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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多喜二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作者简介：手冢英孝〔手塚英孝，1906年12月15日—1981年12月1日〕，日本文学研究者，作家，日本共产党活动家。生于山口县熊毛郡周防村（今光市小周防）。中学就读于德山中学，热爱19世纪俄国文学，受托尔斯泰影响甚深。毕业后进入庆应义塾大学，并参与社会运动，后加入非法状态的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捕入狱。战后任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同盟常任干事，《民主文学》杂志主编。组织有“多喜二·百合子研究会”，并主持完成了《小林多喜二全集》的编辑工作。1981年去世。著有《手冢英孝著作集》（3卷本，新日本出版社）。 小林多喜二传 〔日〕手冢英孝著卞立强译 据新日本出版社1963年修订版译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CHM电子书下载】 ·一、出身和家庭 ·二、迁居北海道 ·三、小樽商业学校 ·四、在小樽高商的三年 ·五、关于《光明》杂志 ·六、转折时期（一） ·七、转折时期（二） ·八、《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 ·九、《在外地主》、《工厂支部》 ·十、到东京去，以及狱中生活 ·十一、新的转折点 ·十二、地下工作时期 ·十三、牺牲和葬礼 ·十四、回忆 ·年谱 ·后记 ·译后记 （感谢sovietlijie同志整理）
奥古斯特·倍倍尔（弗·伊·列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奥古斯特·倍倍尔 弗·伊·列宁 倍倍尔的逝世，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极为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正在探寻自己的道路，正在探寻自己本身。刚刚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別爆发的性质，例如里昂紡织工人的起义就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准备和诞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年代，当这个时期结束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一切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形式已宣告破产（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历史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而在各个方面所作的全面准备，——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紧接着的第三个时期就是最近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准备好了的力量定会在许多危机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奧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一八四零年二月二十二日，倍倍尔诞生于莱茵河畔科伦城的一个贫穷的普鲁士士官的家里。还在幼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不少荒谬的偏见，直到后来才逐渐地永远地把它抛弃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即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莱茵河畔的居民都向往共和政体。在国民学校里只有两个男孩（倍倍尔是其中的一个）拥护君主政体，他们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殴打。倍倍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曾得出了一句“格言”，如果把它译成俄语，大意是这样：“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沒有挨过打的。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反革命年代以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春天”，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出色的、但为时不久的鼓动工作。这时，倍倍尔还是年轻的旋工助手，他贪婪地读着一八四八年的老活动家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并且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参加者。倍倍尔摆脫了普鲁士兵营的偏见，逐渐接近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生活毕竟起了作用，尽管当时在德国由于十多年的反革命压迫而很难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但年轻的工人从阅读拉萨尔的小册子中逐渐接触到马克思。工人生活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科学的认真严肃的研究，促使倍倍尔倾向于社会主义。他自己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十四岁，这时刚从伦敦迁回国内）的帮助更加速了他的这种发展。 当时马克思的敌人散布了一些恶毒的流言，说马克思的党由三个人组成：党的首领是马克思，他的秘书是恩格斯，他的“代理人”是李卜克内西。尽管某些笨蛋畏避李卜克内西这个侨民“代理人”，但倍倍尔却能够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同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伟大主张的生动联系，找到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生动联系，找到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者。据说，年轻的旋工倍倍尔是这样评论李卜克内西的：“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倍倍尔断绝了同自由派的联系，把工人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中分离出来，并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站在爱森纳赫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的最前列，这个派别同另一个工人的派别即拉萨尔派作了多年的斗争。德国社会主义分裂的历史原因，简单说来可归结为下面这一点。当时德国统一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关系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或者是通过革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做任何微小的让步。 虽然德国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正确的。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问题也正在于党的基础。 如果说，拉萨尔派向俾斯麦精神献媚或对它“迁就”而沒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危害，那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这些企图作了最有力最猛烈的反击。 当问题已在历史上获得解决，德意志帝国建立五年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两个工人政党统一起来，并保证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德国国会成立时起，倍倍尔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德国（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策略原则就是对敌人不作丝毫让步，不放过争取工人生活改善即使是很小的改善的任何机会，同时在原则上绝不调和，始终力求实现最终目的，这个政策的原则是由倍倍尔本人或在他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制定的。 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的、按照普鲁士方式和容克意旨加以革新的德国，用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来对付工人政党的成就。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被取消了，它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困难的时期到来了。当时除了敌人的迫害以外，还有内部危机，即在一些主要策略问题上表现了动摇。机会主义者重新抬头，他们因失去合法地位而惊惶失措，并开始唱起哀歌来，他们叫喊要放弃不折不扣的口号，责备自己走得太远了，等等。应当指出，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赫希柏格，在党还很薄弱还不能立即站稳脚跟的时候，他曾经在财政上帮助过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猛烈地反对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领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险性，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是正确的，因而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道路。当时创办了秘密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最初在苏黎世出版，后来迁往伦敦，每周运送到德国，它拥有一万个订戶。机会主义的动摇被彻底消除了。 当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人们对杜林的迷恋而产生了另一种动摇。倍倍尔也曾一度被杜林所迷惑。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杜林的拥护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很快就滚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的尖锐的致命的批判，遭到许多党组织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评。 但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的首领是倍倍尔）很快就认识到各种“新”理论的全部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论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企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学会了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结合起来。当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投票赞同捐款补助轮船公司这个重大问题上大多数站在机会主义立场时，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起来反对党团，经过四个星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八九零年，施行了十二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废除了。这时再次出现了其性质与七十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一方面，以福尔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拋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调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谓“青年派”则玩弄“左派”儿戏并滚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这次党内危机所以历时很短，而且并不严重，应当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有莫大功劳的，因为他们给予了两方面的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 党开始了广泛而深入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政治组织内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内发展起来。身为国会议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倍倍尔，在所有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巨大的实际工作是难以计算的。正是由于进行了这些工作，使倍倍尔无可争辩地被公认为与工人群众最亲近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领袖。 德国党内的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所谓“伯恩施坦主义”，对于这次危机倍倍尔也采取了最积极的行动。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政党被企图变成实行社会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僚中和在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拿出全副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勒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准备和集合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阶段。沒有一个人象奧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工人，他能够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够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他能够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所进行的群众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和参加者的典范。 原载《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90—296页。
《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 余伦编译 【chm电子书下载】 ［非洲］ 〔塞内加尔〕大卫·狄奥普 非洲 〔塞内加尔〕李奥波德·西达尔·塞恩霍尔 夜 三弦吉他之歌 〔尼日利亚〕嘉布里·欧卡拉 钢琴和鼓 〔莫桑比克〕维伦特·马拉加塔纳 给忧虑的母亲 〔南非〕彼德·阿布拉罕斯 我，有色人种 孤独的路径 〔南非〕李察·莱夫 在彩虹尽头 〔南非〕佐敦 你叫我静坐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维多利亚瀑布 智慧是什么？ 来吧！钢铁的怪物 诗人 金矿 暮霭 风啊！ 智识的缪斯 〔嘉纳〕艾里斯·艾梯·柯美 你造成的破坏 〔刚果〕派屈斯·艾默里·卢孟巴 非洲心脏的黎明 ［美国］ 〔美国〕瓦林·居涅 没有影子 坟墓 〔美国〕保罗·罗伦斯·丹巴 同情 黎明 〔美国〕列斯里·柯林斯 黑白混血女郎 〔美国〕威斯里·柯特莱 树林深处 〔美国〕爱德华·西尔维拉 忘却的梦 〔美国〕保里·穆莱 无名 〔美国〕朗斯顿·休斯 我的人民 梦想 黑人诉说河流 〔美国〕阿纳·波恩邓普斯 一个黑人谈收获 哥尔果达是一座山 〔美国〕海伦·约翰逊 马戛鲁 路 〔美国〕玛格烈·沃科 为了我的人民 ［加勒比安］ 〔圭亚那〕马丁·卡特 一个奴隶的死亡 〔牙买加〕乔治·坎贝尔 连祷 〔牙买加〕卡伯利 我会记得 自然 〔牙买加〕斯迪潘尼·窝姆斯比 加勒比安海 〔海地〕诺密尔·赛维恩 一个黑人的歌唱 香港薄扶林道五十六号 金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九龙红磡差馆里三至五号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版 感谢吴季录入
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 译者：欧阳昱 ·杰夫·古德费娄：轮回 ·夏绵·佩珀托克－格林：家庭暴力 ·贾旺·比阿鲁加：提贝德 ·阿里·阿里扎德：移民 ·莉莎·贝利尔：妇女解放运动 ·马马德·艾达尼：哈米德 ·阿妮塔·海斯：黑即美 ·约翰·詹金斯：山边风景地产 ·詹妮弗·梅登：人造珠宝首饰 ·木褚鲁：囊括 ·罗伯特·沃克：单独监禁 轮回 作者：[澳大利亚]杰夫·古德费娄 五十年代 门悄悄打 开时 移民和难民 常被称为 “新澳大利亚人” 六十年代末 老澳大利亚人—— 才最后被纳入 人口普查数据 七十年代早期 白澳政策 正式解体 这是战后澳大利亚 远在后现代主义 和进口意大利羊毛西装之前 (这儿没有增值) 这时，雪山 水利工程雇的都是“勃格”，“倭格” 和“歹狗”① 日用漂白织物 工业 汽车 工业 制造 业 建筑 业 及大多数其他 跟手脚有关的工业也都一样 (直到关税大行其道) 这些新澳大利亚人—— 他们可来劲呐 有些老 澳大利亚人也是的 尽管仍然 歧视黑人 袋鼠肉仍然 只喂宠物 丛林食物只留给 传教士吃 是的这一切甚至都在谦卑的 黎巴嫩黄瓜 在澳大利亚落户之前 如今，在新千年 我的房东是希腊人 我的牙医是韩国人 我的咖啡店是意大利人的 我的蔬菜水果店是柬埔寨人的 我的超市是越南人的 我的小商品市场是德国人的 我的电脑专家是斯里兰卡人 我的法律顾问是希腊人 我的邻居是瑞典人 克罗地亚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 我的侄儿侄女是 盎格鲁—意大利人 我的孙女是盎格鲁—印度人 我的电话簿一半都是 我几乎不会发音的名字 这是2001年，坦帕号船扬帆 进入历史 一个充满各种“倭格” “勃格”和“歹狗”的 国家 却害怕一船 “倭格” 所谓的“左”派和“右”派 政党—— 绕着 同心圆转圈子—— 他们的贪婪和他们的权力 吮吸着这场漩涡的中心 注：杰夫·古德费娄(GeoffGoodfellow)，诗人、教师，1949年生于阿德莱德， 15岁辍学，当建筑工人二十年直至身体严重受伤，有“工人阶级诗人”之美誉。 1983年以来出版九部诗集，如《等等》(1983)，《半疯：发自旗语的声音》（1996）， 《性爱诗一发不可收拾》（1998）和《拳来拳去》（2004）等。 ①三者依次为bogs，wogs和dago，都是贬称，“勃格”指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移民， “倭格”指来自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移民，“歹狗”指意大利移民——译注。 家庭暴力 作者：夏绵·佩珀托克—格林 他们都说得很轻巧 “离开那个混蛋” 可孩子怎么办？ 他们到哪去住？ 谁给他们吃的？ 有时，待下来还是容易一些 挨揍、挨打、挨骂 多了也就不觉得了 孩子有床睡觉 也都有饭吃 就不会感到羞耻了。 有时候是想跑。 跑。跑哪去呢？ 没受教育。没钱。没希望。 明天好像总比今天好。 以为再不会挨打了。 大多数时候，还是照样挨打。 是啊。他们都说得很轻巧 离开那个混蛋。 可是，很多女人 就是没那么心狠。 ①夏绵·佩珀托克—格林(CharmainePapertalk-Green)，土著女诗人，1963年生于西奥厄纳都。 提贝德 (给弗朗西斯卡·博色) 作者：贾旺·比阿鲁加① 城市地平线是一座锯齿形冒名顶替之物 钢制塔尖 钢筋混凝土塔尖充血塔尖 一百万个男人摧垮复又建起的西装 在棉法兰绒的监狱、在资本主义的密谋策划中 生活在日子被像一具尸体样牵拉出去之前 (反之并不亦然) 这就是我对一片巨大荒漠的拒斥 我的桀骛不驯 以成千上万流放者作赌注 他们的预制欲望在我皮肤上干燥 高原上的第一夜陷入沉思、脆弱不堪 没有达到的目的堆积如山，卷开了疾病 苍白无血的赘疣 我那阴郁的灵魂 在与其平行的沙漠腐烂 城市街区和无法忍受的空间 面对图纸绘制出来的寂寞，任何力量只能听之任之 离去的地图在召唤我 到布满斑纹的丛林那边，风 剥光了人们对时间和社会的每一种专注 这座藏污纳垢的 城市不可能 在瘢痕之后幸存 注：贾旺·比阿鲁加(JavanlBiarujia)，诗人、翻译，1955年生于澳大利亚， 兼具地中海和爱尔兰人血统。除英语外，还会法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发表诗歌集 七部，近如《低／生活》(2002)。 移民 作者：阿里·阿里扎德 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为了经历宗教的冲击 而幸存。 为了比 烈士的幽灵活得更久。 为了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最漫长的战争中 恢复。为了生活 超越爱国主义的 仇恨。为了看见 更亲切的人类面庞。 为了摆脱 信仰的桎梏而思维。 为了不必 承担非要形成信念的义务 而相信。 为了发现 最基本的生存乐趣。 那么代价是？我来告诉你。 水汽般的蒸发。 边缘化到 几近消失的地步。 什么都不为就被拒绝在外 比皮肤的 阴影、说话的 腔调、生活方式的 品味还要深刻。异化到 超越文字的地步。 被强权所忽视。 被平头百姓所鄙夷。 值吗？毫无疑问值。 为了最后抓住 人类颇具欺骗性的真理。 为了梦见 平等的甜蜜。 为了看穿 兄弟情谊的虚饰。 为了能够像你 可能会说的那样，去接受 灿烂的发现之光的感染。 为了抛弃 所有的信仰，学会珍视 那种不信仰一切的 巨大孤独。 为了欲望。为了了解 欲望的力量。为了在味道不好受的 悲哀中快乐地等待。 建议这样做吗？ 建议，但只针对最可恶的敌人， 只针对我最亲爱的朋友。 注：阿里·阿里扎德(AliAlizadeh)，诗人，生于伊朗，15岁移民澳洲， 获迪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诗集有 《炼jin药：诗歌故事》(2002)和《战争时期的眼睛》(2006)。 妇女解放运动 作者：莉莎·贝利尔 跟我讲女权主义运动吧， 谷巴①中产阶级 异性恋革命 早在七十年代 男穿粗花呢夹克衫 皮肘子，女的呢，唔 不记得了，也许我根本就无所谓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年那些白种女人搞什么东西呀？ 当年时兴什么形式的神经病？ 也许我当时只是个学童，儿童就跟女人一样 也有某种特征安得上那种模式， 比如说没人听我们讲话 再说，谁要解放妇女和儿童 要是妇女和孩子都自鸣得意起来 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权利 取得经济独立 那平等社会怎么办 这些中产阶级子弟和白种女人 拿解放、拿自由、拿选择怎么办： 如，我该跟我男人继续待下去吗，我该跟其他 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谈恋爱吗？即使我的新女人 有孩子、甚至孩子和狗，也没关系 是的，我支持妇女运动 我想自由，我想穿邓洛普网球鞋。 土著妇女，当然喽，解放 白种妇女包括所有妇女，不管什么妇女…… 但并没如此，唔，这不是我要解决的事 我是说，我一个白种中产阶级女性，怎么解决 我男人不肯付学费，大莱信用卡俱乐部也不愿 延长信用，那谁来决定 我怎样预算。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能够 理解 维多利亚省的土著人？ 这儿的土著妇女，我从来都没见过 就算见过，又能说什么 妈的，我才不会感到内疚，为了自己得到 更好的东西，为了普罗妇女，而不仅仅是为 中产阶级开沃尔沃车，搞半日制妇女研究的 学生 也许我没想，也许我认为，普罗妇女 是指土著妇女，维多利亚省的库利②妇女 我应该道歉吗 我应该内疚吗 也许解决的办法是通过世界 宣明会赞助一个儿童。 是呀，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可以这么对付， 听着，我很想为我们的土著人做点什么 但我连一个都没见着 就算见过，我也只能说 土地权利这类事可能让我有点儿 发憷，什么意思啊，总有一天我早上醒来 天上就飘起了这个旗帜，就是那个东西，你知道 红的、黑的，那个黃圈圈，插在前面 然后呢，什么呀，那我对不起好吗，我内疚 我应该在丽爱图塔楼顶部 就这么喊叫吗？ 妇女运动救了我 也许九十年代会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但我知道，尽管 能让我们自由的不仅仅是妇女运动 那只是开始 注：莉莎·贝利尔(LisaBellear)，澳洲土著女诗人，1961年生于墨尔本， 2006年年中在墨尔本家中邃然去世。诗集有《在城区做梦》(1996)。 ①澳洲土著语，gubba，即白种男人——译注。 ②澳洲土著语，Koori，指土著——译注。 哈米德 作者：马马德·艾达尼 在废墟和仅剩的几座立着的大楼之间， 年轻的哈米德兀立着——独自的，在黄昏的光明里，深深沉默无语。 他听见巴比伦的鸟从他毁圮大地的悲哀上空飞过的啼叫声。 他注视着祈祷的庙堂， 苏美尔人和波斯人的神圣塔楼全都灰尘般落满悲哀的歌声，歌唱着战争。 这是他的家乡，从来都没有和平。 他对光明说： “天堂在哪？ 为什么我天生就要在地狱生活？ 这片古老大地曾经浮现、许诺我们希望与和平的神衹在哪？ 为什么我的家在燃烧？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他们却还在侈谈和平。” 注视着光明，想着他古老的大地 凝视着幼发拉底河的绿水，这条河也流入他家乡小镇的河里 他又感到悲哀了。 他自顾自地想着，说，“你失去了一切，但这不是你的错，想想玫瑰 花香，重温一下生你养你的那片大地的宝贵记忆吧。 仇恨的子弹击中了我的欢乐 我的日日夜夜都因我的深度悲痛而哀伤 如有可能，我要努力生活在光明之中。” 哈米德站立的附近有一泓清泉，流着鲜水 依然流着，充满生命，但无人来饮它的奉献。 居民都到哪儿去了呢？ 都死光了吗？还是都已离去？ 为什么光明和水还留在这儿？ 这时，哈米德看见远方的烛光 他心中的希望大门又打开——不——他并非这座城镇中唯一的人 这是他生日之夜——独自一人，他站在那儿——他注视着光明，开始渴饮空气， 想过一种新的生活，但生活跟平时一样，还是很不稳定。 他凝视着光明，自言自语： “祝你新的一年快乐。” 然后他走到泉边，洗了洗他疲倦的脸，闭上眼睛，想起了这座生养他的城市 被战争毁灭之前的样子。 注：马马德·艾达尼(MammadAidani)，诗人，戏剧家，小说家。1955年生于伊朗， 1982年移居澳大利亚，获硕士学位。诗集有《最好不要解释》(1994)，长篇小说有 《画框外的相片》(1997)等。 黑即美 作者：阿妮塔·海斯 黑即美 某种内在之物。 在我们的精神之中、在我们的骄傲之中。 黑也是死亡之色， 美丽夜空之色。 黑是黑女人挨打后眼睛发青的颜色。 但谁也不能说那美。 注：阿妮塔·海斯(AnitaHeiss)，土著女诗人、编辑，1968年生于悉尼。 获西悉尼大学博士学位。作品数度获奖。单本诗集为《装门面的土著》(1998)。 山边风景地产 作者：约翰·詹金斯 “风景”既无意义，亦无钱，无好无坏。 一望而知，风景尚不存在，但情人眼里 出神秘，看走了“景”：温暖的感觉 给代理商的荷包垫了底，高明的想法开车在周日兜风。 “风景”只是一条小溪，越过一片泥原 在泄密，仅有一股数字溪流泄到堤边，那儿 牛新鲜如牛奶冰淇淋混成品，在啮食风景如画的 草制概念。一条按揭带束紧了山峦， 但“风景”依然远离算术，统领 全局，让蓝发挥出绿， 把树叶泼溅，铺满大尤加利树的画板。你 知道，只消看一眼，你就能若即若离地摆脱大自然的 束缚，袋鼠就会键入计划外合同。“风景” 现在可以表白自己的观点，绕着打包方案， 巡警般走一遭木板木桩，讲一番砖头样结实 划上开球线的话。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双赢，后院还有SPA浴缸，地面泳池和烧烤。 想更好看看自身，在山边 更上一层坡，还会有什么风景错过？更多街区接踵而至， 砖头夯实，铅垂线般完美。墙接窗， 窗接墙，一夜之间出手更多高楼，再加把劲， 把“性”起天空的羞涩一瞥，挤到 视线之外，挤进关起百叶窗房间的日间电视。 接下去是白货①和咬脚踝的家伙②。底卸式卡车蹦跶， 卸下填土，跟工厂出品一样新鲜。预浇注前的空气全是困惑， 镜子眼花缭乱，照着绝美的镜子。风景成熟了， 看不见了：到处都是含蓄的复制品，肉眼不可见的。 孩子们长大后，一个下雨的星期六，风景 跷起大拇指，让往西边走，在铁丝网的天空那边， 是高速公路的噪音。风景继续往前去了，再也不回头。 注：约翰·詹金斯(JohnJenkins)，诗人、诗歌编辑、记者，1949年生于维多利亚州的 埃尔伍德。共出版九部诗集，如《白狼区域及其他风景》(1974)，《空中的狗及其他合作》 (1988)和《相对不大可能的诗歌》(2005)等。 ①即英文的whitegoods，指大型家庭用具，如冰箱、火炉等——译注。 ②澳俚，anklebiters，指小孩子——译注。 人造珠宝首饰 作者：詹妮弗·梅登 （“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你站在柜台后面，因为你得为 一小时六元钱干活。我站在这边，想要你给我看好的首 饰，因为我赚的钱要比你多得多”——据报道，这是美国 国家安全顾问孔多莉莎·赖斯在售货员看见她，把一些 人造珠宝首饰拿出来时她所说的一番话。) 你在电视上戴着金耳环，项链 比奥布赖特女士的还重，好使你 扬起脖子。你把小眉毛 锁紧，以平衡重量。你半笑半不笑的， 有意让电视观众觉得你很精明，而不 活跃，因为保持干净整洁耗尽了你所有的 精力，而干净整洁是反邪恶的 最佳之物。你认识的一些女孩是在 伯明翰长大的，她们一个星期日 在教堂被炸成碎片。不干净整洁的痛苦 很脏，恐怖大声叫饿，但你学会了 音乐。你母亲用condolcezza① 为你命名，你一向就是这样。 当上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该校校长说，部分原因是因为 你是个黑人年轻妇女，你 不喜欢“积极歧视”。你解雇了 一个墨西哥裔的女学监，她的学生都绝 食，你却耸耸肩膀说，“我又不饿。 不吃饭的又不是我。”你这个来自 白宫奴隶的后裔，很骄傲 “祖父赖斯”如何为了生存 而改宗换教。“应该赞许，”你微笑道。 邪恶决不是伯明翰。邪恶肯定是 伊拉克，要战斗，你就得有权， 有像样的珠宝首饰，保护孩子就像保护教堂， 人要有个样子，可信而且整洁。白宫 总是敞亮，蛋糕一样， 点着蜡烛，没有意义的火焰。白宫的 灯光燃烧着， 氧化锆晶体，condolcezza，但 你并不因恐怖而饿，你不会饿死。 注：詹妮弗·梅登(JenniferMaiden)，女诗人，1949年生于新南威尔士州的彭立斯。 专业作家，教过创作，当过大学住校作家。作品数度获奖。已出版十四部诗集，如 《战术》（1974）、《误伤》（2005）等。 ①condolcezza，意大利语，意即“甜美地”——译注。 囊括 作者：木褚鲁① I 从前我们要面包，你给我们消化不了的石头； 从前我们要面包，用我们自己的手搜集的面包； 我们的天堂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天堂。 II 我们无邪， 他们来了，给我们邪念； 我们天真， 他们来了，给我们罪感； III 从前我们大脑流动着思想； 从前我们大脑与世界同动； 从前我们心灵跟大地一样没有止境， 天空是我们的休息之地， 我们心灵是我们大脑的天空。 现在，我们打上了道路的标记 通向的是思想打结的城镇； 现在，我们的大脑得到干净整洁的布置； 现在，我们的思想无法漫游， 而必须守着高速公路，通向的是 强加于人的都市，他们那种思想境界的都市； 就连我们一往无前的天马行空方式 也遭到他们飞机不改目标的思想监视。 IV 我们必须走的路在哪儿？ 在这儿，直接摆在面前， 铺了沥青和水泥，黏糊糊的全是遥远的目标。 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哪儿？ 在这儿，厚厚地订成了一本书。 我们必须领导的灵魂在哪儿？ 在这儿，在这座教堂，墙壁坚固得就像监狱。 ①木褚鲁(Mudrooroo)，原名柯林·约翰逊，土著诗人、长篇小说家，1938年生于 西澳的那柔金，2001年离开澳大利亚，长期居住在尼泊尔，专门研究佛学。作品 多次获奖。已出版四部诗集，如《杰基的组歌及诗选》(1986)和《太平洋高速公路 和错误布鲁斯：乡村诗歌》(1996)等。 单独监禁 作者：罗伯特·沃克① 有没有人命令你面对 六七双吠叫的眼睛脱光， 逼你靠墙—— 命令你叉开双腿，弯下腰来？ 有没有人冲你把门摔上 把你锁起来，与世界隔离， 把你推进没有时间的空间—— 推进虚无的沉寂？ 你有没有躺在一张木床上—— 身穿囚服， 试图跟一只水桶交谈—— 认真地交谈？ 你有没有向从门洞里盯看的一只眼睛 乞求过毯子， 寒冷刺骨，搓着身体—— 紧咬下唇，嘴里说：“先生，求求你了”？ 你有没有在深夜听见尖叫， 或精神失常的囚徒啜泣。 在黑暗中一遍遍发出回声—— 要把你吸进那疯狂的境地？ 你有没有缩成一团 祈祷睡意？ 你有没有成小时睡不着觉， 等待清晨来临，标志着又一个孤独的日子？ 如果你从没有过上述任何一种体验， 那就请你低头感谢上帝。 这东西奇怪极了—— 这种犯人再教育制度! ①罗伯特·沃克(Robertwalker)，土著诗人，1958年生于南澳的奥古斯塔港， 1984年卒于狱中。一生不为制度见容。在狱中与狱卒暴力冲突之后去世。发表 诗集有《上，不是下，伙计!》(1981)。
第七章战略层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七章战略层面
澳大利亚两诗人：法兰西斯·阿当斯、玛丽·吉尔摩（作品与评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澳大利亚两诗人 法兰西斯·阿当斯、玛丽·吉尔摩 （作品与评论） ·玛丽·吉尔摩——年高望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作者：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玛丽·吉尔摩：诗三首 ·法兰西斯·阿当斯——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作者：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法兰西斯·阿当斯诗五首 ·译后记 玛丽·吉尔摩——年高望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 [澳大利亚]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悉尼是澳大利亚跳动着的心脏，而悉尼跳动着的心肺又是它的中心——皇家十字广场。在这里，离乌鲁木鲁郊区不远，有几条重要的街道会合在一起。在这个交通枢纽周围，一个喧哗嘈杂、生气蓬勃、五光十色的社会己经成长起来了。只要到街上走几步，就可以听到各国的语言。灯火辉煌的酒吧间整夜开着。五光十色的人群络绎不绝地通过皇家十字广场。 在这个中心地区的中央一个小小的二层楼寓所里，住着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玛丽·吉尔摩在1937年8月16日就满九十二岁了。她现在很瘦小，弯腰曲背，满脸皱纹。没有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人现定还活着来告诉我们，她年轻时是怎样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女性。不过，不仅少女的皮肤里有美，老年妇女的皱纹里也有美。你一开始和玛丽·吉尔摩交谈，你的心头就会立即涌现一种强烈的美感。 和她交谈也并不困难。很多青年一代的澳大利亚作家都觉得有必要经常和她淡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她也从不拒绝接见她们：姚谈话时，她的脸因为记起将近一百年的前尘往事而显得很生动。她谈到土人的惨遭屠杀，谈到在巴拉圭建立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时，她就挥着手作出富有表情的手势。尤其是，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就闪闪发光了。 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家威廉·多贝尔最近完成了一帧玛丽·吉尔摩的优美的画像。这幅画像主要的特征就是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眼睛深处仿佛隐藏着强烈的水银灯似的。 这幅画像由澳大利亚一家新开的进步的出版合作社，大洋洲书店，经手销售。这对于玛丽·吉尔摩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很适合的礼赞，因为这家书店专门印行的书籍都是发扬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民主传统和批评家所谓“对普通人坚定的信心，”的传统的。 玛丽·吉尔摩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也是对普通人的坚定信心的一份贡献。和她交谈时，你会觉得，她的思想回到她己度过的悠久岁月里，从这一点扯到另一点，从这一人物扯到另一人物，从这一事件扯到另一事件。不过，只要你耐心五分钟或十分钟，你就会发觉，她虽然上了年纪，却并不是随便在扯淡，而是在有意做地选择材料，把它们更完美地组织起来，以便说明她的论点。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时，他就有七十年或七十五年的创作生活；那么，他的心灵能够凭想像召来范围极广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澳大利亚，大家都把玛丽·吉尔摩科做玛丽·吉尔摩夫人。“夫人”是和“爵士”相对的女性尊称。玛丽·吉尔摩由于文学上的贡献，在1937年就成为英联邦中任何国度里第一位荣膺这种尊称的妇女。 玛丽夫人原名玛丽·卡麦龙，1865年诞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哥尔本附近的柯塔瓦那的澳大利亚丛林地带。在她成长的过程里，她非常熟悉澳大利亚的“丛林”、野生动植物和土人。 她的父母虽是劳动人民，却很有文化。她父亲是建筑工人，教她爱好历史、哲学和自然；她母亲也教她爱好艺术和音乐。这个小姑娘和仍然注在这个地区的寥寥无几的土人发生了友谊，这种友谊无论是她父亲或母亲都不反对。玛丽·吉尔摩经常从家里失踪。她和土人一道漫游丛林，参观他们所安置的捕鱼具，听他们唱歌，听部落里老人讲故事。后来，她正式成为土人部落的一员；现在她仍然严肃地宣称，她事实上是土人的代表。 她童年时代和土人的接触给她后来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以深刻的影响。 在玛丽·吉尔摩的幼年时代，丛林好汉早已驰名遐迩了。这些青年小伙子，在“土地开放”作为主要政治口号的时期，是心怀不满的小自耕农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足迹遍及澳大利亚的平原和山区，靠着他们凭机智所能偷到的最肥美的马肉维持生命。玛丽经常讲述，绿林好汉“蓝帽子”如何逼着她父亲掩护他的党羽，这些粗野的亡命之徒如何照顾她，如何把她放在膝盖上颠簸著。 普通人也都同情这些丛林好汉，把他们的斗争看成反抗政府的斗争。关于普通人的斗争方式，玛丽·吉尔摩还有许多课要学习，无疑地这就是其中的一课。 虽然玛丽是在旷野丛林里被抚养起来的，年轻的玛丽学得很快。十二岁时，她就在教其他的孩子了。她往来于几个丛林学校之间，所教的学生多到四十名一班（这些学校，由于澳大利亚伟大的诗人亨利·劳森曾在他的诗句里歌颂了它们有泥地和树皮屋顶的简陋校舍，将因此永垂不朽。）在她往来教书的整个时期里，姓在观察着小农们使人心碎的斗争，他们斗争的对象有洪水、火灾和干旱，也有银行和贪婪的“公地霸占者”（这是人们当时对拥有广大土地者的称呼）。她观察着剪羊毛工人们的腰酸背疼的劳动，他们在一天不停的劳动之后，只能睡在简陋的小屋里光光的木板上。几年以后，澳大利亚第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就是由这些剪羊毛工人组成的。 她观察了这一切，她又从报上看到，城市女缝工做一件当时流行的样式复杂、打了许多摺的睡衣，代价只有六辨士，于是她成了一个叛逆。 “我怎能不这样？”她说，“我亲眼看见农庄上的劳动者家家过着吃袋鼠肉的穷日子，而羊群就在周围啃草。 “从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妇女们砍柴，运水，甚至扶着丈夫拉的犁耕地，因为他们买不起一匹马。 “我看到，在剪羊毛棚屋里举行乡村舞会时，用一条绳子把劳动者的家属和地主的家属隔开，我简直感到极大的侮辱。” 玛丽·吉尔摩十五岁时，她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了，这是她所转述的一个在土人中流传己久的故事。不久，她在文学和政治两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力。她被派到悉尼去教书，在那儿她结识了一位羞怯而拘谨的十九岁的青年。他在写作方面表现了一点天才。这位青年，尤其是他的作品，把她吸引住了。她教他正确的英文，指导他阅读最好的文学作品。她这位学生在短短几年后就以亨利·劳森闻名于世，成了澳大利亚文学界的高尔基，或许也是第一个公然以工人身份从事写作并且为了工人而写作的作家。 劳森和那一群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最使人兴奋的时代的民主作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仍对内地的和悉尼肮脏的大街小巷里的贫穷和痛苦，同样感到愤怒。不久，玛丽·吉尔摩就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同命运共呼吸了，她成为由剪羊毛工人和农村劳动者组成的澳大利亚工会中的第一名女会员。剪羊毛工人和海员伟大的罢工运动标志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重大的劳资冲突。在这个时期，玛丽·吉尔摩当选为工会的执行委员；这使她接近了当时澳大利亚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莱恩；她受他极大的影响，简直着了迷。 莱恩是这个时期带着抗议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最有权力的领袖。他是作家，梦想家，也是干实际工作的能手。若干年来，他出色地编辑了澳大利亚初期工人阶级报纸之一“飞旋标”（TheBoomerang）。莱恩写过一本书，叫做“工人的乐园”，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受安格鲁·萨克逊职工运动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很深。当年青的澳大利亚工人组织受到挫折时，他幻想建立一个乌托邦证明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拒绝给他土地之后，他接受了巴拉圭共和国的四十五万英亩土地来建立“新澳大利亚”。他清玛丽·吉尔摩帮忙，作为他最热心的支持者和宣传者之一。 1892年，第一批241名移民坐船到了巴拉圭。第二年，人数就更多了。1895年，玛丽·吉尔摩也动身前往。 她一到达新澳大利亚，就发现这个新社会已经分裂为二了。她参加到莱恩那个新移民区，叫做柯司姆。她和莱恩等人用本地所长的草盖住宅．龙且把他们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变卖了，以便买足粮食维持到第一次收庄稼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他们靠吃豆类和猴肉度日；不过，这块地方终于慢慢繁荣起来了。随着物质繁荣的增长，玛丽·吉尔摩所教的小学生，数目也一天天增多，她并且亲手抄写柯司姆报，管理藏书二千册的图书馆。在柯司姆，她遇见了威廉·吉尔摩，他的全家是从维多利亚来到这儿垦荒的，不久她便和他结了婚。 柯司姆看来大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它终于被两性关系的暗礁碰沉了。在柯司姆，男子和妇女的比例几乎是三比一，莱恩只好远赴英国，招募一批已婚夫妇和未婚妇女到这块移民地来。他这一趟旅行结果不佳，他所招募来的人完全不适合于做这一类型的工作。1899年，莱恩放弃这尝试，并离开这块移民地。不久以后，吉尔摩全家也跟着离开，前往巴塔哥尼亚。① 吉尔摩夫妇在南美洲的这个地区参与了几次政局的变动，终于在1902年重返澳大利亚。玛丽·吉尔摩立即恢复了政治活动。她和一家主要的工人报纸“澳大利亚工人报”的编辑取得了联系，在报上辟一妇女专栏。她担任了这项工作，并且忠心耿耿地干了三十二年之久。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在食谱和家庭常识之外还写诗和短文。” 返悉尼后，玛丽·吉尔摩成了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改革运动者。她为着监狱里女犯人的权利而斗争；她为着残废津贴、养老金、儿童福利金、孤儿的合法收养和正当地位而奔走呼吁。 她为儿童要求公园、运动场和婴儿保健站。她为土人要求一切，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现在，当她为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论坛报”写每周专栏时（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她认不放过一个为土人说话的机会。 这一个星期，她也许会参加一个庆祝伟大土人画家埃·纳马古拉的宴会。下一个星期，她会撰写一篇文章抨击西澳大利亚迫害土人的暴行，在那儿，由于修建所谓“大箭发射场”和马拉林加原子弹试验基地，许多土人被弄得离乡背井，并且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流行而死亡枕藉。 她经常用她的诗句和她所写的土人故事，为土人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而斗争。她感到最自豪的称号是“黑人之友”。 自从1910年以来，玛丽·吉尔摩已有七八卷诗集出版问世。现在，她仍在大量地写作，她写信给报纸，替报纸写文章，并和朋友们通信，讨论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她的一切活动，现在和从前一样，都是为了别人。 世界看着我， 我也看着世界； 我一面看，一面问： “世界为我做了什么？” 于是世界看着我，并且说： “你又为我做了什么？” 然后，彼此都哑口无言， 因为世界是这样地广大， 而我却是这样地渺小。 玛丽·吉尔摩远远跑在时代前面，为着废除死刑而斗争。她在哀悼一个在哥尔本监狱外面被处杖刑的囚那首诗里写道： 你也歌认为他是一条狗， 但他却是女人生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曾吁请总理（伍·姆·）休士免除所有独子的兵役。战后，她又为着侥幸能重返家园的士兵们争取公平的待遇；因为人口本来不多的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有六千人阵亡了。 瑞丽·吉尔摩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姊妹们。多少年来，她一直为女工的同工同酬以及妇女的地位而斗争。现在，她欣慰地看到一个全国性的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运动达到新的高潮。 由于玛丽·吉尔摩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声誉逐渐传播遐迩，她的著作也接二连三地出版问世（目前总数是十六种，包括儿童读物、回忆录和诗歌）。她已被公认为澳大利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了。 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她在“决不让敌人收我们的庄稼”那首诗里，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一首名诗曾多次被提出来作为澳大利亚的国歌： 我们是澳大利亚的儿女， 我们的父亲曾开垦这土地； 我们的母亲曾和他们 手拉着手走在一起； 我们对生育我们的死者， 对开荒辟路的英雄发誓： 决不让敌人收我们的庄稼， 或坐在畜场的围栏上休息。 ※※※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玛丽·吉尔摩从没有让她的高龄和个人的哀愁（丈夫的逝世和儿子的天析）使她的光辉暗淡起来。 在某些方面，她甚至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界和文化界里一个比从前有更大影响的人物。关于这一点，下面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墨尔本、布利斯班和纽卡斯尔等处的工会五一节委员会，分别联合设置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等一系列的文学奖金，它仍将以“玛丽·吉尔摩奖金”的名义授与得奖者。 目前她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争取澳大利亚的文化独立。澳大利亚作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必要进行一场抵御外来书籍的战斗。这些外来书籍大部分是从美国输入，由报业辛迪加发表的无聊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澳大利亚国民图书杂志刚发表的统计数字证实了目前情况的严重性。这些数字说明，1956年澳大利亚只出版了643种书籍；而在1946年，却有1,228种。尤其严重的是，在这643种书籍中，小说只有33种，诗歌20种。即使远在1936年，情况也比现在好。 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读者经常说，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实在是遗憾。假如有一种独特的“澳大利亚”语言，我们的作家将会有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而不致被大量外来的书籍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一场战斗里，尤其是争取在澳大利亚大学里设置澳大利亚文学讲座方面，玛丽·吉尔摩现在正担负著主要的任务。 在她悠久生命的晚年，这场斗争成为她所关怀的大事之一，原是很适当的。因为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作品对于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奠定一直是有无比的意义的。 玛丽·吉尔摩的一生跨过两个时代：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和今天的澳大利亚。今天澳大利亚奋斗的目标，与其说是摆脱英帝国主义不如说是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羁绊而争取独立。 主要由于像玛丽·吉尔摩这样的作家在政治和交学领域里毕生的劳动，澳大利亚人民今天才能够以坚定的决心来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 对于一般澳大利亚作家，玛丽·吉尔摩将遗留下她的纯朴的人道主义，许多美丽的文学创作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典范。这个人物相信：问“我为世界作了什么”要比问“世界为我作了什么”重要得多。 （李宗杰译） 注：斯蒂芬．墨雷—史密斯（StephenMurray-Smith）是澳大利亚文学季刊“陆地”（Overland）的主编，共产党员、澳大利亚和平理事会的组织书记，1957年5月间他曾经访问过中国。 ①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南美洲地名，1869年开发，1881年分属智利及阿根廷。 上传者注： 关于各国左翼或共产党如何以“民族解放”结合或取代“阶级斗争”，尤其在二战之后，资料相当多。这篇令人丧气的文章（尤其是后半）就扯上“争取澳大利亚的文化独立……抵御（主要由美国输入的）外来书籍的战斗”。好处在哪里，在谁那里？文章接着谈道： “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读者经常说，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实在是遗憾。假如有一种独特的‘澳大利亚’语言，我们的作家将会有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而不致被大量外来的书籍压得喘不过气来。”…… 可见，最拥戴民族主义之先锋份子，往往是这些“中等阶级”，因为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多“机会”……或许美国人也应该把使用英语视为遗憾：“假如有一种独特的‘美利坚’语言……” 玛丽·吉尔摩：诗三首 我要斗争 狠狠地咬呀，生活！ 我不怕你的牙齿！ 如同翻腾的波浪 冲击着岩石似的， 用铁掌打我的灵魂， 免得它趋于平静。 我并不怕你，生话！ 我也决不会逡巡， 虽然在本可享安乐的 地方，你制造着斗争； 我宁愿创伤遍体， 不愿偷偷地死去。 我要深深地被激动， 像男人被激动那样， 我所遭受的打击 对于我有益无伤。 我要和生活搏斗， 好使我精神抖擞。 自尊心必须有活动余地， 弱者也许要柔软的草埸， 在那儿他们乖乖地活着， 如同柔嫩的小草一样； 但我一定要狂呼不已， “给我风暴，不然我会死！” 穷苦一辈子 你得从床上起来呀，姑娘， 尽量地放快一些： 像你我这样的人，姑娘， 早上哪里能休息。 一天天起早带晚地做工， 一年年忙个不停； 我们好像都变成了机器， 只不过名义上是女人。 生活榨尽了我们的温柔， 使我们生硬、冷淡； 亲吻时很别扭，又变得粗鲁， 老和少都讨人嫌。 好话久不说早已忘掉， 柔态只意味着悲哀； 我们只在辛辣的讽刺里 才感到一些痛快。 起来去做工呀，我的姑娘，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 我们的命运是，在匆忙中 饱尝人生的苦味。 选自“土人” 这些部族永不会从漫漫的长夜里 回来向我们说他们过去的事情； 他们长眠了，永不会有人再醒来， 注意中午的日影，或追逐鹌鹑。 我们永不会再听到他们的呼唤， 无论是穿空长啸或风送的余音； 他们的树林很沉寂；薄暮的时候 再不会有轻轻的脚步回到野营。 火熄了，标枪毁了，猎人倒下了； 儿童的白骨散在草丛的深处； 树皮小屋塌下了，像阿伦特①一样， 只剩下一个投矛器，一根枯骨。 他们烧死在征服者所放的火里， 淹死在沼泽里——只有风声来哀悼； 他们成了猎犬的追逐物：没有人替他们伸冤； 他们的血在我们手上发黑，再也洗不掉。 被灭亡的部族啊！ 这儿曾走动着扰攘的人群， 现在只来了一个幽灵。 被灭亡的部族啊！ ①阿伦特是澳洲中部早已灭亡的古代部族。 法兰西斯·阿当斯——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 [澳大利亚]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法兰西斯·阿当斯这个名字久被忽视，无疑地是因为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文艺批评受中产阶级道德标准支配的缘故。 法兰西斯·阿当斯在1862年出生于马耳他岛；1878至1880年在巴黎开始写作；1884年到了澳大利亚，投身到那里新兴的工人运动的斗争中；1890年回到英国，1893年死去，死时才三十一岁。 他留下许多热清洋溢、体会深刻的美丽的革命诗歌，诗里的政治立场足以使他被列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之一而无愧。 尽管阿当斯是英国人，他最有活力的诗都是在澳大利亚写的，并且目前也是在那个国家里，从事进步文学运动的人对阿当斯的重要性日益感到兴趣。但是阿当斯首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因此让全世界都对他的作品发生兴趣不是没有理由的，尤其是在英国，尤其是在他的诗重新印行之后——这个计划正由本文作者在澳大利亚着手进行。 阿当斯是一位英国军医的儿子，他在整个幼年时代里都接触到十九一世纪英国帝国主义，那正是它信心最强、声势最煊赫的阶段。马耳他、中东、远东、新几内亚、印度——他都游历过，引起他的游兴的是他对人类的爱，不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是他对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里普通人被剥削的愤怒，以及他自己对健康不断的追求——因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他惊人的精力多少是他所患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所激发起来的。 在他那个时代，许多诗人都是由于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义愤填膺而发为吟咏的。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发生了重大而剧烈的变化。从七十年代起，英国政治方面的变化加快了速度。她在世界市场上的霸权渐被削弱，激进运动突然增多，有政治觉悟的工人明显地出现了。劳资纠纷愈来愈多，随之而来的是雇主和雇工的两级分化。到处可以听到满怀忧虑的疑问。“我们已做了许多事情来减少贫困，但我们是否已对我们周围的苦难竭尽全力加以防止？”1879年全英工会大会致开幕辞的人间道，同时他预言英国政治生活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工人运动正在作有意识的努力，想根据它应有的权利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形并不限于工人运动。英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正在急速地发生变化。英国在商业上的霸权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技术的进步似乎也缓慢下来。科举家、经济学家、商人、政客和作家都觉得他们的地位发生动摇。达尔文的学说已为一般人所接受，“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开始受到从前加在“民主”这个名词上的责骂。理性主义和类似的邪说非常流行，君主政体声誉衰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似乎为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开辟了新的视野。 在这方面，外国作家和外国政治事件在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民主作家中，影响最大的是惠特曼；在错综复杂的外国政治事件中，大概俄国专制政体最引起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憎恶。好几位诗人，包括法兰西斯·阿当斯在内，都写过诗歌颂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沙菲·泊罗夫斯卡亚。 这种政治局势对法兰西斯·阿当斯影响极大。他早期的诗倾向于自我省察和宿命论，但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发展很快地起了反应，1883年他加入了民主同盟，后来又叫做社会民主同盟。不久以后，他的病迫使他到澳大利亚去休养。他亲眼看到一个新的国家而大喜欲狂。在这里很少看到欧洲国家里那些专制和封建的风俗习惯。这里明确而尖锐的劳资冲突吸引了他，使他直接在新兴的澳大利亚无产阶级日日进行的斗争里发挥了他的才能。 “澳大利亚人民能够自由地呼吸，”阿当斯写道，“这里的工人不像英国工人那样无精打彩地在街上走，被自己的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并且依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英国普通人有自卑感，美国人有优越感，只有澳大利亚人才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情形实在使人愉快。” 那时候，澳大利亚正处于民主运动的最前线，例如，无记名投票和妇女选举权这两个问题在澳大利亚早已解决。长期缺少劳动力使澳大利亚工人有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在讲价钱的时候多少处于有利的地位。阿当斯到澳大利亚时，工会制度正在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并且在以后的六年里，以令人兴奋的速度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个年青的澳大利亚工会制度，由于经济衰退和1891到1892年雇主们联合进攻而遭受惨败。许多拥护工会制度的人们看到他们的梦想已成泡影，抱恨离开澳大利亚，企图在巴拉圭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这些人当中，有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莱恩，他主编过布里斯本城工人报纸“飞旋标”，阿当斯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阿当斯没有看到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初期希望的破灭；即使他还活着，他多半也不会像他的许多同志那样感到绝望。因为阿当斯是卡尔·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他至少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表示对马克思的景仰），并且他对科学社会主义也预见到一些远景，这在当时说英语国家里进步作家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从和他相比。这一点可以从好几方面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从下面这一事实上：在当时澳大利亚许多民主作家当中，只有阿当斯一人觉得中国人、印度人、玻里尼西亚人所受的痛苦和白种人所受的痛苦同样地可怜，同样地可怕。他是当时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作家。 可是，阿当斯对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影响极大。他长得极其英俊，一举一动都有丈夫气概，非常动人。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吸引了所有和他接近的人们。一位同时代的人曾说他是“反抗者中最富于反抗性的，也是最穷的”。他死的时候澳大利亚民主运动最有力的喉舌“悉尼新闻”写道：“我们不会忘记他对被压迫者的事业高度的热情，他对空想的不能容忍，他热切地希望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能不背于真理，他毫无畏惧地说出他最激进的思想。” 阿当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曾为最重要的进步报纸杂志写文章，并和当时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和激进分子取得密切的联系。他于1888年在悉尼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他一共出版了十三本著作）“黑夜大军之歌”。这本诗集无疑地仍然是在澳大利亚出版的现实主义革命诗歌中最重要的作品，并且可能是英语国家里这类作品中最富于活力的一本。 在这本诗集的序言里，阿当斯不以为自己是“诗人”，他说他是“社会工作者”。他说，“自从1381年农民起义以来，英国不曾有过像现在这种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的现象。”他接着写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上，它给工人们的报酬不是根据他工作的价值，而是根据他们在无限制竞争的市场上的价值，这就很快地成了这样：他们在身强力壮的时候只能得到仅足以糊口的工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 实际上所有阿当斯后期的诗，那些收在“黑夜大军之歌”里的，都是歌颂国内（英国和澳大利亚）反资本主义和国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近英国进攻埃及的时候，阿当斯将近七十年前对英帝国主义在埃及横行的谴责，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广泛的兴趣。1892年，阿当斯在对健康作最后的追求中游历了埃及、他带着和他游历印度和远东后同样愤怒的心情回到英国。他对埃及人民深厚的感情使他写出他最伟大的诗篇“英国在埃及”和他最后的著作“新埃及”。 “英国军队占领了埃及，”阿当斯写道。一切费用该谁出呢？当然该埃及出，于是埃及只好遵办，连最后一个辨士都拿了出来。 “他们为在特耳厄耳克伯阵亡的六七十名英国兵举行了一个颇不寒伧的小小的葬礼。这笔费用该谁出呢？当然该埃及出，于是埃及只好遵办。 “一群英国兵在乘胜向开罗推进的途中，闯进一家旅馆，大吃大喝，把空酒瓶摔得到处都是，没留下一个完整的。这些瓶子的代价该谁赔呢？当然该埃及赔，于是埃及只好遵办。这类的事太多了，恕我不一一叙述。” 阿当斯在他的书里写道，“无止尽的痛苦已在（埃及）人民当中燃起了愤怒和仇恨之火，工农劳动人民一个一个加入了一支日益强大的队伍，为着把埃及还给埃及人而流血。” 阿当斯从埃及回到英国时，己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但是他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在他一生最后的三个月里，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写完他抨击帝国主义的那本书。阿当斯唯一的传记作者澳大利亚作家克利夫·特恩布尔写道，“每一页都写得很吃力，都是他在和越来越衰弱的病体作不断的挣扎中写的，但是他觉得他写在每一页上的都是真心话，并且以为只有一个垂死的人才能够这样。” 最后，当他的书快写完的时候，他的病发作了。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于是他拿起一柄手枪结果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所写的最后几行里有这样的话：“我们好久以来为了建成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所做的坏事和好事，所表现的道德和不道德行为，所发挥的优良和恶劣的品质，都同样地在引着我们走向算总账的日子，但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了结的事情，而是和受过我们虐待的人们的整整一系列你死我活的遭遇战。” 今天，对澳大利亚作家有重大意义的不仅在于阿当斯是一个反抗者，并且在于他是一个有真正诗人品质的反抗者，而他的政治觉悟似乎也是他那个时代所绝无仅有的，最低限度在作家当中，在英语国家里是如此。他的全部作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尽管“黑夜大军之歌”1910年后就没有再版，他对一些最重要的澳大利亚作家的影响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 现在这本诗集的新版本正在准备付印，这就可以说明，澳大利亚文学在今天基本上是健康的，并且尽管有许多严重的困难，它仍然保持着主要的民主倾向，这种倾向也有人叫作“对普通人的价值的坚定信心”。阿当斯的声誉应该也会在澳大利亚国外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因为他的诗非常容易翻译，即将出现的新版本或许可以使他得到作为一位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所应有的地位。 （宋雪亭译） 法兰西斯·阿当斯诗五首 失败 是谁在说失败？我告诉你 失败决不会影响 像我们这样伟大的事业； 它乃是强中之强！ 确实得如同地球在旋转， 确实得如同壮丽的 太阳使月球清光四照， 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失败对我们算得什么呢？ 搞清楚小战斗的形势， 当大军浩浩荡荡地前进 去攻打人间的地狱！ 死后 就这样把我埋起来好了： 紧握着拳头，圆睁着眼睛 因为我活在战斗和攻击中， 并在战斗和攻击中丧了命。 一位信回教的船上火夫 他从墟灶间走了上来， 在那鬼地方真累死穷人， 日落的时候，他走了上来， 穿得很整洁，洗得很干净。 他跪在船头甲板上面， 他的脸朝着西方圣地。 他一面礼拜，一面祷告。 他是否在祈求死和休息？ 香港抒情诗 在这海港城市里，有许多 我从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两样 似乎我老早就很熟悉。 在美丽的热带绿树丛里， 在街道上，我都能看到 令人恶心的英国建筑物 和像野兽一般的英国佬！ 死在海上 （珊瑚海，澳洲） 他的尸体躺在羊栏里， 用棕色旧船帆盖着。 微笑着的碧海和青天 不懂得忧愁和哀悼。 一位衰老枯瘦的中国人 在回家的途中死了， 刚从船舱里被拖了出来—— 哦，他已安抵故里了！ 老哥，我可不像站在这儿 注视着你的这些人。 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安息了， 我看到，我肃然起敬！ （宋雪亭译） 译后记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资本主义在澳大利亚有了迅速的发展，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队伍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工人运动不断地高涨。到19世纪末，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1890年澳大利亚发生了海员大罢工，参加罢工的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如矿工、马车夫、牧羊人等；1896年又发生了全澳大利亚剪羊毛工人罢工。这些罢工运动都说明了澳大利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法兰西斯·阿当斯（FrancisAdams）和玛丽·吉尔摩（MaryGilmore）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两位澳大利亚现实主义诗人。他们把自已的创作活动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用革命诗歌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揭示劳动者所遭受到的残酷剥削，谴责殖民者的血腥暴行。在他们热情洋溢的诗篇里，充满着炽热的爱国主义和纯朴的人道主义，散发出澳大利亚丛林的芬芳和泥土气息。 法兰西斯·阿当斯除诗歌外还著有：诗剧《提伯里斯》（Tiberius），小说《莱塞斯特》（Leicester，后改名为《时代的产儿》）、《谋杀美德兰·勃朗的凶手》、《约翰·韦柏的结局》、《墨尔本人》和《鲁万夫人》等。这里发表的几首选自《黑夜大军之歌》的短诗，是根据斯蒂芬·墨雷—史密斯所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诗集的标题《黑夜大军》是诗人用作前进中的无产阶级大军的象征。仅仅从选译的短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定信心，对殖民主义者的深切痛恨。 玛利·吉尔摩写作的题材是极其丰富多样的：有对祖国的歌颂、对自然风景花卉鸟兽的赞美、对生命的热爱、对妇女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对丛林生活的向往等等。她的作品还有：《结婚及其他》（1910）、《热情的心》（1918）、《倾复了的大车》（1925）、《野天鹅》（1930）、《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1941）、《战场》（1942）和《诗选》（1948）等。 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阿当斯和吉尔摩的创作发展，以及他们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们特地同时刊登了斯蒂芬·墨雷—史密斯评介这两位诗人的论文。
“永远团结，工会给我们力量……”（无名工人）（澳大利亚工运歌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相关链接：拉尔夫·查普林：团结到永远（SolidarityForever，美国工运歌曲） “永远团结，工会给我们力量……” （澳大利亚工运歌曲） 说明：这首歌的调子，就是早期的工会歌曲solidarityforever。澳洲一位搞工运的音乐家填了另一篇歌词，内容集中为工业伤亡（工伤职业病）。其中“当工会的斗志通过工人的血燃烧起来”一段，系原词即有。 这首《无名工人》的中译本很不错，但是有些地方译得简略了，兹将中、英文版歌词发上来。 “永远团结，工会给我们力量……” 他从十米高的脚手架跌落，他被埋在塌方的矿井， 一个工人有一千种死法，和一个墓穴 沉默的工友们在一起，沉痛地给他送行 响起了老人自豪而沙哑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送行” 我们团结在这里，为死去的无名工人， 建一座纪念碑，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他们死于这永不停息的斗争，死于打手的子弹和黑皮的警棍， 死于汞蒸气，磷化物和肺病，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他们从潮头的船只掉落，上面飘着老板的方便旗， 他们撞上集装箱，起重机和绞车然后死去，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我们团结在这里，为死去的无名工人， 建一座纪念碑，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裂开的高炉发出致命的吼声，蒸汽、铁水和石灰烧焦了厂房， 遗属却输给老板的法律，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他们撞上火车车钩，死前痛苦无比， 他们在锅炉爆炸中尸骨无存，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我们团结在这里，为死去的无名工人， 建一座纪念碑，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女工的眼睛在织机和缫丝机间失明，双手在打字机上瘫痪， 死于贫困时周身满是垃圾，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她们送行。 我们为他们送上迟到的敬意，唱一首他们生前的工会歌 歌声如惊雷，闪电划过黑夜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我们团结在这里，为死去的无名工人， 建一座纪念碑， 同志们，我们歌唱给他们送行。 “当工会的斗志通过工人的血燃烧起来， 太阳下没有东西可以抗衡， 世间什么最渺小，就是个体 但工会给我们力量” 【上传者注】 主帖的英文版。原标题是《无名工人》。对照时记下的几点： 死于打手的子弹和黑皮的警棍（Fromthebulletsandbatonsofthethugsandpolice）：直译是“死于打手和警察的子弹和警棍”。 他们从潮头的船只掉落，上面飘着老板的方便旗（Theyfellfromthederricksontheheavingtide,Underflagsofconveniencewheretheownerslied）：准确说，thederricks应译为“船只上的吊杆式起货设备”。 他们撞上火车车钩，死前痛苦无比（Theyfellfromthederricksontheheavingtide,Underflagsofconveniencewheretheownerslied）：意思是火车（货车）调车，要用车钩重新连接车厢时，出了事故。 死于贫困时周身满是垃圾（Whoweregarbageflungasidewhenpovertywascruel）：这句中译前半似宜译为“她们成了被丢弃的垃圾”。 链接：http://unionsong.com/u727.html TheUnknownWorker ASongbyJohnWarner ©2010JohnWarner Solidarityforever,fortheunionmakesusstrong[solo,unaccompanied] Hehasfallenfromthescaffoldingtenmetreshigh, Hewascrushedinarockfallwheretheminerslie, Inanyofthethousandwaysthatworkersdie, Andthey'vedughimagraveintheloam. Andhissilentmatesgatheredonthatday, Awkwardandsadtosendhimonhisway, Butgruffandproud.heartheoldmansay, Right,comrades,let'ssinghimhome. Andwegatherhereinsolidarity, Tomakeacenotaphofmemory fortheunknownfallenofindustry,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They'vediedinthestrugglesthatnevercease, Fromthebulletsandbatonsofthethugsandpolice, Ofmercury,phosphorusandlungdisease,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Theyfellfromthederricksontheheavingtide, Underflagsofconveniencewheretheownerslied, Crushedbycontainer,craneorwinchtheydied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Andwegatherhereinsolidarity... Wherethefurnacesplitwithadeadlyroar, Wheresteam,steelandlimesearedthecasthousefloor, Andfamilieslosttothecorporationlaw,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Crushedbycouplingsonashuntingtrain, Theirlastconsciousminutesofbrutalpain, Deadinaboilerburstwherenoughtremains,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Andwegatherhereinsolidarity... Womenwholosteyesightattheloomandspool, Whosehandslostsensationinthetypingpool, Whoweregarbageflungasidewhenpovertywascruel,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Paythemthehomagethat'sagesoverdue, Singthemaunionsongthatoncetheyknew, Risinglikeathunder-cloud,whiteagainstblue,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Andwegatherhereinsolidarity, Tomakeacenotaphofmemory fortheunknownfallenofindustry, Right,comrades,let'ssingthemhome. [repeatlastline] Whentheunion'sinspirationthroughtheworkers'bloodshallrun... Notes ManythankstoJohnWarnerfrpermissiontoaddthissongtotheUnionSongscollection. VisitJohn'swebsiteathttp://www.folkjohnwarner.com FindmoreJohnWarnersongsonthissite.VisitJohnonthewebat:www.folkjohnwarner.com
[美国]奥尼尔：毛猿——关于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荒芜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EugeneO'Neill-THEHAIRYAPE 毛猿 ——关于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美国]奥尼尔著 荒芜译 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生于纽约，父亲是个演员。小时他曾跟随父亲的剧团走遍了美国各大城市，在普林斯顿读大学时，曾因闹事休学。后来他到洪都拉斯探过金矿，在阿根廷和南非等地干过各种杂活，在英国和美国的邮船上当过水手。海员生活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成为他后来许多剧本的取材来源。一九一二年，他参加他父亲的剧团当演员，在美国西部旅行演出。同年冬，他开始写作，在两年之内，写了八个独幕剧和两个多幕剧。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他在哈佛大学贝克教授班上学习写戏。一九一六年夏，他参加普洛文斯坦剧团当编剧。这个剧团是剧作家和演员合办的，给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成了他发展戏剧才能、提高创作能力和检验剧本成败的试验场所。他早期的作品都是对创作方法的摸索，到一九二〇年《天边外》一剧上演，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一生写了五十多个剧本，获得过三次普利茨戏剧奖和一九三六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剧作思想深邃，语言精练，艺术技巧新颖。他笔下的人物生动而切合于生活实际，他们当中，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都有闪闪发光的性格，绝不悲观猥琐，甚至在死亡面前，同样能充满乐观情绪。他用象征的方法表现人类的问题，但并不解决问题。他认为在人类的生命后面，还有更伟大的力量——大自然。人们说奥尼尔有点神秘主义，部分地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的著名作品除《天边外》外，还有《安娜·克利斯蒂》（1921）、《上帝的孩子们生了翅膀》、《琼斯皇帝》、《拉撒路笑了》、《悲悼》（1931）、《送冰的人来了》（1939）等。其中《安娜·克利斯蒂》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富有想像和诗意。《上帝的孩子们生了翅膀》和《琼斯皇帝》都是研究黑人问题的。前者写黑人和白人通婚的悲剧，真实而动人；后者写人类的恐惧，采用了许多新颖手法。《拉撒路笑了》写拉撒路从坟墓里回来，象征人能征服死亡，得到爱和幸福，鼓励人类奋发向前。 《毛猿》（1921）是奥尼尔的代表作之一，它是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一出象征戏，不用“幕”，共分八场，并有大段独白。剧中邮船象征现代社会，扬克象征不断要求前进的原始人类、必须经历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生存权利的民族或国家。他又代表一种原始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世界前进，也可以破坏那个世界。扬克本来对于他的职业（尽管是地狱般的生活）、他的信念、他的超人的体力，是感到心满意足的。他轻视有产阶级、懒汉和夸夸其谈的人，不过他并不仇视他们。一旦他认为受了侮辱，他就要起来复仇。他向一切人求援，向产联求援，向大猩猩求援，结果反而给大猩猩搞死了。临死之前，他还替自己加油打气。 奥尼尔曾说：“大多数现代剧关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所关心的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又说：“今天的剧作家一定要深挖他所感到的今天社会的病根——旧的上帝的灭亡以及科学和物质主义的失败……以便从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并用以安慰处于恐惧和灭亡之中的人类。在我看来，今天凡是想干大事的人，一定要把这个大题目摆在他的剧本或小说中许许多多小题目的背后，不然的话，他只不过是在事物的表面上乱画一通，他们的地位不会比客厅里说笑话的人好多少。”这些话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剧作的理解。 （荒芜） 出场人物 罗伯特·史密斯，绰号扬克 派迪 勒昂 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 她姑妈 轮机师二副 一个团体的秘书 烧火工人们，太太们，绅士们等等。 场景 第一场一艘远洋邮船上烧火工人们的前舱——从纽约启航一个钟头之后。 第二场甲板上。两天以后——上午。 第三场炉膛口，几分钟之后。 第四场和第一场一样，半小时以后。 第五场纽约五马路。三个星期以后。 第六场城旁边一个岛上。第二个晚上。 第七场城里。大约一个月以后。 第八场城里。第二天傍晚。 第一场 一条横渡大西洋的邮船离开纽约做远洋航行的一个钟头之后，船上烧火工人的前舱。一排排窄窄的铁架子床，上下三层，四面都有。入口在后面。铁床前面地板上有一些长凳子。屋里挤满了人，他们喊呀、骂呀、笑呀、唱呀——一种混乱的、刚开始的吵闹逐渐高涨为一种统一体、一种意义——关在笼子里一个野兽的疯狂而愤怒的挣扎与反抗。几乎所有的人都喝醉了。许多只酒瓶手手相传。所有的人都穿着斜纹布裤子，笨重难看的鞋子。有几个人穿着背心，但绝大多数光着上身。 本剧的这一场或其他诸场的处理方法绝不应该是自然主义的。我们追求的效果是，被白色钢铁禁锢的、一条船腹中的一种压缩的空间。一排排的铺位和支撑它们的立柱互相交叉，像一只笼子的钢铁结构。天花板压在人们的头上。他们不能站直。这就加重了由于铲煤而引起的背部和肩部肌肉过分发达所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伛偻的姿态。工人们本身要跟图片里所设想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的模样儿相类似。所有的人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长臂，力大无穷，凶恶、愤恨的小眼睛上面额头低低的向后削去。所有的文明的白色民族都全了；这些人除了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稍有差别之外，都很相像。 幕启时一片吵闹声。扬克坐在前台上。他好像比其余的人更健壮、更凶猛、更好斗、更有力、更自信。他们尊重他的强大的体力——因为畏惧，不得不表示的那种尊重。同时，对于他们，他也代表着一种自我表现、他们身份的最后评价、他们的最高度发展的个性。 七嘴八舌的声音喂！给我喝一口！ 来一口威士忌！ 敬礼！ Gesundheit！① 干杯！ 醉得像个老爷，上帝叫你挺尸去！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交好运！ 把那瓶酒传过来，你他妈的！ 一口一口灌他！ 嘿，虾蟆！你究竟到哪儿去啦？ LaTouraine。[②] 老天爷作证，我猛击了他的下巴！ 詹金斯——那个轮机长——是个臭猪—— 警察抓住了他——我就逃走—— 我还是喜欢啤酒。它不叫你头晕。 一个婊子，我说！她趁我睡熟，抢了我的东西—— 让她们全见鬼去！ 你是个该死的撒谎鬼！ 再说一遍！（骚动。两个要打起来的人被拉开了。） 现在别打架！ 今儿晚上—— 看谁是最棒的人！ 该死的德国佬！ 今儿晚上到船头空场上去。 我把赌注下在德国佬身上。 我告诉你，他的拳头可厉害呐！ 闭上嘴，意大利佬！ 别打架，伙计。我们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一个声音开始高唱起来） “啤酒啊！啤酒啊！真叫好！ 你们自己灌吧，灌个饱。” 扬克（好像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吵吵闹闹，掉转身，威胁地——带着一种傲慢的权威腔调）刹住那种闹声！你们打哪儿弄到那啤酒歌的？啤酒，混账！啤酒是姑娘们——还有德国佬——喝的。我呀，要喝点带劲儿的！给我喝一口，你们哪一位。（许多酒瓶都急急忙忙地送了上去。他拿起一个，喝了一大口；随后，手里抓住酒瓶不放，横眉竖眼地盯住瓶主，瓶主默认了这一次的掠夺说：“得，扬克。拿去吧，再喝一口。”扬克傲慢地转过身去，又一次背对群众。暂时尴尬的冷场。随后——） 七嘴八舌的声音我们准是过海岬了。 船正向海岬驶去。 还要在地狱里受六天的罪，然后才是骚安普顿。 耶稣，我希望有人替我打头班③。 晕船啦，德国佬？ 喝干，别去管它！ 你的瓶里是什么？ 杜松子酒。 那是黑鬼喝的。 艾酒吗？那是加了药料的。你喝了会昏头的，虾蟆！ Cochon！④ 威士忌，那才过瘾！ 派迪在哪儿？ 睡着啦。 派迪，给我们唱唱那支威士忌歌。（他们全都转身望着一个干瘪的老爱尔兰人，他喝得太醉了，正坐在前面的长凳上打盹哩。他的面孔极像猴子，他的一对小眼睛里饱含着那种动物的悲哀的、忍受痛苦的神情。） 唱那支歌，爱尔兰的卡鲁索！⑤ 他上了年纪，那酒他受不了。 他醉得太厉害啦。 派迪（四下眨眼，愤然站起来，摇晃着，抓住一张床铺的边缘）我从来没有醉到不能唱歌。只是在我对这世界已经毫无感觉的时候，我才不想唱歌。（带着一种悲哀的轻蔑）《威士忌，约翰尼》，你们要听吗？一支劳动号子歌。你们要听吗？真是怪事，像你们这帮丑八怪，居然想听歌，上帝保佑你们。不过没关系。 （他开始用一种微弱、带鼻音、悲哀的调子唱起来） 啊，威士忌是人的性命！ 威士忌！啊约翰尼！（唱到这句，大家都参加进来合唱） 啊，威士忌是人的性命！ 威士忌是给我的约翰尼喝的！（又合唱） 啊，威士忌喝得我的老头子发狂！ 威士忌！啊约翰尼！ 啊，威士忌喝得我的老头子发狂！ 威士忌是给我的约翰尼喝的！ 扬克（又一次转过身来，嘲笑地）噢，见鬼！帆船时代的古老玩意儿，别唱啦！所有那一切胡说八道全完蛋了，懂吗？你也完蛋了，你这个该死的老爱尔兰人，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松一口气吧。让我们休息一下。别那么大声乱嚷嚷。（带着一种尖刻的冷笑）你没看见我正在思想吗？ 大伙（跟着他重复一遍那个字眼，好像那个字眼带有同样尖刻有趣的讽嘲意味）思想！（这个众口同声的词发出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仿佛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的喇叭。接着是一片冷酷、辛辣的哄堂大笑。） 七嘴八舌的声音别伤脑筋啦，扬克。 哎呀，你会头疼的！ 恰好有一样——这个字眼跟灌黄汤倒是押韵咧！ 哈，哈，哈！ 灌黄汤，别思想！ 灌黄汤，别思想！ 灌黄汤，别思想！（大家齐声合力唱起这个叠句，在地板上跺脚，用拳头敲打长凳。） 扬克（从瓶子里大喝了一口——温和地）好啦，别大喊大叫啦。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话了。（吵闹声平息下来。一个烂醉的伤感的男高音开始唱起来： 远远地隔着大海， 远远地在加拿大， 有一个姑娘痴心等待 要跟我成家——） 扬克（极轻蔑地）闭上嘴，你这个讨厌的笨蛋！你从哪里搞来那些废话？家吗？家，去它的！我来替你成个家！我揍死你。家！见鬼去吧！你从哪里搞来那种废话？这就是家，懂吗？你要家干什么？（夸耀地）我还是个小娃儿，我就离开家，逃走了。能走开，太高兴啦，我就是那样的。对我来说，家不是别的，就是挨揍。不过你可以拿你的衫子打赌，从那以后，从来没有谁揍过我！你们有谁想试试吗？嘿！我想没有吧。（带一种更为和解．但依然轻蔑的腔调）姑娘们等着你，咳？噢，见鬼！那全是胡说八道。她们谁也不等。她们为了一个五分镍币就会出卖你。她们全都是婊子，懂得我的意思吗？对待她们要狠狠的，我就是那么干的。见她们的鬼去。婊子，就是那么回事，她们全都是那一号的。 勒昂（醉得很了，兴奋地跳到长凳上，手里拿着一只酒瓶，指手划脚地）听着，同志们！扬克说得对。他说，这只臭船就是我们的家。他还说，家就是地狱。他说对啦！这儿就是地狱。我们生活在地狱里，同志们——没错，我们也要死在这里。（发火）怪谁呢？我问你们。不能怪我们。我们不是生来就这么糟糕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那是他妈的《圣经》里说的，伙计们。可是那些坐头等舱的、懒惰的肥猪，他们在乎《圣经》吗？就怪他们。他们死拖我们，弄得我们只有在这条该死的船舱里当工资奴隶，流汗呀，熬煎呀，吃煤灰呀！就怪他们——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人们中间早就有一种逐渐高涨的轻蔑而愤恨的窃窃私语声，这时，他的话被一阵猛烈的猫叫声、嘘声、呸声、大笑声所打断。） 各种声音关掉吧！ 住口！ 坐下！ 把那张脸收起来！ 混蛋！（等等。） 扬克（站起来，瞪着勒昂）坐下，要不，我就把你打趴下！（勒昂连忙销声匿迹地坐下。扬克傲慢地说下去）《圣经》嘛？资产阶级嘛？不要那种救世军——社会主义那一套空话。搞一只肥皂箱子！租一个会堂，大家都来得救嘛！把我们拉到耶稣那里去嘛？全是白废。像你们这帮家伙的话，我听过的可多啦。你们全都错啦。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们是一群废物。你们说的是废话。你们没有胆量，懂得我的意思吗？你们是孬种，就是这么回事。孬种，你们就是那号人。喂！头等舱里的那批笨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比他们更像人样，是不是呢？当然是！我们这些人，不论哪一个都能一举手就把他们一整帮收拾干净。把他们哪一个放在这里炉膛口上打一班，会怎样呢？就得有人用担架把他抬下去。那些家伙不顶事。他们只不过是臭皮囊。开动这条大船的是谁？难道不是我们吗？那么，我们顶事，不是吗？我们顶事，他们不顶事。就是这样。（大家齐声赞成。扬克继续说下去）说这里是地狱——啊，瞎说！你吓掉了胆，就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个男子汉干的工作，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工作是顶事的。它能开动这条船。浪荡汉干不了。可是你就是一个浪荡汉，懂吗？你是孬种，你就是那号人。 七嘴八舌的声音（怀着强烈的自尊心） 对呀！ 一个男子汉干的活！ 耍嘴皮子不费事，勒昂。 他从来没有干好过他自己分内的活。 见他的鬼去！ 扬克是对的。开动这条船的是我们。 上帝，扬克说得正确！ 我们不需要什么人替我们流眼泪。 作报告。 把他掼出去！ 孬种！ 把他扔到海里去！ 我要打碎他的下巴颏！ （人们拥到勒昂的身边，威胁地。） 扬克（脾气又好了——轻蔑地）噢，不要紧张。让他去好了。他值不得一拳头。喝干吧。不管这个瓶子是谁的，祝您身体健康。（他从他的瓶子里大喝了一口。大家都跟着喝起来。霎时间全都又兴高采烈和和气气的了，互相拍打肩膀，大声谈笑，等等。） 派迪（他一直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惊愕而忧郁的茫然之感——突然大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往日的悲哀）你是在说，这是我们的天下？你是在说，开动这条船的是我们？天呐，那么万能的上帝可怜我们吧！（他的声音变成一种尖叫。他在凳子上摇来晃去。人们瞪着他，情不自禁地感到惊讶）噢，真想回到我青年时代的那些美妙的日子里去啊！噢，那时候有许多漂亮的船——桅杆高耸人云的快船——船上都是好样的、健壮的人——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噢，他们的干净皮肤，他们的明朗眼睛，他们的笔直的背和丰满的胸膛！他们都是勇敢的人，又确实是大胆的人。我们航行出去，也许要绕过海角去。我们趁着好风，天亮开航，无忧无虑地唱一支劳动号子歌。船后面，陆地沉没下去，消失了，可是我们不在意，只不过笑笑，从来不回头看一眼。就那时来说，就够了，因为我们都是自由人——我是在想，只有奴隶才关心过去的日子或将来的日子——直到他们老得和我一样。（带着一种宗教的狂热）噢，真想又一次向南飞奔，顺着贸易风，连天带夜，继续南进！船上的帆扯得满满地！连天带夜！夜里，船后面的浪花发着闪闪火光，那时，天上会冒出火焰，星星眨眼。有时也许是一轮满月。那时你就会看见那船穿过灰蒙蒙的夜，许多面帆挂得高高的，全是银白色，甲板上没有一点声音，我们大伙儿都在做梦，你会相信，你坐的不是真船，而是一条鬼船，就像人们说的那条“荷兰飞人号”，在海上漂流，永远不靠一个港口。还有白天。干干净净的甲板上温暖的太阳。太阳温暖了你的血，千万里闪闪发光的绿色海洋上，风像烈酒一样吸到肺里。活吗——是呀，硬活儿——可是谁在乎那个呀？当然，你是在天空下面干活，而且那是需要技术和胆量的活儿。一天完了，在六点到八点的那一班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瞭望到的也许是鼓起的陆地，我们会看见南美的群山，落日把白色的山顶染成火红色，云彩飞驶过它们！（高兴的调子消失了。他继续说下去，悲哀地）天呐，光说有什么用？那只是一个死人的低语。（对扬克，愤恨地）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在船上才算数，不是这会儿。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一个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大海把一切都连接起来，结成一体。（嘲讽地）这就是你所要求的那种一体，扬克——烟囱里喷出的黑烟污染了海，污染了甲板——该死的机器敲打呀、跳动呀、摇晃呀——看不见一道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煤灰塞满了我们的肺——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我们的脊梁断了，我们的心碎了——喂这个该死的炉子——随着煤一道，把我们的性命也喂进去了，我是在想——就像关在铁笼子里、不见天日的动物园里那些该死的人猿！（一声厉笑）哈哈，魔鬼保佑你！你所希望的就是当那种家、作那种主吗？你愿意拿血肉给机器作齿轮吗？ 扬克（他一直带着轻蔑的讥笑倾听着，现在怒气冲冲地喊出他的回答）一点不错！那就是我。怎么样呢？ 派迪（好像自言自语——带着深沉的悲哀）我过时啦。但愿有一天正当我梦想着那过去了的日子的时候，一股饱含阳光的巨浪会把我从船边冲下海去！ 扬克噢，你这个爱尔兰糊涂虫！（他跳起来，气势汹汹地朝派迪走去——随后停下，跟内心里某种奇怪的冲动作斗争——让他的两只手耷拉下去——轻蔑地）噢，不用紧张。就那样吧，没关系。你真蠢，就是那么回事——傻得像个呆瓜。你在搬弄的那一切垃圾——噢，没有关系。只是都过时啦，明自我的意思吗？你不再算数啦，懂吧。你没有胆子。你太老啦。（厌恶地）不过，喂，偶尔也上去换换空气，光发牢骚不行，也要看看出了什么变化。（他突然感情冲动地说起来，越说越激动）喂！当然，我当然是那个意思！他妈的——让我说！咳！咳，你这个老爱尔兰人！咳，你们这些家伙！喂，听我说——等一下——我一定得说说。我顶事，他不顶事。他死了，可是我还在活着。听我说！我当然是机器的一部分！他妈的为什么不是呢！它们运动，是不是？它们就是速度，是不是？它们能突破一切，是不是？一点钟走二十五海里！那不简单！那是新玩意儿！它顶事。可是他呀，他太老啦。他发晕。喂，听呐。所有那些关于白天和黑夜的昏话；所有那些关于月亮和星星的昏话；所有那些关于太阳和风的昏话，还有新鲜空气等等——噢，全是白天做梦！吹的是过时的曲子，那就是他搞的名堂。他老啦。不再顶事啦。可是我，我年轻呀！我身体棒！我跟世道前进！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才是那一切的根本。世道戳穿了他说的那些废话。打碎了老一套，要了它的命，把它从地球上抹掉了！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机器、煤、烟和那一切！他呼吸不了，咽不下煤灰，可是我行，懂吗？那就是我的新鲜空气！那就是我的食物！我是新人，明白我的意思吗？炉膛口是地狱吗？当然！要在地狱里工作就得是一条好汉。地狱，不错，那就是我喜欢的气候。我能吃下去！我吃胖了！使它发热的是我！使它发出吼声的是我！使它转动的是我！不错，没有我，一切都要停顿。一切都要死亡，懂得我的意思吗？开动这个世界的那些声音、烟和所有的机器都要停顿。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要说的。必须有个什么人推动这个世界，其他的一切事物才会使它转动。没有个别人，它是不会动的，懂吗？那么你就会追到我身上来了。我是原动力，懂吗？明白我的意思吗？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我是结尾！我是开头！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世道——那就是我！——新的改造旧的！我就是使煤燃烧的东西；我就是喂机器的蒸汽和石油；我就是使你听得见的噪音里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烟、特别快车和轮船和工厂的汽笛；我就是使金子能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炼铁使它成钢的东西！钢，代表一切！而我就是钢——钢——钢！我就是钢里面的肌肉，钢背后的力量！（他说这话时，用拳头猛击床铺。所有的人都给他的话鼓动起来，如痴如狂，自以为了不起，同样敲起铁床来。一片震耳欲聋的金属轰响中，可以听见扬克的咆哮声）奴隶，鬼话！管事的是我们。那些有钱的家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他们算个屁！他们不顶事。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前进，我们是基础，我们是一切！（从扬克开始说话时，派迪就一直从瓶子里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最初是惊慌地，好像不敢去听，随后拼命地，好像要麻木他的感觉，最后达到了完全无所谓的，甚至觉得有趣的沉醉状态。扬克看见他的嘴唇翕动。他大喊大叫，压倒那一片喧哗）嗐，大伙，别着急！等一等！这个疯癫的爱尔兰人在说话呐。 派迪（现在可以听见他的话音了——他仰起头来．发出嘲笑声）哈——哈——哈——哈——哈—— 扬克（攥紧拳头，狺狺地）噢！当心你是在嘲笑谁！ 派迪（开始唱起《迪河上的磨坊主》，脾气非常温和） “谁我都不管，咳，管不着， 谁也不管我。” 扬克（他自己的脾气也一下子变得温和了，朝着派迪的光脊梁上啪地拍了一巴掌，打断了他的话头）可叫你说着了！现在你学得乖点啦。谁都不管，就是那句话！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不要什么人管我。我能管我自己，懂我的意思吧！（钟敲了八下，低沉的声音，在四面的钢墙中震响，就像包藏在船心里一面大铜锣一样。所有的入都机械地跳了起来，以囚徒的步伐，一个紧跟一个，默默地鱼贯走出门去。扬克在派迪的背上拍了一下）我们的班，你这个老爱尔兰人！（讽嘲地）下到地狱里去。吃掉煤灰。喝下热气。就是那么回事，懂吧！你最好装出你喜欢那个调调的样子——要不然，你就挺你的尸去。 派迪（带着快活的满不在乎的神气）见它的鬼去！这一班我不去上啦。让他们在航海日记上给我记下一笔，去他妈的。我可不是你们这一号的奴隶。我要从从容容地坐在这儿，喝酒、想心事和做梦。 扬克（傲慢地）想心事和做梦，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那和想心事有什么相干？我们前进，是不是？速度，是不是？雾，那就是你所代表的一切。但是我们要冲过它去，是不是？我们突破它猛冲过去——一个钟头二十五海里！（轻蔑地转过身，背对派迪）噢，你叫我感到恶心！你不顶事！（他大步走出后方的门。派迪独自哼着曲子，昏昏沉沉地眨巴着眼晴。） ﹝幕落。 第二场 船开出去两天之后。上层甲板的一部分。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和她的姑妈正躺在甲板的躺椅上。前者是个二十岁的姑娘，苗条、纤弱，有一张苍白、标致的脸，脸上明摆着一种瞧不起人的优越感。她显得烦躁、不安和不满。因为她自己的贫血症而感到厌烦。她姑妈是个浮夸自负的胖老太太。她是这么一种类型的人，甚至已发展到双下巴颏并且要用长柄眼镜的程度了。她的衣着装腔作势，好像害怕单靠一副面孔显示不出她的社会地位似的。米尔德里德穿了一身白色衣服。 这一场要表达的印象是四下里的海洋风光美丽鲜明，甲板上的太阳光汹涌如潮，新鲜的海风吹过甲板。就在这一切中间，这两位不合时宜、矫揉造作的人物，显得既无生气又不协调。年长的一位像一块搽了口红的白面团，年轻的一位好像她那个家族的生命力，在她受胎成形之前早就枯竭了。所以她表现的不是它的生命力，而只是在消耗那种精力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浅薄的东西。 米尔德里德（带着一种造作的迷迷糊糊的神情仰望天空）那黑烟盘绕在天上，拖得多有意思！不是很美吗？ 姑妈（没有抬头）不管是哪种烟我都讨厌。 米尔德里德我祖奶奶抽烟斗——一个陶土制的烟斗。 姑妈（气恼）俗气！ 米尔德里德她这位亲戚太远了，谈不上俗气。时间越久，烟斗就会变得越有光彩。 姑妈（假装厌烦，实际上是给激恼了）这一套是你在学院里读的社会学教你的吧？只要一有机会，就扮演吃死尸的怪物，把陈年骨头挖掘出来。为什么不让你老祖奶奶躺在坟墓里休息呢？ 米尔德里德（做梦似地）身边放着她的烟斗——在天堂里抽烟。 姑妈（怀恨地）真的，你是个天生的吃死尸的怪物。甚至你长得也越来越像那个怪物了，亲爱的。 米尔德里德（腔调冷冷地）我厌恶你，姑妈。（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望着她）你知道你使我想起什么来吗？一块冷猪肉布丁，放在漆桌布上，在厨房里，在一个——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说出来，就叫人厌烦了。（她闭上眼。） 姑妈（冷笑）谢谢你的坦率。不过，我既然是，又不得不作——至少，在表面上——你的伴护人，让我们来拼凑一场停战协议吧。对我来说，你想摆出一副什么古怪架势，你就摆出一副什么古怪架势，你有完全自由——只要你讲点社交礼貌—— 米尔德里德（拖长腔）讲些胡说八道吧？ 姑妈（好像没听见，继续说下去）纽约东区的社会服务工作耗尽了你那种病态的激情——顺便说一句，你搞的那一套，使得那些贫穷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显得格外贫穷，他们是多么恨你啊！——现在你又一心要访问国际贫民窟。哼，我倒希望伦敦东区会提供必需的神经镇静剂。不用叫我陪你到那里去。我已经告诉过你爸爸，我不愿意去。我讨厌丑恶的东西。我们可以雇一大批侦探，你想考察什么就考察什么——只要他们允许你去看。 米尔德里德（抗辩中流露着一丝真诚）请你不要嘲笑我吧，我是真想知道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相信我，我作这种探讨，至少是有点诚意的。我想帮助他们。我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有点用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难道那是我的过错吗？我愿意真诚待人，能在什么地方接触生活。（带着消沉的苦恼）不过我恐怕，我既没有那种活力，又没有那种毅力。那一切，在我们家里，在我出世以前，早就熬光了。爷爷的鼓风炉，火焰冲天，熔化钢铁，挣了几千万——爸爸让那些炉子继续燃烧下去，又挣了几千万——排在末尾的就是我这个小丫头。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是贝氏转炉法里的一个废品。或者不如说，我承继了那种副产品，财富的后天特性，而创造财富的钢铁的能量和力量我却没有承继下来。像人们在赛马场上所说的那样，生我的种马是黄金，毁掉我的也是它，而且不止从一方面毁了我。（她苦笑了。） 姑妈（一点也没有受到感动——傲慢地）你今天好像跟真诚干上了。那除了作为一种明显的姿态，跟你是不相称的。我劝告你，还是尽量装模作样吧。你要知道，装模作样里也有某种真诚。你终究得承认，你更喜欢装模作样。 米尔德里德（又造作和厌烦起来）是的，我想我是那样。我刚才发了一通脾气，请原谅。当一只豹子埋怨它的斑点的时候，它一定显得很怪。（带一种讽嘲的腔调）咪呜吧，小豹子。咪呜吧，抓吧、撕吧、咬吧，塞饱你的肚子、快活吧——只不过要待在森林里，待在你的斑点能成为伪装的地方。在一个笼子里，它们就使你显眼了。 姑妈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米尔德里德跟你说任何事情都会是无礼的。让我们说说闲话吧。（她望望手表）哼，谢天谢地，是他们来接我的时候了。那一定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姑妈。 姑妈（故作为难）难道说你真去吗？那个脏劲——那种热度一定是可怕的—— 米尔德里德爷爷是当搅炼工人起家的。我身上应该有那种不怕热的遗传性，那会使得一条火蛇都打起冷战来。试验一下倒也有趣。 姑妈你去参观炉膛口，总要取得船长——或者什么人——的允许吧？ 米尔德里德（带着胜利的微笑）我得到了，船长的和总机师的都得到了。啊，尽管我有社会服务的证件，他们一上来并不想让我去。他们对于我要调查另外一半人在船上怎样生活和工作的事，似乎一点也不积极。所以我只好告诉他们，我爸爸，纳札若斯钢铁公司总经理，这个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可以调查。 姑妈他并没有告诉过你。 米尔德里德时代把人们变得多么天真啊！可是我说他告诉过我，姑妈。我甚至还说，他还给了我一封写给他们的介绍信——那信我给弄丢了。他们不敢冒险去证实我可能撒谎。（兴奋地）所以行啦！到炉膛口去定啦。机师二副陪我去。（又望望表）是时候了。我想，他已经来了。（机师二副上。他是一个健壮、漂亮的人，三十五岁左右。他走到两人面前停下，举手碰碰帽沿，显然有点局促不安。） 机师二副道格拉斯小姐吗？ 米尔德里德是的。（推开毛毯，站起身来）我们都准备好了，这就出发吗？ 机师二副稍候一会儿，小姐。我正在等四副。他就来。 米尔德里德（带着一种讽嘲的微笑）你不愿一个人担负这个责任，是不是？ 机师二副（勉强做出微笑）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她的眼光使他不安，他望望大海——脱口说出）今天天气很好。 米尔德里德是吗？ 机师二副温和的微风—— 米尔德里德我可觉得冷。 机师二副但是在太阳光下面是够热的—— 米尔德里德对我来说可不够热。我不喜欢大自然。我的身体从来就不健壮。 机师二副（勉强做出微笑）哎，你会发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热得很。 米尔德里德你是说地狱吗？ 机师二副（目瞪口呆地，决定笑出声来）哈——哈！不，我说的是炉膛口。 米尔德里德我爷爷是个搅炼工人。他就是拿沸腾的钢水当游戏的。 机师二副（莫名其妙——不安地）是吗？哼，请原谅，小姐，你打算穿身上这件衣服吗？ 米尔德里德为什么不能穿呢？ 机师二副你会蹭上油和脏东西的。免不了的。 米尔德里德没有关系。我有许多套白衣服。 机师二副我有一件旧外衣，你可以罩上—— 米尔德里德我有五十套像这样的衣服。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一身扔到大海里去。那就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你想是不是？ 机师二副（固执地）要走下很多层不太干净的梯子——还有许多黑暗的小巷子—— 米尔德里德我就穿这件衣服，不穿别的。 机师二副请不要见怪。穿什么衣服跟我不相干，我只不过警告你—— 米尔德里德警告？那听起来倒新鲜。 机师二副（往甲板下面看——宽慰地舒一口气）现在四副在那边。他正在等候我们。要是你愿意走—— 米尔德里德走吧。我跟着你。（他走下。米尔德里德回过头来投给她姑妈一个嘲笑）傻瓜——不过是一个漂亮的、精力充沛的傻瓜。 姑妈（轻蔑地）装腔作势！ 米尔德里德当心啊。他说那里有许多黑暗的小巷子—— 姑妈（同样的腔调）装腔作势！ 米尔德里德（愤怒地咬着嘴唇）你说得对。要是我的万贯家财不那么贫血、干净，该多好！ 姑妈对，为了一个新的姿态，我不怀疑，你会把道格拉斯家的声名拖到臭水沟里去的！ 米尔德里德它就是从那里发迹的。再见，姑妈。不要以为我会掉进火炉，祷告得太过分了。 姑妈装腔作势！ 米尔德里德（恶意地）老妖怪！（对她姑妈的脸侮辱性地刷了一下，然后笑嘻嘻地走开。） 姑妈（在她身后尖叫）我说装腔作势！ ﹝幕落。 第三场 炉膛口。后面，火炉和锅炉体积的隐约外形。头顶上高高地吊着一个电灯泡，把半明不暗的光线，投进弥漫着煤灰的空气里，把一大堆阴影累积在各处。一排人，齐腰以上，赤身露体，站在炉门前面。他们弓着腰，既不左顾，也不右盼，使用他们的铁锨，就好像那些铁锨是他们身体上的一个部分，带着一种奇异的、笨拙的、摇摆的节奏。他们用锨打开炉门。于是从黑暗中，一个个圆圆的火洞里，一股可怕的亮光和热度全冲到人们身上。他们的阴影轮廓就像一群蹲着的、低头弯腰带着锁链的大猩猩。人们用一种有节奏的动作铲煤，摇摆着就像煤堆上有一道轴，煤成堆地堆在他们身后地板上，准备铲到他们前面的火口里去。一片嘈杂声——炉门打开或关闭时的聒耳声，钢铁撞击钢铁的嘎嘎摩擦声，铲煤的咯咯吱吱声。这种撞击声震耳欲聋。但是其中有秩序、节奏，有一种机械的规则的重复，一种速度。而压倒一切，使得空气中轰轰然颤动着解放了的能动力的，却是火炉里跳跃的火焰的呼啸，机器的单调的震动。 幕启时，炉门是关着的。人们正作片刻休息，喘一口气。有一两个人正在整理身后的煤，堆成更顺手的小堆。另外一些人，可以模糊地看出，靠在铁锨上歇乏。 派迪（从那排人中的某一点上——悲哀地）哎呀，他妈的这一班还有个完没有？我的背都累断了。我完全给毁了。 扬克（从那排人的中心点上——带着生气勃勃的讽嘲）噢，你叫我恶心！你为什么不躺下挺尸呢？老是抱怨，你就是那种人！我说，这不算什么！这个正合我的口味！我就喜欢这个，懂吗！（哨子响了——又细又长，从头顶上某个暗处传来。扬克骂了一句，但并不是恶狠狠地）那个该死的机师又在炸鞭子了。他以为我们是在游手好闲哩。 派迪（怀恨地）上帝叫他挺尸去！ 扬克（带着一种得意的命令口气）来吧，伙计们！干起来吧！她饿啦！塞些食物给她。送到她肚子里去！现在来吧，大伙们！把她打开！（说到这最后一句，所有那些依照他的行动站好队的人，都以刺耳的当当啷啷声，打开他们的炉门。当他们转过身来铲煤时，火光照到他们的双肩。和着煤灰的汗水在他们背上画成图案。特别发达的肌肉形成了光与影的重要部分。） 扬克（一面轻轻易易地铲煤，一面唱着数）一、二、三，（他的声音在战斗的欢乐中得意地升起）这才是好样的！让她吃吧！现在大家一齐动手！把煤投到她肚子里去！让她乘风破浪！飞速前进！操纵她！驱赶她！试试她跑的劲头！瞧瞧她冒的烟！速度，那就是她的小名！喂她煤，伙计们！煤，那就是她的饮料。喝饱吧，小宝贝！让我们看你猛冲！专心地干，再领先跑一圈！跑起来吧。（这后一句是在看台上观看自行车六天赛跑的看客们惯唱的老调调。他使劲关上他的炉门。其他的人，尽管疲乏不堪，努力采取一致行动。结果是随着一连串的砰砰声，火眼儿一个接着一个关掉了。） 派迪（呻吟）我的背都要断了。我完蛋了——完了——（一顿。接着从电灯上面那片模糊不清的地方，又响起毫不留情的哨子声。于是四面八方是一片咆哮的怒骂声。） 扬克（向上面晃晃他的拳头——轻蔑地）别急，你呀！你认为是谁带头干这个活儿的，我还是你？等我准备好，我们才动手。没准备好，不行！等我准备好，懂吗！ 七嘴八舌的声音（赞扬地） 那才真是好样儿的！ 扬克跟他说，老天哪！ 扬克不怕。 好小伙子，扬克！ 臭骂他一顿！ 告诉他，他是一头臭猪！ 一个监管奴隶的混蛋！ 扬克（轻蔑地）他没有胆子。他是个胆小鬼，懂吗？所有的机师都是胆小鬼。一个个都胆小如鼠。噢，去他妈的！让我们干吧，大伙们。我们休息过啦。来吧，她饿啦！给她加加油！并不是为了机师。他和他的哨子不算数。可是我们算数，懂吗！我们得喂喂小宝贝！干起来吧！（他转身打开他的炉门。大家跟着他办。这时二副和四副从左首暗处上，米尔德里德走在他们中间。她吃了一惊，面色变得更苍白。她的架势已经垮了。尽管温度很高，她吓得发战；但是她强迫自己离开机师们，朝人们跟前走近几步。她正站在扬克背后。所有这一切，都是飞快地发生在人们转过身来那一刹那中。） 扬克干起来吧，大伙们！（他正要转身铲煤，哨子又发出专横、恼人的声音。这就使得扬克勃然大怒。正当人们完全转过身来，看见穿着一身白衣服的米尔德里德站在那里，因而吓得目瞪口呆，停止工作的时候，扬克还没有完全转过身来，还没有看见她。另外，他的头是仰起的，他朝上面眨巴眼睛探望暗处，想找到吹哨子的主儿，他一只手里拿着他的铲子，凶恶地在头上挥舞，另一只手捶着胸膛，像个大猩猩一样大叫）不要吹那哨子！从那里滚下来，你这个胆小的、穿制服的、贝尔法斯特（爱尔兰）的流氓，你呀！下来，我把你的脑子砸出来！你这个肮脏的、发臭的胆小鬼，你这个天主教徒、杀人犯、狗杂种！下来，我宰了你！对我大吹哨子，嘿？我叫你看看！我要把你的天灵盖砸瘪！我要把你的牙齿打到你的喉咙里去！我要把你的鼻子捣到你的后脑勺上去！有人出五分钱，我就把你的肠子剜出来，你这个肮脏的笨蛋，你这个龌龊的、邋遢的、吃大粪的狗娘——（突然间他意识到所有其他的人都瞪着他背后的什么东西。他出于自卫的本能，急转过身来，发出一种号叫、杀气腾腾的咆哮，蹲下身子想向前扑，嘴唇向后咧，紧贴在牙齿上，他的小眼睛闪着凶光。他看见了米尔德里德，像一个白色幽灵，从打开的炉门里发出的强光全照在她身上。他瞪着她的眼睛，变成了化石。至于她呢，她刚才听到的他那番话，把她吓瘫痪了。在这种无名的、深不可测的、赤裸裸的、无耻的兽性有力打击之下，她这个人整个被打垮了，六神无主，晕头转向。当她望着那副猩猩面孔，当他的眼睛盯住她的眼睛时，她发出一声低低的、窒息的喊叫，从他跟前退缩回去，抬起双手，蒙上眼睛，挡开他的面相，保护她自己。这一来，倒在扬克身上引起了反应。他的嘴张开，他的眼睛变得惊慌失措。） 米尔德里德（快要晕过去——对一边一个搀扶她的一只手臂的两位机师——呜呜咽咽地）带我走开！噢，这个肮脏的畜生！（她晕了过去。他们架着她赶快退下，消失在左后方的暗处。一扇铁门咣啷关上。盛怒和迷迷糊糊的愤慨冲回到扬克的心头上。他觉得自己，他的自尊心，莫名其妙地受到侮辱。他咆哮了：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他举起铁锨，朝着他们，朝着门口投去，门刚好关上。铁锨咣啷一声打在铁舱壁上，丁丁当当地落在地板上。从头顶上，哨子又响了起来，像在发着长长的、愤怒的、坚持的命令。） ﹝幕落。 第四场 伙夫们的前舱。扬克那一班刚刚下班，吃了晚饭。他们的脸和身体因为用肥皂和水擦洗过，显得发亮。但是他们的眼睛四周，因为水没有浇到，煤灰粘在那里，像是抹了黑色的化妆品，赋予他们一种古怪的、邪气的表情。扬克没有洗过脸和身子。他跟他们成了对照，一个黑黑的、沉思的人。他坐在前面一张板凳上，恰像罗丹的《沉思者》⑥。其他的人，大多数都在抽烟斗，瞅着扬克，半带恐惧，好像怕他会大发脾气；半觉好玩，好像他们看见了一个逗人开心的玩意儿。 七嘴八舌的声音他没吃一点东西。 老天爷，一个人总得装点吃的在肚子里。 胡扯。 扬克吃火不吃饭。 哈哈。 他还没有洗澡哩。 他忘啦。 嗨，扬克，你忘了洗澡啦。 扬克（阴沉地）什么也没忘，让洗澡去他妈的。 七嘴八舌的声音煤灰会粘在你身上的。 会渗进皮里去。 叫你痒得要命，就是那么回事。 会把你身上弄得斑斑点点的——像一头豹子。 你是说像一个花斑的黑鬼吧。 还是洗洗好，扬克。 你睡觉也舒服些。 洗洗去，扬克。 洗洗去！洗洗去！ 扬克（愤恨地）噢，我说，伙计们。别管我。你们没看见我正在思考吗？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思考！（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嗓子就是留声机喇叭筒。接着来的则是一场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扬克（跳起来，要打架似地瞪着他们）是的，思考！思考，那就是我要说的，怎么啦？（大家默默无言。他对于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一句话，却突然大发脾气，这把大家弄糊涂了。扬克又坐下，还是那副《沉思者》的姿态。） 七嘴八舌的声音别管他。 他有股怨气。 为什么不该有呢？ 派迪（对其他的人挤挤眼）我确实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很容易看出来。他恋爱啦，我告诉你们。 大伙（跟着他重复那个字眼，就好像它带有冷嘲热讽的意思）恋爱！（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嗓子就是留声机喇叭筒。接着来的则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扬克（表示轻蔑的嗤鼻声）恋爱，见鬼！仇恨，就是这么回事。我怀恨，懂吗？ 派迪（带着哲学家的口气）只有聪明人才能区别爱与恨。（带着一种辛辣的讽嘲，越说越起劲）我可告诉你们，那里面包含的是爱。对于我们这些在炉膛口里活受罪的可怜虫来说，一位漂漂亮亮，穿得像个白色皇后的女士，走下一里路的阶梯和梯子，来看看我们，不是为了爱，还能为了什么呢？（四面升起了愤怒的咆哮声。） 勒昂（跳上一条长凳，激动地）侮辱我们！侮辱我们，那头臭母牛！还有那两个臭机师。他们有什么权利来拿我们示众，好像我们是动物园里倒霉的猴子？难道我们签过字，允许他们侮辱我们老实工人的人格来吗？船上的章程有那么一条吗？你可以放心打赌，没有！不过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干。我问过甲板上的管理员，她是什么人，他告诉我，她爸爸是个混蛋的百万富翁，一个臭资本家！他的臭金子足够压沉这条混账的船！全世界的臭钢有一半是他造的！这条臭船也是他的！而你们和我，同志们，都是他的奴隶！船长、副手们、机师们，他们也都是他的奴隶。而她就是他的臭女儿，所以我们也全都是她的奴隶！她发下她的命令，很想来看看甲板下面的臭畜生，所以他们就带她下来！（怒吼声四起。） 扬克（迷迷糊糊地对他眨巴着眼晴）我说！等一等！那全都是事实吗？ 勒昂一点不假！那个混账管理员就是侍候他们的，他把她的事告诉了我。我问你们，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像狗一样忍气吞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打官司。我们可以用法律—— 扬克（极轻蔑地）见鬼！法律！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法律！（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喉咙就像留声机喇叭筒。接着来的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勒昂（感到他的话站不住脚——挣扎地）作为选民和公民，我们可以强迫臭政府—— 扬克（非常轻蔑地）见鬼！政府！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政府！（这个字眼具有一种明显的金属特性，好像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喇叭筒。接着来的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勒昂（歇斯底里地）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自由的、平等的—— 扬克（非常轻蔑地）见鬼！上帝！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上帝！（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喇叭筒。接着来的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扬克（无精打采地）噢，参加救世军吧！ 大伙坐下！闭上嘴！傻瓜蛋！油嘴滑舌的家伙！（勒昂偷偷地溜下。） 派迪（继续先前的思路，好像没有人打断过他——辛辣地）她就站在我们背后，那个二副用手指着我们，就像你听见马戏班里的人说的那样；这个笼子里有一种狒狒，比你在最黑的非洲见到的还要古怪。我们用他们自己的汗水来烤他们，要是你没听见他们当中有人说，欢喜挨烤，那才怪哩！（他嘲讽地瞟瞟扬克。） 扬克（发出一声迷糊的、模糊不清的咆哮）噢！ 派迪扬克正在那里破口大骂，抡动他的铁锨，要打碎她的脑袋——她望着他，他望着她—— 扬克（慢吞吞地）她穿一身白衣服，我还以为她是个鬼哩。真的。 派迪（带着一种深沉的、刻骨的讥讽）那就是一见钟情，毫无疑问！可惜你们没看见她双手蒙住脸，不去看他，慌忙退走时，她那白脸上一副可怜见的样儿！真的，那就好像她看见了一只大毛猿逃出了动物园一样！ 扬克（愣住了——怒吼）噢！ 派迪还有扬克朝着她的脑壳投出铁锨那种可爱的姿态，只可惜她已经走出了门！（脸上露出一丝狡笑）那真叫动人，我跟你们说！倒添上了一点家庭风味，炉膛口里的可爱家庭。（四面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扬克（威胁地怒视派迪）噢，住口，懂吗！ 派迪（不理睬他——对大家）她紧紧抓住二副的手臂，求得保护。（怪腔怪调地模仿一个女人的声音）吻吻我，亲爱的机师，因为这里黑暗，因为我爸爸正在华尔街赚钱呐！紧紧地搂着我，宝贝，因为我在暗处心里害怕，因为我妈妈正在甲板上跟船长飞眼呐！（又一阵大笑。） 扬克（威胁地）我说！你要干什么呀，拿我开心，你这个爱尔兰佬？ 派迪完全不对！我自己不巴望你打碎她的脑壳吗？ 扬克（发狠地）我会打碎她的脑壳的！我迟早要打碎她的脑壳，等着瞧吧！（走向派迪——慢吞吞地）我说，就是她把我叫做毛猿的吗？ 派迪她看你的时候，明摆着有那种意思，如果她没有说出这个字来。 扬克（笑得叫人毛骨悚然）嘿，毛猿吗？真的！她就是那么看我的，不错。毛猿！嘿，原来我就是毛猿呀？（勃然大怒——好像她仍然在他面前）你这个皮包骨头的小婊子！你这个白脸的浪货，嘿！我要教训你，谁是个毛猿！（转身面对众人，又气急败坏地）我说，伙计们。