境中的“表象化”让人联想起康德的认识论革命。众所周知，康德从休谟的命题出发，做出了自然界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向我们（主体）呈现，而呈现本身是先天理性构架统摄的结果的结论，康德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洞悉了以下事实：这个结果并不是事物（物自体），而只是一种被先天综合判断整合过的“现象”。康德之后，黑格尔继续抓住理性逻辑构架并将其建构成新的造物主，而马克思的功绩则是不依不饶地剥离了这个造物主身上思辨的外衣，暴露出工业性现代性的资本关系和暴力性结构的真实面目，从而批判性地指认了资本逻辑的物化狡计。德波的动作与这几位前辈是一脉相承的，他将颠倒了的物化指认为表象化的呈现，将颠倒再次做了个颠倒。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周身尚维持着一个可直接触摸的感性物质外壳，而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生活中，连那张“跳舞的桌子”——神秘的物的外壳都蒸发了。茫茫世界，触觉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唯余眼前诱人的影像叠映出来的景观。不过，这并不是说物真的就变成了完全虚无的景象，德波说的是，在生活中，景象成了决定性的力量。景象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也就是说物质生产虽然依旧是客观的，但是是在景象制造出来的假象和魔法操控之下劳作的。好一个颠倒又再颠倒的世界！“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32]景象叠映景象，人就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虚假幻象之中，悲情地依靠幻象而活。 从生活的每个方面脱离出来的图像，正在融合到一个共同的进程中，而在这个进程中，这种生活的统一性不再能够得到恢复。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展开在其自身的普通统一性中，成为边缘的伪世界，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已经完成，进入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而普通意义上的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成了非生者的自主运动。[33] 景观是生活的具体颠倒，它由“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叠映而成，构筑了一个非生命之物的自主自足的自在运动，其本质是影像编织成的被隔离的“虚假世界”。所以，“现实突然出现在景观中，使得景观成为真实。这种相互的异化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34] 四 关于景观的统治形式问题，最早是德波在《景观社会》第64-65节中提出的。他将景观区分为两种主要形式：集中的（concentrée）景观和弥散的（diffuse）景观。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理论定位。作为一种技术而言，所谓的集中的景观可能是由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的，或者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定的危机时刻出现的。从本质上看，集中的景观就是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确实，官僚特性本身就向这个方面集中，即个体官僚只有通过官僚群体的中介，并且充当其群体的成员，才能与对总体经济的拥有发生关系。此外，商品生产在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也会以集中的形式呈现出来：官僚制度掌握的商品，就是全部的社会劳动，而它出售给社会的东西，就是它成块的存活。官僚经济的独裁不能给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可观的选择余地，因为它自己大概已经做了全部选择，而其他任何的外部选择，不管是涉及食物还是涉及音乐，都已经是它完全毁灭的选择。官僚独裁必须伴随一种持久的暴力。[35] 在德波眼里，纳粹时期的法西斯国家就是集中景观的典型，也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时生成集中景观的案例。不过，德波不恰当地将苏联式的“斯大林主义''也列于其中，并将之作为欠发达社会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集中景观的现象。在此，德波连举了几个例子，譬如官僚集团把持作为全部社会劳动的商品，而社会只得到某些“成块的存活”；譬如国家利用官方声明将许多光彩形象集中于某个个人身上，而“每个人都必须魔术般地与其等同，否则死路一条”；再譬如，“在集中景观物统治的地方，治安也在统治着”。气在我看来，关于所谓的集中景观，德波的见解并无多少深刻与独到之处，他只是将景观作为一种统一的暴力图像，硬生生地嫁接到专制主义上罢了。此外，这种所谓的集中景观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也与他自己之前对景观的理论描述有明显的出入——所谓的专制主义中发生的景观怎么可能是不干预的呢？这种干预，就是德波否认存在的外部强制。由此看来，德波关于集中景观的说明，倒是一个明显的学术败笔。 所谓弥散的景观，也就是景观的一般形式，被德波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及其意识形态。其实，上文全部的讨论都是围绕景观这一形式展开的，在此无须赘述。关键是到了1988年，距《景观社会》一书发表已有21年的时候，德波推出了有关景观问题的一个理论新文本，即《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再度回归景观的形式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景观形式，即综合的景观。德波在书中又一次肯定了自己二十多年以前的理论发现，并对当时的部分论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我以为，德波这一新文本提出的新的“理论发现”，就是所谓景观统治新形式一一综合景观的论述。 德波宣称自己“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景观已经体现出了它的本质特征：它对市场经济实行专断统治，而此时的市场经济早已占据了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统治地位；同时，它综合了伴随这种统治而产生的政府所应具备的各种新型职能”[36]。作为一种独裁，景观与过去的暴政不同，它常常呈现为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德波认为，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是短命的，它没能阻止景观的继续延伸，“景观可以持续地聚集能量，也就是说，景观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迄今为止，正如遭到攻击的权力通常所做的那样，景观甚至已经掌握了新的防御技术”[37]。言下之意，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景观社会不仅未曾有丝毫的削弱，相反，通过理性地整合前两种形式，景观的第三种形式“形成了，这是前两种模式合理结合的结果，它的基础是扩散模式，该模式在其获得的普遍胜利中显示出了它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综合景观模式，该模式自形成之后，就一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38]。关于所谓综合的景观，德波曾做过极为详细的说明： 综合景观同时表现为集中和扩散。二者成功地缔结联盟之后，集中和扩散各自的特性便通过综合景观在更大的规模上得到了发挥。同时，它们各自此前的实践应用模式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就集中而言，控制中心现在已经变得隐蔽，不会被任何一个身份确定的领导者或某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所统治；从扩散的角度来说，景观从未以如此的规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对象上刻上它的印记。这是因为，综合景观的最终意义就在于：将自我彻底融合到它一直着力刻画的现实中去，并且根据其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建构现实。因此，这样的现实不再将综合景观视为某种外来物而与之对立。当景观是集中状态时，其四周的社会结构大多会逃脱它的控制；当景观处于扩散状态时，其四周的社会结构只有少数能够摆脱其控制；而今天，任何社会结构都无法摆脱景观的控制了。目前，景观已经无孔不入地扩散到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轻易地作出这样的推断：虚假的全球化也就是对全球的歪曲。[39] 显然，对今天这个综合的景观，德波只是强调了它的无所不在性。景观，“已经无孔不入地扩散到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景观的全球化。与此同时，德波进一步指认综合景观的五个主要特征：“不断的技术革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化的隐秘状态，无可置辩的谎言，永恒的当下。”[40] 倘若对德波关于景观形式的分析认真做个剖析的话，我并不认为他这个理论有何惊人之处，相反，较之于先前他对景观本质的独到而深刻的断言来看，有关景观形式的宣言倒是其明显的学术败笔，恰恰暴露出他对社会结构、当代科学及社会实践发展认识的不足。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末期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进展（弹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作为地区资本联盟的欧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汹涌突现，特别是信息电子工业和网络社会的全新媒介掌控的霸权，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深刻变化，而德波却似乎对这场剧变置若罔闻，其言说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隐居深山的遁世者发出的不合时宜之谈。就这一点而言，凯尔纳的当代景观研究可以算是对德波理论的有力补充。前者认为，德波的景观概念过于抽象，“带有明显的总体论色彩”，而他自己的景观概念则更加具体，微观。[41] 五 当然，在德波眼中，景观的出现并不就意味着世界已被虚化为一幅影像图景，“景观不能被理解为对某个视觉世界的滥用，即图像大量传播技术的产物”，必须充分理解：“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42]这是马克思那个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的延伸，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实为物化了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在德波笔下，这种物化关系被景观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德波此处对马克思的改动中其实已经内含了一种否定性的超越，即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结构开始转向以影像方式为主导的景观生产方式。后来的波斯特也是遵循这个逻辑提出了信息生产方式的替代方案。[43]所以，德波才会说， 景观，从总体上理解的景观，它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该生产方式的规划。它不是现实世界的替补物，即这个世界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在其种种独特的形式下，如新闻或宣传，广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费，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它是对生产中已经做出的选择的全方位肯定，也是对生产的相应消费。景观的形式与内容同样都是对现存体系的条件和目的的全盘证明。景观也是这种证明的持续在场，充当着现代生产之外对所体验时间的主要部分的占用。[44] 德波的思路还算清晰，他知道必须紧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基础，然后参照性地给景观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定位。贝斯特评论道，德波的理论意图还是“想把握社会的构成关系，并破译它们的意识形态运作”[45]。这一点，完全异质于后来彻底拒斥马克思的鲍德里亚。在德波看来，景观最重要的本质有二： 首先，景观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或者叫“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更通俗地说，景观已然成为现今人们“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以我的理解，德波的意思是说，相对于过去人们对吃穿住行等物性目标的追求而言，今天的人们在生活目标和生活模式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让人目眩的景观秀。这一点在现代人对新闻、宣传、广告和娱乐等的大量非本真的需要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人之存在不再由自己真实的需要构成，而是由景观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的需要堆积而至。所以，德波有言：“建立在现代工业之上的社会，它不是偶然地或表面上具有景观特征，而是本质上就是景观主义社会。在景观中，即在统治性经济的形象中，目的不值一文，发展才是一切。景观想要实现的无非就是自我实现。”[46]此处发生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现代工业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物品与消费的真实关系了，而是景观，是由视觉映像来统治经济的秩序。所以，真实的目标（这包括社会历史的前进目标和人的需要）早已烟消云散，景观就是一切，景观就是目标。后来的许多学者纷纷指出，德波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其实只能说是景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今天的景观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得到完全发展的阶段”[47]。20年以后，德波自己也发现，“景观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48]。 其次，是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德波曾经说过，景观的存在和统治性的布展恰恰证明了今日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人们在对景观的顺从中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所以，景观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这话指认了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而言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锚定于资本家在生产和消费中“已做出的选择”。换句话说，如今，我们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情境中，都不得不在广告炫示的情景牵引下，不自觉地面对一个已经被装饰过的欲望对象世界。在广告的统治下，我们无能为力，更无处可逃。优雅迷人的画面、窈窕的影像美女、时尚的生活样态和各式各样令人不得不信服的专家引导，使每个人从表层的理性认知到深层的隐性欲望都跌进了五光十色的诱人景观之中，万劫不复。德波曾经刻薄地批评那些为景观服务的专家，他说：“所有的专家都服务于国家和媒体，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的地位。所有的专家都听命于他们的主人。因为在当今社会的组织模式面前，从前他们可以获得独立的一切可能性已经逐步被消减殆尽了。当然最有用的专家莫过于那些善于撒谎的人。需要这些专家的人无非是些骗子和白痴，暗藏着各自的动机。”[49]世界就是一幅无处不在的景观，所以我们无从选择，更加无以反抗。在购买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我们直接肯定着现存体制。德波说：“就其本身的术语来看，景观就是对这种表象的肯定，也是对任何人类生活的肯定，也就是说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将其肯定为简单的表象。”[50]其次，通过审查而展现出来的景观，也必然是现存体制合法性的同谋。景观，当然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无论是通过广告，还是通过其他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景观。其本质都是在认同性地，或者是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我们以对商品疯狂的追逐来肯定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或者是在影像文化的引诱下，将现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误认为本真的存在方式，自愿成为五体投地的奴隶。其三，景观还通过支配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全面控制，这也是德波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新形式的一个发现，即对人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景观的主要捕捉对象其实恰恰是生产之外人的闲暇时间。景观的无意识心理文化控制和对人的虚假消费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之外的时间中悄然发生的。由此，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大大扩展了。并且，也正是由于景观能在一切闲暇时间中对人发生颠倒性欲望驱动，才使物质生产更加远离人之真实需要，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 可是，景观何德何能？它到底凭借的是哪一点，方能如此牢牢地掌控现代人呢？德波给出的答案如下： 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它所说的无非就是“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它所要求的态度原则上就是这种被动的接受，通过其绝无争辩的出现方式，通过其对外表的垄断，景观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这种被动的接受。[51] 景观画面中之物是不容争辩的，景观，就是强制性的独白，在这场只能屈从而无法对话的影像布展中，我们做不到对景观来一番批判性的审视。德波说：“当电视展示一幅精美的画面，并以恬不知耻的谎言对其加以解释的时候，白痴才会相信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52]这也可以用德塞托的话形容，即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在被驱逐的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53]。比如，对现今每天的电视广告不厌其烦炫示的汽车和数码相机的性能，普通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说出一句“不”字。今天推荐录像机，明天广告可能就展示VCD。的优越性，而后天，我们就将看到高清晰度的DVD。当每个家庭里充斥各种无用的电器时，不断消失又不断生成的新景观背后，俨然晃动着资本家点着钞票仰天大笑的身影。如是，即为景观无声的暴力性，景观的逻辑，是幕后隐遁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逻辑。 影像之流可以带走它面前的一切，而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在任意摆布这一被简化了的感性世界；这些人决定影像之流朝向何方，并决定那些应当被呈现事物的节奏，其方式正像那些永不消失、反复无常的突然袭击一样，不给人留有任何的思考余地，完全置观者的理解或看法于不顾。[54] 景观的帝国主义逻辑必然是：“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出现是被强制性设定的，而使景观展示出来的“同义反复”的表象也是被垄断的，垄断本身又是由无须应答的单向度的肯定来维系的，这就是景观背面的真相。德波指出：“在生活中，如果人们完全顺从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那么，这种生存状态无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对个性的抹杀。”[55]所以，我们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被动地接受。当然，对此也不乏不同的声音，比如凯尔纳就认为，景观并不如德波所说从来无往而不胜，相反，它也可能陷入自我矛盾和逆转的尴尬窘境。 以德波之见，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法宝还在于，它让人们悄然忘却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或者叫毁灭历史。关于这一论点，德波曾在1988年的《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一文加以说明。他分析道： 对景观统治而言，首要的是普遍地根除历史知识。这首先要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着手，从消除一切相关的有用信息，以及那些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事情加以理解的评论入手。证明这一说法的事例比比皆是，一目了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在景观的干预之下，人们对即将发生之事茫然无知；即使有所了解，在事发之后，景观也会使人们很快地淡忘此事。景观的这一能力的确无与伦比。事情越重要，就越要对其进行隐藏。”[56]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唯有既不知晓历史，也不再关心曾在时，人们才会一言不发地顺从于景观呈现给自己的虚假在场。景观“把外显的一切与其语境、历史、意图及影响都分离开来，因此，它完全是不合逻辑的。也正因为无人能够对此提出疑问，所以，它有权进行自我质疑，并对它自己的过去进行纠正”[57]。景观，是最喜新厌旧的。各种地摊小报上今天还在不遗余力推崇的商品或者“健康指南”，明天就可能在推销另一种商品或药品的广告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更为嚣张的是，景观甚至能直接遮蔽刚刚发生的事件真相。“把近期发生的事隐藏起来，或是使所有人都忘记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历史痕迹，景观就可以放逐历史。通过此种做法，景观获得的最大益处首先就是能够隐匿自己的历史属性——隐藏它近期征服世界的进程。人们对它的强大力量似乎习以为常，就好像它过去一直就存在于此。所有的夺权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上台这一事实。”[58]总之，景观一手遮天，除却它所愿意呈现的画面之外，我们的视野里将已空无一物。“如果景观有三天的时间未对某事发表看法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不复存在了一样。由于景观继续谈论的是另外的事，那么，简言之，另外那件事自此开始存在了。”[59]德波的这个说明可谓一针见血。譬如，现今的媒体动辄宣布对某歌星或公众人物进行“封杀”，这一着倒是屡试不爽，因为只要一段时间在景观中缺席，凭你再如雷贯耳的公众人物也将悄无声息地消失，如石沉大海一般激不起一点波澜。你的存在其实就是景观存在，封杀你的景观呈现，无异于直接谋杀了你。德波说，我们只能感觉和关注当下的影像愿意让我们了解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怎样发生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对历史的破坏，当代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自觉隐退到一个遥远的神话王国中，这个王国充满了无法证实的故事、无从查证的数据、没有由来的解释以及站不住脚的推理。”[60]如此这般的断言我们并不非常陌生，却也令我们心中恐惧莫名。 挣扎在影像虚幻的光芒之下，德波不无忧伤地断言，景观将“是普照于现代被动性帝国的永远不落的太阳。它覆盖着世界的整个表面，永无止境地沐浴在自身的荣耀中”[61]。 景观是现行秩序在其自身上保持的不间断的话语，是对自己的赞美式独白。这是权力在它对生存条件进行极权管理时期的自画像。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62] 进而，德波认定，“作为当今所生产物品不可或缺的装饰，作为制度理性的普遍展示，作为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的先进经济部门，景观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这话指认了景观在当今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掌控地位，即今天“社会的主要生产”。[63]言下之意有三：一是今天社会的一切物品生产都已无法挣脱景观炫示和推销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没有景观，就没有物品的生产；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产品，景观已经造就了自身制造和生产的发达状态，景观生产俨然成为现今最重要和最显赫的经济部门；三是景观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理具有关键的表象和维系作用，景观是当今最大的政治。凯尔纳指出，德波眼里的景观就是“去政治化和推广绥靖政策的工具”，“它使社会主体变得麻木不仁，将大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最紧迫的任务上转移开”。[64] 德波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他明确反对利用媒体来中性地遮蔽景观的意识形态性质。针对西方学界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的“大众传媒时代”的提法，德波批评道： 人们通常更愿意使用“媒体''，而不是“景观''作为展开讨论的话题。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过是在描述一种工具，某种公众服务机构而已。这种服务机构以其工整的“职业精神''经营着由大众传媒带来的新的传播资源，而大众传媒最终实现了纯粹的单向传播。通过这种方式，已有的结论被呈现出来，获得了大众毫无异议的称赞。[65] 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德波笔下的景观与媒介理论所谓的媒体是完全异质的两种表述，后者指的只是一般的传播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立的媒体根本不存在，“有时候，一些在行政上独立、但实际上又隐秘地通过各种特定的联系网与官方勾结的企业，也会借助媒体的关系掩盖其行踪”[66]。就此，德波将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媒介理论创始人麦克卢汉，指责他一手写就了所谓人的“身体延伸”的媒介理论王国的神话。 德波的批评十分尖刻，他说： 作为景观的首位维护者，麦克卢汉似乎一度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当之无愧的傻瓜。这位多伦多的哲人曾一直陶醉于“地球村''所带来的对自由的无尽体验中，这种自由来自联通一切的便捷性。他的这种主张持续了十余年，直至1976年，他最终发现“来自大众传媒的压力导致了非理性”，更正对大众传媒的使用已经变得迫在眉睫了，那时，他才改变了他曾有的主张。[67] 显然，在德波的理论视界里，并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工具性媒介，看得见的，只是长袖善舞、无处不在的景观。景观，是现实资本主义统治无往不胜的新式利器，而关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动人传说，不过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景观社会而已。 六 在德波看来，造成当今社会景观化的罪魁祸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分离。十分有趣的是，此时他却没有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异化概念来标注自己的关键词。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分离就是景观的阿尔法和奥米加。”[68]我注意到，在自己的理论言说中德波始终并未丢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宗教的逻辑，在此，马克思的言说又一次被发扬光大了： 哲学，作为被分离思想的权力，作为被分离权力的思想，它从来没有通过自身而超越神学。景观是宗教幻觉的物质重构。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于是最为尘世的生活就变得格外昏暗和令人窒息。这种生活不再转向天空，而是在自己身上收留着对生活的绝对回避，还有虚假的天堂。景观是将人类权力流放到一个彼世的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分离。[69]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他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关注宗教神学的基础是现实生活本身的分离，倘要真正消除人们心中的幻象，唯有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德波则认为景观就是对宗教的幻觉的“物质重构”，正是它，将生活本身迷雾化了。我们都知道，布尔乔亚启蒙思想对神学迷雾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在重建人们的世俗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工业化现代性中，幻想彼岸那座美好的上帝之城早已变成自然的现实对象化改造，而神学的禁欲出世也成了感性欲望的解放和现世声色犬马的享乐。然而，在德波看来，今天的景观将人间再度变回“幻象天堂”。景观中人的真实生活牢牢地被影像幻觉所控制。此时，幻象又在了，然而它不再是彼岸的神性天堂，而就在我们身边。何其深刻的比喻！一句话——我们好不容易从缥缈的宗教幻觉中踩到了物化的实地上，然而德波终又让我们在景观的迷雾里再度一脚踏空！ 德波认为，对宗教神学的发生学研究来说，“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建立，阶级的形成，曾经构筑起第一个神圣的凝视，即任何权力从初始时就自行标榜的神秘秩序。神圣性证明了对应于主人们利益的宇宙和本体的律条，并且解释和美化了社会所不能做的事情”[70]。这话不无道理。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分裂是宗教幻想的最初形式，土地上的等级要由天堂中的等级来神化，说到底，天上的神仙是维护地上人的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宗教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景观性，其性质是“一种对想象延伸的共同认可，针对的是真实社会活动的贫乏，况且这种贫乏被广泛感受为一种统一条件”。不过，德波又发现，比之宗教具有的景观性而言，今天的景观则有另一种相反的功能： 现代景观则相反，它将表达社会所能做的事情，不过在这个表达中，可做的完全对立于可能的。景观是在生存条件的实践变化中对无意识的保存。它是无意识自身的产物，它自己提出自己的规定：这是个伪神圣物。它展示自己是什么：在自身中自行生长的被分离的威力，就在生产率的增长中，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细化为动作的碎片，并且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并且，为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而运转不息。任何共同体和任何批判意识都随着这个运动进程而解体，在这个运动中，通过自我分离而变得胆大的力量还没有被找到。[71] 在德波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异质性。与宗教幻觉弥补现实所不能的功能不同，今天的景观恰恰呈现了生活中所能做的事情。不！准确地说，应该叫“可做的”，而非真正可能做到的事情。人在景观中是被隐性控制的，不得不无意识地臣服于景观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从而也就遮蔽了现实中真正出现的分离。一是社会的发展以生产力的增长为目的，而非人本身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是社会运动的唯一内驱力，人的存在反倒成为疯狂追逐利益的工具。这是马克思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手段与目的发生颠倒的观点。二是个人主体已被机器系统和劳动分工“细化为动作的碎片”，成为某种姿势、动作和外部力量的附属物，从而不是他自己的全面发展。我以为，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新论点，从席勒、马克思到青年卢卡奇，对此都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三是面对这一外在的现实畸变，人们只能无意识地、肯定性地认同其中，从而浑然不觉地丧失自己的一切否定性批判维度。关于这种指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有更加明确的具体讨论。德波认定，以上这些重要的社会分离，在景观中被严严实实地掩盖了。不难发现，他的这个观点只是重新概括了已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一些基本观点的观点，不过是拿一把新壶装了旧酒而已。 接着，德波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分离批判理论。与之前如出一辙，这一次，德波模仿的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有意思的是，他既没有使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范畴，也没有使用后者和青年卢卡奇都曾经用过的物化概念，而是标举了一个十分实证和通俗的规定性：分离。不过，在影片《景观社会》中，德波倒是用了一个黑屏专门以字幕引述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德波认为。分离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在影片《景观社会》中。与这一段话同时出现的画面是汽车工厂车间中正在生产的工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人与产品被分离。“与其产品分离的人，他越来越强大地生产其世界的所有细节。于是就越来越处于与其世界分离的境地。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72]熟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都会知道德波这段话的原出处，只不过这一次“产品异化”改名为“产品分离”了。德波的语境与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倒确实有其相似之处，但他并未指明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与景观的内在关联为何。因为，这种“分离”并不是今天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中的新现象。在影片《景观社会》中，在这一表述相对应的画面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与建成的摩天大楼的对比。德波说：“人类，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分离出来”。 其次，生产者之间直接交往的分离。在德波看来，“随着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全面分离，失去的是关于已完成活动的任何统一观点，还有生产者之间任何直接的个人交际。随着被分离产品的积累进展，还有生产过程的集中，统一和交际成为制度领导的专有属性。分离的经济制度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化”[73]。在我看来，这一段仍然没有新意。但此时德波已经不是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倒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资本论》出发了。准确一点说，应该是由于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劳动者原先自足的统一生产活动过程被消解为片面的劳动，劳动者之间不再直接面对，劳动产品直接交换的关系也被物与物的市场中介代替了。不同的是，在斯密-马克思所面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完成的这种间接性交往并不是由统治者直接“垄断”的，而在德波的时代，他似乎是认为，垄断经济结构全面控制社会存在的那出戏真的上演了，并且这种直接控制成了资本家制造景观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对这一点，德波没有能再深入下去。 其三，非劳动时间的分离。注意！这个论点算得上是新东西了。德波认为，生产本身的分离必然导致“原始社会中与主要劳动相关的基本经验正在转移，转向制度发展的极点，走向非劳动。即非活动”。换句话说，人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与感性的具体劳动相关联的经验，已经为劳动之外的被动性闲暇生活的认同所取代，关键在于，劳作之外的时间恰恰就是现实分离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非活动在任何方面都没能摆脱生产活动：它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是对生产需求和结果的服从，令人既担忧又叹为观止的服从；它本身就是自身理性的产物。在活动之外没有自由可言，而在景观的范畴内，任何活动都被否定，恰如真正的活动被整个地截获，以便总体地建立这个结果。于是，现今的“劳动解放''，休闲的增加，绝对不是劳动中的任何解放，也不是劳动造就的某个世界的解放。在从劳动中窃取的活动中，任何东西都不能在对其结果的服从中得到。[74] 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里，面对自动化机器系统巨大的操控力量，劳动者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看到了。马克思没能看到的是，在原本美好的闲暇时间中，人的存在非但同样不能如他自己所想，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一种舒展的创造性，相反，同样是被奴役和被动的。绝望因此油然而生，景观统治的实现不再主要以生产劳动时间为限，相反，它最擅长的，恰恰是对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支配和控制。在景观的奴役之下，连原本应该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闲暇时间也充斥着一种表面主动、内里消极的被动性。这一次，人彻底成了翻不出如来掌心的孙猴子，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能被动地活在景观之中。在影片《景观社会》中，经常出现人们在海滩和其他度假场所的镜头。 德波明确指出，在劳动之外的闲暇生活里发生的可悲的生存被动性并非生产过程释放出来的，而就是景观亲手制造的。何出此言？因为在资本主义景观生活中，“从汽车到电视机，所有景观制度所选择的财物也都是它的武器，以持续加强‘孤独的人群’的隔离条件。景观总是更能具体地找到它特有的先决条件”[75]。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能面对景观强加于自己的东西，他只是一个被动接收影像的观众。我们不再能听从自己的个性，甚至已经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需要，不能在闲暇时间中舒展创造性和主动性，一切闲暇生活的模式都是由景观事先制造的。总而言之，资本逻辑对劳动之外的时间实施了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阳光明媚的假日，人们可能自助旅行，可能去户外进行体育锻炼，也可能到商店、饭店和其他娱乐场所休闲消费，但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景观无形的教唆和预设控制下进行的。我们号称正在自由地享乐，主动地活动，然而真的不是！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光鲜外表之下，真正发生的还是一种闲暇生活中的伪主动性和被动性，其本质仍然是无个性。唯其如此，德波才说：“在生活中，如果人们完全顺从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那么这种状态无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对个性的抹杀。”[76]凯尔纳则称其为“景观的‘屈从式消费’使人远离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77]。 有利于被凝视物体（该物体是观众自身无意识活动的结果）的观众异化可以这样表达：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与行动的人相比，景观的外在性显示为这样，即人的自身动作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向他表现动作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因为景观到处都在。[78] 最显明的例子无疑就是如今为数众多的影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它们的内容和对象其实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商人们躲在幕后着力制造种种我们将去预期和追求的东西，一旦我们真将这些影像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欲望，也就失去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这就是德波那个“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一说的基本意思。其实，在德波此处的阐述中。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思想的挪用已经显露无遗了。 最后，景观，是一台生产和粉饰异化的新机器。在今天的社会中，“劳动者自己并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一种独立的威力”[79]。听起来甚至似乎不像是在说分离，而直接就是异化登场了。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转换。功亏一簧的是，德波并没有说明这种概念逻辑转换的意义。 这种生产的成功，即它的富足，被当作剥夺的富足返回到生产者面前。随着异化产品的积累，世界的整个时间和空间对于生产者来说都变得形同异域。景观就是这个崭新世界的地图，一幅精确覆盖其领土的地图。甚至那些脱离了我们的力量，都能以其整个的威力向我们自行展示。[80] 这是一段过于形而上学却含混不清的论述。景观为什么是新异化世界的地图？逃离我们的力量，那么又如何展示自身的力量？对这些，作者一概语焉不详，他只是强调，“社会中的景观对应于一种异化的具体制造”[81]。可是，对于至关重要的分离理论与异化之间的关联。他却忘了做个认真的交代。 本章的结束语是：“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82]这话当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深入。 七 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判最终也着落在一种革命性的实践要求上。与后来的鲍德里亚一类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是，德波“拒绝放弃解释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尝试”。当然，又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根本不同，德波的变革要求是所谓情境主义式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 在德波看来，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历史的思想真实地出现了。在此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古老的生产关系分崩离析，而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所有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事物”[83]。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作为一种自觉的革命性阶级意识，他们总是努力建立“历史的思想，即辩证法。这思想不再停留于寻找存在者的意义，而是提高到一切存在被解体的认识高度”[84]。可是，资产阶级一旦获得统治地位，就立刻抛弃了在社会历史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性，历史仅仅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整个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力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历史性——永恒性。德波的分析完全正确，这是马克思已经说明过的重要观点。 德波认为，的确是马克思创立了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一学说的本质是重新将观念的历史还原为现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过程，因为“历史的思想只有在变成实践思想时才能得到拯救”[85]。然而，德波批评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所谓“决定论”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将自己的历史分析过分简单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模式。德波拿欧洲以外的超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反例。其实，德波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的古代史研究，特别是他对俄国公社的历史考察。正因为如此，才可能产生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它的全部真理居于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组织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渐进的必然性认识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教学宣传中挖掘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并将这一信仰与一种历史过程的冥想乞灵相结合。德波显然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明确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导致了“独裁意识形态”的发生，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国家就是集中景观的代表。它也标志着居于现代景观统治核心的事物秩序的决定性的开幕：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显然，德波并不认为这是打破当今资本主义景观统治的正确道路。 那么，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德波的革命态度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他的见解，在强大的景观控制之下，无产阶级没有被抹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异化之下，它以工人大众的形式保持了其不可缩减的现存。工人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点，他们将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一种在这一社会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显然，是青年卢卡奇那个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在这个关节点上苏醒了。并且，德波发现，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存在着“新的否定符号”，虽然这些符号“经过了景观整治的篡改”[86]。尤其重要的是，德波认为当前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革命因素，也就是年轻人对景观社会的直接反抗：反抗青年正在发出新的抗议，这一抗议尽管是含糊的，试验性的，但它非常清楚地暗示了一种对艺术、日常生活和旧政治专门化领域的拒绝。这是马尔库塞的新革命主体观和文化革命观点的依从，马尔库塞将后者表述为“文化大拒绝”。德波指出，这是“我们时代正式的不满，一种在青年人中间特别剧烈的不满，而且还产生了艺术的自我否定的趋势。艺术总是独自地表达了日常生活的秘密问题，尽管以一种隐蔽的、变形的和部分幻想的方式”[87]。在德波看来，只有来自青年人的艺术革命才是摆脱景观支配的真正途径。这就是他所谓的新革命的实质性内容了。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介绍和讨论的情境主义国际了。如前所述。德波所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正是一种试验性的将景观生活颠倒为艺术瞬间的革命实践运动。我以为，情境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并非偶然，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尽管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西方世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在上个世纪中叶凯恩斯革命和福特主义的支配下，国家经济还是取得了空前的增长，较之资本主义早期的形态，在政治控制和经济结构上也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由于商品物质的剧增，消费主义日益盛行于世。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要关注生产领域之外由消费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这种观念正是情境主义者德波、瓦纳格姆等人思考的逻辑起点。后来，作为列斐弗尔学生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对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做过更加详尽而深刻的剖析。 由列斐弗尔开创的这一理论方向，集中在一点上看就是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由生产优先的基础性结构向消费优先的基础性结构的转换。这可以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后马克思倾向的最早发端之一。传统马克思所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此时开始被判定为社会生活本质中的次要方面。德波与瓦纳格姆等人则将列斐弗尔的上述观念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商品社会被所谓“景观社会”取代的定位；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生活一类概念，开始被景观、空间和日常生活等概念取代；过去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斗争，也转换为将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所谓建构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其实，情境主义正是由此得名。显然，此时情境主义的基本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在二者的差异问题上，贝斯特和凯尔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描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而情境主义者突出在马克思死后发展而成的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与媒体社会新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工厂，而情境主义者注重城市和日常生活，用文化革命、主体的转化以及社会联系补充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斗争。同时，马克思的理论注重时间与历史，情境主义者重视闲暇产物和释放欲望的制度。[88]如前所述，由于在景观社会中，原先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统治方式已经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取代，景观创造了一种伪真实，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这可能是后来鲍德里亚那个“类象世界''的前身）。于是，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摧毁景观，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生存的瞬间（列斐弗尔的口号：“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证伪通过景观布展的虚假欲望，解放人本己的真实欲望，建构全新的生活情境，以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贝斯特和凯尔纳说，情境主义的实践目标在于“改造社会和日常生活，去征服由景观所导致的冷漠、假象和支离破碎。战胜被动，才有可能恢复现有的存在，并通过积极的‘情境’创造和技术利用来提高人类生活”[89]。在这场全新的日常生活革命中，“将创造新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现在统治过去，生活的创造性总是统治生活的重复性”[90]。情境主义者的目标是通过断然安排的短暂瞬间的变化，直接参与和分享一种生活的激情和丰富。这些瞬间的成功只能是他们的短暂效应。从总体的观点看，情境主义者认为文化活动是一种建构日常生活的实验方法，而日常生活会随着劳动分工（首先是艺术劳动的分工）的消失和休闲的扩张持久地发展壮大。我们已经提到过，情境主义的革命策略主要有漂移、异轨和构境等。漂移是指对物化城市生活特别是建筑空间布展的凝固性的否定；异轨则是要“通过揭露暗藏的操纵或抑制的逻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像进行解构”，或者说是利用意识形态本身的物相颠倒地自我反叛（比如使用广告、建筑和漫画的反打）；而构境（即建构情境）则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真实的愿望重新设计、创造和实验人的生命存在过程。用德波自己的话来说，构境就是“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而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91]，是建构革命性的否定景观的情境，而情境就是某种“非景观的断层”，是“景观的破裂”。在革命性的情境中，“人们能够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欲望和得到解放的希望”。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就是著名的颠倒式的异轨策略。漂移和异轨的目的都是为了揭露景观社会中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物质贫乏和异化，以呈现人们自己更真实的本性。人们要首先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他们将拒绝被他人所规定的行为的全部形式，并不断地彻底改造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满足；他们不再认为生活是某一稳定性的单纯维持，相反，他们热望他们行动过程的无限丰富。[92]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去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情境，即建构以“解放了的自由欲望”为基础的个人生活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些革命性的策略中，艺术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情境主义者多为艺术家），艺术与诗意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武器。 可以说，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德波一直以一种不屈和拒绝的姿态面对一切，并积极地投身于对晦暗的社会现实进行解蔽和改造的革命实践。他主张，情境主义者不能被动而沉默地等待一场遥远的革命，而必须积极投入生活，彻底改造当下的日常生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和变换社会的结构是同一件事情，通过自我解放，可以改变权力关系，并进而改造景观社会。因此，他们力图建构情境以打破常规，并由此使人们摆脱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性方式。拒绝的姿态也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表征。情境主义国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向大众澄清他们在景观社会中无意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在革命进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积极地和有意识地参与到对生活每一时刻的重新建构的行动中来。他们自称为情境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个体都应该建构自己的生活情境，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自己的乐趣。一句话，情境主义理论可以被看作战后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伴随消费主义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代统治形式的重要批判。 [1]作者根据新译本做了修订。 [2]GuyDobord，LaSociétéduSpectacle，ÉditionsGallimard，Paris，1967.［法］德波：《景观社会》，第一版，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法］德波：《定义一种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载《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4]鲍德里亚后来写下的《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都受到德波的影响（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014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2015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凯尔纳2002年的新书就叫《媒体景观》（凯尔纳，《媒体奇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阿甘本有多篇文章评论德波的《景观社会》。 [5]［法］德波，电影《景观社会》（LaSociétéduSpectacle），1973年，片长为1小时28分。1974年，德波又拍摄了短片《驳斥迄今为止所有对〈景观社会〉电影的判断，无论褒贬》（Réfutationdetouslesjugements,tantélogieuxqu’hostiles,quiontétéjusqu’iciportéssurlefilm“LaSociétéduspectacle”），片长为21分钟。这两部电影都是他自己做编剧和导演。在后一部影片的开始，德波自己还有一段措辞强硬的独白。德波生前禁止播映自己的影片，在他去世后，他的几部电影才得以问世。2001年威尼斯电影节曾经播放过德波的相关影片。 [6]台湾学者将其译作“造势主义”。 [7]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二卷）二书，也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8]［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法文第三版序言》第1页。 [9]以上关于情境主义国际的讨论，在背景资料上得到我的学生姚继斌的帮助。 [10]［法］德波：《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载《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11]［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转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12]参见［美］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13]德波的《景观社会》一书共分为九章，文本由221段帕斯卡尼采式的警言文字组成，每段文字长短不等。在每一章的开始，德波都选用了一段他人的文字作为开章引语。 [14]［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8页。 [15]德波将文本的第一章命名为《完成的分离》。 [16]［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7]［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8]景观（spectacle）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意思都是观看、被看。台湾学者也将其译为“奇观”。我个人以为，“spectacle”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观看，恰恰是无直接暴力的、非干预的表象和影像群，景观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它意味着，存在颠倒为刻意的表象。而表象取代存在，则为景观。德波第一次使用“景观”一词，是在他发表在《情境主义国际》1959年第3期的关于《广岛之恋》的影评文章中。据胡塞的考证，“景观''一词应该是源自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书。 [19]参见［美］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0]［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1]［美］弗尔茨、贝斯特：《情境主义国际》，载《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67页。 [22]［美］贝斯特：《现实化的商品和商品化的现实：鲍德里亚、德波和后现代理论》，载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23]［德］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卷，第1页。 [24]［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5]参见［德］弗罗姆：《存在还是占有》，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26]［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7]［法］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载《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28]依凯尔纳的定义，这种新的媒介景观是指“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参见凯尔纳：《媒体奇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9]［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30]［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 [31]［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32]［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33]［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34]［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35]［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36]［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7]［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8]［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39]［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40]［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41]［美］凯尔纳：《媒体奇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IV页。 [42]［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43]［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2年。 [44]［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45]［美］贝斯特：《现实化的商品和商品化的现实：鲍德里亚、德波和后现代理论》，载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46]［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47]［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48]［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49]［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 [50]［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51]［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52]［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53]［法］德赛都《“权宜利用”：使用和战术》，载《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54]［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55]［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56]［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57]［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58]［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59]［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2页。 [60]［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61]［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62]［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63]［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64]［美］凯尔纳：《媒体奇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65]［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66]［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67]［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68]［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阿尔法和奥米加，即希腊字母Α和Ω，分别位于字母表的开头和结尾。意为开始和结束。 [69]［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 [70]［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71]［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12页。 [72]［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73]［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74]［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75]［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76]［法］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77]［美］凯尔纳：《媒体奇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78]［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79]［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80]［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81]［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82]［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83]［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84]［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85]［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86]［法］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页。 [87]［法］德波：《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载《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88]［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转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89]［法］德波：《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载《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90]［法］德波：《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载《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91]［法］德波：《定义》（Définitions），载《情境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Situationniste），1958年创刊号。 [92]［法］德波：《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载《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小说） <!-- html{text-indent:2em;line-height:220%;} .linka{line-height:200%;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0000;font-family:Arial;font-size:15pt;target="_self";margin-left:3pt;font-weight:bold} h1{text-align:center;} h2{text-align:center;} .foot{background-color:#c0c0c0;font-size:90%;}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工人小说->小林多喜二 译序 《蟹工船》各版本封面 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 序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是日本工人阶级的坚贞不屈的战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在日本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他从本世纪20年代起投身革命，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贡献出自己短暂的战斗的一生。 《蟹工船》是小林的代表作，发表于1929年，对于唤起日本工人阶级的阶级觉醒，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作品描绘了在当时军国主义统治下日本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无情地揭露了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 小林关心中国革命。《蟹工船》于1930年第一次在中国翻译出版时，他亲笔作序，坚信：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工人阶级来说，这部作品，“也能成为一份力量”。 1933年2月12日，小林被捕遇害，鲁迅在唁电中悲愤地指出。小林是为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死的，号召两国革命人民“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今年是小林遇害45周年，谨以译注《蟹工船》这部不朽的著作，来纪念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拓荒者之一。 在本书的译注过程中得到尚永清、刘振滩、姜晚成、汪大捷等同志的指导帮助，并承尚永清同志校订全稿，在此表示感谢。 李思敬 1978.1.1 日本和中国的民众从来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用他们的血来画开一条界线，并且仍然在画着。 然而无产阶级及其先驱者们，却正用血来冲刷着这界线。 小林同志之死，便是其实证之一。 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却。 我们将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这部作品小所描写的事实，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或许是陌生的，并不像它在日本那样。但是，假使用《蟹工船》中极端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和囚徒式的劳役，原封不动地来代替束缚于各国帝国主义而牛马不如地被强制奴役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难道不可以么？是可以的！那么。这部贫乏的作品，尽管贫乏，也能成为一份力量。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小林多喜二 一 “喂！这可是下地狱哟！” 两个渔工倚着甲板的栏杆，望着像蜗牛探着身子一样延绵环海的函馆街市。一个渔工把吸剩到指边的香烟头连同吐沫一口啐出，那烟头就像有意作着挑皮的动作，变着样儿地翻过去折过来，擦着高大的船帮滚落下去。他一身酒气。 大腹便便的轮船，臃肿地漂浮着红色的船体。有的似乎正在装货，就像有人从海底使劲拽着它一只袖子似的，紧着朝一边儿歪。还有黄色的大粗烟筒、大铃铛似的红色浮标、臭虫似的匆匆忙忙在船缝儿里串来串去的汽艇。阴冷嘈杂的波浪，那上边漂着一层黑烟子、面包渣、烂水果，就仿佛是一种什么奇特的纺织品……。由于风势，烟紧贴着波浪送来令人窒息的煤气味。哩嘎的绞车声，一阵阵顺着波浪直震船身。 紧靠这艘博光号蟹工船的前边儿，停着一条已经油漆剥落的帆船，在船头上牛鼻孔样的地方垂着锚链。能望见甲板上有两个叼着人烟斗的外国人，就像机器人一样，老在一个地方踱来踱去，像是俄国船，那肯定是条针对日本蟹工船的监视船。 “我可是镚子儿没有了，妈的。瞧这儿！”那人说着，挪了挪身子靠过来，攥住另一个渔工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间。把手按在号衣底下的灯心绒裤的裤兜上。里边似乎有个小盒子。 另一个默默地望望那个渔工的脸。 “嘻……，纸牌哟！”他笑着说。 在上甲板上，打扮得像“将军”一样的船长，一边闲遛一边抽烟。吐出来的烟从他鼻子尖儿上来一个急转弯，飘散开去。船员拖着钉上木底的草鞋，提着装上饭菜的铁桶，匆匆忙忙地在前舱出出进进。一切准备停当，说话就能开船了。 从上边朝杂工住的舱里一望，只见舱底那幽暗的架铺上，人们就像小鸟一样不住地从巢里把脑袋探出来，吵吵嚷嚷。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 “你哪儿的？” “某某街的！”全一样，都是函馆贫民窟里的孩子。这些孩子清一色地全扎在一堆儿。 “那头儿铺上的呢？” “南部的。” “那边的呢？” “秋田的。” 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架铺上。 “秋田什么地方？” 有个拖着黄脓鼻涕，像扒着下眼皮作鬼脸似的烂了眼边的说。 “北秋田！” “种地的？” “对啦！” 热气熏蒸，带着那么一股烂水果似的酸臭味儿。紧隔壁房间里放着几十桶咸菜，所以还掺着一股子大粪味儿。 “这回，得老子搂着你们睡喽！”渔工嘿嘿地笑了。 在幽暗的角落里，一个女工模样的妈妈，上身穿着套挂，下身穿着细腿裤，头上包着对折成三角的包袱皮儿，正在给趴在铺上的孩子削苹果吃。一边看着孩子吃，一边自己吃那削下来的一圈圈连在一起的苹果皮。一会儿嘴巴念念叨叨，一会儿又三番五次地把孩子身旁的小包袱解开来再重新系好。类似这样的人就有七八个。那些从内地来的没一个人送行孩子们，不时偷偷地朝这边看。 一个头发，身上全沾满洋灰的女人，从包装盒儿里给旁边的孩子们每人分两块扔糖，说道： “跟俺们吉健好好儿一块儿干，啊！”那手，又大又糙，就像树根似的，不是样儿。 有的给孩子擤鼻涕，有的拿手巾给孩子擦脸，有的在嘁嘁喳喳地说些什么。 “你家孩子，身体挺棒的呀？” 这是母亲们在谈。 “嗯！还凑合。” “俺家这个呀，单薄得不行！也寻思过，该咋办呢？可又……” “那，谁家都一样啊！” 那两个渔工把脸从舱口转到甲板上来，长舒了一口气。他们闷闷不乐地一下子谁也不吭声就回到比杂工的“窝”还要靠近船头的自己那梯子形的“窝”里去了。每次起锚落锚，他们就得颠上颠下，碰作一团，就像被扔进洋灰搅拌机一样。 昏暗中，渔工们像猪似的东一个西一个地躺着。而且完全跟猪圈一样，泛着一股恶心人的臭味儿。 “真臭！真臭！” “那是呵！咱们这伙子嘛，还不该有这么大的霉烂味儿？” 一个渔工，脑袋像个红色的捣米臼，扯过装一升酒的大酒瓶直接往缺了口的碗里倒，大口嚼着鱿鱼干就喝起来了。他旁边有个人四仰八叉躺着，边吃苹果边看旧杂志，封面全飞了花。 原来有四个人围成一圈正喝着。又挤进一个没喝够的来。 “……就是嘛！海上一呆就是四个月，我看再也摸不着喽！就又……” 一个身材魁梧的渔工这么说着。成了习惯似地不时地舔他那厚厚的下嘴唇，一边又把眼眯缝起来。 “所以，腰包儿就这样儿啦！” 他把腰包举到眼前，抖搂着给大伙看，瘪得像个干柿饼子。 “那个姐儿，别看身子那粉儿单薄，可真有两手儿啊！” “嗳！算了，算了！” “好，好，说，说！” 对方嘿嘿地笑了。 “瞧哎！真是个好样儿的！唔！”一个人醉么搭眼地望着对过儿的架铺底下，一抬下巴颏说：“嗯！”一个渔工正在把钱交给他老婆。 “瞧，瞧！啊～～！” 小箱子上摊着褶褶巴巴的票子，还有银镚子。俩人正数呐。男的正舔着铅笔往小本子上记些什么。 “瞧哎，嗯！” “咱可也有老婆孩儿啊！”谈妓女的那个渔工一下子发了火儿似的说。 离那儿稍远的一个架铺上，有个脑门儿上垂着长发的青年渔工，夜里喝醉了酒，脸上青肿，大声说： “我呀，本想：这回，可再也不上船喽！可是啊，让牙子拉着到处转，蹦子儿没有了！又得没日子地卖命喽！” 有个背朝这边，像是打一处来的汉子，正跟他悄悄地说些什么。 在舱口那儿，先是露出一对里八字脚，接着，一个背着个摇来晃去的老式大布袋的汉子走下了扶梯。他站在地板上拿两眼四下里寻摸，见有个空地方，就上了架铺。 “你好！”说着，朝他旁边一个人点了点头。那脸就像拿什么染过似的，油光黑亮。 “让咱也搭个伙！” 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到船上来以前，一直在夕张的煤矿上当了七年多矿工。可是自从上回煤气爆炸差点儿送了命——这种事情过去有过几次，他突然害怕当矿工，就离开了矿山。那回爆炸的时候，他正在那个巷道里推斗车干活。车上装满了煤。正当他推车走到别人的掌子面儿上的时候，就觉得眼前有一百支镁光灯一剎那间点燃起来。然后，不差五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觉得自己的身子像纸片似的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有好几辆斗车由于煤气的压力，比空火柴盒还轻似的从眼前给吹了过去。以后，他就不省人事了。不知过了多久，又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监工跟壮工为了不让爆炸蔓延到别处，正在巷道里垒墙。他当时清清楚楚地听到从墙后边传来要救还救得了的矿工的呼救声。那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就会像刻在心坎儿上一样，再也忘不掉。他一下子蹦起来，冲进人群，疯了似的大叫： “不行！不行啊！” （以前我自己也垒过这种墙，可是那时候并没当回事。） “混蛋！火要是烧到这边来儿，损失可就大发啦！” 可是，那呼救声显然越来越低了！不知他想起了什么，就抡着胳膊狂吼着拼命地跑出了巷道。好几次打前失，脑门子撞在巷道柱上，弄得浑身泥血。半路上又绊着斗车轨的枕木，就像被扔了个大筋斗，摔在路轨上，又昏过去了。 听他讲这档子事的青年渔工说道： “唉！这儿也差不了多少啊！” 他那矿工特有的似乎怕见亮儿的浑黄而无神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渔工身上，一声不响。 从秋田、青森、岩手来的“农民渔工”里，有的盘腿大坐，两只手斜插在大腿底下发呆，有的抱着膝盖靠在柱子上入神地听着大伙喝酒神聊。这是一群起早扒黑就下地下活也混不上饭吃而被逼出来的人们。家里只留一个人儿子——就这样还是吃不上，老婆上工厂去当女工，老二老三也不得不跑出去卖力气。多余的人，就像锅里炒豆子似的，纷纷从本地“进”出，流到市里来。他们都盘算着“攒几个钱”回老家。可是，活儿干下来，一上岸，马上就像鸟儿落在鸟胶上，在函馆、小樽折腾起来。这下子简直就跟“刚落草儿”没两样，一下子就赤裸精光地被赶出来，家也回不了。这些人为了在冰天雪地、无依无靠的北海道“过年”，就得拿一把鼻涕的价钱出卖自己的劳力。尽管他们多次重蹈覆辙，可是就像低能儿似的，下一年又不管不顾地 （？）照旧这么干。 背着点心盒子跑码头作买卖的女人、卖药的、还有拿着日用百货的商人都下船来了。在船舱中间像孤岛一样划出一块地方，各自摊开了货品。人们就从四边的架铺的上下床位探出身子来，白问价钱瞎起哄。 一只手扶着墙，步履蹒跚，地从厕所走回来的一个醉汉，过路顺手戳了一下那女人黑红的胖脸蛋儿。 “干什么！” 这个人冬天是橡胶厂的工人，到春天一没事儿，就上堪察加去找活儿干。因为别处的活儿都是“节气活儿”（北海道的活儿几乎全都如此），一打夜班儿就没完没了。他说“能再活上三年，就谢天谢地了。”那皮肤像粗橡皮似的，死人色儿。 渔工群里，有的是曾经被卖给北海道腹地的垦荒区或修铁路的工棚当过苦力的，有的是哪儿也混不下去的流浪汉。还有的是只要喝上酒就万事大吉，什么也不想的。其中也有被青森一带好心的村长挑来的“一无所知”的，“死木头疙瘩”那么老实的庄稼汉。而且，把这伙互不相识，一盘散沙似的人们聚在一块儿，对雇主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因为函馆的工会正在拼命地往蟹工船上和去堪察加的渔工里打入会员，跟青森、秋田的工会也取得联系——雇主们最怕这一手了）。 侍应生穿着浆得雪白的短上衣制服，匆匆忙忙地来回往后艄的客厅里端着啤酒、水果、洋酒杯。客厅里有“公司里有势力的人物、船长、监工，还有正在堪察加负责警备的驱逐舰的首脑、水上警察署的署长、海员工会里的头头。” “他妈的！咕嘟咕嘟这份儿穷灌！真他妈没见过！”侍应生把嘴噘得老高地说。 渔工的舱房里点着玫瑰果大的一个小灯泡。烟味儿，人味儿，弄得空气又浑又臭，整个舱房就像个粪坑。人们在隔成一格一格的铺位上胡乱躺着，看起来就像打团的大蛆在咕容着。渔业监工打头，接着，船长、工房代表、杂工头儿从舱口下到舱里架。船长老惦着他那两头翘尖儿的胡子，一直拿手绢擦上嘴唇。过道上扔着苹果皮、香蕉皮、湿不济的高筒水袜子、草鞋、沾着饭粒的木片纸……简直就是一条死臭沟。监工瞪了一眼，不客气地啐了一口吐沫。看来今喝了酒，满脸通红。 “先简单谈谈！”监工挺着他那像壮工头儿那么结实的身板儿，把一只脚踩在床铺隔断上，叨着牙签，一边咕容着咀，不时地把塞在牙缝里的东西噗地一下吐出来。他开口道： “你们也许有知道的。不言而喻，蟹工船这个工作可不能仅仅看作是一家公司挣钱的事，这乃是国际上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我们日本帝国的国民强，还是老俄强呢？这可是一对一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如果，如果要——那种事是绝对不会有的，如果要输了的话，带把儿的日本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剖腹跳堪察加的大海！别看个子小，要输给笨老俄那可不行！ “而且，我们堪察加的渔业，不单蟹肉罐头，包括鲑鱼、鲜鱼，在国际上说，也保持着同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秀地位！而且，对日本国内解决不了的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也负有沉重的使命！说这些，你们大概也不懂，甭管怎么着，你们得知道：为了日本帝国的沉重使命，我们命也得豁上，冲破他北海大浪！正因为如此，到了那边，也一直有我们帝国的军舰保护着我们！既然如此，要是还有跟老俄学时髦，煽动邪门歪道的人，不用说，那准是出卖日本帝国的！这种事当然不会有，可你们也得给我好生记住！” 监工打了好几个酒醒之后的喷嚏。 醉醺醺的驱逐舰的头子就像带发条的机器人，两腿打不过弯儿来，他走下舷梯，要登上正在等他的汽艇。水兵一上一下架着这位舰长，他就像个装了石头块子的大麻袋，弄得他们几乎毫无办法。舰长抡胳膊叉腿，胡叫乱喊，为这，水兵好几次被脸对脸地溅一脸吐沫。 “当着人面儿，胡吹乱嗙说大话，其实就这份耸蛋相！” 让舰长登上汽艇之后，一个水兵从舷梯转角处一边解缆一边朝舰长那儿溜了一眼，小声说。 “干掉他吧！？…” 俩人吸了一口气，又齐声笑了起来。 二 从一片灰海般的海雾中，可以望见右边远处祝津的灯塔那一转一闪的灯光。每当它转向另一个方向，就带着一种神秘感，把一条银色的光带，刷地一下拖出几海里开外，又长又远。 从留萌的洋面起就下起霏霏细雨来。渔工和杂工们只得不时地把冻得像螃蟹夹一样僵肿拘挛的手斜插在怀里暖和一会儿，要么就把两只手捧到嘴边哈一口气再干活。雨丝好像纳豆的拉粘儿，不停地落到跟它一样颜色的混沌的海里。可是越靠近稚内。雨点也就越发大起来。辽阔的海面就像一面随风飘扬的大旗，开始不平静了。接着，波浪变得又密又紧。风打在桅杆上，发出不祥的声音。不知船上什么地方，就像铆钉松扣似的，一个劲儿吱吱咯咯地响。驶进宗谷海峡的时候，这艘将近三千吨的船，就像止不住地打起嗝儿来，开始行进不灵了。船身仿佛披一种巨大的力量托了起来，一瞬间悬在半空，接着，又一下子落回原位。每当一落，就觉得跟坐电梯下来时几乎要尿裤子似的那么一股痒酥酥的难受劲儿。杂工们面色焦黄地打蔫了，看来是晕船，直瞪着眼睛哇哇地吐。 透过被浪花水沫溅得模糊不清的圆形舷窗，可以断断续续地看到库员岛上积雪的山峦那硬线条的轮廓。可是马上就被玻璃窗外一个像阿尔卑斯冰峰一样汹涌而起的巨浪给遮住了。出现了一个阴森森的深谷。它眼看着贴近了，嘭地一声拍在窗户上撞碎，哗！——浪花飞溅，接着，就那么擦着窗户像电影摇镜头似的一直朝后流走。船一阵阵像小孩扭身子似的直打晃。响起了从架铺上掉东西的声音、压弯了什么东西似的吱吱咯咯的声音、船帮嘭地一声撞到大浪上的声音。这中间，轮机室的机器声通过各种器物的传导，同时也直接地带着一点振动，一直轰轰地响。船有时冲上浪顶，螺旋桨打着空转，桨叶子猛抽水面。 风越来越大，两只船桅就像钓竿似的给吹弯了，嗡嗡地直叫。浪如同一步迈上大木头那么容易，就像一群暴徒，从船身这边冲进来，又从另一边流出去。剎时间，泄水处就哗地一声形成个瀑布。 有时候如同一只玩具船，孤零零地横挂在眼瞅着鼓起来的一座大山的巨大的斜坡上。紧接着，船又像打了个前失，一冲一冲地掉到那谷底去了。说话就要沉！波谷里忽地又冒上一个浪头来，轰的一声，撞在船帮上。 一进鄂霍茨克海，海的颜色明显地更灰了。寒气像针一般穿透了衣服。杂工们在干活儿，个个嘴唇冻得青紫。越是冷，盐末一般又干又细的雪就呜呜地越发来得紧。那雪屑像玻璃碴一样扎到趴在甲板上干活的杂工、渔工们的脸上、手上。一个浪头冲过甲板之后，马上冻得精光溜滑。大伙只好满甲板上到处拉绳子，而后，像晾尿布似的把自己拴在上边干活儿。监工手持打鱼棒乱嚷乱骂。 从函馆同时启锚的别的蟹工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散了。可是当船一下子开上了阿尔卑斯山的绝顶时，有时候也远远地只看到那么两根摇摇晃晃的桅杆，就像溺水的人摆着两只手。煤烟看上去仿佛一缕香烟，贴着波浪被风吹散。在波浪声和叫喊声中，可以听到确乎是那条船的汽笛在断断续续地呜呜叫。可是紧接着，一剎那间我们这条船却像溺水者在挣扎一般，掉进谷底去了。 蟹工船上带着八条作业船。水手和渔工为了把它拴紧，免得被宛如几千条龇着白牙而来的鲨鱼一样的浪头卷走，不得不“轻易地”赌上自己的性命。“你们这号人，一个两个的，算什么！要是卷走一只作业船么，那可不得了！”监工拿日本话清清楚楚地这么说。 堪察加海仿佛正摆开一个伫候已久的架式，说声“你真敢来”。就像一头饿红了眼的狮子似的扑过来。而船呢，简直就比一只兔子还要孱弱。漫天的飞雪，趁着风势，看上去就像一面白色的大旗在飘荡着，天快黑下来了，可是暴风雪还没有止息的样子。 一收工，大伙就一个跟一个走进了“粪坑”。手脚冻得跟萝卜似的，毫无知觉地连在身上。一个个像蚕那样，钻进各自的架铺就再没谁说一句话，囫囵个儿那么一倒，就攀住了铁架子柱。船，像一匹马要赶走叮在背上的牛虻一样，狠命地抖动着身子。渔工们那茫无目标的视线，时而挪到已经熏黄了的白漆顶棚上，时而挪到几乎一直是淹没在海里的黑兰色的圆窗上。其中，也有人像元神出壳似地半张着嘴在那儿发愣。谁也没想什么，有一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觉使他们闷闷无语。 有人正仰着脖子，嘴对着酒瓶子喝威士忌。在暗淡的红黄色的电灯底下，瓶子的棱角闪出一道亮光——一只威士忌的空瓶子，从架铺使劲扔到过道上，哐啷哐啷地在两三处成个“之”字形撞来撞去。一个个都只把脸扭向那边，眼睛跟着瓶子转。角落里，有人发出愤怒的声音，但被暴风雪声打断，听起来半半拉拉的。 “离开日本啦！”他拿胳膊肘擦着圆窗口。 “粪坑”里的火炉，不着火，光冒烟。里边的“活”人，就像错当成鲑鱼、鲟鱼给扔进“冷库”似的，得得地直哆嗦。波浪花啦花啦地从帆布盖着的舱口上大步跨过去，每跨过一次，就在大鼓膛一样的“粪坑”的铁壁上响起巨大的回音。在渔工躺着的侧旁，就像有个莽汉子拿肩膀使劲一顶。不时地嘭的一声撞一下子。这时候，船简直就跟一条垂死的鲸鱼在惊涛骇浪中痛苦地折腾着一模一样。 “开饭喽！”厨工从门口探进上半身来，两手拢着嘴喊：“起了风暴，没汤！” “说什么？” “臭咸鱼！”头缩回去了。 打伙一个个坐了起来。对于吃饭，人们就跟囚犯似的，简直跟它摽上了。就像个饿鬼。 渔工们盘腿大坐，把咸鱼碟子往裆上一摆，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塞一大口沙沙拉拉的热饭，在舌头上倒来倒去。因为“第一次”把热东西捧到鼻子前，清鼻涕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淌，险些掉到饭碗里。 正吃着饭，监工进来了。 “别那么下作相儿，吃起来没完！眼下活儿还不会干就让你们玩儿命地死撑，我受得了么？” 说着，往架铺上下扫了几眼，单把左肩膀朝前晃着就走开了。 “这小子凭什么说这种话！”一个由于晕船和过累，骤然消瘦下去的学生出身的渔工表示不满地说。 “告诉你吧，要提起浅川来，蟹工船上真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 “天皇陛下在云彩上，跟咱们不沾边儿。可浅川，那就大不相同喽！” 另外又有个表示不满的声音，“真他妈小气！一两碗饭呗，算个啥！揍他！” “好样儿的！好样儿的！这话要敢当着浅川的面儿说，可就更有你的了！” 人们虽然还生着气，却又不得不笑了起来。 夜已经很深了，监工穿着雨衣走进杂工的住处，一边抓住架铺的架子撑拒着船体的摇摆，一边把提灯举到杂工之间，一个个地照着走过去，把那些像南瓜一排排开的脑袋一个个粗暴地使劲翻过来，拿提灯照着瞧。看样子就是拿脚踩也踩不醒。全都照完以后，他停了一会儿，咂了咂嘴。看那样子在寻思怎么办。可是马上又朝隔壁的伙房走去了。桅灯那放射形的带点儿青色的灯光每晃一下，一部分凌乱的架铺、长筒防水胶靴、挂在支柱上的防水衣、号衣，还有一部分箱笼就一现而逝。灯光在他脚下微微摇晃几下之后停住了，一刹那间，在伙房门上像幻灯似的用出一个圆光来。转天早上，人们才知道有个杂工失踪了。 大家想起头天那种“玩儿命的活儿”，心想，“那，准是叫浪头卷走了”，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杂工们天没亮就被支使得团团转，也没顾上一块儿说道这档子事。 “这么凉的水，谁还偏爱往里跳？准他妈藏起来了！等找着的，杂种，非把他揍趴下不可！” 监工把棒子当作玩具似的一个劲儿地抡着，满船到处找。 风暴已经过了高潮，可是船一冲进涌现在船前的波涛，那浪就像迈过自己家门槛样，毫不费力地跨过前甲板。经过一天一夜的挣扎，船好像负了一身重伤，发出似乎是一瘸一拐的声音向前行驶着。轻烟般的云，从一举手就要够到的高处撞着桅杆急转弯飞过去。冷溲溲的雨还没有停，四下里汹汹的波浪向上一涌，就清清楚楚地看见射入海中的雨脚。那光景比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又遇上大雨还要可怕。 大麻绳冻得嘎叭嘎叭的，攥着就像根铁管子。那个学生出身的渔工正小心翼翼地盯着滑溜溜的脚底下，抓住缆绳要从甲板上走过去，恰好遇上那个顺着舷梯一步两蹬单腿跳上来的侍应生。 “来！”侍应生把他扯到一个背风的旮旯里去，“有个新鲜事儿！”说着就给他讲起来。 ——今天早上两点钟左右。波浪卷到甲板上来。稍微一停，随着就像瀑布似的花啦啦地流下去。在漆黑的夜色中，浪花就像呲出白牙似的，时而闪出青白色的光。由于风暴，谁都还没睡。就是在这个时候。 无线电报务员慌慌张张地闯进船长室来。 “船长！出事儿了！S.O.S！” “S.0.S？什么船？” “秩父号。原来跟咱们船并排走来着。” “那个呀！是条破船！”浅川连雨衣也没脱，大叉着两条腿坐在旮旯的椅子上，一只靴尖嗒嗒地点着地，用满瞧不起的样子笑着。“当然喽，哪条船都是破船嘛！” “看样子马上要沉了！” “唔，那可不得了！” 船长要上舵楼，连衣服也没穿好，急着就要开门。可是还没容他开，浅川就一把揪住船长的右肩膀。 “谁下命令让你绕道儿多管闲事啦！” 谁下命令？“船长”不是我么？——急切间，船长弄得比根木头还木。不过马上就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以船长的身份！” “以船长的身份——嗯？”监工伸开手叉着腿挡住了船长，用一种提高尾音的侮辱人的语调压住船长的话。“我说，这船，到底是谁的？是公司租的！花着钱呐！有发言权的是公司代表须田先生跟老子我！你这号的，叫你声船长你就两眼朝天，其实连张毛坑的擦屁股纸都不值！懂吗！——要跟那种船牵扯在一起，一个礼拜的工夫就算吹啦！那还得了？你耽误一天试试！再说，那秩父号保着一笔老大的险呐！一条破船，沉了反到赚着了！” 侍应生心想，马上就得吵翻了天，这不会就那么白白了事的。可是（！）船长简直就像嗓子眼塞了棉花似的，站在那儿直发愣！船长落到这种地步，侍应生还一次也没见过。船长说话不算数？荒唐！还有这种事？！可是，这种事还竟然发生了。他百思不解。 “还他妈讲人情。都忘了自己是干啥吃的了！国跟国还怎么比试？”监工使劲一擞嘴，吐了口吐沫。 电报室里。收报机不停地叫着。时时迸出青白色的小火花。不管怎么着，总得先摸摸情况，所以，大伙全到了电报室。 “瞧，这么个打劲儿！——越来越急了！” 报务员跟背后从自己肩头上探过脑袋往里瞧的船长和监工解说着。大家两眼就像被牵住似的，紧迫着报务员在各种机件的开关键钮上轻巧地滑来滑去的手指头，不由得肩膀上、下巴须底下都使上了劲，直瞪瞪地看着。 船每晃一下，像个瘤子似的安在墙上的电灯就一明一灭。猛拍船帮的波涛声、叫个不停的不祥的警笛声从铁门外传来，随着风势一声远一声近，仿佛就在头顶上。 嘀——嘀嘀——，信号拖一个长长的尾音，爆一个火花。突然，声音断了。一瞬间，大家的心扑腾一跳。报务员紧忙着拧了拧开关，摇了摇机器。可是再也没有动静了。已经没有信号了。 报务员一扭身子，把转椅转了过来。 “沉了！……” 他从头上摘下耳机，低沉地说，“‘船员四百二十五人。临危。无望得救。S.0.S、S.O.S’，这个电文重复了两三次，然后就断了。” 船长一听这话，就把手抠进脖领，好像憋得难受，摇着头往外伸脖子。用茫无目的的视线不安地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然后把身子转向门口，又按了按领带打结的地方。那时的船长，看着真叫人难受。 “哦，是啊？！”学生出身的渔工说。他被这件事吸引住了。可是他心绪黯然地把眼光转向大海。海，依然在波涛翻涌。眼瞅着海平面刚降到脚底下，没过两三分钟，忽而一下子船又沉了下去，就像仰望那夹在峡谷中的一线天。 “果真沉了？”他不由得自言自语，总觉得放心不下。——很自然地想到他们自己也同样坐的是一条烂船。 蟹工船哪条都是烂船。工人葬身北鄂霍茨克海这种事对丸之内大楼的大老板们是无所谓的。资本主义光靠固定地盘的利润混不下去，利率一下跌，游资一泛滥，可就不折不扣地无恶不作了，无论什么地方，豁出命去也得起来杀开一条血路。那么，单凭一条船就稳捞几十万元的蟹工船让他们红了眼当然是不足为怪的。 蟹工船是一种工船（工厂船），不是“航船”，所以不受航海法的限制。二十多年拴在那里无人过问，除了让它沉掉之外无法处理的活像个两腿打晃的“梅毒病人”一样的船，不知羞耻地大面儿上浓妆艳抹一番，又爬到函馆来。在日俄战争中“光荣地”瘸了腿，像烂龟肠子似的弃置了好久的医疗船、运输船，也亮出了奄奄一息的鬼相。——蒸汽稍微一放大，管道就裂口冒汽。让俄国监视船追得一加马力 （这种事已经有过多少次了），船身各部分都叽嘎乱响，仿佛马上就要一块块地散架子。活像个中风的人，混身乱抖。 可是这也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为了日本帝国，一切的一切都到了应该动员起来的时候了嘛！再说，蟹工船纯粹是个“工厂”，可是工厂法也管不着。所以再也没有这么方便而又可以信着意儿干的地方了。 脑筋活泛的大老板们把这件事跟“为了日本帝国”联系在一起。神话似的那么多的钱就通通进了老板的腰包。然而他们还一边坐着汽车兜风，一边盘算着要去竞选议员，奵把这项生意作得更牢靠。可是，恐怕就在这同时，一分一秒都不差，秩父号的工人们正在远离几千哩之外的北海上，向那碎玻璃碴一样尖利的风浪进行着拼死的决斗呐！ ……学生出身的渔工朝着“粪坑”的方向走下舷梯，心里想，“这事可不是与已无关哪！” 一走下“粪坑”的梯子，迎面儿一张白字连篇的纸条，拿饭粒当浆糊麻麻扎扎地贴在那儿，上边写着： 有发观杂工宫口者，可赏蝙蝠烟两包，一条手巾。 监督浅川 三 毛毛细雨好儿天也不见晴。烟雨茫茫的堪察加海岸线，看上去就像一条鳗鱼在蜿蜒滑动。 博光号在离海岸四浬远的洋面上下了锚。因为离岸三浬就是俄国领海，“规定”不得入内。 渔网全抖搂开了，作好准备，随时都可以捕蟹。堪察加天亮在两点钟左右，所以渔工们一切装束停当，穿着齐腿根儿的胶靴钻进点心匣子般狭窄的架铺里，囫囵个就躺下了。 被牙行骗到船上来的几个东京的学生抱怨说，原来不是这么讲的。 “说什么睡单身铺，说得倒天花乱坠！” “没说错，是单身铺啊，囫囵个儿睡嘛！” 学生来了有十七八个。讲妥了预支六十块钱，去了火车票、店钱、毛毯、被子、再加上跑合儿钱，等上了船。结果每人竟倒欠（！）七八块。等他们刚刚清楚这笔账的时候，比那只当是攥了一把钱票子，实际是一把树叶子还要傻眼。起初，他们就像被包围在牛头马面中间的孤魂一样，在渔工中间聚成一个团儿。从函馆起锚以后，大约第四天头上，由于天天是糙米饭，顿顿是不换样儿的汤，学生们都搞垮了身体。钻进被窝之后，就支起腿彼此拿指头按起小腿来。按了一遍又按一遍。每按一下就念叨着瘪喽，没瘪喽，他们的心情也就随着一喜一忧。有两三个人一摸小腿，就像轻度触电似的发麻。他们把两条腿从铺沿上聋拉下来，立起手掌砍膝盖骨，试试小腿跳不跳。而且糟糕的是大便也有四五天不通了。有个学生找医生去要泻药。那个学生回来气得脸都青了。——“说了。没那份儿享受的药！” “怎么样？船医这号人，就这样儿！”在旁边儿听着的一个老渔工说。 “哪儿的大夫全一个样！我过去呆的那家公司的大夫是这样儿！”矿山来的那个渔工说。 大伙都已经横七竖八躺下之后，监工进来了。 “你们，都躺下啦！听——！来了个无线电报，说是秩父号沉了。生死详情不明。”他撇了撇嘴，呸地一声吐了口吐沫。这是他的习惯。 学生马上想起了从侍应生那里听来的话。心想：就是他，亲手害了四五百工人的命，还没事人似的说呐！这小子，给捣到海里也不解恨！大伙一个个抬起头来，一下子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浅川说完这些就朝前晃着左肩膀走了出去。 那个失踪的杂工，两天以前从锅炉旁边钻出来的时候被抓住了。他藏了两天，可是饿得厉害，怎么也藏不住了，才钻了出来。抓住他的是个已过中年的渔工。年轻的渔工们都火儿了，说要揍那个渔工一顿。 “你甭费话！又不会抽烟，懂得烟味儿吗？”两包蝙蝠牌弄到手的那个渔工香甜地吸着。 那个杂工被监工扒得只剩一件衬衣给关进两间厕所中的一间，还从外边上了锁。起初，人家都不愿意到厕所去，因为隔壁的哭叫声，实在是听不下去。到了第二天，那声音便嘶哑了，不断地抽答。接着，叫声变得断断续续。那天傍黑，干完活儿的渔工们不放心，直奔厕所，可是已经连从里边打门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从外边给信儿也没有反应。当天晚上，一只手搭在便池前挡上，脑袋扎进手纸篓，脸朝下倒着的宫口被搭了出来，嘴唇好像涂了兰墨水似的，分明是已经死了。 清晨冷得很。天，亮是亮了，可是才三点钟。人家就把冻拘挛的手揣在怀里，缩着脖子爬了起来。监工到杂工、渔工，甚至水手、火夫的房间到处巡视，就连伤风的，有病的，一概不论，全拽了出去。 尽管没风，可是一到甲板上干起活来，手指尖、脚趾头就眼棒槌似的，全都失去知觉。杂工头儿高声斥骂着，把十四五个杂工赶进工房。他拿着的那个竹棍，头儿上拴着皮条。那是为了隔着机器架子就能抽着在工房泡蘑菇的人而做的。 “据说今天一清早就非得让宫口干活不可，刚才还拿脚踢他呐！可他昨天晚上被搭出来就扔在那儿，连话还说不出来呢。” 一个跟学生出身的渔工已经混熟的，身子骨单薄的杂工，拿眼溜着杂工头儿的脸，告诉学生这么个事儿。 “后来怎么也不动弹，看样子才算死了心。” 正说着，监工从后边连推带操地把一个浑身颤抖的杂工推了过来。这个杂工因为被逼着淋着冷雨干活儿着了凉，后来肋膜闹了病，即使天儿不冷也总是浑身发抖。眉间起着皱纹，跟个孩子很不般配，没有血色的薄嘴唇撇得挺难看，闪着一双十分神经过敏的眼神。他冻得实在熬不过，正躲在锅炉房里乱转，就被逮着了。 为了下海捕蟹正在把作业船从绞车上放下来的渔工们，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走过去。一个四十来岁的渔工，仿佛再也不忍看的样子扭过脸去，无可奈何地慢慢摇了两三次头。 “花着大价儿把你们弄来，可不是为了让你们来闹感冒、怄气睡大觉来的！混蛋！别往别处瞎看！” 监工拿棍子敲着甲板说。 “就算是监狱，要有比这儿还坏的。我就不来见你！” “这种事，回到老家去，凭你怎么说也没人信！” “可不！哪里会有这种事儿啊！”。 蒸汽发动的绞车嘎嘎地转起来了。作业船在半空中摇晃着身子一齐开始降落。连水手、火夫也被逼出来，一边留神脚底下滑滑溜溜的甲板，东奔西跑。在这些人中间，监工就像个竖起冠子的公鸡，来回巡视。 活儿有了个空当儿。学生出身的渔工趁空儿避风，正在货堆后头坐着。从矿山来的渔工突然从拐角儿上走过来，两只手拢在嘴边上哈哈地呵着气。 “简直是玩儿命！”这句话——油然发自内心的感受，想不到打动了学生心坎。“说了归齐，跟矿山也没两样儿。不豁出命去就甭打算活啊！瓦斯可怕，浪头也吓人呐！” 过午以后，天气有点儿变了。一层稀薄的海雾淡淡地笼罩在海面上。淡得说它不是雾，也是可以的。波浪喧腾起来了，呈现出无数的三角形，就像拿手捏起来的包袱皮儿。风骤然吹过，吹得杆桅呜呜直响。盖在货堆上的苫布，下脚叭搭叭搭地直柏甲板。 “兔子跳喽！兔子！”有人大声喊着跑过右舷的甲板，那声音马上就被强风撕碎，听着就像胡嚷。刹时间，海上满是三角形的浪尖，溅起雪白的浪花，宛如千万只兔子在太平原上窜窜跳跳。这是堪察加“骤风”的前兆。海底的潜流突然间快起来，船身开始横移，原来从右舷望到的堪察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到了左舷了。留在船上干活儿的渔工和水手们开始慌了神。 就在正头顶上。响起了警报笛。大家站下来抬头望了望天空。也许是因为站在紧底下的关系，抖着向后方耸立着的像个大木桶一样意外粗大的烟筒，忽悠忽悠地晃得直响。在烟筒半腰上，像德国盔一样的汽笛发出来的警报，在狂暴的风浪中听起来有点凄厉。远离母船出去捕蟹的作业船就是迎着这不停地叫着的警报笛，冒着风暴返航的。 在通往轮机室的幽暗的入口处，渔工和水手们围成一个团儿在吵嚷着。船身晃一下，就从斜上方一闪一闪地透进一条淡淡的光束来。渔工们形形色色的激愤的面孔，就一剎那一剎那地忽隐忽现。 “怎么啦？”矿工挤进人群里来。 “浅川这狗杂种，非揍死他不可！”腾起一片杀气。 其实，今天早上，监工老早就从停泊在离本船十浬左右的某某号收到了“骤风”警报。电文中甚至还附带说，如作业船业已出海，应立即召回。当时浅川说：“这种事也桩桩件件提心吊胆的话，那还能特地跑到这堪察加干来？”浅川这话，是从无线电报务员那儿给泄漏的。 好像报务员就是浅川似的，头一个听到这话的渔工大声喝道，“你他妈拿人命当什么？” “人命？” “是嘛！” “可，浅川压根儿就没拿你们当人呐！” 那个渔工还想说什么，可是结巴住了，气得红头涨脸，随后就跑到这些人中间来了。 人们面色阴沉，但毕竟带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按捺不住的激愤，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个父亲随着作业船去捕蟹的杂工，在团成一团的杂工外头急得乱转。汽笛一刻不停地叫着。听它在头顶上叫，渔工们心都碎了。 傍晚，船桥上大声喊起来。下边的人们一步迈三蹬跑上舷梯。原来是有两只作业船开向这边来了。那两只船是拿缆绳拴在一起的。 船靠近了。可是巨大的浪头仿佛把作业船和母船放在翘翘板的两头似的，把它们轮班儿上下剧烈地摇荡。两船之间一个接一个涌起的大浪，把船荡得左摇右摆。船就在眼前，可怎么也靠不拢，让人心急火炼。缆绳从甲板上扔了过去，可是没够着，空自溅起一片水花掉进海里。随后，缆绳像条海蛇似的又被椡了回来。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大家从这边儿齐声喊叫，可是没有回音。渔工们面部的表情就像死人的石膏面型似的僵化了。一动不动。眼睛也像一剎那间瞅见什么东西似的，凝住不动。面对那种惨不忍睹的景像，渔工们心如刀绞。 缆绳又扔过去了。开始成螺旋形，接着，它像鳗鱼一样，前梢刚一伸过去，绳子头就横打到举着双手想抓住它的渔工的脖子上。大家“哎呀”一声，那渔工手还举着就被打倒在地。但是，接住了！缆绳使劲一拉就绞得滴滴答答掉水点儿，绷成一条直线。在这边张望的渔工们不由得肩头上松了劲儿。 汽笛一刻不停地叫着，随着风势一阵高一阵远。到傍黑为止，除去两条船之外，总算是全部都回来了。所有的渔工一迈上母船的甲板，都一下子就晕了过去。有一条因为灌满了水，所以就抛了锚，渔工转移到别的作业船上回来了。另外一条，连同渔工一起毫无下落。 监工一肚子气。三番五次下到渔工的房间，又走了上去。大家沉默着，用恨不得把他烧死的充满憎恨的眼光盯着他出出进进。 第二天，决定母船追踪蟹群向前移动，顺便寻找作业船。因为“五六个人算不了什么，作业船可让人心疼啊！” 一清早，机房就忙起来了。启锚的震动声把住在背靠锚舱的渔工震得跟炒豆子似的直蹦。船帮的铁板每震一下就哗啦哗啦掉碎片。——博光号开到北纬五十一度五分的地方寻找在这里下锚的第一号作业船。冰凌的碎块儿跟活物一样随着缓慢的波浪一隐一现地漂流着。但有时，四下里，这种碎冰聚成一望无际的一大片，一边冒着水泡，眼瞅着就把船困在当中。冰凌冒着蒸汽一般的水气，寒气袭人，就像吹着电扇似的。船身各个部分突然嘁嚓喀嚓地响，被水打湿了的甲板、栏杆都结上了冰。船帮上好像搽了香粉似的，霜凌闪闪发光。水手、渔工捂着脸在甲板上跑。船在向前挺进，后边长长地留下一条痕迹，就像荒野中的一条路。 作业船怎么也找不到。 将近九点的时候，从船桥上发现前方飘着一条作业船。一看清楚，监工高兴得在甲板上连奔带跑地叫。“娘的！可找着啦！娘的！”马上把机动船放了下去。可是，那并不是正在找的一号船。这条船要新得多，标着第36号字样。它带着一个分明是××号的铁浮标。看来是××号要开往别处去的时候，为了能找到原位置这样留下来的。 浅川拿指头咚咚地敲着船帮。 “这船敢情还真棒！”他眯着眼笑了。“拖走！” 于是，第36号作业船就被绞车吊上了博光号的船桥。作业船在半空中摇摇晃晃，劈哩叭拉地往甲板上掉水点子。监工带着活像立了汗马功劳似的那种神气劲儿，瞧着吊上去的作业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得很！好得很！” 渔工们一边整网一边往这边儿瞧，心说，“美什么。贼猫！吊链怎么不断下来砸他小子脑袋！” 监工一个个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些正在干活儿的人，从旁边走过去。那眼神仿佛要从他们身上剜出什么来似的。然后就用破锣嗓子急躁地吆喝木工。紧跟着，从另外一个舱口上，木工探出头来问道： “干什么！？” 出乎他的意料，监工回过头来气冲冲地叫道，“干什么！？混蛋！把号码刨掉！刨子，刨子！” 木工摸不清怎么回事。 “傻蛋！过来！” 小个子木匠腰里别着锯，手拿着刨子，一瘸一拐地随时要栽倒的样子跟在膀大腰圆的监工后边，从甲板上走过去。——第36号作业船的“3”字拿刨子抢掉，成了“第6号”作业船了。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哈哈！让他们见鬼去吧！”监工把嘴咧了个三角形，挺着腰板哈哈大笑。 纵然再往北开，也没找到作业船的指望了。蟹工船在捞取36号作业船上耽搁下来，为了返回原来的位置，开始转了个大弯。天晴上来了，澄澈如洗。堪察加的连峰像明信片上见到的瑞士的群山一样鲜明耀眼。 下落不明的作业船还没回来。渔工们从那孤另另像个水洼子似的单独空出来的架铺上查点那些人留下来的行李、家属的住址，分别归拢起来，以便万一的时候，可以马上处理。这可不是件愉快的事。一干这活儿，渔工们难过得仿佛被人看到了自己的痛处。从他们的行李中找出了等交通船一到就准备寄走的邮包、信件，收件人写着同姓的女人名字。还从其中一个人的行李里找出一封信来，是草字、楷字间杂着，舔着铅笔写的。这封信在渔工们粗笨的手里传来传去。他们像捡豆粒似的一个字一个字但却很贪婪地看完这封信，就像看了什么不祥之物似的，摇摇头又交给了下一个人。那是封孩子写来的信。 有人吭了声鼻子，脸从信上抬起来，沙哑地小声说：“这全怪浅川！果真死了，就给他们报仇！”这个人身材高大，据说在北海道的腹地什么全干过。 另一个肩膀上肌肉隆起的年轻渔工说道：“就那小子，一个俩的也能给他捣到海里去！”那声音更低。 “唉呀！这封信可要不得！叫我全想起来了。” “喂！”最先发话的人说：“要是不加点儿小心，就连咱们这伙子也全得叫他送了命。这可不是没咱们事儿啊！” 角落里有个汉子支着一条腿坐着，一边啃大拇指甲一边朝上翻着眼珠听着大伙念叨。这时候他唔唔地连声点头，说是：“全包给我了！到时候，我一下子就把这小子干掉！” 大家没言语。虽然不言语，可都舒了一口气。 博光号返回原位之后，过了三天，突然（！）那条下落不明的作业船回来了，而且大家全都挺精神的。 那些人刚从船长室回到“粪坑”，一下子就被大家团团围住了。 ——他们由于“大风暴”，一下子就驾驶不灵了。于是就比个被揪住脖领子的孩子还要无能为力。这条船走得最远，而且风向也刚好相反。大家只好等死。渔工们已经被迫“习惯”于“动不动”就等死了。 可是（！）这种事可不是常有的。第二天早晨，灌了半船水的作业船被浪头打上堪察加海岸，然后全都被附近的俄国人救了起来。 这个俄国人家里一共四口人。对于这些老也看不到有女人有孩子的“家”的人来说，那里有股无法形容的吸引力，而且这家人都很热情，主动地张罗这张罗那。可是，由于他们是说话听不懂、头发眼睛不同色的外国人，所以，起初大家还是有点怕。 不过大家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嗨！还不是跟咱们一样都是人么！ 有船遇难这件事一传出去，村里人就聚来了一大帮。这里跟有日本渔场的地方离得很远。 他们在那儿住了两天，休息了一下，然后才回来的。“竟不想回来呀！”谁又愿意回到这个地狱里来呢？可是，他们的话并不止于此，另外还留着一段“趣闻”呢！ 那刚好是要回来的那一天，他们正围着炉子整理行装说闲话，这时候进来了四五个俄国人，里头还有个中国人。一个人脸盘儿，长满红色短胡子带点水蛇腰的男子，一进门就用手比比划划地大声说些什么。掌船的为了表示他们不懂俄国话，就举起手来摇了几下。俄国人说到一个段落，盯着他说话的中国人就讲起日本话来。那是一种语无伦次的日本话，听的人反而把脑子弄乱了。一个词一个词就像醉鬼似的不连贯地东摇西晃。 “你们，钱，一定，没有的。” “是啊！” “你们，穷人的。” “是啊！” “所以，你们，无产阶级的。明白？” “唔。” 俄国人笑着在旁边走起来。时而又站住朝他们看看。 “财主，把你们，这个的干活（作掐脖子状）。财主，渐渐地大（作出肚子鼓起来的样子）。你们。怎么也不行的，成了穷人。明白？日本国，不行的。干活的人，这个的（愁眉苦脸，作病人状 ）。不干活的人，这个的：嗯哼！嗯哼（大摇大摆走给他们看）！” 青年的渔工对这些话很感兴趣。“对，对呀！”说着就笑了起来。 “干活的人，这个。不干活的，这个（重复着方才的动作）。这个不行的！干活的人，这个（这回反过来，挺起胸膛，大摇人摆给他们看）。不干活的，这个（作年老乞丐状）。这个好。明白？俄国，这个国家的是。都是干活的。都是干活的这个 （大摇大摆）。俄国，不干活的人，没有。狡猾的人，没有。掐人脖子的人，没有。明白？俄国，一点不可怕的国家。他们竟是到处造谣的！” 大家模模糊糊地寻思。大概这就是“可怕的”“赤化”吧！不过，要说这就是“赤化”，又觉得未免也太“合乎情理”。不过他们首先是被这些话牢牢地吸引住了。 “明白！说得对！明白！” 有两三个俄国人彼此叽哩呱拉说了些什么。中国人在听着。然后又结结巴巴一个词一个词边想边比： “不干活，发财的人，有。无产阶级，总是。这个的（作被掐脖子状）。这个不行！无产阶级，你们，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人、一千人、两万人，十万人，全都，全都这个的 （作孩子们玩的“手拉手”的样子给他们看），就强大。保险（拍拍胳膊），不会输，不管对谁。明白？” “嗯，嗯！” “不干活的，跑了（作撒腿逃跑状）。保准。真的。干活的。无产阶级，神气了（昂首阔步走给他们看）。无产阶级顶了不起！没有无产阶级。全都，面包的没有，全都死了。明白？” “嗯，嗯！” “日本，还大大的不行。干活的，这个（作弓腰瑟缩的样子给他们看）。不干活的，这个（作气势汹汹地把对方打倒状）。那，通通地，不行！干活的，这个（作神色可怕地站起来，猛扑过左状，打倒对方，用脚踩状 ）。不干活的，这个（逃走状）。日本，通通干活的，好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明白？” “嗯嗯！明白！” 俄国人怪叫着踏起了跳舞时的那种步子。 “日本，干活的人，干（作站起来反抗状）！我们，真高兴的！俄国，通通高兴的！万岁！你们，回船。你们船上，不干活的，这个（逞威风）。你们，无产阶级，这个的，干（作拳斗的样子，然后来一个‘手拉手’作冲过去状 ）！没问题，胜利的！明白？” “明白！”不知不觉激动起来的青年渔工，一下子握住了中国人的手。“干！一定干！” 掌船的心想，这就是“赤化”呀！这是让我们去干那种可怕的事呀！俄国人就是用这一手让日本上大当呵！ 话说完了之后，俄国人又喊了一句什么，使劲握住他们的手，又抱住拿硬胡茬子嘴巴往人脸上蹭。因为来得突兀，日本人往后挺着脖子不知所措…… 大家不时地盯着“粪坑”的入口处，紧催着再讲再讲。接着又说了好些他们看到的俄国人的事情。所有这些个都像被吸墨纸吸进去似的，渗进大家心里去了。 “喂！别说了！” 掌船的一见大家对这些话特别一本正经地听得入神，就捅了一下正说得来劲的青年渔工的肩膀。 四 雾正在下着。总是如同一台机器那样严严实实地装配起来的通风管、烟筒、吊竹、吊着的作业船，甲板的栏杆等等，它们的轮廓有氨朦胧了，看起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柔和而温暖的空气拂面而过——这样的夜是很少有的。 接近后艄的舱口，一股子蟹黄味儿熏人。堆积如山的网堆之间，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影。 一个渔工由于过分劳累得了心脏病。遍身青黄虚肿。因为心跳得厉害，怎么也睡不着，就来到甲板上。他倚着栏杆。呆呆地望着像解了水的浆糊一样浊白色的大海，马上陷入了沉思；这样的身体，准得交待给监工。可是要真是这样，在这么老远的堪察加，而且连陆地都踩不上就死了。那也太凄凉了！ 报务员截收到别的船互通的电报，把他们的捕获量——告诉了监工。根据报告，看来自己的船确实落在别船的后边了。监工开始着了慌。结果，这股急火就立竿见影地加了几倍的强度发泄到渔工和杂工们的身上来。——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事情，承担一切后果的总是他们。监工和杂工头儿有意地在水手和渔工、杂工之间挑起工作上的比赛。 虽说都是干拆螃蟹的活儿，可是一听说“输给了水手”，渔工、杂工们就一百个“不服气”（虽然赢了也赚不着什么）。监工“拍着手儿地”高兴了。今天赢了！今天输了！这回可甭打算输给你们！——这种拼死命的日子没完没了。同样是干一天，活儿比过去多了五六成。可是到了五六天头儿上，两边全跟泄了气似的，工作量迅速地朝下落。有时候干着干着，脑袋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监工二话不说，劈头就打。他们挨了个冷不防，自己也哎呀一下子失声叫起来。大家就跟冤家遇对头或者忘了言语的人一样，彼此一声不响地干活，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余力”顾说话了。 然而这次监工出了个新点子。给优胜组发“奖品”。光冒烟不着火的木头，就又烧起来了。 “这些家伙就是好摆弄嘛！”监工在船长室跟船长一道喝着啤酒。船长像个胖女人，手背上都起了窝儿。他灵巧地在桌子上咚咚地蹾着金嘴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作为回答。船长觉得监工老是在他眼前磨磨烦烦地打搅，非常不痛快。心想：渔工们怎么不一哄而起把这小子捣到堪察加海里去呢？ 监工除了“奖品”，另外还贴出告示说要给出活最少的“淬火”，就是把铁条烧得通红通红的，拿过来就往身上烙。他们干活老是被这种“淬火”在背后追着，就像自己的影子似的，逃到哪里也逃不脱。活儿干得越来越多，指标直往上长。 一个人的体力充其量能有多少呢？可是，这一点监工比当事者自己还清楚。收了工，人们像根木头似的往架铺上一倒就“不约而同”地哼呀唉地呻唤起来。 有个学生想起小时候奶奶带着他在佛寺那幽暗的大殿里见让的“地狱”图，就跟这里一模一样。在他小时候的心目中，那就仿佛是一条大蟒一样的动物在池沼里蜿蜒爬行，眼下就跟那完全相同。由于劳累过度，反到睡不着了。半夜以后，昏暗的“粪坑”中，四下里突然响起了就像使劲划玻璃似的那种令人难受的咬牙声、呓语声、还有大概是被恶梦魇住的怪叫声。 他们一睡不着觉，有时候就忽然自己对着自己这个还活着的肉体低声说：“你真的还能活着啊！……”你还能活着——他们就这样对着自己的身体讲！ 学生出身的渔工最“吃不消”。 “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人之家’吧，要从咱们这儿看起来么，我觉着那也算不了什么！”那个学生已经好几天拉不下屎来，不狠命拿手巾勒着脑袋就睡不着觉。 “那当然喽！”跟他说话的人像吃药似的拿舌头尖儿一点一点地品尝着从函馆带来的威士忌。“要知道，这可是个大事业呀！是要开发不见人烟之地的富源啊！这可不容易呀！就说这条蟹工船吧，据说现在这已经好多了。听说当初创办的时候，不是观测不了天气、潮流，就是没能切实掌握地理，也不知道沉了多少船呢！有的让俄国船搞沉了，有的当了俘虏，有的给杀了。就那么着也不屈服，倒了站起来，倒了再站起来，就这么拼过来，所以这一大片富源才算归咱们……唉，没法子呀！” “……” ——学生觉得，也许就跟历史一贯所写的一样，他说的也有点儿道理。不过，他又觉得郁结在心头的一腔闷气，丝毫也不会因此而平复。他默默地抚摸着自己的肚皮，硬帮帮地就像块胶合板。大拇指那地方麻酥酥地，像是触了微弱的电流。他心里很难受。把拇指举起来，拿另一只手搓了搓。——大家吃过晚饭，正凑在仅仅在“粪坑”正中摆了那么一个，像地图似的裂着大缝子，快要散架子的火炉边。他们身上稍微一暖和过来，就冒起了热气，泛起一股蟹腥味儿，直冲鼻子。 “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可就是有点不愿意死啊！” “可不呗！” 人们抑郁的心情，像有了寄托似的，一下子集中到这个问题上去。眼看就要送死了！大家虽然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但都动不动就要发火儿。 “那、那也，归、归不了咱们，妈、妈的，凭什么得、得送死！” 结巴渔工连自己也急得红头胀脸，突然大声嚷起来。 一时，大家沉默了，觉得似乎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涌上心头。 “死也别死在堪察加呀！……” “听说，交通船已经从函馆开出来了——电报员说的。” “真想回去呀！” “哪能回得去呢！” “听说，常有搭交通船逃跑的！” “是吗？……那可不错呀！” “说是，还有假装出去捕蟹逃上堪察加岸，跟老俄一道儿搞赤化宣传的呐！” “……” “为日本帝国？——名堂想得还真好！”学生解开胸前的扣子，亮出像搓板一样一条一条洼下去的胸脯来，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哧哧地挠。泥垢干了，就像薄薄的云母片似的朝下掉。 “就是！都、都叫公司的大老板们捞、捞走了！还他妈的……” 一个已过中年的渔工，抬起他那牡蛎壳一样层层皱纹的松弛的眼皮，用微弱而混浊的目光呆呆地瞧着火炉，啐了口唾沫。那唾沫一落在火炉上，就轱辘辘滚得溜圆，一边吱吱地叫着，一边像炒豆似的跳，眼瞅着小了，剩下煤烟子粒那么一 丁点儿的小渣渣，消失了。人们都瞧着这无聊的玩艺儿。 “那，说不定还是真的呐！” 可是，掌船的却一边把胶底水袜子的红毡里子翻过来在炉子上烤着一边说道：“喂喂！可别造反呐！” “……” “管他呢！妈的！”结巴渔工把嘴唇撅得像章鱼似的。 一股子胶皮底要烧着的味儿。 “喂！老爷子，胶底！” “唔。呀！焦了！” 大概是起了风浪，舷外越来越看不清了。船身也像摇篮似的有点摇晃。在一盏烂酸浆果似的五度的电灯下，人们围着火炉，照在他们身后的影子变着样地穿插交错着。这是个寂静的夜。红火苗从炉口一闪一闪地照着人们的膝盖以下。无端地寂静的夜。使自己不幸的一生忽然间——完全是忽然间，而且只是一剎那间，浮现在脑际。 “有烟没有？” “没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呀！” “妈的！” “喂！威士忌也别一个人喝呀！” 对方把方瓶子底朝上晃给他看。 “慢着！别糟蹋了！” “哈哈哈……” “不过，我也没想到上这么个鬼地方来……”这个渔工曾经在芝浦的工厂里呆过。说完就谈起那里的事儿来了。这在北海道的工人们听来，觉得那么个“好地方”，简直难以想象是个“工厂”。说是：“这儿一百件事里头哪怕发生一件，在那儿也要 罢工的。” 从这件事谈起——它开了个头儿，大家以前干过的各式各样的活儿、一个个上了话题。开辟公路工程、水利工程，铺铁路、填海建港、开发新矿、垦荒、扛脚行、捕鲱鱼，差不多大家以前都有干过的。 在内地，工人越来越“不听话”了，太过分的事情行不通了，市场也差不多开辟光，没什么油水了，于是资本家就“向北海道、库贝岛”伸爪子了。在那里，像在朝鲜、台湾这些殖民地一样，他们可以畅畅快快无法无天地“残酷役使”工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尽管这么干，也没有谁敢说一句什么话。在“开辟公路”、“铺铁路”的土工工棚里，壮工们随随便便就被打死，还不如个虱子。因为受不了折磨，于是就逃跑。逃跑的一抓住，就捆在桩子上让马拿后腿踢，要不就放在后院里让大狗咬死。而且还当着面作给大伙看。听见肋骨在胸腔眼闷声闷气的嘎巴一断，就连“算不上人”的土工也有的不由得把脸捂起来。打昏过去，就拿凉水泼醒，反来复去地这么折磨，最后，像个衣服包似的让大狗用那强劲的脖子抡来抡去给抡死，像一滩泥似的扔在场地的角落上以后，身上还有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抽动。冷不防拿烧红的火筷子烫屁股，或者拿六棱棍子打得人直不起腰来，这种事“每天”都有。正吃着饭，突然房后惨叫起来。接着就飘过来一股人肉烧焦了的腥气味儿。 “算？，算了！这饭根本没法吃了！” 筷子扔了，可是也只是沉着脸面面相觑。 好几个人由于脚水肿病死了。都是因为硬逼着干活的缘故。死了以后，也因为“没空儿”，就那么好几天好几天地扔着。在通往房后的暗处，从胡乱盖着的席子边上，只露出两只黑黄而枯槁的脚，像小孩子的脚似的，显得非常小。 “脸上糊淌了苍蝇，从旁边一过，就嗡地下子全飞起来了。” 有个人拿手咚咚地咬着脑儿门，一进来就这么说。 人们早晨摸着黑就被赶到工地，然后一直干到只能见镐尖白花花地一闪一闪而看不见手底下为止。大家对设在附近的监狱里的囚犯反倒羡慕起来了。尤其是朝鲜人，不仅受师付的、工头的，而且受同样是壮工的 （日本人的）“踩在脚下”一般的对待。 警察尽管驻在离那里三四十里地远，也还是不时地带着个笔记本，拿腿腿着[1]前来调查。有时一直呆到天黑，有时就住下来。不过一次也没有到壮丁那边露过面儿。回去的时候，满脸通红，一边走着一边在大道中间就像学消防队似的花花地朝四外撒尿，嘴里还嘟嘟喃喃地不知念叨着什么走了回去。 [1]腿着：徒步，走远路，北方话中不太规范的俏皮说法。 在北海道，无论哪条铁路的枕木，不折不扣，每一根儿都等于是工人的一具青肿的“尸体”。在填海建港的工程中，害脚水肿病的工人活活地被当成“人桩”埋掉。人们把北海道的这种工人叫作“章鱼”。章鱼为了本身活下去，连自己的肢体也吃掉。这不恰好完全一样吗！在那里，是容许肆无忌惮地大搞“原始”剥削的。“油水”全部捞了回来。而且还把这些巧妙地跟开发“国家的”富源这件事联系起来。顺顺当当地把它合理化了。真是无孔不入。为了“国家”，工人们“饿肚子”。一个个地“被打死”！ “从那儿活着回来，真是菩萨保佑，谢天谢地呀！可是要在这个船上送了命，那还不是一码事么！哎呀，敢肯是这么回事！” 说着，怪声大笑起来。可是，这个渔工笑完之后，眉宇间分明地阴郁起来，把脸扭了过去。 矿山上也是一样。——在一个新矿山上开坑道了，那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瓦斯？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异？为了把它摸清楚而找个妥当的方案，资本家就使用乃木军种曾经干过的同样办法，把那些不值个“土拨鼠”价钱的“工人”，一批换一批不当回事地随便糟蹋掉。比张手纸还不当回事！工人的肉片，就跟金枪鱼的生鱼片似的一层又一层地把巷道加固起来。他们利用远离城市的好处，在这里也干着“骇人听闻”的勾当。用手推车运出来的煤里，时而带出来大拇指、小指头。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粘在煤块上。不过，女人和孩子们对这种事眉都皱不得，已经“被迫习惯”于这样了。他们毫无表情地把它推到下一个掌子面儿去。这些煤就为资本家的“利润”去发动庞大的机器。 无论哪个矿工，都像被长期关进监狱的人，带着一张枯黄虚肿，老是呆滞木然的脸。由于阳光不足，含有煤尘、瓦斯的空气以及不正常的温度和气压，身体眼瞧着越来越差。“要是当上七八年的矿工，算起来就等于四五年连续不断地在黑暗的底层过日子。连一次太阳也没见。整整四五年哪！”可是对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随时可以趸进大批替换工的资本家来说，那全是无关紧要的。一到冬天，工人“还是”流进这座矿山来。 此外还有一种“外来农户”——出北海道就是“移民农户”。资本家拿“开发北海道”、“解决人口粮食问题，奖励移民”以及传奇式的“移民致富者”等等净演些便宜事的电影来鼓动在内地眼看就要被刺夺了土地的穷庄稼人。说是奖励移民，而农民却被赶到才翻下四五寸，底下批净是胶泥地的土地上去。肥沃的土地上老早就立了界牌了。有的全家让大雪封了门，连土豆也吃不上，转年开春就饿死了。这种事，事实上已经有了多少次。等到大雪开化的时候，相隔七八里地的“邻居”跑来才发现。有的嘴里还露出咽了半截的乱稻草来。 就算难得没死，花上十来年了夫侍弄那种生荒，等好不容易瞧着像块熟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注定成为“别人”的了。资本家——高利贷者、银行、贵族、老财，只要把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贷款放出去 （只要扔在那里），生荒地就会变成胖黑描的毛皮那样的肥田而十拿九稳归了自己。那些学着样儿，一心想要白手发财的人们也钻进北海道来了。庄稼人被这边剥层皮，那边剜块肉，末了，弄得跟在内地的境遇一样，早就变成个“小佃农”。到了这个份儿上才明白过来。——“上当了！” 他们原本巴望着多少挣俩钱儿拿回老家，才渡过津轻海峡来到这冰深雪厚的北海道的。在蟹工船上，很多人都是这样被“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逼出来的。 搬运工跟蟹工船的渔工一样，在有人监视的小樽的鸡毛小店里胡乱躺着就被人拉上船。装到库页岛或北海道的腹地去。脚底下只要滑出一寸去，就被轰隆隆震天动地地滚下来的方木材压在底下，压得比南部煎饼还要薄。绞车嘎嘎地响着往船上装那些被水泡得滑滑溜溜的木材，赶巧劲儿撞一下子，脑袋开花的人就比个跳蚤仔儿还轻飘地给拉进海里去。 在内地，不甘心老是一声不响就“被整死”的工人抱成了团，正对资本家进行反抗。但是“殖民地”的工人跟这种情况是完全“隔绝”的。 已经是苦而又苦了，然而越是跌跌爬爬地往前走，像滚雪球似的，苦就越发压上身来。 “要落到什么地步啊……！” “等死呗！这不明摆着么！” “……”人们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一下子又憋住，就全都一声不响了。 “甭、甭等整死，咱、咱先下手吧！”结巴嘴突然冒出这么句话来。 咕咚、咕咚，海浪缓缓地撞着船帮。上甲板上，似乎有的地方管子跑汽。就像铁壶开了水似的，丝——、丝——，不断地发出柔和的声音。 ※※※ 临睡之前，渔工们把挂上一层泥垢，像鱿鱼干儿一样发硬的线衣、绒衣脱下来在炉子上张开，大家围在一起，就像被炉似的，一人拽一个角，烘热以后就叭哒叭哒地抖，虱子、臭虫掉在火炉上噗哧噗哧直响，泛起一股烧人时的腥臭味儿。一热，虱子就呆不住了，多少细毛腿玩儿命地动着，从衬衣缝里爬出来。往起一捏，那表皮肥腻的圆鼓溜溜的虱子，摸着让人麻心。有的，那螳螂一般难看的脑袋，看得出来，显然是肥了许多。 “喂！你给拽着点儿边儿！” 让人扯住兜裆布的一头，就抻开来拿虱子。 渔工把虱子放进咀里，拿门牙喀哧喀哧地喳。要么就拿两个大拇指甲挤，一直挤得满指甲通红，跟小孩子一来就往衣服上抹脏手一样，往号衣的大襟上一抹，又挤起来。但是就这样还是睡不着觉。也不知道都是从哪儿出来的，整夜整夜地受虱子、跳蚤、臭虫的折磨，无论怎么治也消灭不清。往阴湿的架铺上一站，马上就有几十只跳蚤顺着小腿酥酥地爬上来。以至于产生了这杆种可怕的感觉。心想，莫非自己身上什么地方烂了？莫非是个被蛆虫、苍蝇糊满了的烂“死尸”？ 起初，隔一天让洗一次澡。身上又脏又腥，臭得没法儿。可是才过一星期，就隔三天了。过一个月，就一星期一次了。最后，一个月只准洗两次。说是为了防止浪费水。可是船长、监工天天洗，那就不浪费了！——身上让螃蟹汁弄脏，一连好多天就那么脏着，没法不生虱子、臭虫。 一解开兜档布，一粒粒的黑东西就往下掉。系兜档布的地方，留下一道红印儿，围着肚子形成一个圈儿。那地方痒得难受。躺下之后，到处是喀哧喀哧拼命挠痒痒的声音。刚觉着身底下有个像小发条似的东西酥酥地爬，就叮了一口。每叮一下，渔工们就一扭身子翻个个儿。可是马上又照样来一次，一直折腾到大天亮。皮肤就跟长了癣似的，变得糙糙拉拉。 “死人身上的虱子吧！” “对喽，正好啊！” 无可奈何地笑了。 五 两三个渔工慌慌张张地从甲板上跑过去。 有人在拐角的地方来不及急转弯。打了个趔趄，一把抓住了栏杆。在上甲板上修活儿的木匠直起腰来朝渔工跑过去的方向瞧。因为正冲着冷风，吹得流出泪来。开始，没瞧清楚。木匠扭过脸去使劲擤了一把鼻涕。鼻涕被风一刮，拐了个弯儿飞走了。 船尾左舷的绞车嘎嘎地响着。这会儿全都撒网去了，按说是不会开动这玩艺儿的。而且绞车上还吊着个什么东西，晃里晃荡的。垂下来的钢索，围着他本来的垂线周围，缓缓地扫着圆圈儿转。“什么呀？”——这时候，木匠心里腾地一跳。 他发了慌似的又一次扭过身去擤了把鼻涕。鼻涕顺着风势刮了一裤子。是稀溜溜的清鼻涕。 “又他妈干这手儿了！”木匠一边儿拿胳膊来回擦眼泪。一边定准了眼神。 从这边望过去，在仿佛雨后一般银灰色海面的背景中，伸出一只吊臂来，上边清晰地浮现出一个被浑身捆起来吊上去的杂工的黑影，它往天空升起，一直升到绞车顶上。 就像挂着一团抹布片似的，好半天——有二十多分钟，就一直那么吊着，然后又落下来了。看样子是扭动着身子在挣扎，两腿乱蹬，就像个粘在蜘蛛网上的苍蝇。 一会儿工夫，给面前的客舱挡住看不见了，只有那抻成一条直线的钢索还不时像秋千一般地晃动。 大概是泪水流进了鼻子，一个劲儿淌清鼻涕。木匠又擤了一把，然后把在衣袋上聋拉着的榔头抄起来开始干活。 木匠忽然仔细一听——回头看了一下。那边，钢索不住地摆动，仿佛有人在下边晃荡，从那里发出一种钝重而瘆人的梆梆的声音。 吊在绞车上的渔工脸色已经变了。像死人一样紧闭着的嘴唇里冒出了白沫。木匠走下来的时候，杂工头儿胳肢窝底下挟着根劈柴棒子，端着一边肩膀，样子挺不自然地正从甲板上朝海里撒尿。木匠瞟了一眼劈柴棒子，心说，就是拿这个打的！风一刮，尿就哗哗地落到甲板沿上，溅起了飞沫。 渔工们一连几天几天的过累，早晨渐渐起不来床了。监工就把个空煤油桶在热睡的耳边敲着走。玩儿命地敲，一直敲到睁开眼，爬起来。有个害脚水肿病的，半扬起头来说了句什么，可是监工全当没看见，只管敲。听不见那人的话音，只见像金鱼冒出水皮儿吸气似的光吧嗒咀。等敲了老半天之后，就骂开了。 “怎么搞的？等着挨揍啊？这活儿，既然也算是国家性的。就跟打仗一样，得豁上命干！混蛋！” 病人全给掀了被窝推到甲板上去了。害脚水肿的病人脚尖绊在梯子磴上，一边用手抓着栏杆，一边斜着身子自己拿手扳着腿上梯子。每上一磴，心脏嘭嘭地，就像拿脚蹋着似的，跳得吓人。 监工、杂工头儿，对病人就像后娘对待孩子一样，愈来愈歹毒。正干着装肉的活儿，又逼着到甲板上去“敲螃蟹腿”。刚刚干了一会儿，又被支使到那边去“夹衬纸”。在寒侵透骨的阴暗的工房里，又要提防着滑滑溜溜的脚底下。还得在那儿死站着。从膝盖往下，麻木得比条假腿还要木，有时候不知怎地膝关节就像脱了环儿似的不知不觉就要软瘫瘫地坐在地上。 学生拿掰螃蟹的脏手背轻轻地敲打着脑门儿。一会儿的工夫，他就直挺挺地朝后倒下去了。这时候堆在身旁的那些空罐头桶就轰隆一声朝他身上坍倒下来。罐头桶随着船身的倾斜亮光光地滚到机器底下或货堆的空当里去。伙伴们着了慌，想把学生领到舱口去。可巧，碰上监工吹着口哨下工房来。他一眼看到就喽： “谁让你们把活扔下啦！” “谁让？！”一个不由得心头火起的杂工，要顶撞的样子抖着肩膀急切地说。 “谁让——？你这小子，敢再说一句！”监工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像玩具似的摆弄着。然后突然把嘴撇成个三角形，挺胸腆肚地颤着身子大笑起来。 “拿水来！” 监工满满接了一桶水朝着像条枕木被扔在地上的学生脸上一下子猛泼下去。 “这就行啦！——没什么好看的！干他妈活儿去！” 转天早晨杂工们下工房的时候，就瞧见昨天那个学生被绑在车床的铁杠上，脑袋瘫软地垂在胸前，就像只被拧了脖子的鸡。脊梁骨顶端露着一个折过来的大关节。他胸前像小孩围嘴似的吊着个纸牌子，写着： “此人乃不忠之诈病者，严禁解绳子。” 那字，一看就是临工的笔体。 伸手一摸脑门儿，比摸在冷透了的铁块上还凉。杂工们在没进工房以前，还乱哄哄地瞎聊，可是这会儿谁也不言语了。一听到杂工头儿从后边厂工房来的话音，他们就从捆着学生的机器边儿上分两路，各自走到自己干活的位置上去了。 捕蟹一忙起来，可就遭了殃。有的磕掉了门牙，整夜往外吐“带血的吐沫”，有的由于过累，干着干着就晕倒了，有的眼睛出了血，有的劈头盖脸挨顿大嘴巴，耳朵也听不见了。一旦累过头，人们比喝醉了酒还要身不由己。一到点，心想“这下可行了”，刚松门气，一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 大家刚要收摊儿，监工就一边走一边嚷：“今儿个到九点！”“你们这些东西，就是一说收工的时候手脚麻利！” 大家又像电影慢镜头似的慢慢腾腾站了起来——也就剩下这么一点儿精神儿了。 “都听着！这地方可不是三番两次再来得了的。再说，又不见得什么时候都打得着螃蟹。你们要以为讲的是一天十个钟头或是十三个钟头，到时候就把活一撂，那还了得！活儿跟活儿可不一样啊！懂吗？反过来，捞不着螃蟹的时候，就让你们闲个不亦乐乎！”监工进了“粪坑”就说了这么一篇，“俄国佬啊，不管鱼在眼前怎么聚群，也是一到点，一分不差就把活儿一撂。就因为这样，因为是这么种思想，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成了那那么个德行。这是日本男儿万万不能学的！” “胡扯些什么，骗子手！”也有人心里这么想，不去理他。可是大多数人让监工那么一说，也觉得还是日本人了不起，而他们每天所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也仿佛是一种“英雄”的业迹了，这总算使他们聊以自慰。 在甲板上干着活儿，经常有驱逐舰横越水平线向南驶去。看得见日本旗在船尾上飘扬着。渔工们由于激动，满含着一眼泪水抓下帽子来摇晃。心想，只有它了，跟咱们站在一边儿的！ “娘的！一见它就他妈流泪。” 一直目送到渐渐地小下去，在黑烟缭绕之中看不见了。 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像一摊烂抹布似的回来之后。就不约而同地，也不知是骂谁，光是骂“他妈的”。黑暗中。这骂声充满了憎恨，有如公牛的吼叫。恨谁呢？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朝朝暮暮生活在同一个“粪坑”里，将近二百口子人，经过一段直来直往免去客套的交谈之后，无形中，所想的、所说的、所干的，全都一致起来 （虽然跟蜗牛在地上爬一样慢）。在这同一条河流里，当然也出现像死水一样踏步不前的人，也还有流向另一个方向的中年渔工。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他们还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那么起了变化，而且这些人是不知不觉间就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了。 一天早晨，矿山来的那个人慢慢悠悠地走上扶梯，说道： “实在顶不住啦！” 头天干到晚十点，混身就跟马上要坏的机器似的，各个关节都不灵了。上着上着梯子，不知怎地一下子就睡着了。后面有人“喂”地叫了一声。才机械地抬手动脚，一脚踩空，朝前一栽就趴在那里了。 在上工之前，大家全下了工房，聚在一个角落里。每个人的脸都像泥人儿似的。 “我可要泡啦！干不了啦！”矿工说。 大家没吭声儿，神色一变。 沉了一会儿，有人说。 “可要淬火呀……” “又不是耍滑才泡，干不了了嘛！” 矿工把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举到眼前迎着亮儿照。 “活不多久了！我可不是耍滑才泡的呀！” “那到是啊！” “……” 这一天，监工活像个红冠子倒立的斗鸡在工房里团团转。连喊带叫：“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可是慢慢腾腾干活儿的不是一个两个，那边也是，这边也是——几乎全是，所以也只能急毛火燎干转磨。渔工也罢，水手也罢，还都是头一回瞧见监工这么个相儿。上甲板上，从网里摘下来无数的螃蟹爬得沙沙作响。像不通畅的下水道似的，活儿马上堆了下来。可是，“监工的大棒”根本不灵了！ 收工之后，大家一边用汗水浸黄的脏手巾擦着脖子，三三五五地回到“粪坑”来。你看我，我看你，不由得笑了起来。也说不上是为什么，就觉得实在好笑。 这事也传到水手那边去了。当他们明白让水手跟渔工像冤家对头似的叫着劲儿千活儿是上了个大当，他们也开始不时地“怠工”了。 “昨几个干过了头，今几个，泡喽！” 临去干活儿的时候，有人说了那么一句，大家就都跟着那么干。不过，虽说是“怠工”，也只不过是不那么卖力气而已。 不论谁，都觉着身上不对劲儿。到时候，“没法子”，干就干吧！反正怎么也是“送死”。大家全是这么想的。——只是已经再也忍受不了了。 ※※※ “交通船！交通船！”上甲板上的叫声一直传到了下边。大家纷纷从“粪坑”的架铺上破衣拉撒地就跳了下来。 交通船比“女人”还厉害，使渔工和水手忘记了一切，只有这个船没有腥味儿——散发着函馆的气味，散发着几个月、几百天都没有踩过的那个纹丝不动的“土地”的气味。而且从交通船上接到过许多封日期不同的信、衬衫、内衣、杂志等等。 他们用那带着螃蟹味儿的骨节粗大的手，把包裹一把抓过来就忙不迭地跑下“粪坑”去。在架铺上，盘腿大坐，就在腿里把包裹打开。包裹里露出来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母亲在旁边说着，叫自己孩子写的罗罗嗦嗦的信，有手巾、牙粉、牙刷、手纸、衣服。从这些东西的中间，意想不到地还出现了妻子的压得平平扁扁的信。他们想从随便什么东西上闻出陆地上自己家里的气味来。寻找乳臭未干的孩子的气味和妻子那喷鼻的体臭。 什么东西也没收到的水手、渔工，两手像木棒一般插在裤兜里转来转去。 “趁你不在家，招了野汉子了吧！” 他被大家嘲弄着。 有个人始冲着背旮旯，大家吵吵嚷嚷他全不管，只顾来回扳着指头在那儿闷头想事儿——他从交通船带来的信上得知孩子死了。孩子是前两个月就死了的，可是他一直还不知道。信上说，因为没有钱，打不起无线电报。他久久地闷坐在那里，让人觉得“这还算个渔工？！” 不过，也有正好跟这相反的。信里寄来一张婴儿照片，像个泡涨了的小章鱼。 “就是这个样子啊！”突然狂笑起来。 接着就笑嘻嘻地特意拿给每一个人看：“瞧瞧，说是生了个这样儿的！” 包裹里，有的东西，在一些小事上表达了入微的体贴，然而，要不是妻子就不会想得那么周到。这时，不论是谁，心里马上都会“异样地”嘭嘭跳起来。于是就一个劲儿地想要回家。 交通船上搭乘着公司派来的电影队。把制成的罐头全部装上交通船那天晚上就在船上演电影。 两三个同样打扮的年轻人，歪戴着扁平的鸭舌帽，打着蝴蝶领结，穿着肥腿裤，吃力地提着箱子来到了船上。 “好臭，好臭！” 他们说着就脱了上衣，吹着口哨开始挂银幕，量距离，摆桌子。渔工们从这些人身上感觉到一种与“海”无关的东西——跟自己这些人不同的东西，从而被它强烈地吸引住了。水手、渔工们兴高采烈地帮着他们准备起来。 有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人，戴着俗里俗气的宽金边眼镜，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擦脖子上的汗。 “解说员先生！站在那个地方，跳蚤可要顺腿往上跳呀！” 这么一说，解说员就像踩了烧热的铁板似的，“哎哟”地一声就蹦起来了。 旁边瞧着的渔工们哄笑起来。 “你们这地方可真要命啊！”哑嗓子沙沙的，果然是个解说员。“大概不知道吧！你们猜，就凭公司到这儿来这么一趟，得赚多少钱？不得了啊！六个月就是五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万！一千万。拿嘴说说算不了啥，那可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啊！再说，分给股东二成二分五这种没边儿的红利的公司，全日本也没有几个！听说总经理这回要当议员喽！真是大吉大利呀！看起来，这么搞，要是不搞得狠点儿，也发不了那么大的财哟！” 入夜了。 兼带举行“完成万箱庆祝会”，给大伙发了日本酒、烧酒、干鱿鱼、红烧肉、“蝙蝠”烟，牛奶糖。 “来，上老子这儿来！” 杂工在渔工、水手中间成了你勾我引的对像。“坐在我腿上，搂着你瞧哎！” “小心！小心！我不是说上我这儿来吗？” 闹闹哄哄吵了一阵子。 前排有四五个人突然鼓起掌来。人家也稀里糊涂地跟着鼓掌。监工到银幕前边来了——挺着腰，倒背着手，什么“诸位”喽，“兄弟我”的，平常没说过的名词儿都搬上来了。又是什么“日本男儿”喽，“国家财富”之类的老调子。大部分人都没听他的，只见太阳穴和下巴骨乱动，大嚼着鱿鱼干。 “算啦，算啦！”后边喊。 “你呀，下去吧！正经八百有解说员呐！” “你还是拿六棱棒子最合适啊！”——大家哄然大笑。吱吱地打口哨，使劲儿鼓掌。 监工无论如何也不便在这种场面上发火儿，红着脸说了几句（因为大家吵吵嚷嚷也听不见）就缩了回去。接着，电影开始了。 开头是记录片。宫城、松岛、江之岛、京都……，叽哩嘎拉地演下去了。片子经常断。突然间，两三个镜头重叠起来，就像头晕眼花似的，一乱，剎那间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后刷地一下子亮了，一片白幕。 接着演西洋片子和日本片子。哪个片子都有道道，一个劲儿“下雨”。好多地方似乎是断片子接起来的，人物的动作都快得不自然。可是这些都无所谓，大家全看得出了神。一出现身条儿好看的外国女人就吹口哨，打响鼻——像猪似的。有时气得解说员就老半天停止了讲解。 西洋片子是美国片儿，是以“西部开发史”为题材的。——或者受到野蛮人的袭击，或者在大自然的淫威下被摧毁，又挺起来，把铁路一米一米地向前修。半路上，就像铁路上结了个大疙瘩似的，突然出现了一个临时赶工修成的“小镇”。铁路又向前修，每修到一处，小镇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部片子描写了修筑铁路中发生的种种苦难，其中还穿插着一个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女儿的“恋爱故事”，两者交叉着出现在银幕上。到最后一场，解说员拉开嗓门儿说道： “全靠他们这许多自我牺牲的青年，终于建成了绵延数百英里的铁路。它有如一条长蛇，穿山越野。昨天尚未开发的土地，就这样变成了国家的财富！” 演到经理的女儿和一下子变成了绅士模样的工人互相拥抱的地方就结束了。 两片之间，夹演了一部毫无意义，光惹人嘎嘎笑的西洋短片。 日本片是这么个电影：一个贫穷的少年从卖纳豆、卖晚报起，然后擦皮鞋、进工厂，成了模范工人，受到提拔，变成了大财主。——解说员说道，“信哉！勤勉非成功之母而何！”这句话字幕上是没有的。 杂工们对这些话“认真地”鼓起掌来，可是渔工和水手里头不知是谁，大声喊道： “扯蛋去吧？要这么说，我这样儿的早该当上总经理啦！” 一句话招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解说员说，“我是受公司之命来的，叫我在这种地方反反复复着力地讲。” 最后的片子拍的是公司所属的各工场跟办事处，拍了好些工人“勤勤恳恳”在干活。 电影完了之后，完成一万箱的庆功酒把大家全喝醉了。 因为好久没喝过酒，加上疲劳过度，醉得舌头都发硬了。昏暗的灯光下，烟卷儿的烟气像云雾一样迷漫着。空气闷热，污浊发臭。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拿手巾勒着头，有的盘腿大坐，把后襟整个撩起来，大声乱嚷嚷。——不时还有干起仗来的。 一直折腾到过十二点。 害脚水肿整天躺着的函馆的渔工，让人把枕头垫高点儿，看着大家吵吵闹闹。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另一个渔工——他的朋友，倚着旁边的柱子。吱吱地咂着嘴，拿火柴棍剔着塞在牙缝里的鱿鱼干。 过了好大工夫以后，顺着“粪坑”扶梯，像个大口袋似的滚下个渔工来，衣服跟右手上满都是血。 “菜刀！菜刀！把菜刀给我！”他在地上爬着这样喊。 “浅川这小子哪儿去了？没有了！我宰了他！” 这是那个曾经被监工揍过的渔工。他拿着个捅火条，眼神儿都差样儿了，又跑了出去。谁也没有拦他。 “喏！”函馆的渔工望了望他的朋友说，“渔工也不老是死木头一根儿。那么好欺负啊？瞧热闹吧！” 第二天早上发现连监工的窗户玻璃带桌子上的器物全砸了个稀巴烂，单单监工本人不知躲在哪儿，真是走运，没“砸坏”。 六 一个沉静的阴雨天。雨，一直到昨天还在下，现在刚刚要停住。跟阴沉的天空一样颜色的雨丝，还时而在也是和阴沉的天空同色的海面上，抛下一环环轻柔的涟漪。 过午，驱逐舰开过来了。闲着手的渔工、杂工和水手们，倚着甲板上的栏杆一边入神地瞧，一边七嘴八舌地聊开了这条驱逐舰，觉着挺新鲜。 从驱逐舰上放下个小艇，载着一伙子军官朝博光号靠过来了。在斜靠着船帮放下来的舷梯底层的踏板上，船长，工房代表、监工、杂工头儿，正在迎候着。小艇一靠过来，双方举手敬礼，然后就由船长在前领路上船来了。 监工忽然朝上一瞥，就挤肩弄眼地摆手示意：“瞧什么？干活去，干活去！” “甭神气！孙子！”——渔工们，后边的依次推前边，三三五五地从甲板上下到工房里去了，留下一股子腥臭味儿在甲板上飘荡着。 “好臭！”一个留着利利落落的小胡子的年轻军官挺文雅地皱了皱眉。 跟在后边的监工赶忙抬到前边，连连点头哈腰讲了几句什么话。 大家远远地瞧着那带穗子的短军刀，走一步就碰在屁股上一跳。他们一本正经地争论着谁比谁官儿大，谁比谁官儿小。最后，几乎要吵起架来。 “这下子，浅川也他妈瘪了！” 那人说着，给大家学起监工那低三下四的相儿来，大家看了哄然大笑。 那天，监工、杂工头儿全不在场，大家干着活儿挺轻松，有的唱歌儿，有的隔着机器拉开嗓子大说大聊。 “要是让这么干，那该多好啊！’ 大家收了工到甲板上来了。从客厅前边一过，就听里面喝醉了酒放肆地大喊大叫。 侍应生出来了，客厅里烟雾蒙蒙。 侍应生累得通红的脸上，汗珠子一粒粒地冒出来，两只手抓满了空啤酒瓶，拿下巴颏点点裤兜说。 “帮我擦把脸！” 渔工掏出手绢来，一边给他擦一边望望客厅问道：“于什么呐？” “嗨！可热闹啦！咕嘟咕嘟地一边灌着，你猜说些什么，尽讲些女人的那个怎么长怎么短！害得我跑了有百十来趟！而且醉得就算是农林部的官儿来了也得给他从梯子上打下海去！” “干什么来的？” 侍应生来了个天晓得的神气，然后就忙忙叨叨地奔伙房去了。 渔工们开饭了。吃的是筷子夹不起来的沙沙拉拉的老米饭，外加像碎纸片儿似的飘着点儿菜叶的咸酱汤。 “吃也没吃过，见都没见过的西餐大菜，客厅不知端进多少去了！” “他妈——的！” 饭桌边的墙上贴着张贴子： 一、挑剔饮食者不成大器； 二、粒米须珍惜。血汗之所赐也； 三、困顿艰苦，忍为高。 字迹拙劣，还标着读音。下边空白的地方有人胡抹了些公共厕所里那种下流话。 饭一吃完，直到上床的片刻时间，都围在了炉边，从驱逐舰谈起，聊开了当兵的事。渔工里好多是秋田、青森、岩手一带的庄稼人，所以一聊到军队上的事，不知怎的就聊起来没个完。当过兵的人很多。他们想起好多事来，对于当时那种受尽虐待的军队生活，现在反而感到怀念。 大家睡下以后，马上听到沿着甲板、船帮传来客厅里的喧嚣声。偶然一醒来，听见他们“还在喝”。心想。不是已经快天亮了吗？有人——可能是侍应生，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鞋后跟登登响。喧嚣声果真一直持续到天亮。 看样子军官们终于回驱逐舰去了，扶梯还在那儿吊着。一连有五六磴。每磴都沾着吐的饭粒子、螃蟹肉、还有棕黄色的稠糊糊的东西混在一起。从里边泛出来发酸的酒气直冲鼻子，那是一种一闻就要哇地一声吐出来的气味。 驱逐舰像只并着翅膀的灰色木鸟，似动不动地摇晃着身子在飘浮。看上去，整个船身是一种昏然大睡的样子。烟筒冒出来的烟，比烟卷儿的烟还细，像条毛线似的，在无风的空中升起。 监工和杂工头几们，天都晌午了还没起。 “胡作非为的畜生！”渔工一边干活一边嘟喃。 厨房的犄角上。随便吃得乱七八槽的空蟹肉罐头和啤酒瓶子都堆成了山。到了早晨，就连昨天把这些东西端到客厅去的侍应生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吃喝了这么多！ 由于工作关系，侍应生很熟悉船长、监工、工房主任这些人的真实生活，而这些是渔工们怎么也无法知道的。同时，对比之下，他对渔工们悲惨的生活（监工一醉就“臭猪、臭猪”地叫渔工们 ）也是很清楚的。平心而论，上边的人是傲慢的。为了赚钱，满不在乎地设下骇人听闻的毒计，渔工水手们就那么乖乖地上套儿！——那真是太惨了。 他们什么也不清楚的时候还好——侍应生老是这么想。他觉得他自己就知道：非出点什么事情不可，没法不出事。 两点钟左右，船长、监工们穿着因为没叠好而压出种种褶皱的西服，让两个水手带上罐头坐机动船到驱逐舰去了。甲板上摘螃蟹的渔工、杂工们活儿不停手地望着他们，就像看“送嫁装”似的。 “又搞啥名堂？天晓得！” “拿咱们做的罐头胡糟蹋，简直比糟蹋擦屁股纸还厉害！” “可话得说回来……”说话的是个将过中年，左手只剩三个指头的渔工，“特意到这么个地方来保着咱们的嘛，也算是该当的！” 当天傍晚，不知什么时候，驱逐舰的烟筒开始突突地冒起烟来了。水兵们开始在甲板上匆匆忙忙地来来往往。接着，过了约摸三十分钟就开动了。听得见舰尾的旗子卷着风哗啦哗啦地响。蟹工船上，船长领头喊起“万岁”来。 晚饭以后，侍应生下到“粪坑”里来。大家正围着炉子聊天儿。有的从架铺下来，到幽暗的电灯底下拿衬衣上的虱子。每从电灯旁走过，就有个大影子斜照在熏黑了的油漆船帮上。 “这可是军官、船长、监工们说的，说是这回要悄悄摸到俄国领海捞螃蟹去啦！所以驱逐舰一直在旁边跟着保驾——看样子，这个玩艺儿是送了不老少啊！（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圆圈给大伙看 ）”。 “听他们一讲，简直遍地是金子的堪察加、北库页岛等等这一带，将来怎么也得让它归日本。说是，日本的那个说啦，不光是中国、满洲要紧，这一溜儿也要紧呐！为这个，咱们公司好像跟三菱他们几家儿正一起设法鼓动政府呐。这回总经理要当上议员的话，就更得加劲儿活动喽！” “所以嘛，驱逐舰开出来，别看说是给蟹工船保驾的，其实哪儿的事啊，目的可不光是这个，详细测量这溜儿，直到北库页岛、千岛附近的海面，调查气候，那才是头号儿的目的。就是说，万一那个起来，也有个周密的准备！听说，正往千岛紧北头儿的岛上偷偷运大炮运柴油呐！不过这可能是个机密。” “我头一次听人这么讲，吓了一跳。他们说日本过去那一次战争。其实——老实说都是两三个财主（可是大财主）指使着，只是捏造点儿不同的理由找碴儿挑起来的。因为，这批家伙什么地方有捞头就急得跳脚，非得拿到手。非拿到不可！——据说，危险呐！” 七 绞车嘎嘎地响。作业船降下来了。就在作业船的下边，站着三四个渔工，因为吊臂短，他们正把降下来的作业船推出甲板以外，好让它能降到海里去。经常出危险。破船的绞车就像水肿病人的膝盖骨，运转不灵。由于绞钢丝的齿轮的关系，有时像瘸子似的，光是一边的钢丝使劲儿往下放，作业船就跟熏鲱鱼那样，整个斜着身儿吊着。这时候，一个躲不及，站在底下的渔工就常常受伤。那天早晨就出了这种事儿：有人喊了声“哎呀！危险！”，船从脑瓜顶上猛砸下来，下边一个渔工的脖子就像个桩子似的缩进腔子里去了。 渔工们把他抱到船医那儿去。在他们中间，现在有些人对监工这伙子怀着鲜明的敌意，想让大夫给开个诊断书。因为监工是个蛇披人皮的家伙，准要想办法推卸责任。为了到时候提出抗议，就需要诊断书。而且，船医对渔工、水手们还是比较同情的。 医生曾经吃惊过：这条船上因为挨揍或者挨砸而受伤、致病的，要比干活儿受伤或生病的多得多！他还说过：要桩桩件件记在日记上。以便作为日后的凭证。所以他给生病、受伤的渔工、水手们看病还比较和气。 有个人开了口：“想请您给开个诊断书，不知道……” 起初，医生有点吃惊的样子。 “哎呀——，诊断书么……” “您给照实写就行啊！” 渔工等不及了。 “这条船上么，是不许写这个的。看来是私自那么规定的……怕是将来扯皮哟！” 急性子的结巴渔工不由得咂了一下舌头。“呿！” “上次，有个让浅川先生打聋了耳朵的渔工来了。我信手给开了个诊断书，这下子可不得了喽！——因为那东西永远是个证据啊！所以在浅川先生那方面来说么……” 渔工们从船医室朝外走着心里就想：敢情船医一到这种节骨眼上也就不跟“咱们”站在一起了啊！ 可是，这个渔工总算“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条命。不过，人们好多日子都听到这个渔工躺在一个大白天也会绊一交的黑旮旯里哼哼。 当他刚刚好起来，呻吟声不再折磨大家的时候，早就卧床不起的那个得脚水肿的渔工死了（才二十七岁。他是东京日薯里的牙行送来的，同他一块儿来的有十来个人），可是，监工说是会影响第二天干活儿，只让一直出不了工的病号“守夜”。 一解开衣服给他洗身子，就有股忍心人的臭气从身上冲出来。令人生厌的煞白的瘪虱子一个跟一个地慌忙往出爬，泥垢都起了鳞的整个身子，就像刨着的一根松树干。胸部露着一条条的肋骨。大概因为脚水肿严重以后行动不方便。尿也就原地撒了，一片恶臭。裤叉衬衣全变成酱紫色，一提，就像沾过镪水似的。简直要碎成烂片子。肛门周围，屎都干了，就跟胶泥似的嘎巴着。 “死也别死在堪察加呀！”据说他死的候时还这么说。可是，在他临咽气的当时，恐怕不会有任何人在旁边照看他的。在这个堪察加，任凭是谁，恐怕也是死不瞑目的！渔工们想到他当时的心境，有的就放声大哭起来。 “可怜呐！”去打洗身子用的热水的时候，厨工说。“多打点儿去，身上大概也脏得够可以的了！” 提着热水回来的半道儿上碰见了监工。 “往哪拿？” “洗身子啊！” 一说这， “省着点儿用！”监工过去了。看样子仿佛还想说点儿什么。 回来的时候，那个渔工说，“那会儿，真恨不得从后边把热水一下子泼到他小子脑袋上！”他气得浑身发抖。 监工不断地一次又一次转悠过来瞧大家的动静。可是大家决定不管明天打盹也好，磕睡着干也好，还搞那个“泡汤”也好。要全体守灵。就这么定下来了。 八点左右，好容易大体准备出来，点上香蜡，全都坐在了灵前。监工终于没有来。不过船长跟船医总算来坐了个把钟头。有个半半拉拉——片片断断记得几句经文的渔工一听大家说“那就行！心到神知嘛！”，于是就念起经来。念经的当儿，一片沉寂。有人在抽泣。临到念完经，好多人都抽泣起来。 经念完。一个挨一个烧了香。然后就随便坐开，分别东聚一团，西聚一伙了。他们从伙伴的死谈起，一直谈到还活着的他们自己这些人。——然而细细想来，虽说活着，也全都险些儿没死。等船长眼船医回去之后，结巴渔工来到插着香烛的尸体旁边的桌前说： “俺不会念经，没法念经来安慰你的灵魂。可是我仔细寻思，我这么想：你该多么不愿意死啊！——不，说实在的，你该多么不愿意叫人害死啊！你确实是给人害死的！” 听着的人们就像被压住似的那么沉寂。 “那，谁害的呐？甭说也明白！我没法拿经文来安慰你的灵魂，可我们能给你报仇，杀死你的仇人来安慰你。这个事，我认为，现在，我们大伙应该在你的灵前起誓……” “对！”首先发话的是水手们。 在充满螃蟹腥气和人的汗气的“粪坑”里，香火味儿就像香水什么似的飘荡着。到九点，杂工们回去了。因为疲倦，打磕睡的人就像装上石头的稻草包，怎么也挣扎不起来。过了一会儿，渔工们也一个个进入梦乡。起浪了。船摇一下，蜡火就细一下，仿佛要灭，然后又亮了。死人脸上蒙的那块白布煽动得要掉下来。挪动了！光瞧着那儿，就觉得毛骨悚然。——船帮上响着浪击声。 转天早晨，干了一阵活儿，干到过八点以后，光是监工派定的四个水手和渔工到下边去了。让昨天晚上那个渔工念过经，除了这四个人之外，又添了三四个病号，把尸首装进麻袋。麻袋有好多新的，可是监工说是马上要扔下海，使新的是浪费，不许用。香，船上已经没有了。 “怪可怜的！——这样儿的话，难怪说是不愿意死在这儿啊！” 一边盘着怎么也弯不动的胳膊，眼泪就滴在了麻袋里。 “不行不行！落上泪可……” “能不能想办法带回函馆去呀？……瞧，瞧那脸。不是在说不愿意进堪察加这冰冷的水里去吗！——给扔到海里，无依无靠啊！” “别看都是海，可这里是堪察加呀！到冬天，一过九月就封了冻，一条船也没有，这是紧北头儿啊！” “呜——呜——”有人在哭。“既然还这么装个袋子，可送葬的才那么六七个人。这里有三四百口子人嘛！” “咱们这些人死了也得不了好儿啊！” 大伙要求给放个假，半天也可以。可是因为从头天起螃蟹就打多了，所以没准。监工告诉说：“不能把私事跟公事混为一谈。” 监工从“粪坑”的天窗探着头问： “好了么？” 人们只好说，“行啦！” “那就抬吧！” “可是船长先生还得先致悼词呐！” “船长——？悼词——？”监工像嘲讽似的说。“混账！还能那么慢条斯理的？！” 没法慢条斯理了，螃蟹在甲板上都成了堆。爪子挠得地板沙沙响。 于是七手八脚抬出来，就像装上鲑鱼、鳟鱼的蒲包似的，胡乱装进靠在船尾的摩托艇上。 “行了吗？” “行喽——！” 摩托艇嗒嗒地启动了。船尾上海水翻滚，浪花飞溅。 “那么就……” “好吧……” “再见吧！” “冷清啊！委屈你啦！”有人小声说。 “那就托靠给你们啦！” 大船上嘱咐登上摩托艇的人。 “嗯、嗯——，知道喽！” 摩托艇朝大洋驶去。 “那就……好吧！……” “走啦！” “他好像在麻袋里挣着说：‘不去呀！不去！’就像看见一样。” ——渔工们捕蟹回来了。听到了监工这种“胡来的”处理。一听这话，还没容发火儿，首先是打了个冷战。好像自己——已经成了尸体的自己的身子，就那么被踢下漆黑的堪察加海底。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就那么相跟着走下了扶梯。“知道了！知道了！”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脱下海水浸得沉甸甸的外罩。 八 外面儿上纹丝不露，悄悄地，活儿就松下去了。不管监工怎么拼命乱嚷乱骂，到处打人，谁也不顶嘴，“老老实实”的。隔一天来这么一次（起初还是提心吊胆地试着干的）。就这么把怠工继续下来了。自从“水葬”之后，大家的步调就更齐了。 工作量眼看着往下降。 已经过了中年的那个渔工，干起活儿来他是最吃不消的，可是对于怠工却又现出了难色。不过一见自己暗暗担心的事情不但没发生，怠工反而有了成效（虽然他非常纳闷），也就开始照年轻的渔工们说的那样行动起来了。 为了难的是作业船上掌船的。他们对作业船负着全责，处在监工和普通渔工之间，在“捕获量”问题上，一来就挨监工的克，所以最难受了。结果，只有三分之一“不得已”站在渔工这边儿，其余三分之二是监工的小“分店”——是他小小的“那个”。 “那当然是累喽！因为不能像工厂似的，活儿安排得有板有眼。对像是活物儿呀！螃蟹又不能尽着大爷们的方便，按钟点儿跑出来。没办法呀！”——完全是监工的传声筒。 有过这样的事：在“粪坑”里，临睡之前正谈着一件什么事，谈着谈着就扯到山南海北去了。这时候掌船的忽然说了几句狂话。要说么，也算不上怎么狂，可是“普通”渔工一听就火儿了。而且。这个“普通”渔工又有点儿醉。 “你说什么？！”他突然喊起来。“你算老几？你甭狂！等出去撒网，我们四五个人要把你打到海里去，甭费劲儿！——打下去就得！这可是堪察加呀！你怎么死的，谁能知道！” 从来还没有人这么说过。这种话竟然哇啦哇啦破口大喊出来。谁也没吭气儿。刚才聊的闲话，这时候也一下子打断了。 然而这种话可不只是赶在兴头上的咋唬话。它猛然间以一种极大的力量从背后给从来只知道“顺从”的渔工击了一猛掌。挨了这一掌，渔工们开始还有点儿转了向似的。不知如何是好，还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自己尚未发觉的力量。 ——那种事，咱们干得了？然而看来还真干得了。 这回这么一明白过来，可就变成一股奇妙的吸引力，反抗的情绪渗进每个人的心底。过去由于极端残酷的劳动而受尽了压榨，它现在反倒成了反抗情绪的最好的基础。——这么一来，监工算个蛋！大家心里痛快了。一旦产生这种心情，就像猛然间有人给照了手电筒一样，自己那种蛆虫般的生活，就看得一清二楚。 “甭狂，你小子！”这句话在人们中间流行开了。动不动就“甭狂，你小子！”即使别的事。也张口就来。可是在渔工里一个狂气的也没有。 类似这样的事也不只一次两次了，每经过一次，渔工们就更加“明白”起来。在这种事反复发生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固定的那么三四个人，他们在这些事上总是从渔工中被推举出来。这不是由谁决定的，实际上也不是固定的，只不过是一有事而又非办不可的时候，这三四个人的意见就跟大家一致，所以大家也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学生出身的有两三个，结巴渔工，还有说“甭狂”的渔工就是这种人。 学生通宵地趴着，一边舔铅笔一边在纸上写些什么。——那是学生拟订的“方案”。 方案（负责人分工表） 甲 乙 丙 ： ： ： 两个学生 } { 杂工方面一人 依照地区各选“孩子王”一人 结巴渔工 川崎船方面两人 每船两人 “甭狂” 水手方面一人 } 水手、生火工若干人 生火工方面一人 甲—→乙—→丙—→（全体） ←—←—←— 够棒的吧！学生说。甭管什么事。从A那儿起的也好，从C那儿起的也罢，都能比电还快，一个不漏地搞成“全体的问题”。他得意了。方案大体上定了下来——虽然实际实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不愿意死的，过来！”这是那位学生拿手的宣传口号。他把毛利元就折箭的故事，还有从内务部之类的招贴画上看来的“拔河”的例子也端出来了。他说：“咱们只要有四五个人，把一个掌船的打下海去，那是轻而易举的。要振作起来！” “一个儿对一个儿可不行。危险。可是，他们那边儿连船长归罗包堆满打上，还不到十个人。而咱们这边儿呢，四百来人！四百人要是伙起来，那就稳拿了！十个对四百！是个儿的话，就让他试试看好了！”最后就是那句：“不愿意死的，过来！”任是什么样的“蠢才”、“酒鬼”，也都知道自己是被迫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 （也知道，比如说，眼前就有被整死的伙伴），而且因为忍不住痛苦而搞的几次“怠工”又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所以学生和结巴说的话也就听得进去了。 一个来星期以前的大风暴弄坏了摩托艇的螺旋桨。为了修理，所以杂工头儿下了船，跟四五个渔工一起上岸去了。回来的时候，年轻的渔工偷偷带回不少拿日文印的“宣传赤化”的小册子跟传单来。还说，“有好多日本人干这种事呐！”因为上头写着自己这些人的工钱和劳动时间喽、公司发了大财喽、还有 罢工之类的事，大家津津有味地互相传看着，互相打听着其中的原委。可是也有人反而对上边写的话起了反感。说是“日本人”哪能干得出这种无法无天的勾当来。 不过，也有的渔工拿上传单到学生这儿来问：“我看这是真事儿，你说呢？” “是真的呀，不过说得有点儿过火！” “过是过点儿，要不这么着，浅川的本性改得了？！”那人笑了。“再一说，他们这批家伙整咱们整得更狠，这样是应该的！” 渔工们虽然嘴上说这还得了，但又对“赤化运动”产生了好奇心。 跟起风暴时一样，雾一重，母船就不住声地拉汽笛呼叫作业船。粗声粗气的像牛吼般的汽笛，在浓得跟水一样的大雾之中一叫一两个小时。——尽管这么叫，也有的作业船不能顺顺当当地返航。然而这时候，有的作业船因为活儿太苦，故意装作迷失方向，漂流到堪察加去。常常有偷着去的。自从进入俄国领海去下网以后，只要予先估计好陆地的方向，就能意想不到那么容易地漂流过去。这些人也有听来“赤化”的。 ——公司雇渔工总是严加注意的。他们托靠招工地点的村长先生、警察局长先生把“模范青年”带来，专挑不关心工会什么的百依百顺的工人。做得万无一失，事事如意。然而现在蟹工船上的活茬儿恰恰相反，要把这些工人团结——组织起来。即使多么“万无一失”的资本家，也没注意到这种奇妙的作用。说来是个讽刺，这就等于特意把没有组织的工人、不可救药的“酒鬼”招集在一起，教育他们团结起来一样。 九 监工着了慌。 比照每年渔汛的进度，螃蟹的捕获量显著地减少了。打听打听别船的情况看，人家似乎也比去年的成绩好得多。自己至少落后了两千箱——监督心想：这样的话，要还老是照过去那样像个“佛爷”似的干下去可不行啊！ 母船决定转移。监工一个劲儿让截收无线电报，连人家船下的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顺手就让拉。往南开了约摸二十海里左右，第一次拉上来的涂了柿漆的网里，打上来的螃蟹黑压压的，爪子都钩在网眼上。无疑这是××号的网。 “多亏你啦！”监工跟往日不同，拍着报务员的肩膀说。 有时候正在拉网就让人家瞧见了，摩托艇随即屁滚尿流地逃回来。自从顺手牵羊拉人家的网，活儿越来越忙开了。 见稍有怠工者，加以“淬火”； 结伙怠工者，令作堪察加体操； 工资扣除，返回函馆送交警署以为惩处； 对监工敢稍有违抗，须知将处以枪决。 监督浅川 杂工长 这样一张大告示贴在工房进口的地方。监工随时带着顶上子弹的手枪。大家正干着活儿。就抽冷子瞄准头顶上的海鸥或是船上什么地方开一枪。像“示威”似的。见渔工们吓一跳，他就抿着嘴儿笑。这样就给大家造成一种可怕的感觉，简直仿佛冷不防就“真的”会被枪毙似的。 水手、伙夫也全被动员起来，支使得团团转。船长对这些是一点发言权也没有的。船长只要当个“牌位”，就算是当好了这份儿差事。以前有过这种事：为了到俄国领海去撒网，硬逼着船长把船往里开。船长出于作船长的“公职立场”，坚持领海不能侵犯。 “你活该！”“用不着你！”说着，监工这帮人就自己动手把船开进领海去。可是让俄国监视船发现后追过来一盘问，监工前言不搭后语，竟然“卑鄙”地败下阵来。说什么“关于这一切，作为一条船，当然是应该由船长来回答的……”硬把责任推到船长身上。所以说这个牌位是完全有必要的。只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 出了这件事以后，船长有几次打算把船开回函馆。然而有一股子不容许他那么办的力量——资本家的力量，还是在控制着船长。 “整个这条船，是属于公司的！明白吗！”监工把嘴撇成个三角，仰着身子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回到“粪坑”，结巴渔工就仰八脚倒在铺上。心里窝囊透了。渔工们都带着仿佛过意不去的样子瞧着他和学生，可是他们已经被搞得精疲力竭，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学生搞的那个组织也跟废纸一样不顶事了。——尽管如此，学生倒还没怎么泄气，说道： “有个风吹草动，就跳起来干！不过得善于抓苗头。” “就这样还跳得起来呀！”说“甭狂”的渔工说。 “‘呀’什么？傻瓜！咱们人多呀！不用怕！再说，他们越是胡作非为，比火药还强烈的怨愤（别瞧现在一个劲往里憋）也就在人家的心里越塞越满！我指望的就是这个！” “准备得倒满不错！”“甭狂”拿眼朝“粪坑”里扫了一圈儿，发牢骚说。“有那号儿人吗？个个儿都……” “要是打咱们起就牢里牢骚，那可就完了！” “你瞧！就你一个，有劲头儿的！——这回再闹事的话。瞧吧，得玩儿命！” “那还用说……”学生的脸色黯然了。 监工带着狗腿子一夜来巡视三次。三四个人扎一堆儿，他就骂。这还不够，还暗地派狗腿子睡在“粪坑”里。 锁链，就差着眼睛看不见而已。大家的腿一走动，后面就像真的拖着一英寸粗的锁链那么沉。 “我是非给整死不可呀！” “嗯，不过，要是知道反正得整死的时候，那就干了！” “昏虫！”芝浦来的渔工从旁边喊道：“知道得整死的时候？昏虫！什么时候哇，那是？——，眼下，人家不是正照死整呐吗？！一点点地整啊！他们可有办法，甭看他整天带着手枪，仿佛马上就要开枪似的，他可轻易不干那号蠢事啊！那是个‘招儿’，——懂吗？他们要是整死咱们的话，他们自己可就亏啦！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唯们玩儿命干，放到榨油床子上死劲儿地榨，好发大财。自们现在就是每天挨榨呐！——你看够多厉害，这种混账事干得！简直就像喂蚕的桑叶似的，咱们这一百多斤就交代啦！” “也是啊！” “还什么‘也是’？也个蛋！”芝浦来的渔工把烟袋锅里的火灰磕到厚厚的手掌上滚动着说：“等着吧。没多久了，妈的！” 船过于往南开，越来越多的净是小个子母螃蟹。所以决定又往北挪了挪地方。为这，大家被迫加班加点，稍微提前一点（很久没有过了）把活儿干完了。 大家全下到“粪坑”里来。 “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芝浦来的渔工说。 “瞧、瞧我的腿，咯吱咯吱响，连梯子也下不来啦！” “可怜呐。就这样你还说要拼命给他们干呢！” “谁呀！——没法子嘛！” 芝浦来的渔工笑了：“整死你，也设法子吗？” “……” “看来，照这么下去，你呀，也就是这四五天的事了！” 对方马上露出忌讳的脸色，扭歪了焦黄虚肿的半边脸和眼皮。然后，默默地走向自己的铺位，把小腿往床沿下一耷拉，立起手掌敲打膝盖的关节。 ——下铺上，芝浦来的渔工一边晃着胳臂一边聊，结巴也摇着身子在帮腔。 “你听我说，就算是财主拿出钱来造，才有船，也可以。可是没水手、火夫，开得动吗？螃蟹在海底下成千上万，就算是因为财主能掏出钱来置备这个那个的，才能到这地方来，也可以。可是咱们大伙要是不干，哪怕一只螃蟹到了到不了财主手？你想想，咱们大伙就在这儿干这么一夏天，到底拿到几个子儿？可是财主，光凭这么一条船，就干捞四五十万！那么，说说看，这钱是怎么来的？常言道，无中不会生有嘛！你懂吗？告诉你吧，全都是咱们大伙的力量啊！所以，我说，别那么愁眉苦脸，马上就要见阎王似的。要把腰杆子挺得直直的！要论起真正的实力来，这可不是瞎说，倒是他们怕咱们。甭那么畏畏缩缩的！ “要是没有水手、伙夫，船是动不了的。要是工人们不干，就连一个小钱儿也进不了财主的腰包。刚才说的买船，制办工具，日用开销花的钱。也同样是别的工人流血流汗让他们赚到手的。也是从咱们身上榨走的钱呐！财主是靠咱们养活的呀！……” 监工进来了。 大家手脚失措。躲躲闪闪。 十 空气清冷明彻，一尘不染，就跟玻璃一样。两点钟就已经天亮了。堪察加一连串的山峰呈现着耀眼的金紫色，在海面两三寸左右的高度上，沿着地平线向南远远地伸展开去。海面上小浪翻涌。一个个波峰各自迎着早晨的太阳，闪着平明时分那种点点寒光。波浪每一交叠，就浪花飞溅，一次次发出闪闪的光芒。海鸥声声 （不知它躲在什么地方），只听得见叫。天气爽朗而寒冷。盖在货堆上的油污了的帆布苫蓬，时而叭哒叭哒地响。不知不觉地已经起了风。 渔工像稻草人似的伸着罩衣的袖子走上扶梯，从舱口探出头来，一边探着头就猛地叫了一声： “哟！兔子跳喽！这可要来大风暴喽！” 海面上起着三角浪。久惯堪察加的渔工一看就知道风暴要来了。 “危险呐！今几个歇工吧！” 过了约摸一小时之后。 在一处处往下放作业船的绞车底下，各自围着七八个渔工。作业船全都放到半截，吊在中途打晃。人们摇着膀子望着大海你一言我一语。 过了一会儿。 “歇啦，歇啦！” “我看，去他妈的吧！” 看来大家都在等着有人挑头儿发这么句话。 于是就拿肩膀你碰我我碰你，说道：“喂！回去吧！” “嗯！” “嗯，嗯！” 有个人皱着眉朝上看绞车，迟迟疑疑地说，“不过……” 一个要走的渔工使劲一抖半边肩膀不耐烦地说。 “想找死，就自个儿去吧！” 大家聚成一团走开了。有人小声说：“真的能行吗？……”还有两三个人似走似不走地拉在了后边。 另一个绞车底下，渔工们也正那么干站着。他们一瞧二号作业船的人们朝这边走过来，也就会意了。这四五个人招着手喊： “歇啦！歇啦！” “嗯，歇！” 这两伙人一会合，劲头可就来了。那两三个拉在后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渔工，用半信半疑的眼光站在那儿望着这边儿。大家在第五号作业船那儿又合在一起了。一看这，拉在后边的也就嘟嘟喃喃地在后边开步走了。 结巴渔工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别吊儿郎当的！” 渔工们就像滚雪球似的，大帮加小帮，越聚越多。学生和结巴前前后后不停地来回跑。“注意！别掉队！这可比什么都要紧！这就不怕了，不怕啦——！” 在烟筒旁边坐成一个圈儿修缆绳的水手伸起腰来喊道：“喂——怎么啦？” 大家朝上招手，“哇——”地一声欢呼。水手们从上边看下来，就像树林在摇动。 “好——啦——！嗨！活儿甭干啦！” 水手们连忙收拾缆绳，“就等着这一手儿呐！” 渔工们这边也看出他们的意思来，又欢呼了一声。 “先撤回粪坑吧。就这么办啦！真他妈的坏透了。明知道大风暴要来，还让出海！简直是害人！” “死在那小子手里？甭想！” “这回呀，得让他知道知道！” 几乎一个不剩，全撤到粪坑未了。当然里边也还是有“没奈何”随大流的。 躺在暗处的病人，因为大家叽登咕登跑进来，吓了一跳，抬起那像块木板似的上半身，等把情由跟他一说，瞻瞧着就汪满了两眼泪水，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结巴渔工和学生走下轮机舱那软梯一样的梯子。因为又着急又不习掼，几次踩呲了脚，拿手抓住扶梯打滴溜儿，险些栽下去。里边锅炉热哄哄的，又闷又黑。他们立时就是一身大汗。走过锅炉上炉篦子似的地方，又走下一层梯子。下边有人在大声讲些什么，轰轰地响着回音。就像初次下到入地几百尺深的地狱般的竖煤井一样，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活儿也够苦的呀！” “就是！要是再给轰上甲板去打、打螃蟹，可真吃。吃不消！” “没错儿，火夫也是咱们这边儿的！” “那是！没——错儿！” 他们沿着锅炉膛，顺着扶梯爬了下来。 “真热、真热，简直受不了。人都能烤熟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现在没加煤就这样，等旺上来，那家伙……” “是么？倒也是啊！” “听说船过印度洋的时候，半个钟头一轮班儿。就那么着。人还软得棉花似的呐！说是出过这么档子事。轮机长不小心挑了个刺儿，就给拿火铲子乱砍一顿。末了儿，扔到炉膛里给烧了——这也难怪呀！” “是么……” 锅炉前边，煤渣子掏出来，大概是浇了水，炉灰弥漫飞扬。旁边儿，火夫们光着脊梁叼着烟，抱着膝盖正聊天。昏暗之中看上去，那样子就跟大猩猩在那儿蹲着一模一样。 煤库半开着门，令人毛骨悚然地露出阴冷漆黑的内部。 “喂！”结巴喊了一声。 “谁？”火夫们往上看。这一声“谁”。起了三次回音——谁？——谁？——谁？ 两个人朝他们那边走下来。一认出是他们俩，有个火夫大声喊道，“走错道儿了吧。你们！” “罢工喽！” “你爸怎么了？” “什么你爸！罢工！” “真罢啦？” “是吗？那咱们就把火烧得旺旺的，开回函馆去怎么样？那可就热闹喽！” 结巴心想：“行了！” “所以，说要等大家聚在一块儿之后，找那些畜生们评理去呐！” “你们就干吧！” “不是‘你们干’，得说一起干！” 学生插了咀。 “对。对！对不起，一块儿干。一块儿干！”火夫抓了抓让煤灰糊白了的脑袋。 大家全笑了。 “你们这边儿，希望你们全部组织起来！” “行！知道啦！没问题！哥儿几个都是成天琢磨着至少也得给他一拳头的！”——火夫这边就这么说好了。 杂工们全被领到渔工那里去了。过了一个来钟头的工夫，火夫和水手也都参加进来。大家全聚到甲板上了。由结巴、学生，芝浦、甭狂碰头儿把“要求条件”定下来。说好了当着大家的面儿跟他们提。 监工他们那几个人一听渔工们闹起来，根本不露面儿了。 “真怪呀！” “这可有点邪行！” “甭看带着手枪，这下子也不行了！” 结巴渔工走上高处，大家鼓起掌来。 “工友们！到底盼来了，咱们可盼了好久好久了，咱们给整得半死不活，可还是一直盼。心想。‘走着瞧吧’，可是，到底盼来了！ “工友们！首先头一条，咱们得劲儿往一处使！甭管怎么着，咱们可不能出卖朋友！只要紧紧抓住这一条儿，捻死那批家伙就比捻个虫子还容易！那么，第二条呢？工友们！第二条儿还是劲儿往一处使！就是不要有一个掉队的！不要有一个叛徒，一个叛变的！要知道，仅仅一个叛变的，就能要了三百条人命吶！一个叛变的……（“知道啦！知道啦！”“没错儿！”“甭担心，干吧！”） “咱们的谈判，能不能把他们打趴下，能不能把责任尽到家，全靠大家团结的力量啦！” 接着，火夫代表站了上去，水手代表也站了上去。火夫代表讲了些平时一次也没说过的字眼儿，自己都慌了。一憋住就红头涨脸，又是拽工作服大襟，又是抠摩破的窟窿，局促不安。大家一见这样子，笑得直跺甲板。 “俺就说这些！可是，工友们，那批家伙，揍他就是了！”说着就下了台。 大家故意热烈地鼓掌。 “就这一句就够了！”后边有人插科打趣。这下子，大家齐声哄笑起来。 火夫冒了一身汗，比三伏天要烧锅炉那把长柄煤铲还要厉害。脚底下都没根了。一下台就问旁边的火夫：“俺说啥来着？” 学生拍着他的肩膀奖道，“满好，满好！” “都怪你！还有别人嘛，单找俺！” “各位！我们一直就盼着这一天到来！”一个十五六岁的杂工上了台。“大伙也知道，我们伙伴儿们在这条加工船上受的是什么罪，是怎么给整得死去活来的！一到晚上，钻进薄薄的被子之后，想起家来，我们老是哭！随便问问站在这儿的每一个杂工好了。没有一个人一宿不哭的。还有，没一个人身上没有新伤口的。有的要是再这么连过三天，非死不可！但分有几个钱的人家，就像我们这么大，还都能上学校，都能无忧无虑地蹦蹦跳跳吶，可是我们来到这么老远……（声音嘶哑了。哽咽起来了。周围像被压住似的静了下来。 ）不过，这回就行了！不要紧了！让大人帮着，我们也能向那批恨人的家伙们报仇了！” 这句话，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的过了中年的渔工拼命地鼓着掌，拿粗大的手指头悄悄地抹眼角。 学生、结巴把写上大家名字的“请愿书”到处让大家传观、盖戳儿。 决定由两名学生、结巴、甭狂、芝浦、三个火夫、三个水手拿着“要求条件”和“请愿书”上船长室去，而且这时要在门外举行示威——因为住处不像陆地上那么分散，又有了充分的酝酿，所以事情进行得很顺当。顺当得令人唯以相信地就商量妥了。 “怪事儿！怎么那张鬼脸不露面儿啦？” “我还当他要跳起来放他那宝贝手枪哩！” 三百号人，由结巴领头儿三呼“罢工万岁！”学生笑道：“听见这声音，监工怕要吓得打哆嗦吧？”于是一起拥向船长室。 监工一只手攥着手枪迎候着代表。 船长、杂工头儿、工房代表这一伙人在迎候着，那样子一眼就看得出来刚才准是在商量什么事来着。监工不动声色。 一进门，监工皮笑内不笑地说道：“真干啦？” 外边，三百号人围了好几层，咕咚咕咚跺着脚大喊大叫。监工低声说：“讨厌！”可是这一切，代表们似乎根本不去理会。当监工大致听了听他们激动的申述之后。把“要求条件”和“请愿书”虚应故事地草草看了看。出人意料地慢悠悠说：“不后悔吗？” “混蛋！”结巴猛然骂了一声，如同照监工劈面一举打过去似的。 “是吗？好啊！——不后悔呀！” 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略微改变了口气：“那么，你们听着，好吗？用不了明儿个早上就给你们个慷慨的答复！”话音没落，芝浦就打掉监工的手枪，照脸上就是一拳。监工一愣，刚一捂脸的功夫，结巴就抡起蘑菇形的转椅照腿上横扫过去。监工的身子撞在桌子上，一下子就躺下了。桌子四脚朝天翻到他身上。 “慷慨的答复？混蛋，少放屁！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芝浦来的渔工把他那宽大的肩膀猛地一抖。水手、火夫、学生把他们俩拦住了。船长室的玻璃窗咔嚓一声打破了。骤然间，外边的喊叫声大了起来。“宰了他！”“打死他！”“揍地！往死揍！”听得一清二楚。这功夫，船长、杂工头儿、工房代表早就扎到屋角上像木头橛子似的戳在那儿，脸色全变了。 砸开了房门，渔工、水手、火夫，全都涌了进来。 过午以后。海上起了大风暴。到傍黑才慢慢平息下来。 “把监工打趴下！”这种事，一直认为那怎么可能呢？可是竟然亲手办到了，就连平常当幌子吓唬人的手枪不是也没敢放吗？大家高兴得欢蹦乱跳，代表们凑在一堆儿研究下一步的各种对策。心想，要没有“慷慨的答复”那就“走着瞧”！ 已经黄昏时分了。舱口放风的渔工看见一艘驱逐舰开了过来。他慌忙跑进了“粪坑”。 一个学生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说道：“坏事儿了！”眼瞅着脸都变了色儿。 “你想到哪儿去啦！”结巴笑了起来，“把咱们这种情况、立场，还有要求什么的跟军官们细摆摆，要是他们能帮忙，罢工反倒能解决得有利呐！这不是明摆着么！” 别的人也同意，说：“那倒也是！” “咱们帝国海军嘛。会向着老百姓的！” “不、不……”学生摆了摆手。那样子像受了很大震动，咀唇直抖动，话都不利落了。 “向着老百姓？不、不！……” “瞎说！不向着老百姓的帝国海军！哪有那个道理！” “驱逐舰来啦！”“驱逐舰来啦！”人们这种兴奋硬是把学生的话给盖了下去。 大家一哄涌上甲板就突然齐声喊道：“帝国军舰万岁！” 舷梯口上，结巴、芝浦、甭狂、学生、水手、火夫们，跟脸上手上都打着绷带的监工、船长，站了个面对面。昏暗之中看不大真切。从驱逐舰上放出三只汽艇。汽艇靠拢了船帮。艇上挤满十五六名水兵。他们一齐登上了舷梯。 啊！怎么上着刺刀呐？帽带也扣在下巴上了！ “坏事儿了！”结巴心里暗叫。 从第二艘汽艇上也上来十五六名水兵。从再下一艘汽艇上来的，仍然是上着刺刀扣上帽带的水兵！这些水兵就跟跳进海盗船似的，乱哄哄地一上船就把渔工、水手、火夫给围住了。 “坏了！畜生们下手了！”芝浦和水手、火夫的代表这才叫起来。 “这回傻了吧！”说话的是监工。大家这才明白罢工之后监工那种摸不透的态度，可是已经晚了。 不容分说，一边大骂着“坏种”、“反叛”、“学俄国佬的卖国贼”，就把九名代表拿刺刀逼着全部押上了驱逐舰。就那么一会儿的工夫，大家还都摸不着头脑，正在呆呆出神地看着。确实是不容分说。就比眼看着一张报纸烧成灰还省事。 ——就那么简单地“收拾完了”。 “才算明白！除了咱们这些人，没有跟咱们站在一边的！” “什么帝国海军！吹了半天，还不是大财主的走狗！向着老百姓？扯蛋！去他妈的吧！” 为了防备万一，水兵们在船上呆了二天。整整三天，军官们天天晚上在客厅里跟监工一伙子一块儿酗酒。——“就是这种玩艺儿！” 别管渔工们怎么不济，也不同于往常，这次可是亲眼看出来谁是敌人，这些人又是怎么意想不到地勾结在一起的。 照每年的老例，一到渔季快完，就得做“贡品”蟹罐头。然而竟敢“胡来”到经常不斋戒沐浴就做。每一次，渔工们都认为监工太不像话。然而这回可完全不同了。 “这可地地道道是拿咱们的血肉绞了做的！哼！吃着想必挺香甜的！但愿吃完了别肚子痛！” 谁都是以这种心情做罐头的。 “给他放上把石头子儿，管它哩！” “除了咱们这些人，没有跟咱们站在一边的！” 这种念头，到如今已经深深地、深深地钻进每个人的心底——“走着瞧吧！” 可是，说上一百遍“走着瞧”，又顶什么用！罢工惨败之后，活儿就特别苛刻了，仿佛说：“你小子可知道厉害了？”那种苛刻，是在迄今为止的苛酷上，又加上了监工的报复性，超过了所谓极限的最顶点。如今，已经到了再也忍受不住的地步了。 “咱们错啦！不该那样，有九个人就把九个全暴露出去！那岂不是等于告诉他们咱们的要害就在这儿吗！咱们大伙应该全体抱成一团子！那么干的话，就算是监工，他也没法给驱逐舰打电报。因为不能把咱们大伙全抓走。全抓走就干不成活了嘛！” “也是呀！” “当然喽，咱们要是还这么干下去，这回可真的活不成啦！咱们得全体一起怠工，免得有牺牲的。还按上次的老办法！结巴不是说过吗，要紧的是齐心协力。再说如今也该知道齐心协力有多大作用了。” “他要是还叫驱逐舰，咱们这次可就抱成团儿，一个不剩全让他抓走。全抓走反到得救了。” “那倒也是！不过我想那么一来的话，头一个抓瞎的倒是监工，他对公司没法交待。从函馆招人顶工吧，来不及。产量吧。也少得不成个样子……闹好了。这个办法保不齐还更保险哩！” “没错儿！再说，也怪，谁也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全都憋着一肚子不忿哩！” “说实在的，盘算这种后事，没用。死活豁出去了！” “对！再来一回！” 于是，他们站起来——再来一回！ 附记 关于后来的事，再附记几点。 一、据说第二次的彻底怠工，顺利成功了。以为“不会”再闹事的监工慌了手脚，不顾一切地一头跑到电报室，可是在门前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了。 二、渔季过后返回函馆，才知道闹怠工、罢工的不只博光号一条船，还从两三条船上发现了“宣传赤化”的小册子。 三、还有，公司根据监工，杂工头在渔季中招致了罢工这样的不祥事件，大大影响产量这个理由，把这两条忠实的走狗给“无情地”裁掉了。一分钱退职金也没给，比渔工还惨。有趣儿的是，据说那个监工还喊：“唉！真冤！我一直他妈受骗了！” 四、此外，渔工、青年杂工们带着“组织”、“斗争”这些初次认识到的伟大经验走出警署大门，纷纷深入到各种劳动阶层中去。 ——本篇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侵略史》的一页。 一九二九.三.三十
伦敦的卡诺沙之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伦敦的卡诺沙[1]之行 使希尔施被推选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的一些情况，和党领导机关的多数派对这次推选所存的顾虑，使我认为现在是开始那计划已久而总是推迟的伦敦之行的适宜时机。希尔施当时住在伦敦，我可以立即同他讨论。此外，我也希望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希尔施所很仇恨的伯恩施坦一起到伦敦的狮子洞里给他们看看，他并不是二老心目中那样的坏东西。说到伯恩施坦本人，他在苏黎世的生活和每天向那里报道的德国情况，已造成迥然不同于李希特尔年鉴中三星文章所流露的情绪。我暗中还存在着一个希望，如果希尔施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可以做到使伯恩施坦代替他。如果真如此，则有必要在新编辑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取得一个可以容忍的私人关系。因此，我请求伯恩施坦同我一起往伦敦作卡诺沙之行，对于这他立即表示愿意。我们在加莱港相会，因为伯恩施坦有一切理由避免踏上德国土地。 到达伦敦后，我们首先拜访恩格斯，那是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间，他正在进早餐。恩格斯有个习惯，夜里二时以前从不休息。恩格斯非常亲切地招待我们；他立刻就同我以你我相称，我们下午去拜访的马克思也是这样。今年成为鳏夫的恩格斯并且邀我住在他那里，当然要利用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就各方面彻底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伯恩施坦显然赢得了二人的信任。在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恩格斯较为活动和较少牵挂，所以常充当向导引我们游览伦敦的古迹名胜，这时保尔·辛格尔也参加，他正在做每年到英国来的业务旅行，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在我们当时在伦敦所度过的唯一的星期日，马克思把我们全体请到他那里去吃饭。燕妮·马克思夫人我早已认识，仪表雍容大方，立刻博得我的好感，她善于以极其可爱和殷勤的方式招待客人。在那个星期日，我也认识了与龙格结婚的长女燕妮，她是带着小孩们来省亲的。在这里，我十分惊喜地看到马克思，这个当时到处被人诽谤为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人，多末亲热温和地同他的两个外孙玩耍，而小孩们又怀着什么样的爱依恋外祖父。除长女燕妮外，还有两个小女儿：杜西（即后来的阿维林夫人）和劳拉（后来的拉法格夫人）。杜西是黑头发和黑眼睛，极像父亲，劳拉是淡黄色头发和深色眼睛，更像母亲，二人都美丽活泼。 外来人所感到惊奇的是，夫人和小孩们都称呼马克思为摩尔，好像他没有其他名字似的。这个名字是由他那漆黑的头发和胡须而起，这些除毳须外当时都已苍白了。恩格斯也有个亲密的绰号。马克思家人和他的亲近熟人都称他为将军，并且是用英文音读如：“靳讷勒耳”。这头衔来自他特别喜爱的对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人们认为他对军事和战术具有权威的见解。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又到马克思家时，马克思夫人患病卧床。由于我请求告别，马克思领我去见她，但严格嘱咐同她谈话不得超过一刻钟。但是我们立刻就交谈得这样兴奋，我完全忘记她的情况，以致谈了不是一刻钟而是半点多钟。忍耐不住的马克思进来申斥我说，大约我想要他的夫人的命吧？我悲悲切切地向她告别，因为她的病是不治之症。我没有再见她。她在次年就亡故了。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事宜，希尔施在许多如果和但是之后，在由我以领导的名义拟就的条件下，声明同意担任编辑并迁往苏黎世。 整整停留八天后，我们满意地离开伦敦。伯恩施坦取道巴黎回苏黎世，辛格尔和我同行到科伦，在这里我离开他。我原认为同希尔施已彻底搞清楚了，但很快就证明我错了，由下面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 “亲爱的恩格斯！ 希尔施的事是这样解决的，希尔施留在原处不动，并且不接受编辑职务。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接到他的一封信，同我们的约定完全相反，在信里他重申人已熟知的对苏黎世人的非难，声明不往苏黎世而想在伦敦主持编辑。这封信我昨日在集会上宣读了，李卜克内西也在座，于是这事彻底失败。我们现在一致认为，希尔施既然简直不想离开伦敦，而我们这方面又不可能博得希尔施的欢心，并且没有外面的压力我们不能也不愿接受他这有计划的反复无常，所以他的信我们理解为拒绝信，并且今天我与此相应地答复了他。 为了免得我重复一道，请你们向希尔施索取我的信来看。 事情是这样布置的，报纸的主要领导是李卜克内西，由他写社论和政治概要，考茨基办理通讯和编辑部的技术事宜。这安排效果如何，必须从经验得知，我的希望不大。我请你们（你和马克思）尽力支持李卜克内西，尤其在他坐牢期间。 承寄茶叶、威士忌酒等幸而到达，留待享用。我妻嘱致衷心谢意，我在伦敦时多承照拂，谨一并特致谢忱。 这里工作堆积如山，都等我清理，假期来得很是凑巧。此外一切如旧。李卜克内西有二十四小时的假，昨天下午又入狱。除夕他又可获得自由二十四小时。这里的人们还规矩。 谨向你们大家，特别是马克思阖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奥·倍倍尔。” 考茨基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不打算长期停留在苏黎世[2]。于是伯恩施坦先临时代理福尔马尔的位置，他，如现在所表现的，我们得到他，是获得了适当人选。伦敦人也声言，他们对于新年以来编辑部的情形感到满意。所以我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二日报告恩格斯说，我今天写信给伯恩施坦，问他是否愿意正式担任编辑。他若接受，我们就去了一件大心事。伯恩施坦虽然并不乐意并且拖延很久，但最后还是正式接收了。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报纸所需要的编辑人。 在所说的那封信里我继续写给恩格斯说： “关于李卜克内西的萨克森邦议会的发言，你所写的那些，我没有完全照办。我有一个时期放弃了领导。他特别是在萨克森邦议会中，由于Fr.和P[3]的促使，过于和气。再加上他一向过多地单纯重视政治，因此对经济情况及其发展就注意过少，从而必然趋于错误的理解。 你如果能附带着把你对于他的邦议会发言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那就好了。一个这样的作用尤其是重要，因为多数‘领导人’比李卜克内西更为片面，而且陷于危险的悲观情绪。 幸而群众同往日一样比领导人还好些，有一天会跨过领导人而迈步前进。当我们交换意见，我斥责那些片面地、歪曲地判断我们的情况并几乎完全缺乏对群众的信心的人的时候，这话我已毫无掩饰地说过多次了。 我真不了解，在我们的状况之下还有人不是抱着希望来看将来。无疑的，他们使我们本身不愉快和厌恶，但是由于完全另外的原因，他们也使我们多数的敌人而且直到统治阶层不愉快和厌恶…… 如果有人装做一个伪善的人到商人和厂主中间去听听他们的真心话，那他所听到的是很有趣的。俾斯麦及其体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挨骂。下次选举会有强烈的反对色彩…… 你们不能为李卜克内西在英文报纸中搞一个中等稿费的通讯职位，在对于自己毫无损害的情况下为它写稿吗？李卜克内西出狱后必须向这个方向寻觅较多的收入，因为单是我们报纸的酬劳不足以维持他的生计。 请顺便把几个转信地址赐告。当时所告诉我的地址，上星期日在布勒斯劳，当我在赫普纳住宅中有四个警察光顾的时候销毁了。当时我们有六、七个人在一起闲谈，神圣的海曼达特的仆从希望弄到一次大破获而突然闯入，并搜身和搜宅。唯一的发现是我写给哈森克莱维尔而只起了头的一封信，这信适逢有人来访没有写完。拿到这封信，他们办不了什么事情。这些老爷们在两小时后垂头丧气而去。 向你们大家致以 友谊的敬礼。 你的奥·倍倍尔。” 在没有作出关于恩格斯的几点说明之前，我不能就此结束这一章：恩格斯本人是一个可爱的、和蔼的人，他遵守着马丁·路德的口号：酒、妇女和歌曲是生活的趣味，但是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作的严肃性。他直到死时，始终是个最勤奋的人，当他七十高龄的时候，还学习罗马尼亚文，并且对一切事物都是兴致勃勃。——他总是活泼和高兴，对于各种各样小事情和他那多风波的生活中的可笑情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在欢乐的宴会中拿这些可笑情景招待客人，从而使谈话饶有趣味。在他那里度过一个夜晚，是同他往来的朋友和同志记忆中最愉快的事。谈话总是很活泼，不论是谈严肃的问题或者以欢乐事情为基调的东西，一概如此。恩格斯也是个善饮的酒客，他支配着一个相当大的酒窖，如有客人称颂他的酒，他就高兴了。 在清教徒的星期天，即每个喜爱生活的人都厌恶在伦敦停留的一天，恩格斯却开门延客。谁来都受欢迎，在早晨二、三点钟之前没有一个客人离开他的家。——我直到他一八九五年逝世为止，曾多次作他的客人，他也有一次作我的客人，这是当他在一八九三年经我不断催促才决定到大陆来旅行，并借这机会出席苏黎世的国际代表大会，随后访问了维也纳的时候，他在一八九五年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这好像我身上死去了一部分。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有这种感觉。 我也利用我在伦敦期间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作了一次关于德国社会政治情况的演说。虽然有莫斯特的很多党羽到场，竟无一人敢起来与我对抗。相反地，他们邀请我在他们召开的集会上为他们所提出的议程讲话。这我拒绝了。 [1]卡诺沙位于意大利的亚平宁山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于一〇七七年一月到这里向教皇悔罪并表示臣服。——译者 [2]当时情况我已记不起来，但觉得倍倍尔在这里弄错了。我当时并没有离开苏黎世的意图。如果说我拒绝了，那首先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还从未在德国生活过的奥地利人，不能自信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对德国政治能有正确的理解。我认为伯恩施坦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更适当些，但是我也参与工作，直到我去创办《新时代》报为止。卡·考茨基。 [3]夫赖塔格和普特里希。——编者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LaSociétéduSpectacle 景观社会 〔法〕居伊·德波（GuyDebord,1931-1994） （1967） 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文第一版〔录入说明〕该中文译本依据的是原书第二版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代译序：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张一兵） 法文第三版序言 第一章完成的分离 第二章作为景观的商品 第三章表象中的统一与分裂 第四章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 第五章时间和历史 第六章景观的时间 第七章领土治理 第八章文化中的否定与消费 第九章物质化的意识形态 附录：《景观社会》中引用和异轨的清单（翻译整理：刘冰菁） 译后记 词条图册 〔附〕烬于夜火（论居伊·德波）（﹝法国﹞迈克尔·勒维，1998年1-2月） 〔作者简介〕 居伊·德波于1931年12月28日出生在巴黎。1950年德波开始了与字母主义国际（LI）的交往。1957年字母主义国际与名为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的艺术家们一起建立了情境主义国际（SI），德波自任该组织的领袖。 1967年德波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景观社会》，他还于1973年制作了《景观社会》的电影版本（德波称自己是导演）。 他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将其应用在当代大众传媒身上。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已经演变成一种景观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修正。《景观社会》对1968年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4年居伊·德波在Champot,UpperLoire自杀身亡，此时他刚度过自己63岁生日几周时间。
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十月初，发生了一件事，普鲁士借口第二汉堡选区的国会选举的结果，向汉堡提出宣布汉堡小戒严，同时普鲁士也宣布阿尔托那、欧登森、王兹培克及其周围小戒严。但是汉堡市政府拒绝了这无理要求，它相信没有这种强暴手段也能维持治安和安全。汉堡当时对待维登代表大会把“合法的”一词由纲领中删去的决议较为客观，可见于半官方的《汉堡通讯》中一句话：社会民主党用这个决议只是把由非常法对它开出的票据兑现了。 如果说在汉堡起初不倾向于对普鲁士的压迫让步，却并不是说那里对待社会民主党就是宽容的。相反，从颁布非常法那一时刻起，警察和法院就携手合作以最严酷和肆无忌惮的姿态出现。控诉一个跟着一个，惩罚达到所能宣告的最严厉的程度。当最后汉堡市政府仍屈服于普鲁士的压迫，于十月二十四日宣布小戒严的时候，有大批人被驱逐出境，这表示汉堡共和国可以与普鲁士警察国家竞赛了。第一次就有七十五人由汉堡驱逐出境，其中家长就有六十七人。几年以来由汉堡驱逐出境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五十人以上。与汉堡同时，阿尔托那、欧登森、布兰肯内斯和威代尔等地，包括俾斯麦侯爵的地产和劳恩堡在内，也都宣布小戒严了。总共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公里。 被驱逐的人中间有奥艾尔（他在一年之内遭到两次这样的命运）、布洛斯、迪茨、加尔维、普拉斯特、两位卡培尔等。几个月后，《裁判报》因为一篇论俄罗斯情况的没有什么内容的文章而被封闭，因而又有一批人的生计被毁灭，形成巨大的物质损失。迪茨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把一八七六年创办的印刷合作社在形式上买了过来，现在这件最艰苦的工作落到他头上。他要为许多生活无着的人筹措工作和款项，他和一批流放者到哈尔堡去，必须由那里作出一切安排。但就是那里也不是他们停留的地方。不久以后，普鲁士也宣布哈尔堡小戒严并强迫汉堡的流放者四散。迪茨往斯图加特去，在这里他接收了在莱比锡不能维持的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后来同《新世界》报一起迁往汉堡。奥艾尔寻找不到工作，遂加入他的岳母在石威林开设的生意，他原先是石匠和裱糊匠，所以他能好好地干生意活。布洛斯往不来梅；大多数北方戒严区被驱逐出来的人都流浪到大西洋那边北美洲去了，其中有摩尔肯布尔。 党的经济刚在开始好转，就来了汉堡—阿尔托那这一很为不利的打击，但应赞扬汉堡—阿尔托那同志们，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挡住打击。迪茨有一天曾由我这里为汉堡的流放者求到一千马克，这笔款项由汉堡同志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归还了确有一百倍之多。从一八八四年起，我在德累斯顿附近普劳恩市住家时，汉堡的代表团每两个月总有一次在我这里呆到深夜，他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总是满载而来，每次输入金库的至少五千马克。 一般说来，汉堡—阿尔托那的打击起了与在上者所期望的相反的作用。一个激昂的运动贯串到群众中间，并且反抗“在上者”，普遍的口号是：要牺牲什么就牺牲什么。从现在起经济困难逐渐消除，到处都开辟了来源。 柏林曾有人希望，在柏林及其近郊重新宣布小戒严的同时，萨克森政府也对莱比锡及其近郊宣布小戒严。但是我们的末日还没有到来。 李卜克内西在开姆尼茨一个集会上的演讲招致了六个月徒刑，于十一月中旬须开始服刑。鉴于福尔马尔通知在一月一日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职位，这次徒刑非常讨厌。他不愿由于久当编辑而使自己不可能在德国任职，像莫特勒和伯恩施坦从他们的活动中产生的结果那样。他不愿放弃他在德国政治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这些事情，我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四日写信给恩格斯说： “亲爱的恩格斯！ 这一次我又使您等了好久才复信，可是这中间情势更清楚了。福尔马尔通知辞去他的报纸编辑职位，拟于一月一日去职。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一次新推选，我们于星期三举行了这次推选。 希尔施当选为编辑，但首选却是临时的，并且是在克服相当大的反对以后才选出的。我必须明白地说，这反对不是因为害怕改变制度，而是反对他在《灯笼》报期间的某些轻举妄动，也反对他那人们认为可以指责为倾向于私人报复和落落寡合的性格。此外是：希尔施是不守纪律的人，喜欢独断独行，所以人们恐怕不久会同他发生冲突。希尔施在最近期间在《苏黎世邮报》的通讯中还以极粗暴的方式攻击党内个别同志，这使那些赞成希尔施的人的处境更加困难，而赞成他的人本也只有两个（李卜克内西和我）。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希尔施必须放弃对党内人员的任何攻击，特别是对赫希柏格，我同意这个意见。如果您们认为党内的意见是那么一致，那你们就错了，这你们由甲和丁两章中可以看出来。领导人多数或多或少地倾向于那一方面。只是人们觉得自己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在编辑方面能够因此既尖锐而又客观，尤其是倘若希尔施能达到既为群众所喜而又能鼓舞群众的笔调，那末，希尔施就算胜利了。 我在这里不再多作分析。希尔施本人曾那末尖锐地攻击编辑部，现在他有责任表现他能把事做得更好。如果他能像他在我们的叛国案审讯时期编辑《人民国家报》那样来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我就对他满意和同意了。 关于我们对赫希柏格等人的态度，我记得以往曾写信说过，赫希柏格对报纸曾有重大贡献而且还在作出贡献，但他迄未对编辑部妄加干涉。考虑到赫希柏格一向的牺牲精神及其个人的高尚品质，我们希望希尔施放弃任何敌对赫希柏格的行为。虽则赫希柏格仍然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正派的、可以相交往的人。 可以预料，赫希柏格不会欢迎选任希尔施，我认为，这件事希尔施方面应负较大责任。但是赫希柏格也不会反对，即使反对，也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我大概可以假定，通过希尔施的当选，可以充分向您们表现出，报纸并没有外来的影响。 有了良好的编辑部，我们可以希望短期内读者范围扩充到报纸不要第三者帮助就能经久维持下去，并且如果还有您和马克思参加给它写作，也将给它以十分重大的促进。我很希望，您们下次的信里予以同意。 目前我们还在躲避戒严，躲避多久，只有天知道。有时候高高在上的先生们又互相冲突起来，这丝毫不能损害我们。我很想知道汉堡戒严的动机。可怜的市政府将不容易隐藏真实的动机。 附件请交希尔施，并请同他再彻底谈谈。 谨向您和马克思致以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1932年8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PDF文库·文艺作品 为党生活的人 小林多喜二 （1932年8月） 卞立强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译后记 一 我正在盥洗室里洗脸，窗外接连响起了一片脚步声。这里面有穿木底草屐的声音，也有穿鞋子的声音。另外还夹杂着大声地谈话声。看来是第二车间放工回家的工人们正好打窗子底下经过。 “还没有回去吗？” 这时须山从背后走过来，对我这么说。他是第二车间的。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冲他皱了皱眉头。——因为我早就跟须山约好了，要互相避免一块儿从工厂里回家，否则让别人看在眼里，将来万一出了事，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可是须山却经常不守信约，而且还乐呵呵地笑着说：“嗨！别发那么大脾气嘛！”不管怎么说，须山确实是一个性格开朗、惹人喜爱。叫人没法生气的家伙，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也只好苦笑一笑。可是现在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我只得给他一个脸色看看，再说今天已经约定好了，马上还要领一个新同志到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去。……但我忽然发现须山的脸可不是平常那种逗人好笑的样子。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只有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预感”。——于是我回答他说：“嗯，马上就走。”于是三下两下就把脸洗完了。 须山见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改换了腔调，在我的背后说：“怎么样？去喝杯麒麟啤酒①吧！”这句话倒是有点像平常的须山的口气，可是我马上觉得，这话里有点儿做作，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东西。 一出厂子，须山还是走在我的前面，离开我有三四丈远。从厂子上电车道，一边是国营电车的路基，另一边是一溜排商店，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在路旁第二根电线杆子下面，站着一个便衣特务，朝我们这边瞅着。他那种似看非看的样子，实在叫人讨厌。我赶快和后面走上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说着话，一边提高警惕，用左眼梢留神着特务。那特务也似乎对他这种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腻味了，露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神气。最近，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监视着工人的上下工。须山根本不把特务放在眼里，慢腾腾地迈着八字步，从他身边擦过。我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觉得很好笑。 ①“麒麟”是啤酒的牌子名称。 走到电车道上人多的地方，我追上了须山。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说：“事情有点儿奇怪……”我看着须山，他接着说：“上田跟胡子的线断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有预备线①没有？”我明知胡子是一个没有必要留“预备线”的人，但我还是这样问了。 “据说有。” 据须山说，昨天的联络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要是耽搁一天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俩前天在S河、M街和A桥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走过的时候，决定“从这儿到这儿”作为碰头的地点；奇怪的是胡子竟担心“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因此路上他又主动指定一家比较安全的咖啡馆，说是街上见不着，二十分钟后就到那家咖啡馆里去，并且在临分手的时候还互相对了表。这位被我们叫作胡子的同志，是我们最上级机关的一位重要的负责人。过去他搞过近千次的联络（全部都是街头联络），其中他只迟到过两次。干我们这样的工作，这么做完全是应该的，但像他这样的同志毕竟还是很少有。再说这两次迟到，一次是因为双方都弄错了时间，而他还是准时去了；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约会的那天下午，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表出了毛病，要是其他的同志，即使一两次不到，问题还不那么严重，现在是胡子没有来，而且连预备地点也没有来，这简直叫我们不敢相信。 ①地下工作者在进行联系时，往往在约定某个时间和地点外，还规定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作为“预备线”，以防万一在第一个时间和地点联系不上时，就按第二个时间、地点进行联系。 “今天怎么样？”我问须山。 “上田说再到昨天的地点去一次。” “几点？” “七点。另外，去咖啡馆是七点二十分。不过，这情况我总感到很担心，所以已经和上田约好八点半碰次头。” 我算了算今天晚上自己的时间说，“那么，你九点和我见一次面。” 我们当场决定了会面的地点就分了手。临分手的时候，须山说：“胡子要是被捕了，咱就自首去！”这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叫人感到他简直是在说真的。我骂了他一声“混蛋”，但他说这种话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因为胡子在我们同志之间非常受信任，我们把他看作是力量的源泉；说他好像是我们的灯塔，也丝毫不算过分。事实上如果没有了胡子，我们简直就没有了着落，首先连第二天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干。当然，果真如此，也只好那样，工作还是能够坚持搞下去的。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在想：他要是没有被捕就好了。 半路上我路过一家卖糖果的小铺子，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①，拿着它朝家里走去。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站在一架自动出糖果的机器前面。最近开始风行这样的机器。你放进一分铜板，扳一下把手，机器里的弹丸就会跳进一个小槽，随着弹丸跳进的小槽不同，下面小孔里出来的糖果也不一样。因为花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一分钱以上的东西，街头上每一架机器的面前都围拢着许多孩子。孩子们都瞪大着眼睛，使劲地歪着嘴，在按着机器的把手。 我哗啦哗啦地掏着口袋，摸出两个一分的铜板给了房东的孩子。这孩子起初还缩了缩手，很快就流露出满脸的高兴。看来这孩子大概一直是站在后面看着別的孩子玩。我把刚才买来的牛奶糖也塞在孩子的口袋里，然后就回家了。 ①“森永”是牛奶糖的牌子名称。 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写成稿子，供明天撒的传单用。已经约好稿子要在八点交给和我碰头的S。我从壁橱里拿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打开了皮包上的锁。 情况是这样。我们的仓田工厂原来是一个二百来人的金属工厂，战争①开始以后，又招收了六百名临时工。我，须山和伊藤（女同志）等同志都是那时候拿着别人的履历书打进去的。一个二百名正式工的厂子，一下子招了六百名临时工，可以想象活儿增加的多么急。仓田工厂原来是制造电线的，战争开始以后停止了电线生产，开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最近这些活儿已经告一段落，估计六百名临时工中要裁去四百来人，所以厂子里最近尽谈论这件事。当大伙儿嚷着“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就有人说：“工厂里的临时工，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裁人不裁人，现在反倒是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延长，多干了半个多月。”事实上虽然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多干了半个多月活，可是这期间尽是火烧眉毛的活儿，实在叫人受不了。就拿女工来说吧，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加上夜班也只挣一块零八分钱；从下午六点到九点是一小时八分钱，而吃晚饭所花的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工厂还特意为此作了精打细算，从夜班费里扣去两分到三分钱。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看来工厂大概认为职工这类人不吃饭也可以干活吧！”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一个临时工说：“噢，是这么一回事！……”这句话说的很俏皮，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工厂每天发放工资，把每个女工的八分钱工资零头，用一个五分的铜板加上三个一分的铜板，一份一份地发给将近四百名女工。这当然很费事，六点钟下工，为了排队领工资，甚至要等到七点。大伙儿在队伍里急得直嚷嚷，“真叫人可恨！把八分改成一毛，该省多少事呀；要不咱们吃点亏，八分改成五分得啦！”“有钱人爱时如命的牛脾气，真是咱们想象不到的。” ①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可是工厂却放出了空气，说是解雇临时工时，要给每人发十块钱。本来就是临时工，早就说好了可以一个子儿不付；现在又说要发钱，理由似乎是大伙儿都干的不错。这消息究竟有几分可靠，大家不是没有怀疑，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儿一歇工，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它抱起指望来了。但是，连吃晚饭的时间也要从工资里扣除两三分钱。为了把一分的大铜板三个三个地排成堆，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几百人等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工厂怎么可能会给六百来口人每人拿出十块钱（是十块大洋呀！）呢？！放出要发十块钱的空气，显然是包藏着工厂方面的阴谋诡计。这肯定是一种手段，放出这样的空气，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动，在决斗的关键时刻进行欺骗。 今天厂子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我决定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写进明天要撒进工厂里的传单上。大前天，大伙儿都纷纷议论要缩短发放工资时间的事。前天撒进厂里的传单，就因为及时反映了这件事（尽管是这么一件小事），在工人里面获得了好评。 我盘腿坐在桌前写起来。过不了一会儿，楼下的房东大婶上楼来了。她对我说：“刚才孩子让您破费了，谢谢您啦。”她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笑容，向我道了谢，又下楼去了。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在任何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都要注意使自己跟“普通人”一样；最忌讳的是让同住在一起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怀疑你是干什么的。现在正在监狱里坚持斗争的H同志，他所受到的追捕，那我们简直无法比，饭馆、咖啡馆、理发店、澡堂这一类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照片。他为了能在这样的追捕中进行活动，有一次竟带了同住的人到帝国剧院去看戏。我们还必须学会跟“普通人”说一些毫无意思的闲话，学会讨人喜欢的应酬话。不过一碰上这种事，我是最差劲的了，简直就没办法。虽然近来多少习惯了一点。…… 我对大婶说：“啊呀！那么一点东西，没什么。”说完之后，臊得满脸通红。实在不高明。 尽管只不过写了两张到四张半稿纸，因为白天干了一天活，写起来确实不是一件轻松事。勉强把揭露十块钱补贴的真相写完，时间已过了七点了。一写起稿子就出汗，中间我用手巾使劲地擦了好几次脸。我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在封皮上写上了一个胡诌的女人的名字，装着是一封情书的样子。七点四十分我离开家。我跟房东大婶说：“我散散步去。”平常大婶总是默不作声，今天却朝着我说：“您请吧。”果然发生了灵效！我苦笑着走到暗处。记得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要出门的时候，大婶说：“你这个人爱出门呀！”我吃了一惊。事实上我是每晚都出去，人家要怀疑也是该的。我心里扑通一跳，勉强笑着说：“因为，那个……”大婶笑着打圆场说：“因为还是年轻人吧！”我才明白大婶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才定了心。 约定八点钟会面的地方是大街电车道里面的一条后街。那里有许多街道作坊，一路上有许多商店里的买卖人和前面留着一绺头发的手艺人。我一向注意尽量使自己的装扮和所要去的地方相适应。尽管不可能做的很周致，但这件事很要紧。我们要想避免被人家怀疑盘问，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齐齐。然而像今天这样的地方，时间又是八点了，要是穿着西装，甚至拿上手杖，那反而会惹人注目，效果更加不好。所以我只穿了一身干净的和服，随便地系了一条腰带，连帽子也没戴就出来了。 喜欢摇晃右肩膀的S，从笔直的马路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认出了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停，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拐进小胡同里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同样拐了个弯。于是在另一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并肩走到一起了。 S听我说了前天厂子里撒了传单后的情况，又问了问各种问题，然后说：“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我吃了一惊，看着S的脸，感到确实是这样。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S接着说：“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而行动。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作特殊的、有计划的、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完全必要……。” 他说，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的传单，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现在反过来了，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由于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所以往往暂时会获得群众的好评。因此对于“好评”，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这些事情。 “说是要小心，如果像这回这样，牛头不对马嘴地乱来一气，那也没有任何好处。是倒退！过去我们就像是蒙着眼睛的马，只看到事物的一个一个的片面。”S这么说。 我们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咖啡馆。 “给你一封情书。”我这么说着，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面的搁板上。 S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一边留神着女招待，一边把稿子塞进了口袋。然后他问我说：“你那边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没有接上头吧？” 我把在工厂回去的路上从须山那儿听到的情况告诉了S。他故意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但集中注意听着对方说话。这是他一向的习惯。 “我这边约定是昨天六点，也断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慌乱起来。 “是给抓住了吧？……”我嘴里这么说，而心里却希望他能说：“不，不会的。” “嗯。……”S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可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啊！” 我们约定，双方都要尽一切办法和胡子接上头，另外还商量了明天早晨如何把传单带进厂子，以后就分手了。 九点钟，见到须山的时候，我一看他的脸色，一切都明白了。不过也还不能说是完全绝望了。跟须山商量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查明胡子的下落，接着马上就分手了。——因为路上很危险，我们规定了除非是在自己的秘密住所附近联络，否则一过九点，就要停止一切活动。 和须山分手以后，我独自一个人往回走。感到胡子的事，意外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上，只觉得膝头发软，连呼吸也感到紧迫，不知道为什么，边走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在正常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把这时候我的这种现象说的有几分夸张和虚假，可是我们现在和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连个人多年的老朋友也完全断绝了往来，就是上一次澡堂也丝毫不能疏忽大意，而且一旦被捕，起码要蹲上六七年监狱。——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唯一的依靠只有同志。哪怕是失去一个同志，都会感到联系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要是经常领导我们的同志，那就更会是这样。以前我在一个反动工会里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的时候，尽管也发生过这种事。但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种种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冲淡了这种感觉。 太田早就在我的住处等着我，——我决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住所，只是在上级的许可下，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田）。这是因为在仓田工厂进行活动，怎么也要规定一个专人经常和我碰头。只是在外面联系，一有紧急的事情就来不及，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清楚。 太田是为明天带传单的事而来的。于是我把刚才和S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决定让他明早七点钟到国营电车T站的站台去，S将到那里去，亲手把传单交给他。 急事办完之后，我们闲谈了一会儿。我笑嘻嘻地说，“怎么样？闲扯一会儿吧。”太田笑了起来说，“拿手好戏又开场啦！”平常公事一办完，我差不多总是要兴致勃勃地说，“闲扯一会儿吧！”现在这就成了我的“拿手好戏”了。不过，原来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爱“闲扯”，最近我才发现了原因。——由于工作，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同志会面。但是这种会面，即使是在咖啡馆里也只谈公事，而且要尽量压低嗓门，不说废话，公事一完，马上就离开那里，尽快分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是这样状况。当然，由于天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状况，我已经清算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这就像有些人长期蹲拘留所，有时简直像急病突然发作似地，馋着想吃某种“好吃的东西”。我的情况大概是这种生活单调的反作用，一见到同志，就借想“闲扯”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过着正常生活的太田，竟认为我的这种心情只不过是我过去特別散漫的性格的反映。像他这样可以在啤酒店里大喝啤酒的人，当然不可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所以有时候竟然残酷地（！）一句闲话也不扯就回去了。 说是“闲扯”，太田把厂子里各种各样的女工品评了一番就回去了。我惊诧他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么多女工的事。 “女工的恋爱方式，可不像资产阶级小姐那样扭扭捏捏，尽讲形式，她们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真叫人受不了。”他这么说。 “直接而具体”，这话真好笑，我们大笑了一阵。…… 二 仓田工厂撒了一次公开由“党”署名的传单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时期是这样的时期，制造的产品又是这样的产品，所以厂方开始慌乱起来。有一天早晨，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进来。原来在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仓库，库门经常是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这个女工跟平常一样从那里经过时，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东西”在角落里蠕动。后来才知道那是门卫。由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地惊慌。 战争开始以来，厂子里年轻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而另一方面，制造军需品的活儿又突然增多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哪一家厂子都不得不开始雇用大批的工人。过去就是雇用一个工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调查，没有保人还不行。可是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是瞅准这个机会进来的。当然罗，在这样的情况下，雇进来也只算是临时工，而且从厂方的角度来看，以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来雇用大批临时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结果将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人的工资。不过这对他们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这种愚蠢而又无耻的勾当，竟然让门卫头上蒙着黑衣服来对工人进行监视。 蒙黑衣服的暂且不说，暗中盯着我的是便衣特务。各个警察局都在传阅着我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化了装，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个同志，就因为警察局里有他一张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结果让一个从来未见过他的特务抓住了。有的同志劝我彻底“转入地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工厂外面去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困难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们所谓的“转入地下”，当然不是隐居起来的意思，也不是单纯躲藏起来，或者是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会这么想。如果“转入地下”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抓住，一声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谓“转入地下”，目的是为了掩蔽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从而可以更加大胆、坚决地去进行斗争。当然，从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合法地进行斗争。所以我跟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住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转入地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被他们逼着转入地下。…… 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我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确是危险，早晚上下工对付便衣特务就很够呛。幸好最近站在那儿的特务经常是同一个家伙，有时老远一看是另外一个人，自己就要放慢脚步，重新把帽沿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认识的特务。第一道关口通过之后，下面就是门卫老爷的检查。带传单进厂子的人一定不能在这里让他们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带传单。据太田说：“务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脐眼下面，这样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连那种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像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 在工厂里，我已经受到大伙儿的注意，认为我“好像是那种人”①。不管有没有传单撒进厂里，只要是大伙儿在纷纷议论厂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进嘴去，想办法把大伙儿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在平时就取得群众的信任，使大伙儿相信一旦有事，总是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头。所以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运动，把大多数工人都争取到我们的一边。以前在厂子里搞的是关门主义，是偷偷地把工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我们的队伍。通过以后的实践，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永远不可能使运动取得群众的基础。 离开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伙儿都围在工作台前互相议论。我正想走过去，工头跑进来了说：“谁拿了传单，交出来！”大家都无意识地把传单藏了起来。 ①指共产党员。 “藏起来，对你们可没有好处！”工头对我旁边的一个女工说，“你快给拿出来！” 女工顺从地从衣带里把传单拿了出来。 “把这样危险的东西，当作宝贝这么藏起来。——有你这样的家伙吗？！”工头苦笑着这么说。 “不过，厂子里也搞的太厉害了，大叔！” “所以嘛，所以我说传单就是不好嘛！” “是吗？那么歇工的时候，真能发十块钱吗？” 这一下把工头问住了，他说： “这我哪知道。你问厂里去！” “大叔，什么时候你不也说过要发吗！瞧，看来传单上说的还是真的呀！” 给女工这么一说，车间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啊哟啊哟！说的好呀！”不知是谁这么说。 工头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慌忙擦着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我们第三工房的人，这一下子可大声哄笑起来了。这件事虽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传单就溜掉了。 这天开工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听说太田从工厂里给抓走了。看来是带进传单的事给发觉了。 最要紧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所。 他以前跟我说过，要是出了事，他只坚持三天。我问他三天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那时候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坚持三天”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继续开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种弱点。听到太田被捕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的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还漫不在乎地住在原来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劝他必须马上转移，可是这个同志认为这是大惊小怪。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袭击。当时这个同志从窗户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可是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脱得光光地给逮走了。他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个人，就大骂他是“浑蛋！草包！”可是据说那个家伙认为自己已经被捕了，你还稀里糊涂地不逃走，所以反而想要说他是“草包”。后来这个同志出来了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可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你明明知道的而麻痹大意给抓住了，这可是组织纪律问题罗！”而他反驳说：“那是因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个家伙）给说出来的。在敌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问题！”事实上这个同志在审讯中确实是什么也没说，对这个同志来说，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要说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想过别人会说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当时我比谁都感到这些话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别人从秘密住所里逃走，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会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承认了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态度是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毫不相干的。从此以后，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以这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子来衡量自己。可是现在面前摆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装作“稀里糊涂”（尽管这是从好意来理解），我必须要马上转移住处。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七个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住处出入，而且这七个人当中，还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仅仅是“同情人”，结果这个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袭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 好在太田还不认识须山和伊藤芳。为了进行工作方便，我曾经打算要告诉太田，说这两个人是我们所信任的同志。但当时考虑到种种的后果，一来是要防止在受到镇压时牵连的范围过大，另外也注意到单纯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这种个人关系来进行工作，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罢了。 从厂里放工回家的时候，我和须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作了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天晚上）搬家；厂里情况未弄清之前暂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过去有许多同志，就因为抱着“今天恐怕还不要紧”、“哪能会出这种事”的想法，结果出了大问题。我们三人协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我一定要执行。然后须山从他刚领来的一天的工资中给了我八毛钱，伊藤给了我五毛钱。 须山又犯了他平时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①的故事。我笑着说：“你又来啦！”据他说，神田伯山不论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腰包里都要装上一百块钱现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花这笔钱。据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碰上灾难，那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如果仅仅因为身上没带钱而受到意想不到的耻辱，那简直受不了。 ①神田伯山（？一1873）是江户末期的著名说书艺人。后来，他的弟子也袭用他的名字。 “同样的道理，如果因为没有钱，动不了身子而被他们抓住，那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须山这么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须山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的玩意儿，简直就像一本剪报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来。 我粗心大意地拐进胡同口，朝我的住处走去。不过说实在的，这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太田会这么快说出我的住处。我猛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二楼上我房间里的电灯亮着！而且我凭直觉感到房间里决不只一个人，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有许多东西我得要拿出来，有些东西不拿出来，明天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我知道这个“可是”要不得，马上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过去到处流转的生活，几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我现在首先必须要离开这个地区，所以一奔上电车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但我并无目的地，只随便地说：“到S街。两毛钱！”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是直接从工厂里出来的，这一身服装跟出租小汽车很不相称。——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万分。只有一个女人，过去帮我找过一两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这个女人，她一定会帮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楼居住，在一家小商业公司里做事。她虽然对左翼运动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积极参加活动。女人的住处，我是知道的，但到一个独身女人那儿去，显得很不合适。所以过去有事的时候，我总是向公司里挂个电话，在电话里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虑很多了。于是我决心在S街下了出租汽车，改乘了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悄悄地朝电车里瞅了一遍。幸好没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穿西服的好像是银行职员模样的人，正在看《东京朝日新闻》。我瞅了一眼，发现报纸第二版的中间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赤色分子”的标题。我又看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这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电车跑得太慢了，心情焦急得简直坐立不安。 为了小心起见，我在前两站就下了电车，然后走进一条小胡同，拐了两三个弯，朝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又加上走的是小胡同，简直有点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了瞅我，一句话也不言语。我稍微放大了声音又问了第二遍，他这才朝着镶着纸拉门那边的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里面有个人，透过门中腰上的玻璃。朝我这边瞅了瞅，带着怀疑的语调说：“啊呀，她出去啦！”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透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怀疑我的模样（服装）。我一筹莫展，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办法，说了一声“九点钟再来看看”，就走出了店门。来到外面，抬头望了望三楼，楼上没有灯光，我忽然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书。在棋摊子旁边相了相，又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钟头，然后又转了回来。一拐进胡同口，就看到三楼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简单地说明了情况，接着就问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过去差不多都让我住过了。公司里虽然有两三个女朋友，但她们对我们的运动毫无理解，“而且都是单身”。笠原歪着脑袋拼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个地方。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过了十点还要在外面乱跑，那是最危险不过了，再说我还穿着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险了，笠原笑着说：要是女朋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想办法，“可是你是个男人，实在没办法可想。”我也没有办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但要把它说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气。 “你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说了出来。但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再也说不下去了。——这在別人看来，也许认为太大胆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猛瞅着我的脸，明了一口气，接着满脸胀得通红，不知为什么，她好像有点慌乱的样子，把一直随便横坐着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①。 ①日本人的习惯是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有时是把两腿叠在一边横坐着，有时候是盘腿坐着，在正规场合或谈重要的问题，一般都是跪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决心，跑到楼下去了。她跟房东说，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儿住一宿，因此来打个招呼。可是，说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一身整洁的西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哥哥呢？！据说她这么一说，楼下的老太婆一句话没言语，从上到下一个劲地打量着带孩子气的笠原。笠原的脸上不禁紧张起来。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要留男人过夜，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这么一决定，两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谨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铅笔和纸，伏在草席上，制订起明天的计划：要立即递补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写进传单，让仓田工厂的全体职工都知道。我舔着铅笔，打着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会主动说出要睡觉的。于是我问她说：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 “一般大概是这个时候……”她这么回答说。 “那么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个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让给我，我硬是拒绝了，盖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灯之后，听她走到屋角上，好像是在那儿换睡衣。 我过去（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以后），到处奔波流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睡法，而且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和女的睡在一个房间里，这还是头一次，实在很难睡得着。我稍微一迷糊，就作起梦，马上就惊醒了。就这么梦梦醒醒，醒醒梦梦，反反复复了好多次。尽是梦见被人们追赶着。做梦一般都是这样——想跑也跑不动，只是心里干着急，一旦意识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惊醒了。稍微镇定下来，就觉得半边脑袋滴溜溜地发疼发沉。我感到好像一点没有睡过一样，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像没有翻过一次身，连动一动身子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准备一夜不睡了。 不过，我总算是睡了一忽儿。一睁开眼睛，只见笠原的铺盖早就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她大概是到楼下做饭去了。不一会几，笠原踏响着楼梯板上来了。她问我说：“睡着了吗？”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只是“啊”地问答了一声。 笠原上班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儿离开了屋子。楼下的老太婆正在厨房里干活，见我们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好远。 “啊——！”——走到外面，笠原大声地出了一口长气，就好像把昨天一夜的别扭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轻轻地骂了一声：“臭老婆子！” 三 这天晚上和S碰头的时候，跟他谈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说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给我筹措了租房子的钱。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决定等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家具，马上就搬过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仓田工厂所在的地区内好不好。住在同一个地区，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区去，交通费又发生困难。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其他的地区好，但是也说不定警察以为我已经逃到其他的地区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备，来个将计就计，就住在原来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据说有个同志经常在江东①一带活动，可他却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在城西一带出没。另一位现在已经去苏联的同志，听到这个同志采取这样的战术，认为并不高明，他说要是他的话，自己在江东活动，就放出自己在江东的风声。由于我在这个地区还没有被特务认出，再说又从工厂里歇了工，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因此还是决定在原来的地区找个住处。 ①指东京隅田川东岸一带。 租房子最好还是租小商人家的楼上，如果房东是一对老夫妇，那就更好。这些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对楼上房客的行动，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家里，他们一看你进进出出的情况和房间里的摆设，马上就会锐敏地嗅出我们和“常人”不一样的味道。只是警察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里来查户口，而且查起来又很不客气，相比之下，对持门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样，该去两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问一问：“有事没有？”我这次找的住处是一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房东大婶子据说先前当过妓女，现在好像是什么人的侍妾。 须山和伊藤给我张罗来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楼下还住着一个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下楼到便所去，正好那个人不在，他的房子的纸拉门敞开着，我首先朝他的书架子上瞅了一眼。——每当我搬到一个新住处。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一瞅书架子。马上就可以估量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书架子上摆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书，大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看来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教员。不过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学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书是打开着的，正好翻到卷头，上面刊有片冈铁兵①和叶山嘉树②等人的照片。但是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别的好像没有。 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却发现这家房东原来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马上能发现房东的职业，那还算好的；而有时甚至过了一两个月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干这样工作的人，就连“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地问的。 我向大婶打听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闲闲散散地走着。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经过的路旁两边人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写着“警视厅巡警×××”。但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门，还不用十分担心。从澡堂出来，我调查了一下这附近一带的胡同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来说，这个地区（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区和有钱人的住宅区交错地紧联在一起。这一带尽管和仓田工厂同属一个地区，但是一出拥挤的大街，就是幽闲清静的住宅区，而且好在走完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大路，马上紧接着既是热闹的大街，所以办完事回来，可以发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出了家门马上可以走上热闹的大街，混进拥挤的人群。条件确实很好。 ①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 ②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作家。 我发现二楼上我的房间的窗子紧挨着晒台，而且一步就可以跨上邻居家的晒台，从那儿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于是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来放在晒台上，以便一打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穿上①。麻烦的只是这一带人家简直就像《巴黎屋檐下》②那样拥挤在一起，你稍一打开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家人家和租居在二楼上的房客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间里，把四面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拉拉闲话，我就下楼去了。我是想从闲谈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①日本人在室内不穿鞋子，这里说准备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是准备必要时穿上逃跑。 ②法国的一部影片的名字。 一打听，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事务员，三味弦①的教师，他楼上住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临时女佣会”②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职员，有一家是这一带的财主，家里备有钢琴。搬来的当天晚上，就了解了邻近的这么多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收获。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临时女佣会”的女工，恐怕应该说周围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按过去的经验，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另外的住处，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袭击，或者发现有可疑的迹象，马上能够有地方住。一个住所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安全，但丝毫不意味着它永远安全。事实上在这很久以前的那个住所，刚搬过去的第二天，我从澡堂回来，就发现住所的门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条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眼前，没法再后退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摇摆着身子，把湿毛巾挂到脑门上几乎要碰着眼睛的地方，嘴里吹着模糊记着的“我追求着幻影，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的口哨，没有进住所就打门前过去了。穿西装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种看法又令人感到有点不像是暗中监视人的样子。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看，那家伙还站在那儿，朝我这边望着。那天晚上我睡到一个同志的家里。这个同志是个很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是这种的样子，第二，刚搬去两三天，不可能预先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跑来监视。第二天派人一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及时对付突然降临的灾难，做好第二步的准备总是必要的。在下一次出去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拜托了笠原。 ①三味弦是日本的一种乐器。 ②是一种临时女佣的职业组织，某家临时有事需要帮忙，可通过该组织介绍女佣去工作，领取一定的报酬。 工作很快就恢复了。伊藤芳最近特别积极，因此决定让她填补了太田的空缺。当强烈的镇压风暴刮起的时候，表现出积极性的人是不多的。她虽然是高等学校①毕业的，由于长期不断地经历了工厂生活（虽然一直到处流动），身上早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学生气了。自从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厂活动，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而这恰好锻炼了她。一般人一转入地下，就进入街头活动，就会脱离现实的工人生活的气氛，而这个伊藤却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总是把她母亲叫去，让母亲把她领回家。而母亲每次总是求她：“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潜入地下，开始活动。即使是这样，她母亲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她女儿被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总是很高兴，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谢，把女儿领回来。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心里想，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容易放出警察局了，因此很少有地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澡堂。这里面暗含着要和母亲告别的意思。据说母亲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的身子因为多次受刑拷打，遍体都是青紫的伤斑。据伊藤说，从此以后，母亲突然对自己的女儿同情起来，而且慢慢地开始理解自己的女儿了。母亲气愤地说，“警察把我女儿弄成这个样子，我再不向他们低头了！”以前伊藤交通费或生活费发生了困难，没有办法只好托人上母亲那儿去要钱，母亲总是说，要不回家就不给钱。可是打那次以后，要两块给四块，要五块给七八块，还叮嘱说：“不要惦记家！”母亲见人还这么说：“只不过为穷人干点事，就把一个无罪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那怎么能在工厂里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伙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说这话里包含着许多道理，那么像伊藤就是一个证明。她的那些争取群众的“办法”，确实叫我五体投地。她稍微有一点空闲，就跑到浅草①去看歌舞剧，看国产的电影，或者读无产阶级小说。而她在争取群众的时候，能马上把这些看过的东西拿来作为话题，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是题外的话，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们放工回家的时候，即使她不开口，也会有人拉着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②去，给她买各色各样的东西。她对这样的机会，也能非常沉着地很好地加以利用。） ①相当于高中 她是一个直率的姑娘，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她对于通过自己过去几十次的经验所获得的工作方法，却像一块顽石似地坚持。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是仓田工厂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外，我还担任“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确实无疑了，我还必须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过，秘密住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不必过工厂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计划，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工作。 ①浅草是东京台东区内的一个闹市区。 ②白木屋和松坂屋均为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像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拼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当然，尽管说是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个厂子推动起来。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要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么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仓田工厂是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在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厂子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说的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经常让正式工和临时工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而同时也要重视临时工的组织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寻找另外的工厂，进入不同的单位，是所谓的“种子”。所以从始到终决不能脱离每一个临时工。——在解雇之前的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之后，我和须山进行街头联络的时候，只见须山怪摸怪样地摆着胳膊从对面走过来。他这个人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做出这副样子，就好像等不及见面之后慢慢地谈，而首先在动作上表现出来。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刚拐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按规定本来是要再拐一条胡同，然后我们才走在一起，而须山却小跑着赶上来，从背后叫了我一声说：“太田来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个流氓捎出来的。从仓田工厂一走上电车道，那一带都是“花柳街”；夹着电车道两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带有圆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热闹非常。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帮的某某把头（流氓）。而有个浑名叫作“疯子”的流氓，曾经因威胁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来，偶然和太田关在一个牢房。所以当这个“疯子”流氓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们所认识的T。 据信里说，警察正在加紧追捕我，甚至还知道我戴的是宽边眼镜，还说像我这种角色，只要稍微花点钱，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別注意。 听到这些话，我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田把什么都说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须山也笑着说，“是呀，特务竟然知道你戴没戴宽边眼镜。他们没有见过你，那怎么会知道呀？！” 我们认为太田写这封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比这更要紧的，我们倒是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认了些什么，供认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立即制定对付的办法。我认为太田这么一来，肯定很快就会放出来，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家伙，一定要十分注意。 但是在工厂里，太田是在干活的时候给抓走的。就凭这一点也给厂子里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大家了解到以前为他们带传单进来的原来就是太田，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而且还明白了以前动辄就被工头说成是“豺狼虎豹”，说成是“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竟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伞的太田。——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儿都感到吃惊。伊藤芳立即抓住这个“太田事件”，在工人中这么宣传说：“太田经常关心咱们女工的事，现在他给抓走了，咱们应该用工厂部分工人的名义，到警察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现款和物品。大约有七个人出了钱，其中还有个据说是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芳从太田的事谈到传单，谈到工厂的活儿，终于争取了七八个女工。她根据自己长期工厂生活的经验，懂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群众就会跟上来；再说降落伞车间几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儿是颇得“好评”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她从这八个人当中挑了几个比较积极的女工，打出“仓田工厂部分女工”的名义，上警察局去给太田送东西。送的东西有裤衩、衬衣、夹衣、带子、手巾和手纸，另外还有一块钱现款。警察局让这个拿东西的女工稍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个警察跑出来说，太田感谢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顾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此要她们带回去。这个女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个女工把这些东西又带回来了。而伊藤自己过去关押在警察局里的时候，曾经被警察要弄过这种骗人的鬼把戏，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可是，后来她从须山那儿听到太田的情况，简直把她气坏了。 像太田这种家伙，说不定会以为自己的变节和卑躬屈膝只是他个人的事，却不知道会给许多工人的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阴影。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投降主义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说出了警察还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和仓田工厂的同志们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将会困难十倍。——我们就是这样，不仅从敌人那儿，而且还要遭到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碰到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着身后。特务们想要抓住我，一定会根据太田的口供在这个地区严密戒备的。据胡子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他们抓住咱们一个人，就可以领到五十块钱。他们在这种诱饵的引诱下，一定在千方百计地搜捕我。——不过，我又想到，我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我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走进一家卖小豆年糕汤的铺子，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 我们是没有所谓退路的。我们的按个生命都献给了党的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碰上了这样的背叛行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和憎恨。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私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整个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这样的语言的话）来愤怒，来憎恨。 也许我是气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总是要正正经经地给房东大婶打个招呼。而这次我连这个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楼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脱口骂了一声“浑蛋”！ 在这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亲近起来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论是什么事，她都——地满足我的要求。由于太田叛变了，我决定最近搬到别的地区去。但我不能到处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这时我就联想到和笠原同居。为了切实地，长期地把地下工作坚持下去，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个单身汉住在寓所里，不到哪儿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人家怀疑了。以前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而现在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联络，尤其是有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来小时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荡，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来。这时候，房东大婶马上就露出一脸怀疑的脸色来。大婶的那副疑心的脸色，就好似说：这家伙靠什么吃饭呀？警察来查户口的时候，她要是说出是这么一种情况，马上就有极发觉的危险。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上班走时，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便人家看着我好像整天游游逛逛，也会说我是靠老婆的薪水过日子。社会上总是只信任有固定职业的人。因此我就问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听这话，突然睁大着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她回答我。她还是不言语。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见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那样毕恭毕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紧缩肩头，两手放在膝头上，身子僵直着，那样子实在是拘谨极了。回想在她那儿过夜的第二天早晨，刚一步跨出门外，她就用一种爽朗的男人腔调大声地说：“啊——，臭老婆子！”而现在这种女人气一点儿也看不到了。我奇异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各种事情。但是话头一断，她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俩都回避上次的谈话，尽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谈完之后，我终于提起那件事，她说她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在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一起搬到新的住处去了。那儿离仓田工厂虽然稍微远一点，但须山和伊藤还有着可以公开坐电车、走路的“身份”，因此就让他们上我这儿来。这样既能够节省交通费，也减少了路上的危险。 四 须山有事到我这儿来，经常顺便上我母亲那儿去一趟。他跟我母亲说我身体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连自己唯一的母亲都来不及把情况说清楚，就被迫转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出去联络。当时我正从事“非法”的活动，不过是以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的身份，利用一切合法的场合，作为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来积极进行活动。那天六点钟跟我碰头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和我一块儿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下于愣住了。如果因F的关系而知道了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问题，还会牵涉到“老头子”①的关系。我说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准备一下再转入地下。我以为这么一点余裕的时间总还会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却说： ①对党的上级领导称呼的隐语。 “开玩笑也得看时候呀！”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要整理东西托别人去做，即便只穿着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还笑着说：“这可不是学生旅行啊！”胡子是个很难得的同志，他能够把最坚决果断的意见用亲切的语气说出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有个转入地下的同志，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就以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紧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还有个同志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搜捕的危险，结果一出门就给抓走了。他不怎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碰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举一些适当的事例。看来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生活，这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匆匆忙忙跑到一个朋友的夫妇家里。后来听说警视厅和S警察局的四个特务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来抓我了。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了一惊，告诉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其中一个好像是“头头”的家伙，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所以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母亲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似的，把须山让进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须山给瞅得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搔着脑袋。须山谈起我离家以后的情况，中间稍一停顿，母亲就催着说，“以后呢？以后呢？”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眼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干，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荡，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 据说最后母亲问须山说：“还要多少日子安治①才能回来呀？”这一下子可把须山问住了。多少日子？！眼瞅着母亲那摇摇晃晃的小脑袋，须山怎么也无法把真话说出来，他说：“嗯，不会太长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进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过好多个“二十九天”②。母亲对这些当然是习惯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个月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还给我往监狱里送过东西。由于这些情况，母亲反而对我所从事的活动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这次为什么不跟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让警察抓去，担心我到处逃跑，将来的后果会更加不好。 ①作品中主人公“我”的名字。 ②据当时日本政府的法律规定，警察局拘留的人，必须在三十天内送交法院受审。而警察局为了长期拘留和刑讯革命者，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上，把革命者由一个警察局秘密转移到另一个警察局，这样就算不违反“法律”。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许太使母亲伤心了。但是，最后我还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对待了母亲。我意识到六十岁的老母亲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内心经历的痛苦的斗争，比我们投身于革命运动还要困难百倍。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在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她却学习起字母来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她戴着花镜，弓着背，把脚伸进被炉子里，被子上放着一块小薄板，把我用过的废稿子收集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练习着写字。我笑着说，“妈，你打算干啥呀？”她说前年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一个字不会写，没有给我去过一封信，“唯有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加上我出狱以后，母亲也看出我越发深入地投身于运动了。她觉得这么一来，今后肯定还要被抓走。再说，即使不抓我的话，（那次我是被保释出狱的）刑期一判决下来，总归我还是要进监狱的。为了准备我蹲监狱时给我写信，母亲就开始学习认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之前不久，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能够辨认的出来。这使我大为惊异。——而这次据说母亲问须山说：“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妙，母亲就说，“那么，连信也不能写罗。”我从须山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难受。 须山从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夹袄、衬衣、裤衩和袜子交给了他，然后还要他等一会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须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亲拿着五个煮鸡蛋走出来了，还嘱咐须山跟我说，鸡蛋一毛钱可买三四个，要我一定挑新鲜的多吃点。我和须山、伊藤他们把这些煮鸡蛋吃了。须山笑着说：“喂，伊藤，咱们吃一个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该恨咱们罗。”伊藤装着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着眼睛。 以后须山顺便又上我家去的时候，我决心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他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要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我觉得与其含含糊糊，还不如让母亲明确地知道，反倒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他们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这是捏造，是因为“要加个罪名”，才说他是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这些同志的亲属亲口说出了共产党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对共产党就可以随意加个罪名。我母亲虽然六十岁了，但我认为她是不会这样想的，也不会这么说的。我的母亲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贫苦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给她讲清楚，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须山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听了之后，要须山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须山露出为难的脸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一再嘱咐须山，要他反复地给母亲讲清楚，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那也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可是，后来我再次和须山见面的时候，心情仍然无法平静。 “怎么样？”我问须山说。 “按你说的那么说了呀。——” 须山说我母亲最近似乎瘦了一点，脸色也有点发青；她问须山只见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①。据说渡政转入地下以后，他的母亲（这位老母亲现在已经不只是渡政个人的母亲，而且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同志们说：“跟阿政再也见不上了吗？”同志们说，“见不上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了须山。 “这个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诉她，找个什么地方跟她会一面吧！” 实际上须山见到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内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帮特务正在到处找我，不这么做已经够危险的了，万一要是出了事，……” 不过，我到底还是被须山说服了。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个我们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须山用汽车把我母亲接去。我按时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子。母亲在桌子的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显得相当忧郁。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①渡政是渡边政之辅（1899-1928）的爱称。他是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任党的总书记。一九二八年在我国台湾被日本反动派杀害。 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还有“煮鸡蛋”。须山很快就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把鸡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谈开了。她说：“你比在家的时候好像胖了一点。我这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最近几乎每天都要做梦，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亲总是把拷打说成折磨），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梦里惊醒过来。 母亲还谈到茨城县的女婿，说是今后要来照顾她，要我放心去工作。因为谈到了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须山向母亲说的话，又亲口说了一遍。母亲笑了笑说：“我明白！” 在谈话的中间，我注意到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好像沉不下心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不能尽情地把话说完。——后来，母亲终于说出了原因。她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得她坐卧不安；一旦见到了我，又担心在见面的时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还是赶快回去吧。怪不得母亲不时地注意着别的桌子上来的客人，一有客人进来，她就直朝那边瞅着说：“那个客人好像不要紧吧。”进来另外一个客人，她又说：“那个人相貌很凶。”相反地，当我不知不觉地用在家时那样的大声说话时，她就提醒我把声音放低些。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亲临回去的时候说，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虽然还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是，现在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恐怕说不定还会跑回家来一下，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对于一个普通的常人来说，恐怕再没有比临死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更大的事了，更何况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母亲呢！母亲向我表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使我整个的身心都感到激动，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我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呢！ 走出饭馆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身后说：“我可以一个人回去了，你小心点，回去吧。”接着，突然担心地说：“你那个肩膀就是有毛病。……认识你的人，从背后也能一下子认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这么说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亲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在今后多少年内，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我们正在为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战斗），我跟母亲将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候，胡子来信了。 胡子最初在T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转到K警察局，在那里给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个朝鲜工人，曾经和胡子同住过一个牢房，由他把这封信捎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常去的T那里，这样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写着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还说，要重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急躁、冒进，不能简单从事”。在“急躁、冒进”和“简单从事”的旁边，还特别打上了圆圈。 看了这封信，我和须山、伊藤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连“急躁”、“冒进”都够不上，感到很惭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还通过他的家给我来了信（用的是仅在我们中间称呼的名字）。胡子在这封信里说，他准备给敌人创造一个“白纸的审讯记录”，对一切的讯问，只用“不知道”三个字顶过去。看了这封信，我们都说：“太田这小子给咱们带来的一肚子气，这一下子都出了。” 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 胡子平时经常给我们说，什么也不说，这是咱们的铁的纪律，让咱们说点什么，这是敌人规律。面对敌人的审讯，哪怕说了一句，这就违背了咱们的纪律，屈服于敌人的规律。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然不能屈服于敌人的规律，而必须遵守咱们的铁的纪律。现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阿芳，有一个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吗？”须山问伊藤说。 “马克思主义者呀！” “你又翻开剪报簿了吧？！”我笑着说。 “据说肖瓦洛夫被捕的时候，坚持了七个月，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还这么说呢——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不做任何的供述，也就是说，要学咱那个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伊藤一听这话就说：“咱们有个女同志，敌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贯，可是她就连这一点也不说，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还是放出来了。这件事前些时候还编成无产阶级戏剧来演呢。——她可是比肖瓦洛夫还坚强！” 她就好像在说自己的事情，弄得须山很尴尬，一个劲地搔脑袋。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对敌人的审讯一言不答，作为我们支部的决议付诸实行；另外还决定这个决议不仅要在我们的支部执行，还要呈报给上级机关，使它能够成为全党的决议。 从以后送到T那儿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K警察局转押到0警察局；在那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七八条汉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拷打追问。他的两手被绑在背后，吊在审讯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问的人用竹剑殴打他；晕过去就灌凉水，反来复去折腾了他好几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了这封信，伊藤说：“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两三次在警察局连短裤衩都被剥去了，弄得赤身裸体，然后警察就用竹剑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处乱戳。 这些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五 伊藤在临时工里争取了八九个人。——仓田工厂要解雇六百名临时工的消息，越来越确实了；自从共产党撒了传单之后，谁的眼里都看的很清楚，那十块钱津贴厂方也是不会给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正好适应了我们的方针，像交友会之类的小团体，比预想要容易得多地组织了起来。 女工们从厂子里放工回来，肚子都饿得瘪瘪的，伊藤、辻和佐佐木他们（辻和佐佐木是我们争取到的一伙人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拉着大伙儿一块儿上小点心铺子或小面铺子。大家站着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都尽挑好吃的吃；加上这一天第一次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大家都高声地谈笑起来，简直想把这一天的话儿一下子统统倒出来。 伊藤她们一般是这样做工作的：伊藤在大伙儿当中，已经被人们叫做“那个”①了，所以她在小点心铺子里说一些“那一类的话”②，也并不显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担任“敲边鼓”的角儿，一到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故意给伊藤提出种种的话题，有时甚至说些反动话，好让伊藤就这些话题发挥一通。起初互相配合的不够好，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兜圈子；有时险些露出了马脚，暴露出她们是串通一气，弄得她们捏了一把冷汗。在这样的时候，谈完话，走出小点心铺子，三个人都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不过，这么做过一两次，很快就配合的很巧妙了。“敲边鼓”的人要是敲得好，甚至能把那些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想交个朋友而跟着来的女工，顺利地争取过来。所以担当“敲边鼓”角儿的人，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那些觉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内心里存在着什么样的想法或偏见。 ①指共产党员。 ②指革命的道理。 女工们一凑到一起，所谈的不外乎是谁和谁的关系可疑，谁和谁有没有勾搭上这一类的话题。伊藤来和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防毒面具车间的一个正式工吉村，给降落伞车间的女工小娟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写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跟您细细地谈谈。”女工们一出工厂，就嘁嘁喳喳地谈论这件事，坐在小面铺子里也尽谈这件事。说是小绢接到这封情书之后，脸上搽的香粉陡然增多了起来，还把小圆镜子系上一个纽子，挂在衣带上，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照镜子。有一个机灵的女工叫阿繁，她说小绢跟她谈心时诉苦说：“说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地谈谈，可是工厂里整天这么丁丁当当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经是九、十点钟了，人累得像一摊泥；再说那人七点来钟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听了这些话，不知谁说了一声：“真可怜呀！”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接着说：“咱们真是连和爱人说句贴心话儿都办不到呀！”于是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真是这样！” “想说句贴心的话儿吧，首先劳动时间这么长，就办不到；再说，有时还想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哩！……” 大伙儿都笑起来，说：“这是真话！” “而且每天挣这么点钱，那也不行哟！” “是呀！劳动时间不减少，工钱不增加，恋爱也谈不成！” “工厂实在是太刻薄了！” “咱们那儿的工头，今天还跟咱们这么嚷嚷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呀？是战争时期！你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军队的一部分，要豁出性命好好地干活！战争稍微一扩大，就要你们跟当兵的一样，发一点点饷金，也要照样地下活。这就是为国效劳。——这个秃头的兔崽子就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惊。伊藤还没有意识到，话题就已经从恋爱而转到工厂待遇的问题上了。这时候，连“敲边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谈话，丝毫没有牵强地，自然而然地转到攻击工厂的做法了。 我从伊藤那里听到这些话，感到确实是这样。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到处都在残酷地增加劳动强度。女工们虽然和男工干的是同样的劳动（甚至比男工还要重），但她们所受的剥削在迅速地加重。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经济问题，确实是连“谈恋爱”都办不到。即使没听到大家所说的这些话，我也是感觉到了这一点。 伊藤最近要带这些女工去看点有意义的戏，但大伙儿一直想看浅草的歌舞剧或片冈千惠藏①的戏，所以伊藤藤、辻和佐佐木决定用“敲边鼓”的办法，做点宣传鼓动工作，让她们去看左翼剧场的戏。 听了伊藤的报告之后，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吸收男工参加这个集团，这只要跟须山联系一下，不会有什么困难，哪怕有一个男工参加，大家的劲头就会不一样，另一点，这个集团不能尽是临时工，要让正式工参加进来，我觉得这一点最为重要。伊藤同意了我的看法。 另外，我们过去带进工厂的传单总有点工厂小报的味道。为了对付对六百名临时工的解雇，我们决定停止这样的做法，把传单和工厂小报分开，各自独立起来。 我让须山考虑考虑工厂小报的名字，他抽动着鼻子说：“就叫《降落伞之恋》，怎么样？” 工厂小报最后决定用《防毒面具》的名称来出。因为我现在不在厂子里做活，决定由我从S那儿接过小报的编辑工作。我把伊藤和须山送到我手头的报告收拢在一起，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稿子，送到油印的地方。伊藤一清早就到负责油印的联络员那儿去取。我和须山、伊藤每天保持联系，了解工厂小报的影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把它立即反映到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编辑工作中去。 ①片冈千惠藏（1904—），又名植木正义。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现在是电影资本家。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报告，知道厂方也在时时刻刻策划对付我们的办法。现在他们对发十块钱津贴和解雇的事，令人不安地只字不提了。这显然是已经策划了什么第二步阴谋。不用说，可以想象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既不发十块钱津贴，又能巧妙地把临时工强行解雇掉。但是，如果不清楚地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并在群众的面前揭露它，那还是不行的。假如仍然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群众就会离开我们。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地适应敌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狡诈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开始总是我们压倒了敌人，但是，敌人一旦摸透了我们的做法，就会出其不意地来袭击我们，而我们却不留意敌人究竟要怎么干，死抱住老办法干下去，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把我们打倒。 伊藤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最近的情况有点儿怪！”但是她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须山拿来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布告 由于大家的勤奋努力，使得本厂的事业进展非常顺利。对此，我和大家都感到高兴。大家都知道，战争决不是仅靠士兵所能进行的，如果大家不努力进行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工作，我们就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工作中如有某些困难，希望我们能以士兵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的精神和决心，加以克服。 为促进大家的决心，特进此忠告。 厂长 “咱们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啦！”须山说。 工厂按原来的规定，等工作到一定阶段，就把六百名临时工解雇。而现在据说要改变方针，对工作成绩优秀的临时工，要挑选二百来人升为正式工，因此希望大家努力干活。并且已经在工厂里到处放出了这样的风声。 我和须山这一下子才明白了。他们放出这样的“风声”，显然是一种阴谋，一方面是为了在实行解雇之前，破坏工人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布告”，散布“也许能提升为正式工”的幻想，诱骗临时工为他们卖命干活，进一步加强剥削。 须山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他把布告给抄来了。经过研究，我们明白了工厂的第二阶段的策略。 我和须山、伊藤每天都保持联系。但光靠这样的联系，还不能商定出精密细致的措施，因此约定每星期有一次三个人在一起“坐坐”（坐下来讨论）。地点由伊藤去找。须山和伊藤的身份是“合法的”，没有什么问题，而我要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呆上两三个小时，那就相当的危险，因此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规定了这样的办法，我跟伊藤在街头联络时，问清楚地点，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感到确实安全时，才让她和须山先去，然后我抄另外一条道到那儿去。我到那儿去也不是直接走进去，而是要先看一看某一个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伊藤就会预先在那儿做好一个安全“记号”。 一天晚上，由于白天晒热的柏油路的蒸发，风中带着暖烘烘的热气。我带着要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旗》（机关报）和宣传小册子，走出门去。我们约定这天晚上在一起“坐坐”。走到半路上，看到街角上站着两个警察，走到另一个街角上，那儿又站着三个警察。我感到情况不妙。心里捉摸着，我身上还带着东西呢，今天的会怎么办。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还迟迟疑疑地往前走。走到派出所的前面，那儿又站着两三个警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把帽带紧扣在下巴颏底下。我要是中途往回走，显然不妥当。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但脚步有点犹豫起来。这时，派出所前面的一个督察好似已经注意到我，做出一副就要朝我这边走来的样子。——我马上装着有点迷路的样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迎上前去问道：“请问这儿是S街吗？还是……” 警察用讨厌的眼光在我的身上扫了一眼，说：“是S街。” “啊，谢谢您啦！” 我朝S街走去。走了不一会儿，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瞅了一下，刚才注意过我的那个警察已经背转过身子，跟另外两个警察在谈话。我敲了敲掖在衣服里面的《旗》和宣传小册子，心里暗暗地骂道，“兔崽子！该感到可惜吧，白白地把五十块赏钱放过去了！” 我担心万一会出事情，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报，才知道原来是出了一件杀人案子。我们往往因为一些别的事件而遭到连累，敌人也常常利用这类事件来搞什么“抓共党”。现在每逢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吹嘘一番，说是“得到了意外的副产品”。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搞的阴谋。据S说，外国的杂志上说，日本没有夜里外出走路的自由，没有在咖啡馆里畅谈而不受警宪无理盘查的自由。事实确实是如此。而他们这样做，那是专门为了向我们进攻。 我平常很留心报纸，早晚出去，事先都要调查一下我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有关捕获过去在逃的杀人犯或强盗之类的报道。我总是要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当时，我不仅自己订了报纸，还让笠原给我买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我都要仔细阅读。有一次，有一段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之久的犯人的报道，我感到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每天早晨来的报纸，我首先就是从这一类的报道读起。 我现在跟和我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S、N等人，订了一个“五年不被捕计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五年计划要争取实行六年、七年，年头愈长，成绩就愈大。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因此，我们的日常行动就不能依赖于偶然性，而应该立足于科学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活动。笠原经常从旧书店里买来《新青年》①叫我看，有时我也不知不觉地，认真地读起侦探小说。 ①当时专载侦探小说的杂志。 第二天，我去进行定期联络，须山一见我就说：“放心了！放心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失过约，所以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捕了。他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的尽是一些不吉利的事，弄得心神恍惚。我谈了昨天险些遭到牵累的事，接着笑着说：“我不是说过吗，五年计划要六年完成嘛！” “话是那么说，可是……。” 昨天因为我受杀人案的连累，没有能够去“坐坐”，今天须山又为此作好了准备，地点是伊藤的住处。这一两天她就要搬离那儿，因此决定使用她的住处。那儿同住的有七八个房客，条件不太好。因此决定我要小便的话，就使用伊藤生病时买来的尿盆，而不要到楼下的厕所去。上厕所碰上同住的房客，如果正好又是个熟人，那就麻烦了。 “转过脸去！”我跟他们俩这么说了，就走到屋角里，用那个玻璃的尿盆解了手。伊藤耸动着肩头，吃吃地笑。 “好躁！”须山装摸作样地捂着鼻子这么说。 “麒麟牌的生碑酒！”我一边把尿盆推到屋角里，一边这么说着，把他们俩逗得哈哈大笑。 看来仓田工厂就要发动最后的攻势了。这从伊藤的汇报中也可以看的出来。据说跟伊藤在一块儿做活的一个缝降落伞的女工，正在看我们早晨带进厂子里来的《防毒面具》第三期，一个四五天前新调到车间里来的男工，猛地把小报夺过去，还把这个女工揍了一顿。过去带进《防毒面具》或传单，大伙儿只是提防着工头，对同伴们并不注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伊藤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事情有点怪，就去调查这个男工。后来她从一个清洁女工那里了解到，这个男工是本地区青年团①的团员，又是在乡军人②，是战争开始以后特别雇进来的。以后注意观察了这个家伙，在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好像都有他的同党。有时在工作时间也离开工作台，跑到別的车间去，再一注意，工头看到这种情况也从来不说什么，另外，最近还发现他跟仓田工厂里的大众党系统的“僚友会”（这个组织以前就存在，但没有开展过任何活动）的清川、热田那些家伙好像也有往来。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僚友会”，最近也慢慢地活跃起来；其次，不知道从哪儿放出了风声，说现在国家处在非常时期，本厂工人负有重大责任，应当比其他产业的工人更加自爱自重，更加紧张地干活，因此仓田工厂里服过兵役的人应当成立一个在乡军人分会，据说厂长等人都表示赞成。看来这些话大概是那些特别雇来的家伙放出来的，一两个僚友会的家伙明确表示要给予协助。事情很清楚，厂方要是出面来干这种事，效果会不大，因此玩弄阴谋，好像这是从职工中自发搞起来的。 ①当时的反动青年组织。 ②指非现役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所谓“在乡军人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反动组织。 我问须山说：“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那里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他想了一想，说最近在午休的时候，有些家伙跑来跑去，到处大谈特谈战争的问题。他说听了伊藤刚才的汇报得到了启发，以前他以为午休的时候，大伙儿谈谈战争，谈谈经济行情，只不过是把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或自己的朴素的想法，作一番渲染，以显示显示自己，或者说一些泄气的话。而现在仔细一想，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看来是有人在那里有计划地到处进行煽动。——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全面出击，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对敌情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现在，敌人知道了，单凭自己从上面来压制职工已经不行了，光靠便衣警察来监视工人的上下工也不够了，因此又想出了第三套办法，认为必须从职工的内部来阻止我们组织的深入发展。看来正因为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僚友会”才活跃起来，才企图在工厂里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这一类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厂，而且是军需品工厂，它具备着易于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的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在三条战线上同敌人的势力遭遇了。 据须山说，敌人现在在工厂里大肆宣扬战争的办法，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说什么要“忠君爱国”呀，什么中国佬可恨，非把他们打倒不可呀，而是说这次战争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三井、三菱这些大资本家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大工厂，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出路，说什么打下了满洲①，把资本家排除出去，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内地的失业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进入满洲，这样就可以逐渐地使日本没有一个失业的人；俄国就没有一个失业的，我们也应该跟它一样，因此说，这次的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按照战争需要交给我们的每一个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大资本家在殖民地进行新的剥削，在午休的时间，同在乡军人及青年团的职工展开了辩论。不过，清川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战争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好处。比如金属和化学之类的军需品工厂，增添多少工人也显得不够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还说从所谓“战争股票”的猛涨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国火药公司的股票原来是四元，现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岛造船厂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弹用的锑的市场价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涨到现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像德国，人们都以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其实像克虏伯钢铁厂却比平时获得了十倍的纯利（这些大概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沾战争的光而得到好处，一概地反对战争不划算，应当尽量地来利用战争。——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尽管最初他们跟青年团、在乡军人争论不休，但一谈到这儿，彼此的意见又不知不觉地一致了。 ①指我国东北。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东北，翌年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从午休时间工人们谈论的情况来看，他们听了青年团所说的“满洲王国”之类的话，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不知道是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最多也只是觉得，如果真能实现，那倒也不错。不过对清川这些人的话，临时工们倒是赞同，他们认为，要是去打仗的话，不是白白地送死，就是变成个残废，即使最后能成立个“满洲王国”吧，但也弄不清楚它会不会真地给自己带来好处；可是，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因为有了战争，自己总算是从长期的失业中找到了职业。所以，尽管干的是临时工，拿不到津贴，还要被强迫加班加点，和正式工干的是同样的活，只因为是临时工，工资却要少的多，心里感到不满意，但是，到底还是得到了一点战争的好处。 像清川这些家伙，本来是标榜所谓“为了工人的利益”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起码的招牌都忘掉了，简直就像个资本家，居然热心地关心起股票的价格，只考虑获得战争的好处。可是他的这些论调，却巧妙地抓住了有些职工（尤其是帖时工）只顾眼前利益的心理。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众的面前揭穿这些论调的老底，让女工们正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驳，“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我感到伊藤说的是实话。我们清楚地了解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在密切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加以解释，使群众都了解战争的本质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列宁就说过，就连一些革命的工会，也往往会在战争的问题上犯错误。更何况现在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正在极力把水搅浑，把问题弄得更加模糊，所以就越发困难了。 工厂最近几乎每天都要把下班的时间由五点延长到六点，甚至七点，而且多干活也不增发工资。临时工们虽然嘀嘀咕咕地有意见，但又担心不干的话，以后说不定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来干。可是要干到六点的话，不带饭来吃是不行的，饭钱又没有出处。这么一来，干活延长到六点，一天的工钱反而减少了，这种做法，尽管没说要降低工钱，实际上是降低了。大伙儿都说这是“欺侮人”，感到很愤慨，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要工人们留下来加班到六点，她们就说：“不给我们出饭钱可不成！” 不仅这样，最近在劳动时间方面，虽说也是干十小时，可是劳动强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抱着也许能升为正式工的指望，大家的话儿眼看着大大地加紧了，以前还可以边干活边跟旁边的人说说话，还可以像小绢那样，在衣带上挂个小镜子，不时地拿起来照照。而现在连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没有了。像降落伞车间是使用电熨斗，大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扑嗒扑嗒地滴在铺开的降落伞上。从生产量上可以推算出来，工厂赚的钱要比以前多百分之四十，可是发给工人的工钱仍然照旧。这对于实际在干活的职工来说，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家一谈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战争归战争，干活归干活，把它们割裂开来考虑。他们不了解，劳动中日益加重的残酷性，都是来源于战争。所以，只要让他们懂得把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大伙儿凭直觉也能识破清川和青年团的谬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绝清川、热田这些家伙在临时工中散布的影响，就得要大家在僚友会里提出“反对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提出种种的谬论，到最后，他们决不会站到这一斗争的前列，反而要拉群众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立即抓住这一点，在群众的面前，揭露他们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我们还决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厂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这作为支部会议的决议。 “这么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要到来了！”须山一边用火柴一张接一张地烧着乱划着字的信纸片，一边这么说。 “对！要战胜他们、就得要有科学的正确的方针，要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这种方针贯彻到底的央心。法西斯分子要是蠢动，咱们就跟他们拚命！” 我这么一说，须山就笑着说：“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又是谁的典故？” “我自己的！” 后来，我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议，听到一个汇报说，在国营N军火工厂，用荷枪佩剑的宪兵来监视还嫌不够，还让宪兵穿上工人服混进了各个重要的车间，那里的支部最近被破坏了，原因就是由于不明底细，而向“穿着工人服的宪兵”做起了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人”表面上都故意装着很有觉悟的样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仓田工厂本来不是军火工厂，所以目前还没有派宪兵来。但是应该考虑到，事态再发展下去，宪兵也不是不会来的。 六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死了！” “伊藤搽上红的、绿的、黄的睏脂香粉，摇身一变，天天晚上玩弄各种迷人的手腕呢。”须山笑着说：“你看，那儿有那么多三越①、松坂屋的包装纸，全都是进贡的，真是幸福的人儿呀！”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微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板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动地去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像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须山。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运气不佳！” “小芳还沒有……？”我两手托着腮，没有转过脸，只用眼睛看着伊藤，这么问道。 “什么？”伊藤反问了一句。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的表情（在一刹那间）稍微动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回答我说：“早着呢！” ①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说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谈呢！据说是因为咱们这些男同志，一旦结了婚，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千多年的旧意识仍然会发作，也会把咱们的阿芳当作奴隶来看待啊！”须山笑着说。 “须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几乎是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说话。 “是没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这么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个身子说。 “太不相配了！”我说。 “谁不相配？我吗？”须山嬉皮笑脸地说。 “这小子，真不要脸！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我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我把我们周围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确实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这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为党工作，那该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这样在一起工作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把伊藤当作这个问题的对象考虑过。当然，这也说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来。 “我负责给你找一个好样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这么说，但也包含着我的真心。这时，伊藤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好像是要抄近道，转了好多条黑暗的街道，突然开进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我赶忙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盖在额头上。 “到哪儿了？” 一问，说是银座①。我想这一下可槽了。这种繁华的场所是很不好对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说，只好装做没事的样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点。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银座座了吗？！掰着指头一算，有四个月没见了。我不时地抬眼看看大街的两旁，这一带跟我从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大大地不一样了。我不知不觉地贪婪地看的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经产生过和这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监狱的时候，因为要出庭预审，我被戴上了手铐，装上监狱的囚车，在开往法院的途中，我从镶着铁格子的车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新宿②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真想把每一个建筑物、每一块招牌、每一辆汽车，乃至拥挤的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看个仔细，我非常留意，想从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同志。记得后来回到监狱的单身牢房时，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两天。 ①东京的一条大街。 ②东京的一个区。 车子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电铃滴铃铃地响起来，对面电杆上的红灯亮了。我坐的车子只好在停车线前停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从车窗外拥过去。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行人中还有的朝车子里瞅着呢！为了万一出事好逃跑，我把手握着另一边车门的把手，把脑袋搭拉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电铃又滴铃铃地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松了把着车门的手。 我看到无数个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过去，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漫步这回事。对我来说，既不允许随便到外面去溜达，就连在屋子里也不能轻易地打开窗子，让外人看到我的脸。在这一点上，我跟关在拘留所或单身牢房里的同志们没有什么两样。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同志更加难受，因为我虽然能够随便外出走走，但是必须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觉，感到非这么做不可，所以还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块儿生活的笠原，看来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有时还是想跟我一块儿到外面走走，可是这根本办不到，她就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了。再说她白天上完班回家来，我总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为我是白天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连一块儿坐在屋子里的机会都很少。这样的状况继续了一两个月，眼看着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兴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日子一长，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发泄起来。一个完全不能过私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一件苦恼的事。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决心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愿望。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 我半路上下了汽车，走了两站地，然后踅进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没精打采，横着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被人家裁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其实笠原并没有干过什么事，而公司里却在议论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来的房东（也是她的保人），发现她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的住处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处仍说是以前的地方。这么一来，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赶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来，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来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费用，勉勉强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没有使工作受到妨碍。所以她的解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原来公司决定要解雇一个人，起码得要向它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职金，可是，因为我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就没法去硬要，实际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钉子，说没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经算是便宜她了，所以还是希望她老老实实地自动退职。 我们立即面临极大的困难。糟糕的是楼下房东大婶很快就会知道。如果得不到房东的很好信任，单凭这一点，就会被人们怀疑。这么一来，就不仅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了，而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很快就会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得出去四次，以前坐车去的地方，现在我决定改为步行了。所以每进行一次街头联络，前后要多费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一道要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眼看着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们发起了“募捐”，见到一个同志就苦笑着说：“当不成须山的‘神田伯山’了！”要他们给我五分、一毛。须山和伊藤很为我担心，他们说自己是过着合法的生活，没有钱关系不大，而且还可以向别人借，因此从每天的工资里拿出五毛一块的给我花。我感到不能随便地花这些钱，只用于联系工作的交通费，吃饭方面就尽量节约。茄子很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把它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顿饭，就靠边种酱茄子凑合过去。接连吃了三天，身体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后来就用开水泡上饭，使劲地闭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饭吃还算不错呢，有时候只在早上吃一顿饭，晚上要进行三次街头联络，而且没有钱坐车，必须要步行着来回，自己感到确实够惨的。有一次，心里想，见到那个同志，总会吃上一顿面包吧，于是抱着指望去了，结果却大大地失望了。那个同志感到很过意不去，说他现在就去见M，也许他会拿出面包钱，要我一块儿去试试。我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加上M又是熟人，因此就决定跟着一块儿去了。在M那儿，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着说：“为了吃一块面包，你达样一个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是给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说：“抓住了，我第一句话就说：给我面包！”说完我也笑了。——不过，我也感到这样继续下去，确实很不妙。为了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把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不遭逮捕，这么蛮干和冒冒失失是不行的。 我下了决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气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馆去当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处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绪很不好。她一听我的话，突然扭转过身子，露出一副厌烦的、阴沉沉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看她了，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顽强地一声不吭，我没有办法，也只好不说话了。 “你又说是为了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静地低声地这么说。接着，也不等我回答，却突然尖声地喊着：“当妓女也行呀！” 正因为笠原平时总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为我的牺牲。如果要说牺牲，那我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都生活都牺牲了。每当跟须山、伊藤他们碰头之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点不能疏忽、丝毫不能随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产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活，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所必不可少的牺牲。 