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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却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也不明白我们怎样会得到最后胜利。 “抗战第一”和“最后胜利”这两个口号并不错误,但它们的意义却不象最后胜利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狭隘。使全国民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每个国民要贡献出他的最好力量,所有的人忙碌地工作以争取最后胜利。抗战需要着各种力量,也需要各方面的工作。最后胜利并非象奇迹那样地从天上落下来,却应该由全民族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它到手。士兵在前线浴血是在参加抗战,工人在后方工厂里劳动也是在参加抗战。生产,建设,交通,教育......等等在抗战期内的任务比较在平时更加重大。在轰炸的威胁下热诚服务的各城市的各种小职员也许不会被人重视,但是他们对于抗战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难民需要教养,交通需要维持,生产需要增加,边疆需要开发,各项建设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工作也需要展开......还有许多许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后胜利决不会到来。要支持长期抗战,仅仅注意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上。日本军阀不能使中国屈膝,正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后方。这广大的后方也是中国的抗战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这个力量,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至目前为止的前线的失利之所以不能影响战局,也因为我们有着这广大的后方。这可见为着抗战而建设后方的工作是如何迫切地需要了。至于盲目地宣传最后胜利,那倒是毫不重要的。 最后胜利主义者谈“抗战第一”时,眼睛只望着前线;谈“最后胜利”时,他只等待着日本军队的崩溃(或者等候威尔斯的预言的实现);现在谈“保卫大武汉”他却看不起民众动员这样重要的工作。 据说希特勒是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英雄的。这且不管。我们那位胜利主义者倒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相信了最后胜利的。 别的话下次再说:这里只算说了一半。 1938年9月 公式主义者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个。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新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从头到尾地翻阅,结果我觉得仿佛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要说它们只有空架子,没有内容也未尝不可)。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敌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象“最后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简单的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亮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化装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者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却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战,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却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着。西班牙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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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逼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件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人得利,象目前这样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发出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被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敌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第一,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原文载《烽火》旬刊)。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地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该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的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1938年10月 附录:巴金启事 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去年十月在广州为《见闻》半月刊作,这是杂感之四,后载《宇宙风》),并未得我同意。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 原载1939年4月17日《文汇报》:《世纪风》。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 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的今天,失败主义者,妥协论者之类应该又有抬头的机会了。每一次抗战局势发生变化,动摇分子就不断地在外面散布流言。这流言在很短的时期里也许会骗得少数头脑单纯的人的相信,但不久便为铁的事实所粉碎。事实明摆在我们眼前,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显明:我们除了继续抗战而外并无别的生路。 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反复地详说过了。对于抗战我们是不应该有一点疑惑的。我们目前要注意的问题乃是如何使抗战“必胜”。这问题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我所知道(或者说我所感到)的一点。我想先谈一点关于动员民众的事。 最近我差不多每天都听见人谈起动员民众的话。民众两个字是常常挂在某一些人的嘴上的。但是我觉得在抗战的一年中最被人忽略了的仍还是民众。 这不是愤激的话。我们如果以一个平民的资格往各处去看一下,我们便知道在这时期受苦最大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民众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受人尊重,在生活里却受人践踏,而且他们所身受的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抗战以来我们的民众的力量并不曾好好地被使用过。譬如我们在各处都看见一个标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而事实却和这不同。有钱的人既未尽力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也不多。我以为若说“一部分人抗战,一部分人逃难”,倒是近于事实。逃难的自然是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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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很多的例外,便是在某一些区域内民众并不逃难,却帮助正规军或游击队抗敌。 “民众逃难”,这句话自然有点不漂亮,但是对于这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掩饰的必要,而且也没有理由去责难民众。从敌人方面的记述,或第三国新闻记者的报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平民落在敌人手里大半会得着惨酷的命运。敌人自己曾将他们活埋我们的壮丁,斩杀我们的青年,奸淫我们的妇女的残酷行为视作皇军的伟绩而摄影流传。许多人都见过那些“不朽”的照片;至于文字记载中表现的虐杀狂的事迹更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后发指。我们立誓为牺牲者报仇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便是使未死的人不要也落进那样的火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他的同胞白白地牺牲在敌人的魔手下面。我们正祈祷着每个同胞能够尽可能的“逃”掉这个“难”的。自然这意思是和胡乱奔跑不同。 “疏散人口”,“疏散妇孺”的话语常常见诸各地方当局的布告。告示中再三叮嘱,叫人民不要“自误”。但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缺乏,一纸布告又非缩地奇方,有秩序的疏散无法实现,民众便在混乱的局面下开始逃难。逃得快的,虽然历尽辛苦,还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逃得慢的那结果便不堪设想了。 要人民疏散却不给他们一条路,不说交通工具大部分被垄断,连为徒步撤退者竖立的指路牌也不见一块,在这次广州的事变中民众被忽视的程度可说是达到最高点了。报纸上不断地刊载着广州市内发生的惨剧,敌人的枪刺不知又多染了若干我们同胞的赤血。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牺牲。那许多无辜者的生命是糊里糊涂地被断送了的。 这次我在广州看见了一些事情,我是十月二十晚上离开广州的。据说第二天下午敌人的先锋队便进城了。海珠桥的炸毁则是二十一日上午的事。我离开广州的时候,那个都市里至少还有一二十万的居民,其中的大部分是想走而走不了(搭不到车和船)的。在二十日的晚上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在那里就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变。当天的报纸上明明载着战事顺利的消息,人看不见一点暗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朕兆。但是黑夜一过,一切都改变了。下面是一个身经目击者的报告: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呵,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是太惊慌了,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的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大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卸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这里面没有一句假话,写这信的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甚至在敌机大轰炸广州市的时候,他也不曾停止过他的工作。他的朴质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语句。这应该是可信赖的文件,不象我们这次在西江沿途听来的传言。读完这信函,我觉得广州的失陷是一个奇迹,或者更可以说是一个解不透的谜。但有一件事情则是大家知道了的:人民的损失重大。单拿各书店的损失来说,那数目也就可观了。然而我更关心的却是十月十×日参加火炬游行的八万壮丁,还有那许多来不及退出的年青妇女。我希望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命运里面。 在广州有秩序的撤退并不是不可能的(倘使这城市必须放弃的话);现在却只看见混乱的逃难。这是人的过失。对于这事情谁应该负责,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因了这过失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便徒然牺牲,不曾索回一点代价;在我们的损失单上又添加了这一笔巨大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了。在我们的眼前尚留着好些惨痛的先例。想不到如今还有人偏偏要蹈那覆辙。倘使能够挽救这些巨大的损失,把它们用在抗战上面,则我们的抗战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这一点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但是我们终于让许多力量白白地耗费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在减轻,削弱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甚至只在表面上用功夫。譬如说“动员民众”,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很少有人真正想或者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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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些地方,负责的人抱着关门主义,这就是说自己不能够动员民众,却又不让别的有办法的人去做动员的工作。 有一些近视的人会责备民众逃难,其实他不曾明白要是“民众动员”真的成为事实,则民众不会狼狈地逃难的。到十月二十一日还留在广州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便是想在那里做救亡工作,甚至准备在那里参加巷战保卫家乡的,但结果除了仓皇奔跑外别无其他的路。走得稍迟一点,说不定会做了敌人满足虐杀狂的对象。他们的初衷,决不是如此。所以民众的逃难是无可非难的。应该受责备的倒是那般负责动员民众而不能尽责的人。 逃难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单看广州市经过许多次的轰炸后还有那数十万的居民这事实,便知道我们的民众是不喜欢逃难的了。但是惨苦的命运逼迫着他们逃难。慷慨激昂地和敌人搏战而死,这并不是可悲惜的事,然而徒手就缚地被敌人残杀,那便是不幸的灾祸了。勇敢的人愿意做雄狮,却不肯作羔羊。一个人逃避这样的结局,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若不能帮忙组织民众,使他们武装起来,而徒然责备他们不该逃难,这是不公道的。 我并不鼓励人逃难。事实上逃难者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民,而且他们已经受到严重的处罚了。后方的社会对于逃难者可以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在那里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相反的,好象一旦落入陷阱就成为受人剥削的掌中物。有人把逃难者视作猪羊,抓住就想择肥而噬。“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我碰见好些逃难者,他们从江浙富庶之区逃到西南,不知走了若干的路程,到现在喘息未定,却已到了身无长物的地步了。他们的劫余的财物全部入了舟车公司、房东、旅馆老板等等的囊中。在敌人的抢掠之外还加上同胞的层层剥削,对于逃难者这样的处罚已经是够严厉的了。这处罚也许有它的存在的理由,但由房东、旅馆主、舟车公司等等做执法官却不能使人心服。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一个城市失陷以后另一些城市里的物价便突然增高,尤其是旅馆不近情地提高房价降低待遇,对于过往的旅客除了要钱而外再不知道别的事情。我看见好些诚实的小商人受着坏的待遇,而掏出他们的最后一点钱。没有见谁对这事情加以取缔,仿佛这是天经地义。安居后方的人冷眼望着沦陷区域中逃出来的同胞,真若秦人视越人的肥瘠,一点也不关心。但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露宿在街头被雨淋日晒,终日不得一饱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的。还有一些便牺牲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纵说我们现在没有余裕谈到同情,但是我们能够说抗战不是全民的工作?或者放弃一个城市同时便须连这城市的民众也放弃?倘使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的错误便应该加以纠正了。 眼前的事情也许会叫人看不清楚,但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该忘记的。民众始终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离了民众便不能完成任何伟业。抗战也不能是例外。现今民众拥护抗战,抗战也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正应该切实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好好地运用这个力量。千万不可以和民众隔离,让他们自己去找寻生路。 许多人羡慕玛德里的防卫,却少有人明白玛德里之所以守得住,那是靠着民众的力量。在那地方民众是真正地动员起来了的。在西班牙是行动第一,事实第一,标语口号次之,所以他们成就了保卫玛德里的伟业,使敌人的精锐部队和最新式利器成为无用。 我们正应该学这个榜样。 话说得太多了,有点不中听。那么就在这里带住罢。以后若有机会,我还要饶舌的。 1938年11月 和平主义者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象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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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 [1] 。