我正在痛骂那个对我们吹哨子的。你们都听见了。我忽然看见你们瞅着什么人，我还以为他溜了下来，溜到我背后呢，我兜转身来，想用铁锨打死他。却看见她冲着火光站在那里！耶稣基督，你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我推倒！我给吓住啦，懂吗？真的！我以为她是个鬼，明白吗？她全身上下都是白的，就像他们装裹死人那样。你们都看见了。能怪我吗？她跟这里连不起来，就是那么回事。当我明白过来，看见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娘儿们，又看见她瞅着我的样儿——像派迪说的——上帝，我可火啦，懂吗？那一套，不管他是老几，我才不吃。我投出了铁锨，可是她逃掉了。（愤怒地）我真希望干掉了她！我真希望打掉她的脑瓜！ 勒昂因为杀人罪给枪毙掉或者坐电椅吗？因为她，还不值得。 扬克我才不在乎！我抵她的命够了本，不是吗？你以为我愿意让她糊弄我吗？你以为我会让她占了便宜去？你不了解我！谁也莫想糊弄我，占我的便宜，懂吧——那么办不行——不管它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会收拾她的！也许她还会下来—— 一个声音没有门，扬克。你吓得她要少活一年。 扬克我吓了她？我为什么要吓她？她是谁？她不是跟我一样吗？毛猿，嘿？（带着他的自信的虚张声势的老派头）我要告诉她，我比她强，但愿她明白这一点。我算数，她不算数，明白吧！我是活的，她是死的！二十五海里一点钟，那就是我！速度带动她，但是创造速度的却是我。她只不过是个臭货。真的！（又迷迷糊糊地）可是，上帝呀，她的模样儿真滑稽！你们注意到她那双手没有？又白又瘦。能看到骨头。还有她的脸，那也是灰白色的。还有她的两只眼，就像看见了鬼似的。当然喽，那鬼就是我！没错！毛猿！鬼，嘿？瞧瞧这只胳膊！（他伸出他的右臂，鼓起大块大块的肌肉）我能用这个提起她来，甚至只用我的一个小指头，就能把她劈成两截。（又迷迷糊糊起来）我说，那个女的是谁，嘿？她是干什么的？她打从哪儿来的？谁把她造出来的？谁给她的胆量，她竟敢那么看我？这件事真叫我冒火。我不了解她。对我来说，她是个新玩意儿。像她那样的一个女人是个什么意思，嘿？她不算数，懂得我的意思吧！我看不透她。（越来越冒火）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很清楚！你们大家可以拿出你们的衬衫来打赌，我会跟她算清账的。我要告诉她，如果她认为，她——她一按风琴，我就会跟着打转，嘿！我会收拾她的。让她再下来，我会把她丢到火炉里去！那时她就会活动了！那时她就不再打冷战了！她就成了速度。那时她就算数了！（他笑得叫人毛骨悚然。） 派迪她永远不会来了。我告诉你吧，她肚子里满满的，够她受的了。我正在想，她现在躺在床上，有十位大夫和护士侍候她吃泻盐，要泻掉她的恐惧。 扬克（激怒了）你也以为是我把她吓病的吗，嘿？就是因为瞧了瞧我，嗨？毛猿吗，嘿？（气极了）我要收拾她！我要告诉她从什么地方下台！她得跪下，把她的话收回，否则我把她的脸打扁！（一只拳头朝上面摇晃，另一只敲打他的胸膛）我会找到你的，我这就来，你听见吗？我会收拾你的，你这个该死的！（他向门口冲去。） 七嘴八舌的声音拦住他！ 他会给打死的！ 他会杀死她！ 把他摔倒！ 抓住他！ 他发了疯！ 上帝，他真有劲！ 按住他！ 当心他踢你一脚！ 扣住他的两只胳膊！ （他们全都压在他身上，经过一番剧烈斗争，由于人多势众，把他压倒在门里边的地板上。） 派迪（他一直没有卷入）按住他，等到他头脑清醒了才放手。（轻蔑地）天哪，扬克，你是个大傻瓜。像她那样，皮包骨头，身上又没有一滴真血的一头母猪，值得你去注意吗？ 扬克（从人堆下面，发了狂似的）她侮辱我！她侮辱我，难道她没有侮辱我吗？我要跟她算算账！我总会抓到她的！别压在我身上。伙计们！让我起来！我要教训她，到底谁是个人猿！ ﹝幕落。 第五场 三个星期之后。五十年代，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五马路的一个拐角。街道的一般气氛整洁、宽阔，阳光煦和，微风和畅。台后方，有两个商店的橱窗，一个是拐角上的珠宝店，一个是旁边的皮货店。这里陈列着逗人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品。珠宝店橱窗里珠光宝气，有钻石、翡翠、红宝石、珍珠等等，制成华丽的冠冕、项链、项圈等等形式。每件珠宝上都挂有一个大标签，用时明时暗的电光打出惊人的价码。皮货橱窗里也是同样情形。各种各样的贵重皮货挂在那里，映照在一片电光之中。总的效果是在豪华背景上一种廉价而荒唐的商业习气，那种庸俗背景和街道本身的青天丽日极不协调。 扬克和勒昂大摇大摆地走在边道上。勒昂穿的是上岸衣服，打的是黑色蝴蝶领结，戴的是帆布帽。扬克穿的是他那身肮脏的蓝斜纹粗布工作服。一顶有黑色帽檐的伙夫帽歪扣在他的头上。他有好几天没刮脸了，他那冒着凶光和怨气的眼睛四周——正如勒昂的眼睛四周一样，不过程度差一点——煤灰的黑迹仍然粘在那里，像涂了化妆品。他们俩在拐角上犹豫一下，站在那里，摇摇摆摆，带着一种造作的、反抗的蔑视态度。 勒昂（以一种演说家的姿态指明那一切）哼，我们到了，这就是五马路。这里就是他妈的他们的私有小巷，像你们说的。（辛辣地）我们在这里倒成了非法的入侵者。无产阶级勿踏草地！ 扬克（阴郁地）我可没有看见草地，你这个笨蛋。（瞅着人行道）干净，是不是？你简直可以在那上面吃煎蛋。穿白制服的清洁工人打扫得这么干净是费了力气的。（张望街道——阴沉地）你说的常到这里来的那些白领笨蛋们，还有她那一类的女人，都在哪儿呀？ 勒昂在教堂里，该死的！正在祷告耶稣多给一些钱给他们哩。 扬克教堂，嘿？我从前上过一次教堂，当然，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我爸我妈他们强迫我去的。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去。星期天早上总是醉得头晕脑胀的，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嘻嘻一笑）他们两个全都爱打架。星期六晚上，当他们俩喝足了，他们就能上演一出应该在公园广场上演的武戏。他们演完了，屋里的桌子椅子全都缺了胳膊断了腿。再不然，他们俩就拿我出气。我就是在那儿学会经得摔打的。（嘻嘻一笑，自鸣得意）我是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人，懂吗？ 勒昂你爸爸也下了海？ 扬克没有，在岸上工作。我妈害哆嗦病伸腿去世以后，我就跑走了。我在市场上帮忙并用卡车运货。随后我上了船，在炉膛口里干活。当然，这个有出息。其他都算不了什么。（四顾）这个地方我以前没见过。我是在布洛克林码头上，在那里拉扯大的。（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地方还不坏，嘿？ 勒昂不坏？要是你想知道的话，哼，这是我们用血汗创造出来的！ 扬克（突然感到气愤）噢，见鬼！我看不见一个人，懂吗——像她那样的人。这一切使我难受。没有意思。我说，这地方背后有没有个游乐场。让我们去玩玩。这一切太干净、太安静、打扮得太漂亮啦！它使我难受。 勒昂等一等，你就会他妈的看见—— 扬克我谁都不等，我继续活动。我说，你把我拖到这里来，究竟为了什么？要拿我开心吗？你这个糊涂虫，呃？ 勒昂你不是要报复吗，是不是？自从她侮辱了你，你不是时时刻刻都这么说吗？ 扬克（激烈地）我当然要报复！在骚安普顿，我没有要向她报复吗？我没有偷偷溜上码头，在跳板旁边等她吗？我要对她的白脸啐一口，懂吧！当然，照准她的灯笼眼睛啐一口！那样我才够本，懂吗？可是没有机会。有一大帮便衣在那里转来转去。他们认出了我，对我猛冲过来。那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她。不过我会跟她算账的，你瞧吧！（愤怒地）那个臭婊子！她以为她害了人可以一走了事，我可不答应！我会收拾她的！我会想出办法的！ 勒昂（厌烦，但又不敢明白表示出来）难道我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把你带到这里，叫你看看的吗？你把这一档子事完全看错了。你作的和说的，就好像那是你和那头臭母牛中间他妈的一件私事。我想说服你，她不过是她那个阶级的一个代表。我想唤醒你的阶级意识。那时你就会看出，你必须打击的，是她的阶级，而不是她一个人，那里有大帮像她那样的人，但愿上帝叫他们瞎掉眼睛！ 扬克（朝他的手上吐唾沫，好战地）我动起手来的时候，人越多越热闹。把那帮人带上来吧！ 勒昂再过一会儿，等教堂放出人来，你就会看到他们。（他转过身，第一次看见两个商店橱窗里的展品）哎呀！你瞧瞧那个。（他们俩退回去，站在那里瞅着珠宝店里的橱窗。勒昂勃然大怒）瞧瞧这堆宝贝货色！瞧瞧！瞧瞧那上面的大价钱！比我们炉膛口全班人马在地狱里熬油受罪，航行十次，挣的钱还要多些！而他们——她和她的臭阶级却把它们当作玩具买下来，戴在身上晃里晃荡！这里这一件的价钱，能给一个挨饿的家庭，买下一年的粮食！ 扬克噢，收起那些伤感的话头吧！挨饿的家庭，滚它的蛋！下一步你就该向我募捐了。（带着天真的羡慕）我说，那些玩意儿是漂亮，嗐？跟你打赌，拿它来一定能抵一大笔钱。（转过身去，厌烦）噢，见鬼，它们有什么好处？让她买去。它们和她一样都不顶事。（一挥手，好像要把所有珠宝都扫入冥冥之中）那一切都不算数，懂吗？ 勒昂（他已经走到皮货店的窗口——愤怒地）我想这里的也算不了什么——可怜的、无害的动物，杀了来制皮，来保暖她和她们的倒霉鼻子！ 扬克（他一直在望着里面的什么东西——兴奋得有点古怪）瞅一瞅那个！从头看到尾！猴皮——两千块！（迷糊地）猴皮，那是真货吗？他妈的—— 勒昂（辛酸地）是真的。（带着严肃的幽默）他们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买一张毛猿的皮——不会，哪怕是一只活猿，连头带身子，带灵魂都算在里面！ 扬克（攥紧拳头，脸都气白了，好像橱窗里的皮子是对他的人身侮辱）上帝！这是打到我脸上来了！我会收拾她的！ 勒昂（兴奋地）礼拜散了。他们来了，那些臭猪们。（瞟了瞟扬克的阴沉的脸——不安地）别急躁，同志。克制一下你的毛躁脾气。记住，专靠暴力，终究要失败的。那不是我们的武器。我们一定要通过和平手段，全世界齐步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选票——来贯彻我们的要求！ 扬克（极度轻蔑地）选票，见鬼！选票是开玩笑，懂吧。选票是给女人开的！让她们干去！ 勒昂（越发不安）镇静点。对待他们要用适当的轻蔑态度。注意观察那些寄生虫，但是要忍耐。 扬克（愤怒地）滚开！你是个胆小鬼，就那么回事。我就是力量！我每次用的是拳头，懂吧！（从教堂里出来的人群由右面上，他们慢慢地、装模作样地游逛着，僵硬地仰着头，既不右顾，又不左盼，用一种单调假笑的声音说话。女人们都擦了口红，涂了白粉，染了发，身上穿得臃肿不堪。男人们穿着礼服大衣、戴着礼帽、鞋套、拿着手杖等等。这是一队衣服华丽的活动木偶，然而在他们超然、机械的冷漠态度中，却有一种惨痛的、自我毁灭的恐怖神情。） 七嘴八舌的声音 可爱的凯付斯博士！他是非常诚恳的！他讲道讲了些什么呀？我打瞌睡了。 关于激进派的，亲爱的——关于正在宣传的那种错误教义的。 我们一定要组织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廉价商店。 让每一个人都拿出百分之一的所得税来。 真是个新奇的主意！ 我们可以把收入拿来修理教堂的帐幔。 不过那已经修理过很多次了。 扬克（怒视他们，从这个到另一个——带着一种侮辱性的轻蔑声）嘿！嘿！（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他站在人行道中间，绕道避开。） 勒昂（害怕了）闭上你的鸟嘴，我跟你说。 扬克（恶毒地）说吧！跟猪猡说去！（他大模大样地走开，故意地碰了碰一个戴礼帽的绅士，随后气冲冲地怒视着他）喂，你撞谁呀？你以为这地面都是你的吗？ 绅士（冷冷地、装腔作势地）对不起。（他并没有看扬克，走了过去，连瞟都没瞟一眼。扬克被他们搞得手足无措。） 勒昂（冲上去，抓住扬克的手臂）这里来！走吧！这可不是我的原意。你会把警察招引到我们这里来的。 扬克（粗暴地——推了他一下，使他跌倒在地）滚！ 勒昂（自己爬起来——歇斯底里地）那么我要赶快走开。这不是我的原意。不管出了什么事，你可不能怪我。（他从左方溜下。） 扬克见你的鬼去！（走向一位太太——恶意地假笑，嬉皮笑脸地挤挤眼）哈罗，小妞儿。生意好吗？今儿晚上有事吗？我知道码头上有一个旧锅炉，我们可以爬进去。（那位太太大步走了过去，没看他一眼，连步子都没改变。扬克转向其他的人——侮辱性地）老天爷，多难看的一张脸！赶快藏起来，免得吓惊了马。嗨，瞧瞧那一位的屁股！我说，你呀，你像一条渡船的船尾巴。全是胭脂和香粉！装扮得一心想勾引人！你像摆在墓地上的死尸。噢，走开，你们这一帮！你们叫我眼睛疼。你们不行，懂吧！瞧瞧我，为什么你们不敢看我？我行，就是这么回事！（指指街对面正在修建的摩天楼——虚张声势地）看见正在修建起来的那个建筑吗？看见那种钢铁结构吗？我就是钢铁！你们住在那上面，以为你们算个人物。但是，在里面的是我，懂吧！我就是使它往上蹿的起重机！我就是它的内部和基础！对！我就是钢铁、蒸汽、烟和一切！它能活动，有速度，二十五层向上去——我就在那顶上和底层里——活动着！你们这些傻瓜却活动不了。你们只不过是木偶，我给你们上了劲，你们才会转。你们是废料，懂吧——是我们堆在一边的残渣和炉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他们好像既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听见他，他勃然大怒了）流氓、猪猡、婊子、母狗！（他愤怒地转身对着他们，恶意冲撞他们，但是一点也没有碰到他们。相反，在每次接触之后，后退的倒是他。他不断怒叫）下地狱去！滚开，你们这些流氓！看你们往哪里走，看不见吗？躲开！你们为什么不动手呢？举起拳头来！别装狗熊！打吧，要不，我就揍死你们！（可是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他们全都用一种机械的、造作的客气态度回答说：请您原谅。接着一位太太大叫一声，他们全都慌慌忙忙跑到皮货店的窗前。） 那位太太（欣喜若狂、气喘吁吁地）猴皮！（全体男女跟着她异口同声用同样造作的兴高采烈的腔调：猴皮！） 扬克（他的头向后一仰，好像他兜脸挨了一拳——大怒）我看出你来了，全身都是白的！我看出你来了，你这个白脸的婊子！毛猿，是吗？我看你再敢叫毛猿！（他弯下腰，抓住街边的镶边石，好像要拔起来，投过去。这一点没办到，他怒冲冲地咆哮着，跳到拐角上的灯柱旁边，想把它拔起来当作一根棍棒。正在这时，一辆公共汽车轰轰隆隆开了过来。一位胖胖的、头戴礼帽、脚上穿着鞋套的绅士从侧街上跑出来，嘴里哀叫道：汽车！汽车！停下！同弯着腰、努力拔柱子的扬克正撞个满怀。扬克给他撞倒了。） 扬克（看见有架可打——高兴得吼了起来，一跳而起）到底机会来了！汽车，嘿？我揍死你！（他猛打了一拳，拳头正打在胖绅士的脸上。但是那位绅士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好像没事似的。） 绅士请你原谅。（随后不耐烦地）你耽误了我上汽车。（他拍拍手开始尖声喊叫）警官！警官！（许多警笛同时长鸣，一整队警察从各方面冲向扬克。他想还手，可是被警棍打倒在人行道上，人们压在他身上。橱窗前面那群人动都没有动，没有注意到这种骚动。巡逻车的当当铃声在一片喧嚣中传了过来。） ﹝幕落。 第六场 第二天晚上。黑井岛上监狱的一排牢房。牢房从右前方朝左后方斜伸过去，并没有完，而是消失在阴暗的背景里，好像绵延无尽。窄窄的过道里，低低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电灯，灯光照过最前面那间牢房笨重的铁栅栏，揭露了一部分室内情况。可以看见扬克关在里面。他低头弯腰坐在小床边上，姿态就像罗丹的《沉思者》。他脸上带着青色的斑斑伤痕。头上绕着一条带有血迹的绷带。 扬克（好像从梦里突然惊醒，伸手去摇晃栅栏——大声地、惊讶地自言自语）钢的。这是动物园，嘿？（一阵粗厉的笑声从许多牢房中看不见的犯人那里爆发出来，流传开去，又突然打住。） 七嘴八舌的声音（讽嘲地）动物园吗？ 对这个监狱来说，倒是个新名儿——一个蛮漂亮的名儿！ 钢吗？你可说得妙啊。这是一座古老的铁屋子。 说话的那个傻瓜是谁呀？ 就是他们带进来的那个神经错乱的家伙。那些警察痛打了他一顿。 扬克（迟钝地）我准是在做梦。我以为我是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不过人猿是不会说话的，是不是？ 七嘴八舌的声音（嘲笑地）你是在笼子里，没错。 一座监狱！ 一个牛栏！ 一个猪圈！ 一个狗洞！（厉声大笑——一顿） 我说，伙计！你是谁呀？别胡说八道。你是干什么的？ 对，把你的悲哀故事跟我们讲讲。你是干哪一行的？ 他们为什么关你？ 扬克（迟钝地）我是个烧火工人，在邮船上烧火。（突然冒火了，摇晃牢房的栅栏）我是个毛猿，懂吗？要是你们还拿我开心，我会把你们的下巴全打掉。 七嘴八舌的声音 嘿！你真是一个死硬的家伙！ 你吐的唾沫，都会跳起来！（大笑） 噢，真的。他是个硬汉子。你是个硬汉子吗？ 他说他是个什么——一个人猿？ 扬克（挑衅地）一点不错！难道你们不全是人猿吗？（暂时沉默。随后从走道的那一边传来愤怒的摇晃栅栏的声音。） 话音（充满了愤怒）我要教训教训你，谁是一个人猿，你这个流氓！ 七嘴八舌的声音 嘘！当心！ 别做声。 轻轻地。 你会把警卫招引到我们这里来的！ 扬克（轻蔑地）警卫？你是说看守吧？（从所有牢房里传来愤怒的喊声。） 话音（和解地）噢，别去管他。他的头给他们打昏了。我说，伙计！我们等着听你讲，他们为什么把你弄到这里来的——你不愿意说吗？ 扬克当然愿意说。当然！为什么不说呢？只不过你们不理解我。谁都不理解我，只有我自己理解我自己，懂吗？我开头向法官回话时，他就说了这么一句：“给你三十天去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上帝，那就是我这几个星期干的活儿！（一顿）我要找一个人算账，懂吗？——一个侮辱我的人。 七嘴八舌的声音（冷嘲热讽地）老一套，我敢打赌。你的女朋友，是吗？ 欺骗了你，是吗？ 她们总是那样的！ 你把那家伙揍了一顿吗？ 扬克（厌恶地）噢，你们全猜错了！里面确实有个女人——但是不是你们所说的，不是那种老妖怪。这是一种新式的女人。她穿了一身白，在炉膛口里。我还以为她是个鬼哩。说真的。（一顿。） 七嘴八舌的声音（低声地）哎呀，他还在发神经。 让他胡说八道去。听起来倒有趣。 扬克（不理睬他们——思索）她的手，又瘦又白，好像不是真的，是画在什么东西上面的。我跟她相隔十万八千里——一点钟二十五海里。她像猫儿拖进来的死肉。对了，就是那玩意儿。她不行。她是摆在玩具店橱窗里的，或者是摆在垃圾桶上面的玩意儿，懂吗！真的！（他生起气来）可是你能相信吗？她竟敢侮辱我。她看我就好像我是从动物园逃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上帝，你要是能看见她那双眼睛就好了！（他愤怒地摇晃牢房的栅栏）不过我会报复的，你们等着瞧好了！要是我找不到她，我就拿跟她有往来的那帮人出这口气。现在我知道他们平常待在哪些地方。我要告诉她谁行谁不行！我要告诉她谁在前进，谁在停顿。你们看着我马到成功吧！ 七嘴八舌的声音（又严肃又开玩笑）这倒像话！ 给她好好一顿揍。 这个女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她是谁，呃？ 扬克我不知道。坐头等舱的王八蛋。他们说，她爸爸是个百万富翁——名叫道格拉斯。 七嘴八舌的声音道格拉斯吗？那是钢铁托拉斯的总经理，我敢打赌。 不错，我在报上见过他的鬼脸。 他的钱可多啦。 话音咳，伙计，听我的劝告。如果你想报复，你最好参加世界产联，那你就会有办法搞一些实际活动了。 扬克世界产联？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话音你没听见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吗？ 扬克没有。干什么的？ 话音一帮人，一帮硬汉子。我今天还在报上读到关于他们的文章。警卫给我的《星期时报》。那上面有一篇讲到他们的长篇讲话。是从一个名叫奎恩参议员的家伙，在参议院作的一次讲演里摘来的。（他就在扬克隔壁的牢房里。那里响起报纸的沙沙声）等等，让我看看，要是够亮的话，我给你们念念。听着。（他念）“目前国内存在一种危险，威胁着我们美好共和国的命脉，危害到美国之鹰的性命，正像反对古代罗马之鹰的喀提林阴谋⑦一样恶毒！” 话音（厌恶地）噢，见鬼！叫他们把那只鹰屁股腌起来吧！ 话音（念）“我指的是那一批鬼东西：流氓、罪犯、凶手、刽子手。他们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人’，那是对所有正直的劳动人民的侮辱。由于他们的毒辣的阴谋，我把他们叫做‘世界积极破坏分子’。” 扬克（带着报复性的满足）破坏分子，这倒不错！这可顶事！我拥护他们！ 话音嘘！（念）“这个魔鬼组织是我们优美的民主机构上的一个毒瘤——” 话音民主，见鬼！嘘他，伙计们——咂起舌头来轰！（他们果然咂起舌头来。） 话音嘘！（念）“我像伽图⑧那样，告诉参议院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必须消灭。因为他们代表一把常使的匕首，指向世界上这个最伟大国家的心脏。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对一切都有均等的机会；在这里，国家的缔造者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幸福；在这里，真理、荣誉、自由、正义和人的友爱像宗教一样，是跟妈妈的奶水一道吸收下来的，是在爸爸的膝头上就被教会了的，是在美国光荣宪法里批准、签字、盖了章的！”（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声、猫叫声、讥笑声和刺耳的大笑声。） 七嘴八舌的声音（嘲笑地）为美国独立纪念日欢呼吧！ 募捐吧！ 自由！ 正义！ 荣誉！ 机会！ 友爱！ 大伙（极度的讥讽）噢，见鬼！ 话音冲那个王八蛋奎恩参议员吼一声！现在一齐来——一、二、三——（又叫又骂，一片闹嚷嚷的喧哗声。） 警卫（从远处传过来）你们那里放安静点——要不，我就拿水龙来了。（闹声平息下去。） 扬克（怒冲冲地）我很想抓住那个参议员家伙，跟他单独谈谈心。我会教他懂得什么叫真理。 话音嘘！这里才是他恶毒攻击世界产联的地方。（念）“他们搞阴谋诡计，一只手里拿火，另一只手里拿着炸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惜杀人，蹂躏不能自卫的妇女。他们会破坏社会，把下流坯子放在高位上，把万能的上帝为这个世界作的妥善安排搞得乱七八糟，把我们的优美文化变成废墟，变成荒凉世界，在那里，上帝的杰作，人，就会蜕变为人猿！” 话音（对扬克）咳，伙计。你说的人猿又冒出来了。 扬克（一声怒吼）我明白他的意思。原来他们想把那些东西炸掉，是不是？把事情翻过来，是不是？喂，把那张报借给我看看，行吗？ 话音行。给他。只不过你自己看，懂吧。我们不想再听那些废话了。 话音拿去，放在你的床垫下面。 扬克（伸手接下）谢谢。我识字不多，但是能对付。（他坐下，姿势像罗丹的《沉思者》。身边一只手里拿着报纸。一顿，走道的那一头传来许多鼾声。突然间，扬克跳了起来，发出一声愤怒的呻吟，好像某种吓人的思想压倒了他——迷迷糊糊地）当然——她爸爸——钢铁托拉斯的总经理——制造出世界上一半钢铁——钢铁——我还以为我在那里顶事哩——能闯——能跑哩——原来造就了她——把我关到了笼子里，好让她能在我脸上吐唾沫！上帝！（他摇晃牢房门上的栅栏，整排牢房都动摇起来。那些被惊醒或者想睡觉的人发出不耐烦的、抗议的喊声。）他制造了这个——这个笼子！钢铁！那不顶事，就是那么回事！笼子、牢房、锁、闩、栅栏——就是那个意思！把我压在下面，他坐在我头上！但是我要冲过去！火，火能熔化它！我就是火——压在最下面——永远不熄的火——像地狱那么热——在夜里爆发出来——（他一面说话，一面咣咣啷啷地摇晃牢门。当他说到“爆发出来”的时候，他双手抓住一根铁栅，双脚蹬在另外的铁栅上，身体和地面平行，像个猴子，他拼命往后扳。在他的大力扳扯之下，那根铁栅弯得像一根单簧管。就在这个当口，监狱的警卫冲了进来，身后拖着一根水龙带。） 警卫（愤怒地）你们这些流氓把我吵醒了，我来教训教训你们！（看见扬克）哈罗，是你呀，嘿？得了颤抖症啦吗？好吧，我来给你治治。我来消消你的火气！（注意到铁栅）天呐，瞧瞧那根铁栅弯成什么样儿啦！只有一个疯子才有那么大力气，干出那种事来！ 扬克（怒视他）或者一个毛猿，你这个胆小的大笨蛋！当心！我来啦！（他抓住另一根铁栅。） 警卫（现在给吓住了——大喊大叫从左方下）打开水龙，潘恩！加足压力！叫大家来——还拿一件紧身衣来！（幕正往下落，当它遮住扬克时，可以听见冲击扬克牢房铁门的水声。） ﹝幕落。 第七场 差不多一个月后。靠近河边的世界产联的一个地方分会，可以看出底层门面房子的内部和外面的街道。窄窄的街道上有月光，建筑物密集在黑影里。房屋内部，既是普通的会议室，又是办公室和阅览室，很像贫民区里邋遢的少年俱乐部。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办公桌和一个高脚凳子。中间是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报纸，一堆小册子，桌子四周还有几把椅子。这间屋子的整个气氛十分庸俗、低级、平淡。秘书高坐在凳子上，在一个大账簿上登记。一个眼罩遮住他的脸。八九个人，码头工人，铁工等等围在桌子跟前。两个人在下跳棋。一个人在写信。大多数都在抽烟斗。后面墙上有一幅大招牌，上写“世界产联第五十七地方分会”。 扬克（从外面街上走过来。身上穿的衣服和第五场里一样。他的举动谨慎、神秘。他走到门对面；然后轻轻地踮着脚走向房门口，听了听。室内的沉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小心地敲敲门，好像他是在猜测去参加某种神秘仪式的暗号似的。听了听。没有回答。又敲得更响一点，还是没有回答。急了，敲得更响了。） 秘书（在凳子上转过身来）那儿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人敲门吗？（喊叫）进来，为什么不进来？（屋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扬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好像害怕受到伏击似的。他举目四望想找到秘密的门，神秘的东西，却给屋里的平凡的事物和人物惊住了。他以为他也许走错了地方，随后看见墙上的招牌，放了心。） 扬克（脱口说出）哈罗。 大伙（有保留地）哈罗。 扬克（更从容一些）我以为我闯错了地方。 秘书（仔细地观察他）那也难说。你是会员吗？ 扬克不，还不是。我就是为这个——参加你们的会——来的。 秘书那容易。你是干哪一行的——码头上的？ 扬克不是。我是烧火工人——邮船上烧炉子的。 秘书（满意）欢迎到我们市里来。你们这些人终于醒悟过来，我很高兴。在你们这一行里，我们收的会员不多。 扬克是的，他们对于世事全都有些麻木。 秘书哼，你可以帮帮忙去唤醒他们。你叫什么名字？我来给你填写个卡片。 扬克（感到混乱）名字？让我想想看。 秘书（尖锐地）你连你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扬克当然知道；只是人们叫我扬克叫得太久了——罗伯特，对了——罗伯特·史密斯。 秘书（写）罗伯特·史密斯。（填写卡片的其他项目）拿去吧，你要花半块钱。 扬克都有了吗——四个十二分半的硬币，是不是？那容易。（把钱给了秘书。） 秘书（丢进抽屉里）谢谢。好吧，别拘束。不需要一个个介绍了。桌子上有文件，带几本小册子到船上去散散。会见效的。去播下种子，不过要作得适当。不要被抓住，给开除了。我们当中失业的太多了。我们需要的是有职业的，同时又能替我们工作的人。 扬克当然！（他还站在那儿，窘迫而不安。） 秘书（望着他——好奇地）你敲门干啥？你以为我们还有一位穿制服的黑人给你开门吗？ 扬克不，我以为门是上了锁的——你们还要从门洞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先瞅我一眼，看看我是不是个正派人。 秘书（警惕、怀疑，但从容一笑）你以为我们是在开赌馆吗？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你怎么会有那种想法的？ 扬克（会心地嘻嘻一笑，他相信这全是伪装，是秘密的一部分）这个镇上警察挺多，是不是？ 秘书（厉声）警察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又没犯法。 扬克（会心地挤挤眼）当然，你们绝不会。当然，我知道。 秘书我们谁都不知道的事儿，好像你都知道。 扬克（又挤挤眼）噢，得啦，得啦。（因为四面八方都向他投来怀疑的眼光，感到有点气愤）噢，去他的！你们用不着盘问我。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是一个顶事的人？当然！我是个老工人。我会坚持下去，懂吗？我会全力替你们完成任务。这就是我要参加的原因。 秘书（说说笑笑地，试探他）那种精神是对头的。不过，你真懂得你为什么要参加吗？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摆在桌面上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对我们有些误解。（厉声）你对世界产联的宗旨有些什么想法？ 扬克噢，我全知道。 秘书（讽刺地）好吧，跟我们谈谈你的宝贵意见。 扬克（狡狯地）我完全懂得，不能有啥说啥。（接着又愤恨起来）噢，我说！我是个老工人。我懂得我这一行。我明白，跟一个生人打交道，你们不能大意。也许我是个便衣侦探，或者什么坏蛋，谁知道呢？恐怕这就是你们正在盘算的吧？噢，算了吧！我中用，懂吗？到码头上随便找个人问问去，看我中用不中用。 秘书谁说你不中用来？ 扬克等我行了入会仪式以后，我就会让你看看。 秘书（吃惊）入会仪式？没有仪式。 扬克（失望）没有暗号——没有握手的方法，什么都没有吗？ 秘书你认为这个会是干什么的——麋鹿兄弟会——还是黑手党？ 扬克麋鹿兄弟会，见鬼！黑手党，他们只是一帮没有胆子的意大利人。不，这是一个好汉帮，对吗？ 秘书你说对了！所以我们站得直，走得正。我们不搞秘密活动。 扬克（吃惊并且钦佩）你是说，你们向来就像这样光明正大地活动吗？ 秘书一点不错。 扬克那么你们确实是一些有胆子的人！ 秘书（厉声地）你到底为什么要想参加我们？照直说吧。 扬克你逼我讲吗？好吧，我也有胆子！我愿意帮忙。你们想搞爆破，是不是？哼，我就是干那个的！我行！ 秘书（假装随随便便）你是说用合法的直接行动来改造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呢，还是用炸药？ 扬克炸药！把它从地球上炸掉——钢铁——所有的笼子——所有的工厂、汽船、房屋、监狱——以及钢铁托拉斯和支持它运转的一切力量。 秘书原来——你的想法是那样的，呃？在那方面你还有什么特殊工作想给我们提出来的吗？（他朝那些人做了个手势，他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围在扬克背后。） 扬克（勇敢地）当然有，我要说出来。我要告诉你，我就是好汉帮里的一条汉子。有一个家伙，百万富翁，叫道格拉斯—— 秘书你是说，钢铁托拉斯的总经理吗？你想暗杀他吗？ 扬克不，那并不解决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炸掉他制造钢铁的制造厂、工厂。我要干的就是那个——把钢铁给炸掉，把世界上的钢铁炸到月球上去。那就解决问题了！（热切地，带点虚张声势的味道）我一个人干！我给你们点本领看！告诉我他的工厂在哪里，怎样走法，有关的一切内情。把使用的东西，炸药交给我——其他的一切，你就看我的吧！等着看黑烟冲天，一切化为灰烬吧。只要完成了任务，哪怕他们抓住我，我也不在乎！我愿意坐一辈子牢，表示对他们的嘲笑！（半自言自语）而且我要写一封信给她，告诉她事情是毛猿干的。那就把仇报了。 秘书（从扬克身边走开）很有趣。（他发了一个信号。那些人，全都身强力壮，扑到扬克身上，说时迟，那时快，他们把他的手脚反剪起来。他被搞得惊慌失措，简直无法挣扎，他们从他全身上下搜索武器。） 汉子没有手枪，没有刀。要我们教训他一顿然后把他弄出去吗？ 秘书不，不值得我们费那些手脚。他太蠢了。（他走近扬克身边，当面嘲笑他）哈——哈！这是他们和我们开的一个最大玩笑。喂，你这个开玩笑的！谁派你来的，是彭斯呢，还是平克顿？不对，上帝，你太笨了，我敢打赌，你一定是特务机关里的人！哼，你这个肮脏的密探，你这个混账的奸细，回去告诉那个花臭钱雇你来出卖兄弟们的混蛋，他是白费钱。你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告诉他，他打算或者已经栽到我们身上的，只不过是他捏造出来的，想把我们投进监牢的阴谋罢了。我们的行为就跟我们的宣言所说的，完全一致。不论他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我们都会送他一份。——至于你嘛，（他轻蔑地瞪了扬克一眼，扬克则陷于一种昏沉的状态）噢，见鬼．光说又有什么用呢？你是个没有脑子的人猿。 扬克（这个字眼引起他的猛烈而徒然的挣扎）你说什么，你这个犹太佬，你这个流氓！ 秘书把他丢出去，伙计们。（尽管他挣扎，他们兴高采烈地把他摔了出去。被踢了几脚的扬克趴在窄窄的石子街道中间。他咆哮着站起来，要冲打那扇已经关上的门，但是他迷惘地停了下来，他脑子里感到混乱，可悲地虚弱。他坐在那里，沉思着，他的姿势很近似罗丹的《沉思者》。） 扬克（痛苦地）原来那些家伙也认为我不顶事。噢，见他们的鬼去！他们坐错了座位——还是那老一套的胡说八道——肥皂箱上的演说和救世军——没有胆子！一天减少一点钟工作，让我幸福吧！一天多给一块钱，让我幸福吧！一天三顿好饭，前院里种几棵菜花——平等权利——一个老婆几个孩子——一张倒霉的选票——就一切都准备好可以见上帝啦，不是吗？噢，见鬼！那能解决什么问题？那玩意儿是在你心里，它并不是你的肚子问题。吃饭——吃油炸面圈和喝咖啡——那跟它不相干。它藏得深着呐，在根底上呐。你抓不住它，你也无法叫它停下。它活动着，一切都跟它活动。它一停下，全世界也跟它停下。那就是现在的我——我不声不响，懂吗？——我成了一个垮了的殷格索尔⑨啦，就是那么回事。本来我是钢铁，我管世界。现在我不是钢铁啦，世界管我啦。噢，见鬼！我不明白——一切都糊涂啦，懂我的意思吗？全都颠倒啦！（他仰起一张冷嘲的脸，像一个人猿对着月亮叽叽呱呱）我说，你高高在上的，月亮上的人，你好像挺聪明，回答我，嘿？把内幕消息、秘密情报塞给我——我打哪儿下去，嘿？ 一个警察（他走上街来，刚好听到这最后一句——带着严肃的幽默）你会到警察分局去，你这个笨蛋，要是你不清醒点爬起来，离开这里。 扬克（抬头望着他——带着刺耳的苦笑）不错！把我关起来！把我锁在笼子里！那就是你知道的惟一答案。来吧，把我关起来吧！ 警察你干什么来着？ 扬克够判终身监禁的了！我出生在世上啦，懂吗？真的，那就是罪名。记在你的临时拘捕证上吧。我出生在世上啦。懂得我的意思吧！ 警察（幽默地）上帝可怜你妈妈吧！（然后实事求是地）我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喝醉了。我本来想把你押送到分局去，不过那要走很长一段路。现在，起来，要不，我就照脸扫你一棍子。滚罢！（他把扬克拖起来。） 扬克（带着一种迷迷糊糊的讽嘲口吻）我说，我从这儿到哪里去呀？ 警察（推了他一下——无所谓地笑嘻嘻地）到地狱里去。 ﹝幕落。 第八场 第二天傍晚。动物园里的猴房。一道白光照在笼子前方，可以看见内部。其他的笼子笼罩在阴影中，看不清楚，可以听见从那里传来的吱吱哇哇的话音。有一个笼子上挂着一块招牌，上写“大猩猩”。那个大野物蹲在板凳上，姿势很像罗丹的《沉思者》。扬克从左方上，马上引起一片愤怒的吱吱的尖叫声。大猩猩转动一下他的眼睛，但没做声，也没动。 扬克（带着一种刺耳的苦笑）欢迎到你们的城市来吗，嘿？好啊，好啊，一整帮都在这里呀！（一听见扬克说话，那种吱吱哇哇的声音便平息下去，转为一种聚精会神的沉默。扬克走到大猩猩笼子跟前，俯身在栅栏上，瞪着猩猩，猩猩也瞪着他，沉默，一动都不动。经过片刻的死气沉沉的静默，扬克开始说话，带着一种友好、亲密的腔调，半嘲笑，但富有深厚的同情）我说，看样子你是个结实的家伙，是不是？我见过许多被人们叫做猩猩的硬汉，但是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真猩猩。你的胸膛、肩膀、手臂和手真够棒的！我敢断定你的两只拳头都有那么一股劲，能把他们全打垮！（他是怀着真正的赞美心情说这番话的。猩猩好像懂得他的意思，直立起来，挺起他的胸膛，用拳头在上面敲打着。扬克同情地嘻嘻一笑）真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敢向全世界挑战，是不是？你有我说的那些优点，尽管你说不清楚话。（于是话里夹带着苦恼）你又怎么会不懂得我的意思呢？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个俱乐部，毛猿俱乐部的会员吗？（他们互相瞪视——一顿——扬克继续说下去，慢吞吞地，痛苦地）原来，当那个白脸婊子看我的时候，你就是她所看见的。我呢，在她看来，就是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只不过是在笼子外面——冲出笼去的——可以随随便便去杀死她，懂吗？真的！那就是她的想法。她并不知道，我也是在笼子里——比你更糟——真的——一副可怜相——因为你还有机会冲出去——可是我呢——（他糊涂了）噢，见鬼！全都错了，是不是？（一顿）我想，你准想知道我到这儿来干吗，嗨？从昨天晚上起，我就在这个巴特里公园的椅子上赖着。真的，我看见了日出。那可美啦——一片红色、粉红色和青色。我还看着摩天楼——钢铁做的——还有所有开进开出的船只，行驶世界各地——它们也是钢铁做的。阳光温暖，没有云彩却吹着微风。不错，那是了不起的。我完全享受到了——正像派迪说的，那才是叫人过瘾的好饮料——只不过我不能到那里面去，懂吗？我不能在那里面起作用。因为它高高在上。我一直在想——后来我就跑到这里看看你的模样儿。我等到他们全都走完了，来跟你单独聊聊。我说，你老是坐在那个围栏里，忍受那些白脸的、瘦骨如柴的臭女人和她们的蠢男人，那些该死的东西，来打趣你，嘲笑你，又被你吓得要死，你有什么感想！（他用拳头敲打栅栏。猩猩摇晃它的笼子上的铁栏并嗥叫。所有其他的猿猴都在暗处发出愤怒的吱吱哇哇声。扬克继续说下去，兴奋地）真的，他们也就是那样打击我的。不过你幸运，懂吗？你跟他们不是一伙，这一点你知道。可是我呢，我跟他们是一伙——但是我不知道，懂吗？他们跟我却不是一伙，就是那么回事，懂得我的意思吗？思考真费劲——（他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拿一只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下。猩猩不耐烦地咆哮着。扬克继续说下去，思索地）我想说明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可以坐在那儿，梦想过去，绿树林呀，丛林呀，等等。你是那里的主人。他们不是，你可以嘲笑他们，懂吗？你是世界冠军。可是我呢——我没有过去可想，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而那又不顶事。当然，你比我好多啦。你不会思想，是不是？你也不会说话。可是我能拿说话和思想来吓唬人——差不多还能蒙混过关哩——差不多！笑话也往往就出在那里。（他笑起来）我不在地上，又不在天堂里，懂我的意思吗？我在天地中间，想把它们分开，却从两方面受尽了夹缝罪。也许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狱吧？可是你呀，你是在最下层。你顶事！真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顶事的，你这个走运的家伙！（猩猩得意地吼着）所以他们就把你关在笼子里，懂吗？（猩猩怒吼）真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当你设法去想它或说它，它就溜了，它藏在老深——老远——背后的什么地方——你和我，我们能感觉到它。真的！我们俩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嘛！（他笑起来——然后用一种粗野的声调说）去他妈的！见鬼去！要采取一点点行动，那才是我们的拿手！那才顶事！打倒他们，一直打到他们用手枪——用钢铁把你杀死为止！不错！你是个把戏吧？他们跑来看你关在笼子里——是不是？想报仇吗？想落得一条好汉的结局，而不要慢慢憋死在那里吗？（猩猩大吼，表示竭力赞成。扬克继续说下去，带着一种愤怒的喜悦）不错！你是个好样的！你会坚持到底！我和你，嗨？——我们俩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我们打一次最后的漂亮仗，把他们从座位上打下去！等我们打完了，他们会把笼子造得更坚固一些！（猩猩使劲拉扯铁栅，咆哮着，两脚交换着跳跃。扬克从外衣下面掏出一根短撬棍，撬开笼门上的锁，把门拉开）州长赦免了你！出来，握握手吧。我带你到五马路散散步。我们要把他们从地球上打下去，我们要在乐队伴奏中死去。走吧，兄弟。（猩猩小心翼翼地走出笼子，走到扬克跟前，站在那里望着他。扬克保持他的嘲讽腔调——伸出他的手）握手，按照我们团体的秘密方式。（也许那种嘲讽的腔调突然激怒了那个畜生，它纵身一跳。用两只大手臂抱着扬克，拼命一搂。一阵叽里喀嚓肋骨折断的声音，扬克发出一声痉挛的叫喊，仍然带着嘲讽腔调）嗨，我并没有说吻我呀！（猩猩让那掰折了的身体滑到地板上；它犹疑地俯视他，思考着；随后把他抓起来，投进笼子，关上门，拖着脚步狠狠地走进左面的暗处。从其他的笼子传来一片吃惊的吱哇乱叫声。随后扬克动弹一下，呻吟着，睁开眼睛，片时沉默。他痛苦地喃喃说）我说——他们应叫它跟祖拍斯科⑩比一比。它算是彻底打垮了我，我完了。就连它都认为我不顶事。（随后突然动了感情，感到绝望）上帝，我该从哪里开始哟？又到哪里才合适哟？（突然克制自己）噢，见鬼！不能抱怨，懂吧！不能退却，明白我的意思吧！死也要在战斗中死去！（他抓住笼子上的铁栅，痛苦地拖起身来——迷惘地四顾——勉强发出冷笑）在笼子里，嗨？（带着马戏班招揽观众的刺耳的叫喝声）太太们，先生们，向前走一步，瞧瞧这个独一无二的——（他的声音逐渐虚弱）——一个惟一地道的——野毛猿——（他像一堆肉，瘫在地板上，死去。猴子们发出一片吱吱哇哇的哀鸣。也许，最顶事的，毕竟还是毛猿吧。） ﹝幕落。 ——剧终 [①]德文：祝你健康。 ②法国佬。 ③晚上八点到夜里十二点的一班。 ④法文：猪猡。 ⑤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 ⑥罗丹（1840一1917），法国著名雕塑家。《沉思者》是他的总称为《地狱之门》群像中的一座塑像。 ⑦公元前六十三年，喀提林组织阴谋政变，以推翻西塞罗为目标，后被镇压。 ⑧伽图是公元一世纪罗马爱国志士，以品德崇高、有辩才著称。在内战中他支持庞培，反对凯撒，后来兵败自杀。 ⑨不可知论者。 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有名的摔跤家。 录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A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芭芭拉·弗雷：美国的无产阶级小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美国的无产阶级小说〔美〕新泽西罗特格斯大学芭芭拉·弗雷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何卫华谢海燕译在美国文学史中，“无产阶级小说”这个名称用来指的是从1929年到1941年间写出的一百多部小说。冷战期间以及这之后几十年间，无产阶级小说被宣告在美学上已经完全破产，应被抛进文学史的垃圾箱之中。再后来，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对宏大叙事的憎恶，再加上身份政治，一直主导着学术界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等问题的研究，这些左翼文本于是越来越被边缘化。因此，当前对无产阶级小说，更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复兴感兴趣的学者们就得从头做起，首要的任务就是得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上来厘清这一概念。美国无产阶级小说的兴起与其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当时文学圈外发生着三件相互联系的大事：大萧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红色苏联的出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还有美国共产党（CPUSA）的发展壮大，先是通过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ReedClubs），以及后来的美国作家同盟（LeagueofAmericanWriters）和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WritersCongress）所召开的规模宏大的会议，这些事件对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很有必要注意这之前的文学文本和流派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在它们的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小说才有可能出现，有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后来的一些无产阶级作家对这些文本和流派的引征。在同样关注着压迫和抵抗的奴隶文学中，这些作品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叙述者的情感和政治历程使得他们最后都成长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主人公。这包括很多被称作自然主义的作品，如斯蒂芬·克兰（StephenCrane）的《街头女郎玛琪》（1893）、哈姆林·加兰（HamlinGarland）的《大路》（1891）、弗兰克·诺里斯(FrankNorris）的《麦克提格》（1899），在对阶级社会中贫穷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些作品表达出了一种悲观的命定论。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政治乌托邦以及恶托邦（dystopia），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的《回顾2001—1887》（1888）以及杰克·伦敦（JackLondon）的《铁蹄》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它们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幻境，同时也反映了这些梦想幻灭而招致的惨重代价。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小说，如欧内斯特·普尔（ErnestPoole）的《海港》（1915），以及最为出名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的《丛林》（1906），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前线和中心移置到了工业化城市。《国际共产主义评论》和当时的《群众》为具有阶级意识的作品和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批判提供了论坛。激进运动在1919年达到了高潮，尽管之后很快平息下来，但极大地鼓舞了很多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的政治意识。杂志如《解放者》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工人月刊》，继续着《群众》的未竟事业。非美激进主义的主要报纸包括《使者》和《改革者》，它们表明二战后的黑人不仅在文化上激进，同时在政治上也具有革命性。这类小说包括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的《巴比特》（1922）以及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1925），在关注讽刺和心理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同时，强调了资本主义物化是使其主人公异化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关于移民的小说，如塞缪尔·奥尼茨（Saniuelornitz）的《腰，腹，颚》（1923），阿齐亚·叶齐尔斯卡（AnziaYezierska）的《提供面包的人》（1925），在描述追求虚假美国梦的故事中，总是带有强烈的怀疑论倾向。哈莱姆文艺复兴发生于20年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包括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的《不是没有笑声》（1930），克劳德·麦凯(ClaudeMcKay）的《班卓琴》（1929），以及吉恩·图玛（JeanToomer）的实验小说《手杖》（1923），这些都被看做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奠基文本，强有力地控诉了种族暴力和阶级不平等。随后十年中，作家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对于他们来说，兴旺繁荣的20年代压根就没有过。1927年，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Sacco）与巴托洛梅奥·范泽蒂（BartolomeoVanzetti）被处决，这对很多激进主义作家来说更是火上浇油，这其中就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他被看做最为重要的无产阶级小说家。强调同过去作品和传统的联系并非是出于义务，非得仪式性地回顾一下文学史，也不是要去质疑将无产阶级小说视为成熟于某个独特时期的独特类型的适宜性，而只是想要表明无产阶级小说不可能被搁置于时间真空之中。“自然主义”以及“哈莱姆文艺复兴”这些范畴从某些角度来说，作用不容低估，但它们忽视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并且武断地进行时期划分，这样就掩盖了贯穿于美国文学史中的一根“红线”，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Hicks）在他1933年修订的文学史《伟大的传统》中强调了这一点。此外，显而易见，一些无产阶级小说家认为他们的作品和这些先前的文本和传统的路线是一致的。阿纳·邦特蒙普斯(ArnaBontcmps）的《黑色的雷霆》（1936）就是以保存在菲斯克大学的史料为基础的；理查德·莱特（RichardWright）的《土生子》（1940）就是以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中的犯罪与惩罚为蓝本写成的；迈克·高尔德（MikeGold）的《没钱的犹太人》（1930）则借鉴了《丛林》和《腰，腹，颚》。这种回顾让我们明白，无产阶级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连贯的。但是对其中心议题一直就争论不休，而且其中心议题即使在全盛期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无产阶级小说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1932年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主要的左派文化机关报，《新群众》开展的系列讨论质疑了这一文类存在的问题。无产阶级小说、激进小说以及革命小说之间有何差异？“无产阶级小说”这个名称指的是作者还是读者？是主题还是政治观点？尽管人们认为这四点在典型的无产阶级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其一种可操作性的定义在30年代形成定论，就是无产阶级小说是从反对资本主义的视角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其目的是在读者心中形成斗争性，甚至是革命的阶级意识。在1936年之后，当反法西斯主义取代了革命阶级斗争而成为共产党的战略重点时，“无产阶级小说”几乎从一些左派杂志如《新群众》和《党派评论》中消失。然而在30年代后期，最为多元、最有造诣的无产阶级小说出现了，这一点表明创作有效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小说这一挑战仍然在激励和鼓舞着这一时期的作家。从一开始，无产阶级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来自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影响。高尔德1921年在《解放者》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的文章，号召美国艺术家和作家也像年轻的苏联一样发动一场无产阶级运动。20年代后期“拉普”(RAPP）理论家们的讨论，尤其是有关鼓励工人进行写作以及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言论，都发表在《新群众》上。沃尔特·卡蒙（WaltCarmon）以及后来的乔舒亚·库尼兹（JoshuaKunitz）负责使美国的激进分子能即时了解苏联的最新动向。一批美国作家向《国际文学》投稿，这本杂志由第三国际所支持的世界革命作家联盟创办。但是美国的无产阶级作家却受到不公正的斥责，说他们为苏联出版的一些“刊物”推波助澜。30年代的哈尔科夫会议形成了很多合理建议，但是大部分都被忽略。在3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替代了无产阶级文学，美国作家对这一点一直都不理解。当时的一些文学大师如阿那托利·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斯姆·高尔基、卢卡契的文章在20世纪30年代频繁出现于美国的左派杂志上，但其分量明显不如美国国内的一些有影响力作家的作品，这其中包括高尔德、希克斯、约瑟夫·弗里曼（JosephFreeman）。而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无产阶级文学》是道地的美国作家成就的集中体现。尽管在冷战时期，30年代文学激进主义总是被描述为一些单调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无产阶级小说家对现代主义的精妙仍然无动于衷。事实上，30年代的作家也极为注重文学试验和创新。甚至那些选择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也不得不大量采用新的文学创作手法。当他们不能以熟悉的叙述方式表现左派政治时，他们的批评家可不会留情面。很多左派文学人士，包括批评家和小说家，都对运用一些高度实验性的小说形式来传达左派政治表现出极大兴趣。克莱拉·韦瑟瓦克斯（ClaraWeatherwax）的《前进！前进！》（1935）运用了多视角和意识流的手法，在1935年《新群众》举行的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年度最佳无产阶级小说．左派作家和评论家并不怎么喜欢艾略特，他们将其斥为反动的唯美主义者，但是他们同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之间关系复杂，比照埃兹拉·庞德提出的“推陈出新”(makingitnew）这一标准来看，他们常常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在二战之后，将现代主义等同于寂静主义的高度现代主义（highmodernism），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这同无产阶级文学激进分子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美国的无产阶级作家既没有听命于莫斯科，也没有投靠现代主义而成为“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美学口号的支持者，那么，他们也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左派”那样形成团体。大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批判艺术是宣传工具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新群众》、《党派评论》，以及约翰·里德俱乐部的报刊发表的关于文学和政治的讨论，就会发现如果说大多数美国的文学左派人士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认为美学应是认知的，而不是鼓动性的。大多数左派作家和评论家反对说教，而倾向于接受将政治和文本熔于一炉的文学创作手法。在有关小说美学的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编制”、“混合”和“合并”之类的词汇。当然，一定程度上，这种抱怨是针对那些老套、拙劣的作品。但是它们却传达了一种信息，大家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美学观点：作品应该是表现（show），而不是说教（tell）。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美学原则都可以追溯并和政治关联起来。文学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美学思想的接收，是同大的政治背景中的种种改良倾向以及美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分不开的。即使在激进主义如火如茶之时（可参阅威廉·福斯特1932年的《走向苏维埃美国》），关于改革和革命、选举政治和美国“民主传统”之间的关系，美国共产党向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出的信号总是相互矛盾。人民阵线年代，这些趋势甚嚣尘上，它们在1919年共产党形成时起就已存在。我们可以试着将政治命题同文学形式命题连接起来：正如左派组织者不应该过分地坚持革命，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要“从外部”带入共产主义观念，同样，文学文本不应该过分坚持通过宣讲、导师般的人物以及叙述的语态来对读者进行政治教育，文学人物的经验应该是“来自外部”。尽管文学激进主义者像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渴望一个没有阶级差别、平等的“更好的世界”，但是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他们有时也莫衷一是。同时期的左派学说和实践还有两个特征同我们的讨论相关。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左派的批评者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之中忽略了对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压迫。关于30年代的对“妇女问题”和“黑人问题”（用当时的话来讲）的记载颇为含混。左派人士经常将无产阶级刻画为阳刚、有男子气概的形象；共产党学说关于家庭妇女没有酬劳的劳动在理论论述上并不充分。但是，当时《新群众》有为女性专门设的栏目，刊载关于烹饪、养育小孩以及怎么应对丈夫之类的文章。而且，无论在《新群众》还是在专门以女性为对象的党机关报如《工人阶级妇女》，都强调女性参加阶级斗争，控制生育，提倡堕胎，大力提倡苏联式男女之间的新型关系和废除形式婚姻。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方面，美国共产党态度明朗。毫无疑问，他们是美国30年代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力宣传反对私刑和反对歧视黑人，以及支持小佃农运动，在党内部进行的反对“白人沙文主义”斗争中也是如此，这在1931年党内对哈莱姆看门人的“审判”事件上得到集中体现。在30年代早期，共产党领导了以反对歧视为目的的抗议活动，这在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中有所描述，确立了党在城市中的反种族主义路线。在全国黑人议会中，党起了主要领导作用，负责处理各种问题：组织生产、反对警察滥用暴力、要求救济、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上将多种族工会主义提上日程等。以阶级为基础的多种族大联合，让白人和黑人联合起来进行战斗，很多年这一号召与要求南方黑人地带黑人进行自治的口号矛盾地共存。尽管共产党不断批评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支持培养“黑人民族意识”并且承认在黑人地带建设未来的“苏维埃美国”，尽管这是过渡性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肯定是“民主的”。不管是在美国阶级斗争的政治组织上还是在表现种族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学文本中，这种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之中的对于黑人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跨种族主义的暖昧态度，很快就引起激进行为并招致混乱．关于无产阶级小说的学术研究经常采取以主题来进行分类的形式。无产阶级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当然，很多小说可以同时被归入到几种类型之中。罢工小说。这一类型包括韦瑟瓦克斯的《前进！前进！》，罗伯特·坎特维尔（RobcrtCantwell）的《富庶之地》（1934）——他还有一本以伐木工人为题材的小说，还有李恩·祖格斯密斯(LeaneZugsmith）的《将被记住的时光》（1936）——和奥巴赫(Ohrbach）的小说一样，其以纽约一家百货店工人运动为题材。约翰·斯坦贝克的《胜败未定》（1936）和《愤怒的葡萄》（1939）讲的都是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罢工时期的一些暴力事件。另外，一些早期的无产阶级小说讨论了1929年发生在北卡罗莱纳的加斯托尼亚的纺织工人罢工事件。在这次罢工之中，美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南方组织工人运动。关于加斯托尼亚罢工的小说还有：玛丽·西顿·福斯（MaryHeatonVorse）的《罢工！》（1930），格雷士·伦普金（GraceLumpkin）的《做自己的面包》（1932），威廉姆·罗林斯（WilliamRollins）的《前面的影子》（1934），菲尔丁·伯克(FieldingBurke）的《将家称作心》（1932），以及迈拉·佩奇(MyraPage）的《即将到来的风暴》（1932）。还有很多女性作家也描写过这次罢工事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埃拉·梅·薇金斯(EllaMayWigglns）。这位歌手同时还兼任当时工会领袖，她在这次罢工中扮演的角色极具传奇色彩，后遭警察杀害。种族和反种族主义小说。这和关于加斯托尼亚罢工的小说有所重合，但这些小说主要关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联合，包括加斯托尼亚系列小说，如伦普金的《该隐的记号》（1935），伯克的《滚下来的石头》（1935），理查德·莱特的《汤姆叔叔的孩子》（1940)（严格说来，这是一本故事集，而不是一本小说）中关于南方种族暴力的故事。威廉姆·阿塔韦（WilliamAttaway）的《锻炉上的鲜血》(1941）讲的是在1919年钢铁大罢工期间，非裔美国人被当作工贼的事倩。在20世纪前30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这次失败最为惨痛。在这一类型中，有三部重要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将以往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同30年代联系在一起：居伊·恩朵尔的（GuyEndore）的《巴卜克》（1934）和阿纳·邦特蒙普斯的《暮鼓》(1939），这两部小说讲的都是海地人的革命，还有邦特蒙普斯的《黑色的雷霆》（1936），这部小说用小说的手法叙述了1800年由加百利·普洛瑟（GabrielProsser）领导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次失败的奴隶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类型的很多小说中也有反种族主义情节，这是很多无产阶级作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底层狗小说”，即关于缺乏阶级意识工人的小说。这一名称来自爱德华·达尔博格（EdwardDahlborg）1930年的小说，这是关于一位成为流氓无产阶级工人的小说，这一类型包括一些关于流浪汉和流徙者的小说，如尼尔森·阿尔格伦（NelsonAlgren）的《靴子里的人》（1935）和汤姆·克罗默（TomKromer）的《无所期待》（1935）。特拉文（B.Traven）关于无根的水手和未来矿工的小说（包括《死亡之船》（1926）和《马德雷山脉的宝藏》（1928）是属于30年代之前的作品，但是也属于无产阶级小说这一类型。还有一些小说描写一些面对剥削，却甘愿充当工贼的工人（这包括路易斯·科尔曼的《木材》（1931），詹姆斯·斯蒂尔的《运送装置者》（1935），或者将自己的异化转化为性攻击和种族暴力（如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莱特的《土生子》和《今天的上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无产阶级小说，它们的小说人物多是没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描写具有阶级意识、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主人公的小说。这些文本包括一系列主人公和事件。杰克·康洛伊（JackConroy）的《被剥夺者》（1933）是这类作品中的早期文本，描写一位年轻矿工逐渐成长为激进分子、左派领袖。迈拉·佩奇的《莫斯科的美国佬》（1935）用一种更具戏剧性的方式描写了安迪阶级意识的转变，一位失业的底特律工人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来到莫斯科，在一家拖拉机工厂工作，并最终决定留下来待在那里。阿格尼丝·斯梅德利（AgnesSrnedley）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1934）描写了一位年轻女性如何反抗阶级和性别压迫，经过一系列痛苦和磨难，终于在政治和情感上成熟起来。伊思多·施雷德（IsidorSchneider）的《来自必然的国度》（1935）同样以作者自己的生活为基础，记叙了一位性格温和的诗人如何成为一位激进分子。爱德华·纽豪斯（EdwardNewhouse）的《你不能睡在这里》（1934）描写了一位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胡佛村庄的年轻记者的政治觉醒。艾伯特·马尔兹（AlbertMaltz）的《潜流）(1940）以复杂的方式描述了一位共产党工会组织者如何被美国法西斯主义者绑架和谋杀。宽泛说来，这一类型还可以包括海明威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战地钟声》（1940），其背景是西班牙内战，讲述了一位年轻主人公在死亡阴影之中终于体悟到了人生真谛。描写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小说。这类小说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对家庭的影响，这包括一系列的女性作家的作品。梅立德尔·苏伊(MeridelLeSueue）的《女孩》（1978）和梯利·奥尔森（TillieOlsen）的《约侬蒂欧：来自30年代》（1978)（这两本小说都写于30年代）描述了阶级剥削语境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涉及包括诸如流产和强奸等社会问题。高尔德的《没钱的犹太人》和托马斯·贝尔的《所有的新娘都是美丽的》（1936）描写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法则”是如何在社会现实之中演绎的。康罗伊的《去赢取的世界》（1935）描述了两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弟兄，并将他们的生活进行对照，但是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却发现他们最终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Herbst）的《金绳》三部曲（1933，1934，1939）追叙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几代人的生活，一方面探索了身份地位和政治抉择之间复杂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子女间的情感纠葛。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2,1936），以细节的方式描写了下层人士，也涉及其他类型中的各个方面，但是就划分目的来看，放在这一类别之中比归于其他类型要合适，因为它对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种种虚假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上述分类可以勾勒出无产阶级小说的内在主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叙述策略和方式，而不是从主题进行划分，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激进作家如何将左翼政治体现于小说之中。希克斯1934年在当时颇具声望的《新群众》上发表了题为“革命与小说”的系列文章，对无产阶级小说从形式上进行分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框架。对希克斯的分类稍做修正，我们可以将无产阶级小说分为四个大类：自传小说、教育小说、多主人公社会小说和集体小说。自传小说一般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工人阶级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同时也是故事叙述者，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位主人公逐渐对主宰其生活的力量有了阶级意识。高尔德的《没钱的犹太人》有85％是自传性的，它描述了一位住在纽约下东区的犹太美国人如何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在小说快要结尾处，麦克在公众场合听到一次革命演讲，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这种顿悟，由于叙述者和故事人物的紧密结合而得到读者理解。在《大地的女儿》中，斯梅德利将马克思社会分析同对主体的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她的主人公玛丽·罗杰斯的内心挣扎，由于这部小说的自传体性质使得这种内心斗争效果得到加强。在康洛伊的《被剥夺者》中，拉里·多诺凡决定放弃小资产阶级逃避路线，直面自已作为无产阶级的贫穷地位。这一决定同对他工作经历的现实主义描写是分不开的。在所有这些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的成熟都与他们的阶级意识的获得分不开。尽管这一类型对真实的强调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一种经济工人主义，但这些作品在表现无产阶级自我觉醒和实现上是引人人胜的。无产阶级教育小说（即关于个体成长历程的小说），也是聚焦于一个主人公，但完全是一种小说的形式：在所有无产阶级小说中，从传统角度来看，这是最具小说性的。其经常描述虚假意识是如何转变为阶级意识的，这种类型通常采用全知叙述方式，描绘一系列代表着不同政治倾向和立场的次要人物。佩奇的《莫斯科的美国佬》记叙了安迪的政治觉醒，他逐渐同正在通过发愤图强不断发展的新社会站到一起，这种转变同他对一位解放的“新式的苏维埃女性”愈来愈深的爱是分不开的．小说中描述了生产，即如何扩大产量、使劳动分工民主化的情节，同其中关于爱情的情节同时展开。伦普金关于加斯托尼亚罢工事件的小说《做自己的面包》，大致可以说是以烈士薇金斯的一生为基础，描写了一个从大山中走出来，来到工厂做工的女性波尼·麦克鲁尔的阶级觉醒，这部小说从微观的层面上描述了一个阶级的产生。拉·苏艾尔（LeSueur）的小说《女孩》描写了明尼苏达州一个无名女招待，在准备生下自己私生子的同时，也在准备着进行一场阶级斗争。恩朵尔的《巴卜克》则讲述了一个非洲部落所发生的辩证性变化，从而坚定了当地居民杀死压迫者的决心：巴卜克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通过主人公的意识觉醒来激励读者这一方面，这些无产阶级教育小说所产生的效果大相迥异。佩奇的小说在快要结尾时，由于过分依赖传统爱情故事，掩盖了内在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性。伦普金的小说很少明确告诉读者波尼所处的宏观背景，反资本主义在每一页都得到了暗示，但是除了在快结尾时通过一个左派导师式人物有所表现之外，革命性政治在小说中基本上是完全缺场的。苏艾尔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几乎不怎么讲话的女主人公，并且将生孩子同改变世界联系在一起，其不妥之处在于将阶级意识苏醒生物化（biologizing），并且这点并不只局限于女性。相反，恩朵尔的小说在叙述海地人民革命时，叙述者不时地插入有关20世纪的历史背景知识，这使得读者可以意识到该小说的现实意义。《莫斯科的美国人》对浪漫传统的依赖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减损其主人公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影响力。尽管它们的叙述语气不尽相同，但是，所有文本都将读者的政治觉醒基本上同主人公的成长联系起来。在无产阶级教育小说中，读者对具有阶级意识的主人公的认同可以促使人们去质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这一制度认同私有制，而这正是这种小说形式产生的社会基础。习惯上，我们并不认为莱特的《土生子》是一部无产阶级小说，但实际上是这种类型小说的一部力作：它展示了一些创造性写作技巧，这种技巧也可以被作者用在常规小说创作中，通过一个主人公来体现激进的政治观点。在这部小说中，莱特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才能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来了解比格·汤姆斯内心意识和行为产生的基础，同时比格自己都说不清那些操控自己命运的各种力量，在这一情况下，还得要使读者注意到他的思想变化。非裔美国作家必须“接受他们生活中的民族主义内涵，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鼓励它们，而是为了超越它们”。这是共产党路线中“黑人问题”的中心主题，莱特在1937年发表在《新挑战》中的一篇文章《黑人写作的蓝图》中阐述了这一点，这一必要性使得这种挑战更为复杂。莱特在这一方面是很成功的，因为首先，莱特表明了比格还不成熟的黑人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从接受希特勒到希望和城里黑人地带的居民融为一体。通过报纸上的那些标题和偷听到的谈话，我们可以了解比格思想局限性的外在物质原因：那些标题使用形容野兽的词汇来描写他，而那些谈话表现了南方其他黑人思想有着同样的局限性。共产党律师勃利斯·麦克斯的长篇演说，这可比《美国的悲剧》中的审判时的那一幕分析得更为透彻，它阐明了一个主题，那就是比格是“国中之国”的一分子。在他詹姆士式的前言“比格是怎样诞生的”中，莱特说如果把比格的异化同列宁和高尔基的异化相比较的话，比格的原型就是南方众多的黑人，他还指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比格·汤姆斯，而且他们中还有很多都是白人。这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的效果在于这样一种逻辑：黑人民族主义首先被接受，然后再被超越．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如何才能将种族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没有必要将比格刻画为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的形象（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都坚持这样一句名言：“我为何杀人？为我所是。”）。依赖一个主人公独立来进行政治教育，存在一些潜在的不足。鉴于此，很多无产阶级作家放弃了单个主人公模式，而转向多个主人公的社会小说，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描绘了一系列的代表众多阶级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人物。在邦特蒙普斯的《黑色的雷霆》之中，描写了一系列人物，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不仅表现出形式各异的勇气和恐惧，同时还围绕人权进行了哲学探讨。这一论争使20世纪30年代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持续影响以一种微妙方式得到暗示。坎特维尔的《富庶之地》通过发生在木材场的罢工事件探讨了在那些维持木材场运作的工人之中进行自治的可能性。因此，这部小说也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现实中社会主义出现的可能性。阿塔韦的《锻炉上的鲜血》描述了莫斯三弟兄，这三弟兄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同周围环境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开始崭露头角的黑人无产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当然，阿塔韦的小说也有不足，就是将读者局限于作品人物意识之中，这一点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在1941年撰文进行了批评，认为阿塔韦不懂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是作为一部多主人公社会小说，它避免了很多个人主义教育小说的缺陷，用这种方式来描述1919年钢铁大罢工，被证实极为成功。在20世纪30年代无产者小说中，集体小说也许是最成功的模式，当然也最具创造性．与社会小说类似，集体小说刻画了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并且比社会小说更进一步，它把整个社会群体当作主人公。集体小说将集体的意义扩大，打破了“人物”的概念，创造出一种群体意识，个体的声音在其中开始变得模糊，在韦瑟瓦克斯的一部关于伐木工人的获奖小说中，工人们沉思着如何回应死于伐木的同伴，这种沉思成为一种集体声音。有时集体小说中心人物从头到尾都没见过面：在赫布斯特的《金绳》中，左翼记者维多利亚·琼斯和工会组织者史蒂夫·卡逊的道路从未交叉，他们素未谋面。读者只有自己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物出现在同一部小说里，这样才可以让读者积极思考并构建整个社会结构，这是集体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作品语境更替突兀，从小说人物个体生活话语跳转到叙述者有关政治和历史的论断：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著名的插入章节有力地宣布了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这是早期集体小说试验的结果。集体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插入了一些纪实性材料：标题、传单、歌曲等，这就要求读者进行甄别，让读者明白，历史话语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尽管无产阶级教育小说也采用这一策略，如《土生子》，但它在集体小说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在使读者明白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举足轻重。有多个主角的社会小说通常依赖传统的透明叙述表达其关于社会秩序的理念，而集体小说采用的更多的是“总体性批判”。即使作者希望读者将各个描写整个社会的点连接起来，读者也被暗示这一整体的性质实际上是个政治斗争问题。多斯·帕索斯是对集体小说的能量挖掘得最为充分的作家，提到集体小说的起源和发展就得提到他的名字。他的《美国》三部曲试图将小说技法试验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代表了这种尝试取得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通过政治左派观点，采用将未来主义、立体派、电影蒙太奇杂揉而成的风格，有力地记述了20世纪前20年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北纬42度》讲的大约是1900—1916年的事；《1919年》重点写1917—1919年的战争岁月；《赚大钱》写的是1920—1928年的事，预示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在这些时期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多斯·帕索斯的政治观点转变较大。《北纬42度》从其在20世纪20年代所持的那种自由的、波希米亚式的激进主义视角，描述了美国成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社会党战前活动以及一战等重大事件。在《1919年》中，作者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部作品描叙了战争杀戮以及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帝国主义的权力争夺，而作者此时的视角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赚大钱》记叙了劳动力压迫和日益增长的消费主义，表现了索恩斯坦·韦布纶（ThorsteinVeblen）的讽刺精神，而此时作者立场更多的是专家政论而非马克思主义。帕索斯的每部小说由四类相互交织的素材构成：小说叙事、人物肖像、新闻片、摄像机镜头。小说叙事有一系列人物：蓝领工人、媒体名人、左翼组织者、好莱坞影星。这些人物生活以缩影的形式体现了意识形态困惑、性商品化、“赚大钱”的诱惑，以及偶尔出现的激进政治对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的影响。有些角色只出现在一部小说中，有的在三部中都出现，有的人物生活交叉，有的孤独和边缘化。多斯·帕索斯与人物保持的距离及其嘲讽语气虽被指责为机械的和行为主义的，但他正是试图用他的一系列想象的社会典型人物，表达他对资本主义使人失去理解和爱的能力的深刻批判。人物肖像表现为散文诗式的血泪故事，时而反讽，时而雄辩，涉及20世纪一早期对文化、技术、政治有或好或坏的重大影响的男性（其中有一个叫伊莎多拉·邓肯的女性）。多斯·帕索斯的正面人物（尽管描写中总是有一丝嘲讽）包括尤金·德布斯、卢瑟·伯班克、韦斯利·埃佛勒斯、乔·希尔、大比尔·海伍德、约翰·里德、伦道夫·布恩、“战斗的鲍勃”拉·弗里特、赖特兄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邓肯和维布伦。他的反面人物，或至少是他所鄙视的人物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小基思、摩根家族、伍德罗·伍德罗、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塞缪尔·尹苏尔、亨利·福特、鲁道夫·瓦伦蒂诺。最引人注意的人物肖像是两个无名人物：埋在无名战士墓的一个美国人（戴着大礼帽的伪善的威尔逊给他带来了一束罂粟花）和一个流浪汉，也就是那个大萧条时期失业的搭便车的旅行者，《赚大钱》以这个美国梦的失败者的肖像结束。《赚大钱》是对伟人历史观的挑战，从阶级意识立场探索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把小说人物的生活与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历史力量联系了起来。新闻片由一页到三页的报纸标题、广告语、演讲片段、流行歌曲片段组成，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宣扬的侵略主义、反对劳动阶级的宣传（失业者的暴乱）、有钱有名的生活、消费主义价值观、侵略主义，以及平常陈旧的谎言（如“列宁死了”）的讽刺，偶尔也包括左派报纸（“工人前进在德国国会大厦”，“老兵需要工作”）的片段。这种意识形态蒙太奇揭示了大量制造共识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同时强调了形成并普及一种不同话语的重要性，通过这种话语可理解阶级斗争。“摄像机镜头”是一些乔伊斯式不连贯的意识流冥想，代表着多斯·帕索斯自己逐渐成长为文本的作者。《北纬42度》某些段落讲的是作者优越但又悲伤孤独的童年。在《1919年》中，作者是一个战地救护车司机和预备役军人，见证了1919年的革命失败。在《赚大钱》中，摄像机镜头记叙了他作为一名立场不坚定的左翼记者，当他加入到营救萨科和范泽蒂的行动中时，才有了清楚的认识。在三部曲高潮部分著名的那段话中，他谴责了那些“使用我们祖先纯洁的话语而使之变得污秽不堪”的人并且宣称“好吧，我们属于两个不同民族”。作者希望读者能认同这种观点，但读者只有读完了前面的1500页才能有这种认识，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现象才能达到本质。要把握导致美国破裂的原因，就必须在不同层面上了解历史的辩证法。多斯·帕索斯总是与左翼保持一定距离（即使在《1919年》中也是如此），《美国》中的许多教条式政治也招致许多左派人士的批评。他一系列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白人，而那些短暂出现的非裔人、亚裔人、西班牙裔人与那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模式一致。与其他一直在抨击美国现实的种族问题的白人左翼作家相比，多斯·帕索斯显得相当落后。尽管他的目标是资本主义扭曲性别身份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多数女性人物的作用仍显得不及男性。在多斯·帕索斯笔下，左翼领导者和组织者经常愤世嫉俗，特别在《赚大钱》中，他越来越倾向于将共产党人用漫画形式描述为“斯大林”式的斧头帮形象。即使在最充满激情的时候，多斯·帕索斯表达的更多的是对民族在被接管中遭背叛后的失望之情，而非致力于废除他透彻分析的阶级制度。尽管《美国》表现的政治设想和论断与无产阶级小说的激进思想相去甚远，但《美国》从整体上辩证地把握了美国历史，强烈地意识到了话语在历史叙述中所起的霸权和反霸权作用。《美国》三部曲代表了美国激进主义文学的高峰，让－保尔·萨特因此在1940年说：“多斯·帕索斯是我们时代最好的作家。”并不是所有的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都加入到了无产阶级小说创作之中，但许多不支持激进文学的作家作品都对这种文学的主题和技法作出了反应，这也证明了这种文学的影响力。纳赛尼尔·维斯特（NathanaelWest）的《凉爽的一百万》主要是戏仿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的叙事，其中不走运的主人公莱缪尔·比德金被塑造为一个典型的没有阶级意识的人物，他被肢解，逐渐地失去了四肢和器官，这是对“底层狗”的无产阶级小说传统的超现实嘲弄。卓拉·尼尔·赫斯顿（ZoraNealeHurston）的《他们的眼睛在看着上帝》的主题之一就是对无产阶级主义的一种民间挑战。在第二部中，珍妮和剃凯克在“粪肥”上愉快地劳动，尽情享受着和他们一起劳动的巴哈马人的音乐，这样的描写实际上是反驳同时期的无产阶级小说中对剥削和受苦的强调。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可以看作是对无产阶级主题进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大萧条有关的乔·克里斯托姆和莉娜·格罗夫流动的生存方式的原型被重新铸造，废奴主义者的后代乔安娜·博顿与斯格特波罗的外部煽动者有暗中的联系。在《押沙龙，押沙龙！》（1936）中，托马斯·苏彭从山上到了平原上的奴隶制种植园里，这部分的描写有点像古典悲剧，同时也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观点的力度。即使那些远离美国作家大会的作家也受到了当时激进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无产阶级小说的影响，他们可能抵制这种小说，但不可能置若罔闻。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无产阶级小说在二战后并没有消失。冷战早期的小说，如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Himes）的《孤独的征讨》（1947）和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与这种潮流相反，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Saxton）的《伟大的中士》(1948）对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者表达了深切同情。战后，霍华德·法斯特（HowardFast）笔耕不辍，他的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继续了文学史中的这根“红线”。杜鲁门·尼尔森（TrumanNelson）、劳埃德·布朗（LloydBrown）、哈里特·阿洛（HarrietArnow）在麦卡锡主义高压下仍然出版了一些左翼小说。冷战压力导致许多左翼作家转向科幻小说，弗雷德里克·博尔（FrederikPohl）和西里尔·科恩布鲁斯（CyrilKornbluth）写的《太空商人》（1952）表现了早期的激进未来主义倾向，这一直延续到当前金·斯坦利·罗宾逊（KimStanleyRobinson）等作家的作品中。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Walker）的小说《大赦年》（1966）和约翰·奥利弗·科琳思（JohnOliverKillens）的小说《年轻的血》(1982）用高度的阶级意识考察了美国黑人的经历。关于劳工冲突和罢工的小说仍然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如约翰·尼古斯（JohnNichols）的《豆田战役》（1976），丹妮斯·贾蒂娜（DeniseGiardina）的《暴风雨天堂》（1987）。尽管“后工业”话语在评论家和社会学家中占统治地位，多克托洛（E.L.Dodorow）、多萝西·阿里逊（DorothyAllison）、巴巴拉·金斯弗（BarbaraKingsolver）、拉塞尔·班克斯（RussellBanks）、马吉·匹尔斯（MargePiercy）、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Butler）等当代作家仍创造性地探索了与大萧条时期活跃的无产阶级作家类似的主题。可以断言，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产生矛盾和冲突，小说家就会通过不断的革新，以新的形式继续创作出被称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
安妮·罗贝：回击之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安妮·罗贝 回击之歌 为了勉强糊口， 我们受尽熬煎。 地道里的光明， 上帝啊，我怎能看见。 可是我们就要进行回击， 听我说，我们就要进行回击， 嗨，挡路的快躲避。 因为人民一旦汇集， 可说不准，我们到底是要把这地方砸得粉碎， 还是要把崭新的起点开辟。 可是不管怎样， 我们要从富人手中夺取权力。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 我的房东对我说， 小鬼，你付不出租钱， 你得赶快把铺盖卷。 我工厂的老板告诉我， 你已被解雇，别再上车间。 可是那个吸血鬼， 却把我的工作给了他亲眷。 在依斯塔布切①， 那些强盗们遭到挫折丢了脸， 可是他们说他们并不打算退却， 要等那白人政权前来支援。 我姐姐乔安妮杀死一个狱卒， 她的黑皮肤使她有口难分辩。 要不是人民起来回击， 她早已经一命归天。 是啊，人民已经回击， 听我说，我们将继续回击， 嗨，挡路的快躲避。 因为人民一旦汇集， 可说不准，我们到底是要把这地方砸得粉碎， 还是要把崭新的起点开辟。 可是不管怎样， 我们要从富人手中夺取权力。 （史起译） 载美国《呼声报》1975年12月号 ①1976年9月6日至7日，SCEF组织在密西西比州的依斯塔布切举行 “危机与回击“大会，这次大会反映了黑人团结战斗的高涨情绪。
美国黑人诗歌二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美国黑人诗歌二首 载于美国《黑豹》1975年8月18日 暴力行动 奥维迪奥·马丁斯 暴力行动 同胞们 暴力行动 使黎明 满布着 红色的星星 暴力行动 同胞们 暴力行动 同胞们 暴力行动 到夜晚 同志们的欢笑声 将如雷鸣 暴力行动 同胞们 用暴力行动 来唤醒 那些还在殖民地睡梦中 沉睡的人们 诗的号召 萨克雷·德萨尔 行动之诗 推动改革； 警惕之诗 消灭反动； 斗争之诗 摧毁蒙昧； 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诗 促进革命； 自由与正义之诗 巩固团结； 紧握拳头之诗 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信心； 爱和合作之诗 缔造幸福。 （江闻序译）
邹绛译：美国黑人诗人勒鲁瓦·琼斯诗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美国黑人诗人勒鲁瓦·琼斯诗选 邹绛译 ·尼克·查尔斯之死 ·我代替死去了的讲师 ·卡巴 ·压力 ·紧张不安的人 ·本地人的归来 ·一些人将不得不了解的一首诗 ·译后记 尼克·查尔斯之死 I ……对于这件事你能够 了解多少呢？我在冬天的浓雾中 藏起我被歪曲了的脸， 我被歪曲了的声音。如果我 向你走来，离开这座潮湿的岛， 向你走来，趁现在，我还年轻， 我的手指头还有气力。说明 我爱你，而你，我甚至还 不认识。对于我， 你能够了解多少呢？（只了解我喜欢色彩， 活动，晚上的稀薄强劲的空气？你自己的 可以认识的部分？) 我们只热爱英雄。战斗中 光荣的死亡。翻堵越壁，烧断我们后面的桥梁，毁掉 所有回去的路。总退却。仿佛 有些事物已经固定了。仿佛月亮 每晚上都会向我们走来 （我们能够从 城垛上眺望）。仿佛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 或者可爱的一样。 悲伤地 长久地 流动着的空气 扑到我的脸上。谎话， 软弱。对我自己的 憎恨。憎恨你 不了解 这件事。也憎恨你 不了解正义的事业 而将我轻视。我 病了，就象，哦， 这夜晚一样。就象 一个个冷冰冰的日子一样，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眼看着正义的事业 变得衰老无力， 变得暗淡无光。 II 我正在想着 一个舞蹈。我能够创造的 一个舞蹈，如果 有音乐的话。如果你 乐意为我演奏，一点 轻音乐。库普兰① 和金灿灿的山坡。松开你的头发吧 当我吻着它。 德彪西的洗涤剂。② 我被什么感动了呢？是被它的哀鸣声激怒了； 我的悲伤的安静的虚弱。风风雨雨。 我的脸被风扭歪，人们的面孔，愿望，可爱的中国女人 匆匆掠过人行道。（而这并不是③ 我想说的话。并不是我想让你知道的事。说到底来，并不是。 音乐呵，在这个随意乱涂的日子只是使人恐怖的东西 情绪。话语。 浪费。没有十足的快乐。 在我的指头下没有光明。这个房间， 这些墙壁，死一般沉寂，没有 音乐。 如果有 一个舞蹈。让我们 来跳，你的手指头 贴在我脸上，你的脸 被泪水打湿（或者沉默。让我们 在这沉闷的空气中孕育它。打破 沉默，用我们的活动的色彩 刺穿黑暗！赤身裸体吗？ 向着天空 大踏步跳跃吗？站在脚尖上大幅度旋转，月亮模糊了 在古老的湖水上。微弱的喇叭声 和大声的笑。 III 你能够听见吗？你知道 谁在对你讲话吗？你可 认识我吗？（连你的情人 都不认识。害怕你，你突然的 混乱。你不戴戒指的 双手。你化了装的 头发。连你的声音 也并不真实。也并不 优美。 （连我们曾经有过什么 我也讲不出来。一种 令人讨厌的东西 掩饰着你的话语。 IV 你的四周 暮色苍茫。而这些话语 并不是音乐。它们并没有表示 要跳一次舞。（笨拙地 站在窗前，望着 月亮。高高低低的烟雾 飘向着 夜晚的 灰色的护套。 你闪闪烁烁，就象我 勉强听见的话语。你的脸 扭歪成了话语。“爱吧，哦， 爱我吧。”窗子面向着夜晚，而且总是在 我们不能够讲话的时候。 是些什么东西从镜子当中不断流过呢？ 只有墙上的 影子。在我的 手指下面，一种象玻嘴 划在石板上的声音 跟踪着我。你在夜里 大声地叫喊， 只有月亮 在回答 V 这房屋座落在 红色建筑物之间。一口钟 震动动着夜晚的空气。月亮 照临着北河，河面上横跨着 一道蓝色的桥。船和老人 都在黑暗中移动。不需要 眼睛。缓缓地 移向那条又长又黑的 地平线。脚步声，弯弯曲曲的 肮脏的拍岸的波浪。海鸟 将黑暗偎得滚烫。 我独坐在室内，什么也没有 思索。我不能撒谎 说我想念你。我只是坐得 厌倦了，甚至没有注意到 天空随着早晨而明亮起来。 而现在 我睡着了， 你将不能够 把我唤醒。 ①库普兰（Couperien）——法国十七和十八世纪著名的钢琴世家。其中弗唯一到二十世纪还享誉的是弗朗索瓦·库普兰（1668—1733）。 ②德彪西（Debussy，1862-1918），法国著名作曲家。 ③这处和以下几处只有前括弧，没有后括弧。原诗如此。还有不少地方不该打逗号或句号而打了逗号或句号。此人这样地打破常规，也许是为了表达主人翁尼克·查尔斯那种极其失望、悲伤的不正常的思想感情。 我代替死去了的讲师 所谓最宝贵的东西，是因为它失掉了。 所谓失掉了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最宝贵的。 他们转开了身子，说我快死了， 说我已经抛开了 自己的 生命。他们 已将我单独留下来。这儿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东西 除了我这个人。没有一首歌 也没有一句话。 寒冷的空气不断袭击着 穷人（他们的头脑 象创伤一样 裂开）。我能够提供 什么善举 什么财富呢？除了 那对我来说是 最丑陋的东西。那 对我来说是阴影，是高声尖叫的 幽灵的东西。除了 他们需要 生命。至少， 肉体 应该是他们的。 上帝挽救了我 来做这件事。上帝 使得我身强体壮。我 就象我必须有 我自己一样。反对所有的 思想，所有的音乐，自己所有的 柔情蜜意。 因为我不得不走的 所有这些暗淡的道路，都是 我自己的幻想。一种朴素的轻声细语的 雅致，滑进我的头脑里 压在我的灵魂上，就是我心灵的 价值。而我感到惊恐的是 我的疾病的火焰 将烧掉我的面孔。留下 这些骨头，我被烧熟的黑色头盖骨， 一个空洞的失败的骨架。 卡巴① 一扇关闭了的窗子俯视着 一个肮脏的院子，黑人们 向对面呼唤，向对面尖叫，向对面走去 在他们意志的流动中蔑视着物理现象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声音 我们的世界比任何人的更可爱 虽然我们受苦，互相杀害 有时候不能够得意扬扬 我们是美丽的民族 具有非洲人的想象 拥有很多面具、舞蹈和高亢的歌声 长着非洲人的眼睛、鼻子和手臂， 虽然我们在需要大阳的时候却套上 灰色的铁链爬行在充满冬天的地方。 我们已经被俘虏了， 兄弟们。而我们千辛万苦 想使我们逃跑，恢复 古老的形象，同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黑人家族取得 新的一致。现在我们需要魔术， 我们需要咒语，为了站起来 走回去，破坏和创造。究竟什么是 那神圣的暗语呢？ ①卡巴（ka’Ba即Csaba），在麦加供有黑石的穆斯林圣堂；穆斯林崇拜的黑石。 压力 （爱情折磨着 这个年轻人，仅仅看见过它 一次。他曾期待着它 就象诗人那本书的 香橙花皮面一样。 他曾期待着， 较小的伤害，一首抒情诗。而不是 那缓慢无力的痛苦 象一轮滴着水珠的新的大阳 从我们的河流上升起。） 而他 看见了它，却拒绝 吸入。“它是一片 绿色的雾，似乎要 升起来，塞满 这座城市。” 紧张不安的人① 这个世界的不完善 是一个负担，你要知道的话， 那就好好思考吧。仰望头上的天空 渴望着你能够自由，安排得那么非常地 及时，心思飘游在新的星球之间，创造着 种种事业，而不是这个行星，在这儿，你 不能去到任何地方而不意识到白人 强加给人们，任何人的伤害。你 不能逃避，没有地方可去。他们已经使 这个星球不安全，这个世纪不文明，虽然你的心思 飞到了别处，但你的屁股却没有。 ①紧张不安的人——原文是jitterbugs，另一个意义是摇滚音乐狂。 本地人的归来 哈莱姆是邪恶的 现代派。碰碰撞撞。 邪恶的是造成它的方式。 你能够容忍这样的美吗？ 如此狂暴，如此变形。 那些树木光秃秃的眨着眼睛，它们是 那么稀少。那些妇女瞪着眼睛， 她们爱的是她们 自己。天空清醒地位于 我们的头上。对我们 尖声大叫。没有雨。 太阳，火辣辣的净化着的大阳 驱赶著太阳下的我们。 这地方，而地方 原来就意味着属于 黑人。他们的令人忧郁的埃及。 （古怪的词儿！）他们的心愿，是我的， 黑色的希望，是我的。不早不迟。 我们悄悄前进，充满痛苦或者过于 快乐。有那么多的爱 给我们。到处，有那么多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你是否能歌唱 你自己。你的生活，你在这 温暖的星球上的地方。 而且注视那些石头 那些心，充满意义的 低声细语。每样东西，我们 所拥有的生命，或者爱，都意味着 是给我们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在这儿我们可以始终看见 我们自己。并在欢乐中 受苦，因为我们的生活 是如此亲密。 一些人将不得不了解的一首诗 模糊而没有洗过的眼睛 和工厂大楼的窗子。我在干 什么工作呢？一个机智的 黑人男孩子，离开自己的家 十二英里。我什么工作也没有干。 我不再给我的种族 增光。沉闷的春天的下午 我读一点书，沙沙地打破 沉默。 以前，几年以前我曾经认为， 我已经走到我生命的尽头。 水彩画的自我。没有一个感情强烈的人 所能提供的那种明确的东西， 但那车轮，那些车轮， 却不会将我们放过。所有的幻想 和正义，还有干燥的木炭的冬天， 所有那些聪明而可怜的公民， 我一直强迫我自己去爱。 我们一直等待着一个自然现象的 出现。神秘主义者们和浪漫主义者们， 这片国土上 学问渊博的 工人们。 但什么也没有出现。 （重复一遍） 但什么也没有出现。 是不是要请机枪手们走到前面来？ 【译后记】 勒鲁瓦·琼斯（LeRoiJones,1934—）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并在那儿上公立学校。他19岁在霍华德大学毕业，接着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1954到1957年，他在空军中服役时，深感种族歧视在美国之根深蒂固，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五十年代后期，他在纽约的新学院讲授诗歌和写作并参加纽约“垮掉”派诗歌运动。1964年，他兼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戏剧艺术讲师。他在哈莱姆建立了定期换演剧目的黑人艺术剧场，是全国黑人艺术运动的领导人。1968年夏天他在纽瓦克黑人暴动中被捕，以非法拥有枪支的罪名被判处监禁，引起国际笔会和美国黑人艺术家协会的抗议，重审时获释。 他的诗集有《二十卷自杀笔记的序言》(1961）、《死去了的讲师》（1964）、《黑人艺术》（1966）、《黑人魔术：1961－1967年诗集》（1969）、《那是民族的时代》(1970）、《诗选》(1979）等。除写诗外，他还写小说、剧本、杂文、音乐评论。《荷兰人》是他第一部由专业剧团演出的创本，获得了1964年的非百老汇戏剧奥比奖。 他的早期诗歌鼓吹种族合一，诗中经常表现黑人在白人世界里的痛苦心情，例如《一种痛苦。就像现在》就是以描写分裂人格来反映黑人的内心痛苦。他攻击美国黑人和白人中产阶级虚伪的价值观、没有爱情的清教主义、伪善等等。他最初两本诗集表达的往往是一种幻灭和沮丧的情绪。既害怕死亡，又渴望将死亡作为避难所。生活似乎是枯燥、空虚而没有意义的，他仿佛生活在一片荒原上。很明显艾略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后来他称这些诗篇“反映了一个病态社会”。 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抗暴斗争使他的思想和艺术起了根本变化。1965年他和白人妻子离婚，1966年索性搬到家乡纽瓦克的黑人贫民窟里居住，与人民打成一片并创办了一个非洲文化中心“精神之家”。1967年夏卷入了纽瓦克的黑人暴动。大约在这时候，他改信伊斯兰教，放弃了原来的白人姓名勒鲁瓦·琼斯，另取非洲姓名伊马穆·阿米里·巴拉卡（ImamuAmiriBaraka)，公开宣扬黑人暴力革命的理论，强调“黑人艺术家的任务是帮助摧毁美国”，成了黑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言人。1969年出版的诗集《黑人魔术》标志了他的创作的新的起点。他在诗集中说：“我们需要一首黑人的诗。和一个／黑人的世界，／让整个世界成为一首黑人的诗／让所有的黑人都念这首诗／默默地／或者高声地。”他的激进思想在诗作中往往有鲜明而直白的表现，如《一些人将不得不了解的一首诗》的最后一行：“是不是要请机枪手们走到前面来？”他的诗在“反对白人传统”的口号下，完全否定旧的形式，采用自由诗体，主张完全用口语和呼吸的节奏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1974年，他的种族政治的幻想破灭了，他认为种族政治只对黑人中产阶级有利。他相信共产主义革命会拯救穷人，于是他转而信仰马充思主义，在他反映社会主义信仰的诗篇中有许多都是为了配乐朗诵而写的，朗诵效果很不错，但他作为诗人而被人记得的还是他六十年代的作品。 这里介绍给读者的都是勒鲁瓦·琼斯／阿米里·巴拉卡出版于六十年代的作品。《尼克·查尔斯之死》选自诗集《二十首自杀笔记的序言》（1961)，《我代替死去了的讲师》、《卡巴》、《压力》选自《死去了的讲师》(1964)；《紧张不安的人》、《本地人的归来》和《一些人将不得不了解的一首诗》选自《黑人魔术》（1969）。 （译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高尔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高尔德 ·布拉多克城的古怪的葬仪·第三度 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Gold），原名欧文·格林尼奇（IrvingGrenich），1896年生，1967年去世。美国著名的革命作家，诗人。出生于贫苦的犹太人家庭，从事过各种下层的职业。曾任进步刊物《群众》、《新群众》主编。从二十岁起，就从事于文学创作。他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同情工人运动。他的文学创作对美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重要作品有《无钱的犹太人》、《战歌》、《改变世界》等。 布拉多克城的古怪的葬仪 来倾听这古怪的葬仪中的哀伤的鼓声吧。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丧葬的故事吧。 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多克城， 那儿有炼钢厂象吞食人和天空和土地的、喷着火的恶龙一样。 现在正是春天。现在春天已经流浪到这里，有如一个初到吃人的钢的土地上而受惊的孩子。 而耶恩·克列柏克，那高大的阔笑着的波希米亚人，正在清早六点钟赶路去上工， 他看见河对面山上长出鲜亮的草芽，李树上挂满了野生的白花。 当他到了那琉磺湖边的恶魔——熔钢槽那儿，半裸着身子工作的时候， 李树安慰着他的心， 对绿草的记忆也回来安慰着他的心， 他忘了应该跟钢铁一样严格，而只回忆着他妻子的胸膛，他的孩子的轻柔的笑声，以及喝醉了酒而快活的人们唱歌的模样。 他回忆着牛羊，阔笑的农民，以及充满阳光的波希米亚的田野和村庄。 来倾听这古怪的葬仪中的哀伤的鼓声吧。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丧葬的故事吧。 醒来啊，醒来！耶恩·克列柏克，熔铁炉象猛虎一样正在咆哮，烈焰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疯狂的黄色老虎，正在把自己向高高的屋顶投掷。 醒来啊！十点钟到了，下一炉疯狂的流动的钢就得倒向你的熔铁槽里去。 醒来啊！醒来！因为在一群恶魔般的盛钢水的大桶中的一只大桶下，一根有裂痕的杠杆已经在作拆裂之声了。 醒来啊！醒来！现在那杠杆已经断了，而钢水正如一个逃跑的疯子般在愤怒地滚下地板来了。 醒来吧！哦，梦已经完结，钢已经把你永远吞食了，耶恩·克列柏克！ 来倾听这古怪的葬仪中的哀伤的鼓声吧。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丧葬的故事吧。 现在，耶恩·克列柏克的骨、肉、神经、筋、脑子、心脏，全被三吨钢紧抱在核心了。 三吨钢，同时紧抱住对于绿草、牛羊、李树、孩子的笑，以及充满阳光的波希米亚村庄这些东西的记忆。 炼钢厂的董事们就把一具伟大的钢棺和对丈夫的回忆赠送给耶恩·克列柏克的遗孀， 现在，那钢棺载在一辆载重卡车上被带到坟地里的巨大的墓穴旁边， 在那块包裹着耶恩·克列柏克的钢的后面，耶恩·克列柏克的遗孀和两个朋友坐在一辆马车里跟着， 他们在车窗里面哭泣，哀悼那被严酷的钢所杀死的温和的人。 来倾听这古怪的葬仪中的哀伤的鼓声吧。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丧葬的故事吧。 现在，三个人在坟地里想着古怪的念头。 “哦，我要去喝酒并且永远醉着，我将永远不跟女人结婚，不做会欢笑的孩子们的父亲， 我要忘掉一切，从今天起我把一切都看破了， 生命是一个无聊的玩笑，象耶恩·克列柏克的丧葬一样！” 那两个朋友中有一个这样想着，在这芬芳的坟地里， 而一架起重机正在把那包裹着耶恩·克列柏克的三吨钢吊下坟坑。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葬仪中的鼓声吧！） “我愿意给人家洗衣、擦地板，我愿意当五角钱就可以成交的娼妓，但永远不让我的孩子到炼钢厂里去做工！” 耶恩·克列柏克的遗孀这样想着，而泥土已经被铲着盖上了那具巨大的钢棺， 在春天的阳光下，在温和的四月风中。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葬仪中的鼓声吧！） “我要使自己坚强，比钢更坚强， 我总有一天要到这儿来从耶恩的躯体中制造出子弹，把这子弹去射穿暴君的心窝！” 另一个朋友这样想着——这位倾听者， 他倾听着这古怪的葬仪中的哀伤的鼓声， 他倾听着这古怪的、美国式的丧葬的故事， 于是回转身来，象断了杠杆的、恶魔般的盛钢桶一样愤怒。 来倾听这古怪的葬仪中的哀伤的鼓声吧。 来倾听这古怪的、美国式的丧葬的故事吧。 第三度[1] 五个结棍的特务在号房里逼着一个犯人。 凭上帝哪，他们真相信自己有办法会叫犯人说出来！ 他们瞎了眼似的你挤我，我撞你，象关在牛车里的疯狂的、口渴的牡牛， 他们等不及，黑暗的号房对于他们是不够宽敞的， 笨重的衣服妨碍了他们，白衣领子箍紧了他们， 他们咆哮、冒汗、诅咒，同时，他们的棍子[2]举起又落下—— 五个结棍的特务在号房里逼着一个犯人。 特务拼命把那个犯人的手扭到背后去，扭到骨头都快折断了， 他们用棍子捣烂了他的太阳穴，他们踢断了他的第四根肋骨。 他们在他的背脊上践踏，把他的嘴巴打成血淋淋的软浆。 他们打瞎了他的眼睛，打塌了他的鼻梁， 五个结棍的特务在号房里逼着一个犯人， 凭上帝哪！他们一定有办法叫他说出来。 月亮，象一个洁白的无辜者，闯了进来，又消失了，她知道没有人需要她。 一辆出租汽车在头顶上的街道上[3]驶过，附带着一个醉酒女郎对她的男朋友的笑声。 一名卫兵带着钥匙串晃郎晃郎地响过走廊，煤气灯发出寂寞的细微的咝咝的声音。 牢狱里一个个犯人回想到自己的茅舍，做着重回家屋的梦，而同时，有五个结棍的特务在号房里跟一个犯人争论，他们对犯人说，凭上帝哪，他一定得说出来。 哦，铅制的棍子在催逼犯人说出来，铁硬的靴子，带粗毛的大栗暴也在催逼。而他自己的猛撞的心也在狂叫着要自己说出来。 而他的流血的躯体正象一个被老鼠咬了的婴儿似的哭泣着，说出来呀！ 而他的脑袋在悲愤和绝望中爆裂了，说出来呀，说出来呀！ 而他的血液呜咽了！你的妻子在等你呀，只要你说出来就行啊。 而整个世界用百万种野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吼叫，哦，耶稣啊，人哪！说出来呀！ 但是犯人决不说出来。 那是城市中一个平静的夜晚。 有男男女女懒懒地走过夏天的炎热的马路。 警察们在各个角落里的街灯下追逐，恍惚地摆动着他们的警棍。 牧师们正在书斋里考虑怎样讲道，市长正在屋顶花园里喝柠檬水。 法官们度过了法庭上令人激怒的一天，正在对妻子们朗诵诗歌。 爱人们并肩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当他们的身体互相接触的时候，他们的血液沸腾了起来。 母亲们把婴儿放上了床，父亲们在抽他们的葫芦烟斗。 有几百万个家庭是这么平静，静到时钟滴答声充满在这些家庭里。 而这里却有五个结棍的特务在号房里逼着一个犯人， 而他们真相信，凭上帝哪，他们真相信自己有办法会叫他说出来。 棍子举起又落下，铁鞋跟踏在犯人的脸上。 特务们扯下了皱成一团的衣领子，高声叹气，象爱人们在销魂的时候叹口气一样。 犯人闭一会儿眼睛，看见百万颗星星旋转在痛苦的宇宙中，他咬紧自己的裂开了的、肿胀的嘴唇，使自己不能把话说出来，他用沉默的心祈祷：但愿这个他所憎恨的世界永远不能使他说出来。 但愿那在号房里威逼他的五个特务永远、永远没法叫他说出来。 （屠岸译） [1]“第三度”是直译原文ThirdDegree，是美国俚语，指美国警察逼犯人招供时对犯人所施之酷刑。它暗示“第一度”为劝告，“第二度”为警告，“第三度”即肉刑。 [2]棍子，原文为blackjack，是美国警察专门用以打犯人的短而重的棍子，常用铅制。 [3]这里的号房是地下室。
第二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国家和政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第二章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国家和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人国家的本质 ·俄罗斯军队 ·苏维埃 ·选举 ·党 ·国家和法律的消亡
黄颂康：从历史角度看《飘》和《欢乐的节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从历史角度看《飘》和《欢乐的节日》黄颂康《欢乐的节日》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文学教授玛格丽特·沃克尔(一九一五——)于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也是一部以美国内战和重建为背景的小说。作者说这本书是根据她的外祖母口述的真人真事写成的，书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的曾外祖母。小说中说，女主人公薇蕾是个长得和白人一样的混血女奴。她的生父约翰·达登是种植园奴隶主，由于阶级立场和种族偏见，至死不认她为女儿，也不给她自由。内战前夕，薇蕾和铁匠魏尔结了婚。由于铁匠一去七年没有消息，她又嫁给了一个忠厚、善良的黑人农民。内战后，魏尔找到了薇蕾的新家。小说的最后几节描写薇蕾的一篇感人的讲话使她的前后两个丈夫得到和解。魏尔离开了薇蕾的新家，奔向争取黑人彻底解放的新的征途。这部小说是美国六十年代的畅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中译本。《飘》和《欢乐的节日》这两部著作都以美国的内战、重建为背景，《飘》为奴隶制的覆灭悲叹，把南部的叛乱看成是一场维护州权的战争；《欢乐的节日》却真实地反映了黑人的苦难历史，写出黑人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保存着人类所能具有的最高尚的品德；在艺术上也以朴实、真挚、含蓄见称。有人认为，《飘》虽然歪曲了历史真相，但不能抹煞它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不过文学和艺术毕竟不能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一部历史小说在情节上可以虚构，但在精神上必须反映历史的真实。故事的发展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发生和发展的可能性，才有说服力、感染力。否则尽管词藻娓娓动听，人物栩栩如生，情节引人入胜，也只不过是“巧言以饰非”。它嘲弄历史，因而迟早会被历史所唾弃。这里，我们想通过《飘》和《欢乐的节日》这两部小说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一、关于奴隶制的本质大家知道，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剥削方式。可是在密西尔笔下，奴隶劳动制比雇佣劳动制优越，黑人生活稳定，劳动轻松，心情愉快。例如奴仆总管阿宝“这几年来过惯安逸舒适的生活，从没有人管束他，因而也把骨头懒掉了。”(第57页，引文均见傅译本，下同)思嘉的乳母黑嬷嬷更是受到全家极大的尊敬和信任，主奴关系亲密无间，以致于谢尔曼大军打到亚特兰大的前夕，思嘉家里的几个奴性十足的忠仆竟恶毒咒骂参加解放战争的黑人是“下流坯子”，宁愿和主人共患难，维持旧秩序，不愿获得自由(第482，491，801页)。《欢乐的节日》则以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血泪叙事，揭穿了关于奴隶制的谎言。小说以薇蕾的母亲黑人女奴赫塔的死亡为序幕，揭开了薇蕾苦难的童年和坎坷身世。薇蕾七岁时被送到奴隶主(她的生父)的大院开始奴隶生活的那天，就目睹了一个刚买来的奴隶男孩得鼠疫而死的惨景，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奴隶共同命运的永久伤痕。两星期以后，薇蕾由于打碎太太的精美磁器，被太太用皮条吊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间里，由于惊怖痛楚而昏死过去，直到被她的生父解救下来。生活在奴隶主的大院里，薇蕾目睹了奴隶主对奴隶种种灭绝人性的迫害事件。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凶残、横暴和贪婪的奴隶总管格兰姆斯的形象。他对奴隶操有生杀予夺之权，他的管理方法就是鞭笞、酷刑。他枪杀了不顺他心意的黑人马车夫。他活活烧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田奴……奴隶主约翰老爷虽然表面上“宽厚”，但归根到底他和奴隶总管的分歧不过是一个要给奴隶些许的喘息机会以便长期榨取劳动果实，一个则不管奴隶死活只顾完成眼前任务以换取主人的信任和奖金。这些描写和进步史学家根据大量有关种植园的原始资料和文献所写成的著作是一致的。二、关于逃亡奴隶对奴隶制本质问题的不同看法决定了《飘》和《欢乐的节日》对逃亡奴隶问题的对立观点。《飘》矢口否认奴隶逃亡的事实。女主人公思嘉下面这段言论，就是作者抹煞奴隶逃亡史实的奇文：“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以备追逐逃走的黑奴之用，便都信以为真……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农奴脸上烫字的烙铁，以及那种虐打农奴用的九个齿儿的铁蒺藜，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第795页)与此相反，《欢乐的节日》正确地把逃亡奴隶问题作为奴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书中描述了巡逻队带着一群猎犬在沼泽地追捕逃亡奴隶，以及猎犬将逃奴撕碎的惨景；女仆路西逃亡被捕后脸上被烙逃亡字母R的残暴场面；还有路西在同伴帮助下巧妙地掩饰了脸上的烙印第二次逃跑成功的英勇事迹；薇蕾的第一个丈夫魏尔的逃亡以及薇蕾为了追随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逃亡的失败。奴隶主约翰·达登并没有因为薇蕾是他的亲骨肉对她“怜悯”、“宽恕”。为了维护奴隶制度，杀一儆百，薇蕾受到专门雇来施刑的奴隶看守疯狂的鞭笞，被打得血肉模糊失去知觉。美国内战前四十年的南部报纸，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成版的缉捕逃奴广告，广告中对逃奴特征的描写又几乎照例都有奴隶脸上的烙印，胸、背部的鞭痕、伤疤等记号。还有广告出售经过特殊训练专为追捕逃奴用的猎犬！这些历史见证，充分说明了《飘》的虚伪性。三、关于内战的性质马克思说过，美国内战是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飘》显然是反对这个论断的。它认为战争“实在并不是为黑奴的……黑奴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第308页)它用整个一章的篇幅描写一次南方奴隶主为支援前线而举行的募捐舞会。当乐台上奏起《美丽的蓝旗》一曲时，台下顿时响起了几百人的合唱：“哈拉！哈拉！为着南方的权利！哈拉！哈拉！为着美丽的蓝旗，要那一颗星儿长明不灭！”(第196页)作者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竭力丑化低毁联邦军队。说什么“……人人知道北佬对孩子们的残暴是比对妇女还要利害的”(第388页)，说北佬要强奸女人，拿刺刀戳小孩的肚子，放火烧杀老年人……”(第399页)作者把谢尔曼海洋进军这样一个对南北战争胜负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描绘为毫无目的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北军打到琼斯博罗附近思嘉的老家陶乐时，“刹那之间，她记起了饿狼陀(亚特兰大)最后一天晚上的恐怖了，记起那些沿路已成灰烬的人家了，记起一切关于强奸、虐害、屠杀的故事了。”(第544—545页)《欢乐的节日》则对内战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真实的描写。特别是对北军少将宣读《解放宣盲》的庄严场面写得极为生动感人。书中描绘道：“一八六五年五月的一个早晨，恰似雷声隆隆，乌云滚滚——原来是谢尔曼部下的一支骑兵奔驰而来，在鼓声和军号的伴奏下他们引吭高歌。”这时达顿种植园的老爷、少爷已经从军战死，太太也因惊忿去世，只剩下莉莲小姐和两个女黑奴以及薇蕾和她的两个小孩。少将对莉莲小姐说：“我奉命要你所有的奴隶集合在院子里，当着你的面并在这些士兵的见证下，向他们宣读《解放宣言》。”当薇蕾在冗长的文件中听到“将要……永远自由”这个神奇的字眼时，好象坠入了幻梦般的境界。当文件刚读完，薇蕾十岁的男孩立刻激动地抓住他的六岁的妹妹一面跳舞，一面用黑人土语唱起歌来：“你自由了，你自由了1米娜你自由了！你象一只展翅的鸟儿一样地自由了！啊！欢乐的节日，你自由了！”四、对三K党的评价这个问题最能暴露《飘》的反动性。三K党是内战结束后在南部形成的一个法西斯地下王国，但是《飘》却把三K党装扮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整个第四十五章描写了三K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小说中所有的“真正的南方人”都参加了三K党：媚兰、希礼，以至连思嘉的第二个丈夫——那个“向来精神萎靡，无所作为”的甘扶澜——也是三K党员，而且为了给自己的受了黑人袭击的老婆报仇，“光荣殉难”。《欢乐的节日》对三K党的暴行不但通过艺术处理使之再现，并且指出三K党的本质和目的在于阻止被解放的黑人参加政治活动及投共和党的票。小说描写了魏尔由于参加共和党的政治集会被三K党暴徒打得半死。在昏迷中魏尔听到他们一面乱打一面咆哮：“黑鬼，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自以为和白人一样，和白人平等了，穿着白人的衣服出入州议会大厅，还想占有我们的好地。你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一钱不值的黑鬼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象你这样一个得意忘形的又大又丑的黑狒狒。”薇蕾和她的第二个丈夫英尼斯·布朗为了在解放以后获得一片未开发的土地安家立命，历尽千辛万苦建造的一所比较宽适的家在一个晚上被三K党放火烧掉了，全家人仅仅由于碰巧出外才免于烧死。三K党的肆虐是南部重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尔最后不得不退出政治活动，他愤怒地控诉道：“三K党在南部各级政治中都有代表。他们在参议院中有席位，……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回到奴隶地位，或者把我们杀死，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意图。”五、所谓南部文明问题南部种族主义者把奴隶制说成是南部文明的基础，并且把这种建筑在黑人白骨之上的物质文明用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掩盖起来。为奴隶制招魂的《飘》念念不忘的是宴会、跳舞、游猎、赛马、决斗、争取州权、鄙视“北佬儿”、炫耀自己的奴隶财产……再加上温文尔雅的风度——这就是南部自豪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欢乐的节日》则以淳朴的语言，揭露了南部文明的吃人本质。其中最精采的片断为女奴赫塔之死。这里描写了奴隶主约翰·达登对赫塔一生的回顾：父亲把赫塔给他的时候，“她看起来象一个从刚果来的非洲女王。她的脖子细而长，头抬得高高的。他想，也许她幻想自己是在非洲充满棕榈树和瀑布的丛林中，颈上带着金圈。”赫塔还是个女孩时就作了少爷的牺牲品，就是在少爷成婚以后，赫塔也还是他侮辱和损害的对象。赫塔在无言和忍泣中度过了十几年非人的岁月，她死时年才二十九岁，却已生了十五个小孩。这里面蕴藏了多么深刻的悲哀，多么炽烈的愤怒！然而，这一切却是南部“文明”认可的，算不了什么罪过！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飘》和《欢乐的节日》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前者继承了美国种族主义的史学观点和文学传统，而后者则继承了美国废奴主义史学观点和进步的文学传统。我们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必须全面了解这一作品的主题思想，研究作者的思想观点，认真选择。忽视作品的思想性而盲目推崇某些作品，将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原文链接：http://www.yuedu.org/thread-8434-1-1.html