可是，笠原还不能真正领会这个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为我牺牲”。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像我这样一个糊涂虫，就应该为你牺牲！”——可是我是一个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为这样的一个“我”而牺牲，那是意味着什么。我是组织的一员，保卫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所以我必须要十分保重我自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笠原只知道个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別人。 我跟笠原仔细地说了这个道理。她默默地听着。这天晚上，她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睡了。 七 晚上，给《防毒面具》写稿子，整理准备提交地方委员会的报告，又读了积压下来的、由负责发行的同志转来的宣传小册子和资料，弄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来钟。我好像猛地一惊，睁开了眼睛，——我对楼下有人来这类事，是十分敏感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抬起身子注意一听，果然是来了警察，是来查户口的。我早就把自己的籍贯，姓名等等都写好了，交给了大婶，免得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叫出去。 警察正在仔仔细细、追根盘底地询问大婶的家庭，简直就像审问犯人一样。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头，一边把装着文件的皮包上了锁，不声不响地开始换衣服，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有房客吗？”警察问。“有。”……大婶又回到了饭堂，好像是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警察。 “这上面没有写以前住的地方呀。”……“是夫妇吗？”“是什么时候登的记①，还是没有登记，这一点没写清楚。”大婶说了些什么。“丈夫不工作吗？”……“现在在家吗？”——我想：果然来啦！只听大婶回答说：“现在出去了。”我这才拾了一口气，马上就想到，还是把仅有的钱都掏出来付了房租做对了。“那么，回头再给我仔细问一问。记住！”警察这么说了之后，好像就要走了。我心里想：好啦！好啦！又重新坐到被子上，只听警察一边开门一边说：“最近赤色分子常常租人家的房子住，你可要当心！……”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啊？”大婶反问了一声。警察好像又说了两句什么话。大概大婶还不懂得什么叫“赤色分子”吧。 通过这样的盘查，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一天，出外联络回来，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个警察捧着户口册子走进一家小铺子；而在同一条街上隔不多远，又有两个警察拿着户口册子从一条胡同里走出来。和S会面的时候，我提起早晨查户口的事，他说现在全市好像在挨户调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我千万小心注意。我从这种大张旗鼓的调查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①这里指正式的结婚登记。 敌人过去不知有多少次说我们党已经垮了，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在他们的大报纸上大登特登这一类的消息，极力想让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企图切断党对群众的影响。可是，就在他们这么大肆宣传之后不久，党还在到处活动。不管他们怎么进行欺骗，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现在，在这个战争时期，尤其是面临像“国际劳动节”或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之类的重大节日，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把党的力量连根铲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使出全部气力，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国家权力来一个总动员。他们造谣诽谤，嘴上蔑视党，把党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据说某个外国报纸把日本的党称作“小而有战斗性的党”。S（他跟须山不一样，须山很熟悉“神田伯山”之类的典故，他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可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超过了对等的地位，在跟一个国家政权对抗！”他说：比我们要庞大几百倍的敌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们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带着这种“自豪感”来进行工作，他还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豪感”。这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了把这种自豪感坚持到底，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逮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是极其危险的。我和须山，伊藤还指望仓田工厂在五一节那天有所行动。结合六百名临时工解雇的问题，只要我们努一把力，这还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如果就被敌人抓去，那简直就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据说S最近在枕头边放了一根粗大的手杖和一双草鞋睡觉。我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打算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但是还没有实行，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双。 跟须山一见面，我才知道“搜捕赤色分子”的活动并不只是在工厂外面进行。事情是这样——去进行街头联络，只见须山满脸包着绷带，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走过来，我吃了一惊。他说是“捱打了！”不时地按着包着绷带的脸。原来是伤口发痛，他一直考虑是出来还是不出来，但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时期，联络一断就会引起麻烦，因此还是勉强地来了。我们决定不在外面走动了，进了一家小点心铺子。 据说工厂方面单靠厂外的警察效果不大，于是让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打进工人里面，企图从内部来“搜捕赤色分子”。可是，《防毒面具》和传单上连这件事也把它揭露出来了，这一下他们好像是着了慌，从两三天前，工厂就搞了一次所谓的“慰问金”的募捐。本来这类事早已过时了。仓田工厂搞它的目的，是想用它来在工厂里造成一种气氛，不让所谓的赤色分子有渗透进来的余地。由此可见，不论是所谓的“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对他们没利，他们是不会关心的。给工厂出这个坏点子的，据说就是那些在降落伞车间殴打拿了《防毒面具》的女工、穿着工人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员。 须山想抓住这个问题，使群众摆脱“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的影响。伊藤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的那个工农大众党现在还标榜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还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号。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已。很有必要在群众的面前揭露这个问题。须山和伊藤已经加入了“僚友会”，是普通会员。无产阶级要揭露资产阶级的一切欺骗政策的本质，要反对战争。而要进行这样艰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须要同表面上装着是自己人、像“僚友会”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须山就慰问金的问题，跑到清川那儿，向他建议是不是开一次“僚友会”的全体大会，同时又通过自己和伊藤结识的人，把募捐“慰问金”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出去。 到大会场上一看，想不到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重视“僚友会”，是因为那里面正式工多，临时工只是极少数。在伊藤和须山争取过来的工人当中，只有一两个正式工。尽管我们过去反复地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是做起来很困难，所以成绩不大。而“僚友会”里的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其余都是稀里糊涂地参加进去的。所以在她们的面前弄清楚是清川正确还是须山正确，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快半年了，而“僚友会”只开过一两次会。会员中间对这件事都有点不满。所以须山在群众的面前一开头就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人农民被送上战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这么被迫赶着往前跑，而“僚友会”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开过一次会，这简直是对阶级的背叛。他这么一说，就有五六个人一齐说：“完全同意……”这几个人这么说了之后，底下又嘀咕起来。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里当“革命的反对派”的经验，对于这种喊过“完全同意”之后底下又嘀咕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笑了，须山也笑了。可是他一笑就震动了伤口，赶忙用手捂着缠着绷带的脸，连声地叫着：“哎哟！哎哟！”在谈话中，须山还善于抓住别人的特征把它模仿出来。 谈到“慰问金”问题的时候，清川这么说：现在开到满洲去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伙伴。所以从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来看，给他们捐送慰问金，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搓着自己的手指甲，默默地听着。清川接下去说：我们的同志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剥削，现在又开到前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牺牲，而保护我们这些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响应慰问金的募捐。——对清川这次的讲话，大伙儿似乎感到还有些道理，纷纷点着头。 伊藤一见这种情况，感到有些不妙，皱了皱眉头。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她发言说。 “僚友会”里有十四五个女工，平常参加会的只有一两个人。这次由于伊藤邀集大家来，才算来了六个。而这对于“僚友会”却是罕见的事。至于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那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大伙儿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伊藤的脸上了。 “听了清川的发言，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总觉得好像是在听陆军大臣的训话。” 大家哄的一下笑了起来。 “清川也好，谁也好，都很明白这次战争不是为咱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是为了咱们职工、失业的人或是贫苦农民在打仗，没有问题。咱们就是穿不上吃不上也应该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当作慰问金捐献出去。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呀。” 伊藤这么一说，青年团的工人就突然插嘴进来捣乱，于是须山也插了进去。他利用清川的话这么说：“我们在工厂里受剥削，资本家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就随意地把我们赶出去；一到战争，首先把我们拉去打仗，不论是什么情况，都是当资本家的牺牲品。所以要出慰问金，应当要他们去出！” 须山这么一说，大伙儿的脸上露出一副“这话也有道理”的神情。 “让我们出慰问金，这是阴谋诡计，目的是要我们相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体国民。” 这时，伊藤又接过须山的话，说了“红色慰问袋”的事，谈了战争开始以来大伙儿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等等。这么一来，清川这帮人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清川作为“僚友会头目”的那种威严已经在群众的面前给打下去了。至于青年团的家伙们更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会万事大吉，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本质，不是在群众的面前面是在群众的背后来演他们真正的好戏。 在开完会回去的路上，两三个青年团的家伙对须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你来一来！”一走进小胡同，就猛地扑过来，把须山狠揍了一通。 “他们是三个人，没有法子，我挨了一顿穷打！”须山说着笑了起来。 须山决定通过伊藤，立即把他们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告诉给昨天参加大会的“僚友会”的成员。因为这将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谁是谁非。 跟须山见面之后一个小时，我又见了伊藤，她说工人们都很关心地打听为什么因为慰问金的事而打了起来，所以趁着谈打架的事，恰好可以给大家说明慰问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非常高兴。——以前我们总觉得未能够让群众充分了解慰问金的问题，感到放心不下，而现在正当大家被活儿累得够呛的时候，又要他们出钱，所以不必讲许多大道理，群众就说，“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募捐以失败而告终了。伊藤告诉我说，从厂子里的情况来看，须山自从挨打之后，威信一下子增高了；工人们知道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工头开始注意起须山来了，说不定会出危险。 “这次募捐慰问金，说不定是工厂故意干的，好从职工中发现赤色分子。……你说呢？”伊藤这么问我。 我说确实是这样。 于是，她说：“我们有点上当了。……” 我感到伊藤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这不对！”我说：“尽管是这样，但咱们在几十个工人的面前，表明了谁是谁非，同时在‘僚友会’的内部，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继续扩大这种影响，并从组织上加以保证，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不付出一点代价，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切肯定会起作用的。” 伊藤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一边说：“我明白了！对！我明白了！”一边带着她那特有的深思的眼色，接连地点着头。 我开玩笑地说：“最后笑的才是真正的笑，现在暂时让须山哭丧着脸吧！” 伊藤也笑了。 她接着给我谈了她带着自己小组的人去筑地小剧场①看戏的事。任何一个女工，一说戏就只知道歌舞伎②（虽然她们自己并未看过）或者水谷八重子③，而这次工人呀女工呀居然也出现在舞台上，“闹闹嚷嚷”，看来真叫她们吃惊不小。据说看完戏之后，大家都说：“这不是戏呀！”伊藤就问：“那是什么呀？”她们说：“是真事情呀！”再问她们：“有意思吗？”大伙儿说：“啊！怎么说，……。”——不过，看来她们是受了狠大的震动，据说以后还经常谈起筑地小剧场。有一个矮个子、平常跟伊藤要好的女工，人们叫她小君。她说：“人家一说我是女工，我就感到很寒伧。可是，那个戏里面，一说是女工，还骄傲的了不得呢。我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她想了一想，又说：“要是真的罢工，我也能挺起胸膛大干一下。可是，听到左邻右舍说我是女工，还是感到寒伧！” 据说问她们想不想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大多数人说还想去一次。原因是那个戏里面，有一个跟她们家（所谓家，是指她们自己的车间）的工头很相似的家伙，被大伙儿狠狠地整了一通。 ①是当时日本专演进步话剧的剧院。 ②日本的古典戏剧。 ③水谷八重子（1905-），日本著名的话剧演员，现为日本艺术院会员。 伊藤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横竖要被人家裁掉，乖乖地干活也指望不到津贴，咱们干脆像那个戏里那样，大家一块儿来它一次罢工，治一治工头怎么样？伊藤这么一说，大家嘻嘻地笑了起来。 “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来它一下，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嘁嘁喳喳地商谈起怎样治工头的办法，最后说出的办法，不知不觉地竟和筑地小剧场的戏里的一样。 由于伊藤的影响，“僚友会”的三个女工加入了她们的那个小组。这三个人多少呼吸过一些正式工会的空气，伊藤她们平时故意避讳说的一些新词儿，她们却满不在乎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就造成了一些隔阂。这三个女工还有点“摆老资格”，常常摆出一副很熟悉“革命运动”的架势；伊藤现在正抓住一切机会来搞好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伊藤笑着说：“事情可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顺利啊！” 我和伊藤商定了“坐坐”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点。越来越有必要决定最后的对策了。 “你还是在吃茄子吗！”伊藤一边站起来，一边这么问我。 “嗨！”我笑着说：“托它的福，两个膝盖骨都发软了！” 伊藤把手伸进衣带里，掏出一个折成四方的小小的纸包。我以为是汇报，看了看她的脸，就把它装进了衣袋。 回到住处，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薄薄的手纸包着一张五元的钞票。 八 笠原终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决定上这种地方去，确实是够惨的。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了生活而去进咖啡馆，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的同志尽管自己怎么想严律自己，但是，眼看着还会垮下去。“环境气氛”对我们的重要性，如同水对鱼一样。一个女同志不论地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还是由于男女一块儿从事活动，为了避免双方都垮掉，到咖啡馆里去当女招待，其结果，同样都是很危险的。更何况是笠原，她从来没有受过革命工作的锻炼，自己就会很快地朝下坡路滑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她自己既没有把全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的决心，而我这一方面又处在必须坚决保卫我们组织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能有任何伤感的情绪。 最初，笠原是从家里到咖啡馆去上班。由于工作很累，又不习惯，晚上很晚带着一副疲劳、不快的神色回到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横着腿往那儿一坐，软瘫瘫地搭拉着两个肩膀，连话也懒得说。过了一会儿，她什么话也不说，把两条腿往我的面前一伸。 我感到莫名其妙，瞅了瞅笠原的脸。一摸她的腿，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已经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铺席上把腿弯了弯，膝盖上的肉发出咯咯的响声，听起来真叫人难受。 “一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呀！”她说。 我给她说了某个纺织厂的事情。——这是我从伊藤那儿听来的。那儿的女工们整天站着干活，两条腿都站肿了，直打哆嗦，怎么也跟不上机器的转动，工头就在背后用皮靴踢着她们干活。我跟笠原说：不要把这种工作的痛苦，仅仅看成是自己个人的痛苦，是个人所能摆脱的痛苦。而应该联想到这是强加在整个无产阶级身上的痛苦。笠原听了我的话说：“你说的对！” 我把笠原娇小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我好久没有这样做过了。她闭上眼睛，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 以后，笠原又住进了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个女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姘头。据说是一个女人照顾不过来，希望笠原搬进店里去住，在店里吃饭，还照样发工钱，于是笠原跟房东说，要暂时回娘家去一下，就搬去住了。这个女主人可能念过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英语说的很漂亮，她的男人不只一个，好像有三个，其中有大学教授，有着名的小说家，还有电影明星，这女的一回来，连那些不堪入耳的事情也要详尽地叙述一通，而且还要作一番比较，窘得笠原不知怎么办。女的谈完之后就睡大觉，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有时我早晨起来没有早饭，就跑到咖啡馆去。那里早晨很少有客人。笠原装做像是做自己吃的饭，其实却填饱了我的肚子。起初笠原还有点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却说：“吃她一点饭也是应该的！”咖啡馆的厨房又小又乱，湿漉漉地直冒水气。我蹲在那儿，急急忙忙在嘴里大口地扒着饭。 “你这样子真好看呀！”笠原一边留神着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说。 不过，笠原的环境确实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馆里来的客人，是不会只喝点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专门来跟女人说混账话的，你还得要一一地跟他们应付。我知道这些东西会慢慢地渗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现在对笠原还没有完全绝望，一有机会，还给她送去各种书籍，尽量多给她说谈各种事情，可是，她对各种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劲了，遇事都不量多动脑筋了。 而我跟笠原这种联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随着仓田工厂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我到笠原那儿去，只是要点交通费，或者吃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谈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经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日常活动，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顺利地进行。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她毕竟还是承担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跟笠原谈了我的这种看法，要地应该明确地具有这样的觉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地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就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帘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拚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接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拚命地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同居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別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要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两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堆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当然罗，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但他使用的典故和须山不一样），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在仓田工厂，从放出可能把一些临时工改为正式工的风声来看，他们准备要加快和我们摊牌了。为了准备对付这一招，我们决定改组支部,从须山小组里挑出一人（是个年轻的正式工），从伊藤小组里挑出两人（其中一个是正式工，一个是临时工），决定把这三个人推荐为新的支部成员，写了他们三人的“履历”，由我带到地方委员会，取得了上级的批准。接着又决定了计划部署：把支部的各个成员作了明确分工，让他们分别承担车间里的任务，在须山或伊藤万一出事时，后继的人立即按预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战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断。须山和伊藤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工厂里马上就会知道，因此规定支部新的成员要立即到须山和我联络的地方去向我报告。我们之间的会晤就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不管有什么原因，如果联络断了，不争分夺秒地为恢复联络而拿出方针和措施，那就是对阶级的背叛。过去一有人被捕，联络就断了，使得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恰恰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好像根本不存在或完全没有预想到对我们的镇压。总有人可能被捕，这是很明显的事，所以我们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准备。 事实上自“僚友会”的殴斗之后，须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须山每天去上工，已作好了随时都会被捕的思想准备。因为是工厂，正当你在干活的时候，特务说一声“你来一下”，就算被捕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发展组织的可能性是增大了，所以他还是坚持去上工。尽管狠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车间里公开说话的一定的自由，群众也对他产生了信任。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他们口头上说是要把临时工改为正式工，但是至今仍然未见任何具体的行动，大家终于产生了怀疑。我们在《防毒面具》上揭露这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利用这种欺骗手段，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是遏制大家的反抗。大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可是，大多是临时工，一旦宣布了解雇，团结就会涣散。所以最近两三天内必须把事情决定下来。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办法是让伊藤和须山影响下的同志和新的支部成员分別负责各个车间，同时举行“反对解雇”的车间集会。而为了使这次集会成功，得要须山在工厂里公开散发传单。——伊藤的那个“小点心铺子小组”里有个女工，她的哥哥是仓田工厂的职员。从这个女工的嘴里了解到工厂不是在三十一号（他们故意让人以为是三十一号），而是在二十九号就要“先发制人”，全部解雇临时工。据说那时不仅有警察，可能还有军队出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十八号发起罢工，反过来给他们一个先下手为强。 须山最近可能有被捕的危险。据伊藤报告，她有一两次看到便衣警察从工厂办公室里走出来，并且常在须山的第二车间门口跟工头站着说话。这都是最近一两天的事。自从太田被捕以后，厂子里又撒了两次党的传单和两次《防毒面具》。敌人正在盯着须山，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再说，一提起“共产党”，人们就认为（统治阶级也是这么向他们灌输）好像是藏在“天上”、钻进“地下”，出没无常的神仙或鬼怪。其实共产党就是像须山这样受群众信任，在他们的身边并肩劳动的人。我们应当向大家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感到亲切和信任。——我之所以决心要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进行最后的战斗，即使没有须山，这个任务也必须由其他哪个同志来承担。光是采取隐蔽的办法，是动员不起来群众的。我们应当像蜘蛛结网那样发展秘密组织，然后发起公开的宣传鼓动。 为了商定最后的对策，我们决定在一起“坐坐”。在那里要提出我的方案，并作出决定。——可是一想到须山，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撒一次党的传单被抓住，虽然根据各人的斗争经历判刑不一样，但起码要准备坐两三年到四五年的牢房。平时我迈出门一步就跟在屋子里完全两样，把一切空想和思考的问题统统都抛在一边，只是留心着四周走路（我对这已经相当习惯了）。而这天我动辄就想到须山。可是，我这么老是想着须山是很不好的。从须山来说，他如果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他也会理解到这样做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要走这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抛开工作而从这里产生任何其他的想法——比如说，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啦、“太可怜”了啦等等。 话虽这么说，我在到达会面地点的路上，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须山那经常用一些突乎其来的典故逗我们发笑的面孔，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地点是在须山过去的一个酒友的家里，这里以前我们已经用过三次。我在黑洞洞的外屋脱下木屐，把它夹在怀里，向楼上走去，只见一道斜射进来的光线，映出了须山的面孔。 伊藤靠在墙壁上，伸出两条腿横坐着，正在揉自己的脚。我一进来，她用手拢了拢垂下的头发，抬眼瞅了我一下。我跟她说：“上次谢谢您啦！”她并没有答话。伊藤在做工厂的群众工作时，总是要涂脂抹粉地打扮一番的，而参加支部的会议，因为没有必要，从来没有涂脂抹粉过。可是，今天一看，伊藤的脸蛋儿却打扮得从未有过的美丽。 “伊藤同志正做刚刚‘组织’了一个男的正式工回来。……”须山指着伊藤的脸，又开起玩笑来了。 平时这种时候，伊藤总是默不作声。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抬头望了一下我的脸。 会议开始以后，我特别注意须山照例所作的汇报。也根据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已经在各个车间作了布置，准备举行集会。他说：从工厂的情况来看，最近两三天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因此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伊藤接着补充说：上次向我汇报的裁人的事，表面好像要在这个月的三十一号进行，实际上可能在二十九号就要动手。从接受的降落伞和防毒面具的定货量来估计，也正好和这个日期吻合。因此最迟必须要在迫在眼前二十八号发起决定性的斗争。 大家的意见早已一致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发起这一场决定性的斗争。须山考虑了一会儿说：“已经准备到这种地步了，群众的情绪也很高，剩下的问题是鼓动群众，一气把它干下去。”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说，“能不能一气干下去，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点火的人。——为了八百名工人！” 伊藤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 “我，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天，心里真有点焦急。以前，我们虽然采取各种措施清算了福本主义①时代的关门主义，但是它的流毒还是存在的。现在，在这个需要一鼓作气的关键时刻，不能和这个工厂进行坚决的斗争，恐怕就是这种流毒在作怪吧？……”须山看了看我脸，又说：“我认为，要是没有人在群众的面前公开地干它一下，这一场斗争是发动不起来的。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嘛！——我想，这不能算是极左吧！您看呢？”须山好像有谁说他是“极左”似的，说这句话时，特别使上力气。 ①是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期间，在日本共产党内产生的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我认为要进行斗争，应当依靠“说服”，而不应该采取“主观武断”的办法。所以我没有说话，“只是注意着问题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讨论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尤其是伊藤和须山，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从大道理、而是从如何解决工厂里每时每刻的动向出发，所以一致地得出了正确的看法。这正是由于不脱离工人生活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巧妙的统一。 我跟须山说：把这说成是极左，那是卑鄙懦弱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实践上的失败主义。须山说：“对！” 这时，我提出了我的方案。一刹那间，屋子里充满了一种被压抑般的紧张气氛。但这只是极短的一刹那间。 “我认为也是这样，……”须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声音确实有点儿不自然。我看了须山一眼，他接着说：“这当然应该由我来干了。” 我点了点头。 伊藤的身子好像突然僵硬起来，只是用眼睛来回地望着我和须山。当我把眼光转向她的时候，她嘴里低声地说：“没有——意见……” 再一看须山，他盘腿坐在那儿，无意识地把面前一个蝙蝠牌香烟的空盒子撕成一片一片的。 事情作出了决定，突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于是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大街上来往行人杂乱的脚步声，和不断喧叫着的夜市上摊贩的叫卖声，一下子传进了耳朵。 接着又讨论了具体的问题。——最近，他们发现由于疏忽了搜查女工身体，让传单和工厂小报《防毒面具》经女工的手带进了工厂，所以对女工的身体搜查突然严格起来。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天由伊藤全面负责，她穿上两腿用橡皮筋勒紧的短裤衩，传单就装进裤衩里，她早晨从S那儿拿到传单，立即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把传单塞进裤衩，进厂以后，按规定的时间，仍然利用厕所，把传单交给须山。我们还决定传单在午间休息时间从屋顶上撒。 会议一结束，刚才一直压抑着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咱们恐怕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分别了！”我跟须山这么说。 “我有这样的两个朋友。”须山说：“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三．一五’①给关了三年，另一个因第二年的‘四．一六’②披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个出来之后，去年十二月又被捕了，又判了三年。他本来是高高兴兴地等着‘四．一六’的那个出狱的，所以他在临入狱的时候说：咱跟他恐怕就是这么轮流着坐牢，再也见不着了。不过，他说这样也不错！……” 接着，他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个典故了吧！” 我和伊藤不觉笑起来。但是我的脸紧绷着，简直像哭一样。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咱们的组织牢靠地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地继续下去，所以你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你要是被抓住了，那连我做的事情也白干了，变成无谓的牺牲了！”须山这么说。 ①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一般称为“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 我们决定按今天的决议进行准备。在二十六号的晚上再碰一次头，于是说了一声“行啦！……”大家都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都不由自主地站到屋子的中央，两人都使劲地握起手来。须山忽然像孩子似地腼腆地跟我说：“啊呀，佐佐木①的手这么瘦小呀！” ①佐佐本是作品主人公“我”的姓。 须山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谈到他担心今后恐怕再没有机会到我家去了，因此又到我家里去了一趟。他说：“你的老妈妈不知怎么的，好像越来越瘦弱了。” 我本想说些什么话，但须山说的“越来越瘦弱了”这句话，猛地打动了我的心。从他这句话里，我感到母亲因担惊受怕而日益消瘦的矮小的身影就好像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说了一句“是吧！……”底下的话就没说下去了。 跟须山分手以后，伊藤说她离下面的联络还有半个来小时，于是跟我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商量了二十六号那天要给须山开个小会，让伊藤买点水果、点心带去。 伊藤平时走路的特点是迈着大步，摇摆着肩膀，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却迈着小步，道道地地像个女人。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一家小铺子。不一会儿，买了一包东西走出来。 “这个送给你。……”她这么说着，就把东西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呀？！”她却硬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还说：“最近你的衬衫这么脏，那些家伙好像很注意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开那个小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对比起来。她们同样都是女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们比较一下。现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离我是多么远啊！ ——我已经十来天没有上笠原那儿去了。…… 九 仓田工厂的屋顶上，正准备建造第三车间。一到午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屋顶上，有的把整个身子躺在阳光里睡觉，有的聊天逗趣，有的玩着排球。这一天，初夏的阳光耀眼地映射在洋灰的地面上。须山把自己人布置在自己的周围，准备一旦来抓他时好进行阻拦。 十二点三刻，须山猛地使出全身的力量，把传单一束接一束地抛向天空，大声地喊着，“坚决反对大批解雇！”“举行罢工！反对解雇！”……后面的话立刻被群众的声音遮盖了。红的黄的传单在阳光中闪耀着。传单刚一撒，大家一下于给愣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朝传单落下的地方拥去。其中还有几十个人，把拚命抢到的传单，又高高地向上抛去，这样一来，最初在一个地方撒的传单，一眨眼的工夫就分散到六百名职工的头上。——工厂好像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预先让守卫在屋顶上各个地方布了岗。守卫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喂！喂！不准拾传单！”一边硬往人群里挤。可是，早已看不出传单是谁撒的了。乍一看，好像谁都在撒传单。 守卫没有办法，只好把屋顶的狭窄的出口把了起来，想让人们一个一个地从这儿通过，好检查传单到底是谁撒的。可是这么做起来，一个小时也上不了班。当粗大的混凝土的烟囱上响起上班的汽笛声，大伙儿就手挽着手，嘴里“嗬嗨嗬嗨”地喊着，朝着狭窄的出口冲过去。这一来，守卫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后来听伊藤说，她看着须山挤在人群里，不慌不忙、悠然自在地走下去了。 后来工头捱个儿问：“传单是谁撒的？”虽然有的人明明知道是须山撒的，可是谁也没有说。青年团的那些混蛋们恨得要命，气得了不得。当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和伊藤的降落伞车间，群众的情绪很高，选出了代表和其他车间联系，准备向工厂提出抗议。 下工的时候，须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须山说：“在这样的时候，咱们真应该哭一场呀！”他一会儿把头上的帽子扯来扯去，一会儿一个劲地擦着自己的脸。 一路上须山反来复去说了好多遍：“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群众的支持真了不起啊！” 为了听取那天撒传单的情况，那天很晚我和伊藤还约定进行联系。但我根本没有想到须山会跟着一块儿来了。当他跟在伊藤的后面进来时，我足足地把他看了两三遍。当我认清了他确实是须山时，我不觉站了起来。 我听他们说了详细经过。我也非常兴奋，我学着须山跟伊藤说话的腔调说：“在这样的时候，咱们也该喝它一瓶啤酒吧！”于是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麒麟啤酒。 决定性的斗争还在于明天的奋战，我们对明天的准备工作又作了周密的研究。 第二天早晨，工人们去上工的时候，工厂给六百名临时工中的四百人，每人发两天的工资，拦在门口把他们解雇了。那些领了工资的女工们，茫然不知所措，在门前来回徘徊。派来的十五六个警察追着她们大声地嚷着：“回家去！回家去！”把她们撵了回去。 发工资的窗口边，出了一张很大的告示。上面写着：“原定二十九日结束工作，现改为本日。但本厂为照顾诸位工友，决定增发两天的工资，希能体会本厂的心意。另，今后如有新的工作，本厂承认诸位有优先录用权利。特此通知。”他们留下了二百名临时工，这里面有他们的阴谋，目的是要打乱我们的步骤。 被解雇的人当中，也有须山和伊藤。——在斗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被他们来了一手先发制人。——须山和伊藤简直是垂头丧气。我也是一样。不过，敌人终归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对于这种逆转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虽说被他们撵散了，但正式工中还留下两个支部成员，被裁的工人，虽说要各自去谋求工作，各奔东西，但其中伊藤和须山的小组就将近十人，所以今后只要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范围反而会迅速地扩大。 他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就满以为已经搞垮了我们的工作，其实这些先生们却没有料到，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手传播了我们组织的种子！ 现在，我和须山、伊藤更加抖擞精神，正在从事新的工作。……（完） 作者附记：这部作品献给藏原惟人。 1932.8.25 译后记 小林多喜二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一位日本革命作家。他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出生在日本秋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幼小的时候，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家庭生活难以维持，父母带着全家人像逃荒似地跑到北海道小樽地方去投靠亲戚谋生。在这里，小林多喜二度过了二十多年寄人篱下的贫困生活。一九二四年，好容易从商业学校毕业，在当地的银行里当一名小职员。他从学生时代就爱好文艺，追求进步，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后，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当地的工农革命斗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根据参加现实阶级斗争的体验，刻苦地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一九二八年发表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二九年发表了《蟹工船》。这两部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中篇小说，使得他成为著名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并奠定了日本现代革命文学的基石，但也因此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痛恨和迫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被银行解雇。第二年三月他来到东京，把自己全部身心投进当时轰轰烈烈的日本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运动。一九三一年他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同年十月参加地下的日本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四月被迫转入地下，在日共中央担任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奋不顾身地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他正在进行街头联络时，因内奸告密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当天就被法西斯警察活活打死，壮烈牺牲。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夺去了小林多喜二年轻的生命，但他的革命的战斗精神和文学作品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小林多喜二只活了三十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却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除了十余部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外，他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散文、书信、日记和诗歌等。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六年，在尖锐复杂、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这部《为党生活的人》脱稿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就是在紧张的地下工作时期写的，在他牺牲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才正式发表。 《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最后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以日本文学传统的第一人称的形式，简洁、明快、生动地描述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巨大主题，刻划了革命人物的光辉形象，好像一个革命者在叙述自己平凡而又伟大的斗争经历，令人感到质朴、逼真，富有教育意义。 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为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在国内一面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面收买和利用工贼、叛徒、社会法西斯分子，大肆宣扬所谓的“爱国主义”，鼓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对无产阶级有利”等反动谬论，妄图欺骗工农群众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卖命，充当法西斯的炮灰。作品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本质的特点，通过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在一家军需工厂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紧密结合工人群众日常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生活，揭露了资本家和反动当局的凶残狠毒，从而教育了工人群众“从日常生活的不满达到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描写了共产党人在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上，自觉地克服忽而“公式化、抽象化”，忽而“把问题局限在经济要求上”的两种错误倾向，而且以愤怒的笔墨，抒发了他们对“个人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叛徒”这些“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鄙视和憎恨，描绘了他们与那些伪装是工人朋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生动情景。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作品正是遵照列宁的这一观点，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戳穿反动统治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丑恶的伪善面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同时热情歌颂革命路线在群众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这样就把作品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概况。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刻划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作品的主人公“安治”以及工人出身的须山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伊藤这些革命者，由于出身、境遇和经历的不同，作者赋予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个性，但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经过革命烈火的锻炼，又形成了他们共同的高贵的革命品质。他们对敌人、叛徒、机会主义分子怀着满腔的仇恨，对同志、战友、工农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他们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作品特别突出了主人公“我”的塑造。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无条件地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自觉地割断了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牵挂，甚至与自己唯一的老母亲也忍心断绝了联系。他生活着就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的生活与党的革命工作已经融化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不愧是“为党生活的人”。像这样一个与党同呼吸共命运、每一滴血液中都充满着革命感情的共产党员形象，正是当时许多不畏牺牲、英勇战斗的日本革命家的集中代表，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和广大工人群众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既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也是为了反对当时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今天重新翻译出版这部作品，不仅能使我们从中吸取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教益，而且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中日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 译者1979年4月8日
中文版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 中文版前言 《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幸和愉快的事情。对于我这一代生长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印度作家来说，中国这个名字意味深长。对于儿童时期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古典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相提并论的国家，它仅在1947年印度殖民独立后两年就赢得震惊世界的革命胜利。我们这一代学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这场革命的影响和激励之下。孙中山和周恩来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更不用提毛泽东。一本乌尔都语译本的鲁迅小说，是我早年阅读的外来作品之一，孔子及佛教经典的译本并置于父亲的书架上。这些早年对中国的兴趣，都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理论内部》几乎同时出版于伦敦和新德里，接着出现了土耳其语和葡萄牙语（巴西）译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更是翻译成多种语言。然而，中译本的出现仍然对我具有特殊意义。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我的书至少去了我不曾去过的地方。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2年，从当时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得几乎难以辨识，很难重新抓住那些争论发生的语境。在下面的简短前言中，我将反省这本书的语境以及在构思和写作本书时的关注所在。 一 除了讨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民族寓言”的第三章在1987年较早发表，这本书的其他章节都写于这本书出版前的1988年底和1991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是当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性事件，随后我写出了这本书。有人可能会说，这本书的写作非常接近于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说的“短暂的二十世纪”（1914—1991）结束的时候，目睹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开始和终结。有关苏联及其国家系统解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后果，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了详细讨论。写《在理论内部》一书时，这种结局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我很谨慎地不愿把这些事件带到书中，因为距离太近了，还不适于反省。我想反省的是左派自身视野中——主要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重大转折，它形成于二十年来的欧美学术圈中，并从这些全球性的权威机构中散布到全世界。我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印度。由此，我特别关心连接前殖民地国家的学术机构与帝国主义中心机构的依赖关系的传播链条。这种不平等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无论个人意图或特定学术专业的偏好如何。 这种转变的标志之一，便是文化左派理论中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衰落，以及取而代之的我在其他地方称为（借用德国历史学家LutzNeithamme的一个术语）“后情境”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在我看来，英语世界文化左派最有理论头脑的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就是一个绝佳例证，体现了在这种新争议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互动与紧张。同时，这种新的欧美主流思想的“后情境”，对于如何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重审殖民地和帝国、阶级和文化、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新学科品牌[1]。 由过去的殖民主义及反殖民化以来的多种文化帝国主义形式所带来的文化灾难，对于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时间遭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操控的各国作家、知识者和文化工作者，以及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左派来说，自然是一个恒长的问题。然而，还很少有人认识到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科以及作为一个文化思想词汇中的术语是如何兴起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代后殖民理论界权威学者罗伯特·扬1990年深具影响的著作《白色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一书，差不多用一半篇幅讨论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不过后殖民主义的字眼并没有出现在索引中，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是有的，但没有后殖民主义[2]。这说明了这个学科是如何之新，事实上它是在9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准确地说是后苏联时代——尽管后殖民主义现在要为自己回溯至一个世纪之久的全球化历史。《在理论内部》一书既不是这个学科的一部分，也没有持续地关注它（零星的评论除外），理由很简单：这个学科在那个时候还刚刚开始。对于那些对后殖民主义有兴趣的人来说，我的书提供了一种特别解读——我本人的解读，借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理论在形成时期的文学—文化生产语境。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因素导致了文学—文化领域的变化？我在二十年前是如何探讨这一问题的呢？ 二 对于《在理论内部》一书，英美学术界的解读大多只注意书中有关詹姆逊、萨义德和拉什迪的三章。对我来说，导论“我们的时代符号系统中的文学”才是最主要的，它阐述了战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至90年代苏联集团的崩溃——而那三章仅仅是例证性的，为的是说明我在导论中的基本观点。概言之，我认为70年代中期构成了这一阶段的分界线。这里无法详述全部观点，不过一个大致的概括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表述这种文化理论的结果。 1945—1975年这四分之一世纪，总体来说是非常独特的，它有四个互相联系却不平衡的因素。第一，这个时期目睹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及东南欧的发展。第二，亚非经历了巨大的反殖民化浪潮，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大量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聚集到了由中国和印度促成的万隆会议之下。万隆会议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然而通过社会主义抵抗帝国主义资本而寻找独立的经济发展。第四，这一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科技进步，因此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帝国主义瓦解的这一时期也常常被形容为“资本的黄金时代”。殖民帝国的瓦解，战后欧洲列强的对抗结束，冷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创造了新的联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场从西方民族资本向跨国帝国资本的巨大转变，是由美国操纵的。资本因此获得了高度集中的力量和联合行为的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及新独立的殖民地穷国所缺乏的。 虽然资本主义中心出现了飞速发展，不过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遗产及民族解放运动、万隆会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及与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联盟仍然是全球文化左派的主导理论立场。 在引人注目的战后发展时期之后，至1970年代中期，我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亚洲被推翻（1965年印度尼西亚血腥政变；1967年埃及纳赛尔的下台等），或者像印度那样深陷自身矛盾的泥潭。同时，马克思主义游击运动在拉丁美洲被击败；1973年，皮诺切特对于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成功政变表明美洲大陆左派的全面失败，它立刻导致了古巴的完全孤立。那个时候，中国面对着“文革”后的内在危机及政党和社会的重建，随之而来的是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和“市场社会主义”。 苏联及其经互会同盟国家未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成功实现从外在向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转型，原因无法在这里详述。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特别是1968年对捷克的干预，颠覆了苏联以至于共产主义在西欧的声望。无需多说，我们都知道在1968年暴动之后，西欧走向平静。接着而来的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即来自于刚刚目睹了战后最大群体暴动被镇压的巴黎。这种暴乱，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是一种全球危机，不仅仅是欧美地区，也包括了全世界主要地区。作为文化左派主导理论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衰落由此开始。文化理论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领域，并且无疑具有自己的历史：理论的自我反省，导致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自我反省的协同性何在呢？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文学理论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具有自身的逻辑，它的概念结构的转变必须作历史地理解，要考虑到它自身历史的相对自主性，考虑到整个领域及其外在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等。 我在这里使用了“决定”（determination）这一字眼，对此我应该加此说明。基本而言，我们可以在较强或较弱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决定论，这是较强意义上的，也就是“反映论”，它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或多或少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发展。这种反映论来自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说来自于其中的著名段落，很明显它来自于恩格斯。不过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即较弱意义的那种，我认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后来的文字，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的政治文本，不过它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通常被归结到雷蒙·威廉斯（在我看来，就其更大的理论奠定背景来说，英国共产党历史小组，特别是克里斯特夫·希尔和E.P.汤普森也是应该被考虑在内的）。这种较弱意义上的“决定”，意味着“决定”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限制视野，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划定界线的东西。在此界线内外，个体或个群体——甚至国家与阶级——行使着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结构和媒介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内部》一书正是围绕着随社会、历史等因素而来的文化决定论思想而建构的，不过我使用的是较弱意义上的“决定”，行使着必然性内部王国的自由，并回应着周期性地发生于这个王国的再组织。我曾在这本书中断言，我所谈论的这种文化理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左派失败的积累、苏联模式政权的退化，导致了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怀疑主义，从反殖民斗争走来的独立国家的失败和迷茫，同样导致了民族主义各种形式的败露。文化左派的理论调整，正是由决定理论产物的更大世界的实际转变所导致的。这种“决定”的思想，即便在较弱版本上，可以构造出一种系统观点吗？有先例吗？ 三 先不涉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契、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这里首先提两个当代学者，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3]一书中，佩里·安德森曾提到，一战后欧洲劳工运动的失败导致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撤退到大学，不再持续参加军事政治。法西斯在重要国家的胜利，逼迫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沉默、流亡以至死亡。安德森指出，其后果不仅仅是损失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葛兰西及本雅明的死亡），而且带来了理论方向本身的显著变化。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移居美国，就带来很多自我政治限制。更进一步，安德森认为那些政治失败及由此而来的距离，导致了理论化的倾向以及某些学科的转变（如从政治转向哲学），对于那些在大学中寻求庇护的人来说，理论工作从日常政治中剥离出来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而言，这种特定转型的结果是，很多——可能是大多数——此类知识者开始较少思考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而较多思考实践政治领域之外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回应他们身在其中的资产阶级学院的压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日益从劳动运动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并且忙于应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 在著名文章《旅行的理论》中，萨义德反省理论从革命的布达佩斯到学院的巴黎、从卢卡契到戈德曼（Goldmann）之间的旅行过程，正是循此路线而来的[4]。①在某种程度上，萨义德的观点与安德森很像，只不过后者的逻辑导致他使用了“退化”（degradation）这样一个很重的字眼。萨义德接着说：“我并不希望说布达佩斯到巴黎决定了卢卡契和戈德曼的理论类型，我的看法是：‘布达佩斯’和‘巴黎’是不可化约的第一个条件，它们提供了每个作家发挥其自身才能、偏好、兴趣和回应的界线和条件。”（p.236）在这里，“不可化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所说的“决定”（在其他地方，我将“结构决定论”形容为“有限的视野”）。同样，在我看来，“不可化约的第一个条件”与个人及群体的“才能、偏好、兴趣”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接近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结构与媒介的辩证法。 我自己在《在理论内部》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几乎和萨义德一样。一般而言，人们可能会说，左派知识分子历史地假定，大规模的历史运动会产生无数微小而局部的功效；人们工作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人的工作；群体溃败和右派领导权常常建立在孤立意识和遵从压力之上；阿尔都塞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常常只是给我们在失败时刻提供异议范围的界线，同时也给职业化开放了机会。雷蒙·威廉斯在战后不久就书写了他的孤立意识；汤普森是在1956年之后；萨义德本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书写了他由来已久的孤立意识及一时的迷茫。 四 马克思主义文化左派与反殖民族主义在1960年底的联合过于紧密，以至于互相取代对方了。接踵而至的便是安德森和萨义德所说的调整，安德森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萨义德则将之为“退化”，这种调整建立在萨义德所说的“揭穿”（debunking）和“谴退”（dismissal）的双重意义上，并且仍然保持萨义德所说的“较低色彩”（aloweringofcolours）。德里达的名著《马克思的幽灵》是这种“较低色彩”的最好例证，它与马克思的华丽结合伴随着对于社会主义的无情否定，它的政治主张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以至于主流自由主义不知道如何去反对它。《马克思的幽灵》现在以解构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阅读的解释学。你可以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德里达的确说过这句话[5]。参考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曾强调从军事政治向学院职业化的后退；理论的生产主要并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社会主义政治，而常常是为了回应盛行于学院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的转变。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了呢？ 对于《在理论内部》一书而言，三个方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一，盛行意识形态立场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这种立场不再仅仅将文化视为人类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对象，并且将其作为一种决定的力量。这种文化主义不仅渗透于文学或文化理论，而且渗透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广泛领域。文化在这里被视为跨历史的“西方”与文化他者之间相遇的根源；殖民主义日益被看作文化统治他者的后果；种族主义与其用来解释奴隶贸易，不如说是它的后果，是欧洲殖民主义事业的合法意识形态。 第二，有关于殖民地和帝国的问题，重点已经从经济、政治及地理控制转移到“殖民话语分析”，这是与福柯的话语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福柯完全否定“历史可以从政治经济及国家两个场域进行书写”这一说法。殖民主义因此首先作为一种文化碰撞得以被研究，并且是现代性体系中的一种基本权力话语。 接着而来的第三点，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无限的文本主义”。在这里，殖民主义并不被理解为一种积累的体制，而是其意识形态的构成——不仅是其显在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整个欧洲的作家、知识者及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在殖民时期，并且包括整个欧洲历史。因此，任何试图整合现代帝国主义、资本和阶级的理论，都很容易变成对于跨历史的西方和全部“现代性”的否定。在这种修辞浮夸中，我们已经很难说启蒙以及反启蒙非理性主义都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毕竟还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及民族解放运动，现代性已经不像往常那样不言自明，而是成了一个冲突的领域。 由此，民族主义自身也成了一个复杂的东西。在反殖斗争时期，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之举。最近以来，民族主义在文化（更明确地说在西方）左派中身价大跌，多少成了一种普遍的罪恶。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理由放弃《在理论内部》一书开头的观点： 只有在明确的社会主义的位置上，我才会在批评时选择特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使在它被否定的时候……特定民族主义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取决于阶级力量和社会—政治实践的结构，特定民族主义者只有在其组织起来的权力集团中才能发挥历史作用。这种立场既不同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修辞浮夸……它承认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实际存在乃至必要性。有关于落后地区的人类集体性……所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只能经由它们自己的民族国家，除了为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大业奋斗，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进行革命重建，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打破帝国主义的控制。……有人质疑少数裔民族主义，宗教、语言和地区民族主义，跨民族的民族主义（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其方法既不是赋于具有语言差异或领域认同基础的国家一些非历史的特权，也不是以后结构主义的态度否定的确给予特定群体真实文明身份的历史沉淀。他们所争取的，是对于社会内容和历史工程——而不是特定民族主义——的理性理解。有些民族主义实践是进步的，另外一些不是。 五 《在理论内部》事实上主要是对于长篇导论观点的一个演绎，我前面只涉及了其中一部分。在英美学术界的讨论中，他们仅仅注意到了书中讨论詹姆逊、拉什迪和萨义德的三章，而这三章之所以引人注意，似乎并非其特定文本，而只是因为作者。并且，总体来说，在这些阅读中，这三章脱离了全书的主旨。对我来说，这些特定的文本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让我有机会论述和进一步发展我在前言中提出的观点。 这里的讨论，是有偏重的。本书第五章论述萨义德《东方学》，因为太过有名，我将不加涉及，原因是它已经成为了太多批评的对象。我希望对于引起西方注意的另外两章作一些简要评论。 本书第三章并不是对于詹逊姆全部作品的评论，而只涉及他的一篇小文。詹姆逊早年是在美国学界享有盛名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而在发表这篇文章后，盛名开始跌落。我感觉，这篇文章与他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想是不太相符的。我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我本来期望从詹姆逊那里得到一篇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在那里民族主义不会脱离阶级和资本问题。我认为，直至争论开始的1980年代，资本主义无论在先进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已经成为了生产的主导模式，而在民族主义还是一种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对的革命意识形态时，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并且，每个民族主义都必然有一个选择：是与社会主义联盟还是与帝国主义资本联盟，这种选择决定了这个民族主义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在我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性质，还意味着不可能岀现先进和落后地区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生产逻辑。“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术语具有完全不同含义，指向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然，生产模式及文化逻辑上的绝对化，对我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民族寓言（nationalallegory）无疑是反殖民民族主义斗争中社会文化生产的主要形式，不过仍然还有很多不是民族寓言的其他文化形式。由此，我很怀疑詹逊姆在那篇文章中“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应该被读作民族寓言的说法。这一争议不仅仅只涉及某篇文章的某个观点，我之所以选择批评这篇文章并非因为它可以代表詹逊姆的整个观点，而只是因为它有助于拓展我早年在书中有关于民族主义、文化形式及资本全球化等观点。 同样，第四章也不只是关注拉什迪及其主要作品《午夜之子》，而是有关于《耻辱》中的特定题材的。这部作品的名声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我并不打算评价拉什迪的整体成就及地位，只是关注特定题材，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感觉的持续性，或者我所称之为“后现代移民”的题材。例如，英语文学中现代主义作家的移民现象是何等频繁，从爱尔兰到巴黎的乔伊斯和贝克特，从美国到英国的艾略特，从美国到法国及其他欧洲城市如庞德和斯坦因（GertrudeStein）等，又如移民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后殖民理论——常常在后现代主义的名目下——的构建中担任了何等中心的角色。移民实在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我们有适时的移民美学，它认为民族归属在艺术上窒息，在道德上腐败。在拉什迪的几个文本中，正如在霍米·巴巴甚至萨义德的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论断：即一个移民西方大都市（萨义德称之为“航入”）并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非西方出身的学者/作家，能够较其国人更为尖锐、诚实、直接地抓住祖国的社会现实。在拉什迪被伊朗的霍梅尼追杀，多数阿拉伯国内知识分子与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合谋的时候，拉什迪补充萨义德的话说：“移民知识分子将自身作为自身的根源。”与此相类的，还有霍米·巴巴的类似表达：“现在最诚实的眼睛，可能就是移民的双重视野。”在1970—1980年代，对于民族国家的攻击和对于移民知识分子的赞扬蔚然成风时，我开始疑虑，这些小说的立场不仅就个人来说与阶级特权有关，而且就中心和结构来说与伴生着某种自由的意识形态有关。这种意识形态解释了自1970年代以来至今的金融资本运动，它在民族边界的积聚以及它对于民族国家的限制的敌意。总的来说，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文化资本与资本具有相同的特征。如果像詹姆逊所言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殖民主义是否也可以应用于这一逻辑呢？ 对于移民的赞颂，伴随着的是对于民族国家的解构，还有对于民族归属观念以及巴巴所说的“深厚民族”的驱除。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民族——在现代用法中它涵盖民族国家——显然是一种现代现象。然而，巴巴要解构的似乎是亚非反殖民主义，在那里，现代民族体是被过去的漫长历史所构造出来的，要早于殖民侵略。中古时期的中国，显然就不是一个现代民族。想说服众多中国学者放弃文化经验的“深度”观念是非常困难的，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文化有几个世纪的积淀。对于很多后殖民知识分子来说，麻烦是他们似乎把殖民主义本身作为历史想象的出发点，却没有意识到，无论殖民灾难如何，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殖民主义只是历史中有限的一段。殖民主义似乎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有效的历史，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他们的当下。所有殖民主义之前的东西，因此变成了“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自身的发生背景。 六 《在理论内部》一书中印度国内阅读讨论最多的章节——甚至被选入大学课程——是后来写的关于印度文学的一章。我在这本书中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思考自身具有悠久复杂的历史传统——殖民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的文学时，后殖民主义并不能提供什么用处。可以补充的是，这又是我在英美学术界未看到评议的一章。在这个领域，我并非专家，我的批评实际上是业余的。像多数印度人一样，大多数印度语言我不懂，不过像多数印度知识分子一样，我为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高兴，即我们是多语政策的，多数印度人以一两种少数语言作为他们的母语。这里包括据说是世界最古老的泰米尔语，及和英语一样古老的坎纳德语（Kannada）。还有北印度语（Hindi）,它本身只是一种区域语言，但说这种语言的人的数量超过英语之外的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这些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还有其他几种语言，都具有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你怎么就能随手解构这“深厚民族”？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不同语言的丰富传统面前，是否可能只谈一种单一的印度文学？有人可能说，按照印度官方说法，所有这些整体构成了多样的文学传统，语言多样性也构成了印度文学的联合体。不过，这似乎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论当前官方说法如何，我们应该知道，印度不是一个像法国或德国那样的单一或语言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民族的联合体，有点像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即便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也有足够理由质问，印度文学能否像英语文学模式或欧洲文学的比较文学模式那样，成为一种民族文学？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在我们所继承的欧洲话语中，民族文学的观念与民族语言的观念密不可分。你见过以两打语言书写的民族文学吗？除了现代国家的领域这一偶然事实外，文学统一性的根据何在？这些文学自身事实上较1947年才独立的现代印度要古老得多。由此，应该有一些内在于这些文学传统结构的东西，一些借鉴和传递的历史，一些文类和词汇穿越的东西，如此才可以解释跨越多样性的灵活的联合体。这里无法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会以非专家的身份，对此进行讨论。 还有更复杂的事情。文学的现代概念，正如其字面所表明的，与文字的读写相关。不过，很多文学与宗教、仪式及朗诵、唱歌及跳舞等表现艺术紧密相关。这些根源的复杂性，很难用一种美学传统所概括。并且，有两种不同的经典，一种是起源于北部的梵文，另一种是南方语言的复合体。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它们是互相渗透的，但在多数地方，却不是这样。同样，古典音乐也有两种传统，这种“文学”的多数都是互相缠绕的。 在此，我无法深究这一问题以及这一章提出的其他问题，也不会总结我对这些问题的更进一步反省。这里的主要观点是，英美学界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及其由此所奠定的对于英美之外的文学文化的观点，都是为其文学机构的收藏而制定的，它是欧洲在世界其他地方扩张的产物，对于我们检视自己的历史并无帮助。在欧美学界，事实上有着明确的劳动分工。美国大学有区域研究的系所，研究非欧洲地区的语言、文学及文化。不过，在“后”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盛行的主流文学系，这些有关于非欧洲文学的深度知识却是罕见的，尽管殖民与帝国、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等问题是他们试图理论化的。 七 自从《在理论内部》出版，这二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一套新的叙述来解释新的时代特征，它奠定了新秩序，重组了新的政治形式以及新的文化生产。后殖民理论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依赖于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发展之后，整个领域变得更有争议，其中的一些部分还是很有政治文化价值的。我已经发表过很多文章，讨论它们出现时的新特征、各种政治可能性及我们时代的灾难，还有文化和文学领域的新争议，不过没有涉及后殖民理论的新趋势。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大概可以看作是《在理论内部》的续集。我希望中国读者以后能够了解这本新书的一些内容。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幸，谢谢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 阿吉兹·阿罕默德 2013年9月6日 新德里 （赵稀方译） [1]晚些时候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见我的文章《后殖民主义：题中何意?》（inLaCampa,KaplanandSprinker,eds,LateImperialCulture）；《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Race&Class,January-March1995）；《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情境》（SocialistRegister,1997,TheMerlinPress,UK）。这三篇文章都写于90年代中期，是评论后殖民理论的文章，那还是后殖民理论形成的初期。自此以后，这个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2]Routledge,London&NewYork,1990. [3]3.PerryAnderson,ConsiderationsofWesternMarxism,NewLeftBooks,1976. [4]Edward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 [5]JacquesDerrida,SpectresofMarx:TheStateoftheDebt,theWorkofMourning,&theNew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body{margin-left:6%;margin-right:6%;}html{text-indent:2em;line-height:220%;}h1{text-align:center;}h2{text-align:center;}.foot{background-color:#c0c0c0;font-size:90%;}-->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林多喜二著楼适夷译本篇原名《一九二八·三·一五》，发表于1928年《战旗》杂志十、十一月号。译文根据1954年岩波书店文库本译出。一阿惠对这种事情很难习惯。虽然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慌慌张张地吓得心头直跳，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龙吉讥诮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刺激。——工会的人到家里来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阿惠端着茶走上楼梯去，有好几次听见丈夫说话的声音：“对老婆做思想教育，可不容易……”“革命从厨房开始——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太好说话了，太好说话了。”“的确，我老婆就是教不会。”“跟太太做理论斗争，总是要失败的。”于是，大家就取笑他了。丈夫嘴里支吾着，窘得双手不由得抱紧了自己的身体。旱晨，龙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热水给他倒进厨房水槽上的洗脸盆里。“你知道罗莎吗？”丈夫把牙刷在嘴里抽动着，忽然想起似的问了。“罗莎？”“罗莎。”“列宁，我倒知道……”龙吉低低地说：“你简直是个笨蛋。”阿惠从来不想知道这些，也从来没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她觉得那些事记不住，记住了也没有用处。列宁和马克思的名字，还是从女儿幸子那儿听来的。自从知道了这两个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里来的工藤、阪西、铃本他们，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谈到列宁、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样说起，她对丈夫说：“马克思好象是工人的菩萨呐。”丈夫吃了一惊，看着她说：“你从哪儿听来的？”阿惠虽然受了赏识，却也没有觉得高兴。虽然如此，阿惠对于丈夫和工会里的人们，跟他们所干的事，并没有什么反感。开头，她见了那些工会里的人，样子不大整洁，神色有点严厉，心里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个时候，感觉这是一些很难接近的人。可是跟他们谈起话来，却比那些一味傻笑、分外殷勤的学校里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来。他们一点也不拘拘束束，拐弯抹角，却象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们逗笑。他们第一次在她家里吃饭还有点不大自然，后来，就自己要饭吃，要洗澡钱，要买烟卷的钱。而且都那么单纯，一点没有虚伪。渐渐地，阿惠对他们发生了好感。码头上大罢工的时候，阿惠在外边听到各色各样“可怕的谣言”。开头她还想不到工藤、铃本他们所领导的罢工，就是那么“可怕的”事。“罢工对谁可怕呢，对有钱人，还是对穷人？”听丈夫这样说，她思想上还是搞不通。“不是讲道理呀。”报纸上每天用大号铅字发表罢工消息，说罢工会使整个小樽市变成黑暗；罢工的工人要烧资本家的房子，又说工人跟警察冲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说这罢工受全市人民的咒骂……阿惠想到丈夫龙吉也完全忙着罢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会的办公处，不觉皱起了眉头。当龙吉带着一张睡眠不足的青肿沉郁的脸回家来的时候，她问他：“没有出什么事吗？”“路上被特务钉上了，好容易才甩掉了。”他说着，就钻进被窝里去，说：“五点钟叫醒我。”阿惠在他的枕边坐了一会。她对丈夫所干的事，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是，心里偶然也想：多么受罪呀，把什么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用处呢。大家那么兴奋地叫唤着的那种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也不见得那么快就会到。还有幸子，真的，不要出什么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时她又觉得丈夫所干的事，不过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饭，心里就引起了一种女性特有的不满。可是，阿惠听工会的人讲过工人的种种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惨的生活。他们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对那些无理剥削他们的有钱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会的人领导他们，把斗争扩大开去。她虽然不明白丈夫他们所干的事什么时候才有希望，但觉得是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这甚至使她有一种近似“骄傲”的感觉。龙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后，被学校解聘了，不得不依靠开一个小杂货铺勉强过活。那时候——阿惠虽然早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知道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却还是象受到意外的打击似的感到一阵晕眩，可是她已差不多不再为这件事向丈夫嘀咕了。龙吉自从摆脱了职务的拘束，更加积极深入到工作中去了。从此特务就常常上门。阿惠瞅见铺子门前转来转去的陌生人，心里就发凉。仅仅这样倒还好。有时这种人瞅着门牌跑进屋子里来，“请到警察局去一趟，”这样说着，就把龙吉带走了。丈夫被两个便衣押着走出门外去，这情景是非常难受的。丈夫走了之后，屋子里就永远留下一股特别凄清的空虚的感觉。也许阿惠的心脏比别人脆弱，在这样的时侯，她的心总是跳个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在屋子里楞生生地走来走去。阿惠对这种事情实在很难习惯。虽然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慌慌张张地吓得心头直跳，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讥诮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刺激。阿惠就是这样。三月十五日天还没亮的时候，在睡梦中被人拉起来，屋子里全被抄过，也不让家人说一句话，丈夫就被五六个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带走了。那时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动，过了好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霍地睁开眼睛，懵里懵懂向屋子里扫了一眼。几点钟了？她以为天亮了，因为隔壁屋子里有五六个人吵闹的声音。假使在半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可是电灯还开着，天当然还没有亮。怎么回事呢？席子上有谁在不断地咯吱咯吱走来走去。“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纸门外边有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那是寝室，什么也没有。”是妈妈的特别放低的嗓子。“要抄就抄吧！”爸爸说。“会把阿幸吵醒的……”幸子只断断续续听清这几句话。她想，有人进来，她得假装睡着。从架子上搬下东西的声音，翻报纸的沙沙声，把席子翻起来的声音，打开柜子抽斗的声音，一只，两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开了。她在心里数着。接着，在厨房那边，食橱也打开了。她浑身感到一阵寒气，瑟瑟地哆嗦起来。不管怎样把身子缩成一团，不管怎样翻身，总是感到发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齿跟牙齿碰得咯咯地响起来了。慌忙在下巴上使一下劲，才停止了。没有听见爸爸妈妈说话，怎么回事，说话的尽是陌生人的声音。家里常常有许多人来，可是她立刻觉得，这回来的人跟平常不一样，是完全另外一种可怕的人。纸门打开来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线立刻斜射进屋子里来。幸子慌忙把眼睛闭上。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假装翻身，微微睁开一点眼睛偷看。妈妈两手叠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脸。妈妈的脸上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爸爸站得远一点，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动作。爸爸的脸显得特别严厉，也许因为正在电灯旁边的缘故。有五个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长胡子的大概是他们的上司，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黑皮包，对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动。两个是警察，另外两个是穿便衣的。——爸爸干了什么事啦？这些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那些陌生人动手翻幸子的书包，把书一本本倒过来抖动；又一点不客气地把许多玩具在席子上打开来。这使幸子特别动了感情，眼睛里涌出泪水。“这些都是孩子的东西……”妈妈站在旁边，轻轻地说。陌生人嘴里含糊地说了什么，可是并不停手。抄过一通之后，那些人又在屋子里望了一圈，走出去了。纸门关上——屋子又黑了，幸子差一点哭出声来。爸爸开始和拿皮包的人低低说着什么，后来嗓子渐渐高起来，幸子听清了他们说的话。“总之，跟我走就是。”拿皮包的说。“总之，什么总之？”“不必在这儿多说，你走就是了。”谈话渐渐粗暴起来。“什么理由？”“不知道。”“那末，我认为没有去的必要。”“不管你认为怎样，我就是要你走……”“你这样不讲理吗？”“什么不讲理，不是说过，去了就明白了吗？”“又玩你们的老手段了。”“不管什么手段不手段——总之，你得去。”爸爸突然闭了嘴，使劲把纸门拉开，走进屋子来。妈妈从后边跟进来。那五个人站在隔壁屋子里，脸冲着这边的屋子。“裤子。”爸爸生气地对妈妈说。妈妈默默地把裤子拿出来给他。爸爸一条腿伸进裤管里，可是再伸进另一条去时，身子失掉了平衡，几次都伸不进去。爸爸的脸，激动得直跳。他又穿衬衫，又打领带，总是碍手碍脚，不是绷住，就是缠起来——特别是领带，总是结不好。妈妈见了，从旁动手帮助他。“不用，不用！”爸爸恶狠狠推开，显出特别慌乱的样子。妈妈迟迟疑疑地对爸爸说了什么话。“不许说话。”隔壁屋子里，拿皮包的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幸子睡觉的屋子黑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走下土间去——外边大门打开了，脚步声在那儿停住，又听见说话的声音。幸子再也耐不住了，穿着睡衣就跳起身来，身子一阵哆嗦，从头顶到脚尖感到一股寒气。她把纸门拉开一条缝向外张望。爸爸正坐在席沿上弯着腰结皮鞋带，那些陌生人站在土间里，妈妈依然把手按着胸口，身体靠在屋柱上，苍白着脸。大家都奇怪地沉默着。忽然——忽然幸子心里明白了，她觉得她完全明白了。她想：“列宁！”她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从列宁来的。爸爸的书房里有许多书籍，还挂着好几张照片，照片中列宁的脸，很清楚地映到幸子的眼睛中来了。那是一位秃头，脸跟学校里的校役吉田一样。还有，每次工会的人来时，常常同爸爸一起唱各色各样的歌，因为小孩子对歌的敏感，幸子比谁都快就学会了《红旗歌》和《五一歌》。她虽然不懂歌的意思，却在学校里，在家里，跟《枸橘歌》、《金丝雀歌》一起到处唱。因此，工会的人好几次摸摸幸子的头，——幸子知道爸爸决不是坏人，绝对不会干坏事。所以她想到这只是为了“列宁”和《红旗歌》的缘故。——对啦，一定是这个缘故。爸爸站起来了，幸子象遇到失火的晚上一样，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大伙儿走出去了，这时候妈妈的苍白的脸动了一动，嘴唇也好象要说什么似的动了一下，可是没有说话。也许说了什么，不过幸子没有听见。她瞅见妈妈托在屋柱上支着身体的手，用了一下力。——爸爸把帽子拉一拉正，瞅着妈妈的脸，然后把背心上的一个已经扣上的扣子解开，又重新扣好，不安地瞅一瞅妈妈的脸。——爸爸半身走出门外去了。“好好照顾阿幸……”爸爸嗓子干巴巴地说了这句话，勉强咳嗽了一声。妈妈跟在后边走出去。幸子跑回床上，扑倒身子，把脸埋在枕头上哭起来。她哭着哭着，心里立刻恨透了那些把爸爸带走的陌生人。“这些家伙真可恨，这些家伙。”这样想着，又哭起来了。幸子害怕得哆嗦着身体，嘴里叫着“爸爸”、“爸爸”，尽情地哭着。二充满在天空中的大气，好象苍白地冻结了。没有一点声响，也不见一个人影。——深夜，冷气刺进骨髓，那是天亮前三点钟的时候。五六个人的脚步声，急急地在冻结着冰雪的路上嚓嚓走过，他们是从一条阴暗的胡同里走出来的。在静寂的街上，脚步声显得特别响亮。脚步声走到稍稍宽一点的路面上，那儿的电线杆上亮着一盏没有罩子的电灯。——啊，原来是下巴颏底下扣着帽带的警察。他们怕腰上的刀子弄出声来，用一手把刀柄握着。一阵橐橐的脚步声，——皮鞋也不脱，警察一窝蜂地闯进联合工会的楼上！工会干部在一小时前刚刚睡下。他们决定十五日举行打倒反动刺刀内阁①的讲演会，这晚上全体动员在市内贴了标语，又交涉了开会的地点，后来又开了常务委员会——直到两点钟才把所有的事情料理清楚。那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了。①刺刀内阁，意思是靠刺刀维持攻权的内阁。七八个工会干部，身上的被子突然被人揭开，被穿着皮鞋的脚踢起来，大家象木头一般站起身来，不知怎么一回事，摇晃着身体直发楞。铃本想：完了！原来他想到过也许会出什么事。言论自由已经完全被剥夺，在这种时候，他们还坚持举行对主要敌人——田中内阁的倒阁运动，他思想上准备，这一天，警察一定会一次次地喝令中止演讲，把讲话的人象棋子一样吃掉①；说不定在开会之前，还会来一个总检举（这些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是他们的老手段。这时候，铃本想：果然就来了。①日本左翼运动举行公开讲演会时．旁边有警察监视，讲活人说到语气激昂的时候，旁边的警察就喝令停止，并把讲话人逮捕起来。绰号叫“工会毛驴”的阪西，身上只穿一条裤衩。“什么事啊？”他向一个熟面孔的特务问。“我不知道。”“不知道？不要胡弄人。——我困得很呢。”接着上来的便衣警察，在一旁开始抄查文件。“你们这些家伙，混在这种地方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一个警察眼睛盯住了做出很倔强的架势、样子象“关公”的铃本，用恶毒的口气让大家都听见地说了这么一句。铃本可不是受这种嘲弄的人。“去干点正经的活儿，就不会胡思乱想了。”——让他独个儿去说吧，谁有工夫听！“请你帮忙介绍个活儿干干吧。”阪西发出他那照例的和气的笑声，故意逗了他一句。——工会的人对阪西是不大满意的，他到哪儿都不顶事，做起工作来总是拖拖拉拉。可是人很和气，叫人没法讨厌。这时，渡慌慌张张想跑下楼梯去。但是警察马上拦住了他的去路。“到哪儿去？”铃本看到渡这种态度，不禁纳闷起来。还不只是态度而已，他的脸上也变得没有一点血色。平常，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会干部，他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带头干，这样一个无比坚实，象“铁板”一般的渡——此刻却一点也不象他的为人了！铃本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大家前后左右被警察看守着，一个个走下楼梯去，除了渡之外，每个人都是精神饱满的。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事情了。耳光一下，两下向他们的脸上飞来。那位斋藤，平时，碰到什么事情，不管对谁，总是说：“我们得战斗”，这次仍旧是第一个精神抖擞的，他走到铃本的身边说：“是要阻碍明天的讲演会吧，我们要坚强呀。”“嗯，当然要坚强。”斋藤还想说什么。“喂，喂！”一个警察突然用手抓住他的后领，把他扭过去，从铃本的身边拉开。红旗——人民的旗子……前面有人突然唱起歌来。——啪！打耳光的声音。“你敢打人，狗！”把身子猛扑上去的声音。这时又听到指挥刀打人的声音，夹杂着耳光声。大家前前后后，一齐把胳膊挽起来，故意有力地踏着脚步向前走去。“太不讲道理啦！”斋藤用尽短小身体的全部力量，发出大声的喊叫，停下了脚步说。“喂，大伙儿，我们反对不讲理由随便把我们带去。喂，问问他们！”“对，对！”大家赞成他的提议。铃本只把眼睛瞅住了渡。要是在平常，一到这种时侯，他就会象失去了控制的弹簧一样猛地蹦跳起来；可是现在，他却象一根木桩子似的直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警察一窝蜂围住了矮小的斋藤。别的工会干部就用自己的肩头在警察们的肩膀中间楔子似的硬挤进去。许多身体和身体纠缠在一起，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波动。“他妈的，说出理由来！”“去了就明白了。”在这儿，也是这一套。“光说去了就明白，就让你们拉到臭地方去吗？”“侵犯人权呀！”后面的人也叫起来了。好象有一个警察打了斋藤。人圈剧烈地动荡起来。工会干部们握紧了拳头，拚命想从圈子外边挤进去。混乱立刻扩大了。“你们这些狗……这些狗！”大伙听见斋藤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他的嘴好象被掩住了，还是拚命地挣扎着叫嚷。“你们这些狗，尽管胡闹吧，你们以为这个运动……就会消灭了吗？见你们的鬼！”大家兴奋地发出喊声。这时候，刚才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的渡，也用他肩膀宽阔的结实的身体，冲进人堆里去。看到他这副样子，铃本想道。原来什么事也没有，就放下心来。“不说明正当的理由，我们死也不走！”是嘶哑的有分量的低沉的声音。渡的这个低沉的声音，对大家永远有一种奇异的巨大的力量。离开人堆站在一旁的石田，默默地瞅着强打起精神大声吵闹的工会干部们，象平时一样，心里闷闷地想。他认为吵闹不吵闹，要看什么情况。弄清了情况再采取行动，并不是没有战斗性。石田看斋藤这种人，简直象给疯狗咬了的人一般，他知道在这运动中，斋藤这样的人很多。他瞧不起这些人，认为对于他们，连用“幼稚病”那种侮辱人的字眼，也都太可惜了。“在这种时候，这样吵吵闹闹有什么用处呢？哼，好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石田在自己跟前吐了一口口水，伸出鞋尖去在地板上擦了一擦。渡加入以后，大家的团结更有力了——可是这时候门外又冲进七八个警察来。警察们添了生力军，把一伙人的团结冲散了。大家散成一股巨大的漩流，向门外冲出去，把大门挤得轧轧地响。从门外流进一股跟剃刀一样的冷空气。是天快亮时的一种出奇的寒冷，零下二十度的气候。尤其因为大家都刚从睡眠中起来，特别冷得发抖。大家在下肢和肩头上憋足了劲，忍住了身体的战栗。天色还没有一点微光，黑暗的酿雪的天空下，街道上好象从地底深处发出静寂来。冻雪的道路，踩在脚底下仿佛踩破东西一般咯吱咯吱地响。石田和斋藤只是在灯芯绒外衣内穿一件垢腻不堪的衬衫，直接在皮肤上感觉到冷气，冷得一阵阵发痛。过了一会，手指头和脚趾头都麻木起来了。大家一个个被警察拖住胳膊，拉到外边。一星期前刚参加工会工作，还不到二十岁的柴田，一开头就一句话也没说，脸色十分紧张。当大家叫嚷的时候，他也想跟着叫嚷，可是他那张象半干的泥土一样的脸，只是抽搐了一阵，不听他的使唤。他早想到总有一天会碰上这样的事情，必须早一点习惯了才好。可是现在事情第一次突然碰到他身上，仍然是一个猛烈的打击，仿佛一下子被人扔出去了。他的身体并不是为了寒冷，却一个劲儿地哆嗦——牙齿咯咯地发响，怎么也制止不住。大家挤成灰扑扑的一团，从这条街向那条街走去。为了防御寒冷，身体跟身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互相拉扯着，故意在脚下使足了劲。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响着二十来人的脚步声，嚓嚓……地走去。工会的人们谁也没有吭声。可是，这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很奇怪地活动着一种同样的感觉，仿佛纸上泼上了墨水，渐渐地渗透到全纸似的，渗透到每个人的感觉中。一个集团，望着同一个方向，做着同样行动的时候，其中各色各样的差别，就必然会融解、消灭，而变成同一的感情。“关公”铃本、渡、“毛驴”阪西、斋藤、石田，还有新手的柴田，跟另外四五个各有差别的，因此也各有特性的工会人员，就深深地走进到同样色彩、同样情调的强度的意识中去了。“这个”是常常会在这种时候产生出来的一种奇异的——但是不能不有的感觉，正因为有“这个”，使无产阶级的钢铁一样的团结成为可能。这不是单纯地抹煞各种差别，而是当差别本身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必然会被扬弃的（因而更加强固的）——一种忘我的、被大手一把抓起来的感觉。现在，这九个工会干部，已经不是九个各别的个体，而变成一辆唯一的坦克了。他们互相紧紧地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用他们的阴暗而尖锐的眼睛盯住前方——好似面向着他们唯一的目标——“革命”前进。三阿惠从丈夫被那样带走以后，在空洞洞的屋子里，好象少了些东西，再也呆不住了。她想到常常上自己家来的工会书记工藤家里去看看，同时打听一下工会的人们的情况，这次事件的内容，和牵连的范围。可是，工藤也被捕了。——警察闯进工藤家里的时候，屋子里是漆黑的。警察一边吆喝着，“喂，起来呀！”一边用手探摸挂电灯的地方。三个孩子被吓醒了，一齐大声哭起来。探摸电灯的那个警察，做着好象跳“保名舞”①似的手势，在空中探摸着。黑暗里响着啪嗒、啪嗒开电灯开关的声音。“嗬，怎么回事？”①“保名舞”是日本歌舞伎中的一种舞蹈。“电灯不通电呀。”一直没有吭声的工藤，跟警察们慌张的神情相反，用非常镇静的声音说了。工藤家因为缴不出电费，两个月前已经被剪了线。可是也没有钱买蜡烛和洋灯。一到晚上，让孩子上邻舍家玩去，工藤的老婆阿由就上工会里去，整整六十天就是在黑暗中度过的。所谓“光明的电灯，光明的家”①，对于连阴暗的电灯都没有的他们，当然只是屁话。①这是日本电器公司广告上的标语。“不会逃的，放心好啦！”工藤这样说着就笑了。阿由安慰着哭泣的孩子：“不要慌，是常常来的人呀，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哭呀。”孩子一个个停止了哭声。工藤的孩子对警察是习惯了的，工会里的人们半开玩笑地称赞工藤的老婆，说她能够对孩子进行正确的“阶级教育”。可是阿由也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才这样干的。——她是秋田县一个贫农人家的最小的闺女，只念过两年小学，就上地主家去看小孩，一直看到十四岁那年的春天。她在那里一直受着罪，背在背上的坏脾气的孩子，和在她身上到处乱打的男主人，还有比男主人更凶的女主人，谁都要欺侮她。整整五年，一天也没有休息地被使唤着。好容易从那里回到自己家里，就上地里去干活。整天象龙虾似地弯着腰，血冲到脑袋上，脸腮和眼睑都发肿。十七岁的时候，嫁给了邻村的工藤。从新婚的第三天起——那时恰巧是割完庄稼的时候——就不得不同工藤两人出去给附近的土厂推土车，累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活儿就跟山一样地堆积着。阿由象受了伤的人一样，拖着劳累的身体，忙碌在土车和厨房之间。有一次，正在猛烈的阳光底下推土车，因为初过夫妇生活的疲劳和恰巧来了月经，突然昏过去，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自从有了孩子，生活担子重了，日子过得更苦。那时，工藤没法活下去了，就和阿由俩各人背上一捆行李，在天黑的时候走出村子。这是一个黑暗的大风大雪、连山岳都吹得鸣响的晚上。他们渡过海，到了北海道。两人在小樽进了一家铁工厂。北海道跟内地，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的不同。在这儿，依旧不是阿由他们容易过活的地方。那末，上哪里去好呢，难道还有什么可去的地方么？穷人无论到哪里，就象鰊①粕和豆饼放在榨床里一样被人榨干。——阿由的两手仿佛大得跟蟹身不相称的蟹钳，挂在两个肩头下，跟树根一样粗糙，被污垢染得漆黑，看来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的了。孩子背上发痒的时候，她不是用指甲而是用手掌给他搔，孩子被她这么一搔，就觉得非常舒服。①鰊是鳞鱼，日本人也用来榨油。阿由因为自己这种长期的生活经历，痛切地认识“谁是自己的敌人”。特别是从丈夫参加了工会活动以后，阿由的脑筋更加清楚了。从那时以后，不消说工藤没有工做了，常常因为工会的工作，整个星期不回家。阿由就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干活，还要照顾孩子的生活，但她现在干活的心情跟过去不同了。她到海边去挑煤，在仓库里缝装淀粉和装杂粮的口袋，上拣豆的作场去拣出口的青豌豆，什么活儿都干。最小的孩子在肚里时，怀着十个月的大肚子，还跟大家一起，从驳船里把木炭包挑到仓库去。连来巡逻的警察见了也大吃一惊，把工头骂了一顿。家里的格子门只剩下了木格子，冷风吹进屋子里，没有买裱糊纸的钱，向工会里要来了旧的《无产者新闻》①和《劳动农民报》，贴在格子上。一些带鼓动性的罢工新闻，火一样热烈的大字标题，有的斜贴着，有的倒贴着，有的半截被贴没了。阿由闲下来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地念着。孩子们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时候，就念给他们昕。屋子里的墙头上，胡乱贴上一些选举时使剩的招贴画、传单和杂志上的广告。渡和铃本到工藤家来的时候，总是叫声“嚯！”一次次向四边走着瞧看，很高兴地把它称做“我们的家”。①《无产者新闻》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合法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八月被迫停刊。一九二九年“四•一六”事件后，重建共产党，改称《第二无产者新闻》。……工藤从铺上起来，穿上衣服。一边穿衣，一边想，这一回时间一定很长。家里一个钱也没有留下，往后日子怎样过呢。这样想着，心里觉得沉重而难受。这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都同样感到的心情。虽然好多次都有同样的感觉，即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是一种平常人，也决不是能习惯这种事情，要走就走的。这是一种阴郁的心情。在工会里跟大伙一起兴奋工作时还好，可是，在别的时侯，一想到老婆孩子的生活，心里就是说不出地难受。无产阶级运动完全不是开玩笑的随随便便的事情！阿由帮他准备，说：“这就去吧！”“嗯。”“这回是什么事，心里有底吗？”他没吱声，停了一会说：“怎么，过得下去吗？这回也许要长呢。”“家里的事吗？——放心吧。”阿由用素来的明快的、精神饱满的声音回答。最大的一个孩子，虽然还有些茫然，却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说：“爸，您去吧。”“走到这种人家来，简直叫人受不了，”警察诧异地说。“好像例行公事一样，一家人异口同声说去吧，去吧！”“碰到这种事情，就要哭哭啼啼，还能干咱们的运动吗？”工藤为了驱除心里的暗影和难堪的滋味，就恶狠狠地顶了一句。“混蛋，不要胡说八道，看我揍你。”警察特别鼓足了气，吆喝了一句。“当心。”“嗯。”他想给妻子留几句话，可是口齿笨，不知说什么好。想到妻子又得受苦（当然，受苦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不觉感到小腿上失掉了劲儿。“真的，总有办法过日子的。”阿由望着丈夫，又说了一次。丈夫默默地点了一点头。门关上了，阿由站下来，听一听外边那群人的脚步声。阿由知道，在自己的社会到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数百次还不够。为了使这样的社会到来，我们就得给后来的人当“垫脚石”，说不定还得用脑袋去换。她听过这样的故事，蚁群搬家的时候，前边遇到必须渡过的河，走在前面的蚂蚁就一个个跳进河里淹死，把尸体堆起来，让后来的蚂蚁把它们的尸体当做桥梁渡过去。我们应该是这种走在前面的蚂蚁，工会的青年们常常说这样的话，而这是必要的。“早着，早着呢！”阿由对阿惠说。阿惠脸色阴沉地，同时又兴奋地向阿由点了点头。四阿惠从阿由那里知道：这一回的检举牵涉的范围是出乎意外地广。××铁工厂的工人，还没有脱下工作服就从厂里给带走了；码头上的散工跟仓库里的工人，每天五个十个地被带去审问；好象还进去了两三个学生。每星期二晚上到龙吉家里来参加研究会的公司职员佐多，过了两天也叫警察给带走了。佐多常常跟龙吉他们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家里只有一个跟佐多相依为命的母亲。他母亲知道儿子参加了革命，伤心得“身子直哆嗦”。为了让儿子一直受到高等商业学校的教育，母亲拚着命，整整干了八年活，干得把身体都累垮了。他好象喝母亲的血，吃母亲的肉长大的。可是母亲只是一心巴望着等儿子在学校毕业，当上一个银行行员或是公司职员，就可以得意地享受儿子的薪水，整天舒舒服服喝喝茶，跟邻居们聊聊天，至少每年一次到家乡去玩玩，若是分到了红利，也可以偶然上温泉去休养休养……不必象目前那样，每月碰到要付账的时候，日子就难过，得向人家求情，上当铺，或是被人家没收东西。她觉得那简直跟洗过一个澡，披一件浴衣躺在廊檐下那样，是最大的幸福。母亲在长年的（实在，这日子是太长了）劳苦中，只有想到这种未来的日子，只有靠这一点希望，才熬得住那样的苦难。每天上公司去，——到月底领到薪水——这是多么美好安静的生活！当佐多从学校出来，找到了职业，把第一个月的薪水“连原封”交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把它搁在膝头上，木然地不动。过了一会，母亲的身体轻轻哆嗦起来。她把封袋一次一次贴到自己的额角上。佐多也同样感到出奇地兴奋，心里却相反地想：“又是那样子，老一套，老一套，”走到楼上去了。刚过一会，听见楼下佛坛前的铃子响了。看书看到吃晚饭时下楼来，餐桌上已经放上跟平时不同的好菜。佛坛点着蜡，供着那个薪金袋。“供供你爸爸呀！”母亲说。到这时候为止，一切过得很顺利。可是母亲留意到佐多楼上的屋子里，渐渐贴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相片。“这是什么人哪？”母亲指着佐多桌前墙上那张象虾夷人一样长着一堆大胡子—一从大胡子里露出脸来的相片。佐多含糊地笑了一笑。“你没有去多管闲事吧？”她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可是不很明白，有时就那样问他。她又留意到红封皮的书渐渐多起来了。有一次，送来了一封封套后面印着劳农党①××支部的信。母亲着起慌来，把它揣在自已怀里。等佐多回家，好象什么秘密的危险品一般，掏出来交给儿子。“孩子，你可没有加入什么党吧？”①即劳动农民党，一九二六年成立，曾在工农运动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一九二八年田中义一反动内阁对进步力量实行“三•一五”大镇压时，该党被迫解散。佐多瞅见母亲脸色阴沉的时候渐渐多起来，知道她有时整夜翻身子睡不着觉。从公司回家，好几次瞅见母亲坐在佛坛前面流眼泪。他知道这都是为了自己。佐多是在特别的情况下长大起来的，瞅见母亲这副神情，心里仿佛十字镐砍进去似的难受。他常常跟龙吉和阿惠商量这件事情。佐多在楼上的时候，母亲常常走上来，这种次数渐渐多起来了。每次母亲总是唠叨着同样的一套。——靠你一个人热心，成得了什么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叫我吃什么呢。你不是那种干危险事的人。不知是什么把你迷住了。妈妈每天为你向菩萨许愿，向你过世的爸爸祷告……佐多心里烦起来了。“妈，你不懂呀。”他半带着哭音吆喝了。“是呀，妈就是不懂你的心思。”母亲畏缩地、怯生生地说。佐多感到厌烦了，就把母亲撂下，走到楼下去了。到了楼下，心里还是很难受。就是妈，她折磨我的志气。“想不到母亲倒是我们的敌人。”他心里很激动地想。后来又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佐多气鼓鼓地站起身来。“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够了，你说得太多了！”他突然大声嚷着。“以后不干了，听妈的话，以后不干了。这就行了吧，不干就是，不干，不干，烦死人啦！”他几乎把母亲一把推开，就走出门外，一走到外边，心情又回转过来了。“妈妈就是不懂呀。”在十六那天，佐多从朋友那里知道龙吉跟工会里的人全给抓去了。可是那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被捕的。佐多回到家里，把各种文件整理了一下，包起来，寄放到邻居家。这一天，平安过去了。他安心了一点，就想上工会探一下动静。这时，那位朋友来了，告诉他，工会和党的办事处，有许多便衣警察在等这着，去了就危险，不小心上工会去的人，不管有没有关系，都被抓去了。工会里那个矮小的小林，十五日下午偶然走到工会里，便衣警察就气势汹汹地跑出来，将小林一把抓住。小林吃了一惊，立刻说，我是印刷所的收账员，来收账的。警察说，现在工会里没人，你来也没用，就把他赶走了。他当然就一家家跑到会员的家里去，叫他们小心。朋友告诉佐多这事，他想，幸而自己没有去。可是警察上他家里来抓他，是十七的晚上，佐多正在看晚报。到了紧要关头，出于自己的意外，佐多心里立刻有了底，表现得很镇定。他在电影和旧戏中常常看见“魂不附体”的滑稽表演，觉得好笑。可是，当他从楼上取了大衣下来，却看见母亲倒在屋角落里，手脚不住地抽动！她的嘴唇哆嗦着，好象拚命地想说话，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脸上恐怖得一点血色也没有，只有两眼不住地闪动。手跟脚好象想攀住什么东西似地舞动着，身体却一动也不动。佐多刚把纸门拉开了一半，就象木头似地站住了。佐多被三个警察押着走到门外，一路上只是想母亲，他不让警察看见，偷偷流了好一会眼泪。阿惠从工藤家回来，走过市中最热闹的花园町大街。天色刚刚昏黑，冷得还不那么厉害。街上跟平常一样，行人很多，挂着铃铛的马拉爬犁、汽车、公共汽车，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在一家商店的光亮的陈列窗前，有一对好似新婚的男女，凑近了脸在说话。——穿着暖和的外衣、披着方围巾的女子，身上裹着厚厚的驼绒大衣的男子，出差的商店学徒，身上挂着老大的空饭盒的工人，孩子……这些人，肩挨着肩，互相谈话，有的急匆匆，有的慢腾腾地走着。阿惠心里觉得奇怪。现在，同在这个小樽市，发生了那样重大的事情。可是这里的这些人，却好象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应该的吗？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完全献出了自己的身体，从事于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劳动人民的事业，难道跟这些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吗？——阿惠心里闹糊涂了。在这里，好象连一点小小的余波也没有流到。也许这是因为政府用了封锁新闻的狡猾手段。好狡猾的手段！看吧，每张脸，每个人的神气，都那么快乐，那么满意，大家都忙着走自己的路。丈夫他们是为着谁干的呢？阿惠感到出奇的寂寞和不平。丈夫他们是上了当了！呸，这是什么念头！可是，这种阴暗的心情，总是跟马蝇一样，紧紧地缠在阿惠身边，没有离开。五十五日拂晓，在警察局里，好些下巴颏底下扣着帽带的警察，一群接一群，急急忙忙地进出着。蓝漆的汽车时时在门口停下。一听到汽车的马达声，警察局大门就猛然打开来，跑出一手把着指挥刀刀柄的警察。汽车的马达发出更高的声响，车身晃动着，车轮子陷进雪沟里，向着就在门外的一条下坡道滑下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又回来，乘上别的人，立刻又出发了。拘留所装满了人。先进来的人，一听到门上铁锁声响，马上停止刚才的谈话，把视线集中到那儿——等着新人进来。一看见进来的是渡、铃本，斋藤、阪西他们，不由地一齐发出了欢呼。担任看守的警察，面孔愤怒得象鸡冠一样发红，挺起腰来大声吆喝，可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被关在一起的十四五个人，都是日常见面的站在最前线上斗争过来的人。他们各人找到自己的对手，大声地、激动地谈论这种非法的逮捕。十七八张嘴把屋子里闹得沸腾翻天。因为大伙集合在一起了，他们就想大闹一场。斋藤一下子把身子缩得象一个球，一句话也不说，全身撞到板墙上去。他紧噘着嘴唇，脸色憋得通红，象斗牛场的牛似的歪着脑袋，反复地撞了几次；“呸！”他知道瞎撞没用，就改变了姿势，跟马一般使劲用后脚踢。大家也学他的样，开始向板墙敲的敲，踢的踢。石田（只有他）把两只胳膊叠在胸口，断续地自言自语着，在屋子中间踱来踱去。门又打开来了。可是这回是把铃本和渡叫出去了。“怎么回事？”——大家见走了两个头儿，就失掉了劲儿。敲板墙的，一个，两个，陆续地停下来了。石田瞅见龙吉在屋角里伸开两腿，半闭着眼睛。心里想：小川君也来啦。他觉得这回的事可闹大了。同时因为一种对龙吉的亲切的感情，觉得多少有了一点依靠。“小川君。”石田走过去。龙吉抬起头来。“这回究竟是什么事啊？”“嗯，我也不知道呀，正想问渡。”“是不是为了今天要举行倒阁运动？……”“也许是——如果是为这个，那末今天拘留一天就没事了——不过……”大家围住了他们两个。对于不说明什么原因，跟对付小狗小猫一样，抓进来关在这儿这件事，表示很大的愤慨。龙吉也一样：“法律上有规定：在日出以前到日落以后之间，除非认为对生命、身体，财产有迫切的危害，或是有赌博、卖淫的现行，不能违反居住人的意志——明白吗——不能违反居住人的意志，侵入居民的住宅。可是这一回，他们在深夜睡觉的时候冲进来！也不提出什么理由就随便捕人！警察局干的就是这种事。”工人们注意地听了他们的谈话，就畜生、混蛋地嚷起来，跺着两脚。龙吉又激动地说：“而且，宪法上规定，宪法上：——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及处罚。可是咱们怎么样，难道有一次是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才被逮捕、监禁和审问的吗？——这些骗子，胡说八道的东西！”因为大家这会儿亲身落进这种非法的陷阱，听了他这些话，正好象直接碰上了蛀牙中的神经，感到切身的疼痛。“喂，咱们大家把这牢门打破，去问问是什么理由！”“干啊！”另外的人兴奋地表示了同意，“咱们大家闹起来，跟他们干！”“不行，不行。”龙吉摇摇头。“为什么？”斋藤跟在工会的时候一样，耸起了肩头向龙吉走去。“已经到了这儿，干什么也没有用，反而会多吃些苦头——我们的运动，一切要靠外边，靠群众的支援！五个十个人逞英雄，大吵大闹，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要坚持原则，连做梦也不能忘记原则。”“那就老老实实呆在这儿吗，好大的理由！”石田在一旁想：又是老一套来了。四个警察跑进来了。大家楞了一楞，就照原来的样子木然不动。一个满脸芝麻胡子、身子矮壮的警察，在拘留房里骨碌地扫了一眼：“你们这些家伙，应该明白这儿是警察局呀，吵成什么样子！”他伸手把每个人的肩头按下去，走到斋藤跟前的时候，斋藤顺势把肩头一闪，警察扑了一个空，手和身体就向前一晃。警察恶声吆喝一声“混蛋！”猛地把自己的身体扑向斋藤。斋藤的身体被摔到半空中，咚的一声，跌到龙吉身边的板墙上。警察气呼呼地用肩头喘着气，发出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大家记好，谁敢吵一吵，就得准备受罪。”随着进来的一个警察，瞅着一张单子，一个一个叫唤名字，命令被叫名的人都到走廊下去。被叫名的人嘴里嘀咕着，一个个躬着身子从矮门里走出去。屋里只留下六个人了。刚才倒在地上的斋藤，正象毛虫似的拱着身子准备坐起来，那警察又用皮靴连连踢了他两下。过了一会，又来了别的警察，留在屋子里的六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警察看住，连话也不能讲了。龙吉坐在一扇开得很高的小窗子底下，昏沉沉的电灯光，茫然地映出了人们的轮廓，气氛是这样阴森，好象是只有影子在动，过了五分钟——又过了十分钟，刚才还是昏沉沉的电灯，好像渐渐地变得更加阴暗了——四周变成苍白色，而且渐渐地，屋里变成象深海底层一样的颜色。脑袋的一角一阵阵发痛，龙吉想：天快要亮了。黎明前的彻骨的寒气，刺进身体里来。屋角落里谁打了一个睡眠不足的短短的呵欠，接连着别的人也一个个打起呵欠来了。龙吉也皱蹙着鼻子眼，打了一个呵欠。可是，总觉得有什么渣滓似的东西，很不好受地塞满在脑袋和胸口。院子里静悄悄的，是一种冻结一样的寂静。走廊下，常常有穿着皮靴、咯吱咯吱急步走过的声音。脚步声停下，打开了门，就好象是一种把冰打碎的声音。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拉住了胳膊，嘴里抗议着在屋子前面经过。这声音一静下来，重新恢复黎明前的分外的寂静。又有人打着短短的呵欠，在外边走过去了。“要睡觉，也不让睡么？”屋角里有人这样嘀咕。“是天亮的时候了，天亮啦。”警察也都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浮肿和迷茫的脸。龙吉把身体靠在板墙上，闭上了眼睛，身体和神经感到极度的疲劳。人一静下来，觉得身体好象坐在船上，轻轻地振幅很大地摇晃起来。他每次被捕后有一种老习惯，当种种没有穷尽的空想、想象和回忆使他疲劳的时候，他照例背诵曾经看过的重要的书本，把书本中提出的问题，在脑子里作理论的分析。或者把在工会与党内引起争论的意见，重新整理一遍。现在他又开始这样做了。龙吉记起上次开研究会时关于马克思价值论与奥地利学派的界限效用论的讨论，想把自己的想法，从看过的书中找出一些材料来，重新思索一番……他完全被骇住了，一边穿裤子，一边踉踉跄跄的，身子站立不稳了。对于这样惊惶失措的神情，连自己也感到有点害羞。但他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隔一道纸壁，外边等着自己的警察的刀子碰撞的声音，会被幸子听到。他知道幸子听到这声音，幸子的“心”就会破碎的。“爸爸要同学校里的人一起出门去哩。”幸子睁开黑油油的大眼睛，向他望着。“你带些什么礼物来送给我呢？”他很难过，勉强地说：“好，好，好东西，好多好多的。”幸子一下子把脑袋转到纸壁那边去了。他立刻用两手抱住自己的头。咣的一声，他好象听到瓷器打破的声音。他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叫，连忙跑过去打开幸子胸口上的衣服。在葡萄干似的两个乳头中间，一颗象瓷碟一样的心破了——一看，这心上已有了一条头发似的裂痕……啊，啊，啊！……龙吉连续地发出闷声的叫唤……他睁开眼睛，屋子里已经清晰地射进了鱼肚色的曙光。大家都是很困的样子，有的把大大的脑袋耷拉在胸口上，有的半躺着身子，有的在板墙中腰上闪烁着茫然的空灵灵的眼睛。龙吉把自己的脑袋在板墙上轻轻地碰撞了几下。脑袋左边的一部分，还是在一阵阵地发痛。他觉得刚才做过的梦，还在心里好久好久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真实的感觉。但是，龙吉自己也明白了，他已经能够逃出那种伤感的绝望情绪了，那是每次被关在这种地方时照例会产生的，也是一种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有些人说不定把自己弄得跟发狂一样——难受而无法解脱的阴郁的压迫。龙吉见到过好些人，仅仅因为这种情绪，脱离了革命。龙吉自己也只是仿佛走钢索一样，好容易才通过了这道关口的。一次又一次受到这种非法的残暴的压迫，每受一次，留在他身上的大部分的末梢神经，就迟钝一分，他感到跟蛀牙中露出来的神经一样，碰到一点点东西就立刻发痛。他的（用轻蔑的口气所说的娇嫩的）心已渐渐锻炼得跟钢铁一样了。可是在龙吉，这是名副其实的“连续的熬刑”的生活。象龙吉那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要真正不单用头脑而“用身体”投进到革命中去，这是一种当然必须受到的“训练”过程。这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是象被人抓住头发拖着跑路那样，崎岖不平而且峻险异常。龙吉知道知识分子由于阶级的中间性，常常摇摆不定，面对着从农村和工厂中到来的健康的脚音，只有一条没落的道路。或者虽然参加了革命，可是总有些地方感觉得不合脾胃；又由于他们具有知识的缘故，容易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或浓或淡地偷偷带一些迷恋的情绪和眉来眼去的关系。——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总是觉得革命这件事太激烈了，常常故意“自己骗自己”地说，我不行，我不行，结果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什么事情也不干。他想，什么事情也不干，却拚命找理由替自己辩护，这是最无聊的行为。认真地、一心一意地去想这种理由，是很危险的，为此去徒然地浪费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他认为我们只要一步一步找到立脚点，脚踏实地走上这峻险的道路，最后，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因此对于那些总是闷着头胡思乱想的人，他觉得不可理解。光在头脑中胡思乱想，分明象飞进屋子里的小鸟，用脑袋在四边的墙上乱撞。想得太多了。你们的理由多得太讨厌了。没有光靠理由造成房子的道理！龙吉现在对于蹲拘留所，已经不知不觉地习惯了。东京来的同志，借用资产阶级的口气，把被捕、坐牢（现在名称好听些，叫刑务所）称做“上别墅”。纵使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也不会把“上别墅”当做高兴的事，坐牢对于一个普通人不能不算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已经习惯到把它说得这样轻松了。为了参加革命，老是坐在牢里受罪，连打一个喷嚏也不能随便。这运动，可不比游戏性质的体育运动。——为了要从脑子里赶走莫名其妙钻进来的幸子的影子，龙吉大声打了一个呵欠。墙角上的斋藤，狠狠地用两手象钉耙似的向上拢一拢长得很长的头发。换班的时间到了，分别看守每一个囚犯的警察走出去了。常常到龙吉家去的、因此已经相识的叫须田的警察，在走出去的时侯，向他说：“喂，小川，老实说，这种事情可受不了啦，——也没有上班下班，身体可真吃不消哩。”他的话有一种奇异的真实感。他样子还和气，不象是一个打人踢人的警察。也许这正是他的本质，叫人觉得出于意外。“真是，太辛苦了。”这样说，并没有讽刺的意思。斋藤望着这警察的后影，冷冷地象戏台上的道白一样，道了一声：辛苦。当别的警察都出去之后，须田低声问：“家里有什么口信要捎吗？”龙吉一下子没有做声，不觉向须田脸上望了一眼：“不，没有什么事——谢谢你……”须田点一点头出去了。他那微驼的穿着制服的圆形的肩膀，显出一股出奇的寒酸相。“唉，真想抽一支烟。”有人自言自语地说。“啊，天亮了……”六跟龙吉关在一个屋子里的斋藤，在上厕所去的路上，正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拘留房面前。“喂！”他听见那拘留房里有谁叫他。斋藤停下脚来。“喂！”是渡的嗓音。从里边把脸贴在小窗口上，果然是渡。“渡吗？是我呀！——怎么，一个人吗？”“一个人。大家都好吗？”还是平常的、低而有力的嗓音。“好。——你是一个人吗？”听见是一个人，斋藤心里一跳。看守他的警察跟上来了。“好好干吧。”说着就往前走去了。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看情形有点危险。回到屋子里，斋藤把这事告诉了龙吉。龙吉没吱声，咬住了下唇，这是他的老习惯。石田又在厕所里见到了渡，两人不能讲话，可是看他那神气还很镇定，跟钢铁一样结实。“喂，你知道不知道潘克洛夫德？”石田问斋藤。“潘克洛夫德？不知道，是共产主义者吗？”“是电影演员呀。”“哪有时间记住这些玩意儿。”石田见到渡的时候，偶然想起在电影《黑暗的街》中见过的扮强盗的潘克洛夫德。渡，——潘克洛夫德，两个人奇妙地结合在石田的脑海里。渡被关进单人房的时候（跟警察刚冲进工会那时候一样），想到这一定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地下活动给发觉了。一刹那间，觉得脸上刷的一下失了血色。但只是一刹那，立刻，他又恢复了平常的神情。特别是在单人房坐定下来的时候，他象出了远门刚回家的人那样，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管是渡或是谁，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工作就跟等着他们一样，把他们拉走了。拿着传单四处奔走；跑到厂里的同志那里和市内的支部去，听报告，商量问题，交代任务；中央的指示来了，就得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执行；委员会开会了，连续着跟扔石头吵架一样的讨论；油印机工会会员的教育讲演会——准备工作、传单、奔走、讲演、被捕——他们的身体象拴在轮转机上一样，忙得团团乱转，没有一天例外。接连着，接连着，无论到哪里，总是好象无限的循环小数一样地连续着。——真够呛！几乎要这样说了。而且在所有一切的时间，他们的心总得不断地紧张到最高的限度。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上别墅”对他们是一种休息。所以“上别墅”这句话除了幽默，同时也含有资产阶级所谓“休养”的意思。可是谁也不说出“休养”这一点，大家明白，假使这样说，就会被人批评没有战斗性。渡伸着两条腿，从大腿、膝头、小腿、脚胫顺次地揉着，以后又倒过来揉；用手掌的侧面敲敲头颈和肩膀，跟做深呼吸一样，又深又缓地打了一个呵欠。忽然想起从来连呵欠也没有舒舒服服打过一次，不禁独自觉得好笑，就笑起来了。四五天前听到铃本唱，不知不觉记住了“太阳出来又落山啊，监狱永远是黑暗”那首歌，他小声地、快乐地哼了起来，一句一句体会着，一边唱，一边在小小的单人房里踱起步来。渡的头脑里，现在可说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一想到准备今天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的打倒反动内阁讲演会，现在开不成了，我们的运动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心里又有点懊恼起来。不过，说实在话——很奇怪地，对现在的渡说来，这样的事情好象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在快要睡着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淡淡地飘浮起来，一会儿就会消失掉的。渡吹着口哨，踱着步，用指头敲摸着板墙。他的心情是平静的。有些人一进牢狱就变成消沉和忧郁，这样的心境渡是不了解的。他向来和这种心境无缘，他没有女学生那样娇嫩的高贵的神经。而且更重要的，因为自己勇敢地担当了正确的历史使命，所以被投进牢狱里这一事实，在渡的身上，和因受不住痛苦而非反抗不可的愿望，是不用什么解释就能完全一致的。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主义和主张会象长在身上的瘤一般，妨碍自己的自由行动，因而感到拘束，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责备。渡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牺牲了什么，也没有想过我是在为社会的正义而斗争。只是一种天生的“仇恨心”，很自然地干他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他从心底发出来的感觉，而且他还有坚强的意志。他这种表里一致的完全赤裸裸的坚强性格，有时跟柱子一样成为大家的依靠，也有时引起其他工会干部的疯狗一样的剧烈的反感。工藤在许多地方跟渡相象，却不象他那样永远是直肠子似的把“心思”完全暴露在外面。因此大家开玩笑地说，工藤是必须跟在渡身边的“恩格斯”。——渡是没有“两条心”的人，他绝对没有那种一条心干事、另外一条心却想来想去的优柔寡断的情形。这在外边看来，也许就是一种“钢铁的意志”。他永远就是那么痛痛快快地干下去。他甩一甩脑袋，把掉到额前来的头发甩向后面，在单人拘留房里来回地走着。他的又短又粗的腿，象打拳的人一样向外弯着。因此他的身子，看去好象放在一个结实的座盘上。他有一种一步一步把气力用在脚跟上慢慢走道的习惯。他的皮鞋跟就象那些习惯不好的人使用的墨，先在后跟外侧斜斜地薄下去。他一边走，一边想那些同志不知怎么样了。他最担心有人会对这一次的弹压感到害怕，假如时候一久，这种害怕的情绪就更加不好。他打算想出对付的办法。墙壁上，有用指甲和铅笔之类所留下的各色各样的题壁。渡闲着没事，就留心一条条瞧看。“我是小偷呀，嗨。”“这儿警察局长的脸相，是要死在刀下的。——骨相家。”“火灾，火灾，火灾，火，火（这是用未来派的字体写的）。”“不良少年是生活最严肃的人，哈哈。”“社会主义者呀，请替我想办法吧。”“你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我没有饭吃呀。”“局长，令嫒已经有了一个有名的情夫了。”“什么，这种地方，谁怕你。”“工人们，强大起来。”“告一切到这儿来的人，题壁颇不雅观，请勿再题。”“放你的屁。”“在此被强迫丧失自由的人，题壁是唯一自由的乐园，告一切到这儿来的人，请放手题壁吧。”“工人现在骄傲起来啦。”“混蛋，你再说，打死你。——工人。”“有妻有子，没有饭吃，我恨这个社会。”“对，实在可恨。”“劳动吧！”“劳动？你以为这个社会，劳动就有饭吃吗，混蛋。”“社会主义万岁。”渡每次来，总得题上几句。从来没一次不题。“我终于来麻烦警察了。悲哀的人。”“在小樽，有八个警察的老婆，因为生活困难在卖淫，每次三圆。穴知生。”渡就在这两条题壁后边的空墙上，用指甲深深地、一心一意地刻起来。因为贯注了整个精神，可以不知不觉消磨许多时间。这照绘画一样快乐，一心想题得长些。他用肩头使了劲开始工作，照他每逢精神贯注时候的习惯，把舌尖歪在嘴角上，一个字一个字刻下去。喂，大家听！这个拘留所是专门为关我们穷人而设立的。警察是住在高墙大院里的有钱人为了捞大钱雇来的看门狗。你见有钱人进过一次拘留所吗？一次也没有。那末，我们就应该用那发愁发闷的工夫去团结自己的力量，打倒那些没用的有钱人和他们的走狗官府，打倒那种不合理的政治。你发愁发闷，只是白花眼泪。你害怕，就得一辈子受罪。喂，弟兄们！第一，我们要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警察的锈铁刀，想打散我们的团结吗？好，打打看！我们工人，劳动，劳动得倒在地上，还是一个穷，天下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吗？我们要创造劳动人民的世界——工人和农民的世界。打倒靠利润吃饭，把人脑袋抛着玩儿的有钱人的世界。我们要建设这样的社会。喂，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喂，你，喂，还有你！大家，大家！渡花了很长的时间把那些字刻好，又从头读一遍，感到很满意，就吹着口哨，把手插在灯芯绒裤子的兜儿里，走远一点瞧瞧，又走近点瞧瞧。天亮起来了。电灯灭了，可是眼睛还没习惯，屋子里立刻黑起来。墙上的题壁看不见了。苍白色的晨光，从四方的窗框里射进来，向下形成三四十度的斜角。渡忽然放了一个响屁。他一边走，一边在肚子里使劲，接连着放屁。因为他有痔疮，一放就是连珠屁，臭得要命，连自己也受不住。“见鬼，见鬼！”渡骂着，把腿抬一抬，就是一个屁。大概八点钟左右，门口钥匙声响了，门打开来，一个腰上没有挂刀的警察，在分趾袜子①上套一双草鞋，走进屋子里来。①日本人的一种袜子，大拇趾另行分开，用以套木展或草履的鼻纽。“出来出来。”“我不是动物园的野兽呀！”“不要胡说。”“让我回家吗？谢谢你。”“提讯。”他这么说着，忽然叫着“好臭，好臭！”连忙跳到走廊里去。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大声笑起来。越笑越好笑，笑得捧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笑，就是忍不住地笑。七十五日一天中，又带来了五六个工人。那屋子太窄了，大伙被转移到练武厅去。练武厅一半铺着席子，一半铺着地板。屋子三边几乎全是玻璃窗，光线很强烈，刚从阴暗的地方搬过来不习惯，开头时大家都眼花了。屋子中心安着一个大炉子，见面的人有许多都是相识的，就围住炉子谈起话来。大概有四个看守警察，他们也跨开大腿靠近到炉子边。开头，大家对警察还有些顾虑，没有吱声。可是憋得慌了，就一边留意着警察，一边断断续续谈起话来，准备被警察吆喝的时候立刻停止。可是警察对他们的谈话，却一会儿表示同意，一会儿又催促他们。原来警察也憋慌啦。到了傍晚，大伙被叫到外边去。从后门排队出去，在警察局的院子里绕了半个圈子，又从前门带进屋子里。原来是被“秘密转移”①了。大家的脸上立刻显出不安。脚步声杂乱地走进练武厅里，大家靠近了脸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每个人立刻感到这回逮捕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喝着没有一点菜料的又咸又苦的汤，吃过了没有粘性的又粗又黑的麦饭，大家又围到火炉边，可是谈风已经健不起来了。①日本法律规定，被捕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须确定罪名，在三十天之内须送法院受审，否则，到时候就得释放。但警察局对政治犯施用“秘密转移”的方法，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天内转移一下拘留地，就算没有到期了。过了八点钟，工藤被叫出去了，大家紧张了一下，眼看着工藤走出去的背影。夜渐渐深起来，烧着象在冒烟一样的廉价煤的炉子已经不大暖了，人们的背脊感到一阵阵的寒气。龙吉到阴暗的屋角去取棉袍子，石田从他的后面跟上来。“小川君，这件事我不知道当大家的面说出来好不好，所以没有说。”他低声地说。龙吉胃又痛起来了，他蹙紧了眉头，努力忍耐着。“晤？”他反问了。练武厅外边有人走过，发出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刚才石田到洗脸房去。这儿只有一个公用洗脸房，分关在各个屋子里的人，在那儿可以互相见面，碰上运气，还可以讲几句话。大家上洗脸房去，都希望碰上这样机会。石田走进洗脸房去时，看见正面板墙上挂着的横长的镜子前，正有一个肩膀宽厚的汉子背冲着他在洗脸。那时石田也许正在心不在焉地想着旁的事情，走到那汉子的身边——这时候那人忽然抬起脸来，正和石田无意中望着他的目光碰在一起。“啊！”石田确实发出了一声惊叫，从头到脚迅速地瞥了一眼。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象纸片一样轻轻地飘起来，一只手托住洗脸房的架子，一只手不自觉地从眼到脸摸了一把。脸！——这是人的脸吗？象烂茄子一样肿成紫色的，是名副其实的“阿岩”①脸，这不是渡嘛！①阿岩是戏剧《四谷怪谈》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虐杀，投入河中的。“挨打了，”用手指一指自己的脸，笑了一笑，好怕人的笑脸。石田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楞住了，心窝的下边好象痒呵呵的，哆嗦起来了。“可是，没有屈服。”“嗯……”“不要让大家害怕。”那时候，只有机会说了这样几句话。“我看事情一定很大。”石田气愤地低声说。“嗨……事情也不是猜不到的，可是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害怕。”龙吉望一眼炉子边的伙伴和警察。“那是不错，不过到了警察局里，还要虚张声势，认为不胡闹就不算战士，这种想法要叫他们停止才行。到了警察局老老实实呆着，也不一定就是害怕。”“对的，嗯。”“斋藤那种人，”他望一望在炉子边指手划脚谈论着的斋藤，“上次居然说，有些人给警察抓去，判了最轻的罪名，还不害臊得去上吊，这种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晤，干革命的人，多少会有这种心情……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感伤主义。那时候，他觉得对不起同志。当然，这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改正。”石田瞅着对方，想插进嘴来，可是没有说，做出沉思的脸色。“不过这是很困难的，过于严厉地批评他们是幼稚病什么的，说不定会把他们最主要的优点，热情这一点都完全否定了。当然幼稚病和热情完全是两回事。”石田瞅着自己的脚趾头，就在那里踱起步来。“最重要的是要把热情直接纳入正轨。——不管怎么说，我想热情到底是最主要的、根本的东西。”龙吉不知想到什么，突然把话打断了一下。“你也知道，有一句有名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可是我想，光有理论到底还不够，在这句话当中还省略了一件当然要有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热情。”“象线香火花一样的热情是错误的。象牛一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一步一步走去，决不停止。特别在咱们这样需要长期坚持的运动中，就得要这样的热情。”“对，不过表现热情的形式各人不同。因为咱们这运动，并不是两三个情投意合的朋友可以干得了的，这就得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结合在一个巨大的感情里，——能够把什么都团结起来的更高一级的感情里，尽可能地融和一切的差别。——这在个人来说，有时也会感到不愉快。可是只计较这种事，当然是不对的。比方我对渡的某些方面，也有讨厌的地方，不但对渡。但决不因此就离开他，咱们的运动是一个组织的整体，离开了整体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嗯，嗯。”“而且我们的工作还会碰到种种的困难，那时候，说不定为了这种小事，会引起意外重大的分裂。因此我想，咱们对于这种瞅不见的，好象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必须特别认真地留心才好。”“嗯，嗯。”石田嘴里连连答应。他们走到炉子边，大家正在跟警察一起谈猥亵的话。有两三个莫名其妙被带来的工人，开头的时候战战栗栗的，从旁人看来简直委靡得不得了，可是在猥亵的谈话中，却不时插进嘴来，笑着。当谈话中断，大家沉默下来的时候，在他们的脸上，就好象流云投下了阴影，忽然又暗起来了。斋藤指手划脚地谈论着女人的事。他是一个健谈家，把大伙儿都吸住了。他讲完了话，向那个正听得出神的、头发稀薄的肥胖的警察伸出手去：“喂，石山先生，拿支烟卷来。”石山警察下流相地嘻嘻地笑着，从上衣的内袋中，拿出一支皱得快要断了的蝙蝠牌①，递给斋藤。①蝙蝠牌是一种廉价烟卷的牌名。“好极了，好极了，再谈一个更精采的吧。”斋藤用狡猾的眼光，向对方瞥了一眼，笑了一笑，拿烟卷仔细地在手心上搓直，涂上口水，使它湿透了，可以保留得更久一些。“不，太可惜了，以后慢慢儿再抽吧。”他把烟卷搁在耳朵上。“……快点处理我们吧。”屋角上有谁自言自语地说。“晤。”大家听了这句话，好象心头被电棒照亮了一样。“我是从码头上给抓来的，家里的人不知怎样在着急，我不干活，老婆孩子就没有吃的。”“咱也一样啊。”“这种活动，实在够呛，真怕人。”一个很久前就参加工会的工人，带着深切的同情说。“为什么？”斋藤插进嘴来。被斋藤一说，那工人就不吭声了。斋藤用显然生气的口气追问了：“晤？”又催了一声。“得啦，得啦。”石田眼睛瞅着警察那边，在斋藤身后捅了一下。这个叫木村的工人，在工会里已经很久了，对外并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他老是嘀咕着——他在仓库里的工作实在太苦。他知道工会是帮助工人改善生活的，所以他参加了工会。可是因此得被警察抓起来，他实在觉得苦恼。他不明白，为什么硬要做这样的“坏事”。他又觉得可怕。他认为工会应该好好工作，不该做这种坏事。他转错了念头，他以为他得找一个机会退出工会才好。他就好象被人家从后面推着，不知不觉地推过来的。只要碰到什么跌撞，就立刻借此从轨道上滚下去。他对工会的工作，从来没有积极过，就跟傀儡一样，做一些分配给他做的事。总选举的时候，因为撕了敌党候选人的宣传招贴，劳农党必须推出一个人来让警察抓去。渡叫木村去，告诉了他许多应该注意的事情，说，“说不定会挨几下揍，你得好好忍受。”“我不干！”一句话就拒绝了。渡想不到他会这样回答，“啊？”反应地叫了一声，就默默地瞅住木村的脸。“我这样干，给警察关上一两天，就没有饭吃了，我不干！”“你对咱们的运动还不明白呀。”“你们当干部的，给警察抓去了，就会更加出名，以后声望更大，我可不同呀。”渡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马上不言语了。那时在旁边的龙吉觉得“这空气不好”，工会干部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一个普通会员闹别扭。“那末，叫别人去也可以。”龙吉只好这样说了。——对于木村这样的人，目前这件事，正是最好的“撒手”的机会。他下了决心，放出去之后干脆不干。“没出息的家伙。”斋藤想起好久以前木村的那回事，故意掉过脸去。“木村，工会会员就得象一个工会会员，特别碰到这种时候，咱们就得坚强。”龙吉一边搔着因烤了火发起痒来的大腿，一边说。可是木村没吭气。龙吉忽然想到，在这样名副其实的战斗的左翼工会里，出乎意外，有大多数是木村这样的人，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最近由木村介绍入工会的柴田，正抱着两个膝头望着大家。他跟木村睡在一条被子里，因此知道木村已经从心底里消极了。柴田自己开头也有些挺不住，特别是睡在工会里被警察冲进来的时候，就吓得脸无人色。但他在平时已经想过，知道这种事当然是非忍受不可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在这些地方做得很不够，还应该比别人加倍努力地干。因此他细心地瞅着渡、工藤、龙吉——那些人的一举一动，一向甚至“过分用心”地监督着自己。这次事件对各种各样的人是一面严格的筛子，眼看着从筛子眼里一个个掉下去的同志，心里很难受。但这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柴田想：我虽然是一个后来的新人，可是，妈的，决不能掉下去呀。炉边的谈话，因这件事打了岔子就沉默下去了。可是一会儿，不知由谁开头，又谈起女人来了。到八点钟，在席子上铺开了被子，每两个人盖一床棉被睡下了。“只要能够睡得着”，睡觉就是唯一的乐趣，好些人一齐解带子，脱袜子，发出索索的声音。“早点睡着做一个梦吧。”有人这样说。“拘留所里的梦，可不好受。”“他妈的。”对方嗨嗨地笑了，好象远足旅行的学生到了旅馆里，不断地吵闹着。警察一次一次吆喝着“轻点”，“轻点”。棉被的沿口沾染过几十个人的体污，象乌贼干一样，滑腻腻地碰在脸上很不好受。“啊啊，简直到了天堂啦。”被口掩着嘴喃喃地说。“地狱里的天堂吗？”从相隔很远的地方，有人突然说：“真想做一个好梦。”“睡吧，睡吧。”不时地，东一句，西一句，发出这样的对话。调子渐渐松懈下来，间隔的时间也长起来了，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偶然听到象说梦话似的声音。——就完全静下来了。练武厅外边，是冷落的漆黑的街道，不大有人行走，可是这会儿，却时时听到木屐咯吱咯吱拖过冰冻的雪路。警察局的院子里有人远远叫唤，听起来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睡着了吗？”龙吉睡不着，悄悄向睡在一起的斋藤问。斋藤没有动，睡着了。已经睡着了，这真象斋藤，他独自笑了一笑。龙吉一只手象揉摩似地按着一阵阵从底里发痛（痛得不怎样厉害）的胃，一边想着种种事情。“喂喂，”听见这声音，心想是谁呀，自己正在读那么难读的书，不觉冒起火来。“喂，喂。”有人用力抓住他的肩头。妈的！想转过身来瞅一瞅，勉强睁开眼睛，人还非常想睡。在这刹那间，象一张照重了的相片一样，他瞪了好一阵眼，分清了梦和现实的境界。对罗，眼面前有一张肮脏的毛胡子的警察的大脸。“喂，喂，起来提审呀。”龙吉一惊，不自觉地坐起来了半个身体。迷迷糊糊地把人拉出去，这是他们的老手段，钥匙锵啷锵啷在寂静的四周发出不祥的声响，龙吉跟着警察走出去。约莫过了三十分钟，工藤被警察带回来，脸色苍白得怕人，收拾起留在练武厅里的行李，立刻又被警察催促着走出去了。那时候，他向房子四边大家睡着的地方望了一眼，想说些什么话，可是把身子转了一圈，就显出结实的背影走出去了！锵的一声，锁上了。走廊上，好久好久传来两个人的不一致的脚步声。屋子里，象淤泥里吹臭泡似的发出睡梦中翻身的声音，唉声叹气的声音，和含糊的梦呓声。八警察局里，一星期工夫，胡七乱八的，象赶猪一般赶进二百来个工人运动者、工人和有关系的知识分子，也有跟运动毫无关系的来探监的兄弟，被扣留起来的。挨了打，一个星期还不释放。但这样的事情，还不过是插话中的百分之一罢了。审问开始了。对于渡，即使没有这次共产党事件，警察局也老早准备非收拾他“不可”了。他们象楔子似地硬钻在合法的政党和工会运动里，想把他拔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形之下，他却名副其实象豹子似的活跃着。现在被他们抓住了，他们都很高兴：“这家伙，这回可以揍个半死了。”渡在审问中一句话也不回答，光说：“随你们的便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司法主任和特高警察越来越感到棘手了。“你说什么意思都行。”“要动刑呀。”“那也没有法子。”“瞧你现在硬装着天野屋①的样子，等会儿可别变成龟孙子。”①天野屋利兵卫是德川时代的义士。“想不到你们眼光那么差，你们早该明白，我是不是那种人，挨挨揍，揍个半死就会说的。”他们“真正”觉得棘手了，知道“渡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发起慌来。因为如果他们从这共产党的“首恶”口里搞不到一点“口供”（他是首恶，又不能随便把他治死），相反地，自己的前程就难保了。——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渡的衣服给剥光了，马上一句话也不说，就用竹板子从后边打来。这是用力打上来的，竹板子发出呼呼的声音，每打一下，就向下面弯曲一下。渡嘴里唔唔地哼着，把浑身气力都使在身体的外部，熬住了疼痛。大概打了三十分钟的样手，他就跟被火烤过的乌贼鱼一样，蜷曲着身体倒在地板上，最后的一下竹板子（？）重重地落在他的身上，他象一条中了毒的狗，手腿僵硬地伸向空中，哆嗦地抽搐了一阵，就昏过去了。渡有过长期受刑的经验，学会了跟运气师一样能够毫不在乎地让针刺进胳膊，或是用手抓住烧红的铁筷。因此一说要受刑，心里就来了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也许正是不知不觉中养成的运气术——越紧张，刑罚对他越没有效果。在这儿，石川五右卫门①、天野屋利兵卫受过的那种残酷的私刑，并不是几百年前的老话，而是眼前的事实。当然，文字上是这样写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对被告入必须态度温和，使其有机会陈述有利本身之事实。”（！！）①石川五右卫门是丰臣秀吉时代的义盗，传说被秀吉逮捕后，用大铁锅煮死。洒了冷水，呼吸恢复过来了。现在，开始用诱骗的战术了。“任你们怎样揍，也是自费气力的——我绝对不会说什么的。”“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你说出来只是减轻你的罪。”“你们已经知道就行啦，我的罪可不用请你们费心。”“老渡，你这样子，可没有法子呀。”“我也没有法子呀——我对受刑是免过疫的。”后面站着三四个拷问员（！）。“这家伙！”一个拷问员从渡的身后伸出两条胳膊，勒住了他的勃子。“就是你这家伙一个人，把小樽市闹得乌烟瘴气。”这样，渡又第二次昏过去了。渡每到警察局来一次，心里总要苦笑，就是这些家伙，地方上的居民称他们叫“警察先生”，把他们当作保护“安宁”、“幸福”和“正义”的了不起的人物。资产阶级教育的基本方法——就是把“错觉法”当方法论。他们巧妙地把内容跟外表弄成两回事，叫人人都相信，一点不落形迹，实在叫人佩服。“喂，我告诉你，不管对受刑免没免过疫，东京有指示，必要的时候，揍死个把人也没有关系呀。”“这是一个好消息，真的么——给揍死了也没有关系，如果我给揍死了，无产阶级的运动从此消灭，那我倒要考虑一下，可是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大的，这一点，我很放心。”接着，渡又被赤条条地吊起来，脚趾头离地只有两三寸。“喂，你就认输了吧，怎么样？”从下面，一个懂得柔道三段①的警察，用手背轻轻叩着悬在空中的渡的脚。①柔道是一种武技，分为九段，第三段是相当高的功夫。“我才不认输呢。”“真是笨蛋，这回是新式的呀。”“随你的便吧。”“唔。”这一回，渡可有点受不住了。这是用席匠使的粗铁针刺进身体里，每刺一针，他就好象触着强烈的电流，身体咕一下跟逗点似的缩住。但扭曲着吊在空中的身体，咬紧了牙齿，大声地吼叫起来：“杀吧，杀—吧，杀——吧！”这比用竹板子、手掌、铁棒和绳子鞭打更加难受。渡越是在受刑的时候，越产生一种不需要理论的仇恨，对资本家的火一样的反抗。他觉得拷问正是无产阶级从资本家那儿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的最具体的表现。当渡对自己的“战斗意志”特别觉得没有自信，情绪上有点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就想起拷问。每次受到非法逮捕，被打得走起道来都头昏眼花地回来，渡就意识到在他的身体中不可抑制地涌起一种“新”的阶级仇恨。这种感情，只有渡那样的人才有；那些懂得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抱着“正义”感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是做梦也不能有的。“真正的仇恨难道能从理论中象虱子一样爬出来吗？”渡和龙吉常常为这个问题引起剧烈的争论。铁针每刺一下，渡的身体就向上一蹦。“妈的！人要长着神经干么呀。”渡咬紧了牙齿，在意识中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脑袋突然耷拉到胸口上去了。——“等着瞧吧！”这是最后的一句话，渡又第三次死过去了。第三次回过气来。渡感到自己的身体象纸片一样飘摇不定，意识上仿佛包上一张皮似的模糊不清。人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决心“随便你们去摆布吧”。人的意识变化到这种情况，对于所受的打击就有麻醉剂的效果。主任拿出警察局编造的共产党组织表来，说“问题都已经弄清楚了”，想瞅一瞅渡的表情。“嗬，了不起，果然是……”他象喝醉酒那样地说。“啊呀，承你这样佩服，还是没有办法呀。”审问的人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手段都使尽了。最后，警察又胡乱殴打，用底上钉铁钉子的皮鞋乱踢。这样继续了一小时的样子。渡的身体跟芋头口袋似的任人转弄。他的脸变成“阿岩”了。结束了连续三小时的拷问，渡跟猪下水一样被搁在拘留房里。他一动不动地哼着，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接着，工藤被提审了。工藤用比较直率的态度应付了审问。他能够克制自己，不在这种场合光凭勇气，对不同的场面，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很好地来适应。警察对工藤的拷问，大体跟对渡的差不离。只是他赤着脚立在地上，拷问的人从后边用皮鞋猛力地踢到他的脚跟上，踢得他突然往上蹦起来。这一踢，嗡的一下一直刺激到他的脑顶心。他受了这样的拷问，接连在审问室里旋转了两三圈。脚颈以下麻木得跟木杵一样。从脚后跟流出来的血，在地板上画下一个圈圈。工藤发出尖嗓子（他的嗓子一向是尖的）叫嚷着，跟瘦马一样地蹦跳了。最后他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受完了这个刑罚，警察又把他两只手掌心向上摊开，放在写字台上，用力把铅笔钉在上面。以后就照常常使用的方法，在指缝里夹着铅笔捏紧他的手指。——这样连续使用着这些刑罚，每次所受到的强烈的刺激，使他的神经陷入极度的疲劳，变成暂时的“痴呆状态”了。弹簧松了劲，失掉了弹性，一切就“听其自然”。警察抓住这个时机，使受刑者供出他们所需要的供状。紧接着审问铃本，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从某种意义说，他受到的是更危险的刑罚。他没有挨打挨踢，只是连续八次（八次！）被扼断了呼吸。从开始一直到完毕，警察医（！）按着他的手腕试脉搏。扣紧他的脖子让他断气，立刻又使他回过气来，不到一分钟又重新使他断气，然后再使他苏醒过来，一次又一次……连续了八次。到第八次，铃本完全跟喝醉酒似的昏头昏脑了。他完全麻木了，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只有司法主任、特高警察、拷问警察、屋子、家具的影子，在他眼睛里忽聚忽散，显出表现派的图画一样的形式。在这祥意识朦胧的情况中，好象被大人抓住肩头摇晃的孩子似的进行了审问。铃本想到：这好危险。到底他怎样回答一句一句的审问，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佐多被关进去的那间拘留房，有四五个以各种罪名被抓进来的人。这是那排拘留房中最尽头的一间，斜对面不远就是审问室。他被警察抓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想：我们所以受这样的罪，是因为英勇地担当了伟大的历史使命，企图以此来说服自己。可是他的精神却完全相反地从心里瘫痪下去了。当他走进拘留房的时候，他感到“此生休矣”的黑暗的感觉。好象汽车疾驰到悬崖的顶边，再也不能操纵，心里啊哟一声，用手掩住脸。他所感到的正是这一刹那间的心情。在这种心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中，以前读过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也都没有了。“此生休矣，此生休矣。”只有这一句话，象海带卷一样，一重又一重地卷住了他全部的身心。再加这个跟垃圾箱一样的拘留房，使他那绝望的心情，加深了两倍三倍的黑暗。屋子里没有日夜早晚的分别，始终是昏暗的，到处发出霉蒸气，中间铺着两张抹布似的席子，如果揭起来，底下一定会爬出大堆的蛆子、昆虫和腐烂发霉的尘土。空气凝滞不动，发出厕所的气味，是一种吸进去好象有渣似的留在肚子里，胸头会翻腾上来的臭水沟似的空气。他因为在公司里办事，虽然没有出头露面，却也真正学了一些革命理论，跟大家一起参加了实际工作，可是从各种环境生活的习惯来说，跟处在低生活水平的工人，究竟不能不有所不同。在平时，没有感到这一点。当然只要他努力，这种事情也决不能成为他参加革命事业的障碍。——拘留房的空气，不到两天之中，已经在他高贵的身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反应。他不时恶心，可是没有吐出东西来。在家里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厕所，现在也不上了。食物恶劣和运动不足，立刻在他的身体上引起了变化。第四天早上强制自己到厕所去，可是努力了三十分钟，只拉出了硬巴巴的老鼠尾巴那样细细的三段。在拘留房里他独自一人象孤岛似的离开着别人。他总是不了解：那些人到了这种地方还能够那么舒服、高兴（看样子是这样的），大家谈这谈那。可是佐多一动不动地呆着，马上又觉得受不了。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毫无目的地踱着。有时偶然靠在板墙上，就那么一直沉思起来。他想到妈妈一定比自己还伤心。妈妈所说的那种“小康的，幸福的生活”不是已经实现了吗。可是自己把它毁了。从此长时期的生活，就只有牢狱和苦斗！一辈子将永远过一种没有休息、栽倒在地下、昏昏迷迷的阴暗的生活。他好象历历在目地望见了自己的一生。他甚至想，我正是“枉费心机”了。他好象浸透了水的海绵，从心里沉溺在感伤中了。一个眼光很尖的近六十岁的汉子，据说已当了三十年“小偷”的，对他说了：“真可怜，这儿可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啊！”这句话，意外地使他胸头忽然发热，差一点哭出来了。可是他不但不克制这种感情，却迷迷糊糊自溺在这种感情中，甚至以此自慰。要不那样他可受不了。第一次的、而且是突然到来的对他的过于强烈的刺激，稍微有一点习惯之后，佐多已能够从这种思想中一点点摆脱出来了。我们的运动不可能没有一点牺牲就能成功。有一种人，光是兴奋着，自己什么也不干，单想一脚跨到（一定有人代干了的）革命成功的世界，对于他们，眼前的这种经验，正是最好的警惕。一一佐多终于有这样想的余裕了。中间阶级所特有的，认为自己不白费心思去管闲事，就可以过小康日子的意识，总是时时露出头来。工人们干这种运动，是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并不是为谁而是为自己。可是象佐多这类人，只要心里放松一下，好象是“为着别人”的那种感情，就跟脱出链子的狗一样，马上自然地跳出来。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陷入过去常常想到的、认为危险的陷阱里了。他对自己的糊涂大大地惊心。但佐多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很有力量的。每天或是一天之中，这两种相反的情绪在他的心里反复交替。每交替一次，他就一会儿变得忧郁，一会儿变得快活。时间长得可怕，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得不老呆在一间屋子里。除了这件事，他没有别的可想了。晚上，也许已经过了十二点钟，佐多被睡在身边的一个“不良少年”摇醒了。“喂……喂，你听见吗？”在黑暗中，很低很低的声音，就在他的身边。开头佐多不明白是什么事情。“你静静地听。”两个人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在耳朵里，耳朵里有一种深夜中常有的嘤然鸣叫的声音。佐多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了。“听到了吗？”远远地象击剑似的竹板子的声音（确实是竹板子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来了。不但竹板声，其中还夹杂着皮肉声那样的声音，可是不很清楚。“听，听……听，哪。”那声音每高一次，不良少年就这样提起他的注意。“这是什么？”佐多低声问他。“动刑啊。”“……！？”咽喉里好象突然吞进了一根铁棍。“你再仔细听啊，对不对，喂，喂，那是受刑的人在叫唤，哪？”佐多不知道在叫唤什么，可是这是一种悲痛的叫声，只要听过一次，就刺进心里，一辈子也忘不了。当他凝神静听的时候，仿佛半夜里发生火灾，听到悲凉的钟声时一样，身体哆嗦起来了。“牙齿龈”再也合不拢来。他不自觉地一只手抓紧了被口。“听出来了！好象在叫，杀——吧，杀——吧！”“是叫‘杀——吧’吗？”“哪，你仔细听。”两个人又屏住呼吸倾听。叫声从远处，象提琴的最高音一样又细又尖，针尖似的刺进他们两人的耳鼓。杀——吧，杀——吧！不错，真是这样在叫。“哪，哪。”“…………”佐多双手掩住耳朵，脸埋在汗臭的油腻的棉被上，耳朵和脑髓的深处，却还听见那个叫声。过了一会，这声音停止了。听到审问室的门打开来。两人把脸凑近小窗子向走廊上望，听到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拖出来了。瞅见前面有两个人走过来。电灯很暗，瞅不清是什么人。只听见哼哼的呻吟，和被压抑着的又低又粗的喘声，在静寂的走廊下传过来。当两人走过他们跟前的时候，他们听见警察的声音：“你这人太倔强了。”佐多这一夜怎样也睡不着，脑袋一阵阵发痛，终于起来了。他想到“受刑”，光是想一想，脊梁肉就抽搐发痛，膝头自然地哆嗦起来，甚至想软塌塌坐在地上，嗓子眼干得难受。以后又过了两天，值班的看守把佐多叫起来。他想：来了！站是站起来了，可是他的身体跟木头一样，不是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他想对看守说话，可是他的下颏忽然掉下去，意外地“噢呜，噢呜，噢呜”发出婴儿一样的声音。看守不懂他是怎么一回事，把一直在口里喷着的烟圈停下来，问道：“怎么啦？”龙吉的审间又是另一种情况。当初，他还在学校的时候，曾经被捕过三次。不过，那时候，在他看来，倒是警察方面对他还有点畏惧。他们从不对他称“你”或“你这家伙”，而称他做“您”。他们的态度，倒似乎是向龙吉请教的样子。可是从龙吉离开了学校公开投身运动以来，就渐渐变化了。“你”和“你这家伙”有时也混用起来，而且过去的态度露骨地改变了。不过对付知识分子的他，跟对渡、铃本、工藤他们不同，究竟是客气得多了，龙吉觉得好笑。渡曾经说过：“假如在警察局里狠狠地挨过一顿揍，小川先生一定会变成更厉害、更有希望的人物。”这种话，渡常常随便说的。“我的感受性比你敏锐，结果还不是跟你一样。”到现在为止，他不过碰到个把带威胁性的耳光罢了。可是，这回的案件，他跟渡他们同样受到警察的注意。这样，他就碰到“厉害”了。审问室屋顶的横梁上装着一个辘轳，辘轳两边挂下两个绳头。龙吉的两脚被拴在绳子的一头上，人就倒吊起来了。然后跟“打夯”一样，把他的脑袋在地板上咚咚地撞。每撞一下，全身的血就跟打破了闸口的急流一样，全涌到脑袋上来，他的头脸成了一个真正的火球。眼睛又红又肿地暴出来。“救命啊！”他叫了。做完了这个刑罚之后，又把他的手放在滚水里。龙吉知道有好些同志，在警察局里受了非刑拷打，结果“遭了杀害”，有的是直接在自己周围的人，有的是在报刊上间接见到的。这些人变成遍体鳞伤的尸体从警察局引渡出来的时候，警察局一定说他们是“自杀”的。明明知道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可是你到哪儿去控告呢？——法院吗？不管外表怎样，它跟警察局是串通的。因此在警察局里不管遭到什么，总是没有办法的。这还不是一套把戏吗。“这是这次案子里的大家伙。”拷问员说。他在头脑里恍恍惚惚听到了这句话。接着，龙吉被副光了外衣，用一条三股麻绳抽打。呼的一下，整个身体缩成一团。鞭子的一头反拨过来用全力卷到他的胸脯上，一直嵌进肉里，这使他更加受不了。他的棉毛衫裂成一条一条的。——当他把大部分失掉感觉的身体，好容易斜靠在警察的肩上，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走回去的时候，他才知道，没有受过“拷问”以前，想到“拷问”，感到残酷，心里害怕，但实际受了“拷问”以后，原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想到自己终于身当其境，受到拷问的滋味，才知道人身中有一种想不到的“抵抗力”。那时嘴里虽然嚷着：杀——吧，杀——吧，实际上在这一刹那间一点也不感到残酷和痛苦，这只是一种“极度”的，是的，一种极度的紧张。“人是不容易死的”，这句话果然不错。龙吉心里这样地想。可是当他被送进关着流浪人和乞丐的拘留房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关进屋子里，就突然昏过去了。第二天早晨，龙吉发了高烧。看守他的老警察，用湿手巾按在他的额上给他退烧，他一直说着呓语。过了一天，他醒过来了。那流浪人说：“你的胡话说得真厉害。”龙吉吃了一惊，不让对方说完，就着急地问：“说了什么？”他慌张了，是不是在看守的警察跟前，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呢。他从一本什么书里看到过，在外国，甚至有一种混账办法，在审问的时侯，注射一种使人说呓语的药水，来盗取口供。“你说：‘不是那么容易死。’过了一会，又说：‘不是那么容易死。’不知怎地，光说这一句，说了有几十次。”龙吉浑身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听了这话，才透出了一口大气，立刻不自然地大笑起来。可是笑声震动了伤口，不觉叫起痛来：“啊唷，啊唷……”在练武厅那边，听说斋藤受过拷问之后，发神经病了。原来斋藤在受审问中，当“照例”准备开始用刑的时候，突然“哇！！”的叫了一声站起来，在屋子里手舞足蹈地乱跑，嘴里大声嚷着：“哇——，哇——，哇——！！”开始，警察们楞住了，跟木头一样站着不动。大家觉得害怕，认为当“拷问”这一个念头传达到他脑子里的一刹那间，他突然奋昂起来，发起神经病来了，因此谁也没有动手。“假装的，动手啊！”司法主任倒拿着铅笔，在记录纸上旋转着，冷冰冰地低声说。警察象舞台上笨拙的跑龙套似的，围住象受惊的马一样发起疯来的斋藤——乱打乱揍。一动手打人，大家就恢复了平常的“拷问意识”。有一个警察用竹板横扫过去，扫到斋藤的脸中心。鼻血跟火光一样“灿烂”地喷出来，一下子就染红了斋藤衣服的前襟。他发出“哇——，哇——”的叫声（其中带着一种奇特的空虚的感觉）跳起来。他的脸染红了，好象刚从血水中捞出来似的。“这家伙现在问不出什么来了。”司法主任说。“停止。——以后再审。”为了毁灭证据，警察没收了他的血衣。这样，斋藤有十天没有再受审。其中三天留在练武厅，后来就移到拘留房去了。可是经过拷问之后，斋藤的神气看来比以前更加精神了。但这种精神饱满的神气，跟普通不同，有不自然的地方。人家对他说话，他常常发楞。偶然安静起来，就一个人喃喃地自言自语。很多工人，连工作服也没换掉，接连着被抓了进来，每天——接连十天、二十天，继续着这次的大逮捕。不值班的警察，没有例外地每天发五毛钱加班费被派出去抓人。从早晨到夜半，东奔西走，身体累得跟鬼头豆腐①一样。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轮到来拘留房当看守的时候，马上就打起瞌睡来；连对自己亲手抓来的人，也念叨起警察生活的苦经来。那些受警察拷问，并且从各种机会明白警察都是反动的人们，发现了这样的警察，完全出于“意外”。啊，对啦，原来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他们只是被人用种种方法蒙住了眼，被催眠术巧妙地迷住罢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谁应该去拿开遮蔽他们眼睛的东西，谁应该让他们从催眠术中醒过来？——出乎意外地，原来他们不是咱们的敌人。龙吉和其他的人都这样想。①一名蒟蒻，一种有软体块根的植物。终于，被捕的人们对那些受强迫劳动的警察，不胜同情了。无论怎样恶劣的工厂，也不会这样“剥削”人。“反正什么都行，只希望快点得出一个结果。”一个头发稀薄、脸色青苍、长着许多胡子碴儿的警察对龙吉说。“嗳，连孩子的脸也有二十天——嗨，二十天——没有见了，这不是说着玩的。”“啊唷，真难为你了。”“不值班的时候上班——不，给拉来上班的时候，给五毛钱加班费，吃一顿午饭一顿晚饭就没有了，结果就是白干。——实际上连饭钱也不够，把人不当人嘛。”“嗳，水户部先生（龙吉知道他的名字），对你说这样的话也许不合适，我们干的事情，也都是为了你所说的情形呀。”水户部警察马上放低了嗓子说：“对呀，老实说，你们干的事情，我们心里也明白，不过……”龙吉故意象开玩笑似地说：“不过，你这个‘不过’实在是可以用不着的呀。”“嗯。”警察想了一想，没有哎声。“……总而言之，这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你是当过教授的人，对你说句体己话（龙吉苦笑着点一点头）。昨天，无论如何，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在看守的时候不管一切就睡着了。正想：这样也好。却又来了逮捕令，真要命。四个人还是勉勉强强出发了，在路上，有人说：‘咱们也来罢一次工吧。”“嚯，警察罢工。”可是警察说得很认真，他就马上停止了开玩笑。“这时候就有人说：‘讲到罢工，精通这门的先生可多着呢，只要请教一下就行。而且，这回的事件是全国性的，到处都忙得不亦乐乎，罢起工来，决不会失败，保证胜利。”龙吉对这谈话开始感到很大的兴趣了。“其中也有人说：‘我呢，只要把局长打倒，伸开手脚，舒舒服服，呼噜呼噜睡一个大觉——就是一次也行。’也有人说：‘局长那家伙精神为什么那样好，原来这回的事件，本市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都捐了赞助金，把他的荷包装满了。’……”龙吉竖起耳朵来，注意地听。“事情可闹大了。大家都说：‘不愿意再干啦。’说着，故意把步子放慢。又说．‘咱们到那儿去休息休息吧’结果，就跑到H派出所聊起天来了。”“后来呢？”“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说一句体己话，袒开肚子来看，哪一个警察都是一样。只不过因为自己是警察，在长时期的警察生活中，改变了本性，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办。”龙吉显然兴奋了。他想：“这实在是重大的事情。”他好象第一次见面一样，重新望了望水户部。这个警察坐在橘子箱搭成的台子上，面对着走廊，有一个又厚又宽的圆圆的向前微屈的肩头。在龙吉看来，这形象特别有一种亲热的感觉，真想同他紧紧地握一握手。心里热切地感到一种冲动，想拍拍他的落满头皮屑和尘土的、钉着肩章的旧洋服的肩头，叫一声。“不错呀，老兄。”九这是龙吉从练武厅隔离两三天以前的事。在那一日的四五天前，有一个从前在工会里认识的叫做木下的工人，审问的结果被隔离到一号拘留房去了。大概晚上十点钟左右，这人同警察一起到练武厅来。两个人动手收拾留在那里的木下的行李。龙吉醒过来了。“喂。”龙吉低声叫他。木下向龙吉那边一望，好象把脑袋轻轻地动了一动，低声说：“解到札幌去。”龙吉只说了一声“嗯？”心脏好象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抓了一把。解到札幌去，这就是说十之八九，不能不断念了。龙吉记得木下离开练武厅的时候，头发很长，现在发见他已经剪短，露出青青的头皮，就问：“头怎么啦？”木下脸色阴沉了一下：“老被抓住头发不好受，剃光了。”把行李收拾好，警察催木下走。正要出去的时候，木下迟疑地向警察说了什么。警察就走到龙吉跟前，用不耐烦的口气说：“木下说，你有烟卷给他几支。”对啦，想起来了。——在工会里，木下也老向大伙一支两支要去了烟卷，抽得很有滋味。龙吉很高兴，对解到札幌去的木下，还可以送几支烟卷，这真是求之不得。他象发了慌似的，走到自己行李包那儿，连忙拿出蝙蝠牌的盒子。可是，怎么回事，只有一盒，而且那么轻！不如意的时候什么都不如意。三支，盒子里只有三支，他好象无心中干了坏事的孩子一样。“朋友，只有三支了。”他满心不安地说。“行，行，够了，谢谢你！”木下好象孩子接到人家的赠品一般，两手半叠着伸出来。“一支够了！”站在旁边的警察，一下子就拿走了两支。在一刹那问，两个人默然地楞了一楞。“让他抽烟，已经过分啦！”什么“啦”不“啦”的！龙吉激动得浑身哆嗦了。可是他说：“对不起，只有三支，木下对烟卷特别……”警察不让他说完：“没有人说只有三支呀。”木下做出石头一样呆木的表情，没有吱声。放着只有一支蝙蝠牌的手掌微微颤动。——两人出去之后，龙吉想象着木下的情绪，心里都想哭出来，把警察交还给他的蝙蝠牌，捏得粉碎。“嘿，他妈的，他妈的！”三天，四天，十天过去了，可是日子那么长，不是这么计数目那样简单，——它好象是无穷无尽的。渡、工藤、铃本，对于拘留所中的“沉闷”生活，倒有一点习惯了。即使习惯的程度各人不同，但他们的神经较比龙吉和佐多要粗一些，所以还能够受得住。特别是佐多，他是悲惨地垮台了。佐多的屋子离渡的地方不远。一到晚上，佐多坐立不安地闷着声，心里焦躁得象中了毒变成半“白痴”似的糊里糊涂的时候，隔着几道门的对面，听到低低唱歌的声音：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看守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这是渡的歌声。值班的看守，对渡似乎不再去干涉了。愿意监视，你就监视，反正逃不出牢监；我多年想望着自由，挣不脱千斤锁链。最后“挣不脱千斤锁链”两句，一听就知道是渡用他特有的深沉有力的嗓子唱出来的，而且单把这两句，几次几次重复地唱。佐多觉得渡的心情直接传到了他的胸头。这是佐多时刻等待着的娱乐。时间每次都在黄昏。从前佐多对于这样的歌，常常用轻蔑的口气称为“通俗艺术”，现在也完全改变了。不但对于歌声，就是外边行人的单调的脚步声，雪地上的木屐声之类的声音，仔细听来，也第一次感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音阶；从不知何处传来的听不清的喁喁的谈话声中，也感到奇怪的音乐美的调子。他一小时、两小时地倾听雪花落在屋顶上的轻微的窸窣声，引起各色各样的幻想，把自己的心从沉闷中解救出来。他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声音”。如果要证明他的心还是“活着的”，那也仅仅是每个对“声音”的反应罢了。关在一起的不良少年谈怎样勾引女子，流浪人谈悲惨的生活等等，每次都能引起佐多的兴味，可是，听了两三天，也已经腻味了。小樽有一种有名的东西，是专门替商店做广告的人。他们受市内商店的委托，扮成小丑的样子，站在十字街口用滑稽声调念广告词句，还加上打鼓吹笛。有一次，这种做广告的人恰好在拘留所附近。梆子声象震裂了冻结的空气，很响亮地传进来，接着就听见滑稽腔的广告词。“啊哟哟！！”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啊哟哟！！”拘留所里所有的人，象“攻城”一样全都涌到小小的四角的高窗子那儿去，后边的人用力一跃，跃上别人的脊梁，再后边，又有别的人叠上来。——对于“声音”的饥渴，可不仅是佐多一个人。晚上，他好几次梦见母亲。特别是母亲来探望的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过去，就梦见了母亲；再睡着，又梦见了母亲……一直到早晨，接连梦见无数次。“你瘦了，脸色不好呀。”来探望的母亲，一见他的脸就哽咽着说。“我每天都求告先人，让你快快出来。”母亲拿出又皱又脏的手绢，掩住了脸。母亲所说的“先人”就是死了的父亲。喜欢干净的母亲，使着这样脏的手绢，他见了心里真难受。可是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他脸冲外站着，这时候母亲伸过手来，弄平他衣襟上的皱褶。他很窘迫地耷拉着脑袋，直接在脸上感到母亲的气味。回到拘留房里，打开母亲送来的包裹。在别的许多东西中间，发见一瓶紫色小方瓶的眼药。佐多在家里的时候，每晚上睡觉以前有点眼药的习惯。“究竟是妈妈呀，来看你的是你妈妈吗？”在旁边看着他打开包裹的不良少年，见了就插进嘴来。“我也有妈妈呀。”过了四五天，佐多从警察局出去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外面。——可是，确实，这是外面。不错，是明亮的雪光“照耀着”的外面。他走到外面，觉得一阵眼花。总之，这是“外面”呀！有某某的家，有××店，有×××桥，什么都是熟悉的。天空，还有电杆柱子，狗！连狗都真的在那儿。孩子，人，“自由”行路的人们，比什么都自由！唉，终于回到这个世界里来了！他感到一种冲动，想跑过去对那些走过的人，不论男的、女的、小孩子，谈谈，笑笑。这是一点没有夸张的情绪。他的胸头激动着，抑不住从内心中发出来的欢喜。“终于，终于，终于出来了！”他不禁哭出来了。一哭，眼泪象心跳一样，滴滴答答地接连着流出来了。他也不管行路人停下脚来诧异地望他，却抽抽噎噎地哭出声来了。他什么也没有想，除了自己，再也想不到别的什么人和事！他没有那样的余裕了。“终于出来了，终于，终于！！”——佐多出去这件事，一传二，二传三，传列各个拘留房里去了。渡对于这件事，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感触。他觉得佐多没有必要关在拘留所里，出去了也好。他不大熟悉佐多，虽然参加同一的运动，对于公司职员——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总觉得不合脾胃。也不是什么讨厌，就是不关心罢了。可是工藤却跟龙吉一样，认为这种知识分子，接连地投身到运动里来，就会带来他们所没有的各方面的知识，给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容易急躁冒进，简单从事的运动，加上了厚度和深度。当然，象佐多那样，虽然有他的许多缺点，可是留在队伍里，只要遇到非他不可的任务时，能够好好地完成就行了。特别是工藤，想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应该要做的工作。审问，在警察们使用疯狂的方法，创造出在这里写不完的（也许这就可以写成一本书）许多残酷故事中，接连地进行着。那些“事实”已经确定的人，就解送到札幌的法院去受预审。在被押解之前，各个担任审问的司法主任、特高警察就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盖浇饭和饭卷①，自己也陪着吃，立刻象拉关系一般向大家表示亲切。①日名“寿司”，一种用紫菜包的饭卷，中间夹入鱼肉之类。“总而言之，”谈话中顺便（顺便？！）用轻松的口气说。“总而言之，照在这里审问时候的口供说就行，口供不同，法官就会说你们态度不老实，反而对你们不利……”以后，就随便闲谈着，重新用不在意的口气，反复说同样的话。“你们这样请客，当不起呀。”渡、工藤，铃本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意思，故意嘲弄他们。“明自了，明白了，我们什么都不说，就照原来的口供。”半开玩笑地向他们点点头。斋藤和石田，吃到这样好的东西，开头还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这是特高警察和司法主任的“手段”。因为他们一手造成的“口供记录”假使在预审时全部叫被告给推翻了，就有被撤职的危险，或是给上级留一个不好的印象，对以后的升级和发展大有关系。渡他们完全抓住了这个弱点，就反过来利用它，在去札幌的路上，要押解的特高警察，在车站上买盒子饭①和馒头请客。①日名“辨当”，用木片盒子装入饭菜，在车站等处出售，可以代餐。“可怜，不要逼得太厉害呀。”特高警察这样地诉苦了。到四月二十日为止，拘留在小樽警察局里的全部人犯都被押解到札幌去了。警察局立刻空了。只有墙上的题壁，在无人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大家住过的屋子的墙上，几乎不约而同地、仔细地刻着：不要忘记三月十五日！共产党万岁！记住三月十五日。日本共产党万岁！一九二八，三，一五。打倒田中反动内阁！共产党万岁！劳动农民党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记住三月十五日。不要忘记三月十五日。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日本共产党万岁！（1928年8月7日）
维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维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一八八〇年春季，我们普遍认为需要召开一次较大的党代表会议，这只有在国外可以举行。第一，必须完全澄清党对于哈赛尔曼和莫斯特的诡计和煽动的态度。第二，党有必要阐明国内局势并对此作彻底的讨论。第三，党必须听取有关《社会民主党人报》及其推广情形的报告。最后，必须对于明年国会普选的宣传措施取得一致意见。苏黎世的人和我们意见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必要的。我于是在三月二十九日通知他们说，我们决定，在国会正式闭幕后两天在罗曼爽或者罗沙赫集会。国会可望在圣灵降临节前不久闭幕。会议的邀请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发出通知，我为这拟了个稿子附去。在国内发寄邀请通知的事由我们来办。人们在各方面都要保持和提倡极大的谨慎。 这不过是说得很好。还在能够举行集会之先，苏黎世州政府已经听到风声并访查到这事的真像。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五月十六日的一期上通告说，原计划圣灵降临节那一周在瑞士举行的集会由于各种阻碍不能举行，必须延期几个月。这个通知未能早日发出，致使许多代表，其中有莫斯特，当接到通知时，已到了瑞士境内。 莫斯特借这机会也来到苏黎世。在这里同志们召集一次集会，在会上，他在每个发言人之后都讲话，来申诉他控诉党的理由。最后大会要求，《自由》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的笔战由现在起停止。但如果《自由》报无节制地继续对党攻击，那末人们就不得不把靠拢该报的信徒开除出党。 莫斯特让步了并且允诺服从决议。但他一到伦敦，就把旧的斗争继续下去，竟否认停止对党进攻的诺言。 圣灵降临节的集会成为不可能以后，我们即须从事于召开另一个会，关于这事我写信给苏黎世的人们说：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朋友们！ 日期今晚可以决定，哈赛尔曼的事也在今晚同时决定。如果决定的日期早在八月半以前，我就不能来……马格德堡发生了一系列的逮捕，由其中一人那里查出你们的一封对我们大加攻击的信。 你们由此给我们一个恶毒的打击。你们把我们狠狠骂一顿，倒是真正的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确定，你们以这封信供给了长久寻找的反对莱比锡的武器，人们将利用这个武器。 我却认为，像现今这个可能发生并且真正发生形形色色的意外事件的时期，你们不应那样感情用事，而应保持冷静谨慎。向这里来质问我们怎么阻碍一个报纸的推销，这暂时就十分够了。此外，你们应加倍避免向这里开火，因为这事汉斯等人已经干够了。我们要看看，马格德堡事件结果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报纸是否被破获了，写信人没有提到，我们须先探询。 因为这里并没有禁止推销，我们自然没有什么禁令可以取消；在这方面你们又一次受了误会的害，你们原可以免去许多烦恼的。那末再说一遍：即使在你们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时候也要好好保持冷静…… 集会这件事被破坏，使我非常生气，因此许多人白白地作了旅行。如果人们立刻把决定延期的消息通知我，则一切都还能很及时地加以安排。此外我确信，延期没有什么损害，相反地，有些现在短时间不能来的人以后却会来。——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晚上决定，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日为代表大会的日期。没有人赞成提前，许多人却赞成推得更迟。主要原因是：我们必须筹款，物品现在贵多了。讨论同往常一样，从星期六的预备会开始。 地点由你们规定。如果你们不愿使用罗沙赫，就用圣加仑，干脆用苏黎世不好吗？ 我认为，由于秘密警察之故，关于确期我们暂时应严守秘密，反之可把会期大概定为八月，随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正式公布，并且要再三要求那些想参加大会的人在你们那里报名。但是不要公开使用代表大会字样，通知上用谈话会，这使我们以后容易在法院作辩护…… 反对哈赛尔曼和莫斯特的声明，各按各的式样，星期一议妥了。哈赛尔曼是由柏林人选举出来的却不敢接受委任，现在这个坏蛋竟抵赖说，人们原可以好好地在德国土地上举行会议，这对于我们纯粹是浪费钱。你们最好在编辑信箱上登个随便给哪一个人的启事说：‘能够在德国召开一个或许要许多天的巨大集会，以讨论全党事务，这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相信。’ 我下星期一启程去旅行，差不多一直到六月底，请将一切信件安排得可以给较大范围的同志看。如果你们有对我个人的特别事项，请以特别函件寄给我。 你们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这时苏黎世的人们想到一个好主意，不在市内，而在一座古老的维登宫举行集会，这座宫很特殊，位于图尔河岸欧星根村附近的一个山岗上。这古老建筑物属于一个巴塞尔的先生，他把这座宫及其附属建筑租给我们使用几天。在一座附属建筑物里面设置了草垫同毛毯，备作众人宿舍之用。红色邮政局长认为，欧星根的旅馆主人未必友好地接待我们，但后来证明，他猜错了；如果我们在村庄中来来往往，我们就未必能秘密举行会议。因此，罗曼爽的德意志协会的主人及其妻亲来担任款待宫中出席会议的人的事务。 在我们从欧星根车站走上村庄周围的道路往城堡去的时候，农民站在田地和葡萄园里扶着他们的工具惊奇地、摇着头目送我们。当夜晚在这古老的建筑物里点起灯火，演讲人的声音由敞开的窗子响彻爽朗的秋夜时，他们还更要惊奇。但是夜越深，我越不喜欢夜晚将用草垫的前景。我幼年学艺时期的记忆忽然涌上心头，使我吃惊。此外，我也不相信红色邮政局长的意见，即使我们出好价钱，欧星根的店主人仍将拒绝供给我们饮食。我暗地里向李卜克内西解释，我们到下面那里定然会找到比这高处好些的住处，并且约他同行。他表示愿去。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伙人。果然不出我所料，村中“猎鹿”酒店的主人非常和蔼地接待我们，拿美好的土产葡萄酒，涂新鲜奶油的黑面包和出色的瑞士干酪慰劳我们。店主人一再表示惊奇，为什么“先生们”寄宿在旧宫里而不到村里他们这里来。 当我们次晨又在城堡出现时，引起了各种的嘲笑。但是恶例败坏了好意图。宫中副建筑物的住处决不再是理想的了。而且有一群爱吵闹的汉子大肆喊叫和骚扰，以至人不要打算睡觉。在第二晚，开小差的人数就大大增加，到大会结束时，夜间在故宫中坚持不去的人，只剩下寥寥无几了。 欧星根人以惊人的方式向我们表示感谢。次年，应在苏黎世举行国际代表大会。自由主义者使出一切翻天覆地的手段，使政府禁止召开大会。他们在州里募集三万多人签名要求禁止，但没有一个欧星根的农民签名。这更足以说明，他们已认识了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都是正派人；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不准这些人在苏黎世举行集会。 参加维登集会的代表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包括所有德国的有名的同志。出席者有：奥艾尔、伯恩施坦、比尔克特（达姆斯塔德）、加尔维、格罗伊里希、弗里茨舍、弗罗梅、格利伦贝格、哈森克莱维尔、希尔曼（爱北斐特）、考茨基、M.恺格尔、赖恩得克尔（美因茨）、李卜克内西、罗文施太因（佛尔特）、莫特勒、鄂尔敦堡（阿尔托那）、施吕特尔（德累斯顿）、陶舍尔、乌尔利希（欧芬巴赫）、瓦尔特希、法特尔（汉堡）、福尔马尔等等。 哈森克莱维尔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关于德国国内局势和财务情况由我作报告。此外，我也是莫斯特的活动的报告人。奥艾尔作汉堡—阿尔托那区的金库收入及其使用的报告，弗里茨舍作关于特别为柏林被流放者及其家属募捐的报告。此外，奥艾尔传达了哈赛尔曼的分裂企图的报告。截至一八八〇年八月一日为止，总共收入约三万六千零四十四马克。其中经我手付出的是二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马克。由我付给柏林被流放者及其家属的是五千二百马克，三次国会会期付出日贴二千零三十二马克，罚金和拘押补偿金二千四百一十六马克等。工资一个钱也没有付。《社会民主党人报》另行结算。除了这些交到中央机关的钱之外，还有大宗款项是由各个地方收支的。 汉堡的一批柏林被流放者提出一个长达二十一页的抗议书，它主要是对议会党团而发，特别攻击钱的用途。一个柏林的出席代表梯特把抗议书交来，声明他依撰稿人的愿望把抗议书转交来，但他声明不同意抗议书的内容。为了使柏林同志能清楚认识出纳处情况，梯特被选入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一致决议，建议大会核准这个十分妥当的出纳管理。大会就依次一致通过。后来才知道，抗议书的撰稿人是一个被驱逐的柏林人——独眼的沃尔弗，他被揭露是一个为柏林警察服务的间谍。此外，大会还一致决议，同意议员们所持的态度及其所遵守的策略，并对在困难处境中做工作的党的先锋战士表示信任。 在进行一般讨论时，施吕特尔建议，把纲领中的“合法的”一词删去；党是非法的，它不可能作合法的活动，用合法手段达到目的的保证，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在短短的讨论后，建议被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以后在国会内外和在法院审讯中引起很大的喧嚣。这是毫无道理的。人们不是把决议当作党的处境的单纯结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推翻以往策略的革命行动。 关于开除哈赛尔曼党籍一案的讨论占了很多时间。党团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布一篇号召，其中要求开除哈赛尔曼，因为在前面叙述的国会发言中他声明与俄国无政府主义一致。党团对他的声明答复说：“这话意味着与党并且特别与我们断绝关系。我们欣然接受这个断绝关系的声明。这有助于（现在特别必要的）澄清我们的队伍，把这样一个人清洗出党，他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七五年代表大会上统一之日起，只是勉强地在表面上属于党而暗地里却不断地、有计划地对党阴谋叛变。毁灭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创立一个哈赛尔曼党——这是哈赛尔曼先生按着他的本性，通过各种阴谋和挑拨以不正当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 党团给这个控诉立刻提出证据，公布哈赛尔曼一系列的信件，由信件可以看出，他如何有系统地作反党工作并且想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后（一八七六年九月底）利用他所创办的《红旗》来破坏刚才造成的统一。 号召上继续谴责哈赛尔曼，说他如何没有一次有勇气把他的发言在他自己的报上不加修改地刊登出来，而在他的报上他总是把他的发言改得和缓。党团要求，谁要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谁就离开它。“我们要求纯洁性。谁不赞成我们，就是反对我们。” 号召在结束时也转而反对莫斯特，他的疯狂行为和前后矛盾同哈赛尔曼先生的煽惑挑拨和诡计，都是远离党团的。这声明由全体议员签名，只有汉堡的哈尔特曼例外，他认为声明“不合时宜”。 奥艾尔以手头材料就毫不费力地证明，大会批准开除哈赛尔曼乃是理所当然。大会也以全体对三票同意开除。这三票中的二人声明说，因为哈赛尔曼由于他的活动，自己已置身党外，所以认为决议已不再有必要。 实际上哈赛尔曼在六月间已经无耻地公开告发奥艾尔、德罗席和加尔维，说他们进行了一次违禁的募捐。汉堡的检察署也为此进行一次预审，但无结果。莫斯特在《自由》报上也无耻已极。对他的讨论，其经过也不出所料。我由这堆积如山的材料中很容易证实他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把他看做已经脱党的人这一建议以全体对两票通过。 一批柏林同志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的信徒，企图用些特殊建议使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凯泽尔和我在代表大会上为国会的发言负责人，但是他们遭到惨败。代表大会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完全一致。大会也完全一致地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并建议参加国会、邦议会和市区选举，而且考虑到鼓动和宣传方面的利益。 此外还决定，全力参加秋季国会选举。在复选时党员同志一般应弃权。其他的决议是：同意在苏黎世创办的国外联络站，赞成召开比利时同志们所发起的国际代表大会。 在维登宫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一时轰动了德国的警察和舆论界。警察灰心丧气，它必须承认，虽然它具有巨大的间谍机构而仍不能找出大会是何时何地举行的。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我们竟还能召开代表大会，感到震惊，它们尤其震惊的是，在大会后不久，在柏林的《论坛》报和《马德格堡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苏黎世同志示意的高度传奇式的描写，使整个事情显现出冒险色彩。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有趣。维登代表大会对党内的气氛起了极好的作用。单是举行了大会这一事实就已经大大振奋人心。人们又一次聚集在一起，老战友又见了面并且彻底谈谈，无论哪里存在的猜疑都被消除了；各个人的勇气都显著提高。大家都勇气百倍地抱着决心回家，要使维登所播的种子发育成熟。 我们的人的最初惊愕过去之后，敌人报纸掀起对瑞士的挑拨，以《十字报》和《国会议员》报为先锋。它们要求把叛徒由瑞士驱逐出去并建议策划一次叛国诉讼。但是《十字报》和同类的机关报要求瑞士无视逃亡者的避难权而将政治上可恨的人驱逐出去，这个要求只得到一个结果，在九月间开会的瑞士法学家会议表示非常坚决地拥护避难权。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要绝对地加以维持。瑞士在批准避难时要抱着宽宏大量的原则，但是有理由把间谍、秘密诱捕者和类似的流氓轰出去。永不能为取悦外国而发布驱逐令。 警察和法院在维登会议以后又重新热心于迫害我们。于是布勒斯劳初级法院企图把所谓当前的秘密联系竭力造成一件讼案，并且为了这目的把三千多人的信件查封了。布勒斯劳的全部邮物都被打乱了，遭受巨大的业务损害。结果毫无所得。 就是在莱比锡，警察也越来越仇恨我们。在我们头上渐渐阴云密布。在快到九月半的时候，我们约四十人聚在一起举行“生日庆祝会”，警察忽然冲入酒馆，把我们全体都逮捕了。在众多警察押解之下把我们领到警察局，进行审讯。大群的人伴随着我们。这个手续费时二小时半，毫无结果，而后把我们释放。这一事件的唯一损失是俄国的蔡特金同志，他在莱比锡当排字工人，也参加“生日庆祝会”作客。他被驱逐出境。 在我家里又进行了一次枉费心机的搜查。我也发现，检察机关对于一位声明愿作我的信件的掩护收件人的太太，宣布封锁她的信件。由此落到检察官手中的信件却不足以作为起诉材料。我也立即关照取消掩护寄信处。 斗争在继续进行。在九月二十六日的第三十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而经同人同意的号召书，署名是：“德国，九月十八日，党领导机构”，其中提到维登代表大会时说道： “……处于党目前在德国生存和斗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非常严重的和困难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想消灭我们，他们手里掌握有充分的反动立法手段，用‘法律的名义’来镇压我们，我们再说一遍，只有勇敢配合着智慧才能保证我们成功。 在这些条件之下每一保证成功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每一个地区的党员同志的事情是选择和采取他们认为是最可靠的达到成功的适当方法和途径…… 因此，你们组织起来吧，一律像……到处组织起来，一直到最辽远的我们有信徒的地方，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命令。 第二是：不倦地鼓动以争取新的读者和订户来传播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三个命令是：在各地以各种形式经常为鼓动和救济的目的募捐款项……作战需要金钱，金钱，还是金钱，因为党经常作战，所以也经常需用钱。” 接着我们劝告要谨慎小心。 “你们要小心，你们必须特别缄默——到处都有间谍——，但是你们不可胆怯。” 然后接着指出各人应持什么态度。最后又一次迫切地劝告各个选区关于下次的国会选举要组织起来。人们也应为选举募捐并且对于候选人要取得协议。 除这里节录的党领导机关的言辞外，苏黎世国外联络站却认为必须发表一篇类似宣言的东西作为传单发出，其中对维登决议的一种解释是我们不能也不许可同意的，因为它给检察官为将来的诉讼提供一个重要材料。我们在莱比锡对国外联络站这个行动的看法可以由我在九月十八日写给苏黎世同志的信里看出来，信里说道： “……结尾还谈一谈这里近来甚嚣尘上的一点。这就是关于《马德格堡报》上似乎全部刊载的那篇宣言。 我们对于这个文件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文件有什么目的，这大概就是W.[1]在他的信里所说他向代表大会致贺（来自国外）的那封复信。这个简单事实证明了，我们处在多末痛苦的地位。 我奉命声明，我们全体对这类行动提出抗议，如果再有此种行为，定将在我们和联络站之间导致不可挽救的冲突。 我在这里不愿谈论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形式和笔调，虽然对于这个也曾有过很不利的和很严厉的评判，我也觉得，好像你们不惜任何代价必定要超过莫斯特似的。 但是大家取得一致的是关于联络站在一件非先拿给我们审查和判断不可的事情上竟擅自行动。联络站不是个特殊机关，它不能也不许独断独行地向世界发出任何情况下都使我们负责的文件。这样的责任我们是不负的，并且像联络站在当前情况下对待我们的方式，也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这里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是事先经过同事的讨论的，我们必须注意，每一规定要发给广大范围和要公开的文件，具有或应具有公务性质的，事先都要给我们看，不得提前发表，也不得更改我们先前的讨论所规定的来发表…… 毫无疑义，代表大会和其后的一切激起了我们敌人的无比愤怒，有系统的摧残和相应的迫害将不可避免。这种迫害势必还要加剧。 我们让联络站的权利是同国外同志通信，如果认为有益，可给与解释和报告，以及收取款项。但是一涉及任何方式要牵连广大党员的文件，我们就必须坚持，把文件通知我们并及时地取得我们对它的同意……我相信，这只是理所应当。因为领导机关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苏黎世，所以那里若不事先告诉我们，就不能办理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这个宣言给我们敌人什么印象，见于冯·普特卡美尔先生一八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在国会中反对我们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宣读了宣言，以便在宣言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危险的革命性质。并且在十八年以后（一八九九年），这宣言还关系到党员同志阿龙斯博士离开柏林大学讲师职位的问题，他的控诉者又是根据那个宣言，说它是当时党领导机关的正式文件。 我对于当时情况的理解，在下面给恩格斯的信里也谈到了：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二十七日的信，我使您等到今天才得复信。这个长久的耽搁，我可以请求原谅，因为从那时起到九月初止，我除短期间断外，几乎全是在旅行中。而这短期的间断又为其他工作所占用，以致无暇作复。 在隔了这长时间以后，我不想再回到您信中所提到的各种私人事件上去。 如果您把我盼望已久的您和马克思的相片交由李卜克内西带来，我就非常愉快了……尊著再版的情形，李卜克内西当可奉告；我曾请求他来办理这件事，因为我由于上述原因无暇及此。我若没有完全搞错的话，您的著作也遭到以前不久在布勒斯劳所遭到的没收。显然是叛卖在捣鬼，叛卖如何到处与笨拙一同扮演着不同程度的重要角色。一点钟以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同志有叫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嫌疑，遭到搜家。这只有被出卖才会发生。搜家的结果如何，截至目前晚上九点钟，我还不知道。当事人今天下午还偶然在我这里，当他不在家时，警察闯进家里。这情形您可以通知李卜克内西，他会对这关心的。 各种迹象暗示，在最近期内这里会有几个重大打击到来，这就是说，如果人们能为此找到材料。代表大会使他们异常烦恼，莱比锡被认为是一切这种事件的祸首。我们这里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向过着安宁闲适的生活；这生活现在到头了，我们必须鼓起勇气。 关于大会经过，您由《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可以知道一些，最重要的讨论自然须保密；大会的经过，总的说来，是使我十分满意的，它在德国同志中间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莫斯特相信能用虚假的描写和仇视的批评给人以巨大损害，他就错了。他的信徒总共也没有几个，公然投归无政府主义阵营，像他特别以最近一期报的社论和社论后面所转载的巴枯宁革命法则所表现的那样，则对他更为有害。 我该认为，因此却也正好是您和马克思来声明与莫斯特没有关系的时机。您也许答复说，这没有必要，因为您根本没有声明过赞成他。这种理解不对。莫斯特在许多函件中自夸得有您和马克思的赞同；马克思有几次出代收报纸订费的收据，这种情况使不明了内情的人得到好像还给莫斯特物质援助的印象。事实上，莫斯特也把这一切，特别是在奥地利，大事宣传。我现在并不要求您声明赞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不要求您把声明寄给它。这件事情可以用对您们很容易的方式这样办妥，即您们给我们任何一人写一封作为回答有关询问的信，由收件人（他可毋需具名）把您们的信加以发表。这对您们和对我们都会有好的作用。您和马克思的完全消极态度常常遭到不利的批评，所以一般人盼望您们积极参加并且说一说您们对于时代的想法。 您在最近来信中所说的，我们敌人的一切活动最后如何总有利于我们，尤其是俾斯麦的忙忙碌碌和破坏活动如何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这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单只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满意，我们必须把那个人所掘的坑挖得更深，并且把他的活动以及不断的普遍灾难所造成的不满，用力煽动起来，在这方面，您们必须同我们一样予以协助。 俾斯麦作了贸易部长，使我们感到很有趣的惊讶。俾斯麦在这里已陷入使他一定咬牙切齿的境地，加之在这种境地上除了播下极端不满情绪而外什么作用也不会有。他若真正制定有利于工人的法律，那他就第一，遭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反对，而且第二，他也不能赢得工人的同情，因为他即使以最好的心愿也只能提供不彻底的办法。在他迄今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中，他现在所接受的，就是将来最彻底毁灭他的职务。 还有一个好处是，通过他的措施所必然引起的激烈笔战激起了漠不关心的群众，并且强迫他们参加公众活动并在公众生活上表示党派性。这又是对任何人没有比对我们更有益了。这一切都是这样有利，所以我们也必须利用这形势。如果您们能决定现在公开出面一次，我可否这样说，您们把形势加以理论上的阐明，这就会起巨大作用，而且您们的意见将不只一次为我们的敌人和俾斯麦的敌人所引用。 什么这里非常忙于目前的日常工作和各式各样往往细小琐碎的事情，以致缺乏做这种工作所必要的时间和专心，再说您们懂得的远比我们彻底。所以请把不悦之色抛掉吧。 我非常希望能到那里去一趟，和您们亲自认识一下，不过这一次又不合适，将近下月底或许可以。其余季节，包括国会会期在内，我的业务和业务旅行非常繁忙，实难分身。但是，不管怎样，毕竟要聚会一次。 谨向您和马克思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1]大概是瓦尔特，亦即福尔马尔。——编者
第五章对布尔什维克定位的批判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五章对布尔什维克定位的批判分析 ↘取缔苏维埃政党 ↘包办替代主义的危害 ↘自我解放 ↘罗莎·卢森堡的立场 ↘工农联盟与战时共产主义 ↘和平谈判的问题 ↘红色恐怖 ↘契卡 总的来说，十月革命是客观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些矛盾演变自俄国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关系运动，具有不可抗拒的爆发力。十月革命也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劳苦大众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解开这些矛盾纽结的行动结果。 当然，根据苏俄和苏联后来的演变，我们应该问，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后实施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加快了第一个工人国家向官僚主义堕落的进程。 在20世纪20-30年代，这种官僚主义式堕落当然不是发自或根本决定自该党的定位。它的根源还在于苏维埃社会的客观矛盾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或其领导层中的不同分子，在某些时刻做出的具体决策、持有的明确态度，也对政权的官僚化进程产生了影响。我们应该努力理解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 取缔苏维埃政党 这些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在革命政府最终赢得1918-1920年内战的时刻，取缔苏维埃政党。托洛茨基作为列宁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领导及政府成员，尽管他不太倾向于对其决定进行自我批评，然而他还是对此作出了两个明确的判断。 1936年，他写道： 对派系的禁止，最终导致禁止与“无懈可击”的领导人产生不同的想法。由警察制造的党的一元化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有罪不罚，成为了各种恣意和腐败的根源。[1] 两年后，在他1938年为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撰写的《过渡纲领》中，他明确表示赞成多党制： 没有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工人农民将自由地通过他们自己的投票表明他们承认哪些政党是苏维埃政党。[2] 不可否认的是，工人们将1920年的孟什维克认作是一个苏维埃政党，因为他们在其中有相当多的当选代表，特别是在哈尔科夫（Charkov）和莫斯科地区。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无政府主义者。 取缔苏维埃政党，顺理成章地导致了后续取缔执政党内的派系（每一个派系事实上都构成了成型中的新政党）。毋庸置疑，这两者都被视作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临时措施，也因此会随客观情况的改善而被废除。我们显然应当思考，这些在特定时刻生效的具体决策产生了什么样的确切后果。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使这些禁令是临时性的，为论证它们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理论又酿造了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论证酿成的危害远比禁令本身要大，并且影响至今。 包办替代主义的危害 取缔苏维埃政党，是基于一种包办替代式（substitutionist）的建设社会主义观念，即当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策总体方针。这一观念受到了托洛茨基一直以来的大力谴责（1920—1921年的“黑色岁月”除外），列宁也用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与之斗争。 这种观念认为，无产阶级的多数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意识来统治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甚至还说：……（无力）来领导一个工会）。这又引出了另一个论点，即：丧失自我阶级属性和腐败（包括通过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 这一出发点很快导向了这样的结论：必须由党，而非实际存在的工人阶级，掌权统治。那么，党的机构，甚至它的领导层，乃至它“无懈可击的领导人”，都是引导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工具。斯大林用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表达了包办替代主义的实质内容：“干部决定一切（thecadresdecideeverything）”。 即使能够避免斯大林主义这样最严重的过失与罪行，党的包办替代主义理论也助长了垂直层次主义（verticalist）、国家主义（statist）、家长式（paternalist）和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的政权概念。它当然也可以附带着各种限制条款而存在：党或党的领导者代替工人阶级实施统治，但以工人阶级为其施政基础，动员工人阶级，注意工人的反应，根据工人阶级的经验纠正自己的错误，等等。 但这丝毫不会改变其基本态度。并非工人阶级在统治，也并非工人阶级在民主地做决定，而是少数人代替它进行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至少被掏空了其内涵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极限状况下，它们能够成为反对阶级敌人的有效斗争工具，但它们不再能保证无产阶级和（或）全体劳苦大众直接行使权力。 不实行真正的多党制，苏维埃就无法在事实上体验真正的民主。苏维埃也无法在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中做出真正多样的选择。 对苏维埃民主的压制有着如此强烈的压迫性，以至于这种压制不再仅仅针对大、中、小资产阶级，还打击到了工人阶级。我们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的数量越庞大，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对苏维埃民主的压制就越显出（文化）霸权（hegemonic），无产阶级就越容易成为被压迫的目标。 自我解放 这样的概念和政治取向，相悖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革命组织理论）做出的主要贡献，即：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和日益增强的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思想。工人的解放（emancipation）将是工人自己的事，而不是工会、政党、政府或国家的事。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它们永远不能取代劳动者自身的行动，不能取代其他被剥削、被压迫阶层的行动。他们自我行动（self-activity）的根本解放作用不容忽视。 如果认为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这种棘手祸患，那就是误解了物质和社会利益在历史中的推动作用。正相反，是工人官僚机构的存在生产出了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生成，它又反过来在客观上促进官僚化的进程。 罗莎·卢森堡的立场 对于这一点，罗莎·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篇评论中，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发出警告： 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将变得毫无生气，仅存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3] 这段引自卢森堡的表述，并不能准确地描述1918年俄国的公众生活状况。当时，俄国社会充斥着对各式政治主张的讨论，各类组织也举行了大量合法、准合法的活动。罗莎在狱中写下了这本小册子，而她能够接触到的可用信息并不充足。 但她对更长期的趋势，特别是1920-1921年的趋势，作出了卓越的、有预见性的关键诊断。“只有官僚将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她在1918年夏天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彰显着她非凡的清醒和理论分析能力。 我们同样认同罗莎在随后几段中的表述：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 ……激励工人阶级……去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已然形成的乐土中才能杨帆起锚，社会主义民主制也并非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民众。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向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发起进攻，没有这种进攻，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整个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4] 在同一本小册子中，罗莎·卢森堡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的取向。那时她又表现得不那么清醒了。在这些问题上，她采用了教条式的口吻，没有将（过渡时期）摆在当下或作为历史遗留的政治与经济需要纳入考量。她批评“（民族）自决权”和“将土地分配给土地改革中的劳动者”的核心口号是“小资产阶级”与机会主义的。 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反对被强行纳入沙皇帝国的人民的自决愿望；如果他们当时反对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巨大渴望，他们早就丢掉政权了。1928年后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对这一点悲惨的证实。 事实上，即使领导层真的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列宁和托洛茨基比其他人少得多——那也是在左派宗派主义，而不是过度的机会主义方面。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相似性（parallelism）”的论调看待卢森堡的立场。在考茨基反对她的论证中，他同样用了机会主义来批评罗莎在农民问题上的见解。 工农联盟与战时共产主义 1918-1920年，被围困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征集余粮的政策，即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我们很难判断这一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使得工农联盟日渐走向破裂。而工农联盟正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5]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导致了生产力，特别是食品生产能力的日益下降，并很可能进一步引发整个俄国经济的崩溃。 农业，主要是谷物生产，下降了近30%，马畜下降了25%，牛畜下降了20%，猪畜下降了28%，而工业生产下降了近60%。与1917-1918年相比，农民用同样数量的小麦只能交换到原来工业品数量的5%。因此，他们拒绝为了实际上几乎毫无价值的金钱售出小麦。进而在当时，有必要通过征收来获取小麦。 但这不仅仅使得农民退缩到自给自足的经济之中，也导致了小麦产量的绝对下降。随着小麦产量的下降，可以征集到的粮食也迅速减少。 随后又出现了普遍的投机趋势与黑市的流行，这对人口中最贫穷的阶层来说尤其艰难。 作为内战期间红军的首领，托洛茨基清楚自己所领导的军队基本上是由数百万农民组成的。他不断游历于这个庞大的国度。正因为如此，他比列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更能看到农民的直接关切。他也因此能够早于列宁一年便提议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尽早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即“新经济政策”（NEP,NewEconomicPolicy）。在这一点上，他遇到了来自列宁和大多数领导人的阻力。[6]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同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Medvedev）的评价。他认为，内战结束后试图继续执行征用小麦的政策，引发了1921年的社会危机，包括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tadtrising）。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 此外，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无产阶级也被削弱了，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身体和道德上。1921年，一个工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只占了1913-1914年所用能源的30%，不足1916-1917年的一半。这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下降。据张伯伦估计，1920年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20%。[8] 有些人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理想化，强调称其可以通向“直接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克里茨曼（Kritsmann）（我们在前文中使用了他的统计数据）谈到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勇年代”。[9]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也是如此。 因势利导，怀有这种观念的人随之为物资短缺和商品配给等束缚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他们理想化地看待了回归“自然”经济这件事（更确切地说，是在以下三个部门的经济回归“自然”：自给型经济、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的良知都反对这种“贫穷的共产主义（communityofpoverty）”，无论其所发展并适用的“模型”多么地平等主义（egalitarian），多么地令人同情与振奋——“为了未来！”。[10]这种“模型”也并没能释放出任何动力，使国家得以摆脱日益严重的饥荒。它反而制造了一种混乱，使斯大林在1928-1934年期间得以冷酷无情地加之利用。 和平谈判的问题 内战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德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干预，部分解释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偏差。 但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个重要的错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干部都犯了这个错误，但列宁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在这时达到了政治清醒的顶点。这个错误就是与每个主要大国（CentralPowers）单独达成和平所产生的（和平协议签订）的拖延。 在1917年12月开启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的第一阶段，这些帝国提出的和平条件与苏维埃中断谈判后，从仍在推进的德军那里实际获得的条件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 前者仍然为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所接受。第二种情况则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民族耻辱，是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此外，它们意味着德帝国主义对乌克兰的控制和对乌克兰农民运动的镇压，并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联盟的破裂，同时对内战的发生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人拒绝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第一阶段的和平条件。他们以这一立场与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情绪相吻合为由，正如托洛茨基对其“不战不和”的中间立场所做的那样。但这并不符合大多数农民的情绪，更不用说那些正处于全面崩溃状态的军队中的士兵了。 最重要的是，除了签署和平条约，当时并不存在任何确切的替代方案：难道要立即推翻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什么能确保它实现呢？立即组织一场“革命战争”？用一支不存在的军队？[11] 拒绝立即签署和平条件的唯一结果，就是默许德国军队占领更多极为重要的领土，特别是将富饶的乌克兰从苏维埃共和国手中夺走。列宁日复一日地预测着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一旦反对德国的和平条件，我们的革命将不得不为这个错误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 红色恐怖 恐怖问题和契卡（秘密政治警察）的建立，都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的后果直接相关。两者都只能根据这些事件来解释。 排除掉那些无法接受的过分表现，恐怖问题本身并不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明晰。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当时，不仅斯大林主义者，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和右派、中间派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许多自发和无组织的工人团体，都采取了广泛的“红色恐怖”措施。他们别无选择。 当面对一个不可战胜、凶狠残暴的敌人，当这个敌人把激进分子方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大规模地射杀战俘和政治对手时，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损失。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谋杀者不想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太高的代价，他们就不得不停止犯罪。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列宁曾试图避免在十月革命后被迫使用恐怖手段。他特别指出：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抓人。是的，我们是在抓人，今天我们还抓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抓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暗中破坏，我们就放了你。他们都具了结。[12] 尽管布尔什维克起初十分慷慨，反革命分子的行为却完全是犬儒且肆无忌惮的。克拉斯诺夫（Krasnov）将军、卡列丁（Kaledin）将军等人是在十月叛乱中被捕的学生军官（pupil-officers），他们被释放时承诺不采取任何反政府行动。结果他们立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拿起武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死亡。 人民犯了一次、两次这样的错误，然后回报以施暴者严厉的答复。这令人惊讶吗？ 这些未来的“红色恐怖受害者”再行动时极具犬儒色彩。A·R·威廉姆斯指出，白军会利用红十字会的货车越过前线，把弹药送到白军手中。[13] 威廉姆斯甚至报道了在攻占冬宫期间这种革命慷慨精神的一个感人表现。学生军官们自首后，群众发现了藏在宫殿深处的刑讯室，因愤怒而发狂。领导红军分队的安东诺夫·奥夫森克（AntonovOvseenk）喊道：“我将射杀第一个接触囚犯的人”。他最后这样说服众人： 你们知道这种疯狂会导致什么吗？当你杀死一个白卫军囚犯时，你杀死的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为了这场革命我已经付出了二十年的流亡和监狱生活……〔它〕意味着更好的东西，意味着所有人的生命和自由。你们已经为革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也应该为它付出别的东西：你们的智慧。你们应该把为革命而奉献放在满足个体的激情之上。你们有勇气为革命带来胜利。现在，以你们的荣誉之名，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宽宏大量给出证明。你们热爱革命。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杀死你们所爱的东西。[14] 但在遭受了反革命分子的野蛮暴行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同样，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 此外，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红色恐怖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截止到1920年3月，官方估计红色恐怖的受害者总数为8620人。莫里泽（Morizet）估计受害者稍多于一万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白军被打败后的几个月内，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死刑（1920年5月波兰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时，死刑才重新启用）。 苏维埃俄国的气氛也远非许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普遍恐惧。我们可以从目击了1921年7月14日莫斯科革命法庭（theRevolutionaryTribunalatMoscow）审判白军高级军官加尔金（Galkin）的莫里泽，或任何其他目击者的描述中，看出这一点： 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比那天的公众和法官更为同情被告的场面。挤进审判室的四百名工人、士兵，三名年轻的法官和一名年轻的检察官，都以一种友善的眼光看着这个三十五岁的小个子男人。他穿着破旧的衣服，有一个温文尔雅的副官守着他，依照规定拿着左轮手枪。在加尔金和人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四位武装士兵也对法庭交谈很感兴趣，草草将被告围绕在一条花园长椅周围，那是留给被告的自由空间，也将被告隔在了辩护人和听众的桌子之外。 设身其中，与其说把自己当作革命法庭的愤慨听众，不如说是在观看一场对良知问题有所分歧的人之间的激烈讨论。[15] 加尔金得到了轻判，然后迅速被赦免，尽管他曾拿着武器反对苏维埃政权。但他表示，在经历了反革命的白色独裁者之后，他更加憎恨他们。法庭相信了他的话。 契卡 我们刚才讨论了残酷的内战时期的一些临时措施，但契卡的问题则非常不同。契卡问题关系到一个机构、一个机关的建立，而任何机构和机关都不可避免地有成为永久性机构，逃避任何控制的趋势。 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施虐者可以在一个公开审判后被枪毙，即使是一个简易的审判。但是，一个秘密的政治警察不可能被置于公众的控制之下。 由于公开性政策（glasnost）（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透明”政策），契卡的档案已经开始公布。这些档案显示，尽管契卡的第一任领导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Dzerzhinsky）本性诚实，没有人怀疑他有不正当的意图，但害虫从一开始就出现在了队伍里。只需提及一个事实就足够了：契卡成员和线人从“投机分子”或犯有“经济罪”的人那里缴获的任何货物，都会为自己带来一份奖金（“战利品”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腐败的动力由此展现。张伯伦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16] 契卡摆脱任何控制的趋势也是如此。这种危险的动态很早就明确了。有一则轶事说明了这一点。列宁曾非常欣赏左派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与他私交甚笃。有一天，列宁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宫，给了他一本假护照并说：“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否则，契卡将在几天内逮捕你。到时我也将无法阻止他们。” G·莱格特（GLeggett）是一个极度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动派。然而，他也承人，契卡的这种独立在一开始只是偶然性的。 在契卡的恣意暴力和人民司法委员会（People’sCommissariat）制定的苏维埃法律体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每当政权受到威胁时，契卡就会占上风；当危机消退时，〔人民司法委员会〕就会赢得优势。[17] 列宁本人坚决赞成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并认为有必要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一系列决定性措施。在1921年捷尔任斯基与加米涅夫（Kamenev）的冲突中，关于内战结束后政治警察的改革，列宁支持加米涅夫，他提议将契卡的权限限制在间谍、政治犯罪、护卫铁路和食品店的领域上。而所有其他镇压活动都应该由人民司法委员会负责。 还应该指出，契卡几乎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或列宁的造物。首先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其创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契卡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变得独立、越来越不受控制的趋势。维克托·塞尔日（VictoriesSerge）用了“职业退化（professionaldegeneration）”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契卡的创建无疑是一个错误。 [1]L·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先锋出版社，纽约，1945年，第105页。 [2]L·托洛茨基，《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载于《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纲领》，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3年，第145-6页。 [3]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讲话》，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0年，第391页。罗莎卢森堡是一位波兰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活跃于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于1919年被反动势力暗杀。 译者注：该段翻译引自中共中央编译局1984版《卢森堡文选》下卷“论俄国革命”，译者是殷叙彝。殷先生一生译著颇巨，在社会民主主义研究领域有极深的造诣。 [4]同上，第393-94页。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后来成了一名改良主义者。 译者注：这几段内容主要参考了殷叙彝先生的译法，一些细节处依照作者的表述进行了改动。需要提醒的是，该部分引述对原文进行了大篇幅的调整与省略，部分表述可能与原意存在出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对比阅读。 [5]“战时共产主义（Warcommunism）”是对内战期间（1918-1920年）适用的政治-经济政策的总称。它的特点是激进的“国家化（statization）”和诸如强行征收农民的粮食等特殊措施。 [6]托洛茨基在其尚不成熟的新经济方案失败后，曾一度为“贾布尔军事化（militarizationofJabour）”的备选方案辩护。这得到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致批准。新经济政策则于1921年推出。它代表了与战时共产主义的指令性经济的深刻决裂，引入了市场和农民生产的自由化，鼓励小型私营工业的一定发展，并提议接受外国投资。 [7]罗伊·梅德韦杰夫，《十月革命》，巴黎。1978年，第210页。1917年3月，波罗的海上的一个港口喀琅施塔得的驻军发生叛乱。与驻军的谈判破裂后，叛乱随即被红军镇压。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更深入地分析喀琅施塔得起义及其被苏维埃政权镇压所带来的问题。我认为，鉴于内战尚未结束，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政治判断的问题，是战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讨论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批评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决定的人把他们的判断建立在具体的政治评估上，如：驻军所提出要求的性质、在场政治力量的性质等等。但在我们看来，在内战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力量的性质（以及它们的“运行逻辑”）。 但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的信息并不能使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根据一些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就像1917-1918年的水手群体，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基本上是工人。他们的起义是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人抗议的延伸。因此，在这里展露出的是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根据其他人，特别是托洛茨基的说法，1917-1918年的无产阶级水手们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他们要么在前线牺牲了，要么就被红军或国家机器吸收了。1921年的水手主要来自中农或富足农民家庭。他们的起义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和小麦征用的拒绝。有必要与他们进行谈判，但不能屈服于这种社会动力。否则笼罩在彼得堡上空的反革命威胁会进一步强化。这是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威胁，因为随着浮冰解冻，喀琅施塔得港会向波罗的海上的白军舰队开放。 [8]张伯伦，同上，第2卷，第108页。 [9]L·克里茨曼，《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维也纳-柏林出版社，1929年。 [10]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称，这种原始的“苦难的共产主义（communismofmisery）”只会使贫困普遍化，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旧东西（oldshit）”的复兴。 [11]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分别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家族。 [12]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11月4（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5页。 [13]A·R·威廉姆斯，同上，第112页及之后。 [14]同上，第126页。 [15]莫里泽，同上，第429页。 [16]张伯伦，同上，第2卷，第71页。 [17]G·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牛津，1981年，第171页。
张天翼著：大林和小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大林和小林 张天翼著 肖毛扫校 （扫校自《童话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版，1984年3印，精装定价3.1元） PDF图像版 目录 第一章出门遇险 第二章国王的法律 第三章拍卖 第四章足刑 第五章小林的力气 第六章到了中麦伯伯那里 第七章小林给大林的一封信 第八章美丽的天使 第九章天使给叭哈的幸福 第十章叭哈的家里 第十一章大宴会 第十二章皇家小学校 第十三章两种赛跑 第十四章不幸的事 第十五章火车司机 第十六章海 第十七章“我真想吃！” 第十八章富翁岛 第十九章乔乔和小林的消息 扫校说明 第一章出门遇险 从前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农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乡下。他们都很老了，老得连他们自己都说不上有多大岁数了。有一天，他们忽然生了两个儿子。这个老农人非常快活，叫道： “我们有了儿子了，我真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生儿子。” 他妻子也很高兴。她说： “我们一定得给他们取两个好名字。” 取个什么名字呢？老头儿可没了主意。他想，翻《学生字典》罢，翻到什么字就取什么。 一，二，三！一翻，是个“菜”字。大的叫“大菜”，小的叫“小菜”么？ “哼，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菜’哩！”老头自言自语。 第二次翻，是个“肥”字，也不合式。 翻来翻去总找不到适当的字。这老头儿就这么翻了一晚。到快天亮的时候，这老头拿着锄头走出门去。外面太阳照着树林，这老头儿高兴地叫： “好了，就取个树林的林罢。” 名字就给取定了：大的叫大林，小的——当然叫小林。 过了十年，老农人和他的妻子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们对大林和小林说： “家里什么也没有，你们应当到外面去作工。我们死了之后，你们可以把我们抬到后面小山上。山上的乌鸦会来给我们造坟墓。然后你们就带着应用的东西去找活儿吧。” 大林和小林就把他们父母的尸体拾到了山上。他们刚下山，树上的乌鸦们忽然一齐飞起来，一面哇哇地叫，一面去衔了土，给这两位老人堆成了一座坟。 “哥哥，”小林对大林说，“我们快去收拾东西罢。我们早点出门去。” 他们回了家，把一小袋米背到背上，又拿一个麻布袋子，把他们的破衣裳，粗饭碗，都装到了袋里，他们这就出了门。 大林说： “向哪里去呢？” 他们想起没有妈和爸了。他们又不知道要走哪条路好。他们都坐在地上哭起来。 四面是山，是田，是树。都是别人的。他们不知道要在哪里落脚。他们怎么办呢？天也晚了。太阳躲到山后面睡觉去了。月亮带着星星出来向他们霎眼。 大林和小林还哭着。哭呀哭的太阳睡了一觉醒来了，又从东边笑眯眯地爬出来。 小林揩揩眼泪说： “你还哭不哭？我想不哭了。” “好，我也懒得哭了。走罢。” 两个人都认不得路。他们只是向前面走着。走了许多时候，他们带着的一点儿米已经吃完了。“东西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大林说。 “我们休息会儿，再找东西吃。好不好？” 他们于是在一座黑土山下面坐下来。 大林看看口袋，叹了一口气： “我将来一定要当个有钱人。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事情。” 小林反对道： “嗯，爸爸说的：‘一个人总得干活。’” “因为爸爸是穷人呀。财主老爷就不用干活。爸爸说的：‘你看有田有地的可多好！’” “妈妈和爸爸都是穷人，妈妈和爸爸都是好人。可不象财主老爷。” “可是，有钱人才快活哩，”大林大声说。“穷人一点也不快活，穷人要做工，要……”突然有个很大很大的声音，象打雷似地叫起来： “要什么？要吃掉你们！” 大林和小林吓得摔了一跤。他们的口袋也吓得发了一阵抖。 是谁说话呀？ 没有一个人。 兄弟俩彼此抱了起来，脸上的汗淌得象下雨似的，四条腿儿打着战。他们四面看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大林问： “究竟是谁说话？” “不知道呀。” 可是过了会儿他们就知道了。过了会儿，他们跟前的黑山忽然动了起来…… “地震！快逃！”小林叫。 两个人刚要跑，那座山动呀动的陡地站了起来！ 啊呀，是个怪物！——人不象人，兽不象兽。 这个怪物原来在这里睡觉。他们还以为他是一座黑山哩。怪物现在站直了，眼睛象一面锣那么大，发着绿光。他伸出他那长着草的手来抓大林和小林。他要吃他们！ 真不幸，大林和小林一定会给怪物吃掉了！ 大林想道： “我们妈和爸都没有了，粮食也吃完了。又没田地又没钱，什么都没有。就让怪物吃了罢！” 小林可非常着急。他想逃是逃不掉的。因为怪物手长，你即使跑了很远很远的路——比如说，三里吧，他也能一手抓到你。 怪物知道有东西吃了，他笑着看着大林和小林。小林问： “一定得吃我们么？” “不吃你们也可以，可是你们得送我几件珠宝。” “什么珠宝？我们看都没看见过。” “哈哈哈，那对不起了！” 小林低声对大林的耳朵说： “我们逃罢。” “他追得上哩。” “那么我们分两头跑罢。他准一个也追不着。” 一，二，三！大林向东跑，小林向西跑。 怪物要追大林，又想要抓住小林。东跑几步，西跑几步，就一个也没追着。 大林和小林都逃掉了，只有麻袋还丢在地上。怪物实在饿了，就拾起麻袋吃了下去。可是嘴太大，麻袋太小，麻袋给塞住在牙齿缝里。他拔起一棵大松树来当牙签，好容易才剔出来。 他想：还是再睡罢。 月亮已经出来了。月亮象眉毛似的弯弯的。 怪物伸个懒腰，手一举，碰在月亮尖角上，戳破了皮。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呸，今天运气真不好！” 第二章国王的法律 小林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跑进了一个山谷里。他回头一看，怪物没追上他，他才停下来。喘气喘得要命。他叫： “哥哥！哥哥！” 可是他马上记起，哥哥是和他分两个方向跑的。现在哥哥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他抹抹眼泪，打算要哭，可是太疲倦。他就在草地上躺下来，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月亮出来了。小林眼角上挂着的泪珠闪闪地发光。 小林睡了两个钟头，就有两个绅士走过他面前。 一个绅士是狗，叫做皮皮。那一个是个狐狸，叫做平平。他们俩都穿得很讲究，平平戴着的那顶帽子尤其漂亮，好象是银子打的。皮皮对平平说： “今天我运气可好哩。今天我捡到了一口皮箱。” “皮箱里有些什么？”平平问。 “你再也猜不到：皮箱里是满满一箱子苍蝇。” “捡到一箱子苍蝇，似乎也不算什么，”平平说。平平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绅士。 皮皮叫道： “那么平平先生，你说要捡到什么东西才算稀罕呢？” “依我看来，顶好能捡到一个人。” “这也不难，我准有这个好运道。” 他们谈着谈着，就走到了小林身边。 皮皮一看见小林，就高兴得跳起来，叫道： “平平先生，平平先生！我说过，我一定能捡到一个人。哈哈，果然！你瞧！” 平平搔搔腮巴，羡慕地看着皮皮。 皮皮的力气可真大，只把小林的衣领一提，就把小林提了起来。 “平平先生，你看这个人值几个钱一斤？” 小林还没有睡醒，咕噜着： “我还要睡哩。你们哇啦哇啦吵什么？” 皮皮大笑起来： “什么，你说我们吵醒你么？哈哈哈，我捡起你来了，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小林吃了一惊，完全醒过来了。啊呀不对，又是不幸的事！ “什么，我好好地睡觉，干你什么事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我捡起来的，”皮皮说。 “你捡起了我，我就是你的东西了么？” “当然。你不信，你问他。”皮皮指指平平。 平平对小林鞠个躬，把他的耳朵一直鞠到地下，雪白的耳朵上粘上了许多黄土。他说：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么一个规矩：谁拾到了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皮皮先生既然拾起了你，你就不可否认地是皮皮先生的东西了。” 小林揉揉眼腈，瞧瞧皮皮，又瞧瞧平平，说道： “我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矩！” 皮皮说：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我们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既然拾起了你，你就归我。要不然，你出一千块金砖给我，我可以放你自由。” 小林用力地挣扎着。可是什么用也没有。皮皮的力气很大，使劲地抓住小林不放。 小林嚷开了： “我不是你的！我也没金砖给你！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律，我不服！” “我和你去问问人，看有这个法律没有。好不好？”皮皮问。 “行！我和你去问国王！” “好，我们走罢。” 他们开步走。皮皮还是抓住小林。小林说道： “皮皮先生，你抓着我走，我真谢谢你。我正很疲倦哩，叫我自己走可走不动。” 皮皮虽然力气大，可是捉着小林走了几里路，手也提酸了，他只好抓得轻一点。 小林恭敬地说： “皮皮先生，你提不动了？我自己走罢。” “好罢。” 等皮皮手一放，小林就飞跑了。 平平大吃一惊，耳朵竖了起来，帽子就朝天飞去，一直飞到天上，挂在月亮的角尖上了。他急得哭起来。 “啊呀，我的帽子！” 他的好朋友皮皮没有工夫去管别人的帽子。皮皮只是想要抓住小林，他就拚命追。皮皮跑得比小林还快，因为他本来是猎狗出身。果然，皮皮先生的手离小林只有一尺远了。 真糟糕！皮皮先生的手又向小林靠近，现在只有五寸远了。 “小林，快呀，快快跑呀！”小林对自己打气。 可是皮皮先生的手离小林只有一寸远了！ 天上的月亮也跟着小林跑，尖角上挂着平平的高帽子，被风吹得摇晃晃的。 最后，皮皮的手搭在小林的肩上了。皮皮先生一把抓住了小林。 小林就说： “算你跑第一罢。” “小林，不管四七二十八，我和你问国王去，究竟你是不是我的东西。” 这位狗绅士把小林拖回来。那个挂着银色帽子的月亮也跟了回来。 平平还哭着。张大了红眼看月亮角上的帽子。他说： “怎么办呢？” 皮皮不耐烦地说： “哭什么！等到月亮圆起来，就挂不住帽子了。你等半个月不就得了么？” 平平哭丧着脸： “好，那么再见罢，你们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皮皮和小林于是向京城走去。两个钟头之后，他们到了京城门口。 皮皮敲城门。 “开城门，开城门！”他叫。 那位国王正要睡下，听见敲城门，就皱起眉毛来： “这么半夜还来敲门！谁呀？” “我！” 国王没有法子，只好起来开城门。国王年纪很老了，很长很长的白胡子拖到了地上，走路走得一不留心，他就会绊住自己的胡子摔跤。这时候国王手里拿一支蜡烛，慢慢地走到城门口，拍哒就摔了一跤，蜡烛也熄了。 “哎哟！”国王哭起来。 皮皮等得不耐烦，叫道： “啧啧！你这个国王！为什么还不来开门呀？” “好，就来就来。等我把蜡烛点上。唉，真麻烦！” 一小时以后，国王开了城门。 “什么事？”国王问。 皮皮对国王鞠一个躬说道…… 不对，我说错了！原来皮皮先生还没有开口，小林就抢着说了，他说得很快，他说： “我在地上睡觉。后来这个皮皮先生来了。后来这皮皮拾起了我。后来皮皮先生说我是他的东西。后来我不服。后来我们来问你这个国王。” “后来呢？”国王问。 “后来敲城门。后来你这个国王摔了一跤。后来你这个国王哭了。” 国王脸红起来： “我可没有哭！” 皮皮又鞠一个躬： “国王您说，皮皮拾得了小林，小林就是皮皮的东西了，法律上不是有的么？” 小林大叫： “不对！” “别嚷！”皮皮说。“我们问国王罢。国王，您给我们判一下。” 国王一面把胡子用手托着，一面说道： “皮皮的话不错，小林是皮皮的东西……” “我可不信！”小林嚷。 “你不信也不行。” 国王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法律书来，放到蜡烛下翻着，翻了老半天翻出来了。国王道： “小林，这是我们的法律书，你看：“法律第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条：皮皮如果在地上拾得小林，小林即为皮皮所有。” 有什么法子呢，国王的法律书上规定的呀。 皮皮问小林： “怎么样？” “好，跟你走罢。” 可是小林非常恨国王。小林说： “你这个国王一定哭过了。 “不怕羞。 一个红鼻头。 一条牛。 一条狗。 一缸油。” 皮皮摇摇头： “这一首诗可不大高明。”他又向国王鞠躬： “国王，谢谢您。” 皮皮这就把小林拖走了。国王刚要关城门，可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叫住了皮皮： “皮皮，你们要是遇见了馄饨担子，就叫他挑到我这儿来，我要吃馄饨。” “是。” “要是没有馄饨担子，卖油炸臭豆腐的也行。” “是。” “皮皮，你要是遇见了那些担子，你先给我付了钱罢。” “是。” 第三章拍卖 月亮带着平平的帽子向西走下去，太阳从东边吐出红光来，红里面带着金色，照着树林美丽极了。 皮皮和小林走到了一座城里。 小林问： “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 “带到我的店里。” “给你做工么？” “你别问。你既然是我的，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小林想道： “妈妈爸爸都死了，哥哥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我又变成了皮皮先生的东西。吓，真糟糕！” 想着想着，小林非常伤心起来。 他们走到了街上，皮皮就叫： “马车！” 一辆马车飞跑了过来。皮皮拉着小林上了车，皮皮自己也坐上去，对马车夫说： “回去！” 马车就开走了。小林很疲倦，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他梦见妈妈和爸爸坐在他旁边，大林拿糖给他吃。小林笑了起来，一把拉住大林： “哥哥！” “怎么叫我哥哥？” 小林糊涂起来，说道： “怎么？你不认识小林了么？” 他更使劲地拽住大林。大林推开了他： “好好地睡罢，拽住我做什么！” 小林可就醒来了，原来小林拽住的是一个狗绅士。小林还是什么都没有。小林是做了一个梦。于是他哇地哭了起来。 那位绅士又把小林拖下马车： “别哭了，已经到了。” 这是一条非常热闹非常热闹的街，街两旁都是极讲究的店铺。 皮皮把小林带到了一家最大的店里。这家店的招牌是：“皮皮商店”。门口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狗头，头上带着发光的黑帽子，领上有一条美丽的领结。 他们俩走进店去，店里的人都对皮皮鞠躬。店里的经理叫做鳄鱼小姐。她长着一双小眼睛，一张大嘴。她的皮肤又黑又粗又硬，头发象钢针一样。这位鳄鱼小姐总以为自己很漂亮。她预备将来跟世界上顶美丽的王子结婚。她每天要在脸上拍四百八十次粉，烫两回头发。她脚上穿着顶贵的丝袜和跳舞鞋，可是腿子很短。 鳄鱼小姐一看见皮皮回来，就赶快拿出一面象月亮那么大小的圆镜子，对着镜子在脸上拍粉。然后跑到皮皮先生身边来： “皮皮先生，您办好了货了么？办了些什么货？” 皮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来，说道： “这是一箱苍蝇。”又指指小林说：“哪，还有一个小林。” 鳄鱼小姐就拿一张纸写着： “苍蝇一箱。 小林一个。” 这位小姐把小林带到里面去，把小林关在一间很大的货仓里。这仓里堆满了货，什么都有。有猫，有手巾，有糖，有小林，有镜子，有鸡蛋，有铅笔，还有许多许多用的吃的东西。 小林在货仓里住了三天。每天要吃饭的时候，鳄鱼小姐就带他出来吃饭，饭后又带他到花园里散步。 有一天吃过午饭，鳄鱼小姐带小林到花园里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年男子在门口走过。鳄鱼小姐忽然放下小林，去追那个少年。那个少年可没命地逃跑了。鳄鱼小姐没追上，一个人跑回来，哭了一场。 “你为什么追他？”小林问。 鳄鱼小姐说： “我爱他呀。可是他不爱我。他本来在皮皮商店办事的，他怕我爱他，怕得哭鼻子，哭了一个星期，就逃走了，我追不上他。今天我又没追上他。” 说了又哇地哭起来。哭完了就把小林带回货仓。 到第五天，他们把小林装进一只桶里。这只桶里除开小林之外，还有一瓶墨水，一盒火柴，一片饼干，一张画片，一个铁球。于是他们把这桶子抬到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一排一排的放着几千几万个桶。都是货物。 “干么呀？”小林问。 “要把你卖掉，”皮皮说。 “好，谢谢你。” 下午三点钟，鳄鱼小姐把铃子摇起来，就有许多人到这院子里来了。他们都是来买东西的，挤来挤去地坐在椅子上。 皮皮对他们叫道： “各位！现在皮皮商店要拍卖这许多货，货色都是最上等的。喂，注意！现在要卖第一桶了。第一桶里，有小林一只，墨水一瓶，火柴一盒，饼干一片，画片一张，铁球一个，都是好货色。看各位肯出什么价钱。” 买东西的人就哇啦哇啦叫起来。 “我出一分钱！” “我出两分钱！” “十个铜子！” “十二个！” “五分钱！” “六分！” “六分半！” “六分七厘五！” “七分！” 有一个满脸绿胡子的男子站起来说： “我出一毛钱，一毛钱！” 皮皮先生叫道： “好了，卖给你。小林，你以后是这位四四格先生的东西了。” 原来这个绿胡子叫做四四格。 鳄鱼小姐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小林别忘了我呀。” “我才忘不了哩。” 皮皮先生也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别忘了皮皮呀。” 小林答道： “我也忘不了。” 四四格先生就把小林一挟，坐上了一辆绿色马车。 小林问： “你带我去做什么？” “做工，做工。” “做什么工？” “什么工都要，都要做。” “给钱么？” “不给，不给。” 过了一会，小林又问： “你说起话来，为什么一句话要说两遍？” 四四格摸摸绿胡子，答道： “因为我的鼻孔太大了，太大了。说起话来鼻孔里就有回声，有回声。” 第四章足刑 他们坐的马车停下来了。 四四格也开着一家很大的公司，比皮皮商店还要大。门口有一块半里路长的招牌。 ┌──────────────────┐ │咕噜公司：咕噜公司│ │本公司专制各种珠宝，珠宝，珠子，│ │玉，金银，还有金刚钻，金刚钻！│ │都好极了，好极了！真好，真好！│ └──────────────────┘ “你瞧见了这招牌没有，牌没有？”四四格问小林。 “瞧见了。” “对了，对了。那你就得在我公司里做工，里做工。你如果偷懒我就打你，打你。” 咕噜公司有八百个女孩和男孩做工，他们都是制造珠子和金子和银子的。小林呢，绿胡子老板叫他制造金刚钻。制造金刚钻的人可少极了，连小林只有三个人。 四四格对小林说： “你早晨三点钟起来，替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剃胡子。然后你去做工，做工。然后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再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到了晚上十二点钟睡觉，睡觉。然后三点钟起来，给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剃胡子。……” 小林就忙极了。三点钟起来，天当然还没有亮，只有月亮站在窗子外面望着小林。小林就得给四四格拿早饭。四四格早饭要吃五十斤面，一百个鸡蛋，一头牛，小林拿这些东西真拿不动。幸得有个朋友帮助他，这朋友叫四喜子，也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也是制造金刚钻的。 等四四格先生吃过了早饭，小林就给四四格剃胡子。原来四四格的绿胡子天天要长的。三点半钟剃了，到四点钟又长得象昨天一样长了。四四格告诉小林： “要是我的胡子不天天剃，天天剃，恐怕要比全世界还要长哩，长哩。” 给四四格剃了胡子，小林就去做金刚钻。小林到四四格的秘密地窖里，从一个漆黑的地洞拿出一些象泥土一样的东西来，就放到一个桶里去搅。搅上三天三夜，流下十几身汗，就制出一百颗金刚钻。每一颗金刚钻可以卖十万块钱。四四格当然很阔气很阔气的了。 小林虽然这么苦，可是四四格还常常打他。只要小林看一看别处，打一个呵欠，四四格的鞭子就“拍！”打到背脊上。四四格一天到晚老拿着鞭子。无论谁都得挨打。 有一天，小林很努力，造的金刚钻比平日多，四四格非常高兴，给了小林一个铁球玩。四四格还说： “今天你的工作很好，很好。我给你一个铁球奖励你，奖励你。可是你平日做得不好，不好。可见你平日不努力，不努力。你平日为什么不努力呢，不努力呢？可见你这个人坏，人坏。坏的人是要挨打的，打的。我今天还是要打你，打你。” 于是小林又挨了一顿打。 这么着过了许多日子。如果要把这许多日子的事都说出来，这故事就太长太长了。现在我们只要翻开小林的日记，就可以知道这许多日子里的事。 星期五。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六。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日。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一。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二。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到了一个月，小林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小林悄悄地问四喜子： “为什么把汗流到泥土里，就变成金刚钻呢？” “我不知道，”四喜子说。 “金刚钻为什么这么贵呢？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 小林低声说： “泥土是我们掘的，汗是我们流的，桶子是我们搅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卖金刚钻了。” 四喜子想了一想，说道： “是呀。” “四四格为什么可以拿去卖钱呢？”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制造金刚钻的孩子叫木木。木木说： “那我们拿去卖罢。” “同意！” 小林问： “要是四四格知道了，他会不会打我们？” 四喜子又想了一想，说道： “我说不会。我们可以对四四格说：“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卖掉，你管不着！” 这天他们三个人都不睡，他们三个人拿了几颗金刚钻，溜到了街上。 木木就吆喝着： “一二三，卖金刚钻！ 一二三，卖金刚钻！ 价钱公道，每颗只要五万！” 有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 “少一点行不行？” 四喜子说： “五万够便宜的了，奶奶！” 老太太摇头： “太贵，太贵。” 老太太就走了。走了几步，她又打回头，拿起一颗金刚钻细细地看了一会，忽然她嚷了起来： “这是假的！” 小林不服了： “怎么是假的！” “你们是什么公司的？为什么没有商标？”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说呀说的有一个巡警跑过来了。这个巡警有四只眼睛。巡警一把抓住木木和小林和四喜子： “你们这批小鬼是不是咕噜公司里的？” “是的。” 巡警把他的四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好，你们竟把咕噜公司的金刚钻偷出来卖！跟我走！” “什么偷出来卖！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不管，跟我走！” 他们三个人正想要逃走，那个巡警已经拿出一根绳子把他们三个绑起来了。 巡警把他们带到一个官儿面前，这位官儿是个狐狸，是平平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的脸是黑色的，身子也是黑色的。包包说： “你们为什么要偷金刚钻出来卖？” “我们没有偷，这些金刚钻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是呀，我可长得很美丽。所以你们偷了东西，就得罚你们。” 小林大叫道： “我们刚才说我们没有偷，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包包点点头道： “不错，我已经到御花园去过了，大家都称赞我美丽。我既然很美丽，所以你们到这里来了，我就得罚你们。” 小林小声问四喜子的耳朵： “这个官儿说话干么那么奇怪？” “我不知道。” 木木问包包： “你凭什么罚我们？什么理由？” 包包又点点头： “是呀，我已经吃了两只鸡，一只兔子，这么着就非罚你们不可。并且又因为月亮上挂着的帽子，已经掉到地上来了，所以我要把你们关起来，关一个星期。你们下次不准偷东西！” 四喜子正要说话，那个四眼巡警就把他和小林和木木抓去了，给关到了一个房间里。 小林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 四喜子哭了，一面说： “我不知道。” 这时候，四四格不见了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他就大发脾气。四四格手里的鞭子呼呼地响： “呼呼，我要打人！呼呼，我要打人！” 四四格对鞭子道： “别多嘴，多嘴！我自然知道，知道！找到了他们我总得结结实实打他们一顿，他们一顿！” 过一会四四格知道了他们出的事，四四格就跑到了包包那里。 “包包先生，先生。你把他们三个人关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谁给我做金刚钻呢，钻呢？请你别关他们，用别的法子罚他们罢，他们罢。” 包包说： “可以。” 包包就叫人把他们三个放出来。包包在一张纸上写着： “罚足刑。” 要罚他们足刑了。足刑是什么呢？不知道。小林想，这足刑大概是用鞭子打脚。打可不怕，他们都挨打挨惯了。 巡警把他们三个带到一个房间，门口有一块牌子： ┌───────┐ │足刑室│ └───────┘ 那些巡警把小林他们三个绑起来，再把他们的鞋子和袜子都脱去，就开始上“足刑”了。 足刑并不是用鞭子打，是……啊呀，不得了，可真难受极了！原来是……啊呀！可真难受！ 小林叫： “啊呀，不行不行！这么着可不行！” 四喜子也叫着： “放了我呀，放了我呀！哎哟！” 木木脸上都是眼泪： “啊呀，真要命！轻一点罢，轻一点罢！啊呀啊呀！” 现在我趁他们不叫的时候说出来罢。足刑是什么呢？原来是——搔脚板！ 他们三个都给绑得紧紧的，一动都不能动。巡警们就用手在他们脚板上很重地搔着。他们都痒得要命，难过极了，又挣不脱。三个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出了眼泪。他们三个人又想哭。 搔脚板搔了一个钟头。 后来四四格把他们三个带回去了。四四格拿着鞭子，说道： “你们这么可恶，可恶，偷我的金刚钻去卖，去卖。今天我要狠狠地打你们，打你们！” 拍！拍！拍！ 这次挨打比平常还重，他们三个都给打得皮破肉绽，血一条一条地流了下来。三个人嚷着，哭着。小林想起没有了妈妈和爸爸，又没有了大林，他就哭得更伤心了。 四四格打累了，才住了手： “便宜了你们，你们。现在去做金刚钻去，钻去！” 他们的腿子都给打得走不动了，就一拐一拐地走去。 拍！又是一鞭。 “快点！” 第五章小林的力气 到了冬天了，冷起来了。 太阳怕冷，穿上一件很厚很厚的衣眼，因此太阳也不大有热气了。 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垫着稻草，盖的也是稻草。他们都冷极了，做金刚钻的时候，手冷得发僵。小林因为太冷，连牙齿上也生了冻疮，又胀又痒又疼，难受得很。小林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得碰着牙齿上的冻疮，——啊哟，可真疼！ 有一天，小林正要睡，忽然有一个东西滚到了他面前。一看，是个鸡蛋。 “小林救救我！” “谁说话呀？”小林四面瞧瞧。 “我。我是个鸡蛋。” 木木和四喜子也醒来了，坐了起来。 小林对鸡蛋说： “什么！叫我救你？” 鸡蛋好象要哭了似地说： “救救我，四四格要吃我了。我本来不是鸡蛋。” 他们三个人奇怪起来。四喜子说： “鸡蛋先生，你先请坐罢，坐下再详详细细告诉我们。” “我坐不稳呀，”鸡蛋说。 小林就把鸡蛋放到稻草上。鸡蛋也生了冻疮，蛋壳上有一块红的。 鸡蛋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谢谢你们，我冷极了。我告诉你们罢，我本来是个人，叫做乔乔。我本来也是在咕噜公司做金刚钻的。四四格是个坏极了的坏蛋。我给他做了两年金刚钻，四四格就对我说： ‘一二三，变鸡蛋， 一二三，变鸡蛋！’ “我就变成鸡蛋了。在这咕噜公司的孩子都会要变成鸡蛋的，变成了鸡蛋就给四四格吃掉了。” 他们听了鸡蛋乔乔的话，都吓得直打哆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鸡蛋低声说： “害怕有什么用呢，得想想办法。” 小林想：对，先得把乔乔救出来。他问： “你还能变成人不能，乔乔？” “能，”鸡蛋乔乔说。“小林，你不是有个铁球么？你只要把铁球对我一打，打碎了，就变成人了。” “那不把你打坏了么？” “不会。快动手罢。” 小林拿起他的铁球对鸡蛋一打，拍的一声，鸡蛋就马上变成一个女孩儿了，圆圆的脸。这就是乔乔的本相。 乔乔把他们三个围拢来，小声儿说： “明天小林给四四格拿早饭的时候，把黑地洞的泥土放一点儿在他吃的东西里，他吃了就会睡着。我们就可以逃走了。” 这些话马上传到隔壁房，隔壁房里又传到隔壁，传呀传的全个咕噜公司的小孩子都知道了，大家都挤到小林他们三个人的房里来。 大家都要把四四格打死。 小林跳了起来： “对！只要没有了四四格，我们就都能过好日子了。” 一不留神，碰着了牙齿上的冻疮—— “哎哟！” 乔乔就和几个人到四四格放鸡蛋的地方，拿铁球去打鸡蛋。有的是真正的鸡蛋，有的可就变成了一个人。 到了三点钟，小林就依了乔乔的话，把那个黑洞里的泥土放一块在面里，给四四格先生吃。四四格先生刚吃了一口，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大家叫道： “好了，我们可以动手了！” 乔乔说： “只能使铁球，把铁球往上面扔去，要刚刚落在他身上，他才会完蛋。” “那还不容易？” “可是铁球要扔上一百丈高才行，”乔乔说。“要是扔不到那么高，就打不死四四格，倒把他打醒了，那他就得把我们全都吃掉。” 四喜子嚷： “那可危险！要是我们不扔铁球，不打四四格呢？” “那么，反正总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四四格的鸡蛋。” “那我反对！我同意扔铁球！” “谁有那么大力气呀？谁来扔呀？” “小林！小林！” “好，我来！”小林应了一声。 小林天天给四四格送早饭，早饭是很重的，天天送，天天送，小林力气就练大了。于是小林拿起铁球，预备好姿势，咬一咬牙——可是咬到牙齿上的冻疮了，痛得手发软。 第二次，小林又预备好，——要扔得高，越高越有力量—— 一，二，三！ 可是力气使得太大了，铁球一直往上飞，尽飞尽飞，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仰着头看着，简直看不见了，这么着等了好久好久。 小林着急起来： “怎么办呢？我们用棍子打他行不行？” “棍子可打不死四四格。”乔乔说。 原来只有铁球才行。 “那我们来制造一个！”小林提议。“刚才我扔的那个铁球扔没了。” “好，就来制造！” 大家就动手来造铁球，一直忙到半夜。四四格呢，四四格还在睡觉。 到上午三点钟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个铁球来，掉到了四四格的脚边。 四四格还在那里打鼾，绿胡子一掀一掀的。 “唉，没打中！”小林说。 小林扔铁球的时候只是注意使劲，只是使蛮力，可是没有注意要扔得准。 小林走去捡起那个铁球： “再扔！” 这回可扔得很小心，对准了，只使了一半力气。 铁球只不过给扔到一百丈高的地方，就落了下来，恰恰打中了四四格。 大家看见四四格给打死了，他们不会变成鸡蛋了，非常高兴，就大叫道： “这可好了！这可好了！” 小林大笑起来，他快活极了。笑呀笑的忽然—— “嗯！” “怎么？”乔乔问。 “牙齿！牙齿！” 第六章到了中麦伯伯那里 大家都说道： “四四格死了，公司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该怎么着？” 乔乔提出一个主张： “我们仍旧做工，做各种的活儿。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拿去卖。” “我赞成！”小林叫。 大家也都叫： “赞成，赞成！” 四喜子说： “以后不准打人。” “那当然哪，”大家都说。“四四格已经死了，还会有谁打我们？” “反对搔脚板！”木木提议。 又一个举起手来说： “我还反对睡稻草。” 乔乔就拿一支笔写着，嘴里一面念： “反对打人。反对搔脚板。反对睡稻草。还有什么？” 小林大声说： “我反对牙齿上生冻疮！应当有冻疮药。” 乔乔也写着： “应当有冻疮药。” 大家议好了办法，就把四四格的早饭拿来吃。大家都快活极了。 可是这一天，还有许多事情要讨论。 “要选出一个班长来，”一个说。 “还得有人管事，”又一个说。 “我们要定出规则来……” 问题可多哩。 中间休息了一会，大家就唱起歌来。还有几个孩子按着拍子跳舞。 正在快活的时候，灾难可又来了。 大家还正在唱歌跳舞，忽然一下子，门口走进一个人来。一看见这个人，大家就都楞住了。有的孩子吓得发抖。许多人都叫了一声“啊！” 这是谁？ 吓，是四四格！ 四四格——一点不错，是四四格！ 四四格还是绿胡子，手里还是拿着一条皮鞭。 可是小林回头看看打死四四格的地方——啊呀真怪，那个死四四格分明躺在那里！ “你是谁？”四喜子问那个活四四格。 “我么，我是第二四四格。” 停了一会，这第二四四格又说： “你们以为打死了四四格就好了么？哼，还有我第二四四格！我要叫怪物来把你们一个个都抓去，把你们一个个都判罪！你们犯了杀人罪！” 乔乔大声说： “四四格才犯了杀人罪哩！他害死了那么多孩子！” “哼！”第二四四格说。“总而言之，你们打死了老板！” 小林趁他说话的时候，偷偷地拿起铁球，对准了往上一扔，落下来打死了第二四四格。 乔乔叫： “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大家正要跑出大门，忽然又进来一个四四格！ “不许跑！我是第三四四格。你们一跑，我就叫怪物来！” “快逃！”木木叫。 于是大家向门口冲去，把第三四四格冲倒在地上，大家跑出门去了。 第三四四格就大叫起来： “救命呀！快来呀！怪物也来呀！” 叫呀叫的，忽然天上全黑了。地也摇动了起来。怪物来了！他身子太大，所以把天都挡黑了。这怪物是谁呢？就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怪物。 另外，还有许多巡警也来了。巡警是来抓杀人犯的，因为他们打死了两个四四格。 小林想起那天和大林分做两头跑，怪物就追不着。小林就叫： “分开跑！分开跑！” 大家分开跑，怪物就没有办法了。有几个跑得慢点的就被怪物一手抓去吃了。四喜子就被怪物吃掉了。木木也不见了。 小林和乔乔在一起跑，幸亏跑得快，不然可真危险！ 小林正跑呀跑的，忽然不小心碰着一枝大树，小林的耳朵给碰掉了。 “等一等！我掉了东西！” 乔乔就把小林的耳朵拾起来。 “好，快跑罢。” “让我把耳朵包起来，别把它弄脏了。” 乔乔拿一张报纸让小林把耳朵包起来，藏到了衣袋里，于是又跑。一口气又跑了五十几里路，回头看看，怪物没追上来，乔乔和小林才坐到地上休息。 乔乔对小林说道…… 乔乔正要说话，可是小林忽然怪叫起来： “乔乔，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 “少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就不象乔乔了。我的耳朵呢？” 乔乔就从袋里拿出耳朵来，给小林装上去，她一面问： “我究竟掉了什么？耳朵么？” “大概是的……”一会儿又嚷： “不是！噢，看出来了！——你掉了鼻子！” 乔乔在脸上一摸，真的不见了鼻子。她着急起来： “啊呀，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俩在地上找，可是找不着。这么着找了一夜。 到第二天，他们只好不找了，又走起来。走不到两里路，就到了一个火车站。 火车站旁边有一所小屋子，屋子门口挂着一块牌： ┌──────────────────────────┐ │招领│ │昨天我拾得了一个鼻子。不见了鼻子的人请进来领鼻子。│ │中麦敬启│ └──────────────────────────┘ “乔乔，你的鼻子在这儿哩！” 小林和乔乔就走进门去，看见一个老伯伯在那里吃饭。老伯伯说： “我就是中麦。你们是不是来领鼻子的？你的鼻子是个什么样儿？” “尖的，有两个鼻孔。” “对了，你拿去罢。” 他们拿了鼻子要走了。可是他们肚子都俄了，看看桌子上的饭，又看看中麦伯伯。他们咽着唾涎。 中麦已经看出来了，就问： “你们还没吃饭哩吧？” “没哩。” “快来吃，不然要冷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孩子呀？” 乔乔和小林经这位老伯伯一提，他们想到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就哭了起来。乔乔和小林一面哭，一面吃，一面说： “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了四四格。后来第二四四格。后来第三四四格。后来怪物追我们。后来掉了耳朵。后来掉了鼻子。后来上您这儿来。后来您问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四四格。后来……”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没有家，你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你们就住在我这里罢。” 中麦把乔乔和小林抱起来。乔乔和小林眼泪汪汪地笑着。中麦也眯起眼睛向他们微笑，又轻轻叹了一口气。于是乔乔和小林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第七章小林给大林的一封信 哥哥，我真想念你呀。你在哪里呢？ 我和乔乔找鼻子，找着了中麦伯伯。鼻子已经装好了。我们都叫中麦伯伯叫爸爸。中麦爸爸可爱我们哩。 中麦爸爸是开火车的。中麦爸爸教我们读书。中麦爸爸说： “我老了，我老了。我教你们开火车。你们帮我开火车。” 后来我们说： “好极了！” 我们就学开火车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儿学，一定要把它学会。 哥哥，你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呀？你想小林么？ 后来乔乔的鼻子常常要掉下来。后来乔乔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乔乔的鼻子就“各笃！”掉下来了。乔乔上火车的时候，乔乔的鼻子也掉下来了。后来呢，后来怎么着，哥哥，你猜猜看？你知道后来怎样？ 哈，猜不着！后来——乔乔就把鼻子装了上去。 有一天，我和乔乔跳绳。乔乔跳得可好哩。跳呀跳的，忽然乔乔的鼻子又掉下来了。后来我们就把鼻子…… 后来中麦爸爸说道： “我要带乔乔上医院里去，把乔乔的鼻子医一下。” 可是并没有带乔乔上医院去，因为中麦爸爸没有钱。 后来我又记起哥哥来了。有一天做个梦，梦见你来了。我可真快活，我问你： “你怎样来的？” 你说： “中麦爸爸叫我来的。” 我快活极了。我就和你抱了起来。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打怪物，怪物大叫道： “我要吃掉你们！” 后来乔乔拿跳绳的绳子把怪物绑起来了。我把铁球一扔，怪物就忽然死了。 后来月亮出来了。月亮对我们笑，我们也对月亮笑。后来忽然四四格和皮皮走来了，皮皮抬起了你，乔乔就赶走了皮皮。四四格忽然拿鞭子打我，中麦爸爸就拿铁球打四四格。 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都快活极了。后来我们大家开火车。后来月亮请我们吃饭，我们忽然就把火车开到月亮家里去了。月亮家里还有四喜子和木木。 后来我忽然醒来了。 原来是个梦。中麦爸爸在我旁边，乔乔在我旁边，可是没有你了。 我还是在找你。 “哥哥呢，哥哥呢？” 我哭了。 哥哥，你快来罢。你到了火车站，就可以问中麦伯伯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会领你来。千万要来，千万别不来！ 中麦爸爸希望你来，乔乔希望你来。你来了我们可就快活了。 哥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来的时候先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先要给你买个皮球，买一个苹果。你千万要写信来，你千万别不写信来。…… 正写到这里，乔乔的鼻子又掉了。中麦爸爸先生正在这里替她找，我也给她找。你等一等罢。 啊呀，真麻烦！ 后来怎样呢？后来又把鼻子装上了。 现在中麦爸爸催我睡，我不写了。我明天还得起早。 你千万要来呀。你千万要写信来呀。你得写信告诉我们，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如果你信上不告诉我，那我可就要罚你二十下手心。 我天天想念着你。 你想念我么？ 快来快来…… 上面是小林写给大林的一封信。 信封上是这样写的： ┌─────────────┐ │速寄│ │哥哥先生收│ │小林缄│ └─────────────┘ 小林写好信封，就把信丢到邮筒里了。 第八章美丽的天使 你想，这封信寄不寄得到？ 当然寄不到。 小林也不请教中麦爸爸，也不和乔乔商量，就把这封信发出去了。小林盼望着哥哥的回信。等呀，等呀，——可总得不到一点点大林的讯息。 小林天天晚上梦见大林，一醒来就不见了。 “哥哥，你在哪里呢？” 真的，大林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听故事的人都想要知道。 大林么？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的家里。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家里吃饭。大林吃起饭来才麻烦哩。大林的旁边站着二百个人…… 刚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 “你为什么不从头说起呢？大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大林怎样会有他自己的家呢？那天怪物要吃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分开跑，我们就没看见大林了。你从那里说起罢。” 对，我就从那里说起罢。 那天不是怪物没抓住大林和小林么？那天大林也象小林一样，拚命跑，拚命跑，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大林回头一看，怪物不见了，小林也不见了。 大林疲倦极了，他就坐在一棵树旁休息起来。大林想着： “小林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假如是富翁就好了。我们假如是富翁，我们就有珠宝给怪物，怪物就不会吃我们了，我和小林就不会分开跑了。” 想呀想的，大林就把眼睛闭起来。大林躺到了地上，就睡着了。大林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小林都做了富翁。他和小林拿许多许多珠宝给了怪物，怪物就乖乖地走开了。怪物还对着他和小林鞠躬哩。他又梦见他和小林住在一间很好很好的屋子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活。大林快活极了。 “做了富翁可真好呀！” 忽然有一个声音叫道： “你愿意做富翁么？” “谁和我说话呀？” “是我，”那个声音又叫着。“我叫做包包。” 大林想： “我做梦吧？” 大林不是在做梦。大林已经醒来了。他把眼睛张开，就看见一个狐狸绅士站在面前。这个狐狸绅士的脸是黑色的，身上穿着大礼服，脚上一双水银鞋——在月亮下面照着，好看得叫人眼睛都要花了。这位绅士是平平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又问大林： “你真的愿意做富翁么？” “你是谁？” “我叫做包包。呃，你不是愿意做个富翁么？” “那还用说！”大林打了一个呵欠。 “我叫做包包。我可以想法子让你变成一个富翁。” “什么！”大林马上坐了起来。 大林还当是自己听错了哩，又问： “请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包包答道： “当真，我可以帮助你变成一个富翁。” 哈，当真！大林马上就站了起来，对包包说： “你可真是好人！你真的可以让我做一个富翁么？你要我报答么？” “当然要报答，”包包笑了。 “怎么报答呢？” “下回再说。你现在和我到我家里去罢。今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六，你就是一个大富翁了。” 包包就搀着大林的手走了。进了城，到了包包的家里。包包家里有巡警给他守卫，还有巡警给他跑腿。 包包对大林说： “我跳高跳得很好，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上次开运动会的时候，我跳高第一。”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有一个大富翁，叫做叭哈先生，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叭哈先生是世界上顶富顶富的大富翁，美国的煤油大王还问叭哈先生借过钱哩。叭哈先生还没有儿子。你要是给他做了儿子，你就是大富翁了。”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我是—个做官的，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官儿，可是我官儿并不很大。我想做一个大官儿，顶大的官儿。我想做一个大臣。叭哈先生和国王很要好，国王很相信叭哈先生的话。叭哈先生要是对国王说：‘国王，你叫包包做一个大臣罢，’国王就会让我做大臣。你明白了么？” “明白了，”大林应着。 包包看看大林，点点头说： “那么，你就应当要求你爸爸，叫你爸爸去见国王……” 大林糊涂起来： “怎么要求我爸爸？我爸爸死了。” “我说的是叭哈先生。你给叭哈先生当了儿子，他还不是你的爸爸么？” “可是我怎样可以做叭哈先生的儿子呢？” 包包笑道： “我自然有法子。你瞧罢，我要扮做一个天使。” 包包就拿出一盒白粉来，把粉涂到了脸上。包包的脸本来是黑的，一上了粉之后就变成灰色了。包包还在脸上涂了一点胭脂。包包又拿出一件女子的长衣来穿在身上。包包装扮好之后，就一扭一扭地走到了大林跟前，问道： “我美么？” “美！” 包包又学了女子的声音问大林： “我象一个天使么？” “象！” 后来包包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包来。包包告诉大林： “这是一对鸡翅膀，昨天我吃了十只鸡，留下了一对鸡翅膀。” 说了之后，包包就把这一对鸡翅膀插在背上。 大林问： “这是做什么？” 包包诧异道： “咦，你不知道么？你看过童话没有？外国的童话里，都说天使是有翅膀的。所以我要把鸡翅膀插在背上。这就完全象一个天使了。” 包包照一照镜子，叫了起来： “真是一个天使！真美呀！” 包包脸上出了汗，汗流过的地方就把白粉和胭脂都洗去了，他的脸上就又有黑色，又有白色，又有红色，变成了一个花脸。 这位美丽的天使四面瞧瞧，对大林小声儿说： “你别乱跑，得好好在这儿等着我。你要是饿了，可以打开窗子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我出去办事去了。再会！” “再会！” “可是今天的事，你非守秘密不可。你要是泄漏了秘密，那你就当不成富翁的少爷，我也当不成大臣了。记着！” “我记着。” 包包就走出去了。到门口又打回转，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块鸡蛋糕，又把柜子锁上。包包一面嚼着鸡蛋糕，一面说： “当个天使还得会唱歌才行。这个可考不住我。” 大林就听见包包一路唱着“天使之歌”走了——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 …………” 声音愈来愈小，听不见了。大林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就赶紧去打开一扇窗子。可是窗子外面站着一个巡警，对大林叫道： “怎么！你想逃走么？” “谁说我想逃走！我才巴不得给叭哈先生当儿子哩。” 第九章天使给叭哈的幸福 包包一扭一扭地走出大门，就坐上了马车。包包对马说： “得儿！到叭哈家。我是要跳墙的，只要到叭哈家的墙外就行了。知道了么？” “知道了。” 马车一口气跑过去，跑到一座白墙跟前停下了。墙上写着许多黑字： “这是叭哈先生的家， 不准乱涂乱画。 你如果乱涂乱画， 我搔你脚板一百二十下！” 在这些字旁边，又写着六个斗大的字： “此处不准写字！” 包包就在这里下了车。包包看看这座墙。这座墙是银的，有一丈多高。银子亮得和镜子一样，照出包包的脸，脸是花的，又红，又白，又黑。包包忍不住叫起来： “可真美！真可爱！现在我还不是大臣哩，我如果做了大臣，我就更可爱了。我得让大林做叭哈先生的儿子。我得跳上墙去。跳呀，跳呀。” 包包预备好，一二三！一跳。 可是墙太高，包包先生跳不上，跌到了地下。马看见了就笑起来了，说道： “呜呜呜， 包包老爷跌得苦！” 包包生了气。 “呸，你笑我跳不上么？你再看！” 包包就用了全身的力气，预备好，一二三！包包把两只脚一用力，就跳上去了。包包就从墙头爬到树上，从树上爬进一扇窗子，就到了叭哈先生的房里。 包包坐在地板上休息了一下。他张开眼睛仔细一看，看见叭哈正在床上睡觉哩。叭哈的床是金的。叭哈的胡子是绿的。叭哈打着鼾，把绿胡子吹得飘起来。叭哈的肚子很大，好象一座山一样。叭哈盖的被窝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叭哈的嘴唇很厚——真厚极了，有人说曾经有一个臭虫从他上嘴唇走到下嘴唇，足足走了几个钟头才走到。后来叭哈怕这个臭虫太劳累，还请了一个医生来给它打针哩，因为这个臭虫是叭哈养的。叭哈顶爱养臭虫，一共养了三万多个，到了晚上，臭虫就到工人宿舍去旅行，去玩捉迷藏。这时候有一个臭虫正爬到了叭哈的鼻孔里，叭哈的鼻孔痒了起来。 “闷——啊——吃！” 叭哈打了一个喷嚏，就醒来了。 包包就赶快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了叭哈的床边。包包尖着声音叫： “叭哈，醒来！叭哈，醒来！” 叭哈先生问： “谁叫我？” “是我叫你。我是一个天使。我是天上下来的。” 叭哈先生想道： “我听说天使都很美，都长着翅膀。一个人要是遇见了天使，就会有幸福。我来看看这位天使美不美。” 叭哈先生把眼睛张得很大，仔细看着这位天使。把叭哈的眼睛都看花了。 “啊！”叭哈叫了起来。“这真是我的天使！这真是我的天使！” 叭哈马上爬起来，跪在床上，对包包说： “美丽的天使呀，美丽的天使呀！您怎么肯降临我这里呢？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呢？您是不是要使我幸福呢？您是不是爱我呢？您的翅膀为什么象鸡翅膀呢？” 包包说： “天使的翅膀都是这样的。” “啊，是的是的。真是耳闻不如目见。天使呀，您来有什么话对我说？” “有很要紧的话。你别老这么跪着了，坐下谈谈罢。” “好极了。美丽的天使请坐罢。美丽的天使要不要抽烟？” “好，拿一支给我罢。” 叭哈马上拿一支烟给包包，还给包包点了火。包包就坐到椅子上，把左腿搁到右腿上，一面抽烟一面说道： “这种烟很不错，在天上可没得抽。喂，叭哈，我们谈正经事罢。叭哈，你不是没有儿子么？” “唉，是呀。这正是我的心事。” “你想不想要有一个儿子？” “当然想！当然，唉！天使能帮我一个忙么？” 包包用力抽了一口烟，说道： “哈，我就是来办这件事的。我看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来送一个儿子给你。” 叭哈高兴得直喘气： “真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您带来了么？” 包包叫道： “别忙！天使做事情可不会这么快。叭哈，我肚子饿了，你有什么吃的没有？有酒么？” “有，有！” 叭哈先生按了按铃，就有几个听差托着一个盘子走出来，又是酒，又是肉。包包一面吃一面说： “到了星期六，你就有儿子了。星期六下午三点钟，有一个穿黑衣裳的小孩子会走过你门口，这孩子就是你的儿子。现在我给你一个戒指，到星期六那天，那个穿黑衣裳的孩子也有一个戒指，他的戒指和你的戒指一个样，这就是证据。” 叭哈听了，欢喜得哭了起来。叭哈就又对包包跪下： “感谢天使！感谢天使！哈，我有了儿子了，我有了儿子了！” “别吵，听我说！你的儿子已经有十来岁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你得听他的话。” “是，是。” “好，我要走了。” 包包就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窗子旁边，要往下跳——一二三！……包包正要跳，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这里这一盒烟和这一瓶酒，我想带到天上去给大家尝尝，行么？” 叭哈就送给包包一盒烟和一瓶酒。包包这才跳下窗子，走了。 叭哈连忙跪在地下： “感谢天使感谢天使……” 第十章叭哈的家里 日子过呀过的就到了星期六。 包包拿一件黑衣服让大林穿上，吩咐大林： “你到了下午三点钟，就到叭哈家里去。我再给你一个戒指，你可以拿给叭哈先生看看，当作证据。从今天起，你可就是大富翁了。叭哈先生如果问你从哪里来，你就说是从天上来的。知道了么？” “知道了。” “很好，”包包拍拍大林的肩膀。“我再说一遍：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富翁了。你可别忘了我呀，得好好报答我。” “我一定报答。” “你还得严守秘密。” “我一定守秘密。” 到了下午三点钟，大林穿着黑衣，带着包包给他的戒指，到叭哈家去了。叭哈家的大门是钢的，上面镶着金刚钻。大门口有一块一里路长的牌子： ┌───────┐ │叭哈先生的家│ └───────┘ 大门口站着二十四个狐狸，都穿着大礼服，一动不动地站着，象石头一样。大林刚刚一走到，那二十四个狐狸就对大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您是叭哈先生的少爷么？” “我是从天上下来的。我是叭哈先生的儿子。” “戒指呢？” “哪，这里。” 于是那二十四个狐狸又对大林鞠一个躬，说道： “那您就是大少爷，一点不错。请进！” 忽然有一辆马车从里面跑出来了。车上有四个大字： “欢迎儿子” 那二十四个狐狸请大林坐上车，就拉到里面去了。这所房屋真大极了，马车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到。叭哈亲自接大林下来，看了看大林手上的戒指，快活得叫道： “我有了儿子了，我有了儿子了！快叫我爸爸！” “爸爸！” 叭哈想要抱一抱儿子，可是抱不起来，因为叭哈的肚子太大了。他伸长了手，还摸不到自己的肚子尖哩。不过叭哈仍然非常快活，格格格地笑着，那大肚子一高一低地动着。叭哈说： “我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你是我的儿子，你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我是世界第一大胖子，我也一定要把你养胖。我有了儿子了，真快活！我今天晚上要开个大宴会庆祝哩。我要给你取一个名字，我要叫你一个美丽的名字。我要叫你做唧唧。我还要送你进学校。” 从此以后，大林就不叫大林了，叫做唧唧。我们也管大林叫唧唧罢。唧唧就说： “我真快活！这下子可真好了。” “好儿子，来，亲我一下！好儿子！” 唧唧跑了过去，好容易爬上叭哈的肚子，和叭哈亲了一个嘴。 叭哈于是叫二百个听差来，这二百个听差都穿得很讲究。叭哈对这二百个听差说： “以后你们就伺候唧唧少爷，你们得听唧唧少爷的话。你们现在把唧唧少爷换换衣服罢，拣顶漂亮的给他穿上。” 又对唧唧： “这二百个听差是专门伺候你的。这二百个听差都编了号，你就叫他们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二百号，——用不着记他们的名字，免得你费脑筋。” 那二百个听差就给唧唧少爷换了衣裳，后来又带唧唧少爷到一间很亮爽的香喷喷的房子里。 “唧唧少爷，这是您的书房。” 这间书房真好极了。桌子是寇寇糖做的。椅子是胡桃糖做的，上面铺上一层奶酪做垫子。地板是玻璃的，亮得象镜子一样，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玻璃，是冰糖。唧唧说道： “好了，从此以后我就享福了，我是大富翁了。从此以后我就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要做工作。真好呀，真好呀！我一定要爱这个爸爸。” 后来这二百个听差又领唧唧到叭哈房里去。这时候叭哈房里坐着一个医生。叭哈正听着那个医生说话哩。医生说： “请叭哈先生放心，这个病是不要紧的。我今天再给他打三针就好了。” 叭哈站了起来： “好，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罢。唧唧，跟我同去。” 叭哈就搀着唧唧的手，同医生到一个房间里去看病人，病人旁边站着十八个看护妇。她们低声对医生说： “他睡着了。” 医生问： “他怕不怕冷？” “他没有怕冷的样子。” “那好，”医生搓搓手微笑说。“现在我来打针罢。” 唧唧觉着奇怪： “哪有什么病人呀？这病床上不是空的么？我眼花了么？” 唧唧就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确有一个病人，不过病人身体太小，不容易看见罢了。 原来这是个臭虫！ 医生给这臭虫打过了针，就对那十八个看护妇说： “现在让病人好好睡一觉，不准有一点声音吵他。睡到六点四十七分五十八秒钟，你们就叫醒他，给他喝牛奶，然后带他到桌子上去散步。” 医生吩咐了之后，就格哒格哒地走了。 叭哈就拉了唧唧的手，一面走出去，一面对唧唧说： “这个医生是鼎鼎大名的，诊一次病，要一千二百块钱哩。我现在带你去看看臭虫俱乐部罢。”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这里有许多许多的臭虫，唧唧一进门，连连打了十几个喷嚏。这房门口站着一位绅士，是臭虫教练官，专门管臭虫的。这位臭虫教练官看见叭哈来了，就叫： “立正！” 那许许多多臭虫马上就排了队站着。 叭哈先生点点头笑一笑，就搀着唧唧的手走开了。 唧唧问叭哈： “爸爸，你为什么要养臭虫？” “我一天到晚不用做事，就养臭虫玩。臭虫是全世界上顶可爱的东西。如果有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叫臭虫去叮他。” 到了五点钟，有一个怪物来见叭哈。这个怪物的眼睛有一面锣那么大，发着绿光。他手上长着草。右手上贴着一块膏药。 唧唧一看见这怪物，撒腿就逃。这正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怪物！ 叭哈叫道： “唧唧！唧唧！别怕，别怕，这怪物是很听我的话的。”就对怪物说： “这是我的儿子，这儿子是一位美丽的天使送给我的。” 怪物对唧唧鞠一个躬，说道： “我和您做好朋友罢。” 叭哈问怪物： “有事么？” “没有什么事。只看叭哈先生有什么吩咐。” “你的手为什么贴橡皮膏？” “给月亮戳的呀。” “好，没有什么事，你去罢。今天晚上我要开宴会哩。” 怪物鞠了一个躬，就走了。 叭哈告诉唧唧： “怪物每天来见我一次。” 唧唧越想越快活： “真好！真好！我一做了富翁，什么事都很好了。小林为什么说做富翁不好呢？小林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小林有没有做富翁呢？爸爸说爸爸是世界第一个富翁，爸爸是世界第一个胖子，我也要胖起来才好。” 后来叭哈对唧唧说： “唧唧，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要听我的话。第二，你不准做事，你无论什么都要听差去做，依我么？” “我依。” “啊，好儿子，来！亲我一下。” 唧唧就用了全身的力气，爬上叭哈的肚子，去亲了一下。爬下来的时候出了一身大汗。 第十一章大宴会 晚上九点钟，叭哈家里有一个大宴会。到的客人真多极了。这些客人里面有皮皮，有平平，有四四格。四四格一看见叭哈，就说： “您有儿子了，儿子了。我恭喜您，恭喜您。” 那位长胡子国王也来了。国王后面跟着一位挺矮的矮个儿公主，叫做蔷薇公主。蔷薇公主后面跟着二百个女卫队——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些东西：有的拿着一些瓶瓶罐罐，有的带着一些包包裹裹，有的拎着几只小提包，有的背着一口大皮箱，还有的挟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包袱和匣子。 四四格小声儿问皮皮： “蔷薇公主干么要带这么多行李，行李？她要搬家么，家么？” “什么行李！”皮皮说。“这是公主的化妆品。” “哈呀，怪不得公主这么美哩，美哩。” 这时候平平走过来了。平平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狐狸，他说： “你们瞧！蔷薇公主走起路来多美：活象一个鸭子。脸也象鸭子的脸。嗓音也好，跟鸭子叫唤一个样。鸭子是一种美丽得了不得的鸟儿。依我看来，国王陛下的祖先，一定有一位是鸭子变的。” 国王听了很高兴，说道： “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应当给个官儿你做做。明天你来见我罢。” “遵命！”平平恭恭敬敬鞠一个躬。 于是许多人都拥到了公主跟前，看着，称赞着。有的人还对公主鞠躬。可是公主全都没瞧见。原来蔷薇公主也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看见别人总觉丑，就从来不肯正眼儿瞧别人一下，眼珠子老是往上翻着。 四四格挤进来和蔷薇公主谈天： “公主，您看今天天气多好，气多好。” 蔷薇公主这才知道有人在她跟前向她说话，她就和气地答道： “是的，谁谁谁也没我这么美美美，美！美！美丽！” 原来蔷薇公主向来不注意别人说什么，只是你说你的，她说她的。这么着，她就没学会好好跟别人说话。 叭哈也搀着唧唧的手走了过来： “我给您介绍我的儿子——新到的货色。” 蔷薇公主客气地点点头，答道： “我我我唱歌也唱唱唱，唱！唱！唱得最好！” “是，是，我很佩服，”叭哈也点点头，又四面看看。“怎么，王子还没有来？我还得把我的儿子介绍给王子认识哩。” “王子殿下到！”有人叫。 许多人就跑到门口去迎接。皮皮问唧唧： “唧唧少爷，您看蔷薇公主美不美？” “可爱极了，可爱极了，”唧唧说。 “王子呢，您看美不美？” “也美，”唧唧说。“王子可真高！” 王子真高极了。前天王子在街上走过，有一家人家的楼上晒着一件衣服，王子手一举，就把那件衣服偷下来了。王子的鼻子是红的。 王子对皮皮和唧唧说： “我美还美，可是我的鼻子是红的。” “您的鼻子为什么会这么红？” “因为我太高。高空上挺冷，我的鼻子就给冻红了。” 说呀说的，有一个穿大礼服的狐狸跑来叫道： “亲王来了！” 那位亲王走了进来，对大家点点头，然后对叭哈先生鞠一个躬说： “恭喜！恭喜！您可有了继承人了。” 亲王是国王的弟弟，他叫做……他的名字可长哩，一口气很难念完。他的名字叫做：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 叭哈问亲王： “您为什么取这么长的一个长名字？” “我是亲王，亲王是贵族，贵族的名字总得是很长很长的。” “您的名字可真难记呀。” “您反正一天到晚不用做事，既然没事做，就来把我的名字念念熟罢，您也好消遣消遣。” 叭哈恭敬地点点头： “领教，领教。” 后来就吃晚饭了。桌子有二十里路长，桌子两旁都坐满了客人。 四四格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说： “这盘莱真好吃，真好吃。比我吃的鸡蛋还好吃，还好吃。” 四四格一共吃了七十二头牛，一百只猪，六只象，一千二百个鸡蛋，三万只公鸡，吃得绿胡子上都是油，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一直流到蔷薇公主的脚边，把她的右脚都弄油了，象蒸好了的火腿一样。 唧唧坐在叭哈的旁边。那二百个听差伺候着唧唧吃饭，无论唧唧要吃什么，都用不着唧唧自己动手。那第一号听差把菜放到唧唧口里，然后第二号扶着唧唧的上颚，第三号扶着唧唧的下巴，叫道： “一，二，三！” 就把唧唧的上颚和下巴一合一合的，把菜嚼烂了，全用不着唧唧自己来费劲。 于是第二号和第三号放开了手，让第四号走过来，把唧唧的嘴拨开。第五号用一块玻璃镜对唧唧的嘴里一照，点点头说： “已经都嚼好了。” 第六号就扶着唧唧的上颚，第七号扶着唧唧的下巴，用力把唧唧的嘴扳开得大大的。第八号用一根棍子，对唧唧的口里一戳，就把嚼碎的东西戳下食道去了。所以连吞都用不着自己吞。 唧唧快活地想道： “真享福呀，真享福呀！” 这时候皮皮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诸位，今天是庆祝叭哈先生得了儿子的日子，现在我们来恭喜叭哈先生，让我来做几句诗。” “好！好！”大家都拍手。 皮皮就把做好的几句诗念了出来： 松树上结个大南瓜。 蔷薇公主满身的花。 我吃完了饭就回家， 其实我可巴—— 皮皮念完了就坐下去了。大家拍手叫道： “真是天才！天才！” 叭哈问皮皮： “可是最末那一句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其实我可巴不得留在这儿不走’。因为要叶韵，就只好省略些。” 四四格拍手： “皮皮真聪明极了，极了！” 王子正坐在四四格旁边。王子看见四四格的盘子里有许多许多鸡蛋，就顺手拈了一个来。四四格大声说： “您为什么偷我的鸡蛋，的鸡蛋？” 王子低声道： “别嚷，我和你不是好朋友么？” “谁和你是好朋友，好朋友！” 四四格说了，就把王子拿着的鸡蛋抢了回来。王子一把拉住四四格的胳膊： “你抢我的东西！” “这本来是我的，是我的。” “可是它既然到了我的手里了，所有权就归了我。你抢，你就触犯了国王的法律！” 四四格把那颗鸡蛋往嘴里一放，一面嘀咕： “什么国王的法律，法律！咱们这几个人还要耍这一套做什么，做什么！” 王子还想要说什么，忽然窗子上有一个女子声音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真美丽呀，我真喜欢你！” 是谁呀？大家都吃了一惊，站起来看窗子。 窗子上站着一位小姐，叫做鳄鱼小姐。鳄鱼小姐是从外面爬上窗子来的。 王子一看是鳄鱼小姐，赶紧就躲到叭哈的后面。王子哀求道： “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别喜欢我罢。” 鳄鱼小姐说： “无论你说什么，我总是爱你的。” 鳄鱼小姐一面说，一面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向王子追去。王子拚命逃。王子和鳄鱼小姐围着叭哈的肚子跑起来了。 国王叫道： “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法律第三千六百八十七条：‘鳄鱼小姐如果追红鼻头王子，即须把鳄鱼小姐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国王就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一把拉住国王的胡子，国王痛了起来，就哇的一声哭了。 蔷薇公主叫道： “啊啊啊啊啊呀！” 蔷薇公主昏过去了。 亲王走过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叫道： “我爱王子，干你什么事呀，你干么要拖我？” 亲王生了气，拍拍胸口说： “我是王子的叔叔，我当然要帮王子。你看不起我么，你看不起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么？” 鳄鱼小姐一扭身挣脱了亲王的手，就又去撵王子。一面跑，一面拿出小镜子照着脸，拍着粉。 国王对皮皮哭道： “皮皮，你现在快叫鳄鱼小姐出去罢，你是她的老板，她只怕你。” 皮皮只一摆手： “鳄鱼小姐，出去！” 鳄鱼小姐只好哭着走出去。走呀走的又站住了，对王子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不知道我的心，你不知道我的心！” 说了才真的走了。 于是大家又坐了下来，好好地吃饭。四四格又吃了七百头牛，一千六百五十斤面，八百三十二只猪。吃完了，四四格叹一口气： “唉！我没有吃饱，没有吃饱。” 蔷薇公主这时候早已经醒过来了，就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是世界第一美美美，美！美！美人！” 后来客人都散了。叭哈就叫管账的人来，这管账的人叫做吉士，叭哈先生问吉士： “今天赚了多少钱？” 吉士说： “这里有个数目，这是今天下午赚的。” 那数目是： 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数目究竟是多少呀？一共是四十二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十万万，百万万……叭哈先生对唧唧说： “咱们赚的钱可真不少。咱们有许多许多矿山和铁路，咱们还开了许多许多工厂哩。” 唧唧想道： “这个爸爸可真了不起！” 第十二章皇家小学校 过了几天，叭哈就送唧唧到皇家小学校去念书。 这个学校很大很大，从大门走到后门有五十里路。这个学校里有一万二千个教室，有六千位教师。学生一共有十二个。现在唧唧进了这个学校，就一共有十三个学生了。 校长是个老博士。校长看见唧唧进了学校，就对唧唧说： “欢迎，欢迎现在你去上课罢。唧唧，有人伺候你没有？” “有人伺候我。” “他们都来了么？” “来了。” 校长先生走到房门口一看，果然房门外站着二百个听差，是唧唧带来的。唧唧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这二百个听差总是跟着走的。校长就对唧唧说： “现在你叫这二百个听差伺候你去上课罢。” “头一堂是什么课呀？”唧唧问。 校长吓了一跳： “啊呀，你还不知道本校的规矩么？” “不知道。” “我告诉你罢。” 于是校长拿一本《皇家小学校的规矩》来，说道： “本校没有课程表，学生高兴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 本校的规矩真不错， 高兴上课就上课， 不高兴上课随你玩。 这就是本校的规矩。” 唧唧笑道： “这个歌可不好听。” 校长红了脸说： “这个歌是我做的。这个歌好极了。你别多嘴，听我往下说。我再告诉你，本校的老师有六千位，你高兴上谁的课就上谁的课。比如算术老师就有一百三十四位，你要上王老师的算术也可以，你要上张老师的算术也可以，随你高兴。价钱是不同的。” “什么‘价钱’？” “价钱就是价钱。王老师有王老师的价钱，张老师有张老师的价钱。比如你去上王老师的一堂算术，你就得花一百块钱。你去上张老师的一堂算术课，就只要一颗珠子。本校的学费是上一课缴一回的，缴给老师。” 唧唧听了高兴极了： “这个规矩可真好！现在就上课去罢。现在我要上算术。” 唧唧就和二百个听差走出去，走到一个大门门口，那门上有一块牌子： ┌─────────────┐ │这是上算术的地方，大家来！│ └─────────────┘ “吓，算术老师真不少！”唧唧说了就走进去。 这地方是个大操场，操场旁边有五百间教室。有一百三十四位算术老师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有一位算术老师看见唧唧走进来，就跑过来对唧唧说： “我是羊老师，我的算术顶好。你来上我的课罢。只要九十六块钱。” 说呀说的，又有一位算术老师很快地跑来，把羊老师推开，对唧唧说： “别上羊老师的算术，羊老师的算术不好。我是同老师。我的算术最好。” 说到这里，同老师就唱起来： “哥哥姐姐吃糕糕， 两块糕加三块糕是七块糕， 七块糕，八块糕，一共是十块糕。 三个人带了十顶帽。 一分钟是七十秒。 我的算术真正好， 价钱最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斤二两好珠宝。” 同老师还没有唱完，就又有一个算术老师跳了过来，对唧唧唱道： “同老师的算术真不好。 一分钟有八十秒， 同老师说只有七十秒。 你看糟糕不糟糕！ 我姓猫， 只有猫老师的算术刮刮叫，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猫老师，我上你的算术课。” 猫老师很高兴，搔搔头皮，笑道： “哈，生意上门了！唧唧，我们上课去罢。” 上完了课，唧唧就拿一块鸡蛋糕给猫老师。唧唧想： “现在我要休息了，不上课了。” “唧唧别走！”猫老师叫。“我的算术课是价廉物美，已经顶公道不过了，可是你不能再少给呀。” 唧唧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少给了我两块鸡蛋糕。” “我已经给了你一块鸡蛋糕了，你说的‘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猫老师笑起来，搔搔头皮说： “我是说——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加起来不就是三块么？” 唧唧用手指算一算，不错。唧唧就又给了猫老师两块鸡蛋糕。唧唧就回家了。 唧唧从此以后，每一天上一课。那二百个听差就跟着唧唧进学校，出学校。唧唧无论什么事都用不着自己动手，什么事都由听差们替他做。比如作文，也是听差们替他作。算术题目也是听差们替他算。这么着，每天吃得好，不做事，唧唧就胖起来了。 叭哈先生说： “真是好儿子！你胖了，更美了。” 学校里的同学也都说唧唧美起来了。有一个女同学一摆一摆地走过来对唧唧说： “唧唧唧唧唧，你你你真美，美！美！美！美呀！” 唧唧问那个女同学： “你怎么不上我家里来玩？” 那个女同学答道： “我我我刚才上了国，国！国！国！国语！” 那个女同学叫做蔷薇公主。还有那位红鼻头王子也是同学。现在天气冷了，王子的鼻子更红得发紫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唧唧每天都一样的上课，回家，吃饭，一看见叭哈就爬上叭哈的肚子去亲他。每天都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事好说的。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就是唧唧越长越胖了。一天一天胖下去，不知道要胖到什么地步为止。唧唧身体不知道有多么重，三千个人也拖他不动。唧唧本来住在楼上的，现在不能住在楼上了，因为怕唧唧一上楼，楼就会塌下来。你要是对唧唧笑，唧唧可不能对你笑，因为唧唧脸上全是肉，笑不动了。唧唧要是一说话，牙床肉就马上挤了出来。 叭哈先生高兴极了： “唧唧越长越好看了。如果再胖一点，就更好了。” 后来唧唧真的又胖了许多许多。到了冬天以后，唧唧的指甲上都长着肉。 唧唧的功课也很有进步。唧唧的运动也很好，唧唧会赛跑。叭哈就更爱唧唧，对唧唧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功课也好，赛跑也好。今年开运动会，你赛跑一定得第一。你得天天练习呀。” “我是天天练习着，”唧唧说。因为这个句子太长——一共有七个字——唧唧一口气把它说完，就累得喘不上来。平常唧唧要说话，有听差们代替他说，倒也不觉着费力。现在是跟爸爸回话，就非亲自动嘴不可。 叭哈又说： “开运动会的时候，要是你赛跑跑得好，蔷薇公主就会看上你，你就可以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唧唧真快活。唧唧想要笑，可是笑不动。唧唧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来呀！我要笑了。” 于是第一号听差和第二号听差把唧唧的脸拉开，唧唧才能够笑一下。 过了一会，唧唧又打了一种手势，意思是说： “来呀！我要唱歌。” 唧唧要唱歌，也是用不着自己烦神的。于是第三号听差代替唧唧唱起来： “三七四十八。 四七五十八。 爸爸头上种菊花。 地板上有虫子爬。 蔷薇公主吃了十个大南瓜。” 叭哈拍手说： “唧唧的歌唱得真好！” 叭哈和唧唧都很快活。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叭哈和唧唧就更快活了，因为唧唧考了第一。还有一件快活的事，就是皇家小学校要开运动会了。叭哈说道： “唧唧赛跑准也得第一。” 第十三章两种赛跑 到了开运动会的那一天了。 运动会场里非常热闹，有许多许多人来看。叭哈一早就到了运动会会场。叭哈很快活，时时刻刻拉开了嘴笑着。国王也来了。看运动会的人太多，老有人不小心踏着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起来。蔷薇公主今天穿的衣裳更美丽了，大家都看她。她那二百个女卫队都站在她后面，只要她把脑袋轻轻一点，她们就跑上去给她拍粉，给她搽胭脂。 蔷薇公主照照镜子，笑道： “今今今天真好，好！好！好！好玩呀！” 这时候包包也走进来了。包包自从那天到叭哈家里去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打粉搽胭脂。所以今天包包也打上许多粉，搽了许多胭脂，脸上又淌了汗，脸上就有红的，黑的，白的，非常美丽。包包穿着很好看的水银鞋子，身上穿着大礼服，这大礼服是洋铁做的，一点皱纹都没有。 唧唧一看见包包就叫起来： “包包先生！” 唧唧胖了，包包不认识唧唧了。包包说： “您是谁？” “我是唧唧。” “我不认识唧唧。” “我就是天使送下来的。” 包包快活得两个耳朵都翘了起来，叫道： “啊，这可找到您了！我上您家去过好几次，我说，‘我来拜访你家大少爷。’可是你家门口的狐狸先生老不让我进去。我写信给您，也给退了回来。我越想越伤心，难道您把我忘了么？” “我可忘不了你。” “那您得报答我呀。” 说呀说的，忽然前面有人吵嚷嚷的。原来是红鼻头王子把一个老年人的帽子抓走了，那老年人刚一嚷，王子就拳打脚踢，那老年人的胸口上出了血。那个老年人喘着说： “你偷人帽子还打人！你还打人？” 王子叫道： “把这个老头儿抓走！” 这就有三四个巡警把那个老年人抓住，拖到了包包跟前，因为包包是管这种事的官儿。巡警对包包说： “这个老头和王子打架。老头打了王子：老头用胸口打了王子的拳头和脚尖。” 包包就问老年人： “你为什么要用胸口打王子？” 老年人嚷： “我没有打王子，是王子偷我的帽子，还打我……” “好，你既然打了王子，我就得罚你。” 老年人叫了起来： “是王子打我呀。你该罚王子，不该罚我！” 包包点点头说： “不错，今天蔷薇公主很美丽。今天蔷薇公主既然很美丽，所以我得罚你。” 老年人发起急来，叫道： “你不听见么，我说我没打王子！” 包包又点点头： “是的，唧唧少爷长胖了，因此一定要罚你。你不知道今天是皇家小学校开运动会么？所以我得把你关起来，关你一个月。你下次不许打人。” 那三四个巡警就把老年人抓去关起来了。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我们再来谈我们的话罢。唧唧少爷，您一定会报答我么？” 唧唧答道： “我一定报答。” 包包就对唧唧鞠一个躬： “您真是个好人。现在国王陛下来了，现在请您对叭哈先生说，要叭哈先生去和国王商量商量。叭哈先生可以对国王说：‘您叫包包做大臣罢。’就成了。” “好。” 唧唧就去对叭哈先生说了。国王马上就叫包包做了大臣。 包包又对唧唧鞠躬： “我真感谢您。好了，我现在是大臣了，我很愿意为叭哈先生和您服务。国王是听叭哈先生的话的，国王也是好人。唧唧少爷，您可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 包包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一位体操老师跑过来，叫唧唧： “唧唧，快去快去！要赛跑了。” 唧唧对包包说了一声“再会”，就由听差们抬着到运动场去了。 这次赛跑是五米赛跑。参加赛跑的一共是三个：一个是唧唧，还有一个是乌龟，还有一个是蜗牛。 一，二，三！唧唧，乌龟，蜗牛，就拚命跑了起来。 叭哈在旁边拍手： “唧唧，快赶上去呀，快赶上去呀！” 包包也叫： “快跑呀，快跑呀！唧唧少爷加油呀！抢第一呀！” 另外有人喊着： “乌龟赶上去了！” 运动会场里的人都拍起手来，都叫起来。 “已经跑了一米了！赶快呀，赶快呀！” “跑呀，加油呀！” 乌龟伸长了脖子，拚命地爬，背壳上油亮亮的，好象出了汗似的。唧唧用了全身的力，想要赶到乌龟前面去，唧唧张着嘴，又重又厚的下巴肉就挂了下来，一晃一晃的。蜗牛也非常努力，把两根触角伸得长长的，用劲地往前面奔。 所有的观众都拥来看这五米赛跑。大家都拍着手叫着。跑了三个半钟头之后，大家更叫得厉害了。 “只有一米了！只有一米了！” “蜗牛快赶上去呀！” “唧唧，努力呀，努力呀！” “乌龟别放松呀，拚命呀，拚命呀！” “用力跑呀，努力呀，跑第一呀！” 蔷薇公主也叫道： “唧唧唧唧唧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蔷薇公主叫得透不过气来，就昏倒了。包包马上去请来了十位医生，才把蔷薇公主救醒过来。蔷薇公主一醒来就又叫道： “唧唧唧快快快……” 叭哈和包包也拚命拍着手，叫唧唧快跑。 国王又是笑，又是叫： “唧唧一定第一！唧唧一定第一！” 亲王坐在国王的旁边。亲王拍着手，不小心扯住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了。亲王说： “你真爱哭！” “我的尊严被触犯了，我怎么能不伤心！” 可是一会儿，国王把眼泪揩干又叫起来： “唧唧起码第二，起码第二！” 又跑了两个钟头，跑到了。大家拍手拍得更响了。看赛跑的人太多了，看不明白谁跑第一。 “谁呀？” 等了一下，有人挂出一块牌子来，牌子上写着： ┌─────────────┐ │五米赛跑│ ├─────────────┤ │第一——乌龟│ │第二——蜗牛│ │第三——唧唧│ │一共跑了五小时又三十分│ │破全世界纪录！！│ └─────────────┘ 大家又大叫起来，拍着手。 国王叫道： “唧唧是第三呀，真不错呀！” 叭哈高兴得要把唧唧搂起来，可是搂不起，两个人的肚子都太大了。 “唧唧，我更爱你了，”叭哈说，“你跑第三，真不错。” 有许多人跑来给唧唧庆贺。蔷薇公主对唧唧说： “唧唧跑跑跑跑跑第三，唧唧我我我真爱，爱！爱！爱爱爱……” 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那些医生赶紧把蔷薇公主救醒，蔷薇公主才把刚才那句话说完： “爱爱爱，爱！爱！爱你呀！” 唧唧对蔷薇公主说： “你真美，连鳄鱼小姐也比不上你。” 叭哈先生说： “你就同蔷薇公主订婚罢。” 大家叫道： “恭喜！恭喜！唧唧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包包说： “我用大臣的资格，来恭贺唧唧少爷和蔷薇公主订婚。” 国王拍拍唧唧的肩膀道： “你真是我的好女婿。你又漂亮，又胖，功课又好，又会赛跑，又是大富翁。” 蔷薇公主微笑起来——她向来很庄严，老是绷着个脸，可是这会儿她也微笑起来了——说道： “我我我真快快快，快！快！快乐呀！” 可是红鼻头王子忽然哭了： “你们大家都有人爱。可是我没有人爱。” “红鼻头王子呀，我爱你！” 谁说话呀？大家一看，原来是鳄鱼小姐。 王子大叫起来： “不用爱了！不用爱了！” 说了赶紧就溜。 鳄鱼小姐赶紧就追。一面还拿出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打粉，一面说：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要爱你的！” 王子一面逃，一面哭着问道： “即使是七九六十三，你也非爱我不可么？” “哪怕八九七十二，我也得爱你！” 王子哭道： “那真没有办法！” 王子就跑得更快了。鳄鱼小姐也追得更其加劲。运动会场的人都拍着手叫起来： “快跑呀，看是谁跑第一呀！” “红鼻头王子呀，”鳄鱼小姐说，“你好好想一想罢！你无论跑到哪里，我总是要追你的。你还不如爱了我倒省事些。” 王子喘着气答道： “真不好办！那么我现在跟你约定一句话罢：你要是追上了我，我就爱你。” 鳄鱼小姐高兴极了，就跑得更快了。王子跑得疲倦起来，跑不动了。啊呀，快要追到了！ “快跑呀，快跑呀！”大家叫。 可是鳄鱼小姐离王子只有两步了。鳄鱼小姐拚命向前面一跳，就追上了王子。鳄鱼小姐对王子说： “怎么样？你服输了没有？” 王子流下了眼泪，叹一口长气： “唉，真是没有办法。算我倒楣。” 皮皮劝王子： “你就和鳄鱼小姐订婚罢。她其实也是个贵族出身哩。陪嫁也很不错。” 大家又拍手，叫起来道： “今天真是好日子，又开运动会，又有四个人订婚。” 叭哈非常快活，老是张开两片厚嘴唇笑着。可是叭哈同唧唧回家之后，吉士很慌张地对叭哈说： “叭哈先生，不好了！四四格先生被人打死了！第二四四格也被人打死了！” 叭哈大吃一惊： “啊呀！怎么回事？凶手抓到没有？怪物为什么不去抓人呢！” “怪物去抓人来的，抓了几个吃了。还有许多凶手跑掉了。这可真是不幸！可是不要紧，四四格还有的是。现在咕噜公司还是好好的。第三四四格在那里管理咕噜公司哩。” 过了几天叭哈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追悼会，追悼第一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唧唧也到了追悼会，唧唧还演讲呢，——当然是听差们代替他讲，讲完之后，唧唧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我要哭了。” 听差们就把唧唧的嘴扳开，让唧唧哭了一场。大家也都哭了起来。后来叭哈一声号令：“一二三！止哀！”大家才擦干了眼泪回家。 到了过年的时候，王子和鳄鱼小姐结婚了。叭哈和唧唧去吃了喜酒。鳄鱼小姐结婚之后很快活，可是王子不大快活。鳄鱼小姐是在皮皮公司当经理的，很有钱，鳄鱼小姐把她的钱分一半给了王子，王子这才高兴起来。 寒假完了，皇家小学校开学了。唧唧就象从前一样，每天去上一堂课。小林写一封信给哥哥，正是那个时候。可是唧唧没有收到小林的信。 第十四章不幸的事 叭哈常常想起四四格，就伤心起来。四四格是被人打死的，说不定有一天叭哈也会被人打死，所以叭哈又有点害怕。叭哈常对唧唧说： “想起来真可怕！说不定我会被人打死的。如果有人把铁球对我一掷，我就完了。” “爸爸可不会被人打死，大家全都爱爸爸。” “我跟四四格是一样的，都是好人。我跟四四格一样，也爱吃鸡蛋，鸡蛋都是变来的。那些不听我的话的人，我就拿臭虫去咬他，或者叫怪物去吃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人变成鸡蛋给我们吃，也是我们的规矩，并不是坏事。可是四四格被人打死了。” 说呀说的叭哈就哭起来。 原来叭哈吃的鸡蛋，和四四格的鸡蛋一样，都是人变的。 唧唧对叭哈说： “爸爸，别害怕罢，有人保护你哩。” 叭哈就派一个人去叫那个怪物来，对怪物说： “你保护我罢，你住到我家里来。” “是！” 怪物就住在叭哈家里了。 可是这天晚上，竟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那个害病的臭虫，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病好。到了这天晚上，那个臭虫的病忽然厉害起来。叭哈把全世界最著名的医生都请来给臭虫看病，可是那些医生都摇摇头说： “他的病不会好了，他一定得死。” 到半夜十一点钟，那个臭虫就死了。 叭哈叹气道： “这个臭虫是我最爱的，唉，我真悲哀极了！明天我得给这臭虫开一个追悼会。” 叭哈觉着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吩咐吉士： “明天一定要给那臭虫开一个追悼会，你赶快给他们预备。现在我想睡了。” 于是吉士叫全家的人预备明天的追悼会。全家的人都知道死了一个臭虫要开追悼会，连厨房里的几个厨子都知道了。有一个年青厨子说： “明天要开追悼会了哩，追悼一个臭虫。” 旁边有一个老厨子说： “叭哈只爱臭虫。臭虫死了还得开追悼会。可是我们呢？我们死也好，活也好，叭哈全不放在心上。” 这个老厨子一面说，一面捧一盘生鸡蛋到锅子旁边去。走着走着，忽然绊住一个什么东西，几乎摔了一跤。一看，原来是个铁球。老厨子嚷道： “谁把铁球搁在这里！” 老厨子就把那个铁球踢开。 旁边有一个火夫叹了一口气： “我情愿做臭虫。做臭虫可幸福哩。” 老厨子只顾自言自语： “臭虫死了也要开追悼会！呸！” 老厨子生了气，把那盘鸡蛋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太重了，就有一个鸡蛋滚了下来。 啊呀，打碎了一个鸡蛋！ 那个鸡蛋滚下来，正打在那个铁球上。鸡蛋一给打碎，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马上拾起铁球，把盘子里的鸡蛋都打碎了，都变成一个个的人，有男的，有女的，都从盘子上跳下来，——他们一共十二个。 厨子们都吓得什么似的，马上就跑，可是都被那十二个人拽住了。那十二个人问厨子们： “你们告诉我们，叭哈现在在什么地方？” 厨子们吓得直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 “快说！叭哈在哪里？”那十二个人问。 老厨子结结巴巴地说： “叭哈大概——恐怕——也许睡了。” “领我们去！” “你们是谁？”年青厨子大胆地问他们。“你们究竟是叭哈的朋友，还是叭哈的对头？” “我们被叭哈压榨了一辈子，现在叭哈还要吃掉我们。你说是朋友还是对头？” 厨子们这才明白，叫道： “好，走罢！我们带路！” 那十二个人拿着铁球，让厨子们给领到叭哈卧室里去了。那十二个人看见叭哈的肚子象山一样高，盖着一床很厚的被，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那十二个人一拥进叭哈的房里，叭哈就醒来了。叭哈一看见跑进了十二个人，还有一个铁球，就大叫起来： “不好了，救命呀！” 那十二个人对叭哈说： “你认识我们吧？我们给你做苦工，临了还要被你吃掉。打死你这野兽！” “这是规矩呀，”叭哈叫道。“你们为什么要骂我呢？” “我们还有许多许多弟兄，你把他们都关在哪里了？快说！” “没有，没有。他们都还好好的，在那里做工哩。只有你们十二位——我真抱歉得很，我一时大意，就把你们变成了鸡蛋……” “撒谎！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叭哈又叫起来： “救命呀！怪物快来呀！” 忽然地震了，那个人不象人兽不象兽的怪物跑来了。 那十二个人听见怪物跑来了，赶快就把铁球对叭哈先生的头掷过去，然后一二三！十二个人分开了往外面跑。怪物追那十二个人，有五个人跑得慢一点，被怪物抓去吃了。其余的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几个厨子躲不及，被怪物踏死了。 全家的人都大吃一惊，跑过来看叭哈。唧唧知道叭哈被打，就立即要跑过来看，可是全身发软，一步也挪不动，幸亏怪物把他一背，背到了叭哈的卧室里。 叭哈还没有死，不过受了重伤。 有五千位著名的医生在叭哈的床旁边，给叭哈看病。医生说： “很危险，很危险！” 医生说了之后，就拿一碗面粉，把叭哈的伤口糊起来，再拿一张纸贴在上面，纸上写着： “血会止的。 不止就会死的。 不死总会活的。” “爸爸这个病会好么？”唧唧问医生。 有一个医生是全国第一的，已经一百二十五岁了，他答道： “你爸爸的病准会好。不管你爸爸会活会死，这个病准会好，你放心得了。” 过了一会，国王带着红鼻头王子，鳄鱼小姐，蔷薇公主，来看叭哈。接着包包大臣和亲王也来了。后来皮皮也来了。 叭哈对唧唧说道： “我要死了。我死了之后，你马上就同蔷薇公主结婚。我有一座玻璃宫在海滨，我从前是在玻璃宫里结婚的，所以你也得到玻璃宫去结婚，这是规矩。我死了之后，你就跟蔷薇公主坐火车到海滨玻璃宫去结婚。我所有的家产，都给你们。你是我的儿子，你要跟我一样做人。国王是我的好朋友，国王也会相信你的话的。怪物也会听你的话的。包包是你的好朋友，包包现在做了大臣，包包也可以帮助你。唧唧，你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的做人。” 叭哈先生说完，忽然就死了。 唧唧马上对听差打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我要哭了。” 听差们把唧唧的嘴扳开，唧唧就大哭起来。 那个一百二十五岁的老医生拍手说： “好了好了，叭哈先生的病已经好了，我说过：‘叭哈先生的病一定会好的。’” 蔷薇公主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们就要结结结，结！结！结结……”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您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唧唧，你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 第十五章火车司机 吉士把叭哈葬了，又开追悼会，又要筹备唧唧同蔷薇公主结婚，整整忙了半年。国王和包包大臣常常来给他们帮忙。 把所有的事情弄好之后，唧唧就同蔷薇公主到火车站上去，要坐火车到海滨的玻璃宫去结婚。国王也同去。王子和鳄鱼小姐也同去。怪物也跟着他们走，为的保护他们。另外还带了二千个听差，八百个厨子。吉士要管家里的事，不能去。亲王和包包也有事，不能去。 唧唧他们到了火车站，有几百个人来送行。包包，皮皮，亲王，都来了。热闹极了。 包包大臣叫道： “沿路都要小心！现在穷人太多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国王说： “有怪物和我们在一起，一路自然平安。” 包包大臣拍拍唧唧的肩膀： “恭喜您呀。我永远是您的好朋友。” “我忘不了您，”唧唧说。 亲王走过来对唧唧说道： “我帮了您许多忙，您也别忘了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呀。” “我不会忘了您的。” 唧唧一面说一面上了火车。 这一列火车是专车，除开唧唧他们这些人以外，没有别的乘客。另外还挂了二十节货车，都是唧唧他们的行李。 火车头还没有接上，正在旁边一条铁路上慢慢开过去。火车司机伸出头来往外看一看，铁路旁边一个工人就招呼他： “小林！你好呀！” “大叔，您好呀！” “小林！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回拖一些什么货色？有一个怪胖子哩。” “可不是！我也听说了，可是还没亲眼瞧见哩。”小林说了，又掉转头来向着锅炉那边叫： “乔乔，你瞧见了没有？” “没哩，”一个女孩子说。“我只听说那个胖子起码有八百斤重。……” 他们这么嚷着的时候，火车头恰恰在唧唧坐的那一节车厢旁边慢慢开过去。唧唧只听见有人喊“小林”，他就想道： “小林……小林……呃呀，这个名字好熟呀！” 这个什么小林，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可是他再也记不起来了。 唧唧自从当了大少爷之后，就没有怎么动过脑筋，无论什么事都有别人替他想。现在叫他记起什么来，叫他想起什么 来，可就不大容易。 “小林……”唧唧又忍不住要在心里念一遍。他仿佛记得这个什么小林和他有过一点什么关系似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唧唧想。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会儿唧唧就打起鼾来。可是嘴里还嘟噜着： “小林……小林……” 皮皮正好坐在唧唧旁边，听见了。 “什么？你干么说起小林？”皮皮问唧唧。 “你知道这个人么？”唧唧问皮皮。 皮皮叫起来： “我知道这个小林！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家伙。他从小就很坏，他偷了咕噜公司的货品出去卖，还是包包审判的哩。有人说，第一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是小林他们打死的，不过没有证据。你爸爸被害，一定也和小林有关系。” 唧唧只要一提起四四格和他爸爸被打的事，就吓得全身发软。他说： “吓呀，那可是个凶恶的敌人！” 他们正在这里谈话，忽然听见外面月台上有人吵闹，有王子的声音： “不行！不行！” 坐在车厢里的人都不在意，以为总是王子顺手拿了别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常有的事，没什么稀罕。可是外面越闹越厉害了，还听见站长也在那里嚷什么。 “别吵，别吵！”站长摇摇手叫大家静下来。“王子说不行，那就不行。” “问国王去！’许多人叫了起来。 于是站长跑来见国王，告诉国王说： “事情是这样的。海滨正在闹饥荒，这里有人募集了一些粮食，装了四节车厢，要运到海滨去。老百姓都要求把那四节粮食车挂在这一列车上拖去。可是这一列车已经够重的了，不能再挂了。火车司机就说：‘那么可以卸下四节行李车来，等下一次车再运。先运粮食。’王子说：‘不行！’现在请国王说一句话。” 国王可也没有主意： “我说什么好呢？这条铁路是唧唧的，火车也是唧唧的，我怎么能作主呢？” 站长只好去问唧唧，看是不是可以取下四节行李车，下次再运。 这时候，火车司机从车窗外面插嘴道： “海滨的庄稼汉把树皮都剥来吃了，你知道么？这粮食得赶紧运去！” 唧唧听见那个司机说话，就暗自纳闷： “这个声音好熟！是谁呢？” 原来那个司机就是小林。不过唧唧想不起来了。 这时候王子嚷了起来： “粮食慢点运去有什么要紧！那些行李车才重要哩。那尾巴上四节车里，全是蔷薇公主的胭脂和香水和香粉，耽误了可不行！” 蔷薇公主这回特别注意别人的话，就委委屈屈地哭道： “啊呀呀我的香香香，香！香！香粉！……”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这可了不得！大家都乱成一片。有二十位医生挤在蔷薇 公主身边，把她救醒。 唧唧就连忙下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于是国王对站长下了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于是站长对小林下了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小林和乔乔走到了站长面前，小林问： “这个命令是你下的么？” “是我下的。怎么着？” “粮食车不运了么？” “你管不着！”站长说了就走。 “我问你，”乔乔跟着站长走。“还是香粉香水要紧，还是救灾的粮食要紧？” 站长不理，只是走。乔乔老是跟着问着。站长火了，嚷道： “干你们什么事！你们服从命令就是！叫你们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 小林也叫起来： “那我们不干！不让我们运粮食，只叫我们运这一列车废物，那我们不干！” “我们不干！”乔乔也嚷。“我们要给老百姓运粮食！” 小林和乔乔说了就走了。他们回到机车上，把机车开走，再也不来理会这一列漂亮讲究的专车了。 站长横眉怒眼地看着小林和乔乔走开。 “哼，非处罚你不可！’站长嘟噜着。“你不干，有什么了不起！我找别人来干！” 站长就下命令，要调别的机车来。 可是别的机车上的司机都和小林一样，不肯干。调来调去都调不动。 “唉呀，这可怎么办呢？”站长着了急。 皮皮说： “不要紧！唧唧少爷有的是钱，只要多出几个钱，不怕没有人来。” 车站上就贴出一张布告，说是谁肯来开车，就加工钱，另外还发五十金圆做赏金。 等了好半天，没有一个司机肯来的。 唧唧发怒了： “这些工人真可恶！叫怪物把他们全都吃掉！” 王子立刻赞成： “这可是一个好主意！我就去喊醒怪物。” 原来怪物躺在两节货车上，呼噜呼噜地正在那里打鼾哩。 可是鳄鱼小姐拉住了王子： “你这傻瓜！要是把工人全都吃掉，谁来给我们做事呀？” “那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候，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大家又忙着要救醒公主，又忙着要找开车的，月台上乱嘈嘈的。 怪物给吵醒了一下，翻了一个身，把整个车厢都震得摇晃了一阵，又睡着了。 皮皮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去推醒了怪物。说道： “快起来！你去吓吓那些工人，说‘你们要是都不肯来开车，我就都把你们吃掉！’叫他们赶快听话，听话的不但不吃，而且还可以领赏金。” 于是怪物打了个呵欠爬起来，到处嚷去了。唧唧他们坐在那里等着，心里焦急得很。 过了三个钟头，怪物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摇摇头说： “不行。他们谁也不来。我一个也没找着。” 站长也忙得满头大汗。站长又去找唧唧请示： “唧唧少爷，怎么办呢？要是不把香粉车卸下来，不把粮食车挂上去，那就没有一个工人肯来开车。是不是可以问一问蔷薇公主……” 刚一提到蔷薇公主，蔷薇公主又特别注意，她嚷了起来： “你们太不尊尊尊，尊！尊！尊重我……” 吓得唧唧赶快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听差们就对公主下了跪： “谁敢不尊重您呀！您的行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敢挪动。因此您可以放心，用不着再昏过去了。” 蔷薇公主考虑了一下，这才答允： “好罢，那我同意，这一次就不发发发，发！发！发昏就是。” “感谢公主！” 虽然公主同意不发昏，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皮皮说： “我早就说过吧，小林他们都不是好人。他们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人，”唧唧想了好一会，想出了这么一句话来。“怪物就是我们自己的人。” 怪物听见了，鞠一个躬，说道： “不错，我是您最忠心的奴隶。” 唧唧就对听差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 “叫怪物想法子把这一列车开走！” “遵命！” 怪物毫不迟疑的就去开车……说是“开车”，那可有点不对。怪物并不会开机车，——而且这一列车子根本就没有火车头。可是怪物有的是蛮力，他可以把这一列车子推走。他这就挽了挽袖子，请大家上车坐好，他走到列车后面，使劲一推。 这一列车子空隆空隆一阵响，就给推走了。 “好了好了，”王子高兴得叫起来。“还是怪物好，又可靠，又会开车。” 怪物听见王子夸他好，他推得更起劲了。列车给推走了十公里，怪物又追上去，又一推。这样几推几推，就推走了一百二十公里，推上了山——过了这座山就是海滨了。 这一列车子刚刚滚到山顶上，怪物又拚命一推。 于是列车飞似地溜下坡来，简直停不住。 “啊呀，危险！”鳄鱼小姐叫。 可是车上没有一个工人。车上的人谁也不懂得怎样煞车。怪物也不懂，他看见列车跑得那么快，他还高兴得哈哈大笑。 谁也看不清这列车是不是在轨道上跑，因为它溜得太快了，就好象临空抛下来似的。 前面是海！ 海滨有许多做官的，有许多绅士，有许多巡警，都是来迎接唧唧和国王他们的。现在看见列车一直不停地往海那里冲，就都慌得嚷起来，可是谁都没有办法，谁都不敢走拢去。 列车飞跑着，飞跑着——哗啦！掉到海里去了。 唧唧和蔷薇公主和国王和红鼻头王子和鳄鱼小姐和许多许多人，都掉到海里去了。 那许多官儿和巡警站在码头上发楞，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办。 海面上出现了许多水泡，象大大小小的珠子一样。 第十六章海 这里是一个深水港。现在又正是涨潮的时候。码头上那许多官儿和绅士就议论起来，看应该怎么办。 海滨市长叫做平平，是包包大臣的哥哥，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官儿。他首先发言： “依我看来，国王陛下和唧唧少爷都掉在海里，而假如我们不去救，那是不十分妥当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国王到底是国王，唧唧少爷到底是少爷，他们坐在海里是不是感到很舒服，那是值得怀疑的。第二，海里恐怕不大卫生，空气也不好，——更何况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空气！” “是，是，”别的官儿们都点头。 “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是大家来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么一个问题：把国王陛下和唧唧少爷从海里请出来，是不是要比让他们留在海里更好些？” 这个问题可很复杂，许多官儿都弄不清平平市长说的什么。平平只好又说了一遍。 别的官儿们就都点点头： “是，是。” 平平市长看见大家同意了，就摆一摆手，宣布： “那么，我们就来进行研究。” 有一个大个儿，满脸的绿胡子，他是海滨的商会会长，说道： “你是说，要把国王打捞出来么？” “不是打捞。我们是请国王陛下……” 商会会长打断平平市长的话： “不管请也好，打捞也好，总得雇人下海里去找，是不是？可是这就得花钱。” “对，对，’平平市长马上接嘴，再也不那么慢吞吞的了。“难办的就在这里：要花钱。谁来出这一笔钱？” “是呀，谁来出这一笔钱？”别的官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有几位绅士和平平市长叽里咕噜了一阵。平平市长就对大家说：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有四车粮食运来了，还没有运到乡下去。我们可以把这些粮食卖掉，就有钱了。” “卖给我！”商会会长拍拍胸口。“只要价钱便宜一点就是。” “那你说一个价钱。你出多少？” “报告市长！”慈善会会长挤到平平市长面前，叫道。“那四车粮食是要救灾荒的。这里乡下老百姓，眼下没有东西吃，等着救济……” 平平市长不等他说完，就摆摆手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依我看来，一个人眼下没有东西吃，那并不要紧。比如我罢，我眼下就没有吃东西。我一直要到午餐的时候才吃哩，眼下正好让肠胃好好消化一下。乡下老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眼下不能说吃就吃。您劝他们把那四车粮食来报效国王陛下罢。我们就这么办，把它卖掉。” “那可不行！”慈善会会长大声说。“要是把这四车粮食卖掉，不去救济，那么这里的老百姓就会造反。老百姓造起反来你不害怕么？我是害怕的。” 大家都不开口了。大家看看平平市长，平平牙齿直打哆嗦，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唉，造反！”平平市长咕噜着。“这玩意儿究竟是谁发明的？” 慈善会会长这就提出一个办法来，这个办法他已经想了好久了： “我看，还是请大家捐钱罢。谁捐多少，谁捐多少，都把捐款交给我，我一定把事情办好。” “哼，您总是叫我们捐钱！”商会会长说。 慈善会会长问： “这难道对您没有好处么？” “什么好处？” “哈呀，这还不知道！”慈善会会长嚷起来。“捐钱来打捞国王陛下，这个钱难道是白花的么？国王陛下从水里给捞出来之后，还不封赏您么？” 平平市长点点头： “这说得对。还是请各位绅士捐钱罢。” 商会会长可还是有点怀疑。他看看绅士们，说道： “我们还得好好想一想。花钱打捞国王，这究竟划算不划算？” “真的。究竟划算不划算？” 这时候海面上冒出一个脑袋来，嚷了一句“不划算！”又不见了。 岸上的人都吃了一惊。再一看，那个脑袋又冒了出来。 “啊呀，是王子！”有人叫。 的确是红鼻头王子。他后面跟着鳄鱼小姐。两个人泅到岸边来了。 官儿们和绅士们都恭恭敬敬把王子和鳄鱼小姐迎接到码头上，七嘴八舌地问了许多话： “王子殿下，久违久违！贵体怎么样？” “王子殿下，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还愉快么？” “王子殿下，国王是不是高兴上岸来玩玩？” 红鼻头王子骂道： “废话！你们打捞国王做什么！” 鳄鱼小姐一面擦干脸上的水，一面照镜子，一面说道： “国王不上岸来没关系，反正有人承继王位。国王可有的是。只是富翁少不得。你们还是赶快把唧唧少爷救出来罢。” 商会会长挤过来问道： “唧唧少爷愿意出多少报酬？” “报酬当然少不了。他钱多得很哩。” “嗯，那可说不定！”商会会长说。“我一定要和唧唧少爷谈个明白。第一，我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他给不给报酬？第二，他打算给我们多少报酬？谈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 “那么派一个人到海里去和唧唧少爷谈判……” 平平市长插嘴道： “恐怕不行。依我看来，还是在岸上谈判好些，因为岸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空气。而在水里面，这种东西可就不免缺乏。因此之故，在水里面谈起话来，就也许会引起某种不愉快的后果。” ‘怎么？把唧唧少爷请到岸上来谈判么？”商会会长问。“那就是什么报酬也没有谈好，倒先把他救出水来了。那不上算。” “那怎么办呢？” 鳄鱼小姐说： “那可以把吉士请到这里来谈判。吉士是唧唧少爷的总管家，可以代替唧唧少爷作主。” “好，立刻打一个电报给吉士罢。” 于是平平市长马上把电报拍去了。电报是这么写的： “真糕唧海捞赶。” 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意思是： “真是糟糕得很！唧唧少爷的列车掉到海里去了，现在正要打捞。请你赶快来！” 电报费是很贵的。要是买卖谈不成，倒先花费了许多电报费，那可划不来。所以就越简略越好。 吉士接到电报之后，立刻就回了一个电报： “电太不请再。” 这就是说： “你们拍来的电报写得太简单了，看不懂。请你们写得详细些，再打一个电报来！” 平平市长拿着这封回电，读了半天，只是搔头皮。许多很有学问的绅士也都来研究这封电报，把每个字都查了字典，然后大家讨论着： “究竟吉士会不会到这里来？” 商会会长可很性急，说道： “管他哩！吉士不来拉倒，就让唧唧少爷在海里多待一会。可是那一列车子总还值几个钱，我们应该首先把它打捞出来。” “那又得花钱！”平平市长叫。 “我来花钱！”商会会长把手一举。“谁花钱打捞，谁就捞得到好处。” 鳄鱼小姐叫： “我也来入股！” 另外还有几位官儿和绅士也都嚷着要入股。一会儿就把本钱凑齐了。 这些官儿们和绅士们正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海里有许多人已经浮出来了。岸上有一些水手，就自动放船出去救人。还有一些会潜水的人就潜到海里去。 商会会长一看见，就着急地叫道： “别救人！别救人！先打捞东西要紧！喂，你们快上这儿来，我雇用你们，我来指挥你们。” 可是那些水手和潜水夫都没理他。唧唧的听差和厨子，有许多已经给救出来了。 有些人可已经淹死，象国王，象蔷薇公主…… 鳄鱼小姐一听说蔷薇公主死了，就哭起来： “唉唉，天下第一美人没有了。现在只有天下第二美人了。” “天下第二美人是谁？”平平市长问。 鳄鱼小姐住了哭，看看平平市长，格儿一笑： “哎哟你这个人！明明看见了，还要问！” 说到这里，忽然尖声叫道： “别跑！你上哪儿去？” 原来她看见红鼻头王子跑掉了。她撒腿就追，一面嚷： “哪儿去？你说一声儿呀！” 王子还是不住地跑着，嘴里答道： “我得赶紧回京城去。王位没有人可不行。” 官儿们就都恭恭敬敬鞠躬，等王子和鳄鱼小姐跑远了，才直起腰来。 商会会长还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嚷个不停。可是那些人都还忙着在海里找人。 平平市长问： “为什么唧唧少爷还不上岸来？你们下去见着他的时候，替我问候问候他罢。并且劝他上岸来——这里比较干燥些。” 可是那些潜水夫在海里没找着唧唧。两天两夜之后，那些掉下海的人都有了下落，可就是没找着唧唧。 后来那一列漂亮讲究的车厢也给打捞出来了。 唧唧——还是没有影子。 红鼻头王子这时候已经做了国王。这位新国王派了许多人去找唧唧。一面还要去登广告寻人，这位新国王就亲自拿一张纸过来，打算亲自写上“寻人”两个大字。他写好了“寻”字，可忘了“人”字怎么写。恰好包包大臣正坐在对面，国王就问： “包包，‘人’字怎么写呀？” 包包大臣拿起笔来，就在“寻”字旁边写了一个“Ｙ”字——因为包包大臣坐在对面，所以“人”字是倒的。 那个广告是请一位诗人做的： ┌────────────┐ │胖子胖，│ │走起路来晃一晃，│ │下巴上的肥肉五寸长：│ │谁寻着了——│ │赏他珠宝一万两。│ └────────────┘ 许多巡警，许多探险家，都在那里找唧唧。可是总打听不出他的下落。 唧唧到底上哪里去了呢？ 第十七章“我真想吃！” 那天那一列列车掉到了海里，唧唧就糊里糊涂乱爬一阵，不知道怎么一来，爬出了车厢的门。 唧唧的身子慢慢地往上浮，往上浮。快要浮出水面了，忽然一个浪头一打，唧唧的脑袋又往水里一没。刚要伸头，又是一个浪。这么几下子，唧唧就越滚越远了。 唧唧打个手势要喊听差。手那么一动，身子失去了平衡，又往水里一沉。 可是唧唧心里一点也不怕，他想道： “我怕什么！反正我有钱。” 这是叭哈教给他的。叭哈对唧唧说过： “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到，什么也不用怕。” 还有皇家小学校的几位国语老师，常常给唧唧讲故事，也讲到做富翁的好处。有一个故事，叫做《有钱买得仙人胆》，那可讲得更明白。连仙人的胆都可以花钱买到，你看！ 这些故事是怎样的？请唧唧讲讲看，好不好？ 那办不到。这些故事唧唧听是听过，而且听过不止一次，可是他一个也没有记住——并不是没有记住，是他用不着亲自来记住，因为有听差们替他代记。谁要是爱听他讲，那他只要对听差们打个手势就是了，意思是说： “我要讲个故事！” 听差们就有头有脑地讲了起来，讲得生动极了。第二天许多报纸上都登出了消息，说唧唧是一个顶会讲故事的人。第三天就有许多绅士请唧唧去演讲，题目叫做“怎样才可以把故事讲好。” 现在——唧唧可是在海里，身边一个听差也没有，那怎么行？ 唧唧虽然不用亲自去记住这些故事，虽然已经忘记了这些故事的情节，可是唧唧却受了很大的影响：唧唧自从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就更热爱金钱，更想要多捞些金钱了。 唧唧仍旧被海浪卷得一翻一滚的。脑袋一时没到了水里，一时又冒出水面来。身子就这么越簸越远。 “我上哪儿去呀？”唧唧这么想了一下。 要上哪儿去——唧唧自己可一点把握也没有。 可是好在唧唧的衣服上有许多许多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许多许多金圆，还有许多许多钻石和珠子。唧唧无论上哪儿，都可以用这些钱来买东西，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一点，唧唧心里可很有把握。 “上哪儿去都可以，”唧唧这么想了一下。 正想着，忽然觉得这个海变了样子，好象特别不安静起来。唧唧的耳朵正在水里，听见了哗哗的响声。远远的地方，似乎有一股大浪，汹涌地往这边滚来——响声越来越大了。 “真的是仙人来了么？”唧唧想道。“是不是仙人要跟我谈买卖来了？” 唧唧的脑袋刚好又浮到水面上来。他往前面一看，就发见一个黑腾腾的大东西，象一座大山崩倒了似地往这边滚来。 这是一个大鲸。 “这叫做什么来的？”唧唧问自己。 唧唧仿佛记得，在一堂什么课上听说过这个玩意儿。老师还出题目考过哩，那次唧唧考得很好——一百分，——当然是听差们代他做的答题。现在唧唧可就简直记不起这个动物叫什么了。 谁知道这个鲸早就饿了。他在海里游来游去，就忽然看见了唧唧。他就高兴地说： “好运气！我正好吃下这个来点点心。” 他就往唧唧这边游过来，张开大口只一吸，就连海水连唧唧都吸进嘴里去了。然后他又把海水从嘴里筛出来，把唧唧吞进肚。 于是这个鲸又不快不慢地游开去了，不知道游了多少海里。 这个鲸吃起东西来，是不大考究的。只要有机会，遇见一些什么可吃的东西，就连东西连海水一口吸，再把海水从嘴里筛出来，把筛不出来的东西——鱼呀，虾呀，蟹呀，海星呀，海蜇呀——不论大小，都乱七八糟地吞进肚去。从来也不嚼一嚼，因为他的牙不顶事。 可是他生平没有吃过象唧唧这样的一种食品。他把唧唧吞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很奇怪的味儿，不大受用。不过已经吞下肚去了。 这个鲸一面游，一面想： “刚才那个动物是在靠什么过活的？怎么会有那么一种怪味儿？” 他就在海里不停地散步。可是他胃里越来越不好受，并且还有点恶心，直想吐。 原来唧唧在鲸的胃里，一点也没给消化掉。 “我到什么地方来了？”唧唧问自己。 唧唧只记得给一股大浪一推，就滚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什么也瞧不见，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黑的。唧唧想要爬出去，可是一爬就滑了下来。这里还有一股很大的腥味儿。 唧唧觉得有许多什么东西在他身边爬来爬去，乱哄哄地嚷着： “快走开，快走开！这个人真臭！” “他们说谁？”唧唧想。 忽然好象大地震似的，唧唧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稳，身子给簸得翻腾起来。身边许多什么小动物也直打滚。 唧唧正想要喊听差，可是有人推他挤他似的，他身子一滑，就从鲸的胃里滑了出来，滚到了沙滩上。 那个鲸到底呕吐了。 那个鲸本来希望好好消化的，所以拚命散步。那个鲸虽然老觉着恶心，可是他想到唧唧那样一种好食品，实在舍不得吐掉。他说： “这玩意儿可有营养价值哩，应该让它留在肚子里。” 可是究竟不行，他消化不了。他游过一个岛边，就反了胃。这么一呕掉，他这才轻松了些，于是慢慢地又游了开去，只把唧唧丢到了这个岛上。 “这是什么地方？”唧唧想。 唧唧刚从漆黑的地方出来，阳光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这里空气很好，也没有腥味儿。有时候还有一股什么花的香味飘过来。 唧唧打算想一想今天的事： “我怎么一来，就到了这里？我的两百个听差都哪儿去了？今天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了。 他只是觉得身上有点儿不好受。腿呀膀子的都没了劲儿，脸上还冒汗。肚子里——可格外别扭。他闭着眼睛，仿佛看见一盘一盘油汪汪的鸡，香喷喷的熏鱼，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糕饼…… 唧唧这才猛然记起：这种现象原来叫做“饿”。 “我好象在什么时候也饿过的，”他嘟噜着。不过他记不起了。 唧唧觉得有嗡嗡嗡的声音，不知道是自己耳朵叫呢，还是真的有什么虫子。唧唧把眼睛睁开一下，就看见有一些小点子在空中飘动，不知道是自己眼花呢，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飞。 他定睛一看，就发现那是一种昆虫——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讲过的，也出题考试过，可是这号玩意儿只有他的听差们才记得住！ “喂！”他叫，“你们叫做什么？” 那种会飞的昆虫理也不理他，只飞到一朵花上，钻进去了。 “这是干么？”唧唧觉得有点希奇。 一会儿那个虫子又飞了出来，在唧唧脑顶上掠过，还掉了一点花粉在唧唧脸上。唧唧仿佛闻到了一种很好闻的味儿。 “哦，我知道了！” 唧唧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听说这种虫子会酿造一种甜蜜蜜的玩意儿，很好吃。 “可是那种好吃的玩意儿叫做什么？真的能够酿造么？” 这他可模糊起来。不知道这到底是课堂上听来的，还是故事里讲到的。或者他并没有听到，只是一个梦…… “哈呀，我真想吃！” 他脑袋一低，又看见有许多蚂蚁在地下爬。他觉得这种虫子——细腰干，六条腮——好象是见过的，只是忘了它的名字。 它们都忙得什么似的，在那里搬东西，净是一些可吃的东西。 唧唧咽了一口唾涎，问道： “喂，你们是哪里的？” “大槐国的。”蚂蚁们一面回答，一面不停步地走着。 “大槐国……”唧唧在嘴里念了一遍。他仿佛听过这么一个故事的。他赶紧又叫： “喂，别那么忙！站住！” “干什么？”有一个蚂蚁站住了。 “我要问你们买点儿东西吃。” “什么？”那个蚂蚁听不懂。 唧唧只好亲自说明： “我饿了。我要找一点吃的东西。” “那你自己找去就是。”那个蚂蚁说了就走。 “什么？叫我自己找去？”唧唧想不通了。 “这是什么意思？” 旁边又有一个蚂蚁告诉他： “叫你去做工作。” 唧唧很不高兴，说道：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又有一个蚂蚁瞧了他一眼，走了开去，嘴里说着： “管你是谁，都一样。” 唧唧看不起地掉转脸去： “我可用不着做什么工作。” 有一个大头蚂蚁走到了唧唧身边，看着唧唧问道： “那你是怎么过活的？” “反正别人养活我。” 有一个小蚂蚁踅了过来，好奇地问： “你什么事也不干，光让别人做了米供给你么？” “那当然。” “为什么你可以享现成呢？” “因为我有钱。” 那个小蚂蚁没听懂： “什么钱？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大头蚂蚁却追问道： “你的钱哪儿来的呢？” “赚来的。” “真奇怪！”那个大头蚂蚁看看别的蚂蚁们，又问唧唧： “怎么赚来的？” 唧唧不回答了，只是要求： “别多说了，赶紧给我东西吃罢，我给你们钱。” 忽然又听见那种嗡嗡嗡的声音了，一个小蚂蚁尖声叫道： “蜜蜂，蜜蜂！你听说过这样的新闻没有？” 蜜蜂飞得更近了，答道：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听见了。别理他！别让他进窠，就象对付雄蜂那么对付他！” 小蚂蚁笑着走开了，还回头看看唧唧，说道： “你得对大家有点儿用处才行。” “我不会呀！”唧唧嚷，埋怨别人不了解他。 可是那些蚂蚁也好，蜜蜂也好，都不再理他了，都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唧唧越想越觉得委屈，他骂： “你们这批小器鬼！问你们要一点儿吃的东西，你们都不给。就那么稀罕！你们都是些穷鬼，我知道。” 那些蚂蚁和蜜蜂仍旧不睬他，有的只笑一笑。 唧唧又大声说： “喂！你们这儿有富翁没有？我要上你们富翁家里去。富翁可大方哩。我一去，富翁就会款待我，请我吃烤羊腿，请我吃烧鸡，还请我吃奶酪……随我想吃什么，都有！” 有一个蜜蜂嗡嗡地说： “哼，他想在这儿找富翁哩！我们这儿又不是富翁岛。” “什么？”唧唧赶紧问。“你说什么？什么富翁岛？” 这时候正有一个大头蚂蚁在唧唧身边走过，顺嘴答道： “富翁岛就是富翁岛，那里尽是一些富翁。” 唧唧一听，快活得了不得： “在哪儿？在哪儿？” “可远哩。” “怎么个去法？”唧唧问。“那儿挺好玩的吧？” “我们不知道那儿好玩不好玩。我们谁也没去过。” 又有一个小蚂蚁插嘴： “可是我们送别人去过。有人爱上那儿，我们就把他送去了。” 一个蜜蜂问道： “真的，那回那个人去了之后，写信来过没有？” “没有呀，”那个小蚂蚁回答。“我们还跟他说来的：‘你到了那边，千万寄一个信来，告诉我们那边的情形。’可是他一直没来信。” 那个大头蚂蚁说： “准是那边过得太好，就把我们忘了。” 唧唧叫道： “好朋友，好朋友！你们把我也送去罢！” 于是一些蜜蜂和一些蚂蚁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阵。一个蜜蜂问唧唧： “你真的想上富翁岛去么？” “当然是。” 那个蜜蜂就和唧唧谈判： “我们有办法可以把你送去。可是有一个条件，你能依么？” “我依。什么条件？” “你到了富翁岛之后，请你调查一下富翁岛的出产。那里气候怎么样，有一些什么植物，什么花，都请你留意一下。” “行，行。” “你调查清楚之后，就写一封信，告诉我们。” “可以，可以。” 那个小蚂蚁插嘴道： “可是你别失信！上回那个人就失了信：答允得好好的，可是又不写来。” “我不失信，我不失信。”唧唧立刻回答。 那个蜜蜂和那个大头蚂蚁就都说，要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要是大家同意，我们就拿蜜来款待你，然后再送你走。”蜜蜂说。说了就飞回去了。 那个大头蚂蚁也告诉唧唧： “要是大家同意，我们也要款待你的。” 蜜蜂和蚂蚁各自回去，和自己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拿出许多可吃的东西来款待唧唧。蜜蜂和蚂蚁都对唧唧这么说： “你的食量那么大，我们款待你一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请你不要客气，要吃就得吃饱。只要你答允我们的事真正能做到，我们就很感激你了。” 唧唧就一点也不客气，尽量吃了一个饱，把蜜蜂所有的贮藏吃掉了三分之一，把蚂蚁所有的贮藏吃掉了一半。 唧唧吃到再也吃不下了，这才打了一个嗝儿，闭上眼睛，想好好睡一觉。 这时候聚集了许多蜜蜂，在空中盘旋。聚集了许多蚂蚁，在地上排种种的队形。蜜蜂们唱道： “东风吹到了， 北风吹到了，”蚂蚁们接着唱一句： “把这胖子吹到富翁岛。” 这么又舞又唱，唱了好几遍——词儿一样，只是调子每一遍都不同。 唧唧已经睡着了，打起鼾来了。 蜜蜂们和蚂蚁们还是舞着唱着。于是就刮来了一阵风。这阵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大，就把唧唧刮得飘了起来。 唧唧给刮得漂过大海，不知道飘过多少里路，就落到了一个岛上。风也停了。 这就是富翁岛。 第十八章富翁岛 风把唧唧刮得飘起来的时候，唧唧就醒来了，打了一个寒噤。 飘呀飘的，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岛，岛上有五颜六色的东西在太阳下面闪亮。 “可真美呀！”唧唧叫起来。 他刚刚叫了这句话，身子就落到了这个岛上。他一看就知道： “这真的是富翁岛了。” 遍地都是金圆和银圆。还有闪光的钻石。红艳艳的红宝石，夹着绿莹莹的绿宝石，扔得满地都是。有时候一脚踏下去，就会踩着许多透明的酱色石头——仔细一看，原来是琥珀。 有三个穿得极讲究的人坐在岛边上，这当然都是富翁。有一位拿金圆打水披披消遣。还有一位抓起一把把珠子往海里扔，听那沙沙的声音。第三位专爱玩大玩意儿，唧唧看见他有一次搬起一块五六斤重的翡翠扔到了水里，咚的一声。 他们准也不理谁。唧唧那么个大胖子走过去，他们竟好象没看见似的。 唧唧再往里走，就看见有几个富翁躺在珠宝堆里，一动也不动。有的用一个金元宝当枕头，有的把脚搁在一株红珊瑚的丫杈上。 唧唧可真高兴极了。 “这里可好哩！不象先前那个岛那么穷。” 唧唧一想起先前那个岛，就觉得可笑。他对自己说： “真小器！什么大槐国的！东西又不好吃。可是他们还想要请我给他们调查富翁岛上的出产哩。他们一定是想要来探险。哼，这个富翁岛能让他们来么！” 唧唧走了几步，就坐在一块金砖上休息。他看看地下，眼都看花了。他想： “这许多金银珠宝究竟是谁的？” 忽然他看见前面不远，有一块黑玉堆成的高岩，上面有钻石镶成的四个大字： “都是你的” 唧唧叫道： “不错，不错，都是我的！我决不让别人来探险，决不让别人来拿走我的东西！” 他四面看看，骄傲地站了起来。他走到一个躺着的富翁身边，大声问： “喂，你是谁？你干么拿我的金元宝做枕头？” 那个人一动也不动，也不吭声。 “问你话呀，喂！”唧唧又嚷。 等了好一会，还是不见动静。 唧唧觉得有点不对头了。 “怎么……？” 一摸——哈呀，冰冷的！原来那并不是个活人。 再看看那儿个躺着的。也一样！ 唧唧吓得赶紧走开。 后来又一想，倒也不怕了，反倒放心了： “他们既然已经死了，那就不能拿走我的财宝了。” 可是坐在岛边上的那三个富翁，却是活着的，而且—— “而且拿我的钱打水披披玩！” 唧唧马上向后转，又往岛边走去。 “喂，你们这三位！”唧唧一面向他们走近，一面嚷。“干么把别人的钱财往水里扔？” 他们看也不看他。只有那位扔珠子的富翁懒洋洋地回答了一声： “没事干，无聊。’ 唧唧生气了： “这些钱财是谁的？你知道么？” “你说是谁的？” “都是我的。” “好罢，”那位扔珠子的富翁仍旧是懒洋洋的声调，“那就算是你的罢。” 唧唧问： “你不眼热么？你想不想要一点儿？”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瞧了唧唧一眼，慢吞吞地说道： “你是刚到这儿来，怪不得你这么问。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说这儿的财宝都是我的，生怕别人动手。现在我可不在乎了：你说是你的，就算都是你的，都拿去罢。” “哈呀，你这位先生可真慷慨！”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又告诉唧唧： “我刚来的时候，还跟他们两位打过架。谁都这么说：“这岛上的钱财都是我的！”我们各不相让，就彼此吵嘴，还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打官司——不过找不到。可是到了后来，我们谁也不争执了。谁爱拿去就拿去罢！” “那为什么？”唧唧盯着问。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看看唧唧，问道： “你今天用过饭没有？” 唧唧回答： “饭是没有用过，不过吃了一点儿东西——可是一点也不好吃。”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有气没力地点点头： “难怪你不知道。我老实告诉你罢。这个岛好是好极了，又有钱，又有各种值钱的珠宝，岛上的人也都是好人——因为全都是富翁——可是这个岛也有一个缺点，你看出来了没有？” “没有。什么缺点？” “有这么一个缺点：没有人替我们做活。” “什么？”唧唧大声说。“我们有的是钱，还怕雇不到人给我们做活？” “可是这个岛上没有别的动物，只有富翁。” 停了一会，那位扔珠子的富翁又问唧唧： “你身上带着干粮没有？” “没有。” “唉，我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有一点点吃的就行了，哪怕一小碗稀饭也好。”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说到这里，就不再开口了，躺在珠子堆里休息，半闭着眼睛。 唧唧在旁边站着看了半天，想道： “这个人说得多寒伧！难道他真的是个富翁么？” 可是渐渐的，唧唧也觉着待在这个岛上不大方便了。 唧唧是吃饱了才飘到富翁岛来的，暂时倒还不觉得饿。可就是渴得难受。他不知道要到哪里找水喝。他听说过世界上有一种人会在地里掘一个深深的洞，就可以打那个洞里汲水。可是那一种人这儿没有。 他仿佛记得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号人，会挖一个沟渠，从什么地方引水来。还有自来水，据说也是什么工人造出来的。 这些人可都没有跟着他来伺候他。 他再看看那几位富翁，他们也不再扔东西玩了，都躺到了金银珍珠堆里。 “唉，到哪里去买一杯水来就好。”唧唧说。 还不单是想喝哩。一会儿连吃的也都想了起来。 再说，住处也很不舒服。没有一间屋子。连洞也没有打一个。只能待在露天下面，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全岛上没有一张正式椅子，要坐就得坐在元宝上面或是坐在金砖上面，又冷又硬。…… 唧唧就这么待在富翁岛上，一天又一天。 那三个扔钱财玩的富翁已经饿死了，只剩下唧唧一个人。 “这许多钱财真的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唧唧晕晕糊糊的这么想着，就趴到了金圆堆里，再也不起来了。 太阳仍旧把那满地的珠宝照得闪亮。碧绿的海水一滚一滚的，卷起一道道白边，哗哗地响着，一碰到岛边的岩石上，就散成一个个的水珠。 第十九章乔乔和小林的消息 乔乔和小林呢？现在他们在哪里呢？ 乔乔和小林还是在机车上做工。有一天，是他们的休假日，有一位童话作家就去访问他们。铁路工人们都说： “他俩在图书馆里哩。” 童话作家一走进图书馆，果然看见乔乔和小林在那里看童话。童话作家叫道： “乔乔，小林，你们好呀？” 图书馆馆员赶紧向他摇手。童话作家把舌子一伸，就小声儿问乔乔和小林： “国王呢？国王怎么样了？” 小林也小声儿说： “哈，你就只关心国王！从前有个国王……” 童话作家脸一红，说道： “谁说我只关心从前有个国王！我才关心你们哩。真的，你们那天不肯开唧唧的列车，就把机车开走了，后来怎么样？” “那可又是一个故事，你简直可以写一本书。”乔乔说，看了看小林。 “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别在这里说话——妨碍小朋友们看书。” 童话作家只好不开口了。可是乔乔和小林看书看得出了神，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童话作家坐在那里，觉得很无聊，就一个人走出图书馆，找那些铁路工人去了。 “大叔，大叔！”那位童话作家叫。‘那天后来小林和乔乔怎么样？请你们告诉我。” 有一位年老的铁路工人就对童话作家讲起故事来。他一五一十地讲，红鼻头王子怎样做了国王，这位新国王怎样把小林和乔乔抓起来关到了牢里…… “什么？”那位童话作家忍不住插嘴，“他俩给抓起来关到了牢里？” 不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包包大臣那时候向别人解释过： “老国王和蔷薇公主在海里淹死了，唧唧少爷失踪了，这都是小林和乔乔的罪过。要是那天小林和乔乔肯给唧唧少爷开列车，就不会出事了。” 另外，还逮捕了许多铁路工人。 “因为这些铁路工人都和小林一样，那天不肯开唧唧少爷的列车。”那位站长这么说。 那时候就有海滨市长平平出来做证人，证明老国王和蔷薇公主的确钻到海里去过，还证明唧唧少爷自从下海之后就没有露过面。 唧唧的总管家吉士也做了证人，证明叭哈的确是被人害死的，还证明唧唧少爷那天坐上专车之后，就没有回过家。 皮皮和鳄鱼小姐也都是证人，证明小林从小就不相信国王的法律。 还有一个证人，长着满脸的绿胡子，叫做第三四四格。那个第三四四格证明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是被许多做工的小孩子打死的。 还有那个怪物也是一个证人，证明乔乔和小林都想要推翻国王陛下的朝廷。 皮皮还宣布： “小林和乔乔都是野孩子出身。小林出世的时候，就好象一条野狗似的，躺在一个山谷里，后来幸亏有一位好心的绅士发现了他。才把他送到咕噜公司去做工。小林和乔乔是没有家的，只有一个寄父，叫做中麦——那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穷汉，一定也犯过罪。不过中麦已经死了好些年了，就也不必追究了。” 那许多证人就都叽里咕噜商量着，想尽法子要把乔乔和小林判出罪来。 “可是我们能让他们迫害咱们自己的人么！”那位讲故事的年老工人讲到这里，就气忿忿地说。“当然不能！我们铁路工人都不答允。非把乔乔和小林放出来不可！非把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不可！” 还不单是所有铁路上的工人，就是别方面的工人也都动了起来，叫国王马上释放抓去的铁路工人们。 “立刻放他们自由！” 海滨的庄稼汉也都忿不平，他们说道： “那些火车司机都是为了要救我们的命，所以那天一定要给我们运粮食。现在他们为了这件事吃官司，那我们都不依！” 别地方的庄稼汉们知道了这回事，也都叫起来： “不许害好人！立刻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掉！” 有些教师，还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些科学家，也都站出来： “释放乔乔和小林和所有被捕的铁路工人！不许把他们判罪！” 连外国都有许多老百姓的团体提出抗议来了，打电报给红鼻头国王说： “你这么乱抓好人是可耻的。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叫你立刻释放那些被捕的铁路工人！” 红鼻头国王和包包大臣他们害怕起来： “怎么办呢？” 本来还想拖延几天再看，可是老百姓越来越愤怒了。包包大臣只好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 皮皮对包包大臣小声儿说： “你看那些老百姓——多可怕！我们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第三四四格也叹一口气： “唉，不久他们就得把我们赶下台，不再让我们当老板了。” 过了一会，第三四四格又说： “唉，到那时候再说罢。反正我现在——当一天老板就得赚一天钱。” 就这样，乔乔和小林和别的许多铁路工人就都释放了。 那位铁路工人大叔对那位童话作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选自《大林和小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月版 扫校说明 忽而深沉，忽而浅显；忽而现实，忽而梦幻；忽而如中国民间传说，忽而如外国奇幻故事……然而，处处都透着好玩，连那些讽刺都是如此。所以，买到这本收有《大林和小林》的《童话选》后，一直想把它扫校出来。 自从《哈利·波特》与《魔戒》等在中国本土登陆，我们本国的原创童话更加受到出版社及发行商的冷落。仅有的几家少儿出版社，有点财力的，忙着去引进和发掘“哈利·波特N世”；立足国内的，也多半把眼光放在他们认为能产生多米诺效应的新童话创作上。于是，1923年～1985年之间的国内原创精品，多数都被他们埋葬了。 想要抢救它们，很多人却只在一旁冷笑：“这些东西早已与时代不合，根本不会有市场！” 市场，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可是，如果出版社不做，发行商不包，又怎知道市场会怎样呢？ 没办法，我惟有做一个网上的唐吉诃德——在此挥一挥手，顺便将我眼中的中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一点点扫校出来，这本《大林和小林》，仅是其中之一而已。 原书有许多华君武先生的插图，网速太慢，不能上传。原文中，有些字句采用的是黑体字或是楷体，在这个TXT版中无法分别。在第八章“美丽的天使”中，包包唱的那首“天使之歌”，上一行字总比下一行略大一号，这里也无法分别了。在第十六章“海”中，出现了两个倒写的“人”字，如果用铅字排版，将“人”字倒过来即可，在电脑中，不知怎么弄，只好将这个字改成全角的“Ｙ”，取其形似。 校到三分之一时，发现有位网友已经弄出了电子版，底本是新蕾版，而《童话选》中选用的底本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版。本想不再继续校了，但工作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故仍将其校完。 我相信，它们总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等到拨开出版、发行的迷雾之后。 别的，没什么要说了。 童话，原来也可以使人黯然——我可不是指《大林和小林》：）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会议 在这次会期中，我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发生极其尖锐和激动的争辩。警察的暴行所达到的范围和严酷性，使我们极为愤怒。这种愤怒情绪，我在讨论延长柏林小戒严时特别表现出来了。我结束我当时的发言时说：“我的先生们，这种情况在群众的心里和感情上必将自然而然地激起什么？它将产生什么？只有仇恨，只有忿怒，一般说来，到最后定然会导致除了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东西而外别无他法的信念。这是您们用您们的惩罚所导致的。并且还不止此，而且也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唤醒了一种要求（因为与您们打交道的是人），必然唤起的报仇雪恨的要求。这就是您们所得到的收获，如果您们满意于这种收获——那末，我们也满意。” 《法兰克福报》关于这个发言写道： “随着非常法而来的仇恨和报仇欲发展到如何程度，我们从倍倍尔的发言中可以战战兢兢地推测出来。我们所得到的是危机四伏的阴森印象，这种潜伏危险威胁国家治安，更甚于任何公开鼓动所能做的。” 《日耳曼尼亚报》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结语说： “有一个希望支持着社会党人，不是希望非常法令的终结，而是希望报仇的那天早日到来，这大约在一八八九年左右。” 这次会期内提出了再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至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一个议案。中央党委派冯·海尔特林男爵为第一发言人，他的发言说明他的党有一部分在非常法事件上变了心，他提议组织委员会来讨论。相反地，拉斯克尔议员则认为法令执行得太严格了。他声明反对延长法令，最后投票反对它。 我们曾提出一批修改建议，为的是用这方法能够彻底谈谈法令的执行情况。在辩论时，我们几乎全体参与。最后决定把法令延长至一八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于是又加上二年半。国会还通过一个决议案，即募捐或者公开劝募捐款，不受第一六条的约束，如果捐款规定只救济那些因执行法令第二二和二八条而失掉其赡养人的人们。 哈赛尔曼五月四日的一次发言成为法令第三次讨论中一个特别插曲，在发言中他当国会大众之前表示脱离了我们，他说：人们弃绝虚无主义者，他却把自己归在他们之列。国会空谈时期已经过去了，行动时期开始了。 我在我的论预算案的发言中对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他断言我以我同俄国的关系自夸）声明说：“我只能回答冯·卡尔多尔夫议员说，我在俄国毫无联系，并且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是来自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同的圈子。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的社会圈子就在那里。”（大笑。）对于这个声明，哈赛尔曼，有如上述，却联系起来。他以这种方式表示反对我们，在他发言以后，我们就公开声明，我们已不再认为他属于我们党了，这声明使他的信徒非常厌恶。哈赛尔曼的名利欲因而完结，于是他留下相当多的债务而转到美国去，在那里他不久就脱离运动。 也就在这个论预算案的发言中，我第一次谈到冯·哥尔茨先生的书：《莱昂·甘必大及其军队》，自此以后我曾多次在我的发言中以颂扬的方式提到它，利用它来支持我们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冯·哥尔茨先生因为他的书的问题而贬职，但依法他却属于参谋部。这位当时的上校，大家知道，后来成为大元帅，不过他书上那些要求并未实现。 在那次会期中，我还犯了另一过失，引起了对我的攻击。在辩论新军事议案（七年预算，由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八年）时，我回答对我们的攻击说：“如果发生有一个国家想占领德国领土，则社会民主党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来反抗这个敌人。”因此，一个未具名的南德意志的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攻击我。我答复说（在第十六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所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不收回，并且结尾说： “万一在一次战争中，为了德国的土地完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一同捍卫这辉煌的本国行政体系——党的死敌，则社会民主党的遭遇可能十分艰苦，但是社会民主党将不借外国征服者的力量来消灭它的死敌，而只是通过自助，通过统治体系的横暴太甚而最后激起群众的反抗来消灭他的死敌。当有一天在我们保卫本国免于分裂和保卫自己免于奴役（不是保卫我们的敌人及其暂时性的制度）之时，我们参加防御，这不是‘为我们英勇的警察和法官防御敌人’，如南德那个可敬的同志所讽刺的，而是要取得行动自由，以便在本国同我们的敌人清算。可能有个时候，一位俄皇带着他的军队来到柏林，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很愉快，但是党自己将很不舒服。 我三月二日的发言中没有丝毫放弃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在一个卫国战争中所捍卫的不是我们的敌人及其制度，我们捍卫我们自己和国家，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我们想按我们的意思来改革的，这个国家也是我们活动的唯一场所。”