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象秦桧那样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1939年4月 [1] 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耽心反对“抗战八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侈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该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 [1] 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 [2] 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衫已经象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 [3] ,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可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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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 [4] 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复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干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炼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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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字。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 [5] 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伯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象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你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先生,写过一千余页的西洋社会运动史的你,仔细地研究过法俄两大革命的你,应该知道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日本帝国会在有组织的民众运动下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那里有一个军阀豢养的论客室伏高信常常说到“历史的宿命”,那么这就是“历史的宿命”罢。连室伏高信有一天也会倒在他自己挖的坟墓里,让后代的子孙用鄙夷和憎恶的口吻提起他的名字。他所梦想的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永不会再来的了。 这一点你当然很知道。将《古事记》的神话推翻,将天皇即神的传说打破,这也是一个掘根的工作。你在三四年前就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企图。也许是环境阻止你,使你不能把它完成。但是作为先知者的你们应当起来加紧地从事唤起人民的工作了。你们点燃了烽火,无数的群众就会发出洪钟似的呐喊跟着你们前进。此时正是最好的时机,倘使你们再把它错过,使横暴的统治又得苟延残喘地延长若干年,直到人民愤怒的大爆发,象一把火烧遍了岛国,烧毁了法西斯蒂的宫殿,但是你们却忽略你们的责任了。 “皇军”的飞机在我的头上盘旋。发动机的声音象蚊子叫声似地响着。但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我落笔的时候,机关枪就在上面扫射,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在我的周围是死。我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能够静下剧烈的心跳安静地给你写信。然而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写完,因为说不定过两分钟我住的房间便会成为粉碎,那时,连我这执笔的手也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人接近死的边沿,不会说一句假话。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一个星期来,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红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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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在东西南北线各战场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兵士,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个目标会拯救中国,也会拯救日本。 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的。这解放同时带来日本的新生。侵略者的统治阶级自掘其坟墓,这才是“历史的宿命”。我们如果把樱花岛国比作一间黑暗的囚室,则我们的抗战的炮声就是叩门的信号。在这受苦的土地上流过的血将成为一股洪流,而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冲破日本的牢固的铁门。所以我们同时唤着:“弟兄,醒起来罢。” “弟兄,努力吧,”你们的劳动阶级同胞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以我们的热血来作为友情的酬答。东亚两大民族的解放,应该是我们和你们的共同的目标。这自由的花树已经受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赤血的灌溉,我们的血还在不断地流,现在应该由你们来贡献你们应当交出的一部分了。先生,我等着听你们的雄伟的呼声;我等着看你们的壮烈的行动。当你们无产阶级弟兄向着法西斯统治者举起结实有力的拳头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到了。日本帝国的崩溃不过是指顾间的事。残杀者将以自己的血来报尝他所犯的罪恶,留一个污秽的名字在历史上,而让位给为创造新时代而努力的人民。这个“历史的宿命”,并不是一百万军队,或十万吨炸弹,和一万尊大炮所能改变的。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朽的基业,这只是少数痴愚者的迷梦。连暗呜叱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只得作圣海仑岛上的囚人,而悒郁地度其残生。路易十六却为了祖先的罪孽身死在断头台上。至于尼古拉二世的受刑,威廉二世的流亡,都是可以昭示来者的前车之鉴。但是野心家如军阀政客之流,却非白刃加颈不能明白真理。他们害怕的只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这是可以致他们的死命的。现在当我们立在门前用抗战的炮声来叩门的时候,你们应该起来发动这样的运动了。 先生,这时候我并没有畏惧。我的信念使我的心镇定。我居然写完了这样的一封长信。我愿意它能够飞越过海的彼岸,把我的这心情传达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自由地住在和平的千岁村,或者你已经在狭小的地牢里牺牲了性命。但是我相信在你们那边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这封信,或者百合子姑娘,或者别的友人,那么让我等候着你们的回答,你们会用行动来回答我,我这样地相信着。 1938年6月5日在广州 [1] 千岁村:在日本东京郊外,社会学者石川三四郎当时住在这里。 [2] 你:指石川三四郎。 [3] 名著:指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1830—1905)的《地人论》。 [4] 雅·玛蒂阿地(1885—1924):意大利统一社会党的书记,1924年6月10日被法西斯蒂暗杀。 [5] 指日本小说家宫岛资夫出家和诗人生田春月投海自杀的事。 《无题》(1936—1940) 前记 这本小册子里有杂感,有短论,有悼文,有卷头语,有后记;说“杂”,说“短”,倒是名符其实。自然它们都是不象样的东西,不过因为全和抗战有关,我就把它们集起来付印了。 书名《无题》,并无深意。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作文虽然也效法前辈,在篇前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的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文章的作法。因此我翻读旧作,常常感觉到对不起题目似的惭愧。这次用“无题”作书名,无非说实话。 巴金 1941年3月在重庆 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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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徬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 “重进罗马”的精神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许多人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了上海。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给我绝望地倾诉留在“孤岛” [1] 的青年的苦闷。我想起了圣徒彼得的故事。 据说罗马的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耶稣的门徒老彼得听从了信徒们的劝告,秘密地离开了罗马城。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他跪下去讷讷地问道:“主啊,你往哪里去?”他听见了耶稣的回答:“你抛弃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罗马去,让他们把我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感动地站起来,他拄着拐杖往回头的路走去。他重进了罗马城。在那里他终于给人逮住,钉死在十字架上。 [2] 绰号“黄铜胡子”的尼罗王虽然用了火与剑,用了铁钉和猛兽,也不能摧毁这种“重进罗马”的精神。象这样的故事正是“孤岛”上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里感到苦闷呢?固然在这里到处都听得见“到内地去”的呼声,而且也有不少年轻人冒危险、忍辛苦离开了“孤岛”。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无法展翅远飞,不得不留在这里痛苦呻吟。他们把“孤岛”看作人间地狱,担心在这里受到损害。我了解他们的心情。 不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没有理由干涉他们。对那些有翅膀的,就让他们远走高飞,我也无法阻止。但是对于羽毛残缺或者羽毛尚未丰满的,我应该劝他们不要在悲叹中消磨光阴,因为他们并非真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比别的人更不幸;而且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肩上还有与别人的同样重大的任务。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气的内地是我们的地方,但是被视作黑暗地狱的“孤岛”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到今天“孤岛”还不曾被魔手捏在掌心里,未必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放弃?自由并不应当被视作天赐的东西。自由是有代价的。真正酷爱自由的人并不奔赴已有自由的地方,他们要在没有自由或者失去自由的地方创造自由,夺回自由。托玛斯·潘恩 [3] 说得好:“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国。”参加过北美合众国独立战争的潘恩是比谁都更了解自由的意义的。 唯其失去自由,更需要人为它夺回自由。唯其黑暗,更需要人为它带来光明。只要“孤岛”不曾被中国人完全放弃,它终有得着自由、见到光明的一天。“孤岛”比中国的任何地方都需要工作的人,而且在这里做工作比在别处更多困难,这里的工作者应当具有更大的勇气、镇静、机智和毅力。工作的种类很多,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减于在前线作战。这样的工作的确是值得有为的青年献身从事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孤岛”上的工作?我们平日责备失地的将士,那么轮到我们来“守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看轻我们的职责?撇开“孤岛”的历史不说,难道这四五百万中国人居住的所在就是一块不毛的瘠土?谁能说匆匆奔赴内地寻求自由,就比在重重包围中沉默地冒险工作更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业?反之,“重进罗马”的精神倒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石。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失地中已经见到了不少的这种精神的火花。这种精神不会消灭,中国不会灭亡,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因此住在“孤岛”上的人,尤其是青年,应当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兴奋、振作,不要再陷入苦闷的泥淖中去。 1938年7月19日在汕头 [1] “孤岛”:指当时的上海租界。 [2] 见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1816—1916)的历史小说《你往哪里去?》。 [3] 托玛斯·潘恩(1737—1809):启蒙学者,政论家,争取美国独立的思想家。 写给读者(一) [1] 本期《文丛》 [2] 付排的时候,编者 [3] 已经动身“入川”了。大部分的稿子还是他在寂寞的旅途中整理后寄来的。我不忍辜负编者的苦心,自动地担负起校对的工作,准备让刊物按时与读者见面。但是刊物还不曾付型,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取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经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竣,可是它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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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事。现在我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 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 ,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1938年11月25日在桂林 [1] 《文丛》二卷四期的卷头语。 [2] 《文丛》: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文艺刊物,由靳以担任编辑,1937年3月在上海创刊,每月一册,第一卷共出六期。1938年在广州续刊第二卷,改为半月刊。 [3] 编者:指靳以。 [4] 见白居易的五言律诗《草》。 写给读者(二) [1]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曾忘记你们。 请不要惊讶我们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不用说,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微力酬答诸君对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了。 然而甚至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定两个钟点以后,便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个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 [2] 被侵略者的燃烧弹烧成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又埋葬了我们几个人大半年来的心血 [3] 。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到敌机第四次的残酷轰炸。谁能说在过去四次的大屠杀以外,敌人不会再来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的牺牲品! 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辜者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一位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居,我们无法在火堆中找出任何的遗物来。我们又走过已经燃烧了六个钟头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塌下来。在山洪暴发似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发出“救命”的尖声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每个身经目击的人也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愤慨和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 1939年1月5日在桂林 [1] 《文丛》二卷五、六期合刊的卷头语。 [2] 指《新生》。 [3]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 后记二则 《逃荒》 [1] 作者在桂林曾和我谈到关于他的稿子的事。