玛格丽特·沃克诗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玛格丽特·沃克 ·为了我的人民 ·我想要写 ·暗色的血 ·我听到雷鸣 ·致Alex的情歌，1979年 ·我们有过信仰 ·玛格丽特·沃克，诗人和小说家 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Walker），黑人女诗人、小说家。《为了我的人民》是她的名作。她描写美国内战前后南方黑人生活的小说《欢乐》（又译《欢乐的节日》或《禧年》）也很有名。 为了我的人民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到处反复唱着奴隶之歌，唱着挽歌、短曲、布鲁士和赞美歌，夜夜对着陌生的神祇祈祷，对着无形的力量卑躬屈膝；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年年月月都献出劳力，过去的年月，现在的年月和将来的年月，都在洗熨，烧饭，磨擦，缝补，耕锄，挖掘，栽种，修剪，填补，踯躅，从来没有长进，没有收获，没有智识，没有了解。 为了在阿拉巴马后院的泥土沙尘中打滚的我的游戏伴侣：他们学做洗礼、讲道、医生、监狱、军人、学校、妈妈、烹饪、戏剧、演奏、商店、头发、棕碧小姐和伙伴； 为了我们上学的拘束彷徨的日子：学习什么原因、什么答案，背诵人名、地名和时间，记着我们发现自己是黑人的沉痛的时刻，发现自己贫穷，弱小，和别人不同，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理睬，没有人了解； 为了在这种生活中成长起来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欢笑，跳舞，歌唱，嬉戏，饮酒，信教，成功，和童年的游戏伴侣结婚生孩子，然后在肺痨、贫血和私刑中死去； 为了在芝加哥四十七号街、约约林诺斯道和新奥尔良堡垒街上煕来攘往的我的人民：他们受遗弃，被剥夺，丧失一切。酒吧夜总会挤满寻欢作乐的人，而我的人民却需要面包、鞋子、牛奶、土地、金钱和属于自己的东西。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盲目放荡地走动，浪费光阴，饥饿时睡觉，烦恼时叫喊，失望时饮酒，高高在上的狂笑着的无形动物束缚他们，令他们彼此纠缠；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在教堂、学校、俱乐部、社团、委员会、评议会和大会的黑暗中摸索和跌撞，利欲熏心的吸血鬼折磨他们，困扰他们，欺骗他们，吞噬他们，国家、新潮、伪预言家和神圣信徒的虚妄的力量欺侮他们；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瞪眼站着，想从混乱、伪善和误解中找到更好的道路，想塑造一个容纳一切人民、所有脸孔、全体亚当和夏娃和他们无穷的后代的世界。 让一个新的大地出现吧！让另外一个世界诞生吧！让和平铭刻在天空，让勇敢的下一代起来，让热爱自由的人民成长，让催生的美、坚强的力跃动在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血液中，让挽歌消逝，让战歌谱写，让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站起来做主人。 （译者：余伦） 我想要写 我想要写 我想要写我的人民的歌。 我想听他们在黑暗中悦人的歌唱。 我想从他们哭泣的嗓音里捕捉那最后漂浮的疲惫。 我想把他们的梦记进字词里；把灵魂记进音符。 我想捕捉他们在欢宴中阳光灿烂的笑； 把黝黑的手急急伸向更黑的天空 用星星装满他们的手 然后把这些光碾碎，融合，直到它们成为 一面在破晓时分映照出熠熠光辉的池塘。 暗色的血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形塑了我的奇异开端。有蕨类和珍珠、棕榈林和无尽伸展着的海的甜蜜沙滩和岛屿。 在两座壮健的山岗之间，有热土般的求欢之夜，和有如开着花朵的平原般的冷静判断。它们养育了我流浪的癖好。我从流着母亲奶汁的血管里吸吮冒险的狂热。 有一天我会走向自己诞生的热土，走向大陆的海岸和海岛之滨的小码头。我将漫游巴尔干半岛，非洲和亚洲炎热的小径。我会站在山顶上，望到下面富饶的家乡。 而当我回到莫比尔城，我将途经巴拿马和博卡斯·德尔托罗，来到那些垃圾零乱的街道，和我从前贫困的单间小屋。别处土地上的炽热的阳光，也许会奋力让我内心里的骄傲和疼痛重归和解。 注： [1]莫比尔城（Mobile）：美国亚拉巴马州西南部城市，位于莫比尔河口。 [2]博卡斯·德尔托罗（BocasdelToro）：巴拿马西部省份和城镇。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地下的雷鸣…… 我听到地下的弟兄们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地下的地震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地下的赤色份子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墓中的死者 我听到他们开口 我听到地下的饿殍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地下的奇卡诺人 我听到他们的不平 我听到地下的囚徒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雷鸣和不平 我听到雷鸣 我听到黄色和棕色人种 我听到雷鸣。 有许多火箭，在空中 有一阵雷鸣 有一道闪电，在天上 有一阵雷鸣 我听到我的孩子们哭喊着“面包” 我听到我的孩子们哭喊着“和平” 我听到农夫哭喊着“面包” 我听到士兵哭喊着“和平” 有一阵雷鸣…… “大炮黄油”是无用的。 我们要和平。 美元和市场是无用的 我们要面包。 火山在爆发 我们要和平。 面包与和平还不够； 我们也要自由。 我听到雷鸣…… 他们把我们塞进棺材 在地底 他们把我们拴在岩石上 在地底。 他们让物价飞上了天 还将多久？ 我们的孩子对天哭喊 还要多久？ 我们的人民饿死在地底 还将多久？ 囚徒们哭喊在地底 还要多久？ 基督来了，如他们所说 在天上。 世人将被驱逐 到天上。 地下的地震 空中的闪电 和平与面包与自由会到来吗 下界的死者会不会挺起身来？ 空中有一阵雷鸣 天上有一道闪电 有一阵雷鸣一阵不平 还有牢狱之墙破裂的声音。 我听到地下的雷鸣 我听到雷鸣。 你可听到孩子们在哭喊？ 你可听到母亲们在啜泣？ 地底下的懦夫 会不会被炸得粉碎？ 地底下驯顺的人 会不会被炸得粉碎？ 你要笑，要吼，还是要哭喊？ 你是满意，尖叫，还是死去？ 从来自八方的人群里 处处我都听到他们 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和平 给我们面包也给我们自由 我听到地下的雷鸣 要和平，要面包，也要自由。 我们要夺取疯狂的政权 不论在哪里 我们要夺取枪炮和黄油 不论在哪里。 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和平 我听到地下的雷鸣 要面包，要和平，也要自由 我听到地下的雷鸣。 致Alex的情歌，1979年 （LoveSongForAlex,1979） 我的捣蛋者男人是我的甜地瓜哟； 是我一生的爱人，从年轻到年老。 我的心属于他只属于他； 我怀的孩子们是他的，带着他的愤怒 年复一年如今已过了十二岁 那甜蜜的吻，酒和火焰之唇 幸福地消褪在遥远的年月那边 但我全部快乐和奇妙的时光 都安睡在他的眼他的臂弯。 它们载负我们，从世界的水域下方 越过遥远行星的岗哨 在大洋的海藻中匍匐穿行 它们用记忆的丝绳将我们缠紧 我们曾在那里合而为一，你和我。 我们有过信仰 我们有过信仰，相信一个古老大陆的黑皮肤上帝，相信女先知的秘诀和女魔法师的巫术以及魔鬼的邪恶力量。 而在新大陆白皮肤的上帝中间我们有过信仰，相信我们主人的仁慈和弟兄们的好，相信卑贱者诚实者心地纯洁者的祈求。 奴隶的鞭子私刑用的绳索以及刺刀都不能杀死我们黑皮肤的信仰。我们满怀饥饿望着到场迎接的人，我们浑身赤裸望着一袭白色长袍。在新耶路撒冷我们有过信仰。 我们有过信仰，喂养着贪婪的咧开嘴笑的上帝，像一个摩洛赫苛索着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力量和意志和劳瘁的精神。我们有过信仰，沉默，麻木，固执而坚强。 我们有过信仰，屈从于这世界的意旨。我们曾以双手养育了一个种族，而他们榨取一个民族的必需品已超出我们的力气。我们的歌声充溢在黎明，我们的希望预示破晓。 如今我们站好了为要触抚一块火热的铁，为要纯净地呼吸许多炽烈的真理，这些真理，盲者也能看见聋者也能听见，人民的舌上遍布生机勃勃的火焰。 让我们昏昏睡去的上帝们在哪里？想必牧师和传教士和权势将会听见。想必他们会知道如今我们的手和心都已空空。想必这些人民之父会赐给我们一个征兆。 我们有过信仰，太过长久地相信着我们的重负和我们膜拜的人。如今贫困者不再哭泣不再祈祷，久久隐忍的人要站起来，为反抗那些阻碍，我们的拳头将以不可思议的坚决来流血。 玛格丽特·沃克，诗人和小说家 （1998年12月逝世时的英文讣告） 作者：MaidaOdom 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玛格丽特·沃克关于美籍非洲人的作品是横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时期和1960年代黑人艺术运动之间的桥梁。周一（1998年12月），她以83岁高龄病逝于芝加哥的女儿家中。医生诊断为乳癌。 沃克女士以母亲家庭的姓氏发表的作品，以1942年发表的诗歌《为了我的人民》最广为人知，1966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欢乐的节日》（Jubilee），基于她在奴隶制和内战之后时期里的家庭经验。 沃克女士出生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居民，杰克逊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她在这里教英语，并担任黑人历史、生活和文化研究系主任之职。 沃克女士于1930年代开始写作涯，一直到1990年代。她最后一部评论著作《关于女性、黑人和自由：评论，1932－1992》于1997年出版，《这是我的世纪：诗集与新作》出版于1989年。 坦普尔大学妇女研究项目主任、诗人索尼娅·桑切斯（SoniaSanchez）形容沃克女士是“富有见解的女性，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她是属于格温多林·布鲁克斯（GwendolynBrooks）和斯特林·布朗（SterlingBrown）一脉的赞美黑人群众的诗歌传统的作家之一。” 沃克女士的一位朋友桑切斯在最后一周里曾访问过作者，称她是热情而英勇的诗人。 “她已履行了多种职责，”桑切斯在昨天会面时说。“她带给了我们一大系列的与众不同的诗歌形式。她处理了十四行诗，迷信（superstition），大量美国非洲人的民间训诫，并且她能够将之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她在二战期间的诗作《为了我的人民》获得了耶鲁丛书青年诗人奖，开篇写道：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到处反复唱着奴隶之歌，唱着挽歌、短曲、布鲁士和赞美歌，夜夜对着陌生的神祇祈祷，对着无形的力量卑躬屈膝；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年年月月都献出劳力，过去的年月，现在的年月和将来的年月，都在洗熨，烧饭，磨擦，缝补，耕锄，挖掘，栽种，修剪，填补，踯躅，从来没有长进，没有收获，没有智识，没有了解。 篇末是：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瞪眼站着，想从混乱、伪善和误解中找到更好的道路，想塑造一个容纳一切人民、所有脸孔、全体亚当和夏娃和他们无穷的后代的世界。 让一个新的大地出现吧！让另外一个世界诞生吧！让和平铭刻在天空，让勇敢的下一代起来，让热爱自由的人民成长，让催生的美、坚强的力跃动在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血液中，让挽歌消逝，让战歌谱写，让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站起来做主人。 《为了我的人民》是她在爱荷华州大学里的爱荷华作家工场（theIowaWriters Workshop）硕士论文册子的扉页的诗；1965年她回到这里，完成了她的哲学博士学位。 沃克女士在西北大学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1935年毕业。她是工作进度管理部门（theWorks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一员，并参与了与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和作家团体，该团体建立了南方作家团体（theSouthsideWriters Group），由他的亲密友人理查德·赖特（RichardWright）领导。 1943年，她嫁给FirnistJamesAlexander，他先于她辞世，他们共有四个孩子。 虽然沃克女士是个大学教授的女儿，她仍是在南部黑人（JimCrow South）中间被抚育成长的。在194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她说：“10岁以前，我懂得站在人行道一旁让一个白人通过，否则他可能把我打倒……我父亲有天晚上被一个喝醉酒的警察拿着枪赶回家，那人因为‘（黑人的）口袋’里有支钢笔而大为气愤；我的祖母对我讲起邻近的一个女人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的故事。” 《欢乐的节日》是沃克女士的曾祖母ElviraDozierWare的故事。白人奴隶主跟一个非洲血统的女奴生下的女儿，名叫Vyry，埃尔韦拉（Elvira）的简称，在恐怖年代里坚持自己的一套价值观，选择了留在奴隶制下，总好过抛下孩子们逃亡。此书从被奴役者的有利地位提供了有关奴隶制的一个窗口，讲述了集荒谬与残忍于一身的故事，诸如在美国独立纪念日举办一个公开绞死黑人的庆典。 1988年，沃克女士控告阿历克斯·哈利（AlexHaley），称他的著作《根》侵犯了《欢乐的节日》的版权，但没有成功。 费城的历史学家CharlesBlockson描述《欢乐的节日》是一部值得深究的作品，称沃克女士是一个“卓越的和开创性的作家”。 （以上诗文译者：吴季）
桑德堡：长诗《人民，是的》（1936，选译九节。译者：赵毅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桑德堡：长诗《人民，是的》 （1936，选译九节。译者：赵毅衡） 第一节（选段） 从大地的四角， 从风抽打的角落 从雨和火厮咬的地方 从风兴起之处 从雾降生之地 高大的人来自高坡， 昏睡的人来自睡谷， 他们的女人也高大，也昏睡， 带着包袱，扛着行李， 小家伙叽叽咕咕；“到哪儿了？ 往下又去哪里？” 第二十二节 人民太轻易相信，太轻易希望—— 人民该为此受到责备吗？ 煽动者和骗子愚弄人民的行径能够得逞吗？ 并非永远如此，并非永远，因为人民也是内行。 作为内行，人民能用约翰森钢模板①量度自己。 他们懂得今日远胜于过去， 懂得一英寸的一百万、一万万分之一， 懂得为你眼睛这机器设计的另一架机器的秘密， 懂得拉力，主动轴，传动，麻花钻，研磨，齿轮—— 懂得夜间航空信，懂得新闻电影，懂得 东京、上海、孟买、索马里的广播—— 人民是知识渊博的人，一面吃一面增加知识， 人民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空中的鸟，水中的鱼， 在人类开始的地方，他们离去。 第二十六节 你能在巨大的鼓上敲出 人民每天单调的行动？ 他们从地里，从空中 抓住面包，抓住爱情， 这就是从昨天到明天的过渡。 你能在巨大的钢号上吹出 战争和革命的巨大声音？ 当无名的黑影蜂拥而出， 擦去了昔日的赫赫大名， 把旧有的事物一笔勾去， 翻过了一页，洁白，崭新。 ①约翰森钢模板，一种精度达到十万分之一英寸的量具，系瑞典工程师C.E.约翰森所发明。 第三十六节 “我是零，是乌有，” 数字前的那个符号在沉思。 “想想无吧，我就是无的符号。 我是严寒天气，是零。 大雾天的苍穹，是零。 想想走投无路，就是我。 那些今日注定一无所有的人 明天照样是一无所有 那些没有运气、靠山，也不犯错的人 我就是他们的符号，铭文， 这个鸭蛋：０： 小中最小的——就是我。” 有的人竟去忠告没钱的人 “好好省钱，” 没钱的人一句顶回： “你能叫没吃的人 少吃一点？” “时间的楼梯上永远响着声音： 木屐子往上走 亮靴子往下走。” 鬼魂与富人在说话： “你在窗口看见什么？” “人民。” “你在镜子里看见什么？” “我自己。” “但是它们全是玻璃， 只是镜子后有水银。” 印度人问：“如果我是女皇， 你也是女皇，谁去汲水？” 土耳其人问：“如果你是贵人 我也是贵人，谁去挤奶？” 爱尔兰人问：“如果你是太太 我也是太太，谁去放猪？” 当马喘着气爬不上山时，车夫叫起来： “头等厢乘客，请坐好。 二等厢乘客，下去走。 三等厢乘客，下去推。” 仇恨的蝎子①说。“穷人恨富人。富人恨穷人。 南恨北。西恨东。工人恨老板。老板恨工人。乡村 恨城市，城市恨乡村。我们是自相残杀的大家族。我 们是亿万个拳头互相打。我们联合起来只为了一个 目标——弄一块美元。弄到这块美元我们就用它来 再赚一块美元。” ①蝎子有毒，被认为是仇恨的象征。 第四十一节 “为什么这些孩子 要把豆子放进耳朵里？ 我们不是再三说过 最不许做的事 就是把豆子放进耳朵里。” “为什么这些孩子 要把糖浆浇在猫身上？ 我们不是再三说过 最不许做的事 就是把糖浆浇在猫身上。” 第五十八节 是的，人民， 他们的无穷变换 是从混乱到秩序 又重新回到混乱？ “在刽子手分开我们之前，我仍是你的朋友，” 唐•马格雷戈①这样结束他的信。 “我讨厌死，” 一个哲学家说， “我很想看看以后的事。” 对那些下死刑令的人， 一个死囚说： “我们死，因为人民在沉睡， 你们也得死，因为人民终要醒来。” 两个希腊人争执，福西翁②和德莫克利图斯③； “你总有一天会把雅典人搞疯，他们会杀了你。” “不错，他们疯了会杀我，同样肯定的是，他们清 醒过来就会杀了你。” ①DonMagregor，待考。 ②福西翁，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政治家，将领，据记载死于暴民之手。 ③德莫克利图斯（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一○六节 睡眠是途中的暂时休息， 是月光朗照的草地上 影子消失留下的谜语。 人民在沉睡， 嗳！嗳！人民在沉睡， 但是睡着的人在翻身， 睡眠到了尽头， 睡着的人终于醒来！ 嗳！嗳，睡着的人终于醒来！ 第一○七节 人民会生存下去 人民边犯错误边学习，能活得下去， 他们会上当，被出卖，再次出卖， 会走回哺育人民的大地，象根深入土里， 但人民特别能复活，能卷土重来， 对他们这种本领你别一笑置之， 在狂风暴雨的演出幕间，猛犸在休息。 人民，昏昏欲睡，精疲力尽，难料难测， 它是一个巨大的集合，每个单位都在说： “我要挣钱糊口， 从早忙到夜 得把生活混。 要是我有空， 我能再做些事， 为自己，也为旁人。 我能读书，研究， 也能高谈阔论， 也能探本溯源， 这都得有时间， 得等我有空。” 人民是悲剧和喜剧中的两面角色， 是英雄，也是歹徒；是幻影， 是猩猩扭歪了嘴呻吟：“他们 买了我，又卖了我……好一出把戏…… 总有一天我会挣脱……” 只要坚持向前 越过动物性需要的边沿， 越过单纯存在的可怕底线， 人就来了 走向比骨头更深沉的仪式， 走向比骨头更轻巧的光线， 走向仔细思考的时辰， 走向舞蹈、小说、歌曲， 走向用来梦想的时间 只要坚持大步向前。 五官感觉的边界有限， 超越感觉的愿望无穷，在这两者之间 人民守着衣和食的卑微要求， 只要够得着，就伸出手 去追求超越感官牢笼的光明， 追求比饥饿和死亡更永久的纪念， 这种追求永远无止息， 虽然煽动者和骗子把它破坏、玷污， 但这种追求永远无止息， 追求那光明，那纪念。 人民了解海中的盐， 了解风用多大力量 吹拂大地的每个角落。 人民把大地 当作休息的坟墓，当作希望的摇篮， 除了大地还有谁替人类家族说话？ 人民与体现宇宙规律的星座 同一个声调，同一个步伐。 人民有丰富的色彩 象射出光谱的棱镜 嵌在独石碑顶。 是变化的主题、安慰人的风琴， 是射出五彩缤纷诗句的彩琴①。 当海送出雾， 当雾化为雨， 当拉布拉多短促的黄昏， 变成清亮星星的夜曲， 在北极星短短的辉光之上， 天空一片晶明。 钢厂上的夜空生机盎然， 喷出白光，喷出纷乱的色彩， 象烧红的青铜颜色转暗。 人还要走很久， 人最终将胜利， 兄弟终将与兄弟并肩而立。 这古老的铁砧嘲笑许多打碎的铁锤， 的确有人不可能被收买。 火的骨头在火里挺自在。 星星鸦雀无声。 你无法阻挡风的狂吹。 时间是个伟大的教师。 没有希望，谁活得下去？ 在黑暗中，在悲哀的重负下， 人民在前进， 在黑夜里，头上是一杓永恒的星星， 人民在前进： “到哪儿了？往下又去哪里？” ①彩琴(clavilux)是一种风琴，奏出音乐时，能在银幕上映出与乐音“相应”的色彩。
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兰斯顿·休斯 （LangstonHughes,1902-1967） 怒吼吧，中国！ 怒吼吧，中国！ 怒吼吧，东方的老狮子！ 喷火吧，东方的黄龙， 你不能再忍受欺凌。 打远古起你从来不 窃取别人的东西。 沉睡的老野兽， 人们只知道你是精绘瓷器约人， 吟诗作赋的人， 制造焰火的人。 你对占领别人的土地 早就不感兴趣， 而他们想必认为 你对自己的土地也不在乎—— 所以他们乘着炮舰来了， 建立租界 势力范围 公共祖界 传教堂 银行 种族隔离的青年会。 他们用马六甲藤条打你， 要是你胆敢抬头—— 他们就会砍掉你的脑袋。 甚至黄种人也来了 抢走了白人 没能抓走的东酉。 黄种人在闸北扔炸弹， 黄种人跟白人一样 在骂你： 狗！狗！狗！ 狗苦力！ 赤匪！下贱的赤匪！ 狗苦力赤匪！ 最后你再没地方 精绘瓷器， 吟诗作赋， 节日里无处放焰火。 最后你不再有宁静， 不再有安定。 总统、国王、天皇， 认为你的确是条狗， 他们每天踢你， 用广播，用电报， 用海港里的炮舰， 用马六甲藤鞭。 他们认为你是个驯服的狮子， 睡意惺松的，好使唤的，驯顺的老狮子。 哈！哈！ 哈哈哈……哈！ 笑吧，上海码头做苦力的孩子，笑吧！ 你不是驯顺的狮子！ 笑吧，湘江群山中的红色将军，笑吧！ 你不是驯顺的狮子！ 笑吧，外国人开的工厂里的包身工，笑吧！ 你不是驯顺的狮子！ 笑吧——怒吼吧，中国！是喷火的时候了！ 张开你的嘴，东方的老龙， 吞下扬子江里的炮舰， 吞下你天空中的外国飞机， 制造焰火的老技工，吞下子弹—— 再朝敌人脸上吐一口自由的唾沫！ 打断东方的锁链， 小苦力孩子！ 打断东方的锁链． 红色的将军！ 打断东方的锁链， 工厂中的包身工！ 打碎租界地的铁门， 打碎传教堂虔诚的大门！ 打碎种族隔离青年会的转门！ 打败土地、面包和自由的敌人！ 站起来怒吼，中国！ 你明白你需要什么！ 要获得这东西 只有自己动手取！ 怒吼吧，中国！ （1937） （赵毅衡译）
米蕾（1892-195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米蕾 （1892-1950） 在马萨诸塞正义被拒绝 让我们离开花园回家吧， 静静地坐在房间里。 如此阴云下，飞燕花和玉米能生长吗？ 这阴云下冰凉的土地 一直酸到水果的种子里， 只能培育骗子和莠草。我们进军了，但没能胜利 为砍掉这些草，我们折断了锄头。 让我们回家吧，静静地坐着。 在我们今日 乌云不会廓清，太阳不会如往昔 从那闪烁的海湾升起 给我们以光明。 温暖的风也不会从海上吹进来 摇动玉米叶子 发出安宁的沙沙声。 被抛弃了，被抛弃了， 那蓝色的草垛站在空空草场旁， 花瓣坠落到地上 使树结不出果。 太阳曾晒暖我们弯下的背脊，使拔起的莠草枯萎—— 我们再也得不到太阳。 我们将死在黑暗里，在阴雨中被埋葬。 从那两个光荣的死者身上 我们继承了什么—— 适合谷物生长的田垅，莠草除尽—— 而如今，瞧这些渣滓和发霉的赃物。 罪恶压垮了 飞燕花和玉米： 我们看到他们倒下。 让我们坐在这儿，静静地坐着， 坐在房间里，等待死亡。 当死神的脚步声传来，就站起来走吧； 给我们孩子们的孩子留下这美丽的门廊。 还有这榆树， 这被蹂躏的有待耕耘的土地， 这破裂的锄。 选自《雪中的鹿》（1928） 注：1927年美国两个工人运动参加者萨柯和梵塞蒂被诬判死刑，美国进步人士曾和工人群众一齐为此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没有成功。这首诗是米蕾在两位烈士被宣判那天写成的。 来源：赵毅衡《美国现代诗选上》p350
[美国]斯蒂芬·柯蒂斯·兰斯：耶稣也是个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美国]斯蒂芬·柯蒂斯·兰斯 耶稣也是个工人 主耶稣是个拉美人， 我知道他声援 那些挣扎奋斗的人们， 那些给你们打扫房屋和割后院草的人们。 和他一样，他们被拒绝， 被你们选出来的伪君子们拒绝。 因为耶稣也是个工人， 但愿你们能让他给你们工作。 耶稣纪元2006年5月1日 （司双译）
第十五章千禧年：于希冀与恐惧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五章千禧年：于希冀与恐惧之间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 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以及所有其他的奴隶起义，都被镇压了。这并没有导向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度的持续。奴隶被农奴取代，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这个过程被日耳曼部落侵入罗马帝国的事件加速了。 同样，当我们谈到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通常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顺利的过程。一个人能够花上半个小时时间阅读封建制的一章，然后继续读资本主义的一章。但这个进程实际上要艰难得多，矛盾得多。封建制在欧洲生存了过一千多年，当它走向衰落而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裂缝间崛起时，那不是一条单向向前的道路。事实上，11世纪阿拉伯人控制的西班牙要比三个世纪后的西班牙要先进得多。在17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德意志地区人口几乎被削减了一半。 同样，封建制的恐怖持续不断。举个例子：千年以来，庄园主都拥有对自己治下村庄处女的初夜权，农奴所受到的压迫，尤其是女性农奴，持续了极长的时间。 资本主义制度远比之前任何经济与社会制度都要富有活力。因此，极端情况出现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资本主义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使得每个人的物质充裕成为可能。同时，资本主义被不同资本家和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撕裂。通用汽车和福特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增加对他们的劳动力的剥削。资本家之间的无序竞争对每个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施加着暴政。饥荒对人类而言并非新事物，我们已经面对它几千年了。但它曾经是食物稀缺的结果。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有几百万挨饿的人，而世界上却还有过剩的粮食。这些极端情况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表现出来。据估计，每年有两千万儿童死于缺乏净水。比尔盖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年的利润，就足以建设能够保证没有一个孩子失去净水的水利工程。仅仅一年的利润！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当然不仅限于经济形式，也包括军事形式。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莎·卢森堡，这位伟大的波兰裔德国革命家，写到人类面前的选择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我们对野蛮的了解远比她能知道的要多。她在1919年1月被谋杀，死在毒气室之前，死在广岛长崎爆炸的原子弹发明之前。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说观看此时的欧洲犹如观赏一部慢放的记录30年代的电影。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已经走过了三场世界经济危机。但它们只是对1929-1933年的恐怖崩溃苍白无力的模仿。诚然，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崛起。但老勒庞只是希特勒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诚然，老勒庞的国民阵线的确得到了500万选民的支持，而希特勒得到了1300万选民的支持。但两者在支持者质量上的差距是巨大的。希特勒的支持者是在经济崩溃中失去一切的疯狂的小资产阶级，老勒庞的主要支持者并不像这样愤怒。希特勒即使在1933年1月担任总理前也拥有武装的冲锋队，老勒庞的支持者只是到处参与对移民的袭击。 另一方面——工人斗争——也只是对30年代的苍白模仿。诚然，90年代法国工业无产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增长。但即使是1995年11、12月的大罢工也无法与1936年6月对工厂的大规模占领相比。 90年代的故事只是慢动作版的30年代故事的现实首先是意味着，在这个版本下阻止这部电影继续放映的选择会更多。 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局势，现在的局势对革命者来说比30年代要有利得多。在30年代，斯大林派主导了整个欧洲的左翼。当然，希特勒的胜利并非不可阻挡。托洛茨基明智地指出，一个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的联合阵线对于阻止希特勒是有必要的。希特勒本可以被阻止。首先，社民党的得票数是800万，德共的得票数是600万，这远大于纳粹党的得票数。更重要的是工人党派支持者的质量。托洛斯基将纳粹支持者称为“人渣”——孤立的个人——而工人党派拥有强大的力量，在工厂里，在铁路上……。希特勒没有被阻止，是因为斯大林派反对联合阵线的政策，斯大林将社民党批评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此外，1936年法国的占领工厂运动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跳板，不仅仅是法国，还会在其他地方引发革命，例如在德国。可惜斯大林派坚持与自由党的联合，这一切都是为了斯大林的外交利益。结果是1936年选举出的议会，在1940年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将支持票投给法国政府的领袖，当时正与纳粹德国展开合作的贝当元帅（原文为法文，MarshalPétain）。 今天，斯大林派的势力已经随着俄国和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瓦解而崩溃。现在，有极其广阔的空间可供革命者发展。 千禧年既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对于危险的警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极端的年代，这极端之中其中既包含极端的可能性，却也有极端的危险。我们应当遵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明智建议：“不要笑，不要哭，要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充满可能性的时代。 《共产党宣言》将工人阶级描绘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在，国际无产阶级远比《宣言》创作时要强大。仅仅韩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就比马克思去世时的1883年的世界工业无产阶级还要庞大。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西雅图斗争展示了对抗资本家联合的强大怒火。德国主流报纸《明镜周刊》（原文为德文，DerSpiegel,）在评论西雅图的示威时表示，这表明下一个千年将以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开始。许多年以来反资本主义词语都只是在一些小型革命组织的词汇库之中。而现在它成为了数百万人的话语的一部分。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38
第十四章世界革命还可能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四章世界革命还可能吗 ↘慢放中的20世纪30年代 今天，仅仅是韩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就比马克思去世时的1883年的世界无产阶级还要庞大。现在，工人要比农民多。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大于农民。工人们在大型生产单位里工作，有时，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同一家企业雇佣，而农民阶层却是原子化、碎片化的。每个农民家庭都只在自己的一点点土地上劳作。 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发生冲突时，革命就是必要的。 当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出现，与封建枷锁作斗争时的资产阶级不仅是进步的，还是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十七世纪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起它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至高地位。法国资产阶级在18世纪做了相同的事情。在法国大革命的几年后[1]，英属美洲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并确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力机构，美国也就此诞生。 很明显，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阻碍。成百上千甚至可能是几百万的建筑工人失业，而上千万人却仍缺乏舒适的住宅就证明了这一点。数百万人民正在挨饿，不是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因为他们买不起食物。我在多年前听到这样一则轶事，它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一个小孩在隆冬之际问他的父亲：“这天气太冷了，为什么你不生火取暖呢？”父亲回答道：“我买不起煤炭。我没有钱。”孩子问：“你为什么没有钱？”“因为我失业了。”“你为什么失业了？”“傻小子，你还不明白吗？我曾经是个矿工，而现在世界上有太多煤炭了。” 资产阶级对封建领主的胜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曾经共存过，资产阶级能够对封建领主说：“我们比你富有，而我们的财富随时增长，你的财富却逐渐缩水我们优越性最好的证据就是，每当贵族成员发现他们处于经济困难中，他们就会试着娶我的女儿们，在他们的蓝色血液里掺进黄金。就理性而言，我们远比你们优秀。你们有圣经，我们有百科全书；你们有教堂，我们有大学；你们有牧师，我们有教授。你们这个阶级被我们影响的成员远比我们被影响的成员要多得多。”这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当三级会议（原文为法文，Etatsgénéraux）召开时被展示地一清二楚。这个实体被分为三个等级：最顶层的是贵族，第二等级是教士，第三个是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等到投票时，前两个等级的成员打破界限并加入了第三等级。（此句中“等级”均为法文，Estate）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与资产阶级与封建主的联系有基础性的差异。无产阶级不能来到资本家面前对他们说：“你们拥有工厂、银行、船坞，而我们拥有……当你们遇到经济困难时，你们不会急着去找一个工人并嫁给你的女儿。”尽管主要针对劳动者的《太阳报》每天卖出四百万份，我也怀疑是否存在购买社会主义报纸的资产阶级。基于此，工人们并不一定赢得每一场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也写到，共产主义者总结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和历史教训。没有人能够有所有这些事件的亲身经历，活到今天的人不会在巴黎公社、在1905和1917的俄国革命等事件时活跃过。但革命政党就是这个阶级的记忆，是无产阶级的大学。因此，并非每一次革命里无产阶级都能取得胜利。 基于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世界革命还可能吗？答案是：可能，它不仅仅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像一个由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系组成的链条。当压力达到极限，必定有一条联系走向崩溃。这就又会影响其他联系。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一场世界革命的开始，紧跟着是1918年的德国革命，1919年的奥匈帝国革命，1920-1921意大利的占领工厂，在1923年末德国革命的延续中达到高潮。共产主义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就在1916年，齐美尔瓦尔德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反对战争的会议上，罗莎·卢森堡发表了讽刺的评论：“我们到达了这样一个境地：全世界反战运动都可以在搭载几辆马车上。”而在1920年，德国共产党有五十万党员，法国共产党有二十万党员，意大利共产党也有相似的数目。 但说世界革命必定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胜利。 慢放中的20世纪30年代 大概十年前我曾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类似慢放版的20世纪30年代的阶段。我们堕入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但比1929-1933年的程度要轻得多。在那个时候，德国有八百万人失业，并且没有失业补贴。今天，在英国有四百万拥有超过平均工资的失业补贴的人失业。老勒庞（原文为法文，LePen，下文同）的确在模仿希特勒，但他的支持者无法与希特勒相提并论。1933年，希特勒除了投给他的1300万票，还拥有上万专门用来摧毁工人们的组织的武装纳粹分子和冲锋队。法国国民阵线没有任何这样的力量，它的支持要软弱得多。当1995年11、12月的大量罢工在法国发生时，它粉碎了国民阵线的支持。随着国民阵线支持的崩溃，它走向了分裂，老勒庞只保存了一些组织里无足轻重的部分。 需要强调的是，将20世纪30年代简单地看作黑暗的日子是个错误，仅此而已。德国工人阶级被希特勒击败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但同时，1936年6月也有着在法国的许多占领工厂运动，这再次唤醒了革命的幽灵。可惜的是，罢工的领导人，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自由党来遏制这场斗争。这个以人民阵线为名的联合，三年后投票给贝当元帅与纳粹的合作。 20世纪30年代是极端的十年，任何骑墙派都是在帮助反动势力。今天的现实是那个年代式样的电影再度放映，但是却是以慢放的版本，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去阻止这场电影并引导它到我们想要的道路上。关键是建立起革命政党，正如托洛茨基说的那样，大罢工就像是蒸汽，而革命政党就是引导机器的活塞。一个没有蒸汽的活塞只是一片废铁，而没有活塞的蒸汽只会扩散，让你一事无成。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标题吧，我们可以以这个句子总结我们的答案：世界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但它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 （作者注）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我意识到读者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历史铁律的教条汇编。事实上马克思总是知道意外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列宁就死在回到俄罗斯的1917年之前，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将是极其巨大的，并会对革命历史产生影响。 其他意外也可以加速历史发展。我在这里给出一个例子，去年土耳其西北的地震导致了土耳其工人和最近从东南部逃亡来的库尔德难民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倒塌，同时，富人那坚固的房屋几乎没有受地震损伤。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就可以用这次意外证明，阶级才是社会的主要分野，土耳其和库尔德工人都是手足兄弟。 [1]时间可能存在问题——译者注
第五章时间和历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五章时间和历史
第十三章马克思主义与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三章马克思主义与民主 一位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在土耳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土耳其能加入欧盟，那么民主就将得到保障。在讨论这个具体的观点之前，我想先更宏观地描述民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民主”一词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雅典时期，其意为“人民当家作主”。然而，不论是奴隶，还是妇女，亦或是非雅典居民，在这种民主体制下都没有投票权。 普选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事实上，拿破仑三世就是利用普选权，通过公民投票来搞独裁：中央大区[1]动员落后省份反对进步的巴黎。同样的是，将普选权引入德国的俾斯麦利用这种手段来加强德皇、亲王和容克贵族反对柏林社会主义者的权力。 让我们看看英法德等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吧，人们虽然有普选权，议员也是经民主选举程序而产生，但是这种民主是形式上的、肤浅的。议会代表是由选举产生的，但法官、警察长官和军队指挥官却不是。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无权民主选举工厂老板，也无权任意将其罢免。资本家和无产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当法律规定“不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得在公园露宿”时，在形式上两者是平等的；同样，当法律规定“每个人不论其贫富，均有权入住丽兹酒店”时，法律也没有歧视穷人。 英国的造纸业大亨和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报业帝国——他的《太阳报》每天卖出400万份；此外，他还有《泰晤士报》、发行量很大的《世界新闻报》以及《周日泰晤士报》——但是作为美国人，他在英国没有投票权，而他也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接受了这些。英国的工人们要交23%的收入税和10%的国民保险。 但鲁伯特·默多克只需要缴纳其公司利润的0.5%作为税款，因为他的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这样一个避税天堂。当然，在法律眼中工人与资本家是平等的；当然，为默多克工作的印刷工人在法律上并未处于不利地位。我敢打赌，如果我参加奥运会去和英国最快的短跑运动员李福德·克里斯特比赛，我会击败他，尽管我已经82岁了。但胜过他的条件是我坐在一辆好车里，以及有一位熟练的司机为我服务。 最关键的在于，形式上的民主并没有消除国家或者种族的压迫。在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20万白人居民享有民主权利。但是这并没有削弱对五百万黑人的压迫，它反而促使白人更加团结起来压迫黑人。 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被该国赶出自己土地的三百万巴勒斯坦人有权返回自己的故土，或者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民主是否得到强化的关键标准，是被压迫者获得实际权利的程度。列宁在1902年写道，当工人为工资而罢工时，他的身份只是工团主义者；但当他为反对虐待犹太人而罢工时，他便成了一位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列宁继续写道，“我们革命党人就是被压迫者的护卫。”在一个有主体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国家里，属于主体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要争取压迫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强调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也必须尽最大可能表达与压迫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意愿。 上文的前提是外来的民族压迫不仅损害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主体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美国，白人工人相对于黑人工人享有特权。这种情况在德州与纽约的对比中尤为明显：纽约的白人工人不论是在工资、工作机会还是住房方面，都比德州的黑人工人更为优渥。因此，从表面上看，白人工人受益于对黑人的压迫。但是，德州白人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和住房与纽约的白人相比却差很多。总而言之，真正积极、大众的民主，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工人不分种族、国籍和性别而团结起来的斗争。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去年的地震对土耳其西北部造成的可怕影响时，显而易见的是地震对贫民窟房屋的摧残，不论是居住其中的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但是，富人的房屋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些照片也清楚地展示了军队的作用。土耳其军队是北约第二大军队，仅次于美国。但当地震来临时，你可以看到士兵们迅速赶往现场维持秩序，他们拿着枪，而不是叫推土机来除障救人。 土耳其加入欧共体市场绝不会提高工人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是要发动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社会运动。当然，每一项民主权利，无论多么细微，都必须倍加珍惜。但是，不通过群众运动，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来争取。” 传统的教育体系告诉我们，历史是自上而下创造的。我们了解各种历史和国王、皇帝以及将领。因此，认为土耳其总理、托尼·布莱尔、格哈德·施罗德以及若斯潘[2]这些人坐在一起就能产生真正民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要消除这种幻想。 一句话，工人不能靠历史背后的狡计取得权力，出路有且仅有一条：阶级斗争。 [1]大区为法国行政区划的最高一级，旧区划的中部或称中央大区在王政时代是法王直辖地——译者注 [2]三人分别为当时的英国首相，德国总理，法国总理——译者注
第十二章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二章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所有不存在政治民主的国家——由君主、军政府、法西斯或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国家里——对民主制的需要显而易见。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努力斗争来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自由选举、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民族自决权。但这对我们而言还远远不够。 首先，只要财富还聚集在一小撮资本家手里，不公、剥削和压迫就依然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贫富差距会保留下来，工人阶级内部对就业岗位、住宅、受教育机会的竞争带来的不平等也会保留下来。而这正是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滋生的温床。 随着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持续控制，政治民主也会变得不稳定，而旧政治秩序也威胁着说自己将要回归。一小撮资本家拥有的不只是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还拥有着精神上的生产资料：出版社、电视台和其他洗脑机器。他们也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所支持：军队、警察和法官们会继续支持资产阶级。 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时，政治民主才能得到保证。 在1918年11月爆发的德国革命赶走皇帝并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像克虏伯家族、蒂森这样的雇主们依然与那些建立起右翼武装自由军团的将军们、反动军官们同流合污。双重政权在德国建立起来，因为与议会并列的是工人委员会。并非每场革命都能一次打破过往的一切束缚。旧事物依然存在，并与代表未来的新事物共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1]依然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德国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1789法国大革命领袖圣鞠斯特的预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在社民党政府的保护伞下，自由军团的军官们杀害了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革命斗争在起起伏伏中持续到了1923年，却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纳粹党诞生于1919年。1923年，它在巴伐利亚组织了一次失败的政变，但它还在等待万事俱备之时。这对工人阶级而言又是一个白白流失的机会，而他们将在希特勒掌权后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见证了一轮无产阶级斗争热潮，这始于1934年二月，终于1936年人民阵线的决定性胜利。人民阵线是一个由共产党、社会党和自由党（他们被误认为是激进社会主义者——他们既不激进，更非社会主义者）组建的联盟。数百万的无产者们告诉自己：“现在我们掌握了政府，让我们去接管工厂吧。”在1936年6月，发生了一轮占领工厂的热潮。然而，共产党与社会党的领袖们遵循与雇主们达成的协议，决定撤退。在这之后，共产党被踢出人民阵线。正是激进社会党人达拉第与希特勒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也正是这个1936年的人民阵线大胜中选举出的议会把支持票投给了贝当元帅（MarshalPétain，原文为法文），这个自从1940年后就在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法国领袖。 当印度尼西亚在1949年从荷兰那里赢得独立时，这个国家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苏加诺领导。他的意识形态基于“潘查希拉”[2]，其核心是信仰神道与民族团结。悲剧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挑战苏加诺，相反，他们在民族团结的需求上完全赞同苏加诺。结果便是圣鞠斯特的箴言再次成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300万的党员人数远比革命时只有25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多，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比革命前夜的俄国无产阶级要更庞大，印度尼西亚农民阶级也比俄国庞大。在1965年，由苏加诺任命的一名将军苏哈托在美国、英国工党政府与澳大利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 这次政变中约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被屠杀。 中东是另一个见证了一场震动建制派却没能赢得根本突破的大变革的地区。在伊拉克，费沙尔（Feisal）国王在1951年的人民运动里被踢下王座。伊拉克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党派，诚为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它加入了一个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党派的同盟：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在斯大林派控制下的共产党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必然是一场需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一个联盟事实上意味着前者从属于后者。共产党党员与无产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由萨达姆·侯赛因将军领导的伊拉克社会复兴党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执行了多场对共产主义者的屠杀。 在伊朗，一场大罢工导致了1979年国王的退位。设拉子（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悲剧的是，这些设拉子的领导层多数是亲莫斯科的图德党和伊斯兰敢死队，将革命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给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提供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随即上台，没有对图德党和伊斯兰敢死队表示任何感激，左翼便遭到了血腥镇压。 我还能举出一些其他失败的革命，例如匈牙利1919、1956年革命，德国1923年的革命，中国在1925-1927年的革命，西班牙1936年的革命，法国1968年的革命，葡萄牙1974-1975的革命。 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以及偏爱前者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独有的“珍宝”，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纲领。 1917年的俄国革命却是一系列半途而废的革命中的一个例外。 二月革命创造了激动人心的新情况：沙皇退位，数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制告终，警察被解散。每个工厂里，工人委员会都被建立起来。在许多军队编制里，士兵委员会开始形成。工兵苏维埃在各个地方兴建起来。 但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旧的机构依然与苏维埃并存。在工厂里，旧工厂主与旧经理们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在军队里，将军们仍然大权在握：军队最高统帅是由沙皇任命的科尔尼洛夫将军。与苏维埃政权并存的是由沙皇时代的自由派政治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被列宁与托洛茨基称作“双重政权”的状况充满了矛盾。 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承受苏维埃的本质，它的领导人乞求资产阶级来保留权力。大部分苏维埃代表都是右翼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并不是一个意外，这是当数以百万记的人投向左翼却仍然背负着沙皇时代的意识形态包袱时的必然结果。对当时数百万曾经支持沙皇与战争的人来说，投向左翼并不意味着直接加入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强力人物，担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的伊拉克利·格奥尔吉耶维奇·策烈铁里解释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必要性：“对革命而言没有其他出路。诚然，我们拥有权力，政府任我们操纵于股掌之间，但那对革命而言意味着灾难。” 4月3日，当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时，彼得格勒芬兰站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士兵们迎接了他。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用这段话来欢迎他：“列宁同志，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国革命之名欢迎你回到俄国……但我们认为革命民主的原则性任务是保卫革命免受任何内外侵扰。我们认为这个目标需要的不是不和，而是对民主阵营的拒绝。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追求这个目标。”列宁在回复中将这场革命的延续称作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演讲采取了极具敌意的回应。于是，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宣称：“列宁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个空缺了三十年的欧洲皇位的继承人-巴枯宁的皇位！列宁的新话语回荡着古老过时的早期安那其主义真理。” 列宁没有与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在1848年法、德革命时的号召，要完全独立于小资产阶级民主阵营。马克思写道：“德国工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3] 在数日、数周和数月的风暴中，布尔什维克尽力赢得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在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被选为主席。同日，布尔什维克赢得了莫斯科苏维埃的多数票。从这点来看，1917年11月7日对无产阶级权力的争取只是一小步。 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党制造了革命，但工人阶级的党引导着工人阶级。恰如托洛茨基写道：“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4] 成败之间的差别，俄国十月革命与其他工人革命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拥有一个强大的革命党提供有力的领导。尽管社会主义者不能决定革命何时爆发，但他们的确能通过他们建立强力革命党的程度来决定最终结果。 罗马元老院的一员老加图常以这句话结束他的演说：“Cartagodelendaest”-迦太基必须毁灭。而最终，罗马的确摧毁了迦太基。而我们得以这句话作结：“革命党必须建立。” [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P009 [2]Pancasila，该词原意是印度佛教的“五戒”，印尼苏加诺政府借用该词作为自己五项立国原则的代称——译者注 [3]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4]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009
第十一章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一章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 ↘军备经济所扮演角色的不断演变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直接并无简单直接联系 土耳其将一半的国家预算花在了军备上。它已逐渐成为所在地区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如今，政府正推进工资限制和私有化政策，然而另一方面，又花费巨额资金购置坦克和直升机。 过去两周间，军备成为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甚至在老板们的报纸上也是。一个专栏作者如此写道：“平均每个土耳其公民仅仅拥有半片阿司匹林（一种治疗头痛的廉价药物），却拥有三枚手榴弹；平均每一万人才拥有一间健康中心，却拥有两台坦克。”土耳其军队是北约中除美军外最大的军事单位，尽管它的国家收入远远低于（同是北约成员的）德、法、英、意诸国。 军备经济所扮演角色的不断演变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军火工业扮演着不同角色。当资本主义尚年轻和进步的时候，军队扮演着从属的角色。但当资本主义进入衰退期后，情况变了。1933年，德国失业人数达到了八百万。几年后，纳粹通过重整军备以摆脱失业。同样的情况随后也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战后，冷战使常备军保持在比20世纪20和30年代初高得多的水平，但当然比战争年代要低。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谓的永久性军事经济（thepermanentarmseconomy）。它使就业率保持在高位，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在1956年，在一篇题为《论永久军备经济》的文章中，我曾阐明了这些矛盾。军备投入鼓励了充分就业，但是引发了如下情况：一个在军备上投入过多的国家，发现自己难以像国防方面投入远少于它的国家那样，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复兴产业上。这种情况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愈发显著。冷战及在军备投入使就业率保持在高位。但像日本和西德这种在国防上面投入极少的国家，展现出了比美英更强的产业复兴能力。西德和日本赢得了在汽车产业、电气和其他经济部门上的竞争。1973年，美元贬值及随之而来的油价飞涨，迫使美英急剧削减它们的军事预算。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直接并无简单直接联系 的确，军国主义服务于资本主义，但这不意味着将军们没有自己试图强加给社会的私利。如果一个资本家为保护自己的利润而雇佣了一个匪徒，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匪徒没有试图强加给他的雇佣者的私利。经济是基础，而军事和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存在影响。土耳其将领们正为保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而努力奔走，远远超出许多土耳其资本家的期望。当土耳其东北部的地震发生时，军队迅速到达现场，他们并未携带铁锹或用推土机营救那些被掩埋的人，而是去用机枪和坦克强制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于土耳其无产阶级和受压迫的民族，将军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将试图使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
第十章俄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章俄国革命 ↘双重政权 ↘列宁对党进行再武装 ↘胜利的革命 ↘俄国革命不是带来了斯大林统治和古拉格吗? 1917年2月23日[1]，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开始，这也是革命的开端。24日，二十万工人在彼得格勒举行罢工。25日，这场总罢工席卷了整个城市，许多罢工者被军队杀害。两天后，卫戍部队发生了兵变，士兵拒绝向示威者开枪，在某些情况下，下令开枪的军官甚至被士兵杀死。沙皇退位了，有趣的是，在沙皇退位前一天，工人代表苏维埃诞生了，有关1905年苏维埃的记忆加速了它的产生。所有的工作车间都派去了代表。 这场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事先计划。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根据全部资料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无论谁，肯定无论谁当时都不曾料到，2月23日这一天将会成为向专制制度发起决定性进攻的开端。人们是怀着不确定的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前景来谈论游行示威的。”[2] 苏哈诺夫是这场革命的杰出见证者，他宣称:“没有任何政党为这场剧变做好准备。”同样，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沙皇秘密警察——的一位前主管也说，革命是“纯粹自发的现象，根本不是政党煽动的结果”。当数百万人第一次进入政治生活时，布尔什维克显得非常边缘，在革命后大约只有23,000名党员。直到2月25日，布尔什维克才发出第一张号召总罢工的传单——在此之前，已经有20万工人罢工了!在苏维埃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在1500~1600名代表中，只有40名（2.5%）布尔什维党人。 双重政权 与苏维埃政府并立的是由李沃夫亲王[3]领导的临时政府。因此，存在着两重政权。 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时间持续，这两个政府中的一个将不得不让步。 开始时，苏维埃支持李沃夫政府。在3月2日的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将权力转让给临时政府——即转让给资产阶级——的决议。只有15名代表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连40名布尔什维克都不完全反对。来自1600名代表的大规模施压使布尔什维克屈服了。统领苏维埃的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采取的立场很混乱。他们既支持苏维埃，也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们希望和平，却支持战争。他们同情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支持临时政府——地主的代言人。 但革命不允许中间妥协。生活以最极端的形式提出了每个问题。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自己也很混乱。3月3日，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在临时政府的活动符合无产者和广大民主群众利益的情况下，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政权。”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临时政府关系的决议中出现了“在……情况下”这一措词，并成为支持临时政府的具体政策的一种提法。 当列宁在瑞士拿到《真理报》时，他怒不可遏。《真理报》宣称，布尔什维克将坚决支持临时政府，“在它与反动派或反革命作斗争的情况下”——却忘记当时唯一重要的反革命代理人就是这个临时政府。 列宁对党进行再武装 1917年4月3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当他到芬兰车站时，布尔什维克仍支持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列宁对此极其蔑视，并提出了新口号，“和平、土地、面包”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革命者当然试图影响群众，但这不是一个单向过程，绝大多数群众的观点也影响着革命者。几天后，列宁会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同时坚持他在《四月提纲》中的观点。在场的16名成员中，只有2人投票支持列宁，13人反对，1人弃权。 尽管这个开始不太吉利，列宁的立场还是在极短时间内赢得党内大部分人支持。这既是由于列宁的坚持，也是由于无数人的日常经历。战争持续着，成千上万人不断死去，地主仍然残酷剥削农民，资产者过着奢侈的生活，工人却遭受着贫困。列宁花了大约一个月来赢得党内的支持。 说服苏维埃成员接受他的观点花了点时间。九月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获得了多数选票，托洛茨基当选主席。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也赢得了苏维埃的支持，加米涅夫当选主席。 从这里开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仅经历了很短的时间。 二月革命是自发的，十月革命则是有组织的。 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布发动武装起义。三天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士兵部门投票决定将所有军事权力从总部转移到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10月16日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彼得格勒郊区委员会和铁路工人重申了起义的决定。10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着手准备起义。10月25日起义发动，托洛茨基出色地组织了这场行动，就像后来他领导红军在内战中取胜那样。 因为十月革命的策划和执行良好，几乎没有任何流血。在二月革命中丧命的人要多得多。 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但这并不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的行动，而是因为苏俄被相当于16个列宁再武装的党规模的外国军队入侵。将此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就像责怪一个人用暴力保护自己不被杀人犯伤害。 胜利的革命 整个20世纪出现过很多次无产阶级革命，可惜最后只有1917俄国革命胜利。我们反复目睹了半途而废的革命，这证实了圣茹斯特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预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 1917俄国革命对这些半途而废的革命来说是个例外。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完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7俄国十月革命与其他工人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在于：在前者中，有一个群众的革命党提供有效领导。社会主义者虽然不能决定革命关头爆发的时刻，但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有力的革命党来决定最终结果到什么程度。 托洛茨基恰如其分地写道：“制造革命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党，但党领导工人阶级。”“没有领导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慢慢消散，犹如没有装在带活塞的汽缸里的蒸汽一样。但是，毕竟不是汽缸也不是活塞，而是蒸汽起推动作用。”[4] 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工厂收归国家所有并由工人管理，被压迫民族获得了自治权，原来作为“各民族的监狱“的俄国变成了自由、平等民族的联盟。 反犹主义在沙俄横行了几个世纪。1881年，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进行了有五百次。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犹太人不准居住在两个首都——莫斯科或彼得格勒。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是犹太人托洛茨基，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是犹太人加米涅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席是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当托洛茨基被调任领导红军时，取代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是另一个犹太人季诺维也夫。 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1917年，在革命的几个月里，卢那察尔斯基，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举办了三四万人的大会，就威廉·莎士比亚、希腊戏剧等话题发表了两三个小时的演说。当时伦敦的人口是彼得格勒的四倍，英国工人的文化水平也比俄国工人高，但在伦敦绝不可能看到类似的大会。 苏维埃政府为妇女解放制定了世界上最进步的立法：在夫妻任意一方意愿下离婚的权利；根据需要免费堕胎（世界首例）；公共食堂将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儿童由集体抚养。所有反同性恋的法律也被废除了。 俄国革命不是带来了斯大林统治和古拉格吗? 这种论调在革命反对者中屡见不鲜，而且听起来像是常识。可惜，同样的常识也可以说：广岛原子弹是牛顿引力定律的产物。这是有理可依的：如果没有引力定律，炸弹就不会从飞机上掉下来。 俄国革命的国际性质是理解斯大林上台的关键。 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只能用国际方面的要素来解释。俄国工业的工人阶级规模很小：工厂、铁路和矿山的工人仅有300万，而全国人口有1.6亿。1917年俄国的工业产值跟比利时这个小国差不多。但工人阶级多数集中在大型场所，例如普梯洛夫机械制造厂[5]——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有4万名工人。这不是俄国经济逐步有机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是外国资本在俄国投资的结果。 俄国工人的想法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在英国，从开始大工厂生产到工人享有八小时工作制，花了两个多世纪。而在俄国，这是1905革命的核心要求。 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俄国的本土产物，没出现过俄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融入了俄国的知识—政治生活。《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首次出版。六年后，它的俄语版出现，这是《资本论》被翻译成的第一种语言。最后，俄国革命的最后一股动力也来自国外——德军对俄军的进攻。 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警告说，如果革命不扩大，特别是如果没有德国革命的支援，苏维埃政权将会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 斯大林不是俄国革命的继承人而是掘墓人，证据就是他谋杀了所有从革命和内战中幸存下来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斯大林主义之父不是列宁，而是直接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扼杀德国革命的右翼社民党领袖诺斯克。 不幸的是，德国革命的组织和发展远不如俄国。我记得我见过罗莎·卢森堡去世后的德共领导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问了他1918年罗莎·卢森堡的组织是什么情况。他说有大约四千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主义者（他的原话）。与此相比，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开始作为一个政党存在，1917年有23600名党员——还是在一个工人阶级规模比德国小得多的国家。 流水不腐，死水泛渣；俄国革命的孤立无援也最终泛起了官僚的沉渣。当斯大林参与进西方帝国主义的竞争时，他必然要模仿它。如果纳粹德国拥有庞大的工业—军事机器，斯大林也希望如此。要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唯一方法就是残酷地剥削俄国工人和农民——也就是古拉格。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与纳粹德国越来越相称，它的政权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1]该章文中均为儒略历日期——译者注 [2]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127 [3]立宪党人，临时政府首任总理——译者注 [4]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009 [5]即基洛夫机器制造厂——译者注
第九章1968年五月的重要教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九章1968年五月的重要教训 ↘警示与激励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克思语)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警示与激励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激励了全球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游行示威和占领校园活动在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达到顶峰。数千学生得到了年轻工人和拉丁区居民支持，他们与共和国保安队（CRS）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并最终将后者成功击退。 虽然在街垒之夜前法共一直反对学生运动，但他们这次选择了对学生的极力支持。他们选择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群众浪潮最好的方法——成为运动的先锋。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们希望为期一天的罢工和示威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因此他们呼吁在5月13日进行罢工。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如同往常的象征性罢工。但是他们错了，示威的工人掌握了主动权并且延长了罢工，5月14日，南特法国南部航空公司的工人宣称要进行无限期的罢工，随后占领了整个工厂，第二天雷诺总厂也被占领。5月16日，罢工和占领运动蔓延到雷诺的所有工厂。随后，所有的加工、汽车和飞机工厂都发生了罢工和占场运动。5月19日，有轨电车停运，随后是邮政与电报服务。巴黎的地铁和公交等市政服务也纷纷效仿。罢工冲击了矿业，船运及航空业。5月20日，总罢工已得到一千万工人的支持，之前没有参与过罢工的人:民谣舞者，足球运动员，记者，女售货员，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了，红旗在无数工作场所迎风飘扬。 在5月13日，工人学生共计100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 戴高乐总统彻底陷入无助，5月24日，当他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时，法国没有一家愿意印刷他的选票的印刷厂，当他绝望地试图在比利时印刷选票时，比利时工人以拒绝来支持他们的法国工人弟兄。5月29日，戴高乐逃离法国，前往驻德法军寻求庇护。 可惜，工人斗争的高潮就此结束了。 5月27日，工会领导人签署了格林纳尔协议，为工人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让步，例如，为低薪工人增加了35%工资。罢工被取消，右翼获得了主动权，蠢蠢欲动，并于5月30日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警方占领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驱逐了占领工厂的工人，袭击了任何仍在进行的示威活动，甚至对两名工人和一名学生痛下杀手。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马克思语） 这场巨大的进步运动中，工人受到斯大林主义残留的深远影响，对法共抱有极高的忠诚度。毕竟，这一代工人是受党的教育和培养的。此前的另一事件也显示了共产党相较于工人来说更强大的控制力量。当英美盟军击败德军时，巴黎被法共领导的抵抗运动“马基”（Maqui）解放了。武装工人控制了巴黎。然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从莫斯科直飞巴黎，并宣布，“一支警备部队，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多列士提到的警备部队就是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警察。尽管如此，巴黎的工人们还是接受了多列士的指示并被缴械。 此时，1968年5月，法共的影响力绝对是巨大的。 我们于前文提及了在巴黎示威的100万工人和学生，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人不希望工人和学生混在一起，因为激进学生受党的影响极小，他们的政治思想在党内属于极左的派别。因此，斯大林派的领袖组织起了2万名共产党干部组成的纠察线，将工人与学生的组织分开。 我们于前文提及了占领工厂运动。在这里，共产党和总工会官僚机构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80-90%的工人被送回家，所以只有少数人活跃在占领活动中。在家被孤立的工人当然失去了讨论战术和战略的机会，以及这场运动的意义。 罢工设有罢工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工会官员任命的。 为了促使大罢工结束，工会官僚们故技重施:一家工厂的工人被告知另一家工厂的工人已经回去工作。由于工厂之间没有独立于工会的通信，这种策略奏效了。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要理解1968年5月法国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矛盾，最好是看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经历。这场革命结束了沙皇的专制主义。沙皇的警备力量完全被粉碎了。各地工人在苏维埃中组织起来，前线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列宁当时创造了“两个政权”这个词来描述俄罗斯的局势。的确，苏维埃很强大，但与苏维埃同时存在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尽管有士兵委员会，但将军们仍然指挥着军队。的确，苏维埃展现了千百万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但帝国主义战争仍在继续。的确，每一个工厂都有强大的工人委员会，但仍然每一个工厂都归资本家所有。的确，数百万农民在苏维埃组织起来，但地主仍然没有损失一寸一毫的土地。苏维埃的领导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支持着临时政府及其政策。 二月革命是对过去的反抗，但不是完全的决裂。矛盾存在于当时的制度中，也存在于数百万人的意识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新机构，但它不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右翼控制了它。昨天支持沙皇的数百万人从沙皇制度中解脱，大踏步向左前进，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转向布尔什维克，而是更为保守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1917年9月，布尔什维克花了数周、数月的时间才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鉴于篇幅，我们并不会详述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异。这段时间中人们并未直接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大幅度靠拢。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影响直到6月才开始增加。7月初，他们被临时政府暂时击退，不仅失去了合法地位，而且报纸等宣传媒介被取缔，列宁被迫躲藏起来，而托洛茨基被监禁。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7月是诽谤的月份，媒体疯狂地谴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社会浪潮的向右狂飙使极右翼分子充满了信心，8月27日至30日，俄军统帅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了一场政变。如果他赢了，那么法西斯主义一词将不会出自意大利语，而是出自俄语。托洛茨基在监狱里组织了彼得格勒对科尔尼诺夫的防御。科尔尼洛夫的失败大大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的前进，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成员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几周后，十月革命发生了。 革命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爆发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工人们必须与以前作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决裂，但这种决裂无法在一天之内彻底完成。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工人阶级间将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意识。当然，布尔什维克从4月份提出的口号:“土地、面包与和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响亮口号，用来解决千百万渴望土地的贫农，千百万需要面包的饥饿者，千百万深受战争之害的人民的问题。但一段时间中，许多工人说:“是的，我们当然想要土地，但我们应该等到战争结束，等到立宪会议通过法令，给我们土地。我们当然想要和平，但让我们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然后再获得和平。” 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仅有23000名党员，在苏维埃中只有2.5%的支持率，但他们有足够强大的跳板帮助他们走向胜利。 而能够替代法共的左翼派别是极少的。1968年5月，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有400人。有组织的毛派就更少了。这样的力量对于挑战乃至颠覆斯大林派来说过于弱小。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有几万人，他们就可以在5月13日的示威中有效地促使工人和学生联合，打破了由2万名干部形成的纠察线。在那些被占领的工厂里，他们本可以坚决地工人继续罢工而非回家，使工人们获得主动权。他们本可以主张选举罢工委员会，而不是接受被任命的委员。他们将能够在工厂之间建立沟通，这样官僚机构就不能使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来瓦解罢工。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在未来，发生大规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人们永远不会提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毕竟，在二月革命前三周，列宁在瑞士对一群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发表讲话，在完成了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和分析后，预言会亲历俄国革命的将是这群年轻的下一代，而不是他这一代老人。革命前几天（2月7日），列宁写信给他的朋友伊涅萨说:“昨天有一次会议（会议让我很累;神经根本不好;头痛;会议结束前离开）”。如果他知道几天后革命就要开始了，他就不会这样抱怨了。 显而易见，这些伟大的转折点是永远无法预见的。在漫长的时间中，历史缓慢地运动。在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可能只会有微小的变化，然后，在一周乃至一天的时间中，远比过去几代人的历史中的一切事件更为影响深远的变革发生了。 今天资本主义的矛盾比1968年要尖锐得多。1968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即将结束。自1973年以来，经济衰退一次又一次发生，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工人的受剥削程度和无保障性日益增加。巨大的阶级斗争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倘若这些冲突要以无产阶级的胜利结束，那么革命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无产阶级大众的自发行动如同蒸汽，而革命政党恰似活塞。单单只有活塞是无济于事的，而单单有蒸汽本身，结果也只会是突然消散。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来说，一个坚实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来说，1968年5月的事件应当是一个激励，也应是一个警告。 [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P009
第八章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八章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1933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我们已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1933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绝非不可避免。两个月前的1932年11月，社会民主党获得了720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获得了600万张选票，两个政党总共获得了1320万张选票，而纳粹党的选票是1170万张，少了150万张。更重要的是，工人政党支持者素质与纳粹党支持者素质间的对照。正如托洛茨基所说： “在选举数据统计层面上，1000张法西斯分子的选票和1000张共产党人的选票一样多。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层面上，一个大工厂的1000名工人的力量，比1000名小公务员和小职员、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岳母的力量之和还要大100倍。法西斯分子大部分是一些人类渣滓。” 可惜的是，这两个政党的领导层都完全崩溃了。 面对纳粹的威胁，社民党依靠德国政府及其警察来捍卫民主。甚至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社民党领导人奥托·韦尔斯（OttoWels）还可以说，人们不必担心：新内阁不是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而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GermanNationalists）与纳粹党的联盟；12名内阁成员中只有3人是纳粹分子，其余9人都是保守派。此外，希特勒曾向总统兴登堡宣誓要效忠魏玛宪法。纳粹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Frick）也宣称，内阁不会取缔共产党，也不会干涉新闻自由！当然，几个月后，共产党被取缔，参选的候选人也被逮捕。 1933年3月23日，一项赋予希特勒巨大权力的授权法在德国国会通过，奥托·韦尔斯对此发表了反对意见，但他明确表示，社民党作为合法的反对派，对政权的反对也只会是非暴力的、合法的。他说： “3月5日的选举使执政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从而给他们机会根据宪法的内容和精神执政……我们可以把他们现在的统治作为一种现实接受下来。但是，人民的正义感也是一种政治力量，我们不会停止诉诸这种正义感。”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同样破产了。他们步斯大林的后尘，宣称社民派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即纳粹和社民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在1931年10月14日，共产党的领袖赫尔曼·雷梅勒得以在国会上宣布，在希特勒胜利之后，就该轮到雷梅勒了。“我们并不害怕法西斯的先生们，他们将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快地消竭自己的精力。（共产党的议席发声：对啊！）” 托洛茨基以他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呼吁德国工人直面希特勒所代表的威胁和灾难。11月23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他说: “在今后许多年里，不仅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而且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首先就意味着灭绝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摧毁其组织，根除其对自身及未来的信念。考虑到德国远为成熟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淡无力的、几乎是富有人情味的实验……无产阶级起义十次，一次接一次地失败十次，其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损害，也比不上当结局依然取决于谁将是德国的主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退却带来的损害大……世界局势的钥匙在德国。”[1] 写下《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三天后，托洛茨基又写下《反法西斯工人联合阵线》（ForaWorkers’UnitedFrontAgainstFascism），对德国工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和警告。以下话语言辞紧迫： “共产主义者的工人们，你们有成千甚至上百万；你们无处可逃；你们的通行证并不足够。如果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那样，碾过你们的头骨和脊梁。能救赎你们的只有无情的斗争，只有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人团结起来战斗才可能胜利。马上行动，共产主义的工人们，你们的时间所剩无几！” 1933年5月28日，在一篇名为《德国的灾难：领导者的责任》（TheGermanCatastrophe:theResponsibilitiesoftheLeadership）的文章中他再次写道：“德国无产阶级的空前失败，是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来最重要的事件。”1933年6月22日，他总结道：“德国目前的灾难，无疑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我们已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1974年工党上台之后，失业人口在三年里从60万上升到160万。工资变少了，实际生活水平也迎来战后的首次下降。贫困和匮乏为纳粹政党“国民阵线”（NaziNationalFront，NF）的兴起提供了土壤。1976年，国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44000张选票。国家党（NationalParty）——另一个纳粹政党——在布莱克浦赢得两个议席。1977年，在大伦敦议会的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119063张选票（占5%，而1973年仅为0.5%），在33个选区击败了自由党，排在第3位。埃塞克斯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比例代表制下，国民阵线在此期间的支持率将使其分到25个议席。 1977年8月，国民阵线组织了一场游行，途经伦敦东南部黑人聚居的路厄斯罕区。社会主义工人党带领两千名成员，并动员了当地另外约八千名工人和青年——主要是黑人——与他们一起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用武力阻止了这场法西斯游行。 几乎工党所有发言人都谴责了在路厄斯罕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时任副总理的迈克尔·富特认为：“扔瓶子或殴打警察阻止不了纳粹，对抗法西斯最没用的方式就是和他们做同样的事。”工党总书记罗恩·海沃德（RonHayward）呼吁全体党员远离极左和极右组织，他认为暴力示威者（即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和“国民阵线法西斯分子”之间几无区别可言。 1977年8月发生在路厄斯罕的事件成为1977年11月反纳粹联盟成立的导火索。 反纳粹联盟（Anti-NaziLeague）是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彼得·海因（PeterHain）和工党议员厄尼·罗伯茨（ErnieRoberts），以及其他党派左翼议员尼尔·基诺克（NeilKinnock）、奥黛丽·怀斯（AudreyWise）和马丁·弗兰纳里（MartinFlannery）组成的统一战线。 反纳粹联盟的活动很受欢迎。1979年4月底，在地方选举开始之前，为了吸引反国民阵线的年轻人关注——毕竟大部分支持者都在这一年龄段——反纳粹联盟在伦敦举办了首次狂欢节。从特拉法加广场的8万人示威游行，到6英里外维多利亚公园的音乐节，它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在曼彻斯特（3.5万人）、卡迪夫（5千人）、爱丁堡（8千人）、哈里奇（2千人）、南安普顿（5千人）、布拉德福德（2千人）和伦敦（10万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RockAgainstRacism）。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大幅下挫：利兹下降了54%，布拉德福德下降了77%；即使是伦敦东区的核心地带也下降了40%。 反纳粹联盟还得到了工会的广泛支持。早在狂欢节之前的1978年4月中旬，就有30个AUEW（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的所在地区和分会支持它，还有25个行业委员会，11个NUM（全国矿工工会）的所在地区和分会，来自TGWU（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CPSA（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TASS（技术、行政与管理工会）、NUJ（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NUT（全国教师联合会）和NUPE（全国公务员联合会）的6—10个分会，13个大厂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s），以及50个工党地方组织。狂欢节之后，这些数字还在增长。 在反纳粹联盟的打击下，法西斯分子的支持率再也没能回到1976—1977年的水平。1976年，国民阵线在莱斯特获得了44000张选票，一年后在伦敦获得了119000张选票。1998年5月17日，在英格兰最后一次地方选举中，国家党和国民阵线的总票数只有3000张。 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消灭老鼠，也消灭使老鼠繁殖的下水道。仅仅与法西斯分子作斗争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与失业、低薪和社会剥夺作斗争，正是这些创造了让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的土壤。双管齐下的一个示范是，组织护士穿上制服，同时为拉票反对纳粹和捍卫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拉票。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在法国1974年的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FrontNational，FN）的得票率仅有0.74％；1981年更低，为0.5%。但随着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Mitterrand）在1981年当选总统，事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失望是巨大的。失业率翻了一番多。国民阵线的势力同时迅速增长。1984年，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1%，约200万张选票。在1986年3月的全国立法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35个议席，与共产党相当。之后选举制度恢复了两轮多数制，国民阵线失去了国民议会议席，但仍有1千多名地方议员，并控制着法国南部的四个小城镇。在1997年6月的最近一次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5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5%。 为什么英国的国民阵线数据曲线急剧下降，而法国却急剧上升？不能用英法两国客观情况的差异来解释。 英国黑人的比例与法国差不多，为5%—6%，失业率也并无不同。事实上，法国的产业斗争水平比英国高得多。在产业斗争方面，英国经历了最漫长、最严重的衰退。 那么，如何解释两国国民阵线命运的不同呢？我们必须注意主观因素。英国有反纳粹联盟，而在法国，对抗纳粹的主要组织是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SOSRacisme），是社会党的分支机构（。该组织领导者哈莱姆·德西尔反对与国民阵线“对抗”，称这将“正中老勒庞[2]的下怀”。他指望公众舆论能根除种族主义，并期望左翼和右翼组织也都能为此出力。尽管该组织也号召举行示威活动，但策划这些活动却并不是为了正面对抗国民阵线。 密特朗在阉割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务必记住，密特朗在战争期间是贝当维希政府的高官，这个政府与纳粹狼狈为奸，把7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密特朗担任总统后，每年贝当元帅的忌日，他都会在这位“伟大的法兰西爱国者”的墓前献上花圈。在同一座墓前献上另一个花圈的人正是老勒庞。 [1]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萧遥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11126.htm [2]国民阵线领导人——译者注
第七章马克思主义论压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七章马克思主义论压迫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同时马克思还对社会上盛行的观念提出质疑，因为这些观念都是来自统治阶级的。这些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工人们不同的种族、国籍和性别阻止工人们团结在一起。 在统治阶级的观念中，他们说是白人压迫了黑人，男人压迫了女人，就是这样的观念瓦解了工人阶级。同时他们利用这些瓦解和统治工人的手段增强了他们（资本家们）的力量。 压迫是如何对受压迫工人产生影响的？在英国，黑人工人深受剥削之苦，同时他们还因肤色倍受歧视，而他们受的歧视又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他们领着微薄的薪水，在环境恶劣的地方工作，他们还要忍受简陋的居住条件和来自社会中其他方面的歧视。可怜的女工人们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处境，她们不但要赚钱，还有家庭的重担—照顾孩子，打扫屋子。她们干的活是那样的低贱，她们获得一门新手艺的机会又是那么少。甚至，有的女工人还被迫放弃了工作，来照看她们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一切对她们的压迫，加重了对她们的剥削。 压迫是如何对实施压迫的工人产生影响的？这些对其他工人施迫的人，自认为自己高其人一等，但是他们真的从对他人的压迫中得到好处了吗？在美国南方一些地方的白人工人认为自己在从中受益，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黑人工人赚的多，住的好，或者还受着一些什么小恩小惠。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美国的北方白人工人赚的更多，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事实。 在英国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许相信只要打压天主教徒他们就会从中得利，若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也不会做出压迫他人的事。所以在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工人往往都会有工作，且在生活上比信奉天主教的过的更加滋润。但其实在伯明翰和格拉斯哥，做同样的工作赚的比在北爱尔兰赚的多 在男工人和女工人之间发生着同样的事。男工人往往赚的比女工人赚的多，因此表面上看男工人确实在对女工人的压迫中从中得利。但男工人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非常肤浅的。让我们仔细看看吧，在一个男工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好消息，我妻子的工资少的可怜，养殖厂几乎要占满所有的土地，但她几乎还是失业了，并且还要继续对她们的工资进行限制。更麻烦的是，她又怀孕了，我们没有钱去堕胎。你看这是多好的消息呀。”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若我是一个白种男人，那么我在坐在一辆环境恶劣火车上时就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而女人或者黑人只能坐在远离窗户，甚至条件更差的位置上。但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座位还是火车？（无论你坐的靠近窗户，还是远离窗户，）我们终归是坐在一辆破火车上，而且我们也没有控制它，司机依旧开着这辆破破烂烂的火车，带我们驶向深渊。 在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深的人，也就是最令资本主义恐惧的人。托洛茨基曾写道，如果你想找到社会变革时最需要的力量，那么你去了解女人们；如果你想知道自然经济衰退和资本衰弱的原因，那么你应该去了解上一次的世界大战；如果你想要了解英国社会现在最真实的情况，那么你应该去了解一下黑人夫妇劳伦斯夫妇的遭遇[1]。他们可怜的孩子，史蒂芬·劳伦斯被五个纳粹主义分子谋杀。但是这些凶手却还受到了英国警察的保护。 如果想要促进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之间的团结，白人工人很有必要先迈出第一步，并且还要多做一些。要是想要男工人和女工人团结起来，那么男工人就不能在像往常一样粗暴地对待女工人，以此证明他不属于压迫者的一方。列宁在1902年就简明的阐述过这些问题。他写到，当工人们的为了工资而进行罢工时，他们还只是一些工团主义者。只有当他们的罢工是为了反抗来自基督教会和其余资本走狗们的打击时，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当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同时参加一场罢工时，就会大大的削弱种族主义的力量。这样一场罢工就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因此它的作用不仅仅影响当下的问题。它让工人们灵魂深处发生改变，折才是一场罢工最为珍贵的成果。 一场反种族歧视的游行也可以促成大家的团结。这场游行围绕着劳伦斯一家的遭遇，由黑人工人们发起，同时影响了未来的劳资纠纷。游行的队伍中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毫无疑问此次游行给数以百万的警察施加了压力，并且也让工人们在其他问题上更加的团结了。 当男人、女人一起肩并肩走上街头，那么性别歧视将会消失。谁还记得在巴黎公社，女人们英勇战斗的身姿，那曾让英国的记者感叹到，若是巴黎公社的战士全是女人，最后的战斗依旧会获得胜利。 在不久前伦敦的一场会议上我说过“‘革命来了，工人的代表来了’伦敦代表将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的黑人年轻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我之所以选择她为代表，是因为她的形象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禁忌。在资本主义眼中，年轻是不好的，黑人是不好的，女人是不好的，女同性恋是不好的。会议结束后的一个画面让我现在依旧难忘，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向我走来，给我说“正如您所见，我，一个黑人，还是一个女人。我才26岁，还是一个同性恋。”而我告诉她“很抱歉，我的姐妹，你可能搞错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将在十年后开始，你那时就老了。”当然她也明白，这是我跟她开的玩笑。伦敦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可以是70岁的爱尔兰人，甚至也可以是有15个孙子的爷爷。 一场革命必须坚决的与各种形式压迫斗争到底。白人发起的革命要比黑人发起的革命更加坚决的反对种族主义。一场由非犹太人发起的反对迫害犹太人的革命要比基督教徒们发起的革命更加坚决。而男人们发起的革命更是要对任何迫害女人行为没有丝毫容忍的余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一起成为被压迫者的捍卫者。 [1]即1993年英国发生的种族主义案件劳伦斯案，黑人少年史蒂芬·劳伦斯被五名白人无故杀害，直到2012年1月，五名嫌疑人中的两人加里·多布森和大卫·诺里斯才因种族谋杀罪分别被判处十五年零两个月和十四年零三个月监禁——译者注