﹝比﹞厄内斯特·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October1917:Coupd'EtatorSocialRevolution? ThelegitimacyoftheRussianRevolution 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 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 ﹝比﹞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 （1992） 吕陌翻译、树林校对 声明﹝略﹞ 介绍：“1917年革命各阶段——F·佛卡门”﹝略﹞ 第一章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 第二章国际层面的意义 第三章国内层面的意义 第四章政治角度的意义 第五章对布尔什维克定位的批判分析 第六章列宁的组织观 第七章战略层面 大事年表 第八章结论 1917年10月与妇女运动 人名、地名及组织名称 参考文献
张天翼：秃秃大王（童话）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6px} h2{font-size:16pt;font-family:Arial;font-weight:bold;letter-spacing:5;text-align:center} .link{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6px;font-size:12pt;font-family:TimesNewRoman;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target="_self"} .content{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6px}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functionsetVariables(){ 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 v=".top="; dS="document."; sD=""; y="window.pageYOffset"; } else{ v=".pixelTop="; dS=""; sD=".style"; y="document.body.scrollTop"; } } functioncheckLocation(){ object="object1"; yy=eval(y); eval(dS+object+sD+v+yy); 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 } 序 第一章出宫打猎 第二章在村子里遇见干干小姐 第三章求婚和讨债 第四章结婚没结成 第五章应当自己靠自己 第六章好人大狮 第七章秃秃大王审案子 第八章两封信 第九章大狮去看小明 第十章原来是骗子 第十一章家里的人 第十二章大狮的故事 第十三章到秃秃宫去 第十四章预备请客 第十五章救人 第十六章这一章没有题目 序 你们要听故事，是不是？ 好的，好的。咳哼——我们中国有许多人有这个古怪毛病，说起话来先要咳嗽几声——咳哼！咳哼！ “各位小朋友，各位大点的小朋友，再大些的朋友，我来讲一个故事：咳哼！从前有一个公主……等一等！我要你们猜猜看！这位公主是怎样一个人？” 马上就可以猜到的：“那位公主是一个好人，很美丽。” 哈，不错，猜对了。 原来那些故事----说来说去总是这样的。 你拉着你妈妈，或者爸爸，或者祖母，或者哥哥，或者老师，请他们说一个故事，他们就把书上看来的告诉你，“从前有一个国王，有三个儿子……”或者“从前有一个神仙……”于是你规规矩矩坐着。你也不想问妈妈要东西吃。你也不跟同学打架。你眼睛睁的很大。把手指放在嘴里。（啊呀，这么大了，还把手指放在嘴里！） 有时候你去看童话。图书馆的那些儿童故事，看的人多极了。书脚弄的卷了起来。书上还有许多黑手印。（为什么不洗手呢？啊呀，真脏！）这些书里面说道国王、公主、三个王子、神仙、天使、魔鬼。三个王子一定都是很好很聪明的人，魔鬼一定会被神仙打死，还有呢，是讲有两兄弟，哥哥是坏人，弟弟是好人，哥哥抢弟弟的钱，哥哥欺负弟弟……小朋友你想想看看，后来怎样？ 你很快就答道：“后来哥哥穷了，弟弟成了富翁了。” 好，那么另外再说一个，咳哼！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爸妈都死了，没有钱，还有人欺负这个小孩子……后来呢？再猜猜看。 “后来这个小孩子也成了富翁了。” “怎么会变成一个富翁呢？” “因为有天使帮他。有神仙帮他。或者神仙送他一个葫芦，他只要把葫芦一摔，就有四个魔鬼来替他做事。” “不错，那么，如果这个小孩子有一天在路上看见公主了呢？” “那么，他后来就一定跟公主结婚。他后来做了国王。这也是神仙帮他们。” 答得好！对！可以得一个“超”。 哈，这些故事真好啊！我们用不着去念书，也用不着去做事，反正有神仙帮我们的。算什么算术呢？ “李儿买了七个桃子，吃了三个，又买了六个，一共还有几个？”——真讨厌！ 每天也用不着六点钟起来夹着书包上学去。我们也用不着看报，用不着晒太阳。我们只要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就好了，因为反正有神仙帮我们。 “中国很穷吗？被人家压迫吗？” 不要紧。我们反正会得一个葫芦。只要把葫芦一摔——咯嘟！就有四个魔鬼来听我们的吩咐，什么事都办得到。我们用不着研究这世界情形。我们用不着自己来对付敌人。 好极了，好极了。你如果是一个懒小孩，听了这些故事，就再高兴没有了。 可是你看见过天使神仙没有呢？——没有！ 可是你看见过那个宝贝葫芦吗？——也没有！ 原来这全是瞎想出来骗人的。有些是古时候的人没有常识，就想出一个菩萨来。这些故事应该请古人去听。 有些人呢，自己不长进，就空造一个神仙来帮助自己。还有一些人呢，那就故意让我们上当，叫我们懒惰，就好来调摆我们。 一个强盗会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强盗？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啊？我听都没有听见过。世界上哪里有这种东西？哈呀，你放心好了，就是有强盗也不要紧，反正神仙会帮你的，怕什么！” 我们听了就放心了。哪知道正在这时候，那个强盗，就抢进门来，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就是那个故事的好处。 当然还有些故事是不谈神仙的，也没有天使。只说道：“从前有一个主人，一个奴隶。咳哼！主人躺在沙发上抽雪茄烟，叫奴隶来替他脱鞋子，替他倒茶。奴隶很勤快，很恭顺。就是主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他也只对主人鞠一个躬，哼也不哼。这真是一个好奴隶。主人就赏了他两毛大票。……” 你当然懂得了这个意思。一点儿也不错，你只要做一个好奴隶，主人就赏给你钱。他叫你从“奴隶”再升一级，升到“奴才”级里去。因为你做奴隶的成绩好。奴才是什么呢？明天上公民课的时候，你去问问老师吧。 这个小册子里的故事，就是想告诉你：做富翁的“好处”，求神仙菩萨的“好处”。还想说说……不必说了。反正你自己会去看的。不过这些故事说的好不好，也许你会把嘴一撅，把书一摔，那我可保不定。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咳哼！咳哼！从前有个……” 不，还是请你翻开下面一页来。 第一章出宫打猎 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是什么宫殿？是秃秃宫。秃秃宫在什么地方？星期日去玩玩好不好？可是谁也不知道秃秃宫在什么地方，因为秃秃宫现在已经没有了。秃秃宫是从前的宫殿。秃秃宫是从前的秃秃大王的宫殿。 秃秃大王是个什么大王？是怎么样一个人？秃秃大王是一个很阔气的大财主，有许多许多的地。究竟他有多少地，连秃秃大王自己也说不清楚。秃秃大王只会说：“你从秃秃宫往东走，尽走尽走，走一个月，可也走不出我的地。你从秃秃宫往西走，尽走尽走，走一个月，可也走不出我的地。你从秃秃宫往南走，也一样。你从秃秃宫往北走，也一样。” 所以秃秃大王老是告诉别人：“我秃秃大王是一个很伟大的大王。” 可是秃秃大王只有三尺高，脑顶上光溜溜的，一根头发也没有。眼睛是红的，脸上还长着绿毛，原来他脸上发了霉。耳朵附近还生出了几个小菌子。 苍蝇可最喜欢秃秃大王了，常常是几千几百地拥在秃秃大王身上，爬来爬去，飞来飞去，一面还哼哼叽叽：“嗯嗯嗯，我爱不洗脸的人，嗯嗯嗯，我爱不洗脸的人。” 可是这些苍蝇常常要受惊担吓，因为秃秃大王常常动不动就发脾气，拍桌子，掀板凳。就是他睡觉的时候也不见得安稳些。 有一天晚上就是这么着。秃秃大王睡得好好的，可忽然跳了起来。苍蝇们都吓得嗡地飞开，乱哄哄地在空中盘旋了两圈，才又一个个回到秃秃大王身上，小声儿议论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只听见秃秃大王大叫着：“谁偷了我的钱？谁偷了我的钱？” 叫呀叫的，秃秃大王的牙齿就忽然伸长了，龇到嘴外面。原来秃秃大王的牙齿会变长变短的：生气的时候长起来，高兴的时候短下去。 “把他抓起来！”秃秃大王又嚷。 秃秃大王有许多大臣。有一个大臣是只狐狸，叫作百巴扑唧，这时候赶紧走过来：“大王要抓谁？” 秃秃大王睁开了眼睛，愣了一下：“那我怎么知道！” 他打了个呵欠，又说：“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见我的两个小铜钱忽然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准是有贼。百巴扑唧，你想想吧，看应该怎么办？” 百巴扑唧问：“您那两个小铜钱是藏在什么地方的？” “那我可忘了。”秃秃大王想了一想，摇摇头，“你给我记记看，你瞧见我藏的。” “您做您的梦，我怎么瞧见呢？” “你怎么没瞧见？我分明梦见你的，梦见你站在我旁边。你叫我把钱装在兜儿里，不是吗？你忘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把钱藏在箱子里……” “唉，毛病就出在这里！”百巴扑唧向秃秃大王走近了一步，“箱子是什么人造的！那怎么靠得住！钱藏在兜儿里——也危险！这些地方都不能藏钱，藏了就保不定会丢。” “那我应该把钱藏在哪里？” 百巴扑唧四面瞧了瞧，小声儿说：“只有一个办法：您每晚睡觉的时候，把钱都吞下肚去，第二天起床之后再吃一包泻药，把肚子里的钱泻出来。藏在您自己身体里面，就再保险没有了，您自己的肚子比什么都可靠。” “好呀，好呀，这个办法可真不错！百巴扑唧真聪明，哈哈！哈哈！”秃秃大王一高兴，牙齿就缩短了。 这天晚上秃秃大王睡的时候，就把许多的银子金子都吃下去，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起来，秃秃大王说：“开饭吧，我要吃早饭了。今天早饭吃什么菜？” “都是您爱吃的菜：一盘凉拌臭虫，一盘人肉丸子，一盘蚂蚁炖牛肉，一盘铁钉烧豆腐，还有一碗人血汤。”百巴扑唧对秃秃大王说：“等一等再吃呀，你要先吃泻药呀，你要把肚子里的金子银子泻出来呀！” 于是秃秃大王赶紧吃泻药，把肚子里的金子银子拉了出来，才开始吃早饭。 秃秃大王先吃人肉丸子，说道：“人肉丸子真好吃。哈哈哈，我真高兴。” 忽然牙齿缩短了，缩呀缩的没有了。没有牙齿不能吃东西，秃秃大王就赶紧生气，牙齿就又长了出来。 吃过早饭，秃秃大王就坐到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是人骨头做成的。秃秃大王叫道：“喂，二七十四！”二七十四也是一个狐狸大臣，是给秃秃大王管帐的。“二七十四，你过来！你仔细给我算一算，我究竟有几个脑袋？” 二七十四一数，鞠了一躬：“我算过了，共计脑袋一枚。” “可是我梦见我有三个脑袋，那是怎么回事？”秃秃大王怀疑地看看床上，又看看床底下，“可是现在只有一个了。二七十四，我问你：三减一等于几？” “等于二。” 秃秃大王跳了起来，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脸上的小菌子簌落簌落地掉下了好几个。“可不是！那么我就有两个脑袋不见了。一定得把它找出来！一定得把它找出来！” 百巴扑唧对秃秃大王鞠一躬，说道：“大王，一个脑袋就让它一个脑袋吧，比三个脑袋还好些。要是您脖子上安上了三个脑袋，那他们就得一天到晚吵嘴打架，三个脑袋你啃我，我啃你，那可麻烦哩。” 秃秃大王想了一想，觉得百巴扑唧的话也有道理。可是秃秃大王还有点不放心，又问：“那么，像我这号人——只有一个脑袋的，还能不能做世界第一财主？二七十四，你老实告诉我吧，究竟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更富足的人？要是有谁比我更富足，那我可不容许！我得把他的钱财全都抓过来，把他的田地全都圈过来，把他的奴隶全都抢过来。二七十四，我问你，我有多少奴隶？” “您有五万个奴隶。” “哈，五万个！”秃秃大王自言自语，“嗯，其实并不算多。我的妻子算不算在这五万个里面？” 二七十四回答道：“不算在里面，您除开五万个奴隶之外，还有三千七百六十七个妻子——这是今天的数目：比昨天少三个。” “那是怎么回事？” “您昨天上午砍掉了两个。您昨天下午发脾气，牙齿突然伸了出来，又戳死了一个。” 秃秃大王想了一想。 “妃子还可以卖掉一些。” “是。”二七十四答应着，“最好是卖给国王，国王买东西是不论价钱的。” 秃秃大王说：“好。”然后对一个穿金衣的大臣说：“我想吃点新鲜菜，我想要吃娃娃的手指头。” 那个穿金衣的大臣是一只狼，名字叫做“———”。这个名字可真不容易喊。原来他的名字是没有字的，也发不出声音。你只要把嘴闭那么一会儿，就是喊了他的名字了。 “———”就问道：“娃娃的手指头什么时候吃？做中饭菜还是做晚饭菜？” “晚上吃吧。”秃秃大王说，“今天中饭我想吃点野味。二七十四，咱们家里还有野味没有？” “有一点儿，不多了。” “那么咱们就去打一些来。马上就去打猎。‘———’呀，快去准备！” 于是秃秃大王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就出发去打猎。二七十四、“———”和百巴扑唧，还有许多狼兵，都跟随着他。还有秃秃大王的许多妃子，也排在这个行列里面。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乐队，还有一个合唱团——是一群乌鸦组成的——一面唱，一面拿翅膀打拍子。大家就这么走出了秃秃宫。 许多的刀子叉子在太阳下面一闪一闪地发亮。合唱队大声唱了起来：“哇哇哇，秃秃大王真伟大，脑袋像个老冬瓜，身上欢迎苍蝇爬，哇哇哇，大家都爱他。” 秃秃大王一听见唱最末一句，就发了脾气，牙齿一下子长了三尺，跟秃秃大王的身子一样长。 “什么！你们竟敢在我面前唱这种歌！” 可是乌鸦一唱起来就没个完，一点儿也没有听见秃秃大王说些什么。秃秃大王简直气得要发疯，牙齿又长了一尺，又长了两尺，又长了三尺，尖端已经插到了地下，陷到了泥地里，身子也走不动了。 合唱刚刚一停，就有一只乌鸦——是一个唱男低音的——接唱：“哇哇哇，大家都爱他，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 这一下秃秃大王的陡地长到了五丈，长到了十丈，二十丈。秃秃大王的牙齿像旗杆，身子就像旗帜似的挂在空中了。 大臣们都发了慌。“啊呀，怎么办呢？” 百巴扑唧叫了起来，“大王呀，您可得小心：连您自己的牙齿都靠不住。” 二七十四在担心着：“大王要是再升高，可就危险了。” 但是秃秃大王不能下来，秃秃大王想到：“这牙齿真可恨，真可恨！”心里更加生气，那牙齿也就更长，秃秃大王也就升的更高更高。 只有秃秃大王的那些妻子暗暗高兴：要是秃秃大王完了蛋，就不会再虐待她们了。她们就都小声祷告着：“太阳太阳，快烧死秃秃大王！” “———”可拔出了刀，一连砍死了好些乌鸦：“你们敢说‘大家都爱他’！砍！” 这一句话提醒了乌鸦们，他们就赶紧改口，临时诌了几句歌词：“哇哇哇，天上一个老倭瓜，地上一只癞蛤蟆，因此秃秃大王最伟大，大家都怕他，甚至于他的爸，以至于他的妈，也是不爱他，只怕他。”他们唱了又唱，声音大极了，连云端里都听得见。 秃秃大王听了一会儿，想道：“这倒还像个话。” 秃秃大王的牙齿越长越长，身子就升的很高很高，一堆堆的云彩从秃秃大王的脚下面飞过，许多星星对他眨眼睛。 有一个小星星正在那里和太阳捉迷藏，一看见秃秃大王，这小星星就笑起来了，说道：“这么光的一个光头呀，真好玩儿呀。我要到那个光头上面去玩儿。”说着就走到秃秃大王的头上来了。刚一到那光头上，就“吱”的一声滑下来了，不知道滑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人说，流星就是这么来的。真的吗？你去问问你们的老师吧。 啊呀，小星星上了当！秃秃大王看见小星星上了当就大笑起来：“哈！哈！哈！”这样，牙齿就缩得没有了，秃秃大王从半空中跌下来了。 大家说道：“好了好了，大王下来了。” “我的马呢？”秃秃大王问。 “———”说：“您的马被您的牙戳死了。您骑我的马吧。” 大家伺候秃秃大王爬上了马，这才又整理好队伍，继续前进。望见前面有一座小小的土山，那就是秃秃大王的猎场。 第二章在村子里遇见干干小姐 秃秃大王和许多人到了那座山上。大家就把弓箭、刀子拿出来，打起猎来了。 打什么东西？这山上什么野兽也没有，连飞禽也没有呀！秃秃大王原来是来打…… 故事说到这里，忽然“———”叫起来了，我的话就被“———”打断了。 “———”叫道：“大家上好箭！那个土堆上可以打猎！那个土堆上有许多的东西可以打！” 大家就跑到那个土堆上去。大家就射箭，打起猎来。大家手里拿着的弓都是小弓，是用一根筷子做的。 秃秃大王说道：“呼呼！呼呼！今天打猎打的东西真多呀！呼呼！呼呼！”秃秃大王因为没有牙齿，说起话来漏风，所以会“呼呼”、“呼呼”地叫。 二七十四就把打猎打得的东西数了一下，高兴地说：“一共打得了一千二百个！” 百巴扑唧把打得的一千二百个装到一个口袋里。 啊呀，说了老半天，他们打猎究竟打了些什么东西呀？打得那么多，打得了一千二百个。原来是蚂蚁，一千二百个蚂蚁。 打了蚂蚁之后，“———”又叫道：“这里有蚯蚓！” 大家又打起蚯蚓来。这时候已经十一点钟。忽然天上飞来了许多黑云。太阳躲了起来，要下雨了。地上有点潮湿了，秃秃大王的脸上就长出了许多青苔。 秃秃大王说：“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去呀。二七十四呀，算一算我们打得了多少东西。” 二七十四就答道：“一千二百个蚂蚁都受了伤，五十五条蚯蚓三寸长，十只蟋蟀十四条腿，还有五对臭蟑螂。” 秃秃大王对“———”说：“今天有好菜吃了。啊呀，我今天还没有吃鸦片烟哩。我要吃鸦片烟。拿鸦片烟煮蚂蚁吃，好不好？” 百巴扑唧用袖子揩一揩鼻涕说：“我也要吃鸦片烟。” “你也吃，大家吃。我请大家吃。” 大家就走下山来，乌鸦音乐队又唱起歌来了。 大家走进一个村子，这村里有许多人，看见秃秃大王来了，大家就躲到家里去了。大家都怕秃秃大王。因为大家都知道秃秃大王是很凶暴的。 秃秃大王问：“这村子里为什么没有人？” “———”说：“大家都怕你。” 秃秃大王牙齿又长了，说道：“哇哇哇，岂有此理！这村子里的人应该出来给我磕头呀。‘———’快叫他们出来磕头，不磕头的人就杀！” 二七十四就带十个魔兵到那村子里的人家里去，对那些人说：“大家快快往外爬，不爬出来的都要杀，不管五七二十八！” 那些村子里的人就只得跑出来，跪到地上，对秃秃大王磕头。这个村子里有好多好多的人，这许多人里面，有一个女子非常美丽。秃秃大王就叫道：“这个女子真美丽呀。你叫什么名字？” 那美丽的女子说：“我叫作干干。你叫作什么名字？” 但是秃秃大王忘记自己的名字了，就对百巴扑唧的耳朵低声说：“我叫作什么名字呀？” “你叫做秃秃大王。” “我叫作秃秃大王，”秃秃大王对干干说，“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王，我住在秃秃宫。干干呀，过几天到秃秃宫来玩儿玩儿吧。”说完就走了。 秃秃大王回到秃秃宫之后，就想娶干干做妻子。秃秃大王有三千七百六十七个妻子，但是都没有干干那么美丽。秃秃大王坐在人骨头做成的椅子上，用手靠在脸上想着。手一靠着脸，脸上的青苔就掉下了许多。秃秃大王想道：“我一定要娶干干做妻子，我一定要娶干干做妻子。” 想呀想的，秃秃大王就对“———”说：“‘———’你去对干干说，我请她来做我的妻子。”说了之后又问二七十四：“村子里的人，谁欠了我的钱？” “有五万个人欠了你的钱，有一个人叫作由君，由君上星期向你借了一个铜子儿。说好了今天还你的。” “好，那么你去向由君讨债。‘———’要去请干干做我的妻子。你和‘———’一同到村子里去吧。” 二七十四和“———”就到那村子里去了。 下雨了，宫殿里非常潮湿，秃秃大王脸上又长了青苔。秃秃大王打了一个呵欠，就去睡觉了。百巴扑唧赶忙叫听差挂旗子，挂灯笼，因为秃秃大王要结婚了。 第三章求婚和讨债 现在我要说干干的事了。干干有十八岁。干干的妈妈和爸爸都是种田的，这些田都是秃秃大王的。 干干还有一个弟弟，叫作冬哥儿，正和许多小孩子在山上玩儿，大家说着秃秃大王多么可怕。 “秃秃大王有许多许多妻子呢。” “秃秃大王要吃人的。” “秃秃大王的眼睛是红的。” “秃秃大王昨天在我们村子里捉去了三个小孩子。” “秃秃大王最爱吃小孩子。” 说呀说的大家都怕起来。有几个最小的孩子“哇”地哭了。 冬哥儿说道：“不要哭呀，不要哭呀！来说故事吧。小明，你说一个故事吧。” 小明是一个女孩子，是由君的女儿。小明说：“我的故事都说完了。” 那几个最小的孩子知道小明说不出故事，又哭了起来。 有一只黄猫正在树上打秋千玩儿，黄猫说：“羞呀羞呀！连故事都不会说呀！” “欢迎老米说一个故事！” 原来黄猫的名字叫作老米。老米就从树上跳下来，说了一个捉老鼠的故事：“今天早上有七只老鼠偷东西吃，我就跳过去，把七只老鼠都捉住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吃了。吃了之后就来玩儿，你们要我说故事，我就说道：今天早上有七只老鼠偷东西吃，我就跳过去，把七只老鼠都捉住了，后来我就吃了。吃了之后就来玩儿，你们要我说故事，我就说道：今天早上有七只老鼠偷东西吃，我就跳过去，把七只老鼠都捉住了，后来……” 老米的话还没有说完，冬哥儿就抢着说道：“‘后来我吃了，吃了之后就来玩儿’……好了，好了，你还有没有完？” “没有完。”老米答。 忽然，有谁喊了一下：“下雨了，下雨了，快回家呀！” 真的是下雨了，大家就跑回家去。老米一面跑一面还对大家说道：“明天我再把这个故事说下去。” 大家都顾不上理他，就跑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小明和冬哥儿是在一起跑的，因为小明的家和冬哥儿的家是住得很近的。 冬哥儿回到家里之后，干干就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呀？我找了你许多时候没有找着。” “我们听老米说故事哩！” “你今天的功课做了没有？” “没有。” “你赶快做功课，做好了，晚上我包两个粽子给你吃。”说着，妈妈和爸爸从田里回来了。 爸爸说道：“雨真大呀！冬哥儿的功课做了没有？” 干干说冬哥儿正做功课呢。妈妈把冬哥儿抱起来亲一个嘴，说道：“今天晚上一定包两个粽子给你吃。” 妈妈和冬哥儿刚刚亲了一个嘴，忽然门开了。一个穿金衣裳的狼走了进来，这个狼还带了八个狼兵。爸爸大吃一惊。妈妈把冬哥儿放下，看着这个狼心里很害怕。干干站了起来。冬哥儿闭着嘴不敢说话。大家知道这个狼是秃秃宫里面的大臣，这个狼一定是来捉孩子给秃秃大王吃的。 干干就小声对着冬哥儿的耳朵说：“冬哥儿快逃，冬哥儿快逃！”冬哥儿就逃了出去。 那个狼问干干道：“你对这孩子说什么？你叫这孩子逃吗？” “不是呀，”干干说，“我是唱歌。” “唱什么歌？” 干干着慌了，其实并不是一支歌。干干只得临时编一个歌来，说道：“冬瓜儿开刀，冬瓜儿开刀，石头一大包，烫了一个泡。” 那个狼就大笑起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原来狼是这么笑的。 爸爸就问那个狼：“你来做什么？” “———”先生对爸爸鞠了一个躬，说是秃秃大王要请干干做妻子。“———”一面说一面偷眼看看干干。 干干叫道：“我不愿意做秃秃大王的妻子！” “为什么不愿意呢？”“———”先生问，“秃秃大王一看见干干，秃秃大王就爱上干干了。秃秃大王特地派我‘———’来求婚的。秃秃大王送给干干二十颗金刚钻。” “我不要。我不愿意做秃秃大王的妻子。我不爱秃秃大王。” “秃秃大王是很有钱的。秃秃大工是个好人。秃秃大王长得非常美丽。干干为什么不爱秃秃大王呢？” 但是说来说去，干干总不肯做秃秃大王的妻子。“———”就生气了，说道：“干干如果不肯做秃秃大正的妻子，我就要捉干干到秃秃宫去！” 妈妈也发怒了：“你不能捉干干去!” 爸爸说：“我们都是给秃秃大王种田的，我们都很苦，秃秃大王很享福，为什么秃秃大王还不称心，还要捉干干做妻子呢？干干既然不愿意，就算了，干干是有自由的。” “———”又笑了起来：“咕咕咕咕咕！你们有什么自由呀？你们配自由吗？咕咕咕！秃秃大王要干干做妻子，干干就得做妻子，这就是自由。走呀！”一面说，“———”一面就捉干干。 干干非常着急，爸爸发怒了，妈妈大叫道：“真没有道理呀！” 但是“———”一定要捉干干，妈妈、爸爸和干干就眼“———”打起架来。但是“———”有八个狼兵，这八个狼兵就帮着“———”用棍子打妈妈和爸爸。 “———”道：“快把这三个人捉住!” 那八个狼兵就捉住了妈妈。爸爸和干干来救，可是爸爸和干干也被八个狼兵捉住了。 “———”就笑道：“好了，干干可以做秃秃大王的妻子了。干干的妈妈和爸爸可以杀了做人肉丸子。” 这时候雨停了，太阳从云堆里走了出来。“———”带了八个狼兵把妈妈和爸爸和干干捆起来，向秃秃宫走去。 “———”的金衣裳在打架的时候被爸爸撕破了一块，“———”对爸爸说：“你撕破了我的新衣，你撕破了我的新衣。我自己的妈妈已经被我吃掉了，如果我的妈妈还活着，妈妈一定要骂我。你真可恨！”一面走，一面说，一面就用鞭子打爸爸。爸爸被捆住了不能动，身上给打出血来。 妈妈和干干就骂道：“你这个坏狼！你吃你自己的妈妈！” 于是他们大家到秃秃宫里去了。冬哥儿的妈妈、爸爸、姐姐，都被“———”捉去了。冬哥儿呢？冬哥儿从后门逃了之后，就躲到邻居家去。邻居就是小明的家，也就是由君的家。 冬哥儿刚进小明的家，忽然一个穿得很讲究的狐狸走了进来，还带着八个狐狸兵。这狐狸就是二七十四。二七十四对由君说道：“你上星期向秃秃大王借了一个铜子儿，说好今天还的，今天你把钱拿出来还我。” “还你一个铜子儿吗?” “不是的。你今天要还我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 小明就插嘴道：“爸爸只向秃秃大王借了一个铜子儿呀，为什么要还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呢？” 二七十四看了小明一眼，舐舐嘴唇答道：“这一百块钱是利息。借钱是要交利息的。” 由君说：“我没有这许多钱，怎么办呢？” “我不管你有没有钱，”二七十四说，“你说今天还钱的，所以今天一定要还。” “我没有这许多钱呀。” 二七十四就坐下来，很凶地说道：“一定要还!” 但是由君是很穷的穷人，没有这许多钱，于是就哀求二七十四：“我今天先还你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其余九十块钱等几天再还吧。我真的没有钱呀。请你求求秃秃大王，我先还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儿。” 二七十四忽然笑了一笑说道：“好的，我去对秃秃大王说，叫秃秃大王答允你等一下再还。我和你是好朋友呀。你要给我东西吃呀。” 由君就快活起来，他拿出栗子、花生、粽子、豆子、米酒，给二七十四吃。由君把家里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二七十四吃了。由君还对二七十四说：“你真是好人呀，你真是好人呀。” 二七十四拍拍由君的肩膀说：“你不要忧愁，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等一下再还好了。” 说了之后，二七十四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拍拍肚子，说要回去。“再会，我要回去了。”二七十四说，“你把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儿给我吧。” 由君诧异道：“你不是说，等一下再还你吗？” “是的呀，那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你可以等一下还秃秃大王。这十块钱零一个铜子，是你送给我的。” “我不能送你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儿。” 二七十四发起怒来：“你如果不送，你欠秃秃大王的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就要马上还出来!” 由君只得肯了，拿了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儿给二七十四。好了，二七十四走了。由君气得很，坐下来和小明、冬哥儿一起骂二七十四。可是由君刚刚说了两句话，二七十四跟八个狐狸兵又走进来了。 为什么又来了呀？二七十四说道：“你欠了秃秃大王的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现在你要还了。” 由君站起来对二七十四说：“我送了你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儿，你已经答允我一百块钱零一个铜子儿等一下还呀。” 二七十四忽然拿出一把刀来。小明和冬哥儿看见了，就逃了出去。二七十四对由君说：“是呀，是说等一下还呀。我在门外已经等了一下，所以现在你应当要还钱了。你如果不还，我就捉你去！快还钱!” “我没有钱。我只有十块钱零一个铜子儿，已经送给你了。我实在没有钱，我饭都吃不饱……” 由君还没有说完，二七十四就大叫道：“把由君捉起来！” 八个狐狸兵把由君捆得紧紧的，就把由君送到秃秃宫去了。 第四章结婚没结成 因为秃秃大王要结婚了，秃秃宫里非常热闹。秃秃宫里挂满了灯笼，灯笼是人的骷髅做的。还挂了彩球，彩球是人的皮做的。 秃秃大王吃完了中饭，就吩咐道：“我要吃冰淇淋!”厨子就拿一担冰淇淋放到秃秃大王面前。 秃秃大王吃了一口冰淇淋，牙齿忽然长了起来，发怒道：“哇哇哇！岂有此理！为什么拿冰冷的东西给我吃！哇哇！砍掉这个厨子的脑袋！哇哇！快去把冰淇淋煮热了给我吃！” 于是有一个狼兵立即砍了厨子的脑袋。另外一个厨子拿冰淇淋放到锅里烧开，才拿给秃秃大王吃。吃了之后，二七十四和“———”都回来了。 二七十四说：“由君没有钱，由君不还钱，我就把由君捉来了。” “———”说：“干干不肯做你的妻子。干干的妈妈、爸爸也不肯叫干干做你的妻子。我就把干干和干干的妈妈和干干的爸爸捉来了。” 秃秃大王答道：“好极了。我要和干干结婚。我然后吃干干的妈妈和干干的爸爸和由君。哈哈哈！呼呼呼！我有好菜吃了！呼呼呼！还要把小明和冬哥儿也捉来！呼呼！呼呼呼呼呼！” 干干就发起抖来，看看妈妈，看看爸爸，看看由君，又看看秃秃大王，又看看“———”。但是爸爸并不怕，爸爸问秃秃大王道：“你是爱吃肥肉呢，还是爱吃瘦肉？” 秃秃大王说：“有两句古诗，你不知道吗？——烧了钞票就成了灰，人肉丸子要吃得肥。” “那么你爱吃肥的吧？” “是呀。”爸爸就说：“啊呀，你看，我们都很瘦呀，一点儿也不好吃。你应当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把我们都养胖了，就好吃了。” 百巴扑唧说道：“干干的爸爸的话不错。” 秃秃大王就吩咐道：“把干干的妈妈和干干的爸爸和由君都关起来，拿最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 有二十个狼兵就把妈妈、爸爸和由君带走了。秃秃大王于是又对干干说：“你为什么不肯做我的妻子呢？我是很伟大的大王。我有许多许多金银珠宝。我和你明天结婚吧。” 干干叫起来：“我不和你结婚！我不愿做你的妻子！”叫呀叫的干干就想逃走，但是四面都是秃秃大王的兵，那些兵就把干干关起来。 到了第二天，秃秃大王要和干干结婚了。但是干干不肯结婚，干干不愿做秃秃大工的妻子。秃秃大王叫自己所有的妻子们都来劝干干，干干也还是不肯。秃秃大王发怒了，对那些妻子们说：“哇哇！你们都没有用，真是饭桶!我叫你们劝干干，为什么干干还不肯呢？哇哇！你们这些人真蠢！今天下午我非要卖掉你们不可！”发怒是没有用的，干干无论如何不肯做秃秃大王的妻子。 “———”对秃秃大王说：“干干不肯做你的妻子，你砍掉干干的脑袋吧。” 秃秃大王舍不得把千千砍死，就叫二七十四又把干干给关了起来。这一天是秃秃大王的结婚日，但是并没有结婚。就在这一天下午，秃秃大王卖掉了一千个妻子给国王。卖的时候，用一个图章，涂了红墨水，在每个妻子的嘴唇上打一个印记。那图章是这样的： 光 头 为 记 价廉物美 老少无欺 这一千个妻子卖给国王，国王就说：“这一千个女子的嘴唇那么红呀，真美丽呀。” 嘴唇上涂了红色就美丽，所以有许多女子都把嘴唇搽得红红的。这就是女子搽口红的来历。 第五章应当自己靠自己 小明和冬哥儿怎样了呀？小明的爸爸被人捉到秃秃宫去了。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都被人捉到秃秃宫去了。小明和冬哥儿哭了起来。小明伤心地说道：“秃秃大王要吃人的。秃秃大王要把我爸爸，还有你爸爸、你妈妈、你姐姐都吃了。” 小明的爸爸是很爱小明和冬哥儿的。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也是很爱小明和冬哥儿的。现在他们都被捉去了，要被秃秃大王吃掉了，他们不能再爱小明和冬哥儿了。 冬哥儿说：“小明，你没有爸爸，我做你的爸爸吧。我没有妈妈和姐姐，你做我的妈妈和姐姐吧。” “你这个爸爸是假的呀。” 全世界上只有一个爸爸，也只有一个妈妈，可是他们的妈妈和爸爸都要被秃秃大王杀掉了，怎么办呢？于是小明和冬哥儿又哭起来。但是哭有什么用呢？小明和冬哥儿也知道哭是没有用的。 冬哥儿说：“哭是没有用的呀！我们要想一个好法子，去救妈妈和爸爸和姐姐呀。” “你也不哭了吧。我也不哭了吧。一，二，三！不哭！”他们就不哭了。 小明说：“我们想一个什么法子呢？” 冬哥儿揩揩眼泪道：“我来想一想吧。” 冬哥儿就走来走去地想着，一，二，三！想出来了。 冬哥儿说：“我想出来了，我们要求神仙帮我们吧。我们请神仙救妈妈和爸爸和姐姐出来吧。神仙是很能干的。” “神仙在天上呀。”小明说。 冬哥儿叫道：“我们请神仙下来！” 小明和冬哥儿就跑到一个小山上，跪下来，说道：“神仙神，帮我们，秃秃大王要吃人。神仙如果帮我们，就请神仙吃米粉。神仙不肯帮我们，就请神仙吃狗粪。” 说了之后，神仙并没有来。小明和冬哥儿就又说了一遍，后来又说了一遍。一遍，两遍……二十遍……一百遍。但是神仙还是没有来。 小明叫道：“神仙为什么还不来呀？” 说呀说的忽然有一个人跑过来了。那人说：“神仙神，是好人。胡子只有一两根，还有两片大嘴唇。最爱吃的是米粉，最不喜欢吃狗粪。” 冬哥儿问那个人：“你是谁呀？” “我是神仙。”那个人说。 小明和冬哥儿知道这个人是神仙，快活极了，就对那神仙说：“你快救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呀！” 神仙坐到一块石头上，说道：“你们要求我帮你们，是可以的。你们得给我一百块钱，我就帮你们。” “我们没有钱呀。你是一个神仙，为什么还向我们要钱？真羞呀？” 那个神仙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神仙都是要钱的呀。你们不知道吗？如果你没有钱给神仙，神仙得不到好处，为什么还要帮你们呢？有两句古诗你们不知道吗？古诗说：‘神仙真正好，最爱金银和珠宝。’这就是说，神仙是要钱的，我是一个神仙，所以我也要钱。你们给我一百块钱，我就帮助你们。” 小明说：“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没有钱。” 神仙想了一想说：“真的没有钱吗？” “真的没有钱，我们是不说谎的。” “那么你们拿一点儿吃的东西给我吧。” “我们吃的东西都被秃秃大王拿去了。” 神仙就看看那些树，那些树上有许多果子，神仙忽然淌下口水来，口水一滴一滴地流到石头上，从石头上又流到山下面去，口水越淌越多，就成了一条小河。神仙用袖子揩揩下巴，说道：“我要吃了东西才可以帮你们。那些树上有果子，你们去把果子摘下来，我吃完了果子就来帮你们。” 小明和冬哥儿又快活起来，马上就爬到树上去摘果子。 神仙叫道：“多摘些呀，越多越好！” 于是摘了许多许多果子。小明和冬哥儿都很吃力了，身上流了许多汗。手也被树枝上的刺戳破了，淌出血来。但是小明和冬哥儿并不哭，也不叫痛。他们给那个神仙多摘些果子，那个神仙就会去救妈妈和爸爸和姐姐了。所以无论怎么吃力，怎么痛，怎么出汗，小明和冬哥儿都忍住。 小明问道：“神仙呀，我们已经摘了这许多果子了，够了吗？” “不够，不够！”神仙说。 小明实在要哭了，眼泪也流了下来。但是忍住不哭，还是爬上这棵树摘着果子，又爬到另外一棵树上摘着果子。小明和冬哥儿的衣裳都被树上的刺戳破了，身上不断流血。 这么摘呀摘的，就一直摘到第二天早晨，许多的树上都没有果子了，都摘完了，那神仙才叫道：“好，够了。” 如果不够，小明和冬哥儿真要累死了。现在他们从树上爬了下来，坐在地上喘气。那神仙吃了许多果子，就拿出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来，把吃剩下的果子装到袋子里，说道：“好了，我吃饱了，谢谢你们给我摘果子。再会。” 神仙说过就要走。冬哥儿要叫，但是没有力气，叫不出来，只能够用很小的声音说话。冬哥儿说：“你不能走呀，你不是说要帮我们吗？” 神仙笑了起来，大声说道：“我骗你们的呀，我是要骗你们的果子吃呀！” “你不是神仙吗？” “哈哈哈哈哈！”神仙笑了之后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忽然又跑了回来，对小明和冬哥儿说道：“我并不是神仙。世界上是没有神仙的。我是骗子，我是来骗果子吃的。有许多人受过我的骗，因为这许多人都相信我是神仙。哈哈哈，你们上当了！再会呀！” 这个神仙……不是的！这是个骗子。这个骗子就拿了一袋果子跑掉了。小明和冬哥儿要抓住这个骗子，但是小明和冬哥儿都没有力气了，只得眼巴巴地看那个骗子逃走。 小明和冬哥儿又哭了起来，哭呀哭的就打了一个呵欠，闭上眼睛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又有了力气。小明站了起来，说：“冬哥儿，起来吧。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好法子，救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和姐姐呀。” “我们大家想一想。”小明说：“一，二，三！我想了一个法子了。前面有一个娘娘庙。里面有一个菩萨，菩萨的名字叫作娘娘。娘娘的本事很大，我们就请娘娘帮我们吧。” 于是小明和冬哥儿就跑到娘娘庙，跪在菩萨面前，说道：“娘娘打打秃秃，快快救救妈妈，快快救救爸爸，救救干干姐姐，请请娘娘吃粑粑。” 但是娘娘没有听见，因为娘娘的耳朵是木头做的。娘娘也不会说话，因为娘娘的嘴是泥土做的。 小明说道：“求求娘娘快快说说话呀！”娘娘还是不说话。 冬哥儿哭道：“求求娘娘快快救救妈妈爸爸干干姐姐呀！” 忽然庙里的一个老和尚走来了。老和尚说：“你们两个小孩子，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要求娘娘帮我们。我们要求娘娘救我们的父母和姐姐！” 老和尚笑道：“好呀，好呀，又有人来和我做生意了。”说了之后，就又向小明和冬哥儿说：“你们如果给我一百二十块钱，娘娘就去救你们的父母和姐姐了。” “为什么要钱？” “菩萨都是要钱的呀。菩萨帮了你们，给你们做事，你们就要拿钱给菩萨。有两句古诗，你们不知道吗？古诗说：‘个个菩萨是圣贤，个个菩萨爱金钱。’菩萨和人是一样的。你们快快交钱给我，我就叫娘娘帮你们。你们如果没有钱，就给我滚出去！”老和尚又拿出一张纸来，说道：“这是求菩萨做事的价目表。现在正是大减价，所以你们要救父母和姐姐，只要一百二十块。” 小明和冬哥儿就看那张价目表。 求菩萨做事的价目表 大减价！！！大减价！！！ 小事小事都可以求娘娘，娘娘一定来帮忙， 娘娘做事又快又稳当。各各各！当当当！ 总经理：老和尚（签字盖图章） 要求救妈妈爸爸和姐姐一百二十元 要求天天有糖吃五角 要求打架一定打胜小洋八分 要求不会给老师罚站十元 要求乱吃东西不会肚子痛三十角 要求偷东西吃不会给妈妈看见一千分 要求用袖子揩鼻涕不会脏三百五十元 要求天天是星期日铜元一枚 要求娘娘菩萨真正答允我的要求十万万万万元 老和尚又说：“你们如果要求娘娘真正帮你们，还要出十万万万万元，才能救出你们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 小明说：“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呀。” “那么你们就滚出去！”老和尚说完了这句话，就把小明和冬哥儿推出去，把庙门关了起来。 小明和冬哥儿只好走开了。现在怎么办呢？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肚子又饿起来了。 忽然老米来了。老米说：“我那个故事还没有说完哩。你们要听吗？” 冬哥儿答道：“还听故事呢！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都被秃秃大王捉去了。我们要神仙帮我们，就有一个骗子来了。我们要娘娘帮我们，他就问我们要钱。” 老米说：“是呀！神仙是没有的，菩萨是泥土做的，你们不要去求神仙和菩萨，你们应当自己靠自己呀！” 小明和冬哥儿就叫道：“我们上当了，我们不相信神仙了，我们不相信菩萨了，我们要自己靠自己了。” 老米高兴道：“是的呀，要自己靠自己。我们自己来想个办法，去救你们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吧。你们饿了吧？来，到我家里去，我们大家来想想办法。救出你们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之后，我还要把那个故事说下去哩。” 第六章好人大狮 老米带小明和冬哥儿到了老米家里。老米拿出五十个风干老鼠，给小明和冬哥儿吃。 老米有六个女儿，六个儿子，都睡在摇蓝里。那六个女儿和六个儿子都说道：“咪咪咪，我们要吃东西。” “吃东西，要等一等哩！”老米说，“小明和冬哥儿很饿了，小明和冬哥儿应当先吃。” 冬哥儿先吃了一只风干老鼠，说道：“啊呀，真不好吃！“ 老米埋怨自己道：“我真糊涂！小明和冬哥儿都是人，人是不吃生老鼠的呀！”说了之后，就把风干老鼠煮熟，给小明和冬哥儿吃了。 吃完了老鼠，他们就商量办法。老米说：“我先到秃秃宫里去打听，看看你们的妈妈和爸爸和姐姐关在什么地方。打听到了之后，我们来想一个办法，去救他们出来。” “秃秃大王会要捉你哩！”小明说。 “我不怕，我会跳墙，我会爬树，我会钻洞。秃秃大王是捉不到我的。” 这时候门外面有一个人影子走过。冬哥儿看了就叫道：“门外面是谁？” “是我呀。”话音刚落，就有一个绅士走进来了，这绅士是一个狮子狗。“我的名字叫作大狮。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可以帮助你们。” “你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小明问。 “我是好人。我叫大狮。现在我要去了，我还有事情。明天我再来。”大狮就鞠了一个躬走了。 老米吐一口唾沫到右手上面，拿右手洗了一个脸，老米又说：“好了，我到秃秃宫打听去，你们在这里等我。”老米走了。 小明叫道：“你要小心。你不要给秃秃大王捉去呀。” “我知道。”老米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天要晚了，听见秃秃宫里的乌鸦音乐队在那里唱歌。太阳在天上做了一天工作，已经很疲倦，就打了一个呵欠，慢慢走回家去休息。天上的云成了紫色，也有金色。 忽然老米的六个女儿和六个儿子叫了起来：“咪咪，我们都要吃东西。” 冬哥儿说：“啊呀，小迷迷要吃东西了。” 小明忽然看见柜子里有十二瓶牛奶，就说：“好了好了，有牛奶。” 小明和冬哥儿拿下那十二瓶牛奶来，给那些小迷迷吃，那些小迷迷太饿了，一看见牛奶就吃起来，连牛奶瓶子也吃了下去。 冬哥儿叫道：“不好了。牛奶瓶也吃下去了！” 十二个小迷迷道：“吃了十二个瓶子不要紧，因为我们家里还有一百二十个瓶子哩。” “吃了瓶子要生病的呀。”小明说。 冬哥儿想了老半天，说道：“这些小迷迷一定要拉屎的，拉屎的时候，瓶子就拉出来了。” 但是瓶子是很大的，一定拉不出的。现在小迷迷吃了那些瓶子，小迷迷的肚子都胀起来了，十二个小迷迷哭道：“真难过，真难过！肚子会胀破，肚子大得像一口锅。” 小明和冬哥儿说：“快快把瓶子打破就好了。” 小明和冬哥儿就拿一把斧子来，在十二个小迷迷的肚子上一打，“空隆”一声，肚子里的瓶子打破了，肚子就不胀了。 天已经黑了下来，老米还没有回家。 “为什么老米还不回来？” “老米会不会被秃秃大王捉去？” 一直等到半夜，老米还没有回来。等呀等的，一直等到天亮，老米还是没有回来。 小迷迷叫道：“喂喂喂，我们要喝水。” 小明就拿了一个桶，到外面去打水。冬哥儿就一个人在家里了。 冬哥儿想：“为什么老米还不回来呢？” 忽然门外有人走路，好了，老米回来了。于是听见开门，走路的人走了进来。 冬哥儿说：“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呀？” 但是走进来的人并不是老米。走进来的是谁？原来是大狮。 大狮对冬哥儿说道：“老米已经打听好了。老米叫我来，带你们到秃秃宫去救妈妈和爸爸和姐姐。快走呀！快走呀！小明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明去打水去了。” 大狮拖了冬哥儿的手，走了出来。但是没有看见小明。大狮就说：“我和你先去吧。” 大狮和冬哥儿到了秃秃宫，大狮就拖冬哥儿到一个大房子里去。冬哥儿一到这大房子里，冬哥儿就怕起来。这大房子里有什么东西使冬哥儿害怕呢？这大房子里有秃秃大王，有秃秃大王的大臣，有秃秃大王的魔兵。 大狮对秃秃大王鞠了一个躬，说道：“我现在已经把冬哥儿骗来了。你可以吃冬哥儿了。到明天我还要去骗小明来。” 秃秃大王就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大狮真是好人呀！但是冬哥儿太瘦了，把冬哥儿养胖了再吃吧。把冬哥儿关起来，拿最好的东西给冬哥儿吃，等冬哥儿吃胖了，就告诉我。” 啊呀，原来大狮是骗冬哥儿的。 哎呀，冬哥儿上当了。 第七章秃秃大王审案子 大狮究竟是什么人呀？大狮是一个狮子狗。大狮的头发很长，一直披到领子上。大狮是秃秃大王养的。秃秃宫里的墙壁上面那些花，都是大狮画的。大狮的画，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秃秃大王看的，秃秃大王就把大狮养在家里了。 但是大狮并不是秃秃大王的大臣，大狮非常希望做一个大臣，就想道：“我一定要立一个功。我一定要给秃秃大王做一件事，秃秃大王就可以更欢喜我，就会叫我做大臣了。” 后来大狮知道秃秃大王想要捉小明和冬哥儿来，大狮就跑出去了。跑呀跑的就到了老米家的旁边。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还有一个猫，在里面说话。哈，这就是小明和冬哥儿和老米。大狮知道老米要到秃秃宫去打听，大狮就先跑掉了。跑到秃秃宫，等老米来。老米到了秃秃宫，正要爬上墙去，大狮就把老米抓住了。 大狮笑了起来。“汪汪汪汪汪！”——大狮是这样笑的。 老米就吓了一大跳，说道：“你不是帮我们的吗？” “汪汪汪！帮你们吗？汪汪汪汪汪！我是秃秃大王养的。秃秃大王要捉你们，我大狮就来捉你了。”说完之后，大狮就抓着老米跑到秃秃大王面前。 大狮对秃秃大王鞠了一个躬，说道：“老米是帮小明和冬哥儿的。我现在把老米捉来了。” 秃秃大王正在那里吃人肉丸子，他把两个人肉丸子放在嘴里，答道：“哇咿呀，哇哇咿呀咿。哇哇，哦嗯哇咿啊哗啦哇？哇咿！”——因为有两个人肉丸子放在嘴里，所以说起话来就听不明白。 大狮对着百巴扑唧的耳朵道：“秃秃大王说什么？” “秃秃大王说，要把老米关起来。”百巴扑唧说了之后，又用袖子揩鼻涕。 “———”说：“百巴扑唧真脏呀，百吧扑唧用袖子揩鼻涕。” 老米非常恨秃秃大王，也恨秃秃大王的大臣。老米就羞百巴扑唧道：“鼻涕拖了三尺长，用袖子揩鼻涕真正脏。晚上有月亮，早晨有太阳。秃秃秃秃秃大王，百巴扑唧不要脸！” 百吧扑唧生气了，就打了老米一拳。 秃秃大王说：“不许打！打了会打瘦的，我要吃胖的。快把老米关起来，养胖了给我吃！” 于是有两个魔兵把老米带走了。 二七十四对百巴扑唧说道：“如果你不用袖子揩鼻涕，老米是不会羞你的。” “我用袖子揩鼻涕揩惯了呀。” “———”忽然笑道：“我有一个好方法，有了这个方法之后，你就不会拿袖子揩鼻涕了。” “你告诉我吧。”百巴扑唧说。 “你如果给我五个铜子儿，我就告诉你。” “我给你两个铜子儿吧。” “不行。”那位“———”先生说，“一定要五个。” “五个太多了。” “两个太少了。” “我给你三个铜子儿，你告诉我吧。” “一定要五个。” 百巴扑唧发怒了，大声道：“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打你！” “———”也叫道：“我也打你！” 秃秃大王已经吃完了人肉丸子，就对他们说：“不许打架！你们的事，应当由我来判断。百巴扑唧说三个铜子儿，‘———’说五个铜子儿。我说，要百巴扑唧给‘———’四个铜子儿，‘———’就把那方法说出来。” 百巴扑唧就给了“———”四个铜子儿，“———”就把那个方法说出来：“你在袖子上钉两个扣子，就不会用袖子揩鼻涕了。” 百巴扑唧听了“———”的话，在袖子上钉了扣子。鼻涕又淌下来了，百巴扑唧用袖子揩鼻涕，扣子擦在脸上，疼了起来，后来就不敢用袖子揩鼻涕了。 现在穿西装和操衣（操衣是对我国解放前学生穿的制服的称呼）的人，袖子上都有扣子，所以都不会用袖子揩鼻涕。 秃秃大王对百巴扑唧说道：“好了，现在你不用袖子揩鼻涕了。用袖子揩鼻涕真脏呀。一个人总要爱干净，我是不用袖子揩鼻涕的。” 秃秃大王站了起来，他身上的苍蝇就“嗡”一声飞了开去，过了一会儿又飞到秃秃大王身上来。 秃秃大王走到一面镜子前，照着镜子。秃秃大王问：“我美丽吗？” “美丽极了！”大狮说，“你的眼睛是红的。你的头是光的，光得真好看。你只有三尺高，这是最美丽的，身子高的人真丑。你的脸上还有绿毛，世界上的人，只有脸上有绿毛的人最美丽。” “我的身上还有苍蝇哩，苍蝇是我的好朋友。” “苍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所以苍蝇都爱你。” “你给我画一张像吧。”秃秃大王说。 大狮对秃秃大王鞠了一个躬，说道：“我一定要给你画一张像，我是最爱画美丽的东西的。” 秃秃大王仰起头来看大狮，问道：“你画过一些什么美丽的东西呢？” “我画过黑猪。我画过一只火腿。我画过臭虫。我画过棺材。我画过猪油年糕。我画过粪缸。” “好呀!”秃秃大王高兴极了。“你画我的时候，你要把美丽的黑猪和臭虫还有粪缸都画进去。哈哈！那么这张画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画了。我还要捉冬哥儿来。还要捉那个小姑娘来。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那个小姑娘叫做小明。” “哦，小明。快把小明和冬哥儿捉来吧。” 大狮就走出去了，后来就把冬哥儿骗来了。这件事情，上面已经说过，你们已经知道的。 把冬哥儿关起来之后，天就晚了。太阳睡觉，天上是黑的，但秃秃宫里很亮很亮。可是秃秃宫里一盏灯也没有，看来看去，看不见一盏灯。秃秃宫里既然没有灯，为什么会那么亮呢？原来是秃秃大王的头皮放光。秃秃大王的头顶是光的，所以晚上不要点灯，就能够有亮。 秃秃大王吃了晚饭之后，就叫他的那许多妻子来。他已经卖掉了一千个妻子，现在只有二千七百六十七个妻子了。 秃秃大王看见那二干七百六十七个妻子，就问道：“你们是谁？”原来秃秃大王忘记了。 “我们是你的妻子。” “哦，原来是我的妻子。你们爱我吗？” “爱你。” “好的，”秃秃大王说，“如果不爱我，我就要杀掉你们的。你们既然爱我，所以我明天要吃掉你们十个。‘———’呀，快杀十个妻子，给厨子炒了，明天给我吃。”于是就杀掉了十个妻子。 秃秃大王问二七十四：“现在我还有多少妻子？” 二七十四算了一下，答道：“你还有二千七百五十七个妻子。”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两人跪在秃秃大王面前。那老头子说道：“今天我打猎，打了五只老虎。这个女人说，这五只老虎是她打的，她就来抢这五只老虎。” 女人就抢着说：“这个老头子的话不对。这五只老虎是我打死的，但是这个老头子要来抢这五只老虎。” 原来这个地方有许多事，要请秃秃大王来审判的。如果不请秃秃大王审判，秃秃大王就会要发怒，要吃人了。 秃秃大王就对老头子说：“你再说。” “今天我打猎，打了五只老虎。这个女人说，这五只老虎是她打的，她就来抢这五只老虎。” “你再说。”秃秃大王又对那个女人说。 女人就答道：“这个老头子的话不对，这五只老虎是我打死的。但是这个老头子要来抢这五只老虎。” 秃秃大王打了一个呵欠，说道：“我要睡了。明天我再来审判。”秃秃大王说完就走出去了。 百巴扑唧、二七十四、“———”和许多大臣和许多魔兵也都走出去了。这间房子里只有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等着秃秃大王审判。 第二天，秃秃大王起来了，吃了早饭，吃了煮冰淇淋，就到花园里去散步。秃秃大王忘记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了。 到了下午三点钟，秃秃大王走到那间房子里来，看见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才又想起审判的事。秃秃大王就说道：“好了，我要审判了。审判是要钱的，你们都要给我钱，我才审判。” 但是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都没有钱。 秃秃大王说：“你们都没有钱，那么就拿那五只老虎给我吧。” 那五只死老虎是放在秃秃宫门口的。那些魔兵就把那五只死老虎抬进秃秃宫来了。那五只死老虎就算是秃秃大王的了。 秃秃大王说：“好了，我要来审判了。” 秃秃大王爬到椅子上坐着，审判道：“这个老头子是坏人。这个女人也是坏人。只有我是一个好人。坏人是要受罚的。好人是要喝人血的。‘———’呀，把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女人的血拿来做酒！” “———”就拿一把刀子，在那个老头子手臂上戳一刀，又在那个女人的手臂上也戳一刀。血滚了下来，就拿一个酒瓶子接着那些血。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疼极了，叫了起来，叫呀叫的就昏了过去。 秃秃大王问“———”道：“血有几瓶了？” “六瓶。” “拿来给我尝一尝。” 秃秃大王把人血尝了一口，就说：“这些血，一点儿也不香。快放一百个臭虫进去！” 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的血，一共装了十二瓶。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醒过来之后，就爬出秃秃宫。他们都没力气了，所以只好爬。 爬出秃秃宫之后，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哭起来，说道：“我们不应该打架呀，我们不应该请秃秃大王来审判。” 那个老头子和那个女人就抱起头来大哭了，一面哭，一面爬回家去。 秃秃大王审判了之后，就非常快活，说道：“又有五只老虎。又有十二瓶人血酒。哈哈哈！嘿嘿嘿！呵呵呵！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第八章两封信 冬哥儿关在什么地方呢？冬哥儿关在地底下的一间房子里。这房子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这房间里只有一张小桌子，小桌子里有三个抽屉。冬哥儿把抽屉抽出来看，有一个抽屉是空的，有一个抽屉里有一个小骷髅头，有一个抽屉望有两张纸，还有一个瓶子，瓶子上面贴了一张纸： 生发油 这间房子的上面，就是秃秃大王吃饭的房间。秃秃大王和许多大臣说话，冬哥儿在下面都听得见。。 冬哥儿关起来了，要能逃出去有多好呀！爸爸和妈妈关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干干姐姐关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由君关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老米关在什么地方呢？也不知道。 冬哥儿看看四面，冬哥儿想道：“要想法逃出去才好呀。逃了出去之后，才能够救妈妈和爸爸和干干姐姐和由君还有老米呀。” 但是怎样能够逃呢？门是锁起来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冬哥儿哭起来了：“妈妈呀，爸爸呀，干干姐姐呀，由君呀，老米呀……” 哭呀哭的忽然门开开了，走进一个狼兵来，狼兵手里拿着一个大盘子，盘子上面有许多的菜，有一桶饭。 狼兵说道：“冬哥儿，不要哭了，吃饭吧。” 狼兵走过来把饭桶放到桌子上面，又把许多的菜放到桌子上面。那狼兵对着冬哥儿的耳朵说：“不要哭呀，哭有什么用呢？” “不要你管，不要你管！” 但是那个狼兵还是要管，那个狼兵又用很小的声音说：“不要哭呀，要想法子逃呀。要救你的妈妈呀。” “不要你管！”冬哥儿大叫。“你是坏人，你不是好人。你是骗我，你像大狮一样。你这样大了还要骗人哩，羞呀，羞呀！” 那个狼兵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我是好人。我也恨秃秃大王。” 冬哥儿揩了眼泪，看看那个狼兵，问道：“你叫作什么名字？” “我叫作代代。” “你是狼呀，你是秃秃大王的狼呀。你为什么恨秃秃大王呢？” 代代的眼睛里忽然流出眼泪来。代代说：“我本来不是狼，我本来是一个人。我爸爸欠了秃秃大王三角钱，秃秃大王就吃了我的爸爸。秃秃大王又剥了我的皮，把狼皮套在我身上，叫我做他的狼兵。秃秃宫里有许多狼兵，都是人，同我一样的。” “你不骗我吗？” “我不骗你，”代代说，“秃秃大王要吃你们哩。你一定要想法子逃走，你想出了法子，我一定帮你的。” 冬哥儿想起秃秃大王要吃妈妈爸爸和干干姐姐他们，又哭起来。 代代说道：“不要哭呀。哭有什么用呢？” 代代的话不错，哭有什么用呢？哭了之后，秃秃大王就放冬哥儿走吗？不会的。还是不要哭吧，还是来想个法子吧。 冬哥儿说：“不要哭，不要哭。一二三四五，南瓜煮豆腐。大家打倒坏秃秃。” 上面房子里秃秃大王叫道：“什么？‘大家打倒坏秃秃’，秃秃是谁呀？” 二七十四答道：“秃秃就是你。你的名字叫作秃秃，你就是秃秃大王。” “我叫作秃秃吗？哦，我又忘记了。为什么大家打倒坏秃秃？我是好人呀。” 上面房子里说话，冬哥儿在下面都听见的。冬哥儿说：“羞呀羞呀，秃秃大王还说自己是好人哩。” 冬哥儿就吃起饭来，冬哥儿只吃了一碗饭，就不吃了。代代把空碗收了去。临走，代代说：“冬哥儿不许哭呀，哭的是坏孩子。你要想办法救你妈妈爸爸他们啊！” “我知道。” 代代走了。这房里又只有冬哥儿一个人了。冬哥儿坐在地上，想道：“总要想出一个法子。” 冬哥儿又站起来，走到了桌子旁边，靠着桌子想着。冬哥儿的手放在桌子上，忽然他的手摸到了一样东西，一看，原来是一双筷子。代代走的时候忘记带筷子走了。冬哥儿就把这双筷子放到抽屉里了。 这时候门外面有一只狗，这就是大狮。冬哥儿怕了起来。“大狮要来杀死我了。”冬哥儿想了之后，就赶紧躲到桌子下面。 那个狗在门外面问：“冬哥儿在这里吗？” 冬哥儿很快地答道：“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 “你不在这里吗？让我来看看。”大狮一面说，就一面开了门走进来。 大狮一走进来，就看见冬哥儿了。大狮笑了起来：“汪汪汪汪汪！原来你在这里呀。我是你的好朋友呀，你不要怕我呀。” 冬哥儿非常害怕，但是害怕是没有用的。大狮已经到了桌子跟前。大狮一定会杀冬哥儿。冬哥儿就骂道：“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坏狗！”骂呀骂的冬哥儿就冲过去，要打大狮。 大狮是一个大狮子狗，冬哥儿是一个小孩子，冬哥儿怎么打得过大狮呢？大狮就一把抱住了冬哥儿。糟糕，大狮要打冬哥儿了吧？不。大狮不打冬哥儿，大狮只汪汪汪地笑着。 “我是你的好朋友，你为什么打我呢？汪汪汪汪汪汪汪！” “你这个狗是骗子！” “不要骂人，不要骂人。我是来看看你的，我和你是好朋友。” “你会骗我的。” “我一定不骗你。” “我不相信你，你一定会骗我，会害我。” 大狮摸摸长头发，说道：“我一定不骗你，不害你。我赌一个咒：假使我骗你，我就是狗。” 冬哥儿看看大狮，冬哥儿知道大狮不是好人，但是冬哥儿想道：“我假装和他要好吧。” 两个人就要好起来了。 大狮说：“秃秃大王是世界上顶好的好人，冬哥儿你说是不是？” “是呀，秃秃大王是世界上顶好的好人。” 大狮搔搔头皮，舐一舐嘴唇，笑嘻嘻地说道：“所以你要帮秃秃大王，你帮了秃秃大王，你就有好处。” “我一定帮秃秃大王。”冬哥儿说，“大狮，你带我去看看妈妈和爸爸和干干姐姐和由君和老米吧，我去劝他们高高兴兴让秃秃大王吃吧。” 那个狮子狗笑了一笑，他知道冬哥儿是哄他的：“哦，这桩事可以等几天再做。现在我们要做别的事，我们要骗小明到秃秃宫来。” 冬哥儿很快地说道：“让我去骗吧。” “不好不好。”大狮摇摇头，“现在让我去骗。如果我去捉小明，小明会逃走的，我一定要想一个法子。” 大狮想了半天，叫道：“想出来了！小明和冬哥儿是好朋友，小明是相信冬哥儿的话的。冬哥儿你写一封信给小明，小明就肯来了。冬哥儿，你写一封信吧，我和你是好朋友。” “好的。” “我去拿笔墨和信纸来。”大狮说着就走了。 冬哥儿非常着急，冬哥儿想：“怎么办呢？如果我不写信，大狮一定要害我的。如果我写了信，小明就会被大狮骗来关到这里了。” 要赶快想办法，大狮就要来了。 后来冬哥儿想道：“我写好之后，再写道：‘千万不要来呀’，这就好了。” 大狮又跑进房里来，拿了笔墨和纸放在桌子上面，说道：“好朋友，你写吧。我来说，你来写。我不说的，你不许写。” 冬哥儿只好拿起笔来，等大狮说话。大狮咳了一声，搔搔头皮，就说起来了。他说……但是大狮只张一张嘴，没有说。大狮画图画画得好，但是不大会写信。大狮又咳一声，又搔一搔头皮。大狮又咳一声，又搔一搔头皮。大狮咳了一百二十七声，搔了一百二十七下头皮，才想出了几句话，说道：“咳哼，咳哼，咳哼，大狮是好人，大狮帮小明。小明快跟大狮来，咳哼！咳哼！咳哼！” 大狮说一句，冬哥儿写一句，就写好了。冬哥儿脸上流了许多汗，因为冬哥儿很着急，怕小明被大狮捉住。冬哥儿想要在信后面写一句“你千万不要来呀！”，但是大狮不许冬哥儿写这一句。怎么办呢？忽然冬哥儿想出一个法子来了。 冬哥儿把写好的信给了大狮，说道：“写好了，你马上送给小明去吧！” 大狮就笑嘻嘻地把信放在口袋里，又把桌子上的笔墨拿起来就走了。 冬哥儿想的是一个什么法子呢？原来那封信的后面没有写冬哥儿的名字，大狮出去一看见没有名字，大狮一定要回来叫冬哥儿补写的。 冬哥儿想要另外写封信叫小明不要来，他要趁大狮现在不在房里的时候写那封信。但是没有笔，也没有墨，怎么能够写信呢？真糟糕。不能写信，小明就一定要被大狮骗来了。 冬哥儿急得哭起来。冬哥儿刚刚要哭，马上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冬哥儿赶紧拉开抽屉，拿出抽屉里的那瓶生发油和一双筷子来。冬哥儿把生发油涂到筷子头上。头上搽生发油是生头发的，筷子头上就长出许多头发来，成了一枝笔。冬哥儿又拿出抽屉里的纸，用这枝笔蘸着生发油，在纸上写起来。写着的地方，也长出头发了。所以写出来的那些字就看得清清楚楚。信是怎样写的呢？喏，是这样的： 小明呀！大狮是坏狗。大狮要骗你到秃秃大王的宫里来。小明呀，千万不要来。啊咿哦！我很皮卷，所以打了呵欠。小明不许来，不要来。啊啾！现在我打了一个喷嚏。现在要快快写，因为大狮要来了，我要写得少一点。我在秃秃大王的房子下面。我要想法子。我要想法子逃出去。我要想法子救妈妈，救爸爸，救干干姐姐，救由君，救老米。救冬哥儿，冬哥儿就是我自己！啊啾！又打了一个喷嚏。 亲爱的读者，请你给这封信打一个分数吧。这封信里不知道有错字没有，你要仔细看一看。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去问问语文老师。 冬哥儿写了之后，顾不上看，大狮就回来了。冬哥儿马上把那枝生发油做的笔藏到抽屉里。 大狮咳了一声，拿一枝笔给冬哥儿说：“冬哥儿，这上面你没有写名字呀，你不写名字，小明就不相信我了。请你写个名字吧。”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依你的话。” 冬哥儿就在那封信上写了一个名字。写好之后，就偷偷拿出那封用生发油写的信来，在那封信的反面吐一口唾沫，轻轻地把那封信贴在大狮的背上。 大狮一点儿也不知道，看见冬哥儿写了名字，就高兴地大笑起来：“汪汪汪汪汪！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送信去了，我去骗小明去了。” “好，你去吧，一定要把小明骗来呀，千万不要不骗来呀！” “一定骗来。我赌一个咒，如果我骗不来小明，我就是狗。”说着大狮就走了。 大狮背上贴着那封信，一飘一飘的，那些字上面的毛发也在跟着动。 第九章大狮去看小明 大狮吧嗒吧嗒跑掉了，往老米家里去了。 天气很好。太阳高高地站在天上，看着地下。 树林子里的鸟在那里飞，在那里吵嘴，因为有一个鸟看见大狮背上贴了一块什么东西，许多鸟就猜那块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每只鸟猜的都不同，就吵起来了。 有一个鸟说：“那块东西上面还有毛哩，一定是块毯子。” “不是的。大狮会画图画，这一定是一张画。” “画上面为什么有毛呢？真奇怪呀，大狮为什么背这么一块毛东西呢？” “这是广告。大狮是画家，所以要背一块毛广告。” “不对！这一定是一张画，这是一张毛画。” “大狮这样子真丑呀。” 大狮知道那些鸟都在那里说他，他就生了气，叫道：“不许吵！” 那些鸟偏偏吵得更厉害了，叫道：“大狮大，画图画，赶着秃秃叫爸爸。大狮大嘴巴，大狮长头发，五月生出腊梅花，哇啦哇啦哇！” 大狮咳了几声说：“咳哼，咳哼，咳哼，我不睬你们。” 那些鸟叫的声音更加大了起来，说道：“大狮你到什么地方去？” 大狮很不高兴。大狮恨那些鸟。大狮听那些鸟问他，他就皱皱眉毛说道：“我不睬你们，我不说话。我一定不说话。我说一声‘一、二、三’我就不说话了。一、二、三！好了，我不说话了，我已经说过‘一、二、三’了。我说得到就做得到，我说，我不说话了，我就不说话。如果我说话，我就是狗。我既然不说话，所以我就不睬你们。你叫我说话，我也不肯说，因为我刚才已经叫过‘一、二、三’了。我一句话也不说，哼，一个字也不说。” “大狮，你给我们画一张图画呀？” “我说过我不睬你们，我也不给你们画图画。秃秃大王叫我画，我才肯画。我只睬好人。世界上只有秃秃大王是好人，我是和好人做好朋友的。你们是坏人，所以我不睬你们，所以我一句话也不说。” 大狮仰起头来，看看树上的那些鸟，这时候太阳拿一根针戳进大狮的鼻孔里，大狮就打了一个大喷嚏：“啊啾！” 这个喷嚏一打，大狮的身子就往前一冲，一冲就冲到老米家的门口。大狮在门口看看门里面，看见小明和十二个小迷迷在那里玩。 小迷迷问小明道：“今天妈妈一定回家吗？” “一定回家。”小明说。 “冬哥儿一定会回家吗？” “一定回家。”小迷迷都说：“咪咪咪，妈妈回来好欢喜。” 但是小明心里很着急，想道：“为什么老米还不回家呢？冬哥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小明想要去探听一下，但是小迷迷都还很小，小明如果走了开去，那些小迷迷就都要没有东西吃了。 小迷迷要是问小明，“妈妈为什么还不回来？” 小明就说：“今天会回来。” 小明是扯谎的。小明自己也不知道老米和冬哥儿什么时候会回来。小明非常忧愁，但是一定要对小迷迷扯谎。假使小迷迷知道老米没有了下落，小迷迷会哭起来的。怎么办呢？总要去打听打听才好。但是小明一走开，这十二个小迷迷就没有人照应了。 小明想道：“再过一天看吧。” 过了一天，老米和冬哥儿没有回来。再过了一天，老米和冬哥儿还是没有回来。小明在老米家里做什么事呢？小明拿吃的东西喂小迷迷。小明和小迷迷玩。小明和小迷迷说故事，猜谜语。现在小明正和小迷迷在那里猜谜语。 小迷迷说：“小明，给你猜一个谜。” “好，”小明答，“你们说出来吧。” 小迷迷就说道：“有个东西毛发光，胡子拖着三寸长。名字我不告诉你，原来叫作老山羊。” 小明想了一想说：“是老山羊，是不是？”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谜语，你一定猜不出：像马一样好，像马一样高。人用马鞭一打它，它那马蹄就会跳。用它拖马车，马缰一拉它就跑。马夫牵它到马槽，它那马脸就笑了，弯着马头吃马料，马嘴里面嚼稻草。像马一样大，像马一样小，你马上猜不着。小明你一定猜不着了。” “让我猜猜看。”小明就猜起来。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大家来猜猜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请你慢一点儿看下去，把书合起来，先来想一想吧。 但是小明马上猜出来了。小明说：“是一匹马。” 对呀，正是一匹马。十二个小迷迷都拍起手来了，叫道：“小明真聪明呀，小明真聪明呀，再说一个给你猜吧……” 说到这里，忽然有一个狮子狗走进门来。小明吃了一惊，一看，原来是大狮。 大狮一走进房门，就咳嗽一声，笑嘻嘻地对小明点点头，说道：“我是你的好朋友呀。我是好人呀。” 小明站了起来，仰着头看大狮，看呀看的就记起大狮是谁了。 小明问道：“老米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吗，冬哥儿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二个小迷迷都不做声。十二个小迷迷挤成一团，偷偷地看大狮。大狮用手摸摸长头发，咳嗽了一声，就坐在椅子上。大狮笑嘻嘻地说道：“老米是我的好朋友，老米现在住在我的家里。老米天天吃风干老鼠，冬哥儿天天吃牛肉。” “老米和冬哥儿为什么不回来？” 大狮笑起来，汪汪汪汪叫道：“老米和冬哥儿在我家里太快活呀！老米和冬哥儿快活得不愿意回来了。我和老米和冬哥儿天天商量要去救你爸爸和冬哥儿的爸爸和妈妈和干干姐姐。冬哥儿写了一封信给你，冬哥儿要你也到我家里去。” 说呀说的大狮就拿出冬哥儿的信来。这封信就是大狮叫冬哥儿写的，在上面一章里已经写出来过的，你如果忘记了，就去翻开来查一查吧。 小明看完了信就说道：“对呀，冬哥儿叫我去呀。” 大狮心里很快活，大狮想道：“好了，小明也受骗了，小明要眼我去了。” 小明看看十二个小迷迷，小明说：“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大狮问。 “这十二个小迷迷要有人喂东西。” 大狮搔搔头皮，想了想，说道：“小明，你去一趟吧。你马上可以回家的呀！你还可以叫老米回家。” “好的。”小明就跟大狮走了。 大狮快活得跳起来。大狮忍不住笑，就用手盖住嘴，小明跟大狮走出去了。 啊呀，小明今天又上当了，小明今天要到秃秃宫去了，叫小明回来吧，叫小明回来吧。 大狮心里很高兴，就想要做一首诗。大狮念道：“咳哼咳哼汪汪汪。我们去看秃秃大王。长江……长江……”下面做不出来了。 小明和大狮是并排走的。如果小明看见大狮背上那封信就好了，但是小明没有看见。 第十章原来是骗子 小明和大狮走出门去，才走了几步，忽然十二个小迷迷叫了起来：“小明，再给你猜一个谜。” 小明和大狮就在门口站住了。小明道：“什么谜，说出来吧。” 十二个小迷迷看看大狮，就说：“一个东西三尺高，两只狗脚在地上搔，他说‘我大狮真正好’，他背上有字又有毛。”说了之后，又叫道：“小明，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小明就猜了起来。一二三！猜到了。小明猜到这是大狮。但是小明不说出来，小明就看看大狮。 那谜语又说：“他背上有字又有毛”，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小明没有看见大狮的背。小明就走到大狮后面。哈，有字又有毛！哈，这是冬哥儿写的！ 小明看完了这封信，就叫道：“啊！”大狮原来是一个坏东西！大狮原来是一个骗子！原来是大狮骗冬哥儿和老米到秃秃宫去的。大狮骗了冬哥儿和老米到秃秃宫去了之后，大狮还要骗小明去哩。 大狮并不知道自己背上有一张毛字，大狮还对小明笑嘻嘻地说道：“快走呀，快走呀。” “不要忙，”小明说，“让我猜出了这个谜，我就同你走。” “咪咪咪，你猜是什么东西？” 小明小声说：“小迷迷，抓住这个坏东西！小迷迷，抓住这个坏东西！” “谁是坏东西？”大狮问。 小明忽然把门关了起来，叫道：“骗冬哥儿和老米的是坏东西！抓住这坏蛋！一、二、三！” 一二三！十二个小迷迷都跳了起来，向大狮身上扑了过去。十二个小迷迷的爪子是很尖的，他们用爪子抓住大狮，大狮就发起怒来，大叫道：“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原来大狮发起怒来也是“汪汪汪”的。 十二个小迷迷都乱喊道：“大狮是骗子！” “大狮骗了妈妈，大狮骗了冬哥儿。” “把骗子关起来吧。” “把骗子绑起来吧。” 大狮叫了起来：“汪汪汪汪汪！我大狮是好人呀。我大狮是你们的好朋友呀。我大狮是帮你们的呀。” “说谎说谎！” 大狮不能够跑了。大狮不能够动了。大狮的力气是大的，但是小明和十二个小迷迷一同来抓大狮，大狮就打不过了。大狮想道：“啊呀，打不过了。啊呀，小明和十二个小迷迷抓起我来了。啊呀，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大狮立刻想出了一个办法，大狮想道：“哭脸吧。”大狮就哭起来了。一面哭一面说：“汪汪汪！我不说谎。” 小明向大狮道：“老米和冬哥儿关在秃秃宫吗？” “没有关在秃秃宫，没有关在秃秃宫。” “又说谎！” 过了一会儿，大狮叹了一口气，问小明说：“你们要把我大狮关起来吗？” “关起来。” 大狮就又哭了。哭呀哭的就说道：“你们把我关起来，我不怕。我有法子。” “你有什么法子？” “我会哭脸。” “我们不怕。” 大狮想了一想，又说：“我还有一个好法子。” “你有什么法子？” “我会钻狗洞。我钻了狗洞，我就能逃出去了。” 啊呀，不能够让大狮逃。怎么办呢？把大狮绑起来吧。小明就去找绳子。小明在桌子上找，在抽屉里找，又爬到床上面找，但是一根绳子也没有，连一根丝线也没有。 十二个小迷迷捉住大狮，等小明拿绳子来。等了许久许久，绳子还不来，十二个小迷迷就叫道：“绳子捆住狗呀。不捆会逃走呀。” 小明说：“绳子并没有呀。” 大狮哭道：“我们是好朋友呀。” 十二个小迷迷喊：“说谎真丢丑呀。” 不管五七三十五，大狮一定是要绑起来的，但是没有绳子。后来小明想出了一个方法。小明拿一瓶糨糊来，把大狮的两只手抹了糨糊，大狮的两只手就粘在一块儿了。后来又在大狮的脸上抹一把糨糊，把大狮的脸贴在墙上。这样大狮就不能逃走了，原来小明的手工是很好的。 大狮呢，大狮就“汪汪汪”地叫着。到了晚上，吵得十二个小迷迷睡不着。 “真讨厌！”小明说。 于是小明就拿出一张手工纸，写了四个字，贴在大狮的嘴上： 要守秩序 第十一章家里的人 大狮被小明关了起来，村子里的许多人都跑来看大狮。大家都骂大狮。 “这大狮是坏蛋！” “大狮是帮秃秃大王来骗我们的。” “打死这大狮！” 大狮哭道：“我是好人。我是帮你们的。” “扯谎！你是坏蛋，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是恨秃秃大王的，因为秃秃大王抢大家的姐姐妹妹去做妻子。秃秃大王把大家家里的人捉去吃。但是大家也都怕秃秃大王。 有一个老头子就哭起来了，说道：“秃秃大王的人真可恨。秃秃大王把我的儿子捉去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男孩子也哭道：“秃秃大王吃了我的爸爸。” 于是有许多人都说了起来：“我的妹妹被秃秃大王捉去做妻子，现在我的妹妹被秃秃大王卖掉了。” “我的哥哥被秃秃大王关起来了。” “我的弟弟被秃秃大王打死了。” 这时候大家都哭起来。小明想到爸爸，想到老米，想到冬哥儿和冬哥儿的妈妈爸爸、干干姐姐。小明也哭了。 房子里下雨了，原来不是雨，是……说到这里，十二个小迷迷也哭起来了。十二个小迷迷一面哭一面说道：“咪咪咪，哭脸的孩子妈妈不欢喜。” 小明说：“大狮真是坏东西。” 大狮咳嗽了：“咳哼咳哼，小明别生气。” 大家叫道：“不理你！” 这时候，忽然一个白胡子老公公向大狮跳了过去。一把抓住大狮：“我要打死你！你这死赖皮，真正岂有此理——岂!你你你……放狗屁。我的儿子被……被……被……被你欺……欺……欺，你你你……” 白胡子老公公因为生气生得太厉害，所以话也说不清楚。白胡子老公公的大胡子都翘了起来。白胡子老公公左手抓住大狮，右手就打大狮。 大狮叫道：“你打人！” “就是要打你！” “你真打我吗？” “真打你！”白胡子老公公说了之后，又打大狮一拳。 “汪汪汪，你真打我吗？” “真的打你！” “你再打打看！” “再打你!”——又打了两拳。 “汪汪汪，你再不敢打我了。你敢再打我吗？” “再打你，你怎么样？” “你一定不敢再打。如果你再打，我就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大狮拍拍胸口说：“我当然有办法。我不告诉你。哼哼！” 白胡子老公公就又打了大狮两拳。 大狮又叫了起来：“怎么，你真的再打我吗？你竟敢再打吗？你如果敢再打我，我就有办法了。” “打你！打你！打你！”白胡子老公公又打了三拳。 “哎哟，汪汪汪，哎哟哎哟，真痛呀。哼，你真的再打我吗？你再打打看，你敢再打！” 咚，咚，咚咚咚！又打了好几拳。白胡子老公公一面打一面问：“你有办法吗？我再打你！你有办法吗？” 大狮答道：“哎哟，痛呀，痛呀。我有办法，我会哭。哎哟！哎哟！你敢再打！哎哟！但是我不告诉你这个办法。哎哟！你真的又打我吗？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 白胡子老公公还是打，一拳一拳地打到大狮身上。大狮真的哭起来了，大狮的鼻涕也淌了下来，像两条绳子一样。 白胡子老公公说道：“你哭吧，我不怕你哭。” 大狮伸出舌头舐一舐鼻涕，问道：“你真的不怕我哭吗？” “我不怕。” “那怎么办呢？白胡子老公公，我求你，你怕一怕吧，我是你的好朋友呀。” “我不怕。” 大狮就又哭起来。 小明叫道：“不要吵，不要吵。我们大家要想个办法，大家去救关起来的人呀。” 大家说：“怎样救呢？” 白胡子老公公打大狮打得吃力了。白胡子老公公喘着气，揩揩脸上的汗，说道：“小明的话不错的。我们大家都要想个办法。我们人多，我们总打得过秃秃大王的。” “对的对的。” “我要去救我的女儿。” “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我要去救我的妈妈爸爸。” “我反对秃秃大王打我们。” “我反对秃秃大王吃我们。” 白胡子老公公说：“我们大家都反对秃秃大王。我们大家都要救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吧。” “我们先打死大狮吧。” 大狮又哭了起来。大狮跪在地下，哭道：“你们放了我吧。” “为什么要放你？” “我大狮是好人呀。我大狮很可怜呀。你们放了我吧。” “不放！” 大狮对大家磕了一个头，一面哭一面说：“我家里还有很多的人。如果我不回去，我家里的人就没有照应了。我很可怜呀。” 白胡子老公公问：“你家里有什么人？你怎样可怜？”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呀，”大狮说，“你们可怜可怜我吧，我家里有一个娘，这个娘已经死了。这个娘有一个母亲，也已经死了。这个母亲有一个妈妈，也已经死了。这个妈妈有一个叔叔。这个叔叔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有一个哥哥。他们都已经死了。我真可怜呀，你们放我出来吧。” “现在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大狮揩揩眼泪，舐一舐鼻涕，就叹一口气说道：“我家里有很多的人，都要我照应呀。我是没有兄弟的。我只有一个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聋子。我的爸爸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有一个外祖母。这个外祖母只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有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一个聋子。这个聋子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也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一个聋子。这个聋子的丈母娘已经死掉了。这个聋子的父亲也已经死掉了。这个聋子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母亲也死掉了。这个母亲的丈夫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有一个孙子。这个孙子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的耳朵是聋的。后来连这个聋耳朵的父亲也死掉了。呜呜呜，我真可怜呀！我家里有这么许多人要我照应呀。我真可怜！呜呜呜！” 大狮家里有这么许多人哩。 读者诸君，大狮家里一共有多少人呢？你们仔细算一算。如果算不出，就……忽然白胡子老公公打断我的话了。白胡子老公公问大狮道：“你的父亲是生什么病死的？” 大狮说：“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秃秃大王害死的，所以我也恨秃秃大王，所以我也是帮助你们的。” “你的父亲母亲怎样被秃秃大王害死的？” “哦，这是一个故事。” “你说吧。你说吧。” 大狮咳嗽了几声，就说：“咳哼，咳哼。你们不打我，我就说这个故事。” 第十二章大狮的故事 下面的话就是大狮说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小孩子，后来渐渐长高，渐渐长高，长呀长的，忽然就成了一个大人了。后来我的父亲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我。我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长呀长的忽然就成了一个大人。 我常常问父亲要钱，但是父亲没有很多的钱。我骂父亲道：‘你这个爸爸真坏，我不要你做爸爸了。’ 父亲就叹了一口气说：‘你要这许多钱做什么用呢？’ 我说：‘我要去赌钱，我要去享福。’ 但是父亲摇摇头说：‘我们的钱不多呀。我们的钱要留着吃饭。我们的钱要留着做衣裳。’ 后来我就想道：‘汪汪汪，我要想个方。’‘方’就是‘方法’。我就想起来了。想呀想的，一二三！……啊呀，还是想不出来。 恰巧有一天，秃秃大王出来打猎了。秃秃大王是常常打猎的。秃秃大王是很富的。秃秃大王有许多的钱。秃秃大王有许许多多的金银珠宝。我就想道：‘汪汪汪，一定要帮秃秃大王。’如果我帮秃秃大王，秃秃大王就会给我钱了。如果我有了钱，我就可以去赌钱，我可以享福了。 秃秃大王走过的时候，许多许多人都跪在路旁边，对秃秃大王磕头。如果不磕头，秃秃大王就会发怒的。那时候我也跪在路旁边。 忽然秃秃大王对二七十四说道：‘二七十四，我现在一共有几个妻子？’ ‘你一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七个妻子。’ 秃秃大王就用手摸摸光头，大声说：‘我还要娶一万个妻子。’ 秃秃大王和二七十四说的话，我都听见的。我就走出来，跪到秃秃大王面前，对秃秃大王说道：‘你要娶妻子吗？我送你一个妻子，不过你要给我钱。’ ‘你要几个钱？’秃秃大王问。 ‘我要一百块钱。’我说。 秃秃大王点点头，说道：‘那么你把那个女子送到秃秃宫去给我看看。’秃秃大王说了之后就走了。 你们大家猜猜看：我送谁去做秃秃大王的妻子？哈哈，你们一定猜不出。原来是——我的母亲！原来我要送我的母亲去做秃秃大王的妻子呀。我的母亲是非常美丽的。我的母亲有两只眼睛，有两道眉毛，还有一个鼻子，而且鼻子还有两个鼻孔哩。多美丽呀！而且还有一张嘴。而且头上还有两只耳朵，左边一只右边一只。 我就把母亲送到秃秃宫去了。秃秃大王一看，就说道：‘啊呀，这个女子真丑呀。我不要，我不要！’ ‘那么就便宜一点儿。’我说。 二七十四问我：‘那么你要多少钱呢？’ ‘五十块钱。’ 秃秃大王摇头说：‘我不要我不要！’ ‘那么一块钱吧。’‘还是不要。’ ‘那么五角大洋吧。’ ‘不要。’ ‘四角钱。’ ‘不要。’ ‘那么三个铜子儿吧。’ 秃秃大王想了一想，就说：‘好的。’于是秃秃大王拿三个铜子儿给我，我就卖掉母亲了。 到了第二天，秃秃大王就把我的母亲吃掉了。 我回了家之后，许多的邻居都骂我道：‘这个狗卖掉母亲了。这个狗真坏！打死你这个狗！我们要告诉你父亲。’ 如果大家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一定会打我的，啊呀，这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法子。我把石灰塞到父亲的耳朵里。我父亲的耳朵就听不见了，我父亲就成了聋子了。 第二天，那些邻居都来告诉父亲道：‘大狮把母亲卖给秃秃大王了。大狮把母亲卖给秃秃大王了。’ 父亲就答道：‘是的，今天的天气真好。’原来父亲听不见他们的话。 过了一个星期，秃秃大王又要吃人了。秃秃大王叫道：‘我要吃人，我要吃人。百巴扑唧呀，去捉一个人给我吃。“———”呀，去捉一个人来给我吃。’ 百巴扑唧和‘———’就到外面去了，去捉人了。但是大家都躲了起来。一个人也捉不到。原来大家都是怕秃秃大王的。怎么办呢？一个人也捉不到。 秃秃大王的牙齿忽然就长了；原来秃秃大王发怒了，秃秃大王叫道：‘哇哇哇，你们这些饭桶！哇哇哇，我要吃人！’ 我就跑去对秃秃大王说：‘秃秃大王，我送一个人给你吃’ ‘好的好的。快去拿来。’ 我就跑回家里来了。 我说：‘爸爸，我和你到公园里玩儿去吧。’ ‘我不去。’ ‘爸爸，我和你去看电影吧。’ ‘我不去。’父亲不肯出去。 父亲不肯出去，我就不能够送父亲到秃秃宫去了。啊呀，父亲不肯出去，怎么办呢？一、二、三！我就想出一个法子了。我真聪明呀，我想出一个好法子了。 我到糖食店里去偷了一颗牛奶糖。我把这颗牛奶糖粘在父亲的鼻子上。我大声向他说：‘爸爸，你看见你鼻子上有一颗牛奶糖吗？’ 父亲用眼睛对鼻子一看，说道：‘是呀。有一颗糖哩。’ 我又叫道：‘牛奶糖是世界上顶好吃的糖。爸爸，你把舌头伸出来，就可舐到这颗牛奶糖了。’ 父亲就伸出舌头，去舐鼻子上的牛奶糖。但是鼻子太高了，舌头太短了。父亲舐来舐去，总是舐不到那颗糖。父亲说：‘舐不到呀。’父亲就用手把自己的舌头拉长一点儿，但是还是舐不到。 父亲就哭起来了。哭呀哭的就说道：‘哦，我有一个法子了。我只要向前面走一步，就舐得到那颗糖了。’ 说了之后，父亲就向前面走了一步。走了一步，也还是舐不到。就又走一步，又走一步，也还是舐不到。就又走一步，又走一步，也还是舐不到。就又走一步，又走一步，也还是舐不到。就又走一步，又走一步，也还是舐不到。就又走一步……走呀走的，父亲就走到秃秃宫了。 父亲走到秃秃宫之后，我就对秃秃大王说：‘秃秃大王，这个人已经送来了，请你吃吧。’ 秃秃大王的牙齿忽然短了，笑道：‘我有人肉丸子吃了。呼呼呼呼呼，我真快活呀。大狮真是我的好朋友呀。’ 于是我就做了秃秃大王的好朋友了。我真可怜呀，我的父亲母亲都被秃秃大王吃掉了。 我真可怜呀，你们放了我吧。你们如果放了我，我就帮你们，我可以帮你们去救那些关起来的人。秃秃宫里面的路，我是很熟的，我能够领你们去救你们家里的人。 你们放了我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呀。你们看看吧，我多么可怜呀。我家里有许多人要我照应，我的父亲母亲都被秃秃大王害死了。呜呜呜，我多么可怜呀。 你们如果去打秃秃大王，秃秃大王是一定要打败的。秃秃大王一定要打败，所以我就不是秃秃大王的好朋友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一定帮你们。 你们打胜之后，你们要给我一点儿好处呀。 你们相信我吧。古诗说：‘磨了芝麻做麻油，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一定帮你们的。” 第十三章到秃秃宫去 大狮的故事说完了。 小明说道：“好了，故事听完了。我现在要想法子去救爸爸，去救冬哥儿的妈妈、爸爸、干干姐姐了。” 白胡子老公公说：“我们大家一齐去，人多了才能救他们出来。” “我们要打死那个魔鬼！” 十二个小迷迷都叫道：“我们真听话。我们去救妈妈，大狮脸上开了花。” 大狮咳嗽道：“咳哼咳哼，不理你，不理你。” 白胡子老公公问大家：“我们要打死大狮吗？” 大家就看看大狮，大狮又哭了起来：“不要打死我吧，我一定帮你们。我领你们去救那些关起来的人。我投降你们。” 小明说：“我们大家要不要大狮帮我们？” 白胡子老公公想了一想，就指着大狮说道：“我们可以叫这个狗帮我们。我们叫这个狗带路。我们人多，不怕大狮骗我们。大狮如果骗我们，我们就打死他。大家赞成吗？” “赞成赞成！” 大狮舐了一下鼻涕，咂了几下嘴，就说：“我是帮你们的。有四句古诗说：咳哼咳哼，大狮决不骗你们。大狮如果骗你们，那就是个狗。” 十二个小迷迷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四句古诗一点儿也不好。” 小明举起手来说：“我们叫大狮带路，如果大狮在路上逃走了，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把大狮用绳子吊起来。” “赞成！赞成！” “赞成！” “我反对！” 白胡子老公公四面看看，就问：“谁反对？” “我！” 大家一看，原来是大狮，哼，大狮反对哩。 大家都叫道：“不管三七得八十，要拿绳子吊大狮。不管三九四十八，要叫他在地下爬。” 大狮说：“不管七八二十四，我总反对吊绳子。” 但是不管七八二十四，大家都拿了绳子来了。小明用绳子一头在大狮的颈子上扣一个圈，小明手里拿着绳子另外一头，像平常吊狗一样。这么一来，大狮就逃不掉了。 大家就叫道：“到秃秃宫去！” 人真多极了。这许多人都是恨秃秃大王的，也都是怕秃秃大王的，平常大家都不敢说一句秃秃大王的坏话的。于是大家就都走起来了。大狮吊着绳子，走在第一个。 走呀走的，大狮的脚绊住了绳子，就“扑通！”跌了一跤。大狮说：“扑通，扑通！跌个大窟窿。明天有大风。绳子吊着颈子痛。我的爸爸耳朵聋。啊呀走不动。” 白胡子老公公又生起气来了，白胡子老公公就叫道：“你说走不动，分明是哄……哄……哄……，你这个坏东……东……，魔鬼住在秃秃宫。这个坏东……嗡嗡。”白胡子老公公又是气得连话也说不出了。 大家都很快地走着，像冲去一样。 大家一边走一边叫道：“到秃秃宫去！到秃秃宫去！” 第十四章预备请客 小明和白胡子老公公和十二个小迷迷和大狮和许多许多人都在那里走着。他们要走到秃秃宫去。这条路是很长的，恐怕要走五个钟头哩。 读者诸君，我们不能够跟他们走五个钟头，我们先到秃秃宫去看看吧。 秃秃宫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只有三尺高，头是光的。这个人正在那里吃蚯蚓蛋炒饭。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原来就是秃秃大王。 秃秃大王吃呀吃的，忽然翻了一下红眼睛，对百巴扑唧看看，嘴里说：“我要喝酒，我要喝酒。” 百巴扑唧就拿一瓶红酒来给秃秃大王，这瓶酒是人血做的。秃秃大王喝了一杯人血酒，就问二七十四道：“现在还有几瓶酒？” “还有一万瓶。” “只有一万瓶了吗？”秃秃大王咂咂嘴说，“我一天要喝多少瓶？” 二七十四算了一算：“你一天要喝五千瓶。” 秃秃大王是不会算算术的。秃秃大王想道：“我还有一万瓶，我一天要喝五千瓶，这一万瓶能喝多少日子呢？”秃秃大王算来算去算不出，这一万瓶酒究竟能喝多少日子呢？或者能够喝二百六十三年，或者能够喝两秒钟，秃秃大王一点儿也算不出。 如果秃秃大王和你同班读书，秃秃大王一定要留级的。 后来秃秃大王说：“不要紧的。我不会算，二七十四会算的。二七十四，这一万瓶酒还可以喝多少时候？” 二七十四拿石板算了一个钟头，答道：“还可以喝两天。” “只能喝两天吗？赶快再做几万瓶酒吧。” 百巴扑唧想了一想说：“二七十四，现在还有许多人欠了秃秃大王的钱，我们可以要他们还钱。如果他们还不起钱，我们就把他们捉来做酒。” 秃秃大王快活起来了，牙齿又短下去了，叫道：“呼呼呼，真享福，把欠钱的人数一数，好拿来做酒吃下肚，吃得肚子像面鼓。” 百巴扑唧说：“吃得光头像烧豆腐。” 秃秃大王不懂，问道：“谁是光头？” “秃秃大王是光头！” “谁是秃秃大王？” “你就是秃秃大王。” “呼呼！原来我就是秃秃大王。秃秃大王是很好很好的好人哩。” “你是……”百巴扑唧说到这里，鼻涕滴下来了。百巴扑唧不拿袖子揩鼻涕，只拿手巾揩，手巾是人皮做的。 秃秃大王吃完了蚯蚓蛋炒饭以后，就站起来走出去散步。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和许多狼兵都跟在秃秃大王后面，走呀走的就走到了花园里。花园里的东西都是黑的。黑的花，黑的草，黑的地，亭子是人的骨头做的。亭子顶上放着一个骷髅头。亭子旁边有个池子，池子旁边有一块牌子竖着： 养蛆池 秃秃宫十景之一 如果你走到养蛆池的旁边，你就会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臭味。原来池子里放的并不是水，是什么东西呢？是……真臭呀，池子里的东西真臭呀。池子上面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百万个苍蝇飞来飞去。还有几万万条，十几万万条蛆爬上爬下。 读者诸君，你们猜猜看，这池子里是什么东西。 秃秃大王在这个池子旁边行深呼吸。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也在池子旁边行深呼吸。 这时候池子上许多苍蝇都飞到秃秃大王头上来了，说道：“池子里的汤，不及秃秃大王头顶香，大家快来吃一场。”许多苍蝇就在秃秃大王的头上舐起来了，苍蝇是很爱秃秃大王的。 秃秃大王行了几十下深呼吸之后，就说这池子旁边的空气真新鲜，于是秃秃大王又向前面走了过去。前面是一条很黑的巷子。秃秃大王一走到这巷子里，这巷子里就亮了起来，原来是秃秃大王的头顶放光。 这巷子的两边有一间一间的房间，房间里关着许多女子，每一个房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号码： 秃秃大王的妻子 第一八九七号 秃秃大王又忘记了。问“———”道：“这许多女子是谁？” “是你的妻子。” “呼呼呼，我有这许多妻子！妻子太多了没有用，我来吃掉几个吧。” 说呀说的又走到了前面，前面有一间一间的牢房，牢房里关着许多人。秃秃大王叫道：“这里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杀了给我吃呀？”说了之后，就把红眼睛翻起来看着“———”。 “———”说：“这些人本来是瘦子，等养胖了再给你吃。” “现在胖了没有？‘———’呀，你去摸摸看，看长胖了没有。” 牢房里有一个人说：“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胖。” 这牢房里的人是谁呢？是由君。 “———”就在由君手臂上摸了一下，对秃秃大王道：“由君已经养得很胖了。” “好呀，今天就吃由君吧。那个牢房里的人是谁？” “那是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也养胖了。” “今天也一起杀了吃。今天我要请国王来吃饭，要多煮一百个人。” 这时候有一个狼兵，听见了秃秃大王的话，就很快地跑到冬哥儿的房里。这个狼兵叫作代代，这个狼兵和冬哥儿是很要好的。代代低声道：“冬哥儿，不好了，秃秃大王要吃你的妈妈爸爸和由君了。” 冬哥儿跳了起来，一面揩眼泪，一面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定要想个办法呀。代代，你放我出去吧，代代！” “这个……这个……” 代代虽然和冬哥儿很要好，但是代代如果放了冬哥儿，秃秃大王就会要杀掉代代的。 代代说：“我放出了你，你也不能救妈妈爸爸和由君呀。” 冬哥儿就哭了起来，叫道：“代代，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冬哥儿，我心里是愿意放你的，但是我不敢放你。我怕秃秃大王杀我。冬哥儿，我真对你不起。”代代流下了眼泪。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果冬哥儿知道小明和白胡子老公公和十二个小迷迷和许多人正在向秃秃宫走来，冬哥儿就不会着急了。但冬哥儿一点儿也不知道。 小明呀，快点儿来吧。小明和那许多人走得很快。他们都拿着武器，武器很多，有肥皂，有棍子，有水桶，有绳子，有毛巾，有扫帚，有牙刷。 他们遇见许多人，那许多人都问道：“你们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到秃秃宫去救人。” 那许多人就说道：“我也去！” “我要去救我的女儿！” “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那许多人就跟着走了起来。他们在路上又遇见了许多人，那许多人都参加进来了。他们走得很快。走呀走的，就望得见秃秃宫了。 秃秃宫在黑山顶上，远远地望去像一个大纸盒。他们爬上黑山。秃秃宫里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这许多人走上山来。 秃秃大王舐舐嘴唇，想到今天晚上有许多人肉丸子吃，秃秃大王的牙齿就短了三寸。 “———”和百巴扑唧叫狼兵把牢房里的人抓出来。由君和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都不肯出来。“———”就拿鞭子打他们，打得身上有一条一条红的，血流到了地下。 秃秃大王叫道：“快拿一个瓶子来接着这些血。” 有一个狼兵就拿一个酒瓶来接血。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和由君都昏过去了。被“———”打昏了。 “———”对那些狼兵说：“把这几个人绑起来，杀掉，放到锅子里去煮。多放点儿酱油！” “肠子要不要洗？”有一个狼兵问。 秃秃大王把红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发怒道：“当然不要洗，洗了就不好吃了，你连这一个道理都不懂！该杀！杀掉你！‘———’，把这个狼兵也绑起来杀掉他！哇哇哇！”大家就把这个狼兵绑了起来。 秃秃大王再向前面走，看见有一间牢房里，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秃秃大王问：“你是谁？” “我是干干。” “干干，你做我的妻子吧。我叫一二三。一、二、三！好了，你是我的妻子了。” 干干大声说：“我不做你的妻子！” 百巴扑唧告诉秃秃大王道：“那一天打猎，你遇见干干小姐，要干干小姐做妻子，干干小姐不肯，你就把干干小姐关起来了。干干小姐已经关了许多时候了。” 这么一说，秃秃大王才记了起来，就说道：“原来我早就向你求过婚了呀。哇哇哇，我求了这许多时候你还是不肯，真可杀！我问你：你究竟肯不肯做我的妻子？” “我不肯。”秃秃大王大叫：“绑起来杀掉她！”干干小姐也被狼兵绑起来了。 秃秃大王自言自语道：“今天要煮一百个人，要做十担人肉丸子，我今天要请客。” 前面一个牢房里关着一个猫。那个猫看见秃秃大工来了就说：“我老米不怕你！”原来这位就是老米。老米一面说，一面就爬上柱子，蹲到一根梁上。 “———”仰起头来看老米：“老米，下来呀！” 老米说：“二月三月荷花开，秃秃大王真正坏，老米决计不下来，打死你这个坏东西！” 秃秃大王仰着头看老米，但看不见，因为，秃秃大王太矮了。 秃秃大王说：“秃秃大王是好人。老米快下来吧，下来之后就把你绑起来，绑起来之后就把你杀掉做猫肉丸子。” 百巴扑唧就拿一架梯子来，要捉老米。老米跳到东，跳到西，百巴扑唧总是捉不到老米。百巴扑唧看见老米在前面，百巴扑唧就扑过去。但是老米已经跳开了。 百巴扑唧的额头撞在梁上，起了一个大包，老米说：“你看好笑不好笑，捉来捉去捉不到，还把额头撞个包。百巴扑唧真不行！” 百巴扑唧一面用手摸摸额头上的包，一面叫道：“再拿一架梯子来！” 那些狼兵就拿一架梯子来。牢房的门开了，因为门开了才可以让梯子进来。门刚刚一开，老米就一跳，跳到了门外面了。 “———”叫道：“不好了！老米逃走了！” “不好了！老米逃走了！” 许多狼兵就去追老米。老米要去救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和由君和干干，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狼兵太多了。 这时候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和由君和干干都昏了过去，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身上有绳子绑着，秃秃大王的厨子就拿出一把刀子来。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老米真着急呀。老米跑了过去，就在那个厨子的脸上抓了一下。那厨子的脸上出了血，手里拿着的刀子掉在地下，叫一声“哎哟！” 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和许多狼兵都要去抓老米。老米逃得很快。 老米想道：“我跑出去叫人来救吧。” “———”是一个狼，狼是跑得很快的。“———”追着老米，就快要追到了，只有一尺远了。老米更用力跑。但是“———”跑得更快，就只有半尺远了。“———”把手一伸，就抓着了老米。 啊呀，“———”抓着老米了，真不好呀，老米会被他们…… 但是老米把身子一扭，向前面一跳，就爬到了墙上。 “———”是不会爬墙的，老米很快地说：“你是一只狼，你不会爬墙，夏天梅花香，叫人来打死你！”说了之后跳下墙去，老米就到秃秃宫外面了。 老米在秃秃宫外面一看，看见许多的人都向秃秃宫走过来。老米看见小明，也看见白胡子老公公，也看见大狮，也看见十二个小迷迷，也看见许多许多的人。 老米大叫道：“快呀，快呀，快来救人呀。” 不快来就坏了，秃秃大王的厨子又拿起刀来了。厨子拿刀子在石头上磨两下，“锵锵”两声，就提着刀子走过来。 这时候百巴扑唧忽然想起冬哥儿来了，百巴扑唧说：“还有冬哥儿！快把冬哥儿绑起来杀掉他！”许多狼兵就跑到冬哥儿房里去了。 冬哥儿呢？冬哥儿想要去救妈妈爸爸干干姐姐和由君。叫代代放他走。代代不敢放他走。冬哥儿又发怒，又着急，又忧愁，眼泪流到了脸上。 冬哥儿叫：“代代快放我走，快放我走！” “我不敢放你呀，我怕呀。我如果放了你，秃秃大王就会杀我，秃秃大王也会杀你呀。” 冬哥儿急得没有办法，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代代推开，跑到了门外面。 那许多要绑冬哥儿的狼兵，一走到冬哥儿的房里，看见一个人在地下哭。这个人是代代，可那些狼兵以为代代是冬哥儿，就把代代绑起来了。 代代叫道：“我是代代，我是代代。我是秃秃大王的狼兵。” 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见，就把代代绑起来，送到杀人的地方去。 秃秃大王说：“先杀冬哥儿！快拿瓶子来接血！” 那个厨子就拿刀子对着代代了。代代乱叫，把喉咙也叫哑了。代代叫道：“我是代代，不要杀我！秃秃大王真坏！我是狼兵！” 但是那个厨子把刀子刺在代代的肚子上，血流到了瓶子里。血愈流愈多，代代就死了。代代呀，代代是好人呀，真可怜呀！那个厨子杀了代代之后，就又把刀子“锵锵”磨了两下，要杀冬哥儿的爸爸了。 第十五章救人 小明和白胡子老公公和十二个小迷迷和大狮和许多人，都到了秃秃宫外面了。 老米叫道：“快呀，快呀，快冲进去救一百个人呀！” 大狮就说：“秃秃宫一共有五百个门，大门有一千个狼兵守着，我们不能进去。其余四百九十九个门是没有狼兵的，我们可以冲进去。” 于是大家分开来冲门，但是门关住了，打不进去。打不进去怎么办呢？ 秃秃大王那个厨子已经举起刀要杀冬哥儿的爸爸了。那个厨子磨好了刀子，就举起刀子来。刀子在太阳光下面闪了一闪光，那把刀子就对冬哥儿的爸爸刺过来了。 忽然，有一个小孩子跑了过来，这个小孩子是冬哥儿。冬哥儿对那个厨子打了一拳，厨子手里的刀子就落到了地下。冬哥儿抱住爸爸，爸爸醒了，爸爸张开眼睛看见冬哥儿，爸爸就哭了起来。 “冬哥儿，爸爸就要死了！冬哥儿，冬哥儿！” “爸爸！爸爸！”冬哥儿的眼泪像流水一样。“爸爸！爸爸！爸爸！” 冬哥儿要去解开绑着爸爸的绳子，忽然秃秃大王叫起来：“把这个孩子拖开！” 百巴扑唧把冬哥儿拖开。那个厨子又拾起刀子来，冬哥儿要跑过去，但是被百巴扑唧拖住了。冬哥儿不能跑过去。 冬哥儿哭着喊：“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流着眼泪，喘着气。“冬哥儿！冬哥儿！冬哥儿！” 秃秃大王大笑：“哈哈哈哈哈！呼呼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厨子手里的刀子又闪了一闪光，就对冬哥儿的爸爸身上刺过来了。 这时候小明和许多人正在那里打门，但是打不开。 老米说：“我爬上去吧。” 老米爬上墙去，十二个小迷迷也爬上墙去，然后跳下来，就到了秃秃宫里面了。 十二个小迷迷说道：“咪咪咪，我们到了魔宫里。”说了之后，就把门打开了。 门一开，许多许多人跑进秃秃大王的魔宫里了。 “救人呀！我们来救人呀！” 那个厨子正举着刀子对冬哥儿的爸爸刺过去，忽然小明抢下了那把刀子。百巴扑唧吃了一惊，手一松，冬哥儿就跑开了。那一百个绑着的人都救出来了。 秃秃大王大叫道：“狼兵呀，快来打呀！” 但是来的人太多了。狼兵都说道：“我投降，我投降，我们本来不是狼。我们最恨秃秃大王……” 大家就把那秃秃大王捉起来，把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也都捉起来。冬哥儿和妈妈爸爸干干姐姐抱在一起，小明和由君抱在一起，大家一句话也说不出，不知不觉哭起来了。 秃秃大王看见大狮，就问道：“大狮，你帮他们吗？” 大狮咳嗽了一声说：“咳哼，我帮他们有好处，我可以发财了。” 这时候，大家要罚秃秃大王，大家就商量起来：“我们怎么来罚秃秃大王呢？” 十二个小迷迷说：“咪咪咪，把他丢到养蛆池子里。” 秃秃大王就快活了，牙齿缩得没有了，秃秃大王笑道：“呼呼呼，我最爱养蛆池。养蛆池又香，又好玩，空气也好。我最爱养蛆池。呼呼呼。” 这时候大家就闭了一会儿嘴，不说话了。 忽然“———”问：“你们为什么喊我的名字？” “我们没有喊你的名字呀。” 白胡子老公公就大声说道：“秃秃大王是很爱养蛆池的，我们不要把秃秃大王丢到养蛆池里去。我们先来罚秃秃大王洗一个澡吧，还要秃秃大王刷牙齿。” 大家叫道：“赞成，赞成！” “我带来了一块手巾！” “我带来了一块肥皂！” “我带来了一把牙刷！” 秃秃大王就说：“我不洗澡，我不洗澡。我也不刷牙齿。你们随便怎么样罚我，我都可以办到。但是我不洗澡，不刷牙齿。” 大家叫道：“我们一定要秃秃大王洗澡，洗了之后就杀掉他。我们还要杀掉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 “我一定不洗澡！”秃秃大王大声说，“我一定不洗澡！我要吃掉你们！”说了之后，就打起人来。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也打起人来。 大家都没有防备，所以秃秃大王和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都逃掉了。 “快追呀，快追呀！”大家就追。 因为人非常多，所以追呀追的，就把秃秃大王和百巴扑唧和“———”和二七十四都围起来了。秃秃大王就和大家打起来。秃秃大王的大臣也和大家打起来。 冬哥儿拿棍子对“———”头上一打，“———”就倒在地下了。 百巴扑唧扯住了白胡子老公公的胡子，白胡子老公公一面打百巴扑唧，一面咬着牙齿说：“百巴扑唧真可恶！一二三四五！你扯我的胡……胡……”白胡子老公公气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这时候小明对百巴扑唧一拳，百巴扑唧就死了。 老米和十二个小迷迷围起来打秃秃大王和二七十四。十二个小迷迷抓秃秃大王的鼻子，流出了血来。 秃秃大王把自己的鼻子一摸，叫道：“啊呀，我的鼻子下面被小迷迷戳了一个洞了。啊呀，现在我多了一个鼻孔了，现在我有两个鼻孔了。二七十四呀，我多了一个鼻孔了，我这一个鼻孔给你吧，二七十四，我刚才有几个鼻孔？” “你刚才有两个鼻孔。”二七十四说。 “我现在有几个鼻孔？” 二七十四数道：“一，二，还是两个鼻孔。” 秃秃大王正在那里和二七十四说话的时候，大家就抓住秃秃大王和二七十四了。 “拖这个魔鬼去洗澡，拖这个魔鬼去洗澡！” “杀掉这个魔鬼！” 秃秃大王大怒起来：“哇哇哇，你们——你们——” 忽然秃秃大王的牙齿长了起来，话也说不方便了。牙齿一直长下去，长下去，就戳进了土地里。但是秃秃大王更加发怒，牙齿也就更长，长呀长的，秃秃大王的身子就像旗子一样，挂在天上了。牙齿还在那里长，秃秃大王就愈升愈高。 有多高呢？不知道。总而言之，高极了，一直高过云堆，到月亮旁边了。 “月亮啊，救救我吧！” 但是月亮怎能救秃秃大王呢？秃秃大王的身子一直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连休息都不休息一下。秃秃大王的光头在天上发亮。 这时候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天文学家正拿着望远镜看天空，忽然看见天上多了一个月亮。他立刻就去问他的老师，老师搔搔头皮也不知道这个月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后来聚集了许多天文学家开会研究，说道：“现在天上多了一个月亮。这一个月亮像一个光头，上面还有青苔，还有苍蝇……” 读者诸君，你们当然知道这个月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月亮原来就是秃秃大工的头。秃秃大王的头上本来很滑，没有苍蝇的。因为在云堆里遇了潮湿，所以就有青苔，所以苍蝇在头上站得住了。 秃秃大王还在那里发怒，所以秃秃大王还在那里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大家都看着秃秃大王升上去。 二七十四看见大家都在那里仰着头，二七十四就想道：“我趁着这个时候逃走吧。秃秃大王有许多金银珠宝，我去拿了来逃走，我就可以做富翁了。” 二七十四想了之后，就跑到秃秃大王的库房里去。 但是大狮知道二七十四要去偷秃秃大王的金银珠宝，大狮就叫道：“不许你偷！” 二七十四要打大狮，大狮扑过去一咬，就把二七十四咬死了。大狮说：“秃秃大王的金银珠宝是我的，是我的。我要发财了，汪汪汪。我要发财了。”一面说，一面就伸出手来，去掳那些金银财宝。 忽然，许多人把大狮拖出来。 大狮大声说道：“我是帮你们的呀，所以我应当有好处呀，所以我应当发财呀。” 秃秃大王在天空里叫道：“大狮帮我吧。如果你肯帮我，我就给你钱。” “好呀。我帮你吧。怎样帮你呢？你在天上呀。” 小明叫道：“秃秃大王吃得饱，快快下来洗个澡。” 但是秃秃大王不能下来。 大狮说：“我们拿扇子来扇吧。” 大家就拿扇子来扇，就扇出一阵风来，把秃秃大王的牙齿吹倒了。牙齿一倒，秃秃大王就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狮自言自语道：“秃秃大王要给我钱哩。我去找秃秃大王去吧。”说呀说的就跑掉了，去找秃秃大王去了。 秃秃大王掉到了什么地方呢？大狮找到秃秃大王没有呢？谁也不知道。还有那些天文学家呢？那些天文学家正在天文台开会，研究那个月亮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大家正在那里说话，忽然那个月亮掉下来了。 “真奇怪，这个有苍蝇的月亮忽然不见了。” 好了，天文学家也开过会了，小明和冬哥儿也救出了妈妈爸爸姐姐了，大家的家里人也都救出来了。 老米说道：“大家救了妈妈和爸爸，救了妈妈爸爸走回家。四七二十八，吃了大南瓜。树上有个老乌鸦，小迷迷在床上爬。冬哥儿不哭脸了。” 第十六章这一章没有题目 读者诸君，你们在这里看什么书？借给我看看好不好？ 什么！你们还在这里看秃秃大王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已经说完了呀，你们还看什么呢？ 读者诸君，如果你们一定还要听故事，就请你们去听老米的故事吧。老米正在那里说故事，许多人都在那里听。小明、由君、冬哥儿、冬哥儿的妈妈和爸爸和干干姐姐、十二个小迷迷、白胡子老公公，还有许多许多人，都在那里听。 老米就说故事道：“我那个故事还没有说完哩。今天早上有七只老鼠偷东西吃，我就跳过去把七个老鼠都捉住了，后来就吃了，吃了之后就来玩儿，你们要我说故事，我就说道：今天早上有七只老鼠偷东西吃，我就跳过去把七个老鼠都捉住了，后来就吃了，吃了之后就来玩儿，你们要我说故事，我就说道：今天早上有七只老鼠偷东西吃。我就跳过去把七个老鼠都捉住了，后来就吃了，吃了之后就来玩儿，你们要我说故事，我就说道：……” 这个故事真长呀。老米天天说，天天说，一直说了许多许多年，还是没有说完。 后来有一个大文学家把老米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了几百万册书，又造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来藏这部书。读者诸君可以去看看。 后来这部书愈写愈长，就又造了一百二十所大洋房来放这部书，但是房子还是嫌小，因为书太多了。 这部故事书真长呀，但是这部书的最末了一页还有三个大字：“没有完”，但是《秃秃大王》已经完了。
地下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地下工作 我们秘密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其他禁书的推广工作。这里转录我给苏黎世的人们的一系列的书信，这些书信中显示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这方面的党的生活。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莫特勒！ 首先告诉你，柏林人拿去党团的总结报告五百份，例外地每份收十分尼，为的是把多余的钱给被流放者的家属使用。第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连同报告的结尾部分还未到达柏林，因而发生一种揣测，说第四期被我们扣留了，为的是掩盖H.[1]没有在报告上签字。这真是奇怪的逻辑，但是在柏林竟有许多人相信，因此大力推广总结报告就十分必要。 请寄三百份到这里来，可利用F.那里的Kl.小姐的地址。 第八、九、十和十一各期柏林都没有收到，因为格伦齐希被捕，地址泄漏，可能落到警察手里；惊人的是，我们最能干的人办起事来有多么拙笨。直到您们接到了地址（这几天内即办理）之前，暂时不要往柏林寄东西。如果柏林没有把地址直接寄给你们，请把那里的账单寄到这里来。 如果是像你所写的那样的布置，一切顺利，则发行部就十分完善了。我认为，即使汉堡给你们其他建议，你们也仍要保持着秘密组织。不宜把采取的布置和所设置的组织不顾一切地暴露出去。如果你们确信，协议的事可以很好地达到目的，而且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别的路都走不通了，只有采取写信的办法，那末就写信好了。 你们或许可以由那里把有关北方的东西寄到H.；不过我们这里并不规定办法，因为你们必是最清楚地知道和看到，什么适当，什么不适当。 关于书籍和刊物的销售，我在一二日前已写过信了，你们想已收到。 我在这里只能重说一遍，即如果从这里来的建议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不能实行，你们就按那里的情况办理。我们在这里只能说明我们的思想，至于它是否永远正确和能否实行，我们不能知道。注意将来把报纸按完全确定的时间完工，这样不仅中间人，即最后的收件人也差不多能计算出寄件到达的那一天；迄今完全不可能计算出寄件到达的日子。 我接到巴黎来的一封信，信中也抱怨《社会民主党人报》到来的时间不规则。 瓦尔特希希望，不日可以接到准许旅行的通知；他的开姆尼茨的官司是阻碍…… 我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怎么样了？请把它按期登广告。这一版只剩下二、三十本了。如果再版，我就要把它分章；它现在的结构，读起来不方便。 附件请交福尔马尔。此致 衷心的敬礼。 你的奥·倍·”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莫特勒！ 你们刚从窝里出来，竟就觉得皮子痒起来；你们把別人还陷在里面的陷阱已忘到九霄云外。 完全用不着天才就可以确定，价款是谁收到的，因为邮局对这种款项有六分之五是公开付款的。 一个‘军费金库’将很适于暴露会计员并且把所盼望的、由某一方面计划已久并渴望其实现的戒严加到我们头上。由于同一理由，我反对所提到的同第十三期一起寄来的小报上的‘正式’报字样，我认为这完全无益。凡是有一个‘正式’报的地方，也就有一个‘正式’的领导机关；至少有很多很有影响的人认为如此，而且他们还相信，这领导机关是在莱比锡，这个巢穴必须加以毁灭。我至少确知，如果说我们仍旧安坐在这里未被惊扰，其原因不在柏林的某些人。每一成功都促使人们更加紧扫荡；今天却又最无耻地把莱比锡指为马格德堡选举的发源地了。所以不要做那些把我们暴露了而于你们毫无益处的事情。 考夫曼上星期在汉诺威因为违禁返回柏林和推销《自由》报的罪以及十四条其他由于《自由》报内容所犯的罪（六条渎君罪和许多条侮辱俾斯麦的罪等），被判四年监禁。这就是说，他因被控叛逆罪还要再经最高法院审理，将来一切对帝国的叛逆罪和叛国罪都由该院判决。在柏林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轻举妄动；幸而这鬼怪是在重颁戒严令之后才出现。 关于考夫曼的消息可以发表。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布兰特尔[2]！ 信都收到。一月二日的报告发表以后，我不再有什么遗漏的东西要索还了。 我在前一两天写给赫希柏格的信，你收到了吧？ 再说一遍，莱比锡需要一百三十份，其中一百一十七份是固定的；需要可能还要大些。第一次寄件只收到九十七份；短少的仍须按所订的数目补足。 不伦瑞克等地的通信地址都好。 我若作春季旅行，我将竭力把我们的人召集起来，彻底地同他们谈谈。你们知道恩得里斯（奥格斯堡）亡故。这令人痛惜，他是个杰出的青年。 你说：‘关于莱比锡的事我还没有决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关于刊物我们在那时曾写信给乌莱，人民书店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都拿过来并且通知我们，但对人民书店只以现金售卖，因为它和《哨兵》报还欠我们一大笔债。因为你们同人民书店结算印刷账目，所以能够把一切它那方面的刊物关系都从账单上抄录下来。 在柏林，第八期以下的都被查获，而且因为Grg.[3]这样能干，竟把直到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的全部收件人都记入他的笔记本中，因而警察非常省力。在这件事上有叛变行为，证据是，他在账房中被捕并且警察径直走向他存放那东西的柜子。警察可能在那里还查出其他的东西。检查直到现在仍在严格秘密进行中，谁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样。 同样准确知道地点的搜家，曾发生多次。你们可以料到，因此笼罩着很大的怀疑，人们在认为事情可靠以前，绝不肯冒一点险。 关于总结报告，柏林人们决定不予散发，因为它不够尖锐，所以就是正式投不信任票。我们给这些好人以应得的斥责；我设想，这里另有其他影响在作祟。 因为瓦尔特（福尔马尔的笔名）在他的信里也曾提到总结报告，我删去了其中几点过于尖锐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里来说明一下，第一，他在信里就搞错了，把哈森克莱维尔的笔迹和我的混淆了；第二，由我们签名的文件必须这样持重，才不致使我们吃官司。 如果南德仍旧畅通，我们暂时不必用汉堡。直到现在，一切顺利，至少第一期如此；第二期还没有到这里。 可以介绍一个办法，在寄发样张请订户订阅时，附一小启事说明把钱用邮票或钞票夹在信中，用挂号信寄到那里去。因为人们不知应如何寄钱，汇款按国际规定应以‘法朗’汇兑，这就有困难，再者，必须署名。人们给我们汇款是有顾虑的；第一，工作本来已经够多的了，第二，人们对这事做得都是这样特别不妙，我们在这方面所以能免遭不幸，那就只有感谢我们的迄今还未被腐蚀的邮局了。 你们今后寄信可以挂号或作为汇款信件，就可直接寄交，不必顾虑；给我的可寄交我妻。 我不愿从事于《我们的目的》的修订工作；这必须彻底修订，这就给我大量工作。照它原样印吧，但是印一万份？你们想把它弄到哪里去？ 现在在柏林也还有一次新的国会选举，这将是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考验。 在第十七选区，我们除彭齐希外还有一个保守党人作竞选的候选人。 衷心的致候。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福尔马尔）！ 我将对您来信各点一一作答。 首先奉告一件使我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不能交给马隆他那篇文章，并且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办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多地需要我的劳动力，所以凡是我必须集中思想来做的工作都几乎不可能了。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业务，到一点或者一点半合作社理事会座谈会，两点到七点又是业务。我若不利用一大部分业务时间来做党的工作，则单只晚上我就不可能胜任。如果事情进行顺利，那末还可将就，但是还有大批各种烦恼和不痛快的事，所以我如果有一天像可怜的盖布，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再谈其余的。 您给恩格斯的回信很好，在我通知李卜克内西以后就寄给恩格斯，他会狠狠地骂一顿。无妨，他的怨言我已经听够了，我也把这写信告诉他。 现在再说一次，也希望这是关于‘正式’报等字样的末一次，我们认为这种写法，不管出自何人，都一样地危险。您在我所论及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您自己很少阻止这种不愉快的传播。并且您在格伦齐希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您多么不能信赖我们的人。但是，否认是绝对不行的。第一，人们不相信这种否认，第二，被迫否认是不愉快的，第三，万一因为一件事情打起官司，我们的法官的主观推测就有这末大的伸缩余地，使在严格的司法意义上的‘证据’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您在有关莫斯特的诽谤函件的通告中又谈到了‘党的领导’。如果您第一次的通告和现在的这个一齐误落他人之手，我想要知道一下，那又如何否认。无论如何，这种爆炸的大部分要落在您的身上，我认为，这对您是决不会愉快的。 您们那里同我们的许多党内同志完全一样，他们仍生活在古老情况之中，他们仍用古老的词句讲话。但是这容易避免，并且也必须避免。 我曾盼望，您主要地能仅限于叙述莫斯特的诽谤信件，而且只是因为，就我所知，在德国而且大概也几乎在国外，没有一个人相信，《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赫希柏格的企业。如果这种想法曾经存在，我们的报告（我指的是议会党团的和后来的报告）以及充分显露出何人撰稿的文章，也早已把它驱散，并且很彻底地把它驱散。 我相信，您神经过敏，太容易激动。 赫希柏格写信告诉我，他因为通告提出他的名字，对通告感到不愉快。他自然有一切原因要尽量置身幕后。 您抓住了莫斯特的诽谤信件，很好，但是我们暂时不愿继续传播它，而且是为了赫希柏格。他遇有机会，将当面给汉斯应得的斥责。 为什么第一期这样大事铺张，您的解释我们认为完全正确。附带说一声，李卜克内西经常在德累斯顿，只在星期天，有时星期六才到这里来，所以我还没有同他谈，弗里茨舍太胖和冷淡得不露面。我这里说得是Hskr.和V.[4]，我把信读给他们听了。我也很知道，人们是多么容易流于放荡，我个人因为顾虑到错误的措施在敌人报纸上的作用，所以对于错误的措施不能过甚地表示惋借。这种恐惧心理，如我已在信里说过的，完全针对着另一方面；对于主要损害，瑞士官方的感受，我在发信后才想到。 因此，这也就规定了我们的策略，而且必须按照这个来办报。 我们要努力，只要有机会，就到处提出这些观点，如有必要，您也要按同样意思用书面写出来。 对于柏林，在我们到那里之前，似乎不必做什么。监视是大规模的、成批的，对于每个人，只要稍微认为他同被禁止的报纸或者同喜爱这样报纸的人多少有点关系，都进行家宅搜查。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对于这封信应予注明：《小报》是福尔马尔所编的传单。福尔马尔以笔名瓦尔特在苏黎世建立一个所谓对外联络站，它不依靠我们，保持对国外各协会的联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但在对外联络站的通告中常常有这样一些措辞和语句，万一这种通告落入他人之手，这些辞句必使我们在因内遭到连累。但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因为在国外——布鲁塞尔、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各较大协会里也有德国警察在活动。但奇怪的是，柏林却多年没有探悉瓦尔特究系何人，这有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常常提到瓦尔特的名字可以为证。 在柏林的领导机关中，由于迫害和诉讼，人事更换很频繁。有许多次也有著名的警察代理人盘踞其中，他们在激进主义方面做得太过火，力图同我们冲突。 这里所说莫斯特的诽谤信件是针对赫希柏格的，莫斯特原来以前受过他的帮助，应当向他致谢。莫斯特却恬不知耻，对于以前友好往来而不能责备他改变见解的人，加以侮辱性的攻击并攻讦说他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幕后。赫希柏格为此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一期上声明说，他在党内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影响，他既没有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这报也不是他的机关报。他始终既没有同党也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协议，所以他必须谢绝同这家报纸的任何共同责任。这个声明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可以起安抚的作用，他们现在可以认清，他们对赫希柏格的地位到底还是估计错了。 对于赫希柏格，莫斯特的攻讦起了作用，当他不久以后到德国旅行时他的遭遇同我一样。他经常被警察追踪。他当时曾有一夜睡在我这里的沙发上。一个警察权充卫士，在门前站岗直到深夜，但次晨赫希柏格起身绝早，当岗警又出现在屋前时，鸟儿已经飞去了。当警察看到我从铁路那边回来而后走进家里时，十分惊愕。 一八八○年二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我们发生新的分歧。我有个习惯，总使给党内同志的通知和指示登载在报头上，标题是：“德国，年月等”。在一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九期上，编辑部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一篇号召书，发起在德国建立一个普遍的秘密组织，下署：德国，一八八○年二月底。号召书的顶点是：“这里自然不是谈论组织的适当地方；同志们只须商妥可靠地址，其余的事会跟着来的。” 这是违背我们的意思的。在整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我们严格注意于不成立一个普遍的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我们确信，这个组织会在极短时间内被发现，而后必将导致更加凶恶的普遍迫害。如果同志们在一定的地方组织起来，万一被发觉，迫害不可能超出这个地方。人们若为一定目的而集会，则问题只在于追究未办法律登记手续的集会。虽然如此，在警察方面仍普遍认为，有一个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存在，首先我是属于它的领导机关的。来自警察方面的报纸文章和同类的小册子都认为有一个这样的普遍联合存在，而且竟由警官们在法庭前宣誓这样说。这几年来，我必须在各城市中为许多诉讼作证，证明并没有这样一个联合存在，也不能存在，只要是有关隶属于一个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的控诉，结果照例是宣布被告无罪。 一八八八年我欢庆一次极大的胜利，当时柏林秘密组织的领导人被控告了，说他们是隶属于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的。证人是三十个各级警官和我，警官中间有在我们这方面臭名昭著的柏林警察参议克吕格尔一一政冶警察首脑。我的证据推翻了三十个警官的证据，法院宣布被告们被控隶属于一个普遍的秘密组织不能成立，不过他们由于地方性秘密联合另行判决。 警察参议克吕格尔非常恼恨这个判决，他回到他的办公室后，大骂法院，说它竟对我这样一个汉子比对三十个普鲁士王室警官还相信得多。 克吕格尔这种疯狂攻击，我怎么会知道呢？原来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官员，他会把那里的一切事情告诉我们的。 这事以后再详述。 不消说，我们把苏黎世所计划的秘密组织才在萌芽中就铲除了。 [1]H.是哈森克莱维尔。参看第五十一——五十二页。——编者 [2]莫特勒的笔名。——编者 [3]格伦齐希。——编者 [4]哈森克莱维尔和瓦尔特希。——编者
〔小说〕风（波臣，1957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相关链接：波臣《回顾》（1918—1948） 〔小说〕 风 〔说明〕刊载于香港《文艺新潮》第1卷第12期，环球出版社1957年8月1日出版。 五点半钟，刚开过了晚饭，我们的“头”——浑号“癞痢头”——就在喊了： “阿房，把麻将桌子摆下！” 我洗清碗盘之后，赶着去做了这桩要事，在后尾蓬布下安好了桌子和座位，麻将牌也提来了，癞痢头首先坐下，跟着叫我去给他喊“搭子”，人手齐了，我忙了一会拿烟，开啤酒。偶尔向远处一望，火红的太阳已经粘在海皮上，一会儿化成了指头大的一条小金鱼，吱溜的往深水里钻下去。一丝丝的风掠过来，有了点凉意，不再是白天的热风了。癞痢头的牌风也顺，他喊着： “碰，单钓东风，辣子！” 在他推倒牌的时候，风更大了些，好像风是被他喊来的。他的酒糟鼻子和永远瘪着的薄片唇，都点上了点笑意，后来竟然笑得露出了那口黄牙：这样笑，是他和外国人讲话的时候常看得到的。这回，自然是那张东风引起的，这阵凉风也助了把劲，他一面笑，一面说： “好凉风！年头可是改了，二十年前，船到这里，黑夜白日，哪有这么好的风！” “出了名的红海，蒸锅似的蒸死人！”对门的三级慨叹着往事。 “年头还是那年头，红海还是那红海，改的是外国人的船。”站在旁边的富老头顶了一句。 “老头，你怎么还爱抬杆呢？船改在哪里？船改了，天气就变了？”癞痢头歪起了头，瞪了富老头一眼。 “我哪一点抬杆？想想看：二十年前的船跑几哩？顶多是五六哩，现在这只可下过十六哩？差到哪里去？风是船快带起来的！不信，住了车，试试看！” “什么都没改，就是我的脾气改了！”癞痢头又瘪起了嘴唇，从牙缝里，鼻孔里往外哼气，手上加劲摔牌！ “我的脾气也改了！”富老头愤愤的转身走了。 我知道癞痢头还要骂些不三不四的话，不愿听下去，也赶快闪开了。我从右边过道走向第五舱，这儿没有后座的房间紧遮着，风更大些。刚从灯影下出来，虽然天上还抹着晚霞，海水亮堂堂的闪着回光，可是眼前却有点黑糊，我挨着一个人在舱盖上坐下来，等到眼睛变过来，才看清了这人就是富老头。 “癞痢头的脾气真是改了，”富老头叹息地说：“要是二十年前，你可真伺候不了他，阿房！” “怎么会伺候不了？”我问。 “他是有名的屠户、刽子手！” “嗯！”我吃了一大惊。 “我和他干过一场好的，也就是我！” 接着，富老头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 二十年前，就在这地球上的蒸锅里，有两只货船，一先一后的航着，两只船的样式相同，大小也都在五千吨上下，时速呢，从船头激起的浪花看，都不过六哩，要是往上看，看烟囱里冒出的烟。都轻袅袅的不带劲，倒像就会住车哩！说到烟囱，两只一色的粉蓝色，正表明了原是一个公司属下的姊妹船。 海水是平静的，像新瞒成的一面鼓，鼓面绷得紧紧的，要把两只船当鼓槌一样的弹起来。时当正午，天上白茫茫的没有云，天蓝浅得有点发白。稍远一点的山便消逝在光和热交炽着的大气圈里，一点阴影都不显。近旁的山，闪闪烁烁像是无数的钻石在发光，有时联成一道电弧光，灼射人的眼睛。山的背阴面，却又一片墨黑，黑得像浓夜一般。 要是当水手，在甲板上敲敲铁锈，抹抹油漆，也不过是试不着风，衣服叫汗水湿透着，眼睛像是蒸气嘘着，山呵，水呵，不像真的，倒像在梦里梦着的一般，有些飘忽忽的。不过如此！要是在火舱里干烧火，那，可就尝到点货真价实的蒸锅味了！ 两只船的火舱间打造得一样，燃料也是一样的煤，只是烧火的讲话的口调不同。 后面那船的烧火佬正打开火门，送了两铲煤进去，关了火门，柱着煤铲在擦眉梢上的汗。两个打扇仔左右开弓的站在他的两旁，两膀用上十分力地往他身上扇着。打扇仔为了自己也沾点对方的风，不能不下这么大的力。可是风和蒸气差不多，比火苗凉些！ “头手”由通引擎间的小门钻过来，在烧火佬的背后发了话： “阿兰姆，你唔好尽乘凉，至紧添煤先，水汀唔够——” “丢你个老母！你来添！”烧火佬一转身把煤铲扔了过去，鼓着眼睛说。 “唔好呢样，我的烧火佬有打扇仔相帮，都烧唔起水汀，航不过呢上海佬格船，我哋没饭食啦，呢条船系最后一条归我广东佬做，要系做不过上海佬，返香港，只好另觅嘢食！” “我丢个上海佬！”烧火佬听了头手的哀吿，口里咒骂着上海佬，哈腰去拾起了那煤铲。 就在这同时，前头这船的升火阿根，也正加了两铲煤，关了火门，拄着煤铲，用手指滤着额头上的汗水，可没有人给他打扇，他的眼已被汗湿透，腿也东溜西荡的，他摸索着出口的梯子，想爬上去透口气，刚上了两步，头脑癞痢头正从引擎间里过来，手里握着一根粗藤条，一下子打在阿根的背上，随口骂着： “娘个拆必！” 阿根嗳了一声，向后翻下来，几乎压上癞痢头，癞痢头一闪，他倒在花铁板上，癞痢头又狠狠的在他身上抽了几下，踢了几脚，阿根却一声不响了。 三班的升火和拿煤的来接班了，癞痢头叫他们把阿根抬到上面甲板去，开开救火龙头，冲了一回，阿根才醒了转来。 十二点，下班的人到船尾吃中饭，经过阿根这里时，虽然也瞥了一眼，可没有人哼一声。这值不得惊怪，谁也替不了谁。阿根湿淋淋的晃悠着到了后尾，倚了墙，坐在蓬布下，把两腿伸直了在喘气。癞痢头一头灌着啤酒，一头大骂着： “打了手印就是卖了身，有口气就得给我干！你给我死，死了我就饶了你！” 阿根也看定了死是唯一的解脱。从南洋来的路上，他一天天的数着已经挨过了多少班，还有多少班的罪在等他去受。他觉着一班的四个钟头，有四年那么长！每班就像死里走了几遭！死，就是死后下地狱，还能比这更苦？他在听到癞痢头最后一句话时，猛的站起来，一头扎下海去。 吃饭的人都停了筷，一怔，有人轻轻的“呦”了一声，便平静了，这也不新鲜，可以说趟趟船都有过，也从未有人当回人命事，只劳当头的对上头报一声：“一个升火跳了海……短了一个，坎仔补了缺。”就揭过了这一章。可是，这一回，众人刚要再动筷，癞痢头还要骂下去，又是扑通的一声响，大家便乱起来了，都拥到了船边，怎么会一连两个，又是谁？ 那是水手富兴才，他不能算是老海员，才第一次走远洋，过这红海，他还不知道这里已葬过多少的升火，所以他看到有人落下海去，就不加思索的去救人。 他赴了没多远，便把正在浮沉着的阿根抓住了。他大声的呼喊着！这当儿来往的船正多，鬼子们再不能装着不知道中国人的事，于是船停了，打倒车，又停下来，在后尾看热闹的人们把绳抛下去，富兴才和阿根被救上来了。可是，就这一会儿的耽搁，后面那船，冒着浓烟，赶到前头到了。 一切又照常了，甲板上的人们在擦着汗，眯细着眼镜干活，火舱里的人们蒸着烤着的不是干活，是在挣命！只有舵面舱下的两个头脑有点反常，拉长了脸，不像素日那样悠闲自在。他们都挨了外国人的官腔，正盘算着把这受来的气装大一点往下倒，倒在底下人的头上。 太阳一寸寸的往西挪，由一团白热的铁斗化成了一个火红的血球，斗边天抹满了鲜血，映在海上也似通红的一溜血水。日班的人下了班在洗澡，洗一天的臭衣服。后尾蓬布下已有几个人在歇着，癞痢头正用那根粗藤条点着面对面的富兴才，骂着： “我的人死就死了，跟你什么相干？你个杂种充好汉，下水救人，把船给拉到后头了，你又不能替他做班，他还是得死！你他妈的管闲账，今天就得教训教训你！” 癞痢头的藤条使劲劈下去，富兴才往旁一闪，一手抓紧了滕条，癞痢头喊了一声：“好小子，你敢造反！”他的三个打手抄了家伙一齐奔来！可是富兴才不等他们近身，早把藤条扔下海去，就手揪了癞痢头的脖子，把他提到了船边： “咱们海里说去！” 打手和闲人都惊叫了，顶吓没了魂的还是癞痢头： “老大，老大，放手！是我不对！” 富兴才并没放手，可回过脸对着那三个个子不大的打手，嘲笑的说： “扔了那些废钢烂铁，去换太平斧头来，看我能不能一个个的把你们扔下海去！” 这句话倒帮了癞痢头的忙，他又摆出了头脑的腔调，虽然脖子还拑在富兴才的手里，他怒吼着： “你们这些赤佬，我和富老大拌句嘴，也跑了来，给我滚开，真是赤佬！” ※※※ 富老头停住不讲了，我还等着往下听。 “你赢了，以后呢？”我问。 “我输给了他！” “怎么？” “这些年来，舱面舱下我都干过了，从没干过‘头’，现在又迫得给他当伙计……” 我望着满天的星斗，打了个呵欠，凉风吹得我有了睡意。 “也不能不说年头改了！”富老头在絮絮的自言自语，“——得说是年头改了——改得太慢——还该再改一点……”
关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的集会说几句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关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的集会说几句话 在那个法令统治之下，如果有人想确定警察方面作为禁止或解散集会所依据的原则，他即使用高额奖金悬赏来解答这问题，也必须说：这是沒有原则的。这里的标准只是官吏们的喜怒和任意横行。在这一地方导致禁止或解散集会的原因，不适用于另一地方。导致处分的原因，有时是题目，有时是发言人本人，有时又是地方的性质。时常在同一个地方，这一个官员所准许的，另一个又禁止。还有下命令说，某某和某某演说家从此永远不准演讲。例如保尔·辛格尔在萨克森王国所遇到的就是这样。 一八八六年，当保加利亚的巴腾贝格丑剧引起全欧洲注意时，我在莱比锡发起一个民众大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那些事情的演讲。在辩论中，保尔·辛格尔也讲了话，他讲话时无意中说了一句侮辱联邦议会的话。监视的官吏立刻停止他发言。我料想会起诉，并祝贺我的朋友，他定然也可以把监狱的墙从里面观察一番了。我猜错了。并沒有起诉，却只由内政部长下个命令，永不准辛格尔在萨克森作公开演讲。 禁止集会也屡次得到有趣的结果，在萨克森的大汉茵就有这样一回事。在那里的一次民众集会上我报名作有关新的意外事故保险法的演讲人，那末这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题目。但因为我担任演讲人，集会仍被禁止。大汉茵的同志在我的建议下向所有的法院提出申诉，但到处都遭到拒绝。他们然后向邦议会申诉。议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结果是反对我们和几个自由主义者的票驳斥了我们的申诉。 我于是建议大汉茵的同志，仍以原题目重新召集会议，但以一个工人担任报告员。报告后在讨论时我再发言。就这样办了。暗地里却通知说，我将出席集会。集会上挤满了人，与会者有驻防大汉茵的骠骑兵团的几乎全体军官，他们是穿便衣参加的。报告人讲了约二十分钟，在以后展开的辩论中我才发言，警察未敢加以干涉。我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了一点多钟。但整个事件的顶点却是在集会结束后监视的警官向我走来，为了我这有趣的演讲向我致谢。政府和邦议会在道义上的失败不能比这更厉害了。 当后来在国会的一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讨论会上我为说明法令的执行情形而叙述大汉茵事件时，也特意提到了警察向我致谢，全会场包括出席会议的俾斯麦在内哄堂大笑。这样和善的警官，他大概还沒有遇见过。 但是除公开集会之外还有无数次的秘密集会。这甚至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集会上，全体领导都出席，并且这样的集会罕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幽静而偏僻的会场、森林、荒野、沙砾坑和采石场，都是所选择的会场。例如，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要向我的汉堡的党内同志们报告我在国会中的活动，我们除在这种地点会晤外，别无他法。 但是我却有一次被捉住了，那是当我出席曼海姆的党员同志在所谓纳卡河尖地上（纳卡河流入莱茵河的地方）举行的秘密集会的时候。我们被认出来，奥古斯特·德累斯巴赫、我和一批曼海姆党内同志被科以罚金。相反地，有一次人数众多的秘密集会，在一个是期日下午在美因茨下面一个无人居住的莱茵河小岛上举行的，则未科罚金。固然检察官竭力起诉，但证据不能成立。所以控诉只好中止。 但是只有地方的秘密集会还不够。县和邦的集会也有必要。在萨克森也是如此。警察固然屡次追踪这样的集会，但是我们总是愚弄他们一下。特别是在一次邦会议时，我们假装要在虎穴——德累斯顿举行。在一个十一月的阴郁的星期日，代表们在警察监视之下来到德累斯顿。我们在那里集合，约有四五十人，下午在轮船码头上打算乘船往易北河上游去。警察当然看见了我们，并且当然给我们四个秘密警察作为卫士。虽然天气不佳，我们仍留在甲板上。我们的船票是到皮尔尼茨。同我们作伴，警察感到不舒服。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们进船舱去了。我们的四个同志跟他们到那里去，在那里玩起牌来，警察学起这个榜样。我们却暗暗商定，不到皮尔尼茨，而在下一站很快离开了船。我们的那四位同志为了稳住警察，到皮尔尼茨才下船。开会地点在森林中间的迈克斯弥莱，这在适宜的季节是德累斯顿人所喜爱的郊游处所。当我们在警察不知不觉中离船时，天色已相当黑暗。我们以冲锋的步伐跑向迈克斯弥莱，那里的店主夫妇看到在这样季节和这样时刻跑来这样大群的客人，感到惊讶。我们来到大厅里，同店主夫妇说明，我们是一个音乐协会，一切我们自己来。为要迷惑他们，我们不时地唱一只歌。会议在这样场合总是进行得很快。在讨论中间，我们那四位到皮尔尼茨的同志来了，当他们描述警察在皮尔尼茨站上看到只有他们这几个人时那副惊愕的神情，我们大笑不止。我们的四位同志立即跑进漆黑的森林里，警察也就由他们去了。大约警察是乘下一班船回德累斯顿。他们一定要受到他们的上级的责罚。 我们的讨论一结束，就叫店主人给我们一个灯笼，由一位同志挑在手杖上在前面引路，以免我们在这污泥的道路上迷路，我们唱着歌走我们的路。午夜后我们步行又回到德累斯顿。警察不需要有什么推测天才就可以猜到我们在什么地方开会；第二天他们派一个委员会到迈克斯弥莱去讯问一下店主夫妇。店主夫妇一听说星期日他们接待的是怎样危险的客人，吃惊不小。但是他们不会有什么牵累我们的口供，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当时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每一担任党的职务的，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我这里所叙述的仅是其中一小片断而已。
金鸭帝国----张天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左翼文化 金鸭帝国 张天翼 作者简介：张天翼（1906—1985），男，汉族，现、当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名元定、才宁，字汉弟，号一之，笔名张天净、铁池翰，湖南省湘乡县东山乡双泉村，生于南京。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1938年发表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作品多用嘲讽笔调。文学泼辣新鲜，风格辛辣，著有短篇小说《包氏父子》及儿童文学作品《大林和小林》、《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金鸭帝国》、《大灰狼》等。 PDF图像版 目录 引子 《余粮经》第一篇山兔之书 《余粮经》第二篇鸭宠儿之书 《余粮经》第三篇金蛋之书 第一卷 第一章大粪王 第二章格隆冬 第三章保不穿帮 第四章土生厂长 第五章老郡主 第六章瓶博士 第七章土生近况 第八章呷呷大戏院 第九章鸭斗比赛 第十章舍利书店 第十一章工业博览会 第十二章剥虾太太 第十三章咕噜酒 第十四章大减价 第十五章枯井侯爵 第十六章肥香公司 第二卷 第一章格儿男爵的信 第二章亮毛爵士 第三章红叶旅馆 第四章青凤公子 第五章账单 第六章水仙的信 第七章桃姐儿 第八章小公爵 第九章桃大人 第十章法院 第十一章桃庄第九分厂 第十二章山兔公司 第十三章海胆博士 第十四章香太太 第十五章黑鬼教授 第十六章帝国工厂法 第十七章水仙近况 第十八章小圣人 引子 第一篇山兔之书 金鸭上帝是一只神圣的鸭子。全身的毛是金的。 有一天，金鸭上帝忽然生了许多蛋。这些蛋都变成了人，有女子，也有男子。 金鸭上帝说：“从此以后，你们就叫做‘人类’。你们会有许多子孙。我还要造出天地万物来，使你们能够生活。” 于是就有了天地万物。于是金鸭上帝的子孙繁殖了起来。 金鸭上帝对人类说：“你们都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我的爱。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口粮。我给了你们无数无数的粮食，使你们不至于饿死。” 有一个女人，叫做山兔。山兔是金鸭上帝的孙女。这时候山兔就问金鸭上帝：“亲爷爷！您给我们的粮食放在哪儿呢？我可没看见哪。” 金鸭上帝微笑说：“傻孩子！你看看陆地上，这不是有粮食吗？你看看水里，这不是有粮食么？粮食放在陆地上，放在水里，放在世界各处。你们一定要去找，要去想法取得，你们才会有吃的喝的。你们要是偷懒呢，你们就找不到粮食。孩子们，好好的过活吧。” 于是大家去找东西吃。采果子，打猎，捉鱼。大家找到了粮食，就放到山兔跟前。山兔就把这些粮食分给大家。第二天，大家又出去找粮食。 这样做一天，只够一天吃的。 山兔叹气说：“唉，我很担心。我老是觉得害怕。我怕凶猛的野兽伤害我们的人。我怕天气太冷了，冻死我们的人。我又怕我们会挨饿。我们今天找到了粮食，刚够今天吃的。要是明天打不到一头牛，捉不到一条鱼，我们明天就会挨饿。” 金鸭上帝就抚摸山兔的头，对她说：“好吧，我使你们有余粮吧。我使你们在今天吃饱喝饱之外，还有余粮吧。” 于是金鸭上帝赐给人类许多燧石。把石头一敲开，中间就有一块硬心，可以拿来做石头斧子。 金鸭上帝又把火赐给人类。又赐铜。后来又赐铁。山兔她们这就制造飞刀，制造弓箭，制造弩箭，制造铁斧子。 大家拿了这些东西去打猎，去捉鱼，就方便得多了。野兽也容易打到手。鱼也容易捉到手。大家忙了一大，吃饱了，还剩下了一些粮食。 山兔说：“这是祖父赐给我们的余粮。” 全族的人都感谢金鸭上帝，跳舞给金鸭上帝看。鼓声震动了天地。大家都非常快乐。金鸭上帝也非常高兴。 然后金鸭上帝抚摸每一个人的头，对大家说：“你们有了余粮，就该让山兔她们好好保藏起来，不要随便糟蹋。等到你们找不到吃的时候，山兔她们就把这些余粮拿出来给大家吃。以后你们就该叫做余粮族。将来你的子孙要是问你：‘为什么我们要叫做余粮族？’你就告诉他们：‘因为上帝使我们制造很好的弓箭，告诉我们很好的找粮食的法子，教找们种地，养家畜，于是我们族上有了余粮，所以我们叫做余粮族。’这样，就使你们的子孙记得这件事情。” 后来金鸭上帝又教给大家种麦子，种稻子。制造了梨，制造了耙，养牛马来犁田。从前山兔他们用棒犁田，六个人梨一整天，只能梨一丘田。现在只要一个人，只要半天工夫，就梨了一丘田。 余粮族人跳舞的时候，就唱歌给金鸭上帝听： 从前一天到晚忙， 有时可要打饥荒。 现在我费半天力， 吃饱还能有余粮。 于是金鸭上帝又对他的子孙们说：“我的孩子！现在你们有了余粮，可是你们不要懒惰下去。你上半天费了半天力，就吃饱了还有剩的，那么你下半天做什么事呢？难道下半天就闲着么？唉，孩子！你们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哩。你们该去纺纱织布，让大家有衣裳穿。你们该去造房屋，让大家有安全的地方住。你们该去造船，让大家可以过江渡海到远处找东西来。” 于是金鸭上帝又对他的子孙们说：“我的孩子！要是老大种田种得好，就让老大种田。要是老二织布织得好，就让老二织布。老大仍旧该种一整天的田，因为老大要替老二种一份。老二仍旧织一整天布，因为老二要替老大织一份。那么老大虽然不织布，也有衣裳穿。老二虽然不种田，也有饭吃。这样，大家都不会饿死冻死。孩子们！你们只要彼此亲爱，没有私心，大家都努力做活，你们的余粮就会多起来。” 于是金鸭上帝又对他的子孙们说：“我的孩子！现在你们有了余粮，你们就可以把余粮去跟别族的人换东西了。你们余下了许多布，别一族余下了许多铁。你们要用铁，你们就可以把你们余下的布，去换他们的铁。 “我的孩子们！现在你们有了余粮，可以多养活一些人了。那么你们可以收异族的人来做你们的义子，帮你们一同做活，就多了一个帮手，使你们更富足了。你们的义子，虽然是异族里来的，我也认他为我的子孙。只要他肯守我们这一族的规矩，我也一样地爱他。” 就这样，金鸭上帝的子孙余粮族富足起来了。 第二篇鸭宠儿之书 我是谁？我就是鸭宠儿。我是金鸭上帝的五十八代孙子，叫做鸭宠儿。金鸭上帝最宠爱我，所以我叫做鸭宠儿。 山兔之书，是我们的祖先写的。可是还有一些事情，山兔之书里没有讲到。金鸭上帝宠爱我，所以给我灵感，来写一部福音。 金鸭上帝的子孙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所说的，你们就有福了。 我的祖宗金鸭上帝是一只鸭子。有一天，忽然一时高兴，就生了一个蛋。后来这个蛋变成了一个小鸭子。金鸭上帝又造天地万物。 有一天，金鸭上帝又忽然一时高兴，拉了一泡屎。后来这泡屎也成了一只鸭子，是一只母鸭。 金鸭上帝叫那只小鸭子跟这只母鸭结成夫妇。他们结了婚，就都变成人。金鸭上帝就把这两个人取了名字：男的叫做鸭神，女的叫做鸭粪女神。 金鸭上帝对鸭神说：“我赐一个妻子给你，使她伺候你，娱乐你。女人是粪变的，是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女人必须听命于男人。” 鸭神住在大堂里享福。一点也不劳苦，快乐得很。 金鸭上帝嘴里常常吐出火来，使天地发光，发热。 鸭粪女神看见了，就对鸭神说：“上帝嘴里所吐的火，一定是一件宝贝。你何不去偷来呢？” 鸭神就把火偷来了。 金鸭上帝大怒，说道：“你们竟偷我的东西！我要重重处罚你们！” 鸭神带着鸭粪女神跪下来求饶，对金鸭上帝痛哭忏悔，眼睛里哭出血来。 金鸭上帝仍然发怒，说道：“偷人家的东西，是不能饶恕的。我罚你们到世界上去：你们必须劳苦，才可以生存。你们以后要生男育女，使你们受家庭负担的痛苦。” 于是鸭神和鸭粪女神就降落在世界上。他们必须亲自去做活，才能够养活自己。他们生了许多子女。他们的子女又生了许多子女。都是这样劳苦着。 后来金鸭上帝不忍了。金鸭上帝说：“我饶恕你们了。但是你们不能再回到我那里去跟我住，因为你们已经成家立业，各有各的产业了。我可以赐给你们余粮。你们就叫做余粮族。” 余粮族人虽然有了余粮，总还是要自己动手操作。皮肤不能够细嫩。衣裳不能很干净，因为有汗。从前住在天堂的时候，可多么快活啊，多么享福啊！ 有一位先知，就跪在祭坛面前，叩问金鸭上帝：“至高无上的全能的上帝啊！你生出我们来，难道是叫我们来吃苦的么？我们必须劳苦，才可以生存么？” 金鸭上帝说：“我饶恕你们了。我要使你们有福，将来余粮族会有一个人，叫做鸭宠儿。鸭宠儿是我最宠爱的，我会要使他更有福。你们要相信他的话。” 于是金鸭上帝抓起一大堆小石子，往地上一撒。每一颗小石子就立刻变成了一个人。这里面也有男子，也有女人。这些人就叫做“石人”。石人就种起田来，织起布来，酿起酒来。石人们都做着活，养活自己。石人们也有余粮。 于是金鸭上帝对余粮族人说：“看哪，这里有许多石人。我把石人赐给你，让石人们来伺候你。石人们该替你去种田，替你去织布，替你去做种种事。” 有一位先知就叩问金鸭上帝：“众神之神的上帝呀！请你告诉我，石人要不要吃饭呢？要不要穿衣裳呢？要不要住房子呢？” 金鸭上帝就说，石人跟人一样，也要吃，也要穿，也要住。石人也要做活，要替他自己找粮食，他才能够生存。 于是那位先知愁眉苦脸，跪在祭坛面前说：“石人既然要替他自己找粮食，为他自己做活，他哪里有工夫替我做事呢？” 于是金鸭上帝赐了余粮给石人。 金鸭上帝说：“石人替他自己找粮食，吃饱了还有余粮。我叫他们把他们的余粮献给你，因为我要你做他的主人。一个石人如果做了半天活，就有一天的粮食，那么他下半天再替你做半天，就够你一天的粮食。你就不必自己劳苦，而又有得吃的了。如果你有两个石人，两个石人把他们下半天做活做来的余粮，给了你，你就不必自己劳苦，而又有两天的粮食了，你就有富裕了。如果你有更多的石人，你就更富足了。我跟你们约定：我要使你们享福。” 于是余粮族人有了许多石人。 金鸭上帝吩咐余粮族人的先知：“石人要偷懒，你可以鞭打他。石人要是不如你的意，你可以卖掉他。石人要是犯了罪，你可以处死他。石人不是我的子孙。石人是专门伺候我的子孙的。你们要是掳来了异族的人，你可以把那些异族人做你的石人。” 后来余粮族里面，有人犯了罪。金鸭上帝大怒。金鸭上帝说：“你们听着！你们都是我的子孙，但是我现在不能一律平等地爱你们了。因为你们里面有罪人，也有好人。我要降祸于罪人，赐福于好人。我要叫鸭宠儿降生世间，叫鸭宠儿把我的教训传给你们。” 鸭宠儿这就降生世间。鸭宠儿是一个大祭司，又是一个先知。上帝赐给鸭宠儿几所大庄园，作坊，矿山，房屋，还有十几艘大船。上帝踢给鸭宠儿许多许多石人，还赐给鸭宠儿七个美好的处女做妻妾，还有美好的女石人娱乐他。鸭宠儿是金鸭上帝所最宠爱的。 鸭宠儿是谁？就是我。 我父亲也是金鸭上帝最宠爱的。我父亲把他的产业，传给我和我的弟弟。 但是金鸭上帝对我说：“你弟弟是一个罪人！你弟弟心里并不敬服我。我要给你弟弟取一个罪名，叫做‘逆子’。你父亲的产业应该只给你一个人，不可以分给逆子。逆子应当去另外谋生，自己做，自己吃。” 我就照金鸭上帝所吩咐的做去。 金鸭上帝罚逆子去吃苦，逆子就很吃苦，要劳苦才能生存。 金鸭上帝是万能的。 有一天，逆子到我家里来，对我跪下哀求：“我的哥哥！我的妻子病了，我太穷了。你有这许多石人献余粮给你，你有吃不了的好饮食，有用不了的金银。我呢，可找不到吃的了。经上说：‘等到你找不到吃的时候，山兔她们就把这些余粮拿出来给大家吃’我的哥哥！请你为了上帝的缘故，救济救济我吧。” 于是我叩问金鸭上帝：“最公平的上帝！我能照山兔的规矩，把我存在仓里的粮食给逆子吃么？” 金鸭上帝发怒了，说：“不能！我吩咐山兔的那些规矩，是从前的规矩。现在你们各人有各人的产业，要划分得很明白。你有你的产业，逆子不能够白吃你的。我不许你照山兔的规矩做！” 我就跪在祭坛面前，求金鸭上帝饶恕逆子。逆子是我的弟弟，我怎么能着着他挨饿呢？ 金鸭上帝说：“你可以借钱给他。他应当出利钱给你，他应当到期还清。借钱的时候，他应当有东西抵押给你。” 但是逆子不为金鸭上帝所宠爱，所以穷得很，没有东西可以押在我这里。 于是金鸭上帝对我说：“他没有东两可以作抵押，那就拿他自己的身子作抵押。如果他到期不还你的钱，他就做你的石人。” 我照金鸭上帝的意思做。后来逆子到期不能还清我的钱，逆子就做了我的石人。一切都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 但是逆子不听我的话。有一个异族商人，要向我买许多镶金雕花茶盘。我叫石人们在一天以内雕好。但是逆子不听我的话，在一天以内没有雕好。金鸭上帝就叫我鞭打他。我就鞭打他。 逆子舔干自己身上的血，哀哭起来，说道：“唉，我的哥哥！上帝说：‘你们都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我的爱。’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没有私心。’唉，我的哥哥！你一个人独得了父亲的产业，还使我做了你的石人，又鞭打我。” 金鸭上帝听见了这些话，就大怒。 金鸭上帝对我说：“你去对逆子说：‘我所做的事，都是上帝叫我做的。凡是石人，就不能得到上帝的爱。你讲了那些话．就是诽谤上帝，就是不敬上帝。上帝要降灾于你。’你去对逆子这样说。” 我就对逆子这样说。 这时侯有几个石人逃走了。我怕又有石人再逃走，就把石人的腿用铁链子锁起来。也把逆子的腿锁起来。 后来我的舅舅拿一笔钱给我．对我说：“我出一笔钱给你，要赎出逆子来。” 我的舅舅把逆子赎了出去，逆子就自由了，不当石人。逆子在我这里当了三十年石人。这都是上帝的意思。我是照上帝的吩咐做事的。 石人是上帝遣来替我们做事的，但是城里有许多许多石人，忽然被魔鬼抓去了。那许多石人打坏了许多东西，逃了出去。他们逃到了一个地方，成了一个石人村，要自己做活自己吃，不替我们做事。 金鸭上帝大怒。 金鸭上帝对我说：“你去告诉余粮族的王，你去告诉所有的余粮族人。石人村的人犯了大罪，你们应当去讨伐他们。” 于是我们攻进石人村，把石人村的人全都杀掉。我们就在石人村里建一个祭坛，感谢金鸭上帝。 我又得了灵感，我就一个人走上祭坛。金鸭上帝的声音在我心里说话，我要教训大家。 金鸭上帝的声音在我心里说：“你们各有各的产业，不许彼此侵犯。石人也是你们的财产，所以你的石人就归你调度，归你处置。石人不许吃一切肉类，也不许吃一切鱼类，只要不饿死就够了。这样，石人献给你的余粮就可以更多些了。 “你们的弟兄，有借钱不能还的，就要做债主的石人，我准你们买卖你们的产业，所以你们也可以买卖你们的石人。你们跟人家做买卖的时候，彼此都要公平。你们跟人家打仗的时候，你们要勇敢。你们掳得敌人的东西，又掳来敌人做石人，你们就更富足了。 “你们所得石人的余粮，应当拿十分之一献给我。凡是献给我的东西，都交到大祭司手里。凡是靠近我的神坛来祈祷的人，必须穿金钱花纹的锦缎祭服，手里拿着纯金的杖，头戴七十二颗红宝石的‘金鸭冠’。女人要用鹿乳沐浴，拿麝香熏过。身后必须跟随十二个男石人，十二个女石人，头顶祭物。不是这样，就不准他靠近我的神坛。凡是能靠近我的神坛来析祷的人，就是我所宠爱的，我赐福给他。” 金鸭上帝在我心里说了这些话，就没有声音了。 于是我站起来，告诉余粮族的王，告诉所有的余粮族人。 金鸭之子孙啊！被金鸭上帝所宠爱的人有福了。看哪，鸭宠儿有那样多的石人，有那样多的余粮使他享受。 鸭宠儿到底是谁？就是我。 金鸭之子孙啊！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因为我的话就是金鸭上帝要说的话。 第三篇金蛋之书 金蛋是金鸭上帝的八十二代孙。金蛋是金鸭帝国的史官。金鸭上帝命令金蛋，把金鸭帝国的历史写出来。金蛋就把这些事情记在下面。 自从余粮族有了王，就有了余粮王国。 后来金鸭上帝说：“国王应当有附庸。国王的附庸应当矢忠于国王。国王应当把国内的土地分封给他的附庸。” 于是国王有了附庸。国王的附庸叫做公爵，叫做侯爵，叫做伯爵，叫做子爵，叫做男爵。 余粮国王对他们说：“上帝命我做你们的王，上帝把余粮国的土地赐给了我。现在你们对我忠心，有了功，我就把土地分封给你们。听哪，你是大公爵。我把海滨一带地方赐给你。你就住到海滨去。你就叫做海滨大公爵。海滨一带地方是你的国。就叫做海滨公国。海滨公国里的子民，归你管理。海滨公国的土地，归你享有。” 国王又这样封了别的公爵，又这样封了许多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海滨公爵就在海滨建筑了一个大堡垒。 海滨公爵对海滨人说：“上帝教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保护你们。我定出我的规矩来，你们要守我的规矩。你们要听我的命令。” 于是海滨公国就建立起来了。 海滨公国有许多田，有许多许多山，森林，果园，渔场。 海滨公爵说：“这都是我的。金鸭上帝把这些都赐给我了。” 海滨公爵也有许多附庸，矢忠于海滨公爵。还有许多将官，许多兵，也是矢忠于海滨公爵的。 有许多许多海滨人，耕了海滨公爵的田。 有一位祭司说，这些耕田的人都是牛变的，脚上又有泥，应当叫做“泥脚牛”。 海滨公爵就对这些泥脚牛说：“听哪！你们都不识字，没有读过经。经上说，鸭宠儿有许多石人。石人所种出来的粮食，一粒也不归石人自己所有。石人种出来的果子，一颗也不归石人自己所有。” “听哪！你们是石人的子孙。但是金鸭上帝已经饶恕了你们，不再叫你们当石人。金鸭上帝说你们当泥脚牛。金鸭上帝说．你替你自己种出来的一份口粮，可以归你自己处置。至于你种出来的余粮，就应当献给海滨公爵。因为土地是海滨公爵的。海滨公爵是你们的领主。” 这些泥脚牛跪倒在海滨公爵的脚下，说：“我们听公爵的吩咐。公爵爷爷是我们的主人。” 海滨公爵就问一个泥脚牛：“你要种多少亩地，才够你一家人的粮食呢？” 那个泥脚牛说：“上帝所宠爱的贵人啊！我只要种五亩地，种一年，就够我一家人整年的粮食了。要是我种十亩地，我就多出一年的粮食来了。我一年能够种十亩地。” 海滨公爵就吩咐那个泥脚牛：“那么你去种十亩地。五亩地所出的粮食，够你一家人的粮食，就归你。还有五亩所出的粮食是余粮，就献给我。这是上帝吩咐的。” 海滨公爵又这样吩咐别的泥脚牛。 那些泥脚牛就种了海滨公爵的田，把余粮献给海滨公爵。 海滨公爵又对海滨人说：“听哪！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你们在我领土里做工，做生意，你们得到了我的保护。所以你们无论哪一行人，都要拿一部分余粮献给我。这是金鸭上帝的意思。” “听哪！泥脚牛不许离开我的土地。一个泥脚牛，终身是泥脚牛。泥脚牛的子孙也是我的泥脚牛。泥脚牛生了孩子，死了人，都要禀告我。泥脚牛的结婚，也要经过我的许可。这是金鸭上帝的意旨。” 有一年闹旱灾，地里收成不好。有几个泥脚牛走开了，那几个泥脚牛想逃到别处去谋生。海滨公爵就派兵把他们追回来，把他们脚斩掉，又吊起来鞭打，鞭打了七天，就把他们杀掉。 海滨公爵说：“看哪！泥脚牛要逃出我的土地，就有这样的刑罚。金鸭上帝叫我处死这些逃走的泥脚牛。” 这都是照金鸭上帝的意思做的。 于是金鸭上帝对余粮国人说：“余粮国国王是我所宠爱的。国王不是人，是神，称为‘鸭神’。王后称为‘鸭粪女神’。国王的子孙，也是我所宠爱的。有爵位的人也是我所宠爱的。我也宠爱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子孙都是贵族。所有的祭司，是伺候我的，我也宠爱他们。替祭司种地的泥脚牛，也不能少献一粒余粮。 “凡是贵族都不能跟平民结婚，因为贵族天生比平民高贵。贵族照我的法律，命令平民献什么，平民就该献什么。” 金鸭上帝又说：“贵族犯了罪，平民不准讲话。平民不准说，‘我们的领主有罪’。贵族有罪，归我裁判，归国王裁判。平民不能评议他们的领主。” 海滨公爵是敬畏金鸭上帝的，一切都照金鸭上帝的话去做。 海滨公爵说：“上帝宠爱我，叫我扩大我的领地。” 海滨公国的北边是草泽侯国。海滨公爵就带将官和兵，去攻打草泽侯国。 草泽侯爵说：“你和我都是国王的附庸，都是上帝所宠爱的。你为什么来攻打我呢？” 海滨公爵说：“上帝告诉我，上帝不宠爱你了。上帝叫我扩大领地，叫我更富有。上帝叫我把你的领土取来。” 草泽候爵不肯。海滨公爵的军队就跟草泽侯爵的军队打仗。 草泽侯爵打败了，就把草泽侯国的一半领土，割给海滨公国。 草泽侯爵不服。去请国王裁判。 国王说：“我怎么能够处罚海滨公爵呢？海滨公爵的兵是很强的。” 于是草泽候爵去找鸭仆大祭司。要请金鸭上帝裁判。 鸭仆大祭司说：“金鸭上帝说，海滨公爵是有罪的。” 海滨公爵听见了，就带兵去找鸭仆大祭司。派兵围住了上帝大寺。 他问鸭仆大祭司：“上帝果真说我有罪么？你不是假传上帝的话么？” 鸭仆大祭司发抖了，说：“请你不要发怒。是我听错了上帝的话了。上带分明是说，海滨公爵是无罪的。海滨公爵应当去抢别人的土地。” 海滨公爵跪在祭坛上．感谢了上帝，就回去了。 但是草泽侯爵想要报仇，就又去找鸭仆大祭司，说道：“我要把侯国失去的一半土地夺回来。如果夺了回来，我就把四分之一的土地献给上帝。” 这样，鸭仆大祭司就帮助草泽候爵。 鸭仆大祭司说：“上帝分明是说，海滨公爵是有罪的。海滨人啊！你们是金鸭上帝的子孙，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你们的领主有罪，你们领主的领地应当全归上帝所有。你们以后不要听海滨公爵的话。” 海滨人就说：“我们相信上帝。” 海滨公爵惧怕起来，就跪在鸭仆大祭司的脚下，说：“我忏悔了，鸭仆大祭司啊，我愿终生做你的仆人。请你不要使我的子民背叛我吧。我愿把我土地的一半献给你，把我子民的一半余粮让给你。上帝如果让我夺得更多的土地，我献给上帝的余粮也就更多。” 鸭仆大祭司就叫海滨公爵写约书，把刚才的约言写了下来。 海滨公爵就带兵又去攻打草泽侯爵，抢来了许多财宝。把草泽候爵的妻子掳来做妾，把其余的人都杀掉。草泽侯爵的领地就归了海滨公爵。 于是鸭仆大祭司去对海滨公爵说：“看啦，这是你写的约书。现在你应当实践你的诺言了，把你一半的领土献给上帝，使上帝分享你子民的一半余粮。” 海滨公爵把约书抢过来，撕碎了，发怒说：“我为什么要把我所得的余粮分给你呢？我的子民啊！你们看哪！我是上帝宠爱的子孙，鸭仆却要抢我的余粮。鸭仆是一个假祭司。” 海滨人叫道：“是真祭司！是真祭司！” “如果是真祭司，凡人的刀子就杀不死他，杀他的时候还会打雷。我们试试看，看上帝的神灵在不在他身上。” 于是一刀把鸭仆大祭司杀死了。 天上并没有打雷。 海滨公爵说：“看哪，这是假祭司。现在我要一个真祭司。” 这就由海滨公国的一位大教士当了大祭司。金鸭上帝赐福给海滨公爵，又使他抢了别人许多土地。海滨公爵死后，把爵位传给儿子。儿子死后传给孙子。都姓海滨，都叫海滨大公。 这时候常常有泥脚牛被魔鬼抓去，逃走了。派兵去追，就打起仗来。五十年中间．打死了五百多个兵，打死了七千多泥脚牛。 海滨公国的南边，是一个小男国的领地。那里也有泥脚牛被魔鬼抓去，有一个痞子就杀死了一百多个逃生的泥脚牛。这个痞子就请小男爵赐他一小块地，称做骑士，叫做痞骑士。于是痞骑士要扩大土地，常常抢东西，杀人。 小男爵大怒，说：“那个痞子本是个无赖汉。现在我稍微抬举他一下，他就杀人放火起来。我要收回赐他的地，把他治罪，因为他做了强盗。” 痞骑士知道了，就带他的手下人跟小男爵打仗。打胜了。把小男爵一家人都杀掉，就占有了小男爵的领地，称做痞男爵。 过了一年．痞男爵就带兵去抢海滨公国的领地。 痞男爵说：“我是草泽候爵的侄子。我现在替草泽候爵报仇。” 痞男爵打败了，逃了回去。 大祭司说：“海滨大公啊！金鸭上帝把痞子交在你手里了。痞子是恶棍，是强盗，是最下贱的东两。他现在假冒贵族。金鸭上帝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吐唾沫在痞子的脸上。你们要用最恶毒的话诅咒他，要用最下贱的名字称呼他。’你们要相信上帝的话。” 于是大家都诅咒痞男爵。凡是不诅咒痞男爵的，都有罪。 但是痞男爵在那里练兵。痞男爵说：“凡是要享福的，那跟我来。我夺到了海滨公国。就让你们得到财宝。海滨公国的女人也归你们。” 痞男爵的将官和兵，都想得到财宝，打仗就非常勇猛。于是打了许多胜仗，抢了海滨公国许多领地。后来又打了两年仗，痞男爵就攻进了海滨大公的堡垒，把海滨大公杀掉，还杀了许多人。 于是痞男爵把大祭司喊来，对大祭司说：“上帝叫我继承海滨的爵位，因为我是当年海滨公爵的曾孙。” 大祭司问：“怎么是海滨公爵的曾孙呢？” 痞男爵怒说：“你不相信么？那么你是个假祭司，我要用海滨公爵的方法来试验你。” 大祭司赶紧说：“只要你证明你是海滨公爵的曾孙，上帝就会承认你。” 痞男爵想了一想，就说：“当年海滨公爵出去打猎，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不知道那床上有一个人先睡在那里。那个人就是我的曾祖母。这样，有祖母后来就生了祖父。祖父生了父亲。父亲生了我。我是海滨公爵的曾孙。” 于是金鸭上帝叫痞男爵继承海滨公国，称做海滨痞大公。 金鸭上帝最宠爱痞大公扩大领地。痞大公打了许多仗，余旅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就归了痞大公。痞大公就称余粮痞大公。 金鸭上帝就叫大祭司告诉余粮人：“上帝差痞大公降生世间，所以你们都要听从痞大公，把余粮献给他。痞大公是贵族中的贵族。金鸭上帝说：‘无论什么人，都要尊敬痞大公。你们要用奴隶待主人的礼待他。凡是能够做痞大公的附庸的，都是我所宠爱的子孙，我也赐福给他。’你们要相信上帝的话。” 于是大家尊敬痞大公。凡是不尊敬痞大公的，都有罪。 痞大公把女儿嫁给国王，做了王后。王后没有生儿子。 痞大公的孙子，是个矮子，叫做余粮矮大公，矮大公说：“我活像一个鸭子，所以我是一个天生的鸭神。” 于是矮大公带兵去见王后，对王后说：“姑母啊，你没有儿子，我给你做儿子吧。我来承继王位。” 矮大公就把国王杀掉，登了王位，称做矮大王。凡是不服矮大王的，全都杀掉。一共杀死了三十八万六千人。 矮大王就在石人村遗址，建筑了一座最华丽的大京城，叫做帝都。把石人村的祭坛，改筑一座伟大的庙，叫做金鸭神殿。把余粮王国改称金鸭帝国。矮大王是金鸭帝国大皇帝，就是最著名的“至尊强头短脚道地鸭神痞孙矮子大皇帝”。 金鸭上帝叫矮子大皇帝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 金鸭上帝宠爱大皇帝，把全国的土地赐给他，把全国臣民交在他手里。 于是金鸭上帝说：“金鸭帝国是属于大皇帝的。你们要献余粮给他。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你们都要听从他。就是大祭司也要听从他。 “你们不可惹他发怒。他发了怒，就能杀你们。他杀你们，是没有罪的，因为我把你们交给他管了。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干涉他。 “你们要为他去打仗，替他造宫殿。你们要使他更富足，要设法娱乐他。他是神圣的，因为他不是人，是鸭神。你们不能议论他。他出来的时侯，你们每家应当关了门窗，不许窥看他。凡是对他不敬的，就犯了不敬罪。” 金鸭之子孙啊！你们应当服从大皇帝，也就是听从上帝。 矮子大皇帝是余粮国王的儿子，以后千代万代，都是鸭神，金鸭上帝宠爱大皇帝和他的帝国。 第一卷 第一章大粪王 金鸭帝国有一个小城市，叫做吃吃市。 自从金鸭帝国立宪以来，这吃吃市倒出了好几位大人物。还出了一位顶阔的大人物，叫做——叫做——哎呀！他的名字在金鸭人里面算是最高贵的了，叫做大粪王。 他从前做过肥料生意。他有一所很大的工厂，把大粪做成一块一块的饼，卖给农夫去肥田。就这样，他得了这么一个好名字。 金鸭人都说：“我们的皇后是鸭粪女神。大粪王也沾上了这个高贵的‘粪’字。怪不得大粪王会这么阔气哩。” 本来——大粪王并不很阔气。 他从小就死了父亲，接着母亲也死掉了。只有一个伯父带着他。他伯父在一家当铺做厨子，两只手老是油腻腻的，一会儿切菜，一会儿掌锅。这么赚来一点儿工钱，就养活一家人。 伯父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叫做阿叱，比大粪王大一岁。伯父还送阿叱和大粪王进学校。 伯父说：“只要你们两个孩子争气，我就高兴了。” 大粪王很聪明，功课很好。从前金鸭帝国的小学生一个个都要读《余粮经》。大粪王读经读得很熟，还能够解释经文的盒思。 先生拍拍大粪王的脑袋瓜：“唔，这孩子将来可以当一个教士。” 可是大粪王看见那些教士——都穷得像叫化子一样。大粪王对阿叱说：“我将来一定不当教士。现在的教士多寒伧啊！——人家又不献余粮给他，只请人家捐钱给他。我要有石人替我做事，我就享福了。” 阿叱却在那里出神。老半天不开口，后来嘴里忽然“啧！”的一声：“我将来要发财。啧！赚许多许多的钱，许多许多！我要开一家便便当铺。便便当铺的老板真阔，他真享福。” 说了，就眼大粪王到便便当铺去玩。 这时候伯父正在厨房里忙着，一个一个听差端着莱住里面走。 阿叱咽了一口唾涎：“这一定是便便先生吃的菜。” 这两个孩子就这样一起玩，一起读书，长到了十几岁。大粪王渐渐的有点看不起阿叱，阿叱简直是个蠢孩子。大粪王呢，可什么事都留心。 大粪王常常在便便当铺里玩，肚子里就明白了：“哈，便便先生是这样赚钱的！” 伯父还是送这两个孩子读书。伯母要送这两个孩子在便便当铺做学徒，伯父怎么也不肯。 可是大粪王到了十五岁，伯父就害病死掉了，伯父没留下什么钱。 伯父临死的时候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就往乡下去。乡下有几间破屋子，够你们住了。” 唉，再算算看，看伯父还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啧，没有！只还有两个茅厕。 大粪王就痛哭起来：“哎哎！哎哎！两所茅厕有什么用啊！——又不能吃，又不好玩。” “唉！”伯父有气没力的叹了一声。“你的伯父太穷了，让你伯母替人家缝缝衣裳。养活你们吧。此外——茅厕里的大粪还可以卖几个钱。” 伯父一死，阿叱和大粪王就跟着伯母住在乡下。现在进不起学校了。 伯母埋怨起伯父来：“你伯父生前要是肯听我的话，把你们送到便便当铺做学徒，就比现在好得多了。如今你伯父一死，谁介绍你们去进便便当铺呢？” 大粪王只是想：要捞一点钱来才好。一定要想法子在什么地方捞一笔钱来。 他一面想，一面踱出门外。 这乡下真寂寞得很，到处都是田，人家少极了。望过去——只有北边山脚下有一家人家，听说那家人家有八十亩田哩。 大粪王在肚子里说：“我要是做了海滨公爵，我就派兵把那一家的田地抢来。” 大粪王手下可没一个兵，只有一个阿叱，——傻不拉及的，只会说：“到城里玩去！到城里玩去！城里好玩得多。” 阿叱就拖大粪王到城里去。 这时候有一个农夫也上城里去，背着一个大包袱。 “你这包袱里是什么呀，这么大？”大粪王一面走一面问。 原来那个农夫的包袱里是被裹和衣裳——要送到便便当铺里去当的。这个农夫欠了债，还不起，债主逼得很凶，于是只好把被裹衣裳拿去当掉，当几个钱来还债。 “你今晚要在城里歇夜吧？”大粪王又问。 “呃，我当天要回来的。” 阿叱插嘴：那我们同你一起回来。去也是同路，同来也是同路。好极了！” “那你们只怕等不得那么久，”那个农夫说。“我还要向一家亲戚去借钱哩。总要晚点才能回来。” 于是大粪王和阿叱跟那个农夫一路进了城；在城里只玩了一会了，大粪王就一定要回去。阿叱也只好依了他的。 可是走到一个小树林里，大粪王就叫阿叱坐下来休息。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树林外面有一条溪水，哗哗哗的在那里响。太阳慢慢落了下去。这里慢慢黑了起来。 大粪王心里早就打定了一个主意。这时候大粪王把这个主意告诉了阿叱，就跟阿叱动起手来。 于是他俩拿一些泥土涂在脸上，躲在小路边等着。 后来那个当包袱的农夫走来了。大粪王和阿叱猛地跳了出来，把那个农夫掀倒在地下，把他袋子里的钱一把抢走了。 那个农夫又是嚷，又是哭。可是大粪王和阿叱已经跑得远远的了。 然后他俩在溪水边把脸洗干净，大模大样走回家。再偷偷地把抢来的钱数一数——呵！五十块！ 这时候伯母正躺在床上。她常常要在床上躺躺的。 伯母正要问这两个孩子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忽然听见外面——“有强盗哇！有强盗哇！” 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农夫。他一面走，一面叫，有些人家听见了，就惊惊慌慌地跑出来打听。 那个农夫又是哭，又是嚷，又是说。他好容易想法子筹了五十块来还债，可给别人抢去了。 大粪王和阿叱吧嗒吧嗒跑了过来。 大粪王很可怜那个农夫：“唉，可怜！唉，你的钱被人抢走了。你现在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那个农夫又哭了起来。 什么？没有办法？不要着急，大粪王有的是办法。 “唉，你真可怜！”大粪王又叹了一口气。“我是没有钱的。我伯父临死的时候，给了我五十块钱。我就把那五十块钱借给你吧。” 那个农夫感激得了不得，趁不多要把大粪王抱起来了：“唉，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金鸭上帝一定赐福给你。你每个月要多少利钱呢？” 后来就讲定了。一年之后还清。每个月的利钱是二十块钱。 阿叱快活得直跳：“我们两个人发了财了！哈，发了财了！” 大粪王可还有点不快活。他在肚里划算着：“借给那个农夫的五十块钱，是我限阿叱两个人的。要是没有了阿叱，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大粪王晚上上了床，就想：钱越多越好。大粪王早晨起了床，就想：钱越多越好。 有一天，大粪王和阿叱在那个农夫那里取来了一个月的利钱，一个人得十块。 睡到了半夜里，大粪王就悄悄地把阿叱摇醒。“起来起来！我跟你到北边村子里去赌钱去。” “赌钱去？”阿叱一骨碌爬了起来。“那怎么不好呢？” “小声一点！不要给伯母听见！” 这两个人就偷偷地爬出了窗子，偷偷地往北走。 到了北边山下那一家人家门口的时候，大粪王就掏出一条大手巾来，一下子把阿叱的嘴巴鼻子堵住。阿叱倒了下去了，大粪王使劲勒住阿叱的脖子，一点也不放松。大粪土还怕阿叱没有死，又找块大石头——在阿叱脑袋上砸了十几下。于是把阿叱的尸首往那家人的篱笆里－丢，愉偷地跑回家，仍旧睡到了床上。 第二天可就出了大事。大粪王和伯母找阿叱，在那家人家里找到了阿叱的尸首。这就大哭大闹起来。不用说，阿叱当然是被这家人家打死的。那不行，非打官司不可！要那家人家抵命。然而那家人家最怕打官司。 大粪王就说：“如果不打官司呢，那么他们就要赔钱，要赔田！” 结果是赔了四十亩田，还赔了五千块钱。不打官司了。不过出了人命案要报官，就说阿叱是自己不小心跌死的。 这么着，家里就有了四十亩田，还有五千块钱。 伯母本来身体就不好，阿叱死了又天天伤心，就老是病在床上。于是伯母让大粪王来管理这些钱财。 大粪王就把这四十亩田租给别人去种。 大粪王告诉伯母：“我们现在也有泥脚牛替我们种地了。他们每年要把他们的余粮缴给我们。您可以享享福了。” “唉，要是阿叱活在这里就好了，”伯母又淌下了眼泪。“现在只有你——唉，只要你争气，做好人，我心里就高兴。” 然后大粪王又告诉伯母，那五千块钱都放了帐。 大粪王是很精明的，不怕人家赖帐，因为——“因为有抵押。有的押房子，有的押田，有的押东西。到期不还，这押头就归了我们，我的法子跟便便当铺的法子一样。昨天老牛向我借了二十块钱，他把他的五亩田当给了我。 伯母可吃了一惊：“五亩田只当二十块钱？——这太对不起老牛了，孩子。” “他要钱要得急，我就问他要五亩田，”大粪王说，“今天老羊问我借一百块，我要他每个月出二十五块钱做利钱。” “唉，他怎么出得起这么重的利钱呢？” “管他哩！他自己去想法子。他只要多做点活，就行了。” 就这么着，钱一天一天的多了起来。于是又拿出去放债，利钱就更多。人家又常常拿东西来当，就好像是一家小当铺一样。 大粪王又在大路边造了几所公共茅厕，把大粪卖给人做肥料，又赚了许多钱。 他这就得了这么一个高贵的名字：大粪王。 大粪王什么事都告诉伯母：“有人当了一块地皮给我们，在吃吃市城外。有一个学校问我借钱，利钱并不多，不过学校茅厕里的大粪归我。” 伯母什么事都不管，都让大粪王去做主。伯母只是说：“总要对得住良心才好。不要太刻薄人家了。” “唉，伯母真是好人，”大粪王想，“要是听了伯母的话，就赚不了大钱了。” 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个小孩子走了进来，一面系裤带一面叫：“大粪王！刚才我在你粪缸里拉了一泡屎，你给我几个钱吧！” “什么！大粪王跳了起来，“你拉你的屎，要我给你几个钱？” “怎么，我拉了一泡屎给你，你拿去卖钱，你不该给我一点钱么？” 大粪王可发起火来了：“放屁！你在我地里拉了屎，这屎就是我的。这块地是我的，无论地里长出什么，掉下什么，都得归我。谁叫你在我地里拉屎？你拉一泡屎还想卖钱么？你放一个屁卖不卖钱？滚你的蛋！你不走我揍死你！” “唉，”伯母又叹了一口气，“让他去吧——小孩子不懂事。” 第二章格隆冬 到了第二年，伯母就死了。 大粪王哭了起来：“唉唉，伯母！你那么爱我，现在叫你你也不应我……” 伯父死的时候，大粪王并不伤心。阿叱死的时候，大粪王并不伤心。如今伯母死了，大粪王倒真正有点伤心。大粪王觉得很寂寞，没有朋友，没有弟兄。全世界上只有一个亲人，可这个亲人又死掉了。 外面静悄悄的。有时候路上有脚步响，响一阵就走了过去。 人家如果不借钱，不谈买卖的话，谁来找他大粪王呢？大粪王只一个人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桌上那一盏灯。一动也不动。他的影子也一动都不动。 大粪王就想：住到城里去吧，城里不会这么荒凉。 不错。城里可真够热闹的，有那么多人。 可是那许多人——跟他大粪王有什么相干呢？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也都跟他大粪王不相干。 于是大粪王又伤心起来：“我是孤零零的，我是孤零零的……” 他想起《山兔之书》的话：“你们要彼此亲爱。”可是谁爱他呢？他又爱谁呢？ “要是阿叱没有死，就好了，”大粪王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真寂寞，真太寂寞了。” 这时候忽然——门“呀”的一声开了，走进了一个少年。 大粪王吃了一惊。 原来那个少年要把金表当给大粪王。 唉，偏偏要在人家有心事的时候来讲生意！如果那个少年不是来当东西，只要来跟大粪王谈谈的——那可就欢迎之至。 那个少年跟大粪王差不多的年纪。大粪王真想要问问那个少年——“你有亲人没有？你有朋友兄弟没有？有没有人爱你，有没有人安慰你，有没有人关心你？” 大粪王真想要把心里的话对人家谈出来。 然而——那个少年只知道把金表掏出来。还说要当一百块钱。 “要当一百块钱？”——大粪王很不高兴，懒洋洋地把表拿起来看了一看。这表倒值两千多块钱哩。这倒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唉，偏偏要在晚上来当东西。那个少年一定要钱要得急，门外另外还有几个人等着，老是喊他：“格隆冬，当好了没有？快点拿了钱，我们就走哇！” “你叫格隆冬么？大粪王看一看那个少年。“格隆冬先生，你的表——只能当二十块钱。” 于是这两个人就讲起生意来。 那格隆冬可也十二分精明，就谈起这只表是哪一国的出品，是什么牌子，值得三千块钱。 “你不要就拉倒，我到别人那里去当去！”格隆冬把那只金表往衣袋一放，就满不在乎的样子走了出去。 大粪王可实在舍不得丢了这笔生意，又把格隆冬喊回来。又谈了好久，结果当了八十块钱。于是格隆冬跟门外等着的几个人——嘻嘻哈哈地往北边走去了。 屋子里又只剩下了大粪王一个人。 大粪王就劝起自己来：“不要叹气了吧，不要伤心了吧。如果阿叱不死，你怎么会有这许多钱来做生意呢？如果你跟那个格隆冬‘彼此亲爱，没有私心’，你怎么会这么便宜地得到他的金表呢？” 后来大粪王也渐渐地不觉得寂寞了。 大粪王也交了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格隆冬。 格隆冬常常到北边村子里去赌钱，常常走过大粪王门口，就这么亲热了起来。 格隆冬也是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格隆冬住在舅舅家里。 舅舅不准格隆冬赌钱，把格隆冬打了一倾，骂着：“你这个没有出息的败家子！你再赌——我砍掉你的手！” 格隆冬这就赌气跑了出来，住到朋友家里。 格隆冬告诉大粪王：“你看！舅舅说我没出息哩。我要发一点财给他看看。我不发财就不回去。” “你舅舅很穷么？”大粪王问。 “哦，并不穷。他是土生织布厂的老板。” 大粪王跳了起来：“哈，那一家土生织布厂——原来就是你舅舅家开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织布厂啊！你为什么不帮他做生意呢？” 格隆冬摇摇头：“我舅舅脑筋旧得很。他不相信我的话。” 要做生意的话——格隆冬有的是办法。不过格隆冬自己没有本钱。格隆冬总想要赌赢几个钱来。他赌钱的本领是呱呱叫的，有许多爱赌的少年朋友还拜他做师傅哩。 可是有一天，赌场里的人发现格隆冬在那里做鬼。这就把格隆冬赢的钱都抢回去．还把格隆冬吊起来打了一顿。 他们可还不肯放手。 跟着格隆冬去赌钱的几个少年朋友，早就逃跑了，简直没有一个人来帮格隆冬。 格隆冬这就撒了一个慌，叫道：“好哇，你们打我！我是坐山虎的好朋友，你们打吧！” 坐山虎是这一带地方的流氓头子，赌场都要请他保护的。 可是不凑巧得很。这时候那位坐山虎先生正也在这个赌场里玩，赌场的人就把坐山虎请出来：“坐山虎大爷！有一个小伙子带些小痞子来赌钱，手脚不干净，我们正动手揍他，他说他是您的好朋友哩。” 那位坐山虎出来对格隆冬皱着眉毛瞧了一瞧。啊呀，简直认不得。 这可遭了。格隆冬赶紧就说：“我叫做格隆冬，是土生的外甥。你是帝国第一个英雄，我常常说，我顶佩服的是坐山虎大爷。我今天见了你的面，死了也甘心了。” 坐山虎微笑了一下：“这小子倒机灵哩。放了他吧，以后不许他那伙人再进赌场就是了。” 赌场里的人只好放了格隆冬。不过还叫格隆冬写一张字，说以后永远不进赌场。签了字，打个指模印。然后赌场的人把格隆冬送了出来——可又开了个小玩笑，把格隆冬哗的一声推到了个大粪池里。 这时候大粪王正走过这里，就遇见这位好朋友。 大粪王一看见就嚷：“啊呀，这样一个池子里有什么好玩呢？快出来吧。” 格隆冬爬了出来，洗了五个澡，在大粪王那里吃了晚饭。 可是格隆冬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袋子里也没有一个钱。大粪王就收他做一个管帐的。 从此以后，格隆冬就帮大粪王做生意，赚了更多钱。 大粪王就在吃吃市城外办了一个粪场。雇一些人来挑粪，做粪饼。 大粪王对格隆冬说：“哈，妙极了。那些挑粪的做粪饼的——做出余粮来让我们吃饱了。” 大粪王简直没有工夫想到伯母了。一天到晚只是打算着——要怎样才能够赚更多的钱。 大粪王只是念着：“总要使别人的钱能够流到我袋子里来，我就高兴。喂，格隆冬！一定要想个法子——叫大家都来买我的大粪，叫大家都来向我们借钱。” 不错。一定要做做广告。一定要请一个很能干的广告员来。 于是格隆冬就介绍了一个朋友来干这件事。 第三章保不穿帮 格隆冬介绍来的那个朋友，是一个很能干的脚色，口才可更加好了，谁要是跟他抬杠——那总是讲他不过。他名字叫做“保不穿帮”。 大粪王一看见他，就喜欢他：“哈，我们正要这样的一个朋友。好极了！” “可不是么，”格隆冬插嘴，“现在做生意，要像我舅舅那样的老法子——就不行了。现在我们要抢人家的生意。找们要到处去宣传。找们宁愿多花点广告费。” 那位保不穿帮先生这就到处去宣传。 他到了一家大饭馆里，对那些吃着大菜的人说：“诸位！你们知道哪一种大菜最好？——请你们猜猜看。” 别人正把一块鸡肉放到嘴里，保不穿帮又叫了起来：“哈，原来是大粪王的粪最好！诸位要是不相信，就请你们去试试看。” 后来保不穿帮又跑到了城里，东一家西一家地去拜访吃吃市的名人，哇啦哇啦谈着：“我是来专诚拜访的，没有什么事务。不过我要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帝国最慷慨的人是谁？” 接着又说：“哈，原来是大粪王最位慷慨！有几位大臣还向大粪王借钱哩。” 等到要走了，保不穿帮又小声儿说：“可是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秘密，不瞒您说，大粪王的大粪倒是呱呱叫的。” 就这么着，大粪王在吃吃市慢慢地出名了。 保不穿帮的记性真好，谁只要跟他见过一面，他就老是记得，第二次一碰见了，他就好像看见了老朋友一样：“哈呀，久违久违！您到哪里去呀？不过我要告诉您：大粪王的粪可真好。您吃一点试试看吧。” 于是掏出一支香烟来请别人。 晚上一回了家，保不穿帮就叽里咕噜计算着：“好，今大又认识了五十三个人。有五个人向我们定肥料。”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粪王老是要问问保不穿帮：“今天有没有听到什么好玩的新闻？” 真是。大粪王和格隆冬和保不穿帮都忙得很。只有吃饭的时候可以谈谈天。 保不穿帮呢，消息最灵通不过，要是一讲起来——可比报纸上的还多。 这天保不穿帮就讲了一些消息：“便便当铺的老板便便先生——要在帝都开一家便便银行，香喷喷先生开的那家纺纱厂买了一架最新纺织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这比水力纺织机好得多：听说同时可以转动三百个纺锤哩。” 格隆冬又发起议论来：“你看！土生织布厂比香喷喷纺织厂资格老得多，香喷喷的生意倒越做越大了。我的舅舅真顽固！” “哦，我今天看见你的舅舅，”保不穿帮插嘴，“你舅舅还说你是败家子哩。不过你舅舅想要找你，叫你回去。” “那我不回去。” “不错。你舅舅还说，香喷喷买了新机器——一定会要点本钱的。” 格隆冬喝了一口汤，接着就叹了一口气：“唉，我舅舅真不明白！老织机匠从早织到晚，一个人顶多织两匹布。现在新机器——一个工人只要做十个钟头，就有几十匹布。算算余粮看哪：你用老机子，要做八九个钟点才赚到你一天的口粮。新机子呢，你只要做三四个钟头就赚到了一天口粮，要是都是做十二个钟头，你用新机子可以多得多少余粮啊！” 大粪王这就又想起《鸭宠儿之书》和《金蛋之书》来：“哈呀，那么香喷喷就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还有许多织机匠，有这许多余粮——都归他一个人！还有什么新闻没有了，保不穿帮？” 新闻么？——有的是！ 有一个公爵府破了产，那位老公爵的儿了穷得没有办法，就在香喷喷纱厂当一个小职员。保不穿帮说到这里，就高兴地叫起来：“现在那些老贵族可倒了霉了。那此老贵族只会摆排场，只会享福，一点事也不懂。现在他要压迫平民可办不到了。谁要赚钱——就得靠自己的本领，要会打主意。这么着，那些老贵族怎么会不穷下去呀？今天我就听说——吃吃市的那位知县大人就穷得很，想要向便便先生借钱呢。我们这位知县大人不也是一位贵族么？” 原来吃吃市的那位知县大人是一位男爵，叫做格儿男爵。 “便便先生不是在帝都么？”大粪王问。 “可不是么？那位知县大人不能够马上向便便先生借钱来，真有点着急。他想要借一万块钱哩。” 大粪王正在那里嚼面包。这时候嘴就不动了，只盯着保不穿帮的脸出神。大粪王想了起来：那位吃吃市知县格儿男爵——要钱一定要得很急。便便先生不在吃吃市，那么格儿男爵可以向别人去借。可惜格儿男爵不认识他大粪王，要是知道大粪王也可以放债，这就…… 可是格隆冬的话声把大粪王的念头打断了：“这一笔生意我们可以做。我主张把这笔生意抢过来。” “哈，我正也是这样想。”大粪王高兴得了不得。 于是格隆冬跟大粪王商量了一会：要借一万块钱给格儿男爵的话——看要提出一些什么条件。 然后格隆冬问保不穿帮：“你认识格儿男爵么？” “还不认识。” “那你就想法子去认识他吧。”格隆冬吩咐着：“这件事要赶快进行。”保不穿帮是最会交结朋友的，第二天他就跟格儿男爵做上朋友了。 原来格儿男爵每天下午总要到公园里去一次，保不穿帮知道了，就穿得整整齐齐，拿出一副绅士派头来，在公园里等格儿男爵来。到了下午三点钟，格儿男爵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要带着一杆猎枪，就是到戏院里去听戏也带着。格儿男爵已经七十八岁了，嘴上有稀稀的几根自胡子。 保不穿帮赶紧迎了上去，一面鞠躬一面嘴里哇啦哇啦：“哦，男爵大人！久违久违！您好么？男爵大人前儿天有一点儿不舒服，现在可好了吧？我的太太非常想念男爵夫人。那天男爵夫人叫我的太太常到府上去玩，可是我的太太一直没有工夫。啊，男爵夫人真美面，不是么？男爵大人，您能说男爵夫人不美而？” 格儿男爵刚一看见保不穿帮打招呼，就愣了好一会，不记得这位绅士有没有见过。后来听保不穿帮提起男爵夫人，格儿男爵也就想起男爵夫人来了：“唉，男爵夫人的确很美丽。不过她临死的那几年瘦枯了，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什么！”保不穿帮吃了一惊。“男爵夫人已经死了么？” “唉．是啊。她己经死了三十七年了。” 保不穿帮这就长叹了一声：“唉！我真难过得很！谁料得男爵夫人会死得那么早呢？我的太太也想不到。我的太太跟男爵夫人最要好：男爵夫人死了，我的太太哭了好几回哩。我也伤心得很。唉唉！” 说了就眨眨眼睛，掉了两滴眼泪。 格儿男爵感动得很，竟伸出手来跟保不穿帮握手：“我谢谢你的关切。可是——可是——请你原谅我的记性不好：我记不得你的尊姓大名，也记不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你的了。” “我是保不穿帮伯爵。” “哦，你也是一个贵族。唉，好得很。我们一起散散步吧。” 保不穿帮一面陪男爵，一面很亲热地谈着：“男爵大人，我跟你见面的时候并不多，怪不得你不记得我了。我跟您的少爷是很熟的：我们非常要好，总是在一起玩。男爵夫人死的时候，您的少爷一看见我，就把我拥抱起来，哭着对我说：‘我最亲爱的保不穿帮伯爵！我的母亲死了！唉唉，我的母亲死了！’唉，真可怜！我就也拥抱他，吻他，安慰他。我们就有这样要好。” 格儿男爵掏出鼻烟壶来，叹了一口气：“唉，您一定是记错了，伯爵大人。我一个儿子也没有，只有三个女儿。” “记错了么？”保不穿帮想了一想。“哦．真是的！的确是我记错了。不错，不错！并不是您的少爷，是您的小姐。啊，砚在我完全记清楚了。是的，的确是您的小姐。” 这时候格儿男爵很客气地把鼻烟壶递给保不穿帮，请保不穿帮吸一撮鼻烟。保不穿帮只好吸一点——“噌”的一下，可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连眼泪都给辣了出来。 然而保不穿帮知道——金鸭帝国的贵族总是爱吸鼻烟的，保不穿帮就擦了擦眼泪，装做很高兴的样子说：“我很爱吸鼻烟。啊啾!真爱！” “伯爵大人，您是不是啧哈帮的？” 原来啧哈帮是金鸭帝国里一个贵族的政治团体。贵族多半爱吸鼻烟：吸一口，就得把嘴一咂——“啧！”的一声。然后马上又很舒服的样子哈出一口气来：“哈——”大家这就叫他们做“啧哈帮”。于是贵族们就说：“你看，我们吸鼻烟——‘啧’的一下，又‘哈’的一声，完全是从容不迫的。这多么优雅，多么高贵！你们平民呢，吸不起鼻烟，只能抽纸烟，抽雪茄。都是急急忙忙地在那里抽，好像来不及似的，嘴里弄得呼呼地响。这可多么寒伧，多么粗俗！”这样，就把平民的政治团体叫做“呼呼帮”。现在帝国里面——啧哈帮的议员和呼呼帮的议员是常常吵嘴的。 保不穿帮看见格儿男爵问起他，他就大声说：“男爵大人！我最不赞成呼呼帮！我赞成啧哈帮！到改选的时候，我要帮啧哈帮演说，叫全国的臣民那投啧哈帮的票！” 后来又谈到鼻烟。又谈到打猎。格儿男爵很喜欢保不穿帮了。 “伯爵大人，”格儿男爵叫保不穿帮，“您要是不嫌弃的话，请您到我家里去吃晚饭。” 保不穿帮鞠了一个躬，谢谢格儿男爵的好意。不过——“不过我今天没有工夫。男爵大人，请您原谅，我今天有一桩极要紧的事情要去办。我向大粪王借了五万块钱，今天我要去取款子。” “大粪王？”格儿男爵想了一想。“这个名字很熟。他很有钱么？” 保不穿帮这就说开了。大粪王是一个最慷慨的人。大粪王的粪是呱呱叫的。 保不穿帮讲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唉，我现在很穷了。唉，只好向那些商人去借钱。我本来要向便便先生借，可是便便先生做生意太厉害，问我要很多的利钱。我就向大粪王去借。大粪王真是个很好的人。” 格儿男爵一听，眼睛里就一亮。接着也连声叹起气来：“伯爵大人，我也窘得很。唉，家里人真多。唉，开销真大。唉，钱总是不够用。” 现在既然有大粪王这么一个好人，格儿男爵就想要请保不穿帮伯爵大人去谈谈看：格儿男爵要向大粪王借钱。 保不穿帮就鞠一个躬：“我一定替您向大粪王去说。明天就可以答复。” 第二天保不穿帮就去拜访格儿男爵：成功了。大粪王原是很慷慨的。 “男爵大人，请您约定一个日子，您去找大粪王当面谈一谈，就行了。” 格儿男爵非常高兴。又亲热地跟保不穿帮握了手：“唉，我真感激您。” 可是——要叫格儿男爵去找大粪王，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想来想去，都不好解决。格儿男爵皱着眉毛，没有办法地叹一口气：“唉，伯爵大人！如今有一个极其麻烦的问题。伯爵大人！我现在既然要向大粪王借钱，这是我求他帮忙。照道理说起来，当然应当先去拜访他。然而我到底是一个男爵，又是知县。我先去拜访大粪王，那不是有失身份么？这可怎么办呢？” “那么我叫大粪王先来拜访您就是了。” “那可不行，伯爵大人！”格儿男爵叫起来。“您知道的：如今我们帝国——商人的势力一天一天大了起来。我现在请他帮忙，倒要叫他先来拜访我。他要是不高兴，不肯借钱给我，那就弄僵了。” 保不穿帮这就老实告诉格儿男爵：“男爵大人，您是用您自己的贵族看法——在那里推侧商民的心理哩。其实他们并不讲求这些排场的。他们只要看见有钱赚，有好处可以捞到，就什么地方也都钻进去，什么事也那会去干。” 不过格儿男爵不放心。后来又跟保不穿帮商量了五个钟头。这样考虑，那样考虑，总不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真是！又要格儿男爵不失体统，又要大粪王不见怪，这可真不容易啊。 格儿男爵总是叹气：“唉，我从来没遇见过这样困难的问题！” 结果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大粪王跟格儿男爵在一个饭馆里会面。谁也不去拜访谁。 “好了，”格儿男爵透过一口气来，“现在我们当贵族的也只好迁就一点了。现在的一切事也都只能够用折衷办法。” 于是格儿男爵打发听差去喊吃吃大饭店的人来。定好座，定好菜，并且还吩咐大饭店里的人：“要预备两张太师椅。我和保不穿帮伯爵都是有爵位的人，非坐太师椅不可。” 到了那天，保不穿帮和大粪王和格隆冬先到了吃吃大饭店。 等了好一会儿，格儿男爵才坐了两辆马车来了：带着十二个跟班的，还带着一杆猎枪。 格儿男爵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还请保不穿帮坐了一把太师椅。大粪王和格隆冬呢，他们没有爵位，只能坐普通的椅子。 不过格儿男爵一直没有吸鼻烟，因为格儿男爵想：“大粪王一定是反对啧哈帮的。我要是吸鼻烟，他会要不高兴。” 唉，真的。只好迁就一点拉倒了。 于是他们很有礼貌地喝着酒。吃着菜。一面很有礼貌的谈着天，谈着大粪王的大粪。 后来大粪王就答允借一万块钱给格儿男爵。大粪王很大方的，连利钱也要得不多，只是有一个条件。 “唉，”格儿男爵叹了一口气。“什么条件呢？” 大粪王鞠了一个躬，很恭敬地说：“男爵大人，我是做大粪生意的。我的大粪是呱呱叫的，刚才您已经知道了。可是买粪的人太多，我们的粪太少。男爵大人，我要请您答允——把吃吃市所有的大粪都包给我、就是这个条件。” 这里——格隆冬插嘴了：“是啊，吃吃市全城有这么多的粪，要是没有人来挑，那是很不卫生的。” 格儿男爵一时打不定主意，瞧瞧保不穿帮。 保不穿帮就发表起意见来：“男爵大人！如今我们的这些城市——买卖越做越大了，人越来越多了。这些城市装了自来水，通了阴沟：新式城市总是要讲卫生的。男爵大人！大粪要是不给人来收，那就很不卫生。” “唉，那真是很不卫生。” “所以呀，”大粪王马上插嘴。“我是为了吃吃市全城的卫生，所以我想要叫工人来收干净。请您让我们一家来收，不许第二家来收，这不是很好么？” 这时候格隆冬就恭恭敬敬拿出一张一万块钱的期票，还有一张条约：“请您签一个字吧．男爵大人！” 第四章土生厂长 从此以后，大粪王的生意更加做大了。吃吃市全城的大粪——都包给了大粪王。大粪王开了一家很大的大粪公司，开在吃吃市的郊外。大粪王还跟格儿男爵做了好朋友。 现在大粪王成了吃吃市的阔人。有大房子，有三辆很好看的马车，有听差，有厨子。 格隆冬呢，是大粪公司的经理，也是大粪公司的一个股东。 保不穿帮也算是大粪公司的一个股东。保不穿帮认识许多报馆里的人，就常常写文章去投稿，讨论大粪的好处。保不穿帮又爱演讲，讨论大粪的好处。于是保不穿帮在吃吃市里也算是个名流了。 大粪王笑嘻咄地说：“只要会打主意，就能赚钱。格隆冬的本事真不错。可是——格隆冬！你从前可真老实啊。你一个金表只向我当八十块钱！” “那是你老实，不见我老实。”格隆冬笑了起来。 “怎么是我老实呢？你那个金表值两千多块钱，只当了八十块……” “哈，老实告诉你吧，”格隆冬说，“那个金表是假的！——顶多只值五块钱！” 什么！那笔买卖——上当的倒还是大粪王！哈，格隆冬真会做生意！于是大粪王更加喜欢格隆冬了。 大粪王快活得叫起来：“保不穿帮！你看！——格隆冬可真行。我有了格隆冬帮我，我什么都不怕了。” 这时候格隆冬可又想到了他的舅舅土生。“我的舅舅可真不会做生意哩。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 舅舅虽然骂过格隆冬没有出息，格隆冬可常常想起舅舅。舅舅实在有点可怜。现在格隆冬的境况已经好得多了，真应当去看看舅舅了。 格隆冬这就坐了一辆马车，赶了十二里路，到了土生织布厂。 舅舅正戴着老花眼镜，在那里翻帐薄。听见有人叫“舅舅”，就把眼镜取下来，看了一看，愣了一会，忽然眼睛发起亮来：“啊，你！——到底回来了！” 这里——什么东西都还是老样子，只是屋子更旧了些。舅舅更老了些。 舅舅说：“听说你在那里帮一个什么大粪王做买卖。还好吧？你为什么不肯回来？你还赌不赌钱了？” 格隆冬就把近来的情形告诉了舅舅。 这两舅甥谈了许多话，于是格隆冬劝起舅舅来。土生织布厂一定要改良改良。现在做买卖可不比以前。土生织布厂为什么不买新式机器来呢？ 土生摇摇头：“我没有这笔大本钱。” “那么我想法子替您募点股子来做本钱，好不好？” “我不要，”舅舅又摇摇头。“这家织布厂是我们一家开的，我不要外人来入股。” 格隆冬另外又出了一个主意：“舅舅．您不要外人来入股，那么我送你一点吧。这是送给您的，不是入股。另外我还想法子借点钱来，不要利钱，也不要什么条件。这也不是入股。将来您赚了钱，只要把本钱还清就行了。这样，您就有钱去买机器。不好么？” 土生总是摇头：“为什么你总要劝我买机器呢？这家织布厂——还是你外祖父经营起来的。你外祖父用了一辈子木织机，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新机器，倒也赚了钱。我现在用木织机，也并没蚀本，什么新式机器，我是不相信的。” 唉，真是讲不通。格隆冬就告诉他舅舅，现在世界不同了，拿木织机比比新式机器看：哪个出货出得多？ “货出得多，出得快，余粮就多。这样就能够多赚点钱。” 舅舅这就把坐着的椅子搬动一下，把身子对着格隆冬，发起议论来：“格隆冬，你也长成人了，在外面做事了。不过我要对你说：一个人总不要妄想发财。上帝要是赐许多余粮给你，你就可以发财。上帝要是不赐给你，那么你怎样打主意也发不了财，你劝我买新机器，这是你爱我，要替我想法子。可是谁知道上帝的意思怎么样呢？我把机器买来——要是贴了本呢？” 格隆冬说：“只要我们自己有办法，上帝就会拿余粮赐给我们，使我们发财。” 接着格隆冬就算给土生听：一用新机器，就能够多得好多余粮。这怎么会贴本呢？ 然而那位长辈——只是一个劲儿反对用新机器。 到了吃饭的时候，舅舅还打了一瓶酒来，一面喝酒一面跟格隆冬谈天，声音越来越大了：“格隆冬，你也不要多说了。你外祖父交给我的织布厂——是个什么样子，我就还是把它办成个什么样子。我要是去冒一冒险，去买新机器，我们的同行公会——我们纺织业有一个同行公会，你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 “唉！”土生喝了一杯酒，把酒杯一顿。“如今我们的行会真不行了。以前可多威风啊：一议定了什么规矩，同行的大家都得遵守。现在可真泄气，唉！我说，我们行会不准同行用新机器．可是办不到。有些同行竟理都不理会，只顾自己去办机器来。这真是混帐。有些地方的行会——听说竟解散了。这成了什么话呀，这！” 土生一提起行会，老是要愤怒。土生是这行会的一个头脑。他常常说，行会的规矩必须遵守。他是很热心的。可是别人都不热心，简直不大理会了。 格隆冬可还是要试试看——看舅舅能不能松口：“舅舅，既然人家都不肯守行会的规矩了，那么您也可以把您的织布厂改改办法。” “又来了！”舅舅有点生气的样子。“什么改办法呀！你叫我也去坏了行会规矩么？我看香喷喷那些纺织厂——我就看不顺眼。本来织工要学三年徒，要拜行会里的人做师傅。可是香喷喷纺织厂招了一批工人，都没跟行会里的织匠学手艺。还有些人学都没学过就可以做工，这真是要不得。哼，机器！机器织出来的是好货么！” 说到这里，就起身去扛了两匹布来。一匹是土生织布厂出品。还有一匹香喷喷纺织厂的出品。 “格隆冬你看看，你倒比比看！哪，这是香喷喷的布，是用新机器织出来的。你比比看：有我们的好么？有我们的牢么？” 格隆冬不好驳倒舅舅的话，只是说：“不过新机器织出来的布——卖得便宜些。” “便宜！——便宜不是货！” 格隆冬觉得舅舅又太顽固，又太可怜。 吃了饭之后，格隆冬又问起他的表哥：“表哥有信回来没有？” “有信，他在青凤国倒还混得好。” “唉，”格隆冬叹一口气，“舅舅，我说您也上了年纪了。您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才好。为什么不叫表哥回来接手呢？” 可是他表哥不爱办什么纺织厂，只是在青凤国的一个金鸭领事馆里做事。 于是格隆冬想：像舅舅这样固执下去，买卖一定会要失败的。将来舅舅会要有痛苦。明明知道将来会要有痛苦，那么不如现在就歇了生意。 “舅舅，”格隆冬叫，“我有一句话，请您不要生气。我说您也该养养老了。表哥既然不能够接办，您就把土生织布厂盘给别人吧。您住到我那里去，让您安闲自在地过日子，不好么？” 土生很知道格隆冬的好意。然而土生不能够依格隆冬的话。土生说：“这个纺织厂是你外祖父传给我的。我决不把这个厂让给别人，我也决不叫这家厂关门。我要尽我的心：我活一天就干一天。这样才对得住先人。” 说来说去——总还是老样子。格隆冬没有办法，只好不再劝了。格隆冬临走的时候，掏出两百块钱来送给舅舅。可是又怕舅舅不肯要，就偷偷地夹在舅舅的账簿里。 格隆冬走了以后，土生就自言自语：“格隆冬这孩子——现在倒成了人了。他对我的一片心是好的，可是他那种新派办法总叫我听不入耳。上帝呀，不要使格降冬走上邪路吧。他是一个好孩子，学了那种新派买卖人的法子，他的心就会变坏的。上帝诱导诱导他吧。” 这时候工场里还在那里做活。二十架木织机——每一架上面坐着一个织匠。脚踏着下面两片竹板，手拉着上面的一根麻绳，中闻那一只梭穿过来，穿过去，“乞打卡！乞打卡！乞打卡！” 有几个学徒的孩子在那里忙着开饭，碗盏弄得锵锵地响。 那些织匠可还不停手。他们一天亮就起床，做到现在——有的人还没有织出两匹布来。 “师傅们！”土生叫，“开饭了哩。” 机子还在那里响着。乞打卡！乞打卡！——要织出两匹布来才放下！ 土生抽着烟斗，坐在那边看了会儿，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来：“哦，期哥儿！你说你被窝破了，要向我支工钱，你要几块呀？” “我想要支十块，”那个期哥儿一面做着活一面回答。 “唔，等会儿我就给你。哦，不错。房东太太定织三匹棉布，后天就要哩。期哥儿你明天赶一赶，明天加一个夜工吧。” 正在这里谈正经事，可是有一个报馆里的人跑来。那个报馆里的人对土生鞠了一个躬，拿出了一张名片，这就哇啦哇啦吹开了：“土生先生，我们《吃吃日报》的销路是最好的，连帝都人都看我们的报。我们的报可以卖到五十万份。我们报纸一登了什么东西，立刻全国人就都知道了。我们的报一印出来，就发到吃吃市全城。另外还装上几千个布袋，发到别的城市去。……” “哦，我知道了，”土生打断了那个人的话。“你们报馆要做许多布袋，就来向我定货，不是么？你们要定织几匹呢？” “呃，您听错了。我是来劝您登广告的。” “什么？登广告？”土生皱起了眉毛来。 “我劝您在我们《吃吃日报》上登广告。广告费很便宜。您要是叫我代替您拟广告，我也可以遵命。我会做诗。我可以做一首诗，说土生织布厂的布怎样好怎样好。这名片上就是我的名字：哪，‘香草’就是我的名字。要我替您写一首广告诗，价钱也特别公道：每一省诗收费一角大洋。现在正大减价，打九五折，诗美价廉，老少无欺。” 土生听了老半天，才明白了那位香草先生的意思。土生大声说：“谁不知道土生织布厂是七八十年的老店！我的主顾也都是老主顾。我才不要登什么广告哩。”说了就走开去，再也不来理会那位香草先生了。 可是那位香草先生追了上来：“土生先生！您既然不肯照顾我们报馆的生意，那么请您跟我个人做一笔生意吧。我可以替您做一首诗，您就贴到大门外面，以广招徕。九分五一首诗——真不能算贵，您要是光顾我的话，还可以便宜一点。九折，行不行？我的诗是呱呱叫的。我现在就想好了一首。土生先生，您听，您听，第一句是‘土生织布厂的布……’下面用了很好很好的字。可是我不告诉您了。您出九分钱，我就把整首诗都念出来。……” “麻烦！”土生不耐烦了。“滚你的吧！” 几推几推——就把那位香草先生推出了大门。 香草先生踉踉跄跄给推了出来，好容易才站住脚。这就回头嚷着：“那么——打八五折，要不要？” 第五章老郡主 格隆冬坐着马车回去，还是想着舅舅的事，一路上看见香喷喷纺织厂的许多广告，都写着——“请用香喷喷的布。” 前面有一家很大的点心店——在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奶油饼，许多糖果。有一些小孩子站在那里呆看，一面直淌唾涎。那玻璃柜上就贴着一张很大的纸，上面印着红字： ┌────────────——┐ │这些点心非常富于滋养料，│ │跟大粪王的粪一样好。│ └────────────——┘ 格隆冬想，保不穿帮倒的确很能干，可以跟保不穿帮做点大事业。 “单是大粪买卖——这还是旧式买卖，”格隆冬对自己说，“总要办点新式工业，才赶得上人家。” 回到了家里，格隆冬就跟大粪王他们谈起土生织布厂的事。 保不穿帮摇摇头：“唉，你舅舅真太不会做生意了。你看，香喷喷赚了多少！——买卖做得多么大！” 大粪王可想到了自己：“香喷喷赚了许多钱！我们怎么不也来干一干呢？——为什么要让香喷喷一家去赚饯呢？” 这三个好朋友越说越认真，就打算像香喷喷那样办一个纺织厂。 他们计划好久好久，到两点钟才睡。 可是——大粪王睡来睡去总是睡不着。大粪王的心事很多。大粪下这就又爬起来点了灯，坐在沙发上抽雪茄烟。 “格隆冬，格隆冬，”大粪王轻轻地叫，“你也没有睡着么？” 于是趿着拖鞋走到格隆冬房里，大粪王这时候很想跟人谈谈心：“唉，我简直睡不着。” “是不是老想着开办纺织厂的事了？”格隆冬问。 “唔，我是想的。另外呢，我还想到自己的事，“大粪王抽了一口烟，闭上了眼睛。“格隆冬，你有舅舅，也有表哥。你的舅舅很爱你。我呢，我没有一个亲人。格隆冬，我需要有一个人爱我，体贴我。……” “哈！”隔壁保不穿帮叫了起来——原来保不穿帮也没有睡着。“你是想要结婚了，我知道！” 格隆冬也点了一支纸烟，抽了两口，想了一会儿，就提出了一个意见：“我们现在已经有钱办大事业了，可是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该去联络联络贵族，该去联络联络帝国的官员。你怎么不去跟格儿男爵攀攀亲呢？” 这时候保不穿帮也披着衣走了过来，很高兴地嚷：“哈，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保你成功！” “格儿男爵有几个女儿？”大粪王问。 “有这许多！”——保不穿帮伸出三个指头。“大女儿可借年纪大了一点。” “几岁？” “五十二岁。她已经有了两个孙子了。” “第二个女儿呢？” “第二个当然年轻些。四十九岁。” “有几个孙子？” “孙子还没有，她儿子才结婚不久。”保不穿帮说，“第三个女儿可更年轻了……她结婚才十年，她丈夫是个海军少佐。” “唉，那怎么办呢？格儿男爵家里没有别的女人了么？” 保不穿帮想了一想。有的！格儿男爵有一个姐姐，别人都叫她做老郡主。年纪八十二岁，可没有丈失。 大粪王呢，今年才二十四岁。叫他去跟八十二岁的小姐去恋爱么？——那他不大愿意。 可是格隆冬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是为了做买卖呀。” “可是我需要有一个人真正爱我……” “嗨！”格隆冬打断了大粪王的话。“八十二岁的女人就不会爱你，不会体贴你了么？” 保不穿帮也极力主张：“又有人爱，又可以联络格儿男爵：这么上算的买卖你还不干么？” “是的，”格隆冬很严肃地站在大粪王面前，“大粪王，你有你的事业，你有你的地位。所以你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去恋爱，去结婚。你要恋爱呢就得计算一下——你在这次恋爱里面可以得到多少利息。恋爱，也是要列在生意经里面的。” 唉，格隆冬真是好朋友，要不是格隆冬这么一说，他大粪王几乎要糊涂了。 就这么着，第二天一清早，大粪王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和保不穿帮一起到格儿男爵府去。 格儿男爵就赶紧迎了出来，因为大粪王是他的债主。 格儿男爵跟两个客人握手：“尊贵的大粪王和保不穿帮伯爵来光临，我觉得很荣幸。” 说了就把鼻烟壶捧给保不穿帮。 大粪王可只跟格儿男爵谈了几句话，就去见老郡主。 老郡主躺在床上，有两个侍女在那里替她捶背。她知道有人要来见她，只好由两个侍女勉强扶起来，一面叹着气。 这时候大粪王就进来了。 大粪王瞧瞧老郡主的脸，他立刻把眼睛闭了起来。他不敢看。 “管他呢！”大粪王想。“反正是为了做买卖！” 大粪王并没有正式学过恋爱。不过大粪王也读过一些写恋爱的诗，也看过一些恋爱戏剧。他这就也学到了一些办法。可是大粪王还是闭着眼睛。闭着闭着——他猛的把一条腿跪到地毯上。他一把抓起老郡主那根枯树枝似的手臂来，就在那只干皱的手上拚命亲嘴。 他一面热烈地叫着：“啊啊，你直美丽！哦哦，你美丽得犹如一朵带露的玫瑰花！啊啊，哦哦，唉唉，嘻嘻，呀呀，呜呜，我真爱你！哦，是的，是的，我爱你，我爱你。这爱乃是何等的深而广哟！” 那两个侍女看看大粪王，又看看老郡主。她俩都把眼睛张得大大的，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 至于那位老郡主——她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什么了，耳朵也不大灵活。她只模摸糊糊瞧见一个大块头走了进来，嘴里哇啦哇啦说了一些什么话。她叫侍女复述一遍，她听了可莫名其妙。她想了半天想不通。怎么，怎么？这是个什么把戏呀？ 后来老那主到底明白了过来。她以为她知道大粪王的意思了。她这就哭了起米，骂了起来：“你侮辱我！侮辱我！你分明看我老了丑了，你就来挖苦我，你就来跟我寻开心！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唉唉！唉唉唉！……”于是叫侍女们把大粪王赶出房门。 “我失恋了，”大粪王出来对格儿男爵和保不穿帮说。 保不穿帮就告诉格儿男爵：大粪王的确是爱上了老郡主。“男爵大人！我用我的爵位来保证：大粪王的爱是极其纯沽的。” “伯爵大人！我完全相信您的话，”格儿男爵叹了一口气。“我的姐姐能够被大粪王先生爱上，我觉得很荣幸。” “但是，哦哦！”大粪王站起来，仰起了脸，把两只手向天花板伸着，好像要向天花板讨一点什么东西似的。“但是，我失恋了。哦，我的心，哦，空虚得，有如，一个，荒凉，而又寂寞，的，废墟哟。哦哦，你看，我的悲哀，有如，一个木桶一样。” 现在大粪王的两只手拱在胸脯上了，反正一切都照悲剧主角的做法做去就是。两条腿也绞着，站得很优美：只是大粪王没有弄惯这种姿势，啪哒摔了一跤。幸亏保不穿帮赶紧扶住了他，他才没有倒下地。 “啊啊，哦哦，我乃是何等的悲哀哟。”大粪王连忙收了尾。 格儿男爵看见了这么一幕古典派的悲剧，也很感动。于是叫——“来！拿我的猎枪来！” 男爵大人带着猎枪冲进老那主的屋子里。把猎枪往窗台上一搁，他就在一张太师椅上，对准了老郡主的耳朵，大声把大粪王的爱情告诉她。 “啊？”老郡主把耳朵更凑过去些。“他不是寻我的开心么？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我这么一个老太婆呢？” “因为他的爱情是纯洁的。” 老郡主的气这才平了下去。可是后来她才知道这大粪王是要向她求婚，她又糊涂起来。 格儿男爵劝了她许多次，跟她谈了四五天，老郡主总是不想嫁人。 格儿男爵告诉过保不穿帮：“伯爵大人！老郡主本来以为大粪王的爱——是古代骑士对贵妇人的那种爱：单是心里爱着，碰都不去碰她一下的，而一方面又肯替她服务，牺牲性命都可以。她想不到大粪王是要和她结婚。” 保不穿帮就说：“男爵大人！那种骑士早就过了时了。现在的骑士可就没那么老实，男爵大人。现在的骑士要是爱上了一个贵妇，就不免要动手动脚的。” “唉！”格儿男爵长叹了一声。“现在这世界变得不成个样子了，连恋爱也失去了那种优雅的古典风味了。” “那么您再去劝劝老郡主吧。恋爱虽然是神圣的事，可是也得识时务哇，男爵大人。” 格儿男爵只好又拿着猎枪到老郡主闺房里去，再三再四地劝老郡主下嫁大粪王。格儿男爵一面说，一面叹着气：“唉，亲爱的姐姐。你就是不爱大粪王，可是你也要替我们家里想一下。我们有爵位，有声望，只是没有钱，我们要是有了钱，我们就能够恢复从前的光荣了。大粪王虽然是个平民，但他很有钱。唉，我们跟他做成亲戚，那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结果老郡主哭了三个钟头，勉强答允了。她还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唉，就把我这几根老骨头卖掉——来维持男爵府吧！” 一个星期之后，老郡主跟大粪王结了婚。 大粪王就和新娘子去蜜月旅行。格隆冬也同去。他们到了帝都。他们带着格儿男爵的许多介绍信，在帝都拜访了许多大臣，许多贵人，许多名流。然后他们又到了草泽，又到了海口，又到了黑市——还到过许多别的大城市。 大粪王虽然是新婚，可也忙得了不得。大粪王很少跟新娘子见面。见面的时候——他总是闭着眼睛。也不大跟新娘子说话，每天只是很容气地问一句——“喂，你今天身体好一点么？” “啊？”老郡主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 可是新郎已经吧嗒吧嗒跑出去了。 一跑出去就叫：“格隆冬，科光先生介绍来的那个技师——是科光先生的同学么？科光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学家，他负责介绍来的人，我们是可以聘请的。” 老郡主可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听说她丈夫在帝都开办了一个纺织厂，买了最新式的机器。她的侍女倒看见这家纺织厂的招牌，那招牌叫做： ┌──────────────────────────┐ │大粪商标│ ││ │空前绝后，金鸭帝国第一，世界第一，货品好，又公道│ │鼎鼎大名大粪王、牺牲本钱开工厂│ ││ │肥肥公司│ ││ │提倡实业，机器工业万岁，帝园光荣，呱呱叫，了不起│ └──────────────────────────┘ 侍女在老郡主耳边大声报告了许多新闻： “姑老爷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格隆冬是经理。保不穿帮是广告部主任。另外还有许多许多职员，还有许多许多男女工人。听说有许多大臣——都是肥肥公司的股东哩。姑老爷可以赚许多许多的钱哩。” 后来又听说大粪王在吃吃市办了一个化学肥料厂。 大粪王在金鸭帝国已经可以算是一个阔人了。 可是这位大粪太太运气不好得很，眼睛更看不见，耳朵也更聋了，身体很坏。 大粪王叫她上养息养息，就在吃吃市乡下买一所小房子叫她去住着。 现在格儿男爵已经不当吃吃市知县了，只是在家里吸鼻烟。不过每天下午还是带着几个跟班的，扛着一杆猎枪到公园里去散散步，男爵府比以前更穷，欠了许多债。 “唉，我要破产了。”格儿男爵大声告诉老郡主。 “唔唔，”老郡主含糊地应着。“破——破——你说破什么？” “啧，你真老糊涂了！” 格儿男爵只好写一封信去向大粪王借钱。 过了一个月，得了一封回信： ———————————————————————————————— 亲爱的舅爷格儿男爵大人阁下： 蒙阁下不弃，向我借钱，兹将出借条件列后： 一、须有确实担保，以不动产或有价证券作抵押。 二、利息——为了亲戚关系，利钱特别克己，只取周息九分五厘。 如蒙光顾，不胜欢迎之至。 你的忠仆大粪王 ———————————————————————————————— 这封信是大粪王的秘书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只有签名是大粪王的亲笔。格儿男爵一看完，就气忿忿地把它撕碎了。 第六章瓶博士 大粪王是不大亲自写信的。 “我没有这许多工夫，”大粪王很看不起地说。“你看，格儿男爵又来向我借钱了。哼，钱可以白借的么？” 那位男爵只会花钱，不会赚钱。至于他大粪王呢，花一个钱出去——就要捞两个钱进来。大粪王说：这就是贵族和平民的分别。 虽然大粪王很看不起那些老贵族，可是帝都有些老贵族倒看得起大粪王，因为大粪王是格儿男爵的姐夫。有几位爵爷请大粪王去吃酒席的时候，还让大粪王坐太师椅哩。 不过跟大粪王顶要好的，还是呼呼帮里的人。 呼呼帮里的一个要人，叫做巴里巴吉——现在是帝国工业部副大臣，他就差不多天天跟大粪王见面的。这位副大臣是肥肥公司的一个股东，又是肥肥公司总顾问。原来大粪王初到帝都的时候，靠格儿男爵的介绍结识了许多人，这里面有一位五色子爵——倒是一位新人物，大粪王就由五色子爵介绍，跟巴里巴吉做了好朋友。 这位副大臣巴里巴古每天一看见大粪王，总是很亲热地握手，开头总是这么样说一句——“今天天气好。今天有什么事要商量的么？”这就谈起正经事来，大家商量着办法——看怎样才能够嫌更多的钱。要把公司扩大。要把货推销得更广。最好是全世界的人都只买肥肥公司一家的布。 公司的确是越开越大。做工的人到了一千多个。后来又加到三千个。可是还在那里扩充。于是肥肥公司有了八个分厂。 大粪王忙得很，简直忘记了老郡主，可是有一天，大粪王的一个秘书——叫做“伸手摸”的——拿一封格儿男爵的电报进来了：“老郡主于今晨无疾而终，请来料理后事。” 大粪王看了，这才记起自己有一个太太。大粪王叹了一口气：“唉！她倒还算是寿长的哩。” “是啊，”伸手摸说，“她老人家总算是有福气的。” 大粪王点起一支雪茄烟，一面想了一想：“伸手摸，你去跑一趟吧。你带五千块钱到吃吃市去，办办老郡主的丧事。顺便还问问格儿男爵，看他还要不要向我借钱，我提的条件是不还价的。” 大粪王还想说几句什么，可是有一位客人来拜访他了。 “请他进来吧。”他吩咐。 那位客人就是金鸭经济学院的教授——鼎鼎大名的瓶博士。这是巴里巴吉特为介绍来替大粪王帮忙的。 金鸭人对于学者向来很尊敬。所以大粪王特别客气，早就站在房门口欢迎那位博士。一面赶紧叫人去要格隆冬来一同陪这位客人。 “我们觉得很光荣，”格隆冬说，“博士肯光临……” 谁知道那位经济学家更客气，对大粪王他们左鞠一个躬，右鞠一个躬。请他坐也不肯坐，嘴里称他们做“老板大人”。 “老板大人请坐，我才敢坐。请吧，请吧：请两位老板大人的尊臀摆在椅子上吧。” 于是两个人坐下了，那位博士才提到——“工业部副大臣巴里巴吉大人吩咐我来见老板大人。老板大人要是不嫌弃，我就尽我的能力报效老板大人。” 说了后恭恭敬敬站起来鞠一个躬。 大粪王和格隆冬表示很高兴。这两位老板大人是很仰慕博士的才能的。 那好得很，瓶博士本来就拟好了一个计划书，公司要怎样改良，怎样扩充，都写得周周到到。不过现在瓶博士还不能马上就把计划拿出来，先要谈清楚——看公司方面能够给他多少报酬。 格隆冬就告诉瓶博士：“公司里所聘请的顾问，都不支薪水，每个月只送两百块车马费。不过每年可以分一点红。” “我们的顾问都是本公司的股东。”大粪王补了一句。 “啊呀！这就有点为难了，”瓶博士轻轻地说，好像自言自语一样，“遗憾得很，老板大人。这个价钱定得太低了一点，老板大人。” “怎么样？” “老板大人！”瓶博士又鞠一个躬。“我希望老板大人注意一下学术界的行情。现在经济学比哪一门都旺销些，行市总是涨。替经济学的刊物写一篇文章，所得的稿费——除纸笔等等成本以外，每一面可净得五元三角八分六。在金鸭经济学院授课，除去车钱等开支以外，每小时可净得三元八角四分四厘三。” “哪里有这么好的赚头？”大粪王不大相信的样子。 “这是真的，老板大人，这是真的。老板大人可以托帝都商业征信所去调查。” 格隆冬递了一支纸烟给瓶博上，瓶博士赶紧站起米，万分感激地接过那支烟，一连鞠了五个躬。 格隆冬问：“那么——博士要多少报酬呢？” “这就要看两位老板的意思——还是要零买呢，还是要整买。” “什么零买整买？” “啊，老板大人听禀，”瓶博士哈了哈腰，“如果老板大人要零买，我就还可以兜揽别的主顾。老板大人有什么吩咐，可以临时找我来：按照事情的大小议价。要是整买呢，我就整个儿献身给老板大人了：我就没有工夫教书写著作了。” 大粪王礁瞧格隆冬：“整买当然价钱要贵些。” “贵是贵一点，老板大人，”瓶博士插嘴，“可是实际算起来——整买比零买划算些。还是请两位老板大人裁夺。” 格隆冬这就请瓶博士开一个价钱来看看——当然是整买的价钱，零买反正是临时议价，没有法子预算的。 这笔生意可费了许多唇舌，价钱谈不定当。 然而瓶博士做事向来很细心，很周到。瓶博士早就有了准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账薄来了。 “老板大人，”他先鞠了一个躬，“要照您所开的价，我就要赔本了。老板大人，请您赏个脸，看看我的成本。” 说着就把那本账簿捧给大粪王和格隆冬看。这原来是瓶博士做学生时候的日用账。 “恭呈老板人人赐阅。这是我从前所投的资本，就是我学经济学所花的成本。老板大人请看看，哪，总数在这里，老板大人，照这投资的数目算来，现在开的价钱是再公道不过的：我只取了百分之八点六的纯利罢了。” 格隆冬真的翻了翻那本账簿。这可又发生了许多问题。 “瓶博士，”格隆冬指着账簿上，“这一项是你做衣服的开支，那不能算你的成本。” “不然，不然，老板大人！这是做制服！进学校非做不可，所以也列在成本会计里面。” “唔，就算是的吧。可是这一项呢？——你买一双麂皮鞋，为什么也开在里面？” 那位经济学博士就又解释给老板大人听：他的同学都穿很讲究的皮鞋，他也就不得不买一双好点的。要是他不学经济，不进学校，就用不着投这笔资了。 可是格隆冬又叫了起来：“这一项开支更没有道理了——请黑龟太太上馆子，二十八元三角四分！” “哦，老板大人！”瓶博士陪着笑，“这也是有原因的。这位黑龟太太的丈夫——就是全世界闻名的黑龟教授。黑龟教授上课的时候，总不肯把他所研究的心得告诉我们，他只是说：‘这个问题我不多讲了，你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可以在课外去问我。’同学只好在下了课之后去请教他，他就说：‘我拿学校里的钱，是卖上课的钱，你们现在在课外叫我卖给你们，那要另外算价钱。’同学只好出钱给他：按照问题大小而定价，二十块钱起码。老板大人，我就想个方法，去联络黑龟教授的太太。黑龟太太就叫黑龟教授讲给我听，不必另外出钱了。这样算起来，我只不过花了几个上馆子的钱，所花的成本比他们都少得多哩，老板大人。” 这么谈了好久，才说好了一个价钱。瓶博士认为可以同意，可以整个儿献身给老板大人了。 瓶博士想要立刻订个合同，不过格隆冬又提到了一件事：“合同慢一点签订吧。我们现在还想要先看看样品哩。” 当然，这很有理。这就议定——先把这位瓶博士试用三个月，看看货色。在试用期内，也按照刚才说了的价钱给报酬。 那位帝国的大学者非常满意，又鞠了许多躬。临走的时候还掏出一本书来：“这是我的博士论文，请两位老板大人指教。” 这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各种新旧记账法之优劣，及其与神秘的宇宙和生命的创造原理之关系》瓶博士有这么一个习惯：一写起论文来，题目总是很长的。 后来瓶博士在肥肥公司办了一个学术机关，那招牌也很长，叫做—— ┌───────────────────┐ │怎样才能够替老板大人赚更多的钱的研究会│ └───────────────────┘ 我们再讲当天的事情。 当天瓶博士跟大粪王谈好了一笔交易，就鞠躬告辞：“从今天起，两位老板大人就是我的主人了。” 大粪王和格隆冬要送瓶博士出去，瓶博士十分不敢当，不让他们出房门。于是退一步，鞠一个躬，退到房门口，又鞠一个躬，向后转，这才走掉。 格隆冬关了房门，坐到大粪王旁边：“我听伸手摸说，老郡主去世了。” “唉，是的。” 然后大粪王把吩咐伸手摸的事告诉了格隆冬。 突然——房门又开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就鞠躬，等到那个人站直了，才看清了他的脸：就是那位大学者瓶博士。“老板大人！刚才两位老板大人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真悲哀得很，不过我有一个意见要贡献给老板大人。” “请坐下来谈吧。” “不敢不敢！”瓶博士赶紧退了两步，“我的意思以为——花五千块钱替老郡主办丧事，这就太不上算了。五千块钱要是拿来投在生产事业里面，那就不是空投的。可是要拿去办丧事呢，这就没有利润而已连老本都捞不回来，老板大人，这种钱花得愈少愈好。” 瓶博士这就对大粪王讲到各种棺材的质地和价钱。最上算的是哪一号：又省钱，又好看。不过吃吃市只有一家寿器公司，卖得很贵，那么还不如到草泽去买，连运费算起来，还便宜三元四角五分二。瓶博士还讲到吃吃市各个教堂的坟地——哪一处最便宜，要是在教堂里行祭礼，又是哪一家教堂取费最廉。总而言之，什么都算得很周到。 “老板大人，照我这个预算，只要花：二千六百五十七元三角七分四就够了。而且这丧事还能办得很漂亮，不失老郡主的身份。” 大粪王就采纳了瓶博士的意见，一项一项地吩咐了伸手摸。伸手摸准备第二天就动身。 格隆冬还托伸手摸一件事：“你到了吃吃市，顺便去看看我舅舅，他好久没有信来，我很不放心。你还带三千块钱去——送给我舅舅做零用。他要是不肯收，你就悄悄地塞在他抽屉里好了。” 第七章土生近况 伸手摸到吃吃市去办了老郡主的丧事。 一切仪式都照着贵族的规矩，棺材上面画一个金色鸭蛋。出殡的时候，由一只鸭子引路，在教堂里举行了祭礼之后，所有送殡的人都要在那只鸭子的尾部接个吻，于是教士大声说：“万神之神的金鸭上帝啊！收留老郡主进天堂，坐在你的脚边吧！”然后把那只引路的鸭子放在棺材上，等它在那上面拉一泡屎。于是落葬。 这只鸭子就照规矩送给教堂，教士叫他的老妈子把这只鸭子关到厨房里去了。 于是格儿男爵把他的鼻烟壶举得高高的，蹲着把屁股摇了三摇，大叫三声—“呷！呷！呷！” 接着吸了一撮鼻烟，这才倚着他那杆猎枪哭了起来。 教士守在格儿男爵旁边，嘴里叽里咕噜念着一些什么。念完了就叫：“金鸭上帝听见！” 格儿男爵立刻住了哭声，这么着大家散去了。 伸手摸一办完了丧事，第二天就进了城，把行李放在肥肥公司化学肥料制造厂，吃中饭之后，就去看土生。 土生织布厂所在的那条路很长，店家很多。伸手摸坐在马车里注意着招牌，一直到了尽头也没看见有个土生织布厂。只好又打回头，再找找看，也还是找不着。去问问巡捕，巡捕也不知道，只是指指前面一所屋子：“你到那纺织业同行公会去打听打听吧。” 可是那同行公会的屋子尽住了一些闲人，只有一间厅子外还挂着一块“会议室’的牌子。伸手摸往里面一看，只瞧见两张破椅子，地下躺着一个洋娃娃。那张会议桌上，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在那儿爬着，哭着喊妈妈。过一会就有一位太太进了会议室，抱起那个孩子，检起地上的洋娃娃出去了。她还很诧异地瞅了伸手摸一眼。 “太太，”伸手摸叫，“请问您：公会的人在哪一间屋子里？” “公会还有什么人？只有一个看屋子的老聋子——现在上街买东西去了，我们都是这里的房客，您耍找谁？” “我想打听一位土生先生……” 那位太太微笑起来：“哦，那位老先生，——他倒是常来的。” 伸手摸向来喜欢跟太太们谈天，他看见这位太太很和气，他就决定要多讲几句了：“太太贵姓？” “我是东太太。” “哦，东太太。东太太，那位土生老先生常来开会么？” “开会？——有什么会好开，只有他一个人。” “请坐一坐吧，东太太，您这个小孩子长得真好看，”伸手摸自己也坐了下来，“可是——东太太。土生老先生来干吗呢？” 那位东太太很喜欢说话，巴不得有人问到她所晓得的事情，她这就说开了：“先生，您不知道，现在这行会的会员，恐怕就只剩下土生一个人了。这屋子也卖给了好心眼颜料公司。当时土生虽然极力反对，可也没有法子。那些会员都主张卖几个现钱用用，后来土生就说：‘那么留下这一间会议厅不卖，会议厅留着才可以办公开会。’可是结果呢——一起卖掉了。不过好心眼颜料公司到底心眼儿好，还肯把这间会议厅租给行会，行会的招牌也还是挂在大门口。其实行会也不办公，也开不起会来：先生您知道，只有土生一个人，还开什么会议？行会里只有那个老聋子看守屋子，就是看守这间会议厅。房租钱当然是土生一个人出，不过租钱很便宜。” 伸手摸刚要张嘴说什么，那位东太太又抢着讲下去：“哦，先生！我希望您在这里会碰见土生来，那你就可以看看他做些什么事。他么，一来到这会议厅，就东看看，西看看，一会儿掸掸桌上的灰，一会儿又摇摇这些破椅子看牢不牢，然后他就端端正正坐在这里，把老聋子喊来，问这问那的。‘今天有什么事没有？’或者——‘这张椅子怎么短了一条腿？这是公家的东西呀，你不好好保管！’或者呢，就问：‘我上次来，还有八张椅子，怎么今天只有五张了？’先生，您知道—— 说到这里，就突然把声音放低：“——那个老聋子其实不是个好东西，他常常把这里椅子偷去卖掉，斜对面那家面包店的老板娘就买过两把，我亲眼看见的。土生一问起老聋子来，老聋子总是说，是别的会员拿去的。” “土生不会去查问么？”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那位东太太很快地说。“土生当然要查问。土生大发脾气：‘是哪个会员拿去的？怎么随便拿会上的东西啊？这样那样，岂有此理！这还了得！啊？’那个老聋子等土生发完了脾气，这才慢吞吞地讲：‘这都是各位会员花钱买的，现在各位会员就把这些东西收回去了。’土生追问这到底是谁拿走的，指名问姓地盘究起来。那个老聋子却开始装傻：‘啊？您说什么？’——他听不见！土生说一定要开一次常务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总只有他一个人到会。先生，您不知道。他一到了会，就一个人端端正正坐在这里。” 伸手摸愿意再谈谈天，可是他还有正经事要办，他看了看表，只好告辞起身。他问：“您知道这土生织布厂在哪里么，东太太？” “还是在老地方。前几年我常常照顾它的生意哩，它就在这条街上，门牌是四百五十号，你要去找它么？” 伸手摸临走的时候，又说太太的小孩子真好看，还吻了一吻那个小孩，又说改一天要来拜访东太太的丈夫东先生。 这一次——伸手摸可就找到了土生织布厂。招牌上的名字已经剥落得看不清了。门也只开了一半。要是不知道门牌号数，那真不容易发现。本来伸手摸还有点怀疑。后来走进去看见了织布间，才知道没有弄错。 有五架织布机在那里“乞打卡！乞打卡！”地活动着。另外还有七架织布机没有人理会，上面堆了许多灰，有许多蜘蛛网。 土生老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面抽烟斗，吐着唾沫，一面叽里咕噜说着：“期哥儿来了一封信，他在香喷喷纺织厂找到了工作。他要走，就只好让他走，我要留他就是害了他，他一家人会要挨俄的。他小孩子又多。唉！” “我今天一定要到公会里去一次。顺便就到邮局里去，把阿利汇来的一百块钱取来，”——阿利是他儿子的名字——“再去买一点牛肉回来，你们有好久没有吃到肉和鱼了，今天晚饭大家开开荤吧。” 这时候土生可就看见了伸手摸，土生还以为他是来定货的，赶紧站了起来，后来才知道这是格隆冬派来看他的人，土生就又坐下去．叹了一口气。 “格隆冬叫你来的？”土生问。 “他还有一封亲笔信。”仲手摸拿出了一封信，“他很不放心，叫我来探望探望您。” 土生看了信，抹了抹眼泪。“哼，这孩子现在干得很得意，是不是？” 土生并不是不想念格隆冬。可是格隆冬那里开办什么机器纺织公司，他老人家总不大高兴，土生一想起来就觉得可惜：“这孩子走上了邪路了，唉！” 可是土生知道肥肥公司一天一天地扩充，生意一天一天地做大了。土生简直有点不服气。土生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布比人家的好，我的事业也不比人家差些。” 然而土生的境况不如从前了，土生就索性连信都不写给格隆冬。土生只是想：等土生织布厂有了起色再写信。 “谢谢你来看我，”土生对伸手摸说。“我很好，生意也很不错，叫他不要记挂。我这一向很忙，没有工夫写信。他身体好么？他为什么还不结婚？土生织布厂还打算要扩充。同行公会也想要整顿一下，我身休很好。” 伸手摸四面看了一看，就提到格隆冬托他带来了一些钱…… “这孩子！”土生好像生气的样子，“他老是偷偷摸摸塞一些钱给我。其实我并不缺钱用，这三千块钱还是请你带回去吧。” 不过伸手摸还是照着格隆冬的吩咐，趁土生不注意的时候塞在他抽屉里，这才告了辞。 土生一直到晚上才发现这笔钱。“哼，这又是格隆冬的鬼主意！”——一面忍不住掉了一滴眼泪。 这晚上——土生可就想了许多计划。他想，暂时收下这一笔钱吧，他赊了一些棉花，赊了好心眼颜料公司的染料，现在正可以还这笔账。那么他还剩下一千多块钱，那么他就得再添七个织布机匠，把现在己经停工了的七架织布机再开动起来。 “我要写一封信给期哥儿他们，看他愿不愿意再回来。”他对自己说。他想象着十二架织机又高高兴兴地响了起来，满屋子都是“乞打卡！乞打卡！”土生织布厂仍旧像以前那么热闹。 唉，现在可多么冷清！只剩了五个织匠，只剩了一个小徒弟，可是——“可是都会恢复起来的，生意也会跟从前一样的好。” 到了那个时候——土生就得把红利寄给格隆冬，这一定会叫格隆冬吃一惊，土生想到这里就微笑起来。 还有呢，同行公会里的椅子都得修理一下，还要加买几张新的。一定这么办。这几天土生精神很好，越忙越快活。不过麻烦的是，在吃吃市一时找不出七个织匠。本来的老织匠都到别处去了。后来还是想法子到棉城去招了几个来。至于期哥儿——他可不愿意回来干这个老行当。 那些织匠都诧异得了不得：“又没有人来定货——怎么一下子要添这许多工？” “没有人来定货么？不要紧，”土生大声说，“我们从前的那些老主顾都不来了，活该他们不来！他们都不识货！你们做就是了。决不会再欠你们的工钱。” 土生织布厂真又回复到以前的样子。十二架织机上都有人在那里做活。 于是土生亲自带了一匹布到布店里去。“老板，你好哇？如今我从棉城找来了几个织匠——真是好手，你倒看看货色看。” “唔，要得。” “那么等下子我发二十匹来，好不好？” 那位布店老板把手摆了一摆：“等一时再看吧。你前次发来的十匹布——一尺都还没有卖掉哩。” 土生可愣住了，张大了眼睛，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可是布店里的生意很忙，老板没有工夫跟土生多谈。土生看见店伙计搬来搬去，都是些“大粪为记”，“香喷喷为记”——都是些机器织的布。他连眼睛都发了红。 后来土生发现了一个熟人：东太太也来买东西了。 “东太太，”土生的声音打颤，“您买布么？……看看我的。……” “多少钱一尺？” “三角，货色是好的。棉城的织匠……” 不过东太太又买了“大粪为记”的。东大太说：“这种布只要一角五分钱一尺。土生老板，您不知道，前次我在您那里定购了布，我们东先生可跟我大闹了一场。他说：‘有便宜的布不买，偏偏要买贵的！’这样那样，一顿好吵。按说呢，他的话当然有理，买东西当然拣便宜的买呀，不是么？土生老板您不要生气：三角钱一尺是贵了些。要是您也卖一角五，我们东先生也不会反对我来买您的布了。您怎么不卖公道点呢？” 土生不服气了：“一个人说话要凭良心，东太太。上帝会听见我们声音的，东太太您算算我的成本吧。这一匹布花了几个工，您知道么？这还算贵么？天地良心！” “啊呀土生老板！您跟我生什么气呢？哪个便宜我买哪个，别的我管不着！” 布店里的一个伙计就插嘴：“土生老板，您的工人花一个工才织了两匹，人家的工人花一个工可织出几十匹，当然人家的便宜呀。” “你晓得！”土生忿忿地叫。“瞧着吧！那些贪便宜的人总有一天上当的！” 于是土生又夹着那匹做样子的布，垂着头走了回去。 这天他喝了许多酒，老是一个人嘟哝着。 就这样，一连好几天都发着愣，看着一天一天出来的布都堆在那里。 生意简直不行，一千多块钱已经花光了。连织匠的工钱也付不出，另外欠了一些棉花和染料账。 “唉，上帝！”土生跪在地下，“请赐给我一点力气吧，我还熬一熬，熬到将来会好起来的。上帝啊！我并不妄想发财，我只要保持我父亲遗给我的老店就行了。上帝保佑我吧！” 可是他没有力气了。他病倒了。 第八章呷呷大戏院 土生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土生的朋友就把这些情形写信告诉格隆冬。格隆冬亲自到了吃吃市，把土生一切的债务都清理完，把土生接到帝都去住。 这时候土生虽然病好了，可是还有点糊里糊涂，他跟格隆冬坐在火车上，火车“刮达达刮达达”地跑着，他总觉得这是织布的声音，他说梦话似的咕噜着：“东太大不识货……总会有人议货的。瞧着吧！” 他住在格隆冬那里之后，养息了好几个月身休才复原。可是头发胡子全白了，衰老了许多。 他虽然知道外甥待他好，可是他总觉得格隆冬处置得不得当。 “你为什么要把土生织布厂的房子卖掉？” “要是不卖掉，那您就不肯休息，不肯到帝都来。”格隆冬说。 “真荒唐！”土生叹了一口气，“这是你外祖父置的产业呀。唉，真不成话！——连祖产都卖掉了！” 格隆冬就安慰着舅舅：“现在谁都在那里卖祖产哩。那位五色子爵——就是您昨天看见的那个小胡子——您看，他是帝国里数一数二的老世家哩，他可也把祖产变卖了，在黑市开办了一个金鸭炼钢厂。” 土生不言语，只是很气闷地摇了摇头。 后来又想起了一件事：“那些织布机为什么也要替我卖掉？” “留着那些织布机有什么用呢？” “哼，没有用！” “舅舅，”格隆冬叫，“您不要去想那些事情了吧。每天吃一点好的，滋补滋补。我有空就陪您去看看戏，逛逛公园，散散心。您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真也该过几天安闲日子了。” 可是土生总闲不下来。他把院子布置成一个小花园，整天在那里浇水，剪叶，拔草。一会又到厨房里去指挥厨子做莱。有时还到隔壁大粪王家去整理花草。 他跟大粪王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他们都像对长辈一样恭敬他。他们的客人来了，也都要问问他的安。不过他对那些客人——总没有什么话可以谈的。 他在客厅里呆坐了一会，就溜了出去，忙着叫那些厨子和听差：“咖啡可以端出去了，不错，还要送两盘冰去。” 老实说，土生并不大喜欢格隆冬的那批朋友，他觉得他们跟他是两路人。土生说过——“他们都是些不敬上帝的人，都是走了邪路。” 然而——要是撇开他们的事业不谈，那么土生倒也看他外甥的面上，像一个长辈那么照顾他们。 至于格隆冬他们所开的那个机器纺织公司，土生可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怎么也不肯去。 “我一听见机器响就头昏。”他说着还吐了一口唾沫。 格隆冬他们陪土生去逛帝都的几处名胜，到海滨去避暑，去看戏。土生也并不怎么高兴，也并不拒绝。土生心里总觉得这是那些孩子们去玩，他土生也就这么陪陪他们，好照应照应他们。 有一个星期六，保不穿帮跑来了：“土生舅舅！今晚呷呷大戏院有好戏，我定了个包厢，请您去看戏。” “什么好戏？”土生像对付小孩子似的微笑着。 “是夜莺先生写的《纺织之比赛》：这是夜莺先生最近的作品，今晚还是初次演出哩。主角就是磁石太太。” “唔，你们想去看，我就同你们去吧。” 保不穿帮又很高兴地说：“哈呀，磁石太太可真美丽！大粪王最赏识她了。” 这天吃过晚饭，土生就真的陪格隆冬他们到了呷呷大戏院。 他们遇见了许多许多熟人，帝都的名流和阔人——大概一半都到了这戏院里。大家正在这里握手，问候。 忽然有一个人低声说：“老圣人来了！” 于是这个告诉那个，那个又告诉第三个人，这句话就好像一阵风掠过一片草地似的——“老圣人来了！老圣人来了！” 老圣人是全帝国人都很尊敬的一位学者：又是宗教家，又是哲学家，又是政论家。老圣人对于帝国的立宪，对于贵族和僧侣的特权——都出过很大的力。老圣人又是全国最著名的好人。帝都出刊的那个《好人日报》，就是老圣人创办的。 土生也看过老圣人的著作，并且也喜欢看《好人日报》。可是他现在没有机会去跟老圣人攀谈，只看着老圣人跟许多熟人很亲切地打着招呼，然后看见他带着他的儿子小圣人坐在一个包厢里。那包厢里还坐着几位老圣人的学生。 有些太太没有看见过老圣人的，都好奇地拿起望远镜来望过去。她们看见老圣人不过是一个普通老头儿，就又失望地放下了望远镜，叽叽呱呱议论起来了。 保不穿帮笑了一笑：“老圣人看了这次戏，不知道又怎样批评哩。” 这时候土生发现有一个年轻人钻进他们的包厢里来了，跟保不穿帮打招呼。土生觉得这个人的脸很熟，可是记不起。 那个青年人一下子瞧见了土生，立刻就过来握手：“哦，老先生，您也到帝都来了！您好么？您认得我么？我跟您在吃吃市见过。我是香草。以前在《吃吃日报》做事。” “幸会幸会。您好？” “谢谢您。我很好，”那位香草先生很快活地说，“我已经正式成了一个诗人了。我就是夜莺先生提拔的，所以夜莺先生实在是我的恩师。今天晚上他老人家也会要来哩。啊！文部大臣来了，您瞧您瞧！哈，那位批评家也来了。您看见么——就是那位尖脑袋的先生？对不起，让我去打个招呼。” 一会儿保不穿帮又认出了一个大阔人。保不穿帮指指斜对面一个包厢里：“那里是香喷喷！还有香喷喷的太太，香喷喷的小姐。” 土生正这么被大家闹得头昏的时候，音乐奏了起来。开演了。 这《纺织之比赛》是个悲剧，是从希腊神话里采取来的故事。只是那位夜莺先生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把这故事里原有的人名都译成金鸭人所喜欢的字音，叫起来就好像是金鸭人的名字了。 那位女主人公叫做鸭拉屎娜。她又漂亮，又极会纺织，能够织出非常美丽的东西。 她说：“就是女神鸭蛋娜也织得没有我这么好。” 女神鸭蛋娜就去找这位鸭拉屎娜，叫鸭拉屎娜不要这么自夸，可是鸭拉屎娜还是这么说：“就是女神鸭蛋娜也织得没有我这么好。” 于是女神鹤蛋娜就老实告诉鸭拉屎娜：“我就是鸭蛋娜，你既然夸下口来，我就同你比赛，看谁织得好。” 演到了这里，鸭蛋娜就有这么一段唱词： 骄傲的鸭拉屎娜呀！我要跟你比赛。 你记着，我到你这里的时候，正是上午三点半钟：刚才我跟你谈话谈了一个多钟头。 现在是四点二十一分钟，你记着呀，鸭拉屎娜！如今我们就分手，各人去纺织，必须——必须在明天上午三点半钟以前交出成绩来。 所以，骄傲的鸭拉屎娜呀，你要——你要在二十二小时又十九分钟以内织好。 而我，我鸭蛋娜，也耍在二十二小时又十九分钟以内织好： 谁要是迟交一秒钟，就取消了她比赛的资格。” 据夜莺先生告诉新闻记者，这一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夜莺先生解解说：“一个悲剧里所演出来的事情——从头到尾，万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在时间方面，不得不这么精密地计算一下” 观众里面那些有艺术修养的人，对这一段都很赞美：“真对！真对！”这就又聚精会神地看下去。 那个主角―磁石太太所扮演的鸭拉屎姗，就努力纺织起来。 这样有育一段盆鸭人认为极庄严而又美丽的台词： 乞打卡！乞打卡！ 我织出一匹白牛载着个女孩儿家， 她的名字叫做欧罗巴 白牛驮着她在海上奔驰， 狂风飘起她的头发。 这乃是何等的美丽哟， 美丽得有如一只老母鸭—— 呷呷呷！呷呷呷！ 我一定胜得过女神鸭蛋娜， 乞打卡！乞打卡！ 后来女神鸭蛋娜登场了。鸭蛋娜可织出了更美丽的东西。这全是由鸭拉屎娜唱出来的，她说女神鸭蛋娜织出了海神，织出鸭蛋娜自己创造橄椒树的故事。哈呀，织的再精美再生动没有了。鸭拉屎娜的作品真比不过她。鸭拉屎娜失败了。 这里——就到了剧的顶点。鸭拉屎娜羞愧得了不得，就自己吊死了，她在上吊以前还有一段很悲凄的台词，感动了全体观众。于是这美丽的纺织者决定去自杀—— 啊啊，我要了却我的生命， 以了却我的失败之后的羞愧。 但是，等一等！—— 我要看看现在是几点钟。 鸭拉屎哪的自杀——是不在台上表演的，只在鸭拉屎娜下场之后，由女神鸭蛋娜说出来： 骄傲的鸭拉屎娜吊死了 啊！她的上吊是何等的有美学上的价值哟！ 因为现在还不到三点半钟。 哦哦！现在还只有三点二十七分钟，那么我还可以在这三分钟以内安排一点事情： 我要使羞愧自杀的鸭拉屎娜变成蜘蛛， 罚他永远永远纺织。 好了，现在已到了三点二十九分五十五秒钟， 那么我就赶紧离开这里， 到沃林普斯去看我的爸爸去吧， 千万不要延迟过了这五秒钟的工夫。 全剧就在这里演完了。全场都响起了掌声。 只有土生愣在那里。连夜莺先生上了台让大家瞻仰，土生也没注意。主角在台上对观众鞠躬，土生也没有注意。 土生被这个悲剧感动了，他看到鸭拉屎娜比赛失败，他掉下了眼泪。现在他还记得那个“乞打卡！乞打卡！”他想起了鸭拉屎娜那悲惨的命运，于是他哭了起来。 格隆冬看了很担心：“唉，我舅舅又要发毛病了”。 “这是一种什么毛病哪？”大粪王小声儿问。 “谁知道呢，他在吃吃市那次大病．也就是这么个情形。” “你到吃吃市医院去接他的时候，没问大夫这叫什么病么？” “我问了的，”格隆冬说，“可是那些公家医院的医生都很不耐烦，好像你欠了他的债一样，他们向来不对普通人谈医药上的事的。后来他们知道我是肥肥公司的经理，才特别通融．跟我谈了一两句我舅舅的病症，可是他们讲的外国话——我也摸不清那是拉丁话还是希伯来话：我一个字也不懂。” 他们正谈着谈着，忽然听见土生在那里嘟囔——“变个蜘蛛还好一点，变个蜘蛛还好一点……” “哦！”保不穿帮可明白了，“他老人家是被这个悲剧感动了。大概这是他老人家鉴赏能力还没到家的缘故。要照规矩——无论你看小说看戏，都不作兴流泪的。格隆冬，要把他老人家这个毛病医好的话，唯一的方法是请他老入家研究研究美学。” 第九章鸭斗比赛 格隆冬几次三番地问土生，才知道土生是个什么意思。 土生说：“鸭拉屎娜虽然失败了，可是她到底还能够变个蜘蛛，还是可以去纺织,可是他土生呢，现在连织布机也没有一架，连纺织都无从纺织起——格隆冬想，舅舅一定是这样才有了感慨的。 格隆冬这就说了许多话来安慰土生，可总是不行。 后来士生忽然抬起了头“我想要问你借一笔钱”。 “您要多少——您说就是，您要办什么，我就替您去办。” “我想——我想——我想把我从前的织布机买回来。” 格隆冬知道舅舅的脾气．也不再劝他，也不问他买回这些旧东西来干什么用。格隆冬就写封信给吃吃市的职员，托他们去办这件事。 结果很糟糕，那些职员天天去打听那些织布机的下落，忙了半个月，才访了个明白，原来像土生织布厂这徉的织布厂——在吃吃市一家都找不出了。那些木织机没有什么用处，人家就把它拆散了放到厨房里，给厨娘们当劈柴烧了。 那些职员随时有信告诉格隆冬，有一封信上这么报告：“这种织布机，大概全帝国都很难找到几架。据我所知，吃吃市古物保存所有一架，帝都历史博物馆有一架。昨天我们向一个乡下人打听，他劝我们到一些最偏僻最荒凉的村子里去访访看，也许有一两家有这些东西的。但我们没有工夫去，因为肥料制部的事务使我们脱不开。据说到那些地方去找，非旅行四五年不可，而且必须带枪，否则恐怕有土匪或是野蛮人来伤害我们。再呢，即使找到了这些织机，也不是土生老先生的原物了。至于土生老先生的原物，的确已葬在人家灶洞里和炉子里。兹附呈柴灰少许以作证，敬请经理大人核阅。” 这件事正在进行的时候，土生可满肚子希望，他叫格隆冬的听差到香喷喷公司去，把期哥儿找来。 土生心跳得很响，眼睛里发着光：“期哥儿，我的老店又可以开起来了，你回到我这里来吧，我店里其余那几位师傅——你找得到他们么？” 期哥儿只知道三个人的下落，有一个在肥肥市做活；还有一个到黑市去了，不知道找到事倩没有；还有一个穷得没有办法，在码头做苦力。 “可怜！”士生叹一口气，“现在可好了，他们都可以来干他们的老行当。你呢，现在怎么样？你瘦多了，有病么？” 期哥儿的确瘦得多了．脸色也苍白。 “说句良心话，我的运气比那些老同行的好得多哩。”期哥儿说。 于是期哥儿告诉土生，他到帝都的时候，正是香喷喷公司招工人的时候。帝都有五八百人想要进公司，可是公司只要招添二十个。“公司里看我本是个织工，就收了我。我一进了公司，就学了半年徒。” “什么！“土生诧异起来，“你还要学徒？你那么好的手艺！” 有手艺是不错。可是我不会使机器，只好再来学半年。这半年里可把我饿坏了：每天只有一角钱伙食钱，没有工钱，那时候我就欠了许多债，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现在我一个月可以拿十五块工钱了。” “你老婆呢？” “谢谢上帝，她也进了公司，九块钱一个月。只是她们的活不容易做，手上的肉给热水泡烂了。脾气也坏了许多，动不动就打这个孩子，骂那个孩子口。” “你大儿子还读书不读了？” “读什么书！学校进不起。他每天只捡捡煤屑，也算是贴补贴补家里。” 土生叹了一口气，摇摇头，然后忿忿地吐口唾沫：“你看！你们这些进机器公司的人——哼！上当了吧，吃了苦头了吧！我知道是没有好结果的。晤，现在你可不用担心了。你跟你老婆赶快去辞了工吧，再也不要去干那个鬼事了。你们还是回到我店里去，规规矩矩织点好布出来，给识货的人看一看！我是不信邪的！” 幸亏那个期哥儿人还谨慎，没有马上去辞工。后来土生知道连那些老织机都找不回来，他见着期哥儿的时候就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抓住期哥儿的手，嘴动了一动可又没发出声音来，就转过睑去，梢悄地抹一抹眼泪。 从此以后，土生不再提起土生织布厂的事。别人也不对他提起。他似乎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还是在花园里忙着，在厨房里忙着。有时候可就说些糊涂话，叫格隆冬他们不好怎么回答。 这一向——格隆冬他们正在忙着打注意，看怎样才能够对付香喷喷公司。 土生听他们谈完了正经事，就闲谈到磁石太太的戏了。 土生忽然问：“何必呢？为什么一定要把香喷喷公司压倒呢？” 大粪王微笑起来，好像笑小孩子不懂事似的：“土生舅舅，您想想看呢，我们帝国的纺织公司．大大小小也有一两百家．只有十六七家算得上是大公司．可是最大最大的只有两家：就是我们肥肥公司，还有他们的香喷喷公司。要是我们把香喷喷压倒了，那就——哈，我们就是全帝国独一无二的大公司，我们就独霸了纺织业的生意……” 大概大粪王还想讲下去的，可是土生舅舅又来了一个糊涂问题：“为什么要独霸呢？” “为什么要独霸？您真是！独霸了就可以尽量赚钱哪，要赚多少有多少。” “要那么多干什么了？” 唉，真是讲不通！ 格隆冬就另外讲了一个理由：“香喷喷跟我们竞争得很厉害，我们要是压不倒他们，他们就压倒我们了。” 然而土生想不通，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什么香喷喷也古怪，竞争什么呢，为汁么要你压倒我，我压倒你呢？” 保不穿帮正端着一杯酒，这时就赶紧咕嘟一口喝干，插进嘴来：“您去问问瓶博士就明白了，土生舅舅，我们的现代文明，都是从竞争得来的，越竞争，越进步。” “我不懂你们的现代文明！”土生装起一斗烟来抽着，“你们是竞争钱。金鸭上帝给他的子孙——每个人一份口粮，你要枪那么多做什么？你吃得了么？” “可是上帝还赐给我们余粮，”保不穿帮又倒上一杯酒，“可见得上帝要我们多得到一些粮食。”这可就引起了一场辩论。 土生背了一段《余粮经·山兔之书》里的话，就很严正地告诉保不穿帮：“哪，你看，上帝赐余粮给你，是怕你在荒年没有粮食，上帝并没有准许你去抢香喷喷的粮食，也没有准许你去抢别的什么人的彼食。” 大粪王可忍不住要插嘴了：“可是您再看看《鸭宠儿之书》和《金蛋之书》呢，士生舅舅。上帝叫石人们把他们的余粮献给鸭宠儿，海滨公爵和痞大公也抢人家的根食。这都是上帝吩咐的。要是不抢人家的东西，那么我们大金鸭帝国也建立不起来了。” 土生摇摇头。意思是说，这些孩子不懂得圣经。 土生抽了两口烟，可是已经熄掉了，就又把它点燃，于是讲起经书来：“我告诉你们，《余粮经》里面——就只有第一篇是真正的圣经，真正是金鸭上帝的话。第二篇、第三篇都是以后添进去的．井不是真正的上帝的声音。” “嗯、这是老圣人的学说。”保不穿帮说，“不错，这是老圣人告诉我们的，老圣人最信上帝，我相信老圣人的话不错，老圣人只承认《山兔之书》是真正的圣经。其余两篇只是为历史书，不是圣经。” 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格隆冬一直不开口，只是微笑着听着。现在他可庄严着脸色，参加了进来：“老圣人这种学说原是有他的用意。《余粮经》第二篇讲上帝给祭司们种种特权，第三篇讲上帝给贵族们种种特权，所以老圣人就说，这不是真正的上帝的声音。老圣人就不承认僧侣和贵族有天赋的特权。” 保不穿帮点点头，认为格隆冬解释得很对。怪不得那些老教派的教士要攻击老圣人。那位大主教神学大师还说老圣人诬蔑上帝哩，可是帝国的一般人还是尊敬老圣人。神学大师已经失势了。土生本想要好好说服他们，可是现在他们把原来的话题岔了开去，他就再也想不上要怎样进攻．井目先前已经谈到了哪里——他也记不上来了。 可是关于《余粮经》——大粪王倒说了几句公平话：“就算《鸭宠儿之书》和《金蛋之书》不是圣经吧，不过我们总可以在这两篇书里学到许多诀窍。 大粪王他们跟土生虽然总谈不到一起，可是他们也还是帮格隆冬设法使土生舅舅快活一点。 那天他们大家在格隆冬家里喝了咖啡，就陪土生玩几局“鸭斗”——这是金鸭人最爱玩的一种游戏。格隆冬家里新近落成了一所室内鸭斗场，大象就都到那里去。 “来单人的还是双人的？”保不穿帮问。 “我跟你先来一局单人的，”大粪王说，“土生舅舅做裁判。” 于是大粪王走到了场子东，对墙壁站着，保不穿帮走到了场子西头，对墙壁站着。土生吹了一声哨子，那两个人就都蹲了下来。 “预备！”土生叫，接着又吹了一声哨子。 那两个比赛者就用了各种音阶叫了起来：“呷，呷，呷，呷，呷……” 一面叫，一面那么蹲着倒退着走。身子摇摇摆摆，屁股拱呀拱呀的，还走出种种姿势来——这么一步一步地向场子中央走近。场子中央画了个椭圆形的圈子，这两人背对背地退走到这个圈子里，两个人已经靠得不到一尺远了，于是各人把屁股一拱，两个臀部互相一撞。谁要是倒到了地上，就输一分，裁判员就吹哨子，各人就收起臂部，又蹲着摇到出发点去。再等哨子一响，又“呷呷呷”地叫着来第二下，谁赢到了七分，就赢一局。 可是大粪王跟保不穿帮都是好手，两个人都拱得极其巧妙，谁也撞不到谁。连撞三下．彼此都蹲得稳稳的。这就又照规矩摇出这个圈子，叫了几声，再进圈子里来撞。 这时候己经来了几位熟客——都是公司里的广告员，格隆冬的听差索性领他可门进到鸭斗场来。 他们看得太出神，连正经事都忘记提起了，格隆冬家的听差和女仆们也偷偷地在门口里张望，小声儿评论着那两个比赛者，他们对鸭斗都感到极大的兴趣。 “大粪先生拱得多有劲哪！”一个听差说。 “保不穿帮先生多灵活！”一个女仆压着嗓子叫，“扭得像一条蛇一样。瞧瞧他老人家那个臀部——真亏上帝造得出这么一副好的——要怎样就怎样。” “唔，你顶欢喜这种样子的。” “呸！杀千刀的！乱嚼舌根！” “别嚷别嚷！他们叫了！” 那几位广告员也在那里小声评论着：“驴皮，你听！——大粪先生的嗓子可真洪亮！” “保先生嗓子也不坏呀。”那位驴皮先生答，“大粪先生的嗓子真是个‘贝斯’〔低音，英语音译）嗓子，顶高也高不过‘巴里通’（男中音，英语音译），小螺你说是不是？” 那位叫做小螺先生的点点头，于是驴皮先生又往下说：“可是保不穿帮先生呢，嗓门儿高些。保先生要是捏出假嗓子来，那真活像娘儿们，叫得出女高音，也就是——俊——梭——俊拾拉诺——保先生原是很会唱歌的。” “那不然！”小螺先生右手经轻一扬，“唱歇是不许用假嗓子的。” “谁说不许？”驴皮先生反驳起来，“从前是不许，我知道。然而后来有些新派音乐家听见热带人士唱歇是用假嗓子的，可又唱得那么叫人着迷，好像要做梦似的，从此以后，声乐界就颁布一条新法律，准许军民人等用假嗓子唱歌了。” “六对六——‘丢斯’〔平分，英语音译〕！”土生叫。 一下子——大家都静了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局比赛。 不管观众怎么议论，可到底是大粪王厉害些，他又连胜了两分：赢了这一局。 于是大家拍起手来，接着大家又谈论了一会——为什么大粪王会取胜，而保不穿帮是怎样一来才失着的。 “土生舅舅，”大粪王叫，“来一局吧？” 土生年轻的时候很会玩这个，从前吃吃市纺织业同行举行鸭斗比赛，他得过两次锦标。 可是现在——“我老了，”他微笑了一下，“我的‘鸭尾’也没那么有劲了。” 不过他也跟大粪王来了一局。这可就不怎么精彩，虽然看得出土生还有一种老将风度，可是不大有力，也不大活泼。大粪王呢，也斗得很客气，似乎故意要让那位老前辈几分。 观众也就不去注意谁胜谁败了。哪些听差和女休也散去了。 那些广告员这才记起了正经事，就拥到保不穿帮面前谈起来。 现在是格隆冬跟大粪王玩鸭斗。土生坐在旁边休息，顺便含个哨子在嘴里做他们的裁判，一面擦着脸上的汗。 忽然他听见包不穿帮叫：“你们真无用！你们真无用！” 土生吃惊地掉过头去瞧，才知道包不穿帮在那里骂几位广告员。 “这一向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对付香喷喷，这你们难道还不明白么？”保不穿帮叉开两条腿站着，两条膀子挥着打着手势，“可是你们有了些什么成绩呀？你们自己想想，看惭愧不惭愧！你们这批人里面——有的是演说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记者，有的算是小小名流学者：那么你们就该用你们的演讲，用你们的文章，去对付香喷喷哪。然而你们什么成绩也没有，公司里每月付给你们那么多钱简直是白付的！帝国工业博览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再三对你们讲过，这是个竞赛会，我们要好好准备。可是你们干了些什么？安排了一些什么？你们替公司尽了些什么力？尔们自己想想——该不该脸红！” 那位驴皮先生低着头，报告了一个成绩：“我昨天在帝都大学附属中学演讲了一次，题目叫做《帝国之纺织业》。” 那位小螺先生也低着头，也报告了一个成绩：“我在帝国商业月刊上发表了一首十四行诗，题目叫做《布匹与七弦琴》。” 还有一位广告员也低看头，正要报告他的成绩，保不穿帮可嚷开了：“够了够了，先生！干了这么点儿也来报功！你们光只是演讲，光只是写十四行诗，这就算了事了么？你们只摆出学者诗人的派头来，就够了么？我告诉你们，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要有十七八副嘴脸才行：上等人那里混得进，下等人那里也该混得进。你看我的！开博览会那几天我要亲自出马，让你们学学样。好，晚上两谈！” 土生可又出了神：“他们玩出了这么多花样！为了什么呢，这是？” 第十章舍利书店 保不穿帮那么大咧咧地教训了驴皮、小螺他们一顿，他们倒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保不穿帮是肥肥公司的一个大股乐，又有钱，朋友又多，所以他当然是帝国里的一个名人了。并且他还常常演讲，常常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他是很有学问的。帝都的交际场中很欢迎他，学者名流也喜欢跟他谈天。 于是驴皮问小螺：“我们那位保先生——他到底是学什么的？” “谁知道？好像他什么都懂。“ “我看，他恐怕是嚼舌科毕业的，一嚼起舌头来，讲到哪里就是哪里。” 然而保不穿帮的确有保不穿帮的长处。你看看他像个绅士吧，甚至于像有贵族血统的吧。真是，他的确很高贵，真正是地道的帝国上流人。可是他一样的能够去干粗事。你要是叫他穿一身小丑衣裳，到马路上去兜揽生意，讲一套卖把式的话逗得街上的人高兴——他可也干得极其在行，而且他也真肯去干。 谈到这一层，小螺就说：“那我当然及不得他。我到底也是个世家子弟，又是正式大学的毕业生。叫我到马路上去说相声儿，我可做不来。” “难道你还是想要干你所学的玩意儿——做个诗人么？”驴皮怜悯地瞅了小螺一眼。 那位小螺先生倒认真地点了点头：“不错，我只想唱我的抒情诗。” “抒情诗！”驴皮先生笑了一下，“可是你写了些什么抒情诗呀——纺织神已是降生在我们这里，请诸君认明大粪为记……” 小螺先生脸红起来：“不要这样挖苦我吧。老实说，这些诗都不是我自己要写的诗。我其实想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可是我得吃饭哪，可是我也写过真正的诗的。” 接着小螺就告诉驴皮，他那些真正的诗——投稿投不出去只有夜莺先生肯提拔后进作家，登过他两首诗。 “有多少稿费呢？”驴皮等不及地问。 “丰富的很！”小螺说，“那家书店寄来了两张书卷，每张书卷值五角钱。书店里还附了一封信来。我因为这封信很值得保存，所以我就把它随身带着，那么我就可以随时拿出来读读，可以随时记起这些出版家赐给我的恩惠。你要不要看看这封信？” 说了就打衣裳里掏出了一本日记本，那两页信就夹在这里面。驴皮先生这就毕恭毕敬看起这封信来： 小螺先生大鉴： 本店为文化界服务，绝对忠实，即亏本亦在所不惜。接编辑部通知，谓台端有诗二首，已在本期《律吕月刊》刊出，请照章酬致稿费云云。惟经本店反复调查，知足下实系一新进作家，决不酬以现金。盖新进作家初出茅庐，不知生活之艰苦，手头有钱，即挥霍无度；而该新进作家若得钱而舍不得花掉，又将养成吝奋之习。总之，金钱万恶，本店绝不肯以此万恶者贻害足下。此盖出于本店爱护后生之一片苦心也，故谨以精神粮食为酬，赠书券二纸，可以随时至本店换取各种伟大作品（限于本版书）。若台端能介绍尊友购书五元以上者，则予台端以九五折之优待。 专此敬请 撰安 舍利书店谨启 “哦，就是舍利先生开的那个书店！”驴皮把这封信还给小螺，“对青年们真真爱护得周到，怪不得舍利先生那么出名哩。后来你选了哪几本精神粮食来吃的？” 小螺仍然把这到信很谨慎地夹到日记本里，一面告诉驴皮：“那时候我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不过也还是很高兴，我就带着这两张书券到了书店里面。我没有钱坐车，害我跑了十来里路哩。” 说着，他就回想起那天的经过，嘴角就不知不觉抽动了一下：不知道他是微笑呢，还是怎么。 原来他那天在舍利书店看来看去，总选不出适当的书来。中意的书本有的是，可是翻开这本看看：实价一元五角。翻开那本看看：实价三元！找出图书目录来看一下，可没有一本是卖五角或一块的书。小螺先生既然没有带钱，就只好去找那些价钱不超过书券额的书。晤，他运气不错，他发现有一套从书——每本实价三角。这就是著名的《人格修养丛书》。主是舍利先生自己的大作。每一册全都是二十一面，每一册全都是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五个字，不多也不少。 “您最好是买全套的，先生。”一位女店员替小螺打了个算盘，“买全套上算得多。一共二十种，只要五块四角钱。这全是极好的书，极有价值的书。舍利先生特为写出这些书来指导世人，所以定价特别低廉，使穷些的读者也有个机会修养他们的人格。” 可是小骡先生只打算买三本，他要选三本最好的。 于是那位女店员给弄得十二分惊异起来：“最好的！这可怎么选法呢，先生？这全套全都是这么好的。” 不过她看见这位买主极其固执，就只好让步，抽出三本来介绍给他：“如果您实在要挑选呢，那勉强拣得出这么三本。这三本书得过帝国文部的嘉奖，这三本书——在两年之内就销了五十几版，可见得这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帝国学院的去员也都说，这三不书是这套丛书里项有伦理学价值，顶有深刻的理论的。不但专门学者要研究，普通人也必须读它。” 小螺先生就真的把这三本书拿到手里看了一看。第一本叫做《在公共场所不要赤身裸体》，内容是说，一个人在公共场所不要赤身裸体，否则就既不卫生，并且有碍观瞻，那是不好的；第二本叫做《夫妻间要互相和好》，内容是说，一对夫妻要互相和好，否则就既伤了对方的感情，并且于自己也没有幸福，那是不好的；第三本叫做《不要把香蕉皮扔在路上》内容是说，一个人不要把香蕉皮扔在路上，否则就既会使人家踹着摔一跤，并且自己也许会踹着摔一跤，那是不好的。 “您看书看得好快呀。”那位女店员很客气地说。 “篇幅本来不多，”小螺解释着，“并且这些书——不但文字写得顺溜，内容尤其通俗：这样的好书当然容易看下去。” “这里写的句句都是真理，您看看第十五页所写的。”女店员说到这里，就背了一段文章。那位顾客可吃了一惊。她竟背得出！ 于是她很耐烦地说给小螺听：“我们这里的店员，都仔细研究过舍利先生的《人格修养丛书》，全套都背得出，我们来投考店员的时候，这一门是必须考的。所以每个来报名考店员的人，早就买了一部丛书去读熟了。可是——先生，您只买这三本么？” 小螺因为自己还没有结婚，用不着那本《夫妻间要互相和好》，另外换了一本《在店里买东西要照价付钱》。可是那位女店员再三地劝他还添买一术《看见老前辈的时候要脱帽打招呼》。后来看见这位买主硬只肯要三本，她就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然而问题又来了。小螺先生一把把书券拿了出来，那位女店员就叫起来：“哦，是书券呀？那么您更加应当添买一本了：四本是一块二，你补两角钱给我，那不是很合适么？” 小螺先生不肯：“那么我更加不应当添买一本了：三本是九角，您找一角钱给我，那不是很合适么？” “不行，先生！这种书券来换书，我们照例不找现钱出去的，所以您非补点钱多买点书不可。要不然——您拿着这书券就没有用处。” 有什么办法呢，小螺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女店员把这些伟大作品收到玻璃柜里去，再四面张望张望。可就发现了许多极可爱的东西：那是一些复制的图画和小小的石膏像，每件定价五角！ 老实说，他恨不得全都买下来，这可真像那位女店员所说的——“这全套都是这么好的。” 他看来看去弄了老半天，才算选上一个荷马半身石膏像，一幅三色版的莎菲画像。 可是——“这是文具”，那位女店员说，“书券只能换书，要文具券才可以换文具。” 小螺失望得连心都停止了跳动似的。他抹了抹睑上的汗，就只好老实告诉那位女店员——他口袋是怎么一个情形，他从家里到这里有多远。他要求她特别通融，把他的书券换成文具券，免得他空手回去，那位女店员听了，很可伶他——“好，我替您到经理部去问问看。” 那位女店员拿了小螺的两张书券刚刚走进去——这门市部隔壁一间会客室里就有一个男子声音吼了起来：“喂！站住！你就这么热心——要替人家去交涉换文具券么？” 一听到就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舍利先生的嗓子，因为小螺听过他的演讲的，料不到那位舍利先生在隔壁会客室里会客，这里的一场买卖交涉全被他听去了，竟惹得他忿忿不平起来。 “这批后进作家真没有办法！”他咬着牙嚷，“人家好意送他几张书券，他倒拣精挑肥——又要换什么文具券！哼，又偏偏碰上你这么一位大慈大悲的南海观世音菩萨——丢了正经生意不做，倒要替他跑上跑下到经理室去开谈判！你用不着去问！我告诉你，要换就得做六折计算：五角的书券只能换三角的文具券。听懂了没有？他要换一块钱文具，他得补上四角钱来。听懂了没有？” “懂得了。”那位女店员的声音带颤。 “站住！不要走！”舍利先生又叫，“还有一件事我不答应你：人家既然不存心买书，你为什么要把书给他看？这里是书店，不是图书馆！你就那么让他把几本书都看完！要是个个人都把我们的书在那里看完了，他们就用不着再买我们的书了，你去对他讲：他既然看完了那三本书，他就非买去不可！” 那位女店员很同情小螺，就撒了一个谎：“他并没有看……” “哼，没有看！你既然救苦救难，替他包庇，那么这笔损失你来赔偿好了：到月底我叫经理部扣你九角钱薪水！” 小螺差点儿没晕了过去，后来就糊里糊涂走回家了。 可是以后倒跟那位女店员做了朋友，他替她可怜。 现在小螺把这些经过讲给驴皮听的时候，还激动得直哆嗦。 “你当时怎么不给舍利先生几个耳光？”驴皮也很气愤，“要是我——那！哼！” 小螺有好一会不开口，随后叹了一口气：“我当时没有使性子，也许要算是我的怯弱。其实我是想要留个地步，不愿意闹得太难看。我总还是想要替我的作品找个出路的，凭良心说。肯提拔后进作家的——到底只此一家。我怎么能够断了这个唯一的门路呢？” 驴皮先生这就安慰起小螺先生来：现在可好了，用不着去投稿碰钉子了。 驴皮先生还劝着那位诗人：“你索性就死了这条心，一心一意替公司里当差吧。” 然而小螺却非常坚决。他说他现在干这行当是不得已，只是混饭吃。他不能就这么一辈子替老板做广告诗。 “老实告诉你吧，”他说，“我如今在公余之暇，在那里写一首长诗，一首叙事诗。将来我总要想法子出版。” 驴皮先生就可怜他不懂事似的瞧了他一眼。 至于驴皮先生自己——可没有那么多幻想。驴皮先生是个切切实实的人，所以他也就对朋友说了几句切切实实的话：“我劝你不要瞎想心事了。我们现在干的这个行当——的的确确是个很有指望的行当。要是你好好干下去，爬得有老板那么高了，那你什么事办不到！你自己也可以开一家大书店，左一套丛书右一套丛书地写出来，印出来，去教训世人怎样修养他们的人格。并目你还可以兼办提拔后进作家的事哩。那时候谁都得恭敬你，拥戴你，因为你是实业家。全帝国的臣民，谁不恭敬实业家！所以你得当个好广告员：这是你去做诗人的唯一途径。况目，我看，你要是学到了做广告的本领，你将来一写起诗来，写起书评来，也一定要方便得多。” “唔，这倒也是事实。”小螺想了一想。 “那么——不要苦闷了吧，好朋友。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干一行就学一行，也好图个出身。帝国工业博览会明天就开幕，去看看咱们保不穿帮先生怎样显本事，明天一早我来邀你。” 第二天上午七点钟光景，驴皮先生果然到了小螺先生那里。两个人一同走到了街上。 小螺先生一晚都没有睡好，尽在那里想象他怎样做了一个大诗人，那位舍利先生怎样跪在他面前求他赐一点稿子给他。这么越想越兴奋，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睡着了一觉。 虽然现在他很疲倦，可是街上的那种热闹劲儿又刺激得他提起神来。 满街上都是各公司的广告，弄得花花绿绿的非常好看。许多许多车马行人，像潮水一样向石人广场那个方向流着。有些公司还弄了化装队沿路表演。有些公司还出动了大规模的管弦乐队沿路演奏。香喷喷纺织厂的玩意很出色：用他们制造出来的各种布，各种缎绸，各种毛织品，扎成各国各民族建筑物的模型，上面还洒了些什么香料。还扎了一座小花园，插着几千几万朵玫瑰花，中间巧妙地做了一个喷水池——喷出几股檀香香水来，溅得满街上都香喷喷的。 街上有位太太说：“香喷喷先生的小姐，就叫做玫瑰小姐。玫瑰小姐正是今天生日，我晓得的。所以扎上这许多玫瑰花。” 另外有一位太太反驳她：“玫瑰小姐分明是后天生日。哪里是今天！” 那头一位太太正开口要反驳，忽然听见后面一声怪叫。她们回头望了一望，就瞧见有七只丈多高的铁铸的鸭子，一面摇摇摆摆走来，一面嘴里发出叫声。这是金鸭炼钢厂的花头。 “哈，”驴皮先生兴奋得叫起来，“我们帝国多伟大呀，多繁荣啊！咱们生在这么伟大的时代，生在这么伟大的帝国里，你不觉得这是个幸福么，朋友？不幸福么？” 那位小螺先生回答说：“我看那些公司——一定是有些艺术家往那里替他们设计的，不然就不会弄得这么美。” 帝都人的确都能够欣赏这种美。有些画家就在人行道上作速写，有些摄影家就在那里拍照。小螺先生还看见一位他的同学——如今已经算是成名的新进诗人了——叫做香草先生的，正站在马路旁边写着诗。 “喂，小螺！”香草先生一抬头就嚷，“你怎么不也学学我——写几首诗？这样的场合，还不能给你灵感么？你真正应当努力才好，小螺！” 原来香草先生的处女作——也是在《律吕月刊》上发表的，不过比小螺先生的诗早一期登出来，所以他就用一个老作家身份来鼓励后进了。所以他又说：“你们初学写诗的人，总要随时随地抓住你们的灵感才好。你们看了这些公司的广告，总以为不配写诗。但是你要明白：商店广告之美，跟诗之美原是统一的。” “哼，你是……” “别嚷！我灵感又来了！我要赶紧写我的诗。你走吧：再会！” 一会儿小螺跟驴皮两个就被许多行人挤到前面去了。这些人都是一边走，一边看，两脚不由自主地跨看步子，嘴里还批评这个那个的。 然而有一种作品——大家看了都不了解。这是大幅头的彩色绘画：有的贴在墙上，有的在街中心挂着，都画着一样的东西，大概是印的。 “这到底画的是什么呀？”谁都猜不透，“似乎是一条蛇在那里盘着吧：可是也不像。好像是画着一堆蚯蚓吧，可是也不对。” 至于颜色呢，可又黄色不像黄色，棕色不像棕色，糊里糊涂抹上了那么一团。上面还画看一个红色的很大很大的“？”号。 帝都的每个人——差不多都在那里发愣，因为帝都的每一条街上都贴着这种绘画，每隔丈把远就看见这么一副。 到了八点钟，帝都的几条大街上可就出现了一队队的神秘人物。每一队大概有三十来个人，都带着面具，穿着白袍，泡子上都绣了一个红色的很大很大的疑问号。他们每人骑着一匹马，后面拖着一辆大车——上面载着一个伟大的雕塑作品：正跟那此古怪的绘画是同样的内容。谁也看不出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也是那么黄不黄，棕不棕，蛇不像蛇，蚯蚓不像蚯蚓的那么一大堆。 有些人实往气闷不过，就去问那些白衣怪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那些白衣怪人只指指身上的疑问号，一句口也不开。 小螺和驴皮前面走着一个长头发的青年，左手里抬看一只提琴匣子，右手指着那些不可解的绘画，很有把握地说：“这幅画——一定是大艺术家牛蹄子先生的作品，一定是他画的，全帝国也没有第二个人画得出来。你看，这表现得多么有魄力！” “的确很像是牛蹄子先生的画风，”另外一个答嘴，“可是那个疑问号呢？是不是也是牛蹄子先生画的，你看？” 小螺听了可也忍不住要参加进去了：“那个疑问号大概不是牛蹄子先生的手笔。” “何以见得？”那个长头发回过头来打量了小螺一下，这么问。 “我是不懂得绘画的，”小螺被问得不大好意思的样子，“我只是看这个疑问号画得叫我们都了解，都知道这是疑问号。所以我就猜这不是牛蹄子先生画的。” 那个长头发很高兴地说，“啊，不错不错！牛蹄子先生是现代艺坛宗师，他怎么会老老实实画出这么个疑问号来？像这种画法——把疑问号画得十分像疑问号，这就是学院派的画法了。而牛蹄子先生呢，是最反对学院派的。至于学院派——” 话还没有说完，后来的人拥了过来，挤得他们转了弯——到了余粮大道上。 这里到石人广场只有半里路了。这里张贴着的那种古怪的绘画更多，而目画幅也更大些了。这里所贴的画，除了那个疑问号之外，还写上了两行大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到博览会便会明白。” 大家这就加快步子，往石人广场走去。连那位长头发也不发议论了。 一到了那广场，大家也来不及从从容容去看这博览会的伟大建筑，也来不及看看各种更美丽的广告，只一径挤进会场——急于要把那个哑谜弄个明白。 果然，会场里有个地方，悬着这么一幅画．上面有几个大字： 认明大粪为记 第十一章工业博览会 帝国工业博览会——肥肥公司占了一个很大的地方，正跟香喷喷公司占的地方是面对面。 香喷喷公司还布置了一个露天花园，预备了一些茶点招待参观的人。 肥肥公司也在那边布置了一个露天花园，预备了一些茶点招待参观的人。 小螺和驴皮一到了那里，保不穿帮就把那些男女广告员叫拢来，好好地把他们安排了一下，一会儿指看这个，一会儿指着那个：“喂，你去邀那些参观的人来用茶点。你也去，还有你，你们这几个到处去跟人家攀谈，谈到后来就设法邀请他们来吃点心。其余的就留在这里——仔细听那些客人谈汁么。如果碰见了书呆子，那么你们这几个就分别跟他们谈哲学，谈艺术，谈上帝，看他们谈的是哪一路经，就跟他们谈哪一路经。至于你，还有你，还有你，你们这几个就负责招待太太小姐们：因为你们长得漂亮些，衣裳也入时，并且你们都知道丝袜几个钱一双，香水什么牌子的最好。” 另外还有一批见习广告员，还有助手，还有临时雇来的招待员，也都这么一路一路地分派好了，于是这些男男女女的办事人都预备开始工作。 保不穿帮可又想起了一件事：“哦，不错，来宾里面——总不免还有一种极其轻视女性的先生们：他们对女性可憎恶得很，一提起来就骂，就挖苦，仿佛一切人生的不幸，都是女人们造成似的。对于这种来宾，就该特别小心……” 驴皮先生很懂事的样子插进嘴来：“对于这种来宾——要完全由男子去招待。” “哼，你聪明！”保不穿帮嚷，“要完全由男子去招待么？——那你非失败不可，先生！要招待那些憎恶女性的来宾，绝对要由女子去干，而且要挑选几位最女性的女子去干，这才能使他们真心喜欢。” “道学先生呢？”有一个人问，“我们帝国有些先生们——告诫世人勿近女色。还有些老教派中人，都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者。这些来宾该怎样招待呢？” “那就该用最妖冶，最爱娇，最会卖俏的女人去招待，”保不穿帮回答得很快，好像是不假思索似的，“并且要招待得小心，因为这种来宾——口味往往是很刁的，胃口也很强。可是万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间招待，而要请他到‘雅座’里去单独招待。然而你们要留神：要是发现内中有个把是天阉，那赶紧就换上男子来招待，并目绝对不要提一丁点儿两性间的事。” 这么着就分派得停停当当的了。 可是小螺先生觉得有点为难，他结里结巴地告诉保不穿帮：“您派给我的差使，我——我——先生，您叫我卖嘴，我干不头来。您改派我去干点摸笔杆的事吧。” 保不穿帮正要走开，忽然又停住了，侧过脸来瞧着小螺先生，把眉毛皱了起来：“唉，你们这批著作家真要命！我看你也该学学卖嘴的行当才好。著作！著作！——这有什么好出息！我老实告诉你，著作事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演讲才有价值。” “唔。”小螺勉强应了一声，咽了一口唾涎。 可是保不穿帮又怕小螺嘴笨误事，他想了一想，说：“以后你该练练你的舌子了。至于今天呢——唔，好吧，你就去弄几首诗，在露天花园里唱唱吧。” 这天小螺就在这里唱了一整天诗。不过他的嗓子不见得十分高明，并且他仿佛还有点点羞臊似的，声凋很不自然。他生怕保不穿帮听了又会骂他，这么一提心吊胆，就更加唱不好了。幸巧保不穿帮很忙，跑来跑去的没工夫去理会他，只是有时候一听见，就狠命瞅他一两眼而已。 一到了晚上，小螺诗人才算交了差。 晚上可有些要精彩的节目，顶吸引来宾的是——磁石太太的歌舞。 保不穿帮早就叫他手下那一批广告员宣传了一顿，还叫小螺马上做首诗来赞美磁石太太。但其实用不着操这许多心：来宾们一听说磁石太太会要来，早就在门口张望了。 “为什么还不来？”有一位来宾等得不耐烦起来。 “大概还在那里陪大粪王吃晚饭哩。”另外一个说。 还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就问那个人：“吃的是什么晚饭。——在餐室里吃，还是在卧室里吃？” “呸！你以为你这句话很幽默，是不是？”又有一个人叱着他。 “我幽默我的，干你屁事！你配来教训我？你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人正打算要吵嘴，可有一位年老的绅士出来做和事佬。他说，凡是帝国的好臣民，都该爱护那位磁石太太。“我们帝国现在有三宝：一个是大发明家大科学家科光先生，代表‘真’；一个是老圣人，代表‘善’；一个就是磁石太太，代表‘美’。这三宝——我们都该爱护。大粪王跟她吃吃晚饭，也不过是一个爱护之意。你们何必因此怡杠呢？” 这时候有个长头发的青年，手里拎着一个提琴匣子——这就是小螺在路上碰见的那个人——他忿忿不平地叫：“老先生！您说磁石太太代表美，那么您置牛蹄子先生于何地呢？” 那位老先生一看就认得这个青年：“哦，金羽先生！您不认识我么？——我叫做好心眼，是做颜料买卖的。我跟牛蹄子先生最要好，他是我的一个大主顾，他的绘画所以那么高明，那全靠我的颜料，所以我很尊敬他。不过他本人可并不能代表美：我是这么个意思，我并没有忽视这位大艺术家。请金羽先生不要误会。” “那就算了，”那位长头发的金羽先生平了气，“牛蹄子先生本人不是美，他只是美的创造者，您是这个意思不是，好心眼先生？” 好心眼先生点了点头。 等那位金羽先生一走开，这位好心眼先生可又对旁边的人说：“牛蹄子先生最拿手的是刷颜料。他作品的美，那就是颜料美，所以——要讲得公平一点，那美的创造者其实是我们好心眼颜料公司。” “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有一位摄影记者跑了过来，“哈呀，好容易！磁石太太晚上的表演——那真非看不可！” 驴皮先生也钻了进来，大声说：“我倒偏不相信。为什么非看不可？” “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么？”那位记者摇摇头，“唉，先生，那你真不配做个金鸭人。磁石太太马上就要出国，要到各国去表演去了。” “哦！”驴皮先生接嘴，”全世界的人看看我们帝国的艺术！啊，伟大！啊，真伟大！真伟大！” 那位记者轻轻地拍拍他的摄影机匣子：“所以呀！磁石太太这次表演之后，就不再在国内登台了。磁石太太还特别制了一套新装，顶漂亮不过：就为了这次表演才做的，这次表演是临别纪念。以后可就不知道哪年才能看见她的戏哩。” 驴皮搔了搔头皮。他着见许多人都在这里听他俩谈天，于是又问：“这样说起来——那么磁石先生已办好了一个大规模的戏班子了？” “那当然，资本雄厚得很哩。” “可是磁石先生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 “唉，这也要问。磁石太太出国演戏，当然是为了要替帝国争一点光荣，所以就有一个最爱国的人出钱帮助她。” “啊！”驴皮先生大叫了一声，“这个人真伟大呀！是谁呢？” “你猜。” 驴皮先生可猜不出。 那位记者就提醒他：“这个人是个工业家，又和善，又慷概。他并不想赚钱，他只是为了帝国才辛辛苦苦去办工厂的。你猜吧，这一位最可敬的老板是……” “大粪王！”驴皮先生猜到了，“一定是大粪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一定是的，大粪王！” “的确不错，真聪明。”那位记者连点了好几下头，“当然_除了大粪王，就再也没有仪样热心的人了。他办的事业都不是他个人的事业：他是替我们帝国办事业。我是帝国的一个臣民，所以我总是买他的货。” 这时候好心眼先生可忍不住要插嘴了：“先生，我问你，肥肥公司那副广告是不是牛蹄子先生画的？” 那位记者还来不及回答，就听见有一个人嚷：“啊呀，真臭！有一股大粪臭——臭不可当！” 于是有好几位太太笑了起来。 肥肥公司的那些广告员都吃了一惊，一看——原来是他们的对头，香喷喷公司的推销课主任，叫做吹不破先生。 吹不破先生又说：“太太们！你们愿意买那些有大粪的布么？” 太太们又笑了。 那位吹不破先生也是个能干角色。有人说他是街上变把戏出身的，又有人说他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在堂子里当过小厮。可是有一个跟香喷喷公司有关系的报纸上说，他是香喷喷先生的表侄，也是个世家子弟。可是不管怎样，现在他总是金鸭帝国的一个名人了。 他也像包不穿帮一样，替他的公司布置得很周到。他预备了一个茶话会，请鼎鼎大名的剥虾太太来演讲。这时候剥虾太太正到了会场，吹不破先生亲自出来迎接，还有许多太太们也夹在里面。 他听见驴皮他们说的话，顺便来了那么两句，就拥着剥虾太太走进香喷喷花园去了。 肥肥公司的那些广告员都没回嘴，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驴皮先生愣了一会儿，就吧嗒吧嗒去找保不穿帮。 保不穿帮正从鸭斗场走出来，瓶博士在他旁边——一面歪着身子走着，一面动着几个手指在那里谈什么。驴皮先生只听见一句——“……这样就可以节省三角四分五的开支，而这三角四分五要是投到生产部门里去，那就……” “做什么？”保不穿帮一看驴皮就站住了。 四面的灯光照着驴皮先生那张出汗的脸，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到处都有人来来往往，嘈杂得很。这里那里还有各色各样的乐队在奏乐。驴皮就不得不提高嗓子报告刚才的事，说得直喘气。 保不穿帮可满不在乎，听完了就轻轻地冷笑一下：“这小鬼！——他竟敢侮辱我们公司！你们为什么不回嘴？” “他走开了。他接了剥虾太太，还有许多太太。” “哼！”保不穿帮嘴角不由得往下一撇，“剥虾太太虽然出名，可总不如一个漂亮女戏子那么吸引来宾。他以为他的办法很巧妙哩，哼！” 驴皮看看他，似乎问他该怎么办。他拍拍驴皮的肩膀：“去吧，别耽误工夫，你们也去挖苦挖苦那家公司。还叫小螺写十二首诗去咏咏香喷喷——限他半点钟以内做好。” 瓶博土等驴皮去了之后，就抿紧了嘴，静静地跟保不穿帮走着。可是一会儿又皱着眉叹一声，一会儿又微笑了一下。逗得保不穿帮忍不住要问他：“为什么不开口了？” “我想到了一件大事。” 保不穿帮等他自己说下去，可等了个空。 “什么人事？” “唉！”瓶博士叹了一口气，“我们失败了。” “什么，什么？——我们会失败？”保不穿帮站住，张大了眼睛看着瓶博士，好像瓶博士脸上有什么东西叫他吓住了似的。 瓶博士向旁边跨出一步，以便鞠躬。他行了一个礼，这才慢吞吞地说：“保不穿帮先生，您是替公司服务的，我也是替公司服务的，所以我跟你是同事，不是么？” “唔，”保不穿帮说，“怎样呢？” “我们既然都是替公司服务，那么我们处处要为公司的利益打算打算，不是么？” 保不穿帮等了一会，可又没有声音了。 “有话就放开来说呀，我的好博士！” 瓶博士鞠一个躬：“刚才我问您的话，您没有回答，所以我——” “哦，是的是的！咱们俩都该为公司的利益打算打算。好了，您说吧，咱们公司怎么是失败了？” “这是这样的。”瓶搏土开始说了起来，“我虽然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可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也研究过。现在我们是生存在一个商战时代，我们不得不学学商战的战略。我的先生黑龟教授就有一个学说，主张把经济学家训练成商战的参谋，他老先生有许多秘诀，从事商战一定可以取胜。我花了许多本钱才学到了这些秘诀，里面有一条叫做知己知彼，就是说要知道敌情，并且——当然，还要知道自己的——啊。这就要懂得心理学了，不是么？” “对，对。”这回保不穿帮赶紧回答。 “承您这么肯定回答，我很感激，”瓶博士欠了欠腰，“您一定也研究过广告心理学。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属于同一个学派。至于我呢，我是黑龟学派，如果您跟我不是同一个学派的话，那么我的主张——您就会觉得——我的意思是说，那样一来，那么您就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说的好。” 后来瓶博士看见保不穿帮发了毛，这才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认为香喷喷公司一拉上了剥虾太太，可就能拉上了许多生意。 ”哈，那你放心，”保不穿帮松了一口气，“来，咱们去看看剥虾太太能有多大号召力吧。” 第十二章剥虾太太 这时候香喷喷花园里——剥虾太太的演讲还没有开始，只在那里一面吃茶点，一面跟人闲谈。可是香喷喷花园里已经有了许多来宾，大部分是女客。 “哼，这算什么！”保不穿帮看了，就对瓶博士轻笑一下，“等我们磁石太太一到场，我们的来宾总要比他们的多十倍。” “然而剥虾太太能够吸引许多太太们，”瓶博士慢吞吞地说，“剥虾太太是——” 忽然会场里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都往大门那条道上跑，原来是磁石太太到了。于是保不穿帮赶紧跑过去欢迎。 瓶博士正也要跟着走去，可是剥虾太太已经发现了他。“哦，瓶博士！您好！” 这位剥虾太太有五十岁上下，长得胖胖的，胸脯老是挺着，脖子老是昂着，显得又高贵，又庄重。就是笑起来——有一个妇女刊物上说她连笑也笑得极有分寸，还登了几帧照片做范本：对什么人有一种什么笑法。现在她对瓶博士就采用了一种对学者们的笑法：稍微把牙齿留出了一点儿，稍微把脸子偏着一点儿，很文雅地点了一个头。又有人说她——只要一跟学者们谈天，连声调里面都带着热情，以示敬爱之意，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哦，瓶博士！瓶太太为什么没有来？她有病么？她忙着家务不能出夹么？为什么？哦，瓶博士！请您告诉我，务必要告诉我。” 瓶博土正要答话，她又说了下去：“哦，我很佩服瓶太太。您能做一个大学者，当然是瓶太太的功劳。第一点，她一定是劝她丈夫努力研究，所以您就能得到博士学位；第二点，她一定是能够治家，使她丈夫放心去研究学问。凡是学者的太太都是这样的，瓶太太当然不能例外，所以瓶太太是一位正派太太，她其实是很有及格加入劝夫会的。哦，瓶博士！瓶太太为什么还不加入我们劝夫会呢？为什么呢？有什么理由么？” 剥虾太太自己就是劝夫会的会长，她对于会务可热心极了，所以不等瓶博士开口，就又接着说：“哦，瓶太太实在应当加入劝夫会的，您一定知道劝夫会的宗旨．劝夫会章程在许多杂志上登载过。在劝夫年鉴上也登过，在《好太太月报》上也登过，在《烹调周刊》上也登过，还有那个杂志，那个——” 她一时记不起来，就回过头去叫：“喇叭太太！那个什么杂志呀？” 瓶博士看见磁石太太已经进了会场，还有大粪王他们和磁石先生也都到了。瓶博士急着要走过去，就什么都答允了剥虾太太：“好，好。我劝我的妻子加入贵会就是，贵会的宗旨我已经知道了，再会。” “哦，不！哦，不！”剥虾太太赶紧嚷着，“您真的知道劝夫会的宗旨么？哦，瓶博士，您真的知道么？那么——我可不可以请您说说看。会章的第一条就是‘宗旨’，这是——呃？” 可是瓶博士背不出，于是剥虾太太微笑起来：“哦，是的。这会章是登在几个妇女刊物上的，老爷们当然不会看到。我想您一定是急切地想要知道，我为满足您的愿望起见，那么——喂！香草太太，请你拿一份会章来给瓶博士看看。喂！香草太太。” 瓶博士掏出手绢来擦擦鼻尖上的汗，只好再在这里呆一会儿。 不过香草太太她们正在那里注意磁石太太，一面还小声儿谈论着：“哼，今天这个女戏子真是风头十足！” “她本人倒比在舞台上好看些。” “什么呢！”香草太太做了个鬼脸，“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反正有人替她做衣服，看起来当然显得漂亮，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多人喜欢她！” “磁石先生可又那么瘦，那个狐理精怎样要嫁这么一个痨病鬼？——那个男人一定有什么告不得人的病，我放打赌。” “喂！香草太太！”剥虾太太又叫了一声。 等到香草太太从一个小皮箱里掏出了一本书，剥虾太太就一把抢过来，对瓶博士讲书似的说开了：“哦，瓶博士您看！这是缘起：哪，‘我大金鸭帝国男人有为我大帝国争光者，皆因有好太太之故’。下面就举出理由来了，第一点，太太劝丈夫学好，努力为帝国服务；第二点，太太管理家庭，使丈夫能专心去做他的事业。所以本会宗旨就是——哦，瓶博士，请您注意！——就是‘以劝导丈夫学好为宗旨’。会员呢，‘凡已婚妇女，确系正派太太者，皆得为本会会员’。这里还有一个附注，哦，瓶博士您看：‘凡加入本会者，即为正派太太’。所以瓶太太应当赶快入会，因为她本是一位正派太太……” “是，是。” “请您注意，”剥虾太太翻开一页来，“劝夫会里面分十五部，五十八股，总会设在帝都，各县还有分会，这一点要请您告诉瓶太太。” 瓶博士赶快接嘴：“好，好，我把这本会章带回去，叫她细细地看就是。” “哦，抱歉得很！”剥虾太太很有礼貌地微笑一下，“会章印得不多，每个会员只有一册，所以不能奉送。然而我决不辜负您的盛意，我可以口头告诉您。哦，瓶博士，请用一杯红茶吧。哦，请您注意！我们有几个研究会，有一个最重要的研究会，就是研究劝夫方法——看要怎样才可以使老爷听太太的话。哦，瓶博士！我想您一定是听太太的劝告的，否则您的学问就不会有这样的成就，不是么？一定是的。难道我说错了么，您说？” 瓶博士欠了欠身子，才一张嘴，剥虾太太又翻到了一页：“哦，瓶博士您看：这是会务报告。我们已经有三千多个会员了：当然都是正派太太。凡是愿意做正派太太的，都愿意加入劝夫会，入会费并不多，常年费也很少。不过我们的开支可很大。您看这。” “很好很好。” “哦，瓶博士！”剥虾太太很文雅地微笑着，“您是经济学专家，我倒想向您请教；关于劝夫会的经费一项很好——” “很好很好。” “哦，不！哦，不！我要请您发表一点意见，瓶博士。” 瓶博士鞠一个躬，本来他东瞧西看地想要走开的，现在可就——“承您惠顾，欢迎之至，”一面说一面搓搓手，准备要办事的样子，“请您把问题说出来吧，看问题的大小，谈话时间的长短，再议价钱。总之我特别克己就是。” “这一下可叫剥虾太太愣住了，闭嘴竟有两三秒钟之久。 ”哦，价钱？”她眉毛一扬，“我是想跟您随便谈谈——” 瓶博士又鞠一个躬：“您无论跟我谈什么，我都可以义务奉陪。至于谈到经费一项——那是我的本行：我花了许多成本在里面的。” “哦，这样的。那么我就跟您谈别的吧——” “剥虾太太，”瓶博士趁她在换一口呼吸的时候，连忙插进嘴来，“劝夫的项目很多吧？有没有买东西一项？” “买什么东西？” “譬如买帽子，买鞋子，买衣料——该买什么牌子的，也要劝的吧？” 剥虾太太只微笑了一下，道了一个歉：“这个——不能告诉老爷们。” 接着又替瓶博士倒了一杯红茶，又劝瓶博士吃冰，一头又谈到劝夫会于帝国的贡献，然后又谈到禽兽保护会——剥虾太太也是这个会里的重要人物。 一直等到吹不破先生走过来告诉她，说是演讲的时间就到了，瓶博士才有个机会走开。 “唔，我可以使大粪王他们明白了，”瓶博士想，”香喷喷能够拉许多生意。” 磁石太太在肥肥花园表演的时候，正是剥虾太太在香喷喷花园演讲的时候。 “喂，”保不穿帮拍拍瓶博士的肩膀，“您把这两个花园的来宾比比看。” 真是不能比。 肥肥花园的来宾多得挤不开，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很兴奋，很愉快。香喷喷花园里本来也有几个男宾的，这时候可全都给吸引过来了。 香喷喷花园的来宾虽然不算少，可全是些女客，而且都是没精打采的。有些在掩着嘴打哈欠，有些在很无聊地东望望，西望望。她们很想要走动走动，自由自在地去玩。可是她们既然要做帝国的正派太太，就只好在这里听劝夫会会长的演讲。有好些太太还特别小心，强迫她们的女儿也来听讲，不许她们去看磁石太太的戏。 有一位小姐嘟着一张嘴，几乎哭出来，她母亲就小声儿哀求她：“乖，依我这一回，要不然——别人就要说咱们不能算正派女人了。只要忍耐这一回，明儿我带你上馆子，看磁石太太的戏。随你要什么。只依我这一回，好孩子。” 她们听着演讲，可是又怕自己会打盹，就小声儿谈几句来打打岔。 “喂，磁石太太今晚演的是新戏还是老戏？” “你看见前面廊子上的柱子没有？……好，你闭起眼猜来，有几根柱子，你猜？” “现在她要讲她丈夫的祖先了。”这些正派太太听多了剥虾太太的演讲，所以就知道她讲了这一句之后要讲什么，以后又讲什么。 “哦，各位太太！”剥虾太太正在庄重地昂着头，眼珠子传动着把听众扫了一遍，“我丈夫的祖先，伺候过至尊强头短脚道地鸭神痞孙矮子大皇帝，替大皇帝办饮食，最会剥虾子，就赐姓剥虾，这当然是祖妣劝夫的结果。” “现在她要讲她的丈夫了。” “至于我的丈夫，哦，请注意！”演讲的人提高了嗓子，“他听我的劝导，替帝国服务，他是帝国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帝都动物园的董事，我劝他在礼服的后襟里嵌上两根弹簧——使后襟翘起来，而且有弹性，这样才正真像个鸭尾，表现出他是金鸭上帝的嫡亲子孙，是余粮族人。我劝他——擦鼻涕的时候，要用两只手去捧鼻头，我不许他用一只手去撮鼻头：因为这种姿势太不庄重了……” 吹不破先生猛地拍起手来，全场也就跟着起了一阵掌声，好像是威胁肥肥公司似的。 于是瓶博士对格隆冬和保不穿帮说：“您看！我们这边的来宾虽然多，只不过是热闹一场就是了。香喷喷公司请了劝夫会那批人，那可就实际上捞得到许多好处。” “为什么？”格隆冬问。 瓶博士鞠了一个躬，他先道了一个歉，然后才提出一个请求——请格隆冬把大驾移到那边走廊上去，那里就可以听得到剥虾太太的声音。 “唔，怎样呢？”格隆冬听了一会，也还是不明白。 可是保不穿帮已经跟吹不破眼对眼望了一下。 吹不破立刻摆出了一副得意的样子，好像是在说——“哈，你们担心了么？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打输了么？” 保不穿帮狠狠地对那边又瞪一眼，他连对瓶博士都生了气：“瓶博士！你不要长他人志气，灭目己威风！他们能够捞到什么实际上的好处，你说？什么利益？拉上什么生意？” 瓶博土看了保不穿帮一眼，嗯，保不穿帮到底没有多少学问。 接着他又瞧瞧格隆冬的脸色：格隆冬正在那里等他的下文。 他这就毫不迟疑，鞠了一个躬之后就马上说出了他的见解：“买衣料什么的——那是太太们的事，如今香喷喷公司正拉上了这许多太太们。即使有少数老爷愿意去扯料子，劝夫会会员也一定要出些主张，劝得老爷们非去买某公司某种牌子的不可。那么——唉！” 说了就摇摇头，还瞟了保不穿帮一眼。 “要想办法，要想办法。”格隆冬自言自语。 ”保不穿帮先生，”瓶博士放低了声音，“吹不破正看着您哩，您看他的那副骄傲样子！” “妈的！”保不穿帮咬着牙，“妈的！” 格隆冬他们去跟大粪王商量了一会儿，他们就决定把他们的出品减价。 虽然有了这么一个对付香喷喷的办法，保不穿帮总还是有满肚子气：什么！他保不穿帮的本领竟比吹不破的差些么？——那不行！ “我要出一口气！”他愤怒得眼睛都发了红，“他们还嘲笑过我门公司——一个大侮辱！我非对付他不可！” 瓶博士也说，吹不破那些嘲笑——对于肥肥的买卖是会有影响的，不过——“不过我对于帝国的法律，也研究过一下子。” “怎么，吹不破挖苦肥肥公司几句，就触犯了帝国刑法么？” “当然不是，”瓶博士满不存乎地微笑了一下，“可是有一个别的法子，我们可以叫香喷喷公司倒一个大霉，我去安排一切。今夜就要进行的。” 这就走了开去。五六步之后，他回头望了一望，他瞧见大粪王和格隆冬正很喜欢地看着他，他就对他们很感谢地鞠了一个躬，这才真的出去了。 第十三章咕噜酒 瓶博士走去找到了驴皮先生：“呃，我拜托你一件小事。” 那位广告员看见帝国的一位大学者来找他讲话，他几乎吓了一跳，这就恭恭敬敬站得挺直，等瓶博士开口。 “驴皮先生，先前剥虾太太刚到会场的时候，你跟许多人是看见的，不是么？” “是的，是的。” “那时候吹不破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弄得你们不好回答。他那几句您还记得，不是么？” “是的，是的，他说：‘哈呀，直臭——’” “我知道，我知道，”瓶搏士扬扬右手，那么——所有在场的人都听见的，不是么？” “是的，是的，有三十九个人都听见的。” “唔，请您费神，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找来，请他们到海产馆的大餐厅去，我请他们吃饭。请您马上去找。” “是。”驴皮立刻就出发。一想到这位著名的博士居然托他做事，连脚劲都加了许多。 半个钟头之后，主客就都到齐了。 那些客人都纳闷着，不知道这位大学者为什么要宴请他们。一面又感到很光荣，同时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这里有些人跟瓶博士是认得的，有些人可只是初次见面，不过主人总是一律地待他们很客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客人们渐渐地不那么拘谨了。 可是瓶博士压严地吩咐茶房——“请您预备咕嘟酒！” 全体客人都吃了一惊，一个个又都肃然起来。 金鸭人平常是不喝咕嘟酒的，因为这种酒又苦又酸又涩，并且又没有什么酒味。可是一遇到有什么庄严的大典，要为他们的皇帝皇后祝福的时候，就非用这种酒不可。有些胃口不大好的人，喝了常常反胃，然而为了他们的大皇帝而忍受这么一点儿痛苦，那真算不得什么。有许多历史书上都讲到这种咕嘟酒。据说当年至尊强头短脚道地鸭神痞孙矮子大皇帝登基的那天，就是拿这种酒来大宴群臣的。有些历史学家说，这本来不叫做咕嘟酒，只是那一次把酒酿坏了（一说是藏坏了），而矮子大皇帝陛下又向来很节俭，所以就是坏酒，也还是拿来喝掉。因为它味道太古怪了一点儿，君臣们喝起来都不敢让它在嘴里多耽搁，这就咕嘟一口，使它赶快下肚：于是得了这个名称。 不过另外还有一派历史家说，这种酒并不是酿坏的，也不是藏坏的，而是矮子大皇帝陛下故意创制出了这种酒，来折磨金鸭人的消化器官，因为矮子大皇帝是个苦行主义者。 研究这种酒的来历的，已经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学派也很多。然而不管怎样，咕嘟酒总是起于建立大帝国的时候：这一点各派都承认。这种酒就从此跟历代大皇帝结了亲似的，成了一种极神圣的东西，私家不许自酿，而且也不会酿。这完全由皇家来制造，现在就有一家大规摸的御酒厂，在那里一大批一大批地出产这种庄严的饮料。 金鸭一般臣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出来的。据有些外国人说，如今咕嘟酒的制法跟古代的不同了，皇宫里面也传出了这样的消息，可是口头上都不肯承认。最近——金鸭驻黄狮国的公使还对外国人谈起过：“要是我们的御酒厂把咕嘟酒的制法改过，那就是等于承认波大夫的谬论了。” 波大夫是金鸭帝国的一位名医，他发表过一篇文意，劝大家少喝咕嘟酒，小孩子尤其不能喝。据他研究的结果，这种酒可有一点儿害处：它会妨碍松果腺的分泌。他写道：“一个小孩子逐年长高长大，就要靠这松果腺的分泌。喝了这种酒，妨碍了这种分泌，就会使我们长得很矮小。” 他说咕嘟酒也许可以当做一种药剂——“我们看见外国的马戏班里，常常有个把特别高大的人，好像童话里的巨人一样，这也是一种毛病，这大概是他的松果腺分泌得过分了，没有节制了的原故。我想，咕嘟酒就可医治这种病症。现在内分泌学还要我们去继续努力，将来自会证明这种酒可以不可以治疗这种巨人病。但目前我权且提出这么一个假说，于医学界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波大夫这篇文章——可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金鸭国许多正派人都嚷了起来：“波大夫说这种神圣的酒有害，就是对大皇帝不敬！波大夫犯了不敬罪！应当检举！” 帝国科学学会也给了波大夫一封很严厉的信，叫波大夫自己认错。 可是波大夫不肯，他很固执：“我要忠于科学。如果你们实验出来，证明我的话不对，我当然会收回我的话。要不然——我能承认我有什么错。我并没犯不敬嘴。我们帝国是个现代的文明国家，皇帝陛下也奖励一切科学事业。难道科学上的发现就不许发表么？” “不错，我们都是忠于科学的，”有一位科学家回答道，“可是——如果有损于大皇帝的威严的，那不管怎么样，总是犯了罪。” 有一家报纸做了一篇社论，那结论下得再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大皇帝总比科学可贵得多。皇帝与科学，要是二者不可得兼，那我们宁可放弃科学。” 可是帝国科学学院又发表了一个宣言，声明皇帝跟科学永远不会冲突。要是科学论文里有不敬皇帝的地方，那么这就没有了科学价值。 金鸭帝国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大家都有点忿忿不平：”他不但对皇帝失敬，而且嘲笑了全金鸭人。外国人笑我们是矮子，那是没有办法，现在金鸭人自己都笑自己人来了，他妈的！” 啧哈帮的机关报上，一连登了几十篇又章，责备现任内阁。 帝国国会里也吵了许多嘴。有一位啧哈帮的议员对记者们瞪着眼，唾沫星子直溅：“咕嘟酒是大皇帝钦制的，难道会有害么？大皇帝难道会害我们臣民的身体么，我如果是现任内阁大臣，在我任内出了这样的案件，那我就自杀以报鸭神陛下。” 结果波大夫被检举了，判决了半年有期徒刑，还罚了三千块钱。 金鸭人虽然知道波大夫犯了不敬罪，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波大夫那篇文章的缘故，买咕嘟酒的人少了起来。有一次，宫内大臣在皇后大饭店请客，特别预备了这种酒，并且很庄严地告诉客人们：“波大夫这一起事件，正是给我们帝国臣民的一个好试验。我们臣民应当喝咕嘟酒，表示我们信赖大皇帝，敬畏大皇帝。请各位把这一层道理告诉一般人民。 然而还是不行。有一个啧哈帮的议员提议由帝国政府来颁布一条法令——规定某某种宴会必须用咕嘟酒。可是这个办法，又跟帝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买卖的原则相低触，没有通过。 不久，宫廷里可就传出了一个秘密消息，立刻就传播得全国都知道了。说是这种酒已经改了新的制法：不单是没有害处，而且喝了有益于身体。就是最敬畏皇帝的人，也忍不住要小声儿告诉他的熟人：“鸭神陛下也生怕金鸭人长不高大，所以咕嘟酒就不用老制法了。现往这种酒——听说喝了是补肾的。” 于是御酒厂的生意又恢复了过来。许多人常常谈到这种酒的好处：“啊呀，您也有这样的毛病么？那么您等到万寿节那一天，举杯祝福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吧：这么喝几次，你就会好的。” 这么着，就说只要为皇帝祝福就可以诊好某些病，大家都觉得有点神秘性。一谈到这种酒，就好像谈到一种神物似的，对它比往昔更恭敬了些。 所以现在瓶博士一吩咐茶房预备咕嘟酒，屋子立刻就有了一种严肃气派，仿佛连空气都庄重了起来，不敢随便流动了。 茶房一得了吩咐，就流恭敬敬退了下去。步子走得极其稳重，脑袋很虔诚地用着，似乎皇帝陛下就在他面前。 主客们都希望有点凉风吹进来，他们脊背上已经淌了许多汗，可是他们又不能扇扇子，他们全都挺直着脖子坐着，眼睛盯着地板，一动也不动，一句口也不开。心里都在那里嘀咕："今天是个什么纪念日呢？还是瓶博士听到了皇宫里有什么消息么？还是出了什么大事情么？” 随后主人请大家入座，一个穿夜宴服的茶房走进门口报告：“咕嘟酒到！” 大家就刷地站起来。 于是有两个茶房抬着一个大茶盘——上面摆着一杯一杯的咕嘟酒，蹲着身子一扭一扭地走了进来。等到每个客人接过一杯酒之后，茶房才站直身体鞠一个躬，倒退着走了出去。 瓶博士举起了杯子：“大皇帝大皇后万岁！” “万岁！万岁！”全体也都举起了杯子。 各人都咕嘟一口灌下了肚，就把杯子往后一摔，打个粉碎，然后每人又在原位上跳了三跳，叫了三声，才坐了下去。 驴皮先生就瞧瞧瓶博士，看这位学者要说些什么。其余的客人也都静静地等着，心里有些不安。那位好心眼先生打了一个嗝儿，咕哪酒从胃里冒出了一点儿，又赶紧把它吞了下去。 他想：“等他说完了话，我就得趁这个机会问一问，看肥肥公司那幅广告是不是牛蹄子画的。” 可是瓶博士忽然哭丧着脸，大声叹了一口气，接着还捶了两下胸脯。大家正感到有什么不幸似的，带种提心吊胆的眼色看着他，他猛地站了起来，一脸悲愤的样子。 “各位！”他叫，马上又打个手势请大家仍旧坐着，“现在帝国工业展览会开会了，我们看了这么伟大的会场，能够不感激皇帝皇后陛下么？” 客人们站起来叫了两声万岁。 然而瓶博士总还是忍不住要叹气，他显得又悲哀，又愤怒。 他似乎好容易才恢复了他的理智，这才能够讲几句话，他又喊了一声“各位”，就讲到了鸭神陛下的伟大：“世界各国——无论哪一国的君主，总比不上我们的大皇帝。我们的皇帝和皇后都不是人，是神。因此，我们余粮族自从建立王国，一直到现在的大帝国，都没有换过朝。我们大皇帝就是我们余粮族的家长，又是金鸭上帝的驻人间代表。我们金鸭人天生的就敬畏我们的鸭神陛下：这是我们的本能。” 瓶博士说到这里，又看看大家。当然，谁也不会去怀疑这个真理，金鸭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接着这位学者谈到了波大夫，大骂了一顿。他认为凡是犯了不敬罪的，就是失去了金鸭人的本能,那就不配做个余粮族人，也不配做金鸭上帝的子孙。 “像波大夫那样的科学家，我们是很尊敬他的，”瓶博士提高了声音，“而他一犯了不敬罪，我们尚且要义不容辞地惩处他，更何况是一个普通人呢。” 这里也就停了嘴。 客人们都紧张地瞧着他。 有一位记者咕噜着：“无论是谁——要是他不敬皇帝，那——哼！” “有这样的事情么？”有一位著作家压着嗓子说。 于是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他们又一齐把视线射到瓶博士脸上，急切地等他的下文。 瓶博士忽然——脸色又很难看了，跟着就听见他“蹼”的一声，把肚子里的咕嘟酒都呕了出来。 驴皮先生赶紧站起来扶住了他：“怎么样了，博土？怎么样了？” “啊，啊，啊，”瓶博士喘过一口气，“我是一提起有人犯了不敬罪，就气得这样。” 那位好心眼先生也趁势呕了两口，嚷着：“嗨，真气死我！有谁步了波大夫后尘？有谁不敬皇帝？谁？” “谁？谁？”这个那个也都问了起来。 瓶博士有气没力地打了个手势。 那位摄影记者就摆摆手叫大家静下来：“听博士说！听博士说！” “马上告诉我们吧，”有一位客人性急不过，“是什么人？——又是一位科学家么？是一位学者么？” 瓶博士摇摇头：“都不是，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嘲笑了皇室——就是今天发生的事，今天！并且——并且在座的各位都亲耳听见！” “什么！”大家都大吃一惊。 那位驴皮先生到底很机灵，他立刻想到这一定跟吹不破的话有点关系。他这就向大家提起了这件事。 “啊！”瓶博士叫了起来，“那么这件事是真的了？各位都是在场的了？” 不错，都听见的。那又怎样呢？ “各位！”瓶博土简直发了脾气，“我们皇后是什么神？” 经他这么一提，大家才醒悟过来，鸭粪女神！——沾上这么一个“粪”字。 瓶博士这就忿忿地说到了本题：“这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而香喷喷公司的那个人，竟说了这些极不敬的话，讥笑了这个字眼，他竟说是——说是——啊，我简直不敢把这种亵渎的话复述出来。在大帝国工业展览会里，在大庭广众之中，用这种下流话挖苦皇后陛下，真叫我不敢想象！” 接着他又声明，他当时并不在场，只不过听说有这么一件事。他还不相信哩，他不相信天下有这样混账的金鸭人，所以他特地邀请大家来问一问。现在可证明出来了，竟然！ “啊，竟然！他非常痛苦的样子，“竟然！” 大家都感动了。这位博士并不是检察官，他只是太爱鸭神了，就愤激到这个样子。 这些客人当然也不甘落后，驴皮就头一个提出——“非惩处香喷喷公司不可！” “我们都是证人！”那位摄影记者嚷，“我们都是爱国的，都是为皇帝服务，敬崇皇帝的。我们决不让人家侮辱我们的鸭粪女神！” “对，对，我们都是证人！” 这么着瓶博士又叫了一些咕嘟酒来，大家喝了，就赌可这个咒要忠于帝国，要为了皇帝皇后的尊严而尽力，要设法严惩那些不敬者。然后他们又跟着瓶博士喊了几声陛下万岁。 第十四章大减价 这件事可也弄得全帝都闹翻了天。 不过检察官还没有提起公诉，因为还要凋查。 法学界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的确是犯了不敬罪，一派认为不能构成这种罪名。 香喷喷公司虽然还没有吃上官司，可是也给闹得很不舒服了。 有些极其爱国的志士，竟用柏油在香喷喷公司那些墙上写着大字：“不敬者！不敬者，不敬者！” 许多报纸都表示愤慨，攻击那不敬皇帝的商人。不过也有些报纸对这件事很冷淡，认为这么小题大作是无聊。这些报馆可就接到了一些匿名信，叫他们对大皇帝谢罪。 据有些人说，这是因为香喷喷先生平常太小器，人缘不好，所以现在一发生这样的事，人家就不谅解他可。 可是香喷喷公司倒在另外一方面报复了肥肥分司。它把它的货色拼命减价，使得劝夫会的太太发动许多人去买便宜货。 肥肥公司当然也不甘示弱，就卖得比人家还便宜。 这两家公司尽这么比赛下去，谁都猜不着要到哪一步才算是终点。 保不穿帮对驴皮他们说：“现在这价钱，已经是贴本卖了。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比香喷喷的便宜。我们宁愿这么忍痛赔钱，跟他们争下去。” 有一位记者点点头。“不错，这么着就可以把香喷喷挤到，以后肥肥就可以独霸这行买卖了。” 可是保不穿帮又把这句话改正了一下：“是的，要把那家公司挤倒，然而这不是为了抢生意赚钱，我们只是为了皇帝陛下。所以才要设法把不敬皇帝的公司挤倒，所以我们的贴本卖货——完全是效忠皇帝陛下，是为帝国洒牲的。” 这些话后来竟成了名言。有些社会学家承认这的确是为帝国牺牲：据他们调查的结果，这一年的叫化子能够买布做衣裳的，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大部分的叫化子都着上了新衣，颇壮观瞻，对于帝国的贡献当然不小。 香喷喷公司减价减得横了心，就把自己出产的各种布料——每种拿出一千匹来，放到各地样子间里，写着大字广告： 这种布料又好又贱， 白送不要一文钱。 大粪王他们就说：“他们白送，我们也白送！” 于是把肥肥公司的各种布料，每种拿出五千匹来，不收一个钱。并且还有赠品，谁买一匹布，奉送一磅的奶油面包一枚。 等到香喷喷把白送的布料加多，也加上了赠品之后，肥肥公司就又到处贴着一首二十行的诗： 我们 肥肥公司 白这你 一匹布， 外加 一磅重的 奶油面包 二枚， 并且 还替你 量一量 身材， 替你 裁好了 而且 缝好了， 而不取 分文。 这是 多好哇！ 那时候许多人都制了新衣。 有一次期哥儿去看土生。也说：“我家里孩子太多，衣裳破了总是做不起。这回可好了，衣料不要一个钱，还白替我们做好，天凉了就不怕挨冻了。” “哼，他们简直是发了疯，”土生嘟囔着，“真是出奇！——货色白送，还送裁缝工！你看吧，这么下去一定要遭殃。真是！” 土生已经跟格隆冬说过好几次。格隆冬总是说，这是股东大家决定这么办的。格隆冬还叫土生放心，他已经替土生存了一笔钱，就是买卖上失败了，土生还是有钱可以养老。 “我是替你们打算！”土生生起气来了，“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样胡搅，将来怎么办呢！” 格隆冬可总不愿意跟舅舅多谈，只微笑一下，就讲到别的事上去了。 土生也就忍住不提，仿佛一提出就不吉利似的。 他想：“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错了，就不敢再谈起这件事了。” 可是大粪王跟格隆冬他们倒常常谈起这件事，还越谈越起劲哩。 大粪王说：“我们预备一千五百万下去，看香喷喷斗不斗得过！” 这在金鸭帝国真不算是一桩小事。 有一两家报纸劝肥肥跟香喷喷把货品仍旧恢复到原价：“这两家公司这样减价，甚至于白送，别的纺织公司就吃了大亏。现在已经有三十九家纺织公司，很难开办下去，因为它们贴不起这么多钱，它们既然不能跟着赔本出卖，他们的货品就无人过问。它们有的已经完全停顿，有的已经破了产，有的势将倒闭。股票价钱狂跌，无法收拾，这会影响帝国的市场。我们劝肥肥和香喷喷两家公司以帝国幸福为念，恢复原价。至少，也该提高到成本以上。” 有许多报纸就立刻反驳，说帝国的进步——就全靠这么互相竞争。并且肥肥公司想要严惩不敬者，这完全是出于爱帝国的一片至诚。 于是这些报纸打起笔墨官司来，首许多杂志也参加了进去。 还有许多学者开了座谈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学者竟打算拿这个题目来写他的博士论文，跟瓶博士商量了好几次。 帝国务实派的许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找材料，看参考书，还准备把这个问题大大发挥一顿的时候，帝国工部副大臣巴里巴吉可在那里忙着：一会儿去找大粪王，一会儿去找香喷喷，有时候还同财部大臣马斗阿大一块儿去奔走。 巴里巴吉对大粪王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天气好。您此刻有工夫跟我谈谈么？因为财部大臣马头阿大阁下跟我谈过肥肥和香喷喷的问题。我跟马头阿大阁下完全同意。” 马头阿大呢，对大粪王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大粪王先生，跟我是很要好的。亲爱的香喷喷先生，跟我也是很要好的。我希望两家亲爱的公司不要打架了。我跟亲爱的香喷喷先生也谈这个意思，他认为可以商量。” 这位马头阿大阁下就劝大粪王他们——不要小看了香喷喷公司。照这样赔本卖货，也很难挤倒香喷喷；它并不是赔不起。 “这样下去，就会弄得两败俱伤，”马头阿大很关心地说：“我不愿亲爱的朋友吃亏，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商量商量。” “不错，”巴里巴吉点点头，“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商量商量。” 这么着，他们就谈了好几次。 格隆冬的意思是——“我们既然挤不倒香喷喷，当然要另外想法子。真的，不要弄得我们自己都站不住。” “唔，”大粪王点上一支雪茄烟，“要是讲和比打架还有利些，就应该讲和。我们来具体考虑一下吧，看怎样的议和法。” 巴里巴吉相详详细细把香喷喷公司最近内部情形告诉了大粪王他们，并且连香喷喷先生家里的事都谈到了。 大粪王他们跟瓶博士就商量出许多办法，跟香喷喷公司慢慢地谈判起来。后来保不穿帮竟跟吹不破见了面，谈过好几次。 帝国财部大臣马头阿大很高兴：“好了，亲爱的肥肥公司跟亲爱的香喷喷公司——越谈越具体了。也许可以合并哩。” 巴里巴吉也很高兴：”是的，也许可以合并哩。” “这件事进行得又顺利，又秘密，”马头阿大微笑起来，“帝都那些记者虽然最会打听，也一点不知道这个消息。” “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巴里巴吉点点头。 有些记者还常到驴皮那里去打听新闻，因为驴皮对人家说过——“保不穿帮跟瓶博士——一有什么事就总是跟我商量。” 不过驴皮也还是不知道这两家公司在那里谈判。 他近来也很活跃，有一次竟带着一份报纸，兴高采烈地去找小螺：“小螺你看！报纸上登了我的名字！——我发表了谈话！你看！” 这是记载香喷喷公司不敬事件的一条新闻。记者因为驴皮先生是证人，就特为去访问他，询问当时的详细情形。驴皮先生还发表了一点感想，说帝国臣民都应该拒用不敬者的货色，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天良。 驴皮让小螺看了这一条新闻之后，就说：“我对保不穿帮先生说过，顶好是叫那些记者多来访问我几次。那么我就可以攻击香喷喷公司，叫他们的生意做不成。呃，小螺，你怎么不也跟我一样，替我们公司尽尽力呢？” “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小螺说。 驴皮摇摇头，没办法似的叹了一口气：“如果你不太固执的话，我倒可以常在保不穿帮先生面前提起你。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无用的人了，我提出什么意见来——他们倒也还相信。” 然后他又提到肥肥公司减价的事，这么着一定可以使香喷喷关门。这么着肥肥公司的买卖就越做越大了，这么着当然更需要许多人才。所以——“所以我现在这么尽力，总不是白做的。” 不过小螺只想做个诗人，你有什么办法呢？唉，随他吧。等他驴皮将来成了帝国的阔人之后，就可以帮帮小螺的忙，出钱替小螺印一点书——也许正是一笔好买卖哩。 于是他一天到晚想着——他该向保不穿泡建一些什么议，该向记者们再发表一些什么话。 可是有一天——保不穿帮忽然叫他少发些议论：“我现在没有叫你开口，你就不要开口。” “然而——然而——”驴皮咽下一口唾涎，“然而人家跟我谈论起——比如谈到香喷喷公司——我——” “你可以不必发表什么意见，”保不穿帮斩钉截铁地把右手一挥，“人家要是谈到那不敬事件，你就说，帝国的检察官自会有处置办法。你不要再说什么。” 驴皮可愣住了，脊背心里好像有一股冷气在那里流。他正想要问几句，还不知道要怎样开口好，大粪王就打发人来请保不穿帮去了。 “记住！”保不穿帮又叮咛了一声，“我没有吩咐你的，你就不要自作脱明。” 说了就匆匆忙忙走了开去，让驴皮一个人在这里发呆。随后驴皮又听说保不穿帮穿上了礼服，坐着马车到鼻烟大饭店去了。 “什么！到鼻烟大饭店去了？”驴皮纳闷着，“去干什么呢？怎么我一点不知道呢？” 第十五章枯井侯爵 鼻烟大饭店是帝都的一家老旅馆，来来往往的差不多全是些爵爷们。驴皮生平没有跟爵爷们打过交道，如今看见他的主任居然坐马车到那个贵族窝里去，怪本得他要吃一惊。 现在保不穿帮的确是去拜会一位爵爷，那就是格儿男爵。 原来格儿男爵已经到了帝都。他写了一封信给大粪王和保不穿帮，说是想要跟他们谈一件要紧的事情。大粪王他们这就决定——由保不穿帮一个人去看他，看到底要商量一件什么事。 这时候格儿男爵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那里看一本什么冒险小说，椅子旁边搁着一杆猎枪。一听说保不穿帮伯爵来了，就赶紧取下眼镜，站起来欢迎，让那本小说掉到了地上。 “男爵大人，久违久违！”保不穿帮一进门就跟格儿男爵握手，”您好么？您的三位小姐都好么？您的三位姑爷都好么？” “他们都好，谢谢您。”格儿男爵哈乐哈腰，“伯爵大人，我见了您，我真高兴。您肯来看我，我真感激。请坐吧，伯爵大人，请坐在这把太师椅上把。我有许多话要告诉您。” “唉，男爵大人，我真想念您，您府上所有的人我都想念。” 他俩坐了下来，还说了许多很亲热的话。 谈呀谈的——格儿男爵忽然四面看了一看：“怎么，大粪王没有来？” “哦，他此刻没有工夫，”包不穿帮把脑袋歪了一歪，眉毛扬了一扬，“我呢，我一看到您的信，就马上来拜访您，我太想念男爵大人了。我要是迟一分钟来，我就会难过一分钟哩。” 格儿男爵想了一想，倒也很高兴：“这很好，伯爵大人，您跟我都是有高贵的血统的，所以我什么话都可以对您说。要是大粪王来了，我有许多话倒不好讲出来。” 说到这里，可又想起一件什么可叹的事情，就叹了一口气：“您近来好么？您在肥肥公司过得怎么样？唉，伯爵大人，您这么一位有身份的人——竟也不得不到公司里去找个职业，我在吃吃市听说您在肥肥公司做事，我心里就难过。如今许多有爵位的人，也混到商界里去了。” 保不穿帮也叹了一口气，顺嘴就接上去：“我们贵族总还有发财的一天。” “哦，不错！”格儿男爵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您知道枯井侯爵大人么？” “枯井侯爵大人！”保不穿帮提高了嗓子，好像在舞台上背台词似的，“那谁不知道？他老人家真是一位最可敬的人物。他老人家是最忠于鸭神陛下，最信仰金鸭上帝的。怪不得，他老人家的祖先是‘海上五魔王’之一，他老人家当然天生是个伟人哪。 “唉，要是贵族们大家齐心，一起都听枯井侯爵的话，您跟我就不会这么倒霉了，伯爵大人。” “可不是么？枯井侯爵大人是反对现在的帝国宪法。不错，当年要是大家都拥护他老人家，就不会有现在的帝国宪法，咱们也就好多了。” “可惜有些爵爷竟不拥护枯井侯爵大人，唉！” “唉！”保不穿帮也摇摇头可惜这件事。 于是格儿男爵拿出鼻烟壶来，请客人吸一点儿。两个人就尽谈着枯井侯爵——当年怎样阻止帝国国会开会，后来又怎样失势丢了官。 保不穿帮这就很关心地问：“如今他老人家怎样？” “唉，他老人家还是住在枯井山庄。唉，他老人家自从失了势，就不问政治了，每天只是钓钓鱼，拜祷拜祷金鸭上帝。最近又有些人劝他老人家再出来奋斗一下。” “哈，真的？”保不穿帮非常注意了，“他老人家肯不肯出来呢？” “他老人家本来不肯，可是这是金鸭上帝的意旨。这是神学大师告诉他老人家的。” 保不穿帮站了起来：“哦，神学大师！神学大师是金鸭上帝的代言人哪——啊，这位伟大的教士！他对枯井侯爵怎样说的？” 可是格儿男爵一下子忘记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来——近来神学大师跟枯井侯爵是在一块儿，神学大师老是对枯并侯爵说：“金鸭人现在不敬金鸭上帝，不尊鸭神陛下。金鸭上帝大发脾气，要降灾给余粮族。金鸭上帝叫枯并候爵出来，遵照金鸭上帝的意旨去赶走那些叛逆者。” 上帝所说的叛逆者——就是现在那些大臣们，还有那些呼呼帮。 格儿男爵讲到这里，兴奋得两颧都有一点发红。他猛地一把抓过那杆猎枪来，搁到了太师椅旁边，然后又小声儿说：“伯爵大人，这些话可是不能对大粪王说的。” 那位伯爵大人接着问下去：“可是——怎样才能够赶走那些叛逆者呢？有什么方法没有，啊？” 这可提醒了格儿男爵。“唔，不错！我到帝都来找您跟大粪王，就是要商量这件事的。” “哈呀，这倒看不出！”保不穿帮想，“这位老男爵还有这么一套花样哩！” 他这就仔仔细细听着那位老男爵，一个字也不让它放过。 不过那位男爵的记性不大好，说一段儿忘了一段儿。后采找出一些信来给保不穿帮看，断断续续又谈了些，保不穿帮才明白了这回事。 哼，这真是个大计划！现在正有这么一个机分！——枯井侯爵他们是想要把香喷喷公司的不敬事件扩大，想要借此攻击现任内阁，闹他一个天翻地覆。 “伯爵大人，”格儿男爵的声音有点发抖，“这次不敬事件比上次波大夫事件的机会还好。伯爵大人，这一次我们可以利用大粪王。大粪王是很有力量的。” “当然哪，当然哪。” 不过格儿男爵又轻轻叹了一声：“我是老了，身体也不好。唉，我本来不想活动什么了，可是——唉，枯井侯爵大人他们看见我是大粪王的亲戚，一定要我来跟你们商量这一件事，我就只好来一趟。唉，真麻烦！” “您为什么要怕麻烦？将来事情成功了，您不是也有官做？” “唔，是的，有官做，我几个女婿也可以弄到好位置了。” 接着格儿男爵就告诉保不穿帮：他的大女婿是参与这件事的。另外还有好几位爵爷，还有几位军官，还有啧哈帮的一部分帮员，还有神学大师，还有吃吃市的坐山虎那帮人。 “哈，我听了真高兴，”保不穿帮嚷，“我一定叫大粪王帮枯井侯爵的忙，非设法使枯井侯爵大人当帝国首相不可！大粪王当然肯帮这个忙的。您叫他去跟香喷喷公司作对，那他是顶高兴干的。” “他们还定了一个办法，他们，他们叫我——叫我——”格儿男爵搔了搔头皮，就从抽屉里找出一本日记薄，翻了好一会儿——“唔，在这里。他们叫我用话来激动大粪王跟您，对你们两位说，‘帝国当局不检举香喷喷公司不敬事件，就是担护香喷喷公司。’他们还叫我鼓励你们去质问帝国当局，然后他们就来声援，把事情闹大。” “那好极了！”保不穿帮叫了起来，“那简直再好不过，那就是说，好得了不得！” “不过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就是——嗯！伯爵大人——我刚讲什么来的？” 两个人把话头子找了老半天，到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 保不穿帮劝格儿男爵在日记薄里找找看。 沉默了一会儿，格儿男爵忽然抬起头来问：“伯爵大人，您真的是伯爵，是不是？” 保不穿帮很不在乎地轻轻笑了一下：“嗨，这还要问！我是伯爵，就像痞大公是公爵一样靠得住。”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格儿男爵又翻了翻日记薄，“那么——伯爵大人，我要告诉您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让大粪王知道枯井侯爵大人的事。您只劝大粪王把这件事闹起来就是。不要才使他知道我们的用意。伯爵大人，我就这样拜托您。伯爵大人，您比我年轻。您答允替枯并侯爵大人办这件事，那我就可以交差了。” “那您放心，男爵大人，包在我身上就是！” 格儿男爵感激得直叹气。然后连忙丢开那本日记薄，空出右手来跟保不穿帮紧紧地握了一会儿，这才松了担子似的进行了一下深呼吸。 “哦，我忘记问起了，伯爵夫人好么？”格儿男爵很恳切地问。 “谢谢您记挂她，她很好，她很想念您的几位小姐。” “您认识青蟹中佐不认识？” “青蟹中佐？”保不穿帮一时可想不上来，“他也是一位爵爷么？” “他是我的第三个女婿……” “哦，那我跟他是很要好的，他跟我常常在一起，他好么？” “还过得去。他是我第三个女儿的丈夫。请再吸一口儿吧。” “可是您的大姑爷呢？”保不穿帮接过鼻烟壶来，眼睛可还盯着格儿男爵的脸，“他怎样？他近来很活动吧？” “谁？您说谁？” “大姑爷，您的大姑爷——跟枯井侯爵大人很接近的，是吧？” “不错，”格儿男爵点点头，“不错，不错，很接近。他境况不大好。他想做官，神学大师也赞成。可是我第二个女婿叫做贝壳儿——您当然也很熟的，我的听差都管他叫二姑爷。然而他现在不在国内，他到了青凤国，后来又到了大鹫岛，还见过大鹫岛的几位王公。” 格儿男爵一提起他的一些亲戚，话就没有一个完。他一会儿谈到他的外孙们，一会儿又念到去世的老郡主。接着又告诉保不穿帮，他这回到帝都来的旅费，就是枯并侯爵出的。 说到这里可又记起了一件事：“他老人家主张——一切权柄都要还给鸭神陛下。” 保不穿帮就又表示了一遍拥护枯井侯爵的意思，还数一数有多少人参与这件事，把这些人名都记到一本备忘册里。 那位男爵大人也越谈越高兴。那位客人告辞要走的时候，男爵大人十分舍不得。 “为什么就要走呢，伯爵大人？”他叹了一口气，“青蟹太太知道我来了，她要从白泥镇赶来看我，您认识她么？——她是我第三个女婿的太太，也是我第三个女儿。她约定今晚来跟我一块儿吃晚饭。您也陪我们一块儿吃吧，伯爵大人。” “谢谢您。不过我赶紧要去找大粪王，讲行那件大事。” 格儿男爵有点觉得扫兴：“唉，您直性急。您竟有点像那些新派人哩。” 没有办法，只好让保不穿帮走。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一天总算是过得很顺利的。事情办得这么快，当他格儿男爵已经松了肩，可以放心等他女儿来陪他吃晚饭了，一切都很好，都很舒服。这天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那是怪他女儿不好：他女儿跟他顶了几句嘴。 那位青蟹太太一到来的时候，本来是快快活活的。她还带来一个奶妈，抱着今年生的小女儿——送来给外祖父看看。她说这一班火车误了点，在车上她很着急。然后她从奶妈那里抱过孩子来，送给格儿男爵去亲嘴。一面说着：“青蟹要出差的头一天才接到您从吃吃市发的那封信。