现在我手边恰好有他的几篇发表过和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就替他编成这本小书付印了。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 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1939年4月在上海 《三月天》 [2] 这个集子是我代屈曲夫编的。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一个朋友家里吃过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前年年底那个和他同去北方的朋友回到上海,我问起屈曲夫的消息,他说屈曲夫一个人到河北去了。去年我又在武汉遇见那个朋友,又谈到屈曲夫。这一次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他说他前年和屈曲夫分手以后,一年来向各处打听屈曲夫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回音。 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我看,得不到一个友人的音信,在这个时期原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信,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有时简直是在互相追逐。谁也追不上谁。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彼此高兴地望着发问,才知道以前的焦虑全是多余。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地同屈曲夫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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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我翻看旧存的《文季月刊》,看到屈曲夫的名字,眼前浮现了他那军人似的面貌,对他和散处在各地的友人,不觉起了深的怀念。我这时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便化了一些功夫,编成这本屈曲夫的短篇集。 这个工作我做得草率,文章的搜集也不完全,有一天集子传到作者的手中,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还请他原谅我。 1939年8月在上海 [1] 《逃荒》:艾芜作,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2] 《三月天》:屈曲夫作,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无题 一 在河口铁桥炸断以后,一个朋友从安南来,他告诉我下面一件事情: 他们从海防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廉访所”对护照。一个中国学生因为他的护照照片是戴着帽子摄的,在对护照时他没有揭下帽子,签护照的法国官员发了脾气,命令他脱帽。他没有听清楚法国人的话,动作稍微慢一点,在旁边的安南兵就动手打人。中国学生做出抵抗的样子。结果他得着违法的罪名被拘捕了。同路的人不能够给他帮忙,他们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据旅馆的人说,将来审讯以后那个中国学生会被判处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有期徒刑。 我听到这番话以后,不过一个星期的光景,昆明的日报上就刊载了日军在海防登陆的消息。他们并不曾遇到抵抗。我很担心那个学生的安全。 法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我从前还以为自己对那些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面生活的人多少有一点了解。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被书本欺骗了。我还记得三个多月前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的时候,我曾经同几位上海友人争辩,我说,卢骚和伏尔泰的法国,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法国是不会投降,也不会安安静静地让屈服者统治的。然而现在法国人在贝当的指挥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角做了卖友的行为,再一次对侵略者低头了。我期待着一次巴黎公社的壮剧。等待了三个多月,我却只看见法国的第二次投降。贝当下令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说过这是光荣的和平,但是给我们看见的却只有苟且偷生,这里并没有一点光荣。 一百五十年前(一七九二),巴黎成了四国君主进攻的目标,在最危急的情势中,丹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号召。是这样的吼声压倒了那些失败主义者的呻吟,扫去了一切的吱吱喳喳。丹东还从乡下把他的年老的母亲接到巴黎来,表示他一家人愿与这个名城共生死。法国人的这种无畏精神保全了革命,保全了法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遍欧洲。这样的精神在当时是极普遍的,所以法兰西民族曾经被人称为爱自由的战士。在过去靠了“自由”,法国才得在欧洲发射灿烂的光辉。我翻读法国历史,可以看见若干先烈为了自由上断头台流尽热血。要恢复法国的光荣,就不能背弃自由。背弃自由只是一条灭亡的路。 现在贝当却牺牲了法国的自由,建立一己的政权,在投降的政策下面谋个人的利禄。在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使人难信的事实。海防的登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贝当走的路也就是德古在越南走的路。贝当向德国的侵略者低头之后,他又命令德古向日本的侵略者屈服,贝当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却不知道自己不过做了德国法西斯蒂掌握下的傀儡。他不把越南还给越南人民,却宁愿让它也在很短的时期中变做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掌中物,这也许是贝当一类的人的得意行为。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走到深渊的边沿,而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起后悔的念头,不过那时又太迟了。 然而现在似乎还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贝当在国内努力铲除异己。德古的部下也在越南各地欺侮中国侨民和越南人民。两个多月前我从上海来昆明,在海防登岸换车时,曾在海防的海关里耽搁了七八小时,只为了两件小行李。那一天我看够了法国关员的横暴行为,也看够了我们同胞的狼狈情形,还听够了同胞们的唉声叹气(他们在那里不象旅客,却象一群囚徒)。一个广东同胞为了几件汗衫、短裤和衬衣,就被关进了木屋,课以高额的罚金。一个江苏同胞的一双马靴被强迫着从脚上脱去。为了抢先拿行李送检查,许多同胞还挨过法国官员的拳头。我站在那个广阔的厅子里,看见了这一切情形,我的心发痛,我的血在沸腾,我想不透一个问题,我痛苦地想着:难道这也是卢骚、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子孙?难道这也是我在法国看见的那些爱自由的法国人的父子兄弟?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后来又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在侵略者的威胁下,在自己受到的屈辱的当中,而且在自己的毁灭的边沿上还做出这种狂暴的作威作福的行为?难道他们还不明白究竟是哪一种人应该先得到可耻的恶运?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似乎比他们看得更清楚。我原谅这些“世纪末”的病态行为。但是我不能原谅他们加在我们同胞身上的侮辱。 十几年前我说过:“我爱法国,我将永远爱它。”现在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殖民地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会把法兰西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我只希望法国人民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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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某一个时期法兰西做过自由的象征。至于将来它会不会做屈服的象征,这要看那般爱自由的法国人的努力了。 至于越南人呢,他们决不会让帝国主义者长久支配他们的命运。不论是对付法国的统治者或日本的统治者,越南人一定会争取到自由。 二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钟,还没有听见警报。日本人广播说今天要再炸昆明。一个星期前昆明才遭过二十七架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今天不知道他们又要来一个什么样的屠杀!不过警报未放前,我还可以在市区里安静地写文章。而且我已经写了三个半钟头了。今天为了等警报,我在七点钟以前就起来了。这时罩在我头上的还是晴空,却也有好些片鱼鳞似的白云。半点钟前还有两架我们的飞机在云间盘旋,如今空中却寂然了,我只听见窗前树上小鸟的鸣啭。 又过了一刻钟,还是没有动静。没有警报,我自然在天空找不到敌机的影子。我想起了这样的事情:前年六月里日本武士也曾扬言要在广州抛下一千个炸弹;去年一月他们又散布传单说要在三天以内炸平桂林。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言威胁,不曾得到武士们预期的效果。 轰炸只是卑怯的屠杀,懦夫的行为。勇敢的人愿意在公平的条件下与敌人搏斗。躲在上空抛下武器,杀害徒手的人群,这种行为里并没有一点点英勇的气概。多轰炸一次,不过多在这两个民族中间添一笔血债。若说用轰炸就可以摧毁对方的抗战精神,收得投降的效果,这是在做梦。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先例。何况中国有那么广大的国土,那么众多的人民,这是日本的有限的炸弹所炸不尽、毁不完的。 让那些武士躲在云端做他们的好梦罢。我们是不会投降的。而且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永不会停止抗战。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们从云端跌下来,埋葬在污泥里! 1940年10月7日11时半在昆明 文章刚写好,警报响了。我到了郊外,便看见二十五架敌机飞过我的头上,接着炸弹在市区东南角爆炸了。我只看见往上冒的浓黑的烟,却不知道灾区在什么地方。 下午1时在田上记 先死者 今天我又走到了金碧路的灾区。 这是第二次了,三天前夜里我也到过这个地方。那时我在黑暗中摸索,靠着一只手电筒的微光给我指路。我只知道自己迎着尘土与人声走。我再也认不出近来时常经过的那条热闹街道。砖块绊住我的脚,背影挡住我的眼光。我终于停住了。我看见就象要倒下似的断壁。那个华丽的建筑物只剩了半个空架子!我小心地下着脚步,怕让坏电线缠住我的脚。我依旧用手电筒照路。在这条黑暗的街中,就只有闪电似的手电筒的光。好几道光照在瓦砾堆上。一些人站在堆上工作,另一些人立在街心望着瓦砾堆叹气,我也把眼光往那边射去,我只看见砖瓦、木片、灰尘。 还是这同样的废墟,不,我应该说是同样的伤痕,这三年来,我在广州、武昌、梧州、桂林、金华都见过了。中国的土地在受难,在受磨炼,在受熬煎。每个人都跟着它受苦,但是都看见它在苦难中生长。多看见这样的伤痕,自然给人增加痛苦,但同时也加强了我对未来的信念。 今天我又走过这条伤痕满身的街。 白日的亮光把犯罪者的“成绩”完全暴露出来了。每一块碎砖,每一片断木,每一堵断壁,每一个破洞,都在诉说伤痛,都在叫喊复仇。 在一个瓦砾堆上,还有好些人躬着身子在工作。十几具白木薄棺材搁在他们旁边。我没有心肠去数棺材的数目,不过我注意到其中有三具放在另一边。我在瓦砾堆前立了三五分钟,正要举脚往前走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人说:“有十七个人埋在里头,现在才挖出来三个。” 我又站住了。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薄薄的木板盖着三个无名者的尸体。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前事迹,也不知道他们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也许没有见过他们的面貌。但是我默默地揭下帽子,我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 我想,他们躺在棺材里该不会有怨言罢。他们跟着中国的土地受难,他们默默地交出生命,为了这土地的生长而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了。以后应当由我们来继续他们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哀悼他们。我们倒应该尊敬他们。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用血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这样的血是会发出光辉的。 “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泪。对这些先死者,我没有资格哀悼他们,”我这样说着,一面伸出手去擦眼睛。 1940年10月3日在昆明 感激的泪 空中响起了机关枪声,三只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坐在黄包车上,膝前堆着印书用的白报纸;铜版纸和模造纸重重地压在我的脖子后面。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我忽然疑惑起来:为什么这些纸是用来印《纪念集》 [1] ,而不是印他的著作的?于是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他死了!”的确,他已经在一年前逝世了。 一年前我写过:“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的确我们的损失至今还不曾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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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在前两天又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诺言。各个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中国士兵的赤血便是一个凭证。全中国儿女的心结成了一块磐石;全中国儿女的力汇集成一股铁流。这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会把横暴的侵略者打击到屈膝的。” 我们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说过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这些都不错。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但是鲁迅先生的仁爱和他的教诲,我们却无法再领受了。想起这一点,我无法制止我的感激的眼泪。 1937年10月在上海 [1] 《纪念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10月出版。 《黑土》 (1939) 前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回忆》这个总题目下写成的。“九·一八”那年我就开始写我的“回忆”,后来编印过一本叫做《忆》的散文集,那是我的断片的生活记录,也可以算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的平凡的自传罢。 《忆》出版后到现在也有几年了。我本来不想再写回忆过去的文章,我更不想多叙说自己的事。但是今年春天,我答应给一位“孤岛”报纸副刊的编辑帮忙时,又开始写下了我的“回忆”。我选择这样的题目,只是为着避免给别人招来麻烦。不过这次我写的也和从前所写的不同。我写别人,更多过写我自己。我不但写了我的那个充满着“耶稣”精神朋友,写了献金的乞丐和被炸垂死的平民,我还写了卢骚、马拉、罗伯斯庇尔,等等。这些人在我一生中多少有过一点影响。 巴金 1939年8月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那些多雨的日子里,在那个阴暗的古城中,我常常在傍晚走过巴黎国葬院的门前,我走过那一段冷清清的路,往往在一座石像跟前停住脚步。我的手抚摩着冰冷的石座,我仰起头去看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的公民”,对着那个屹立的巨人我喃喃地说了许多话,我在诉说我的痛苦、我的绝望...... 但是在那些时候只有冷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没有一个声音来打扰我。从卢骚那里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生得太迟了。我已经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 是的,我生得太迟了。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常常羡慕那个年轻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我想象着他有过的那样幸福的时候。 卢骚那时候住在卜拉特列尔街一所房屋的五层楼上,罗伯斯庇尔常常走到那所房屋的门前。他站在门外,看见男男女女从那所房屋进出。这个卢骚的年轻的崇拜者用他的近视的但又是坚定的眼光把这一切看了许久,然后他带一点妒嫉走回家去。他后来向朋友用忧郁的声音叙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浮着微笑。 罗伯斯庇尔,这个年轻的热心者,后来被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家视作喝血的暴君,他有他的另一面,他有他的灵魂的一隅。在法国作家亨利·伯洛的《我的朋友罗伯斯庇尔》 [1] 中,最使我感动的便是他和他所私淑的先生卢骚见面的故事。下面是他的朋友的叙述: 在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微风象一声长叹地吹动着颤抖的树叶。难道是这些影子和这清风唤起了同样一个傍晚的回忆?或者是这种大自然的温柔使他对我吐露了他的胸怀?我不知道。他对我谈的还是关于卢骚的事。 年轻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有机会和那个“日内瓦的公民”见面了。