十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十一工会的旗冢是个教实的小矮胖子，身高不过四尺九寸。“学联”的人都管他叫“杆菌”。但这位“杆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可是工会里都称他为“旗冢先生”。工会里加上“先生”两个字称呼的，只有上年纪的委员长源先生和这位旗冢。提起“源先生”来，小梅市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是工人出身，体格魁伟，穿一件称身的灯芯绒衣服，仪表堂堂。要说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作鼓动性的演讲，除他而外就再没有别人了。每当他从防波堤或工地上工人集中的地方走过时，干活的人必定要取下缠在头上的毛巾向他致意。——但在这方面，旗冢却是默默无闻的，几乎没有人知道。旗冢是在函馆的市营电车公司闹罢工时被解雇的，后来才到了小樽。那时，他第一次登台讲过话。讲台是上去了，可是没讲几句，就把自己要说的给忘掉了，就是讲话，方言也很重，咬字不清。他这样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呆了好半天，怎么也接不上下句。听众叫嚷起来——“滚下来！”“退下去！”但他纹丝不动，既不挠头搔耳，也不脸红心跳，就象在台上扎下根一般。喧喧嚷嚷的听众，一下给楞住，这时会场方才平静一些，可是旗冢仍旧一言不发。主席忍不住就在纸条上写下“别讲了”三个字，递到讲台桌前面。他看也不看。“怎么搞的，混帐！”台下又是一阵喧哗，破口大骂起来。听众都说他是个大笨蛋。工会会员从后台出来，在他耳边喳喳了几句，可是他象个铅灌的玩偶一般，一动不动。这一次大家都惊呆了。他在台上这样地站着，足有五分钟之久。后来他用沉着的声音说：“我实在想不起来，忘了。到此结束。”然后慢步走下讲台。顿时哄堂大笑，听众鼓起掌来。当时委员长源先生说．“这家伙真厉害。我发现了一员干将！”（他自己经常这么说）从那以后，讲台上或其他公开场所，再不见旗冢露面了。因此，小樽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一旦闹起劳资纠纷，和资本家面对面谈判的时候，也不晓得他是哪儿来的那一股拚劲，死死咬住对方寸步不让，有时资本家雇来打手，或者搬警察来恫吓，其他谈判委员便吓得面无人色，都想溜之大吉，而这位四尺九寸却屹然不动。他讲演不行，但一到谈判，他一句跟一句直顶得对方哑口无言。再譬如说，人们已经知道劳资纠纷要注定惨败，只好罢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类事情。旗冢又一次使源先生大为震惊。有一次，工地发生了小罢工。斗争进行了一个月，人们对胜利不再抱有希望，最后决定解散罢工团。就在那一天，罢工团和工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时间是早晨九点钟。会上先报告了以前谈判的经过，接着提议马上停止罢工——“我们有待卷土重来，如今只好忍痛解散”。罢工团和工会都通过……可是旗冢嚷道：“主席，我不同意！”源先生面有难色，说：“要知道，除你之外，其他十八个人都同意了，所以就决定这样……”旗冢好像没听见似的，说：“如果十八个人的意见全错了，那又怎么办？何况的确又是错误的！”“你们看该怎么办？”源先生跟大家商议。“反正这也是无可奈何。既有意见，可以提嘛。”有人这样说。旗冢发了言：大家完全是在作失败的考虑，所以一见失败就要收。但我们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决不能算失败。他强调说：我们还大有“推进”的余地。“这简直是乱弹琴！”大家马上喊叫起来。“已经失败，再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才这样干！”但他仍坚持说：现在是即将失败，但尚未失败。要说已经失败，那是在为我们的懦弱打掩护。会议僵持到晌午。为了他一个人，大家吃过饭后又继续开会。但争论还是围绕着这一点兜圈子。最后连相信旗冢的委员长源先生也生起他的气来。“再谈也是来回兜圈子，各不相让。现在决定停止讨论，进行表决！”于是十八个人说：“同意！”“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是你们十八个人让兜圈子！”旗冢这么一说，他们可就吃不消了。“你这个家伙！”“叫你发言，你就信口开河！蛮不讲理的，不是你是谁！”罢工团的人顿时吵嚷起来，还说要打旗冢。“旗冢，你别随便胡说！”源先生也大声痛斥他。——这对旗冢还是头一次。但旗冢和从前在讲台上那次一样，根本无动于衷。“无论谁说什么，让兜圈子的是那十八个人！……”“他妈的，还说！”有个人忽地站起来，但给另外一个人拦住。“因为……”他依然用沉着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因为胜败绝不是彼此谈一谈就解决问题的。你们看，十八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好，那就让找们站起来血战到底。这就是个最好的明证嘛。”大家被他这一股气势所压倒，会议又照旧开下去。这次进一步把难以再重整旗鼓的主客观条件从另外几个方面提出来了。结果还是兜圈子。本来一两个钟头就可以结束的会议，一直拖到夜晚。人们累得精疲力尽，唯有旗冢面无倦色。——不得已每个人叫了一碗养麦面条，又接着开会。大家嘀嘀咕咕满腹的牢骚，而且这类事情是过去所没有过的。除旗冢之外，其他人是边吃面条边琢磨对策。旗冢却毫不介意，一个人在那儿细嚼慢咽。继续开会时，主席源先生劈头第一句就提议：既然坚持到现在，可否考虑再延长两三天呢？旗冢默默地听着。这可能就是吃着面条想出来的对策。会上，那些顽固派接着说：“坚持要那么干，就延长呗！”旗冢说：那好极了。不过罢工团绝不能和资本家进行单独谈判，同时希望会上决定他为工会的代表。这一下正击中他们的要害，会场上立刻开始吵嚷起来。原来他们是想先在会上蒙混过关，到时候就马上解散罢工团。然而，旗冢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们无隙可乘。会议就加上这两条决议，八点钟就结束了。旗冢单枪匹马坚持了十一个钟头。由于旗冢顽强地坚持这次罢工，所以后来第五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工会里就流行起“十一个钟头”这个词来。“旗冢”变成了“旗冢先生”。学联送给旗冢一个绰号——“杆菌”，不仅是因为他身高四尺九寸，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旗冢的父亲是函馆造船公司的职工。他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当了两年市政府的工友，后来到市电车公司去工作。在第四个年头上，因要求“提高工资三成”和贴补解雇的费用问题而闹起罢工来了。十九岁的旗冢是那次罢工的主谋。结果以惨致而告终，他最后被解雇了。父亲流着眼泪对从警察署回来的儿子旗冢说：“你别在我跟前，滚开！”旗冢在工会里可大不一样，是个沉默寡言，顶和气的人。每逢向工会会员交代工作时，都是说：“请你做某某事情。”这在平日讲话也是气势汹汹的人们中间，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对那些知道旗冢在紧要关头时的表现的人来说，更是无法理解的。市里的人都以为源先生是工会的“鼓动家”“工会的活招牌”或是工会的源先生，但到了工会里面一看，源先生的影子就很淡薄了。工会工作无一不是按旗冢的意图行事的。——警察方面也知道源先生徒具虚名，归根结底是一个“传声筒”，因此他们对旗冢开始监视了。旗冢和两三个工会会员住在工会的二楼。每次集会总是很晚才结束。大家纷纷站起来的时候，屋子扔的满是纸屑和编蝠牌的烟头，弄得乱糟糟的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席子到处都被磨破，越清扫灰尘越大。——大伙就睡在这里。铺的那一层薄褥子硬得像木板，躺下去冰冷得跟睡在石头上一样。“这完全是人在暖着褥子！”他们睡觉是两只腿蜷曲着，膝盖顶着肚皮，身子缩成一小团。睡衣往嘴巴前面一拉，衣领上的那股污垢和汗气味儿好像奶臭一般，酸溜溜的。可是天一冷还是得把它蒙在头上睡。褥子本来一个星期要晒一次，因为大家工作忙，大半都给忘记了，又兼白天四处奔跑，弄得两只脚和身上脏得很，就这样衣服也不脱，一回来倒头便睡，真是吃不消。有人被拘留后放出来，说：“拘留所的毯子都比这好多啦！”大家笑了。住在工会里，不但睡觉没有一定时间，而且再怎么累，自己也睡不了一个舒坦觉。何况屋子又很脏，天长日久无形中身体都受到影响。他们面色苍白，脸是浮肿的。再加上他们一天有时吃一顿，有时吃两顿，或者好歹吃点什么凑合着，这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营养不良。有集会时，就让会员们每人出一二分钱作为工会的晚饭基金，对付着买一点小葱和大酱回来。开会好办，不开会，在这里住的同伴就得各自物色对象，分头到工会会员家中去吃饭。住在这里的学生出身的会员，不到一个月就害软脚病回家乡去了。只有旗冢却毫不在乎。每日吃上一顿饭，连上几天别人就大发牢骚，可旗冢却不然。他就象一日三餐似的，不是草拟议案，就是发消息，要么就是出外和下面的片儿会联系。“只有四尺九寸么，身体当然不会受到影响的！”其他常委中，也有的人和学联的学生特约好的，到时去那里吃饭。一次，佐佐木到办事处和旗冢联系工作时，见旗冢穿着大衣，站在二楼的角落吃饭呢。一看，他好像光在吃饭，没有菜。佐佐木问道：“有啥好吃的？”“嗯？”旗冢瞧着他，然后用筷子指着放在架子上的小口袋，说：“喏，那不是。”“什么呀？”“盐。”“盐——？”“嗯。＂旗冢不时地倒换着两只脚站着，下颌蠕动若，在用心地嚼着饭。他象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住在工会里的人，也不管是工人出身的，还是其他什么人，对伙食人人有“意见”，但唯有旗冢例外。有人对他讲：今天“晚饭断炊啦”，他就“嗯”的一声，象饱餐过后一般，悠然自得地到外面办事去了。住在岩城大楼的那位多情善感的立石，听到这件事以后，说：“哎呀，我们有五个月没交工会费啦！”于是第二天就拚命地四下奔跑，把由他负责的工会费从会员处收上来，去交给办事处了。有一次，委员会开到末了时，旗冢针对工会负责千部的“两重生活”（这是他的用词）提出意见。——不仅很少见他用粗嗓门喊叫，而且说起话来要比别的工会工作人员斯文得多。无论何时，他讲话总要事前考虑好可能发生的三、四个相反的意见，然后再说出来。所以他谈问题时，说话和蔼，能够打动每个人的心。读过小学，还有些拿不准。一遇到难懂的地方，他总是一边咬着指头，一边思索着。文章内容再复杂，都是他每天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所以他能很快把握住论文的“主旨”。雄辩家加藤在集会上讲话，语言“像列宁一样辛辣”，任何时候都是条理分明，一清二楚的。一接触理论问题，旗冢经常被压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此，会上讨论的事项多半按加藤的意见行事。可是，当讨论过三、四个议题之后，旗冢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说道：“方才加藤的意见错了……”结果，会上的决定被推翻。旗冢说：“要和加藤的理论一刀一枪地对着干是顶麻烦的。他是这样跟你讲理论——他看一双鞋做的如何，不是从整体的好坏出发，而是翻弄过来摆弄过去，哪怕有一点点小毛病，便认为整双鞋子就是要不得的。真伤脑筋。”本来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加藤也得像理论家一样，先推敲一番才放心。工会的人说。一听加藤讲话，就知道他是小题大作。旗冢则恰恰相反，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他用通俗易懂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旗冢闲谈时和他在委员会上发言时完全一样，所以给人一个印象——不管怎样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道理，就“像我们这样的老粗”也听得懂。旗冢经常出席与自己无关的一些工人集会。其他人偶而有点自由支配时间，不是去洗澡，就是去理发。旗冢倘若没人拉他去，一两个月都会忘记的。——他以为自己的意见之所以常常是正确的，而且工人听了可以马上理解，决不是因为自己伟大，或头脑聪明，而是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工人们的实际想法。总同盟和评议会分裂时，就出现了小樽工会究竟倒向哪边的问题。工会每天收到两三封来自双方的各种宣言、传单和声明书。常务委员中有的和本部的人熟识，他经常接到对方给他个人的来信，说明他们哪一方面是正确的。工会每天把双方的宣言、传单和声明书摆出来，逐一进行分析讨论。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某一方的措词比较有力量，如此而已。“总同盟方面，看来还有不少的大人物哩！”“象铃木文治、松冈驹吉……”在码头和工地干活儿的工人提着空饭盒走过来，看着那些人的名字说：“总同盟里有大人物，可能错不了！”这个问题一发生，加藤足有一、两天“销声匿迹”躲起来了。他把传单、宣言、声明书和杂志等统统收拢一起带走了。接着，他又突然出现。这时他找旗冢谈，谁到办事处来就跟谁谈。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别人，而且一谈起来，那些似乎懂得的，不料又糊涂起来，因为在谈话中间，他又有进一步的想法了。他和过去一样，死抠传单上的字眼儿。一个码头工人听他讲了好半天，问道：“加藤先生，那样分成两派，对我们在码头上干活儿的会怎样呢？”于是加藤回过头来，又从传单的批评开始谈。旗冢在一旁听着。他了解在码头干活儿的工会会员，他们既不懂理论，也不明白什么叫运动的左翼和右翼，只知道从最实际的问题出发。滑稽的是加藤受文字上的理论束缚，在牵着工人的鼻子兜圈圈；而他自己呢，又是被接二连三来到的传单和声明书牵着鼻子打转转。加藤还认真起来。他越说就显得话越多，而且也就越脱离实际。而码头工人又什么也不懂，开口就要和自己的实际联系起来。旗冢把这两种情况一比较，不禁暗自欢喜。他嗤笑着，心想：“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小樽工会何去何从，眼看到了必须表态的阶段了。事到如今，不料困难重重。一九二四、二五年的工会，十之八九还具有职业工会的性质。工会利用这一点大量吸收工人入会。所以，工会内部有相当多的干部抱着这样的想法——倘若工会搞成“战斗的工会”就糟了，工人们肯定要离开的。“工人是世界上最讲究现实的。如果入工会无利可图，不能安定地生活，那他又为什么要入工会呢。有些人就搞不通这一点……”说这活的人是真木。他年纪不大，可是善于和资本家谈判。一提到钱，他总要在委员会上呶呶不休地争执。其实，他说“工人是最讲究现实的……”这句话，毋宁说他表现得最突出。——这话是他加在工人身上的！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若把工会的“战斗化”搞过头，他自己和资本家的谈判就不得心应手了。所谓善于跟资本家谈判，是说他与旗冢、加藤不同，不是自始至终坚持推行“非”妥协的办法，最后争取到更多的钱，而是总善于在资本家面前暗示他们，他要压罢工团，好跟资方妥协，以便从中偷偷捞一把。所以，过分的“战斗化”对他来说是个大问题。真木借口说，工人中间有“互助工会”的想法——参加工会可以得到一定的实惠——一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旗冢最清楚真木的这一套惯用手法。真木开口一讲这次事情，他马上就看穿真木的本意，问道：“真木，你见到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了吗？"真木眯起眼睛看着旗冢，哼了一声：“嗯。”“根据目前形势，如果工会慢慢停留在‘职业工会’或‘互助工会’的水平上，反而会使工人的生活难以得到安全的保障。你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旗冢用指头捺着“评议会”发来的传单上的这个词句，向对方推过去。但是，从真木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死抱着这一点不放的。真木老婆在工会的妇女部工作，没有其他进钱的路子，可是两个人的生活却非常宽裕，所以工会里也有人在说闲话。其他人思想认识上还不明确，没有从这一点去考虑问题。不过，从最近的斗争情况看，总是对这个“地方性的”（不和中央取得紧密联系要求领导）不死不活的职业工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老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无产阶级运动搞得好么？但是，如果马上变成‘左翼’的工会，警察就要监视起来，镇压也就要临头了。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工会就要垮掉的。”教育部的小川说。当他讲到“老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时，有意地看了真木一眼。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小川的意见。旗冢到各个工地仔细了解了一番，工人们的实际想法，他都了如指掌。月月缴纳工会费（这对拿那一丁点儿计日工资的人来说，是一笔巨款），可是相形之下，工会没有真正给他们带头办事。这一点工人很有意见。相反地，工会的人首先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劳资纠纷时能多争取到一文钱就是胜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与其这样，倒不如把精力用在多发展一两个会员上，这岂不更好吗？他们还说：“经济越来越不景气，要趁这个时候搞一下！”然而工会的人却安于现状，不肯动！工人们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都开始发起牢骚来了。旗冢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完全是由于工会落后于觉悟高涨的工人引起的。他赶紧对加藤说了。可是加藤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下面的群众“随便云云”。他没有把旗冢的意见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他也说：“我考虑了一下，那是我错了。”单凭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旗冢是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但他认为，分裂成右翼和左翼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蜕化的干部们（如真木之流）落后于觉悟高涨的工人，他们为了把自己合理化，所以就要求那些觉悟非常落后的工人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是要和工人们站在一起，并带领工人向他们要积极前进的方向永远斗争下去。旗冢准备对片儿（小棋的街道是东西向的一条长街，两头是工人街。片儿分为西部、中部、南部三个地区）中有威信的会员作思想工作——通过早在反对降低工资运动中就已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倾向，用浅显易懂的事例到处游说，要大家支持小樽工会加入“评议会”。正在这时，工会接到总同盟本部的通知，说松田马吉要来。旗冢决定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说。“松田马吉来了！”这位著名的工人运动家是北海道某大“兵工厂”出身的工人。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大蜕化变质干部，但是势力却很大。他来到工会就说：这次的分裂完全是评议会方面策动的。在日本这样组织效率低下的国家，那样干是阶级的叛徒。他们的领导根本不是“工人运动家”，而是将工人绑赴警察机关的“共产主义者”，且不可掉以轻心，上当受骗。旗冢一面把当时各种情况和“评议会”方面寄来的传单、声明书一一对照着，一面向松田马吉提出询问。——面对这样一个久经大敌的松田马吉，竟使这位“十一个钟头”也渐渐感到心虚了。但他却始终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必须使今后的工会方针更加具有战斗性，因此研究对策是当务之急。加膝一开始就以丧失斗志的口吻说：“再怎么说，对手是松田马吉呀！”接着又说：“真木简直变成松田马吉的传声筒了，到处大喊大叫！”旗冢咬着指甲，不时地翻起眼皮望着加藤，说：“我想往评议会反映，说松田马吉来了。我们光听他一面之词，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希望赶快派人来。”“嗯……但评议会是否有人敢跟松田马吉交手呢？”于是，旗冢说：“你少说蠢话！”旗冢从来没有跟加藤这样开口讲话过。“提起东京的‘南葛[1]工人’或‘南葛精神’来，那是最富有斗争性的工人的代名词。它那光荣传统，也是培育优秀工人接班人的象征。现在，我们要么向左靠拢，要么向右堕落，仅仅是一步之差。它既会在今后五年或十年间给小樽工人运动带来龌龊的传统，也会给它带来不亚于‘南葛情神’的光荣传统。——我们就是站在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的十字路口上。”可是两天以后，评议会的山元谦三突然赶来。加藤以为是旗冢后来给评议会发去电报了。其实，这完全出乎旗冢的意料之外。松田马吉听说山元谦三来到时，用加藤的话来形容，松田是“陡然色变”。山元的到来，并非偶然。评议会分裂后，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组织活动。委员会知道松田马吉动身去北海道，所以制定了紧急对策。作为一个组织者，需要具有政治手腕，以便和松田马吉交锋。委员会决定派遣“渡政”[2]去。可是，这时刚巧渡政以前在京滨地方曾经接触过的工场发生了罢工，无法抽身前往。——新的人选难产，委员会陷入困境。“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这时，山元谦三挺身而出。后来这件事传为“佳话”。每逢谈起此事，旗冢就重复山元谦三的话“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又说这句话很象山元的为人。旗冢立刻将过去的情祝对山谦讲了。他那两只灵活的眼神，不时地向他闪射出光芒，在听着旗冢说话。然后，他说：“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的。你的看法绝对正确！”“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人们往往会看成是松田马吉和我山元两个人在较量胜负的问题。首先，问题的争论要从这方面展开来，那就是看谁能真正回答出码头上和工地上的工人在想什么。这一问题辩论清楚了，我们的组织也就扩大了。——这个原则，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松田马吉有多伟大，旗冢不得而知，但是他感到山元确实很接近自己这一方面。他觉得松田比起山元来可差得太远了！当时，工会决定在街上的小电影院举办“松田马吉”的讲演会，并且也让山元到会进行辩沦演说。这时，山元就动员旗冢和加藤一定要把他安排在松田马吉的后面出场。——松田马吉似乎没有把演讲的顺序放在心上。顺序确定后，山元笑着对旗冢说：“我胜利了！”因为讲演会是由“松川马吉”和“山元谦三”参加发表辩论演说的，所以听众拥挤得水泄不通。山元把松田的讲演详细地记录下来，随后便登上了讲台。可是当他走上讲台时，比松田上台时的掌声少。山元心想：“你们等着瞧吧！”没过多大工夫，他的演讲越到后面越精彩，不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山元对松田马吉讲演中的每句话，从各种不同角度颠过来倒过去地作了分析，把它全部推翻。这个总同盟的蜕化变质干部的嘴脸——阶级的叛徒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讲演会一结束，松田马吉立刻回东京去了。山元谦三装作与他一路同行的样子，可是又留下来不走了。“真正的组织工作要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把讲演会所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那是无济于事的。”后来，山谦逗留了一个月的光景。他和旗冢等人一起在小樽市四下奔走。旗冢说的“光荣传统”就这样在小樽的工人中扎下根。如今，旗冢等人又面临一个新的“政党组织”问题……[1]南葛，指东京的南葛饰区而言。这里是工厂地带，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2]渡政是渡边政之辅（1899－1928）的爱称。他是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领袖之一，金属工人，德田球一的亲密战友，曾任党的总书记。在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有卓越的贡献。一九二八年于我国台湾被日本警察机关暗杀。上一篇回目录
【附录二】作者年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蟹工船》【附录二】作者年谱1903年（明治36年）10月13日，生于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川口（现在的大馆市川口）的一个农民家庭（户籍上的出生日期为12月1日），次子。父亲末松时年38岁、母亲关子30岁。家里还有兄长多喜郎、姐姐智摩子和继祖母常子。小林家是自耕农兼佃农，有约八十公亩的田地。1904年（明治37年）1岁11月，继祖母常子去世，享年77岁。1907年（明治40年）4岁1月，妹妹继子（—1972）出生。10月，长兄多喜郎在北海道小樽区新富町五十一番地的伯父庆义家中病故，年近12岁。12月下旬，在伯父的劝说下，小林一家迁往小樽。1908年（明治41年）5岁1月，小林一家在小樽南郊的若竹町“小樽驻港站”前定居下来，居住的房子坐落在小樽港建港站的前面。多喜二的父母在这里开办了一家伯父庆义经营的三星面包店的分店。5月，从若竹町开始的小樽港第二期建港工程开始动工。1909年（明治42年）6岁12月，弟弟三吾（—2002）出生。1910年（明治43年）7岁4月，入潮见台小学读书。1916年（大政5年）13岁3月，从潮见台小学毕业。4月，在伯父庆义的资助下进入厅立小樽商业学校（现在的北海道小樽商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厅商），寄宿在伯父新富町的家里，一边在伯父的面包厂里帮忙干活一边上学。7月，妹妹幸子（现年93岁）出生。1917年（大正6年）14岁与岛田正策、斋藤次郎等几名同学成立校内绘画小组，开始尝试水彩画。1919年（大正8年）16岁4月，被选为厅商校友会杂志《尊商》的编辑委员。开始创作新诗、短歌、小品等，参加厅商短歌会，热衷于创作和歌。同时也向《文章世界》（博文馆）、《北门日报》（主笔为冈田嘉子的父亲冈田绿风）投寄画作，显示出了绘画才能。1920年（大正9年）17岁4月，与岛田正策、莳田荣一、斋藤次郎等共同创办手抄的传阅文章《素描》。在《尊商》上发表新诗、小品等的同时，也继续向《文章世界》、《中央文学》（春阳堂）等投寄诗稿。这一时期，他在中央俱乐部白洋画会（后改称小羊画会）的画展上积极展示自己的画作。曾一度立志做一名画家，但由于伯父的反对而不得不放弃。1921年（大正10年）18岁2月，《素描》废刊后，用缝纫机将习作原稿装订成册，起名《新生的孩子》在朋友间传阅（共装订四期）。厅商发生了反对校长的运动。3月，多喜二从厅商毕业。4月，在伯父的资助下进入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现在的小樽商科大学，以下简称高商）。5月，离开新富町伯父家，搬到若竹町十八番地自己家中走读上学。三吾开始当学徒打工赚钱。多喜二开始向《小说俱乐部》（民众文艺社）投稿，他的短篇小说《祖母的遗嘱》作为选外佳作发表在该杂志的八月号。十月号上，《年老的体操教师》被选为佳作。随后的十二月号上，《一种嫉妒》再次作为选外佳作发表。这一时期，小林多喜二开始研究志贺直哉的文学。1922年（大正11年）19岁4月，与佐佐木妙二（后成为和歌作家）等人一同成为高商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新诗、短篇小说，同时继续参加杂志的有奖征文活动。《龙介与乞丐》被选为《小说俱乐部》三月号的选外佳作，《正当不正当》被选为《小说俱乐部》六月号的选外佳作，《哥哥》则被选为《文章俱乐部》（新潮社）十二月号的佳作。此外，《龙介与S子》、《阿春的情况》分别被选为《新兴文学》（新兴文学社）十一月创刊号、十二月号的预选佳作，《阿健》被选为1923年一月号的佳作。7月17日姐姐智摩子与佐藤藤吉结婚。1923年（大正12年）20岁《继祖母的故事》、《阿禄的恋爱故事》分别发表在《校友会杂志》三月号和十月号上。《灌木丛中》被选为《新兴文学》七月号上的佳作。11月，在高商举行的关东大地震集资捐款外语戏剧大会的法语戏剧上，与低一年级的伊藤整（后成为诗人、作家）、高滨年尾（高滨虚子的长子，后成为和歌作家）共同出演《青鸟》（梅特林克著）。1924年（大正13年）21岁将《中央公论》一月号上刊登的志贺直哉的《雨蛙》的读后感寄给志贺直哉。3月，在毕业论文中翻译了阿尔弗莱德·苏特洛的戏剧《被抛弃的人》、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的征服》。高商毕业，进入北海道拓殖银行札幌总部工作（6月转为小樽支店汇兑员）。4月，以《素描》同人为中心创作同人杂志《光明》，兵担任主编（中津川俊六从第二期开始加入）。7月，在第二期上发表《小点心铺》，并寄给志贺直哉。8月，父亲末松在小樽医院病故，享年58岁。10月间，结识了比自己小5岁、因家庭原因被迫卖身的女招待田口泷子。10月，高商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斋藤矶吉等发起抗议活动，抵制本校针对假象的因“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煽动不法朝鲜人”制造骚扰而进行的军训，抗议活动波及全国。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岛木健作（后成为作家）、林房雄（后成为作家）加入了声援队伍。1925年（大正14年）22岁3月，赴东京参加东京商科大学（现在的一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未被录取。途中顺道前往神奈川县茅崎看望在南湖医院住院的老师大熊信行。分别在《北方文艺》（高商文艺研究会）1927年6月发行的第四期和《极光》1926年七月号上发表《田口回忆姐姐》和》龙介的经验》。12月，为田口泷子赎身。1926年（昭和元年）23岁4月，让田口泷子住进若竹町自己家中。母亲关子做红豆饭庆祝。在《光明》第五期（终刊号）上发表《腊月》。5月26日开始写日记《杂记簿》。9月，读了叶山嘉树的小说集《卖淫妇》，深受感动。11月，田口泷子为寻求独立生活而离家出走。1927年（昭和2年）24岁在2月27日的《小樽新闻》上发表《大熊信行先生的<社会思想家拉斯金与莫理斯>》。在余市实科高等女校举办《光明》同人文艺演讲会。小林多喜二的演讲题目为《娜拉与现代女性》。日本发生首起工人农民联合的矶野佃农斗争（3月3日—4月9日）。在银行工作的多喜二声援了此次斗争。在高商同级生乘富道夫及产业劳动调查所函馆支所的协助下，在函馆进行关于北洋渔业、蟹工船的实际情况的调查采访。在1927年3月发行的《校友会杂志》第三十八号上发表《杀人的狗》。5月20日，在小樽主办文艺讲演会，邀请来函馆参加改造社主办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演讲电影会”的芥川龙之介、里见弴参加。许多市民参加了这一讲演会。会后召开了由光明同人主办的座谈会。在医院住宿打工的田口泷子不辞而别，离开小樽。6月19日至7月4日爆发了以小樽港湾的搬运工为中心的斗争，掀起了日本首次行业总罢工。多喜二以这次斗争制作宣传单，积极地参加到这次斗争中取。这次斗争作为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成为工代会议运动的典型。8月，加入劳农艺术家联盟（9月成为小樽支部干事）。参加古川友一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与劳动农民党小樽支部、小樽联合工会的人关系更加密切。《北方文艺》十月号上发表《残余》，翌年《创作月刊》的二月号上发表《最后的人》（根据《腊月》改编）。11月，劳农艺术家联盟分裂，多喜二参加了新成立的前卫艺术家同盟。负责小樽电影鉴赏会创办的杂志《CINEMA》的影评。1928年（昭和3年）25岁2月，日本举行首次男子普选，为声援劳动农民党候选人日本共产党领导山本悬藏，加入东俱知安方面的选举演说队。在此次大选中劳动党获得十九万票，山本宣治等两人当选。无产阶级政党派系共产生八名议员。3月10日，妹妹继子与幸田佐一结婚。15日，工会活动者、社会主义者遭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逮捕（三·一五事件）。小樽约有五百人被逮捕、传唤，小林多喜二周围也不断有人遭逮捕。25日，前卫艺术家同盟与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合并，成立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纳普），创立机关报《战旗》。多喜二深受藏原椎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影响，与伊藤信二、风间六三等人建立纳普小樽支部。5月中旬，安排十天行程赴东京与藏原椎人会面，伺候深受其理论方面的影响。5月28日，开始创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将原稿送至藏原椎人处，此后发表在《战旗》十一、十二月号上。7月，由汇兑员转为调查员。9月5日，创作《到东俱知安去》。10月28日，开始创作《蟹工船》。负责小樽海员工会的《海上生活者新闻》（北方海上属员俱乐部发行）文艺栏。1929年（昭和4年）26岁2月10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立（藤森成吉任委员长），小林多喜二被选为中央委员。3月30日完成《蟹工船》，发表在《战旗》五、六月号上。登载后半部的六月号被禁止发行，但五、六月号加起来仍然发行了一千二百部，通过直接分发等途径广为传阅，引起巨大反响。4月20日，受“四·一六”事件牵连，被小樽警察署拘捕，住宅也遭到搜查。5月，时隔两年与田口泷子重逢。7月6日，开始创作《不在地主》（9月29日完成，发表于《中央公论》十一月号上。最后一章被《中央公论》擅自删除，多喜二将被删除部分起名为《斗争》发表在《战旗》十二月号上）。新筑地剧团在帝国剧场上演根据《蟹工船》改编的话剧《北纬五十度以北》（五幕十二场）。8月，参加小樽工会创立的准备活动。9月，从调查员降职为出纳员。战旗社发行《蟹工船》单行本，虽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半年内包括修订本在内的三万五千部全部售出，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发行记录。11月3日，创作《暴风警报》。16日，由于《不在地主》的创作被拓殖银行解雇。12月，为《战旗》1930年二月号撰写《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1930年（昭和5年）27岁1月，夏衍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拓荒者》创刊号上对《蟹工船》进行介绍。2月24日，完成《工厂支部》，发表在《改造》四、五、六月号上。3月底从小樽只身前往东京，住在中野区上町。4月2日，出席在本乡佛教会馆举行的作家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并致辞。4月10日左右，田口泷子为进行代代木整容学校来到东京。与多喜二同居约三周。上海出版中译本《蟹工船》（潘念之译，大江书辅），书前有作者的中文版序言。5月中旬，参加保卫《战旗》巡回演讲，与江口涣、贵司山治、片冈铁兵、大宅壮一等赴京都（17日）、大阪（18日）、山田（20日）、松阪（21日），在京都为山本宣治扫墓并拜访了其遗属。23日，因为日本共产党提供财务援助在大阪被捕，拘禁在岛之内警察署里，遭到拷打。6月17日被释放，回东京后24日在立野信之家又与立野一起再次被捕。7月19日，以《蟹工船》犯有“不敬罪、违反报刊法”为由，小林多喜二与山田清三郎（《战旗》总编辑）被东京区法院检查局起诉。8月21日，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被起诉，拘禁在丰多摩监狱，度过五个月的未判决嫌疑犯生活。东京左翼剧场于10月4日—13日在市村座上演由佐佐木孝丸导演、小野宫吉、岛公靖改编的《不在地主》。1931年（昭和6年）28岁1月22日，壶井荣等迎接保释出狱的多喜二。住在郊区的杉并区八十八番地田口守治家。23日，在新宿的不二家中与中条百合子（即后来的宫本百合子）等人举行庆祝出狱的茶会。3月，刊行《到东俱之安去》。此时多喜二放弃了与田口泷子结婚的念头。4月6日，完成《组织者》，发表在《改造》五月号上。5月24日，出席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6月，遵照藏原椎人的倡导，准备文化团体的改组。将《蟹工船》寄给志贺直哉，请求评论。以狱中经历为素材创作《单身监房》，发表在《中央公论》七月号上。这年夏天，结识了从事文化团体党组织活动的手塚英孝。7月，作家同盟第四届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上小林多喜二被选举为常务中央委员。书记长。月底，将母亲从小樽接到东京，在杉并区马桥租房，与母亲、弟弟共同生活。8月，在《都新闻》（现在的《东京新闻》）上连载《新女性的性格》（后来题目改作《安子》）。收到志贺直哉的书信鼓励。以大阪的狱中斗争为素材创作《糖球斗争》（收入《三·一五、四·一六公审斗争》）。9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在作家同盟发行的宣传手册《我们青年》上发表墙头小说《七月二十六日的经验》。以古川大助为笔名在《劳动新闻》（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机关报）9月3日刊上发表《爸爸回来》；在《改造》十一月号上发表《母亲们》；在《妇女公论》1932年一月号发表了《十二月二十几号的故事》。10月，加入非法的日本共产党。同月24日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克普）成立。11月上旬暗中前往奈良初次拜访了志贺直哉，两人彻夜长谈。9月回东京后，给志贺直哉回了感谢信。15日，在作家同盟扩大中央委员会上当选为艺术协议员。《蟹工船》、《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被翻译成俄文在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上登载，并先后被摘译成英文、德文、法文。1932年（昭和7年）29岁在《东京朝日新闻》3月8日—10日刊上发表评论《战争与文学》，谈到怎样才是反战文学等问题。在《改造》四、五月号上发表《沼尻村》。在《新潮》四月号上发表《确立“文学的党性”》。3月24日文化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藏原椎人、中野重治等干部被捕。4月上旬，同宫本显治（1908—2008）、杉本良吉（1907—1939）、今村恒夫（1908—1936）等转入地下工作，致力于文学运动的恢复工作。同月中旬，与一直有往来的伊藤藤子（1911—1981）结婚，居住在麻布东町。同月，起草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在《无产阶级文化》六月号上发表《暴压的意义和我们应如何组织反击》。6月，成为文化团体党组织的负责人。在非法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4月23日刊上化名乡利树发表《一个老职工》（全集未收录），在6月25日刊、7月1日刊上又化名清水贤一郎发表了《从战争归来的职工——写在八·一反战日前》（小林多喜二全集未收入）。7月，成为日本反帝同盟的执行委员。搬到麻布樱田町租了一处房子共同居住。这一时期继续同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论者进行论战，从在《无产阶级文化》八月号发表的《机会主义的新危险性》开始，陆续发表了《关于两个问题》、《右倾问题》等文化运动的指导性论文。同时在《无产阶级文学》上发表了批判文学运动内部失败主义倾向的论文。年底，在吉祥寺江口涣家中参加预计将于1933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的筹备会。1933年（昭和8年）1月7日开始创作《地区的人们》，发表在《改造》三月号上。此时伊藤藤子在工作单位被检举。多喜二独自一人迁居到涩谷区羽泽町国井家。与北海道的活动家风间六三在本乡、麻布取得联络，将其引见给共产党中央部员宫本显治。2月13日撰写《再论右倾问题》。20日午后，多喜二在赤坂福吉町联络时，与今村恒夫一起呗筑地警察署特高逮捕。在该警署警视厅特高的严刑拷打下，于傍晚7点45分牺牲，时年29岁。检查当局称其死因为“心脏麻痹”，多方阻碍尸检，并逮捕了前来参加22日守夜、23日告别仪式的人。志贺直哉在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小林多喜二被捕，有报道称其被折磨致死”，并给多喜二的母亲送去香钱，在悼词中写道：“念及其不幸离世，不禁悲从中来。”在25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小林多喜二（在我生日那天）被捕死去，当系为警察所杀。突然发觉他们的计划得逞了。”以罗曼·罗兰、鲁迅为首，国内外人士纷纷寄来抗议书与悼词。以3月15日在筑地小剧场举行的工农葬为开端，日本全国纷纷组织起悼念小林多喜二的集会活动。《赤旗》、《无产青年》、《文学新闻》、《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学》等都发型了追悼抗议特刊。《中央公论》编辑部将预先从多喜二处得来的《为党生活的人》原稿暂名为《转换时代》，作为其遗作刊登在四、五月号。发表时空缺七百五十八处、删除一万四千字。（佐藤三郎编写秦刚译）上一篇回目录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译后记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和革命文学事业，在日本人民中和进步的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林多喜二于一九〇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三三年还不到三十岁就惨遭日本反动派杀害，他光辉战斗的一生十分短促，而他真正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时间只有五年左右，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五十余篇短篇小说，以及许多文艺评论、日记和书简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塑造了工农先进分子和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其中如《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和《为党生活的人》等已成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古典名著。 我国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介绍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已全部翻译成中文，重要的代表作已有几种译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还选进了他的作品的片断，报刊上经常刊载有关小林多喜二的评论，对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的研究，已成为我国研究日本文学的重要课题，这说明我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对小林多喜二始终怀着尊敬的心情，对他的作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本书作者手冢英孝先生是小林多喜二生前的战友，也是日本研究小林多喜二的专家。他在日本投降后三十多年的岁月中，以主要的精力从事于小林多喜二全集的编辑工作和这部传记的写作。在这部传记中，作者怀着对故友敬爱和诚挚的感情，以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和例证，真实地描述了小林多喜二革命的一生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也作了扼要而中肯的评述，是了解和研究小林多喜二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评传著作。明年是小林多喜二诞生八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本书能在这样的时刻与我国广大的读者见面，应当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书的初版本于一九五八年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发行。一九六三年作者对初版本作了订正和补充，改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曾根据这个版本将原书翻译成中文，同年由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作者又对一九六三年的版本作了全面的订正和较大的补充、删节，作为定稿本出版。这部译稿就是根据最新的定稿本翻译的。译者过去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作者手冢英孝先生的各种帮助，最近又承蒙他惠赠本书的定稿本，在此向手冢英孝先生表示感谢。译文中的注释除注明为作者原注外，均为译者所注。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及注释会有不少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卞立强 1982年8月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后记 本书在小林多喜二逝世二十五周年的一九五八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一九六三年改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一年改版为新日本新书（分上下卷）。每次改版均作过部分补充修订。这次新书版的第三次印刷（上卷为第四次印刷），我想暂作为定稿本。 手冢英孝 1973年9月
年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年谱 1903年 10月13日，生于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川口十七番地（1955年划入大馆市，现为川口236—2号） 父亲小林末松（1865.9.9—1924.8.2），当时三十八岁。母亲关子（1873.8.22—1961.5.10），当时三十岁，为同郡释迦内村释迦内佃农木村伊八的长女。小林家为没落的农家，自耕和佃种八反步（约80公亩）田地。多喜二为小林家次子，哥哥多喜郎（1895.11.15—1907.10.5）、姐姐智摩子（1900.12.21—1975.9.20）、继祖母常子（1826.11.5—1904.11.11）。 1904年1岁 11月11日，祖母常子逝世。 1907年4岁 1月4日，妹妹继子出生。 10月5日，哥哥多喜郎于小樽区新富町五十一番地伯父小林庆义宅中病故。 12月下旬，接受伯父庆义的劝诱，全家迁居小樽。 1908年5岁 1月，定居于小樽区若竹町。父母开办伯父经营的三星面包店的分店。 5月，为期数年的小樽港第二期建港工程以若竹町为起点开始动工。 1909年6岁 12月12日，弟弟三吾出生。 1910年7岁 4月，入小樽区立潮见台普通小学。 1916年13岁 3月24日，潮见台普通小学毕业。 4月，得到伯父庆义的帮助，入北海道厅立小樽商业学校，住进新富町伯父家中，一边在面包工厂里帮忙做工，一边上学。 7月7日，妹妹幸子出生。 1917年14岁 与岛田正策、斋藤次郎等数名小樽商校同学组织绘画小组，开始画水彩画。 《今与昔》（作文）载《尊商》第一期（12月发行）。 1919年16岁 4月，升入本科二年级，被选为校友会杂志《尊商》的编辑委员。 开始写新诗、短歌和小品等。给《文章世界》投寄插画，参加厅商短歌会等。 11月1、2两日，在小樽区稻穗町中央俱乐部举办的小羊画会上展出水彩画六幅。 《被诅咒的人》（小品）载《尊商》第2期（3月发行）。 1920年17岁 4月，与岛田正策、莳田荣一、片冈亮一、斋藤次郎及灰野文一郎等人创办传阅杂志《素描》，至11月共出7期。 5月29、30两日，在中央俱乐部举办的第二次白洋画展览会上展出水彩画三幅。 9月18、19两日，在中央俱乐部举办的白洋画会上展出水彩画五幅。 9月下旬，被伯父强制停止绘画。 《秋夜的星》（新诗）载《尊商》第3期（3月发行）。 《秋天来了！》（新诗）载《尊商》第3期。 《医院之窗》（小品）载《尊商》第3期。 《电灯下》（小品）载《尊商》第3期。 《北海道的冬天》（新诗）载《文章世界》5月号。 《从冬到春》（新诗）载《文章世界》5月号。 《春》（新诗）载《中央文学》6月号。 《从冬到春》（新诗，3月）载《尊商》第4期（1921年3月发行）。 《喜悦！》（新诗，4月）载《尊商》第4期。 《我的摇篮》（新诗，10月1日）载《尊商》第4期。 《命运的嘲弄》（新诗，10月）载《尊商》第4期。 《石与砂》（小品，10月5日）。 《盛夏的医院》（小品，10月）收入《新生的孩子》第1辑。 《暮春的新开地》（小品，10月20日）载《尊商》第4期。 《霜夜感想》载《尊商》第4期。 《编辑余感》载《尊商》第4期。 1921年18岁 2月，把习作装订成册，起题名为《新生的孩子》，在朋友中传阅，征求意见，本年出四辑。 3月24日，厅立小樽商业学校毕业。 5月5日，得到伯父庆义的帮助，入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离开伯父家，从若竹町十八番地自己家中走读上学。 开始向《小说俱乐部》投寄短篇小说，《祖母的遗嘱》和《一种嫉妒》作为选外佳作，分别载8月号和12月号。 从秋天开始学习志贺直哉的作品。 （十月，《播种人》杂志创刊。） 《扑克》（小品，2月）收入《新生的孩子》第1辑。 《祖母的遗嘱》（小说）载《小说俱乐部》8月号（选外佳作）。 《疑惑与开拓》（杂感，8月14日）收入《新生的孩子》。 《在火车上》（散文，8月14日）收入《新生的孩子》第2辑。 《姐妹》（小品，8月16日）收入《新生的孩子》第2辑。 《一种嫉妒》（小说）载《小说俱乐部》12月号（选外佳作）。 1922年19岁 4月，被选为小樽高商校友会志的编辑委员。 7月17日，姐姐智摩子和佐藤藤吉结婚。 继续给《小说俱乐部》及《新兴文学》等投寄短篇小说。《龙介与乞丐》以选外佳作当选，载《小说俱乐部》3月号。《阿健》当选于《新兴文学》1923年1月号。 本年认识小樽高商的教授大熊信行。 （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8月，小樽由区改为市。） 《达涅尔与梦》（翻译）载《校友会志》第23期（1月发行）。 《苦恼》（小说，2月13日）载《校友会志》第24期（2月发行）。 《龙介与乞丐》（小说）载《小说俱乐部》3月号（选外佳作当选）。 《正当不正当》（小说）载《小说俱乐部》6月号（选外佳作）。 《ThePresence》（翻译，巴比塞作）载《校友会志》第25期（6月发行）。 《命运？》（翻译，巴比塞作）载《校友会志》第27期（10月发行）。 《龙介与S子》（小说）载《新兴文学》创刊号（11月，预选入选）。 《阿春的情况》（小说）载《新兴文学》12月号（预选入选）。 《哥哥》（小说）载《文章俱乐部》12月号。 《阿健》（小说，10月）载《新兴文学》1923年1月号（当选）。 1923年20岁 11月17、18两日，小樽高商为关东震灾募捐，举行外国语戏剧大会，参加法语剧梅特林克的《青鸟》的演出。 《继祖母的故事》（小说，2月）载《校友会志》第28期（3月发行）。 《有一次的我》（新诗，2月）载《校友会志》第28期。 《回家过节》（小说，4月）载《新兴文学》7月号。 《阿禄的恋爱故事》（小说，10月）载《校友会志》第30期（10月发行）。 《历史性的革命和艺术》（评论，10月20日）载《新树》第3辑（11月发行）。 《编辑余录》载《校友会志》第28—32期。 1924年21岁 3月9日，小樽高等商业学校毕业。 3月10日，入北海道拓殖银行，于札幌总行工作，基本月薪70圆。 4月，与岛田正策、莳田荣一、斋藤次郎、片冈亮一、新宫正辰、户冢新太郎及宇野长作等人创办《光明》同人杂志。武田暹从第2辑开始加入。 4月18日，于拓殖银行小樽分行会计科工作，两个月后转入汇兑科。 7月3日，发行《光明》第二辑。 8月2日，父亲末松因患疝气动手术后，病情恶化，于小樽医院去世。 9月17日，发行《光明》第3辑。 10月前后，认识处于不幸中的田口泷子。 （6月，《文艺战线》杂志创刊） 《格律问题》载《新树》第4辑（1月发行）。 《一个脚色》（小说，1月）载《校友会志》第32期（3月发行）。 《被遗弃的人》（翻译剧本，阿尔夫莱德·苏特洛，1月4日）高商毕业论文。 《面包的掠夺》（翻译，克鲁泡特金作，1月25日）高商毕业论文。 《我的态度与备忘录》（2月3日）高商毕业论文。 《暴风雨前夕》（小说，3月）载《光明》第1辑。 《红色的屋子》、《同人杂记》载《光明》第1辑。 《修身与社会主义》（杂感）载《光明》第2辑。 《小点心铺》（小说）载《光明》第2辑。 《红色的屋子》、《编辑杂记》载《光明》第2辑。 《红色的屋子》、《伙伴杂记》载《光明》第2辑。 《一个剪票员》（小说）不详。 1925年22岁 2月10日，发行《光明》第4辑。 3月，上东京参加东京商科大学的入学考试，未录取。 4月1日，基本月薪85圆。 4月，反省容易变得苟且偷安的银行职员的生活态度，置备写稿本，开始刻苦努力。 12月，救出田口泷子。 （8月，小樽总工会成立。10月，小樽高商发生反对军事教练的斗争。12月，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 《他的经验》（小说，1月14日）载《光明》第4辑。 《红色的房子》、《伙伴杂记》载《光明》第4辑。 《关于〈新生的孩子〉》（杂感，6月）底稿本。 《田口回忆姐姐》（小说，4月至6月）载《北方文艺》第4辑（1927年6月发行）。 《龙介的经验》（小说，8月15日）载《极光》1926年7月号。 《娼家》（小说，11月19日）底稿本。 1926年23岁 1月1日，基本月薪88圆。 3月5日，发行《光明》第5辑（终刊号）。 4月底，让田口泷子住进若竹町自己的家中。 5月26日，开始写《杂记簿》（日记）。 9月14日，读叶山嘉树的小说集《卖淫妇》，深受感动。 11月5日，读高畠素之的《马克思主义十二讲》。 11月11日，田口泷子寻求独立生活的道路，离家出走。 （6月，小樽总工会加入日本工会评议会，改组为小樽联合工会。） 《腊月》（小说，1月28日）载《光明》第5辑。 《“女佣人”与“循环小数”》（杂感）载《新树》5月号。 《未来》（电影剧本）底稿本。 《AndAgain》（小说，《龙介的经验》的改作，7月）底稿本。 改写《腊月》（小说，8月3日）底稿本。 《父亲病危》（小说，8月4日）载《原始林》第16辑（9月发行）。 《女招待》（小说，《娼家》的改作，8月10日）底稿本。 《杀人的狗》（小说，8月）载《校友会志》第38期（1927年3月发行）。 《马克思比莎士比亚更重要》（杂感）载11月17日《小樽新闻》。 《致朝野十二先生》（杂感）载11月27日《小樽新闻》。 《头脑的差异》（杂感）载12月4日《小樽新闻》。 《无题》（小说，12月20日）底稿本。 1927年24岁 开始学习社会科学。 1月1日，基本月薪92圆。 3月6日，于余市家政高等女子学校发表《娜拉与现代女性》的讲演。 3月3日至4月9日，小樽发生矶野佃农与工人的联合斗争，受斗争的领导人武内清的委托，提供矶野方面的情报。 5月20日，邀请因参加文艺讲演会而来北海道的芥川龙介和里见弴赴小樽，举行了座谈会。 5月28日，田口泷子不辞而别，离开小樽。 6月19日至7月4日，支援小樽港湾罢工，参加编印传单等工作。 8月，参加劳农艺术家联盟。9月，任小樽支部的干事。 9月，参加古川友一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出席每周定期举行的研究会，和劳动农民党小樽支部及小樽联合工会的人们的关系日益密切。 11月，劳农艺术家联盟分裂，前卫艺术家同盟成立，参加“前艺”。 12月，开始写中篇小说《防雪林》。 《雪夜》（小说，1月2日至21日）底稿本（载《文学时标》第2期，1948年4月发行）。 改作《杀人的狗》（小说，1月27日）底稿本。 《万岁万岁》（小说，2月）载《原始林》第21辑（4月发行）。 《大熊信行先生的〈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拉斯金与莫理斯〉》载2月27日《小樽新闻》。 《女囚徒》（戏剧，3月8日）载《文艺战线》10月号。 《〈女囚徒〉的自序》（3月13日）底稿本。 《诗的公式》（评论，3月20日）载《山脉》创刊号（5月） 《EternalProblem》（小说，《父亲病危》的改作，4月27日）底稿本。 《马克思的艺术观》（评论，5月8日）不详。 《十三颗玻璃珠》（评论）载5月23日及30日的《小樽新闻》。 《放火未遂犯》（小说）底稿本。 《迈出第一步的女人》（长篇小说，上册，5月至6月15日）底稿本。 《营养检查》（小说，8月5日）底稿本。 《筑地小剧场的到来》（8月）底稿本。 《残余》（小说，9月14日）载《北方文艺》第5期（10月发行）。 改作《女招待》（小说，9月14日）底稿本。 《最后》（小说，《腊月》的改作，9月）载《创作月刊》创刊号（1928年2月）。 《山本警察》（剧本，10月24日）底稿本。 《卓别林及其他》（评论，10月31日）载《电影》创刊号（12月）。 《迈出第一步的女人》（长篇小说，中册，11月）底稿本。 《以〈海战〉为中心的杂谈》（评论，12月17日）载《电影》1928年1月号。 1928年25岁 1月1日，基本月薪96圆。 2月，实施第一次普选，支援劳动农民党候选人共产党员山本悬藏，参加东俱知安方面的演讲队。 3月10日，妹妹继子与幸田佐一结婚。 3月15日，发生“三·一五事件”，小樽两个月之内共五百人被拘捕和传讯，周围也有数名同志被捕。 3月25日，前卫艺术家同盟和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合并，成立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纳普”）。 4月10日，小樽联合工会、劳动农民党及无产青年同盟小樽支部被解散。 4月26日，《防雪林》完稿。 5月，“纳普”机关杂志《战旗》创刊。与伊藤信二及风间六三等人组织“纳普”的小樽支部，担任《战旗》的分发工作。 5月中旬，去东京十天，访问藏原惟人，以后受其理论的影响，结下深厚的友谊。 5月26日，搁下《防雪林》的未定稿，开始写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7月，由汇兑科调到调查科。 7月3日，小樽运输工会成立。 8月17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完稿。 9月5日，《到东俱知安去》完稿。 9月，一度中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重新开始活动。 10月14日，着手修改月《防雪林》，但不久又搁下。 10月28日，开始写中篇小说《蟹工船》。 11月底，担任小樽海员工会所属的北方海上属员俱乐部发行的《海上生活者新闻》的文艺栏编辑。 12月25日，“纳普”改组，成立全日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仍简称“纳普”）。 《写给某人的信》（小说，1月1日至3日）载《北方文艺》第6期（6月）。 《雪夜感想》（评论，1月3日）载1月9日及20日《小樽新闻》。 《非常重要的事情》（评论，1月19日）载《电影》2月号。 改作《山本警察》（剧本，1月19日）底稿本。 《那么，诸位！》（评论，2月21日）载《电影》3月号。 《泷子及其他》（小说，《女招待》的改作，3月2日）载《创作月刊》4月号。 《政治与艺术的“相互作用”》（评论，4月10日）底稿本。 《防雪林》（1927年12月至1928年4月26日）底稿本（载《社会评论》1947年11月、12月合刊号及1948年1月号）。 《伏尔加河船夫曲及其他》（评论，4月27日）载《电影》5月号。 《（第七天国〉》（评论，5月12日）载《电影》6月号。 《监狱工棚》（小说，《杀人的狗》的改作，5月27日）载《劳动评论》1948年新年号）。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5月26日至8月17日）载《战旗》10月、11月号。 《到东俱知安去》（小说，9月5日）载《改造》1930年12月号。 《看电影需要显微镜吗？》（评论，12月3日）载《电影》1929年1月号。 《自己心中的对话》载《文章俱乐部》1929年新年号。 1929年26岁 1月1日，基本月薪100圆。 2月10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立，被选为中央委员，本月与伊藤信二等人组织小樽支部筹备会。 3月30日，《蟹工船》完稿。 4月16日，“四·一六事件”，小樽约有四十人被捕。 4月20日，被小樽警察署拘留，家中被搜查。 5月14日，与田口泷子重逢。 7月6日，开始写中篇小说《在外地主》。 8月23日，全小樽工会成立，参加筹备工作，起草纲领，与内部的妥协观点作斗争。 9月10日，由调查科调到出纳科。 9月29日，《在外地月主》完稿。 10月，参观几春别煤矿。 11月16日，以自愿辞职的形式，被拓殖银行解雇。 12月18日，开始写中篇小说《工厂支部》。 《海员应该读些什么》载《海上生活者新闻》（杂感）第1期（1月5日发行）。 《平武士在喊叫》杂感）载《海上生活者新闻》第2期（2月10日发行） 《靠近就杀了你！》载《海上生活者新闻》第3期（3月22日发行）。 《蟹工船》（1928年10月28日至1929年3月30日）载《战旗》5、6月号。 《如何看待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评论，4月8日）载《文艺评论》5月号。 《无产阶级文学的群众性和“大众化”》（评论，6月2日）载《中央公论》7月号。 《从堪察加回来的渔夫的信》（6月8日）载《改造》7月号。 《这样在变化》（评论，6月9日）载《北方文艺》第7期（6月发行）。 《杂谈》（杂感）载《文学时代》10月号。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评论，9月28日）载《无产阶级艺术教程》第2集。 《在外地主》（7月6日至9月29日）载《中央公论》11月号 《斗争》（被《中央公论》删除的《在外地主》最后一章）载《战旗》12月号。 《赶走头上的苍蝇》（评论，10月11日）载10月20日《读卖新闻》。 《明年做什么》（随笔，11月1日）载《文学时代》12月号。 《暴风警报》（小说，11月3日）载《新潮》1930年2月号 《在外作家》（杂感，11月6日）载《文艺春秋》12月号。 《蟹工船》和《在外地主》（随笔）载《新潮》1930年2月号。 《岩藤雪夫》（杂感）载《改造》1930年1月号。 《叶山嘉树》（杂感）载《新潮》1月号。 《我的面孔》收入《新文艺日记》1930年版。 《〈蟹工船〉中译本序》（12月7日）收入1930年4月潘念之的译本。 《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小说，《写给某人的信》的改作，12月7日）载《战旗》1930年2月号。 《北海道的俊宽》（评论，12月21日）载1月9日《大阪朝日新闻》。 （7月26日至31日，新筑地剧团于帝国剧场上演由《蟹工船》改编的《北纬五十度以北》，共五幕十二场，高田保和北村小松改编，土方与志导演。） 单行本有： 《蟹工船》（收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9月战旗社出版。 《蟹工船》（修订本，未收《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1月战旗社出版。 1930年27岁 2月24日，《工厂支部》完稿。 3月底，上东京，住在中野区上町。 4月6日，出席作家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 5月中旬，参加保卫《战旗》巡回讲演，与江口涣、中野重治、贵司山治、片冈铁兵，及大宅壮一等人赴京都（17日），大阪（18日），山田（20日）及松坂（21日）。 5月23日，因支援共产党财政事件，于大阪被捕，拘禁于中之岛警察署。 6月7日，临时释放。 6月24日，回东京后，仍因上述事件在杉并区成宗五十四番地立野信之家被捕，拘禁于杉并、巢鸭及坂本警察署。 7月19日，因《蟹工船》问题，与《战旗》的名义发行人山田清三郎以“不敬罪”被起诉。 8月21日，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被起诉，关进丰多摩刑务所。 （9月，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机关杂志《纳普》创刊，11月，于哈尔科夫市召开国际革命作家第二届大会，通过了日本问题的决议。）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文章》（评论，1月5日）载《改造》2月号。 《大选和“我们的山悬”》载《战旗》2月号。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评论）载1月14日、15日、17日日的《读卖新闻》。 《关于〈暴风警报〉及〈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评论，1月21日）载2月1日、4日《读卖新闻》。 《宗教的弱点何在》（评论，1月21日）底稿本（载1月26日《中外日报》）。 《关于〈机械的阶级性〉》（评论，1月23日）载《新机械派》第1期（3月发行）。 《银行讲话》（1月26日）载《战旗》4月号。 《田口同志的伤感》（小说，《田口回忆姐姐》的改作，1月30日）载《朝日周刊》春季特别号。 《工厂支部》（1929年12月18日至1930年2月24日）（载《改造》4月、5月、6月号。 《林房雄同志》（序言，4月7日）收入《铁窗之花》。 《小健的作文》（童话，4月9日）载《少年战旗》5月号。 《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与形式》（评论，4月11日）载《无产阶级文学》（白扬社）创刊号6月号。 《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评论，4月19日）载4月19日、22日的《读卖新闻》。 《“报告文学”及其他》（评论）载5月14日至1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 《傲慢的姿势》（杂感）载5月19日《时事新报》。 《电影剧本的武装》（评论）收入《无产阶级电影运动的展望》。 《为了市民！》（小说，5月17日）载《文艺春秋》7月增刊号。 （10月4日至16日，东京左翼剧场于市村座上演《在外地主》，共四幕十一场，小野宫吉和岛公靖编剧，佐佐木孝丸导演。） 单行本有： 《在外地主》，1月日本评论社出版。 《蟹工船》（修订本），3月战旗社出版。 《蟹工船》（中译本，潘念之译），4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5月战旗社出版。 《工厂支部》，7月战旗社出版。 1931年28岁 1月28日，保释出狱，住在杉并区成宗八十八番地田口守治家。 2月上旬，开始写中篇小说《组织者》。 3月，放弃与田口泷子结婚的念头。 4月6日，《组织者》完稿。 5月24日，出席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 6月，根据藏原惟人的倡导，准备以文化小组为基础，改组文化团体。 7月8日，于作家同盟第四届临时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于作家同盟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被选为常任中央委员及书记长。 7月底，于杉并区马桥三丁目三七五番地（现为杉并区阿佐谷南二丁目二二之二）租一家房子，与母亲关子、弟弟三吾同住。 8月，开始写中篇小说《安子》。 9月，开始写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 9月15日，于东京地方裁判所旁听“三·一五”及“四·一六”事件的第一次公审。 9月20日，于上野自治会馆的第二次“战旗晚会”上发表讲演，被捕。 10月，加入日本共产党，担任作家同盟党组的成员。 10月24日，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克普”）成立。 10月底，《安子》完稿。 11月上旬，赴奈良访问志贺直哉。 11月15日，于作家同盟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上，被选为艺术协议会议员。 （9月，爆发了“满洲事件”） 《年谱》（1月25日）收入改造社《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62卷《无产阶级文学集》。 《我的方针书》（评论，3月10日）载3月24日、25日、27日、28日的《读卖新闻》。 《组织者》（2月至4月6日）载《改造》5月号。 《文艺时评》（4月8日）载《中央公论》5月号。 《贴在墙上的照片》（小说，4月17日）载《纳普》5月号。 《墙头小说和“短”短篇小说》（评论，4月20日）收入《新兴艺术研究》第2辑。 《小说写作法》（4月30日）收入《综合无产阶级艺术讲座》第2卷。 《良师》（推荐文）载《纳普》6月号。 《作为阶级的农民与无产阶级》（评论，6月5日）载《帝国大学新闻》第388期（6月8日发行）。 《单身监房》（小说，6月9日）载《中央公论》7月号。 《关心的四个问》（评论）载6月11日至15日的《读卖新闻》。 《关于打倒“文战”》（评论，6月20日）载《前线》7、8月合刊号。 《无产阶级的修养》（墙头小说）载《战旗》6、7月合刊号 《信》（墙头小说，6月30日）载《中央公论》8月号。 《糖球斗争》（小说，7月4日）收入《“三·一五”、“四一六”公审斗争》。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杂感，7月17日）载《若草》9月号。 《让读的书与想读的书》（杂感，8月3日）载《战旗》8、9月合刊号。 《〈静静的顿河〉的教训》（评论，8月11日）载8月17日、19日《国民新闻》。 《不可争辩的事实》（墙头小说，8月17日）载《战旗》9月号。 《写给北海道同志的信》（杂感，8月17日）载《纳普》9月号。 《当前的任务》（评论）载8月16日至20日《都新闻》。 《七月二十六日的经验》（墙头小说，8月20日）收入《我们青年》。 《〈新女性的性格〉作者的话》载8月21日《都新闻》。 《文艺时评》载9月26日至10月1日《东京朝日新闻》。 《好的协作者》（评论）载10月4日《时事新报》。 《公审共产党旁听记》载10月10日《文学新闻》第1号。 《母亲们》（小说，10月11日）载《改造》11月号。 《十二月二十几号的故事》（杂感，10月18日）载《妇女公论》1932年1月号。 《安子》（《新女性的性格》的改题）载8月23日至10月31日《都新闻》。 《伤痕》（墙头小说，11月14日）载11月23日《帝国大学新闻》第408号。 《母妹的道路》（墙头小说）载《沙龙》12月号。 《走向无产阶级文学新阶段的道路》（评论，11月30日）载11月26日、27日及12月1日、3日的《读卖新闻》。 《看我们的“普罗美展”》（评论，12月1日）载《美术新闻》第2号（12月25日）。 《路线的变迁》，收入《新文艺日记》，1932年版。 《故乡的面貌》（杂感）载《女人艺术》1932年1月号。 《级长的愿望》（墙头小说，12月10日）载《东京漫画》1932年2月号。 《爸爸回来》（墙头小说）不详。 （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机关杂志《世界革命文学》俄文版10月号译载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此前后，英、德、法文版均译载。） 单行本有： 《为了市民！》（收入《战旗三十六人集》），1月改造社版。 《蟹工船》、《在外地主》（收入《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62卷），2月改造社出版。 《到东俱知安去》（新锐文学丛书），3月改造社出版.。 《无产阶级文学论》（与立野信之合著），3月天人社出版。 《蟹工船》（与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及中野重治的《老铁的话》合集）5月改造社出版。 《组织者》,7月战旗社出版。 《到东俱知安去》（收入《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第51卷），7月春阳堂出版。 《贴在墙上的照片》（收入《纳普杰作集》），10月改造社出版。 《斗争》（收入《农民的旗帜》），11月新潮社出版。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德文版），德国摩普尔出版社出版。 1932年29岁 2月，作家同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同盟（“莫尔普”）。 3月8日，中篇小说《沼尻村》完稿。 3月，《转形期的人们》暂告一段落。 3月24日，对文化团体的大镇压开始。 4月上旬，迁居小石川区原町木崎家，与逃脱搜捕、转入地下的宫本显治等人献身于文化、文学运动的恢复工作。 4月16日至8月1日，发起第一期革命竞赛。 4月下旬，住麻布东町，与伊藤藤子结婚。 5月11日，召开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被迫解散。） 6月，担任文化团体党组负责人。 7月，迁居麻布区新网町。担任日本反帝同盟的执行委员。 8月25日，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完稿。 9月4日至11月7日，发起第二期革命竞赛。 9月下旬，迁居麻布区樱田町。 从此开始和作家同盟内部的失败主义观点展开论争。 《文艺时评》（1月12日）载1月10日、11日、12日及15日的《时事新报》。 《当创作〈转形期的人们〉之际》（杂感）载《短唱》第2期（2月）。 《失业货车》（小说，1月17日）载《若草》3月号。 《组织活动和创作方法的辩证法》（评论，1月21日）载1月27日《读卖新闻》。 《把我们的文章写得更简明更确切些》（评论，2月7日）载2月29日《帝国大学新闻》第421号。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经验》（杂感，2月7日）载《无产阶级文学》3月号。 《战争与文学》（评论，2月19日）载3月8日至1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 《转形期的人们》载《纳普》1931年10、11月号及《无产阶级文学》1至4月号。 《沼尻村》（3月8日）载《改造》4、5月号。 《写在第五届代表大会之前》（评论，3月10日）载《无产阶级文学》4月号。 《确立“文学的党性”》（评论，3月12日）载《新潮》4月号。 《文艺时评》（4月2日）载4月1日至3日《读卖新闻》。 《关于成立“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紧急建议》（评论，4月9日）载《无产阶级文学》5月号。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当前形势及争取克服其落后状况》（报告），收入《第五届代表大会议事录》。 《文艺时评》载《中央公论》6月号。 《暴压的意义和我们应如何组织反击》（评论，5月15日），载《无产阶级文学》6月号。 《关于明确地掌握政治立场问题》（评论，6月15日）载《无产阶级文学》7月号。 《机会主义的新危险》（评论）载《无产阶级文化》8月号。 《为八月一日进行准备！》（评论，8月14日）载《无产阶级文化》9月号。 《关于全面展开斗争的问题》（评论，8月14日）载《无产阶级文化》9月号。 《为党生活的人》（8月25日）载《中央公论》1933年4、5月号。 《关于两个问题》（评论）载《无产阶级文化》12月号。 《右倾问题（三、四、五章）》（评论）载《无产阶级文学》12月号 《斗争宣言》（评论，10月24日）载《无产阶级文化》11、12月合刊号。 《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问题》一章）载《无产阶级文学》1933年1月号。 （《世界革命文学》俄文版第2期译载《蟹工船》）。 单行本有： 《母亲们》（收入《年刊日本无产阶级创作集》），3月作家同盟出版部出版。 《沼尻村》，8月作家同盟出版部出版。 《蟹工船》（俄文译本），苏联莫尔普出版社出版。 1933年 1月7日，《地区的人们》完稿。 1月21日至5月1日，发起第三期革命竞赛。 1月20日，麻布区樱田町的秘密住所被搜查，迁居到涩谷区羽泽町四十四番地国井喜三郎家。 2月13日，《右倾问题》完稿。 2月20日中午，在赤坂福吉町附近进行街头联络时，与今村恒夫一起被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逮捕，于该署受警视厅特高中川、山口及须田的严刑拷打，下午7时45分牺牲。 检察当局发表致死原因是心脏麻痹，阻碍解剖尸体，并将前来参加22日的守夜及23日的告别式的人们加以拘捕，把警戒一直部署到堀之内的火葬场。3月15日，在追悼与抗议声中，于筑地小剧场举行全国工农葬。《赤旗报》、《无产青年》、《大众之友》、《文学新闻》、《无产阶级文化》及《无产阶级文学》发行了特集。 （3月18日至31日由新筑月地剧团于筑地小剧场举行追悼公演，上演《沼尻村》（四幕），大泽干夫编剧，冈仓士朗导演。） 《地区的人们》载《改造》3月号。 《右倾问题（六、七、八章、小结）》（1月20日）载《无产阶级文学》3月号。 《批判淡德三郎同志的观点》（《右倾问题》二章）载《无产阶级文化》3月号。 《为了结束讨论》（《右倾问题》，2月13日）载《无产阶级文化》3月号。 单行本有： 《小林多喜二全集》第二卷，4月作家同盟出版部出版。 《蟹工船、在外地主》，4月新潮文库版。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工农葬纪念），4月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出版部出版。 《地区的人们》（小说集），5月改造社出版。 《转形期的人们》，5月国际书院出版。 《蟹工船、工厂支部》，5月改造文库版。 《在外地主、组织者》，5月改造文库版。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俄文译本，收入《世界革命文学日本篇》），国立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上，乌克兰工人出版社（哈尔科夫）出版。 《蟹工船》（收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为了市民！》，日本短篇小说集，英译本），国际出版社（纽约）出版。 〔1969年12月手冢英孝编年〕
一个黑人的歌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一个黑人的歌唱 〔海地〕诺密尔·赛维恩 啊！小姑娘！ 别爱我， 你提防我眼中沉睡着的黑暗深渊， 我眼中蕴藏着的迷人的笑， 你走开！ 小姑娘啊！小姑娘！ 别停下来， 别听我歌唱， 我的歌声太悲哀。 我从风雨只偷来歌声， 风雨教我歌唱。 雨有许多故事， 风知道世界的痛苦…… 我为自己歌唱， 歌声哺育我的思想和痛苦， 我沉醉在孤独中， 好像我的奴隶祖先。 我绝望的灵魂唱着绝望的歌， 别靠近这黑暗的子夜， 曲折的道路不是你走的。 我知道寂静的道路， 神秘的小径， 痛苦的幽暗地方。 小姑娘，你错了！ 你不能爱我， 爱情靠快乐滋长， 但我是那么愁苦。 我比眼泪更愁苦， 比别离更愁苦， 比愁苦更愁苦。 我见过哥尔果达和哥斯曼尼…… 小姑娘啊，小姑娘！ 让我走吧， 让我带走我自己的忧伤。 我今晚觉得愁苦， 一个受难种族的 无穷的愁苦。
加勒比安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加勒比安海 〔牙买加〕斯迪潘尼·窝姆斯比 在这海面上， 海盗头目从前扬帆驶过， 寻找血腥的黄金， 野蛮的强权曾经主宰一切。 今天我们经过这里， 没人阻拦我们。 梦想留在后面， 希望在前面飞扬， 海水不知岁月的长久， 白浪像往昔一样滔滔， 化成银珠和泪花。
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大事年表
自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自然 〔牙买加〕卡伯利 我们没有夏天也没有冬天， 没有秋天也没有春天。 我们只有那样的日子： 金黄的阳光灿烂地照着青葱的蔗园， 雨点像子弹一样打在屋顶上， 只听见沟涧里淙淙的流水， 在牙买加烈风中摇晃的树木喧哗。 我们也有那样的日子， 热带树木落叶了， 蔗园在收割后休耕， 空旷地躺在阳光下。 在我们最美好的时节里， 芒果树和苏木开花了， 灌木丛中蜜蜂飞舞，蜂蜜飘香， 蔓草在微风中摇曳， 金凤花撒下满地黄星， 骤雨过去了， 大地立刻变成那么娇娆。
我会记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我会记得 〔牙买加〕卡伯利 在异国的土地上， 弥漫沉沉的浓雾， 街灯发出朦胧的光辉。 我会记得， 祖国美丽的夜空， 星星低垂， 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 在天鹅绒一样的深蓝天空， 闪烁万颗明亮的眼睛。 我会记得， 走过长长的林荫街道， 看银灰色的月光， 流水一般透过橡胶树叶， 在黑色柏油路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沉静的娇美的少女， 靠着红花开遍的凤凰树干， 发出温柔的笑声。 在阴郁的漫长的降雨时节， 没有阳光， 大地昏沉沉地躺着。 我会记得， 我们灿烂的阳光， 明媚的日子。 我会记得， 骤雨夹着雷霆万钧的力量， 倾泻在焦渴的土地上， 又带着孩童一般的笑声消失， 大地又变得那么明亮青葱。 我会记得， 我们岛屿周围的温暖海洋， 拍岸飞溅的银白浪花， 山岗上的蓝色的雾， 巉岩上奔泻下来的瀑布， 迸发光辉夺目的水花， 震耳欲聋的巨响。 在异国的城市， 在脸色苍白、眼神呆滞的陌生人中， 我会记得， 我的热情乐天的人民， 愉快地融合许多种族， 各种肤色各种面孔， 共同热爱这土地。 我渴望再看到， 黑色和棕色的脸， 闪着乌溜溜的眼睛， 嘴舌灵巧、笑声豪放不羁的人民。
连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连祷 〔牙买加〕乔治·坎贝尔 我双手捧着灿烂的日光， 衷心感激又一个可爱的白昼， 感谢你，生活。 日光像我手中张开的精美的扇， 日光像圣诞红， 日光像黄色的肉桂花， 日光像清澈的水， 日光像绿色的仙人掌， 日光像白马奔腾的海浪， 日光像蓝色的艳阳天， 日光像热带的山， 日光像我手中的圣物， 阿门。
一个奴隶的死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加勒比安］ 一个奴隶的死亡 〔圭亚那〕马丁·卡特 在绿色的蔗丛上， 一片蓝天， 在绿色的蔗丛下， 棕色的土地。 奴隶的黑影， 笼罩着河流， 笼罩着森林， 笼罩着原野。 啊！黑色的皮肤， 啊！红色的心， 极目遥望世界， 遥望森林， 遥望太阳。 在黑色的土壤中， 在阴冷的黑色土壤中， 时间播下愤怒的种子。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但上面是一样的蓝天， 一样的太阳， 下面是一样的沉痛的心。 蔗园一片深绿， 焕发着生命的绿； 奴隶的心一片深红， 跃动着生命的红。 日子像长鞭， 落在奴隶的背上； 日子是火热的鞭， 抽着奴隶的颈项。 但太阳像老人一样， 落下昏暗的河面， 白鸟迎风振扑翅膀， 飞翔，飞翔， 像梦一般轻轻飘落。 夜从江河上流来， 像一个小偷， 夜从森林深处来， 乘着寂静的船； 夜是黑暗的幔， 笼罩着河流， 笼罩着森林， 笼罩着原野。 奴隶颠跛着倒下来， 面向着土地。 鼓声沉默了， 像黑夜一样沉默， 像船在悲伤的潮水中一样空虚。 在黑色的土地中， 在阴冷的黑色土地中， 时间播下愤怒的种子。
为了我的人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为了我的人民 〔美国〕玛格烈·沃科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到处反复唱着奴隶之歌，唱着挽歌、短曲、布鲁士和赞美歌，夜夜对着陌生的神祇祈祷，对着无形的力量卑躬屈膝；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年年月月都献出劳力，过去的年月，现在的年月和将来的年月，都在洗熨，烧饭，磨擦，缝补，耕锄，挖掘，栽种，修剪，填补，踯躅，从来没有长进，没有收获，没有智识，没有了解。 为了在阿拉巴马后院的泥土沙尘中打滚的我的游戏伴侣：他们学做洗礼、讲道、医生、监狱、军人、学校、妈妈、烹饪、戏剧、演奏、商店、头发、棕碧小姐和伙伴； 为了我们上学的拘束彷徨的日子：学习什么原因、什么答案，背诵人名、地名和时间，记着我们发现自己是黑人的沉痛的时刻，发现自己贫穷，弱小，和别人不同，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理睬，没有人了解； 为了在这种生活中成长起来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欢笑，跳舞，歌唱，嬉戏，饮酒，信教，成功，和童年的游戏伴侣结婚生孩子，然后在肺痨、贫血和私刑中死去； 为了在芝加哥四十七号街、约约林诺斯道和新奥尔良堡垒街上煕来攘往的我的人民：他们受遗弃，被剥夺，丧失一切。酒吧夜总会挤满寻欢作乐的人，而我的人民却需要面包、鞋子、牛奶、土地、金钱和属于自己的东西。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盲目放荡地走动，浪费光阴，饥饿时睡觉，烦恼时叫喊，失望时饮酒，高高在上的狂笑着的无形动物束缚他们，令他们彼此纠缠；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在教堂、学校、俱乐部、社团、委员会、评议会和大会的黑暗中摸索和跌撞，利欲熏心的吸血鬼折磨他们，困扰他们，欺骗他们，吞噬他们，国家、新潮、伪预言家和神圣信徒的虚妄的力量欺侮他们； 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瞪眼站着，想从混乱、伪善和误解中找到更好的道路，想塑造一个容纳一切人民、所有脸孔、全体亚当和夏娃和他们无穷的后代的世界。 让一个新的大地出现吧！让另外一个世界诞生吧！让和平铭刻在天空，让勇敢的下一代起来，让热爱自由的人民成长，让催生的美、坚强的力跃动在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血液中，让挽歌消逝，让战歌谱写，让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站起来做主人。
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路 〔美国〕海伦·约翰逊 啊，微风扬起尘土的小路， 在树林里飞逝的土岗， 发出充满激情的泣血调子， 一条长长的嘶哑歌声。 啊，小路， 棕色的小路像我棕色的种族， 你受践踏的美像我们受践踏的骄傲， 尘土中的尘土，别给他们踩下去， 扬起漫天的金黄、充溢天际的绝响吧！
马戛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马戛鲁 〔美国〕海伦·约翰逊 夏天来了， 鳄鱼张开贪婪的嘴巴， 鳄鸟在四周盘旋飞翔， 一只鹰鹫抓走一只蠢愚的豺狼。 粉红色的火鹤， 衬着红树林的深绿色， 伸着细长的双腿和颈项。 湖水荡着美妙的音乐， 躺在炙热岩石上的糊涂蜥蜴 听着音乐懒洋洋睡了。 在这五光十色的地方， 我遇见马戛鲁， 像晚上的树一样黝黑， 张开渴望的嘴唇， 听一个白领的人 捧着一本印着十字架小黑书讲道。 啊，马戛鲁，你来吧！ 握着我的手， 我要为你朗颂诗歌。 银光闪闪的语言， 纯美的鸣奏曲， 会使你的喉咙洋溢欢笑， 使你的心灵充满歌声， 别让他们引诱你放弃你的欢唱的河水， 明媚的湖泊，温柔的风。 难道你愿意 为了一个不会教你舞蹈的信条， 出卖你的绚烂的夕阳， 芬芳的百花， 和无限美妙的森林吗？
哥尔果达是一座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哥尔果达是一座山 〔美国〕阿纳·波恩邓普斯 哥尔果达是一座山， 一座几乎看不到的紫色的岗。 一个夜晚岗上吊死两个小偷， 和另外一个人。 当晚有几个妇女嚎啕大哭， 她们的眼泪不断地流， 流成一条河， 我曾经浸在河水中。 人们离开了， 剩下荒凉的哥尔果达山。 啊，我看过许多山， 在黄昏天际消溶的紫灰色的山。 我爬上古老的沙斯塔山， 双手浸在夏天的冰冷雪堆里， 我在波波卡特比特山的阴影中休息， 倾听它低声诉说英勇的故事， 我仰望比里牛斯山脉， 感受异国温暖夜晚的热情， 我在富士山麓睡觉， 梦想着神话和死亡。 我看见山在沉默的平原上耸起， 像窈窕少女的乳峰。 谁知道山的神秘！ 有些山雄伟，有些山孤独。 意大利有罗马， 加里福尼亚有旧金山， 都覆盖着山脉。 有人说这些山 像蚁窝和沙丘一般生长。 也许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什么使它们开始生长。 巴比伦是座山， 尼尼微是座山， 山上长满青草， 宫殿和空中花园使它们开始生长。 我不知道 在墨西哥和日本的山下埋藏什么。 非洲也有山， 山下埋着珍宝， 黄金和钻石， 覆盖着泥土的矿藏。 山上繁茂的青草， 在风中像起伏的波浪。 裸体的黑人在草丛中弯腰， 用手指挖掘泥土， 我也在他们中间， 双手触摸着矿石， 多了不起， 这些山应该属于我们。 这些沉默的苦恼的山， 弯着断裂的背脊， 常常互相对话， 喊着：“一日如一年，千年如一日。” 我们望着旅行队 载我们的女王到所罗门王的宫殿， 当第一批奴隶贩子来到时， 我们却垂着头。 啊，兄弟们，不久了！ 尘土将会吞下石头， 当他们走后， 我们还会留下来。 山在我周围耸起， 有些小到看不见， 有些很大， 山都会生长， 但人们忘了什么使它们开始生长。 啊，世界到处都是山！ 每座山下都埋藏一些东西， 一堆残骸使山开始生长， 有些山孤寂，有些山雄伟。 有一天我也会倒下去， 他们用泥土覆盖我， 我的躯骸也会变成一座山， 我想那将是哥尔果达山。
第三章工人国家的经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第三章工人国家的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 ·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 ·工人和技工 ·劳动纪律 ·工人和生产方式 ·过渡时期的分配关系 ·农民和工人 ·结论
一个黑人谈收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一个黑人谈收获 〔美国〕阿纳·波恩邓普斯 我一生曾播种在所有海滨， 深深地耕种， 心中害怕风雨和野兽摧残谷物。 我辛勤耕种， 防着歉收的凶年， 我播下的种子， 是够插上一排排的秧， 从加拿大一直伸展到墨西哥， 但我只能收获 一巴掌的谷物。 我播种那么多，田园生长那么丰， 但我的侄儿只能收集麦杆和草根， 我的孩子没有播种， 只能在田间拾荒， 靠着吃苦味果实生活。
黑人诉说河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黑人诉说河流 〔美国〕朗斯顿·休斯 我见过河流， 我见过和世界一样古老的河流， 比人类血管中奔流的血液更悠久的河流。 我的灵魂变成河流一样深沉。 我在晨光破晓的时刻沐浴在幼发拉底河， 我在刚果河畔建筑我的小屋， 它催我进入梦乡。 我望着尼罗河， 在它身旁建起崇高的金字塔。 在林肯南下新奥尔良的时刻， 我听着密西西比河歌唱， 看着它的混浊的胸脯， 在夕阳中变成金黄。 我见过河流， 古老、灰暗的河流。 我的灵魂变成河流一样深沉。
梦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梦想 〔美国〕朗斯顿·休斯 我要张开双臂， 在阳光的土地上， 旋转，跳跃， 直到白昼消逝， 然后在清凉的黄昏， 躺在高高的树下， 黑夜轻轻地降临， 像我一样黝黑， 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要张开手臂，迎着太阳， 舞蹈！跳跃！旋转！ 一直到白天迅速消逝。 在灰暗的黄昏中， 躺在一棵高瘦的树下…… 黑夜悄悄地降临， 像我一样黝黑。
我的人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我的人民 〔美国〕朗斯顿·休斯 黑夜是美丽的， 我的人民的脸庞也是美丽的。 星星是美丽的， 我的人民的眼睛也是美丽的。 太阳是美丽的， 我的人民的灵魂也是美丽的。
无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无名 〔美国〕保里·穆莱 它不叫爱情，也不是春天的狂放， 不是偶然的邂逅，也不是追求的终结。 看它像轻飘飘的杨柳， 像街市手推车上的紫罗兰。 这颗种子， 像岩石一般坚强的盘根， 在我们中间生长。 它没有名字， 或者叫它第一阵暖风， 吹拂你的脸颊， 交换我们之间无言的吻。 叫它原始的土地， 冲破漫长冬天的冰封， 激动地盼望着春犁。 让我们的血液赞颂它， 让我们的肉体歌唱迎接它， 但我们将会抿着沉默的嘴唇。
忘却的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忘却的梦 〔美国〕爱德华·西尔维拉 睡眠的温柔的灰色的手， 整夜不停地操作， 织一袭美丽的梦的衣裳； 黎明， 这件小工作做完了。 醒来， 织得那么精美的衣裳， 变成一堆蓬乱的线—— 一个留在我脑中的模糊记忆。
树林深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树林深处 〔美国〕威斯里·柯特莱 我们走进树林深处， 手拉着手， 让树林包围我们， 让世界消失在外面， 让我们寻找 多年前消失在树林深处的 秘密的城市。
黑白混血女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黑白混血女郎 〔美国〕列斯里·柯林斯 黑白混血女郎， 当你舞蹈的时候， 你想到西班牙， 想到紫色的裙和嗒嗒的响板吗？ 黑白混血女郎， 当你欢笑的时候， 你想到法兰西， 想到金黄的酒和优雅的米妞爱舞曲吗？ 黑白混血女郎， 当你歌唱的时候， 你想到年青的美利坚， 想到灰色的炮和战斗的刺刀吗？ 黑白混血女郎， 当你哭泣的时候， 你想到非洲， 想到蓝色的夜空和轻快的小调吗？
第六章景观的时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六章景观的时间
黎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黎明 〔美国〕保罗·罗伦斯·丹巴 天使披上纯洁的白袍， 俯身吻着沉睡的夜， 夜脸红红醒来， 鬼魅消失了， 人们看到她的脸颊的嫣红， 说这是黎明。
同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同情 〔美国〕保罗·罗伦斯·丹巴 哎！我知道笼中鸟的感觉。 当太阳照在山坡上， 当风轻轻吹拂绿草， 当河水像玻璃带一样流动， 当第一只晨鸟歌唱，第一朵蓓蕾绽开， 从花蕊透出飘香的时候， 我知道笼中鸟的感觉。 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要击拍翅膀， 直到血液染红无情的铁杆； 它多向往在树枝上摇晃， 但它一定要飞回栖枝上。 旧的伤痕还没痊愈， 新的痛苦更加剧烈， 我知道它为什么要击拍翅膀。 哎，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 当它的翅膀受伤，它的胸脯疼痛的时候， 当它憧憬自由，扑击铁杆的时候， 唱的不是快乐的歌， 那是从它心灵深处 向天迸发的一个祈祷，一个请愿—— 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
坟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坟墓 〔美国〕瓦林·居涅 当我躺在坟墓的时候， 那里甚么也没有， 只有和我一样长眠的人， 我要时时醒来， 哭泣。 我要时时醒来， 哭泣， 那里我不需要眼泪 让别人看见。 我不需要眼泪。
没有影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美国］ 没有影子 〔美国〕瓦林·居涅 她不知道 她的美， 她以为自己棕色的身体 没有光彩。 如果她会舞蹈， 袒裸身体， 在棕榈树下 看河水中的倒影， 她就会知道。 但是街道上没有棕榈树， 洗碗碟的浊水里也没有倒影。
非洲心脏的黎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非洲心脏的黎明 〔刚果〕派屈斯·艾默里·卢孟巴 你，非洲人， 一千年来像野兽一样受苦难， 你的骨灰撒在风中， 散播在荒原上。 暴君建筑豪华的神殿， 保存你的灵魂， 保存你的苦难。 野蛮拳头的权利， 白人皮鞭的权利， 但你只有权死亡， 你只能够哭泣。 他们在你的图腾上， 雕刻无穷无尽的饥饿和奴役。 在树林的阴影中， 残酷可怕的死亡也在窥伺你， 像蛇一样缓缓迫近你， 像树干的枝桠一样， 缠绕你的躯体和痛苦的灵魂。 他们又在你的胸膛， 放上一条奸险的大毒蛇， 在你的颈项套上烈酒枷锁。 他们用一串便宜珠子带走你可爱的妻子， 攫取你的数不清的宝藏。 你的茅舍在黑夜中发出冬冬的鼓声， 悲凉的节奏传遍黑色的大江， 叹息受侮辱的少女， 奔流的眼泪和血液， 朝向金元至上国家航行的船舶。 在他们称为祖国的可诅咒的土地上， 群众在人烟稠密的城市里挣扎， 你的妻儿在丑恶无情的工厂里， 日日夜夜受尽折磨和痛苦的压迫。 你也是人，和别人一样。 他们向你讲道， 仁慈的白色上帝会令一切人最后握手言和。 你在火堆旁悲叹，唱着哀歌， 好像蹲在陌生人门口的无家可归的乞丐。 当你冲动的时候， 你的血液彻夜沸腾， 激发着祖先的热情， 你跳舞，你号哭。 像暴风般的雄壮乐曲， 你的力量从千年苦难中迸发出来， 铿锵的爵士音乐，自由奔放的呐喊， 像滔滔海浪涌过非洲大陆。 全世界都震惊了，在恐慌中醒来， 倾听你的血液的狂暴节奏， 你的爵士音乐的狂暴节奏。 白种人脸色发青， 听着这新的歌声， 带着殷红的火炬传遍黑夜。 我的兄弟， 黎明来临了， 黎明照在我们脸上， 我们古老的非洲破晓了。 大地、湖泊和大江， 可怜的非洲人丧失了一千年。 现在就要完全属于我们。 太阳的热烈火炬又要为我们照耀， 晒干眼泪和你脸上的唾沫。 在你挣脱沉重镣铐的时刻， 黑暗残酷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 自由勇敢的刚果将从黑色的土壤中站起来， 自由勇敢的刚果 黑色种子开出黑色的鲜花。
你造成的破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你造成的破坏 〔嘉纳〕艾里斯·艾梯·柯美 当我看见血液涌下山谷， 桃花心树在恐惧中颤抖， 棕榈在疾病中垂头， 我知道你不能和我一同生活， 也不能为大地带来光明， 你造成多少的破坏。 当我回忆你那时的神情， 你首次踏进我的茅舍， 一手扶着蜡烛，另一手捧着书， 我知道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田园到处都是蝗虫， 你造成多少的破坏。 当第一滴雨水落下， 滋润着变灰的土壤， 我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麦子， 嘴里发出诅咒， 我开始工作， 要土地从你的破坏中恢复生命。
智识的缪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智识的缪斯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啊，光荣的缪斯， 你无上的威力！ 我黑色的人民告诉我， 这土地上的人民到处尊敬你： 布姆波的人民， 玛古都的人民， 烟雾像阴影一般笼罩着津巴布韦的人民。 我站在好望角的台山上， 远眺着巴苏多兰的塔巴博秀， 流浪的吴达巴子孙， 像大漠的沙粒，大海的水滴， 无穷无尽， 这里一群，那里一族， 啊，不断流浪的祖鲁人， 丧失了原始的习惯，悠久的风俗， 只有你缪斯才懂得他们的历史。 亲爱的缪斯！今日教导我 你知道的我们民族的传统， 让我记录下来， 传给未来的祖鲁人。 我不爱慕虚名， 一切光荣属于你， 没人能分享你的荣耀。 让我饮你杯中的琼浆， 你葫芦中的清洌的泉水， 啊，吴达巴的缪斯， 听着，我祈求你！ 注：吴达巴是南非祖鲁民族历史上的国王。
风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风啊！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当风任意吹拂， 颤抖着草叶的时候， 我要自己 倾听风的絮语。 但愿我能看到 这热烈喘息的动物， 穿过森林， 哗啦啦的搅动绿油油的树叶。 但愿我能幸运地 抓住你，缠绕你，拥抱你， 把你搞得神魂颠倒， 把你掼倒在地上。 然后我要走进去， 听你对着树叶、树枝和小草， 絮叨不休的低语。 来吧，风，从你诞生的地方来， 把我带去你的源头， 让我在那儿建一座小舍， 终日不停的望着你。 来吧，太阳已经升起， 在可爱的山峰上， 你强劲的风 像昂加斯的屋子一样坚强。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乐， 纵情地欢乐， 我们热烈持久的生命力， 会战胜倦怠。 我听着你的低语， 把我带进梦乡， 把你的快乐传给我。 当我心灵寂寞的时候， 我寻找同伴， 发现我的朋友 都已经烟消云散。 我走出门来， 感觉你在我身边， 倾听你永恒的声音， 不停在我耳边絮聒。 多么奇妙的安眠曲， 从深邃远古的山巅， 轻飘飘荡下来。 风啊，你带来雨， 蜜瓜的飘香， 南瓜、玉米和浆果的芬芳。 风啊！让你的呼吸， 为我僵死的心催生， 直到我和你一同消逝！
暮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暮霭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我看着黑暗降临大地， 山峦投下大片的阴影， 金黄色的太阳变成赭色。 燕子已经回巢， 海风也沉静下来， 蝙蝠在我头上飞旋。 街灯亮了， 我害怕躲在阴暗角落的强盗， 像狩猎一般凶猛地扑来。 这里没有青草， 只有从矿石上扬起的尘土， 像烟一样升上天空。 这里也没有河流， 让青蛙憩息， 让水鸟藏匿， 这里只有人群， 经过一天的辛劳， 在暮霭中赶回家。
金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金矿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你轰隆隆的矿山机器， 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咆哮。 我将醒来， 我要生存！ 你轰鸣着的机器， 永不倾听黑人劳动的呻吟， 他们受肌肉疼痛折磨， 在污浊的空气中喘息， 在尘埃和臭汗中， 拼命抖动着身体。 你这暴烈的铁牛怒吼吧！ 在你诞生的遥远地方， 你在炽热的熔炉中燃烧， 直到你成形，只留下灰烬， 你迅速越过海洋， 登上卡车， 卟卟喷烟的火车头， 把你带到金山，带给我们。 你高声咆哮， 起到我们像受惊的岩狸， 向你扑去， 响应你刺耳的召唤。 每只岩狸都是黑色的，割了尾巴， 你把他们都捕捉了， 把他们推下矿坑， 剥削他们， 吸尽了他们的血汗， 你永不疲倦地转动着钢轮！ 我知道你也不是自愿来的， 你也不愿我们做这苦工， 你也一样是奴隶， 不停地劳动和轰响， 直到一件件机器都残破了， 在垃圾堆里烂下去。 有时我在路上走， 回头看看你， 想你也许会生育、繁殖和生长， ——多荒谬的念头！ 但我们是兄弟， 你我都一样要腐烂， 你我都在矿坑里受折磨， 直到我们的肺变黑了，力气消失了， 不停的咳嗽，倒下去死了。 为什么你却没有那要命的咳嗽？ 在矿山的喧闹的广场上， 听到许多部落的黑人来到， 造成那些高大的白土堆， 连祖先都要惊奇。 在汽笛嘶鸣的那一天， 一只可怜的岩狸听见召唤， 向它扑去， 在混乱中上当了， 变成一只鼹鼠， 被迫深深钻进地下寻找黄金。 一大群岩狸跟着来了， 白土堆越来越高， 矿坑越挖越深， 珊瓦讷山也不比土堆高！ 我冒汗爬上土堆的巅峰， 看白色沙尘像云烟一样飞扬， 在我脚下旋转， 永远遮蔽着肮脏的大地。 你矿山的机器轰响吧！ 你的吼声越来越大， 淹没我们的声音， 我们痛苦的呻吟和哭泣， 你不停地咬啮我们的骨肉。 你无情的老大暴君， 嘲弄我们， 对我们的苦难狂笑！ 我们明白你可怕的力量， 你是主人， 我们是奴隶。 在我们离开小屋那天， 忘了自己是人， 牛马一般受驱赶， 放下家里的玉米和牛奶， 来喝这稀糊的馊粥， 我们的人格贬低了， 人家叫我们boys， 我们都说世界变了。 现在，在晨光中醒来， 我们一行一行站着， 想想多么奇怪， 睁着双眼的动物给活葬了！ 你矿山的机器， 任性地嘶吼吧！ 我醒了，不敢怠慢， 我钻到地下， 用锄头敲击岩石， 你在上头什么也听不见， 但你知道我手握白人的钢钻， 你看着青色白色的矿石， 在小卡车上一辆一辆运出来。 我的兄弟也带着锄头， 扛着铲子， 拖着矿工靴， 跟我下坑去， 土地吞下我们钻土的人。 如果我在地下死了， 那又算什么？ 我是谁？ 天天年年，啊，我的同胞，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 我的兄弟们倒下去。 我的遥远的故乡， 土地上没有高耸的大厦， 我伸长了肚子张望它； 但是，当我挽着包袱回到家乡， 我只看见枯萎的稻草， 空荡荡的小舍。 我抓抓头皮问我家人， 他们说：“去问你的白人雇主吧！”—— 我疲惫地闭上了嘴巴。 矿山的机器， 你更大声地咆哮吧！ 就算在哥米斯顿那么远的地方， 你的声浪像远方洪钟， 渗透我的灵魂， 在我耳边回响； 我想起那些高楼大厦， 靠我养肥的白人， 每天都剥削我的血汗， 我这教堂老鼠却在挨饿。 严酷的机器， 放低你的声浪吧， 白人的心肠像铁石， 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无情？ 停止你在矿场的轰响， 我求你听我们的呼声， 否则我们也没有怜悯， 在将来的那一天， 我们最终要呼喊： “啊，你钢铁的东西， 现在是黑人的奴隶了！” 当心！虽然我的两手空着， 这只瘦小的手臂， 在那逝去的年代里， 把犀利的标枪 掷得漫天飞舞，遮蔽大地， 震撼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 吓坏了保罗·克鲁格的士兵—— 但是我们失败了。 我还在梦想， 啊！钢铁的机器， 属于我们父亲的土地， 有一天要归还他们的儿子。 在外国统治的乌云下， 我今天没有休息的地方； 我们父亲的田园荒芜了， 和我一样受欺压的人不再耕耘， 哪怕我是富翁， 也永远不能购置 属于我祖先的土地。 天地的精灵啊， 你要结束这可恨的压迫吗？ 在我们父亲永远安息的地下， 是祖先灵魂所在的地方， 每当它和上帝灵犀相通的时候， 据说它就有无敌的力量。 上帝看的是人，不是他的肤色！ 我的血染红这土地， 在炎阳中凝结， 我声嘶力竭向你祷告， 但一点回音也没有。 啊！看着这土地， 每天都给强占它的人掠夺， 那些外国人养肥了自己， 但我们被剥夺一切的黑色兄弟， 没有土地，没有一分钱，两手空空。 矿坑上的青草， 像晴空一样鲜明， 我们向天空的神灵祷告， 但他还是那么沉默！ 矿山的机器， 你大声地咆哮！ 我的手磨破了， 双脚肿了， 它们颤抖着， 哪里去找救药呢？ 白人的医药那么贵！ 机器，你静一静， 可怜我的耳朵吧！ 我忠实地替宝贵的白种主人做工， 但我的灵魂是那么沉重！ 停止你的雷鸣吧！ 我渴望睡眠， 阖上眼睛，什么都不再听见， 也不再恐惧明日的曙光。 我渴望安睡， 在那遥远的地方醒来， 那里有安神的神灵， 没有人间的纷乱， 我给祖先的手臂拱卫着， 最终在上苍的绿原中得到安息。
诗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诗人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是谁的声音， 激动着人心，大地和万物？ 不管这声音诉说过去或现在， 那又有什么关系？ 在睡眠和清醒的时刻， 总是听到谁的声音？ 那是我们祖先的诗人， 唱着对死者的赞歌， 那是这里的现在的诗人， 唱着当代的歌。 当太阳的红色火球暗淡下去， 恐惧和黑暗的阴影蔓延开来， 星光闪烁的黑夜穹窿覆盖大地， 我蜷缩在一个角落的时候， 总是听到那歌声。 啊，诗人， 你在大地年青时候唱着歌， 你的歌声像百花盛开， 你在歌唱中得到力量， 你的歌声所向无敌。 但你也有哀怨的时刻， 你向祖先的精灵悲叹， 人类的蠢愚带来暗淡的明日， 祖先的精灵安慰你， 给你语言的力量， 别人靠巫术也难获得这力量。 啊，现在缠绕我的思想， 要怎样写下来？ 永恒的缪斯， 那是我的语言，或者你的语言？ 我唱的是真理，或者荒唐的思想？ 在你占有我的心灵以前， 大地一片黑暗，没有道路，充满神秘， 你启示我， 教我倾听往昔的诗人。 我抓住他的手杖， 追随他的足迹， 让我的歌声， 也在大地上开辟道路！
来吧！钢铁的怪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来吧！钢铁的怪物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在这首诗里，火车是钢铁的怪物，把南非黑人运载到城市，运载到金矿山。 来吧，你钢铁的怪物， 你公路上的傲慢的舞蹈者， 带着钢筋铁骨在双轨上飞驰！ 你转弯抹角，上山下坡， 越过高地和平原。 你把我们的祖父们 从家乡拉走了。 乡亲们渴望知道他们的信息， 但你对祈祷无动于衷， 你什么问题也不回答， 你只顾驶得越来越远。 你带来庞大的机器， 在我们母亲的土地上越钻越深， 今天我们看见海滨和江口的矿山堆， 像白色的沙丘和堤岸。 你看我正坐在车站休息室里， 像许多你吞噬了的人一样！ 我眼望着东方， 滚滚的沙尘， 白色的轻烟， 像柱子一样升向天空。 在这可爱的地方， 正好望着夕阳下山， 殷红的火球沉下去， 还要照亮新的一天！ 在飘动的云朵中， 它像熊熊的煤炭火焰中 一轮燃烧的钢圈： 它沉下去，焕发着光华， 比那蕴藏在我们父亲脚下的非洲黄金 更加灿烂！ 啊，去吧，你永恒的太阳， 你从不告诉我们黑人， 地下蕴藏多少的黄金， 它给世界许多民族带来了财富， 但我们非洲的儿子， 只能张开厚嘴唇，眼巴巴地瞧着！ 黑夜悄悄地跟着黄昏来， 我已听到汽笛的嘶叫， 好像水鬼消失在图吉拉河水中。 你听到温达斯和佐皮斯， 高声唱着爱的歌， 想起自由自在的情人， 好像在非洲平原上游荡的 黑白色母牛的低声哞叫。 我倾听舞蹈一般的踏步声， 在大地上回旋荡漾， 我加快德尔班平原上的玛米依古达 我听到那么多奇异的新赞歌， 不像是摩霍罗斯族的歌声！ 啊，去吧，你钢铁的魔鬼！ 你何必来得这么快， 我正在沉思， 但愿自己躲在故乡的玉米丛中， 穗轴覆盖，南瓜围绕， 永远没人打扰我： 这些煕来攘往的人群， 嘈嘈闹闹的赶路， 我在黎明时分看着他们， 在黄昏时分看着他们， 在晨曦和薄暮中走过去。 注： 1、温达斯和佐皮斯是南非特兰斯瓦北部的两个部落。这两个部落的人到威华特斯兰和其它地方的金矿做工。 2、玛米依古达是祖鲁人传统舞蹈家。
智慧是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智慧是什么？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同伴，告诉我， 智慧是什么？ 难道它是衣冠楚楚， 带着手杖， 穿浅棕色的皮鞋， 昂首阔步？ 朋友，告诉我， 智慧是什么？ 难道就是上学读书， 一页一页的读到秃了头？ 妈妈，告诉我， 智慧是什么？ 难道就是发表演说， 沽名钓誉， 解释没有意义的法律？ 爸爸，告诉我， 智慧是什么？ ——“来吧，我的儿子， 听着： 少说话，多做事！”
维多利亚瀑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维多利亚瀑布 〔南非〕奔·瓦·维拉卡西 伟大的瀑布， 永远不息的奔流， 你磅磅礴礴， 狂放不覉的下泻， 到那水雾迷蒙的深渊。 上帝给你戴上 彩虹的缎带皇冠。 永恒的流水 在你的脚下跳跃。 上帝赋予你雷霆万钧的声音， 让他也能听见你的轰响， 在高耸入云的西朋古山岩上， 你的雷鸣淹没人类的声音。 在昆虫匍匐的土地上， 有那个渺小的动物， 像蟋蟀一样地啁啾， 敢和你的雷鸣相比拟？ 谁有那种志愿和渴望， 回答你洪亮的声音？ 滚滚向前的海浪， 也要像一排排的舞蹈者向后撤退， 连海洋也不敢和你竞赛， 它像醉汉一般躺着， 在疲劳和炎热中喘息， 在麻木和失败中挣扎。 是的，汹涌向前的海浪， 也要在疲劳中停止前进， 像日夜游荡的迷途的羊， 让牧童收拢起来。 只有你永不停止奔泻， 清澈的流水反映着蓝天， 啊，维多利亚瀑布， 为什么你永远不息地奔流， 在千丈深谷谷中激起滔滔的浪花？ 你无限的精力， 匆匆追赶每个时辰。 自从远方晨星挂上天空， 多少次听过你的呼啸， 所有星云都像哨兵一样围绕， 等待天使传报的那一天， 大地崩裂，又重新合拢， 在目光炯炯的上帝面前， 出现一个光明的新世界， 所有人都将倾听你的雷鸣， 都要高声说： “你永不消失，永远前进， 啊，你奔流吧！” 树木低垂的枝桠， 在微风中向你点头， 你在深谷中的激流， 在风中扬起纷飞的水花， 滋润了草木常青的生命。 看飞鸟在上空盘旋， 胆敢掠过你的激流， 在水花中沐浴着羽毛， 不再害怕你的雷鸣， 它们和着你的汹涌激流歌唱！ 一条灿烂的缎带， 系在维多利亚瀑布的腰身， 激流泻落在山岩上， 迸发出千条水柱， 永远不息地互相追逐。 阳光在水花雨雾中绘成 五彩缤纷的层层长弓， 横跨天际的彩虹， 光辉熠熠的银河， 日夜闪烁的万颗流星。 我要响应你永不疲倦的声音， 但我在你面前多渺小， 只能博取你的嘲笑。 我胆敢用秃笔， 描写你的壮美雄姿， 在还未见到你的人们心中， 唤起对你的无限憧憬。 你给所有在黑暗中迷途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失去希望的人， 一个归宿。 他们看你的美色，听你的音响， 心中充满着愉悦。 他们眼中闪着安神的光芒， 静静地点燃着烟斗， 深深地吸着，轻敲着鼻烟罐， 不觉时光流逝。 他们望着你， 听着你深沉的甜蜜的音调， 好像护士轻轻拍着他们的前额， 温柔地抚弄着他们的头发， 他们一齐悄悄地安睡了。 无家可归的人， 终于在你的巉岩峭壁下找到归宿。 在那水花迷蒙的断崖上， 你永远不停地鸣响， 召唤世世代代的非洲人民！
第八章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八章结论
你叫我静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你叫我静坐 〔南非〕佐敦 我的人权被剥夺， 没有生存的地方， 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在饥寒交迫中到处流浪， 家里只有嗡嗡的甲虫， 没有丝毫的生命气息， 你却叫我静静坐着。 叫守卫蜂房的工蜂， 别叮那攫取蜜糖的鲁莽猎人。 我的孩子给人抢走， 献给财主做牺牲品， 饥饿的身体，呆滞的思想， 失去了自由精神和人的价值， 你却叫我静静坐着。 叫保护雏鸡的母鸡， 别啄那馋涎欲滴的野狗。 我是年轻的寡妇， 矿山灰尘夺去我丈夫的生命， 只因为害怕宪兵和黑车， 眼看孤儿受尽饥馑的折磨。 你却叫我静静坐着。 叫爱护小鸽的母鸽， 别向盘旋觅食的苍鹰挑战。 我已经看到光明， 真正的持久的遗产， 你却叫我让同胞停留在黑暗中， 不懂得知识和生活的光辉。 叫栖息枝头的骄傲雄鸡， 别对升起的朝阳高唱赞歌。 大地到处盛开知识的花朵， 你却要我永远受黑暗的奴役， 永远在愚昧无知和颓丧中生活。 告诉在霜冻中垂头的苍白小草， 别在温暖的夏雨中苏生。 告诉冬天别孕育春天， 告诉春天别带来百花盛开的夏天， 告诉夏天别转变成秋天， 告诉晨星别做光明的使者。 当朝阳的万道金光冲破黑夜， 告诉黑暗不要逃遁。
在彩虹尽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在彩虹尽头 〔南非〕李察·莱夫 在彩虹尽头， 兄弟，将会有个地方， 世界唱着各种歌， 兄弟，你和我， 要一同歌唱。 你是白种人，我不是， 但我们要一同歌唱。 这是一支悲哀的歌， 一首难学的歌， 因为我们不懂得它的调子。 但是，兄弟，你和我， 可以学会这首歌。 没有黑色的歌， 没有白色的歌， 只有音乐，兄弟， 在那彩虹的尽头， 我们要学好音乐。
孤独的路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孤独的路径 〔南非〕彼德·阿布拉罕斯 孤独的路径， 没有一颗星； 孤独的路径， 远方的影， 一片寂静， 寂静像垂死的心。 轻轻地落下， 凄凄的飘零， 孤独的路径和你。 影， 奇怪的阴影， 蔓延的影， 笼罩着受囚的生命。 忧悒，忧悒， 痛苦的忧悒， 那是我走的路径。
我，有色人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我，有色人种 〔南非〕彼德·阿布拉罕斯 莉莎婶婶。 “甚么？” 我是谁？ “你说甚么啊？” 我在河边遇见一个男孩子， 他说他是组鲁人。 婶婶笑着说： “你是有色人种。 有三种人： 白人、有色人种 和黑种人。 白人排第一， 有色人种第二， 黑人第三。”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二天我遇见约瑟， 我拍拍胸膛说： 我，有色人种！ 他拍拍手笑了。 约瑟和我 一同消磨好多漫长夏日的午后时光， 他向我学一些南非荷兰语， 我向他学一些组鲁语。 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姿多彩。 我们探索河流， 我学习游泳， 用树枝打架， 用幼嫩的杨柳枝叶， 编织绿色的帽， 用手抓青蛙和蝌蚪， 设陷阱捕捉狡兔， 又学水鸟的叫声。 烈日温暖我们， 青草揩干我们的身体。 用柔软的黏土做东西， 用细沙互相投掷， 看蚱蜢比赛跳高。 天黑时飞来成群的蝗虫， 我们捉到几百只， 品尝盐烤松脆蝗虫的美味。 听听风吹杨柳的声音， 听听暴风雨中的天籁， 也听自己的声音， 两个小孩儿的欢笑。 听约瑟讲白人来到以前， 黑人国王的故事。 我回到家里，说 莉莎婶婶。 “甚么？” 在白人来之前， 可曾见过有色人种国王？ “没有。” 那么我们从哪里来呢？ 约瑟和他的母亲， 是从白人以前的黑人国王传下来的。 婶婶笑了， 抚着我的头，说： “你说话太多了， 去洗手吧。”
给忧虑的母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给忧虑的母亲 〔莫桑比克〕维伦特·马拉加塔纳 我来到你的怀中， 你忧虑地抱着我， 在那惊悸的时刻， 你害怕上帝把我攫走。 每个人都在肃静中看望， 婴儿出世顺利吗 每个人洗干净手， 准备迎接从天降临的人， 妇女们静静捏一把汗。 但我从胎中钻出来， 呼吸第一口气， 你立刻发出快乐的呼喊， 祖母给我第一个吻， 立刻把我藏在一个地方， 不准别人进我的房间，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臭味， 只有我是一团肉， 轻轻在襁褓中呼吸。 祖母好像着了魔， 东张西望， 因为苍蝇嗡嗡飞 蚊子骚扰我。 上帝也看守着我， 他是我老祖母的好朋友。
钢琴和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钢琴和鼓 〔尼日利亚〕嘉布里·欧卡拉 在黎明的河岸， 我听见森林的鼓， 发出神秘、急促、粗犷的节奏， 像血肉倾诉原始的青春和起源， 我看见黑豹准备飞跃， 班豹奔跳前的嗥叫， 蹲踞的猎人手中即发的标枪。 我的血液变成奔腾的急流， 岁月回转， 我立刻回到母亲怀抱中哺乳， 我立刻走上没有铺设的简朴路径， 温暖的赤裸的疾行脚步， 在野花绿叶中探索的心， 塑造粗糙的路径。 接着我听到哀怨的钢琴声， 洒泪的鸣奏曲， 诉说复杂的生活， 抑扬回旋的优美乐章， 描绘远方的土地和新的天涯。 乐声在复杂的旋律中消失， 乐章的片断化成袅袅的余音。 我迷失在晨雾迷蒙的河岸， 沉溺在森林鼓声的神秘节奏 和钢琴鸣奏曲之中。
三弦吉他之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三弦吉他之歌 〔塞内加尔〕李奥波德·西达尔·塞恩霍尔 亲爱的，别惊奇， 如果我的歌声有时变得那么阴沉， 如果我用三弦吉他的节奏， 代替牧笛的悠扬歌声， 如果我用万马奔腾的塔巴拉鼓声， 代替青葱稻田的芬芳。 听一听老巫师的危言吧！ 听一听上帝愤怒的咆哮吧！ 啊，也许你的歌手的优美声音， 明天就会永远静下去， 所以我今天的歌声那么急促， 手指在三弦吉他上弹拨出血。 亲爱的，也许我明天就要倒在疆场上， 再也看不到你的倦慵的眼睛， 再也听不见远方低沉的鼓声， 你在黄昏中将会渴望再听听， 我赞颂你的黑色的美的热烈歌声。
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夜 〔塞内加尔〕李奥波德·西达尔·塞恩霍尔 女人，把你的温暖的双手搁在我的额前， 你的手比绒毛更温柔。 高耸的棕榈树在晚风中摆动， 没有丝毫的喧哗，也没有摇篮的儿歌， 只有万籁俱静的节奏轻荡着我们。 听听它的歌声， 听听我们黑色血液的节奏， 听非洲荒村的黑色脉博的节奏。 疲乏的月亮现在沉下缓慢的河流， 阵阵笑声也沉静了， 歌手像孩子一样把头颅靠在母亲的背上。 舞蹈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 歌唱者的舌头也越来越迟钝了。 这是星星的时辰， 在穿着白云长袍的山上， 黑夜正在做梦。 屋顶闪着柔和的光辉， 它们对星星悄悄诉说些什么？ 屋内的炉火， 在香辣的气味中熄灭了。 女人，点上油灯， 让孩子们学爸爸， 在床上讲祖先的故事。 听艾立沙祖先的声音， 他们和我们一样流浪异乡， 他们不愿意死亡， 不愿让生命之流消失在沙土中。 让我在轻烟弥漫的小屋中， 期待神灵幽幽的到来。 我的头枕在你的胸脯上， 像烈焰中跳出来的冒烟根茎球。 让我嗅着我们祖先的气味， 让我思量和重覆他们活的声音， 让我学习生活， 然后比潜水者更深地沉入梦的深渊。
第四章前十月革命社会的物质遗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第四章前十月革命社会的物质遗产 ·沙皇时期的物质遗产 ·在不具备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的工人阶级统治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的功能 ·为什么五年计划标志着官僚向统治阶级的转变
非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一个黑人的歌唱——黑人诗选（1975） 非洲 〔塞内加尔〕大卫·狄奥普 非洲，我的非洲， 古老草原上的骄傲战士的非洲， 我祖母歌唱中的非洲， 在遥远河流的两岸， 我不曾见过你， 但你的血液在我血管中奔流， 你美丽的黑色血液灌溉田野， 你汗中的血， 你奴隶的工作， 你儿女的奴役， 非洲啊，告诉我，非洲， 这弯曲的背， 在屈辱重负下折断的背， 带着鲜红烙印颤抖的背， 在炎阳下对着皮鞭说“是”的背， 这难道是你么？ 一个严肃的声音回答我： 那年青坚强的树， 狂放不羁的儿子， 在白色的凋谢的花丛中傲然屹立， 那就是非洲，你的非洲， 坚忍顽强地成长， 它的果实渐渐带着自由的苦汁。
十四、回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十四、回忆 这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中旬的事情。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可是中午以后刮起了风。 这一天，在春日町附近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M和我等待着和小林第一次碰头。 不一会儿，隔着玻璃窗，只见他匆匆忙忙地摇晃着肩头走过来。看到他穿着浅灰色的厚呢的新西服，架着化装用的宽边眼镜，打扮得怪模怪样，我们不觉笑出声来。那时候我们常常戴上眼镜，鼻子下蓄起一撮小胡子，各人都随机应变、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化装起来。这是我们避免特高追捕的方法之一。像杉本良吉化装时，常穿着外出作客的和服外褂和裙子，蓄起胡子，像大姑娘似地把一个小包袱抱在胸前，装模作样地走着路，见到的人没有不发笑的。 小林好像一个从大风中跑过来的孩子一样精神抖擞，甚至还带着几分兴高采烈的神气。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小林穿过西服，所以觉得很稀奇，称赞他弄到了这样一身漂亮的衣服。他见我们对他穿西装的模样感到新奇，笑着说：“是呀，中野说过，穿它的时候会到来的，要我存起来，现在终于到穿的时候了。” 我们对彼此化装后的模样都感到新奇好笑。笑着笑着，他那临时凑合来的大宽边眼镜从他那大而有特征的鼻子上一点一点地溜下来。这副形相也令人感到好笑。当我发现他裤子上没有裤带而用了一根红色的细带子代替时，我说：“你成了个派头十足的绅士啦！”于是我们又大笑起来。 当时小林是作家同盟的书记长。这一年的四月下旬预定要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他因为要执笔写大会的工作报告，离开了阿佐谷的家，所以才幸而未被逮捕。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正受到追捕，他在当时极其混乱的局面下，暂时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写出这篇出色的报告，然后转入地下，和我们在一起活动。他写的报告就是后来印刷出来散发的第五届代表大会议事录里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小林平安无事，未被逮捕，当时使我们感到有着极大的倚靠。 从那时候到第二年的二月他逝世的十一个月期间，在今天完全不可能想象的那样严酷的生活中，他为了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运动的发展，真正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从四月下旬到十月左右，小林和我都住在麻布区的一桥附近。彼此的住所虽然屡有变动，但相隔的距离，步行起来都不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所以起初一段时间几乎是每天见面。在地下生活中，彼此的住处都要保守秘密，但暂时我们之间还是经常地往来。 从十番的热闹的大街进入一条小胡同，胡同的尽头有一家古老、低矮的卖鳗鱼的小馆子。穿过潮湿、不平的土间，有一间好像乡下仓库似的顶棚低矮的房间。我们决定在这里吃点鳗鱼来保养身体。起初每月去两次，后来随着手头越来越紧，改成每月一次，乃至两个月一次。当时生活很紧张，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走路，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根本谈不上什么休息，所以在这样吃鳗鱼的时刻，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 小林也非常高兴，说这家馆子很像小樽的小面馆。他摘下眼镜，伸开四肢，躺成一个大字，忽而伸直身子，忽而大声地笑着，好像孩子似地眼中闪着光芒，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一动不动地望着裱上柿油纸的墙壁和被煤烟熏黑了的低矮的顶棚，带着怀念的心情反复地说着：“和小樽一模一样啊！” 每当他这样躺着的时候，各种各样值得怀念的回忆和往事好像一个接一个地涌上他的心头；他大声笑着，马上又乱搔着自己的头发，弯起腿，陷入茫然的沉思里，接着就慢慢地抬起身子，高兴地谈起话来。在这样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谈起他母亲的事和幼年时代的回忆。 他曾经说过：他小学毕业后，得到在小樽新富町经营面包工厂的伯父的接济，进了小樽商业学校。在工厂劳动的只有二十来名职工和学徒。他也住在伯父的家里，放学回来还要拉板车去送面包和帮忙做面包。他很喜欢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劳动，希望能成为他们真正的劳动伙伴，可是因为他是老板的亲属，职工们总是用一种冷淡的眼光对他另眼看待，使他感到很难过。 每逢谈起他母亲的时候，他那充满了深挚的爱情的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底以后，我们之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传递被捕同志们的消息。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壶井繁治和洼川鹤次郎等作家同盟的同志经得起拷问，以顽强的态度对待了审讯。 藏原惟人是我们所敬爱的领导人，他转入地下活动以后，蓄起了胡须，所以我们之间都用“胡子”这个亲热的称号称呼他。他被捕之后，受到严刑拷打，一时曾经消息断绝，传说他已经被杀害了。可是不久以后，又传说他由神乐坂警察署转递到久松、品川和大井的警察署，他对审讯只回答“不知道”和“不对”两句话。 当藏原的父亲去警察署见藏原的时候，我们偷偷地转托人请他给藏原传话。我们使用仅仅在我们中间通用的各种典故，让藏原知道“涅夫斯基、安琪·涅夫斯基、北海道和小白脸都平安无事”。藏原听到这句话放声大笑。原来藏原一直是默不做声，在会见的时候突然出乎意外地大笑，据说弄得特高们都莫名其妙。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我们的耳里。 当时地下工作者的住房问题是最切身的问题之一。在我们当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了各种的方法，但大多数人都是过着寄寓的生活。不过租居的房子也不是能够安心工作的场所，经常不断地反反复复地查户口，身边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钱去置办家当，过寄寓生活还得装作是公务员的样子，所以不管有没有工作，早晨要定时离开家，晚上也要在大致规定的时间才能回来，处处要细心周到，但终不免什么地方还会露出破绽，最后还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久居下去。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底以前，小林租了一家二层小楼房里的一间屋子，这家小楼房在麻布区二桥车站附近的一个寺院的境内。他在这里和转入地下生活以后与他结婚的伊藤藤子同居。这是一座非常狭小的房子，楼上楼下都只有一间屋子。他租的是楼下的五铺席的屋子，隔壁人家的木板墙把四周都遮起来了，屋子里阴森森地整天见不到阳光。只有一张小饭桌代替了书桌，饭桌上经常放着两三册改造社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之类的普通的书籍。 这家房东有一个当公务员的儿子和一个老母亲，住在二楼上。据说老太太似乎总对他感到形迹可疑，所以他处处都小心警惕。伊藤在银座的一家公司里工作，我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仅知道她和从事艰巨的革命工作的小林共同过着困难的生活，并且还在生活上帮助小林。小林对她也很亲切体贴。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从壁橱里搬出一个沉重的上了锁的大皮箱，打开来给我看。在写着字的稿纸和报纸下面，满满地装着书籍，都是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小说之类的书籍。他用心地阅读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一谈起来总是对列宁的才能表示惊叹。 他一贯采取的学习方法是，首先很好地选择书籍，订立计划，然后非常专心一意地彻底读透。 有一天他在读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我看到他用稿纸把列宁批判考茨基观点的部分遮盖起来，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想一想以后再看。”我问他：“和你想的一样吗？”他笑着回答说：“不一样。可是这样一来就更理解了。” 我们曾经经常远远地跑到郊外去开会。回来的途中，在郊区的街上悠闲地散步，顺便到书店里去看看，这是我们当时的乐趣之一。因为一远离市区，就可以安闲自在地去找书。 有一天，和往常一样，我们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小书店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书，因为他一个劲地翻阅着这本书，我瞅了他一眼，只听他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能买下这本书多好哇！” 我一看，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当时这本书的定价还不到两元，可是我们的生活非常拮据，丝毫没有宽裕，大多情况下是不能当场立刻把书买下来。他到处去找好需要的书籍，等到一有钱时就去把它买回来。 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与文化问题》也是在郊区意外发现的，当时他立刻就把它买下了。当他得到这部新书的时候，显得非常高兴。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我请他把这本书借给我看看。他红了脸，好像责骂我似地说：“你自己也应该有这样的书。” 我当时认为他何必要生气呢，也就回去了。可是第二天他仍和平时一样笑嘻嘻的，把那本书带给我了。我接过这本书一看，吃了一惊。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他把这本书反复地读了多少遍啊！买来的时候是一本新书，可是现在封皮破了，装订散了，书页翻脏了，变成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每一页上都用红蓝铅笔加了标记，许多地方写上了小字，这些都真实地表明了他曾怎样透彻地学习过。 七月左右，他从寺院境内的秘密住所搬了家，在十番大街后面的住宅区租了一间楼房。这是一间六铺席的白铁屋顶的房子，由于阳光的反照，非常闷热。对着墙壁放了一张新桌子，晒台上放着炭炉子和炭箱，在楼上做饭。一个陆军军官租了紧隔壁的屋子，和他只隔一层纸隔扇。 他打开壁橱，拿出一双草鞋给我看。这是为了突然遭到袭击时而准备的。他对我说：万一出了事，就跑到晒台上，然后跳到对面的房顶上，顺着房顶逃跑。说过笑了起来。 九月底前后，他又更换了住所。 彼此知道和访问对方的秘密住所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决定以后互不往来了。所以以后我并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据他说，仍然在麻布区的十番附近，租了一家两层的小楼房，从乡下请来了伊藤的母亲，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起初这个秘密住所还相当安全，但是三个月以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这个家也就住不下去了。 和他同居的伊藤并不是党员干部，当时她在银座的一家公司里工作，同时学习刺绣。因为十月事件的牵连，她突然在工作的地方被捕了。第二天早晨，几个特高袭击了他的秘密住所，搜查了他的房子。但看来他还是早有了周密的准备，特高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两三个钟头以后就退走了。 大约十天以前，秘密住所的斜对面搬来了一家警察，所以他警惕起来，暂时睡在别的地方，这样才未被逮捕。当天他一清早就出去进行联络，回到家里时，特高们刚刚离开。 他大吃一惊，提了那只特高们没有发现的大皮箱，也顾不上给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伊藤的母亲仔细说明情况，就跑出了秘密住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话，一边不顾一切地沿着通向大街的长长的胡同走去，他说他曾想：原来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的啊。 以后他的生活越发困难了。 据他说，好几天以后，好容易才在青山找到了一个住处。这是他最后的住所。他告诉我他住的房子只有两铺席大，对着楼梯口，窗子很小，空气不流通，所以大冷天也不能生火钵取暖。 这户人家有一个在专科学校学习、办同人杂志的姑娘，每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就从楼上喊他上去喝茶，喝了热热的红茶，对着火油炉子烤火，身子好容易才暖和过来。他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伊藤被捕后，大约两个星期就释放了。释放后，工作的单位马上把她解雇了。特高可能会根据伊藤的线索搜捕他，因为存在着这种危险，所以以后他们一直没能够在一起生活。不久以后，伊藤还把她很少的一点解雇津贴托人带给了他。他谈到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闪现着泪花。 他是一个勤勉的、非常努力肯干的人；他个子矮小，但身体健壮，有着直率、真诚、顽强奋斗的热烈的气魄和不畏惧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有着一种平民的爱人至深的性格，总是大声地说话，大声地谈笑，喜欢开玩笑，有着幽默的味道。他为人谦虚，受到我们的敬爱和信赖。 我们用“小阿那”这个爱称来叫他。因为他穿着粗料子的厚西服，鼻梁上挂着一副大宽边眼镜，拿着手杖，口袋里装满了小说，摇晃着肩头走路，这副形象和当时某个杂志上刊载的一幅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漫画一模一样，所以我们马上就给他起了一个“小阿那”的绰号。 起初他还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叫他“小阿那”，他也莫名其妙，可是当他终于觉察了出来，就红着脸说：“这个名字可有点不中听！”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都哄笑起来，“小阿那”就这样传开了。 我们开他的玩笑说：“小阿那也是个小矮子！” 他回敬了一句说：“米丁[1]一定也是这样。” 由于接连不断的镇压，形势日益困难。文化联盟和各文化团体的出版物一再地被禁止发售和没收，不断地有同志被捕，组织也逐渐遭到破坏。就在这样最困难的时刻，一部分文化团体内部产生了失败主义的倾向，伪装着对文化和文学理论进行批判，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分裂和内部崩溃的征兆。 小林过着不自由的地下生活，仍然全力以赴地和这种失败主义的逆流进行了斗争。像收集参考资料和进行联络这样看起来极其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地下生活的情况下，却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他身为文化团体党组的负责人，日常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是一天要进行十来次的联络。 他在这样艰巨的生活中，用堀英之助和伊东继等署名，不断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上发表评论。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评论，全部都收录在为纪念他的工农葬、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由文化联盟出版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书中。这本书的版本是三十二开本，长达二九二页。他的评论占了其中大半的篇幅。 他写稿子总是准确地按期完成，但是在限期之前，只要有一点点余暇，他还要反复地推敲。有一天，他把将要寄给编辑的稿子在联络时交给我保存。这篇稿子在两三天前见面时曾经念给我听过，当时已经是一篇定稿，但在这两三天之间，他又全面地推敲修改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改得行与行的间隔都几乎认不清了。不仅是对完整的评论，就是一些短小的文章，他也总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这段期间，他还不懈地从事创作活动，写下了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地区的人们》、刊载在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上的两三篇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的部分续稿。我非常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惊奇他究竟用什么时间写了这么多的小说。 通过严峻的斗争生活的考验，他的创作热情似乎越来越高涨。他说他平常写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论文，所以在作品的创作上也要努力写出能够把理论付诸实践的作品。 《为党生活的人》是一部颇有自信的作品，是他企图超越以前的所有的作品、向前跃进的新的尝试。他曾经说过：“我打算在作品中更深更广地写出一个时代，因此我打算快一点完成《转形期的人们》，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写长篇是非常困难的。” 他把大部分小说的稿费，都请杂志社直接寄给家中的老母。在这样的生活中，他还必须要照顾家中母亲和弟弟等人的生活。 我们越来越穷困，连那愉快的鳗鱼馆子里的休息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但我们渴望着能经常有个休息和闲聊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工作之暇就经常出去走走。我们专找那些树木繁茂、可以供安闲休息的地方。有时从三田的庆应大学后门登上山坡，在演说馆后面的长椅子上坐坐，有时也在芝公园里蹓跶蹓跶。 这时候，我们在麻布的十番大街发现了一家叫作“山中屋”的水果店里的茶室，中午一过，这里几乎就没有客人进来；花上一角钱，就可以喝上相当高级的冷咖啡。这时正好是他写完《为党生活的人》之后，天气还很炎热，有一个时期，我们常常利用中午以后的三十分钟左右的空暇，把这里当作休息和联络的场所。 他的口袋里平时总是装着文库本的小说。这时他正在读明治和大正时代的代表作品。他说现在重读这些小说很有意思。另外，这时他还开始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当时我经常和他谈起小说的事情。 有一天，我问他：“你觉得须井一[2]这个人怎么样？” 须井一在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叫作《棉花》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当时已是一位发表了两三篇作品的新作家。 “怎么说好呢？”他歪了歪脑袋说，“总之，在写作态度上可惜有些轻率。”他又说：“特别是刚刚开头写作的人，是有种种的困难，但我希望他们能够自重，不要受商业报刊的侵蚀，要有强烈的开拓自己风格的决心。” 在这以后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怎么样？不打算写小说吗？”我给他问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勉强笑着回答说：“四十岁以后再开始写吧！”他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一副异乎寻常的神情，笑了一笑。下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见面时，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又同样回答了，于是他又露出异常的神情，笑了一笑。 四、五天以后，我们因为一件紧急的工作又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当谈完了工作之后，他又低声地问我：“你怎么样，不打算写小说吗？”话声里带着亲切诚挚的感情。我有点好奇地望着他，刚开口像往常一样地回答他：“四十岁以后……”他低声地说：“你还是那样说！”接着就紧缩着身子靠在长椅子的靠背上，面孔涨得红红的，流露出怪寂寞的神情，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顽强的圆脑袋的老头子。他那锐利的眼中闪现着光芒，好似全神贯注地朝着远方在搜寻着什么。这时候我才感到多少理解了一些他的心情。于是邀请他说：“稍微走动走动吧！” 我们并肩沿着阳光灿烂的通向芝公园的街上，默默地走着。我不觉脱口而出地说：“真了不起啊！”我对他这种人品和百折不挠的努力，衷心地感到尊敬。 “杰出的作品很难产生，可这是什么原因！”我再一次地问他。 “写作的人可不少啊。可是，大家都是用手指头或者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在写作。他们只把脑袋钻进去一点，身子却吝惜地保全着……”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大家都是这样。有没有把整个身子都投进去干的呢？……有没有以破釜沉舟的精神来写作的呢？” 他的话声就好像从身体内部迸发出来似的。我吃了一惊，回转头来看着他，只见他脸色有些苍白，耸起肩膀，“呼呼”地直喘气。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旬，一个刮着大风的傍晚，我们的街头联络总算完毕了，迎着顶面的风砂，缩着脖子，匆忙地在街上走着。 整整一天的联络，把我们弄得精疲力竭，只觉得自己的脚步声直震动脑子。我劝他说：“这样的日子，回去也没有意思，上我那儿去吧！” “在姑娘的屋子里喝茶，也不怎么温暖啊！”我一再地劝他，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他说要先回一下住处，告诉房东今晚住在外面，于是我们一起走到青山的大街，我在附近的小面馆里暂时等他。 从池袋穿过板桥，有一条热闹的大街。在大街的入口处，我们下了出租汽车。天刮着风，路上已经看不见行人，我们匆忙地在灯光明亮的狭窄的街上走着。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他吃惊地说：“太远啦！”他还说今晚的机会很难得，煮火锅子吃吧，于是兴冲冲地跑进了街旁不远的商场，买来了牛肉、蔬菜和桔子；我们陡然提起了精神，在漆黑的冻得硬梆梆的郊外的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是暂住在一个回乡的朋友的家里，给朋友看家。自从上一年的十月以后，我们彼此的住处隔远了，以往的那种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了，因工作以外的事情在一起会面，这一天还是第一次，所以吃了一顿近来少有愉快的晚餐。我们谈到十点钟就决定睡觉，于是把炭炉子里的炭火钳到脚炉里，围着脚炉谈天，不时地发出哄然的笑声。我一听到他讲的有趣的事情就大笑不止。 过了不久，我问他：“现在几点了？”当谈话声一停下来，才感觉到鸦雀无声的深夜的静寂。 他站起来，从挂在钉子上的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怀表一看，吃惊地说：“哎呀！已经两点啦！”接着又大声地笑起来。 我说：“别再大声说笑了。” “藏原是这样说的。”他一边准备着睡觉，一边稍微放低了声音，觉得挺有趣似地谈起来：“因为我总是大声嚷嚷，他说我要是搞地下工作，不出三个月就给抓起来了。可是你看！”他高兴地笑起来，掐指计算着：“是四月转入地下的吧？五月、六月、七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你瞧！不是十一个月了吗？怎么样！”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被捕前的四五天。那一天下着小雨，天气寒冷，到了黄昏时分，又落起夹着雨的雪。我们碰面之后，他因为还要到本乡去联络，我也刚好顺路回家，我们就一起乘上出租汽车到了肴町。因为离联络还有一些时间，随便走进后街上一家有着火炉子的小茶座，暂时暖一暖冻僵了的手脚。 茶座里空落落地没有客人。他两手插在口袋里，在火炉子旁边踱来踱去，沉浸在深深的沉默里。嘴边现出了深深的皱纹，一种充满信心的坚强的决心洋溢了他的全身。 他在两个月以前，说是怕妨碍工作，连爱抽的香烟也戒了。 在这样付出全部精力的严峻的生活中，不可能有丝毫的虚假和欺骗，这里只有赤裸裸的真实。 通过这一严酷的斗争的生活，我惊叹着，悄悄地注视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不畏惧任何困难，以不懈的努力，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真理的事业。我感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日益变得丰富、完美，好似历历在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知不觉之间，外面的雪下大了。黄昏是这样地静寂，甚至可以听见那嘶嘶地雪花撒落的声音。罕见的鹅毛大雪，在街上的灯光中浮现出来，给半天空镶嵌上一副美丽的花纹；突然间又变成了一道巨大的激烈的旋涡，从空中飞泻而下。 注释： [1]米丁（生于1901年），苏联哲学家。 [2]须井一（1899—1977），谷口善太郎的笔名。又名加贺耿二，小说家、工会运动领袖。