青蟹想劝您不要到帝都来的，可是回信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以为您会先到自泥镇去看我们哩。您为什不先到白泥镇呢，爸爸？” “我有一件大事要办，”格儿男爵抚摸着小外孙女的脸说，“我不能够在你们家耽搁。” “一件大事！”青蟹太太皱了皱眉毛，“青蟹也听说过这件大事，青蟹说，您最好不要管这件事。爸爸您想呢，您身体又不好，记性又坏，您又很容易上当，您何苦替人家奔走呢？” “怎么？青蟹反对这件事？” “唉，爸爸！”女儿叹一口气，“青蟹是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他没有什么意见，也不管这些闲事。他只是替您看想，怕您吃亏。” “我会吃什么亏？谁拿亏给我吃？” “青蟹说，神学大师他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您来交涉这件事——可更不合适。” 那位做父亲的可骄傲地微笑了一下：“可是——我已办成功了。” “什么？这么快？”青蟹太太睁大了眼睛。 “唔，我已经跟保不穿帮谈好了。你来的时候他刚走。” “保不穿帮伯爵！”她嚷了起来，“他是什么伯爵！他是肥肥公司的股东，帝都人个个都知道的。他哪里是什么伯爵！他哄了您哩，爸爸！” “笑话！他怎么会哄我？一个伯爵还会哄人？” “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伯爵呀。” 可是格儿男爵把手一挥，叫她不要再多嘴了：“你们女孩子知道什么！总而言之——他如果是一个伯爵，就不会哄我。他如果不是一个伯爵，就会哄我。如果他既然不哄我，那么他当然是一个伯爵。他既然是一个伯爵，那么他当然就不会哄我。得了吧，你不要打断我的高兴。来，替我斟上一杯酒，把猎枪放到这张桌上！” 他就又高高兴兴地喝起酒来，许多年以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可是人生在世，总不免有许多麻烦。格儿男爵跟女儿吃过晚饭之后，就碰到了一个极难的问题：那就是饭后作何消遣的问题。还是去听戏好呢，还是去打球好？或者是带女儿外孙去散步？这个难题一直到他上床的时候还没有解决。 第十六章肥香公司 格儿男爵跟保不穿帮谈的这件秘密事，保不穿帮当然从头至尾都告诉了大粪王他们。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嗬！”大粪王叫“我的舅老爷竟这么能干！” “保不穿帮倒了一杯酒，一口灌了下去，他微笑着：“他们以为他们的办法高明得很哩。” “他们很信得过你这位保不穿帮伯爵大人哩，”大粪王也微笑着，拍了拍保不穿帮的肩膀．“枯井侯爵他们来捣一个乱，把我们的新帝国推翻，再把一切大权交还给皇帝：这一手——您这位老贵族当然是赞成的，不是么？” 于是保不穿帮大笑起来。 格隆冬正在那里剪指甲，现在就抬起了脸，很安详地说了一句：“这样一来，我们跟香喷喷就该赶紧谈妥贴，免得枯井他们借机会捣乱——弄得大家都倒台。” 然而现在肥肥跟香喷喷的谈判正有点儿僵。 马头阿大和巴里巴吉这一向，就只是为这件事忙着。他们极力要使两家公司合并。他们拖剥虾太太出来，还加上一个五色子爵——大家都来奔走。后来连黑龟教授和便便先生他们，也都加入这个运动了，因为他们手里既有肥肥的股票，又有香喷喷的股票。 肥肥提出来的一些办法，香喷喷不同意。 香喷喷提出来的办法，肥肥不同意。 马头阿大派他的秘书去找香喷喷，劝香喷喷让步一点。 香喷喷摇摇头：“那么我就会吃亏了，吃亏的事我不愿意干。” 那位秘书一到了大粪王那里，大粪王就指着一卷稿子对他说：“非照我这个办法加股不可！非照我这个办法组织董事会不可！” 马头阿大他们本来就有点着急了，要是知道了枯井侯爵他们的大计划，恐怕更加要着急哩。 可是格隆冬对大粪王和保不穿帮说：“这个机会——我们倒是大可以利用一下。” “可以利用？”保不穿帮侧过脸去看看格隆冬。 格隆冬脸上刻显出了一种嘲弄似的微笑，把一根食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要是香喷喷知道了这件事，那他一定就生怕我们去帮枯井的忙。现在我们的地位太重要了。这么一来，他当然急于要跟我们谈妥，免得我们照格儿的话那么去捣乱。唔，我们已经占了上风！我们提出来的那些条件——” “那他就非迁就我们不可！”大粪王接嘴，眼睛里发了亮。 于是他们立刻把瓶博士请来，跟他谈这件事。他们叫瓶博士去向黑龟教授他们透漏这个消息，那么他们就会去告诉香喷喷公司，香喷喷就会着急起来的。 大粪王还叮咛了瓶博士一句：“你谈起枯井侯爵他们的时候，要随随便便，好像是无意中谈起一件新闻似的。” “是，是，”瓶愿士鞠了一个躬，“我会这么讲：‘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大阴谋。’我还要这么讲：‘肥肥公司的人是严守秘密的，我从他们那里打听不到。’再呢，我还要这么讲，‘啊呀！香喷喷公司倒应当派人去探听探听这件事哩。’等他们一探听出格儿男爵的确在帝都活动，他们就着急了。 好，就这么办。 瓶博土鞠躬退出去，可是又打回鞠一个躬：“老板大人，我还要贡献一个意见，我还想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剥虾太太。劝夫会的会员们一听了这个消息，至多只要两分钟——就可以传到香喷喷那里去了，万无一失。” “好，就这么办。” 瓶博士鞠个躬退出去，可是又打回头鞠一个躬：“老板大人，我还要贡献一个意见，我还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头阿大诸位大臣。老板大人，这个消息传播的时候，请老板大人暂时不要跟香喷喷谈什么，也不要发表什么意见。这样他们就越着急，越要找上门来跟我们谈，我们就越可以拿架子。” 这天他们一商量好了，就马上动手布置。 第二天，大粪王就同着磁石夫妇到海滨别墅去了，什么客都不见，叫人家摸不清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第三买一早，保不穿帮也带着驴皮到海滨别墅去了。 格隆冬虽然留在帝都，可是简直不出门，什么应酬都不参加，也不见客，只推说公司里的事情忙。 逍遥自在的是瓶博士。这位学者先去找剥虾太太，满不在乎地谈了几句，又去拜访拜访他的老师黑龟教授。 于是香喷喷马上就知道了一件对他不利的新闻。设法去探听一下，竟是真的！ 那位帝国财部大臣马头阿大听说这个消息，也吃了一惊：“啊呀，这是一个亲爱的阴谋！” “是的，一个亲爱的阴谋！”巴里巴吉也吓了一跳。 马头大臣搓了搓手，自言自语似的打算着：“啊，那么大家应当赶快来防备这共同的敌人了。枯井他们想从根本上推翻帝国的现行制度，哼！这是个大阴谋。我想亲爱的肥肥公司一定不会去上这个当。” 可是——大粪王已经离开了帝都，保不穿帮也离开了帝都，香喷喷就是要找他们谈谈都无从谈起。 有些人想找驴皮去探探消息，连驴皮也离开了帝都！马头大臣派秘书去找格隆冬，好容易才见着，回答得又不着边际——“我没有听说这件事，这一切——都由我们的总经理大粪王先生作主，我是不管的。” 于是马头阿大向巴里巴吉很客气地询问着：“巴里巴吉大人，您是肥肥公司的总顾问，怎么您也不知道大粪王的意思呢？” “唔，不知道大粪王的意思，”巴里巴吉摇了摇头，“他用得着我的时候就顾问顾问我，用不着我的时候就简直不顾问我。” “啧，唉！”马头瞅了巴里巴吉一眼。 “啧，唉！”巴里巴吉瞅了马头一眼。 可是一会儿首相打电话来了；一会儿呼呼帮俱乐部的秘书也打电话来了；一会儿工部大臣又约马头他们去谈天。都是为了那件亲爱的阴谋。 阁员们都关心这件事。 后来马头阿大就跟巴里巴吉去找瓶博士，跟这位有名的学者切切实实谈了一次。 当时瓶博士很惋惜地告诉这两位大臣：“如果香喷喷早点跟肥肥合作，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亲爱的博士，我想——我想——”马头阿大发现瓶博士的私人秘书坐在角落里正写着什么，就不放心地往那边瞟一眼，把声音放低了点儿，“我想亲爱的大粪王先生——总不会有推倒现内阁的意思吧？” 巴里巴吉也放心不下：“不会的吧？” 瓶博士不慌不忙地拿出纸烟来敬客，不慌不忙地说：“我希望您能够看清大粪王之为人。他这种人——即使跟您要好，很有交情，可是谁也不能保证他就不会跟您捣蛋。他是以图利为生的，要是上帝把人世的利钱之类取消掉，那么大粪王他们的生存于世，就毫无意义了。他向呼呼帮投了资，那只是因为呼呼帮组阁对他有好处。假若枯井侯爵对他更有好处些，那他当然会向枯井侯爵的事业投资。如果您说，‘他为了帝国的现代文明，又为了他跟我的友谊，他一定不会那样干’，那您就末免太不了解他了！大人。” 那两位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很知道——大粪王向哪一方面投资，哪一方面就容易得胜。 不过马头阿大还想试探试探看：“枯井侯爵他们要是得了天下，于亲爱的大粪王先生实在是有害无利的。” “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巴里巴吉也有同感。 瓶博士很文雅地抽了一口烟，很优美地吐了一个烟圈。他慢吞吞地说：“谁知道枯井侯爵他们答允一些什么好处呢？他们彼此当然会有一些谈判的，枯井侯爵他们可以对大粪王这样说：‘亲爱的大粪王先生，我们将来得了势，也决不辜负您的一片好意。我们等于是您的账房先生，是比现任内阁更好的账房先生，一定会使您生意兴隆通四海。’这么一来，可就——唉，大人，我唯愿事情有挽救的余地。” “我也唯愿事情还有挽救的余地。”巴里巴吉叹了一口气，”这亲爱的局势有一点严重。” 马头大臣皱着眉毛摸摸太阳穴，似乎他有点头疼。 “听说亲爱的大粪王现在是到吃吃市去了，是不是？”工部副大臣可很关心地插进来问，“是到吃吃市去了，是不是？” “我也听说他是到吃吃市去扫墓的，”瓶博士带看一副沉思的样子，“不过保不穿帮为什么也走了呢？” 说了就指着墙上挂着的地图，找出了吃吃币——这个地方离枯井山庄只有五十公里，说不定枯井侯爵那帮人正在那里跟大粪王密谈哩。 “大粪王其实也知道肥肥跟香喷喷合并的好处的，”瓶博士缓缓地说，“可是因为有许多条件不熨贴，大粪王就又发了老脾气——又想跟香喷喷打斗到底。” 然而马头阿大还想要设法挽救这件事。巴里巴吉也有这么一个打算。他们就托瓶博士向格隆冬去谈谈，要请大粪王顾全大局，不要拒绝跟香喷喷继续谈判。 “我一定转达。”瓶博士鞠一个躬，“凡事都可以商量，总不要拉破脸才好。” 马头阿大轻轻地嘘一口气：“请您让亲爱的大粪王先生知道——在必要的时候，亲爱的香喷喷先生是可以让步的。” “亲爱的香喷喷先生是可以让步的。”巴里巴吉也有这个见解。说了就看看马头阿大，又看看瓶博士。 这一次商量总算有了结果。于是瓶博士庄严地站起来，答允尽力去劝大粪王他们。 至于马头大臣呢——“您是肥肥的股东之一，大人，”瓶博士把声音提高了些，“您同时又是香喷喷公司的常务董事。无论为公为私，您当然都不愿这两家公竞闹僵，所以上次肥把公司提出来的合并办法——唔，我不知道您的意见怎样，大人。” 那位马头大人回否得很干脆，如今事倩很急了，没工夫来掂斤簸两地讲价钱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总得使香喷喷迁就大粪王。“要是亲爱的香喷喷还踌躇，那我可以利用我的地位，强迫他答允。” “对的，可以利用您的地位强迫他答允，”巴里巴吉插嘴，“这么着大粪王先生总会买账的：他不会不顾友谊，不是么？” 瓶博土用了他平常讲学讲到结论时候的派头，伸出一个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是的，他不会不顾友谊。因为他在可以图利的范围之内，是可以顾到友谊的，而现在正是使他有利。那么——我们尽力做去吧。” 两位大臣与瓶博士紧紧地握手了。 这一天他们谈的话——瓶博土的私人秘书都已经记录了下来，用打字机打了几份，送一份给格隆冬，送一份到海滨别墅。 大粪王看了，笑着对保不穿帮说：“这位博士倒真是我的知己哩。” 不久就接到了香喷喷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写得很客气，表示愿意跟大粪王他们再谈谈。 这么一连好几天——香喷喷先生常常跟马头大臣叽叽咕咕，马头大臣常常跟瓶博士叽叽咕咕，瓶博士常常跟格隆冬叽叽咕咕。 格隆冬跟香喷喷会过几次面后，什么问题就都商量妥当了。 格隆冬每天有电报拍给大粪王。 到了有一天，他可要亲自到海滨别墅去一趟了。 他邀土生：“舅舅，我们到海滨别墅去玩一两天吧。我跟老粪要到那里大请客哩。” “请谁？” “请香喷喷他们。我们跟他们并成一家了，叫做肥香公司。什么事都已经谈判好了，明天到海滨别墅去签字。” 第二卷 第一章格儿男爵的信 格隆冬带了好多文件到海滨别墅去。内中还有一封很秘密的信，是格儿男爵写给保不穿帮的。 格隆冬一面交给保不穿帮，一面说：“哪，这是前天由鼻烟大饭店送到公司里来的，我替你代收了。你赶紧拆开来拜读拜读吧，这里面一定有些很好玩的东西。” 信封口上封着火漆，盖了一个男爵的印章，还批上了一行字：“皇家密件，速送勿误！” 一拆开，里面仍旧是一个信封——贴着三片鸭毛：这是表示最机密的意思。 保不穿泡忍不住赞叹起来：“这位男爵大人多慎重啊！” 把这个鸭毛信封剪开，可又碰到了一个封套——上面有几个大字：“大金鸭帝国大皇帝附庸世袭烂湖格儿男爵亲手封。” 这里面才真正是一封信，保不穿帮和格隆冬微笑着读起来。 格儿男爵写了一些恭维的话，还说保不穿帮伯爵大人既然遵照金鸭上帝的意旨来参加挽救帝国的大事业，那他格儿男爵就可以放心地回去了。一切拜托拜托。 这封信是格儿男爵的亲笔。因为太机密了，不能叫别人写，都是格儿男爵自己构思，自己拟稿，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弄了一整天。 青蟹太太老是问：“爸爸，那封信还没写好么？” 原来青蟹太太早就很不耐烦了，她天天劝她爸爸离开帝都。她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要是没有人催他走，他就会老呆在这里的。其实他这一向并没有什么事要做，每天只是跟朋友喝喝酒，听听戏，看看鸭斗比赛。 “为什么还不走呢？”青蟹太太说。 ”唔，是要走。明后天就动身吧。” 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带着猎枪，带着两个跟班的，到动物园看剥虾先生去了。 第三天呢，他约一个青凤国的王爷吃饭。 “唉，爸爸！”青蟹太太叫，“您住在这里，我真不放心。明天我们就动身，好不好，爸爸？反正您要办的事已经办过了。” 格儿男爵好像忽然惊醒了似的，把脸一抬：“哦，不错！我想起来了：我还应当跟保不穿帮伯爵再谈一次哩。” 又过了几天，他可改了一个办法：“我没工夫跟他谈，我写封信给他就是。这就没有我的事了。” “您昨天不是听说那个保不穿帮不在帝都了么？”青蟹太太说。 “哦！那更好。他既然不在帝都，那就更不必找他谈，只要一封信。” 这么着，格儿男爵就每天都要想一些问题。 这封信怎样写呢？叫谁写呢？写好了送到哪里呢？信里面还要不要问候问候大粪王？用什么信纸才和适？是不是还要写一句“小女附叩”？信封口上是用红色火漆好，还是用金色火漆好？ 像这类问题都是不容易解决的。他一面叹气，一面跟女儿讨论着。 青蟹太太替他出了一些主意，他又考虑了两三天，这才写好了那封信。 ”好了，”格儿男爵透过一口气来，“这个麻烦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这就可以畅畅快快玩几天了。” 然而青蟹太太告诉他——已经打好了火车票，行李也已经送到了车站里。 格儿男爵这就叹一口气：“好吧，就动身吧。” 那天保不穿帮和格隆冬读到那封信的时候，格儿男爵已经跟他女儿到了白泥镇了。他在他的女儿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神学大师打了好几个电报催他，他才回了吃吃市。 第二章亮毛爵士 火车一到吃吃市的车站，车站上的茶房就告诉格儿男爵的跟班：“亮毛爵士到月台上来了，他老人家一定是来接男爵大人的。” 那位亮毛男爵就是格儿男爵的大女婿。他腿子短短的，走起路来很像鸭子。脸扁扁的，眼睛细细的，眼泡皮好像有点发肿。他穿得很整齐，头发也梳得很光。 他一走进车厢，就带来一股香味儿。 “爸爸！”亮毛爵士冲着格比男爵叫，“您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呀？侯爵大人等得很性急了。” 格儿男爵似乎愣了一愣：“唔，我在帝都有事，又在白泥镇住了几天，简直没有闲过。” “可是——”那位姑爷放低了声音，“那件事办得顺利吧？” “那件事？——哪件事？” “哪，就是那个大事业，侯爵大人托您的……” 男爵点点头：“唉，很好，成功了。” “哈！上帝保佑您！”这时他忽然又把声音放低，“我跟侯爵大人谈好了，将来由我来当文部大臣。我有一个大计划，要把帝国的教育根本改造过，要提倡大余粮武士精神。这个慢慢再谈吧。现在——现在我们马上到枯井山庄去。” “什么？马上到枯井山庄去？”男爵瞧着跟班的把行李提下车，慢慢地站了起来，“我还想回去休息两天哩。” “唉，爸爸！侯爵大人急于要见您，直接就去把。” “我还想到你姑母坟上去看看，唉，我们顺路到教堂墓地去一去把。” 可是亮毛爵士很着急：“如今一秒钟也不能耽误，爸爸！” 于是，他们就走出车站，坐上一辆很漂亮的马车。 亮毛爵士吩咐车夫：“往红叶旅馆那边走，今晚在那里过夜。快走！” “那就绕了路了，大人，”马车夫说，“到枯井山庄是一直往北，可是红叶旅馆在东南角上，大人。” “不会多耽误的，走就是！” “得多走两倍路程哩，大人。打这儿直到枯井山庄，只有五十公里。要是绕红叶旅馆去就足足有一百五十公里，路又不好走…” “闭嘴！我叫你怎样你就怎样！” 那个马车夫嘟哝了一句什么，就赶起车来。 可是格儿男爵也有点诧异：“为什么一定要到红叶旅馆” “嗨呀，您不知道么！”亮毛爵士惊异地嚷，“您真是！您没有吃过红叶旅馆的菜么？” “我记不得了…” “唉，你老人家！别的事要是忘了，那倒不足怪。可是——可是——红叶旅馆的菜！那可不能忘记！那不能！”亮毛爵士兴高采烈起来，“我已经关照过红叶旅馆的老板娘，今天去吃晚饭，还定了一盘他们的拿手菜：蜜淋生鱼片加芥末蚯蚓丝。非去吃不可。我替您接风，爸爸。这一家的蚯蚓特别好，又肥又嫩。” “酒呢？” “酒！那还用说？这一家的红酒是呱呱叫的。” 停了会儿，他又不住嘴地说：“现在红叶旅馆正是顶热闹的时候，住了许多外国旅客。他们在帝都参观了博览会，就顺便到这里来逛逛风景，看看红叶，吃几色好菜。青凤国一位大臣的儿子也住在那里，老板娘赶着他叫‘青凤公子’。他跟我谈过一次，他大概是青凤国里顶文明的人了。许多朋友都劝我在红叶旅馆玩玩，跟那些外国人谈谈。他们都说‘亮毛爵士，您的肉体和精神——都是最足以代表金鸭人的，您给外国人看看吧，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伟大的民族性。’他们都说我有大余粮的武士精神。我的善于玩鸡斗，他们说也可以代表金鸭人。” 他得意地微笑起来，瞧了瞧他的丈人公，那位老人家可闭着眼在那里打瞌睡了。 这不免叫他有点扫兴，就耸了耸肩膀：这个姿势是从大鹰国人那里学来的。 接着就看着车窗外面出神，脑袋径轻地摆动着，好像在那里深思。 其实——这位亮毛爵士并没有深思的习惯，他只是看见有些青凤国诗人有这个姿势，他就学来了。 停了一会，他看见格儿男爵还没张开眼，就无聊地哼起一支黄狮国的小曲子来。 原来他到许多国家旅行过，所以他见识就有这么广。他家里陈设着许多外国玩意儿，都是外国朋友送给他的礼物，他常常对人说：“那些外国朋友都很尊敬我。我的女儿在外国读书，就有许多外国朋友照应她。” 不过他也吃过一次亏。 那是在野蛮的大鹫岛，一位大鹫岛的王公请他吃饭。他看上了那位王公的一个翡翠壶，他要那位王公送给他。那位王公宁愿送他别的更值钱的东西。那位王公告诉他：“这个壶虽然并不是什么大宝贝，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不忍丢掉它。” 可是这位金鸭帝国的爵士偏偏爱上这个玩意儿。大鹫人是野蛮民族，现在居然还吝惜这从一点东西，亮毛爵士就忍不住要生气了。可是也好在大鹫人是野蛮民族，亮毛爵士对他们随便一点是不要紧的，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抓着这个翡翠壶就往外走，一面用半三不四的大鹫话对那王公嚷：“你的壶，我买，你到我们帝国军舰上来取钱，我给你！” 那位王公大概没有听懂他的话，起身追了上来。亮毛爵士想要逃跑，可是他没有这么办。据他自己说，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是堂堂大帝国的爵爷，要是为了怕野蛮人而逃走，那不但是泄气，而且还失了一切文明人的身份；第二，那位王公的家奴太多了，他一定跑不掉的，还不如当个俘虏来得稳当些。 不过当时他的确很愤怒。在这个当口——他把那个翡翠壶使劲往地上一摔，砸个粉碎，随手就揍了那个王公一拳。 他这位金鸭帝国的爵士原是很勇敢的，他问来讲求余粮武士的精神。 然而他被那些野蛮人抓住了，他们一个个很凶狠的样子，仿佛就会揍死他。于是——他膝头不知不觉屈了下去。 那些野蛮人以为他是想要挣扎，或者是那些野蛮人觉得不敢当——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他膝盖一屈下。他们马上就把他拉起，再屈下又再给拉起，这么着来了三次。 “老爷，饶我……”他吃力地学着大鹫土话，“闹玩的，我。” 王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不必打他。他今天在我这里，到底是我的客人。我们依法办理。” 这就把亮毛爵士送到金鸭领事馆。 虽然领事馆没有亏待了亮毛爵士——当天就把他释放了，可是他总在野蛮人手里受过了侮辱。 他越想越气，就跑到金鸭帝国泊在这里的一艘军舰上，激起了一些水兵，他使他们在晚上喝得大醉之后，就叫他们闯到那位王公家里去，把他们家里的东西打个稀烂，还把王公一个十八岁的女儿掠走，藏到一个金鸭人开的酒店里，足足闹了三天三夜。 那些金鸭帝国的水兵们都感谢这位亮毛爵士——出了这么个好主意，让他们能够这样享乐。 可惜那位金鸭领事怕野蛮人动公愤，就极力劝他们放了那个女俘虏。不过那位公主已经不能走路了，是用轿子把她抬回去的。 这件事过去之后，亮毛爵士的朋友们都谈论着：“为什么亮毛爵士会这么勇敢，会有这么一种大余粮的武士精神呢？” “他府上的风气向来如此。”一个说。 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他可嫌这个解释太空泛。 于是他仔仔细细去研究了五个月零三天，就得了一个结论，“他这种气质——完全是他祖先遗传给他的。他的祖先是当年‘海上五魔王’之一。那五位英雄招兵买马，弄些大船横行海上，劫了青凤国的许多商船，又上了青凤国的岸，抢了许多东西，不幸被打退了，就又飘到大鹫岛去烧了十几个村子，掳来了许多财宝人口。金鸭帝国大皇帝看他们勇敢，就都封了爵位。枯井侯爵的祖先也是五魔之一。五色子爵的祖先也是五魔之一。枯井侯爵和五色子爵也一定有这种精神。还有两位魔王的后代，可惜衰落了，我没有办法去打听，我敢断定，他们一定也秉有这种气质的。” 亮毛爵士自己也觉得这个学者说得对。亮毛爵士就有点骄傲起来，他相信他自己会有一番大作为。他对他太太说过（那时侯她还没有死）：“我既然天生有这种精神，那么帝国会交到我手里——让我来替它增光的。” 然而他总没有使他太太看见他交过什么好运，他太太也死得早，只丢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儿。 以前他跟着五色子爵跑，把鼻烟壶仍掉，抽着纸烟，加入了呼呼帮，他把田产卖掉一部分来活动，才当了一届帝国议员。下一届他可就落了选。 于是他生了气：“怎么，我加入了呼呼帮，竟不给我一点好处了么？” 他带着他心爱的女儿出了洋。他在外国旅行了一气，可就发现了一个大道理。他看见有几个国家里面——贵族帮也还是得势，有官做，他回来对青蟹大尉（那时候青蟹还只是大尉）说：“嗨，你知道么？——这年头儿平民虽然猖狂不过，可也不得不让贵族几分。贵族到底是贵族哇，比如红牛国吧，他们的平民帮跟贵族帮大概订好了一个什么合同：上回是平民帮组阁，这回是贵族帮组阁，下一回又是平民组阁，再下一回就轮到贵族，彼此轮流着坐天下，公平极了，从来没有吵嘴打架的事。” 那位青蟹大尉点点头：“我在一个杂志上看见几篇文章谈到过这个。他们那两帮人的确是互相通好了的，就像两个孩子一起看西洋镜一样：你看一眼，我看一眼。” “哦，你从杂志上看到了，”，亮毛爵士微笑一下，“我可没有工夫去读什么杂志，我是亲自去考察来的。可是——你知道黄狮国么？黄狮国上回是平民帮组的阁，可是议院里信不过他们，把他们辞了职，又让贵族帮来组阁。” “这是常有的事，这么倒来倒去……” “那不然！”亮毛爵士叫起来，“你说他们老会这么倒来倒去么？——那不然！像红牛国那样，贵族跟平民订了合同，那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像黄狮国呢，那分明是贵族帮得了势。如今有几个国家，也都是贵族帮得了势，平民帮是完了蛋了。嗯，我现在就发现了一个真理。” “一个真理？” “不错，一个真理！这就是说——我们帝国的呼呼帮也会倒台，从此就是啧哈帮的天下。” “我看不见得……” 可是亮毛爵士叫了起来：“你说不见得！我们帝国什么都学外国的，这一层还不赶紧学来么？” “不过——” “呃，你要看看世界各国的趋势！”亮毛爵士抢着嘴，“那些平民帮本来兴出了一条规矩，说是国家不作兴干涉任何人的生意经，各人尽管去抢各个的买卖。关税是不讲究的。外国粮食一批一批运到我们帝国来，也不作兴发狠抽他们一点进口税。这就弄得粮食越来越便宜，米麦都不值价。我可就吃了大亏，你是知道的。我每年收的田租简直不够用，害我背得一身是债。这个该死的规矩！他们还讲得出一大篇道理，叫做什么——什么——” “自由贸易。” “哦，叫做自由贸易！我可记不清他们的切口！”亮毛爵士耸了耸肩膀，“可是现在——哈，好了！关税又讲求起来了，平民帮兴出来的规矩给推翻了，这就是世界各国的趋势。平民帮兴出的那些花头，都会推翻掉的。” 亮毛爵士很有自信力，不管青蟹大尉怎么说，他总相信他自己的见解不错。于是他又把摔掉了的鼻烟壶捡起来，吸着鼻烟，进了啧哈帮——正式赌了咒，拜了老头子。 然而——他还是没有做上什么官，也没当成议员。不过他在那时期也做了一桩大事业：就是把啧哈帮俱乐部的室外鸭斗场改造了一下。 至于他别的方面的才能，可还没有机会施展，他正想要另外打主意，那位鼎鼎大名的神学大师就遵照上帝的意旨找他来了。 神学大师跟他密谈了一次，他就跟这位上帝的代表到枯井山庄去。现在还有什么说的？那件大事已经成了功，他马上就可以当大臣。明天赶到枯井侯爵那里仔细商量一下，就什么都可以定当了。 “我一当了文部大臣，我就叫金鸭帝国的学生都要练习鸭斗戏。”他把车窗上的帘子拉一拉，挡住外面直射进来的夕阳。 这时候他发现格儿男爵睁开了眼睛，他正要谈几句，别人忽然又把眼睛闭上了。 于是他吼了起来：“车夫！快点赶！” 第三章红叶旅馆 下午七点多钟，他们才到了红叶旅馆。 亮毛爵士早就在这里定好了三间很精致的房间。他对格儿男爵说：“我们虽然只住一晚，可是也要住得舒服。先洗澡吧？” 格儿男爵打了个哈欠：“还是先弄点点心吃吧。” 可是这位姑爷还是主张先洗澡，要不然，连点心也吃不舒服的。 于是这两岳婿把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番，后采就发生了一场辩论。 据格儿男爵说，亮毛爵士一定要洗了澡才肯用点心，这是学的外国派头。至于金鸭的老世家呢——那可不然，从来没有听说要把身子弄干净了才去吃喝的。甚至于早晨一醒来，还没刷牙洗睑哩，就得喝一杯柠檬水或是椒盐豆蔻茶，接着还吃奶饼，海狗肾汤等等。要吃了好些东西才可以去摸漱口杯。越是门阀高贵，就越是讲求这个规矩。 “你岳家烂湖格儿男爵府——就世世代代是这样的。” 这套教训——可不能叫亮毛爵士心服。要论到门第的话，亮毛府要比格儿府显赫得多。只是在吃点心之前洗个澡，那并不算辱没了家门。 “这只是习惯不同啊，爸爸。我是讲卫生的。”亮毛爵士说了，就表示辩论终结，只管自己到洗澡间去了，丢下格儿男爵一个人躺在床上。 格儿男爵尽在那里用脑筋，在那里沉思——想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先吃点心呢？还是先洗澡？ 等亮毛爵士完全梳洗好了，穿上夜宴服再来看他，他已经睡着了。 “吃了东西没有？” “唔唔，”格儿男爵醒来了一下，“没有吃。” 亮毛爵士是在屋子里坐不住的。他说：“好，您睡会儿吧，等到吃饭的时候我来叫您。您务必要起来吃饭，这里的拿手菜非吃不可。我专程替您接风，所以特为到这里来住一晚。您等会儿一定会起来吃饭的吧，啊？啊？” “唉，一定。” “嗯，那就好了。要不然就太叫我失望。” 他走到门口又打回头，重新把他丈人叫醒，再说了一遍，然后轻轻地走了出去，打个手势叫那些跟班们自去吃饭，就到鸭斗场去了。 这时候鸭斗场热闹得很。有两个鸭斗好手正在那里相斗，许多旅客坐在四周围看着，不时地闹出了掌声。 有人一发现了亮毛爵士，就叫起来：“欢迎鸭斗大师！欢迎鸭斗大师！” 亮毛爵士跟所有的熟人打了招呼，很安详地坐下。 许多人就性急地问：“您看这两位斗得怎样，爵士？” 这位爵士一边看，一面就批评了几句。 只要他一开口，全场的人就都静静听着，佩服得了不得。 一些外国旅客也在注意他的话。那位“青凤公子”也在这里，脸上带着几分好奇的神色看着他。 “哦，青凤公子！”亮毛爵土跑去跟那位青凤公子握手，“您好么？” 他是用青凤话说的。他明明知道这位青凤公子精通金鸭话，可是现在他当着许多人的面，故意要说几句青凤话。 那位青凤公子可听不懂，只是用很礼貌的微笑回答他。 他可又说起青凤话来了。“这个，”他指指鸭斗场，“公子喜欢看？” 青凤公子愣了一愣，就用一口流利的金鸭话要求他：“请您说青凤话或是金鸭话吧。” 后来他们就用金鸭话谈上了。他们谈到鸭斗戏，这是亮毛爵士觉得顶有兴趣的话题，他越说越高兴，就好像演讲似的一个人在哇啦哇啦。 在场的金鸭人都带着一种骄傲的脸色．时不时要瞅那些外国旅客一眼，看他们佩不佩服。金鸭太太们就出神地听着，微笑着。至于红叶旅馆的老板娘——可张大了嘴巴，睁大了眼睛，眼珠子专门随着亮毛爵士的手势在那里转动。 那位爵士讲了一番大道理，说这鸭斗戏是最足以代表大金鸭帝国的文明的。不用说，大金鸭帝国当然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因为——“因为除开我们帝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游戏，只有我们帝国有。” 这里他稍微停了停嘴，似乎要等人家拍手心。 那位青凤公子说：“大鹫岛人也有一种类似这样的游戏。” “什么？”亮毛爵士似乎吃了一惊，“大鹫岛人？大鹫岛人也有一种类似这样的游戏？” “是的。我想您总也看见过，他们有一种所谓‘水鸟舞’……” “啊，上帝！”亮毛爵士叫道，“水鸟舞！——这完全是一种野蛮玩意呀！我的青凤公子！您看，他们要学水鸟——学禽兽——这是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学水鸟！哈哈恰哈哈！” 所有的金鸭人都跟着大笑起来。 青凤公子也微笑了一下。等他们笑完了，他说：“但是他们舞得很美观，他们分成两组，做出相斗的样子。一个个都很活泼，矫健，举动也有节奏。他们也要练习很久才能够参加水鸟舞……” 亮毛爵士耸了耸肩膀：“是啊，他们要练习很久——练习成一个水鸟样子！为什么他们不去做点正经事，偏要花许多工夫来练习这个，来学禽兽？这就是野蛮！野蛮到了透顶！” 有几个金鸭旅客也都附和着，一致认为大鹫岛人是野蛮民族。 还有一位金鸭绅士带着一副慈悲脸色说：“这种野蛮人真是可怜，要使他们脱离野蛮生活，进到文明生活，那就是我们金鸭帝国的责任。” 有一位劝夫会的太太插嘴：“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好事了。我们帝国商业家已经运了许多文明货品到那里去了，我们又替他们开矿，我们又招他们的人来做工，来读书，我们还替他们开办学校，我们还派军舰去维持秩序。您瞧！——这文明劲儿！” 然而亮毛爵士把右手一扬：“那还差得远哩，太太。要使大鹫岛人文明起来，那可是一桩天大的难事。大鹫岛人比哪一种人都野蛮：无论黄种人也好，白种人也好，黑种人也好，红种人也好，绿种人也好……” “唷，还有绿种人！”旅馆老板娘嚷。 当然有，总而言之，世界上人种很多。可总比不上大鹫岛人那么野蜚。 总而言之，他们花那么多功夫去练习成一个——一个个鸟！哈哈哈哈哈！ 跟着也有好几个人笑。 这时候响起了一片掌声。 亮毛爵士更加得意了，又大声把他的警句重复一遍：“花那多工夫去练成一个鸟……学鸟……费许多时间……” 可是他立刻就发现——那片掌声原来是为那场鸭斗戏而发的。现在已赛完了最后一局，那两个鸭斗戏好手已经下场了。 亮毛爵士冷笑了一下：“哼！看了这种鸭斗戏也要鼓掌！” 那两个鸭斗好手倒很虚心，他们恭恭敬敬来请教这位亮毛爵士，并且用上了金鸭话里那些最客气的词儿：“请亮毛爵士开开他的尊口，把他的尊舌运用起来，对我们这种幼稚的鸭斗加以不客气的批评吧。” 亮毛爵士这才又恢复了他那种高兴劲儿，还微笑着把在场的人都扫了一眼。 大家都拥了过来，听亮毛爵士要讲一些什么，谁知道这位爵士也说得很客气：“请你们把尊腰弯下去，我来验验你们的尊臀看。” 那两位就都翘起了屁股，亮毛爵士用大拇指在那上面揪两下，又结结实实打了两拳，然后说：“硬绷倒还硬绷，只是不大有弹性‘鸭尾’应该有弹性，您看我的。” 经大家欣赏了之后，一致都说这到底不凡。 亮毛爵士等人家都看够了，才站直起来，又向那两个鸭斗好手发问：“你们怎样练习的？” “用沙袋法练习。把沙袋挂在那里，用’鸭尾’去撞。” “每天练习多少时候？” “每天练习五小时，没有一天间断过，风雨无阻。” 亮毛爵士点点头：“这样下去很有前途。不过——单是用沙袋练习是不够的，还要兼用钢板法练习：去懂钢板，那样‘鸭尾’才会有弹性。您从几岁练习起的？” 一个说他是从小就练起的。 还有一个可就叹了口气：“我呢，我在小学时期就练习，可是没有专家指导，进了中学才正式学，根底当然不够。” “嗨，我们帝国的教育当局也太随便了，”亮毛爵士发了感概，小学校里的鸭斗简直是胡闹，让那些小孩子乱斗一气。中学里的鸭斗指导员也没有几个在行的。反正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这怎么学得好呢？甚至于有些学生——对鸭斗没有兴味。这是个最可痛心的现象。听说中学校里的鸭斗是选修科。我听了真生气。我的女儿虽然从小在外国读书，可是她对鸭斗倒也有兴味哩。” “可是在国内读书的，反而把鸭斗看得随随便便。” “所以呀，这就没有办法！” 他摇了摇头，接看又说到这非从小认真练习不可。“比如——腿子应当要短，玩起鸭斗戏来，那姿势才会好。这就非从小养成不可：一生下地就得请专家设法。” “我们的鸭斗还有什么毛病，您看？” 旅馆老板娘插嘴：“他们两位是学各落笃博士那一派的。” 那两位可忸怩地分辩着，说他们并不是学哪一派，只是看了各落笃的著作，照他的方法练习就是了。 亮毛爵士点点头：“唔，各落笃博士的确可以算一个名家，不过他的方法太旧了一点。比如腿子——他就不主张腿子短。我跟他辩论过好几次。不过这个问题太专门了，不讲了吧。至于你们两位的鸭斗——恕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那还归不到哪一个派数里去。” 这时候亮毛爵士的一个跟班走来了，禀告他：“男爵大人醒来了，问您此刻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还早哩，请他老人家再睡一会儿吧。”亮毛爵士摆了摆手，“呃，来！你禀告他老人家，千万不要睡得太熟了，因为待一会儿我要亲自去邀他老人家出来吃饭。我已经吩咐了两份好菜。他老人家要是睡得太熟，一叫醒来吃饭，胃口就不会好。” “喳！” “还叫得不大好，应当用丹田音……” “喳！” “不是跟你说！” 那个跟班的没猜打采地退走了之后，亮毛爵士又继续讲了下去。说是鸭斗的叫声不能太单调，于是谈到腹部音，脑部音，并且叫声里还要有表情。 女客们等不得他说完就嚷：“爵士叫一个给我门听听！叫一个！” “请叫吧！请叫吧！” “开开您那尊口呀！” 那位爵士这就蹲了下去，摇摇摆摆走了两步：“呷！呷！呷！” 马上就响起了一阵雷鸣似的掌声。 亮毛爵士索性大叫起，一会儿像饿鸭叫，一会儿像母鸭要生蛋了的叫，一会又像下了河的鸭子叫，一会儿可是吃饱了的鸭子叫，再就是鸭子在水里找东西、吃东西的声音——“别别别别别别！” 大鼓掌。 在场的外国旅客也都佩服他这一种本领。 那位青凤公子说：“想不到这种游戏竟有这么多讲究。” “我刚才不过只是一篇通俗演讲哩，”亮毛爵士站起来，一面用手绢擦着鼻尖上的汗，“我还可以跟您谈谈青凤国最文明的人。我很高兴跟您做朋友，您愿意陪我吃饭么？” “我已经吃过了。” “那不要紧，您可以喝几杯酒。” 青凤公子本来还有几个同伴，都是青凤人。可是亮毛只把青凤公子一个人拖到餐室里去。一面吃喝，一面哇啦哇啦谈天。 这时候格儿男爵早就睡不着了，躺在那里等着，肚子直咕咕咕地叫。他老是问着自己：“唉，菜还没有准备好么？我要不要出去看一看呢？” 第四章青凤公子 亮毛爵士一面吃喝，一面老是劝青凤公子吃那一份名菜：“请吧，请吧。这里的蚯蚓是最著名的，生鱼片也呱呱叫。这都得生吃，一弄熟了就不够味儿了。您怎么不尝点呀！我可是叫了两份菜哩。” 那位青凤公子可实在吃不惯这种菜，只是推说他才吃过饭，肚子饱得很。不过青凤公子也勉强叫了一份别的普通菜，喝了几口酒。 亮毛爵士把自己那一份名菜吃完，咂咂嘴说：“啊，好极了，好极了！可是您要吃那一份，那才公平。我们金鸭人最讲求公平，这是我们金鸭人天赋的一种美德。” 他喝干了一杯白兰地，又跟青凤公子商量起来：“您不吃这一份，就空下了这一份。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浪费了这一份菜了么，我们金鸭人是决不肯浪费一点儿东西的。” “您不是还有一位同伴么？”青凤公子替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请那一位同伴来吃吧。” “那一位是我的岳父，他老人家对饮食一道，简直毫无兴味，我决不敢去勉强他老人家。我们金鸭人向来敬老，尊重长辈，这也是我们的国民性。” “我尊重你们贵国这种种美好的国民性……” 亮毛爵上不等别人说完，就赶快站起鞠一个躬：“我代表全帝国人向您致谢。” “无论哪一国的道德风习我都尊重它，”青凤公子往下说，“可是现在这一份菜的问题，您怎么解决呢？又要公平，又要不浪费，又要尊敬长辈——这种种贵国的美德怎样才可以兼顾呢？您是不是要勉强我把这一盘凉蚯蚓生鱼片吃掉呢？” 亮毛爵士看看青凤公子，又看看那一盘菜，他赶快声明：“我们金鸭有一桩好外，就是决不勉强我们的来宾。” 说了就把那一盘菜拖到他自己面前。刚要动手吃，可又想出了一篇演讲词：“我不能勉强您，我也不敢勉强我的岳父。我没有办法，我只好代替别人尽义务——把这盘菜吃掉。这两份儿菜既然是我叫的，这当然应当由我来负全责。亲爱的公子您得知道，我是在这里为您牺牲。唉，我来替你们服务吧。我们金鸭人向来最负责，最肯尽义务的。” 于是亮毛爵士痛痛快快尽起义务来，然后又向茶房要了一瓶灯酒，连喝了好几杯。他打了一个嗝儿，看看空盘子，又看看青凤公子，意思是说：“您如果再拿一次义务叫我尽，我也肯尽。” 他又喝了一杯酒，就跟青凤公子谈开了：“我真不懂——为什么您看了这么一色好菜都不动手，那我一定要叫一盘。这种菜要是不尝一尝，那您简直就是冤枉到我们帝国旅行一趟。” “我吃不下……” “吃不下？——那有什么要紧？反正有人肯替您尽义务呀。” 那位青凤公子当真叫了一盘，摆到了亮毛爵士面前。 亮毛爵士睁大了眼睛，愣了一会儿，这才笑了起来：“嗨，您太客气了。茶房！茶房！喂！这一盘是这位公子叫的，等会儿开账单的时候不要开错了，听见没有？” 等那个茶房出去了，亮毛爵士就站起来对青凤公子表示了一番谢意。 他吃的时候也不忘记跟青凤公子说话：“你们贵国人的确很够朋友。我们金鸭人向来很佩服你们贵国的古代文明。你们贵国虽然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然而你们贵国有古代文明。你们贵国的菜也是最好吃的，我生平最爱吃青凤菜，青凤菜不像大鹫菜那么野蛮。有些人把你们贵国跟大鹫人同样看待，我就极力反对。大鹫岛人吃的什么菜？——哼，连虾子都烫了吃！他们学水鸟吃东西！我真猜不出这个野蛮民族到底是怎么一个来历！您研究过这个问题么？公子？这些像畜牲一样野蛮的民族到是哪里来的？哈！” 青凤公子看着亮毛爵士那么舒服地吃着东西，就一面很满意地微笑着，一面谈到大鹫岛人的宗教。他告诉亮毛爵士——大鹫岛人有一些什么很古老的传说，大鹫岛人相信他们的上帝是一只水鸟…… 亮毛爵士打断了对方的话，他本想发一篇议论的，可是他嘴里正有一大叉芥末拌蚯蚓，所以只是摇了摇头：“野蛮！” “那只水鸟上帝——是跟鸭子一样的东西。” “什么？”亮毛爵士那两片活动着的嘴嚼筋，一下子停止了动作。可是他忽然记起——他仿佛也听见谁说起这回事。 至于他自己呢，他在大鹫岛上呆的日子太少，没有去打听他们的宗教，并且他对这些事根本就没有什么兴味，也没有去注意。谁高兴去注意那些野蛮东西！ 他嘴里一面喝东西，一面坚决否认青凤公子的话：“大咒岛人的上帝也是鸭子！那还了得！” “然而的确如此。并且他们也说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余粮，他们有些习惯很像贵国人。他们有‘水鸟舞’，他们也喜欢吃生鱼片。” “没有那个事！没有那个事！”亮毛爵士很着急地摇着手，“照您那么说，他们的上帝不是成了金鸭上帝了？” “可不是么？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断定大鹫人跟金鸭人是同种的。” “那是放屁！书本子上的话是靠不住的。我真不明白，您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也相信那些书本子上的胡说！” 然而青凤公子说这是事实。亮毛爵士当然就极力反对。这两个人抬了好一会杠。 亮毛爵士看看青凤公子占了上风，他就又是笑，又是嚷——弄得对方插不进嘴来：“哈，他们的上帝是水鸟！哈哈哈！野蛮人的迷信！……水鸟的子孙，哈哈哈！……禽兽的子孙！” 接着又打了一阵哈哈，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青凤公子等他笑完了这一口气，就说：“每一个民族里总有一些传说的。比如你们的《余粮经》里说……” 那位金鸭国的爵士可一个劲儿往下笑，弄得青凤公子也好笑起来。 亮毛爵士更加得意了：“您看！您自己也觉得好笑，是不是？” “我是看到您这个样子——觉得好笑。” “可是——请您不要讲刚才那套话了吧，”亮毛爵士用一块绸手绢擦擦眼睛，脸色也庄严起来，“把我们金鸭人跟大鹫人算同种，这太对不起我们了，您应当认错。” “抱歉得很，我不打算收回我刚才的话，事实是事实。” 亮毛爵士把青凤公子的脸看了一会儿，不免有点儿发毛了。 什么？一个青凤人对金鸭人这么强嘴！要依他亮毛爵士的脾气，那就——哼！ 然而他现在不便使性子，那位青凤公子到底不是一个普通青凤人。再者，青凤公子请他吃了那么一最名贵的菜，他到底是青凤公子的客人。 他捺下了火气，不过脸子还是板起了的：“咱们换一个题目谈谈吧，不要弄得两个人都不愉快。” 他俩这就闭了好一会儿嘴，都闷闷地喝着酒。 亮毛爵士不大高兴。他之所以要跟青凤公子攀谈，只是想要在这位青凤贵人面前夸耀夸耀他们的大金鸭精神。现在人家那么跟他抬杠他就不知道要换一个什么话题才好了。 后来他对别人谈过：“青凤人真奇怪，有时候他们很随和，有时候他们又很固执。” 这是后话，不提。 至于当时——他们的确是无话可说。亮毛爵士觉得有点无聊，想抽烟了。他就悄悄地掏出一盒烟，偷偷地抽出一支来。还没有送到嘴上去，那位青凤公子可就发现了这桩事，也就掏出自己的烟盒放到桌上，拿出一支来递给亮毛爵士。 “啊呀，真是谢谢！”亮毛爵士赶快站起来捧了那一支烟，随手又很敏捷地把自己那支烟放回口袋里去，“我的烟不好，所以不敢呈奉。您倒赏起烟来给我了，真是不敢当。” 他把这支烟点上了，又用大拇指摸摸它，又仔细观察了那烟丝。吸一口又想一想，出一出神，就说这种牌子的烟到底不错。 他这才又高兴起来，谈着各种的纸烟，各种的雪茄烟，还把种种鼻烟作了一番比较研究。 同时他想着：青凤公子为什么要巴结我呢？不用说，当然是因为青凤公子怕了他。这么着他就谈得更自由些了；越讲越起劲了。 他说，从前大鹫岛每年向青凤国皇帝朝贡，他不知道为什么青凤国皇帝居然要这种野蛮民族称臣。他说，要是金鸭帝国的话，那大鹫岛还不够资格称臣哩。他喝完了一瓶酒又是一瓶，他眼睛发了红，他嗓子越提越高。 他又谈到了青凤国的政体：“你们贵国倒不错，还没有闹什么立宪。你们贵国要是弄出什么国会来，你的老人家就未必当得成大臣。可是你们贵国的政府太腐败了，大家只想做官，在皇帝面前屁也不敢放一个。哈哈哈！” “我们青凤国也有许多人主张改革，主张立宪了。” “不行，不行！你们千万不要去学那些时髦！”亮毛爵士脸色忽然严厉起来，“我们帝国已经要打回头了，我们帝国一打了回头，像我这种人就可以有官做。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走那条错路。可惜你们贵国毛病太多，你们太迷信你们的皇帝，这就是你们贵国最大的毛病。我们帝国呢，那就一点毛病都没有。” 青凤公子很客气地微笑着：“我承认我们有些毛病，可是你们该承认你们的毛病。” “我们帝国有什么毛病？”亮毛爵士睁大了眼睛。 “你们的迷信——比我们的还厉害些。” “笑话！什么地方有迷信？——您倒举举例看！” 那个青凤人很平静地谈到了波大夫的不敬事件，又谈到近来报纸上大登特登的香喷喷公司侮唇了“粪”字的事件。 亮毛爵士叫了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不敬鸭神和鸭龚女神呀！” “然而我们青凤人只把我们的皇帝看做人，并不迷信他是神。” “然而我们的大皇帝和大皇后陛下——的确是神，所以我们金鸭族比哪一国都伟大，比哪一国都高贵。我们的大皇帝陛下是鸭神，不是人！” “你相信么？” “咦！怎么可以不相信呢？您这话问得未免太不客气了，我的公子！” 可是那位公子显然有点儿好奇，他要亮毛爵士说老实话——到底相信不相信？“这屋子里只有您跟我两个人，您不妨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您是不是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皇帝是神？” 亮毛爵士四面瞧了一瞧，又看一看青凤公子的脸色，他答：“我不怀疑。” 跟着他还赌了一个血淋淋的咒呢：“我要是有一点点怀疑——我就永远得不到一颗余粮，永远没有蚯蚓吃！” 然而立刻——他觉得有点不对，他为什么要在一个青凤人面前赌咒呢？一只老虎能在山羊面前赌咒么？他对自己生了气。 他觉得他自己受了侮辱，他恶狠狠地问：“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话，使我赌咒给你听？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青凤公子还是微笑着：“我觉得奇怪。你们贵国口口声声科学，可是你们还迷信……” 这些话亮毛爵士简直听不下去了，青凤公子那种微笑，更加叫他生气。 可他又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人家，于是他决计要拿点颜色给那个青凤人看看，反正那个青凤人是怕了他的。“迷信，什么是迷信！放你妈的屁！” “请您平静一点……” “你居然敢侮辱我！” “我并没有侮辱你……” “你是什么东西！”亮毛爵士知道青凤人凡事都是退让，都是满不在乎，他更加起了劲，“猪！你们青凤人都是猪！” “什么？”青凤公子嘴唇有点发白，瞪看眼睛。 “猪！猪！” 青凤公子站了起来，声音有点发抖：“忍耐总是有一个限度的……请您收回您的话……” “我不收回！你把我怎么样？” “您应当向我道歉……” “哈哈！道歉！叫我向一只猪道歉！” “您倒再说一遍看！” “猪！猪！你们全都是猪！哈哈哈！” 可是青凤公子很镇静地走开座位去了。 什么？逃走了么？——那不行！这可太没有武士精神了。 亮毛爵士正想要说“是个好汉就不跑”，他还没叫出口，就发现那位青凤公子在房门口停了步子，接着又发现那位青凤公子在那扇房门上做了一点手脚，那无非是——把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咔达！”锁上，还拖一把椅子来顶着门。 然后青凤公子回转了身，一步一步向亮毛爵士走近来。 “他想跟我打架！”亮毛爵士脑子里有这么个念头一闪。 这位金鸭的爵士已经明白了那个青凤的少爷的意思：把房门锁上顶上——那就是预备两人比武，拒绝参观，并且不打算让旅馆里旁的人来救应。 这么着一个对一个，硬碰硬，原也是武士的一种派头。 可是这时候——亮毛爵士倒不大十分欢喜这种办法。 他想要叫……可是未必来得及：因为青凤公子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 他退了一步，估量估量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倒似乎还很安静。 “你要怎样？”他有点透不过气来。 “要你道歉。要不然——我们就动手。” 什么，硬要一个金鸭人向青凤人道歉？——那可有失大帝国的尊严。好在看样子青凤公子还不会马上就动手，那就不妨把比武公约谈判一下看。 “不过是这样的，”亮毛爵士又退一步，公事公办地说，“咱们要说好在先，你们青凤人打起架来，总是不照规矩打，你们拳打脚踢都来，一会儿叉别人脖子，一会儿又在人家胸脯上猛地给一掌，一会儿小肚子又吃你一脚。这可不行，我的好人！这不作兴。我们余粮武士不打架则已，一打架——就得照书行事，有个一定的谱儿。呃，我问您，您要是高抬贵手打起我来，究竟还是打我脑袋呢，还是打我胳膊呃？胸脯您打不打？至于小肚子——您大概是不介意的吧？呃？不会踢它的吧？” “不管怎样打，只要打得您肯道歉。” “真的？” “真的。” “您敢？” “试一下就知道了。到底道歉不道歉？” “哈呀，您也真太固执了，”亮毛爵士笑起来，不过笑得很不自然，”人生几何，你何必那么固执呢？” 他停了一停，“那么——那么——这样好不好：咱们来摔跤，如何？” “别说废话！道歉！” 亮毛爵士可还想谈判一下看。一面退了一步，一面打着手势叫对方不要忙：“慢着慢着！当真要打的话，就得定个规矩，从胸脯以下不许打，并且不作兴使脚踢。有一部书，叫做《拳术教程》，一共有六册，那上面说得明明白白，打架要打得有武士气，光明正大，一拳来，一拳去，打在哪里都知道个来路去路。暗暗里给人一手，那可坏了规矩。再不然您先买这部书来研究研究，等您研究好了再来打，我也并不反对。” 然而那个青凤公子总是不肯依他的话。并且每逢亮毛爵士退一步，青凤公子就逼进一步。 于是亮毛爵士说：“好吧。让我考虑考虑——我到底应当不应当向您道歉。您为什么要我道歉，请您讲讲这个理由。” “我空就讲过，刚才……” 亮毛爵士趁青凤公子在那里说话不留意的时候，猛地对青凤公子脸上一拳。 打出去并不难，可是收回来不容易：他的拳头被什么东西钳住了，死也挣不开。 亮毛爵士就赶紧照着《拳术教程》所开——“第二步，即以所剩之一手握拳，从四十五度斜角，击对方头部”——送一拳过去。然而凑巧得很，又被对方叉住了。 眼看得青凤公子就要使出书上所没有的花头来对付他了，他就也只好权且使出些书上所没有的方法来对付青凤公子：那就是把自己腿子弯成九十度角，膝头着地，面露微笑：“哈呀，您倒是学过拳术的！您真有几手！不错！” “道歉！” “哦唷，还要道歉！我是猪，如何？我们金鸭人都是猪，行了吧？” “我不想叫你们金鸭人做猪，只要您收回……” ”当然哪，全部收回，全部收回！我刚才是说着玩儿的。这个玩笑开得太不礼貌，我当然应当向您道歉的，的确对不住您，请您原谅……” 青凤公子这才放了手。 亮毛爵士一面爬起来，一面请青凤公子归座，又劝青凤公子再用点酒菜，“您再点一色菜吧？归我请。” 于是他们又喝起酒来。 不过亮毛爵士心里总有点不舒服。他怕大家——知道刚才那回事，他就会被人看不起。 他试探着问：“您爱不爱讲故事？” “什么故事？”青凤公子一时摸不着头脑。 “哪，比如您自己的故事。” “有时也讲给人听。” “刚才那个比武的故事——您会不会对人讲？” “要是偶然记起来，也许会要讲的。” 亮毛爵士叹了一口气：“唉，还是不要记起它来吧。” 那位青凤公子否允了他的要求，他这才又活泼了些。 不过，青凤公子不愿意赌咒，弄得他总有点不放心。 等到茶房开了两份菜单来，亮毛爵士才放下这桩心事，专心去审查他自己的那一份账——看青凤公子请他吃的那一份菜，有没有错开到他的账上。 可是他听见青凤公子说了这么一句——“都算我的吧。” “什么！”亮毛爵土跳起来，“都算您的？连我那一份也算您的？” “小意思。” “啊呀，啊呀，啊呀！真是！唉唉，这真是！”——亮毛爵士真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说，只是站在那里鞠躬。 为什么这么大方？简直大方得有点傻气了，亮毛爵士恨不得把青凤公子拥抱起来。他握住青凤公子的手，老半天都舍不得放。 他一面谈到青凤人的慷慨，他说青凤国什么东西都是可爱的，他最爱吃青凤菜。 青凤公子很高兴地说：“我的同伴有会做菜的。明天您要是不走，就弄几色青凤菜请您吃。” “唉，那——那——我明天只好再留一天了。您太客气了，真是！” 第五章账单 青凤公子并没有把这次比武的故事讲给人家听，于是亮毛爵士放心跟青凤公子做了朋友。并且第二天决计再在这里留一天，要舒舒服服吃一次青凤菜。 他告诉格儿男爵：“我要在这里跟那位青凤公子交际交际，您先走吧。” “我一个人先走么？也好。不过——不过——你不是说有一色什么拿手菜，要请我吃么？” “唉，何必忙呢？下次来也可以吃的。您今天就到枯井山庄去吧。” “唔，好吧。可是你说得商量商量啊。” 亮毛爵士想了一想，就问：“反正大事已经成功了，是不是？” “那当然。” “那就得了。我是派定了当文部大臣，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只要您去把经过情形告诉枯井侯爵大人就是。” 好容易把格儿男爵催走了，亮毛爵士就对自己说：“啊，好了！那些事务上的事让他们去办去，我不妨在这里休息休息。我还得想想我自己的事——计划计划将来的帝国教育。” 这么着，亮毛爵士就在红叶旅馆一连呆了四五天，天天去打猎，玩斗鸭戏，跟青凤公子喝酒。 有一天，亮毛爵士的一个老听差——从家里赶来了。他带来许多信件给爵士，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枯井山庄接到了帝都朋友的电报，枯井侯爵就大发了一通脾气。现在神学大师已经离开了枯井山庄，格儿男爵也走了，说是要住到白泥镇去。 总而言之，枯并山庄的客人都走光了。 亮毛爵士听了，连气都喘不过来：“怎么呢？这是怎么回事！” “小的大知道，只听说有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干好。侯爵大人就对男爵大人发脾气，又怪神学大师多事。男爵大人以小的来禀告您一声儿，请您不用再到枯井山庄去了，免得碰钉子。” 那位爵士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脑筋昏得很，什么都想不上来，只是哼着：“失败了……” “老爷，”那个老听差又叫，“还有那些讨账的——该怎么对付，也请老爷示下。” “什么？又有讨账的来？——哪几家” 于是老听差淘出一叠纸来。有成衣公司的账单，有马贩子的账单，有鸭斗用具店的账单，有旅行社的账单，还有棉城几家大馆子、花房和猎具店的账单，还有各种各样的账单。 “老爷，除开旅行社的账，一共是三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元五……” “得了得了！我懒得听你报细账。”亮毛爵士不耐烦地挥挥手，咱们不是跟他们说好了么？——三个月之后付还他们。你对他们怎么讲的？” “小的讲过了。可是他们说，他们先前是看见老爷马上有官做，所以才答应迟三个月清账。如今——他们说，老书不会做官了，他们就……” “这批该死的东西！混账王八蛋！” “还有旅行社的那一笔账……” 老爷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我叫你们把美氏纺织厂的股票折给它的呀，旅行社答应我的，可以拿有价证券去抵账。” “是！”那个老听差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可是旅行社不要美氏纺织厂的股票。他们说，美氏纺织厂已经停了业，还怪我们不该把一钱不值的股票蒙混他们。他们说，就是上次布料减价，美氏纺织厂蚀耗太大，就倒了，这些股票成了废纸了。” 亮毛爵士气得脸都发了青。两只手往沙发上乱捶一气，嘴里乱骂一气，还用各国话里那些骂人的词儿骂着（他每次旅行一个国家，头一个学到的就是那些骂人的话，一学会了就老不会忘记的）。然后他又在屋里一上一下地踱起来，步子跨得很快。 那个忠心的老听差叹了一口气“唉，咱们的用度实在也太大了点儿。咱们还是亲自到桃庄去一趟吧，老爷” 这大概是唯一的办法了。 亮毛府上的产业——当的当，卖的卖，现在就只在桃庄还有点儿田产，每年也出些棉花和米麦。有一个本地人替他管理着这些田产，那是一位很精明的老先生——大家都叫他做桃大人。 ”老爷，咱们叫桃大人想点法子吧。他从前在狗尾公里当过总管，总还活动，十万八万的总还扯得来。” “可是有一部分田契已经押给便便银行了，还能想多少法子？” 那个老听差又叹了一口气。不过事情还没有绝望：还有一部分田产可以押几个现钱来。老节不开口，似乎已经默认了。 老听差想要安慰安慰老爷，就说：“您不看看这些信么？这儿有小姐寄来的一封信。小姐大概到了海滨，信是从海滨发的，一封很厚的信。” “哦，这孩子！”亮毛爵士一看见这封信，一看到他女儿的笔迹，他的脸色立刻就柔和下来，他看信的时候，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还说句把话，“她是跟五色子爵夫人去的……哦，肥肥跟香喷喷合并了！该死的东西！……她在海滨别墅……” “小姐好么？” “哼，”爵士眼晴还盯在信上，微笑着，“她还快活得很哩，简直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老听差也微笑着，在那里出神：“上帝保佑我家小姐！她真是个喜神，什么愁人儿瞧了她也都不愁了。” 这封信很长，看了一页还有一页。沉默了好一会儿，亮毛爵士说：“你记得狗尾公爵有一个儿子么？” “是的，是的，小的听说过，可是不知道他的下落。” “这位小公爵可怜得很，在一个公司里当小职员。” 那个老听差听了，又叹了一口长气。 亮毛爵士把那一叠信吻了一下，放到了口袋里，再来折别人的信。 有一封是五色子爵写的，意思是劝亮毛不要跟枯井侯爵在一起。这样的信他已经写过好几封了。前一向接到这样的信，亮毛爵士总是要生气，连回信也不写。可是现在他只是苦笑了一下，然后发起愣来。 “老羊，”他对老听差说，“我有办法了。说不定我会转好运 。” “上帝定爱您！” “好，你去休息休息吧，去弄点东西吃吃吧。让我来写几封信。” 这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水仙小姐（这就是他女儿的名字），还写了一封信给五色子爵，然后叫跟班的收拾行李，决计到桃庄去。 他向旅馆里的一个个熟人告别。 晚上青凤公子替他饯行，他很舍不得跟这个外国朋友分手。 “我一到桃庄就会有信给您，”他握着青凤公子的手，“你回国之后要常常寄信来。我将来总还要到贵国去看您。” 第二天一早，亮毛爵士就动身了。青凤公子送了许多路上要吃的东西给他，还送他一首诗，写在一幅绢上。 亮毛爵士临到上马车的时候，忽然把青凤公子一把抱起来，他真正滴了一滴眼泪。 青凤公子眼睛也发了红，“一路平安！再会，再会。” “再会……” 第六章水仙的信 马车沿着山谷里一条大路跑着。早晨的太阳照着满山的枫叶，红得更鲜艳了些。 亮毛爵士觉得有点冷，把丝围巾封住了脖子。他心里也有点凄凉，他觉得他自己是无家可归了。他的那所老家宅已经抵押给别人，他的田产也一丘一丘地流到了别人手里，只有桃庄还剩下那么一点点——如今又不得不对它打主意。 真是！他一生下地就没交过什么好运，他到处失败。 昨天他想到他还有办法，可是现在，他又觉得渺渺茫茫的了。这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安慰他．就是他的女儿。他只希望他女儿一辈子幸福快活，不要像她父亲一样，她父亲已经完了。 于是亮毛爵士叹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了水仙的信。他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在信上吻了又吻。那种孩子的字句里面似乎透出了一股热气，使他心里感到温暖。他读得差不多可以背得出了，可又从头看了起来： ———————————————————————————————————————————————— 爸爸： 我跟子爵夫人到海滨别墅来了，我带了我的画具，作过几幅速写。等我去制版留个底子，再寄给您看。我还想画几幅油画。 这几天什么书都没有看，每天只是玩。划船，捡贝壳，弹琴，谈天，爬山。跟人家玩腻了，我就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岩上去——高兴画就画，高兴想什么就想什么。 这座别墅是大粪王的。据说他的公司跟香喷喷公司合并了，叫做什么肥香公司。他们似乎为了庆祝这件事大宴宾客。这里有各种各色的客人，有诗人，有艺术家，有新闻记者，有大官员，有大鹫岛的一个什么王子。但最多的是买卖人。 我这回才第一次看见了那位鼎鼎大名的大粪王。他是个胖子，身上的脂肪多得似乎包不住了，就迸出了一些来，弄得他脸色红油油的。 然而香喷喷倒是个瘦老头儿。上帝好像故意要给他一个配得起的配偶，所以香大大也决不比他胖。因此他们的独养女儿也就天赋的少脂肪。这位卜姐叫做玫瑰小姐，许多人说她好看，她正合上我们金鸭人的美律：小眼睛，扁脸，腿子又短（爸爸，您一定会锐她天生的够做一个鸭斗家）。要画她的肖像是不难的，可是线条有力的画家一定画不好。要是有人想在舞台上扮演她，那也十分容易。这个演员只要不开口没有表情，对什么事都没有反应，这就活活把个玫瑰小姐表现出来了。要是有人一跟香太太说到这位玫瑰小姐，香太太的话就没有一个完。她说玫瑰小姐天生的极其聪明，什么都晓得，可是什么都不说，因为她天生的极其稳重。只是身体不大好，这弄得做父母的非常担心。然而这孩于很知道保重她自己，她肯吃补药，吃饭也有个节制，吃得很少，宁可多吃点糖，多吃点水果，这当然是很卫生的。 香太太一说到这里，就问她的女仆：“小姐吃了鱼肝油之后，有没有喝葡萄汁？” “喝过了，药片也吃过了，现在正在那里喝牛肝精哩。” “唔，等她喝过了牛肝精，就叫木木大夫替她把把脉。” 木木大夫是香家的家庭医生，一天要替玫瑰小姐把十几次脉，验十几次体温。 另外还有四个女仆专门跟着玫瑰小姐，她们带着各种各样的补药、糖果，时不时拿出来给小姐吃。 普通宴会上的莱，玫瑰小姐是尝都不尝的。香家自已带了一个厨娘来，另外替小姐做几色菜。我不知道她吃的是些什么。据剥虾太太告诉我，玫瑰小姐爱吃麻雀舌子打的汤。还有一种菜更名贵了，说是凉拌蜗牛触须。她吃的全是这些细致东西。 爸爸，这样看来，您爱吃的什么蚯蚓丝儿，真算不得名贵了。 香喷喷夫妇真爱他们的女儿。香太太告诉子爵夫人，香先生这么经营买卖，可以说完全是为了玫瑰小姐。香先生自己省吃省用，一个钱也舍不得花。可是小姐要什么，他怎样都不吝惜。 玫瑰小姐今年十三岁，只到我胁窝这么高。可是就在前天，别墅里演出了一出很动人的戏，女主角是这位玫瑰小姐。男主角呢，爸爸您倒猜猜看，是谁？大概您一定想不到，原来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大粪王！地点是在餐厅，时间是前天晚宴之际。没有开始演出之前，注意的人似乎很少，我却注意到了，因为大粪王正坐在玫瑰小姐旁边。 这两个人对照起来，可以构成一幅很生动的画面，我就忍不住要欣赏它。爸爸，要是我不怕失礼的话，我真想作一幅速写。 玫瑰小姐不理会大粪王。大粪王也不理会玫瑰小姐。 他说话很少，似乎有什么心事。他老是跟格隆冬〔肥香全司的经理）互相使眼色。后来他忽然对香太太说：“香太太，您说香先生做买卖赚钱，就只是为了玫瑰小姐。当然哪，香先生已经替她挣下了这么一笔大产业。可是你们得提防你们的侄儿什么的。他们看你们府上有钱，说不定会要想法子来继承，来分享这份产业。” “那不怕，我们已经提防到这一着了。”香太大很得意地微笑着，还瞧了她丈夫一眼，“我们香先生跟他的兄弟都没有什么来往。我们香先生说，我们的财产只让我们亲生的来继承，您不知道——我们香先生爱女儿爱得才痴哩。” 随后那个格隆冬又对大粪王打眼色，还微笑了一下。 大粪王又瞟瞟磁石太太，不过磁石太太并没有看他。 他似乎在那里踌躇着一件什么事，他垂下了眼睛。然而——只要他眼睛一抬，那个格隆冬又用眼神对他表示一丝笑意。 这么过了一会儿，大粪王又对香太太说：“你们真替你们小姐打算得周到，你们真爱你们的小姐。这也难怪，玫瑰小姐实在可爱，真可爱，连我也爱她。” 于是他忽然侧身对着玫瑰小姐，热情地说了许多爱慕的话。他说得真流利，好像背一课烂熟的书。那些语句，就跟《烹调周刊》的“余兴”栏里所登的情诗一样。他那种派头，就跟乡下变把戏的那些自编自唱的花鼓戏一样。 爸爸，我记不清那些诗句，所以不能在这信上复述给您听。 玫瑰小姐呢，先是没有理会，还尽在那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她的凉拌蜗牛触须或什么。等到大粪王说了老半天，他似乎才觉得。她就向大粪王看了一眼，就只是看了一眼。她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 倒是香太太提醒她一下：“玫瑰，大粪伯伯喜欢你哩……” “啊，啊！”大粪王马上嚷了起来，“不要叫我做伯伯！不要叫我做伯伯！我要玫瑰小姐做我终身伴侣……” 爸爸，您您可以想像得到，这时候餐厅里当然就起了种种反应。可惜我一双眼晴不能把全场的人都注意到，而且我也描写不出。我只能告诉您，香喷喷先生是愣住了，香太太似乎也想不出怎样回答。至于玫瑰小姐——她是全餐厅顶安静的一个，她再也不看大粪王第二眼。 后来香先生仿佛有点抱歉的样子：“她还谈不到这个，她年纪太小。” “我等她长大，我等她长大！”大粪王叫，“我爱她！” 剥虾太太就说，玫瑰小姐要是做了大粪王的终身伴侣，那就更幸福了。剥虾太太还保证——玫瑰小姐将来一定是一位好太太，一定有资格当劝夫会的名誉会长。 于是我们帝国的财部大臣马头阿大阁下站起来，举起了酒杯：“亲爱的大粪王先生跟亲爱的香喷喷先生结了亲了，我们来祝贺他们，来喝一怀亲爱的酒吧。” 巴里巴吉阁下立刻表示同意——“来喝一杯亲爱的酒吧。” 爸爸您看，这幕戏就这么演成了。 玫瑰小姐还是不理大粪王，她对什么人都不理，大粪王也不理玫瑰小姐，他只跟他未来的岳父毋叽里咕噜谈天。 XXX 上面是咋天写的。现在我还写下去，让您多知道一点我这次旅行的情形。 爸爸，您总说我爱热闹，说我是孩子脾气，其实我不喜欢太热闹。许多客人们尽兴地玩，玩鸭斗，打弹子，坐船，打牌，跳舞，谈天，唱歌，我在他们中间呆一会儿就觉得腻。他们要求我喝歌，我总是推说这几天感冒。我为什么要唱给他们听呢？他们那些做买卖的，有几位很想学学风稚。大概他们常常跟一些学者交际，所以他们也喜欢谈谈哲学，谈谈艺术。听他们谈这些，那味道就像咕噜酒一样，又酸又涩。 看一位保不穿帮先生，他自命很懂得美学，可是谈了几句就立刻露了马脚。于是那位格隆冬先生就对他微笑着，或者还开他几句玩笑。 这位格隆冬比校不那么俗，有一次他看了我的速写，跟我谈到东方画风和西方画风，居然还讲得中肯。有时候我一个人爬到岩石上去玩，这位格隆冬先生也一个人散步上来了，一看见我就鞠躬，随便谈几句，他说这里清静。然后——他似乎怕他会扰乱我，就鞠个躬走开了。要是我在那里作画，这位先生就得停留很久，静静地站在我后面看着，一直看到我画成。 今天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阳台的栏杆上，哼着《海滨曲》。谁知道子爵夫人跟格隆冬先生正在下面走过。他们站住了。“这孩子！”子爵夫人嘟哝着，“大家请求她唱，她不唱。”于是我听见那个格隆冬先生发了些议论。“夫人，要是我做了她，我也不愿意答应人家的要求。他们并不是真正需要什么艺术。再呢，又在那么一个客厅里，加上一个一窍不通的弹琴匠，乱七八糟地敲敲毽子，就算是伴奏。那真是糟蹋了舒伯特的这支曲子。那样的唱法，只能让磁石太太去唱。子爵夫人，我不知道您怎样，我呢，现在这支歌很快使我感动。而磁石太太平常那些演唱，我听了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说着就慢慢走开了。 可是，爸爸，这未免说得有点不公平。不是么？磁石太太到底没有他讲的那么不行，她到底很能运用她的嗓子，她的颤音尤其出色。不过她老是爱唱那些时髦歌舞剧里的滥调，来取悦那些来宾。然而这不能怪她唱得不好，只怪那些作曲的和编剧的太浅薄呀。 至于那位大粪工呢？他大概是看过一册什么《哲学教程》或是一册什么《哲学ABC》之类的书的。他喜欢谈一点这方面的玩意。有一次我听见他对一位来宾说到什么“超人”，我只听清楚了一句——“我们的《余粮经》其实就是谈的超人哲学。” 可是他未来的岳父香喷喷先生——却不谈这一套。那位香喷喷先生比较沉双默，要谈呢，他只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买卖上的事，一个是关于玫瑰小姐的事。 据剥虾太太说，香先生和香太太都是虔诚的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向金鸭上帝作祷告的。 香喷喷有一个亲戚，叫做什么吹不破先生，他也不谈什么哲学和艺术。他只是喜欢照顾太太小姐们。这家伙讨厌死了，他老是要求我唱个歌，请求了又请求。我偏不唱！ 写到这里，我还要告诉您，有一个狗尾公爵——我几乎把他漏掉了，大家称他做“小公爵”。爸爸，您知道这个人么？子爵夫人告诉我，狗尾公爵也是“海上五魔王”的后代，跟我们家里也是世交哩。这位小公爵跟我同年，不过比我小两个月，他就赶着我叫姐姐。他真是一个小孩子，他也老是夹在小姐太太队里，好像小孩子依着母亲和姐妹们一样。经子爵夫人介绍他跟我认识之后，他就对我说：“我在香喷喷公司里做事，现在成立了肥香公司，我就可以升一级了。香喷喷先生是个好人，他看我们公爵府破了产，就收留我，要我在他公司里当职员。我今年才二十岁，将来也许可以交好运。我的运气实在不好，我家里一点田产都没有了，您府上还有田产没有？”子爵夫人告诉他，我们还有些田产在桃庄，替我们管田的人就是桃大人。“哦！就是老桃！”小公爵叫起来，“老桃本来是我们公爵府的账房先生，他现在还常常写信来给我问安哩，他是很听我的话的……啊，桃庄的棉田！这时我们帝国唯一的产棉区呀，真的！我们公司每年要在那里买卖棉花。”一会他又对我说：“子爵夫人说您极聪明，说您读了许多书，叫我跟您学学，我很愿意向您请教。您对于打电报——研究过没有？”“什么打电报？”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啊，我研究过。打电报的文字要简单，要是没有研究过，拟电报就拟不好。比如香喷喷公司每年要在桃庄收买棉花，就总是由我出名打电报给老桃：又要简单，又要清楚。打电报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呀。”那些客人都不大理会这位小公爵的议论，只有派他做事的时候，才跟他讲话。子爵夫人告诉我，小公爵每月的薪水只有十几块钱，真太可怜了。 还有几个很有趣的人……可是下次再告诉您吧。要是尽写下去，这封信真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可以发哩。那您会盼望的。 不过有几件小事要问问您，一件是大粪王请我替他向您致意，他说他虽然没有看见过您，可是他常常想起这些亲戚。爸爸，大粪王跟我们到底是什么亲戚？我们真有他这样的亲戚么？（我听了不大舒服。）还有一件，您为什么不回五色子爵伯伯的信？他跟子爵夫人谈起这件事，他似乎不大高兴。您为什么不理他？他得罪您了么？ 写一封长信来吧，爸爸！ 拥抱您！吻您！ 水仙 ———————————————————————————————————————————————————————————————————————————————————————————— 第七章桃姐儿 亮毛爵士把这叠信吻了一下，又把它贴到腮帮子上，带着微笑。 他女儿虽然是他的宝贝，可是他跟他女儿总是不大在一起。他的太太死得太早，他自己呢，还得为他的大事业活动。水仙简直像一棵野生的树，自生自长到了这么大。从前他带她到外国去旅行的时候，她只有十岁，他就把她丢在大鹰国进学校，托那里的朋友照应。他自己可又到别处去跑了一圈，一个人回国来了。 水仙到了十六岁，她自动离了大鹰国，到一个世称“艺术家的故国”去学绘画。 近来亮毛爵士很不得意，他觉得寂寞，一定要他女儿回来，于是她在去年年底回了国。 不过她还没有依在他身边。那女儿仍旧继续弄她的那一套，跟一些画家和音乐家混在一起。 做父母的仍旧继续在那里挣扎，想挣出一个地位来，想挣出一点儿钱来。 这时候亮毛爵士对自己说：“以后我们父女总要在一块儿过活。” 他觉得将来——也许水仙可以使他幸福。 到底是一些什么幸福？怎样来使她幸福？那他可还没有明明白白想到。 他又翻着这一叠信，在这里那里挑着看一两段。 这孩子也真太不懂事了，唉！她在海滨别墅认识了那么多人物——帝国数一数二的大财主也在那里面，可是她简直不理会他们！（可是——唉，做父亲的现在这么奔来奔去，现在坐着马车往桃庄赶，为的什么呀？ “这孩子！”亮毛爵士自言自语着，“你也像我一样骄傲：你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可是咱们现在没有资格骄傲了。要是枯井侯爵的事倩办成功，我就可以大模大样，满不把那些暴发户看在眼里。现在——不行了。孩子呀，不行了。” 你瞧，前几天他还没有想到要理会五色子爵哩。这次可不得不回五色子爵一封很谦卑的信（就是昨天在旅馆里写的那一封）谈到他自己上了神学大师的当，承认自己打过一些糊涂主意。还谈到他自己的一些困难情形。他请五色子爵帮他一个忙：“他想要把他田上的出产押几个钱。信上还写了这样的话：“务必请您代我向那些有钱的商人接洽接洽，我想您一定肯帮我渡过目前的难关，即使您对我还有不愉快的地方，可是请您想想我们过去的友谊，还请您看水仙的面上，把我从破产的境地中救出来吧。你们夫妇都疼爱我的水仙，请您替她的幸福打算打算，帮她家里一个忙吧。” 唉，水仙小姐所看不起的人——正是她父亲现在要找都找不上的人，不过五色子爵大概也会为了水仙的缘故帮他一个忙的。 果然，亮毛爵士到了桃庄之后，不久就接到了五色子爵的回信。五色子爵还是很够朋友，“关于您的困难，我以为要想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您押给便便银行的田，应当要设法收回。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替您去办。至于目前，您也不必着急，肥香公司就要派人到桃庄去收罗棉花了，能出什么价钱，可还没有决定。但总可以先付您一部分款子。” 于是他不再发急了，他在桃庄过得很舒服。替他管田的那个桃大人，把他照顾得周周到到。这个桃大人真是个好人，亮毛爵士也不对他摆架子，倒有说有笑的。 “老桃，你倒好福气呀。你的儿女都不错，你那两个儿子快进大学了吧？” “回大人：大的已经进了帝都大学，小的那个还在念中学。” “你们桃姐儿为什么不进学校？” 桃姐儿是桃大人的大女儿，住在家里帮着管管事。桃庄人都称赞她聪明能干。有人说，要是桃大人没有这么一个女儿，那桃大人有许多买卖怕还做不好哩。 ”她也读过几年书的，大人，”桃大人眼睛对着自己的鼻尖，“象我们这种人家，女孩儿何必多读书呢？家里又少不得她。” 其实桃大人这一家是桃庄第一个大富户，他自己有许多田，附近几个县都知道他的名字。可是顶出名的是他的棉花生意，谁要收买大批棉花，总得去跟桃大人商量。 地方上的人都很敬畏他，这不单是因为他有钱，还因为他是坐山虎大爷的朋友。坐山虎在这一带很有势力，到处都有他的徒弟：在桃庄的几位大徒弟，就都跟桃家来往很密，跟桃家两父女极其要好。 然而桃大人一到了亮毛爵士面前，可就毕恭毕敬，而目把自己说得非常卑贱。每天早晨还亲自到爵士那里去问安，看爵士喜欢吃什么，他跟桃姐儿亲自到厨房里去安排。亮毛爵士不叫他坐，他不敢坐。亮毛爵士没有问起的话，他不敢多嘴。 “老桃，桃姐儿倒比你活泼得多哩，她不像你。” “这孩子有野性子，大人，这孩子是在学堂里变野了的，大人。” 可是这位大人很喜欢桃姐儿。桃姐儿看他住在这里没有什么消遣的，就邀一些朋友来陪他打牌，玩鸭斗，打猎，有时还坐着马车到棉城去看。要不然的话，亮毛爵土在这里要闷坏了。 五色子爵的回信到了之后，亮毛爵士这才决计要谈点正经事了。 “桃姐儿，我今天要跟你父亲讲几句话，你去叫他来。” 那位桃大人一进了房门，亮毛爵士也忘记了叫他坐，就问起话来。他问到棉花生意，问到棉花向来卖什么价钱…… “大人，金鸭上帝在上！”桃大人仿佛有点吃惊的样子，“小的虽然卑贱，可是从来不敢昧着良心做事。大人照顾小的，叫小的替大人管这一份田产，小的看得比自己的产业还要紧此，处处要忠心报答大人。小的照管大人这份田产，每年总要贴许多钱进去。大人吩咐小的替大人借债，小的也赔出了许多利息。小的可不敢请大人补给我。小的常常跟我那个丫头说：我替乐家大人贴几个，也是应当的。” “我没有问你这个呀，老桃，我只问问你——这几年棉花是个什么价。” “喳，大人！可是金鸭上帝在上，大人田地上出的棉花——每年收好多，卖好多，卖什么价钱，每年小的都有细账禀告，干干净净的。” 亮毛爵士微笑了一下：“我并不是要来查问你，你每年报的账，我都过了目。如今我不过是忘记了，顺便问你一声的。” 桃大人迟疑了一会。 可是桃姐儿走讲来了，原来她一直在房门外听着哩，她代替她父亲回话：“这几年棉花倒还值价，大人，像前年——有好几家纺织厂抢着买，价钱上涨到十二块四五一包，去年一包也卖到了十块开外哩。” “从前可卖不起价。”桃大人补充了一句。 “从前是外国棉花进来得太多呀，”桃姐儿很懂事似的又插进来，“外国棉花一进来得多，我们的棉花就卖不起价钱了。” 她父亲可横了她一眼：“只有你晓得！我跟爵士大人回话，要你来多嘴逞能！” 那位爵爷大人笑了起来，他说桃姐儿并没有讲错，从前帝国的海关都放任那些外国东西进口，这都是那些买卖人兴出来的规矩，叫做——叫做——嗯，他又忘记了这个名词了。那不管它。总而言之，现在海关正正经经抽起进口税来了，所以这几年棉花才有这个好价钱。至于今年——“老桃，你看今年他们来收买棉花的时候，能够出到什么价钱？” “这是料不到的，大人。” “至少至少——也该跟去年差不多吧，你看？” “这是料不到的，大人。” 亮毛爵士看看桃大人，桃大人赶紧把眼睛对看自己的鼻子。 “爸爸，”桃姐儿叫，“您不是还要去照顾那些木匠修牛栏么？” 这么着才使桃大人有个借口告退。他们父女俩都不愿意跟那伯爵谈什么棉布价钱。桃大人鞠个躬，才走了出来。桃姐儿可微笑着膘了爵士一眼，很活泼地行个礼。到了房门口，又爱笑不笑地瞟了爵士一眼，这才跟着她父亲到了外面。 桃大人想来想去有点放心不下，他悄悄地跟女儿说：“爵爷大人为什么忽然精明起来了？——问起这些事情来了？” “他老人家大概是急着要钱用。”桃姐儿也把声音放得挺低。 “可是——可是他老人家怎么想得到问起这些事情的呢？一位爵爷竟管起这些小事来了，这作兴么？” 桃姐儿四面瞧了一瞧，就把嘴巴凑近她父亲的耳朵：“我看，爵爷大人的那个老听差——那个老羊——那简直不是个好东西，一定是他撺着爵爷大人来问这些行市的。” “哼！”桃大人用鼻孔笑了一声，“我当然不会把这个行市告诉他老人家，今年起码要卖到十五块一包，我说要十五块就可以抬到十五块。不过——不过——金鸭上帝保佑咱么，总要爵爷大人不再问起就好了。” 可是桃姐儿很骄傲地笑了一下：这又何必劳动金鸭上帝呢？ 她桃姐儿就有办法，于是那天下午她去找一些流氓朋友，去请求亮毛爵士指导他们玩斗鸭戏，还要求亮毛爵士当众表演一次。亮毛爵士高兴得跳起来，这就专心对付鸭斗戏，再也没有工夫问起别的事情了，并且还命令他的老听差——“老羊，你坐我的马车——到家里把我那套最新式的鸭斗服取来。快大快来！限你在五天打来回！” 第八章小公爵 过了几天，肥香公司派一个职员到桃庄收买棉花来了。 这个职员是个世家出身，叫做狗尾公爵，大家都称他做小公爵。 这位小公爵一看见亮毛爵士，就亲热得很，赶着他叫叔叔：“叔叔，水仙姐姐的画儿画得才好哩，她在海滨别墅画了好几幅油画。如今她在帝部也还老是画画。我也想跟她学画画，可是我没有工夫，公司里的事情忙得很。格隆冬先生派我来买棉花，五色子爵伯伯又叫我带信给您，叔叔，您此刻有工夫看信么？” 说了就掏出一封五色子爵写给亮毛爵士的信来。这封信上说，肥香公司要办个粮食部，做粮食买卖，现在正想要租点田地。五色子爵劝亮毛爵士——把桃庄的田地租给肥香公司。 信上写着这样的话： 至于您押给了便便银行那份田地，我已经向肥香公司交涉好了，请肥香公司代替您向便便银行赎回来。然后肥香公司再跟您订一个契约，租您那份田地。以后您每年就可以坐收一笔租全，年成好不好都一样有得拿，一文也少不了。而且以后再也不会有老桃揩您的油。 再呢，亮毛爵士田地上今年所收的棉花，可以全部卖给肥香公司，马上就付钱。 这封信上还写了许多恳切的话，劝亮毛爵士到帝都去玩玩。五色子爵在帝都等他，有许多话要跟他谈谈。“您在桃庄把一切事情办好了之后，就请立刻动身吧。” 唉，五色子爵真够朋友，真够朋友！可是——“棉花是什么价钱？”亮毛爵士问小公爵。 “我们公司里出五块钱一包。叔叔，这是公司里规定的。” “五块！——为什么出得这么少？一包是好多斤呀？” “一包是五十斤，叔叔。” “五十斤么？”亮毛爵土跟着说了一句，“好吧，我是卖定的了。我吩咐老桃一声，你叫你的工人到老桃那里去称我的棉花就是。” 于是他又专心致志地玩他的鸭斗去了。他打算把那批要学鸭斗的朋友再训练几天，他就到帝都去。 小公爵可得意得了不得，老是笑嘻嘻地对自己说：“我一办起事来，就马到成功，一开首就做成了一笔买。” 然而还有大批的买卖——那可不顺手。 桃大人自己有许多棉花，不肯卖。桃庄那些农家有许多棉花不肯卖。 这真可恶！公司里特委派他小公爵来干这个差使，那只是想叫他小公爵立一个功，桃大人是听他的话的。可是现在——怎么啦，这是？ 小公爵这就坐到一把旧太师椅上，决计要好好地教训桃大人一顿。 “老桃！我问你，我是什么人？” “哦，公爵大人，您是我的小东家，您是我的小主人，您是…… “老桃，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哦公爵大人，我是您的奴才。小的一家人今天有一口饭吃，有一件破衣裳穿，都是公爵府的恩赐，小的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小的子子孙孙也不会忘记……” “那么——你应当听我的吩咐，把棉花卖给我们公司！” “啊呀啊呀，公爵大人！这个这个——唉，公爵大人，并不是小的不听吩咐。公司里出价这么少，小的就太吃亏了。亮毛爵爷大人是一位爵爷。说卖就卖，小的可不能跟他老人家比呀，公爵大人。” 这时候桃姐儿也插嘴了：“公爵大人，公司里可不可以多出一点呢？要是这个价钱，桃庄所有种棉花的人都不肯卖的。” 可是小公爵做不得主，格隆冬吩咐过小公爵的：“决不能超过这个价钱，他们一定肯卖的。你好好地去跟你的老桃办交涉吧。” 现在可怎么办呢？ 不过小公爵倒也不怎么着急。桃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谁不肯卖——喊他们来，对他们开导开导就是。 第二天上午，桃姐儿当真喊了许多种棉的人来。桃庄那些农家——有许多已经等不及，就把所收的棉花零零碎碎卖掉了。那些还没有卖掉的，就都跟着来打听打听。另外还有一些是来看热闹的，这就男男女女的来了一大批。他们都拥在屋子门外，好奇地看着那位小公爵大人。有几个还小声儿谈论几句。 “进来呀！”桃姐儿叫。 大家踌躇了一会，推推攘攘乱了一会，这才进了屋子。他们有的打着赤脚，有的穿着木屐。他们似乎怕他们脚上的泥弄脏了地板，就都靠门边挨看。他们还是盯着小公爵。 桃大人对他们说：“公爵大人在这里，他老人家来向我们买棉花。这几年棉花卖什么价，你们是知道的，今年可就不同了，你们把你们的难处禀告公爵大人吧。”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开口。 有一个精瘦的女人，露出半个奶子，抱着一个孩子挤在门口往里看着。忽然她那个孩子哭了起来，这才打破了沉静。她立刻就抱着孩子走开了。 “说呀！”桃大人简直生了气，“你们这些贱种！好意要你们说，你们倒又会装哑巴！” 这时侯有一个枯黄的小孩子，正在那里望着桌上一盘奶饼出神，把一个指头咬在嘴里，唾液流得满手都是。现在他听见这么一声吼，就赶紧退到大人身后去躲了起来。 小公爵坐在太师椅上动也不动，他有点不耐烦了：“老桃，问问他们——到底卖不卖。” 他们中间起了一点小波动，还有人小声儿催着这个那个：“老木，老木，你说吧。” “还是叫阿毛说吧。阿毛，你说。” “怎么不请西大叔说？” “哎呦，你们真是！有一个女人咭噜着，“平常你们嚼不烂的舌根，如今倒这样客气起来了！” “西大叔，您说，您说。” “西大叔，西大叔。” 人家把那位西大叔推到了前面。 西大叔看看桃大人，又看看小公爵，他说活的时候——两只手又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一会儿垂下，一会儿又理理衣襟那几块破补丁。“公爵大人，我们租人家的田来种，每年只有这么一点点收成，一年就只指望这个时候……” “您请公爵大人加一点儿价，西大叔。” “是的，加价，”西大叔咽了一口睡沫，“我们欠了许多账，就靠这个时候还……一年的用度也靠在这里……” “这样的棉价我们都得挨饿了。”有一个人插嘴。 小公爵拿起一片奶饼来，咬了一口，他说：“你们肯不肯卖吧，你们说。” 一个老太婆挤到了前面，忍不住地讲起来：“小老爷，卖总要卖的。我家里一个钱没有，不卖几个钱怎么过呢？我们阿毛租了桃大人一点儿地，一年忙到头，到了来年热天总要当当。有杂粮吃还是顶好的。您问问西大叔就知道了，有几年连树皮都剥来吃。可怜我们阿毛——累到二十五岁了还没有娶个亲。我总是祷告金鸭上帝，让我们阿毛讨个媳妇吧。唉！我的上帝，哪里来的这笔钱！我对我们阿毛说，我这个老娘拖累了你了，孩子，我拖累了你了……” 她说得眼泪巴巴的。“妈妈，算了吧！妈妈！”阿毛痛苦地说。 “让我说，让我说！”她用手背擦擦眼泪，“小老爷是好人，我要让小老爷晓得晓得。小老爷，我们庄稼人饱一顿饥一顿，全靠金鸭上帝……” 桃大人很不耐烦地打个手势叫她不要说废话了，可是她总不肯停嘴。她还当小公爵是管得住桃大人，管得住一切事情的，她一定要把她一肚子的委屈讲个明白。 可是小公爵并没有听她的。小公爵在那里跟桃姐儿谈天：“亮毛爵爷大人出去了么？这里离电报局多远？” 那个老太婆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讲到了那些年成不好的日子。原来有几年田里歉收，别的东家都答应少交一点租，可是桃大人的不能少。每逢到了年成不好，桃大人怕自己拗不过他的佃户，他就拜托坐山虎大爷的那些徒弟们去收租。桃庄就有一个地痞，叫做鬼见愁的，常常帮桃大人干这样的事。 “唉，小老爷，”那个老太婆说到这里，嘴唇痉挛地颤动这，“您想，鬼见愁大爷来了，我们哪里还敢讲什么话呢？桃大人是体谅我们的。鬼见愁大爷一帮桃大爷来收租，就——就——怎样哀求都不行。我跟我们阿毛跪在他老人家面前说：‘鬼见愁大爷，今年只收到五成，要是交了十成租，我们就只好饿死了。’唉，不行！要交足的！我们谁都怕鬼见愁大爷。我们要是有半个字不依他，他就跟他那帮大爷们来作弄我们，抓走我们的牛，把人吊起来打，有时候还把人撂到粪坑里……” 这时候桃大人出来打断她的话，他好像事不关己似的劝她几句：“唉！你何必埋怨鬼见愁大爷呢？这都是金鸭上帝的意旨，《经》里面都写得好好的，你们应当敬畏金鸭上帝。从前海滨公爵……” “金鸭上帝可怜我们！啊，上帝！您为什么要派人把您的子孙撂到粪坑里呢？” 有一个中年女人也插嘴进来，她也说起鬼见愁欺辱人的事：“前天——鬼见愁他们几位大爷，陪这里一位爵爷大人出来跑马。那位爵爷骑着马在我们田里跑，把荞麦都踹坏了。我们男人又认不得那位爵爷是桃府上的客人，一看就叫：‘走开鸭！怎么在人家田里跑！’谁知道鬼见愁大爷跑了上来，抓起我们男人就打。桃姐儿也在场，亲眼看见的。倒是桃姐儿讨了保，只罚我们赔一顿中饭。我们男人就跟我们孩子到街上去赊肉赊酒来，我在灶里烧火。正在这个时候，鬼见愁和那几位大爷就把我们那只老母鸡宰掉了。我们只有这一只鸡，留了下蛋的。桃姐儿是知道的。” “好了好了，”桃大人摆摆手，“来谈点正经事吧。” 桃大人又转过身去，用一种很得意的样子对小公爵说：“公爵大人，您听了他们这些话，您一定很高兴，真是的。如今我们帝国里面，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一带地方——还保持一点我们金鸭族的古风，只有我们这一带地方的人，肯遵照金鸭上帝的教训去做，别的地方恐怕就办不到了，唉。” 小公爵笑着说了一句：“嗯，好玩！”——谁都猜不透这是指什么说的。 然后，他又跟大家谈到买卖上的事来。 然而还是讲不成。 本地那些人都说起他们赊了多少账，欠了多少债，他们等着要钱用。 而桃姐儿在旁边解释着，说他们钱少了就不够还债，所以——“所以他们虽然等着要钱用，太便宜了可不肯出卖的。” 小公爵又说了一句：“嗯，好玩！” 接着看看那批乡下人，又看看桃大人，小公爵就决计要开导开导他们了。 “你们知道桃庄是属于什么县么？”他问，他停了一停又自己说下去，“你们没有研究过地理，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桃庄是属于棉城，为我帝国之产棉区。” 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是问：“他老人家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那不必着急，小公爵又开口了：“你们知道青凤国么？” 有一个人正要张嘴答话，小公爵又说：“哈，你们当然不知道！青凤国在我们之西，物产丰富，棉花也出得很多很多。我们格隆冬先生叫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是不肯卖，我们就去买青凤国的棉花，那么你们的棉花卖不掉。你们卖不掉，就没有钱。” “可是价钱太贱了，我们……” “你们知道么？——我们公司为什么不买青凤国的棉花，要买你们的棉花，你们知道这个理由么？这就是因为——我们公司要救济你们。你们还是赶快卖掉吧，早点拿钱。” 那些乡下人仿佛有点打不定主意了。 他们瞧着桃大人，桃大人可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帮着说了一句——“公爵大人问你们肯不肯卖哩。” “我们看桃大人怎么样，我们听您的吩咐。” “这个——你们自己做主吧。”桃大人说，“我呢，我现在是舍不得卖的。我也是等着要钱用，可是这个价钱我是不干的。我宁愿熬一熬，过一段时候，棉花一定会涨价。” 那位西大叔向大家提一个议：“那么我们也不卖。” “桃大人怎样我们也怎样。”那个叫做老木的说。 于是好几张嘴都说着——“不卖！不卖！” 啊呀！这个生意真有点麻烦，小公爵搔了搔头皮。老桃应当听他的话的，老桃自己也说，这一带地方保待了一点金鸭族的古风，遵照金鸭上帝的教训做事的。那么为什么又忽然不听他的话了？ 他只好再开导开导看，还引了经文，说金鸭上帝是宠爱有爵位的人的。《经》上说：“你们要听我的命令。”一个金鸭人难道可以不信《余粮经》么？ 然而总是不行，桃大人简直固执得很。 这么着谈了一个多钟头。小公爵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只有发脾气。” 好，就这么办。 他把桌子一拍，指着桃大人的脸骂起来。他认为桃大人太不要脸：“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我们公爵府的奴才，揩了我们许多油，现在你倒神气起来了！羞不羞哇，你！” 脾气只管发，还是没有用处。 于是这天晚上小公爵拟了一个电报，第二天一早就发了出去。这是打给公司里的，报告收买棉花的经过。 电报是这样的： 格隆冬先生赐鉴，敬启者，无别。承先生不弃，派本公爵来桃庄收买棉花，并嘱将经过情形电告。唯电报不比书信，只能作一简单报告。第一，本公爵到桃庄后，即与亮毛爵爷大人做成交易，数目详函。第二，老桃等人本公爵亦曾与之交涉。至于经过情形，则一言难尽。其中对话颇多，动作亦复不少，欲在电报中一一详述，实在不经济。何以谓为不经济？盖电报费太贵，拍一个字之价钱，等于两封平信之价钱。字数太多，即不上算矣。此项电报费，固不需本公爵自掏腰包，但本公爵绝不忍使公司太破费。何以谓为使公司太破费？盖此项电报费概由公司付出，字数愈多，付出钱数愈多。本公爵处处为公司打算，使公司可以节省开支。瓶博士不云乎：每一文钱皆可生利，若浪费一文钱，公司即少收一文钱之利润矣，岂不大可惜哉？是故，本公爵拍发此电时，为减少字数起见，万不能啰嗦，而应干干脆脆作一二语，愈简愈好。先生接此电时，或将做嫌其语焉不详。然此实出于不得已也。何以谓出于不得已？盖为公司省电报费起见，不得不尔。万乞先生谅之。若先生有不明了处，请即赐电垂询，则本公爵不胜欢迎之至，当立即电复。但此刻只能作一简单报告：必须将经过情形，择其重而大者，略述一概要。而文字尤须简练（至于何以有此必要，请参阅上文，兹不复赘。重复检阅上文，虽使先生费事，但亦是出于不得已。乞谅之）。至是，本奋爵即将报告矣，万请先生仔细注意。盖言简意赅，尤不可放过一字。然则买棉经过情形果何如乎？曰：不行！究应如何办理之处，请立即电复示遵。唯电报文字务乞使之简单，令公司省几个电报费，实为公便。临电不胜迫切待复之至。狗尾公爵叩。发电日期不注，俾省一字，亦乞先生谅之。如欲知何日所发，即请先生向电报局打听。狗尾公爵再叩。 第九章桃大人 格隆冬看了电报，就皱了皱眉：“小公爵这孩子真没有用！伸手摸，你立刻动身吧。” 那位伸手摸先生本来替大粪王当秘书，后来派他到吃吃市的肥料制造厂做事。等肥香公司成立的时候，又把他凋到总公司。他是个棉成人，桃庄地方情形他也还熟悉。大粪王他们想做粮食买卖，本来决定好叫伸手摸去经理的。现在不过是早点派他到桃庄去罢了。 伸手摸带着几个帮手到了桃庄，就办了一件大事，他跟亮毛爵士订好了租地的合同。 于是亮毛爵士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好，表演了一次鸭斗之后，就动身到帝都去。 临走的时候可接到了桃大人的一张账单：把爵士在桃家吃的酒菜、茶水、点心，都开出价钱来，还有爵士的打猎，玩鸭斗，也都算上了地租钱。 “爵爷大人，”桃大人毕恭毕敬地垂着头，站在一旁禀告着，“小的是卑贱人，小的伺候了爵爷大人这么一回，请爵爷大人照价偿给小的吧。” 这位爵爷大人想要暂时记一记账，以后再还。可是个行，爵爷大人的田地已经租给了肥香公司，要是赖着不还账，桃大人怎么办呢？” “爵爷大人，”桃大人还是毕恭毕敬垂着头，站在一旁禀告着，“小的是卑贱人，爵爷大人现在正有钱，请爵爷大人就偿给小的吧。” 亮毛爵土发了一通脾气，把账单一撕，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走。可是他的马车已经被桃姐儿扣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到鬼见愁那里去了。 他这就只好咬一咬牙，把这笔账付清。他动身的时候简直没剩下几个钱。 那位小公爵也窘得。他这次旅行，公司里本来给了他一笔出差费，他可花得太多了点儿，超过了公司里规定的费用。他在桃庄吃奶饼吃月过多，桃大人开来的账上——奶饼价钱比店里卖得要贵一倍。 还有更糟糕的哩，伸手摸告诉小公爵：“你这回拍给格隆冬的那份电报——那笔电报费公司里不能承认，要你自己负担。” 小公男是跟亮毛爵士同走的，这两位爵爷都有点没精打采。 桃大人非常舍不得，伺候他俩上了马车，还跪着吻了吻他们的脚：“上帝宠爱两位大人！小的永远遵照金鸭上帝的意旨，终身做两位大人的奴才，小的天天替两位大人祷告。” 桃姐儿心里也很难过，她老是问着：“两位大人什么时候再光临呢？” “叔叔”，小公爵很感动，“老桃真是个好人哪。” 那个好人看着马车走远了，才叹一口气进屋子里去。 桃姐儿可对伸手摸瞟了一眼，很亲切地问他：“伸手摸先生，您为什么要住在旅馆里，不住到我们家里呢？您看不起我们，是不是？” “哎，笑话！”伸手摸赶紧申辩，“住在旅馆里方便些。” “伸手摸先生，您要不要看看我们的果园？我陪您去散散步？” “下午我再来陪小姐散步，我现在有个约会。”于是他鞠一个躬，匆匆忙忙走了开去。 原来伸手摸先生事情多得很，他一天到晚跟几位工程师看地，商量建厂房，要运机器，还要管许多许多别的事，至于买棉花的问题呢——他可一回也没谈起过。 “难道他们不要买棉花了么？难道真跟公爵大人说的一样——向青凤国去买棉花了么？” 桃庄的那些农家可更加着急，他们天天到桃大人这里来打听。 那位西大叔试探地对桃大人说：“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发愁，挨一天不卖就一天不得过，有人想卖掉算了。” “那不行！”桃大人睑色忽然严厉起来，“我跟你们都讲好了的，这样的价钱决不卖。你们有人要是这么便宜地卖掉，那我决不答应！” “是，是，”西大叔叹了一口气，“等别的月家公司抢着来买，就会涨价的，美氏纺织公司大概快要来买了。” 桃姐儿本来想要告诉他——这家美氏公司已经关了门。可是她想了一想，又觉得还是不讲的好，就没有开口。 于是西大叔他们和桃大人打个商量，他们一天挨不过一天地等钱用，他们想把棉花卖给桃大人。 “随您老人家出个价钱，五块钱一包都行。往后涨了价，是你老人家一个人的好处，上帝宠爱您！” 要是在去年前年，桃大人是肯干的。便宜的时候买进来囤着，涨了价再卖出去，桃大人得过许多好处。可是今年似乎有点别扭，要是老是没有人买，将来老涨不起价来，那怎么办呢？说不定还会往下跌，那——哼！可更糟！ 父女俩商量了之后，就决计不囤，只是借一些钱给西大叔他们。 桃姐儿告诉他们：“我们也困难得很，不过我们看见你们这么窘，我们怎么样也得替你们帮帮忙。可是利钱得稍为涨一点：一块钱要两毛五分钱利息。咱们还是老规矩，利钱按月付，到期不付就算复利。” 这么着，就又放了许多债。 然而桃大人自然也熬不住了，他叫女儿去探探伸手摸的口气。 桃姐儿跑了三趟才找着，那个伸手摸这么说：“我的小姐，我老实告诉您：我们公司要单是买本国的棉花，那简直不哆用得远哩，主要的是靠青凤国供给。只是帝国财部跟农部怕你们破产，就跟我们公司商量，希望我们来买你们的棉花，这完全为的是救济你们农家。我们表示跟现内阁合作，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才派小公爵来一趟。可是你们不肯卖，这有什么办法呢？卖不卖是你们的事。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对得住帝国政府了。” “哊，救济我们！”桃姐儿笑着膘了他一眼，“说得那么好听！” “呃，是真的，您不信——您看这些文章。” 伸手摸先生拿几份报纸杂志给她看。的确不错，里面有些文章——称赞肥香公司的慷慨，说它出了高价去买桃庄的棉花，完全是一种慈善事业，对于公司其实是没有利益的。那些写文章的人还把帝国许多实业家教训了一顿，叫他们学学肥香公司的伟大精神，不要只是看到个人的利益。 然而桃姐儿还是有点信不过：“既然那么慷概，为什么出价出得这么低呢？” “并不低呀，我的小姐。青凤棉花——连运费也划不到五块钱一包哩。” “啊，不要撤谎！外国来的棉花这么便宜？上了税还只卖这么点钱？” 那位伸手摸先生这就告诉桃姐儿，金鸭国跟青凤国已经订好了一个条约，入口的青凤货——税已经低得几乎没有了。 桃姐儿可没听说过这件事，这个消息没有登报，她不信。 “登报？”伸手摸笑了一笑，“别的国家要是知道我们跟青凤国订了什么条约，它们不吃醋么？这是不能公布的，你知道的。比如大鹰国——它就生怕青凤国亲近我们。” 后来伸手摸又说，青凤国还有大批棉花要运来，到那时候还会跌价。他好心好意劝了她几句，还是早点卖掉了的好。 她回答：“纺织公司并不止你们一家，等别的许多公司来买的时候——您瞧吧。” ”当然，要是许多公司来抢着收买的话，当然可以抬抬价，”伸手摸点点头，很不在乎地微笑着，“可是——我亲爱的小姐，您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到底有哪几家纺织公司还能独做生意，有哪几家纺织公司还能够来收买原料。” 他所说的这些情形，桃姐儿当时还将信将疑，可是一天一天地过去，就一天一天地证明出那些话不是哄人的了。 她跟桃大人说：“爸爸，棉花一天一天跌价哩。” 等到桃人人决计要趁早卖掉的时候，伸手摸可只肯出四块八了，还说：“我本想迟几天再买的，过几天每包一定跌到四块五。” 桃大人满脸都打起皱来，嘴唇打着颤，老半天才迸出了一句话：“四块八就四块八吧！——我让你们吸我的血……得意了吧？” 一方面，桃姐儿跑到了西大叔家里。“西大叔，我看你不如把你的棉花早点卖掉吧，你欠了那些债，一天挨一天地背利息，何苦呢？” “唉，您说的真是我心窝里的话，可是桃大人不许……” “有我做主！”桃姐儿拿出一副很热心的样子来，“卖几个现钱把。不过——唉，价钱又跌了，只卖三块九。” 西大叔好像给什么一震似的，竟傻了好一会儿。 桃姐儿倒安慰了他几句，还谈到将来更会跌。 就这么着，买卖做成了。 然后桃姐儿又到阿毛家里，又到了老木家里，又到了许多人家里。 她一回去就报功：“爸爸，我今天办的很顺利，最贵的是三块九——我们一包可以赚九毛；最低的是阿毛他们，一包只花三块。” 这次桃大人经手收棉花，虽然赚了好些钱，可是他总觉得闷气。他一想到去年前年的好价钱，他连心都痛了起来，他恨极了肥香公司，恨极了伸手摸。 “为什么他们出个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依不得我呢？为什么他们可以使我倒运，使我吃亏呢？” 神学大师讲过——只有金鸭上帝是支配人类的命运的。“啊，全智全能的金鸭上帝！”桃大人叫，“伸手摸他们只是一些凡人，跟我一样的是平民，为什么我的命运要给他们抓在手里呢？金鸭上帝惩罚他们吧！他们使我吃亏吃够了，他们还要弄出什么粮食公司，往后我还要更倒霉了。” 桃庄许多富户——竟把田地租给了肥香公司，亮毛爵士也把田地租给了肥香公司。至于他桃大人呢，那是绝不肯出租的。他要遵照金鸭上帝的意旨，保持原来的老样子。 可是——他觉得他的世界一天一天小下去了。肥香公司要做粮食买卖尽管做他的粮食买卖，原不干他桃大人的事，然而这件事总叫他感到受了威胁。 于是他把西大叔他们找来，他不安地走来走去，一面对他们讲着：“你们都是跟我一样，今年吃了这么大一个亏，那家肥香公司简直是卡住我们干。以后更加不得了，他们正在那里大吹大擂地办什么粮食公司，你们看见了么？他们要用什么机器来耕田，用机器来种地。他们种东西又多又快，他们出的那些粮食跟棉花什么的，就会卖得极其便宜。我们呢？——可怎么办呢？我们地上出的东西就会更不抵价了，恐怕卖都卖不出去。我们等着饿死么？” 这些事——西大叔他们本来没有想到过，现在这么一提，他们就觉得有一片乌云盖到了他们头上似的了。 有谁压着嗓子骂了一声，有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西大叔小声儿叫：“唉，金鸭上帝！” 桃大人站住了，很严肃地说：“这并不是上帝的意思！倒是伸手摸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意旨！给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要遵照金鸭上帝的意旨！给我们地方定一个规矩——不准有什么种地的机器到我们这里来！” 于是大家哇啦哇啦嚷开了。是啊！是啊！要想办法，要定出这个规矩，要伸手摸他们照这个地方上的规矩办，要不然就撵他走！ 他们还计划好一些战略，来不得就动手打架。这当然是桃大人的主意，桃大人已经约好鬼见愁他们帮忙。这件事是十分有把握的。 最后桃大人还让西大叔他们赌了个恶咒：一切都听桃大人的分派。 桃姐儿可不大同意这个计划，她怕事情弄不成功，反倒要吃亏。她试着劝劝她父亲，可是她父亲正在火头上。 “不要管我！”他吼了起来，“我非对付他们不可！我要使他们在桃庄站脚不住——看他们还能不能卡住我！一面我也好替这回的棉花买卖出一口恶气！” 第十章法院 这一次桃庄可就出了一件大事。 起先是伸手摸接到一封匿名信，叫他不要运什么机器来。 他不理。 第二天就有一批乡下人和一些地痞闯进了他的办事处，把一位工程师打伤了。伸手摸幸亏溜得快，要不然他也得吃点儿眼前亏。 接着西大叔他们又到路上去放哨，要是机器运来了，他们就打毁它。 伸手摸这就赶快去请了些巡捕来保护，一面向地方法院去控告桃大人他们。 棉城和吃吃市的报纸上——都把这件新闻大登特登。有好几位记者到桃庄来了，把这件事打听得详详细细。 几家报纸就发起议论来，说这次的乱子固然是触犯帝国刑法的，可是除开法律之外，还两一个大问题：“肥香公司要在桃庄办一个大规模的农场，要采用科光博士最近发明的新式‘旋轮耕机’和‘大粪式割禾机’。这样一来，粮食就会跌价，桃庄的农家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帝国农部应当念及这些农家，不准肥香公司采用那些机器。” 另外的报纸可就马上加以反驳，并且挖苦那几位作者没有常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只有靠生意上的自由竞争，才可以促进帝国的文明。桃庄的农家为什么不去采用更好的‘旋轮耕机’和‘割禾机’，把粮食出得更好更贱呢？这样一竞争，帝国的农业就更进步了。帝国农部绝不会干这种傻事，来取缔什么耕种机的，因为这种举动是开倒车，而且还违反了帝国的宪法。 这些辩论可跟桃大人不相干，他看也不去看它，只关心着他自己的事。 老实说，他很有点着慌。 “唉，爸爸，咱么就让点儿步吧。”桃姐儿劝他。 “怎么让步法？”做父亲的叹了一口气，“这场官司还不知道怎样了结哩！” 桃姐儿看着他爸爸已经松了口，她就去找伸手摸，谈了几次，他们竟做了很好的朋友，伸手摸竟介绍了一位律师替桃大人辩护。 桃大人呢，则把所有的田地都租给了肥香公司。 这件刑事案子开了几次庭之后，宣告桃大人无罪。西大叔给证明出来是个首犯，判了一年两个月的有期徒刑，还要赔偿肥香公司的损失，并担负那位受了伤的工程师的医药费。其余的从犯——证据不够：开释。 可是他们都不服。 “老爷，老爷，”一个老太婆叫，“我跟我们阿毛也打了人的呀，怎么不叫我们坐牢呢？” “老爷，我叫做老木，我也去打了伸手摸的屋子的。” 跟着还有许多人都也嚷着自首，他们硬要老爷们判他们的徒刑。可是老爷们已经退了庭，那位书记官走在最后，惊异地瞅了他们一眼，也就走进去了。 法警赶他们出去，他们可简直不想走，七嘴八舌地求着：“判我们的罪吧，判我们的罪吧……” 许多旁听的人都好奇地围着他们，想不透这是怎么回事。 看见那位替桃大人辩护的律师正往收拾他的皮包，有一个熟人就叫着他问他：“梅大律师，您看这不是怪事么？——他们拼命要放弃他们的自由！” 那位梅大律师显然是被感动了，他严肃地说：“他们难道不知道自由之可贵么？可是他们宁愿栖牲他们的自由，来维持帝国法律的尊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触犯了帝国刑法，要是法庭不处罚他们，他们良心上会难过的。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感。” 有一位棉城的记者掏出一本薄子来，把这些话都记了进去，然后问：“照大律师看来，这些乡下人是不是都研究过刑法上的条文呢？” “他们未必研究过那些条文，”梅大律师稍微怔了一下，又恢复先前的庄严神情，“我刚才说过，他们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他们被他们的良心所驱使，不得不出来自承有罪。而这种行为——事实上就是尊重了帝国的法律。” “把我送到监狱去吧，老爷！”那些桃庄人又叫。 梅大律师打个手势请他们暂时莫开口，他还得把刚才的题目讲下去。他挺了挺胸脯，把夹着的皮包耸上了一点儿，免得一不留神掉下来。“本律师深知我们帝国法律的伦理的价值，总而言之是——记者先生，请您听仔细，请您不要记错——总之是这样：只要是我们凭良心做出来的事，就无不跟帝国法律的精神相合。” 那位记者先生——不知道是故意要考问梅大律师呢，还是真的不懂得——又问：“要是他们不来投案呢，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报应呢？” “那他们就会受良心上的责备，”梅大律师又把他的皮包耸了一把，可是受良心上的责备，那真是一件极难受的事。您想想吧，他们犯了罪，可又得不到一种处罚，那多么痛苦哇！帝国的司法者就是要解除他们这种痛苦的，法律裁判就是道德裁判。他们来投案，就等于向上帝和自己的良心作忏悔。” 有一位绅士听了这些道理，就忍不住肃然起敬地看了那批桃庄人一眼。他说：“梅大律师，我看别的国家里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只有我们帝国才会有这种动人的事。我们金鸭人特别有一种责任感，特别尊重帝国的法律。世界上的人——也只有我们金鸭人生就这么一颗良心，来适合我们帝国法律的精神。” “可不是吗！”梅大律师热烈地叫起来，“这就是我们的金鸭精神，我极希望有外国人知道这件事，把它写出来——让各国人看看我们余粮族的气质。” 说了就看看表，梅大律师的时间是宝贵的，不能在这里多耽搁。于是他转过脸去，对那批桃庄人讲了几句话当作收尾：“你们可以静等你们的良心，看还有什么吩咐。你们只要照良心的份咐一步步地去做，就自然而然会合乎诉讼手续。因为诉讼法里面所规定的一切——跟良心的要求是一致的。” 于是辩论终结，梅大律师车转身就走。 “呃，梅大律师！”那位很热心的绅士喊住了他，“你还是告诉他们您的事务所在哪里吧，要是他们没这耐性要等良心的吩咐，那么他们就还是不明自诉讼手续，那么他们就可以来请教您。” “我不大想做这笔生意，他们负担不起那笔谈话费。”于是点点头走了。 这次可又没有走成，有几个桃庄人拽住了他：“老爷们谈了半天——就这么走了么，不判我们的罪了么？” 那位记者先生又把这些对话记到了薄子里，然后忍不住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性急，你们的良心把你们责备得太不舒服了，是不是？” “怎么不性急呢？”那个叫做老木的回答得很快，“西大叔如今可享福了，坐到监狱里去，又不愁吃，又不愁住，公家还发衣裳给他穿。我们呢，可就要在外面挨饿，我们也一样犯了法，为什么不把我们关起来呢？我们回到桃庄吃什么呢？” 一个老人婆挤了上来，用手背抹抹眼泪：“老爷，做做好事吧，桃大人他们的田地都不要我们种了，我们到哪里去租地来种呢？可怜我们阿毛——辛辛苦苦熬到二十五，还娶不上一个媳妇儿，早起晚歇的，饱一天饿一天地挨日子。我天天求金鸭上帝保佑我们阿毛，只望着一天好过一天，谁知道——谁知道——唉，现在连地都租不到。老爷您瞧瞧我们阿毛！您瞧瞧！他急得脸都发了黄，老爷，做做好事吧，把我们也关到牢里去吧……” 她不住嘴地叫着“老爷”，不住手地抹着眼泪，一面跪了下来。法警要把她施起来，可她总不肯起身。 “上帝宠爱你！发发善心吧！” 那些看热闹的旁听者都有点扫兴。那位记者很有意思地瞅了梅大律师一眼。 梅大律师可只搔搔头皮，自言自语地打算着：“唔，我一定要写一封信给老圣人——问问他这个问题看。” “老爷，老爷，”那个老太婆仰着那张眼泪巴巴的瘦脸，“您不让我们坐牢，我跟我们阿毛怎么办呢？我们回桃庄怎么过日子呢？——又没有地好种，又没有活好做，我们还欠了一屁股印子债。老爷，您不知道鬼见愁大爷他们讨起债来多凶。我跟我们阿毛什么都没有了，怎么还得起债……老爷，老爷，我们——唉，唉！” 梅大律师对那位记者说：“原来他们所涉及的——并不是刑法上的问题，只是破产法上的问题。” “唉，老爷！”我拖累了我们阿毛了。他养他自己一个人都养不活，还要养我……让我坐牢吧，老爷，老爷！”这个老太婆老是缠住梅大律师。 梅大律师一面挣开，一面对她解释：“现在只是民法部分的问题，懂吧？至于你谈到你儿子能不能养你的问题，亲属法上并无明文规定。凡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的，那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了，你何必关心它呢？即使——” 他看见那老太婆很着急地说了一句什么，他就摇摇手：“别但心，别担心！我不问你要谈话费，我可以白尽义务告诉你，即使亲属法上有明文规定——不论怎样规定，也不会判处你徒刑的，懂得了么？” 于是他一抽身就走开了。 其余那些旁听的人都散了。 他们回头瞧瞧——看见来了好几个法警，这才把那些桃庄人带劝带拖地遣出了棉城地方法院的大门。 然而那批桃庄人并不回家去，他们在路上仿偟着，他们不知道要住哪里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呆在这里。 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又下起雨来，雨丝给风刮得横扫到他们身上，他们打了个寒噤，就一个个挨到人家屋檐下站着，看着街心上湿漉漉的灯影，在那早发傻。 第十一章桃庄第九分厂 伸手摸常有信有电报给大粪王他们，随时报告在桃庄的经营情形。厂房造成了。碾棉机和纺织机也已经装好了，已经开了工。 唔，这是肥香公司第九分厂——现在桃庄完全办成了。 不错，那些新式旋轮耕机和割禾机也运到了桃庄，已经如数招好了熟练工人。 这就是说，肥香公司的粮食厂也成立了。 再呢，肥香公司还修成了一段铁路：从桃庄到吃吃市，和那里的干线接了轨。 “嗯，我的势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桃庄。”大粪王骄傲地微笑着，右手还在随意翻看伸手摸这些电报文件。 大粪王每逢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在心里说话的时候，老是说“我的，我的”，不说“我们的”，“嗯，我可以完全支配那里的买卖了，谁能来跟我竞争——跟我！” 说着就点上了一支雪茄，一面开开他的一只保险箱，拿出一叠地图来。他挑出一副来放在写字台上打开，看了一会儿，然后用一支红铅笔——在桃庄那个地名上打了一个记号。 近来大粪王很喜欢玩这些地图，这是几位专家照着大粪王的吩咐画成的。据大粪王自己告诉格隆冬，这些就是——“是作战的军用地图。” 这虽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可是也说得很对。瓶博士不是常常说么，“抢生意就等于作战”。大粪王玩起这些地图来，倒是很认真的，简直像个指挥作战的将军。他用各种颜色的笔在上面打着各式各样的记号，只要一看这些军用地图，就知道肥香公司现在有多少种类的生产事业，它的势力达到了哪些地方，还有哪些公司是听命于它、属于它的。 每一天——大粪王总要匀出一点工夫来，坐到他的书房里去享乐一两个钟头。这时候他的听差就替他在桌上放着几坛酒，一壶咖啡。还把那些地图分开钉在几个特制的架子上，推到一张沙发面前。大粪王这就靠在那张沙发上，一面喝酒一面欣赏那些地图，有时候他还要翻翻伸手摸那些人的报告。 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比无论玩什么都要舒服，就是跟磁石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也比不上现在这样地叫他陶醉。现在——他简直忘了世界还有磁石太太那么一个人，也忘记了香喷喷、格隆冬、保不穿帮，仿佛什么人都不存在了，仿佛全国全世界只有他大粪王一个人：他把他的制踏进这里踏进那里，用他的手抓着这里抓着那里。他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皱眉毛，然后出了一会儿神，猛地叫一声“哈！”就端起满满一杯白兰地酒来，咕咚咕咚灌下肚去。 “你们这些可怜虫，小东西！”他想像着世人都在他底下爬来爬去，他以鄙视他们的样子对他们讲话，“你们没有发现我在这里么？你们只知道我么？我！我的势力只要一达到你们那，我就可以——要你们怎样就能使你们怎样！可怜的桃庄人，你们竟不知道你们的命运之神是谁！” 他抽了两口烟，腆着个肚子，对地图上的桃庄轻蔑地瞅了一。。 虽然他现在已经有点飘飘然，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可是他过瘾还没有过足。这些地图，这些伸手摸的信电——只是讲到了一些买卖上的情形，并且这只是一些概况报告，只是一些统计图表。 “嗯，这可不够，大粪王还要——简直像读小说一样，像看戏一样，看看他的势力是怎样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的。他只知道他的势力，实际上扩张得有多宽，侵进了哪些方面。 这么着，他叫他的秘书常常注意那些报纸杂志，只要是有关于肥香公司的记载的，全都收集拢来。大粪王最喜欢欣赏这种文字。 现在他就照平日一样，按按铃叫他的秘书，他要看这一类文卷。 其实这些文章他都看过，里面所写的那些事实，他全都知道，他只是要听听别人怎样谈着他所最得意的事情：这是听一百遍也听不厌的。 他翻出一篇报纸上的通讯，那上面讲到现在桃庄变成了什么样子。有一段： “无疑地，今日的桃庄已作为一彻底现代化的城镇而出现于工业化和科学化的我们这大帝国之中，从而负起了现代文化的任务而成为那些构成我们帝国文明之无数环节之一环了。现在我们可以指出那最有特征也即是本质的不可忽略的和不可否认的并为大家所周知的一点，即，从前作为旧的保守的代表封建势力的一环，即那些以不合法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诸手段加诸当地的人们尤其是诸农家的诸地痞或赌棍，作为比啧哈帮还保守和落伍得多的人们的不可或少的和有力的爪牙或武器而活动于地方上的这一事实，是已合乎理性地逻辑地被纠正和被廓清，而代之以合乎法制精神的因而也就是真理所在的一切现代的作为我们帝国文明的有机体之一部分的设施了；从而……” 大粪王念得很仔细，不过有点气喘。其实他的肺活量并不算小，他还是吸足了一肺的空气才念的，可是他总不能把一句念到底。他这就跟他自已商量着：“为要做这篇通讯的读者，则我之必须多行深呼吸以增加肺活量的这一事实，是不可被否认的。” 然后又翻出一篇文章来。这本来是登在一个杂志上的，题目叫做《故乡行》，作者当然是个桃庄人，写他这次回到阔别几年的桃庄，简直不认得了。作者在这里发了点儿感慨： “重回故乡的我，是整个儿茫挤然了。啊啊，上帝！故乡于我是何等地生疏哟！这高耸入云的大建筑物，日夜不停的机器声，是故乡的本来面目吗？无论何处，都有煤烟灰在飞，飞，飞，有如一大群翻飞的黑蝴蝶儿，这乃是何等的煞风景哟！我这一颗脆弱而多情的心儿，是深深地被惆怅与悲哀所压住了！啊啊，故乡！你原有的古朴的美，是怎样消失掉的呢？” “是我把它弄掉的。”大粪王回答。 “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那篇文章里又写着，“凄凉而孤独的我，是可怜地徘徊于桃庄的街上，是一个熟人的脸也看不见！我用我含悲又带情的眼睛向四面找，我是寂寞得有如在沙漠之中了！啊啊，我只看见陌生的脸！啊啊，这乃是何等的悲哀哟！我是哭泣了！我是伤心得受不住了，有如一只被人占去巢的可怜的小鸟儿！我是找我的熟人桃大人去了！桃大人亦是叹息道：‘啊啊，我现在乃是何等的寂寞哟！’啊啊，我与桃大人相抱而且可怜地痛哭了！……” 这篇文章——格隆冬也读过的。格隆冬说：“哭成这个样子？这未免太爱哭睑了。” 大粪土也有一点怀疑，假如别的什么文章里有这些描写，他决不会相信它是真事。可是这一篇写到了那种伤心痛哭，那正是说明了他大粪王怎样支配了他们的命运。他们越哭得厉害，就越是表现了他大粪土力量之大。他很高兴看这种描写。这正像一个顽劣的孩子玩弄一个虫子似的，爱看看它那种痛苦挣扎的样了。要是那虫子立刻装死不动，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那倒是非常扫兴的事哩。 “我看——他们那样抱头痛哭，是可能的。”大粪王对格隆冬发表他的意见。 “那除非他们有点儿精神病，”格隆冬微笑着，“否则是不近情理的。” 当时大粪王可没有提出什么反驳，只是很自信地微笑了一下。 现在他一个人在书房里，把这篇文章这么重新欣赏了一遍，他这就找出种种理由来了，他想：“格隆冬说这是不可能的。嗯，他不知道——一个人要是有了绝对的权力，就能叫一切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 他把这篇文章里那些感叹词和感叹符号——又挑几个来玩赏了一下。 “看看我的力量！”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带着醉意叫起来，“连他们的情绪，连他们的心境——我都支配得到！可是再看看那篇——那篇《桃庄一看》吧。” 于是他在那叠文卷里找出了另外一篇东西——那是从《吃吃日报》里剪下来的。那位记者把桃庄的新面目写了一两笔之后，就讲到那些农夫。桃大人他们的佃户租不到地来种，一个个都流到外乡去了。可是他们都舍不得离开故乡。 “他们都这么说：‘在家千年好，出门一日难’。他们的许多代祖宗，都是生长在这里，死在这里，葬在这里。这里的泥土对他们太亲切了，好像是他们的亲人一样。他们知道它的脾气，知道怎样才能够满足它，他们爱它爱得无微不至。然而现在他们不得不跟这亲人生别了。他们踌躇着不肯走，对那些田地看了又看。我亲眼瞧见有一个人撮一把泥土来嗅着，亲着，又舔一点儿到嘴里咂咂，一会儿又恨根地把那撮泥土摔掉，骂了一声什么。他楞了一会，流下了眼泪，又用两手捧起一捧泥土，装进他的包袱里。有好些人也都在包袱里这么装着一点故乡的泥土，千里迢迢地带着它。” 记者还看见一个老太婆——大概有点神经病，她老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人唠叨着：“你看我们阿毛，你看我们阿毛！我要他走，他不肯走，他说他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挨饿。我不死他是不肯走的。我已经累了他一辈子，可怜他二十五了，还没娶个媳妇儿，每天饱一顿饥一顿。如今我又累着他不能到别处去找活……” “有一天晚上她失了踪。后来大家发现她在一个池塘里淹死了。她的儿子没有哭，只是坐往那个塘边，紧靠着他母亲的尸旁，用手抓住他自己的头发，垂着头在那里发呆。差不多一整天——他不动，人家说话他也不回答。乡下人大家张罗着埋他母条的遗体，他这才机械地跟着他们走。他在坟边躺了一晚。第二天人家发现他躺着的地上有一小摊血。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死也不开口。这天他就离开了桃庄，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他当然是发了疯，”大粪王想，“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么？——唔，当然是去找活。等我的公司——添工的时候，他们这才有口饭吃。” 忽然大粪王记起了他自己的故多，记起了他的伯母，他的堂哥哥阿叱。还记起老郡主。他想，他简直天生的是来簸弄别人的命运的。可是这个念头——这下子并不怎么叫他愉快。他这就又去看那些地图，无恢复他刚才的那种得意劲儿。 真是的，为什么要去想什么阿叱，什么老郡主！来，看看这里吧。这是帝都，这东边的一条弯弯曲曲的蓝线就是金鸭河，河边有一所废园，大粪王和香喷喷已经把它买了来，正在那里造房子，预备做他们两家的住宅。两家是紧隔壁，还得开一个门叫两家的花园相通。这里——将来就得在地图上添一个特别记号：这是全帝国最重要的地方，甚至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再看看黑市——这个钢业区：金鸭炼钢厂已经成了肥香公司的一部分了。肥香替它投了一大笔本钱去制造机器，并且还要筹办一个军火厂。 “哈哈，瞧着吧，”大粪王摇头晃脑地对着地图说，“我谁也不怕，你这里这么个黑符号——五色子爵说你也许会变成金鸭炼钢厂的劲敌，可是我不怕，你算什么东西！” 不错，黑市那里还画着一个符号，那就是表示有一个新创办的机器厂要出现了——叫做什么“山兔公司”。大粪王他们这几天常常谈起这件事。大家都似乎有点担心，大粪王可不大在乎：“他们资本一定没有我们的雄厚。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吧。” 第十二章山兔公司 大粪王嘴里说是这么说，可是心上总仿佛长了一个疙瘩似的。 那个山免公司的老板，叫做叮当阿大，是老圣人的一个信徒。这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似乎很会玩些花样：一会儿要办一个什么草泽粮食生产合作社，一会儿又要办个什么山兔来炼钢，来制造机器。他请了一些大鹰国人来当工程师。他原是在大鹰国留过学的。 据五色子爵说，这位叮当阿大是有意跟肥香公司系统过不去。叮当阿大野心大得很哩；各种各色的买卖都想做到。 五色子爵虽然认识叮当阿大，可是叮当阿大那些做买卖的计划，子爵没有法子去打听。 于是大粪王忽然想到了磁石太太。磁石太太跟老圣人那帮人是很熟的，老圣人的儿子小圣人——常常去听她的戏，常常到后台去看她，送花给她。《好人日报》的主笔也老是捧她的场。 “为什么不叫她去设法打听呢？”大粪王跟自己商量着，“她一定肯替我出力。我只要一招她，她就来了。” 要是在从前，大粪王早就想到叫磁石太太去干这件事了，可是近来他跟她稍微疏远了一点儿。原来她看见大粪王跟玫瑰小姐讨了婚，她表示了一些不愉快。 大粪王觉得实在奇怪：”我订我的婚，为什么你要不高兴呢？” 她对大粪王表示过一个意思：她似乎想跟她丈夫离婚，来永远伴着大粪王。大粪王认为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打算，简直用不着答复。 他只是用鼻孔笑了一声：“这有什么意思呢？这有什么好处呢？” 磁石太太就哭泣起来，理怨他不爱她，垂头丧气地走掉了。 “哼，真是胡闹！”大粪王很不高兴，“我在你身上花了这许多钱，你倒拿一张哭脸给我看！反正讨我的好的女戏子多得很。你不叫我愉快，别人那里我不一样作乐么？” 后来保不穿帮告诉他，磁石太太似乎很伤心，什么客都不见，脾气也很坏，磁石先牛也猜到她跟大粪王一定有了什么别扭，劝她不要跟这位阔老闹翻了。 所以现在大粪王很有把握：叫她来——没有不来的。 果然，一个电话打去，磁石太太也没有特别换装，立刻坐上她的马车就出发。 她似乎瘦了一点，似乎憔悴了一点，又没有着上她的艳装，看来竟有几分寒酸相。 大粪王一看见，就有点不高兴：“为什么她随随便便——也不打扮一下，就来看我了？” 这时候她站在房门口，呆了似的瞧着他，一动也不动，一大滴眼泪滚到了脸上。后来她支持不住了，猛地投到了大粪王怀里，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哎，哎，哎，”大粪王皱着眉毛，“这算什么呢？” “我以为你已经不爱我了……刚才接到电话……”她抬起她那满是泪水的脸来，微笑着，湿漉漉的眼睛发了亮，“一听见电话铃子响，我就有这个预感……真的是你……你还爱我！你还爱我！……” 她使劲箍住了大粪王的脖子。 “坐下吧，坐下吧，”大粪王说，“我还是需要你的，我当然要找你来，我今天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然而她还是唠唠叨叨的：“唉，你不知道我这一向多难过！……以前着见你跟那些女戏子要好，我还没有这样难过。我知道你最爱的是我……我只是怪我自己太年轻，不能使你完全满意，不能够满足你……我让你去找她们。我很放心：我知道她们夺不去你对我的爱……这一向——你不理我……想到你跟她们——唉，我说不出我的心境！我竟想要……” 她竟想到自杀过，不过现在哽着说不下去，而且她也羞于说出口，她怕大粪王笑她。她眼泪又重新流了下来。 大粪王扶着她坐下了，很温柔地安慰着她：“你何必那么难过呢？我在那些女戏子身上的确花了些钱，可是当然没有用在你身上的多。并且那是另外一笔开支账，又不是把你的份儿匀在她们身上的。你放心吧。可是——” 他正要把话锋转到正经事上去，可又被她打断了：“你又讲这样的话！你又讲这样的话！你以为我像我的丈夫一样么？你以为我像他一样卑鄙么？我顶看不起他那样的人！他看见你有钱，就拼命巴结你，对你赔小心，那种小人该死样子——简直不像个男子！他明明知道你跟我的事，他不但不干涉，还生怕我得罪你哩。他把你我的爱情看做一笔好买卖……你竟以为我也是他那样的人！你竟以为我是怕那些女戏子分了你的钱去！——你太不懂得我了，太不懂得我了！” 她又伤感起来，还带着一副受了委屈似的睑色。 大粪王可张大了眼睛瞧着她，他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他还是头一次听见她说这么一套话，这简直叫人想不通，她竟不稀罕他几个钱！——那么她爱我是为什么呢？爱情难道可以不要代价的么？ “那么——那么——要是我没有钱，你也爱我吗？” “一样的爱你！” “那么——那么——大粪王惊异得连问话都问不出了，“唉，真古怪！这真不可思议呃！你为什么爱我，到底？” 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她需要一个真正的爱人，可是那些向她献媚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中她的意的。他们越是巴结她，越是向她低声下气地赔小心，她就越讨厌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一点男子气概。倒是大粪王那种骄傲劲儿使她欢喜。“我看你很有魄力，真像个男子汉一样……” “唔，你爱我因为我有魄力，”大粪王很自信地点点头，“那是真的。我不许任何人拂我的意思，我不许人家在我面前说一个‘不’字。我要行乐的时候，我不许人家在我面前摆出一副苦脸。人家非依我的不可，我就有这样的魄力。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我这些魄力是怎么来的？我有这魄力使你爱我，使许多漂亮女人爱我，我这魄力是怎么来的？” 磁石太太只是瞧着他，一时猜不透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大粪王骄傲地笑了起来，他像逗小孩子似的拍拍她的脸，突然又说：“可是现在——我的魄力要去受一种考验了。我们帝国有几个人物要跟我作对，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你是不是说帝国议会有人跟你作对？” 大粪王仿佛觉得麻烦似的皱了皱眉毛：“哼，那些啧哈帮的议员居然大发慈悲——大调查其工厂，大写其报告，主张修改帝国工厂法。真无聊！老圣人他们居然跟他们一唱一和，叫一通上帝，讲一通人道主义！我可没把他们看在眼里。不过有一桩事非常讨厌：老圣人那些徒子徒孙很会投机，他们就趁在这个风头上，要来办什么生产合作社，办什么公司，他们说他们办这些玩意儿，是照金鸭上帝的教训来弄的，讲的是人道，他们竟要跟我抢一抢生意，这批混蛋！——据说他们竟博得了许多帝国人士的同情哩。我一定要打听打听他们的买卖计划。这一向你看见小圣人跟至善先生没有？”——至善先生就是《好人日报》的主笔。 “这一向我什么客都不愿意见。” “哎，那又何必呢，”大粪王劝着她，“你常常去接近接近至善先生他们把，我今天要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他这就提到了山兔公司，他叫她去设法探点消息——看那家公司有些什么生意经。他要是差一个男的去打听，那就简直没有把握。女的呢，他们是不防备的。因为—— “女人的终身事业是恋爱，从来不会做什么正经事。他们当然想不到你是有意去打听，当然就会随随便便把叮当阿大的买卖计划告诉你了。” 磁石太太觉得有一盆冷水浇到了头上。原来大粪王这回找她来——并不是为了想念她，只是要遣她去干一件差使！ 然而大粪王说得好：“在恋爱方面——我还是需要你，现往又在买卖方面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地方这么多，那还不好么？你就可以明白我不会把你丢掉，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我无论做什么交易，向来是十分公平，我希望你也公平，那么你应当爱我，不是么？那么你应当照我的话去替我做事，帮我一个忙，不是么？” “好吧。”她机械地应了一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于是大粪王详详细细告诉她——她该去采访的是哪几项消息。他公事公办地讲了一大套，还叫她摘要记下来。然后他看看手表，伸了个懒腰，他说会晚还有一个约会。 “怎么，”他正站起来要到梳洗间去，可是发现她乞怜似的盯着他，“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你要赶我走么？” 大粪王嘻嘻地笑了一下：“对不起，今天我需要的是——嗯，改天我叫你来吧。” 他看见磁石太太好像石头一样地站在那里，拿牙齿咬着嘴唇，他马上就收了笑容：“嗨，你这个人真是！你当然有你的好处，我承认，可是别人也有别人的好处呀。你不能干涉我的享乐，你要是还希望我爱你，那你——我老实告诉你，你顶好是不要做出这一副样子来给我看。” 说了就用手飞一个吻给她，只管自己走出房门。可是他又回过头来看看她，想了一想，就打了回转，把她垂着的头捧起来亲了一下：“唔，刚才我说话太大意了，不要生气吧，乖乖地替我办那件事去。至善先生他们对你很着迷，你一定容易成功的，可是——可是——”他瞪看眼，显出了一副凶相，“我告诉你，你是我的人，你整个是属于我的。我决不容你跟他们有什么恋爱行为。要是你跟他们有一点点什么，那我——嗯，我就——” 突然——磁石太太一把抱住了他，快活得眼泪直流：“你吃醋！你吃醋！你不是把我看得那么漠不相干！我是你的，我整个都是你的！……啊，我真幸福！” “当然哪，”大粪王稍微有点气喘，声调可很平和，“你想呢，比如你这把绸伞——是你花钱买来的，是你的所有权，你肯让别人来侵占你的么？” 磁石太太瞅了他一眼，她想要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只摇摇头，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她走了。 “这是个怪女人。”大粪王想。 半个钟头之后，大粪王从梳洗间出来，正预备去赴约会。可是他没有去成，呼呼帮俱乐部的秘书来了一个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情要面谈。 大粪王这次就在电话里约定：“唔，那么您就立刻到香喷喷先生府上去吧。我也马上就去。” 第十三章海胆博士 那位秘书叫做海胆博士，他是常来找大粪王他们的。他一来到香公馆，听差们就带他到一间书房里去。 他进门跟人粪王他们鞠一个躬之后，马上谈到正经事：“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消息：啧哈帮开了一个会，决定要在帝国国会提出修改工厂法的议案。” “我还当是什么天大的事哩，”大粪王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我特为放弃了一个约会赶到这里，哪知道只是——唔，博士就只是为这一件事来的么？” “是的，这是他们预备提出来的修改原则。”海胆博士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些文件来。 大家都静静地看着。 那位香喷喷先生可发起毛来：“什么？——要限制做工的时间！要限制女工和童工的数目！这是什么花头？” 哼，花头多得很哩。说是要吞帝国工厂法里规定——工人每天不能超过十个钟头的工作，还要禁止叫女工去做她们体力不能胜任的事，还要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并且童工每天只许做八小时的工，还要让他们读书。 顶讨厌的是——还要规定那些工人的种种保险费；什么疾病保险，意外保险，失业保险。再呢，又要给六七十岁的退休工人一笔养老金。 “这是什么工厂法呀！”香喷喷激动得嘴唇都发了白，“这样我们公司就非赔本不可，还做得成什么生意！” 格隆冬可一直在那里抽烟，轻轻地皱着眉毛，对着这些文件出神。现在他就瞅了香喷喷一眼，很平静地问海胆博士：“这些保险费跟养老金——帝国政府可以补助多少？” “他们还没有议到具体办法，先生。他们只是谈到了一个原则，说是要由政府、厂方、工人自己——三方面来共同负坦。” “那不行！那不行！”香喷喷叫。 大粪王抿着下唇微笑着，懒洋洋地说：“海胆博士，我很佩服你们的办事精神。你们一看到这么一个玩意儿，就马上忙了起来了。那么——唔，你们对这个提案——表示一个什么态度呢？” “唔，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派我来问问各位先生的意见的……” “那不行！那不行！”香喷喷叫。 大粪王可躺到了沙发上，闭着眼睛，把一只腿子叉开，伸出了好远。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抽着雪茄，一面哼儿哈地发着议论：“这是毫无价值的，我的好博士。帝国国会派工厂调查委员会去调查了几家小小工厂，就说那些工厂太不人道。老圣人那帮‘山兔宗’的角色，也大发慈悲，要讲人道。啧哈帮主张修改工厂法，也说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可是——人道主义难道是个值钱的东西么，我的好博士，您说呢，呃？” 忽然——他睁开了眼睛，摆出一副轻蔑的脸色又说下去：“人道主义只是弱者的道德。假如您比我有魄力得多，您支配了我的命运，我没有办法弄得你赢，我就只好嚷嚷人道主义了。要是您不来上我的当，简直不理这个碴儿，那么我这个漂亮的主义——就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早就看到这一层：所谓人道主义是连半文钱也不值的。” 可是海胆博士搔了搔头皮，他说这回啧哈帮投机投得很好，一般的什么职工会都把他们当做救星看待。帝国许多名流学者也都同情他们。 “要是我们坚决反对工厂法的修改案，那么我们的现任内阁也许会会倒台……” 大粪王猛地睁大了眼睛：“非依他们的不可么！” 这可不免叫人生气。这简直是有意跟他大粪王耍滑头！那个最不值钱的人道——竟有这么一副魄力来干涉到他大粪王的事业么？他大粪王就这么没力量，这么噱头，竟要在那些渺小的弱虫面前低头么？ 他觉得他受了侮唇，他气喘起来，他眼睛发了红，冲着海胆博士瞪了一眼。可是又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可以收篷，挽回他的尊严，也不知道要怎徉对付这件事。 “不行！跟他们干到底！”他这样想过。 然而——要是以后失败了，非服从新的工厂法不可呢？那么现在这些就将成了一套空法螺，那么海胆博士就会把他大粪王当做虎头蛇尾，甚至会说他是外强中干，说他是纸老虎。 这一下子他没有了主意。 他瞟了格隆冬一眼，格隆冬偏偏又不开口。于是他对格隆冬都生了气。 那位海胆博士又重新谈到了现任帝国内阁的困难，谈到了呼呼帮的处境：“啧哈帮是想要到阁，这是很明白的……” 这回又是香喷喷先生出场。他气急地打断了海胆博士的话：“我不管，我不管！我总不能赔本！我从小奋斗到现在，花了一辈子心血，打了一辈子算盘，为的是什么呢？我不瞒你说，我是个贫苦出身，我从前是个织机匠，好容易省吃省用，慢慢地自己开了一家织布厂，又慢慢盘成一家纺织公司，好容易才有了肥香公司这样的规模——我就一下子让它毁掉哇？我不能吃这个亏，我要跟他拼！” “呃呃，你平静一点吧！平静一点吧！”大粪王说。 不过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正想来两句硬话让海胆博士听听，又怕以后下不了台。香喷喷这一番脾气——发得正是时候。 大家都极力劝香喷喷息怒，可是香喷喷越来越激昂：“我跟他拼！我跟他拼！” 就这么着，把个香太太也惊动了。她听说她丈夫在书房里发脾气，口口声声跟什么人拼命，赶紧就走了出来。“什么事？什么事？” 她看见她丈夫嘴唇发了白，全身都打颤，她吓了一大跳。她急于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香喷喷先生偏偏说不清楚，只是着急地指指海胆博士，又指指桌上的文件，说得下气不接上气。 然而她到底也听出了两个字：赔本！她立刻知道大事不好了：“啊上帝！啊上帝！” 赔本？……那可怎么办呢？她马上想到了破产，马上想到了她女儿的将来。她跟她丈夫倒还可以熬得住那种哭日子，可是他们的玫瑰小姐——可怜这孩子出世以来没吃过那种苦，她怎么受得了哇，我的天！于是香太太又马上想到她女儿没有糖果吃，没有鸡汤喝，每天只能吃一点普通饭菜，每餐顶多也不过是一荤一素，一盘马铃薯牛肉汤，撒上许多胡椒粉…… 香太太这就伤心地嚷了起来：“她怎么喝得惯这种汤啊……我的上帝！还搁上那么多胡椒面儿！” “什么？”——香喷喷知道她向来是联想得很快的，不知道她现在已经想到了哪里了。 不过香太太又马上想到她女儿跟大粪王结了婚——没有钱，造不起房子，只能在街上租两间房子住住，光线不足，空气不好，街上的车子又震得叫人难受。 “可怜，唉唉！”香太太掉下了眼泪，“那不震得她耳朵都聋了哇？为什么要使她这么吃苦呢？为什么要使她这样吃苦呢！我的金鸭上帝！” 大家正摸不着头脑，忽然有一个女仆奔了过来：“太太，太太，小姐晕过去了！” 香太太绝望地叫了一声，几乎也晕了过去。可是到底女儿要紧，她昏倒不得。她拼命挣持着自己，一转身就往里面跑，一面不断地叫着：“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那位香先生也着了慌，抢着往里面奔，对客人们连招呼也来不及打一个。 “樱花！”大粪王皱了皱眉毛，喊住那个女仆，“小姐是怎样晕过去的？” “谁知道呢，”那个樱花答，“大概是听见老爷太太在这里嚷嚷的，她受不住了。” 大粪王踌躇了一下，就也进去探问玫瑰小姐去了，一面自言自语说了句——“自从世界上有了女人，就有麻烦。” 这里这位海胆博士觉得很无味，他瞧瞧格隆冬，人家可正盯着窗帘在那里出神。 沉默了好一会儿，海胆博士才搭讪着问：“香小姐身体不大好么？” “唔，常常这样。” “香先生似乎也太性急了一点，”海胆博士嘘了一口气，“可是这个问题该怎样对付呢？啧哈帮闹得太起劲了。” 格隆冬不开口，只点了一支纸烟，站起来两头踱着。走到了书房的东头，那里墙上挂着几帧玫瑰小姐的照片：全身的，半身的，正面的，侧面的，半侧的。转身踱到西头，迎面就是一大幅玫瑰小姐的半身肖像画。右边紧靠一块石头，那也是一件艺术品，是玫瑰小姐头部侧面的浮雕。左边呢，像一棵细树似的耸立着一座大理石雕的人体，表现出了玫瑰小姐的那张扁平的脸，那副穿着时装的身躯：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忽然——格隆冬想到了水仙小姐：“要是她肯画一帧自画像，那才真正是艺术品哩，而且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品。” “格先生，”海胆博士忍不住又要跟格隆冬谈谈那个大问题，“您的意见跟香先生意见不同吧？” “您怎么知道？”格隆冬微笑了一下。 “我听瓶博士谈起过，说您早就有改正工厂法的计划。” “唔，我的确有这个意思，”格隆冬站住了，“要是把我的事业弄好，那非改良不可。” 海胆博土带着几分敬意地探问他：“瓶博士告诉我，说您想到了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您还想到了童工教育问题。瓶博士说，您主张由帝国政府津贴肥香公司一部分钱来做这些保险费……” 这都是真的，格隆冬点头承认，他说：“您知道的，我们公司里也发生过纠纷。那些做工的似乎心绪很恶劣，动不动就要发脾气。有一次他们竟把他们穿的木屐扔到了机器里。一个公司内部有这些情形，那实在糟透了，当然要想办法改良。他们向我提出要求，要加工钱，要减少工作时间，我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他们的要求很有道理。我呢，我还要更进一步，彻底改良一下，让他们可以满意地去做活。” “唉，要是我们帝国所有的企业家都有您这种精神，那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格隆冬仿佛没有听见这句话，他只管自己识下去，他说帝国工厂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吉书——所写的完全是真的，“那么——您看看这个事实好了：他们每天做十几个钟头活，弄得精疲力倦，这还谈得上什么工作效能？女人跟小孩子工钱便宜些，就叫他们去做他们体力所不能胜任的事，那怎么能做出什么好活来呀？吃又吃不饱。要是病了，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又没有钱医。他们还想到失业的时候，想到老了做不动的时候，都得挨饿，他们当然不愿意。他们当然只是不得已才去做活，他们对他们的工作不单是没有一点兴味，并且还对他们的工作生气。这样下去，我们帝国工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那位海胆博士听了格降冬的意见，就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他希望格隆冬去劝劝香喷喷先生，不要使帝国现政府太为难。 “香先生一定会同意您的改良计划的。”他加一句。 可是格隆冬踌躇了一会：“不错，我的改良是一定要实行。这完全是出于我们自愿。不过——要是帝国政府定出法律来之后，我们才来改进我们的事业，这就显得是被动的了。这使得我们不大愉快，老实说。” “那么——那么——”海胆博士搔搔头皮。 嗨，说得好好的——到底还是讲不通！ 格隆冬也看出了海胆博士有点窘态，他就抱歉似的解释了一番，不过还是那几句老话，他说如果啧哈帮没有那样的提议，肥香公司早就来倡导这种合理的办法了。大粪王和香喷喷也不是糊涂人，只要把这一层道理说给他们听，没有一个不同意的。 ”现在可就有点为难，”格隆冬皱着眉毛，看着自己手里的纸烟，“比如大粪先生——他原可以照这个做的，也知道这么做是对的。可是您要是凭着权力来强迫他这么干，那他偏扁要把这件事搁下，并且要对您的办法表示反对，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那位博士明白了，他觉得事情已经好办得多，只要想个法子——使大粪王他们的改良计划显得是自愿的，就行了。 于是他跟格隆冬商量了一回，结果倒很圆满。 格隆冬做了一个结论：“是的，你们尽去跟他们拖，一面舆论上也去跟他们争论，一面我就去跟老香、老粪详细谈谈，趁帝国国会还对这个议案争执不下的时候——” “肥香就自动地改良，”海胆博士接嘴，“让大粪王先生与几位先生来做倡导人，然后我们再来修改工厂法。” 格隆冬笑了起来。 他们走了。海胆博士本想要等香喷喷出来再谈一两句的，可是格隆冬告诉他，香喷喷今晚还有得忙哩。 果然，他们一出门，就发见有几俩医生的汽车停到了门口。另外还有车子——正载着护士往香公馆飞奔。香家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手忙脚乱，电话筒一直没有停过，请这个大夫，请那个大夫，把帝都的名医都请齐了。虽然玫瑰小姐早就已经醒了过来，大家可还是弄得通夜没有睡。 第十四章香太太 香家的人一连忙了好几天。虽然木木大夫再三叫香太太放心，说玫瑰小姐已经跟平常一样了，香太太可总是放不下心。 她老是盯着木木大夫问：“她真的好了么？” “真的好了，太太。” “完全恢复了么？” “完全恢复了，太太。” “的确么？” “的确之至，太太。” “再不会发晕么？” “再不会，太太。” “从今后永玩不会发晕么？” 这问题大丈可不敢担保。 于是香太太又伤心起来，说不定玫瑰小姐明天又会晕倒，说不定就在今天发生，说不定——马上！ 就在这一会儿！她这就慌慌地跑到她女儿面前，不断地叫着：“玫瑰！玫瑰！玫瑰！” 她整天守着她心爱的女儿。 香喷喷先生好像在那里跟她比赛——看谁爱女儿爱得厉害些，他每天总要抽空回家好几次，不在家的时候，就老是打电话来问。木木大夫就随时把小姐的体温和脉搏告诉他。他的应酬是很多的，差不多每天都有宴会，可是这几天他一概谢掉，在家里陪着女儿。他抚摸着她的脑袋顶，在她那张苍白扁脸上吻着，照例还要谈些最得意的事给她听听。 ”我们的新房子快要造好了，孩子你高兴么？你未婚夫的房子叫做‘大粪之宫’我的房子叫做‘香喷喷之园’下月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玫瑰小姐看了父亲一眼，似乎也表示高兴的样子。 于是他又说：“你爸爸跟你未婚夫已经把军火制造厂筹备好了，将来可以赚全世界的钱，我们在大鹫岛的煤矿事业还要扩充十倍，亮毛爵士的连襟在那里替我们交涉。我们还要在青凤国办一个制铝厂：青凤国出产许多铁矾，可以制铝的。孩子你看，你爸爸能够替你赚这么多钱，你未婚关也能赚这么多钱。钱是天地间顶好的东西。” “孩子你听见么？”做母亲的插嘴，“爸爸说，钱是天地间顶好的东西。” 玫瑰小姐看了母亲一眼，表示听见了。 她母亲很高兴地告诉父亲：”你瞧，她听见了哩，这孩子！” 香喷喷就又把玫瑰小姐的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拿起她那双又白又瘦的小手来，很慈爱地说：“金鸭上帝使我们生十个手指，就是为的好算账。从前你爸爸穷苦的时候，一根手指只代表一块钱，用进用出，也不过十来块钱。可是金鸭上帝保佑我们，如今可就不是这样的算法了。如今呢，你看，”他一根一根地拨着她的细手指，“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十个手指代表十位数，十万万！在这大拇指上写一个‘一’字，就有十万万，写个‘九’字呢，九十万万！” “孩子你看见你的大拇指么？”做母亲的又插嘴，“一个‘九’字——九十万万哩！” “不然，不然，”香喷喷仿佛喝醉了似的，眯看眼睛微笑着，“光只在这大拇指上写一个‘九’字，其余九个指头上都写着零，那我们孩子看不上眼的，不是么？我要在每个指头上都写着‘九’字：这是十位数里最高的数目。” “啊呀我的心肝！你听见爸爸说的么？十位数里最高的数目！算算看哪：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香太太一口气说不上来，直楼着她女儿叫“宝贝”。 可是香先生又晃了晃脑袋：“不然，不然，光只是十位数里最大的数目，我们孩子还不会满意的。十位数到底只是十位数，为什么不加到十一位数？只要加一块钱——” “那就是一百万万！”香太太接口叫了起来，‘可是我们孩子怎么数法呢？她只有十个指头哇。” 说了就抱着她女儿乐了好一会，连女儿也都微笑了一下。 “不要紧，”做父亲的答复刚才的问题，“还有脚趾头哩。金鸭上帝使我们有脚趾头，也是为了好计算这个钱数。” “可是爸爸还是要替你去赚，孩子，再往下赚，越赚越多……” “当然，当然，”香喷喷脸色有点庄严了，好像在金鸭上帝面前许愿似的，“我要使这个十一位数——每一位都写上‘九’字，变成十一位数里最高的数目。” “然后再加一块钱！”这回香太太接嘴接得很快，“上了千万万！” 这时候香喷喷把眉毛轻轻一皱，接着又一扬。 香太太摸透了他的脾气：她知道这么一下子，就是表示他有一番最重要的话要说了，或者是有一片大道理要发表了。她这就肃然地等他开口。 他果然说了起来：“所以这一块钱非常要紧，一加了这一块钱，这数目就进了一位。” 天地间顶舒服的事——就是这样的进位，他向来喜欢这套玩意，只要一看到收入的数目，一看到他财产的数日，他就恨不得要在小数点前面加一个圈。只要加一个圈——简简单单加这么一个圈，他就可以想像到钱袋陡然胀大了十倍。 唉，数字就有这么巧妙！——真亏亲爱的金鸭上帝想得出！ 香喷喷就又把眉毛一皱一扬，又提起那句说过几千遍的话：原来他早就发现了宇宙间的这个大秘密，“要是世界上没有金钱，就不会有数字。” 他太太立刻回想到早年——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丈夫就对她发表过这个至理名言。那时候的香喷喷先生还没有现在这么呆板，倒是很逗趣的。那时候他每晚算了账之后，就得跟她说：“只要账上多了一笔赚头，我就想得到有一把洋钱丢进了我的钱箱，锵琅琅一阵响，再好听没有！” 他们的景况一天一天好起来，他们夫妇间的爱情也就一天一天浓厚起来，她记得有一年结算账目，净赚了二十几万。做丈夫的一回到家里，就老是抓着她的手，跟她说着体己话儿。 也就是那一天，他竟发誓说要替她买一面大点的镜子——只要挂到墙上，你一走过去，端端正正对好它，就可以把你整个脸部都照到——要买这么大的一面镜子，这可就不比她向来用着的那面小圆镜子，一定要拿到手里移来移去的才照得见面庞的各部分。 当时她就忍不住把他的手捧起来，热烈地亲了一阵，然后做梦似的微笑着，甜蜜地自言自语着：“啊，有钱可多么方便哪！——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 不过丈夫倒要校正她一下，不过声调倒是极其温柔的，“噢，那也不能这么瞎花。金鸭上帝是叫咱们来赚钱，不是叫咱么来花钱的，不是么？” 那时候玫瑰小姐还没有出世，生过两个男孩，都是不到一岁就死掉了。玫瑰小姐真要算是最健壮的。她本来也有一妹一弟，可也留不住。做父亲的就在这个仅存的女儿身上拼命花钱，他自己可更加俭省。 从前香太太似乎还有点不大了解丈夫，她不知道他只许赚钱不许花钱——到底是为了什么。老实说，她实在想要置一件毛大衣，她希望洗脸的时候有一块儃香肥皂，叫她用得省一点是办得到的，只要有这么一块就满意了。可是她不敢向丈夫开口。他尽是把钱积起来，堆起来，不肯动用一点点，那么把钱赚来有什么用处呢？ 有一次她试着转弯抹角地向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吃了一惊，他想不透她怎么会发出这么个怪问。可是他自己也回答不出，他思索了好一会儿，才说：“即使金钱没有一点用处，咱们也还是要赚它，要积聚它。” 自从金鸭上帝替他们留下了一个女儿，自从找出了这个理由之后，他们就一下子把全部人生问题都看了个透亮。所以香喷喷每次在大粪王的客厅里，或者是在格隆冬的客厅里——听见他们谈什么“人生之意义及其价值”之类的问题，他香喷喷总是不搭嘴的：他早就得到这个问题的真谛了。 近来呢，他仿佛为了要把这个真谛更发挥一下，他盼望香太太还替他生一个儿子，金鸭上帝一定不会使他失望。据医生说，香太太是还能生育的。 他对他太太很严肃地说过：“要是我们还生一个儿子，那我们的财产就非再加倍扩充不可，这么着我就会更加努力，做买卖做得更起劲，也更有意思。我还需要一个儿子，我郑重对你宣布：我还需要一个儿子。” 香太太老是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现在她就在肚子里念着这件事，还想像到这个男孩子已经出了世，已经长到三四岁，常常伸手要他姐姐抱他。不用说，这两姊弟是非常亲爱的。她想到这里，就又紧紧地搂住了玫瑰小姐的脖子：“我知道——你很爱他，你很爱他。” 玫愧小姐瞅了她母亲一眼。 “你看，你看！”香太太冲着她丈夫兴高采烈地叫，“她瞧我一下，她表尔爱他。玫瑰，如今你爸爸这笔家私全都给你。你爸爸还要去赚这么一笔家私，好给你弟弟。” 刚才香先生一时猜不透太太说到了什么，现在才听出了苗头，他就很认真地点点头。 “啊，要奋斗，要奋斗！”他仿佛自言自语：“金鸭上帝生出我们来，就是叫我们来奋斗的。要努力节省，努力扩充买卖……” 他还想要说下去，可是他看见玫瑰小姐的嘴角动了一动，就立刻停了嘴。 香太太会意，就打个手势叫人来把牛肝精给玫瑰小姐吃。 然而香先生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还是先叫木木大夫来验一验她的体温。” “不吧，”香太太商量着，“恐怕她是要吃东西了。” “不然，不然。我看她是又有点不舒服了，玫瑰，是不是？” 那位小姐看了父亲一眼，香太太可着起慌来：“啊呀，真的是个不舒服么，我的乖？唉，这怎么办呢？你到底是不是不舒服，心肝？不吧？是要吃东西吧？呃？……你看，她瞧了我一眼哩：她的确是要吃东西，不是不舒服！嗨，真吓了我一大跳。” 于是香喷喷很不放心地看着玫瑰小姐服了那些补品，看木木大夫替她把了脉。知道没有什么危险了，他才透了一口气。 就这么着，玫瑰小姐又养息了几天，全好了。香喷喷的生活这才恢复如常。 不过他总是个操心人，女儿不叫他担忧，可又有别的事梗在他的心头，一想到格隆冬对他谈过的公司改良计划，他就得打个寒噤：“这个玩意可行么？不会赔本么？” 他跟大粪王他们讨论过许多次，格隆冬就对他详详细细解释，说这只会使公司有益，不会使公司有害。 他听了想了一会，又向瓶博士问起这个问题。 瓶博士就鞠了一个躬，很肯定地回答——“老板大人放心，这是个很好的计划。小的跟格隆冬大人研究过的。” 香喷喷讲他们不过，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不过他一想到——公司一实行这种改良，马卜就得加一笔大开销，他心头总觉得有一点儿痛。 他叹了一口气，“你们的话也许是对的，我同意了吧。只要你们担保不赔本，我是不固执己见的，赔本我可不干。上帝叫我们到世界上来做人，总不是叫我们来赔老本的。我要留着家私给我的玫瑰，要是不小心一蚀——唉，那我太对不起金鸭上帝，那我也枉为一世人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女儿。要不然我也可大胆冒险一下……” 格隆冬微笑看安慰他：‘放心吧，放心吧。决不会那么倒霉的。” 第十五章黑龟教授 这个问题——其实帝国的许多学者早就在那里讨论了。 报纸杂志上登了许多文章，还出版了许多专书。还有许多的座谈会，演讲会，茶话会，聚餐会，临时组织起来的专题研究会，都讨论这个题目。 格隆冬本来跟海胆博士约好了一个办法的。格隆冬对大粪王和香喷喷把这件事一讲通了之后，就立刻叫瓶博士去请黑龟教授写一篇文章。 瓶博士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所以用不着老板大人多费唇舌，他就哈哈腰说：“是，是，我知道。黑龟教授应当写一篇文章，来反对啧哈帮的提议，是的，是的。他的文章只要一登出来，就算可以虚档一阵，老板大人放心。” 他这回只鞠了一个躬，就立刻退出，立刻赶到帝都大学拜访黑龟教授去了。 那时候黑龟教授客厅里正坐着几个学生，可是黑龟教授自己坐在他的公事房里，跟一个客人谈天。 等这个客人走了，才有个听差到客厅里来叫：“请第五号的进去！” 于是客厅里有一个学生把头一抬，就夹着一卷讲义，颠着脚走到书房里去。 瓶博士是常客，一直就往里面走，只听见黑龟教授对那个夹讲义的学生说：“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要是简单地解答，那只要十块钱。要作详细的解答呢，要二十块钱。” 黑龟教授一发现了瓶博士，就稍微点一点头。 瓶博士知道他们正在那里做生意，他就赶紧退了出来，在客厅里等着。 那几个学生正在低声谈天：“好了，这次就要轮到我了，我是第六号。你呢？” “我倒霉，来迟了一步，九号。” 他们一看见瓶博士，全都很恭敬地站起来，他们向他问好，还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著作。 “工厂法问题——博士为什么不写几篇论文？” “唔，没有写，我没有工夫。” ”博士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呢？”那个第六号的问。 “嗯，唔，唔、” “有许多杂志社都在那里向专家们征文，”那个第九号的很得意地插嘴进来，“书店也有征文的，我也得到一封征文信。” 瓶博士稍微点点头：“唔，那你不妨写点文章。” “只恐怕写不好，”那个一面说，一面从口袋掏出一封印刷的信来，“我向《宇宙月刊》投过稿，亏那家书店还记得，就问我征文来了。 有一个学生小声儿问是哪一家书店，那第九号的就指指信封——“舍利书店的。” 他为了要证明他不是吹牛，就双手把这封信捧给了瓶博士。 瓶博士也只好接过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原来那家书店要出版一册讨论帝国工厂法的专集，已经发了许多征文信给专家们，现在又为了提拔后进起见，所以也向无名著作家征稿，信上还印得详详细细： 凡无名作家应征之稿，每稿请勿超出三千八百一十二字，请勿少于三千八百一十二字（有名作家不在此限）。 凡无名作家应征之稿，必须恭楷誉清。每棉字数，须照本书版式，每面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三字（有名作家不在此限）。 凡无名作家应征之稿，一经登载，即赠送木书一册为酬。入欲购买本书者，并得打九五折已示优待。其成绩最优良之一名，加赠本店五角书券一张，已示奖励（有名作家不在次限）。 凡无名作家应征之稿，须用另纸将篇中大意摘由附寄，摘由字数请勿超过四十三字，已免浪费编辑人之时间（有名作家不在此限）。 注意！！！—— 稿件一经登载，大名即与诸前辈学者名家同列，何等光荣！何等伟大！幸勿交臂失之。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也。 其不合用之稿，如欲自费出版者，可委托本店代印，代发行，条件另订之。 稿纸最好能采用本店出售之丙种稿纸，价钱公道，纸张洁白，颇能唤起编辑人之注意。投稿诸君，幸勿自误。 那位第六号的也跟着看完了这封征文信。他皱着眉头问：“怎样才算是无名作家呢？是不是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就叫做无名作家？” “不是的，”那位第九号的马上接嘴，“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叫做处女作家，还不应称做无名作家。博士您说是不是？” 可是瓶博土对这件事一点兴味都没有，他只哼儿哈的敷衍了两句，就赶紧闭起眼睛来养神了。 可是他还听见他们尽在抬杠。 这个说处女作家就是无名作家。 那个说不然，还引经据典地说出了无名作家的定义——“凡是将两篇以上的文章印成铅字，被三千读者见过的，才是无名作家。” “这是谁定出来的？你杜撰的吧？” “笑话！我杜撰？你去买一本舍利书店出版的《知识青年手册》来查查看，就知道了。” “那么有名作家呢？” “有名作家么？——凡在《律吕月刊》、《宇宙月刊》等最有权威的刊物中，登载文章十篇以上者，即为有名作家。” 接着他们又谈到舍利书店，又谈到舍利先生。 忽然有人问：“瓶博士是认识舍利先生的吧？” 瓶傅士懒得答嘴，只睁开眼睛一下，点一点头。可是等到听见那第九号想请他介绍一篇文章时，他的精神可就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好，好，”他搓搓手，“唔，你想投稿，不是么？想要舍利先生取录你的文章，不是么？” 正在这时候——那第五号的从黑龟教授公事房里走了出来。 一个听差就先请瓶博士进去，叫那第六号的等一等。 瓶博士可摆摆手：“我宁可等一等，现在我正有一笔买卖要谈，先请这位先生吧。” 于是他把椅子移动一下，就很有耐性地告诉那第九号：“要是介绍呢，那我就得取一点手续费，自不消说。然而还有一层，要投稿到舍利先生那里，那就要懂得一个特殊的秘诀，如果你肯出一笔适当的价钱，我就可以把这个秘诀告诉你。最好是你的文章经我看一遍——这当然另算钱。” 他们谈了半个多钟头，就成了交。 买主先付了一半钱，瓶博士开了一张发票给他。 瓶博士当时就交一部分货：告诉他这篇文章该怎样立论。 一面谈，一面把收来的钞票一张张仔细检验着，看看花纹，又举起来对着窗照了一照。 “还有一点，”瓶博士把钱收到了口袋里，“你这篇文章里要是引到了什么书名，最好全都引舍利书店出版的书，别家出版的——哪怕就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名著，也还是不引用的好。切记切记！” 说了就站起来要走，因为听差又来请他了。 可是他还加了一句：“你一写好了就送到我家里来，每晚九点钟以后是我的会客时间。” 这才挺了挺胸脯到公事房里去。 “顺便又做了一笔小买卖，”他得意地想，“唔，刚才是用的一副卖主手段，现在呢——可就要把买主手段拿出来了。” 黑龟教授很庄严地坐在桌边，一动也不动，一双眼睛盯着门口。他虽然已经将近六十岁了，可是身体还很壮，脸色也红红的。满睑的灰黑胡子，也好像涂过油一样。 “先生好？”瓶博士一进门就鞠躬。 “好，”黑龟教授稍微打个手势请客人坐下，“唔？” 瓶博士知道这位老教授的习惯，这“唔”的一声就是问他的来意。他这就又鞠一个躬，才笔直地坐下，慢条斯理地谈到帝国工厂法的问题，再讲到肥香公司要请黑龟教授发表一点言论。 “可以，”黑龟教授打断了瓶博士的话，“不过为了商业上的神圣的原则，肥香公司应当照价出钱。” 嗯，要谈生意了，瓶博士鞠了一个躬：“是，是。不过总希望能稍微减一点。因为先生发表言论，总是在杂志报纸上发表的，都有稿费……” “那是另一回事。” “是，是，”瓶博士哈了哈腰，“不过还有一层，先生也是肥香公司的股东，当然要替自己的公司设想一下，凡是于自己的公司有好处的事——我想先生一定义不容辞……” 黑龟教授又打断了他：“那又是一回事。股东尽管是股东，可是股东如果替公司做了什么事，当然另外要有报酬。至于我每年所得的公司里的红利——那你当然知道，那只是我原先本钱所赚来的钱，不是我自己脑力体力所赚来的钱。现往要用我自己的脑力体力，这是另外一宗买卖。” 说到这里,就拿出一张纸给瓶博士：“我念，你写，来开一个估价单。笔墨纸张消耗，每页五元。脑力消耗，每页三百元。腕力消耗，每页二百元。目力消耗，每页二百元。时间消耗，每页二百元。咖啡消耗——你知道我写文章的时候非喝咖啡不可的——每页三元。构思不顺利时所受心理上的损失，应该由公司负担损失费，计每页七百元……” 瓶博士一面写一面摇头。 那位黑龟教授可还在不住嘴地报着，又是什么游戏的快乐被剥夺了，要出损失费。又还开了一大批参考书的价钱。 “唉，好了。”黑龟教授自己也报得不耐烦了，这才透过一口气来。 那位瓶博士赶快鞠了一个躬。他很知道公司里应当出一笔报酬，这是不用说的，不过他只希望——”希望打一个折扣。” 黑龟教授可沉不住气了：“你走吧！你去找别人做吧，我再也懒得跟你谈了。” 瓶博士很知道黑龟教授的脾气，再讲也不会有用处，反而要把事情弄僵的。 这笔买卖做不做得成——黑龟教授一点也不在乎。他尽从来不招揽什么主顾，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请教他的，不过人家既然找上门来，他老先生就不拒绝。 原来这位教授做人极其认真，他说过：“我学的是这一门，吃的是这一行饭，就好像开了一家学术店一样。人家来买，我当然应当卖给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非常固执：凡事都要合乎商业上的原则，就是麻烦一点也不要紧。所以他现在对瓶博士又发了一通议论：“难道我是稀罕这几个钱么？我实在不想要一文钱。可是不要钱——就违背了商业的原则。权利和义务要分明，工作必须有报酬，有买有卖，并且一定要讲讲生意经：这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我们帝国立国的精神。要是我的行为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良心上是说不过无的。” “是，是，我知道先生的苦衷。” “我原不妨把价钱开低一点，”黑龟教授站了起来，“可是开低了又违背了价值学说。我不得不这么开，不得不跟你费唇舌。买卖做不成——那不要紧，我倒省一点力气。然而不管成不成，我总也得权且谈一套生意经。这是为了真理，不得不如此……” 不错，黑龟教授有许多许多事——都是出于不得已才那么干的。瓶博土是他的学生，就很明白这一层。 “他的伟大也就在这里。”瓶博士心里知道，“真值得我们学习他，我永远敬佩他。” 其实黑龟教授是真心真意爱护他的学生的，他只想把他的学问全都传授给他的学生。可是上课的时候如果过于卖力气，把所有的东西一丝不留地全讲出来，那就得考虑考虑——看这是不是合乎经济学的原理原则。 “不合！”黑龟教授下了结论，“我所要讲授的那些东西，那价值实在还过于钟点费所能体现的。我不应当在上课时间以内把它卖完，我应当扣住一点儿，等他们课余来问。” 就这么着，一些用功的学生就跑到他家去问一些问题。这也非取费不可，要不然——那又会违反了他的真理。 可是黑龟教授心理有点不安：“这不是太对不起我的学生了么？这种办法似乎太不人道了一点。他们太可怜了，叫他们多花这么多钱。” 可是——唉，没有办法。“要是只求我心之所安，不讲这些买卖经，那就违背了我们帝国的立国精神，也就是违反了真理。还是服从真理要紧。” 可是有一个学生问他哀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先生，然而我实在出不起钱，请先生特别通融通融吧。” 黑龟教授花很大的工夫去调查了一场，知道这个学生的确很贫寒，他十分同情这个小伙子的苦学精神，已经打算不取费地来讲解那个题目了，不过再考虑一下，又觉得不对。 “比如他到店里去买东西，店里难道因为他是个穷汉，就白送给他，不取分文么？我决不能任意来破坏这个交易原则。唉，我险些儿犯了大错！” 这一夜——他老是记起那个学生，好久没有睡着，有时候他跟自已商量着：“悄悄地喊出来，悄悄地通融一下算了吧。” “不，不！”他自己又反对，“什么‘悄悄地’？——那就太对不住我的真理了。” 他在床上翻了两个身，于是又结结实实对自己教训了一顿：“惭愧！这成什么问题呢？那个学生为什么贫寒？因为他父亲只是在一家公司里当写字员，薪水很少，很难负担儿女的教育费。那么这个当父亲的——为什么不去奋斗致富呢？可见得他是个失败者。那他的儿子学业没有成就，那是被淘汰的结果，怪不得我。我何必老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呢？什么问题也没有。好好儿睡觉吧。” 一切都得照规矩做，决不会有错儿的。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 瓶博士虽然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也绝不愿松口。不过他实在谈得有点烦躁起来了。 “好，好，”他对瓶博土摆一摆手，“刚才你既然提起那宗交易，我就不得不跟你谈判谈判，这是我的义务。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一心去找别人吧，我们再不讲了，谈点别的闲天让我散散心吧。” 瓶博士巴不得换一个问题。他一点也不着急，早就打好主意了。 他这就问起师母，又谈起近来的戏。等到见了黑龟太太，他就说他已经在金蛋大戏院定了一个包厢，请黑龟夫妇去看那新排出来的喜剧。 一到戏院里，瓶博士趁黑龟教授跟熟人们招呼寒暄的时候，就小声跟黑龟太太商议着那件事。 “无论如何要请师母跟先生说一说，请他老人家写那么一篇文章，我们经理格隆冬先牛等着我去回话哩。” 黑龟太太已经四十好几了，可是还很漂亮。她一面拿出一个香水瓶在身上洒着，一面问瓶博士：“这件事——你跟他提过没有？” “提过。” “那就好办，”黑龟太太说得很快，“包你办得到。我找他做点儿事，那可并不是做买卖，我不是他的买主，我是他的太太，扯不到那一经上去。我叫他怎样他就怎样，没一个不依的。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就是。真是！假如这么点儿事都办不成，劝夫会还要选我当常务理事么？” 说着就格格地笑了起来。 瓶博士鞠了一个躬。 第十六章帝国工厂法 黑龟太太果然办到了这件事。她对丈夫说过了，一说就灵。 她并且还问：“我求你做这件事——不算突兀吧，亲爱的？” “哦，一点也不突兀，亲爱的，”黑龟教授很温柔地回答，“阿瓶已经跟我提过了。这孩子很乖巧，向来就会走内线。凭他这么一点聪明，我也得照你的话去办，算是奖励他。” 太太媚笑了一下：“我知道你做起来也是心甘情愿的，一点也不勉强，不是么？你心里其实很愿意帮他的忙，我晓得。” 教授也笑了起来：“你猜对了。不过他自己一来找我呢，那他就是我的主顾，我当然应该跟他讲价钱。其实我知道他会来找你。我也希望他来找你。当时我心里就说，‘你为什么不找我太太来跟我谈？——那就不是一宗买卖了，那你一个钱也可以不花了。’不过我当然没有说出来。有些学生不知道这个诀窍，只要求我免费替他解释问题，那真是不聪明了，那真是些劣败者，活该要被淘汰掉。” “那的礁是些蠢货，”太太对镜子抹着口红，咬起字音来就稍微有点含糊，“怪只怪他们不知道我的本领，他们以为我是跟别的那些太太一样，劝夫会劝不动的哩。” 可是谈到这一层，黑龟教授的意思就不同些：“那不尽然。其实是他们不知道我的缺点。我心里想要帮他们的忙，要是没有帮上他们的忙，我甚至会睡不着觉。这是我的一个大缺点。所以只要他们能够避开一般交易形式来求我，我都满心愿意地通融的。唉，想想真惭愧，我还是这样一个旧式人物。” “旧式人物？”太太抿着嘴笑了一下。 “唔，是的，”丈夫很正经地说了下去，“至于新时代的人物——那就不会有这个缺点。比如阿瓶吧。要是你求他做点事情，那你即使清请了他太太去劝说，也还是决不通融的，总之你非照价付钱不可，他没有什么人情可讲。他心里也从不会想到要帮人家的忙，他决不会睡不着觉。这样的人才真正完全是新式人物。他虽也是我的学生，可是他比我强得多了。” 太太想了一想，就说：“讲到做买卖呢，你也许比不上那些新式人物。可是要讲到做丈夫呢，那你倒是个顶呱呱的新式人物。假如你是个旧时代的老腐朽——那你还能听我的话么？” 那位做丈夫的似乎为得要讨他太太喜欢，很快地就把那篇文章写起来了，没有问肥香公司要一个钱。 这篇文章一发表了之后，立刻有许多报纸杂志转载，立刻有许多人写文章附和。 帝国国会里也有些议员，就根据黑龟教授这篇文章反对帝国工厂法的修改案：“我们帝国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已经看到这修改案的害处了。这修改案是违反‘人民自由’和‘契约自由’两大民主原则的。而且一施行起来，帝国的各家公司就多出一笔大开销，不能跟外国的公司竞争了。再呢，厂主因为法律上有这种种规定，他们满肚子不愿意，就会想法子报复到工人身上。这样可连工人也没有什么好处。总而言之，这完全是破坏帝国利益的自杀政策。” 大粪王看了很高兴：“黑龟教授这篇文章倒着实有点力量哩。” 香喷喷也十分感激黑龟教授，一个钱也没拿，就出了这副大力。 可是格隆冬皱着眉说：“其实我们应当给他一笔报酬的。” “是，是，”瓶博士赶紧走过来鞠一个躬，“老板大人知道，他本来是向我只了价的，可是我一心一意要替公司省几个钱，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妙法——办就办到了。不瞒老板大人说，我这位老师虽然有学问，但其实是老实人，我们公司少他一笔钱，那只怪他自己傻。老板大人请不必介意。” 然而格隆冬已经决定要送黑龟教授一点礼：他开了一张支票。 那位瓶博士看了可大吃一惊：“老板大人！老板大人！啊呀，送这么大一笔钱给他！他自己开的价，也还没有这么大的数目哩。这何必呢，老板大人！这何必呢！” 这位老板大人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博士，我也知道您的难处。我想送去的时候还向他说明一句，说是瓶博士叫我们送的，那么黑龟教授再也不怪您什么了。” “不然，不然，老板大人！”瓶博士着急起来，“我并不是怕黑龟教授怪我小器，或是怪我多事，他不会怪我的。我只是为公司可惜这笔钱！这笔钱要是投到生产事业上……” 格隆冬可没有听他的，礼物竟送去了。 这么一来，倒累黑龟教授写了一封长信给肥香公司，问它这笔钱是定什么货的，如果不是为了交换，那他不能白拿人家的货币。至于他里最近写出的那篇文章，那可不能看做买卖上的事，要不然——他就太对不住他自己的太太了。 于是格隆冬就把这笔钱捐给帝都大学的黑龟研究室。 “唉，可惜！”瓶博土想，“可惜我已经把我自己整个卖给肥香公司了，否则这笔钱就可以拿来酬劳我这个居间人——反正他们两方都不要。” 还有一位香喷喷先生——也有点觉得太浪费，不过他不好拦阻。等到看见黑龟教授那篇文章有那么大的影响，有许多人赞成，也有许多人反驳，他才对格隆冬说：“不错，不错，这并不是一宗赔本生意。” “唔，”格隆冬点点头，“现在该由我们来开口了。” 他跟大粪王和香喷喷谈了一通之后，就交一叠稿子给保不穿帮——拿到各报上去登。 这是用大粪王和香喷喷两个人的名义所发表的一篇谈话。这里先把黑龟教授恭维了一场，称赞他讲得对。不过一个当老板的，总得自己反省一下，看有没有不人道的地方。一个正直有良心的厂主总得努力去改善那些职工的生活。因此肥香公司就公布了一个改良计划。 各报纸立刻登了出来。 跟肥香公司有关系的那些旧纸是不用说了，当然把它登在要闻栏里，标题字特别来得大。 就是那些跟肥香公司没有关系的报纸，就是啧哈帮的机关报，甚至于就是“山兔宗”办的《好人日报》——也都极其重视这篇谈话。 大粪王和香喷喷的照片也常常在报纸上出现。他俩的传记、轶事、照片，在一般刊物上占了许多篇幅。还有几百篇文章评论他俩，说他俩是人道的象征，是现代的救世主。一直到好多年以后，金鸭历史教科书上，一提到帝国工厂法的修改经过，总还是这么写着：“先是，有名大粪王及香喷喷者，力为倡导。帝国舆论界，翁然从之。帝国国会遂通过修改法案，并组织各种调查委员会，作具体讨论，乃有第一次之修改。其后又修改二次，方有最完善之现行帝国工厂法。” 那个时侯——大粪王和香喷喷可忙极了，每天都要接见许多新闻记者，每天还要跟格隆冬和瓶博士商量，看哪些问题该怎样答复那些访问的人。 有一位新进诗人，叫做秀草先生的，写了一首六千行的叙事诗，题目就叫做《大粪香》因此出了名。舍利书店新出的第九版《文学辞典》上，竟把他的名字列进去了。于是他由剥虾太太介绍，认识了大粪王和香喷喷。 还有一位优生学家，也天天去找大粪王和香喷喷，详详细细问起他们的祖父，曾祖父，因为他正着手他的博士论文，叫做《天才企业家与其祖先》。 幸亏大粪王和香喷喷两家已经搬到新屋子里去了，那里有好几间宽大的客厅，客人多了不至于拥挤。 大粪王高兴得很，索性把那些高贵客人请来，举行一个大宴会。 “呃，算了吧，阿粪，”香喷喷有点不以为然，“同这帮杂七杂八的人来往，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不过是想揩你的油，想要你写什么捐款就是了。” 可是大粪王也有大粪王的理由：“写捐就写捐吧，这也不是白花的。” “怎么，难道还有赚头么？” “唔，大粪王爱笑不笑地抿了抿嘴，“有精神上的赚头。我们的钱一花到哪里，我们的势力也就达到了哪里。” 香喷喷知道自己的劝告没有用，就叹了一口气，只好自言自语地说几句：“势力？——这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敲起来没声音，看起来没有颜色，摸起来没有软硬。倒拿实实在在的金钱去换这种空空洞洞的东西！” 看见大粪王正兴冲冲地在那里跟格隆冬他们谈着——这次该请哪些客，香喷喷简直不忍看，就悄悄地走开了。 “你看看这个名单看，保不穿帮，”大粪王没有理会香喷喷，只顾说自己的，“你看还有要加的没有？” “这里还少几位最重要的客人哩。”保不穿帮指指这张单子，“磁石太太不是说过的么——现在老圣人那帮人，倒对咱们有点好感了，咱们正好趁此机会跟他们做做朋友。” “行！加进去！” 接着大粪王又对格隆冬笑着：“至于女客——水仙小姐当然是第一个要紧的。” 他还打定主意，要请那几位熟客特别早点来，到大粪王之宫来玩一整天，可以多些时候谈谈玩玩。 那大一早——这在大粪王说来是极早的，不过九点钟——瓶博士就奉令坐着马车去接黑龟夫妇来了。 “阿瓶，他这次请客，有没有们什么买卖要谈？”黑龟教授问。 “没有。只是普通应酬。” “那好，那我也不必准备，放心去玩就是了。” 黑龟太太一听说今天大粪王请的客很多，都是些体面人，她在梳洗方面就多花了点儿工夫。他们上车出发的时候，钟正敲了十下。 半小时之后，车子驶到了帝都的东郊，过了金鸭河的大桥。河面上泊着几艘很好看的游船，这也是大粪王的。前面一片树林里，耸出了几座大楼的屋顶，那就是大粪王之宫和香喷喷之园了。 于是驶进大门，弯弯曲曲穿过那个大花园，就在一座罗马式的建筑物门口停下来。 大粪王很高兴地迎着他们，说有好几位老朋友已经早就来了。可是——“还是先到各处看看吧，好不好？” 主人就亲自领着黑龟夫妇游这里，游那里，非常得意。 先看了看各座房子的外表，黑龟教授抬起了头来，这才发现这座罗马式建筑物的两边——忽然耸出两个又高又尖的高楼，好像两个尖脑顶的怪物，瞪着一对小眼睛。 “这是仿哥特式造的。”大粪王介绍着。 再往里面走一步，就望见当中有一座红墙黄瓦的极庄严的中国式宫殿，门口直竖着一双白大理石的如意。这里的屋子都是两边对称的，配着这宫殿两翼的，是一面一座现代的普通西式洋房：建得小巧玲珑。不过每幢洋房中央各有一座针钻子似的圆塔，雕着几个金色文字。 瓶博士指给黑龟太太着：“这是印度式的浮屠。” “那里是金字塔！”大粪王忽然嚷了起来。 客人们一望，果然看见前面那一行剪得崭齐的圣诞树后面——有一个方尖顶的建筑物，是一块一块粗糙的方石堆成的。 “真正像得很，”黑龟太太赞叹着，“这塔里面呢？” “里面有个地不室。” 黑龟太太为了好奇，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她跟大家一钻进那里的地道，忽然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这地道很高很大，大概可以并排走五十个人。光线不大好，更显得阴森森的。 “这里面一定有木乃伊吧？”她想。 她记起她看过一部谁的小说，写埃及有什么三千年的女尸，忽然复活了。现在她觉得她自己正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个世界里——又野蛮，又有趣，又有点害怕。 一跨进地下室，她真的吃了一大惊，她连眼都花了。这里的确有些神秘的东西，东一个西一个地站在那里。有的很大，有的较小，简直叫不出名目来。 “啊，”她定睛一看，才叫了出来，“这许多机器！” 大粪王很得意地接嘴：“是的，这都是我们肥香公司的最新式机器的模型。” 他发现那边角落里有几个人在那里，立刻指指其中一位高个儿：“那位就是我们帝国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科光博士，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三分钟之后，主人又领着客人走出来，去看一座古希腊式的殿堂。不过那座殿堂总显得有点可怜巴巴的样子，因为它隔壁有一座现代工厂式的建筑，是一座七层楼的大厦，好像一只伟大的方盒子，很骄傲地站在那里。据瓶博士说，那座大厦的顶上一层还有古代巴比伦式的屋顶花园。 “那屋顶花园一定布置得很美丽吧？”黑龟太太问。 “很美丽，”瓶博士说，“布置了一个小规模的鸭斗场。” 然而黑龟教授已经走累了，肚子也有点饿。于是大粪王邀请客人去吃点东西。他们就又跟着他回到那个光头顶似的罗马式厅子里么。 “先生觉得这些房子怎么样？”瓶博士与黑龟教授并排走着。 “哦，我是不懂建筑艺术的，我只觉得很热闹。” 他太太被大粪王挽着膀走在前面，这时候她就插进来：“这么看一趟，就好像旅行到了许多地方一样。” “还同时看见了许多时代哩！”瓶博土接嘴。 大粪王就告诉他们，这都是由几位伟大的建筑师设计的。 “他们那几位都煞费了苦心哩。他们要使这整个大粪之宫能够表现出我们金鸭帝国的文化倩神。这页是他们的杰作，许多大艺术家看了都赞美，说那种精神的确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屋内的陈设也是如此。”瓶博士补充了一句，“就说艺术品吧，也是很热闹的。” 黑龟教授听了这句话，可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他记得最近报上刊载了一条很动人的新闻，说全世界著名的那座所谓“不可知的爱神雕像”，已经运到金鸭帝国来了。这是黄狮国一位银行家出了重价买来，送给大粪王的。 一问起这个，大粪王立刻就说：“是的是的。现在正陈列在我的罗马厅里，马上就可看到的。” 说着，不知不觉把脚步加快了一点。 “其实并不是那位银行家买来的，”大粪王忍不住又要谈起这个，“这本来是黄狮国一位爵爷的家藏宝，许多博物院向他买，他总舍不得卖。这回他破了产，这座雕像才归了那位银行家，那位银行家又送给了我。这真是一件最名贵的艺术品。以往——每年总有许多外国的艺术家到黄狮国去，设法去看一看这座雕像，还有许多专门著作讨论它的。” 不错，帝都大学有一位设美学讲座的外国教授，就有专题讨论到这件艺术品，但作者是谁，还是“不可知的”。虽然有种种推断、考据，可总不能确定，只能断定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罢了：这倒是大家公认的。 “我只见过这座雕像的照片，”黑龟教授说，“是我的大儿子从黄狮国寄回来的。” 可是黑龟太太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黄狮国真也奇怪——它竟肯让这么一个稀世宝流到我们帝国来。” “然而这件艺术品是属于那位银行家私人的呀，太太，”大粪王很耐烦地告诉她，“不过这位银行家的名字，暂时还不能公布，他同我有买卖来往。他有要靠我的地方，于是他就送我这个礼物。好在他得来的很便宜。太太，要是照您的话，那么他就该把这件名贵东西留在黄狮国，或是让给黄狮国的什么博物院了，是不是？可是那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黑龟太太是有个国家观念在她心里，她认为一个国里有这么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那就是这一国的光荣，这一国的人应当好好地保护它。 她严肃地说：“要是我做了黄狮国‘政府’，那我就得禁止那个银行家做这种丢脸的事。大粪王先生，现在这座雕像已经归了你了，已经归了我们金鸭族了，全世界的人都很眼红哩。要是您再把它随随便便流到外国人手里去，那——大粪先生，我老实说，我们都不准许的。” 这时候她丈夫可忍不住要开口了，不过说得很温柔：“亲爱的，你错了，每个人都有处置自己财产的绝对自由，买卖也是绝对自由的。您想要加以干涉，那完全是一种旧时代的想法。” 那位黑龟太太最恨的是人家讲她脑筋旧，她不兔有点愤怒起来：“旧时代的想法？这样为国家的光荣着想，难道你可以说这是旧式的么？旧式人物难道有什么国家观念么，我问你？如今我们金鸭人个个都爱国，连小学生都知道爱国，这难道不是个新潮流么，我问你？” “师母，师母。”瓶博士想要做和事佬，可是又给师母打断了。 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归我们帝国，我们帝国已经有了的宝物不让外国得去——这种爱国精神能不能说它是‘旧时代的想法’？能不能，你说？” 瓶博士等她住了嘴，这才重新开口：“您讲得很对，这种爱国精神的确是新时代的东西。不过先生也没有讲错：个人的财产可以自由处理，买卖可以自由——这也的确是新时代的……” “可是我要请你解释解释，假如大粪王先生把这件稀世艺术品卖给外国人了，我们能袖手旁观么？我们谁都看不过。然而我们又要提倡自由买卖：你们说这是新潮流，是极合理的，是不是？” “是的。”瓶博士应了一声。 “那么，”黑龟太太把声音提高了点儿，“那么这一种新潮流——在这里就跟爱国精神冲突了。你怎么解释呢？你能说爱国精神是不合理的么？” 瓶博士不言语。黑龟教授也没有开口。大粪王也不插嘴。似乎他们是为了礼貌起见，不打算同一位太太抬杠。 只是大粪王在肚子里回答着：“我要怎样就怎样。天地万物是为我而设的：我都可以自由处理。什么合理不合理！——废话！” 好在他们已经走进了厅子。客人们一下子就忘记了刚才的辩论，只是提着神要来见识见识这轰动世界、讨论了两三百年的“不可知的爱神雕像。”一想到自己就可以亲眼见到这艺术品的原作，他们兴奋得心跳个不住。他们简直没有注意到厅上还有别的人。 黑龟太太竟好像是个虔诚的香客到了圣地一样，一方面她还有点骄傲。现在这个无价的宝物确实是在金鸭帝国的国土里！她身为金鸭人，就能饱享这个眼福，她仿佛看见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向这里望着，好几百万艺术家从世界各处奔来——只要欣赏了一次，就不枉为一世人了。 “这里！”大粪王叫。 黑龟教授就很庄严地望过去——这就是那座雕像原作！ 他平常就极珍爱这雕像的几帧照片，他听帝都大学那位外国美学教授跟他谈过这作品之后，对它很有兴趣。他记起了那位教授的一些话：“我特为到黄狮国去旅行一趟，看见了那原作，我简直吃了一惊，想不到人间竟有这样的创造物！你决不会觉得这是冰冷的白大理石雕成的，你倒会感到她是活的，有人体的温暖。她的确有灵魂！她的美——真不可言说。但她比古希脂的雕像更接近我，更具人间性。她有近代美，有人间的美。然而事实上在人间是找不到这么美的。我真想不透作者找了一个什么模特儿。也许同时有几千几万的模特儿，把所有的美点凑在她身上的吧。所以她的美，在人间找不出，但又是属于人间的。这样的艺术品是怎样创造出来的，真也是‘不可知’的哩。” “啊！”——这时候黑龟教授听见他太太低叫了一声。 这就是那座雕像！有真人那么高，雪白的大理石的，全身发着柔和的光。 在这雕像的胸部——有新刻上的两行大字，又粗又黑，非常触目： 肥香公司的出品 亦有如此之精美 第十七章水仙近况 这天黑龟夫妇在大粪之宫遇见了许多人，也有见过的，也有没有见过的。可是黑龟太太一看见水仙小姐，她几乎吃了一惊，：“这位小姐是谁？” “她真美，是不是？”大粪王问。 “不一定是美，”她一面目不传睛地看着，一而在那里推敲字句，“她仿佛有一种力量，叫你不由得去注意她……她的眼睛真亮，牙齿也那么亮，她仿佛非常——她仿佛非常——非常明朗……要是她在装饰方面注意一点，那她就真美了。 不但是黑龟太太，就是所有客人——一眼望见那一大群男男女女，总不知不觉地会首先注意到水仙小姐，要是偶然看见她一下，总忍不住要看她第二眼。 剥虾太太对吹不破先生这么谈过她：“她哪一点美——哦，我说不出，不过她只要一走进这间屋子，这间屋子似乎陡然亮了一下。哦，真的是！” 许多人也都有这个同感。并且你只要盯着水仙小姐看了一会儿，再去看旁的人，你就觉得旁的人似乎总有点面目不清楚，总有点朦里朦胧的样子。 从这次以后，黑龟教授就像一般男子一样，常常谈起水仙小姐。他太太也像一般太太们一样，听了一点不多心。因为那位水仙小姐正缺少了一点儿金鸭人所喜欢的东西，她没有什么女性的媚态，没有什么爱娇。老爷们谈论谈论她，其实不过也如谈论谈论一本书或是一出戏似的罢了，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女人”。 那位水仙小姐可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被那么多人注意。她只随随便便跟人家打了招呼，应酬了一两句，就仍旧挨着土生坐下来。她正在跟这位老先生谈着闲天，这位老先生时不时发出大笑。 “你们两位在这里谈什么有趣的故事？”瓶博士微笑着问。 土生抹抹眼睛说：“她讲她一个熟人——是一位艺术家，死要钱，可笑极了。” 瓶博士对这类题目可没有兴趣，就引着黑龟夫妇看屋顶花园去了。 水仙盯着他们的背影，他们在半路上忽然回头看她一眼，她就像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似的微笑了一下。 “呃，你刚才讲的那号人——真真是不可交的，”土生很认真地评论着，“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够做艺术家呢？” “这样的艺术家也不少哩。” “你同他们是合不来的，我知道，我起先以为——以为——”土生望着前面，仿佛心不在焉似的，“呃，咱们到河边走走吧。” 土生身体已经养好了，脸色又红又黑，只是又添了许多皱纹。他拄着手杖站起来，让水仙挽着他的膀子，往前面踱过去。 他又接着说：“我看你跟这里这些客人谈不来，我以为你只有跟你同行的才谈得上哩。” “那为什么呢？”水仙边走边踢着地上的沙石，“谈得来就谈得来，谈不来就谈不来，管他是哪一行呢。” 那位老年人忽然叹了一口气：“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就好了，我真羡慕你父亲，金鸭上帝赐这么一个孩子给他。” 至于土生他自己呢，一个亲生儿子老呆在青凤国，还讨了青凤国太太，大概一辈了也不想回来了。只有格隆冬体贴他，尽力使他安心、快活，可是他总觉得——格隆冬只有一半属于他，另一半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那些人都跟他土生合不来的。 自从他在海滨别墅里认识了这个女孩子之后，这一老一小就谈得非常投机。她觉得她顶能了解他，他什么都对她谈。她常常去看他。 格隆冬特别在自己屋子里替她布置了一间画室，她这就有时住在他家里，有时住在她父亲那里，土生只要一离开她，就感到他生活里失去一件什么应有的东西。 “唉，我就是少了一个女儿，少了一个女儿。” 水仙向他微笑着。 “我说的是真话，”他似乎有点伤感的样子，“我对你讲过的，我简直是个孤老——我真要一个女儿。” “那你收养了我就是，”她还是微笑着，“可是我只怕你这个爸爸也会把我扣在本国，不许我出门一步。” 他停了步子：“什么？你又想要出国么？” “你觉得这里叫人气闷么？到处都叫人气闷。” “那么——那么——”土生搔着头皮，“你还要回到外国去学画么？” “我没有想回到那里去，那里一样的也叫人气闷，哪一国都差不多。我只想——我常常是这么想的——到一个没开化的地方去，那里都是土人……” 老年人眯着眼睛笑起来：“你真是个小孩子！” “怎么呢？”她张大了眼睛！”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您要是做了我的爸爸，您就得同我到那些地方去。” “土人都很野蛮，咱们爷儿俩都会给他们生吃掉哩。” “笑话！他们全都吃人么？他们比我们善良得多哩。你要是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就待你跟一家人一样。” 她仰起头来，抹开那几根吹到额上的头发，她望着远处流动着的白云，又往下说：“我们住在那里，跟他们一块儿打打猎，捉捉鱼，种种地。谁也用不着装腔作势，用不着苦想些词儿来跟人寒暄。吃饱了大家就一起来跳个舞，唱个歌。我还带画具去，画画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幻景色。” “好，好，咱们明天就动身，”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在那里玩些时候就得走，久住可不干。你也耐不住的。” “我么，我可以在那里久住，住一辈子都行。” “那不行，那不行，孩子，”土生一半正经一半开玩笑似的说，“咱们要是再那里住一辈子，我可就找不到一个女婿了。你难道能够爱上一个土人么？” “我想我能够。”她微笑着。 于是土生又打起哈哈来。 这时侯看见亮毛爵土跟保不穿帮正迎面走过来，土生就嚷：“爵爷你看，您有这么一个女儿，您可看得不往乎，倒是让我带看她，给了我吧。” 亮毛爵士笑着鞠了一个躬：“要是您不嫌弃……” “爸爸您一点也不吃醋么？”水仙插嘴。 “这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哩，孩子，”亮毛含着深意似的瞅了土生一眼，“土生舅舅做你的爸爸，可比我好多了。” “好，那就一言为定！”土生快活地叫，“保不穿帮先生，你是见证。来吧，我的女儿，搀我到那边去坐坐。” 水仙真的就搀着土生又往前走，一面说：“您倒像那种暴发户了，才做了爸爸就这么摆谱！” 亮毛爵土看着他们走去，就笑着说那一老一小都是小孩子。 可是保不穿帮出了一会神：“要是水仙小姐真的成了他们家里一分子——那真是极好的事哩。” “怎么呢？”亮毛爵士分明知道保不穿帮谈的是怎么回事，可是猛然一提他们，倒有点窘似的。 “您不知道么？——格隆冬真爱她，简直到了崇拜她的地步了。” 格隆冬常常跟保不穿帮这样的老朋友谈起水仙小姐，什么琐碎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得非常有兴味，声音总有点打颤。要是别人提起她的时候，只要态度上稍微轻率一点——他就得对那个人发脾气。 “我看他真可怜，”保不穿帮担忧似的皱着眉毛，“他爱她，可是他又不敢对她表示，他怕水仙小姐看他不起，他自己也说他配不上她。” 亮毛爵士叹了一声：“唉。这孩子真不懂事，其实她很喜欢格隆冬先生，常常跟我谈起他。您不知道这孩子的性情古怪，世界上就数不出几个人是她喜欢的。我老是担着心，怕她一辈子也不会有一个爱人。我近来看见她跟格隆冬——我想这倒是很配得来的一对，他俩要是能够结婚，我就最放心了。可是——可是我不能谈这个问题，我只要一提，她就得说许多难听的话。” 说了就耸一耸肩膀。 “那么她不会爱格隆冬了？”保不穿帮问。 “我看那倒也不至于，她只是小孩子，还没有想到婚姻问题上面去。要是格隆冬先生正式向她提起，我想——我想——倒也不会弄僵的。” 这两位绅士一面在草地上来回踱着，一面谈着。 保不穿帮怪格隆冬太没有勇气，为什么还不敢向她求婚。 可是亮毛爵士忽然有点放心不下：“不见得是不敢吧？他大概是嫌女家穷，他想要娶个有钱的吧？” “绝对不是！”保不穿帮着力地说，“您不知道——格隆冬对于恋爱一道，那简直古板得可笑，一点现代精神也没有。他心心念念要追求什么‘真爱的’、‘真爱的’。要是他做了大粪王，那他就是破了产也不肯跟玫瑰小姐订婚的。像他这样的地位，找个太太还不容易么？可是他呆气，他硬是不敢向水仙小姐开口。决不是不愿意，您的小姐简直是他的上帝哩，他太崇拜她了，向她求婚好像是怕渎了神……”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亮毛爵士点起一支纸烟，很恳切地谈了起来：“唔，是的，我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嫁妆可以打发，可是这孩子倒是个好孩子。她当然有她的缺点，说不上有什么女性美，但她究竟还长得不讨厌，倒也没有什么大丑处。她那徉子——并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夸自己孩子，她那样子可也还讨人喜欢，是不是？况且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唯一的继承人，只要鸭神陛下一批准，我的女婿就可以袭到我的爵位的。” 沉默了一会儿，亮毛爵士忽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呃，我们跟格隆冬先生谈一谈好不好？我们对他保证，大家都帮他的忙……” “不行不行！”保不穿帮连忙摇手，“我们也替他想过法子，可是他听都懒得听，他只说‘真的恋爱用不着这些圈套’！——他说这是圈套！” “唉，他真要自误了！” “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些——最好也不要向他提起。”保不穿帮把声音稍微放低了点儿，“我只是替他担心，就忍不住要跟您谈到，他近来简直有点神魂颠倒了。我们大家怕他误了正事。” 那位爵士几乎要跳起来。什么！那个人竟有点神魂颠倒么？真的？ 不过他嘴里只叹一口气：“唉，他真要自误了！” “岔儿倒也没出过什么岔儿，可是他近来总有点变态，”保不穿帮停了脚步，“你看，这回大鹫岛的煤矿问题，他似乎就没有把它摆在心上。令戚贝壳儿先生今天拍来的电报，这么一件严重事情，格隆冬好像竟也不大介意似的。” 贝壳儿先生是亮毛爵士的连襟，由五色子爵介绍，就在大鹫岛替肥香公司办一点事。肥香公司在那里己经办了一个煤矿公司，现在想要扩大，就看中了那里的一片焦煤藏量丰富的地带，于是委托贝壳儿去交涉，因为他跟那里几个极有势力的王公是很要好的。可是他没有办成功。据说有别的国家在那里作梗。 亮毛爵士一听见保不穿帮提起这件事，马上就涌出了一股子气愤来：“大鹫岛人都该杀！他们全不识抬举，全都是禽兽！” “这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保不穿帮说，“我们的钢铁生意要是想在世界上出一出头，要跟大鹰那几国竞争，就必得把这个产煤区弄到手。可是我看格隆冬接到电报的时候，仿佛不怎么在乎的样子。” “唉，他总要赶快安心才好。老这么神魂颠倒下去——那可不是玩的。” 说着，他俩又慢慢走向河边。 于是就见水仙赤着脚在浅水里走着，弯着腰在拾什么东西。 土生则坐在栏杆边的椅子上，对她直嚷：“小心着了凉！” “这块石头真好看！”水仙扬起她湿漉漉的手。 “上来吧，上来吧，”土生叫，“我闷得慌，来讲个故事给我听！” 第十八章小圣人 保不穿帮先生，”有个穿着燕尾服的听差找到这里来了，“格隆冬先生请您到大厦里去。” 保不穿帮这就匆匆忙忙走开了。 一个钟头之后他才从一间屋子里出来，在廊子上又遇见了亮毛爵士。亮毛爵士是特意等在那里——听听有什么消息的。 “什么事？”他急切地问。 然而保不穿帮正忙着要出去，只简简单单谈了几句：“大鹫岛矿区问题——格隆冬并不是没有摆在心上，我们刚才看错了。” 现在可商量好了办法，格隆冬已经回了个密电给贝壳儿，请他一面交涉，一面叫驻在矿山里的帝国军队武装开到矿区里去。 在这里呢，还请求帝国政府加派军舰去“保侨”以防万一。 格隆冬说得很坚决：“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个矿区！” 大粪王也很愤怒：“那些大鹫岛人竟敢这样！大鹫岛应当整个都属于我们，决不让别人来插足！叫他们看看我们的权力！” “一堆黑漆漆的煤——就是一堆白花花的钱呀，”香喷喷也尖声叫起来，可是他怕玫愧小姐万一听见了这嚷嚷的声音又会晕过去，马上又把嗓子压低了，“这么大一笔财产，怎么也得弄过来！” 还有呢，格隆冬又准备了一个第二步。 他还打了个密电给驻大鹫岛的金鸭通讯社，叫他们立刻发专电，说大鹫岛看不起金鸭人，说金鸭侨民在那里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以及诸如此类的消息，叫他们把这些事扩大。一方面还请保不穿帮去跟几家报馆接头，叫他们一得到这些电讯，就把它看严重些，还写社论来谈它。 “这样就可以刺激起全国人的愤怒来。”保不穿帮告诉亮毛爵士，“事情一弄僵——那就准备作战……” 亮毛爵士耸了耸肩膀：“作战？——那就把大鹫岛的野蛮人太看重了。” “并不是跟大鹫岛人作战，这里有别国在玩花样……今晚宴会上也得演出一幕刺激人心的戏哩，您也看机会打打气吧。” 保不穿帮一说到这里，就扬了场手，跑下去坐上了马车。 忽然亮毛爵土觉得有点扫兴：那么，格隆冬一点也没有神魂颠倒…… 他想在宴会上注意一下格隆冬对水仙的表情，可是水仙偏偏要拖着土生去看黄狮国新来的什么傀儡戏，没在这里坐席。 这次宴会可真热闹，碰来碰去尽是帝国第一流的名人，有世界知名的学者、诗人、艺术家，有贵族，有将军，有大政客，有名媛，有大企业家，这大厅上每个人的一句话，一个手势，都会使全帝国人注意的。 大粪王本来请了老圣人，可是老圣人身体有点不好过，没有来，只是小圣人跟《好人日报》的主笔至善先生光临。 那位小圣人是一个大学生，大概二十多岁，一进来就把一双眼睛在太太小姐堆里转来转去。人家一向他问候他父亲，他立刻就像小学生被严厉的先生考问住了似的不知所措了：“哦，家父——呃，有点头痛。” 等到有第二个人问他，他又说他父亲脚上不舒服，恐怕是长了鸡眼。 说了就想要脱身，可是又有人走过来很关心地问：“令尊怎么没有来？” “什么？哦，家父么——他老人家有点小毛病，正害着肋膜炎。” “啊呀，竹川老先生害了肋膜炎！”——竹川是老圣人的姓。 小圣人知道自己讲得不大对，就赶紧声明：“呃，也许是这样……说不定并不叫做助膜炎。总而言之，是一种什么炎，或者是长了鸡眼就是了。再不然就是什么阿米巴……我不是医生，不大清楚，” 这就拖着至善先生走开去。 可是至善先生又喜欢讲几句，他向来自称是老圣人的学生，口口声声称老圣人做“竹川师”。 “是的，竹川师有点不好过。竹川师真有点太忙了：又要著书，又要看人家的著作。我的著作就都经他老人家看过。我无论写一篇什么，要是不经我们竹川师看过，那我是不敢发表的。他老人家一看我的文章，就总是流眼泪，说‘这篇文章真感动了我，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文章’。等到发表了几天之后，竹川师又找我去，说我的文章己经被好几国译过去了，他们都说这一定是一个大哲学家写的。我们竹川师越说越高兴，就留我往那里吃饭，什么话都对我谈……” 接着他又告诉人家，他的竹川师虽然在名义上是《好人日报》的社长，可是什么事都由他至善先生做主，他的竹川师是完全信任他的。 正讲得起劲，那位吹不破先生走过来了，悄俏地拉了位他的袖子。于是他提早收束了他的话。 “来吧，”吹不破小声儿说，“我替你们介绍一位极有意思的女人。” 小圣人赶紧抢一步上去：“漂亮么？” “当然。而且还十分妖冶，她是一位伯爵夫人。” 那位吹不破先生最近才在磁石太太那里认识了小圣人和至善先生，只谈了一次，他们彼此就非常亲密了。 小圣人尤其喜欢这个新朋友。 平常总是至善先生做他的向导，带着他到各处去玩——这在至善先生叫做“实际考察”，可是总只有那几个老地方，实有点“考察”得腻烦了。 而这新交的吹不破先生就答允带他们去逛一些新地方。 于是小圣人现在就追着问他：“你说要领我们去尝尝新的呢？” “不要着急，不要看急，”吹不破满不在乎地拖长着声音，“地方多得很——今夜要去就可以去……” “哪里？哪里？” “比如金鸭大道六十九号——你去过么？” 至善先生马上接嘴：“唔，那是个普通妓院！” “普通？”吹不破不服气了，“连大粪王都去逛过，那次红牛国王子来了，也光顾了那个地方。这是全帝国首屈一指的，并且还有国际地位哩。你们要是嫌不好，那就全世界再也找不出好逛的来了，你们能说一所比得上它的么？它资本雄厚，设备完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再也找不出第二家！要是我带你们去，还可特别优待，照码打个九五折。” 小圣人正要答嘴，忽然对面来了一位太太挡住了去路：“哦，吹不破先生！你知道香太太在哪里么？哦，小圣人！您也来了。您好么？令尊好么？令妹好么？哦，您个是在大学里学外交么？哦，您将来一定是个大外交家。您要是结了婚，您太太一定是个正派人，劝您去努力为帝国办外交，她还会把家政弄得很好，叫您不操心，好去专心为帝国办外交。” 这位未来的外交家可一下楞住了，定了一定神，才认出她是剥虾太太，他不知道要回答什么话才好，那位太太可又惊喜地叫起来：“哦，至善先生！哦，叮当阿大先生没有来么？” “他到黑市去了，”至善先生鞠一躬，“叮当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跟我谈宗教上的问题，他总是跟我的意见相同……” “哦，您看我们剥虾先生！” 剥虾先生这时候正跟几个人在谈天，他们讲到了候鸟为什么会辨识方向的问题。剥虾太太就赶紧走了过去：“你看你！谈天就谈天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两只手反在背后呢？这有什么必要呢？难道你两只手不这样摆着，就讲不出话来么？可是我老实告诉你，手这样摆着——你衣服后襟就容易破，破了可怎样办呢？织补起来吧，那实在加寒颤！你看帝国哪里有正派人这样打补丁，要是一破了就甩掉吧，这又分明是浪费。你是反正不管家务事的，不是躲在你那动物园的研究室里，就是跑到外国一些乌七八糟的地方去采标本。可是我不得不劝你呀。况且两手这么反着，也没有什么好看。那么你又何苦如此呢？” 那几个客人一看见剥虾太太来了就鞠躬，一听见剥虾太太开口就都肃然地听着。 剥虾太太是金鸭帝国第一个女界名人，帝国有这么一位女士，大家都觉得这是他们金鸭国极值得骄傲的地方。 可是剥虾先生没有理她，只是把两手放下垂这，又继续他刚才没讲完的话：“至于说候鸟对于磁热有什么特别感觉……” “你看你，叫你两手不要反到背后，你不反到背后就得了，何必一定要把两手垂得直挺挺的呢？我看实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多呆板呀！你看帝国哪个正派人是用这个姿势说话的？你真应当研究研究才好。在帝国本国倒还不十分要紧，不过你要是给外国入看了，那不是一个大笑话么？那么为什么要替帝国丢丑呢？唉，真是糟糕之极了！你为什么不改过呢？你为什么不让两手自在一点，梢微弯一弯呢？弯一弯有什么要紧呢？” 剥虾先生就把两只膀子稍微弯着点儿，又还是继续他刚才没讲完的话：“至于说候鸟对磁热有什么特别感觉……” “嗨，你真是！为什么一定要弯得这么难看呢？这有什么必要呢？我既然是大金鸭帝国的妇女代表，我当然要为做表率。所以你也必须在我的劝告之下，做一个模范的老爷才是。所以你决不能让你两只手弯得这么不高明。你非照我的话改正不可，必须这样——你看！” 于是这位大金鸭帝国的妇女代表——两脚站定，只把腰部以上扭着转向右方，左手叉腰，右手凌空弯着，五个手指翘成一朵兰花式。头部也微微歪着，抿着嘴带着点儿笑容，好像预备要拍照一样。 可是她刚刚从那个方向这么掉过脸去的时候，一下子正望见香太太，她就赶紧走了过去了。 “哦，香太太！……” 这时候乐队奏起舞曲来了。 大厅上谈着天的那一堆堆客人，就都收了话头。喝着酒的一堆堆客人也都放下了杯子，一个个都找着自己的舞伴，手拉手地活动起来。 香家三口子都不跳舞。香喷喷很不满意地看一群群的客人，他觉得他们都是在这里指他未来的女婿的油的，想起来真有点痛心。他很想去喝一杯香槟酒，他看见这里成打成打的香槟酒灌到客人们肚子里去，他知道他要是去喝一杯——也不为过，可是他仿佛出于本能似的把自己抑制住了。当然，少喝一杯到底替未来女婿省下了一杯的钱。 然而主人大分粪王可非常得意。他也獭得去玩什么圆旋舞，他只靠着栏杆，高高在上地看看他的客人们。 “帝国各部门的灵魂都在这里，”他越想越高兴，“他们都得在这里集中。现在我叫他们快活，等会我又叫他们激愤。哈哈！” 果然，到了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大家正在吃喝着还没有散宴席哩，听差们拿着一人卷号外进来了，立刻就引起一阵大骚动。 有几位客人叫了起来：“什么！大鹫岛人竟敢妨碍帝国的利益！” “帝国受了侮辱！帝国受了侮辱！” “出兵！出兵！要求帝国政府出兵！帝国侨民的生命财产要紧！” 有几位女客晕了过去。 黑龟太太竟忘了揩嘴就说起话来，她认为只要是有一副新式头脑的，就决不容人家不尊重金鸭帝国。 还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用个立正姿势，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他一讲到——“大鹫岛非要并进帝国的版图不可：大鹫岛是帝国的生命线！”大家就鼓起掌来。 亮毛爵土看了看保不穿帮，就提高嗓子嚷：“我们应当把大鹫岛人全都杀掉！他们是最野蛮的民族——没有资格生存，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 这个那个都同时发着议论。剥虾太太站起来七次，想要来一个演讲，都讲不成。席上简直静不下来、 可是忽然有一个听差叫道：“海胆博士到！” 海胆博土匆匆忙忙走了进来，关于他的迟到都来不及致歉意，就对客人们报告了一个严重消息。 大家立刻闭了嘴。虽然海胆博士的消息跟号外所载的差不多，可是他们还是静听着。 不过他还加了一点秘密消息，这才知道大鹫岛是受了大鹰国和青凤国唆使，才这么胆大妄为的。 黑龟太太插嘴：“我们应当立即对青凤、大鹰两国宣战！” 那位海胆博士又告诉大家——现在帝国臣民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非常激昂。帝都街道拥满了人，议论纷纷的。许多人跑去打毁了大鹫岛侨民的住宅。海胆博士来的时候经过青凤国公使馆门口，就见无数的人在那里示威，唱着金鸭帝国国歌。 “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全帝国的臣民就要为皇帝陛下而战了。”于是有许多人接嘴，表示为鸭神陛下的尊严期间，要效命沙场。 大粪王就吩咐听差捧咕嘟酒来。 这时候剥虾太太正起立要发言，可也不得不跟着大家沉默着，跟看大家恭恭敬敬喝了一杯神圣的酒。 “鸭神陛下万岁！鸭粪女神万岁！” 接着又是赌咒效忠鸭神和他老人家的帝国，又恭恭敬敬喝了一杯。 等大家坐下了，剥虾太太趁别人还来不及开口的当儿，站起来说几句话：“各位太太！现在帝国到了一个严重的关头，那么帝国的太太们就应该特别努力了。哦，是的！哦，所以我们太太界要来一个战时劝夫运动，这是必要的！第一，劝丈夫为帝国效力；第二，安排好一切事情，使丈夫安心去为帝国效力。哦，立刻要实行！哦，急不容缓！那么——哦，太太们！现在我们各人就劝丈夫站起来，劝丈夫跟我们太太界联合起来——唱一遍国歌！” 在位的男宾们可连劝都不用劝，就站起来了。 大粪王对乐队打了一个手势，庄严地寂静了两三秒钟，乐队就开始奏金鸭帝国国歌的第一句。 于是全体都立正，极庄严地唱了起来： 我们皇帝是鸭神， 因此上，是万岁， 不吹牛——不吹牛来是万岁， 少个一岁也不行： 八千岁？——那不行！ 九千岁，还不行！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不折不扣是万岁！ 附记 《金鸭帝国》是张天翼同志解放前创作的长篇童话，因病未写完。我们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文艺杂志》所连载者重印。 ——编者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与战争（1875—191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与战争 （1875—1918年） ·掠夺非洲 ·侵袭中国 ·什么是帝国主义 ·1905年革命 ·奥斯曼帝国与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 ·1914年：堕入野蛮 ·改革，还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1800到1875年间，商业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工业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驱动一个快速增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从而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 然而，从来没有平稳发展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没有计划和充满矛盾的，因此当经济体系扩张之时，其周期性危机的规模和影响也就增加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虽然是一个人类劳动的创造物，却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有自身动作方式的机制，明显地超越了人类的控制，却反过来支配一切人类活动。事实证明，这个机制既不能像古典经济学家所幻想的那样自我调节，也不会服从于人类的调节；竞争性资本积累的逻辑，作为一条铁律，对政治家、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产生影响。因此，这个系统每一次严重的危机，都会变成一个二选一的简单抉择：是服从资本的逻辑还是满足民众的需要，是割喉竞争还是救济穷困，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加强国际团结？ 在本章中，我们将分析1875到1918年间，一个严重病态的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帝国主义、军备扩张和世界战争的方式，以及在此期间，大规模的群众抵抗运动能够对这个系统进行冲击，以及引发一次革命作为替代方案的可行程度。 掠夺非洲 1898年10月2日，在靠近喀土穆的乌姆杜尔曼，一支2万人的英国军队，与一支5万人的苏丹军队遭遇。这里是苏丹的核心地带，而苏丹是当时非洲大陆仅存的少数几个依旧保持独立的国家之一。 “从灼热的沙漠伸展到传播致命疾病的热带雨林，苏丹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这是苏丹人自己的观点。“当安拉创造苏丹时，”他们会这样说，“他自己都笑了，在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宽恕的土地上，生活是极为困难的。”不过，英国人逐渐接受了当地土著的观点。 苏丹人由大约600个部落组成，有超过100种语言，过着大约1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直到最近，他们才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政体。正是帝国主义的冲击，导致在19世纪末期，苏丹以一个异乎寻常的暴力方式形成。 土耳其控制下的埃及对苏丹的征服，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60年之后依旧在进行之中。这个占据是剥削和压迫性质的。在乡村，税收征集是一项准军事行动，是在皮鞭（一种犀牛皮做成的鞭子）的帮助下完成的。官员们一如既往地腐败，因此收买和贿赂比税收更让他们关心。所以，对于这片土地的粗糙和贫困来说，只是增加了遭受外国过度压迫的惨痛经历。但是，在1881到1884年间，曾产生过一波强大的抵抗洪流，将外国势力赶出了苏丹，并锻造了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抵抗采取了伊斯兰形式，因为只有宗教才有能力提供超越苏丹多样性和分裂的一个领导阶层、积极分子、动员组织和意识形态架构。而且，因为它是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个国家不仅是伊斯兰的，也是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的。 巧合的是，1882年，埃及人发动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反对英国支持的开罗傀儡政权。但革命被镇压，而且英国人代替了土耳其人，成为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然而，英国随即进行的再次征服苏丹的努力失败了，使得这个新生的伊斯兰国家，在1885年之后完全控制了其领土。事实上，再征服的第一次努力是半心半意的：苏丹是一片穷困的荒野，难于控制，几乎不值得拥有，因此英国政府缺乏为之而战的意愿。 在随后的十年中，许多事情改变了。就欧洲人而言，直到1876年，非洲大部分地区依旧是一片未知的“黑色大陆”。他们的影响主要被限制在建在靠近海岸的贸易站点——许多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反映了那时欧洲资本主义显著的商业特征。非洲其余部分依旧是各种各样的、处于多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政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由近代化的民族政权所管理。而北非的其他部分则被传统的伊斯兰君主统治，他们或多或少要对奥斯曼帝国表示效忠。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有古基督教文化的内陆高原王国。非洲西部的阿善堤和南部的祖鲁是军国主义部落王国。剩余的亚撒哈拉，大部分地区与苏丹相似，是一个更小部落政体的拼图。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南非，英国控制了这里的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同时出身荷兰的白人农业定居者布尔人（南非白人）控制了德兰士瓦和内陆的奥兰治自由邦。 1876年之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非洲政治地理被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完全改变。在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传播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创造了一个对原材料、新市场和剩余资本投资出路快速增长的需求。1873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后的全球衰退因此强化了欧洲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结果，在1876到1914年，几乎整个非洲都被欧洲列强分割为殖民地。这场土地侵占，在当时及以后，都以“掠夺非洲”而著称。 非洲向增长中的欧洲工业和城市，提供了黄金、钻石、铜、锡、橡胶、棉花、棕榈油、可可、茶叶，以及其他许多资源。这个大陆的居民，包括数量不断增加的白人定居者，为欧洲工业品提供了市场。殖民地基础设施工程，例如铁路建设，使得欧洲的实业家和股票持有者致富。 因为这些，而且由于列强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对于非洲的瓜分是带有竞争性和争议的。这给了它不受特殊地域的经济价值依赖的一种动力。列强们相互抢在别人前面占有殖民地。他们利用殖民地作为封锁彼此扩张的屏障，以及将军事力量渗透到相互之间“势力范围”的平台。他们同样希望，在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中，殖民地能成为一个交易筹码。 法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马格里布（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和非洲西部，梦想着一个从大西洋横穿大陆到达印度洋的帝国。相反，英国谈论着一个南北延伸“从开罗到开普”的帝国，联结现在占有的埃及、非洲东部和南非。但是，德国人占领了坦桑尼亚。把上述两国的目标都妨碍了。 非洲人民的损失是巨大的。反抗被大炮、机枪和大屠杀所粉碎。土地在枪口下被占领，去开辟属于白人的庄园。本国农牧民被迫成为工资劳动者，遭受强占、税收、强征入伍，以及简单粗暴的杀戮。 弗雷德里克·卢贾德爵士，北尼日利亚摄政的英国高级专员，1906年在回应一场农民暴动时，坚持“消灭”。大约2000名装备锄头和镰刀的非洲村民，被士兵使用连发步枪残杀。囚犯们被砍头，他们的脑袋被长钉刺穿。叛乱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德国指挥官洛萨·冯·特罗塔和卢贾德一样，明确主张将“灭绝”作为处理麻烦的非洲的一种方式。1904到1907年，德国人把数以万计的赫雷罗族和那马族人驱赶到纳米比亚沙漠的过程中，数万人死于饥饿和干渴。1885到1908年间在比利时占领的刚果，当全部领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迫劳动营时，因为战争、饥饿和疾病，上百万人死亡。这可能是全部人口的一半。那些不能完成橡胶采集定额的本国工人，都被砍掉了双手。 正是1885到1895年间对非洲掠夺的加剧，使得英国人重返苏丹。一个独立的、非洲人治理的国家，已经足够让人后悔。但法国在英国后院可能进行的干涉，让事态变得紧急。 赫伯特·基钦纳将军花费两年时间沿尼罗河前进，当他离开时，修建了一条铁路以供应其军队。他的部下装备有近代步枪、机枪和火炮。大部分的苏丹人是用长矛和剑武装起来的。乌姆杜尔曼战役是一场大屠杀。基钦纳的军队伤亡429人，同时苏丹的损失是：1万人被杀，1.3万人受伤，还有5000人被捕。当苏丹伤兵躺在战场上时，英国人丢下他们，任其死去。 同时，一个法国小型军事探险队已经到达了南苏丹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基钦纳带领军队上行拦住他们，英国人威胁，如果他们不撤退的话就要开战。法国人让步了。 “法绍达事件”是一个列强之间加深的帝国主义紧张关系的一个表现。不仅在非洲，而且在远东、中亚、中东、巴尔干、中欧，以及北海。资本主义不仅已经大量生产了一个由矿山、种植园和机枪维持的掠夺性殖民地，它还要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第一次现代工业化的世界大战中。 侵袭中国 1900年8月14日，一支1.9万人的国际侵略部队占领了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军队都加入了这个军事行动，其目的是镇压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暴动。这场暴动的领导者，是一个叫义和团的秘密组织的成员。其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拳民”。它得到了被围困的帝国政府领袖慈禧太后的不公开支待。义和团与清军肩并肩地一起抵抗侵略者。 在19世纪反抗殖民主义的中国起义中，义和团起义（1899-1901）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有力的一次。在此之前，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据估计夺去了2000万到3000万平民的生命，使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 自从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后，欧洲商人们就一直垂涎中国的财富。但中国既保守又自给自足，它不需要任何必须从欧洲进口的产品。在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大片印度土地上栽培一种自身可以创造需求的商品鸦片，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1810年，这个公司一年向中国销售350吨鸦片。当清帝国政府试图阻止这项贸易时，英国人发动了战争。因此，1840-1842及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是大英帝国代表企业毒枭而战。 中国历史是一扇“旋转门”，在这里，帝国王朝不时被革命与征服所取代，但国家和社会的实质性结构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这扇门最后一次转动发生在1644年，明王朝被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推翻。作为来自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者，清朝皇帝们很快适应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官僚文化。官僚是控制中国管理部门的一批受到很好训练、收入良好但极端保守的行政官员。他们与本地地主和城市商人结成联盟，一起控制中国。 到了19世纪中期，腐败和压迫再度达到了危机点，农民起来造反了。然而这时候，旋转门被欧洲帝国主义的干涉所阻塞。 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暴露了这个封闭的中华帝国长期的军事落后。在第一次战争中，英国使用了一支小型舰队以及一支由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征军，就夺取了广州、上海及其他中国港口。接着他们沿长江而上，并威胁南京，迫使帝国政府求和。《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割让香港，对英国商人开放包括广州和上海在内的四个港口[1]，并支付了一大笔战争赔款。 但这并不够。仅仅15年之后，中国官方对英国需求的抵制，导致了第二次战争。这一次，法国、俄国和美国加入了对中国政权的掠夺之中。在1.8万名英法士兵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口并沿内陆推进到北京时，这场战争达到了高潮。这个帝国的首都被攻克，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被洗劫和焚毁。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利润巨大的鸦片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到了19世纪晚期，中国的鸦片消费量增加了100倍，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对其上瘾。另一个结果是欧洲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贸易。一系列的外国飞地或者半殖民地（“租界”）在沿海建立起来。欧洲官员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而欧洲居民享有法外治权（免受中国法律约束），欧洲传教士可以在他们能到达的区域自由发展信徒。 鸦片战争和外国特权，暴露了执政的清王朝及这个古老帝国的衰败。这反过来触发了农业中国的乡村中长期酝酿的人民革命。 这场运动在中国南方的农民、劳工，以及贫困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其领袖是一位名叫洪秀全的学校教师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洪声称他的神圣使命是消灭魔鬼并建立一个“伟大和平”的“天堂般国度”。这个天国将有以下特征：平等划分土地，商品共同所有，废除社会差别。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解放预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群众运动。 但19世纪中国的极端贫困很快扼杀了早期的平等理想。稀缺意味着仅有一少部分人能够生活舒适，而这场革命——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确保他们和他们的密友们就属于那少部分人。这样，太平天国是中国特色的彰显：以前的农民革命快速地让位给新的、剥削不亚于旧政权的新帝国王朝。在传统中国，真正社会解放的经济前提并不存在。然而，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动力。拯救清王朝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对造反者的干预。一支重新组建的军队（“常胜军”），由中国商人资助，用欧洲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和英国军官指挥，最终成功地镇压了革命[2]。 “常胜军”的胜利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代表着应对帝国主义威胁时，一个重新振作的帝国致力于改革和近代化的可能性。其失败堵死了这条路。相反，清王朝，这个政治废墟靠着帝国主义支撑得以苟延残喘，甚至当1860和1900年，它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京城也被外国占据。清政权和外国侵略势力彼此需要互相支持以反对中国民众。因为中国不像非洲，它可以被掠夺，但不可能被肢解。 中国人不仅众多——其数量在19世纪中期大约有3.5亿，而且在语言、文化和历史上都是一个单一民族。任何征服中国的努力都会把侵略者的军事力量伸展到临界点。任何企图最后注定都要以失败告终。事实上，这就是日本1931-1945年占领中国的命运。日本成功地控制了中国沿海地区，但从来不能支配广大的内陆。而不间断的军事抵抗，要求永久地部署数十万军队。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清朝的统治与外国特权的组合，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的独立发展。当欧洲、美国和日本不断前进之时，中国却在倒退。这个矛盾导致了1911到1949年间，一系列延长了的革命剧变。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僵局才能被打破，经济潜力才能释放出来。 什么是帝国主义 在1916年1月到6月间，被驱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出了一本名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小册子。列宁是为一个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的听众所写的，其目的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已经于1914年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并不要求原创权。他的目的是将研究世界体系的主要理论家的成果进行总结和通俗化。这些成果有英国自由主义学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波兰裔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1915）。 这些研究试图理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定义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他们相当于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一次根本的更新。欧洲不祥的军事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些思想家发展了新理论，来解释这个体系极端的扩张性。 他们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的快速步伐，与工业投资的巨大规模，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体系被主要在国内和殖民地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中小型企业所主导。但正如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经察觉到的那样，这个趋势是朝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资本积累是竞争性的，而且因为较大的公司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规模，他们易于将更小的竞争对手逐出市场。产品变得集中在大工厂，而所有权集中在大公司。危机加速了这些过程：通过强化竞争压力，它使弱一些的企业破产并允许较强者以降低的价格收购其资本并扩大市场份额。资本积聚的发展中心享有特殊优势，因为当他们建立新产业时，可以发展新的技术。 长期衰退就有此种效果。许多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工业部门都被极少数巨头所控制。同时，经济主导权从工业化已经完成很久的英国向德国和美国转移。在世纪交替之际，它们的产出已经超过英国。 列宁根据五个特征，为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 1．产品和资本的集中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创造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寡头垄断； 2．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融合，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 3．有别于商品出口的资本输出，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4．形成了在它们之间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资本家联合； 5．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对整个世界的领土分割已经完成。 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列宁及其同时代人通过集中研究这个系统中最先进的部分，确定了关键趋势。他们的分析从总体上为全球资本主义画出了路径，但领路的是德国和美国。 20世纪早期企业巨头的庞大规模是有决定作用的：他们大得足以控制国民经济并操纵国家政权。每个部门的主要公司形成了卡特尔或者托拉斯，在他们之间瓜分市场，并使产量、价格和利润固定。 几乎完全控制整个德国电气工业的，仅仅是两家公司：西门子和AEG。控制化工产业的是两大集团，各有三家公司。一项研究估计，在1905年，大约1.2万家德国主要公司组织成385家卡特尔。“卡特尔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一个基础，”列宁观察到，“竞争开始转变成垄断。” 大规模投资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获得信用的便利，因此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共同发展。在1907-1908以及1912-1913年间，德国大银行掌握的存款总量，在五年内增加了40%。金融资本也和工业资本一样日益集中。到了1913年底，柏林九家最大的银行，与它们的分支机构一起，控制了德国大约83％的银行资本。其中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一家就控制了23%。 实业和银行已变得相互依赖。“在工业中资本所占比例的稳定增长”，希法亭写道，“不再属于使用它的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的媒介作用它们才能得到使用权，而银行代表着资本的所有权。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挖掘出一个日益增加的资本份额搞入实业。”这样，利用信贷的多种形式延长贷款及购买股票和债券，银行成了实业的拥有者和组织者。“金融资本”，希法亭总结说，“是由银行控制并交给工业家使用的资本。” 工业卡特尔和银行辛迪加的力量改变了国家的作用。只有在英国，也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在资本积累中几乎不起直接作用。相反，在德国，市值能够与私营的德意志银行相比的唯一一家法人团体，是国有的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 铁路投资——它是一个战略必需品——与军备扩张结合起来，使这个国家成为重工业产品的最大单一客户。在1870到1914年，德国政府在陆军和海军上的花费增加了10倍。在一战之前的40年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产量扩张了4倍，几乎全都是因为政府武器采购带来的。除了直接投资和国家订货，政府还通过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来提供对抗外国竞争的保护。德国在1879年首先使用了这个“以邻为壑”政策，随后被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大国效仿。 在20世纪早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矛盾重重：一方面是全球化：快速经济增长，大公司的支配地位，对新兴市场的无止境追求，以及不断扩展的国际贸易；另一方面是经济国有化，如工业卡特尔，银行辛迪加，以及融合成相互敌视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的军事化国家。 正是德国，这些集团中最有活力的一个，以其最剧烈的形式经历了这些矛盾。因为德国资本的积累，对市场的需求持续扩张，超越了现有国家边界的范围。但它就遇到了障碍：保护性关税、封闭的殖民市场，以及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深的根源。金融资本——垄断头的发展，以及工业、银行和国家资本的融合——创造了一个民族主义竞争的危险世界。 布哈林解释道： 当竞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利用国家政权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种可能，开始起很大作用。国家机器从来没有像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 1905年革命 在1905年1月9日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一场大游行，大约有两万人聚集在沙皇的冬宫外。在一个教士的带领下，穿着星期日最好服装的工人们来到了这里。他们带着一家老小，唱着圣歌，举着沙皇的肖像。他们来到这里，是想呼吁自己的“小父亲”回应他们的委屈。 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人站在冬宫前的雪地上。突然，一队哥萨克骑兵冲了过来，挥刀砍向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着，当受惊的人们穿过周围的街区飞跑时，卫兵们射出了一排排轰响的子弹。大约有超过1000人当场被杀：这就是流血的星期日。第二天，圣彼得堡12.5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大屠杀。1905年俄国革命就这样开始。 从那时起，一场规模庞大的群众运动起起落落，其中既有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包括农民暴动和军人叛乱。当年秋天，随着俄国在远东遭到灾难性的大溃败，革命达到高潮。在那里，沙皇政府为了控制朝鲜和满洲，与日本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从10月中旬到12月初的50天里，这座俄国的首都，事实上已经被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一个代表20万工人的民主大会所控制。这个警察国家连续受到了几次狠狠敲打：10月和11月在圣彼得堡发生的大规模罢工，12月初在莫斯科发生的武装叛乱。 但这些运动并没有重大突破，工人们最终精疲力竭地退缩。当权者进行反扑：在一场由秘密警察组织、由政府支持的被称为“黑帮分子”的准军事部队执行的反闪米特人行动中，3500人被杀。圣彼得堡苏维埃被镇压，领导人被逮捕，莫斯科郊区的工人组织被炮击，囚犯们被无情地处决。 从此以后，经过大量减少和广泛分散，被驱逐的革命者小团体讨论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个人理解得最好，此人比其他人更能具体表现其生命精神：这就是25岁的犹太知识分子利昂·托洛茨基，这个短命的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实际领导人。 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随后被1917年事件证明是正确的——解决了俄国历史的世纪之谜：为了取得胜利，革命必须采取什么形式？ 在整个19世纪，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孤立地对抗沙皇——这个中世纪独裁者的专政。他们无休无止地讨论自己的困境，永远在寻求影响群众的方法，但总是不能发现。知识分子自命为“人民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依旧只是一个空洞的回响。 大多数革命者——民粹派——的憧憬，是期盼一场农民革命去推翻沙皇、地主以及教士，并在革命后建立一个基于乡村、自由农夫和本地生产的乌托邦。一些民粹派“深入民间”，在乡下旅行，并在村庄中鼓动革命。另一些人相信“行动宣传”，希望用备受瞩目的暗杀一类的恐怖行动跳过革命。简而言之，民粹派试图用一份宣言和一枚炸弹打倒沙皇。他们取得的全部成就，只是一个毁灭他们的警察国家。他们希望唤醒的农民大众，依旧待在政治梦乡里。 农业成规和社会隔离塑造了农民生活。一个农民的最大抱负，是解除自己土地的负担，成为一个富裕的独立农夫。像马克思曾经描述的法国农民一样，俄国农民是“一袋马铃薯”：不是一个集体的自身，而是大量的个体，作为一个阶级，被现状或者期望中的小所有权绑在了一起。 农民革命是一场成功革命的必要条件。没有它，农村义务兵占压倒多数的军队，将继续忠于沙皇并镇压革命者。但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农民阶层，一个分散的小所有者的混合体，不能创建他们自己的革命政党和领导集体。他们必须接受来自外部的领导——城市。但哪一类城市阶级能够提供领导层？知识分子缺少社会力量，必须是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 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在俄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相信，俄国的落后意味着，唯有资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他们排斥民粹派将现有农民村庄转变成农业公社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空想。孟什维克（既“少数派”，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分裂后，他们一直这样）主张自由派资产阶级将是斗争的先锋队，因此社民党的工作就是支持他们，同时避免任何可能分裂联盟的“过度”或者“极端”行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坚持，俄国资产阶级过小和过弱，过于依赖沙皇和外国资本，而且，作为一个所有者阶级，过于害怕革命巨变的前景，不能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虽然就其直接历史结果来讲，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但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领导。 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对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描述，被证明是正确的。1905年，在首次开火的枪声中，自由派逃向掩蔽处，留下工人孤独地被射击。 但托洛茨基在1905年事件中看得更深：只有无产阶级有潜力领导这场革命；只有城市中的大规模罢工和武装示威才能引爆农民革命；而且只有这样，军队才会兵变，国家才会解体。但接着，为了完成和巩固民主的胜利，防止反动势力重新部署以镇压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而任何这种国家，都以阶级为基础，只能是一个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组织——支持工人控制工厂，农民夺取土地，以及剥夺富人。托洛茨基指出，任何的缺失，都将危害胜利，将财产和权力交到阶级敌人手中，而使革命所依赖的工人和农民丧失信心。 这样，不同于列宁的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独裁”规划，托洛茨基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独裁”和一次“永久革命”，其中俄国的民主化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动一场斗争。 托洛茨基的规划是一种非凡的幻想。俄国是主要欧洲国家中最落后的一个。在极为广阔的俄国陆地上，城镇很少，交通条件恶劣。1.5亿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其中大部分又因贫瘠的土壤、恶劣的气候以及原始的技术而穷困。大约2500万人是工资劳动者及其家人，但大部分居住于农村。真正的城市无产阶级，由大约350万受雇于工厂和矿山的工人组成。其中只有大约200万，受雇于规模足够大、能符合政府检查的工厂。 但这样小规模的无产阶级，却高度集中并战略性地分布于沙皇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心脏地带。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快速工业化锻造出了这个阶级。在一个铁路、榴弹炮和机枪的时代，俄国如果想保持一个强国的地位，就需要煤矿、钢铁厂以及机械工厂去生产它们。这种地缘政治的需要，触发了创建近代工业的国家行为。 在高额税收和外国贷款资助下，以及保护性减税的庇护下，政府投资维待了一个创纪录的8％的年增长率。而新的工业都属于最先进的种类。1000人及以上的巨型企业，在美国只雇佣了18％的工人，但在俄国却高达41%。而且，三分之二的俄国无产阶级，正好集中在三个地区：圣彼得堡、莫斯科和乌克兰。 沙皇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1905年，工人们未能埋葬这头野兽，但1917年将会不同。 奥斯曼帝国与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 革命有传染性。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不例外，它引发了一股革命的浪潮。特别是在波斯（1906）、土耳其（1908）、墨西哥（1910）和中国（1911）。在土耳其发生的革命，开启了在未来20年改变中东格局的进程。 1908年，这个地区被奥斯曼帝国控制，其统治范围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岛西部。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由一个讲土耳其语的军阀建立，经过两个世纪的帝国征服之后，在16世纪上半期达到顶点。君士坦丁堡，这个昔日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在1453年被占领。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潮水般穿过巴尔干半岛涌入中欧，最远到达了维也纳城门外，向东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一带；沿着红海两岸向南扩张，将其变成了奥斯曼湖；它沿着几乎整个北非的范围进行扩张，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成为了帝国的省份。 这个帝国为一个绝对专制的苏丹政权所统治，士兵和官员是其统治工具。其装备有近代火炮和步枪的军队由两类人组成：一是提供有偿服务的职业士兵，二是有义务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自己领地的土地所有者。 奥斯曼的城市社会——地主和农民在乡村，商人和工匠在城镇——出于政治目的，按照人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被分为不同的“米利特”，并由保守的社区领袖控制。奥斯曼帝国主要的国内事务，是维护内部稳定和征收租税。民间团体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存在。经济服务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受困于坚决捍卫传统权力和特权的军事官僚、封建领主和部落精英。鉴于此，在18世纪，地缘政治优势由停滞不前的奥斯曼帝国转向了其更有活力的欧洲竞争对手那里。 当帝国的中央权力衰落时，其内在的弱点——缺少政治上和民族上的联系——就暴露了出来。19世纪早期，在地方总督控制下的埃及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希腊通过武装暴动赢得了自由。奥斯曼帝国成为了“欧洲病夫”。但是，尽管分裂的威胁与日俱增，奥斯曼统治阶级拒绝改革和近代化。试图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持续努力，进入了一个缓冲区。 在19世纪，拯救奥斯曼帝国的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涌入。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英国和法国支持土耳其，将其作为防止俄国向南扩张的堡垒。以后，英法银行家们又向土耳其贷款来资助铁路和军备建设。因此，19世纪晚期的近代化，将奥斯曼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式的依附国。苏丹艾哈迈德二世（1876-1909）把60％的财政收入用于军队和内务，而用30％偿还外国银行汇票家的贷款利息。 1905到1907年间，受到俄国榜样的鼓舞，东土耳其的亚美尼亚附属民为反对新的租税和兵役而发动了暴动。奥斯曼政权无力镇压反叛，取消了租税并实行大赦。但就在这些实施之前，叛乱已经涉及帝国的其他部分。 一个地下反抗者网络，“联合进步委员会”（CUP），形成于在巴尔干地区服役的低级军官之中。这个“青年土耳其运动”的核心地带，位于奥斯曼治下的塞萨洛尼基（今天希腊的萨洛尼卡）。“联合进步委员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中间阶层的聚会，他们因艾哈迈德政权的软弱和腐败而愤怒。它致力于一部自由宪法的颁布，以及实现强国地位的必要的改革和近代化措施。 1908年7月3日，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军官采取了单边措施，颁布了一部革命宣言。他们付诸行动，7月23日，CUP领袖恩韦·帕夏宣布了奥斯曼帝国宪法——已经在1876年批准，但3个月后既被废除——的恢复。这场革命在巴尔干的奥斯曼军队中很快传播开来。在恩韦声明的次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朝廷议会选举。随着其军队的反叛，独裁者已经屈服。 这是一场军事政变，还是一次群众革命？它两者都是。革命由军官领导。这个政权军队的军事纪律是反向操作的：普通士兵并没有兵变，他们仅仅是服从军官的命令，去对抗政府，但士兵们因为拖欠的工资和普遍的腐败而深为不满。这场革命鼓舞了一波罢工潮，在1908年8到11月，就有111起记录，结果是平均工资上涨了15%。革命在乡村也继续进行，在那里是以一场反对税收和强制征兵的农民革命开始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开始，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很快也加入进来。 因此，这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军官领导的群众革命。为什么青年土耳其革命要采取这样与众不同的形式？ 工业欠发达并依赖外国资本。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异常弱小。在大城镇之外，奥斯曼社会地理分散，社会分裂，文化也多种多样。服务国家的中产阶级，集中在军队官员上，是唯一有凝聚力、有组织，并有愿景领导一场革命的社会团体。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因此奥斯曼革命要求有军事领导层，一个衰落中的传统帝国，被现代性的力量所威胁，因此魔术般地变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法国革命（来自底层）和普鲁士革命（来自上层）混血儿。 独裁政权已经瓦解，但独裁者依旧当政。CUP在一场革命的最前面，但却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在1908年7月到1909年4月，奥斯曼帝国被一个不稳定的二元政权所支配，宫廷和军营围绕政治权威卷入了一场扩大了的争斗。 1909年4月中旬，危机被打破。伊斯兰保守主义者在苏丹的缄默支持下，发动大规模示威反对伊斯坦布尔的改革派新政府，而忠于政权的准军事组织在亚达那地区屠杀了1.7万亚美尼亚人。CUP现在出动，去镇压这场事实上的未遂反革命政变。4月22日，来自巴尔干的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并恢复了宪法。一周之后，他们占领了伊尔迪兹宫，并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辞职。 第二次革命事实上将国家权力交到了CUP领导层手中。但奥斯曼土耳其积聚的矛盾，证明是新政权无法解决的。1909-1914年间，将是一个持续政治危机的时期。 革命已经释放出强大的力量。如果CUP想要建设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土耳其自身必须包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而这个辽阔帝国的属民——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愿望，必须被压制。 这场革命将被战争改变。从1911到1923年，土耳其卷入了一连串的战争中，其后果是毁灭了一个旧帝国，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失去了利比亚，在1913年失去了马其顿，严阵以待的CUP领袖们变得日益独裁并严重依赖外国贷款和专业技术来修建铁路和进行军队近代化。在1913年1月的一次军事政变中，宪政政府被推翻，并被一个由三位CUP最高将领组成的独裁政权取代。对德国资本和军事顾问的日益依赖，导致了1914年8月初，与柏林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同盟。 现在，CUP领袖们鼓吹泛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既是对帝国主义境内属民的威胁，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是非土耳其人，也是对俄国在中亚利益的威胁，在那里，许多土耳其人生活在沙皇统治下。对少数民族压迫的加深，开始与在高加索的好战联系起来，并将奥斯曼帝国转变成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前哨。 1908到1909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是由一群有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目标的中产阶级军官实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少数民族的群众革命遭到了镇压。因此，当人民的领袖带领他们进入一个近代工业化世界大战的地狱时，前奥斯曼帝国的人民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1914年：堕入野蛮 1914年7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和学生，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继承人弗兰兹·费迪南大公，后者当时正在该市进行国事访问。5个星期之后，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宣布参战。在接下来待续4年的工业化屠杀之中，超过1000万人将会失去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多重原因。更简单地说，所谓的即时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彼此相互影响的矛盾，如同推倒了一副俄罗斯玩偶：军事因素被外交影响，外交被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被经济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A.J.P·泰勒可以声称，因为铁路时刻表，世界大战将于1914年七八月间爆发。他当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交战的大国们相信，战争将是快速和短暂的，这样一来，军队可以通过铁路被动员和部署的速度，决定战争结果；因此，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动员，其他国家也必须这么做。 但这仅仅是最直接至少是最重要的寄存器，危机在其中放出。而当处理复杂问题时，主流历史学家易犯一个普遍错误，是陷入单一的寄存器中。对于铁路时间表的嘲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大战可以被小事件触发。但大战通常有大的原因。“历史的错误造成论”的解释相对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几十年积累起的帝国主义战争。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根本的原因。 尽管欧洲气氛高度紧张，萨拉热窝的暗杀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整体惊慌。它似乎是一桩奥匈帝国的内部事务。奥匈帝国是欧洲心脏地带一个不稳定的王朝帝国，由讲德语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其4900万人口中包括1200万奥地利人，1000万匈牙利人，660万捷克人，500万波兰人，400万乌克兰人，320万克罗地亚人，290万罗马尼亚人，200万斯洛伐克人，200万塞尔维亚人，130万斯洛文尼亚人，以及70万意大利人。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协力控制这个帝国。年老的哈布斯堡独裁者弗朗茨·约瑟夫既是奥地利皇帝，也是匈牙利国王。 哈布斯堡政权被一个发展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及其属民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风潮所威胁。它以一场镇压与改革的不稳定混合来答复。到了1914年，立宪政府已经失败，而像最高统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这样的鹰派控制了权力。“只有一个侵略性的政策……才能将这个国家从分裂中拯救出来。”他争辩说。反对派被恐吓住了，而国家的权威被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再次断言。 选择的目标是塞尔维亚，一个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为生活在奥地利控制下的塞尔维亚人充当了一座抵抗的指路明灯。1906到1914年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赫岑多夫25次强力要求对塞尔维亚“这条毒蛇”开战。萨拉热窝的暗杀，是哈布斯堡鹰派最重要的机会。 7月23日，奥地利当局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了塞尔维亚人在弗兰兹·费迪南被暗杀中的同谋作用，并威胁，如果他们不能在调查上全力合作，并镇压本土的反奥煽动，就要诉诸战争。对于塞尔维亚的答复不满，奥地利7月28日向贝尔格莱德（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开火。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 塞尔维亚是俄国的一个盟友。俄国和奥地利是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对手。俄国也处在革命的边缘。在圣彼得堡的维堡地区建起了路障，工人们正和沙皇军队进行一场投掷战。 7月30日沙皇命令其军队动员。正如在维也纳一样，鹰派也控制了圣彼得堡。立场强硬的大臣和将军们主张，为了保卫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战争是必要的；它将带来民族主义的高涨及对革命情绪的打击。 但俄国的动员对德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国家的统一及快速工业化，已经使德国转变成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紧张的对手们聚集成了一个敌对联盟：俄国、法国和英国三国协约。给德国只留下了一个主要盟友——奥匈帝国，并且因此要面对一场在两条战线同时对抗优势兵力的可怕前景。 德国的战争计划，是应对这种危险的一份精心构思。施里芬计划（以设计它的参谋长之名命名）设想在调动德军大部向东面对俄国“蒸汽压路机”之前，先在西线发动一场六周的闪电战来打垮法国。速度就是一切。当俄国在7月30日命令军队动员之后，施里芬计划的时钟开始滴答作响。因此，德国政府在8月1日对俄国宣战，并在8月3日对法国宣战。 英国的犹豫只是暂时的。他们担心德国支配欧洲，并且直接威胁大英帝国的安全。危机现在暴露了它的原始结构：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 在19世纪中期，英国这个最初的“世界工厂”是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生产了全世界50％的棉花，60％的煤，70％的钢。到1914年，英国在这些产业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棉花20%，煤20%，而钢只有10%。作为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都超越了英国。英国依旧维持着最大的帝国。其顶峰在20世纪初期，当时英国对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主权。但是，维持全球霸权所需要的工业力量正在减弱。 同时，帝国主义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在每个部门，国民经济日益被为数很少的垄断公司巨头所控制。这些公司正忙着不间断地寻找原材料和新兴市场，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与外国竞争对手产生矛盾。因此，民族国家之间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与资本集团间的经济竞争融合在了一起。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刺激他们从事一场军备竞赛。 因此，在战争前夕，欧洲是一片以空前规模征召军队的大陆。食品、服装、武器、装备和弹药等工业化物资，意味着大约600万欧洲活跃的野战军，可以立即开赴前线。而在他们后面，还召集了大约1300万储备兵员。 在1906到1912年间，德国继续追求“世界政策”（全世界的政策）。这是上升中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反对已经建成的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的一项声明。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与英国的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德国世界政策挑战了英国政治家的两大原则：在欧洲大陆维待一种权力平衡的需要；以及防止海峡[3]港口落入一个敌对势力之手的需要。所有的原则，都植根于英国的岛屿位置、商业利益和传统的制海霸权。 英国及其大洋航线被一支庞大的海军很好地保护着。一个分裂的欧洲，使英国统治阶级自由地开发它的帝国并从海外贸易中获利。一个在单一强权，特别是一个控制了海峡港口的大国支配下联合起来的欧洲，就是一种威胁。在这方面显示了海军军备竞赛的重要性。为了保待对德国的领先，英国将其舰队由1899年的29艘战列舰增加到1914年的49艘。它还从“光荣孤立”中走了出来，与法国和俄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这就对德国施加了一项无法支撑的军事负担。在英国舰队扩张的同时，法国和俄国军队陆军也一直在扩张。德国是一个大陆强国，两侧都有敌人。因此，它被迫放弃了海军军备竞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陆军扩张。德国不可能同时在欧洲防御自己及在海上挑战英国。 但1912年末，德国领导人确信，他们正在输掉欧洲军备竞赛，而武装力量的平衡正在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他们开始青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越早越好。德国军队领袖赫尔穆特·冯·毛奇认为，“一场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民族国家的敌对联盟之间的军事竞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些民族国家代表了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资本集团的利益。 资本的集中和集合——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明显加速——已经创造了一个全球企业竞争的世界。工业化的传播同样创造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新中心。欧洲大国之间的传统冲突从而被竞争性资本积累重新配置并重新激励。这些就是反映在军备竞赛、结盟和战争计划中的更深矛盾，它们给战争的倒计时做上了记号。这些是被7月-8月危机触发的潜在紧张关系。 但工业化帝国主义不仅导致了将欧洲投入战争的冲突，它同样创造了大规模破坏的手段，将使这场战争成为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1914年，资本主义将人类倒推进一个野蛮的深渊。 当它最终发生的时候，尽管令人震惊，其中大量事情已经被许多左派预计到。没有人为此作准备，其原因是各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对于好战思维的积极纵容。 改革，还是革命 1914年8月4日，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与其他党派一致投票支待开战。这样一来，社民党就对一个将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战争给予了支持。这个决定让欧洲左派都目瞪口呆。在俄国革命家尼古拉·布哈林眼中，它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德国社民党的招安，“托落茨基说，“给我的震惊甚至超过了（一战的）宣战。”列宁起初在读到相关新闻时，甚至认为报纸是伪造的。 德国工人阶级的行动被镇压了。“一切似乎都走向崩溃。”一个年轻的社民党活动家托尼·山德写道。她发现自己坐在一列火车上，车厢里装满了开往前线的士兵。他们大多数已经结婚，表情冷酷，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热情。仅仅数天前，7月28日，柏林的街头就出现了10万名反战示威者。在德国全境，在开战前的最后几天里，在持续4天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有75万人参加了多达288起反战示威。自从1911年以来，群众运动一直在增加，但社会民主党却挡在了队伍前面。8月4日，这个党的投票彻底毁掉了示威运动，并把德国工人阶级交到了容克当局手中，听任战争机器的摆布。 在欧洲，德国模式得到了复制：在一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政党放弃国际主义去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 1914年的欧洲孕育着两种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站在数千万组织起来的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前面，选择第一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就永远不会发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所有呼吁国际团结和反对战争的讲话和决议，事实证明不过是吹牛皮？事实上，回顾20世纪，为什么社会主义领导人会一再出卖他们的工人阶级支持者的利益，而去服从资本主义的指示？ 欧洲资本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爆发式增长，到1914年制造了上千万工业无产阶级。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大规模罢工将工人阶级锻造成一支有战斗力的群众运动组织。这也相应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创造了一个普选的基础。在1912年，社民党拥有900万党员和90份日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它管理着一个妇女分部，一个青年分部，多家工会组织，以及难以统计的运动俱乐部和文化协会。 在那一年，社民党取得了一次戏剧性的选举突破，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以及110个席位，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但其从一个曾被禁止的小规模少数派组织，发展成为一台大规模的选举机器，同时也改变了该党的社会和政治特征。 这反映在“修正主义”——或者随后将会被称作“改良主义”——的崛起上面，其主要倡导者是爱德华多·伯恩斯坦（1850-1932）。他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缺少危机倾向，繁荣正在稳固增长，所以，从现在开始，工人阶级的处境最好应该通过渐进的改良来改善。伯恩斯坦力图将社民党重新定义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政党，而非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 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支配社民党，但他将其急剧地拉向右翼。卡尔·考茨基（1854-1938）更能代表大多数。他是一个中立派而非修正主义者。他继续相信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暴力性，也相信社会主义是合理及必须的。但他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个体系充斥着矛盾，不需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它最终也将自动崩溃。因此，考茨基在理论上是个革命者，而在实践中是个改良主义者。这使他能够消除伯恩斯坦彻底的改良主义与罗莎·卢森堡这样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政纲之间的隔阂。不过，所有三种倾向，依旧都停留在社民党内部，而不是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政党。 改良主义既反映了一个阶级的有限意识，也反映了一个社会集团的实际物质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多数工人都有“混合意识”。这是由三个因素的综合而出现的。首先，因为这个体系基于剥削、压迫和暴力，在它的受害者那里，会引起憎恨与抵制。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的地方病。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是统治阶级所持有的，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工人至少会接受其中部分主张。巩固这些观念的是第三个因素，工人经常缺乏斗争信心，因为阶级力量的平衡似乎对他们不利，这是个事实。 列宁区分了“工会意识”和“革命意识”。前者是大多数工人在大多数时间的态度；他们不喜欢这个体系的一些方面，因此有时会为某些专项改革而斗争，但他们没有决心去从事一场全力以赴推翻它的斗争。改良主义是工会意识的政治形态。它表现了在这个体系内，工人对政治变化的有限渴望。它并不反映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的利益。后者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一个基于民主、集体所有制和人类需要的体系来代替它。 然而，改良主义反映的是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一个独特社会阶层的利益：工业领袖、社会主义政治家，以及他们各自的，由全职官员、研究人员及幕僚组成的官僚系统。 劳工官僚的政治角色是在工作场所谈判剥削的条款，或者在国会中确保社会改革。在履行这些角色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代表一起工作。他们所做的，是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一个调停角色。与普通工人的社会地位相比，劳工官僚是享有特权的：工会官员和政治家享有更高的薪水，更有价值的工作，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舒适和保守的环境中。劳工官僚具体表达了工人正常的、日常的改良主义意识：左派的最小公分母。 改良主义意识中包括了民族主义。如果目标是在这个体系内赢得改革，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就成为政治行动的框架，而不是革命要推翻的一个目标。这种“民族利益”于是就对可能进行的改革施加了限制。 1914年之前，所有一切都不清楚。罗莎·卢森堡站在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线。在捍卫革命社会主义传统、反对社民党领袖增长中的官僚主义保守性中，她扮演了核心角色。特别是两本小册子——《改革，还是革命》（1899）和《总罢工》（1906），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的地标。但即使是卢森堡，也未能想到1914年8月4日的背叛——这是一起彻底打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革命终结，首先是1917年在俄国，接着是1918年在德国。当这些革命发生时，“社会主义”部长们将站在革命工人设置的街垒的对立面上。他们首先引导工人进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大屠杀之中，接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他们交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手中。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改良主义的历史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一排排穿着蓝色上衣和红色长裤的法国步兵，发射机枪和近代火炮。在屈屈一个月里，法国损失了其四分之一的军人。 三年之后，战争的外观永久地改变了。战役持续数月。它们延续了数十平方公里。地势被摧残成一个由碎石、树桩、弹痕、棘铁丝以及尸体组成的荒地。在大部分时间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军队依然待在由战壕和地道组成的地下综合设施中。当进攻时，他们向前葡匐爬行，最大限度地利用掩蔽物。 伤亡依旧十分惊人。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2-10月）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亡或者受伤。另一个造成百万人伤亡的是索姆河战役（1916年6-11月），在每次战役中，获胜方只取得了几公里的地盘。任何战役都没有打破僵局。战争依旧和以前一样持续着。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超过100万人非死既伤。1917年7-11月，这里的雨下个不停，把战场变成了泥潭。数以千计的伤兵因为摔倒而淹死。战线依旧只向前推进了区区几公里，战事依然胶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员死亡、环境破坏和财富浪费。工业社会通过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居民需要的能力已经转向了它的对立面：工业化屠杀。这场战争是国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竞争的极端体现。参战集团的全部工业产能都在建立、培训和保持大规模军事力量方面。其结果是陷入僵局。 大规模征兵曾创造了百万级别的军队。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普鲁士参战人数达到了6万人，在1870年的色当战役中，其数字为20万。而在1914年，西线的德国军人达到了150万。规模生产供应了枪支、弹药及装备，以维持如此庞大兵员的战斗力。在滑铁卢战役中，英国有156门大炮，它们总计发射了区区几千发。而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国投入了1400门重炮，在短短数天内，它们几乎发射了200万炮弹。 近代火力创造了一起顽固的“钢风暴”以及一个“空战场”。男人们从一个弹坑爬行到另一个弹坑，在被炮火击中的建筑碎石下避难，或者将隧道一直修到地面。僵局和消耗塑造了整个冲突。工业产出是决定性的：需求总是更多的枪炮，更多的炮弹，更多的炸药。在战时工业中，数百万工人被动员。后方成为轰炸和封锁的目标。 一战的战壕，已经成为了屠杀的象征。但不是它们导致的它；事实上，在火力支配的战场上，它们提供了免受“钢风暴”伤害的保护。 僵局只是故事的一半。工业化军国主义同样制造了越来越多致命的破坏手段。当相互竞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提高本国的杀人能力而竞争时，一场技术层面的军备竞赛就启动了。1914年有数万门火炮，1918年则有了数辆坦克。1914年8月英国在整个西线只有30架飞机，到了1918年8月，他们在一次战役中就部署了800架。 因此战争的特性必然会改变。1914年八九月间的运动战，转变成11月和12月的战壕僵持战。在1915年内，试图通过在无人区发动迎面进攻来打破僵局的尝试，以血淋淋的退缩告终。政治家和将军们总结说，他们需要更多的男人和军需品。正是在战争的第三阶段，1916和1917年，在凡尔登、索姆河及帕斯尚尔，发动了这种残忍的、持续数月的攻势。它们是大规模征兵和大批量生产军备的苦果，而后者是由充分动员和全面战争经济导致的。 堑壕战在前线所有地方流行。西线的经历可以在东线、在巴尔干，以及在中东发现。在扩展的东线，战线通常较弱而且更容易被突破。但长距离贫乏的交通线使军队的获胜放慢速度，并使得失败一方，可以在后方更远处建立新的战线。 僵局最终被一场基于“火与运动”的新步兵战术，与大规模的坦克和空军的革命性联合作用而打破。但这并不能使屠杀结束。事实证明，新的运动战远比堑壕战僵局残忍。“屠夫的清单”的大小，并不决定于战争的本性。它决定于其规模。它是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的产品。 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第一，当强权的工业扩张和竞争时，它们被帝国主义竞争所分裂；第二，当强权冲突时，这些同样的工业会大批量生产破坏手段。这就是二战将比一战更长更血腥的一个原因。它持续了6年并杀死了6000万人，相比之下，一战持续4年，死亡1000万。20年后，全球工业产能更加庞大。今天的一场世界大战，将极有可能造成远为更多的伤害。 社会被现代工业化战争固有的屠杀和贫困所分裂。为了维护对战争的支持，统治阶级谴责“敌人”并中伤“叛徒”和“间谍”。有时，这转化成灭绝种族的种族主义。在1915年间，奥斯曼土耳其在一场国内的“反恐战争”中，杀害了150万亚美尼亚人。他们用枪、棒和疏忽杀人。一代人之后，甚至种族灭绝都将工业化：在特意修建的灭绝工厂中，纳粹谋杀了600万犹太人和600万其他种族。 对统治阶级来说，危险是士兵和工人将用暴动反对一场蓄意谋杀式的消耗战。没有继续一场老板们为帝国和利润进行的战争，他们会将阶级利益置于民族仇恨之上，并与“敌国”的士兵和工人，实现一个共同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被这样一场来自底层的革命所终结。从1917年开始，一波抗议和革命的高潮席卷欧洲。俄国首先退出了战争，关闭了东线。接着德国在西线结束了战争。随后，在几年之内，革命有全球化的危险。对于战争的普遍厌恶几乎打倒了每个地方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幸存只在咫尺之间。我们现在转向这个世界革命的海啸之中。 [1]南京条约开放的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五个港口。 [2]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是地主武装。新式军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是主力。 [3]指英吉利海峡。
黎·穆塔里甫诗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五月——战斗之月 ·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绿色的春天 ·会给你生命 ·战斗的中国妇女 ·我们在战斗 ·战斗的波浪 ·创造解放的花园 ·关于诗人的“对句诗” 黎·穆塔里甫诗选 黎·穆塔里甫（1922-1945），维吾尔族优秀的革命诗人。1945年和战友们准备武装起义时，因叛徒出卖被逮捕，在监狱墙上写下： 这广漠的世界对于我恰似一座地狱， 万恶的刽子手使我青春的花朵枯萎。 9月18日他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年仅23岁。 五月——战斗之月 今年——在这战斗的五月里， 大自然中迸发着青春的喜气。 在全世界 庆祝着人类光辉的战斗的节日。 为了推翻那痛苦之山， 人们掀起了火热的斗争， 在资本家的工厂里， 车床、机器沉入了梦境。 在帝国主义血腥的皮鞭下， 滴满鲜血的每块土地上， 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伟大的行动， 使面临着死亡的旧世界垂头哭泣。 象浪潮一般的示威游行， 高举起来的成千成万只拳头， 人们异口同声地高呼： 我们要自由，要平等，要幸福！ 五月——战斗之月，充满战斗！ 不争取最后胜利，决不罢休！ 在中国，在这战斗的五月里， 曾发生过一串串 耻辱的、悲惨的、 使人敬仰的亊迹…… 洒满济南街头的鲜血， 已经写入了—— 中国的历史。 血并没有白流， 从这些血里开放了花朵。 五月之风对我们嘱咐： 今后，让我们中国， 要雪恨， 要复仇， 要英勇地战斗！ 要保卫， 要解放， 比我们的生命还宝贵的祖国！ 要支持， 要永远拥护， 人类的解放战斗。 五月——战斗之月，充满战斗！ 不争取最后解放，决不罢休！ 1942年9月18日乌鲁木齐 克里木霍加译 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我们能够不断地英勇地斗争再斗争，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我们敢于顽强地背叛陈旧的人生，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帝国主义从地球上绝了根， ―切被压迫者从生活里看到远大前程， 大踏步地向着幸福的未来迈进，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我们被压迫者同甘共苦， 坚实地向崭新的路上大胆迈步， 让我们稳固地奠定下平等的基础，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贫困受难者不再受苦， 再也不说：“啊！多么闷气哟！” 当他们失望的时候得到同情与互助，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文化——科学洋溢在袓国， 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 假使在叛逆者的路上沖破封锁，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每个地方都听到工厂的汽笛声， 火车在铁路上奔驰呜呜长鸣， 假使飞机在空中隆隆飞行，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英雄的青年们能挺胸而出， 对每一件事都能英勇机警， 假使从阴暗的角落里能放出光明，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成群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任务， 在艰难的坏境中能埋头吃苦， 心里盘算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把野心的民族主义者从根铲除， 我们敢于为真理挺胸而出， 假使能成为一个解放中国的旗手，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掌握建设技术，不向困难低头，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怕牺牲自己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穆塔里甫，你大胆说出了真理， 勇敢地堵挡住敌人的来路， 为真理而强烈地高呼“乌拉”，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1938年4月 克里木霍加译 绿色的春天 绿色的春天，你是季节里自由的一季， 我很想念，也许人人都想念着你。 那些花儿，夜莺，袅娜的柳丝， 都是你雕刻的优美景致； 还有那些溪水，瀑布，活泼的风， 都自由地喧闹在你那欢愉的怀里。 在清新的黎明，傍晚，洁白的月夜， 劳动在田野里的农民是你的知己。 田园美丽，田园活跃，田园可爱， 田园是劳动者宽阔自由的舞台。 群鸟和虫类是你的乐队，云雀是鼓手， 劳动的响亮歌声在到处涌现， 抡起砍土镘，刨开地，拖起耙子啊， 这舞台上的演员就是那勤劳的庄稼汉。 母亲在撒种，姑娘在拖耙，全家耕作忙， 每一个妇女就是劳动的著名女演员。 田里简直是度节日，都在尽情地歌舞！ 春恋，就是年青诗人的灵感。 1938年3月。 会给你生命 这斗争①会使被压迫者的幸运象花一样开放， 给压迫者、刽子手、帝国主义带来无情的死亡。 敌人战不胜被压迫者的强大而团结的力量， 这力量必定会把世上的暴君一扫而光！ 被压迫者的斗争前途是光明的，永会放射光芒， 宇宙是他的广阔的疆场，他的手臂象钢铁一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斗争，前进，这斗争会使你幸福，会给你生命！ 1938年9月，伊犁。 ①指抗日战争 战斗的中国妇女 “狗报主恩，女人则为累赘”—— 这是黑暗岁月里的一位“贤哲”的谬言！ 如今我们把“头发长，见识短” 象这如乱麻似的往年， 早已抛弃在背后， 甩在遥远的一边。 假如用你的智慧瞄准已往岁月的胸瞠， 再刺入你的知识——科学的宝剑。 假如你把一根细毛劈成四十瓣，[1] 你会清晰地看出， 以千百万祸害交织成的奥秘的画面。 我们的岁月是战斗的，我们都是战斗员， 我们，男的和女的， 都已经学会了怎样战斗。 由于把已往的那条狹窄的路抛弃在后面， 因此我们要向前进军， 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开拓了无尽的大路 1939年3月。 [1]这是维吾尔族的谚语，意思是要把问题追根究底，求得真理。 我们在战斗 我们与旧世界在战斗， 在每一个事件里， 在每一步行动中， 都掀起了斗争， 彼此交锋，互相抗衡。 我们的前面坚硬得如钢铁， 好象是一座大山那样炽烈， 它要烧掉那些陈旧的， 使它粉碎，使它毁灭； 你们瞧！在我们后面， 开满了形形色色、格外鲜丽的 胜利的花朵。 浓香扑鼻的气味， 喷散到那黑暗、腐臭的角落。 瞧！ 我们在向旧进界辞行， 在与封建逨信抗争， 步步都在和它拼命。 因此， 在我们的袓国，前途象开了花。 我们是它的莺儿， 不断地唱着歌。 以充沛的热情追求着生活， 把人民的事业担在肩膀上， 替愚昧的人们梳理蓬乱的头发， 让新颖的代替陈旧的， 你们不是在瞧着吗？ 暴君的毒恶的心机， 已被我们粉碎， 已被我们捣毁， 我们还继续这样干下去。 瞧呵！ 我们使日本帝国主义， 在那血的疆场上簌簌地发抖。 我们束紧了腰， 我们看准了时机， 继续向劳动的旷野进军。 我们要劳动！ 我们要饱尝“新生活”的果实。 我们所盼望的解放， 它永远会给我们光明， 会给受难者敞开幸福的大门。 我们就是这样， 把封建迷信的死灰送入坟坑！ 不要等待我们吧， 别了，永别了，腐烂旳旧世界， 我们就是这样： 时时都在与你进行着抗争！ 1939年3月，伊犁。 战斗的波浪 战斗的波浪是甜美的，我们向它展开了臂膀， 我们要用战斗实现心底的愿望， 在战斗中，一定赢得中国的解放， 我们还将庆祝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 争取崭新的生活要度过无数艰难的岁月， 我们决不能满足眼前的斗争。 我们要向面前的障碍、余孽、废墟进攻！ 烧掉那拦在我们道路上的一切荆棘、蔓藤。 真正的历史给我们昭示了过去，指引了未来， 未来在对我们招手，我们将会达到它的高峰。 我们越过了血的山，望见了崭新的乐园， 在斗争中，我们才能走上飞速的路程。 爱劳动的人同情我们的斗争， 因此，我们能经得起沉重岁月的考验。 幸与不幸并没有雕刻在谁的额前， 这取决于斗争，取决于不断的斗争！ 那沿着地轴被痛苦折磨着的是谁？ 啊……正因为想起他们，心血在奔腾。 被压迫者全在我们这一边， 不要忙，月移年迁我们终久会和他们拥抱相亲。 那时侯，在荒凉的戈壁上会开放战斗的花朵， 在花朵中我们将会闪射出象阳光一样的光芒。 我们越过了血的山，望见了崭新的乐园， 还将竖立起自由的旗帜，在战斗的波浪上。 1939年7月伊犁 克里木霍加译 创造解放的花园 旧世纪的灰尘妄想把真理蒙蔽， 真理却在战斗中抬头，获得了胜利！ 恶势力的根基崩溃了， 他们的生命在阳光下奄奄一息。 压迫者玩弄欺骗的伎俩， 使他们枯朽的宝座维持至今， 千百万失业的人们饥寒交迫， 在他们残暴的统治下痛苦呻吟。 尽管他们为了苟延寿命抹杀了真理， 但真理却无情地掀开了他们的假面具， 当他们的妄想象泡影一样破灭， 便给人们带来了第二次灾难①。 真理和正义早给过他们公正的答复②， 那时，他们也曾妄图用炮火毁灭一切， 强盗们企图使他们统治的船舶 在人类的血河里永久航行。 现在，饱受痛苦磨难的劳动者， 诅咒战争，举起了钢铁的拳头， 摧毁旧世界的压迫堡垒， 建立真正自由理想的新世界。 这个巨大的浪潮激荡着中国， 战斗的号角响彻每个偏僻的角落， 我们年轻的心将象鲜花似的怒放， 我们要把全世界创造成红色的花园。 1941年3月乌鲁木齐 ①指笫二次世界大战。 ②指笫一次世畀大战。 关于诗人的“对句诗” 从远处说起吧，诗人，要为美丽的花园做黄莺， 要为你的子孙后代做一首传诵不完的诗篇。 在创作的园地里你不要使果实急于收成， 要做连一个生青果也不给别人的园丁。 不要慕求声誉，如果愿意让它来找你， 在创作劳动的战场上做一名顽强的勇士。 不要姑息，不要在灵感的乐声里沉湎， 要为长远时代的展览馆编织文艺的花坛。 辛勤的劳动永远是创作随身的伴侣， 灵感是赛乃姆，你便做追求她的艾里甫，[1] 你不会死，诗人永远不会死却， 只要你做人们身上纯洁的血液。 我愿为人民献出自己的一生， 为人民的觉悟你要做慈爱的母亲。 世界是多么宽广，到处都涌现着奇迹， 为劳动、为创造你要有用之不竭的毅力。 不要染上骄傲的病菌，让你的笔下丰收， 在百宝库中做一个最富饶的宝藏。 我本是诗的陌生人，但已系着感情的项链， 人民的觉悟告诉我，要我做他们的知心人。 不站在正义的立场，创作得不到繁荣， 引吭高歌吧，让乌提库尔[2]为你的歌声震惊！ 1944年阿克苏 [1]赛乃姆是维吾尔族古代爱情传说中的女主人公，艾里甫是男主人公。 [2]乌提库尔，即人名。 ——录自《黎·穆塔里甫诗文选》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持续的十二年期间，我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德国最受警察迫害的人。警察有成见，认为我是一个不可不监视的最危险的人。冯·普特卡美尔先生自一八八一年春季起直到一八八八年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的末一天止，任普鲁士内务大臣，他承认了这个意见，因为一八八六年在国会的一次社会党人的辩论中，他就称我为“最危险的人”。人们自然不会认为，我处在这种警察保护之下会感到舒服。正相反，我对这种救国措施的憎恨一年大似一年，警察对许多同志以及对我所进行的无数卑鄙和昧良心的行为，堆积如山，也使我对它的蔑视有增无已。我逐渐产生一种心情，就是我最渴望发生一次国内大灾难，使我们能够报复一切由他们那方面施于我们的罪恶。今日回忆当年，我还头上冒火。如果我到柏林参加国会开会，就受到寸步不离的监视，我的社会民主党的同事也是如此。但是在我背后发电报，由这个城市向另一城市打电报，告知我将到和在什么时候可以到，则只有对我如此。这多半是这样办理的：监视我的警察一看到我到车站购买车票，他就即刻到售票处打听我买哪里的票。我不仅在所谓鼓动旅行被追踪，即使我作业务旅行时也对我这样胡闹。我后来学会能在稠人广众之中发现这个“密探”的本领，每逢火车进站时，我由窗子伸出头去，很快就发现那个要担任监视我的警察的面孔。处在这种追踪之下，我和我的追踪者之间展开无声的战斗。因为我自然感到需要，尤其在夜晚来往于同志们中间并同他们交换不让警察与闻的意见，所以我竭尽全力把跟踪我的“救国者”“移开”（像我们的术语所说的），这就是说，我竭力在杂乱分歧的街道和房屋中间把我的追踪者甩掉，这用我的两条快腿和同志们的帮忙几乎无例外地达到目的。许多安闲的市民露着惊讶的样子看我，当我的快步渐渐变成了小跑，在我后面隔一段路有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后来实行了环游簿的办法时，铁路追踪的样式也改变了。我在一八八五年春季第一次利用这样的环游簿。我由德累斯顿启程经过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瑞士。在德国境内的追踪同以往一样。当我由巴塞尔往巴登州到夫赖堡时，我吃了一惊，看见我的警察卫士已经站在我时常住的旅馆门口等着我。在卡尔斯卢合这种事又发生一次。我于是问侍者，警察从哪里知道我要来。他耸一耸肩，并且认为，这警官三天以来就已站在旅馆门前等候我。这事情对我越来越神秘了。在同样的监视系统之下，我最后来到了美因茨。我到达我要住宿的旅馆的时候，侍者领班在那里站着，他看到我时叫道：“您到底来了，倍倍尔先生，我们已等候您八天了。”当我惊奇地问他：“是吗，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您的道德卫士八天以来总到我们这里问，您什么时候来。方才他看到您来就溜开了。” 我觉得这太讨厌了。次日上午，我拜访一位我党同志，他是市议员，因为美因茨的警察隶属于市政府，或者由他那里能知道，这种监视方法是从哪里来的。我不久就解决了这个疑问。我发觉，原来德累斯顿车站管理处把我订购环游簿的事通知德累斯顿的警察并把联票抄一份给它。德累斯顿警察局当时是全国最热衷于追踪我们的机关之一，它立刻通知有关各地的警察局，说我将来到。但是警察不能知道，我在各个地方将逗留多久，所以他们计算的时间与我到达美因茨的时间相差八天。 在那些年代，不仅铁路局同警察的关系密切，而且邮局也是这样。寄交著名社会民主党人的信件或包裹，在送交以前，邮局先通知警察局，使它能在物品交到后立即进入住宅而加以没收，这种情况发生过几千次。在七十年代，李卜克内西在国会控诉他的信件被人私拆时，帝国邮政大臣斯台凡博士回答说：“书信里的秘密在德意志帝国就象祭坛上的圣经那样可靠”，早在当时，这句话我们就不相信，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却使我们有加以评论的充分理由。在我这里，邮政和警察的联系也还以其他形式暴露出来。 厂主和商人有一种商业习惯，即如果派代理人出发前往接受顾主订货，在代理人到达该地前不久，寄去一份印好的说这人即将到来的通知书。这在我们生意上也习用。有一天我在美因茨得悉，许多天以来在维斯巴登车站上已经站着两个秘密警察，以便在我到后担任监视我的职务。而且警察是由邮局中的商业通知书获悉我将到来。我很快决定了戏弄他们一下。第二天早晨，我同两位亲密的党员同志乘车到维斯巴登前面最近一站，我们下车后由另一条警察料想不到的路进城去，在那里办完了我的商业事情并且还与我党同志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当我晚上同一大批同志一起出现在维斯巴登车站搭车回美因茨时，那两个警察还站在那里，他们看见我之后那副万分惊愕的神气使我们非常愉快。 一般说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党同志简直把竭力摆布和欺骗警察当作游戏。每一个成功的戏弄都非常可笑，从而鼓励人另作新尝试。我们聚集在一处办完我们的党务以后，正应当来一阵欢笑，娱乐材料大部分是叙述如何愚弄警察的故事。警察有所发现和知晓，很少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机智和技巧，而是由于某一个同志的疏忽或者喜好多言。除开有同志背叛，这种人不能抗拒警察的金钱引诱，或者是为警察所迫作叛卖活动，因为警察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如果告发，就会把有关的人送进监狱。这样的强迫事情曾屡次发生。基督教国家的警察支柱情愿让刑事罪不受惩罚，如果犯罪者同意走上政治变节的道路。 我有个在大多数旅馆使用假名的习惯，这自然很快就被警察发觉，但从不追究。我所以这样做，一则是因为资产阶级圈子里对我的敌对态度使许多旅馆主人如果知道我是谁，就不让我住宿。再说，我也不愿引起其余客人的好奇和呆看。因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已经把以前所留的上髭和下须改变为留满腮胡须，所以我的外貌没有多少人能认识。自然，旅馆主人和他们手下的职员会很快地探知我是谁，但也不惊扰我，职员们照例是同情我的。我长期犯了一个错误，在一个地方使用我同伙的名字，在另一地方则用商人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的名字。但有这么一回，在一个地方我以往曾使用我同伙的名字，这次则用了弗里德里希的名字。这真不幸，我于是从现在起总使用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 这有一天在巴登的夫赖堡引起了一件趣事。我早晨走出旅馆去做生意。在门口遇着邮递员，我问他，有无莱比锡商人弗里德里希的信。“有的，而且还是挂号信！”他回答。我把收据签好后走出去。五个月后，我又到夫赖堡，可巧在门口又遇到那个邮递员，我又问他，有无商人弗里德里希的信。我一说这名字，他抬起头来严厉地看着我说：“您不是弗里德里希先生，您是倍倍尔先生！”“不错，这您是怎么知道的？”“瞧，今年春天您可把我弄得非常为难。您还记得，我当时交给您一封挂号信，当我回家后检查我的收据时，吃了一惊，发现您那张收据的签名不是弗里德里希而是倍倍尔。我赶快跑到旅馆找侍者领班诉苦。侍者领班笑着解释说，倍倍尔和弗里德里希原是一个人。”幸而邮递员的上司（他必须把收据全部交给上司）只点一点数，而没有细看签名，所以他没有受到责罚。 这件事我觉得实在有趣，但是我从此以后开始小心了。 警察对我个人的监视，在那些年里常常是具有既可恶又刺激的性质，尤其是在德国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城市中。在德国北部监视人员，我可以说，是慎重些。警察的举动不大使人注目并且跟随我也离我远些，但是在中德和南德的一些城市中，警察是既拙笨又粗鲁，就是以警察观点来看也是愚蠢的。这里跟随我的照例是便衣警察，如果我带着我的样品箱穿街行走，他就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若进入房屋，他就在附近等候，到我出来时像只忠心的狗一样又跟上了。当一八七九年春季在纽伦堡第一次对我监视时，这消息像电光石火一样在我党同志之间传播开来。晚上，群众集合在警察局门口，对警察大骂，这种大骂只有一个巴伐利亚人能喊出口。思想较稳健的同志不惮烦劳地劝导群众散去，以免发生冲突。 这里在纽伦堡有某一个叫做马尔兴的人，是多年来监视我的秘密警察，他从早到晚追踪着我。有一天晚上，我又像平常一样甩掉了他。那时将近半夜，我和一个让我在他家住的朋友（很易理解，我当时宁愿舍旅馆而住私人住宅），一同走回家。我的朋友住在格莱斯哈迈——纽伦堡的郊区，铁路的那一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月夜。我们越过一片草地，刚一走上街道，我就突然看到这位马尔兴先生站在路旁一颗白杨树下。他显然想至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使我朋友注意马尔兴。他一看到马尔兴，就飞步向他跑去。这个区域死一般的寂静，到处都不见一个人。现在在马尔兴方面可以说，一个抵两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于是他急忙转身，沿着大道飞奔而去。我的朋友就大踏步随后追赶，他俩进入两个庭院中间一条弯曲的小道里面就看不见了。忽然间枪声砰然一响。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认为，警察用枪打了我的朋友。我急向他们追去。当我刚转入小道的时候，我的朋友大笑迎面而来。“谁在打枪？”我问。“我打枪，可是这家伙逃了”，他回答。“是呀，你疯了，如果明天马尔兴告你，我就必须作反对你的证人。”“我只是对空射击的呀”，他以安慰的口气回答。奇怪的是，我们不再听说这件事。马尔兴大约认为缄默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后来他退出警察界做起牛奶生意。竟有人向我断言，他参加了党。 一八八二年，我无意中导致了政府剥夺佛尔特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权利。这个市政府是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所组成，它允许我在一个参加者非常众多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巴伐利亚政府因而大怒，剥夺市政府掌握结社与集会权的权利，把它移交中弗兰克专区政府。一九〇二年年底（亦即二十年以后），塞基茨同志在邦议会上质问巴伐利亚政府，究竟它还要把剥夺佛尔特市政府权利维持到何时，当时的部长冯·菲利奇回答说：只要佛尔特的市政府中有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就一直保持下去。但是人们不久就改正了想法，把权利仍交回佛尔特市政府。这样一个部长，用这末可笑的卑鄙手段来治理国事，在德国，大家知道，竟被称为政治家。 我从纽伦堡—佛尔特，通常往慕尼黑去，在这里我也最多停留三四天。我一到达，我党同志马上都知道了，然后在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星期日，照例在一个啤酒店里来个大集会。同志们随后成群出发，以高呼和歌唱来示威。紧跟在同志们后面的是由警监米歇尔·格里特或其助理欧尔带领的为数约十二人的尊贵的宪兵。星期日的娱乐经常是以我又一次试行避开警察而结束。直到如今，我记忆犹新，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长个子马克西姆·恩斯特如何用手拉起衣襟，迈开两条长腿穿过错杂的小巷向宫廷酿酒场附近冲去，我看着他表演的那种滑稽像，笑得几乎难以跟上前去。 在符腾堡做得和气一些，虽然那里的警察也常常使我们的同志生活困苦。有一次，斯图加特的同志集会纪念三月革命，一个警官前来声明说：不准作庆祝演讲。一切谈判无效，坚持禁令。于是纪念会主持人问他，是否准许宣读，这警官以其充分的尊严感给了典型的答复：“可以宣读，但不许乱扯！”于是发表的不是一篇也许相当温和的庆祝演说，而是宣读弗莱里格拉特和别人的革命诗篇。国家又被拯救了一次。 另一事件的经过是：一天晚上，我在斯图加特，三个艾斯林根的同志来请我立刻同他们往艾斯林根去，在那里的一个集会上迎接宗纳曼。我拒绝了。一则我疲倦了，二则我在业务旅行中也不喜欢在公开集会上讲话，因为我不愿在所谓自己家里冒犯几乎尽是我的政治敌人的主顾。最后我不得不勉强向他们的热情让步。当我们进入会场时，里面已经人满。我们只得站在门口。宗纳曼讲得特别坏，他显然没有兴趣。卡尔·麦耶尔作主席（柏林有人开玩笑地说，麦耶尔每天早晨至少要吃一个普鲁士人作早餐）。宗纳曼讲完后，麦耶尔要求听众报名发言。我报名发言。当麦耶尔和大会一听到我的名字，发生了一阵骚动，好像从屋顶上飞进一颗炸弹。麦耶尔于是通过他在滔滔不绝的讲话中致敬于我这“勇敢的民望所归的人”，并声明他抱歉得很，他必须辞去主席职务，因为我所隶属的党是受非常法追究的。这是我所没有遇到过的事，尤其没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那里遇到过。当机立断，我抓起铃向大会声明说：幸而我们是在符腾堡，这里根据邦法不要求集会向警察办理登记手续。如果无人反对，我愿接充主席。大会默然。我必须来作这个非常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在艾斯林根的同志中间我应建议由谁来担任主席。于是我自己发言。但是很快我就觉察到，宗纳曼为什么讲得很坏。十分钟后，我的遭遇同他一样。稠密的人群和夏天的温度产生酷热。并且因为会场似乎以前不久才用石灰粉刷过的，天花板和墙壁都开始反潮，无数的石灰粉散布在空气中，贴在粘膜上，讲起话来特别吃力。我的心情很不安。这时由门口发出一种声音打断我的话。我没有听懂讲话人的话，问他要干什么；他回答我说：“以法令名义解散集会！”没有人比我更幸运了。声音是由一个警察发出的，他原是来作听众的，但被他附近站着的那些民族自由党的城市大亨们多时劝诱，以致声言解散大会。但因此却保证了大会的效果，因为大部分与会者恼恨被这样打发回家。一般说来，在那些年代，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统治之下，我们如果在讲话中间忽然被监视的警官打断并声明解散集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感到苦恼。这经常引起拥护发言人的示威性掌声，因而效果最好；再说，也保护了发言人的肺。 在那个艾斯林根集会的次日，我往杜宾根，在那里有我一个很熟的人——一个左倾的人民党人——在车站接我。我给他叙述艾斯林根的事，他听了摇摇头。午饭时，我们一起到市政厅酒店，我们坐的那张餐桌已经有一位先生坐在那里，我的熟人向我介绍，说他是杜宾根市的警务长。他就立即为这个人叙述艾斯林根的事件。警务长笑了，然后对我说：“您知道，倍倍尔先生，今天晚上您在这里举行一个集会，我向您保证，我不解散它。”我笑着回答他：他这亲切的邀请，是警察方面对我迄今所未曾有过的，可惜未能从命，因我必须乘下午的火车往苏黎世，那里有人等候我。 在巴登是另一个样子。那里的警察在那时期已经采取了普鲁士的方式。在夫赖堡对我的监视特别严厉。我习惯住在“罗马皇帝”旅馆。旅馆老板，一位斯布林格先生，自然是我的政治敌人，但也是一个正派人。他很憎恨警察一大早就在旅馆的前门以至后门放哨，来等候我出门。并且当警察先生日渐大胆，有一次竟闯进庭院，他就强硬地把他们赶了出去。有一天我在警务长维乃尔那里控诉这种无耻的监视方式，但是这位先生非常不悦地对待我的申诉。一个像我这样危险的人，如果警察加以监视，是不许他控诉的。我声明，这种监视方式将在下次国会中提出。他回答说：这于他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什么必要就做什么。我相信，我如果在国会中攻击他，这位先生会欢喜的。当时的大公是我们凶狠的敌人，一个因为对我们处置过严而被我控告的官员可以得到他的欢心并有升级的希望。在九十年代，这位大公在退伍军人协会庆祝会上还（没有提名）一再驳斥我的两次庆祝会上的演说，一次是在辛根附近的霍亨维尔，另一次是次年在黑森林的维林根市。 卡尔斯卢合的监视也是无所不至。我曾屡次这样摆脱对我的监视，每见有单独停放着的出租马车，我就一跃而上，飞驶而去。一个星期日，当我和保尔·辛格尔在卡尔斯卢合遇见时，他也参加了这样一种行动。 许多年间，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一个特别讨厌的陪伴。这个人跟在我后面，几乎不到一公尺。有时我停下，好像要看一座有趣的房屋或一棵树，他立刻也采取相同的动作。但有一次在大白天我把他“甩掉”了。我在一天中午乘市郊火车往欧芬巴赫。他跟着我上去，坐在我坐的车厢里。在欧芬巴赫，我把生意很快办完，然后去拜访我党的朋友乌尔利希，他在城边一座房屋的院子里开设一个小印刷所。我问他，我有一个追踪者站在房子面前，我如果不乘市郊火车而利用美因—威塞尔铁路（当时卡塞尔—法兰克福线这样称呼）能否避开他。乌尔利希认为可以，不久就有这样一趟火车，我只要跨过庭院板墙，横越田里一条小路，即可直达美因—威塞尔车站。乌尔利希帮助我翻过板墙，而后他把我的样品箱递给我，在火车将要到达时，我到了车站。到法兰克福后，我跑到我住的“达姆斯塔德城”，这是靠大教堂很近的一个小旅馆，这教堂在一八四八年曾作国会的激进左派的饮宴之所。我把样品箱放下就走了。当我夜里十一时以后进入客房时，店主人和客人都大笑起来。他们向我述说，当我晚上离开旅馆后，不久有一个警察坐一辆出租马车狂奔而来，才知道我已经离开旅馆。在客人大笑中他咒骂着去了。 后来我把这些经过在国会中发表了。因此至少在法兰克福和维斯巴登停止了这种可厌的监视。 但是即使在国外，我也不免受警察的迫害。我常由齐滔出发顺路到波西米亚的赖辛贝格作生意。我一由那里起程，在齐滔车站上的萨克森的岗警就用电报把我的到达时间通知赖辛贝格的警察。到那里后，一个雄赳赳的宪兵已经全副武装地站在车站上，为的是伴送我到我的主顾们那里去。这引起巨大轰动。随后有一天我做完工作后同一些我党同志在一个饭馆花园中集会，我们正在谈话，我就被召往见城市当局，他询问我到赖辛贝格干什么以后，劝告我乘下一班车离开这里，否则他将给我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在奥地利那时候完全同我们这里一样笼罩着仇视红色人物的狂热；对我们同志的极厉害的残暴惩罚成为日常事务。这些惩罚对他们同对我们一样毫无用处。 由赖辛贝格我多半是穿过北波西米亚前进。我一次作这样的旅行，最后到了开姆尼茨。在这里我也受到通常的接待。而且警察蛮横无理，竟敢当我不在，从旅馆里把我的箱子取去并且要打开检查禁品。有一个警察甚至在大街上要我同他到警察局去，以便检查我的箱子。这我拒绝了，倘若他愿意扛箱子，我可以跟着他。他满足于同我进入一座房子，来证明箱子里面并没有有害的东西。我对这个不法行为一直控告到部长那里，但没有结果。 相反地，在同一天下午我却同米特维达的警察有出可笑的插曲：我到那边去是为了拜访我们那里的同志。当我到达米特维达车站时，我受到双重的迎接。有一批党员同志等候我，在他们后面站着一群由城市首长——市长奎布莱尔尊驾亲自率领的警察。这种迎接使我觉得非常可笑。我于是立刻向我的同志们建议，不到饭店去而到米特维达市的主要街道上来回散步，同时我把种种事情讲给他们听。想到就做。开始散步。在我们后面不远跟随着市长和警察。几分钟后聚集了大群的人，由人群中喊出种种对市长和警察的冷嘲热讽。大家都笑起来。市长非常狼狈地避到一座房子里，命令他的部属离开。 当我由米特维达回到开姆尼茨的时候，在我住的旅馆前面警察给我站了双岗。我早已睡起正义人士的大觉，而可怜的警察却须在离开岗位后才能办到。第二天早晨，我乘第一班火车走了。当警察又来值班时，他们听说，他们的站岗已成为多余的事，定感满意。只有敌视我们而毫无思考能力，并且不再感到他们在每一有理性人的眼里如何出丑的机关，才能采取这一切措施。反社会党人的疯狂使他们失去了理性。 一八八一年我被驱逐出境以后。在莱比锡也是这样。人们非常开恩，准许我一年有二次最多三次，到这城里来一天，以便为了业务旅行了解一下业务情况，这时也立即有警察从早晨到晚上在门前站岗。到账房来访的同行人开玩笑说：我们已猜想到，陛下又到临了，他的护卫站在门口。我们的一个工人恼恨这种监视，以恶言对警察喊叫，因而被禁闭八天。如果我在旅行中经过莱比锡，就必须预先呈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车站，什么时候由什么车站离开那里。于是警察的监视又发生效力，规定是，不得停留地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搭下次火车离开本市。这个义务加在一切由莱比锡及其辖境驱逐出去的人，他们一旦旅行经过该地，都应如此。莱比锡警察对我特别严格，有些允许李卜克内西停留较久的地方，对我都经常加以拒绝。这样两种对待的原因，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后偶然获悉。警察权威人士——卫队长多布勒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莱比锡通讯是由我发出的，通讯总是开他的玩笑，把他说成绿眼睛的人。其实并没有一篇通讯是我发出的；如果多布勒不是个十分愚蠢的人，那末他从笔调上（这他在莱比锡可以长年研究）立刻可以认出，肇事者是谁。欧克森斯提纳[1]的话总是对的：“你不知道，我的儿子，世界是以多么少的知识来管理的。” 我还能絮絮叨叨把这一章说得很长，但我只再叙一件也许可能使我遭到极恶的后果的事情，来结束这一章。一八八一年三月间，我到东部做生意。同时我也到波森，并决定顺路到我父亲出生的城市欧斯特罗沃一行。根据我党同志鲁克的说法（他的双亲住在那里），在欧斯特罗沃还有我父亲的三个姐妹在世，此外还有一批年轻亲属。年轻亲属中，我也遇到过一个表兄弟，他常到卡里希做生意。他向我建议次日（星期日）到卡里希去一趟。卡里希是个要塞，驻有强大的俄国军队，我还从来沒有看过一个俄国城市。他不难給我搞一张假护照。我预感这件事也可能出漏子，因为我觉得，我在欧斯特罗沃也被警察监视。所以我拒绝了。当我星期一早晨走进客房用早餐时，店主人问我，是否听到夜间发生在旅館中的吵闹。我惊奇地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十二点钟以后，柏林来个电报，说星期日午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被炸弹炸死。这消息使他的客人非常愤怒，有几个喝醉了酒的，认为德意志社会民主党是这次行刺事件的共谋犯，所以有人打算闯上楼去，把我丢出房外。他煞费苦心才把这件事阻止住了。 这真是个可喜的通知。不久以后，我的表兄弟来了，他说，幸而我们没有在卡里希。他方才听说，那里接到关于沙皇被刺的电报后，下午四点钟城门全闭，不准任何人出入。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在卡里希被认出来（对于这，德国警察无论如何都要负责办理），那该发生什么情况。俾斯麦侯爵对于我的释放大概不会动一个指头，他的警察，据我们当时所得的经验，甚至会发誓说，我在东方的旅行很有嫌疑，虽然我除在哥尼斯堡和但泽之外，从没有拜访过我党同志。在那事件后没有几天，柏林《邮报》竟发表一篇文章：“倍倍尔先生在俄国边境”，把我的旅行同行刺联系起来。所以我有理由为我的小心谨慎、中止卡里希之行而庆幸。 [1]一五八三——一六五四年，三十年战争期间任瑞典首相。——译者
一宗失去的遗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宗失去的遗产 一八七九年春季，在莱比锡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美籍德国人，一八四八年的老战士，名叫林格瑙，他通知我们说，他在日内瓦同让·菲力普·贝克尔约好，留在那里一份遗嘱，遗嘱里指定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为继承者。他指定李卜克内西、盖布、白拉克和我为遗嘱执行人。因为林格瑙，五十岁，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显然是非常健康的，决没有人会想到，我们能在短期内继承他的财产。可是他在秋季返回美国时，一登陆就中风逝世。我由夫赖塔格的帮助办好了必要的证件，并与纽约附近霍包肯市的我党同志左尔格取得联系，以便尽快拿到落在我们手里的一份财富。这事关系到约一万二千美元。这在我们的困难中很有用处。我于是写给左尔格同志下面一封信，同时这信也是我们情况的报告书：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 前不久约·菲力普[1]所要求的全权委托书希望您已拿到手，我们只盼望一切顺利，如意进行，并且到年终我们真正能完全办好。往这里汇款时要特别谨慎从事，不要把钱落到我们的好朋友——敌人的手里。所以您不宜把钱直接汇给我们哪一个，而汇到一个不会有危险的地方，关于这，我们建议汇到律师夫赖塔格那里。您最好把全数开一张支票，写一家德国银行，最好是莱比锡的银行抬头，这样一来，这个行动就没有更多的人的注目和知晓。这款一付出，我们就召集遗嘱执行人开会，以便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思来支配这笔钱。对于我们在德国的人，这钱来得再适时没有了。可怕的危机在今冬所达到的程度和所造成的灾难几乎是我们从来所未有，这自然对我们的人的捐献能力起了不利作用，在道德方面也起了败坏作用，这种先失业而后无限期流浪街头的危险，使最有勇气的人也极端谨慎起来，许多人极不愿冒这种危险。在今天，因为到处都有人手过多的现象，并且一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正因为未再看到社会民主党公开活动而对它越加害怕，越加憎恨，所以惩罚的危险也就越大。我们所表现的每个生存迹象都在某些人士中引起恐惧，这使我们非常高兴。人们不能了解，我们会还活着，我们哪里来的勇气，还不顾神圣警察而把头抬起来。警察自身也经常在恐惧和烦恼中讨生活，因为我们不顾一切的监视和侦察仍举行秘密会议，阅读犯禁的书报，警察于是在许多地方竭力防范这种情况，他们用的方法您在那里是想不到的。相反，我们这方面却把那神圣的海曼达德[2]掌握得非常之好，故意把他们的迫害狂引导成可笑的行动。所以在这个可怜的时代也不乏幽默。 最狂暴的是柏林警察局，它对待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好像柏林警察局就是德意志的帝国警察部。在莱比锡和汉堡以及一切较大的非普鲁士城市中，安插了些警察间谍，他们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监视社会党人，另一方面监视当地警察，看他们是否也具有必要的热诚。 近来继续不断的驱逐又使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人发出呼吁书，这里附上几份，或许您那里也能为这帮点忙。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纽约的东西，相反，费拉德尔非亚大体上做得很好，并曾寄来几笔大款。杜埃写信说，莫斯特的鼓动在那里对我们极不利。汉斯为他自己只能勉强维持的企业用钱不多，所以对于其他目的也就没有余力了。 如果您答复此信开头时所谈的事，请寄交律师奥托·夫赖塔格，这里的长官大厦，而不要直接写给我。 敬礼和握手。 您的奥·倍倍尔。” 这些好建议可惜没有用处。我们的美好希望付之流水。遗产事件的消息由瑞士的报纸发表了，于是俾斯麦侯爵竭尽全力，来夺去我们的财务。伯尔尼的德意志大使必定同瑞士官厅说清楚，在德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已被解散，并且在德国也不再容许有它了。那末在遗嘱上所指的继承者就不存在，遗嘱执行人也无权要求使一个已不存在的政党来继承遗产。瑞士官厅赞成这种理解。我们受了欺骗。我写信给福尔马尔说，失掉很好一笔钱固然不愉快，但幸而党的强大并不依赖于钱袋的大小。 [1]贝克尔。——编者 [2]海曼达德，西班牙语，意指兄弟协会。一四七六年为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所建立并具有很大的特权，在剥夺高级贵族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变成嘲弄警察之词。——译者
一八七九年的国会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七九年的国会会议 这次会期非常长；它在二月十二日开始，七月十二日结束。讨论的主题是新关税率，它引起德国贸易政策由温和的自由贸易转为保护关税的转变。同时这次会议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俾斯麦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演讲所宣布的捐税理想，在演讲中他着重反对直接税，并且主张对“大众的奢侈品”（他指明为啤酒、烧酒、糖、咖啡、烟叶和煤油），尽量科以高额间接税。对很富有的人只当作体面税来征收一种不高的直接税。 关税政策的转变是两种情况导致的。巨大的工业危机现在已延续到第六年，并且是国际性的，它为国内工业带来了一个激烈的国外竞争。特别是钢铁工业家高喊一八七七年一月所决定的提高铁的关税。他们不仅要求保持铁的关税而且还要把它提高。棉纺织工业家也感到英国竞争的威胁，与钢铁工业家合作。其他部门的工业家也感到外国竞争的压迫，同他们联合起来。但是工业家如果没有地主党人来协助，他们不会单独贯彻他们的计划。不久以前，地主党人曾是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们把小麦和牲畜主要销售到英国去，同时他们在国内和国外都取得了高价。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粮食竞争却忽然惹人注目。凭借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批大批的粮食在英国市场上出现，以廉价排挤德国的粮食。还不止于此，美国粮食也出现在德国市场上并且有助于压低当时很高的粮价。现在地主的观点来了个迅速的转变，一夜功夫，他们成了与以前他们作自由贸易派时一样热烈的保护关派。因此，地主党人和工业家之间有了一致行动的接触点。在他们二者之间成立了巨大联盟，取得新税率，就保证了他们的同盟。国会的休息室当时等于一个暴利交易室。各式各样工业部门的代表和地主党人成百地聚集在国会休息室和党团室。在那里达成了协议，随后由全体委员大会批准。这种买卖生意所以能轻而易举地以广大群众为牺牲品，是因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民主党不能作反对新关税政策的鼓动。并且国会多数派也是厚颜无耻，运用警察在国内对集会所习用的策略，在国会中系统地封闭我们的发言人的嘴。这样，我在关于粮食关税的发言中被打断两次，许多其他我党同志（例如凯泽尔和瓦尔特希）在税率的其余项目的发言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还不够。在第一次讨论有关柏林宣布小戒严的总结报告时，在李卜克内西和继他之后的部长欧伦堡伯爵讲话以后就结束辩论，由此剥夺了哈赛尔曼（一个被逐出柏林的人）的发言权。可注意的是，显然在同意后没有一个资产阶级议员要求发言。 二月二十六日，讨论冯·海尔特林先生为扩充雇主责任法向政府所提的质问。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发言。我的改革建议如下:1．召集工商业视察员会议，由他们那方面作出改革建议；2．征询国家高等商业法庭——后来的最高法院——关于雇主责任法的经验；3．根据第一条扩充雇主责任法在伤亡事故情况下的赔偿义务；4．扩充赔偿义务保险的范围，包括工业、商业、交通和农业中的一切工人；5．在伤亡事故发生时，企业主有责任提出证据，证明该项事故不能归咎于不可克服的情况；6．设立国家伤亡事故保险局，由国家管理，代替私人的赔偿义务的保险。企业主的保险费应与税款同时征收，这可使管理费用少花一些。 特别耸人听闻的是在这次会期中所提出的对国会议员的惩罚权的法律草案。俾斯麦并不以得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满足了他的迫害狂；他还想使国会中每个难操纵的反对派窒息而死。这个法律草案显然主要针对着社会民主党发言人，不过，它的规定随时也可用以对付不受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发言人。为了实施对国会议员的惩罚权，设置一个委员会，由三个议长和推选出来的十个国会议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可根据不正当行为的轻重对发言人作出下列的决定：1．当着全院谴责；2．有义务遵照委员会所规定的形式当着全院道歉或撤回发言；3．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出席国会，酌情可延至本届委任终了时。国会议长也应有权暂时不把议员的不正当的讲话列入速记的报告内。受制裁者对此有权向委员会提起控诉。 这个法律草案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东西，只有像俾斯麦那样天性强暴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在国会中，这个草案被戏呼为“口罩法”。一家英国大报声明说，这种法律草案只有在德国才可能。并且提这样草案的人正是议会的一切发言人中一个永无止足地用侮辱口气攻击反对派的发言人和政党的人。如果有一个发言人在一个集会上或者一个作者在一篇文章里触犯了他，他立刻就跑到审判官那里并且提出数以千计的印就的刑事诉讼。 党团方面又决定我为发言人。三月五日，在我的发言中对首相毫不宽恕。国会未经委员会讨论就驳回了这种友好的请人作道义上的自杀的邀请——法律草案不会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七月七日的会议上，我提议一个决议，企图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在德国的监狱、审讯拘留所和公开的劳役所中实行禁止制造烟草。提案被否决了。 很早以来，议长冯·傅尔肯贝克先生的事务管理就在我们中间引起了巨大的不满，这个人是自有国会以来最不公平的议长。现在当大半的发言人在整天辩论中屡次攻击我的时候，议长连一次也没有让我答辩，这使我忍无可忍。七月十一日的会议上，我作关于议事规程的发言，大力控诉对我们所惯用的蛮横手段。后来有个机会，我们建议恢复发言人名单制，名单制是在几年前取消的，其理由是发言人的排列次序只是偶然的事情，应该把这留给议长来处理，哪个发言人首先使他觉察到，他就让哪个人发言。这次温德荷斯特也站在我们这方面。他也不得不确认，发言次序的处理具有蛮横的性质。 一八七九年的会议期间，国会也从事于讨论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的建议，他要求国会准许给议员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刑事处分，因为他们虽然因柏林的小戒严被驱逐出境而仍到国会开会，所以是违反禁令。但是俾斯麦的这个高材生（他最顺从俾斯麦的意志），这次却为这个大胆的要求栽了斤斗。国会一致拒绝了台森多尔夫的建议，并给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八条一个解释，解释说，此条不能用来对待被逐出柏林而服从国会开会召唤的议员。但是台森多尔夫在柏林市法院对这两个议员仍提起控诉，说看见他们在七月九日夜里在理希特菲尔德，因而是违反禁令。法院宣布二人无罪，因为他们并没有被从也宣布小戒严的台尔托夫驱逐出境。 原来那天夜里我们（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连同相当数量的柏林受托人）在当时建筑物还不多的理希特菲尔德的东部开秘密会议，来审判对党和党团有不利行为的哈赛尔曼。一时大雨如注。我们站在最密的丛林中，暴雨打在伞上，我们的讲话几乎难以听清。哈赛尔曼觉得自己完全孤立，于是让步，并且尽量承诺一切，后来又都失信。夜里两点钟，我们都是全身湿透地回柏林，到公路旁旅店投宿时，碰上了我们的柏林秘密警察，他们显然在追踪我们。他们现在告发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台森多尔夫遂据此提起控诉。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者（﹝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55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者 ﹝比利时﹞欧内斯特·杰尔曼（E.Germain）（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55年8月 PengYu翻译、Hertzian校订 原文链接：TheMarxistTheoryofImperialismanditsCritics 译者按：此篇论文收入《关于帝国主义的两篇论文》（TwoEssaysonImperialism,NewYork1966）小册子内。小册子附有介绍： 自1916年春天列宁写下他的小册子《帝国主义》[1]以来，这部作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许多批评家试图证明，列宁对当下资本主义的分析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正确的；另外一些批评家则认为它的某些部分虽不正确，但没有过时。列宁在莫斯科的“官方”辩护人试图证明1916年写的每一个字在今天仍然完全生效，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考虑到了过去50年的发展和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对列宁的理论进行修改和补充。 对于学习列宁《帝国主义》的学生来说，本简报中的两篇文章将作为当代辩论的介绍，指出正在讨论的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者和捍卫者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欧内斯特·杰尔曼（E.Germain，即曼德尔）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并撰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者〉本身是十多年前为一群已经熟悉列宁《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生所做的讲座。在讨论了该理论的历史发展之后，杰尔曼接着简要地论述了当代最重要的批评者。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周刊《左翼》（LaGauche）的编辑，也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是世界上领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两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Traitéd'EconomieMarxiste）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英文版。这里转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对MichaelBarrattBrown的作品《帝国主义之后》（AfterImperialism）的评论〈帝国主义之后？〉（AfterImperialism?）[2]，它首次出现在英国期刊《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1964年6月号。 Mary-AliceStyron 1966年7月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一种“扩张之趋势”或“对外国土地之征服”。在更精确的意义上，这个词被用来描述19世纪最后25年开始的，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所发生的一般变化。这些变化与大资产阶级的基本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 马克思过世得太早，因此无法分析这些变化。他虽只看到了一些初步迹象，却仍在最后的著作中留下了一些深刻的评论，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在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的高速发展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3章中强调，这些公司代表了一小撮资本家对广大资本家进行征收的一种新形式。在这种征收中，资本的合法所有者失去了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放弃了他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以及他对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指挥地位。 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事实上，私有财产似乎被压制了，但它被压制不是为了支持集体所有制，而是为了支持极少数人的私有制。 资本的集中 马克思预见到，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的现代结构产生于资本的极端集中。这也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希法亭和列宁所采取的出发点。 在专门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个段落中（《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马克思还强调了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的重要性。然后他进一步将这一观点加以概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扩大它的根基，即它的剥削范围。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论增添了更详细的阐释。在他最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著名的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3]，他强调了帝国主义理论家们非常重视的其他结构性现象。恩格斯写道，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代，英国实际上对世界市场实行了工业垄断。由于这种垄断，在19世纪下半叶手工业工会兴起的时候，英国资本主义能够对一部分工人阶级给予重大让步。但是，在19世纪末，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竞争削弱了英国的这种垄断，并使英国开始了一段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 恩格斯分析的正确性早在20世纪的头几年就得到了证实。工会运动不仅在劳动者和广大的非技术工人中发展起来，还打破了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自由党）长达半个世纪的联盟，并且成立了劳动党——工人群众党。 在恩格斯1894年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的两篇评论中（关于第31章和第32章的评论），恩格斯强调，在最终征服世界市场之后，资本主义要找到新的扩张根基是多么困难。(在其他地方，他说的是，“在征服中国市场之后”。）竞争在内部受到卡特尔（cartels）和托拉斯（trusts）的限制，在外部受到保护主义的限制。他认为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为统治世界市场而进行的全面工业战争的准备工作”。 列宁从恩格斯的这些话开始，发展了他的帝国主义瓜分和再瓜分世界市场的理论，以及他的工人贵族理论。 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 19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最“显著”的现象无疑是一系列的战争和远征，以及殖民帝国的建立或扩张：法国对东京（现在的越南）、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远征；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征服；英国对印度、埃及和苏丹、东非和南非边界的扩张；德国和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等等。 这种殖民扩张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为解释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第一次努力。卡尔·考茨基强调帝国主义扩张的商业原因。他认为，产业资本不能在一个工业化国家内出售其全部产品。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它必须为自己争取那些基本上是农业国家的非工业国家所组成的市场。这就是殖民扩张战争的目的和建立殖民帝国的原因。 20世纪初，帕尔乌斯在强调这一现象的同时，还强调了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对于国际资产阶级政治中即将发生的转变所起的作用。他指出，钢铁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证明政府的订单，包括直接的（军备竞赛）和间接的（海军建设竞赛，在殖民地国家建设铁路和港口设施等），代表了这种工业的主要销路。 为了弥补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产业其产品市场的不足而扩张——关于这种帝国主义，罗莎·卢森堡将所有相关概念汇集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中。她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危机的理论，或者更正确地表达，是关于实现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条件的理论。它与众多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在整个世纪中提出的消费不足理论相一致，以表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之扩大只有在它与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同时进行时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后者需求的扩大，资本家就不会购买任何新机器之类。并不是工人阶级购买力的扩大使消费品的需求充分扩大——相反，资本主义制度越进步，工人的购买力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就越小。 为了使资本主义扩张继续下去，必须要有非资本家阶级，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获得的收入，将被赋予额外的购买力来购买工业消费品。这些非资本家阶级最初是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发展并取得了胜利，征服了首先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市场。 罗莎·卢森堡的结论是，在征服了本民族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以及欧洲和北美大陆尚未工业化的市场之后，资本必须投入到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征服中去，即亚洲和非洲的农业国家。 她将这一帝国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补偿性出路”（compensatingoutlets）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这些出路首先表现为政府购买军备。这种机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功能，而她预见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这种由军备和战争经济创造的“补偿性出路”，资本主义制度将有可能定期陷入与1929-33年同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卢森堡观点中的瑕疵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本国和国际大农业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安全阀。 然而，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概念有些瑕疵。强调这些很重要，因为它们模糊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长期趋势。 例如，卢森堡认为，资本家阶级不可能通过把自己的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来富足自己。然而，这忽视了一个由马克思阐明的事实，即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揭示资本运动规律的有用的抽象集合，但周期性危机的现象只有在对立资本的竞争和由这种竞争产生的集中的框架内才可以理解。 在这样的框架下，“资本家阶级”“靠自己”致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资本家阶级的某些阶层通过使其他资本家阶层陷入贫困而致富。这就是过去四十年来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它们首先与美国本土资本家有关，然后与国际资本家阶级（首先是欧洲）格外有关。随着纯农业市场的消失，这种情况将越来越多地发生。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只有在很小一部分是针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 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根本弱点在于，它仅仅基于资本家阶级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对市场的需求，而忽略了资本主义财产和生产中发生的基本变化。 而这些是鲁道夫·希法亭和列宁抓住的结构性问题。 希法亭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希法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作品中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开始，研究了19世纪最后25年的资本主义结构变化。他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集中、银行业的集中以及银行在设立股份公司和并购企业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由此，希法亭定义了他的金融资本，即投资于工业的银行资本，并直接（购买股票、董事会的银行代表等）或间接（建立控股公司、施加影响力以及“幕后团体”）控制工业。 希法亭发现银行在重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德国、法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沙皇俄国。他表明，这些银行在政治事务中代表了最“激进”的力量，部分是因为投资风险达到数十亿美元。 希法亭在他关于金融资本的作品做出的一个精彩总结中预言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即一个有利于大资本的无情且绝对的政治独裁，它配合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正如政治自由主义配合着充满竞争的早期资本主义。希法亭的结论是，面对这种专制的威胁，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专政进行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宁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希法亭以及霍布森（Hobson）等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作品，完成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的写作。与希法亭一样，他从资本主义集中（托拉斯、卡特尔、控股公司等的建立）、银行业的集中、以及金融资本的出现开始，描述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结构上的新特点。 列宁发展并一般化了这种结构性分析，将其命名为垄断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竞争资本主义形成对比。他分析了垄断和垄断利润，扩展了希法亭的一系列思想，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进行的。 竞争资本主义关注商品出口，对其客户不感兴趣，与此相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的出口者，对其债务人不能没有兴趣。它必须保证偿付能力的“正常”条件，否则它的贷款就会转化为损失：因此，用某种形式在政治经济上控制这些资本所投资的国家便成为趋势。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一篇深刻描写资本主义垄断之矛盾性与辩证性的文章完成，资本主义垄断在一个阶段压制竞争，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竞争。列宁将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同时应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只是暂时的，随着这些列强之间力量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斗争——帝国主义战争——来获得新的瓜分。 列宁还将恩格斯的工人贵族概念纳入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由出口到落后国家的资本带来的殖民地超级利润，使得部分工人阶级腐败，首先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合作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改良派官僚。 适应当今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 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相结合——特别是他对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统治影响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分析——列宁的理论出色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资产阶级或改良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分析都不再适用于当下，而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与不断革命理论相结合，仍然是理解当今现实的基本关键——这包括接连不断的世界大战，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到来，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军备和战争工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 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理论的每一部分都百分之百有效，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领导人今天应该通过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进行转述或解释来自我满足，以解释当代现实，就像斯大林主义者做的那样。 过去五十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是技术革命（内燃机和电力取代蒸汽作为基本动力）和资本主义结构变化（资本集中导致巨型企业在重工业中占优势，建立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等）的结果。 2．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没有克服竞争，而只是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包括新的和更大的竞争对手；它没有克服危机，而是使危机具有更强的震荡性。前一时期的平均利润率被两种新的利润率所取代：垄断者和非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率。 3．在一定范围内对自由竞争的压制，实质上是对垄断利润率威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个原因，它不仅与人为限制某些部门的生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疯狂地寻找新的资本投资领域（新工业和新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这方面，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阻止技术进步的言论应该稍加修改。垄断者努力独揽研究，压制或延缓许多技术发现的应用，这是事实；但垄断资本主义也要求这些技术发现的进步，这同样是事实。其中一个原因是，垄断者本身需要开辟新的剥削部门，以便为他们的过剩资本找到出路。 经验表明，特别是在化学、铁、电子和核领域，过去50年的技术进步至少与前50年一样丰富。 在这些仍然合理的基本特征之外，一些次要的特征也应该被修改： 1．有关金融资本：事实证明，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控制和支配在许多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荷兰等）都是过眼云烟。由于积累了巨大的超级利润，托拉斯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自筹资金进行扩张，并摆脱了银行的监护。只有在较弱或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仍占主导地位。 2．有关资本输出：资本输出仍然是资本过剩的垄断托拉斯的一个安全阀，但这不再是主要的安全阀，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石油工业除外）。政府订单成了主要的安全阀。国家作为垄断者利润的担保人的作用越来越大，垄断者与国家的融合越来越紧密，这是当下衰退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它们既源于社会和政治原因，也源于经济原因（殖民地革命、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缩小等等）。 3．在上述结构转型之后，寄生帝国主义特有的剪息票投资层已经不再扩大而是减少。大的托拉斯公司更多的是通过自筹资金而不是发行可转让股票来为其融资。垄断资本出现了官僚化，其结构越来越依赖于大管理者（行政人员）的等级制度，而这些行政者自己往往就是大股东或中股东。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首先表现在巨大的非生产性开支（首先是军备，但也包括维持国家机器）以及其所占的巨大比例（其金额在美国超过国民收入的30%）。 今天，政治因素——比如正在兴起的殖民地革命——越来越多地与基本的经济特征相结合，使资本主义有了特殊的轮廓和行事。 批评者们 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象所提出的概念提出异议这件事，资产阶级（和改良派）理论家大体都很迟钝。事实上，他们似乎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的存在。 为了确信这一点，只需回顾一下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所关注和讨论的主要议题。当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帕尔乌斯、以《现代》（DeNieuweTijd）为中心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年轻的奥托·鲍威尔为中心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当这些人把他们的经济研究放在与垄断帝国主义有关的现象上时，（除了极少数局外人）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在讨论货币现象，拖长边际效用派对劳动价值论派的争论，并集中精力发展完美的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 20年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始意识到垄断的“事实”，并开始认真发展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 这种滞后性继续盛行：直到1935年左右，资本主义一方的经济危机理论一直都是靠从马克思主义者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为食；资本主义一方有关苏联经济的理论甚至在今天也完全是受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或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启发。所有这一切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在大约80年前所作的评论的正确性：在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在经济问题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变得毫无生气，因为它是辩护的。 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都具有这种明显的辩护特征。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们不是为解释现实而形成的理论。它们是为了证明（和部分地掩盖）现有的现实而制定的概念。 超“帝国主义”理论（TheTheoryof“Super”-imperialism） 这种辩护的特征最明显地出现在改良派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中，因为这些概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特别是由考茨基发展起来的，并在20年代，特别是由考茨基、希法亭和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提出的。这些概念的贫瘠是考茨基和希法亭可悲的理论崩溃的最突出的表现，这种崩溃是在他们的政治背叛之后发生的。 从资本高度集中的必然性出发，改良派理论家们赞同这种发展，并在其中发现了经济和社会和谐的惊人优点。正如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争一样，垄断企业也可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它所引发的危机。后者对彻底改组经济和社会生活感兴趣，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开支（崩溃、罢工等）。 就像工业界的巨头们学会在他们之间达成谅解一样，他们也会学会与工会达成谅解。劳工运动既不应该反对工业的卡特尔化，也不应该保护小工业反对大工业。相反，改良派说，劳工运动应该支持所有走向工业最大限度集中、走向托拉斯的领导、走向有组织的经济的趋势。因此，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可以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期间，矛盾和冲突可以逐渐减少。 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与这种分析和预测完全相悖。帝国主义和考茨基的"超级"帝国主义（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完全占优势）非但没有保证世界和平，反而导致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正在准备第三次战争。垄断不仅不能避免危机，反而催生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危机，即1929-1933年的危机。托拉斯非但没有减少社会冲突，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一个几乎不间断的革命和反革命时期。 这些改良主义概念的基本方法论错误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演变的矛盾性、辩证性以及资本的集中性视而不见。他们得出的是完全机械的结论。 的确，现代资本主义建立托拉斯、卡特尔和垄断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如果想回到19世纪的自由竞争，那完全是白日做梦。但打击托拉斯有两种方法：用过去的小而分散的工业代替它们，或者用未来的社会化工业代替它们。 借着第一种斗争形式不可能的托辞，改良派很方便地忘记了第二种斗争形式的存在，他们的结论是有必要捍卫垄断。当欧洲钢铁卡特尔成立时，王德威尔得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这一事件是欧洲和平的保证！在不想回头的借口下，改良派接受了现有的现实，并掩盖了周期性地将这一现实撕裂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使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支持唯一能够筹备未来的力量。 改良派不能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性，首先是对不平衡发展的无知。简化的公式：“垄断越多，竞争越少，冲突越少”，这句话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实际上，垄断企业越多，更新的竞争形式——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战争——就越能取代旧的竞争形式。 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开始，大多数改良派政党默默地放弃了这些机械的、改良派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这种“进步”伴随着更明显的理论萎缩：默默整体放弃马克思主义，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今天，在改良派的队伍中，人们很难看到公开为垄断辩护的倾向了。相反，改良派现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作用辩护。 垄断、“双寡头垄断”（Duopolies）和“寡头垄断”（Oligopolies） 资产阶级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概念的辩护特征同样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描述资本主义的结构时，对垄断的存在本身提出质疑。然而，只有最片面的人（或最无知的人），才会倚仗零售店、服务站和修理厂数量的周期性增加等次要特征，来为资本没有相当集中的论点辩护。 更聪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再否认托拉斯、卡特尔、控股公司等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但他们否认我们这里分析的是垄断现象，因为他们说，在大多数大工业部门（钢铁、化工、汽车、电气设备、飞机、铝和有色金属是主要部门），每个国家不是有一家公司占优势，而是有几家（"双寡头垄断"：两家公司占优势；"寡头垄断"：少数几家公司占优势）。 首先，这个限制性命题只是部分正确。在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生产是由一家公司进行的，而这家公司拥有字面意义上的垄断地位：英国的化学品；英国的石油；美国的铝；意大利的汽车；1945年前，德国的化学品和钢铁；刚果的铜；荷兰的电气设备，等等。 此外，这个限制性命题只是一个术语上的伪装。在称当代资本主义结构为垄断主义时，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假装每个行业中只有一家公司生产所有（或几乎所有）产品。他们只是说，小公司与一个、两个或三个巨头公司之间的力量关系是这样的：后者在行业中强加自己的法律，即消除价格竞争。 这种分析严格地符合现实。很滑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对者，最热心的"自由竞争"倡导者，庄严地表示竞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没有价格竞争，这很滑稽。 实际上，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不仅证实了价格竞争的缺失，而且还证实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业部门都被一家、两家或三家公司所控制，生产的66-90%都集中在他们手中。 “资本的民主化” 垄断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最喜欢的一个论点是，巨型企业中的资本集中（他们说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被股票所有权的增长所带来的所有权扩散所抵消。 他们引用了大型托拉斯公司的例子，这些公司发行了数十万股股票（通用汽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托拉斯公司，发行了超过一百万股），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因此，这些托拉斯公司一定有几十万，或者至少有几千名“所有者”，“每个人都在成为资本家的道路上”。 最近，这种论调在美国、瑞士、比利时、德国和其他地方得到了有力的重申，资产阶级在这些地方开展了在大企业的工人中分配股份的运动。 让我们首先把事情放回原处。许多托拉斯基金实际上是由一个家族主导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石油托拉斯基金；杜邦家族的通用汽车托拉斯基金；温德尔家族的洛林钢铁托拉斯基金，等等。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家族并不拥有有关公司50%的股份。但这只能证明，大量股票的浮动允许少数人持股控制这些巨型公司。它们的分散有效地阻止了广大小股东在股东大会和公司的日常管理中确立自己的权利。 此外，工业股票的所有权分布在大量人口中是错误的。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e）1951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证明，0.1%的人口拥有全部股份的55%。垄断者的托拉斯公司变得越来越强大，避免了被单一家族控制的可能性，其特点是它们逐渐成为大资本家的集体所有。 几十个或几百个大资本家家族的利益相互渗透，以至于不可能说这样那样的家族“控制”这样的公司。但是，这些家族都控制着整个大工业，而大工业是由一种“资本家阶级的行政委员会”领导的，所有这些家族的代表都在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定期地在指挥岗位上相互接替。 抗衡力量论和作为平衡器的国家 更聪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否认这些事实。然而，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他们躲在国家的后面，国家是能够中和由这种经济力量的异常集中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的天外救星。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教授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和阿道夫·柏利（AdolpheA.Berle），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凯恩斯主义”小组（“Keynesian”group）。这种理论有许多变种，只需列举并驳斥其中一些变种即可。 加尔布雷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的信徒们提出的理论是，今天的民主国家不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一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机器，受制于各种“压力集团”的相互中和的影响。顺便说一下，这些作者从不使用"阶级"这个词，而总是喜欢使用“压力集团”、“舆论部门”、“组织的影响”等等。 他们说，“寡头垄断者”的托拉斯确实对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被群众工会、农民协会、商会中组织起来的中小资本家等同样强大的力量所“中和”（牵制）。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整个社会有利的经济平衡，在不同的“压力集团”之间或多或少地按比例分配了“经济蛋糕”。 这些作者可能只是对华盛顿盛行的“游说”做法进行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结论绝对是不真实的。即使对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发展进行肤浅的研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没有特定的“游说”，“60个家庭”所施加的影响也与拥有1600万会员的大工会所施加的影响完全不同。 近二十年来，美国资本主义一直在经历一个利润增加和繁荣的时期。资产阶级的统治层不时可以允许自己奢侈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等级资本家之间瓜分大大减少的那部分蛋糕。为了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宁”，大资本家们已经知道，避免破坏某些特别容易受到竞争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良影响的阶层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说，农民和商人。 政府作为整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行政委员会”，拥有强大的手段，可以在任何时候满足社会中这个或那个特别不满的阶层。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垄断托拉斯和国家本身越来越绝对并且公开的统治框架内。 研究一下越来越快的资本集中速度、关于垄断部门的利润率和非垄断部门的利润率之间的差异，以及关于这些利润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数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 “混合经济” 抗衡力量论的一个“改良派”品种是所谓的“混合经济”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凯恩斯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追随者，如勒纳（Lerner）。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国家依仗其在经济中公共部门的所有权，通过巨额税收，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在英国和美国为25-30%）集中在其手中时，今天的经济就失去了严格的资本主义特征。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机器相对于垄断者的信托机构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客观”经济基础。美国教授萨姆纳·休伯·斯利希特（SumnerSlichter）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也为类似的理论辩护，他们称之为“劳动”经济。 这些改良派忘记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在指挥，谁在控制国家？谁来指挥这个经济的“公共”部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将在每个案例中证实，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进行的工业部门国有化是对处于亏损状态的基础工业的国有化，通过这种国有化，主要制造商的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尽管其中许多人曾出于政治原因暂时反对国有化。 美国的公共企业也是如此，例如电气工业和公路重建。在西欧和北美，通过真正的累进税率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样高昂的间接税所抵消，而间接税首先由工人承担。如前所述，指导经济的“公共部门”的国家是一个完全掌握在垄断者手中的国家，其人员通常直接由垄断者本人组成。 在这些条件下，经济中出现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并不能证明经济已经失去了资本主义性质。它只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加速衰退的时期，垄断资本主义不能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生存，而是需要国家越来越多的干预，以保证其垄断利润。 最后还剩下这一理论的更明智的版本，由阿道夫·柏利（A.A.Berle）在《美国革命》（TheAmericanRevolution）（一部关于美国大公司股份分配的引人注目的作品）中阐述，同时《财富》杂志的出版商也以〈永久革命〉（ThePermanentRevolution）这一惊人标题进行阐述。 这些作者承认，一百个垄断托拉斯直接控制了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业生产，并间接决定了另外一半工业生产的大部分条件。但是，他们说，这些托拉斯就像中世纪的大封建主。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决定如此多的人的命运，以至于托拉斯不能允许自己在决策中完全受经济需要和对利润的追求的指导。 如果他们决定关闭在某个城市的工厂，使当地30万居民陷入大规模失业，这将产生社会和政治以及经济后果。因此，托拉斯的权力本身就对他们的权力施加了限制，并表现了一种“抗衡”的来源，它是以“公共责任”、“公共权利”、“考虑公众”、“公共当局日益增加的干预”等形式产生的。为了避免对他们的直接攻击，托拉斯把自己变成了某种“仁慈的领主”，变成了“开明的专制者”。柏利本人也使用了这种叙述！ 他们的伟大发现是“新美国中产阶级”更高生活标准的发展，这一阶层由数以千万计的技术人员、商人、文员和技术工人组成，他们的命运与他们为之工作的托拉斯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理论目前在英国也很流行，例如，工党右翼解释说，对ICI化学托拉斯的国有化要求遇到了该厂工人的抵抗。在西德，与中小型企业的工作条件相比，托拉斯为其长期雇员创造了优越的工作条件。 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不过是工人贵族现象的重复，是由暂时的超级利润促成的。在这里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转变，是把影子当成了实质。 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 正是在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支持者中，发现了一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更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因此，凯恩斯的主要美国弟子阿尔文·汉森教授（AlvinHansen）提出了“成熟资本主义”（ageingcapitalism）的概念，其成熟的特点是，已经获得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越来越成为新的生产投资的障碍。 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概念，这种下降是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引起的。在英国，在凯恩斯和马克思之间摇摆不定的乔安·罗宾遜（JoanRobinson）对同一现象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她所说的“垄断竞争”（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行了合理的研究。 然而，这些资产阶级作者即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会得出改良主义和辩护的结论。“成熟”资本主义是一种越来越“机智”的资本主义，它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和需要！）更平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确保经济的满意运作，它允许国家越来越有效地管理经济，等等。 凯恩斯的一些门徒说，由于这些趋势，有可能通过使用政府开支来消除（或最大限度地抑制）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开支可能是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归根结底，这一切只不过是美国资本家阶级在罗斯福时代的行为的合理化，是军备和战争工业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作用的合理化。 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政府在军备部门的支出才能吸收威胁经济的剩余生产。“生产性”支出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本可用于购买其他生产部门产品的购买力，并不构成补偿性外溢。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在特定意义上提出了“成熟”社会的概念。根据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越成熟，越多的劳动能力和经济资源从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性行业转向“服务”行业（基本上是分销部门）。 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分销成本的巨大增长实际上是衰退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科林·克拉克的“法则”丝毫没有他想赋予它的绝对价值。所谓“第三产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分销、银行和保险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历史性延迟，这种延迟可以迅速被克服，对劳动人口的结构产生惊人的影响。 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 马克思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还有最后一个方面，经常受到资本家，特别是改良派经济学家的批评：这就是我们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支持下不可能实现严肃工业化的概念。 就过去而言，没有一个严肃的作者敢于怀疑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因为事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们说，1945年以后，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想清楚了”。它已经明白，不发达国家的苦难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 它准备给予它们非常大的帮助，以建立一个“反对红色势力的屏障”。帝国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感兴趣，因为资本输出和由此产生的新出路为它提供了它所缺乏的著名的“补偿性外溢”。有些人甚至说，多亏外国投资，基于在落后国家工业化，世界有可能实现“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事实描绘了另一幅画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大多数国家的私人出口都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水平。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况（特别是就美国石油工业而言）立即表明了这种现象的局限性。 对此负责的资本家协会——特别是世界商会会议——已经多次坦率地解释了这种状况的原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安全感，以及革命、充公、无偿国有化等的威胁。要想实现诱人的前景，就必须彻底改变落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气候；而这种转变是根本无法预见的。 即使是存在对帝国主义非常有利的政治条件的地方，资本投资也集中在原材料的开采、贸易、运输和银行方面，而不是在建立本土第二产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特别研究像菲律宾、南朝鲜、台湾、泰国、土耳其和华盛顿魔掌中的中美洲共和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了说明这些“和谐”概念的拥护者缺乏现实主义，让我们引用两个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林·克拉克写了一本名为《1960年的经济》（TheEconomyof1960）的书，他在书中预见到，从战争结束到1960年，印度的工业化将吸收600亿美元的英国和美国资本。 如果要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这些实际上是这个巨大国家的需求。现在，自战争结束以来，也就是在1945-54年的十年间，印度总共只得到了15亿美元的“西方”资本。即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正常”，这个国家到1960年也不会得到乐观的经济学家所预见的10%的资本。 这凸显了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学思想的无能，除了神话、幻觉或谎言之外，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 [1]全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 [2]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64/xx/afterimp.html [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18.htm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和红色邮政局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和红色邮政局长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干练的发行部经理至少也与一个干练的编辑同样必要。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能管理运报纸到德意志帝国这个非常困难的运输事务和在国内推销的组织事务，那末，就是最好的报纸对我们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他虽有不可避免的失误，却从不气馁也从不惊慌失措，而是愉快地总找到新的途径和方法来蒙混边界上那末多的看守人，报纸再好有什么用？因为报纸刚一出版，德国警察就通过他们派在苏黎世的、或者在那里用大价钱设法收买的间谍，尽最大力量来追踪正在运动大批报纸的秘密道路。并且动员了沿德意志—瑞士边界的看守人补瑞士的警探的不足，他们最大的野心是截获一批递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自今以后在推销报纸的经理与德意志警察的边防军之间所进行的十年斗争，是曾发生的这类斗争中最有趣的。它最大限度地要求取攻势者一方坚毅、谨慎、巧妙和精细，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胜利完成，于是逐渐在瑞士边境的这边和那边有相当多的又勇敢又机智的同志同苏黎世的经理机构手携手地从事这共同事业。但是要物色这些同志并相应地加以训练，却不是件简易工作。这事还是成功了。这些同志中不仅有来自平民的，而且有在铁路上工作的，竟有做警察工作的，在运送禁物时他们加以协助。属于警察的有君士坦兹的巡警长B.，他给我们许多帮助。例如有一天，他奉卡尔斯卢合的检察官费塞尔之命逮捕一个被追踪的同志，而这同志就是他头一天夜里让在他的住处住宿并协助其逃跑的那个人。B.后来离职了，住在瑞士当富翁。他的财产是他在温特图尔开始做鞋生意赚来的。在德国同志中，特别是阿道夫·格克和他的兄弟卡尔，此外在欧芬堡有奥登里特和豪埃森同志，在君士坦兹有商人安诺尔德，在巴登的夫赖堡有Fr.豪格和在阿尔萨斯的米尔好森市的他的兄弟雅科布·豪格，在维林根和贝西格海姆有鲁茨弟兄，在巴塞尔有古特曼和许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担任或者介绍走私的工作。后来，尤其是当《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八八年夏季起在伦敦出版，汉堡成为报纸的入口，推销工作主要是威廉·石罗德和施坦因法特主持。 许多推销人部分地由于他的活动屡次受到监禁处罚。例如，阿道夫·格克被监禁十一个月，他的兄弟卡尔七个月，奥登里特四个月，豪埃森三个月等等。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堆存地点和运送机会有时十分奇特。报纸曾长时间存放在维林根的一个教堂的讲坛梯子下面。《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莱比锡地区的推销者克莱曼同志，在他被逐出莱比锡之前，一直把报纸保存在他充当市剧院包厢看门人时所使用的柜子里。当德皇威廉二世有一次由英国旅行归来时，他没有料到，在他乘的船舱里装有大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下级官吏和国营企业的工人阶层一旦为一个与政府敌对的政党所收揽，政府就对付不了这个政党；政府原是靠这些阶层的服役而存在的。于是政府的基础就动摇了。 当《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时，乌莱同志充当发行人，他显然是个干练的、精明的鼓动者。但不久即表现出，他不适合居这个职位，他缺乏商业才能。可是在他担任这职位的短时期，仍旧有个很有价值的收获。他收揽了鞋匠J.贝里同志（一个巴登的农民之子，乔居在君士坦兹附近的交界处克略兹林根），就有了一个出色的走私工作的组织人。J.贝里把他扮演这一角色的经验写了一本小书，名叫《红色战地邮政及其他》，他在书中有趣地描写那些与他的活动有关联的冒险故事。乌莱的不能胜任，促使我写信给莫特勒，问他是否乐意担任这职务，但是莫特勒回答说，他非不得已不愿离开德国。过一个时期以后，福尔马尔和我又写信请他，他当时住在慕尼黑附近的尼姆芬堡，这一次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从此我们给适当的位置找到了适当的人。 莫特勒作为一个商人曾在毛织工厂实习，但是他为了彻底学会业务，也曾在厂内做了较长时间的工人。所以他可以说是行伍出身。但是莫特勒却不仅是商人，而且是个具有诗人和艺术家天才的人。他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一个谐趣横生的愉快伙伴。每当莱比锡博览会临近，他代表他所创设的克里密朝市纺织合作社来到莱比锡时，我们的妻子总是很欢喜。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幻想占着重要地位。他对世界的看法总是和我们不同，但是听他讲述，仍令人喜悦。他也是一个好演说家，能使听众不禁得到灿烂的印象。他所以特别适于担任这个新职务，是因为他有魄力和机智。他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力，有高度的牺牲精神，认真负责和可靠。他在报纸的包装方面发挥了特别的技巧，有时当信件寄，有时打包裹。谁出现在“奥林波”（这是苏黎世同志对莫特勒住处的称呼，这地方同发行部有联系，外人不能到），谁就必须在发行的那天也来工作。由于住址或地点更动、信件被扣、收件人的叛卖或被监视，致使通信地址经常改变，因而引起许多工作并需要大加小心。但是若有哪个要往德国去的同志来到“奥林波”，这个同志就必须忍受一种特殊的处理。“红色邮政局长”（这是同志们不久就给莫特勒的称呼）于是命令这位同志脱得只剩汗衫衬裤，然后用信件把身体及四肢艺术地以多种多样形式包裹和衬垫起来。这办法总以参加者大笑为结束，然后他可以去搭车，到边界那边去把额外的负担卸在可靠人的手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次这样装备起来的同志被边界那面的守门犬抓到过。 相反地，总是由于自己人的笨拙和轻信，整批运货曾多次在边界上或在内地被抄去。每次这样消息传来，红色邮政局长也大发雷霆。那时助手贝里必须出动，另觅新路线或选任新的、善于搞报纸和著作走私的走私人员。 这里如果不提莫特勒的妻子一下，我的记载就会有个漏洞。他俩原籍在同一城市，符腾堡的艾斯林根。青春的爱慕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莫特勒夫人忠实地辅助她的丈夫。谁对她的尤利乌斯作不利的评语，谁就吃苦头。莫特勒在苏黎世狼溪上游的住宅，是这样选择出来的。他由住宅远望当时还没有建筑起来的周围地方，至感便利。因此，特别是柏林警察局经常派到苏黎世的许多警探不能趁人不备地溜到住宅跟前。如果有陌生人来到“奥林波”，请求入内，“阿姨”（莫特勒夫人由于天性好客，我们戏称她为“阿姨”）就亲自迎到门口，问他来意，同时她用最锐利的眼光把来客由头顶到脚趾打量一番。他经过对他提出的审查，而后才被允许进入圣地——发行部。如果是这一对夫妇的亲信，则被邀入至圣地——一间布置舒适的住室。 但是，虽然有一切的预防措施和一切有充分理由的怀疑，却仍然发生过一回事，一个后来被揭穿是危险的警探和秘密诱捕者的人竟进了莫特勒的住宅，这人是前巴登炮兵上尉冯·艾伦贝克及其妻。但是我们一对这位先生发生怀疑，他和他那确是无辜的妻子就必须退出。 我以后还要谈到艾伦堡。 这里还可以略述一下我们苏黎世朋友的一些私人活动。苏黎世渐渐成为干练力量的一个完整参谋部。除伯恩施坦、莫特勒、福尔马尔之外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两个排字工人理查·费雪尔和陶舍尔，莫特勒的助手德罗席，卡尔·考茨基和后来的亨利希·施吕特尔，再就是苏黎世的同志裁缝贝克和钉书工人卡尔·曼茨（在柏林的《自由报》被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摧残之前，他曾在柏林充任该报最后的负责编辑），还有别人。一八八三年年底，当施吕特尔被驱逐出德累斯顿以后并且在斯图加特不能得到使他满意的生活的时候，由于我的建议，我们邀他到苏黎世组织刊物的销售。党的档案整理工作也归他来做，关于档案的创设我早在莱比锡的《前进报》，此后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倡议过。裁缝贝克，一个快乐的伙伴，是当时的大学生彼得·卡拉格欧维奇（后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的“宫廷裁缝”。彼得·卡拉格欧维奇常同我党同志往来，有时也参加摩尔俱乐部的欢乐座谈会，他当时是个经常发生金钱恐慌的穷鬼。为了稍微解救他的恐慌，他促使裁缝贝克把他的账上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于是彼得的账一由其家属支付，彼得就可以由贝克那里取得超出部分。国王彼得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对《新苏黎世报》的一个采访记者承认说，他的青年时代在苏黎世过得多么美好，《新苏黎世报》当时为人民福利和人民幸福做的计划多么高超。但梦幻总是要破灭的。在巴尔干还有许多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在年轻时候在苏黎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拥护国际。但不应当因此责备他们。我对他们比对任何普鲁士的容克子孙（其中有几个出自老贵族）都更加敬重，这些容克子孙当年也是在苏黎世读书，但是他们回家时仍同往苏黎世去时一样愚昧。 在苏黎世有时日子过得非常愉快，虽则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们也不是黯然寡欢。国内丑事和暴行的消息经常由多方面传到苏黎世，再加上被逐和亡命到苏黎世来的人的叙述补充，固然增高了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情况的愤慨（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上可以觉察到），但也仍有时刻，人们感到自己与其说是党人，不如说是人而纵情欢乐。照例在摩尔俱乐部（这是纪念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前在柏林成立的同名组织，自称是我党同志的联合会），如果我们来到苏黎世（这每年总有许多次），那就特别热闹。于是人们特别虔诚地唱起著名的《齐希[1]市长歌》，他在四十年代行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结局相当奇怪。爱德华·伯恩施坦于是领唱，合唱团唱重叠局。继这个歌之后唱同样著名的《煤油歌》和类似的讽刺德国情况的歌曲。或者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当时他们二人是不可分离的）来个二部合唱，能使顽石软化、肝肠寸断。或者作些其他无聊事，使我们笑个不停。在摩尔俱乐部的底层开会的房子里，著名的苏黎世诗人哥特弗利德·恺勒尔住过一个短时期。有一天夜晚，保尔·海塞来拜访他，底层的吵闹特别厉害。海塞问恺勒尔，是谁在吵闹，恺勒尔用苏黎世方言回答说，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海塞以滑稽的激昂声调朗诵：“在门槛下面那里地狱在沸腾。”但是这些和善的喧哗者，在把一个被揭露的间谍狠狠地揍一顿或者给他指出，“巴特罗从哪里取得果汁[2]”的时候也会成为非常不和善的。例如，对萨克森间谍施米特就是这样，据悉，施米特是一个下流罪犯，德累斯顿警察局用国家的钱资助他。在被揭露后施米特回到德累斯顿时，被依法起诉，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莫特勒一到苏黎世就职，我们之间就展开了活跃的通信。这些信件虽然内容有趣，我却只能转录极小一部分，否则我这著作篇幅就太大了。转录我同马克思、恩格斯、福尔马尔和其他人的通信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审慎态度。由于莫特勒的参加管理，《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大改观。事业有了推动力，并且读者人数增长很快。一八七九年年底，即成立后三个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销路已达三千六百份，考虑到私运到德国去那种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意外的大成就。并且销路越来越大，但是走私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边防军增加了两倍以至三倍。所以几年以后，就发生这问题，是否适宜把大部分的出版物在德国秘密印制。现在被禁著作的印制发生更加迫切的同样问题，这些著作的销路也是不断增加。这时迪茨和格利伦贝格同志都来帮助苏黎世的人们出主意和参与其事，他们想用这为党立下大功。字模以绝妙的方法私运到德国。报纸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印成，有时如果环境许可，就较久在一个地方印。警察不久就觉察到了，也许边境官吏一时所抓到的寄件报纸越来越少，就通知警察说，报纸必定主要是在德国印刷了。警察于是尽全付力量来寻找秘密印刷的地方。但是徒劳。只要不是做得拙笨，警察的智能是发现不了的。这里没有叛徒，凡参与印制这些书报的同志都是第一流人物，他们的保密和熟练都是可靠的。在整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警察没有能够发现一次印制禁品的场所。例如，格利伦贝格以简直闻所未闻的胆量长期印《社会民主党人报》。纽伦堡的警察猜想，《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沃尔兰公司——柯尔伦贝尔格的公司印刷的。警察不分日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搜查，然而始终没有结果。 迪茨同志也担了很大风险把我的书《妇女与社会主义》秘密地印了许多版。这是一本内容广泛的著作，早已需要印制，而且被发现的危险也一天大似一天。我了解他的处境，当他有一天写信给我说：他所从事的事情却是件危险得要命的事。斯图加特的检察官，大约是听到传说，也为了印制禁书这件事曾对他进行预审。但是恋爱的辛苦白费了。[3] 这样，我们大部分人的头上悬着达摩克里斯的利剑[4]。这个人由于这个原因，另一个人由于另一原因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我们之间如果发生分歧，这种危险把我们又团结在一起；由于秉性和理解的不同，这种分歧是很自然的，而且因为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就更容易发生分歧。只要一个党存在，以往、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但是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团结起来严阵以待，而且这个阵营一天比一天强大。 关于这件事迪茨同志写道： 倍倍尔打算把他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的完全新修订版在德国印制。出版社名称应该是一个瑞士商号。决定在德国印刷的版本仍留在内地，从而比在国外印制必须私运越境的容易推销。倍倍尔和我意见一致，把这著作在斯图加特印书馆印制。苏黎世期刊出版社(J.沙柏里茨)声明，它的商号名称可以印在著作上并且担任国外销售事宜。原书名改为：《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后约半年有人向官厅告密说，这著作是我印制的。进行了一次搜查，在印刷所中沒有发现这本书，相反，可靠地确定了，根据出版法，这本书现在已失时效（六个月），那么迫害也就不能再来了。这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个余波，后来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下次开会时为政府所提出的法令草案作辩护，根据这草案，违反出版法罪的时效期限将由半年提高为三年。但国会立即加以拒绝。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他的文件下面还放有一本倍倍尔的书，这书当时用的是《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蓝色包皮，销路很广。 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宣布的禁令原文如下： “《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奥古斯特·倍倍尔著。期刊出版肚(J.沙柏里茨)出版，苏黎世一八八三年。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禁令包括用印有题名：《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封面包着来推销的版本在内。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七九年的第一版已经是用封面纸包皮发行的，上面印着“恩格尔，统计学，第五册”。 [1]亨利希·路德维希·齐希（一七八九——一八四四年），民主派，曾任斯托科夫市长，一八四四年谋刺威廉四世未成，被处死刑。——译者 [2]意指掌握了详细情况。——译者 [3]关于这事件迪茨同志写道： 倍倍尔打算把他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的完全新修订版在德国印制。出版社名称应该是一个瑞士商号。决定在德国印刷的版本仍留在内地，从而比在国外印刷必须私运越境的容易推销。倍倍尔和我意见一致，把这著作在斯图加特印书馆印制。苏黎世期刊出版社（J.沙柏里茨）声明，它的商号名称可以印在著作上并且担任国外销售事宜。原书名改为：《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后约半年有人向官厅告密说，这著作是我印制的。进行了一次搜查，在印刷所中没有发现这本书，相反，可靠地确定了，根据出版法，这本书现在已失时效（六个月），那么迫害也就不能再来了。这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个余波，后来，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下次开会时为政府所提出的法令草案作辩护，根据这草案，违反出版法罪的时效期限将由半年提高为三年。但国会立即加以拒绝。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他的文件下面还放有一本倍倍尔的书，这书当时用的是《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黄色包皮，销路很广。 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宣布的禁令原文如下：“《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奥古斯特·倍倍尔著。期刊出版社（J.沙柏里茨）出版，苏黎世一八八三年。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禁令包括用印有题名：《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封面纸包着来推销的版本在内。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七九年的第一版已经是用封面纸包皮发行的，上面印着“恩格尔，统计学，第五册”。 [4]达摩克利斯是西西里暴君的侍臣，暴君为使他知道幸福无常，一方面享以盛宴，同时在他头顶上空悬挂一把利剑。——译者