对于他这是不小的幸福。时候是在一七七八年五月的末尾,他读到卢骚的一封私人通信,那是由一个背叛的友人印出来的。信函里的痛苦的字句说明了一个受着迫害、陷于贫苦境地的老人的求助的心情,把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深深地感动了。他压不住他的热情。他立刻跑到卢骚的家里去。 他到了卜拉特列尔街,卢骚已经在三天以前搬走了,卢骚现在住在爱尔麦龙微尔,他便赶到那个地方去。我再引用那个朋友的话: 人们允许他到哲学家的隐居处去。从一扇矮窗里透出来的微光在黄昏中给他引路。门关着。马克西米连敲门。并没有回应。他敲得稍微响一点。于是他听见一个声音。有人在问谁在外面,这个年轻的“香客”觉得他的脸色变成苍白了。他很感动,不得不把两只手紧紧按住胸腔。他说他是一个年轻人,要求和卢骚先生见面......门开了。 说到这里马克西米连突然闭了嘴。他的眼睛望着被晚风微微吹动的树枝。然后他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似的,继续说道:“他(卢骚)把我留在爱尔麦龙微尔花园的浓荫里,一直到午夜。他心里充满着忧郁。他是一个最敏感的人,然而那班造谣中伤者却把他形容做一个怪物。朋友,听我说!我刚说两句恭维的话,他便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恭维不过是一种粗劣的假话,在那里面就藏着憎恨与陷害,他不是指我说的。他指那班虚伪的人。不久他便现出他的好心与坦白......他教我怎样知道我自已。我还很年轻,他教我重视个性的尊严,他教我遵守社会秩序的伟大原理。” 马克西米连又沉默了。我望着他。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一种惊人的、昂扬的表情。他平时是如此严肃、如此古板的,这时候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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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起来:“啊,你伟大的人。我在你的晚年看见了你。这个记忆对于我便是快乐的泉源。我仔细地看过你的可敬的面容,我看见人们的罪恶在你脸上刻划的那些忧愁的痕迹。” 我们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马克西米连忽然站起来。我跟着他。我们默默地沿着那条小河一直走到兵营码头。一轮满月升起来,象一个银的铙钹 [2] ,它慢慢地爬上天空。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整个城市和它的钟楼与拱门都罩上了灿烂的真珠色。我们两人并肩地走着。马克西米连沉溺在梦想里面。我催促他讲完他的故事,这也没有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对我说出来,卢骚在他晚年垂死的时候也并不曾使他的年轻的崇拜者失望,他已经给了这个信徒一样最可宝贵的礼物:一个品德的定义。 他说这些话时我们已经到了丹狄利埃街。他抓起我的手握了一下,便匆忙地走开,他推开他的房门,走进去了。 卢骚在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在他和罗伯斯庇尔会见后的四十天,倘使小说中所写的是真事,那么,罗伯斯庇尔到爱尔麦龙微尔去的日期应该是五月二十三日。在他一生给与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卢骚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一个无上的鼓舞和安慰。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卢骚的弟子,他也得着“廉洁的人”的称呼。但是他却走了更远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时期的独裁者,想用断头台来实现他的先生的理想,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断头台上牺牲了。从此反动势力占了胜利,造就了野心家拿破仑的光荣的前程。这不但是爱尔麦龙微尔的老哲学家想不到,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卢骚死于贫穷,临死他还是一个漂流的寄食者。他受到的社会的冷遇已经是够大的了。 罗伯斯庇尔的一生也不是快乐的。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 [3] 是反动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把罗伯斯庇尔当作恶魔。美国电影编剧家特别憎恨罗伯斯庇尔,这自然是为了拥护阶级的利益。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的英雄“红花侠”(她写了几本关于“红花侠”的通俗小说),也正是英国绅士的理想中的救世主。所以那位“淑女”虽然创造了一个“皮面人”帮忙把比利时从西班牙的统治中救出来,却同时遣派了她的“红花侠”去援助反动派打倒罗伯斯庇尔。因为罗伯斯庇尔的理想正是绅士与淑女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把头颅献给共和国,”这样说着的罗伯斯庇尔,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并没有辜负那个先生,他是以他的悲剧的死报答他的先生了。关于他的悲剧的死,我们还是看他的朋友的叙述: 罗伯斯庇尔被推往前面去。人群中起了一个吼声,时间是六点多钟,落日的霞光染红了树叶。赛纳河象一幅蓝缎子缓缓地流过。嗜血的大刀等待着。突然间一个刽子手站到马克西米连的后面去,一下就把那根绑着他受伤的颚骨的绷带拉掉。他的嘴大大地张开,一些牙齿落了下来(他是在被捕以前受伤的)。一头受伤垂死的野兽似的叫号响彻了这个广场。他的脸露出来了,那上面有一对疯狂的眼睛。 在大刀落下以前,整个广场屏了呼吸地等待着。于是响起了绝大的叫声。每一个人,公民,女公民,“无套裤汉”和兵士,议员与警察,所有那些来看革命的死亡而自己却不懂的人一致地发出了欢呼,这呼声接连不断地起伏着。我象一个被追缉的人那样逃出广场的时候,那样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着。 在那个寂寞的石像前面我看见了一百几十年前的悲剧。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过去的景象折磨我的心灵。我悲惜那个巨大的损失。但是我更轻视我自己。我的痛苦太渺小了。在个人的琐碎的悲欢里苦苦地挣扎着的我有什么权利来向那个“日内瓦的公民”伸诉我的痛苦呢? 然而那个时候我毕竟找着我的“先生”了。这是巴尔托罗美·樊塞蒂,被美国小说家阿浦顿·辛克莱称为“现代最优美的精神”的人。他就在那年(一九二七)八月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的电椅上。关于他我写过几篇文章 [4] ,而且以后我还要写的。 1939年春在上海 [1] 这是一本小说。 [2] 古代乐器。 [3] 热月政变——指法国在公历1794年7月27日的政变。 [4] 指短篇小说《我的眼泪》和《电椅》。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还是十二年前的事。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两个朋友去参观巴黎蜡象陈列馆。我在一个小房间里看见了马拉的死。这情景和J·L·大卫的名画差不多。马拉躺在浴盆里,半个身子被木板盖着,一只手压在木板上,另一只手松弛地垂下来,头无力地放在被单上,血红的眼睛闭了,虾蟆嘴也闭了。胸膛上插着一把匕首。血流着。那个永远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的朋友”马拉就这样地走进了“永恒”。 在门口站着夏洛蒂·哥代,那个贵族少女。她昂然望着浴盆中的死者。他瘦得多么可怜!但是她没有一点怜悯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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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正在得意地想着:她拯救了法国。她以为她杀死这一个人便可以拯救十万人。她让人捉住了。 在这个小房间里我徘徊了许久,我看见落在地上的墨水瓶。马拉病得垂死了,还在为人民呼吁,还在保卫革命。我看看马拉,看看哥代。我的心隐隐地发痛。我的心为这个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痛着。这个损失直到一百几十年以后还在打击我这颗现代人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个戴诺曼底帽子的美丽的少女,反复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阻止她,阻止她!” 然而现在太迟了。我带着忧郁走出这个房间。我仿佛听见一个铃子似的女音:“疯子!嗜血的猛兽!”我走出蜡象陈列馆,我还听见这同样的声音。但是汽车声、脚步声、人声压倒了它。现在我走在二十世纪的巴黎街道上了。 春天的风吹动我的头发,珍贵的不常见的阳光涂抹在街上,树上一阵清香扑进我的鼻孔。道旁的菩提树已经开花了。 我仰起头看看天,看看四周。我愉快地呼吸,我觉得把一口一口的新鲜空气吸进了肺里。我感到身子象要飞起来似地轻快。但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清脆的女声。我回头去看蜡象陈列馆,一个年轻女子从门里出来,短的衫子下面穿高跟鞋的脚飞跑似地动着。她并不是哥代。然而我又听见一声咳嗽。我站住。于是马拉的影子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那病弱的身体,他那带着兴奋表情的面容,他居然支持着病体出来散步了。是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阳光和空气。他工作得太苦了。甚至患着病躺在浴盆里他还不停地写东西。他是应该休息的。看见马拉休息,这是最令人快活的事。 我好象落到梦景里去了!我好象活到一百几十年前去了!我也是一个马拉的崇拜者。我仿佛跟着那一大群巴黎人民在为马拉欢呼。我注意地看他的面容。 马拉的血红的眼睛在发亮。泪珠从眼角滴下来。他哭了!是的,我知道他常常为了别人的痛苦流泪。这是真实的马拉,他被他的政敌称为“嗜血的猛兽”,他被资产阶级的历史家称为“疯子”。然而在巴黎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仁爱的人。我想起了J·米席勒的书。米席勒被历史家A·奥拉推崇为所有法国大革命史家的“先生”,他是一个不喜欢马拉的人,但是在他的《大革命史》中他也曾举出一些马拉救人的事实。一个少女为了救她的父亲愿意把身子献给马拉。马拉接到她的来信以后,研究了案情,知道她父亲的无辜,他到约定的地点去看那个女子。她含着眼泪等候他。他没有挨她的身体,却救出了她的父亲。这不过是许多事实中的一件。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象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象德国历史家W·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但是我的眼前一道光亮,一股血,一阵黑。我吃惊了。我仿佛听见呼唤帮助的声音。我看见那个年轻女子拿手打下去。我想叫:“阻止她,阻止她!”然而我的喉咙好象被一只手扼住一般。马拉死在浴盆里面。那把匕首已经插在他胸膛上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仓皇地从外面跑进房来。她扑过去,她悲痛地尖声叫着:“凶手!”我知道她是西孟娜·爱弗拉尔,马拉的忠实的伴侣,深爱着他而又为他热爱的女人。马拉的妹妹亚伯丁娜称她为“神圣的女人”。她是他的好助手,她帮忙他把报纸维持下去,她为他牺牲了一切。但是如今太迟了。她不能把他从那个贵族少女的匕首下救出来了。 被称为凶手的夏洛蒂·哥代还站在房里,她不能逃走了。她骄傲地看着她的“受害者”。她以为她的匕首拯救了法国。她却不知道这是贵族、皇党和资产阶级的匕首。她自以为是贞德那样的女杰,她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狂者,干了一件坏事。她说自己救了十万人,其实受了害的是整个法国。 马拉的墓碑上题着这样的话:“这里安息着人民的朋友马拉,他是被人民的仇敌们谋杀了的。”实际上杀死马拉的正是人民的仇敌们。哥代不过做了一个工具。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的古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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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他比当时的任何革命领袖都更爱人民,更忠于人民。他最受到人民的拥护。自然他也最为反革命势力所憎恨。如果我们把反革命势力比作一只嗜血的猛兽,那么,马拉倒是一个适当的牺牲者。他的死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为什么要轮到夏洛蒂·哥代来下手呢? 哥代和马拉应该不是陌生的人。自然她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她在外省常常听见人们谈到马拉,从贵族和吉隆特党人的口中她听到的全是诬蔑中伤的谣言。这迷惑了她的心。她把马拉当作一个恶魔。她要去掉他给多数人带来和平。 夏洛蒂,这个羞怯的痴心的少女。她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生活在一个衰微的步步下降的家庭中,她应该见到不少人世间的悲剧。母亲的死夺去了她的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她很寂寞。寂寞培养了她的幻想。她或许还渴望爱情。她追求理想中的“王子”。修道院的生活却如一沟死水,泛不起一点涟漪。平静的面容掩不住内心的苦闷。她等着机会把她的热情向另一方面放散。她热心地读着蒲鲁塔克的《伟人传》和卢骚的著作,那些激动了全法国良心的卢骚的著作。卢骚培养了她的心灵,正如卢骚构成了马拉的思想。这个美丽、幽静的少女和那个面貌丑陋的革命家一样,都是卢骚的“弟子”。书本煽旺了她的幻想。她把她的爱寄托在“英雄主义”上,她渴望一个与暴君作战的英雄,一个为祖国而死的英雄。马尔苦斯·布鲁塔斯成了她梦寐中的上帝。这个姓名变作了一个象征。她不断地在心里激情地呼唤这个名字。于是她找到了她的“裘·该撒”。她要做一个十八世纪的“布鲁塔斯”了。有一天她含着眼泪对她的姑母说:“我哭,为法国哭,为我的父亲和家族哭,为你哭......只要马拉活着的时候,谁还能够安全地活下去呢?”所以她赶到巴黎,怀着匕首到马拉的家里。她杀害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我仿佛看见她把刀刺进他的胸腔。我听见那声音,血立刻从黄瘦的带毛的胸上喷出来。我吃惊地把头一动,我怕血溅到我的脸上。但是我惊醒了。我依旧坐在我的小房间里,桌子上堆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的思想落进书中去了。 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哥代除了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所崇拜的“女杰”外,并没有救活一个法国人。她反倒使十万人悲痛。她是吉隆特党的友人,她的匕首却促成了吉隆特党的败亡。所以在狱中的吉隆特党人威尔涅约听见哥代的行动,便叫起来:“她毁了我们;不过她教了我们怎样去死。”不错,夏洛蒂·哥代的确死得勇敢。 我记起了一个历史家的叙述: 这是下午七点钟......夏洛蒂一刻也不曾失去她的自制力,她走上了囚车。她站在车上,她昂着头,眼光很镇定。车子到了河边。天落起雨来,还打着雷,但是暴雨并不曾驱散群众。沿途聚集着人群,他们包围着囚车,跟随着囚车。车子因此走得非常慢,花了两个钟点才走到公果尔德广场。夏洛蒂始终立着,那些对她掷过来的侮辱和叫骂并没有扰乱她的镇定。她从容地望着街中的无数的人头...... 雨停止了,越过香·热利塞大街的浓密的绿树看去,暴雨后的紫色落霞涂满了天空。空气一定很新鲜,很凉爽;还没有新流出来的血的气味。 断头台大概建立在和现在竖立方尖碑 [1] 的地点相差不远的地方。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一定挤满了人。夏洛蒂不要别人扶持,迅速地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她到了台上,一个刽子手把她的披肩拉开了。她睡倒在木板上。机器动作起来。再过一会儿,人把她的头拿起来给台下的人们看,她的一对蓝眼睛还是半开着。 夏洛蒂·哥代便这样地结束了她的二十五岁的年轻的生命。她那一对半开着的蓝眼睛仿佛就印在我的书上。我看不清楚她的眼珠。但是藏在那半闭的眼睛里的一个寂寞的年轻生命的悲剧震动了我的心灵。我恨她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好象自己也立在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不瞬眼地望着那一把悬垂的大刀。我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落下来罢。” 怎么?难道我着魔了?我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不是哥代的崇拜者。而且我甚至不能够宽恕她的行为。那一天站在人丛中不瞬眼地望着她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仿佛看见那个年轻的德国人疯狂地跟着囚车走了两个钟点。我仿佛看见他痴迷地立在人丛中,两只眼睛永远盯在她的脸上,好象要把他的心掬给她看一般。这是亚当·鲁克斯,从马因斯派来的三人代表中的一人。他来巴黎只是为了向国民大会表示忠于革命,表示马因斯议决归并法兰西共和国。但是他却在做了反革命行动的哥代身上发见了他的梦景中的“女杰”。他忘掉他自己的存在了。他称颂她“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以为“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最美丽的事”。这个二十八岁的热狂者以前并不知道哥代的名字。然而他也是卢骚的弟子,蒲鲁塔克的读者,他和哥代一样也走入了迷途。他有着一颗更罗曼谛克的心,因此走得更远。他现在将共和国与革命抛在一边,却祈求着和刺杀马拉的女子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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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同来巴黎的一个代表福斯特尔说:“夏洛蒂·哥代使得这个善良的年轻人精神错乱了,他如今就以为除了为她,为吉隆特党而死以外,再没有别的幸福。”吉隆特党的议员巴巴霍说,鲁克斯爱上了哥代。还有一个近代历史家马丽·雪尔女士也说:“倘使她不曾有过罗曼谛克的恋爱的话,那么她至少在亚当·鲁克斯的灵魂中唤起了一种比死更强烈的激情了。” 映着落日的霞辉,那个“健康、美丽、纯洁、温雅、勇敢的面貌”占据了鲁克斯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失掉自持的力量了。那时雷声还在巴黎的天空响着,灰黄色的天幕不时被闪电划上了纹路,落日的紫光在断头台的染红了的刀上发亮,鲁克斯象被鬼魂追赶着似地急急回到他寄宿的旅馆,他匆忙地埋下头,狂热地动着笔写他的题作《夏洛蒂·哥代》的文章。他忘了休息、忘了饮食地写着这本等于他的死刑判决书的小册子。