十三、牺牲和葬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十三、牺牲和葬礼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刚过正午，多喜二在赤坂福吉町的餐厅里和今村恒夫[1]碰头联络。这是一家颇为别致的小店，座落在赤坂花柳区的后街。当天，他们两人打算和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机关工作的三船留吉取得联系，准备花些时间好好地开一次会。 今村恒夫是文化团体内部共青组织的负责人，还担任《赤旗报》的散发工作。当天的会议是由三船留吉提议召开的。三船在这以前不久，曾经多次通过今村，要求和多喜二一起，三个人会一次面。 不一会儿，多喜二出了这家小店，由今村领路，从这茶楼妓馆娱乐区的狭小的胡同里，朝着溜池的方向走去。这一带的胡同小弄，到处是破旧的嵌有大格子窗的简陋的平房，大多是艺妓们住宿的地方。这一带白天是静悄悄的，很少有行人经过。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都比较喜欢利用这种地方作为联络的场所。 这是一个稍微阴霾而寒冷的日子。多喜二戴着一副化装用的墨镜，头上是一顶灰色的呢帽，大岛棉绸的和服上罩着一件和服外套。他穿和服外出时总是这样打扮。 和三船联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两人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店铺，但是守候在这里的不是三船，而是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以后才知道三船留吉原来是去年十月大逮捕后打入地下组织的秘密警察的一名特务。 两个人拼命地逃跑。 这里离溜池的电车道还有二百多米的距离。多喜二一边逃跑一边脱掉了身上的和服外套。这条胡同没有任何岔道，两个人只好朝着电车道跑去。 追赶的特高警察一连声地喊着：“捉贼！”“捉贼！”边追人边喊“捉贼”，这正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他们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段来使街上的居民和过往的行人协助他们。 多喜二已经逃上了溜池的电车道。街角附近有一座汽车库。几个壮汉听到“捉贼”的喊声，从库房里跳出来，立刻就向多喜二身上扑去。 今村恒夫穿着西服，他逃得很远，可是特高警察骑着自行车追赶他，把他撞倒了，所以他也被捕了。 两个人立刻从这里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 江口涣在他写的《作家小林多喜二之死》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转述今村的见证： “小林被带到筑地警察署以后，最初说自己叫山野次郎，坚决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特高主任水谷认识他，拿出他的照片和通缉令上关于他相貌的说明，他没有办法，才只说了自己的名字。 “不一会儿，特高科长中川成夫警部，从警视厅带来了他的部下须田警察部长和山口警察，这一帮刽子手开始进行审讯。这时小林回头看着今村说： “‘喂，事已如此也没有办法了，咱们彼此都打起精神挺住吧！’他的话声中充满了力量。 “特高们听他这么一说，骂他‘逞什么英雄’，马上在中川警部的指挥下，在那样大冷的天气把小林脱得一丝不挂，须田和山口首先抡起碗口粗的棍子殴打他，筑地警察署的水谷主任，特高科的小泽和芦田等四、五个人在一旁帮凶。” 两个人被带到不同的屋子里。今村由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拷问，以残暴闻名的警视厅的特高警察须田和山口专门来对付多喜二。但是多喜二怀着对党的忠诚，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不屈服。残忍至极的拷问前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他完全失去了知觉才罢。显然这不是一般的拷问，而是蓄意要把他打死。 当时也同样因三船留吉的告密而被捕、拘禁在筑地警察署的岩乡义雄，谈到多喜二最后牺牲时的情况说： “暮色渐渐降临到这严冬的寒冷的牢房。五间牢房里都挤满了我们这些被拘禁的人。大家都因饥饿、无聊和郁闷而静悄悄地默不作声，一心盼着开晚饭的时刻。 “我住的牢房正对着拘留所的大门。大门突然在一种异常森严的气氛中被打开了，接着绅士派头的水谷主任、大猩猩似的芦田以及小泽等特高警察带进了两个同志， “头一个穿着西装的同志，嘴里呻吟着，被一个特高警察背着送到最里面的第一牢房。 “第二个同志被两三个特高警察提手捉脚地抬着，简直像扔东西似地扔进我住的第三牢房。这仅有一坪半大小的牢房，早已给十三个同房的难友挤得满满的。这位同志被扔在牢房的正中间，躺在那儿发出急促的喘息和呻吟，挣扎着身子，他已经连爬起来的气力都没有了。 “‘给打得这样厉害！……’同房的难友都大吃一惊。 “我把他的头扶在我的膝上。他那苍白而消瘦的面孔已因痛苦而改变了模样，头发柔软的脑袋不时地从我的膝上滑落下来。他一边呻吟着：‘难受，啊，难受……出不了气……’一边挣扎着身子。当我鼓励他说：‘要挺住，要坚持，’他点头答应说：‘嗯……嗯……’这位同志的装束是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和服上罩一件和服外套。这与他白皙的面孔和手形成鲜明的对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五官端正的容貌表现了高度的理性，秀丽的鼻孔里凝结着鲜红的血迹手指纤细而柔软，指头上留有经常握笔的茧子，说明了他是一个常写文章的人。同房的难友有的为他舒胸，有的握着他的手，大家都想尽办法使他减轻痛苦。 “我很想了解这位同志属于哪一个组织，叫什么名字。我问他：‘您贵姓？’他没有回答。他禁不住一阵阵从身体内部侵袭上来的痛苦，挣扎着，呻吟着：‘哎唷，难受！’” “这个同志的痛苦，说明了刚才他在这个警察署楼上的特高室隔壁的拷问室里受了怎样残暴的严刑拷打；同时也说明了这两位同志多么英勇地经受了考验。 “过了一会儿，他说：‘想上厕所去。’同房的两个难友轻轻地背他去了。估莫着他刚进了厕所，只听他好像从丹田里进发出一声喊叫。同房的难友不一会儿就把他带回来了，说：‘不成呀！怎么也蹲不下来。’ “我对从刚才起就在那儿慌里慌张地窥探情况的看守说：‘在这里不行，快把他搬到保护室去。’我们牢房的后面有一间保护室。那里比较宽敞，而且还铺着草席。平常只让妇女进去，空着的时候居多。看守点了点头，我们就把这个同志搬进去，铺上了毯子，安放了枕头，于是揭起他的衣服一看，我‘哎呀’地惊叫一声，连在一旁瞅着的看守也‘哦——’地哼了一声。 “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是‘人的身体’。从膝盖以上，整个大腿没有一块好的地方，就好像涂了一层紫黑的漆似地变了颜色。不知怎地，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他既没有穿衬裤也没有穿短裤衩。再仔细一看，从屁股到小肚子也是一片阴惨的紫黑色。 “我对看守说：‘给他冷敷一下也许会好些。’杂役拿来了洋铁水桶和手巾。我们用湿手巾冷敷这些‘紫黑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不知是他太疲倦了，还是感到稍微舒服些，已经听不到他的呻吟和诉说痛苦的声音了。那个同志好像是闭上眼睛入睡了。拘留所点上了灯，晚饭送来了。我一个人坐在他的枕边吃完了晚饭。但当我再一次瞅他的脸的时候，他的神态突然起了变化，半睁着的眼睛没了神儿，接着打起了嗝……我大声喊起来。看守慌张地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那一帮特高警察乱哄哄地跑来了。我被带到原来的牢房里。保护室的前面挡起了一层屏风。不一会儿医生和护士也来了，好像给注射了。一会儿担架也抬进来了。 “正当抬着同志的担架要离开这拘留所的时候，从里面的第一牢房里发出了一声悲痛尖锐的带着哭声的喊叫： “‘小——林——’接着发出了剧烈的啜泣声。这时是下午七点钟左右。” 多喜二被抬到筑地警察署后面的前田医院后不一会儿就死了。死时是下午七点四十五分。 特高警察给他们所虐杀的多喜二的遗体穿上了新的线衫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引渡尸体时，暂时掩盖一下被拷打的伤痕。并且和检察署勾结好，在第二天（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左右，用特别广播报道了多喜二的突然逝世，各个报纸的晚刊也都一齐刊载了这一消息。而公布他致死的直接原因是心脏麻痹。 警视厅的特高科长毛利发表了以下的谈话： “由于事情过于突然，我担心万一会有什么差错，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决没有动刑拷问。因为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在拼命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心脏突然发生了变化，因而警察署的处理没有什么过错。” 另外，筑地警察署的市川署长也发表了声明说： “所谓殴打致死，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警察当局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样一个重要的长期侦察的嫌疑犯死了，实在感到遗憾。” 检察当局故意不把领取遗体的通知寄到杉并区马桥多喜二的母亲和弟弟所居住的家，而借口所谓要送往原籍，把通知寄给了小樽若竹町的幸田夫妇。 多喜二突然牺牲的消息，在朋友和同志们中间带来了莫大的震动。看到晚报上的报道，最先跑到前田医院去的是筑地小剧场的原泉子。但是医院已被警视厅和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严密地看守起来，不但不准入内，反而扭住表示抗议的原泉子的两手，企图把她逮捕起来。正好贵司山治、大宅壮一和笹本寅[2]等人这时也赶来了，才从特高警察们的手里夺回了原泉子。于是他们四个人暂时回到筑地小剧场，商量领取遗体的办法。 他们决定让多喜二的母亲和弟弟三吾会同医生和律师去交涉领回遗体，立即进行了准备。他们也考虑到多喜二的母亲可能会一个人跑到警察署去，于是动员了左翼剧场的女演员，守候在筑地警察署的前面。 另一方面，当天的傍晚，多喜二的母亲从邻居那儿得到了消息，她一面托人赶紧转告从秋田来东京的亲戚小林市司，一面背着两岁的小外孙幸田昌久，跑到了筑地警察署。前一年的十月中旬，多喜二的母亲曾经随着女儿佐藤智摩子回过一趟小樽，十二月中旬带了幸田夫妇的长子昌久回到东京。 多喜二的母亲出其不意地背着孩子上警察署的行动，使得埋伏着的特高无法在街上拦阻她。稍后不久，小林市司也赶来了。 筑地警察署只准他们两人进了特高室，马上把门紧闭起来。赶来的朋友和同志一律不准入内。 从领回遗体到举行葬礼，江口涣是主要的负责人，给予了同志式的照料。根据他的记述，前后的经过是这样： “特高室前面的走廊上，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这里有佐佐木孝丸，有安田德太郎[3]博士，还有青柳和三浦两位律师。尽管他们好几次拿出自己的名片，可是特高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怎么也不让他们和老妈妈见面。 “一直到九点钟，老妈妈才跟在亲戚小林市司后面，被警察包围着走出来。六十多岁的老妈妈，虽然个子矮小，可是身子骨还挺结实。她背上背着小外孙，低俯着乡下人特有的朴实的面孔，默默地挪动着脚步。大家都紧跟在后面，下了阶梯，从后门来到街上，朝着放置尸体的前田医院走去。 “‘路很不好，请老人家注意脚底下。’ “筑地警察署的特高主任水谷警部补，这害死小林的刽子手之一，竟装出温和的声音在黑暗里说。老妈妈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 “一会儿就到了前田医院。这里也只准老妈妈和小林市司入内，我们吃了闭门羹，呆在寒冷的黑暗的大街上。 “…… “九点四十分，救护车终于开来了。白布包裹着的小林的遗体，用担架从医院里抬出来，直接上了救护车。老妈妈和小林市司坐在旁边。 “‘搞不好他们会上警察方面的当，说不定不送到他家里去，而送到什么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咱们得赶快跟在后面！’ “我匆匆忙忙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佐佐木孝丸，安田博士和左翼剧场的女演员藤川美代子、染谷四个人都跳上了我雇的出租汽车。 “大型的救护车冲破大东京寒冷的二月的黑夜，一直向西飞驰。我们盯着救护车上的号码，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紧跟在后面追赶。两辆车子一会儿离开又赶上，一会儿赶上又离开，经过银座、日比谷、半藏门、四谷见附、新宿，接着是宽阔的青梅公路，沿着西武电车的线路向城西飞驰。不久就到了阿佐谷车站附近，车子左转右转地绕了不少弯路，使我们不安起来。但是，看来只不过是走错了道，不一会就在熟悉的小林家的胡同前面停下了。” 这时已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马桥的家里，早已有多喜二的亲戚以及斋藤次郎、乘富道夫、寺田行雄等小樽时代以来的朋友等在那里。大家把他的遗体抬进他进入地下生活以前当作书房的那间八铺席的屋子，铺上被子，暂且把他放在那里。不一会儿，宫本百合子和佐多稻子也赶来了。 佐多稻子在《尸体之上》这篇文章中，这样记述多喜二母亲[4]的情况： “妈妈‘啊！哦！’地发出呻吟般的哭声，边流眼泪边脱小林身上的线衫。中条在一旁帮着她： “‘妈妈，请您镇定点儿！’ “‘嗳嗳，不要紧。’ “妈妈攥着手绢，使劲擦着流到两颊上的眼泪，发出‘啊！哦！’的哭声。 “‘说是心脏不好，心脏哪里不好？他大哥心脏没有不好的地方。心脏不好就不能游水，他大哥从小就很会游水。’ “妈妈伏在已经把线衫脱去的小林的胸上，抚遍了他那苍白的、停止了跳动的胸膛： “‘哎唷，你什么地方透不过气来？为什么偏偏要害你呢？哎唷，怎么就下了这样的毒手啊？你什么地方透不过气来？’ “妈妈使劲地抚摸着，好似要找出小林所受的痛苦，找出敌人迫害的痕迹。 “不断地从妈妈的口中迸发出来的悲愤，也表达了我们当时在场的人们的情感。妈妈的话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上。 “妈妈给小林拉齐和服的领子，抚摸着他的脸颊，拢了拢他的头发，抱起他的头来： “‘你就不能再站起来一次吗？不能为大家再站起来一次吗？’说着，把自己的面颊紧贴在小林的面颊上揉擦着。” 一会儿，大家围住安田博士，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检查遗体。江口涣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 “脸孔苍白得可怕，凹凸不平的肌肉印下了剧烈的痛苦的痕迹，这完全不是小林平时的神情；面颊凹陷，眼睛落了坑；左太阳上有一个铜子大的创伤，四周还有五六块伤痕，因为皮下出血，都显得紫黑紫黑的。 “脖子上有一圈细麻绳的深深的勒痕，看来是被很大的力量勒过，陷进一道很显眼的深沟，可怕的皮下出血在这里也留下紫黑的细道道。左右两个手颈上也陷进去两道圆圆的绳子的勒痕，浸出了血。 “可是这些伤痕和身上其他部分比起来还算不了什么。当解开带子，敞开和服，脱去裤子时，我们才发现了小林的最大的最残忍的致死的原因，大家都不觉‘哎呀’地惊叫了一声，一齐背过脸去。 “从半复着毛线围腰的小肚子直到左右两个膝盖，不管是小肚子还是臀部，前后左右，到处都染上了一层无法形容的阴惨惨的颜色，好像是把墨和赭红搀在一起乱涂上的一般，而且大概是由于大量的内出血，大腿肿胀得好像要把皮肤绷裂似的，足有平常人的两倍粗。另外，从阴茎到睾丸也显出紫黑色的内出血，肿得异常庞大。 “仔细一看，在他那紫黑的膨胀的大腿上，里外都有不止十五六个好像被钉子或锥子刺过的小洞，被刺的地方皮肤破了，肌肉从里面直接露出来，露出的肌肉就好似染上了蓝黑色的墨水，和周围紫黑色的皮肤鲜明地分别出来。 “再从大腿检查到脚胫，胫骨上有几处好似被砍过的深深的伤痕。而最使我们惨不忍睹的是他的右食指的折断，这真是所谓的骨断筋折，把食指朝着反对的方向弯曲，可以不费事地弯贴到手背上。手指头是被反扭过来而折断的。就从这件事情也可以想象到拷打是多么地残酷。 “上腭部的左门牙也活闪活闪地要掉落下来。脱去和服，把身子俯伏过来，整个背部都是皮下出血，不用说，当然还夹杂着一些死斑，虽然没有腿部那样厉害，可是踢打的伤痕和皮下出血仍然惨不忍睹。 “安田博士说：‘被搞成这样子，肠子无疑是破了，膀胱不知道怎样，解剖来看，肚子里一定满是血。’” 作家同盟、“普罗特”以及美术家同盟等组织的朋友和同志们都陆续地聚集来了。赶来的立野信之、壶井荣，本庄陆男、川口浩、山田清三郎、上野壮夫、鹿地亘、淀野隆三和冈本唐贵[5]等三十余人当中，也有田口子和她的妹妹美津子。 将近十二点时，贵司山治、原泉子、千田是也和佐土哲二赶来准备给多喜二套取石膏面型。千田和佐土匆忙地套取了面型，冈本唐贵给多喜二的最后的面影画了油画；贵司山治和笹本寅请了时事新报社的摄影记者前川拍摄了几张伤痕和遗体的照片。 第二天是二十二日，前一天就商量好了要在这一天解剖遗体。检察当局发表谈话说是心脏麻痹，要揭露真相，需要有科学的证据。 佐佐木孝丸与安田博士和大学附属医院办了整整一个上午的交涉。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看来已由当局打了招呼，只问了一下姓名就一口拒绝。交涉的结果，慈惠大学接受了解剖。 下午两点钟左右，遗体由小林三吾、江口涣、绀野孝二郎、田边耕一郎[6]和青柳律师等人伴随送往慈惠医科大学。安田博士已在医院里等候。 在小林市司和青柳律师前往爱宕警察署递交解剖申请书时，遗体已经用担架抬进了解剖室。但是当天午前还满口答应接受解剖的慈惠大学的当事人，突然改变了态度。 江口涣曾经记录下病理学教研室大场胜利副教授和安田博士的对话如下： “‘首先，您们电话里说是肺炎，可是刚才一请教，死亡原因和以前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没有说过什么肺炎，如死亡诊断书上所说的一样，我们说的是心脏麻痹。’安田博士很生气，说话的语气也相当强硬。 “‘可是接电话的助手对我是这样说的……’ “‘那是你们的错误。’ “‘不过，他对我是这样报告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肺炎。’ “‘那么，是不是有个特别的原因，肺炎就可以解剖，心脏麻痹就不可以呢？’安田博士尖锐地追问下去。 “‘并没有这样的原因。再说你们在电话里也没有说出姓名，我完全不知道是小林先生的遗体，所以才那样答复了你们。’” 反复地交涉到下午四点钟以后，但是慈惠大学已接到检察当局的关照，虽然曾经一度接受了解剖，现在却坚决地拒绝。没有办法，只好把遗体又运回马桥的家里。 另一方面，在遗体送出去解剖以后不久，警视厅和杉并警察署就在离小林家约五十米远、面对胡同口的前街上的一所空房子里设立了戒严总部，动员了五十多名警察把小林家的周围包围了起来。杉并警察署还根据死刑犯和囚犯葬礼取缔法，认为葬礼和守夜的集会都会影响治安，通知除亲戚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参加；并从小林的家中赶走了除近亲以外的所有的人，把来吊唁的人全部加以拘禁。 宫本百合子谈到当天的情况说： “小林多喜二被害了，可是他的生命的力量还继续存在着。警察惧怕这种力量，他们把来守夜的人统统拘禁到杉并警察署里。我带着上供的花束前去的时候也被拘捕了。他们这样地追问我： “‘你把小林多喜二看成是什么样的人而到这里来的？’ “‘我认为小林是日本少有的杰出的作家，所以才来的。’ “‘什么？是作家？’穿着西服的特高把我拖到小林家前街上的微暗的空房子里禁闭起来，大声地嚷道：‘小林是共产党，别把人当傻瓜！’ “‘也许是的，可是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 “‘不需要听你那一套道理，跟我走！’ “于是我被带到杉并警察署，关进了拘留所。看守拒绝收留，带着不满的神情抗议说：‘怎么回事？今天晚上一个接一个地带进来。’拘留所里挤得满满的。单是关押到小林多喜二家去的人，至少我们女监房就已经挤满了。”（《今天的生命》） 交涉的结果，仅仅允许江口涣和佐佐木孝丸参加葬礼；当晚的守夜，除多喜二的母亲和弟弟外，仅有江口涣、寺田节和岛田松三人，和屋外戒备森严的情景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从这时开始，陆续不断地收到全国的工会组织、民主团体以及同志和读者寄来的唁电、赠送的花圈和花篮。 二十三日一早就举行戒严，吊丧的人一律不准走近多喜二的家。但从前一天起，唁电就不断地寄来。住在奈良的志贺直哉也寄来了吊辞和供品。佐藤藤吉夫妇由小樽来到了东京。 按照规定的计划，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在八铺席的那间屋子里举行了告别式。灵柩上覆盖着一块大红布，系着黑色的缎带。站在灵柩前面的有多喜二的母亲关子、弟弟三吾、佐藤藤吉夫妇、小林市司夫妇、田口泷子和她的妹妹、寺田丰、江口涣、佐佐木孝丸、斋藤次郎和他的父亲共十三人。江口涣担任主祭人，开始讲述故友的生平和事业，可是涌上心头的悲愤，使得他泣不成声，讲述了一半就再也无法继续讲下去。 下午三点多钟，多喜二的灵柩送往杉并区堀之内火葬场。在离开戒严区的沿途的两边，可以看到街上的人们悄悄地跟着灵柩送葬。 警视厅和杉并警察署的特高把警戒一直部署到堀之内火葬场的门口。 多喜二的葬礼决定于“三·一五事件”纪念日的三月十五日，按全国性的工农葬的仪式举行。这是解放运动中牺牲者的最高荣誉。会场决定设在筑地小剧场。 三月一日，工农葬全国葬礼委员会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日本红色救援会、苏联之友会、日本消费组合、工农救援会筹备会、日本工农律师团以及全农全国会议联名发表了以下的宣言 “全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动人民！ “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政权，不久前惨杀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上田茂树和岩田义道两同志，现在又杀害了党的重要同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杰出的领导者、在国际上具有指导意义的共产主义作家小林多喜二同志。二月二十日，小林同志于赤坂溜池被捕，在筑地警察署实际上不到数小时就被杀害了。小林同志是全体劳苦群众所敬爱的不屈的先锋战士，是足以夸耀于世界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就是这样被天皇制政权的白色恐怖残酷地杀害了。但是不管是锁骨的铁链，使人昏厥的殴打、穿紧身衣[7]和拧断手指头等等残忍无道的刑罚，都不能使小林同志说出组织的秘密。小林同志以死坚守了党的秘密，为了共产党员的荣誉而坚持斗争到最后。小林同志在日常的斗争中是不屈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被敌逮捕后，仍然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小林同志的被害已成为全国被压迫群众反对天皇制政权的愤怒的风暴。去年许多领导同志被惨害的血迹未干，今年刚听到长野‘全协’的伊藤同志被害的消息，接着就传来了小林同志的被害，在两三个小时内就把活生生的小林同志变成一具尸体。军事的、封建的、代表着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政权，为了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和狂热地准备反苏战争，正在变本加厉地对国内工农群众加以奴隶式剥削和压迫，现在又把杀害革命的先锋战士变为他们的制度。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统治，用强盗式的侵略大批地杀戮中国的群众，用半封建的剥削吮吸工农群众的鲜血，强制他们处于奴隶般的贫困和毫无权利的状态，对革命的工农群众进行中世纪式的追捕和惨杀。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我们的鲜血，而现在他们那沾满鲜血的手又惨杀了小林同志。这些和畜生野兽毫无差别的统治阶级，害怕小林同志这样明明白白的致死的原因会被群众的眼睛所看破，在死后二十四小时还不通知他的家属，并在这期间进行阴谋活动，强迫各个医院拒绝解剖尸体；另外还把守夜的人们以及来参加告别式的吊问的人们全部加以拘捕。看！在惨害小林同志之后，还干了这些野兽似的暴行。 “全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的劳动人民 “在三月十五日，在这日本无产阶级复仇的日子，我们将要为严守铁的纪律、被惨杀而牺牲的小林同志举行全国工农葬礼。小林同志的被害是对全日本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一切被压迫群众所施加的迫害。我们一定要以工农葬礼来追悼我们的英勇的战士小林同志的死。我们要以此向杀害小林同志的统治阶级发出群众性的抗议，要为粉碎一切白色恐怖而斗争。 “我们在这里召开了各个革命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工厂代表和自由思想家的协议会，决定举行小林同志工农葬，并向全国发出呼吁。” 检察当局逮捕了葬礼委员会委员长江口涣以及其他有关团体的很多活动分子，企图先下手来破坏工农葬礼。 三月十五日是一个无风的、阴霾而暖和的日子。大批警察总动员起来，早在上午就占据了筑地小剧场，在周围广大的地区每隔五米配置一个武装警察，便衣特务盘查行人，对于稍有嫌疑的人立即加以拘捕。由于戒备森严，附近一带一时曾断绝了行人。 示威游行预定在下午三点钟和七点钟分两次举行，数百人先分散在东西南北四个地区，然后向一起集中。但由于遭到分乘在卡车上的警察队的袭击，无法靠近会场。在南部地区集合的数十名工人遭到警察队突然的包围，全部被拘禁。 下午七点钟，一队约四十人的队伍，由六名妇女走在前头，突破了警戒线，已经示威游行到会场附近，但全部被等在会场里的警察队所拘捕，被装在卡车上带走。 东京的工农葬就是在这样的镇压下被破坏了。但是这一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农葬的斗争。札幌、小樽、函馆、新潟、青森、兵库、大阪和神奈川等地，散发了标语和传单等，或举行了追悼晚会；另外各地的工作现场还举行了追悼和抗议的小型集会。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三月十五日）、日本共产青年同盟机关报《无产青年》（三月十三日）、文化联盟的《无产阶级文化》（三月号）、《大众之友》（三月十日）和《劳动妇女》（三、四月合刊）、作家同盟的《文学新闻》（三月十五日）和《无产阶级文学》（四、五月合刊）以及其他民主团体的机关报都分别发行了追悼和抗议的特集。 国内外寄来了许多抗议信和吊词。中国的左翼作家联盟寄来了抗议信，另外由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等人发起了援救遗族的募捐。 文化联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出版了评论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决定每年的二月二十日为文化日，设置小林奖，并与作家同盟合作，着手编辑小林全集。另外从三月十八日到三十日，新筑地剧团作为追悼公演，在筑地小剧场上演《沼尻村》，编剧为大泽干夫（四幕），导演是冈仓士郎。 从战斗与革命的中国，鲁迅寄来了以下的吊辞： 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在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小林多喜二同志的死就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正在坚强地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注释： [1]今村恒夫（1910—1936），诗人，生于福冈县。由《文艺战线》加入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年担任同盟的东京支部书记局局员，193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1933年2月和小林多喜二同时被捕，因受拷打而得病。1935年5月出狱，在朋友的帮助下，入圣母医院和中野工会医院疗养了一个时期。1936年回到故乡福冈，同年12月逝世。一只腿曾因受拷打而残废。——作者原注 [2]笹本寅（1902—1976），小说家、新闻工作者。 [3]安田德太郎（生于1898年），医生和学者。 [4]小林关子（1873—1961），在多喜二逝世后第五年定居于小樽市朝里町佐藤藤吉夫妇处。但在1942年以前，每逢多喜二的忌辰，仍上东京会见多喜二的生前好友；战后每逢举行多喜二的纪念会，也必定去东京参加。1960年10月参加日本共产党，1961年5月10日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作者原注 [5]冈本唐贵（生于1903年），日本画家。 [6]田边耕一郎（生于1903年），文艺评论家、小说家。 [7]给被拷问的人穿上紧身皮衣浇以凉水皮衣抽缩感到窒息般的痛苦。
十二、地下工作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十二、地下工作时期 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底文化联盟成立的前后起，统治阶级突然加强了对文化运动的压迫。 到一九三二年时，文化联盟东京地方协议会和中央协议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召开的会议都被命令解散；二月六日，神田小川町大厦的文化联盟事务所被搜查；十日，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左翼剧场的集体宿舍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很多活动分子被捕。 文化联盟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劳动妇女》（一九三二年一月创刊）、《大众之友》（二月创刊）以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发行的《无产阶级科学》等杂志，每一期都被禁止发售；作家同盟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文学》、演剧同盟的机关杂志《普罗特》（一月创刊）以及其他加盟团体的出版物也遭到禁止发售的破坏，并受到所谓违反出版法的迫害。 重新组织起来的文化运动同这种压迫作斗争，并结合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发展。一九三二年三月，即文化联盟成立后的四个月，青森、仙台、新潟、山梨、岐阜、爱知、京都、大阪、兵库、冈山、广岛、福冈、高知以及东京各地都成立了地方协议会；堺、久留米和丰桥还组织了地区协议会。十二个加盟团体的盟员总数约达一千五百人；基层文化小组的总数约为一千个；机关报刊十三种，发行总部数超过十万。[1] 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发展，在这以前主要是以文艺运动为中心；但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改组，广泛地联合了科学、哲学、教育以及宗教等各个文化部门，以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小组为基础，和当时革命运动的“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主要方针相结合。 文学、戏剧、美术、摄影以及反宗教运动的国际联系也加深了。演剧同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了国际工人演剧同盟；作家同盟也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加入了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简称“摩尔普”） 文化联盟一方面参加了二月的国会选举和三月的由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所倡导的泛太平洋友好周等政治活动；同时准备少年杂志《小同志》、朝鲜语杂志《我们的同志》和画报杂志《我们的画报》等刊物的创刊；另外还计划出版“一角文库”第一期的一百种，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的通俗解说丛书；并预定于四月三日召开全国性的扩大中央协议会，号召各团体在四月十六日至八月一日之间开展革命竞赛。为了具体地贯彻这些方针，各个加盟团体都准备在中央协议会开过以后，立即分别召开年度大会。 正在这样的时期，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底起，开始了对文化团体的大镇压。 三月二十四日，山田胜次郎[2]、小椋广胜、平田良卫、寺岛一夫、河野重弘等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领导成员被捕。二十六日，小川信一、洼川鹤次郎、小野宫吉、牧岛五郎等文化联盟书记局全体成员和出版部长壶井繁治被捕；今野大力、户台俊一、猪野省三和大川等人也在文联的事务所被捕。 当时藏原惟人一面从事地下工作，一面指导文化运动。四月四日，他也在小石川原町的秘密住所被捕。他被捕的消息在九日的晚报上报道以前，一直情况不明。 在藏原被捕的前一天，《大众之友》的主编中野重治和“普罗特”的村山知义、生江健次等人也被捕了。 统治阶级极其巧妙地动员了商业报纸，利用造谣和诽谤，有计划地扩大了镇压面。 七日，《劳动妇女》杰出的主编宫本百合子也被逮捕。 作家同盟预定于四月下旬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这是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在大会召开以前，作家同盟拥有支部和支部筹备会二十一个，同盟盟员约三百人，文学小组二百六十个，通讯员二百四十五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行份数为七千册，《文学新闻》每月出版两次，发行二万五千份。 这一年的二月，作家同盟正式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摩尔普”)，为该同盟的日本支部。当时距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的哈尔科夫会议仅一年多的时间，“摩尔普”的组织已在德国、美国、日本、中国、波兰、西乌克兰、芬兰、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和西班牙等国建立了支部，在英国、法国、荷兰、瑞士和南斯拉夫组织了作家集团。 一月十七日，多喜二写了描写码头工人失业斗争的短篇小说《失业货车》。三月八日写完中篇小说《沼尻村》发表于四、五月号《改造》杂志上。 《沼尻村》是多喜二写《在外地主》两年半以后所写的一部农民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以北海道的一座煤矿附近的一个歉收的农村为背景，触及到战争不断扩大的现实，描写了革命的工人与贫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斗争，把《在外地主》中所涉及的工农联盟的问题当作侵略战争下的课题，进一步深入地作了探讨。他的作品与评论从这一时期开始，始终把反战斗争当作重要的课题。 写完《沼尻村》以后不久，他和一个叫作“藤仓”军需工厂的工人们发生了联系。 有一个工人谈到当时工厂的情况以及和多喜二的关系说： “去年年初，藤仓工厂接受了陆军省制造×万个防毒面具的大批订货。不到三百人的正式工赶制不及，因此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招募了六百多名临时工。 “男工每天劳动十三小时，纵然加夜班和被逼着没完没了地干活，工资也只有一圆五角左右，没有人能拿到两圆。女工情况更惨，劳动十三小时，加上加班津贴也只有一圆零九分。休息只是在开饭的时候让歇上三十分钟。董事、检查官（陆海军军官）甚至连经理父子都总动员起来，在车间里晃晃悠悠地到处监视，连上几次便所都要数一下。食堂、便所和更衣室之类的设备原来只够三百人使用，现在上千名的职工在劳动，所以每天便所里的粪便都溢出来，流得满地都是；带来的饭只好站着或是坐在车间的地板上吃。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非常不满。临时工当中也有几个好样的伙伴，他们在放工回家的途中，常常到小铺子里去喝点年糕小豆汤，商量着：‘怎么办？’ “这样的不满和牢骚犹在其次，在临时工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在入厂的时候，被迫在‘仅雇用到三月底’的合同上盖了章，这就等于同意再过两个月就要被厂方解雇。明知道到了四月又会有许多工作下来，而像这样被当作牛马似地驱使，到头来还是解雇，这未免太欺人过甚了。因此就产生了要达到‘永久改为正式工使用’的要求应该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 “积极分子首先起来和工头交涉，要求也允许临时工打乒乓球；并推出谈判代表，要求‘把下工后的车间扫除改在上工时间内进行’。他们站在充满不满情绪的大家前头进行的斗争虽然获得了局部的成功，可是糟糕的是雇用的时间短，心怀不满的几乎都是临时工，这些临时工要是勇敢地出来说话，正式工就会说他们‘自高自大、爱出风头’，和正式工的团结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提出‘反对解雇’和‘改临时工为正式工’，进行斗争，那是相当困难的。 “有一个积极分子提议说：‘我认识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先生，请他来召集我们大家开个会谈谈怎么样？’这是团结没有组织的群众的一个好办法，于是马上由一个工人提前离开工厂去请小林同志。 “要知道我们是被强制劳动十三小时，所以找一个集合的场所都不可能。可是小林同志非常亲切地把一切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当解雇日益逼近，只有二十天的期限的时候，终于以‘听小林多喜二谈小说会’的名义，公开地把二十多名男女工人召集到一起。关于小说的正式讲话还没有开始，大家都骂开了厂长、董事和组长那些家伙，又说起工厂里已经散了两次《工厂新闻》，还离开本题，扯到男女关系上去了。 “年轻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年轻人）和小林同志很亲近，叫他：‘叔叔！叔叔！’ “‘叔叔，写小说能赚多少钱？’ “‘把咱们工厂里的事情也写进小说吧！’ “小林同志对男女工人的这些问话，笑嘻嘻地回答说： “‘你们工厂里的事情，叔叔是想写的。可是你们天天被工头吓得战战兢兢的，老老实实地接受解雇，我能写这样丢脸的事情吗？这次的解雇，你们要带头反对，叔叔就骄傲地在小说里把你们藤仓的工人如何如何地了不起写出来。’ “参加会的二十多个人，感到小林同志很亲切，对他表示感谢。小林同志说不要送他，可是大家还是一直跟着送到车站，弄得小林同志很不好意思。 “由于小林同志的帮助，下一次会上又有新人参加进来，使得集会更具有群众性。虽然大家都是没有组织的群众，可是也讨论起‘怎样反对解雇’和‘如何召开职工大会’之类的问题，有些积极的青年甚至说：‘我要把传单带进工厂去。’在反对解雇的那天，组织了职工大会，不过斗争没有成功。”（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赤旗报》） 不久，因为多喜二本人的情况突然变化，他和藤仓工厂的工人的联系很快就断了。多喜二把这一段生活的体验写进了四个月以后起稿的《为党生活的人》里。 《纳普》停刊以后，他曾经在《无产阶级文学》上连载《转形期的人们》。在准备召开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前夕，他在《无产阶级文学》四月号上把《转形期的人们》暂时告一段落，并发表了以下的附记： “‘序篇’到此结束。这是全篇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各个人物还只不过是初露面目。这部小说预定在以下的‘前篇’中写福本主义的抬头，‘中篇’中写小樽的总罢工，‘后篇’中写福本主义的没落到‘三·一五事件’。因此今后还必须连载一年以上，为了能尽早结集出版，所以决定先告个段落。” 多喜二企图在《转形期的人们》中，以他自己所亲身经历、并在其中得到锻炼的一九二五年前后至二八年期间的小樽劳工运动为中心，概括日本革命运动所经历的一个时代，表明今后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长篇小说作家。 在对文化联盟的镇压逐渐扩大的三月底，多喜二在杉并区马桥的家中写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当前形势及争取克服其落后状况》。四月三日的傍晚，他访问了宫本显治和宫本百合子夫妇。宫本夫妇是在这一年的二月结婚的，婚后住在本乡的动坂町。关于多喜二那天访问的情况，宫本百合子曾这样写道 “四月三日夜晚，小林多喜二来了。他说中野重治被拉到户冢警察局去了。这是他从作家同盟事务所听来的消息。 “‘原泉子知道了吧？’ “我问他。原泉子是中野重治的妻子，在左翼剧场里当女演员。 “‘是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没有得到消息吧。’小林显出他独特的目光和腔调说。‘打电话给她就好了。’ “我利用驹込医院前，商店灯光照着背后的公用电话，叫了筑地小剧场。原泉子马上接了电话。用明快的口吻说： “‘已经知道了。××先生的太太通消息给我了。’接着又说：‘今天晚上，我过了十一点钟才能回家。’ “看来，连原泉子也不明白中野重治被捕的原因和被拘留多长时候。我放下耳机，在回动坂的路上买了装在纸口袋里的糖果和蝙蝠牌纸烟回到家里来。小林多喜二活泼健谈，过了十点多钟才回去。他临走时站在格子门外，冲着在门里送他的我和宫本说： “‘这个样子怎么样？’ “他比着微微向外张着胳膊的样子给我们看了。他戴顶软呢帽，在矮小的身上穿件和服，提着包袱。宫本说： “‘很好看，真像村公所书记哩。’ “‘总之，这是意味着我这个人还是适合于小樽的乡下。那么，再见！’ “小林冲着洋溢到外面夜气中来的笑声关了格子门，在铺石上响着木屐声回去了。”[3] 当时无法明确地估计逮捕将扩大到怎样的范围。但从周围紧张的局势来看，为了提高警惕，避免直接被捕，宫本夫妇于四月五日去访问住在国府津的百合子的父亲中条精一。多喜二从马桥的家中搬到小石川区原町二十一番地木崎喜代家暂住。木崎是多喜二转入地下生活跟他结婚的伊藤藤子在画塾时代的朋友，她在原町租了一座房子，在学校中工作。多喜二借住木崎家是由于佐藤的帮忙。 去国府津的宫本夫妇于七日回到了东京，两人在东京车站上分手。宫本显治是共产党的中央部部员，他在联络地点获悉被捕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的消息，就马上转入了地下。宫本百合子从东京车站回到动坂的家里，被埋伏在家里的特高警察逮捕。 几乎在此同时，多喜二知道了马桥的家已经遭到特高警察的搜查，于是也转入了地下。转入地下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专心于起草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 在这一时期，文化团体内部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只有极少数人未被逮捕而转入地下。作家同盟方面除小林和宫本外，仅有西泽隆二、手冢英孝、今村恒夫和佐藤幸子等人。杉本良吉[4]、中村荣二和本田延三郎等“普罗特”方面的活动分子也同样地相继转入地下。杉本良吉在筑地小剧场参加村山知义的《志村夏江》的演出时突然遭到特高的袭击，他从剧场的窗口跳出去才免遭逮捕。在这以前不久，组织上已经预定把杉本和今村暗暗地派往苏联。 从三月底到四月，一百多名作家、评论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和科学家遭到了逮捕。神田小川町大厦的文化联盟事务所被封闭，市谷的新事务所也不准进行活动，连正在印刷中的出版物也被没收了，破坏活动进一步扩大到地方组织，顽固地进行彻底的镇压。 前一年的九月，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采取了军事行动，本年的一月占领了整个东北，一月下旬进一步把战祸扩大到上海，三月里制造了“满洲国”把东北从中国“独立”出来。法西斯分子和青年军官企图建立军部政权，发动了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暗杀了政党内阁的最后一届首相犬养等人。[5] 国内体制法西斯化的重压，反而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对战争和保卫生活权利的群众斗争。一九三二年的罢工斗争为二二一七次，佃农斗争为三四一四次，违反所谓“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人数达一三九三八名。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组织还很微弱。工会会员仅有三十七万人，农会会员三十万人，而且还分裂为左右两派。 共产党和“全协”通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反战和争取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巩固，表现了空前的活跃。《赤旗报》从一九三二年四月与《第二无产者新闻》合并，开始以五日刊的形式，用铅字排印发行。六月发表了一九三二年纲领。该纲领分析了日本的封建残余天皇制，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天皇制的斗争，阐明了革命的性质是具有强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随着战争的扩大，统治阶级采取了彻底镇压和破坏以地下共产党为首的民主组织的政策，并动员了所有的文化机构，加强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宣传活动。大众作家直木三十五和三上於菟吉[6]等人和军部勾结，成立了“五日会”；犬田卯和加藤一夫等农民作家主张农本主义。新兴艺术派虽有浅原六朗、久野丰彦等人提倡新社会派，但不久就瓦解了。小林秀雄、横光利一、堀辰雄等人依据《作品》杂志，开始形成现代艺术派的主流。而商业报刊则开始压抑已成为文学界主导力量的无产阶级作家，不让他们发表作品。 施加于文化联盟和它的加盟团体的镇压，受到国内外强烈的抗。 五月六日，各个团体的五十名代表于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推举佐佐木孝丸、关鉴子和佐多稻子等人为代表，和布施及河合两律师一起会见了检察总长及警视厅特高科长，抗议暴力镇压，要求给被捕者送慰问品和同他们见面的自由。 另外在国际方面，德国工人文化团体协议会、苏联之友会国际委员会、德国工人救援会、国际工人救援会、法国革命作家艺术家同盟、德国工人戏剧同盟、英国反帝同盟、工人救援会、苏联之友会全国会议、美国工人戏剧同盟以及纽约日本工人文化同盟等组织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抗议。 文化团体受到沉重的打击，陷于极其困难的状况。但以转入地下工作的宫本和小林等人为核心，团结和协助残存的力量，迅速地开展起恢复工作。 文化联盟已经被迫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但仍然一面整顿被破坏的各个机关，一面组织反对暴压受害者救援会，决定将原预定于四月召开的扩大中央协议会改在六月十九日举行，提出了“用革命竞赛反击暴压”的中心口号，促进了整个文化团体的恢复工作。 革命竞赛以四月十六日到八月一日为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扩大同盟盟员和基层小组的数目、出版物的发行数量和通讯员等工作。作家同盟是演剧同盟的竞赛对象。 多喜二完成了第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紧接着又写了发表在四月号《无产阶级文学》卷首的论文《写在第五届代表大会之前》，然后在麻布东町称名寺的院内租了一间楼房，于四月二十日从仅住了十天的小石川区原町的木崎家悄悄地搬了进去。 这个秘密的住所是一座上下都仅有一间房间的楼房。他租的是楼下的那间五铺席的房间，四周被邻居家的木板墙遮蔽着，屋里阴森森地整天不见阳光。楼上住着房东家的母子。 多喜二转入地下生活不久，就和伊藤藤子结婚同居。他和伊藤是一九三一年春天认识的。伊藤学过画，做过刺绣的活儿，当时在银座的图案社工作。暂时之间，多喜二的地下生活就靠她的微薄的工资来维持。 斋藤次郎当时已辞去北海道银行东京分行的工作，在储蓄局工作。当多喜二转入地下以后，他仍然是多喜二忠实的朋友，始终暗地里支持多喜二的工作。 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他逝世，在十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从事着不断地被追捕的严峻的地下工作，为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运动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他在《为党生活的人》中谈到当时的生活说：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别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一两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7] 到了五月，于十一日、十六日和二十日分别在筑地小剧场召开了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电影同盟第四届代表大会和美术家同盟第四届代表大会。但每次大会一开幕就被命令解散，很多人被拘捕起来。当时镇压的情况就是这样严酷。 但是各个团体早就预料到会遭到这样的镇压，所以事先都分别召开了秘密会议，实际上等于召开了代表大会。 作家同盟在五月九日，也就是大会的前两天，借了津田青枫家的画室，由来自全国的七十名代表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以此代替了代表大会。第二天又在江口涣、大宅壮一和贵司山治等人的家里召开了各个分组会议，当晚在江口家里举行支部代表座谈会；实际上成功地召开了代表大会。 通过这次大会，强调了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以及在金属、交通、矿山、纺织和化学等主要的工业部门内扩大文学小组和通讯员组织，另外组织了委员会，支持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的民族文学的独立发展。 进行了这些准备之后，才于六月十九日公开地在筑地小剧场举行文化联盟扩大中央协议会。 当天，会场的内外被筑地、久松和神乐坂警察署出动的三百多名警察团团围住。早在开会以前，警察就已经和把守在会场门口的八十名纠察队之间发生了冲突，气氛异常紧张。 来自全国的六百几十名文化团体和基层小组的代表以及旁听者，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搜身，才准入场。 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全场的鼓掌声中，挂起了红地白字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扩大中央协议会”的大横幅。大会主席土方与志在大会临开幕前被捕，佐佐木孝丸代替他致开幕词，刚说到“文战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农文化晚会充满着变节和阴谋”，警察就命令停止讲话，并解散会议。会议只开了五六分钟。 六百多人一齐站起来。抗议的掌声像潮水似地响起来，人们互相挽着胳膊，高喊“反对解散”。“普罗特”的宣传队首先站起来演出活报剧，高呼“保卫文化联盟！”“文化运动的国际主义万岁！”“反对暴压！”有一个代表开始发表抗议演说。涌过来企图逮捕他的警察队和阻止逮捕的代表们立刻在场内互相乱打起来。后来杀害多喜二的凶手之一——警视厅的特高警察山口，挥舞着手杖乱打旁听的人，有的人被打伤了。 涌出会场的人们，由纠察队领头，和警察队扭在一起，朝着筑地警察署举行了夺回被捕者的示威游行。当天在国民新闻社和朝日新闻社的前面以及日比谷公园附近都举行了反镇压的示威游行，被捕者超过二百人。 在这次扩大的协议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竞赛、从七月一日到八月一日举行反战文化斗争月以及成立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等提案；并通过了成立泛太平洋无产阶级文化团体书记局、无产阶级体育联盟以及机关杂志和启蒙杂志的大众化等决议。 在这前后，多喜二在《无产阶级文学》上发表了《暴压的意义和我们应如何组织反击》、《关于掌握明确的政治立场问题》等论文，分析了当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形势，给文化和文学运动的实践指出了方向。 七月，多喜二由东町的秘密住所搬到较近的新网町。这里是一条叫作十番的热闹的商业街后街的住宅区，他住在一家并不是专门出租房屋的普通的人家。 新的住房是楼上的一间六铺席的屋子，三面都是玻璃的拉窗，顶面迎着西晒的阳光，加上铁皮屋顶的反射，屋子里非常闷热。他面对着东边的墙壁放了一张新桌子，把炭炉子和炭箱等都摆在晒台的角落里，在楼上做饭。壁橱里准备了一双草鞋，以便在突然遭到袭击时可以穿上顺着屋顶逃走，所有的书籍和稿件都装在一只大皮箱里，出外联络和开会时，一定要上好锁才离开。 他搬到这里不久，就着手写作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他在八月二日给《中央公论》的编辑中村惠的信中说：“打算在十日以前交给您一百页，十二日早晨以前交剩下的五十页。······这部作品和我过去的《蟹工船》以及《工厂支部》等作品的写法不一样，我是试图作一种冒险的尝试。”[8]但直到这个月的二十五日，他才寄出了最后的一部分原稿。他在给中村惠的另一封信中说： “从内容来看，我感到小说的题名叫作《为党生活的人》是最恰当了。如果这个题目一定不行的话，请允许我再考虑到月底，那时候我再写信给您，告诉您题名。 “我想极力使这部作品摆脱过去无产阶级小说的框框。从我过去的一系列的作品来看，我也特别注意这部作品的成果。我是不怕失败而写这部作品的。”[9] 《为党生活的人》仅写了前篇就中断了。它取材于四月以来他自己的地下工作的体验以及三月左右跟他发生联系的藤仓工厂工人的斗争。它以在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下，大批雇用临时工、强制增强劳动强度和实行低工资的军需工厂为舞台，描写了共产党的支部一面同右翼团体及社会民主主义者作斗争，一面进行反对战争和维护生活的斗争，同时还描写了处于镇压与追捕的极大困难的境遇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们的生活与不屈的斗争。多喜二在这部作品中触及到革命运动当前的中心课题，从内部真实地描写了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及基层组织——支部的活动。这部作品是多喜二本人的斗争生活的生动写照，有人认为它“在日本文学中第一次塑造了共产主义的人物形象”。 《为党生活的人》是在严峻的生活中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一部作品。《中央公论》的编辑中村惠冒着危险和处于地下的作者悄悄地直接取得联系，给予了种种协助，但编辑部还是考虑到作品的内容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把这部小说的发表日期拖延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很急于需要钱用，却只得到了预定稿费的一部分。八月二十日，他给和母亲一起住在马桥家里的弟弟三吾写的信上说： “今年热得出奇，母亲住在那间西晒的屋子里该有多么不好过，甚为惦念。我住的这间六铺席的屋子也满是太阳，竟比去年夏天在监房里还热得难受。不过，我很平安，事情也做得很好，请放心。······ “附信寄上的钱，请把它当作我的赠礼，（我是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钱的，要知道，有时候，我光靠腌茄子过上三天的呀！）用它把我们那在盛暑之下艰苦度日的母亲带到凉爽的地方去玩上一天吧！”[10] 另外在第二天，他还写了下面的明信片： “四月以来，一个钱的收入也没有，我想一定很困难吧。三月里预约的小说已经送往《中央公论》，我想会收到一笔钱。如有收入，就还过去的借债，给妹妹寄去学费和付给房租吧。”[11] 但是，因为上述的情况，稿费支付延期，他不得不把这张明信片拖延到十二月中旬才发出去。转入地下生活以后，他还不得不经常为家里的生活操心。 八月下旬，多喜二的姐姐佐藤智摩子带着三岁的长女和枝从小樽来到了东京。姐姐暂时和母亲等人住在马桥的家里。九月中旬前后，姐姐带了母亲在麻布十番一家叫作山中屋的水果铺的茶座里，秘密地会见了多喜二。当时在场的还有弟弟和外甥女和枝，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虽然时间很短，可是这是他进入地下生活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他把自己的事业和决心全部都告诉了母亲、姐姐和弟弟。 进入地下工作以后，他还经常去看望田口泷子。在上述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 “我最近跟小泷会面，总好像谈不出什么似的。虽然去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然而还是想见她。”[12] 从六月前后起，多喜二被选为整个文化团体的党组的负责人。宫本显治当时在党的中央部担任工作，不可能专心从事文化运动。但是多亏宫本的照顾，多喜二才能够把全副精力用在当时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文学运动上。另外，从七月起，他代表文化团体，担任日本反帝同盟的执行委员。 为了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文化团体而举行的第一期革命竞赛，在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扩大中央协议会、反战月以及八一反战日等政治活动，于八月一日结束。 从这时起，在四月的镇压以后中断的《无产阶级文化》也终于复刊了。作家同盟和“普罗特”等组织所预定的目标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但都分别获得了成果。“普罗特”从这一年的二月参加了国际间的革命竞赛（奥林匹克戏剧竞赛），以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为它的期中奋斗目标。 正当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为首的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和战争危机扩大的时候，在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的提倡下，由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日起，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反战大会。来自三十个国家、广泛地代表各个方面的二千二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以片山潜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二十九日，也就是大会最后的一天，根据片山潜的提议，对当时在东京针对与“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有关的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审判以及三月以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团体所加镇压，发出了抗议，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 “二百多名共产主义者现在正在东京面临着审判。为日本、朝鲜、台湾和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解放，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最勇敢的斗争的日本最杰出的阶级战士，自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就一直在牢狱中备受折磨。而今天他们即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阶级审判下判决。检察官提出要判处三田村同志死刑，佐野、锅山和市川三同志无期徒刑，而且还要求判处其他一百六十九名反帝国主义的战士共计一千零三十二年的徒刑[13]。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这种恐怖的重刑来彻底镇压反帝国主义战士的呼声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日本对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恐怖手段，自从对中国发动强盗式的侵略以来，变得极其残暴。尤其是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化组织的残酷的镇压更是显著。今年三月以来，数百名革命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演员和科学工作者遭到逮捕，机关杂志和定期刊物被没收或禁止发售，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现在还有数十万人被关在监狱里。 “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系列的极端残暴的行为，是对全世界广大的劳苦大众所发出的一个警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试图对中国和苏联进一步进行侵略，他们为了能更加集中精力实行其掠夺计划，希望能在他们的后方获得保障。 “我们的反战大会广泛地团结了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日本的白色恐怖提出最强有力的抗议；我们宣誓要动员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反对战争的发动者，并将尽一切手段争取立即释放日本的反帝国主义的战士。” 文化联盟提出从九月四日到十一月七日举行第二次革命竞赛。竞赛的目标和前一次没有多大变化。但强调了要加强对重要地区和大企业的组织活动和创作活动以及开展救援文化团体被害者活动和争取无罪释放革命运动受害者的运动等问题；并规定了文化工作的总目标是“反对战争和天皇专制主义”的斗争。 “普罗特”准备参加十月十五日开始的奥林匹克戏剧竞赛和国际工人戏剧大会；音乐家同盟准备参加国际音乐会议。 作家同盟也准备派遣宫本百合子、江口涣、德永直、本庄陆男、鹿地亘及松田解子等十一名代表去参加十一月七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 但是另一方面，对文化活动的镇压仍然是有增无减。截至十月为止，约五十名领导成员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约四百名各团体的活动家受到长期的或短期的拘禁，被拘禁的总日数竟超过三十年。《劳动妇女》的编辑——忠诚的活动家和诗人今野大力[14]，由于特高的恐怖行为而卧病不起。镇压逐渐扩大到企业内部的文化小组。定期发行的机关杂志和文化报刊也遭到禁止发售和没收的阻挠，因而财政方面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在发行工作上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牺牲。 文化联盟受到集中的镇压；在它成立后一年的期间，《无产阶级文化》只发行了八期和两次号外，《劳动妇女》发行了八期，《大众之友》发行了六期和两期号外，《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画报》还在印刷中就被没收了，一直未能续刊。另外准备第一期出一百种的“一角文库”，也只在十二月出版了宫本夫妇合写的《工人农民的国家和资本家地主的国家》的小册子。 十二月前后，第二次革命竞赛结束。当时团体的现状是这样：作家同盟约有盟员五百人，支部和支部筹备会三十个；演剧同盟有盟员六百人，专业剧团十九个，工农业余剧团八个；美术家同盟有盟员一百七十三人，支部十二个；电影同盟有盟员一百十九人，支部九个；音乐家同盟有盟员八十六人；摄影家同盟有盟员三十二人，支部五个；科学工作者同盟有盟员约一千人，支部十一个；世界语工作者同盟有盟员二百三十六人，支部九个；无神论者同盟有盟员一百二十六人，支部七个；文化联盟的地方协议会有十七个。但是由于被夺走了很多专家，和组织增长比起来，创作活动却相对地全面下降了。尤其是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所受的打击最大。 在这期间，作家同盟和演剧同盟开展的活动获得相当的成功 十一月，关西地方举行陆军大演习。统治阶级借这机会镇压大阪、京都，兵库、奈良以及和歌山的支部。尽管如此，作家同盟的盟员、基层小组和工农通讯员还是增多了，出版基金的募捐也获得了成功，一度曾陷于停刊危机的机关杂志恢复了发行；从九月份开始，每月发行一次的《文学新闻》所组织的通讯员活动在这一年间有着显著的发展。大企业里虽然比较少，但是七百名通讯员的组织遍及全国各府县，甚至扩展到朝鲜、台湾和中国的东北。这不仅给《文学新闻》增添了生气，而且也成为支撑沉重压迫下的文学运动的新生力量。这一年发表的创作有小林的《沼尻村》和《为党生活的人》，宫本百合子的《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和《时时刻刻》，槙村浩的《间岛游击队之歌》、村山知义的《志村夏江》以及铃木清[15]的《监房支部》等作品。《蟹工船》被译为俄文，刊载于《世界革命文学》第二期，由摩普尔中央委员会出版所发行。 演剧同盟胜利地进行了上演剧本的国际交换和相互协作的工作。各剧团上演的剧本，几乎有半数是由外国剧团提供的，久板荣二郎的《北桦太油田》、村山知义的《全线》和《志村夏江》以及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剧本都分寄到各国，尤其是给中国和朝鲜的戏剧运动带来过很大的影响。 在三月以来的严酷的镇压和困难中，整个文化团体的人们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运动。尽管当时的阶级斗争还共同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缺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等，但是它显示了日本的革命文化运动的传统和潜在的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困难的增加，文化团体内部有一部分人开始产生了失败主义的情绪。这一动向是以作家同盟的林房雄等人为代表，他们巧妙地借用对文化和文学理论批判的形式，企图抹杀文学运动的阶级性，并逐渐带有反组织的倾向，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出现了分裂和内部崩溃的征兆。 另外，从这一年的十一月末到年底，全国有一千五百多名与共产党有关的人士一齐被捕。十月三十日发生了“热海事件”[16]，共产党中央部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被捕的人们受到极其残忍的严刑拷打。岩田义道[17]和上田茂树[18]等六十多人在特高的恐怖手段下牺牲了。秘密警察还有计划地派遣特务钻进地下的革命组织，假借抢劫银行事件进行挑衅，配合对革命组织的直接破坏，切断它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十月六日发生了白昼抢劫大森的川崎第一百银行分行的事件。统治阶级大肆宣传伙匪之一是作家同盟的盟员。以十月底为中心的大逮捕，更给日本的左翼势力以很大的打击。因而，文化运动在这以后更加困难了。 这时苏联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散了以前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和“瓦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团体统一同盟）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准备把所有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作家统一地重新组织起来。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日，全苏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 这一年的八月，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改选了书记局，把苏联的讨论资料和日本的反战活动资料等分送各国支部，着手进行准备，要求各国讨论。 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多喜二在同一个区的樱田町租了一座二层的小楼房，从新网町的二楼搬到那里去住。不久，从伊藤的故乡静冈请来了伊藤的母亲，进入地下生活半年以来，才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秘密住所。但是，这个家也没有继续多久。三个月以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左右，伊藤藤子因受“十月事件”有关者的牵连，突然在银座的工作地点被捕。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又有数名特高警察搜查了樱田町的秘密住所。去年年底就有一家警察搬到他的秘密住所附近来居住，所以他早就有了戒心，数天以前就在另外的地方过夜。那天一清早他进行了街头联络后回到家里时，特高警察们刚离开他的家不久。 看来他对自己隐秘的住所已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才奇迹似地未遭逮捕。但由于以上的情况，他又于一月二十日前后搬到涩谷区羽泽町四十四番地的国井喜三郎家去居住。伊藤在两周以后被释放，但警察可能循着伊藤的线索进行搜查，所以他们以后没能在一起同居。 羽泽町的家成了他最后的住所。这是暗中帮助他做地下工作的村山筹子为他寻找的。国井家的户主是商工省工艺方面的技术官员，工作地点在仙台，当时正出差国外，夫人有时到仙台的官署里去，经常不在家里。所以羽泽町的家仅有他们的子女，由在妇女杂志社工作的长女掌管家务，她是村山筹子的好友。 多喜二说是因为看到报上的广告而找来的，自称是簿记教师，用山野次郎的假名租了国井家的房子。行李仅有两个大皮箱。国井家的长女略微知道一些底细，暗地里给予照顾，他受到国井家像亲人似的关怀。 国井家虽有五六间屋子，并且有女佣人。但多喜二考虑到出入的方便，选择了楼下朝北的一间两铺席半的房子。房子的窗户既小又高，空气很坏，所以他在最冷天的工作也不能生火钵。他考虑到日益加重的工作任务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连自己爱抽的香烟也戒了。 在这以前不久，他曾经秘密地会见了从小樽来京的风间六三。风间是他小樽时代的朋友之一，“四·一六事件”时被捕，曾在札幌刑务所坐过牢。风间这次秘密地上京是为了打破小樽革命组织孤立、停滞的状况和吸取经验。多喜二从风间那儿详细地了解小樽的现况。同风间的会见，变成了以后不久所写的《地区的人们》的素材。 在这样不稳定的严峻的地下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中，他带头对文化和文学运动中开始露头的失败主义的观点毫不容情地进行了斗争。他用伊东继和堀英之助的署名，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等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以下很多篇论文： 《机会主义的新危险》（一九三二年八月发表） 《关于全面展开斗争的问题》（八月） 《关于两个问题》（十月） 《右倾问题》（一九三三年一月） （包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批判淡德三郎同志的见解、批判林房雄同志的《为了作家》和《作为作家》及龟井胜一郎同志对此的批判、关于林同志对《海涅·诗人·革命家》及《黎明前》的理解、关于林房雄同志的《青年》、批判所谓无产阶级大众文学论、对林房雄同志《青色的寝室》的批判、再谈两三个问题——结论：为了新的任务。） 《再论右倾问题》（一九三三年二月）[19] （包括关于林房雄同志的《文艺时评》、批判一两位同志调和主义的立场、右倾产生“根源”及其“危险”、结束语。） 在这一系列的评论中，多喜二阐明了产生失败主义逆流的阶级根源，具体地分析和严厉地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及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的附和者的理论和作品，同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当时失败主义的逆流，宫本显治在《无产阶级文化》上连载了论文《政治与艺术、政治第一的问题》；作家同盟的宫本百合子等人都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以多喜二为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努力，一时曾经克服了分裂崩溃的危险；一九三三年四月，作家同盟常任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和右倾作斗争的决议》，正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提出了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到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开展第三次革命竞赛。这次竞赛回顾了前两次的经验和缺点，特别强调了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从前一年的年底，多喜二就着手写中篇小说《地区的人们》，本年一月七日，他写完了这部作品，寄给了《改造》杂志。 同时，他给《改造》的编辑佐藤绩写了以下的信： “唐突地给您寄去了小说。 “题名叫《地区的人们》，约一百页。原稿在一月八日以前将会寄到您那里，请多关照。 “我和家里从去年四月以来就断绝了消息，我想他们一定很困难。如果你们决定刊用这部小说，请您费心将稿费尽快地寄给我的家里。（在马桥。我想大概还在那里。）”[20] 小樽的工人区具有革命的传统，但由于长期的镇压，已像熄灭了的火焰似地处于停滞的状态。《地区的人们》就是描写了工人区的人们，在战争和高涨的反战斗争中，再一次起来进行艰苦斗争，建立了组织，并和中央的组织取得联系的过程。 多喜二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追捕，在越来越困难和不自由的地下活动中，他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的前面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爱惜片刻的时间，不停地学习和创作。写小说，继续不断地写评论，这在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活动中，开始显示出浑然的统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通过这种严峻的战斗的生活，他作为作家、理论家和组织工作者，已取得明显的成长。 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只完成了序幕就中断下来。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后他一直希望把这部小说的续篇继续写下去，但由于极其紧张的地下工作和他的突然牺牲，终于未能实现。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他写《为党生活的人》的前夕，他还打算写一部叫作《失业者之家》的小说，但仅留下一小部分残稿，估计可能是《转形期的人们》中的一部分。 《地区的人们》刊载在二月十八日发行的三月号《改造》上。这部作品的发表更加引起追捕他的特高警察对他的痛恨。 在他逝世后不久，《为党生活的人》改名为《转换时代》，发表在四、五月号《中央公论》上。但全篇一百八十页中删节了七百五十八处，共约一万四千字。 宫本百合子批评当时有人认为多喜二写了《蟹工船》已经到了创作顶点的看法，她写道： “但是，仔细读一读《为党生活的人》和《地区的人们》吧！虽然在作品的形象化上有着部分的缺点，可是小林同志最近写的这两部小说，已经扬弃了《蟹工船》时代的自然主义手法的晦涩以及以后的作品中朝相反方向努力的稍带肤浅、通俗的毛病。由于作者建立了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经历了政治上的锻炼，他所独具的那种简明、逼真的风格和革命的雄伟的气魄，已经化为他作品深处的光泽而发出光彩。”（《关于对小林同志功绩的评价》）[21] 注释： [1]各加盟团体的机关报刊如下： 作家同盟：《无产阶级文学》（1932年1月创刊）、《文学新闻》（1931年10月10日） 演剧同盟：《普罗特》（1932年1月）、《演剧新闻》（1931年9月20日） 美术家同盟：《无产阶级美术》（1931年12月）、《美术新闻》（1931年12月5日） 电影同盟：《普罗基诺》（1932年5月）、《电影俱乐部》（1931年5月15日） 音乐家同盟：《音乐新闻》（1931年10月20日） 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无产阶级科学》（1929年11月）、《我们的科学》（1932年4月15日） 新兴教育研究所：《新兴教育》（1930年9月）、《教育新闻》（1932年4月15日） 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战斗的无神论》（1931年11月） 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工作者同盟：《同志》（1931年6月）——作者原注 [2]山胜次郎（生于1897年），农业经济学家。 [3]见《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宫本百合子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4]杉本良吉（1907—1939），本名吉田好正。早稻田大学俄文科毕业，参加“普罗特”，介绍苏联戏剧和担任导演。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为了避免1932年4月的迫害而转入地下，担任党组工作。1933年7月被捕出狱后，于1938年1月和冈田嘉子从桦太国境进入苏联。据说于第二年10月病逝。翻译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作者原注 [5]血盟团为日本法西斯军人组织。1932年2月29日血盟团团员杀死大财阀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男爵；同年5月15日，一部分陆海军官在血盟团的领导下，袭击政府机关，刺杀首相犬养毅，组织法西斯暴动。这些事件说明日本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6]直木三十五（1891—1934）和三上於菟吉（1891—1944）均为当时的通俗小说家。 [7]见《为党生活的人》第101—103页，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3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4—245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82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2]田口泷子在数年后和某贸易商人结了婚，终于把四个弟妹抚养成人。在她结婚以每逢多喜二的忌日，仍然到小林家看望。——作者原注 [13]三田村四郎、佐野学、锅山贞亲和市川正一均为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三田村四郎、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后来叛变“转向”。市川正一坚持斗争，在日本投降前夕受尽折磨，死在狱中。 [14]今野大力（1904—1935），诗人。生于宫城县金山町。三岁时迁居旭川。在旭川邮局和北部每日新闻社等处工作过，同时写诗和从事救援“四·一六事件”被害者的活动。九月上东京，经“文艺战线”而加入作家同盟。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在担任《劳动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期间被捕：受拷打而患中耳炎，病笃，年加入共产党，带病工作倒下，1935年6月逝世于中野的市疗养所。1973年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今野大力·今村恒夫诗集》（收评传）。——作者原注 [15]铃木清（生于1907年），小说家。 [16]1932年10月，日本共产党在热海温泉某一旅馆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因内奸告密，全体被捕，称为“热海事件”。 [17]岩田义道（1898—1932），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宣传鼓动部长，被特高警察杀害。 [18]上田茂树（1900—1932），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被特高警察杀害。 [19]以上各篇论文均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9卷，1954年9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8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见《宫本百合子全集》第7卷第55页，1951年7月，日本河出书房版。
十一、新的转折点（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半，多喜二由丰多摩刑务所保释出狱。多喜二的弟弟三吾、斋藤次郎和壶井荣等人在监狱门前迎接他出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十一、新的转折点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半，多喜二由丰多摩刑务所保释出狱。多喜二的弟弟三吾、斋藤次郎和壶井荣等人在监狱门前迎接他出狱。 出狱后，他暂时寄居在杉并区成宗的斋藤的家里。他在二十六日给田口的信中这样写道： “本来想出来之后就立刻通知你，但斋藤已为我给若竹町打了电报，因此我想你也会同时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才耽搁到现在。总之是精神抖擞地出来了。一出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情乱七八糟地向我袭来，（尽管出来时是精神抖擞的）现在反而弄成了神经衰弱。这里乱无头绪，加上还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所以心境丝毫无法平静，工作也无法进行，感到很为难。更重要的是我不在的期间，留下的伙伴们都变得能干了，我几乎快要没用了。不过我想要尽快地恢复过来做一番大事。 “从你给狱中的来信，还不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一直担心着你父亲死后，你过着怎样焦虑的生活。 “夜里睡不好，（因为各种刺激）所以现在脑子不好。今天就写这些了。《蟹工船》的不敬罪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到了社会上，反而感到在那里面要省心得多。”[1] 一星期以后，多喜二从斋藤处搬到成宗的一户姓田村的人家居住。这里离立野信之的家也近。立野比他晚十天保释出狱。中野重治和村山知义也在前一年的年底出狱。 多喜二出狱后没有很好地休养，不久就着手写《组织者》。他在《小说写作法》这篇文章中说：“我打算就受到镇压而接近毁灭的金菱制罐工厂的组织的重建和加强的过程，描写潜入地下从事工厂组织工作的‘组织者’的生活。”这部作品是他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写的《工厂支部》的续篇。 田口泷子得知多喜二出狱的消息。带着妹妹美津子于二月中旬从小樽来到了东京。 田口来京后，多喜二提出要和她结婚。这是多喜二在狱中的时候就一直考虑而下的决心。自从一九二四年秋天，他俩在山喜屋小面馆里初次认识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多曲折的岁月。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田口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田口泷子不仅一直深深地爱着他，而且越是了解他，越对他感到尊敬。她忍受了好几年的痛苦，过去的创伤好容易才痊愈了。但是继父的突然去世，又把她拖回到残酷无情的现实里。 她知道要和多喜二结婚，就会把无法估量的负担加到多喜二的生活和事业上，她不忍这样做。她也知道多喜二的求婚，是出于完全了解这一切情况的深挚的爱情；但越是这样，她反而更加下定决心来克制自己。这时她已经二十三岁了。 三月以后，田口在本乡汤岛租了一间三铺席的屋子，和妹妹两人在丸之内一家叫作常盘屋的饭馆里工作。特意学习的西式理发技术，对于一家人生活急迫的需要却未起任何作用。 三月三日，多喜二草草写完了《组织者》的初稿。狱中生活的疲劳加上田口的事情，使他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感到痛苦。三月中旬以后，他深居到神奈川县深山中的七尾矿泉，于四月八日完成了这部作品。 多喜二在写《工厂支部》十三个月之后写了这部《组织者》，它描写了全协分会会员在因受镇压而停滞、反动的制罐工厂中的组织活动，以及领导这一活动、在整个地区重建组织的组织者的生活，同时还描写了“无产阶级的坚强意志”。在这部作品中，他还力图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探求如何正确对待爱情问题。 一九三〇年八月召开的国际红色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分析了日本的形势，批判了“全协”的极端左倾的偏向，给工会运动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不仅给这一时期的工会运动而且给日本的整个解放运动带来了一个转折。 一度几乎陷于覆灭状态的日本共产党和“全协”的地下组织，于一九三〇年秋季开始再建工作。从这时起，日本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制订了在文化团体内部建立党组的方针。最初开创这一工作的是神吉洋士[2]。但是这些工作大体上还只是停留于准备的阶段。神吉因病住院，是逃脱七月大逮捕的极少数人之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赤旗报》复刊。前一年六月底派赴苏联的藏原惟人，这时也紧接着代表团之后回到日本。于是从五月左右开始，以藏原为中心在文化团体内部组织了党组，开展活动。宫本显治、小椋广胜[3]、生江健次[4]和手冢英孝等人最先参加了这一工作。 藏原用古川壮一郎的署名，在《纳普》六月号上发表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组织问题》，在八月号上发表了《再论文艺运动的组织问题》，提倡以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小组为基础来改组文艺团体和建立各个团体的全国性的中央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组织问题》在发表前要在党内进行充分的讨论，因而未能在预定四月中旬召开的“纳普”各团体的年度大会之前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在筑地小剧场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宫本百合子描述当时的情景如下： “我们的头上悬挂着用大字写的、指导‘纳普’一九三一年度的工作的标语口号： 把文学运动的基础放在全国的工厂、农村！ “六十五名同盟盟员和近三百名的旁听者挤满了会场的席位，每个人的手里都在翻阅着长达二十八页的议事录。 “德永直还是张着他那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好像要嗅别阶级的气味，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桥本英吉的报告。‘耸着肩膀’的小林多喜二也在那儿。黑岛传治为香烟的烟气所呛，一面痛苦地蜷缩着背脊咳嗽着，一面在议事录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膝上坐着男孩子的松田解子[5]，她的圆脸颊和孩子的脸颊一样地红润。像火一样的快嘴巴的堀田升一[6]，很活跃地提出一连串问题和建议，有时还走了题。 “还有其他很多的同志。此外一些奇怪的人夹杂在会场里。他们是特务和警察。 “五位书记坐在铺着红布的桌子面前，轮流地走到台前，高声地说：‘给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的贺电’然后满怀热情地朗读着各个友好团体寄来的贺词。可是贺词中一触到‘革命’、‘哈尔科夫市’[7]、‘共产主义’或者‘纳普的国际性的发展’等语，马上就是： “‘停止！’[8] “另换了一位书记。他在朗读时，迫不得已急中生智地刚说了半句‘我们是××主义的······’， 又是： “‘停止！’ “这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和抗议的掌声。 “再看一看议事录，不仅是总结一九三〇年度作家同盟的文学活动的几句口号被涂成一片漆黑。在谈到一九三一年的工作方针的地方：‘当决定本方针的时候，作为其根本条件的······’以下是一片漆黑。这些决定作家同盟工作的根本条件，已被墨汁涂得乌黑，即使用指甲挖去墨汁也看不到下面的字迹。是什么在墨汁下面被涂抹了呢？是‘纳普’加入国际组织和哈尔科夫会议的决议。 “警察从大会开始到结束，把‘哈尔科夫’四个字和其他所有显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阶级性的词句一概视为禁忌。”（《“纳普”第三届代表大会见闻》） 大会进行的期间，一方面受到官方的阻挠，另一方面，一部分反领导分子也在展开活动。大会讨论了第二届代表大会以后表现在创作方法上的思想倾向，并根据哈尔科夫会议日本文学委员会决议的方针，对加强工农通讯员活动、发展农民文学、与文学中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以及加强国际联系等工作，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定，但进入最后的干部改选的时候，会场发生混乱，无法决定新的干部人选，决定在最近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而宣布休会。 在大会召开以前的五月十一日，劳农艺术家联盟受哈尔科夫会议的影响，发生了第三次分裂。宣布退出“劳艺”的细田源吉[9]、细田民树[10]、小岛勖[11]、间宫茂辅[12]以及文战剧场的演员们，共十七人，组成了打倒文战第二同盟，于六月创刊了机关杂志《前线》。七月底，该杂志出了第二期后，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纳普”。 “劳艺”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和“前艺”分裂后，继续发行机关刊物《文艺战线》，以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郎、金子洋文、叶山嘉树、小堀甚二、平林泰子、黑岛传治、岩藤雪夫和里村欣三等人为中心，站在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上与“纳普”对立，另一方面又发表了黑岛传治的《盘旋的鸦群》（一九二八年二月）、岩藤雪夫的《铁》（一九二九年三月）、前田河广一郎的《大马哈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和平林泰子的《铺轨列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等值得注目的作品。但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平林泰子、今村恒夫和长谷川进退出了“劳艺”，接着黑岛传治、今野大力和伊藤贞助[13]等七人也于十一月退出，黑岛传治等人和今村恒夫、长谷川进等人组织了“打倒文战同盟”，不久以后就和“纳普”会合。“劳艺”曾在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留下过巨大的足迹，但由于不断地分裂，这时已逐渐丧失了活动能力。 多喜二发表《组织者》以后，再一次开始了精力旺盛的创作与评论活动。 五月中旬，他在中野的一个朋友的家里，秘密地会见了藏原惟人。当时在场的还有立野信之和村山筹子。自从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从小樽上东京初次拜访藏原，已经阔别三年了。 当时由于机械地理解了作品主题的积极性，写作仅仅局限于先锋队的活动和罢工之类的题材，产生了公式化的倾向作家同盟内部产生了批判作品概念化的呼声，并强调作品的多样化和题材的广泛化，以克服这种倾向。 作家同盟第三届大会结束后不久，多喜二预定用三四天的时间，回到了小樽若竹町的家中。他早就打算在东京安家，把母亲接来。这次回乡主要是商量这件事情。 照料多喜二的母亲和妹妹的幸田夫妇，在接办了多喜二家的面包店以后，又扩大经营杂货和粮食等买卖，改店号叫“加贺屋”。多喜二的最小的妹妹幸子在女子中学上学。多喜二回小樽的第二天，去了札幌，给关在札幌刑务所里的“十二月一日事件”的朋友们送了慰问品。 回东京后，多喜二在六月九日完成了《单身监房》。这个短篇取材于他狱中生活的体验。初稿早在写完《组织者》初稿后不久的三月十一日已经开始动笔。《单身监房》发表于七月号《中央公论》上。这个作品和发表于五月号《纳普》上的短篇《贴在墙上的照片》等作品都是作为“作品多样化”的尝试而写的。《贴在墙上的照片》用幽默、轻松的笔调，写市营电车公司的从业人员围绕渡边政之辅的照片所发生的一场争论。 《单身监房》用十二个片段描写保释出狱的活动家在狱中等候判决时生活。这部作品在发表的当时获得一部分评论家的相当的好评。 他这一时期还写了《墙头小说和“短”短篇小说》（四月二十日）、《小说写作法》（四月三十日）、《作为阶级的农民与无产阶级》（六月八日）、《关心的四个问题》（六月十五日）和《关于打倒“文战”》等评论和杂感，另外还写了《信》（六月三十日）、《无产阶级的修养》（六月）、《糖球斗争》（七月四日）、《不可争辩的事实》（八月十七日）和《七月二十六日的经验》（八月二十日）等“短”短篇小说，他很强调这种“短”短篇小说的重要性。当时把这种“短”短篇小说叫作“墙头小说”，是德国文学中一种很发达的短小形式的文化活动。一九三〇年以后，“纳普”也把它作为一种活动形式，相当重视它。当时“普罗特”流动剧团[14]最大的特色也就是采取了短小形式的活动。 七月八日，作家同盟在上落合的事务所召开了第四届临时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了以文学小组为基础来改组同盟和加入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上遗留下来的干部改选，在十一日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决定如下： 委员长江口涣，书记长小林多喜二，中央委员宫本百合子、川口浩、贵司山治、立野信之、中野重治、壶井繁治、德永直、鹿地亘（以上为常任委员）、越中谷利一、秀岛武和田木繁[15]。 七月下旬，多喜二在杉并区马桥三丁目三七五番地租了一座房子，从小樽迎来了母亲，唤回了寄居在斋藤家里的弟弟三吾，三个人在一起生活。 这是一座小小的平房，共有八铺席、六铺席和三铺席三间屋子。从街面上稍稍缩进去一些，有些空地，房屋周围还有一些竹丛。是一座非常安静的郊外住宅。母亲立刻翻耕了空地，撒下了蔬菜的种子，种上了多喜二所喜爱的花草。 多喜二把八铺席的房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靠窗放着一张旧桌子，没有书架，把许多书籍和杂志沿着墙边排成一排。 多喜二的母亲上东京前十天左右，田口泷子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上东京来投靠田口。田口为了多少能增加一些收入，辞去了丸之内的饭馆的工作，到品川的鸡餐馆去工作。妹妹也上了银座的法国饭馆。她们在神田租了一间六铺席的屋子，一家七口人在这里生活。田口的母亲由于长年以来劳累过度，身体很坏。 多喜二时常到田口家去探望，可是田口每月只有一两次休息，每天要劳动到深夜，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 文化团体以作家同盟为中心，迅速地开始进行具体的改组工作。八月七日发行的第一期《纳普消息》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联盟的倡导》的呼吁书，十九日，参加“纳普”的五个团体的代表和战旗社、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工作者同盟的代表在一起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变成了组织文化联盟中央协议会的发起人会议，向各个文化团体发出了邀请信。 九月中旬，上述各团体加上反宗教斗争同盟、救援律师团、新兴教育研究所以及无产阶级节育同盟等团体的代表组成了文化联盟筹备会。 这时，藏原惟人用谷本清的署名在九、十月号的《纳普》上发表了《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藏原详细地分析了作家同盟一九三〇年后半年以来的方针和作品，同时批判了机械地反对“作品公式化”而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特别严厉地批判了部分写爱情问题的作品中突出表现出在革命的名义下无视人性的错误倾向。 这篇论文在主题的积极性、事物的正确认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阶级的分析和艺术的概括等问题上，统一地作了理论性的探讨；特别在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和认识现实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并以独自的方式克服了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的指导理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在艺术方法的问题上带来了极大的展望。 藏原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片冈铁兵的《爱情问题》、德永直的《既然是红色的恋爱》、江马修的《清子的体验》、贵司山治的《铁也似的爱情》、和立野信之的《四天之间》等一系列取材于爱情问题的作品；同时还相当详细地分析了《单身监房》，指出在过去的作品中多少也有所表现的、从生物学角度和社会角度出发的、对人的二元的看法，在多喜二的这篇作品中特别突出，并得出以下的结论： “也就是说，作者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工厂支部》及《组织者》等作品中虽然表现得还不完全、但已经有所表现的主题的积极性和观点的社会性。这些作品有种种的缺点，但它们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单身监房》有种种的优点，但它的方向基本上是错误的。它表示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堕入小资产阶级观点的第一步。” 另外，藏原还触及到村山知义的《处女地》以及多喜二的《工厂支部》和《组织者》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描写在当时革命运动中表现出错误的运动方针和组织方针时，全部加以肯定。他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是在错误的偏向已经在组织内部开始受到批判的时期写的；他说当整个运动陷入错误的时期，要批判地来写这些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作家必须要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保持密切的联系，以此来锻炼自己，不使自己停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成为对现实具有深刻理解的人。 藏原的这篇论文使多喜二深受感动，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篇论文未发表以前，他早就读到了送到《纳普》编辑部的原稿。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反复地阅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他在《〈静静的顿河〉的教训》（八月十一日）这篇杂感中，这样地写道： “我的《工厂支部》将要译成德文，最近两三天，我一边补写上其中被删节的部分，一边把它重读了一遍。结果实际上是把我的这部作品和《静静的顿河》作了一番比较。和《静静的顿河》比较起来，我首先感到的是《工厂支部》好像是最大公约数的作品。我发现几乎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没有写出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是写了现实的最大公约数。”[16] 随着作家同盟以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小组为基础的改组，以及组织各文化团体中央协议机关的具体实现，多喜二身为作家同盟的书记长，突然紧张繁忙起来。他经常是早晨离家，到夜间近十二点才回来。自从他到东京来生活，几乎从来没有穿过西服，整天穿着和服。他怀里总是揣着草稿本。 从八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三十一日，《都新闻》[17]上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新女性的性格》（后改名为《安子》）。大月源二受他的委托作了插图。这部作品以一九二九年代小樽劳工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两个贫农出身、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劳动妇女姐妹阶级觉醒的过程；姐姐朴实，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妹妹积极，但有点浮浅，作者企图通过不同妇女形象的描写从根本上来表现妇女的新品质。作品仅写了前篇就中断了。 在他写《新女性的性格》的同时，《纳普》十月号上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 刊载在北海道的同人杂志《短唱》一九三二年二月号上的《当创作〈转形期的人们〉之际》一文中，他谈到写这部长篇的意图说： “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所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应该起积极的作用。尽管有了这一条正确的根本的方针，但是批判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结果，又变成了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述，因而就不可能对这一任务起积极的作用。此其一。 “其次，过去的作品虽然描写了斗争激流中的先锋战士，但他们仅仅是一种类型化的人物，甚至只是抽象的无产阶级的人物，与此相反，像《单身监房》和《爱情问题》等作品，描写了活的人物，但它们又没有表现出具有阶级性的活的人物。 “另外，再看外国的作品，例如像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仅从这一个人物的身上就可以使人清楚地了解一个时代。因此，我们必须要写出能概括一个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提倡由艺术记录式的表现方法向艺术概括的方法发展。 “看看我的作品，代表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组织者》，表现日常生活琐事的有《单身监房》。清算这些作品的错误倾向、根据新阶段的指导精神而写的作品就是《转形期的人们》。在这部作品里，我一边批判上述的三种观点，一边打算写出一个时代。例如像在小樽地方，在工会、学联和工厂里，在总罢工等事件中，在山川主义没落以后，福本主义如何兴起又如何没落等等。总之我是想把它写成能概括时代、透视时代的作品。而且想描写出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工人农民实际劳动和生活的场面。”[18] 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侵略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底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它企图重新瓜分中国的殖民地来寻找摆脱危机的活路，并且准备对即将完成第一次五年计划的苏联发动进攻，是世界第二次大战在远东的导火点。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为反对世界性的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必须强调结成国际民主战线。 另一方面，从九月三日开始，文化联盟筹备会举行了六次会议，促进了联盟的成立。十月二十四日最后决定了名称、加盟团体、中央协议员和中央名誉协议员、机关刊物以及纲领章程等事项；于是由加入“纳普”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纳尔普”）、演剧同盟（“普罗特”）、美术家同盟（“雅普”）、电影同盟（“普罗基诺”）、音乐家同盟（PM）和摄影家同盟（“普罗佛特”）六个团体，加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普罗科”）、新兴教育研究所（“新教”）、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战无”）及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工作者同盟（“坡爱吴”）及无产者节育同盟（“普罗BC”），共十一个团体组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克普”）正式宣告成立。十一月底，无产阶级图书馆参加了联盟。 文化联盟的纲领提出了以下四项： 一、与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及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反动文化进行斗争。 二、对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任务进行系统的启蒙活动。 三、满足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的要求。 四、建立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无产阶级文化。 从各个团体选出了宫本百合子、壶井繁治、中野重治、川口浩、大月源二、村山知义、小野宫吉、土方与志、贵司山治、武藤丸楠、永田广志[19]、山下德治、寺岛一夫、风早八十二[20]、小川信一等二十七人组成了中央协议会。下设书记局、妇女、少年、青年和农民各协议会以及编辑局、出版所和资料部。选出了高尔基、克鲁普斯卡娅、布布诺夫[21]、雅洛斯拉维斯基[22]、缪贞堡[23]、维多佛凯尔[24]、迈克尔·高尔德、巴比塞、片山潜及鲁迅为中央名誉协议员。 随着文化联盟组织工作的进展，各加盟团体以业余文化小组为基础进行了改组，各自订出了具体的方针，发行机关杂志和以业余小组为对象的报纸。从这一年的秋天起，发行了《演剧新闻》（九月二十日）、《文学新闻》（十月十日）《电影俱乐部》（十月十五日）及《美术新闻》（十二月五日）等报刊。 十一月十二日，“纳普”宣布解散，机关杂志《纳普》出版了十一月号后停刊；十二月，战旗社也归并于文化联盟；《战旗》、《少年战旗》和《妇女战旗》由文化联盟发行的《大众之友》、《小同志》和《劳动妇女》接办。《战旗》自从一九三一年九月改组后，由于接二连三的镇压，发行部数大量减少，发行工作很为困难。 十一月二十七日，文化联盟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文化》创刊。 在十月七日的文化联盟筹备会上，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及壶井繁治等人一起由作家同盟推荐，被选为文化联盟的中央协议员。但是由于他担任作家同盟书记长的职务，需要专心从事同盟的工作，在十日召开的文化联盟常任中央委员会上决定改由川口浩担任中央协议员。在这次委员会上他被选为预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创刊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文学》的编辑委员。当时他已经加入了地下的共产党，并参加作家同盟的党组工作。从这时开始，各个团体都建立了党组。党组的成员是开展各项活动的核心。日本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化政策，这在日本革命运动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十一月初，多喜二在连载完《新女性的性格》之后不久，去奈良拜访了志贺直哉。 多喜二在成为无产阶级作家而活跃之后，对自己习作时期所景仰的志贺直哉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和亲切的感情，曾寄去自己的作品，请志贺指正，但亲自去访问，这还是第一次。这次访问离他在小樽高商求学期间开始与志贺通信，已经相隔十年。后来志贺直哉谈到多喜二那天来访的情况说： “他很安闲地谈着话走了。因为他什么嗜好也没有，既不会下棋，也不会打麻将。只好一起去菖蒲池游艺园去游玩。那次我是带着孩子去的。······小林君靠在木栅上，高高兴兴地一会儿和孩子逗乐，一会儿跟我搭话，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当时曾谈起他遭罪的事（指受拷打），我跟他开玩笑说，我的孩子现在还不懂这些话的意思，等我的男孩子长大了，可不能随便让小林君到我们家来了，他抚摸着孩子的头，也开玩笑说，你孩子长大了，我还要来得更勤，把您们家搅乱。他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也只是默默地听我说话，一句话未反驳，也未说他的主张，大体上是肯定了我的谈话。我也明白他的肯定也只是站在我的立场上的肯定。从这一点上我也感到他的人品好。我感到他为人诚实，使我改变了自己过去对无产阶级作家所抱的成见。” 文化联盟成立以后，作家同盟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有地方支部代表参加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他和立野信之在这次委员会上被选为文艺协议会的协议员。文艺协议会是“纳普”解散后，作为各文艺团体联络协议的机关而设立的。 在这一时期，各地方支部也开始建立；为了发展农民文学和组织革命的农民作家，设立了农民文学委员会，出版了《农民之旗》；另外还建立了培养劳动妇女的文学组织——妇女委员会。 在文学艺术的理论方面，也准备从国内外革命运动新阶段的观点及国际思想战线上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藏原惟人用古川庄一郎的署名，在《纳普》十一月号上发表《为文艺理论中的列宁主义而斗争》一文，提出了政治与文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形式与内容、文艺的价值及文艺史的方法等新问题，倡议有必要讨论过去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影响的文艺理论。从十月起，几乎每天都连续地开会。多喜二在会议的间隙或等人的那样短暂的时间内，也要在草稿本上写作；不管在多么繁忙的日子，也要写两页四百字的稿纸。 他一面在报纸上连载《新女性的性格》，继续写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同时还写了短篇小说《母亲们》（十月十一日）、“短”短篇小说《伤痕》（十一月十四日）和《爸爸回来》以及《走向无产阶级文学新阶段的道路》等评论和杂感，坚持不懈地从事精力旺盛的创作活动。《母亲们》写革命家与亲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与“短”短篇小说《信》都是这一时间值得注目的作品。 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的机关杂志《世界革命文学》的俄文版，于这一年的十月号上节译了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是由英译本转译的。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英、德、法文版都作了译载。 另外这部小说还由德国的摩普尔出版社列为《红色丛书》之一出版，但被德国政府禁止发售。这个译本是由当时在柏林的国崎定洞[25]在德国人的帮助下翻译的。 注释： [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24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神吉洋士（1907—1932），生于福冈县。福冈高等学校毕业，192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科学习。因肺病住院，免遭1930年7月的逮捕，从医院逃出后，献身于共产党的再建工作。1931年1月被捕入狱，因病重，于1932年3月停止服刑，出狱后于8月逝世。——作者原注 [3]小椋广胜（生于1902年），评论家、大学教授。 [4]生江健次（1907—1945），担任过左翼剧场的常务委员。 [5]松田解子（生于1905年），女作家、诗人。 [6]堀田升一（生于1903年），小说作家。 [7]哈尔科夫市当时是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世界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曾在这里召开。 [8]监视会场的警察禁止发言人讲话。 [9]细田源吉（1891—1974），小说家。 [10]细田民树（1892—1972），小说家。 [11]小岛勖（1900—1933），作家。 [12]间富茂辅（1899—1975），小说家。 [13]伊藤贞助（1902—1947），剧作家。 [14]据1932年2月号《普罗特》所载年《普罗特现况》一文：1930年4月，左翼剧场的流动剧场进一步发展，创立东京无产阶级演剧团。男团员十七名、女团员三名。1931年11月和12月期间共演出二十六次（平均每周三次）。其中小型公演五次，在室外集会（郊游）上演出三次，在室内集会（包括为罢工团演出二次）上演出十八次。主要节目有：《红色的理发师》、《我的孩子》、《无产阶级审判》、《保卫苏维埃！》。——作者原注 [15]田木繁（生于1907年），诗人、德国文学研究者。 [16]见《小林多第喜二全集》第8卷，第200—201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7]《都新闻》系《东京新闻》的前身。1942年10月和《国民新闻》合并。——作者原注。 [1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9]永田广志（1904—1947），哲学家。 [20]风早八十二（生于1899年），社会活动家。 [21]布布诺夫（1883—1940），苏联作家。 [22]雅洛斯拉维斯基（1878—1943），苏联政治理论家。 [23]缪贞堡（生于1889年），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 [24]维多佛凯尔（生于1896年），美国籍的德国经济地理学家。 [25]国崎定洞（1894—1937），出生于熊本县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副教授，1925年为研究社会卫生学赴德国留学，为直属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在德日本共产党员组织的负责人，德共党员。1932年赴苏联，37年被捕去世。曾译《蟹工船》，但未出版。曾用和田哲二的署名，由希望阁出版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译本（见川上武、上林茂畅编著《国崎定洞》，劲草书房出版）。——作者原注