第三章表象中的统一与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三章表象中的统一与分裂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切上述的阻碍终于被克服了以后，报纸的第一期在九月二十八日出版，上面有一篇由报纸的出版部和编辑部署名的号召。号召首先指出，反社会党人法使一个公开代表党的原则的报纸成为不可能，不仅在德国如此，而且在奥地利也是如此，那里没有非常法令，通过没收和判决使每个代表我们原则的东西，无论如何温和，都遭到重大的困难。因此，一个机关报，既要特别顾及德国和奥地利，又要无保留无畏忌地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和这些原则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这样一种报纸是必要的。获得的成功表明，德意志的党迄今并未具有真正的党机关报而仍能领导斗争，但是从长远看，一个以我党同志在原则上的提高和发展为任务的报纸，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刊是由一些说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来办的，他们在瑞士相会并且决定出版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德语国际机关报，作为党准备对各方面进行斗争的辩护士。报纸的态度决定以哥达的统一纲领为准绳。党今后和以往一样，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但它却最坚决地反对愚蠢的乱搞革命和乱搞暴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完全”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上，以往如此，现在仍如此”。因为一切国家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先驱者都允诺做本报的撰稿人的，所以它已不是私人企业，而是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报。 以下的几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议会党团活动的总结报告。关于应遵守的策略，报告说：党的任务是：不使反动派有可能把社会民主党当作红色妖怪来利用，消除那通过无耻的诽谤而加诸我们的仇恨，并且这样办，把对主要乱政和主要缺点的仇恨转到那些积极犯罪或消极放任而实在应该仇恨的人们。“我们过去这样，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并且我们将来还是这样。” 报告劝人不要抱幻想，不要以为反社会党人法和柏林的小戒严将要告终。反动派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中止，直到撞在不可跨越的反抗上为止。 结尾说： “同志们要到处相互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努力与整体联系！现在是考验和锻炼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最大限度地尽自己的责任，对党贡献出自己的全付力量和能力。迫切要求大家协作。谁要捣乱和制造纠纷，谁就是我们事业的敌人。对各个人不盲目信任，但也不盲目地不信任，同志们的严格批评同严格的自我批评相结合。我们认识到，反社会党人法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履行这责任。社会民主党万岁！奥·倍倍尔，威·布拉克，F.W.弗里茨舍，麦·凯泽尔，威·李卜克内西，尤·瓦尔特希，Ph.维麦尔。” 哈森克莱维尔在国会的末次会期结束以后才当选，他用一个附启声明赞成议会党团的总结报告。 我现在再录上几封信，其内容不单是有关《社会民主党人报》，但我认为，就这几封信暴露了党内迄今还毫无所知的意见分歧而言，却是极其有趣的。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回答福尔马尔的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苏黎世不能一切都那么顺利进行，我们大致已经想到；因为虽则不痛快的事，照您自己所说的，多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某些胆小怕事，可是一切事都会逐渐就绪。 如果施拉姆远远避开，赫希柏格又常常旅行在外，那末伯恩施坦就应当给我们建议两个人来为他料理业务而按时向我们报告。一个坚强和正规的发行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很希望，特别是伯恩施坦可以多照料一下，因为他既是一个商人，必定有安排行政的才具。我也曾写信说过，适当的做法是，应考虑发行部必须发展何种业务，并应考虑发行部必须尽可能领导和组织书刊业；乌莱要全力从事于发行部工作，对于他，工作是不缺的。附件是有关发行的，请转交乌莱。我们都有坚定的信念，报纸不久即可自给自足。各处的情绪都是有利的。收入在开始时难免困难。人们还不懂得自己去设法，而且有时候还要劝说和组织。特别要提倡的是，您处在领导地位，要大力使大家知道，报纸的订购和阅读是不犯罪的，而只有把它转给第三者才算犯罪。我只要把最急迫的工作处理过以后，就要写几篇文章，谈论我们的人受到反社会党人法处罚时的态度。人们能忍耐许多许多的东西，但不愿容忍非常法令，即使申诉没有益处，人们仍要控诉到最高法院，以便使我们那时更能毫无保留地在国会中取攻势。您对莫斯特和《自由》报的那种策略，我们完全同意，这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见分歧。莫斯特无论怎样常常写信，我们也不看它。他因此在他自己有理性的信徒面前把自己判决了。事实上，单只报纸的出版就在各地造成了最有利的印象，即使是在迄今一直完全站在莫斯特那方面的人们那里，情绪虽然没有立即转变，却已有显著的动摇。到现在为止，据我所悉，报纸的态度是人所赞成的…… 请您在报头上发表一个为被驱逐者募捐的有力号召。我简直没有办法了，今天又有七个最近由柏林被逐出的人（全是家长）来到这里，我再也不知道应到哪里去弄钱。请您注意马代的残暴策略，他以深思熟虑的恶意，主要是把家长驱逐出境。这家伙显然是以挑拨为目的，愿使那些被他的蛮横行为逼得没有办法的人们来一次暴动或一次新暗杀。此外，请您注意，这种放逐只有一个目的，即使愚人认为再宣布戒严是有理的。 还要奉告的是，我因为为被放逐的人募捐而被控，在再前一个星期宣布无罪。紧接着就宣判了。 您可以在号召上说明，人们可以将款寄到德国已知的地址去，此外编辑部以及发行部也可以声明已为此做好准备…… 我们全体致以 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上面信里所说我要写的文章，后来出版了；题名是：《我们在警察和法院之前持什么态度？》在这不仅有很多警官而且还有检察官和预审官都不断以严重的违法对待我们的同志的时候，这些文章中的说明是有必要的。尤其无数次的搜家，通常不尊重法律条文。这样的搜家每年总有几千次。例如，德累斯顿警察竟敢做违法行为，一个月之久在凯格尔同志的家里天天搜查。这显然是滥用职权。我写的那些文章在出版后订成小册子，销售了几千份。这对党内同志是件好事。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我接到恩格斯回答我十月二十三日信的复信。他写道： “亲爱的倍倍尔！ 多谢您的以及F.和L.[1]的通知，它使我们终于看清楚了实情。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决不是那么简单，由以前莱比锡的来信以及对希尔施的误会和纠纷，即可证明。如果莱比锡一开始就阻止苏黎世人所要求的审查，则误会和纠纷就不会发生。人们如果这样办并通知希尔施，则一切就绪。但是因为没有这样办，所以我把现在的作成的和压下的通知和以往所有参与者的信件，再来作一次比较，只得出这个结论，即使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苏黎世人的审查只是为希尔施而设，对于福尔马尔原是多余的，这话不无道理。 关于基金的事，我不诧异您把它看得那么轻易。这事您才尝试第一次。希尔施却正从《灯笼》报得到实际经验，我们已多次看到并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他若对于这点认为要郑重考虑，我们只能说他是正确的。《自由》报在第三季度里尽管有一切津贴，结算起来还是亏空一百磅，等于两千马克。我从不知道有哪一个在国内被禁止的德意志报没有大宗津贴而能维持。请您不要被初步成功所迷惑。私运本身的困难逐渐才会显示出来并且还要不断增加。 您所说的议员和一般党领导人对于保护关税的态度，完全证实了我信里的话。已经够糟糕的是，党自夸胜过资产阶级，而在这第一个经济考验上却同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分裂，同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不懂事，他们却至少还可为他们悲惨的崩溃辩护说，这里同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相矛盾。更糟糕的是，人们把这分裂暴露出来，行动既无把握而又摇摆不定。万一不能达成一致，那末就只有一条道路：宣布问题为纯粹资产阶级问题（它本也就是这样），而不参加投票。最糟糕的是，人们竟允许凯泽尔发表他那不幸的发言和在第一读时投票赞成那个法令。在这次表决后，希尔施才攻击他，并且如果凯泽尔随后在第三读时投票反对这个法令，这并不能把事情给他弄得好些而是会弄得坏些。 代表大会决议作不得借口。如果党在今天还要以代表大会在适意的和平时期所决定的一切旧决议案来约束自己，那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的党所据以活动的法律基础不仅必须是自己制造的，而且必须是随时可以修改的。因为反社会党人法使一切代表大会成为不可能，从而使修改旧的代表大会决议案，都成为不可能，所以也解除了那个决议案的约束力。一个党被弄得不可能作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时候，它的规章只有在它那活的、经常变换的需要中去寻找。但如果它要使这些需要服从现在已经僵硬和死亡的以前的决议案，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形式上的。但那个决议的内容才使它失去效用。第一，它同纲领处于矛盾地位，因为它容许批准间接税。第二，它同党的不可拒绝的策略有矛盾，因为它允许批准向现今的国家纳税。第三，它所说的译成清楚德语如下： 代表大会承认，对保护关税问题不够了解，不能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所以它声明对这问题无权过问，同时它为了亲爱的公众之故仅仅提出几句部分地毫无意义、部分地互相矛盾或同党的纲领相矛盾的陈词滥调，于是就以摆脱此事为乐。并且这个无权过问的声明本是在太平时期用来拖延当时纯粹学院式的问题的，而在如今问题急如星火的战时，难道应当以这个声明约束全党，一直等到通过一个新的、而现在又不可能作出的决议案才算法律上有效地取消它吗？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攻击在议员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如何，这次攻击反映了凯泽尔的不负责任态度在国外的德籍的以及非德籍的社会民主党人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并且人们毕竟应当了解，不仅要在自己的四境之内，并且要在欧洲和美洲面前保持党的声誉。 因此，我来谈一下这个报告。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它对保护关税的问题上的辩论的分析多么巧妙，但是在第三部分中的向德国庸人的让步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为什么要这一段完全多余的关于‘内战’的叙述？为什么要逢迎‘舆论’（这在德国总是啤酒店里的庸人的议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何况所有这些让步是完全无用的。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但是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在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显然又已经平息下去，而捐税的重担却又直接压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我真希望您能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由站在党的中心并进行着斗争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国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员在议会中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谦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党人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后的叫喊。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负啊！您能发现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吗？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他们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到来了。 您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那些话，我很愿意相信。我完全没有必要反对他的私人品格。我也认为，他通过社会主义者所受的迫害才明白他内心深处所想的是什么。我力图使他明白——可能徒劳——他所想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而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但是当他已经制成一个纲领以后，我假定他不是力图也使纲领得到赞扬，那末我对他的信任必然超过了德国庸人的软弱。那篇文章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后的赫希柏格完全是两个人。 我现在在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看到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讯，其中奥艾尔以我的信为借口来控诉我（虽未提名，但已充分暗示出来），说我‘播下对最可靠同志的不信任的种子’，就是说，我诽谤了他们（究竟在那里我会有权利这样做。）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用我信中根本没有的既愚蠢而又无耻的东西来造我的谣言。看来，奥艾尔幻想我想向党要点什么。但是您知道，不是我向党，相反地，是党向我要点什么。您和李卜克内西知道：我唯一向党要求的是，请它不要打扰我，以便我能够完成我的理论著作。您知道，十六年以来我总是不断被请求为党机关报写稿；并且我也写了稿，我应李卜克内西的坚决的预约而写了大批的文章、整本的小册子，如《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至于我为此而从党得到的隆情盛意（例如代表大会为了杜林而进行的愉快讨论），我不详述。您同样知道，在党存在的期间，马克思和我自愿地对国外敌人捍卫了党，我们为此对党只有一个要求，即它不要不忠实于自己。 但是如果党要求我同它的新机关报合作，则不言而喻，党至少应该照顾到，不要还在谈判没有成功的时候，由这一机关报的一个名义上的共同所有者把我当作诽谤者而加以诽谤。我从没有见过任何文献上的或其他的荣誉规范与此相合，我相信，就是一个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也不能容忍这个。所以我必须提出质问：第一，对于这种无缘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能如何给我恢复名誉；第二，您怎样保证类似情形不再发生？ 此外，我还想就奥艾尔的诽谤指出，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过低估计党在德国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没有过低估计尽管如此还是获得了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至今还保持着的模范行动。当然，在德国获得的每一次胜利，如同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们高兴，甚至使我们更高兴，因为德国党是一开始就依靠我们的理论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当然会使许多人不愉快，可是，如果党又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为当地斗争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和枝枝节节的事情所影响，他们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格言原则来衡量党的事件和言论，他们又向党反映这些行动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和党的领导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敬礼。 弗·恩格斯。” 这封信中像对奥艾尔的攻击那样的进攻性语气，促使我早在十一月十八日就复信： “亲爱的恩格斯！ 虽然我的工作堆积如山，我所以这样迅速奉复，因为想尽快把您那方面的严重误会加以澄清。您把十月二十三日第五期上的通讯看成针对您的。这是误会。在那一天，奥艾尔，我可向您保证，还没有看到您的信。他是在那天以后才收到您的信的。那篇通讯我一看就知道，奥尼尔显然是指汉斯·莫斯特，而不是其他的人。即使他当时已接到您的信，我仍是这样想法，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阅读信的这个小圈子里谈不上‘播下对可靠的同志的不信任的种子’。如果奥艾尔把这类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为完全合法的分析（因为它是针对一切参与者的）作为一篇通讯的题材，那他也就太天真了。 我希望，这个解释可以使您确信，您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而您由此得出的一切推论也都是不正确的。赫希柏格如果真正作过声明，审查只是为希尔施而设，而对福尔马尔却是多余的，那我就简直不解了。根据我对于这些人的理解，赫希柏格对希尔施必然比对福尔马尔更为同情，因为福尔马尔的整个本质有点暴躁，一点也不随和。而且在当时迫切的时事问题——关税问题上，希尔施远比福尔马尔同赫希柏格接近，因为赫希柏格是个绝对的自由贸易派。 您说，在苏黎世人们企图把希尔施置于审查之下时，我们应该立即加以干涉。关于这，我必须回答说，这在希尔施正式拒绝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此外，我还可以保证，福尔马尔所愤怒的是，人们对当时处境很不安定的他迟迟不给明确的答复，因为尽管希尔施已经表示辞谢，人们仍然劝他接受，并且赫希柏格竟为这个目的去到巴黎。不过今天再把这个继续写下去，是无益的。 关于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态度，您的意见也不对。正因为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发表谈话，所以我们比别的时候要更多考虑到他们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关于凯泽尔，我们未能阻止他那‘不幸的发言’，因为事先我们不能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发言。他确实曾很勤奋地练习了这题目，但他在适当时刻却说不出来，被多次打断发言弄得不知所措。一件倒霉事，别的人也曾遭遇过。事后来说，他若是不发言，我们还更高兴些，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像希尔施在《灯笼》报上那样苛刻对待他。 凯泽尔也并没有在第一读（正确的说，是第二读，因为第一读就是一般性辩论，所以在第一读时没有付表决）投票赞成法令，他只投票赞成提高铁的关税和几件别的项目。在第三读时他也曾投票赞成提高铁的关税，但是最后却反对整个法令。 我确信，如果党能在一八七九年召开代表大会，结果它的决议将完全像两年前那样，而且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这个纯粹实际的问题中有各种不同的潮流在，单纯的否定在选民圈子里难获同情。只要我们还参加议会，我们就不能持单纯的否定态度，群众要求，在无损于明天的事的情况下，也要照顾到今天。 我承认，人们在这方面容易做得太过，但究竟准许做到何种程度，这是需要不断地、仔细地按各种情况加以讨论的。在一切这些场合，很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像您们这种不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更容易如此，可是群众是人们必须首先顾到的。 无论如何最近的马赛代表大会[2]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会上对于关税问题所作的决议同我们两年前的几乎字字相同。 现在谈一谈我们的总结报告。在一开始我就向您承认，这个报告原是可以比它现在更尖锐；但请您不要忘记写报告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根据我们的出版法人们在德国可以逮捕我们，当然，我们现今要避开这个。 我们原可以完全不要论革命的一章，只是面对着莫斯特那继续不断的控诉和污蔑（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讲话，他就能够迷惑许多人），这样一个说明是必要的。我也不相信，由有关的一章能够看出对啤酒店里的庸人让步，我们并不那么天真。我们原已把我们用‘舆论’字样的意义说得很够清楚了。当然，我们同时也提到小市民和农民在内，他们近几年来有大批的人追随我们，并且在最近选举中在许多地区拯救了党的荣誉，因为雇佣工人一方面受厂主的压迫和追逼，另一方面又遭到经济危机，常常不走近投票柜，而且有时即使心怀愤怒，而仍同意投票反对我们。 我不是爱好卑躬屈节的人，我近边的其他人也不是这样的人；当初我若认为，我们敌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会从我们的总结报告里看出丝毫像感伤或者退让的东西，那我也就不会署名了。您们在那里对这里的情形不能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您们用完全另一种标准加以衡量并批评在德国国内无人想要批评的东西。我们的敌人不误会我们，我们也不误会他们。我们生存着而且不让人把我们弄死，这使他们绝望，他们完全不了解，人们没有高级官厅的许可而竟能生存下去。但正因为我们被禁止公开讲话，相反地，我们的敌人却有无限的发言权，所以我们在讲话时，就尽量小心，以免使他们得到有效的进攻机会。 这是个我认为对于我们绝对无损而益处却很多的策略。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敌人并不误会我们的策略，这表现在安然让人对我们做出极难置信的蛮横行为，但是我们却使其不能继续追逼，而在现今情况下，这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您们的批评我们总是乐于接受的，并且也希望您们在报纸上（只要不以侮辱的方式）无拘束地实行批评。我们承认，正是现在更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为相属性和一致性的感觉往常所通过的千百条管道现在都被堵塞了。总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们了解您们的立场远胜于您们了解我们的立场，由此可见，哪方面比较困难。 我希望，十二月十日马格德堡的选举又是个小小的兴奋剂。也许我们作一次新选举以替换白拉克（他认为他不能继续合作）。我们想把这个选举延缓到一八八〇年。 汉斯在我写给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信里作了几处歪曲原意的改动，我想他是故意的。 谨向您和马克思致以 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上面这封信就写了回信： “亲爱的倍倍尔！ 当我认为奥艾尔暗示着我的时候，我有充分的理由。日期不能证明什么。他显然不是指莫斯特的。那么您问一问他自己，他指的是谁，然后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我确信误会不在我这方面。 赫希柏格确实作了所提到的声明。 在同赫希柏格协商时您多半不在场，这我知道，并且我也不想要您对这件事情负责。 关于关税问题，您的信恰好证实了我的话。如果说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情形确是如此），那末，人们如果照顾到这多种多样的意见，人们就恰恰必须放弃投票，否则那只是照顾到了一部分人。但是为什么保护关税部分比自由贸易部分更值得照顾，这却令人不解。您说，您不能在议会方面抱纯粹的否定态度。但是当您们大家终于投票反对法令时，您毕竟持着纯粹的否定态度。我只是说，人们在一开始就本该知道要抱什么态度，他的行动就本该同最后表决相一致。 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抱纯粹否定态度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这一切都直接触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工厂立法、标准工作日、雇主责任、用货物支付工资等。此外至多还有些纯粹资产阶级意义的形成真实进步的改良：币制统一、衡制统一、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人们大概将暂时不用这些来麻烦您了。在其他一切经济问题上，如保护关税、铁路国有化、保险业等，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经常坚决保持一种观点，即不同意增强同人民对立的政府权力的东西。但是当党本身不断发生意见分歧时，从而自然引起弃权、否定，就会更容易加强同人民对立的政府的权力了。 您关于凯泽尔所说的话，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如果说他一般是为保护关税讲话，那他为什么又投票反对呢？如果他想投票反对它，那他又为什么为它讲话呢？如果说他很努力地研究过这题目，那他怎么会投票拥护铁的关税呢？若是他的研究有一分钱的价值，那他必定知道，德国有两个冶金工厂，多特蒙德联合工厂和王室与劳拉冶金工厂，它们任何一个就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厂子，所以在这里，保护关税是纯粹的荒谬东西，这只能有助于占领国外市场，所以要末是绝对的自由贸易或者是破产。铁厂厂主只有这样才会希望保护关税，如果他们结合成一个集团，一个阴谋团体，它给国内市场强行定出垄断价格，而把剩余产品在国外廉价倾销，就像目前已实行的那样。凯泽尔就是为这个集团，为这个垄断资本阴谋团体的利益讲了话，并且就他投票赞成铁的关税而言，他也为这个集团，为这个垄断资本阴谋团体的利益投了票，多特蒙德联合工厂的汉塞曼和王室与劳拉冶金工厂的布来希罗德会暗笑这个还努力地研究过这题目的愚蠢的社会民主党人。 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获得鲁道尔夫·梅耶尔的《德国的政治投机家》。不知道这本书里所列举的近年来的欺诈、破产和政治行贿的知识，就不可能判断现在德国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宝库那时候竟没有为我们的报纸所充分利用？这本书自然是被禁的。 总结报告中我所指的主要是这几处：第一，把赢得舆论看得那么非常重要的一处——谁若是使这个因素反对自己，谁就会陷于瘫痪——，一个生存问题是，‘要化仇恨为同情（同情！那些刚才在恐慌时候显得像坏蛋的人们的同情！）’等。用不着费那么大力，尤其因为恐慌早已成过去了。第二，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那末也反对它自己必须进行的和无论如何要进行的战争）并以全人类普遍结为兄弟为目的（按字面说，每个党都是如此，按实际说，没有一个党如此，因为我们在资产者愿意继续作资产者的期间，也不愿同他们结为兄弟），不能致力于内战（那末，即使是内战是达到目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不能致力于内战）——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说：一个斥责一切形式的流血的党，既不要血管放血，也不要截断患坏疽症的肢体，也不能致力于科学的活体解剖。为什么提出这样说法呢？我不要求讲话要‘激烈有力’，我也不谴责报告，说它说得太少——，相反地却太多了，省略点才好。后面的好得多，幸而汉斯·莫斯特没有注意这两处，他可以从中得到资本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郑重宣布李卜克内西等在萨克森宣誓，这却是个失策。汉斯不会放过这个，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就会继续加以利用。马克思和我认为事情本身并不像，比如说，希尔施在起初心情激动时所感觉的那末危险；您们必须知道，是否‘巴黎值得一个弥撒’像亨利四世为了使法国避免一场三十年战争而成为天主教徒时所说的；是否好处这样大，值得自相矛盾地宣誓，而且这是唯一不能给人惹起伪誓诉讼的誓。但是如果宣了誓，就必须保持缄默，等到别人嚷起来，然后有充分时间来辩护。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人报》，汉斯就连一个字也不会知道。 您给著名的酒鬼和笨蛋的打击，使我们高兴得很。我们将负责把这向巴黎继续传播，只是法国文字怎样才能翻译出上述的豪迈字句，颇费踌躇。 此外，我们没有忽视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好说话，并且您们的地位要比我们的困难得多。 小市民和农民的参加固然是运动突飞猛进的标志，但是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些人是不得不来的，而且他们只因不得不来才来，那就对运动有危险。他们的参加是无产阶级确实已成为领导阶级的一个证明。但是因为他们是带着小市民和农民的观念和愿望而来的，所以人们就不可忘记，如果对这些观念和愿望让步的话，无产阶级就起不了它那领导的历史作用。 亲切地致候。 您的弗·恩格斯。” 我对这封信的回信是：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奥艾尔昨天来信说，他那个通讯是指莫斯特和艾尔哈特。那末您瞧，我是对的。 附件是赫希柏格不久以前寄来的。其内容请您注意。对于保护关税问题以及与它有关的东西，我不再谈了，我看，这事我们在信上是得不到一致的。 我来谈一下宣誓的事。关于这事，希尔施最近写了一封非常愤怒的信件并且恳求李卜克内西不要受‘腐败的莱比锡环境’的影响。我不知道，希尔施意中何所指，但是我可以断言，不需要莱比锡方面任何压力来使李卜克内西做他迄今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对宣誓问题，我站在另一立场。我的看法也是要宣誓，因为人们若不愿举行宣誓，那末就根本用不着选举；但是我想，在举行宣誓之前要说明，宣誓只被看成一种必须举行的仪式，因为没有这种仪式就不可能进入议会，也就不可能执行委任。宣誓并不能扰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观点。李卜克内西反对这种观点。我却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不愿再继续和他争吵。我同样认为，如果我们的人在邦议会中也像我们在国会中所一贯保持的那样，一切亲密交际（庆祝会、会长宴会、议会酒会等）概不参加，那就会好些。现在每次发生这类事，就给某些报纸提供恶意报导的材料，并且因为我们不能开口，这样的新闻还有助于在我们自己人的队伍里制造不愉快的争论。在事态像这里这样简单的地方，就应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分歧的事情。李卜克内西过于感情用事；谁要是对他客气，谁就要求什么都可以，萨克森邦议会在和蔼可亲方面很有修养。此外，我希望，关于这件事情您不要给他写信，危险对他是没有的，他惹起的只是些他能容易避免的各种小小不愉快。 马格德堡选举是又一次小兴奋剂，并且将大大地激怒我们的敌人。再复选时我们多得二千到三千张票，一方面因为我们争取到新因素投入战斗，另一方面，这时有一大部分曾投票赞成进步党候选人的工人和小市民，现在跟着我们走了。 可惜我们在新年后的几个月又要选举了。白拉克因病不能再保持他的委任，将在年底把它辞去。奥艾尔将代替他参加竞选，这是区受托人的决定。 敬礼和握手。 您的奥·倍倍尔。” 恩格斯绝不认输，他复信如下： “伦敦，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了解，奥艾尔怎么能说是指莫斯特等而言，因为他在文中还那么清楚地把他除外。不过这我就不提了。 在第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有一篇《历史的回顾》，这必定是来自三星之一的手笔。其中说：只有与小品文学家如古茨科夫和劳柏[3]相比，也就是说，与那些即使曾有政治性质，也早在一八四八年之前已把最后残余葬入坟墓的人相比，社会民主党才是可尊敬的。还有：‘一八四八年的事件必定要来，或者，如果各国政府都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就带着和平的一切幸福而来，或者（因为各国政府不这样做）除暴力革命而外可惜并无其他途径。’ 有一种报纸可以合法地哀悼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打开了大门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在这种报纸上是没有我们的地位的。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星企图把他们在《年鉴》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拿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相媲美。我不理解，在车子已经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锡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件事的。您像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年鉴》上的文章斩钉截铁地把我们和他们分开了。只要这些人还认为他们和我们同属一个党，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进行谈判。这里所谈的各点是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甚至连讨论都不可能的。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表示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有问题。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不要撰稿。如果我们只是提一些抗议，而过几个星期还得公开声明自己退出，这样做也于事无补。 我们很遗憾，正是在这种被压制的时候，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现在，当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显示出本来面目的时候，情况就不痛了。他们一旦被允许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这对我们来说，就等于这个机关报干脆已经停办了。 宣誓事件没有使我们十分感动。人们也许（如您所想的）能找到一条别的道路把不愉快的外表消除一些，但那没有很大的关系。所希望的谨言慎行，我们将注意。 马隆的杂志会发生好的作用，因为第一，马隆不是惹祸的人，第二，他的同事在法国人中间会设法使事情不离正轨。如果赫希柏格梦想在这里为他那小资产阶级花样弄块基地，那他将会发现，他的钱白化了。 马格德堡的选举使我们很高兴。德国工人群众的不可动摇性是值得钦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人通讯是那上面唯一的好东西。 赫希柏格的信附此奉还。这个人已不可救药。如果我们不愿参加《未来》报那一伙人，这是个人的虚荣心。但是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我们以往和现在都还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另有大约三分之一却是臭名远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这竟自称为一个‘科学’杂志！赫希柏格还认为这杂志起了‘启蒙’作用；这证明他自己的那样特别清楚的头脑，这个头脑直到今日，任凭我的一切努力，还不能领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一切分歧都是‘误会’。完全同一八四八年民主主义的叫嚣一样。否则却认为是‘过早的结论’。当然如此，因为每个从这些先生的空谈中引证一定意义的结论都是过早的。他们不仅要说这些话，而且也要尽可能说相反的话。 可是，世界历史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的，它不会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在俄国，事情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或者是专制制度崩溃，于是，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也会马上刮起另一种风；或者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埋葬在一切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也许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 致友好的敬礼。 您的弗·恩·” 在这期间，我同福尔马尔也有书信往来，这些主要是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我写给他的信：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朋友！ 现在是整顿发行的时候了；我们到现在只收到第七期，而且都特别晚。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不可能快点寄递吗？在柏林到现在还缺第四、六和七期；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失去这个最重要的据点。这究竟是发出地点还是收件地点的毛病，我不知道，关于这您们必须研究一下。我这一次等候国会开幕，只是以便进行鼓动…… 关于报纸的态度，我建议采取最坚决的笔调；我们的人的情绪越来越左倾。不断的惩罚和戒严的恢复激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要求把这种愤怒表达出来。我同样建议，抛弃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我的看法是，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能把他们同激进主义者分开，那就再好没有了。工人党的独立性是我们在德国始终以一切决心来维护的，我们也必须把它介绍给法国工人。再说，法国人必定知道得最清楚，他们能从激进主义者期待什么。我不相信这些激进主义者，他们对公社的态度都是卑鄙无耻的，毫无例外。 卡尔·希尔施马上利用您在这一点上摇摆不定的态度，在一封写给L.[4]的信里攻击您。对于这一层，您和我们都不重视，因为希尔施现在决不是个适当的公正无私的评论者。但是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大多数同志站在他那方面，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我们的任务必须是，尽我们的影响所能及的范围，使法国人越来越向左倾，借使他们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组织…… 我再请求您一次，发行部要把全付注意力放在迅速送报纸到德国各地这个工作方面。 请您和所有的同志致以 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一月五日。 亲爱的朋友！ 今天哈森克莱维尔和V.[5]为一方，我为另一方，发生了关于最近一期的热烈争辩。觉得它是过于猛烈，它比《自由》报还有国之，并且会连累到我们，它会引起像在汉诺威那样的诉讼。 我不能否认，在诗里亦如在文章里一样，有几处很可以把叛国罪加在一个被查获的报纸推销员头上。此外，《我们的节日》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是可以用来在国会里反对我们的。无论如何，您已表现出，如果愿意，您也能仿照汉斯来写作，这就使吹毛求疵的人得到安慰了。 白色的恐怖笼罩着柏林；所有我们的较著名的同志都处在严格监视之下，没有一个能同另一个相会。柏林暂时完全被封锁了。传闻要大大增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想加进去一条，作为可以在任何未宣布戒严的地区把危险人物驱逐出去的依据。 如果这个传说得到证实，计划得到通过，那么就会发生大规模的驱逐，首先这里就是最合适的地方。请您暂时什么也不要发表，此外，个别人的计划很快就会获得实现的。总是，我劝告您，一切能使敌人惊疑的消息，应尽量避免；在目前把我们弄成比实际更有危险性是不好的。 您的奥·倍·” 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我为福尔马尔和恩格斯之间的分歧又给恩格斯写信说：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附上的文件是福尔马尔前些时按照您的最近一封信和印刷品寄到我这里来的，他曾着重要求我把它转给您，我就照办了。 我不再同您为了以往发生的事件打笔墨官司；我这样担负过重的工作，不想使我这绝不好的心境再为无结果的争辩搞得更坏。我还为了别的事情感到头昏；严重而持久的经济危机使我们在物质方面极端困难，再加上许多被驱逐的人的要求只管增加，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大批的人被抛在街头，他们不知道作什么来谋生。我成了一切控诉和请求所荟萃的中心点，您可以想象，我会逐渐发生什么样的情绪…… 一切所说的和所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的话，除开哈森克莱维尔事件没有使我们头痛外，都是废话。一个分歧有时发生在两人之间并且偶尔传扬出去，就被敌方报纸夸张为分裂和解体的征候，人们越被迫设法掩盖对党的长时期的活动的不满，敌人就越大声欢呼。因此，对于您们在德国报纸上遇到的一切有关这方面的事，要以最大的怀疑态度加以考查。 向您和马克思致以 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这封信开始所说的文件是福尔马尔的解释，他在文中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编辑部的攻击给自己作了辩护。这封信有了实际效果，恩格斯给我一张十英镑的支票交金库。 [1]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编者 [2]法国工人一八七九年在马赛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议案，建立工人政党。——译者 [3]二人都倾向“青年德国”，这是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在德国涌起的一群自由主义革命作家的名称，一八四八年后都倒向反动派。——译者 [4]李卜克内西。——编者 [5]V.可能是菲勒克，但也许是瓦尔特希。倍倍尔在V.那里已经写上菲勒克的名字但又把它划去。他在这一点上显然不相信他的记忆了。——编者
法文第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法文第三版序言
俄国知识分子生活（﹝法国﹞维克多·塞尔日（VictorSerge），1923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俄国知识分子生活 ﹝法国﹞维克多·塞尔日（VictorSerge）1923年8月 张耀隆翻译、大壶春花校对 〔说明〕原载美国《解放者》（TheLiberator）第6卷，No.8。1923年8月。 《解放者》从1918年开始每月出版，最初由马克斯·伊斯曼（MaxEastman）和他的妹妹克里斯托尔·伊斯曼（CrystalEastman）为延续《大众》（TheMasses）建立，《大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关闭。像《大众》一样，《解放者》也包含了一些最激进新闻报道。它将政治报道与艺术、文化和对革命政治的承诺相结合。《解放者》逐步面向共产主义运动，到1922年实际上成为政党的出版物。马克斯·伊斯曼将报纸卖给了政党，1924年，《解放者》与《劳工先驱报》（LaborHerald）和《苏维埃俄国画报》（SovietRussiaPictorial）合并为《工人月刊》（WorkersMonthly）。是美国左翼的一本重要杂志。 原文链接：IntellectualLifeinRussia 按：革命的重要知识分子之一维克多·塞尔日（VictorSerge）对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的影响的调查〈俄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首次在网络转载。该文最初发表在《弗朗西斯·克拉特》（FrancesClarte）杂志上，而被翻译和删节的这一版本出现在《解放者》杂志中。 在革命犁过的俄国土地上，稗子和发芽的谷物混合在一起。在降生与生存渴望之间，战争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不断而无情地持续。这点在知识界领域尤其如此。一个时代的知识生活总是受到阶级之间必要联系的严格制约，也就是说由他们在生产和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在俄国知识分子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异常有力的例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拥有了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基本工业和交通工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运行着一个独裁的权力并带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以及私人商业、私人工业、集市、货币、投机活动、特权、商业店主、淘金者、寄生虫。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强大的胜利，以成为世界的希望而自豪，革命依靠着对未来的征服。美元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显然非常强大而未动摇，他们不想听到他们旧骨架的破裂，他们有希望地观察和等待——而不是被动地等待...... 即使是恐怖也未能消灭知识分子的抵抗。在1922，革命的第五年，这种抵抗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年初，一场大学教师的罢工蔓延到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试图将令人憎恨的“苏维埃主义”赶出学院；教授们要求“自治”，不多，也不少。他们抗议对工人与学生的优先权。其次科学家协会，尤其是医生们拥有真正的政治表现；旧反革命自由主义者们也给出了他们固有的语气。在无数大学里，无产阶级学生发现自己有时被视为瘟疫的携带者；他们必须通过组织起来对此作出回应。 NEP（新经济政策）是回归旧资本主义政权的开始吗？高声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军校士官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ProfessorOustrialov,Cadet）说的确如此。“布尔什维主义正在演变着——让我们帮它演变吧。”这是由于谨慎所要求的沉默，也是由于整个文学界在内战耗尽的两个首都突然发展起来的主题。院士V.M.贝赫特列夫（V.M.Bechterev）以罗姆布罗索（Lombroso）的方式发表了一部关于“集体反射学”（CollectiveReflexology）的启发性著作。“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集体精神病，仅此而已”——这本小册子出现在彼得格勒，在那里作者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两本经济评论（自被压制以来），《经济学人》（Economist）和《经济复兴》（EconomicRenaissance）在彼得格勒也出现了，它们自己承担了宣扬资本主义欧洲重建的任务。威尼迪克托夫教授（ProfessorVenediktov）在某日声称无产阶级国家必然失败于与资本家的混合企业中。M.扎伊采夫（M.Zaitsev）在《经济复兴》的第一期文章中问道：“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的铁路？”并首先下结论，很大一部分必须给予私营企业。“斯汀尼斯和墨索里尼的计划，于1922年在彼得格勒展开！”经济学家斯坦因（Stein）所说也大致相同。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作品近期被翻译成法语，它们表达了对帝国主义教条的大胆肯定。他们就在不久对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处决与被剥夺财产给予了一个对灾难的解释和一个新的希冀。旧式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Berdaiev）和他的朋友布克斯潘（Boukspan）、斯特波朗（Stepounang）和弗兰克（Frank）献给斯宾格勒一部诗集以作揭示。当然，八成以上的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在过去几个月里与现实无关；而在象牙塔里避难并成为“非实际的力量”也仅是另一种不冒政治活动风险的反革命方式。当红色的俄罗斯在烈火中挣扎时，“伟大的诗人”们将创造力转向对亨利·德·雷尼耶（HenrideRegnier）（Kouzmin）的翻译或华丽发表神秘的十四行诗《天启野兽的失败》（Sologub）。 而一半的街道被新经济政策移交给了商人，其他同样危险的现象见证了旧知识分子力量的进攻；愚蠢的电影节目；林荫大道上的小剧院；令人兴奋的和激起性欲的廉价文学作品；普遍存在的新版腐朽长篇小说。几乎所有武器都被用上了，这是一场对新精神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击。他们有：为了有教养群体的时髦哲学家；有为了高修养群体的伪经济学家；为了受教育群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无数讲座的主题，为了渴望未来的灵魂们；此前上映的最后一部电影《胖子》（Fatty）；流行音乐与提供给过客的“巴黎式”评论；以及在革命一代校园受教育青年里那种强烈渴望食物和自我灵魂的一种氛围。 在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一份冗长而详细的报告中警告了这种危险。拉狄克和布哈林宣布了在思想领域革命的反攻。的确，俄国共产党在这个领域从未停止其活跃性和进攻性。只是，当说过了这些，他们在内战中流淌的血液比旧政权知识分子更多；而且他们首先就更少了。俄国的无产阶级缺乏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知道如何教导和处理精神的武器。现在大学里的教学人员几乎完全是过去的人；战争是非常不对等的，尤其是在高等学校；这就是对寻求镇压的解释，最近有一些不可治愈的反动知识分子被驱逐，而他们衰朽的野心为新经济政策的过分地鼓舞了。 建立新的高级教育能力，招募年轻知识分子，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招募受过教育的年轻无产者；党的教育工作；组织共产主义学生，以征服大学；创办和发行了数量庞大的共产主义期刊；系统地捍卫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对对手的反驳，许多俄国革命思想领域斗争开展的不知疲倦地持续策略。让我们在这里回顾几个重要事实；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TreatiseonHistoricMaterialism）专著的出现，以及评论中对斯宾格勒的六次很好的反驳。还有波克罗夫斯基教授（Pokrovski）的著作，紧凑的《俄国历史概要》的作者，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构思的，使俄国有可能摆脱仍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的可怜的旧历史———书籍之战。 这种新精神还有另外两种工具，一种是有价值的工具，尽管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由德米安·比德尼（DemianBiedny）领导的讽刺作品；还有文学批评，托洛茨基刚刚用一本强有力的书丰富了它。德米安·比德尼——“穷人德米安，淘气的穆吉克”（Demianthepoor,themischievousMoujik），他最近称自己是取笑新经济政策的奸商，他有批评社会习俗的天赋。他非常受欢迎。多年来，他在伟大的苏联日报上每天发表押韵的“专栏”，在其中可以找到优秀的东西。德米安·比德尼对节奏和流行的语言有着非凡的本能；俄国诗歌的所有节奏，农民的所有俚语，以及这些痛苦的街头的新俚语。但让他赢得简单、沮丧、工人和战士心中最珍贵的地方的是，他从来没有错过用公众的想法开无价的玩笑。他一时没有任何愚蠢的事；不是他不标榜的时尚，不是浪费，也不是错误；这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他迟早不会为“他的朋友和委员们”服务。不幸的是，他似乎是这样的 《十月革命以来的文学》（LaLitteratureendehorsd’Octobre，法语）是托洛茨基新书的标题。《真理报》已经发表了它的摘录。托洛茨基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一个接一个地研究当代俄国作家，展示了每一个人他思想的阶级起源。因为没有什么思想领域工作对阶级斗争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没有什么是不能从革命的角度有效地批评的；这个探照灯必须残酷无情地打开文学避难所；新思想必须从垂死时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某些篇章中作为评论家的托洛茨基成为了小册子的作者和辩论家；然后他的风格达到了一种激烈、精确、尖锐的表达。这个残酷的词像手术刀一样切割；那个判断像棍棒一样震惊。安德烈·比尔利（AndreBiely）的“史诗”是一本以自我为中心而有礼貌的书，它本身几乎不可读，因此是一个可怕而美丽篇章的主题，这是托洛茨基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章之一。 它是由革命者的愤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世界人民也正改变着它，沉浸于自我思考。在另一个地方，评论家楚科夫斯基（Tchoukovski）展示了如何对待这一切，他巧妙地曲解了勃洛克（AlexanderBlok）的诗《十二个》使其成为“民族主义者”。这个三流小文人，谨慎的反革命者，被殴打、摇晃、剥落并扔在枷刑的脚下。这些与他所属阶级的敌人较量期间是沉思的时期，此间他的思想显露并唤起。我希望我能在这里用完一页，它使用最无可挑剔的语言来表达对革命的抒情。 在这场红与白的斗争中，新文学在思想上占据了不确定的地位，不要说故意模棱两可的地位。让我们马上说话，它是非常丰富的。1921-1922年，有十几名青年人才，或年长人才在飓风中重新焕发活力。但是，如果有人排除马雅可夫斯基，一个诗人，根据他的作品他长期都是共产主义者，而他们都努力在政治上保持无党派。马雅可夫斯基刚刚出版了《国际生活》（InternationalLife），这是一幅描绘了土地、群众、机器和通过无线电感知到的整个星球的伟大壁画。这是一个乍一看没有“文学”的文学——在公共广场上朗诵的一首诗，残酷的想象，由新的感觉——对科技的爱和理解，社会转型的愿景，事物的“行星”视角，对马克西姆·高尔基表达深深爱意的词汇。 塞拉皮翁兄弟会（TheSerapionBrotherhood）为数不多的新秀轰动地进入了名单，他们没有一个缺乏独创性。截然不同的人的兄弟情谊联盟毫不掩饰地但非常真实地描述着革命下的生活。泽米亚廷（Zemiatine）的反革命者风格的影响对曾经是共产主义者的费丁（Fedine）和来自西伯利亚的红色党人弗塞沃洛德·伊万诺夫（VsevolodIvanov）非常大。对他们最大的责备是他们对这一形态的巨大坚持；但最重要的是，俄国人摆脱了外国的影响已能够回到他们种族独特性的共同来源当中。他们的语言来自于乡村、作坊和草原；他们的风格中没有“午后茶会”，感谢上帝！ 但他们被一种新民族主义所削弱，即一种对革命的不理解，而托洛茨基将其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农民意识，因此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甚至远远超过塞拉皮翁兄弟会的俄国最伟大作家鲍里斯·皮尔尼雅克（BorisPilniak）也犯有同样的错误。皮尔尼亚克和雅科夫列夫从饥荒中创作了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夜与日》（NightsandDays）中，利丁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血腥和折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战争、暴徒、暴行和希望，以及十月革命的爆发。 我们将会听到更多关于这些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信息。当这个启示发生在欧洲时，它将会有巨大的惊喜。而我们只能非常粗略地指出这种发展的特点；但这已足够表明与过去闺房与花园文学分离的一个深渊，它们情感的复杂性仍然受到旧欧洲最文明群体的青睐。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德〕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二卷）（19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MyLife 我的一生 （3卷）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 1911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5月 薄芝宇译；李稼年校 第一卷 出版者说明 奥古斯特·倍倍尔（弗·伊·列宁） 序言 第二版序言 童年和青年时期 学艺和漫游时期 回到维茨拉及以后 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拉萨尔的登场及其后果 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新的社会现象 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威廉·李卜克内西 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愤慨 一八六六年的灾祸 战后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个人私事 向纽伦堡前进 工会运动 我的第一次判罪 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以前 第二卷 序言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冯·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 《社会民主党人报》 施韦泽和保守党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施韦泽的独裁 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施韦泽的结局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中 策略上的分歧 德法战争 宣战前奏曲 意见分歧 声明和布告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吞并和皇冠 我们的被捕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莱比锡叛国案及其他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德意志织工会议 萨克森的其他事项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莱比锡叛国案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我的渎君案 我们的要塞监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胡伯图斯堡 哥尼斯坦因 兹维考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两个派别的合并问题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 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 合并工作 余痛 国会工作 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新的迫害 一八七六年的哥达代表大会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 一八七七年的国会 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 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未来》月刊 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 内部事件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 在莱比锡狱中和此时发生的事 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 第一个非常法 诺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 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 第三卷 序言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 非常法令颁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创办非法的党报 李希特尔的年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和红色邮政局长 一八七九年的国会会议 一宗失去的遗产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关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的集会说几句话 地下工作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会议 维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伦敦的卡诺沙之行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莱比锡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我的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 一八八一年秋季的国会普选 德累斯顿国会选举的一个余波 死耗的误传 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二年在萨克森邦议会 一八八一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最高法院的第一件叛国案 意见分歧 苏黎世的八月会议 休息的日子 人名索引 感谢琥珀（第一卷）、成阳（第二卷）、墨少（第三卷）录入及校对
工人小说·〔日本〕小林多喜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日本〕小林多喜二 〔日本〕小林多喜二 〔日本〕《小林多喜二传》手冢英孝著卞立强译 ·伤痕（短篇小说集） ·《蟹工船》最新全译本（译者：应杰秦刚） ·《蟹工船》（译者：李思敬）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 ·《为党生活的人》（1932年8月） PDF文献 《伤痕》PDF 《蟹工船》PDF 《为党生活的人》PDF
《狱中札记》导论（﹝美国﹞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A.Buttigieg），200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 《狱中札记》导论 ﹝美国﹞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A.Buttigieg）2006年 田延翻译、相明校并统稿 〔说明〕本译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狱中札记》（AntonioGramsci,PrisonNotebooks,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6），该译本由安东尼奥·卡拉里（AntonioCallari）和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A.Buttigieg）合作翻译，是首部根据盖拉塔纳版《狱中札记》（AntonioGramsci,QuadernidelCarcere,Einaudi,Torino1975）进行翻译的英译本，目前已出版三卷。盖拉塔纳版《狱中札记》是意大利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版本，因而也是目前最为权威的版本，它完整地收录了葛兰西所写满的三十三个笔记本，并且严格按照葛兰西的手稿进行编排。 作者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A.Buttigieg），美国圣母大学教授，主要关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著作有《多视角下的艺术家肖像》、《无边界的批评：后现代批评理论中的趋势及逆流》等。 导论大量引用了葛兰西的著作，其中符号§表示每一段独立札记的开始，前置的数字代表笔记本编号，如（25，§1）指《狱中札记》笔记本二十五的第一条札记；LC指代已经出版的《狱中书简》（AntonioGramsci,Letteredalcarcere,Einaudi,Torino1965），出现于其后的数字代表页数，如（LC，481）指《狱中书简》第481页；HM代表布哈林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系统》（HistoricalMaterialism：ASystemofSociology，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9）；引文内方括号〔〕的内容，则是葛兰西写在行间和页边的异文以及其他增补的文字。 原载“当代文化研究网”。田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相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译者按语〕意大利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在中文世界的翻译并不多，实际上葛兰西生前也并没有出版过任何一种著作，虽然在他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前，曾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字。我们也无法判断是他狱中写的多还是相反。这些都不重要。1926年11月8日晚，葛兰西被捕，从此身陷囹圄，直至1937年4月27日因病逝世。在这十年铁窗生涯中，葛兰西以其顽强的革命者的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坚持阅读、思考和写作，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巨大财富。后人将其统一命名为《狱中札记》编辑出版，但因为是手稿，而葛兰西的写作形式又是札记，并非一般的专著，不同的编辑方式和编选原则都可能对阅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很多无法通读的普通读者而言，选本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目前，汉译选本，以《狱中札记》为名的有两种，其一是葆煦先生的，比较早，据俄文版《葛兰西选集》第三卷译出；另一种是2000年出版的曹雷雨等人的译本，从英文版迻译。两书内容有部分重复，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编选均以主题排列，换言之，札记的编排是根据编选者的考量重新组织过的。完整的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是1975年的盖拉塔纳版，正如此处发表的英文完整版《导论》题注所说，“盖拉塔纳版《狱中札记》是意大利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版本，因而也是目前最为权威的版本，它完整地收录了葛兰西所写满的三十三个笔记本，并且严格按照葛兰西的手稿进行编排。”要把葛兰西全部的《狱中札记》完整翻译过来，将是一个大工程。而就翻译来说，首选理所当然应该从原译出语进行翻译，选择第三种语言多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虽然据此可以了解英语编选者的意图和思路，但就更全面的葛兰西研究来说，这实在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无论如何，对中文世界而言，葛兰西的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明年（2017）是葛兰西逝世8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为了让更多汉语学界的朋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我们将陆续刊登由德里克·布斯曼（DerekBoothman）编译的《〈狱中札记〉增选》（Further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Lawrence&Wishart,1995）。在此之前，我们先刊发英文完整版的译者之一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A.Buttigieg）为其所撰写的长篇导论。 1937年4月27日拂晓，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位于罗马的圭西萨纳医院中平静地辞世，享年46岁。他的内姐，塔提娅娜·舒赫特独自坐在他的身边。葬礼在警察警觉的目光下草草进行，他们的省督记录下了这一事件：“如下，运送葛兰西尸体的车子今晚19点30分启程，只有他的亲戚陪同。灵柩由马拉着快步行进到公墓，尸体被寄存在那里等待火化。”实际上，警察局的看守和国家安全特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当时在场的两位哀悼者——塔提娅娜和葛兰西的弟弟卡洛。葛兰西其他的所有亲人都远在他乡：他的妻子，朱丽娅·舒赫特和两个儿子，德里奥及朱利亚诺（他从未见过他的父亲）居住在莫斯科；他的大哥杰纳罗在西班牙抗击佛朗哥；弟弟马里奥在非洲的意大利军队中服役；而他在撒丁那边的其他家庭成员，大都从未敢远离他们在当地岛屿中的那片相对孤立的土地。皮埃尔·斯拉法，是葛兰西的一位忠实慷慨的朋友，此人几乎永久地定居在英国剑桥，他为葛兰西提供过几近于无限的书籍和杂志，他通过与塔提娅娜定期接触而一直与葛兰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时还到监狱去探望他。那些尚未被法西斯政权迫害致死或监禁的葛兰西的政治同盟者和共产党人则星流云散，或者流亡国外，或者销声匿迹。在意大利国内，大多数人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葛兰西的消失，4月29日，主要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通过法西斯电讯社AgenziaStefani向他们提供的最新声明统一报道到：“前共产党议员葛兰西死于罗马的圭西萨纳医院，他在此处患病已久。” 如同早于他十几年的吉亚科莫·马泰奥蒂、乔万尼·阿曼多拉和皮埃罗·戈贝蒂以及在他不久之后的加洛·罗塞利那样，葛兰西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烈士，许多其姓名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或很少被记住的人也是如此。和马泰奥蒂与罗塞利不同——他们的恐怖暗杀吸引了公众的广泛注意同时也招致了墨索里尼支持者的残酷镇压——葛兰西是默默死去的，经过十多年令人难以忍受的身体恶化、具有毁灭性的孤独和精神上的重创之后，他在卧病期间却并没有喧嚣。自从他1926年11月8日被捕以来，他几乎和这个“伟大并糟糕的世界”——像他有时所说的那样——隔绝开了。在当时看来，葛兰西之死似乎只是一种必然的结局，这一结局属于他为社会主义美好前程无私奉献而度过的艰苦生活，属于他为帮助创立意大利共产党而耗费的半生经历，属于对法西斯独裁统治所做的勇敢而坚毅的斗争，属于他的失败和受挫。 在1937年，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葛兰西留下了一笔永恒的精神遗产。然而，那些熟知他的和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人们——他们并不都是共产党人——早已把他当作楷模而敬重着并且意识到保存他的名声的重要性。例如，马里奥·蒙塔格亚纳——他在都灵获得了来自葛兰西的政治教育——在听到他的导师死讯的当天，从巴黎写信给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说： ……我确信，几乎没有人能够充分地理解（就像我们两人所理解得那样深刻）党以及我们整个国家遭受的这一损失的严重性。其原因在于，安东尼奥首先是在谈话中、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了他的伟大、他的大量政治上的、知识上的以及道德上的天赋的。但是，当一位年轻的同志——他甚至不了解安东尼奥——告诉我说，安东尼奥之死最为令人可悲和痛苦的一面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天才——怎么来表达？——仍未被广泛地利用并仍未被人们广泛地知晓时，我震惊了。 为了防止葛兰西的“天才”被浪费掉，蒙塔格亚纳感到一种迅速筹划出版葛兰西著作的紧迫需要。蒙塔格亚纳显然考虑到了葛兰西的政论，或许还有葛兰西被捕之前创作的其他一些政治文献，因为当他给陶里亚蒂写那封悲痛欲绝的信时，他不可能知道葛兰西在狱中的岁月里所做的大量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工作。 陶里亚蒂几乎不需要来自于蒙塔格亚纳的任何鼓动，他也同样热切希望看到葛兰西著作的出版。1937年5月20日，他从莫斯科写信给斯拉法询问葛兰西是否留下了关于他的文章处置权的任何说明。在他的信件中，陶里亚蒂强调了保存葛兰西的“政治的和书面的遗产”的重要性，而且承认他对葛兰西狱中著作所包含的内容一无所知。就斯拉法而言，他十分清楚，葛兰西在被关押期间把所有能够使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智力劳动当中，而且对于那些令人为其保存深感忧虑的笔记本，他也有足够的了解。通过他的联络并根据他的建议，他帮助塔提娅娜·舒赫特在意大利保护了这些笔记本并越过守卫的警戒线，把它们交付到了可靠的人手中。 在葛兰西去世的那个年代里，没有人能够比塔提娅娜·舒赫特更充分地理解并体会这三十三个笔记本的价值。由于其温柔和持续的鼓励，塔提娅娜在这些札记的创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仍被人们低估），而且葛兰西去世后不久，她就开始进行必要的计划和安排去抢救并保存它们。葬礼过后两周，她给身处剑桥皇家学院的皮埃罗·斯拉法写了封长信，叙述葛兰西最后身体垮掉、他的去世以及葬礼等等细节。然而，在她心中最重要的还是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它们是在这封书信开头的寒暄之后最先提到的内容： 我最亲爱的朋友： 请不要对我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答复你，更确切地说，是给你写信告诉你这场巨大灾难的种种细节而感到生气。 但是，首先，我想让你写信告诉我，你是否认为整理尼诺的手稿这件事是值得的和完全必要的。毋庸置疑，这件工作必须由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完成。另一方面，尼诺也希望我把一切都交付给朱丽娅，都委托给她直到她做出进一步的指示。我原本认为最好是推迟寄出任何东西，直到从你那里听到你是否想在该家庭的一位成员的帮助下自行处理这些材料的消息。后来我想，让朱丽娅知悉我把所有著作寄送给她的打算，这样她将重新得到它们并确保没有任何内容遗失，而且没有任何人横加干涉…… 斯拉法认为葛兰西的文章最好委托给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塔提娅娜·舒赫特把手稿安置在罗马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同时她力图确定用一种安全的方式把它们寄送到莫斯科去。与此同时，她为笔记本标了序号，斯拉法则对其内容进行了分类。手稿最终于1938年夏天运抵莫斯科并被委托给文森佐·比安科，他是葛兰西的一位私人密友，也是驻共产国际的意大利代表。二战之后，这些笔记本连同葛兰西的书籍和信件都被归还给了意大利，并最终落户在位于罗马的葛兰西研究院。不管怎样，它们逃离了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安全机关严苛的监视。 如果不是塔提娅娜·舒赫特的努力，葛兰西的大部分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遗产就永远不会让任何人见到。正如瓦兰提诺·盖拉塔纳在他的评注本《狱中札记》的导论中指出的那样： 很多功绩都应归于这位女性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通过其沉默而谨慎的行动，她阻止了最初的大多数严重危险的发生，这些危险曾对葛兰西著作的幸存产生过威胁。如果这些手稿没有被保存下来，葛兰西多半会被当成传奇故事而为人们记住。 而如今，葛兰西的精神遗产以书籍的形式，而不是以葛兰西式的传奇故事留存了下来——尽管在实际上，他从未写过任何一本书。 葛兰西的政治实践：狱中的研究及对札记的早期计划 葛兰西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自己的身后留下后来被陶里亚蒂称为“书面遗产”的东西。的确，在他被监禁之前，葛兰西完全回避那些以书籍形式出版他著作的建议、邀约和机会。他至少三次拒绝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出版提议。在他1931年致塔提娅娜·舒赫特的一封相当具有启发性的信中，人们找到了其中的细节和葛兰西对自己早期大量作品所做的自谦的回顾性评价，那时他已经写好了笔记本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的草稿。 在1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写下的文章可以编成15或20本400页的书。然而，它们都是在当天写成的，而且我认为，随着当天的结束它们也就随之死去了。我总是连编辑一本很小的选集都予以拒绝。1918年，科斯莫教授请求我允许他将我的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是我每天写给都灵一家报纸的——汇编成一部选集，他将出版它们并为之加上一篇令人激赏的序言，但是我没有让他这么做。1920年11月，朱塞佩·普利佐里尼劝说我允许他的出版社出版一部文集，实际上，这些文章是根据一种有机的计划写成的，但是，在1921年1月，我决定偿付已出版的那部分的成本并收回手稿。1924年，弗朗哥·恰兰蒂尼又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新秩序运动（OrdineNuovemovement）的书，他将把这本书放在一套丛书里出版，这套丛书已经包括了〔J·拉姆齐〕麦克唐纳、〔塞缪尔〕冈帕斯等人的书在内。他保证连一个标点都不更改，而且不对我的书添加任何序言或引人争议的注释。在这些条件下，和一个法西斯出版商合作出版一本书是非常诱人的，但是我仍然拒绝了。如今我想，也许在当时最好能够接受。（LC，481） 在这个事例中，葛兰西提起自己过去的著作是他所从事的一部分努力，即：向塔提娅娜·舒赫特、同时也间接地向斯拉法解释，为什么不能够指望他产生出关于知识分子历史的令人满意的研究。牢狱生活限制了他对资料来源的获取，而这些资料是他认为对其研究非常重要的，如此一来，也使得严谨、全面的研究变得不可能，而葛兰西认为，如果这些研究想拥有任何具有持久意义的价值，那么，这种严谨和全面就是十分必要的。葛兰西非常严格并且要求对他自己的著作进行批判，就好像他是旁观者一样。尽管他非常勤奋地致力于他的研究并且在写作札记时对准确性予以严谨的关注，但是他把狱中札记仅仅当作为可能的未来工作所做的暂时性准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他的狱中札记和早期为社会党和共产党报刊快速写作的稿件等而视之或混为一谈。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两组著作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联系，但是它们产生的具体条件——不是指它们特殊的形式和修辞的特点——使它们又非常不同。葛兰西认为，他能够将孤独的牢狱生活强加于他的空虚，变成对一系列使他长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有利时机。因此，这些笔记形成了一种知识活动的记录，这种活动是新闻业的截稿日期、党的责任和持续不断的组织工作不能让他从事的，虽然他那时仍然享有自由。鉴于新闻写作不值得以书籍形式出版——因为它们仅仅是“为当天而写作的”——所以狱中札记里的材料也不应该被认为是适于出版的，因为它太不完整、太过于臆断以至于不具备学术上的准确性——至少，这就是葛兰西的看法。 把葛兰西关于出版其著作所具有的价值的观点仅仅归因于一种谨慎的意识，或者过分的谦虚是很吸引人的。然而，这么做会遮蔽葛兰西知识和学术工作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他对缜密的思考、规范的研究、全面的学识、毫不妥协的批判性评价的反复强调。葛兰西以极端的严肃性来对待他的研究，他并不是被要就某个特定话题做出一项完成了的“研究”这种冲动所支配着，恰恰相反，他是被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一种愿望和需要所支配着，即：对广泛的各种主题与学科进行持续的研究与探索，它们使他产生兴趣并且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起初是凭直觉，后来则清晰了许多），他认为它们是互相关联着的。矛盾的是，正是他对知识上的规范、批判上的严谨以及学术上的细致这些要求的坚定不移的遵守，阻止了葛兰西完成他的“研究”，妨碍他赋予其研究和理论工程以最终确定的形式，使他推迟实现将其材料汇编成书或者一系列专著这一可能性，阻碍他给没有定论的研究一个确定收束的，是知识的规范、批判的严肃和学识的全面。 葛兰西在知识上的好奇心似乎是无法满足的，他的批判力量无穷无尽，他对分析与论证的偏好也是无限的。这些品质，连同他对社会主义原则坚定不移的遵守，有助于把他从国内流放与关押的悲惨年月的懒散和绝望中拯救出来。他被捕后便几乎立刻开始索求书籍并寄送他的研究计划。在他从狱中寄出的最早的一封信中——警察扣下了这封信，因此它从未抵达目的地——他请求他的房东寄给他三本书： 1、位于房间入口旁书架上的《德语语法》； 2、巴托内和巴托利合著的《语言学家手册》，位于床前面的贮藏柜里； 3、如果您能够寄给我一本便宜的《神曲》，我将十分感激，因为我的那本已经借出去了。（LC，3） 1926年12月9日，也就是他抵达乌斯蒂卡岛的两天后，他给塔提娅娜·舒赫特写了第一封信，叙述作为一个囚徒的经历和旅程，并宣布了他的计划：“1、保重身体以便经常拥有良好的健康状态；2、系统地、有规律地学习德语和俄语；3、学习经济学和历史。”那时他已经几乎全部地阅读了画报和体育报纸，他还开始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因此，除去一些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外，他还让塔提娅娜寄给他书籍。 如果你可以的话，请马上寄给我那本德语语法和一本俄语语法，袖珍的德意、意德词典和一些书（马克思和莫里茨——以及浮士勒所著的意大利文学史，如果你能够在那堆书中找到的话）寄给我那本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文章与研究的大部头，我想它的名字是《十九世纪的政治与历史》，还有一本由R·恰斯卡写的名叫《民族统一计划的发展》的书，或者一些与此相类似的著作。（LC，11—12） 此外，在给他的内姐写信的几天之后，葛兰西又一次表达出他对阅读材料的需要，这次他给皮埃罗·斯拉法写了封简短的信：“我想要一本关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优秀著作来学习：一本以你的判断力挑选出来的基本读物。如果可以的话，请寄给我一些你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书籍和杂志。”（LC，15）类似的对于书籍和杂志订阅的要求大量地存在于他的狱中书信里。 除了一种对于阅读材料的显然无法满足的欲望之外，葛兰西的书信还显示出，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有目的地、连贯地进行阅读。他试图通过为自己制定研究计划和方案来达到这一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所要的书籍都和这些计划紧密相关。他写给塔提娅娜·舒赫特的第一封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先告诉她自己要学习德语和俄语以及经济学和历史的决定，隔了几行之后，他便索要语法书、一本词典和两本关于19世纪历史的书籍。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书籍，他转而向斯拉法求助。在葛兰西努力求书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比抵御无聊这一当下最为强烈的愿望更深层的焦虑。他向斯拉法坦承：“相信我，如果不是被解决智力下降这一问题的需要所驱使，我不敢以此〔索求书籍〕来叨扰你，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事情。”（LC，15）起初，葛兰西制定他的研究计划，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自律的意识，以防止漫无目的的阅读所造成的浪费，并且防止使他的智力陷入废弃的状态之中。然而，尽管他在那时对此并没有充分的意识，但是他已然为一项范围更为广泛的研究准备了条件，而正是这项研究诞生了狱中札记。实际上，仔细地检视笔记本中的内容，就会遇到这些狱中寄出的第一批书信里约略提及的所有话题（连同许多其他的话题）。但丁、语言学、历史、意大利复兴运动、意大利文学——每一个题目都得到了全面的论述。经济学和金融学的问题（许多评论者错误地臆断说葛兰西忽视了这些问题）在札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在第二个笔记本中是最为明显的，而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全部的笔记本都被留下来用于翻译练习。 由于葛兰西修改并精简了研究计划，所以他的大量阅读变得更为集中和有目的性，扩大了他所希望涵盖的领域并阐明了对他最关心的问题进行系统解决的详尽方案。当他仍在米兰等待审判，并距他认真开始从事札记写作还有两年的时候，葛兰西给塔提娅娜·舒赫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此变得十分著名，因为在其中他表达出要做一些“fürewig”（“永恒的”）的事。短语“fürewig”在1927年3月19日的信件中出现了三次，在那里面，葛兰西告诉他的内姐，为了应付狱中生活的单调无聊，他需要着手从事一项具有如此巨大的分量与重要性的事业，以至于它能够为他的生活提供稳固的中心点。葛兰西在这里思考着从事一种相对定义完善的、多层面的知识活动，这项活动将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保障而发挥作用，同时以此来对抗那令人沮丧的牢狱的统治。这个时候，在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将得到长期徒刑的宣判之后，他无可非议地害怕精神崩溃。通过制定他的研究计划，葛兰西正准备着他的抗击心理围攻的防御策略，而这种围攻则是他完全希望法西斯党的司法与刑罚机关加之于他的： 我的生活伴随着毫无变化的单调继续着。甚至研究工作本身也比它所看起来的那样更加困难了。我收到了一些书籍，而且我也的确阅读了很多（除去报纸以外，每天阅读超过一本书），但是这并不是我要谈的，我的意思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被这种思想困扰着（我想，这在囚徒当中是个常见的现象）：一个人必须在意识到歌德的复杂性理念的情况下，做出一些‘fürewig’（‘永恒的’）的事，我记得，这曾经极大地折磨着意大利的〔诗人〕帕斯科利。简言之，通过事先制定的计划，我想用一些吸引我的课题急切地、彻底地占据我自己，并为我的内心生活提供一个中心。（LC，58） 葛兰西随后开始概述他分的四项计划，他至少暂时地将他的精力引向此处：（a）“一项关于上一世纪意大利公共精神之形成的研究，即：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他们的起源、他们有关文化思潮的派别、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等等”；（b）“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c）“对皮兰德娄的戏剧以及他在意大利所代表和引起的戏剧趣味转向的研究”；（d）“一篇关于连载小说和文学中的流行趣味的论文”（LC，58—59）。在葛兰西的思想中，这四项研究被一个统御一切的主题，或者说共同的中心思想整合在一起，即：“人类在其发展的不同状态与阶段中的创造性精神”。葛兰西长期以来都对这些课题具有兴趣。对19世纪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他最初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在早先从乌斯蒂卡寄出的信件中就已经公布了出来。葛兰西在他被捕前也已经写了关于这些话题的许多方面的大量文章，但他从来没有时间或机会系统地，更不用说全面地来论述它们。对政治活动的专注已经迫使他放弃了都灵大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而他为了应付《前进报》加给他的截稿日期而匆匆写就的戏剧专栏文章，则只是他阐述对皮兰德娄看法的不甚合适的手段而已；他的被捕打断了他在一篇论“南方问题”的文章草稿中开始的、有关意大利知识分子作用的持续的理论阐述。现在，他打算重新拾起他未完成的工作思路，就像它原来那样；只是这次，他的论述和方法都将不同，因为他将以“fürewig”（“永恒的”）的标准来对待他即将从事的工作。 虽然他从歌德那里选用了“fürewig”（“永恒的”）这个短语，但毫无疑问的是，葛兰西运用了一种与歌德具有出人意料的相似性的措辞来构思他的计划。葛兰西并不打算写出一部作为遗产和纪念的、在美学上不朽的作品，恰恰相反，他把这种以细腻持久的方式进行的关于各种话题的研究，看作一种对他来说特殊的兴趣。自从他不能对听众讲话，自从他不能够直接参与任何种类的辩论或公开交流，自从他没有了让他应付的截稿日期和使他能够直接参与贡献的特定政治活动——换句话说，自从他完全被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斗争的当下需要与责任中隔绝出来的时候开始，葛兰西就把他的精力倾注在学术研究的严格训练上。因此，当他向塔提娅娜解释关于知识分子的有目的的研究的本质时，他使用了单词disinterested和短语fürewig。“你还记得我写的那篇论意大利南部和B·克罗齐的重要性的草率而肤浅的文章吗？我想进一步发展已经大略阐述过的论题，从一种‘公正的’、‘永恒的’（fürewig）立场出发。”在这两句话之后，当他询问塔提娅娜·舒赫特，就他打算研究比较语言学而言，“什么比它更为‘公正’和永恒？”（LC，58）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同的词汇。 在这些例子中，葛兰西两次用引号括起来的“disinterested”这个词，与公正的概念毫无关系，这一概念通常是和审美距离的状态、哲学家的中立或者实证主义者的客观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需要一种充满强烈激情的批判，一种倾向于具有“超然宁静”的素养的批判——他不仅没有支持过这种倾向，更别说采取这种倾向了——而他实际上对克罗齐的这种倾向严加斥责。为了在言辞的平常意义中显得“公正”（disinterested），葛兰西将不得不采用一种非政治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一种更广阔的语境和知识领域中对他所关心的话题进行研究与写作，这种语境和知识领域比他先前为难以驾驭的社会党和后来充满矛盾的共产党——那时他们正在许许多多的阵线上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报刊杂志撰稿时所领受的要更为广阔、全面。例如，当他在《南方问题的诸方面》中讨论意大利知识分子时，葛兰西正在介入一场关于他的党与农民关系的专门的讨论，他同时还主张缔造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同盟。他在那篇文章中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是由其他的论题构成的。一旦葛兰西发现自己远离了政治舞台，那么他就想以更大的规模重新研究同样的话题，而不限于当时策略上的需要——因此他的计划考察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社会群体和阶级的形成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互相团结、他们在维护现有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不同类型以及他们在工业化社会中不断变化的地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非常广阔的视角、近乎无限的调查研究范围和独特的观点——然后，在这些方面的条件下，采取一种“公正的”立场。 在他公布自己的长远计划前后，葛兰西安慰他的妹妹泰蕾西娜说：“我平静地看待任何事物，尽管我不怀任何幼稚的幻想，但我明确地相信，我并不是命中注定要烂死在牢房里。”（LC，66）同样轻蔑的语气也出现在其他的许多信件中，比如他告诉朱丽娅：“我已经确信我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平庸之辈。”（LC，181）葛兰西一直信守着从罗曼·罗兰那里得到的格言，并且将它用于他协助创办的《新秩序》这份评论杂志的刊头，即：“智慧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通过对其处境的客观冷静的评价，他从头脑中祛除了所有对于迅速释放他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但是凭借着意志的力量，他确信自己不会沦落为一个庸碌无益的存在。关于这一点，回顾一下葛兰西1932年的某一段时间在第九个笔记本（§130）中所写的评论是很适宜的：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应该被强调的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乐观主义除了是对一个人的懒惰、一个人的不负责任与什么都不想做这一想法的辩护之外，什么都不是。它也是宿命论和机械主义的一种形式。一个人往往依靠着与其意志和活动无关的因素并抬高它们，而且看起来充满了宗教般的狂热。这种狂热除了是一种外在的崇拜之外，一无所是。一种必须以理智为出发点的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唯一正当的热情是这样一种热情：它伴随着理智的意志、理智的活动和改变当下现实的丰富而实在的首创精神。 可以说，葛兰西的研究计划是他“理智的意志”中“实在的首创精神”与创造，但是在他能够执行这些计划之前，他需要克服许多障碍——他最终通过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它们。 为了开始进行他的计划，葛兰西首先不得不解决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何把他的想法记录在纸上。他必须获得钢笔、墨水和纸张，以及当局对他在牢房中进行写作的许可。因此，他在1927年3月提交了一份正式申请，但是被拒绝了，尽管进行审查的地方行政官员提供了有利的建议。葛兰西在大约一个星期后把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告诉了他的内姐： 我想我能够长期使用一支钢笔，而且我打算写作那些已经向你提到的著作。然而，我没有获得准许而且我也不想再坚持。因此，我只在留出的两个半或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作，这些时间是被留出来让人匆匆书写每周的信件的（两封信），我当不能够写作札记，这意味着在现实情况下，我不能以一种有序的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进行研究。我百无聊赖地进行着阅读。（LC，71） 葛兰西将这一问题放下了一段时间，他有许多其他的令他挂心的事，其中有即将来临的对他的审判，他在远方的家人的安宁以及他为适应监狱生活所做的内心斗争。他试图安慰他的亲人和朋友：他正在非常理智地面对他的处境、他对他的困境毫不后悔、他们没有理由为他的境况担心、他已经获得了某种保持镇定的方法。他给弟弟卡洛写道：“我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这里有些人认为我是个魔鬼，有些人几乎认为我是撒旦。我并不指望去扮演烈士或者英雄。我仅仅把自己看做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普通人，他不会用这个信念来换取世界上的任何东西。”（LC，126）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在其中说明了自己如何凭借嘲讽的精神获取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有一个对牢狱和鱼缸的引人注意的对比。葛兰西坚持认为，凭借嘲讽和知识上的好奇心，即便是鱼缸里的生活也会是有趣的。“你会认为……我的生活乍看之下是那样的无聊并且一成不变地继续着。一旦一个人习惯了生活在鱼缸中，并且使他的感官适应了去接受流逝而过的昏暗的印象（同时保持一种多少是嘲讽式的视角），那么，整个世界就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形成一个拥有它自己的光辉、自己的独特法则和自身的固有进程的世界。”（LC，182）在其他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在最普通的事物中发现有趣因素的能力——他指出，这些品质使他的思想保持着繁忙的状态。“我拥有一种从最低级的知识产品，比如像连载小说中发现有趣事物的异常丰富的能力。”（LC，111）他在给他的朋友和共产党同志朱塞佩·贝尔蒂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用类似的语调告诉他的母亲：“我总是像一只鼬鼠那样好奇，而且我对十分微小的事物也很珍视。”（LC，184） 尽管他为使自己适应监狱生活的贫乏做了自觉的努力，但葛兰西一直对不能够从事系统的研究过程感到惋惜。他坚持不懈地对德语和俄语进行研究，同时，像他对朱丽娅所抱怨的那样说：“和我经常所认为的相反，在监狱中，一个人不能好好研究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技术上的和心理上的。”（LC，88）他向贝尔蒂悲叹道，要是允许他写作的话，他能够在“成千上万张索引卡片上”（LC，111）写满由其他方面的杂乱无章的阅读所激发的观察与思考。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从狱中书信里察觉到，葛兰西的思考和阅读并不像他使其看起来的那样分散。例如，如果仔细地看看他索要的书籍和期刊，就会看出某种结构——当它被置于他的计划的背景和笔记本的实际构成当中时，这种结构就会清楚地突显出来。他四处搜集那些在新书资讯方面对他有用的报纸和期刊杂志，这些新书触及到一些与他的兴趣密切相关的话题，他还同时从中剪下一些文章以备将来查阅。因此，他早就在一直收集那些最终将被吸收进笔记本中的材料。此外，1929年前，在狱中书信中简要表述过的许多评论、观察以及理念涵盖了在笔记本中详细论述的几个主要题目。所以，当他对因为禁止写作而导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LC，111）和“我能阅读却不能研究”（LC，176）这样的事实表达愤怒之情时，葛兰西在现实情况中凭借着可资利用的一切具有启发作用的有限资源，一直在工作中持续着知识上的努力。在一封非常吸引人的信中，他勉力完成此事的方式被充分地揭示了出来。 1929年春，葛兰西从马尔维娜·桑纳那里收到了几封短信，她的丈夫因为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而遭受着长期的牢狱监禁。她想让葛兰西告诉她，应该为丈夫获取什么样的书籍才能使他用严肃的学习来充实狱中生活。由于强加在信件上的限制禁止他对此作出直接的回应，因此，葛兰西在1929年4月22日致塔提娅娜·舒赫特的信中也给她写了一封仔细认真的信——他让他的内姐把它抄录下来并转寄给马尔维娜·桑纳，而且，他显然也想让这封信传送到她丈夫手里。葛兰西的这封信值得被完整地引录在此，不仅因为这是了解他如何在狱中进行研究的简明的、富于启发性的指导，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和葛兰西在与理智的瘫痪作斗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关的、有趣的传记资料的来源，而且——尤其是——因为它就葛兰西如何研究、如何审读文本、阐释文本以及如何在他自己对文化的独特思考和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新颖解释中运用文本这些问题，向我们提供了宝贵而深入的见解。这封信让我们目睹了直接的思考与分析的过程，就像它原本发生的一样，通过这些思考与分析，产生了笔记本中的许多条札记，这些札记是以一些普通的书籍、平庸的文章、一时间的观察、随意的评论或者偶然发生的琐事作为出发点的。尽管如此，葛兰西在这封信中一直描述着他获许在牢房中从事写作之前所采用的研究方式，这是一种他从未放弃过的方式，即：他从未停止过谨慎认真地同时以一种开放的思想来细读文本，在这封信里，葛兰西向他的同志安东尼奥·桑纳界定了这种方式： 今天我将答复一个问题，一个我没有被直接地而是被间接地问及的问题，而且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被监禁的人来说都是普遍关注的：一个人如何避免在狱中浪费时光，而且如何通过某种方式继续研究学习？在我看来，首先，必须摒弃一种“学究式心态”并消除任何追求常规的和全面深入的研究过程这种想法——即便是在最好的环境下，这也是不可能的。现代语言学当然是最值得研究的：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本在二手书店里花几分钱就能得到的语法书和一本用你所选择研究的语言写成的书籍（或许也能用一本二手的）。这并不能让人学到正确的发音，这是事实，但是却可以让人学会如何阅读，而且这当然也是一项最重要的成就。此外，许多犯人小看了监狱的图书馆。毫无疑问，监狱图书馆大都混乱无序。这些书籍被随意地放在一起，他们都来自于赞助人——他们从出版商那里获得所有因滞销而积压的书籍——的馈赠和刑满释放人员遗留下来的书籍。这里有大量的用于祈祷的书和三流小说。然而，我认为，一个政治犯必须能够从石头里抽取血液。这就是让阅读充满目的性并理解如何去写笔记（如果获许写作的话）的一切奥秘之所在。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在米兰，我阅读了一定数量的各类书籍，尤其是流行的小说，直到典狱长允许我自己去图书馆，从那些尚未被借阅的，或者，因为某些特殊的政治道德偏见而未让每个人阅读的书籍里自行挑选。我发现如果以如下的观点来进行阅读，那么即使苏、蒙泰潘、蓬松·杜泰拉伊等人也是足够有趣的，这些观点是：“为什么它总是最常被阅读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它满足了什么样的需要？它响应了什么样的强烈愿望？在这些拥有如此广泛吸引力的极糟糕的书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为什么欧仁·苏不同于蒙泰潘？根据他所讨论的那些话题来看，难道维克多·雨果不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家吗？而达里奥·尼科代米所写的《残余》、《冠毛》或者《飞翔》难道不是1848年晚期浪漫主义的直接派生物吗？等等。第二个例子如下。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格勒图森最近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在其中他研究了1789年之前法国的天主教信仰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他考察了那两个世纪中所有献身宗教的文学：布道书的全集、来自于不同教区的教理问答等等，并且将它们汇编成一部规模宏大的书籍。在我看来，这足以向我们展示，如果存在任何一块石头的话，那么即使从石头里也能够抽取出血液这个道理。每一本书——尤其是，如果它讨论的是历史的话——都值得阅读。在每一本十分糟糕的书中都可以发现些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当一个人处于我们这样的境况之中的时候，在这种境况里，时间不能够以通常的标准来测算。（LC，269～271） 虽然他因为不能写作而感到沮丧和愤怒，但葛兰西仍然利用他在乌斯蒂卡岛、在罗马与米兰的监狱斗室中被囚禁的时光，从他所能见到的任何一块“石头”中从事抽取“血液”的工作。他“抽取”出的许多东西不仅在信件中，而且在笔记本中——在这里，他的很多早期研究成果（包括那些他在致马尔维娜·桑纳的信中提到的东西）被记录了下来而且大部分内容都被扩展充实了——都能被发现。因此，葛兰西早期的狱中书信构成了对其笔记本来说非常重要的前言，而后来的书信实际上则是刚才提到的那些笔记本的必不可少的指南。 在罗马审判之后，葛兰西被送往为健康状况欠佳的犯人特设的、位于都里的巴里监狱。他于1928年7月19日抵达那里。由于检察官的话在他脑海中记忆犹新——“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头脑停止工作二十年”——所以，他立马开始采取措施为自己创造条件，获取能使自己挫败法西斯政权企图使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一诡计所必需的资源。葛兰西和对他进行审判的检察官彼此都十分了解，他们两人都很欣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智力劳动的极端政治效应。检察官足够了解葛兰西，因此他意识到，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正是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身份给墨索里尼对全国的镇压造成了最大的威胁。换句话说，这位检察官对葛兰西为了在他的同志们中间进行反复的教育而为之艰苦斗争过的那些观点是很敏感的，这一观点就是：激进的反对派政治主张要使人面对的，远不止和已经确立的权力机关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冲突。通过把葛兰西关进监狱，国家的司法系统就使意大利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领导者和决策人，但是这位检察官暗示道：并不能把葛兰西作为一种反对派力量完全根除掉，除非同时能够成功地使葛兰西的理智陷入瘫痪的状态。对葛兰西来说，他明白，如果实践他经常宣传的那些思想，即如果他坚持全心全意的知识研究工作——他认为这可以成为富有成效的政治活动的重要准备与基础——那么他就能够不让法西斯政权彻底战胜他。除了填补心灵空虚的真实需要之外，葛兰西对确定指导其研究的工作计划的忧虑被其他的一些事情搅扰得更加厉害了。他为献身于自己信仰的宝贵事业激励着，以剩下的唯一向他敞开的方式继续着他的政治活动——通过深化对他一直以来想靠斗争去改变的那个社会的理解；通过阐明关于马克思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些观点；通过分析复杂的并且常常隐藏着的权力结构；通过思考他自己的政党的特点；通过为以后的行动构想可行的策略等等。在他的信中，葛兰西不得不避免公开表明其研究的政治性质和暗示，他用心理学上的术语来表述他的写作目的和动机，这些心理学术语并不会使监狱检察人员感到恐慌。然而，对于熟悉葛兰西早期著作的任何人来说，很明显，他的学术计划表明着他打算在狱卒的眼皮底下从事政治工作的意图。因此，葛兰西在狱中研究里选取出来进行集中讨论的大多数话题，与他在杂志文章中讨论的话题享有一种相似性当然也就不是巧合了。那些早期著作——正如其原本的那样，它们构成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前身——准确无误地传达了葛兰西的理念：知识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方式。 从他最早的文章到他被捕前夕正在草拟那些的短文，葛兰西持续不断，而且一再地关注为反抗压迫的社会主义斗争而进行的紧张的知识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在一篇于1916年1月29日发表在《人民呼声》上的题为《社会主义与文化》的文章中，25岁的葛兰西指责社会主义贸易联盟领导人，他们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有着长满老茧的双手和未被文化与学校的弊病所污染的头脑”的阶级而大加赞扬。葛兰西反驳道，没有文化，被剥削阶级就永远不能指望达到对他们的历史角色，或者对他们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他继续解释说，推动自由与社会变革的力量是基于一个“理性反思”的过程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场革命都是以一场紧张的批判运动、文化渗透和理念传播的努力为先导的原因……”（CT，101）在次年年末，葛兰西强力督促社会党在都灵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是葛兰西在他的整个生涯中所建议的众多举措之一，而这一生涯就是让他的同志们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他经常所说的“文化的组织”，并且促进对工人们的政治教育。这种理念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没有能够被确立下来，但是接着发生的争论却为葛兰西提供了机会去进一步阐述他对社会主义（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对于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的关系的看法。针对葛兰西计划的最典型的一个反对理由是由贸易联盟的一位官员提出的，这位官员用L'umilissimo（最卑贱的人）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没有义务变成有文化的人，如果他们对此具有强烈的倾向，那么他们可以获得文化，但是他们应该通过利用一些手段，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这些手段是具有相似习性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能够利用的。葛兰西在1917年12月24日的都灵版《前进报》上以题为《慈善事业，良好的愿望和组织》的文章做出了回应。他断言，文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能选择获取或者忽视的某种东西，它不仅仅是经济与工业斗争的附庸。葛兰西认为，他的对手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的错误概念，他错误地认为文化意味着“对所有事物都略知一二”，然而，“我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文化概念：我认为它是指仔细地思考，无论一个人思考些什么；然后去认真地做，无论一个人做些什么。”此外，“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它完善了而且具体化了思想自由的模糊概念。”与组织其他所有实际活动相比，社会主义者有责任在文化的组织上投入同样多的精力。根据葛兰西的看法，这种组织的性质赋予处理文化问题的社会主义方式以独特的特点，使它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方式： 资产阶级仁慈地想出了为无产阶级提供普及的大学教育这个主意。我们对这种慈善事业与团结和组织进行对比。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正是良好的愿望所要求的，如果它不会一直毫无结果和成效的话。不应该强调讲课的重要性，而应该重视具体的讨论工作和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这种工作中，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贡献，而且每个人同时都是老师和学生。（CT，519） “新秩序派”——他们获得与其在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期刊名称相一致的称呼——的突出特点之一，即：对文化和教育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葛兰西。《新秩序报》把它自己称作“社会主义文化每周评论”，而且其首页上印有一条标语：“教育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所有智慧。唤醒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所有热情。组织起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所有力量。”正如马丁·克拉克在他对葛兰西狱前政治生涯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新秩序报》“作为一份由咖啡馆知识分子、带有虚浮思想并擅长新闻写作，却对任何工业或管理都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出版的浅薄期刊，它将会受到攻击——而且也确实受到了攻击。”然而，这种攻击几乎没有吓到葛兰西。通过热情地参加工厂委员会运动，他同工人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获得了工业劳动领域中的宝贵经验。葛兰西在被选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前以各种官方身份为其服务时，他的管理技能就得到了长期的历练。葛兰西总是在不同的公开讨论的场合报（纸评论、党的会议、演讲、报告等等），以不同的方式，不仅在他的同志们当中，也在所有工人和与他的事业志同道合的其他每一个人中间促进教育、文化上的准备、批判性的分析以及理论的详细阐释等工作。 1925年，当狂暴的法西斯迫害已经迫使意大利共产党变成一个实际上私下活动的组织时，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葛兰西建立了以传授马克思理论研究为目标的“党校”，这种传授是通过相应课程的形式来进行的。每个共产党员所期望的学习方式一样，他在一篇刊登于1925年4月1日的《新秩序报》上的文章中，阐释了“党校”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他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教育理念区别开来。葛兰西坚持认为，被“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反复灌输的“客观的研究”和“公正的文化”不应该在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们中间占有任何地位；反之，工人们为了提高他们的理论意识，为了有效地抗击敌人而获取必要的武器，就必须严肃地进行研究学习。自从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一场斗争，“在我们的行列中，人们为了提高、为了增强个体成员及整个组织的战斗力、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的情况，以便能更好地适应针对这些情况的日复一日的行动而研究学习。学习和文化，对我们来说，除了是理论知识以外，什么也不是，这种理论知识属于我们当前和最终的目标，属于我们能够成功地将其转变为实际的方式。”（CP，49—50）为了寄出两批学习材料，这个“党校”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这两批材料中都包括由葛兰西撰写的长篇导论性文章。这一冒险活动失败了，因为想通过邮件分发这些材料而不吸引安全机关的注意并且不提供给他们搜捕异见人士的简单方法，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由于警察镇压和国家支持下的恐怖统治对所有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党都造成了危害，解散了他们的骨干队伍并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失败主义情绪，因此葛兰西的著作逐渐集中于两个重要的问题：对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具有帮助作用，并且能够让它作为一种独裁统治而变得根深蒂固的意大利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条件；意大利共产党通过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理智细密的分析，通过加强工人们的政治意识，通过与其他被剥削群体（尤其是农民）建立同盟并通过对党的理论立场、策略、目标的一致表达而巩固党的团结，从而把自身组织成为一场有效的反对派运动的迫切需要。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葛兰西一再地返回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确信，首先，如果想完全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导致它兴起的漫长历史以及使它继续执政成为可能的那些复杂因素；其次，如果想达到对领导权的特点、组织结构的类型、政治意识的程度、战斗行动的形式、文化干预的模式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在成功地战胜法西斯主义并实际地追求夺取政权之前所需要的群众基础这些问题的有用的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被仔细地调查研究。 在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政治领域的分析、对党的策略的讨论和对社会主义目前与未来任务的描述中，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心地位再没有比《南方问题的诸方面》这篇未完成的文章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这篇文章是他被捕前刚刚草拟的。这篇文章视野广阔，把最重要的论题展开分析，又联系在一起，并且至少暗示出了葛兰西思想——一种关于复杂的关系网络的思想——的总体轮廓，这种关系网络通过由认同的产物，也就是由知识分子赋予它的合法性而将政治经济力量与文化权威联系起来，以建立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稳固持久的社会秩序。《南方问题的诸方面》初步地包含了葛兰西思想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他在《狱中札记》里详细论述了这些部分，而且他也因此而更著名。特别是他的关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理论和他的领导权概念（尽管“领导权”这个术语，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论，只在其中出现过一次）。葛兰西非常理解他在这最后一篇不完整的文章中所达到的见解的重要性，以至于向塔提娅娜·舒赫特描述说，他的“永恒的”工程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最初概述的内容的扩展补充与详细阐述。可以有把握地说，《南方问题的诸方面》，除了以其自身的重要性对社会政治理论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外，同时也是《狱中札记》的序言。但是，在关于“南方问题”的文章首次提及的思想获得造成一场重大突破的使人信服的力量之前，仍然需要进行大量具体的工作和耐心的思考。葛兰西明白这一点，并因此忧心忡忡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 《狱中札记》的构成与组织 在葛兰西刚刚到达都里监狱的那些日子里——从罗马开始的令人难受而且使人衰弱的旅途搞得他的身体精疲力尽——他便开始打听，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牢房使他能够从事写作，应该从谁那里获得什么样的许可。当他1928年8月13日给弟弟卡洛写信时，他已经在新的监狱中度过了一个月，他指示卡洛，“以我家庭成员的名义（以母亲和你们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让他们采取措施使我能够被安置在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牢房里……在你们的申请中要强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过去的工作使我很难在一个满是令我难受的病人的牢房里阅读研究；而且要询问，如果被单独关押，我是否能够获准拥有纸张和墨水，以便使我能够投身于对文学的本质和语言学的某些研究工作中去。”（LC，221—22）不久后，他移居到了一个单独的小牢房中。在他的信件里，他一直敦促卡洛致力于为他争取狱中写作权利的事务。同时，他也做出安排，开始收集整理他那四散的书籍，并且使他订阅的杂志转寄到都里的新地址。最终，在1929年2月14日，他告诉塔提娅娜·舒赫特：“不久，我就又能够拥有在我的小牢房里进行写作的必要工具了，因此，我作为一个囚徒的最大愿望也将得到满足。”（LC，248）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告诉他的内姐不要给他寄书了，因为“既然我将能够写作，那么我就会制定一份研究计划并且向你索要所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就不需要任何书籍了。”（LC，251）从葛兰西最早写的那些信开始，他就想实现他所表达的愿望：开始工作和研究，而不仅仅是阅读。 葛兰西在一个普通练习本上的头两页，简要地说明了一些类似于研究计划的东西。在首页的上方，他写下标题：“笔记本一”，紧随其后的是它的起始日期：“1929年2月8日”。研究计划包括16个编着序号的标题（其中最后一个标题很可能是不久后添加上去的），它们被列在“主要论题”这个总题目之下。这个总题目里涵盖了葛兰西的四个研究领域——它们是葛兰西在1927年3月19日写作的那封“永恒的”书信中简要说明过的——中的三个领域，即：知识分子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大众文化，其中缺少的是对皮兰德娄戏剧的任何涉及。但是，作为一组集聚着他的不同兴趣，并且对他的阅读给予某种指导的中心与话题，葛兰西在这个笔记本中所记录的最初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的研究计划。所有在首页中被列出的话题在笔记本中都被探讨过，有些还比其他的更为深入，除了“8）狱中生活的经历”这一条外。（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他的书信相反，几乎完全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是自传性资料的内容）然而，这份列表仅仅在最低程度上暗示出了葛兰西所要从事的研究种类。例如，略过它之后，则是大量的话题，它们占据了笔记本中——包括“笔记本一”自身——某些最重要的篇幅，像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洛里亚主义、对布哈林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等等。这份列表完全没有使读者对紧随其后的许多札记那不连贯的特点和支离破碎的结构，或者相反，对札记写作过程中，建立在他所列举的话题和一道被介绍的其他话题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做好心理准备。但这份最初的列表显然体现出葛兰西对历史、文化以及他的文化概念所涵盖的广阔领域的特别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记本一中的头几页点出了葛兰西狱中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它们同样优先关注那些葛兰西给予特别注意的，而且后来明确地体现在所有笔记本中的话题，包括知识分子（笔记本十二）、流行文学（笔记本二十一）、天主教运动（笔记本二十）、民俗学（笔记本二十七）、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笔记本二十二）、新闻业（笔记本二十四）和语法（笔记本二十九）。 葛兰西对文化的兴趣与其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在开头列出的“主要论题”中并非立马就能看出来（我说“立马”是因为通过思考才能看出，比方说，属于大众文化的那些题目反映出葛兰西的政治倾向），的确，在整个列表中，缺少任何一个明显的政治话题都会作为一件怪事使人感到吃惊。然而，与其说这是一件使读者感到迷惑的怪事，不如说它将提醒读者们想想葛兰西身处其下进行写作的条件。狱卒对他所做、所写的一切都保持着警觉的监视。每当他准备下笔写作时，监狱的批准以及他在都里填写在笔记本上的典狱长的签名就会浮现在他眼前。这并没有阻止他研究和写作他所认为重要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比如，他用伊里奇指称列宁，用勃朗施坦指称托洛茨基，在其他例子中，他通过创造性的迂回说法、类似的伪装的修辞手段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葛兰西以写下“主要论题”列表而开始了第一个札记本的写作。第二天，葛兰西写信给塔提娅娜·舒赫特：“由于我现在能在我的小牢房里从事写作，所以我会大概记下那些对我有用的书籍，并且偶尔将书单寄给书店。由于我拥有了一个笔记本，所以我想根据一个计划进行阅读，并对某些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钻研，而且我已经不‘贪婪地阅读书籍’了……你想到了吗？我现在正在自己的小牢房里写作。眼下我只通过翻译些东西重返写作实践；其间，我也整理我的思想，使之有条理。”（LC，253）几个月中，葛兰西只是从俄语、德语书籍中进行翻译工作，为此他使用了不同的笔记本；他告诉他的妻子，朱丽娅，这一工作平复了他的紧张心情并使他感觉到更好了一些。同时，“笔记本一”中“主要论题”列表后面的那些页仍然是空白的。葛兰西并不特别急于开始写作，他依旧在脑海里构思能够集聚其思想的计划或方案。1929年3月25日，他写信给内姐：“我已经决定，首先集中精力撰写关于以下话题的札记：1）19世纪意大利历史并对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与发展予以特别的关注；2）历史理论及历史编纂学；3）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LC，264）构成“主要论题”列表的十六个题目现在被缩减成为三个，但是葛兰西仍未开始写作他的札记。一旦他在1929年6月的某个时候开始写作，他的知识视野竟是那样广阔，即使他自己那雄心勃勃的预想计划也限制不住。 1930年5月前，葛兰西就已经在笔记本一上写满了158条札记，它们长短不一，而且论题的范围广阔。这些札记中的绝大多数所讨论的问题在后来的笔记本中得到了更多的回应。实际上，笔记本一中整整三分之二的札记最终都被葛兰西勾画掉了，因为他把它们放入了后来的笔记本中（通常是以修改过的形式）。这个笔记本的一些札记内容来源于他早期著作中所阐发的那些理念和观点。关于阿希尔·洛里亚的札记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类似地，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札记，它们使人想起《南方问题的诸方面》这篇文章中的某些段落。虽然它们使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先前的著作联系在了一起，但这些各种各样的札记却并没有裹足不前，相反，这些札记集聚了那些获之于过去的思想见解，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深远而广阔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深入于意大利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结构，深入于知识分子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作用。尽管它具有零散性和异质性，但是“笔记本一”表现出一种思想上非凡的丰富感。在其中，可以发现致使葛兰西的一些概念得以形成的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这些概念是他最为重要和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如，领导权和消极革命。当他完成笔记本一的写作时，葛兰西已经完全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了，他的著述工作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进行着。 差不多在葛兰西用完笔记本一的同时（也许是在这之前），他开始在三个新的笔记本上进行写作。从前面的这一点可以看出，葛兰西同时在几个笔记本上写作，经常在没有用完一个本子之前就使用新的本子，同时又继续在他已经使用着的那些本子上写作。有些笔记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完全写满了，而其他的则包含着那些被写了超过两年或许更多年的札记。葛兰西在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中就写满了笔记本三中的158个页码。当他1930年10月完成它的时候，他仍然在写作笔记本二和笔记本四，并且继续这样写了一年。同月，他还开始写作笔记本五。笔记本六和笔记本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葛兰西自己对卡尔·马克思的德文版选集所做的意大利文翻译）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开始被使用，但札记仍然被写在笔记本二、四和五当中。对这么多笔记本进行统一汇编——只有当葛兰西由于身体的衰竭而完全放弃他的计划时，才会停止对这些笔记本的写作——使得清楚地确定年代顺序变得极端困难，不仅是单独札记的年代顺序，甚至也有笔记本自身的年代顺序。根据它们的创作时间顺序来严格地编排和再现这些札记，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与此同时，也不能够简单地忽视这些札记和笔记本之间的时间关系，因为葛兰西在狱中的写作是其思考与阐释的复杂过程的记录与产物，这种思考与阐释是在一段时间内展开的。这种未完成的过程本身是很重要的。葛兰西的思想不是一个有着清晰可辨的开头、中间与结尾的线性论述的过程；它们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能够单独使读者获得感悟的断章残篇。葛兰西自己对组成其札记的各种要素的安排与重组，构成了他整个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葛兰西借以深化其思想、充实其概念的主要论述方式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狱中札记的手稿都是一个迷宫。为了出版的目的而对手稿进行的编排，自然让它们——依据选用的编排原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读者少了一些迷惑，但那也仅仅是一个表面性的好处，如果它使读者忽略了这座迷宫中的错综复杂性。那么这种好处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缺点。 葛兰西对多个笔记本的同时使用，是对其计划的快速演变、对他所提出要考察的问题的大量分支与内涵，以及对他身处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写作的反映。他采取的写作程序中所涉及的因素是繁多而复杂的。他的兴趣广泛而多样，但是在他进行著述的过程中，他研究的各个方面变成了彼此关联的整体。他的作为整体的计划和达到该计划的一般方法并非十分系统化，但是他的阅读、研究以及札记写作，却是在一种规范与秩序感的支配下进行的。在他获得狱中写作权之前的许多个月里，葛兰西将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重新思考那些他在狱中收到并阅读过的期刊中的问题。在研究大量期刊的时候，他对一些文章、书评、文告和其他问题都做了评注和摘录，他或者觉得它们很有趣，或者想对它们发表评论，或者认为它们在以后的某个时期会对他有用。当他已经开始笔记本的写作时，仍然对期刊进行相同的操作。那些由他对期刊的阅读产生的札记会在几个不同的笔记本中被找到，而且不可能总是能够确定，为什么它们被放在某个位置而不是另一个位置。 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札记来源于单独的一个论题，比如NuovaAntologia这个论题在笔记本二和三中都能被找到，但这两个笔记本没有一个是专门用于某个特定论题的。不同的笔记本中也存在着许多类似的摘录的重叠，这些摘录是从其他期刊那里得来的。葛兰西很可能由于材料组织上的原因，把特定的材料放入特定的笔记本中，这些原因并不能够从外部迅速地辨识出来。也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葛兰西正使用着当时立马能得到的无论哪个笔记本进行写作。在都里监狱中，葛兰西时常得不到他的所有笔记本——它们连同他的书籍被存放在一间储藏室里，而且他每次只能被允许索求其中极为有限的几本。 葛兰西在不同的笔记本中对材料进行的编排并不总是顺从于明显的逻辑，但它也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头脑中的总体设计当然是复杂的，并缺乏稳定性，而且其界限一直在变换，尤其是在早期的阶段。然而，大约在他完成第一个笔记本的写作的同时，或者在这之后不久，葛兰西开始思考，留出某些笔记本，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对特定的主题进行写作。所以，尽管他给笔记本二定名为“杂记”，并且像未题名的笔记本三那样（它和笔记本二不同，而和笔记本一享有紧密的相似性），用它撰写了涉及大量无关的或者关系不甚紧密的话题的札记，但是葛兰西开始写作笔记本四的时候，以明显的意图将它一分为二，这一意图是：至少将后半部分用于写作能够归在一个特定题目之下的一组札记。很难完全确定笔记本四中每一条札记确切的创作次序和这两个部分是否开始于同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笔记本四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按照专题组织在一起的，整个第二部分（大概还有它之前的十五至二十页）从一开始就转向了特定的目的，而且葛兰西有意地选择把某些札记放置在其中，而不是放在他能够得到的其他笔记本的杂记集里。1930年4月末或5月初的某个时候，葛兰西在笔记本四中间那一页的顶部写到：“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且在下面写到：“第一辑”。后面的篇幅，直到札记手稿的结束，全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解释和探讨相关。单独的札记彼此之间并非紧密相连，它们没有包含一个系统化的阐述。然而，它们全部都包括在后来的笔记本中，在那里它们成为了对哲学的、批判的和理论的话题更加全面的论述的一部分。笔记本四的首页也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单个话题的札记。在标题“《地狱篇》中的坎顿十世”下面，葛兰西集中了一段时期内关于原文解释问题的札记，正像狱中书信和笔记本一中的“主要论题”列表所证明的那样，这一问题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他制定了一个超出其设想的，实际上是独立的、自足的计划——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两者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并且是正确的——这一计划能够提供一种对但丁《地狱篇》里的坎顿十世的独到见解，并通过这种解释向克罗齐式美学的重要特性提出挑战。在手稿中，把属于“《地狱篇》中的坎顿十世”的札记与以“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第一辑”为题的那一页隔开来的部分，则被用于撰写各种杂记，其中包括一些关于知识分子、教育以及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的特别重要的长文。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不在笔记本一列出的“主要论题”之中，但是从札记创作的最初阶段开始，它们就作为引起葛兰西特别兴趣的领域而同时出现。可以确定，早期的笔记本中也包括大量与诸如知识分子、大众文化和19世纪意大利历史这些论题有关的材料，这些论题葛兰西在他开始写作之前，就已经明确地宣称要好好地进行研究。哲学札记以许多方式和那些讨论其他论题的札记相联系，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例如，哲学札记中关于克罗齐的全面论述不能够完全从对知识分子和意大利历史的讨论中分离出来。同样，对布哈林的唯社会学论所做的理论批判——它也在“哲学札记”之中——和札记中其他地方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持续抨击也具有许多联系。但是，认为葛兰西按照专题来编排札记的最初的（尽管只是部分的）努力应该包括留出一大块篇幅收录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零星思考，这样的看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对这些思考的重要性的强调，在笔记本七和八中被进一步加强了，紧接着的那些部分，葛兰西再次把它们分别留给了“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第二辑”和“第三辑”。 葛兰西在极短的时间内设定的研究范围，以及他的研究引导着他进入其中的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使得葛兰西有必要决定把哲学思考集中放置在一个单独的、总体性的话题之下。他试图同时探索不同的道路，并继续进行他的不断扩展的计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一方面，他越深入地钻研这个课题，就越清楚它的各种后果，以及它对于整个历史研究中其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的巨大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条件限制，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以这个课题所要求的那种严密性来对它进行探究。虽然葛兰西从未怀疑过，知识分子研究对他想做的其他几乎任何研究来说具有核心地位，但他的书信显示，他曾摇摆不定，这种摇摆发生在为了多少以系统化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研究而制定计划，与对自己从未能够比已经着手的那些研究前行更远而感到绝望这两种心情之间。1930年11月17日，他致信塔提娅娜·舒赫特： 我已经确定了三个或四个主要话题，一个是18世纪以前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全球性作用，这可以被分成几个部分：文艺复兴和马基雅维利等等。如果我有机会查阅必要的资料，我相信，一本真正有趣的和史无前例的书籍就会被我撰写出来。我说是一本书，仅仅是指，它是一定数量的专著的导论。因为问题在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自己，而且我认为需要返回到罗马帝国时代。（LC，378） 8个月后（1931年8月3日），散见在不同笔记本中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已经变得更为全面而充分了，而且得出了对诸如国家理论的引人入胜的新思考，葛兰西沮丧地向塔提娅娜·舒赫特吐露说： 可以确定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研究与工作的实际方案了，这自然是注定要发生的。我本来已经打算思考某一组问题，但是这些思考在某些方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文献搜集的阶段，一个著述和阐释的阶段，这种阐释需要有许多藏书才能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浪费时间，但是我再也没有巨大的兴趣朝着既定的总方向前行了，至少目前是如此。我想给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最大的兴趣之一就是确定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中的某种特征。这一兴趣，一方面起自于探究国家概念的愿望，另一方面起自于了解意大利民族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的愿望。即使将它局限于最低程度，这项研究依然难以应对。有必要回到罗马帝国以及它所造就的第一批“世界性”（“帝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研究神职人员的基督教会的形成，是它使帝国的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这一遗产符合于欧洲等级制度的形式，等等。我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18世纪，也就是教会与国家对司法权进行第一次斗争之前，谈论意大利“民族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直到意大利知识分子成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之前，他们一直起着一种普遍性的、非民族性的作用（要么为教会，要么为国家），作为技术人员和专家，他们帮助组织其他民族国家，并向全欧洲提出，要做‘管理人员’，他们没有聚合成民族中的一个类群，或者说民族阶级中的一个特殊团体。——正像你能看到的，这一话题将引出一整套的文章，但是它需要一个完整的学术计划——我的其他研究也与此相同。你一定还记得我在大学获得的严格的文献学训练渗透给我的——很可能是过度的——那些方法论上的顾虑。（LC，459—60） 除了展示出葛兰西从事研究时所面临的困难之外，这两封信还揭示出了其著作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并对理解有助于使笔记本成形的那些要素贡献很大。首先，它提供了对葛兰西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一般方法的简要说明，和它具备的广阔的历史视野。第二，它们能够使人看到——尽管是简略地——头七个笔记本中许多看似不相干的札记实际上和对知识分子有计划的研究多么紧密相关——许多关于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教会—国家关系、启蒙运动的后果与民族主义兴起等等是同一幅马赛克画上的许多个部分。第三，它们使葛兰西所发现的国家概念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之间的关系变得明确，从这些联系中申发出葛兰西对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领导权的大部分创造性分析。此外，它们还帮助澄清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概念，他们的不同种类以及他们的态度立场这些问题。总而言之，这些书信明显地体现出，知识分子问题的各个方面在葛兰西整个的政治—学术事业计划中所占据的优先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最终，这两封书信证明葛兰西面对的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异的任务，以及为什么他有时对自己从未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而感到绝望。 在上面提到的第二封信中，葛兰西举出了至少在当时使他放弃自己计划的两个因素。在他不能得到存放于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各种资料以前，而且除非如此，他就不能够使他的工作取得更多的进展；他在任何情况下对文献学上的完整性的重视，不允许他在没有通过文献证据证明自身观点的情况下，从事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其中还包括着第三个因素，葛兰西那时正在经历一个精神压力与身体衰竭的特别困难的阶段。在他写了1931年8月3日那封信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体内大量出血。自然，他的工作效率略微减慢了一些——但是，必须相对地理解“减慢”，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在1931年年末之前，葛兰西已经差不多写完了七个笔记本，并且即将进入第八个笔记本的写作。事实上，放弃知识分子研究——这项研究构成了他的几乎所有研究的核心——的想法只是糟糕的健康状况造成的一时的结果，这并不是说，那阻止葛兰西严肃地进行研究——它有望为葛兰西开辟出如此令人振奋的历史与理论的界域——的条件没有使他深深地感到沮丧，而是说他的适应能力战胜了他被囚禁于其中的悲惨处境。从他被关押的时候开始，他就用自己已经采取过的相同的方式来面对困难，即：利用他的知识资源和自律精神来集中思想，并制定能够使他继续其著述的对策：“从石头中抽取血液”，尽管他身处于一切约束之中。他的新对策的主要部分在引用的两封信中表现了出来，在前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准备一个“对一定数量的著作所做的导论”的可能性，而在后一封信中，他表示如果给他机会，他将写出“一个完整系列的文章”。装在他心中的这类文章在笔记本八的首页上被简略地进行了阐述。在同一页上，葛兰西还表达出哲学以及方法论上的顾虑，他曾对塔提娅娜·舒赫特提到过这种顾虑，并把它看作一种阻碍其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 在《狱中札记》的总体结构中，笔记本八意味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关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葛兰西似乎本来打算把这个笔记本用于两大块单独的、以专题形式组织起来的札记。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最终，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于以“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为题的第三辑札记。笔记本的首页上也写有一个标题：“对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零散注释与笔记”。然而，在此题目之下，并没有符号§，该符号是葛兰西按照习惯标记每一条札记的开端时采用的。相反，这个标题后面紧跟着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只能被描述为，是葛兰西对其计划进行评价与重新阐述的一份具有内在涵义的记录。这份计划至少要涉及到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第一页的前半部分包括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札记的本质的断定、强调了它们的暂时性特点、它们的局限以及其中某些内容错误的可能性。葛兰西写到，“这些札记也许会产生一些独立成篇的文章，但是不会产生一部全面而有机的著作。”然而，他同时也强调，他并不打算只是编纂出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内容纷乱的杂录，或者“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目的在于填补所有可能的与可以想象出的‘理论空白’。”这是葛兰西在笔记本中第二次较为详细地谈论到其札记的暂时性特点，以及它们可能包含的错误。第一次出现在一条补充说明性的评论里面，它位于一条关于关于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札记末尾，这条札记写在笔记本四的“哲学札记”第一辑之中（§16）：“请仔细看这个结论。总地来说，请记住，所有这些札记都是暂时性的，而且是作为产生自笔尖的东西被写下来的：它们必须被详细地审视和检查，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含有不确切之处、年代错误、必然包含着错误行为的错误方法等等，这是由于，这些札记仅仅拥有一种暂时的备忘录的功能。”将笔记本八的第一段与笔记本四中的早期评论区分开的，首先是它的这样一种地位，即：作为开头的提示与关于其后所有内容的具有劝诫性质的声明；其二，是它对一个特殊话题——在此处是指知识分子的问题——的论述性质：既非大杂烩式的杂录，又非完整或统一的著作。”类似的一种“提示”也在笔记本十一的首页中被突出地呈现了出来——其文字几乎是从笔记本四的补充性评论中一字不差地摘录出来的；而且，当然，笔记本十一的主体部分中包含着对大量材料的整理与综合并不是偶然的，这些材料最初是草拟于那三辑“哲学札记”之中的。（草拟于这三辑中的其余札记大多数被收集在笔记本十中）。在笔记本十一中，这些札记出现在“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导论及起始部分的札记”这个总标题之下。然而，由于它的编排，笔记本十一首页上的具有劝诫性质的声明类似于笔记本八开头的段落，而且两者的效果与动机与笔记本四中所作的那些评论十分不同，它们拥有比题外话更多的内容。此外，在所有笔记本中，葛兰西在许多时候都明确地提出要核对、检查、重新审视他已经写过的东西。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暂时性特点与主导着笔记本八和笔记本十一的不完整性的突出强调，表明葛兰西当时正表达着他的一种极其特有的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他的一项决定，即：开始以专题的形式来组织至少几个笔记本的内容。他想给予他的札记以某种秩序，想对激增的想法与四散于几个笔记本中的材料保持一种控制。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打心眼里担心，唯恐通过给予札记内容以一种有秩序的外观，或者清晰的条理而使札记成为完成的，或者近乎完成的著作，并因此产生错误。当葛兰西重新思考其札记写作的步骤、重新评价整个研究的形态、当前的状况，以及对其研究的未来指导时，当他将要开始以专题名称来组织一些笔记本中的某些材料时，葛兰西的这种先入之见会如此公开地展现自身当然就不是偶然的了。他在文献学上的顾忌无疑是这种先入之见得以产生的首要原因。然而，他已经遇到了错误地处理其著作的潜在危险，这些著作在他对马克思的研究中从未打算出版，而且这很可能是他对自己的著作谨慎认真的另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这也很好地成为了这样一个例子，即：葛兰西创作札记的自我经验，使他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未完成的、或者说，他身后文章所具有的那种疑难的特点）实际上，第一辑“哲学札记”中的第一条就和对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以及从他的手稿中汇编而成并在其死后出版的著作进行区分的重要性有关。在这条札记中——它作为题目是“方法的问题”的札记，以略微改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笔记本十六中（§2）——葛兰西比较详尽地讨论了在处理未完成的材料时必须采用的严格的步骤： 此外，在同一作者的著作当中，必须把他完成的和出版的著作，与那些未出版的著作区分开来——因为它们是未完成的。对于后者的内容，一定要非常谨慎地对待：它必须被看做是不确切的，至少是没有既定形式的；它必须被看作是仍然处于阐释过程之中，仍然具有暂时性的材料。（4，§1） 在笔记本八的首页上关于札记暂时性特点的导论性声明之后，立刻紧接着一份“主要意图”的长长的列表，也许正是由它们产生了有关知识分子的札记。这份列表包含着一个广泛的话题范围（一共有二十个话题），它展示了知识分子问题的各个方面，而这一问题是葛兰西已经思考过，并在当时发展至其顶点的问题。这张列表里的某些题目与笔记本一中列举的“主要论题”中的几个题目是一致的，尽管并不总是完全符合，比如：“1870年前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发展”、“连载小说这种流行文学”、“民俗学与常识”、“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天主教运动史”等等。“主要意图”列表中的其他题目，比如“改革与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学校和民族教育”、“世界大战之前B·克罗齐在意大利文化中的地位”、“中世纪的市镇：国家的经济社团时期”、“洛里亚主义”等等，与分布在前七个笔记本中的许多札记的标题，或者至少与其主题是相一致的。通过准备这份列表，葛兰西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决定，即：在他的大量札记中，哪些部分属于，而且能够被整合在一个（或几个）专门用于讨论知识分子这个总话题的笔记本中。“主要意图”的目录中绝不包括葛兰西已经写出来的札记里所讨论的所有题目，但是它充分地显示，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所做的深入研究的范围已经变得何等广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的著作进行评价并且创造一种能够使他继续写作的方法又是何等的重要。 在“主要意图”列表的末尾、笔记本手稿第二页上方这个位置，葛兰西写到“附录：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他肯定打算增加其他话题，这些话题与他的知识分子研究相关，但却并不直接地作为其中一部分。另一份列表位于笔记本八的第三页手稿上，它很可能写于“主要意图”列表稍后的时间里。这份题为“主要类别”的列表由十个小标题组成，他们全部被标上了下划线： 1、知识分子。学术的问题。 2、马基雅维利。 3、百科知识和文化话题。 4、哲学研究导论和对《社会学通俗手册》〔即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札记。 5、天主教运动的历史。天主教的整体论——耶稣会士们——现代主义的教徒们。 6、各种学术札记的杂录（过去与现在）。 7、意大利复兴运动（从奥莫代奥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时代》的意义上来说，但特别强调更为纯粹的意大利主题）。 8、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大众流行的文学（文学札记）。 9、洛里亚主义。 10、关于新闻业的札记。 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这张列表的几个题目恰巧与笔记本一中“主要论题”列表里的题目相一致，不然就是与仅仅出现在笔记本八的头两页上，并且与“主要意图”列表中有关知识分子那一部分的题目相一致。没有必要去在这些不同的列表之间建立确切的联系。在这最后一份列表里进行的，是葛兰西为组织他的材料而概括另一种方法的努力。有趣的是，紧随这张列表之后的是164页札记。这一想法公布于该笔记本首页上方的文字当中。葛兰西由于某种原因，放弃了把笔记本八的第一部分用于写作“对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零散注释与笔记”这样的想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坚持这样的观念，即：在札记中建立某种秩序，或者将某些笔记本用于特定主题。为了防止他的整个计划落空，对笔记本中间的材料进行重组，是他既想做又需要做的事情。他在1932年2月22日写的一封信中对塔提娅娜谈到了这个情况： 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简单札记，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们四散于一系列混杂着其他各种札记的笔记本中，而且我应该首选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并按照顺序来编排它们。这项工作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因为我频繁地患头痛病，它使我丧失了必要的专注。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由于我必须在其中工作的条件与限制，也使得这项工作任务十分困难。如果你可以的话，请寄给我一些笔记本，但是不要像之前寄给我的那样太大，而且不便使用，你应该选择常规尺寸的笔记本，就像在学校中使用的那种，没有过多的页码——至多40—50页——这样它们就不会逐渐变成混乱的、大杂烩式的杂录。我想得到这些小笔记本，严格地将它们用于重新编排这些札记、按照话题把它们分开，并使之条理化的目的。这将使我打发时光并将帮助我获得某种理智上的秩序。（LC，576） 于是，他继续前行。 笔记本八之后的大部分本子，实际上，都具有独特的样貌。从1932年初到1933年末他从都里出发之间的这段日子里，葛兰西开始在九个不同的新笔记本上进行写作——这九个笔记本中的其中四个：笔记本九、十四、十五以及十七，都含有杂记——同时他仍在笔记本八和一些早期的笔记本上写作札记。但是，笔记本九中也含有大量汇集在“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札记”这一题目之下的札记。笔记本十七被明确地定名为“1933年杂记”，而笔记本十五却以下面的叙述而展开：“这个笔记本开始写作于1933年，而且没有考虑到特定笔记本中主题与札记的分类。”所有这些葛兰西在都里的最后两年中开始写作的笔记本，都是葛兰西所说的“特定笔记本”，即，它们当中的每一本都用于一个特定的话题，如下所示： 笔记本十：“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 笔记本十一：“哲学研究导论。”该标题并未写在笔记本上，但是葛兰西在笔记本十中明确地以此题目来指称这个笔记本。 笔记本十二：“关于一组讨论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简要注释。” 笔记本十三：“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简要笔记。” 笔记本十六：“文化的话题Ⅰ”（这个笔记本的大部分内容很可能创作于1934年，葛兰西移居到福米亚之后） 包含在这些笔记本中的大量材料都源于早期的札记。然而，在进行详细阐述与重新编排的过程中，葛兰西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地深入，他的整个计划的总特征也获得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尽管它从来都不是稳定的，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也变得逐渐明显起来。 当葛兰西在这第一组特定笔记本上进行写作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到了肉体与精神完全崩溃的边缘。1932年8月29日，他向塔提娅娜·舒赫特坦承：“我已经到了抵抗力崩溃的边缘了，而且我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后果。”（LC，665）与此同时，为了获取对他的开释，各种各样的努力都在进行着，但是法西斯当局并不会心软，除非葛兰西自己承认失败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递交争取宽大处理的申请书。不论其处境多么可怕，葛兰西坚决拒绝屈服。1933年3月7日，他几乎全面崩溃。两周后，一位对他进行诊断的医生宣称，如果葛兰西仍然在都里监狱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为葛兰西的开释所做的斗争尖锐化了，它主要是通过由斯拉法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倡议进行的。葛兰西自己请求被转移到别处，而最终，他被告知，可以转移到位于福米亚的圭西萨纳医院。他于十月离开都里，在茨维塔维奇亚监狱的医院度过了几周后，于1933年的第一周内抵达福米亚（他仍然是一个处于警察持续监视下的囚犯）在两个月内，他在笔记本上又重新开始了他的著述。 在福米亚的日子里，葛兰西开始写作如下的十二个笔记本，它们全部与先前在各种计划中列举出的话题有关： 笔记本十八：“尼可洛·马基雅维利Ⅱ” 笔记本十九：葛兰西并未给该笔记本命名，但它的第一条札记是这样开始的：“两组研究。一组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时代，第二组关于意大利半岛先前的历史。”它的内容几乎是专门讨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 笔记本二十：“天主教运动——天主教的融合论者——耶稣会士们——现代主义的教徒们” 笔记本二十一：“意大利民族文化的问题Ⅰ：大众流行的文学” 笔记本二十二：“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 笔记本二十三：“文学批评” 笔记本二十四：“新闻业” 笔记本二十五：“历史的边缘。底层的历史” 笔记本二十六：“文化话题Ⅱ” 笔记本二十七：“对‘民俗学’的思考” 笔记本二十八：“洛里亚主义” 笔记本二十九：“语法研究导论的札记” 在这最后一组笔记本中，除了其中一本以外，其他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最初草拟于图里的那些笔记本中建构出来的，但是正如此前的特定笔记本那样，原文中添加的部分、详细的论述，以及重新的编排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外的是笔记本二十九——它的九条札记完全是原创的。葛兰西从他被捕后一开始的日子里，就已经打算从事语言研究。他在“主要论题”列表中反复提到他的打算，但是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时间深入这个课题。最终，在福米亚，他回过头来去研究他最初酷爱的一个知识对象，即：语言学。笔记本二十九以及其他所有写于福米亚的笔记本都只是部分地被使用着；实际上，其中许多本仅仅包括几页札记而已。在同一时间里，葛兰西仍然往早先就开始写作的笔记本中添加札记；笔记本十六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它的大多数内容（也许是全部内容）创作于葛兰西在福米亚期间。 尽管在福米亚，他的居住条件明显要比在图里监狱舒适得多，但葛兰西的健康状况仍然极端危险。1935年6月，他遭受了严重的病痛折磨，并在不久后被转送到了罗马的库苏马诺医院。离开福米亚之后，葛兰西对他的笔记本就没有再添加过任何内容。大量不完整的和零散的计划被放弃了；葛兰西已经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他不能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他的大脑并没有像他的迫害者所希望的那样停止运作，但是他已经被残酷地损害为一个身体上遭受摧残的人。然而，葛兰西的最后两年并非是平静的。在此期间，他写给家人的信是非常令人心酸的文献资料，它给我们呈现出一幅葛兰西性格特点的浮雕画，这种性格特点在笔记本中自然是不容易看到的，特别是他对孩子们的影响以及对他们智力与道德发育的兴趣。 葛兰西死后，默默无闻了很久。在狱中札记被运送到莫斯科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流亡领导人一看到它，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法西斯主义继续掌控着意大利，或者掌控着战争来蹂躏欧洲，他们就什么也做不成。1939年至1943年间，只有少量简短的文章是关于葛兰西的，其中一篇是由马里奥·蒙塔格亚纳写的并发表在《国家工人》（1942）上，当时它是在纽约出版的。蒙塔格亚纳的短文中，首次公开暗示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存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一返回意大利，即使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十分迅速地开展起出版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计划，尽管许多编辑工作还需要完成。1944年4月30日，即葛兰西逝世7周年的时候，后来被确立为意共领导人的陶里亚蒂为《团结报》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对“葛兰西的书面遗产”所做的总体说明，并宣称出版这些笔记本的准备工作正在良好有序地进行着。两年后，即1946年4月，负责第一版葛兰西手稿的编辑菲利斯·普拉托内在陶里亚蒂创办的期刊《新生》上对狱中札记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像陶里亚蒂一样，普拉托内也把这些笔记本称为葛兰西的书面遗产。普拉托内文章的副标题，暗指着在后来引起特别关注的，札记中的一个方面——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历史。 署名为葛兰西的第一本书（即：《狱中札记》的第一个版本）出版时，恰逢葛兰西逝世十周年。一年后，六卷本《狱中札记》中的第一卷出版了，最后一卷于1951年问世。对于第一个版本的札记来说，手稿中的材料是按照专题来分类的，采取的是葛兰西自己对特定笔记本进行编排时所显示的方式。这六卷本的题目，按照出版顺序依次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1948）；“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组织”（1949）；“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及现代国家的札记”（1949）；“文学与民族生活”（1950）；“过去与现在”（1951）。在为出版狱中札记而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最初的编辑团队选择只使用那些札记的后一种版本（这些札记在手稿中存在两种版本），创作的年代顺序显然由于专题性的编排特点而被忽略掉了。同样地，一些札记也被删节了。这些编辑者的决定使得葛兰西的著作更易于阅读，并且使它们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更易于接受。然而，从文献学与政治学两者的角度来说，最初的编辑者们使他们自己遭受了抨击。正如他们从出版发行的版本中删掉某些札记的政治动机那样，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准确性也受到了质疑。在那些抨击共产党对第一版狱中札记手稿材料进行处理的人当中，许多都怀有他们自己的磨得光亮的政治利斧。最常提出的控诉之一就是，葛兰西手稿中的材料被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处理，是为了使他以一副列宁主义者的样子出现，而不是如其所是。当然，这些批评只是盲目的争辩，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第一手的知识，或者说没有直接接近原著的机会。然而，正如它所证明的，对共产党在准备葛兰西狱中札记的版本过程中取消或者删节重要资料的控告，是被严重夸大的，而且并不是特别能够成立的。在任何情况下，围绕着文本自身所进行的大部分有政治目的的辩难，以及文献资料方面的争论最终都被瓦兰提诺·盖拉塔纳筹备编辑的这一《狱中札记》的精良版本所平息，这一版本是为葛兰西研究院编辑的，并且于1975年出版。 葛兰西的方法 除了政治上和文献上的争论之外，仍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通过阅读这样一个《狱中札记》的版本——它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最初的手稿中的内容——将获得什么？在这篇导论文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解决这一问题。我的目的是揭示仔细研究葛兰西思考方式的重要性、他的札记的年代次序、他分析与写作的步骤和方法、他的计划所经历的变化与转折、他介绍的种种细节、他所做的重大修改的那些小字、他对材料的安排与重组，甚至还有他的整个工作的不完整性本身。我将通过集中关注一组观念的发展轨迹来试着从事这项工作，这些观念首次岀现于笔记本一最开始的一小组札记中，它们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 1929年7月至10月间，葛兰西在笔记本一中记录和收集的各种纷杂的想法与材料中插入了如下的评论： 居维叶的小骨头。与前面的札记相联系的评论。龙勃罗梭问题。有时，由一只老鼠的小骨头就能再现出一条海蛇来。（I.§26） 每当遇到这种意义多少有些含糊的札记，完整版《狱中札记》的读者很可能对它匆匆一瞥就继续往下阅读。因为尽管它在文本中出现得很早——它们位于手稿的前二十八页当中——然而同一笔记本中，位于它们之前的却是一些俏皮话、姓名目录、插入的简单评论、从里瓦罗尔那里抄录来的格言警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材料。所以，读者完全明白，这些大量互无关联的零散材料仅仅是一部暂时的备忘录，当它们在后来的文本中被详细地加以阐述，或者被放在具体的上下文（这一上下文将揭示，它们如何在葛兰西整个的计划、结构以及发展历程中与之“相称”）中时，也许就会获得意义。如果考虑到狱中札记不寻常的特点，就会发现，不可能迫使任何一个读者，甚至是一个专注的读者，去描述其中包含的每一个细小片段的含义，毕竟，这里面对的并不是一部小说，或一部精心撰写的、在其中预示了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多多少少准确而有序的意图的“科学”著作。然而，与此同时，读者们在阅读完整版本的札记时，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至少是对交织于札记中的主题思想的总体认识；因而，他们倾向于（尽管只是暂时的）在比如像“领导权”、“文化”、"知识分子理论”等等一些容量大的范畴中，为每一个不固定的片段安排它们的位置。 然而，“与先前的札记相联系”这个短语会让人暂停片刻，因为在这里，“先前的札记”含有对阿希尔·洛里亚的一些更为奇特的著作所做的概述。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阿希尔·洛里亚的名字并不意味着太多的内容，甚至根本不意味着什么，除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想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和附录中针对他所做的猛烈抨击。但是，一个对葛兰西的著作稍稍熟悉的读者会知道，那些最晚写作的笔记本中，有一本是用于讨论“洛里亚主义”的，它就像“布雷夏尼主义"一样，是葛兰西作为一种手段建立起的一类主题，能够使他把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归为一类。所以，尽管在笔记本一的首页上题写的“主要论题”列表中既未提到洛里亚，也未提到洛里亚主义，但是不难看出，题为"洛里亚主义”的札记与笔记本最开始列出的两个论题，即：“意大利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与立场"、“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之间的联系。就像用“布雷夏尼主义”作为一类文学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动立场、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对已逝秩序的怀恋以及民粹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日后压制人民的、正统的、极端保守的耶稣会士、通俗历史小说家和辩论家的安东尼奥·布雷夏尼的翻版——的常用标签那样，“洛里亚主义”也被用来代表那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粗陋的实证主义、乐观主义、错误的思想以及不谨慎的学术研究，在经济学教授阿希尔·洛里亚的著作与生涯中得到了极好地（而且是令人发笑地，如果不就其广泛影响而言的话）反映。和“阿希尔·洛里亚”有关的这条札记紧跟在讨论“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的第一条札记之后（这一系列札记散落于整个《狱中札记》里面）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条札记的主体部分包括一份书目清单以及对它们的简要说明，这些书目证实了洛里亚对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的强烈偏好。紧随其后的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对洛里亚所做的一些评论。这条札记的结论是，洛里亚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反常的现象，而且对他的气质秉性的分析可以被成功地推而广之，并将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囊括在内： 洛里亚不是一个畸形的个例：他是一定时期内，某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系列代表人物中，鼓完善和理想的样本；一般说来，他也是那些讨论工人问题、认为自己多多少少在深化、修正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知识分子的样本。［……］总而言之，洛里亚主义是我们国家某种类型的文学与科学著作的特点（这在克罗齐的《批评》、普利佐里尼的《呼声》、萨韦米尼的《团结》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它与落后的文化组织，因而也与约束与批判的缺失有关。（I.§25） “居维叶的小骨头”这则简短的札记，以两种方式对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较长的札记进行了补充：它提出把附加的切萨雷·龙勃罗梭归入被认为是”洛里亚主义”的这一类知识分子当中，它还提出，“洛里亚派”的“科学”方法类似于一些被误导的古生物学家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对靠经验得来的证据的误用，导致了错误的、甚至是奇怪的结论。这种看法完全可以被看作与葛兰西那广为人知的、对任何沾染着实证主义色彩的事物的极度反感相一致。然而，如果暂停下来，更深入地思考“居维叶的小骨头”以及围绕着它的札记，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对实证主义以及它在知识上的代表人物所做的猛烈抨击。 即使在最初写作这些札记的阶段，人们也能够注意到对不同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类型所做的区分。布雷夏尼主义者是一些新闻写手、小说家、随笔作家、批评家；简单地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文人学士。而一般说来，洛里亚派则是社会科学家。但是，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得他们互相区别。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们都是反动派，不管他们是否自诩为高等文化的捍卫者或一种民族主义和恋旧的民粹主义代表。相形之下，洛里亚派认为他们自己是进步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菲利普·图拉蒂）积极地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经常擅自增补或者删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在思想上与布雷夏尼主义和洛里亚主义两者都有联系的杰出人士助长了一种知识上的，或者最好说是文化上的环境，这一环境为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条件，并帮助它维持自身。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个关于洛里亚派的特殊方面，需要对它进行单独的、特殊的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如何影响了大多数左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这种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会带来何种后果。紧接在“居维叶的小骨头”之后的一条札记证实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意大利左翼社会学关注犯罪行为的倾向。龙勃罗梭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是该派别的组成人员，这些人似乎对科学做了最极致的表述，这一倾向是否与此事实有关？还是说这是1848年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如休，等等）抑或与这一寧实有关，即：在意大利，这些人被大量血腥的犯罪行为所震惊，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不首先‘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就不能做更深入地研究？（I.§27） 虽然关于布雷夏尼主义和洛里亚主义的札记很明显都隶属于“意大利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及立场”这个总题目，但同样清楚的是，在笔记本一的首页中已经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派别”这一题目，开始获得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更为详尽的说明。 人们注意到，讨论“阿希尔·洛里亚”、“居维叶的小骨头”、“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的三条札记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札记组，它们区别于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的材料（接下来的两条札记与“自然法”和“对历史主义之中的变化的讽刺”有关。相反，这两条札记的后面跟着另外两条讨论洛里亚派的札记）同时，在这一组札记里，人们发现了一种从特殊到更为一般的运动。作为阿希尔·洛里亚的一些最为奇怪的理论文献资料而出现的内容，导致了“洛里亚主义”这一表述的诞生，以解释某种类型（一般所认定的左翼的，或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与心理；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被认为采用的是居维叶那背离正道的的科学方法；最后，意大利左翼社会学与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之间关系（及其历史）的整个问题被展示了出来。 在较为详细地思考这些片段之后，《狱中札记》的读者大概就会进一步看出，在笔记本的最初几页里简要提及的问题是如何被详细阐述的，是如何与后来的札记中提出并讨论的问题编排在一起的，以及在后来按照专题编排的“特定”笔记本的许多情况中，是如何以多少具有系统性的方式被收集和重组在一起的。实际上，我刚刚在上面引用的三条札记，都以稍微改动过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完整版本的《狱中札记》结尾之前——所有这三条札记并不是出现在同一个笔记本中。对这些札记的内容所作的更改和对它们的重新排列，乍看起来都显得不很重要，更确切地说，对于某些人——这些人为了直接比较的目的，从较早的版本跳跃到后来的版本中——它们可能看起来只有相对很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这一大堆片段有心的读者来说——他们已经仔细地查看了好几百页内容，以便把这三条札记的最初版本与最后的版本区别开来——它们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是因为获得了某种极好的解答，不是因为情况变得清楚明朗，而是因为被修改过的札记反映出这一必然没有定论的计划所包含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复杂性，而这些被修改过的札记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我一直在讨论的这组札记中的第三条，当它重新出现在笔记本二十五中，出现在《狱中札记》结尾前时，保留了它的疑问的形式（标题除外）： §科学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人们应当考察意大利左翼社会学致力于研究犯罪行为的倾向。龙勃罗梭以及他的许多最‘杰出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当时似乎对科学做了最极致的表述——是这个左翼派别的组成人员，而且他们因为专业上的曲解和特有的难题而产生影响，这种倾向是否和这个事实有关？或者说，这种倾向与1848年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是否有关？（休和他那精心撰写的关于理想化的刑法著作）或者，它是否和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意大利，某些知识分子派别被大量血腥的犯罪行为震惊，而且它们认为，如果不首先‘科学地’（即，中立地）解释这一‘野蛮’的现象，他们就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25,§8） 变化似乎很小——这条札记处理的仍然是和先前一样的同一组问题，即左翼社会学与科学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显现在犯罪学学术话语中。然而，焦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被修改的这条札记现在和另外两条札记分离开了，并被放置在题为“在历史的边界上”这个按照专题编排的笔记本的新语境中。 实际上，声称重新安排“科学主义与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这条札记的位置就意味着焦点的转换并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它产生的是对各种问题间关系网络的扩展与深化，这些问题是在充斥于笔记本之中的大量片段中被提出来的。因为讨论科学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的札记——后来的那一条与早先系统阐述过的那一条内容一样多——仍然要求对意大利左翼社会学话语的系谱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确定这一话语的准确源头，而是在于使它历史化，并且丰富人们对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与立场这些问题的理解；这样一种研究必须保留对洛里亚主义现象的研究——不是研究它那貌似进步或者左派的政治学与反历史的科学实证主义相混杂的学说中，最为古怪的那些方面——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项研究并不停留于一种对于话语结构本身的研究：它还讨论这种话语以及使用它的个人对意大利唯物主义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强烈影响。切萨雷·龙勃罗梭（1835—1909）通常因为所做的一种改进而被人们记住。这种改进是在处理囚犯的过程中，由他对犯罪学的"科学”研究带来的。在葛兰西的札记中，他的名字极少被提到，但是他与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流派（他们的名字散见于整个札记当中，而且总是和洛里亚主义联系在一起）相关，他的实证主义观点与理论对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和倒退的影响：除了其他方面，他们提供“科学的”合理性并有助于让一种决定论的（而且是宿命论的）理念持久化，这种理念认为某一类个体（比如说，罪犯）以及某一类群体（特别是南方人）天生地，也就是从生理学上来说，是“野蛮”和原始的。这种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阻碍了人们建构一种对压迫的历史进行阐释的可能性——生理学作为对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种解释替代了政治权力和独裁统治。换句话说，通过把“罪犯”的不安分，把“南方人”的桀鹫不驯，把“品德败坏”或者“非理性的”普罗大众的言语行为归咎于反历史性质的生物决定论法则，实证派社会学家们定义了他们自己关于底层群体的历史。 切萨雷·龙勃罗梭——这些社会学家的典型代表和洛里亚派之后的著名人物——不仅出现在笔记本二十五：“在历史的边界上”（底层人民的历史）的最后一条札记中，也出现在它开头的段落里，这一点是完全相称的。第一条札记的话题是大卫·拉扎雷蒂，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派别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该教派活跃于1870年的托斯卡内，那是一个经济极端困难和普遍动荡不安的时期。切萨雷·龙勃罗梭在他的《疯癫与反常的人》这本书里对拉扎雷蒂的论述引出了如下的圆括号中的评论： ……（这是时代的文化习惯：人们把领袖孤立起来并把自己局限在撰写他的病态的传记中，频繁地采用那些未被证实的，或者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的出发点，而不去研究一个集体运动的源头以及它之所以广泛，之所以拥有集体性的原因。对于一个社会精英来说，底层群体的构成成分中总是包含着与之有关的野蛮和病态的东西。）（25,§1） 人们不禁要再次注意一段评论，它是由一个非常明确、具体的细节所引发的——那就是，龙勃罗梭在把拉扎雷蒂看作是病态的或者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对他进行的描述——这一评论是对文化的历史、精英主义的话语实践、底层群体的边缘化进行更加广阔的思考的起点。这种从特殊转向普遍是《狱中札记》里大量内容的特征。很少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先假定一种普遍原理，然后利用这种普遍原理来理解特殊。而且，当片段，或者一些特殊的信息，或者由具体的思考引发岀某些普遍的或概括性的深刻见解时，普遍原理并未获得一种给予特殊事物以稳定的意义，同时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超越性理论的地位。普遍原理和概念自身从来都不是完成或被完成的，它们总是处于与其他普遍原理和概念的不稳定的、日益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总是显示出不同的综合性联系，但从未确定出一个最终明确的综合体系，而且它们总是要求回到特殊的细节和片段，这些细节和片段保有它们的历史特殊性，尽管它们产生出了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则在一个越来越密集且比先前更加广泛的、不断变换的关系网络中与另一个概念相联系。 通过对第一条专门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札记与后来的那个版本——它占据了题为“洛里亚主义”的特定笔记本的最初几页篇幅——进行比较，就能揭示出笔记本中关于特殊和一般之关系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在较早的版本中，该札记冗长的开头提供了关于洛里亚书籍目录的信息，以及对这些至为奇异的书籍所作的说明。然而，在该札记的初稿（1929）与第二稿（1935）相互孤立的年月里，一份关于洛里亚著作的文献目录已经由路易吉·伊诺第——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知识界和政界的名人——汇总并出版了。从该目录中捜集到的资料现在补充并修改了一些记录在较早札记中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然是葛兰西靠记忆记下来的。（这种借以使甚至极小的文献细节得到谨慎记录的细致与专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然而，伊诺第的文献目录不仅是一个检查并核对文献细节的工具；由它产生出了一段总体性评论，这段评论成为了这条札记剩余部分的导言： §我记录了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其中人们可以发现阿希尔·洛里亚的主要的‘奇异之处’。（我凭记忆回想起：现在有一份路易吉·伊诺第汇编的‘阿希尔·洛里亚的文献目录’，它是作为1932年9月至10月第5期《社会改革》的增刊出版的；［我的］这份列表显然是不完整的，而且也许遗漏了那些比我所记录的更为重要的‘奇异之处’。伊诺第的努力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它强调洛里亚的科学‘尊严’，并在同时代年轻读者之前不可避免地把所有洛里亚的著作等量齐观，这样便使人产生了一种洛里亚完成了一大堆‘著述’的幻想：在这个数量文化的时代完成了884项著作。对于这种努力，伊诺第理应成为洛里亚主义者名单中的荣誉成员。此外，还应被强调的是，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伊诺第应对洛里亚的‘奇异之处’负责，而且应该专门就这一点写作一条札记。）（28,§1） 现在不需要解释，这条札记的最初版本所添加的部分如何扩展了洛里亚主义的领域以囊括它的传播途径与合理性，也不需要解释在《狱中札记》的其他部分中，它如何将这整个现象同对知识分子在文化组织中的作用的思考联系起来。但是，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多余，即：伊诺第的文献目录——一件通常被当作意识形态上“中立的”，而且以客观的证明标准来评判的学术工具（它是完整的吗？它准确地传达出所有必要的信息了吗？）——并没有逃离批判的审查，即便它被当作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使用着。这种批判的审查准确地揭示出批判的严肃性与严谨性的缺失，而这正是运用像文献目录这样看上去“单纯”的工具所进行的汇编的特征。这样的“缺失”和“单纯”体现为复杂性的基本要素——通过放弃他的批判角色，通过佯装站在他的“科学的”汇编对象之外，这个权威的学者（伊诺第）评价并促进了一大批著作的传播（洛里亚以及洛里亚主义者的著作），而它本身是通过一种学术上的粗疏并缺乏批判严谨性的方式被描述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活动所由产生的知识分子立场，其后果是非常多的，而且绝不限于意大利这个地方，这一点在同一条札记的结论部分变得清楚可见。 在被修改过的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这条札记中，在最后两段话里重复了最初版本中发生的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变，但却具有显著的差异。洛里亚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后果,以及更重要的，一种使洛里亚主义成为可能的文化批判约束力的缺失，现在被看作是全欧洲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意大利的特点。“阿希尔·洛里亚”这条札记的结论段经过全面的修改和阐释，因为这些段落考虑到了自从它们初次被写出之后五年间瞬息万变的发展。 洛里亚不是一个畸形的个例：相反，他是一定时期中，某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系列代表任务里面最完善和理想的样本，一般说来，也是那些讨论工人问题，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在深化、修正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知识分子阶层的样本。但是，应该被指出的是：每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或多或少成形的，或者完善的洛里亚主义，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希特勒主义已经表明，处于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明显统治之下的德国，郁积着一种极端荒谬的洛里亚主义，它已经突破了官方的外壳，并作为一种新的‘官僚主义’的科学概念与方法而大行其道。洛里亚能够存在、写作、著书立说、自费出版书籍和学术巨著一点儿也不奇怪：经常有关于永恒运动的探索者和出版《解放耶路撒冷》续篇的堂区神甫。但事实是，他成为了文化的栋梁，一位‘大师’。而且他‘自发地’找到了大量的拥护者——这就促使人去思考批判堡垒的脆弱性，即使在正常状态的时期里，也存在着这种脆弱性。人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对于像洛里亚这样受到相关力量支持的人来说充满了不受控制的激情的时代，打垮每一个堡垒并改变知识分子文化环境——这一环境仍然脆弱，而且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要摆脱它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是多么地容易。 只有在今天（1935）,在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下的德国‘文化’的残酷性和空前恶名予以展示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才明白现代文明（在它的所有必然矛盾的表现之中）的脆弱，这种脆弱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公元1000年之后），并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与以‘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而为人们熟知的思想运动中获得了统治地位。由此产生了像乔治·索雷尔和施本格勒等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他们用令人窒息的和毫无生机的空气填补了文化生活。（28,§1） 如果人们想写出一篇对该短文的详细评论，那么最终当然要涉及笔记本中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大多数主题思想，涉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显著作用，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人们可能还要将这篇短文和其他讨论洛里亚的札记与讨论布雷夏尼主义的札记、与某些讨论意大利顶尖知识分子（文化的“泰斗”）的其他札记结合起来，以摆脱狱中札记的零散性，从而重新建构一项针对有助于法西斯主义兴起并使之持续发展的文化状况的详细研究。然而此刻，我想仅仅关注记录在这篇短文中的两种思考，它们在这篇短文早期的（而且是更加短小的）版本中已经出现过了，但现在看起来它们具有更加深远的含义：（a）一个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方便，把他们称为洛里亚派）的实证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关注工人问题并且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马克思。（b）洛里亚派在学术上的粗疏以及混乱，这表明整个文化中缺乏批判的严谨性与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和严谨性的确是被科学性的外观所掩盖了，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或者说，它至少没有被完全限制住）上层领军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文明的最后保卫者——的指责。在讨论洛里亚主义的札记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提出了许多关心的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低劣的思想、不切实际的理论、批判的粗疏以及普遍的知识上的不负责任并非右翼的、反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独有的特点，它们已经影响了进步的、左翼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从笔记本中进行的详细具体的分析里，人们发现不可能把反动派单单归咎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人们应该意识到的更重要的东西是，社会党人以及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更确切地说，是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够提供一个条理清楚、具有说服力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即：他们不能够有效地表现一种相反的文化——因为他们自身就缺乏严谨性，而且从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中不加鉴别地采用某些方法与范式。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据在伪科学的“唯社会学论”中被找到了，它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实证主义，许多札记都把那种软弱无力的歪曲归咎于它，这种歪曲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提出了那些马克思主义流传最广的无益的变体。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条札记修改过的版本中（在笔记本二十八中那条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经过扩展的札记后面，这条札记曾经简要地出现过），两个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互相关联的主要问题被明确地确定下来： §居维叶的小骨头。对于居维叶的原理的阐述。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居维叶，而且，特别是‘社会学’，不能够与自然科学相比较。在自然科学中，专断的和奇异的普遍原理是更有可能的（而且对实际生活也更为有害）。（28,§3） 就这一点而言，该札记的这一版本清楚地展现出，在早期的构想中，哪些内容已经被暗示出来，尽管是隐晦的；也就是说，那种伪科学的洛里亚主义导致了某些结论，它们和由对科学方法的错误应用产生的结论一样奇怪。然而，这里还表明了另外一点，在对居维叶原理早期的再现中，这一点并未出现（至少不是明确地），但是在整个笔记本中它却以大量变化的形式被反复地表现出来——即：“社会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包括着，对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方法论的不加辨别与批判的运用。对于认真看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体系》所做的全面、详细并且尖锐的批判的读者来说，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占据了笔记本中的一大部分。（在俄文版中，布哈林的书被起了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教程，葛兰西一直称它为SaggioPopolare——即：《通俗手册》）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条札记的修改过的版本中，关注那把“社会学”这个词括起来的一对引号也是很重要的。此前，“社会学”这个词已经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并且变得与洛里亚派和布哈林二者的理论及方法论紧密相关。虽然，布哈林从来不是洛里亚派那一伙人的成员（甚至不是像路易吉`伊诺第那样的一位荣誉成员），但在笔记本中的几个例子中，他的思想被直接比作洛里亚的思想（比如，参见笔记本十一，§21和§29）。所以，尽管“居维叶的小骨头”被放置在“洛里亚主义”这个笔记本中，但是它概要提出的批判性研究却具有一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岀了在洛里亚主义这个题目中所讨论的知识分子派别的特殊性。实际上，由对“居维叶原理”的提及而间接引起的争议和难题中，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葛兰西所说的“实践哲学”的目的是什么。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对等起来，并且以一种授予社会学——这是一种在明显的实证论和机械论的观念下貌似科学的“社会学”——以优先权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导言里，布哈林对科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他写道： 在社会科学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它们不仅仅思考社会生活中的单个领域，而是思考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换句话说，它们不关心任何单独的一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着手研究社会的整个生活，关注一切种类的社会现象。这些科学中的其中一个门类就是历史学，另一个门类就是社会学……历史学考察并描述现有的社会生活在某个时代、某个地点如何流变……社会学则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供答案，比如：什么是社会？各类社会现象（经济的、法律的、科学的等等）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它们的演化？社会的历史形式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形式继另一种形式而起这样的事实？等等。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普遍（抽象）的。它经常被叫做其他的名称，比如：‘历史哲学’、‘历史进化论’等等。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布哈林不仅仅确定了论述的范围，这两门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任务。根据他的方案，社会学为历史学安排了计划；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步骤与目标是由社会学预先决定的。这在下一个段落中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由于社会学揭示人类进化的普遍法则，因此它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而起作用。例如，如果社会学确立了政府形式依据经济形势而定这个普遍原理，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在任何一个既定时期中，准确地寻求并找到它们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必须说明他们具体而明确的表现方式（HM,14）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语句中变得有些模糊，它似乎暗示着社会学依赖于由历史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历史学为得出社会学的结论和总结社会学的普遍原理而提供材料，因为这些结论不是纯属捏造的，而是源自于历史上真实的事件。"然而，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清楚地表明，是社会学指引着历史学而不是相反：“社会学转而构想出一种明确的立场，一种调查研究的手段，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实际上，这意味着，即便在社会学从历史学那里获得材料之前，它也已经知道存在着支配历史的法则；因此，根据这一方案，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总是采用由社会学业已提供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这种方法将确保历史学总是导向对普遍法则的发现与证实。这一观点在布哈林对序言所做的结论中被进一步强化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拥有一个明确的地位，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学；它是社会的普遍理论以及它的进化法则，即：社会学。……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学的一种方法，这绝不有损于它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通常一门更为抽象的科学会为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一种立场（方法）。这里的情况与此相同……（HM,15） 在《狱中札记》里，针对布哈林提出的主要的反对理由是：虽然布哈林声称要阐述一种“实践哲学”的“真正的”理论，但是他从未提供过“在实践哲学的名目下为人们普遍知晓的，前后一贯并且具有逻辑性的哲学概念（其中许多概念是虚假的，来源于一些毫不相关的原因，而且这些东西必须被批判和揭露）”相反，他脱离了“社会学”本身,制造了一种哲学——实践哲学。然而，社会学“是以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为先决条件的,社会学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部分。布哈林的社会学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的社会学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之上。”与其说布哈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为世界上独立的、真正革命的、非传统的概念，不如说他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一种预先存在的哲学（即：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一种由霸权文化产生的哲学。 社会学试图创造一种历史一政治科学的方法，它独立于业已详细阐释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之上，社会学已经反其道而行之，但只是部分地。社会学因此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趋向，变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变成了一种依据自然科学模式所建构的标准，对历史与政治的事实进行概要描述与分类的企图。故而，社会学尝试着以某种方式，“根据实验”来抽取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这种方式和人们确定地“预言”未来是一样的，人们也是以同样的确定性来预言橡树会从橡子中生长出来这一事实。庸俗的进化论是这种社会学的基础，它不能够了解其从量向质过渡的辩证原理。（11,§26） 布哈林的错误与洛里亚派的错误相类似：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束缚（令人注意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甚至转向自然科学寻求证据，证明“突变”或者“剧变”这种革命性事件并不违背进化理论的真实性，而且在这方面提到了居维叶的“突变”论——他把这种理论描述为“幼稚的”。）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篇札记中所做的评论可以被当作针对布哈林的整个方法的指责来阅读。首先，"社会学不能被类比为自然科学"，因此，人们不能够用“橡树从橡子中生长出来”这种方式去描述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够像古生物学家运用居维叶的原理，从一块骨头中复原出恐龙那样去建构历史。其次，社会学对自然科学原则的错误应用导致出那些“奇怪的”结论，它们具有有害的实际后果。讨论洛里亚和洛里亚派的札记提供了有关实证主义社会学后果的大量例证。然而，在反布哈林的一连串札记中，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实证主义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效用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的评论。其中有一篇题为“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的退化”是一篇相当长而且非常重要的，并且涉及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札记。首先，我想从中引用一个段落，该段落最直接地讨论了由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所引起的危害： 而且，一旦被用于构想行动的前景和计划，统计法则向政治科学及艺术的扩展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自然科学中，［统计］法则只会产生谬误和差错，它们可以被进一步的研究很容易地改正；而且，无论如何，在一个将以真正的灾难而告终结的政治科学及政治艺术领域中，它们只能让每一个运用这些法则的科学家显得更加荒谬，而这场灾难则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危害。实际上，在政治学中把统计法则作为一种本质性法则来运用（它不可避免地起着作用）不仅是科学上的错误，而且也成为了行动中的实践错误；此外，它促成了思想上的懒惰和体系上的肤浅。应被指出的是，政治行动的目标恰恰在于把多数人从顺从的状态中唤醒；即：破坏大量的法则。那么这样的法则怎么能够被认为是一条社会学法则呢？（11,§25） 这篇札记接下来解释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相冲突。决定论哲学（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促成顺从的因素，它使群众易受个别领袖超凡魅力的影响，这些领袖永远维持对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机械地齐一化。相反，“群众的党”要通过提高批判意识去推翻“自然的”秩序。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群众设想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一场根据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展开的机械论戏剧中无意识的演员；这些法则使得某些人引人注目并授予他们特权，正是这些人声称发现了那些法则并且在他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僭取了领导的权力。 对布哈林的批判不仅延续了遍布于葛兰西著作中对实证主义的抨击，而且也延续了他的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为了使群众能够获得批判意识而对教育群众这一需要的强调、他的反教条主义和根本的民主主义，以及最重要的：他对“现代君主”（而且，因此连同他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共产党的特点及作用的全面论述，单从这一段就能看出，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这条独特的札记还证实了，在整个札记中表现出的对历史持续不变的关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对社会学家中的龙勃罗梭派所做的评论，他们对异常行为的解释回避了底层群体历史的可能性。的确，这则札记有助于让人更充分地理解这样一条众所周知的结论（它在《狱中札记》中反布哈林的篇幅里也能被找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短语时，人们应该记着强调第一个词：“历史的”，而不是强调源于形而上学的第二个词。（11,§27） 实际上，“实践哲学是一种社会学的退化”这篇札记强烈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退化的社会学观点，源自于它未能充分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应该为马克思主义的畸形化，以及由它的可能是正统的（比如布哈林）以及不那么正统的（如洛里亚派）信徒所制造的奇谈怪论负责。 这种退化［从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的］代表着那种已经被恩格斯批评过的退化趋势的形成（在致两位学生［约瑟夫·布洛赫和海因茨·斯塔肯贝里：1890年9月21日和1894年1月25日］的信中，这封信发表于《社会主义学者》SozialisticheAkadetniker［1895年10月1日和15日］,还在于它把世界的概念缩减为一组机械的公式，这组公式给人一种把历史的整体都装在口袋里的感觉。这已经成为那些轻浮的“天才们”创作浅薄的新闻急就文章的主要动机。（11,§25） 换句话说，这些“社会学家们”以居维叶对待一块块骨头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在这—整套方法论原则的支持下，他们在预先确定的总体中把每一项事物都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由于他们误认为他们的机械论公式就是历史本身，所以就不存在任何历史经验，任何他们处理其特殊性的历史事件。由历史研究发现的每一项结论仅仅用于补充细节，并证实总体图景的准确性。这就是当哲学与社会科学被体现于居维叶原理中的同一种“自然主义”支配时，所发生的情况。（葛兰西并不那么反对居维叶的理论；准确地说，是对科学概念的滥用和无用激起了他的批判的怒火。） 同一篇札记中接下来的几句话阐明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实践哲学不是社会学而是历史学，而且适用于它的方法论不应源于自然科学，而应源于批评和阐释的领域，即：“文献学”。 实践哲学奠基于其上的经验是不能够被图式化的；历史本身是无限变化与多样的，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文献学’成为弄清楚特定事实的学术方法，并且使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般方法为人所理解，这也许才是那些作者们所应该做的；正如在［布哈林的］《手册》第一章［实际上，是‘序言’〕中非常简略地提及的那样，这些作者否认从实践哲学中建构一种社会学的可能性，并断言实践哲学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论文当中（这种被十分草率而粗鲁地提出的结论当时是错误的，而且看上去像是唯名论与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奇怪的新形式）。否认人们能够建构一门社会学——它被理解为是一门社会科学，即历史与政治的科学，而且不同于实践哲学——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产生一种对实际观察资料所做的经验主义汇总，而这些观察资料将拓展传统理解之下的文献学的范围。虽然文献学是一种方法论的表现，它能弄清并详细说明具有独特‘个性’的特定事实的重要性，但并不能排斥确认某种更加普遍的‘趋向法则’的实际功用，在政治学中，这种法则与统计法则、或者大量帮助某些自然科学进步的法则相一致。有一点没有被强调，即：只有在大多数人对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无动于衷，或者假装无动于衷的时候，这种统计法则才被采用。（11,§25） 在同一条札记的第一个版本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文献学之间的关系被描述得甚至更为简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就是历史本身,对特定事实的研究，‘文献学’……‘文献学’是特定事实重要性的方法论表现。这些特定事实被认为具有具体而明确的‘独特性’。” 根据布哈林的看法，历史是一种活动，是一个由社会学法则指导的研究领域；作为—种研究模式，它是社会学的侍女。相反，在葛兰西的札记中，历史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几乎被完全分开：实证主义社会学讨论脱离活生生的历史经验的普遍抽象法则，而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则是打破那些绝对法则，超越它们并确保人类具有创造自己历史的可能性。因此，在同一则札记中，紧接着断言道：由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的政党（“共同的有机体”），不是从用数量表示的社会学产生的统计法则那里获得关于群众思想感情的认识；相反，它是“通过‘积极并有意识的共同参与’，通过‘同情’，通过直观的特殊情况的经验，通过一个人们或许能够称之为‘活生生的文献学体系’来获取这种认识的。”（11,§25）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是无用的；只是说，它的观点需要被审查，它的整体性力量不得不丧失其合法性，对它的使用应该被小心地加以限制，它的“科学”结果必须经常接受历史的批判而不是相反的其他方式。在以“文化的论争。居维叶的小骨头”为题的札记的另一语境中，葛兰西讨论了社会学的有用性。在这篇札记里，社会学被以一种积极的眼光予以看待，但这只是因为它仅仅被当做构建前提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对普遍事实进行公式化表述的工具。它那源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仅在当它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候，而且在它应用于自然现象的时候。此外，社会学被公正地放在历史的从属地位上，它会对历史进行补充，但永远不会取代历史。 居维叶的关于身体各个有机部分相互关系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人们可以从其中的一颗微粒［假设它自身是完整的］重构出整个身体来——是，为了准确地阐释他的思想，就应该仔细地重新考察居维叶的原理）当然应该归入法国的思想传统，归入法国的‘逻辑’当中而且应该与动物一机械原理联系在一起。没有必要去考察这种原理在生物学中是否完全有效；这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例如，人们可以回想鸭嘴兽，它的结构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等等）。抛开比喻的说法，人们应该考察，这种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社会学中是否正确、有用并且具有成效。答案似乎是明显而肯定的。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对过去的历史来说，相互关系的原理（像类比的原理那样）并不能替代文献资料，也就是说，除了假定的历史之外——这一历史是可能的，但却是假定的——它不能够提供任何东西。然而，谈论政治行动和谈论那些用于可以预见的事物，用于提出可能的假设和预期的相互关系原理（像类比原理那样）是不同的两码事。在假设的领域中，这一原理的确是有用的、正确的和富有成效的。而且这是一个找出哪一种假设最为可能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当相互关系原理用于个人的、甚至是群体的活动中时，就会经常存在陷入武断的危险：个人和群体行动时并不总是‘有逻辑地’、‘有条理地’并且‘必然地’等等，但是以人们这样做为前提开始却往往是有用的：个人和群体并不总是‘按照逻辑地’、‘条理清楚地’并且‘依据推论’去行动等等，但是以此方式假设人们的行动并展开讨论却时常是有用的。提出行为动机‘不合理性’的假设起不到任何作用，它只具有争辩的意义，让人就像经院哲学家说的那样：“以下任何皆为荒谬（exabsurdosequiturquodlibet〔拉丁语，一时无从考查，暂时保留原文——译者注。〕）（14,§29） 只有以这种方式思考并且通过所有这些解释去理解，社会学方法才能够被视为在政治上是有用的。通过一个被明确限定的语境，将居维叶的原理局限于假定事物的范围中，人们防止了把这一原理抬高到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的危险（和诱惑）。因此，在《狱中札记》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布哈林的篇章，与反克罗齐的那部分非常相似，都是由一种需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免受形而上学侵害（及挪用）的紧迫感所激发的。对历史的强调——从差异、多样性、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历史——除了形成对以各种样貌，特别是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出现的形而上学，所做的防御和积极抵抗之外，别无他物。尽管形而上学的冲动小心翼翼地把特殊纳入一般，同时立即使个体的现实性服从于整体的需要，但是就像在笔记本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寻找着重新获得这些断片、弄清楚它的特殊性并且详细描述其差异的方法。历史学通过抛弃那种享有优先权的沉思默想的观点，而代之以从事实践的、物质的文献学和批判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正是由于缺乏批判的严谨性和对具体事实的文献学的关注，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歪曲，所以批判和文献学都需要保持其独特性，即革命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品质。一条最初定名为"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的札记以及它的修改版本——它被放置在用于写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的笔记本中——包含着以下的结论： 由实践哲学带给政治科学与历史学的基本变革，是这样一个证明：不存在任何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这是一个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的概念），而是说，人类本质是被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通过文献学和批判的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13,§20） 在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任何地方，文献学的和批判的方法都明显地起着作用。占据了《狱中札记》大部分篇幅的、对于克罗齐所做的持续而且仔细地批判性分析广为人知，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在不可计数的评论文章中被谈过了。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布哈林的详尽的批判，尽管它同样也具有分量。类似地，众所周知，大量札记被用作对意大利文化，特别是意大利文学所作的批判分析。然而，记录在笔记本中的大量详尽的事实信息却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多半还被忽视了——不知为何，在笔记本中起着作用的“文献学”的方法还没有吸引到很多的关注。要理解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很难。实际上，对葛兰西文本的每一项说明与讨论都包含着关于它的零散性与未完成性的思考。这种思考经常伴随着这样的假设，即：从这些断片中重构出一个条理清晰的整体是葛兰西派学者的任务。这些札记的零散性通常都被含蓄地，或者准确地归结于严酷的条件，它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被创作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碎裂被认为是一种不幸的障碍物，它妨碍我们理解葛兰西要说什么；或者，如果葛兰西拥有时间和方法去写一本或者一系列“正常的”书，他又会说些什么。因此便产生了“编排”这些笔记本、围绕某个主题或在某个类目之下汇集这些片段的努力。这些主题或者类目经常源于题写在许多笔记本自身上的那些标题：“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对一组知识分子历史的文章所作的札记和注释”、“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文学批评”等等。鉴于笔记内容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把文本以一种“可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需要，也使得那些明显次要的，或者与笔记主旨发展并无关联的细节有了意义。葛兰西派的编辑、学者或者评论家因此感到，不得不把这些断片汇集起来，并且像一个当今文坛上的居维叶一样，把它们连结在一起。有时，这种重构的工作是被负责任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对其界限持有批判性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工作却是以一种误导人的看法进行着，即人们不仅能够现实地重构出葛兰西的思想，也能重构出葛兰西自身。后一种工作就是产生诸如“列宁主义的葛兰西”，或"克罗齐派唯心论的葛兰西”，以及任何一种葛兰西的原因。即便是由对他的各种盗用而产生的“自由主义葛兰西”这一称呼，也时常是由这样一种想象引起的，即：人们可以返回到那些不连贯的笔记本中，并且从中重构出一个唯一“真实的”的葛兰西。无论这一情况发生在何时，这些笔记本都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有希望找到自己所需事物的地方，人们从中获取“重要的”内容，并舍弃那些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当然，每一个人都指责其他那些人，认为他们尚未识别出“正确的”片段及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或者认为他们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而强调某些细节的重要性。 认为人们能够终结这场游戏是毫无希望的。即便是对葛兰西手稿最为仔细认真、精确完整的复现都将不能解决这一争端，或者说它仍然不能满足重构一个“真实的”葛兰西的强烈愿望。然而，只有通过接近并阅读札记的完整文本，才能够获得对强调历史的“无限变化和多样性”的全面评价。札记的不完整性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支配其创作的“文献学”方法造成的。“文献学”要求对细节给予仔细的关注，它试图去弄清具体事实的特殊性。构成笔记本内容的许多条札记都正是这么做的——它们记录了历史的无限变化和多样性。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细节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且它们反过来又形成了普遍的概念和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领导权”。但是，如果这些片段之间的关系被永久地固定下来，那么这些概念和理论就会有形成教条的危险。为了确定构成《狱中札记》的片段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放弃遵循居维叶原理的“文献学”。人们将不得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即建立一个能够在其整体之中进行思考研究的总体性结构，从而将每一个片段置于与其他片段的必要而且固定的关系之中。但是在札记中，历史是作为“经验”而不是作为沉思被呈现出来的；而且，“实践哲学奠基于其上的经验不能被图式化。”在第一个笔记本开始的几页中，对居维叶的间接提及包含着一种含蓄的提醒和引导。 它提醒人们，匆忙下结论是存在危险的，并且引导人们关注具体事实。葛兰西在无数的情况下，重复着这种提醒和引导——手稿中充满了诸如“这需要被检查”、“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人们需要弄清楚这个事实”等等这样的短语。笔记本八和笔记本十一开头的几个段落着力强调了札记的暂时性，以及其中表述的某些结论也许完全错误的可能性。1929年12月30日，也就是在写下了关于“居维叶的小骨头”这篇简短札记的几个月之后，葛兰西以如下的评论来结束致妻子朱丽娅·舒赫特的一封信： 我的一些判断也许是，确切地说，很可能是夸大的，甚至是不公正的。对于居维叶来说，从一小块骨头中复原一只大地懒，或者乳齿象非常合适，但是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人们从老鼠的一条尾巴最终却造出了一条海蛇。（LC,314） 狱中札记指出，避免这一类错误的方法就是，要始终保持忠于批判的和文献学的方法。正如它们在札记中被运用的那样，这些方法同时作为抵御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神秘化的武器与盾牌而发挥作用。在札记中形成的理论和文献批评实践本身，构成了对详细阐释反教条主义的实践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贡献。
论日常生活（卢那察尔斯基，19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论日常生活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быт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Ленинград;1927 根据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翻译 译者：Zveza 原文链接：Обыте ↘我们开始认真对待日常生活这个问题 ↘什么是日常生活？ ↘家庭 ↘共产主义与自由恋爱主义 ↘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新法律 ↘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 ↘青年和流氓行为 ↘应对青年的悲观情绪 ↘青年和“杯水理论” ↘宗教、道德和法律 ↘艺术 我们开始认真对待日常生活这个问题 我选择日常生活这个话题并非偶然为之。之所以要讲这个话题，是因为在莫斯科和苏维埃俄罗斯的众多城市，有大批听众要求我专门对这个话题做一份报告。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致盎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这样预测：当我们开始或多或少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时候，日常生活这个重要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一两年之内，这个问题就会成为我们整个建设工作的第一重点，因为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完全改造日常生活。 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包括一系列单独的重大事件。 政治革命是最引人注目的。它和军事斗争相关联，而军事斗争是以非凡壮观的事件告终的，也就是让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但对于斗争所争取的真正革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先决条件。政治革命，夺取政权——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共产党人完全不认为，建立这样那样的国家形式是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摧毁国家，消灭一切让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力。 我们设想，共产主义制度是无国家的制度。由此就可以很清楚地得知，政治目标不可能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新的专政阶级，即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为了政权本身而去夺取它。相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放弃它，正如恩格斯所说，是要利用它，把它当作生产工具，并且尽快“把全部的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工人阶级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借它的帮助来实现社会革命。 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改变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秩序。它要从统治剥削阶级手中夺取不断增长的巨量生产工具，建立有计划的（即以科学为基础的）、合乎规律的、有序调节的财富生产过程，并在人类社会的全体成员中进行公平分配。 虽然我们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但是，这个目标，这个巨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还远远没能解决它，而且这个目标也不是最终任务，因为人不是为了参与经济而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而生存；相反，他参与经济，他进行工作，都是为了生存。 卡尔·马克思对准则，也就是衡量某个社会制度水平高低的标准，做了这样的定义：“这个标准就是，特定的社会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人的一切内在潜力得到最大发展。”因此，对于经济本身，即人类生产和分配其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的方式，只有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共同过上有条不紊、团结友爱的幸福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人体内沉睡的一切才能蓬勃发展，变成一种庄严而灿烂、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只有这样，经济才是有意义的。而这种生活，作为最终目的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 由此可见，政治是完成经济革命的工具，而经济为日常生活的革命和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我们不再允许任何人质疑工人和农民在苏联境内当家作主这个事实。但是，获得了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之后，我们还必须真正实现这种权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怎样组织经济，怎样切实推行这种有计划的经济。 列宁曾教导我们：如果历史做了充分准备，政治革命就可以在几天之内发生——这是个军事问题，事关一股力量战胜另一股力量，但经济革命——一切财产关系的重塑，新的生产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则要花费很多很多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们能把同农民的联合保持10-20年，在农民的支持下沿着我们的建设道路走下去，那我们必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将近10年过去了，我们明白还必须再经历5-10年同样的斗争。虽说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任务，但我们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到，过去的这些年没有白白浪费，我们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这就让我们也有权讨论一下日常生活的革命；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认真研究日常生活，并且有意识地参与其中，从而逐步地加以改造，让工人、农民和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什么是日常生活？ 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区分出来；减去这两个领域，就得到了日常生活。 行使选举权，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民选代表并参与工作，这一切都属于国家生活。这当然也和日常生活有关系，但是是间接关系。 工人的劳动要操作车床，农民的劳动要拉动耕犁，而这样那样的知识分子则要教书、治病或者坐在某间办公室里，诸如此类——这就是指一个人的经济工作，也就是履行他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职责。 而当他在自家房子里，身为一个父亲、丈夫，一个家庭成员，他用他的工资来维持生计，他安排自己去休息、进行自我教育、提升自己——这些都属于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回避那个被称作个人生活的东西。把这种个人生活——或者按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说法，叫生活情况（житье-бытье）——引向光明和理性的轨道，这正是革命的最终目标，也是它最重要、最崇高的成就。但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说，构成这些日常生活的条件是自发的。他们这样反驳我们：“即使说可以改变国家秩序，即使说可以通过高水平的领导来影响经济，要影响日常生活也是极其困难的。”然后他们又补充说：“国家秩序可以通过法令来改变，经济秩序可以通过劳动和分配的组织来改变，但日常生活却深深扎根在由本能和偏见构成的历史当中，它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去改变。” 但我们的回答是这样：“我们的革命恰恰是自觉性对自发性最大的干预，它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整体一样，基于对现实最深刻的分析和理解，是一种高度敏锐的有组织活动；这样的革命恰恰不允许我们把任何东西看成是自发的、自在自为的，不允许我们因此把它们丢开不管，而是要求我们必须以最高的自觉性参与到这个领域当中。” 因此，在目前的这些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九和第十个年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这样：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关键过程，并且力图以合理而自觉的方式去影响这些过程。 各方代表向我们（包括我，以及其他在文化领域工作的同志）提出要求，人们请求我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大批公众正在倾听报告，对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关切，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家庭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家庭问题无疑是最基本、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 在所有不属于国家生活、不属于社会和经济生活而属于私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中，家庭问题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虽然它不属于政治生活，不属于国家生活，不属于社会经济生活，但如果不能正确加以解决，它就会使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成果化为乌有。因为家庭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延续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 想象一下，比如革命会把公民的意识提到一个极高的水平，革命会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问题，但它又会伤害生命的繁衍，伤害新一代人的诞生，给降世的孩子带去损害；想象一下，出生率会下降，孩子出生后会很虚弱，刚一生下来就得不到适当的营养，他们会变成残废，会流落街头。我们难道不该诅咒这种革命吗？我们难道不会说“它完全就是个错误”吗？要知道，我们的革命与其说是为了我们，不如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他们的出生，他们的正常教育都能得到保证吗？革命要怎么回答我们各族人民的生命延续这个核心问题？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它的回答是，要建立一个足够稳定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一个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可这种核心家庭就在我们眼前走向了衰败没落。在它进一步的演变当中，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让成年人走向了极度的自私自利，以孩子的名义保护自己不受损害的愿望极其强烈，以至于它真的伤害了人类的进一步延续。在这方面最先进、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法国，尤其是在战后的现在，它正在经历人口的缩水。法国的人口已经开始灾难性地减少，并由黑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外国移民加以补充。 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确保后代跟随我们的步伐，确保他们健康成长、朝气蓬勃，能从我们手中接过旗帜，并且继续进行我们曾为之做出万般牺牲的建设工作？ 我们迄今为止所进行过的人口普查让我们可以假设说，我们业已完成的全联盟人口普查也将由对材料的研究得出令人欣慰的结果。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导致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死亡率上升，今年我国8岁儿童的入学人数下降了近50%。但现在问题正趋于平缓，出生率在上升，死亡率在下降，我们目前的出生率区间已经与1913年的出生率相当或者大致相当。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出生率的提高是由于农民的生育。伪革命思想还没有相当深入地触及到农民群体，他们也就不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反映这些思想。他们的婚姻和生育方式就和以前一样。 正如乡村的人口统计数字所得出的推测，很有可能即使是现在，我们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着很高的婴儿死亡率；但同时也有奇高的出生率，它能够盖过高死亡率，使得繁殖率相当可观。 共产主义与自由恋爱主义 不过，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哪些想法是从我们这里传到乡村去的？我们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用什么来感染村庄的？当我们的思想到了那里，会怎样影响乡村的日常生活？ 不得不说，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忧。 如果我们单独考虑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人口曲线（我们或许能通过进行全联盟人口普查来做到这一点），恐怕我们必须要指出，他们的生育率正在下降；我们必须要指出，父母怀着不正常的愿望，希望自己不生孩子，而生育才会确保各族人民的生活能真正协调地持续下去。必须投入最大程度的关注来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自革命以来，旧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这让我们对家庭有了新的看法。人们常常觉得这种看法好像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党也必须对它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观点直截了当地指责一夫一妻的长期家庭，并且这样说道：一夫、一妻，还有孩子——丈夫和妻子生育和抚养孩子——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一个自尊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苏联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和真正的无产者必须告诫自己，不要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所影响。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带来了男女之间新的交流形式，即自由恋爱主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彼此相爱，只要他们还喜欢对方，他们就生活在一起；当他们不喜欢对方时，他们就分开；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短，不形成长久的经济结构；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都是自由的。” “这是过渡向更加宽广的社会生活，它会取代居民的小窝，取代他们的破败公寓和寒舍茅庐，也就是取代那个僵化停滞、隔绝于社会之外的家庭单位。”他们说道：“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苏联人必须要避免一夫一妻的婚姻，努力用‘changezvosdames’[1]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像古老的卡德里尔舞曲[2]表达的那样，它是某种变化，是丈夫、妻子、父亲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自由，让人们没法知道谁和谁有关系，以及具体是什么关系。这就是社会建设。让我们把它研究明白，让我们离它更进一步吧。” 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当中，什么东西是我们要保留的？在这种婚姻当中，我们具体该把哪些东西看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在这种婚姻当中，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男女不平等，它是资产阶级式的消极因素。它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基础，因此我们要直接打碎它。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政治制度等等，无论是银行家、教授、小官吏还是无产者的家庭，其家庭结构都是以资产阶级法律为基础的，而欧洲国家的这种资产阶级法律甚至比旧俄罗斯的沙皇法律还要糟糕。 对于我称之为“家庭的政治方面”的规矩，沙皇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妻子有义务服从一家之主，也就是她的丈夫，她要百依百顺，想尽办法取悦丈夫，必须优先服从他的意志。当她的丈夫搬到某个地方时，她必须随丈夫一起。没有丈夫的明确许可，她不能受雇做任何工作。正如各位所见，这就是白纸黑字、不折不扣的奴隶制。 我们更加仔细地分析沙皇的法律，研究一下丈夫可以怎样处置妻子，我们可以发现，他认为妻子是自己的财产，如果他觉得她犯了大错，就可以对她采取各种惩罚措施：殴打她，让她吃不饱饭，囚禁她，等等。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对此进行控告。如果他打断了她的胳膊或者打破了她的头骨，那妻子有权申诉——这要交由检察官来决定，在此之前什么也不能做。如果调查证实丈夫的殴打确实涉嫌虐待，法院有权进行干预。否则，丈夫就只是在用鞭子“教训”他的妻子，也就是说，这符合道德规范，完全是可以允许的。 如果妻子想离开丈夫，到其他地方定居，这是不可能的——丈夫是发号施令的人，妻子不能选择她想住的地方。妻子想工作，想学习——她的丈夫可以禁止她这么做。西欧的法律，比如说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律，甚至更进一步，又补充了一段：如果丈夫内心确信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他可以将妻子杀死。许多律师发问说：那如果一个妻子内心确信她的丈夫对她不忠，她能杀死丈夫吗？不能。妻子会被因此送去做苦役之类的刑罚，而丈夫却能无罪释放，他是捍卫了自己的财产权。他的妻子胆敢违逆他的财产权，他就可以杀了她——这就是他在家中的权力。 家庭里有一个领导，这种家庭既不是协议，也不是劳动的联合——我们认为，家庭里的这种政治秩序就是它的资产阶级特征。 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上是如何组织的？ 丈夫在社会上做工作，无论是政治活动、服务工作还是在工厂干活，而妻子则从事家务劳动，也就意味着，她所处的兴趣范围窄得可怕，简直教人变成白痴：她被脏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在满是烟黑的厨房里做饭，照顾小孩，等等。她被这一切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根本考虑不到自己的发展，也考虑不到参加社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依靠农奴劳动的贵族，即便贵族中的女性有了足够数量的农奴为她服务，可以像男人一样从逼仄的家务领域解脱出来——贵族阶层却还是得出了这种可以说是“大老粗一样”的结论：“还是女孩，眼里有光；长成婆娘，就变成糟糠！”哪怕是托尔斯泰，哪怕他描绘了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个美好的形象——一个自由自在的贵族女孩，他也说道，当她结婚之后，要清洗孩子肮脏的尿布再晾干，连外面的光线都被遮挡，也就再也不能要求她做别的事情了。 我们反对这种家庭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当中，文明的、进步的劳动属于男人，而碎片化的、不经济的、枯燥的劳动属于女人。我们就像反对资产阶级制度一样，反对这种家庭制度。 但是，对于一夫一妻的家庭本身，当丈夫和妻子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长期结合、经年累月，直到有特别的因素将它破坏；我们愿意一起生活，同甘共苦，携手互助，生育后代，抚养成人——对于这种家庭，我们是否要反对呢？这是资产阶级还是非资产阶级呢？我认为，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有这样的家庭结构，也可以有像这样结合多年的伴侣。 但也可能有其他情况：人们可能会走到一起又分开，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个人性格。有些人找到了女友，结识了一生的挚友，而还有人则没找到；有些人的性格和气质让他能通过认真建设生活、倾尽心力与另一个人深入培养关系来得到极大的幸福，而另一些人更喜欢从一个人变换到另一个人，享受那种短暂的辉煌。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但在我们的过渡期社会中呢？——不，在我们的社会中，唯一正确的家庭形式就是一夫一妻的长期家庭。 必须要说的是，要摒弃其资产阶级的特征——男性发号施令，而女性被家务负担埋没——摒弃了这些特征的配偶家庭，为共同建设生活、生育后代和养育子女而形成的长期结合，这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形式。任何人想要履行他的职责，无论是政治职责、工作职责还是身为人类的职责，都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家庭。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可以说：社会并不关心你们如何相爱，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恋爱，生下的孩子会由社会自己供养。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性，这就是它会对我们说的话。父亲和母亲怎么表现并不重要。孩子出生了，而社会会接纳他，那些没有父母感情的人可以不去照顾孩子。但我们现在不能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说：男女公民们，结合吧，生育吧，我们会照料你们的孩子。我们做不到。今年我们给国内孤儿的拨款花费了4600万——这是我们苏维埃俄罗斯预算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影响了整个人民教育事业。即使到现在，我们的孤儿院的经济和教学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所收容的几十万孩子还是像没人照管的野兽一样在大街上乱跑，而我们没办法应对，没有合适的手段去抓住他们、驯化他们、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正常儿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繁衍生息吧，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这种话吗？我们办不到。 要是革命会损害生育、降低出生人数，要是它让人流变得稀疏、让孩子越来越少，要是它养不活我们的下一代，要是堕胎越来越普遍，要是对孩子放任不管的现象像疥疮一样到处传染，那这种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那又何必要搞革命呢？那么，谁会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承担起培养孩子的主要责任呢？那就是父母。 苏联政府必须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话告诉每一个人：培养孩子、让下一代成长，这份责任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于父母。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回顾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的那种声名狼藉的“杯水理论”。有些先锋派的同志（其中还有共产党员）曾这么说：我们的一切都不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资产阶级的爱情是求偶、浪漫的恋爱、粗鄙的家务工作、彼此忠贞，然后还有孩子。我们正在转向新的观点。我们不承认爱情有什么浪漫的价值，不承认那些沉重的束缚。爱情是简简单单的生理现象，是由自然所决定的，而我们要满足对爱的欲望就像喝杯水一样容易。这就是“杯水理论”的意思。这是深刻剥削的理论，是展现男性卑劣行径的理论。 革命不能容忍任何卑劣的行为，其中就包括男性的卑劣，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男人不会因为性交而受苦，对他来说，这种事就像“喝杯水”一样。女人喝杯水并不会受什么损失，但她在性交后会有孩子。而孩子正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从男性角度——粗鲁的、剥削的、庸俗的男性角度来看，男人是“喝了一杯水”，然后等着他下一次口渴，而女人则要把共和国的所有孩子都带大。所有不能由国家抚养的孩子都应该交给母亲来抚养——我们能不能采取这种观点呢？所有人都很清楚，这种观点是荒唐无比。女性的身体较弱，更难获得收入；怀孕和哺乳又在这方面削弱了她，让她非常痛苦。因此，假如我们让女性来独自背负我们革命和人民的整个未来，那我们肯定是又蠢又坏。我们会质疑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因为国家竟然无力保障儿童的生活。 谁该照顾孩子呢？是父亲和母亲。要把孩子养大成人，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就是说，婚姻应该是长期稳定的一夫一妻制。莫斯科的《晚报》上写道，一位工人通讯员通过广播收听了我之前讨论这件事的报告，而他没听明白——这一夫一妻是什么意思？婚姻当然得是这两个人，一个人不行，三个人也没什么能做的。我感到惊讶的是，记者竟然并没有急着澄清这种荒谬的误解。当然还有三人婚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乱交等各种形式。我们要明白，长期稳定的一夫一妻婚姻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会立下婚约，说道：我们彼此相爱，由此立下誓言，为养育我们的孩子而进行长久的结合。在最近的将来，这都是唯一能保证各族人民繁荣发展的婚姻形式，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在花丛里四处游荡”的人不关心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苏联公民，这样的建设者都是靠不住的。但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利用我现在代表党所说的这种规则，转回到了资产阶级婚姻，这样的人也几乎是同样的恶劣。 有时候，我们遇上的苏联人和共产党员会这么说：我没有上这种当；我有妻子儿女，可以说我在这方面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仔细看看他在经济事务和家务劳动上的表现，就会发现，他自己倒是去过社会生活了，可妻子却埋没在家务当中。这绝对不是正确的家庭形式。 男人必须要尊重妻子，力求让她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因此，我们家庭的组织方式必须要保证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能够大致上平均分配。以前我讲这种要求的时候，有人给我递过提问的便条：什么意思，要我去摇摇篮吗？当然了。如果我去了某位同志的公寓，看到一个留着齐腰大胡子的人正在摇摇篮，因为他的妻子去开会或学习了，那我能说什么？只能认为他是真诚的列宁主义者，向他握手致意了。这样的婚姻里男女没有差别，责任平等分配，应当说它符合我们的理想。当我具体谈到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我会返回来再讨论这个问题，届时我会引用列宁的话，再次做出强调：这是唯一符合列宁主义、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家庭问题解决方案。现在，我需要转换话题，谈谈与家庭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 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新法律 你们会这样对我说：你们关心家庭的稳定，可同时你们自己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那届会议上激烈辩论了一番，然后通过了实际婚姻和离婚权利相关的法律，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的自由离婚权难道不就相当于在家庭身上砍了一刀吗？你们是自相矛盾了。 杰米扬·别德内[3]写过一本相当出色的小册子，叫《认真相爱而……不长久，还是苏维埃式的结婚》（Всерьези...ненадолго,илисоветскаяженитьба），他在里面对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我国当局与政府的政策做出了极其机智和动人的批评。我会引用这段摘录（这并不无聊，因为杰米扬·别德内写得很好）。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当中，它是写得最为尖锐的： 而我们的司法部莽撞冒进， 用没熟的面团烤成馅饼。 它抗拒不了极左的姿态， 它忘记了，我们的路途荆棘丛生 而且没有办法 跳去某个更高的地方。 任何潜力都有个限度 不要把一切想得太美好。 少一点跃进 多一点谨慎…… 要是不注意基础所在， 麻烦就会找上门来。 婚姻、家庭和监护的新法律， 它会有用处——但不知何年何月。 它主要的过错 就是过于先进， 它的创造者完全忘记 乡村的日常古老又安定： 只用两三下工夫 做不到移风易俗。 你也许会笑破肚皮—— 可这并不是玩笑嬉戏。 不去关心农村的习气 就不可能和农村建立联系。 城市里有苏维埃的礼俗， 城市里有赤色的游行， 城市里有高大的舞台， 城市里有立法的呼声， 城市里的生活鲜亮多彩。 而农村又怎么样呢？—— 流浪街头的孤儿？ 目不识丁的农妇， 灰头土脸、邋里邋遢， 气量狭小、性情极差，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一周有多少天也数不过来。 哦——真的是这样吗？ 要是我们忽略农村的日常 忽略它的仪式和它的美好 还有它千百年铸成的严格制度 瞬间将它动摇 不给它另一块立足的基础 那么，我们就是蠢上加蠢…… 什么样的书本 才能读出这种歪门邪道？ 农民的生活方式——就是不间断的仪式。 庄稼汉很少活到鹤发鸡皮的年纪， 不管是播种、收割，在院子里打谷 还是拿着斧子，劈砍冻硬的杨树 收拾破犁，喂养牛群 怀着忧愁与智慧嘲弄不幸 不管是儿子结婚，还是女儿出嫁—— 他的一切都充满规矩礼法！ ※※※ 不，司法部的朋友们， 农民不是地上的野菜， 不是注定要被铲除的荨麻 不能随心所欲，想拔就拔。 不要让这荨麻烧伤手掌， 不要迷失你们的方向！ 农民给谷仓订了把锁， 如果小偷“靠近”，就会为“撬锁”负责。 而农民的事情，无论是否繁琐 都由一个实在而坚固的症结统合。 他的儿子结了婚——儿媳可不能挨饿遭灾， 还有婚礼，当然也要“实实在在”。 要让客人们吃好喝好， 毕竟在树下起誓的不是女妖 在澡堂里洒水的也不是巫婆。 要是不能和以前一样让牧师办婚礼， 那就让苏维埃过来代替。 读经台，圣母像——有没有这些都一样！ 重要的是“毫无疑义”， 重要的是“法律保障”。 法律必须把家庭紧紧绑住， 就像木桶上的道道铁箍。 ——比方说，“我把女儿嫁出去是图什么，” “她只和丈夫睡过一夜，” “等到早上，抓起枕头，” “别了？！” “我要回老爹那儿去，自由自在！” 我们离婚太多对 不太合农民的口味。 ——“家庭经不起风波，” “一遇到不顺就开始破落。” “随便离婚，真是该死！” 我们本该让法律更加牢固， 却显然是陷进了一片荒谬： 任何一丛灌木底下 都可能有婆娘的娃。 男女公民，青蛙鱼虾， 都在庆祝“实际婚姻”的律法！ 而农民受不了不守法纪的人： “我要去安东尼神父那儿成婚！” 这里的意思是，好像我们让这个农民转回到教堂那边去了。但是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杰米扬·别德内才华横溢、智识出众，但他并没有达成目的。他说，农民希望婚礼能实实在在，希望去安东尼“神父”那里成婚。劳驾各位想一想！并没有什么人禁止大家去安东尼神父那里结婚。想唱覆盘歌[4]，想给新娘编辫子，想让伴娘们哭婚，想让新郎官保留象征仪式，在新娘的肩上拍一下——请便，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的。尽管，说句老实话，我不明白魏列萨耶夫[5]为什么对这种婚礼如此热衷，这不过是象征着把一个女孩送到别人家去做奴隶，里面看不到任何美好。 新法律和旧法律有什么区别？ 在以前，比如一个女孩上法庭去，对法官这样说：“我和某某男人生了个孩子，但他不想抚养”，并且要求就抚养事宜得到帮助，那么人民法官要问：“你在民事登记处登记过吗，有文件吗？”如果女孩回答说没有，那法官就会这么回答：“由于没有登记文件，我们不承认这门婚姻，你爱上哪去上哪去吧。” 而现在法官只会这么问：“你是否能证明这个人和你有实际婚姻关系？”如果她说：“可以，全村人都知道我和他住在一起”，那事情就结了——付赡养费就行。 也就是说，新的法律并不涉及仪式问题，不管婚礼或者结婚程序办得怎么样。我们不关心仪式是大是小，而是会这样说：“哪怕你们成婚的时候并不‘牢靠’，如果你们有了孩子，那就要供养他，绝对不许把孩子丢给被外遇伤害的母亲。”我们会这样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婚姻，如果女孩有了孩子，那身为父亲的人就必须供养他。”杰米扬·别德内居然还没搞明白这一点，我对此是感到惊讶的。假如我们不通过这项法律，那就意味着：一个降生在世上的无辜孩子本来和其他孩子都是完全平等的，但如果他没在民事登记处登过记，就只能靠母亲来养活，而如果登过记，才需要父亲也供养他。 有特权的“婚生子”和没特权的“私生子”——工人的思想能容忍这种东西吗？我们能接受这种事情吗？绝对不能。所以，不管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如何辩论，它都肯定会通过决议，让实际婚姻中的孩子也能得到完整的权利，能够受父亲和母亲的照顾。法律规定的就只是这些内容。 很遗憾，杰米扬·别德内还更进一步了——“我们本该让法律更加牢固”。哪种牢固？这听起来就好像农奴制。只要你和女人成了婚或者女人出了嫁，那就得忍着。两个人相互厌烦，没办法把共同生活搞好，你和她在一起痛苦不堪——那不行，你们俩还是要套在一起走。这是基督教式的禁欲主义，是无限度的忍让，是不合理的顺从，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东西。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命运都该是自由的。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如果你不再喜欢这段婚姻关系——不管你是男是女，如果你的精力在这段婚姻中消亡、耗尽、遭到撕裂，你都有责任废除这段婚姻，让自己的生命复苏。 如果某个男人或者女人之前已经结婚，却正好遇见了另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这个人能够抓住他/她的心，让他/她能够说出这么一段话：和他/她在一起，我能真正找到极大的幸福，真正建立起劳动家庭，但是我之前犯了错，所以受到阻碍——我们能挡在路中间吗？这就很不合算。阻止这种事会滋生出悲伤痛苦，也是在浪费人的生命力量。 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有权离婚。但是，如果有下作放荡之人卑劣地利用了这种离婚的权利，那么，除了法律以外，社会舆论也必须反对这样的行径。因为，很明显的一点是，像这样需要解除劳动的婚姻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可能一辈子有一次，或者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可能有两次。 可能有这种情况：你和你过去遇上的那个人没法保持一致，而你和后来遇到的另一个人可以把生活过得好得多。但是，比如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或者姑娘），他自豪地宣布说这是他今年第四次离婚，那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呢？它必须受到社会的严厉谴责。这是一种犯罪，它虽然不能由法律起诉，但它是在侮辱法律，是在欺骗亲近之人，是堕落腐化、放纵淫欲。这是极大的耻辱，而且必须要让社会舆论也这样去看待。随便哪个负责的劳动者都可以这么去做，无所谓，但我们要共同鄙视他：如果他这么做，就是背离了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所奉行的正常的、健康的路线。 一个人如果离了婚又再婚，他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有详尽的正当理由，必须随时都能向自己的良知证明说：我不这样做就不行了。要是有人用离婚来耍花招、变戏法，那他就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也就是说，虽然不是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反革命，但却是日常生活中的反革命。他自己就是一个腐化分子，而且让他人效仿他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这就应该是谴责这类行为的笼统标准。法律不能设下限制，例如一个人可以离婚两次，第三次就不行——不能制定这种标准。这是每个个人的良知问题。但孩子们不能因此而受苦。如果你离婚而且有孩子，你就必须供养他。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进行立法，至少要能消解掉这种轻易离婚对孩子未来的冲击。 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 在简要分析了我们的家庭关系之后，我具体谈谈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问题。这些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不过，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准则充分地引入我们的私人生活。以下是列宁说的话： “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前几年内所做到的事情（早在1919年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这是什么意思？列宁说得对吗？是对的。我们的立法是世界上对女性最有利的立法，我们已经不能再对这项法律做任何补充了，女性——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朋友——已经与我们同等地并列了。我们赋予她与男性同等的一切政治权利；我们赋予她离婚权，赋予她获得共同财产的权利，赋予她选择姓氏、住所和工作的权利；我们赋予她与男性完全同等的权利。 但是这就算完了吗？这样做足够吗？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只是在政治领域宣告了这些权利，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家庭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因为丈夫所拥有的权力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它还是一个经济机构。列宁了解这一点，并且说道：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6] 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消灭家务劳动。怎么消灭呢？我们怎样才能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主妇，让她们从炉灶和汤锅里面解脱出来呢？ 真正的、完全的、最高的解放是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我们正在能力范围之内慢慢地、逐步地走上这条道路，组织起公共洗衣房、公共饮食和公共的儿童教育。我们说：“夫妇俩，你们要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这样说：“国家会随着其资源的增长而接近你们，越来越多地对你们进行帮助。” 我们知道，比起在蒸汽洗衣房里洗衣服，在家自己洗衣服会浪费不知多少时间！有组织的少量劳动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而人类却把大把的时间花费在僵化而艰苦的劳动上面。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在某一部分地方，在大城市里推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一切推广到整个俄罗斯的农村地方，但我们会逐渐往这个方向靠拢。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五六人的家庭自己搞一间昏暗的小厨房，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建设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用同样的钱和同样的劳动量营造出明亮的食堂环境，提供出色、健康而美味的食物，同时还有优雅的音乐、报纸和象棋，良好的环境能让人在用餐时感到快乐和放松。比起毫无乐趣的家庭红菜汤，这一切都可以用同样的花费来获得，而目前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还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样的汤，我们咽下的每一勺汤都是在侵蚀女性的自由、尊严和未来。 我们不能马上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必须遵守公共食堂的这条路线前进。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 我们不否认母亲有权利和义务去喂养和教育孩子，但我们必须尽快去帮助她，因为教师是具有专门教育知识的熟练人员，他可以而且应该从事这样的工作。单纯地当父亲母亲比起教育孩子要更容易——教育是复杂的工作，我们不该用家庭手工业的办法来教育孩子，而是要建设起运作良好的育婴所、幼儿园和公共教育机构。但我们只能逐渐实现这个目标，目前还只能利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让女性能从这种家务奴役中解放出来，哪怕只是一点点？男性要勤恳认真地对待她，不能给女性增添负担，不要为了自己自由就用家务活压迫她，而是要与她共同劳动，友爱团结、达成一致，尊重女性的权利和未来发展。 青年和流氓行为 现在我要谈一谈年轻人的问题，谈谈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这一群人将来要直接接替我们，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不会讨论教育教学的问题，这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不重要或者没意思，不是因为我对它们的了解很有限；相反，正是因为它们很重要、很有趣，正是因为我很了解它们，我才觉得我们在这种讨论日常生活的总述当中不能简单地触碰一下教育这个话题就了事。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我观察了共青团员的生活，借我们的报刊，比如《共青团真理报》（它很好地反映了我国青年的生活），以及像《日常生活与青年》（我全力推荐它）这样的文集进行研究，我看到我们青年的生活当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所发现的这种巨大缺陷尤其存在于有组织的青年中，存在于我们一百五十万名共青团员中，他们不仅是青年的先锋队，而且对整个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我和布哈林同志都多次指出过，在我们的共青团和全体青年当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散漫作风，认为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学业和工厂工作配不上“真正的革命者”；对住所清洁、服装打扮和待人接物明显表现出极度的轻视，并且用一种有点游民习气的办法来取代这一切：我们革命者在这方面不适合表现得像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小市民青年。我们甚至连帽子都不能戴正，而要把它挂在耳朵上。而我们对此则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和布哈林同志都指出过，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在我们破坏旧制度的时候还可以接受，但到我们建设新制度的时候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我们需要极其精确、高度整齐。而浪漫的游民不喜欢整齐划一，他厌恶“德式的严谨”——“我们革命的斯拉夫肠胃不喜欢这种东西。”但我们要求的是准确而整齐，我们要求精打细算地考虑健康、时间和身边的人。 井然有序、遵守纪律、讲求实践，这些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在建设时期对革命的一贯要求。我对这方面最为关注，但我也注意到其他的问题——有时候在共青团员当中发展出了拘泥迂腐、官僚习气和办事死板的作风，我注意到他们嘴唇紧闭，脸色阴沉而严肃。在这样的年轻人面前，说一些搞笑的、欢快的事情，或者聊一聊舞蹈或者年轻人的乐趣等等，反而变成有点羞耻的举动了。这种共青团员就那样盯着你看，看得人直想逃跑。他认真得可怕，做每一件事都按照计划，连睡觉也按计划来。只要还没睡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党的计划来办事。他严肃得可怕，所有生动活泼的东西都远远地躲开他。杰出的共青团观察员斯列普科夫同志就证实说，这种人，还有共青团本身，都开始变得僵化停滞了。还有这样一些事实情况，比如农村或者工厂的青年男女说道：要是去了共青团，那就无聊得很，连活动一下都不行。他们搞成了一套严密的办法，那儿就是个官僚办公室。 但是，这些事情相对来说都不算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上面说过的话已经足够，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青年人当中的流氓行为，这个不争的事实所造成的类似问题正以更加可怕的形式凸显出来。 托姆斯基同志在报告中讲得很对：不要夸大流氓问题，不要把主要问题归咎于劳动青年身上。这是正确的——不必夸大问题；但是也不能低估它。 统计数据显示，做出流氓行为的主要是16至25岁之间的年轻人。数据显示，流氓行为正是在工农青年当中发展起来的，而且甚至连一部分共青团员也滑进了这道深渊。 从表面定义来看，什么算是流氓行为？它是扰乱正常生活进程的胡作非为，从单纯的恶作剧到犯罪行为都包括其中——比如他们拉帮结伙、相互怂恿，把彼此引上犯罪的道路。从轻佻刻薄地对女孩讲话到同伙犯罪实施轮奸，这中间或多或少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和其他研究者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力图在青年流氓现象中找到一个更基本的原因。我们发现，沮丧苦闷和胡作非为是成对出现的；这条路线会逐渐导致更多讨厌的行为，乃至于引起犯罪，而另一方面它又是灰心丧气，它让悲观情绪不断增长，乃至于使人自杀。 最终导致自杀的沮丧苦闷，和最终导致犯罪的胡作非为——这些现象都是既不应该夸大，但也不能低估的。当然，这种现象并没有影响大多数人，甚至也并非影响了一小半人，但它至少是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我国的工农青年，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胡作非为和违法犯罪，灰心丧气和自我了结——在这些脉络的相交之处有一件东西立在中心，那就是伏特加。 我们设想一下，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伊万，一个是斯捷潘。伊万天性活泼，当他清醒的时候，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只知道他活跃、闹腾、精力充沛，喜欢坦率地表达他的看法。等他喝伏特加喝醉了——他的抑制中枢，他对自尊的考虑都被伏特加吞吃了，他思考不了对别人要说什么话，也想不到会受什么惩罚，等等。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内心深处的某种不满和恼怒，想借着这种不满对别人证明点什么，很想给这“平淡的生活”创造点英雄事迹和冒险事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当他走出酒馆的时候，就想做出些非凡的功绩。于是他就开始胡闹了。而别人又称赞他的举动，对他说：好啊，伊万，你这下整得真不错，而且连警察都不怕！——他下次就会闹出更大的动静，毕竟这样得到的称赞也会更多！他召集起一伙人来做这种事；他在小群体里受着崇拜，越来越多地做出“伟大”的举动，最后甚至到了发狂的地步。这就是其中一条道路，这就是酒精对抑制中枢的削弱作用，它会迅速地让人滑落深渊。 而斯捷潘是个忧郁的人，他走路的时候双手插进口袋，眼睛盯着地面，从来不表露情绪，但却更加埋怨命运。不过在平时，当他没喝酒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个不起眼的年轻人。他也怀揣希望：现在情况很坏，我闲着没工作，每个人都欺负我，但明天也许会变好；也许我明天会找到工作；我会走运的，女孩也会注意到我的。今天很坏——但明天会更好。而几杯伏特加下肚之后，他就醉了，开始以泪洗面，又唱起悲伤的歌：“唉，放荡不羁的生活！你就让我完蛋吧！前路一片虚无，世上没人爱我；我是最差的那种人，是个多余的人！”总是会有些人随着他一起唱，互相煽动悲观的情绪。就这样一点点发展，直到他们这么想：在绞索上了结这痛苦而失败的人生，这不是更好吗？在这个场景当中，伏特加也破坏了抑制中枢，控制了一个经常清醒不过来而且做决定太草率的年轻人，让他走向这种时而显得非常悲哀的结局。 但是，这仅仅是伏特加的责任，还是说年轻人自己有错呢？这不仅仅是伏特加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责任，而主要的原因则是过渡时期的环境状况，也就是这个历史时刻的问题。我需要对这一点做细致的分析。 应对青年的悲观情绪 流氓行为，以至于违法犯罪甚至谋害性命，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法国、英国、美国……任何地方都有。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因为年轻人的工作平淡而枯燥，他们并不满意。资产阶级体系创造了这些工作，有时还长期地固化了年轻人的这种处境。就其本身而言，资产阶级体系让好多人沦为多余人，让他们被生活抛弃，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流氓式的抗议甚至经常能得到支持——如果条件合适，它有时会转变成无政府主义。而当无产阶级举起红旗的时候，一些流氓就会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对制度不满，因为制度欺侮了他们。还没有革命的时候，他们性格活跃又胡作非为，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胡闹的流氓就会汇入革命群众之中，其中一部分会被群众改造和同化，而另一部分则会腐化群众、对抗群众。性格活跃的人未来就会是这样。但那些软弱的人，那些生活坎坷的人，他们除了哭泣或者自杀，还有什么办法来表示反抗呢？在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我国的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可以接受吗？我们当然可以不假思索地说：不行，我们不能接受。可为什么，哪怕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在我们联盟境内最近还是出现了这种现象呢？我说在我国的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是不能接受的，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我指的是，我国目前的缺陷——失业，还有许多人在从事令人厌恶的工作——是暂时现象。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则就是不平等的原则，就是剥削的原则。但在我国，生活正逐渐安定下来，它正致力于消灭一切不平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生产，让每个人都能愉快地劳作，享受各自的幸福。 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工农青年当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解决社会生活矛盾的方式，甚至连共青团员也没能完全领悟它。 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时候，流氓行为就和列宁格勒发洪水时候的水坑一样消失了。一楼都被淹了，哪里还有什么水坑！当整个国家一心想着摧毁的时候，青年也被这种情绪控制了：摧毁、复仇、夺回被掠夺的东西。有最具觉悟和最先进的人在身边，就连像勃洛克在诗歌《十二个》里描写的那类人也加入了革命。在前线顶着弹片忍饥挨饿确实很困难——但只要再努力一把，只要拿下这堵围墙，之后就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哪怕你血流如注，哪怕伤口深可见骨，但只要再甩开膀子干一下，就只要一下——大门就会敞开，你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国。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越过了那道墙，大门洞开，但我们得到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权利，而非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我们还需要去建设它。我们得到的是一片洒满鲜血的疮痍之地，必须要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我们的幸福。而建设和破坏是不一样的。之前的年轻人说：“给我一支步枪，我便去射杀一切敌人”，而当你问他是否愿意去工厂做机器制造工作，他就回答：“我没学过这个。我会开枪，但是不会造机器。”包括青年同胞在内，我们大量的同胞都没学过如何去建设，所以我们不得不安排他们去做一些无聊的粗活，或者是让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学习。这就是让他们感到沮丧的地方。 不仅如此，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政策。而这就意味着把资产阶级引入我们自己无法填补的空白领域。我们不能马上组织好国营贸易，必须要引入私营商人。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中小工厂开动起来，必须把它们租借出去。 这些私营商人干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获利。而一旦他得了利润，他就想按照自己的品味和需要来花费这些钱，那么就必须有奢侈品供他享受——否则耐普曼根本不会来做这种生意。与此同时，我们却还不能让那些为革命流过血的共产主义青年过上比较满意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等着。 专家。我们极其需要专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我们需要为专家的工作创造友好的氛围，并按资产阶级给出的薪资水平付给他报酬，这样他才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我们必须笼络他，我们必须驯服他，我们必须创造条件，让他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这样他才会愿意跟着我们做事，而不是跑到英国去。而虽然我国的共产主义者为革命做出过牺牲，我们却给不出这样的条件。那他会说：你们就这样放纵专家，那我们牺牲是为了什么？所以他感到失望懊恼了。喝下伏特加之后，天性活跃散漫的人就开始胡作非为，而消极的人会悲伤哭泣、陷入绝望。 所谓的“叶赛宁气质”就是一个显著的指标，它能够展现我国青年在失足坠落、陷入困境之后的境况，证明他们在日常关系当中已经无力担负自己的任务了。谁是叶赛宁？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农民诗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他的整个境遇就和手掌上的纹路一样清楚，可以用几个简练的说法加以概括。但他生命的结局、他的死亡是出乎意料的，这足以证明我国青年的某些部分确实生病了。 我们回顾一下叶赛宁的生平。他是个农家男孩（当然不完全是农民，虽然他来的时候只穿着坎肩和粉色衬衣，但这是一种伪装：他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在拉斯普京时期来到这里，在当时农民的气味在宫廷里也是受欢迎的。叶赛宁了解拉斯普京和宫廷，于是宫廷把他请了过去。他容光焕发、挥洒天赋，为祭祀活动写下了农民的赞美歌，其中充满了宗教的意向。这就是最初的叶赛宁，他真挚诚恳，但沾上了污点——教会之类的东西玷污了他。 他到城里的时候，人们把他视若珍宝，说：这就是农村给我们的礼物。他在城市里看出了什么东西呢？他是否看到了城市中的劳动和科学，他看到的是革命的城市吗？不是的。他看到的是小酒馆，是下流粗野的城市。未来学和意象派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他，酒馆的吟游生活抓住了他，把他当成招牌，同时还教会他吸食可卡因和酗酒乱交。 革命到来了。它在第一时间带起了阵阵雷鸣电闪。叶赛宁感觉到身边有什么东西散落一地——玻璃、石头，还有铁屑。为什么？他完全搞不明白。但是，酒馆虽然倾颓了，它还在营业，而叶赛宁也还在酒馆里。他人生的第三个时期就此开启了，他开始思考——这首先是因为革命的雷鸣在他耳边响起，其次是他开始害怕可卡因、伏特加和堕落的生活，这些东西侵蚀了他的身体、灵魂和才华。随后，他一头扎进了新生活，投向了革命；他写了一首相当出色的诗歌，里面这样写道：“我愿掀起裤脚，向共青团奔赴。”这就是他当时想要的东西：为了自我救赎而抛弃一切，追随共青团。他向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发出呼吁，请求我们帮助他：我深陷在流氓行为当中，因为可卡因成瘾而神经过敏，我就快死了。帮我一把吧！ 我们送他去了疗养院，试着帮助他、取得他的信任。他坐在马克思的书卷前，用笨拙而感人的模样把这些著作通读了一遍，努力让自己适应苏维埃的社会生活，有时候能写出一些不错的诗，但大多数都是冷冰冰的。因为，首先来说，一个人如果并非出生在火一般热烈的革命事业里，那么对他来说，要理解、热爱这项宏大的事业就绝非等闲之事；其次则是因为他的精力受了破坏。他这样说过：你们想怎么样，我的手在颤抖，我的牙在打战，我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必须再喝醉，这样我才能回到正轨。这个人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他发现自己全部的力量都在消逝，他正在变成一块活墓碑，他没法在新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掏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曾经沸腾，而如今则因为沉湎纵欲而遭受摧残的生命——当他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做出了决定：与其去过那毫无用处的愁闷生活，还不如自我了断。 这说明什么？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教训，它证明，如果向流氓行为和愁闷情绪屈膝投降，那么哪怕是像叶赛宁这样的人也会走向英年早逝、自缢身亡的结局。 而一些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他是英雄！他的死是在责备苏联的现实；它表明，哪怕是才华横溢的人也会走向自杀。如果我昨天摔破了脸，喝醉了，或者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那是因为我有才华，因为我出类拔萃，因为我是叶赛宁一样的人。如果有人怂恿我要吊死自己，那你们得低声下气地来求我！这就是一部分年轻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吸引和诱惑、沉迷可卡因和酒精、流氓行为、愁闷情绪，这些因素让一个天才找不到通向革命的道路，从而毁了自己”——他们并不这样说，而是做了如下的评价：“连我们的革命时代也证明，自杀这样的事情有可原——看看叶赛宁之类的天才吧。”叶赛宁气质的这种错误见解反映出了一部分青年的病态情绪。 必须要说的是，情绪的消沉总体而言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年轻人——有这种经历的不只是年轻人，成年人也是一样，不只是没有觉悟或者觉悟不足的人会这样，连极其有觉悟的人，甚至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出现了这种消沉。 去年，当危机发生时，我们革命成功的基础、我们与农民的联合和我们的商品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破坏，许多有名的共产党员都陷入了怀疑情绪。他们陷入了怀疑；他们声称，除非西方的无产阶级前来救援，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我国建成；他们表示，不断发展的富农会切断我们同农民的联系并且引起内战；他们暗示说，我们的党本身正受到富农分子的影响，经历着某种蜕化堕落——对于我们神经紧张、十分敏感、不能非常清楚地理解各种问题的青年来说，这种观点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它让比较自觉的一部分人陷入了怀疑。他们开始这样说：可能我们真的走错了路，可能我们需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和它的整个路线，并且重新考虑各种立场？可能我们是误入了森林，或者陷进了沼泽？这种情绪在更广泛的人群范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但这些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情绪与我国领导人的观点没有关系，而只是这样说道：好像革命没成功，没获得胜利，我们陷入了困难，在西方也没人支持我们，局势的走向每况愈下！这种情绪和意识不可能不让人心绪不宁，让那些为革命做出过许多牺牲的人陷入消沉，它不可能不导致矛盾和沮丧。它可以而且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 但是，在处理这种病态现象和颓废情绪的斗争当中，我们有一座靠山，它会对青年心中缺乏信心和灰心丧气的想法造成致命打击。要让我国的舆论从这些缺陷中恢复过来，这座靠山正是我们党自身的情绪。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证明，它掌握着除了极个别人以外的千百万群众，由此确立了取得胜利的绝对信心，并且完全相信我们是在切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它凯旋归来，把一切疑虑都打得粉碎。而现在，我们胜过了反对派，也克服了危机，我们今年在新建设项目上投入了十亿零五千万卢布，我们已经不再翻新旧工厂，而是建设新工厂，我们在工业领域实现21%的增长速率，而美国发展最顺利的时候每年也只增长6%。每个人都清楚，我们已经武装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要让那些妨碍我们的人遵守秩序、服从规则。我们正在朝阳的光辉下建设自己的幸福，这时候绝不允许有人打扰。 我们必须支持那些灰心丧气的人。只需要让他们睁开眼睛，让他们看到我们所处的状况相当有利，胜利就在前方。这种觉悟是我们的巨大力量所在，我们在几个月之前的代表大会上已经感受过这一点了。 总的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和途径可以推荐，用来对抗青年意识的偏差呢？可以指出三条主要办法。首先是对我国青年的政治教育。 对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来说，无论是青年还是成年人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偏远地方的居民或者不起眼的农民不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宣传的影响，不应该有哪一个人不了解我们的办法。而从这个意义来说，就必须在青年当中发起一场浩大的宣传活动。必须让失业者、从事恶劣工作的人、智识浅薄的人和学习有困难的人意识到，他们现在经历的是过渡时期，他们是局部混乱的受害者，但是全体群众正在一同向前，正在努力发展，从而消除让他们受苦的恶劣条件。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会得到拯救。 第二条办法是总体文化水平的上升。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文化消遣活动，这里面包括以下几条措施：让戏剧真正具有思想性、更加贴近群众；使广大青年能观赏到内容丰富的艺术电影；降低俱乐部的门槛、提高俱乐部的水平，让它更能吸引青年；在我国广泛推广体育教育，不要因为它的竞技性以及有时候只重纪录的特点就害怕它；给青年游览探险的机会，让他们展现出独特的能力，去开发祖国腹地那些未经勘探的巨大财富。人民委员会在防治流氓行为的法令中就指出过这第二条办法。 第三条方法是要年轻人互相关心、互相监督、互相支持。我经常从一些优秀的共青团员那里听到这种说法：某某人灰心丧气了，整天酗酒，可那又怎么样！就算他最后因此自杀了，又有什么关系？重锤会把玻璃敲得粉碎，但会把钢铁锻成宝剑。不能适应就会自我毁灭——这就叫智慧！还有一种说法：只要开始这么做了，以前闹事，现在也会闹事。把他这害群之马赶出去。这该是对待他的方式吗？不，绝对不是。灰心丧气的人往往根本不是最差的人，而是那些对生活要求最高的人，胡作非为的则是那些精力更加充沛的人。而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共青团员，他是个乖孩子，不丧气、不胡闹，经常是只求安稳，怎么对他说都没用——一切都还凑合。还能夹着公文包去工作，他就万事满意了。他很听话，也讲纪律，但他经常起不到太大作用。活泼的精神在发出抗议，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抗议有时候表现为因为周围的事情不好而垂头丧气，有时候是因为不满意而提出抗议——其中可能有胡闹的因素。通常来说，这种胡闹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必须要帮助这样的人。一般在情况紧张的时候，如果支持年轻人，他就会继续向前迈进，走得越来越好，成为团体里最有价值的人。社会民主党著名的教育家纳托普[7]甚至在战前就说过，城市正在大量地毁掉年轻人和青少年，把他们推向堕落、性病、各种犯罪之类的深渊。纳托普说道：“而我从中看到一条救赎之道，那就是组织。”人们这样问他：哪种组织？他的回答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因为它给了青年理想，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荣誉精神。 纳托普期望的救赎是从战前的老社会民主党那里脱离出来，而我们的共青团身处世界熔炉的锻炼之中，就在创造着世界历史的地方，它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共青团身上分派的任务非常复杂而紧要。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革命的日常生活，而共青团的任务是教育劳动青年，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虽然目前的日常相比起内战时期显得平淡无奇，可在这样的日子里保持精神充沛是相当重要的，它们是在对新生活进行建设，虽然细致复杂，但也英勇伟大。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共青团处在一个合适的水平，就能把余下的人也拉上来。 以上就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用的办法，以它们来解决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倾向。 青年和“杯水理论” 我必须又转回到性这个问题上，因为刚刚我是从家庭的角度研究了它，而现在我会从青年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我们很清楚一点，那就是我们没法对青年们说这种话：“结婚吧，夫妻二人组成家庭吧，去生育孩子，用身为父母的劳动和照料把他们养大。”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回事，是不是疯了？”的确，在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岁的年纪做这些事还为时过早了。他们又说，“而且性需求让我们很烦恼，使我们没法好好工作学习，还怂恿我们做出蠢事，在之后铸成大错、导致悲剧，让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孩的生命就此凋零。该怎么办呢，出出主意吧。” 对这个问题，青年自己想出来的答案是最不招人喜欢、错得最厉害的。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出了这种回答，也不是说全部的青年都走上了这条道路。我认为谢马什科同志说的这句话很对：我们青年的道德水平比资产阶级的青年高得多，许多观察家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简单朴素的问题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 这种简单的、虚无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一种伪科学，它可以归结为这么一段话——青年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然后表示：“这有什么，不重要，不需要想太多。”这就是那声名狼藉的“杯水理论”。性需求很迫切，我必须要满足它。爱情、婚姻，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向自然学习，向生活的真理学习；自然的生活当中既没有恋爱关系，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事。 青年们说道：“性，性的满足是件单纯直白的事情，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去做。”而如果女孩怀疑这种想法，如果她这么说：“可能这是对的，是科学的，但还是会有个问题：如果你离开我，我又有了孩子，那我该怎么办？”他就这么回答：“简直是小市民的反驳，小市民的考量！你在资产阶级的偏见里陷得太深了，我们不能把你当作同志！”女孩就被吓住了，觉得来者不拒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极其真切的悲剧和麻烦都由此而生，还极其真切地毁掉了青年女性的生活。 共青团的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共青团员的信。他为他的团组织写了一份通告，当中解答了各种问题；顺便一提，通告的第4节涉及到了爱情的问题，其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个关头发现，诗人和其他一些蹩脚作者创作了好多诗歌和各种别的垃圾，对有些团员造成了影响。他们写道，爱情是个人生活的装点，而不是赤裸裸的繁殖活动，它就应该像一束娇艳的花，而别的都是‘荒地’；但其实爱情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就像小牛的温柔一样，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共青团员的话将我们最近许多共青团员的“智慧结晶”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可能还有别的人也受着它的影响。所以我必须要和这位共青团员辩论一番。他为什么觉得小牛可以有温柔，而共青团员就不能有？他如果是想向大自然学习，那他又为什么说“小牛的温柔”？难不成是资产阶级教会小牛温柔的？不是这样的。他说“赤裸裸的繁殖活动”。假如他这个共青团员受过教育（我不是责备他没受过教育，而是责备他自己没受过教育却想去教育别人），假如他懂得自然科学，那他就该明白，如果说有一件事情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穿着衣服的”，那这件事正是繁殖，因为世界上一切装点大地、散发芬芳的花朵都有着鲜艳的色彩和怡人的气味，而这恰恰是为了繁殖。鸟儿的啼鸣响彻林间和花园，而这些鸣叫都和繁殖行为有关系。动物最艳丽的外形和最优美的动作都和繁殖息息相关——这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只要对动物的爱情生活做一番观察，就能够证实这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大自然是个资产阶级女诗人吗？她是愚蠢还是特别聪明？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大自然不会预先考虑好要怎么做事；有的只是事物的自然过程，仅此而已。但它的内容又如何呢？行为完全决定着生物未来会有怎样的外表，而物种会让自己的行为极为快乐、极其盛放、极度集中，让它成为生命的最中心，只有这样的物种才能存活下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灰溜溜的小鸟或者难看的鱼儿在结婚之前生怕用艳丽的颜色装点自己，因为这种华美的打扮会让它们遭受掠食动物的威胁，而到结婚之后，大自然就把旧时的装扮清除掉了。这真切地说明，爱是生命最高级的表达，因为只有那些最能表现爱的物种、不惜个体生命只为延续后代的物种，才是强而有力的物种。 人类也是如此，因此人们用婚姻恋爱的歌曲、舞蹈和盛装来装点爱情。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围绕着爱情。尽管大自然让人类遭受可怕的不幸、极度的贫困，尽管有无知、纷争和疾病，人类还是保证了自己的生存。而那些和我们的共青团员一样，说爱情是赤裸裸的繁殖活动的人，则是受谴责的，这样的人缺乏生命的力量。他就像是个老人，失去了对爱情的真切感受，也失去了它的庄严、美好和力量。而这个老师竟然觉得这种虚无主义的自作聪明是科学的，他会把我们的年轻人也引去这个方向，也就是引诱年轻人堕落。 如果我们承认说爱情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那么，一方面会有禁欲主义，对爱情极度轻视，而另一方面人们会有这种态度：为什么不玩玩看呢？他们不再会认真对待爱情，不会把它当作庄严的行为，也不会觉得它极其重要、能带给人高度的愉悦。 让我们听一听，伟大导师列宁同志是怎么看这件事的，他也谈到过这一点，而且有着无以复加的表现力。请各位仔细听他说的话，也仔细听对这些话的一点评论。 列宁说：“虽然我完全不是个阴沉的禁欲主义者，但在我看来，青年，有时候还包括成年人，他们所谓的新性生活往往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生活，是资产阶级高级妓院的变种。” 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仇恨的那类人，对女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妻子，也就是他的家庭奴隶，二是对与他同居的妓女。他并不为她感到悲伤，并不关心她之后会怎么样。 而我们的某个共青团员或者共产党员这样说：你们要知道，我不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不会建立资产阶级式的家庭，我坚持杯水理论，这个时候他就落进了这么一种状况：他以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方式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把她们当作妓女。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堕落观点。这一切都和我们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爱的自由无关。你们当然都知道这个有名的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平常。这种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这对于许多青年男女是个致命伤。信奉这个主义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可得谢谢这种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反社会的。性生活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单纯自然的生理要求，还有文化的特征，无论它是高等还是低等。恩格斯在他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指出，把性与爱发展完善是相当重要的。” 重要的不仅仅是自然所赋予的东西。我们明白，自然赋予的东西非常崇高，但文化所赋予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文化为爱的仪式增添了许多事物，其中既有高尚的也有低贱的。资产阶级文化为爱这件事增添了卖身获利和唯利是图的财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耻辱。 列宁回顾了恩格斯的话：对我们来说，把性与爱发展完善是相当重要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我们要更多地进行性爱活动？你们明白，列宁已经极其坚决地否认了这种看法。“完善”——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从法国资产阶级的放荡淫棍那里借用各类性变态的东西？这种说法低贱到连谈一下都相当可耻。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不应该是日常发生的普通事情，不是“一杯水”，而是应该把它提升到合适的高度，变成一种极其重要的东西。恩格斯在论述家庭与国家的那本书里写到这一点时，认为这是一种细腻的爱；这种爱当中，男人这样说道：我不爱其他任何女人，唯独爱这一个，和她在一起我才能建立起我的幸福，我将为她做最大的牺牲，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能幸福。而女人这样说道：我爱这个男人，他是我挑选的意中人——这样，爱情才不是日常，也不是放荡堕落。这种爱是微薄的，但它以此成为了庄严而重要的事情。列宁说，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宣扬禁欲主义，他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当中不该有禁欲主义，而要有乐观和朝气，而充实的爱情生活也能够激发这样的品质。