他认为那个诺曼底的处女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说:“她是天上的人物,不宜于住在地上,她象电光一闪地过去了,却留下她的纪念在人间。”他还宣言他如今更爱她所身殉的法国。他如今唯一的工作便是跟着她登断头台。 在三个多月以后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他甚至快乐地叫道:“我现在到底要为夏洛蒂·哥代而死了。” 我现在引用一个同情他的英国历史家的叙述: 克尔勒和福斯特尔在人丛中跟着他,就象他从前跟着那辆把夏洛蒂·哥代载到同一目的地的囚车那样。在五点钟,白昼的最后的微光也消失了;断头台被火炬的光照亮着,火炬还投掷了摇曳的微光在群众的脸上,他们是来看那个为夏洛蒂·哥代而死的外国人的面貌的。一道暗褐色的雾从河上升起来,空气寒冷彻骨,但是亚当·鲁克斯走上断头台的窄梯,看见断头机的轮廓映在阴暗的天幕上时,他并不曾颤栗一下。 克尔勒说:“他走上去,好象他是在登上讲坛去演说一般。” 福斯特尔说:“他奔赴死,他向着死跑去。” 他的冷静使得那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不相信;他很想拥抱刽子手,但是他的双手被缚着了;他对他的朋友们微笑,他抬起头看上面,好象在看隐在巴黎的雾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便是鲁克斯的最后了。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穿过巴黎的雾,越过被德国军队封锁了的道路,在看马因斯的乡村里他的和平的小家庭罢,那里有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她们会忠于他,珍贵地保留着他的纪念品。在告别的信上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为自由而死,倘使有一天自由得到胜利,法国便不会忘记亚当·鲁克斯的妻子和女儿。” 但是事实上他并非为自由而死,法国也的确忘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全世界都忘记了她们。第三个女儿在父亲死去以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鲁克斯的善良的妻子却多活了二十年。剩下的两姊妹中,姊姊马利亚·安娜又走上了她的父亲的路。这是一个热诚的、孤寂的、爱梦想的二十五岁的少女,她和她父亲崇拜的“女杰”同岁(也许还大一岁),她有一天读到了J·P·利席特尔的赞美哥代和鲁克斯的诗,她的纯洁的少女的心受到极深的感动。她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作者,信里充满着带神秘性的语句。没有回信到来,她便想自杀。她的妹妹劝阻了她。后来利席特尔来了两封信,给了她一点安慰。 妹妹出嫁了,马利亚·安娜更孤寂地留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利席特尔又来了信,要求和她见面。但是这个纯洁的“罗曼斯”是她的脆弱的心灵所受不了的,而且她已经决定了不做这个世界里的人。她和她的父亲一样要在死里寻求幸福。在一个五月的夜晚,她投莱茵河自杀。别人救活了她,她却坚决地说她看见永恒之光,听见天堂的音乐,她不愿意回到地上来。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似乎睡熟了。人们离开了她。后来有人再进房里来时,她已经死了。 父亲害了女儿,他给了她这么一颗脆弱的罗曼谛克的心,把她引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现在已经不是罗曼谛克的时代了。我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四围怎么这样静?我的脑子里还充满着那些书中的人物。穿过深夜的凉爽的空气,圣母院的钟声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我痴呆似地数着。十一下。我惊讶了。我怎么在书本上花了这许多功夫?我今天还没有吃过晚饭呢!但是我也不想吃什么了。 我望着贴在墙上的一张肖像,这是从一本书上扯下来的卢骚的照片。那时他是在四十岁的壮年,正是构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的时期,他的眼光坚定,面容充满着勇毅的表情。我望着这个“近代思想之父”,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功夫我活了一百几十年。或者我做了一场大梦。我刚刚见过了他的三个弟子,跟着他们过了三种充满浪潮似的生活:一个留学法国的瑞士医学生,一个在古罗马共和国中寻找她的“王子”的诺曼底贵族少女,一个以《热诚》这篇论文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十九岁的马因斯青年。一个瑞士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卢骚把他们拉在一起,使他们走了许多路程。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惧怕,没有惋惜。病弱的马拉死在健康的哥代的匕首下,他睡倒在浴盆里。哥代在断头台上唤起了爱情,她又把鲁克斯引进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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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斯又给他的年轻的女儿立了一个榜样。 我的心反抗起来。对这一百几十年前的可痛心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不能挽救什么。我不能够拔出哥代的匕首,把马拉从浴盆里扶起来。我不能够劝阻哥代,说她的举动只会危害共和国。我不能够说服鲁克斯,使他明白他自己并没有了解革命。我让他们走入死亡的道路,现在只有对着书本叹息。我太无用了。 但是我的正义感还是强烈的,我的判断力依旧不曾消失。对着那些不忠实的历史家的叙述我不能没有愤慨。A·拉马丁称哥代为“暗杀的天使”,L·马德楞称她为“女侠”。他们和哥代一样,是不懂得革命的,我不愿提起那些更坏的、更充满偏见的书的作者,譬如N·H·威伯斯脱夫人,她比哥代更恨马拉,这位淑女的恶毒的文章使人疑心她倒是一个嗜血的疯人,她的笔不会触到马拉的仁爱的心。只表现了自己阶级的无能。她和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一样,想“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来拥护阶级的利益;阿尔柴男爵夫人将罗伯斯庇尔再判处一次死刑,威伯斯脱夫人也再一次暗杀了马拉。可是这样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阶级的没落。我跟着一些历史家称哥代与鲁克斯为卢骚的弟子,他们都热狂地读着卢骚的著述。然而实际上他们都不曾了解卢骚,撇开了被压迫、被虐待的阶级,杀害了人民的朋友,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卢骚的弟子的。了解卢骚的只有马拉,他生于贫穷,死于贫穷,他有一颗敏感的仁爱的心,坦白刚毅的性格。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过光荣,却拒绝了物质的享受。全巴黎的人民为他的死悲哭。他的遗骸被移葬在国葬院中。但是在一七九五年人们又把他的遗体搬出来,葬在附近的墓场里。反动者还扎了他的自像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天井中焚烧,然后把灰烬抛在蒙马特尔的阴沟里面。 “这太过火了!”我愤怒地叫起来,我不能忍受这侮辱。我站起来。一切幻景都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房间里还只有我一个人。桌子上堆着书。墙上贴着卢骚的像。他永远带着坚定的眼光看我。 这个“日内瓦的公民”至今还屹立在巴黎国葬院门前,他的遗体也安息在国葬院里面。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倾诉我的痛苦的胸怀。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39年春在上海 [1] 即Louksor庙内的方尖碑,埃及酋长所送,1831年年尾运到巴黎,建立在公果尔德广场。 在广州 一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上午,第二次日机的轰炸开始,我和几个朋友躲在一座四层洋楼的底层。我站在门口听见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听见机关枪声阁阁地在附近的空中响着。于是一个炸弹带着“沙沙”声下来了。那巨雷似的爆炸声把脑子都给我震昏了,我本能地退到后面去。石灰和尘土立刻细雨一般地落下。我们满头满身都是尘土。我以为是楼上被炸了。但是过了片刻,我仍然安全地立在那里。飞机又在我们的头上发出了可怕的惨叫。这是投弹的警告。我们屏住呼吸地等待着。这并不需要我们等候。沙、沙、沙的声音便突然响了。我仿佛看见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绞着空气响。这次的爆炸声比前次的更大,震落了更多的尘土,使得站着的我不由自主地蹲下来。我想这一次炸弹应该落在我们的屋顶上罢。但是仍然没有。还有第三次的爆炸。然而除了震下更多的灰尘外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伤害。 机声渐渐地去远了,我们便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走到门外。 “前面的防空壕落了弹,”有人跑着这样说,还有人跟着跑到巷口去。我也去到了那里。 防空壕就在巷口的空地上,那里并没有落弹。被炸的是旁边一条街,两旁的店铺倒塌了,树木折断在地上。砖块,电线,尘土堵塞了路。救护队员忙着在那里工作。 在那块长满青草的空地上,我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他那穿香云纱短衫的身上满是血迹,肚子炸破了,肠子露在外面。他的身子微微地颤动。脸自得象一张纸,眼睛睁开,痛苦地望着我们的脸,那双眼睛似乎看不清楚什么,眼珠转动得极慢。忽然脸上起了一阵拘挛,眼皮动了一下,眼珠也略略转动,嘴微微张开。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失神的眼光似乎在痛苦地哀求:请帮点忙,终止我的痛苦罢。 但是这周围,我们几十个人都袖手旁观着,不能够帮一点忙。他的嘴唇里淌出血来。我半痛苦、半恐怖地转过了身子。 这个身体不久就被人搬走了。可是他那染着血的白纸一样的脸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 二 八月十三日 在惠新东街我们书店的那间小屋子里,我每天下午坐在对着窗户的桌子前面写信,看校样。在这些时候我常常听见警报声或者飞机声。巷子里很静,有时我半天听不见一声脚音。阳光停滞地照在这寂寞的路上。我沿着这路走出巷口,再转进大街。在汉民分局门前人们正忙着搭献金台,这是为了“八·一三”献金搭的。同样的献金台有好几座,在这个城里的几个重要街口。在热闹的街上我常常看见手执白旗的宣传队,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 八日下午这个城市遭了一次日机的大轰炸,我们书店附近也落了几颗弹。九日早晨西关一带又遭了残酷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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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午后在惠新东街的巷子里更少听见人声。我还是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我放下笔,抬起头。穿过窗户我看见对面人家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这个人并不是从今天起才坐在这阶上的,不过我这时候才注意到他。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望望天空,望望周围。他埋下头拔起阶下的青草。他拿起草慢慢地放进嘴里嚼着。我觉得我的喉管堵住了。我用力挣扎,半晌才咳出一声嗽,好象我自己吞食了青草一般。 这个汉子依旧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又拔起第二把青草,照样地放进嘴里,默默地吃着。他没有发出一声呛咳,仿佛他吃惯了这种东西。我望着他,我甚至忘了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我无法向他发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乞丐,但是我并未看见他向着谁讨过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这同样的房间里,窗外仍旧坐着这同样的黑衣人。我听见两次警报,又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我看见黑衣人默默地站起来走了。 “八·一三”的傍晚我和一个朋友从书店里出来,走过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上悬着汽灯,转着走马灯,一个年轻人拿着扬声筒,嘶声哑气地在台上演讲。台下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挤进人丛中去。我听见一阵拍掌声。我站定了,举起头再向台上望去。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立在台口。这平凡的面貌是我熟习的。他在这里!黄瘦的脸困窘地微笑着。细小的眼睛睁大起来,惶惑地望着台下。年轻人在旁边鼓励他。他的脸色忽然发红了,他张开口,吼叫似地开始说话,他一面挥动着拳头。他说话不多。我不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一个乞丐。这是他讨来的钱。他把这仅有的财产贡献出来,因为他相信只有在大家一颗心、共同对付敌人、把敌人赶走以后,大家才可以保全性命,过安宁日子。他还说到残酷的轰炸,说到那许多惨死的同胞。他希望那些有钱的人也照他这样做。他激昂地说着,口里溅出白沫。但是话一说完,他却又现出了窘相,匆忙地一鞠躬便走下去了。服务的年轻人大声说着恭维这个乞丐的话。众人在台下感动地拍掌。 我的眼光跟随着这个平凡的黑衣人,当他消失在人丛中时,我还在各处找寻他。他的面貌对我显得更亲切了。 三 八月十六日夜 在哥伦布咖啡店的二楼,我和两个年长的朋友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旁边。窗下对面是献金台,台前聚集了一大群人。没有电灯,广州市这时还在警报中。咖啡店里点着洋烛,献金台上燃着汽灯。年轻的服务人拿着扩声筒对群众演说。女学生在台上唱救亡歌,台前挂的走马灯带着人影不断地转过去。我看见一个光头的人走上台,服务人把他介绍给群众,人们在台下欢呼起来。那个人说不出话,只吐出几个字,就带着羞涩的样子走下去了。这是一个可敬的献金者。接着又上来一个小孩子,人抱起他,指给群众看,群众拍掌。小孩子说了几句话。群众又拍掌。 我们伸长颈项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汽灯灭了,走马灯也灭了。警察在下面大声说话,咖啡店侍者连忙过来吹灭洋烛,那个和善的侍者带笑地对我们说:“飞机来了。” 楼上楼下全是一片黑,没有一点声音。天色很阴暗,连星子也没有几颗。我想:“它们这时候来做什么呢?在这样的夜里看得清楚目标吗?”但是我仿佛听见了摩托的声音。我看下面,还有那么一大群人。我只看见黑影子在动。大家都不作声。只有在献金台上有人偶尔小声讲一两句话。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无线电喇叭在报告日机这时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动作。许多黑影子聚在那里听消息。 机声消失了。大概是无线电喇叭报告飞机离开了市区,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在献金台上又开始了演讲。不过声音还是相当低。演讲完毕,女学生又唱起了救亡歌曲。 我听到这清脆的歌声,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我想大概就是这班女学生罢。一个本地朋友今天对我说过,在“八·一三”那天上午,日机已经飞到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的上空了,那时台上还有一批工作的女学生。本来已经预备好汽车,要载她们到别处去躲避,可是她们不肯离开献金台,而且表示宁愿在台上工作而被炸死,不愿放弃职责。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动的故事!现在她们又在日机的威胁下勇敢地唱起歌来了。 楼上楼下仍是一片黑暗。我倾听着歌声。渐渐地我似乎被那勇敢的歌声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境界。我看见光明,看见喜悦,看见微笑的面孔。忽然四周响起了一阵发狂似的欢呼,人们在拍掌,不停地拍掌。女学生唱的歌曲立刻被群众接着合唱下去。走马灯燃起来了,汽灯也亮了。侍者点燃洋烛,送了一支到我们的桌上来。 我知道日机已经出海了。人们从无线电喇叭里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拍掌欢呼,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梦魇已被光明驱散,至少这个晚上他们可以安静地工作一夜,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妨害他们。从八月十三日以来我已经有过三次这样的经验了。这是第四夜,而且以后还会有第五,第六......夜。我是和那些拍掌欢呼的人有同感的。 于是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起来,献金台旁边的汉民分局门前有警察在敲钟:一下,二下,三下,四下......钟声带来了更大的喜悦。 街中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接着听见人们在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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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闪电似地在黑暗的街上亮了几下。我看见三四辆卡车满载着手执白纸小旗的男女青年从财政厅那面驶过来。卡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上的人不住地挥动着小旗。 献金台上的女学生又唱起救亡歌。卡车上的青年也合唱起来。但是卡车终于载着歌声往前面走了。象船后的水痕一样,卡车的后面也拖了一条长长的“音路”。我听得见它,而且也仿佛看得见它。 从财政厅那面又走来十几个人一队的歌唱团,其中有男有女,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他们经过这里,并不在献金台前停留,却转弯走了。 四 十月一日 高射炮的声音静下以后,四周渐渐有脚步声了。楼下对面那家药铺的大门依旧寂寞地锁着。一个乞丐似的男子安闲地从大新公司那方面踱了过来。他不时仰起头望天空。他走到我们的门前就在石阶上坐下休息。一个穿白布短褂的药铺伙计在巷子的另一头出现了。他站在那里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讲话。 没有解除警报。我不能等待了,我要到印刷局去。已经到了我和那边的人约定的时间,我要去拿这期刊物的校样。 我穿好皮鞋。