十、到东京去，以及狱中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十、到东京去，以及狱中生活 一九三〇年三月底，多喜二由小樽来到了东京。他暂时住在中野区上町斋藤次郎处，等待着田口来京。 他一直期待能再一次见到藏原惟人，但藏原已从前一年十二月转入半地下生活，因而未能见面。藏原在“纳普”所属各团体将于四月召开年度大会的前夕，用佐藤耕一的署名，在四月号《战旗》上发表了论文《纳普”艺术家的新任务》，根据“应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明确区分的共产主义观点”，提出要发展共产主义文艺，认为“要把我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前所面临的课题当作自己的文艺活动的课题。” 四月四日，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在筑地小剧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多喜二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词。大会的贺词和贺电是在中午三十分钟的休会之后宣读的。佐佐木孝丸担任大会主席，场内坐满了代表和旁听者。会议记录记载多喜二的发言如下： “主席：现在请小樽《战旗》分局代表，我们优秀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先生致贺词。（鼓掌） “小林多喜二先生：戏剧运动和半殖民地的北海道恐怕是毫无关系的。过去在‘普罗艺’时代，无产阶级剧场曾经一度来过北海道，但半途中由于官方的阻碍，不得不从青森退回去。北海道是一个半殖民地地区，它处于和我们的戏剧运动完全隔绝的状态。当然，面对这样的状态，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普罗特’的指导下，也要在北海道建立一个剧团。在这方面，还希望‘普罗特’能对北海道给予积极的指导。其次，在这一戏剧运动中，假定那些堕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拥有一个剧团的话，那么我们的‘普罗特’必须要在哪些方面同这个剧团有所区别呢？（鼓掌）我觉得‘普罗特’好像还没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区别。我们无产阶级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地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作为首脑的指导部。我相信在这一指导部指导下的‘普罗特’，在戏剧的形态和形式上，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决不相同的。（同意！鼓掌）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在这里具体地多谈，而且也谈不好。不过，在这个大会上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是希望我们艺术家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而必须要和我们无产阶级指导部的活动循着同一条路线前进。（鼓掌）” 两天以后的四月六日，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在东京本乡三丁目的佛教会馆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了把文学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贯彻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学及机会主义的文学作斗争、建立创作活动中的无产阶级原则、把日常生活置于无产阶级的环境之中以及组织同人杂志联盟和工农通讯员等作为运动的方针。 田口泷子于四月十日前后来到了东京。多喜二在上町斋藤住处的附近租了房子，和田口一起生活。田口准备由五月一日起入代代木的整容学院。这是一个专门学习西式理发的学校。学习期间是普通科三个月，研究科一个月。 从四月二十日开始，东京市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进入大罢工。多喜二到市内各处去看了罢工情况。这是他到东京后所见到的第一次罢工。 二十一日，在吉祥寺的江口涣的家中举行了欢迎多喜二的集会。这是一次亲切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作家同盟的同志，共约四十人。 在多喜二从小樽迁居东京的一九三〇年，已经开始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前一年年底开始的世界危机波及到日本，同一九二七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 危机的牺牲都转嫁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失业人数大增，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竟达三百万人。据说“东海道五十三站”旧官道上，到处是走回故乡的农村去的失业人群。 这次危机和农业危机交错在一起，生丝的暴跌成为对农民的巨大打击，米价不断地暴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增大，使得农民更加贫困化。一九三一年又遭到了大歉收，尤其是东北和北海道地方遭受冻灾的地区，情况极其悲惨。 但另一方面，垄断资本通过这次严重的危机，把主要的产业组成了康采恩和托拉斯，越发加强其控制力量。这同时也意味着走上了经济军事化的道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工人为首的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激化起来。罢工事件打破了过去的最高纪录。佃农斗争也增多了，带来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朝鲜和台湾的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四·一六事件”以后，对革命运动施加的镇压日益加剧。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者，一九二九年为四九四二人，年增到六一九三一二四人。另一方面，颓废和享乐的风气开始在城市中泛滥。 共产党和“全协”遭到数次大搜捕，被迫深深地转入地下，陷入了极左的冒险主义，甚至号召武装暴动和整个产业举行总罢工等，一九三〇年的第十一届“五一”劳动节，在鹤见等地发生了少数以竹枪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冲进庆祝“五一”劳动节会场的事件。这个时期日本的革命运动孕育着危机。 “五一”劳动节以后不久，革命运动内部曾对这种暴动主义进行过批判。但由于潜入组织内部的特务破坏，共产党中央于七月遭受破坏，八月里“全协”又遭到大破坏，一时曾陷于覆灭的状态。 一九二九年二月，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作为改组后的“纳普”的一个加盟团体进行了整顿，成为推进合法的文化运动的中心势力，它一方面从当时革命运动的情况出发，承担了较重的政治任务，同时和“文战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思潮处于尖锐对立的境地。通过藏原惟人、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川口浩、小宫山明敏[1]和胜本清一郎等人的理论活动以及小林多喜二、德永直、江口涣、中野重治、藤森成吉、壶井繁治、立野信之、桥本英吉[2]、佐多稻子和村山知义等人的创作，不仅确立了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在日本的文坛上也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开始出现了所谓转变作家和同路人作家。 当时在白桦派及所谓新现实主义的作家当中，已产生了停滞和分化的现象。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和菊池宽的转入通俗文学，说明了日本的文坛文学已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曲折的时期。从一九二四年前后开始，横光利一[3]、中川与一[4]和川端康成等人怀着反抗现有文坛的情绪，组成了新感觉派[5]集团。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村武罗夫[6]、久野丰彦[7]、龙胆寺雄[8]、冈田三郎[9]、浅原六朗[10]、加藤武雄[11]等人结成“十三人俱乐部”。第二年四月，以他们为中心，组织了舟桥圣一[12]、小林秀雄[13]、今日出海[14]、堀辰雄[15]、井伏鳟二[16]等三十二名作家和评论家，成立了“新兴艺术派俱乐部”，在《新潮》编辑中村武罗夫的支持下，依据《近代生活》、《文学时代》等杂志，提倡现代主义，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立。 “纳普”的机关杂志《战旗》，自一九二九年四月起采取群众杂志的方向，五月增加了附录《少年战旗》，九月增辟了妇女栏，十月独立发行《少年战旗》。九月前后，以壶井繁治和山田清三郎等人为中心创设了战旗社，作为“纳普”的出版部，除了发行《战旗》杂志以外，还着手出版《日本无产阶级诗集》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丛书。《战旗》在一九二九年发行的十二期当中就有六期被禁止发售。尽管遭到这样的压迫，由于在全国各年地建立了独立的分局散发网，所以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发行部数竟达二万二千部，受到工农群众的极大的支持，工农读者的比率占百分之六十六。分局散发网的任务是保护杂志不被禁止发售和没收，这一工作主要由宫木喜久雄[17]等人担任。 一九三〇年以后，统治阶级进一步加强了对《战旗》的压迫，每一期都遭到禁止发售。 战旗社为保卫《战旗》，号召开展募捐三千圆基金的运动，进而计划在东京及关西地方举办保卫《战旗》讲演会，派遣了江口涣、小林多喜二、中野重治、片冈铁兵、贵司山治[18]及大宅壮一等人到关西地方去。 五月十七日，由京都战旗分局和“纳普”地区协议会在京都三条的青年会馆主办了第一次讲演会。按照预定的时间于六点钟开会时，会场已挤满了八百名听众。官方的镇压非常严厉，十二名讲演人当中有九人中途被禁止讲演。 十八日，小林多喜二等一行人参拜了宇治的山本宣治[19]的坟墓；当天的傍晚参加了在大阪内本町实业会馆举行的讲演会。某一通讯员在《战旗》上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说： “小林多喜二君揭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本质和大山派的叛变行为，淋漓痛快。中野君的讲演也很好。单口相声《堕落干部日记的研究》极有风趣地暴露了他们的本质。大会盛况空前，七点半以前，听众早已拥塞在场外，因场内早已满员，迟到的人们被拒绝入内。” 在大阪演讲之后，他们又在二十日转赴三重的山田市参加有乐座举行的讲演会。二十一日出席了松坂市公会堂的讲演会。这时江口涣和中野重治要回东京，多喜二与他们分别后，和贵司山治等人在二十二日返回到大阪。当天片冈铁兵突然被捕，第二天——二十三日，多喜二也被捕，被拘禁于大阪岛之内警察署。 在东京方面，有乐町一丁目石川大厦的战旗社在五月二十日遭到彻底的抄查。据壶井繁治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抄查是在警视厅的指挥下，以前所未有的极其周密的部署进行的。不仅是当天到办事处来上班的编辑局和事务局的全体成员，连在这里出入的其他有关团体的人们，甚至连广告代办社的店员和印刷厂的学徒，也为暗中埋伏的日比谷警察署警察不分皂白地全部加以逮捕，被捕者恐怕要达一百人以上。”同一天被捕的还有村山知义和美术家同盟的永田一修；二十三日从关西旅行讲演回东京的中野重治，也在田端车站被埋伏那儿的特高警察所逮捕。这就是逮捕给共产党提供活动经费的学者和作家的所谓“五月二十日事件”的开始。 被拘禁在大阪岛之内警察署的多喜二，“在署内受到了严刑拷打。警察用竹刀殴打我，使柔道把我摔倒，一连好几天掉头发。还使用了什么科学的审讯法，一审就折腾上三十分钟之久。最后送往检察局。”（多喜二六月九日给斋藤次郎的信[20]）六月七日，被拘禁了十六日才释放出来。多喜二对待审讯，始终是顽强地抱着否认一切的态度。 释放后四五天，他回到了东京，暂时寄居在杉并区成宗的立野信之家里。田口泷子在他赴关西旅行讲演的时候，住进了代代木整容学院的宿舍。 以后不久，他和立野信之于六月二十四日早晨在成宗的立野家里，再度被警视厅的特高警察中川成夫等逮捕。多喜二当天由杉并警察署转移到巢鸭警察署，在巢鸭署拘禁了二十九天之后，又转移到坂本警察署。最后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起诉。八月二十一日关进丰多摩监狱。在坂本警察署他和中野重治同住一个监房。 在这期间，因《蟹工船》问题，他和《战旗》的名义发行人山田清三郎被补充起诉，说是犯了对天皇“不敬罪”。 东京区裁判所检察局在七月十九日的起诉书中，列举了下述的起诉理由： “第一、被告人清三郎于麹町区三番町二十八番地开设事务所，在战旗社营业的名义下，经营出版业，并以该社作为发行所，亲自担任发行人兼编辑和印刷者，根据新闻法，发行月刊杂志《战旗》。 “（一）上述《战旗》杂志于昭和四年[21]五月一日发行之五月号及同年六月一日发行之六月号上，刊载小林多喜二题为《蟹工船》之著作。其内容有：‘浅川浅川，是蟹工船的浅，还是浅的蟹工船？’‘××××（天皇陛下）高高在云端，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这浅，就不那么简单了。’[22]云云（该杂志五月号第一百五十页）。又：每年，照例在渔期快要终了的时候，就特制‘××××’（进贡天皇）的蟹肉罐头。可是很‘不恭’地，特制的时候，从来不特地斋戒沐浴，平时渔工们都认为监督这样干是很不敬的。——可是，这一次却没有这种想法了。‘是榨取咱们的×（血）和×（汗）做的，哼，吃起来大概特别鲜吧。吃了可不要肚子痛呀。’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情绪做的。‘放点石头进去！管它的！’[23]云云（刊载六月号第一百五十六页）。由于被告连载上述充满冒渎天皇尊严辞句之小说，于联盟社印刷所印成杂志各数千部，并加以发行，因而构成对天皇不敬之行为。 “（二）被告计划将上述之小说作为单行本出版，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左右，将以上留有空铅部分，填以原来的字句，题名为《蟹工船》，于上述之印刷厂印成书籍约一千五百部，印成之后，又由上述之事务所发行出售，从而构成对天皇不敬之行为。 “第二，被告小林多喜二从事所谓无产阶级文学之著述，昭和四年一月至三月期间于北海道小樽市家中，写作上述含有冒渎天皇尊严辞句之小说《蟹工船》，并将其原稿寄交战旗社，令其出版，已如上述。从而构成对天皇不敬之行为。并在上述《战旗》杂志之载文中署名。” 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因和共产党有经济关系而被捕的文化方面人士共三十六人。学者当中的平野义太郎[24]、山田盛太郎[25]、小林良正[26]、三木清[27]、井汲卓一[28]及大河内信威等人被起诉，“纳普”的中野重治、片冈铁兵、村山知义、永田一修、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等人，稍后有壶井繁治及山田清三郎等十二人被起诉。藏原惟人已经转入地下生活，这次未遭逮捕。他和绀野与次郎等人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国际红色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于六月三十日秘密离开日本赴苏联。藏原的主要任务是住在苏联，留在国际红色工会工作。 国际红色工会代表大会于八月十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监禁多喜二的丰多摩刑务所的单身监房是在“南房”的二楼。这是一座T字形的红砖建筑物。 在监狱里，代替多喜二的姓名的番号是“六十三号”。 镶有铁格子的又高又小的窗户上，安着一个可以旋转的毛玻璃窗。窗子很高，起脚尖也够不着。从玻璃窗和厚厚的红砖墙的缝隙间，可以看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狭小的天空。 房子里是木板地，有二铺席宽，铺着一张没有镶布边的席子。 房子里的用品有以下这些：“笤帚。撢子。硬纸板做的簸箕。痰盂。抹布。有盖饭碗二只。碟子一只。饭桶一个。筷子一副。——这些东西都装在食器匣里。再有擦桌子布一块，茶壶、茶杯各一。黑漆马桶。洗脸盆。清水桶。脏水桶。水舀子一个。没镶布边儿的草席子一张。玩艺儿似的小蛟帐一个。”（《单身监房》）[29] 离监房不远有一座钟楼。这里可以听到石匠凿石头的低沉的回音；有时还可以听到由中野电讯队传来的机关枪的枪声，但传到这里，已变成好像打网球似的微弱而柔和的回声。 他在出狱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单身监房》中，这样地描写他未判决前的一天的生活： “我们早晨六点半起床。不过春夏秋冬这个时间稍有变更。起床后马上收拾铺盖，叠毡子，刷牙洗脸。‘查监’的人在这时候就过来了。他们是三个人组成一队，走在前头的狱卒锵啷锵啷地打开门，跟在后面的部长就把头伸到单身监房里，一面对证着检查簿，一面喊着： “‘六十三号！’ “殿后的狱卒又锵啷锵啷地把门锁上。 “到了七点半，杂役打那头喊：‘准备吃饭！’于是你就得把饭桶和两个饭碗摆在食器匣的盖上，一手拿着茶壶，站在门口等着。饭车会顺着走廊推过来的。等小门打开，你就把手里的东西递出去。把那装在嵌着号码的圆模子里的饭倒在饭桶里，大酱汤限喝两碗，装到饭碗里，然后再往你壶里给灌点开水。大酱汤的表面，常常漂着一块儿煮进去、已经死了的蛆似的白虫子。 “八点钟是‘倒水’和‘给水’的时间。要点干净水，把脏水叫他们给倒掉；把马桶送到廊子里叫他们打扫。（这事一天两次，下午还有一次。） “这一系列的程序搞完，下面就是自由时间了。你可以面对小而硬的桌子看点书；墙上还贴着‘广播体操’的图解，你可以作体操。 “单身监房的左上方，有一个简单的设备：把那露在外面的木头往里一按，就咔嗒一声冲外边廊子跳出去一个写有单身监房号码的扇形‘标示器’。狱卒看见了它，就走过来隔着门上的小窗问：‘什么事？’ “过了晌午，值班的狱卒就各房间转来问‘明天的愿望’。 “那么你就可以告诉他你的要求： “软糖一盒。苹果一角钱。 “向家里要的书开个申请单子。 “信纸邮简两张。 “向家里要的衣服。 “运动每天一回，二十分钟。一星期洗两回澡，一星期理一回发。诊察身体隔日一次。——由于每隔一天就给我们诊察一次，有时候就使我们产生一种阔气的感觉，仿佛我们有个‘侍医’似的。不过要是论到这个‘侍医’的医道多么不高明，自然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晚上八点钟上床睡觉，可以足足睡十一个钟头。”[30] 和外界的通信，要根据内容决定许可还是不许可。但送去检阅，一来一回就得四十多天，非常不便。斋藤次郎亲切地照顾他，他在狱外的一切事情都委托了斋藤。村山筹子[31]、中野铃子[32]和原泉子[33]等人负责给他向狱中送东西。 八月二日是多喜二的父亲去世七周年，他原来打算回小樽一次，并且通知了他的母亲，但他母亲并不知道他已经被捕入狱，还买了一个大西瓜，望眼欲穿地等了他好几天。 九月下旬，弟弟三吾由小樽来到东京，把母亲让他带来的一床厚被子给多喜二送进监狱。多喜二拜托原泉子和关鉴子[34]，希望她们给弟弟三吾找一个适当的教师学习小提琴。不久之后，三吾经关鉴子介绍，开始跟桥本国彦[35]学习。 田口泷子在九月底从整容学院毕业，但她所依靠的多喜二突然被捕，情况不明，使得她手足无措。多喜二从狱中寄来的书信，她也不知道是回复好还是不回复好。 多喜二曾经委托斋藤次郎，让田口有事和斋藤商量。 田口第一次来看他是在十月中旬以后，已经是深秋的时候。他在十月三十一日给田口的信中，写到会见那天的情况： “你来看我，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而且看到你气色很好，更使我喜欢不尽。我想到这是一副充分吸收到阳光的幸福的脸庞。而我们这里的人虽然都希望能像向日葵那样追随着阳光转动我们的面孔，可是办不到，结果就像小泷所说的那样，脸色变得‘苍白’了。能看到在这明朗、清澈的秋天的阳光下走来的人，这对我来说，是无比的愉快和幸福。…… “上次我不耐烦地，唠唠叨叨地给你写了不少，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因为小泷在各个方面还处于和我们的工作隔离的境界，还不太懂得这些，因而一旦有了像这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我想从小泷的过去，小泷现在的职业来看，这也是难怪的。但是，总是这样下去，还是不成的。我有很多好朋友，所以丝毫也不用发愁，不过假定一旦要你‘往监狱里送书’，你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如果你能够选择书，能够把它送进来，那你就算是十分够格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比喻，总之，像报纸、杂志之类，你一定要读。另外，我在这里看完后送出去的书籍当中，如果有有意思的（像《双城记》之类），我想你也可以读。”[36] 田口从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里当助手，每月有三圆的津贴。多喜二原来打算先开一个小店，逐渐地打好基础。可是，现在是一无办法，他身在狱中，还不得不经常考虑到小樽的母亲和妹妹以及来到东京的弟弟的生活。 一九二八年秋，多喜二曾经把《到东俱知安去》一稿投寄给文艺春秋社的《创作月刊》，但是一直没有下落。这时，由斋藤次郎将该稿从草稿本上誊写下来，经作家同盟的江口涣和西泽隆二等人的介绍，发表在十二月号的《改造》上。改造社还预定出版短篇小说集《到东俱知安去》的单行本，作为新锐文学丛书之一；另外改造社出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的《无产阶级文学集》中，还决定收入他的《蟹工船》和《在外地主》。这样一来，他的经济困难才算暂时有了解决的希望。 他还经常地劝导田口，说她已经掌握了技术，生活就有了依靠，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焦急，与其在东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不如回到小樽若竹町他母亲那儿，暂时和母亲一起生活。 多喜二的母亲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不会读书写字。但多喜二入狱以后不久，她开始专心地学习起字母，不时还用铅笔在习字纸上写信寄给多喜二。 也许是由于和外界隔绝的缘故，每当他见到时常来探监的斋藤和弟弟等人，那以后两三天内，总是感到精神亢奋，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 从十月中旬起，他每天早晨提前三十分钟起床，用冷水摩擦全身，光着身子打扫房间，然后做体操。甚至到了水桶里结上一层薄冰的冬天，他每天早晨还是坚持这样做。 送进监狱里来的书籍，在内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里他头一次读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 “我在这里知道了一些新的作家，如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现在正在读巴尔扎克。这对我来说，简直等于在自己的面前横列着复杂的高次方程式，使我感到必须要一个一个地、真正脚踏实地地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十月十二日给村山筹子的信）[37] “我在这里读了很多书。这些书，在外面的时候因为工作忙，差不多都没有读过，可是正因为如此，又非读它不可。我感到这在两个方面对我有极大的好处：第一，我从这许多书籍中，发现到我们的作品不管装出多么傲慢的面孔、摆着多么威严的架势，（不但算不上是小说）充其量不过是小学生的作文而已。第二，由于我们在‘无意之中’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总是沿着这条狭隘的路线来选择我们要读的书。但是，来这里以后，因为有许多人给我向狱中送书，使我读到了‘出于意料之外的书’，在这些书当中，我发现有许多是我必须马上要了解的作品。 “在这里，我知道了狄更斯。读了他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艰难时世》以及《圣诞讴歌》等作品。而这位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作家，今后一定会在我的艺术上留下巨大的痕迹。据说阿丽丝·梅内尔女士说过狄更斯具有五十个人的眼睛。诚然，这位作者确实很自如地写出了很多人物，他使我懂得了在我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都没有写出一个人物。（正确地说，是未能够写出人物）。”（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给莳田荣一的信）[38] 他还给当时住在奈良的志贺直哉写了下面的信。他要不是五月下旬在大阪被捕的话，原来预定要去奈良拜访从未见过面的志贺直哉的。 “我以前写过五、六篇作品。我想您大概都没有看过。这些作品，当时我虽然都是全力以赴地写成的，但我认为它们还只是一些粗糙的、陈旧的、浅薄的作品。来到这里，有了许多独自思考的时间，我越发清楚地感到了这点。而且，我忽然发觉自己也许是有一只脚跨上了半职业作家的惰性。这是可怕的事情。我现在甚至觉得这次事件是偶然地给我及时打住的机会。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高兴的。”（十二月十三日）[39] 十二月一日，在北海道，主要针对“全协”的组织进行了大逮捕。小樽的伊藤信二、寺田行雄及因藤庄助等八人被起诉。曾因“四·一六事件”而被捕、保释出狱的岛田正策又被逮捕。他们都是多喜二的亲密朋友，曾经共同组织过研究会，在一起工作过。 田口泷子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继父突然去世的消息而回到小樽。田口的母亲改嫁后，又有了三个幼小的孩子。妹妹美津子在小樽的中央饭店工作。由于继父去世，母亲和四个幼小弟妹的生活担子一下子落到田口肩上。 丰多摩刑务所单身监房的厚实的墙壁，是用粗劣的混凝土造成的。在寒冷的夜晚，墙壁常常突然发生噼噼啪啪的声音而裂开了缝隙。这是因为含有湿气的混凝土在晴天的夜晚容易冻裂。这种声音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纳普”因它的领导人在五月二十日事件中被捕，一时受到很大的打击。镇压“纳普”的消息传到海外，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40]书记局、迈克尔·高尔德[41]、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的鲁德威希·雷恩[42]、中国的萧三以及英国的哈洛尔德·海洛斯洛普[43]等人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抗议的函电。 一九三〇年九月，战旗社从“纳普”中独立出来。《战旗》在“纳普”的五个加盟团体以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产业劳动调查所和农民斗争社等单位的支持下，作为群众性的杂志发行。同月“纳普”协议会创办机关刊物《纳普》。但统治阶级对出版的镇压更加厉害了。《战旗》在这一年最高发行部数为二万六千册，可是除四月号之外，其他各号都遭到了禁止发售的阻挠。 但是，一九二八年十月，以“纳普”的人们为中心，创立了国际文化研究所，接着又广泛地团结进步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以一九二九年十月创立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机关刊物《无产阶级科学》）为中心，于一九三〇年七月成立无产阶级世界语协会，八月成立新兴教育研究所（机关刊物《新兴教育》），日本的文艺运动逐渐开始发展成为包括科学部门在内的文化运动。 东京左翼剧场于十月四日至十六日在市村座举行第十七次公演，上演了多喜二的《在外地主》（四幕十一场）。编剧是小野宫吉[44]和藤田满雄[45]，导演是佐佐木孝丸。佐佐木孝丸、原泉子、中村荣二[46]及藤田满雄都参加了演出。 左翼剧场是剧场同盟的主要剧团。在这一年，它通过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二月）、村山知义的《全线》（《暴力团记》的改编，五月）等剧的公演，在戏剧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受到了审查制度的严重迫害。《在外地主》上演时，禁止剧中有喊声、歌声和群众行动；审查剧本时删节去一百二十二个地方，达三千五百六十四字；彩排以后，又删去四个地方，六十八字；甚至在首场演出之后，还强制删去十八个地方，共六百十六字。 这一年的六月，十六国代表于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工人戏剧同盟第一届国际会议（成立大会）。当时在柏林的千田是也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同年十一月，来自二十二个国家的约五十名作家、评论家齐集于哈尔科夫，召开了国际革命文学局第二届扩大会议。当时在柏林的藤森成吉及胜本清一郎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第二届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另外还讨论了农民文学与民族文学的问题，将文学运动的基础置于工人之中的问题，以及工农通讯员、培养新干部和同路人作家等问题。并通过了四项国际性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白色恐怖及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拥护苏联，与社会法西斯作斗争。另外还召开了苏联、德、英及法各国的文学委员会，同时也召开了日本文学委员会，根据关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决议。由于欧洲各国过去不太了解日本的文学运动，所以这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注意。日本的文学运动和德国的文学运动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日本文学委员会在其决议中，对《工厂支部》作了下述的评价： “小林多喜二的中篇小说《工厂支部》的内容描写了这样的整个经过：处于困难状况中的日本共产党正在开展地下工是在这一作；被称为‘优秀工厂’的某制罐工厂工作中被视为最困难的对象；在该工厂实行产业合理化的过程中，党巧妙地抓住了机会，终于扎下了地下工厂支部的根子，不久就动员了全厂的从业人员，建立了公开的工厂代表会议及其他组织。这部作品可以说完全是在革命的意图和正确的阶级观点的指导下写作的。” 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一九二七年以来为联系世界革命作家团体而设立的革命文学国际局（机关杂志《外国文学通报》），发展为国际革命作家同盟，并决定将机关报《世界革命文学》（后改称《国际文学》）用英、俄、法、德四国语言发行，文学运动的国际联系与团结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一年，德国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计划要介绍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着手翻译《没有太阳的街》、《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蟹工船》等作品。 另外，宫本百合子在写完长篇小说《伸子》之后，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起，就和汤浅芳子[47]一起居留苏联。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宫本百合子（当时姓中条）回到日本。回国后不久，即于十二月中旬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注释： [1]小宫山明敏（1903—1931），文艺评论家。 [2]桥本英吉（生于1898年），工人作家。 [3]横光利一（1898—1947），现代派作家。 [4]中川与一（生于1897年），小说家。 [5]新感觉派，日本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之一。 [6]中村武罗夫（1886—1949），作家。 [7]久野丰彦（1896—1971），小说家、评论家。 [8]龙胆寺雄（生于1901年），小说家。 [9]冈田三郎（1890—1954），小说家。 [10]浅原六朗（生于1895年），小说家。 [11]加藤武雄（1888—1956），小说家。 [12]舟桥圣一（1904—1976），小说家。 [13]小林秀雄（生于1902年），文艺评论家。 [14]今日出海（生于1903年），小说家、评论家。 [15]堀辰雄（1904—1953），小说家。 [16]井伏鳟二（生于1898年），小说家。 [17]宫木喜久雄（生于1905年），诗人。 [18]贵司山治（1899—1973），小说家。 [19]山本宣治（1889—1929），日本共产党员政治活动家，被法西斯分子所暗杀。 [2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9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1929年。 [22]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1卷，第130页，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23]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1卷，第195—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24]平野义太郎（生于1897年），法学家。 [25]山田盛太郎（生于1897年），经济学家。 [26]小林良正（生于1898年），经济学家。 [27]三木清（1897—1945），哲学家。 [28]井汲卓一（生于1901年），经济学家。 [29]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127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30]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129—131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31]村山筹子（1903—1939），戏剧家村山知义的妻子。 [32]中野铃子（1906—1957），中野重治的妹妹。 [33]原泉子（生于1905年），话剧演员，中野重治的妻子。 [34]关鉴子（1899—1973），歌唱家。 [35]桥本国彦（1904—1949），提琴家、作曲家。 [3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138—139页，1954年3月，日本青年木文库版。 [37]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130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09—210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183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40]约翰·里德俱乐部，美国革命作家组织。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作家，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1]迈克尔·高尔德（生于1894年），美国作家。 [42]鲁德威希·雷恩（生于1889年），德国作家。 [43]哈洛尔德·海洛斯洛普，美国诗人。 [44]小野宫吉，戏剧家，关鉴子的爱人，1936年因受日本反动派迫害，死于狱中。 [45]藤田满雄，戏剧家，已故. [46]中村荣二（生于1907年），演员。 [47]汤浅芳子（生于1896年），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者，宫本百合子的朋友。
九、《在外地主》、《工厂支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九、《在外地主》、《工厂支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小樽的朋友们在小樽花园町丸文书店前的面馆里聚会，纪念多喜二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发表。从此以后，警察对多喜二的监视突然严厉起来。 特高警察开始经常到若竹町多喜二的家里来巡视，每来一次，总要带来一个新的特务。从东京来的信件也经常被拆开了封口；有时还到银行去暗中监视他。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山郁夫等人在东京的本所公会堂召开了新劳农党成立大会，但第三天就被禁止了，改组为争取政治自由劳农同盟。在这一时期，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以外的左翼政党会带来战线的分裂，已明确地表示反对组成新的政党。 二十五日，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简称“全协”）成立。它是被解散的评议会的后身，参加的工会有九十七个，会员约一万人左右。其力量仅为评议会解散时的四分之一，而且被迫处于半地下的状态。但它是作为革命的国际工会组织“国际红色工会”的日本支部而创立的。 在北海道方面，“全协”北海道筹备会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组成。函馆、小樽、札幌和旭川的工会都参加进来。办公室设在小樽的工会内。 小樽的工会早已形成一股小小的势力，除了在码头工人、自由劳动者之间建立组织外，还在北海制罐工厂、小樽新闻社、基水道印刷厂、三马橡胶厂以及清水印刷厂等处拥有少数会员，并建立了组织。 一九二九年以后，多喜二等人的研究会新参加进来了友永末雄、因藤庄助及胁坂圭治等人。工会的森良玄、岛田清作、风间六三及广川广司等人也经常出席研究会。古川友一在前一年的年底曾经和多喜二等人在拓殖银行的地下室里，就十二月号《战旗》的特别附录《新党筹备会及其结党》，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从此以后，古川就不再到研究会去了。但是大家仍然热情而谨慎地把研究会当作一个秘密的集会坚持下来。每当深夜学习结束，会聚在一起的会员们，总是一个一个地悄悄地离开会场。 二月十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根据“纳普”改组的方针，在东京浅草桥场町的信爱会馆召开了成立大会。与会的同盟盟员和旁听者共约三百人。 大会首先就《关于小说》（片冈铁兵）、《关于戏曲》（藤森成吉）、《关于诗歌的报告》（中野重治）、《关于童话》（猪野省三[1]）、《批评家当前的任务》（藏原惟人）以及《关于〈战旗〉的报告》（山田清三郎）等主题，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接着审查和讨论了有关纲领、章程、工作方针和反对战争的问题以及文学大众化等问题。通过的纲领中说：“我们争取建立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我们为废除对我们的运动施加的一切政治压迫而斗争。”在工作方针中，强调了作品的大众化和多样化、加强理论活动、与资产阶级文艺及社会民主主义文艺作斗争、交流国际经验、加强运动的国际联系、争取小资产阶级作家以及培养工农新作家等问题。 最后选出了干部，多喜二和藏原惟人、林房雄、中野重治、鹿地亘、壶井繁治、江马修、江口焕、山田清三郎、久板荣二郎及猪野省三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藤森成吉被推为委员长。同盟盟员共约八十人。 会后不久，多喜二和伊藤信二等人在小樽组成了作家同盟的小樽支部筹备会。 《海上生活者新闻》于二月十日发行了第二期。 二月下旬，多喜二了解到好友岛田正策已由森良玄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他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考虑到多喜二从事作家工作，他的入党要求未被接受。共产党当时正处在“三·一五事件”后的困难状况之下，以基层支部为基础进行了改组，无论在理论上或组织上的影响都比“三·一五事件”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文化政策尚未建立，还没有真正地培养和帮助作家和艺术家的政策。 为积雪掩埋着的阴沉而漫长的小樽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海滨一带已开始显出活跃的气氛。但在四月十六日这一天，突然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逮捕，这就是“四·一六事件”。 全国约有一千人被捕，其中二百九十人被起诉。小樽地方约有四十人被捕。 二十日的早晨，若竹町多喜二的家也遭到了搜查，他自己也曾被小樽警察所拘禁，但当天就被释放了。小樽被捕的四十人当中，森良玄、风间六三岛田正策及岛田清作、松本和三和广川广司六名与共产党有关的人被拘禁在水上警察署。 “三·一五事件”以后，特高警察的镇压手段采取了派遣特务打入组织内部的方式。小樽的这次逮捕，与去年完全不同。这一次是瞅准了目标然后下手。和多喜二等一起编辑《海上生活者新闻》的笹谷金吾就被警察收买，当上了特务。 寄给藏原的《蟹工船》，发表在《战旗》的五、六月号上。《战旗》从这时开始，加强了启蒙杂志的色彩，发行数达一万二千部。刊载《蟹工船》后半部的《战旗》六月号又被禁止发售，但它引起的反响比前一部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更大。从这一期开始，还连载了德永直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 藏原在六月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评论《作品与批评》，他这样写道： “小林多喜二经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当中，他在我们的眼前显示了好像对异教徒追问异端邪说似的严刑拷问的场面；在这一部《蟹工船》中，又暴露了殖民地的一切非正义的行为。本来，在我国的文学中，把社会问题作为其基础的作品并不在少数，但是能在客观的艺术形象中加以描写的作品，在资产阶级文学中仅有少数的例外（如岛崎藤村的《破戒》）。这是因为我国的资产阶级很快地就走过了他们的‘批判时代’。无产阶级文学能够写成这样的作品，而且正在努力写成这样的作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作品。 “但是，在企图描写集体之余，往往会有使个人完全埋没于集体之中的危险。我在批评同一作者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时，曾经指出过它虽然描写了先进的个人，但没有描写群众性的集体。这部作品产生了恰恰与此相反的现象。难道无产阶级要描写集体就可以完全埋没个人吗？” 另外，平林初之辅也写了《日本的辛克莱——小林君的〈蟹工船〉》，胜本清一郎写了蟹工船〉的胜利》等评论，认为它“不仅写出了蟹工船上的世界，而且联系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结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蟹工船在驱逐舰的保护下，到勘察加近海去捕蟹，侵犯苏联的领海。这部作品通过蟹工船内部的奴隶劳动实况的描写，暴露了“国家”产业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并通过对集体的描写，生动地描写了渔业工人在军队的镇压下所暴发的自发斗争。它不仅为进步的评论家所称赞，而且受到文坛的广泛重视。八月的《读卖新闻》上，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推荐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是一九二九年度上半年最好的作品。 多喜二通过《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继之而写的这部作品，不仅给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展望，而且把它提高到国际的水平。 《蟹工船》在高田保[2]和北村小松[3]的协助下改编为五幕十二场的剧本，由土方与志[4]导演，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由新筑地剧团在帝国剧场上演了六天。但由于剧本严重地歪曲了原作，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简称“普罗特”）的村山知义等人提出了抗议，剧名改为《北纬五十度以北》。 《蟹工船》的单行本在当时也非常畅销。 九月，战旗社把它作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丛书之一出版，后面还附录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恢复了上述削除的十三个地方和空铅）。这一次虽然也遭到禁止发售，但通过战旗社的发行网，很短的时间内售出了一万五千部。十一月里单独出版了《蟹工船》的修订本，又遭到了禁止发售，但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又出版了普及本。在这约莫半年的时间内，发行总数达三万五千部。在北海道，札幌的维新堂和富贵堂销售了三百部；小樽稻穗町的丸文书店前面立起了《蟹工船》的广告牌，两三天之内就售出了一百部。他把大部分的稿费都捐给战旗社作为活动基金。 《蟹工船》发表后不久，小樽警察署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传讯了多喜二，讯问他为什么在作品中写出往献给天皇的罐头里“放点石头进去！”的字句。第二年他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入狱时，又因为这个问题，被起诉犯了对天皇的不敬罪。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的傍晚，多喜二与田口泷子终于重逢。自从田口突然失踪以来，已过了整整两年。 田口起初到了室兰，不久又折回到札幌，在札幌的医院里当见习看护。两年以后，她又悄悄地回到了小樽，名字也改叫彩子，在小樽车站前大街的中央饭店的二楼作招待员。多喜二暗地里也不是不知道田口的这些情况，但是要他直接上饭店去找田口，总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那一天，他邀了朋友在车站前的大街上散步，当他们经过饭店前面的时候，偶然发现田口站在饭店的门口。 他在五月十六日给田口的信上这样地写着： “前天晚上（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又成了我们难以忘记的日子。彩子（还不太习惯，有点别扭，但为了彩子的幸福，还是这样称呼吧！）你也说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有第二次。那时候，我的心头不由得发热了。彼此都没怎么变，真感到高兴。 “我正在从事、和准备从事的工作，不知道彩子你对这些有什么想法，有空的时候，希望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我打算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正因为是这样，也许在什么时候我必须从我的彩子面前消失。每当想到这些，心里就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你不必勉强找个借口就能出外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挂电话。我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要对你说，比方说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读的书等等，这些事情一定希望你能理解。 “我从来也没有在车站大街上散过步，这次特意约了朋友到车站上去蹓蹓跶，从饭店面前走过的时候，（也许是上天的作合吧！）那不是我的彩子站在那儿吗？我回过头去看了看。是的，正是她！她还在这里！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们俩的心完全融合在一起，一点隔阂也没有。我兴奋得内心里怦怦地跳动。回来时，我又看见了你，但是你并没有察觉。 “一个人只要意志坚强，他越是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越是能够得到锻炼。彩子，你不依赖任何人，靠着自己的劳动而生活，我希望你对这一点要感到万分的‘自豪’（决不要因别人的闲话、指责或谣言而感到自卑），要生气勃勃地去工作。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我都能完全相信我的彩子。别向后看，要永远冲破困难前进！——我自己也是这样。”[5] 小樽的工会组织受到“三·一五事件”的打击之后，又遭到“四一六事件”的镇压，几乎濒于毁灭的状态。多喜二等人的研究会也垮台了。《海上生活者新闻》也于三月二十三日出了第三期而宣告结束。 但是，从六月前后，以本田要吉等人为中心，又开始了重建工会的准备活动。多喜二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工作。在丰川町铃木源重的家中召开的筹备会上，他和铃木源重、小川万助、菊池米吉、本田要吉、古川友一、小川兼五郎等人一起，热烈地参加了讨论。筹备会共举行了六、七次，多喜二反对铃木及古川等人的妥协的意见，坚决地展开了论争。于是他被推为工会的纲领和章程的起草人。 尽管有着上面的矛盾，重建起来的全小樽工会还是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八点，在稻穗町的第二十一消防值班室召开了成立大会。四百多名工人参加了大会，连会场外面都挤满了人群。铃木源重被选为主席，伊藤信二担任书记。但由于官宪不断推行压迫和分化的政策，主要由港湾工人组成的小樽工会运动以后日益衰落下去。 两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几乎把共产党和“全协”的富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全部夺去了。虽然组织一经破坏马上又重建起来，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的革命运动无法积累起丰富的经验。 “四·一六”的镇压后，同年七月，以田中清玄[6]等人为中心重建了共产党；八月，《无产者新闻》发行到第二百三十八期停刊；九月，在地下创办了《第二无产者新闻》，但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多喜二与《中央公论》杂志约定，从七月六日起着手写《在外地主》。预定于三个月后的九月三十日交稿。 他这部小说大部分都是在银行上班的时间内写的。同事织田胜惠始终对他的写作给予了协助。 上班的日子，他把一天的工作很快地在上午两三小时内做完，然后就在银行用笺上写稿子，每天规定要写四五页。织田经常和多喜二换座位，尽可能让他离分行行长宫口及副行长远一些。她还把多喜二写在银行用笺上的草稿带回自己的家中，帮他誊写在稿本上。 不过，不久以后，他就不再在银行用笺上起草稿了，开始直接写在稿本上。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他一边嘴里含着水果糖，一边做自己的工作。当分行行长不时地来巡视时，他就用银行的公文把稿本遮盖起来。 银行里有两个姓小林的人，同事们提到多喜二时总是作出腋下挟着书本的样子。由此可见他是怎样地经常手不释卷。 银行下班以后，即使他正在写作，大多的日子他都不马上回家，有时去找工会里的人，有时去访问朋友，直到深夜才步行着回到若竹町的家。 不过，到了八月中旬，工作的进展愈来愈不理想。 《在外地主》是他根据前一年四月写后搁置的《防雪林》的底稿加以彻底改写的；是他重新取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亲身见闻的矶野租佃斗争、以农民与工人的联合斗争为主题而创作的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但他未能像准备写作《蟹工船》时那样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两年前矶野斗争发生的时候，他曾经会见过下富良野农场选派到小樽来的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等人，以后他到下富良野的矶野农场实际调查过去。他在很早以前，还曾经对空知郡砂川附近的农村作过相当详细的调查。砂川位于石狩川的中游，从小樽乘北海道铁路干线需要两小时半的时间，是一个大地主较多的农业地区。 随着交稿日期的逼近，一向精力充沛而乐天的多喜二也越来越感到苦恼和焦急了。 他曾经一连好几天假借出外调查而走出了银行，来到从银行需走五、六分钟路的花园町越治茶座。那座房子的楼下是洋货店，茶座在楼上，白天客人少，比较安静，于是他就伏在拐角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稿，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 九月十日，他突然由调查科被调到出纳科。第二天晚上，他终于写完了《在外地主》的初稿。 九月二十九日，当他最后完成《在外地主》时，立即寄给了《中央公论》杂志的编辑雨宫庸藏，并寄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想稿子您已经收到了，比预定的时间迟了一天，页数也超过了三十页，很感抱歉。但我认为这是全力以赴所写出来的作品，因而希望能够给予谅解。 “甲、我在这部作品中，主要是描写了‘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在这一前提下，必然要描写地主资产阶级化的过程，选取了这些像人鱼似的、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资本家，也就是‘在外地主’的类型。 “触及到‘在外地主’，就必然要以最尖锐的形式触及‘地主和资本家’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过去的那些小资产阶级文学和农民文学自不用说，连平林泰子[7]、黑岛传治以及立野信之等人，我认为也不过只写了‘封建的’农村，或者是‘过渡时期的’农村。 “仅就我在写农民文学上的这一意图来说，是颇有信心的，甚至引为自满。 “乙、农民文学过去只是单纯地描写了佃农的悲惨的日常生活。我在这部作品中还广泛地触及到‘农民和移民的关系’、‘青年训练所和农民’、‘互相会和农民’、‘银行和农民’、‘军队和农民’以及‘征兵和农民’等等各方面的关系。我感到问题并不在于佃农和贫农过着怎样的悲惨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必须要阐明他们为什么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些。） “在这一范畴内，我认为我是尽可能地作了揭露。 “丙、这部作品的基本点是描写了‘农民’和‘工人’的联合。既然把在外地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那么，这一斗争形式必然会成为而且也必须使它成为今后的主要的形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它不仅具有艺术上的意义，而且还有具体的政治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写了这方面的主题的第一部无产阶级的作品。 “丁、从人物方面来看，有‘伴’、‘阿部’、‘吉本管理人’、‘佐佐老头’及‘勾鳞的老板’这一类人，也有‘健’、‘武田’、‘七之助’及‘野边源’这一类人，还有‘阿绢’、‘阿节’、‘阿惠’及‘阿绢的妹妹’这一类人，另外还有‘地主岸野’、‘校长’、‘佃农官’以及‘农会的荒川’等等，所有的人（虽未作十分细致的描绘）都是作为代表农村不同阶层的‘人’来描写的。 “上述意图究竟具体体现了多少，请您看作品。”[8] 写完《在外地主》以后，约莫过了一周的时间，他于十月上旬访问住在空知郡几春别的幸田佐一夫妇，参观了几春别煤矿。幸田于前一年的三月和多喜二的妹妹继子结了婚，在几春别的矿区开个商店。 由幸田帮忙，多喜二在煤矿的小工头和幸田家店员的向导下，看了选煤场和矿井。他在矿井内还试着推了斗车。几春别煤矿是三井系统的北海道煤矿轮船公司经营的煤矿，约有八百名男女工人在那里劳动。他在这里的见闻成了他后来写《沼尻村》的素材。 回小樽以后不久，他接受《新潮》杂志的约稿，着手写《暴风警报》。这篇短篇小说写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解放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它和《在外地主》一样，大部分也是在银行上班时间写的。《在外地主》具体地揭露了拓殖银行的掠夺行为。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银行会因为他的这部小说而把他解雇。 《在外地主》发表于十月十九日发行的十一月号《中央公论》上。但未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将这部二百五十九页原稿的作品，删去了最后的五十来页。删去的部分虽然带有解说的性质，但正好是小说的背景由农村转到小樽，来到小樽的农场佃农代表和工人组织了工农斗争联合委员会，斗争越来越白热化的场面。 他要求《中央公论》能在十二月号上刊载小说被删除的部分，但未被接受。正好这时藏原惟人读到了《在外地主》，准备发表评论，于是来信要他寄去被删去的底稿。多喜二要求《中央公论》的编辑把底稿转寄给藏原，请求藏原在《战旗》上发表。由于上述的情况，《在外地主》的最后一章起名为《斗争》，发表在十二月号的《战旗》上。 藏原在十二月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引人注目的四部作品》。他评价这部作品说： “根据作者的意图，他是要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由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即所谓‘在外地主’）的代理人所管理的殖民地农村的佃农的生活，暴露农村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理人以及警察之间的关系，阐明城市和农村如何由地主兼工厂主的资本家联系起来；并通过这些，来描写农村里发生的佃农斗争如何必须要走和城市工人联盟的道路。这一题材，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具有极大的意义，而对艺术家来说，也必然是一部雄心大作。与此同时，还必须指出，不是用论文的形式，而是以艺术的形象来处理这些题材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这在我国还不曾有任何人敢于染指。这一困难的工作，现在由小林头一个承担下来，因而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部作品的意义。 “不过，正因为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就远远不能说这部作品已达到完全成功的境界。作者不满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蟹工船》的成就，进而朝着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题材发展，这说明了作者可以写成比前两部作品更加完美的作品。尽管如此，这部《在外地主》和以前的作品的成就比较起来，令人感到成功和失败参半。这可能是由于作者急于要完成这部作品，以至于一些应看到的东西也没有看到，应研究的地方也未能尽情地研究。” 十一月十六日，多喜二被拓殖银行以所谓“自愿辞职”的方式解雇。解雇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发表了《在外地主》。但采取的形式不是由上级来宣布，而是由一个同事劝说他自动地提出辞职书。他在这里工作了五年零八个月，基本月薪一百圆，当时是二十六岁。 银行的六十多个同事都为他的离职而感到惋惜。欢送会分男行员与八、九名女办事员两次举行。银行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欢送会，鼓励他前程无限。 《在外地主》的稿费共五百圆。他用母亲的名义把其中的一半二百五十圆储蓄起来，剩下的还清了债务和周济了朋友，买了绉绸送给一贯协助他写作的织田胜惠。 虽然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一旦真的被解雇，他这才重新切实地感到生活的不安，而更主要的还是想到会使母亲伤心难过，更加使他为难。他无法把被银行解雇的事坦率地告诉母亲。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晨他仍和平常一样，换上西服，装着上班的样子走出家门。 一九二七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日本陷于慢性的经济萧条的状况。到了一九二九年，这一状况日益加深。民政党的滨口内阁代替了田中内阁以后，采取了协调外交、通货膨胀政策、产业合理化以及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作为他的基本政策，企图强行摆脱这一困境。通货膨胀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是为了加强垄断资本而降低工人工资、解雇工人；靠加强劳动强度来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生产；并把中小企业改组成为附属于垄断资本的承包工厂。与此相关连，又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实施了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其结果更加引起了新的萧条。 十二月十八日，多喜二开始写《工厂支部》，约定在《改造》杂志上发表。 这部作品取材于北海道制罐工厂。他费了相当大的苦心对该工厂进行了调查。 北海制罐工厂是当时垄断北洋渔业的三菱系统的日俄渔业公司的子公司，从业人员八百人，是小樽最大的现代化工厂，年产罐头皮一亿个，送往勘察加的各个罐头工厂和蟹工船，在“四·一六事件”前夕，曾由三名党员组织了工厂支部筹备会。 工厂的调查工作是在伊藤信二的帮助下进行的。伊藤曾长期在这个工厂工作过。他于一九〇七年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在小樽中学念到二年级时，因为家里破产，父亲行踪不明，母亲神经错乱，所以进了制罐工厂当职员。他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被工厂解雇，担任全小樽工会的书记。他还是一位诗人，曾参加“纳普”的小樽支部。 多喜二还和制罐工厂的工人详细地谈过话，另外还作过工厂的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了解了生产的过程。在稿本中有一段调查资料的记要，上面记载着刨、车床的单锤、穿凿机以及旋床（正面旋床）等四十八种机器、工具的名称以及工厂略图、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等事项；稿本上还写着：“谨以此篇献给‘四·一六事件’的森良玄同志”。森良玄在“三·一五事件”后是小樽地区的党的干部。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他给《改造》杂志的编辑佐藤绩的信中，曾经谈到写这部作品的意图 “这一次的作品想起名叫《工厂支部》。如果说《在外地主》是‘新农民读本’，那么这次我是怀着写‘新职工读本’的抱负来写这部作品的。 “它取材于工厂——人们也可以说我是过于自信——我首先是要在这部作品中描写最‘资本主义化’的‘现代的’工厂、‘福特式’的工厂。迄今为止的很多写工厂的作品，都只是描写了存在着露骨的、残酷的剥削的铁工厂式的‘工厂’，而且大体上的情节也都相仿佛，我感到这些是公式化的作品。岩藤[9]君等人的小说也有很多地方是如此。 “我在这篇作品中，接触到过去任何一个作家都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如‘工厂支部’的活动、‘工厂新闻’的秘密传递、‘工厂委员会’的自主化以及‘健康保险法’和‘互济会’等问题，乃至‘共产党员进入工厂’、‘工厂代表会议’、常务董事和社民党等。 “又如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特务’（混在党员中的特务）之类的问题，考虑到日本现代化工厂今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我想我的作品可能是大胆地写进这些问题的第一部作品。至于所谓‘产业合理化’这一目前正搞得火热的问题，也作为上述问题的背景而穿插进去。”[10] 他在写这部小说时，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到二月底的期间，曾经离开了小樽若竹町的家。一月躲进昆布温泉，二月在札幌的一个朋友的家中找了一间工作室，集中精力写作。因为这时已面临二月二十日大选的前夕，开始传出了又要在全国进行大搜捕的风闻。 这一时期，他集中全部精力来写作，除《工厂支部》之外，还写了以下这许多作品：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写短篇小说《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系《写给某人的信》的改作），载《战旗》一九三〇年二月号。 十二月七日，写《蟹工船》中译本的序文。 十二月二十一日，写杂感《北海道的俊宽》，载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大阪朝日新闻》。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写评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文章》，载《改造》二月号。写杂感《大选和“我们的山悬”》，载《战旗》二月号。写评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载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的《读卖新闻》。 一月二十一日，写评论《关于〈暴风警报〉和〈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载二月一日至四日的《读卖新闻》。 一月二十一日，写评论《宗教的弱点何在》，载一月二十六日《中外日报》。 一月二十三日，写评论《关于机械的阶级性》，载《新机械派》三月号。 一月二十六日，写评论《银行讲话》，载《战旗》四月号。 一月三十日，写短篇小说《田口同志的伤感》（系《田口回忆姐姐》的改作），载《朝日周刊》四月特别号。 一月二十二日写完《工厂支部》的初稿，二月反复修改，二十四日完成了这部二百四十页稿纸的作品。 他在三月三日给佐藤绩的信中说：“作品写了‘三·一五事件’后‘工厂支部’与共产党相结合的日本的左翼运动。这是以‘企业的集中’带来一个产业资本家的没落为背景，作为争取‘工厂委员会’自主化的斗争来描写的。”这部作品写的是：在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中，以现代大工厂——制罐工厂里的工厂支部的活动为中心，工人面对产业合理化与大量解雇的生活与斗争，以及共产党在“三·一五事件”后所采取的基本活动形式。 《新机械派》是一个进步的同人杂志。主要的同人有武田暹、野口七之助和胜见茂等人，多喜二和伊藤信二等也参加进来。它于三月五日创刊后，立即被禁止发售，仅出了一期就停刊。 从开始写《工厂支部》时起，多喜二就决心到东京去。他去东京还纠缠着和田口泷子的关系。 田口一直在小樽的中央饭店工作，颇受饭店老板的信任，收入也较好，但她希望能掌握某种技能，以便将来独立生活。这一方面是想能维持穷苦的弟妹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内心中也暗暗地打算要和多喜二一起生活。她和多喜二商量的结果，决定到东京进西式理发学校，并从每月的收入中积攒了去东京的费用。 多喜二请伊藤信二来接替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起就由他负责的小樽《战旗》分局的工作。伊藤曾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为了逃避搜捕暂时去过东京。后来他又回到小樽来，一直担任工会和“纳普”的工作。这时《战旗》分发的部数和多喜二把它藏在银行的更衣箱里分发的时期比起来，已经减少到一半以下，仅有十五六部。 他决定请几春别的幸田夫妇搬到若竹町的家中来居住，并请他们照料店铺和母亲等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蟹工船》在苏联已经开始翻译，《蟹工船》在中国由潘念之译为中文。附有作者序文的中译本于一九三〇年四月由上海的大江书铺出版，装潢与战旗社的初版本一样，遭到国民党政府查封，但不久又秘密地重印。 《工厂支部》发表在四月号的《改造》上，预定连载三个月，颇受好评。 他不断地以日本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他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严格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其不足之处。但是，通过这些杰出的作品。他已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注释： [1]猪野省三（生于1904年），儿童文学作家。 [2]高田保（1895—1952），戏剧家。 [3]北村小松（1901—1964），剧作家。 [4]土方与志（1898—1959），戏剧家、导演。 [5]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65—6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6]田中清玄（生于1906年）曾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长，后被捕。在狱中“转向”，被开除出党。 [7]平林泰子（1905—1972），作家，早期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转为右翼。 [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81—83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9]即岩藤雪夫（生于1903年），小说家。 [1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90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八、《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八、《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到三日，多喜二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短篇小说《写给某人的信》。每年过年一定动笔写作，已经成为他近四、五年来的习惯。 小樽电影鉴赏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为小樽电影爱好者创办了一种三十二开本、十页左右的月刊杂志，叫作《电影》。《电影》的负责人是和田寿夫。多喜二给每一期的电影写影评，并出席过鉴赏会所召开的电影评论会。他写的影评别具特色。遇有好电影要反复看好几次。例如像一九二七年夏天小樽上映的卓别林的《淘金记》，他就反复看了四次，可见他对电影的热爱。 一月十九日，他重新改写了前一年十月所写的剧本《山本警察》。文艺春秋社创办的《创作月刊》选载了他投寄的短篇小说《最后》。 一月二十一日，田中内阁针对民政党提出的不信任案，突然下令解散国会。结果决定要在二月二十日，根据日本第一次男子普通选举法举行众议院选举。 在这次大选中，各无产阶级政党也和执政的政友会及民政党一起，提出了不少候选人。在劳动农民党的四十名候选人当中，地下的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德田球一、山本悬藏等人作为候选人，并通过这次竞选开展了公开的活动。二月一日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赤旗》。 北海道分为五个选区，山本悬藏代表劳动农民党被第一选区提名为候选人。第一选区的范围包括札幌、小樽和俱知安地区。应选出议员四人，但提名为候选人的有十一人。 小樽的劳工团体和社会民众党之间也成立了协定，为迎接竞选，积极地投入了准备活动。小樽的文艺团体也积极支援山本竞选。小林多喜二代表“前艺”[1]伊藤信二和风间六三等人代表“普罗艺”参加了竞选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八点四十一分，山本悬藏乘火车到达小樽车站。多喜二也夹在一百多名工会会员中到车站前面来欢迎。这是一个严寒的夜晚。被弧光灯照耀着的车站前的广场上，遍地冰冻，寒气袭人。当山本候选人从月台上出现时，欢迎的人群高呼着万岁。在铃木源重致欢迎词后，山本候选人向欢迎的人群致答词，他说他在五天以前还卧病在床，但他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工人。 欢迎的工人们打着写着标语的旗帜和工会的会旗，把山本候选人拥在头里，向稻穗町西三丁目的工会总部作了一次示威游行。 选举办公室设在稻穗町四丁目，小樽工会联合会的坂本佐一郎被推为办公室主任。二月四日在潮见台、色内和手宫的小学校召开了竞选演说会，从此进入了剧烈的选举战。 多喜二在他著名的优秀的报道文学《到东俱知安去》中这样地写道： “……自从选举开始以来，每天晚上，我们一下班就从公司跑到工会二楼来帮忙。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做那些前台的工作，所以打算把后台的事务尽量包下来自己做，尽可能地使工会会员都上‘前线’。 “……自从选举开始、工会人手不足的时候起，虽然我没有到前台去工作，我是赌着饭碗，天天到工会里来的。因为这件事如被公司知道，只以这一点点的理由，马上就可以把我开除了。我能做的，已经尽力做了。每天深夜一点多钟，在那由下边袭来的刺骨的寒夜冷风中走一里[2]多路，才回到郊外自己的家里。在狂风大雪的夜里，有时候会陷入意想不到的雪堆里，有时候半个身子都埋到雪堆里，甚至有时候由于身体的过度疲劳，边走边睡，等重重地撞到垃圾箱上，才一下子惊醒。 “在市内，每晚同时有三处举行岛田正策的政见讲演会。工会和党的干部，全体出动参加那些会议。 “一般民众过去听到的尽是那些资产阶级和仰他们鼻息的喽啰们的之乎者也、千篇一律的演说，现在一听到这种粗野的、大胆的和一针见血的——一切都是正相反的吼声，就大为惊奇。这种讲演，比起其他任何讲演会来，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每次讲演会，几乎都挤得水泄不通。”[3] 每天银行一下班，他就到色内町三浦强太的住处稍事休息，换上和服，然后就绕到选举办公室去，在那里帮助写标语传单和做会计工作。二月十三日左右，他参加了铃木源重等人的支援竞选演说队，出发到东俱知安地区去。他在东俱知安的京极和胁方初次登台演说。后来他曾在《大选和我们的山悬》[4]的这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虾夷富士山下的原野上，沿着被积雪掩埋的铁道线步行了四里的路程，这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恐怕在我的一生中都不会忘记的。”[5] 二月二十日《小樽新闻》报道选举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的情况如下： “实行普选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今天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第一选区的十一名候选人，以演讲、传单、文件进行了长达三十天的决战。 “小樽市内的山本（厚）、森、泽田、中西、纳谷、久保、高岛及山本（悬）各个竞选办公室，自十八日晚上以来，带着异常的紧张，极力争取最后的荣冠，同时开始了最后的论战，十八日在十五个地方，十九日实际上在二十一个地方，召开了大会，进行了舌战。形势似乎仍然对本地民政党的山本和政友会的森两位候选人有利。但被预想在进军中占优势的中西候选人在小樽市颇受人欢迎，不过实际情况绝不容许乐观，于是从十九日晚上至今天早晨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高岛、纳谷和泽田的各个办公室也从十九日至二十日早晨进一步紧张起来，试图作最后的突击。在这期间，从本地进行理想选举的久保候选人，以及撇开现有政党、依靠新兴无产势力的山本悬藏候选人，究竟能突入现有政党的堡垒到怎样的程度，已成为注意的中心。本地的候选人也处于不可疏忽的境地，因此正努力进行殊死的防卫战。” 开票的结果，山本候选人的得票数比预想的要少。在投票总数的八二九二〇张选票中，仅得二八八七张选票（占第九位）。这固然是因为有镇压和反宣传的妨碍，再加上他又有不是本地候选人的弱点，但得票较预想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小樽联合工会的内部已开始露出分裂的征兆，因而未能在这次竞选中广泛地团结港湾工人。 在这次选举中，日本政府对民主势力的进展施加了压力，尤其是集中地对劳动农民党的竞选活动加以严厉的镇压。但是通过这次选举，革新势力仍然有显著的进展。包括声称是无产政党的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在内，共获得了四十八万张选票，其中十九万二千张选票（城市五万张、农村十四万张）集中投给了劳动农民党。在无产政党的八名当选人中，劳动农民党虽然只有山本宣治等两人，但在全国扩大了组织：支部超过了二百个，党员达到了二万人。 共产党在竞选中采取了结合日常的斗争、以工场支部为基础的再建组织的方针。通过这次竞选，日本共产党的组织由一百五十名党员增加到约四百名党员。 尤其是北海道地方发行了地方机关报和工厂新闻，以小樽和函馆为中心，大力开展了活动。 针对左翼势力通过这次大选所获得的进展，企图在国内建立反动体制和侵略大陆的田中义一政府，对以共产党为首的所有左翼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在国际上，苏联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处在发展的阶段。但与此相对峙的法西斯的势力也开始抬头。 日本政府于三月十五日上午四点钟，动员了全国的检察局和警察署，逮捕了三千多名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中四百八十八人按“治安维持法”被起诉。并下令禁止报道这次事件，组织反宣传，同时于四月十日命令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及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解散。并进一步抹杀社会舆论，于六月以天皇的紧急敕令公布修改“治安维持法”，把原来的最高的刑罚十年徒刑改为死刑，把臭名昭著的残忍的秘密警察——特别高等警察网遍布于全国。 三月十五日，在小樽地方到处还覆盖着冰雪。从这一天的黎明开始，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搜捕。被起诉的虽然只有与共产党有关的十三人，但是据说在这期间被逮捕、拘留和传讯的人们达五百名之多。被拘捕的人们挤满了小樽警察署和水上警察署，小樽警察署的练武场也改为临时的拘留所。小樽联合工会是北海道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对它的镇压更是极为彻底。被捕的领导干部在警察署里受到严刑拷打，有觉悟的工人几乎全被赶出了车间。四月十日，小樽联合工会以及劳动农民党和无产青年同盟的小樽支部都被命令解散。 近一年来开始和多喜二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同志，都从他的身边被捕了。工会的武内清等人被捕了，“火曜会”的古川友一和寺田行雄等人也被捕了。多喜二所热心参加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也因为这次事件而中断了。 如前所述，一直处于分裂与对立状态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随着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本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批判、革命运动的恢复，要求统一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一九二八年一月，“前艺”的主要理论家藏原惟人以“保持组织上和观点上的独立”为条件，提倡争取反帝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而于三月十三日召开了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文艺运动开始走向统一战线的新方向。 这个总联合会是以“前艺”、“普罗艺”与“劳艺”为中心，参加者除日本无产派文艺联盟、左翼艺术同盟[6]，农民文艺会[7]、全国艺术同盟[8]和斗争艺术家同盟[9]等组织外，还有《街头马车》[10]杂志的同人和帝大同人杂志联盟的部分成员，以及作为个人参加的小川未明、山内房吉、大宅壮一[11]和松本正雄[12]等人，出版了反战小说集《反对战争的战争》。但是“劳艺”并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受山川均等人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深，早就和拥护共产主义的“前艺”及“普罗艺”蕴育着深刻的矛盾。 另一方面，在这期间，“前艺”和“普罗艺”虽然在文艺理论上有矛盾，但在组织上仍然谋求统一。由于三月十五日的大逮捕，统一工作迅速地具体化了，三月二十六日发表联合声明，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接着在五月创办了机关杂志《战旗》，剧场同盟的佐藤武夫[13]被推选为第一任主编。由于“纳普”的成立，革命的文艺运动确立了核心组织，但与拥有机关杂志《文艺战线》的“劳艺”处于对立的状态。 组成“纳普”的主要成员有：“前艺”的藏原惟人、藤森成吉、林房雄、山田清三郎、川口浩、上野壮夫[14]、仁木二郎、立野信之[15]、佐佐木孝丸、村山知义、杉本良吉、小川信一[16]、本庄陆男[17]、桢本楠郎[18]、永田一修；“普罗艺”的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19]、佐多稻子（当时姓洼川）、鹿地亘、佐野硕、久板荣二郎、江马修、森山启[20]、谷一、长谷川进；左翼艺术同盟的壶井繁治、三好十郎[21]、上田进[22]、明石铁也[23]、高见顺[24]、江森盛弥以及日本无产派文艺联盟的江口焕、越中谷利一[25]和细野孝二郎[26]等人。 在小樽虽然仅有七八名“纳普”的盟员，但“前艺”和“普罗艺”联合起来组成了“纳普”的小樽支部。伊藤信二是文艺部的负责人，风间六三负责美术部，多喜二担任书记，负责分发《战旗》杂志。四月二十八日，“纳普”在东京本乡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小樽支部拍去的贺电说“大会是我们的里程碑”。 小樽仍然断断续续地在进行逮捕。有的人竟因被拷打而发狂，送往医院。小樽的工人街笼罩着一片阴惨的气氛。 四月十日前后，武内清和渡边利右卫门等十三名工会干部被关进札幌监狱。对这些人所施加的极其残忍的拷打情况，早已非常详细地传到多喜二等人的耳里。 小樽警察署在署内的署长官舍里赶建了拷问室，用毛毯遮住窗户，做了防音设备，动员了三名特高科警察和八九名刑事警察，从下午十点左右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用各种各样的刑罚连续地进行拷问。每夜拷打一人，一直拷打到完全失去知觉为止。 在这样的形势下，多喜二于四月二十六日写完了前一年十二月起草的中篇小说《防雪林》的初稿。另外，四月号的《创作月刊》上刊载了由《最后》改写的《泷子及其他》。这个短篇经他苦心地改写了两次，两个月以前曾投给“前艺”的机关杂志《前卫》，但未被刊载。《防雪林》描写了石狩河边垦荒农民的悲惨的生活和他们的原始的反抗，同时对大自然作了生动的描绘。这部杰出的作品不仅表示了他已经飞跃出以前的作品的世界，而且说明他已越过了转折时期。但在两三个月中间，他亲眼看到了身边的现实社会的剧烈变化，感到自己的作品还迷惘徘徊于和现实有相当距离的旧世界之中，因而产生了一种焦虑和不安的心情。 正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纳普”机关杂志《战旗》的创刊号。创作栏里收录了藤森成吉的《放开》、江马修的《黑人兄弟》、山田清三郎的《出世》、西泽隆二[27]的《街》、立野信之的《军队病》、森山启的《火》。在《前卫》杂志上连载时就为多喜二所喜爱的法捷耶夫的《毁灭》（藏原惟人译），也在《战旗》创刊号上继续刊载。评论有“纳普”的《关于联合的声明》及中野重治的《〈文艺战线〉向何处开门？》等。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藏原惟人的《走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藏原的论文给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他要求：“第一，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第二，以严肃的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来描写世界。” 多喜二请了十天假，于五月十三日前后离开了小樽 在东京，有当年二月到那里去学西画的斋藤次郎。莳田荣一早就在东京府立一中担任英语教员。另外，《光明》同人平泽哲夫也住在东京。多喜二住在东京中野区上町斋藤的住处。 多喜二在东京匆匆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这期间他访问了住在芝公园十二号地四番的藏原惟人。当时藏原二十六岁，多喜二二十四岁。 他还会见了林房雄及山田清三郎等人，然后在二十四日回到小樽 回小樽后，他立即给藏原寄去了下面的信： “在京期间，在您百忙中打扰您，很为不安。了解到中央的很多具体情况，感到这是一次学习。…… “这次回小樽后，打算一心一意清算过去的态度，努力创作出不辜负您的期待的作品。”[28] 多喜二写完《防雪林》初稿，一直把它搁置着。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写《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四七年——他死后十四年才发现了《防雪林》的原稿。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原稿上，标着副题“献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并记载着小樽警察署拘留所附近的略图以及塑造作品中人物所根据的实际人物的姓名： “龙吉——古川。渡——渡边。铃本——铃木。坂西——大西。斋藤——鲋田。高桥和石田——x。理想的人物有伊藤信二。佐多——寺田。” 七月中旬初稿已经大体构成。八月十九日全部写成。后来他在一篇题名《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短文中回忆写作当时的情况说： “写到这部作品的后半部，我每写一字一句，都要发出嗯嗯的哼声，使尽了平生的力量。这就是警察署内的场面。一写开以后，就流畅无阻地写了下来。但对这无可类比的内容，我感到似乎写得浮光掠影时就决定搁下笔来。…… “当作品终于完成时，我感到不能给这样的一部作品随便地起个题名。当题名决定叫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愧的、完美的题名。……说实在的，当时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代替这些流血牺牲的同志，写出了他们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愤怒。因此作为作者个人，也决不能草率从事。”[29] 七月，正当他执笔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由汇兑科调到调查科工作。这个科是负责查对前一天发出的汇票、传票和作信用调查等业务。仅有他和另一个叫作织田胜惠的女职员两人。和汇兑科比较起来，和人的交往比较少了，但他很不巧地恰好靠近分行行长的席位。分行行长的座位是在空旷阴森的银行中央的僻静的角落里，和他并排的有副行长和银行第三个要人的座位。隔着一条过道就是多喜二等人的座位。他加入“纳普”以后，开始受到警察的注意，特高警察经常暗中来银行监视。 他进银行的时候，曾经新做了一件冬夏两用的哔叽西服，这时已遍身是窟窿和裂缝，但他对这些一向毫不在意。上班时间，他经常把一枝笔夹在右边的耳朵上，工作之暇，在银行用笺上记笔记和写稿子。开始写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后，他就有计划地利用上班时间空暇来做自己的工作。后来，他谈到这时的工作情况说： “因为我在银行工作，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写东西。我经常随身携带着纸片和铅笔，利用早晨工作开始以前的时间，或者是工作完毕以后，大家都到上司那儿去奉承言笑的时间，或者等候约好了的朋友的时间，写它五行十行。姑且这么写下来，等到空暇的时候才去集中地整理。” 他把这篇稿子寄给了藏原惟人。藏原删除了作品的最后几页说明式的附记，把稿子转交到《战旗》编辑部。编辑部又删节了七个地方，同时考虑到会受检查，又删削了十三个地方和留下许多空铅，分载在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并在“前哨线”栏中刊载了藏原的推荐文章。 刊载他的作品的两期《战旗》都被禁止发售。但是发行的八千部《战旗》，仍然通过战旗社所巧妙组织的发行网，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人们所阅读，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平林初之辅、山田清三郎、片冈铁兵[30]、胜本清一郎[31]、里村欣三[32]、神近市子和上野壮夫等人都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发表了评论。被禁止发售的《战旗》，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悄悄地阅读着。 藏原在十二月十七日的《都新闻》上介绍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划时代的作品”。但指出其缺点说：“虽取材于这样的事件，但未能把它置于同整个无产者解放运动的联系之中。”另外还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号《改造》杂志上作了以下的评介： “连载在《战旗》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的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取材于我国无产阶级最切身的问题——三月十五日的所谓共产党事件。在这以前，左翼的年轻作家也曾经写过两三篇取材于同一事件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是头一个把这一事件放在巨大的时代的规模中来处理的，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小插曲。这部作品以发生在北海道的逮捕共产党员事件为中心，描写了各种战士的类型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但它既没有过去那种常犯的概念化的毛病，也不是把他们单纯地看成是英雄，而是把他们当作具有各种缺陷和长处的人来加以描写。从这一点上来说，这部作品也标志着处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向前跨进了一步。” 多喜二怀着对革命家及其家属的深厚的同情，真实地描写了同镇压及拷打作斗争的革命家的各种人物形象；他把共产党员的不屈精神同极其残忍的暴力对比，暴露了天皇制国家政权的本质，给日本文学增添了划时期的内容。由于这一部作品，多喜二得到社会广泛的公认。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彻底地暴露了日本特高警察的残忍，结果招致了特高警察的痛恨。 小樽的工会自从三月十五日遭到镇压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从六月开始，又进行重新建立组织的准备工作。七月三日，在稻穗町第二十一消防值班室召开了小樽运输工会成立大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铃木源重再度当选为工会主席。但重新登记入会的工会会员已减少到三百人左右，仅有最盛时期的十分之一。由二十人到四十人组成的码头工人分会仅有七个，自由劳动者的分会会员仅有一百人左右。 八月，在函馆、札幌、旭川、带广及钏路等地分别恢复了工会组织，全北海道的联系也逐渐建立起来；农民组合的工作也开始活跃；为了再建劳动农民党的组织，二十三日在小樽召开了新党准备会的北海道支部代表会议。 共产党方面由逃脱了搜捕的市川正一和渡边政之辅进行了党的恢复工作。八月，中央派遣了杉本文雄到北海道进行组织工作。小樽以运输工会的书记森良玄为中心，开始恢复共产党的组织。但失去了像武内清那些有经验的优秀的干部，这对小樽工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北海道，从“三·一五事件”开始，评议会系统的势力逐渐衰落，与此同时，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活动地盘的劳农派、社会民众党以及总同盟等左、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小樽工会创立以来就和工会有着密切关系的铃木源重、境一雄和右川友一等人也从这时转到劳农派方面。 多喜二继《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后，又着手写《到东俱知安去》，于九月五日写成。 他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文中这样谈到这篇小说： “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姑作别论，它对我来说具有不可忘却的意义。这并不只是因为它写了‘我自己’的事情，而是因为在这篇作品中描写了当时（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前后）的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所经历的一个方面。诚然，工人农民是以日本的第一次普选为契机，登上了自己活动的舞台。但是，更重要的是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在运动初期最显著的是和急进的知识阶层的汹涌澎湃的合流。作品触及到了这一点。因此，这篇作品确实是写了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它通过我自己的事情而显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在这一意义上应当把它看作是超越了我个人的经历范围。” 多喜二在这部作品中，还对参加革命运动时往往易于陷进的个人虚荣心和显身扬名的思想萌芽，作了深刻的反省，严格地引以为戒。 九月下旬以后，因“三·一五事件”而中断的研究会，又以古川、高崎、寺田及小林等五、六个旧成员为中心重新开始活动。他们拿猪俣津南雄的《金融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作课本，以古川和高崎的家轮流作为会场。但一触及政治问题，支持劳农派的古川等人和多喜二、寺田等人之间总有意见分歧。和以前比较起来，研究会的气氛相当微妙起来。十一月，多喜二的好友岛田正策入会以后，停止了政治问题的学习，商量改为经济学的研究会。《金融资本论》学完以后，采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课本。当时已有被特高警察发觉的危险，所以决定在各个会员的家中轮流聚会，每聚会一次就改变一个地点。 多喜二从十月十四日开始修改《防雪林》原稿，但不久就放下了，同月二十八日着手写《蟹工船》。 这部作品取材于一九二六年在蟹工船渔业中实际发生的事件。 北洋渔业的蟹工船把拥有罐头工厂设备的工船作为母船，把附属的一种名叫川崎船的小型渔船用拖网所捕获的螃蟹加工制成罐头，好像是一座在海上移动的罐头工厂。它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试验，到一九二五年前后规模逐渐扩大，变为大型的船只。它们大多是一千五百吨左右的旧船，其中有的船是医疗船改造的。 蟹工船在一九二五年仅有九只，一九二六年十二只，一九二七年达到十八只。船上的渔夫、杂役超过了四千人。生产量一九二五年为八万四千箱，一九二六年为二十三万箱，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三十三万箱。蟹罐头在使用工船制造之前，是在离渔场较近的陆地上的工厂里制造的，后来利用工船的制造量逐渐增大，一九二六年总生产量四十万箱罐头中，有二十三万箱是在工船上制造的。 当时北洋渔业在日俄渔业和大洋渔业垄断的促进下，作为国家的产业每年都在扩大。一九二六年有汽船三百九十二只，帆船一百零七只，共五十三万吨渔船出海捕鱼。渔业工人达一万九千人。当时还没有缔结一九二八年一月的日苏渔业条约，在渔业权的问题上同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了复杂的对立，在国际上也受到注目。 尤其是捕蟹业是在水深十寻[33]至六十寻的浅沙近海作业，无视苏联规定十二海里为领海的法规，在海防舰的保护下，把三海里以外当作公海，随意地捕捉，因而特别受到监视。 另外，蟹工船中小渔业主的船只较多，在北洋渔业中劳动条件也算是最恶劣的。由于强制实行监狱工棚制度的奴隶劳动，所以不断地发生纠纷，经常发生自发的斗争。四月至八月的渔期一结束，最初是堪察加海的东海岸的渔场工人，接着是西海岸、鄂霍茨克海和沿海州的蟹工船都陆续回到基地函馆，又由于所谓九一分红[34]的问题而经常发生纠纷。在函馆组织了渔业工会。 一九二六年，《小樽新闻》和《北海时报》十分详细地报道过蟹工船秩父号的遭难事件，以及在博爱号和英航号上发生的虐待渔夫、杂役的事件。 秩父号于该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千岛的幌岛海面遇暴风雨而触礁，二百五十四名船员中一百七十人下落不明。而且在同月十七日与秩父号前后从函馆出发，在附近航行的英航号及另外两三只蟹工船，收到呼救信号却不赶去援救。《小樽新闻》在五月二日以“英航号视而不见，该船如能赶去援救，则能避免此次惨祸”的标题，六日又以“秩父号遇难的丑恶敌人，收到呼救信号佯作不知的蟹工船”的标题，对以上事实进行了谴责。 九月以后，又对博爱号和英航号虐待渔夫和杂役的事件作了详细的报道。生病的杂役被认为是装病，把他们吊在起重机的绞盘上，或者绑在车床的铁柱上，胸前挂着硬纸牌，上面写道：“对此等装病者不能解绑——厂长”，连一杯水也不给他们喝；在工作的现场，监工手持棍棒和毛竹进行监视，打一个呵欠，或稍微歇一歇，立即遭到殴打，把被支使得精疲力竭的渔夫捆绑起来，把浸着酒精的棉花团点着火，向他们的胯间投掷。——报纸以“现世的活地狱”、“一个呵欠招来一阵飞棒”之类标题，报道了以上的惨状。 在见死不救的英航号上，曾有四名杂役不堪虐待，企图逃跑，被监工用铁钩打得半死，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了自发的罢工。九月十三日的《北海时报》曾刊载过水产讲习所的调查报告《各蟹工船内恰似斗牛场》，但未详细发表这些渔业工人的斗争。 多喜二在写作《蟹工船》以前，自一九二七年三月起，作过相当周密的调查。 他从拓殖银行里的资料新闻中把有关的资料剪贴下来；织田胜惠和笠原绢子等人常常在下班之后帮助他剪贴资料。另外他常常利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时间，去访问函馆的乘富道夫。在乘富的向导下，对停泊在函馆的蟹工船作过实地调查，并直接和蟹工船的工人见面，听他们的谈话，还从渔业工会的人们那儿获得很多具体的知识。乘富长年以来从事北洋渔业资料的收集和调查工作，多喜二在他的帮助下，调查到很多真实的深入的情况。他还从小樽海员工会的木下卯八等人那详细地了解了船上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十一月底，他正在写作《蟹工船》的时候，受风间六三的委托，担任北方海上属员俱乐部准备发行的《海上生活者新闻》的文艺栏工作。俱乐部设在稻穗町东五丁目，这是当年一月为了总同盟系统的海员工会刷新派而创立的组织遭受三月十五日的镇压以后，它变成了工人俱乐部兼消费合作社的海员休息所。经营人是专做海上买卖的上野彦右卫门。楼下的俱乐部约十二铺席大小，在这木板的房子里，两侧的架子上摆列着日用杂货，船员们在这里围着火炉休息。多喜二下班回家时，每隔四、五天来这里一次。 编辑会议是在稻穗町木下卯八的家中举行。笹谷金吾担任主笔，风间任记者，小林负责文艺栏，木下承担经营管理。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发行了第一期。这是一种对开的两版的报纸，发行两千份。多喜二曾用“乡里基”的署名，发表了题为《海员应该读些什么》的杂感。 一九二八年三月底以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分裂为“纳普”和“劳艺”两派；但由于“纳普”的成立，革命文艺运动的主导力量已建立了基础，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后，又围绕着艺术大众化的问题以及艺术的价值、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同时又于十二月底重新改组“纳普”，改称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简称仍为“纳普”）。“纳普”的组织由过去的按地区、以支部为单位的综合组织改为按专业团体划分的、全国性的独立组织。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二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剧场同盟、美术家同盟以及电影同盟等各个团体分别在协议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 这一时期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处在发展的时期。发表的作品有佐多稻子的《来自牛奶糖工厂》、立野信之的《军队病》、中野重治的《初春的风》和《老铁的故事》、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及片冈铁兵的《绫里村义举录》等。 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小林多喜二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完成了《蟹工船》初稿。初稿上记着：“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上午一点十五分搁笔。费时一百三十三天。共约二百页（一百八十页）。” 多喜二一边誊写，一边加以修改润色，在三月三十日晚上完成了这部小说。于是在第二天，他把这部作品随同下面的信一起寄给了藏原惟人。 “另寄去第二部作品。 “一、这部作品里没有所谓‘主人公’，没有个人传记式的主人公或类似的人物，是把劳动者的集体当做主人公的。在这意义上，我想是比《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前进了一步。 “过去，虽有用短篇来写集体的，但这样大的篇幅恐怕还不曾有过，因此，在各方面都是冒险的尝试，也遭到了困难；但我想描写‘集体’是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开辟的道路，这部作品如果能成为引玉之砖，那我就是幸福的。 “二、当然，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中试图描写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理，在这部作品中是完全没有的。 “个人性格和心理的细致描写，正在从无产阶级文学中逐渐消失。这种趋向，从无产阶级文学乃是集体的文学这一观点来看，是必然的。但也不要因此而产生不完整的以至枯涩无味的东西。我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三、为使无产阶级艺术大众化，正在从各种形式上下工夫，这是重大的努力。但实际上，其结果恐怕难免有‘知识分子式的’、仅只是肤浅的、卖弄小技之处，而没有从内心深处撼动现实中的劳动群众的力量。这种知识分子气味，会受到劳动者的自发的拒斥。 “我认为：（1）作品，顶重要的压倒一切的，首先是属于劳动人民；（2）在这坚强的基础上贯彻大众化的原则。至于提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明朗性’、‘进展速度’，等等，意图是良好的，但尽管如此，总不过是摩登少年式的东西罢了。 “这部作品没有摩登少年式的‘明朗性’，也没有‘轻快的进展速度’，同时也没有在这意义上的肤浅的、小技的卖弄。总之，我曾尽力使它成为劳动人民的作品，但是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却是无法知道的。（《战旗》是不是特别在这方面作得不够？） “四、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是在蟹工船上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但并不着重于向读者介绍蟹工船本身的情况，因为，蟹工船实际上说明了下列问题：（1）这是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典型的剥削形式；（2）除东京、大阪等大工业城市外，目前日本工人有百分之八十处于这种状况；（3）通过它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种国际关系、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真相。 “五、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是‘没有组织的工人’——作者在掌握自己的人物上，没有把工人写成流氓，这在没有组织的工人占多数的日本，而且又是大学生式的‘前卫小说’盛行的时候，恐怕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六、资本主义本来不愿把工人组织起来，但像是对这件事的讽刺，相反地又使他们组织起来（虽然是自发地产生的）。 “资本主义以残酷的方式侵入落后地区、殖民地，继续进行原始性的剥削，对官宪和军队，则一面用作‘看门人’、‘警探’、‘保镖的’，一面又苛酷地奴役他们，叫他们积极地从事为资本主义效劳的活动。 “七、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为什么要这样？了解这个问题的工人，在日本能有多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 “仅仅描写军队内部身分上的苛酷使役，只能唤起人道主义的愤怒；而尚未接触到在它们背后左右军队本身的帝国主义机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基础。 “帝国主义——财阀——国际关系——工人，对这四者必须全面地给以表现。这一点，蟹工船是最合适的舞台。 “以上是想极力表达的意图。哪里体现了原来的意图，表达得怎样，望给以严密的批判如有不满之处或重大缺点，我准备再加以修改（假如还值得修改的话）。望指示。”[35] 注释： [1]前卫艺木家同盟的简称。 [2]一日里约等于四公里。 [3]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1卷第72和75页，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4]山悬为山木悬藏的爱称。 [5]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85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6]左翼艺术同盟，1928年1月由年壶井繁治、坂井德三等人组成，机关杂志为《左翼艺术》，积极支持当时的左翼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 [7]农民文艺会，1927年秋成立。同年10月发行机关杂志《农民》，会员有黑岛传治等人 [8]全国艺术同盟，1927年12月成立，主要成员有村松正俊、松本淳三等人。1928年5月创刊机关杂志《第一战线》。政治上支持日本劳农党。 [9]斗争艺术家同盟，1928年1月由杉井滋夫等人创立。同年2月创刊机关杂志《斗争艺术》。支持劳动农民党。 [10]《街头马车》为帝大同人杂志联盟的加盟组织之一，主要成员有作家武田麟太郎等人。 [11]大宅壮一（1900—1970），评论家。 [12]松本正雄（1901—1976），文艺评论家。 [13]佐藤武夫（1906—1929），舞台照明家早稻田大学理工科肄业。1927年作为“前卫座”剧团第一届研究生，参加戏剧运动，为“普罗艺”演剧部部员。《战旗》创刊后，任编辑长，全副精力投入工作。1929年4月因肺炎逝世，举行了“纳普”葬礼。——作者原注 [14]上野壮夫（生于1905年），诗人。 [15]立野信之（1903—1971），作家。 [16]小川信一（生于1903年），本名大河内信威，曾担任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书记长。 [17]本庄陆男（1905—1939），无产阶级作家。 [18]桢本楠郎（1898—1956，儿童文学作家。 [19]洼川鹤次郎（1903—1974），文艺评论家。 [20]森山启（生于1904年），诗人、小说家。 [21]三好十郎（1902—1958），剧作家、诗人。 [22]上田进（1907—1947），本名尾崎义一，苏联文学研究者。 [23]明石铁也（生于1905年），小说家。 [24]高见顺（1907—1965），小说家 [25]越中谷利一（1901—1970），小说家、俳句诗人。 [26]细野孝二郎（1901—1971），作家。 [27]西泽隆二（1903—1976），又名野山广，诗人。 [2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40—41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254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0]片冈铁兵（1894—1944），作家。 [31]胜本清一郎（1899—1967），评论家。 [32]里村欣三（1902—1914），小说家。 [33]一寻约为1.8公尺。 [34]按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方的惯例，渔业主除发给渔夫的薪水外，还要在利润中抽一成给渔夫称为“九一分红”。 [35]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45—247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第七章领土治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967） 第七章领土治理