列宁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充实的爱情生活，共产主义就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爱情生活会给人真正的乐观情绪。他又说：“然而，现在的性生活过剩往往显得不成体统了，它并没有带来乐观和朝气，反而削弱了这两项品质。” 接下来，列宁谈到了一个积极的办法，他说，青年特别需要这种乐观和朝气——体操、游泳、远足、考察等等这类健康的运动，如果可以的话，这些运动项目最好是一起做。 那么，如果青年问到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性生活，我们能用哪些办法答复他们呢？ 第一个，也是绝对正确的办法是：节制。节制对年轻人来说完全不是坏事。男孩女孩们越晚进入婚姻生活，他们的身体积蓄就越焕发、越有力、越充实，越能为真正的婚姻幸福、为真爱和社会活动做好准备。但我们不是伪君子。我们认为，堕胎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警告说，这种事对身体有害，它不安全，带有风险：反复堕胎几乎必然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所以在决定这么做之前，务必仔细权衡，三思而后行。 青年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自己，但最好是投身于社会活动、科学、体育当中，然后等待，等待并做出选择——因为只有人们彼此相爱，他们才可能有美满长久的婚姻。因此，我们绝不能否定男女之间的恋爱、求偶以及带着情欲色彩的结合。这样，年轻男女相互选择、相互取悦，从而在长期交往之后决定结成一对，走向长久的婚姻。但这种决定必须严肃认真，从而尽可能避免堕胎。 这就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爱情，严肃认真、深沉稳重、深思熟虑的美好爱情，而不是资产阶级式的放荡堕落或者“虚无主义”的观点，不是那种“赤裸裸的”性欲。 宗教、道德和法律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在讨论日常生活时无法回避的三个大现象，也就是宗教、道德和法律。这三种现象都与日常生活的建设有着很大的关系。 宗教和日常生活建设的关系是负面的。宗教的诞生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人因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显得弱小，因为他遭遇的许多动荡、艰苦、缺陷和失败而灰心丧气，由此自发地想象出一个彼岸世界，想象那里的生活会更好，想象最高的正义会战胜世间一切邪恶，并在来世奖赏受苦的人。这就是宗教的基本理念。假如过早地夺走宗教，那么人类敌不过自然力量，可能会就此衰弱枯萎。想象一下，一位年逾古稀的农妇毕生吃素，她相信自己可以因为恭顺温厚而在天上累积财富。而她入了共青团的孙女去看她，对她这么说：奶奶，你那银行并不可靠——你积累了一笔财富，可转瞬之间就破产了，什么也不剩下——你们觉得她会对你说谢谢么？毕竟，这种话毁了她赖以生存的一切。而劳动群众当中也存留着这种信仰。但是，我们如果允许新世界里也继续存在这种东西，那就会犯下重罪，因为我们知道天堂已经破产了，“那个世界”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 我们知道，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会让人分心，没法用双手担负起在人间建立幸福的任务。而建立这种幸福是很困难的。敌人很多，必须要凝聚一切力量才能争取到这种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劳动的世界观、战斗的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作斗争。所以，我们只有把宗教的杂草从我们的田地里连根拔起，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建设我们崭新的日常。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承认道德呢？完全不是这样。列宁告诉我们：我们否认宗教道德和形而上的道德，但我们承认人类利益为每个个体定下的那些规则。人有权求取个人幸福，有权建设个人的生活和自身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变成坚强而智慧的人，但前提是这种权利和其他人的权利不冲突、和人类的共同权利不冲突。 保卫自己的享乐，保卫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过生活的权利，这就是踩在别人的血肉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敲骨吸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追求个人福祉和进行社会建设之间实现和谐。 这种制度，它目前还不存在。必须要争取到它。只有这项事业上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人，才配称为真正的人。 艺术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在我们建设中的作用。艺术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在我们身边创造令人愉悦的事物。它创造了建筑物，供我们愉快地居住和会面；它创造了衣服、家什和各种陈设，而且还重塑了地球表面，建起了城市、花园和运河，总而言之，就是为人类征服了环境，并且赋予它深刻的人性和美妙的外表。 这是艺术的其中一项任务。显而易见，没有它就不可能建设日常生活。我们必须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重塑围绕着人类的一切事物。 此外，艺术还有意识形态的任务。它必须把我们的感情组织起来，帮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使命。 无产阶级是新世界的中心，它爱憎的对象不同于其他阶级，它的希望和顾虑不同于其他阶级，它的理想也不同于其他阶级。过去的艺术一直在为它的主顾阶级服务，它尊重自己、嘲笑他人，证明自己有理、揭露对手虚伪。无产阶级也需要这样。唯一不同的是，以前的艺术都撒谎了，而我们的艺术可以是真实的，因此它有机会实现巨大的发展，也因此艺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构建当中意义重大。 在这个一切都还是个体当道的国家，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依然占上风的国家，我们还很难积极地去建设日常生活。在我们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建设它。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项长期的建设，它分成多个阶段，会持续好几十年。而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对于我们正在历经的日常生活发展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对它最重要的方面更多地进行说明，从而提高革命意识，以及支配这种过程的能力。 以上就是我们共产主义思想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任务。 [1]直译为“更换你的女士”，指开放式的关系。——译注 [2]卡德里尔舞曲（Кадриль），直译为四重舞，是一种源于法国的民间舞蹈和交际舞，由双数名舞蹈者进行表演。——译注 [3]杰米扬·别德内（1883—1945）是苏联诗人、作家、散文家和社会革命活动家。——译注 [4]覆盘歌（Подблюдныепесни）是俄罗斯的传统仪式歌曲，由妇女在圣诞占卜期间通过抽签进行，以寓言的形式预示每个参与者的未来。——译注 [5]维·维·魏列萨耶夫（1867—1945）是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作家、翻译家和医学博士。——译注 [6]以上两段列宁引文都出自《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37卷。个别字词和原文有出入。——译注 [7]保罗·纳托普（1854—1924）是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政治上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一章1880—1890年的工业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一章1880—1890年的工业状况 1．工业的成长 2．托拉斯的兴起 3．机器的作用 4．贫富之间的对比 5．移民入境的作用 6．劳动条件 7．争取劳工立法的努力 8．法院的作用 9．资本是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 10．劳工报刊 热情的劳工记者约翰·斯文登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道：“这是革命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精力是无穷无尽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生命力是异常活跃的。世界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变动得更快。在我们这一代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些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中；另外更有一些巨大的变化已迫在眉睫。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开始传播，它在各处都表现了出来。事物在不断地前进。人类所不能逃避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1] 对于在八十年代发生着剧烈动荡和波动不已的经济变动的多事之秋来说，当时的这种评述正是一个适当的介绍。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当时那样强烈和广泛的劳工斗争。在大城市和小集镇里，劳工的队伍组织起来了，并且通过一系列震撼国家基础的罢工来渲泄长年遭受剥削的积忿。当时的一篇报导写道：“1886年，有组织的劳工中间发生了比我国过去历史中任何年代都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得多的骚动……人们将永远记得，1886这一年是劳资之间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一年。”一位历史学家把1886年叫做“革命年”。同卡尔·马克思一起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至少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2] 工业的成长 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这就确保了工业资本主义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随后立即发生了几乎空前的经济扩张。从I860年到1894年，在工业品的生产方面，美国由世界第四位跃进到第一位，到1894年占世界总产值的1/3，比英国多一倍以上。 美国在工业方面上升到领先的地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显著。在制造业方面，雇佣劳动者的数目从1880年的大约二百七十五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五百八十八万人。全国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百分比从1880年的5.45%增加到1890年的7.5%。在1880到1890年这十年中，美国铁路里程从九万三千二百三十九英里延长到十六万三千五百七十九英里。到了这十年的末尾，美国的铁路长度超过了整个欧洲的铁路，约等于世界铁路里程的一半。1870年，美国的铁产量还低于英国和法国的产量，但是到了1890年，美国就远远地超过了这两个国家而生产了世界钢铁供应量的1/3以上。在1875到1885年之宾夕法尼亚州的钢产量从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吨增加到一百一十万零九千零三十四吨。烟煤的总开采量在1880年达到四千一百八十万吨，而在1890年则为九千九百四十万吨。 在这十年中，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额差不多增加了两倍，从1880年的二百七十九万美元增加到十年后的六百五十二万五千美元。据约西亚·史特朗博士的估计，1880年美国的国富是四百三十六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而1890年则为六百一十四亿五千九百万美元。[3] 托拉斯的兴起 在美国工业迅速增长的同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资本的极度集中和大股份公司的出现。垄断的倾向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都显示出来了。威斯康星州劳工局局长弗里克·富勒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被企业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和联营组织组织提高了。”[4] 联营组织出现于1873年的恐慌之后，它在铁路事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它是若干企业单位的一种联合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通过订立价格协定的办法，来瓜分现有的市场，从而控制价格。虽然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案曾宣布联营组织为非法，但是，由于当时联营组织已经开始为托拉斯所代替，所以这一法案对于垄断倾向的影响是很小的。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中，股东将足以起控制作用的一定数量的股票交由托拉斯的董事会保管，自己则持有股票证明书。美孚石油公司早在1879年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从而控制了95%的炼油业， 在美孚石油公司取得显著的成功之后，托拉斯很快就变成了美国工业联合组织的最流行的形式。1884年成立了美国棉油托拉斯。一年后，又成立了全国亚麻油托拉斯。1887年，酿造业和养畜业公司（威士忌托拉斯）、炼糖公司（糖业托拉斯）、全国铅业托拉斯、绳索业托拉斯等等相继成立。[5] 旧金山的《阿戈诺报》在下述一篇文章中很生动地描绘了大规模成立托拉斯在1890年所达到的程度。这篇文章转载于1890年2月22日的《舆论报》上： “对于那些不大注意这些现代垄断的人来是不容易认识托拉斯组织所包括的范围的。要把托拉斯的全部名单开列出来，并举出它们的罪恶行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少数几种大家都知道的为托拉斯所控制的货品吧。如果一个人想修建一栋房屋，他必须从木材托拉斯那里购买木材，从钉子托拉斯那里购买的钉子，从窑业托拉斯那里购买砖瓦；他所雇用的油漆匠从亚麻油托拉斯那里购卖亚麻油，从白铅托拉斯那里购买白铅如果他要在房子的周围修一道栅栏，他必须在木材托拉斯或者铁丝网托拉斯之间选择一家去光顾。地板上使用的油布为一家托拉斯所控制；他的厨房的炉子来自另一个托拉斯。他的孩子们用的石板、石笔、胶鞋和蓖麻油也为一些托拉斯所控制。托拉斯控制着他食用的糖和盐；如果他是一个零售商，那么，托拉斯也控制着他在经营上用的纸袋。如果他是农民的他就要受钢犁托拉斯的影响，载运他的产品的铁路公司受到托拉斯、酸性转炉托拉斯、铁铆钉和垫板托拉斯的压迫。他也许能够逃过其他的托拉斯，但是难以逃脱麻袋托拉斯，绳索托拉斯，硼砂托拉斯，棉籽油托拉斯，或铜、铅、锌、镍、锡托拉斯的势力范围的威胁。在他度过了为托拉斯所围困的一生以后，他死去的时候，还要落到全国棺材组合或殡仪托拉斯的手中。”[6]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为二十世纪财政资本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像摩根公司那样庞大的银行已经出现了，它们吸收小银行的财产，并且把控制范围扩大到铁路和工业公司方面。[7] 总之，垄断已变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小制造商的时代、自由竞争企业的时代正在消逝，它正在被八十年代大家称之为“新封建主义”的时代所代替。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1888年12月3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当我们看到集合起来的资本的成就时，我们就会发现托拉斯、企业联合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存在，而公民们却被抛在一边挣扎着，或是在铁蹄下被践踏至死。大公司本来应该是受法律严密限制的产物，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却很快地成了人民的主宰。”[8] 机器的作用 机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是八十年代最主要的发展的一部分。在这十年期限美国制造业所使用的全部马力增加了85%。专利许可证的颁发数目也从七十年代的每年平均一万三千件左右增加到八十年代的二万一千件左右。在以前从来没有受到机器影响的工业中，这种大量的增加，发生了重大影响。塞米尔·冈波斯在1887年严正地指出：“在过去几年来，机器代替劳工的情形，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纽约的劳工统计局于1894年总结全国趋势的时候指出：从1880年以来，在纽约州虽然机器的使用大为增长，但是工人数目增加的百分比却很小。1888年，一位劳工发言人宣称：“节省劳动的机器”这个名称，不如说是“节省工资和排挤劳工的机器”来得更为确切。[9] 由于工厂制度、大规模生产方法和使用机器的迅速推广，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起了激烈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是有自尊心的手工艺工人，而正在变成仅仅是大机器的附属品。他们的工作条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代表无定主的和不参加管理工作的公司所有者的经理所支配的。全国的工人都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忍受那些傲慢和不择手段的工头、强取豪夺的监工、贪得无厌和没有同情心的经理、富有和贪婪的包工、残酷和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的压迫”[10]。 在许多工厂中，工人常常被当作只是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零件。一位新英格兰的牧师感慨地说：“现在简直愈来愈把操作者当作机器的一个轮子或销子使用。在雇主的眼中，他很像是一匹骡子或是一支纺锤，如此而已……除非有利可图，雇主就丝毫不管操作者是谁，他住在什么地方，他的个性如何。”雇主们本身的许多言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据冈波斯所说，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制造商——国会议员——曾经说“我看待我的雇工和看待机器完全一样，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加以使用。当他们老朽无用的时候，我就不要他们了。”[11]由于机器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年轻的工人发现自己很快就变成“老朽无则了。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劳工领袖说：“把一个身强力壮形体健全的十八岁年轻小伙子放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做工，我能够使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头发就变成灰白。“[12] 贫富之间的对比 《哈特福新闻》在1883年宣称：“百万富翁太多了，穷人也太多了。”整个美国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在天秤的一端是无限的豪富。恩格斯曾指出：构成新的金融寡头的“强盗大王”是一批“百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是“难以用我的可怜的马克、盾或法郎来表示的……”。由于互相竞赛豪华的缘故，那些处于镀金时代的“金融贵族”——高尔德家族、范德比尔家族和其他人等——加深了“那些富而不劳和那些劳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他们狂妄地炫耀富有的情形，甚至使得著名的华尔街银行家亨利·克留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都作出了如下的评论：“如果有一种事实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合理的话，那就是像在过去短短的几年内我国的铁路巨头例变成了暴发户的那种情况。”[13] 在天秤另一端的情况是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工时和居住条件。 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资总数，缺少可靠的数字资料，但是塞米尔·冈波斯在1883年所说的话很能反映出实际的情况，他说：工人的工资现在比1870年少了。”1870年的美国国情普查估计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四百美元略多一点；1880年的普查估计则是三百美元多一点。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几家最大的煤矿公司所付出的工资，可以证明这种下降的趋势。1880年，每开采一吨煤，矿工所得的工资是九角二分；十年后，开采同样数量的煤，工人只得到七角九分。在马萨诸塞州劳工局1883年的年度报告中，赖特局长指出：从1875年到1880年，工人从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不但毫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6”。在伊利诺伊州，对一百一十四个企业从1882年到1886年的工资记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企业中有七十一个的工资减少了，二十三个增加了，有二十个没有变动。《勃拉德街报》在1885年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种下降的趋势。该报发现工资平均削减了15%，在采煤业方面削减最多——40%，营造业方面削减得较少。[14] 促使工资下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的特征是经济萧条，直到1886年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在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差不多有一百万失业工人。工厂倒闭，工资削减。1884年底，《约翰·斯文登报》指出：“我们不可能把全国几十种工业在上周内削减工资和解雇工人的报道全部刊登出来，那将会占满报纸的篇幅。”这家报纸的评论写道：“确定工人工资率的乃是失业工人”，从以后每一周的发展情况看来，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证实这个评论的正确性。 1884年，一个新英格兰的制造商说“每天早晨我站在我的工厂门口，不得不拒绝那些顾意为每天一块钱而来工作的男人们号的请求……和那些乞求每天五角钱工资的工作机会的妇女们……显然，现在有大批的人愿意按照一般通行的低工资率受雇，但却找不到工作。”[15] 移民入境的作用 同过去一样，资本家用来压低工资率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制造劳工过剩现象。劳工后备军里面充斥了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大量流入的外来移民也使劳动后备重大大扩充了。在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移入美国的人数一共有五百五十多万；比前十年多二百五十万，比九十年代多一百五十万。[16] 对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不满现状的农民来对于遭受集体屠杀以及生活与工作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大限制的沙俄的犹太人来说，美国生活的灿烂描述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向他们作这种描述的是那些极想在每次返回美国的航行中都能满载移民的轮船公司以及拿佣金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是为寻找非熟练工人的工业家，为渴望使未来的主雇和购地者在自己的铁路沿线定居下来的铁路地产公司，和为找人帮助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各州而服务的。这些代理人所散发的传单告诉贫困的欧洲农民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煤矿区或者新英格兰的纺织厂里每天能够赚二元五角到三元五角美金。[17] 普通的欧洲移民肩负着沉重的包裹蹒跚地走下跳板，面对着在异乡生的眼前迫切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是由劳工局接收过来，然后送到铁路、工厂、矿山、木场等地去工作。这些劳工局向雇用非熟练工人的雇主分送传单，提供大量的工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说明可以按照比现行工资率低得多的低廉工价雇到劳工。例如，纽约城意大利人劳工局提出按一天五到六角钱的工资供应任何人数的工人，而且甚至愿意规定工人可以服务一年到五年而不要求增加工资”[18]。 各国新来的移民在开始进入美国工业的时候，总是充当罢工破坏者的角色。他的在欧洲受到代理人的动人的诺言的引诱。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新世界里将被利用的情形，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贪婪的资本家进行削减工资和破坏工会的工具。[19] 要把八十年代中被厂方雇用移民劳工或罢工破坏者的政策所削弱和破坏的工会或罢工事件都列举出来，将会需要很大的篇幅。在棉纺织工业、采矿工业、钢铁工业、雪茄烟制造业、铁路以及其他工业中，许多次罢工之所以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是由于雇主们能够利用由劳工介绍所和轮船公司所得到的非熟练工人充当罢工破坏者的故。每当罢工就要举行或者已经宣布的时候，他们就赶紧把这种工人运送到出事地点。时常发生这样的平行过程：当一个工会就要组成和罢工已经准备好的时候，雇主就添置机器并输入非熟练工人来操使这些机器。[20] 在这十年期在利用入境移民作为罢工破坏者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是，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形下，移民们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罢工这一回事。正如1882年夏季搬运工人中央工会在纽约和新泽西五条主要铁路举行罢工时所指出的：“从欧洲各城市来的新移民是被船主和其他人运到美国来的，这些可怜的人不熟悉我们的语言和风俗，他们被带下船以后就送去工作，不许他们同那些可能向他们说明实际情况的人交谈。”[21] 在罢工工人能够突破阻碍同移民进行接触的地方罢工就会得到胜利。不幸得很，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充当罢工破坏者的移民受到严密的监视，甚至工会人员要和他们足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罢工通常都遭到失败。 当破坏罢工的移民工人获悉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立即离开罢工地点。在有些场合，他们甚至参加了罢工工人的行列而且变成工会会员。例如，在搬运工人罢工期间，搬运工人中央工会成立了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分会。1882年7月14日，五百名作为罢工破坏者而输入的犹太移民由炮台公园的码头就一直走到工会总部去参加了工会。第二天，有二百五十名意大利人离开了纽约中央停车场去参加工会。[22] 破坏罢工的移民工人也时常在他们被输入来破坏的罢工被破坏之后，自己也举行了罢工。《美国钢铁公报》早在1882年8月23日就承认作为罢工破坏者而输入的移民不久就变成了雇主们的一个问题。“他们看见自己的生活不如别人，觉得不甘心。他们不愿意接受比别人低的工资……”三年后，劳工局做出结论说：“当移民刚运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意为极低的工资而工作，但是住了几年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充分美国化的工人，也开始罢工了。”甚至那些以“不参加工会”为条件而受资助前来美国的移民，不久也组织起来了，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进行罢工。《纽约论坛报》悲哀地说“无数次的事实都证明了……原来指望能为低廉工资做工而被输入的那些外国人，为了要取得在全国各地同行业中已有的最高工资，不久也参加了最坚决的罢工。”[23] 1886年夏天，许多曾经最积极地赞助输入“廉价外国劳工”以压低原来工资率和削弱劳工运动的工业家：“对于移民本身加强劳工运动这一点感到了惊慌……并且倡议说，如果对移民迅速地实施监督的话，就可以制止强烈的工会运动”[24]。 但是，在八十年代大部分时期，雇主继续从市的城堡公园和其他劳工介绍所招募工人，并且依赖新运入的移民来代替罢工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最近输入的移民。工会和罢工工人可能暂时顺利地说服罢工破坏者离开工作，甚至说服他们参加罢工工人的行列，但是雇主可以通过劳工介绍所继续不断输入罢工破坏者，这样一来，工会就很少有力量来应付他们了。泽西城搬运工人工会副主席总结了八十年代若干次罢工失败的原因，他说：“杀害我们就是——城堡公园。”[25] 从东南欧来的移民，本身并不是生来就愿意被用来充当工资削减者的。我们将要看到，移入的工人对于为全体工人争取合理生活水平而战斗的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不久就开始作出了英勇的贡献。移民劳工的大量流入，确实造成了工资的削减，生活水平的降低，并且威胁了工会组织。但这并不是由于新移民固有的特点，而是由于把他的输入到美国来的罪恶的制度。因为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来削减工资和破坏原来的工资水平，而且由于移民工人在美国口岸登陆的时候，身无分文，便不得不按照向他提出的任何工资来接受工作，而这种工资总是比那些工资水平原本就很低的在业工人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26] 劳动条件 大批美国工人过着难以糊口的生活。在劳工统计材料最为丰富的马赛诸塞州，普通工人不能够维持一家的生活。约西亚·史特朗牧师指出：“在1883年，工人家庭的平均开支……是七百五十四元四角二分美元，但是身为家长的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五百五十八元六角八分美元。这就意味着，普通工人不得不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女帮助来赚钱维持生活。因此，我们发现，在该州的制造业和机器工业中……雇用了二万八千七百一十四名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在普通工人家庭中，32.44%的生活费要由儿童和母亲负担。”史特朗博士又说：“我不认为马萨诸塞州工人的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这段话把全国劳工的情况描写得比实际情形还要好得很多。就在1883这一年，全国工人每人的平均收入，据估计每年的为三百七十五美元”，这个数字比史特朗博士的数字要更接近事实。一位研究美国劳工情况的保守的法国观察家M.勒伐瑟说：恐怕他的“关于美国工业和美国劳工情况的描述是过分地往好里说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仅在欧洲，就是在美国也一样有饥饿工资，那就是使这种雇佣劳动者不能过普通工人那样生活的工资”[27]。 这种“饥饿工资”在各种工业部门中都有，1883年，一个新英格兰工人向参院的一个委员会说“我有一个兄弟，他除了妻子和本人之外，还有四个孩子。他所得的全部工资是每天一元五角美元。”一位劳工历史家写道：“这就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生活写照。”[28]〔1870年，美国的童工时有七十三万九千一百六十四名。到了188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名，即占美国所有儿童的1/3弱。（《1890年美国劳联大会记录》，第4页。）〕 这个工人接着说：他在福尔河的炼铁厂里工作。一年当中他只作了九个来月的工。一般在一年里总有大的三个月的停工时期。而他必须用九个月的工资来维持他的妻子和他全家一整年的生活——也就是要用九个月的每天一元五角美元的工资来维持六个人的一年的生活。无庸争辩，一家大小和他本人当然是没法吃得饱和穿得暖的。 一位参议员问他，是否在他住的地区有许多家庭过着这种生活。这个工人回答道：“过这种生活的家庭太多了，我连数都数不清……他们靠每年不到一百五十美元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听见多妇女说，她们宁愿快点死去，也不愿这样活着。我不知道毛病连哪里，但是总有地方有毛病。”[29] 在八十年代，最高的工资是每天四块美元。但是，仅仅很小一部分非常熟练的工人——尤其是建筑业的工人——才能拿到这样的工资而且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这种工人每年也只能干三十个星期即一百八十天的活。按每天四美元计算，收入最多的工人每年工资是七百二十美元。根据生活费用的最低估计和扣除每年二百零四美元的房租，这种工人和他的家庭在食物、衣服、燃料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只能够开支五百一十六美元，即每周不足十美元。这点钱仅够糊口而已。[30] 而且这个结论还是根据工人的最高工资作出的。按照政府的统计1883年美国全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平均收入每天仅一美元多一点，他们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了。[31] 按照每年平均二百八十二个工作日，根据上述数字计算，男工每年平均收入不到三百美元。既然在1883年根据对生活量用的最低估计工人家庭每年生活费应在七百二十美元以上，那么，大多数工人如果要维持可以温饱的生活，男工的工资就必须以妻子和儿童的收入来补充，这是很清楚的事。在许多企业中，全家往往一起工作。[32] 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爱琳娜·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在八十年代旅行美国的报道中指出：“我们可到处都发现妇女被生活所迫为了赚点儿钱而工作，因为丈夫的工资实在不够维持生计。她们回家还要照顾孩子，又要从事那种单调的做不完的日常家务劳动。我们曾经在英国的工业城市里居住过，并且知道一些英国工厂工人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从来没有看兄过妇女像这样的疲惫和受歧视，像这样的面黄肌瘦，像这样的两眼闪现着穷困和受压迫的可怜相，就像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所看见的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上工的妇女那样。这样的妇女所生的孩子将会怎样呢？[33] 在许多工业中，少得可怜的工资又为花样繁多的罚款所削减。在八十年代中，因微小过失而扣除工资的制度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且在某些工业中，特别是雇用大批女工和童工的工业中。罚款已成常态而不是例外。在1885年所属查的一百五十二家南方工厂中，有一百家工厂对雇工施行罚款的办法。罚款的原因是：迟到、缺工、在厕所里呆得太久、未经允许而开窗子、在工作时间唱歌或谈话、工作不够好，以及一条常用的罚则叫做“行为不当”。在某些工厂里，下午缺工要受到扣除上午工资的处罚。[34] 在实行公司商店制的工业中，工人的工资一部分以现款付给，另一部分即以货品或购货证付给〔一位劳工领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作了一次组织工人的访问之后报告说，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在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才发工资，因而工人只得在公司附近的商店里买东西．” 他接着说：“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公司是按过筛之后的重量，每蒲式耳煤付轮矿工若干工资的而筛子的构造是仅仅让大块煤留在筛子里．所有漏到筛子外的煤都卖祫炼铁厂，每蒲式耳售四分到五分线，但矿工却一点都得不到。”(1891年2月9日，艾博纳·戴埃致克雷斯·伊文斯的信，《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讯》，劳联档案，华盛顿以下简称《劳联通讯》。） 矿工们经常抱怨说，经理人改换筛孔的尺寸，总是使工人吃亏。矿工的煤车是顺滑道倒在筛子上的，凡是筛孔里漏出的煤就不付给工资，把筛孔弄得越大矿工的收入就越少。《矿工生活》这首歌里有一行写道：“要好好看住筛子”。〕（在某些情况中，工人从来没有领过现款）如果工人进行反抗，在工厂外面的商店里买东西的他立刻就会遭到解雇。宾夕法尼亚州亨利·克雷·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工人们抱怨如果他的每月不在公司商店里花上二十到二十五美元的话，公司就告诉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但是，公司商店的货品售价比当地普通商店的价格要高出5%到20%。据1881年的估舒，亨·克，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公司商店每年作八十万美元的生意，其中纯利至少有十六万美元。[35] 对南部纺织工人情况的一次调查，把这些工人形容成“受压迫的，受虐待的，（公司）‘剥皮商店'的受害者”工在多南方的种植园中，黑人工人的微薄工资是用一种购货券来付给的，这种购货券只有在种植园主经营的商店里才能使用。约翰·斯文登指出：在南方，黑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天五角到七角五分，去掉公司商店从他的身上所赚的利润之后，他们就剩不下什么了。[36]伟大的黑人领袖和十九世纪卓越人物之一的弗莱得立克·道格拉斯，在1888年访问南方之后，忿恨地指出： “以前用皮鞭掠夺黑人劳动的同一个阶级，现在用一种比皮鞭更有效的卑鄙、隐密和欺诈的手段来剥削他的劳动。这种手段就是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一直使他看不见也省不下他所辛辛苦苦赚得的任何一块他一年又一年地挣扎着，但是，像一个陷在沼泽里的人一样，挣扎得愈厉害就陷入得愈深。在名义上，他所得到的最高工资是每月八美元，但是，他所领到的只是商店的购货证，而商店又是他的雇主所开设的。这张凭证是在那一家商店而且只是在独一家商店里才具有购买力。瞎子都看得出，由于这种安排，工人的手脚都被捆住了，而且完全落在雇主的掌握里。”[37] 在八十年代，大多数工厂里的劳动条件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通风设备和灯光都很坏，卫生条件不完备，此外，多工人还整天面临着可怕的火灾危险，这是参议院和各州调查委员会所接见的见证人时常发出怨言的原因。危险的机器常常没有安全设备，工伤事故的数目很大。[38] 关于工人的身体健康情况，理查德·伊利教授当时指出：“在流行的捏造的话里面，再也找不出一句会比下面这种就法更加不符合事实了，那就是说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健康都非常好。事实恰恰相反，统计数字不容置辩地肯定了，工人的寿命要比富有的社会阶级的人短许多。”一位医生描写工厂机器的操作者为“身体萎缩的人”，而且“大多数人都过着勉强能糊口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维持身体营养所需的充分食品”。俄亥俄州的劳工统计局指责说（而且提供了证据）：“为了使企业繁荣，人就得饿死。”[39] 工作时间经常是每天十二到十五小时，而且在许多企业中雇工全年连假日和星期日都工作。在从日班换成夜班的时候，要求工人接连作两班，即接连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并不是希罕的事。在铁路企业中，工作时间特别长。许多工人，包括转辙工人、电报工人、护路工人和车站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从日出到日落。[40] 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恶劣是出了名的。在矿区，工人不得不付出极高的房租，住在既拥挤又简陋又肮脏的公司住宅里。仅仅花五十美元建造起来的房屋每月租金要二元到二元五角美元。宾夕法尼亚州立法委员会描述那些烟煤矿山的住宅说“这些房屋非常肮脏，而且无法居住，矿工们像牲畜一样拥挤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地方是辗转在自己的大小便之间，滋生着疾病，既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他们居住地的人们的健康”[41] 从1883—1884年关于芝加哥住宅区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城市中心的工资劳动者居住条件的大致情形。这份报告诉到“拥挤着几千工人的住宅区的恶劣情况，这种住宅区完全违反了下水道、水管、电灯、通风设备、火灾或意外事件的安全设备的各项规定，忽视了卫生法规，阴沟和厕所糟得可怕，他们挤得满满的房屋又脏又暗，他们的食品不卫生，附近的大街、小巷以及堆满垃圾和满地脏水的后院也同样肮脏不堪”。工人阶级的家庭付出同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极为昂贵的租金，租赁这些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不卫生的贫民窟”。在许多场合，他们“被剥削的程度竟高到每年使房主收回出租财产价值的25%到40%”[42]. 但是，每家住宅平均住八个人以上、的有17%的住宅住着三家或四家的芝加哥，看来在居住设备方面比其他城市中心要优越一些。据说，犹太移民集中的纽约城第四区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调查表明，在那里，三个人中约有一个人“住在没有窗子的不通风的屋子里”[43]。 第十区中所谓的“家”，既是家又是作坊，男女服装的缝制和雪茄烟的制造一般都是在移民家庭的住所里进行的。这些血汗作坊的屋子比壁橱大不了多少，但是租金却比别处的类似房屋高出10%到20%。这里没有应有的卫生设备，厕所就“设在后院，周围只钉上几块木板”[44] 1885年，这些可怕的血汗作坊的裁缝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六到七美元。纽约州劳工统计局报告说，“最好”的工人“每周赚十美元，而在这一行业中作工的妇女每周只赚三到六美元工报告接着还说，“某些人甚至靠着全家的帮助并且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才能赚十二到十五美元。其他的人每天工作十小时只能赚四美元。”[45] 莫里斯·罗森费尔德——他本人是一个烫裤子的工人——在他的一首出名的诗《我的孩子》中，刻画出血汗作坊中漫长的工作日令人心碎的苦痛，这首爵的一段写道：—— 我家里有一个小男孩， 一个漂亮的小乖乖； 有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属于我， 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唯一的寄托。 但是，我几乎无法 在白天看见他； 我看到他时他总是在熟睡…… 因为我在夜间才能下工把家回。 天去亮我就得去上工， 直估到夜晚才得闲空； 对我的孩子我是个陌生人， 连孩子的脸蛋我也不敢相认……[46] 争取劳工立法的努力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美国工业的特点表现在对劳工的残酷剥削，特别表现在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以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极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方面。打算通过立法来改善这种情况，结果证明是无效的。甚至在较老的工业州，如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各州中，从十九世纪早期就开始的关于童工福利立法的强烈要求，直到该世纪末，才获得结果。在首都，一个调查工业关系的参议院委员会报告说： “在这些工业州的每个州中，公众的情绪屡次被激动起来，公众组织起来了，并且提出了草拟得很完善的提案。但是，这些议案不是在委员会里或在立法机关的辩论会上被扼杀、被阉割了，就是在通过的时候加上了例外的条款，使得这些议案完全失去效力。甚至把童工工时减缩到每日十二小时以下的企图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遭受到各色各样的立法诡计的阴谋破坏。”[47] 由于劳工压力的结果，各种社会立法才慢慢开始出现。187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规定工厂建立安全装置的法规。到1887年，有十五个州通过了规定工厂基本安全措施的法规。同时，好几个州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加以限制。在同一时期，若干州成立了劳工局或者劳工统计局。美国劳工局就是在1884年成立的。[48] 对于那些靠剥削劳工而获得优厚利润的人，不能期望他们会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些限制他们残酷活动的办法。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利用漏洞或者法律上的伎俩来回避这种法律。在没有设置适当的强制执行机构的地方，他优就无视法律的规定。而在极大多数的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真正强制执行机构的规定。例如，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几个劳工局拥有进行正常工作所需的经费和人员大多数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是，对于联邦劳工统计局却不能够这样说。在卡罗尔·赖特的领导之下，它都获得了国际上的剩余，并且，由于它的影响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都成立了劳工局。）再者，大多数规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标准的法律，只有在雇主和工人之间没有取得相反的协议时，才能生效。另一些法律只有在工人对雇主提出诉讼时，才能维护工人的权利。尤其普遍的是这样一种法律，其中规定雇主违法时应受罚款的处罚，但是，要等工人或某些其他有关方面报告检察官提出控诉以后才能执行。[49] 法院的作用 当工人迫使立法机关通过社会立法之后，法院就宣布这项法律是违宪的，以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劳工所得到的成就。雇主强迫工人宣誓不参加工会作为雇佣条件，以及把工人列入黑名单，这两个办法都被法院确认为是保护财产权的必要措施。在许多年的劳工压力下，有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宣布“铁的誓言”为非法，并且禁止任何公司因工人系工会会员或参工会的企图而将他开除，但法院却宣布这种法律是违宪的。[50] 在八十年代以前，虽然有好几个州通过了旨在确认工会正常活动为合法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都规定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恫吓以危害人身或财产”工雇主们很快就利用了这个漏洞，使工会会员被判处刑事叛乱罪。法院照例是热心和雇主合作的，它们把“威吓”解释得这样广泛，以致即使并未发生干涉工作权的情况，仅劝导工人废除他们和雇主间的契约，都被认为是图谋不轨。事实上，只要大批罢工工人出现在矿山或工厂外面的时候，都时常被判处图谋不轨之罪。差不多每当把这种判决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的时候，下级法院的裁判总是受到支持的。[51] 到八十年代的后期，叛乱罪的公诉越来越多地为禁令所代替了，因为雇主发现用这种办法更有利于阻止工会的活动。叛乱罪的判决有赖于陪审团，而在八十年代由于农户主和小商人对垄断公司的仇恨越来越深，在反工会员组织的斗争中，陪审制度变成了一种不可靠的工具。地方陪审团时常干脆拒绝同意判决有罪，而当他们判决有罪的时候，判决通常是很轻微的，不足以阻止劳工组织的形成。（188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克里尔费尔德案件中，罚款仅仅是每人六分钱。在1881年琼斯叛乱案中，判决是监禁一天。） 在这十年中，企业界报刊对于以陪审团的审讯为基础的叛乱罪公诉制，越来越表示了不满。它们公开提出：禁令是遏制工会运动的更好办法。雇主的各种组织都欢呼禁令为阻止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组织的“新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不久，就发布了禁令，禁止抵制运动，并且禁止不是在公司中工作的工会领袖为了组织工人而接近公司的工人。[52] 像塞米尔·弗里曼·密勒——他曾被林肯指派为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那样的权威人士都指出：法院已为公司集团所俘虏，并且成为它们的驯服工具。他写道。“有些法官在从事法庭工作的四十年当中，一直就是为铁路公司和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进行辩护的，当他们受权判决有关控诉这些集团的案件时，同他们进行争辩是徒劳无益的。从一开始起，他们的全部训练和全部感情就都在于维护那些最有势力的集团方面”[53] 法院对于旨在改善工作条件的立法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密勒法官的估计。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和最高限度工作时间的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布为“不过是对个人权利进行多管闲事的干涉”。任何限制雇主控制工人权利的立法，都是“对契约自由的武断干涉，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任何政府进行这种干涉都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54] 州法院也奉行了联邦法院的论断，并加以引伸，而且提出了新的论据。1885年纽约州通过的一项法律的命运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在于结束“血汗制”，禁止在大城市的住宅区房屋里制造雪茄烟和其他烟草产品。上诉法院却认为这项法律是违宪的，认为它是“滥用警察权力并且侵犯了制雪茄烟工人的自由，因为这项法律企图迫使他离开家庭、离开神圣的家庭联系和有益的影响，而到别的地方去营业”。 1886年宾夕法尼亚的州最高法院的裁定，也表现出对工人自由的同样虚伪的关切，该法院把一项认为公司商店为非法的法律宣布为违宪。法院指责在该项法律中：“立法机关企图作一件在美国不能作的事，那就是企图阻止在法律上已成年的人自行签立契约。该项法律既违反了雇主的权利，也建反了雇工的权利；不仅如此，它是一个侮辱性的企图，想把劳工置于立法的监护之下，这不仅降低了他的成年权，而且破坏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55] 从这里我们就看穿了法院的口是心非的真面目，它把工人为保障自己的自由而要求和争取的立法说成是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因而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莫里斯·拉法埃尔·柯亨教授的尖锐批评讲得好，他说：“对于一个失业的人来说，赚取百万美元的自由是一文不值的。无论那些学识渊博的法官怎样持相反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奖励饥饿的自由或者仅仅为糊口而工作的自由。”[56] 资本是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 我们已看到了很多的事情，足以了解美国全国的工人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处境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表示这样的不满是很自然的事： “虽然劳工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但是劳工所获得的工资仅仅足以将他置于可能压缩到的最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而且把他的生命压缩到最短的年限：劳工缔造了文明，但是他却沦于野蛮的生活——他建造了房屋，但自己却不得住，他制造了车辆，但自己却不得坐，他生产了粮食，但自己却不得吃，他纺制了衣服，但自己却不得穿；可以使人类生活提高到禽兽水平以上的一切艺术和享受都在引诱和嘲弄他而非鼓励他；蒸气、电力、化学和机器不是他的合作者而是他的竞争者；他的就业条件是每况愈下而不是日渐改善——这使他道德堕落而不能自持；虽然劳工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却被当作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他的家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偏僻的陋巷和小胡同里，或者住在郊外的不卫生的洼地里；他的妻子被迫离开家庭，他的儿女被迫离开学校；他身为劳工，结果却劳而无功。”[57] 在这种对美国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动人的控诉面前，资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藏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概念背后。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利用进化论来研究社会结构。进行这项工作的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874年发表了《社会学研究》一书，该书在八十年代曾在美国广为刊印和引用。斯宾塞把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生物学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大资本家就抓住了这一点来为现存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辩护，并阻止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把这种努力说成是企图限制经济生活的自然进程。[58] 除了上帝奖励好人，惩罚坏人的旧观点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一种说法，即有的人是人类的“优秀者”，他们在生存竞争中是注定要获胜的。另一方面，较贫困的阶级是属于“劣等”的血统，他们注定要过贫困的生活。那些“有福有钱的人”都同意约翰·海所表示的意兄：“你有财产，这就证明你自己或者你父亲的勤勉和远见；你一无所有，这就断定你懒惰、邪恶或者缺乏远见。世界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要是美德和邪恶得到同样的报酬，世界就不成样子了。”[59] 大学教授、牧师、报纸编辑，这些斯宾塞的狂热信徒写出了深奥莫测的论文，发表了长篇的谰言，用以证明“贫困不过是说明懒惰和邪恶。财富不过是表明它的所有者的勤勉和美德”。他们重复老一套的经：“美国千百万工资阶级的贫困情况是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算和搞错了努力方向。打算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没有能力而硬要把自己的收入浪费在喝酒、抽烟和娱乐方面的这种人也太多了。”[60]1880年初，曾在《大西洋月刊》连载的汤姆斯·贝利·阿尔德里奇所著的小说《斯蒂尔瓦特的悲剧》强调了这种说法。阿尔德里奇写道，[61]斯蒂尔瓦特的工厂工人之所以陷于贫困，原因是“他们把每周1/4的工资浪费在酒馆里了。”〔没有别的东西比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这种恶意宣传更使工人愤怒了。一个工人在写给一位中西部改革家亨利·德·劳埃德的一封沉痛的信中指出：“……我亲眼看见我的孩子哭喊着要面包，我亲眼看见我的妻子躺在冰冷的房子里，又病又饿；为了找工作，我从清晨就外出，直到天黑方回家。我曾经收取脏衣服来洗，赚一点来养活我的饥饿的儿女。我曾经跪下来乞求工作；而为了请求工作，我的胸部挨了踢，被踢出了商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喝过一滴威士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花一分钱买任何酒或烟草，但是我却受到这种苦难，而且我还不到三十岁……既然劳工问题在我的生活中打下了这样的烙印，当有人说‘如果工人不喝威士忌，就不会有劳工问题’的时候，我曾直要气疯了，并会出言不逊，骂这些人为说谎者，这有什么奇怪呢？”（柏特·史都华致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函，1887年1月14日，《劳埃德文件》，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瓦尔克提出一种学说。他说，工人的工资不足和贫困要归咎于工人自己，这是因为他们“生育过繁”。另外一些人认为，更应该归咎于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指出：由于这种不可抗拒的规律，工人不可能真正改善他们的情况。根据这些经济学家们大事鼓吹的工资基金学说，劳工争取提高工资的任何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在每个国家中，付给劳工的部分占积累资本的一定比例，“它不能因为政府的措施、舆论的影响或者工人本身的联合而有所增加。在每一个国家中，也都有一定人数的工人，而这个人数也不能因为政府的措施、舆论的影响或者工人本身的联合而有所减少”。因此，工人阶级的悲惨的贫困情形是不可能归咎于雇主的。[62] 总之，在这方面是有一个巨大的阴谋的，那就是耍使被剥削的工人们相信，他们并没有正当的不满的理由，工人们贫困是由于懒惰或者由于工人本身缺乏节制，或者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因此，工人最好安于这种事实，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改变这种不幸的处境的。劳工注定要在生活中居于卑贱的地位。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济学家写道：“工人群众的职务和地位是由工业首脑指定的。”《纽约世界报》宣称：“人们必须满足于为低微的工资而工作。这样，工人们就比较能够在生活中乐天安命了。”[63] 幸而美国劳工和他们的后代，即极大多数的工人并不就此“心甘情愿”。乔治·麦克奈尔宣称：“劳工和资本家是生活在敌对的关系中的。工人普遍感觉到，在这两个阶级中间存在着无休止的冲突。这种感觉简单扼要地表示在下述一段话中，这段话是从1881年11月“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即后来的劳联）通过的纲领导言中节录下来的。这段话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正在各国内进行斗争的时候，劳资斗争必将一年比一年激烈化……如果他们不为了互卫和互利的目的及时联合起来的话，（必将）产生极为惨痛的结果。”[64] 劳工报刊 尽管在自己的道路上摆着那些似乎不能逾越的障碍，劳工仍然决心组织起来。日益壮大的劳工报刊加强了这种决心。据估计在1885年1月，劳工报刊有：十七个工会和协会发行的十七种月刊，以及四百种周刊和少数日报〔日报中有社会党的《纽约人民报》（德文版）和《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在八十年代期间。后者从一份差不多完全报导爱尔生情况的报纸变成一份把八版中的大半篇幅专门刊载劳工事务的报纸。〕[65]其中最有意义和影响最大的是由约翰·斯文登发行和编辑的周刊。 1883年10月14日，约翰·斯文登辞去待遇优厚的《纽约太阳报》总编辑的职务，创办了他的四版篇幅的周刊，他把这个周刊叫做《约翰·斯文登报》。他宣称：“我创办这个周刊的目的是耍提出社会周题，促使劳动人民把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联系起来。”该报在第一期中声明说它的原则是：“（一）大胆地维护美国方式的人权。（二）同社会和企业中积累下来的不平事件作斗争。（三）努力把工人组织起来，为工人的利益作斗争，并且刊载各行业和工会的消息。（四）警告美国人民提防百万富翁、垄断资本家和财政寡头背信弃义的恶毒阴谋。”[66] 依靠读者和地方工会与全国工会的援助，该报奋斗了几乎四年之久。当时，地方和全国工会把该报看成是自己的正式机关报。但是，1887年8月21日报发行了最后的一期。斯文登在办这个报上花销了他个人的储蓄四万美元。[67] 斯文登的报纸具有一切持自由立场办报者所共有的弱点，它同当时的工会组织没有真正的组织上的联系。然而，这份编辑完善、文字优美、充满趣味的报纸，一直反映了纽约和全国各地工会运动者的需要。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我俩将要看到，它是支持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的一种力量。 当时，刊行劳工报纸需要很大的勇气。〔阅读和订阅劳工报纸也需要勇气，1885年2月1日，《约翰·斯文登报》愤怒地宣称：”要想知道在某些地区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只需看一看几桩这类的事实就够了,有许多美国的工资劳动者，他们的祖先曾经参加革命，但是他们因为害怕雇主而不敢阅读这份报纸……好些人认为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或者从离家很远的邮局里购买本报要较为安全一些。在新英格兰的奴隶制的工厂里，如果一个持有本报的工人被抓住了,他就要失掉他的全部工资。”〕雇主们充分了解劳工报刊的重要性，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消灭这种报纸。新泽西州帕特逊《劳工旗帜报》编辑、社会党人J.P.麦克唐奈尔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79年，在该周刊创立了三年之后，麦克唐奈尔因为指责在大亚当斯罢工中利用罢工破坏者而被处罚款五百美元并赔偿诉讼费。一年以后，他又因发表一个制砖工人揭露制砖厂的恶劣不堪的条件而由大陪审团提出公诉。 这桩公诉案引起了劳工界的巨大愤怒。新泽西州各地工会发布的通告提出责问“美国的自由已经死去了吗?”它并且警告说，如果“资本家的势力”竟然能够把《劳工旗帜报》的编辑禁锢起来，那末，“就不会有自由的劳工报纸了”。[68] 麦克唐奈尔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劳工的报刊却不是这样容易弄垮的。劳工报刊，无论是日报、周刊或月刊，继续传播只有组织起来劳工才会有前途的主张。劳工报纸同扣红帽子的措施进行了正面的斗争。正像1884年《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一词长期以来是劳工敌人手中的大棒，他们企图用它来扼杀各种倾向于为美国劳工谋福利的改革运动。正像奴隶主和他们的机构曾经使得‘废奴主义'一词在人民心目中成为罪恶的同义语一样，资本家和他们的机构力图滥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扰乱社会舆论。”[69] 劳工报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使工人产生信心，相信他们能够结束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悲惨情况。八十年代之初，商业报刊的曾经嘲弄说，从1873年开始延续到1879年的萧条严重地削弱了劳工运动，它再也不能挽救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痛苦了。可是，1880年9月25日底特律《劳工评论》却有信心地写道，“多等一会儿，要忍耐一些。劳工正在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过来.这个即将站起来的巨人现在正在伸着懒腰、打着呵欠。他的眼睛正在开始睁开，他的筋肉正在绷紧；不久，他将使美国生活的各方面都感觉到他的力量。” 八十年代劳工运动的历史——在这十年期间劳工组织长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 [1]约翰·斯文登（JohnSwinton）著：《为生活而奋斗》（StrikingforLife），1894年纽约版，序言。 [2]劳工统计局（BureauofLaborStatistics）：《第四年度报告》，1887年纽约版，第8页；诺门·瓦尔（NormanJ.Ware）著：《1860—1895年的美国劳工运动》（TheLaborMovementintheUnitedStates，1860—1895），1929年纽约版，第302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Engels）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乔治·麦克奈尔（GeorgeE.McNeill）主编《劳工运动的当前问题——包括劳资关系史及其现状》（theLaborMovement，theProblemofToday，ComprisingaHistoryofCapitalandLabor，andItsPresentStatus），1887年纽约版，第170—171页。 [3]约西亚·史特朗（JosiahStrong）著：《我们的国家》（OurCountry），1885年纽约版，第162页。 [4]威斯康辛州劳工与工业统计局（WisconsinBureauofLaborandIndustrialStatistics）：《第二次双年度报告》（1885—1886年），绪论。 [5]伊利奥特·琼斯（EliotJones）著：《美国托拉斯问题》（theTrustProblemintheUnitedStates），1921年版，第20-22页。 [6]《舆论报》（PublicOpinion），第8卷，1890年2月22日，第478页。 [7]路易斯·科雷伊（LewisCorey）著：《摩根家族》（theHouseofMorgan），1930年纽约版，第131—180，245—262页。 [8]众议院：第53届国会第2次会议《杂项文件》，第210件，第8部分。 [9]劳工问题第一次年报，1886年3月——工业萧条》（TheFirstAnnualReportofLabor，March，1886.IndustrialDepressions），1886年华盛顿版，第80页；纽约州劳工统计局（NewYorkStateBureauofLaborStatistics）：《第十二次年报》，1894年版，第237页。 [10]《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关于劳资关系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收集的证词》四卷集（ReportoftheEducationandLaborCommitteeoftheSenateupontheRelationsbetweenLaborandCapital，andTestimonyTakenbytheCommittee，4vols），1885年华盛顿版，第1卷，第757—759页。（此后在引文注中简称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 [11]《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88页。 [12]《拉尔夫·贝尤芒特关于劳工骑士会原则宣言的一篇讲话》（ALectureontheDeclarationofPrinciplesoftheKnightsofLabor：DeliveredbyRalphBeaumont），1887年版，第13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31页。 [13]《哈特福新闻》（HartfordCourant），转载于1883年12月30日的《约翰·斯文登报》（JohnSwinton’sPaper）；赫伯特·莫莱斯（HerbertMorais）著：《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MarxandEngelsonAmerica），载于《科学与社会》季刊（Science&Society），1948年多季号，第3—21页。 [14]《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91—292页，第2卷，第552页；查理·斯帕尔（CharlesB.Spahr）著：《美国目前财富分配论》（AnEssayonthePresentDistrbutionofWealthintheUnitedStates），1896年纽约版，第114页伊利诺伊州劳工统计局（IllinoisBureauofLaborStatistics）：《第四次双年度报告》，1886年版，第83页。 [15]前引麦克奈尔书，第581页；《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12月7日，1885年4月8日。 [16]《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oftheUnitedStatesIndustrialCommission），1902年华盛顿版，第19卷，第957，961页。 [17]琼尼·埃里克森（JoanneErickson）著：《1860—1885年美国工业招募欧洲劳工移民的情况》（theRecruitmentofEuropeanImmigrantLaborforAmericanIndustryfrom1860To1885），康内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2年2月，第434—439页。 [18]美国劳工局（U.S.BureauofLabor）：第9号《公报》，1897年3月，第11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810—811页；《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2月23日，1884年1月6日，20日，5月18日，8月3日，10日，31日，10月5日，1885年2月1日。 [19]瓦锡尔·哈利奇（WasylHalich）著：《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乌克兰人》（UkraniansinWesternPennsylvania），载于1935年3月《西宾夕法尼亚历史杂志》（WesternPennsylvaniaHistoryMagazine），第18卷，第141页。安德鲁马奇宾（AndrewA.Marchbin）著：《匈牙利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活动》（HungarianActivitiesinWesternPennsylvania），同上杂志，1940年3月，第23卷，第165页。 [20]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62—563页。 [21]《费城时报》（PhiladelphiaTimes）1882年7月6日。 [22]《费城时报》1882年6月24，25日；《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1882年6月25，29日，7月15日；《纽约太阳报》（NewYorkSun），1882年7月14日；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3页。 [23]《费城时报》1882年6月24，25日；《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1882年6月25，29日，7月15日；《纽约太阳报》（NewYorkSun），1882年7月14日；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3页。 [24]劳工统计局（NewYorkBureauofLaborStatistics）：《第三次年度报告》，1885年版，第484页；《纽约论坛报》，1884年6月5日，16日5《爱尔些世界报》（IrishWorld），1883年11月24日，1891年8月9日，1892年6月23日。 [25]新泽西工业劳工局（NewJerseyBureauofIndustryandLabor）：《第七次年报》，1884年版，第295页：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1页。 [26]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4—525页；威廉·勒伊塞森（WilliamM.Leiserson）著：《调整移民与工业的关系》（AdjustingImmigrantandIndustry），1925年版，第174页。 [27]前引约西亚·史特朗书，第147页；马萨诸塞州统计局（MassachusettsBureauofStatistics）；《第15次年报》，第46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25页。 [28]前引约西亚·史特朗书，第147页；马萨诸塞州统计局（MassachusettsBureauofStatistics）；《第15次年报》，第46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25页。 [29]《汤姆斯·奥道诺（ThomasO’Donough）的证词》，载于《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第3卷，第452页；亨利·戴维（HenryDavid）著：《干草市场事件始末》（theHistoryoftheHaymarketAffair），1936年纽约版，第14页。 [30]《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1月18日，1884年4月6日。 [31]《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第1卷，第220，552—553，757，838—839页。第3卷，第4，28，74，125页；《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1月18日，12月30日，1884年1月13日，4月6日；密歇根州《劳工局报告》（BureauofLaborReports），1885年，第34页。 [32]1886年8月28日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城的印刷停单，见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收藏《泰伦斯·文森特·泡德利（TerenceVincentPowderly）文件集》；《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1月18日，1884年4月6日；《联合劳工杂志》（JournalofUnitedLabor），1883年5月号，第460—461页；《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统计局》（PennsylvaniaBureauofIndustrialStatistics），第12卷，1884年，第69—70页。 [33]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EdwardandEleanorAveling）合著：《美国工人运动》（theWorking-ClAssMovementinAmerica），1891年伦敦版，第98页。 [34]美国劳工局（UnitedStatesBureauofLabor）；《美国女工与童工情况的报告》（ReportontheConditionofWomenandChildWageEarnersintheUnthedStates），1910年，第1卷，第334—336页；标·彼得·阿尔特费德（。”。工nPeterAltgeld）著：《当前的包括我们的惩罚机构及其受害者》（LiveQuestions：Including。urPenalMaChineryanditsVictims），1890年芝加哥版，第80-89M；坛报》，1890年5月7日。 [35]《宾夕法尼亚州内务部长1880年的年度报告》（AnnualReportofthePennsylvaniaSecretaryofInternalAffairs，1880），第7卷，第244页。第354页；《美国劳工局长的第一次年度报告》（FirstAnnualReportoftheUnitedStatesCommissionerofLabor），1886年，第244页；《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统计局报告》（PennsylvaniaBureauofIndustrialStatistics），第7卷，1878—1879年出版，第367，370，374，377页；亚坦山大·特拉奇顿堡《AlexanderTrachtenberg）著：《1824—1915年宾夕法尼亚州保护煤矿工人的立法史》（theHistoryofLegislationfortheProtectionoftheCoalMinersinPennsylvania，1824—1915），1942年纽约版，第84页。 [36]《联合劳工杂志》，1887年7月2日，8月13日，9月17日；《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oftheUnitedStatesIndustrialCommission），第7卷摘要，第34页；《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11月28日；P.W.格林（P.W.Green）致阿拉巴马州费尼克斯城有组织劳工的信，未注明日期的传单，见华盛顿劳联大厦所藏《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讯》（此后简称《劳联通讯》）。 [37]华盛顿《民族共和党人》报（NationalRepublican），1888年4月17日；菲利浦·方纳著：《弗莱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著作》（theLifeandWritingsofFrederickDouglass），1955年纽约版，第4卷，第109—111页。 [38]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42—44，65—66，75，77，87，90，228—231页。 [39]《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第3卷，第410页；俄亥俄州劳工统计局（OhioLaborStatisticsBureau）：《第九次年报》，第10页。 [40]《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1902年，第19卷，第789—790页。 [41]海曼·库尔兹（HymanKurtz）著：《1865—1922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与劳工管理》（PennsylvaniaStateGovernmentandLaborControlsFrom1865to1922），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3年，第192页；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记录》（LegislativeRecord），第2卷，1897年6月7日，第2385页；《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5月号，第460—461页；《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5月18日。 [42]《1884年9月芝加哥公民协会租赁房屋委员会的报告》（ReportoftheCommitteeonTenementHousesoftheCitizens'AssociationofChicago，September，1884），1884年芝加哥版，第3页。 [43]J.E.波普尔（J.E.Pople）著：《纽约的成衣工业》（theClothingIndustryinNewYork），密苏里州哥伦布城《密苏里大学研究丛刊》（UniversityofMissouriStudies），1905年出版，第151—155页；《纽约城第10区卫生救济协会报告》（ReportoftheSanitaryAidSocietyfortheTenthWardoftheCityofNewYork），1885年纽约版。 [44]路易斯·列文（LouisLevine）著：《妇女服装工人》（theWoman’sGarmentWorkers），1924年纽约版，第19-20页。 [45]阿朗·克拉默（AaronKramer）编译：《莫里斯·罗森费尔德爵集》（PoemsofMorrisRosenfeld），1955年纽约版，第34页。 [46]《1885年间的州劳局的报告》，第289页。 [47]第64届国会2次会议《参议院行政文件》（SenateExecutiveDocuments）第465号：《工业关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FinalReportoftheCommissiononIndustrialRelations），第38—55页。 [48]这一时期中，有关劳工立法的详细辩论情况，见前引亨利·戴维书，第30—53页。 [49]前引亨利·戴维书，第30页。第36页；约翰·坎门司及其副手（JohnR.CommonsandAssociates）著：《美国劳工史》四卷集（HistoryofLaborintheUnitedStates，4vols），1918—1935年纽约版，第3卷，第541—543页；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55—6工。 [50]鲁帕特·萨京特·霍兰德（RupertSargentHolland）著：《雇工反对雇主开黑名单的权利》（theRightofanEmployeeAgainstEmployers’Blacklists），载于《美国法律记录》（theAmericanLawRegister），第42卷，1903年12月出版，第803—809页。 [51]见《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统计局报告》，第9卷，1880—1881年，第380页;第10卷，1881—1882年，第172—173页。第189页；第12卷，1884年，第73—74页。第77页；《劳工骑士会1881年大会议事录》，第283页。 [52]克莱伦斯·邦纳特（ClarenceE.Bonnett）著：《劳工禁令的起源》（TheoriginsoftheLaborInjunction），载于《南加利福尼亚法律（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第5卷，1931年10月出版，第123页。 [53]查理·费尔曼（CharlesFairman）著：《塞米尔·弗里曼·米勒法官》（JusticeSamuelFreemanMiller），载于《政治学季刊》（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第50卷，1953年3月号，第42—43页。 [54]“J.劳季纳诉纽约案”（J.Lochnerv.NewYork），198，美国，445（1905年）；“阿达伊尔诉美国案”（Adairv.U.S.），208，美国，161（1908年）。 [55]“雅各案”（InreJacobs，98），纽约，98（1885年）；《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1月25日。 [56]莫里斯·拉法埃尔·柯亨（MorrisRaphaelCohen）著：《法律与社会秩序》（LawandtheSocialorder），1933年间纽约版，第76页. [57]前引乔治·麦克奈尔书，第455页。 [58]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著：《1860—1915年美国思潮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inAmericanThought1860—1915），1944年费城版。 [59]威廉·泰耶（WilliamR.Thayer）著：《约翰·海的传记与信件》（LifeandLettersofJohnHay），1916年版，第1卷，第7页。 [60]莱斯特·法兰克·瓦德（LesterFrankWard）著：《宇宙一瞥》（GlimpsesoftheCosmos），1913年纽约及伦敦版，第3卷，第303-30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2卷，第959页。 [61]汤姆斯·贝利·阿尔德里奇诺（ThoMasBaileyAldrich）著：《斯蒂尔瓦特的悲剧》（TheStillwaterTragedy），1880年版，第138页。 [62]弗兰西斯·瓦尔克（FrancisA.Walker）著：《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1883年纽约版，第259页。A.L.佩里（A.L.Perry）著：《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1866年版，第122页。 [63]原载《纽约世界报》（NewYorkWorld），十五年后在1899年11月18日的《讲理报》（AppealToReason）上重载。 [64]前引乔治·麦克奈尔的书，第461页5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81菲利浦·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从殖民地时朝到劳联的成立》，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63页。 [65]理查德·欣顿（RiChardJ.Hinton）著：《美国劳工组织》（AmericanLabororganizations），载于《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Review），1885年1月号，第33—38页。 [66]《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6月1日。 [67]同上报，1884年2月3、29日，11月9日，1885年3月22日，1886年5月9日；森德·加林（SenderGarlin）著：《约翰·斯文登的挑战》（theChallengeofJohnSwinton），载于《群众与主流》（MassesandMainstream），1951年12月号，第47页。 [68]印刷传单和1880年1月23日J.R麦克唐奈尔致泰伦斯·文森特·泡德利的信，两者均见《泡德利文件集》。 [69]《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IrishWorldandAmericanIndustrialLiberator），1884年7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相关栏目：【PDF文库】之【文艺作品】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收集零散的近现代文艺篇章及相关评论。已输入上传的全集、选集中文译本，同时收录于文库的“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栏目。 >>>综合>>>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欧洲>>>北美>>>澳洲 ★综合★ 【PDF】你站在哪一边？——各国工人与斗争歌谣辑 《五十朵蕃红花》选录（袁水拍辑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 拿瑞姆·希克梅特：·给凡里·沃格洛·阿赫默特 希腊反法西斯诗人：·三十三天·游击队·女人们向山岭祈求 桑克尼·巴东布赫：a·梨加雅，我的爱人·这是他们的罪状·我看见那割下的头·菲律宾的圣诞节 尼古拉·纪廉：·甘蔗刀·希望之歌·愤怒之歌 亚萨·克拉墨：·黎明·给移民们的警告 汤默斯·麦克格拉斯：·关于善行的短歌 尤拉·索弗：·大号之歌 伊伐·泼莱斯特·捷克的春天之歌 恩斯特·华丁格：·莱迪斯 ★亚洲★ >>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阿拉伯国家>>约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以色列 民歌（录自《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国] 《粤东客家山歌选》之“粤东革命山歌”选 陈独秀：金粉泪56首（七绝） 彭湃：遗诗六首 殷夫诗文选 柔石作品选 ·柔石诗选：·血在沸·战·夜色·晨光·[附]鲁迅：柔石小传 ·一个伟大的印象（1930年6月16日） ·为奴隶的母亲（小说） ·二月（小说，1929年11月1日） 古承铄：诗四首（·薪水是个大活宝·磨房的瘦马·去年过了今年到·宣誓） 余祖胜：革命烈士余祖胜诗二首 何敬平：诗四首（·肚皮饿了要吃饭·问牧民者·我是江河·把牢底坐穿） 蔡梦慰：黑牢诗篇（五章）·外三首 肖朴生：死乡 郭亮：问问社会 于方舟：租界竹枝词六首 谭寿林：土地革命山歌（16首） 卢志英：无题 陈毅安：答未婚妻 黄励：工人苦 唐弢：驿火——1938年邮政工人刊物《驿火》创刊献诗 黎·穆塔里甫诗选（1922-1945，维吾尔族优秀的革命诗人） ·五月——战斗之月 ·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绿色的春天 ·会给你生命 ·战斗的中国妇女 ·我们在战斗 ·战斗的波浪 ·创造解放的花园 ·关于诗人的“对句诗” 穆旦：农民兵 唐祈《时间与旗》（1948） 袁水拍：《马凡陀的山歌（1944－48）》选（《主人要辞职》等九首） 《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即民国时期大生纱厂的工人歌谣选 《开滦歌谣》之“矿工旧歌谣” 老民国时代民谣选 ·矿山谣——东北·不平歌——苏北·赃官酷吏·大雪纷纷下（徽州民谣） ·姜堰民谣·长工恨——宝丰·鞍山钢铁公司工人谣 门头沟矿工歌谣 朝阳矿工歌谣 白茆山歌 江海民歌 藏族民歌 白河藏族情歌 台湾民歌（50年代收集） 紫墟诗集《誓言》（铁犁出版社1949年9月） 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最后的地狱——青勃40年代诗辑 《诱惑的城市》及其它——罗迦诗选 现代左翼诗人王采诗集《你在那儿》、《给魔鬼》及相关资料、评论集 ·《给魔鬼》Chm电子书下载·《你在那儿》Chm电子书下载 张天翼社会童话作品 ·秃秃大王（秃秃大王.pdf） ·金鸭帝国（金鸭帝国.pdf） ·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pdf） 王实味：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1941.4.22） [日本] 小林多喜二作品（其它作品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之PDF文库文艺作品部分） ·小林多喜二《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 ·《蟹工船》最新全译本（小林多喜二译者：应杰秦刚） ·《蟹工船》（小林多喜二译者：李思敬）《蟹工船》PDF ·为党生活的人（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PDF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林多喜二） ·伤痕（短篇小说集）|《伤痕》PDF 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描写1920年代日本工人罢工斗争的中篇小说（CHM电子书下载） 佐木隆三《大罢工》作者后记·中文版序《大罢工》PDF 宫本百合子：贫穷的人们（小说）（1917） 李芒：革命作家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 俺是枕木（日本铁路工人之歌） 石川啄木的诗、随笔及评介 ·《叫声和口哨》（组诗） ·可以吃的诗（评论）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石川啄木（生平与创作；作品介绍） 槇村浩(1902—1938)的诗 ·寄异邦的中国诗人 ·活着的枪架——寄满洲驻军士兵 ·间岛游击队之歌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槙村浩（陈九仁） 惊雷集——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诗集（CHM电子书下载） 中野重治：雨中的品川车站 小熊秀雄：马掌工之歌 鲇川信夫：神的士兵 壶井繁治：播种的歌 金子光晴：·假面具之歌·另一个假面具之歌 西泽隆二：高高的窗子(1934)·桔梗花之歌·斗笠·反歌 谷川雁：诗四首及相关评论——商人·不要去东京·天山·夕阳 田村隆一：贺年信（其二）·铜版画·四千个日夜·我的帝国主义 高桥顺子：贫穷的椅子 长谷川龙生：摩登时代·巴甫洛夫鸟群·在缆车里·瞠视欲·小惑星厄络斯 关根弘：什么都好·雨衣丢失了·大众车站·树木·样样第一·绘画作业·死鼠·离开这屋子·奇怪的一步 管原克己：家·玛克西姆 杉田光二：竹根——多喜二被害四十周年 白松哲夫：致春斗、国劳的斗争 峠山吉：早晨 村上国治：遥远的祝贺 山田歌子《活下去！》译后记·片断 [朝鲜·韩国] 金素月的诗 ·山有花·秋千·穿新裙·春天、春夜和春雨 ·无题·忍从·招魂·我们盼望能有耕耘的土地·在田畦上 [朝鲜]李相和《期待暴风雨的心》（1925） [朝鲜]朴世永《山燕》（1936） [朝鲜]元镇宽《夜车的汽笛》 [朝鲜]朴八阳诗选 朝鲜女作家姜敬爱小说《人间问题》译者前言（《人间问题》PDF（1934）下载） 韩国诗二首：《蜘蛛》《德国诗抄》（1974） [韩国]朴劳解：也许 韩国诗人朴劳解、金龙泽 南韩80年代的大众诗（金南柱、朴劳解）／抒情诗 [韩国]金芝河诗十五首 ·赵成宽：南朝鲜反抗诗人金芝河（1990） ·介绍南朝鲜诗人金芝河同朴正熙集团斗争的情况 〔韩〕黄皙暎《客地》（工人斗争小说） 方贤石《黎明出征》（韩国工人斗争小说） 我不是韩国人〔散文诗〕（韩国工运诗人宋竟东） [越南] 黄忠通：写在枪托上的诗 江南：胜利的春天——寄自越南南方的诗 [印度] 查托巴迪雅亚：我歌唱人类（诗集）（CHM电子书下载） 伊斯拉姆：进行曲 尼拉勒：轰响吧，革命的雷声！ 瓦拉托尔：·我们的回答·期待 苏康塔·勃哈塔查理：一个婴儿的诞生 华腊特霍尔：战争的一页——摘自长诗“列夫·托尔斯泰的房子” 菲拉克·戈拉克赫普里：大地之歌 苏米特朗达·潘特：·献给马克思主义·献给新霞 弗查尔—乌尔·拉希姆：生活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费兹·艾赫迈德·费兹诗选 卡济尔·舍法伊：我的诗 尤苏夫·查法尔：·正义·两条道路 阿赫马德·纳迪姆·卡斯米：今天与明天 扎呼尔·纳赛尔：《我在你面前有什么错》（摘录） [泰国] 《山洪——泰国新诗选》 [马来西亚] ·蓝登记（张戈，来源：1984年9月20日出版的《火炬》第50期） ·女工宿舍（絮影） ·盼亲人——为亡友而作（吴迪） ·墨迹未干（T．M．，来源：1984年9月20日出版的《火炬》第50期）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诗选（《译文》第4期总第22期，1955年） ·职工（密耶拉）·童工（达约）·穷人（萨怒西·班尼） ·荷车马的恳求（M·达里）·加尔托逊托诺（K·亚古斯蒂亚） 班达哈罗（H.Bandaharo）：他从不抱怨·奴隶的锁链·玛利啊，别哭啦·要是我能随心所愿 印度尼西亚诗歌（三首）：青年进行曲·红花·珍珠山 [菲律宾] 阿克索·平平《来自牢笼的诗句》（8首） [阿拉伯国家] 《现代阿拉伯诗集》选（作家出版社，1958年10月） ·有一天〔阿联（埃）〕阿里-卡西夫·新的曙光〔阿联（埃）〕卡马里·阿布达立哈里姆 ·问题尖锐地摆在面前〔阿联（叙）〕瓦斯菲·库隆夫里 ·我的兄弟贾法尔〔伊拉克〕穆罕麦德·穆赫蒂·哲瓦希里·行进的人〔伊拉克〕卡塞姆·阿里-萨蓬马维 ·面包师〔黎巴嫩〕尤索夫·萨依德·黎巴嫩的不朽之歌〔约旦〕阿萨德·穆罕麦德·卡西姆 ·阿尔及利亚的诗〔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布·睡孩〔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布 ·市镇〔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布·破晓时分〔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布 ·非洲是我们的〔苏丹〕穆赫引丁·法力士·新生的黎明〔突尼斯〕阿·高·夏比 [约旦] 泰乌菲克·齐亚勃：他们为什么会发财？ 《约旦的风暴》五首 ·努兹哈·萨拉姆：约旦的风暴·伊斯玛艾尔·阿卜杜勒·拉哈曼：革命 ·伊斯玛艾尔·阿卜杜勒·拉哈曼：队伍在前进·穆依鲁·陶菲格·拜西苏：十字架上的约旦 ·艾赛德·穆罕默德·卡西姆：阿尔及利亚 [阿富汗] 帕尔希士：《春天》4首 [伊朗] 拉胡蒂诗选《伊朗人民的呼声》九首 穆罕默德·阿里·查瓦赫里（扎伐熙里）：洪流（2个译本） 莎蕾《小雕镂匠》 巴·阿泽罗格鲁：·德黑兰·尼雅尔的商队 穆罕默德·沙赫里雅尔《沉思》《冬婆婆》 沙赫纳斯·爱拉米《秋雨》 达里亚《自由》 [伊拉克] 流亡诗集[伊拉克]白雅帖 《明天的世界》——伊拉克诗人诗集 ·穆罕默德·安—纳吉克：工人的脸 ·拉什特·阿里—雅辛：敌人错了 拉希德·阿里－雅辛《大马士革》 [土耳其] 土耳其现代诗六首 ·奥克泰·黎法特：幸福的歌 ·阿德南·泰伊兹：自由 ·穆罕默德·凯末尔：世界应当是个大好世界·梅里赫·哲央岱侍：文明 ·梅里赫·哲夫岱特：坚持住！ ·扎希特·古列比：穆罕默德·阿里 希克梅特诗集[土耳其]那齐姆·希克梅特 【参考】关于1952年版《希克梅特诗集》中译本（吴季，2022年8月） 【PDF】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译（译者：吴季）（2022年10月更新） [土耳其]阿吉兹·涅辛《路灯和我们的街》（小说） [以色列] 阿里·阿叙尔《希望胜过绝望》 ★拉丁美洲★ >>尼加拉瓜>>墨西哥>>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圭亚那>>牙买加>>海地>> 古巴>>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拿马>>马提尼克 [尼加拉瓜] 卢本·达里奥：·为什么？·激浪的功绩·致罗斯福 查维斯：第一课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都是因为我们穷（小说） 海伊梅·萨比内斯：官方日报（70年3月） 迪亚斯·米隆：云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巴西] 阿尔维斯：人民当权 费雷拉·古拉尔：人民和诗·巴西的诗·没有空位·大地上的事情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为一个死去的青年而作·对迪特河的思考（片断） [巴拉圭] 埃尔维奥·罗梅罗《黎明的战士》（译者：赵金平）（CHM电子书下载） 阿贝尔特·贝尼亚诗选 [智利] 米斯特拉尔：工人的手 聂鲁达诗选 英雄事业的赞歌（诗集。译者：王央乐）（CHM电子书下载）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黄灿然译） ·[长诗]马祖匹祖高地（译者：陈黎、张芬龄） ·[长诗]伐木者，醒来吧！（1948年5月）（译者：袁水拍） ·[长诗]逃亡者 ·聂鲁达诗选 ·硝石·玛格丽塔·奈兰霍·巨大的欢乐·颂歌的住宅·欢乐颂 ·献给诗歌的颂歌·献给民间诗人们的颂歌·再也没有什么了·话语·人民 ·牧歌·一天里发生了多少事 ·玉米的颂歌·献给洛尔卡的颂歌 ·聂鲁达：人民武装的胜利 [秘鲁]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知识分子与工人——1905年5月1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巴列霍作品选（诗歌、小说、评论） 桑托斯·乔加诺：谁知道呢！·荣誉 阿莱杭德罗·罗摩阿尔杜：被出卖的土地 [委内瑞拉] 卡洛斯·奥古斯托·列昂 ·我爱你，因为你是人民·在黑人肩上·把悲愁扔向大海吧·西班牙，我的心痛 ·卖花的印第安女郎·在上帝的重压下·田野的孩子·民兵 ·第一次 卡洛斯·奥古斯特·利昂（诗二首） ·盲人·面对着生活 何塞·安东尼奥·拉莫斯·苏克雷：清朝的官吏 [玻利维亚] 革命文艺人桑吉雷斯 [圭亚那] 马丁·卡特《反抗诗集》（CHM电子书下载PDF电子书下载） 马丁·卡特：我握紧我的拳头 [牙买加] 麦凯：哈莱姆的暗影〔另一译本〕哈莱姆的孤影·哪怕我们必死 [海地] 海地诗歌（二首） ·列涅·菲洛杰：再来吧，斗争的日子——长诗《大阳鼓》片断 ·安东尼·菲尔斯：不是睡觉的时候 海地诗选（王庚年译） 雅克·胡曼：·几内亚·暴风雨·听着，殖民主义者！） ·“肮脏”的黑人·黑人的新誓言 安东尼·菲尔普斯（·那一刻就要到来·树） 让·布里埃尔：·我同你在一起，哈列姆！·黑灵魂 勒内·代拜斯特：黑色矿藏 [古巴] 波尔图翁多《古巴文学简史》第七、八章节录 古巴诗抄（四首。译者：陈敬容） ·为了这个自由（法亚德·哈米斯） ·诗一首（腊法拉·却康·纳尔迪） ·文字的丰收（彼德罗·德·奥拉阿）·流不尽的鲜血（尼古拉斯·纪廉） ·译者后记 法亚德·哈米斯诗选 ·为了这个自由·在这儿·埃尔—卡内的星星·诗歌（我们一起来写下诗篇） ·卑鄙的家伙·游击根据地的雨夜·诗歌（除了被阳光和雨水穿透的岩石） 尼古拉斯·纪廉诗选（亦潜译）（CHM电子书下载） 尼古拉斯·纪廉诗五首（袁水拍译） ·美国人，滚回去！·我祖国的外表是多么美丽……·希望之歌·甘蔗·甘蔗刀 尼古拉斯·纪廉：西印度公司（1934） 勒吉诺·贝德洛索：·我的黑人兄弟·这片国土是我们的·明天 艾·巴里亚加斯：白人朋友 曼努埃尔·纳瓦罗·卢纳：革命母亲的颂歌——献给卡米洛的双亲艾米丽亚·戈里亚兰和拉蒙·西恩富戈斯 [危地马拉] 米盖尔·安海尔·阿斯杜里亚斯：·母亲·死去的父母 奥托-腊乌尔·冈萨莱斯：·向无产者致敬·革命之树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人民斗争中的民歌（普拉西多·阿尔德马，1963.5.17） 玛蒂尔达·埃斯比诺莎·台·贝莱斯：书在周游世界 巴尔巴·哈克夫：深奥的生活之歌 [厄瓜多尔] 阿达尔贝托·奥蒂斯：奉献 [阿根廷] 胡安·赫尔曼（JuanGelman）诗选（61首诗及自述） 贝尔纳多·科尔顿：清洁工人的最后一次罢工（短篇小说） [巴拿马] 卡洛斯·张玛琳：啊生活，你真要了我的命！我爱一个祖国——致诗人尼古拉斯·卡瓦列罗 [马提尼克] 吉尔拜·格拉第盎：站起来！约瑟夫！ [多米尼加] 马努埃尔·德尔·卡乌拉尔：黑人家里空空 ★非洲★ >>南非>>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莫桑比克>>突尼斯>>加纳>> 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余伦编译）（CHM电子书下载） 非洲诗歌四首 ·［尼日利亚］丹尼斯·楚库德·奥萨德贝：恩革卢被害矿工墓志铭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星星之火——献给卢蒙巴 ·［佛德角群岛］阿吉纳尔多·丰塞卡：黑妈妈 ·［安哥拉］马鲁·安托努·费尔南迪·迪·奥利维拉：星期六傍晚 ·［后记·作者介绍］ 非洲诗选 ·［莫桑比克］N．索乌扎：如果你想认识我·［莫桑比克］J．莱贝罗：诗一首 ·［安哥拉］A．内图：夜·［几内亚］N．哈里：雨 ·［津巴布韦］D．布鲁吐斯：冷·［南非］M．姆特夏里：饥饿者的脸 ·［南非］M．赛罗特：从地狱到天堂·［几内亚比绍］米德莱赛：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肯尼亚］J．卡里乌基：安哥拉苏醒·［安哥拉］A．加辛托：合同工的来信 ·［肯尼亚］J．姆皮蒂：蛇歌·［安哥拉］A．内图：辞行 ·［马拉维］D．卢巴迪里：工余随想·［喀麦隆］S．迪波科：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尼日利亚］G．奥卡拉：从前……·［尼日利亚］G．奥卡拉：钢琴与羊皮鼓 ·［喀麦隆］S．迪波科：我们的历史·［南非］马休斯：愤怒像刀刃一般锋利 ·［美国］哈珀：奴隶拍卖 非洲的声音 ·[苏丹]穆罕默德·法土里：非洲的声音 ·[突尼斯]阿卜·高西马·夏比：强烈的呼声 ·[伊拉克]拉沙斐：巴格达监狱 ·[伊拉克]阿卜杜勒·吾哈布·艾尔白雅蒂：黑夜笼罩着阿曼 ·[伊拉克]撒玛维：火炬 非洲诗选（叶君健译） ·［莫桑比克］诺埃米亚·德索萨：假如你想认识我·［莫桑比克］若热·雷贝洛：诗 ·［南非］杰姆斯·马休斯：忿怒象刀刃一般锋利 ·［莫桑比克］阿尔曼多·卡布扎：那些奇怪的日子 ·［南非］奥斯瓦尔德·姆沙里：囚徒 ·［南非］丹尼斯·布鲁特斯：寒冷 ·［译后记］ [南非] 战斗的南非诗歌（申奥） 麦克吉列普斯：工人 彼得·霍恩诗选（罗池译） 彼得·霍恩：《普拉姆斯泰德哀歌》（罗池译） 彼得·霍恩：《内战诗章》（15首）（罗池译） [津巴布韦] 《战旗：津巴布韦诗选》四首 ·卡洛斯·冲波：诗·N.C.G.马西默：泥坯屋 ·约翰·甘班伽：梦·所罗门·马哈卡：假如我能活着离去 [阿尔及利亚] 布阿列姆·加里夫：学校·给我的母亲 安里·克雷亚：召唤 [安哥拉] 阿高斯提纽·内图（（AGOSTINHONETO）诗四首 ·火焰和节奏·出发时的告别词·灵感·非洲的诗 安东尼奥·若辛托：·莫南甘巴人 马里奥·奥利维拉：·失业者·海边晓雾弥蒙的清晨·星期六的傍晚 马里奥·德·安德拉戴：·萨巴鲁之歌 [刚果] 马尔西阿尔·辛达：·曙光·锄头之歌〔另一译本《塔巴》） 佚名：矿工们要求每天增加半个法郎…… [塞内加尔] 大卫·狄奥普《锤击集》 [象牙海岸] 伯纳尔·布阿·达吉耶：·你就是主人·擦干你的眼泪吧！·我知道这一点·我的皮肤黝黑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战斗诗集（1975） 里利尼尤·米凯亚：·献给你的诗（号召）·怀念祖国·起来吧，祖国！·对抗的感情 ·我生活在什么地方？·复活的声音·我们生在这里 [突尼斯] 阿布-尔-加尚·夏比：·给世界上的暴君·真理的吼声·人民抬头的秘密·我的同胞，我的兄弟！ [加纳] 乔治·阿翁纳尔·威廉斯：向华盛顿进军无题 ★欧洲★ >>苏俄>>爱沙尼亚>>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 >>意大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 [苏俄] “俄国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诗歌”六首 工厂里有一个青年（1917年以前俄罗斯工人民歌） 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译者：戈宝权） 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译者：郑体武郑铮） 叶赛宁：大地的船长（附录：我的小传） [乌克兰]谢甫琴柯：当我死了的时候（遗嘱）·我的歌呀，我的歌呀！·哦，人们！可怜的人们！ [乌克兰]列霞·乌克兰卡：珍贵的眼泪·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变成……·梦·谁对您说我脆弱…… 诗与自传［苏］Y.耶夫士欣可（即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著双山（王凡西）译。香港1970年版 十月革命诗三首 ·吃吃菠萝（马雅可夫斯基，1917）·红场（波列塔耶夫，1818年）·颂诗（叶赛宁，1919） [俄]安东·契诃夫：柔弱的人（小说） 伊·爱伦堡：巴黎公社社员的烟斗（1922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论无产阶级文化（1918年3月23日） ·略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0年）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2年10月8日) 【译本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2年10月8日)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民歌·奴隶一定要泅水·嘴唱着，心碎了 [英国] 十七世纪末民歌《呢绒商的快乐》 英国宪章派诗选（译者：袁可嘉）（CHM电子书下载） 道格拉斯·敦：从塔利街搬走 土纳·赫里逊：失去了联系 乔治·奥威尔：关于无产阶级文学（1940） 汤姆·马尔柯姆：同志，朝阳升起了 [苏格兰] 休·麦克迪儿米德诗选 ·写在卡松《巴黎大屠杀》的扉页上·二颂列宁（选段）·将来的骨骼（列宁墓前） ·被忽略的漂亮孩子·松林之月·摇摆的石头·空壶·啊，哪个新娘·沉重的心 ·悼约翰·台维孙（1934）·铁厂有感（1935）·Krassivy（1943） 绍莱·麦克林诗选（王佐良译） ·“我看不出”·选择·形象·爱尔兰国立博物馆 ·叶芝墓前·春潮·黎明·青色堡垒·出卖灵魂 ·绍莱·麦克林（选自王佐良《英诗的境界》） [爱尔兰] 肖恩·奥凯西（SeánO"Casey，1880年3月30日－1964年9月18日） ·论奥凯西的自传（王佐良） 詹姆斯·康诺利：我们只要全世界 [法国] 巴黎公社诗选抄 ·欧仁·鲍狄埃（·芦笛·鲍鲍传略·公社没有覆亡！·一八七一年流亡者之歌） ·路易斯·米歇尔（·红石竹花·给让娜·普拉斯） ·让－巴蒂斯特·克莱芒（·樱桃时节） 鲍狄埃诗选（CHM电子书下载） 巴黎公社诗选（瓦尔鲁编）（CHM电子书下载） [参考资料]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参考资料]巴黎公社时期音乐 [参考资料]巴黎公社文学 路易斯·米歇尔：·首都凡尔赛·在极海上·在维尔吉尼船上·巴黎公社·1905年俄国革命 儒勒·米什莱散文选 ·工人诗人·手工工场工人的苦恼 ·法国的农民·《人民》序（节略） ·法国人民跟我们的作家笔下所描绘的形象不同·“我的书” ·《米什莱散文选》译后记（徐知免） 贝朗瑞歌曲选 ·洪水·大肚子·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洛彩德·《贝朗瑞歌曲选》译后记（沈宝基） 伊凡·戈尔：·电·巴拿马运河（1918年后稿） 比埃尔·迦斯加《关于一座岛》 安德烈·里倍拉蒂《奥丹》 玛特兰·里弗：如果我相信迎春花·给莫鲁的歌·大搜捕·1954年11月·“乌利亚” [德国] 贫穷的孔拉特——1525年农民之歌 G.A.毕尔格：·农民致书暴君陛下·为了谁，你善良的德国人民…… 斐迪南·弗来利希拉：革命·《新莱茵报》告别词·由下而上！·出国的移民 乔治·赫尔威克（诗六首） ·给图书检查官·纺织工人起义·越来越多 ·憎恨之歌·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盟之歌·轻松的包袱 路德维希·弗奥（LudwigPfau）：·三月十八日·罗伯特·布鲁姆之歌 乔治·维尔特（GeorgWeerth）诗三首（施升译） ·圣灵降临节之歌·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工业 乔治·维尔特（GeorgWeerth）诗选（钱春绮译） ·工业 ·莱因河畔种葡萄的农民 ·饥饿之歌 ·一百个哈斯威尔男子 ·兰卡郡酒店里的老头 ·铸炮者 ·他们坐在凳上 ·大地笼罩着一片黑夜 ·这是黑暗的沼泽边的屋子 ·在绿色的树林里 ·在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愿做到警务总监 ·德国人和爱尔兰人 ·今天早晨我去杜塞尔多夫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歌 ·血腥的法庭——彼得斯瓦尔刀和耶根比劳的纺织工人之歌 ·[参考]血腥的法庭——佩提尔司瓦尔德和连根比尔织工之歌（另一版本） ·工人之歌·穷人之歌·起来，无产阶级·一定会实现·捷希之歌 理查·戴麦尔（RichardDehmel）：·工人·收获歌 弗里德里希·阿特勒：罢工之后 埃利希·魏纳特：登台朗诵的十年（1934） 〔专题〕布莱希特诗选 布莱希特反法西斯诗歌15首 ·粉刷匠希特勒之歌·德国(1933)·焚书 ·向季米特洛夫同志致敬·若是鼓手开始他的战争·给集中营里的战士们(1938) ·龟的标志·一九四零年·流亡时期感想 ·关于流亡者这个名称·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一个德国母亲的歌 ·致东线德国的士兵·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强固的车·元首将要对你们说 布莱希特诗选 ·致后代·一个工人读历史的疑问·赞美学习 ·宿营地·有特征的一代·顺世之道 恩斯特·施培德勒：伦敦一家施粥厂门前的孩子们 雅可布·范·霍迪斯：·世界末日·早晨 鲁道尔夫·莱昂哈德：·亡故的李卜克内西·蒙古人的髑髅 卡尔·奥藤：·心的登极·工人！ 尼古拉斯·博尔恩《自然诗》 [奥地利]埃尔弗里德·哈斯莱内尔《无题》 托勒：群众与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的一个片断（戏剧） 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讲话 [比利时] 《比利时文学选集（法语作家卷）》选录 卡·勒莫尼埃·《绞肉机》选段 于贝尔·科兰·《黑面包》选段 ·《我的朋友们》选段 安德烈·巴庸·《一个玛丽的故事》选段 夏尔·皮里尼斯埃·《假护照》片段（1937年） ·《违者必死无疑》（1948年。摘译） 康斯坦·马尔瓦 ·《难熬的一个个黑夜》（片断，1954年） ·《一个矿工》（片断，1942年） 乔治·埃克豪特 ·《新迦太基》（选段，1888年） 阿贝尔·埃盖思帕斯 ·《好人西蒙》（选段，1965年） 康拉德·德特雷茨 ·《燃烧的草》（1978年）片段 ·《公鸡的羽毛》（1980年）片段 ·《最后的斗争》（1980年）片段 [西班牙] 《西班牙革命诗歌选》阿尔培特等撰；黄药眠译（CHM电子书下载）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诗选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人民的风》（1937） 埃米利奥·普拉多斯：·受蔑视的玫瑰·有自由的声音……·歌 布拉斯·德·奥特罗：·涨潮·船首上·为了未来·让我们把十四行诗扩大（王央乐译） ·宏亮的音节·在这片土地上（志平译） 安东尼奥·马查多：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赵振江译本；飞白译本）·谚与曲（选3则） 欧赫尼奥·德·诺拉：祖国 马尔科斯·阿纳：我揭发 巴斯库阿里·勃良-依-别尔特兰：西班牙孩子唱给列宁的歌 M．亚尔托拉鸠勒《给萨透尼诺·鲁兹：一个排字工人》 赫苏斯·洛贝斯·巴彻科：·关于我所看见的东西的歌·我把手放在西班牙上面 ·泥水匠的歌·人民·愤怒与憎恨的诗 [意大利] 比·保·帕佐里尼：葛兰西的骨灰（节译）·祈求母亲·尾声 帕佐利尼：·团结起来·二月·我去世的日子 弗兰科·福尔蒂尼（FrancoFortini）的诗 ·信·最后的游击战士之歌（吕同六译） ·严酷的冬天·1944年10月16日，瓦尔多索拉·信·英国公墓（钱鸿嘉译） 罗大里：·风景画片 藏佐托：·大车·织布工 莲那达·维干诺：象片 葛兰西：马利涅蒂是革命者吗？（1921年1月5日） 关于未来主义的一封信（1922年9月） [波兰] 波兰革命诗歌选 ·红旗·华沙革命歌·写在去西伯利亚之前 ·暴风雨来临之前·在饥寒交迫中学习 尤利乌斯·斯洛伐茨基：千百个工人出来了…… 波兰民歌三首：·庄子后面的地里·啊，老爷，你，老爷·过了礼拜一是礼拜二 符拉迪斯拉夫·布朗涅夫斯基：诗·革命者之死·致狱中同志 柯诺拍尼兹卡：当国王去打仗…… 玛丽亚·柯诺普尼茨卡：·我的歌曲有时会坚强而有力量……·断片·答复 ·我们的旗帜·播种的人们，你们究竟在什么地方？ 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868－1925）长篇小说《福地》（CHM电子书下载） [捷克] 彼得·贝兹鲁支《西里西亚之歌》（诗集）（CHM电子书下载） 勃兹鲁支：·我是第一个铁辛人·玛丽·玛格登 斯伐托普鲁克·捷赫《奴隶之歌》（1893年，诗集。劳荣译）（CHM电子书下载） 维杰斯拉夫·奈兹伐尔：·为了革命，我献出自己的歌声·失业的人·为了春天歌唱 伊日·沃尔克尔：·收获·在爱克司光室里 捷克民歌二首：·靠近赫拉基什杰城的草地·我的风镐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孙用等译）（CHM电子书下载） 裴多菲诗选（孙用译） 阿第·安德列：·孔雀飞上去了·我生活在青年们心里 [罗马尼亚] 薇·波隆巴库·她，革命 屠多尔·阿尔盖齐：·给我的语言以威力吧·犁头·把他捣成泥 伊昂·柏努策：献词 罗马尼亚民歌四首：·橡树叶儿摇不停·穷小伙子·我是雅斯孔萨的青年·小鸟儿，小鸟儿 [保加利亚] 波特夫诗集（杨燕杰叶明珍译） 波特夫诗二首·哈只·狄米特尔·我的祷告（孙用译） 瓦普察洛夫诗选 斯米尔宁斯基诗文集 [希腊] 希腊的歌·为希腊而歌（劳荣译，《诗创造》1948年第4期） ·希腊的歌·为希腊而歌劳荣·吹口琴的孩子[希腊]卜莱塔珂斯 ·阴间誓言[希腊]A．西凯黎阿诺斯·希腊歌[匈牙利]卡洛采 彼得罗斯·安提奥斯·旗手格列索斯·希腊的微笑（组诗·五首） 柯斯塔斯·瓦尔那里斯：·一个人和大家·被唾弃的·死神！你想把我毁灭·寄自由的中国 ★北美★ >>加拿大>>美国>> [加拿大] 诺尔曼·白求恩诗文选 散文·马德里：战争中的平静·创伤 诗歌·致小马·致小马II·［无标题］·回忆·红月亮 威尔逊·麦克唐纳：创造者们之歌（1960） [美国] 拉尔夫·查普林：团结到永远（SolidarityForever，美国工运歌曲） 我，一名小小铆焊工——通用汽车工人自述（〔美〕本·汉珀，《琼斯妈妈》杂志1986年9月） 霍华德·法斯特《我的父亲》（散文） 《美国歌谣选》 ·八小时之歌（1878）·把老板从背上摔掉（1914）·面包和玫瑰（1912） ·我们养活了你们有上千年（1908）·红旗歌（1889）·工贼凯赛·琼斯（1911） ·六成（1949）·两种流民（1930）·柯曼矿上苦日子（1910） ·老人河·兵士歌谣：中国水手歌 《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你是瓦布利？·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布鲁克先生·停产 ·劳联的同情·来自海外的福音·西塞·比尔·把一切刷成红色 ·卡西·琼斯——工贼·牧师与奴隶·红旗·我们要什么 伍迪·格斯里（WoodyGuthrie）歌2首 ·上帝保佑美国·肥沃的土地 惠特曼：·给一个受挫折的欧洲革命家·欧洲·我坐着眺望·一八六一年（蔡其矫译） 乔·希尔：传教士与奴隶（附录：一个工运分子雄壮的歌与离奇的死） 《乔·希尔》——词：阿尔弗雷德·海斯（1930）曲：厄尔·罗宾逊（1936） 工人版《共和国战歌》 斯蒂芬·柯蒂斯·兰斯：耶稣也是个工人 米蕾：在马萨诸塞正义被拒绝（1927） 兰斯顿·休斯：怒吼吧，中国！ 桑德堡：长诗《人民，是的》（1936，选译九节。译者：赵毅衡） 玛格丽特·沃克诗选 ·为了我的人民（附此诗改编的曲谱：尼日利亚歌曲《节日颂歌》） ·我想要写·暗色的血·我听到雷鸣·致Alex的情歌，1979年·我们有过信仰 ·玛格丽特·沃克，诗人和小说家（讣告） [参考评论]从历史角度看《飘》和《欢乐的节日》 高尔德：·布拉多克城的古怪的葬仪·第三度 美国黑人诗人勒鲁瓦·琼斯诗选 ·尼克·查尔斯之死·我代替死去了的讲师·卡巴·压力·紧张不安的人 ·本地人的归来·一些人将不得不了解的一首诗·译后记 美国黑人诗歌二首（载美国《黑豹》1975年8月18日） ·奥维迪奥·马丁斯：暴力行动 ·萨克雷·德萨尔：诗的号召 安妮·罗贝：回击之歌（1975年） 芭芭拉·弗雷：美国的无产阶级小说 奥尼尔：毛猿——关于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 ★澳洲★ [澳大利亚] “永远团结，工会给我们力量……”（无名工人）（澳大利亚工运歌曲） 澳大利亚两诗人：法兰西斯·阿当斯、玛丽·吉尔摩（作品与评论） ·玛丽·吉尔摩——年高望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作者：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玛丽·吉尔摩：诗三首 ·法兰西斯·阿当斯——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作者：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法兰西斯·阿当斯诗五首 ·译后记 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 ·杰夫·古德费娄：轮回·夏绵·佩珀托克－格林：家庭暴力 ·贾旺·比阿鲁加：提贝德·阿里·阿里扎德：移民 ·莉莎·贝利尔：妇女解放运动·马马德·艾达尼：哈米德 ·阿妮塔·海斯：黑即美 ·约翰·詹金斯：山边风景地产 ·詹妮弗·梅登：人造珠宝首饰 ·木褚鲁：囊括 ·罗伯特·沃克：单独监禁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吴式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 吴式颖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雅（HaдeждaKoнcтaнтиновнaKpyпcкaя，1869—1939）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她的教育活动和她的革命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她对教育理论的探索也是和她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十分广泛。我们面前的这部教育文选，选自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其中包括有关她成长道路的几篇著名的自传性文章、她在革命前撰写的主要教育论文和革命后发表的主要教育论文、报告、演说词等，内容涉及教育史、欧美各国教育比较和国民教育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这部著作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是何等博大精深，她的胸怀是如何宽广。 一、革命家和教育家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2月14（26）日[1]诞生在彼得堡。这时候，俄国虽已废除了农奴制，然而沙皇专制制度却依然存在，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都很落后，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和苦难之中。 19世纪70年代初期，俄国的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之后重又活跃起来。在19世纪的70年代，俄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忽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在农村中的革命活动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的“民意党”主张通过恐怖暗杀手段来消灭沙皇专制制度，更加脱离广大群众。民粹派革命活动的失败促使革命者探求新的解放道路。 还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经开始进行自发斗争。1875年和1878年，在敖得萨和彼得堡曾先后建立“南俄工人协会"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不久都遭到沙皇当局的破坏。1883年，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为俄文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俄国。 克鲁普斯卡雅的父母虽出身于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异常艰难。克鲁普斯卡雅的母亲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了家庭教师。她的父亲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但不满于现实。他“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因此，在他们的家里经常有革命者来往，这使克鲁普斯卡雅从小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同时，克鲁普斯卡雅的父亲从1872年起就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解除了公职，他不得不为谋生而带着妻子和女儿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漂泊而贫困的生活使小姑娘获得了比一般少女更为广泛的阅历。[2] 当克鲁普斯卡雅11岁的时候，她因父亲的工作关系来到普斯科夫的一个女地主的领地。女地主的所作所为使她十分厌恶，这里的一位具有革命情绪的年轻女教师（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夫娜·雅沃斯卡雅）却很快地赢得了她的好感。这位乡村女教师的教学活动还激发了她对教育工作的强烈向往。 1880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父亲的案子得到了结，他被宣告无罪。翌年9月，父亲送她到彼得堡私立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倾向“土地与自由社”，教师们经验丰富，思想进步，能给学生比较丰富的知识，并注意培养她们独立的工作能力。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她学习勤奋，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不幸的是，长时间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损害了她父亲的健康，不久他就因病逝世，克鲁普斯卡雅当时还只有14岁。为了帮助母亲，她只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要求她付出加倍的劳动。 1886年秋天，克鲁普斯卡雅以优异的成绩从奥波连斯卡雅中学毕业，又上了该校的师范班。一年以后，她获得了担任家庭教师的资格证书，留在该校的寄宿部当辅导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为一些学生补课。 从18岁开始，克鲁普斯卡雅已经在自觉地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了。在她1887年3月写给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最近以来，我日益明显地感到，迄今为止我一直享受着别人用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我在享受这种成果并用一部分时间去获得知识的时候，心里曾想，以后我将用这些知识去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3]当时，克鲁普斯卡雅还曾向一位老民意党人请教：她应该怎样去帮助人民？这位民意党人建议她去教人们识字。她不满于这样的回答。为了解决使她焦虑的人生问题和增强自己的本领，克鲁普斯卡雅于1889年9月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的历史语言系学习，兼听数学系的课程。就在这年秋天，她认识了一些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学院学生，并且和米·伊·勃鲁斯涅夫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这里的活动使她的“眼界为之一开”。[4] 1890年初，克鲁普斯卡雅离开了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详读《资本论》第一卷使她懂得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5]她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为了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她开始学习德文；为了同工人建立联系，她开始到斯摩棱斯克星期日男子夜校去从事无偿的教学活动。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设在彼得堡的涅瓦关卡外，到这里来学习的是彼得堡一些工厂的工人。沙皇政府允许设立这种学校只是想给工人一点有限的文化知识，一些像克鲁普斯卡雅这样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师却用巧妙的方法向工人传播革命的道理，使它成了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心，结果使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运动，而教师本身也从政治上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克鲁普斯卡雅后来写道：“从1891年到1896年，我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群众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又说：“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对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6] 克鲁普斯卡雅是一位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人生目标既立，她决心坚持到底。正像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7] 克鲁普斯卡雅的一生是竭尽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不屈不挠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一生。1895年秋，她参加了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为该协会的核心成员，不久又参加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此，她遭到沙皇宪兵的一再逮捕和流放。同列宁相识（1894年2月）并结为终身伴侣（1898年7月）以后，她始终相随左右，成了他忠实的同志和得力助手。列宁对她的工作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还在他们共同的流放时期（1898年5月〜1900年2月），克鲁普斯卡雅就为列宁抄写著作。他们两人还一起读书，翻译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关的英文和德文书籍。从这个时期起，克鲁普斯卡雅就帮列宁处理工作上的来往信件。她还陪同列宁走访流放中的革命同志，参加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各种讨论、争论，她也在家中热情地接待革命同志。1899年，克鲁普斯卡雅在列宁的建议、鼓励和具体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女工》，这是俄国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侨居国外时期（1901年4月〜1905年11月，1907年12月〜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作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工人报》编辑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与国内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保持着广泛而秘密的通讯联系，为集聚与发展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她还和《真理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多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重要会议，为捍卫列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克鲁普斯卡雅亲身参加了俄国1905年的民主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共（布）第七次至十七次代表大会，并且参加了全俄和全苏的历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她参予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1924〜1930）、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9）、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37）、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37）、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38-1939），她进行了大量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努力。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把宣传列宁的伟大思想和革命实践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逝世以后，她每年都要发表一些纪念文章和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阐述他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她撰写的《列宁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是研究列宁的生平与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青年工人、妇女和整个年轻一代的教育始终是克鲁普斯卡雅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十分注意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上面提到的《女工》一书中，她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家庭、学校和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1900年2月〜1901年3月，她又撰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等三篇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将国民教育问题和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对教育理论的探讨和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她第二次侨居国外时期的工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她担任过布尔什维克举办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教育》的编辑（1911年12月〜1914年6月），《女工》杂志的主编（1914〜1915年），参加了列宁在巴黎郊外龙寿姆村举办的布尔什维克党校的教学工作（1911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和欧美的教育理论，考察了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状况，完成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参与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创建工作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33篇教育论文，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和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克鲁普斯卡雅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共（布）党纲的教育条文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重要职务。从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创建之日起，她就是该部的部务委员，1917〜1920年任社会教育司长，1920〜1930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或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19〜1932年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主席，1920〜1939年任苏俄副教育人民委员，主管学前教育、成人学校、文化官和博物馆等管理部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还领导了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1922〜1932年任责任编辑）和1930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苏联青少年和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得到过她的有力指导。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22年中，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和教养内容、原则、方法的论文、报告和评论。据统计，克鲁普斯卡雅在世时，苏联报刊就发表过她在1901〜1939年用俄语撰写的教育论文、演说词和评论将近1600篇；在她逝世以后，从1940年至1965年，又陆续发表了她的300多篇遗著。[8]1957〜1963年，苏俄教育科学院就编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一卷本）。如上所述，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又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 苏联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克鲁普斯卡雅对革命所作的卓越贡献和她对发展苏联教育科学与文化教育所起的巨大作用。1931年2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的参加者选举她为该院的名誉院士。1936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最高鉴定委员会决定授予她教育科学博士学位。在1929年和1933年，她先后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为奖励在年轻一代的教育和教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苏联政府于1967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章，第二年又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奖励论述教育与教学问题的优秀科学著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克鲁普斯卡雅在教育方面的建树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奖励发展中国家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组织与个人，教科文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和荣誉证书。 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美国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西欧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勃然兴起，推动着各国的教育改革。杜威的实用主义数育理论，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数育”思想和“劳作教育”思想，由拉伊、梅伊曼和比内等人所推动的实验教育学等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思潮流传开来，和传统的教育理论（以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西欧大陆的教育管理体制（法国最为典型）相较，也有很大的差异。俄国在这时虽也跨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却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俄国教育和它的经济发展情况一样，都受着沙皇专制制度的严重阻碍：国内居民中的文盲仍在75%以上，小学入学率只达20%，中、高等教育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整个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教学崇尚书本、死记硬背，实行强迫纪律。俄国教育向何处去？它的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怎样才能得到彻底改变？它的国民教育应该如何发展？怎样认识和对待西欧与北美的新兴教育思潮和他们的教育经验？这一系列十分复杂的问题便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当时，一般人总是离开政治经济的发展来讨论教育的发展，各种新教育理论的倡导者也都是避开教育的阶级性质抽象地谈论“人”或“公民”的培养。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观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入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对面临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女工》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是为发动妇女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撰写的。她在第三章（本选集以《妇女与儿童教育》的篇名选入）专门论述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并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想方案与革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 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指出，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完全是由俄国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决定的。她把俄国教育与西欧先进国家的教育作了比较，还用幼儿园的教育情况向俄国劳动妇女非常具体地说明，儿童的生活是可以按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的，在西欧某些国家中存在这种先例。但是她同时指出了西欧教育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局限性，进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教育将比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将为儿童组织良好的学前教育，还要对所有的儿童普遍进行社会教育，未来的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的、精力充沛的公民”[9]。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俄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进而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女工们不可能不珍惜社会教育的一切好处。母性的感情使她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使她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渴望工人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10]这既是她的结论，也是她对劳动妇女发出的号召。 克鲁普斯卡雅《女工》一书第三章的思想内容和论证方式在她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部书是在国外印刷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散发的，她毫无隐讳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在俄国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她写得比较隐晦，但基本思想仍然是非常明白的。例如，在《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中，她也是把当时俄国学校教学和教育中的问题（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强制的宗教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压制与摧残，等等）同俄国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联系在一起，并向教师们暗示：在沙皇专制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仅靠介绍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主张是无法改善学校教育状况的，一定要从社会条件中去寻找俄国教育落后的根源。在《论自由学校问题》一文中，她强调：学生和教师都应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实现共同理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11]。为了做到这点，她建议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教学中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体现“教学相长”[12]。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隐喻、类比和对照成了揭露沙皇反动政策和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酉方教育的比较研究。她在《论学校自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等一系列教育论文中大力肯定美国学校的一些进步之处，赞誉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Mann，1796-1859）在领导学校教育中的民主作风，高度评价了他在形成美国教育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教育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克鲁普斯卡雅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因为这种管理体制和俄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具有某些类似之处。 克鲁普斯卡雅对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抱着强烈的兴趣，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使她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她认为实验心理学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测量人的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能力和保持的时间，能提供有关儿童能力乃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在实验教育学中虽有很多不科学的东西，但它使人们注意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已显示出了光辉的远景”，[13]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可取之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是俄国当时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的对立物，对它们的提倡有利于削弱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对教师的影响。 克鲁普斯卡雅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也取分析态度。她在揭露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的同时，建议人们批判地利用它的某些教育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学校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注意对儿童个性的研究，重视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在教学中注意依靠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等。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这些积极方面与俄国学校中的那种唯书、唯上、呆读死记、强迫纪律等严重脱离实际生活需要、扼杀学生个性的传统教育方式是截然对立的。克鲁普斯卡雅认为，美国许多学校的先进经验正是以杜威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根据的，这些经验应该受到重视。1923年，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她的这种态度。她写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倾向于把美国学校和美国教育理想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国学校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这样的对比可以激发思考。”[14]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在合法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教育论文，直接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文教政策的反动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提出与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纲领。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1913年）是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学校作用的重视。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学校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感情产生影响。”[15]其次，她说明了教育的发展决定于它们是掌握在那一个阶级的手里，是谁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性质，谁挑选教师、考核教师，等等。她指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学校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在落后的加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农奴制遗风的地主，那里的学校就充分表露出教权主义精神，而在极其自由、文明和工业发达的法国，神学课就被资产阶级道德课所取代，但是不论是在加尼西亚，抑或是在法国，国民学校都是统治阶级手里的一种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来按自己的需要教育人民群众的子弟。”[16]关于工人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她提出了以下五点： “第一，对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全体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数育；同时，学校应使儿童得到最广泛的全面发展：体育方面，其必要前提是让儿童的饮食富有营养，衣服穿得暖和；劳动方面，关键是让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从入幼儿园开始到高级学堂毕业为止，能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智育方面，培养儿童能独立参加脑力劳动；社会方面，发展社会本能，养成集体工作的习惯和自治的习惯，等等。 第二，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即：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并保持充分的独立。 第三，民主地而非官僚主义地安排学校工作，广泛地吸收国民参加监督（他们选举教育委员会并监督其活动）。 第四，充分保证教师的信仰自由和结社的权利。 第五，国民有权接受用本族语进行教育，而无一定接受某种语言的义务。”[17] 这篇论文相当集中而概括地体现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教育著作，也是她的主要教育代表作。这部书是在1915年撰成的。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一年多，列宁早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结论，并为争取这一光辉前景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18]克鲁普斯卡雅正是为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献出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部苏联教育理论的经典作品。后来，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时曾这样写道：“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这部著作……是我们制定整个工作纲领的依据，无论是确立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还是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乃至我们共和国成千上万的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实际的教学进程，我们都是以她在本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依据。”[19]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部书对苏联教育的影响。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据有重要地位。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部教育专著。克鲁普斯卡雅在书中对外国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和当时的各种资产阶级教育思潮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并列专章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理论。书中的这些成就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克鲁普斯卡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着重地论述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她在初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0] 克鲁普斯卡雅高度评价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欧文的教育思想，认为他们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和解决国民教育问题的，因而重视劳动的教育意义，“他们把生产劳动作为自己教育体系的基础。”[21]她指出：在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充满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崇高敬意；他把劳动视为毎个人的社会义务，把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并使他们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他主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希望他的学生‘能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22]。她认为，卢梭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民主的。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了卢梭的教育思想对裴斯泰洛齐的影响。她写道：裴斯泰洛齐是瑞士思想家中受《爱弥儿》影响很深的一个人，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努力与劳动人民接近，研究他们的生活条件，试图通过教育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认为学校应该与生活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并从生活本身吸取教育方法；劳动可以形成人的智慧和性格，学校应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使他们受到全面的劳动训练。克鲁普斯卡雅断定：“裴斯泰洛齐大力提出的根本主张，即生产劳动应该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完全正确的。”[23] 克鲁普斯卡雅把欧文称为工人之友，指出欧文一生都在考虑和设法使工人摆脱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地。她比较了欧文和裴斯泰洛齐教育观点的异同：两人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裴斯泰洛齐更强调人是劳动条件的产物，欧文则认为人一般地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包括劳动条件在内；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他所理解的教育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欧文认为只有改变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才能使人民摆脱非人的境地。克鲁普斯卡雅用裴斯泰洛齐和欧文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裴斯泰洛齐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瑞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里还处在萌芽状态，欧文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来说明产生这些思想差异的原因，同时也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介绍了欧文提出自己教育主张的社会历史背景。她还介绍了约翰·贝勒斯（1654—1725）的劳动教育思想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各种教育法案中的劳动教育主张。 克鲁普斯卡雅断言，工人阶级是贝勒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24]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的直接继承者。她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教育观点，强调马克思认为吸引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是进步现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和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是指出了这些思想和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会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创造必要条件。 克鲁普斯卡雅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教育的命运不取决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取决于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他们把国民学校视为使人民群众听命于政府当局的工具。”[25]她谈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需要一批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工人，于是，贝尔-兰喀斯特式的学校流行起来，“读书学校”成了学校的唯一模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思想一度消沉；而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竞争和现代战争又迫使资产阶级改组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改变为劳动学校。克鲁普斯卡雅强调，资产阶级的劳动学校并不是工人阶级理想的劳动学校，即使是最先进的美国学校，也“并非完满无缺。不应忘记，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阶级纷争极其尖锐，有时还采取了极其激烈的形式。凡此种种，肯定会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无疑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向青年一代灌输的观点往往与工人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少一致的地方”。[26]“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27]，这便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结论。 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劳动教育思想和国民教育发展历史的这种总结与概括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她大力肯定劳动的教育意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这都是正确的。她的这些思想对苏联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把读书学校与劳动学校绝然对立的提法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认定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的思想也是不科学的。 三、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的发展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是以一位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教育家走上苏联教育工作领导岗位的。她已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她参与领导的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中受到了检验，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育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的指南；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教育的历史遗产和各国的教育经验；明确宣布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强调学校与生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重视学生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重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注意学生在教育和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强调人民群众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她有关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成人文化教育的论述中均有体现。 论学前儿童的教育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关心学前教育。她常说，童年的生活与印象对人的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十月革命后，她十分重视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这是她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教育论文）一文中，她谈到应该从儿童幼年的时候起就注意加强与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使他们学会观察周围的世界，学会用各种方法（动作、语言、面部表情）表达自己获得的印象；要让儿童用黏土、铅笔、纸张和各种建筑材料从事工艺活动，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和儿童的创造力”，她建议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以便把所有的学前儿童都纳入其中，使他们的个性都得到发展。[28]在以《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为题发表的报告中，她又说：“3〜8岁时的印象对儿童的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这一年龄阶段的社会教育特别重要”，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儿童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29]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年代起，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就设立了学前教育处，主管学前教育工作。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的指示性文件中，也强调了发展学前教育网的必要性，这都是和克鲁普斯卡雅重视学前教育的思想分不开的。 克鲁普斯卡雅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等一系列论文和报告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她强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采而又愉快欢乐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30]她认为，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和中学都应遵循“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方针，它们是“彼此密切联系的一般发展上的若干环节”[31]。 克鲁普斯卡雅发表过许多专门讨论幼儿教育问题的文章和讲演。她强调，对托幼机构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为保护儿童的健康而斗争”，要养成他们的卫生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儿童的饮食起居要有规律，幼儿园的伙食应简单清淡，但要保证菅养。[32]总之，按照她的意见，学前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要“努力造就身体健康的一代人，要让下一代从小身强体壮”[33]。 克鲁普斯卡雅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德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她强调自幼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要用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培养起良好的行为习惯。她反对对儿童进行枯燥的说教。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1926年），克鲁普斯卡雅批评向儿童抽象谈论阶级斗争的现象。她指出，童年往往能理解许多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我认为，不能由于我们童年时代能接受一些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就得对孩子们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如果我们对五岁的孩子讲什么阶级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34]又说：“我当然是竭力主张儿童应尽可能多从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使儿童以后能消化这些材料，那我们走的路子就会更加正确一些。”[35]克鲁普斯卡雅这里指的是要正确地组织儿童的生活与活动，不要使学前儿童与社会生活隔绝开来。“幼儿园要多给儿童一些乐趣，以便儿童回忆起在幼儿园时就感到无限光明和温暖”；可以让儿童“参加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玩，经常与女工、农妇和少年先锋队员见面——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对幼儿发生作用”[36]；要让儿童“养成友好地集体地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使孩子们不是把'我'放在首位，而是把‘我们'放在首位”；应该让俄罗斯民族的儿童多了解少数民族儿童的有趣生活和游戏，安排各族儿童经常交往，“使他们从小建立起友谊”[37]。 克鲁普斯卡雅十分重视对幼儿的智育。她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中论述开设足够数量的幼儿园的必要性时，就是从智育问题谈起的。《论儿童的学前教育》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全苏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1931年），她在其中全面地讨论了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工作。正是在这篇演说里，她指出：“我们既要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同时也要把他们培养成智力发达的人。”[38]她要求学前教育工作者千方百计地扩大儿童的视野，充实他们的生活经验，培养他们对技术的兴趣，引导他们观察和了解自然与社会环境，唤起他们的思想，发扬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克鲁普斯卡雅反对让儿童盲目模仿，她认为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弊端之一。她主张通过艺术、游戏与劳动等活动来发展儿童的智慧。 克鲁普斯卡雅赋予游戏以极大的教育意义。她指出，“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劳动就是做游戏”，“有许多游戏可以锻炼身体，发展劳动熟巧，提高眼力的精确程度，使人机智灵巧”。[39]游戏还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和观察能力，养成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克鲁普斯卡雅要求学前教育工作者认真地选择游戏，对儿童的游戏加以指导，“应该在研究周围生活的同时，寻找在生活和游戏之间架设桥梁的形式”[40]。与游戏相联系，她谈到儿童的玩具问题，并为此撰写了专题论文。克鲁普斯卡雅写道：“我们谈论儿童玩具这一问题时，不能从成人喜欢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从儿童喜欢什么玩具和需要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来对待儿童玩具的问题。”[41]幼年儿童不熟悉周围环境，“他们往往通过观察、模仿和不断地重复同一动作、词语、游戏的方法来认识周围的环境。我们要注意儿童的主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就给他们一些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并把这种主动性组织引向一定轨道上的玩具”[42]。幼童不会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区别物体的大小，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分辨各种颜色和区别大小的玩具。应该给幼童提供一些能够使他们增长对距离、形式、音色和物质的各种性质的感觉的玩具。要“让儿童有一个普通的、打不破的、非畸形的洋娃娃，使他能给这个洋娃娃洗澡、洗脸、穿衣、脱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系带子、钉扣子。洋娃娃应该是最普通的、最便宜的，但是要非常好看，而且不容易弄坏，弄走样。”[43]如此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对儿童玩具的制作和选择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它们既是从儿童的兴趣、需要出发的，也是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的。“不要在玩具的装潢上煞费苦心，重要的是朴素大方、价廉物美”，要给不同年龄的儿童制作和挑选不同的玩具。[44]“使儿童在幼儿园里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买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或者是一些机械构造很复杂的玩具”，“评价一个玩具的价值，应该看这个玩具是否有助于研究周围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发扬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5]，这就是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儿童玩具的主要意见。 克鲁普斯卡雅有关学前教育的论述，反映了她对广大儿童的热爱和对学前儿童年龄特征的深刻了解。热爱儿童、了解儿童，这也是她对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嘱咐。她经常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必须使儿童生活幸福，“愉快的童年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46]。但是她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如果认为要使儿童幸福就得尽量给他们买一些贵重的玩具，吃最可口的点心，每天领他们看芭蕾舞，看戏和电影，穿丝着绸，讲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那就十分可笑了。”[47]问题是要深入地了解儿童，要“钻到儿童肺腑里去”，了解他们的兴趣、需要，而不要把成人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儿童；要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只有理解了儿童，才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慈母般的关怀，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48]她要求人们“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受他们那一年龄阶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49]，批评有些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不照顾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为了做好学前儿童的教育工作，她号召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并指出：国家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发展多种形式的托幼机构，国家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要加强与家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联系，应该把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联系起来，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对幼儿进行正确教育和传播学前教育思想的模范，“要把学前教育战线变成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战线。”[50]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苏联的学前工作者也可以从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等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与经验。[51] 改革普通学校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改革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脱离实际生活需要、脱离生产劳动的旧式等级-阶级学校教育体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的学校教育体制，这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教育战线面临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十月革命之初，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联合会的上层人物组织教师罢教和各种集会，出版刊物，反对并破坏教育改革；以波格丹诺夫[52]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又从极“左”方面进行干扰。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时坚持了既反右、又反“左”的正确立场。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以及《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1918年）等其他文章和演说中，她深入地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实质和沙俄学校教育政策的反动性，捍卫学校的统一性和世俗性，论证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她指出：在改革教育时必须重视资产阶级教育家的合理意见，参考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的办学经验[53]。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1920年）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2年）等一系列论文中，克鲁普斯卡雅深入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文化遗产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和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她反对阶级出身决定论和阶级利己主义，并指出：“并非每一个无产者都是很有觉悟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有些无产者满脑子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对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格格不入，只是无产阶级出身这还不够，无产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要有阶级觉悟”，还提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谋取特权，而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现象，一切压迫现象”，无产阶级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应对别的阶级施加影响[54]。在《浅论教师》一文（1923年）中，克鲁普斯卡雅批评某些具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不信任教育专家的错误，反对乱扣帽子，提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主张团结一切忠诚于国民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而共同奋斗。 与沙俄时代的旧式等级-阶级学校相对立，克鲁普斯卡雅认为新学校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的和非宗教的。十月革命初期，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学校的民主化和非宗教化。1918年1〜2月间，废除了旧的国民教育管理体制——学区制，撤销了学堂管理处和视察处等旧时的教育领导机构，全部学校由中央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地方上的教育厅、局、科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它主持工作。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把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机关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决定将原来隶属于教会的所有学校全部改为普通学校，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取消了公民由于隶属于某种教派而受到的限制或享受的特权，禁止在任何学校讲授宗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和典礼。发布了肃清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的命令，取消了从前妇女在教育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决定从1918年5月31日起实行男女同校。这些措施与克鲁普斯卡雅参与制定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中的教育条款和1917年由她拟定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修改草案中的国民教育条款的民主精神完全相符[55]。她在党纲修改草案中还提出了“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的要求，[56]它成了十月革命后深入进行普通教育改革所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和指南。 从1918年春天开始，到1918年10月，克鲁普斯卡雅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起领导了苏联第一个普通教育学校规程的制定工作。这个文件在1918年10月16日以《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名称公布。与此同时，还发表了《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在苏联教育界通称《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对《规程》的基本精神作了详细阐释。在这些文件中，确立了苏维埃普通学校的各项民主原则，强调了苏维埃学校与无产阶级政治的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宣言》中指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靠庸俗的千篇一律的做法、人为的训练、宗教或美学的欺骗，而是靠现实利益的一致……教育培养方面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以乐观的、牢固的同志关系为基础的、团结的学校集体。这个集体要在少年儿童身上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广泛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使学生真实地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使这种精神在儿童心灵中扎下根。自觉遵守纪律、互助精神、联合起来工作、建立在完全平等原则上的自己管理自己，凡是可以做得到的地方都要实行集体活动的原则，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以创造共同的成果一一这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原则，借助这些原则再加上以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是资产阶级学校任何时候都培养不出来的，因为资产阶级学校只会培养利己主义者和驯服的绵羊。”[57]《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宣言》中的这些思想和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以前与革命初年发表的有关普通教育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20世纪20〜30年代，克鲁普斯卡雅在论述学校教育的文章和演说中坚持与发展了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她发表了《列宁和国民教育》（1926年）、《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1927年）、《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时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1931年）、《列宁在为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1932年）、《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1933年）、《行动的指南》（1935年）、《弗·伊·列宁和国民教育问题》（1938年）等一系列文章与报告，介绍列宁的教育理论和他怎样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化教育现象，还写了《马克思论年轻一代的教育》（1933年）和《马克思的学说是苏联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指南》（1938年）等长篇论文，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思想。她竭力反对旧学校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抽象的学习方法，提倡学校与生活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良好学风，要求通过教学和学生的课外、校外活动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精神，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与劳动教育。她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虽然也开办了一些群众性的学校来授予一定的知识，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些知识授予新一代的目的，是想通过学校来模糊他们的意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学校所抱定的是另一种目的：学校把知识传授给青年，同时也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能够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才。”[58]又说：“在旧时的学校里，一般来说，理论总是与实践脱节的。一些与实践有关的好的见解只是顺便时才提一下。实践作业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某一理论原理。这样一来，就使学习脱离了生活，使学习变得很抽象。苏维埃学校从建立的初期开始就竭力使理论变成行动的指南。”[59]她认为学校“不应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单位，而应该与所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应该对生活起作用”、“学校要正视生活，积极地干预生活”、“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帮助青年一代按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60]在《论中学》的讲话提纲中，克鲁普斯卡雅将七年制学校的办学方针归结为：“一、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或缺的；二、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三、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四、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五、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61]。这是她对普通学校教育任务的集中表述，也是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化。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强调，必须使儿童和青少年受到比较全面的普通教育，要让他们获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她认为知识对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素质、工作能力和形成年轻一代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绝对必要的。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级学校的任务》（1922年）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小学的教养任务和内容。她指出，小学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授予儿童一定的知识和熟巧，使他们有可能在今后进一步自学，有助于他们参加人类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62]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为小学提出了相当广泛的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范围，其中包括读和写的能力；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的技能和各种量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算术和初等几何）；初步了解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概念）；有关人体构造的初步知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关于当代各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有关本国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状况的常识；粗浅的历史知识，等等。在她看来，青少年所需要的普通教育知识应当比通常人们所想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她强调，没有普通教育的知识基础，就不可能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她指出：“必须通过顽强的学习来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了解周围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致在乍看起来不能理解的局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这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63] 如何把这样广泛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这就牵涉到编制教学大纲的问题。在《统一劳动学校规程》颁布之后，由克鲁普斯卡雅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一直为编制新的教学大纲而努力。1924年颁布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至四年级）和1925年出版的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五至七年级）教学大纲汇编是这种努力的第一批成果。在一级学校的教学大纲里，教材不是依据学科教学的原则来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联结起来的。每个主题（或称单元）都从三个方面选取材料（一、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二、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三、社会生活），进行综合教学。二级学校的大纲保留了分科制（分社会、自然、物理、化学、数学、本族语、文学、地理和外语等课程），但要求每门课程的教材安排体系服从共同的主题。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制定的这种教学大纲被称为综合教学大纲（或译单元教学大纲），它们在苏联一直使用到1931年。大纲的最初构思是由克鲁普斯卡雅提出的。她在《论学校建设》（1921年）中写道：“共产主义学校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教学的基本中心应该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学校的劳动性质就体现在这里。”[64]在《谈教学大纲问题》（1922年）一文中，她进一步阐述了编制新大纲的基本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强调：“人们的劳动活动应该是整个教学大纲的一个重要轴心”，“要把学习人们的劳动活动当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的基础”[65]。关于“学习劳动活动”的概念，她作了如下的解释：“对‘研究劳动’这一概念，我们是从极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为了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研究这一活动的客体——自然界和自然力；其次，必须研究人作用于自然（技术）的方式；最后，还要研究这一活动的主体——人。既要把人当作动物界的一员来研究，又要把他当作人类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既要研究他的肉体需要，又要研究他的社会需要。而为了了解后面这种社会需要，就必须懂得当代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当代社会发生、发展和前进的方向。”[66]克鲁普斯卡雅在这篇文章中对一级和二级学校教学内容的安排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她指出，一级学校的宗旨是授予儿童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必须培养儿童流利地、连贯地、详细地讲话的熟练技巧。要教会学生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绘画、雕塑、唱歌、游戏在一级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是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经验的手段，是组织和表现自己感受的手段，因此应该使它们为教育的目的服务。”[67]在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五至七年级），学校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使他们能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劳动，自觉地对待各种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68]要研究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还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艺术史、本族语和外语。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要与这一活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特别注意卫生课的教学。同时，自然学科的整个教学要为学生的世界观打下基础，要讲述地球的起源，阐明地球的历史、物种和人类的起源。要使学生充分掌握各门知识的研究方法。在二级学校的第二圆周盼段（八、九年级），要实行分科教学，使“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该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月兴趣”[69]。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理解，对材料的综合安排，这只是组织教学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她认为，重要的不是形式和方法，而是教材内容的选择。此外，她认为只有在最初几年的学习中才能完全采用综合教学法，而在以后的各个年级中仍然保留分科教学，但要反映综合教学思想，因为在按课程划分时仍应使各学科成为统一的整体，在各门课程之间要建立起内在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利于形成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综合教学大纲虽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的集体创作，但大纲的编制与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克鲁普斯卡雅教学理论的具体体现，这里既包含着她关于教学法的许多光辉思想，也反映出她深受“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这一不科学的思想的困扰。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的编者们指出：“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时期是从原则上改革和更新学校教学内容的重要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到30年代初期，苏联学校已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而这是革命前的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所不可与之比拟的”；“但是，中小学校有一个根本的缺点未能克服，就是它为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输送的人才水平还不够高，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得还不够牢固”[70]。苏联教育史方面的许多研究者也持类似观点。学者们在教育史著作中写道：“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是非常矛盾的。从一方面说，它们使学校接近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为培养学生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材料，扩大了儿童的社会政治视野，并使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大纲的综合编制未能保证学生获得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知识……”[71]苏联学者对综合教学大纲的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它们与克鲁普斯卡雅自己后来对这种教学大纲的认识也基本上一致。 综合教学大纲的确具有某些优点，它使苏联的学校教育变得生动活泼了。但其缺点也异常严重，在实践中迅速暴霹出来。克鲁普斯卡雅在1927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谈到，苏维埃学校还没有做到使儿童牢固地掌握知识，这是学校必须做到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教育”[72]。1929年6月，她又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和文化蓬勃而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求人人识字，而且要使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教育素养和综合技术素养……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开辟了通向知识的道路。”[73]针对当时苏联教育界中一些教育家迷恋实践、轻视学校作用和忽视理论教学的现象，克鲁普斯卡雅1930年在以《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为题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学校消亡论的错误，1931年又多次发表文章或报告批评对待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她写道：“如果说在旧时学校里，实践所起的是微不足道的作用，只是用来说明某些理论，那么现在却出现另一种危险，就是过于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理论。只从理论中找出那些对此时此地的实践有用的东西。”克鲁普斯卡雅号召大家警惕实用主义的危害，要求不降低教学大纲的理论水平。[74]30年代以后，她发表《党的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为提高学校工作质量而斗争》等文章和报告，强调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指出：“不能把劳动置于知识之上……应该用渊博知识的光芒来照耀劳动，理解劳动，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肯定教学跟生产劳动结合必须在学生的一切社会生产劳动服从于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目的的基础上进行。[75]在《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等专门论述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的文章中，克鲁普斯卡雅谈到了综合教学大纲的缺点，指出它们模糊了各门知识之间的实际联系与中介，而把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损害了系统的理论学习。不过，她仍然强调，采用分科教学制度并不意味着要在各门课程之间筑起一道高墙，而应以各门学科的共同目的为中介，“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股力量巨大的内在联系”[76]。“教学法要想安排得很正确，就应该从该门课程的实质出发，以研究这方面的知识的发展史为基础，以学校的目的为转移，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成果和对儿童及其年龄特征的全面理解为基础，并且还以这些特征在适应该时代的环境中所表现的情况为基础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根据苏联当时的教育改革实践得出的新结论[77]。 论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问題在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据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她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和演说在100篇以上。 如前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特别是从十月革命以后到20年代前期，克鲁普斯卡雅一直认为，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1927年后，她逐渐地摆脱了这一思想的困扰，对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劳动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科学的论断。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强调劳动的教育意义。她认为只有使儿童从小习惯于劳动生活，学会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掌握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本领，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益成员。儿童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个性，通过劳动活动认识自己。“劳动的重大教育意义还在于儿童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78]，特别是集体的生产劳动，还可以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精神、内在纪律、组织能力及其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克鲁普斯卡雅特别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她写道：“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教育问题。他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杠杆；这种综合技术教育是全面教育的必要条件，”如果学校能够很好地组织儿童和青少年参加“有科学根据的各种集体劳动”，使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79]。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劳动的教育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学生劳动的组织。她在《社会教育》一文（1923年）中对集体劳动作了这样的解说：“……既能在体力劳动方面，又能在脑力劳动方面集体地进行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习惯……集体地进行工作并不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地方从事同样的一件工作，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合作形式。所谓集体的工作是指具有共同目的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可以、甚至要进行一定的、通常还是非常复杂的分工。”她要求学校教儿童学会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一定的目的，“起初是简单的、起码的、眼前的目的，以后再提出比较复杂的、遥远的目的”。学校还应该教学生学会制定工作计划，“教他们准确地确定实现既定目的的最经济的、迅速的方法，仔细估量实现目的的手段（包括自己的力量在内），然后又准确而迅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并教他们在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以求共同目的的实现[80]。克鲁普斯卡雅以后还多次谈到让儿童学会这种“集体工作的技巧”问题。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进行大量而细致的组织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使学生自己也获得组织经验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参加劳动。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劳动组织工作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苏维埃学校不是要培养劳动任务的简单或盲目的执行者，而是要培养生活的主人和自觉的杜会主义建设者。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意见，学生的劳动活动决不能只局限在学校的范围以内。学校必须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同家务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及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通过校内外的各种劳动活动使学生深入了解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不过，她认为学生的各种劳动活动一定要由学校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来组织。幼年儿童的劳动常常带有游戏的性质。例如，制作小船或飞机模型，等等。“成人最好别去干涉这种游戏性的劳动”，可以给他们出些主意，但不要过多地干涉他们，妨碍其主动性的发挥[81]。在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时，一定要照顾到他们的年龄特点，不能“把七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同等看待”。[82]有人主张让儿童按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命令进行生产劳动。克鲁普斯卡雅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意见。她说：“儿童劳动按集体农庄命令进行，这意味着什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并非一个能从教育学的角度处理这种问题的单位”，而且，只让儿童从事一些极其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们得不到任何提高，这样来安排学生的劳动活动，与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83]。克鲁普斯卡雅还批评了让五年级学生到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和在儿童中开展劳动竞赛等过火的做法。她指出：“我们往往损伤儿童的力量，让他们做些力不胜任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我们常常把用于成人的竞赛方式用到儿童身上，采用与成人完全一样的形式，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形式适用于儿童”；“参观，在工厂里干少部分工作——这是一回事，而经常从事现代技术所要求的繁重的工作，这又是一回事。如果你把儿童弄到传送带旁边去工作，而在这里工作又是一点也不能休息的，那你就损伤了儿童的力量。[84]她号召教育工作者研究儿童，了解儿童，从有利于儿童的一般发展出发来安排他们的劳动。“要使劳动是儿童既有兴趣又能胜任的，同时还应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机械性的劳动”，要使它安排得既能教育人，又使他得到更高的发展[85]。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和用现代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的提出，越来越显示出综合技术教育的优越性和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迫切性。1930年前后，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许多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专题论文和报告，详细地说明它的意义、内容和进行这种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工具”，因为工业化是群众的事业，只有普及综合技术教育，“全国才能工业化”[86]。她还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激发了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的兴趣，这就给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发挥这种兴趣并为它打下科学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我国各级机关，从幼儿园开始，都不应扼杀这种兴趣，而应通过对有关事实的概括，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科学思考，通过出版有关读物，通过参观和观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等等来千方百计地培养这种兴趣。应该用现代技术的理想来吸引儿童”[87]。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理解，综合技术教育不是让学生获得某种单一的技术或多种手工业，也不是让他们了解与别的生产部门脱节的某一生产部门。即使是研究某些现代的最高的技术形式，如果不和对科学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不了解并且明了各个相互联系着的生产部门，也不能算是综合技术教育。所以她说，综合技术教育乃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其基础是从技术的各种形式、发展和联系中来研究技术，并用理论来说明生产过程，这里“包括对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工艺学'的具体的自然界的研究，对材料工艺学的研究，以及对生产工具及其构造的研究，对动力学的研究。这里还包括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开采和加工方式对社会劳动形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劳动形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88]正因为如此，不能把综合技术教育看作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应该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学的选材上。这些课程互相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育联系起来。”[89]克鲁普斯卡雅还指出，不应把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的联系归结为从生产领域选些零散的事例来说明某些理论原理，而应该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及其相互联系中揭示对一切生产部门都起作用的现代技术的基本原理。要教会学生观察，并通过试验、实践，特别是劳动实践来检验自己观察的结果，从中得出一定的结论。要防止手工业倾向和对待理论的功利主义倾向。要让学生生动地了解科学是巨大的生产力，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在技术和工艺过程中的实际运用。当然，在综合技术教育过程中也要授予学生一般的劳动技巧，例如，能够给自己的劳动提出一定的目的，能作计划，会计算、制图，能合理地安排集体成员之间的工作，互相支持，节约材料，爱惜工具，等等，但他们还“需要另一种技能，就是把生产劳动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技能。”[90]由此可见，克鲁普斯卡雅所说的综合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是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还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她指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跟职业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重点是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在职业学校里，重点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91]她强调，从当时来说，培养手艺匠和半手艺匠的职业学校虽仍然必要，但这里的教育也不能与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相对立。如能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则不但能使学生迅速而牢固地掌握某种职业技能，还能使他们获得适应现代生产特点的能力。因此，她不仅要求把苏联的普通学校都办成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且提倡举办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学校。她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经常谈论普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预示着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互相接近。 克鲁普斯卡雅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例如，加强造型艺术和制图的教学，以巩固学生的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在校内组织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并且与周围的工厂、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挂钩，使学生在校内外的生产劳动互相补充；组织学生到电站、拖拉机站、各种工厂去参观，以扩大他们的综合技术眼界；建立校外的儿童技术站、少年官、俱乐部和图书馆，扩大学生的活动场所，等等。在有关著作中，她还向读者介绍了西欧和美国的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情况，主张批判地吸取他们的工作经验。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为了顺利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要宣传群众，要使工人、农民、教师、经济工作者都懂得综合技术教育的意义，知道为了推行综合技术教育需要做些什么，还必须吸引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来帮助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她强调，“只有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建立这种学校。”[92] 论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徳教育克鲁普斯卡雅十分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如前所述，她坚持必须改革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统一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保证年轻一代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出发的。 在克鲁普斯卡雅看来，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身强体壮，能够手脑并用，他还应该是科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新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苏维埃国家的公民，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这就是她所理解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因此，她把培养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信念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指出学校必须“从思想上来影响儿童，并在他们身上逐淅奠定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对他们是亲切易懂的东西。”[93]克鲁普斯卡雅特别重视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培养，提出了“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的任务。她写道：“资产阶级力图把自己的儿童培养成个人主义者，使他们把‘我'置于一切之上，使他们跟群众对立起来。我们却努力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全面发展、身体强壮、认识明确的人，他们不应是个人主义者，而应是集体主义者，他们不和集体对立，而能成为集体中的一部分力量，并能把集体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94]克鲁普斯卡雅认为，集体主义精神是新的社会关系的生动体现，它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并不矛盾。“儿童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集体不会消灭儿童的个性，但能够影响教育的性质和教育的内容。”[95]克鲁普斯卡雅还指出，集体中的各种关系与活动既可以发挥儿童的聪明才智，又能扩大他们的眼界，加深他们的认识，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最容易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感。所以她说，“学校应该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基地。”[96] 克鲁普斯卡雅对无神论的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也作了深刻的论述。 克鲁普斯卡雅在德育的原则和方法上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主要是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和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儿童与青少年的自我教育作用。 克鲁普斯卡雅肯定知识在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念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她强调，知识还不等于信念。一定要使知识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机会，使儿童获得亲切的体验。在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时，克鲁普斯卡雅还反对机械的道德说教，提倡做细致的工作和让学生独立思考。她指出：“要让孩子们学会考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深入思考每一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97]克鲁普斯卡雅具体地说明了机械说教的害处：青少年时期是自立的年龄阶段，经常以探究的眼光考察着自然和社会的复杂现象，他们对各种道德说教，对强加的观点极其反感，机械的说教只能带来消极后果；而对儿童进行工作时如果不将大道理变成某种生动的形象和亲切易懂的要求，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孩子们就会变成或者完全不能接受教育，或者光讲空话和大话而不干实事。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能否克服这些缺点关系到贯彻学校教育的宗旨问题。 从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和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出发，克鲁普斯卡雅非常注意学生自治的组织。她认为学生自治是学校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自治，儿童们学习如何群策群力来探求校内共同生活和集体劳动的形式，自治是把这种生活和劳动引上一定轨道的一种手段”，自治将“使儿童学会从全班、全年级、全校的利益出发来解决本校的实际工作”，授予学生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生活所提出的任务的技巧，培养对集体的责任心和义务感；“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正是形成自治方式的过程。当然自治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自觉纪律的一种手段，是自愿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种风尚”。[98]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学校一定要关心学生自治的发展。她同时指出，不能把学生自治与学校管理混为一谈：“学校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求对人的了解，也要求对学校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儿童当然毫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她明确表示，在管理学校这件事情上，不能由学生说了算，学生自治也不应该是成人政治生活的翻版[99]。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联共（布）在青年男女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忠实助手，少先队和共青团是少年儿童和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她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这些组织的活动原则、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进行过有力的指导。她编辑出版的《列宁论青年》（1932年）、《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1937年）等专著对苏联青年的教育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从1932年到1939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少先队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26封致少先队员的信，生动、具体而亲切地对少年儿童谈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许多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按照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典范。 论成人教育克鲁普斯卡雅领导了苏联成人教育的开创性工作。她在这一方面也留下了大量遗产。 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曾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00]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所作的完整表述。克鲁普斯卡雅领导苏联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个原理。阅读她的著作使我们深深感到，如果说她在指导教育改革时主要是着眼于改变旧俄时代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体制，那么，她在成人教育方面所遵循的方针则是以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工农大众，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能力，使他们永远摆脱愚昧无知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处的不自由的困境。 十月革命初期，克鲁普斯卡雅直接领导社会教育司。她指出，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唤醒的工农大众需要知识，“而且要花最小的力量掌握它。他们需要吸取科学中的精华和科学中一切主要的、本质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能立即在生活中运用和推广”，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复兴，劳动人民也无法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管理。[101]克鲁普斯卡雅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到一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发动工农群众本身）来实现社会教育司的这一主要任务。 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从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起就开展起来了。克鲁普新卡雅参与了最初的扫盲文件的制定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她还和工人一起编出了《公民识字课本》。扫盲工作在红军中开展得卓有成效，克鲁普斯卡雅对这一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开始在农村建立阅览室，发展城市的图书馆，在城乡建立起人民文化馆、学校-俱乐部。到1920年，在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开办了7134所成人学校，还设立了工人大学。克鲁普斯卡雅在《职业教育的任务》一文中写道：在苏维埃国家，工人既是工人，又是主人，“职业教育应该教工人既要学会干活，还要学会安排生产，监督生产以及懂得如何进行核算。工人目前需要的不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而是广泛的职业教育”；“我们已经办起了一些工人大学，既讲授狭窄的、纯技术性的专业，同时也授予工人使他们能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目前建设新生活的时候特别重要。”[102] 在十月革命初期，扫盲及工农成人教育是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的。苏俄第一部宪法颁布之后，克鲁普斯卡雅就撰写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农民解释这部宪法的各项条文，使他们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苏维埃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1918年12月，苏俄人民委员会根据她的建议制定了一项法令，动员一切有知识的人进行宣传，使居民广泛了解苏维埃制度的本质和工农政府的各项措施与政策。1919年5月，她在有关社会教育的报吿中指出，“一切社会教育机构应当为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这一目的服务，以便使群众看清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现象，看清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103] 1920年末，克鲁普斯卡雅开始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召开）通过了在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下起草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其中规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对非党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上，同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力量也应当尽量用于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党校、政治常识学校）。”[104]决议还指出：“为了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工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应当具有党的机关的灵活性，对群众要求的敏感性、机动性，并且将这些特性同系统性、准确性、行动迅速和工作的计划性结合起来。”[105]代表大会以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通过成人教育的各种形式及报纸杂志大力宣传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生产宣传。克鲁普斯卡雅指出，“生产宣传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对待劳动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经济生活的积极改造者。”[106]她强调，这一工作的成就是和扫盲、提高工农的一般文化水平与政治觉悟紧密结合的。在这一时期，克鲁普斯卡雅还为创建和发展苏维埃党校，为建立短期的政治训练班做了许多工作。 随着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克鲁普斯卡雅注意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许多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心的工人被提拔到生产的领导岗位上来。克鲁普斯卡雅热心于为这些工人建立训练班。她要求针对这些人原有的普通教育和专业知识水平的差异有区别地进行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补课，同时根据被提拔的干部未来工作部门的特点进行专业教育。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1930年被撤销以后，克鲁普斯卡雅还一度被委任为新成立的“将技术赋予群众”志愿协会的负责人（这时她已是副教育人民委员）。她与当时苏联科学技术部门的许多著名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热心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当斯达汉诺夫技术革新运动兴起时，克鲁普斯卡雅致信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及有关的科学家，请求他们为革新者写书，使这些先进的人们在科学文化水平、政治视野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她的这一倡议受到苏联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克鲁普斯卡雅深深懂得，成人的学习既要有国家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又需要学习者本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她对培养劳动人民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给予了特殊关怀。在20世纪20〜30年代，她发表了《组织自学》、《农民青年自学问题》、《自学在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中的地位》、《学校与自学》、《自学须知》、《当前普及自学方面的任务》等一系列专门论述自学的文章。在《组织自学》（1922年）这个小册子中，克鲁普斯卡雅详细地谈论了自学的重要性，选择自学材料的原则和学习的方法。她指出，对于从事自学的人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从什么地方入手学习和按照什么程序来学习的问题。所选的书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应该是适合自己水平的，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应有联系。要读些帮助自己了解形势、了解资本主义复杂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书，关于自然现象的书，但“问题不在于从各个领域猎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从而成为一本活的百科辞典。问题在于要逐渐使知识深化，使新获得的知识与旧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从兴趣出发，使知识越来越巩固”，“要很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要学会读书，“要养成大量迅速默读的习惯，要使阅读达到完全自动化的境地”[107]。克鲁普斯卡雅甚至对如何利用字典和参考书、如何做读书笔记都提了些具体意见。她特别强调，应该学会思考：每读一书，首先要弄清著作者想讲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引用了哪些论据，“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作者的思路，明白无误地掌握所读的东西”，要考虑全书的内容，论据对不对，可否采取别的办法来论述，哪种推理比较正确，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结论[108]。她叮嘱工农青年，要艰苦学习，学会节约时间和合理地安排时间，以利于学习。许多年后，克鲁普斯卡雅在《自学须知》（1934年）中将学习方法归纳为“不能急于求成”；“别留下疑难不懂之处”；“要经常复习”；“学习不能中断，要持之以恒”；“记笔记对记忆很有好处”；“笔记要记得明白无误、干干净净；免得日后费时间去辨识所记的东西”；“如有可能最好采用函授教科书”等[109]。克鲁普斯卡雅关于自学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她对工农掌握文化知识的热情关怀，同时也反映了她对学习规律的深刻理解。 ※※※ 克鲁普斯卡雅于1939年2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0岁。她一生无私无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奋斗不息。长时间的革命锻炼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促使她始终把教育事业和争取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追求实现其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她注意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力图集中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教育智慧来为提高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教育水平服务，为培养能够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新一代服务。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的。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反映着教育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对建立新体系的作用，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依赖关系，它对教育实践的反作用，等等）。俄国原来是一个文盲充斥、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的20〜30年代，苏联人民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下以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大量发展中等、高等教育和建成广泛的成人教育网的巨大成就，为以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当时苏联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教育理论家，克鲁普斯卡雅为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许多教育论文和演说还是她对苏联20-30年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经验的总结。《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新选本的编辑出版将为研究苏联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重要依据，并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建立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1986年10月于北京 [1]括号外为俄历日期，括号内为公历日期。 [2]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3]《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4]《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5]同上。 [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俄文版第4卷，第16页；第2卷，第91页。 [7]《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俄文版第2卷，第90页。 [8]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遗产》，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6卷，399页。 [9]《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4页。 [10]同上。 [11]同上，第34页。 [12]《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俄文版第1卷，第37页。 [13]同上，第232页。 [14]《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一卷本），第3卷，第45页。 [15]《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21页。 [1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22页。 [17]同上，第122—123页。 [1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59页。 [19]参见根·奥比契金等著：《克鲁普斯卡雅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20]《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55页。 [21]《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314页。 [22]同上，第167页. [23]同上，第180页。 [24]拉瓦锡（Lavoisier，1743—1794）：法国18世纪化学家，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提出了一个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教育计划，要求对学生进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 [25]《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314页。 [2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37-318页。 [27]同上，第249页。 [2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页。 [29]同上，第213页。 [30]《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0页。 [31]同上，第13页。 [32]同上，第5卷，第71页，第72页。 [33]同上，第6卷，第272页。 [34]《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3卷，第35-36页。 [35]同上，36页。 [3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89、393页。 [37]《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74页，第6卷，第272页。 [38]同上，第5卷，第75页。 [39]《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76页。 [40]同上，第199页。 [41]同上，第6卷，第170页。 [42]同上，第6卷，第170页。 [43]《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6卷，第171页。 [44]同上，第172页。 [45]同上，第211页。 [46]同上，208页。 [47]同上，195页。 [48]同上，196页。 [49]同上，第161-162页。 [50]《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6卷，第215页。 [51]同上，第2卷，第12页；第6卷，第197页。 [52]波格丹诺夫（1872—1928），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一度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公开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宣扬马赫主义，十月革命初期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提出反对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反对继承文化遗产和离开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实践而用实验室的办法创造“纯梓的”无产阶级文化等一系列错误理论，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 [53]《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1、14—16、21页。 [54]同上，第2卷，122—126页。 [5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修改草案（《修改党纲的材料》）是列宁在1917年4~5月提出的，他在《修改党纲的材料》序言中指出，党纲修改草案中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款及说明都是克鲁普斯卡雅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修改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4卷，中译本，第424—444页。 [56]《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9页。 [57]转引自《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84页。 [5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134页。 [59]《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506页。 [60]《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82、106、321页。 [61]《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64页。 [62]同上，第2卷，第104页。 [63]《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97页。 [64]同上，第81页。 [65]同上，第112-113页。 [6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3页。 [67]同上，第117页。 [68]同上，第117页。 [69]《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9页。 [70]同上，第2卷注释，见第416页。 [71]康斯坦丁诺夫、麦丁斯基、沙巴耶娃著：《教育史》，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72]《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3卷，第219页。 [73]同上，第4卷，第58页。 [74]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第506-516页。 [75]《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第359页。 [7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189—190页。 [77]同上，第191页。 [7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46页。 [79]同上，第44页。 [80]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第287—289页。 [81]《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第429—430页。 [82]《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188页。 [83]同上。 [84]《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329页。 [85]同上，第266页。 [86]同上，第34页。 [87]《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40页。 [88]同上。 [89]同上，第34页。 [90]《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317页。 [91]同上，第42页。 [92]《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305页。 [93]《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58页。 [94]《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95]《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96]《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3卷，第54页。 [97]同上，第4卷，第86页。 [9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0-111页。 [99]同上。 [100]《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页。 [101]参见《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85-186页。 [102]《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34—35页。 [103]转引自《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96—197页。 [104]同上，第217—218页。 [105]参见《克鲁普斯卡雅传》，第218页。 [106]同上，第220—221页。 [107]《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42—143页。 [108]《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45页。 [109]同上，第6卷，第29页。 感谢辉逐录入及校对
第六章列宁的组织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六章列宁的组织观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 序言 ﹝美国﹞菲利浦·方纳（PhilipS.Foner） 拙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是在1947年出版的（中译本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译者）第一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为止，该会创立于1881年，即“有组织行业加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成立的那一年。 本卷继续叙述从1881年到十九世纪末年的情况。同前卷比较起来，本卷涉及的范围虽然较小，但是所讨论的问题和事件，对于了解美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却是非常重要的。本卷所包括的二十年，确定了随后多年的工人运动的型式和前景。这些年代标志着劳工骑士会（第一卷中译本译作“劳工协会”。——译者）的兴起和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初期发展，社会党的成立，人民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垄断资本本主义的成长，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出现。在这些年代中，在美国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 1897年4月，奥伯林学院的W.M.伯克教授写信给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米尔·冈波斯，问他是否可以介绍一本记载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劳工运动的详尽而可靠的历史书籍。冈波斯答复伯克教授有关上述时期的劳工运动史“尚未编写……大部分史料都收藏在我会档案库的通讯卷中，而且由于大家都忙于工作，以至没有人去编写这样的一本历史，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有时间和机会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自从冈波斯答复伯克教授之后，有关八十和九十年代工人运动史的问题并没有被忽视。但是，在论述这二十年间的书籍中，没有一本——包括约翰·坎门司和他的威斯康星大学同事们所写的巨著在内——是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档案中的原始资料身成的。因为，劳联自从成立时起，它的案卷除了对劳联的工作人员公开外，对任何人一直都是不公开的。对于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初期情况感到兴趣的学者们，不得已只好在没有这种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的情况下来描述这一段引人注意的重要历史。 可是，作者很幸运，能够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总部的大批原始资料。我在劳联大度的地下室和塞米尔·冈波斯纪念馆中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阅了几十万件来自世界各地劳工和劳工领袖的书信和文件，这批材料装满了成千的板箱、信匣和文件柜。我很感谢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弗劳伦斯·梭伦和其他诸位，他们给了我研究和利用这一大批材料的机会。 在我准备写这本书的期间所阅览的最重要的资料中，除了劳联总部的原始文件之外，还有劳工骑士会全国总会长泰伦斯·文森特·泡德利的文件。这些文件收藏在美国天主教大学莫伦图书馆里。这批材料大的包括七万五千份书信、书信簿、日记和剪报册，它的是了解劳工骑士会兴衰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我感谢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亨利·布朗恩神甫，他给了我研究和利用这批重要材料的机会。 除上述两个主要来源以外，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期间，我还在几十个图书馆和历史学会了大批文稿、报纸、小册子以及发表过和未发表的专题论文。我谨在此向下述机构的工作人员致谢：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国会图书馆，密歇根大学拉巴迪收藏馆，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明尼苏达历史学会，芝加哥约翰·克赖勒尔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兰德学校，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的公立图书馆，以及下述学院和大学的图书馆：威斯康星、哈佛、加利福尼亚、南加利福尼亚、霍尔约克山、雷德克利福、康内尔、哥伦比亚、利兰德·史坦福、芝加哥、纽约、明尼苏达、霍华德、西安大略、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和图赖恩。 菲利浦·方纳 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克罗顿城 1955年11月
约翰·莫利纽克斯，1948-2022（﹝英国﹞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2022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JohnMolyneux,1948-2022 约翰·莫利纽克斯，1948-2022 ﹝英国﹞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JackWang翻译、轮值志愿者校对 〔相关文献〕 ·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采访，2020年2月4日） ·应该怎么做？环保运动的战略（﹝英国﹞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1年9月16日） ·灾难与生态社会主义战略（﹝爱尔兰﹞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2年9月4日） 原文链接：JohnMolyneux,1948-2022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写道：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将理论和实践融合在一起，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听到约翰·莫利纽克斯周六在都柏林突然去世的消息都感到震惊和悲伤。约翰，享年74岁，是1960、1970年代反抗体制的那一代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活动家之一。 1968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国际社会主义者（IS）。他原是南安普顿大学（SouthamptonUniversity）的一名学生，由于参与了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SolidarityCampaign），以及在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访问巴黎，他变得激进起来。他实际上是被IS创始人托尼·克利夫（TonyCliff）招募到IS的。 他其后的一生，约翰一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先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后来在它的爱尔兰姐妹组织、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网络（SocialistWorkersNetwork，简称SWN）。约翰在朴茨茅斯理工学院任教，后来成为朴茨茅斯大学的讲师。他的影响力吸引了许多学生投身革命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坚定的积极分子，在他搬到爱尔兰之前，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朴茨茅斯分部的主要人物。 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第一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政党》（MarxismandtheParty）于1978年出版——他得到克利夫的编辑协助而完成了这本书。这是一个在国际上革命者之间充满困惑和争论的时代，约翰使社会主义组织的核心问题变得非常清晰。 多年来，他在为《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Workers）撰写的每周专栏中表现出同样的清醒和博学。他的稿件像齿轮发条一样准时送达，稿件是手写的，但总是非常清晰可辨，它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当今问题和辩论的相关性。其中一些内容已被单独制成小册子或收集成书。 约翰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WhatistheRealMarxistTradition），首次出版于1983年，其后以小册子形式和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和翻译。在这文章，他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卢森堡和葛兰西的经典革命马克思主义及其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概念，与被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扭曲和腐蚀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但约翰并不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正统的阐释者。1983年，在《列夫·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LeonTrotsky’sTheoryofRevolution）一书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弱点，但也视他为伟大英雄。同样，作为一名激进分子，他的实践从来都不是未经思索或机械的。约翰大体上同意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层在英国和国际局势的曲折中所采取的建党方法。 与此同时，当他认为我们做错了，特别是在我们如何进行党内辩论时，他不怕批评我们，甚至挑战我们。但是，当我们帮助发起的“尊重”（Respect）激进左翼联盟在2007年至2008年陷入危机时，约翰突然站出来为社会主义工人党辩护。他说，这是一个阶级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得更加广泛和富有创造性。得益于他毕生对绘画的热爱，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方法越来越感兴趣。他在2020年的《艺术辩证法》（TheDialecticsofArt）中提出了他对艺术的概念，即“由不异化的人类劳动生产的作品，其特点是形式和内容的融合或统一”。他对细节的关注从未忽略历史背景并给予个别艺术家比如伦勃朗（Rembrandt）非常高的评价。 约翰总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1992年开始，他在朴茨茅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担任讲师，启发了学生们自己的艺术思考和创作。2007-2010年，他在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节”（MarxismFestival）上组织了“视觉中的左派”艺术展览。 2010年，约翰退休，搬到爱尔兰与他的伴侣玛丽·史密斯（MarySmith）在一起。他投身于都柏林的政治活动，并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领导层，其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人民高于利润联盟”（PeoplebeforeProfitcoalition）的驱动力量。 他一如既往地忙碌，是社会主义工人网络理论杂志《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评论》（IrishMarxistReview）的编辑，也是国际社会主义倾向协调组织（InternationalSocialistTendency）的成员。但约翰最大的努力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回应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加速破坏。 我们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既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也是对革命最大的促进因素。这种关注反映在约翰最终的《社会主义与革命著作选集》（SelectedWritingsonSocialismandRevolution，2022年出版）中。他发起了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网络（GlobalEcosocialistNetwork），以协调和加强对这一人类生存危机的反资本主义的回应。 我和约翰最接近的一次休息时间是2009年，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巴西尼特罗伊（Niteroi）举行的一个会议。约翰住在里约热内卢，在海湾的另一边。在里约热内卢地区转转并不容易，所以约翰不得不经常奔波。但他总是充满活力、问题、争论、好奇心和同志情谊。他和一名巴西学生成为了朋友，这名学生邀请他去他们住的贫民窟拜访他们的家人。 人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为自己所采用的座右铭用在约翰身上——“人类之事我都关心。”（Nothinghumanisalientome）（编按：或译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1卷下的附录部份，马克思的〈自白〉。）但现在，这种不间断的活动已经止息了。我向约翰的伴侣玛丽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孩子莎拉（Sara）和杰克（Jack），孙子和曾孙，以及他在爱尔兰、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同志和朋友们表示慰问。 2022年12月12日
二十七、八·一九政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七、八·一九政变 27.1政变前夕的政局 27.28月18至19日 27.38月20日 27.48月21日 27.58月22至24日 27.6为什么会发生政变？ 27.7政变失败的原因 政变前夕的政局 上文分析，1990年底，戈尔巴乔夫节节向保守力量（包括保守派及保守改革派）作出让步。从该年11月7日克拉夫珍科高出掌国家电视台开始，多名保守分子陆续上台，计有，普戈、基罗莫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奥尔洛夫。1991年1月，在戈同意或默许下，武装部队在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展开行动。 1991年3、4月的工潮令保守势力稍为收敛。工潮亦促使戈重新向激进派和加盟共和国分裂力量倾斜。这个发展令保守势力再次蠢蠢欲动。6月18日，帕夫洛夫企图向戈尔巴乔夫夺权，但无功而退。 7月19日，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将于29日与立陶宛签署协约，保障双方公民在对方境内的权利。[168]20日，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身份发出指令，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辖下的企业、政府机关及其他行政单位内进行活动，14日内生效。[169]22日，俄罗斯共产党发言人称叶的法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170] 2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在头版刊载一篇题为《向人民进一言》（“AWORDTOTHEPEOPLE”）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深信陆军和海军……将能避免自相残杀的战争和祖国的分裂，并将是安全的保证，以及社会上健康力量的基础。”[171] 声明提到： “我们偌大的祖国通过历史落到我们手上，现在正在走向灭亡、一直往漆黑和虚无下沉。让我们成立一个全民的爱国运动，让每人都以他的意思和影响力拯救国家。”[172] 声明又问道： “我们怎会让那些不爱这个国家的人统治我们？他们只会乞怜于域外的人。”[173] 显而易见，声明所针对的不仅是叶利钦一派，戈尔巴乔夫也被包括在内（按：戈于7月中旬前赴伦敦向七国高峰会乞怜，却几乎空手而回；再者，“九加一”协议实际上是让中央集权的旧苏联解体）。 声明联署人共十二个，包括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兼副国防部长华·华尔兰力科夫将军（VALENTINVARENNIKOV）、基罗莫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苏共掌管产军综合体的最高负责人[174]奥·巴克拉诺夫（OLEGBAKLANOV）、苏联农会主席斯塔罗杜布和夫（V.STARODUBTSEV）、苏联国营工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及通讯业协会会长季兹亚科夫（A.TIZYAKOV）等。[175] 上述最后三人均为政变紧急委员会成员；华尔兰力科夫亦有参与策划政变——8月18日前往克里米亚向戈尔巴乔夫“摊牌”的一干人等中包括他在内。至于副内政部长基罗莫夫，政变前，大部份西方分析家都认为他是最有能力发动政变的人物。他在政变的角色有待日后査证。[176] 24日，苏共政治局发表声明，批评叶20日的法令违反《宪法》，要求政府把它推翻。该日，亚美尼亚宣布加入“九加一”谈判，一改之前决意闹独立的态度。[177] 25日，苏共召开中全会，戈向会议提交一份新党纲草案，要求11月至12月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表决。戈向会议指出，过去两年来，共有420万人退党（约占党员人数五分一），不修订党纲，便很难挽回这个趋势。[178] 草案宣布放弃已经“过时”的阶级斗争论；放弃“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认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除“马克思主义”外，还包括如人道主义的其他观念。指出极权制度扭曲了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努力；国家对产业的垄断、官僚化的政权、“马克思主义”唯我独专、政府不容忍民主改革，遏制了人民的创造力。草案主张经济自由；支持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并存的混合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与国家管理分开”（即放弃计划经济）。共产党需要为它的政策在国会进行斗争（即放弃一党专政）。信仰自由应该获得尊重。[179]一句话，草案实际上建议党奉行社会民主路线。 会议前，一般预料会有激烈辩论。但出乎意料，保守势力三缄其口，态度温和。一般估计，它们留待代表大会才与戈派一决雌雄。 对于叶利钦20日的法令，与会代表则群起而攻之。26日，戈向会议表示会运用总统行政命令把该法令取消。会议成立专责委员会草拟决议案谴责法令。[180] 26日，总统顾问亚科夫列夫向戈请辞。亚较早之前于6月联同谢雅尔德纳泽、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RUTSKOI）、波波夫、索布恰克、沙塔林、戈尔巴乔夫顾问尼·彼得科夫（NIKOLAIPETRAKOV）、曾为安德罗波夫助手的戈尔巴乔夫顾问亚·戈尔斯基（ARKADYVOLSKY）、西拉耶夫等人，成立“民主改革运动”，打算建立一个新政党。[181] 27日，宪法审查委员会主席呼吁叶利钦自行把20日的法令废除，否则委员会便要就法令进行审查；表示他个人认为法令违反《宪法》。[182] 28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NAZARBAYEV）会谈七小时，终于就联盟政府税收问题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联盟政府没有独立征税权，财政收入依靠加盟共和国上缴本地税收其中一部份，比率经协商决定。[183] 30日，俄罗斯与立陶宛签署条约，承认立为独立国家。[184]同日，美苏高峰会在莫斯科召开，布什宣布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185]（按：其实，美苏贸易额很低，现每年约为11亿美元，最惠国待遇对苏裨益不大。） 31日凌晨，立陶宛与白俄罗斯边界关卡发生冲突，七名立陶宛守卫死亡，一人重伤。一般认为，事件是武装部队强硬派的一个举动，为使该日签署的美苏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蒙上阴影。 8月2日至3日，俄罗斯人大中的“共产党人民主派”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186] 5日，叶利钦新闻秘书宣布禁制共产党在企业、机关进行活动的法令年底才执行。[187] 6日，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辞职。[188]（按：笔者从手头上掌握到的资料无法确定这名强硬分子辞职的因由。） 8日，《真理报》刊载一份党纲草案，内容比戈尔巴乔夫7月提交中全会的草案远较“保守”。戈草案所废除了的字眼如“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全部重新出现。《真理报》对为什么作出修改、修改经由谁人批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189] 13日，帕夫洛夫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除非在新联盟条约底下，中央对经济维持控制能力，否则国家将出现权力真空状态。[190]（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鸟兹别克将于8月20日率先签署条约。） 15日，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把政治局委员亚科夫列夫开除出党。两星期前，亚公开表示苏联面临的危机显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191] 16日，军方《红星报》发表文章，呼吁共产党党员紧密团结，捍卫“社会主义”和国家完整。文章说： “作为苏联公民及共产党员的责任是……责无旁贷地确认列宁思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武装部队始终是我们独立权力的捍卫者……许多事情需要依赖军中的共产党，那包括国家及军队的尊严，以及维系一支“独立和团结”的的武装部队，让戈尔巴乔夫和最高苏维埃有所凭藉，维护国防。”[192] 文章又针对叶利钦限制共党活动的法令说： “反共势力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共产党员的责任是维护及巩固共党组织在军队及合作社的领导角色……。”[193] 第廿六章分析，戈尔巴乔夫1991年春之后重新向俄罗斯集团倾斜，促使保守改革派和保守派更进一步团结起来。帕夫洛夫6月18日的夺权企图失败，没有令保守势力气馁。《向人民进一言》的“我们怎会让那些不爱这个国家的人统治我们？”这句说话，显示夺取政权仍然在保守势力的议事日程上。 戈7月26日向中全会提交的新党纲草案宣布要放弃计划经济，直指保守改革派所代表的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要害。7月28日，戈继同意把国家财产转给共和国后，又把中央财政的税收权力彻底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直接危害上述阶级和产军综合体的利益。叶利钦7月20日甚嚣尘上的、咄咄进迫的法令更加火上加油。这些发展把保守势力逼向死角。《真理报》8月8日刊载新党纲草案修订稿；帕夫洛夫15日表示有需要保留联盟政府的经济控制权；《红星报》16日发出呼吁，这一连串举动显示保守势力没有预备坐以待毙。剑拔弩张的形势一触即发。 8月4日，戈尔巴乔夫往克里米亚渡假，打算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签署新联盟条约。保守势力上述8日至16日的动作有否令他警惕昵？事后看来，保守势力决定在19日戈返回莫斯科签署新联盟条约前夕策动政变，时间的选择极为合理。 8月18至19日 8月18日16时50分[194]，总统卫士长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由克格勃行政主管尤·狄汉诺夫（YURITIKHANOV）、华尔兰力科夫、巴克拉诺夫和戈尔巴乔夫幕僚长尤·波尔丁（YURIBOLDIN）率领的一干人等要求与戈见面。[195]戈未及响应前，来人已擅自闯进。他们向戈表明来意，要求戈签署总统行政命令，把权力转交副总统亚纳耶夫，但被戈拒绝。戈于是被软禁在克里米亚，直到政变流产为止。 19日清晨6时18分，塔斯社公报戈尔巴乔夫因患病经已辞职，由亚纳耶夫执行总统职务。[196]7时15分，塔斯社宣布根据苏联《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代总统亚纳耶夫发出命令，在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六个月。这六个月期间，一个八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197]该八人为：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亚佐夫、普戈、克留奇科夫、斯塔罗杜布和夫和季兹亚科夫。值得留意，八人均为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产军综合体的利益代表。 八人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声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指出“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面临着致命的危险”，国内“出现了以毁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为方针的极端主义者势力”。“苏联日益加深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已破坏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198] 《告人民书》表示八人委员会“拥护真正的民主进程，拥护彻底的、使我们祖国走向革新、使祖国经济和社会繁荣的改革政策，只有这种繁荣才能使祖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199] 对于西方国家给予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告人民书》表示不能接受：国际上，有人“提出要改变我们的边界，甚至肢解苏联，对苏联某些设施和地区实行国际庇护……永远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我们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200] 亚纳耶夫再以代总统身份发表声明，解释实行紧急状态是为了给改革创造条件： “这些措施并不表示放弃……改革路线。这些措施迫不得已，是为了生死攸关的需要，以挽救陷于崩溃的经济，挽救国家于饥饿之中，阻止大规模的国内冲突升级的威胁……它是为肃清违反宪法、难以管治，和在苏联某些地区本质是犯罪的兵团，散播精神和物质的恐惧以催化分裂的进程。全部一系列措施旨在……使社会经济生活正常……〔为〕改革创造条件。”[201] 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三人又联署另一份声明，强调实行紧急状态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202] 上午10时，装甲运兵车开入莫斯科市中心，驶往俄罗斯议会大楼。[203]11时41分[204]，八人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命令，十六点内容包括：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否则由八人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接管；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权组织、管理机关、军事组织必须立刻改组，它们所发出的法令、命令一律无效；马上终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团活动，立刻交出所有非法武器；禁止集会、游行，必要时实施宵禁；对新闻实行监督，只容许《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星报》、《劳动报》、《工人论坛报》、《农村生活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九份报章继续出版。莫斯科电台（RADIOMOSCOW）、俄罗斯电视台和莫斯科“回声”电台（MOSCOWECHORADIO）全部关闭。[205] 较早之前，叶利钦抵达俄罗斯议会大楼，会见西方记者和一些外国使节。[206]叶的盟友、智囊、助手亦先后抵达。11时46分，叶在数名助手倍同下，步出议会大楼，走近一辆装甲运兵车（一些报导说是坦克），与运兵车指挥握手（士兵显然没有接到任何对付叶的命令），跟着踏上运兵车，宣读一份由他、西拉耶夫等人联署的声明。声明指出叶利钦曾于16日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当时戈的健康情况良好；谴责八人委员会的成立属于一场非法的政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及呼吁工人进行无限期罢工。[207]叶利钦宣读声明时，聚集在议会大楼前的群众不足二百人；西方记者进行采访完全没有遭遇任何阻挠。 中午时份，坦克开抵议会大楼前。14时，坦克在《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报》（MOSCOWNEWS，持激进改革派立场）和塔斯社外驻守。[208]由于《消息报》编缉拒绝刊载叶利钦等人的声明，报社印刷工人实行罢印，令报章当日下午脱版。[209] 17时11分，叶利钦宣布：21日星期三召开俄罗斯人大会议；他已接管俄罗斯境内“所有苏联行政机关”，包括克格勃、内政部在内。并下令所有参加政变的军队及克格勃单位马上撤回营地。[210] 17时26分，亚纳耶夫下令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施紧急状态。[211]八人委员会中六人（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除外）召开新闻发布会。[212]会上，亚纳耶夫表示：八人委员会将继续推行民主及市场化改革；委员会已和九个加盟共和国取得联络，得到它们压倒性拥护；戈尔巴乔夫停职完全符合苏联《宪法》规定，国会将于27日召开加以追认；不会放弃制订新联盟条约，但人民应该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普戈强调打击罪行的急切性。季兹亚科夫表示：“我们自然不会放弃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但指出改革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实行时，必须要有条理。[213] 该日，八人委员会发表卢基扬诺夫一份文件，文件表示原定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愿，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214]据卢后来向国会解释，该份文件签署日期为8月16日，所反映的是国会本身的意见，与政变完全无关。[215] 傍晚时分，聚集在俄罗斯议会大楼外的群众增加到约5,000人。一些人在通往大楼的马路上筑起路障，军队没有加以阻止。[216] 较早之前，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域·萨姆索诺夫中将（VIKTOR（一说ALEXANDER）SAMSONOV）在列宁格勒电视台宣布，八人委员会授权他接管列宁格勒，所有罢工一律禁止。[217] 晚上，塔斯社和电视晚间新闻节目VREMYA就叶利钦的抗争、罢工号召加以如实报导。[218] 根据事后报导，部长会议于19日召开秘密会议，其中化学工业部部长、民航部部长等人表示拥护八人委员会。[219] 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库兹明（KDZMIN）通知波罗的海三国，八人委员会授权他接管三国。伞兵部队登陆爱沙尼亚，军舰把爱首府塔林港口封锁。在维尔纽斯，四辆装甲运兵车于下午12时50分占据通讯部。内政部特种部队占据电话机楼，但没有切断连接莫斯科的电话线路。兰斯布尔吉斯透过未被占据的电台呼吁市民进行和平的不合作抗争。伞兵部队在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占据电视台及电台，停止电台广播。[220] 乌克兰议会主席/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KRAVCHUK）呼吁人民保持安定，敦促工人不要进行罢工。[221]据报导，叶利钦曾要求克谴责八人委员会，但被拒绝。[222]据事后报导，克与八人委员会取得妥协，以不作出谴责作为委员会不在乌克兰实施紧急状态的交换条件。[223] 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亚呼吁人民保持安定。[224] 亚纳耶夫发表《致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公开函件，表示希望他们对苏联所采取的临时性紧急措施给予“应有的理解”；这些措施“绝不涉及苏联按照现行条约和协议承担的国际义务”；苏联今后“仍准备在睦邻、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公认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各国关系”。[225] 亚纳耶夫又特别致函德国总理科尔，指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康服，表示希望他能早日恢复职务。[226] 苏联军方发言人表示，苏联将按照原定安排撤走驻守前东德的驻军。[227] 西方国家对政变的反应大致分为两大类。美、英等采取对抗性的立场。布什最初只宣布冻结经济援助和表示美苏关系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但稍后表示不承认政变，要求恢复戈尔巴乔夫职务。英相梅杰（香港泽作马卓安）谴责政变违反苏联《宪法》，宣布冻结五千万英镑的技术援助。加拿大跟随英、美宣布冻结经援。戴卓尔呼吁苏联人上街反抗；在戈尔巴乔夫复职前，西方国家应马上冻结削减国防开支。以援助苏联最多的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的反应比较谨慎。德国总理科尔表示关注戈尔巴乔夫的安危。密特朗要求八人委员会保证戈、叶的人身安全及自由。法国外交部表示倘若戈尔巴乔夫不能复职，那将是“一件大事”。比利时外长表示“焦虑”。意大利表示“关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表示事件“令人感到非常忧虑”。北约宣布21日召开紧急外长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表示“感到非常吃惊”。日本“希望苏联改革不会受影响”。[228] 8月20日 凌晨，19日被派遣进入莫斯科的KANTEMIROVSKAYA装甲师中十辆坦克宣布支持叶利钦。[229]据叶利钦事后宣称，另一支TAMANSKAYA装甲师的部兵团亦变节而改投他的阵营。[230]据另一项报导，变节的还包括19日被派往莫斯科的TULSKAYA伞兵师。[231]事后披露，国防部伞兵部队司令柏·格拉乔夫（PAVELGRACHEV）少将拒绝接受八人委员会进攻议会大楼的命令。[232] 早上，聚集在俄罗斯议会大楼前的群众约五万人。[233]外长别斯梅特内赫到外交部上班，声称患病，请假两天。[234]市民到国营商品购物时发觉长时间以来短缺的商品突然再度出现。[235]显然，八人委员会下令把存货发售，以换取市民支持。 西伯利亚全国最大煤矿区库尔巴斯约半数煤矿（26个）进行罢工，抗议政变。澳尔库塔市（VORKUTA）13个矿场中5个加入罢工行列。远东区库兹涅茨克盆地101个矿场中20个停工。但举足轻重的西伯利亚秋明油田（TYUMEN）没有参加罢工。莫斯科及列宁格勒均没有发生罢工。[236] 正午时份，叶利钦一干人等在俄罗斯议会大楼露台向聚集在大楼前面的150,000群众（一说100,000）发表讲话。[237]叶要求三天之内由外国医生为戈尔巴乔夫检查身体。[238]谢雅尔德纳泽表示倘使政变成功，“这是内战的开始。这是和平共存的终结和新一轮军备竞赛及冷战的开始”。[239]列宁格勒约100,000人在皇宫广场举行集会。[240] 下午，叶利钦在议会大楼内与英相梅杰及戴卓尔通电话。戴接纳叶的邀请，尽快成立一个由医生及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代表团，由她率领前往克里米亚替戈尔巴乔夫检查健康。[241]俄罗斯东正教主教阿纳塞（ALEXEI）宣布支持叶利钦，要求八人委员会容许戈尔巴乔夫向人民发表讲话。[242] 日落时份，约20,000人留守俄罗斯议会大楼外。[243]晚上，在议会大楼一英哩范围内包围大楼的坦克为数约100架。“回声”电台报导，军方已发出通知，要求马上把路障拆除，否则便展开进攻。[244]布什与叶利钦通电话，重申美国要求戈尔巴乔夫复职和给予他支持。[245] 20时51分，“回声”电台转播叶利钦寻求人民支持的呼愿。[246]21时32分，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KALININ）在电视台宣布莫斯科由23时到21日凌晨5时实施宵禁。[247]36分，国家电视台宣布帕夫洛夫19日早上因高血压患病，在医院留医。大约于同一时间，有消息说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已辞去八人委员会职位。[248]22时54分，政治局委员米·梳尔科夫（MIK-HAILSURKOV）否认亚佐夫已辞职。[249] 20日晚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人大将于21日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八人委员会在政变公布前没有逮捕叶利钦等人已经是一大失着。虽则如此，他们现在仍有机会先发制人赶及在星期三清晨前向俄罗斯议会大楼发动攻击。一般估计，最有效的进攻办法是空降精锐部队到大楼天台。 叶利钦一干人等当然明白上述危险的存在。20日深夜，叶得力助手干·波尔伯利兹（GENNADIBURBULIS）致电克留奇科夫，询问克是否打算进攻大楼。[250] 20早上，苏联部队占据里加（RIGA）电台及中央电话机楼。[251]拉脱维亚国会宣布将于21日正式脱离苏联独立。[252]坦克集结在爱沙尼亚首府塔林市郊。[253]市民在电台及电视台外筑起路障。[254]在维尔纽斯，包围国会大楼的80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撤退到市北郊区。[255] 摩尔达维亚400,000人在首府基辛尼尔夫（KISHINIEV）示威。[256]总统梅·史尼戈尔（MIRCEASNEGUR）拒绝承认八人委员会。[257]总理华·梅纳夫斯基（VALERIUMURAVSKI）宣布八人委员会批准继续出版的九份报章一律禁止出版。[258] 18时24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八人委员会不合法，委员会的成立践踏加盟共和国的权利。[259]但纳呼吁人民不要罢工。[260] 20时51分，乌克兰议会主席/总统克拉夫丘克改变早一日的立场，宣布不接受八人委员会的命令。[261] 西方国家经过一日磋商后，立场趋向于统一。欧洲议会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指政变“违反（苏联）宪法”、违反赫尔辛基条约（HELSINKIFINALACT）和违反巴黎宪章；要求恢复戈尔巴乔夫职务。会议还决定星期五派遣高层代表团就戈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中断给予苏联的85.4亿美元援助。[262]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表示考虑跟随西方国家终止对苏联的援助。[263]布什宣布刚一履新的新任美国驻苏大使罗·史特劳斯（ROBERTSTRAUSS）将照原定安排前赴莫斯科，但其任务是就局势进行观察；史不会向八人委员会递交委任证明文件。[264]晚上，密特朗在电视发表讲话，依然维持较谨慎的态度，指“现在就苏联前景作出预测为时过早”。记者追问下，他才表示当然对“政变”加以“谴责”。[265]德国亦改变早一日的立场，要求戈尔巴乔夫复职。[266]梅杰、戴卓尔、布什继续与叶利钦保持联络。 8月21日 20日子夜时份，驻守俄罗斯议会大楼外围其中部份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开始有所行动，试图越过路障。 21日零时32分，一名市民被一辆装甲运兵车辗过，当场毙命。1时正，一队装甲车队被困在一条隧道之内。1时30分，KANTEMIROVSKAYA及TAMANSKAYA两个装甲师撤离市中心，只余下SPETSNAZ师和克格勃部队。42分，一辆装甲运兵车着火焚烧。2时正，两辆装甲运兵车发生爆炸，一名市民被击毙，另一名被运兵车压死。5时正，经30名俄罗斯人大代表斡旋后，开往莫斯科增援的克格勃VITEBSK师同意不进城。据报导，其中9辆装甲运兵车实时向代表们投降。[267]BRYANSK、OREL及VLADIMIR军校领导干部决定支持叶利钦，立刻前往议会大楼参加防御工作。[268]5时25分，波尔伯利兹再致电克留奇科夫。克向波表示不会进攻议会大楼，对波说“你们可以安心睡觉”。[269]8时，俄罗斯议会国防委员会宣布危险已过。[270] 根据叶利钦事后透露，克格勃反恐布主义精锐部队ALPHAGROUP（曾参加1991年1月13日占据维尔纽斯电视大楼行动）接到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的命令。但部队20名指挥官拒绝执行命令。行动因此而数度延迟，先由20日18时推迟至20时，复至22时、21日1时及3时。[271] 据ALPHAGROUP两名副司令员米·戈罗维多夫（MIKHAILGOLOVATOV）和施·干查洛夫（SERGEIGONCHAROV）说，接到命令后，司令召集全体队员举行会议，一致反对执行命令。戈、干表示，倘若部队决定执行命令，它可于廿分钟内完成任务。[272] 5时40分，克格勃否认克留奇科夫经已正式辞职。[273]早上，苏共副总书记伊华殊高要求与戈尔巴乔夫见面。[274]正午，远东甘察卡（KAMCHATKA）核子潜艇司令费拉耶夫（FALEYEV）宣布支持俄罗斯联邦。[275] 下午，俄罗斯人大特别紧急会议召开，出席人数不足法定的144人。[276]叶利钦告诉代表克留奇科夫表示愿意与叶一起带同医生前往克里米亚探望戈尔巴乔夫。会议决定接纳提议，但成立特别小组代替叶利钦前往。[277]14时15分，叶利钦再通告会议八人委员会成员正在莫斯科机场企图逃走。[278]15时，莫斯科解除宵禁。[279]16时20分，国防部下令所有部队马上撤返营地。据后来报导，命令由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发出。[280] 16时59分，塔斯社报导八人委员会解散。[281]17时24分，苏联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说八人委员会经已解散，其中两人正在前赴克里米亚途中。[282]事后报导，正确人数为四个，包括亚佐夫及克留奇科夫。[283]18时54分，叶利钦宣布他已接管苏联武装部队。[284]19时14分，苏联国会主席团宣布八人委员会把戈尔巴乔夫免职属于非法；所有委员会的法令均属无效；戈尔巴乔夫已恢复职务。[285]塔斯社宣布政变发起人将被检控。苏共政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即将召开中全会；党会继续走改革道路。[286] 21日零时10分，爱沙尼亚正式宣布独立。[287]5时40分，维尔纽斯电台被苏军占据。[288]爱沙尼亚电台及电视台亦被占据，所有广播8时中断。[289]13时40分，攻击拉脱维亚议会大楼的行动突然中断。[290]晩上，部队从维尔纽斯电话机楼及电视台撤出，再撤离市中心。[291]政变失败消息传出后，拉脱维亚马上宣布上独立。[292] 北约外长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俄罗斯外长安·柯斯尼夫（ANDREIKOZYREV）前赴布鲁塞尔，与贝克会面。[293]但会议的讨论不能追上苏联局势的戏剧性发展。 8月22至24日 22日早上7时19分，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西拉耶夫及克留奇科夫陪同下，离开克里米亚。[294] 10时至13时30分，100,000人在俄罗斯议会大楼前举行胜利集会。群众挥舞俄罗斯红白蓝旗；高喊口号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295]戈尔巴乔夫抵达莫斯科立刻表示，他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会致力于改革共产党。18时15分，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他说：“我觉得社会主义是正确的”。[296]戈任命副内政部长瓦·特鲁欣（VASILYTRUSHIN）、克格勃副主席列·舍巴尔申（LEONIDSHEBARSHIN）及副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米·莫伊谢耶夫大将（MIKHAILMOISEYEV）（其政变期间在克里米亚渡假）接替普戈、克留奇科夫及亚佐夫。 立陶宛宣布取缔共产党，以及把它的财产及档案、数据充公。叶利钦下令解散俄罗斯境内武装部队的共产党组织。[297]《消息报》宣布撤换总编辑。[298] 23日，戈尔巴乔夫与九个加盟共和国领袖举行会谈。会谈后，戈向俄罗斯国会发表讲话，宣布由前俄罗斯内政部长域·巴兰尼科夫（VIKTORBARANNIKOV）、巴卡京及空军司令耶·沙波什尼科夫将军（YEVGENYSHAPOSHNIKOV）代替特鲁欣、舍巴尔申及其伊谢耶夫。三个调动都是应叶利钦的要求作出的。戈并同意撤换整个联盟政府部长会议。 国会会议上，叶利钦得势不饶人，即席签署法令禁制俄罗斯共产党活动。戈表示反对，拒绝在法令上加签他的名字。15时，莫斯科市议会把苏共及俄共所有办事处封锁，全部财产收归俄罗斯所有。 叶利钦公布他早一日已签署法令，禁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及《列宁旗帜报》出版，以及把各报的财产充公。塔斯社首脑里·史别列当诺夫（LEVSPIRIDONOV）被撤职。《真理报》23日版把“苏共中委会机关报”副题删除，以“苏共政治报章”（GENERALPOLITICALNEWSPAPER）代替。[299] 乌兹别克总统伊·卡里莫夫（ISLAMKARIMOV）、纳扎尔巴耶夫及摩尔达维亚共党领袖先后退出苏共。拉脱维亚禁制共党活动，把它所有财产及档案充公。 24日，《真理报》脱版。[300]晚间新闻节目VREMYA宣读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位的声明。戈在声明还说中委会应该自行解散。节目亦宣读了中委会的声明。声明表示苏共愿意承担政变的“道义责任”。 克拉夫丘克宣布退出苏共政治局及中委会。乌克兰国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摩尔达维亚取缔共产党。[301] 戈尔巴乔夫任命西拉耶夫出掌临时治理经济委员会，直至新联盟政府成立为止。 为甚么会发生政变？ 1989年8月，雅鲁泽尔斯基提名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波兰总理，组织团结工会政府。10月7日，匈共为迎接1990年春的多党制选举自行解散，成立社会党。这些划时代的转变都没有触发政变。相反，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打算于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前夕，苏联发生了八·一九政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分别？ 在分析波兰变局时，我们论述了1981年和1988-89年的分别。经过波兰社会生产关系在八十年代的急剧变化后，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共主流派的阶级属性起了根本上的转变。圆桌会议协议体现了波兰新兴干部阶级的利益。虽然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与原定计划有所偏差，但因此而推翻圆桌会议协议对新兴干部阶级会更为不利（因为这会导致波兰的西方债权人马上把波兰“清盘”）。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加上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不断削弱波共中抱残守缺的死硬派在党政军企内的社会基础。基于以上因素，波兰1989年没有发生政变是符合逻辑的。 匈牙利的情况大同小异。这点上文已有所分析，无需在此再次赘述。 反观苏联的情况，经改至今仍未真正起步，新兴干部阶级没有形成，联盟政府的阶级属性维持不变。但“开放”、“重整”和新东欧政策加剧苏联社会的崩溃；共和国本位既得利益集团（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主）向联盟政府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原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成两个敌对的集团。跟波兰和匈牙利不同，这两个集团旗鼓相当，实力较为接近。1990年以来，两个集团已几番较量（“倒阁风”、1991年1月波罗的海事件、帕夫洛夫六·一八夺权举动）。戈尔巴乔夫三、四月工潮后全面向共和国本位利益集团倾斜，对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产军综合体非常不利。新联盟条约的签订将更加置它们于劣势。 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自动和平地放弃它的统治。在分析波兰和匈牙利变局时，我们论证了这两个变局没有推翻以上定律。苏联保守势力发动八·一九政变，再一次为这个历史定律提供了验证。 不首先从波兰、匈牙利、苏联三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着手，分析三国政权的阶级属性的转变（或基本上维持不变），探讨原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化，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波兰和匈牙利在面对比苏联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更为深刻的转变之下，依然能够顺利过渡，而苏联则相反发生八·一九政变。 政变失败的原因 有一种意见认为，政变失败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是光明战胜黑暗、理性战胜非理性。关于“光明”、“黑暗”、“理性”、“非理性”这些范畴的科学价值，笔者已多番提及，无需在此再费笔墨。 至于人民力量，很可惜，这又是一个神话。布什、戴卓尔等渲染这个神话，因为他们希望人们拥护最亲西方的叶利钦集团。我们要打破这个神话，因为我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揭穿叶利钦集团的真正阶级属性。 8月19日晚上（香港时间，莫斯科时间为下午），笔者与一位来自内地的民运朋友讨论政变，谈到叶利钦所发出的罢工呼吁。笔者指出，虽然叶表面上有着民粹主义煽动家的形象，但劳动群众对他的真正阶级利益属性是有所警觉的。当然，他在俄罗斯总统选举赢得超过半数选票。但在选举中因对手弱（雷日科夫执政以来没有建树；1990年以来的经济崩溃虽然不应归咎他，但人们仍然会“入他的数”）而投叶利钦票是一回事；在政变环境下奋起反抗完全是另一回事。要一个阶级集体起来面对枪炮，除非这个阶级对发出号召的人的阶级属性有十足信心，否则很难成事。很多任务人都意识到，叶利钦鼓吹的经改方案底下，工人将会成为牺牲品。1991年7月间，一间美国新闻机构进行一项民意调查，五成被访者赞成维持“社会主义”（即反对激进市场化改革）。况且，很多任务人亦意识到，社会混乱是经济崩溃的主因，而叶利钦方案底下，社会混乱只会加剧。 基于上述，笔者当时估计，罢工号召的反应会冷淡。事态的发展亦确实如笔者所预料。虽然塔斯社和电视晚间新闻节目均对号召加以如实报导，莫斯科、列宁格勃等主要城市均没有发生罢工。政变期间，一个莫斯科车间工会代表接受访问时，对西方记者表示，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他会遵守八人委员会的命令。[302]根据西方记者报导，守卫议会大楼及参加9月20日150,000人集会的群众很多都是年青人。[303]唯一具规模的罢工发生在西伯利亚的煤矿场，但距离总罢工水平很远。据事后报导，煤矿工会领袖能够在俄罗斯议会大楼内用电话组织罢工。[304]5月煤矿工潮获得解决，戈尔巴乔夫同意矿场外汇留成八成半，为叶利钦与煤矿之间建立起良好关系。所以，煤矿成为响应罢工号召的唯一队伍，不难理解。 8月20日参加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集会的群众先后有150,000和100,000人。与中国八九民运五·一七及五·一八连续两日超过二百万人游行示威，上述数目显然小巫见大巫。声势浩大的北京群众况且未能迫令李鹏下台，莫斯科那150,000人所能发挥到的作用有多大，不言而喻。 8月20日晚间留守在俄罗斯议会大楼外的群众不足二万。（留守列宁格勒市议会外约五千人。[305]）这些人的勇气当然十分值得我们敬佩。子夜时份，一些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试图越过路障，群众义无反顾、慷慨赴死加以阻截的英勇行动，不禁令我们想起六四的烈士。据报导，三名群众壮烈牺牲后，坦克部队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把所有行动终止。[306]笔者暂时无法从其他资料来源证实这项报导的准确性。但即使以上报导无误，也不能引伸说政变的失败出于群众的反抗。 其实，试图冲破路障的装甲部队的目的是否要进攻议会大楼，似乎还是一个疑问。据报导，那些路障其实并不是放置在引向议会大楼的马路上。[307]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有限资料，肯定有接到命令进攻大楼的部队是克格勃的ALPHAGROUP和国防部伞兵部队。如前所述，这些部队在接到命令后都决定变节。 假使八人委员会决心要逮捕叶利钦，他们不用等待到8月20日晚/21日凌晨。8月19日叶在装甲运兵车宣读声明时，议会大楼前的群众少于200人，议会大楼完全没有防御，路障仍未出现（群众晚上才开始筑路障）。[308]当时要拘捕他实易如反掌。其实，8月19日清晨宣布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前就把叶利钦拘捕，更为上策。据一项报导，8月19日早上，克格勃人员确有尝试逮捕叶利钦，但迟了40分钟才抵达叶在莫斯科郊外的渡假屋（叶当时正在渡假）。[309]无论这项报导是否准确（笔者持有怀疑态度），有一点是肯定的，政变的策划完全不合格。倘使叶利钦一早便就逮，就不致出现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的需要。鉴于此，认为8月21日凌晨阻截装甲部队的群众打败政变显然不符合事实。 一些较为深刻的西方评论家亦指出，“人民力量”是一个神话，政变流产出于两个因素：策划上不够坚决；武装部队出现分裂。 1981年12月波兰实施军管。军管公布时，坦克已据守各主要建筑物、设施。数小时内，几乎所有团结工会领袖已成为阶下囚。所有通讯完全切断，新闻受到严格检查。 反观八·一九政变，政变公布后超过两小时，坦克、装甲运兵车才开进莫斯科。六小时后，装甲部队驶进市中心区，陷入挤塞的交通之中。红灯亮起时，车队竟然守秩序地停驶。[310] 据美国间谍卫星图片显示，8月19日早上，没有部队从外地调往莫斯科。派进莫斯科的部队是原先驻扎在市郊的部队。换句话，八人委员会并没有精心策划调派最忠心的部队执行任务。[311] 八人委员会宣布除九份报章外，其他出版一律禁制。但却没有派军队封锁被禁刊物的办事处。8月20日，数份被禁报章毫无禁忌地出版联刊。[312] 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据报导，克留奇科夫18日把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召往克里姆林宫商讨政变时，两人竟然醉意醺醺。[313] 一些评论认为八人委员会搞错了目标，不明白叶利钦而非戈尔巴乔夫才是他们心腹大患。这个看法所显示的并非八人委员会天真，而是论者自己幼稚。八人委员会当然明白拘捕叶利钦的重要性。据加里宁事后说，委员会要求他签署三十张空白的拘捕令，他照办。[314]但委员会没有使用过任何一张。为什么委员会不一早把叶利钦等人逮捕？为什么这场政变策划得如此轻心、不够果断、不够坚决？ 从头到尾，八人委员会都强调免除戈尔巴乔夫职务完全符合《宪法》。他们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作为委员会名义上领导，宣布会召开国会追认，都是为了替政变铺上“符合宪法”的面纱。既然“符合宪法”对他们那么重要，他们显然没有任何借口事先把叶利钦拘捕（事后则可指他违反紧急状态规定）。同理，他们没有切断国内或国外任何通讯，使叶利钦随时可与外国领袖联络；任由西方传媒就政变进行采访；没有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进行干扰[315]，令苏联人能随时收听到有关的报导，以上全部都是碍于“符合宪法”的考虑。塔斯社和电视晚间新闻节目转载叶利钦的号召亦是为了表示“事态正常”。政变策划上和执行上不够坚决皆缘于这种“符合宪法”和“事态正常”的考虑。较为深刻的西方分析家都看出这是八人委员会的致命弱点。为什么委员会要强调“符合宪法”和“事态正常”？ 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所赐，苏联经济1990年开始全面崩溃，加上东欧投奔西方集团，苏联经济上任由西方主宰成为无从逃避的命运。保守势力亦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短期内，通过紧急状态的实施，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苏联经济可以争取到短暂的喘息空间。再者，短期而言，西方国家宣布冻结经援对苏联的影响不大，因为它们所已经承诺提供的数目微不足道。[316]但中期而言，西方的援助是不能缺少的。八人委员会知道，倘若他们采取果断、坚决的手法，纵使他们能完全控制国内局势，西方国家必定实行长期全面制裁，他们中期而言亦无法越过经济这个关口。碍于这个考虑，他们强调“符合宪法”和“事态正常”，希望可以两全其美，既能控制国内局势，亦可避免西方全面制裁。 世事显然不会那么理想。“两全其美”的奢想终于换来顾此失彼，委员会既赢不到西方国家的“理解”，亦无法控制国内局势。历史往往是讽刺的。戈尔巴乔夫事后说政变失败是他的政策令民主思想在苏联落地生根的结果。他这个讲法有一半说对了。他的政治生涯得以挽救确实兴他的政策有关。但那是由于他的政策把苏联经济弄至如今的地步。 保守势力所处于的矛盾困境给叶利钦制造了机会，但叶利钦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还要借助另一个因素。 政变之初，八人委员会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但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初衷，要对叶利钦采取行动。如前指出，8月20日晚/21日凌晨是关键时刻。所有数据显示，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的行动失败，主要出于武装部队内部分裂。 上文指出，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最有效的办法是空降精锐部队到大楼天台。事实上，叶利钦等人最担心的也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办法可以完全避开大楼前面的群众，而大楼本身的防御设施实际上形同虚设。如上文提及，伞兵部队司令员格拉乔夫拒绝接受八人委员会进攻议会大楼的命令（此所以TULSKAYA伞兵师变节）。甚至有一项未经证实的报导称，格拉乔夫因此于8月20日被捕。[317] 空降不成，克格勃精锐部队又拒绝执行进攻命令，终于，经过21日凌晨数小时的混乱后，克留奇科夫放弃进攻计划，告诉波尔贝理斯他们“可以安心睡觉”。 关于20日晚、21日凌晨各个部队的进退情况，我们现在所能掌握到的资料不多。但大致上，以上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 政变一开始，已经有武装部队将领拒绝支持八人委员会，或甚至投向叶利钦集团。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开始便站在八人委员会的对立位置。[318]政变后，叶利钦挑选他为国防部长当然事出有因。19日一日之内，包括莫斯科在内的11个俄罗斯城市的卫戌部队司令员表态支持叶利钦。[319]20日，俄罗斯克格勃最高层指挥官华·波里阿科夫将军（VLADIMIRPOLYAKOV）表示俄罗斯克格勃只承认叶利钦，而不承认克留奇科夫。[320]同日，苏联参谋部新星、地面部队将军康·科柏斯（KONSTANTINKOBETS）投向叶利钦阵营，表示部队没有义务接受八人委员会的命令。[321] 其他拒绝与八人委员会合作或支持叶利钦的武装部队将领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华·切尔维耶夫（VLADIMIRCHERNAY-EV）海军上将[322]；伏尔卡（VOLGA）军区司令阿·马加索夫将军（ALBERTMAKASHOV）[323]；甘察卡核子潜艇司令费拉耶夫；等。虽然列宁格勃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没有反对八人委员会，但他与索布恰克达成协议，不派军队进入列宁格勒市。[324] 支持八人委员会除陆军司令华尔兰力科夫外，还有加里宁、空防部队司令兼副国防部长伊·切狄亚克将军（IVANTRET-YAK）等。[325]据新任外交部长潘金称，别斯梅特内赫曾签署文件指示他服从八人委员会。[326]据报导，三十名驻外国大使支持政变。[327]潘金是唯一一个公开谴责政变的驻外国大使。[328] 加盟共和国方面，阿塞拜强总统阿·梅达里波夫（AYAZMUTALIBOV）公开支持政变。他说政变是“过去几年来为苏联带来混乱的政策的自然结果”。[329]乌兹别克也支持八人委员会。[330]公开反对政变的有（不计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吉尔吉斯[331]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19日拒绝谴责八人委员会，但20日改变态度宣布不接受委员会的命令。其他共和国或是采取观望态度（如格鲁吉亚），或是对八人委员会加以默认（如白俄罗斯）。[332]值得留意，主宰新联盟条约的制订的三个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都反对政变。如前所述：①三个共和国都会从激进改革、新联盟条约的实行得益；②上述三个共和国的企业干部和小国的企业干部分别构成激进派及保守力量的社会基础。摩尔达维亚反对政变与它的分裂倾向一脉相(400,000人反政变示威使总统史尼戈尔没有选择余地）。各共和国的态度中，只有吉尔吉斯的反对我们暂时无法根据手头上的有限资料给予合理解释。 不过，显然，政变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态度。胜负完全系于莫斯科的决战。 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武装部队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独立的社会实体。作为国家机器一部份，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如前所述，保守势力与激进改革派之争，是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产军综合体与俄罗斯本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原统治阶级分化成为两个对立集团，武装部队也随之而分裂是符合逻辑的发展。应当注意，投向叶利钦的部队不仅限于俄罗斯克格勃和莫斯科等城市的卫戌部队，还包括如沙波什尼科夫这些联盟国防部的人物。上文分析，俄罗斯集团所要求的，不是联盟马上解体，而是在俄罗斯要求的条件下建立新联盟。所以，俄罗斯本位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伸展到联盟国防部毫不足以为奇。主观意识上，沙波什尼科夫等人拥护叶利钦可能是出于担心会爆发内战。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以他对自己的认识为根据。武装部队的分裂以原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分化为客观基础。 值得留意，武装部队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果断而坚决，绝无拖泥带水，部队没有出现分裂，与莫斯科的情况形成强烈对照。个中原因显然是由于在波罗的海三国，上述两个敌对集团的对抗是无关重要的矛盾。 综合上述，1990年以来，社会的崩溃令俄罗斯本位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经过迅猛发展凌驾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产军综合体；后两者的实力因经济形势变得十分脆弱。政变期间，基于以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转变，八人委员会被迫留出一条生路给叶利钦，而武装部队中拥护俄罗斯集团的队伍明显占上峰。叶利钦能够击退八人委员会纯粹是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果，群众在整件事件中只扮演点缀的角色。 [168]同上注，页44。 [169]同注157，页117-8。 [170]史洛基思蒂，同，页69。 [171]同上注，页71。 [172]史洛基思蒂，同，页69及71。 [173]史·森逊（STEVENL.SAMPSON），《罗马尼亚：纸牌房子》（“ROMANIA：AHOUSEOFCARDS”），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217-224。 [174]《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 [175]以上见同注157，页120-1。 [176]同上注。 [177]同注157，页121。 [178]以下关于“新经济及财政机制”的资料。见同注157，页123-6。 [179]同上注。 [180]安德逊（E.E.ANDERSON），《东欧中央计划及生产的不稳定性》（“CENTRALPLANNINGANDPRODDCTIONINSTAB-ILITIESINEASTERNEUROPE”），载《斯拉夫评论》（SLAVICREVIEW）第二期，转引自同注157，页126。 [181]科尔奈，1986，页1691提出同一观点。 [182]笔者手头上掌握到有关罗马尼亚的经改资料到1984年为限。但没有任何数据或象显示罗马尼亚于1984年后作出过重大改革（如注1指出，科尔奈1986年底谈及东欧各国改革进程时，把匈牙利和波兰与东德、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苏联加以区别） [183]东德变局之初，第四国际理论权威（厄·曼德尔（ERNESTMANDEL）把群众运动形容为第四国际理论中的政治革命（工人起来推翻官僚，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罢工仍然未有发生”。（《国际观点》，174期（1989年11月27日），页5）事态的发展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 [184]华·舒碧（VALTERSUB），《东德的防卫政治》（“EASTGERMANY'SDEFENSIVEPOLITICSM），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165。 [185]同上注，页170。 [186]同注4，页169。 [187]同注4，页170-1。 [188]同注4，页168。 [189]同注4，页175。 [190]同注4，页174。 [191]同注4，页174-5。 [192]同注4，页176-177。 [193]详见同注4，页178-9。 [194]同注4，页179。 [195]条约规定两国不容许对方公民在没有批准下通过本国国土前往第三个国家。 [196]《时代杂志》，1989年9月25日号，页18。 [197]同上注，页17。 [198]《国际观点》，175期（1989年12月11日），页8。 [199]《国际观点》，174期（1989年11月27日），页8。 [200]《时代杂志》，1989年12月11日号，页37。 [201]《南华早报》，1991年11月13日。 [202]米·里曼（MICHALREIMAN），《布拉格之春与重整》（“PRAGUESPRINGANDPERESTROIKA“），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159。 [203]同上注，页161。 [204]同注21，页159，附注3。 [205]同注21。 [206]同注21，页161。 [207]同注21，页162。 [208]同上注。 [209]《时代杂志》，1989年11月6日号，页23。 [210]《虎报》，1990年5月16日号。 [211]《时代杂志》，1989年12月11日号，页28。 [212]《国际观点》，177期（1990年1月29日），页13。 [213]著名捷克左翼分子彼·柯尔（PETERUHL）也承认这点。见同上注。 [214]同注32。 [215]同注32。 [216]《经济学人》，1990年6月2日号，页45。 [217]彼达西奥，同，页213。按：索非亚空气污染情况颇为严重，交通繁忙是原因之一。 [218]同上注，页210-11。 [219]同注36，页214。 [220]同注36，页215。 [221]同注36，页216。 [222]同注36，页216，附注62。 [223]《时代杂志》，1989年11月6日号，页23。 [224]《时代杂志》，1989年11月27日号，页22。 [225]森逊，同，页218。 [226]同注44，页219。 [227]同上注。 [228]同注45。 [229]同注44，页221。 [230]同上注。 [231]《明报》，1990年8月25日；另见《南华早报》，1990年2月18日。 [232]同上注。 [233]同注44，页218-9。 [234]《经济学人》，1990年1月1日号，页52。 [235]同上注。 [236]同注50。 [237]《经济学人》，199。年2月24日号，页51。 [238]林普指出，保加利亚经济在保共执政下取得历史上最佳成绩，否认这个事实是“不诚实的”。（同，页223）很多对东欧的评论都犯上一个通病：以西欧的经济水平来量度东欧人的经济不满。查实，东欧一向比西欧落后，不见得东欧人会无视这个事实。例如，匈牙利人满足于匈牙利作为一个“较为贫穷的奥地利”这个角色。（史云，1989，页27）。 [239]《经济学人》，1991年10月5日号，页62。 [240]《经济学人》，1991年11月16日号，页64。 [241]这是根据笔者1990年6月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得到的数据。 [242]东欧各国的反对派以罗马尼亚反对派最为不成熟，分裂情况也最严重。 [243]一些人会把这归咎于罗马尼亚人缺少西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笔者不打算在此就这种基本上属于唯心的论点作出讨论。 [244]《经济学人》，1990年4月28日号，页59。 [245]《经济学人》，1990年9月8日号，页64。 [246]《经济学人》，1991年11月9日号，《捷克的私有化：寻找干净资金》（“CZECHOSLOVAKIA'SPRIVATIZATION：SEEKINGCLEANCAPITAL”）。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吗？（﹝美国﹞奥古斯特·尼姆兹（AugustNimtz），2009年徐跃勤陈铮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EurocentricMarxandEngelsandotherrelatedmyths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吗？ ﹝美国﹞奥古斯特·尼姆兹（AugustNimtz）2009年 徐跃勤陈铮译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阶级斗争进入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间歇期。在这至关重要的两年间，如同其他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的革命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在寻找新的革命动力，寻找那些或许蕴含新希望的有利形势。1858年的岁末，当俄国革命的发展表明革命在那里可能得以复兴并传回西欧时，马克思从伦敦给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却提醒他此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只要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此类复兴便完全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里被镇压”[1]。西欧革命的进程，其命运不仅依赖于当前其他地方革命的发展，而且还依赖于它自身的力量，虽然在此前它已经有所削弱。然而，与大多数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主题恰恰相反，最迟在1859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超越他们生活其中的“小小角落”，转而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以寻求革命发展的新动力。 本文首先对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的论题展开批驳，这样的论题在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早已扎根，而且也已被新近崛起的后殖民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接受。其次，本文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将全世界视为作战区域的革命者。通过列举证据，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以全球视角开始他们的合作，而当处于1848—1849年革命后的间歇期时，一旦新的革命机会出现，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其当初的高瞻远瞩的。由此而向前，我向两种相关的无稽之谈——“作为典范的英国”论和“马克思反对农民”论——提出质疑。我认为，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将俄国，而非英国，视作革命的领导者，而这个农民占据绝对多数的国家，不过只有一只脚踏入欧洲而已。而且，并非像那些提出欧洲中心论的人所认为的，发达的欧洲西部地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也并未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在文章的最后；我又对他们可能会如何评价今天的政治现实作了些简单的推测。 作为“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共产主义 在1858年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革命进程并对它加以判断时就已经开始超越他们身处的“小小角落”。虽然黑格尔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毫无疑问会为他们的全球性思考准备基础，但是只有在1844年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并成为革命伙伴时，他们的此类认识才得以明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第一次提出“新的世界观”，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只有随着这种“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才是可能的。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此后不久，这种观念和其他类似的重要看法又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展现。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初步草案，经过马克思设计并由恩格斯用教义问答的形式编成的《共产主义原理》，其中的这种观念就已十分明确。书中第十九个问题是：“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回答是：“不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3]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的写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现实的运动”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实际的回答。不过，他们在投身革命洪流时所表现出的世界意识，从始至终都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提供结构性的参考作用。 《共产党宣言》出版不久，期待已久的1848—1849年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5个月的革命斗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的放矢，他们内容丰富而富有指导性的实践活动体现出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支持。到1848年底之前，他们已断定德意志革命的前途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4]，都兼备民族解放、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性质[5]。在1849—1850年的相对平静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和大英博物馆的潜心研究，使他们更加相信这个判断。他们清楚地发现，到那时为止，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作为结果］，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太平洋将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6]。 这个史无前例的论断[7]，在他们看来，将会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产生更为深远的启示作用。1850年，部分是因为英国的商业触角伸入中国沿海地区，太平军发动叛乱，消息传来，被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8]。对于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将会产生的震撼世界的反响，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兴奋之情。如果说西欧曾经是他们世界观的核心，那么，在1850年之后便已是昨日黄花。他们的全球性倾向使他们轻易超越“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目光越发明澈，却毫无伤感怀旧之情。 在革命进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言一行也显示出他们对农民问题的真实态度。1848年3月，当德意志爆发第一次革命之际，他们迅速用附录的形式增补《共产党宣言》，充分展现了他们对此问题的真切关注。这种遗留在《宣言》中不尽完善的方式常被用来证明一个广泛流传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视农民。[9]这一时期他们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虽然常常遭到忽视，但却是指导德意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指出农民阶级迫在眉睫的需求就是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个纲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组织革命运动的实践后制定出来的，尤其体现了他们建立工农联盟的不懈努力，尽管最终未能成功。由此形成的深刻认识此后始终体现在他们的革命战略与战术之中，特别是在那些农民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国家。譬如说，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对此，下文将有详细论述），马克思竭尽所能，企图让公社的领导人相信起义的成功与否依赖于能否得到农民的支持。在他逝世后的1894年，这一任务落在恩格斯肩上，他最终就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写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纲领性文献：《法德农民问题》。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关注欧洲之外地区的革命发展。阿尔及利亚、印度、墨西哥三个地区的情况有助于说明他们态度的转变。就阿尔及利亚而言，仅仅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一个月，恩格斯还在为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并击败由宗教领袖阿布杜尔－卡蒂尔（Abd?elKader）领导的起义而欢呼，认为这“对于文明的进展确实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10]。但在九年之后的1857年，他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严厉谴责法国的殖民统治，并对以宗教教义组织发动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抵抗运动深表同情。恩格斯起初的立场不过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坚持，但是在经历过战火考验，尤其是1848年革命带来的教训之后，他认识到无论先进的法国帝国主义曾经是如何的优越，但在此时它已经毫无用处；相反，此时应该大力支持的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前不久，也曾访问阿尔及利亚，希望那里的气候有利于他恢复健康。他写给女儿劳拉有关被殖民者的评论显示出他视他们为战友的信念从未改变：“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关于印度，马克思最初在写作相关罢工的文章时，使用的语气与恩格斯在1848年评论阿尔及利亚时完全相同。直到1853年，他仍然将英国对当地工业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描述成“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虽然这些政策带来的后果是那样“让人难受……，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当1857—1859年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士兵发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兵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殖民斗争充满同情，这一点已是确凿无疑。正如马克思对恩格斯所言：“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因此，对他们两人而言，发生在这些国家的起义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在1848年底对革命运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精准预测。在随后的1871年，由马克思实际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一份来自加尔各答的申请要求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设在伦敦的协会执行机构，即总委员会“被告知……要大力招收本地人参加协会”，由此可见，新成立的分会绝非具有排外性的流放者分支机构。 最后的例子是墨西哥。恩格斯曾经认为，1849年美国对墨西哥北部的征服“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部分原因是“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能够带来“对加利福尼亚金矿的迅速开发”，这是“懒惰的墨西哥人”做不到的，而这将“从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但是，后来的历史和研究迫使他们要为自己的论断寻找证据。1861年，美国内战已经迫在眉睫，马克思写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而对墨西哥北部的掳掠，使得不仅在德克萨斯，而且稍后在今天的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都有可能“强制实行奴隶制并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奴隶制扩张的野蛮行为将使从加利福尼亚金矿开发中获得的利益大打折扣。 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本人所认可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欧洲中心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有机发育而成的……这个脱离封建社会娘胎的过程充满了和平”的论述上。霍尔认为，这种观点由于“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任何边缘地区”的任何人的切身体会而遭到误解。当然，对于霍尔而言，这个问题对于说明他和其他人声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颇具代表性。在这个例子中，显而易见，依据这个论断就会得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视英国为典范”这样的结论。当霍尔对自己竭力想要表达的东西还不十分清楚时，就说什么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和平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与后来被称作边缘地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样的批评未免显得怪异，因为霍尔一定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过资本主义在中心地区，特别是在英国的出现情况，更不用说在其他边缘地区了。其中，“工业资本家的产生”一节以他著名的句子结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控诉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心地区制造的罪恶并不比边缘地区少。 革命的新纪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的关注，使他们富有先见之明地在西欧地区之外寻找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在1863年年初，他们就断言，“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新纪元”。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同年波兰发生的农民起义，由此，“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但是甚至在此之前，出现在政治视野中的其他迹象已经使他们有理由感到乐观。1860年年初，马克思就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他所指的是几个月前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泊渡口发动的暴动，暴动虽未成功，但至少反过来又激发了后来的奴隶起义。至于他提到的俄国，作为“来自东方的熔岩”，那里的“奴隶”实际上就是农奴，自从1858年以来，就始终在争取解放。而仅仅一年之后，为了预防自下而上的农奴起义，沙皇便宣布废除了农奴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阶级斗争的世界性，相对于单打独斗式的孤立斗争，他们更看重多个国家的联合斗争。在工人与资本的斗争中，对奴隶制以及其他前资本主义剥削模式的斗争显得至为关键。七年之后，美国内战也已结束，在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前言中，这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从1867年之前的政治形势中可以看出，1860年发生在美、俄的两次“奴隶运动”中，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运动更具有决定意义。但是风水轮流转，在六十年后的1917年，却是“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 在认识到新的革命时代业已开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心只要时机成熟，便积极投身现实政治活动。1864年，英国工联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受邀代表德国工人参加会议，并且很快成为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的决策核心。而它也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纲领。 最后一点，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此时已是马克思生命的晚期，距离他的逝世只有十五个月，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俄国的农民问题，这也是青年列宁最初研究的问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如既往地相信俄国作为世界革命排头兵的地位并未失去。因此，他常常与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以及新近成立的作为俄国第一个宗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其他领导人保持通信，加强联系。正如他和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对待他们的著作的认真程度是十分罕见的。他们为了最关键的理论问题——俄国是否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迅速、直接地建立起以传统农民公社的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的观点中寻求支持，而这个问题也是当年马克思曾被请求回答的。这样至为关键的问题，其中自然蕴含了众多的政治含义。 1894年，恩格斯重新开始关注俄国问题，此时距离他与马克思最后一次详尽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将近十五年。恩格斯注意到，在这段时期，俄国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资本主义化，“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至于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否需要保存足够多的传统公社，他却没有明说：“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因此，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所有扭曲相反，如果西欧的资产阶级统治不能被它自己的无产阶级推翻，俄国便“永远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转型”。俄国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而且其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革命成果的制约。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预设被进一步有力证实，虽然处于其中的俄国人民命运悲惨，灾难连连。 因此可以说，俄国的例证极为鲜明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仅在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这些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社会贫富悬殊，各种经济形态混存，并面临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而且，他们的理论在社会结构以工业化为主的西欧也同样重要。然而，按照后殖民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他们的理论在发达地区却毫无用处。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述、见解和实际行动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只要日后还有什么专家学者乃至其他人打着他们的旗号，标榜什么主义、“经典”，真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遭到忽视，而这样的无稽之谈也就会长期存在。 结论 恩格斯在1894年富有先见之明地看到，如果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没有被推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便无法成功。这个判断值得我们再作回顾。当年他与马克思一同提出革命进程一定是“世界历史性”的，正是以此为基点他们提出一整套理论，而恩格斯的这个判断与这一整套理论是完全一致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或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事件，严格来讲，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应该是极度的辉煌与极度的痛苦并存。当一个国家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提前实现社会主义转型时，就需要在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甚至在革命后的俄国还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倒退。 爱尔兰与此相似。在修正以往关于革命方向的观点时，相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更重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因此他们也从不相信英国革命的发展与爱尔兰毫无关系。恰恰相反，长期坚持的爱尔兰斗争的最后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因为，正是在英国，才拥有建设平等社会的物质前提，而这也是建立真正的自治社会的基础。但是，爱尔兰并未坐等英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事实上，倒是爱尔兰的革命首创精神激励了英国工人阶级投入革命运动。对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同样的看法。 20世纪的事例充分说明，虽然较之于社会结构较为发达的国家，不发达国家更容易主动掀起革命，但是这种情况下的革命却很少能够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社会。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就宣称“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但是他们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变革能够在短期内提上日程，尤其在像俄国那样的不发达国家。确切地说，虽然通过民主革命可能实现这样的变革，但是它只有向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德国到那时才能支持俄国的社会改革。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23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失败（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之前，这样的论断看上去并非毫无可能。 马克思在1848年底形成的世界革命相互依存的结论，今天看起来似乎比当年更有道理，而他提出的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可能使“人们的普遍交往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也是值得再三强调的。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发展的部分原因也被归结为“全球化”，尽管这个词都快被用滥了。1858年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其中的“世界小小角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如果说这一论断不错，那么它在今天就更加真实。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开端于不发达国家，但是必须扩展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成功，这个观点在今天也比当年更为中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二战”之后常常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闹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其革命都已陷入绝境，而解决的惟一办法只能落实到拥有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今天世界各地的生产者而言，较之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他们之间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并且不像以前那样饱受限制，彼此之间形成“普遍的联系”。这些变化，使得《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几行文字以前所未有的传播规模深入人心：“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第3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虽然恩格斯强调自己的立论仅仅针对“文明国家”，但是因为美国属于文明国家，这就使得他们的视野即便早在此时也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范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第175页。 [5]通过马克思的笔记可以清楚看到，早在一年之前，他就开始广泛阅读英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活动的书籍。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263—264页。 [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他们写道：“我们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50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265页。 [9]《共产党宣言》中经常被引用到的是马克思把农民形容成“白痴”，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农民比作“一麻袋土豆”的著名比喻更是广为人知。关于前者，德累帕先生已经雄辩地证明这基本就是一个误译，准确的对应词应当是“孤立”。关于后者，则主要是因为忽视马克思原文的语境，从而未能读懂他的言外之意。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40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第302页。尽管马克思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身体康复，但是从中也可看出他对了解“阿拉伯世界的公社所有制”情况饶有兴趣。最后，大约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他还愉快地提到发生在法国的反对英国奴役埃及的反帝行动。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第250页。爱德华·赛义德因为不肯承认马克思立场鲜明地与印度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英国的统治，导致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看作是19世纪的东方主义者。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第32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5卷，第350—351页。杰夫·福格尔因为对他们的观点带有异样的信任与同情，未能注意到这个重申说明。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第32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第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42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4卷，第55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3卷，第63l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8卷，第54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6卷，第5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62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398、47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4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450、646页。1870年，马克思就预测到，与德国的战争“将会是俄国无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3卷，第14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4卷，第155页。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德国革命形势的巨变是紧随着俄国1917年革命而产生的。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130、12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44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4卷，第29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8卷，第64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第26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38]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都用在阅读关于从美洲到欧洲和亚洲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书籍上，并做了很多笔记。这一事实再次戳破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欧洲中心论者的人们的谎言。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451页。