对面药铺的大门被推开了,我听见了声音,一定是先前在大新公司门口防空壕里“躲警报”的人回来了。我便匆忙地走下楼,推开门出去。 我走出巷子,着见商店门依旧开着。我进入大街,却看见警察岗亭上挂着红旗,这是表示紧急警报的信号。街上仍然和平时一样热闹,行人不带一点慌张的样子。 我雇了黄包车,让那个年轻车夫沿着我走惯了的路线把我拖到印刷局去。 转过一个街口,我看见许多人围聚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无线电喇叭报告日机的行踪。 快要到印刷局了,我忽然看见行人匆忙地往骑楼下走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大概是飞机回来了。果然车夫仰起头自语似地说:“机声!” 我侧耳一听,不用说是那熟习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也仰头去望天空。阳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使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我始终没有看见什么。 市声渐渐地静下去了。摩托声更清晰地进了我的耳里。天空没有什么可怖的景象。我的四周也只有静寂。这里仿佛是一个和平的境界。人行道上南国的绿叶跟着风的节奏微微飘动。但是比蜜蜂声音较大一点的机声却压住了每个人的心。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灾祸。它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即刻化为烟雾。它可以使我们这五尺的身躯变成粉碎。这似乎是我们的物质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所以那个车夫忽然惊恐地叫起来了: “飞机向我们这面来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却是这样。我朝着车夫指的方向看去。三架飞机,一架在前,两架在后,向着我们这面飞来。它们飞得相当高,但声音不小。有几个人跑着,也有人伫立在街头仰天观看。车夫慌张起来。他拖着车子,打算往什么安全的地方跑去。 崩!崩!崩!崩!......高射炮嘹亮地响着,声音十分清脆,好象什么东西冲破了天幕,进入大气里去了。 晴朗的蓝天里现出一连串小团的白烟。一个靠一个地排列着,使人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美丽的白云。 我的心立刻静下来了。这是我们的高射炮的声音。我便安慰这个老实的车夫道: “不要怕,我们的高射炮会把飞机打走的。” 果然高射炮的声音停止以后,摩托声也渐渐地小了。那些杀人的利器不久也就离开了市区。我在印刷局取了校样,又从那里走到书店。我还不曾走到书店的巷口,就听见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同时在汉民分局门前警察慢吞吞地打起钟来,岗亭上的警察也含笑地取下红旗卷起,另外拿出绿旗来挂上。 1939年春在上海写完 《旅途通讯》(1938) 前记 这些都不是可以传世的文章,它们只是去年下半年中间我在各地写给朋友们的长长短短的信(最后一篇应该不是信,但是我仍然把它当作信函寄给朋友们看过了的)。我写它们的时候,我只是象平日和朋友们谈闲话似地写下我的真实的见闻。也只有我的朋友们会从这些没有修饰的文句中看出一个珍爱友情的人的感激。 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这些天来,早晨我见到阳光就疑惑晚上我会睡到什么地方。也许把眼睛一闭,我便会进入“永恒”。 我知道个人的存亡没有请求被重视的理由。但是轮到我来交出一切,我对人世还不能没有留恋。牵系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为我有无数散处在各地的朋友。甚至在这些日子里,我还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对朋友们的感激的心情让大家知道。 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它救了我,犹如飞马星座救了北极探险途中的麦克米伦。 [1] 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我有过勇气,我也还会有勇气,因为我有着无数的好心的朋友。 同这本小书一块儿,我献上我的祝福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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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1939年2月14日在桂林 [1] 杜·巴·麦克米伦(1874—):美国北极探险家。他在北极探险途中在冰块上迷了路的时候,就靠着飞马星座辨识了方向,脱离了危险。 香港行 今天早晨船到汕头,我把写好的信寄发了。今晚似乎有船去上海,我的信想必按时到达你们的手中。我第一次到汕头,所以去各处看了一下。这里情形还好,不过前些时候给敌机炸了一次,居民大都迁走了。许多商店至今关着门。饮食店也少见。电灯厂被炸毁,夜间无电灯。天热。市内有大小公园两处,大公园内有一半地方挂着“游客止步”的牌子。小公园倒好,这是工人歇脚之所。我们在小公园内坐了半天,因为这里离码头近,我们不怕会赶脱船。晚上六时开船,算是“准时”。新装活猪数百头,把统舱客人赶到别处去了,满甲板都是臭气。大猪小猪啼叫不已,吵得客人不能睡觉,使人觉得猪贵人贱,并非笑话。房里闷热,颇似蒸笼,电风扇开了,并无风。打开房门便有厨房的热气从外面送进。到甲板走走,不小心又会踏在猪身上。有汕头小贩偷带鸡蛋一万枚,分盛二十篓,被外国大副发见,督率部下将十余篓掷入海里,有三四篓被人藏过,但又让海员们趁火打劫了。船明天下午到香港,据说特等、头等舱的客人在船停后一小时即可登岸,其余的客人要在船上住二十四小时,等候检疫工作完毕才能离船。这又是想不到的事。钱毕竟有用处。差一点我就要在船上多住一天了,因为我起初打算买普通舱票。余话后谈。诸友均此不另写信了。寄这封信用的是你 [1] 给我的香港邮票。到香港下船便可投邮。否则不会有这样快。 7月19日在太古海轮上 [1] 你:指散文作家陆蠡。他当时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少年读物》半月刊。这封短信曾发表在《少年读物》第一期上。以后的信也是为这个刊物写的。可是刊物出到第六期,就被“法租界”当局禁止了。后来又改出《少年读物小丛刊》。《旅途通讯》作为《小丛刊》的第六种和第七种,分上下两册,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出版(1939年)。 在广州 我已经到了广州。 我在前一封信里说了些什么话,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似乎说到猪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猪为伍,而且有余裕写那样的信。在这里我常见的却是另一种东西。那是死。死仿佛就成了我们随处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随意地来随意地去,“他”来的次数太多了,因此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虽然“他”有时也在散布恐怖的种子。 昨天下午,我又多了一个奇怪的经验。当时我摊开信纸打算给你写信,一个从东战场归来的年轻朋友忽然来找我谈话。我放下刚拿起的笔,坐到他的对面,回答他的问话。飞机的摩托声突然在我的耳边很清晰地响了起来。一个朋友在窗前惊讶地叫道:“飞机!”我们并不注意,因为先前没有听到警报(其实是发过紧急警报的)。我们仍旧在谈话。但是高射炮响了。街上有人在跑。门口一个年轻人指着天空低声叫着“飞机!”我和那位新朋友走到门口去看。三架飞机在对面屋顶上飞,飞得很高,看起来比我们屋子里挂的玩具的飞机还小。飞机向着我们这面飞来,三架之后又是三架。于是轧轧声大响,高射炮也连珠似地放起来。高射炮似乎没有效力,轧轧声越来越近了。我想大概要落弹了罢。并不要我们等待。一阵恐怖的“飒飒”声就压倒了摩托的响声。这声音自上而下,由远而近,象一簇簇树叶从天空落下来。我仿佛看见一颗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我知道它会在不远处爆炸,甚至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我在这里度过不少轰炸的日子。可是这种声音我只听见过一次。今年六月六日三颗炸弹在我们住的巷口附近爆炸时,我在事前听见了那奇怪的声音。 飒飒声一起,一些陌生的人(还有邻舍那位太太带了小孩)疯狂地涌进我们的屋子里来。他们带着轻微的惊呼,一齐往地上蹲伏。炸弹爆炸了,声音不大,似乎落在很远的地方。我觉得奇怪。但是第二次“飒飒”声又起了。仍旧只听见小的爆炸声。大家略为安心。可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在第三次的“飒飒”声响起之后,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就震撼了这间屋子。我在这里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当,因为房间不过微微摇动一下,我还觉得一股风吹到我的腿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而在那巨声刚起的时候,我和别的人都以为这颗炸弹一定在我们的头上爆炸。我们的办事处是在楼下,头上还有三层洋房,倘使是一颗小炸弹,我们在下面还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藤椅上没有动一下,头埋着,眼光固定在一堆校样上面。我微微张开口,我想要是这里被炸,我还能活的话,为了不使耳膜震破,我应当将口张开。 我们定了神,静悄悄地看看四处,眼前还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轧轧声消失了。房里没有一点改变。桌上多了一层灰。蹲下的人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房去。紧张的空气松弛了。我看朋友们的脸,那些脸上好象蒙了一张白纸。可惜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 飞机去了以后,我们还听见炸弹在远处爆炸。这一次却没有飒飒声。飞机的确去远了。于是先前中断了的事情又继续做起来。那位青年战士也就告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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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从印刷局回来,他说在路上看见炸弹落下,以为我们这里被炸了。后来我们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么地方。我想去看林老先生,因为在他住处后面落了三个弹。恰恰在这时林老先生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后面一个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两颗炸弹。虽说是在他住处的后面,却也隔了三四条巷子。 警报还未解除,我约林老先生出去喝茶。我们刚走出巷口,看见前面街上有许多人在奔跑,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件似的。林老先生问旁边一个书店伙计,那个年轻人说:“大概是飞机又来了,你们可到隔壁去躲一下。”我们没有听见飞机飞近的声音,便不去躲,却穿过街口,往前面那个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门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护,所以骑楼下聚了不少的人。我们穿过人丛,进了咖啡店。楼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难的。楼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们便走上二楼。那里很空。茶房们正闲着。有两三桌人在喝茶饮冰。我们在这里谈了大半个钟头。警报解除了。 我们从咖啡店出来,约好去看“灾区”。我先回到办事地方转一下,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送校样来了。想不到刚刚经过了大轰炸,印刷工人还在工作,这倒是难得的事情。现在进步了!以前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轰炸后就关了门,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四处探讯,才找到我的一部译稿,那还是五月十日左右交去的。 后来林老先生陪我去看“灾区”。我们经过一条大树掩映下的古老的小巷,跨过短墙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里我们看见炸弹的遗迹。一块土地被搅翻了,成了一个很浅的坑,面积不过一张圆桌面大小。另一处也是同样的情形。一点也不可怕。原来头两颗炸弹就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声音不大。这个空地旁边的一所公厕也炸毁了。地上凌乱地堆着砖块。一块木板还竖着,写上“小便处”的木牌也还钉在那里。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进××路,不觉惊愕地站住了。那条街好象经过了激烈的巷战似的,显出十分凌乱的样子。马路上盖着一层白灰。电线落在街心。房屋坍了好几间,一道写着“××里”金字的门墙还立在瓦砾堆中。再过去,一座四层楼的大洋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顶完全坍下来,四层压在三层上,三层压在二层上,只剩了一个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砖块。 一个女人站在对面骑楼下向行人叙说被炸的经过。这对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弹的恩泽。玻璃震破了,坚实的窗架震断了,楼板也落下几块。房里的陈设大都破碎了。好几所房屋都被炸弹的威力扫空了。有人在贴封条。街心有几个壮丁在维持秩序,但秩序本来就很好。 我们听说法国礼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弹,死伤的人更多。这一天共有二十多卡车的受伤者送到中山医院去,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他说有些小孩在卡车上痛苦地哭叫。但是另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却更悲惨: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 晚上有月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夜袭。但是大家若无其事地到号称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饭。我们愉快地谈笑,把白天的经历当作一场怪梦。长堤安静地躺在我们下面。夜市依旧象平时那样地热闹。人在广州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我们常常说到玛德里,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想这里的情形和那边的不会有大的差别。 这封信应该在昨天写好,但是昨天没有写。今天早晨八点钟飞机又来炸过好几个地方。一共来两次,直到下午三点才解除警报。飞机来投弹时街上并没有行人,只有几个壮丁维持秩序。飞机一走,警报解除,街上的情形又跟平时完全一样了。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长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长堤上摆满了小贩的担子。在两次大轰炸以后还能够看见这样热闹的夜市,这是我万想不到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一星期前看见的。正南路一条街被炸光了。在仅仅留着的一间残破的楼上我看见一个人的住房。那位衣冠整齐的居住者穿过了瓦砾堆,安闲地经过破烂的楼梯,登上那间缺少一面墙壁的住房。一个人住在瓦砾堆里,还能够如此从容,这的确是别处很少见的事。它可以说明这里居民的倔强了。 今夜没有“夜袭”。但愿明天早晨飞机不要来打扰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飞机投弹时我还在睡梦中,我是被警报惊醒以后而又沉沉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话你们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把它当作故事看也好。 8月9日夜一点钟写完 广州在轰炸中 朋友,你来信问起这个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况,你不知道这里的人在轰炸中怎样过日子,所以你劝我立刻躲避到所谓安全地带去。你以为这里已经成了死城,或者变做了地狱,你还误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壮士。其实都不是,我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朋友,你应该知道在这里还有数十万和平的居民。 这里也许和你们那里不同。在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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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撼。 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这便是我在广州得到的一个教训。 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炸弹的乱投也不能使人胆寒。每天敌机飞进市空投弹的时候,许多工作依旧照常地进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我并不是在这里阐明我的什么理论,我只叙述事实。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譬如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甘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金的热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在灯火管制中也还有大队的群众立在每个献金台下狂呼口号,或者静听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敌机的威胁也不能使它们改变。倘使一颗炸弹在献金台前落下,自然会有成千的死伤。但是献金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因为吝惜牺牲就让它失败。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敌机已经进了市空,而通常被视作危险地带的永汉分局和第一公园两处献金台上的负责人员还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献金台能够良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在这里的人看来,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这里还是一个陌生者,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不少的事情。