七、转折时期（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七、转折时期（二） 多喜二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小樽高商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杀人的狗》，同年四月在同人杂志《原始林》上发表《万岁万岁》，前一年的九月还曾在《原始林》上发表《父亲病危》，前后相差半年的光景。《原始林》是金泽地方发行的一个同人杂志，在小樽第十二银行分行工作的中司铁也是该杂志的同人之一，多喜二就是通过他的关系而为《原始林》写稿的。《杀人的狗》揭发了原始的把头包工制度——即所谓监狱工棚的残酷性。《万岁万岁》和此恰好形成对照，描写了劳动人民纯朴的爱情。两者虽然都是很短的短篇，却显示了他的创作到达了新的境界。 从这时候开始，他把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学习和文学同样都看成是自己必修的课程。他阅读了福本和夫的《社会的结构与变革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德波林的《列宁的辩证法》以及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他首先把学习唯物辩证法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在这方面，他的朋友寺田行雄给了他很多帮助。 从二月下旬起，多喜二开始断断续续地在草稿本上写他的长篇小说《迈出第一步的女人》。这个以田口泷子为原型的长篇，他原来打算写成之后如果能出版的话，准备把稿费赠给田口。 田口到小野医院当女佣人以后，多喜二还经常和她一起去看电影、散步和通信；还不断地关心她，教育她，鼓励她不要总是那样自卑。 他曾经赠田口一册石川啄木的短歌集，并从《一握砂》和《可悲的玩具》[1]中挑选了六十四首短歌让田口读。他在二月十五日给田口的信中这样说： “啄木的短歌，那些好的，真是非常出色，但也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浏览了一遍，把那些认为可做典范的选出来，在角上打了一个记号。这些打记号的，一定要记住。每天睡觉以前记这么两三首，转天，一面做事，一面再极力暗诵。这样全部记住以后，时而吟诵起来，就会觉得短歌的韵味有如咀嚼鱿鱼一样充溢齿颊。如有读不懂的地方，请写信来，我告诉你。”[2] 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田口，送给她辞典，好让她查阅不懂的生词；告诉她矶野佃农斗争演说会和余市文艺讲演会的情况；另外还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她，希望田口能加深对他的生活和工作的了解。余市文艺讲演会是三月六日星期日那天由余市家政高等女子学校举办的，邀请了《光明》杂志的同人小林多喜二、斋藤次郎、武田暹及岛田正策等人去讲演。多喜二的讲题是《娜拉[3]和现代女性》。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讲。 五月二十三日《小樽新闻》刊载了他的《十三颗玻璃珠》[4]的前几段。关于这篇作品，他写过下面的信给田口： “解释一下《小樽新闻》上的《十三颗玻璃珠》： 所谓十三颗的意思，就是说要按照‘〇之一’、‘〇之二’、‘〇之三’……的形式写到‘〇之十三’为止。现在刊载到‘〇之五’。 “〇是代表玻璃珠。这里使用了时髦的‘技巧’。在朋友们当中，都说我一议论起来就那么一本正经，因此这一次我想写点轻松的东西，这就是‘海阔天空’的意思。 “以下希望你对照剪报一起读。 “〇之一 “这一段所写的是关于前些时候有一天晚上和你谈过的的作品，写哈代[5]他的作品的特征是什么。和你谈过的是他的两部作品《悲哀的轻骑兵》（被枪杀的那个故事）和《小镇的人们》（白白浪费一生的那个故事）。回想一下我的谈话，我想你马上就会理解〇之一。 “哈代写作的毛病是不愿意剖视人生的断面，而喜欢提纲挈领似地讲述故事情节。例如像我的作品《万岁万岁》就是显示人生的一个断面的作品，而哈代总是喜欢写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如此这般。‘Ironical’是‘讽刺’的意思。所谓片面的男女关系[6]，意思说仅仅是简单的男女关系，仅仅是男女的恋爱关系。但是除了这样的男女关系以外，如物质上的种种生活，以及其他因素都没有包括进去。维塞克斯是哈代出生的地方。哈代喜欢描写这个地方的山川景色。 “〇之二 “所谓‘大有前途’[7]的，是说哈代的作品大多是感伤的，对于推进今后的社会丝毫不会有好处。 “接着我要说的是：如果作者真是把人生看成是那样残酷、阴暗和悲惨，但他既没有变成神经病，也没有自杀，这令人感到怎么也不可理解。如果他不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制作小说，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〇之三 “没有特别解释的必要。 “〇之四 “所谓‘不是从脑子里，而是从内心里……’[8]，是说明这样的事实：有些人光凭书本就得意地说社会主义是如此这般，这是从脑子里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也有人从心里、从心的深处、从内心里非要作社会主义者不可。 “‘它指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指它说明了艺术不单是使人心情愉快，而且还要给人的行动以莫大的刺激。 “〇之五 “这以后就比较费解了。 “所谓‘社会决不是停留在一点上不动’，这是说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总而言之，这虽然是非常明显的道理，可是一碰到社会上和艺术上的具体问题，就变得谁也不懂了。所以说它很有意思。 “如果还有不懂的地方，请您问我。这次详细地说明了一些简单的道理，想你大概会懂吧！”[9] 但是，五月二十八日，田口给多喜二留下了一封信，也不告诉他行止，又突然从小野医院消失了踪影。 在失踪前一天的二十七日，田口还曾经给多喜二打过电话，当晚两人在稻穗町大国屋绸缎店的街角上见面后，和往常一样在花园町的蛇之目吃了夹生鱼片的饭卷，在小樽公园里散步，上了水天宫，以后，多喜二乘十点四十分的末班火车回到若竹町的家中。当天晚上田口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异样，这完全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第二天看到田口给他的信，他大吃一惊，感到太意外了。六月二日，他在“杂记簿”上写着：“二十八日哭了一整天。和斋藤两人到运输服务行探听到很晚才回来，没有效果。也和泷子的妹妹说了，但她只是泣不成声。”[10] 二十九日、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三天，多喜二跑遍了市内的运输服务行去打听，向小野医院的女佣人询问，打电话通知荐头行，到处寻找田口的线索。直到六月一日，好容易才找到搬运田口行李的运输服务行，证实田口是二十八日乘早晨第一班火车去室兰了。六月二日，他在“杂记簿”中这样写着： “我应该采取的步骤是把工作调到东京去，然后和泷子结婚。不管她的过去如何，不管她的身体怎样，纵然因此我要长时期地受苦，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把那样纯洁的爱情给我呢？能到东京去就好了。就这么办！”[11] 六月十二日，多喜二拜访了札幌总行的秘书科长河口，要求把他调到东京的分行去。 田口出走的原因固然由于小野医院的情况确实很混乱，她反正不能在这里长期呆下去。但她连行踪也不告诉多喜二就离开了他，还是由于她性格内向，内心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她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考虑到结婚，自己只能使多喜二陷于不幸。另一方面，在医院工作收入很少，她家中贫困的生活也迫使她不可能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小樽联合工会通过矶野佃农斗争，飞快地加强了组织，成为北海道地方劳工运动的指导力量。这一年小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三千名工人参加，集合地点的花园公园挤满了一万人，非常热闹，是当时东京以北地区最大的一次集会。 接着，在这一年的六月，爆发了以小樽港湾的运输工人为中心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据说是日本第一次各产业联合总罢工。 六月十一日，“山甚”舢板码头的三十六名码头工人发起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这就是这次总罢工的开始。小樽的舢板业资本家同业公会支持山甚，企图利用这次罢工把工会会员赶出码头；他们反对各个码头上的工会积极分子，收罗了一批工贼去支援山甚码头的工作，用解雇的手段来对待不服从命令的工人。所以山甚的罢工一开始就带有复杂的性质，它不是简单地只作为山甚舢板码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的。 小樽联合工会制定了按各产业分别进行斗争的对策，提出了“反对克扣规定工资”、“建立十小时上班制”、“制定公休假日”、“反对取消夜间船上工作加班费”以及“公布卸货量”等要求，分别召开各个码头现场的代表会议，起来斗争。 港内的全体舢板工人、仓库工人以及贮煤场的煤炭工人分别于六月十八日、十九日及二十日三天举行了代表会议，统一向资本家提出“改革现场制度”的要求，联合起来投入了罢工。二十四日，三井、三菱和山下的贮煤场工人也汇合进来，于是爆发成为整个港口运输工人的大罢工，参加人员超过了六千人。船主、邮船舢板业、行李搬运业，以及码头、煤炭、海运等资本家集团，以商业会议所为中心加强了勾结，动员了警察和在乡军人，远到函馆、室兰和旭川去招募工贼，集中一切手段来镇压和破坏罢工，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彻底搞垮工会组织，肃清评议会在北海道的势力。 当小樽的工人举行罢工时，日本农民组合、评议会以及劳动农民党的北海道联合会首先起来支援。尤其是农民组合，向全北海道四十四个支部呼吁“不要忘记矶野斗争”，积极投入支援活动。矶野农场的佃农们还给罢工团送来了三袋大米。 罢工指挥部发行斗争日报，召开演说会，散发传单，以加强宣传活动。 二十三日晚，数百名工人在稻穗町的石山集会，准备到山甚码头去示威游行，与企图阻止示威的警察队之间发生了大格斗。工人投掷石子，警察拔剑相迎，双方都有人负伤，十九名工人被拘捕。 在海岸一带，工人们极力阻止工贼混入，和警察队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之间弥漫着紧张的空气，港内的交通和搬运都停顿了，大商店和市场也停止了交易，仓库和船只上待运的货物积压如山，五十多只空舢板一长列地系留在运河内。 另外，为了加强罢工团员的团结，当天还召开了家属大会。 家属大会发表的宣言说：“这是争取工人全家温饱的斗争，我们不能抱着坐视等待的态度，妻子、女儿和父母们都要起来参加斗争。丈夫的失败就是妻子的失败，儿子的失败也是父母的失败，我们有义务全家团结起来以争取这次罢工的胜利。”大会还作出决议，向市政当局提出“免除小学学费”、“设置免费诊疗所”、“设置妇产医院”和“废除强制儿童储蓄”等要求。 二十四日，全市三千名小学儿童举行了同盟罢课。妇女组织了行商队。二十八日早晨，七百名工人不顾严厉的镇压，举行了“码头现场改革日”的示威游行。另外，预定当天由劳动农民党主持的市民大会虽然被命令停开了，但是罢工团组织了市政改革执行委员会，开展签名运动，要求改革市政。 罢工进一步扩大到全小樽的工厂工人和木材装卸工人。二十七日举行了全市工厂代表大会，决定了对八个工厂主提出的要求。接着代表六千名装卸工人的代表会议也于七月二日举行，决定在七日全市预定总罢工的那天，实行罢工。 小樽港湾罢工开始后，评议会北海道协议会立即策动函馆、室兰和钏路的港湾工人也举行总罢工。六月二十二日，函馆的港湾工人成立了代表会议，札幌、室兰和钏路的工人也有继起斗争之势。全北海道十二万工人都进入了斗争的准备。 不过另一方面，由各地来增援的警察，加强了对罢工的镇压；罢工团方面虽然反复地举行过“扑灭叛徒日”，但也越来越难以遏止工贼的侵入；另外又出现了少数被收买的工会干部。 七月一日，资方的手宫煤炭部破坏了同业工会的协定，单独承认了从业人员的几乎全部的要求，因而一贯抱着强硬态度的资本家集团的步调也被打乱了。全北海道有势力的人物都出面来调停，于是从一日起，劳资代表开始谈判。谈判共举行了八次。从五日到十六日，各个劳动现场和车间的罢工逐渐获得解决。但是还有不少劳动现场提出的要求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结果，解决条件的不平衡，再加上对部分工会干部的不信任，很快就变成工会分裂的潜在原因。 尽管存在着以上的问题，但是小樽运输工人的罢工，在日本组织了第一个各产业的代表会议，提出了包括市民和家属的要求、带有广泛的政治性的方针，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创造性的经验。在斗争中所散发的传单也改用了具体的、新的形式，使用了平易、生动的工人语言。 多喜二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他接受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武内清的委托，银行一下班，就悄悄地来到罢工团的第二游动总部，协助编印传单。秘密的游动总部分为第一和第二两部，第二游动总部负责编写传单和发行日报。多喜二所写的传单草稿由武内清最后审定。 七月二十四日芥川龙之介自杀。他在自杀前的两个月，曾和里见弴[12]参加改造社举办的文艺讲演来到北海道。五月二十日，在多喜二等《光明》杂志的同人的主持下，把他们两 人迎到小樽妙见町的餐馆“新中岛”，举行了欢迎座谈会。当他们赴函馆时，多喜二曾去车站欢送。出席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光明》的同人外，还有米山可津味、高田红果等人以及小樽高商文艺研究会发行的《北方文艺》杂志的同人。 八月，多喜二由《文艺战线》的一个普通读者进一步加入了劳农艺术家联盟，积极地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加强了联系。 当时无产阶级文艺团体已经分裂为劳农艺术家联盟（简称“劳艺”）和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普罗艺”）两派。在分裂以前，虽然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但日本的文艺运动在思想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以进步的文艺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展着。一年以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建立文学、戏剧、美术和音乐的专门部，改称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通过这次的改组，排除了秋田雨雀、加藤一夫、小川未明、宫岛资夫、壶井繁治、新居格[13]、中西伊之助和村松正俊等无政府主义者，而统一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艺术团体了。东京帝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是这次改组的主要力量，该会的林房雄、中野重治、鹿地亘、川口浩[14]、久板荣二郎[15]和谷一等人都参加了联盟，此外还有千田是也[16]、小堀甚二[17]、黑岛传治、佐野硕[18]、村山知义[19]和藏原惟人等人新参加进来。 但是，在日本的革命运动中普遍地存在着福本主义的影响。在这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企图把艺术运动和政治斗争机械地联系起来的见解。这种见解和另一种主张艺术运动的特殊性的见解之间发生了对立，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分裂成为两派。 受福本主义影响的中野重治、久板荣二郎、鹿地亘和谷一留在联盟内，依据《文艺战线》杂志的藤森成吉、藏原惟人、佐佐木孝丸、村山知义、山田清三郎、林房雄、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郎、金子洋文和黑岛传治等十六人退了联盟，另组织了劳农艺术家联盟。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于同年七月另创办了机关杂志《无产阶级艺术》，和以《文艺战线》为机关杂志的“劳艺”处于对立的局面。 多喜二是因为曾经把那一年三月所写的一个独幕剧《女囚徒》投寄给《文艺战线》，才参加“劳艺”的。当他在八月参加“劳艺”时，“普罗艺”已经以札幌为中心，也在北海道各地组织支部，并且在小樽也成立了几个读者小组。而且无产阶级剧场（系“普罗艺”的戏剧部）在劳农党北海道支部联合会的支持下，准备于八月六日由函馆开始，在小樽、札幌、旭川及名寄等地巡回公演十天。八月五日，十六名剧团演员已经到达函馆，北海道厅突然下令禁止公演，函馆在十三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剧团中的一些人从函馆被派赴北海道各地。佐野硕和久板荣二郎等人于十四日到达小樽，举办了漫画市场[20]，当晚还召开了座谈会。这次事件结合要求修改审查制度的运动，变成一次广泛的抗议斗争。 小樽的劳农党和工会的干部，虽然对于艺术运动的内部论争不太关心，但他们警惕着由于论争而可能产生的对立，因此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希望两派能联合起来进行活动。 在小樽，《文艺战线》拥有的读者远比创刊不久的《无产阶级艺术》要多得多。但在劳工团体的人们当中，很多人是支持“普罗艺”的。多喜二曾经在花园町大街的“丸文”和“左文字”等书店调查过《文艺战线》的固定读者；在公园大街的矢野俱乐部举办过《文战》读书会；他还考虑到小樽的微妙的情况，组织过左翼文艺研究会，邀请劳工团体的人们也参加这个和“普罗艺”联合举办的研究会；另外他还做过组织《文战》读者的工作。这时正好是《文艺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增加一倍读者的运动的时期。 矢野俱乐部每月都举行《北方文艺》杂志的评论会。多喜二在《北方文艺》四月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田口回忆姐姐》，六月号上发表了《残余》。他极力想加强《文战》对《北方文艺》同人的影响。 从这一年的九月前后开始，多喜二经寺田行雄[21]的介绍，参加了每星期二晚上在花园町古川友一[22]的家里举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古川友一是劳农党员，是小樽地方著名的理论家。 这个研究会被称为“火曜会”。由古川友一担任辅导教员，用高畠素之泽的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为课本。晚上七点至十点为学习时间，另外还利用学习结束后的三四十分钟时间，在一起漫谈时事。最初是每周两次，星期天也用来举行研究会。高崎彻、寺田行雄和风间六三等人以及三浦强太等四五名高商的学生都参加了研究会。工会的武内清等人也经常出席。多喜二每次都出席，热烈地参加讨论。 另一方面，多喜二于六月十五日完成了长篇小说《迈出第一步的女人》的前篇，接着断续地写中篇，同时对描写妓女的不幸生活和反抗的《残余》、《女招待》和由《腊月》改写的《最后》等旧作反复地加以修改和润色。随着他思想上的进步和生活经历的增多，他对自己的这些旧作已经感到不满足。但是要开辟新的创作道路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矛盾往往表现为在作品中插入一些生硬的说明文字。 “火曜会”在学完《资本论解说》以后，又选了德波林的《列宁的辩证法》、猪俣津南雄的《金融资本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作为学习材料。另外通过研究会，还可以获得《无产者新闻》[23]和《马克思主义》[24]等报刊。有时碰巧还有旭川的农民组合的人来参加，给他们传达农村的实际情况。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在古川的家里举行了纪念会等活动。 正在这个时候，在北海道石狩川河畔空知郡的月形村发生了大规模的佃农斗争。这次斗争被称为一九二七年典型的佃农斗争。 月形村的斗争是从要求减租开始，十月前后，几个大地主勾结起来扣押了农民数百町步田地里的庄稼，警察拘捕了全体要求谈判的佃农代表，因而连佃农的家属也总动员起来，在劳农党、日农北海道支部联合会和小樽联合工会的支援下，很快就扩大成为全村规模的大斗争。 斗争团召开了农民大会、村农大会和控诉官宪演说会等，加强了村民的团结，并提出了军队野外演习时住宿民房等问题，加强了和没有组织的农民的联系。 在十月三十日召开的村民大会上，约有四百名农民参加，通过了决议，提出公开土地等级、选举村长和废除小学学费及保护人会费等要求。在大会进行的中间，四百名农民一起到石狩川的码头去迎接从岩见泽监狱里放回来的佃农代表。接着又由佃农代表领头，再回到会场继续开会。经过这样四十天群众斗争的结果，地主方面发生了分化，土地发生争执的三分之一的地主作了让步。 十一月，召开了佃农代表会议，全村发起了永久降低佃租的运动。这时除住在城市的在外地主外，当地的地主都勉强接受了佃农的要求，最后只剩下城市里的在外地主还在继续顽抗，十一月二十一日终于决定举行拍卖[25]。 举行拍卖的那天，为了防止日农各支部来支援，北海道厅下令禁止从石狩川渡口通行；支部所在地的各个火车站上，也出动了警察，担任警戒。但是农民们仍然巧妙地穿过了警戒网，渡过了石狩川，聚集到拍卖的地点。 地主雇用了很多苦力，分乘在三辆卡车上开进了拍卖地点。从第二个拍卖地点附近的制麻工厂，冲出了近八十名男女工人，前来支援；市区的小商贩和数百名村民也来支援，最后约七千圆的索价仅得一千五百圆，而且几乎全部都由农民组合方面得标。 自从这一年的十月底月形村发生佃农斗争以后，地下的日本共产党开始在北海道各地建立组织。武内清等人是这次建党工作中的骨干。 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日本问题，批判了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从此以后，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在群众的基础上、在工人阶级中建党的方针。 日本这一阶级斗争的形势在劳农艺术家联盟中又引起了新的分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藤森成吉、藏原惟人、山田清三郎、林房雄和村山知义等人，反对企图接受山川均等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郎、叶山嘉树和金子洋文等人，退出了“劳艺”，组织了前卫艺术家同盟，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办了机关杂志《前卫》。由于整个日本革命运动的新的发展和受到思想意识斗争的影响，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分裂为三个团体，各自都有自己的机关刊物。 十一月二十三日，多喜二在不时间断的“杂记簿”上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这两个月中间，生活简直是令人目不暇接，充满了强烈的刺激。现在看来，自己好似被它击败了似的，生活当中与外界的交涉显著地多起来了，这使得我深深地担心起来。”[26] 到了十一月，《迈出第一步的女人》写完了中篇，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他经常在思考着：必须要大踏步地从过去作品的世界里迈出来。他逐渐认识到要这样作，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是改变生活。 十一月上旬，他开始写以北海道的开垦农民为主题的小说，暂定了一个题目叫《石狩河畔》。他放弃了《迈出第一步的女人》后，把《石狩河畔》改称为《防雪林》，从十二月起集中全副精力写这部作品。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杂记簿”上记下他写这部作品的意图说：“想写个原始人般的、没有末梢神经的人，如同切尔卡什和该隐的后裔[27]那样的人，还要写农民的生活。”[28] 当“劳艺”分裂时，虽然古川友一不太赞成多喜二退出“劳艺”，但他还是离开了“劳艺”而参加了前卫艺术家同盟。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晚上，他在“杂记簿”的最后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啊，新的一年终于来了！去年做了些什么呢？ “泷子像《复活》中的卡秋莎一样，离我而去了。在思想上坚决走向马克思主义。获得古川、寺田这些劳农党的朋友，这是划时代的大事。 “《文艺战线》十月号上刊载了我的剧本《女囚徒》 “这期间曾迫切地想到东京去。 “啊，新的一年到来了。咱们的时代到来了。这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代，而是应该怎么做的时代。 *** “《防雪林》已经完成了一百三十页，再写十五、六页就结束了。《山本警察》修改后，准备拿到东京去。 “打算从明天起，为《北方文艺》写点新形式的作品。《电影》上发表了我的《以〈海战〉为中心的杂谈》。这是一篇有信心的作品。 “读完《复活》，深受感动。打算在《小樽新闻》上发表自己的感想。”[29] 注释： [1]据川并秀雄在《多喜二与啄木》（载1938年1月号《啄木研究》）一文中考证，多喜二赠给田口的石川啄木短歌集，可能是当时最流行的红玉堂书店发行的袖珍版本，内收啄木的两部短歌集《一握砂》和《可悲的玩具》。多喜二挑选的64首短歌，包括《一握砂》中的《爱自己的歌》28首、《烟》6首、《难忘记的人们》12首及《脱手套的时候》3首，共49首，另外15首是从《可悲的玩具》中选的。——作者原注 [2]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39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3]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 [4]这篇作品是多喜二写的文艺杂感，由十三小段组成，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5]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 [6]多喜二在《十三玻璃珠》第一段中批评哈代的作品在处理人的关系上“都是片面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7]《十三颗玻璃珠》第二段的全文是这样：“可是哈代的作品令人感受不到是‘大有前途’的小说。写这样作品的作者没有变成神经病，而且现在还活到八十多岁，这使我怎么也无法理解。” [8]《十三颗玻璃珠》的第四段说：“……与其说是由那些讨厌的议论，还不如说首先（确实是首先）由于读了叶山嘉树的《卖淫妇》和《洋灰桶中的一封信》等作品才了解到有非常多的人（不是从脑子里）而且从内心里掌握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因而感到恍然大悟。它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25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07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07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2]里见弴（1888—），小说家。 [13]新居格（1888—1951），评论家。 [14]川口浩（生于1905年），文艺评论家。 [15]久板荣二郎（1898—1976），剧作家。 [16]千田是也（生于1904年），导演和演员。 [17]小堀甚二（1901—1959），小说家。 [18]佐野硕（1905—1966），导演。 [19]村山知义（1901—1977），剧作家。 [20]漫画市场系在举行画展的同时出售展览的作品。 [21]寺田行雄（1902—1943），生于小樽市，1924年参加小樽高商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创立工作，曾因反对军事教练事件而受停学处分。毕业后，在北海时报社小樽分社工作，参加劳农党，为多喜二的密友。“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时被捕，“十二月一日事件”被起诉。1931年10月去东京，1937年11月因反战运动而被捕，1943年病死于大阪。——作者原注 [22]古川友一（1889—1945），生于青森县弘前市。自学。1924年以前在小樽市政府工作。1926年前后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以理论家而知名，和小樽的劳工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三·一五事件”后站在劳农派的立场，1945年1月在东京被捕，送往小樽警察署。因拷打发病而死。——作者原注 [23]、[24]均为当时日本共产党所办的报刊。 [25]地主和佃农发生租佃的争执，法院将有争执的田地的庄稼插标拍卖。 [2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25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7]该隐系《圣经·创世纪》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儿子。日本作家有岛武郎曾以《该隐的后裔》为题，写了一篇描写农民的中篇小说。 [2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25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26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六、转折时期（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六、转折时期（一）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小樽和函馆举行了北海道第一届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当天在札幌、室兰、旭川和钏路也召开了纪念会。 这是第一次庆祝劳动节，小樽的工人甚至连劳动节的意义也不了解。小樽联合工会和政治研究会的干部们为了准备庆祝劳动节，紧张地作了约莫一个星期的宣传工作。 五月一日上午六点钟，放了五个花炮。集合地点设在市北临海的手宫公园的山岗上。不一会儿，港口的工人们有的上身穿着印有字号的外衣、下身穿着围裙和窄腿裤，有的穿着劳动服，脚上穿着木屐或草鞋，按分会集中在一起，打着红旗，唱着还不太熟练的劳动节歌，挨次进入会场。在会场的入口处，挨个儿被警察搜身。八点钟左右，这里已集合了约七百五十名工人。其中也有工会妇女部的妇女，有的还背着孩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很引起人们的注意。 十点钟左右，在全场的鼓掌声中，劳动节典礼在小樽联合工会的境一雄的主持下开始。加上来看热闹的市民，当时公园的山岗上足有两千人。 朗读宣言之后，由铃木源重、正木清、坂本佐一朗、合田久市、寺田格一朗及畠山清等人致词，接着由小樽联合工会的红旗领头，在境一雄、铃木源重、武内清、渡边利右卫门等工会干部的率领下，按妇女部、各工会分会、朝鲜劳动青年会、北海劳动联盟和北方海上工会的顺序，开始游行。 游行的队伍高举着旗帜。旗帜上写着“制定工人保护法”、“建立工人休息站”、“建造海员宿舍”、“反对解雇”和“确立八小时劳动制”等等口号。队伍从手宫公园经若松町，向沿街两侧挤满看热闹的群众的市中心前进，由奥泽的入口处向右转，登上花园公园的大街，到达小樽公园；在那里，队伍就地围成圆圈，由寺田格一郎领唱劳动节歌。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境一雄讲话。下午一点钟，大家三呼全世界工人万岁，小樽工人万岁，劳动节参加者万岁而散会。 田口泷子被接到小林家后，多喜二的母亲很快就打心眼里对她疼爱起来。过去有过悲惨经历的女人，性格上往往容易堕落。但田口并不如此，她经常沉默而忧郁，但在温顺的性格中，总令人感到什么地方蕴藏着一种坚强的意志。不过，多喜二的母亲之所以对她产生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般的心情，恐怕还是出于对她的悲惨境遇的深厚同情。不久以后，多喜二的母亲和田口的母亲的往来也亲密起来。 多喜二把田口泷子接到家里以后，心里有了劲头，比以前更加发奋读书和专心于创作了。从五月二十四日起，他准备了一个叫作“杂记簿”的笔记本，开始在上面写日记。他并没有想到要把它发表，只是不懈地专心于新思想的探索。另一方面，他把一九二五年以后写在草稿本上的作品一一地动笔修改。 六月前后，他在“杂记簿”上记下以下的感想： “今天感到寂寞。 “我知道自己在很多人面前，还不能从思想上提出自己存在的理由，还不能以明确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遇事总是模棱两可。我具有一点点足以证实自己存在的‘独特’的思想吗？ “而且这一情况也立即反映到我的艺术上。 “我们这些人对待生活实在太‘苟且’了。使我联想到寺田他们。”（五月二十八日）[1] “巴比塞虽然把光明与黑暗的存在看成是绝对的，但他并没有说：‘算了！永远是没完没了。’斯特林堡和巴比塞的‘时代的差异’、‘思想的差异’或‘对待实际的态度的差异’正是在这里。”（六月七日）[2] “一个作家如果对人生没有任何要求，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作家只是要求他的作品如实地描写人生，那他还不如摄影师。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契诃夫是摄影师，可是真正说来契诃夫并不是摄影师，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想说托尔斯泰才是…… “但是，日本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他们认为所谓小说只是单纯地、‘无意识’地、真正‘如实’地来描写社会的事实。作家必须对人生不断地提出‘要求’，有人甚至于说作家必须是幻想家。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姊妹》和《万尼亚舅舅》都是使读者可以理解的作品。”（六月七日）[3] “为了给高商的报纸写稿子，想到了人生的阴暗和拯救它的办法，昨天晚上弄得心情很不佳。今天一整天虽然在做工作，但心中苦闷不堪。通过实际感受，体会到了‘思想会损害健康’。我自己以及社会上很多人一直都认为‘人不会因思想而死’，可是现在竟使我感到这也是可能的。”（六月十一日）[4] 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他集中全副精力改写作品。《龙介的经验》改写为《AndAgain？》[5]（二十三页），《腊月》改为《最后》（三十三页），《父亲病危》改为《隔膜》（七页），《田口回忆姐姐》改为《背鱼筐》（十五页），《娼家》改为《女招待》（三十二页）。在这期间，他还一气写成了《杀人的狗》（七页）。他特别在《娼家》和《腊月》的改写上花费了很大的苦心。 在改写《娼家》时，他非常有意识地希望能掌握处于这种境遇中的女人们在性格上的差异。他把光明给予了这样的女人：“她懂得一切现实生活和自己的力量，她（从伤感中摆脱出来）说：‘要坚强起来，因为在这里任何普通的道理都讲不通。’”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坚强起来就是出路”的思想。 另外在改写《腊月》时，他把贫困的原因改写为由于父亲在码头装卸工作中发生事故而死亡。和原作比较起来，他是企图把它当作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来加以探讨。但是当主人公阿惠被生活逼到不卖淫就得自杀的境地时，哲夫还说：“你要和一切作斗争，努力活下去！”这未免令人感到是一种空发善心似的空虚。 八月十五日，多喜二在“杂记簿”上写道： “……这次在改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中，现实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希望找出出路，但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只能令人感到好似在撒谎。 “改写《腊月》时，曾经想由哲夫来帮助阿惠。但在改写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当自己投进这种生活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原来的想法进行。改写《娼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前一篇里，希望救人的哲夫，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在后一篇里，希望得救而逃走的初惠，最后又被拉回来了。泷子说：‘社会要推倒一个阿初，那太简单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而且很重要。”[6] 他认为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和现实的实际感受的矛盾是“泛爱思想和超人思想的斗争”。他一面感到“真实的心情最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又认为： “这只是一种心情，一种强烈的要求（愿望）。但是外界现实中各种具体的障碍使得这种愿望始终只停留在单纯的愿望上。换句话说，当实际生活强有力时，结果就近似于尼采（意思是说在生活上是超人的），因而自己内心里追求的愿望也就失去了现实性。 “这种状况要向何处发展呢？”[7] 正当多喜二为这些矛盾和焦虑而苦恼着的时候，从友人胜见茂借来了叶山嘉树[8]的短篇小说集《卖淫妇》。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九月十四日，他在“杂记簿”上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这十八篇作品，每一篇都表明一种态度——一种思想意识。这些都是像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没有的。当然，我们的生活和叶山的生活有所差异，这是自不待言的。因为艺术不可能离开生活而存在。严格地说，在我自己的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可以看成是‘思想意识’的情绪。但是在我来说，这种情绪还没有那样‘热烈地’、‘具体地’表达出来。叶山的那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生产阶级对消费的、有闲的阶级所抱的反抗意识以及被剥削的意识……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人道的情感充满了每一篇作品。由此而产生的‘作品的清新感’，首先打动了我。 “仅是在描写悲惨的现实这一点上，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思想意识，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叶山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手法’。……这位作者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表现技巧，对于表现上述的思想意识是最适合的。它的特色是粗线条、自由清新的比喻（这一点尤其突出）和直率大胆，看不到装腔作势。和志贺直哉等人的表现手法正好相反。可见志贺直哉等人的表现手法不是绝对的。 “这两大重要的因素打动了我，而且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因素，才使他在群小作家和老大作家的那些老一套的、无生气的、一次两次一百次写烂了的、依样画葫芦的作品当中，‘鲜明地’显示出其特色。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原因。”[9] 叶山的作品使多喜二对他所献身的新文学的前途产生了信心。他很兴奋，进一步对巴比塞和高尔基表示了积极的关心，第二天他就开始读起高尔基的作品来了。这是他初次接触高尔基的作品，他读了《旅伴》、《有一次在秋天》、《切尔卡什》、《卡因和阿尔太尔姆》以及《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作品。他发现了像切尔卡什和阿尔太尔姆那些“不慨叹悲惨的生活、不向金钱低头、不一味地只想到人生软弱的一面而勇敢地活下去的不可思议的人物”。 而且这些人物并不是蛮横的“强者”，而是和“弱者”在一起，并且“这种意识似乎使他们感到痛苦”。于是他进一步感到“比叶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明朗的气氛”。[10] 多喜二读高尔基的小说，虽然注意过作者对流浪汉生活的看法以及和一般人的生活如何结合的问题，但是叶山和高尔基的作品中对待事物的新的看法，已经无形中成为多喜二考虑自己的作品和回顾自己的生活的极大的刺激。九月二十一，他在“杂记簿”上记上这样的一段话： “我虽说是一贫如洗，也过着拖拖拉拉的生活，却（沾亲戚的光）从高商毕了业。那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和随之而产生的高尚的优越感逐渐和‘一贫如洗’的我混杂地同居在一起。我遇事感到的矛盾和不彻底性似乎都是来自这种‘混杂’，正好像一个人具有双重国籍一样。”[11] 巴比塞的作品《光明》和《地狱》，多喜二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一次。这时他又反复地读了这些作品，并且作了内容摘要。十月十日，他写下这样的感想：“他的艺术手腕和现实主义的思想，使我受到了启发。在技巧上很像日本的短歌那样充实和老练。对事物的看法非常客观。”[12] 多喜二就是这样通过自己在文学上的不懈的努力和对生活的严格反省，逐渐地从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者，觉悟到要作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 到了十一月，他开始读高畠素之[13]的《马克思主义十二讲》。十一月五日，他在“杂记簿”上写道： “《马克思主义十二讲》是一本好书。要认识社会，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理解。 “作家也不例外，而且正因为他是作家！”[14] 十一月十一日，小林的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田口泷子对谁也没说，只给多喜二留下了一封信，就突然消失了踪影。多喜二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泷子离家出走了。 “因为我想要到东京去念书，她以为她要是留在这里，会在各方面给我带来麻烦，变成我的累赘。 “她在信上写着离家出走也决不走堕落的道路。我马上到她母亲那儿，但她没有去过。又到高岛的安藤先生那儿，但她也没有去，也没有到妹妹那儿去过。母亲、妹妹、朝里的姐姐和姐夫、福原的太太，大家都感到沮丧和担心。 “我的眼睛发痛，肿得通红。 “泷子说为了让我能到东京去，她要独立地生活下去。但是，说真的，泷子走了，我才开始清清楚楚地体会到泷子的感情和我自己对泷子的感情。 “即使我能够到东京去，要是没有泷子，我也感到无法生活下去。 “现在已是十二日的晚上[15]，泷子出走后已经两个晚上了。现在我一边写着这些，一边想着：那沉默、老实，腼腆的小泷到了那些完全陌生的外人面前，是不是手足无措地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用眼泪来掩盖她内心的凄凉呢？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好像被刀子狠劲割着剜着一样，感到现实的痛苦。小泷过去的生活过于辗转在陌生人的手下了。她没有尝过真正的父母的爱。只有我是她的依靠，而我又想到东京去（为了满足我的这种欲望），事实上是我把小泷赶走了，从我的爱情中把小泷赶走了。现在我要救小泷。拯救她的唯一的办法——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就是结婚！”[16] 小樽已进入冰雪的季节。每天晚上银行一下班，他就去看望田口的母亲，或者去和朝里的姐夫商量，到处探听田口的消息。 十八日的晚上，好容易打听到田口确实是在花园町的小野医院里当女佣人。但是当他了解到田口希望独立生活下去的坚定决心时，他也无法硬把她带回来。 多喜二对田口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他救出田口是出于一种带有正义感的深刻的爱情。尽管如此，无论是从他当时的现况来说，或者是从他对田口的感情来说，都有不能一下子解决的问题，他俩马上结婚是办不到的。而且田口在过去的生活中又染上了疾病。姐夫曾从舆论上考虑，劝过他订婚，他也只是茫然地同意了而已。 不过，他一直深深地爱着田口。他关心她，教育她，希望能医治她那被阴暗的生活所摧残的身心。但是一旦使田口断绝了和过去的环境的联系，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以后，又产生了一种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情感。尽管他对田口过去那种环境里的情况十分了解，但他对田口的爱情越深，田口过去的种种生活有时反而越使他感到非常痛苦。 这种种的感情与他对文学的探索和焦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由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一向不太能喝酒的他，有些夜晚竟和武田、斋藤等人到处通宵饮酒。但是他生性不能陶醉于酒。 在他的胸中一直酝酿着到东京去的计划。生活的矛盾再度燃起了他这一向被压抑着的愿望。他拜托和他通信的新井纪一，和他商量在东京寻找职业的问题。他打算只要有一个工作的地方，就立刻辞去银行的工作到东京去。看来好似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田口出走的直接原因与多喜二去东京的问题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田口越是被多喜二的母亲和姐妹当作亲人似地看待，反而越使她感到呆不下去。阴暗生活的创伤太深了，使她内心非常痛苦。她一面感到自卑，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和多喜二结婚，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又总觉得多喜二对待爱情的态度很难猜透。另外她还常常悬念着自己家里在醉鬼继父底下受苦的母亲和妹妹们，担心紧下面的妹妹也会被迫和她遭受同样的命运。她感到这种担心很可能成为事实。 田口出走以后不久，新井纪一来信告诉多喜二在东京就业很难。上东京去的事是促使田口出走的原因，这样一来就更使他感到痛苦。 但他有着克服情感的坚强的意志和理智。自从上东京遭到挫折和田口离家出走以来，他对文学的态度和对田口的态度反而更加明确起来。 从他的“杂记簿”上的记载来看，他在这一时期读了这样一些书：读过叶山嘉树、高尔基和巴比塞的作品之后，又重读了志贺直哉的作品，另外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之后还作了比较研究；读了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17]，又把约翰·坡雅的《现代人的苦恼》重读了一遍。尤其是读了《一周间》等作品后，感到“信心更加坚定了”。到了十二月，他把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反复读了两遍。此外在这期间，他还读了新井纪一、细井和喜藏、今野贤三、井东宪、伊藤永之介[18]、金子洋文、前田河广一郎、山川亮和藤井真澄等人的短篇小说。他感到叶山嘉树的作品中达到了“科学的教养和作者的实际经验的高度结合”，但是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文学在“科学的教养和艺术的训练方面还有许多必须学习的地方。” 他这时候还读了小泉信三[19]的《近代社会思想大系》，写了以下的感想， “曾经有多少人为社会的改良、社会的改革和革命而奋斗过；又有多少人为自己的主义和主张而联合、分离、失败乃至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其结果又是怎样呢？想到这些，不禁感到苦闷起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20] “又想到自古以来大多数伟大的人物，他们为了自己的道路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这令我想到好比是为了攻克要塞，必须要有人带头冲锋牺牲。……这两者完全是一个道理。但是对那些还没有建立信仰的人，对那些还不能相信自己牺牲后、那真正的新世界就会在等待着我们的人，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的苦恼正是在这里，然而总有一天，我将以什么方式从这里摆脱出来。”（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21] 一九二七年的正月里，他几乎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带着苦闷的心情在草稿本上写了短篇小说《雪夜》。在这篇作品中，他分析和挖掘了自己“明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却又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不稳定的心理状态。 从一月到二月约莫一个月的时间内，多喜二读了好久未读过的《中央公论》、《改造》和《新潮》等杂志上的作品，另外还浏览了《文艺市场》和《文艺战线》等杂志上面的无产阶级小说。在新近的外国文学方面，读了马尔切内的《夜》、卢那察尔斯基[22]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保尔·摩朗[23]的《天明》以及皮蓝德娄[24]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登场人物》等作品。但都感受不深，他感到像这样无计划地乱读书，终究对自己是没有益处的，于是又恢复了以前的有系统的阅读方法，开始集中地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 到了三月，他开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难以理解，又改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 一九二六年，整个北海道地区的降霜期提前，农业遭到了仅次于一九一三年的大歉收。 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在一九二五年创立时，只不过是一个拥有五个支部和六百名会员的小组织。但到一九二六年，在以石狩为中心的天盐、十胜和北见等地方的农业地区迅速地扩大了组织，建立了四十三个支部，组织了近三千名农民。从这一年的夏季起，各个支部一齐发起了减租运动，像永山的板谷农场、比布的有邻农场、妹背牛的池田农场、鹰栖的岐阜农场、浦臼的富士拓殖农场以及富良野的矶野农场等在外地主[25]所经营的农场都发生了佃农斗争。在板谷、有邻和池田农场，查封了农民交的租米，斗争一度有加剧的趋势，但不久就与岐阜农场一起和地主之间取得了妥协。 富士拓殖农场和矶野农场的斗争一时没有解决的可能。尤其是矶野农场，由于地主方面态度强硬，斗争逐渐激化。 在外地主的农场是一种由资本家承购了国有的土地而经营的农场。从一八九七年资本家可以获得低息资金贷款时起，这种农场在北海道开始增多起来。一九〇〇年创立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就是这种低息资金贷款的通融机构。 农场的佃农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垦荒移民。他们和北海道厅政府所征募的垦荒移民同样都是从日本内地来的。日本内地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活不下去的贫农，就是这样大量地流入了北海道。[26] 在在外地主的农场里劳动的佃农，要受管理人的支配，生活上也受种种的约束，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是事牛马般的劳动。在外地主采取的不是工资制度，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封建的租佃制度。所以这些农场的佃农与内地的佃农比起来，一方面处在更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机构的剥削下，同时又受封建的束缚，身受双重的桎梏，处于极其悲惨的状态。 空知郡下富良野村的矶野农场，面积约为二百五十町步，拥有佃农四十八户，包括家属在内，人口将近二百人，在北海道算是一个中型的农场。农场的地主矶野进住在小樽，担任小樽商业会议所会长，开设粮食海产批发庄，经营碾米和淀粉等工厂，在全北海道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势力的实业家。矶野农场和其他所有的农场一样，过去是一片荒野，尤其是排水不便，下两三天雨，地里就变成泥沼，经过佃农长年的开垦，才使荒野变成了水田。地主矶野最初曾经答应佃农，说等收上稻子以后，可以按佃租较轻的旱田收租。但是事实上他征收的地租要占佃农总收成的五成以上。这在北海道也算是最高的佃租。 当矶野农场的租佃斗争处于对峙的状态时，富良野农会曾经出面调解，接着上川郡农会、警察署和农产检查所等都出面调解过。但是地主方面坚持要征收一九二六年度收获量的七成六分六厘的佃租，丝毫不让；而佃农方面坚持要减到最高佃租为四成七，最低为一成七，平均为二成二。双方距离很大，因此很难有妥协的可能。因为曾有过二成以下佃租全免的规定，佃农方面又进一步要求减租二分。所以地主方面越发强硬，不久就使出了查封的手段。佃农方面推选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等二十七人为诉讼人，于十二月中旬向旭川地方裁判所提出申诉，要求减免佃租。 矶野的租佃斗争就这样逐渐变成全北海道所注目的问题。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日本全国工农斗争的特点，是在反动阶级因一九二〇年以来的慢性危机而发动的攻势中，开始采取了富有创造性的猛烈的斗争方式。例如像因《没有太阳街》[27]而闻名的一九二六年一月的至三月的共同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四月开始长达三个多月的滨松乐器厂工人的罢工，以及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至第二年五月才解决的野田酱油厂工人的罢工等等，都是在全国有组织的支援下大规模进行的长期斗争。这些斗争对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镇压和暴力组织的恐怖手段表示了针锋相对的反抗。 佃农斗争在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二二〇六次，一九二六年为二七五一次，一九二七年为二〇五三次。从一九二五年以后，地主的进攻更加疯狂，采取了“禁止下地”[28]、“扣押禾苗”[29]以及查封动产等强硬的手段。特别是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更是地主采取这些暴力的手段急剧增长的年代。因而佃农斗争的目标由要求减免佃租而转变为要求确保租佃权；采取了结成不纳租同盟和村民大会等群众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对抗。过去的斗争只是佃农对抗地主，现在开始采取村民群众共同斗争的方式来对抗统治势力。拥有八万会员的日本农民组合于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农民运动由过去的经济斗争开始强调要向和城市工人结成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当一九二七年来临的时候，矶野佃农斗争仍然处于尖锐对峙的状态。在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和小樽联合工会的支援下，斗争的地点转移到地主居住的小樽市。 三月三日下午六点钟，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等十五人到达了小樽车站，受到了二百名左右的工会会员的欢迎。虽然已经是三月，寒气仍然很重，小樽连天地刮着风雪。这些肩上挂着红带子的佃农代表们走在最前头，在矶野的商店和商业会议所前面举行了示威游行。于是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七天的尖锐的斗争，这就是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工农联盟的租佃斗争。 斗争团选出了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龟之助，小樽联合工会的铃木源重、武内清和渡边利右卫门，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的荒冈庄太郎、重井鹿次、松冈二十世和山名正实以及劳农党的境一雄，组织了工农联合斗争委员会。另外为了防备官宪的镇压，又由武内清等少数成员组成了秘密的流动指挥部。 六日，斗争团向全市散发了《告市民书》，说明斗争的经过和实际情况。七日，召开了演说会，宣传矶野斗争的真相，会上和警察发生了格斗。斗争团还向全国的工农团体寄发了呼吁书，揭发警察镇压的暴行，要求他们给予支援。小樽警察署见事不妙，于八日邀请佃农代表和地主矶野进，试图从中调停。但地主方面仍然全面拒绝佃农的要求。另一方面，数天以来，佃农代表也一直要求和矶野直接谈判，但地主方面拒绝有工会干部在场，拒绝和佃农会见。 三月十四日晚，劳动农民党小樽支部、佃农斗争联合委员会、小樽联合工会和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在本愿寺传教所联合召开了第二次控诉地主的演说会。多喜二这一天的晚上在“杂记簿”上写道： “我去听矶野进农场的佃农斗争的演说，几十个警察把在门外，不让入场。许多人拥在场外不散，激动地指责官宪和资本家的横暴。从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的嘴中，像普通常识似地说出了‘剥削’之类的字眼。我感到时代进步了，大家都觉醒了，我自己也兴奋地走回来。”[30] 在这以后不久，多喜二应斗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武内清[31]的邀请，通过当时在《北海时报》小樽分社工作的寺田行雄的介绍，秘密地会见了武内，并接受了武内的委托，承担提供在拓殖银行内部可能收集到的有关矶野方面情报的任务。 佃农代表一再要求和矶野进行直接谈判，但是到了十六日还没有答复，看来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于是这时候港湾工人作出了决议：如果矶野不接受减租的要求，就拒绝搬运矶野商店的货物上岸并联盟不买他的商品。 二十日，伴利八的妻子伴胜野等五个佃农的妻子从富良野的矶野农场来小樽支援。三月二十一日的《小樽新闻》报道当时的情况说： “五个农民的妻子，身穿短袖的棉布和服，脚穿胶靴，背负婴儿，手携刚会走路的幼童，怀着坚强的决心，在月台上发表了谈话。她们说：‘我们并不愿意到这里来，丈夫从本月三日就来到小樽请求地主老爷，一去就没有音信，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见地主太太，说明情况，向她请求。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孩子，我们托付村里的青年人给照看着。我们把吃奶的孩子留在家里，到这里来请求，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这种心情。我们既然来了，没有一个眉目决不回去。’ “她们在车站前受到农民组合的松冈先生、工会的武内先生和正木先生以及佃农斗争团的人们的照料，立即奔赴矶野的住宅，要求会见夫人。但她们得到的答复是夫人因病不能接见。于是她们走进了矶野的店铺，说是既然夫人有病，请求借住店铺的一个角落，等待夫人病好，等几天都成。后来由于工会会员的劝导，才于五点三十分暂回斗争团总部，决定明天再去求见。孩子们见到阔别的父亲，大喊爸爸而被抱起来。这简直是戏剧的场面。” 但是另一方面，当天佃农的代表和矶野在小樽俱乐部作了第一次正式的会见。这时已是斗争发生后的第十八天，矶野已经不得不改变最初的那种强硬态度，渐渐表示让步，同意在两名工会、农会代表列席下，和六名佃农代表作第一次会见。地主方面列席的有市会议员中岛和小樽警察署长。但是当天双方仅仅互相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具体的谈判仍然需要时日。 二十四日，在稻穗俱乐部举行演说会，控诉官宪对佃农斗争的镇压。早在开会一小时前，会场里就挤满了听众，被禁止入场者达二千人。大会开始以前就已经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小摩擦，会场上杀气腾腾。讲演人一个接一个地中途被禁止发言，并且有好几个人被拘捕。代表农场妇女的伴胜野也走上讲坛，报告了访问矶野家和要求会见和事实经过。当警察中途禁止了小樽联合工会的渡边利右卫门的讲演，正要拘捕他的时候，全场人员一起起立，和警察发生了格斗，最后会场大乱。 从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后，金融危机开始在日本全国蔓延。中小银行面临危机，接着银行的挤兑和停业以及公司的破产，从东京和横滨一带逐渐向全国扩大。形势对矶野方面越来越不利。 二十三日，旭川地方裁判所根据佃农要求减免佃租的申诉书，举行了第二次调停准备会。佃农方面在会上揭发了矶野伪造租佃契约。另一方面，佃农和小樽工人的联合斗争也越来越有组织地进行。小樽联合工会所属的工作现场和工厂开始发起五分钟、一小时乃至二十四小时的同情罢工。以前暗地里支持矶野的工商业主，看到形势不利，也开始希望矶野妥善处理。 三月三十日，矶野终于同意了市会议员中岛亲三的调停，向斗争团建议在工会和农会的代表、市会议员、律师和新闻记者等人的参加下，开始谈判。谈判反复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从四月八日上午九点开始，连续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结果佃租改为四成，贷给一九二七年度的肥料，地主方面退还佃农的土地，撤销查封，佃农方面的大部分要求得到满足，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在这次斗争期间，多喜二曾和函馆联合工会来小樽支援的村上由及小樽的劳动农民党的古川友一等人，就薪水阶层的工会组织问题举行过会谈。组织工会的问题虽然仅仅限于商谈，但是多喜二在会上获得了久已失去联系的乘富道夫的消息。乘富道夫是多喜二高商时代的同班同学，曾经对考古学感到兴趣，现在在函馆的安田银行分行工作，并已加入了劳动农民党，和函馆的工会有联系，一直积极参加产业劳动调查所的工作。乘富道夫所工作的安田银行和苏联的国营公司驻函馆的派出机构有贸易关系，因此他对北洋的渔业很关心，后来他在北洋渔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上有所成就。前一年的九月，《小樽新闻》和《北海时报》曾对蟹工船上发生的虐待渔夫和杂工的事件大加报道，变成了社会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金融危机日益深刻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暴发户而知名的铃木商店宣告破产，与它有特殊关系的台湾银行也停止了营业。接着从中小银行到大银行乃至东京的第十五银行都停止了营业。存款户排着一字长蛇阵纷纷到银行挤兑。二十二、二十三两天，日本全国的银行和信托公司都陷于停业的状态。股票无止境地暴跌，交易所于二十二日停止营业。全日本陷于空前的总危机。在小樽也发生了挤兑浪潮，拓殖银行也停止了三天营业。正在这样混乱的时期，与军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田中义一内阁，代替了若槻内阁而宣告成立。田中内阁采取了紧急对策，宣布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延期偿付债款三周，并从日本银行拨出了二十一亿九千万圆贷款。通过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的措施，更加促进了和国家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五大财阀银行的垄断。 注释： [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1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多喜二在这段日记的紧下面解释自己的思想说：“需要信仰！需要对事业的热情和毅力！这是无比重要的！” [2]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6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8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4]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21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5]英文：“再一次”。 [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29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30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8]叶山嘉树（1894—1945），作家。 [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37—38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见多喜二1926年9月19日读高尔基作品的日记，《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44—45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47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2]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47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3]高畠素之（1886—1925），社会活动家，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 [14]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3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5]原文如此，可能是多喜二在十二日晚上接着十一日所写的日记。 [1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3—74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7]里别进斯基（生于1898年），苏联作家。《一周间》为其代表作。 [18]伊藤永之介（1903—1959），小说家。 [19]小泉信三（1888—1966），经济学家、教育家。 [2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9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83—84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2]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文艺理论家、作家。 [23]保尔·摩朗（生于1888年），法国现代派小说家，《天明》作于1922年，为其代表作之一。 [24]皮蓝德娄（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六个寻找剧作家的登场人物》作于1921年，为其成名作。 [25]原文为“不在地主”。这些地主大多住在城市里兼营工、商业。 [26]北海道在1886年有9,114户农户，1926年增加到132,343户。1886年自耕农和佃农的比率是84.9比15.1，1926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和佃农的比率变为33.1、15.1和51.1。同年日本内地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和佃农的比率为31.2、41.7和27.2。——作者原注 [27]《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革命作家德永直（1899—1958）的早期代表作，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1926年东京共同印刷公司工人大罢工的事件 [28]“禁止下地”为地主通过法院剥夺佃农的租种权、禁止佃农下地耕种。 [29]“扣押禾苗”为地主通过法院扣押佃农地里的青苗或禁止佃农下地收割成熟的稻禾。 [3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95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1]武内清（1902—1946），出生于函馆的一个没落的绸缎商的家庭，父母在车站前开服务行。东川小学肄业，在商店、火柴工厂及制粉工厂等处劳动过。1921年作函馆市电车公司的司机。1923年参加罢工被解雇，与袴田里见等人组织无产青年同盟。1924年上东京担任东京无产青年同盟的常任委员，受渡边政之辅的领导。1925年5月领导函馆市电车公司罢工，12月加入小樽总工会，任罢工部长。他是矶野佃农斗争和港湾大罢工的领导人，又是小樽工会实质上的核心人物。1927年加入共产党。“三·一五事件”时被捕，，入狱六年。1937年再度被捕，1944年11月出狱。战后任共产党北海道地方委员会书记长、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11月病逝。——作者原注
五、关于《光明》杂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五、关于《光明》杂志 多喜二于一九二四年从高商毕业，三月十日开始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工作。 最初他在札幌总行的总务部工作。这一年银行录用了从大学、高商以及中学新毕业的学生共四十七人。银行的惯例每年要把新来的职员集中到总行受一个月的训练。由各部的部长分别担任教员，从银行的历史、业务的范围、经营的概况乃至信函的写法，照本宣科地讲授一番。多喜二在受训告一段落之后，于四月十八日分配到小樽分行工作。基本月薪是七十圆。 他从第一次领取的薪水中，买了一把旧的小提琴送给爱好音乐的弟弟三吾。 小樽分行开设在小樽市色内町的一条尽是银行和大商店的街上，这条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的大街的下首就是排列着税关、仓库和轮船公司等建筑物的海岸大街。 多喜二在《转形期的人们》中，描写过堤岸一带的暮景： “一过五点钟，有高楼大厦和银行的街道上，挤满了从各式各样的楼房里涌现出来的人群。他们从那里穿过几道一条比一条高的梯形街道，向山上头走去码头工人和工场里的工人就在港街大路上向两头走回家去。——整天汽艇来往，发出来的急促的砰砰声；煤车挂钩时的撞碰声；堆卸木材、铁板和铁轨时震得大地都在咕咚咕咚响着的声音；船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一切，就好像被潮湿盐腥的晚风吸了去似的，逐渐低沉淡薄起来了。”[1] 多喜二在会计科实习了约两个月期间的会计和出纳的工作以后，转入了汇兑科。这个科是处理和总行、全国各分行以及有营业往来的各银行之间的汇兑业务，共有六名同人。 北海道拓殖银行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带有特殊性质的银行。它创立于一九〇〇年，资金为三百万圆；创设的目的是为了在北海道和桦太进行半殖民地式的开发。一九二四年，银行的资金扩充到二千万圆，并兼营普通银行的业务，但它的主要营业还是发放抵押田地和山林等不动产的贷款。贷款总额占北海道所有银行总贷款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多喜二开始在小樽分行工作的同一个月份里，创办了以他为主编的同人杂志《光明》第一辑。这是一种用上好道林纸印刷的二十开本三十二页的小册子，定价二角二分五，共印了二百部。 杂志的内容有新宫正辰的《明亮的影子》（小说）、小林多喜二的《暴风雨的前夕》（小说）、《红色的屋子》（匿名、杂记）、石仓雅一的《二月之歌》（短歌）、户冢新太郎的《小院素描》（短歌）、片冈亮一的《阴雨的黄昏》（短歌）、梦野草一的《梧桐的绿荫下》（新诗）、间司恒美的《白色的夜莺》（新诗）、平泽哲夫的《冬夜圆舞》（新诗）及岛田正策的《贤吉的忧郁》（小说）等。扉页上引用了亨利·巴比塞的《光明》中的一段话：“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上帝。为了指引我们无垠的内在的生命，为了指引包含在全人类的生命之中的职责，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上帝存在着。这个上帝就叫作真理。”这和他写在高商毕业论文的扉页上的话完全一样。 《光明》杂志的同人有小林多喜二、莳田荣一、岛田正策，片冈亮一、斋藤次郎、新宫正辰、户冢新太郎、平泽哲夫和宇野长作九人，从第二期起，又加入了武田暹。 创办杂志的计划早在前一年的年底就开始酝酿，而直接原因是商校时代合办过传阅杂志《素描》的好友们这时又恰好齐集到小樽；岛田正策已经从室兰的三菱分行调来小樽分行工作；；片冈亮一从小樽商校毕业后，曾在第一百十三银行的分行工作过，但第二年又入小樽高商学习，这时是三年级的学生；斋藤次郎也在就职后的第二年辞去了第一百十三银行的工作，入明治大学学习，但因身体不好，又回小樽从事绘画；这一年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莳田荣一，也从四月开始在小樽高商担任英语讲师。除《素描》的这些旧同人之外，新同人中的户冢新太郎是短歌诗人，平泽哲夫、宇野长作和新宫正辰写新诗，武田暹曾经是小樽中学文学小组发行的《群象》杂志的同人。 在《光明》杂志创办的前后，在札幌和小樽等地盛行创办同人杂志，经常有一些文艺、新诗或短歌之类的杂志创刊年创刊，一九二四年四月停刊或停办。尤其像一九二〇的《群象》以及约两年以后，由北海道大学的同人们在札幌创刊的《平原》等杂志，相当引人注目。 不过，多喜二筹办《光明》杂志，在他的内心里是有着一个抱负的。前一年的九月，《播种人》杂志在震灾和反动的镇压中被迫停刊了。多喜二是想把《播种人》的火炬重新在小樽地方高举起来。《光明》创刊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小牧近江、前田河广一郎和新井纪一等人，要求他们投稿和支持。 前田河广一郎和新井纪一接到了《光明》第一辑，曾经写过回信，前田河信上的意见说：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是你们意图的真诚。令人恶心的资产阶级新闻宣传的污血，最近也往往强烈地浸透着地方杂志。但是，《光明》杂志没有这些污浊的东西。这首先使我感动。其次在内容方面，杂志刊载的似乎都是文学作品；看来也只好如此，不过我想还应该稍微有一些有分量的评论。不论是对中央文坛，或是对社会和文艺的问题均可。照目前这样只能说是创作刊物，而不能称之为文学杂志。” 《光明》杂志的编辑工作是由同人们在一起互相朗读各人带来的稿件，然后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杂志出版之后，他们还要举行作品评论会议。 多喜二是个一本正经的青年，烟酒不尝，即使他们的集会上有酒，他也单独喝着咖啡，热烈地大声发言。七月，《光明》第二辑出版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也就是《光明》第二辑问世以前的一个月左右，《文艺战线》杂志继《播种人》之后在东京创刊。和勇于对社会发言的《播种人》比较起来，这个杂志的特点是文学的色彩浓厚。但是在质量上没有什么提高，一九二五年一月曾经一度被迫停刊，但同年六月又复刊了。从这时起，文艺运动随着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再起，再一次向前发展。十二月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这和关东大震灾相隔仅两年左右的时间。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是日本文艺运动中第一个统一的组织，它是以《文艺战线》的同人为中心，此外如岩崎一和北见与志等人的《战斗文艺》[2]、加藤一夫等人的《原始》[3]、梅原北明和中野正人等人的《文艺市场》[4]、山内房吉等人的《解放》[5]及赤松月船、村山知义等人的《文党》[6]等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杂志周围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都参加进来，并且还包括了秋田雨雀、佐佐木孝丸等人的先驱座剧团及林房雄[7]等人的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文艺研究会。 多喜二在银行里当职员，办事敏捷，待人和气，同事们都称赞他。他留着长发，平时上下班挟着一个满装着书籍的帆布包，在银行里总使人感到有些地方显得与众不同。据说分行的泷行长最初曾经对他怀有疑惧，但是后来看到他办事准确、明快，才渐渐对他放下心来。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多喜二的父亲末松患疝病住进小樽医院。经手术后病情恶化，于八月二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全家的生活担子都落到多喜二的肩上。伯父庆义的第二个儿子俊二在苫小牧开面包店，多喜二的弟弟三吾原来在俊二的店里做工。自从父亲死后，多喜二决定把弟弟叫回到自己家的小店里来帮忙。这时伯父干投机买卖失败，在新富町开设的面包店遭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一年的十月前后，多喜二初次见到了田口泷子。 田口是入舟町一家叫作“山喜屋”的小酒馆里的女招待，以美貌而出名。小樽是个港湾城市，公娼和私娼聚集的街道较多。不过山喜屋并不在这些娼妓聚集的地区，像这样的小酒馆子大多三两家一起开设在僻静的后街上，门前还挂着印有字号的布帘，小樽地方称它叫“小面馆”。 多喜二原是出于一种探讨人生的好奇心，被《光明》杂志的伙伴们邀去的，但是田口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口于一九〇八年五月出生在小樽郊外一个叫作高岛的海边小镇。她的母亲是从秋田迁居来的，父亲在当地摆个面条摊子养活着一大家子人。田口十五岁那年的年底，家里新开的买卖失败，实在无法可想，一家人就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偷偷地逃出了高岛，去投靠住在函馆附近的故乡森町的亲戚，但是在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田口是长女，下面还有五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这样一个十口之家完全陷在贫困的深渊里。一九二二年一月底，父亲只对田口说了声让她帮帮忙去，她什么也不知道就被卖到室兰的小酒店。 田口家用卖女儿所得的一点点钱，又从函馆搬到小樽长桥近郊。父亲外出打短工来养家糊口，生活已把他拖得精疲力竭，十二月中旬，他在多喜二家店铺附近的若竹町的道口上卧轨自杀了。 在处理丧事中，亲戚们聚集在田口家破屋里商议的结果，把泷子的四个年幼的弟妹分别送给了人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长子、次女和第五个女儿，——走投无路，不久就嫁了一个临时工。 父亲死后第四个月，田口泷子又从室兰被转卖到小樽入舟町的山喜屋。当时她才十七岁，内心里隐忍着不幸的折磨，怀抱着坚定的愿望：要摆脱这可诅咒的生活。 多喜二到银行工作以后，曾经和两个女人有过近似恋爱的关系。这两个女人一个叫作佐佐木绢子，另一个叫作笠原绢子（绰号叫柏拉图），都是在同一个银行里工作。但是这还说不上是真正的恋爱，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近似于幻灭的苦涩的情感。 多喜二在认识田口泷子以后，他经常装成客人到山喜屋去找田口。在这里干活的妇女都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多喜二越了解这些女人的世界，他的感慨就越深。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着的田口泷子，渴望着能摆脱这种悲惨的境遇。她的身影很快就牢牢地吸引住了多喜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多喜二在认识田口的半年后，给田口寄去了下面的信： “‘由于有黑暗，才有光。’ “而且正是由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才真正感到光明的可贵。世界上并不是充满了幸福。正因为一方面有不幸，才在另一面有幸运。这一点请铭记在心头。所以，为了真正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先尝尝苦头。 “小泷你们目前的处境很苦，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要放弃对光明的未来的追求。要忍耐，想到今天受苦是为了将来的美满生活。 “我出校门还不到两年。所以没有什么钱。虽然我想早一些能把你赎出来，可是不过是想想罢了。我上次晚上也和你谈过这事。不过我对你的爱的确是强烈无比的。请你放心，虽然看来仿佛没有多大指望，可是早晚我必定用我的爱把你救出来。当你有悲哀痛苦的时候，请你随时想起我对你的爱，更多地忍耐，去战胜痛苦和悲哀。”[8] 多喜二在写过这封信的三星期后，曾经悄悄地到东京参加了商科大学的入学考试。他没有考上，就马上给小樽的母亲打电报说：“未考取请放心。”未被录取这件事似乎也多少使他自己安心下来。 他每天为机械的银行事务束缚着，想要实现自己到东京学习的愿望逐渐变得迫切起来；尤其是为了专心从事文学，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他就更想要到东京去。这一年的三月是《光明》创刊一周年，出版了第四辑。多喜二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经验》。但是杂志在经济上每期都要亏损，继续办下去很有困难。而且杂志内部也存在着问题，同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倾向，他们在发行杂志上虽然还算热心，但是缺乏真正投身于文学的热情。这也是一般地方杂志常有的现象。 田口泷子的事情也始终离不开他的脑子，他总是想设法把田口救出来，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当时他家经营的小商店虽然多少总算稳定下来，可是要进商科大学念书，学费还是没有着落。他决心去半工半读，并且只和他母亲商量过，征得同意后，才悄悄地上东京去的。 到东京投考的失败，引起了他深深的反省。四月上旬，回到小樽后不久，多喜二就准备了写稿子的笔记本。于是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创作。 笔记本上写下的第一篇稿子叫《田口回忆姐姐》。在这篇稿子的最后，他曾写了以下的附记： “我最初打算用自己的情感来说话，这是我写这篇作品的最大的意图。过去写《暴风雨前夕》和《他的经验》是想用透彻的理智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这和这次用情感来写的作品恰好相反。 “于是我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意图，起初打算运用描写的或近于描写的手法，可是一旦做起来，才感到意外地艰难。不过我还是想要冲开一条路，为此我不得不把开头的地方重写了八遍，总算把开头写成能使自己安心的程度。但是有些地方又往往容易丧失客观性，为了对此加以控制而不让它离开原来的意图，自己确实很花费了一番脑筋，因此在完成到六成的光景时，又重新改写了一下。”[9] 《光明》杂志这时已经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希望，他曾经想过是否还恢复过去学生时代给朋友们传阅的《新生的孩子》，但是反复考虑的结果，最后还是决定专心在草稿本上进行创作。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年底，他的创作都是竖写在笔记本上，钢笔字写得非常小，每一格要写两行字。 从在练习本上开始创作的时候起，他就让在家经营小店铺的弟弟三吾跟中川则夫学小提琴。中川是市立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员。因为家贫，爱好音乐的弟弟不能上中学念书。多喜二是想让弟弟在小提琴方面有所成就。多喜二自己也非常喜爱音乐，能识乐谱，也常常唱歌，经常参加启明会[10]所举办的唱片欣赏会，并担任发起人。 若竹町的家中有铺的房间只有一间。他从银行下班回来，就伏在这间房间角落的桌子上读书、写作。母亲和弟妹都在房间里，弟弟还在那里练习小提琴，他从来没有叱责过弟弟。 北海道虽说在一九二〇年左右、从夕张煤矿发生罢工以后就和现代的工人运动发生了联系，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式的压迫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和本州[11]比较起来还是相当的落后。 日本进步的学生运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早期的“到民间去”的活动，这时已经发展成为广泛地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动。北海道也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首先在北海道帝国大学成立了北大社会经济研究会。多喜二于一九二四年从小樽高商毕业时，小樽高商也成立了研究会。具有民主传统的小樽高商，学生组织比重视技术的、保守的北大发展得要快。在研究会改组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同年九月，东北帝国大学、弘前高等学校、山形高等学校、福岛高等商业学校以及北大和小樽高商六个学校组成了东北学生联合会。到十一月为止，全国参加的学校有东北六个学校、关东二十七个学校和关西二十个学校，共达五十三个学校、会员扩大到一千六百人左右。最先只是提出研究和普及社会科学的口号，开展研究会的活动，现在已逐渐向贫民救济运动和工人教育运动的方向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文部省当局为了使学校军国主义化，有计划地在学校实施军事教育，开始对进步的学生运动施加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多年以来为小樽市市民所喜爱的小樽高商学生演出外国语戏剧的活动也从一九二四年起遭到禁止。 一九二五年一月，日苏恢复了外交关系。五月，日本公布了普遍选举法，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又实施了“治安维持法”。同年五月，日本劳动总同盟分裂，日本工会评议会成立，地下的日本共产党也重建了组织，后于九月创办了《无产者新闻》。劳动总同盟的分裂使得日本的劳动战线分裂为左右两大翼。同年十二月成立的农民劳动党，原来是希望组成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被迫解散，于第二年（一九二六年）分裂成三派，即左派大山郁夫等人的劳动农民党，右派安部矶雄等人的社会民众党和中间派麻生久等人的日本劳农党。 在北海道地方，自从政治研究会的大山郁夫和中泽弁次郎等人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到札幌、小樽、函馆和室兰等北海道主要的城市进行了巡回演说以后，也建立了政治研究会的支部，以前处于孤立分散和少数人小集团状态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和工人的组织结合起来了。政治研究会的宗旨是要“建立站在无产阶级利害立场上的政党”，它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在进步的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所产生的一个促进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运动。自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很多劳动团体参加进来并组织了无产政党筹备会以后，它的左倾色彩就加强了。 在小樽地方，以港湾工人清水清作、伊藤权之助、坂本佐一郎和菊池米吉等人为核心，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左右开始在舢板工人集中的工作现场曲文筹商组织工会。 被半殖民地式的把头包工制度所束缚的码头工人，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在他们之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只有饭盒和工伤是自己的。”每天被驱使劳动十五六个小时，要受重重的剥削，而且工资的计算复杂，经常受到欺骗蒙蔽。 从曲文的码头工人中产生的工会组织，在政治研究会的境一雄和古川友一等人的协助下，不久就举行了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约有一百名左右的工人聚集在稻穗町第二十一消防工会办事处的楼上，召开了小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会上推选境一雄为执行委员长。这个工会是一个三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主要是港湾工人和自由劳动者，但在数千名为苛酷的劳动条件所苦的港湾工人当中，组织规模迅速地扩大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日本政府不顾学生和舆论的反对，在全国中等以上的学校中配备了现役的军官，实施军事教练。十月十五日，小樽高商突然爆发了反对军事教练的事件。 当天，军事教官铃木少校指挥二年级学生，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以葛舍利沼地为中心举行野外军事演习。并在出发之前，向各组散发了五份演习假想计划。计划这样写着： “（1）十月十五日上午六时，以天狗岳为中心，突然发生大地震。札幌及小樽的住房几乎全部毁坏，到处发生火灾，正好刮起西风，火势加强。现在小樽市民人心惶惶，不知所从。 “（2）小樽在乡军人团获悉无政府主义团体煽动不逞之朝鲜人，利用这一时机，正于札幌及小樽公园进行阴谋活动，于是立即奋起，经格斗后，将敌击退于东方。但敌人凭借潮见台高地的天险，顽强反抗，虽肉飞骨碎，鲜血溅染满山树叶，仍迅猛抵抗，一步不退，以致进攻暂时遭到挫折。 “（3）小樽高商学生队急下准备令，于上午九时集合于校园整队，其任务是协助在乡军人，歼灭敌人。（以下略）” 对这次演习，小樽高商以斋藤矶吉等人为首的四十八名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发起了抗议运动。这个军事演习假想的计划也于十六日公布在《小樽新闻》上。小樽的劳工团体认为这是仿效关东大震灾时杀害南葛工人和朝鲜人所散布的谣言，是对社会运动的恶毒的挑拨。政治研究会的小樽和札幌的支部以及朝鲜人团体的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并于二十一日会见伴校长，要求他公开道歉，但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于是代表们于二十三日以小樽总工会、朝鲜人亲睦会部分会员、政治研究会小樽和札幌支部、北潮新报社及青年同盟联名的名义，发表了质问书，要求追究责任，并召开讲演会，掀起了反对军事教练、弹劾学校当局的运动。 在这一状况下，社会科学研究会于十月三十日，以小樽高商部分学生的名义向全国学生发出了宣言。 小樽高商发生的反对军事教练的斗争很快就扩大到日本全国。从当年的秋天到年底，不仅在学生阶层中，而且联合了工会、农会以及进步的教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应。东北学联曾派了岛木健作[12]、稍后全国学联派了林房雄到小樽高商来支援。但是官宪的镇压也很猛烈，十二月十三日，学校当局命令社会科学研究会解散，开除了斋藤矶吉，勒令十四名骨干学生无限期休学。被处分的学生中就有多喜二的好友寺田行雄。到第二年，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对学联组织进行镇压。很多活跃的学生被逮捕，三十八名学生第一次被扣上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由小樽高商事件开端的反军国主义的斗争，给北海道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斗争，迅速地促进了创立无产政党的运动和组织工会、农会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日本农民组合北海道联合会在旭川召开了成立大会。 小樽总工会由于工会总评议会关东地方委员长山本悬藏[13]等人的极积活动，于这一年的十月参加了评议会。由于小樽的工会参加了革命的工会评议会，就使得北海道的工人运动的主导权完全置于评议会的影响之下。函馆、小樽和室兰的三个工会加上函馆的造船木工工会于十一月组成了北海道地方评议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小樽总工会重新改组，改称为小樽联合工会。新加入了桥本铁工所工会，共三十一个分会，会员扩大到一千二百人左右。 多喜二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在休息的时间读书，利用工作的间歇在纸片上写稿。银行里的人渐渐知道他非常热爱文学。但他也是一个优秀的银行职员，经常愉快地参加同事们的聚会，平时虽不太能喝酒，但也勉强喝点，待人坦率真诚，所以人们并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他。 他每天早晨上班是从港口车站乘手宫线，到银行附近的色内车站下车。手宫线是函馆干线的支线，起点是从港口车站的下一站南小樽开始，是小樽北端的手宫（这里有贮煤场和三井贮木所）和札幌之间的货车铁道线，但每天还有八次往返的客车。 他有时也在南小樽下车，然后步行二十来分钟走到银行。岛田正策住在南小樽车站附近。岛田经常等着多喜二一起上班。 银行一下班，他经常去会见《光明》杂志的同人。武田暹所在的小樽图书馆的宿舍是他们聚会的场所。他常常误了晚上十点四十分的最后的一趟火车，于是就步行四公里的路程回到若竹町的家。这约莫四十分钟的夜路是他思考最集中的时间。 这一年的秋天，多喜二了解到田口泷子为了尽快地赎身，正在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血汗钱。多喜二深受感动，反复考虑的结果，就去和岛田正策商量。岛田拿出他毕业后五年内的一大半储蓄，借给了多喜二二百圆。但是要从山喜屋里救出田口需要五百圆。为了挽救这个陷于不幸命运中的女人，他要求母亲让他使用年底的全部奖金。母亲欣然答应了他。 快到年底，地面上堆着厚厚的积雪时，田口被救出了火坑。她一度曾住在继父的家中。但是继父生活极其贫困，住在他的家中还有被出卖的危险。两个月以后，多喜二在小樽靠山的奥泽租了房子，让田口住在那里。但像他这样一个月薪八十八圆的小职员，从经济上来说，在奥泽的生活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又过了两个月以后，一九二六年四月下旬，他在知道事情原委的母亲的劝说下，决定让田口住进若竹町自己的家。田口从奥泽搬来的那天，多喜二的母亲做了赤豆饭迎接她。 前一年九月左右，小林家改建了房子，建造了一间四铺半席大的小阁楼作为多喜二的工作室。这间顶棚低矮的屋子遥对着大海，打开窗户可以把广阔的港口车站一览无余，机车的煤烟经常刮到他家的玻璃窗上，一到晚上，远处海上忽明忽灭的灯塔的灯光好似就在眼前。 这时，他在继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之后，又连续地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他的杂记簿上记载着一九二五年以后约半年的时间所读的主要作品如下：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情上受到激动。） “《克莱采奏鸣曲》[14]（从理性和思想方面有感人的迫力。）第二次阅读。 “《死屋手记》[15]（乏味。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都称赏过这部作品。） “《穷人》[16]（感情真挚，有些地方冗赘，夸张。） “《双重人格》[17]（冗长、乏味，但可以看出颇有描写性格的力量。） “《不道德的人》[18]（有些地方乏味，但到达超人的过程写得好。理智的作品。） “《窄门》[19]（主题清楚。有些地方乏味。六十分。） “《田园交响乐》[20]（看事物的眼睛公正，创作态度正确，但主题不能令人满意。）读了两遍。 “《现代人的苦恼》[21]（撇开艺术来说，是最令人感动的作品，是一部在思想上影响了自己的作品。）读了三遍。 “《蒙巴尔那斯的比比》[22]（淡泊的态度，纯客观的立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趣，对妓女有新的看法。） “《卡拉马佐夫兄弟》[23]（没有描写真实的生活，但也不单纯是‘杀人犯’的生活。不能令人信服。阿辽沙浅薄，性格缺乏衬托，伊凡比较好，多密陀尼最鲜明，父亲也还可以。） “《女仆之子》[24]（从艺术上批判地表现了思想、青少年时代的思想。还可以。）读了四遍”。[25]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断了一年的《光明》出了第五辑。这是最后的一辑。多喜二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腊月》。 自从一九二五年四月使用草稿本写作以来，他写了《田口回忆姐姐》（六月九日）、《龙介的经验》（八月十五日）及《娼家》（十一月十九日）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都经过反复的推敲，但仍然只是个草稿而已，而初次发表了一九二六年一月所写的《腊月》。 在《腊月》里，他描写了一家人在丈夫死后，妻离子散的无可挽救的悲惨生活。守夜的晚上，年幼的孩子们被人们领走了，最后剩下了长女阿惠，因为贫穷，不久也沦为娼妓。 在这以前，他写了大约三十个短篇。在以前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些作品是描写学生生活，或像《阿禄的恋爱故事》、《他的经验》、《龙介的经验》等那样以恋爱为主题，但是他具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来源于对穷苦的、不幸的人们的深厚同情，使得他开始逐渐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群众的现实生活上，而这种群众的现实生活也正是社会矛盾的表现。他历来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并不是如何巧妙地去描写某一种心理状态或作为生活片断的某一件事，而是努力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也就是从内部来深入探讨整个生活。 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态度是有意识地想把“挣脱”不幸的痛苦作为重大的任务，在悲惨的可诅咒的生活中寻求“救星”，并且希望能给予“一线光明”。他强烈地感到把悲惨的生活仅仅当作悲惨的现实来描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他感到越是要真实地探讨现实生活，而事实反而越朝着和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这些矛盾的探索的过程中，他感到痛苦和焦躁。但是当时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物质上的改革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真正的幸福”。他曾经感到过迷惘，觉得人生好像是用三除四一样，除到什么时候仍然是一点三三……永远像一个除不尽的循环小数。他这样写道： “考虑各种各样的人生事实——即生活，一想到循环小数，自己的脑子就好像要变成一片灰暗。感到自己人生观的阴暗，同时又有一种焦虑的心情，希望从这种阴暗中追求某种光明。…… “人究竟怎样才能幸福呢？考虑着这件事，只是考虑着这件事！”[26] 要冲破这种迷惘，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为了替他的文学作品开辟新天地，都是紧要而迫不及待的问题。 注释： [1]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79页，1958年6月，人年民文学出版社版。 [2]《战斗文艺》，1924年8月创刊，1925年4月停刊。同人都是当时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的学生。 [3]《原始》，1925年1月创刊，1927年5月停刊。最初为加藤一夫个人的刊物，后来壶井繁治、松本淳三等诗人也参加进来。 [4]《文艺市场》，1925年12月创刊，1927年5月停刊，为随笔杂感的杂志。 [5]《解放》，1923年12月曾一度停刊，1924年10月由山崎今朝弥复刊。 [6]《文党》，1925年秋创刊，1926年春停刊。 [7]林房雄（1903—1975），作家。 [8]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37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卷，第324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启明会是1918年前后由小樽高商教授大西猪之助、早川三代治及高田红果等人所组织的一个文化启蒙团体，经常举办讲演会、唱片欣赏会等活动。——作者原注 [11]即日本本岛。 [12]岛木健作（1903—1945），小说家。 [13]山本悬藏（1895—1942），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4]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 [15]、[16]、[17]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18]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的小说。 [19]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 [20]同上。 [21]挪威作家约翰·坡雅（1827—？）的小说。 [22]法国作家菲力浦的小说。 [2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24]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 [25]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7—8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0卷，第12页，1953年11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四、在小樽高商的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四、在小樽高商的三年 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和小樽商业学校毗邻，在商校上面的半山腰上。校园座落在高达二百米的高地上，从这里俯视下方，可以遥望东南边的市区和小樽湾；校舍之间的背阴的地方，五月里还残留着没有融化的雪块。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在一座把教室合并而改成的临时礼堂里，举行了欢迎第十一届新生的简单的宣誓仪式。这一天也是该校创立十周年纪念日。 一百八十九名新生被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多喜二被编入丁班。丁班完全是由商业学校出身的学生组成。在一年之内，中学毕业来的学生要补学簿记、珠算之类的实用课程；而商业学校出身的学生要补习英语和数学的不足。从二年级开始，按照学习成绩的名次再改编为甲、乙、丙三班。 当时在该校学习的伊藤整，比多喜二低一学年，他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的校风说： “当时在这所学校里有一股重视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强烈的气氛。以《被囚的经济学》一书而成名，被视为新经济学的先驱者的大西教授当时虽然已经去世，但现任该校校长的大野纯一先生，人口论专家南博士，研究经济学史的室谷贤次郎教授，英国近代戏剧研究家小林象三教授，精通英国小说的滨林生之助教授以及以日本商业英语的权威自居、后来曾担任过该校校长、现为自由党议员的苫米地英俊先生等人，难得地会聚在一起；我在大正十一年[1]继多喜二之后入校时，他们都很年轻，在当时自由主义的气氛中，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校风。大野、南、滨林和小林象三等教师在这里所施行的教育，从整体来看，与其说是商业实习，毋宁说更多的是从事社会思想的研究，而且更偏重于带有文学性质的语言教学。当时这个学校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藏书，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不用说，欧洲近代文学作品的原著和译本以及大正时期[2]的新文学书籍，如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室生犀星[3]、菊池宽、葛西善藏[4]等人的作品差不多是应有尽有，这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学校的校风。…… “在教员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像大熊信行[5]、南亮三郎、大野纯一、室谷贤次郎这些教员的年岁当时都在二十六七岁到三十三四岁之间；苫米地英俊、滨林生之助和小林象三等英语教员都是三十岁左右；此外还有英、美、法、苏联和中国等外籍教员四五人。也就是说，那时正是该校创立十年左右，优秀的年轻教员齐备的时期。并且给予我们学生们影响的，并不是那些教商品实习或簿记之类的实习教员，而是这些教经济学和语文的文科系统的教员。” 多喜二曾在新富町伯父的家中生活过五年。他趁着进入高商的机会，离开了伯父的家，开始从若竹町十八号自己的家里上学。 他的家靠近小樽的南郊。从这里上学校要斜穿过一段坡度起伏、南北伸张的市街，需要走四十分钟的路程。大约在一年以前，他的家因为市区规划的关系，作了第三次的迁移。这是一座新房子，沿着港口车站前面一条扩建过的街道，有八铺席和六辅席的房间各一间，店铺门口有五坪大小的洋灰地面，后门紧挨着车站。露天的港口车站也焕然一新。这一带地方已划为小樽港的一部分，早已看不到旧日的面貌，变成了市郊新开地的典型商店区。被炸开的山岗出现一层层新的住宅区。线路如蛛网般的宽阔的填埋地区接连着遥远的海面，使街镇上的人们远远地离开了从前的海岸。 多喜二的父母仍然经营三星面包店的小买卖，一家七口的生活还谈不上富裕。姐姐智摩子在农产品检查所工作，妹妹继子在一家叫作“大正组”的搬运行里做活，弟弟三吾（1907—）在潮见台小学上学，另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叫阿幸（1916—）。 多喜二接受伯父的资助、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进入了高商，然而他对文学的热爱使得他日益沉浸于文学。但是，《素描》的同人大多已经各奔东西，在高商暂时也还没有交上新朋友，只有在小樽第一百一十三银行工作的斋藤次郎和片冈亮一仍然还是他的作品的读者和批评者。他一面坚持把自己的习作稿子装订成题名为《新生的孩子》的小册子，在朋友中传阅，一面把短篇小说向《小说俱乐部》投稿。 《小说俱乐部》是一个文艺杂志，一九二一年一月由东京牛込的民众文艺社创办，二二年八月停刊。它采取《文章世界》等杂志的办法，征募短篇小说、长诗、短歌、民谣、俳句等投稿。短篇小说的评选人是中村星湖、吉田弦二郎、上司小剑、加能作次郎。多喜二投寄的作品作为选外佳作刊载在该杂志上的有《祖母的遗嘱》（八月号、中村星湖选）和《一种忌妒》（十二月号、上司小剑选）。 暑假期间，约莫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和回乡来的莳田荣一及斋藤等人，围绕着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是什么这一问题，热烈地反复地展开过讨论。他在八月中旬写了《疑惑与开拓》一文，作为《新生的孩子》小册子之一，在朋友中传阅。他写道： “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明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可是他们写这些作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有的显示了人生的片断，有的描绘了梦也似的空想，有的又写出了人生的灵智？他们究竟要把人生怎么办？显示了人生怎样？说是美化吧！美化了又怎样？把人的命运显示在人的面前，又打算做什么？看到了他们所要显示的东西，又会怎样？懂得决不等于解决。理解对于人生，对于任何事物并不意味着安然无事。”[6] 多喜二谈到对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的感想时写道： “人道主义者说现在的人生不合理，应该是如此这般。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这样相信而成为人道主义者。但也有人违背自己的本性，高呼人道而成为人道主义者。考虑一下这两种情况，这两种人结果都是走的同一条道路。试看这些人的作品，马上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蹲在‘人道’的笼子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已变成表达人道主义的工具。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只不过是以人道的概念为主题的概念小说。（虽然有的作品并不如此，但总的看来，这些作品的基调是由此构成的。）”[7] 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是为了使人善良、纯洁和高尚”，他以为“更好地生活于现实之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 大约从这个时期起，多喜二在外国文学方面，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在日本的作家中，继德富芦花、石川啄木、夏目漱石和菊池宽等人的作品之后，他开始热心地学习起志贺直哉的作品来了。 志贺直哉当时住在千叶的我孙子地方。他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上卷，从这一年的一月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 多喜二的弟弟三吾谈到当时的多喜二说： “我小的时候，有时我明明知道是我自己错了，可是我还是硬要坚持，弄得哥哥很为难。 “但是，不管我怎样不对，哥哥从来也没有叱责过我。他经常朗读各种各样的小说给我们听。也许是他生性喜欢朗读吧，一读就读到夜里一两点钟。我们也喜欢听，有时冰凉的雪花从窗外飘落到脸上，我们还是若无其事地静听着。像志贺直哉的《儿童三题》就曾经给我们朗读过好几次。”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是多喜二在小樽高商的求学时代。日本的解放运动在这时期开始取得了国际上的联系，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二一年三月，无产阶级妇女团体“赤澜会”成立。十月，拥有二万五千名会员的工会组织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改名为日本劳动总同盟。 同年五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被迫解散。但是在这以后不久，救济苏联饥荒的运动已成为当时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目标。它团结了劳动、思想和妇女等团体以及学生阶层，同时又密切配合对苏不干涉运动（要求从西伯利亚撤兵和承认苏联），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积极地开展工作。十一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 一九二二年一月，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三月，全国水平社[8]成立。四月，日本农民组合成立。七月，日本共产党在地下成立。第二年四月，日本共产青年同盟成立。 一九二三年三月，日本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六月，刚成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遭到大规模的逮捕。接着，统治阶级又乘九月里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混乱，阴险地进行了镇压。但是日本的工人阶级数年来已有了显著的成长，在工人运动内部一度曾有过很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已逐渐衰落，共产主义思想取而代之，正向前发展。 在这时，《播种人》杂志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早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前后就开始自发地萌芽；《播种人》的创刊是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的开始。 在这以前，从法国回国的小牧近江[9]接受了亨利·巴比塞[10]的光明运动的影响，和金子洋文[11]、今野贤三[12]、山川亮[13]、畠山松治郎以及近江谷友治[14]等人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秋田县土崎地方创办了第一次《播种人》同人杂志。这个杂志当时仅仅是一个十七页的小册子，发行的部数只有二百部。出到第三期停刊后，又于同年十月在东京再度刊印第二次《播种人》杂志。旧有的同人除近江谷退出外，又增加了佐佐木孝丸[15]、村松正俊[16]、松本弘二[17]及柳濑正梦[18]等新的同人。篇幅增加到五十六页，发行部数达三千部。 该杂志除了同人之外，撰稿人还有秋田雨雀、有岛武郎、马场孤蝶[19]、江口涣、藤井真澄、藤森成吉、福田正夫[20]、长谷川如是闲[21]、林倭卫[22]、平林初之辅[23]、石川三四郎[24]、神近市子[25]、加藤一夫[26]、川路柳虹[27]、宫地嘉六、宫岛资夫、百田宗治[28]、小川未明[29]、白鸟省吾[30]、富田碎花[31]、山川菊荣[32]及吉江乔松[33]等人，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进步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并且在国际上还和亨利·巴比塞、爱德华·卡本达[34]、克里斯强·科尔奈尔生[35]、阿那托尔·法朗士[36]、约翰·保尔·卢库留[37]以及华希理·爱罗先珂[38]等人建立了联系。后来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39]、前田河广一郎[40]、中西伊之助[41]、佐野袈裟美、山田清三郎[42]等人也加入进来，成为杂志的同人。这个杂志最初是作为日本光明运动的机关杂志，其宗旨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后来文学的色彩日益增强，终于形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学运动，一直到关东大地震时才被迫停刊。一共发行了二十期，前后四次被禁止发售。 这个杂志还曾经出过《为了饥饿的苏联》、《反对军国主义》、《红色无产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的研究》、《水平社运动》、《无产阶级妇女节》、《反对军国主义·无产青年》及《农民问题》等特辑。这个杂志组织一贯积极参加救济苏联饥荒运动，尤其是向各界广泛呼吁过救济儿童，举办过募捐和巡回讲演会，对“取缔过激思想法案”进行抗议，参加对苏不干涉同盟和无产者运动牺牲者救援会等活动，在各种社会问题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对资产阶级和市民的文学进行了批判，介绍过高尔基和马尔切内[43]，翻译出版过巴比塞的《光明》。从这一系列的活动来看，它一方面积极地配合了当时的人民解放运动，同时又通过了上述的活动发起了一个新的文艺运动。在理论上大大地加深了早期的民众艺术论及第四阶级的文学理论[44]，虽然对艺术运动本身的特殊意义还缺乏充分的理解，但它毕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文学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环这一基本的原则。 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中西伊之助描写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民族的《赭土上的嫩芽》、前田河广一郎描写美洲航线中日本移民群的《三等船客》、江口涣取材于晓民会的军队赤化事件的《恋爱与牢狱》、金子洋文描写农民自发斗争的《地狱》以及宫岛资夫取材于金融股票市场的《金钱》等一系列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的影响，但是都有各自的特色。 随着《播种人》的发展，桥浦泰雄[45]等人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创办了杂志《坏人》、佐野袈裟美等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创办了杂志《西蒙》[46]，一九二三年一月，萩原恭次郎[47]、壶井繁治、冈本润[48]和川崎长太郎[49]等人的诗刊《红与黑》，松本淳三[50]和村松正俊等人的《锁链》、陀田勘助[51]和细井和喜藏[52]等人的《悍马》等刊物都相继创刊。当时的特点是很多无产阶级诗人都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另外，《文学世界》[53]和《新兴文学》[54]等发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商业杂志，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前后创刊。 一九二二年四月，多喜二升入二年级后不久，他和高滨年尾一起被选为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校友会杂志每年要从二三年级的学生中选出两名编委。高滨年尾是高滨虚子[55]的长子，经常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俳句，并在校内组织过俳句团体。 从这一年开始，多喜二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二外国语。高商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可以自由选择德文、法文、俄文或中文作为第二外国语。由于经济学和法律的课程大多使用德文的术语，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德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希望选法文的学生仅次于德文，但也只不过十多人。担任法文的教师是年轻的副教授高桥益实和一个出生于瑞士的叫作约翰·戴根的外国人。教外国语的教师都很优秀，而且对同学的要求也很严格。 另一方面，在多喜二的家庭里，弟弟三吾在这一年的三月从潮见台小学毕业，因为没有钱升学，不得不到与伯父有关系的花园町的石垣洋货店去当学徒。多喜二在《回家过节》中写道： “‘从前，我小时候看过许多小说，里面就有讲到离开父母兄弟出去当学徒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当它是小说，看完了就算了。哪里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呢！’ “姐姐哭着朝龙介这样说着。而他只是咬着嘴唇。姐姐的话使他很震动，觉得必须深思姐姐这话的涵义。那天晚上弟弟睡下了以后，贫穷的一家子围着火盆聊天，一面想象着将来店员打扮的弟弟的样子。——姐姐又说了：‘现在倒还没关系，将来阿由长大了，想起来自己没有升学的事不知道要多么难过呢！’ “给姐姐这样一说，龙介觉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似的。”[56] 多喜二是小林家的长子，是家业的继承人，所以才得到伯父的特别接济上高商读书。他的境遇和弟妹们成了鲜明的对比，经常引起他内心的痛苦和反省。从学校回家的途中，他常到弟弟工作的店铺里去探望，偷偷地塞给弟弟一些书籍和点心之类的东西。 八月里，小樽由区改为市。九月二十八日，姐姐智摩子出嫁给朝里的佐藤藤吉。佐藤当时在泰北银行工作。 高商的校友会杂志每年发行四期，发行份数大约为一千七百册到二千册左右。编辑部长鱼川祐三郎是个基督教徒，担任银行论和簿记等课程的教学。杂志每期刊载论文、随笔、短歌、新诗和小说等。除论文需经部长过目外，其他稿件都是交给委员们选定。 多喜二对校友会杂志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但对文艺栏的编辑工作很热心，他自己几乎每期都要给杂志写稿。一九二二年一月的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戏剧《达涅尔的梦》，二月的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创作《苦恼》，六月的第二十五期和十月的第二十七期上刊载了他由英文转译的巴比塞的两个短篇小说。 另一方面，多喜二在这个时期继续向《小说俱乐部》投稿。《小说俱乐部》停刊后，向《新兴文学》投稿。 《小说俱乐部》在一九二二年以后由山田清三郎担任实际编辑业务，吉田金重、井东宪及伊福部隆辉等人也为该杂志写稿。多喜二投寄的作品《龙介与乞丐》被评为选外佳作在三月号上入选（上司小剑选），《正当不正当》作为选外佳作在六月号上入选（上司小剑选）。另外，《文章俱乐部》十二月号上选载了《哥哥》（加藤武雄选）。 《新兴文学》是伊藤忞与山田清三郎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同创办的杂志，它和《播种人》杂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成为发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重要刊物之一，一直办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才停刊。当时一些颇受重视的作品，如前田河广一郎的《离船以后》、吉田金重的《残败的人群》、中西伊之助的《机车库的早晨》以及山田清三郎的《幽灵读者》等都是发表在这个杂志上。应征的稿件占有相当的篇幅，编选人有宫岛新三郎[57]（担任短篇小说的编选）、前田春声（担任新诗和民谣）、吉植庄亮[58]（担任短歌）及山田清三郎（担任小品和评论）等人。 多喜二投寄的稿子《龙介和S子》在十一月的创刊号上被列为预选六篇中的第五位；《阿春的情况》在十二月号上被列为预选五篇中的第三位。 宫岛新三郎所写的选评说：“小林君的《龙介和S子》，如果能写得更紧凑些，我想会是一篇好作品。文章令人有松懈笨拙之感。”在十二月的选评中又说：“这一次的以青春的苦恼和爱情等为主题的三篇作品，都是日常惯见的材料，仅作了一些表象的说明式的描述。”一九二三年的新年号上，选载了他的作品《阿健》。 杂志的选评说：“《阿健》是一篇优秀的具有艺术天才的作品；它和以前的《阿春的情况》比较起来，几乎使人疑惑是另外一个人的作品。这是一篇很可以让人觉得是思想鲜明、表现确切的作品。从山区被带往城市的阿健的心中有着光明。可是暴发户伯母的举止行为以及不是使人们齐心协力而是在人们的心中制造隔阂的学校教育方针，又令人感到幻灭。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心灵，我们会感觉到一些什么。”正如选评中所推崇的那样，这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它通过贫穷的农家少年阿健的眼睛，对社会作了相当尖锐的批评。 杂志的七月号上又一次刊载了他的作品《回家过节》。评介说：“充满了冷酷的理性，缺乏人情味，而且哥哥怀念弟弟的心情又过于偏重于说明式的叙述。不过，我们认为这还是本月份收到的九篇作品中值得一读的作品。”这篇作品写兄弟二人，哥哥升学去学习，弟弟却去当学徒。在弟弟一次放假回家过节时，哥哥对自己的个人主义作了反省，同时发现这种虚伪的放徒工回家过节是一种掩盖剥削的手段。 上述两篇作品都是刊载在创作栏内，是被当作值得重视的新生力量而加以介绍的。 多喜二的三年小樽高商的学生生活是从十七岁那年的春天开始，这一段时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过着相当解放的生活。 他上学时经常穿着制服，有时也穿粗布的和服外衣，大冷天也不穿袜子；怀里揣满了书本，而他“在学校内外，敢于和每一个教员正面地争论任何问题。” 在教师中他和大熊信行最亲近。大熊信行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和多喜二入学的同时——开始担任小樽高商的教师的。这位年轻的教师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三年后的三月里，正好是多喜二毕业的那年，他也离开了这个学校。在校期间，他接任了大西猪之助教授的工作，担任二三年级的经济原论的教学。他是一个生活派[59]的歌人，也是文艺评论家，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专科学校里是个相当突出的人物。 伊藤整在他的《回忆》中说： “我们走进合班的教室上课时，经常看到多喜二站在讲台的桌子边和大熊先生谈得很起劲。 “个子矮小的多喜二毫不拘束地仰视着大熊先生，大熊先生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不时地把他那垂下的黑发往上拢拢，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谈话从前一节课下课时就一直在继续着。一眼就可以推测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谈得那样地认真，令人自然地联想到大概又是在谈革命啦、善恶的标准啦或者是文学的任务啦之类的话吧！” 多喜二一面热心地担任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还要在稻穗大街的田中印刷所搞杂志的设计和校对工作。从一九二三年四月起，三年级选出他和高滨年尾，二年级选出佐佐木妙二和安野安平担任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另外，他这时还参加了现代戏剧研究会，每周与福田勇一郎、乘富道夫等七、八个人聚会一次，一起阅读和讨论易卜生、斯特林堡等的戏剧。 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的第二十八期杂志上，发表了描写后妻悲剧的《继祖母的故事》；在十月的第三十期和第二年三月的第三十二期上，发表了《阿禄的恋爱故事》和《一个脚色》等以学生的生活和恋爱为主题的短篇小说。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关东地方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引起了东京和京滨地区的大火，一连持续了三天之久。三百五十万的受灾人当中，死亡和行踪不明的超过十二万人。东京府受灾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神奈川县受灾工厂占百分之八十五。 统治势力乘着这次混乱和社会的动荡，用欺骗和挑拨的手段屠杀了六千多名朝鲜人，有计划地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镇压。九月五日，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创始人、南葛工会的河合义虎等八名革命工人和工人作家平泽计七[60]，在龟户警察署被习志野骑兵队员所杀害。平泽虽为工团主义系统的工会活动家，但他是劳动文学中优秀的著名作家之一，他所组织的劳动剧团为江东工人区的人们所喜爱。紧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他的妻子伊藤野枝以及他的小外甥于十六日在大手町东京宪兵队总部被害。大杉荣曾经介绍过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论》，在民众艺术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统治势力乘着大震灾有计划地进行了阴险毒辣的镇压，但是它不可能像一九一〇年制造“幸德秋水事件”[61]那样，再把日本的民主势力禁闭在黑暗中。不过，灾害带来了料想不到的重大损失，直接的受害是由于出版机构等遭到毁坏，使得《播种人》、《解放》、《新兴文学》和《文学世界》等各种刊物都不得不停办。 小樽高商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七、十八两日，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举办了每年惯例举行的外国语戏剧大会，作为救济关东震灾的义捐。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学生们于每年秋季演出的外国语戏剧，在小樽地方已成为受人欢迎的例行活动之一。 每年的演出是以三年级的学生为主，但是因为懂俄文和中文的学生较少，所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参加这两种语言的戏剧演出。 这一年的演出的节目中，德语剧是席勒[62]的《威廉·退尔》，法语剧是梅特林克[63]的《青鸟》，俄语剧是教员斯密尔尼茨基自己写的《连斯基的梦》，汉语剧是《路遥知马力》，英语剧分二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两组，三年级学生演多林克瓦特[64]的《亚伯拉罕·林肯》，二年级学生演丹塞尼[65]的《阿基米尼斯王与无名战士》。历年演出都是借用图书馆作为临时舞台，这一年是利用室内体育馆作会场的。 梅特林克的《青鸟》只上演了其中的第三幕第五场的《树林》，多喜二扮演其中的山羊。法文教师戴根担任导演。他们借用了稻穗小学的教室排练，每天放学之后，全体参加演出的人从下午四时一直排练到深夜，大家都很热心。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排练了十五六次。 伊藤整也参加了这次演出，他谈到最后一次彩排时的情况说： “小林多喜二脸涂白粉，身穿褐色的服装，不安地到处走动着。彩排终于开始了，他把一个山羊头的大模型像帽子似的戴在头上。当时我扮演橡树大王的侍童，在舞台的左侧，蹲在大王的身旁；小林在我旁边，对舞台右侧为守卫切尔切儿和米切儿而战斗的狗，一面是感到害怕，一面又想用角去触它，动作非常活泼。 “扮演橡树大王的茶谷，身子索索地颤抖，拄着一根拐杖，命令动物和植物进行战斗。这时候，我一直用手托着青鸟的脚。小林在我旁边，提醒我不要把鸟儿弄歪了。我是用一个膝头跪在那儿，没有转动身体的机会；在橡树大王进入橡树洞之前，我必须一动不动地呆着，不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我有时就把青鸟摆动一下，有时又把它弄歪了。经小林这么一提醒，我才理解了我这个脚色的关键是要让人家看到青鸟是自然地停在我的手上。” 多喜二自己也曾经在《一个脚色》中描写过演出当天晚上的盛况： “音乐的序奏开始了。观众突然安静下来。幕布在音乐声中很快地拉开了，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舞台在暂时之间空无一物，接着猫儿在观众的热烈的期待中出场了。法文教师，一只手拿着油印的台词，从后台的角落里紧紧地瞅着前台。演出在进行着。切尔切儿、米切儿和狗出场了。舞台昏暗下来，切尔切儿帽子上镶的钻石在转动，小电灯泡在昏暗中闪闪发光。树精在树木沙沙的响声中跳出来，接着动物的精灵也必须出台了。……兔子最先出台。在这一瞬间，观众席上静寂无声，人们正期待着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当长耳朵的兔子砰砰砰地跳出来时，观众哗地一下发出了哄笑。 “龙介在观众的哄笑声中听出有人在说：‘兔子’！‘兔子！’马儿精神抖擞地跳出来，在舞台的前方发出‘嘘嘘’的嘶叫。这一手出人意外，观众哄然大笑。牛慢吞吞地走出来，发出哶——哶——的哼声；羊晃晃悠悠地踱出来，在舞台前方，拾起散在那儿的废纸放进戴在头上的模型的嘴里。观众对每一个动作都要发出哄笑。”[66] 由于演出的节目好，法语剧最受人欢迎。 几天以后，在校友会杂志编辑部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演出评判会。参加这次评判的有现代戏剧研究会的小林多喜二、乘富道夫、福田勇一郎和大木弘基等人。扮演切尔切儿的丰田、扮演狗的高滨和扮演橡树大王的茶谷等人特别获得好评。 大震灾以后不久，《播种人》杂志出了《帝都震灾》的号外，抗议惨杀朝鲜人。关于惨杀河合义虎和平泽计七等九人的龟户事件，小牧近江、金子洋文和松本弘二等人最先进行了现场调查。另外山崎今朝弥[67]和布施辰治[68]等律师也开始进行调查。劳动总同盟和关东工会联合会也发起了抗议运动。 十二月十五日，由铃木文治[69]、新井纪一、冈本利吉[70]、贺川丰彦、伊藤忞、、井出秀明、菊池宽、冲野岩三郎[71]、藤井真澄、中村吉藏[72]、加藤勘十[73]、山崎今朝弥等人担任发起人，在东京芝区新樱田町山崎的家中举行了平泽计七追悼会。多喜二从小樽寄去了以下的吊文： “我从小樽地方对平泽计七先生之灵遥致吊唁，并对诸位举行这样的追悼会，不胜感谢。我想平泽先生之灵定会感到满足。 “在今天的《读卖新闻》上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寄上此信。关于平泽计七先生，我曾在《新兴文学》上读过他的作品。他那篇《群众的力量》给我留下的印象犹新，却传来了他悲壮的死讯，令人不胜震惊。我个人曾经在《新兴文学》上两度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尤其是因为在刊载《群众的力量》的同一期杂志上，也登出了我的作品，使我感慨殊深。”[74] 一九二四年一月，《播种人》杂志出版了终刊号《播种杂记》。这是龟户事件的殉难记录，收录了《平泽君的鞋》、《北岛君和特务蜂须贺》、《骑兵十三联队的纸片》、《丈夫留下的工资》、《老实人铃木直一》、《骨》、《寄予朝鲜人的同情》、《被误认为朝鲜人》以及《龟户警察署的地狱》等优秀的报道文学。这些作品成为文学工作者在《播种人》杂志上最后所作的历史性的证言。 多喜二的读书方法是：一方面非常广泛地阅读国内外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的时间内深入地阅读和学习某一个作家。他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起，学习上就有这样的特点，他把它称之为“毕业”。在小樽商校的时候，他曾经用这样的学习方法阅读了德富芦花的作品，进入高商以后，他又用这样的方式学习了菊池宽早期的短篇和夏目漱石的小说。 从一九二一年的秋天，也就是他在高商一年级的时候起，他开始热心地学习起志贺直哉的作品。不久之后，他就直接给志贺直哉写信了，并寄去了自己的作品，征求志贺的意见。在和志贺通信一年多以后，多喜二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写给志贺的一封信上这样说：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新年也没有向您恭贺，很感抱歉。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北海道今年比较暖和。但是每天每天都是阴惨惨的天气，甚为苦恼。我倒不是学奥斯瓦尔特[75]，可是每到冬季，我总是想象着南方的情况。话虽这么说，冬天呆在屋子里还是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安逸的感觉。当然，我喜欢冬天的这种气氛，不过我又想，这时京都一带的气候多么美好啊！学校里很忙，近来对各方面都没有问好。请原谅。 “在《中央公论》的正月号上，一口气读完了您的作品《雨蛙》。 “像我这样的人给您的作品来写读后感，未免太不自量。但是作为您的作品的一个最热心的读者，还是请您听听我的感想吧。 “我把写在《中央公论》后面的读后感，一字不改地重写在下面： “‘看来作者对人生的某些事实，还是抱着善意相看的态度，同时还使人感到这是一种静静观望的态度。结尾处的雨蛙总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吧，可是对这篇作品来说，这种应该是偶然的事情太带有必然的关联了，因而感到担心起来。不过我觉得这篇作品没有一句废话，开头的地方抓住了要点，作者用简洁的笔触，极其鲜明生动地勾画出了主人公的妻子的面貌和主人公对妻子的心情。最后焚书一节，未免有点落于俗套。’ “另外，这里附寄上的《阿禄的恋爱故事》，是去年九月间写的作品，曾经登载在某个杂志[76]上，朋友和先辈们都提出过不少的意见。我自己对这篇作品实在感到不满意，打算加以改写。在这方面我希望一定能听到您的意见。这是一篇有很多缺点的作品，但是，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还是希望您能过一过目，如果您还有时间的话，恳请您为我这样一个今后决心搞创作的人，指出这篇作品的缺点（不会有优点，而且也不必谈优点），并给予指导。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更加顺利。”[77] 志贺直哉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从千叶的我孙子迁居到京都市郊外的粟田口。