二十六、苏联各政治流派的阶级属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六、苏联各政治流派的阶级属性 综合以上几章的分析，别于波兰和匈牙利，苏联没有笔者称之为新兴干部阶级的形成、兴起；民营企业家阶级力量亦微不足道。1990年以前，苏联外部收支平衡十分健康。这与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苏联经济于八十年代中叶无疑受到庞大压力，但这种压力是有关如何扭转颓势，以确保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能够维持下去，与匈牙利和波兰陷于全面破产的绝境不能同日而言。就阶级属性而言，跟匈牙利和波兰改革派不同，戈尔巴乔夫一伙与下述的基里辛、谢尔别斯基他们一样，都属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代表；所不同者在于他们明白改革是这个阶级的唯一出路。他们实行“开放”、“重整”和新东欧政策便是为了改善苏联经济，藉以巩固这个阶级的统治基础。戈尔巴乔夫最后被迫放弃一党专政，是新东欧政策因应东欧1989年末的剧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发展（见第廿二章），与波共和匈共放弃一党专政的原因、背景不能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他、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亚科夫列夫等人均属于温和改革派。他们大部份都是安德罗波夫一手扶植的接班人。契尔连科在位时的过渡期间，戈一干人等与以莫斯科党魁基里辛和乌克兰领导人谢尔别斯基（SCHERBITSKY）为首的保守派展开接班争夺战。利加乔夫充当戈的打手，透过《消息报》揭基里辛疮疤，严重削弱基的实力基础。契尔连科谢世，戈趁着谢尔别斯基正在访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戈以退为进邀请基里辛主持契的丧礼（传统上，丧礼主持者便是接班人）。孤军作战的基不敢接受。终于，在葛罗米柯拥护下，戈顺利登上总书记宝座。[162] 戈上台后，利加乔夫成为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势。如前所述，“开放”政策于切尔诺贝尔事件后发展一往无前，利表示反对，成为第一个与戈分手的前度盟友，兼为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在戈与利关于“开放”政策的斗争中，雷日科夫置身于度外。有关经改，戈与雷一直站在同一阵线，直到1990年9月11日戈公开表示支持“沙塔林方案”为止。但戈给予激进改革方案的支持是不彻底的。他始终希望能够在现时相对上来说属于保守改革派（有别于保守派）的雷日科夫和激进改革派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雷日科夫拒绝与沙塔林方案进行妥协，戈便找阿甘别吉扬提交折衷方案。帕夫洛夫要求给予政府紧急权力以贯彻“反危机”方案，又猛烈抨击“大交易”方案之同时，戈权宜地把两个方素并凑一起，提交7月中旬在伦敦召开的“G七加一”会议（西方七个发达工业国家高峰会加戈尔巴乔夫）。 虽则如此，戈从头到尾基本上都以他开始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依归。这是为什么他顶住1990年秋、冬的“倒阁风”的巨大压力，拒绝撤换雷日科夫。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跟波共和匈共改革派一样，自动放弃“社会主义”。如前所述，1991年7月4日，戈才首次表示“社会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下一章指出，他7月26日才正式否定计划经济。他在八·一九政变流产后刚一返回莫斯科第一次发表讲话时，便重申他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共产党的信念。只有在他认识到流产政变已把苏共判了死刑后，为突破被迫靠边站的困局，他才终于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雷日科夫坚持经改要循序渐进，因为这切合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利益。皆因戈尔巴乔夫政策上的失当，苏联经济1990年陷于水深火热中，苏联沦为西方集团的附庸成为定局。这情况下，把改革速度减慢，尽量为联盟政府保留对国营企业的控制权，有利于上述阶级在不能避免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保留它的利益，把这些利益转化到一种能够在新的经济体制中与管治权脱离的形态。需要争取这个空间的不限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激进改革对部份国营企业非常不利。例如，把价格完全放开对细小的加盟共和国的企业打击很大。这些企业的干部，联同传统官僚资本阶级，构成保守改革派的社会基础。 雷日科夫在任时，帕夫洛夫为财政部长。基本上，帕的阶级属性与雷相同。但别于雷，帕出任总理后，与保守派的关系十分密切。 保守派以联盟政府的内政部、克格勃和国防部为大本营，社会基础为产军综合体（INDUSTRIAL-MILITARYCOMPLEX），利加乔夫仅属于它意识形态上的代表人物。保守派与激进改革派和温和改革派（戈等）形成对立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甚至保守改革派也以裁减军备和削减国防、国家安全开支为经改的代价之一，保守派与保守改革派两者之间亦有一定矛盾。 本来，保守改革派与温和改革派两者的利益最为接近。但1990年末至1991年初，经济混乱愈演愈烈。这促成了保守改革派和保守派互相靠近。这个趋向在雷日科夫因心脏病发下台前已经开始。如前所述，1990年11月29日，雷表示反对解散产军综合体。帕夫洛夫上台后，因应客观形势的继续恶化，以上趋向的发展步子愈发加大。 1990年冬，联盟瓦解的危机加剧，保守派变得强硬起来，戈尔巴乔夫被迫向它作出多番让步。1991年春以后，保守派的锐气因三、四月工潮稍为收敛，戈尔巴乔夫重新向激进改革派倾斜，致力于与加盟共和国达成新联盟条约协议。5月，为解决工潮，戈同意把西伯利亚煤矿场移交俄罗斯名下。6月17日，“九加一”会议达成基本谅解。这些发展再进一步把保守改革派推向保守派。6月18日，帕夫洛夫便要求国会赋予政府紧急权力，以贯彻“反危机”方案，企图向戈尔巴乔夫夺权。这期间，帕夫洛夫、普戈、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纷纷异口同声抨击“大交易”方案向西方摇尾乞怜。 众所周知，激进改革派以俄罗斯为大本营。我们在第廿二章分析，他们拥护激进改革是出于维护俄罗斯一己利益（“沙塔林五百日方案”把国家财产转给共和国最为露骨不过）。正如苏联希望摆脱东欧的负累一样，俄罗斯不愿意继续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津贴。 本来，苏联经改仍未起步，国营企业干部没有形成一个新兴干部阶级。但1990年起，社会出现极端混乱，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中央政府大权旁落，促使企业也向中央主管部门夺权。自然，企业的夺权行动得到加盟共和国政府撑腰。《经济学人》最近在一篇关于乌克兰的报导中提供了以下数据： “很多企业主管在国会投票赞成经济主权。他们要求〔加盟共和国政府〕对执行把企业控制从莫斯科转移到基辅的共和国法例提供帮助。”[163] 上文分析，部份企业支持尽量维持故有的计划模式。但对于经营条件较好的企业（它们绝大部份集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共和国），向中央夺权显然对它们有利。这些企业的干部构成激进改革派的主要社会基础。举一个例，出于上文已论及的原因，西伯利亚的煤矿干部是叶利钦的坚强后盾。 由于经济全面崩溃，不论保守改革派，温和改革派或激进改革派都接受私有化的必要性，作为寻求西方经援的交换条件。[164]保守改革派希望把过程拖慢的阶级因素上文已有所论述。激进改革派希望采纳波兰模式，因为它明白到否则便无法吸引西方资金和经援（美国的态度具代表性），而最为重要的是，它没有保守改革派的特殊阶级顾虑。况且，它所代表的企业干部在私有化和外资侵入的冲击下，有一定应变能力。事实上，生产“硬货品”的工矿企业绝对无惧于进军世界市场。当然，私有化无可避免会淹没上述干部其中一部份。但这点不影响我们对激进改革派的阶级属性的分析。我们在有关匈牙利变局的分析中曾指出，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时有需要牺牲该阶级其中个别集团的利益，以便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该阶级的整体利益。 第廿五章提及，被视为保守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派系在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国会有雄厚实力。它多位代表在俄共成立大会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波洛兹科夫顺利当选第一书记。1990年5月，俄罗斯国会选举总统，经三轮投票后，叶利钦才险胜波洛兹科夫。按理，“俄罗斯共产党人”应该属于雷日科夫的支持者。但出乎意料，1990年9月，俄罗斯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沙塔林方案”。[165]9月19日，又以154对4票通过决议，要求雷日科夫政府总辞。[166]如前所述，直到1991年中，“俄罗斯共产党人”仍占俄罗斯国会四分一议席。换句话，他们当中绝大部份，甚至全部都支持了沙塔林方案和参加了“倒阁”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 其实，以上一点也不足为奇。激进经济改革方案是维护俄罗斯一己利益的体现。1990年下半叶，经济滑坡加剧，国家分裂加速，俄罗斯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出现利益分化，促使“俄罗斯共产党人”与联盟政府疏离，是符合逻辑的发展。上述共和国企业干部向中央夺权便是这个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换句话，虽然苏联没有经过彻底的经改的洗礼，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同样出现了势成水火的利益分化。不过，跟波兰和匈牙利有别，这种分化表现为联盟政府和俄罗斯（主要）、乌克兰（次要）的对抗。叶利钦一伙于1990年7月党廿七大上退出象征联盟利益的联盟共产党，是这种分化的形像化表现。 以上分化不仅触及企业和共产党内部，它渗透整个统治集团的每一个组成部份。从克格勃、军队、内政部……到大众传媒，都出现俄罗斯集团与联盟集团的抗衡。 综合上述，激进改革派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表面上，叶利钦是一个俄罗斯民粹主义的煽动家。[167]实际上，激进改革派骨子里不外是从旧有统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俄罗斯集团的政治代表。 [162]史洛基思蒂，同。页64。 [163]同注157，页115。 [164]同注157，页107。 [165]同注157，页116。 [166]同注157，页119。 [167]史洛基思蒂，同，页194-5。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波臣：回顾（1918—194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回顾（1918—1948） 波臣 目录 ·引子 ·初记事 ·去当兵 ·学生意 ·上学堂 ·曲阜师范 ·张衍恕 ·张丙雨 ·扩大会议 ·战火 ·学徒 ·当了兵 ·开小差 ·五月五日 ·电训班 ·五十厂 ·逃走 ·自放 ·团员 ·煞尾 引子 「生不逢尧与舜禅，长夜牛何时旦？」 十三四岁放牛时，拣来一片枯树叶，放在嘴里嚼着。 二十岁，爱上萧伯纳的风凉话：「二十岁不干布尔什维克，四十岁就该枪毙。」 四十岁后到过英国，才知道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不必蹲大狱；改行，甩大袖，光端酒杯都行。 且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 且后七岁说到三十七岁，三十年。 初记事 生年七岁，母亲死了。母亲死的前一个月，三哥感染时疫死了，母亲因疼三哥的死亡，加重了她的时疫症，便跟三哥去了。这时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旧历九月底）。母亲的岁数比父亲小，她是「填房」（原配生了大哥便去世了）。父亲那年三十七岁。 母亲死了，我才开始记事。以前真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连母亲的形象脑海中也只留了一幅，是她作遐想的样儿。 母亲死了才满一个月，父亲便娶来我们的后娘，从此人家开始叫我们「没娘孩」。 没了三哥，我少了玩的伴儿，二哥比我大五岁，他跟了大哥去念书，在家也不理我，我只有和妹妹镯子玩。镯子比我小两岁，因为是女孩，不得上学念书，我把学堂里学的东西教给她，她会了，她聪明，比我灵巧得多。我就是这年正月里入的学。 我们跟着奶奶吃，跟着奶奶睡，奶奶像只老抱窝鸡，护着我们。我们只感到后娘的威胁，还没身受其害。奶奶已经六十多岁，爷爷在二哥出世前就去世了。 有一天，当着奶奶，后娘骂我：「你这贼骨头!」奶奶霍地站起来指着她问：「他偷了什么？他是贼，你成了什么？我这门里不准说这些脏字眼！」 奶奶从不说粗话，不说下流字眼，我们从小就跟奶奶养成了习惯。 到我十二岁的六月里，奶奶死了！我和妹妹真的落到后娘手里。二哥十七岁，离了家去学做生意。镯子天天啼哭。后娘无理的打骂是小事，她受不了后娘给她缠的脚，她整夜痛得不能睡，忍心的后娘一点不放松的折登她。她在秋天里得了痢疾，一直拖到来年春天才死去。后娘一直不管她的病，她死前已是皮包骨，骨如柴。 镯子死，我悲痛，却以为她去得好，好过看她零受罪。那些「可怜这个没娘的孩子」的话，我听够了！于我们当了什么？所谓到亲近邻，哪一个肯伸手拉我们一把？要是我们亲娘看见她身后的孩子，能不断肠？ 妹妹死了，我兼了她的工作，后娘把我当丫头没有使唤。上山放牛，在家抱孩子，听她骂那些下流话，骂我的母亲。 我的命毒。妨死了母亲，妨死了挨肩的兄妹，闯出了后娘的「炼狱」，还要尝受世上的艰辛。 去当兵 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初三，我和孙即瑞偷着跑了。跑到淄川西关，孙传芳的招兵处，补了名字，慌张地向处长说：我们不愿叫家里找回去，即刻把我们送走好吗？那里却说，我们到的晚了点，刚送走了一批，只我们两人怎么送？至少也得招够十个才行。我们听了真着急，便向处长讲明我们白天不能留在处里，得躲开点，提防来找我们的人会捉我们回去。那处长对我们笑笑，让我们随便，我们出了西关到郊外去，在麦地里避风的地方晒太阳，一直到日落才回来吃晚饭。看看处里有了两个新兵，是下阱的煤黑子，还着得多哩。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又走了，天黑回来，又多了两个新兵，一个是有胡子的老头。 我和即瑞商量着去当兵，不止一年了。那时我们几个同年聚到一齐，所谈的就是出门当兵，当了兵，过上几年，打几次胜仗，便升了官，身披武装带，后跟护兵马弁的，好不威风！那时庄里乡亲都要另眼相看，说我们是有出息的了。我们这一离淄博，下边盼的便是那一天。 第三天晚上回来，处里有了七个新兵，连我们两个是九个兵了。这时处长向我们说：九个人明天也送走了。并介绍了一个班长给我们认识，他刚送了新兵回来。我们听了，心里喜欢。这时人多了，热闹起来。夜晚编花名册，填了姓名、藉贯、年龄。只有我念过书，也只有我穿了过年的长棉袍，腰里还揣了一块有中山像的怀表！处长叫我写一篇字，见我写得不像样，便说，当了兵可以再练；练好了字，就可当文书。我听了很惭愧。 第四天清早，我和即瑞心情紧张，到了最后关头。只要十点钟，由这里到四站的路上碰不到熟人，上为火车，我们的兵便算当成了！ 八点时，我的肚子忽然绞痛起来，即瑞忙问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只要吃一点东西就没事了。我曾挨过饿，留下了这病根。于是我关了店门，到街上的烧饼铺买了两个热烧饼，吃着往回走时，却看见二表哥竟在我的背后。我大吃一惊，不理他喊我，就跑回了招募处，关上了店门。 「坏了，坏了！」我惊惶失措地向即瑞说：「找我们的人已经跟来了。」 即瑞瞒怨我不该出去。我说这肚痛来得太巧，现在完全不痛了。 我们只盼早点出发，离开这儿，就脱过了。 九点半，我们整队要出发的时候，外边敲门，大声的喊： 「商会会长来拜客！」 我和即瑞一听这话，直凉了半截，眼见我俩是走不成了。 大门一开，处长迎了会长进了后院的上房。我俩躲在人后；真想钻进地里去。 不到两分钟，传达来把我们俩叫了进去。原来厥志哥随了会长来的，由他验明正身，会长才说： 「就是他俩个，今年都要成亲，成亲在咱这儿是大事，不能改日子，等他们完了婚，再去效力吧！」 于是我们跟着会长回了商会，一到这儿，我们成了犯人，由警备队看管我们。中午过了，才见厥志哥喝得脸红红的，和大哥领了我们出商会。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只摇头。他们把我们领进了一家菜馆的雅座，摆了酒菜，叫我们坐下，我们都不动筷，咽不下去。 厥志哥向即瑞道： 「老四是家里有后娘，要去当兵，这是人人猜得到的，可是你为什么？你们一家人都很好，爹娘拿你当宝贝，为什么你要去当兵？」 即瑞眼里噙着泪珠说： 「要我在家，俺娘得给我把她送走，要不，我还跑！」 「你是说，你那团员媳妇？」厥志哥笑了：「这容易，包在我身上，不要她，另找，我会给恁娘说。」 即瑞的一家在我们的对门开小杂货铺，房子是典来的。还有两个哥哥，一家五口人，没有一垅地，不能光靠小铺，便给厥志家种分工地（打的粮食给地主一半），日子勉强过得去。有一年，来了一些蒙阴灾民，在街上卖儿卖女的，即瑞的母亲就买了三个小女孩。当团圆媳妇，一来增加劳动力，二来省了将来说亲娶亲的花费。这三个女孩比他哥们都小了十来岁，即瑞的那个那年不过七岁。我却是想不到他是为了团圆媳去当兵。他从没说过，我听了都觉得新鲜。 我大哥把他新买的盒子枪向我亮了亮，说，我要是不好好地跟他回去，他会毙了我。他不是奉命来找我，是厥志哥为即瑞的母亲找儿子，把他拉了一块儿来。他去动员了我的二表哥，竟那么巧的把我捉回家来，叫我蒙受了多大的耻辱，成月地不敢出门，又不能不出门。 「嘿，老总家来了？」 「咱这当老总的到了哪儿就回来了？」 「去了几天，当过连长吗？」 这些话可真难听，听了真不好过。 学生意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我奉命结了婚。我的媳妇姓李，比我大四岁。她外祖家是我们的邻居，明知我家有后娘，怎把女儿送进狼口里？皆因她幼年患病，耳朵聋了，说话不大声便听不见，嫁不出去，后娘便给我娶了来。我年少气盛，别人不肯要的给了我，以为是受了侮辱。而没能去设想她也是苦命人，虽没有后娘，但母亲早已去世，到我家里来，公婆难侍候，丈夫不给好颜色，而她除了耳聋，没有一样不算个好媳妇。 有了媳妇，就有了至亲，我的舅子李宏齐，这时在博山泰记号当副经理，便叫我去他们的柜上学生意。虽然我已经十七岁，岁数大了点，但是除了学生意，我实在没有一行专业，地里的活从没地过手，耕、耩、锄、耙，当下手都不行。我这五年给后娘抱过四个孩子（后娘生了八个，都夭折了），有时抱着孩子听二爷爷讲聊斋，讲梅花神数。（他是祖父的弟弟，没有子女，大哥给他当承重孙，房舍田产好过我们。）他担心我没有混饭吃的本领，曾教我习「周山卜易」和批八字，这两样都得记卦头，我便念一些「乾为天，天风垢，天山遁，天地否……」可是，后来他说我口齿不清，不能吃「铁嘴行」的饭。我的字不识几个，批八字真得要写的漂亮，才数住人。从此不再叫我在这方面钻研。十七岁，娶了亲，还无一技之长，有学生意的机会，只好去一试了。 泰记字号开在博山由税务街上，这条街上很多这类的字号，经营钱庄兼炭栈，炭栈设在车站附近，由山里运来的煤炭，在此批发外销。 那时，只有经理用官式的称呼，叫我「梁相公」，先生们喊我的名字，李宏齐叫我的号。我这「相公」做最粗的活，扫地、抹桌、添火炉，这时已经冬天，暖气炉和地炕炉都日夜烧着。博山的便宜煤，烟焰最伤皮肤，一冬天手背都满了血口子。本来两顿饭菜也该我做，因我没学过，暂由大师兄主理，我当下手。他比我早来了两个月，有了我这师弟，他就免了苦役，得站柜枱了。经理在公馆里吃饭，鸦片瘾重，很少在柜上露面。一到晚上，上了板门，柜上便很少了影，打茶围，串门子，直到十二点后回来。开始夜消。山珍海味，随意烹调，李宏齐党显他的手艺，并传我秘诀，可惜没记到心里去。夜消完了，我收拾厨房后，才抱了铺盖摊上柜台，爬上去。觉得一忽儿就又起床了。六点钟，电灯公司响喂声，停车，电灯熄了，我就得下门板，扫街面、柜面，又开始了一天。我整天困乏，有时站在桌前，拿着鸡毛帚，会睡着了。 那时的钱庄都发行钞票，票面多数是贰吊、叁吊，也有壹吊的，市面上短缺铜元，拿票子去换铜元，叁吊的票子能换到一吊铜元和贰吊票子，就是很好的钱庄了。所有的钱庄，都没有什么储备。日本人在收购铜元，换铜元的人多起来。在我进号的时候，柜面的钱镗里已没了铜元摆着。来换铜元的便拿一张别家的票子给那「持票人」，那人当然不满意，站柜台的人只说好话，把客人送走，第二个来人也是如此，换钞票的人成了走马灯，由泰记出来去了德顺，由那儿进了成信，然后转回了泰记来。这样客人上了火，有的赖着不走，有的高声咒骂。每个钱庄的门前都上演这种小戏。 我这时还没有站柜台的份儿，只在后院里干活。有一天下午，柜上吵的凶，我跑到柜上来，见一个换钱的已进了柜台，扑向帐桌，去抓那帐房先生。我不假思索地由后面抓住了这家伙的双脚，把他放倒了。帐房已拿着火筷子防身，就手给了他一下，那家伙就大喊：「泰记打死人了！」赖在地上不起身。看热闹的多了，串门的先生回来了，地上有血，那家伙的头破了。送他进了医院，以后赔了他钱。帐房先生把这场祸事算在我的帐上，说我一人闯的祸，那人的头是火炉上磕破的。 我一向对这帐房很有敬意，见他年青精明，算法纯熟，晚间督促我练算盘。他竟这样编排我，我也不辩解，由他去，我已存了不学生意的念头。 阴历年过了，正月初五的晚上，经理在后上房里「说官话」，上层人物都列坐，大师兄站在门里，门半掩着，我在门外偷听。 经理先说了一年来的营业不振和新年后的鸿图，然后逐一批评各个伙计。李宏齐常嫖惯赌受到了警告，临了，对他说： 「梁相公人笨拙，年前给柜上闯了那个祸，你另给他找一家吧。」 我听到这儿，心情霎时畅快起来！「可卷了铺盖」！ 第二天清早我就奔回赵庄。三个月的城市生活，像是三个月的牢监，一路上仰头看天，觉得天都大起来。我不知二哥怎么学的生意，也这样乏味？ 上学堂 二哥学生意是在同泰号，那是三百多年的老字号。厨房里有大师傅，学生意的不下厨，苦力活也有打杂的干，掌柜的都循规蹈矩，学生意的学习业务。二哥在这方面，发挥了他的才能，他的书札为柜上器重，真到了明敏辨析，文不加点的地步。他在柜上就主理一切来往书札。 二哥在春末由北京的同泰号回来休假。这时是一九二九年，去年发生的五三惨案，已经「善后」，省政府由泰安卷回了济南，二次革命的余波才冲击到博山。柳行的玻璃公司（德人所建，欧战中废置）的主门一挂起了中国国民党博山民众训练班的招牌。赵庄已有人在受训，据说受过训后就有工作。训练期间，男女同班，有吃有住有操衣，好不热闹。打听下来，是六少爷介绍便能进去。我大着胆去见六少爷。他很少回庄里来，这回竟在他的花园里见到了他。他自然不认得我，可也向我说民众训练班现已满额，毕了业并无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班毕业后是派工作的，可是我不够格。再就是颜山中学在招生。他叫我自己去玻璃公司看看这些机关。现在革命成功，换了天下，随处可去。——他一直是省议员，现在又像是个国民党的老党员。 其实，这类事情，二哥知道的很多，他不肯多讲。我缠着他和我一起去了玻璃公司，闯到了颜山中学的大门，颜山中学正在整顿一新。校长和教员都是新的，都是革命冲刷下来的退伍者。他们看到校舍和经费都充裕，便打算增加高中部。门口张挂了招生广告，我看了那广告上说，初中新生，不限年龄，不要文凭，不考英文，只考党义、数学、国文三科，心理忍不住要来试试。我自泰记回来，竟会夜夜梦见进了洋学堂，现在我既是够报名的资格，也让我来考考看。二哥于我百依百随，他一问报名费是大洋一元，缴两张照片，也不过几角钱，算来两元钱的花费，可以使我得到一次满足，打消我的幻想，他照办了。报名之后，我就由庄上民训班的学生那儿借来一本党义问答，薄薄一本，很浅显，问答的很紧凑，于我也很新鲜；我从头到尾把它念背过。数学国文我不温习。我在梁氏私立小学里学完了四则、百分法和比例，这些年没动过，也没忘记。作文是不能临阵磨枪，就由它去。我这个老童生还真不惧考场。 考试的那天，我由家里赶去学校，平常经进的独木桥夜来洪水冲走了，我得绕路经过石头桥；这一来，迟到了，考生都进了考场，校长常子中却站在大门里，一见这赶来，匆匆的样子，便问了我的姓名，把考卷给我，送我进了考场。我拿出墨盒，作开了党义问答，考题都在我背熟的小册子里，我便一字不差的写了上去，交卷下堂了。 第二堂是数学，四道题，我都算了，算在草纸上，验算过，没有错误，正要誊上考卷的时候，下堂的铃响了，监堂的先生来收卷，我着急了！他叫我把算草写上名字夹在卷里，便收了去，我有些沮丧，我不知道数字是一小时，我太迟钝了。考党义的时间长，似乎是两小时。 下午考了一堂国文，作了一篇文，我起了草，也誊了卷，这一堂是两小时，便从容了。 半个月后才放榜，已是七月中了。我叫二哥和我一齐去看榜，他微笑着答应了。他不信我会考得上，但不给我戮破希望，叫事实来回答我。我们一到颜山中学的门口，榜已张在影壁上，二哥的眼睛瞰向榜尾，我却由头看去，一见第二名就是我，便指给二哥看，二哥可吃惊了，他想不到我会考中第二名！他也同我一样的高兴起来。回到家里，二爷爷等人知道了，也觉得奇怪，那些正式高小毕业的还不及我这放了五年牛的牧童。但跟着来的是：上学的钱哪儿来？二哥那时在老字号里，吃着山珍海味，二厘五的掌柜，可是薪水全年才支五十元，花红从没派过。他为了不叫我失望，便给我留了四十元，他自回北京去了。 这四十元是当时算好的这学期最低的费用，第二个学期只用了三十七元，我的女人给我手缝了一套校服，省了十元钱。 学校开学了，我们是第七级，共有四十四个人。在教室里，两人共一张书桌，我的同案韩其傥才十三岁，真正高小毕业生。和我一般大，大过我的，没入过小学的却超过了半数。北伐胜利，国民党在乡村里展开了活动，动员那些深山老峪土财主的子弟到城市来受教育。也有来自胶济铁路附近站口的职工子弟。 同学中像我一样没读过英文的有半数，先生从字母教起，接下来是模范读本。很多小学毕业的同学读过此书，他们便成了我的老师，我把全副精神和时间用在英文上。算术于我没有新奇，没有难解的地方，不必挂心。国文老师是个老拔贡，他讲文言文，每两星期一次的作文，总是给我第一，给批一些上好的批语。这一来，引起老大的恭维，新青的攻击：不知时代，还作古文！其实，我那点笔墨是在我十一、十二岁时，每晚二爷爷迫我念「论说文范」，篇篇背诵的读了四本，并不习作，到时却自有表现。 有一天，拔贡老师没到，我们在教室里嚷嚷，教务长闯进来，他担任高中部的国文，并且传说他就要出版一部小说。我们对他十分敬畏。他问我们读过什么新书，没有人答话。他写了《呐喊》和鲁迅在黑板上，也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他介绍了鲁迅是中国的大文豪，《呐喊》是他的著作，我们的图书馆里有这书，和图书馆开在什么地方。 鲁迅、《呐喊》、图书馆，我第一次听说。教务长一走，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呐喊》，自那时起，常去借书，和管理员小董成了朋友。 一九三月0年的春季开学，国文教员换了王铁孚先生，他在堂上给我们朗诵些抒情的白话文，教我们吟唐诗，我都很佩服，作文不再有文言，我的白话文也不吃力，只是不及人家写得多。我已喜读鲁迅，觉得他虽是用白话，可也异墨如金。 我如饥似渴的读了一学年，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年。 六月底，大考之前，忽然起了谣言，说，颜山中学没立案，将来教育部不发文凭。学生们向学校要修业证书，到济南去转学。校长虽然保证；初中已立了案，高中就会立案，都不生效。骨子里是他们这一伙是教育厅长的关系来的，地方上早就不服气，想赶走他们，换上自己人。谣言便是这么开始的。学校想用强硬手段制止，不准请假考学，私自投考别校，一经查出便开除，而且不给证书。 和我同寝室的同窗李本泗，他离了学校去济南考学，分别前，他说帮我转去第一师范，那里既不缴学费，还发给伙食钱，每月五元。我若考进，比在颜中还省钱。他们到济南都投考新生，牺牲颜中的一年，也要我照办。我不肯。如果一师招插班生，我愿去试试，可又不能叫颜中发现，要是那里考不上，这儿开除了，我便没得书读了。他来了信，说，一师的前二招五名插班生，于我正合适，他托女中校长作保，报上了名，考前我得一定到。 「我的天，明天就要考试了，这信到得这么迟！我怎么能去呢？」我从没出过远门，对济南真害怕。 「不要紧，赶得上，跟我一块儿去，下午五点半的火车。你赶快去请假，我们在车站会。」说这话的同学叫翟宝鼐，和我同岁，他已去过关东当过兵。有他领我，我放心了。即刻去见训育主任，请了病假，回家去，拿了点盘川，跟翟宝鼐同车去了济南。火车半夜到，转到他的寓所已一两点了，我兴奋的不能入睡。天一亮，我就在大明湖畔绕弯了。住的地方是鹊华桥，隔着一师不远。李本泗把我的应考证件给了我，直送我进了一师的考场。这天考了国英算三门，第二日去考时，那里贴了布告：插班生的常识史地免考。原来考完了。我想即刻回来，李本泗却带我逛了趵突泉，普利门大街，见了济南的市况，如果考不上一师，还不知哪年月再来济南哩。 回到学校，向训育主任销假，他见我面色青黄，还真认为我是急病初愈。过了十多天，训育主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处」里去，问我上次的生病是真是假，我看他面色不那么严厉，正不知说真话还是坚持谎话好，他却递给我一张明信片，济南来的，说一师放榜，我得了第一名。他笑了（所有函件都经训育处检放），他说我不会受开除处分，他已向校长说了，我是这学校的光荣，会给我转学证书和成绩单。他说，我可以回家报喜了。 为这喜讯几乎疯狂了的是二爷爷，第一师范是贡院旧址，他曾在这里考过三次举人都落榜而归。我这个第一虽不值钱，但总是省里得来的，四十九个想抢这每月五元的馒头钱，我是抢到手了。大哥这时也以为读师范是条出路，由他出面向父亲和后娘提出分一点祖产给二哥和我，叫我们独立过活。他现在已是壮里的主事人，没有人敢违背他的话。父亲听了，便由大哥安排给了两小块地，共计七亩，大哥给典出一块，代我还帐，余下的生息，供学费。 一年的一师生活，很不如意，没有颜中的快活。 首先，我们五个插班生，像水面的几滴油，和旧生混不到一块儿，交不上朋友。而我们五个中，竟有三个是由县教育局保送的，说他们在「革命」前休学的，已经混过了几年事，官场很熟，功课很生，旧同学很瞧不起他们。另一个是麻子，自卑感甚深，功课跟不上，不知他怎么考进来的。而这一班岁数都够老大，和我同案的刘大哥已四十多岁，儿女成群了。全班没有点活泼劲儿，正是那老气横秋。 其次，来到都市，有了思想上的苦闷，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红皮书最时髦。于是已自命是红的。起了几个带红的名字，仍摸不到红的领导人在何方，真像要革命的阿Q那样。 于是，我在暑假期间，匆匆地自习了几何和三角读本，借了一张旧颜山中学的毕业证书，去投考曲阜师范的师范部新生。秋季开学，我在曲阜上学了。 曲阜师范 曲阜师范，原是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北伐后，依地方而改名。无独有偶，河北省的保定师范，也是第二师范改的，同样是「共产党的窝子」。曲阜师范曾以「子见南子」的演出，闻名全国。我进学校时，校长张郁光正埋头建设。自习室、寝室是新盖的，很舒适。礼堂是最新式的建筑，尚有做教室用的「工」字大楼未完工。旧有的图书馆、澡堂等都修改，曲阜城内尚无电灯，学校自备电机供电灯用。学生会办的伙食团，既丰富又可口，月尾还有余款分给。同学之间，亲切互助，更非一师所能比拟。学校紧邻孔庙，每天都到那里散步，听同学们争论辩证法唯物论，假日就到城外去，秋季姣阳，和煦妩媚，到处有同学们的大笑。 开学不久，就是九月十八日，这天下午七点钟，全体同学在礼堂紧急集合，听一位东北来的客人做报告，他刚从日本开始进攻的东北那边逃来。那时曲阜没有报馆，自然没有号外新闻，我们提前知道了这惊人的消息，当夜开会，制标语，编队伍。十九日的一早我们就到了衮州车站，在这儿把红红绿绿的标语上经过的列车，让南北知道曲阜师范已在抗日了。 学生会扩展为群众抗日会，把教职员也包括进去。于是每晚开大会讨论抗日口号。教员们以长篇的演说来争取他所提出的口号。这里表现了共产党的干派和反对派的不同，教职员的自身立场也都表路无遗。教务主任和他带来的教员们都是「老干」，和他们反对的是训育主任，两派当时之争是国民会议的口号。由训育主任提出，教务主任反对，教员和群众都有响应。但辩论下来，总是训育主任胜利，教务主任弄得灰溜溜的没有面目。他既缺乏理由，便用些曲解、枉解的手段来污栽对手。这就弄巧成拙，叫无背景的同学瞧不起，更坚决地拥护训育主任，他一人战胜那些围攻者，真有英雄气概。他身体高大瘦弱，患着严重的肺病，讲话简洁，具说服和煽动力，公正坦白，在这样好的群众中，自然得到广大的支持和尊敬。 他的姓名是张彝堂，湖北人。 同学们有政治背景的很多。国民党的改组派，第三党，共产党都有组织，我们都可指得出来，谁属于甚么组织。干部派这时已经不择手段，强词夺理，讪笑污蔑，夸大红军的进展，威胁群众！记得有一天，几个同学在一块儿谈天，一个姓马的同学说：「红军已快到蚌埠了，我们还没入共产党！」非常着急的样子。我们嘲笑他投机份子，像干部派的同学所作所为，我们还是站在外边的好，那怕红军进了曲阜的城南门！ 九一八起，一直罢课，逐日抗日宣传，学生和教师都开始反对，经过大会讨论，还是通过复课。可是一二八到了，我们又到衮州车站声援南下北归的学生，在衮州车站拦截火车，叫火车三天不得南下，结果我们却被送上济南，到韩复矩的省政府大堂上，听了他的训话。然后把我们送回学校。 一二八前，校长和他请来的教员都南下支援抗日，没再回来，寒假中到了新校长，新职员。学生会明知道这校长是来收拾学生的，却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预见。譬如，每人的床头新加了一个牌子，标了姓名，显有用意，但无人抗议，只有少数人把这牌子扔掉。 五月廿日，大约夜里三点钟，人们睡得最香甜的时光，韩复矩的侯团之下的一个营，包围了学校，开动了发电机，电灯亮了，名寝室门口站了特务，他们照单捕人，以床头牌姓名为准，把睡觉的人弄醒，枪口指着胸口，答话的人不在名单，便放开，走向临铺。 天亮了，军队特务撤走了，带走了十九个学生，六个教员，共廿五个人。 同学们心里慌张，犹如遭了火灾，校长和职员都不露面，学生们纷纷乌兽散，我们都叫这一天是「五月事变」。 张衍恕 还得从「五月事变」的这年年初说起。 一二八和寒假过去了，学校开学。工字大楼完工，教室迁到新楼里。新教室有大有小，小的容纳一班人，大的容纳两三班人。因此，我们的逻辑和社会两门便是同年级的两班合上。这两门既无讲义，也无作业，先生不须考勤，学生愿上就上。我对于刘砻潮先生的逻辑，异常倾倒，他像名角儿那样，出台先亮相，点了题目，便扣好了板眼，抑扬顿挫，由慢而快的讲下去。眼神手式，都到好处。等他停下来，下课钟就响了。那真是逻辑，没有一点浪费。他是四川人，无政府主义者，四十上下，留了长须，得了这胡子的绰号。五月二十，他被捕后，最勇敢、坚决、在济南监狱关到失守的前夕，他不肯签降，解到南京，才获释放。 社会是由郑咏涛先生讲，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墨镜、口红、高跟鞋，一派资产阶级的打扮。那时德国的希特拉就要上台，斯大林把托洛斯基的警告，作为带了有色眼镜看德国工人，看不出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性。希特拉一上台就会垮下来，「不亡于上台之前，必亡于上台之后」，郑咏涛就这样背诵「指示」。这时六一的同学张衍恕站起来和她辩论，她不作正面的答覆，却指摘他是代托洛斯基发言，走上了邪路，跟着就是谩骂托洛斯基，歌颂斯大林。这引起我们听众们不满意，虽无人起来抗议，但形诸于色的却不少。张衍恕就在这儿寻求支持者，他倒不一定难倒郑咏涛，暴露她的蛮横，由她的口里传播着第三国际的错误政策，就够了。 不久，我的同班（六二）同学老文和我散步，问了我一些对同学们的看法，曾否加入什么党，他知道我厌恶干部派而同情托派时，便表明他已是托派，希望我能加入托派。我一口答应了。第二天，他便介绍张衍恕和我相识，参加了支部会。在谈工作时，问我有无相好的同学吸收到组织里来？我提出了臧叔鹤，他比我高一级（五一），多才多艺，绰号圣人。张衍恕以为把他拉来，那太好了，只怕他生活随便，不肯过组织生活。我和老臧素日感情不错，没绕什么弯，就向他说我已加入托派，问他来不来？他其初不相信，等我说了详情，他兴奋的拥抱我！说他很早就想加入托派，只是无法接近他们！他于斯托之争，知道的比我多，他完全站在托洛斯基方面。最讨厌那些老干作风。那时学校里干部派的书记和组织部长，都在他的班上，他厌恶那两个官僚。 臧叔鹤的号召力大，不久我们就建立了三个小组，有了十多个成员。他于工作认真热心，对同志谦和，推崇张衍恕，和他在班上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出生于官宦之家，长得是「眉清目秀，面如古色」，上下唇和两颊之间分布了七点鬚苗，像盆栽那样，几世的艺术成果。但到了他这儿，却要绝种！他自幼禁欲，长大成了性无能，老婆生不出孩子，还惹些女孩子对他飞眉眼。 张衍恕个子高，宽肩膀，平鼻梁，低颧骨，前额有点向前探，脸盘显得凹，他不是个雄辩家，嗓音低，吐词慢，但他的眼睛美，永远笑迷迷，娓娓不绝地给人解释问题。说服力强，干劲强，危险的场合，能够镇定闯过。他爱说：「哪会那么倒霉！」脸上总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是泗水县城里人。在县党部里，曾是改组派，受排挤，才到曲阜上学。家里很穷苦，却很乐观。张彝堂一露托派立场，他就和他接触，组织托派，选拔了小崔跟张彝堂去上海参加一二八运动。直到开学后一个多月，小崔才回来。据他说，上海的张特比张彝堂还了得！工人们叫他小诸葛，一身老布裤褂在工人群众中，是真的工人领袖。工人们爱听他的演讲，维护他，小崔是最佩服这人了。张衍恕在小崔回来后，就动身去上海。住了两个星期，他在春假前赶了回来，筹备参加省代会。我和老臧当选代表，和张衍恕一同去了济南，在鹊化桥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会场借用济南师范（一师）校本部的教室，春假期间，由济师的代表张梦九以同乡会的托词借成的。参加这次会的不到十个人，王旭亭代表津浦铁路，小个子，人很沉静，近四十岁。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北平来的代表，刘家良！他显得那么年轻、漂亮，我们简直都成了老大哥！我只记得会议上说，山东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再和中央直接联系，今后要属北平所管。张衍恕于那时就和刘家良开始接头。 会议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张衍恕、王旭亭、张梦九都当选省委，环境恶劣，空气紧张，他们省委另找地方开会，张梦九在陈独秀被捕后就脱离托派，宣称革命完了。 张衍恕一直把他由上海带回的笔记（密密麻麻的两本）向我们作报告，包括了他在上海受训的一切课目：经济、政治、第三国际，以及国民会议口号等问题。他说：暴动问题，本来预定陈独秀给他们讲，可惜他因病而取消，他也就没能一见我们的领袖。我们还要讨论许多上海来的印刷品，可是房东看我们不顺眼，要我们搬家，说侦缉队已经候上了我们！「历城滑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们一个月的房钱，住不到七天，便搬走了。 张衍恕留下开省委会，我和老臧，还有他的影子，盖子余（这个处处模仿老臧）三人决定到我家里去讨论完这些文件。因为济南距博山最近。 我们由博山车站沿了铁路往赵家庄去，庄头上碰见了白二，他一见我就说：「你是接了电报来的？我二爷爷过世了！」 真是晴天霹雳，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赶上这样的事！白二是梁氏小学的堂役，我便托他招呼他们到小学暂坐，等我哭灵之后，再来接他们。这时大哥家里已设了治丧处，扎起了席棚。我原该去陪灵忙丧，却安了两个朋友在我的房里要招待。老臧忙叫我找人买来一匹白布，写了一幅挽联，我送去给了大总管，那里展开一看，吃一大惊，不认得是什么字，叫我念出来。老总听了连声赞好！他正请不到写挽联的人，这事就委给了我，只是请老臧写些真草录不要钟鼎甲骨。于是老臧的谈吐，都认为是二爷爷的福气。臧圣人的名气至今流传在赵庄。 我们白天应付俗事，夜里便读那些油印的小册子：火花、校内生活，我记得有一本封面题着「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手掌大，是土地问题。油印都很精致，我们轮流着读，在段落上作讨论和总结，渐渐瞌睡来了，念不下去了。 我们总算念完了那些东西，也一时的有了些概念。但不会长，不会生根，我两人有个共同点，对于马列著作，能「欣赏」，不能深入，更不能运用。我们之参加革命，是凭了热血和义气，为穷人就得献身革命，我们之参加托派是由于托派不同于干部派的作风，托派只有一个张彝堂也能取得胜利，这使我们对整个托派起着信心。对托洛斯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都细读，对当时的德国问题，他正预言每天的事变。 我那时个人的目标，是如何打进工人队伍中，结交工人，向工人宣传革命，促进革命，世界革命的成功，人类幸福的开始。 由赵庄回到学校后，我竞选学生会合作社的干事，这是我们的小组的决议，张衍恕和保定师范的同志接上头，由他们那里发些他们翻印的小册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二月到十月》等都是针砭干部派的，有助于我们的宣传。这些书很合同学们的需要，容易卖，老干想阻止讲不出道理来，只说来价折扣不够低，实价高，我们是赚了点钱，归到组织里去。 我这时吐过几次血，面黄肌瘦，被怀疑染了肺病，组织上提议我该停止工作，去休养。大家料到反动的打击，会随时降临，我们新建的小组，都少公开暴露，只读书讨论，对外掩蔽自己的身份，减少特务的注意。五月事变，我和老臧都未上黑名单。老文被逮捕，他素以经济学家自煊，第一个投降的是他。小崔被绑被起了，却声称他和床牌的名字不是一个人，他大声呼吁，同学们附和他，特务们又放了他，可见他的胆识和辩才。张衍恕漏网。他这晚没在校内宿。很久以来，他租了一间小屋，存储文件书籍和油印机油印品。这一夜他工作到夜深，不能回校，脱过了灾难。 五月事变后，我回了家，大哥认识的一位西湖医院的肺病专家正来博山渡假，他教我：静卧、晒太阳、多吃鸡蛋。我照办了。两个月，我复元，成了黑黑一条汉子，回校参加了补考，办了休学手续，便到鲁村小学去教书。这是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镇，在这儿渡过了寒假，却得到了张衍恕被捕的消息。 阴历元旦，张衍恕在家里被捕了。他的国民党老同志现任县委的拿他献功，给他钉上脚镣，当天就押解去了济南。哪知省部放年假，没有人收「这股差事」，只好把「差事」押在商埠上一家小旅馆里住着。三个人一间房，两个解子输流出去逛济南，在家的一个就蒙头大睡。张衍恕就用通火炉的火棒和火钳撬开了一只脚镣。解放了一只脚，把脚镣裹上那只腿去，放下棉裤，由厕所的矮墙翻了出去，是条死胡同，前面是大街，紧挨着旅馆的大门，他见洋车拉过，招来了一辆，跳上去，叫洋车一直拉向齐河去。 齐河县一个镇上的小学里，乡绅们正请校长喝春酒，见他来了，欢迎他入座，闹到深夜，客散后，校长才帮他取下那上的镣，腿已肿了。他在这儿歇马三日，就去了北平。 暑假到了，我得到二哥的同意，到北平去，张衍恕为我安排了宣外头发头条的山东旅馆里住下。他要我作个山东全省的工作报告。我的天，我哪曾这一套，半年来我虽为组织走动，但脑子里从没有遇这样的公事概念！只好由他问，由我答的说了山东组织半年来的情况。以济南的乡村师范发展得最好，我们早已建立了组织，如今兖州、青州的乡师也都不都发展了组织。当教师已是无出路的行业，而乡师的毕业生只能教村里的小孩子，其前途可悲，因而更多寄托于革命的前途。这时中学生的发展却缓慢了。中央军校、航空军校省立的警官学校都吸引一些中学生的向往了。 此外，我有个绰号蒋干的同学，他的家在洪山煤矿上，他的父亲是个青帮头子，他本人也很江湖气派，只因距我家太近，否则他曾介绍我我去煤矿做工的。张衍恕对于这个关系很心奋，他决意去洪山，叫我和蒋干联络。 关于北平组织的实况，张衍恕向我透露的很少，我也不便多问，总是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第二次会面时已经把我分了组，书记是扈焕之，和一个中学生，在北海的白塔附近开会。他俩都有一大套分析中外局势演讲，我没有那一套就不说什么。而对于工作，三人都无话可谈。这样的小组会没开过几次，就冷落下去，以至无人召开了。张衍恕九月间去了洪山，他临行时，带我去一间公寓和斯朝生见了一面，并没谈话，却伏下了三八年在武汉，斯朝生和我合作张本。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张衍恕回到北平来。他在洪山干了八个月的煤矿工人，没起一点作用，没交下一个朋友，和蒋干的关系搞得不好，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得了寒腿症，夏天要穿毛线裤子。他一到北平，便很忙，不谈组织的情况，只对我说暂且不能过组织生活。 过了两个多月，他似乎忙定了，中秋节前带我到西四牌楼他的寓所，两人油印不到十页的小册子《先锋》。他说组织已把那些叛徒清了出去，他在街上遇见了两个，没有钉梢的迹象。不过，他已决定搬家，搬到东城去。 我自和张衍恕结识以来，无话不谈，无疑不问。他的学识经验都高过我，也处处关怀我。那时我写了一个独幕剧给他看，他看了后说，我的戏不够戏，只是些口号，这不行。张资平的东西最无聊但有他的艺术在。经他一语道破，我知道该朝哪儿走，以至忘了艺术该为谁服务。 中秋节到了，我买了点熟羊肉和应节的活毛螃到张衍恕的寓所和他过节。他的生活从来坚苦，不理会节和年。我煮的螃蟹，他说没熟，吃了会生病，不肯吃。第二天我就肚泻，一泻几日，等我复元时，觉得张衍出了事。他在中秋节那天已告诉我就要搬去东城朝阳门里的一间公寓。这公寓有一边门通后胡同，便于脱逃。等他看清环境，再通知我去帮他工作。如今一个星期过去了，收不到他的信，我觉得不妥当了。 我去看小崔，他于一个月前到了北平，张衍恕和他谈的北平组织比较详细。他自洪山回来，就接了上海中央的大令，叫他整顿北平组织。当时的中央是北平南下的「四大金刚」——斯、扈、王、刘，开除了陈独秀，不遵王命的一概开除。张衍恕过于拘执，竟于会议上执行中央的决议。不给小资产阶级留点面子，几个「地委」们，一怒之下，进了宪兵第三团，出卖了组织。 这些叛徒是北平组织的负责人，残剩的组织都由他们卖光。所以没有即刻逮捕他，让他由西城搬到东城，大约还想从他身上挖点「私房」活。 三个月后，接到他的信，说他的案子已定，起解南京，今后的通讯处是水西门陆军监狱张子芹。 我一直代表山东组织和他通信，给他寄书，寄衣物，并在陆军监狱接见过二次。 张丙雨 一九三五年春天，没了好友，没了组织。小崔就要离开北平。在他那儿认识了一位小张，比我年轻四五岁，爱好文艺，以我为同道。鼓吹我同他去他东北的家里，一同学外国语的过两年。我厌倦了北平，于是走上了流浪的道路，和小张于五月十三日到达青岛，由这儿乘奉天丸去大连。在悦来栈里已经觉得情况不妙，到大东公司买船票，拍的那「身份证」简直像被捉住的小偷。只我们两个穿月白士林大褂的，别人都是光膀子、半截裤的庄稼汉。等到船一离码头，我俩就开始受特务的检查盘问，把我们假定是蒋介石派出的特务。第二天上午到了大连码头，把我们的行李和人用马车拉上了日本衙门。另一伙扬州姑娘和王八也拉了来，他们进了「下等系」，我们上二楼的「高等系」。我们的片纸只字，又被翻查，而在英文书内竟有一册《中国革命问题》，是张衍恕给我由组织借来的，我舍不得分手的书。幸而检查官一见英文书就掷过那边，皱着眉头承认不识英文字。他自称东北大学的学生，对他的工作不大卖力。只是反来复去地那几句问话：「哪儿人？」「到哪儿去？」「北平的学生抗日吗？」「蒋介石派你来的？」眼睛瞟着他的日本上司，他那里忙得紧，无暇注意这边，他便不讲话。这样的磨洋工，一直到五点。下班了，衙门的人走光，客栈的人接了我们，那扬州老板在楼下，问我们见他的姑娘吗？他找不到她们了。我们到了客栈，掌柜的说：「老客呀，得赶快的走，大连呆不得，一会儿再碰上查店的，就麻烦！」我们问几点有车？「可多哩，急行车，一点钟开一次！」于是我们搭了六点的车北上，离了大连那鬼门关。 经过吉林延吉到达图门，过江到朝鲜的训戍，由那儿乘车再回吉林的晖春。延吉到晖春的直达车，我们回来时才通。 晖春已不是小张描述的晖春，富庶安静的日子过去了。日本人把晖春划为鸦片种植区，青少年也有光顾鸦片小卖所的，也有和服日语，见面就蝦腰九十度的。但大多数还恨日本人，说关外不可居，我们不该回来。 小张家里，一个寡母，两个妹妹，母亲还年青，被一个老高丽所骗，买了假金子，老高丽判了监，买金的钱就难追回来了。家里一盘大炕，吃饭后便热得坐不住，两个天天在街上游荡。看了一「接圣旨」，康德皇帝由盛京派来的钦差，身背黄包袱，真有点戏味。一个开照相馆的小胖子给我在鸦片地里悄悄的拍了一张照片。阿芙蓉已经一人高，开齐了花，我们走时，已满是葫芦，就要割烟了。 我们在晖春住了两个月，满州特务来访我们了。好朋友们叫我们快点走，于是我们一齐离了晖春。 小张决定去哈尔滨，我回山东，我和他在拉法作别，他上了拉滨线。我一直到了长春，游了几个钟点，向沈阳去。寂寞旅途，我才回味起大连的阴森可怕，不能再去冒险。我游罢了沈阳，于是买了「京奉通车」的票，进了山海关，过关没有检查，我的《中国革命问题》随我平安归来。 在北平住了几天，便到济南，组织正见发展。乡村师范和散处在各乡小学的教师都有联系。负责人是济南乡师的崔宾之和常叔康。大家都想和上海组织联系起来。这时宾之已为特务所注意，为了避风头，他休学一年，和我到台儿庄的北洛小学去教书。这学校通过峄县的孙同志随时安插我们的人去任职。校董和他是同「宗」。 崔宾之也是泗水人。家境最贫苦，无力读书，但因生得英俊，小学校长把他的侄女许给他，才能上完小学读师范。他在组织里很负责，济南的中学校都发展了关系。一中的教员阎子桂有托派倾向，他正设法去联系（我们走后，常叔康和子桂联系上了，因为子桂在找组织。） 我俩在北洛一面教书，一面和同志们通信，第二年——三六年的春天，得到张丙雨的信，说他在上海徐家汇大中华胶鞋厂的附设小学里当了教员，只是无法找到组织关系，要我去住下来找组织，他教书之外，已没了空闲的时间。宾之便催我南下，因我比别人更知道些组织的逸闻。张衍恕曾说上海有个邵鲁是泗水人，带他去过跑马厅，见过些当马夫的泗水同乡。我把这些写在信上告诉了张丙雨，他却不听话，只给我画了一幅简图，由上海北站沿河南路经爱多亚路，直达谨记桥，过桥后就是他的校址。一定要我到了后再去访人。他那时的心情寂寞，需要作伴的友人，他的生性如此。 经过南京时，我去水西门南京监狱，第一次探访张子芹，送了东西，见了面，我告诉他到上海是找邵鲁的，他立即皱起眉头，示意隔墙有耳（监听者），不要讲下去。我问些别的话叉开。我知道邵鲁可能有了问题。 我在等候接见的当儿，看见一个浓眉大眼，身体粗壮，一身蓝布衣的犯人，对他的母亲说：「这里的难友多，不是我一个人吃，大家吃，下次小菜多烧一点！」他妈一口应承，不加考虑，五十来岁的妈妈，看衣着家境不会宽裕，我几乎高叫，这不是高尔基的「母亲」吗？ 我这第一次到江南的人，真合了那样样惊喜，山青水绿，一至男女衣着，语音绵软，都叫我觉得可喜，但正在步向那险恶的上海，就不免提心吊胆了。我由北站下车后，却没坐电车，照简图跑了一个钟头，直跑到大中华小学去叫门，这时是夜里两点半。 天明了，张丙雨带我到一家保定人开的包子铺里吃早饭，然后去租了一个亭子间，这一天可能是星期天，他没有课，安顿下来，就去了跑马厅，找到了马夫头刘元俊，大个子，大嗓门，豁达性子，一听是泗水同乡，找邵鲁的，便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说他已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得问问「老汤」，或能打听出来，那要晚上六点，他才放工。 老汤是个管子匠，因为是泗水同乡，便寄居在马夫宿舍里。他告诉我们邵鲁在正月里「吃了官司」，要找邵鲁的朋友时，他可以试试看。叫我隔两天再去。再去时，就会见了赵志诚，电话工人，他记下我的住址，然后陈大哥到润德里的亭子间来访我，我们找到了组织！这是三六年五一后的第三天。 五一那天，我和张丙雨到南京路参加中共发动示威，十二点正，叫口号的刚喊出一声，就叫巡捕捉走了。带我们去的邹眠虹急忙钻了弄堂，抄小路回了他的寓所。他是个画家，曾任邹平乡村研究院的教师，可能是中共份子，事先他预言今天的步骤都被粉碎，我们俩空当了一次「群众」。 张丙雨是泗水乡下人。家况比张衍恕好一些。他和「心如」是小学的同学，在曲阜师范是前期三年级。比我们低了一级。他的个子比「心如」矮了一点，但比「心如」漂亮些，特别是眼睛有神采，有至情，一提到张衍恕，总是「心如」如何，我现在耳边好像正听见他在讲「心如」哩！ 他在球场上的时候多，网球、篮球都爱好。他有个同班好友叫朱登祥，有点女性美，爱网球，一次，他俩打罢网球回到宿舍，校医正给一个吐血的同学诊病，见了朱登祥的气色，忽然亦给他听听诊。诊过后，就悄悄的告诉张丙雨，说朱登社的肺病跟吐血的那位一样严重，他介绍他到齐鲁医院去详诊。张丙雨陪他去了，朱登祥没回来，半年后死在家里。这位校医貌似冬烘，却有本领，肯负责，我吐血时，他就没紧张过，我和这两位肺病死的一直同房住。 那时我和张丙雨无来往，因为朱登祥是我颜山的同班，一个地主的儿子，妒忌我考在他前头，就瞧不起我。我因而和张丙雨不打招呼，只觉得他对漂亮孩子有热情。 他自五月事变后，便到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当起学生来，大约过了一年，梁漱溟叫大弟子张宗麟办一个实验乡村师范。大弟子便问他要一个「能跳起来的」助手。梁潄溟把张丙雨给了他。张丙雨从那时当起师范的推广部主任来。他在这儿改名张立民，以后都用这名字，我也得改口叫他立民了。 张宗麟和梁潄溟思想上起了分化，脱离了邹平南来，立民也跟他南来了。大中华的教席就是张宗麟的力量。一个北方黑大汉在上海用国语教起学来！ 张宗麟不能独树一帜，他转倚陶行知，立民也跟着和陶行知的弟子们有了往还。陶行知的讲习会，我和立民都去参加，有演讲，有拉丁化，有娱乐，有廉价伙食。我们羡慕那些福建人吃两碗白粥就饱了。立民却得加上五个（最好十个）烧饼。他常慨叹我们吃得多，徒增烦恼。 陈大哥定时到我们的亭子间来，带来书籍和《鬭争》、《校内生活》，我们觉得《鬭争》是压倒一切的革命刊物，没有第二份能和他比并。可以说，我们那时是为了《鬭争》而革命，使我们觉得立在托派的旗帜下，值得骄傲！ 我们小心的把《鬭争》分寄各地，收到《鬭争》的都喜欢，增强了对组织的信念。《校内生活》上能读到陈独秀的文章，更使我们觉得组织有神出鬼没的力量。但于上海组织的实况，陈大哥避而不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越少知道越好，他经常的要我们武装头脑，「大事变到了，就没了时间读书，会觉得读书太少了。」是他常说的。 我们于国际的幻想大，总以为第四国际在别的国家里有发展，有实力，这是国际主义者很易生的幻想。 陈大哥忽然对鲁迅生了幻想，给鲁迅送了书，写了信，引出了鲁迅对托派的肆骂，这事是很不智的。鲁迅的文章一发表，他就匆匆地赶到我们这儿，解释了经过后，便拿出他答复鲁迅的信给我们看了，然后请我们代他油印，帮着散发。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用铅字排印，定用油印？他说，一来打搅了排字同志的工作，延迟了《鬭争》出版，二来显得陈仲山代表组织了。用油印有个人答复的意思。 立民是油印好手，很久没施展了。他用仿宋体刻蜡版，比铅字排的还均匀整齐，油墨调得又好，印出来清析美观，至于散发后效果如何，我们就无甚奢望了！哪能架得住鲁迅的权威！ 暑假后的职业，立民很为难。张宗麟要到西北去，立民不肯再追随他了，半年来他于托派又恢复了信心。但如何生活呢？忽然由乌江来了好消息，那儿有一个姓周的青年绅士，为了医治关节炎到邹平进那乡村研究院，作为易地疗养，结识了立民。这时来信请他到乌江去办私立为群小学，并且汇来了路费，即刻登程。 立民去了乌江，我到诸城和张臧盘垣了一个月，他去北京只考取了师大，以为耻辱，不去上学，在家里当起小学校长来。由诸城去了齐河、济南、长清、荏平等地，然后去了乌江。立民接办了为群小学，便邀来了小崔、和邹平的韩小姐，加上我，四个职业教员，另外是本地陈范二姓的少爷们分担义务教员。 小崔已脱离组织，由他岳父向县党部「疏通」过，才回家结婚。在教授功课方面，山东教师都赢了镇上士绅的称赞。而立民的领导学生作课外活动，方法新颖，更得到学生们的喜欢。但在思想灌输方面，立民就过于冲动，把握不住，说话走了火，人家便窃议他的红色了。这时我得设法弥补冲淡。校董们认识到这一点，便有了一致对外的方法。我常常针对他要讲话的集会之前，平衡他的冲动，减少事后的麻烦，尤其这年双十二之后，乌江镇那些少爷们为西安事变所陶醉，我们的处境显得艰难有加。 「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立民把这歌词艺术化的剪成骷髅形的字体，贴在六年级的教室里，引起了那些法西斯少爷的议论。聂耳的歌曲响遍了小学，更惊得右派绅士们心慌。支持我们的校董也受到攻击，我们商量下来，由他们宣布我们教完这一学年便让贤，以安定那些想立刻赶我们走的绅士。 我们在校董中争取了几个同情者，《鬭争》的读者，他们替我们收信件和刊物，躲过了特务的检查。至于学生方面，他们年龄尚小，没建立组织，一般的思想都向左。南京失守，大半投到皖北，给中央供给了些好干部。 为群一放暑假，我和立民就去了上海。不久，山东来了宾之和娄宣，四个人住了一间二楼，一道去参加陶行之的暑期会。这时亚东出版了一些有关莫斯科审判的小册子，《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生命》，《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我们都读了，分寄山东。七七事变后，立民沉不住气了，他不能没有工作，更不能耐心等待工作，即使那工作有很大偏差，他都去干。如今抗日第一的宣传，把他那阶级意识就埋到下面去。如果中共不那么仇视托派，立民一定能做他们的一个出色的抗日干部。中共这时对已沾染托派嫌疑的都排除出去，所以来召请立民的不是左派组织而是右倾的「爱国份子」。 南京的乌江人氏要办私立中学，来请立民去任教，我们都没有教中学的资格，只好让他一人前去，他一到那里就来信召唤我们，我们商议下来，宾之和娄宣俩个，我还留沪。 想不到和立民那是永别。 扩大会议 八一三后，我的生活费由组织津贴。正是那有了饭钱无房钱，我只好到跑马厅找刘元俊，和马夫们一块儿住起来。刘元俊介绍我与一位巡捕相识，说是邵鲁的父亲。当巡捕的真没好人，刘元俊就瞧不起他，说邵鲁和他相比，那是天上地下。去年我来时，这位老伯在泗水纳福哩，刚娶了年轻的太太。刘元俊因此骂他，五十岁的人了还娶十八的大姑娘，给儿子做媳妇还说得过，老不要脸！这时他在一家洋行看大门，上夜班，见面点点头，他从心里恨我们，儿子为了我们吃官司，不能给他钱花。 我住进这间房，只有一个是马夫，刘元俊的侄儿。老汤是老住客，刘季泉和我是新来的。不久又来了个鲁西人，给德国人当大师傅的。老汤自视地位高，真正工人阶级，东听西说的发表些抗日言论。大师傅回来得晚，要十点以后。他一回来，就找我给他写帐，把当天买的牛肉、蔬菜、水果都给他写成英文帐。其初我真写不来，翻查字典，费了不少脑筋，刚弄熟了，大师傅却给老汤赶走了。因为他是个小型胖子，一睡下就打呼噜，妨碍别人睡觉。 刘季泉是泗水人，卖膏药的，刚从皖南一个矿上来，看看这里的乡亲就回山东去，工人赠他万名旗，他在那里既赚了钱，又挣了好名声。如今租界成了难民世界，随地摆摊，他也就短不了找几个盘川钱。我去给他站过场，当过观众。我想从他这里吸收点江湖气，他以为我要干他这一行，给我讲了很多学艺的经历。 这时我的组织生活是和寒君、华镇彬一个支部，有时蒋震东也来参加。寒君讲话尽是煽动式的，一定要把窗门关起来，才能挥拳辟掌的淋漓尽致。他于工作尤其顶真，也很有办法，讨论到技术性的细节。我所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和陶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都是中共，初时叫我参加宣传小组，发传单，街头演讲等，深入一点的谈话，他们就探出立场的差别，他们是抗战第一，不容沾联民主要求，一有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个难民收容所，陶派介绍我去当工作员，可以吃一顿午饭，收容所的主持人只问我两句话，就说我到晚了，位置已给了别人。我和寒君研究过那两句话，他也慨叹中共的人们敏感过人。 有一次，我按照报上的广告，到一个救亡会去报名，报名处设在法大马路的一间商店的门口，没有救亡的宣传品，只有一个负责登记的。报名表上有志愿一格，这人指导着应填「自愿」，报名的人不少，都填了「自愿」，单上印好了集会日期，上午十一点到报名处来。到了那日，救亡者一到，他就指挥你跟定前边一个人走，不要太近，不要落伍，这样拐来湾去的出了南市，进了中国地界的聋哑学校。因日军轰炸，已无居民，我们以为在这空荡的学校里等候演讲和讨论，人有三四百，站满了操场。十二点了，突然冒出了几个国民党的武装军人，站在台阶上，宣布他们是忠义救国军，我们既是「自愿」来的，就听候编队、训练。将来的任务和工作是爆破敌人的铁路、桥梁、码头、货仓……人们一听，都楞了。静了一阵，跟着是嗡嗡声；终于有人提了意见：我们来开会时，家里并不知道留下干工作，还等我们吃午饭哩。应该让我们回家安排一下，再来投效好吗？这全场的要求，使那些老爷们不得不改变了办法，叫我们站成三队：第一队是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不回去，就受编制的站出来，十来个埋伏的小瘪三蹦蹦跳跳地站在一齐，高叫着他们不回去。老爷们等了一回，没有人跟过去，便吩咐先给他们开饭！接着宣布：第二队是回去再来的站出来，几乎所有的人站到这一队里来。剩下的三五个站了第三队，是不去有返的，他们是残废病人，以为是来领救济金的。老爷们叮嘱我们为他们，也就是为国家，保密！不回来时也不要乱讲今天的经过！我们却向他们保证一定回来！老爷下令：放我们走了。仍是成串的单线走，进了租界。一进租界，一片咒骂声，大家庆幸逃出了陷阱！ 邵鲁由苏州释放回来了。他只和小赵叙旧，对他父亲了无敬意。一二八前他是电话工人，和小赵同事，他在组织里很能干。组织安排他给李福仁当司机，便于他做交通工作。去年正月里他到小赵家里吃饭，到附近的白云观去白相，被特务捉了去，送了反省院。如今他无意恢复组织生活。南京政府成立了防空照测队，在沪招考机匠、电工、司机等，他考上了司机，很快地出发了。我热切地盼了很久的邵鲁，却冷冰冰地一霎时就不见了他。 他走后，刘家良回到了上海，住在荣市路一间灶帔间里，我去看他，他正在他国际写报告，说，现在只有他能用法文写信，而他的法文是在监狱里学的。又说了他在监狱里英雄斗争的「优胜纪略」，自称自幼练过武云云。我听着不大是味，即使有一点是事实，也用不着自我宣传。 过了几天，王叔本（注）搬来同刘家良住，王叔本虽是初见，却不陌生。他的逸闻，听娄宣讲过很多。他是东北人，北大的学生，九一八起就干反对派，吃革命饭了。曾到天桥卖过花生，叫侦缉队给赶了出来。他没吹嘘监狱生活，却说有一回想吃烧鸡，想得厉害，写信叫人寄进去，收到时已不想吃了。他天天到老樊家里去，回来谈些老樊的病况，不久，老樊死了，伤寒病死的，他是云飞汽车行的司机，那时月薪八十元，捐钱最踊跃。 租界里人越来越多，房租上涨，寒君也搬到灶帔间来，跑马厅的垃圾鬼把我们寄居的客人都清出来，我也搬来了灶帔间。 我们都是少壮派，于陈独秀的西去武汉不满意，发表那些言论更是堕落。彭述之到了上海，组织筹开扩大会议。分成两组，两地同日开。我们这一组在老曾家里开，他是福建人，中学教师，所住楼房相当宽敞。他的太太不是同志，躲到邻家去，会开完了，她交给我一小包衣服，叫我带回山东去，由山东寄，她的前夫是胶东人，牺牲了，她还周济前夫的老母，由上海寄东西，不容易收到。后来他们夫妇出了国，脱离了组织。 我们这一组：灶帔间的四个，外加老彭老曾，六个人，开得很顺利，没有一个为陈独秀说话的。我听了彭述之的报告后，心里想，陈已完了，今后要跟彭走了。回到灶帔间，寒君说，想不到老彭和我们的意见一致，他是准备向老彭开火的！另一组是陈大哥蒋振东等，他们这组反对一棍子打杀陈独秀，老托已几次支持过他，不能轻信老彭的结论，老彭是准备坐上首席的人。 扩大会议后，两星期，才印出对抗战的决议案，十一月九日，我带了决议案，乘太古的贵生轮回青岛去。 我久已没见陈大哥，以后再没再他。 注：王叔本即王振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报》，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均记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及子小华幼华，在一九四九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被国民党惨杀事，并尊称为「托派烈士」。 战火 在青岛胶济铁路里找到了陶绍武，这个「历城滑子」我已忘记他的组织根源。他的职业可谓铁饭碗，很了不起的。我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约定了他来参加省代会，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关照了车长，我就勿须买票了。 我先回了赵庄，见了父亲和大哥、二哥，他们都为日本人要来，惶惶不安。第二天清早，我剃成了光头，穿上一件庄稼人的半大袄，骑了大哥的自行车向泰安去。初时我把决议案放在袜底，将近泰安城时忽然觉得不妥，看着车梁上系的小工具袋，里面装了钳子扳手，较为安全，便把决议案迁移进去。一到泰安城北门，就受到了严厉的盘问。我编好了一套词儿，说我弟弟原在济南读书，现在跟了学校迁到这儿，可能随着学校迁到别处去，老父亲不放心，叫我来接他回去。这一套答话后，那里不再开口，只是示意我徐帽子，脱鞋袜，解钮扣，看过了，车上没有可看的，那里用手一捏袋子，热乎劲手钳子响，便没打开，让我进城了。 天已黑了，先住旅店。一进房间，我就把决议案塞到床脚下面，刚弄好，查店的来了，又重演了城门上的一套。这次可打开了那小工具袋，只看到扳手和钳子了。 两关过了，我才得休息、吃饭。第二天早上到第三中学看阎子桂，我把决议案交给了他，和他定了七天后在泰安开会的会期，由他通知诸城、青州等支部。我骑了车子直奔衮州，在衮州乡师里会见了不少青年同志，他们很热情，选了代表七天后赴会，东平乡师的代表也在这儿约定了。我在这儿宿了一晚。他们说我的服装不对，容易引起盘查。于是给我找一了件麾登合适的棉袍，一顶呢帽，一条围巾，一条西裤，打扮得很够个中学教员，天一亮，就骑了车子向泗水去。路过曲阜，我也没进城去。这儿我们已没了组织，曾几何时，江山尽改，能不嗟叹！ 忽然起了迎头风，又是上坡路，只好推着车子走，苦不堪言。赶到泗水，已经日落，军医没再盘问。我初到此地，先问到一位王同学，他开门一见是我，惊得脸都青了。叫我赶快走，离开他的家门。我问「心如」的家在哪儿？他说心如不在家，要是我问到别人，找张心如，就会被县里抓起来。他不客气地关了家门，不管我这陌生人如何过夜。 疲倦得迈不动步，夜间又怎么走呢？我记起了在乌江时有个泗水姓周的来访立民，我们招待他住了不少日子，他是个商人的少爷，回教徒，临走时，叮咛我们到泗水相会，如今只好一试了。我找到了他的商号，先说了我和周的关系，然后说大话路过衮州，特意来访他。号里的人说，周某病重，危在旦夕，不能带我去看他。但是我既来了，这份友情，他们代领，于是安排晚饭和宿处，我得化险为夷。 由泗水回了赵庄，休息三日，到城里去看颜中同学乔同恩，外号麻二哥，他已是师大二年级，去年冬天和他见过面，由那时起一直保持寄《鬭争》给他，他差不多都能收到，而且同意托派。这时他表示：形势紧急，他将来会和托派会合的，我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 我乘火车经济南去泰安，济南已很少人烟，到泰安和子桂相会时，他很激赏决议案的文字。知道是出自刘家良的大笔时，更深为感叹。说他一直工作的人，进步得快，称得起专业了。过了一夜，黄昏时分，忽然传出济南撤守的消息。学校马上徒步出发，子桂护着学生走，正没法安排我时，青州的代表马华到了。他带了一个小王，我们三人上了火车。 火车只开了两站就停了。军车占了路轨，无法前进。天亮了，火车靠不住，会遭飞机轰炸，我们下了车，徒步流亡，路上又结合了几个小学教员，一同无目的地流亡。 有些回家的伤兵向我们打听战况，他们是鲁北人，在哪儿负的伤也说不上来，都是壮丁、新兵，盼着能回家乡去。乡村的人看见逃难的人成群结队，也自惊惶，不知应不应跟着逃。炒熟的花生只卖一个铜元一斤。花生早已不能出口，农人不能不贱卖，就这样便宜，还是身上没有一个「大」，真不知日子要怎样过。 马华是益都师范的学生，回教徒，穿了一身草绿制服，手里握着一根马棒。小王当兵多年，升了特务，由抓共产党而同情共产党，放走了共产党后，逃回了家乡，和马华一谈他的经历，马华把他变成了托派，给马华当了跟班——托派里会有这类型的「同志」，还不止这一对。 到了曹县的青堌集，休息一日，往西就要进河南地界，马华却忽然决定回青州打游击。这是谁都不能反对的。于是他带了小王，扬长而去。他那独来独往的精神，叫人估不透。几天的流亡，我们讨论了政治决议案和我们的抗战中的口号和任务，小王在特务队的情况，他说的很多很详细，而他对革命的认识和托洛斯基主义的了解已很深刻。 我傍着联中到了兰封，陇海路的一个小站。在这里爬上火车往西去。我和子桂在一个运监的车箱里到了郑州。 郑州热闹繁忙，重见太平。子桂请我在华阳春大饭店吃饭洗澡，然后给我指出前途，可以西去西安，到中央通讯社找李子谊，定能找到工作，只要提子桂的名字，不必书信介绍。但是，我却要南下武汉，投奔梁锡三，这人是赵庄人，任南京仓库的库长多年。 子桂打开钱包，拿了六块银元，说是他的积蓄，防备法币贬值的，如今分给我一半，做路费，以图后会。我和这位经济学家分别后，搭平汉车南下。火车不必买票，三块钱很够盘川到武汉的。 先到武昌军政部，在这儿问到了一个传达，他侍候过梁库长，便指点我去汉口日租界日清洋行就找到前南京仓库，如今改称为第四粮服仓库。我找到了机关，但库长去了长沙，副库长也是博山人，一听我是赵庄来的，又姓梁，把我当侄少爷招待起来。 略谈了流亡经过后，我赶紧表明我和库长的「服制」，差不多仅是同庄同姓而已。于是副库长作起主来，说，既是来这里，先得做事，如今咱们这仓库属下的第廿二粮服仓库正需要人，那库长也是博山人，我到那里先去干着，库长回来也不过如此安排。 廿二仓库在汉口沿江的商业区，三层楼，楼上办公厅和库长的公馆。楼下是库员和兵士的宿舍。我一到这里就遇见我的老同学翟宾鼐，他在当库员，带我去见过库长后，他很热情的招待我喝酒吃饭，真是他乡遇故知！ 过了两天，上面委下来，我是少尉库员，根据翟宾鼐说，这面子不小，他是济南警官学校毕业，又当过东平县的警官，和库长又是同乡，才得个少尉库员，不过就要升级了。 他张罗着给我定黄呢军服，和我同日进来的一个周村商人已经穿上了新军装，很神气。我却推托了。我穿了长袍，挂个徽章，到江边去监运[麦丐]粉，[麦丐]粉由仓库里运上火车，商家派筹，我收筹计数，事情简单。但是我摸了一下[麦丐]粉袋，竟像石头一样的硬块，我就质问那伙计，这[麦丐]粉运到前线，打仗的弟兄们怎么吃法？是不是他把好[麦丐]粉盗换了？他说，他没有盗换军粮的胆子，这是他们老板和库长做好的买卖。这种仓底货也只有卖给军队了。这仓里有好[麦丐]粉，我指定他把好的运上车，他照办了。一会儿，拿五元法币塞给我，请我洗澡，我不收。不到换班的时间，我的上司来了，一位中尉库员，他叫我回去休息，由他值班。从此，就没再派我工作。 这时，报上有段小广告：王季子、史逸民到了武汉。通讯处是儿童书店。凭这段广告，会见了逸民，他曾当过我的化学老师，那是在第一师范，没人知道他有政治色彩。他虽是北平的老人，和李子谊、阎子桂同时代，但不是个好宣传员，却对同学们情谊深厚。小扈、刘仁静、斯朝生、陶绍武等都凭了这段广告得以相聚了。 学徒 梁库长回来了，阴历年初三，我去看他。想不到他对我「青眼」相待。大约臧圣人的笔墨于我起了润色，二爷爷的丧事是梁库长的大总管。 他问了我一点赵庄的情况后，便说，我干库员是没出息的，应该找条好出路。他和康泽相熟，把我送他那里去受训如何？我一听去当特务，那还了得！便说我每年春季都吐血，受不得那种训练。那么，我可以去上学，毕业后去留学，一切费用他供给，不需我担心。这个条件原是五年或十年前，我是求之不得的。可是现在国家动荡，战火弥漫，大学在哪儿？怎能读得下去？还是求点实际，学点谋生技术吧！他提出了日本人在桥口有个泰安纱厂，现为军政部接管，那里的赵厂长、魏科长都是自己人，到那里学份手艺！这才是「正中下怀」，我高兴地几科跳起来！自我加入托派以来的工人梦就要实现了！我催他给我写了介绍信。他嘱咐我学徒苦每月到他这儿来支十元的津贴。 拿了介绍信，和老友翟宾鼐告别，他不解我的高兴，他要是连升三级，当了少校库长，也不会像我要去当学徒那样的狂喜！ 逸民为我去当学徒，特意在大三元请客，庆贺我走进工人队伍。他自大学毕业，就想变成产业工人，总没成功，曾经去过天津的三不管，闹了一些笑话。可见托派传统的认识是到工人中去。而那年头，知识份子进工厂几乎是不可能，比进大学可难哩！ 泰安纱厂设在桥口、临汉水。由清花到织布，联在一齐，棉花由河下运来，纱布运往河下去。原动部则是由河边的趸船水泵起到厂里的锅炉透平晾水池，接着是发电间供应本厂所耗电力。我到厂里办公听见了魏科长，他指点我学机器还是电气？我选了电气。于是他请工务科长下条子，派人带我去电气间上工，并安置我在职员宿舍里住宿。 电气间是全厂人数最少的部门：一个头脑，四个师傅，四个在车间值班的师傅，一个杂工，我这学徒来了，才打破十个人。 这厂换了军政部纺织厂的招牌。工程科长和他的属员都是东北人。厂长总务是山东人把持。因而原动部的那位刘技师一见我进来就敌视，可也把我交给了头脑吴楚卿。这时已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踏进了廿七岁，比我的师傅熊癸丑还大着一岁。这样大的学徒，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我却十分随和，不久就和睦一体了。这电气间是把车间烧毁的马达换回修理，把线圈拆下，换上新线圈，有的全换，有的只换一两个。我做癸丑的下手，跟他学艺。我对电发生了兴趣，跑遍武汉的书店，搜寻马达制造和修理的书籍，只买到大同小异的三四种，都和实用脱节，不能解答我的问题，还是癸丑由他自绘的线路图上，使我了解了星形三角的初步原理，我的电气知识就是从此始。手艺方面实在无法追上癸丑，他是科班出身，我这票友拜师太迟了。 纱厂没有星期天，月头一号，停车十二小时，让日夜班对调。电气间在这十二小时内必须加班，清理车间马达的灰尘。至于平日的十二小时，做工或偷懒的时间，在谈话中，都难启发师傅的政治意识。头脑不必说，工钱最高，意识最坏，他不是「抗三压七」的好头脑。他是顺着上面的意思往下压，没有一丝的反抗。癸丑的工钱比他低两元，另外两位和车间做班的都是廿四元。这工钱都高过了一般机匠，因而就喜欢赌钱和吊膀子称雄。杂工老张月薪只有十七元，要养老婆和四个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时都拣点柴板和纱布头带回家去。而我这十二元一月的学徒，却能和师傅们一块儿吃七元一月的包饭，又叫他们吱吱称怪了。 晚上到工房里吃包饭，饭后我便沿着河堤上逛。新搭的席棚里，摆了些宣传抗日的书报摊，欢迎工人们去翻看，去听讲，提问题。有的立场很隐晦，很少人去搭讪。第三党，国家主义派，中共都有摊头。以中共的号召力大，聚集的工人多。在工房里小柳家里也满了谈论战争的工人。 到武汉的托派份子没有成立支部。逸民和刘仁静去访问过陈独秀，刘仁静提出「保卫武汉」，陈独秀回他：「保卫你这个大肚子！」我却以愤慨的心情对陈独秀，因而失去了一瞻这一代革命宗师的机会。初时我和小扈最靠近，小扈介绍我认识了刘仁静，他正腆着个大肚子找群众，便竭力拉我。斯朝生这时自办了《胜利之路》，向我指出刘仁静进过反省院，不可和他骯髒一气。我便和老斯常见面。他于七七周年大游行的队伍中散发《胜利之路》，被中共分子（燕大的老同学）打了一顿，鼻青脸肿，很显出他那勇敢的斗志。过了不久，和小扈一起谈话，他们两人拌起嘴来，小扈搬出了上海组织已经开除了他的消息。斯朝生一听，愤怒悲哀得难以形容。我怎么劝说，都不入耳，一定要放下一切，到上海理清这问题。于是《胜利之路》中断，他由此毁了自己。 王叔本由上海来了武汉，他成了我的导师。忽然马华带着小王来了汉口，我和王叔本、逸民三人计议，留下小王跟我进厂做工，叫马华一人回去打游击，我们都觉得小王可爱，马华可厌，但无法拆散他们，眼看他们「一主一仆」的又回青州。他们只是来看看后方的情形，却也没报出他们游击的实况。 我初到厂时，上工放工都不见太阳，这时天长了，上下班都见到阳光。我住在职员宿舍里，日本人榻榻米的房间，原高工人一等，可是我常为了迟到而苦恼。职员九点上班，我要六点半到电气间，没有人叫醒。想买个闹钟买不到。闹钟已断了市，旧货摊上都找不到了。我曾想搬到工房去住，那里有起床铃叫醒，但看看那污秽拥挤，真像猪狗窝，而且难以找到一个铺位。 当了兵 保卫武汉的声浪越来越高，武汉吃紧了。先保卫，后撤退，随着是沦陷，当时的三部曲。厂方传出迁往四川的消息。工人们纷纷的议论「怎么办？」有家小的更焦急。晚上，小柳家里集会的人更多了。 忽然，保全部的工人奉到命令去拆清花机，工人们警觉地问：拆了机器问谁要遣散费？午饭时，在饭堂里有人叫出：每一个部门选出一个代表来开会。清花、棉条、组纱、织布，日夜班女工两千人派了十个代表。保全、原动、修理、电气合计男工不到四百人：原动派不出代表，修理部派了小龚，电气间叫我去，我们两个学徒代表了两个部门。保全部的代表是他们的女职员黄云，他一出场就成了总代表，由他代表我们十二个去向新厂长办交涉（新换的厂长，东北人）。我们只在小柳家里开过一次会，女代表们像机关枪一样，达达地大谈战争，而对于厂方会给什么条件却不提。黄云说，她见过厂长，厂长答应尽快的给答复。好像厂长是她的亲人一样。我们工人因为抗战时期，都没有过奢的要求，想先拿两个月的遣散费，跟不跟厂去，是另一回事。就是说，先遣散，后说迁厂。跟厂去的，另行登记。 我和王叔本定期见面，当了代表后，他给了些宝贵的意见。我和他谈到黄云，她的年纪已四十多了，缠过脚，有点弱不禁风，谈吐是知识份子口吻，显然是中共干部。他们已是只教工人听领导的话，领导包办一切。工人们却信不过，要凭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人们明白：「团结就是力量」。 女工们自动去阻止男工拆机器，保全部的男工停了工。做班的女工照常开工。就在第三天的中午，黄云来到饭堂宣布：厂长已答应发两个月的遣散费，事情算是解决了。保全部的男工可以拆机器，我们等着拿遣散费好了。工人们听了个个疑虑，吃饭的个个静下来，鸦雀无声，不知怎么好。就在这时，我跳上一张饭桌，向黄云道：「你怎么知道厂长一定发遣散费？」黄云说：「我敢担保！」我说：「你凭什么资格担保？你也不过是个工人！要是厂方骗了我们，不给我们钱，到那时我们吃你的肉？可不知你到哪儿去了！」工人们立刻附和我。黄云愤愤地说：「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不管了！」说着冲出了饭堂，走了。全饭堂的工人却不走，都等我讲话。我说，我们要领了遣散费才能让厂方拆机器，黄云不当代表，我们重选。上次的选法不公平，应该按人数来选。 一会儿，厂方贴了布告：全厂停工，做班的出厂。我们正开大会，决议不得遣散费不出厂。日夜班照常上下班。大会进行了新的普选。每十个女工中产生一个小代表，维持这十个人的秩序，十个小代表中再产生一个大代表，别的部门也是这样按人数比例产生代表，我们的确良代表团有了廿多个人。他们叫我当总代表，我解释了这名字就不好，向厂方交涉，我可以代表讲话，但一定要有三五个代表在场，才不吃亏。事实上，我成了领导人，小龚是我忠心的伙伴。他一直陪着我，我们整夜巡视，提醒小代表们注意火烛和坏人。 有两个参加过二五一二七的老工人来讲了些流氓破坏罢工的手段。他俩都胆怯，不及青年人。女代表增多了，男代表只有三个。我和小龚之外，保全部选了个老头代表黄云。小龚是个孩子，一身黑油工服，脸上黑灰，从不向女工逗搭。我也从没接近过女工，没讲过半句俏皮话。却意外的一个小代表向我送风情，遭到别人的斥责。大家知道谨慎，防范谣言，不能叫人由这方面破坏我们。工人的自觉高，传统的斗争经验强，勿须宣传和讲解，他们都知道正确的斗争方向。我们虽然是场小规模的行动，为时仅仅两日夜，工人们所得的教育可不浅哩！ 魏科长的传令兵来叫我去接梁库长打来的电话。我回答他，开完了会，我会打电话去的，现在没有空——梁库长这个关系从此断了。 两天后的上午，厂方贴出即发两个月的遣散费的布告，我们胜利了。工人们领了钱出厂。我和小龚结了友情，谈到了黄云和我的不同，谈到了什么是托派。可惜我们无法保持联络，武汉失守后就和小龚断了音信。 厂方跟着贴出了迁厂的布告，各部门的领班都跟了去，他们推荐的师傅可以跟了去。至于普通工人，就诸多限制，而且工钱并不增加，工人们就不愿离乡背井了。电气间的头脑邀了汉福同去，癸丑不跟他去，决意和小山同去西安大华纱厂找大山，他们原是汉口一间电气作的师兄弟，以大山癸丑的手艺最好。大山虽然一直当头脑，但却维护工匠，不完全听命厂方。我这学了九个月的徒弟，还想学下去，便决定跟着师傅走了。这时武汉的托派已零落殆尽。逸民、小扈早走了。王叔本就要回上海，他对我去西安很赞成，他以为李子谊会招呼我的。 我们到了西安，癸丑住在大华厂的工人宿舍。我去访问李子谊，他已为我安排了职业和住处，在城里西北角上一间小学里当教员。校长李衡甫是北平的老托派。围绕着李子谊的老托派还真不少，十多个，都桑梓效力了。当年学生时代赫赫有名的李子谊，现已改名李慎时，这名字就表明了他的方向，他这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的社长，胡宗南的智囊。 在这小学里还住着一位流亡者，由大少，他是山东省银行很长的大少爷，他代表李慎时向我宣布了我应守的戒律。 我问李慎时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他说卅五军，傅作义那里有干训班，随时可以介绍我，由他们的驻西安办事处送绥远。傅作义也很赏识他。 我想他给的路子还不及梁库长的宽，还是自己找吧！ 大华纱厂在西门外，我有空就去找癸丑和大山，希望能进厂。这真难，他只把小山塞了进去，癸丑都在闲着。想进厂的人实在太多。 一天，我到他家，他刚从城里来，兴冲冲地说给我找着一份工，先去干着，再等机会。城里华清池澡堂向他要一个电灯匠，管理六十多盏灯和一个水泵，每月二十元的工钱，洗澡洗衣不要钱。工钱虽小，无活干，可真快活！癸丑却说：我只学了换「七匹半」的马达考耳，没摸过灯，不懂线路，保险丝都没换过，哪敢去应这个差！我多么想接这个事，可真不够料，我虽然懂得灯线，但不熟，更不知水泵是什么，我只能咽咽唾沫，让这机会白过了。 霎眼就是两个月。由大少忽然通知我，要我搬家，说我没遵守合约：和学生讲话越轨，常到西门外工人区里去。校长李衡甫告到李慎时那里。由大少是合约的执行人。 我搬到工房的大山家里。大山嫂子十分关心我，安慰我。「不要愁，饭有得吃，怕什么？」我帮她带了几天小孩，她更喜欢我。只是工房里实在窄。小山夫妇睡在新搭的阁楼上。我和癸丑在地上摊铺后，就没有插脚的空地。我决定走了。报纸上登了招考看护兵的广告，我去考取了。剃光了头，换了新棉军装，来和癸丑大山作别，大山嫂子直抹眼泪，泪眼望着我这落难的王孙（她认为），登上火车，向东而去。 真的当了兵，和头一次当兵心情不同了。不想升官，不想发财，只想结交那有志气肯革命的青年。 开小差 我当的这兵是第九军第四十七师军医处的看护兵。师长裘昌会，军长卫立煌，两位官长的大名，一天要听几十遍，至今记得。军医处处长和科长的姓名，就模糊把。第九军军部当时扎在洛阳，火车朝东开，朝那儿去。 车开不久，我便结识了两个好弟兄。我们正坐一张凳上，都剃得光头，寸草不留（别人都遮遮掩掩的留些顶发）。一个杭州来的十七岁孩子叫黄正诚，另一个沈阳来的李兴奎。黄正诚很像个小和尚，经他说，幼年也曾寄名在寺院里，也跟着祖母学了些经卷。我在泰安纱厂的职员宿舍里曾翻看过一本日本人留下的心经。我便和他同背了一遍，他更是喜欢。从引我叫他小名「阿南」，他叫我当兵的新名「梁山」。 李兴奎廿一岁，宽天庭、大眼睛、没有后脑勺，地道的奉天人。九一八进关时，他还是小学生，不久当了兵，现在自称「老兵油子」，没了亲人。台儿庄突围有他，几天几夜在雨里淋着走，一站住会睡着了。叫听的人敬佩。他说，看护兵没意思，早晚还得「甩脚丫」去。当列兵，上前线，有升发。我们三人的个子差不多高，阿南有点驼背。 押解我们这批新兵的是军医处的司药官。他带了两个看护班长和两个看护老兵。我们一共三十个人，都经过留守处的考试，有小学的程度，押解人员便用文明手段，不露武器，讲些我们受训后的前途，我们听了高高兴兴的前进。 中午，火车到了河南的渑池，我们在这儿下车。师部早来了命令，新兵即开黄河边，今晚赶到，明天过河，在中条山里开课训练。 我的行李最多。棉被、毛衣之外，还有两本电工学，一本英汉字典，和一本英文的三民主义。大家一见都乐了。我想抛掉书本，可是阿南和李兴奎不愿意，他们空着手，可以帮我拿，说，等拿不动时再抛不迟。 到了黄河边，一停下来，我们就用黄河水洗漱。这段河面不宽，对岸的山高岭峭，如列眼前，水面平静，没有舟楫，「暮宿黄河边」，只有诗意，不觉战火气氛。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宿了营。伙夫烧了白菜熬猪肉，每人一大碗，大白馒头尽着吃，我和李兴奎满心欢喜，阿南咬着馒头想着大米饭，就难以下咽。 一会儿，出了谣言，说，我们受骗了，我们哪是看护兵，直是担架兵，一过了河，接上火，就把我们顶上去抬担架。我们三个不听这些。我们以为打日本鬼子干什么兵都可以，看护兵就不抬担架？ 第二天一早，有了新命令：不是过河，是开回渑池去。四十七师整师人马要在后方整训三个月，前方已由五十六师接了防。 向回走，多了欢乐声，昨日那些严肃空气吹散了。到了渑池，开进一座破庙里，站队，分班，安置铺位。 下午，在课堂里，马科长召集全体学员，第一次讲话，他讲话有层次，叫人容易明了接受，是个好教授。他介绍了训练班的性质和科目，他讲「人体构造」，任司乐官司讲药物，韩医官讲内科，宋医官讲外科。 我们这新兵分了三班，每班十个人，我们三个在第一玫，正班长张立勋，是上士，副班长老李，下士，两人都四十多了。二班、三班的班长是小白脸，宋医官的门生，刚升的下士。我们都是上等兵，想升下士可不容易，三五年后再说吧！我才记起我那少尉衔，得来容易，扔得轻易。 师部给我们派来了教官，我们称他队长，准尉衔，不到卅岁，早晚两遍操和晚间训话，都叫人满意，不太罗嗦，没有肝火！唱的时候多，就叫人觉得他新派。第九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小洋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都唱得烂熟。 马科长叫我们去挖个死尸骨来做「标本」，班长们错点了坟墓，扒开了棺木，才知衣服和肌肉都未腐化，臭味熏天，原说是个女尸，竟成了穿军装的，不得已装进麻袋，弄到河边冲洗，天亮时，才知骨头为狗偷了一些，用升汞水消毒后，马科长开始讲课，他用中学的生理卫生作课本，短短地三个月，叫我们认识了人体构造。 任司药教些拉丁拼音，原是药物名称的基础，可惜他本人就弄不好发音，无法叫我们有兴趣。宋医官是由看护升起，刚当官不久，自己心虚，语无伦次。而且对小白脸有情，常常闹些脸红的事件。韩医官是老粗，已经是少校，讲话老实，我很爱听。他说： 「军队里要什么医生？只有两样药：一样奎宁、一样阿司匹林。发冷发热给奎宁，伤风咳嗽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陀氏散，不治咳嗽又治喘！」 他说，真正的医生不会到军队来。一个后方医院的院长，少将卫，权多大！定是大医生吧？不是，是齐鲁医院的看护长。 他到南京受过短期训练，「教官们，别看年轻，都是留学回来的，讲着讲着就写出洋文来！讲来讲去就是要病人多喝水！对，消炎吗，我们就给这位教官起个外号：——『多喝水』。」 这时三个人的小团体，扩大成五人。多了马国礼和胡勉。胡勉是江南人，当过兽医看护。老马是河北人，平汉路长辛店机务段上的钳工。五个人一块儿吃喝，关了饷定要聚几回。上等兵的饷十块另八毛，扣去六块钱的伙食，两毛的草鞋钱，实收四块六毛钱。真够吃几回小馆的，那时素[麦丐]才五分钱一碗，肉丝盖[麦丐]一毛，炒个木须肉不到两毛钱。老马的老妹子还在战区里读师范，他关了饷就得寄给妹妹用。 有一天，我们的聚会老马不在场，李兴奎忽然说：「老马定是个回子，你看那眼斜的、眼白多得成个大三角。没见他吃过猪肉，每回吃猪肉，他都去买豆腐汤家里吃豆腐。吃馆子，也光吃素[麦丐]！」他这一点，大家认为定是回子！不会错。又聚会时，李兴奎笑着向老马提出了是不是回子？想不到老马勃然大怒，骂了李兴奎一个狗血喷头。我们赶紧平息他的怒气，声明并无恶意，何必动气。他才解释：回教人不能当大教的兵，若是人们知道了他是回子，他就非离开不可！他困在西安，没有办法，才来当兵，有了机会就走的。后来我知道他思想也左倾，虽不信回教，但对回教的习惯不肯打破，所以可以吃大教的素[麦丐]，不肯吃猪肉。 师部医院就设在崖边的三个窑洞里，重伤号换药后转送洛阳，轻伤病号便在这里治疗。我们一面受训，一面担任医院的工作。我被派跟副班长老李收发病兵的军毯。由河那边到的伤病兵，每人发一条军毯，归队或转院时收回。我们都穿了棉军装，新到的伤病号们还是单衣，一床毯子不够暖，夜里来我们上哀求多发一条，老李决不肯加，毯子多得很，不能做好事。他把他们赶回去。第二天清早，他和正班长去查号，所有铺炕的麦秸都烤了火，化成了灰，他俩便没头没脑的用杆棒揍他们。 伤病号蝼蚁不如，在这前线的后方；便大后方的荣誉军人却曾一时气焰万丈，把院长和看护收拾得服服帖帖！ 转眼之间，三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学业结束，跟军医处迁到孝义来。到这里更自由，真像在渡假。没了操，没了讲，早饭后，做完了例行工作，便三三两两的出去逛，大街小巷串遍，名胜古迹访全，直到晚饭前才回到班上来。 这里是大诗人杜甫的故里，一抹平地，「小桥、流水、人家」，人家不多见，因为人们建居，喜欢在地平线下，挖一个正方的院子，有三层楼那么深，由院子的四壁上，凿出门窗，挖成四合套房。牛棚驴槽也在门旁檐下。院子里栽的榆树，树杪拂着地面，但见炊烟，不见人家。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便是说的这儿了。 吴佩孚在这儿建军过兵工厂，地上遗留了厂房，地下遗留了深且广的交通通道网。还有兵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人的家属。 一天早上，紧急召集，我们三班站了个门字形，准备听训话。马科长陪着处长来了。处长口里喃喃着：「得到的电报，前天去世了！」跪了下来，叩了个头，我们不知所措，科长已拉他起来。散队后，才知道是处长的母亲死在河北原籍，处长要在这儿开吊。 这里的旧厂房，办公厅，礼堂等都还在应用。即刻由兵士们来布置，扎采，做起开吊的准备。班里放出空气，上等兵两元的份子。我听了这种「打秋风」的手段，很是愤怒。以我们的粮饷说，出两毛钱的份子，已不算少，怎么会出两元钱？抗战死了那么些兵士，谁给他们吊唁？跟我行动的只有李兴奎，再没有胆大包天的！ 我们两人各出两毛钱，不去吃吊丧筵。没有人批评我们，没有人敢同我们说话，在这丧期内。 开吊后不久，班长张立勳对我说：「梁山，你该走了吧！」 这时房里只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人的铺紧挨着，有时我缠着他讲故事，讲他那些风流史。他是河南人，大个子，对弟兄们好，从不发脾气。嗓音沙哑，自称是梅毒噪子。 我没有答话，我不知道他是好心是恶意。 其实，我和老马早在商量开小差。他得到信息，西安正在招工人入川。我也得到逸民发自乐山的信，叫我进川，回工厂去。巧得很，我们在孝义街上遇见了老马的一个旧同事，他住在这儿，肯帮我们开小差，我们把便衣和要带走的东西，陆续拿到他的家里，三个人去看好了路线，定好了时间，我不敢通知阿南和阿奎。他们会原谅我的。 明天就要走了，今天下午，三班里提回一个开小差的。这人有鸦片瘾，人缘不好，他穿着军服在车站候车室里等车，被班长和一个老看护兵捉了回来。科长集合了全体看护兵，训话之后，打扁担。打得他鬼哭狼嚎，无人替他求情。 早晨，老马问我「如何？」我说，定了的日期不能改，我这两腿已准备等他们打烂！ 十点钟，我们到了郊外的一座废砖窑，那位朋友带来了我们的东西。在窑里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天气还有寒意，直打哆嗦，和那朋友作别后，直奔黑石关车站，在站的西头，信号灯底下的路边伏着。一列煤车出了站，老马一伸手上了车。我却没有他这么方便。原以为煤车开得慢，初出站便不会快了，哪知一出站是下坡路，车竟快得我一伸手一个车厢已经过去了，好歹摸到一个把手，几乎把我带到车底去，赶紧松了手！老马这时站在车卡里直招架不住手，我一时拿定主意，只能上守车，没有被拖进去的危险。守车一到，我跟在后面，两手抓住了扶手，跳上了车踏脚。老马赶来守车，两人庆幸成功。他责备我爬车的本领不济，我诉说，我是头一次干这个，哪能和他这老铁道比，两人争论未休，车忽然慢下来，比行人还慢，一个大上坡正在前头。早知如此，来这儿上车多好呢！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廿九日。 五月五日 老马熟悉铁路规章，由他决定行程。煤车一到洛阳，我们就溜下来，进站去买了「蓝钢皮」特快车。这车一定要有票，没有票要枪毙的。钱不够买到西安，只买了一大站：新安。洛阳开车，新安之前，车上剪一次票，于是白坐到渑池。老马下去买了一站到观音堂。过了渑池，松了口气。在这儿住得久，且有留守处，生怕巧遇熟人。天近黄昏，我们猜测这时班里正传遍了我们开小小差。老马说：「梁山胆子大，扁担都不怕！」真要打扁担，我挨的定比他重些。 前面有闵底镇和潼关两段应该买票。我说，这样走法，我们到不了西安就短了盘川。老马身无分文，说定了路费由我出。我也只好到哪儿说哪儿了。 过了观音堂，天大黑了，忽然全车的灯火熄灭了，向北的窗帘都拉下，不准吸烟和大声说话，因为河那边的鬼子连夜开炮轰击列车，火车不再停站——这可方便了我俩，高兴得睡不着觉，到了华阴，火车才亮灯光，我们在这儿下了快车，改爬了一列运盐车，不买票，不害怕。 中午到了西安，我还有点余款，两人进华清池洗了澡，吃了一顿真正的清真馆，然后分头访友。 下午会面时，老马已考了二十一兵工厂，就要乘厂车进川。要手艺人，不要学徒，我只好徙步进川了。 别了老马，我去大华和大山夫妇、癸丑师傅欢聚了一晚，他们能见我平安归来而高兴，听说我要进川入厂，不再当兵，他们更喜欢。 第三天，我拿了逸民的信，到飞机场找着当翻译的小徐，借到五元钱的路纲。意外的遇见小学的一位义务教员张三锡，他见我无恙的归来，很是欢喜，听我说要步行入川，慨助我五元。于是我又打点行李，把电工学，字典，手电筒，长棉袍和单夹衣，装入一个行车竹筐里，[扌背]在背上，别了癸丑师傅、大山夫妇，爬上陇海西段的夜车，天亮到了宝鸡。由这儿踏上秦岭山脉。雄伟的山峦，清脆的鸟语，青春的快乐充满了心头，不觉走过了益门镇。在路旁的小饭铺矮桌上打尖，记点见闻。买了双麻鞋来试穿。自笑当兵半年，每月都扣草鞋钱，今天还是头一次上脚。这是双水浒传上的多耳麻鞋啊！头一天不敢多走路，宿了黄牛铺。三个月的看护训练，有了保护双脚的知识。热水洗脚是很要紧的。 天一亮就上路，红花铺打尖，双石铺投宿。迤逦下去，庙台子、留坝、褒城、大安、川陕大道，正是幼年看三国演义时所向往的古道，却已通行汽车，为了省步，我还是走老路的多。最难忘的是徵来修公路的民妇，没有裤子，用石条遮住下身，坐在路旁打石。黄昏时候偶遇骆驼队露宿路旁。他们由新疆运来俄国汽油到四川去。一匹骆驼能驼两大桶。 到大安已走了八天，脚累了，在这里歇了两日。再上路时、脚不痛反而有劲了。到了广元，交了四川地界，觉得川地富庶，吃住都便宜。我每天限用五毛钱，在四川就不艰苦了。他们的茶馆，后边就是旅店，一毛房钱就有「房圈」和蚊帐（大铺就更便宜了），有大木盆的热水洗脚。一毛钱饭，就有一个「帽儿头」的大碗白饭，上面浇了菜和肉。米汁尽喝，不要钱。喝茶也只一个铜元。 不两日看到路上有路标，指示前面的打尖站有多远，石头上的粉笔字：「加油，××」。「就到了——加油！」，「奋勇直前」！「××春，前面等着你！」和我走着一条路线。宿站时，么师问我怎么两个月了才来？原来是山东的联合中学由湖北郧阳入川去绵阳经过这里，么师以为我是个落伍的学生。 剑门关、剑阁道、天险惊人，沿途喊好不迭。走在张飞种的柏树下，想着戏台上张飞的扮相，觉得每棵树都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张飞。七曲山，九曲水，山不互绕，文昌帝君君临着这奇山这巅，对着盘旋的河川奔向锦缠的盆地，多么福气呵！ 距罗江还有卅里，天黑了，不能不住店，钱却光了。 先住店再说。 拣了一间干净的客店，洗了脚，吃了饭，拿出手电筒到柜房去见店主，给他说短了盘川，请他把电筒收下，随他作价。店主却说，房饭两毛钱，他送了，出门人常有的事，不收押物。我说，今晚过了，明早上路还要饭钱，店主立刻给我两毛钱，我道谢了。心里实在惭愧，感激四川袍哥的义气，山东河北都没有这么仗义的汉子。 中午到了罗江，见了子桂，先讲了昨晚短盘川的故事。子桂即刻叫个学生骑自行车去还了钱。我心里舒坦了。 和子桂盘桓了一天，又上路了。虽然短短的一天，可诉了不少离情。他在郧阳和进川行军的艰辛，我都得了个概况。他在学生中有了信仰，已谨慎的建立了组织。我俩同一的观点：学生一定要进工厂，不经过锻炼是靠不住的。等我一进了工厂，他就介绍学生来。 我在成都宿了一夜，记不起逛了什么地方。留点印象的是夜市街边小吃，很便宜，很解馋。那时还不知成都的菜肴名天下。由成都上了木船，进入岷江，经眉山、青神直放乐山。 逸民由武汉进川，到乐山来任会计。我一到，他就放下工作逐日里陪我吃喝游玩。我们俩性格相近，重感情。缺点相同，咬音吐字不全。鲁东的水土和子桂的鲁北不能相比，子桂以演说见长，逸民和我则词难达意。他家里富有，一直任他挥霍，他也一直以慷慨著名。一住五日，临别时，他送我上木船，给我增添了衣被，赠我丰富的盘川。叮嘱我短了钱就告诉他。他随时可以给我寄。给我安排了重庆的投宿地和找工作及担保人。想得周到，真是宋公明式的好兄长。 乐山到重庆，下水木船，七天的航程。一只中型船，载五、七个客人，沿途有上有下，并非都是直达重庆。初经「川河」，我迷上船家的号子，一套套的，叫人听着兴奋、忘我，最紧要时刻，节奏快到了不能再快。艰苦的滩头，响着稳重的呼号，听到了的人都想去出一把力。我每天都陶醉在这劳动者积累的无字诗篇里。 一天中午，船正行走，忽然旋转了两转，我觉得好玩，钻出后仓，去看船老大玩什么把戏，那知他正费力地扳住舵把子，面色苍白。仓里这时人声嘈杂起来，我再转回仓里，才知过了一个险滩，人们正在庆幸不死，数说船老大会松了舵把？亏他还能扳回来，再转上两转，船会被礁石撞成碎片！这是有名的「青龙滩」。 晚上，船靠码头，到旅店里投宿，在大街上走走，活动一下，饭铺里吃饭，茶馆里喝茶，听茶客们摆龙门阵。 四川话我听不大懂。就要拢重庆的前两日，听见下头轰隆隆，人们估计是敌机投弹，不知炸中哪儿。 五月五日船拢了重庆，踏上了岸，一片瓦砾场。重庆的老房子十之九倒塌了。「五三、五四大轰炸」已写入了历史。两日的教训，使四川各地认真地防空，开起防空洞来！ 电训班 我在满街瓦砾中，找到了投奔的地址，距朝天门不远，主人住的楼房并没有塌，灰尘一钱多厚。主人是逸民的同乡，单身汉。他正在厨房里想杀一只鸡，下不得手，便交给了我。我既是工人应该什么都能做。我就大胆的执行了这任务。从小当过杀鸡的助手，见得多了，这次担当大任罢了。饭铺炸光了，两人便把这只鸡当了晚饭。 第二天，拿了主人的介绍信，直奔磁器口，找到军政部制呢厂，见了庶务王先生。他看了信后，便问：「行李呢？」「没带来。」「拿行李去，明天起工。」来回八十里，我又回到了「瓦砾场」宿了一夜。不由不记起秦明夜走瓦砾场，我走了两趟哩！ 王先生引我在宿舍里安置了行李后，带我去电气房去见领班。一个五十多岁的和尚头，扁葫芦脑壳，左眼向上挑，右嘴角望下瘪，成个偏嘴瓢。身穿中式老布裤褂，狠恨十足，当着王先生，点头陪笑，王先生一走就骂街了。天津口音（凡是说天津话的都瞧不起山东人），王先生是他顶头上司，他只有当面巴结背后骂，对我这个靠了情面来领工钱的电灯匠，正好发洩他那些积愤。什么损话都说出口来。我勉强干了三天，就要卷铺盖走了，要不是第四天早上来了刘振基。 这间电灯房里，老天津之下，一个老苏，湖南人，能写会算，老天津不识字，便拉他当秘书。写报告，开材料单，以及家信，都是老苏代读代笔；还要听他背后骂人和当面损人。一个老董，湖北人，黄瘦面皮，带有家小，上班迟到，领了工作，赶着去开工，完了工，早点往家走。我以为就是这三个人，那知第四日来了一个老刘，他请假回来。这人廿四、五岁，中等以上身材，宽肩膀，大巴掌，大脸盘，大眼睛，胸脯挺得直，说话很肯定。他坐在小公事桌前唯一的椅子上，领班和老苏都陪笑的站在两旁。他知道我是新来的，便请我坐下来谈。他们都去开工了，我俩的话越谈越多，老天津来过两次，老刘白他两眼，等他走了，说，不要理他，越怕他，他越坏。 从此和振基结了朋友，他带领我工作，领班不敢再损我。我俩谈电气知识，谈时事，谈革命。我这时我有《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儿子、朋友与战士》等小册子，他读了后，成了托洛斯基主义者。他是黄陂人，自幼学徒，也许读过小学。 过了一个多月，振基进了重庆电力公司，待遇好，工作轻，出工有一个练习生和一个学徒当下手，真是大师傅不必动手了。公司在重庆曾家岩，宿舍也在那儿。 振基一走，老天津拔去眼中钉，没有人那样顶撞他，他可以端端架子了。但老苏老董和我已熟络，老天津不敢给我小鞋穿。可是我厌恶了这个厂。这厂只有两百多工人，机械迁来不全，开不齐工。随厂迁来的工人，多与厂方有关连，拿钱不做事。这种环境里，不能有作为。大约七八月间，金陵大学的电机系开办电气训练班，登报招生，我一见广告就去报名，考取了。金大在曾家岩借求精中学作校舍，对门就是电力公司，我和振基又朝夕相聚了。 金大电机系杨主任之下有一位严教授和计讲师。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早作了发战争财的打算。这电训班，招取初中的同等学历的资格，不收学杂费，校内寄宿，无宿费，伙食由学校津贴，另外工作服一套。上半天，课室授课，下半天工场内实习，一年毕业。像我这样的学生，直觉得正是为我开的学校。机械制图，线路安装，机电常识，一年下来，我真够个电气师傅，可以接华清池那样的工作了。 工厂的半日实习分三组：收音机和干电池两组，只有三个同学，计讲师主持。变压器组卅多个同学，严教授主持。「五三五四」之后，中央机构分散到歌乐山青木关等地，距重庆四五十里，电力输送减弱，灯光昏暗。严教授设计了小型可变电压器，只有几个千瓦特的功力，可合十多盏灯重亮起来，我们就是制造的工人。切矽铁片，绕线圈，装配，焊头。虽然粗糙，却安全耐用。在供不应求之下，售价不断上涨，我们也随着领到点零用钱。 同学们四川人多，他们都是富有家庭，原不肯读书，不能升学，而今怕抽壮丁，才躲进这种学校来，功课轻松，工作好玩，班里满了欢乐声。 金大有自备防空洞，下临嘉陵江，洞顶是十几丈高的岩石，里面弯曲，装了木凳，蓄电池供电的电灯，由电训班同学负责检查。每人还要负责带一件轻便仪器进洞。只要天气晴朗，一定有空袭警报。我们在教室里的时间少，防空洞里的时间多。有两次，两千磅的炸弹落了几个在洞边和江里，江里泛起了不少死鱼。蒋介石的防空洞就在金大的隔壁，沾他的光，多挨几个重磅炸弹。 忽然传出电训班的宿舍里有红布和反光镜，给敌机指示目标，我们这宿舍在顶楼（五楼）的阁仔，有活动天窗可以到屋面。四川同学们怀疑一个湖北人。这个能唱会画，乐天滑稽，可是同学中没有朋友。有一天，一位漂亮姑娘在校门口要我替他找这人，他不在校，后来他说那是他姐姐。我怀疑他的话不真实，对他起了戒心。 开学两个月后，子桂的学生来了两个，我托马国礼介绍他们进了廿一兵工厂里当学徒。一个叫孟宪武，另一个是学生中的首座，读书最多，也能发议论，他当了三天学徒，就决定转回学校去。从此不谈革命了。以后，子桂便以他为例，以坚定来者的意志。第三个来者是杨寿源，小个子，像个小孩子，哪像个高中生呢？逸民这时到了重庆，任益世报的会计，他们的印刷所就在牛角沱，他介绍我和所长相识后，我就请所长收杨寿源进去学排字。我期望他学会这门手艺，于我们有用处。他坚持下去了。孟宪武是一个好学徒，他的师傅夸赞他。他学的是打铁，粹火时他分不出颜色来，看过医生，才知他是色盲，得改行才行。 我和他俩成立一个小组，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交换意见，讨论工作、环境和读书问题。寿源虽像个小孩子，理论修养却不错。我由闲谈中，知他们对子桂很敬佩，三年联中，子桂对学生影响很大。他的谈话或演讲都很动听，时事的分析，几乎成了预言。特务们发动过捣乱，为群众所制服，群众拥护他。他做事谨慎，不叫特务抓住把柄。建立组织也由学生自己进行，他仍是导师。 邵鲁和我联络上了，他由上海仓促地进了防空学校，就出发到衡阳，受训后，派照测队工作，任驾驶员。在衡阳火车站上，找到了个北方女孩子，才十六岁，和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如今调到兰州工作，岳母跟着一齐生活。 不久，邵鲁的老婆来了信，说邵鲁被队上扣起来了。要是转送法院会判徒刑，因他有盗卖器材的嫌疑。她惊惶万分，向我万里求助。我正要给她写信，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说，他和邵鲁是至亲，邵鲁的岳母是他的亲妹子，妹夫一家在南京开澡堂，不幸妹夫早丧，南京沦陷前，妹子和外甥女带了些箱笼南逃，幸页遇着邵鲁，结了亲，有了依靠，如今——我知道了他的来意，我叫他不要担心，我们会负责他们的生活。他觉得我很够义气，一定很有办法，便放心走了。他叫王锦堂，高个子，好卖相，半世军警，才正政府机关里当上个警卫班长。我从没有这一行的朋友，有心和他结交。不久，邵鲁开释了。王锦堂特来致谢，我却抽不出时间回访他。 春天来了，踏入了一九四0年。我的活动更多起来。一晚，我到对江廿一厂去看马国礼，他说，我去的很巧。下月初，他就到化龙桥一家商办的工厂去上工，那里有宿舍，工钱高，他给了我新地址。回到江边已近十点，有双划子在等客，我踏上跳板，就听里边先到的客人说，「就开了罢，我包一个。」船家不吭声开了船。我猜他们有过争吵，便问其详。那客人说，他早到了一会儿，想早点过去，多给一份船钱，船家不肯，要他付三份（准载三人），因此我到了，船才开。我俩互道姓名之后，谈起了行业。这人叫郑炳，保定人，在五十兵工厂当水道工程师，我问他能否介绍我去当电工？他说，他们的主任张君昭是金大的老毕业生，他给引见一下，用不用由他定了。我道谢了，说我毕业后一定来访他。 逸民离了益世报（最反动的报纸）到大川针厂去当会计主任，叫我去他们厂里玩了一天，陶绍武这天也来看他，他约我到他的学校里去玩一天，他已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沙坪壩，这文化区我只去过一次。 上海来信叫我到较场口新开的南方书店去访张维良。他刚到重庆，带来了新出的书籍、小册子和《破晓》、《西流》等新刊物。也带来了点上海组织实况。他给施复亮当伙计，主持南方书店。 南方书店附设南方印书馆，招考学徒，学徒厂里有夜校。施复亮在夜校班上讲经济学概论，用最浅近的语言剖析他们如何被「剥削」。子桂的学生刘超考进了这学徒班。他是个聪明孩子，进入了一个好行业。 维良，小个子，近视眼睛，漂亮得似粉雕玉琢。年龄可以说廿四（他带了老婆孩子来的）。态度稳重，和他相对，觉得心神安泰，无挂无虑。听着他的低声慢语，会生忘我境。所得如此，永世不灭。 托洛斯基遇剌的那天下午，振基到金大工场来告诉我，我正抱着锉刀锉活，一下子愣住了。扶着老虎钳和振基对看一阵，直觉得他那对大眼珠要弹了出来！我扔下锉刀，两人互勾着肩膀走下了河滨，在索道上散步，散了很久，谈了很多。我说起山东济南师范的张梦九，是个领导班子，却因了陈独秀的被捕，就说托派完了，扔了革命，那真是竖了牌位干革命，和我们不同。我们直觉得托洛斯基指出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若说我们是铺路的石工，不如说是石头，做一块路上的石头，而不是绊脚石罢了。名利和我们无缘。我们是以托洛斯基的精神为未来的人类尽一点力量罢了。 四川同学纷纷回家，新生已有迁进宿舍的。八月底，我离了金大，到五十兵工厂去。 考金大电训班，我报的同等学历，取名「梁贻」，记不起取这名的动机了。在班里，老师、同学们叫着很响脆。五十厂的同事们喊着也生色。仅仅用了两年。 五十厂 五十兵工厂在郭家沱，由朝天门搭小火轮一个多小时的下水船，出了铜锣峡就到了。铜锣峡，两山对峙，江面窄，峡道直，江流急，一出峡，江面陡然涧起来，左转弯一个大延水沱，便是郭家沱。上下的木船，都以这里为站口，对过的大兴场有木船来往，又像十字路口。 由火轮码头沿沱边走到山边大道，进了厂境，往左转是招待所和样板场，这都在铜锣峡内。往右转是警卫室，厂大门，进门沿大道去，山坳里散布了十多间工场和饭堂、工人宿舍，这样绕回了火轮码头。码头上新起的竹棚：饭铺、茶馆、杂货店，日见兴旺。 电气间躲在头一个山坳里，进厂门也得走百多米。郑炳和张君昭坐在一张办公桌上。张主任摆起学长的架子对我先来一番训话，说，他这儿由发电到外线工程和自动电话交换机都齐全，我得到各部门去实习，完成学业。他喊一声：「李司务」，从里间来了个麻子，把我交给了他。麻子带我到里间去。里面涧大，蕴藏了八九个电灯匠在等候派工，还有器材和工具。李麻子是头脑，他给我一套工具和工具箱。我在新环境里开始了新生活。是起码的工匠？最要紧的是和同事们先熟络。 宿舍宽大，窗户高阔，每个窗户下，摆一张小书桌，左右安两张床，床有四柱和木板顶，既可挂蚊帐，又可放衣箱，床下有摆鞋袜的空地。前后门，每房三四十人。洗浴厕所都整洁。虽然是茅草顶，设计却新颖，空气和卫生都顾得到。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重庆和振基们聚会，转眼已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徐文昇到了重庆，他是青州乡师的老人，和宾之、子桂相熟。他给我的信上是白市驿一间庙里，我觉得奇怪，及至找到他，原来他是穿军服的排长，驻扎在这儿。他早已军校毕业。我俩在山坡上玩了半天。他知道了重庆的情况后，便决意开小差。他的连长是同学，开小差等于向他请假，放心地住在重庆。两星期后，他已经是重庆电力公司营业部的文员，办公和宿舍都在校场口。 有了文昇，和振基三个人，力量增强了。便想到出刊物，是我们的要务。振基在校场口的河边上租了一间石屋，买了油印机和蠴纸等。文昇写印俱佳，我们的《工人呼声》面世了。 我们中没有人写过文章，写文章是一难事，可是都能品出文章的好坏，不像样的东西不肯登，正是一些手高眼低的伙计。 我的第一篇文章：「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署名「艮山」，登在第一期上。把五十厂的工作效率低沉，厂方对工人的伙食漠不关心，描述了一番。我记得刚进厂时，伙食好得使我吃惊！八人一桌，早上四个盘子，咸蛋、煎蛋、花生米、榨菜等，粥和馒头任意。午饭晚饭更丰富，四川大师的烹调，直觉得是天天吃馆子。可是两个月后，伙食突然坏下下，坏到早粥只剩下一样榨菜，馒头没有了。中午晚上是空心菜、臭豆腐，叫人难以下咽，吃不饱了。而这时招待所落成，厂长江杓召集全厂员工来这里听他演讲，夸耀这招待所的形胜，在铜锣峡出口的山嘴上：一面临江，一面把住工厂大门，遥控全境，却不解释以制炮为目标，德国设备的厂，何时出大炮。 刊物是不定期的，不记得出了几期。维良出钱不出力，子桂喊好不落笔。寿源和小刘都能写一点。振基的短文真是他的跃进，《鬭争》和小册子教育了他，他能追着走了。他也拉到文章，他的练习生刘有绶早已加入而且发展了组织。他们能写点。 国币发毛，国民经济趋于崩溃，军米掺砂石，学生们吃不饱，菜里没了油晕，他们不同子桂商量，自己往下跑，重庆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不久，罗江来了一个首座学生，老范，长清人，大脸盘，大眼睛，能读书，能讲话，能打架。便由他担任联络安排联中来的学生，他暂不进厂。小杨会了排字后已转入廿一厂和老孟一齐，他们安插了一些学生。大渡口第三厂（炼钢）招考学徒，考进了十来个同学。曹庆华考了公共汽车售票员。赵盛文到五十厂来当小工。他们有了职业就挟带一两个无事做的同住。这时我提议：我们的印刷品暂停散发。因为学生刚进工厂，不习惯工人生活，不会应付环境。说话冒失了，可以不认帐，白纸黑字落到特务手里，就要麻烦了。我这提议，为大多数所反对，说我取消主义，正在争论时，王叔本来了重庆。 王叔本是个职业革命家，斯、扈、王、刘开除了陈独秀后，不久，他们也进了陆军监狱。南京沦陷前，获得释放，重到上海，由组织上领到的生活费，勉强一饱，若想风流，吊膀子，就得另打秋风。小王几乎一个女孩爱一个，只凭「英雄纪略」征服到手，很不容易。所以他到武汉看老朋友，得点贴补。再回上海后，便断了这种接济。不像江浙两广的革命家，总有伸手的地方。他在上海三年，清苦生活，到了难忍的程度。组织经费靠捐助而来，掌在彭、刘手里。小王乞贷无门，才出一下策：编了一套特工钉上了他，他和特工周旋，甩不掉，叫组织给他筹钱或买香港的船票给他，就能无事了。这使彭、刘大惊，也有人看穿，便由组织给他买了船票，他由香港而广西，转来重庆。 在他来到我们石屋之前，我接到上海的信：说小王已是叛徒，今后要和他切断关系。寒君也由香港来信述说小王在沪演的醜剧，我还来不及和振基文昇商议这事，他已由维良那里得了我们机关地址找着来了。他穿了一身黄呢军服，神情沮丧，躺在床上，不愿开口。只说来到重庆，先找的子谊，后找的维良。上海情况一字不提。 维良业务忙，把组织忘记了。他得到的情报比我早，也比我详细（他通信方便），却不知我讨论这事，反把小王推给了我。 我这时虽把上海和寒君的信给振基文昇老范看了，信上用代词很隐晦，不知他犯了什么错误。而且目前他们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角，叫《工人呼声》出版下去，只要他讲的是革命的语言，就不必信什么叛徒了。 午饭过后，小王的精神振作起来，决心领导这里的组织，抛开子谊，继续革命了。于是文章来了。像文昇说的，「小王一趟厕所就是一篇。」印刷品增多了。不顾组织的安全，他是准备了进监狱的，牙刷、漱杯、手巾都预备了，交给文昇看，他在演出中国职业革命家的悲剧。 我在五十厂里的工作，也不理想，发电间做了两个月，学会了「并车」，就请调了。领班是天津人，怕我挤他，我早点离开那里叫他安心。到铜锣峡新开的山洞里安装线路。真是辛苦生活，日日爬在高架上对天花板仰头打眼，颈酸背痛。这儿完了，在样板厂当班，休息了两个月，无事做，我才请调回来，跟李麻子修马达，在这老司务手上学玩艺。 同事们思想落后，电灯匠得算「贵族工人」，工钱比一般的车工高，工作又轻松，就有点高人一等，谈不上同情人了。我因此转向小工和车工接近。大约在七八月间，我初交了两个车炮弹的工人，建立了初步感情，也有意冲淡一下同事们对我的看法，他们一直玩笑的说我在宣传。 面对了组织的危机，却无法唤起人们的注意。李申（赵盛文）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却也难说服他，我和子桂，振基建树的东西，就快要被人弄垮？我得离开这儿，到哪儿去呢？写信到乌江打听立民，立民来了信，要我去，我回了信准备去。信投进厂里的邮筒，三日后，我被捕了，这信就扣在督察处了。 逃走 我被捕的日子是十月八日，旧历八月十八，刚过了八月十五三天。清早，大约九点钟，一个警卫员拿着一片纸到电气间来向张主任说：有人找梁贻。主任便喊我，我看了纸片上写着杨寿源三字，心里觉得不妙，他不会来找我，从没来过，在上工的时间不准找人，警卫会给传递？我还没开口，主任便说：「跟他去！」我就跟他往外走了。警卫是广东人，个码不比我大，可比我结实。不前不后的和我并着走，防我有逃跑的意图。我却意识到这么晴朗的秋天早晨，我要失去自由，保日重见天日呢？我贪婪地看了看天和云，江水和山色。山上的橘子树已累累结实，尚是一片青绿。这么走完了到警卫室的路。里边警卫长陪着两个西装客，一见了我，就叫我跟他们走。他俩一前一后的带我到了招待所。在会客室里坐下来。年轻的是科员，年纪大的（四十来岁）自称萧科长，向我宣布：「杨寿源供出了你，你被拘捕了。」于是问我到五十厂来的介绍人及关系。我都详述了和郑炳的巧遇，他们或不相信，但我相信张君昭会为郑炳开脱的。再问下去，我不答话。这里有茶烟和点心，萧某一面吃着，一面得意的问我：「杨寿源」三个字像不像他的亲笔？原来他加意模仿了小杨的笔迹，以建其功，那知我自料逃不出他们的网罗，才跟他们走。 离了招待所，到我的寝室里去检查，出门前，萧某关照我：「落开一点，大家好看，不给你上刑具。」这样就不惊动厂里的工人，以免惊跑了我的同党。于是三个人像是闲逛似的从一条捷径上回了宿舍。在我的箱子里他们抄到了一个电力公司的信封，署了文昇的名字。这真糟糕，要毁了文昇的，恼恨无及！我把新做的一套中山装和二哥临别赠我的一件厚毛衣都装进防空袋里，此外是牙刷毛巾也带齐。我望了一眼后面李申的宿舍，似乎有人出进。我这宿舍里无人闯进来，可能管理员已把守了前后门。时间已近正午，十二点有班上水船，两位特工还像朋友一样陪我上了船，代我买了票，我不进舱去，坐在甲板上再溜览一次铜锣峡的风光。下午三时才到朝天门。这段时间里，我记起了昨天晚上快收工的时候，同事们站在电气间门口议论：那着了官衔军服来厂视察的督察处长。我当时没管这些闲事，估不到特务头子亲自出马，来捞一条小鱼。 到朝天门，上了码头，沿陕西街走，没多远，向左拐进一条巷里去，石头铺的路，很窄又不平。两边是高楼，像是一条往地狱去的黑胡同。约走了百来步，向右进了一个大门。进门后的右手是一道上楼的扶梯，迎面三间柜房，在楼底下，挂着副官室的牌子，左手是传达室，几乎没有天井，墙高院窄，不到五点已昏黑。门口一个军装兵拿了步枪站岗。两位特工上了楼。一位武装年轻军官由副官室走出来接收「差事」，班长来搜身，他见我两手高举，态度从容，就虚照了一下，没实摸下去。放过了我裤袋里暗藏的两张法币。林副官刚写完了我的姓名和工厂，二楼就叫带犯人。他把我引上二楼，在一位年轻的股长前面坐下。他对着卷宗，皮上竟标了「杨阿房」，而不是「梁贻」。他喊我杨阿房，我不答。杨阿房是我和上海通讯的化名，这叫我明白了我经五十厂的信件，他们都检查过，在厂投邮的信，也可能检查。 股长刚把我的年龄籍贯例行公事写完，三楼就下来提我，说处长要亲自审。于是我上了三楼，面对处长坐下来。处长的桌上放了我们的《工人呼声》和传单。还有大约是抄录的上海和香港的信件。他没大问话，是想看看「杨阿房」似乎是他熟悉的「老人」，这一点叫他失望了。于是指着「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说，这不是你写的？我不答话。他看了我的签名，起疑了，真是个电匠而不是留俄的学生？他教训地说：「还搞这些有什么用，下去想一想！」我下了三楼，林副官吩咐传达班长带我住在传达室。班长给了我一张靠里的床铺，一床军毯，把我的防空袋收在床上。这时我才把处长的特点回想了一下：个子够高的，却不够军人的威武；嘴巴够大，注定吃人喝血。 天六点多了，楼上的人走光了，林副官也出去了，由他的房里出来个学生到传达室门口招呼我到副官室的门口一张小桌前坐下来，他低声地说：「是老梁吧？我叫张洪仁，你没见过我。」他告诉我，事情坏在廿一厂，杨寿源组织剧团排戏，混进了特务，逮捕了他，他供出了很多人。都捉来了。改过的签了悔过书。送到下面的反省班去。他没悔过，留在这里：等着再过堂。「孟宪武呢？」我问，「没捉到他，可能他逃走了。」 洪仁长得漂亮，生得棒，粗眉大眼，四方口，叫人喜欢。我至今没忘他的形象。 他说，已经在副官室里住了一夜。我鼓励他不能悔过，这地方很可以逃走。我们一直谈到林副官回来，他才回房去。我回传达室和班长拉了起来。很对劲，便邀我一块儿吃饭。他是河南人，老兵油子，他介绍了这机关是兵工署下面的督察处，专管兵工厂的案件。他说：「你这官司容易打，顶多月巴就回去。廿厂里有个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那是最长的了。如今每星期来一趟。」 我翻看了桌上的信件，才知道这地方是陕西街灯笼巷七十二号。官衔称呼是督察处长张师，也有不具官衔而写「张行深先生」的。断定这家伙姓张名师字行深。由大口来判断，定是浙江人。林副官名沁，和国府主席林森同音，福建人，头发留得长，爱打扮，脸色苍白，是张师的小舅子。行动随便，不是个军人。 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我刚读过，他由圣彼得堡垒逃走的一段，激人心弦，我开始幻想着离开这传达室。 下了一夜雨，倾盆大雨，一直到早饭后还不停。忽然来了一群学生，十几个，从头湿到脚，有一个脚上生疮，不能着地，两个人架着他。我只认得曹庆华，我装不认识地问他：「你们是那里来的，为了什么？」曹庆华装傻的说：「我们是大渡口第三厂，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了这里，你呢？」这小子嬉皮笑脸，玩世的样子，一个聪明孩子。他们拧干了衣服便上了楼，洪仁也在副官室门口和他们招呼。过了不久，他们纷纷从楼上下来，曹庆华还是告诉我不知到底甚么事，说着都到下边去了。过了一小会儿，洪仁又被传上二楼，好半天才下来。脸色沮丧，不好意思地给我说，他要下去了。我只好安慰他：「你们简单，下去就下去，我和你们不同。」于是永别了这个可爱的难友。 他走后，我又被提上二楼。还是那股长，那卷宗，问我什么，我都不答。他批了「顽固」两个字。把桌子上摆着的我的所有资料，翻弄了一遍，叫我看见有我一本遗失了多日的小日记簿，是我由西安步入川时所记。还有我设计的一张变压图样和说明，是李卓之坚持我要给他做的。这家伙的床就在我的床后头，我俩的床紧挨着。他是炮弹场的车工，工作低能，却油头粉面的老是一身花露水味，他是湖北人，起初要了个小变压器去，后来一定要我把程式写给他，想不到他会是特务。 我还是不改变主意，那里又加了「蛮横」二字，就叫我下来了。 我连想了几天在场里的情况，知道除了这个紧邻李卓之是特务外，电工中没有特务。宿舍管理员当然是特务头子，他安排了李卓之的床位在我身后。但是我和李申的关系，他们却没有发现。 传达长告诉我，这里不动刑，只搜集证据，齐了，就把犯人转送南岸军法处。 每天下午五点钟，就有一个「真正」便衣侦探进门来，一声不响的立在楼下。这家伙一身黑，黑礼帽，黑裤褂，手上一件黑雨衣。叼着香烟，脸色阴沉，有时传唤他上楼，多半是楼上交下公事给他，他便去了。我端详过他，从没和这家伙照过面，不会是做政治案件的。 传达长说的那位廿厂的工人来过，并且为我介绍认识：历城人，随厂迁来的，有几颗浅白麻子。他难为情的说：「没有办法，要听他们吩咐；回了厂，还得每星期来一趟。」他上楼去总要个把钟点才下来，可能是中央方面的，估计我也是中共份子，才有那样的表情。 传达长对我十分好，吃饭同桌吃，吃他自加的菜，比在厂里的伙食好得多。可是，有一天中午，张师上楼，在楼梯转弯处，看见我们同桌吃饭，便大声的叫：「怎么好和犯人同桌吃饭！林沁」林沁高声应「有！」跑出房来。张师说：「犯人和传达同桌吃饭，出了事，你可负责！」说完转身上楼去了。林沁便来关照传达。这时我已端了一碗饭坐到我的铺上去了。林沁干净漂亮，不能让龌龊工人挨近他，否则，犯人也可押在副官室里。 林沁是排长衔，属下有个上士班长，跨了一杆盒子枪，兵士不会够一班人，门口一个站岗的，下面反省班里要多少兵，就不知道了。 传达班长，一正一副，副班长是南京人，我和他谈得很亲热，乌江一年，会了两句南京话，用得着，他会做菜，我总是热心地帮厨，也学会了一两手。过了十来天吧，正班长和我说，他要走了，这个机关太穷，没出息，晚上打了点酒和我喝了两盅，早上五点钟，夹了他的行李走了。 中午副班长打了报告，从此他一个人，就忙得紧，有时他出去了，我也替他「收件」！ 重庆已开始下雾，有几晚大雾迷天，我曾想利用这雾天逃走。我有一个五十厂的徽章藏在身边，没被搜去，我可利用上面的别针把灯线短路，烧断熔丝，趁黑里逃走，但不甚安全，我外面没有接应，很容易被捉回来。 白天我睡得很足，夜里直到深夜才睡，晚饭后，我便洗衣服，和站岗的兵聊天。有一个兵很想跟我去学徒，但是无胆释放我。夜深了，我可以出门口，顺着巷子望到街口，整条巷子，两面楼墙高耸，窄得像个井筒子，这段路就不短，不能强逃。 传达副班长说：我的公事也差不多了，没有在这传达室呆这么久的，已经三个多星期了。他也要走了，这机关干不得。我这时每晚都把中山装穿得整齐，毛衣穿在里头，在屋里来回踱步，安排着如何走，由哪儿到哪儿，再到哪儿……有时觉得这儿不能逃，就太不像话了。 一天早上，副传达长不见了。他没和我作别。上下站岗的士兵也不够人。林副官和班长很紧张。传达室里剩下我一个人。这晚十点后才睡下，睡得很熟，不知睡了好久，突然醒来，听见外面打鼾，起身一看，原来是班长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挂着盒子枪睡熟了。门口没了站岗兵，他在这门口代岗。我一见机会来了，毫不犹豫，轻手轻脚，由他身边溜过去，出了大门，轻快的走到巷口。街上已不见行人。我往左转沿陕西街慌慌张张的跑下去。跑了两个街口，横巷里伸出一双手，一把捉住了我，「干什么的？」我张口气喘的答不上话来，半天才说出：「开小差的。」「哪个机关？」「兵工署。」我信口答，也看清了捉住我的是一身青，一个警察。他轻轻地说：「跟我来。」我跟着他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有钱吗？」「不多。」「拿出来。」两张国币：一张十元，一张一元，他把十元的拿了去，给我留了一元，我没敢争。他捏了我的肩膀，「里面是什么？」他知道是毛衣，摸得出来。「脱给我。」「给了你，我冷呀！」「咱俩换一换。」我们俩换了内衣。他穿了我的北京出品的上好毛衣，我穿了他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旧卫生衣。他说：「慢慢地走，还有三四个钟头才开关，现在不能过江，这条路上去是两路口。」我真的慢慢地沉着地走去。到了两路口，路中心一个交通警在指挥车辆，我怕他盘问，就不往前去。黑地里一辆人力车拉过来，我一招手，他放下车，我上去，轻轻地说了声：「化龙桥。」他拉起来走了。到了郊外，看见月亮，才知今夜是旧历十五，我在七十二号整整拘留了四个星期。 在化龙桥街头上，我下了车，洋车去了，我在这街头的荒场上，废物堆旁转着，有人走动，就蹲下去，注视重庆来的汽车，没有停下来的。 好容易候到天亮，刚有人走动，我就去马国礼的厂里找他。他刚起床，还没穿齐衣服，惊讶我来得这么早。我坐在他的床头，悄悄地说了被捕和逃出的经过。只求他给一件上衣罩在我的衣服上，再给一顶斗笠遮遮头。他没法推却，都给了我，还给我两元钱。我出了他们厂的后门，爬上去白市驿的山路。天下起小雨来，戴着大斗笠，披着一件旧工作衣，在山道的石板路上慢慢的走，来往的人很少。有时我更绕向河边的埂子上走。 这是照我设计的逃走步骤行事。在脑子里想过千百遍了。我不能去找维良或振基，不能去找和组织有关的人，只能找纯感情的朋友。老马只能帮点小忙，要他「打救」我，会把他吓死了。我料定王锦堂会收留我。不过我不知他办公的情形，怕白天人多事忙，不及夜晚可靠。我决定等到夜晚去。我在白市驿的山上转了一天，在路旁小摊上吃了饭，我和文昇在这里逛过，地理熟。望下去是大江，右边望见歌乐山，山上的建筑物较前年又增多了。 天黑了，我开始爬上歌乐山。初次来这陪都的疏散地，路灯和机关的门灯昏黑，藉着月光才看清了机关的照牌，我只拣小门口问，问到了一位和王锦堂很熟的班长，他详细的告诉我去的路径，我才在一间小别墅的门前找到了「侨务委员会」，这时已夜里十二点了，站岗的警察是个年轻的河南人，他叫我跟他进去，把王锦堂叫醒。王锦堂十分吃惊，后来认清了是我，便欢然了。忙着招待我烟茶。我先谈了我的遭遇。他认为到了他这儿便什么都不怕了。他听了警察换了我的毛衣去，十分光火，定要去讨回来。我说，要是我唱了「二进宫」，他可以去讨的。 第二步是我怎么逃出重庆去。若是搭汽车走，需要钱，他没有钱，只有等邵鲁，他来信说，就要开「羊毛车」经重庆去昆明。他路过重庆时，我可搭他的车走了。 也只好如此。他安置我睡下，一会儿天亮了。这机关最清闲，他这班长带了两个警察，分守昼夜，他叫我不必担心他们。但这儿不能住闲人，叫我先去找个事干着。现在找事容易，等他上午应完了公事，下午带我去上工。就有了住宿的地方。这时剃头的来了，王锦堂刮了脸，我为了改装，剃成了和尚头。 下午，王锦堂领我到了珑洞湾，这里有个育婴院，他和里面的庶务王先生相识，把我交给了他。正是到处缺人，王先生感激不浅。我改名「孙即隆」和我的表弟「孙即兴」排行，从此姓孙，不姓梁了。 珑洞湾是好多小山和小溪绕成的，风景幽美，山脚是磁器口市镇。山路陡峭，上下艰难。这个育婴院是宋美龄的慈善事业。两大间育婴房占住了一个小山头，围着山头建造了院长、大夫办公室和住宅。往下是看护和奶妈的住室，尿布洗涤烘干房，再往下奶牛圈，男工住室，饭厅盘据了小山的不小地方。 王先生吩咐我去挑水，由小溪里挑来倒进大水池里，供女工洗尿布。百五十斤的水桶，不停的挑，两肩磨肿了，还是供不上女工用。王先生看了说：「你不是下力的人，这样吧，你去当传达，传达刚辞了工。」我一听，这事不妙，万一冤家路窄，碰上七十二号的家伙们，跑都跑不迭！我赶忙说：「我不认识字，怎么当传达呢？」旁边一个穿旧军装的说：「王先生，我当传达，叫他打更。」原来他是个更夫，王先生不喜欢这家伙，就问我：「怎么样，你打更？」我说：「试试看，打了更，白天还干活吗？」「打更就是夜活，白天睡觉，没事了。」于是我答应下来，接了梆子和电筒，王先生吩咐：八点钟送一趟牛奶，九点钟起更，围着全院转一遭，一个钟头一次。 八点钟由奶牛圈提了刚挤的牛奶，送上山顶的婴儿房，交给看护，我便由此起更，转一趟要廿分钟，回到这里再帮看护做活。当我提了梆子，还没打第一下时，我想起了家乡每年冬季的更声，清脆好听，离人思妇，因之堕泪，不像南方听到的（在乌江）梆梆地乱敲一阵。我是一更打一下，二更连打两下，三更打一下再连打两下，四更、五更都是最后两下连打。更点分明，九点初更，十和十一点打二更，十二点和一点打三更，下面分打四五更。打了一个星期，院长，大夫都夸好，老妈子和邻居也以更声代了钟声。王先生就另眼高看，任我白天睡觉，不出小房。直到晚饭时候，才到厨房吃我的「早餐」，早上又到厨房里吃我的晚饭。然后念着：「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回我的房里去。 星期天中午王锦堂一定来看我，他到总部做纪念周，隔这里不远。他给我借到几本凤洲纲鉴，我反复看，可惜不连贯，别的读物找不到。 有一天，他慌张的来对我说，「你得快走，姓林的找上了我。」他说，他下了纪念周，在路上碰见了一个福建人，拿着邵鲁给我的信，自称是梁贻来找王锦堂。王锦堂把信看了一遍。信中邵鲁说，他们的车就要经重庆去昆明，叫我到歌乐山找他的亲戚云云，他忘了我早已认识他的亲戚，所以林副官拿着信，冒充来访王锦堂了。王锦堂年青时在福建当过兵，会讲福建话，便用福建话盘问了他一阵，然后告诉他不识王锦堂，叫他自己找去。 我断定林沁不会有耐性等王锦堂回去。林沁是个少爷，没有耐心办事。我叫王锦堂晚点回去，便没事了。星期天放假，他由我那里找朋友去玩。第二天他来告诉我，姓林的根本没找到那里，叫我放心睡觉好了。不到两星期，王锦堂在我的窗下，大声喊我：「你看谁来了！」「啊，邵鲁！」邵鲁站在我的前面笑。我问几时可以走。他说，他这次没开车，是搭别人的车调昆明，不能带走我。我沮丧了，我说：「我在这儿度日如年，不能不走。」我叫他给我留件旧衣服（我不能穿着逃出来的这身衣服上路），我到昆明去找他。 就要过阴历年了，下了几场雪，我决定正月底走，那时头发也留长了。（当初不该剃和尚头，军队见和尚头就当壮丁拉。）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霎眼是四二年的三月廿九日，我在这日离了珑洞湾，由铜罐驿过江，踏上去桐梓的大道。道旁的桐树，已桐花累累，隔着清明只有几天了。 王锦堂的恩情，难以衡量，大恩不言谢，但愿来日方长。 自放 走在这川贵公路上，没了三年前踏进大散关的心情，那时是豪情壮志，充满青春的欢乐，如今是劫后孤雁，天涯觅枝。 头一晚，宿在一个小镇上，军警盘查了两次。有保婴院的护路条，好歹应付过去。看情况是不容许我徒步旅行了。算计了一下五个月来积的工钱，勉强搭得黄鱼车。第二天便跟那些跑单帮的去「炕黄鱼」。汽车开过关卡停下来等黄鱼，黄鱼上车付钱，开到前面的关卡时，司机老爷把黄鱼撵下来，过了关，等黄鱼追来再问。黄鱼们肩挑手挽的过关，追赶汽车。我因行李轻便，不觉辛苦。在遵义过夜，旅馆里找到了一辆资源委员会的车子，直放曲靖，司机很文雅，开车稳重，只我一个客人，免了我关卡上下，认我是伙计。由曲靖改乘火车到达昆明。 找着邵鲁后，不几日，便跟一辆商车当助手，开畹町。车到保山，畹町失守，折回了昆明。经历了云南的高山公路，流览了点苍洱海。沿途翻滚的车辆，每公里不止一辆。国民党的军用物资抛得随地皆是。 邵鲁叫我住到他们的照测队上，在昆明东郊的昙华寺。机械士们正大修汽车，我干点下手活。两个月，大修完了，邵鲁要开着车回兰州去，我便离了照测队，到昆明西站。老汤（跑马厅的管子匠）在这儿开了「山东大饼店」。我给他当跑堂。卖红烧牛肉，葱油饼，稀饭，花生米。过路的流水客外，常有联大的学生和北方军人。生意兴旺。但老汤一人掌案，忙不过来，就以一大锅牛肉，一大锅稀饭为限。油饼多少随他的意。有时做两扇大饼装门面——「招牌货」。吃的人批评：比山东的差得远。他是「看八式」，不是科班。 这一溜的小店都是席棚子，再加苇席成墙，没有砖石，大风大雨漏得厉害。有时就得停业。好天，天亮起，天黑收市，老汤回家睡，我和一个河南人在店里打铺睡。他已老得没了牙，当兵下来的。 这时招考的广告很多。在西昌的兽医学校招考新生，高中资格，两年毕业。一切费用由校方供给，报名和考试都在中法大学。我去报告，没有证件，那里说：要有合格的人证明是遗失了，才行。我说，等我考上了，再办这手续如何？我被录取了。榜上只有五个人，原因是要步行到西昌去，便少人应考。我再到中法大学，见了一位老教授，说我住在大饼店里，找不到有地位的人证明我读过高中，能否通融？他说，「我们是代办，作不得主，我准你去了西昌，他们不留你，你就难以回来了。」于是我这兽医就没当成。我满以为治畜生比治人心头上轻松些，在那著名的风景区读上两年书也算福气。 我只能选择同等学历，不要证件的去应考。云南电信管理局招考报话员，我去应考话务员。录取后，要铺保，盖了山东大饼店的图章，我进了话训班，食住之外，还有两套军服。开学才一星期，教务主任把我叫去，拿了一本模范英语第三册叫我读一课，他听了很兴奋，报务班的新生英文太差，人数不足，他复查试卷，选了我，面试后，提我到报务班去。我却不肯去。话务三个月毕业，即分发外县，报务却要六个月毕业，还要实习。昆明是个大都市，为了安全，我还是早点离开的好，所以没受主任的特意裁培，很使云南同学们不解。 上课在金马寺，饭堂，宿舍却在金马寺不远的壩子里。功课轻松，军训却是无理的虐待。一所方整的兵营，大门朝南，进门是个大操场，北面一列办公室，职员宿舍，东列住了话务员，西列住了报务员，两班人占了房屋的十分之一。饭厅厨房都在南列。军训主任是龙云梅花团的头头，直属龙三公子。一开学的三个星期，不放假，不准假，早晚跑步，两餐饭的米里搀了沙子和谷子，菜里没有油荦，到了饭堂，要等哨子响才开动，再响，就得停筷。晚上跑步后，得听又臭不长的训话，有时是破口大骂。第四个星期日，检查内务后，放假了，十二点出营，七点回营，我到老汤那里吃了一顿牛肉，他又给我装了一罐带回，每个人都带了私菜回来。七点钟，军训主任集合，开始跑步，一跑就是一个小时，有的同学满腹酒肉，腹痛呕吐，出了列，站在一旁，我们散了队，他们要多站一小时。 霎眼就是两个月，两个月的严训受过了。军训主任换了一副笑脸，登时和气起来，讲话多是勉励，云南人爱护云南。把唐继荛、蔡松坡讲了又讲，龙主席的德政更是说不尽。云南同学都得到个别谈话。这里同学像重庆电训班一样，多半是些少爷和富家子，为逃避壮丁来受训的。军训主任拣了些蛮横捣蛋的学生吸收到他的梅花园里去。 毕业考试在年前，分发县电信局是一九四三的春季了。我得了滇西的大姚。同学们告诉我：「待要嫖，走大姚，大姚不嫖，你别嫖。」我就不看重这地方（却不知这儿在鸡足山下，正是名胜地方。）有个看贡姓郭的同学，成绩不好，被派佛海，他简直泣不成声，那是烟瘴地区区小事，九死一生。不去，怕拉壮丁；去，要病死。我见他可怜，提议和他交换，两人到话务主任那里去申请，照准。他花了两元滇票请我在大西门吃了一碟冷片牛肉。这时法币和滇票的兑率是一兑二。 我随元江、墨江的两位同学而行。他们是分发到家乡去，自然开心。他们从没乘过火车，因此选了一条迂回路，多游些地方，正合我意。我们乘滇越路的火车到碧色寨下车，转蒙自，再换车到石坪。远望蒙自，东山脚下有很大的沙滩和苇田，是南归大雁的家乡，石坪有个湖，产弓鱼，很有名。两位同学像是还乡的举人，沿途派夫挑行李，买公价肉，乡保长都听命。先经元江，后到墨江，元江城要沉到元江岸边，天气炎热，汗如雨下，苍蝇乱飞，盛产巴蕉甘蔗热带植物。墨江不在江边，要爬上高山的坝子里。人们在这里，早晚要烤火，提手炉。 同学在这里招待我休息三日，搭了马帮，前往磨黑。磨黑亦有电信局和同学，休息了一天，再随马帮前进。磨黑产井盐，附近山上光秃秃的没了树木，煮盐用柴，就地取柴，到了无柴可取，不得不责成：凡来买盐的人马，定要担得柴来，才换得盐去。 前行两站，到了普洱。普洱是个政治和商业城市。南北货物在此聚散。由此南到打洛江边（滇湎交界）都属普洱府管辖。佛海车里两电信局的主任（小局不称局长）都是普洱人。汇合了他们一同南下，行李和器材都由乡保长派夫担抬，沿途替换，两天到思茅，这里曾为大瘟疫所毁，人烟稀少，房舍破烂，派夫艰难。前行两日到小勐养，进了西双版纳，初见傣族和他们的房舍。男子衣着和汉人无大分别，女子的上衣狭窄，袖长身短，下着桶裙，织成红绿间格的横条纹，头上裹着白毛巾或花式丝绸巾。房舍像顶「诸葛巾」：楼上住人，楼下住家畜。房与房不联接，一家一户像一粒棋子摆列在棋盘式的寨子里。由傣人接替了送我们的夫役，人数增加了一倍，他们不肯负重，人多了走起路来轻松快活。三天到澜沧江边。江面宽阔，江水湍急，人乘船渡，马匹下水随船浮过，上岸后便是车里，西双版纳的首府，「灶片令」的王宫所在地，像元江一样的炎热，完全热带生物，街道宽阔整洁，傣语叫「景洪」，旧译「天王街」。在此休息两天，别了电信局的同仁，随夫前进，头晚露宿在阿卡田，第二日到达佛海，正是清明节。 佛海今名勐海县，是西双版纳之一勐。「改土归流」时，改称佛海县。县政府是旧时商人的会所。邻近有几家大茶庄，建有单层楼房储货，因战争歇业，积存了销不出的普洱茶。警察局设在一家最大的茶庄里，只有局长和听差两个人。电信局在警察局的背街上，一卒独立的小楼，也是茶庄的房产。大门向西，三间门面，中间会客及报话零售处。北间安了电话交换机。南间设了无线电报收发机。楼上三间，北间住了主任，我住南间。门前有一清水小溪，后门附有园地，环境清幽。无紧邻，南约三百步就是勐海缅寺。北面隔了一段空地，才是大街，大街有两家卖牛肉河粉的老回子，大街往南伸展，街西有店铺和人家，约百来家就到了街尾，街东是片广场，无房舍，每早各族人在此摆卖菜蔬山果，米粮。阿卡、老候家、傣族，都来赶街。土司衙门在东北竹林深处，有楼房和白围墙。 初到的十天，主任忙着拜客，我忙着东游西逛。来的路上，近城的一个傣族寨子叫曼养罕，有几十家人家，对河有个曼岚小寨，两个寨子临着一个广阔的坝子，全是荒休的稻田。曼养罕缅寺里的佛爷、和尚们正在忙着做过年的高昇。寨里的青年人都来帮忙，清明节后十天是傣族的新年，也叫泼水节。 田里用竹子搭起了高架子，把高昇排到上面，大佛爷、二佛爷的，土司老叭的，三佛爷，大和尚的……最大的排到最小的。 高昇是把青竹截成一节节的竹筒，筒里塞满了火药，捣实。若干筒捆在一齐，中心插一支竹子，伸出去成了尾巴（成个蝌蚪形），加了火药引线，由引线点燃竹筒里的火药，高昇便开始上昇。头尾比重恰好，升得高，射得远。头重尾轻的升不高栽下来，尾重头轻的不起，离不开架。大高昇起动力大，响声和震动比火车头还厉害。据说火箭的发明人是由高昇得到的启示。 泼水节后，局里安好了交换机，开始零售电话，这儿是终点站，应该北通思、普、元、墨、昆明。但有时能通车里，就叫马帮们满意了。线路时断，线工懒得修，也修不及。电话虽设而常不通。无线电报机，架起天线后，收发都不灵，电报改由邮递，电信局的工作几等于零。 电信局开张后，雨季开始，主任急急的赶回家乡去。怕瘴气扑上他的身。他走了，局里只有我和一个话差。我不信瘴气，每天天一亮就跑步去曼养罕的琉璜泉（约六七里）洗过澡到缅寺跟和尚们学拼音，随后跟赶街的姑娘们回来吃早饭。这里的格言是：「起不得早，吃不得饱；没有大，哪来的小？」三天两日下雨，稻田一片青绿，眼看着茁长，直到十月稻谷收割时，雨季过了，大晴的日子多起来，叫人不能不说：天老爷偏看这方人，不知贱年是什么。干季里，田间没了事，寨里人联合起来去赶山（打猎），或到河里去摸鱼。晚间，寨里的小姑娘们三五成伙的在十字路口烧起柴火，围了火纺棉线。小伙子们披着毛毯，倚在姑娘的背上说风情话。夜深了，姑娘们停了纺，小伙子们展开毯子把姑娘包进去，一堆堆的喁喁细语。 傣人「重女轻男」，老大娘们要有几个姑娘，就享不尽的福了。她们引得小伙子们上门结婚。插秧、割稻要先给女家做，然后才到男家去。 晚上没有聊天的地方，我去拜访了警察局长。在他的烟铺上躺下，他递过装好了烟泡的烟枪，我推开，他说：「不行，来到云南，不吹三口烟，回到你们山东去，怎么交待。」我只好接过来，他给掌着斗子凑着灯，吹完了一口云土。第二、第三两晚又各吹了一口。第四晚他又递过来时，我说：「事不过三，如果愿意我常来聊聊，今天就免了。否则，我就告辞，不敢再登宾榻。」他笑了：「吹烟人的通病是：对没上瘾的人殷勤，对有瘾的人就小气了。你既不想报名进这个学校，我就不强你。你可得常来聊，咱们是朋友嘛。」以后我虽不是晚晚去，闷极了时，总到他那里听些云南的掌故。他在滇南任过几个县的秘书，很有些旧学。 他吹得很泼撤，不珍惜「黑米」，像富家子不知米粮的艰辛。大约每天要耗二两土。以我作比，他说，即使上了瘾，有一百「花钱」（银元）作本，可以净赚烟吹。怎么说？当青黄不接的时候，放给烟农，一百块花钱收烟时要收一百两土（新烟上市，五块花钱一两），一百两土，新入门的，足够一年吹的。一年可积卅两烟灰，烟灰卖给马帮（外销）可得一百块花钱，本钱回来了，而且避了瘴气，省了医药费。听来像是又要我报名入学。 我那时正吸香烟，戒过几次都破戒，哪敢去碰鸦片？也可说，是香烟叫我躲着鸦片，香烟给了我好处。 这里的驻军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师，师部设在佛海南郊的竹树深处，用竹树建的营房，辖区南达打洛江边。但这一师的人数，早就不够三个团，三年来补充了九个团的壮丁，仍是不到两个团的实数，官是够了，少的是兵。我和一个四川新兵相识，他告诉我：「我们由四川出发的壮丁是一个团的人数，路上病死逃亡，到昆明时剩下了不过一个营，九十三师的接兵连长们，接收后，把我们当马用，给连长抬黄烟，拉杂货，病倒死亡的沿途皆是。连长的货物南来，一步一个价，人死了，没人运货物，随地卖，都能赚钱，到达佛海时，剩下十多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就是我一个。」 师部的中级人马，常来电信局聊天的有军医、会计、报务员。王司药官是河南人，和他成了朋友，他的药库在曼兴山下，我常到他那里去吃饭聊天。他的士兵种了一片菜园，各种瓜菜齐全。 第一个雨季过去了，我没病过，身体健壮，那些必须吹口烟，才能避瘴的鬼话，我打破了。 第二个雨季，也平安的过去了，心情却没有初到时的愉快，一切都不新鲜了，便觉得郁郁不乐。一天下午，正在药库的菜园里和王司药闲聊，忽然背后山上，树枝乱响，一阵风似的窜下两又豹子，跨过人行路，冲下田去。打了个转，又朝山上奔去。时在小阳月，雌雄追逐，我俩觉得看了[齿句]双下山。 虎到街上来了，县政府的马，夜里被虎咬了。 纳保长家里，大白天竟跳进了虎捉鸡吃。他以为欺人太甚，准备了快枪打虎。虎在下午来了。保长打响了枪，虎扑上了他，他的小舅子救他心急，开了一枪，虎跑了，子弹打穿了纳保长的头。 还没听说虎吃人。一天下午，我去药库，近药库转弯的路上，看见一条虎尾拖着向田间消逝了。我不停步走过去，向田间望，一只大黑虎正在田边冬青树下盘旋。我告诉了王司药，他提了盒子枪去找虎，一面大声喊：「虎在哪儿？虎在哪儿？」等他看见了虎，他却聪明，不向虎，而是向天开了一枪。一阵风，那虎窜上山去，枝折叶落，响徹山巅。 一九四四年底我终于病人。像是癧疾，但没有定时的冷、热、却是冷、热、无汗，昼轻夜重。这是黑水症的初期，其后将是小便赤红，大便黑色。不久前，邮政局长（四川人）便是这样死的。我由昆明带来一盒「阿的平」药针现在用得着了。我到药库去，请王司药注射，他很乐意为人打针，精进他的技术。他给我注入左臂湾的静脉，针一抽出，我就晕倒了，一会儿醒来，嚷着口渴，暖水壶的开水喝光了，传令兵赶着烧。我一直喝，开水一直烧，从下午一直到半夜，半夜，我才清醒。下床到菜地里去撒尿，站在那儿，尿像瀑布似的冲出来，足有一刻钟。王司药见我活了，才透了口气，肌肉注射，他误作静脉注射，几乎送了我的命，他一直焦急不安。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只这一针，我的「夜摆子」全愈了。在佛海再没患过寒热症。 西双版纳里，凡是平坝，种田的统是水傣族，他们种的是糯米，吃的是糯米饭（有如上海的粢饭）水傣的王，这时改称乡长。高山上阿卡族种旱稻（饭米），寨子都建在高出云层的山头上，空气干爽，没有蚊蝇，男女身体健壮，他们的头人，过去属傣王管辖，现在直属县府，称保甲长。近平坝的山谷里住的是老侯家（罗黑族）、旱傣和汉人，头人多半是汉人，过去称「山头王」，现在也称保甲长，向烟民放高利贷，包庇种烟，零售日用杂货。盘剥各族人。我曾访过一个山头王，雨季里，云雾缭绕，雨点时大时小。看看山头王的居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富农家庭。既无像样的房屋，也无果园花圃。但是他的银元、烟土、枪枝这三样却够个「王」。他款待我，知道我的来历后，便邀我在他的家住下当老师，教他的孩子们。出我的价钱三倍于电信局。我怎能陪伴这种吸血鬼？除非我先变了烟鬼。 八月十五，日本投降。一阵狂欢之后，机关开始裁并。旧主任撤了职，新主任滞留在昆明。电信局报话都不通，空养了一班员工。 九十三师进驻寮国的龙婆邦，接收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本占领区。我和邮务员商量着去龙婆邦一游。他的局长去世后一直是他当家。他以军部的名义取得军方的通行证。我带了一个线工老廖随他出发了。这时已经是十月中，雨季过了，正好旅行。 到了猛兴，遇见兵站支部的史主任，他大声的喊：「发财的时机已过，别再去辛苦！」我不为他的断喝所动，仍随军最前进，从未出过国，一心要看看外国。 过了猛兴，进入寮国的「南地」，由此乘独木舟南下。 军邮派到了一只舟。一大早，把行李搬上了舟，语言不通，舟老大用手比着表示：载过重，不能开。邮务员（四川人）却道：「不要听个老子的，吃水不过船一半，就说重了！这在川河里，只要你出钱，再重些都载！这是官船，他们当然说过重。不要管他，上船叫他开。」 这是独木舟，一株大树挖成的。前面一个使棹的，后面两个，一把棹当舵使，一把当桨用，军邮两人，电信两人，共七人。这样的舟共十五只。「他河」流在山谷间。山岚对峙，绿树成荫。鸟语频繁，天气晴和，旷神怡情，从心底里欢乐。四川人善摆龙门阵，邮务员大讲川河的规矩。正在兴高采烈时，听到河水的吼声，越响越大。水面宽起来，前面的盘旋不前，十五只舟到齐了，才由一只带头，一只紧跟一只的前进。舟像箭般的飞行，在一个浅滩上，舟头使棹的把棹伸出舟头，左右点泼巨石，开路，后面两把棹左右点支，叫舟走在「辙」里。霎眼到了稳水里。回头一望，险滩犹如高崖，乱石激成的狂浪发出巨响。 水稳了，水慢了，船老大和伙计们坐下来吸烟休息。川哥子论道：「在滩上，船底磨得石头咯咯响，我可吓得直哆嗦。这在川河里，一听见船底响，船早散了，还有命！」 半个钟头，又到了一个滩，又箭般的飞过一段路程，到了十二点，已过了六七个滩。只要看见船老大们把自己的小包袱围上了腰间，就知这是个险滩。如果他们起身只拿棹，不理他们的小包，态度悠闲，这滩就平和。有一个滩，舟由高处俯冲下去，舟头抬起时，迎面是一块矗立的峭壁，舟头向右急转九十度，箭似的飞过几个山头，这个滩像瀑布。 天下起了小雨。又是一个急滩。我们的舟排在倒第四。舟底响得厉害，快到滩尾时，一块大石当路，老大用棹猛点，冲劲过大，一个筋斗他翻下水去。后面一个拿棹的来占了舟头，两人把舟横在大石前。船里满了水搁了浅。后头的三只舟从我们舟尾钻过去，也满了水。 所有的舟都拢了岸，只只都多少的进了水。一面救我们的舟，一面决定宿在这儿。这儿正是站口。 舟老大抱着棹冲到稳水里，由岸边过来，招呼我们上岸，他们下水，把舟推到稳水岸边。再把行李搬到佬人家里，这时雨过天晴，家家的院子里，中国军人都打开行李晒太阳，一捆捆的都是钞票，佬人们惊讶汉人这么多的钱钞！ 第二天清早，舟老大们会商后，把我的伙计老廖调到另一只舟上，那一只载轻一点，客也少；军邮舟确实过重。四川哥子，不再言语。一路上他念了不少观音咒、弥陀佛。他说：在川河里还没见过这么些险滩。 这样的旅程经过了六天，平安的到达他河入湄公河的口岸。离了小舟，我惦记着它们怎样回到原地去。要多少天？不懂佬语无法向老大们致谢。 十五只舟的客和行李在湄公河上用一双竹筏就够了。河面不再那么狭窄，也不那么陡峭，听不到急湍的响声，可时有巨大的漩涡出现。船夫们要努力摇棹，避免卷进漩涡去。漩涡最凶险，卷进去的小舟和木船，没有能划出来的。 这大竹筏是用大竹竿扎成捆，若干捆连起来成个正方形，铺上竹席，搭起凉棚，几十个人随意坐卧。四个角上，四把大棹，两个人摇一把，紧急时，四五个人摇一把。为了避开漩涡，有时横着划。 两天后，河面有了小火轮，对岸泰国地方，现出了屋舍林园。五天的竹筏旅程，到了龙婆邦，寮国的首都。 公家的建筑物都嵌有三只象头的国徽。乍一看，以为是个鼎，三个象鼻排列得像香炉的三只脚。法式洋房，梧桐荫路，留了法帝国主义的痕迹。也有华侨商会，曾欢迎九十三师的来临，军官们一到第一件事是拿法币换他们的黄金，不断的需求，使黄金断了市。华侨们损失颇重，吃了亏，才知道法币在大后方早已江河日下。 本地居民和寺院与西双版纳相彷，「一顶诸葛巾」。言语风俗也相近。在西双版纳结婚：只要双方投契，男的能买一只鸡，一瓶酒，在女家请亲友吃喝完了，就可在女家入洞房。离婚：比较破费一点，男的拿出四块银元给老叭（保长），老叭来给男女念「分手咒」，男的就「双摆双摆」地脱离岳家。马帮的大锅头，于西双版纳的每个站口，都结一回婚，安一个家，花费不大，享受十足。寮国自法国占领以来，便立了法律，结婚：两个银元，离婚：十个银元，都由男的出。方便了洋大人和洋兵。在这两个佛国里，没有妓女。离了婚的女人叫「蔑夯」。一提「蔑夯」，小伙子们会流口水，比小姑娘可引人。沿途来，见过卷头发或黑皮肤的儿童，是法人或菲洲兵的后裔。顶奇怪的是：四十岁以上的妇女，都剪成平顶头，两只耳朵塞着布卷，有指头粗，嚼槟榔，染得嘴唇口涎血样红。 国都不及我们一个县城大，不用二天就逛遍了。相识的军官也都会过。打听回程，没有上水船，只有走山路。师部的传达夏班长（四川人）给介绍了他乡亲张哥子，同路走，他有一匹驮马。于是我买了两匹公马，一匹两牙的枣骝，一匹齐口的雁色枣骝。不拿他们代步，只驮点行李和伙食；我能空手上路，已很满足了。 第七天，辞别了龙婆邦的各相识登上行程。张哥子四十多岁，原是走江湖卖艺的，在猛兴招贤，落了户，人既瘦弱，有着烟瘾，还能奔波，就算要得了。 由张哥子带路，第一、二天都有人家投宿。第三天的宿站，没有人家。傍着山涧，挑选了丰茂的青草地安排露宿。卸了马驮，拉下鞍鞯，放了马匹去吃草，提了缅刀，分头去砍青竹，拣干柴，升起火来，把青竹架上，烧得爆响，惊走野兽。就涧水洗来，装进鲜竹筒内，拿芭蕉叶塞牢，放在火边烤着。然后采蕉叶，在火旁铺地，有兵站赠的军蚝伸展芭蕉叶上，成了舒适的卧铺。 竹筒饭熟了，发着清香，火烤牛干巴，夹青椒吃，真开胃。天昏黑了，马匹围着火场吃草，不敢远离。一日行程不过三十公里，都是上下盘旋的山道，不见人家。沉得涧底，竹林芭蕉丛生，爬上山嶺，时入松林，枝干细小，患着水土不宜症。旅途愉快，着枕熟眠。 半夜忽醒，忙添青竹，火焰复起，以保人马平安。黎明山雀争噪，唤醒旅伴，收拾上路。 下一站有人家投宿，添办伙食，每两站才有人家，中间站要露宿。 到猛兴的前两站，张哥子带错了路，转到一条长嶺上，茅草蘆草丛生，小径由中穿过，掩没了人马。正是虎豹出没处（虎豹爱惜皮毛，避免雀鸟拉屎到身上，故不居树下），人惊马慌，明月已高悬，才走完茅苇地带，踏上了光明小径，却望不见灯火。忽见三五水牛在前，不禁大喜，道：「好了，跟了他们去，定有人家。」张哥子看了地形，不以为然，却拣了一条义路前进。他说，跟水牛去，上了高山，不会有人家，这里的水牛，耕田时，主人才找回来，耕完田，就任他们自由。吃睡都在荒山上。 果然，不久找到了人家，还是一家富有的山头人，土墙茅屋近乎汉家。有马栏，我们的马牵进马栏里，栏门和栏顶都是半尺见方的木头做成。黄牛和狗都关在里面。主人说，虎豹时来搔扰，在栏顶上咆哮。 饭后，我们在大门外散步，平滑的光地上，卧了五只水牛，牛头向外，围成个圆圈，圈里卧了三只小水牛。张哥子道：「水牛不怕虎豹，个对个，虎豹也难取胜。看！它们五头向外，摆成圆阵，齐力保护子女，虎豹不敢来犯。」 十二天到猛兴，在张哥子家宿了一夜。第三世界二天和他作别，结束了寮国之行。 团圆 回到佛海，已是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不久新主住到了，带来了调我回昆明管理局的命令。一面卖马，一面打点行李，跟了马帮北上，二十站到玉溪，这儿又和夏班长巧遇（他调到留守处来了），他留我住了三天，到馆子里天天吃挂炉烤鸭，喝个半醉，烤鸭鲜嫩，比北京烤鸭个码小些，味道好些，至今难忘。 到昆明管理局报到后，派在城内零售处值班，宿舍在金马寺。 我考虑着：和故旧「团圆」吗？四季皆春的云南舍得离开吗？ 一天，我走过近日楼的城门洞，听见背后有人说：「我认识你，你是梁——」，回头一看，是阿南！他和我斜对面走，走过了，却又认出我来！这时我出门定戴礼帽，太阳镜，仍逃不过好友的眼睛。我俩进了酒店，欢饮畅叙。我被捕后，他曾到五十厂去找我，被扣询问，他直说了我们的交往，就放了他。算来那时我还在珑洞湾。阿南现在长高了，穿了一身漂亮军装，喝酒，谈女人，失去了童年的纯洁。我们约了明日仍在这儿相聚。可是他爽约。我于枯候之余，连叹缘尽！今生不能再见我这好友了。 缘尽！缘尽！我决定了东归，早日和故旧相聚。不日得到乌江陈二先的回信，欢迎我去，即刻办离职手续，领了迁散费和还乡路条。定了走长沙的运货汽车，直达黄鱼，只载三人，我之外，一个到武昌营业的妓女，一个到长沙结婚的看护小姐。时已仲冬，江南草木尽凋，枯树青竹，仍是怡人。久别的北国，萦绕心头。到长沙后，改乘火车去武汉，然后转江轮到南京，又乘小轮到乌江。 乌江会到陈范二姓好友，话尽八年离情。镇长江绍智是我当年的得意门生，给我镇公所安排了宿处，住下来，等候和上海的联络。陈二先教我试探《求真》和《青妇》，果然打通了。他们寄来了北火车站来安里苏大哥的地址。 在苏家会见了子桂的学生苏学常、老范、老杜、熊安东、杨寿源、曹玉林、刘毅等，重庆见过的只有老范和杨寿源，这些新相识，都十分可爱。 张洪仁去了东北，孟宪武、赵盛文没有音信，他俩逃走后，无法或不愿再和同学们联络。 重庆组织破坏了十之八，王叔本和老隗（子桂的学生）还关在重庆监狱里。在灯笼巷反省班的人们，半年后都陆续释放。他们现在已上大学，且属老彭的组织。 振基、维良、刘超没受牵连，潜伏下来。振基的组织且有发展。刘超和维良是业务关系，无组织连系，他在南方印书馆已成了出版的全面人物。 文昇仍在电力公司工作，职业没有变动，和振基断了往来，若不相识。特务由我箱里找出的他那封信害了他。特务对笔迹找到了《工人呼声》的写版人就是他。他已有了妻和子，不能坐大狱了。经由王平一给他办投降，保住了职业，免了牵连振基。他和王平一是小学里的同学，在他初到重庆时访过他。 子桂在西安胡宗南那里教书，和刘仁静同事。刘仁静很早进过反省院，子桂省了这一耻辱过程，这是李子谊「照起」的恩典。谊取得胡宗南的信任，由他疏通，可给托派的投降者留点面子。 四年，子桂在联中教了四年。他早该知道他自己的「革命前途」：监狱、流亡非所愿，只有李子谊的一条路。 但是，当他站在讲台上，面对了徬徨的青年学子，他忍不住要批评罪恶的国共新合作，他预言了国民党军事的失败，他给青年们指出了革命的道路，启发了，教育了下一代。…… 他说，他是个捧着粥碗，望着孙孙的爷爷了。 时间已是旧历年底，我急急地买了去青岛的船票，正月初三在青岛上岸。手指冻得真像猫咬着似的痛，行李提不起来，多年没尝这滋味了。但另外得了好消息：胶济路通车了！在上海听说只能潍县的，现在直到张店，能转车去博山了。 我在张店下车，住进了客栈，明天早上才有车，旅客登记簿上前面的客人是孙良臣！我愣住了！这人是博山的大商人，我学生时就知道他的大名，今天我不能不把我的化名「孙良×」和他并排填下去！这时旅行要凭证件，我凭了云南电信局的遣散证，才能平安到家，谁教我考电信局时改了这个姓名哩！竟会作出这种巧合。 张博支线正运载李仙洲攻菜芜的辎重。二哥和二嫂在城里住，他们有了三个孩子，他在参议会当会计，生活十分艰难。 我到赵庄去看父亲，和他相聚了半日，在三尺深的厚雪下凭吊了亡妻的坟墓，她于九一八的后一个月去世，二哥代埋葬的。我怀着悔恨的心情默念着她。 一九三七年底韩复榘撤出济南后，国特、中共的游击人员都冒了出来。乔同恩早就有了准备，这时也组织了抗日的队伍。传说他有三支盒子枪，有两个女学生乱搞关系，不对劲的便开枪。——这些可能是麻二哥被消灭后的讹言。据说中共的刊物上登载他被捕后，押到泰安，他要求在斗争会上发言，为托派的抗日主张辩护，因而被处决。 臧叔鹤，赵庄人以圣人怀念他。所以相距离然六开百里，也打听了他的消息，说他的游击队被消灭后，他本人被活埋了。 没有什么消息了，可以说得到一点真实的消息。只有人被消灭了是真的。 我仍经青岛回上海，在青岛博山路一座小洋房里重会逸民，他已是银行里的襄理，可仍未婚，在他这里住了三天，他给买了船票，并叫我给他在上海的爱人带了礼物和信件。孰知和他竟是最后的团聚，从此失了他的下落。 回到上海，菜芜的李仙洲被俘，淄博二次解放。 我寄居在小赵家里，联系了宾之和娄宣，和他们会过几次面，得到了张衍恕、张丙雨牺牲的情况。 八一三前夕，由寒君口里，才知道张衍恕是写过降书的。写了降书就该进反省院，他竟坚持去了陆军监狱。娄宣是北平组织的成员，离开北平很晚，他说：「民大的那班叛徒在宪兵队里作威作福，报复山东张，给他加了些坐飞机等酷刑，不是逼他供关系」（因为组织已由他们卖光了），而是一定要他投降。 八一三后，他自陆军监狱开释，就回了家乡——泗水。他知道托派的「党章」，并没有向托派组织报到，而是和托派「联合阵线」。他组织游击队，有一只步枪，到哪儿都背着它。他到诸城去看过老臧，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市集，因他背着枪，被当地的武装势力逮捕、盘问，最后是要枪毙他，他没法救自己，便安定地写了遗书给他老婆，叫他嫁人，不要守寡。 张衍恕的年龄比我大，他死时大约三十三岁。他常用的名字有「心如」、「子芹」、「子勤」等。北平组织叫他山东张。 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立民他们就在京沪线上打起了游击。打得很出色。乌江是他们的根据地，但他们的本钱来自何方，没有人向我提，我也不忍追问。 汪精卫到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周佛海便听到张立民的大名，把他捉了去，要他投顺，立民不肯。周佛海改用软化手段，拨了一座小洋房给立民住，两个便衣伺候，金钱可以任意挥霍，立民登时享起了阔佬的福。做了不少西装，舞厅、酒馆、妓院都去走走，可少不了两个便衣陪伴。后来他借着看病和鼓楼医院的美国大夫攀上了交情，由美国人给他收信，他和乌江联络上了。他要乌江派一只木船埋伏板桥镇，随时接应他。这期间，两个便衣已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们以为周佛海那样看重他，立民不久会做周手下的红人。他们开始对他敬畏、巴结、放交情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两人不再输班吃饭，一块儿去了。立民就利用这一小时的自由，购备了脱逃的道具。于是，当这一天，十二点，两个看守一离开他，他就换了青衣小帽，跳上一辆雇好的送货车，奔城门去，用造好的送货单据给日本兵看，日本兵看到所运的是新出版的中日亲善的小学课本，立民连说带比的得到放行，一口气赶到板桥，他叫司机掷了那些课本，给司机写了一张字条，叫他交给路上的追兵，以脱关系。他上了乌江的木船，扬帆西去。 从此南京城门口悬赏捉拿张立民。他的放大照片挂了不小时光。 他和一位杭州小姐结了婚，宾之娄宣是他的左右手，曲阜师范的泗水同学也来投奔他。为了抗日，也为了自保，他当了忠义救国军属下的金山县县长。 他们这时急于找托派，想找组织给他们指出前途和策略，他们亲自到租界，访不到托派的影子。因此更想起了我，若是我在他们身旁，定能找到组织的。组织是多么穷，多么需要钱，最低他们可以捐点钱了。 忽然我有一封信由重庆寄到乌江，转到他们手里，他们高兴极了，立刻给我回信，可是我没了回信——这是一九四一的初秋，我写出信后，就被捕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联合大扫荡，情势险恶，立民他们向杭州湾撤退，预备了一条木船，由立民夫妇率领妇孺先行。哪知他们一上船，舱里冒出了新四军，不由分说，用大刀把他们砍了，立民夫妇、娄宣的太太和婴儿都遇难。宾之的太太和儿子尚在等船，没遭难。他和娄宣指挥反扫荡。 娄宣继承了立民的职位，扫荡过了，他把袭击立民的新四军捉了来，摆在海滩上，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抗日的弟兄？为什么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哑口无言。他开动机枪全扫了他们——娄宣亲口对我这样说。宾之看了我听话的神情，解释道：这是游击风，我不懂。 我确实不懂。七七事变时，立民、娄宣、宾之和我，四个人在马思南路一间二楼同住，同学习；娄宣常对我流泪，感情脆弱地像大姑娘，战争竟变得他杀人喝血。 宾之送我一套西装料，做成夹袍给我穿，正是缔袍之谊。他之脱离革命，实不得已，见我当了工人，还站在革命队伍中，流露了内心的惭愧。慨然地说：「咱们今后是生别了。」 立民死时不过卅三岁。他夫妇有一个儿子养在杭州外婆家里。宾之的太太也是杭州人。小学校长许的原配，并未结合。 抗战一开始，中共就明令不容许托派有生长生存的机会。消灭托派第一，抗日、反国民党是其次。 振基跑单帮到了上海，子桂去美国也到了上海。都得到团圆叙旧。 维良来了。他由重庆乘飞机来的，为南方印书馆的生意，和他相聚了半天，第二天就回了重庆。他衰老的太快，才四年时光，竟然齿豁鬓苍，他太为老板卖命了。 邵鲁随着陶绍武由兰州飞来，他们要到四平街去买古董来卖。邵鲁告诉我，王锦堂久失音信，无法查询原因，他的态度和腔调像在说一笔滥帐，叫我不能追问下去。他们是至亲，除非他已离开人世，不会断了音问的。 来日方长，当为来世矣。 邵鲁在四平街遇见了小扈，说他穿了一身军装，背着一支手枪，在干特务，一个老婆，又丑又凶。原来扈焕之是由武汉回了东北，当起大少爷（他的父亲是满州国的财政大臣），下场竟然如此，真是难可逆料。他初是北大干部派的小支书，转托派后还领了干部派的几个月的办公费，在北平曾经被捕，受过灌辣椒水的酷刑，「四大金刚」南下，在沪被拘时，他是其中之一，表现得坚决，一同在陆军监狱坐牢。 兵工署督察处长张师升了上海市警察局长，到任来我。我和郑老谈到了他。才知他是托派的叛徒。「是不是他放了你」郑老玩笑的说。 我还忘不了他那副嘴脸，就借他来结束我这团圆的一章吧。 煞尾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小赵才给我找着职业：亚洲实业公司的船厂里当电灯匠。介绍人是这公司的会计员，卖小赵的面子，把我的工钱抬高到和头脑一样高。 厂在杨树浦。初进厂的三个月，受尽了讥诮和蔑视。老司务们认为我是个「介扒头」来的，识拿工钱不识做活。三个月后，我的名声大噪，「老山东」是顶呱呱的电灯匠。工程师们到工务科争我当助手。到了九月初，总工程师要我跟他到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苏碧湾去。那里有亚洲公司的上百只船舱，做不完的工作，每半年回扈休息一个月。月薪加到关金券四十元。预付我一个月的工钱，我交给苏大嫂时，她说当天可以买得八担米，苏大哥要干半年才赚得这个数。 关金券是王云五的杰作。于这年的九一八发行。我在这一天乘亚洲公司的拖驳离开了上海。从此我就流落炎荒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卅日完工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重校
第一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第一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 ·对生产的控制 ·不允许工人组织维护自身利益 ·工人阶级的原子化 ·剥夺工人一切合法自由权 ·女性劳动 ·强迫劳动 ·消费从属于积累——工人从属于生产资料 ·资本在一级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 ·工业从属于战争 ·劳动生产率和工人 ·对农民阶级的剥夺 ·营业税 ·人从属于财产 ·分配关系的变化 ·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 ·俄罗斯——工业巨人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本质的研究，将从对部分在俄罗斯显著表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描述开始。这种实况调查是滞后的分析和归纳的基础。 对生产的控制[1] 在十月革命后，党立即决定，将所有工厂的管理权集中到工会手中。因此，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EighthPartyCongress）（1919年3月18日-23日）上通过的俄国共产党纲领宣布： 社会生产组织必须首先由工会决定……这些组织必须被改造为巨大的生产单位，以便收揽各生产部门中的大多数，最终是全部工人。 尽管工会早已是一切地方和中央工业管理机关的一员（正如在苏联的法律和实践中明确体现的那样），它仍必须继续关注和协调全国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这是所有工会的经济目标。为了维护国家中央、国民经济实体以及广大工人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工会必须尽全力引导工人们直接参与经济管理。工会主导参与经济生活，广大人民通过工会一同参与进来，同时也是我们对抗苏联权力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的主要手段。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利于实现对生产的普遍的有效的控制。 党的基层组织与工厂工人代表共同参与工业部门的经济治理。技术经理隶属其下，与他们一道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了“三驾马车（Troika）”。 随着党和工会的作风日益官僚化，“三驾马车”越来越像一个单纯的标签，逐渐凌驾于广大工人之上。虽然它保留了工人监督的权利和由工人控制的部分要素，但这些残留随着五年计划的到来也烟消云散。提倡工人控制论的亚历山大·巴耶科夫（AlexanderBaykov），出人意料地褒奖斯大林的做法： 事实上，在当时［五年计划之前］，厂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会组织“Zavkom”（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党组，即共产党的企业机关所决定。这些组织的代表认为他们有责任监督厂长的活动，常常会干涉他的决定[2]。 随着工业化大跃进，党无法继续容忍“三驾马车”的存在，因为它阻止了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1928年2月，最高经济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工业部门管理、技术和维护人员权利义务的基本规定》，意在让“三驾马车”寿终正寝，建立由工厂主管负责的全方位的、无限制的控制。[3]1929年9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宣布，工人委员会“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干预工厂运作或试图取代工厂管理；工人委员会应全力确保单人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工厂规模，并由此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4]工厂主管的地位独一无二。他的一切经济指令如今“无条件约束着他的下级管理人员和所有工人。”[5]经济领域的知名批评家（trouble-shooter），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LazarMoiseyevichKaganovich）指出：“工头是车间里的权威领导，厂长是工厂的权威领导，他们拥有与其位置相匹配的全部权利、义务和责任。”[6]他的兄弟，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高官迈克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MichaelMoiseevichKaganovich）则指出：“有必要从这一基础假设出发，即厂长是工厂的首长。所有工厂雇员必须完全服从于他。”[7] 1935年出版的译本苏联经济法教科书，甚至言之更甚：“单人管理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首要原则。”[8] “三驾马车”正式入土是在193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时，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ndreyAleksandrovichZhdanov）说：“‘三驾马车’简直无可容忍……‘三驾马车’是个管理委员会，但我们的经济管理完全是按照不同的思路构建的。”[9] 一本官方教科书非常清晰地定义了新的管理制度：“每个工厂有一名领导——工厂监工——被赋予完全的决定权，因此对一切完全负责。”[10]此外，“单人控制意味着管理层和党与工会组织在两方面的严格分工。这种严格分工必须应用于所有层级的工业管理。管理层的任务是以实际行动完成五年计划。车间主管，工厂监工，总管理局（Glavk）局长，工业或工业部门委员会，在其管辖内各自拥有全权，而党以及工会组织不得干预他们的指令。”[11] 从这些引言看来，坎特伯雷教长（DeanofCanterbury）的这句话多么前后矛盾：“车间民主是苏联自由的堡垒。”[12] 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在法律和事实上，只有工会有权调整工资比率。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工会和管理层协商调整工资比率。而今，随着五年计划的推行，工资率越来越取决于经济管理机关，如人民委员会和管理总局，以及工厂监工个人。该主题的细节将在本章后节处理，不过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代表性文字，以说明苏联领导人对监工调整工资权的看法。1933年6月，在魏因贝格（Weinburg），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宣布： 要合理规定工资和管理劳动力，就必须要求工业部门领导和技术部门主任对此事负直接责任。这也是由树立一人权威，保证高效企业管理的必要性决定的……他们［工人］决不能反抗他们的政府。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扭曲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个人权威的漠视和对管理部门的干预。必须予以废除。[13] 1934年，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委员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GrigoryKonstantinovichOrdzhonikidze），在一次重工业监工大会上说道： 作为主任、行政主管和工长，你们必须亲自规定他们工资的一切细节，这是最重要的事，不能交给任何人。工资是你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14] 一段时间后，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夫（Andreev）宣布： 工资规定权必须由工业部门的主管完全掌握。他们必须建立标准。[15] 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即所谓“计件工资和工资矛盾委员会”，在保留其名字的同时，被明确排除在工资比率和工作标准的制定之外！[16] 不允许工人组织维护自身利益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工人甚至有权利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自卫。例如，列宁说：“我们的工人国家现在变形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国家如此堕落，以至于完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反抗它，我们必须运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从他们自己的国家手中保卫工人，这样工人才能保卫住我们的国家……”[17] 国家不能镇压罢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有一个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米柳京（VladimirPavlovitchMiliutin），宣称“不允许国有企业罢工。”[18]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参与罢工是党员的义务，即使党员不同意赞成罢工的多数人的观点。的确，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出现了大量罢工事件。在1922年，国有企业内有约19.2万名工人罢工；1923年，这一人数为约16.5万人；1924年，约4.3万人；1925年，约3.4万人；1926年，约3.29万人；1927年，约2.01万人；1928年上半年，约8900人。1922年，发生劳资矛盾的工人有350万左右，在1923年，这个数字是159万2800人[19]。 今日的工会，如果他们还能被称为工会的话，在保卫工人利益方面无所作为。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大会之间相隔17年（1932-49年），在这数十年间，工人处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如废除七小时工作制、引入斯达汉诺夫主义（Stakhanovism）和许多德拉科式的恶法，而工会对此全然无动于衷。后来大会终于召开了，但从其代表的社会身份来看，大会根本不代表工人：41.5%的代表是工会的全职官员，9.4%是技术人员，只有23.5%是工人（在1932年的上届大会上，84.9%的代表是工人）。[20] 此外，“工会”在决定工资时根本没有发言权。1934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被取消[21]。1940年，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Shvernik）在解释为何废除工资集体协商制时说： 计划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时，工资问题就不能独立决定。因此，集体协定制作为调节工资的一种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A][22] 1947年2月，苏联斯大林集团领导又重新提出了所谓的集体协商制，但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这些新协商制度与之前的什么集体协商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们不包含工资协商制。正如什维尔尼克在工会月刊上所写的那样：“工资的任何变化……只能通过政府的决定来实现”。[23]一位官方评论员就劳动法写道：“理所当然，与在工资比率和其他一些劳动条件未由政府法令规定时签订的那些协议相比，如今的集体协商制肯定截然不同”。[24] 1938年至1944年间出版的劳动法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然而，稍后（1946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写道： 生活本身已经表明，恢复集体谈判的做法并不妥当。集体协商作为调节工资劳动者和受薪雇员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法规，已经寿终正寝。国家标准法案对这些关系全方面的详细规定，并未给任何有关这个或那个劳动条件的合同协议留有余地。[25] 因此，194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劳动法例的教科书转载了《劳动法》，但未包括第58条，这条规定是：“雇员的工作报酬应由集体协商和个人就业合同决定。”[26]与之相反，书里写道：“目前，工资和薪金是根据政府决议（或在其指导下）规定的……各方协议在决定工资和薪金方面起次要作用。协议不应违反法律，只允许在法律严格规定的范围内达成，例如，在合法工资区间内调整具体工资数额；或调整兼职工作的报酬，等等”。[27] 同样，工会中央委员会工资处处长斯特凡诺夫（A.Stephanov）也写道：“工资表指政府规定的工资”。[28] 显然，集体协商制不包括任何工资谈判，而这毕竟是在所有协议中工人的主要利益所在。另一方面，政府对集体协商的全部要点享有决定权的程序，充其量只是一种官僚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工人阶级的原子化 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大工厂无疑是将工人作为阶级整合起来的一个有力的客观因素，但雇主仍掌握着许多良方来破坏这种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以计件工资制推动工人相互竞争。面临相同的饥饿的威胁，可以促使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雇主，同样也可以导致一个工人和另一个工人之间的生存斗争。 一个例证是纳粹德国。它出于相同目的，广泛使用计件工资制度。弗朗茨·诺依曼（FranzNeumann）写道： 社会主义工会的阶级工资已被［纳粹］《劳动宪章》第29条规定的“绩效工资”（Leistungslohn）所取代。希特勒在党的荣誉大会上说：“绝不提高小时工资率，只以绩效增长为收入增长的标准，一直是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则。”这种工资政策明显偏向计件和奖金，甚至对于少年工也一样。这样的政策彻底挫伤了士气，因为它迎合了人类最自私的本能，并使工业事故急剧增加。[29] 诺伊曼接着解释了为什么纳粹要不留余力地推行计件工资制度： 绩效工资的优势使工资差异问题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这一问题不应理解为经济问题，而应理解为控制群众的关键政治问题……工资差距是国家社会主义工资政策的本质……工资政策有意以操纵群众为目的。[30] 斯大林主义者出于相同的目的采用计件工资法。在五年计划实施后，按计件计算的产业工人工资比例急速上升：1930年，该比例在所有工人工资中占29%；1931年，它上升至65%；1932年，68%。[31]到了1934年，几乎4分之3的产业工人都参加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竞争”中去了。[32] 1944年，各产业工人和雇员参加“社会主义竞争”的比例如下：石油工业，82%；航空业，81%；军工业，85%；机械制造业，81%；武器业，81%；汽车业，86%；电机制造业，83%；橡胶业，83%；棉花业，91%；制鞋业，87%。[33]至1949年，9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竞争”。[34] 在俄罗斯，为使竞争更加激烈，计件工资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即报酬与产量成正比，而是采取累进式。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方法如何操作。 一本石油业的指南书给出了如下的报酬范围[35]： 超过标准生产 份额的比率（%）额外工资与基本计件 工资的比率（%） 1-105 11-2010 21-3020 31-5040 51-7070 71以上100 因此，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比标准值高50%，他的工资就是标准值的110%。如果他的产量比标准值高70%，他的工资就比标准值高189%；如果他的产量比标准值高100%，他的工资就比标准值高300%，等等。 在部分其他行业中，工资随超额产量上升的幅度甚至更大。例如，机械制造部名下的工厂的工资累进率如下：[36] 超过标准生产 份额的比率（%）额外工资与基本计件 工资的比率（%） 1-1030 11-2050 21-4075 40以上100 于是，一名生产力超过标准份额50%的工人，收入是标准工资的200%！ 在俄罗斯的国情下，计件工资累进制具有双重的反动性。计划预先决定了供应消费者的商品总量，超标生产的工人有能力购买比其产出所应得的份额多得多的商品。于是，不达标的工人得到的商品份额甚至比其产出所应得的份额还要少。 计件工资累进制使得国家能够通过不断提高基础生产份额来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在1935年末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后，各行业的生产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标准不是由工人的平均产出决定的，而是由“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和其他工人的平均产出”决定的。[37] ［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AlexeyStakhanov），顿巴斯“中央伊尔敏诺”煤矿工人。他在1935年8月31日的一班工时内采煤102吨，超过标准生产份额30倍。1935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斯大林高度肯定了其精神，标志着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全苏联展开。——译者注］ 1936年初，大多数主要行业的生产标准有如下提高：煤炭业提高了22-27.5%，钢铁业13-20%，机械制造业30-40%，有色金属冶金业30-35%，石油业27-29%，化工业34%[38]，纺织业35-50%，建筑业54-80%。[39] 在1937到1938年间，累进工资率的增长更为显著。这直接导致金属业中60%的工人无法达成标准生产份额。[40]此后，在1941年4月16日的工会日报上，什维尔尼克指出，在所有产业中，有22-32%的工人未能满足标准生产份额。[41] 推动工人阶级原子化带来的悖谬性后果，同时也是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的必然结果，乃是无数个生产标准的设立。例如，在1939年，仅通用机械和车辆制造人民委员部就有202.6万个生产份额的生产标准！[42] 起初，尚有一个机构负责审查这些标准，以确保它们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兼顾工人的健康。该机构在1936年[43]被废止，这彰显了政府推行充分的、严格的工人间“自由”竞争的决心。当然，斯达汉诺夫运动者（Stakhanovites）是该过程的强大助力。“英国工人，按照他们特有的说法，可能会称他们［斯达汉诺夫运动者］这些不留余力加速的家伙为黑腿子［一种家畜传染病，引申为工贼。——译者注］，”[44]梅纳德写道。频发的工人针对斯塔克汉诺夫运动者的“陷害”甚至谋杀案表明，俄国工人也持相同意见。[45] 有时候，斯大林主义作家甚至会粗心到将斯达汉诺夫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精湛的剥削技巧——泰勒制相提并论。例如，由高等教育部认证的，为石油工业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一本指南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在提高劳动资料利用率方面，泰勒制的观点和方法是绝对进步的。”[46]（与之相对，列宁将泰勒主义描述为“机器对人的奴役”。[47]） 剥夺工人一切合法自由权 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工人有权自主变更其工作地点。他们选择工作地点的权利确实得到了《1922年劳动法案》的保障：“受雇人从一企业到另一企业的调动，或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搬迁，即使是由于体制内企业搬迁，也只能在工人或雇员同意的前提下进行。”[48]工人也能不受限制地从本国的一地向另一地移民。即使晚至1930年，在《小苏维埃百科全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述：“作为警察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由专制政府颁发国内护照的习惯，已被十月革命所取缔。”[49] 然而，到了1931年，任何工人未经特别许可，不得离开列宁格勒（Leningrad）。从1932年12月27日开始，该制度在俄国全境推广，同时，远比沙皇时期更高压的国内护照制也开始实施，以防止任何人未经允许就变更其居住地。[50] 早在1930年12月5日，所有工业企业就被禁止雇佣擅自离开之前工作地点的人[51]，而上文所引的《1922年劳动法案》第37条，则在1932年7月1日被废除。[52] 1931年2月11日，劳动履历开始适用于工业和运输业工人，并在1938年12月20日推广至其他全部工人。[53]工人必须在受雇时向企业主管出示履历。主管们若要解雇工人，须在履历中说明理由。除非工人出示其劳动履历，否则他不能获得一份新工作。维克多·瑟杰清楚阐明了劳动履历实际的危害方式：“护照是在工作地点进行签证的。每次工作变动，其原因都会记入护照。我知道有的工人因为没有在休息日贡献一次‘自愿’（自然也是无偿）班，就被解雇，在其护照上写着：‘因妨害生产计划解雇。’”[54] 在1932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条法律中，任何无充分理由旷工一天的工人可被依法解雇，并且，在俄罗斯国情下，严重得多的是，若其住所由其工作地点提供[55]，则其可被依法逐出住所，这种情况在产业工人，矿工等身上很是常见。 1932年12月4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另一条针对旷工的政令。这次，食物供给和其他必需品也被置于工厂主任的控制之下。[56] 1938年12月28日通过的一条政令[57]，旨在针对上班迟到、早退、午休超时或消极怠工的人。违反者可被依法调至低级岗位，并且，在一个月内违反三次，或在两个月内违反四次者，可被依法解雇。官方对于该政令的解释是，仅当工人迟到或怠工时间少于二十分钟时，才应采取比解雇轻的惩罚。如果工人任何一次违规超出了这一时长，他应被立即解雇。一名被解雇的工人，除了失去其由工作地点提供的住所之外，还在其他方面受苦。例如，不仅残疾抚恤金、养老金和抚养金，而且包括疾病补贴，都取决于在一家企业的用工时长。为了确保这项新政令执行，企业主管和工厂车间主管被规定，如果不实施这些惩罚，他们自己就会被解雇并受到刑事起诉。然而，在两年内，显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解雇威胁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惩罚措施也被修改了。[58]从1940年6月26日起，作为解雇的替代，任何工人如果没有令其部门满意的理由而缺勤，哪怕是一天，都可被依法判处不限制人身自由，但最长可达6个月的强制劳动，并被扣除最高25%的工资。据此修正案，除非其身体不适合工作，或被教育机构录取，或得到高级部门的特许，否则任何工人都不得离开其工作岗位。 在该政令颁布后，企图强行获取医生开具的免工证明的部分工人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例如，1940年8月27日的《消息报》报道：“T.V.提莫宁（T.V.Timonin）案。1915年生。8月23日，［被告］出现在一家诊所，要求医生开具一份免工证明。由于温度计只测得常温，他倍感恼火，开始自暴自弃，污言秽语。他于8月23日被判处三年监禁，刑满后禁止在苏联政府指定的九个特定城市居住。” 该法令颁布数月后，一些妇女写信给《消息报》，建议将家庭佣人纳入该法令内。[59]对于苏联内部的发展而言，这种要求着实惊人，尽管《消息报》不同意该建议，但对于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提出这样的建议，该报竟没有一丝的惊讶。 反旷工法令仅仅是实现莫斯科党委宣传鼓动部在其杂志上所作声明的一小步。声明中说：“未将480分钟全部投入生产工作者，没有一个遵守了劳动纪律。”[60]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俄罗斯，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遵守这一必要的“社会主义”规范！ 1940年10月19日，政府又颁布了一条法令，允许工业部门执行“工程师、技师、工长、雇员和熟练工人在企业或机构间的义务调动。”[61] 1941年12月26日，政府又颁布了一条政令，进一步残忍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自由。该政令要求，对擅自离岗的军工业工人，处以五到八年的徒刑（被告由军事法庭审判）。[62]此外，1943年4月15日又有一条政令，对铁路工人采用彻底的军队纪律。凭上级指令，他们完全可以被依法逮捕最多二十天，无需审判，没有向法庭上诉的机会。[63]类似的规定也应用于海运和内河航运工人[64]、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雇员、电力部门雇员等等。自此，诸如擅自离岗等过失的处罚变得极为严厉。[65]显然，此类战时规定在战后得到了强制延续。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在斯大林官僚集团胜利后不久，罢工被严禁，罢工者可被判处死刑。在废除死刑后，该刑罚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诚然，罢工这一罪名没有被直接提出，因此，1927年6月6日颁布的以下条款，是在《法律汇编》中唯一能被法院解释为涉及罢工的：“反革命破坏行为，即以削弱政府或政府机关权威为主要目的，有意不履行某项义务，或有意怠慢某项义务的行为，处以剥夺自由至少一年，并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情节特别严重者，量刑应增至保护社会的最高手段——枪决并没收财产。”[66]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斯大林主义式的劳动立法的重要影响：“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立法相比，在容许私有企业存在时，劳工的法律地位就恶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能为劳工陈情的所有通道——立法、法院、行政部门和工会——在苏联都成了产业工人首要雇主——政府的部门。现存苏联劳动法的另一特征是大量的刑罚。在很大程度上，劳动法成了一部刑法。”[67] 女性劳动 工人整体的处境无疑是凄惨的；女工的处境更是骇人听闻。 《1922年劳动法案》禁止“在极沉重和不健康的生产或地下工作中”雇佣妇女（和年轻人）。[68]1923年11月14日，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决定，完全禁止雇佣女性从事搬运或移动超过10俄磅（4.1千克）重物的工作。仅当与该名妇女的通常工作直接相关，且占用其工作日时长不超过三分之一时，才允许雇佣方让妇女搬运最多40俄磅（16.4千克）的重物。[69]如今，所有这些保护条例都已不复存在。例如，矿场女工经常在矿坑深处从事最繁重的工作，而苏联官方称之为伟大的成就。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建筑业、码头装卸、铁路修建等需要搬运重物的行业中。 1932年，隶属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科学委员会，要求四个负责各矿区职业病研究的机构调查地下工作对妇女的影响。高加索（Caucasus）矿区负责592名女矿工的临床调查，其中有148名在地表，444名在地下工作。该矿区的结论是，对于孕妇而言，地下工作并不比地表工作更有害。此外，“所有机构就该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即增加煤矿以及其他许多地下作业的女工数量，而不对其身体造成任何危害，是可能的。”[70]女矿工包揽一切，包括装货、开凿，这由俄国的报纸所证实。一份机关报写道：“顿涅茨盆地（DonetzBasin）首次拉起了一支妇女装货员队伍。现在，这支巴比切娃大队（Babicheva’sBrigade）的10名妇女每人每天装煤14至15吨。这支队伍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凿岩机操作员，宝琳·坦茨尤拉（PaulineTantsyura）。”[71] 1937年，另一名官方作家写道：“最有趣的是，苏联妇女在这些行业中不断发光发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行业将妇女拒之门外，它们被当作男人的事情，妇女‘天生’被排除在外。因此，在资本主义矿业中，妇女的地位微不足道。在矿业雇员总人数中，妇女所占的比例为：法国（1931），2.7%；意大利（1931），1.8%；德国（1932），1.0%；美国（1930），0.6%；英国，0.6%。而在苏联，妇女占有矿业工人总数的27.9%。建筑行业如出一辙。在以上国家中，妇女在该行业的占比为0.5%（意大利）到2.9%（德国）。在苏联，妇女占了19.7%。在金属工业中，该比例为3.0%（美国）到5.4%（英国）。而在苏联的金属工业中，24.6%的工人是女性。”[72]这位斯大林的笔杆子没有提及，在苏联以外还有有两个国家有许多女矿工——印度和日本[73]，而它们都因工人的可怕处境臭名昭著。 夏洛特·霍尔丹（CharlotteHaldane）亲眼目睹了铁路建设业的女雇工所处的恶劣环境，她当时还很亲近斯大林政权： 在阿尔汉格尔（Archangel），有必要沿着码头铺设约5英里的轻轨……我亲眼看着这一过程完全由妇女完成。在48小时内，她们铺好了打好桩钉的轨道。她们借着阳光和灯光工作，不分昼夜。当时很冷，几乎一直在下雪，但这对她们的劳动没有任何影响。所有的货检员也都是女性。她们轮班，二十四小时工作，二十四小时休息。在此期间，她们偶尔有一两个小时的短暂休息，这时她们会回到船坞的一间小木屋里，吃着她们的黑面包，喝着白菜汤和仿制茶，缩在衣服里，很不舒服地打上一盹，然后继续工作。[74] 莫里斯·辛德斯（MauriceHindus），另一位斯大林支持者写道： 俄罗斯生活的一个非凡之处是妇女作为日工的存在。她们挥舞锄头和铲子，搬运成堆的木材，用手推车运货。在莫斯科修建地铁时，女人和男人在地下并肩工作。妇女铺设砖块，安装房梁，或承担建筑业的其他繁重任务，在任何城市都是寻常景象。在这类工作的夜班中，她们和在白班中一样引人注目。[75] 看着这些报告，斯达汉诺夫的说法显得多么讽刺啊：“对苏联人民而言，工作已然是一种乐趣。”[76] 强迫劳动 在俄罗斯，强迫劳动以多种形式存在，其程度各不相同。例如，集体农庄（Kolkhoz）主席会与工厂、矿场或运输企业签订合同，根据这些合同，集体农庄承诺会为后三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工人。不过，本节不涉及此类强迫劳动。我们将只讨论极端形式的强迫劳动，即奴隶集中营中的强迫劳动，在那里，劳动力并不作为商品买卖，因为劳动者本身没有法定自由。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监狱劳动的规模太小，在俄罗斯经济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1928年，监狱里只有3万名囚犯，而当局反对强迫他们工作。在1927年，负责监狱管理的官员写道，“对监狱劳工的剥削，从他们身上榨取‘黄金汗水’的制度，在监禁场所组织生产，虽然从商业角度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从根本上说，无法起到对囚犯的改造作用——这种做法在苏联的监禁场所是完全不允许的。”[77]当时，所有囚犯的总产值只相当于管理他们费用的一小部分。 然而，随着五年计划的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塞廖夫·格罗莫夫（Kiseliov-Gromov）是隶属北方劳改营的前国家政治保卫局（GPU，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译者注）官员。他指出，1928年，只有3万人被关押在劳改营中……1930年，整个劳改营网络的囚犯总数为66万2257人。”[78]根据现有的证据，达林推断，到1931年，有近200万人，到1933-35年，有约500万人，到1942年，有800万到1500万人被关在劳改营里。[79]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安东·西利加（AntonCiliga），曾被关押在俄罗斯集中营多年。据他估计，在三十年代大清洗的高峰期，囚犯的数量达到了约1000万。[80] 苏联奴隶劳动的程度，不仅可以从俄国报纸刊载的，对最基本的犯罪（如偷面包[B]）进行重罚的报道中看出，而且还可以间接地从选民统计中看出。每个年满18岁的人都有选举权，但强迫劳改营的犯人除外。193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8岁及以上者占58.4%。几乎可以肯定，到1946年，该比例必然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新加入苏联的地区，如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儿童的比例比1939年原苏联领土上的比例更小。另一个原因是，战争不仅使儿童死亡率增高，甚于成人死亡率，而且还使出生率急剧下降。但即使假设18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46年和1939年基本相同，那么在1.93亿人口中，肯定还有1.127亿人属于成人。然而，只有1.017亿人拥有选举权。这样算来，至少有1100万人被关进了奴隶劳改营。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强迫劳改营的规模之大。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据称对［苏联——译者注］政权不忠，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GermanVolgaRepublic）被解体，其人民被放逐，很有可能被送到劳改营。此外，好些在苏联领土上的，前德占区的共和国被解体了。这些解体甚至未见报道。直到1945年10月17日，为了即将举行的大选，《真理报》提供了一份选区名单，我们才发现一些共和国已经消失了，但没人知道它们是何时消失的。这些消失的共和国是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CrimeanTartarRepublic）、卡尔穆克共和国（KalmukRepublic）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Checheno-IngushRepublic），以及卡拉切夫自治区（autonomousKarachevregion）。[81]另外，在驱逐巴尔卡人（Balkars）后，卡巴尔丁-巴尔卡自治共和国（Kabardinian-BalkarautonomousRepublic）改为卡巴尔丁共和国。[82]这些地区的人口超过200万。关于他们的去向，没有可见的官方资料。同样，他们很可能也被送到了劳改营。 不过，在苏联官方资料中，最清楚地表明俄国奴隶劳动程度的，是《1941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83]根据该材料，由内务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缩写为NKVD，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部门——译者注］管理的所有企业1941年的总产值，按1926/27年的价格计算，计划为19.69亿卢布。[84]相比1925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进步，当时所有囚犯的劳动总产值是380万卢布[85]——增加了500多倍！如果每个监狱工人1941年的产出与1925年相同，那么就会有多达1500万的奴隶劳工。或许，集中营在1941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25年高得多，又或许按“1926/27年固定价格”估算的内务部企业产出有些夸大。但是，即使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奴隶集中营中也显然关押着数百万人。 由于完全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精确计算集中营里究竟关着多少奴隶是不可能的。直到三十年代初，还有一大堆关于审判、监狱和囚犯的公开统计数据，但从此以后，这些统计数字彻底不再公开了。阿列克谢·阿道夫维奇·格尔岑松（AlekseiAdol'fovichGertsenzon）的《法院统计数据》一书（莫斯科，1948年）提供了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印度、比利时、丹麦、芬兰、意大利、希腊、荷兰、奥地利、瑞典、瑞士和挪威的确切数字，但对于苏联，只给出了Ⅰ、Ⅱ等年份——也没有说明它们指什么——以及Ⅰ、Ⅱ等地区——同样没有说明它们指什么，这很能说明问题。该书仅仅指出，这些地区有470万的人口。由于这个数字在苏联总人口中占比很小，因此不管是绝对的数字或是一般的趋势，都无法从中引出。 极为重要的是，已公布的1939年人口普查结果未包括按地区划分的人口分布情况。本来，借助在一般的人口普查表中总是包含的该信息，有可能相当准确地估算出奴隶集中营中的人口数量，因为已知部分地区几乎肯定没有自由人口。 在俄罗斯劳改营中存在儿童、母亲、孕妇、老年男女的一个明确证据，是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该政令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了“带有10岁以下儿童的妇女，55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以及患有严重的不治之症者。”[86] 奴隶劳动总的来说是很低效的。俄罗斯政府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只是因为，与西欧和美国这些先进国家相比，它在资本方面比在人力方面要穷得多。同时，奴隶劳动有助于克服在某些地区和行业中由于劳动力稀缺造成的瓶颈，尽管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当劳动力稀缺时，国家都会用法律限制工人的自由，例如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初以及十七世纪的西欧国家。斯大林集中营是传统资本主义“失业大军”的粗糙版本，也就是说，集中营的作用是让其他工人“坚守岗位”。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苏联，有很多讨人厌的任务需要人来完成（比如在北极），而只有通过非常强力的激励措施才能吸引自由或半自由的工人承担这些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效率低下，奴隶劳动也是最廉价的，如果不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摘自《消息报》的以下片段是这一点的例证。该片段描述了在西伯利亚通过强迫劳动建设的一条新铁路线的作业情况。它指出，“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建设季一年不会超过一百天。冬天非常寒冷，低于零下50度。但修建工人们已经证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能全年不间断工作。”[87] 没有比引用维辛斯基（AndreiYanuarevichVyshinsky）的话来结束这一节更合适的了：“工作热情，社会主义觉悟和对苏维埃联盟、祖国与人民的崇高责任感——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刑罚处分或警告，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工作纪律问题。”[88] 消费从属于积累——工人从属于生产资料 在资本主义下，群众消费从属于资本积累。有时消费和积累同步增长，有时积累增长而消费下降；但在任何情况下，消费和积累的基本相关关系总是存在的。 如果从十月革命开始回顾俄罗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五年计划到来（advent）前，消费对积累的从属关系并不存在，但自那之后，这种从属关系就前所未有地野蛮生长起来。如下表明示[89]： 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划分的工业总产值（%） 年份19231927-8 193219371940 1942（计划） 生产资料44.332.8 53.357.861.0 62.2 消费资料55.767.2 46.742.239.0 37.8 即便是这些数字也没有反映全貌，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该官方算法没有给这一事实以足够的权重，即营业税主要是对消费资料征收的，而这份税收几乎只投入到生产资料中（见下文），从而导致价格体系的扭曲。 关于消费资料产量的实际变化，现有的数字非常少，因此在解释这份表格中的数字时，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把面包等产品包括在内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产品产量的增加并不反映总产量的增加，只反映了从家庭加工到工业生产的转变，前者不在统计范围内，而后者则被纳入生产总值的统计。[90] 19131928/9 19321937 19451949 1950 棉织品（十亿公尺）2.92.74 2.73.41.7 3.73.8 毛织品（百万公尺）95.096.6 91.3108.356.9 153.9167.0 皮鞋（百万匹）23.2 82.0164.260.0 156.0205.0 原糖（千吨）1290.01340.0 828.02421.0 2522.0 纸张（千吨）197.0316.0 478.5831.5 裤袜（百万双） 154.0401.083.0 340.3 亚麻织品（百万公尺）162.0 130.0278.0 肥皂（千吨） 357.2495.0 866.0 该表显示，除了皮鞋、纸张和糖，其他消费资料的产量只有很轻微的增长。 在解读这些数字时，必须指出，虽然1913年的数字是根据十月革命后缩小的苏联领土（reducedterritoryofUSSR）而调整的，但是1945年和1949年的数字却没有根据战后大幅扩大的苏联领土来调整（从1939年起，俄罗斯吞并的领土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东部等）。此外，至少在1928年以前，鲜有工厂在消费资料生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1929年，大规模工厂——定义为雇用30人以上，或保有一台需15人以上操作的动力机械的工厂——总共雇用了320万人，而小规模工厂雇用了450万人。 然而，在计划时代，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商品，被排除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统计数字之外。这或许可以解释（纸面上）巨幅增长的皮鞋产量，与可见的皮革供应量不相吻合的情况。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后，每年屠宰的动物数量一定不比以前，因为直到1938年，牲畜的总数才再次接近1929年的水平（1929年，牛的数量为6810万，1938年为6320万；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分别为1472万和1021万）。[91]此外，1927-28年，进口的各种皮毛比出口的皮毛多出4.53万吨的逆差，而1939年只有1.56万吨的逆差。[92]显然，只有奇迹才能在皮革供应减少的同时增加皮鞋产量。在裤袜方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被忽视了：大多数长筒袜过去是由手工业者生产的。至于纸张，由于政府的宣传需要、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及与工业化有关的文化需要，产量无疑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我们把几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系列消费资料产量目标和生产资料的产量目标并列起来，消费对生产的从属关系就很清楚了。我们会发现，苏联政府虽然承诺每个五年计划都会提高消费资料的产量，但却把计划的实际目标定在不超过之前计划产量的程度上。如下表明示[93]： 各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生产指标 部分消费资料第一个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 第五个 棉织品（十亿公尺）4.75.1 4.94.76.1 毛织品（百万公尺）270.0227.0 177.0159.0257.0 亚麻织品（百万公尺）500.0600.0 385.0 袜类（百万双）725.0 580.0 鞋类（百万双）80.0180.0 258.0240.0318.0 肥皂（千吨）1000.0 925.0870.0 糖类（百万吨）2.62.5 3.52.44.3 纸张（千吨）900.01000.0 1340.01740.0 植物油（千吨）1100.0750.0 850.0880.01372.0 部分生产资料 电流量（百万千瓦时）22.033.0 75.082.0162.5 煤炭（百万吨）75.0152.5 243.0250.0372.0 生铁（百万吨）10.017.4 22.019.534.1 钢铁（百万吨）10.417.0 28.025.444.2 石油（百万吨）21.746.8 54.035.469.9 然而，当俄罗斯政府吹嘘“1950年我们的棉织品产量将达到47亿公尺”时，他们并没有由于20年前作出同样的承诺而感到尴尬，当时苏联的人口比现在少了大约5000万，因为他们的警察和宣传齐心协力，使人们的记忆和他们的棉布长度一样短。 说到实际生产，我们发现，不仅消费资料的指标比生产资料的指标温和得多，而且（还是根据官方数字），前者的指标实现率也比后者低得多： 第一个、第二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 计划增长实现率（%）[94] 生产资料第一个第二个 第四个 煤炭72.371.5 112.9 原油107.133.6 154.5 电力49.193.5 124.6 生铁43.383.8 97.8 钢铁24.4106.4 126.8 轧钢19.3100.0 163.8 水泥36.349.1 95.7 消费资料 棉织品-3.031.0 -8.8 毛织品-3.310.6 119.3 鞋类26.183.3 0.0 纸张和纸板32.252.1 72.3 火柴1.625.4 — 肥皂36.921.7 96.7 资本在一级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 直到1928年，尽管官僚作风日益兴盛，但在国有经济中缓慢的财富积累并未伴随贫困的增长，如下表所示： 大规模工业的资本量 年份百万卢布（1926/7年价格）[95] 指数1921=100年份 实际工资指数1913=100[96] 19217930100 1913100 19227935100.1 1922/347.3 19237969100.5 1923/469.1 19248016101.1 1924/585.1 19258105102.2 1925/696.7 19279151115.4 1926/7108.4 19289841124.1 1927/8111.1 1928/9 115.6 因此，即使采信普罗科波维奇教授的计算——他是克伦斯基政府［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译者注］的前部长，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一号人物会偏袒布尔什维克——1928-29年俄罗斯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比战前高出15.6%。同时，工作时长缩短了22.3%。如果我们将社会服务也计算在内，实际工资的增幅会更为显著。在上面这张表中能看出的另一点是，在五年计划开始前的最后几年，随着官僚地位的巩固，实际工资几乎停止了增长，其增幅略微落后于积累的增幅。 随着五年计划开始，情况急转直下。自此以来，积累突飞猛进，而群众生活标准不但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比起1928年来说还严重下降了。下表显示了积累速率的变化[97]： 资本投资量（十亿现值卢布） 总投资量工业投资量 1923/4-1927/826.54.4 1928/9-193252.524.8 1933-37114.758.6 1938-1942（计划）192.0111.9 1946-1950（计划）250.3 即使对这些年卢布价值的下降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从这张表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巨额的资本积累。若以1933年的卢布价格计算，1928年俄罗斯工业的不变资本为103亿卢布，1932年上升到226亿卢布，1937年上升到599亿卢布。[98] 1928年起，俄罗斯官方停止公布实际工资和生活成本的指数，而1931年起，批发和零售价格也不再公布。因此，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非常难以计算。然而，所有可见证据显示，从五年计划实施之后，工资水平整体上没有上升。例如，以食品交易测算的平均工资购买力如下[99]： 月均工资可购得的“食品包” 年份数量指数 19133.7100 19285.6151.4 19324.8129.7 19351.951.4 19372.464.9 19402.054.1 上表的计算可由部分食物的人均实际消费量的统计数字证实。 年人均消费的奶和肉（千克）[100] 年份奶总消费量农村奶消费量 城市奶消费量肉总消费量 农村肉消费量城市肉消费量 1927-8189183 21827.522.6 29.1 1932105111 8513.510.3 21.8 1937132126 14414.08.5 25.5 将1937年苏联的肉类消费，与19世纪末德国和法国的肉类消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苏联食品消费水平的下降有多么严重。1898年，柏林的年人均肉类消费在130至150磅（61至68公斤）之间，而在布雷斯劳（Breslau），1880-89年间的年人均肉类消费为86磅（39公斤）。法国在1852年的情况如下：在巴黎，消费量为79.31千克，其他城镇为58.87千克，乡村为21.89千克，整个法国平均下来为33.05千克。[101] 至于部分工业消费品的消费量，从苏联的资料中可以提取出以下信息。 首先，根据棉织品和鞋类产出的官方数字，以及沃茨涅先斯基（NikolaiAlexeyevichVoznessensky）对军队、职业服装等[102]非民用消费所占比例的说明，N.雅斯尼得出这些商品的民用消费量的结论如下： “可供个人消费的棉织品，从1927-28年的人均15.2公尺，降至1940年的10公尺以下。”[103]尽管可供个人消费的鞋类，从1927-28年的人均0.4双上升至1940年的0.83双；但在同一时期却出现了“由于皮革短缺导致的鞋类质量大幅下降”。[104]同样，除去军队、职业服装等非民用消费所占的比例之外，毛织品的人均消费在1929年为0.66公尺，1937年为0.65公尺；而（原）糖的人均消费在1929年为8.5公斤，1937年为14.7公斤。[105] 只要看一眼其他国家的消费品产量，就能明白俄国这些数字有多低：在英国，同样是1937年，棉织品的人均产量为60平方米，毛织品为7.4公尺，皮鞋为2.2双。面对如此确凿的事实，已故的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V.V.库伊比舍夫（ValerianVladimirovichKuibyshev）保持了良好的幽默感，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1932年1月）上宣布： 我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完全有必要保证实现食品、轻工业和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以使得消费水平增加不少于2-3倍……通过估算1937年的消费水平，我们得以断言，那时的苏联在消费水平方面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106] 然而，对工人生活水平从属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最极端表现，乃是俄罗斯人民的居住条件。 自从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政企合作的建房计划就从未完全实现过，如下表所示[107]： 住房目标实现 （百万平方米） 达成百分比 第一个五年计划5322.6 42.6 第二个五年计划61.426.8 43.9 第三个五年计划被战争所干扰，因而难以估计其建房目标的达成度。 同时，城市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因此，实现建房目标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不断降低，甚至低于1928年的可怜标准[108]： 年份城市人口城镇居住面积[C] （百万）总计（百万平方米） 人均（平方米） 192318.9118.4 6.2 1927-826.3160.2 6.1 193239.7185.1 4.66 193750.2211.9 4.5 193955.9225.0 4.0 该表显示，这段时期可用的居住空间远未满足卫生规范要求的最小空间，根据1947年的官方说明，后者为8.25平方米。[109] 在其他国家，1949年的人均居住空间为：丹麦，21平方米；爱尔兰，17平方米；瑞典，23平方米；比利时，15平方米；法国，23平方米；希腊（估计），16平方米；意大利，12平方米。[110] 关于4平方米的生活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参考英国的新建住宅合法最小面积，该面积为550到950平方英尺[111]，或大约51-88平方米。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新建的工业中心城，人均占地面积的减少比其他地方更为显著。 《苏联新闻》上有一篇文章赞扬了苏联的居住条件，其中提到了莫斯科：“苏联在住房方面的进步，可以从莫斯科的例子上看出，它是世界上所有首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典范。苏维埃政权出现以来，莫斯科已经建造了6500万平方英尺的住房，达到了革命前整个莫斯科史上建造住房的一半。莫斯科每年建设的规模都越来越大。”[112]官方讲义微妙地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莫斯科人口的增长甚至比住房设施的增长更为迅速。1912年，莫斯科有160万居民，119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平均每人7.4平方米；1939年有413.7万居民，174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平均每人只有4.2平方米；到1950年，居民人数增加到510万，住房面积只有1860万平方米，平均每人只有3.65平方米。 按该计划兴建的房屋最为原始。例如，在1935年建造的所有城市房屋中，32%没有供水，39%没有下水道，92.7%没有煤气供应，54.7%没有中央供暖。[113]1939年，在苏俄城市苏维埃控制的新房中（其中包括大部分最好的住宅楼），具有下列设施的住房面积比例为：自来水供应，60.5%；下水道，43.7%；中央供暖，17.5%；电灯，93.8%；浴室，11.7%。[114]整个城镇完全缺乏最基本的公共必需品。例如，令人震惊的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承诺在13个城市安装下水道，其中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1939年人口为281091人）、托木斯克（Tomsk，同年人口为141215人）、伊尔库茨克（Irkutsk，243380人）和赫尔松（Kherson，97186人）。[115]在2354个城镇和工人定居点中，只有460个有自来水供应，140个有下水道，6个有煤气供应。[116] 这就是官方声明所“依据”的事实。“苏联住房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上无与伦比”，15年后，类似的说法是“苏联工人的住房条件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117] 以下数字显示，《苏联新闻》中俄罗斯的房屋建设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的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在1923年至1939年的16年里，住房面积只增加了1.066亿平方米，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仅在1925-1928年的四年里，就建造了不少于7000万平方米的建筑。[118] 是否还有必要进一步证明，财富在一级的积累意味着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呢？ 工业从属于战争 很难对军事工业的范围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社会文化福利”（教育，健康，体育训练，养老金等）预算额的对比下，国防预算的数字几乎没有意义，如下表所示[119]： 国防社会和文化福利 19358.213.1 193614.920.0 193717.525.7 193823.235.3 193939.237.4 194056.140.9 194673.680.0 194766.3106.0 194866.3106.0 194966.3105.6 195079.2116.0 195193.9118.9 注意到在1940年，即纳粹入侵的前夕，国防预算仅仅比投入到社会和文化福利的预算略高一些，而在1949年，正值“冷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它却变得更少了。这实在很奇怪。 造成该纯粹统计现象的一些原因有：（1）内务部（NKVD或MVD）的部分开支用于军事目的；（2）建造军工厂，军事设施，堡垒等的开支被纳入非国防部的其他部门预算中；（3）军校开支被纳入教育部预算中。但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类似的原因，只能对微少的国防预算稍作解释。主要原因在于——人为导致的——武器的极端廉价。作为对消费资料征收重营业税和对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提供巨额补贴的结果，重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产品价格关系被极度扭曲了。用于制造生产武器的机器以及直接制造武器的煤炭和钢铁，获得了大量补贴。因此，补贴制度逐渐压低了武器的价格。由于营业税的份额占消费品价格的3分之2，并且这份税收作为补贴，直接地或间接地，可能使武器的价格降低到其实际成本价的3分之1，为了知晓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将武器的价格乘以9，并将这个数字与消费品的总价格（包括社会和文化服务）进行比较。不这样做的话，真相依旧遥不可及。例如，1941年的计划规定，所有国防工业的产品总价格应达到4030亿卢布，而纺织业的总价格则达到4600亿卢布，比前者更高。[120] 多亏了康奈尔大学的密尔斯·加德纳·克拉克（MillsGardnerClark）教授，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对俄罗斯经济中武器制造所占比重有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 克拉克教授只采用官方资料，计算出了俄罗斯的全部钢铁产量中，用于军备及建造军工厂的部分。他的研究结果总结于下表[121]： 1932-1938年苏联用于军工业的钢铁消费量（单位：千吨或%） 项目19321933 19341935 19361937 1938 1．军备品制造钢铁消费量总吨位1646.61378.1 2204.62667.92873.3 4019.14986.2 2．机械制造中军备品制造机械所占百分比40.4 32.638.238.0 35.447.157.5 3．全苏联钢铁消费中军备品消费所占百分比21.8 17.517.519.3 17.423.229.2 4．军工厂建设钢铁消费量总吨位252.3135.6 164.4290.8745.5 793.0880.1 5．机械制造厂建设用钢铁消费量中军工厂建设所占百分比45.8 65.972.873.4 82.584.594.3 6．全苏联钢铁厂中军工厂所占百分比17.112.8 11.313.521.8 24.730.6 因此，早在1932年，军备品就占用了21.8%的钢铁消费——参考进入全面战备的1938年的29.2%，该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军工厂建设占了近半数全部机器制造厂建设中所用钢铁，而到了1938年，几乎所有其他机械制造厂建设都停止了，军工厂建设占了机械制造厂建设用钢铁消费量的94.3%。 军队消费也占了消费品用量的一大部分。因此，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N.A.沃茨涅先斯基指出，在1940年，只有46%的棉织品和79%的鞋类在“大市场上”销售，其余部分大概全部流入了军队（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工厂工装，运输业工装生产等）。[122] 在整个计划时代，军工业在俄罗斯经济制度中占据决定性地位。 劳动生产率和工人 在一个工人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工人处境的改善。正如托洛茨基在1928年所说，实际工资“必须成为测定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是劳工条件的持续改善。”所以，让我们看看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吧。如下表所示： 劳动生产率[123]1913=100 月均工资可购得的“食品包”数量[124]1913=100 年份指数指数 1913100100 1928106.0151.4 1936331.964.9 因此，直到1928年，工资不仅高于战前，而且增长得远比劳动生产率快。而在1928到1936年间，虽然劳动生产率翻了3倍多，但实际工资却减少了50%以上。 通过比较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俄罗斯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生活条件，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得出同样的结论。 1913年，俄罗斯工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25%，德国的35%，英国的40%。193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被委任调查俄罗斯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现它是美国工业生产率的40.5%，德国的97%。[125]有理由认为这些数字被夸大了，实际上，1937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30%，德国的70%，同样是英国的70%。说明我们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细节在此有些冗赘。不过，既然计划委员会委员的结论并未否证我们的论证，反而加强了它，确切的数字就无关紧要了。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俄罗斯工人生产了英国工人约70%的产品，但他的生活条件却要比英国工人低得多。 在下表中，我们假设俄罗斯工人每月挣得500卢布，这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就是1950年，预计达到的全国雇员（包括官僚在内）的平均工资。另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第1区的价格作为计算的基础，该地区的物价是全俄罗斯最低的。[126]对于英国，我们采用了工人的每周平均收入，即5英磅3先令6便士。[127]作为计算基础的英国物价则来自贸易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字。 每周平均工资可购买的单位物资 单位俄罗斯英国 麦包（一级）磅41.7 480.7 麦包（二级）磅63.3 — 黑麦包磅91.0 — 牛肉磅9.0 79-127 黄油磅4.1 77.2 牛奶品脱57-81 247.2 糖磅18.5 412.0 蛋个82-115 706.3 茶磅1.6 36.4 咖啡磅3.4 41.2 啤酒品脱14.4 88.2 香烟根464.0 618.0 男式皮鞋双0.4 2-4.5 女式皮鞋双0.4 1-4.0 女式半羊毛夹克件0.6 1.1-2.3 女式棉质长筒袜双16.2 25-27.0 绉绸码1.4 23-25.0 男式半羊毛单排扣正装件0.3 0.6-1.5 男式全羊毛正装件0.1 0.2-0.3 橡胶套鞋双2.6 9.5 女式棉质连衣裙件0.2 3.5-6.0 女式羊毛连衣裙件0.6 0.8-2.1 火柴盒577.0 824.0 女盥洗室用梳子把28.8 103-154 留声机台0.12 0.6 收音机套装（5阀）台0.20 0.17 腕表副0.12 0.3-0.5 若俄罗斯工业的一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名英国工人的约五分之四，而他的生活水平仅有英国工人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么，若英国工人被剥削，难道他的俄国兄弟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D] 对农民阶级的剥夺 十月革命剥夺了大地主，教会和君主的财产。然而，农村资产阶级——库拉克（kulaks）——却未被剥夺财产，并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仅仅库拉克茁壮成长，而且许多中农发展为了新的库拉克。库拉克和个体商贩一道，剥削了农村穷人。这种个人资本主义持续统治着农业，直到1928年。 集体化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我们不必讨论集体化对农民间阶级分化造成的影响，而应集中处理这一问题：集体化如何影响农业部门的经济总收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最重要的因素是集体化对国家农业收益的影响，亦即对义务供货的影响：税收以及支付给机械拖拉机站（MTS）和政府面粉厂的报酬。义务供货即使名义上不是，实质上也是一种税收，因为集体农庄的收购价格极低。1935年，义务供货的燕麦价格为每千克4-6戈比［1卢布=100戈比——译者注］，而政府出售的燕麦零售价为每千克55-100戈比。黑麦的收购和零售价格则分别为每千克4.6-6.9戈比和60-100戈比。（劣质）麦片的零售价为其收购价的60-70倍。[128]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也同样吝啬，并且价格差从此越拉越大。“政府依旧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从生产者手中收购小麦——而从1946年秋天开始——以每千克13卢布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小麦粉（约85%提纯度），比小麦本身的价格高出了100多倍。”[129] 其次，国家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农产品，作为向农民提供机械拖拉机站服务的报酬。机械拖拉机站垄断了农机设备的供应，因而它们可以收取高额的使用费。 下表显示了1938年，集体农庄如何配置产出的粮食（按百分比）[130]： 义务供货15.0 支付给机械拖拉机站16.0 偿还贷款2.0 售卖给政府或市场5.1 配给为种子储备18.6 配给为饲料储备13.6 保留为残疾人和托儿所援助0.8 分配给农庄成员[E]26.9 其他杂项配给2.5 不仅如此，国家——同样是1938年的数字——还侵占了下列农产品的极大份额[131]： 义务供货（%）支付给机械拖拉机站 （%）总计（%） 瓜子38.716.0 54.7 甜菜82.017.8 99.8 灌溉棉81.017.5 98.5 非灌溉棉90.15.0 95.1 肉类（1937年）30.0 30.0 牛奶（及日用奶制品）（1937年）44.0 44.0 羊毛（1937年）54.7 54.7 这些数字可以与集体农庄成员自己从所谓“集体所有制”农场（1937年）的产出中获得的微小份额相比较[132]（按百分比）： 粮食35.9牛奶7.6 瓜子27.0黄油26.6 亚麻仔3.7肉类48.8 亚麻2.6羊毛7.7 麻仔15.7蜂蜜35.1 麻3.4蛋26.6 土豆45.4 同时，集体农庄成员被迫在集体所有制农场下愈发卖命工作，如下所示[133]： 每户的平均产能单位[F]数字 年份数字指数 1932257100.0 1933315122.5 1934354133.4 1935378147.1 1936393152.8 1937438170.7 1938437170.0 至于集体农庄中劳动日的时长，它绝不比沙皇时期更短。在沙皇时期，农业工人每天工作14小时，而马只工作11小时，牛只工作10小时。[134] 1940年8月1日的一道政府令规定，在收获期，集体农庄、国有农庄（sovkhozes）和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作日应在早上5点或6点开始，在日落时结束。另外，一份描写模范集体农庄的农庄主席工作的小册子指出，在春耕和收获季节，除用餐时间外的工作时长为15小时。[135]一本今天的俄罗斯课本引用了以下的时间表作为榜样： a．“在春耕和收获时节，工作始于早上4点，早餐休息时间从8点到9点，午餐休息时间从下午1点到3点；工作到……晚上10点。”[136] b．“在收获时节，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30分到晚上9点。”（未给出休息时间）。[137] c．照顾马匹的马倌似乎必须从早上5点工作至晚上9点，在冬天可能要到午夜，在夏天则从凌晨3点工作至晚上10点。[138] d．乳品厂女工……早上4点30分开始工作，晚上8点下工，全年无休，每天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139]，在别处甚至出现了更长的工时。（顺带一提，该标准要求乳品厂女工一年工作满365天。）[140] e．养猪场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有2次各2小时的休息时间。[141] 有趣的是，列宁在他的书《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农业问题》（1908年）中写道：“无马的和独马的农民［即，很穷的农民］以税收的形式分别支付其总支出的七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农奴税是否有这么高，是值得怀疑的……”[142]然而，“社会主义祖国”的苦命农夫所付的税款远多于此！ 集体化不仅使工业工人变成无产阶级，也使留在农业的工人无产化。即使理论并非如此，农工中的绝大多数在事实上，也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的确，把今天的俄罗斯农工称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比称19世纪的农奴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更不妥当。 集体化把农产品解放出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把农民从其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把一部分人变成工业的劳动力储备，把其余的人变成集体农庄中的半工人、半农民和半农奴。 在16和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总体上取得了类似效果，尽管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与俄国有所不同。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原始积累。”[G]他写道：“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43] 俄罗斯的原始积累期间流的血比英国多得多。斯大林在几百天内完成了英国花几百年才完成的事。他所做的事情的规模和他取得的成功，使得萨瑟尔公爵夫人（theDuchessofSutherland）的行动在他面前完全相形见绌。俄罗斯原始积累的规模和成功严格证明了，在一个无情的官僚体系指导下，集中于国家手中的现代工业经济的优越性。 恩格斯对俄罗斯原始积累未来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尽管情况跟他预想的有所不同。他在1893年2月24日致丹尼尔逊（Danielson）的信中写道： 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144] 营业税 1930年起，营业税成为投资和国防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如M.多布所说：“的确不难想见，我们能在过去十年间投资和国防开支的爬升曲线与营业税收入的爬升之间发现相当紧密的联系。在1932年，如我们所见，营业税额只有170亿。国防和国民经济投资的总预算为250亿。1934年，这两个数字都是370亿；1938年，它们分别为80亿和75亿；1939年，91亿和100亿；1940年，106亿和113亿；1941年，它们分别被估算为124亿和144亿（该年度扩大的差距基本上被利得税的增加所弥补）。”[145] 营业税是俄罗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它在政府总收入（除贷款外）中占有以下比例[146]： 193146.2%193251.5%193358.2%193464.3% 193569.5%193669.7%193769.4%193863.1% 193962.1%194058.7%194244.8%194435.3% 194540.8%194658.7%194762.1%194860.6% 194958.8%195055.9%195157.8% 营业税类似于英国的购置税，在制造商品和政府向农民强制采购农产品时，对商品征税。该税负包含于商品价格中，因此完全由消费者支付。该税种几乎只适用于农产品和消费品工业，如下表所示，该表显示了各工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政府营业税收中所占的比例（1939年）[147]： 部门总净支出百分比营业税收百分比 石油业3.18.0 肉乳业4.57.3 食品业11.729.7 纺织业10.213.0 轻工业7.92.6 农产品采购业2.534.4 其他部门（主要是重工业）60.15.0 由此可见，1939年，几乎90%的营业税收来自食品和消费品部门。 由于营业税不是按销售价征收，而是预先包含在销售价中，因此，打个比方说，50%的营业税率实际上会导致销售价提高100%；75%的营业税率会导致销售价提高300%，而90%的税率将导致实际销售价翻10倍。在考察以下关于营业税率的数字时，必须时刻铭记上述这一点[148]： 商品税率（%）生效日期 乌克兰谷物（卢布/100kg） 软小麦73.00 硬小麦74.00 黑麦60.001940年4月1日 大麦46.00 燕麦25.00 荞麦289.50 土豆 （零售价的百分比）48-621940年1月24日 肉类（零售价的百分比） 牛肉67-71 牛犊肉、猪肉、羊肉62-671940年1月24日 禽肉20-43 香肠，法兰克福香肠、烟熏肉50-69 鱼类（零售价的百分比） 除鲱鱼外的鱼39-53 里海鲱鱼35-501940年4月10日 鱼子酱40 罐头鱼，依种类而定5-50 盐类（批发价的百分比） 散装盐70-801940年5月1日 袋装小包盐35-42 饮料（零售价的百分比） 伏特加841940年5月1日 其他烈酒55-78 无酒精饮料201940年4月10日 烟草（零售价的百分比） 香烟75-881937年6月1日 马霍卡烟［劣质烟草——译者注］70 棉织品（批发价的百分比） 印花白棉布551938年1月1日 其他棉织品62-65 在汽车（仅2%）、收音机套装（25%）和鱼子酱（40%）上，营业税率较轻，在小麦（73-74%）、盐（70-80%）、糖（73%）、洗衣皂（61-71%）和香烟（75-88%）上，政府却课以重税，这些事实表现出了该税种的退步性。以此观照，M.多布关于营业税的评论就相当令人震惊了：“营业税是一种确保大部分价格上涨集中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而尽可能少地发生于必需品上的手段。这是通过对不同的商品规定不同的税率来实现的，税率差从1%或2%到几乎100%。”……“营业税起到了一般累进支出税的作用——一种在消费时征收的收入累进税。”[149]另外：“高税率倾向于针对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供应总是特别稀少。因此，显然，税率差异的一般效果是，使价格结构不利于非必需品（从而使实际收入的差距小于乍看之下的持有货币差距）。”[150] 为了衡量营业税对消费者造成的实际负担，可以同时考察营业税总额和相应的净零售额[151]： 年份总零售额营业税 净零售额营业税率（%） 百万卢布 19312746511643 1582273.6 19324035719514 2084393.6 19334978926983 22806118.3 19346181537615 24200155.4 19358171252026 29686175.3 193610676165841 40920160.9 193712594375911 50032151.7 193813857480411 58163138.2 193916345696800 66656145.2 1940174500105849 68651154.2 1950（计划）275000 18710087900212.9 营业税，作为一种间接的、退步的税种，公开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最初的革命方案。即使是布尔什维克最低要求的改造方案，即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方案，被称为“废除所有间接税，建立收入与遗产的累进税制。”[H][152]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宣布：“税收政策的目的必须是，通过直接征收财产税和收入税等，调节积累资源的过程。税收政策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首要工具。”[153]于是，为了化解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当局完全放弃将营业税称为税种。N.雅斯尼指出，1935年的年鉴将营业税列入诸税种中[154]，但在该年鉴的下一版，营业税从“赋税收入”项目中分离出来。[155]该措辞变动使苏联的财政部长得以在最高苏维埃面前宣布：“众所周知，苏联预算收入的绝大部分由国民经济税赋组成。1939年，居民税收总额为65亿卢布，仅占总预算收入的4.2%。”[156] 人从属于财产 苏联宪法第6条指出：“土地，包括其下的矿产，水资源，森林，磨坊，工厂，矿场，铁路，水道和空域，通信系统，大型国有企业（国有农庄，机械拖拉机站等）以及城市和工业区内的基础居住设施，属于国有资产，即所有人民的财富。” 奇怪的是，尽管俄罗斯人民通过国家拥有国家的财富，国家却为了从人民手中保卫这些财富而无所不用其极！ 随着1932年8月7日的一条法律，《国有企业，集体农庄和社会财产合作社与机构的财产保护法》的颁布，盗窃属于国家，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以及在铁路或水道上的盗窃，可以被判处枪毙并没收所有财产。若情节较轻，判罚则为不少于十年的监禁并没收所有财产。[157]斯大林将该法律称为（christened）“革命合法性的确立。”[158] 事实上，该法律很少应用于较轻的盗窃案。因此，当苏联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在1947年6月4日通过《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法》时，其第一条如下[159]：“盗窃——即对公民私有财产的隐秘或公开侵占——处以在劳动改造营中5-6年的监禁。团队盗窃或二次行窃，处以在劳动改造营中6-10年的监禁”[160]，由此可见，对于侵占财产罪，任何酌情轻判的做法都显然不切实际。 在同一天，常务委员会还通过了一条政令，名为《国有和公共财产贪污处置办法》，包括以下条例： 1.对国有财产的盗窃、侵吞、挪用或其他贪污形式，处以在劳动改造营7-10年的监禁，视情节决定是否没收其财产。 2.对国有财产的二次贪污、有组织的团伙贪污或大规模贪污，处以在劳动改造营10-20年的监禁，没收全部财产。 3.对集体农庄、合作社或其他公共财产的盗窃、侵吞、挪用或其他贪污形式，处以在劳动改造营5-8年的监禁，视情节决定是否没收其财产。 4.对集体农庄、合作社或其他公共财产的二次贪污、有组织的团伙贪污或大规模贪污，处以在劳动改造营8-20年的监禁，没收全部财产。[161] 一个月后，公检署给出了十个彰显政令执行情况的案例： 1.在萨拉托夫（Saratov）城，V.F.尤金（V.F.Yudin），曾犯过盗窃罪……从卷烟厂偷走了一条鱼。1947年6月27日……尤金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15年徒刑。 2.1947年6月11日，莫斯科—梁赞铁路电网的一名电工，D.A.基谢洛夫（D.A.Kiselov），从货运火车上偷走了一些毛皮制品……1947年6月24日，莫斯科—梁赞铁路战争法庭判处D.A.基谢洛夫在劳动纠改营的10年徒刑。 3.在莫斯科辖区内的巴甫洛夫-波萨德（Pavlov-Posad）镇，L.N.马克洛夫（L.N.Markelov）……从巴甫洛夫-波萨德纺织厂偷走了衣服。1947年6月20日……马克洛夫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8年徒刑。 4.在伊万诺夫（Ivanov）地区的罗德尼科夫（Rodnikov）区，Y.V.斯米尔诺夫（Y.V.Smirnov）和V.V.斯米尔诺夫（V.V.Smirnov）……从集体农庄偷走了375磅燕麦。1947年6月26日……二人皆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8年徒刑。 5.在莫斯科的基洛夫（Kirov）区，E.K.斯米尔诺夫（E.K.Smirnov），私人司机，因从一面包店偷走了22磅面包被逮捕。人民法院……判处E.K.斯米尔诺夫在劳动纠改营的7年徒刑。 6.在萨拉托夫，E.I.戈尔杰耶夫（E.I.Gordeyev）……从一间仓库偷走了多种产品。1947年6月21日……戈尔杰耶夫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7年徒刑。 7.在古比雪夫（Kuibyshev），E.T.波卢博亚罗夫（E.T.Poluboyarov）从一名火车旅客身上偷走了一个钱包……7月4日，他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5年徒刑。 8.1947年6月7日，在喀山（Kazan），在集体农庄市场，W.E.布金（W.E.Bukin）从女公民普斯季斯基（Pustinsky）手中抢走了钱……1947年6月20日……布金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8年徒刑。 9.1947年6月6日，在古比雪夫地区，库图佐夫斯克（Kutuzovsk）区的苏博夫卡（Subovka）村，A.A.丘巴尔金（A.A.Chubarkin）和V.G.莫洛佐夫（V.G.Morozov）偷走了女公民普列斯尼亚科夫（Presnyakov）地窖里的88磅土豆。1947年6月17日……二人皆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5年徒刑。 10.1947年6月5日，在莫斯科……K.V.格林沃德（K.V.Greenwald），曾犯过盗窃罪，趁其邻居外出，进入女公民科瓦列夫（Kovalev）的房间并偷走了多件家居品……格林沃德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10年徒刑。[162] 需要注意，苏联法律的这一分支的严酷性与谋杀、绑架和其他暴力犯罪形式判罚的相对宽松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在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个人的价值比财产低得多。 因此，苏俄刑法规定： 136条。蓄意谋杀，若犯有以下情节：（a）出于金钱、嫉妒（138条除外）或任何其他基本动机的，（b）已因蓄意谋杀或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而受审，并接受法院提供的社会保卫措施的，（c）以一定方式危及许多人的生命，或对受害者造成极度痛苦的，（d）具有推动或掩盖一些其他严重犯罪的动机的，（e）对受害者的福利负有特殊责任的，（f）利用受害者的无助状况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十年。 137条。蓄意谋杀，若未犯有136条规定的任一情节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八年。 138条。蓄意谋杀，若因死者的暴力或巨大侮辱激起的突发性强烈情绪波动而犯行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五年，或强迫劳动最多一年。[163] 对针对他人的暴力犯罪规定的其他惩罚有： 147条。非法使用暴力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的，判处剥夺自由或强迫劳动最多一年。 以任何危及受害人生命健康的方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造成受害人身体痛苦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二年。 148条。出于金钱或其他个人动机，将一名心智健全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三年。 149条。出于金钱，复仇或任何其他个人动机，绑架，藏匿或交换他人孩童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三年。[164] 这种拜财产教甚至规制了共同体中最弱势的群体——孩童。如我们所见，绑架一名孩童的最大惩罚，不过是三年徒刑，而对一名犯下盗窃的孩童施加的惩罚要严重得多。尽管斯大林主义的法律在审判青少年犯罪时，将十二岁及以上的孩童视为完全刑事责任人，但在民政事务中他们仍然被视为孩童。例如，《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规定：“对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设立监护人。”[165]还有：“对十四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设立监管人。”[166] 此外，1935年4月7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废止了青少年法庭。“为了在未成年人中最迅速地清除犯罪行为，”该法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令：（1）年满12周岁的青少年，因盗窃、施暴、造成身体伤害、致残、杀人或杀人未遂而被抓获的，交由刑事法庭审判，其判罚适用全部刑法典规定。”[167]（显然，死刑依然被禁止用于未满十八周岁者，因为《刑法典》第22条规定了这一点，且尚未被删除。） 该法律很快就生效了，《消息报》可以作证。1935年5月29日，《消息报》公布，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内，一所特别法庭已经给六十个“年轻歹徒”判了多年徒刑。[168]在部分案例中，法律之手更加残酷，给年轻人宣判死刑。例如，就在针对青少年犯罪的这一可怕法律颁布后两周，莫斯科的一所法院就判处了一名在火车上实施抢劫的年轻人以死刑。[169] 官方为如此严刑重典找的借口，即1931至1934年间，青少年犯案数量翻了一倍[170]，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明显与传说中“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民的繁荣与幸福生活”相矛盾。 1940年，1935年的这条法律得到补充，纳入了已满十二周岁者危害铁道交通的行为，例如撬松铁轨，在铁轨上置物等。1941年5月31日的政令[171]明确指出，1935年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故意犯罪，而且也适用于过失犯罪。 1943年6月15日，政府指导建立了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改造区，用以不经司法程序监禁11-16周岁的儿童，而他们不过是游民，犯了些像小偷小盗这样的罪过。[172]有证据显示，在成人集中营的犯人中也发现了儿童。达林写道，“在东西伯利亚的扎卡缅斯克（Zakamensk）营的拘留犯中，有大量来自莫斯科地区的儿童，包括男孩和女孩，因犯罪被判刑。他们在矿场和附近的工厂里工作。”[173] 以上所述重新阐发了马克思的这句话：“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174]在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犯罪概念的本质，以及对犯罪者实施的惩罚，产生于人从属于财产，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事实，换而言之，产生于推动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秩序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中。 分配关系的变化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将党的政策表述为，“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75]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8-11月）中，列宁抛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76]的社会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立刻施行的，工资和薪金的支付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列宁交出的答卷是“实现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177] “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178]“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79]因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180] 在革命胜利几个月后（1918年3月），列宁再次宣布了他对“逐步实现全部职位和职种的全部工资和报酬平等”的支持。[181]他接受了一些专业人员作为平等例外的必要性，因为他清楚，由于他们的稀缺性以及对工人国家的敌意，要求他们接受工资平等的目标并不现实。但他依旧坚持，比之沙皇时期，收入差距应马上大幅降低，同时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指向平等主义。最重要的是，列宁从不惮于将任何由于苏维埃政府的落后导致的不平等，称为社会主义的退步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因此他写道：“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尽可能确保他们［专业人员］拥有最好的生活条件……当我们就工资水平的问题与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施密特（Schmidt）同志讨论时，他提及了下列事实。他说，在工资平等问题上，我们已经做了比任何地方，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数十年间能做的多得多的事情。就拿以前的工资水平来说：一名体力劳动者过去的工资是1天1卢布——1个月25卢布——而专业人员的工资是1个月500卢布……专业人员的收入是工人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水平是600卢布到3000卢布——只有5倍的差距。在平等化问题上，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182]给专业人员的高报酬是“按资产阶级关系支付”，是“一种退步”，是客观现实导致的，苏维埃政府向资本主义的“妥协”。[183] 1919年，俄国共产党将其工资政策表述如下：“尽管志在实现所有种类劳动的报酬平等和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当下，在资本主义刚刚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的最初阶段，苏维埃政府不能以立刻实现该平等为任务。”[184]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尽管“有许多理由暂时保留与资历相应的工资差异，但工资政策必须建立在工资水平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之上。”[185] 在同一次大会上，党中央宣布，有必要“制定完全合适的办法，在专业人员和责任工人的一极和穷苦大众的另一极之间，消除生活条件、工资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破坏了民主，是党内腐败的根源之一，有损党的权威。”[186]然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实际上存在过工资和报酬的完全平等。根据苏联统计学家斯特鲁米林（Strumilin）提供的数据，在1917年，享有最高待遇的工人工资为最低待遇的232%，而在1921年上半年，该差额比例只有102%，可视作实际上相等。[187]（另一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物资全方位紧缺，给官吏提供了机会，滥用他们控制资源供给和分配的权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束了事实上的工资均等局面。1921-22年，政府引入了统一工资评级体系，包括从学徒到顶级专业人员的17个工资等级，给技术最好的工人支付的报酬达到最差工人的3.5倍。专业人员可以获得最多8倍于不熟练工的工资（这不适用于党员，他们有特殊的最高工资限额，远低于非党员的专业人员）。 曾经，收入差距的确远小于十月革命之前。革命前后铁路雇员的工资和报酬可以反映这一点。1902年，信号员的收入为每月10-20卢布，机械师为30-60卢布，而铁路部门负责人的工资是500-750卢布，总主任为1000-1500卢布。[188]到了1924年3月，收入差距显著缩小，铁路工人的收入为每月13.29卢布硬币，铁道部门行政人员则为26.80卢布。[189] 在工业部门，1926年3月，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8.64切尔卢布［chervonetsroubles，新经济政策期间，为了取代通货膨胀严重的卢布而引入的新货币单位，在1947年废止。——译者注］，而工厂监工，如果他是党员，收入为187.90切尔卢布，如果他不是党员，则为309.50切尔卢布。[190] 然而，有一些因素缓解了差距的扩大，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台。首先，所有共产党员的收入不得高于一名熟练工。这一规定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企业，工业部门等单位的主任是党员。1928年，信托公司管理董事会的人员中，有71.4%是党员，辛迪加董事会中有84.4%的党员，个体经营企业董事会中则有89.3%的党员。 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收入差距比统一工资评级要小得多，那就是专业人员的总人数（部分专业人员是党员，因此收入不高于一名熟练工）很少。在1928年，他们只占所有工业从业人员的2.27%。 《1926年苏联统计手册（俄文版）》提供了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概况，据此，在战前的1926-27年，体力劳动者的年平均收入为465卢布。同时，专业人员的最高收入限额为1811卢布。除资产阶级，耐泼曼［NEPmen，新经济政策下的私营企业家——译者注］和库拉克［地主，见“对农民阶级的剥夺”一节第一段——译者注］外，只有11.4万人获得了这一最高收入。这些人占所有有工薪阶层的0.3%，而他们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1%。[191] 在“胜利的社会主义”旗帜下，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平均主义传统都被抛弃了。斯大林带头抨击说，“极端平均主义［一个术语，指滥用平等主义］［Uravnilovka，原意为平衡杆——译者注］来自农民习气，所有商品平均分配的心理，以及农民的原始‘共产主义’心理。极端平均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192]现在，在俄罗斯，任何胆敢反对收入差距的人，不管这种差距多大，都会遭殃。莫洛托夫（Molotov）甚至在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要求坚决反对平均主义者，他们是阶级敌人的帮凶，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193] 1929年，苏维埃修订了限制党员收入的规定，并在后来[I]将其完全废除。规定兼任两职者——许多专业人员如此——收入至多为现行最高工资1.5倍的法律，也被废除了。1920年6月17日通过的《总工资法》[194]规定，凡是在计件工作中超过标准者，所得不超过正常工资的200%。这条法律也被废除了。另一方面，禁止任何计件工收入低于标准工资的3分之2的法律亦遭废止。[195] 既然再没有限制收入不平等的规定保留下来，不平等马上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 1934年后，俄国统计人员不再公布关于工人和雇员收入分配的数字，只公布所有工人和雇员的平均收入，这是一个通过平均女佣，不熟练工，熟练工，专业人员，总工程师、监工等职务的收入得到的数字。[J] 尽管信息不足，但确可举证某些事实，尤其是官僚们的薪资水平急剧上升，而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则急剧下降。 例如，在1937年，当工厂工程师的收入为每月1500卢布，主任为2000卢布——除非政府特许，否则他们的收入不会更高——而熟练工的收入为200-300卢布时，苏联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工每月110卢布，计时工115卢布。最低工资标准法使得，在1938年，政府只需要对此付出6亿卢布的预算拨款。该事实明确表明，许多工人只挣得最低限度的工资。[196]相较之下，2000卢布的月薪可不寒酸。不仅如此，在底薪的基础之上，主任和工厂工程师还有奖金，其额度取决于其企业在经济计划中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比例。例如，在1948年，据报道，因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发给汽运企业管理层的奖金比率如下[197]： 奖金与基础工资的百分比 因完成计划指标因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每个百分点 高级管理层 （主任，首席工程师）最多30%最多4% 中级管理层（部长）最多25% 最多3% 低级管理层（店长等）最多20% 最多3% 因此，一名仅仅超额完成计划指标10%的工厂主任，可以获得最高相当于其基础工资70%的奖金；超额20%，可以获得110%的奖金；超额30%的奖金额度达到150%；超额50%则有230%。 此外，另一个收入来源为主任基金，这是一个1936年4月19日建立的机构。[198] 据法律规定，计划内利润的4%和超出计划利润的50%，应投入主任基金中。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了1937年主任基金涉及到的各款项如下[199]： 计划指标达成率计划成本超支率 主任基金额度（百万卢布）人均主任基金额度（卢布） 石油业104.1103.8 21.7344.92 肉业118.6104.1 51.9752.69 白酒业108.8103.0 86.01175.00 在1937年，所有工人和雇员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254卢布的情况下[200]，这些数字显示，只要超额完成计划几个百分点，该年度的人均主任基金额度就超过了平均工资，在石油业超过1倍多，在肉业近3倍，在白酒业则超过4.5倍。据另一名苏联经济学家称：“在五个工业人民委员部中，人均主任基金额度为年均工资的6.3%。但是，在一些部门中，该比例明显更高，在木工业达到21.5%，在鞋袜业达到25%，在白酒业、通心粉业和食品业则高达55%。”[201]因此，雇佣数以千计工人的工业部门的主任的手中显然握有巨款。 主任基金表面上的目标有，建造俱乐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工人和雇员用设施，以及奖励工作中的突出成就等。 我们没有主任基金分配的统计数据。我们唯一掌握的就是1937年4月29日的《谈工业化》，其中刊登了关于哈尔科夫（Kharkov）的波尔舍（Porchean）工厂主任基金分配的数字： 在主任基金总额的60000卢布中，工厂主任自己获得22000卢布，党委书记获得10000卢布，生产办公室主任8000卢布，总会计师6000卢布，工会主席4000卢布，工长5000卢布。[202] 其他特权阶级同样享有极高收入。一封写给《真理报》的信，来自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kseiTolstoy），以及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V.Vishnevsky），旨在去除“对作家极高的梦幻般的版税收入的误解”[203]，提供了如下的作家收入表： 1936年的月收入人数 10000卢布以上14 6000-10000卢布11 2000-5000卢布39 1000-2000卢布114 500-1000卢布137 500卢布以下约4000 这里提请各位回顾，同在1936年，全苏联工人和雇员的年均收入为2776卢布，或每月231卢布[204]，无需赘言。 现在，列宁时代不得高于熟练工平均工资的政府官员收入，已经今非昔比。根据1938年1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联盟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的年薪为30万卢布，每名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年薪为1.2万卢布，外加参会时每日150卢布。[205]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及代表的年薪为15万卢布。[206]或许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席和副主席也领取相同的薪资。一名苏军士兵在战时的月薪为10卢布，中尉1000卢布，上校2400卢布。在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军队的美军中，士兵的月薪为50美元，中卫150美元，上校333美元。[207] 此外，各种国家奖金也是另一个官僚可能的收入来源。为纪念领袖六十大寿而宣布设立的斯大林奖，规定了每名获奖者最高可得10万卢布的奖金。[208]最高奖金曾高达30万卢布，而每年有多达一千名获奖者，其奖金从5万到30万卢布不等，全部免税。 另一个彰显俄罗斯巨大收入差距的指标是所得税率。1940年4月4日的所得税率表罗列出了一个收入范围，从每年不到1800卢布到超过30万卢布。[209] 一名政府高官，主任或成功的作家，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在克莱姆（theCrimes）有一套避暑别墅，有一两辆车，一些佣人等等，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即使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下，工人要尽力达到产量上限时，不同阶级的生活条件依然存在着极大差异。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女仆，一个10岁，另一个3岁，在1942年告诉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Werth）：“孩子们主要靠面包和茶过活；小的那个吃点代奶——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些用黄豆做成的东西，没什么味道，也没什么营养。我这个月的肉票只换来了一点点鱼肉。偶尔有点餐馆里剩下的汤——就这些了。”[210] 同时，亚历山大·沃思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国会的午餐非常丰盛，尽管莫斯科面临着食物短缺，但只要有官方来宾，有举办任何形式大餐的理由，似乎总有足够的，尽可能最好的食物。冷盆开胃菜（zakuski）有最好的鱼子酱，大量黄油，还有烟熏鲑鱼；然后是鲟鱼，在鲟鱼之后是马雷夏尔鸡排，紧接着是冰咖啡，白兰地和利口酒；桌上琳琅满目，一如往常。”[211] 在战时配给制中，分化为特权和贱民阶层的俄罗斯社会得到了非常形象的体现。引入差异化配给制，在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人敢提出的建议。的确，这甚至对苏联人民而言也是非常震撼的，以至于《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对其避而不谈，使整个配给制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212] 事实上，相对而言，富人的奢侈品要比穷人的必需品便宜得多。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营业税率的几个数字，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213]： 小麦73-74% 散装盐70-80% 牛肉67-61%〔注：英文电子版如此，疑为71%之误——译者注〕 鱼子酱40% 收音机套装25% 汽车2% 结果就是：“在1948年中期，一辆莫斯科人牌汽车［9000卢布］等价于310磅黄油［每磅62-66卢布］，而在美国，一辆稍好一些的车花的钱抵得上1750磅黄油。”[214] 收入差距也导致了继承财产的巨大差异。在十月革命后不久，1918年4月27日的政令宣布，所有超过1万卢布的遗产将被充公。[215]这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是推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废除所有继承权的要求。几年过后，该法律发生了急剧变化，到了1929年，早已出现了一份遗产税表格，其范围从1000卢布以下到50万卢布以上。[216]现在，遗产税不会超过10%。即使与资本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相比，这个税率也是很低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来自俄国媒体的报道中提到，有许多人向政府提供了1百万或以上卢布的贷款。“苏联之友”［指雷金纳德·比绍普（ReginaldBishop）——译者注］对此解释道：“在苏联，百万富翁通过自己的双手，为苏维埃国家与人民服务来挣得财富。”[217]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说法，就会发现，晚至1940年，工人和雇员的平均年收入只有4000卢布，要凑够1百万卢布，平均每个工人得花上250年——假设他一毛不拔。而苏联的百万富翁，仅仅是利息，每1百万卢布就有5万卢布，是任何工人收入的许多倍。 但是，俄罗斯社会区分为特权和贱民阶层最明显的表现，是政府的抚恤金计划。如果一名士兵死亡，且他在应征前是工人或雇员，其家人每月可获得52.5-240卢布的抚恤金。如果他不是工人或雇员，根据他是否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更多无法工作的家属，他的家人可以得到40、70或90卢布。农村地区的人只能得到这些金额的80%。与此相反，已故上校的家庭每月可得到1920卢布。[218]因工伤事故而死亡的工人的家属每月最多得到200卢布（在某些特定情况下，300卢布）。[219]与此相反，部分特权阶层在户主死亡后得到了大量的钱。最高苏维埃代表M.F.弗拉基米尔斯基（M.F.Vladimirsky）去世时，他的遗孀一次性获得5万卢布和每月2000卢布的终身抚恤金，而他的妹妹获得每月750卢布的终身抚恤金。[220]上将V.A.余斯克维奇（V.A.Yuskevich）去世时，他的遗孀同样一次性获得5万卢布和2000卢布的终身抚恤金。[221]这样的例子在报纸上比比皆是。 分配的对抗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教育梯度。 1936年斯大林宪法第121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该权利包括接受大学教育、义务教育和小学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免费，”等等。然而，即使所有教育资源免费，在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机会平等，因为前者必须尽早开始挣钱，而许多父母无力供养他们学习。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接受教育的苏联学生比例，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降低。例如，1939-40学年，所有教育机构中学生的总人数为[222]： 数字（万） 小学（1-4年级）2047.1 初中（5-7年级）971.5 高中（7-10年级）187.0 中等技校和工厂学校94.5 大学和高等技校62.0 如果我们知道俄国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数量，就有可能算出各年龄段学生入学的比例。但就算没有该信息，基于上述数字，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差距也显而易见。假定所有7-11岁的孩童入学，那么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有幸学了超过4年。只有10分之1的人上了7年以上的学；不到20分之1的人完成了全部10年的课程（可以与资本主义英国的十年义务教育比较）。 即使在大学、技校和其他高等院校开始收费前，许多成功进入大学和高等技校的学生也不得不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在1928至1938年间，工业和运输业工程学院录取的总人数为60万9200人，其中只有24万2300人毕业。同时，技校录取人数为106万2000人，其中只有36万2700人毕业。[223] 1938年，42.3%的高校学生来自知识分子家庭。[224]自此之后，官方不再公开学生社会成分的统计数字，但毫无疑问，由于1940年开始实施的学费制度，来自“好”家庭的学生比例增加了。 斯大林宪法第146条规定：“苏联宪法的修改，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提议，并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该规定并未阻止政府开始征收高中和大学教育学费，甚至不需要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修订前述的宪法第21条，该条文规定了教育应当免费。1940年10月2日公布的人民委员会议令[225]，要求高中（八，九和十年级）征收每年150-200卢布的学费，大学征收每年300-500卢布的学费。这笔钱的规模可以通过比较当时的平均工资和报酬水平来认识——每月335卢布，同时，许多工人的工资仅达到每月150卢布。显然，征收学费有效阻碍了学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特别是对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来说。 更糟的是，苏联政府还厚颜无耻地宣布，征收学费是人民日益繁荣的标志。该政令的前言宣布：“考虑到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苏维埃国家在建设、维持和配备不断增长的初高中设施方面的巨大开支，人民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让大众自己负担一部分初高中学的教育费用，因此决定……”按照同样的逻辑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一个真正繁荣的国家是连小学教育都要付费的国家！ 对学生而言，显然，要支付学费绝不是什么繁荣的表现。在引入学费制度的1940-41学年和1942-43学年间，由于“与学费制度的引入和津贴分配方法的变动有关的学生筛选”[226]，苏俄有大约20%的学生离开了高中。 在同一天即1940年10月2日颁布的另一条政令，《苏联国家劳动储备办法》授权，每年抽调14-17岁（8-10年级）的男生80-100万人接受义务职业教育。中央规定了各区域提供的学生名额，区镇苏维埃负责执行指令。[227]地方上成立由区镇苏维埃主席、一名工会代表和当地共青团（Komsomol）书记组成的委员会，指导分配各校负责的学生名额，并交由教师选择具体名单。由于八至十年级的学生本身不在候选范围之内，该办法选出的名额几乎全落到了穷人家孩子头上。（吸收至职业学校的年轻人若擅自离校或违反其他纪律，可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最多一年的监禁。由此可见，该政令有多么严厉。）[228]1947年6月19日，为了扩大覆盖面，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宣布，应放宽劳动储备办法的年龄限制：在一些工厂中，年龄限制提高到了19岁。[229] 1940年10月2日颁布的两条政令使人不由得想起188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教育部长德里安诺夫（Delianov）的通告。“希望改善中学学生质量的部长”决定“不应鼓励马车夫、仆人、厨师、洗衣女工、小店主及类似成分的孩子超越他们所属的环境。” 综上所述，五年计划实施前后的收入差距，已然不止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如果一个专业人员或工厂监工的收入比一个不熟练工多4到8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因为一名熟练工、专业技术人员或监工每小时生产的价值比一名不熟练工要多。 即使专业人员得到的报酬超过了他们生产价值间的差异，也不能证明他剥削了不熟练工。下面作简要证明。假设在工人国家，一名不熟练工每天用六个小时生产其必需品，工作八个小时，另外两个小时用于生产社会产品，用于增加社会生产资料的数量，等等。由于这两个小时的工作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劳动，所以称其为剩余劳动是错误的。但是，为了避免引入一个新的术语，并将这两小时与前六小时区分开来，不妨称之为“剩余劳动”，而称前六小时为“必要劳动”。为了简单起见，不妨令一小时的不熟练劳动产值体现为1先令价格的价值。因此，不熟练工生产8先令，得到6先令。假设专业人员在一小时的劳动中生产5个单位价值，即5先令。那么，如果专业人员的收入是不熟练工的5倍，即30先令，他们之间显然就不存在剥削关系。即使他的收入比不熟练工多6倍，而产量只多5倍，也仍然不存在剥削关系，因为专业人员每天赚36先令，而他的产量是40先令。但是，如果专业人员的收入是100先令或200先令，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必然来自他人的劳动。 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确凿表明，虽然官僚在五年计划前享有特权地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决不能说他们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了剩余价值。同样可以肯定，自五年计划实行以来，官僚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剩余价值构成的。 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 在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利用市场的自发性，以及其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盲目性，作为他的理财指南。他必须掌握一套准确的核算系统。对他而言，误算意味着一次理财失败；严重误算意味着破产。在国家调控经济下，大部分价格是由行政部门决定的，而工厂监工的实际收入与其工厂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直接关系。准确的核算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工厂监工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长期隐瞒其企业的错误；他并不只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如果没有准确的核算，一家企业的任何失真数据都可能被其他企业吸纳为计算要素，如此循环往复。克里姆林宫会惩罚失败的监工，但只有在造成损失之后，失败才会被发现。同样，惩罚（降职，监禁等）具有的政治性和极度严厉性，只是在鼓励和迫使监工们粉饰太平，并为他们与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勾结提供了更大的动力。此外，惩戒的一视同仁导致了任何监工在面对需要承担风险或作出决定时的高度谨慎，罔论胆小怕事。因此，整个俄国工业管理层存在一个明显趋势，那就是“踢皮球”和不断扩编办公人员，其效率之低，数量之巨，令人作呕（adnauseam）。然而，这些监工也深知，悬于项上的制裁之剑，执法时决不姑息，因此，他们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上面的武断决定，这种武断决定是现行政策的自发产物，而这种政策可以，而且总是朝令夕改。 最后，众所周知，现代工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要求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能动性和最广泛的经营自主权。但这些东西与俄国极端官僚化的规则是完全矛盾的。 斯大林工业化的进程是计划好的，如果我们将计划理解为集中指挥的话。在个人资本主义下，经济的运作是盲目的，因此在任一给定时刻，它都反映了许多个人自主决定的总和。[K]然而，在俄罗斯，政府几乎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将“计划经济”理解为，在统一的步调下，调整和控制所有组成要素，将它们间的摩擦降到最低，并且，最关键的是，预测在经济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俄罗斯经济绝无可能是计划经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政府设想保留农民个人对农业的主要控制权（在一五计划的末年，集体农庄将仅生产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1.5%）。[230]结果，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庄占了农业总产量的70%。一五计划预测家畜产量的增长如下：马，610万；牛，1450万；猪，1220万；绵羊和山羊，2880万；总计6160万[231]；实际上，马的产量减少了1390万，牛的产量减少了3020万，猪的产量减少了1440万，绵羊和山羊的产量减少了9460万，总计减少了1.531亿。[232]一五计划还设想实现基于市场交换的全部门经济关系——而这段时期事实上在完全配给制中结束。另一个设想是，国有经济的雇佣工人数量将增长33%[233]——但实际上增长了96.6%。[234]生活标准本应上升，但却下降了。容易设想，在计划中，不同商品的产量目标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实际上，这些不同产量目标的达成率却大相径庭。一五计划设想，乡镇人口将增长9.0%，城市人口将增长24.4%，总人口将增长11.8%，但实际上，对应的数字分别为1.1%，40.2%和8.1%。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之后的计划中。通货膨胀（在计划时代的20年间，价格指数增长不低于1500%），1932-33年的可怕饥荒，针对农民和工人的严厉行政措施——这些都是官僚在管理经济和处理经济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各要素时，缺乏远见的症状。 跨工厂协作相当罕见。举例来说：根据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的首席工程师德米安诺维奇（Demianovich）的说法，在1940年10月，有价值1800万卢布的753辆拖拉机积压在厂里，因为本该从小厂买来的价值10万卢布的零件缺货了。这严重扰乱了生产秩序。[235] 严重经济错位还表现在俄罗斯特有的，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怪象中：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企业在生产成本上存在巨大差异。在1939年，在不同工厂中，平均每名工人的生铁和钢年产量为[236]： 工厂生铁（吨）钢铁（吨） 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集团（MagnitogorskCombine）2840 1168 库兹涅斯克集团（KuznetskCombine）2324 1389 克里沃罗格工厂（KrivoyRogPlant）1733 “扎波罗什钢铁厂”（“Zaporozhstal”）1679 1074 “亚速钢铁厂”（“Azovstal”）1642 664 基洛夫工厂（KirovPlant）2102 523 捷尔任斯基工厂（DzerzhinskyPlant）785 529 佩特罗夫斯基工厂（PetrovskyPlant）799 299 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KramatorskPlant）725 293 奥尔仲尼契泽工厂（OrdzhonikidzePlant）707 400 伏龙芝工厂（FrunzePlant）636 403 在引用上表的书中明确指出，造成这些劳动生产率之间巨大差异的基本原因，并不在于产地的自然条件，而在于企业的技术设备。[237]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在有关工厂间没有太大的技术设备差异，生产成本依旧差距极大。因此，《消息报》写道：“在同一个部门，有着相同设备的两个企业中，其生产成本往往大不相同。一个企业的行政成本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两到三倍……如果在车间人员管理方面立好规矩，就能解放数十万名多余的工人，大大降低生产成本。”[238] 造成成本差距的另一个原因是次品比的巨大差异。财政部长兹维列夫在1947年向最高苏维埃做国家预算报告时，提到两家生产电灯的工厂，一家的生产成本是另一家的五倍。他对此解释道，其中一家工厂的产品有47.3%的次品，而另一家的次品比只有7.3%。[239]显然，如此巨大的生产成本差距，在建立于私有财产之上的资本主义环境下是不存在的。落后的企业会早早出局。显然，在完全或几乎不平衡生产成本的前提下维持这些工厂，从一般经济的角度看，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跨厂协作的缺乏以及各厂不一致的发展规划，表现为价格间歇性的涨落和相互冲突的企业关系。对此，雅斯尼博士举的一个例子鞭辟入里： 在计划时代，木材（timber）和锯材（lumber）的价格运动出现了奇妙的不一致。锯材价格在1927-28年的一次小幅降低后，自1936年4月1日起提高了100%以上。之后，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工时极度短缺和远超节度的滥砍滥伐，但在将近13年的时间里，锯材价格却保持不变。自1949年1月1日起，锯材价格被提高了几乎三倍以上，达到了1926-27年价格的7倍左右。 大量直接用于苏联建筑中的圆木（roundtimber），从1926-27年度至1927-28年度，价格降低了14.7%，之后在1936年小幅上升。1944年，木材价格再次小幅上升，但即使在这次上涨之后，它也只是略微高于1926-27年度的价格。随后，为了弥补所有这些欠价，木材价格在1949年一口气提高了4.5倍以上。1926-27年度，木材价格大致相当于锯材（锯木）价格的50%；1936年，木材价格变成了后者的20%多一点；1944年，这一比例提高为约30%，并在1949年超过了40%。 作为一种简单的木制品，铁道枕木的价格却又表现出与木材不同的运动过程：1936年，铁道枕木的价格翻了一倍，1943年又翻了一倍多。自1949年1月1日起又翻了一倍多之后，枕木的价格已经几乎是1927年水平的10倍。[240] 在另一本书中，就竞争品，或原材料和成品这样的相关商品间价格缺乏联系的现象，雅斯尼还给出了另一个例子：“1933年”，他写道，“技术用煤油在目的地的离岸价，提高了10倍，达到了优质顿巴斯锅炉煤在矿山的离岸价的45倍。1949年，同种煤油价格仅不到煤的6倍。没有任何理由——甚至无法做出任何解释——来说明这种变化。煤油和煤炭价格变化的例子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毫无理由的价格和价格关系巨大波动的例子几乎数不胜数。1949年，精炼轧制钢的价格是煤的5-6倍；但仅在1950年下半年，这一比例就缩小到了3比1。”[241]此外：“在一年之内（1949年）将机器价格提高30-35%，并在来年（1950年）重新降价，甚至超过原本的涨幅；或者规定短途铁运费的涨幅远低于长途（指1939年的价格修订案），而在下一次修订（1949年）中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都是严重的错误。”[242] 斯大林自己为在调整价格和缺失的价格关系中采用的粗暴方法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 我们的业务管理和计划人员，除了少数例外，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少得可怜，不学习价值规律，不能在计算时考虑价值规律。事实上，这也解释了在定价政策方面至今存在的混乱。下面是其中一例。一段时间前，为了维护棉花种植业的利益，为售卖给棉农的谷物建立更准确的价格制度，以及提高交付给国家的棉价，我们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价格。我们的业务管理和计划人员就该问题提交了一份议案，而这份议案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会感到震惊，因为它建议修改一吨谷物的价格到与一吨棉花的价格相同的程度，并且，在这份议案中，一吨谷物的价格等价于一吨烤面包的价格。中央委员会的批阅指出，由于研磨和烘烤产生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必然高于一吨谷物，并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也证明，棉花总体上比谷物贵得多，而这份议案的作者无言以对。因此，中央委员会有必要亲自接管此事，下调谷物价格并提高棉花价格。[243] 一团乱麻！而且是在这片土地的最中央。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表明各工厂间缺乏整合，那就是中间商的兴起。他们通过寻找有生产过剩和亏缺的工厂，以违反当局规定的价格安排它们间的易货协议来谋生。《计划经济》刊登了这样一则案例：一家重型机械厂向一家建筑协会承诺，为交换250万块砖，不仅前者要支付这些砖的官方价格，而且要提供以下额外产品：800吨煤，250吨木材，11吨煤油和多种其他商品。[244]这完全是非法的，但还是十分普遍：毕竟，禁止这种做法的官僚政府正是其出现的原因。 相同情况的另一例发生在集体农庄市场。在战时，凭借食物配给制，它尤为兴旺，并且除了名字以外，怎么看都是一个“黑市”。 于是，托尔卡奇（tolkach）——采购员——应运而生，他收取巨额佣金，负责搞到生产原料和机器等等。自然，要弄到这些厂长自己无权弄到的东西，能量（blat），即个人影响力尤为重要。俄国的各家报刊充分证明了这是其国内的一个普遍现象。 企业、信托公司、管理总局（glavks）和各部门等的冲突范围之广，从它们之间多如牛毛的诉讼中可见一斑。例如，在1938年，有33万多起案件在Gosarbitrazh（国家仲裁委员会，一个专门处理经济体纠纷的法院系统）提起诉讼。[245]这个数字不包括经济单位——隶属同一部门的管理总局和工厂——间的争议，这些争议由部门仲裁委员会处理。伯尔曼（Berman）写道：“提交给国家仲裁委员会的争议种类五花八门。许多纠纷是由于按合同提供的货物的质量问题引起的。大量的纠纷涉及到价格问题，因为尽管价格是固定的，但仍存在许多规避既定价格的手段。”[246] 造成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央政府朝令夕改、一意孤行的决定本身。可以举几个例子。 若干年来，人们相信企业越大越好，而不考虑最佳技术效率水平。因此，斯大林宣称：“反对建立5-10万公顷的大型粮食工厂的可能性和便利性的所有‘科学’论据都已崩溃，化为乌有。”[247] 1930年，一个包括50个村庄和84000公顷耕地的集体农庄成立了；还有一个集体农庄包括29个村庄和33553公顷耕地。[248]然而，在损失惨重之后，政府打起了退堂鼓；1938年，每个集体农庄的平均可用耕地面积为484公顷。在这九年（1928-37年）里，对巨型企业的钟爱一直挥之不去，直到政府反应过来。在此之后，“好大狂（gigantomania）”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的结果。 有时候，规定的产量目标高得荒谬，这导致了冒险主义的跃进，大量机器的破坏、磨损和损耗，并浪费了大量原料和劳动力，代价高昂。例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委员G.K.奥尔忠尼启则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1932年1月30日）上说，1932年的任务是这样的：“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必须把冶金厂的生产能力翻上一番多，把产量提高到1350-1400万吨［生铁］……完成1932年的钢铁和冶金业的生产计划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一年内增加400万吨的产量……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多少时间来实现同样的事情？英国花了35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德国花了10年……美国花了8年。苏联必须在1年内完成相同的任务。”[249]实际上，苏联用了不止1年，而是6至7年。 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目标时，计划委员会机关的定位更加离谱。它宣布，在1937年，苏联将生产：4.5-5.5亿吨煤，1.5亿吨原油，6千万吨生铁，1.5亿千瓦时的发电量。该计划产量不得不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1932年1月）上被削减一半以上，并在通过终稿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上被进一步削减。对这些目标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显示出政府计划是多么随意而冒进[250]： 1937年产量计划 计划委员会计划（1931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计划（1932年）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计划（1934年）实际产量（1937年） 煤（百万吨）450-550150 152.5128.0 原油（百万吨）15080-90 46.830.5 生铁（百万吨）6022 17.414.5 发电量（百万千瓦时）150100 38.025.4 有另一个古怪而典型的事件。1931年，一位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要员大胆地说，他不相信可以生产6000万普特［苏联重量单位，1普特=16.38公斤。——译者注］的棉花，最多3000万普特。[251]他被带到法庭，检察官宣称“仅仅这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索科洛夫斯基（Sokolovsky）造成的实际危害。”索科洛夫斯基对此“供认不讳”，并承认可以达到6000万普特。（这并未拯救他，他不得不为自己之前的怀疑付出十年的监禁）。四年后，即1935年，在一次棉农代表大会上，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委员卢比莫夫（Lubimov）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切尔诺夫（Chernov）告诉斯大林，棉花计划的巨大成功将使该年有可能生产……3200万普特的棉花！斯大林认为这不可能实现，并怀疑地问道：“你们是不是被热情冲昏了头脑？”[252] 总而言之，可以说，在俄罗斯，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严厉的政府指令，被用于填补经济窟窿，而这些窟窿正是被这个政府的决定和活动捅出来的。因此，与其说苏联是计划经济，称之为官僚指导制经济更为准确。事实上，极权主义的官僚政治独裁有助于克服糟糕计划导致的后果，但同时，这种后果正是源自这一官僚政治独裁本身。 然而，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即认为腐蚀俄罗斯国民经济的管理不善阻碍了她实现可观的，不，是伟大的成就。实际上，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和俄罗斯工业的大幅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辩证的统一关系。只有国家生产力的落后，迅速扩张的巨大驱力（连同一系列相关因素），以及最重要的，消费从属于资本积累的原则，才能解释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俄罗斯——工业巨人 尽管存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和浪费，但人民的努力和自我牺牲依旧将俄罗斯抬到了如此高度，从工业产量欧洲第四，世界第五，发展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巨头。她走出了自己沉眠已久的落后梦境，成为了一个现代的，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国家。就这样，官僚体制赢得的名声不亚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赞誉。“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3] 当然，为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罄竹难书的人类苦难。 然而，以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说，决定性的标准不是生产增长本身（perse），而是伴随着这一巨大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伴随着工人经济地位的改善，政治权力的增加，民主的进步，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国家强制命令的减少？工业发展是否按照计划进行，如果是的话，由谁计划，为了谁的利益？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中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设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人类危机，而解决之途只有两条：其一，是社会的社会主义重组，其二，则是向野蛮主义的堕落。就在我们眼前，野蛮主义的威胁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它将人类的生产力、工业和科学都绑在了战争与毁灭的战车上。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和橡树岭（OakRidge）在人类历史上的定位将不由它们巨大的物质成就所决定，而是由它们背后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 [1]关于对俄罗斯经济管理制度变革的精彩描写，参看格里高利·宾斯托克（GregoryBienstock），所罗门·M·施瓦茨（SolomonM.Schwartz）和阿伦·尤戈（AaronYugow），《苏联工农业管理》，牛津大学出版社，1944年。 [2]亚历山大·巴耶科夫，《苏联经济制度发展》，伦敦，1946年，第115页。 [3]同上，第116页。 [4]《全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会、常会和全会决议（俄文版）》（以下简称为《联共（布）决议》，AUCPinResol.），莫斯科，1941年，第六版，第2卷，第811页。 [5]同上，第812页。 [6]《社会主义胜利》，伦敦，1934年，第137页。 [7]《谈工业化》（ZaIndustrializatsiu）（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机关报），莫斯科，1934年4月16日。 [8]金兹伯格（L.Gintzburg）和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Pashukanis），《苏联经济法教程》（俄罗斯），莫斯科，1935年，第1卷，第8页。 [9]《真理报》（Pravda），1937年3月11日。 [10]格拉诺夫斯基（E.L.Granovski）马尔库斯和（B.L.Markus）编，《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579页。 [11]同上，第563页。 [12]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Johnson），坎特伯雷教长，《社会主义，世界的六分之一》，伦敦，1944年，第19版，第280页。 [13]《劳动报》（Trud，工会日报），莫斯科，1933年7月8日。转引自玛妮亚·戈登（ManyaGordon），《列宁时代前后的工人》，纽约，1941年，第104-105页。 [14]G.K.奥尔忠尼启则，《1911-1937年文章演讲选集（俄文版）》，莫斯科，1939年，第359页。 [15]《真理报》，1935年12月29日。 [16]“全盟工会中央委员会决定”，1933年1月2日，见《苏联劳动法例（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第320页。 [17]《列宁选集（俄文版）》，第4版，第20卷，第6-7页（除非特别指出，否则此后引用的版本都为第4版）。 [18]《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报，1922年3-4月于莫斯科（俄文版）》，莫斯科，1936年，第275页。 [19]《俄罗斯雇佣劳动（俄文版）》，莫斯科，1924年，第160页；《苏联工会情况：1926-1928（俄文版）》，莫斯科，1928年，第358页。 [20]《劳动报》，1949年4月23日。 [21]尼古拉·格里戈尔耶维奇·阿列克桑德罗夫（NikolaiGrigorevichAleksandrov）编，《苏联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49年，第166页。 [A]［这是每个大章节的脚注。出于电子版阅读便利，将其与节脚注同放在节末。——译者注］有趣的是，在面向外国读者的书，例如罗佐夫斯基（Lozovsky）的《苏联工会手册》（莫斯科，1937年，第56-57页）中，工资集体协定制被写得好像还存在一样。 [22]《工会》（ProfessionalnyeSoiuzy）（工会月刊），莫斯科，1940年，第4-5期。 [23]同上，1947年，第2期。 [24]伊万·捷伦蒂耶维奇·戈利亚科夫（IvanTerentyevichGolyakov）编，《关于劳动立法（俄文版）》，莫斯科，1947年，第15页。 [25]N.G.阿列克桑德罗夫和德米特里·米哈罗维奇·根金（DmitryMikhalovichGenkin）编，《苏联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106页。另见N.G.阿列克桑德罗夫和格奥尔基·基里洛维奇·莫斯卡连科（GeorgyKirillovichMoskalenko）编，《苏联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47年，第100-101页。 [26]《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37年，第58条，第28页。 [27]I.T.戈利亚科夫，前揭，第15页。 [28]《劳动报》，1952年4月13日。 [29]弗朗茨·诺依曼，《贝希摩斯》，伦敦，1942年，第352-353页。 [30]同上，第353页。黑体为作者所加。 [31]亚历山大·巴耶科夫，前揭，第222页。 [32]根纳季·米哈伊洛维奇·索罗金（GennadiĭMikhaĭlovichSorokin），《苏联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95页。 [33]《大苏维埃百科全书：苏联卷（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751栏。 [34]《劳动报》，1949年4月20日。 [35]A.I.贝斯金（A.I.Beskin），《采油业的生产组织和计划（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第134页。 [36]《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莫斯科，1952年，第5期。 [37]《谈工业化》，莫斯科，1936年3月。 [38]A.A.阿鲁蒂尼安（A.A.Arutinian）和B.L.马库斯（B.L.Markus）编，《苏联经济发展（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492页。 [39]阿伦·尤戈，《俄国战争与和平的经济阵线》，伦敦，1942年，第193页。 [40]同上，第194页。 [41]《劳动报》，1941年4月17日。 [42]《机械制造》（Mashinostroenie）（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莫斯科，1939年5月11日。 [43]《消息报》（Izvestia），1936年4月2日。 [44]J.梅纳德（J.Maynard），《俄国农民及其他研究》，伦敦，1942年，第340页。 [45]关于推行斯达汉诺夫主义后，最早见载的针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的谋杀和陷害案例，参见《消息报》，1935年8月23日号，1935年9月27日号，1935年10月2日和5日号；《真理报》，1935年11月2日，21日，22日号；《劳动报》，1935年11月1日号。更有多例，不复繁举。 [46]A.I.贝斯金，前揭，第31页。 [47]列宁，《列宁选集（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21卷，第135页。 [48]《1922年劳动法案（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37条。 [49]转引自维克多·瑟杰（VictorSerge），《二十年来的俄罗斯》，纽约，1937年，第66页。 [50]《苏联工农政府法律和条例汇编（俄文版）》（以下简称《苏联法汇》，Coll.LawsUSSR），莫斯科，1932年，第84号，第516条。 [51]《消息报》，1930年12月17日。 [52]《苏俄劳动法典》，莫斯科，1937年，第37条，第20页。 [53]《谈工业化》，1931年2月12日；《苏联政府决议和条例汇编（俄文版）》（以下简称《苏联例汇》，Coll.DecisionsUSSR），莫斯科，1938年，第58号，第329条。 [54]维克多·瑟杰，前揭，第68页。 [55]《苏俄工农政府法律和条例汇编（俄文版）》（以下简称《苏俄法汇》，Coll.LawsRSFSR），莫斯科，1932年，第85号，第371条。 [56]《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问题的决议（俄文版）》，列宁格勒，1933年，第127-130页。 [57]《苏联例汇》，1939年，第1号，第1条。 [58]《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20号。 [59]《消息报》，1940年12月30日。 [60]《鼓动家笔记》（BloknotAgitatora，莫斯科党委宣传鼓动部机关报），莫斯科，1953年，第4号，第41-42页。 [61]《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42号。 [62]N.G.阿列克桑德罗夫和D.M.根金，前揭，第278页。 [63]同上，第273-274页。 [64]同上，第275页。 [65]参见N.G.阿列克桑德罗夫，《苏联劳动法》，1949年。 [66]《苏俄法汇》，1927年，第49号，第330条；另见《苏俄刑法典（俄文版）》，莫斯科，1937年，第58条，第14项。黑体为作者所加。 [67]弗拉基米尔·格索夫斯基（Vladimir.Gsovski），《苏联民法》，安阿伯，1948年，第1卷，第805页。 [68]《1922年劳动法案（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129条，第18页。 [69]“俄罗斯工业中的女工及女工保护”，《国际劳工评论》，1929年10月。 [70]G.N.谢列布连尼科夫（G.N.Serebrennikov），《苏联的妇女劳动》（ZhenskiiTrudv.SSSR），莫斯科，1934年，第204页。转引自朱迪思·格伦菲尔德（JudithGrunfeld），“俄罗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工作”，《社会研究》，1942年2月。当然，谢列布连尼科夫很谨慎，没有在他的书中纳入这些信息，见《苏联妇女地位》，伦敦，1937年。该书专门面向非俄罗斯读者。 [71]《俄罗斯新闻公报》，1941年7月30日。 [72]S.沃尔夫森（S.Wolfsson），“社会主义和家庭”，《马克思主义理论阵线》（PodZnamenemMarksizma，党的理论机关报），莫斯科，1936年。转引自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Schlesinger），《苏联的家庭》，伦敦，1949年，第287页。 [73]第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在各种矿井下工作的妇女就业情况》，日内瓦，1934年，第6篇报告。 [74]夏洛特·霍尔丹，《俄罗斯新闻纪录片》，伦敦，1942年，第151页。 [75]莫里斯·辛德斯，《俄罗斯，继续奋战》，伦敦，1942年，第135页。 [76]《真理报》，1939年1月1日。 [77]大卫·达林（David.J.Dallin）和伯里斯·尼古拉夫斯基（Boris.I.Nicolaevsky），《苏俄的强迫劳动》，伦敦，1948年，第153页。 [78]同上，第52页。 [79]同上，第54-62页。 [80]A.西利加，《俄罗斯之谜》，伦敦，1940年，第249页。 [B]见本章“人从属于财产”一节。 [81]Y.格卢克斯坦，《欧洲的斯大林卫星国》，伦敦，1952年，第309-310页。 [82]沃尔特·科拉茨（WalterKolarz），《俄罗斯及其殖民地》，伦敦，1952年，第185页。 [83]《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大会决议增补（俄文版）》，第127号，1941年1月17日。未见发布日期及地点。照片副本由环球出版社为美国学术社会主义理事会提供，纽约，1950年。 [84]同上，第10页。 [85]D.I.达林和B.J.尼古拉夫斯基，前揭，第165页。 [86]《真理报》，1953年3月28日。 [87]《消息报》，1937年12月20日。 [88]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编，《苏维埃国家法律（俄文版）》，莫斯科，1938年，第514-515页。 [89]《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第3版）（俄文版）》（以下简称为《一五计划》），莫斯科，1930年，第1卷，第132页；《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俄文版）》（以下简称为《二五计划》），莫斯科，1934年，第1卷，第429页。 [90]《一五计划》，第2卷，第250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172,522页，第2卷，第291-292,296页；《真理报》，1941年2月19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报告，1936年统计年鉴（俄文版）》（以下简称为《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6年，第192,195,201,204,206页；《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报告（1933-1938年）》（以下简称为《1933-1938年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8年，第73页；《真理报》，1950年3月10日；《消息报》，1951年4月17日。 [91]《1933-1938年社会主义建设》，第xxiv-xxv页。 [92]亚历山大·巴耶科夫（AlexanderBaykov），《苏联外贸》，普林斯顿，1946年，附录表Ⅳ和Ⅵ。 [93]《一五计划》，第1卷，第145-147页；第2卷，第1部分，第248-251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172,522页；第2卷，第276,278-280,291-292,296页；《1946-50年苏联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五年计划（俄文版）》（以下简称《四五计划》），莫斯科，1946年，第11-13页；《真理报》，1952年10月6日。 [94]计算自：《一五计划》，第1卷，第145,147页；第2卷，第1部分，第248-251页；《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总结（俄文版）》（以下简称为《一五总结》），莫斯科，1933年，第83,95,105,121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172,522页；第2卷，第276,278-280,291-293,296页；《四五计划》，第11-13页；《消息报》，1951年4月17日。（因战争干扰，未公布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42年）执行情况的数字，故本表未收录） [95]《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第3页。 [96]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科波维奇（SergeĭNikolaevichProkopovicz），《苏维埃控制下的俄罗斯国民经济》，苏黎世，1944年，第302页。 [97]《一五计划》，第1卷，第20页；V.P.迪亚琴科（V.P.Diachenko）编，《苏联的金融和信贷（俄文版）》，莫斯科，1938年，第184页；《四五计划》，第9页；《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2卷，第185页。 [98]《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2卷，第129页。 [99]S.N.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306页。 [100]瑙姆·雅斯尼（NaumJasny），《苏联的社会化农业》，斯坦福，1949年，第777-778页。 [101]K.考茨基，《农业问题》，斯图加特，1899年，第24,31页。 [102]N.A.沃茨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战争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26页。 [103]N.雅斯尼，《计划时代的苏联经济》，斯坦福，1951年，第74页。 [104]同上，第76页。 [105]由该表［指注[90]——译者注］中消费品产出数字计算得到。 [106]V.V.库伊比舍夫，《1930-1935年文章及演讲集（俄文版）》，莫斯科，1935年，第131页。 [107]《一五计划》，第2卷，第2部分，第292-293页；《一五总结》，第186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533页。 [C]不包括厨房，浴室，客厅等空间。 [108]《工人和雇员预算（俄文版）》第1卷：《1922-1927年工人家庭预算》，莫斯科，1929年，第55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533页；B.B.维谢洛夫斯基（B.B.Veselovsky），《经济学和公有经济计划教程（俄文版）》，莫斯科，1945年，第174页。 [109]联合国，《欧洲住房问题》，日内瓦，1949年，第41页。 [110]联合国，《1949年欧洲经济调查》，日内瓦，1950年，第31页。 [111]《国际劳工评论》，1921年5月，第627页。 [112]《苏联新闻》，1952年1月23日。 [113]V.L.科巴列夫斯基（V.L.Kobalesvky），《苏联的住房组织和经济（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109页。 [114]B.B.维谢洛夫斯基，前揭，第176页。 [115]《四五计划》，第55页。 [116]B.B.维谢洛夫斯基，前揭，第132,473页。 [117]《苏联新闻》，1952年1月23日；《真理报》，1937年10月18日。 [118]《国际劳工评论》，1932年5月，第627页。 [119]阿尔谢尼·格里戈里耶维奇·兹维列夫（ArsenyGrigorevichZverev），《苏联国家预算1938/1945年（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15,22,47,104页；基里尔·尼卡诺维奇·普罗特尼科夫（KirillNikanorovichPlotnikov），《社会主义国家预算（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42,146,216,218页；《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51年，第4卷，第127,340页；《计划经济》（PlanovoeKhoziaistvo，国家计划委员会月刊），莫斯科，1952年，第2号，第24页。 [120]这些数字来自《1941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第127号，第1941年1月17日，前揭，第11页。 [121]L.P.舒尔金（L.P.Shulkin），《苏联钢铁消费（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20页及以下；M.G.克拉克，《苏维埃钢铁工业的一些经济问题（未发表论文）》，康奈尔大学，1950年，第42页。 [122]N.A.沃茨涅先斯基，前揭，第126页。 [123]A.A.阿鲁蒂尼安和B.L.马库斯，前揭，第484页。 [124]S.N.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306页。 [125]《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手册（俄文版）》，莫斯科，1939年，第75-80页。 [126]《苏联周报》，补编，1947年12月18日。 [127]劳动部，《英国工人劳动状况调查》，1947年4月。 [D]如今俄国工人的处境与英国工人相比，比沙皇时期还要差得多，可以将上表与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的下述评论相对照：“在沙皇俄国……1913年矿山和工厂的平均工资通常估计为每月20至25卢布，或者按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英国的40先令至50先令（即每周约10至13先令）。这还不到当时英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M.多布，《1917年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伦敦，1948年，第59页）。 [128]N.雅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前揭，第374-375页。 [129]同上，第375页。 [130]A.阿丽娜（A.Arina），“1938年的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农业》（农业人民委员部月刊），莫斯科，1939年，第12号。 [E]分配给农庄成员——这包括了给行政层的薪酬。根据阿芙古斯蒂娜·普罗科皮耶夫娜·泰拉耶娃（AvgustinaProkopievnaTerâeva）的文章“统一集体农庄的组织经济建设”，《经济问题》，1950年，第12号，农庄行政层的薪酬取决于集体农庄生产规模的大小，在总产能单位［trudodni，其具体含义见尾注【F】］中占据一定比例：2万单位产能的农庄，薪酬占8%；2.5-3万单位产能的农庄，薪酬占7%；3.5-5.5万单位产能的农庄，6%；5.5-7.5万，5%；7.5-10万，4%；10万以上，3%。 [131]A.阿丽娜，前揭。N.雅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前揭，第684页。 [132]T.L.巴修克（T.L.Basyuk），《集体农庄生产组织（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272-273页。 [133]S.N.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164页。 [F]Trudoden——其字面含义为一个工作日，但实际上用为集体农庄劳动力的一个抽象单位。一名最不熟练的劳动力一天的产出相当于0.5Trudoden，一名最熟练的劳动力一天的产出相当于2.5Trudoden。 [134]F.赛梅诺夫（F.Semenov），A.潘克拉托娃（A.Pankratova）等，《1905-1907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32页。 [135]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奥萨德科（MikhailPetrovichOsad’ko）编，《集体农庄生产组织问题（俄文版）》，莫斯科，1945年，第94页。 [136]同上。 [137]同上，第95页。 [138]同上，第191页。 [139]同上，第201页。 [140]同上，第212页。 [141]同上，第217页。 [14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179页。 [G]基本上，俄国集体化进程与在英国发生的进程是不同的。在英国，驱逐农民造成了农产品过剩，这些剩余在城镇销售。在俄国，绝大多数的农产品剩余都被政府征为税收，没有任何交换条件。 [143]马克思，《资本论》，纽约，现代图书馆，无出版日期，第1卷，第193页。 [144]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伦敦，1941年，第509-510页。 [145]M.多布，《1917年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伦敦，1948年，第364页。 [146]A.K.索奇科夫（A.K.Sochkov）编，《苏联国家预算收入（俄文版）》，莫斯科，1945年，第14页；K.N.普罗特尼科夫，前揭，第17,26,102,181,259页；N.N.罗温斯基（N.N.Rovinsky），《苏联国家预算（俄文版）》，莫斯科，1950年，第393页；《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50年，第393页；《1951年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51年，第337页；《计划经济》，1952年，第2号，第20页。 [147]A.K.索奇科夫，前揭，第16页。 [148]N.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斯坦福，1951年，第164-165页。 [149]M.多布，《和平和战争年代的苏联计划与劳动力》，伦敦，1942年，第61-62页。 [150]M.多布，《1917年来的苏联经济发展》，前揭，第371-372页。 [151]S.N.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316页；《布尔什维克》，第12号，1950年。 [H]在本章后节［见“分配关系的变化”一节，注[209]段以下——译者注］，我们会探讨现在的俄罗斯收入和遗产税问题。 [152]《联共（布）决议》，莫斯科，1932年，第四版，第1卷，第22页。 [153]同上，第506页。 [154]《1935年社会主义建设》，第644页；N.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前揭，第78页。 [155]《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第646-647页；N.雅斯尼，同上。 [156]A.G.兹维列夫，前揭，第43页。 [157]《苏联法汇》，1932年，第62号，第360条。 [158]J.V.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俄文版）》，第8卷，第209页。 [159]该法律选段及下面两条法律，转引自Y.格卢克斯坦，前揭，第93-95页。 [160]《真理报》，1947年6月5日。 [161]同上。 [162]《真理报》，1947年7月9日。 [163]《苏俄刑法典（俄文版）》，莫斯科，1937年，第70-71页。 [164]同上。 [165]《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9页，第69条。 [166]同上，第19页，第70条。 [167]《苏联法汇》，1935年，第19号，第155条。 [168]转引自M.伊冯（M.Yvon），《这就是苏联》（L’URSS,tellequ’elleest），巴黎，1938年，第243页。 [169]《莫斯科晚报》（VecherniaiaMoskva），1935年4月19日，转引自尼古拉斯·谢尔盖耶维奇·蒂马舍夫（NicholasSergeyevitchTimasheff），《大撤退》，纽约，1946年，第325页。 [170]见《苏联法学》（SovetskaiaUstitsiia），1935年，第10号。转引自N.S.蒂马舍夫，前揭，第321页。 [171]《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41年，第25号。 [172]I.T.戈利亚科夫编，《刑法（俄文版）》，第三版，1943年，第137页。转引自V.格索夫斯基，前揭，第1卷，第122页。 [173]D.I.达林和B.J.尼古拉夫斯基，前揭，第84页。 [1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文版）》，第4卷，第312页。 [175]列宁，《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4卷，第5页。 [17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伦敦，1942年，第70页。 [177]列宁，前揭，第76页。 [178]同上，第77页。 [179]同上，第78页。 [180]同上，第40页。 [181]列宁，《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7卷，第13页。 [182]同上，第29卷，第159页。 [183]同上，第33卷，第64页。 [184]《联共（布）决议》，第4版，第1卷，第337页。 [185]同上，第444页。 [186]《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1921年3月于莫斯科（俄文版）》，莫斯科，1933年，第317页。 [187]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鲁米林（StanislavGustavovichStrumilin），《1913-22年俄国工业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俄文版）》，1923年，第35页。 [188]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MikhailNikolaevichPokrovsky）编，《1905（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1卷，第439页。 [189]《苏联劳工状况，统计经济调查报告，1922年10月-1924年3月（俄文版）》，莫斯科，1924年，第158页。 [190]西门·奥西波维奇·扎戈尔斯基（SemenOsipovichZagorsky），《苏联工资及劳动环境规定》，日内瓦，1930年，第176,178页。 [191]兰斯洛特·劳顿（LancelotLawton），《苏维埃俄国经济史》，伦敦，1932年，第2卷，第359-361页。 [192]参见季诺维·米哈伊洛维奇·切尔尼洛夫斯基（ZinovyMikhailovichChernilovsky）编，《国家和法律史（俄文版）》，莫斯科，1949年，第29页。 [193]转引自大卫·约瑟福维奇·切尔诺莫迪克（DavidIosifovichChernomordik），《苏联经济政策（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第240页。 [I]这条规定的废除如此极密，以至于人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从俄罗斯报刊的新闻上可以看出，它在1934年已经不复存在了。 [194]《1922年劳动法案（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57条，第9-10页。 [195]同上，1934年3月17日废除（《苏联法汇》，1934年，第15号，第109条）。 [J]有趣的是，苏联关于经济统计学的一本书批评了美国的统计学，因为后者习惯性在工资和报酬账簿中纳入公司主任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平均工资和报酬。（《社会经济统计学辞典（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2页）正可谓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原句为，母鹅酱当然不是公鹅酱！——译者注］ [196]《苏联法汇》，1937年，第71号，第340条。 [197]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布隆斯坦（LevAbramovichBronstein）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德林（BorisNikolaevichBudrin），《汽车运输业的计划和财务（俄文版）》，1948年，莫斯科，第150页。 [198]《苏联法汇》，1936年，第20号，第169条。 [199]格奥尔基·鲍里索维奇·波列克（GeorgyBrosovichPoliak），“论工业产业中的主任基金”，《计划经济》，1938年，第4号。 [200]《1933-38年社会主义建设》，前揭，第138页。 [201]L.维伦斯基（L.Vilenski），“工业财政问题”，《计划经济》，1938年，第4号。 [202]转引自M.伊冯，前揭，第111页。 [203]《真理报》，1937年6月27日。 [204]《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前揭，第513页。 [205]《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速报（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24,205页。 [206]《消息报》，1938年1月18日。 [207]《纽约时报》，1943年8月23日。 [208]《真理报》，1939年12月21日。 [209]《消息报》，1940年4月6日。 [210]A.沃思，《斯大林格勒之年》，伦敦，1946年，第126页。 [211]同上，第104页。 [212]同上。 [213]见上表［见“工业从属于战争”一节，注[119]——译者注］。 [214]N.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前揭，第44-45页。 [215]《苏俄法汇》，1918年，第34号，第456条。 [216]《苏联法汇》，1929年，第8号，第78条。 [217]雷金纳德·比绍普，《苏联的百万富翁》，伦敦，1945年，第3页。 [218]I.I.叶夫提克耶夫（I.I.Evtikhiev）和V.A.弗拉索夫（V.A.Vlassov），《苏联行政法（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164,418页。 [219]同上，第408页。 [220]《真理报》，1951年4月4日。 [221]《真理报》，1949年3月17日。 [222]《大苏维埃百科全书（苏联卷）（俄文版）》，第1225,1228,1233栏。 [223]《苏联文化建设（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111-112页。 [224]同上，第114页。 [225]《苏联例汇》，1940年，第27号，第637条。 [226]《1943年的苏俄人民教育（俄文版）》，1944年，第42页。 [227]《1917-1947年关于教育的联共（布）指示和苏联政府决议文档汇编（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第2卷，第109-111页。 [228]1940年12月28日政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俄文版）》，1941年，第1号。 [229]同上，1947年，第21号。 [K]研究在现存的个人资本主义下的，尤其是作为战时的权宜之计的集中指挥是一个有趣的主题，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30]《一五计划》，第1卷，第1部分，第329页。 [231]同上，第324-325页。 [232]《1933-38年社会主义建设》，前揭，第xxiv-xxv页。 [233]《一五计划》，第1卷，第94页。 [234]《一五总结》，第170页。 [235]《真理报》，1940年10月27日。 [236]伊凡·巴甫洛维奇·巴尔金（IvanPavlovichBardin）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班尼（NikolaiPavlovichBanny），《五年计划新时代下的钢铁工业（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第166页。 [237]同上，第165页。 [238]《消息报》，1952年5月24日。 [239]《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1947年2月20-25日（俄文版）》，莫斯科，1947年，第20页。 [240]N.雅斯尼，《苏联生产商品的价格》，斯坦福，1951年，第83-84页。 [241]N.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前揭，第9-10页。 [242]同上，第10页。 [24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1952年，第24-25页。 [244]《计划经济》，1946年，第3号，第38-39页。 [245]哈罗德·伯尔曼（HaroldJ.Berman），《俄罗斯司法制度：解读苏联法律》，马萨诸塞州，剑桥，1950年，第66页。 [246]同上，第76-77页。 [247]斯大林，见《真理报》，1929年11月7日，《列宁主义的问题》，第301页。在《斯大林选集（俄文版）》，第12卷，第129页相同的段落中，5-10万公顷被改成了4-5万公顷。 [248]《消息报》，1930年1月20日。 [249]G.K.奥尔忠尼启则，《1931年的工业发展总结报告暨1932年工业发展任务规划》，莫斯科，1932年，第40-41页。 [250]《计划经济》，1931年，第5-6号，第29页；《二五计划》，第2卷，第276,278-280页。 [251]《消息报》，1931年3月8日。 [252]《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iaPravda），1935年12月6日。转引自戈顿，前揭，第389-390页。 [25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42年，第1卷，第208-210页。