以后我会向你详细叙述它们。至于这里的居民,我不说他们勇敢,我想称赞他们“结实”;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我会获得不少有益的教训,请你不必为我耽心。 8月15日在广州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回到这个城市,我又记起许多事情。这里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记。我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平淡地过日子,不悲观,也不过于乐观,只靠着一个信念指导我。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在我都会感到喜悦。在这里我特别想多做事,只是因为我害怕第二天这种喜悦就完全消失。这种害怕并不是“杞忧”,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常来的熟朋友。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首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在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我们过了一些这样的日子。在那些时候我们白天做事常常受到阻碍。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下降,投弹,上升,或者用机关枪扫射。房屋震动了,土地震动了。有人在门口叫。有人蹲在地上。我们书店的楼下办事处也成了临时避难室。要在那里继续做我们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一回我听见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听见机关枪的密放,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我还埋头写我的那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我写下我相信拥护正义的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话 [1] 。我并非有意夸耀我的镇静,我承认我是用了绝大的努力、才镇压住感情的波动。所以写完文章我便感到十分疲倦。这样的事我只做过一次。平常飞机来投弹的时候,我在家里,便躺在床上睡觉(后来炸得太厉害了,我便到楼下去躲避);在办事处,则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讲几句闲话。有两三次我和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吃早点,给关在里面不能出来,旁边一条街被炸了,我在咖啡店里看不见什么,玻璃窗给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机关枪弹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飞过,许多人连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够忍受这种紧张的空气,便翻开手里的书,为的是不要想任何的事情,却以一颗安静的心来接受死。这时我的确没有想什么。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枪弹飞进来,炸弹在前面爆炸,我也只好死去。我没有愤怒;愤怒和憎恨倒是在敌机去了以后,我看见炸死同胞的惨状和炸伤的同胞的痛苦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脱,则死也无憾,因为我的尸体也会同样地激起别人的愤怒和憎恨的。 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 [2] 的出版期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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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此外我们还答应汉口一个书店的要求,把大批的书寄到那边,希望在武汉大会战之前从那里再散布到内地去。这类事情都得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做。大家挥着汗忙碌工作,一直到十一点钟,才从办事处出来。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采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点,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 在这样的夜里我有的是无梦的睡眠。人仿佛成了钟表一类的东西。发条开满就走,走完便停。我们好象变成了制造刊物和小书的机器。每天在办事处忙的是这种事情。机器还未损坏,当然要转动。机器一旦被毁,则我也无责任了。我有时就拿这种思想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终于由旬刊,变成了无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这其间我去过两个地方。这是六月六日以后我第三次回到广州了。我再见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见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过几条街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几乎连一个小饭店也找不到。我现在看见的依然是热闹的街市和扰攘的人群。有几处炸毁的房屋已经被朴素的新屋代替了。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它给了我不少的勇气。这个城市便是对我们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信物。我能够在这里做我的工作,我太满意了。 8月16日在广州 [1] 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我的散文集《废园外》内,见《文集》第十卷。 [2] 两个刊物:指靳以编的《文丛》半月刊和我编的《烽火》旬刊。 从广州到乐昌 这是我的第五封信了。 我记不清楚在前一信里我有没有和你们谈过我要去武汉的事,也许我忘记提说,但是这次的旅行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在那边的朋友曾经打电报要我去一趟,以后还来过航空信。可是等我把这里的事情料理好、准备动身的时候,粤汉路又意外地给炸断了(这条铁路一年来不曾断过五天以上)。在候车的期间,我接到了从武昌寄来的阻止我到那边去的航空信。 在这时候似乎没有去武汉的必要了。但是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我要到那个大城市和那里的同胞们在一起过些令人兴奋的日子,我要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够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于是在前天上午我和两个朋友一道离开了广州。 同行的两个朋友中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广东人。广东朋友对于广东各地的情形相当熟习。他为了安排旅行和决定路线,曾经到各处去打听了一天。坐船去清远,再由那里坐汽车到银盏坳去搭火车,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 到清远去的船很小,比省港小火轮小得多,设备自然不好。舱房窄小,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不少的帆布椅,但都已坐了人或者放了行李。我们找茶房交涉了一会儿,他答应在一个角落里为我们添上两张帆布椅。那个广东朋友便回到岸上去搬运行李。等他再来时船上汽笛已经在叫了。 船一开,有些外省客人惊扰起来,据说有同伴上岸去吃饭,没有回来。我们旁边一个广东听差,替三个外省客人占了座位,这时还不见客人来,有些着急。不过现在还只十二点钟,离预定开船的时间尚早。有人知道船是开往太冲口的码头去,在那里停到下午两点钟才开。这样一说,船中的惊扰便平息下去。不久,船果然在一个码头停泊了,还有客人从这个码头上船来。但是广东听差等候的主人始终不见影子。那个相貌不大聪明的听差失掉了耐心,他忽然叫了一只船把行李匆匆忙忙地搬了下去。他占的三个座位空了出来,立刻被人抢去坐了。广东朋友也抢到一个,他欣慰地笑道:“今晚上可以舒服地睡一夜了。”其实那三个座位的主人是来过的,那是三个穿制服的女子。她们在岸上慢慢地吃过饭到船上来,才知道行李已经搬回到岸上去了,只得匆匆地走开,说是第二天再来搭船。 船上地方小,客人多,开了船还使人觉得闷热,但又没有甲板可以让我们散步。舱门口也坐着不少的人,要去外面似乎也需要“杀出重围”的勇气,我只好躺在帆布椅上看书,后来居然沉沉地睡去了。 晚上到了三水,上来的客人更多。差不多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舱里更闷热,有些人开始唉声叹气。也有人在埋怨受不了这种苦。于是什么人高声说话了:“是日本人使我们到这里来吃苦的。我们只有努力奋斗,用不着埋怨谁。”他这么一说,埋怨的声音倒立刻停止了。但是外面忽然传说添了一只驳船,要没有座位的人搬到那边去。这个传说后来证实了。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们这个舱房。剩下来的人也因此略略感到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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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一道小扶梯走到船边,扶着铁栏杆慢慢地走到厕所,灯光暗,天空漆黑,我看不见前面,一个不小心,碰着两个蹲在船边乘凉的人,我几乎失手跌到江里去。从厕所出来,我站在船边,紧紧捏住铁栏杆,举头四顾,凉风迎面吹来,远远地闪耀着一些灯火。江面很宽,在我的周围似乎只有黑的水和黑的天。船早已离开三水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就到了清远。两个强健的女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搬下去,领我们走到旅馆。同船的人大半都到旅馆去休息。这个小城里旅馆不多,都在一条街上,而且都很小。我们走遍各处,找不到一个空房间。我们站在一家新亚旅馆的门前,广东朋友去打听汽车的消息。一个相貌老实的船夫走来向我“兜生意”。我和他随便谈了两三句话,广东朋友回来了,说是汽车下午五点半钟开往银盏坳。我们没有去处,便决定租下这只小船,讲好划到下午五点,并且划过对岸送我们到汽车站去。租钱是一元毫洋。船夫很高兴地把我们的行李拿起来,我们自己每人也提了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上新亚旅馆的二楼,穿过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才看见一块楼板已经揭起来了,下面有一段很简陋的楼梯,楼梯脚下是江水,那里泊着几只小木船。行李搬到船上,一个中年女人一件一件地接过去放好。船板上铺了很干净的凉席,我们脱了皮鞋睡下去。广东朋友又拿出一元毫洋叫船夫买菜做饭。 船夫刚买了菜回来,警报来了。我们看见岸上有人在跑。左边的警察局门口挂出了红旗。船夫问我们要不要把船开到江心去躲一下,不过他说这里并不要紧,飞机还没有在这个小城投过弹。被炸的地方是银盏坳,飞机差不多天天去,爆炸声连这里也听得清楚。我们觉得没有躲避的必要,便让船夫先做饭。吃过饭我们躺在船上睡觉,听见几声爆炸,也并不注意,便坐起来写信。过了半点多钟警报解除了。我们上岸去寄信,行李全放在船上,也不留一个人看守。 我们到邮局去寄了信,又到各处走了一转。这个城市虽小,倒还十分整洁。我们走倦了,便到一家小茶楼吃一点东西。在那里遇见了好几个同船从广州来的上海人,大概都是要到武汉去的。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他们跟这里的茶房吵起来了,那个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气恼地向我们诉苦说:“做茶房的人本来该活五十岁的,也只能够活到四十!” 我们从新亚旅馆走下江边,那只小船横在我们的脚下,船夫含笑向我们点头,招呼我们到船上去。我们坐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了,便要船夫开船。他们夫妇划起桨,船慢慢地往江心流去。船离对岸还有一半的路程,天忽然落起雨来。雨点很大,我们不好意思逼着船夫划桨,但又不能不着急,怕赶不上汽车,又得在这里多住一天。幸好过了三四十分钟雨点渐渐地小下去。我们知道有天晴的希望了。船夫又用力划桨,使我们居然在五点钟以前到了汽车站。 广东朋友先跳上岸去买车票,我和上海朋友招呼船夫搬行李。行李还未搬完,广东朋友匆忙地跑回来说汽车票已经卖光了,还有些空车子也被人包了去,我们今天恐怕走不成了。大家正在商量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忽然听见旁边两个人在谈论包车的事情。广东朋友便走过去找他们谈话,居然意外地得到允许搭他们的包车,不过没有座位,代价是国币七角,比通常票价贵了两角。然而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少耽搁一天。船夫帮我们把行李搬到车上。别的包车都开走了。我们搭的这一辆因为等人,到五点半钟才开出了车站。 公路很好,车子走得相当平稳,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也不大觉得颠簸。走到半途,车不能前进了,前面有一辆车“抛了锚”,横在途中,堵塞了路。那一车的乘客大都是伤兵。他们因为车子坏了嚷着要将司机打死,后来经一个军官劝阻,却把司机吓跑了。他们没有办法,便把车子横放在路中,使后来的车不能前进。我们的司机下车去找他们交涉了一阵,还没有结果。幸好这时从前面开回来两部空车,伤兵们高兴地上了那两部车子。我们的司机和别的人便把坏车推开,让出一条路,于是车子又往前进了。 到了银盏坳。天还没有黑。我们先把行李搬到月台上,叫上海朋友看守着。我和广东朋友便到售票处去买车票。办事人回答我们:晚上十二点钟有通车开,可以直达武昌,九点钟才卖票。我们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海朋友。月台上已经堆满了皮箱、网篮和铺盖卷,许多乘客就坐在皮箱和铺盖卷上面。我们在广州,常常在报纸上看见银盏坳被炸的记载。卖晚报的小孩不断地叫着:“敌机轰炸银盏坳!”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才知道炸得如何厉害。在这里长住的人自然会知道何处是新伤,何处是旧痕。每一颗炸弹都会留下一个不灭的伤疤。然而我们这些陌生的眼睛看见的却只是一片断瓦颓垣。红砖砌的车站房屋全炸毁了,到处是碎砖断瓦。石阶倾斜陷塌,往南往北都有几个大坑。路牌寂寞地立在瓦砾堆中,“银盏坳”的“银”字被机关枪弹削去了一个角。售票处是临时搭起的草棚,旁边还有一间茅棚是车站职员办公的地方。另一间大约是候车室,只有一个架子,屋顶还不曾盖上。售票处后边的一片空地变成了临时的市场,一大群卖饮食的小贩挤在那里。 广东朋友先去吃了一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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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也在临时市场里走了一转,正想吃一碗红薯汤,广东朋友忽然跑进来找我,说飞机要来了,站长叫乘客们往各处躲避一下。我们也只得拿起轻便的皮包,往轨道旁边的一条小径走去,一些人跟着走来。前面是一个小树林,有几个人就把行李放在草地上,人也坐下。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在一个农家门前站了片刻,并没有听见机声,看见天色已晚,知道敌机不会来炸车站,便转身回去。到了月台,我们听见人说:刚才有两架敌机在中山县飞过,站长接到电话,虽未发出警报,却也叫乘客疏散,免得临时发生事故,后来飞机折回去了。月台上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从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这是工程车,只有二节,车上站满了工人。车一停止,他们便跳下车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工具,马上往各处散开。在临时市场后面,汽车不断地从清远开来。我们听见喇叭声,又看见人挑着行李来到月台上。行李愈积愈多。我们在轮船上、在汽车站上遇见的客人差不多全到这里来了。有各种口音和各式的服装。夜幕终于盖了下来。立刻在各处燃起了灯,有汽灯和煤油灯,照亮了月台和临时市场。轨道上还是阴暗的,那里有无数的影子在晃动。我们才注意到许多穿黑衣服的小工不断地从北面走来,其中有一部分是女人,肩上还挑着土。临时市场很热闹,那里有小饭铺,有米粉担,有粥摊。一角小洋吃一碗烧肉饭,五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豆粥,四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薯汤。生意真好,后来的人往往站了许久才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为了吃一碗牛肉粥往返了三次,才捧到手里,卖红豆粥的担子前也围了一群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几点钟以前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而且十几小时以后又会是一片荒墟。但是明天晚上它又会活起来,而且象今晚一样地热闹。 铁路上的工作开始了。好几处都有人拿了汽灯照着工人掉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当当的声音。另一些小工挑着土走来走去。未完成的待车室里点着煤油灯,好几个工人用葵叶在盖屋顶。地上放下一大堆葵叶,有人爬上梯子把它们陆续递上去。“今晚上盖得好吗?”一个北方客人自语似地在问。“一定盖得好,”上海的客人这样回答。工人们并没有注意这些话。他们仍旧严肃地、毫无疑惑地努力工作,和修轨道的工人一样。我想:也许铁轨明天又会炸断,房屋明天又会成为灰烬,但是这样的工作精神是不会消灭的。水永远向前流,山永远青绿,这些人的工作,也永远存在。他们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他们只知道沉默地、不屈不挠地埋头工作。几十架飞机一年来接连不断的轰炸,甚至不能够阻挠这一个小站的工作。在这里我看出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证。 通车还不见来。有人传出话:今晚有两班车,除了通车外还有一班开往乐昌的慢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说:通车没有了,只有慢车。到售票处去问也得不到确定的回答,我们只好等候着。旁边三个大学生忽然谈起坐汽车吃亏的事。他们三个人一共化了三元半大洋,包车由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人经管,包车费不过十八元小洋,一辆车却坐了二十多个客人。