从这一年的秋天起，一直住在山科地方。 多喜二从来没有把未经发表过的稿子直接寄给志贺直哉，一定是在校友会杂志等上面发表过的作品，才寄给志贺去征求意见。志贺有时也给他写回信，批评得相当严厉。 多喜二特别分析过志贺直哉的早期作品，并且彻底地研究和学习过。 多喜二对学校的课程和成绩等，并不很关心。三年期间的学习成绩，除语文比较优异之外，像簿记之类的实习课程都很差。升入二年级时的成绩，平均分数是七十三点六分，名次是第三十七名；升入三年级的时候，平均分数是七十八点二分，名次是第十九名。一九二四年三月毕业年度的平均分数是七十二分，在一百五十二个毕业生当中名列第四十三位（注一）。 毕业论文的题目，他最初是选了斯特林堡的研究，但指导的教师认为这是纯文学的题目，没有同意。于是他打算译卡本达的作品，但图书馆里没有他的书籍。他拜托翻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毕业论文的乘富道夫[78]，从一年级同学斋藤矶吉处借到了克鲁泡特金[79]的《面包的掠夺》，译了其中的第五章《食物》，并全译了英国剧作家阿尔夫莱德·苏特洛以失业问题为主题的戏曲《被遗弃的人》，另附上一篇序言《我的态度与备忘录》，作为毕业论文交出去。 他深深地同情不幸的穷人。他的人道主义的正义感，早已和解放运动的前进步伐开始结合起来。但是，当时他还未达到从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的自觉。而是始终碰到矛盾，探求如何生活下去；并希望通过这样的生活来寻找一条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 他在《历史性的革命和艺术》一文中，这样写道； “自己每当读到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作品时，总是感到某种不满足。而看到像契诃夫的某些作品时，由于获得了前者所未能给予满足的东西，因而感到愉快。……但是，如果不是像现在站在一个欣赏者的立场，而是用作家自己的心情来考虑这一切，那么自己的感受就会和先前完全相反。 “这就是说，托尔斯泰写作品并不满足于对某一事物的单纯描写，而是怀着一种为了某种目的的真正理想的信念。他这种心情和态度（不管其结果会怎样缺乏艺术性或使欣赏者产生多大的不满），不由得不使人低头诚服，因而对契诃夫就产生了相反的感觉。 “最后遗留的一个问题：既然是由这样的一个托尔斯泰所产生的作品，即使说是缺乏艺术性吧，为什么就非感到不满足不可呢？也就是说，这种具有纯真的情感的人，为什么他的态度必然要和艺术矛盾呢？难道其中什么地方有一种浑然不可分的境界吗？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在这一问题上，除了具有某种近于信仰的信念之外，目前什么都还谈不上。看来出路只有掌握这样的思想方法，抱着追根究底的精神挺身干下去。”[80] （注一）小林多喜二在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的分数簿 学年修身国语汉文 商业文会话英作文法 英文解译商业英语分科 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 经济原论经济各论经济政策 财政学法学通论 民法簿记会计学 税关仓库海运保险 交易所银行调查论文 外国实践工学商工经营 商品理化商品实验企业实践 第二外语体操 应用理化英语代数几何 第一学年80 4165 748152 102 100 75 38 86 77 81 869486 第二学年87 3976 428647 73 12580 12775 118 60 80 4384 11687 第三学年68 8037 797566 80 9185 12570 6438 7075 8067 60 15983 注释： [1]1922年。 [2]1912—1926年。 [3]室生犀（1889—1962），诗人、小说家。 [4]葛西善藏（1887—1928），小说家。 [5]大熊信行（生于1893年），经济学家、短歌诗人。 [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61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64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8]为日本被歧视的所谓“贱民”争取自身解放的组织。 [9]小牧近江（生于1894年），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10]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1919年创办“光明社”和《光明杂志》，发起光明运动，在国际知识界影响很大，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 [11]金子洋文（生于1894年），剧作家、小说家。 [12]今野贤三（生于1893年），小说家。 [13]山川亮（1887—1957），小说家。 [14]近江谷友治（1873—？），曾从事农民运动。 [15]佐佐木孝丸（生于1898年），笔名落合三郎，剧作家、演员。 [16]村松正俊（生于1895年），文艺评论家。 [17]松本弘二（1895—1973），画家。 [18]柳濑正梦（1900—1945），画家。 [19]马场孤蝶（1869—1940），评论家。 [20]福田正夫（1893—1952），诗人。 [21]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本名万次郎，评论家。 [22]林倭卫（1895—1945），画家。 [23]平林初之辅（1892—1931），早期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 [24]石川三四郎（1876—1956），笔名旭山，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25]神近市子（生于1888年），评论家。 [26]加藤一夫（1887—1951），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 [27]川路柳虹（生于1888年），诗人、美术评论家。 [28]百田宗治（1893—1955），诗人。 [29]小川未明（1882—1961），童话作家、小说家。 [30]白鸟省吾（1890—1973），诗人。 [31]富田碎花（生于1890年），诗人。 [32]山川菊荣（生于1890年），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33]吉江乔松（1880—1940），号孤雁，诗人、法国文学研究者。 [34]爱德华·卡本达（1844—1929），英国诗人，评论家。 [35]克里斯强·科尔奈尔生，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36]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37]约翰·保尔·卢库留，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38]华希理·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精通日语。 [39]青野季吉（1898—1961），文艺评论家。 [40]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作家。 [41]中西伊之助（1887—1958），小说家。 [42]山田清三郎（生于1896年），作家和文学史家。 [43]马尔切内，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44]《播种人》杂志创刊以前，日本文艺界曾由大杉荣等人提出“民众艺术论”，认为艺术是民众和为了民众而创造的，因而艺术必须为民众所有。接着由中野秀人和平林初之辅等人提出“第四阶级文学”的口号，认为未来的文学是属于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一切伟大的作家应是站在第四阶级立场上的作家 [45]桥浦泰雄（生于1888年），美术家、民俗学研究家。 [46]“西蒙”为英文simoon的译音，意思为“热风”。该杂志从第二期起更名为《热风》。 [47]萩原恭次郎（1899—1938），诗人。 [48]冈本润（生于1901年），诗人。 [49]川崎长太郎（生于1901年），小说家。 [50]松本淳三（1895—1950），社会活动家、诗人曾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51]陀田勘助（1901—1931），本名山本忠平，诗人，1931年死于狱中。 [52]细井和喜藏（1897—1925），工人作家。 [53] [54]《文学世界》创刊于1922年10月，是博文馆发行的文艺杂志，主编为木下白露。《新兴文学》创刊于1922年11月，1923年8月停刊，主编是山田清三郎。这两个商业性杂志发表过不少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55]高滨虚子（1874—1959），俳句诗人、小说家。他的儿子高滨年尾（生于1900年）也是俳句诗人。 [56]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85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57]宫岛新三郎（1892—1934），文艺评论家。 [58]吉植庄亮（1884—1958），短歌诗人。 [59]日本进步的歌流派，由进步诗人石川啄木所开创，他主张短歌应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这一流派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短歌和人民短歌。 [60]平泽计七（1885—1923），工人作家。 [61]1910年6月，日本政府捏造社会主义年者企图谋杀天皇，在全国大肆逮捕社会主义者。次年1月判处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死刑，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大逆事件”，也称作“幸德秋水事件”。 [62]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戏剧家。 [63]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 [64]多林克瓦特（1882—1937），英国诗人、历史剧作家。 [65]丹塞尼（1898—1957），爱尔兰剧作家。 [6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卷，第74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67]山崎今朝弥（1877—1954），进步律师。 [68]布施辰治（1880—1953），进步律师。 [69]铃木文治（1885—1946），右翼工会领导人之一。 [70]冈本利吉（生于1885年），经济学家。 [71]冲野岩三郎（1876—1956），小说家。 [72]中村吉藏（1877—1941），剧作家。 [73]加藤勘十（生于1892年），工会运动家。 [74]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5—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5]奥斯瓦尔特是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群鬼》中的人物，是一个患遗传病的青年画家。 [76]指小樽高商校友会杂志《樽商》第30期。 [77]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6—7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8]乘富道夫（1903—1934），生于福冈县大牟田市，由桦太的太泊中学升入小樽高商学习，和多喜二是同期毕业生，毕业论文是翻译《共产党宣言》。毕业后就职于安田银行函馆分行。为劳动农民党党员。研究过北洋渔业担任过产业劳动调查所函馆分所长。1930年被捕，被安田银行解雇，赴东京，1934年9月病逝。为多喜二年的密友之一。——作者原注 [79]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8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73—174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三、小樽商业学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三、小樽商业学校 多喜二在潮见台小学学习的六年期间，没有请过一次假。一九一六年三月，他从这里毕业，同年四月，在伯父的接济下，进入北海道厅立小樽商业学校。 据说他的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多少含有自传的因素。他在这部作品中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父亲的形象：父亲和经营面包厂的伯父商妥了儿子的升学问题以后，等不及儿子放学回家，背着装馅面包和大福饼的货匣子，穿着草鞋，在学校门口等待着儿子放学。[1]潮见台小学是穷孩子们上的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其他各校那种为毕业生升学考试而作的课外辅导。 小樽商业学校在小樽市区后面靠北的一个山腰上，和山上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毗邻。它座落在一座高岗上，四周是落叶松的森林，越过花园公园，东面可以鸟瞰小樽市区和小樽港，远处可以望到卡摩依柯坦悬崖。它创立于一九一三年，是五年制的甲种商业学校，分本科三年和预科两年，学生的最高定员为五百人。商校创立的第二年（一九一四年）七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受战时经济繁荣的影响，报考商校的人数突然增多，在小樽的中等学校当中是竞争最激烈的学校。招收新生一百名，志愿报考的人数竟达四百五十人左右。新生当中小学六年的毕业生比较少，大部分是高等小学二年毕业[2]。其中有的新生的年龄已经十七八岁了。 多喜二搬进了新富町伯父的家中去住，一面在面包厂里帮忙做工，一面上学。伯父的家在一座寺院附近，离面包厂约有一百米，在高岗的下面，上面就是小樽中学。 多喜二在《转形期的人们》中写道： “他从学校回来，要参加到职工里面帮着面包厂做活。一面上学一面工作是很吃力的。他有时用大竹板搅混放在大锅里的‘面起子’；有时捣土豆；有时两只胳膊插进面堆里和白面，深齐肩膀，浑身弄得雪白。早晨上学之前还坐着卡车出去送面包。卡车不到的地方，便用大车载着货匣子送到零售店去。——龙吉一到学校，坐在椅子上就打起瞌睡来，怎样挣扎也支撑不了。可是又因为是别人给拿钱上学的，所以必须争取优良的成绩；不但如此，在伯父家还得要时时陪小心。大家待他很冷淡。”[3] 面包厂里约有二十名职工和学徒。多喜二倒是很喜欢在厂里劳动，对厂里的人甚至怀着一种亲切的感情，他内心里很希望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在一起劳动。可是，因为他是老板的上学念书的亲戚，所以职工们总是以一种含有敌意的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他。 小樽商业学校在它的创业时代，也曾经受到当时的民主潮流的影响，富有朝气，校风也相当开明。第一任校长黑沼义介是东京高商出身，重视学生的自治和自尊，不讲究形式主义的旧习；校内的教室、教职员室和校长室等一切建筑物都不让悬挂标牌，像新年训话之类也只是简单地说一声“恭贺”就算了。学生之间也有一种自觉的学习风气。当时一般学校的倾向都重视和奖励体育，而小樽商校更是如此。学校经常举行滑雪、棒球、击剑以及其他各种体育比赛；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有滑雪板，每年二月举行的滑雪大会上，总是由校长亲自带头。在学业成绩中注意学科的平均发展，特别重视操作和体育的成绩。多喜二虽然对于体育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善于游泳，尤其擅长俯泳。 随着世界大战的进行，小樽的市容也开始产生一种复杂的情况。 在大战爆发后，北海道地方的各种生产品的输出，尤其是农产品的输出大大增多了。从一九一七年前后开始，青豌豆、豌豆、薄荷及淀粉等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暴涨数倍，很多大批发商成为发战争财的暴发户。 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二月革命发生后不久，旭川的第七师团立即受命开往中国的东北，四月从小樽港口出发。这支军队在第二年的八月，根据所谓“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一部分军队侵入西伯利亚，伙同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叛军援助俄国谢米诺夫的反革命军，与驻扎在朝鲜的第十三师团一起参加了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所发动的武装干涉。 物价不断地上涨。北海道的糙米猛涨二倍，纺织品和柴炭猛涨三倍。全国的物价平均上涨一倍半，但是工资并没有随之提高，因此一方面是资本家和地主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群众生活困苦，面临深重的灾难。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斗争，在一九一五年是六十四次，接着就爆发似地猛增，一九一六年发展为一百零八次，一九一七年为三百九十八次，到一九一八年则增到四百一十七次。 自从一九一五年以来，北海道的各个煤矿就经常发生小规模的自发性的罢工。自从一九一七年三月室兰地方的日本制钢所爆发了四千人的大罢工以后，各地的罢工浪潮就迅速地高涨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从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出兵西伯利亚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开始，在日本全国爆发了“抢米暴动”，前后持续约达五十七天之久。 这次暴动是从八月三日在富山县一个渔村里发生的家庭妇女的暴动开始的，她们的口号是“给我们大米”，很快就波及到全国，共有一千万各阶层的群众参加进来，形成一个遍及到三十八个市、一百五十三个镇和一百七十七个村的空前规模的大暴动。出动的军队在一百零七个市、镇、村进行了镇压；一万名群众遭到逮捕，七千七百七十六人被起诉或关进监狱。尤其是在山口县和北九州的煤矿地区所发生的大暴动更为激烈，暴动的矿工用炸药来对抗军队的开枪射击。北海道地区于八月十八日在函馆发生了群众的放火破坏和暴动，九月六日在空知郡的沼贝煤矿也发生了暴动。但由于日本政府的镇压和廉价抛售大米，阻止了暴动没有能够波及到整个北海道。小樽也在这一年的七月发生了小樽煤气公司罢工，十月发生了选豆工厂的罢工。 在“抢米暴动”以后不久，多喜二的伯父的面包厂开始出售廉价的掺杂着缅甸大豆的代用面包。 多喜二在班级中是个身材矮小的学生。他戴着一顶镶有三条白线的制帽，穿着粗布的制服，冬天披着一件已经旧得发红的土黄色长斗篷上学。他的生活境遇贫苦，像笔记簿之类都要节约着使用。记笔记时认真仔细，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地不留一点空白。他平时总是用旧报纸包着掺有缅甸大豆的代用面包当午饭，这事在班上都出了名。当时不论怎样穷苦的人家的子弟都还没有用报纸裹着面包带来当午饭的。他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穿着，和小学时代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性格明朗、心胸开阔的少年了。 每到暑假，他回到若竹町的家中，在外面找些副业来做，干一些像用空气唧筒给筑堤工程的潜水员输送空气之类的工作。后来他回忆十二三岁时的情况说： “我一直希望早一点毕业，拿到薪水，好帮助贫困的父母。我在上学校去的漫长的路上，经常转的念头是怎样发现一座矿山，那样一来母亲就可以坐上人力车了。”[4] 多喜二入学以后不久，结识了每天同路上学的岛田正策和片冈亮一。岛田比多喜二高一班。不久以后，多喜二经岛田的介绍，又认识了比他高两班的小野寺末吉和水户范雄等人。水户擅长绘画；小野寺是有名的高材生，又是剑术的选手，同时还是热心的文学爱好者，经常购阅《文章世界》[5]等杂志。多喜二和片冈等人很快也成了这些杂志的读者。 一九一七年多喜二进入预科二年级以后，开始和岛田及片冈等人画起水彩画来。第二年的秋天，他们利用教室走廊的一角，举办了小型的画展。多喜二和水户、岛田、片冈、斋藤次郎以及高桥次郎等人都展出了自己的作品。 画展开过以后，这个小小的业余绘画小组得到同学们的公认，又参加进来了一些新的伙伴，发展成为一个热心学习而充满愉快气氛的组织。 多喜二经常利用空暇的时间，到离新富町伯父的家不远的潮见台附近去写生。在星期天的下午，有时也和岛田等人到郊外去写生。每逢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打心里高兴，一边走道一边说笑。他带着一个小小的素描簿，拿着简陋而脏污的调色板和一支粗大的画笔。他的绘画很有特色，着色比较阴暗，显得有些粗犷。 当时博文馆发行的杂志《文章世界》常常悬奖征求小插图。多喜二等人的业余绘画小组每期都给杂志寄去自己的作品，而且成绩不坏，每月都有作品当选。多喜二画的《札幌附近》也被选载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号《文章世界》上。正宗得三郎[6]给这幅画作的选评说：“小林君的《札幌附近》是一幅朴素的写景，优点是具有自然的气氛，整个的格调也不坏。但是如果能注意到天空与水面的关系以及前面的堤岸，画面将会更加出色。”以后作为选外佳作而刊载的还有《公园里》（载八月号）和《溪流》（载十月号）等作品。 被该杂志选中的绘画者当中，还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画家的松山文雄[7]和大月源二[8]等人。 小樽商校的这个业余绘画小组后来起名叫“小羊画会”。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一、二两日，于小樽稻穗町的中央俱乐部举办了第一次西洋画展览会。展出了木下凤一郎、片冈亮一、小野贞一、小林多喜二、灰野文一郎、斋藤次郎、高桑市郎、滨本为一郎和岛田正策等人的作品共六十七幅。灰野、高桑和滨本三人展出的是油画，其他全部都是水彩画。展览会还发售门票，票价是一角。作品上都分别标有售价。 多喜二展出了六幅水彩画：《夕阳西下》（标价三圆）、《若竹町附近》（四圆）、《在地狱坡》（二圆）、《千登势温泉》（四圆）、《潮见台的洋房》（四圆）和《熊碓附近》（三圆）。 在两天的展览期间，来参观的人相当的多，画也卖出去了一些，而且《小樽日报》还为这次画展发表了消息和评论，展出者得到了鼓舞。这个俱乐部和电影院同在一所建筑物里，是把三间十铺席的日本式房间打通开来的。他们在客厅里围着火盆坐着，互相评论作品，高谈阔论。展览会是晚上九点钟关门，到了深夜，窗下夜宵摊子上烧玉米的香味飘到楼上，多喜二诙谐地提议说：“喂，咱们大家吹吹口琴吧！”于是大家一边啃着玉米，一边继续快乐地谈笑着。 北海道地方几乎没有日本画的传统，但是西洋画比较早就得到普及。当时小樽的业余绘画组织除了小羊画会以外，还有中村善策[9]等人的小樽洋画研究所和小樽中学的大月源二等人的白潮会。参加这次画展的高桑市郎就是小樽中学的五年级学生，他是经滨本的介绍而参加了小羊画会的。展览会以后，他们把有幌町高桑的家作为研究所，每隔一周的星期天聚会一次，在一起共同研究。最初主要是画素描，后来还到郊外去写生。 第二年（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二十九、三十两天，小羊画会又举办了第二次展览会。会场还是上次的中央俱乐部。高桑、小林、木下、斋藤、灰野和西村羊三等人都参加了展出，共展出作品四十五幅。多喜二展出了甲、乙、丙风景画三幅。《北门日报》发表的评论说：“小林君的三幅作品都令人有轻快之感，其中风景画尤佳。色彩的处理似乎比其他的技巧更高明一些。” 不久以后，这个小小的绘画小组改名为“白洋洋画研究所”。这一年的暑假，他们到祝津一带去作写生旅行。暑假过后不久，以这次旅行期所画的作品为主，于九月十八、十九两天在中央俱乐部举办了白洋洋画展览会。共展出作品七十幅。多喜二展出的作品有《正午的室外光线》、《门》、《海边悬崖》、《夕阳映照的村》和《红色的铁桥》共五幅风景画。 《北门日报》发表的短评这样说： “今明两天于本市中央俱乐部举办的白洋洋画展览会是美术季节的先声。因而它首先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展出的作品虽然都是小品，但是竟达七十幅之多，这足以说明展出者的努力。……小林多喜二君也展出了不少作品。《正午的室外光线》和《海边悬崖》具有个性，很有深度。《红色的铁桥》也是一幅有力的作品，可惜云影太浓。《门》的前景充满了活力，但是淡蓝色的背景太单薄了，像是硬凑上去的。《夕阳映照的山村》缺乏力量。” 在这次展览会结束后不久，多喜二在伯父的强制下不得不停止绘画。伯父的儿子幸藏心地善良，他希望多喜二能有时间学习，尽量少让他干店里的活儿。但是多喜二经常外出参加绘画小组和短歌[10]集会之类的活动，有时深夜才回来，逐渐引起伯父的注意。一天早晨，伯父没收了他的全部绘画工具，把它扔到院子里，命令他从此以后和绘画彻底断绝关系。多喜二在《石与砂》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迷上了画画就变成傻瓜啦！你看K这小子，说是要当什么画家，跑到了东京，混够了又回家，向他爹要一万圆去留洋。三四十岁了，连个老婆都没讨上。你也想当这样的傻瓜吗？要想指靠念书来吃饭你就给我念！可你把念书不当一回事，整天在画画。……哼！……’ “‘从今以后不准再画画！’ “他一直是默默地听着，不时不觉‘啊’地一声，大吃一惊，抬起头来问道：‘你是说不让画画了吗？！’ “‘嗯，画画有什么用处。学校里偶尔让你们画个图画，那是怕你们太用功了会伤脑子。’ “‘已经……’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伯父的顽固把他惊呆了。要他放弃那样美丽的绘画，他真是连想也没有想过。 “他心里打算还要坚决画下去，可是现在他要辩解绘画是如何如何……那对他是不利的。于是他默不作声。 “‘我稍微放松点，你就把学习扔在一边，真是越来越任性啦！’ “他连平时一半的饭也吃不下，站起身来，把书本整理了一下，随后就回到他自己一个人住的屋子里，准备换上西服出去。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泪水禁不住从眼睛里涌出来。一直受着压抑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大颗大颗的眼泪流个不停。”[11] 多喜二从商校预科二年级（当时他十三岁）起，三年多的时光里，在伯父家不自由的环境中，怀着隐秘的热情学习着绘画。现在一旦要他放弃画笔，这对他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上已经开始显示出才能，绘画上所受的打击反而培养了他日益热爱文学的情趣。 他从在预科学习的时候起，作文就特别优异，在班上别具特色。在读本科一年级那年（当时十四岁）的六月，有一次，教师出的作文题目叫《健康的必要性》，他用一个结核病人和一个健康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对话的形式来写这篇作文。当时担任作文课的教员叫渡边卓，这个人性格爽朗、个子矮小，是个很重视作文的汉文教师。在上作文课的时候，他经常要朗读两三篇他所推选的佳作当作范例，而多喜二的文章就经常被他选中。 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多喜二进入本科二年级时，他和同班的同学莳田荣一及片冈亮一等人被选为校友会杂志《尊商》的编辑委员。莳田是前一年从大连商业学校转学来的，短歌和语文很好。他很快就成为多喜二等人的亲密的朋友。 《尊商》创刊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九一九年三月出第二期。编辑委员是从本科二三年级学生中选出来的，负责人是语文教师冈本孝正。杂志辟有“论丛”、“思华”、“漫录”、“文苑”、“词藻”、“杂记”及“英文”等专栏。编辑工作大多委托给被选出的委员。学生们写的小品、作文、新诗和短歌等占了杂志的大半篇幅。还悬奖征集过日文和英文的作文。 创刊号上刊载了多喜二的作文《今与昔》。第二期的“思华”栏中发表了多喜二的一篇千余字的小品《被诅咒的人》[12]。这篇小品描写一个穷苦的青年，他从十五岁起就在火山灰工厂里劳动，后来患了肺病，他一面对肺病感到恐惧，一面又担心这会给穷苦的父母带来经济上的打击。小说刻画了这个青年由这种双重的苦恼状态最后发展成为绝望的心理过程。 在这一年，以莳田、片冈、岛田、西冈德藏和西丘白垩等人为中心，成立了厅商短歌会[13]。这是一个十来个人的业余短歌小组，每月在色内町一家叫作“千秋庵”的点心铺的楼上聚会一次，大家在会上一边吃着茶点，一边传阅和讨论自己写好带来的作品，或者互相评选即席写的短歌。当时多喜二很喜爱石川啄木的作品，也经常参加这个集会。他有一首短歌这样写道： 拖着一双木屐， 上面打着火印[14]。 往时可怜的我啊！ 在秋天的集会上，他的这首短歌曾以六分入选，这是最高的分数。也就是说，会上六个人选中了他的这首短歌。 片冈亮一是多喜二进入商校以来的好友。他和他的母亲两个人住在若竹町，家里开小杂货铺，离新富町多喜二伯父的家不远。多喜二常常从伯父家厨房旁边那间拨给他住的微暗的屋子里溜出来去找片冈，有时还在一起吃晚饭。岛田正策住在住江町，恰好又座落在他们两家的中间。片冈的家里无拘无束，于是就成为这三个亲密的朋友经常聚会的地方。多喜二曾经写道： “大正九年[15]二月七日夜，与吾友岛田君及片冈君会聚一室，听巡夜之锣声而度过长夜。诗题十二，每题约十分钟。岛田君成四十五首，片冈君三十二三首，而余仅得二十三首。 “猛听巡夜的锣声而搁下笔。 残留在火钵中的余烬， 好似这心中淡淡的哀愁。 “数着街头的电灯， 电灯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 多么寂寞的我啊！ “无声地静静地飘落的雪花中， 那港口的灯光， 显得朦朦胧胧。 “即将崩塌的高崖， 近来的我啊， 就好似站立在这悬崖上。 “没精打采地缓步踱着的马， 落雪堆积在它的背上， 那雪也感到悲伤吧。”[16] 一九二〇年四月，多喜二升入本科三年级，岛田从商校毕业，进入三菱矿业公司，分配在室兰分公司工作。以后不久，小林、莳田、片冈、灰野和斋藤等人创办了手抄的传阅杂志《素描》，在室兰工作的岛田也是杂志的同人之一。编辑工作是利用学校中午休息和短歌会结束后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商谈的。他们把各人的小说、新诗、短歌和杂感等稿件汇集在一起，装订成一册，加进插画，并用油画的画布做成封面。精于绘画的灰野和斋藤在杂志的装潢上花了不少的心血。为了便于同人们在传阅时能及时写下自己的批评和意见，杂志后面还附有几张空白纸。 《素描》杂志一直出到这一年的年底，共发行了七期，但是都散失了，现在一册也没有保存下来。根据岛田的回忆，仅仅知道多喜二有一篇稿子的大体内容： “其中，小林以《垂直线的态度和平行线的思索》（？）为题，写过一篇随笔式的论文。文章具有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的风格，内容是说写作品不是依靠平面的浅而博的知识，纵然面不够广，也应以挖掘到最底部的态度来写作。……” 《素描》的同人还一直热情地把他们的作品向《文章世界》和春阳堂发行的《中央文学》等接纳外来稿件的杂志投稿。不过当选的作品好像没有以前投稿小插图时那样多。多喜二的诗歌作为选外佳作登载在《文章世界》一九二〇年五月号上的有《北海道的冬天》和《从冬到春》，登载在《中央文学》六月号上的有《春》。《北海道的冬天》一诗开头是这样写的： 从冰封雪冻的山脉上， 恶魔俯视着这茫茫的下界。 它掀起飞漩的气流，发出粗犷的喘息， 使斑白的森林中持斧的樵夫 迷茫于漫天的风雪； 在树木嘤嘤啜泣的悲鸣中 发泄它胸中的积郁； 又把那山间的小茅屋猛烈地摇撼。 凛冽的寒风 在硝烟飞卷似的大雪中狂奔。 它无情地使瘦骨嶙嶙的老白杨颤抖、哭泣； 使蠕动在平原上的马车响起冷飕飕的铃声。 它敲打着被刮掉帽子的马车夫的面颊。 带着冷冷的嘲笑窜进了街道。 ……[17] 多喜二在这一年发表了一些写景诗，而《北海道的冬天》看起来是其中比较完整的一篇。他在以后的作品中曾对北海道的大自然作了杰出的描写，而这些诗歌已显示了这种描写的片段。评选人西条八十[18]曾对他的诗作过这样的评价： “这是道道地地的描写外景的诗。我相信在不久以后，当作者掌握了外景与心象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手法时，北国的自然将会在更简洁的词句中，更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在《素描》的同人之间，每月都坚持阅读《文章世界》和《新潮》[19]等杂志。多喜二还是小樽图书馆的热心的读者。出了这半山腰上的商校的大门，朝着市区的方向，沿着一条叫作地狱坡的陡坡走下不远，右边连着花园公园的山岗，区立小樽图书馆就在这个公园的入口处。这里的书库深深地吸引着少年时代的多喜二。 在这个时期，新潮社开始用布面的袖珍本，广泛地翻译介绍邓南遮[20]的《死的胜利》（生田长江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升曙梦译）、《罪与罚》（中村白叶译）、《白痴》（米川正夫译），屠格涅夫的《初恋》（生田春月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秦丰吉译），以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田山花袋译）等等俄国和西欧的近代文学作品。而多喜二也开始对这些外国文学表示热烈的关心。在这些年代里，日本也出现了仓田百三[21]描写真宗教主亲鸾的苦恼的剧本《和尚和他的徒弟》、贺川丰彦[22]的描写自己在神户贫民窟传教体验的小说《越过死线》，以及岛田清次郎[23]的长篇小说《地上》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带有感伤的情调，多少显得有些浅薄，但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的热情引起了广大青年阶层的共鸣，一时曾大量地重版。岛田的长篇浪漫主义小说《地上》描写了一个反抗权富、在苦难的爱情中追求生存的青年的形象。这位年轻的作者是金泽的商业学校出身，所以《素描》的同人们读起他的作品来就更加感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给世界的历史带来了巨大变动，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日本人民以“抢米暴动”的斗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要求，迫使接替寺内军阀内阁的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所组织的政府作了暂时性的、一定程度的政策上的让步。罢工斗争日益激化，在一九一九年达到了高潮。主张劳资协调、为压制革命的工人运动而成立的友爱会也于一九一九年八月改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逐步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这一年在北海道地方，七月里有函馆船坞罢工，九月里有小樽舢板业工会罢工，十月里室兰制铁所再度罢工，十一月里小铁工所等也发生了罢工。这一年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年。 但是从第二年（一九二〇年）的三月起，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总危机开始扩大，全国在战争中纷纷建立起来的各个企业，不断地发生缩短开工时间、兼吞合并乃至歇业倒闭等现象。小樽地方一度大大发展的选豆工厂也倒闭了，六千名女工一下子失了业，据说其中有不少人沦为娼妓。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干涉战争发生后，小樽变成北海道向外输送军队的港口，所以战争的发展对小樽的市容并不是没有影响。派干涉军侵入苏联领土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度曾达十四国之多，但在苏联军队的反击下，美国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开始撤兵。日本曾无视与各国的协定，动员了七万二千名庞大的军队，自从美国撤兵后，日本军队就日益陷于孤立的状态。同年三月在苏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24]发生了所谓“尼港事件”的惨案以后，日本军队又于四月、七月和八月前后三次在小樽集结，开赴沿海州和北桦太岛。 另外，这一年的五月二日，在东京的上野举行了日本第一届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共有十五个团体，五千名群众参加。在北海道具有革命传统的夕张煤矿，数十名工人举行了北海道地方的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由于经济危机的发展，资本家加强了攻势，迫使工人斗争在这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前后的期间暂时走向停滞的状态。但在另一方面，佃农斗争有了飞跃的发展。 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人运动逐渐走向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方向。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其目的就是提倡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大团结。但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拥有很大的势力，科学的社会主义运动却还没有确立起来。 工人阶级的兴起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也给文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前后，出现了像宫岛资夫、宫地嘉六、内藤辰雄、藤井真澄、新井纪一、吉田金重[25]等一系列工人出身的作家；而秋田雨雀、江口涣和藤森成吉等人直接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朝着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发展。早期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宫本百合子（当时姓中条）的文学生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一九一九年创刊的《我等》[26]、《解放》[27]和《改造》[28]等进步杂志成为发表这些新文学的主要刊物。不过，有目的有组织的文学运动的形态这时还没有产生。 当时自然主义文学作为文坛的主流势力已经削弱了。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和志贺直哉的白桦派[29]文学代之而起；与此同时，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等人的所谓新现实派[30]与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人的唯美派[31]文学引起了文坛的注目。 一九二〇年九月下旬，多喜二被伯父严厉禁止绘画以后，他和朋友们的聚会也不得不有所控制。从小樽乘轮船渡日本海直航金泽以及参加京都、奈良、大阪、名古屋和东京的十天旅程，是每个学生在毕业年度里所期望的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是多喜二因为家里贫穷，连这年六月的毕业旅行也不能参加。 伯父母家里有四间屋子。多喜二和伯父的孙儿庆三、孙女阿关的年岁差不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经常受到监视的焦虑的心情和无法提笔绘画的愤慨，使得他决心集中一切精力来从事文学创作。他在十月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写下了《我的摇篮》、《命运的嘲弄》两首诗歌和《石与砂》、《暮春的新开地》、《炎夏的医院》和《小点心铺》四篇短篇小说。《石与砂》的标题下，附有“献给亡兄”的字句。这是给他那少年时代死在伯父家中的、爱好绘画的哥哥多喜郎的献词。多喜二在这个短篇里，抒发了他在伯父家沉闷的环境中所感受的苦恼。这时他的诗歌也由写景而转变为抒情；他的小说习作长达四千字以上，初步具备了作为短篇小说的条件。 他曾经把《小点心铺》一稿投给预定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创刊的杂志《群象》。《群象》是小樽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和毕业生的文学小组所创办的刊物。后来因为小樽商校和小樽中学的学生中间发生了不和，所以他的稿件也就未被采用，但是他的这篇描写开小点心铺的母子贫困生活的出色的作品已引起《群象》的同人们的注目。多喜二不仅在小樽商校拥有声誉，就是在小樽中学的文学小组的人们中间也相当有名。 当时在小樽中学学习的伊藤整[32]，曾在《回忆小林多喜二》一文中谈到多喜二的情况： “早晨，中学生们在学校的山坡下走过，简直把一条宽阔的大路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好像是从市区里的各个方向向这里汇集的早潮。但是和这一股早潮所走的方向相反，有一个矮个子的商业学校的学生，斜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帆布书包，短短的腿，挺着胸脯，浑身充满了活力，走在这一群中学生当中。他的脸色显得有点苍白消瘦，模样既不像是运动员，也不像有英雄豪杰的气概，但是他那充满着活力的上半身，总使人觉得傲慢而富于反抗性。” 多喜二聪明英俊，富有正义感。他一方面多愁善感，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屈服于任何境遇的顽强性格。他的学习成绩优异，但从来不争名次。在班上只有几个爱好文艺的好友，交友的范围比较狭。 片冈亮一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除了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外，他不太交际，所以和同班的一般同学的关系并不太好。在临近毕业的某一天，学校的室外运动场上的积雪几乎把两层建筑的校舍的第一层埋了一半。多喜二平素清高，一些不喜欢他的粗暴的家伙围拢过来，把他的裤子扒去一半，然后把他的光屁股露在二楼的窗外，一个淘气鬼一边点火柴，一边嚷道：‘喂，快放屁！我给你点瓦斯啦……’ “天气冷得叫人浑身打颤，而多喜二就这么被这些家伙推到下面的运动场上的雪地里去了。” 临近毕业的前夕，多喜二等人在十一月完成了预定在第二年三月发行的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工作。正如他在编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经过慎重考虑，决心试图改革。把创作提到最前面，打破了第一卷以来的固定的概念；鉴于去年的短歌的缺点，今年作了较大的改进；其他如目次的安排，铅字的配列等均费了不少的苦心。”[33]杂志的评论、创作、感想、长诗、短歌、杂记各栏乃至目次的安排等都焕然一新。创作栏里收录了二十四篇作品，其中有他写的《暮春的新开地》，描写了一个白痴少年和他周围人们的气氛，尤其受到人们的注目。 好友们都纷纷开始决定毕业后的打算。爱好语文的莳田准备投考东京外国语学校，片冈和斋藤两人决定就职于小樽的第一百一十三银行，灰野一直盼望着到东京去。多喜二受到伯父的接济，决定投考小樽高商。他们的前辈，当时在小樽高商二年级学习的小野寺末吉在这一年的秋天因恋爱事件而自杀。这时，传阅杂志《素描》已陷于自动解散的状况。 商校的首任校长黑沼在学生中很有威望。他于一九三〇年二月调任到秋田市立商业学校。第二任校长大山登仅任职了四个月，后由松村明敏于八月接任。松村校长是个俳句[34]诗人，思想保守，独断独行，企图改变商校自创立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校风。结果在教师之间造成了对立的局面，有的教师因和校长的意见不一致而被撤换，因此学生们日益感到不安。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前后开始，排斥松村校长的运动逐渐表面化了。 在毕业前夕和传阅杂志《素描》停刊以后，多喜二虽然面临着高商的入学考试，但他仍然不懈地努力创作。他把自己的习作誊写在纸上，用缝纫机订成一册，封面写上《新生的孩子》的标题，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出了第一期，收入了《炎夏的医院》和《扑克》两篇小品，并附加了《序诗》和《后记》。为了让阅读的人写下批评，也和《素描》一样，在后面附加了两三张空白纸。 多喜二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去年冬天和今年二月所写的小品。在这以后，我还写了不少不像样的作品。心中产生了一种仿佛要和过去的这些作品诀别的心情。当然，这对我自己来说，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贬低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它是过去的我——至少是形成现在的我的一分子。在这一意义上，希望诸位读的时候能包涵着点。 “一、从全篇所感受的。 “二、关于题材的考察。 “三、其他感想。 “希望您能在读过这两篇小品之后，把您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写下来，因为不管好坏，它将成为我今后前进的路标。”[35] 三月十七日，小樽商校举行第四届毕业典礼。多喜二在六十九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五。（注一） 在商校举行毕业典礼的十天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八日那天，小樽高商举行了入学考试。七百二十二名报考者当中只录取一百八十九人。多喜二在《父亲病危》中写道：“我的考试开始的当儿，父亲来了，对伯父说：家里给神仙供了神酒。英语一门我差不多都答上来了；可是商业算术和簿记两门只弄出了一半。那时候我灰心极了。心想考试竞争得这样厉害，自己恐怕要糟糕。尤其是还麻烦了人家亲戚一大气，这事更叫我懊丧！ “我打考场回来，伯父对我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来了两趟，问你怎么还没回来，看样子对儿子真关心啊。’ “那天晚上，伯父叫我回家看看父亲。可是我自己因为没考好，心情不佳，简直回不去家。我只是东一头西一头地满街乱走，专挑那黑暗无人的地方边走边嚎啕大哭。仿佛穿着草鞋到自己这里来了两次的弯腰驼背的父亲就在我眼前……”[36] （注一）多喜二在小樽商业学校学习的成绩单 学年操行 体育修身读书 习字作文算术 几何地理历史 英语译解英作文法英会书写 植物生理矿物动物物理 化学经济法规 簿记商品要项实践 图画体操平均 名次 预科第一学年甲 乙8290 798368 9491 8286 9492 717984102人中第11 预科第二学年乙 乙8289 828382 8990 9290 8993 64868592人中第5 本科第一学年乙 乙7985 7676 7493 845982 78 95 7488 718069人中第10 本科第二学年甲 乙8094 7494 8989 848691 94 858989 8791 878869人中第5 本科第三学年甲 乙7894 9099 78 847983 8679 809382 808569人中第5 注释： [1]参看《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195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2]日本的旧制小学分寻常小学和高等小学，寻常小学六年毕业后，升入高等小学。高等小学为二年制或三年制。 [3]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204页，195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4]参看《年谱》，《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175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5]日本博文馆发行的文艺杂志。1906年创刊，1923年停刊。日本著名的作家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宇野浩二及秋田雨雀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 [6]正宗得三郎（1884—1962），画家，作家正宗白鸟的弟弟。 [7]松山文雄（1902一），漫画家。 [8]大月源二（1904—），画家。 [9]中村善策（1901—），画家。 [10]日本的一种传统的民族诗歌，每首三十一个字，按五、七、五、七、七的顺序排列 [1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38—39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2]这篇作品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1954年5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3]北海道厅立小樽商业学校短歌会的略称。 [14]日本商店、工厂等企业公用的木屐，上面往往打上企业标记的烙印。这首短歌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5]1920年。 [16]这些短歌和前面的附记是战后在小林家里保存的小林的一些笔记簿中发现的，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7]以上各诗均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8]西条八十（1892—1970），诗人。 [19]《新潮》为日本主要的文艺杂志之一，由新潮社发行创刊于1904年，目前仍然存在。 [20]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 [21]仓田百三（1891—1943），剧作家，评论家。 [22]贺川丰彦（1888—1960），宗教家，小说家。 [23]岛田清次郎（1899—1930），小说家。 [24]即庙街，1920年3月11、12两日日本军队在这里袭击苏联游击队失利；遂利用所谓“尼港事件”（又名“庙街事件”）为借口，扩大对苏联的侵略。 [25]宫岛资夫（1886—1950）、宫地嘉六（1884—1958）、内藤辰雄（生于1893年）、藤井真澄（1889—1962）、新井纪一（生于1890年）、吉田金重（1892—1966）都是小说家。 [26]《我等》，综合性杂志，由大山郁夫等创刊，后改名为《批判》。 [27]《解放》，综合性杂志，大镫阁发行，1923年停刊。 [28]《改造》，综合性杂志，改造社发行，1944年停刊，战后曾一度复刊。 [29]又名新理想派，日本现代资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 [30]日本现代资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提倡资产阶级合理主义，公开主张个人主义。 [31]又名新浪漫派，一种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 [32]伊藤整（1905—1969），小说家、评论家。 [33]《编辑余感》，《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57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4]日本的一种传统的民族诗歌，每首十七个字。按五、七、五的顺序排列。 [35]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57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年版。 [36]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108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二、迁居北海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二、迁居北海道 一九〇七年的年底，多喜二的一家离开了秋田的故乡，迁居到小樽。连同这一年一月出生的妹妹继子，全家一共五口人，在小樽新富町的伯父家中过了来小樽后的第一个新年。 小樽在日本明治初年叫作“倭他鲁奈依”[1]；险峻的火山性的丘陵围绕着它的南、西、北三面，正面承受着日本海汹涌的波涛的冲击；当时它只不过是一个向南北伸张的小小的渔村，仅有四百四十户人家，二千二百多人口。但是，自从它成为开发北海道半殖民地的重要据点以后，近江[2]商人的资本利用东北农民奴隶般的劳动在这里着手进行开发，以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四十年后它已经成为石狩平原的农产品集散地和煤炭业中心，加上开展了对内对外的贸易，使它一跃而成为一个拥有一万四千户人家、九万人口的近代化的商港。 当时在《小樽日报》当记者的石川啄木[3]曾这样描写这个城市： “小樽现为北海道最重要之吞吐港，此外，它还以全北海道最高的房租和捐税以及不受人欢迎而知名。 “尤其是其街道之恶劣，堪称全国第一。每当天雨，全市几成泥沼，普通之木屐已完全失去效用。……小樽人对此无比恶劣之街道并不在意，总是飞奔而过。是的，小樽人不爱步行，常喜飞奔。小樽生活竞争之剧烈几似白刃相接之战斗。” 小樽的新年开市盛况，使得在北秋田的山村里生活惯了的人们大为震惊。花园町到稻穗町的零售商汇集的街道上和色内町、堺町、入舟町等批发商庄聚集的街道上，拥塞着从附近乡村里来采购货物的人群和马拉爬犁。年轻人崭新的外褂上印染着商号的标记，系着染有同样印记的头巾[4]，乘坐在插有旗子的新年第一次开市送货的爬犁上，给马脖子系上铃铛，一边敲着空煤油桶，一边发出“嗬呀！嗬呀!嗬呀”的雄壮的吆喝声，从热闹的市街上成群结队地走过。 新年过后不久，小林一家在小樽南郊的若竹町定居下来。若竹町原来是一个渔场，名叫“阿特马里”[5]，这时也只不过是一个渔民居住的冷落的街镇。它位于小樽湾的南端，背后就是逼近海岸的山岗，平矶岬的悬崖探伸在南面，切断了和朝里方面相毗连的海滩，形成一个浅水湾。 函馆铁道干线沿着海岸从这里经过，顺着这条铁道线，还有一条丈八宽的公路，从朝里和熊碓方面一直通向小樽的市区。多喜二的家就在这条公路的旁边，座落在街镇尽头靠近海边的地方。他家的房后就是铁路，右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铁路道口，三四户渔家聚居在这一带为铁路所隔开的海岸边上。多喜二的家隔着一条公路就是海岸，每当火车通过时，房子就猛烈地震动。在暴风雪的日子，火车扬起的飞雪越过公路，溅进了屋子。 这是两间简陋的平房，原来是多喜二的伯父庆义准备为年老后居住而建造的。多喜二的父母在这里开了三星面包店的分号。这是个很小的铺子，店铺里只摆着几只放面包的货匣子。多喜二的父母是依照多喜二那有预见的伯父的意思而搬到这里来居住的，伯父认为这一带地方马上就会发生变化。他家是最先搬进这里的外乡人，当地人都觉得挺新奇，对他们所操的秋田土话也感到很有趣。有的人还特意跑到店铺里去瞧他们。在刚搬去的一段时间，多喜二的姐姐们弄得连出门都感到厌烦。 不过从这一年的五月起，这里开始了小樽港第二期建港工程，于是这个渔民居住的街镇在几年之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为了防御日本海的巨浪，一八九七年开始建设从彭特马里岬到平矶岬的北防波堤（长一二八七米）的第一期工程。在这一工程完工之后，又制订十二年计划，动工建设从平矶岬到彭特马里的南防波堤（长二三六三米），最初的准备工程就是在若竹町的海岸一带着手进行作为工厂地基用的二万六千坪的填海工程。 北海道的铁路、公路、开垦以及灌溉等土木工程的特征，就是公开地实行极其残酷的监狱般的工棚制度的奴隶劳动。填海工程也是如此，一个叫作堀内组的土木建造业者把工程承包下来，炸开街后的丘陵，进行大规模的填海作业。数百名土工被运送到这里，搭起了监狱似的临时工棚。土工们早晚要接受点名，在工头的严密的监视下列队上工下工。新雇进来的土工要受体力测验，工头们牵着两三头凶猛的桦太狗，在警卫室前面的空场上，让新来的土工扛着大米袋转圈圈，以测验他们的体力。 由于爆破，土石崩塌以及残酷繁重的劳动，土工在两年之内死去了一百多人；伤寒病在土工当中蔓延开来，传染上的人就被扔进海岸边上临时搭成的简陋的小棚子。土工的工棚距多喜二的家约二百米。每到深夜，经常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惨叫声。多喜二在《龙介和乞丐》中写道： “平时十个人左右组成一组，无论是早晨去上工，或者是傍晚从工地上回来，总有一个工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据母亲说，他们都是被欺骗说是能发财而到北海道来的。 “‘别他妈的磨磨蹭蹭！’ “工头的叫骂声以及全组人在叫骂声中搭拉着脑袋加快脚步的情景，龙介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他们连脸上大颗大颗淌着的汗珠也不去擦，用鹤嘴镐刨着坚硬的土地。在他们的身旁总是站着体格极其魁梧的工头。 “龙介还记得许多可怕的事情：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山崖像落下来似地轰的一声崩倒了，在崖上挥着镐头的人、往车子里铲土的人……一下子都不见了，就好像被吸进土里似的。即使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吧，从土里挖出来的人体，好像被当作什么碍事的东西似的，在外边一扔就是两三天，然后在后山挖上一个大坑，把这些已变成黑紫黑紫的尸体统统扔进坑里，而且连墓标也不给竖立一根。所以在龙介家的附近，常常闹什么出现鬼火、出现鬼魂的事情。 “有时在没有月色的暗夜，只听到喊着：‘逃跑了！逃跑了！’ “工头手持木棒，骑着马到处闹腾着。那些中途被捉回的人，就别打算活命，总是要被打死的。”[6] 填海作业最初使的是手推车，后来从山岗上到海边搭起了木架，采用了以水力把砂土冲进去的方法。第三年，为了采集防波堤的基础工程所需要的石料，曾利用断崖，一次进行数千立方坪的大规模的爆破作业。就这样地进行了两年半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开始正式的筑堤工程。 随着填海工程的进行，若竹町也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新开辟了一条红土铺的公路。山岗被炸平的地方，到处出现了一层层的住宅。商人们从各处拥了进来。小林家店铺的周围，新开了绸缎铺、瓷器店、澡堂和理发馆。填海工地的附近，新建了混凝土工厂、水泥仓库、选豆工厂、火山灰工厂以及办事处等等；开辟过的山岗上，新建了由札幌迁移来的水产学校。第二年的十一月，建港用的露天车站建成。多喜二家屋后的铁路边上，还立起了信号机。多喜二在《转形期的人们》中写道：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父亲就背起货匣子，穿上草鞋，到小樽市中心的面包工厂去买‘馅面包’、‘代用面包’和‘咸面包’。这些本来可以由厂给送到家的，但自己去买，可以在批发中多给两三个。买到手后，便赶着回来，好按时卖给上班的工人和上学校的学生。每逢下雨的寒冷早晨，父亲在水田里做活时受的寒就发作起来，腰部发痛。快到中午的时候，父亲担起两个隔成两三层格子的玻璃箱子，里面摆着大福饼和面包，到土工做活的地方去卖。”[7] 每年将近初春或快入冬的时候，总有一些衣衫褴褛、消瘦衰弱的年轻人步履艰难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他们是从山里的监狱工棚里逃出来的或者是被赶出来的。初春从这里经过的那些年轻人，是趁着山道上积雪融化的时节，碰上难得的好运气而从山里逃出来的；入冬前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是由于被迫从事残酷繁重的劳动，变成了残废，最后从工地上被赶出来的。他们一边沿途乞讨，一边打听着回乡的路途而从这里经过。多喜二在《龙介和乞丐》中写道： “有时候，他们走进龙介的家里，要求歇一歇脚。当他们用无力的、低沉的声音反复地说着些什么的时候，母亲就把火钵端出来让他们烤火，拿面包给他们吃，还问他们说：‘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 “不过，当时龙介年纪还小，他还不了解这些精疲力竭的乞丐为什么总是在秋末和春初从自己的家门前经过，但是每当看见他们的时候，他总是产生一种说不出的要流泪的心情。 “即使是龙介正在外面玩耍，他一看到这些人，就飞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说：‘妈妈，那些人又来了！’ “回想起这些事情，他觉得自己对这些人怀有一定的感情。当时母亲回答说：‘又来了吗……是从监狱工棚里给赶出来的啊！’”[8] 多喜二的幼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个子不高，而脑袋却不小；和他在一起玩的附近的小朋友都管他叫“面包店里的阿弟”，因为他的父母和姐姐都叫他“阿弟”。比他大七岁的哥哥多喜郎死后，父母亲还是用这过去的爱称来称呼他。 多喜二于一九一〇年四月进入潮见台小学校。从多喜二的家上学校去，要沿着一条新开在高地上的尽是小石子的红土路走上十五分钟，小学校在小樽市街的南端，这附近一带和市街北端的手宫町一样，到处是潮湿、阴暗、低矮、乱糟糟的贫民窟。约莫六百个小学生在这所小学校里走读，他们大多是在港口干活的自由劳动者和小商贩等穷苦人家的子弟。最显眼的是学生们都穿着肮脏的衣服，下身系着一条围裙。学校既没有校徽也没有校旗。 每年五月二十日左右，在市中心后山的花园公园的体育场上，举行小学校联合运动会。这是小樽每年例行的活动之一。这时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很多银行、公司和商店都在当天停业。每年有很多人去观看，很是热闹。 多喜二后来在他的小说《地区的人们》中，回忆自己贫穷的母校说： “各校学生对这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感到极大的兴趣。为了迎接运动会，每校都在运动会之前反复地练习一个月左右。我现在还记得，当运动会快要来到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那种心情实在令人难以忍耐。 “在这个运动会上，各校都作了新的运动服。全市十几个学校进行比赛当中，只有‘地区’的潮田小学的学生没有运动服，照旧穿着日常服装。他们穿着带纽扣和花纹的绒衬衫出场，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在穿得又漂亮又整齐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中间，显得实在难看。这样打扮的学生随着号声走到体育场中央时，其他学校的学生一齐哄然大笑，还唱着从前就有的一支歌——‘潮田小学校，是个穷学校。没有运动服，咧着大嘴哭……’来嘲笑他们。当穿着运动服、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市中央学校学生出场时，非常美观，博得其他学校，甚至几万观众的热烈鼓掌。——在人们的掌声中，我不像是个八九岁的小孩，竟低下头来，紧紧咬着嘴唇！这个运动会，如同柱子上划的指甲印一样，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不能忘怀”。[9] 若竹町沿岸的填海工程还在继续扩大着。铁道部于一九一二年在邻接港街的港内南边一带着手进行填海工程，这一带地区成了铁路用地，建设起船车联络所和煤炭处理场。被铁道线分开的整个沿海岸地区决定划为铁路用地之后，多喜二的家迁移到相隔有一百来米远的道口内侧。这是两间光线阴暗的房子，面对着和铁道线平行的大路，从店铺里隔着大路可以看到铁路的道口。 在这条穷人聚居的街上，白面包的销路并不好，掺进大豆的代用面包和带馅面包反倒比较容易售出。过新年的时候，多喜二的父母还出租做年糕的工具，夏季卖刨冰来维持生活。姐姐虽然得到伯父的接济在女子中学读书，可是到春天休假时还要到鲱鱼场和出口豌豆的选豆工厂去做工。多喜二在《田口回忆姐姐》中写道： “姐姐虽然在市里的女子中学念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是勉勉强强去的。一到秋天五谷上市之后，姐姐一放学回家马上就到选豆工厂去。在选豆工厂里做工的女人比卖淫的女人只不过聊胜一筹，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姐姐平常总是说，咱们不能和那些富家子弟上学相比。她还到附近的火山灰公司后面的煤渣堆上去捡煤核，到了冬天就可以代替木炭用。姐姐捡煤核回来，头发给煤灰弄得灰白灰白的，可是姐姐从来没有露出过不乐意的脸色。我有时也由姐姐牵着手，跟着去捡煤核。”[10] 山岗上的水产学校的学生是小林家店铺里的老主顾。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闹闹嚷嚷地跑下山岗，一下子拥进店里，挤在又窄又暗的土间[11]里，站着吃面包。有些学生和多喜二家的人渐渐熟识起来，也有带小说来借给多喜二的姐姐看的，还有的和多喜二家的人一起围着熏笼取暖，把高山樗牛[12]的《文如其人》、夏目漱石的《哥儿》和《三四郎》、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之类的书念给他们听。于是不知不觉之间，每当店铺关了门，吃过晚饭之后来听姐姐朗读小说就成了一家人的乐趣。 多喜二的父母和姐姐都喜欢小说和戏曲。多喜二在《十二月二十几号的故事》一文中写道： “我的母亲出身于多雪的秋田县的乡下，她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给孩子们讲过很多故事。要说忙是够她忙的，可是有一个故事却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几号，母亲照例要做赤豆饭。那一天要是下大雪的话，她就高兴地说：‘这才放心啦！’可是，即使特地做了赤豆饭，那年要是不下雪，她的脸色就阴沉沉的。 “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有一次母亲把这件事的由来讲给我听过：很久很久以前，在母亲出生的那个村子里，住着一家有许多孩子的贫苦的佃户。日子越过越困难，最后连饭也吃不上了。做父亲的成天一粒米也不吃，光给孩子们吃，可是终于到了穷途末路，孩子们已经有两天什么也没吃了。父亲只好祷告说：‘老天爷呀！这十几天来我连一颗饭粒也没有进嘴，孩子们都快饿死了。我下了决心，为了救孩子们的命，今晚就去偷地主。’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几号。据说孩子们的父亲背着米袋从地主的米仓里走出来的时候，也许是老天爷保佑吧，突然下起了大雪，父亲一迈步，大雪就从后面把他的脚印盖起来。”[13] 多喜二的个子不高，但体格很健壮。每天走着上学，没有一天间歇过。他平时沉默寡言，不大和孩子们在一起游玩，是一个老实、腼腆、不苟言笑的孩子。 学校每学期都要把学生的成绩表张贴在运动场边上的布告牌上。多喜二在二年级以前成绩是中下，由三年级开始，成绩逐渐上升，名次大体上是在第十名前后（注一）；不过也没有什么成绩特别优异的课程，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学生。在教室里回答教师的提问，即便当同学们都纷纷举手、抢着说“我说！我说!”时，他也总是默不作声，几乎没有举过手。 但是多喜二在朋友们之间是以讲故事能手而知名。他在上学的往返途中，边走边给朋友们津津有味地讲冒险故事、神话故事和三剑客之类的故事。一个故事一连要讲上好几天，讲完之后歇上一阵子，于是又开始讲新的故事。朋友们总是高兴地盼望着他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每当放学回家，同学们总是在路上围着多喜二，央求他说：“讲个有趣的故事吧！”“讲一个吧！” （注一）小林多喜二在潮见台小学的学习成绩 学年修身国语 算术日本历史地理 理科图画唱歌 体操手工操行 第一学年甲 甲甲 乙乙乙 乙 第二学年乙 甲甲 甲乙甲 乙 第三学年乙 甲丙 甲 甲甲丙 乙 第四学年9 109 9 1098 9 第五学年9 988 10910 999 10 第六学年10 91010 10109 999 9 注释： [1]为日本北海道一带的少数民族阿依努族语的音译，意思是“沙河”。 [2]近江为日本历史上近畿地方的一个小国，现属于滋贺县。 [3]石川啄木（1886—1912），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4]日本旧式商行赠给主顾的衣服和头巾，上面印染有代表该商行的标记，以扩大它的商业宣传。 [5]“阿特马里”为阿依努语的音译，意思是“鲱鱼成群”。 [6]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05—106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7]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200页，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8]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104—105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9]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344页，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卷第87—88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1]日本式房子，正门里面铺泥土或水泥的地方叫作土间。 [12]高山樗牛（1871—1902），评论家。 [13]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40—241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一、出身和家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传》 一、出身和家庭 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害。在他逝世后漫长的岁月里，天皇制政权仍然抹杀他的生平事迹和他所作出的贡献。他的代表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为党生活的人》刚发表就被国家列为禁书；从一九三七年到日本战败的八年期间，连他的随笔集也被剥夺了出版的自由，不仅他的姓名被有意识地从纪念逝世作家的名册上抹掉，甚至持有他的著作就构成逮捕坐牢的“罪名”。他在死后竟然还遭受到这样严重的迫害。 但是，他的光荣的一生和杰出的贡献，就是在镇压与战争的黑暗的年代里，也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中间获得了深深的支持，保持着永恒的光辉。多少年以来，在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协助下，他的作品受到了保护，免遭破坏。一九六九年，也就是他逝世后的第三十六年头，他的全部作品已完全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并出版了全集。 一九五一年六月，“多喜二与百合子研究会”创立了；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的作品已被视为日本进步和革命文学的重要遗产，开展了全面的研究工作；并且每年在全国各地举行多喜二与百合子纪念会，纪念他们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他们的杰出的功绩。 多喜二在他的《故乡的面貌》这篇文章中说： “我四五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北海道，所以我对故乡秋田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到北海道以后，在小樽住了二十余年，因而养育我的故乡应是小樽。说实话，我也是把小樽看成是自己真正的故乡。”[1]他是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出生于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的川口地方[2]的。 川口靠近青森县的边境，位于大馆盆地的中心——大馆市西北约六公里的地方。沿着秋田通往青森的旧日的羽州官道，有七八十家农户分散在被山麓的繁茂的树木覆盖着的官道两旁，形成一座小小的村落，这就是川口，它仿佛给这个往日的驿站留下一点点痕迹。 这一带是多雪的日本东北的山区，湍急的米代川流经村子的中央。它背靠着低矮的、树木丛生的群山，面临着米代川所灌溉的一片水田，形成一片缓坡。 多喜二的父亲名末松（1865—1924），母亲名关子（1873—1961）。多喜二出生的那年，父亲已三十八岁，母亲三十岁。当时家属中还有哥哥多喜郎（1895—1907）、姐姐智摩子（1900—1975）和年老的继祖母常子（1826—1904），一共五口人。[3] 多喜二家的祖屋靠着官道，屋外有高大的松树和杉树，屋基约有八百坪[4]。这座稻草屋顶的、客栈式的古老房屋非常宽敞，几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还有个破旧的马厩，据说祖父时代曾在这里饲养驿马。 当时的小学校长阿部弥吉夫妇，十多年来一直租住小林家的两间八铺席的厢房，和小林家亲密得像一家人似的。不过当时小林家已经完全没落了，变成了一个贫苦的农户，除了自耕八反步[5]的田地外，还租佃了人家的一些土地。 小林家祖祖辈辈是这个村子里的地主，拥有称作“多治右卫门”的古老的家系。但到多喜二的祖父多吉郎这一代，已经从这个地主大家庭中分离出来，另立了门户。 川口村是过去佐竹藩大馆城下町[6]的重要的驿站。多吉郎在这里经营客栈为自己的家业。他在青年时代，曾受过平田笃胤[7]的影响，学习过日本的国学，曾到江户[8]、京都以及伊势一带旅行过，见识颇广，算得上是村子里的一个知识分子；据说他为人忠厚，在当地颇有声望。多吉郎的妻子名世子，生有两男两女，长子名庆义（1859—1931），次子叫末松。末松就是多喜二的父亲。世子丢下四个儿女去世后，多吉郎于一八七七年娶了大馆的常子为后妻。常子没有生养。 日本在明治维新[9]以后，废除了驿站制度。随着大馆的发展，川口的驿站就逐渐冷落下来。但在铁路开通之前，羽州官道一直是通向青森和北海道的主要交通线路之一，来往的人马、爬犁，络绎不绝。为生活所迫而向北海道移民或按季节去做工的贫苦农民也逐年增加。在明治一十年代末以前，小林家一直经营客栈、喂养马匹，为来往的客商运送行李货物，同时还雇人耕种田地，在村子里算得上是一户颇为殷实的人家。 多喜二的伯父庆义于一八七六年娶山田村的浅利鹤为妻。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小实业家，常常梦想一下子发个大财，到处钻营赚钱的事业，对祖业从不过问。一八八六年左右，庆义所参与的事业失败，负下一大笔债务。在这以后的好几个年头内，和债权者之间发生了诉讼纠纷，这成了小林家没落的直接原因。 诉讼在秋田的区裁判所[10]和仙台的控诉院[11]都失败了。庆义带着妻子来到东京，在东京经营木版儿童画和复制浮世绘[12]等买卖，并且又向大审院[13]提出了上诉，但是在这里又失败了，结果巨额的诉讼费用使得小林家丧失了大部分的土地。 庆义的一家遭到不可挽救的失败，无法再回秋田的故乡。一八九三年他们由东京直接迁居北海道，作了开垦荒地的移民。当时正是北海道的厅政府实行开垦移民政策的时期，一种到北海道去的热潮在日本东北一带特别流行。 秋田的小林家就是由于这些情况而没落了。凋落的家业完全由多喜二的父亲末松一手承担下来。末松于一八八六年娶邻村释迦内的佃农木村伊八的长女关子为妻。 多喜二的母亲关子出生的释迦内村是在大馆北边大约四公里的一个山麓下的小村庄。 从川口朝大馆去的羽州官道，在大馆向左转一个大弯，直通释迦内。由释迦内向前去即进入秋田县境内的矢立岭的山道。岭上有原始森林、溪流、峡谷和温泉，越过山岭到青森县的碇关还有二十公里的路程。释迦内村的街道，在这块还残留着庄园时代[14]要塞遗迹的山麓高地上缓缓而下，两旁是一排木板屋顶的客栈，屋顶上压着石板以防御风雪。据说直到明治末年，这里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年驿站的面貌。 木村家租种别人的土地，另外还在街上开了一家很小的卖荞麦面条的铺子。关子在少女时代的工作就是擀面条，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在铺子里照应来往旅客的吃食；此外每月初七，她还带了烤年糕之类的食物到大馆镇的市集上去出售。关子嫁到小林家是一八八六年的十二月，是她十三岁那年的年底，当时末松是二十一岁。 奥羽铁路是一八九三年从青森开始铺建的，第六年已越过矢立岭开通到大馆。然后，联接大馆和秋田市的工程也沿着川口的山岗开工了。在铁路工地上推一天斗车可以挣八毛钱，这对末松夫妇来说，是极其难得的临时收入。可是铁路的建成也给这一带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使农民日益贫困，接连发生的冻灾和歉收使他们破产，所以移居到北海道去开垦的农民年年在增加。按季节出外去捕鲱鱼、捞海带的人们，每年也有明显的增长。一八九七年以后，由青森、岩手和秋田出外劳动的季节工人每年超过八万人。 多喜二在他的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中，这样描写了这一带农民的情况： “和从前不同，农民们在屋子里搞副业，做各式各样穿戴的东西以及家庭用具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这一类东西，反而以低廉的价钱大量从城市向乡村倒流进来。以前靠搞副业勉强糊口的农民，都抱着胳膊闲起来了。他们也顾不得重重的盘剥，只好先借点钱到北海道的鲱鱼渔场去。这样离开村子的越来越多。龙吉的村子里，管这叫做‘卖雇工’。农民们在二月末离开村子，一直到五月节前后才能回来。不到渔场去的人就上山将伐倒的木材运出来。尽管在七八月的农忙季节，他们也得支撑着身体出去做日工。”[15]多喜二的祖父多吉郎于一八九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在他的晚年，人家办婚丧大事的时候，常请他去插花[16]，或给村子里的人代笔写信。他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自己的余生。继祖母常子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多喜二出生后的第二年去世。 末松在很多方面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他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读小说和戏曲；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性格温和的老实人。他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小地主的家庭，但在他哥哥的诉讼失败后，由于境遇的突然变化和生活的劳苦，使得他的性格慢慢地变得阴郁、孤独和软弱。对他来说，庄稼活儿本来就是难以胜任的，所以他在刚过四十岁的壮年，就患了心脏病。 多喜二在《转形期的人们》中写道： “……他弯着身子，在冰冷的水稻田里呆好几个钟头才上来，满脸都是泥水，面色苍白浮肿起来，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 “他回到家来，连水淋淋的草鞋都没脱，就仰面朝天躺在进门的地方，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 “‘龙啊！你用手摸一摸这儿……’ “说着，他用自己粗硬的手握着龙吉的手，放在左边的乳房下面。 “‘懂吗？你看，扑通扑通地跳呢！’ “龙吉好像要摸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胆怯怯地把手放在上面，父亲的心脏跳得吓人，不禁把手撤了回来。 “‘这是什么呀？……爸爸的胸里有钟吗？’ “‘钟？胡说！’ “父亲把浮肿的脸一歪，笑了。”[17]尽管多少带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多喜二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常常描绘出他父亲的面影。如在《为党生活的人》中这样地写道： “父亲不顾身子，拼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插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拼命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18] 多喜二的母亲的性格和他父亲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个子矮小，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感情丰富的农村妇女。 多喜二在《故乡的面貌》这篇文章中，描写了他母亲的形象： “……据说秋收一完，我的母亲就把蔬菜、豆子、南瓜之类装在篮子里，和村子里的许多同伴们一起拿到大馆镇上去卖。母亲穿一条藏青的围裙，腰带扎得又宽又整齐，戴着斗笠，和大伙儿一起来到大馆镇的街口。在这里，她们各自分开，挨门挨户地去叫卖。回来的时候，又在约定的地方聚齐，唱着民谣，从黄昏的道上归来。我们一整天都等待着母亲给我们捎回点心来。 “母亲戴着眼镜做针线时，无意之中还唱起她年轻时代的民谣。…… “任你怎么求， 硬是不借贷。 大米仓中烂， 呼天哭地哀。 白白河里扔， 活该土老财。”[19] 多喜二的伯父庆义到北海道之后，在小樽的乡下靠打短工过活，生活很困苦。不久以后，他开始在小樽的近郊潮见台开垦荒地，把长子幸藏（1880—1928）送到小樽色内町的山田嘉一的鞋铺当学徒。当时的小樽已经是天盐和北见沿海的渔业和开发石狩平原的中心，同时又是对外输出的特别港口，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一九〇一年，幸藏辞了山田鞋铺的工作，到稻穗町的石原源藏的面包店当学徒。石原的买卖很广，总店设在札幌，各地都有分号。山田和石原都是基督教徒，幸藏也受到山田的影响，信仰基督教。幸藏是一个勤恳而耿直的青年。 第二年——一九〇二年的春天，石原把店铺让给了庆义和幸藏，于是庆义父子在石原的指导和帮助下，独立地经营起小林三星堂面包店来。发生日俄战争的一九〇四年的五月，小樽发生了大火。火灾最先发生于稻穗町，恰好刮起大风，火借风势，很快从南滨町、北滨町、色内町和堺町一直延烧到手宫町，烧毁了二千五百户，小樽的大半个中心市街化为灰烬。三星堂也在这次大火中烧掉了，但庆义他们抢在同业的前面，马上在潮见台建立了一个小面包厂，开始生产面包。几个月以后，又把面包厂由潮见台迁到市内的新富町，在那里开店营业。 第二年的春天，小樽成了日本海军入侵桦太的秘密根据地。庆义他们加入了官商的一伙，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向三十多艘船舰销售了数十万圆面包。在火灾和战争的两年期间，三星堂一跃而成为小樽市屈指可数的大面包店。多喜二在他的短篇小说《阿健》中写道： “当由子伯母在小樽攒了一大笔财产，足以回到自己的故乡来炫耀一番之后，她几乎每年都要在故乡和小樽之间来回一次。每次回来，她总是摆出一副暴发户的架子。当年那些不把她看在眼内的人，现在也对她点头哈腰起来，她感到很痛快。她的神情就好像要对人家说：‘你看我有办法吧！’ “于是她到处走来走去，逢人便说：‘这样忙忙碌碌、邋里邋遢地干活，还不如到北海道去呢。一天能拿上三块钱，活儿还很轻松咧！’ “晚上，附近很多人都聚拢来了，大家都想听听北海道的新鲜事儿。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还带有一种巴结的心情。 “‘这种茶太难喝了……’伯母皱着眉头，说着说着又转入她的自我夸耀。尽是什么喝的是十块钱一斤的茶叶啦，厂子里使唤着二十个人啦……等等之类的话。 “‘……对，还有一种东西叫作电气，你用不着动手，面包就做得了。’接着又夸耀她一个月要用二十袋子大米。就这样，伯母每一次回到村子里总要带走一两个青年人。”[20] 庆义在小樽扎下了稳固的根基之后，经常劝他的弟弟也把全家从秋田的乡下搬到小樽去。 但是多喜二的父母一时还很难下决心离开长年住惯了的乡土。 一九〇七年五月，庆义回乡参加法会[21]，末松夫妇委托他把长子多喜郎带到小樽去。这也是由于庆义的劝说，庆义早就说过，等多喜郎小学一毕业就让他到小樽去升学。当时多喜郎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这一年的春天刚从村里的小学校毕业，图画画得很好。可是当年的九月底，多喜郎在小樽的伯父家中得了急性腹膜炎，病势非常危急。末松夫妇赶忙从秋田去小樽照料，但在他们到达小樽的第一个星期内，多喜郎于十月五日死去。 小林家突然失去了长子，这个刺激直接成了小林家迁居北海道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末松因长年的过度劳动，心脏病恶化，早就难以胜任地里的农活了；而他们在小樽的实地见闻，也促使小林一家下了迁居的决心。 他们还考虑到过了冬季田地里的冰雪一融化，又将是春耕播种的季节，那时候，由于长年对土地的热爱，将会更舍不得离开故乡。因此在那年的十二月，一打下了迁居的主意，就匆忙准备行装，一家人坐上马拉爬犁，在乡邻们的送行下，在深深的积雪中，朝大馆车站驰去。[22] 这是多喜二在四岁那年年底的事情。 注释： [1]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54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下川沿村于1955年3月划归大馆市所辖。多喜二出生的房屋在小林家迁走后被拆毁，利用其旧房梁在原来的房基的一角建造了一户农家，现在为川口236—2号佐藤敏美家住宅。1957年8月2日，由于大馆市会副议长佐藤荣治的努力，在川口建立了小林多喜二纪念碑，碑上写有“小林多喜二诞生之地”，出于江口涣的手笔。——作者原注 [3]多喜二的父母共生有八个儿女，三个孩子于一年内天折，多喜二排行第四。——作者原注 [4]一坪等于3.3平方米。 [5]一反步约991.7平方米。 [6]日本封建时代以诸侯的居住地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镇。 [7]平田笃胤（1776—1843），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家 [8]现在的东京。 [9]1868年。 [10]相当于初级法院、中级法院。 [11]相当于初级法院、中级法院 [12]日本近代一种以民间风俗为题材的画。 [13]相当于最高法院。 [14]日本大约从八世纪末开始，贵族和寺院以自己的领地为中心，来经营庄园，并用开垦荒地和强夺农民公地的办法，不断地扩大庄园使农民隶属于自己，这种庄园可以不向国家缴纳租税，并可代代据为己有，直到十六世纪末才完全废除。 [15]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84—185页，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6]原文为“生花”，把带枝的花艺术地插到瓶子里。 [17]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97—198页，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8]见《为党生活的人》101页，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9]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54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0]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5卷，第13—14页，1954年10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为死去的人做佛事。 [22]与庆义的子俊二订婚的佑藤国子也一起去了小樽。——作者原注
【附录一】作者简历（1903——193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蟹工船》【附录一】作者简历（1903——1933）1903年（明治36年）10月13日生于秋田县大馆市。父亲末松、母亲关子，小林多喜二是家里的次子。四岁时，全家迁居到北海道小樽市。当时他一边在伯父的面包厂打工，一边就读于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即现小樽商科大学。该校在日本是第五所官立高等商业学校，不仅在实业界非常知名，还培养出众多活跃于艺术界、学术界、政界的优秀毕业生。特别在1922年（大正11年），经济学家、和歌诗人大熊信行曾执教于小樽高商，而小林多喜二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作家的伊藤整分别就读于二年级和一年级。这时的小樽高商文学气息十分浓厚。小林多喜二在学期间就和小说家志贺直哉通信交流，开始立志做一名文学家。从商学校毕业后的小林多喜二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就职期间，创办了文学同人杂志《Clarte》，同时热心学习志贺直哉、有岛五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的作品，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小林多喜二积极向曾经引领无产阶级文学的杂志《播种人》的同人小牧近江、新井纪一等约稿，加深了相互间的信赖和友情。后来他在《播种人》的后续杂志《文艺战线》上发表了戏曲《女囚徒》，由此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初露头角。之后，又在《战旗》上相继发表了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年），《蟹工船》（1929年），树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高峰。但是由于《不在地主》（《中央公论》）的发表被银行解雇，于是前往东京。此后专心致志于写作，连续发表《安子》（最初以《新女性气质》的题目发表，《都新闻》即现《东京新闻》）、《党生活者》（《中央公论》）等代表作品，展现出全新的创作风貌并引起反响。多喜二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同盟书记长，在1931年秋为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战争步伐，毅然加入了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日本共产党。1932年3月，由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大规模镇压，多喜二转入地下工作，1933年2月20日，被特高警察审问并严刑拷打致死。当局发表其死因为心脏麻痹，而且阻止解剖尸体。他的作品直到日本战后都一直被列为国家禁书。在他的家乡小樽市，能够眺望到整个市区的旭展望台上耸立着“小林多喜二文学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悼念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以伊藤整、志贺直哉等作家、学者、友人、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及小樽商大同窗会发起成立的“小林多喜二纪念碑建设促成会”于1965年建成的。这座文学纪念碑向后人传诵着小林多喜二的精神，受到市民的热爱。为纪念小林多喜二诞辰一百周年，白桦文学馆多喜二文库（馆长佐野力）从2003年起连续两年在东京、并于2005年在中国河北大学、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先后举办召开了小林多喜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时代对小林多喜二的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价。（佐藤三郎编写秦刚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解说】《蟹工船》关键词解析——电影·暴力·污秽与神圣（岛村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蟹工船》【解说】《蟹工船》关键词解析——电影·暴力·污秽与神圣岛村辉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小说《蟹工船》于1929年连载于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战旗》的五、六月号上。这部小说为新锐作者小林多喜二赢得了划时代的声誉。此后，该作品不仅成为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而且也成为整个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巅峰之作。它在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同时，很早就被改编成戏剧在舞台上公演。战后又曾改编成同名电影（1953年、山村聪导演），以各种方式为世人所接受。这次由藤生刚运用力度十足的表现手法绘制成漫画《蟹工船》，相信通过这本漫画，一定会有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蟹工船》这部作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函馆基地开往堪察加海域的航线上，由帝国主义的海军护航的蟹工船“博光号”上，矿工、农民、渔民、学生等诸多行业的季节性临时工人在极为恶劣的地狱一般的劳动条件下辛苦劳作。由于监工浅川的残酷虐待，劳动者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有可能被轻易地剥夺。在这种极限状况下，他们开始团结起来，自发地组织起罢工运动。虽然罢工一度将监工逼上了穷途末路，但“帝国军舰”应公司要求前来镇压了罢工运动。罢工代表被手持刺刀的水兵拘留，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当劳动者最初看到驱逐舰时，他们曾高兴地留下了眼泪。然而通过这次事件，他们终于看清了军队的本质，不久他们又重新站起来投入到战斗中去。对于已阅读过这本漫画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梗概”或许已经显得没有必要了。但是仅仅了解了“故事梗概”，并不意味着已经“阅读”过了《蟹工船》。因为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蟹工船》充分运用了许多文学性的表现手法。所以，我建议读过漫画后对小林多喜二感兴趣的读者，一定去阅读一下《蟹工船》的小说原作。创作背景与“蟹工船”的实态在构思和执笔写作这部小说时，小林多喜二显示出了极高的创作热情，并且他非常自觉地在小说手法的运用方面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小说中出场的破旧不堪的蟹工船，以及渔工、杂工们遭受到的残酷虐待等等，很多都是以真实历史事实为依据再现出来的。192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蟹工船，从1923年前后，开始在堪察加海域大量投入使用。用于蟹工船出海的船只，大多数是破旧不堪的废弃船，其中甚至有日俄战争中缴获的俄国船只改造而成的。例如俄国曾用于医疗船的“卡藏号”被改名为“笠户号”、“白卡鲁号”被改名为“秩父号”等等就睡其中的实例。蟹工船主要在北冰洋一带捕鱼，但是，那里曾经是日本、苏联两国为争夺捕鱼权益发生激烈冲突，双方互不相让的海域，为此还曾经在国际上引起过广泛关注。直接成为《蟹工船》的创作素材的，是一个发生于1926年的事件。那一年的4月26日，蟹工船“秩父号”因遭遇暴风雨触礁沉海，乘务人员二百五十四人中有一百六十一人死亡。当时，和“秩父号”一起出海捕鱼的“英航号”及其他蟹工船虽然收到了“秩父号”的求救信号，但却没有伸出救援之手。这一事件被报道在《小樽新闻》等媒体上，受到了社会各方的严厉谴责。进入9月之后，媒体更加详细地报道了“博爱号”、“英航号”等渔船上渔工、杂工遭受虐待的事件。在蟹工船的劳动现场，因劳动管理而导致的残酷拷打和虐待行为虽然已被媒体披露，但在耸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却又部分未曾公开的事实。那就是曾对“秩父号”见死不救的“英航号”上，四名杂工因不堪虐待企图逃跑，最后却遭到监工用铁钳子的毒打。以此为导火线，渔船上发起了自发性的罢工运动。周密的调查与创作意图小林多喜二从1927年3月之后，开始对蟹工船及相关渔业事件展开了一番周密的调查。据手塚英孝编写的评传《小林多喜二》（筑摩书房，1958年）披露，小林多喜二曾利用当时就职的北海道拓殖银行作内部资料的报纸，制作相关报道的剪报。他还利用周末亲自到函馆进行过实地考察，而且和曾在蟹工船上作业的渔工会面，详细了解、听取事件的经过。1928年10月末，小林多喜二着手写作《蟹工船》。到1929年3月10日完稿，前后大约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稿。所以，初稿上记录着“1929·3·10上午1点15分停笔。约费时113天（6个月）、共约200页（180页）稿纸”。3月30日，他在初稿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增删，最终完成了《蟹工船》的创作。针对小说内容，他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书信中，和小说原稿一起寄给当时已初露锋芒的新锐文艺评论家藏原椎人。在信中小林多喜二坦率地表示，《蟹工船》并没有去塑造特定的“主人公”形象，而主要着眼于对一个“集体”形象的刻画；没有去刻意描写个人的性格和心理；为实现无产阶级艺术的大众化，作品在创作形式上进行了多种尝试等等。针对写作《蟹工船》时关键性的构思，他在信中都作出了详尽的说明。书信前半主要涉及到小说的技巧、手法、形式等方面，而书信后半则谈到了小说在内容方面的主要关注点。小林多喜二曾披露说“这部作品取材于‘蟹工船’这种特殊的劳动形态，但却并非是一部具体描绘蟹工船为何物的小说。”换句话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并非是蟹工船本身，而是隐藏在这个“特殊劳动形态”背后的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殖民地及未开发地区被剥削、榨取的真实情况，大多数劳动者尚未组织起来的现实状况，乃至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以及上述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写给藏原椎人的书信中，小林多喜二之所以明确表明了上述创作意图，是因为他意识到有必要让劳动大众去了解蟹工船事件的真相，去理解通过事件凸显出来的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作品的发行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而在这些事实及事件背后，小林多喜二自然也深层介入到围绕作品的流通而展开的与国家权力的斗争中。同时代的反响及其现实意义当《蟹工船》发表时，由于考虑到政府部门的审查，杂志编辑对多处文字内容进行了删除处理。但即便如此，刊载了作品后半部的杂志《战旗》六月号终于未能逃脱被禁的命运。然而，这部被禁止发行的小说不仅受到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欢迎，甚至在整个日本文坛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小林多喜二一举成为一颗无产阶级文学耀眼的新星。藏原椎人虽然指出这部作品“因过于描写群体，几乎将个人埋没其中”的缺陷，但在充分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基础上，他高度评价说：“在作者创作的深层意识中，往往关注着更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品与批评》，1929年6月17-21日，《东京朝日新闻》）。平林初之辅也曾经评论说：“作品让读者在同一幅画面中，同时看到了鄂霍次克海的工作船上被奴役的劳动者，和坐在高楼大厦里的当权者这两种不同的形象”（《日本的厄普顿·辛克莱——小林君的〈蟹工船〉》，1929年5月7日，《东京朝日新闻》）。藤本清一郎则评价说：“虽以蟹工船为题材，却并非单纯着眼于蟹工船上的世界，而是描绘出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蟹工船〉及其他》，1929年7月，《新潮》）。可见，正因为小林多喜二创作时的问题意识适应了时代要求，所以他的作品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并广为流传。在被禁止发行的《战旗》六月号上，还同时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学另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的首次连载，这决非是一个偶然。所以，《蟹工船》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值得阅读，理由之一，正在于这部小说在同时代所取得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如今日本的国际关系及产业结构等，与当初相比，表面上似乎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当初制造了那种非人状况，并已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本质结构不仅没有在根本上发生任何改变，反而更大规模地覆盖了到世界各地。而且，它将引发出的各种矛盾与弊端巧妙地隐藏、遮蔽起来。在与《蟹工船》或许不尽相同的含义上，现代社会的劳动者们仍然被置于“需要搭上性命”的境地，很多人身患忧郁症或被迫自杀身亡。小说《蟹工船》警示我们，必须正视眼前的现实，而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就小说的这一启示意义而言，《蟹工船》不仅没有失去它的生命力，在今天反而迎来了获得重新评价的时代机缘。镜头与场景的组接——“电影化”表现手法在小说的内容之外，《蟹工船》在表现形式上充分运用了多种语言技巧。小林多喜二对电影非常痴迷，他不仅看过很多电影，还曾经写过多篇电影评论。他在《蟹工船》中运用的很多表现手法，都得益于电影中受到的启发。“嗨，要下地狱喽！”——这富于冲击力的开篇一局非常有名。之后，依次展现出的场景有港口、两名渔工的身影、由上自下俯瞰到的杂工出入的船舱口、渔工居住的舱内，走下舷梯正要回到驱逐舰的舰长和扶着他的水兵等等。小说的叙述不断变换场景，并且又对各个场景进行了更细密的切分。比如叙述船舱里的渔工的场面中，渔工有的在喝酒，有的在看杂志，有的在闲聊，其间还穿插了一名做过矿工的渔工的回忆、码头女商贩、商人和渔工间的谈话、工人出身的渔工的回顾、餐厅里的情形、监工的出现及其训话等等。可见，整个船舱里的场景、是由一系列画面组接起来构成的。这种描写手法与电影非常相似。在电影中，一个较为完整的段落往往是通过几个连续性的场景的镜头组接表现出来的。很显然小林多喜二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有意模仿了电影的表现手法。描述与回忆相互交替的方法，也同样能使人联想到电影中的倒叙、闪回等叙事技巧。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描写渔工们居住的船舱的段落中间插入了关于餐厅的场面，将两个空间完全不同的象征性含义表现出来，这里显然运用了“蒙太奇”的叙述技巧。当发起了罢工之后，渔工和杂工们聚集在一起与监工对峙的段落，也是受到电影中群众场面的启示，从而成功地将对立中的紧张感运用文字表现出来。监工浅川的暴力性如果允许使用一个悖论式的说法的话，那么这部描写了劳动者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的小说之所以能给读者带来真实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监工浅川身上体现出来的非同寻常的暴力性。体力非凡的监工浅川因对劳工的狠毒苛刻而知名，人们甚至说“浅川就是蟹工船，蟹工船就是浅川”。作为公司的代言人，他发挥了超越船长的权威。对于那些因受残酷的驱使而累垮身体或企图逃跑的劳工，他无情地施以“烙刑”，有时他的酷刑足以夺去劳工的生命。学生出身的渔工由于劳累病倒，但是浅川走来时，对那些要反抗的渔工亮出手枪来恫吓，并且把满满一桶水浇到累到的学生身上，然后吼叫道“这就行了，——这个不中用的东西有什么好瞧的？快干活儿去！”而他对那个学生的狠毒折磨并未结束，正如这部漫画中所描写的那样，他的残酷惩罚令所有渔工胆战心惊。我认为小林多喜二对于描写人性中的暴力，有着十分强烈的兴趣。在尚未以无产阶级作者的身份步入文坛之前，他创作过一部生前未曾发布的作品《防雪林》。这部小说就描写了一个夜晚偷偷去石狩河捕鱼时，用棍棒打死大马哈鱼的男主人公源吉。而令他走入无产阶级文学之路的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到《蟹工船》，能够看出，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小林多喜二，不再将这种暴力作为人类的一种本性，而开始作为在某种背景和条件之下必然滋生之物去展开描写。这种观点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通过作者的精湛的功力所描绘出的浅川的暴力倾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毋庸置疑的。过剩的比喻效果“堪察加海像一头等候多时的饿狮一般猛扑过来。蟹工船简直比一只小白兔还要弱小。朔风卷起的漫天飞雪，看上去像一面卷动着的白色大旗。天色越来越暗了，但汹涌的海浪丝毫没有平息的迹象。收工了，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回到“粪坑”，冻僵了的四肢像萝卜似地毫无感觉地搭在身上。每个人都宛如一条蚕虫，钻进各自铺位后，一言不发，倒身便抓住旁边的铁架。船一个劲儿地抖动着身子，好似一头野马在拼命驱赶背上叮咬着的牛虻。渔工们或是漠然地盯着泛黄的白色天花板，或是望着几乎没入海绵的深黑色舷窗。其中，还有人呆呆地半张着嘴。大家什么都不想，一种莫名的不安使得每个人都心情沉重，缄默不语。”这是小说中描写蟹工船即将从日本领海进入苏联海域时的一个段落，楷体字的部分是运用了“比如”修辞的词句，可见“比喻”使用之频繁。类似的五花八门的比喻效果的运用，并不只限于这一处，可以说在《蟹工船》通篇中不胜枚举，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文体上的一大特征。“比喻”这种修辞法从一般意义上讲，往往用于相似或具有某种明显关联的事物之间，用一方去说明另一方。在上述段落中，有的地方就是这种通常的比喻方法，但是把受冻的手脚比喻成“萝卜”，形容船身摇晃得就像“在拼命驱赶背上盯咬着的牛虻”的“野马”，显然已经超过了通常意义的比喻范围。在另外的场面中，还有把降下来的雨比喻成“纳豆的丝”等等，这都可以称为一种“过剩的比喻”。“这种过剩的比喻”，甚至超过了前面提到的电影式“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制造出了多重意象的相互交错和重叠，营造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与电影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仅精心营造出视觉效果，而且还充分调动触觉、温度感、运动感等等五官所有的感觉。这种“过剩比喻”的一个关键与核心，便是渔工们的住处——“粪坑”。餐厅与“粪坑”《蟹工船》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污秽不堪的空间。杂工们的船舱因与腌萝卜的仓库相邻，所以总是弥漫着一股“大粪”味儿。渔工们的住处“和猪圈一样”，“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渔工们也“像猪一样”呆在那里。于是，叙述者把那里称为“粪坑”。实际上，那些劳动者的状态也如同“粪便”一样。一名渔工因水肿病恶化而死，在为他简单发丧时，把他的衣服脱掉以后，失禁了的小便臭气熏天，肛门上沾满了干燥的大便，肚脐眼里堆满污垢，浑身上下满是污物。和“粪坑”形成对比的餐厅也并非与臭气无缘。为接待驱逐舰上的士兵在餐厅开过宴会之后，在舷梯的踏板上，“吐满了饭粒、螃蟹肉以及棕色黏稠物等混在一起的呕吐物，散发着冲鼻的酸腐酒气，另外禁不住作呕。”之后，在船长和监工带着礼品访问驱逐舰的一幕中，渔工说了句“咱们做的罐头啊，被糟蹋得比手纸都不如！”这里“比手纸都不如”的东西，自然是指手纸所处理的那个东西。其实，小说《蟹工船》富于强烈冲击力的语言表现，很多就是围绕散发臭气的污物建构出来的。由于驱逐舰的镇压，罢工失败后，一个渔工在制作“御贡品”罐头时说：“这当真是榨了咱们的血肉做出来的罐头啊。哼，当然好吃了。吃完了，可别闹肚子！”由此可见，“过剩的比喻”将某事物与其它事物牵强地连接在一起，制造出意象与另一种意象相互重叠、相互替换的奇妙效果。“蟹肉罐头”被“糟蹋得比手纸都不如”，“那是榨了咱们的血肉做出来的”。这里的“咱们”，指的正是被挤进“粪坑”里被迫将身体化为“粪便”的那些渔工。由此，读者一定已经清楚，相比起来，往“御贡品”的蟹肉罐头里“放些石子”之类的，还应该算是文雅些的说法。小说里实际的语言表现，恐怕还要更加激烈。当时的宪兵警察也并非有眼无珠，小林多喜二就是因为这一段落被追究“不敬罪”。从某种特定的立场去看，这或许也是一种“必然”。在这部小说中，到处都有类似“吃粪去吧！”（“见鬼去吧”）这样的谩骂词句，它所针对不仅仅是监工浅川及其代表的公司，同时，也是对以天皇制为依托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所发出的的切齿的诅咒。污秽与神圣的颠倒小说《蟹工船》的冲击力，正是通过一系列文学语言制造出来的。那些蠕动在“蟹工船”的“粪坑”里的劳动者，往往被视为社会最底层的又“脏”又“臭”的存在。在残酷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者们耗尽了他们的肉体乃至生命，结局极为悲惨；但另一方面，那些餐厅里的上层人物在社会上看起来既有身份又有品味，他们过的是将高级食品“蟹肉罐头”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的令人羡慕的生活。而通过劳动者们“用血肉做出来”的“蟹肉罐头”这一媒介，二者却发生了正反的逆转。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隐藏其中的天皇制才是真正的污秽之物，而那些又“臭”又“脏”的备受歧视的劳动者的反抗，反而体现出了可贵的人性，他们为恢复自身的“人权”与尊严所付出的努力，也显得更为神圣。小林多喜二在写给藏原椎人的信中，称这篇小说“能够为劳动大众给来发自心底的震撼”，所指的就是这种冲击力。可见，小说《蟹工船》的冲击力，不仅来源于经过充分调查的作品题材本身，同时也来源于语言的表现技巧。所以我衷心希望阅读过这部漫画后受到了冲击的读者，一定要阅读一下小说原作。而已经阅读过原作的读者，也一定要再一次去品读这篇小说。（秦刚译）岛村辉：1957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修满，现为女子美术大学教授。曾担当2004年“小林多喜二国际学术研讨会”（白桦文学馆多喜二文库主办）、2005年“中国·小林多喜二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北大学主办）的基调演讲。共同编辑《国文学解释与鉴赏》别册《作为“文学”的小林多喜二》，主要著作《临界的近代日本文学》（世织书房，1997年）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附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蟹工船》附记其后发生的事情，附记两三项如下。1、第二次全体“怠工”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一切完全出乎监工意料，慌乱之中，他拼命跑向电报室，却在门口停住了。他不知如何是好。2、渔季结束后，博光号返回了函馆。人们发现闹罢工的，并不只是博光号一艘船。有两三艘船内还发现了“赤化宣传”的传单。3、因捕蟹期间引发罢工等丑闻，造成产量大幅减少，监工和杂工头这两头公司忠实的走狗被“毫不留情”地解雇了，而且分文未得（比渔工们还要凄惨！）。有趣的是，据说那个监工还大声叫屈：“哎呀，冤死我了！他妈的老子一直在受骗呐！”4、此外，渔工、青年杂工们头一回认识到了“组织”和“斗争”，走出警察局后，他们带着这些伟大的经验，纷纷深入到了各个劳动阶层去了。——本篇铭刻的是“资本主义入侵殖民地历史”的一页（一九二九·三·三十）（应杰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十空气像一块玻璃，冰冷而又清澈。两点时，天就亮了。堪察加的群山披上了一层金紫色，在高出海面两三寸的地方，沿着地平线往南延伸。海面上微波泛起，在朝霞的映照下，闪着黎明时特有的点点寒光。微波一次次荡起又落下，映出亮闪闪的波光。海面上只能听见海鸥的鸣叫（也不知道在哪儿）。天气清朗而寒冷。盖在货物上的油毡布不时叭嗒叭嗒地敲打着甲板。不知不觉间，起风了。一个渔工像稻草人似地伸着双手套上短衫，走上舷梯，从舱口探出头来。刚一探头，就失声喊道：“快看啊，白兔在跑呢！就要起风暴啦！”海面上涌起了三角形波浪。熟知堪察加的渔工一眼就知道要起风暴了。“太危险了，今儿歇息了吧。”一个多小时后。在放下作业船的绞车下方，三三两两地围着七八个渔工。作业船全都悬在半空，在半道上摇摆着。渔工们歪着膀子望着大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过了一会儿。“不干了，不干了！”“去他妈的！”似乎谁都在等待着有人挑头说这句话。大家互拍肩膀，说道：“喂，回去吧！”“嗯。”“嗯，嗯！”一个渔工眯着眼，抬头看看绞车，迟疑地说道：“可是……”从他身旁走过的渔工耸了耸肩膀，狠狠说道：“不想活，就自个儿去吧！”大家一起迈出了步子。有人轻声说：“真的没事儿吗？”还有两个人放慢了脚步。另一个绞车下面还站着几个渔工。看到二号作业船的伙伴们走了过来，他们马上也就明白了。有四五个人挥挥手，喊道：“歇工了，歇工了！”“嗯，歇工了！”两股人一会合，大家马上来了劲头。拿不定主意，还落在后边的两三个人，迷惑地看着这边，收住了脚步。在五号作业船那里，又一股人会合了进来。看到这情形，落在后面的几个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跟了过来。结巴渔工回头大声喊道：“振作点儿！”像滚雪球一般，渔工的队伍越滚越大。学生和结巴在队伍的前前后后跑来跑去。“大家注意啦，千万不要掉队！不用害怕，再不用啦！”围坐在烟囱旁边整理者缆绳的水手们站起身子，大声问道：“怎么啦，喂！”大家朝这边挥着手，放开嗓门呼叫着。水手们从上往下看，仿佛是看到一片树林在摇晃。“喂，不用干活儿啦！”大家利索地收拾起缆绳，“早就等着这一天啦！”渔工们也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又一次呼叫起来。“先回粪坑了。就这么定了。真不是东西，明明知道要来大风暴，还让咱们出海。简直是刽子手！”“想害死咱，没门儿！”“这回得教训一下这小子！”大家几乎一个不落地回到了粪坑里。有些人是“无可奈何”跟着来的。看到渔工们蜂拥而入，在昏暗处躺着的病人们吃惊不小，抬起木板一般的上本身来。等听完原委，眼眶都噙满了泪水，连连点头。结巴渔工和学生从机舱里绳梯般的舷梯上走了下去。因为走得太急，又不太习惯，几次险些踩空，就用手抓住扶手爬了下去。机舱里，锅炉热腾腾地冒着热气，一片昏暗。才一会儿，他们就汗流浃背了。走过汽锅炉的热隔板，他们又下了一层舷梯。能听见下边有人高声说话，还发出嗡嗡的回响。这简直像是第一次吓到了地底下几百尺的地狱般的矿井，阴森可怕。“这活儿可够辛苦啊！”“那是，还不时要被拽到甲板上剥，剥螃蟹，可，可真受不了。”“没事儿，火炉工也是咱的人！”“嗯，没，没事儿。”他们顺着舷梯，从锅炉膛走了下来。“热死了，热死了，都能做人肉香肠了。”“真不是开玩笑！现在还没生火呢就这样，生火时更了得！”“嗯，说的是。”“过印度洋时，每半个小时倒一个班，还烤得人手脚瘫软。一次轮机长不小心说了句牢骚话，就备用铁铲一通乱拍，后来还被扔到锅炉里给烧了。这也难怪啊！”“哦……”锅炉前有一堆煤渣，像是刚浇过水，弥漫着蒙蒙粉尘。旁边几个光膀子火炉工正叼着香烟，在抱膝聊天。昏暗之中，看上去和蹲着的大猩猩一模一样。煤仓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令人不寒而栗。“喂！”结巴渔工喊了一声。“谁？”火炉工抬头望上看。锅炉房内响起了三遍“谁？谁？谁？”的回声。结巴和学生下到他们身边，他们才认出来。“走错路了吧。”一人大声问道。“罢工啦！”“我爸怎么了？”“不是你爸，是罢工！”“真的吗？”“是嘛？那咱们把火烧旺了，直接回函馆得了，那就有好戏看啦！”结巴心想：这下行了！“还有，大家聚齐后，找那拨狗娘养的讲理去！”“干吧，干吧！”“不是干吧！该说一起干，一起干！”学生插话道。“噢，对，真对不住。一起干，一起干！”火炉工抓了抓满是白煤灰的脑袋。大家全笑了。“你们这边，就由你们负责组织了！”“行，知道了。没问题。我们几个早就想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了。”火炉工这边就这样组织好了。杂工们全被带到了渔工住处。不到一个小时，火炉工和水手们也加入了进来。大家在甲板上集合，由结巴、学生、芝浦来的、“别嚣张”负责统一大家的“要求事项”，并当着大家的面交给监工。一听说渔工们闹事，监工一伙儿全都躲了起来。“怪事儿！”“嗯，是有点怪！”“别看他手里有枪，这下子也没用了！”结巴渔工来到一个高处，大家全都鼓起掌来。“弟兄们，这一天终于来了！咱们盼了太久太久了。虽然半死不活的，咱们还是在盼着。现在，看，这一天终于来了！”“弟兄们，首先第一条，咱们要劲儿往一处使。不管发生什么，咱可不能出卖朋友！只要牢记这一点，那捏死这帮家伙就比捏死个臭虫还简单！那第二条是什么呢？弟兄们，第二条还是劲儿往一处使。不要让一个人掉队，不出一个叛徒，不出一个内奸。要知道，一个内奸就会害死三百条性命。一个内奸……（“知道，知道！”、“没问题！”、“别担心，你就干吧！”）……”“我们的谈判能不能打垮他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的责任，就全靠大家的团结啦！”紧接着，火炉工代表和水手代表也都站了出来。因为讲的都是平日里从来没说过的话，火炉工代表自己都有些愣住了。每每卡壳时就憋得满脸通红，只好忽而扯扯衣襟，忽而双手插入衣服窟窿眼里，手足无措。看着他这副模样，大家都跺着甲板笑了起来。“……我就讲这些。不过，弟兄们，可要教训一顿那帮混蛋！”说着，从台上走了下来。大家故意故障起哄。“就最后一句还不错。”后面有人打趣道。大家又一次哄堂大笑。火炉工汗流浃背，简直赛过三伏天时用锅炉房的长锹干重活儿。连脚底都有些打颤。从台上走下来时，他问自己的同伴，“我都说什么了？”学生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不错，不错！”“都怪你，明明还有人，非找俺……”“各位！咱们一直都在盼着这一天！”一个十五六岁的杂工站到了台上。“谁都知道，在这条船上，我们杂工是怎么受苦，怎么被弄得半死不活的。到了夜晚，一钻进薄薄的被子，我们常常想家想得泪流满面。你随便跟这儿的杂工打听打听，没有人哪一宿不哭的。又有谁身上没有新伤口？再有三天，肯定有人就活不成了。我们这个年龄，家里只要有几个钱，就该在学校活蹦乱跳，没想到在这么老远的地方……（声音嘶哑了，说话断断续续地，像是被堵住了嘴，不出声了）。但这下好了！我们不怕了！有大人帮着，我们就能向那帮可恨、可恶的家伙们报仇了！……”一番话引起了台下暴风般的掌声。一个中年渔工一边使劲鼓掌，一边悄悄地用粗大的手指擦着眼角。学生、结巴拿着写着大家姓名的“请愿书”，一个一个地让人捺上手印。最后决定由两个学生、结巴、“别嚣张”、芝浦、三个火炉工、三个水手把“要求事项”与“请愿书”送到船长室，其他人员同时在门外示威。大家的住地不像在陆地时那样四处分散，再加上有了充分的酝酿，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顺利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奇怪啊，那个鬼脸就一直躲下去吗？”“还以为他会狗急跳墙，开她那宝贝手枪呢！”三百号人由结巴零头，连叫三次“罢工万岁”，学生笑着说：“监工那个混蛋，听到吼声该哆嗦了吧。”说完，他们涌向了船长室。监工一手拿着手枪，迎候着代表们。船长、杂工头、工房代表……一帮人显然刚刚商谈完毕，正等着大家。监工一脸轻松，看到代表们进来后，冷冷地笑道：“干得好啊。”门外，三百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大声呼喊着，咚咚地跺着甲板。监工低声说道：“吵死人了。”代表们根本顾不上这些，激动地陈述着。监工听完后，接过“要求事项”和三百人“请愿书”，草草扫了几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道：“可别后悔啊。”结巴一声怒斥“混蛋！”犹如拳头一般砸向监工的脸。“噢，那好，就是说你们不后悔。”说完，监工改变了一下口气，说道：“听好喽，明天之前，肯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话音未落，芝浦就打掉了监工手中的手枪，又一拳打在他的脸上。监工猝不及防，捂住了脸颊，这时结巴抡起蘑菇形圆椅，朝监工头上横砸过去。监工的身子撞到桌子上，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桌子也四脚朝天地压在了他身上。“满意的答复？混蛋，别装傻了，这可是生死关天的问题！”芝浦宽厚的胸脯激烈地起伏着。水手、火炉工、学生把二人拉住了。这时，船长室的窗玻璃被砸碎了，发出一声巨响。一时间，“宰了他！”、“打死他！”、“杀死他！”的呼叫声清晰地从窗外传了进来。船长、杂工长以及工房代表不知不觉间已退到了放假一角，像一根根木桩似地挤在一起，面无人色。门被砸开了，渔工、水手、火炉工水泻一般冲了进来。晌午过后，海上刮起了风暴。到了傍晚时分，才渐渐平息下来。大家原本以为，不可能“打倒监工”。但是，现在却靠自己的“双手”办到了！平日里监工用来装门面、吓唬人的手枪也不没敢拔吗？大伙儿欢欣雀跃起来。代表们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下一步的各种对策。大家心想：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那就“走着瞧！”天色渐渐暗淡起来。在舱口望风的渔工看见驱逐舰朝这边开了过来，于是慌慌张张地跑回到“粪坑”。“坏了！”一个学生弹簧似地蹦了起来，脸色变得煞白。“慌什么啊，”结巴笑着说道：“只要向军官们详细解释咱们的情况和立场，还有要求，争取获得帮助，反倒有利于罢工的解决。这不明摆着嘛！”也有人表示同意，说“是那么回事儿。”“是咱们帝国的军舰，应该替老百姓说话。”“不，不会的……”学生摆了摆手。他似乎受了很大震动，嘴唇发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替百姓说话？……不，不会的……”“想哪儿去了！不替百姓撑腰的帝国军舰？哪儿有这样道理？”“来驱逐舰啦！”、“来驱逐舰啦！”一阵兴奋的喊声把学生的话给淹没了。大家一齐从“粪坑”涌上甲板，齐声高呼：“帝国军舰万岁！”在舷梯口，脸上和手上都扎着绷带的监工、船长和芝浦、“别嚣张”、学生、水手、火炉工面对面站着。天色昏暗，能模糊地看见从驱逐舰那边开来了三艘汽艇。靠过来后，才发现上面坐满了十五六个水兵。他们一齐登上了舷梯、哎呀！全都上着刺刀呢！帽带也都在下巴颏扣着呢！“坏了！”结巴暗暗叫苦。第二艘汽艇也上来了十五六个水兵。第三艘上来的，也都是上着刺刀，帽带扣在下巴颏的水兵！他们像冲上海盗船那样，蜂拥而上，一下就把渔工、水手、火炉工给围了起来。“完了！这狗娘养的动手了！”芝浦、水手、火炉工代表这才叫了起来。“活该！”监工叫道。大家这才明白，罢工开始后监工那难以捉摸的举动。但一切都晚了。不容分说，九个代表被扣上“破坏分子”、“叛徒”、“学老毛子的卖国贼”的骂名，在不刺刀的押解下，上了驱逐舰。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大家还摸不着头脑，全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都不由分说，就好像看着一张着火的报纸，没有一点办法。“除了咱们自己，没人会帮咱们的。我这才明白！”“什么帝国军舰，说得好听，还不是有钱人的走狗！替老百姓着想？得了吧，扯蛋！”为以防万一，水兵们在船上呆了三天。这期间，军官每天晚上都在餐厅和监工们一醉方休。“也就这点德行了。”就算渔工再愚昧，这次他们也终于切身体会到了“谁是敌人”，而且这些敌人又是如何相互勾结（这完全出乎意料！）的。按照每年的惯例，渔季临近结束时，就要制作“御贡”的蟹肉罐头。但是，制作时却也并非要“斋戒沐浴”，而总是“很不恭敬”。渔工们以往每次都觉得监工太不像话，但这次可不同了。“这当真是榨了咱们的血肉做出来的罐头啊。哼，当然好吃了。吃完了，可别闹肚子！”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情。“撒把石子儿进去！管它呢！”“除了咱自己，没人会帮咱们了！”这句话已经深深地，深深地根植在了大家的心中，——“走着瞧吧！”但是，就算再说上一百遍“走着瞧吧！”又有什么用！自从罢工惨败后，似乎是监工要让渔工们“明白自己的厉害”，劳动变得愈发严酷了。在原有的严酷之上，更加进了监工用以报复的成分，已经晚期超越了极限的最高限度。如今几经到了渔工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了。“是咱们自己错了。咱不该什么都让九个代表抛头露面。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人家咱们的要害吗”要干，咱就得抱成团儿。那样监工就没法儿给驱逐舰发电报了。总不能把咱们全带走吧，要那样就没发干活儿了。”“说的是啊。”“就是的。再这么干下去，这回咱可真的没命了。咱们只有都起来怠工，才不会牺牲任何人。就按上次的老办法。结巴不是说了吗，最重要的是要劲儿往一处使。而且咱们也该知道了，劲儿往一处使能有多大作用。”“要是他们还叫驱逐舰，那这次咱就一齐让他带走！那样反倒对咱们有利。”“倒也是啊。不过要真那样，头一个着急的就该是监工，他没法向公司交差了。就算从函馆再找人来替也来不及了，产量又少得可怜……弄好了，没准这样就干成了。”“没错儿！而且也怪，大家都不再提心吊胆了，谁都是一肚子怨气！”“说真的，以后的胜算会咋样，咱也不管啦！反正豁出去啦！”“嗯，咱再干一次！”就这样，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地！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