二十五、苏联政局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五、苏联政局发展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上台伊始，4月便召开中全会提出“加速战略”。1986年2月党廿七大对“加速战略”加以肯定，计划国民收入十五年内翻一番（即年均增长率为4.7%）。大会同时提出“开放”及“结构重整”两个口号。上文指出，苏联净物质生产1976-80年平均每年增长4.4%，1981-85年下降至3.5%。在未有任何具体经改方案之前（口号当然不足够）便以为可以把十年来的颓势马上扭转，戈好大喜功之倾向可见一班。 上文指出，在亚科夫列夫策动下，“开放”政策于切尔诺贝尔事件后加速发展。这引致利加乔夫极大不满。 1987年10月，中委会通过决议，11月把叶利钦开除出政治局，革除他莫斯科党魁职位。（戈上台后，指使利加乔夫在莫斯科做手脚，把莫斯科党魁基里辛（GRISHIN）赶下台，由叶代替。） 1988年3月18日，戈尔巴乔夫正在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俄罗斯苏维埃报》（SOVETSKAYAROSSIYA）刊登署名文章，对“开放”政策1986年以来的发展加以猛烈抨击，指责它背叛“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作者为一名不见经传的女党员莲·安德鲁艾娃（NINAANDREYEVA）。文章经由《俄罗斯苏维埃报》总编辑华·捷金（VALENTINCHIKIN）和利加乔夫批准。利加乔夫召集各报章和电子传媒领导人，对文章加以肯定，指示各人予以转载。那几日间，《真理报》两次把利加乔夫列作党第一把手，全国各地党组织纷纷召开会议，讨论文章所提出的问题。[133] 显然，以上属于一次政变企图。戈尔巴乔夫回国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连举行两天，戈要求各人逐一表态是否继续拥护他出任总书记，终能化险为夷，击退利加乔夫的突袭。利加乔夫出师不利，反而被剥夺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134]利加乔夫所代表的新一代保守派无功而返，与他们缺乏经改班子和方案有密切关系。 1988年6月，第十九次特别党代表会议召开（这是五十年来首次党代表会议）。会议举行前及期间，政府容许市民进行六十年来首次合法游行示威。示威者要求代表们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及“结构重整”政策。会议原则性通过成立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订宪法的超级国会），透过差额选举产生。表决结束后，戈尔巴乔夫突然宣布首届选举将于一年内举行，很多代表大为诧异。[135] 1989年3月26日，人大选举举行。2,250议席中，三分一（750席）预留给官方推举候选人，其余公开竞逐。任何人得到500名选民提名便能登记为候选人。竞选结果，不少共产党高层领导败北，如列宁格勒党魁尤·梳罗夫可夫（YURISOLOVYOV）（虽没有对手，但所得票数少于所需的50%而落选）、莫斯科、基辅等主要城市市长等。地区党领袖中近三分一失利。虽然共产党员仍占据所有席位85%，苏共的威信受到极大的创伤。 5月25日，人大首次会议召开，会议情况上文已有所论述。会议选出544席位的最高苏维埃（即国会）。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激进改革派纷纷落选。一名西伯利亚大学教授亚·卡山力赫（ALEXEIKAZANNIK）自动把席位让给叶利钦，经大会批准，叶欣然接受。 7月，苏联爆发1917-2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自西伯利亚的库尔巴斯（KUZBASS）至乌克兰的顿巴斯（DONBASS），罢工矿工使经济陷入瘫痪。总理雷日科夫向自发罢工委员会代表作出加薪等承诺后，事态方平息下来。 月底，叶利钦、萨哈洛夫等人联同269个人大代表成立区域代表联合会（INTER-REGIONALGROUP），出版《人民代表》（NARODNYDEPUTAT）。区联会纲领（草案）包括政治多元化、废除《宪法》第六条（该条款保障共党领导地位，1977年写入《宪法》）等。 11月，国会以198票赞成，173票反对，28票弃权，两票之微否决在将于12月举行的人大二次会议议程加上辨论《宪法》第六条。[136] 12月初，立陶宛国会把反对派政党合法化。12月中旬，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以839票赞成，1138票反对，56票弃权反对就《宪法》第六条进行辩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反对废除第六条。[137]如前分析，东德和保加利亚先后于12月7日和12日肯定多党制选举的发展，来不及影响戈尔巴乔夫和他的追随者的取态。 1990年1月21日，区联会发表《民主纲领》（DEMOCRATICPLATFORM），内容以上述草案为基础。 2月7日，苏共中全会召开，通过党纲修订草案。草案重申对马、恩、列加以肯定，但废除一党专政：“社会发展不排除成立政党的可能性。成立政党的方法将由法律规定，在苏联《宪法》得到反映。”全会又通过改组政治局，建议以主席团代替，成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党领袖。[138] 全会上，利加乔夫表示反对私有化，建议问题应由全民投票决定。 27日，国会以506票赞成，65票反对通过设立总统职位，把人大三次会议提前于3月召开，以便修订《宪法》。（此前，戈国家元首地位基于他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按建议，总统六年一任，首届由人大选出，以后经由全民直选产生。权力包括：总理和其他政府首长的任免由总统向国会提名；对国会通过的法例拥有否决权，如国会三分二票数推翻否决，可把法案交由人大作最后决定；可在全国任何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不用经由地区国会同意；发出行政命令，效力与法例相同；有需要时取消加盟共和国国会通过的法例（这项权力以前属于国会主席团所有）。此外，总统设立总统会议。[139] 戈尔巴乔夫设立总统职位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分裂主义的冒升，另方面是希望绕过国会和苏共中全会的保守势力。[140]设立总统会议和实行行政命令统治有架空总理和部长会议（内阁）之意图。 3月12日至140，人大三次特别会议召开。13日，会议以1,771对164票（74票弃权）废除《宪法》第六条。以1817对133票（61票弃权）通过设立总统职位，但对部份建议作出修订：总统行政命令必须符合《宪法》和现有法例；国会以超过三分二票数推翻总统否决，总统不能交由人大作最后决定；紧急状态令必须得到受影响地区国会或联盟国会三分二票数通过；总统任期改为五年一任。戈架空总理、部长会议和国会的意图受到一定挫折。会议以1,329对495票选出戈尔巴乔夫为首任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位置由卢基扬洛夫接任。[141] 在国家走向瓦解的形势下，国会和人大接纳了设立总统职位的建议。继成立经由差额选举产生的人大的决定之后，这是另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上被架空的发展，现在又增添了新动力。八·一九政变流产后，表面上仍有相当实力的共产党原来已变成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全会上反对更改苏共党名。[142]4月初，利加乔夫公开呼吁进行清党，把分裂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开除。11日，中全会发表声明，既抨击反对改革的声音，又批判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倾向。 4月，官方工会《劳动报》（TRUD）要求在未得到人民同意前，政府不应实行向人民生活水平开刀的经济改革。[143]利加乔夫和巴卡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系。[144] 5月1日，激进反对派在劳动节庆祝活动中进行反宣传。列宁格勒的庆祝游行被示威者捣乱。[145]反对派在莫斯科举行反共游行，高举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叶利钦的画像，又挥舞立陶宛国旗。“打倒列宁”、“打倒共产党”、“打倒戈尔巴乔夫”的标语铺天盖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党政领导人被喝倒采。“辞职！”、“罪犯！”等口号不绝于耳。[146] 5月，俄罗斯国会举行俄罗斯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叶利钦赢得497票，保守分子波洛兹科夫（IVANPOLOZKOV）473票。次轮投票结果，叶得到503票，波458票，叶仍未能获得多过半数。[147]第三轮投票，叶终以535票，4票之微当选。[148]波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人”（“COMMUNISTSOFRUSSIA”）派系在俄罗斯国会有一定实力，到1991年中，仍占据约四分一议席。[149] 6月中旬，列宁格勒党魁域·泰柯尔坚（VIKTORTYURKIN）表示应把戈尔巴乔夫和亚科夫列夫开除出党。15日，媒矿工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则上通过决议成立独立工会。同日，叶利钦亲密盟友博哈洛夫在俄罗斯国会总理竞选中失利，总理一职由中央政府副总理西拉耶夫（IVANSILAYEV）夺得。[150] 18日，利加乔夫要求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全民投票。190，俄罗斯共产党召开成立大会（此前，其他14个加盟共合国均有共和国共产党，唯独俄罗斯除外）。多位代表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联同总统会议，在没有征询政治局或中委会前，便自行决定市场化经改和同意两德统一。代表对戈尔巴乔夫和谢雅尔德纳泽任由西方集团把苏联赶出东欧表示强烈不满。利加乔夫要求戈辞去总书记职位。波洛兹科夫反对戈建议党放开对经济的控制，赢得热烈掌声；但他认为戈应该留任总书记。大会以1,396对1,066票选波为俄共第一书记。 27日，谢雅尔德纳泽在《真理报》为自己的东欧政策辩护，指镇压时代已过。 7月2日，苏共廿八大召开（原定1991年3月举行，后提前至1990年10月，复提早到7月）。利加乔夫抨击“不加思索的激进主义”；表示反对私有化；警告改革不得越出“马列主义”路线；但支持由戈尔巴乔夫连任党领袖。伊·米古连（IVANMIKULIN）少将对苏联被逐出东欧表示极大愤怒。[151] 6日，叶利钦要求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12日，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莫斯科市长）等领导的“民主纲领”派近100党员退党。 大会以3,411对1,116票选举戈连任。在12日选举副总书记投票中，戈亲信华·伊华殊高（VLADIMIRIVASHKO）以3,109票对776票轻易击退利加乔夫。新政治局人数由原来12名扩大到24人，其中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党首脑。雷日科夫、谢雅尔德纳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KRYUCHKOV）、亚佐夫（候补委员）全部退出政治局。除戈外，其余23名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同时兼任任何政府职位。13日中委会选举中，利加乔夫竟然名落孙山。 其实，利的发言获得很多掌声，他的立场及看法反映很多代表的心声。但如前指出，利既没有经改班子，也没有一套可供选择的经改方案。这是他的致命弱点。既然他没法取代戈尔巴乔夫，代表们就不愿意让他担任第二把手，因为他们恐怕这会促成党分裂。他最后竟连中委地位也不保，是这种矛盾情况的逻辑结局。 9月1日，叶利钦要求雷日科夫政府辞职，响起“倒阁风”第一炮。7日，波波夫提出同一要求。16日，波波夫把持下的莫斯科市议会举行“倒阁”集会，参加人数三万。[152]19日，俄罗斯国会决议要求雷日科夫政府辞职（较早前，国会于11日已经通过沙塔林方案）。[153] 11月7日国庆活动中，激进反对派继五·一后再一次与政府打对台，进行反十月革命、反列宁、反“社会主义”活动。 14日，戈最高军事顾问施·阿赫罗梅耶夫元帅（SERGEIAKHROMEEV）表示不能排除有需要时运用军队维持国家完整的可能性。同日，戈委任保守分子烈·克拉夫珍科高（LEONIDKRAV-CHENKO）掌管国家电视及电台。[154]17日，人大中的强硬派集团“联盟”（SOYUZ）领导人域·艾思尼斯（VICTORALKSNIS）中校提出警告，假使12月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国家混乱情况还没有改善，他将会要求罢免戈尔巴乔夫。27日，亚佐夫在电视宣布，他已发出命令，对任何攻击军事人员或设施的人，格杀勿论。28日，戈呼吁人民维护国家完整。29日，雷日科夫在访问一个兵工厂时说：“我听到要求产军综合体解散的声音。我绝对反对这样做。一日我在位我就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出现。” 12月1日，“联盟”要求内政部长巴卡京（现已由以前的保守倾向改而成为自由派）辞职。2日，戈罢免巴卡京，委任强硬分子普戈（前拉脱维亚党魁兼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代替。阿富汗战争英雄兼著名强硬分子波·基罗莫夫上校（BORISGROMOV）出任副内政部长。同日，戈发出总统命令，把所有容许逃避兵役的共和国法例废除。11日，克留奇科夫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国家受到“由外国道义上和政治上加以支持的极端激进组织”所威胁。 17日，人大四次会议召开。20日，谢雅尔德纳泽抨击独裁倾向冒升，以辞职表示抗议。25日，会议进行期间，雷日科夫心脏病突发。会议经过两轮投票选出保守分子亚纳耶夫为副总统。1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委任财长兼保守分子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出任总理。财长一职由奥尔洛夫接替。 1991年1月7日，伞兵部队开入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对付逃避兵役。翌日，部队占据包括出版大楼在内的多座政府建筑物。11日，部队武力占领立陶宛国防议会大楼。13日凌晨，卫戌部队出动坦克攻入电视大楼。冲突中，14人死亡。[155]电视大楼一直被占据到八·一九政变失败后为止。 根据普戈解释，事件缘于立陶宛共产党成立“救国委员会”；委员会前往电视大楼要求终止反苏宣传，遇到袭击，于是向卫戌部队求援。部队开赴现场时，分裂主义者占据大楼，双方混乱中发生冲突。[156] 亚佐夫在国会就事件发言时，指责立陶宛政府为一个“资产阶级专政”。[157] 戈尔巴乔夫事后表示事前对事件毫不知情，但拒绝谴责部队的做法。他在国会就事件发言时更显露出十分强硬的态度。[158]叶利钦呼吁俄罗斯裔士兵不要向市民开火（这相等于鼓吹兵变），并说有鉴于这件事件，俄罗斯有需要成立独立的军队。[159]24日，俄罗斯国会否决对事件进行谴责，叶遭到一个不小的挫折。 苏联部队亦一度占据拉脱维亚首府里加（RIGA）一个警署。16日，一名市民在市郊一个军营外被士兵开枪射杀。[160] 自1989年夏天矿工工潮后，小规模罢工常有发生。1991年5月1日，乌克兰顿巴斯煤矿工人进行廿四小时罢工。工潮迅速蔓延到西伯利亚的库尔巴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煤矿。矿工不满政府1989年的承诺没有兑现，要求加薪150%，更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4月，政府提价，平均增幅六成。工潮扩散到其他行业。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MINSK）全市进行总罢工，工人提出同上要求。阿塞拜疆首府巴库（BAKU）也受波及。 戈尔巴乔夫和帕夫洛夫亲自接见工人代表，承诺加薪。但工人没有响应戈、帕的复工呼吁。 三、四月的工潮使保守/强硬力量1990年11月以来的锐气遭到一定挫折。叶利钦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同样担心工潮会失去控制——假使戈当时被迫下台，没有一股力量（包括叶利钦在内）有能力控制局势，工运大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叶因此愿意协助戈解决工潮。经叶斡旋后，5月第二个星期，矿工同意复工，条件为戈把矿场转交俄罗斯所有，准许矿场外汇留成85%。叶不愧有本领，既能解决工潮，又利用它向戈夺取经济权力，一石二鸟。 工潮的结果是一个重要转振点。它促使戈尔巴乔夫接受权力向共和国转移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现实。 4月24日，中全会上，戈备受抨击下要求辞去党总书记职位，不获接受。5月26日，民族主义者兼共产党员加姆萨胡尔季亚当选格鲁吉亚总统，成为苏联第一位民选总统。6月17日，叶利钦压倒雷日科夫当选俄罗斯首任民选总统（虽然他领先雷很远，但所得票数超过半数不多，绝不能像西方传媒一样形容他的胜利为“压倒性”）。同日，“九加一”会议就新联盟条约达成基本谅解。 6月18日，帕夫洛夫要求国会授权政府实行法令统治，而无需首先得到总统同意，以贯彻“反危机”方案。[161]显然，这是一个向戈尔巴乔夫夺权的企图。但帕的要求被国会否决。 （按：7月开始的政局发展留待《八·一九政变》一章论述。） [133]同注111，页182。 [134]马里斯及云劳斯，同，页50。 [135]同注111，页187-88。 [136]亚·彼达西奥（ARMANDOPITASSIO），《保加利亚的改革政治》（“REFORMPOLITICSINBULGARIA”），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204。 [137]《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 [138]同注111，页124。 [139]同注111，页148-9。 [140]同注111，页210。 [141]同注111，页135。 [142]同注111，页150。 [143]同注111，页149。 [144]同注111，页206。 [145]同注111，页207。PAK后来易名为NPK或NPO，分别在于NPK/NPO加入了一些科研、技术单位。（同注111，页209） [146]同上注。 [147]以上见同注111，页208。 [148]以上见同注111，页210-12。 [149]以上及下文关于1963-68年实行的“新管理体制”，见同注111，页200-204。 [150]同注111，页146。 [151]同注111，页213。 [152]同上注。 [153]以上及下文关于1978-83年的情况。见同注111，页215-219O [154]同注111，页221，附注34。 [155]关于企业如何保留在严格监督之下的情况，见彼达西奥，同，页211-13。 [156]以上见彼达西奥，同，页209-211。 [157]以上见沙菲亚，同，页107-8。 [158]以上见同上注，页47及109。 [159]以上见同注157，页112。 [160]同注157，页110。 [161]根据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数据计算。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出版社导言（197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出版社导言 （1974） 苏联在二战中脱颖而出，敌人在她面前相形见绌。斯大林的铁骑侵占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并逐步将它们俄罗斯化。余皆不论，斯大林主义官僚终究是十月革命继承者的观点，甚至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也渐渐有了市场，像他们这样的人往往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十月革命的掘墓人。 在冷战中工人运动产生的剧烈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势不两立，促使许多左派转而支持斯大林主义，纵然这种支持带有批判色彩。托洛茨基曾称官僚机构为世界资产阶级在俄罗斯的器官；他曾经的追随者，艾萨克·多伊切尔则看到，“高举一国社会主义论旗帜的斯大林……不断向多个其他国家输出革命。”[持续输出革命的观点本该属于托洛茨基主义。——译者注] 输出什么革命？多伊切尔，以及在当时感受到斯大林主义向心力的许多人，认为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确实，革命发生了扭曲，但总归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一种种自上而下强加的，没有甚至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吗？一种采取类法西斯主义政治架构的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吗？倘若如此，马克思主义就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梦。 克里夫写作此书是在1947年。当时，在亲莫斯科和亲美利坚的冷战舆论的腐蚀和打击的夹缝中，为维护和发展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抗争，它是一把席卷工人阶级的思想利刃。，时至今日，其意义虽有所改变，但重要性依旧不言而喻。 在批判斯大林主义俄罗斯时，克里夫不得不回到马克思和列宁那里，重新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阐明资产阶级国家和工人国家间的异同，并完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成因的论述。这项工作的价值经久不衰。诚然，其结论，即苏联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不新奇。类似的观点早已被提出过，但通常与极左思想相关联。克里夫的功绩就在于，使该观点摆脱了极左派思想的束缚，牢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传统中。 在1948年6月，本书以复制本的形式首次发行，名为《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1955年，本书的修订版《斯大林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出版。1964年，本书的内容出现于一部更大著作《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第一部分。现在刊行的版本基本上是1955年版，仅修改了一些微小的印刷错误。
二十四、“开放”、“重整”及新东欧政策的客观基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四、“开放”、“重整”及新东欧政策的客观基础 24.1新东欧政策 24.2“开放”及“重整” 24.3“新思维”的如意算盘如何算错 新东欧政策 苏联二次大战后在东欧建立卫星国，筑起缓冲长城，不仅有明显的战略意义，经济上也有利用可图。大战严重创伤了苏联经济。战后，苏联利用东欧的资源进行经济重建。1945年至1953年间，透过赤裸的经济掠夺，大量财富从东欧转移到苏联。主要掠夺形式有：赔款（例如，五十年代初期，东德国民收入近五分一用作赔偿给苏联）；苏联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输入东欧产品；等。应当留意，以上掠夺不单只影响二次大战期间支持希特拉的东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捷克和波兰一样要在枪口下提供奉献。这种赤裸的剥夺性经济关系一直维持到五十年代中叶。[86] 斯大林1953年逝世，苏联对东欧的控制稍为放松。1955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修好，间接承认各国可依循不同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同年，苏联为防止非卫星化失控，成立华约组织，加强成立于1949年但一直不活跃的经互会的功能。[87] 原本，苏联希望透过经互会令东欧各国进行经济分工，最终把苏联、东欧的经济一体化。但东欧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仿效苏联，建立自力更生的斯大林模式。六十年代初，各国基本工业化大致完成，工业技术水平尤胜苏联。东欧各国一般缺乏天然资源（罗马尼亚和波兰情况较好），于是乎，苏联变成东欧的能源和原料供应来源，以及为东欧的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 1958年，经互会达成协议，以所谓“布加勒斯特”原则作为会内贸易订价标准。会内贸易价格每五年修订一次，根据前五年的世界市场价格订定。“布加勒斯特”原则一直维持到1974年底。1973-74年首次石油危机令能源和原料价格飞涨。苏联为减低因会内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差额所带来的损失，于1975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经互会执委会，修改会内贸易订价准则。会议以“莫斯科”原则代替“布加勒斯特”原则。按新原则，会内贸易价格改为每年修订一次，但同样以前五年的世界市场价格为依据（1975年除外，该年以1972-74三年的世界市场价格为准）。“莫斯科”原则的功用在于把上述两种价格的差距拉近。[88] 根据大部份专家的意见，自I960年开始，苏联一直给予东欧“隐藏”的经济津贴。东欧各国向苏联出口的工业品一般被称作“软货品”。意思是这些产品中大部份在西方市场缺乏竞争能力。苏联向东欧出口的能源产品及原料一般被称为“硬货品”。这是指它们在西方市场出售绝对不成问题。六十年代初以来，苏联一向以高于同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购买东欧的“软货品”，同时又以低于同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给东欧出售“硬货品”。出于这种会内贸易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价差，苏联无形中给予东欧“隐藏”的津贴。 这种津贴在六十年代数量有限；但能源产品及原料在七十年代涨价，令津贴以倍数标增。“莫斯科”原则代替“布加勒斯特”原则后，会内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差距一度缩窄。但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按：1980年石油价格为1978年价格两倍半）再一度把差距拉开。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充份利用“其斯料“原则。根据西方专家计算，按“莫斯科”原则，苏联1975-80年对东欧的进出口比价应上升40%，但实际上升只得17%至25%（不同专家的计算有一定出入）。[89]苏联对东欧的石油出口价格始终低出世界市场价格一大截。例如，会内贸易石油价格在1979年6月相等于世界市场价格73.5%至81.7%；1979年12月相等于56.1%至62.3%；1980年11月更低至48.4%。[90] 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在六十年代下半叶开始承认东欧在经互会贸易中得到苏联津贴。例如，匈牙利经济学者欧殊（SANDORAUSCH）1972年指出： “对照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比价关系，经互会的比价关系显然对工业原料及/或农产品净出口国家不利（……），对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家有利（……）。”[91] 苏联官员七十年代末开始在经互会会议和其他官方场合上把“隐藏”津贴问题摊出来。[92]值得注意，虽然东欧六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但在它们相互间的贸易，“硬货品”和“软货品”大致平衡。[93] 从以上可见，不论苏联或东欧六国，都对于“隐藏”津贴的存在有充份自觉。 以下是津贴的详细数字（表24.1至表24.4）。 表24.1：“隐藏”贸易津贴占苏联对东欧出口总额比率（1960-78） （年均百分比） 保加利亚4.7 捷克19.9 东德28.8 匈牙利22.3 波兰15.7 罗马尼亚-4.8 东欧六国总数17.6 资料来源：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48。 表24.2：“隐藏”贸易津贴额，1960-78（1970年不变价格计） 总额（百万美元）人均（美元） 保加利亚1670.610.4 捷克4426.016.3 东德8748.427.0 匈牙利2891.315.2 波兰3755.06.1 罗马尼亚-145.0-0.4 东欧六国总数21346.310.9 资料来源：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48及50。 表24.3：东欧六国占“隐藏”津贴总额比率1960-78（%） 保加利亚7.8 捷克20.7 东德41.0 匈牙利13.6 波兰17.6 罗马尼亚-0.7 东欧六国总数100.0 资料来源：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48。 表24.4：“隐藏”贸易津贴额，1960-78 （1980年现时价值（PRESENTVALUE）计） 总额（百万美元）人均（美元） 保加利亚4633.028.7 捷克12016.144.1 东德23694.273.1 匈牙利7816.841.1 波兰10113.716.1 罗马尼亚-550.8-1.4 东欧六国总数57743.229.5 资料来源：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50。 显而易见，按绝对数额计，东欧六国得益最大的是东德，然后顺序为捷克、波兰、匈牙利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更相反要倒贴（尽管数额有限）。七十年代中叶开始，保加利亚得到的津贴急升，超过匈牙利及波兰，直追捷克。按人均计算，次序为：东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及罗马尼亚（按：波兰人口比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先后多3.8和3.2倍）。 据估计，苏联1979年及1980年给东欧的“隐藏”贸易津贴先后达104亿美元及178亿美元（按当年价格计），分别占苏联该两年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总额47%和70%。[94] 按1980年现时价值计算，苏联自1960年到1980年给东欧的“隐藏”贸易津贴达872亿美元。[95]其中1971-80年占755亿（87%）。[96]如前所述，苏联1980年硬货币外债（净额）为96亿美元；即使由于1988年开放外贸而有所急升，1990年的水平亦不过为430亿。换句话，假使苏联改为与西方贸易，它的经济环境肯定会大为改善。 附带一笔，一向以来，经互会内部不存在资本输出。[97]1975年，经互会会议通过十个合作投资项目，总投资额90亿卢布，东欧各国占34亿。其中九成用于兴建乌拉山柯伦堡（ORENBURG）到东欧的天然气管及乌克兰到匈牙利的电缆。施工期由1976年到1980年。1981年，经互会再通过1981-85年五个项目，同样涉及开发苏联天然资源，供应东欧。[98] 东欧出资采取实物形式（即供应资本货财），但折回卢布当作信贷计算。苏联亦以实物方式还债（即供应有关项目所开发的能源和原料）。苏联并保证还债期满后，继续维持供应。虽然以上项目规模庞大，以1976-80年计，它们占东欧各国总投资额平均仅约3%。 由于东欧提供的信贷名义上的利息率低，很多人不其然认为苏联占了很大便宜。但据一些西方专家就柯伦堡天然气管的投资计算，对照于西方同类项目的回报率，东欧国家的投资属于有利可图。事实上，一些东欧经济学家也认为这些投资化算。 综合而论，七十年代中兴起的合作投资（这类投资八十年代中叶结束）没有影响上文关于苏联经济上津贴东欧的分析。 苏联给东欧津贴，是换取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的代价。[99]表24.1至24.4显示，罗马尼亚要倒贴苏联。七十年代末，苏联容许保加利亚以卢布按津贴价购入大量苏联原油，甚至比它国内耗用所需为多。保加利亚在1979年竟能因此而把从苏联输入的原油及油产品剩余的部份向硬货币市场输出，使保国硬货币收支平衡显著改善。相反，几经罗马尼亚多年苦苦哀求下，苏联1980年仅同意向它输出150万公吨原油（不足罗马尼亚所需10%），并规定以美元付款。为什么罗国和保国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众所周知，罗马尼亚一向不容许苏联过问其外交政策。1958年6月后，苏联不再驻军罗国。1967年，罗国部队终止参加华约集团军事演习。华约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罗国部队拒绝参加，罗国政府更公开谴责镇压。[100] 东欧各国对苏联的价值可分几方面考虑。一、战略价值。这方面的因素包括：位置（一般而言，华约北面防线较南面为重要，其中东德接壤北约边界最长，达856英哩；捷克亦有237英哩边界与西德接壤）；军事基地数目；苏联驻军人数；代苏联派兵到世界其他地方活动（如东德派兵往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等。二、政治价值：在国际组织和场合支持苏联的程度；经互会内拥护苏行使支配权的程度；官方（包括传媒）给予苏联多少支持等。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对异己思想、力量的箝制；对私营经济的态度等。除上述外，各国工业结构切合苏联进口需要的程度也列入苏联考虑范围。 战略价值上，东欧五国（不计罗马尼亚）对苏联的重要性先后次序为：东、捷、波、匈、保。政治价值吹序：保、东、匈、捷、波。意识形态价值次序：保、东、捷、匈、波。经济价值：东、捷、保、匈、波。 综合而言，东德对苏联的价值最高，波兰最低。这与苏联给各国的人均“隐藏”津贴数量多少次序中东德排行第一，波兰最尾完全吻合。匈牙利的综合价值排第四，它得到的总额及人均“隐藏”津贴数量均排第三。但单独以1974-78年这段期间计，无论按总额或人均计，匈牙利均被保加利亚赶过，跌至第四位。[101]由于无法判断苏联给予战略等各方面的考虑什么相对比重，我们很难为保加利亚和捷克对苏联的综合价值分高低。如前所述，无论按总额或按人均额计算，捷克得到的“隐藏”津贴都排行第二；而自七十年代中叶，保加利亚排行第三，按人均额计，更赶过东德，登上榜首。[102]看来，战略和经济因素考虑对苏联较政治和意识形态为重要。 前面指出，苏联和东欧各国都清楚知道“隐藏”贸易津贴的存在。津贴数量与各国对苏联的整体价值成正比，显示苏联是自觉地以经济代价来换取战略上、政治上等方面的利益。 综合上述，四十年代下半叶及五十年代，苏联曾对东欧进行经济剥削，但剥削方式与西方帝国主义不同，以原始的掠夺形态出现。五十年末叶、六十年代开始，上述剥削结束。自此，东欧对苏联的价值在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及进口需要各方面的意义上。作为代价，苏联开始给予各国“隐藏”贸易津贴，但为数不多。 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令原油、油产品及原料价格暴涨，“隐藏”津贴额标升。为减轻津贴压力，苏联以“莫斯科”原则代替“布加勒斯特”原则；同时开始相对减少给东欧的供应，以增加对硬货币市场输出，迫使东欧对西方市场的依赖相对上升。以原油为例，1971-75年间，苏联对东欧的输出年均增长率为9.5%。1976-80年间，下降至4.5%。1980年经互会会议上，苏联告诉东欧各国，1981-85年间，年均增长率将再降至低于4%。[103]（按：东欧市场约占苏联石油出口一半。） 尽管这样，苏联仍然愿意继续以“隐藏”津贴来换取上述各方面的利益。但在经济增长放缓趋向无法扭转下，这些津贴愈加令苏联不胜负荷。 1981年，波兰政府在苏联催促下镇压团结工会，经济陷入谷底，又被西方国家严厉制裁。波兰满足了苏联的政治要求，苏联自然要为此而付出沉重经济代价，向波兰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波兰经验告诉苏联，它已经再没有经济力量置东欧于自己的严紧控制底下。 显然，踏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清楚认识到，以前利用经济援助及“隐藏”津贴换取东欧的政治忠诚的年代已经消逝。为挽救自己经济，苏联必须削减上述津贴及援助。这样，苏联就得容许东欧各国拥有更大的政治自主权。1956年、1968年和1981年对东欧进行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的日子已成历史陈迹。 戈尔巴乔夫和谢雅尔德纳泽的新东欧政策便是以上经济形势的产物，而非什么开不开明的问题。再者，如下文分析，新东欧政策与“开放”政策及“重整”政策也互相配合。 “开放”及“重整”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经改一无建树，这点上文已论及。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应该学习中国改革策略，先从农业着手，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这样，什么其他事情也易办得多。（这是中国舆论的一般看法，当然有一定政治宣传成份。）这个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却把问题太简单化了。别于中国，苏联农业以大规模生产为主，机械化程度高出中国很多。中国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个体农户分田单干，在苏联似乎行不通。 另方面，苏联八十年代中叶面对的客观环境与中国1979年实行开放改革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别于苏联，中国不用给任何卫星国家庞大“隐藏”津贴；也不用承担外地驻军开支；亦没有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所以，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异于中国的改革道路，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当然，必然（客观）当中也有偶然（主观）因素，影响着必然的发生的节奏和形态。戈及其亲信经改失误、不力、交白卷，他们难辞其咎。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们选择以政治改革行头是受到上述客观因素所驱使。 根据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苏联1988年军费开支为773亿卢布。[104]，该年净物质生产为6,250亿卢布。[105]换句话，军费占12.4%。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由于苏联官方数字没有把一些应该列入军费开支的项目计算在内，真正的比率约为15%至17%。[106]这个比率较美国及西欧平均水平先后高出一倍和四倍。[107]按一位苏联经济学家1990年4月访问美国时说，中情局的估计仍属偏低，准确比率为20%至25%。[108] 戈尔巴乔夫以为，只要结束军备竞赛、只要大幅削减东欧的负担（“隐藏”津贴和军费开支），苏联经济便能重获新生（按：如前分析，美国七十年代末重新把军备竞赛升级，令苏联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之同时，需要相对上紧缩消费）。况且，西方的“微型软件”革命使苏联军事科技上也落后愈来愈远。列根提出“星战计划”，苏联深谙它没有可能在竞赛中跟上西方。于是，戈提出他的所谓“新思维”，建议结束冷战。停止对东欧进行不为西方所容的干预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这政策既是结束冷战的必要条件，也同时是减轻东欧的经济负担的必然结果。除停止上述干预外，戈必须要能够说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苏联已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令它们安心裁减军备。戈的策略是争取西方民间舆论，形成促使西方国家政府愿意与苏联谈判大量裁军的压力。为此，戈提出“开放”及“重整”两个政策，把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放开、活跃，谋求为苏联在西方人心目中树立一个全新的酷爱和平的形象。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发生空前意外。政治局不愿意把消息开放。甚至连有“开放”政策总设计师之称的亚科夫列夫事后也为政治局的决定辩护。[109]但纸没法包得住火。西欧国家的气象局很快便探测到大量辐射。终于，在意外发生整整三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亲身上电视向人民作出报告。 切尔诺贝尔事件的处理手法对戈尔巴乔夫意图为苏联建立一个全新的“开放”形象的努力构成一个沉重打击。为收复失地，如前所述，亚科夫列夫把“开放”政策的步伐猛然加快。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1985年7月2日便解除有份扶持他的葛罗米柯的外长职务，由谢雅尔德纳泽接替，标志新外交政策、路线的开始。 1987年12月80，戈尔巴乔夫与列根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高峰会，签署中程核子导弹条约。1988年5月180，首批阿富汗撤军返抵苏联。据雷日科夫1989年6月向人大报告，阿富汗战争共耗费700亿美元。[110]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减华约集团东欧驻军50万（约为总数12%）。 1989年1月，政府宣布计划把价值5,000亿卢布的军事器材、物资转为民用，成立特别委员会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111]2月，阿富汗撤军全部完成。5月，裁减欧洲常规军备谈判展开。5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就裁减欧洲常规军备提出新建议，并宣布无条件削减短程导弹500枚（占总数5%）。[112] 6月，亚佐夫宣布1989年削减国防开支8.2%及削减军备生产19.5%。[113]7月，布达佩斯华约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判勃列日涅夫主义[114]死刑： “每一个民族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选择自己的社会形态。无论借口是什么，外来干预都不能容许。” 会议通过决议，不容许集团部队干预成员国内政。（按：此前，戈尔巴乔夫已首肯匈牙利实行多党制和波兰把团结工会合法化及举行半自由选举。） 10月7日，东德四十周年国庆，戈尔巴乔夫、齐奥塞斯库及其他东欧元首均有出席。齐奥塞斯库向各人表示匈牙利和波兰的转变会继续蔓延，建议华约进行压制，甚至表示罗马尼亚会不惜单独派遣军队进入波兰。戈马上表明立场，警告各人不得进行镇压。[115]戈显然恐怕任何镇压行动都会令他消除冷战的努力毁于一旦。在与昂纳克的私人会面中，戈向昂施加压力，告诉他必须跟随苏联进行改革（按：昂不仅在国内抱残守缺，更曾试图干预苏联的改革）。[116] 10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言人基拉西莫夫（GENNADYGERASIMOV）在赫尔辛基重申： “勃列日涅夫主义经已寿终正寝……你知道法兰·仙纳杜拉“我的道路”这首歌吗？匈牙利及波兰选择了它们自己的道路。现在我们信奉仙纳杜拉主义。” 11月初，华约集团会议间接谴责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镇压。[117] 12月，戈尔巴乔夫就裁减欧洲常规军备作出新的让步。[118]戈多番主动作出让步当然是迫于经济形势，但应当留意，东欧发生的变化告诉苏联，即使它不自动裁减华约部队，东欧各国也会要求苏联撤军。1990年1月9日，捷克要求所有苏联驻军该年年底前撤走。18日，匈牙利及波兰提出类似要求。随后，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即前共党）领导人居西（GYSI）要求所有外国部队1999年前全部撤离东、西德。[119] 1989年12月20日，苏联向美国建议展开短程核导弹谈判。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表示两德统一乃势所必然。月中，经互会四十五次会议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召开，苏联要求由1991年1月1日起，经互会内部贸易全部改为现汇贸易（以硬货币付款），代替记账贸易。 2月16日。苏联和美国就中欧裁军数目达成协议，北约、华约各方部队以195,000人为上限（但英国可额外驻军30,000）。同日，基拉西莫夫（当时已调职为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苏联同意让北约占便宜，因为一两年后，这些上限数目会失去所有意义。他说“若果你们（按：指北约）希望驻扎额外部队，付款的是你们的纳税人。” 2月26日，首批驻捷克苏军撤离。撤军分三阶段进行，1991年6月31日全部完成。 6月2日，苏联和美国在华盛顿高峰会签署裁减战略武器（按：即长程核导弹）条约初步协议（PRELIMINARYACCORD），双方原则上同意削减三分一弹头，但不限制进行技术改良。[120]同一高峰会上，双方签署裁减化学武器条约，规定双方由1992年至2002年把超过5,000吨以上的所有化学武器毁灭。 7日，华约发表声明，正式宣布冷战结束，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集团前途问题。[121]（此前，4月9日，匈牙利、捷克和波兰，联同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召开会议，商讨建立新关系，以代替华约集团和经互会。）29日，《真理报》正式公布经互会贸易1991年1月1日起全部以硬货币付款。 7月16日，西德答应给予庞大经援后，戈尔巴乔夫表示接受统一后的德国参加北约。 9月29日，总统发言人日尼丹科（VITALYIGNATENKO）表示，1985-90年间，转作民用的军事用品价值1,350亿卢布；政府计划未来五年把550个兵工厂转作民用，产品价值达2,700亿卢布。 10月初，苏联国会批准先后于1974年和1976年与美国签署的试验禁制条约（THRESHOLDTESTBANTREATY）及非军事核爆条约（PEACEFULNUCLEAREXPLOSIONSTREATY）。两条条约均涉及限制核试，由于检查双方有否遵守条约规定存在技术困难，两国国会一直没有加以批准。[122] 10月4日，贝克和谢雅德纳泽宣布裁减欧洲常规军备条约将于11月签署。 22日，哈维尔建议废除华约统一指挥系统。11月初，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要求尽快把华约废除。苏联表示同意结束华约军事架构，但建议保留一个政治协商委员会。 11月19日，裁减欧洲常规军备条约正式在欧洲安全及合作会议会议上签署。[123] 1991年1月1日，经互会开始进行现汇贸易。结果，苏联对东欧出口1991年首季下降41%（主要由于苏联把石油改在西方市场出售），从东欧进口下降48%。其中捷克与苏联贸易竟猛跌四分三。[124] 2月12日，苏联同意由四月起把华约军事架构解散。[125]170，美苏宣布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6月底签署。[126]25日，华约六国（东欧五国——西德统一后由六国减为五国——加苏联）在布达佩斯会议正式宣布4月1日起自行解散，但应苏联要求，成立一个政治协商委员会。[127] 5月18日，经互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6月28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128]6月16日，苏联早原定两个星期完成自匈牙利撤军。19日，最后917名苏军及眷属撤离捷克。28日，经互会最后一次会议在达佩斯召开，决议9月正式解散。[129] 7月1日，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布拉格会议上宣布解散。[130] 7月31日，美苏在莫斯科高峰会签订裁减战略武器条约。[131] “新思维”的如意算盘如何出错 应当承认，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在西方人心目中树立新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成绩斐然。戈本人更成为西方人，尤其是年青一辈的宠儿。加上苏联在裁军谈判多番主动单方面作出无条件或最低限度一面倒的让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终于同意结束冷战，裁军谈判得以顺利开展。 但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却计算错误。结束军备竞赛对纾缓经济压力或甚至挽回经济所起的作用，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发挥出来。首先，裁军谈判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二，除了运输器材、工具等少数军用品外，裁减了的军备转为民用有很大困难。第三，兵工厂转为民用同样比想象复杂得多。[132] 削减给东欧的津贴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得到。假使东欧1989年末没有出现突变，苏联能否在戈上台近六年后于1991年1月开始把经互会贸易改为以硬货币付款，是一个疑问。 戈为消除冷战所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开放”、“重整”和新东欧政策如何把苏联经济推向崩溃这点，第廿二章已有所论及。其实，戈大可以单方面结束军备竞赛，这样，他便不用冒进地付出以上代价。倘使他在经改又有所建树，苏联肯定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当然，苏联国力相对上削弱这个必然发展不以主观政策上的得失为转移，但问题是如何左右必然发展的节奏）。不过，戈不愿意自动放弃军事上与美国鼎足而立的超级大国地位。他希望通过裁军谈判，在结束军备竞赛的同时，保留苏联的国际位置。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到头来反而令苏联沦为西方的附庸。 戈1989年初对匈牙利决定实行多党制和波兰给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加以首肯时，断不可能预料到局势会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上文指出，匈共当时仍有十足信心有足够的力量领导联合政府；而根据波兰圆桌会议协议，由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统，波共组织联合政府似成定局。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波、匈变局，加上戈尔巴乔夫不干预两国的政策，产生了一个相辅相承的循环，猛然加速事态发展的步子。匈局和苏联的不干预促使波共卫星党挣脱波共控制，终于导致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这又反过来促使匈共10月7日自行解散（团结工会政府成立表示，匈共不改头换面，它肯定无法维持先前的民意优势，赢出大选的机会便会因此而幻灭）。 戈尔巴乔夫10月7日参加东德四十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时，仍没有意识到波、匈两国变局已把整个东欧形势推到一个关键性的临界点。如前所述，对于匈牙利所一手炮制出来的东德逃亡潮，戈尔巴乔夫视若无睹。 一个历史触角和政治敏锐性较强的人应该看得到，波、匈变局和苏联新东欧政策对东欧其他国家会产生的震撼性作用。（齐奥塞斯库这方面的洞见力显然较戈为优胜。）从苏联利益出发，东欧其他国家出现突变对苏联没有好处。戈尔巴乔夫和谢雅尔德纳泽亦不会希望后来事实上出现了的突变发生。但戈、谢不仅没有就东德逃亡潮事件进行幕后介入，相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竟然有份策划捷克的所谓“11月27日屠杀”。在八一月（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到十月这段历史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和谢雅尔德纳泽似乎毫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指对苏联而言）。 苏联军方强硬派指责戈尔巴乔夫及谢雅尔德纳泽双手把东欧奉送给西方集团，有一定道理。谢氏反驳指军事干预的时代已过，是混淆视听、推卸责任的论调。因为干预没有一定需要采取军事方式。不论经济上或政治上，苏联对东欧的发展仍能发挥一定的影响。但戈、谢却无条件自动投降。西方传媒把两人神化、美化，不过是由于他们的投降政策有利于西方罢了。 东欧出现突变令“开放”及“重整”政策所制造出来的社会不稳定火上加油，终于使苏联陷入全面解体、崩溃状态。 总结而言，戈尔巴乔夫为求结束军备竞赛作为挽回苏联经济的手段，以“开放”、“重整”和新东欧政策行头的策略，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苏联国际地位走下坡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但这个必然发展到现今地步，戈尔巴乔夫和他一班亲信要需承担主观因素在历史上可发挥的作用的全部责任。 [86]同注66，页204。 [87]以见同上注。 [88]同注66，页213。 [89]同注66，页219。 [90]同注66，页220-247。 [91]同注66，页4。 [92]同注66，页8。 [93]同注66，页42。 [94]同注66，页44-6。 [95]同注66，页53。 [96]同注66，页93。 [97]同注66，页81-83。 [98]同注66，页80。 [99]同注66，页102。 [100]同注66，页110-111。 [101]同注66，页113。 [102]同注66，页120-22。 [103]转引自同注66，页152。 [104]同注66，页179。 [105]同注66，页181。 [106]同注66，页182-4。 [107]同注66，页209-211。 [108]同注66，页211-13。 [109]同注66，页249。 [110]以上见同注66，页250-1及261。 [111]林普，同，页14。 [112]同上注，页142。 [113]同注111，页143。 [114]同注111，页144及169。 [115]同注111，页144。 [116]同注111，页159。 [117]同上注。 [118]同注111，页160。 [119]同上注。 [120]同注111，页165。 [121]同注111，页177。 [122]同注111，页192。 [123]同注111，页191。 [124]同注111，页193-5。 [125]同上注。 [126]同注111，页182。 [127]同注111，页178。 [128]同注111，页177-8。 [129]同注111，页16及180。 [130]同注111，页179。 [131]同注111，页180。 [132]同注111，页188。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StateCapitalisminRussia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 托尼·克里夫 1948年6月 陈昱翰翻译 〔说明〕（1）［文字］和（文字）为作者注；［文字。——译者注］为译者注；（2）首次出现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或其他有必要保留原文以供参考的词，为作者或译者保留的这类词的原文。（3）除一般注释之外，每一章节尚有尾注，以[拉丁大写字母，如A]格式标示，亦按注释的链接来制作。 中译者简介 导言：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墓旁 1988年版导言（克里斯·哈曼） 出版社导言（1974） 第一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 对生产的控制 不允许工人组织维护自身利益 工人阶级的原子化 剥夺工人一切合法自由权 女性劳动 强迫劳动 消费从属于积累——工人从属于生产资料 资本在一级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 工业从属于战争 劳动生产率和工人 对农民阶级的剥夺 营业税 人从属于财产 分配关系的变化 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 俄罗斯——工业巨人 出版社导言（1974） 第一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 对生产的控制 不允许工人组织维护自身利益 工人阶级的原子化 剥夺工人一切合法自由权 女性劳动 强迫劳动 消费从属于积累——工人从属于生产方式 资本在一级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 工业从属于战争 劳动生产率和工人 对农民阶级的剥夺 营业税 人从属于财产 分配关系的变化 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 俄罗斯——工业巨人 第二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国家和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人国家的本质 俄罗斯军队 苏维埃 选举 党 国家和法律的消亡 第三章工人国家的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 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 工人和技工 劳动纪律 工人和生产方式 过渡时期的分配关系 农民和工人 结论 第四章前十月革命社会的物质遗产 沙皇时期的物质遗产 在不具备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的工人阶级统治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的功能 为什么五年计划标志着官僚向统治阶级的转变 第五章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的异同点 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片面否定 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六章深入探究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斯大林主义官僚是一个阶级 斯大林主义官僚——资本的极端和纯粹人格化 官僚主义挪用公款的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 生产和法律的关系 极端发展的综合体 经济和政治 工人国家可能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吗？ 斯大林主义——野蛮主义？ 斯大林主义政权是进步的吗？ 第七章俄罗斯经济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经济决定论） 导论 马克思的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适用性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价值规律 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经济 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联系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经济 可能存在世界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吗？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国家资本主义和危机——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 图干·巴拉诺夫斯基的“解决方案” 毁灭资料的生产和消费 第八章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扩张 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例 斯大林主义官僚扩张的动机 帝国主义扩张记录——俄罗斯吞并东欧 沙皇帝国的理想化 民族自由的斗争——“铁托主义” 第九章俄罗斯的阶级斗争 所谓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谬误 工业化和“集体化”对无产阶级与官僚阶级力量对比的直接影响 极权主义警察机器的压力 俄罗斯的军事胜利 官僚阶级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斯大林主义宣传的低效化 反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社会目标 结论 1988年后记：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克里斯·哈曼） 导言 赫鲁晓夫时代 农业危机 工业危机 “上层建筑”的改变 勃列日涅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 附录1：考察托洛茨基的定义——俄罗斯是堕落的工人国家 一个不由工人控制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吗？ 工人国家俄罗斯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独立于生产关系的财产形式——形而上学的抽象 阿拉伯封建主义——在国有财产基础上的阶级社会的例证 俄罗斯官僚主义——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宪兵队？ 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 托洛茨基的绝章 俄罗斯的内部力量不足以恢复工业资本主义：关于俄罗斯阶级性质的结论是？ “新民主”和工人国家俄罗斯的定义 俄罗斯的胜仗证明了她是一个工人国家吗？ 是什么阻止了托洛茨基放弃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的理论？ 附录2：官僚集体主义理论：一个批判 导言 官僚集体主义的历史定位 布鲁诺·R论官僚集体主义 斯大林主义政权——野蛮主义？ 官僚集体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动机 官僚集体主义下的阶级关系 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本质 官僚集体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对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态度 结论
二十三、苏联经改历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三、苏联经改历程 23.11985年至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 23.21990年5月至1991年8月：经改方案之争 1985年至1990年2月苏共中全会 （一）私营经济发展。1986年11月19日，政府通过《个人劳动活动法》（LAWONINDIVIDUALLABOURACTIVITY），翌年5月1日起生效。法例容许市民开办私营工场，但禁止雇工（一同居住的家人除外）；禁止从事纯贸易活动；禁止从事“对社会其他利益有损”的活动。国营部门职工只准在工余时间参加经营。经营牌照以五年为上限。经营范围受法例明文限制。[54] 1987年6月，苏共中全会通过经济改革方案（详后），但没有给予私人财产法律地位。 1988年5月26日，政府通过《苏联合作社法》（LAWONCO-OPERATIVESINTHEUSSR）。法例规定，合作社可拥有私人生产数据，不设价值上限。（事实上，既然1986年11月的法例容许私营工场，私人生产数据自然存在。《合作社法》进一步在法律上加以确认，间接给予私人财产法律地位。）合作社社员数目不设上限，但必须参加经营。社员收入同时以按股分红和按劳分配为标准。法例更容许合作社雇用兼职工人。经营范围比《个人劳动活动法》的规定有所拓阔。[55] 1988年12月29日，政府通过法例把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收窄。例如，不准提供医疗服务，不准酿酒等。1989年10月中旬，国会修订《合作社法》。主要改动为：政府规定合作社产品价格的权力有所增加；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大权力界定合法经营范围；重申不容许纯贸易活动，这类活动必须在1990年1月1日前完全停止。[56]显而易见，私营部门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政府便重新加以收紧。再者，政府亦不愿意正式给予私人财产法律地位。1989年12月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把私人财产合法化问题搁置。 以下是私营部门的状况（表23.1）： 表23.1：苏联私营部门 合作社/工场数目在职人数产值 1987年10月8,00088,000350篇卢布（1987），相等于净物质生产0.1% 1988年//60亿 1989年7月133,0002,900,000129亿（1989年1月至6月） 1990年/5,000,000超过国民收入7% 按：国营部门职工人数约1.3亿。 资料来源：1990年各项数字，《经济学人》，1990年10月20日号引用官方统计数字；其他数字，钟斯及莫斯哥夫，同，页28-29。 可见，虽然私营部门増长率很高，它在1990年以前占国民经济比重微不足道。 （二）国营部门改革。1987年6月，苏共中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及《苏联国营企业（联营公司）法》。[57]《基本原则》属于一份空泛文件，没有实际效用。例如，价格改革原则上被肯定，但延至1991年才付诸实践；内容为政府适当时候提价，给予低收入人士补贴。 《企业法》则作出多项具体规定。国家订购代替生产指标，完成国家订购任务后，企业可自销其余产品。按原来计划，到1990年，国家订购占企业产量比重应下降至50%。但1990年的实际数字仍高达90%。[58]换句话，企业产、供、销方面得到的自主权十分有限。银行发放信贷以企业盈利能力为标准，企业财政独立，自力更生。（除增加企业留利外，这些规定显然属于意愿多于有实际的约束力。）土地要作价计入成本。企业增加工资和发放奖金的权限大幅提高。 （三）农业。1988年3月16日，苏共中全会决议，土地保留为国家财产，但容许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和个人向国家租赁土地经营。租赁合同可达五十年或以上；租赁权利更可世袭。农场资产在租赁期间的增值额归承租者所有。[59]不过，在没有配套措施下（例如，政府没有为农民开辟农业物资供应渠道），农民裹足不前，缺乏动力从事承租经营。 （四）外国投资。自1987年，苏联容许苏外合资、合作经营。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如没有给予外国投资者保障），到1990年5月，立项数目仅1,400个，投产比率低于15%，单项投资额最多不超过二百万美元。外资以西德占最多数，其次为美国。 显而易见，直到1990年初，苏联经改乏善足陈。政府名义上推行耕地租赁制和容许外国投资，却不实行配套措施，显示它其实并不热衷改革，改革成为一纸空文。尽管《企业法》给企业增加留利，把部份财权下放给企业，但国家订购合同到1990年仍占企业产值90%。这显示中央主管部门对企业的传统控制没有放松多少。 1988年12月人大二次会议上，总理雷日科夫提交一份分两阶段实行的五年经改方案。方案以经济市场化为目标；经济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容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60]1990年中，雷日科夫政府把方案修订，与著名的“沙塔林五百日方案”分庭抗礼。 1990年5月至1991年8月：经改方案之争 1990年5月24日，雷日科夫向国会提交新五年经改方案。内容包括：①7月1日起，面包价格（自1955年一直维持不变）增加两倍；1991年1月起，多种食品及消费品大幅提价；零售价分为三类，六成半为固定价格（以食品为主），二成半设上限，其余成半自由浮动。②把国营企业变为股份公司，1993-95年开始逐步私有化。③容许私人财产（较早之前，国会已于3月6日通过法例，批准私人拥有工厂及雇工，突破1989年12月人大二次会议回避私人财产问题的立场）。④工资与物价指数挂勾。⑤破除垄断。⑥中央银行独立。⑦放宽外国投资限制。⑧设立新税收制度。[61]以上方案比提交人大二次会议的方案彻底得多，确认私人财产及承认有需要把国营部门私有化。 方案公布后，马上引发恐慌性抢购。5月29日，国会搁置就方案进行投票；6月14日，更把讨论搁置到9月（7月面包加价因而暂缓），但授权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行政命令着手把方案各项建议付诸实践，包括出售国家财产、鼓励私营企业等。 6月15日，刚于5月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透过亲信米·博哈罗夫（MIKHAILBOCHAROV）公布一个“五百日”方案。按方案设计，经改分四阶段进行。头100日为准备时期，结束所有国营企业补贴，订立私有化法例。跟着150日把国家财产私有化。再后150日把价格完全开放。最后100日通过国家投资把经济稳定下来。[62] 7月1日，政府批准居民开设外汇存款账户，容许居民在外汇店购物。8月4日，批准成立外汇市场，1991年1月1日开业，每周最少开市两天。（按：1988年开始，随着外贸权下放，企业及其他单位可以进行外汇调剂，由政府安排不定期交易。）1990年底，卢布有四种汇率：官方汇率（1美元兑0.56卢布），只用于统计及计算第三世界欠下苏联的卢布债项；游客汇率（1美元兑6.2卢布）；黑市汇率（当时为1美元兑25卢布）；及1990年10月底新设的商业汇率（1美元兑1.8卢布），用于贸易和投资交易。[63] 8月26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成立联合委员会，研究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重新制订联盟条约。委员会的焦点集中在经改问题，提出“沙塔林五百日方案”（沙塔林（STANISLAVSHATALIN）为社科院院士）。 沙塔林方案有几个特点。一、国家财产转移共和国，再由共和国出售。二、征税权下放给共和国，中央财政来源由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协商决定。三、把土地私有化。四、私人财产（包括土地在内）可自由转让。五、建立西方银行制度。六、各项改革大致上于同一时间推出，类似波兰的“休克疗法”。 改革分四阶段进行：首99日，把国营和集体农场解散，土地转给农民（按：根据笔者手头资料，未能确定是有偿转让或是无偿分配）；终止企业补贴；不批准大型投资项目上马；把国防及克格勃开支先后紧缩10%和20%，以削减财赤。第100日至第249日，加速进行私有化过程。共和国政府开始把价格放开。工资与物价挂钩。第250至第399日，除关键产品如面包、汽油等外，开放全部价格。最后101日，首三阶段无可避免地会令经济滑坡，最后阶段为复苏期。500日结束后，转到私人名下的企业应占工业七成，占运输业、建造业、零售业及服务业八成。[64] 西方传媒强调沙塔林方案与雷日科夫方案的主要分别，在于前者给予私人财产与国家财产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地位。[65]其实，如前所述，雷日科夫方案同样对私人财产和私有化予以承认及接受。两个方案所不同者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沙塔林方案把经济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共和国。其次，雷日科夫方案主张改革循序渐进。 9月11日，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沙塔林方案，但希望能把沙、雷两个方案合并。同日，俄罗斯国会通过接受沙方案，决定于11月1日实行（由于得不到中央政府同意，这项决定终于成为一纸空文）。 在戈尔巴乔夫要求下，联盟国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试图把两个方案合并，由阿甘别吉扬主持。 17日，戈尔巴乔夫态度出现反复，公开表示土地私有化问题应由全民投票决定。24日，国会搁置经改讨论，指示戈10月15日前提交新方案。总统运用行政命令着手进行改革的授权延长至1992年3月31日。 10月初，政府向国会提交两条银行改革法例草案。草案建议成立向国会负责的中央银行，董事局（BOARDOFGOVERNORS）由共和国中央银行代表组成。[66]8日至10日，苏共中全会召开，决议把小企业私有化及过渡到市场经济。[67]中全会对沙塔林方案加以反对。戈尔巴乔夫告诉会议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会越出“社会主义”的界限。[68]较早之前，戈于7月举行的苏共廿八大上说，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潜能。 10月中旬，戈向国会提交特别委员会制订的折衷方案，名为《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内容包括：放开价格，自由价格占消费品及个人服务70%；鼓励小型私人企业；成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容许外资收购国内企业及按租赁制开发天然资源；削减国防及保安开支；把卢布变为可兑换货币等。方案措辞空泛，亦没有明确程序表。[69] 11月初，政府通过《苏联投资基础法》（“FOUNDATIONSFORINVESTMENTACTIVITIESINTHESOVIETUNION”），保障外国投资。[70]29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重申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表示自己虽然对私人财产予以肯定，这不包括土地在内。31日，俄罗斯国会原则上肯定把土地私有化；12月3日，附加规定，农民获得土地后十年内不得转让。[71] 1991年1月1日，政府大幅提价，价格自1962年维持不变的肉类和牛奶先后加五倍和四倍，汽油加价两倍，卷心菜加价五倍，鱼类加价四倍半等。[72]月初，戈尔巴乔夫发出总统行政命令，把经营状况差的国家土地转给新设的土地基金，由基金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戈再一次重申他个人反对把土地私有化，认为问题应交由全民投票决定。[73] 同月，政府把50及100卢布大额钞票取消，希望藉以稳定卢布币值。月中，帕夫洛夫接替去年12月25日人大会议期间心脏病突发的雷日科夫出任中央政府总理。 4月2日，政府引入三级价格体制。基本用品维持国家固定价，该日起提价20%至200%不等。耐用必须品（衣服等）设上限价。其他产品价格自由浮动。自由价格占总数三成。据帕夫洛夫说，价格平均提升约60%。政府同时增加工资及退休金，挂钩率为85%。[74] 23日，国会通过帕夫洛夫提交的“反危机”经改方案。内容包括：1992年10月前把所有价格放开；把卢布变为可兑换货币；外商可自由汇出硬货币利润；终止所有已立项但未开工的中央投资项目；1991年年底前把三分一小企业（主要为服务性企业）私有化，1992年年底前私有化比率上升至三分二；共和国可继续把土地售予农民（但方案没有正式对土地私有化加以肯定）；设立国家财产基金把大x中型企业出售，首先出售10%；等。[75] 同日，戈尔巴乔夫联同九个共和国领袖（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及亚美尼亚除外）发表联合声明，原则上支持“反危机”方案。[76] 5月29日，戈尔巴乔夫特使耶·彼马科夫（YEVGENYPRIMA-KOV）把一份新经改方案交予布什总统顾问团。该方案以“反危机”方案为基础，但把私有化、签发出口许可证等权力下放给共和国，因而获得十三个共和国支持。[77] 6月，有份参与制订沙塔林方案的亚夫林斯基（GRIGORYYAVLINSKY）和哈佛大学一些经济学家合作，制订所谓“大交易”方案。18日，帕夫洛夫要求国会给予政府紧急权力，以贯彻“反危机”方案。他批评亚夫林斯基方案为“一张漂亮的纸张”。又说“我认识一些哈佛的先生们，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期望他们能为我们解答所有问题。”[78] 这期间，国会举行闭门会议。会议上，克格勃头头克留奇科夫（VLADIMIRKRYUCHKOV）在谈论亚夫林斯基计划时，指责西方签下空头的经援支票，是为了把苏联社会解体。内政部长普戈（BORISPUGO）和国防部长亚佐夫（DMITRYYAZOV）也先后批评“大交易”方案。[79] 27日，帕夫洛夫表示亚夫林斯基方案过于依赖西方援助。[80]（按：“大交易”方案建议西方首先挹注70亿美元入一个“稳定基金”。按波兰的经验，以后每年所需援助可能高达300亿美元。[81]） 28日，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私有化部门，规定私有化范围包括国内全部企业。7月1日，国会通过私有化法案，规定合作社在认购国营企业股权有优先权。按法案预计，到1992年年底，私有化比重占50%；1995年达75%。[82]8日，国会通过破产法。[83]7月初开始，政府发放失业救济金，首三个月给予全薪津贴，跟着六个月给予半薪津贴。[84] 7月4日，戈尔巴乔夫表示，不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未能解决所有问题，首次显示不完全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85] 综合上述，自1990年2月苏共中全会以来，经改进度仍步履蹒跚。实际付诸实行的措施基本上限于价格改革（1991年1月及4月先后两次提价；1991年4月引入三级价格体系）。直到八·一九政变前，系统性的私有化未起步。从“反危机”方案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尽管中央反对，共和国经已开始把土地售予农民。 政府以价格改革先行显然是受到财政压力影响。不论在雷日科夫1990年5月提交国会的方案，或在帕夫洛夫的“反危机”方案，价格改革的步子都比其他方面的改革为快。“反危机”方案事实上接受了沙塔林方案的价改步伐。 如前所述，雷日科夫1990年5月的方案同意把国营企业转为股份公司，1993-95年开始逐步进行私有化。“反危机”方案把私有化速度加快，计划1992年底把三分二小型企业出售；又打算出售10%大型企业（但没有订下时间表）。雷、帕两个政府先后同意加快私有化步子，显然是受到经济崩溃的压力所致。要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挽回经济，政府必须取得各个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的合作。俄罗斯是激进改革派大本营，所以，政府只有迫于无奈就私有化问题多番让步。另方面，经济崩溃加上世界力量格局的转变，令苏联处于任由西方集团支配、摆布的恶劣位置。加快私有化速度是乞求外援的先决条件。虽然雷日科夫政府和帕夫洛夫政府都不愿意过于依赖西方援助，但它们亦不能不接受苏联经济的命运从今开始受西方经济体系主宰这个残酷的现实。 [54]同注19，页31-2。 [55]同注19，页31。 [56]同注19，页5。 [57]同注19，页32。 [58]同上注。 [59]同注19，页6-7。 [60]同注19，页41。 [61]同注19，页42-3。 [62]同注19，页38。 [63]同注19，页44-45及69。 [64]同注19，页69。 [65]同注19，页47。 [66]梅恩，同，页，7。 [67]同上注，页8。 [68]同注66，页17。 [69]同注66，页18。 [70]同注66，页69。 [71]同注66，页75。 [72]同注66，页86。 [73]同注66，页88-89。 [74]同注66，页91。 [75]同注66，页97-103。 [76]同注66，页98。 [77]同注66，页147。 [78]同注66，页164。 [79]同注66，页152。 [80]同注66，页189。 [81]同上注。 [82]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50。 [83]根据表28.15的数字作出的粗略估计。由于：（1）表28.15第一列与第二列的差额不限于对经互会贸易；及（2）表28.15的数字为当时价格，而80.35亿这个数为1980年现时价值，故无法计算出准确数字。 [84]同注66，页191。 [85]同注66，页192。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十二、苏联经济1990年出现滑坡的原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二、苏联经济1990年出现滑坡的原因 苏联1990年以来的经济情况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把苏式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的右翼人士更藉此机会大肆为私有制进行渲染、宣扬。为什么苏联经济会从直到1989年的相对稳定弄至如此地步？ 戈尔巴乔夫上台的任务是要扭转经济颓势。但至今为止（现为1991年9月），苏联经济改革可谓乏善可陈。相反，政治改革方面，戈确实大刀阔斧。 戈上台后不久便解除报禁。有关贪污、娼妓、环境污染、官僚特权……等社会、政治问题的报导，填满了报刊的篇幅。地下刊物得到默许，迫害结束。1986年4月切尔诺贝尔事件后，“开放”政策发展更一日千里。政治局委员兼中委会宣传部长亚科夫列夫（ALEXANDERYAKOVLEV）把批评斯大林时代的禁片《忏悔》解禁，带来巨大社会反响。之后，以前的禁书、禁画、禁歌等陆绩面世。1986年12月23日，在戈尔巴乔夫亲自邀请下，萨哈洛夫结束缘于批评入侵阿富汗的七年国内放逐生活，从哥尔基市（GORKY）返回莫斯科，象征政府容纳异议达到新里程。 知识分子利用解禁给历史还以本来面目。1987年11月俄国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把斯大林压迫人民的做法形容为罪行。1988年，被斯大林以捏造罪名清除的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老布尔什维克，纷纷获得平反。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特别党代表会议。会议容许西方记者现场采访。苏联人透过电视收看到会议过程。较早之前于1987年11月被贬的叶利钦要求会议为他平反。戈尔巴乔夫及利加乔夫（YEGORLIGACHEV）被迫把罢免叶利钦的内幕公诸于世。虽然会议拒绝叶的要求，全国人民能够在电视收看到这种情况，震撼性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差额选举，不少苏共领导人焦头烂额。例如，列宁格勒所有官方候选人全军覆没。激进分子共赢得人大两成议席（其中部份仍隶属共产党）。 1989年5月25日，人大召开首次会议。会议全程每日由电视现场直播。开幕日会议一开始，一名代表步上讲台，要求会议为4月8日武装部队血腥镇压第比里斯民族主义示威的死难者默哀。与会代表无可奈何起立响应。该名代表跟着就事件提出质询。会议终于被迫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22] 激进改革分子施·史丹基域奇（SERGEISTANKEVICH）（现为莫斯科副市长兼叶利钦助手）要求会议命令保安部队批准会场外的示威者进行示威。戈尔巴乔夫指示内政部长巴卡京（VADIMBAKATIN）向会议作出报告。苏联人在电视看到自廿年代以来，第一位政府首长被要求为政府的政策辩护。辩论中，戈尔巴乔夫对会议程序的掌握出现混淆，代表就发言权发生争执，会议陷于混乱。辩论结果，会议批准史丹基域奇的要求。以上情景苏联人都能够一一实时亲眼收看到。[23] 毫无疑问，1989年春的人大选举和人大首次会议的情况，令苏共政权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创伤。人大一次会议后，一份销量三千万份的刊物进行读者调查，萨哈洛夫位列“最受欢迎代表”榜首，叶利钦第二，戈尔巴乔夫竟排行第十七。戈尔巴乔夫以为可以透过把政权局部开放来提高或挽回苏共政权的威信，但结果适得其反。 自二十年代以来，苏联一直是一个高压社会。现在，这种压制一下子被解开，社会各种潜伏矛盾纷纷涌现出来。 苏联是一个有百多个民族的帝国。极权统治下，民族矛盾没有机会抬头。“开放”及“重整”政策实施后，民族主义便乘势而起。第一个发难的民族纠纷由亚美尼亚策动。[24]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是一个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山区，居民以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为主（阿塞拜疆人相反信奉回教）。亚美尼亚要求中央政府把该区归还亚美尼亚。1989年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严重流血冲突。中央政府要出动军队才能控制局势。 自1989年3月人大选举，格鲁吉亚爆发一连串民族主义大示威。4月初，戈在英国进行访问。7日，戈一行人等返回莫斯科，利加乔夫在机场向戈报告政治局已派遣军队进入格鲁吉亚首府。与戈同行的亚科夫列夫和谢亚尔德纳泽没有任何表示。戈询问谢是否有需要由他（谢为格鲁吉亚人）前往格鲁吉亚视察局势，众人表示同意，于是戈马上致电格鲁吉亚领导人。但对方回复没有需要。各人于是把事情暂时按下。[25] 翌日，示威演变成军民冲突。镇压中，廿人死亡。 1988年6月，立陶宛共党领导人巴拉索思卡斯（BRAZAUSKAS）在一个SAJUDIS[26]集会上，表示立陶宛共产党要为立陶宛的权利进行斗争。巴拉索思卡斯向巴卡京表示，立共只限于争取立陶宛经济上独立，不会要求政治独立。不久后，立共把立陶宛文订为官方语言。[27] 1989年3月人大选举中，SAJUDIS赢得压倒性胜利。人大首次会议上，立陶宛54名代表中50人在一次投票中投弃权票，跟着便集体退出会议。巴拉索思卡斯在主席台上不知所措。戈尔巴乔夫指示他进行游说。后来，戈本人及安·卢基扬诺夫（AN-ATOLYLUKYANOV）也参与游说，但同样不得要领。以上情况一一呈现于苏联电视屏幕上。[28] 1989年12月22日，立共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脱离苏共。“圣诞”节前夕，苏共中委会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立共事件。有代表要求把巴拉索思卡斯开除出党。[29]但木已成舟，立共的分裂已不能收回。[30] 1989年东欧出现变局，使人认识到苏联的脆弱。东欧各国争脱苏联的控制，苏联竟然完全束手无策。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分裂主义倾向于是更火上加油。 1989年12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地方选举，人民阵线轻易赢得超过半数议席。1990年2月1日，摩尔达维亚（现称作摩尔多瓦，为方便起见，本文划一使用旧名字）举行共和国国会、地区及地方选举。民族主义者又取得胜利。 2月，立共公开宣布支持立陶宛独立。该月7日，立国会宣布苏联1940年把该国并吞无效。 1989年12月7日，东德共产党与反对派同意于1990年5月6日举行多党制选举。12日，保加利亚宣布1990年5月6日进行多党制选举。至此，东欧先后已有五个国家（波、匈、捷、东、保）放弃一党专政。但东德和保加利亚的宣布显然来不及影响12月中旬召开的苏联人大二次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坚持苏联有需要维持一党专政。 12月25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宣布明年4月举行多党制选举。于是，经互会东欧六个成员国已全部放弃一党专政。另方面，2月底至3月，多个加盟共和国将举行国会、地区及地方选举。这环境下，苏共终于在1990年2月7日中全会决议放弃一党专政。 戈尔巴乔夫不到两个月内完全改变有关一党专政的立场显然是受到东欧变局1989年12月份的进一步变化所影响。直到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对东欧政策上表面看来还处于主动地位。[31]但东欧变局从团结工会政府成立起到1989年底的转变，完全超乎戈尔巴乔夫的估计。他的东欧政策于是从一个表面上的主动位置转变到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倘若他不跟随东欧六国放弃一党专政，他自上任以来整套以消除冷战为目标的外交政策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戈改变上述立场似乎还有另一个意图。那就是希望藉此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在即将来临的三级选举挽回一些选票。（但如前所述，人大选举和现场直播人大首次会议的经验表明，这不仅是一个徒然的幻想，更相反会带来反效果。） 戈尔巴乔夫很多政策都是迫于现实而制订的。但接受必然的节奏总有一定回旋余地。戈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接受必然时往往操之过急，流于自动弃关，变成不战而败。[32]西方传媒喜欢把这种做法描绘为“雄才伟略”，只不过是由于戈自动给西方长驱直进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如刚才指出，戈在2月7日中全会放弃一党专政有为共产党挽回选票之意图。但效果果然适得其反。中全会自乱阵脚的决定使民族分裂主义者变得更加嚣张。 2月15日，立陶宛进行国会选举首轮投票（次轮于3月4日举行），人民阵线横扫九成议席。 3月4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亦举行国会选举。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乌克兰首府）等多个地区、地方也于同日进行议会选举。（次轮投票于3月18日进行。）民族主义者屡传捷报，绝大部份都控制超过三分二议席。 9日，仍由共产党执政的格鲁吉亚继1989年4月后再次发难。国会通过决议，谴责苏联1922年把格鲁吉亚并吞，要求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恢复独立地位。 10日，人大三次会议应戈要求，设立总统职位，用意在于应付日益猖獗的民族分裂主义。当晚立陶宛国会召开紧急会议以商对策，最后决定于翌日宣布独立，实行先发制人。 17日，乌克兰人民阵线宣布成立军队，呼吁乌克兰人拒绝服中央政府兵役。 18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举行国会选举。爱沙尼亚分裂主义者在首轮投票已夺取105席中78席。两轮投票后，拉脱维亚独立主义者也囊括超过三分二议席。 21日，赢得选举胜利的乌克兰人民阵线宣布争取独立。同日，格鲁吉亚国会删除宪法中维护一党专政的条文，把原定25日举行的国会选举押后至10月，以便民族主义者有充份时间作出筹备。 25日，爱沙尼亚共产党脱离苏共。 30日，爱沙尼亚发表《独立宣言》。 4月9日，拉脱维亚国会以71对5票通过停止为中央政府服兵役，呼吁戈尔巴乔夫展开谈判，恢复该国独立地位。 5月4日，拉脱维亚国会以138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正式宣布独立。（代表俄罗斯及其他少数民族的57个代表抵制投票。） 30日，刚履新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俄罗斯应该于100日内实行独立。 6月12日，俄罗斯国会以907对13票通过，发表《主权宣言》。 20日和24日，乌兹别克及摩尔达维亚争相效尤，先后发表《主权宣言》。 7月，戈尔巴乔夫颁布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各地解散非法的武装部队和把武器充公。 16日，乌克兰发表《主权宣言》。 10月24日，俄罗斯国会宣布，未首先得到它的批准，所有中央政府法例一律无效。（此前，苏联国会决议，中央政府法例在各加盟共和国有优先效力，作为对独立及主权运动宣布加盟共和国法律凌驾于中央政府法律的回应。） 27日，民族主义者在格鲁吉亚国会选举取得胜利。11月中，民族分裂主义者组成格鲁吉亚政府，但没有立刻宣布独立。同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签署条约，互相承认对方为独立主权国家。 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及主权运动愈演愈烈之际，一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亦上行下效，纷纷自我升格，宣布成立主权共和国。例如，11月，摩尔达维亚的土耳其裔嘉嘉乌斯族（GAGAUZ）、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人（SOUTHOSSETIANS）先后揭杆而起。 面对国家走向四分五裂，戈尔巴乔夫11月至12月间先后改组中央政府架构及草拟新联盟条约，企图挽回国家完整。中央政府増设联盟会议（COUNCILOFTHEFEDERATION），成员包括联盟总统、副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总统。[33] 根据新联盟条约草案，国名中的“苏维埃”由“主权”代替，俄语及英文的简写CCCP及USSR可以原封不动保留下来。[34]联盟总统和副总统经由直选产生。立法会分为两院，下议院称为联盟院（CHAMBEROFTHEUNION），通过直选产生，上议院为民族院（CHAMBEROFNATIONALITIES），由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及自治州政府派出代表组成。中央政府权力限于战争、缔结和约、国防、国家安全、能源、运输、通讯、货币等领域。[35] 草案仍未公布，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及格鲁吉亚已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参与任何新条约的制订。 1991年2月9日，为抗衡戈尔巴乔夫将于3月17日举行的保留联盟完整的全民投票，立陶宛自己率先进行全民投票。3月4日，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效尤。三国投票结果再一次肯定独立的决心，赞成独立比率为：立90%；爱64%（按：爱人口中仅65%为爱沙尼亚人，投票率为85%，其中75%赞成独立）；拉78%。 3月17日，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毅然进行全民投票。选民被问：“你是否认为有需要保留苏联作为一个更生的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这个联邦充份保障所有民族的人权和自由。”虽然投票结果（76.4%票数赞成）令戈感到满意，但却没有实际效果。 3月31日，格鲁吉亚进行全民投票，维持独立的决定。此前，亚美尼亚宣布六个月内举行独立全民投票，但会依照苏联宪法规定完成独立过程。 6月17日，戈尔巴乔夫与九个加盟共和国召开的“九加一”会议终于就新联盟条约达成基本谅解。但这并不意味戈取得胜利。首先，先后发表《独立宣言》及《主权宣言》的七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兹别克、及乌克兰）当中，仅俄罗斯、乌克兰及乌兹别克有参与“九加一”谈判。其他四国，联同亚美尼亚及格鲁吉亚坚持脱离苏联。 其实，各加盟共和国就留在或脱离联盟的取向有一定经济基础。第一，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占它们国民收入的比率都十分高，由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最低的32%到土库曼最高的76%。俄罗斯是唯一例外，比率为15%，主要贸易伙伴为乌克兰。不计俄罗斯，平均比率为48%。[36]所以，很多加盟共和国，尤以中亚那些细小和贫穷的共和国（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及乌兹别克），都选择留在联盟内，因为脱离会为它们带来极大经济困难。（乌兹别克发表《主权宣言》，用意不在于脱离联盟。在其他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或发表《主权宣言》的情况下，这是保持主动性的手段。八·一九政变流产后，各国争相宣布独立，其中很多都只不过是为了争取主动以抵抗俄罗斯霸权主义，而非真正闹独立。） 再者，基于苏联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差异，部份共和国得到其他共和国或多或少的贸易津贴。其中决意脱离的六国之中，除亚美尼亚外，其余五国都获得显著津贴。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情况一样。把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靠齐的最大得益者是俄罗斯。现时，上述价格差异使它每年津贴其他共和国达640亿卢布之巨。叶利钦更认为数字高至700亿。[37]这便是俄罗斯拥护激进经改背后的真正原因。相对上自给自足的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希望摆脱其他共和国（乌克兰除外）的负累，也出于同一考虑。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把叶利钦一伙美化的论调，仅属无知。这些论调似乎忽略了，为了继续占有俄罗斯境内的资源，叶等人对于俄罗斯内部少数民族要求自决同样不容忍。[38]除俄罗斯外，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现时亦给予其他共和国为数不少的津贴。[39]应当留意，从打破上述价格差异获益最大的这三个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对新联盟条约的制订起着支配作用。 经济上，脱离联盟对波罗的海三国有所不利。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韩逊（PHILIPHANSON）估计，三国国民收入会因此而下挫10%。[40]虽则如此，三国决意独立仍有其经济考虑。正如东欧各国一样，三国相信经过一段困难过渡期后，西方的扶持可令它们的经济发展与西方靠齐。（至于这个想法是否仅为幻想则是另一个问题。）况且，经济改革亦迟早会把它们现时得到的贸易津贴取消。 上述价差对亚美尼亚影响甚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显然为它与联盟政府之间种下仇恨。但1991年7月24日，亚美尼亚改变态度，宣布加入新联盟条约谈判。考虑到它与其他共和国的贸易占国民收入57%，这是可以理解的。 综合上述，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自决要求，均有一定经济基础。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是民族主义盖过经济考虑的两个特殊个案。（1992年1月增补：摩尔达维亚现已参加独立国家联合体。若独联体能站穏阵脚，格鲁吉亚内战结束后亦应该会参加。） 参加“九加一”谈判的共和国可分为两类。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属于第一类。它们均希望保持联盟完整。第二类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联盟马上解体对于它们来说亦没有好处（经互会解散对东欧各国经济的影响足以为戒）。所以，它们愿意保留联盟，但必须以摆脱中央政府的掣肘和其他共和国的负累（这两点为银币的两面）为条件。（1992年1月增补：表面上，独联体的成立否定了笔者这个判断，请参阅下文《苏联解体》。） 倘若我们对“九加一”谅解内容加以细致分析，不难发现，它基本上符合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要求。 新联盟条约承认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有权脱离联盟，中央政府无权加以否决（这间接表示新联盟将容许立陶宛等六国独立）。共和国可以在外国设立使馆。除共和国明文赋予联盟政府的权限外，共和国法律凌驾于联盟法律。土地、天然资源及大部份国家财产归共和国所有。联盟政府没有独立征税权，所有税收首先由共和国征收，然后共和国上缴部份（比率未定）给中央财政。联盟政府内阁由加盟共和国推举产生。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及中央财政，但所有决策由中央政府和共和国共同制订。虽然联盟实行单一货币，但条约没有规定联盟中央银行可以推行统一的货币及信贷政策。联盟的统一性主要体现于单一国籍、统一的市场、对外宣战、缔结和约、和对联盟军队的统一指挥（内政部和民防部队则归共和国管辖）。[41]其实，上述仍仅属于基本取向，各加盟共和国就个别条文仍存在不少纷争。例如，乌克兰坚持发行自己的货币。再者，草案中很多条文十分空泛，有待日后加以明确化，进一步纠纷在所难免。 显而易见，“九加一”协议（后来因亚美尼亚加入变为“十加一”）非但不代表戈尔巴乔夫赢得胜利，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有条件地保留联盟完整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在协议中担当的角色，仅为一个调停人，斡旋于俄、乌、哈三国与其他六国（后为七国）之间。对于各小国来说，戈的价值在于协助它们尽量抵挡俄、乌、哈（尤其是俄）的霸权主义。就俄、乌、哈而言，戈担当着穿针引线的功能。 国家濒临四分五裂对一个市场经济亦会构成严重打击，对一个计划经济则更加致命。 如前所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占它们国民收入比率非常高。以下是详细情况（表22.1）。 表22.1：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贸易（1988） 总额（亿卢布）贸易占国民生产比率（%） 俄罗斯138215 乌克兰85132 白俄罗斯32449 哈萨克斯坦22032 乌兹别克20641 阿塞拜疆11743 立陶宛11749 格鲁吉亚10746 摩尔达维亚9852 拉脱维亚9150 土库曼7976 亚美尼亚7757 爱沙尼亚5752 吉尔吉斯5545 塔吉克5047 按：美国及英国的比率先后为20%和约40%。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10月20日号。 以前，各地工矿企业及其他经济单位的产、供、销均按计划安排。现在，各共和国纷纷设关卡、征关税、划边界，对其他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央政府三申五令，它们完全置若罔闻。牵一发而动全身。现代经济社会分工精密，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影响遍及整个经济。对于高度依赖共和国之间进行正常贸易的苏联经济结构，情况尤为如此。缘于政治因素的诸候式的经济割据使苏联陷于瘫痪。诚如雷日科夫在1990年出现严重食物短缺时所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困难缘于我国经济一向基于严格指令的统一性现时不再发挥效能……。”[42]以下是一些实例。 1990年夏，爱沙尼亚终止售卖谷物给中央政府。“粮仓”乌克兰对超出计划指标的所有粮食出口实行禁制。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争相效尤。一向为国内蔬果主要出口地的乌兹别克出于买粮难，被迫把菜田、果田改为种植谷物。1991年1月，爱沙尼亚单方面提价，藉以鼓励本地生产和增加输入。跟着，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先后提价。共和国给本地居民发配售券，防止外地人前来抢购。[43] 粮缺引致工矿业地区以牙还牙，封锁甚至威胁完全断绝给农产品供应地工矿产品供应。[44] 1990年11月底，莫斯科食物供应出现严重危机，引发恐慌性抢购。[45]12月1日，列宁格勒自二次大战纳粹德军围城900日以来首次实行粮食配给，受影响货品包括肉类、牛肉、鸡蛋、植物油、面粉等。[46]戈尔巴乔夫竟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寻求粮食援助。[47] 其实，苏联农业1990年大丰收，产量创历史纪录，达2.4亿吨，比1978年的2.3亿吨还高出超过4%。[48]但到10月份止，国家1990年的收购计划仅完成76%。[49]由丰收变成短缺，除了是由于农产地封锁出口外，还有其他因素。一向以来，苏联农业需要依赖城市的季节性劳工（工人、学生等）帮助收割。但分裂主义的冒升，加上派系间的政治斗争，驱使多处地方拒绝提供所需的劳工。例如，列宁格勒市长兼激进改革派大将安·索布恰克（ANATOLYSOBCHAK）禁止该市工人参加收割工作。[50]当时，激进改革派正刮起迫雷日科夫辞职的“倒阁风”。为求达到这个目的，索氏竟刻意破坏国家经济，以求增加雷之压力。 农产地封锁农产品出口，换来工矿产品地区实行报复。终于，在燃料及季节性劳工短缺下，大量农产品在田间及仓库腐烂。再者，国家陷于分崩离析，旧有统治形态溃坏，各级大小官僚干部乘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国营商店空无一物，黑市市场及自由市场却供应充足，各类货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上文指出，苏联1991年预算财赤为267亿卢布，但首季数字已高达311亿。究其原因，还不外是国家四分五裂的恶果。1991年1月，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国会通过共和国财政预算案，批准拨给克里姆林宫780亿卢布，比中央政府要求少270亿。[51]4月初，联盟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向国会报告，各加盟共和国或是没有履行或是冻结上缴中央财政的任务。[52]1991年首季，加盟共和国上缴的实际款项，仅及预算39%。[53]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经改毫无建树，当然是苏联经济面对困难的原因之一。但1990年以来的大滑坡，主要是政治形势的产物。虽然这个形势的出现有一定必然性，但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政策上的失误猛然把它加速和激化。举一个简单的例证：东欧变局从匈牙利变局和波兰变局发展到1989年10月至12月的突变，中间以东德变局为转折点。上文分析，东德变局缘于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拆除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导至东德逃亡潮。东德政府曾因此多番向匈牙利提出抗议和进行交涉。虽然匈牙利投向西方怀抱的发展已无法挽回，苏联当时对它仍能发挥一定影响力。倘使苏联利用这个影响力适当地介入事件，东德政府国庆节前后一段时间所面对的压力肯定会大为减轻。这样，东德变局的历史便可能改写，而东欧1989年末的突变亦可能会以一种较为渐进和温和的方式发生。（当然，介入会打击戈的新东欧政策，但衡量利害得失，不介入比介入的代价大无数倍。就这个问题，第廿四章有详细分析。）如前所述，苏联国内的分裂主义因东欧突变而变得甚嚣尘上。可见，苏联经济1990年的大滑坡与戈尔巴乔夫和谢雅尔德纳泽东欧政策的失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22]同注19，页89。据一般报刊报导，数字为210亿美元（例如，《明报》，1990年10月23日）。 [23]这些比例根据1985年的数字计算（见史洛基思蒂，同，页194）。 [24]笔者手头资料没有东德1989年的偿债率。笔者亦没有信贷还款期结构等数据以供进行准确的计算。根据上文有关资料，笔者粗略估计上述比率不会超过40%，比波兰及匈牙利的情况松动得多。 [25]同注1，页XV及页5。 [26]同注1，页32。 [27]同注1，页150。 [28]同注1，页98。 [29]同注1，页41。 [30]同注1，页17。 [31]同注1，页53及64。 [32]同注1，页54及55。 [33]同注1，页45-47及126。 [34]同注1，页41及45。 [35]同注1，页20。 [36]同注1，页55。 [37]同注1，页36。 [38]同注1，页38。 [39]同上注。 [40]同注1，页49-50。 [41]同注1，页42。 [42]同上注。 [43]同注1，页84。 [44]同注1，页13。 [45]同注1，页47。 [46]同注1，页68。 [47]以上见同注1，页68-69及117。 [48]同注1，页101。 [49]同注1，页78及121。 [50]同注1，页118。 [51]同上注。 [52]同注1，页109。 [53]同注19，页6。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十九、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变局历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九、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变局历程 29.1东德变局 29.2捷克变局 29.3保加利亚变局 29.4罗马尼亚变局 根据上一章的分析，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四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无论就其持续性、相对稳定性、大胆程度、深入性或覆盖面而言，都不能跟匈牙利及波兰（于八十年代）所实行的改革相比。[181]东德的“计划改进”或“计划完善化”把部份权力下放给企业集团，企业却一点也没有松绑。按本文的分析范畴，集团总主任在社会生产关系的位置，应该归纳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而非新兴干部阶级。捷克八十年代初实行的措施毫无新意。保加利亚自1978-79年开始陆续实行一连串措施，但都属于谨小愤微的改动。罗马尼亚透过军事式的手段来减低国家财政负担，经济管理体制为东欧“最集中、最缺乏弹性的制度“。[182] 基于上述，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判断：一如苏联的情况，东、捷、保、罗四国原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孕育出一个新兴干部阶级。事实上，突变发生之前，四国执政党内尽管有声音要求跟随苏联进行经济及政治改革，它们之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能与匈共改革派或波共改革派互相辉映的党内改革派。不仅如此，可以这样说，甚至连有系统的党内反对力量也没有出现过（详后）。突变期间出现的所谓「改革派」（如东德的克伦茨）根本毫无改革资历。 可兑换货币外债危机在匈牙利和波兰变局所起的作用上文已有所分析。如上一章指出，捷克和罗马尼亚在1989年没有外债危机。东德处境较为困难，但与匈牙利及波兰陷于破产的情况仍有一段远距离。保加利亚是唯一出现危机的国家。它厉行紧缩乃无可避免。事实上，事变后首任政府便宣布实行紧缩政策。但假使没有发生匈牙利、波兰、东德、捷克各国变局在先，又没有苏联因素存在，笔者不以为保加利亚不能在维持共党专政的条件下实施紧缩。 八十年代初以来，东德和捷克均没有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罗马尼亚人民生活最困苦，1989年以前已爆发过几起小规模动乱，但一一被平息。1989年10月前，东、捷、保三国皆没有发生缘于人民“经济生活上不能活下去”的社会动荡。三个国家当中，人民的潜伏经济不满应以东德最大。理由是东德人有西德做对照。这种不满在1989年10月爆发的群众运动应产生一定作用。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波兰80年、88年及89年初的模式没有在以上三个国家出现。即使在人民生活最穷困的罗马尼亚，亦没有爆发波兰式的罢工，工人没有成立罢工委员会。起义是人民包括经济不满在内的各种不满集中在一起的总爆发，民粹主义味道盖过一切。 综合上述，东、捷、保、罗四国出现突变的原因与波兰和匈牙利完全不同。四国变局纯粹是波、匈两国变局加上苏联因素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如笔者在《引言》所说，由于四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在事变前没有出现内在变化，所以四国缘于外在因素的变局都以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自发群众运动为开端，与波、匈两国变局的情况完全两样。[183] 东德变局 对于匈牙利及波兰改革派来说，苏联实行“重整”及“开放”正切合它们本身的需要。但“重整”和“开放”与德共的利益背道而驰。德共对“重整”的态度是，苏联出现经济困难，所以它需要“重整”，但东德经济表现良好，故“重整”不适合东德。[184] 1987年10月，德共喉舌《新德国报》发表义章批评《忏悔》为“虚无主义”。1988年夏，马列主义研究室代表在六中全会上抨击：“苏联得来不易的和伟大的历史正在被人歪曲”。[185]1988年4月，《新德国报》把“重整”和“开放”比作布拉格之春。[186]10月，由于苏联月刊SPUTNIK刊载两篇文章，批评第三国际和德共策略错误，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制造机会，德共把该刊的德文版查封。[187]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现存问题」会议上，德共代表团团长抨击一些经互会国家企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变。[188] 尽管德共极力加以制止，“重整“和“开放”也无可避免地波及东德。1987年秋，作协代表大会上，一些作家批评政府的检查制度，认为有需要把它废除。[189]9月，政府容许一些独立和平主义组织携同自己的横额参加官方主办的一次和平主义示威游行。[190]但未几，政府便采取压制手段。11月，一些独立和平主义分子被逮捕。1988年4月，电视及电影制片人代表大会被迫闭门召开。[191]异议分子唯有利用教会的庇护、掩护继续进行活动。[192] 1988年夏天，东德最权威的哲学期刊DEUTSCHEZEITSCH-RIFTFURPHILOSOPHIE发表文章讨论“重整”及“开放”的普遍必要性。[193]三期之后，该刊再刊登另一篇文章以隐晦的笔法谈论“政治发展”、“国家财产新结构”、“更多人参与社会的政治安排”等议题。[194]但以上仅属于绝无仅有的个别声音。德共内部当然有思想取向上拥护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人，但直到突变前，德共之内谈不上有成形的反对派。 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把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的铁丝网拆除，点起东德移民潮的火焰。8月，数以百计的东德人逃进布达佩斯、布拉格及东柏林的西德使馆。9月11日子夜，匈牙利政府军方面把东德和匈牙利1969年签署的有关条约[195]“暂时休止”，把匈、奥边界开放。理由是匈牙利1989年较早之前成为首个签署赫尔辛基条约（HELSINKIFINALACT）及联合国难民公约的华约成员，因而为了履行对西方的责任，不能继续履行东匈的条约。[196]接着三天，超过15,000东德人取道匈、奥前赴西德。东德于是停止批出前往匈牙利的出境签证。东德人改赴捷克（不用出境签证），逃入西德驻捷克使馆。9月30日，西德外长根舒尔宣布收容滞留布拉格西德使馆的3,500东德人。10月中旬，离境人数突破5万。 西德对东德技术工人无任欢迎[197]，所有入境者一律获发100美元现金，在未找到工作前，享受失业津贴。 东德政府对逃亡潮束手无策，充份显示它在新国际环境下的脆弱。加上团结工会政府较早之前成立、匈牙利决定举行多党制选举和戈尔巴乔夫采取不干预政策，东德人的反抗信心大大增强。 早于8月，约50名异议分子召开会议，成立新论坛，发表一份名曰《八九起点》（DEPARTURE89）的文件。[198] 10月7日国庆节上，数以千计群众在柏林、杜雷斯顿及莱比锡举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拥护正在东德参加国庆庆典的戈尔巴乔夫之声不绝耳。示威者在莱比锡和杜雷斯顿与警察发生冲突。9日，10万人在莱比锡进行示威，群众高喊“戈比！戈比！”（戈尔巴乔夫简称）。据一辑未经证实的报导称，坦克奉召驻守城中主要据点，「开枪」命令于示威举行前半小时才取消。[199]如前所述，国庆庆典上，戈尔巴乔夫警告东欧各领导人不得进行镇压。所以，不论昂纳克等强硬派的主观意愿如何，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底下，“中国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在日程上。据另一项报导说，10月16日，昂纳克在保安首脑克伦茨敦促下签署「不得开枪」的命令。[200]值得留意，克伦茨其实也应被视作强硬派，他较早之前曾对六四的解决方法加以赞许。18日，昂纳克辞职，由克伦茨接替。处于守势的德共显然希望能够透过局部的让步挽回局势。 11月4日至6日，全国各地200万人举行示威，东柏林150万人口中75万上了街，莱比锡50万人口中35万参加了游行。8日，21人政治局及44人内阁总辞。9日，柏林围墙开放。据克伦茨自己说，开放围墙是他的决定。但据围墙守卫指挥官后来称，他们没有接到开放的命令，守卫是在群众压力底下迫于无奈把围墙开放的。[201] 围墙开放当日，克伦茨承诺举行“自由、民主及不记名普选”。德共作出一连串让步：出国自由、言论、出版及结社自由、把旧领导层祭旗（个别拘控以贪污罪名）、承诺进行市场化改革……。由杜雷斯顿党魁莫德罗领导的新联合政府27名部长中4个卫星党共占11席。11月13日，议会以不记名投票选出非共议会主席——农民党领袖马洛伊达。月底，克伦茨向反对派建议召开圆桌会议，议程包括多党制选举。12月1日，议会废除宪法中规定一党专政的条文。5日，克伦茨联同9人政治局及163人中委会总辞。60，克伦茨辞去国家元首职位；昂纳克及104名前政治局委员及党员被捕；非共人士、自由民主党领袖格拉赫出任临时国家元首。7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多党制选举定于1991年5月6日举行。9日，德共紧急代表大会选出吉西为党主席（职业为律师的吉较早之前于9月代表新论坛向法庭申请合法化）。17日，德共第二轮紧急代表大会把党名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通过一份临时党纲。 变局之初，两德统一问题没有提上日程。领导群众运动的新论坛最初反对统一。西德总理科尔11月期间仍限于“邦联结构”、两德之间建立“契约社会关系“（“CONTRACTUALCOMMUNITY”）这类构想。1月底，游行示威中涌现要求统一的口号。科尔态度有所转变。12月19日，科尔和莫德罗在杜雷斯顿会面，讨论统一问题。199。年2月7日，科尔成立统一委员会。 截止1990年2月底，离境人数超过340,000O统一趋势无法阻挠。莫德罗宣布把5月大选提前于3月举行。3月12日，圆桌会议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建议统一后的德国应在宪法规定保留东德的社会保障措施。 统一问题成为竞选焦点。竞选被西德基民党和社民党垄断、支配。东德的德国联盟和东德社民党变成它们的傀儡。3月13日，科尔宣布以一对一比率实行两国货币统一，以令东德人无法抗拒的利诱拉票。 3月18日，大选举行，共24个政党、政团参选。全部政党、政团一律同意统一，但新论坛、民社党等主张统一过程应该循序渐进。投票结果如下（表29.1）： 表29.1：东德1990年3月18日选举结果 票数（%）席位（总数400席） 德国联盟*48193 其中基督民主联盟(41)(163) 社民党2287 自由民主派联盟521 民社党1665 九0联盟**334 其他6 *由基督民主联盟、民主社会联盟及民主醒觉组成，科尔的傀儡联合体 **由新论坛及一些其他左翼团体组成。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6月23日号，页46。 说一对一兑换率赢得大选毫不夸张。德国联盟成员团体本来是德共卫星党，根本毫无公信力。科尔选择马齐埃尔（LOTHARDEMAIZIERE）为基民联盟及德国联盟领袖，是因为考虑到他以前在基民联盟从未担当过重要角色，所以受丑闻牵连的机会较低。民社党的表现不弱，它在东柏林获得30%选票，仅次于社民党（35%），远高于德国联盟（22%）。曾经动员数十万以至百万群众上街的新论坛在群众被西德马克掩盖眼睛的情况下一败涂地，为东德变局写上充满讽剌的一页。 选举结束后，科尔马上宣布7月1日起终止给予移民发现金和失业津贴。4月12日，马齐埃尔出任东德总理。 5月12日，两德同意7月1日实行货币统一。31日，东德国会通过法例把民社党财产冻结。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8月31日，两德签署协议，10月3日实行统一，12月2日举行全德大选，10月3日至12月2日期间，东德国会议员列席西德国会，但没有投票权。9月12日，英、美、法、苏及两德就两德统一签署四加二协议。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西德完成政治上把东德吞噬的过程。 捷克变局 和德共一样，捷共主流派反对“重整”和“开放”，对有关苏联改革的消息及文章实行半封锁。[202]反对的借口和德共同出一辙：苏联的改革可能适合苏联，但不适合捷克。[203] 捷共内部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反对派，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限于个别声音[204]，其中最有实力者为总理史特劳高。如前所述，史给予1966年的经改高度评价。他希望能借助苏联的改革压力把经改提上捷共日程。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为捷共领导层带来一个独一无二的、十分头痛的问题。虽然戈于1989年7月才正式宣判勃列日涅夫主义死刑，但他一早便已提出「不干预别国内政」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华约集团镇压布拉格之春显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捷共现领导层却借助该次镇压得以上台。1987年春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一般估计他可能会藉此机会谴责68年的镇压。但估计结果落空。[205]捷共捏一把汗。不过，捷共仍然未完全过关，因为「八」字在捷克具有特别意义：1918年立国、慕尼黑协议于1938年签署、捷共专政始于1948年、68年布拉格之春。1988年的来临令现领导层不寒而栗。 基于上述，现领导层不得不作出一些象征式的让步，如增加有关苏联改革的报导、不公开反对“重整”和“开放”、稍为放宽出国限制等。[206]为了团结党内大多数以应付1988年可能会发生的变化，领导层同时把著名强硬派分子彼拉克（V.BILAK）和史特劳高的职务解除。[207] 88年果然出现纪念布拉格之春的示威，但没有发生重大事故。[208]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民间异议运动没有完全消失。1977年，数百名异议分子签署《七七宪章》。一些积极分子仿效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成立保卫受迫害者委员会（捷文简作VONS）。投身这种半地下活动的人多为文化界及科学界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沉寂多年的半地下活动渐渐复苏。1988年秋，著名离心分子哈维尔因接受西方电台访问和呼籲人民进行抗议而下狱，1989年5月方获释放。 捷共总算平安渡过1988年。但当局惊魂未定，匈牙利和波兰变局便先后爆发。捷克人民（以年青人和学生为先锋）受到很大鼓舞。1989年8月底，布拉格之春镇压廿一周年纪念曰，七至八千群众举行示威。积极分子征集35,000个签名要求平反布拉格之春。 10月，东德爆发突变。月中，政府拘捕地下刊物LIDOVENOVINY两名编辑，逾百记者（大部份为政府雇员）签名要求政府释放两人。[209]28日，六个民间异议团体发动立国七十一周年纪念示威，参加人数超过一万。11月17日，五万群跟在布拉格温斯洛思（WENCESLAS）广场集会，要求雅克什下台。示威期间爆发警民冲突，据报导一名学生被殴打致死，是谓“11月17日屠杀”。据布拉格党魁兼政治局委员、著名强硬分子米·史塔班（MIROSLAVSTEPAN）事后披露，“屠杀”乃苏联克格勃、捷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安警察共同策划的演出。传闻被打死的学生实为一名保安警察。[210]目的在于迫雅克什下台。据报导，军队17日奉雅克什命令开入布拉格，保安警察占据国家电视台。其他政治局委员立刻召开中委会会议，会议决定不使用武力对付示威。 17日之后，几乎每一日都有示威发生。18日，捷共宣布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19日，公民论坛成立。资深异议分子如哈维尔顺利掌握民粹运动的领导权。24日，杜布切克从斯洛伐克赶赴布拉克，在温斯洛思广场向群众发言。杜表示拥护公民论坛，但维持自己对“人道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日，雅克什联同政治局其他12名委员向中委会紧急会议集体辞职。中委会选出卡·乌尔班内克（KARELURBANEK）出任总书记及成立9人新政治局，与68年镇压有牵连的成员全部出局。26日，由于公民论坛不满新政治局仍包括一些著名保守分子，乌尔班内克再召开中委会，把史塔班等人清除出政治局。 27日，全国响应公民论坛的号召进行两小时总罢工。28日，哈维尔与总理阿当麦（LADISLAVADEMEC）会面。阿同意：删除《宪法》第四条（该条义规定实行一党专政）；成立包括非共人士的新内阁；马列主义不再成为必修科；平反布拉格之春；废除所有出境限制；解除出版及传媒检查制度。哈维尔仍然表示不满意，进一步要求：胡萨克辞职；通过法例保障新闻及集会自由；解散人民卫队（即捷共私有部队）；释放所有政治犯；举行自由选举；实行市场化经济。[211] 29日，议会以309对零票通过废除一党专政，过程由电视现场直播。12月3日，阿当麦组织新内阁，21名成员中5名为非共人士。公民论坛表示不接受。阿当麦拒绝妥协，毅然请辞。胡萨克提名副总理马·卡尔法（MARIANCALFA）为新总理，并表示他会于新政府成立当日辞去总统职位。9日，卡尔法宣布新内阁名单，21名成员中捷共占过半数。公民论坛表示不接受，警告会号召罢工。卡尔法被迫让步，把名单修改成非共人士占11席。10月，新政府就职，胡萨克辞职。 12月29日，捷共再让步，哈维尔成为四十一年来第一个非共人士出任（临时）总统。多党制选举定于6月8日至9日举行。选举结果如下（表29.2）。 表29.2：捷克1989年6月国会下议院选举结果 票数（%）议席（总数150） 公民论坛/公民反对暴力*4787 捷共**1423 基督民主党1220 其他1220 *公民反对暴力为公民论坛在斯洛伐克的兄弟组织，由脱离捷共的卡尔法领导。 **捷共是东欧六国中唯一一个维持共党纲领及党名的前执政党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6月23日号，页46。 卡尔法获得留任为总理。7月5日，国会选出哈维尔为正式总统，任期两年。 捷克变局有两点值得留意。 别于东德的情况，工人阶级在变局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全国各地有超过一万个罢工委员会成立。这些委员会当中一部份其实属于公民论坛在企业所建立的细胞组织。其余则独立于公民论坛。[212] 但应当注意，这些所谓罢工委员会并非诞生自工人的经济斗争。（如笔者在第一章指出，1989年11月27日两小时总罢工不是经济性罢工）。它们亦没有组织任何经济性的罢工行动。[213]换句话，不能把它们视作一般意义的罢工委员会。 变局过程中，工人阶级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有明确阶级内容的斗争。上述两小时总罢工是响应公民论坛的号召所进行的警告性政治示威行动。根据柯尔自己说，工人关心哈维尔能否当选总统比关心自己的阶级需要更多。[214] 据报导，罢工委员会以「清理」由捷共控制的工会为目标。[215]这不外乎是整个把共产党官僚拉下马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清理」对象是捷共的工会干部；工人没有对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进行斗争。 综合上述，罢工委员会的出现没有改变群众运动作为民粹运动的性质。 运动的性质决定了领导组织的属性。公民论坛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左中右大联盟，以个别著名资深异议分子做号召。如《经济学人》指出，它“由激进左翼到激进右翼都有”。[216]在一个民粹主义压倒一切的运动，不同政治派别坚持提出自己的独立纲领只会自寻短见。 保加利亚变局 苏联的改革也令寂肃的保加利亚政治气候露出一些生气。1987年下半年，个别报刊发表几篇生动的文章，讨论经济及社会问题。民间出现少数关注生态的团体。[217] 1986年春，政府在企业实行“自管”。企业干部及企业经济会议成员经由工人选举产生。[218]1987年12月，政府颁布选举条例。以前，候选人须经由保共、爱国阵线或其他官方、半官方团体提名。名义上，市民亦可提名，但获提名者必须得到百分之廿选民签名支持，方可参选。换句话，市民的提名权乃一纸空义。现在，提名赞助人的数目减至：国会选举：500人；地区及市议会选举：100人；市长选举：30人。条例还规定投票以不记名方式进行。[219] 不过，“自管”和选举条例都受到很多掣肘。经由工人选出的企业干部和经济议会成员必须首先获得“负责机关”（即党组织）批准才可履新。所有获提名者要经过由保共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评定符合资格方可参选。结果，1988年2月地方选举中，每19个获提名人当中仅1人获准参选，令最后候选人名单几乎清一色来自统战组织爱国阵线。[220] 保共内部的反对势力十分薄弱。1988年7月中全会上，以朱·亚历山大洛夫（CHUDOMIRALEXANDROV）（当时被视作有机会继承日夫科夫的人选）为首的一批拥护进行改革的委员全部被清除。[221]西方专家把保共内部的政治气候、形势与德共相提并论。[222] 1989年10月底，保加利亚民间生态组织“生态开放”（ECO-GLASNOST）（当时成员人数101个）征集逾7,000个签名，要求就两个河床改道计划进行公开讨论。警察把组织者拘捕，但不久后便放人。[223]29日，日夫科夫表示容许异议组织存在。 11月3日，索非亚四千人示威，要求民主和“透明度”。警方没有进行干预。数日后，外长彼·姆拉德诺夫（PETERMLADENOV）与戈尔巴乔夫会面。10日，日夫科夫向中全会辞职，由姆拉德诺夫接任。17日，电视现场直播国会会议。日夫科夫被撤国家主席职位，由姆拉德诺夫接替。姆拉德诺夫表示“个人而言，我拥护自由选举”。[224]18日，首都逾10万人示威，要求自由选举及审讯日夫科夫。25日，官方透露当局成立委员会调查日夫科夫贪污浪费问题。 12月8日，中全会召开特别会议，开除日夫科夫出中委会，解除四名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1日，姆拉德诺夫宣布取消《宪法》中规定一党专政条文。12日，保共承诺1990年5月举行多党制选举。13日，日夫科夫连同他的儿子及一名近亲被开被出党。 1990年1月15日，国会正式删除《宪法》中保障保共一党专政条；把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眼删去；把政党合法化。 2月初，日夫科夫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亚·李诺夫（ALEXAN-DERLILOV）接替姆拉德诺夫为党总书记。乔·阿丹尼索夫（GEORGIATANASOV）政府辞职，由外长兼政治局委员安·卢基诺夫（ANDREILUKANOV）成立新政府。4月，国会选出姆拉德诺夫为总统；保共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6月10日及17日，自由选举进行两轮投票，选出一院制国会，38个党、政团角逐。新国会任期两年，须于18个月完成新宪法草案。选举结果如下（表29.3）： 表29.3：保加利亚1990年6月国会选举结果 票数（%）议席（总数400） 保加利亚社会党47211 民主力量联盟*36144 农民联盟816 权利及自由行动**623 其他36 *由6个主要反对派组织组成 **MOVEMENTFORRIGHTSANDFREEDOM，土以其裔组织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6月23日，页46。 姆拉德诺夫和卢基诺夫继续出任总统和总理。 罗马尼亚变局 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实行封建色彩浓厚的个人独裁统治。他妻子为国家第二把手，官方称呼为“依莲娜齐奥塞斯库工程师医生学者同志”。[225]秘密警察和军队领导人均为他的兄弟。[226]他把特权局限于自己家人及秘密警察精锐部队，甚至军队也不获得照顾，军官经常要跟平民一起轮候食物。[227]秘密警察是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支柱。全国85万武装部队中，军队仅15万，秘密警察竟占70万。 在齐奥塞斯库个人/家族的恐怖统治下，不仅民间完全缺乏形成反对声音的空间，党内情况也一样。六名高层党员联函要求齐改变他的统治方法。[228]但马上遭到报复；甚至他们家人也受株连而被控以叛国罪。[229]党内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不属于一般意义的改革派。[230]相对于波兰改革派或匈牙利改革派，他们十分保守。他们所反对的纯粹是齐的个人、家族封建法西斯式的统治。由于没有空间进行公开的党内派别活动，反对者唯有秘密策划造反。1983年，数名将军密谋进行兵变，但因消息外泄而事败。[231]之后，廿名将、校、尉级军官秘密成立“反抗军事委员会”，伺机行动。[232]据称，“反抗军事委员会”背后得到苏联撑腰。 齐奥塞斯库的紧缩政策曾触发不少次小规模示威抗议。最严重一次发生于1987年11月，巴拉索夫（BRASOV）工人示威演变成暴动，愤怒群众把地方党总部焚毁，秘密警察的食物、用品贮存被抢掠一空。[233] 齐奥塞斯库是最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东欧领袖。这不独出于他是最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也由于罗马尼亚对西方国家的价值因戈的政策而泻跌所致。但尽管齐能够通过恐怖统治阻止“重整”和“开放”直接波及罗马尼亚，当波、匈变局和苏联因素卷起东德、。捷克和保加利亚的突变旋风后，罗马尼亚这块东欧最后的多米诺骨牌（不计阿尔巴尼亚）已经注定要倒下。 1989年12月15日，当局宣布把蒂米什瓦拉牧师陶克斯（LASZLOTOKES）放逐到罗马尼亚南部。16日，5,000群众集会示威，阻挡当局把陶克斯带走，群众高呼“打倒齐奥塞斯库！”。170，示威人数增加至一万。当局下令进行武力镇压。据报导，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秘密警察即场枪决三名军官，继而向示威人群开枪。[234] 18日，当局封锁与匈牙利及南斯拉夫两国接壤的边界；齐奥塞斯库按照原定计划访问伊朗。20日，齐奥塞斯库回国，宣布全国实行戒严。21日，齐奥塞斯库在中委会大楼骑楼向由当局发动的十万集会人群发言。岂料，发言期间，人群高喊“蒂米什瓦拉！”和“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齐被迫返回大楼之内。一个原定为拥护政府的集会顿然变为群众起义。武装部队开枪驱散人群，13人被打死。据报导，齐在大楼内与军方首脑举行会议，国防部长华·米利亚（VASILEMILEA）拒绝继续进行武力镇压，被秘密警察处决。[235]前外长康·万力斯库（CORNELIUMANESCU）、前国防部长尼·米尼塔鲁（NICOLAEMILITARU），中央委员伊利埃斯库等人宣布成立救国阵线。根据米尼塔鲁及救国阵线成员斯·布鲁根（SILVIUBRUCAN）后来透露，救国阵线乃“反抗军事委员会”所发展出来。[236] 22日，起义群众和士兵包围中委会大楼，与秘密警察爆发冲突；人群向大楼展开进攻。齐奥塞斯库在大楼天台乘搭直升机仓惶逃亡。军方首脑在电视宣布齐倒台。25日，齐两夫妇被擒，旋即被审讯及被处决。37人救国阵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由伊利埃斯库任临时总统，米尼塔鲁任临时国防部长。阵线承诺1990年4月举行自由选举。 临时政府成立后，各个政党、政团纷纷成立，其中一些属于“怀旧”政党如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其他为新兴组织如绿党。清除了齐奥塞斯库的罗共以救国阵线借尸还魂，令年青学生十分不满。反对临时政府和救国阵线的示威无日无终。（但应当指出，这些示威规模很小，参加者限于学生。救国阵线，尤其是伊利埃斯库本人受到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欢迎。）各个反对派借机向临时政府逼宫。 1990年2月9日，救国阵线让步，成立临时国家团结会议（PROVISIONALCOUNCILOFNATIONALUNITY），成员259人，救国阵线占110人，其余议席分配给各个反对派。[237]国团会成立21人执行委员会，救国阵线占10人，其他党派亦占10人，另加临时总统。执委会成为新临时政府，直至5月20日大选为止。伊利埃斯库获会议以全票通过续任临时总统。 5月20日大选共88个党派参加，选出396席位下议院及190席位上议院。总统选举同时进行，候选人三名：伊利埃斯库、杨·拉图（IONRATIU，国农党人）及拉·甘彼安鲁（RADUCAMP-EANU，国自党人）。选举结果，伊利埃斯库得票超过85%，拉图4.1%，甘彼安鲁10.6%。救国阵线在上下议院选举中分别获超过67%及66%票数，在两院都赢得多于三分二席位。救国阵线成员彼·罗曼（PETREROMAN）出任总理。以下为下议院选举详细结果（表29.4）。 表29.4：罗马尼亚1989年5月20日下议院选举结果 票数（%）议席 救国阵线66233 匈牙利人民主联盟729 国家自由党629 绿党312 国家农民党312 其他1581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6月23日号，页46。 综合以上分析，纵使东德、捷克和保加利亚三国人民在事变前对共党政府会有所不满，倘使没有发生匈牙利、波兰两国变局，而苏联因素又不存在，三国社会的内部矛盾（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化的矛盾）不足以引发突变的出现。罗马尼亚的情况有点例外。齐奥塞斯库实行寡头封建法西斯式的统治，把所有社会矛盾都集中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而人民曾经在1980年以前过过较为满意的生活之后，在整个八十年代竟然要捱受第三世界般的困苦生活，社会危机这枚定时炸弹一触即发。事实上，如前所述，89年以前，已发生过几起小规模爆发。终于，东欧其他国家1989年的变化把炸弹的引爆线点着。人民奋起，被齐奥塞斯库一个人卡压着的旧统治集团其他成员乘势调转枪头，一举把暴君推翻。 德国联盟和公民论坛能够赢得东德和捷克大选的因素，上文已有所分析。根据报导，保加利亚社会党和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胜利有赖农村的支持。查实，保加利亚城市人口于1985年已占总人口65%。所以，社会党赢得47%票数显示它在城市也有一定实力。农民支持社会党有一定理由。虽然保共没有像中共把土地分给农民单干，但如前所述，保加利亚农业颇为成功，而政府对自留地经营采取扶持政策，也赢得农民一定向心。（民主联盟六个党派中包括“怀旧”政党农民党，但亦争取不到农民选票。）平情而论，在保共统治下，保加利亚经济发展有一定成绩（虽然部份得力于苏联的贸易津贴）。[238]所以，社会党在城市也能够站稳阵脚，不应令人感到太大意外。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四国事变中，保变局中的群众动员程度最低（民粹主义味道亦最淡薄），显示人民与保共矛盾较浅。所以，相对于思想较为西化的中间偏右的民主联盟所主张的较为激进的市场化纲领，保共过往的经济表现给很多人一个较为实际的感觉。1991年10月13日，保加利亚成为东欧第一个国家在1990年春、夏首次自由选举后，进行第二次自由选举。变局发生后，保加利亚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较变局前为差。[239]（按：由于保加利亚十分依赖对苏联贸易，经互会解散对它打击最大。）这自然削弱人民对执政社会党的支持。再加上选举于苏联8月流产政变之后举行，形势对社会党十分不利。选举结果，社会党果然落败，但所得席位数目（101个）仅少于民主联盟9个。[240]民主联盟由于未能赢得过半数议席（议会席位共240个）被迫成立联合政府。 罗马尼亚救国阵线能够赢得压倒性胜利要拜齐奥塞斯库把全部社会矛盾集合于自己身上所赐。伊利埃斯库率领军队首脑调转枪头把暴君处决，令他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人物。[241]当然，反对党派不成熟及四分五裂[242]、恐怖统治及其他因素令民间没法培养出在全国有威信的资深异议分子，也助了救国阵线一臂之力。救国阵线、国农党和国自党都拥护经济市场化，其中以国自党最为激进。但看来，与波兰人、匈牙利人、东德人和捷克人相比，罗马尼亚人对于市场化的效用存有较少幻想。[243]国农党争取不到农民的选票，应该与救国阵线经已开始把土地分给农民自耕有关系。[244] 事变后，各国都展开国营企业私有化。一如波兰和匈牙利，各国都面对外资吞噬和干部私有化的问题。哈维尔对于“把家产出卖”给外国人感到十分惆怅。[245]由于事变前民营经济在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毫无发展可言，干部私有化的情况非常突出。捷克苦于缺乏“干净”的本地资金[246]；保加利亚民主联盟曾愤然要求立例禁止前共产党人购买国家财产。 [181]科尔奈，1986，页1691提出同一观点。 [182]笔者手头上掌握到有关罗马尼亚的经改资料到1984年为限。但没有任何数据或象显示罗马尼亚于1984年后作出过重大改革（如注1指出，科尔奈1986年底谈及东欧各国改革进程时，把匈牙利和波兰与东德、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苏联加以区别） [183]东德变局之初，第四国际理论权威（厄·曼德尔（ERNESTMANDEL）把群众运动形容为第四国际理论中的政治革命（工人起来推翻官僚，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罢工仍然未有发生”。（《国际观点》，174期（1989年11月27日），页5）事态的发展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 [184]华·舒碧（VALTERSUB），《东德的防卫政治》（“EASTGERMANY'SDEFENSIVEPOLITICSM），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165。 [185]同上注，页170。 [186]同注4，页169。 [187]同注4，页170-1。 [188]同注4，页168。 [189]同注4，页175。 [190]同注4，页174。 [191]同注4，页174-5。 [192]同注4，页176-177。 [193]详见同注4，页178-9。 [194]同注4，页179。 [195]条约规定两国不容许对方公民在没有批准下通过本国国土前往第三个国家。 [196]《时代杂志》，1989年9月25日号，页18。 [197]同上注，页17。 [198]《国际观点》，175期（1989年12月11日），页8。 [199]《国际观点》，174期（1989年11月27日），页8。 [200]《时代杂志》，1989年12月11日号，页37。 [201]《南华早报》，1991年11月13日。 [202]米·里曼（MICHALREIMAN），《布拉格之春与重整》（“PRAGUESPRINGANDPERESTROIKA“），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159。 [203]同上注，页161。 [204]同注21，页159，附注3。 [205]同注21。 [206]同注21，页161。 [207]同注21，页162。 [208]同上注。 [209]《时代杂志》，1989年11月6日号，页23。 [210]《虎报》，1990年5月16日号。 [211]《时代杂志》，1989年12月11日号，页28。 [212]《国际观点》，177期（1990年1月29日），页13。 [213]著名捷克左翼分子彼·柯尔（PETERUHL）也承认这点。见同上注。 [214]同注32。 [215]同注32。 [216]《经济学人》，1990年6月2日号，页45。 [217]彼达西奥，同，页213。按：索非亚空气污染情况颇为严重，交通繁忙是原因之一。 [218]同上注，页210-11。 [219]同注36，页214。 [220]同注36，页215。 [221]同注36，页216。 [222]同注36，页216，附注62。 [223]《时代杂志》，1989年11月6日号，页23。 [224]《时代杂志》，1989年11月27日号，页22。 [225]森逊，同，页218。 [226]同注44，页219。 [227]同上注。 [228]同注45。 [229]同注44，页221。 [230]同上注。 [231]《明报》，1990年8月25日；另见《南华早报》，1990年2月18日。 [232]同上注。 [233]同注44，页218-9。 [234]《经济学人》，1990年1月1日号，页52。 [235]同上注。 [236]同注50。 [237]《经济学人》，199。年2月24日号，页51。 [238]林普指出，保加利亚经济在保共执政下取得历史上最佳成绩，否认这个事实是“不诚实的”。（同，页223）很多对东欧的评论都犯上一个通病：以西欧的经济水平来量度东欧人的经济不满。查实，东欧一向比西欧落后，不见得东欧人会无视这个事实。例如，匈牙利人满足于匈牙利作为一个“较为贫穷的奥地利”这个角色。（史云，1989，页27）。 [239]《经济学人》，1991年10月5日号，页62。 [240]《经济学人》，1991年11月16日号，页64。 [241]这是根据笔者1990年6月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得到的数据。 [242]东欧各国的反对派以罗马尼亚反对派最为不成熟，分裂情况也最严重。 [243]一些人会把这归咎于罗马尼亚人缺少西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笔者不打算在此就这种基本上属于唯心的论点作出讨论。 [244]《经济学人》，1990年4月28日号，页59。 [245]《经济学人》，1990年9月8日号，页64。 [246]《经济学人》，1991年11月9日号，《捷克的私有化：寻找干净资金》（“CZECHOSLOVAKIA'SPRIVATIZATION：SEEKINGCLEANCAPITAL”）。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十八、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经济情况及经改历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五篇骨牌的倒下 二十八、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经济情况及经改历程 28.1东德 28.2捷克 28.3保加利亚 28.4罗马尼亚 东德 东欧六国（不计南斯拉夫）当中，东德受到发展国民经济的挑战的压力最大。首先，共产党掌权之前，它已是发达地区。其次，除位于东南角的杜雷斯顿（DRESDEN）外，东德全国各地都可以接收到西德电视广播，东德的经济发展如何与西德作出比较，人民一目了然。再者，倘若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要求，人民有迁往西德的选择。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向西方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为“自由城市”，马上触发东德人西迁潮。1959年，共144,000人移民西德。1960年，东德完成农业集体化，使移民人数增至199,000人。1961年头七个月，离境人数已达155,000人。移民潮对劳动力短缺的东德经济构成沉重打击。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终于把接壤西柏林的边界封锁。据统计，1949年至1969年，共290万东德人移民西德，大部份是年青人及技术工人（其中以1953年（该年柏林工人罢工被镇压）及1959-61年为高潮）。[1] 东德工业底子厚，故粗放发展为期比其他东欧国家为短。加上1959-61的逃亡潮，集约发展在六十年代初已刻不容缓。1956-58三年间东德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为7.3%[2]，比西德为优胜。德共充满信心，1958年7月10至16日党五大上宣布计划于1961年在主要消费品及食品，人均产量超越西德。根据当时两国经济发展走势，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目标。[3]可惜，劳动生产率呆滞不前（从1958年达到西德85%下降至1963年的75%），加上1959-61年的人力资源流失，使1959-63年的年均增长率猛挫至4.2%。[4]五大的目标顿成泡影。进行集约发展更形迫切。 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经济学教授利别尔曼（EVGENILIBERMAN）的《计划、利润、奖金》（“PLAN，PROFIT，BONUS”）论文。利建议在消费品行业以利润代替产值等指标作为考核企业及发放奖金的标准。利的建议为东德进行经改创造了政治形势。10月德共十七中全会上，第一书记丘别列（W.ULBRICHT）首肯对经改进行探讨。[5]1963年1月15日德共六大上，丘别列公布改革方案（名为“新经济计划及管理体制”）；7月11日，部长会议正式通过。 在未探讨东德经改历程前，我们先回顾东德立国以来的经济状况。 1961、1962及1963年，国民收入増长率先后为1.6%、2.7%及3.5%。人民生活水平（以零售额量度，货币计）先后上升5.8%、下跌0.7%及上升0.3%。“新经济计划及管理体制”实施后，经济情况有所改善。1964年及1965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4.9%及4.6%；人民生活水平（同上）上升3.3%及4.3%。[6]1966-70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更上升至5.3%。[7]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带来企业投资过热。1966-70年，投资年均增长率近10%。[8]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下给企业放权让利，往往造成结构失衡。1969-70年，东德经济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原料、能源、燃料、建材等严重短缺。[9]1970年秋，经济出现普遍危机。[10] 政府于是决定压缩投资，1971-75年五年计划预算把投资年均增长率大幅降至3%。[11]但消费增长率会有所提高。[12]1973年，总量平衡情况大为改善，经济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下是1971-75年的情况（表28.1）。 表28.1：东德1971-75的经济表现（增长百分率） 19711972 197319741975 国民生产4.55.7 5.56.44.9 消费（零售总额）3.96.0 5.86.13.5 纯货币收入3.46.1 5.64.84.0 资料来源：纳田及梅尔沙，同，页164。 七十年代中叶的能源危机促使东德在制订1976-80年的五年计划时采取谨慎态度。（尽管苏联给予贸易津贴，原料入口价格仍然飞升，进出口比价大幅恶化，由1971年100.4（1970年=100）下挫至1976年85.5（对全世界）[13]；及由1971年105.1（1970年=100）降至1976年93.8（对发达西方国家）[14]。）计划要求扩大本地原料供应基础，预算全部工业投资中原料占六成。[15]1976年国民生产增长率比计划（5.3%）为低，仅及3.7%。[16]1976-80年年均率从前五年的5.4%下降至4.1%。[17]消费基金增长率亦降至3.8%。[18] 1961-70年，东德外贸收支情况平稳，对西方发达国家贸赤累计额仅4.9亿美元。1971-79年，贸易情况明显恶化。可兑换货币外债随之而标升。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8.2至表28.3）。 表28.2：东德贸易平衡，1971-79（百万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对西方发达国家-296-340 -750-1028-1150 -1415-1326-1093 -1855 总数// /-898-1202 -1835-2310-1305 -1151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1及32。 表28.3：东德可兑换货币外债，1971-79（十亿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毛额1.4/ /3.64.9 /7.59.0 10.1 净额1.21.2 1.92.62.6 5.06.27.6 8.4 偿债率（%）/18 /2125 /38/ 5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及41。 1979年的偿债率（54%）为当时东欧第二最高（首位为波兰）。政府的对策是猛压投资及进口。消费亦因此而受打击。以下是详细情况（表28.4）。 表28.4：东德投资及消费情况，1981-94（实质增长百分率） 19811982 19831984 固定资产投资（毛额）2.8-3.0 4.0-0.2 净投资（积累基金）-3.4-19.9 11.9-0.6 消费基金2.71.2 0.84.2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70-71。 贸易平衡情况改善（表28.5），除得力于削减进口外，也缘于出口取得大幅增长（其中1981-82年尤为显着）。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6）。 表28.5：东德对市场经济国家收支情况，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贸易平衡： 总数-1.7/ 1.51.41.1 0.9 对西方发达国家-1.7-0.5 0.71.00.7 0.7 来往账户平衡-1.8-0.4 1.51.71.1 1.0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43。 表：28.6：东德可兑换货币进口，1981-85 19811982 198319841985 出口（百万美元）总数6714 787585438717 9119 对西方发达国家5446 629671027417 7732 增长率（%）总数27.217.3 8.52.04.6 对西方发达国家30.5 15.612.84.4 4.2 进口（百万美元）总数6654 636672187659 8193 对西方发达国家5952 550862186559 7047 增长率（%）总数-4.0-4.3 13.46.17.0 对西方发达国家2.3-7.5 12.95.57.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194-5。 出口（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出现高速增长有赖于国家改进了对企业的监管，从而令劳动生产率、资金使用率上升，以及使能源及原料耗用率下降。[19] 进出口平衡的改善使可兑换货币外债担子迅速减轻。这可见于表28.7。 表28.7：东德硬货币外债情况，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毛额14.114.9 13.012.712.9 13.1 净额11.612.3 10.710.77.9 7.4 偿债率（%）5860 504036 26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50及64。 由于债务危机的解决除了依靠紧缩，还有经济效益的改善为基础，所以，1981-85年的经济增长比估计强劲；而如前所述（表28.4），消费基金在1982-83年处于低増长水平之后，1984增长率上升至4.2%，比1976-80年的年均率3.8%为高。以下是1976-80年及1981-85年两个时期国民生产增长率的比较（表28.8）。 表28.8：东德国民生产增长率，1976-85（%） 1976-80（年均）19811982 198319841985 1981-85（年均） 4.14.82.5 4.45.54.8 4.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69。 1986-88年间，国民收入及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增幅虽有下降趋势）。这可见于以下数字（表28.9）。 表28.9：东德经济情况，1986-88（增长百分率） 19861987 1988 国民收入4.33.6 2.7 纯货币收入4.54.7 3.9 零售总额4.13.6 3.9 投资5.38.0* 5.0 *投资过热带来局部失衡 资料来源：彼里逊及梅尔沙，同，页23及26。 但表面的稳定却蕴藏着危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整个东欧对西方国家比以前开放，东德对经互会的出口现在受到西方国家出口的严重威胁。1986年至1987年，东德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先后为-2.1%及-1.7%），1988年才微升0.1%。[20]政府因而削减进口及压缩投资（1987年进口下降4.2%，1988年才回升0.4%[21]；如前所述（表28.9），1988年投资增长率下降3个百分点）。 贸易情况转趋恶化使可兑换货币外债再次攀升，据估计，1989年企于189亿美元（毛额）的高水平。[22]这与匈牙利的数字相差不远，按人均计更高出波兰约两成。但应当留意，东德的可兑换货币出口总额先后为波兰及匈牙利两倍及倍半（对西方发达国家则为两倍半及两倍）[23]，故东德的外债压力远较该两国为轻，绝不能同日而语。[24] 1959年，农业合作社占耕地面积45%。I960年1月至3月，集体化完成，上述比率上升至84%。[25]1964年，国营企业占工业产值70%。[26]1972年春，全部私营及集体企业变为国营。[27]虽然直至1989年，东德一向容许私营手工业者存在，但七十年代开始，民营经济的力量已无足轻重。 如前所述，东德1963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经改方案（名称于1967年4月德共七大改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28] 方案主要内容为：政府把国营企业联会（ASSOCIATION）（下简称作VVB，联会的德文简写）从行政机关变为经济上独立、财政上自负盈亏的法人团体。[29]产业主管部门把部份计划及物资调拨的职能下放给VVB。[30]企业在计划制订期间互相订立供销合同。1968年起，主管部门或VVB对企业进行干预而令致企业要毁约，须作出赔偿。[31] 企业对投资基金用途有自主权，但主要项目及其他对国民经济重要的项目仍由主管部门批准或监管。[32]企业把部份纯利及折旧金拨入VVB的利润基金。利润基金部份上缴国家财政。企业纯利拨入利润基金的比率因企业及VVB而异，藉以调节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比例。1969年，工业企业中超过四分三逾半纯利拨入利润基金。VVB把留成利润用于两方面：VVB投资或按需要拨入个别企业投资基金。[33]银行信贷以项目的盈利能力及项目是否与计划配套为标准。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利息较高，或不获信贷。[34] 企业指标数目较以前减少。但改革没有把利润列作首要考核标准。[35]计划以外的进出口需先得到国家批准。[36] 1964年以前，所有价格为1944年订下的固定价格。[37]改革方案分三步进行价改。1964年，重要原料提价70%。1965年，其他原料提价40%。1967年，制成品（以资本货财为主，但亦包括一些消费品及食品）价格上调4%。[38]价改的一个重要原则为基本上维持消费品价格不变。[39]显而易见，价改的目标纯粹在于提高价格的时效性及把比价关系稍加理顺。这种不足的做法对拉近价值与价格的差距帮助不大。1964年以前，东德订价基础为成本价格（原料+工资+折旧），即以社会平均价值为准则。[40]改革引入资金占用费，但不计入成本，而自利润扣除。[41]在部份企业，订价基础改为“资金价格”（“CAPITAL-RELATED”PRICE）（大致相等于生产价格），即把资金占用费计人成本。[42]但至1970年末，“资金价格”覆盖面仅及工业生产约三分一。[43]显然，东德的价改与匈牙利1968年引入价格三级制及改以“双渠道价格”为订价标准相距甚远。 综合而论，“新经济体制”仍然属于一个保守的方案。诚如纳田及梅尔沙所说，类似南斯拉夫及匈牙利所实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在东德的考虑范围之内。[44]应当留意，以上各项措施实行时间先后不一，整个方案全部一齐运行的时间仅限于1969及1970两年。[45] 企业投资特权提升令部门发展比例偏离政府的计划。鉴于此，政府1968年4月作出决定加重国家投资比例。[46]同年开始，政府成立企业集团（COMBINES），由国家直接管理。以前，企业为独立法人，现在，集团属下企业不再拥有法人地位。[47] 1970年9月8日，政治局决定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按：如前两述，1969年开始，经济因投资过热出现危机）。[48]12月，十四中全会通过政治局的决定。企业投资重新由国家批准。1971年起，企业纯利成为国家计划指标（这个措施把企业的自主性削弱）；1973年开始，纯利不再为规定指标，换句话，企业重新完全受产值等强制性物质指标支配。[49]企业奖金基金不再与利润挂钩，改与两个由企业自行选择的物质指标挂钩。[50]1973年一项法令规定，主管机关更改企业计划指标无需作出补偿。[51]企业产品花色品种再次由国家规定。[52] 一句话，虽然“新经济体制“其中一些措施保留下来，仅运行了数年的改革到1973年完全寿终正寝。 经改开倒车使国家开支占净物质生产比率迅速回升，从1970年64.4%上升至1975年80.6%。以下是各年数字（表28.10）。 表28.10：国家开支占净物质生产比率 I96069.7% 196566.2% 197064.4% 197169.6% 197271.4% 197373.6% 197476.5% 197580.6% 资料来源：纳田及梅尔沙，同，页148。 1979-83年，政府实行“计划改进”或“计划完善化”（“PLANIMPROVING”、“PLANPERFECTING”，）改革及企业集团改革。 政府把部份权力下放给集团总主任（DIRECTORGENERAL）。总主任对集团所属企业拥有广泛权力。他有权把企业生产能力进行调拨。企业纯利中拨入集团基金的比率由他视乎基金的需要而决定。[53]1984年，由中央机关制订的物资调拨安排共2,136项，占工业投入物资总额76%；由集团制订的共2,400项。1986年，由中央和集团制订的数目分别改为1,135及3,400项。[54] 利润成为考核企业及集团的标准。但纯利属于规定计划指标。[55]中央把部份订价权限下放给集团。[56]新产品及国家评定「优质」产品获订价优惠；过时产品须减价（这些措施在“新经济体制”下已实行过）。[57] 企业监管机关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府并成立一些新监管机关，如品质监察办公室。[58] 显而易见，1979-83年的改革目标在于强化制订及执行计划的中层管理机关。企业没有得到更大的自主权。[59]如上文所述，这些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6年，政府提出企业“创造内部资源”（“INTERNALRESOURCEGENERATION”）原则。除特殊情况外，企业投资一律依靠自留资金及银行信贷，政府不再进行财政拨款。[60]集团总主任不得挪用企业投资基金中500万马克以下的款项，这些资金的用途由企业主管决定，但仍需先获总主任批准。总主任保留对超过五百万的企业资金进行调拨的权利。以上措施首先在部份企业进行试点。[61] 1988年，政府在16个试点集团中再引入一些新措施。包括：增加企业留利；企业外汇留成可用于进口高科技设施及零配部件；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挂钩；企业投资项目不设价值上限；指标数目减少（按：1986年指标共172个，1987为214个[62]）；企业可直接与经互会及西方国家的外商建立关系。[63] 按原定计划，试点集团数目到1989年增加至52个[64]； 1991年推展至全部工业。但政府1989年6月宣布减慢步子，把1990年的试点集团数目降至40个。[65] 捷克 捷克战后经济重建以高速度完成，1948年生产已恢复战前水平。[66]1948年2月共党独大至1952年底史兰斯基（RUDOLFSLANSKY）等人被处决这段期间，捷克经济发生两个重大变化。苏联及东欧于1947年先后占捷克贸易总额仅5%及不足7%。[67]原本，捷克无意削减它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及经济关系。1949年9月，讯息局（INFORMBUREAU）要求东欧各国减低与西方的贸易。1953年，捷克对经互会贸易占贸易总额比率上升至78%。[68]伴随着贸易方向的转变，贸易结构亦出现变化。1948年以前，捷克以输出消费品及原料（如煤）为主。现在，为了适应苏联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需要，出口转到以机械为主。[69]产业结构因适应不同出口需要发生转型对捷克经济1989年事变后的适应能力起着重大的制约。 五十年代初，经济因产业结构转型出现局部困难，但总体而论，五十年代上半叶经济稳步增长。1952年到1956年各年国民收入指数如下：1952：100；1953：106.4；1954：110.2（农业失收使增长放缓）；1955：121.5；1956：128.0。[70]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根据公布数字，毋容置疑，生活水平明显地上升，工业品产量比以前高出很多。「消费者社会」的幼苗已开始萌出。”[71] 1956-60年二五计划期间，经济表现比一五更胜一筹。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10.7%（1949-53为14.1%；1954-55为7.5%）。[72]实质工资上升17%：实质收入26%。部门发展比例互相配合，消费品市场达至总量平衡。[73] 政府被五十年代的优越表现冲昏了头脑，宣布捷克已建成“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正积聚力量过渡到共产主义”。国家新宪法因而在国名上加上“社会主义”一辞。[74] 好景不常，六十年代初，中国减少捷克入口，从1959-60年占捷克贸易总额6%减至1962年的0.5%。捷克于是需要从可兑换货币市场增加肉类及原料进口，因而引致收支出现困难。政府被迫缩压投资以削减进口。其实，五十年代末叶及六十年代初已经出现投资过热。原因有二：1958年，捷克实行洛斯普尔（ROZSYPAL）改革方案，投资权限下放导致超额投资马上出现（总投资中企业投资占一半）；五十年代的成功使国家制订不切实际的三五计划（1961-65），从而增加投资需求。超额投资在1958年及1961年达到高峰。祸不单行，农业生产连续两年失收，增加粮食进口的需要。[75] 多个因素集中爆发令政府陷于恐慌而猛压投资。投资于1963年出现负增长。以下是I960年至1964年国民生产的增长指数：I960：100；1961：106.8；1962：108.3；1963；105.9；1964：106.6。[76] 1962-63年的危机渡过后，四五计划（1966-70）期间，各项经济增长指标再次取得骄人成绩。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11）。LINKExcel.SheetMacroEnabled.12"https://d.docs.live.net/6b0fafcba39facb2/马克思主义/文档处理/校对专用文档.xlsm""Sheet1!R1C1:R8C3"\a\f4\h 表28.11：捷克四五计划（1966-70）表现 预算增幅（%）实际增幅（%） 国民生产22-2440 工业毛产值30-3236 农业毛产值2034 个人消费2028 积累20166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30。 但1966年1月推行的经济改革方案又一次带来投资过热。这可见于表28.12。 表28.12：捷克1965-70年的投资情况 积累占国民生产比率（%）投资占最终产品 （FINALPRODUCT）比率（%） 19659.13 196613.221.5 196722.626.6 196823.226.2 196924.926.9 197026.928.0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57。 此外，民间储蓄占货币收入比率从1953-63的平均数2.4%上升至1964-67年3.4%。[77]虽然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这是收入上升的正常情况，但政府仍然非常担心这会带来通胀压力。 1967年中，政府对工资实行管制。[78]5月中全会决定把投资降温。投资重新由中央统筹。所有新投资项目暂停，甚至一些已开工项目亦要下马。[79] 踏入七十年代，经济继续活跃（上半叶情况尤佳）。但1979年开始，情况转趋恶化。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13）。 表：28.13：捷克七十年代经济表现(增长百分率) 国民生产工业 农业实质收入投资 19705.78.7 1.12.85.8 19715.56.9 3.25.95.7 19725.76.0 3.96.38.9 19735.26.7 4.76.29.0 19745.96.3 2.24.29.1 19756.26.9 -1.13.18.3 19763.65.1 -2.43.94.4 19774.26.3 9.13.05.7 19784.34.9 1.52.14.1 19793.13.7 -0.040.71.8 19803.03.3 6.00.71.4 资料来源：梅恩，同，187。 但繁荣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因素。七十年代初，捷克进出口比价保持相对稳定，但中叶开始因石油危机急剧恶化（按：倘若捷克没有得到苏联的贸易津贴，情况会更不堪设想）。详情如表28.14： 表28.14：捷克1971-76进出口比价（1970=100）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 对西方发达国家99.197.7 88.787.486.0 84.2 对全世界99.799.1 95.896.390.4 87.9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197-8。 再者，捷克的机械产品在经互会市场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例如，捷克1965年占苏联机械入口总额21%，1970年下降至16%，1975年再跌至11%。又如，1978年，捷克与波兰、匈牙利及保加利亚的机械贸易竟达至平衡（这表示捷克的技术水平已被该三国赶上）。唯幸捷克输往经互会国家的消费品有所上升（这方面的盈余从1970年25%升至1980年39%）。[80] 以上因素令捷克的贸易平衡情况露出不妙的势头（表28.15至表28.16）。 表28.15：捷克贸易平衡，1973-79（百万美元） 19731974 197519761977 197819791974-79 对西方发达国家-221-349 -396-740-707 -804-803-3799 总数/-471 -728-668-875 -825-1054-4621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 表28.16：捷克贸易平衡（百万克朗） 对「社会主义」国家 其他 1970-721973-79 1970-721973-79 总数+3433+9267 +168-16937 机械产品+15707+44696 +120-8135 燃料及矿产原料-9216-54891 +3589+6731 食品-6338-15652 -2099-8421 消费品+5896+22470 +3205+14010 其他原料-2616-5870 -4647-21122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91。 首次石油危机加深西方国家经济衰退。但如前所述，捷克却仍然维持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保持，还有所改善（食品贸赤因而上升近三倍）。投资亦保持强劲增长（令至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械贸易转盈为亏）；占国民生产比率从1970-72年28.3%上升至1975-78年30.5%（对照下，个人消费由48%微升至48.3%）。[81] 七十年代下半叶，西方融资没有出路，利率处于低水平，减弱了捷克对累积可兑换货币贸赤的警戒性（其他东欧国家及很多拉美国家亦然）。 根据马里斯及云劳思计算，苏联1974-78年给予捷克的「隐藏」贸易津贴达80.35亿美元（1980年现时价值计）。[82]若非如此，捷克1974-78年对经互会的贸赤应比实际数字多出几倍以上。[83] 总括而言，捷克七十年代下半叶的增长纯粹建基于苏联的津贴及平价西方融资。表28.17显示捷克硬货币外债情况。 表28.17：捷克可兑换货币外债，1971-79（十亿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毛额0.5/ /1.11.5 3.0/3.5 4.0 净额0.20.2 0.30.60.6 1.42.12.5 3.0 偿债率（%）/10 /1515 /17/ 22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及41。 捷克政府对上述情况十分清楚，波兰1980年事件更令它提高警觉，故七五计划（1981-85）订下历来最低的目标。[84]七五计划的急切任务是恢复总量平衡及通过“集约化”（“IN-TENSIFICATION”）降低能源及原料耗用率，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为此，政府推行一些改革措施（见后）。 1981年12月波兰实施军管后，西方国家终断所有对经互会的信贷。不到几个月，信贷便恢复。但此时，虽然捷克的偿债率不足20%（见后），政府已作出决定把可兑换货币外债清理。[85]这与匈牙利、波兰、东德及苏联继续借贷的政策迥然有别。 清理的手段是压缩投资以削减进口。消费则尽量维持。详情见于表28.18： 表28.18：最终产品分配（开支计），1980-85 最终产品个人消费 库存变化投资投资所占百分率 1980100.045.9 5.229.729.7 1981100.846.7 2.328.428.1 1982101.445.6 2.727.727.3 1983104.146.5 2.627.926.8 1984107.947.3 1.826.724.7 1985111.348.2 2.128.125.3 按：所有数字为按1980年最终产品计算的百分比（1977年价格计），“投资所占百分率”除外。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94。 加上出口有所增长，1980年开始，捷克贸易终于扭亏为盈（表28.19）： 表28.19：捷克贸易平衡（百万克朗）及来往账户平衡（十亿美元），1979-85 出口进口贸易平衡来往账户平衡 19791940921985-2576 / 198024364（26.0）24526（10.6） 38-0.4 198125328（4.0）23436（-3.7） 1892-0.2 198224961（-1.4）22010（-6.1） 2951/ 198326384（8.0）21485（-2.4） 48990.5 198427411（3.9）22127（3.0） 52840.6 198527579（0.6）23251（5.1） 43280.5 括孤中数字为增长率（%） 资料来源：贸易数字，梅恩，同，页193；来往账户数字，史洛基思蒂，同，页43。 事实表明，政府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1982年开始，苏联减低原油供应，而价格亦大幅提高（表28.20）： 表28.20：苏联给予捷克的原油供应指数，1980-85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数量10096 898987 88 价值100141 183216242 261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203。 对经互会的燃料及矿产原料贸易赤字因此而从1976-80年的548.85亿克朗升至1981-85的1439.39亿。[86]值得庆幸的是，经互会各国可兑换货币均短缺，因而捷克1981-85年对经互会的机械产品及消费品贸易先后录得1046.53亿及377.26亿克朗的盈余（1976-80年数字为419.1亿及202.65亿）。1985年，捷克占苏联机械产品输入总数比率回升至超过15%的水平。基于上述，捷克对经互会的贸赤仅从1976-80的135.17亿克朗微升至1981-85的159.63亿。[87] 八十年代初的小危机得以顺利解决，七五计划亦因而表现平稳。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21）： 表28.21：捷克七五计划（1981-85）的表现 19811982 198319841985 85/8081-85比76-80 （1）国民生产99.399.2 101.2102.6 102.5104.8 109 （2）増长率// 2.2%2.8%3.1% // （3）工业： 毛额100.0100.4 102.3102.0 101.6106.3 109.1 净额99.398.5 100.8104.0 102.3104.8 108.0 （4）农业： 毛额97.9106.1 105.5103.9 103.3117.7 117.7 净额85.5111.1 98.6107.698.2 99.097.6 按：除第二列数字，其他数字为比对上一年的指数（上一年=100）（1977年价格计） 资料来源：第一、三及四列，梅恩，同，页207；第二列，史洛基思蒂，同，页69。 人民生活水平亦可以维持（虽然个别消费项目的增长出现大幅下跌情况，如私人汽车及房屋）。详情如表28.22： 表28.22：捷克七五计划（1981-85）人民生活水平 19811982 198319841985 个人消费10199 101103104 消费基金増长率（%）2.6-1.1 2.42.6/ 个人消费数字为按1978年计算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个人消费，梅恩，同，页214；消费基金増长率，史洛基思蒂，同，页71。 从表28.22可见，1982年消费出现负增长。但总体来说，就人民生活水平而论，“捷克表现比其他国家为优胜。与西欧不同，捷克没有出现大量失业；别于波兰，捷克的生活水平没有出现急剧下降。”[88] 1986年八五计划开始时，捷克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工业生产增长率比所有主要西欧国家都要高；通胀率为全欧洲最低（1981-85年累计为10%）；包括食品在内的消费品市场达至总量平衡；可兑换货币贸易获得盈余；可兑换货币外债处于应付能力之内（表28.23）。[89]当然，中长线而言，捷克经济潜伏着不利因素。五十年代初建立的产业结构基本上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中叶。捷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受到严重掣肘。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使生产效益没法翻身。[90]但这些都是较为长远的问题。短期而言，直到1989年事变前，捷克经济没有出现动荡。 表28.23：捷克可兑换货币外债，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毛额4.934.5 4.053.703.35 3.01 净额3.673.4 5.302.772.00 1.94 偿债率（%）2419 1822* 20* *按史洛基思蒂，同，页64,1984及1985的偿债率为25%及31%。这些数字与本表其他数字矛盾，亦与史洛基思蒂，同，页65及表28.19的数字矛盾。笔者相信是印刷出误所致。 资料来源：1985年偿债率为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数字（《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其他数字，史洛基思蒂，同，页50及64。 注：根据多方面的消息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3月10日号号，页56；《时代杂志》，1990年1月15日号，页21；《明报》，1990年10月23日）。捷克1989年可兑换货币外债降至6.9至7亿美元之间。 1948年2月前，国有化工业占工业就业人数61%。[91]2月后，比率迅速攀升至95%。[92]1948年，私营工场雇员人数接近50万。1952年底，仅余5万。[93] 继波兰和匈牙利之后，捷克1948年秋接纳农业集体化政策。但初期以限制富农为主。1949年2月，政府强行收购所有私人拖拉机。同月23日，农业集体化法例获通过。[94]但直到1953年，农业合作社及国营农场分别只占耕地面积30.8%及13.9%。[95]1957年，集体化运动再次掀起。到I960年，八成农民已参加合作社。[96] 1956年苏共廿大没有为捷克带来波期及匈牙利般的震荡，但仍引发一些人提出进行改革的要求。党领导把要求疏导到经改的探讨。讨论最后形成一个改革方案，建议以利润代替产值作为考核标准；奖惩与利润挂钓；成立企业联会以提高制订计划的效率；中央把部份投资权限下放；供销双方直接见面，订定长期合同。[97]由于五十年代上半叶经济表现良好，经济学家对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充满信心，方案因此否定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亦坚持维持固定价格的需要性。[98]以上方案称作洛斯普尔改革方案，于1958年实行。 如前分析，改革造成投资过热；加上上述其他因素，1962-63年经济出现危机。中央把投资权限收回，改革由此终结。[99] 1963年，受到利别尔曼论义及东德进行改革的影响，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经改。委员会主任为新任中央委员兼社科院经济研究室主任奥·锡克（OTASIK）。查实，锡克早年思想倾向十分保守，后来才变得开放。[100]1964年中，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关于经济制度的著作翻译成捷克文，触发有关市场及计划的热烈论战。[101] 1965年1月中全会接纳对管理体制作出“基本改变”的经改方案。方案以“计划及商品关系的有机结合”为总目标，内容包括：中央功能限于订定基本比例、制订价格及工资政策和为企业创造划一的金融、财政环境；考核标准为毛收入（锁售收入减原料成本及上缴政府的支出）；征收固定资产税；企业直接见面；价格三级制；企业联会进一步集约化（这是借鉴东德的方案，1965年间，联会数目从254个下降至90个）等。[102]显而易见，方案与匈牙利的NEM类似。1965年，452个企业进行试点。1966年1月，方案全面推行，价改以调整所有批发价开路。 如前所述，改革导致投资过热，而民间储蓄上升令政府担忧消费品市场会出现失衡。1967年5月，中全会决定重新上收投资权限，理由是“经济手段仍然未能发挥作用”。[103] 1968年1月，杜布切克（ALEXANDERDUBCEK）上台，接替劳锅尼（NOVOTNY）出任捷共第一书记。3月，劳再辞去总统职位；新政府成立。4月，新领导层发表政策文件《行动纲领》（ACTIONPROGRAMME）。《纲领》经济一节由新任主管经改的副总理锡克执笔。但在1968年的政治形势底下，经改没有被列入优先考虑范围。新领导层原定9月召开党特别大会讨论多党制选举，但华沙集团军队先发制人，于8月20日入侵捷克。杜布切克获准留任至翌年4月，后由胡萨克（HUSAK）接替。 1969年5月，中全会决定一刀切压缩投资，严厉管制工资。1970年1月1日起，所有零售价格一律冻结。政府公布市场化改革需待恢复平衡后才继续。[104]1969年下半叶，市场平衡恢复。[105]但政府没有回到改革的道路上。社会现被称作“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EXISTINGSOCIALISM”）；换句话，政府拒绝进行任何以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目标的改革。经济研究室结束“修正主义”的研究计划。1970年底，锡克路线被批判，而锡克本人被扣上“右倾冒险主义者”的帽子。至此，1966年的改革宣告结束。[106] 如前所述，为配合七五计划（1981-85），政府推行一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为：①恢复近卅年前实行过的“计划反建议”（COUNTERPLANS）；及②引入新奖励指标，工资总额与增值额挂勾，企业主管奖金与利润及出口表现挂钩。[107]“计划反建议”指在计划制订过程中，企业承诺超额完成由中央订定的指标。由于中央在订定原来指标时，需要依靠企业提供资讯，故这个制度对于挖掘企业潜能根本起不了作用。显而易见，1981年的措施无甚新意，亦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8] 1987年1月中全会上，胡萨克表示接受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重整”的需要性。总理史特劳高（STROOGAL）对十三大通过的改革方案（即锡克方案）给予高度评价，但补充说它后来被“误用”。雅克什（他后来于12月出任总书记）承认现存制度有“不足之处”，但表示“它的潜能仍未完全发挥”。[109] 7月，继苏联于一个月前通过《企业法》后，政府公布《企业法（草案）》。12月，中全会通过经改方案，内容以锡克方案为根据，但较为保守。跟六十年代的改革程序一样，今次改革以价改开始，计划于1989年1月1日实行。国家仍然保持对价格的控制权，改革仅在于计算成本和订价的方法。方案并建议容许个人及私人合作社承租经营食肆及店铺。[110] 保加利亚 共产党统治前，保加利亚是一个农业国家。1948年，劳动人口中82.1%从事农业，工业仅占7.9%。1948年开始，保加利亚采纳斯大林模式发展策略。1950-73年，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达7.2%，比同期欧洲平均数5.6%高出很多。[111] 保加利亚的基本建设时期发生在试验性的两年计划（1947-48）、一五（1949-52）、二五（1953-57）及三五计划（1958-60）。两年计划期间，国家仿效苏联廿年代的策略大力发展电力，农业投资仅占总额6%。[112]1951-52年，积累率高达28%，为同期西欧平均数两倍。[113]二五期间，政府承诺改善人民生活，増加农业、轻工、房屋及教育各项投资。1960年农业投资占净投资总额28%，为历年高峰。1956年积累率下降至14%。[114]以下为一五至三五的经济表现（表28.24）。 表28.24：保加利亚一五计划至三五计划经济表现（年均增长百分率） 一五（1949-52）二五（1953-57） 三五（1958-60） 净物质生产8.47.8 11.6 工业20.712.7 16.2 农业-0.94.9 6.6 建造业19.67.1 20.8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44。 原始积累把保加利亚的经济结构全面改变。I960年，重工业产值追上轻工业水平。[115]以下为详细情况（表28.25至表28.26）。 表28.25：保加利亚净物质生产构成（1959-80） 19391948 19521956I960 19701980 人均净物质生产10089 121149226 440825 构成（%）： 工业1523 293748 5557 农业6559 403227 1711 建造业34 787 99 贸易及运输业1410 191715 1620 按：第一列数字为指数。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44。 表28.26：劳动力分配（%），1948-83 工业农业 建造业贸易及运输业服务业 19487.982.1 2.03.74.3 195612.970.5 3.36.07.2 196021.955.5 5.28.19.2 197030.335.7 8.412.513.1 197533.527.5 8.014.615.7 198336.121.9 8.215.717.2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60。 可见，工业产值于1956年超越农业。1983年，农业产值仅占总数11%。七十年代上半叶，工业劳动人数越过农业。1983年，农业占劳动人口比率仅高于两成。六十年代下半叶，城市人口越过农村人口。1970、1980及1983各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先后为53%、62.5%及65%。[116] 共党执政下，保加利亚的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机械制造、电子、化工迅速増长，其中前两者占出口的份额越来越重。食品、访织的比重不断下滑。以下是详细情况（表28.27）。 表28.27:工业结构，1939-83（%） 19391952 I96019701980 1983 电力1.82.1 2.02.52.4 3.9 燃料、热能4.63.2 2.84.63.7 1.4 冶金0.53.7 5.66.63.4 3.5 机械2.410 12.416.515.6 14.2 电子// //7.6 8.8 化工1.93.1 3.77.58.9 8.2 食品51.239.2 33.525.422.9 26.9 访织19.814.7 13.59.15.1 5.5 建造、木材加工1.82.2 3.13.74.9 4.5 其他16.021.8 23.424.122.5 28.1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66。 一五至三五的成功令劳动力短缺问题于六十年代初便出现。保加利亚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每1,000人计）从1950年15一直下滑：1960：9.7；1970：7.2；1980：3.4；1983：2.2。[117]1974年开始，保加利亚实行每周工作42.5小时制（以前为48小时）[118]，比一些先进国家更优胜，更加加剧劳动力供应紧张情况。1981年，劳动人口中女性占49%，这表示女性的参与率已达极限。[119] 五五计划（1966-70）开始，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越过劳动人口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却一直呈现负增长。这可见于表28.28。 表28.28：非农业増长来源，1961-74（%） 1961-651966-70 1971-74 劳动人口增长4830 32 劳动生产率增长4371 62 资本值増长128100 133 资本生产率增长-84-16 -46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63。 积累率于二五期间下降后再次回升，1975年最高峰时达32.8%。1960、1965、1970、1975、1980、1981及1983各年积累率顺序为：27.5%、28.3%、30.8%、32.8%、25%、27%及22%。[120]以下是保加利亚1961年至1985年的经济表现（表28.29）。 表28.29：保加利亚经济表现，1961-85（年均及年增长百分率） 61-6566-70 71-7576-8081-85 19841985 净物质生产6.78.8 7.86.14.1 4.60.7 投资7.912.5 8.64.06.8 // 实质工资2.05.3 3.00.52.6 // 消费基金// 7.04.04.3 3.2/ 贸易总额14.611.3 12.08.56.9 // 工业10.0（61-64） 9（69-75） 6（76-83）// 农业（人均）4.1（56-70） 0-5（不稳定）（71-83） // 资料来源：1961-83，林普，同，页162、164及169，消费基金增长率除外；1984-85，史洛基思蒂，同，页69；消费基金，史洛基思蒂，同，页71。 可以看到，1985年以前，总体而论，虽然增长率有下降趋势，成绩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农业生产欠稳定，保加利亚是匈牙利之外，东欧农业上唯一能达至自给自足的国家，更还有剩余以供出口。[121]罗马尼亚人，甚至南斯拉夫人经常进入保加利亚购买粮食。[122]1960-70年，农民实质收入增长高于工人，年均率达6.7%。不计农产品自我消费，农民1968年的收入达工人三分二。[123]1971-84年，消费基金年均增长率为5.1%，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下是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表28.30）。 表28.30：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每100户），1965-83 19651970 1983 收音机5962 92 电视842 87 电动洗衣机2350 81 电冰箱529 88 私人汽车26 34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94。 城市的私人汽车普及率比农村高很多。首都索非亚130万人口中（约廿至卅万户），私人汽车达350,000辆，平均每户超过一辆。[124]人民居住问题是保加利亚发展最落后的一环。八十年代上半叶，城市居民轮候公屋平均需时几年（不比香港为差）。教育及医疗亦为急待改善的环节。[125] 保加利亚贸易占国民收入比率为东欧诸国之冠，与西欧小国看齐（比利时除外）。I960年贸易占净物质生产比率为31%；1982年上升至96%。[126]同一时期，出口占净物质生产比率亦由15%升至50%。[127]保加利亚亦是东欧各国中贸易上最依赖苏联的国家（详后）。由于保加利亚农业相对发达，它农业占出口总额的比率亦为全东欧之冠。[128]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保加利亚缺乏原油，但别于其他国家，它亦同时缺乏煤矿，所以，它比各国都更为依赖能源进口，主要供应来源为苏联（占需求七成）。[129]七十年代，保加利亚能源进口（主要为原油）占进口总值比率从13%升至25%；1981-83年，机械及能源进口共占总数三分二。[130] 出口方面，机械及电子出口从1955-57年占总额8.2%升至1981-83年占53.8%；食品由1968-70占35.1%的高峰下滑至1981-83年占16.7%。[131] 以下是保加利亚贸易方向的详情（表28.31）。 表28.31：保加利亚贸易方向，1950-83（%） 出口 19501955 I96019651970 197519801983 苏联54.450.5 53.852.153.8 54.649.958.5 其他经互会国家37.736.7 30.227.225.5 25.423.520.6 西方国家7.910.6 12.415.814.2 9.315.810.5 第三世界// 3.44.66.1 10.713.413.1 进口 苏联50.247.5 52.650.052.2 50.757.358.5 其他经互会国家35.439.9 32.724.324.0 21.321.621.8 西方国家4.711.8 13.622.319.2 23.617.213.7 第三世界// 2.43.54.7 3.93.96.1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52及188。 直到七十年代初，保加利亚贸易大致平衡。六十年代下半叶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急剧上升，但出口（以纺织品及食品为主，冶金产品及机械产品次之[132]）亦大幅增加，故赤字有限。七十年代中叶开始，进出口比价直线下滑，从1975年96（1970=100）下降至1980年76及1982年65[133]，贸易平衡情况由此转趋恶化。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8.32至表28.34）。 表28.32：保加利亚贸易平衡，1961-83（百万里华（保货币）） 年均数1961-631968-70 1975-771981-83 苏联-4930 -175-503 其他经互会国家616 83-300 西方国家-16-57 -548-545 第三世界6-6 2891098 其他837 27167 总数-4520 -324-74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82。 表28.33：保加利亚贸易平衡，1971-79（百万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总数151（71-73）-490 -710-245-42 -170-351 对发达西方国家-20-5 -21-409-700 -470-386-415 -43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 表28.34：保加利亚对市场经济国家贸易平衡，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贸易平衡： 总数1.00.7 0.70.40.6 -0.3 对发达国家0.1-0.6 -0.5-0.3-0.6 -0.6 来往账户平衡1.00.7 0.60.4-0.5 -0.3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43。 可以看到，七十年代中叶开始，保加利亚对苏联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都连年出现巨额赤字。根据马里斯及云劳思计算，1974-78年间，苏联给予保加利亚的「隐藏」贸易津贴为69.2亿美元（1980年现时价值计）。[134]若没有这些津贴，保加利亚七十年代中叶肯定无法能够相对上安然渡过首次石油危机。虽然保加利亚对第三世界贸易出现庞大盈余，由于无法立刻收到现汇[135]，这些盈余无助于保加利亚偿还欠下西方国家的债项。 1975年，保加利亚的偿债率为53%，1977年更高达44%。政府于是在七五计划（1976-80）期间实行紧缩。表28.33显示，对西方发达国家贸赤从1975年7亿美元一直下降到1979年0.43亿。大幅削减从西方国家进口使七五计划净物质生产、投资、实质工资、消费基金及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从六五计划的7.8%、8.6%、3.0%、7.0%及12%顺序下挫至6.1%、4.0%、0.5%、4.0%及8.5%（表28.29）。1980年至1984年连续五年，保加利亚对市场经济国家贸易都出现盈余（表28.34），可兑换货币外债及偿债率均持续下降。以下为具体数字(表28.35）。 表28.35：保加利亚可兑换货币外债情况，1975-85（10亿美元） 19751977 197819791980 198119821983 19841985 毛额2.43.4 4.04.53.6 3.12.82.6 2.32.4 净额1.43.2 3.73.02.8 2.21.71.5 0.90.6 偿债率（%）3345 /3835 332429 161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41、50及64。 1985年，由于苏联减少对保加利亚的原油供应（这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已开始），保加利亚出现能源危机[136]，被迫从世界市场增加原油进口。可兑换货币外债情况急转直下。偿债率于1989年竟然攀升至超过70%。[137] 1949年，保农业合作社占总耕地面积仅11.3%。[138]1950-52，政府进行第三波集体化运动，把合作社占地比率增加至61%。1958年，比率达92%，全国共有3,200个合作社，82个国营农场。[139]1959年，私营农地仅占耕地面积2%；1972年再降至0.2%。[140] 1947年12月23日，全国6,000个工业企业被国有化。这些企业中90%雇工少于50人，平均为23人。[141]1951年，3,300个私营工场被收归国有。至此，私营部门在工业中完全被取缔。[142] 三五计划期间，所有农业合作社合并成957个大型组合。[143]六十年代末开始，政府把上述组合再合并成所谓农工复合体（保又简作APK）。APK属于横向合并体，旨在把农业生产“工业化“。[144]政府又成立一些属于垂直合并体的所调工农复合体（保文简作PAK），把个别合作社与食品加工企业联合。[145]1971年末，全国所有合作社及国营农场合并成161个APK及PAK（大多数为APK）。[146] 1977年，过度的集约化产生反作用，政府于是把原有143个APK分解为296个。强制性规定指标减至四个：收购任务；上缴财政任务；外汇收入最低限额；投入物资最高限额。APK得到更大计划外订价及签订合同的自由。[147] 跟匈牙利一样，合作社对社员经营自留地大力予以扶持。1957年，自留地占合作社耕地面积10%；1980年，增加至14%。1971年，自留畜数目上限解除。1974年，政府透过合作社进一步改善自留地的物资供应及锁售。一如匈牙利，自留地在蔬果、蛋类等物品的供应占有重要角色。[148] 如前所述，集约发展在六十年代初已提上日程。事实上，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从二五计划及三五计划的7.8%及11.6%下降至1961-65年的6.7%（表28.24及28.29）。1964年6月，保加利亚投入东欧、苏联的改革热潮。五十个纺织及消费品企业进行试点。改革名为“新管理体制”，内容包括：强制性规定指标减至四个：产值、投资上限、投入物资上限及外贸任务；增加企业留利，最高可达70%；工资、奖金及企业投资与利润挂钩；银行信贷代替财政拨款。[149] 截止1965年12月，工业企业中43%实行了“新管理体制”措施。1967年，比重上升至三分二。 “新管理体制”下，零售价格及批发价格引入价格三级制。但大部份价格仍为固定价格。 1968年7月，政府宣布终止“新管理体制”（留意：这发生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前）。这显然与投资过热及工资上涨过速有关（见表28.29）。一些企业主管利用改革发大财而爆出几宗丑闻更为剎车提供了借口。价改首先被取消。跟着，有关工资、企业投资、订定合同等权限纷纷受到限制。强制性规定指标数目重新上升。 尽管如此，部份改革措施得到保留。1963年7月，政府把2,000个工业企业置于120个“国家经济联会”（保文简作DSO）之下。“新管理体制“结束后，企业订定合同及价格（指计划外）仍归DSO监督，主管部门不直接过问。 如前所述，1947年国有化时，6,000个工业企业平均雇工人数仅23人。1960年，工业企业数目下降至1,650个。[150]1970年末，雇工超过1,000人的工业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目47%。[151] 1970年底，120个DSO减为64个。DSO对属下企业的投资、信贷、财政补贴有话事权。企业丧失法人地位，但大企业仍可保留银行户口及在DSO监督下签订合同。1975年，七个新成立的工业部门成立七个企业集团（COMBINES）归口管理七个产业部门，把DSO完全架空。[152]换句话，一度下放给中层架构的权力现又重新被上收。 1978-79年开始，政府再次实行改革。1978年，政府把以前由计委规定的企业投资上限废除。企业实行财政独立。虽然新比例税制把企业纯收入八成抽去，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明显上升。1975年，财政拨款、银行信贷（发放标准为项目是否符合计委决定）及企业资金占总投资的比率为16%、54%及25%。1981年，变为28%、28%及45%。[153]DSO及APK/NPK/NPO（改革同时在工农业实行）可与外商直接见面，签订合同。强制性规定指标回降至四至五个。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挂钩，上升率最高限于后者升幅一半。主管收入视乎企业表现（能否达到指标）。1980-81年间，一些企业主管因此而有部份收入被扣起。 1980年4月，政府成立非官方的保加利亚工业经济联会。工经联主席地位在部级之上。会员占工业生产70%。自成立以来至1984年，工经联共开办200个小企业，以生产消费品为主。小企业属于国营，对于鞭挞其他国营企业有一定作用。 1982至1983年间，政府再推行一系列政策。最低工资保障被废除。不称职的企业主管有被革职之虞。部长薪金与产业部门表现挂钩。财政补贴进一步下降。国家银行发放信贷以项目盈利能力为准则，利率由2.5%至8%不等。企业申请信贷要通过投标。价格实行两级制（固定价格及上限价格）。 表面看来，上述措施颇为「进步」。但林普及另一名西方学者均认为，七十年代末各项措施中，以把企业主管收入扣起这一项为“最大的转变”。[154]其他措施的影响有多深远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初，保加利亚经济増长跌至历年来最低水平（见表28.29）。1982-83推行的措施，用意在于挖掘企业的潜力，而非向企业放权。[155] 1986年12月，保共中全会通过进行进一步改革的方案。方案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前提（如前所述，1985年开始，保加利亚出现能源危机），重申企业财政独立的重要性。方案计划把国家银行变成中央银行及成立商业银行。1987年6月开始，退休人士、学生及主妇可承租餐馆及店铺经营；全职工人在不影响正职的条件下可享有同等权利。但一律禁止雇工；税率亦偏高；故反应并不理想。[156]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1950-1977年工业生产、工业投资、工业劳动力及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先后为12.9%、13%、5%及8%。一五计划（1951-55）、五五计划（1971-75）及六五计划（1976-80）期间，投资占国民生产比率顺序为17.6%、34.1%及36.3%。1951-80年期间，实质工资年均上升率为4.9%；加上社会工资（SOCIALWAGE），人均实质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3%。[157] 虽然农业被忽视，它的增长亦不差。一五计划及二五计划（1951-60）年均增长为5.5%；三五（61-65）及四五（66-70）下降至2.2%；五五为4.7%；六五为4.9%。1950年工业及农业劳动人口占总数比率先后为12%及74.1%。七十年代下半叶，工业劳动人口超越农业。1980年，上述两个比率先后为35.5%及29.4%。1981年开始，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158] 基于政治原因，罗马尼亚于1972年成为首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东欧国家。此前，罗已于早一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76年，罗又成为「七十七国组合」（GROUPOF77）成员，使它的出口在西方国家市场获得优惠待遇。[159]基于上述，罗马尼亚的出口方向与其他经互会国家不同：1975年，罗对西方先进国家贸易占总数比率比对经互会贸易为高。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8.36）。 表：28.36：罗马尼亚贸易情况，1960-80（百万里（LEI）） 19601965 197019751980 对经互会： 占总贸易额比率66.860.4 49.037.833.7 盈余/赤字192.9490.1 -97.4420.9 1444.2 对西方先进国家： 占总贸易额比率22.128.9 35.638.132.8 盈余/赤字3.4-515.4 -1117-2124.2 556.7 对发展中国家： 占总贸易额比率4.66.0 8.215.825.2 盈余/赤字175.272.0 332.11571.9 -7091 17里=1美元 按：上述比率总和不等于100，因为还有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未计算在内。 资料来源：沙菲亚，同，页49。 六五计划开始，国民生产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年均率从五五计划的11.3%跌至7.3%。[160]跟其他东欧及很多拉美国家一样，罗国趁当时西方融资没有出路，以借贷来增加进口（见表28.36）。罗马尼亚1971-79年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累计贸赤达284亿美元。[161] 直到1975年，罗马尼亚仍能输出少量原油。但1976年开始，原油输入直线上升（表28.37）： 表28.37：罗马尼亚原油进口，1975-81（百万吨） 197519761977 197819791980 1981 5.08.4 8.812.914.2 15.912.9 资料来源：沙菲亚，同，页111。 如前分析（第廿四章），苏联拒绝供应原油给罗马尼亚，故罗唯有自世界市场输入。出于这个因素，罗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便由出超发展到入超（表28.36）。 从西方国家大量入超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令罗马尼亚可兑换货币外债急剧攀升（表28.38） 表28.38：罗马尼亚硬货币外债，1971-80(10亿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19801981 毛额1.2/ /2.42.8 /3.24.4 7.09.610.2 净额1.21.2 1.52.52.5 2.55.44.9 6.88.38.8 偿债率（%）/27 /2223 /19/ 222738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41、50及64。 罗马尼亚1981年偿债率当时在东欧各国排行第四位（各国偿债率为：波兰：87%；东德：60%；匈牙利：40%；罗马尼亚：38%；保加利亚：33%；捷克：19%[162]）。但别于其他国家，罗马尼亚不能依靠苏联的扶持以减轻石油涨价的打击。根据齐奥塞斯库1981年底中全会上透露，罗马尼亚八成原油进口来自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163]祸不单行，恶劣天气令罗马尼亚1980-81连续两年农业失收。[164]罗马尼亚于是于1981年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要求延期还贷的东欧国家。这个决定非常及时，因为苏联自1979年首次供应石油给罗马尼亚后，1980及1981两年的供应量先后从1979年40万吨增加到150万吨及270万吨，但1982年竟缩减至23万吨。[165]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救援方案规定罗马尼亚大幅削减进口。[166]1981至85年，罗马尼亚硬货币进口增长率为：1981：-12.7%；1982：-33.3%；1983：-3.2%；1984：1.3%；1985：4%。与此同时，出口增长率为：1981：10.8%；1982：-14.4%；1983：0.2%；1984：10.4%；1985：-0.7%。[167]这期间，罗马尼亚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平衡连续五年获得盈余：1981：2亿美元；1982：14亿；1983：16亿；1984：22亿；1985：20亿。[168]硬货币外债的情况终于明显好转（表28.39）： 表28.39：罗马尼亚硬货币外债，1981-85（10亿美元） 19811982 198319841985 毛额10.29.8 8.97.56.0 净额8.88.1 8.66.65.5 偿债率（%）3841 421526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5。及64。 但以上好转是以厉行紧缩政策为代价的。人民这几年间过着困苦的生活（尤以1982-83两年）。1981年，罗国廿七年来首次实行面包配给。1982年2月，220种食物平均提价35％，人民购买能力下滑8.8%。该年，电费加价三成，家用燃料三倍。1月，民用电力及燃料供应受限制；翌年11月，再削减一半。电冰箱、吸尘器等家庭电器的使用被禁。农村地区街灯电源切断；城市亦只有主要通道有街灯照明。[169] 虽然1981-83年间，国民生产先后增长2.2%、2.6%、及3.4%，但扣除净出口，国民收入先后下滑5.7%、2.6%及0.3%。[170]1982年消费基金下挫1.5%，1983仅微升0.4%。[171]1984年情况有所改善，国民生产、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扣除净出口）及消费基金先后上升7.7%、3.4%及3.8%。[172]但1985年偿债率马上回升至26%。紧缩政策于是恢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73]1989年，偿债率终于下降至10%。[174] 1967年12月，罗马尼亚成为东欧之中最后一个同意进行经改的国家。改革内容包括：在主管部门及企业之间成立一些名为“中央”（“CENTRALS”）的中层行政架构。部份“中央”属于横向合并体，其余为垂直合并体。国家向“中央”下达计划指令。“中央”的功能与东德的VVB、保加利亚的DSO大同小异。企业留利可用作投资及奖励。价格制度维持不变。[175] 1969年，政府成立200个“中央”，正式把改革付诸实践。但在执行时，主管部门经常更改“中央”订立的计划。改革在从未正式实施过的情况下便不了了之。[176] 七十年代中叶，政府把经济管理权力进一步集中。1973年，政府收回一些企业的独立外贸权，企业归还外贸部直接管辖。1974年，“中央”的数目减至104个。由政府直接进行调拨的产品数目从1974年180种上升至1975年720种。企业及“中央”的投资权限重新被上收。全部进口由专业外贸公司专营。[177] 1978年3月，政府宣布翌年开始同时在工农业两个部门逐步实行名为“新经济及财政机制”的改革。[178]改革以三个原则为基础：财政独立、自管及工人自管；焦点在第一个。内容为：增值额代替产值为主要指标；企业硬货币进口以本身创汇额为上限；国家财政把“社会工资”（兴建住房等）的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划分计划内及计划外利润。计划内利润用于上缴国家财政、还贷及成立六个企业基金（“经济发展”、“流动资金”、“房屋建设”、“社会投资”、“社会行动”及“分红”）。企业可把部分计划外利润注入“分红基金”；其余上缴国家。企业投资及各项指标的决定权保留给国家（换句话，“中央”形同虚设）。若企业收入不足以完成上缴国家及还贷任务，可向银行申请高息贷款。三个月内仍未能扭亏为赢，企业由主管部门接管。企业在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后，方能把余下收入注入各个企业基金。若企业未能完成规定指标，国家可扣起“分红”、“房屋建设”等基金部份款项（以总数四分一为限）。 根据政府公布，“新经济及财政机制”实施后，企业补贴从1980年占财政收入20%下降至1982年6%。[179] 一名西方专家认为，罗马尼亚的管理体制是东欧“最集中、最缺乏弹性的制度”。[180] [1]以上见葛·纳田（GERTLEPTIN）及万·梅尔沙（MANFREDMELZER），《东德工业改革》（ECONOMICREFORMINEASTEASTGERMAN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页XV-XVI及页4。 [2]同上书，页7。 [3]同注1，页6。 [4]同上注。 [5]同注1，页9。 [6]同注1，页11。 [7]同注1，页163。 [8]同注1，页164。 [9]同注1，页75-77。 [10]同注1，页78。 [11]同注1，页164。 [12]同注1，页161。 [13]史洛基思蒂，同，页197。 [14]同上注，页198。 [15]同注1，页175-6。 [16]同上注。 [17]同注13，页69。 [18]同注13，页71。 [19]菲·彼里逊（PHILLIPJ.BRYSON）及梅尔沙，《东德经济的结束》（THEENDOFTHEEASTGERMANECONOMY）(伦敦，1991），页32。 [20]同上注，页26。 [21]同上注。 [22]同注19，页89。据一般报刊报导，数字为210亿美元（例如，《明报》，1990年10月23日）。 [23]这些比例根据1985年的数字计算（见史洛基思蒂，同，页194）。 [24]笔者手头资料没有东德1989年的偿债率。笔者亦没有信贷还款期结构等数据以供进行准确的计算。根据上文有关资料，笔者粗略估计上述比率不会超过40%，比波兰及匈牙利的情况松动得多。 [25]同注1，页XV及页5。 [26]同注1，页32。 [27]同注1，页150。 [28]同注1，页98。 [29]同注1，页41。 [30]同注1，页17。 [31]同注1，页53及64。 [32]同注1，页54及55。 [33]同注1，页45-47及126。 [34]同注1，页41及45。 [35]同注1，页20。 [36]同注1，页55。 [37]同注1，页36。 [38]同注1，页38。 [39]同上注。 [40]同注1，页49-50。 [41]同注1，页42。 [42]同上注。 [43]同注1，页84。 [44]同注1，页13。 [45]同注1，页47。 [46]同注1，页68。 [47]以上见同注1，页68-69及117。 [48]同注1，页101。 [49]同注1，页78及121。 [50]同注1，页118。 [51]同上注。 [52]同注1，页109。 [53]同注19，页6。 [54]同注19，页31-2。 [55]同注19，页31。 [56]同注19，页5。 [57]同注19，页32。 [58]同上注。 [59]同注19，页6-7。 [60]同注19，页41。 [61]同注19，页42-3。 [62]同注19，页38。 [63]同注19，页44-45及69。 [64]同注19，页69。 [65]同注19，页47。 [66]梅恩，同，页，7。 [67]同上注，页8。 [68]同注66，页17。 [69]同注66，页18。 [70]同注66，页69。 [71]同注66，页75。 [72]同注66，页86。 [73]同注66，页88-89。 [74]同注66，页91。 [75]同注66，页97-103。 [76]同注66，页98。 [77]同注66，页147。 [78]同注66，页164。 [79]同注66，页152。 [80]同注66，页189。 [81]同上注。 [82]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50。 [83]根据表28.15的数字作出的粗略估计。由于：（1）表28.15第一列与第二列的差额不限于对经互会贸易；及（2）表28.15的数字为当时价格，而80.35亿这个数为1980年现时价值，故无法计算出准确数字。 [84]同注66，页191。 [85]同注66，页192。 [86]同注66，页204。 [87]以见同上注。 [88]同注66，页213。 [89]同注66，页219。 [90]同注66，页220-247。 [91]同注66，页4。 [92]同注66，页8。 [93]同注66，页42。 [94]同注66，页44-6。 [95]同注66，页53。 [96]同注66，页93。 [97]同注66，页81-83。 [98]同注66，页80。 [99]同注66，页102。 [100]同注66，页110-111。 [101]同注66，页113。 [102]同注66，页120-22。 [103]转引自同注66，页152。 [104]同注66，页179。 [105]同注66，页181。 [106]同注66，页182-4。 [107]同注66，页209-211。 [108]同注66，页211-13。 [109]同注66，页249。 [110]以上见同注66，页250-1及261。 [111]林普，同，页14。 [112]同上注，页142。 [113]同注111，页143。 [114]同注111，页144及169。 [115]同注111，页144。 [116]同注111，页159。 [117]同上注。 [118]同注111，页160。 [119]同上注。 [120]同注111，页165。 [121]同注111，页177。 [122]同注111，页192。 [123]同注111，页191。 [124]同注111，页193-5。 [125]同上注。 [126]同注111，页182。 [127]同注111，页178。 [128]同注111，页177-8。 [129]同注111，页16及180。 [130]同注111，页179。 [131]同注111，页180。 [132]同注111，页188。 [133]同注111，页182。 [134]马里斯及云劳斯，同，页50。 [135]同注111，页187-88。 [136]亚·彼达西奥（ARMANDOPITASSIO），《保加利亚的改革政治》（“REFORMPOLITICSINBULGARIA”），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204。 [137]《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 [138]同注111，页124。 [139]同注111，页148-9。 [140]同注111，页210。 [141]同注111，页135。 [142]同注111，页150。 [143]同注111，页149。 [144]同注111，页206。 [145]同注111，页207。PAK后来易名为NPK或NPO，分别在于NPK/NPO加入了一些科研、技术单位。（同注111，页209） [146]同上注。 [147]以上见同注111，页208。 [148]以上见同注111，页210-12。 [149]以上及下文关于1963-68年实行的“新管理体制”，见同注111，页200-204。 [150]同注111，页146。 [151]同注111，页213。 [152]同上注。 [153]以上及下文关于1978-83年的情况。见同注111，页215-219O [154]同注111，页221，附注34。 [155]关于企业如何保留在严格监督之下的情况，见彼达西奥，同，页211-13。 [156]以上见彼达西奥，同，页209-211。 [157]以上见沙菲亚，同，页107-8。 [158]以上见同上注，页47及109。 [159]以上见同注157，页112。 [160]同注157，页110。 [161]根据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数据计算。 [162]史洛基思蒂，同。页64。 [163]同注157，页115。 [164]同注157，页107。 [165]同注157，页116。 [166]同注157，页119。 [167]史洛基思蒂，同，页194-5。 [168]同上注，页44。 [169]同注157，页117-8。 [170]史洛基思蒂，同，页69。 [171]同上注，页71。 [172]史洛基思蒂，同，页69及71。 [173]史·森逊（STEVENL.SAMPSON），《罗马尼亚：纸牌房子》（“ROMANIA：AHOUSEOFCARDS”），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217-224。 [174]《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 [175]以上见同注157，页120-1。 [176]同上注。 [177]同注157，页121。 [178]以下关于“新经济及财政机制”的资料。见同注157，页123-6。 [179]同上注。 [180]安德逊（E.E.ANDERSON），《东欧中央计划及生产的不稳定性》（“CENTRALPLANNINGANDPRODDCTIONINSTAB-ILITIESINEASTERNEUROPE”），载《斯拉夫评论》（SLAVICREVIEW）第二期，转引自同注157，页126。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相关链接：【文字版PDF电子书】 MarxismattheMillennium 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 〔英〕托尼·克里夫（TonyCliff） 2000年 第一星际翻译 关于作者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还有价值吗? 资本主义的矛盾 资本间的竞争和对工人的剥削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第二章为什么需要革命的党？ 工人阶级思想的不平衡 反对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 革命党：工人阶级的大学 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政党 革命者与工人阶级教学相长 民主集中制 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第四章“全球化”——神话与现实 跨国企业中的工人力量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第五章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尸检 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 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观点 斯大林主义搅乱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向，打击了组织士气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意义 第六章偏离的不断革命 革命的三种观念 毛泽东的崛起 卡斯特罗的革命 理论出了什么问题 知识阶层 偏离的不断革命 第七章马克思主义论压迫 第八章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1933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我们已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第九章1968年五月的重要教训 警示与激励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克思语)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第十章俄国革命 双重政权 列宁对党进行再武装 胜利的革命 俄国革命不是带来了斯大林统治和古拉格吗? 第十一章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 军备经济所扮演角色的不断演变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直接并无简单直接联系 第十二章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十三章马克思主义与民主 第十四章世界革命还可能吗 慢放中的20世纪30年代 第十五章千禧年：于希冀与恐惧之间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6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第36-37页。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ПРОЛЕТКУЛЬТ）即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与文化教育组织，形成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十九日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在全国有了广泛的发展（成员达四十万，其中八万余人参加了各种文艺团体和小组的具体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出版二十余种杂志：《熔炉》、《创造》（莫斯科）、《未来》（彼得格勒）、《工厂汽笛》（萨马拉）等；《无产阶级文化》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机关理论刊物，曾刊载过波格丹诺夫论述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及其随笔《关于组织的科学》（《组织形态学》）。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也曾在国外出现过（在英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一九二〇年曾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临时国际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规模及其活动符合劳动群众对文化和艺术创作的爱好。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的理论观点，就实质来说，是反列宁主义的。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波格丹诺夫（主要理论家）和列别杰夫-波梁斯基，骨干是普列特涅夫、卡里宁、别萨利科、凯尔任采夫。波格丹诺夫直接根据产业无产阶级生产活动的情况引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波格丹诺夫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由下列因素组成的劳动理想、劳动者的自豪感、集体主义，“偶像”、“权威”等的毁灭。关于“纯粹”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只能由工人创造）这种思想，实际上导致无产阶级在文化建设领域里与其它劳动者阶级和阶层的分离，导致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整个过去文化、古典遗产的否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看来，各个艺术团体和工人俱乐部应当成为创造无产阶级特殊文化的实验室，而不是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自治组织，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依然力图保持自己的自治地位。 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相联系有下列苏维埃无产阶级诗人：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萨多菲耶夫、菲利普钦科、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马什罗夫-萨莫贝特尼克、奥勃拉多维奇、波列塔耶夫、波莫尔斯基、别尔德尼科夫、克拉依斯基以及早期的卡津。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歌颂“全世界的”十月、工厂的劳动、“铁的”无产阶级，他们力图加深的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主义的”、阶级的情感。他们的创作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影和激情，形式雅致（带有象征派和民粹派抒情诗的痕迹）。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些剧院里，上演过普列特涅夫的戏剧《连纳》、《罢工》等。一九二〇年，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波列塔耶夫、奥勃拉多维奇、卡津等退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新的文学团体“锻冶场”。 一九二〇年十月五——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派召开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大会的指导方针（坚持波格丹诺夫所宣扬的自治思想）迫使密切注视无产阶级文化派活动的列宁起草了《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1920年10月8日），把讨论无产阶级文化派问题提到了俄共（布）中央会议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接受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归并教育人民委员部、成为它的下属机构的决议。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真理报》发表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其中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信中还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同工人知识分子活动相联系的健康因素。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新决议，其中强调“全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给予密切关注”的必要性。但是，此次大会以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活动并未活跃起来，它的个别活动家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立场上。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受到列宁的激烈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二十年代经历了危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独立组织，主要从事戏剧活动和俱乐部活动（出版《工人俱乐部》杂志）。参加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第一个工人剧院活动的有爱森斯坦和施特拉乌赫。一九三二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正式解散。 于韦译
第四章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四章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
再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文化工作（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再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文化工作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7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205-208页。 革命前几天，我和几位同志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会议[1]。当然，我当时就想象了这次会上产生的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其形式与原来的有所不同）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在那个时候，国家的政权是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非国家的和部分地反国家的独立性基础上寻找自己的文化道路。 无论是提高无产阶级教育的智育、德育和美育的水平的任务，还是独立的创作、制定无产阶级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的特有的阶级标准的任务，都落到了这个年轻的组织的肩上。 我一开始就指出了这里的完全平行的现象：党在政治领域里，职工会在经济领域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文化领域里。[2] 现在一切改变了。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考虑：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应当是什么关系；工会为一方，经济人民委员部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其它经济组织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常规应当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一方，教育人民委员部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界限应当是什么？ 我现在不涉及前两个问题，只说一点：谁也不会由于机构、人员的几乎完全重叠，而认为党是多余的，并用教育人民委员部或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去取代中央委员会或其它类似的什么机构，谁也不会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做着平行的工作。 大家都清楚，实际上是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在领导这个工作，的确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论是党还是苏维埃政权都是它的机关。 无产阶级干预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的全部文化财富，当然应该建立各种机构，使不同类型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院、音乐会、展览会、刊物杂志等等变为无产阶级教育的工具。 无产阶级教育——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第一，传播科学和艺术的全人类的珍品，不懂得这些珍品就不能成为有知识的人，不懂得它们，无产阶级就仍然是野蛮人不获得这些东西，无产阶级甚至不能真正地行使他那用斗争得来的政权和生产工具。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这项任务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传播纯粹的无产阶级思想也要称为无产阶级教育，这首先在无产阶级本身文化程度较低的阶层中，其次在一般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居民中，最后在知识分子中。 无产阶级是否已经具有这种对他自己来说、可以认为是不容争辩的思想财富了呢？ 是的，在某些领域里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完善的部分（特别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领域里，其次是在史学和哲学的领域里）现在就可以确定无疑地有权得到合法的地位，而在各大学和图书馆等地方则占居首位。 我们所实施的政治纲领的基本理论是神奇的财富，在我们的政治宣传中应当做到家喻户晓，因此这些基本理论应当贯彻于国家政权的全部机构。 但是，如果我们检查－下支配国家机关并贯彻于群众意识中的这些无产阶级的要素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就其规模来说，它们也还是国家文化工作中内容较小的部分。 例如，在科学教学中，现在谁会否认我们应当利用已经积累的一切经验呢？也许，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其敏学方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个任务也是长期的。 在艺术领域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使无产阶级同人类天才积累的一切美妙的作品隔绝。 这里我们碰到两种极端，必须千方百计地告诫从事国家文化正作的无产阶级活动家。 有一些人认为，对“旧”科学和“旧”艺术的任何传播都是对资产阶级趣味的纵容，是一种该死的文化奴役，是用老朽的血液来污染年轻的社会主义的机体。 这种错误意见的极端的代表人物比较少，但是它们带来的害处，均可能很大．奇怪的是，有些不是从理智上揭诚拥护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在这里也加入了未来派的合唱。未来派有时候是承认几乎想消灭一切旧文化，并用暂时还不足信的经验（对他们自己说来，艺术就是这些经验）来判定是否是无产阶级。 不，我要一千零一次地重复无产阶级应当拥有全人类的文明，他是历史的阶级，它应该在同全部过去的联系中前进。以资产阶级性为借口，抛弃过去的科学和艺术，就象以同样的借口抛弃工厂里的机器或者铁路一样是荒谬的。 另一种极端是，一些人由于迷恋普遍科学和普遍艺术的文化工作，便说，瞧，这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作；如果对这一切再加上，可以说从表面再涂上一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共产主义纲领的油彩，那么，这就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了。 只反对这一点是不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将逐步地从上到下革新文化，它要创造自己的表现在一切艺术领域中的宏伟的风格，它要在艺术中注入全新的灵魂。无产阶级也要改变科学结构本身。现在就可以预测到它的方法学将朝着那个方面发展。 如果有人现在就想强迫政府机关只传播新的无产阶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将使无产阶级陷入野蛮的境地，我们就是砍掉了它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成果变得缓慢和凋萎，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国家的任务是传播真正毋庸争辩的知识。无产阶级只是在一些与其斗争直接有关的领域里获得这些知识，并用一切丰富的养料广泛地滋润着无产阶级的田地．无产阶级就是这些养料的继承者。 但是，如果在这之后就宣布，对于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探索，对于工人阶级的代表们创造特殊的艺术形式和在科学中寻求自己道路的工作可以漠不关心，那我们就又犯了同样可悲的错误。 因此，这两项任务是有其明确的界限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思想（其科学社会主义例外）的最初萌芽看作是已经成熟的珍品，并企图拿它们去取代过去时代的珍品。热中于通过自己的机构去传播介绍“人类文明”的全部领域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事，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可能表现一种最不谨慎的傲慢态度，这种态度应全部授给未来派；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可能去干涉别人的工作——全国性的工作，而这工作无产阶级是通过别人的手去做的。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专业组的工作上，去发现和支持无产阶级中有独创性的天才，去建立作家、艺术家和各种来自工人阶级的青年学者的小组，去建立最多种多样的学习班和一切体育的及精神领域中的生动活泼的组织，其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在这里培育存在于无产阶级心灵中的那种不带勉强、不是杜撰的自由自在的种子。 无产阶级国家，更确切地说——工农国家对于这样的年轻的组织不能不给予最大的信任和最大的关怀，从这些组织中将逐渐地放出光和热，这种光和热到时候就会大大超过我们所承继的遗产。它们在文化领域里将要创造新的世界——在政治领域里我们已经奠定了基础、在经济领域里我们正在实现的世界。 因此，我认为莫斯科苏维埃国民教育局要取消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意图是完全不合理的，何况它们也不会得逞，因为俄罗斯所有的其它的苏维埃都持另外的观点。禁止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种几乎在每一城市里都已存在的、独立地创造新文化珍品的组织是完全荒谬的。幸而，莫斯科苏维埃没有力量来消灭这种到处都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的、并且作出了如此宝贵的成果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李辉凡译 [1]指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17年10月16-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主席为卢那察尔斯基。 [2]在这一篇及下一篇文章里，卢那察尔斯基试图区分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职能的界限，竭力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主要的艺术创作机构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对领导权的觊觎（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看作受党和国家领导的一种创作，组织，而把它看作独立的、不从属于党和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无产阶级文化》杂志在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写道：“……正象党对于执政的大部分苏联共产党员来说是为了在国内实现政治纲领的政治路线的实验室－样，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机构也是为了在同一个国家内（当然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纲领。”（1918年7月第1号，第21页）这一观点在1919年1月24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计划》里固定了下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的组织，正栩工人的党是它的政治组织，工会是它的经济组织一样。”（《无产阶级文化》，1919年2月第6号，第26页）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错误在1920年受到党的批评，同时党也阐明了对工人知识分子在艺术创作领域里的主动精神的赞同态度。（《俄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封信》）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暖昧态度，见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的提言的注释。——原注
必要的更正（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必要的更正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7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35页。卢那察尔斯基写这篇短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列宁从《消息报》上读到卢那察尔斯基在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后，对卢那察尔斯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卢那察尔斯基的发言“跟昨天我们同他约定的正相反”。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是报纸歪曲了他发言的意思，因此写了这个更正。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见《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1卷，第282页。 在报纸上转述各种代表大会的正式发言时，发言的意思经常走了样，而且有时是相当严重的。登在《消息报》上的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是这种情况，转述的意思几乎与我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反。我说过，教育人民委员部终于着手把校内与校外活动的各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到其全部活动的突击组工作的第一位，而且在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数量上已经成长为相当可观的文化力量，因此，它们之间就必须有形式上的接近。 为此我曾建议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席或代表加入政治教育总局和文艺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在不破坏其创作探索的独立性的情况下，整个地与全国性的机关工作协调起来，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能够利用国家的设施（学校、剧院、训练班、博物馆等等），这些设施比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人为地建造的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相平列的机构来，大多数都是比较完善的。 因此，我的发言的意思在于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相应的机关在组织上接近的必要性。 而在转述中，我的发言却几乎被归结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比现在还要更加脱离全国的轨道。 李辉凡译
在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在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7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33-234页。 昨天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主席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作了下列发言。 甚至在这个困难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我们也能够做不少事情。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已成了普及的思想，而且无产阶级倾向于这个在其旗帜上明确地写着“无产阶级文化”的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了不仅能吸引俄国的，而且能吸引西方的劳动群众的力量。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朋友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特别感兴趣。在柏林已有了“无产阶级文化社”。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提出的最早的意图之一，是最广泛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为了用劳动世界的所有语言发表宣言，必须有国际的出版社。必须对西方广大劳动群众介绍俄国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关系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指出，应当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特殊地位和最充分的自治，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要任务是努力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各种新形式，发掘无产阶级内在的创作才能。必须使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样重要的组织全力地注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项任务。它通过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文艺和教育协议会的途径来施加自己的影响。 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范围，在深刻注意这一或那一任务的前提下，应当是有所区别的：教育事业，主要是对青年工人的教育，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掌管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掌管。不论是校外教育部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都组织自己的俱乐部，除了竞赛外，不应有任何的磨擦。在政治教育总局[1]里应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甚至没有自己演戏的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缺乏最必需的条件。需要做到，而且也必将做到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为所有我国企业中的第一个订货人，国家物资的第一个购买者。必须给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研究所有艺术种类、利用所有文化机关的一切可能性。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结束语中再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保留自己的独立活动的性质，并祝贺大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扩大到世界的规模。 现在，——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最后说，——甚至怀疑主义者也相信，无产阶级文化的良好的种子已经播种在无限肥沃的土地上了。 李辉凡译 [1]政治教育总局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和1920年11月12日列宁为了领导成年人的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教育（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成人学校和训练班）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而签署的教育人民委员的法令建立的。——原注
论“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Я.雅柯夫列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Я.雅柯夫列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真理报》（1922年10月24-25日）。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如下，《真理报》1922年9月27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新任主席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文章继续宣扬波格丹诺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唯心主义思想。列宁见报后立即在报纸上作了许多眉批，并亲自组织了一系列文章，对普列特涅夫散布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雅柯夫列夫的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是在列宁授意下撰写的。文章写作前，列宁同雅柯夫列夫谈过话，通过信；文章写好后，列宁又亲自组织了对文章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斯大林和布哈林。作者Я.А.雅柯夫列夫（1896-1938），原名艾普施泰恩，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和理论家，1920-1921年任政治政育总局委员会委员，1922年为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后来任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党中央农业部部长等职。本文所批评的《在思想战线上》一文的作者В.Ф.普列特涅夫（1886-1942），曾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从九月二十七日起《真理报》发表了普列特涅夫同志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普列特涅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里面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它的工作方法，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革命时期的工作，规定了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作的新途径。我们的任务是从对目前俄国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普列特涅夫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纲领。 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目标和任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目标和任务，普列特涅夫在其文章中有几处作了如下规定： “……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的。”（第一纵行） “……不能期望它（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依据辩证法的规律必然破灭，所以我们应该培养无产阶级文化的成分，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第七纵行） “……这场斗争还将在创造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的旗帜下继续进行，决不能是别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和它的存在的历史根据就在这里。”（第八纵行） 因此，主要点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造无产阶级文化。遗憾的是，作者过分地局限于“除了上帝就没有上帝，穆罕默德就是他的预言家”之类的宣言。他甚至不想去弄清楚他所依据的那些概念。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在他那里就象一个漂亮的、披戴面纱的少女，除了文学的外衣，什么都不可能看清。 普列特涅夫甚至没有提出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问题。他甚至也不想确定他所理解的“文化”概念是哪些社会现象的总和。 这样，他就看不到他的所有提法的完全空洞的内容和惊人的矛盾。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是对“无产阶级艺术、科学和文化”的庄严的赞美，是从普列汉诺夫、马克思、列宁、布哈林那里摘来的引文。这些引文都很说明问题，就是不能说明作者塞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里去的问题。 在下定义的地方，则是难以想象的混乱。作者写道： “……文化问题，广一点说，意识形态问题，上升到首要地位。” 这显然是荒唐的。因为，文化是－系列社会现象（从道德和法到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总和，它当然是比社会意识形态更为广泛的概念，社会意识形态乃是阶级或者人类集团的“思想、情感、行为标准的体系”（布哈林语）。 如果我们按照普列特涅夫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具体表现来判断“文化”，那么，就只好把它归结为排除了物质因素的科学、戏剧和艺术了。 “在科学与艺术的领域里把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表现出来与集中起来，则是它的基本的实践的任务。” 普列特涅夫就是这样来解释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的——“创造新的阶级的文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的。 如果把文化归结为科学和艺术，那么，“更广一点”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如果或多或少地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确定的那样来理解意识形态，那么，普列特涅夫所说的那种“已经”是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物质因素又到哪里去了呢？ 不过，实质当然不在于这一概念的混乱。主要的是他完全不想提出具体地适合于俄国生活的实际条件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那种文化问题。 在普列特涅夫那里，无产阶级文化是某种类似化学试剂的东西，它可以在一群特别挑选出来的人们的集团的帮助下，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蒸馏瓶里取得。他那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成分来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训练班，如同古希腊罗马的女神是在海水的泡沫中产生的一样。 普列特涅夫同志在实践中把自己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连纳》[1]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使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科学和创作社会化上，集中在创造“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实际上，他是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玄妙的、不现实的世界的幻景中游荡。因此他的全部理论都是臆造的、不切实际的，是处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广阔道路之外的。普列特涅夫文章中有一个地方使人不能不想到：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苏维埃国家建设和斗争的参加者的普列特涅夫，同在幻想的世界里游荡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普列特涅夫不能完全调和起来，当他谈到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地方时，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立场不稳固。 “这是发生在未开化的、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的和贫穷的国家里——很多人都没有忘记这样的声明。” 但是，普列特涅夫——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却立即通过高傲的声明消除了自己的疑惑。诚然，这里除了不够坚定的信念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是的，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也正是在存在着工农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 然而，由于我们的国家是真正“未开化的、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的和贫穷的”，因此，提出为文化而斗争的问题，影响会是巨大的。 普列特涅夫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空洞词句来回避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也不能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引文来掩饰自己。 我们希望普列特涅夫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在我们真正“落后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应该为“资产阶级文化”而斗争——为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按时上班，不积压送来的文件，对来访者说明应当怎么办才能解决问题，不用官僚主义的托词敷衍塞责地处理公文，公布我们机关里的贿赂现象，哪怕它达到了战前德国国家机关的那种程度，教育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包括共产党员，不要象对待医治便秘所不可缺少的泻剂一样来看待我们机关的贿赂，在机关里要做到使共产党员不裂成为老奸巨猾的家伙的庇护人，——一句话，不要按我们的玩忽职守的苏维埃方式工作，哪怕是按资产阶级的、欧洲或美国的方式工作也好。 蛀空我们国家机体的官僚主义使我们即使要想获得资产阶级的文化（美国的托拉斯、德国刑事警察及中欧国家内阁的工作就是这种文化的榜样），也还要许多年的努力。 2）在我们真正“未开化”的国家里，我们应不应该设法传播“资产阶级文化”——让头上不长虱子，被窝不生臭虫，吃饭前和工作后洗手，不是以穿脏衣服和破衣服为荣，而是尽可能地把衣服洗干净、修补平整？…… 一九一二年普列汉诺夫在巴黎做的关于艺术的学术报告中说：“总之，必须指出，人们力图使自己具有某种外貌，这种努力往往反映着这一时代的社会关系。”（《艺术与社会生活》，新闻研究所出版社，第18页）毫无疑问，譬如我们的革命青年希望穿得尽可能破破烂烂些，象个“共青团员”的样子，宿舍象兵营一样肮脏，我们苏维埃的房子里有跳蚤和臭虫，这都是我们机关的超官僚主义——不文明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 3）在我们真正“文盲的”国家里，要不要提出争取资产阶级文化——减少文盲的任务《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发行数哪怕是从现在的二十五万份增到二百万份也好，教会农民管理种植的起码方法，做到消灭三区轮作法，推广早休闲地，引进干旱稳产的作物，用它来代替求雨的办法。我们的扫盲工作也几乎取消了（从1920年的八万个扫盲点剩下五千个）；教育上的问题是大家都清楚的由于我们没有文化，我们从一俄亩土地上收获的粮食要比丹麦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少好几倍。 我们要求把我们这些重大的任务同普列特涅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内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美人的魔法对照一下。回忆一下普列特涅夫的“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目的”的大话。只要作这一点对比，就足以揭露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公式的全部内在空虚和毫无意义。 让我们再回到普列特涅夫的问题上来。 对于分析他那种制造“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头脑中的特殊混乱（不过它却具有某些鲜明特点）来说，下面一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他甚至把舞台上演出的短小的情节剧也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然而却忘掉了象道德、风俗习惯和法律这些最重要的因素。而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却己取得了并且还在取得许多重要的进展。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反对强大的资本的几十年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代替资产阶级道德和风俗（一切都是买和卖，用卢布和棍棒去打击竞争者）的是新的、从工人阶级生存和斗争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准则。世界上差不多没有一个工人不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了本阶级（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的反对资本的斗争（罢工、示威游行、金钱支援和会议决议等等）。 在这一斗争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为准则，新的阶级道德，它们是同资本主义的道德根本对立的（支持失业者不让资本家解雇你的邻人，只要大多数人作了决议，即使本人反对也去参加罢工，宁可在罢工中忍饥挨饿，也不让资本家减少全体工人的工资）。 新的准则是由无产阶级在蜕化、精神堕落和解体的威胁下争取生存的条件所确定的，——它们从先进分子、工人先锋队那里按照确定不移的生活逻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政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即使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会使资产阶级的法律颠倒过来。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事实上己消灭了资产阶级在管理国家方面的垄断权（宪法第六十五条），可以成为真正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纪念碑。 宪法第六十五条：“尽管属于上述所列范围，下面这些人仍然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以盈利为目的使用雇佣劳动者，（2）不靠劳动所得而生活者，如靠资本的利息、企业收入和产业收入等（3）私营商人、商业和贸易经纪人，（4）教士、教会和宗教界的神职人员……”——这在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准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跃进。 但这一条款不只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坚决否定，它也坚决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习惯和道德，因为它不仅成了法律准则，而且也成了俄罗斯的（也许不单是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的道德准则。因此，在道德、法律等领域里，我们无疑地对资产阶级文化有许多突破，不过这当然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炉子旁，而是在生活中，在日常的斗争中取得的。最后一点足以证明，普列特涅夫同志在其文章里没有看到这一切。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要知道，道德和法律领域里的高级文化成分存在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训练班实验室——创造意识形态的（！！！）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基本机构之外。普列特涅夫同志想借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越过我们还缺少的资产阶级文化，就象由蒸汽设施改为电气设施一样，只是忘记了蒸汽机总是可以由电视来替换的，只要有钱买或制造电机的话。而对于文盲来说，首先无论如何要教会他们识字。现在看来，所有不是与无产阶级的室内生活相联系，而是与其斗争生活相联系的东西都被忽视了。 二、征服神秘女妖之路 为了完成预定的幻想的纲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对于普列特涅夫来说，停留在实际的社会关系的范围里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追求神秘的美女，作者宁肯离开不愉快的、贫穷的和肮脏的世界，进入玄妙的梦幻世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 “无产阶级心理状态的最基本的方面，是阶级的集体主义和自觉的创造性。”（第6纵行） “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第8和第9纵行两个地方提到） “无产者对于外在的自然界却有着非常鲜明的态度。他何道，在矿井里，十字镐的打击就会产生出一定数量的矿石或者原煤，把这一起放到熔炉里，就会生产出生铁，从熔炉里是不会流出牛奶或者水来的，生铁会变成熟铁、钢，钢叉变成机器，机器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克服物质的阻力，并且在周末领到工资。在这里，一切都非常的明白，并且象数学一般的准确。”（第5纵行） 这是什么？是对苏维埃俄国阶级关系的最大的无知，还是对“无产阶级陛下”的无耻谄媚？ 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使普列特涅夫同志相信，有觉悟的工人不需要这种谄媚，而对于不觉悟的工人来说，它也只适用于证明他们胆怯、惊慌或软弱而已。 如果这里没有谄媚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前者：对阶级关系的最大的无知。 普列特涅夫看待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就象看待某种已经彻底形成了的东西。如果这一心理状态己经基本上是“集体的阶级的和创造性的”，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当作废物抛弃，而且关于文化任务的谈话本身也不必当作需要解决的任务去认真进行。 实质在于，基本的阶级觉悟（而不是指“阶级自觉的觉悟”或别的什么觉悟）并不是天降的甘露，而是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结果，这种阶级斗争使工人团结起来，实际上也提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并且年复一年地积累了工人的觉悟成分。 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自觉的成分暂时还是工人阶级的少数。西方先进分子正面临一个任务，就是为提高阶级的觉悟而斗争。 而普列特涅夫认为在工人头脑中一切都“非常的明白，并象数学一般的准确”，象“矿井里十字铺的打击”一样。这是他把所希望的东西，或者不如说，把将必然会有的东西，当成今天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在极大的程度上会减轻从工人头脑中消除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废话的任务，在工人头脑中培养一种倾向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素质。但是这里距离数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也还相去甚远，因为，资本主义的压迫不让工人认识和研究所有那些使唯物主义的“情绪’和前提转向唯物主义思维，变成明白而准确的意识（例如，犹豫动摇的法国共产党，以三十万人反对一百二十五万社会革命党人的德国共产党，带有小市民清教徒狭隘性的英国工联工人，德国的天主教工会）所必需的东西。 普列特涅夫同志可能不会认为，也可能不打算断言虔诚地相信上帝的德国天主教工会会员那里，“一切都明白并且象数学一般的准确”。 而在俄国呢？ 革命——这个历史的火车头当然使千百万人的意识发生巨大的进步，它在几年中完成了在别的条件下（和平发展条件下）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却不能也不应该使我们象普列特涅夫那样对事物的真实情况闭目塞听。在道德方面许多群众比起资产阶级来是太大地提高了。但是，如果连虱子都对付不了，那么靠“道德”而进行社会主义是不行的。 在工人阶级的一半还是文盲的条件下，在工厂里投有受过工厂的熔炉锻炼的农民成分的百分比还很大的条件下，——普列特涅夫就想使我们相信，我们将 “创造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显然，就象烤大饼）。 普列特涅夫也不想想，在我们的纺织厂里有多少信教的工人，特别是女工（当然这一切都非常明白，不过这是在与普列特涅夫相反的意义上），在彼得堡有多少工人维护过各式各样的“圣母娘娘”，不让这珍品受到没收；有多少带着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心理状态的农民在彼得堡的工厂里做工；有多少由于七年战争而堕落的投机贩子在我们的机关里工作。 为了编造“鼓舞我们的谎言”，他用想象的工人模特儿来代替现实中存在的俄国工人（俄国革命激发了这些工人对知识的极大欲望，对识字和自然知识的极大渴求），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把戏来代替现实地摆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面前的任务——创造满足全体工人群众识字要求的可能性。 没有热忱我们就不能完成革命，在这种热忱里，有某些“幻想”的成分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俄国工人阶级以沉重的打击震摇资产阶级世界的整个制度的革命初期。但是现在，时局的条件提出来的并且符合于无产阶级真正利益的任务变了，“幻想”就是不需要的了，而且是有害的了。 当“幻想”随着类似“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这种小资产阶级急选派的偏见而产生的时候，它就不仅成了不需要的、而且成了极其有害的东西了。 诚然，如果站在“自觉的创造性”的观点上，那么当然也可以在反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情况下解决文化任务。 我们以为，就是普列特涅夫也承认，如果俄国工人学会认字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更有“阶级创造性”的人，更何况将来还要受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育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全部地使用人民教师、工程师、教授。 这－切都写进了纲领，几乎每次代表大会都重申过，但仍然没有妨碍普列持涅夫提出“无产阶级阶级创造性”由思想无产阶级靠自己的力量”，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走向“无产阶级文化”…… 一些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对待军事专家态度上犯的错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对待工业专家态度上犯的错误，被普列特涅夫机械地搬到文化领域里来了。 俄国工人阶级及其家属大约占全国居民的百分之十五，而共产党人还不到无产阶级人数的百分之十。 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学会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教授、工程师、国民教师的手来同愚昧无知进行斗争，并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这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本身存亡的问题。 无论如何要学会这一点，并把国民教师、中学教师、教授的文化工作引导到无产阶级利益所规定的轨道上来。要知道，我们无疑地至今还没有学会这样做。无论是对广大的国民教师队伍或是对其他教学人员，我们都还没有学会有条不紊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因为在现阶段，文化问题成为共和国生活中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至少与过去提过的关于军事专家和工程师专家问题一样地清楚和明确。 而普列特涅夫对这一十分重要和十分困难的问题却是用“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空话来取而代之。 更空洞，而且也许是更有害的是普列特涅夫的另一个倾向：他不理解象我国这样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 “无论他们这里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来的人有多少，也无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接受了’阶级的观点，这一切终归还是少数，可能他们是非常的了不起，然而，他们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第4-5纵行） “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与农民、资产者、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第6纵行） 乍看起来，在这样的论断里，特别是在第二个论断里没有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论断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全部“理论”对照起来，就不难相信，我们看到的不是偶然的失言，而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不了解。 新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正如列宁同志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的，在于恢复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合。为了证明我们善于帮助农民，善于用农民所能了解、所熟悉和可以行得通的办法做起，“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2] 从这一观点出发，无产阶级（在农村是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工作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它应当配合和联系经济工作来扫除文盲，取消三区轮作法，废除那种手捧十字架和圣像游行以求雨抗旱的做法，——与此同时，它应该帮助农村的最大多数人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难道普列特涅夫同志忘记了农民是“动摇的力量”，而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农民把自己的砝码投在哪个阶级的天平盘上这一点吗？农民，作为劳动者，资本家只能给他以无情的卖身契农民，作为私有者，则倾向于资本。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和巩固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这样，使一批批新的农民群众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使他们在实践中、现实中、亲身体验中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好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做到不致象普列特涅夫所描写的那样只是孤家寡人，而要使工人阶级同农民一起向文化进军。 因此，如果说我们从高尔察克和喀琅施塔得的经验中学到了某些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将不再忽视吸引农村中最贫苦的成分参加共和国的文化工作这一问题了，不再用妄自尊大的空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农民、资产者、知识分子同样是格格不入的——来拒绝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了。 只有记住小农不仅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而且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把它看作是一种必须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力量时，我们才会在文化领域中力争让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跟随我们共同前进。如果这条道路比我们在十月二十五日所设想的还要更长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建立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空话来加速这一运动。不是单独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队伍，而是整个无产阶级面临着争取文化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农民群众也将跟随着无产阶级并与它一道前进。 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科学社会主义化” “……无产阶级是被革命进程本身推动去进攻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这就是必然的历虫规律．我们革命化的任务，以及我们所提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化的任务，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刚刚取得的这些初步成就的历史根据就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存在的一个根据也在这里。”（第12纵行） 我们面临的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化的任务，“……科学的社会主义化就包括它的本质、方法、方式和规模。”（第8纵行） 这几句话里包含着这么多的不可信的和有害的混乱，因此，必须最细心地对它们进行分析。 对于普列特涅夫同志来说，科学乃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不必给它下进－步的定义。他不是把科学问题作为关于同社会的人的活动有各方面联系的一系列的“思想体系”来提的；他不考虑科学技术及其人员机构。对于他来说，不存在科学同技术、同国家经济的联系问题。最后，在考察我国科学发展的前景时，他竟用空洞的托词来搪塞一番，说什么这不要紧，我们生活在“不开化的”、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的、贫穷的国家里，我们能在精神上取胜。 为了揭露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科学社会主义化”的全部荒谬，我们试图就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我们首先谈谈那些与资本的利益有直接联系，因而资产阶级在其中早已没有力量和能力去进行真正科学思维的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在这些早已被资产阶级变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工具的知识领域里，资产阶级科学除了伪善、假仁假义、没有先例地喋喋不休企图用上帝的名义使资本主义制度圣洁化以外，已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在这些领域里，无产阶级继续并发展着资产阶级还是作为革命阶级并领导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事业。由于客观的发展对无产阶级有利，它已经提出了新的原理。 在那个与哲学（这种哲学在从经验和研究中得到的新的事实的基础上，试图引出共同的“生活’规律和哲学原理等等）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里，我们发现有相当一批学者，他们使僧侣主义、反达尔文主义得以繁荣，企图把内分泌学同承认上帝结合起来。 为了说明这些企图使上帝返回人世、用上帝的名义来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自然科学学派的极端堕落，我们搞一段有代表性的引文。 俄国有一位学者叫别尔格。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科学院出版社、时代出版社都出他的书。 “达尔文的理论旨在机械地解释有机体里适应性的起源。我们则认为，适应性的反应能力才是有机体的基本属性。解释适应性的起源不是进化论的事，而是－门用于讨论动物的起源的学科。我们坚信，这是一个脱离实际的问题。生命、意志、灵魂、绝对真理——这一切是先验的东西，要认识它们的实质，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别尔格教授，《进化论》，彼得格勒，1922年。） 在这几句话里，充分地反映出资产阶级科学为了保卫上帝而对达尔文发起的全面讨伐．在西方有一大批学者正在进行这种讨伐。 但是，如果由于这些狂吠的资产阶级政客、由于这些把自己的著作出卖给资产阶级的别尔格和柏格森们，我们就忽略了西方自然科学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常常是违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目的和利益的巨大的工作，那我们就是瞎子。 在西方，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在所从事的事业中是真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用最重大的发现丰富着人类的知识，——而同时他们又真诚地信仰上帝。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怀疑他们按工作的方法和成果说是自然科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举出几个这样的学者： 物理学家汤姆生是一位教徒，他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与相对论有关的问题。 动物学家朗凯斯特（英国）——一位同反达尔文主义分子斗争的卓越的、热情的战士。生物学家普拉特（德国）——现代达尔文主义者中最有才华的人。 生理学家贝利斯和斯塔林格（英国）——内分泌腺学说的刨建者。 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卢瑟福（英国）——原子分裂科学的建立者。 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索第（英国）——在原子分裂科学领域工作。 在俄国则有：巴赫——化学家，他从化学的观点研究毒素，试图用化学来解释生理过程；还有著名的巴甫洛夫院士。问题甚至并不在于这些名字，而在于几十和几百、几千个科学工作者，他们在工厂实验室、医院和直接在生产中从事精密科学领域的工作。受过形形色色的别尔格们催眠的斯捷潘诺夫同志抹掉“精密”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时，忽略了所有这些自然科学领域里细致的、每天都在进行的工作，因而他实际上有点儿同意普列特涅夫，尽管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同普列特涅夫的思想进行着实际的斗争。 如果我们为此去向幻想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做祈祷，企图把整个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都归结为别尔格们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主宰未来的那个阶级的代表了。 现在我们开始谈谈科学的基本部门，谈谈那个与资本主义技术联系最密切和最直接的科学。 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内容、技术以及人员机构都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于生产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断地发展，便产生了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剧烈的矛盾。“实践产生了理论并推动理论前进。”（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现在，科学拥有强大的技术设备、庞大的人员机构。科学的技术譬如可以由下列的情况来说明：它能够测定（电子）速度——几乎一秒钟三十万公里，波长——十亿分之一厘米，时间的长短——一秒钟的一百万分之一。温度可测到绝对度数的1.1度，亦即摄氏的零下271.9度。 这些例子足够清楚地说明，观察的方法和实验的技术是多么的完善。西方实验室事业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科学的人员机构问题的认识。实验室从大学转到工厂。譬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实验室可作为这种实验室的例子。这个公司做出了许多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有整整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在这里工作，兰格·缪尔的分子物理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就是在这个实验室完成的。 科学的前进不是靠有才能的单干者，而是靠具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和巨大的规模的集体机构。 最近几年（1917年底）在电的技术方面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对有电位差时金属薄片与半导体薄片两者之间的吸引力的发现。工程师约翰生和腊贝克完成了这一发现，而这一现象是在柏林无线电报协会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的。那里还深入研究电报和电话中对这一现象的实际运用（罗帕尔德教授1922年9月23日在耶拿德国物理学家代表会上的报告——《科学与技术问题专著》第8卷，1921年）。 相反地，在大学和综合技术学校的实验室里却按工业企业的任务进行研究工作（在科学与技术新闻，杂志第3期上有许多例子）。 哪怕是这样一种调查——单是重工业方面的科学杂志德国就有九种，美国有八种——也能说明技术和人员机构的情况。 从这些例子中已经可以清楚看到，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是多么直接（这里也包括医学）。这种联系现在已经现实地被感觉到了。为科学服务的全体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既与企业的也与整个生产部门的生产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而且只有它们发展了，人员才能得以增加。我们觉得，科学与生产力的联系——归根结底是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正在被简化，并变得更加直接。 俄国的科学状况首先由其生产力水平来说明。如果说俄国有过天才的个人，那么他们是大大高出于俄国科学的平均水平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有在西方寻找并得到工作的可能性。 俄国的科学状况（即就其内容、技术和人员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差地与我们的经济落后性相一致。关于我国经济落后的程度，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当时，资本主义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匹马力的水力发电设备，尽管俄国的江河可以提供非常巨大的可能性。在美国，从拥有的二千八百万匹马力中利用七百万匹马力，在加拿大——从一千八百八十万匹马力中利用一百七十三万五千匹马力，在小小的挪威——从五百五十万匹马力中利用一百一十二万匹马力。 我们的科学技术大为落后。我们几乎没有工厂类型的实验室，我们连大学的实验室里的简单的玻璃瓶、蒸馏瓶都要从外国进口。在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不论是人员组成，还是科学技术，哪怕同我们战前的一点点东西相比，也是大大地减弱了。 然而，过去的七年，我国生产力更大地削弱了。我们许多年的任务将仍旧是恢复国家的被破坏了的生产力，大部分是在旧的战前的基础上恢复，一部分则在电气化基础上恢复。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在最近儿十年里，科学的水平也好，科学的内容也好，基本上都将由上述的生产任务来决定。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使得不论是恢复我国的技术事业还是恢复科学都容易得多了——当然不仅仅是恢复，而且还要前进。但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未必能在改变科学思想工作方向上起什么变化，因为这种方向首先将由生产发展的“方向”来决定。由此可见，只有拒绝对我国形势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只有用空洞的、无聊的谎言来代替根据俄国生产力状况提出的目标，才会去写什么“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存在的必要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 同热衷于使用空洞词句的人相反，我们提出必须全部地掌握那些直接与生产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科学，因为掌握了它们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 普列特涅夫的口号——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为党在“科学社会主义化”方面的机构；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大学、工厂实验室、工厂学校应当吸收许许多多能把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同为了提高我国经济而对资产阶级科学所提供的一切进行认真研究的精神结合起来的工人。 不要不学无术的、自我欣赏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所谓科学，不要那种没有一个工人能够理解的关于“社会主义化”的空谈，——而要许许多多的、一批又一批新的工人和农民长期的认真的学习。 四、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戏剧” 普列特涅夫同志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的某些实践经验和对无产阶级来来戏剧、造型艺术等方面的设想，来说明自己的理论原理。这个实践部分与他自己的理论前提处在如此尖锐的矛盾之中，以至于对它们的分析就是对其全部理论的坚决否定，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实践上毫无用处的一种证明。 普列特涅夫同志相信，在戏剧领域里： “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光荣是，在历史上我们成功地放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第一次异彩。无产者作家描写我们斗争阶段的剧本（《连纳》），已被舞台艺术工作者——工人们的力量搬上了第一工人剧院的舞台。”（第15纵行） 我在舞台上既看过《连纳》的演出，也看过《墨西哥人》的演出，它们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舞台争取无产阶级戏剧的斗争。两个剧给我们留下的是完全一样的印象——没有很好地嚼烂的资产阶级文化。 在《墨西哥人》（根据杰克·伦敦的小说改编）里描写了革命，其成功取决于几千块钱。革命领袖要求与职业斗士比赛拳击，并战胜了他。这样就得到了钱。革命由于成功的拳击的代价而得救了。在黑暗中人们跑过舞台，集体地发出某种莫明其妙的呼叫，向一些模糊的影子射击。于是革命就完成了…… 这个剧思想本身的荒谬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表演技巧都无法掩盖它。舞台上的表演如此之拙劣，与俄国工人所具有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经碰如此之矛盾，乃至看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舞台上的戏之后，一直无法摆脱困惑之感。然而，普列特涅夫却认为，“生活与斗争中的群众应该在戏剧里出现”是无产阶级戏剧的基本特点。 《墨西哥人》表现的不是群众，而是成功的拳击家。 《墨西哥人》曾经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技巧上的一个指望。演出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舞台的戏剧学校学生相当接近专业演员，但无疑离我们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中等的莫斯科演员的水平还相去甚远。如果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表现的是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萌芽的话，那么，不能不承认这个剧在技巧、情节动作和表演上有某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我们相信，如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带着《墨西哥人》到美国城市去演出的话，那么美国佬会热烈地拍手叫好，他们甚至不会怀疑所看到的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表现，也不怀疑舞台上的拳击——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拳击，而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拳击（见下面将要谈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体育任务）。 不能否定《连纳》的内容的革命性，特别是它的主人公们的言辞上的革命性。作者无疑是有才能的。但是第一，戏演成了这样，结果绞杀了它的一切优点——第一幕的表演有点象未来派的调子（在半个钟头的时间里，从底部朝舞台的不晓得是表示什么意思的黄色发亮而又倾斜的圆锥形后面，一些古里古怪花花绿绿的假面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些难于听清的不大好懂的话），而在后来的几幕里，则从大剧院直接过渡到一群人扮演的闹剧。第二，生活与斗争中的群众在舞台上还是没有出现。友好地、协调地发出“呜一呜一呜”的声音的五个人还不足以把群众变为情节的主角。在《连纳》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个别人描写确实细致了，但不是写群众。这种描写丝毫不能代替对群众的描写，也没有把作为《连纳》真正的主角和受害者的无产阶级群众描写出来。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戏剧活动并不局限于莫斯科的中央舞台。 普列特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里有一千名工人学员，在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阶级戏剧工作”。 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工作计划，图拉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九二二年上演的剧目有下列几种：《黑暗王国》、《纨绔少年》（！）、《教育的果实》、契诃夫的《三姊妹》、《聪明误》、《罪与罚》、《贫非罪》、《阴谋与爱情》、《瓦西莉莎·米莲吉耶娃》、《奥尔良女郎》、《玛丽娅·斯图亚特》等等。一句话，整个上演剧目都是衰颓的小剧院的剧目，这种剧目在欧洲也承认，对于艺术剧院的革命的俄国观众来说是非常枯燥无味的。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剧目是：汉姆生的《胜利女神》、沃兹涅先斯基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德烈耶夫的《大洋》、斯克里布的《阿德利叶娜·勒库弗勒》，梅特林克的《马利亚·玛格达林娜》、缪塞的喜剧《烛台》、梅特林克的《莫娜-娃娜》。 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剧目里收集了垂死的个人主义的、彻头彻尾地反革命的艺术的最鲜艳的花朵。 外省一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上演的革命戏剧，首先，它被一九〇五年革命后传到俄国来的戏剧淹没了；其次，在这些戏剧中原来的资产阶级戏剧的主人公依然存在。而普列特涅夫却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弗连戈》、《复仇者》）的基本特点，就是排挤资产阶级戏剧的主人公。 外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最常演出的是《弗连戈》和《复仇者》，看来，它们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复仇者》——是典型资产阶级多愁善感的戏，其主人公发表动人的演说，赌咒友誓，高呼“万岁！”需要行动的时候，却空发议论，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动似乎都是在“情节”之外的。在《弗连戈》里，主人公季斯波是过去的军人，一个多情善感、风度优雅的先生，他宠爱孩子，向杀死他的养子的凡尔赛人说出严厉的话。如果说有群众参加这一事件的话，那也不过是一些军人集体地在街垒上读读各种台词罢了。 两个剧的内容说明了作者善良的感情……仅此而己。 我们生活在斗争时代。我们自然首先要把艺术看作是社会力量。对于那种敢于自称是无产阶级艺术的艺术，我们有权在这方面提出某些比小剧院那样的水平更高一点的要求。我们想在无产阶级戏剧里看到艺术上承认我们革命的成分，革命朝气和情绪高涨的成分，团结劳动者坚决进行战斗的成分－工人观众同本阶级成员建立联系的感情的成分，最后，想看到真正地把生龙活虎的群众带到舞台上来。我们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因此我们有权用我们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标准来衡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戏剧。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颓废艺术之花，没有未来派技巧的对未来派的模仿，报纸的记事代替了悲剧；寻找新手法的演员的变戏法代替了群众加入舞台的行动。 工人参加这一活动的本身也仍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的性质，就象在孟什维克党里有工人存在也不能改变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一样。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的工人成分来作掩护的企图。安德烈耶夫的《大洋》仍然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的、明显地个人主义的戏，无疑是于无产阶级有害的、无用的，尽管它是由真正的彼得格勒铁路的机务人员所演出的。《墨西哥人》不管有多少工人参加演出，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小玩艺儿。甚至《连纳》、《弗连戈》和《复仇者》也没有从宣传品变为给无产阶级文化的新大厦奠基的艺术作品，不论有多少优秀的钳工和装配工参加了它们的演出。 因此，在考虑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方面的工作时，我们有权提一个问题： 给俄国各地各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演出的那些普通的资产阶级戏剧贴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标签，这需要吗？有益吗？有利于革命吗？ 最后，把几千个优秀工人革命者——按其水平超出于中等工人——变成演员（演员的阶级地位却使他们成为群众中某种介于流浪汉和小资产者之间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受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自发势力所吸引的人）有好处吗？有利于革命吗？ 当然，根据这个或那个工人演员的实际成就，从苏维埃国家方面给予支持是必需的、但必须根据才能和进步，而不是因为在拙劣的资产阶级小戏里表演得不好的某个波波夫出身于无产阶级。 普列特涅夫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一词用得如此随便，如此轻率地把它用在任何一种现象上，常常使人对他的勇敢态度不能不感到吃惊。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梅耶荷德在音乐学院小礼堂作了题为《未来的演员》的讲演： “体育、技巧运动、跳舞、节奏性体操、拳击、击剑——是有益的项目。但只有把它们作为对每一个演员都必需的基本课程——‘生物机构学’的辅助科目来运用时，才能带来好处”（《爱尔米达日》杂志，第6期，第41页） 梅耶荷德早就从事革命化的戏剧技术，使这一技术符合于我们的突飞猛进的生活.不管你如何对待他的工作，但不能不承认一个十分有益的事实：他没有把自己的探索称作“无产阶级的文化”。 在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的教学大纲里，我们也可以读到梅耶荷德的那些内容：1）技巧运动；2）面部表情，3）姿势造型；4）生物机构学。 为了使你们不至于把无产阶级的技巧运动与左翼未来派倾向的代表梅耶荷德的技巧运动混淆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分题为《论无产阶级体育的任务》的专门提纲： “1.无产阶级要从历史的和科学的观点出发，否定一切旧的资产阶级的体育体系，建立阶级的（？！）体育（！）。 2.现在要建立的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体育，而是无产阶级的新体育。 3.无产阶级的新体育，是对具有专门技术的（!！）人们（！）的心理生理学教育。…… 4.无产阶级的新体育是新的劳动体操和新的集体运动。” 今后我们要按照新的方式，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按照“无产阶级文化”的方式玩足球、网球、棒球游戏。我们要在“索科勒运动”中向各方面伸胳膊、伸腿，——从而大大地使劳合-乔治的体育丢脸。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某个人做点无产阶级体育的无谓小事，但同时，为了客观起见，我们却应该提醒普列特涅夫：恰恰是资产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建立群众的体育，吸引工人们参加体育协会——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新机构。例如联合着几万工人的“索科勒”[3]协会正在通过群众体育运动的方式培养青年忠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不知道因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竟想把这种方式宣布为无产阶级的体育。 在造型艺术领域里情况也是这样。普列特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发表了关于美的问题的某些毋庸争论的意见。他描述了飞机的美，“飞机之所以产生美，并不在于使官成为美的那种愿望，而是在于它那种轻巧的能飞行的结构，它的美，无论是在地面上，或是在高空，都是毋庸争论的。”他宣称，“新世界的造型艺术要么将是一种生产的艺术，要么它将根本不存在。” 这一切里面有许多意见是对的。 不过，关于这一点，伊里亚·爱伦堡在其《总是在转动》一书里写得好得多、清楚得多。爱伦堡是《交易所新闻》前撰稿人，唯美主义者，过去由于苏维埃共和国打碎了他的美丽的玩物而仇视过苏维埃共和国，而现在是“路标转换派分子”。尝过西方资产阶级如何地扼杀它所仇视的艺术的苦处，看见过哥本哈根港口的新装卸机、商店橱窗，拿它们的威力和美去同颓废派的堕落艺术作过比较，并且……向西欧艺术所有公认的流派发出过挑战。 爱伦堡与未来派、立体派、构成派、达达派是同道者，这些流派既是资产阶级艺术颓废堕落的结果，同时又拼命地寻求技术和技巧中的新途径。 “生产者的思想体系的胜利——是艺术的胜利”。“未来——是属于砌炉匠的。”（第136页） “新艺术不仅不是使它同生活、同劳动隔开的鸿沟加深，而是无论如何要努力把它填平，因为在这里它看到了自己得救的保证。”（第60页） “任务，建造一种能飞起来的东西。计算上要有无可挑剔的准确性。材料要经济。．每一个组成部件都符合要求。考虑到各方面的匀称。计划精确。制作精细。结果就能得到真正完美的东西。”（第71页） 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无疑提供了许多新东西，尽管这也是爱伦堡写的。爱伦堡在无数的其它书里描写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而在《总是要转动》一书中，他却以一种得人心的真诚承认自己对于政治毫无所知，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他在这本书里才说出了艺术领域里某些新的、新鲜的、明晰的话。 我们认为，如同把梅耶荷德剧院的技巧搬到由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里去一样，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们的力量去演资产阶级的戏，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人们举办索科勒比赛，还是不能把资产阶级的萨维尔变成无产阶级的巴威尔；同样，无产者普列特涅夫对未来派的最新发现的描写，也没有比我们向无产阶级文化靠近一步，尽管普列特涅夫和爱伦堡所描绘的美的理想真的符合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生产力已超出其外壳的时代，就象拉斐尔的圣母像符合于十六世纪文化发达的意大利人的思想一样。 然而，这又与无产阶级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很难理解。须知，我们既没有美国的摩天大楼，也没有能乘三千五百人的轮船，没有大型的扫雪机，而肮脏、文盲、不礼貌却如此之多，看来，是太多了，——俄国劳动群众应当在阔步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坚决地把它们打扫干净。 李辉凡译 [1]《连纳》，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上演的一出戏，详见本文第4节。 [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8页。 [3]索科勒疑为Sokol（雄鹰，捷克语），Sokol运动的目标是一个健康、自由和民主的捷克人国家。第一个Sokol协会于1862年在布拉格成立，即SokolPražský，此后捷克国内外陆续建立一批类似的Sokol组织，Sokol俱乐部也在其他斯拉夫国家成立，例如斯洛文尼亚（1864年），俄罗斯（1870年），克罗地亚（1874年）。美国的第一个Sokol于1865年在圣路易斯成立。——录入者
国家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国家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 记录〔七〕（1918年4月8日）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问题》1968年第1期，第119-124页。 出席：艾里金娜、拉祖尔金娜、卡里宁、阿桑切夫斯卡娅、列别杰夫-波梁斯基、巴雷什尼科夫、沙皮罗、波兹涅尔、卡缅涅娃、卢那察尔斯基、列彼申斯基，列宪科、捷尔-奥加涅索夫、法英什泰因。 议程： 1.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2.关于校外教育； 3.下次会议日程。 报告人：卡里宁、艾里金娜。 卡里宁同志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的报告。十月革命以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一切实际的创举都具有资产阶级的烙印。这正象人们在德国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同他们的政治觉悟不相称，无产阶级不能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工作，第一是由于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第二是由于处在斗争的过程中。艺术和无产阶级教育的任务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现在无产阶级已有可能组织文化教育工作了，就必须创造条件，使无产阶级能够把建立文化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产阶级自己应当从事有系统地整理材料的创造性工作，而且从这一目标出发，必须组织特殊的实验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是这种实验室。在谈到筹建一个全俄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问题时，卡里宁同志认为，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推选出一个中心来。 艾里金娜同志着重谈校外教育部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校外教育中央机关主要的不是一个实践的机构，而是指导、调节和监督的机构，它的职责是制订工作计划和建立实施这些计划的各个部门。校外教育部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会碰到许多困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力量都是同意苏维埃政权的观点的，而这一政权在普及普通的科学真理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却不会碰到这些困难，因为它是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原则。艾里金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与校外教育部平行存在，同时也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校外教育部必须有严格的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从这一目的出发，就要建立相互选派代表的制度，设立统一的解决共同问题的委员会。这样就将排除这两个单位的不适当的平行重复现象。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独立性的真正表达者这一点表示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非党的和党外的组织，加入其队伍的不仅有工人（象工会一样），而且有知识分子代表，因而它不是纯无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将不是纯无产阶级文化的保护者。由于它吸收了知识分子，所以就失去了纯阶级的性质。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共产党才可能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唯一体现者。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建立与苏维埃文化教育部平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多余的，苏维埃文化教育部是无产阶级和贫农思想的表达者，并认为存在两个竞赛的无产阶级机构是不合适的。在无产阶级执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不适宜性就特别明显。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平行的无产阶级机构。 卡里宁同志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人员组成角度出发，同意现在允许不合适的成分加入协会。卡里宁同志认为，苏维埃机构的民主并不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少，但是，它仍然不能完成制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任务，这是因为它不能拒绝资产阶级的教育。知识分子在科学领域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可能是有益的，但它却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心理的全部深度。因此，在艺术领域里它应当让位于无产者的独立创作。卡里宁同志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苏维埃的独立性，认为尽管苏维埃政权相当巩固，也仍有必要建立不受偶然性左右的机构来研究纯无产阶级的文化。 沙皮罗同志认为，如果是无产阶级执政，那么，无产阶级为谁工作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它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都打上无产阶级的印记，它按无产阶级的方式解决全国性的任务的同时，也将建立健康的无产阶级文化。沙皮罗同志反对卡里宁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文化是在生活本身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不应当在特别设立的实验室里制造。 波梁斯基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能整个地纳入国家组织的框框里。在国家的建设中只有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与苏维埃并列存在，正象无产阶级的党与无产阶级专政、工会运动与劳动委员部并列存在一样。波梁斯基同志认为，苏维埃政权只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去改造和掌握旧的资产阶级文化，但是为了制造纯无产阶级的文化，就应当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因为在现在的政权里，并不是只有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波梁斯基同志同意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只可能在共产党队伍中保持其纯洁，他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监督是必需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在没有市政政权的地方存在，并且利用国家的贷款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 卢那察尔斯基总结了全部发言，建议作下面的决议：国家教育委员会讨论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后表示，这些组织今后应当存在，作为严格的阶级的组织，应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这些组织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唯一地献给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发展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苏维埃政权在向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居民广泛介绍过去的成就的同时，有责任尽力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在保持其完全纯粹的阶级立场的条件下，允许个别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市政机关合并。 艾里金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这一点不能同意，因为这样的汇报取消了工人、非布尔什维克党员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可能性。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具有纯阶级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制造严格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纯粹无产阶级文化的机构，应当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 沙皮罗同志提议把决议中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这－条删掉，因为国家委员会作为苏维埃的机构不能提出这样的决议。 艾里金娜同志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例外地从属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话，它就将变成党的文化教育部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可能希望建立自己的文化教育部，这个部将向政权请求物质支援。艾里金娜同志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独立性，坚持把它当作表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和积极性的机关。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表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和积极性的机构是苏维埃。所有的工人文化教育的基层组织只能联合在工农兵苏维埃管辖下的文化教育部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力量不足的城市里才允许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他建议准备好一个书面的决议，提请下一次会议作进一步的讨论。 记录〔十二〕（1918年4月13日） 出席：卢那察尔斯基、列宪科、什捷连别尔格、艾里金娜、波兹涅尔、巴雷什尼科夫、法英什泰因、波梁斯基、阿桑切夫斯卡娅、邦契-布鲁耶维奇、阿达莫维奇、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列彼申斯基、库兹明、卡里宁、拉祖尔金娜、沙皮罗、罗加里斯基、捷尔·奥加涅索夫（鲍古谢夫斯基）。 议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宣读四月八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见画家委员会会议四月八日第七号记录）。同意决议不采取过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方式，删去“应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一语，改为：“国家委员会讨论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后表示，这些组织今后应当存在。它们作为严格的阶级的组织而存在，并把自己的力量唯一地献给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发展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苏维埃政权在向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居民广泛介绍过去成就的同时，有责任尽力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 “在保持其完全纯粹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条件下，允许个别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市政机关合并。”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将由那些同时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人组成，因而它脱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而单独存在，将是与苏维埃机构完全平行的组织。在任何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都应当是以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的团体。 艾里金娜同志认为，有必要阐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校外教育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这些相互美系应当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创作工作范围内加以阐明：无产阶级进行创作，并根据不同的创作领域建立相应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部门。 乌里扬诺娃同志表示担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解释为广泛的无产阶级组织，它就将吸引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这样就将使无产阶级离开建设工作。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同意乌里扬诺娃同志的意见，认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大部分吸引到建设工作上来，并与此相适应，制定整个活动计划。 鲍古谢夫斯基同志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只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才能做到，并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是象工会一样的组织，也就是说，只由工人来组成。为了证实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彼得格勒“绿环”小组虽然也直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但是按其精神而言，却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毫无共同之处。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合并的可能性。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只在财政上依靠委员部，就是说，从委员部获得一定的资金。 沙皮罗同志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未来的创作机关，决议中的那种苏维埃政权只向无产阶级介绍过去的文化成就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 卡里宁同志认为，国家委员会不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所制定的组织任务。现在的文化教育工作应当区别于十月革命前的工作，具有更大的自觉性和纯粹的阶级立场。根据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这一点，无产阶级应当建立在创造纯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从事创作工作的组织。卡里宁同志认为，所有无产阶级组织都应当处于监督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因为它保持着纯阶级的立场。 波梁斯基同志认为，决议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它没有表达出所要表达的一切。决议中本应强调一下：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活动是工人运动的一个特殊方面。无产阶级是独立的，而且不能服从于任何书面的命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深入到它认为是必要的一切领域里去，因此它不能与国家的建设事业分开，相反地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建设，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纠正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府的缺点。只有在实行了市政政权的地方，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市政机关的行动的一致。 乌里扬诺娃同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自己的实践中好象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反对派不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却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工作。乌里扬诺娃同志认为，我们正处在无产阶级把一切都打上自己的印记的时代，因此，害怕农民是不必要的，同时她认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对国家委员会的监督。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最贫困的农民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的。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且好象还要给予它监督苏维埃政权的权力，——这就意味着对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信心，并承认它的官僚主义性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应该是干涉一般国家事务的组织，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干预，整个国家的阵地也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要善于吸引无产阶级参加这一建设性的创作工作。 沙皮罗同志提出对决议作下列的修正：“苏维埃政权向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居民介绍文化成就，并提出自己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精神下进一步发展文化”等等。 沙皮罗同志的修正意见得到采纳：在“过去的文化”一词中删去“过去的”，加入以下的话“提出自己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精神下进一步发展文化”。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采纳了沙皮罗同志的修正意见。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校外教育部应当成为帮助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的自治的和纯阶级的创造活动的一个部。 议决：通过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提出的、沙皮罗同志修正的决议： “国家教育委员会讨论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后表示，这些组织今后应当存在，它们是作为严格的阶级的组织而存在，并把自己的力量唯一地献给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发展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苏维埃政权在向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居民广泛介绍文化成就、提出自己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精神下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同时，有责任尽力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 “在保持其完全纯粹的阶级立场的条件下，允许个别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市政机关合并。” 李辉凡译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宣言 编者按：本文选自波隆斯基：《革命时期文学运动概论（1917-1927）》，国家出版社，1928年，第60-61页。原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杂志1918年8月第3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全俄代表大会（定于1918年9月召开）前发表的一篇宣言。它也是该组织在十月革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最激烈的宣言。 苏维埃政权是国家政治机构，正如《消息报》标题指出的，这是一个由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成员组成的政权。这是一个由许多不同阶级成员组成的政治联盟，决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国家对人民的一切阶级安排的教育事业中，联盟的监督和领导是完全正常的和合理的。但是要把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文化组织置于农民军队、哥萨克、城市贫苦小市民的思想代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至少是大大贬低了工人阶级的文化尊严，否定了它的文化自决的权利。 把政治联盟的任务同文化的阶级因素混淆起来——就是上述要求的根据。我们坚决反对。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坚信，无产阶级现在就应当立即为自己创造思想、情感和生活的社会主义形式，独立于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和联合之外。在这一创造中，不能也不应该由政治的同盟者——贫农和贫苦小市民——去监督它的工作。 李辉凡译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序言 在党内的我的许多同志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这正合我的心愿。既然像我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的恩赐而取得了富有影响的地位，那么一般人也有权利来了解达到这个地位的情况。还有常常加到我身上的大量的虛伪指责和歪曲批评，也使我认为有理由把真情实况告知大家。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坦白和真诚，否则，把一个人的生平公之于世，就沒有意义了。我的回忆录的读者，不论他站在哪方面或者属于哪个党派，决不能指责我，说我有所隐瞞或是有所粉饰。我说的是真实情况，即使有的地方，一些人以为我若不谈出来还要好些。那种见解我不赞同。沒有不犯错误的人，自己承认一个错误，往往会使读者非常成到兴趣并最能使读者作出正确的评价。我既然要尽可能写得真实，那就不能依赖我的记忆。记忆在过了一些年后消失了，甚至有些给人印象很深的事件，在若干年里，在各种各样的影响之下也会完全变样。我不仅常从我自己方面，而且常从别人方面得到这种经验。我许多次在熟人和朋友中间诚心诚意地讲述往年的事件，可是到了后来，例如找到了在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信件，所讲述的事件却显得完全不同。这使我有这样的看法：法官在一件事故已过几年之后不应该听取证人的誓词。作伪誓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我尽可能地利用了信件、笔记、文件等等，以便确证我的叙述以及我在一定时期的看法的正确性。 但在我的生活的某些时期，如果我不想作别人或自己的告密人，保存信件是会发生危险的。这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如此，这时我每时每刻都有被抄家或搜身的危险，不管这种搜查是为了想获得控诉我的材料还是为了获得控诉别人的材料。我有很长时期被警察和检察官认为是不可太信任的危险分子。这也许不无道理。由于同样理由，我也禁止自己记日记。 在这里所发表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前一世纪六十年代反社会主义的工人协会的东西里，包括着迄今只有部分地为人所知的材料。自从去年十月底L.宗纳曼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逝世以后，除我以外，不再有人对当时的史实有如我这样的认识和亲身经历，并掌握这个材料。我曾希望，我能像以往那样继任进行这个工作。但是使我差不多两年之久不能胜任任何紧张的脑力劳动的疾病，不许我这样做。只要能保持必要的健康，则在第一卷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会有第二卷，也许还有第三卷问世。 柏林，宣尼堡，一九一零年新年 奥·倍倍尔
小林多喜二《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转折时期的人 小林多喜二著；李长信译 【CHM电子书下载】 本篇原名《転形期の人々》，一至五章发表于1931年《那普》杂志十、十一月号，六至十一章连载于1932年《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一至四月号。作者原打算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把这十一章作为它的序篇。但是，自1932年4月之后，作者转入了极端困难的地下斗争，1933年2月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因此未能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译文根据1956年青木书店文库本译出。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译本序 ØØØ
《蟹工船》最新全译本（小林多喜二译者：应杰秦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蟹工船》〔日〕小林多喜二著应杰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lukex录入、校对转载自：人人网Ø序——罐装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蟹工船》（秦刚）·全书章节↘·附记Ø【解说】《蟹工船》关键词解析——电影·暴力·污秽与神圣（岛村辉）Ø【附录一】作者简历（1903—1933）Ø【附录二】作者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