包车的人不但坐车免费,反而赚到一笔钱。一个上海的女客也过来讲她化了国币一元搭车的事。她遇见的包车者是穿军服的政治工作人员。她和别人搭车时还说了好些哀求的话,想不到却让那位“慈善家”赚了钱。她诉苦道:“在上海别人把我们当作难民赒济我们。现在他反倒在我们身上赚钱。”她鼓动那三个大学生去向包车者交涉退还余款。其中有两个果然去了。我看见他们和穿童子军制服的人讲了许多话,却听不见一个字。后来他们回来,我才知道交涉失败了。包车者说他把多余的钱送给汽车公司了,可是拿不出什么证据。至于那位女客是否向她的包车者要回钱来,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一个湖南伤兵和一个广东兵因语言误会在旁边吵了起来,广东兵的连长走过去劝解,误被湖南兵用竹竿打破了眼镜,于是广东兵大声喊“打”,几个人走过去把湖南兵吓跑了。湖南兵跑进了黑暗里,前面却发出几声枪响。月台上的人又惊愕,又愤慨,以为广东兵开枪打湖南兵了。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的是守路的兵。他看见人跑,又看见后面有人追赶,以为逃的是小偷或者汉奸之类,要那个人站住,那个人却只顾往前面跑,所以他放了枪,幸好并没有伤人。以后湖南伤兵也回去了,由路警把两方找去谈判一番,结果湖南伤兵赔广东连长眼镜费二元了事。 火车来不来,还没有消息。上海朋友在行李堆上睡着了。广东朋友站在旁边和别人谈论语言误会的事。我闷得很,便去临时市场喝了一碗红豆粥,一个人在后面散步了一会儿。天空落下了细雨。我连忙回到月台上去,正看见广东朋友和别的人都拿了葵叶来盖在行李上面,我也就放心了。 雨立刻停止了。到了十一点钟还不见开始卖票,我也倚在广东朋友的大铺盖卷上打盹。我觉得很闷,好象有什么东西贴住我的咽喉似的,仿佛又在做噩梦。十二点钟到了。月台上很静,许多人都把葵叶垫在地上睡下去。但是过了半点多钟,一个可怕的消息来了:今晚没有车,南下的车到了连江口,就折回去了。明晚才有一班开乐昌的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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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在月台上引起了大的骚动。广东朋友去问站长,证实了这个消息。一些客人气愤地理怨着,跑去向站长交涉。广东朋友也去了的。过了一刻钟,他们听见站长向各处打电话都没有结果。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五个小时以后敌机就会来这里轰炸。车站上有这么多的客人,谁不害怕这个悲惨的命运!连站长也因为责任的重大而惊惶起来。他临时打电话到清远去叫了七部大汽车来,把一部分客人送回清远。再让另一部分客人搭工程车去前面两三站躲避飞机。我们决定回清远,便把行李搬到我先前散步的地方去等候汽车。 快要到两点钟的光景,第一部大汽车来了。我们连忙挤上去。车内没有电灯。门口已经被客人的身体堵塞了。广东朋友提着两件行李没法挤上车去。上海朋友也已消失在人堆中。我在后面看守其余的行李,等得不耐烦了,便拿起一个皮包从侧面攻击,居然被人推上了汽车,但是已经找不到座位了。广东朋友从窗口把行李运进来。我们三个人都在汽车里面了。上海朋友坐在箱子上,广东朋友站在车门边,我站在车内。里面是一片黑暗,外面有微暗的灯光。站在门边的广东朋友大声叫起来:“开车,热死人呀!”别的人也这么叫了两声。但是没有用。卖票的说要先卖票,可是票子又没有带来。在车里等一分钟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钟那样长久。闷热,黑暗,恐怖,未知的前途......谁都不能够忍耐了。大家逼着司机开车,司机还是要等着卖票的吩咐。有几个客人先前坚持着不买票,这时也愿意出几个钱以便早点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过了一些不安的时刻,卖票的带来了一种临时的车票。到清远的票价是国币五角,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客人买了票。车内太拥挤,卖票的也无法清查。于是汽车开动了。车子走的全是来时的路。不过车头那一线灯光使我们看不清楚周围的景物。我们只听见车轮转动声。车身颠簸得很厉害,我几乎站不住了,一个兵士占了两个座位,这时便缩回他的伸直的脚,让了一个角给我。我刚坐下,车一动,别人的皮箱又碰到了我的膝头。可是广东朋友连这样的一个座位也找不到! 车终于到达小市汽车站。我们又回到清远来了。在拥挤中勉强把行李搬到地上,我们看表,才知道已是两点多钟了。广东朋友先出去,想在这附近找个旅馆,免得深夜过江。这里果然有一家旅馆,但是地方小,而且没有空房间。我们只得雇了一只小船把我们连人带行李一起载过江去。 夜色渐渐地淡了,天空灰白,山、树、房屋静静地蹲伏在一边。船夫划起桨,船缓缓地离开了岸。我们坐在舱内,“活活”的水声催眠着我们的疲倦的脑筋。我没有精力再想以后的路程。我垂着头打盹。船走得很慢,过了许久才到了对岸。依旧是广东朋友上岸去找旅馆。我照料着把行李搬到岸边。广东朋友一去就不见回来。船夫等得发急了,催促我们走。我没法对付他们,只得吩咐他们把行李搬到清江旅社去。我盼望广东朋友能在那里找到一个房间。但是我们跟着船夫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耽心我们是否会因为找不到旅馆而睡在街头。 我们进了旅馆,一切的疑虑都消失了。广东朋友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有两张床,一天的房租是一元七角小洋。我们刚把行李搬进房去,就听见外面走廊上有人讲普通话:“我们还要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便是我们住的这一间。那几个客人原先住在这里,也因为去银盏坳搭火车才退了房间走的。现在他们回到清远来,比我们迟一部汽车,因此来迟了。 这时已是三点多钟,我非常疲倦,就倒在床上睡了。上海朋友也占了一张床,广东朋友愿意摊开被褥睡在地上。我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景,才被广东朋友叫醒,他告诉我:飞机来了,下面街上有许多人在跑。我侧耳倾听,果然有轻微的机声自远而近。我对朋友说,敌机不会炸这个地方,它们一定是飞往银盏坳去的。我们用不着躲避。以后我又闭上眼睛睡去了,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又到了对岸的汽车站。在那里遇见不少的人,都是昨天在银盏坳火车站月台上看见过的。今天还没有开出一部车子。办事人说要等到银盏坳火车站有电话来才决定卖不卖票。有几个多忧虑的客人便扬言今天又不会有北上的火车。一些外省客人听见这样的话又烦恼地发出了怨言。广东朋友爱说话,喜欢出主意,说普通话也还流利,因此被那些人推举做代表,去向汽车公司办事人交涉。他到售票处去了一会儿,似乎并没有结果。过了半点多钟,大家正聚在站内空地上失望地谈论的时候,忽然有人来说开始卖票了。起初我们还不相信。但也有几个人跑去买票。我们看见他们拿了票子回来,才知道今晚真的有车。 我们买好车票,便提了行李到车棚里去上车。别人叫我们到第二号车上去。我们走到第二号车门口,却被一个说四川话的军官(其实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拦住了。他不让我们上车,说里面没有地方。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车里还有几个空座位。我们不顾他的拦阻硬把行李搬了上去。他喃喃地说着抱怨的话,一个人下车去了。我们在车上找到了位子坐下。广东朋友上来较迟,只得站在门边。四川“军官”已经搬了两次行李上车。最后他押送一只大箱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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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车上除了我后面一位女客多占一个位子、她对面那位穿制服梳两根辫子的女人给四川“军官”留着一个座位外,就再没有空地了。广东朋友站在门边,他的存在使得大箱子不能再往前移动一步。可是四川“军官”又无法使我的朋友消灭。他只得叽哩咕噜地抱怨着。我后面那位女客是和“军官”一起的,她慷慨地发言,要广东朋友坐到她身边去。广东朋友听说有人让坐,便高兴地“爬”进来。他原先站的地方就被大箱子占据了。广东朋友道了谢坐下。四川“军官”又下车去,他那个穿制服的女友要他快点回来。他的一只脚已经离了踏板,他还掉过头来得意地说:“我不来,他敢开车吗?”这时又上来一个穿长衫的客人,他和“军官”问答了两三句。我后面那位女客看见他上车,便伸长颈项高声唤他。他费力地“爬”了过来。可是并没有座位。女客坦然叫广东朋友站起来,她说这个位子是她留下的。广东朋友的头差不多和那位客人的碰在一起了。他不知道应该把身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才好,便说:“你们要我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位女客也生气地说:“这个位子明明是我占了的。”男客自然随声附和。广东朋友愤愤不平地向男客分辩道:“不是我自己坐下的。是你的朋友叫我坐的。”男客听见这句话勃然作色道:“什么朋友!她是我的太太。”这声明并不能使车中乘客对那位有太太的人表示敬意,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我听见了冷笑声,有人出来说话了。对于太太和朋友的问题谁都不感到兴趣。后面一个客人把行李移开一点,让出一块空地位给广东朋友。广东朋友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也就挤过去勉强坐下,不再跟那位有太太的人争论了。 司机上来准备开车,众人的心稍微安静一点,以为车子开动后车中的闷热就会被凉风吹散。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汽车的马达发生了问题,司机下车去修理,也不见效。乘客们不得不下来改搭另一部车。这次我们跑得快。居然在另一部已经有了半车乘客的车子里找到三个立脚的地方。司机看见车中装满乘客,并不等那位“军官”把他的大箱子搬来就大胆地把车开走了。 车走到中途,忽然现出疲乏的样子,好象立刻就要停下来了。乘客中有人开始耽心车子会在半路抛锚,更害怕会因此搭不上今晚的火车,一路上抱怨着汽车公司。但是司机仍然镇静地勉强开着车子前进。汽车并不了解乘客们的焦虑,它似乎故意在跟他们为难,它不但愈走愈慢,而且走了一段路就索性站住不走了。司机捺着性子下车去修理了一会儿,使它喘着气慢慢地继续走这一段路程。 这时谁都不敢相信车子会把我们载到银盏坳,可是大家除了在车上安静地等待外又没有别的办法。阳光慢慢地消失,周围的景物在我们的眼前逐渐隐匿。夜来了,我们还不曾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每次车子剧烈地颠动,我就以为它会停下来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不愿意想象这以后的情形,却保持着坦然的心境,把一切交给这辆破旧的汽车去决定。 我们对这辆车子已经不存一点希望了,它却意外地鼓起最后的勇气赶到了银盏坳。仅仅隔了一天,银盏坳车站又改换了面目。我几乎不认识它了。昨天我散步的地方落了一颗弹,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拦住了汽车的路。车子仓卒地停下来。我们搬下行李,给一个挑夫挑着。广东朋友用电筒照亮路,我们慢慢地踏着隆起的土堆绕到前面去。也有人害怕跌倒就俯下身子爬行。我们到了月台,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广东朋友去买了三张票回来,才知道这还是开往乐昌的慢车。靠月台有三辆客车,连门也被人和行李封住了,我们无法挤上去。再过去就只看见货车,车内没有一盏灯。前面似乎还有不少的车皮,但是我们不能断定有没有客车。挑夫不愿意再走,他劝我们暂时把行李搬上货车去。我们不相信前面就没有一辆客车,所以坚持着要看清楚最后一辆车皮。挑夫也只好跟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终于找到了三四辆客车,里面似乎很空,不过没有电灯,又不干净。但是我们也管不了这许多,就让挑夫把行李全搬了上去广东朋友用电筒把车内各处照了一下,才发见车厢很小,而且破旧不堪。地上到处都是尘垢,连坐的长凳也被人拆去了两排。我们在残留的凳上找到空位坐下以后,一股霉气就扑进我的鼻端来。广东朋友对这个车厢并不满意,后来又听见旁边一位福州口音的退伍军人不停地跟一个河南乡下人开玩笑,他不能忍耐了,拿起电筒到前面车厢去了一趟,回来就劝我们搬到前面一辆车里去,说是那里空得很。我们靠着电筒的一圈亮光照路,分三次把行李搬了过去。那是一辆“守车”,里面只有靠右一排长凳。没有窗户。一个从胶济路撤退下来的铁路职员把他的箱子包袱堆在长凳上,自己却在地上摊开被褥睡下了。他劝我们在右边的一角约占全车厢四分之一的地位,安置了床铺,用我们带的四口箱子做界石。一个人睡在长凳上面,两个人睡在地上。我们躺下以后,便和那个铁路职员在黑暗中闲谈起来。他是北平人,原先在胶济路机车上烧火,现在被调在粤汉路服务。这次他到衡阳去。他对于每个火车头都很熟习,就象是一个一个的老朋友。一听见叫声,他便知道那是从第几号车头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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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铁路上的事情,大半是关于火车头的。譬如某号车头撤退到什么地方,某路车头因为来不及南下,而开到黄河里去了。正太、同蒲两路因为路轨窄小,工人没法把车头开出山西境外,只得用炸药将它们炸毁。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但是他并不晓得这列车今晚什么时候从银盏坳开出。 我们觉得肚饥,广东朋友想下车去买点饮食,但是这里离“临时市场”远,道路崎岖不平,又没有路灯,开车时间也不知道,他害怕回来赶不上火车,所以迟疑半晌,终于忍住饿不下车了。 前面还有一辆车,是给车长住的。车长还没有来。一个小工提了灯上车,就挂在车内。过了一会儿查票员上车了。他很客气地和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手边有一本汉口印的《日寇暴行实录》画册,是广州友人给我的。这本书虽是宣传册子,但是见到的人并不多。我因为查票员谈起他在广州轰炸下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愤慨,便把这本书借给他看。他拿去在“车长车”里把一幅一幅的图画仔细看过了,回来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多谢你,看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仇恨我不会忘记的。”我感动地接过了画册。 一小时以后才开车。车快开时又上来几个客人。有两个广东少妇,在我们的“界石”外面铺一床凉席坐下了。我渐渐地瞌睡了,终于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只听见人在叫:“起来,起来!你晓得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吗?”我连忙坐起来,用手揩眼睛。眼前一片亮光刺得眼睛发痛。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收了被褥站起来,那番话是对他说的。他笑着回答道:“我晓得,这是邮政车,我让你们就是了。”别人不理他,却忙着把一件一件的邮袋搬上车来。广东少妇在抽烟,受到了邮局人员的干涉,他们还要她们也让出地方,这时一个男人出来说她们是站长的亲戚,因此别人也就不说话了。 车里尽是灰尘,一粒尘土进了我的左眼,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我仰卧着用力揉眼睛,最后好容易才把尘土弄了出来。邮局人员没有注意到我们,让我们安静地睡去。邮袋堆得高高的,占了全车的一半的地位。我仿佛听见人说这些邮袋是从广州运来的。我还看见“上海邮局”的字样。 第二天一早,车到连江口,我才睁开眼睛,慢慢地坐起来,看见自己一身衣服差不多变成了黑色,又看车内装满了邮袋,邮袋中间夹杂着好几个人,觉得好笑,但也没有笑出声来。正好下面有老太婆提着面盆卖脸水,我们买了水洗过脸。我睁起眼睛躺在地上,不想下车去看看。车开了。后来到了英德,这是一个大站,我们都跳下去,在站上吃了一角钱一碗的烧肉饭,喝了一个铜元一碗的冷茶。月台上十分热闹,不象在战争时期,我们也未见到轰炸的痕迹。 车在这里停了许久。没有警报。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离开英德以后火车头似乎出了毛病,愈走愈慢起来。有一回车忽然在中途停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要躲警报了,”却又不见动静。后来才知道还是火车头出了事,走不动。但是不久车又动了。快到沙口时,车终于停了下来。沙口车站就在前面,看得见却走不到。有人焦急地抱怨道,要是这时来了敌机,全车的人一定死尽。车长没有办法。只得差一个人到沙口车站去,要那边派一个火车头过来。那个人去了许久不见回来。众人的焦灼跟着时间增加。我不住地淌汗,一件衬衫全湿了。车上热得叫人难受。幸好没有警报。火车头意外地在前面叫了。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报告开来的是第几号车头。他的报告是不会错的。以前火车头在后面推着车动。这次火车头却走在前面拖着列车进行了。 这以后列车的前进再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只是在每一个车站停靠的时间太久。在韶关站上我们还遇见从武昌开来的通车,说是开往连江口为止。车上有不少的乘客。到了晚上九点钟,我们才看见受过多次空袭只剩下断瓦颓垣的乐昌车站。乘客们忙着下车,在黑暗中摸索着搬运行李。广东朋友主张我们留在车上看行李,让他先下去打听通车的消息。照他的意思,要是今晚没有车,我们不妨就在这个车厢里睡一夜,这是邮政车,不会开到别处去的。我和上海朋友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广东朋友便跳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别的人都走了,广东朋友还不来。邮袋开始被人搬下车去,我们在车上过夜的好梦打破了。邮袋搬空以后,我不能够再忍耐了。列车随时会开走的,我们应该马上把行李弄下车,否则我们会被它载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想我着急起来,连忙和上海朋友合作在黑暗里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车厢口,恰好广东朋友打着电筒来了。行李下车以后,广东朋友告诉我们“广武通车”明天上午开到这里(从连江口开回来),停二三十分钟开车,我们今晚可以在乐昌城里找个旅馆过一夜。我们商量了一会儿,仍由广东朋友去找了一个挑夫来,将我们的行李捆好挑进城去。 我们走出车站。连石级也被炸成东一段西一块的,它们绊住我们的脚。我们不认识路,而且看不清楚街道,但也只得移动着疲倦的身子糊里糊涂地跟着挑夫走。有几次我不大注意,几乎把脚踩进水荡里面去。大约走了半点钟光景,我们到了粤汉酒店的门前。但是这个旅馆已经客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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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去另一个较大的旅舍,也吃了闭门羹。我想今晚上要是没有一家旅馆容纳我们,我们就回到车站去,在月台上睡觉也是好的。不过广东朋友还有勇气到别处去问,这勇气终于不曾使他失望。他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房间,而且是这个旅馆中最好的一间,在二楼,有一排临街的窗户。房价只合大洋七角多一点。这个城里还没有电灯,我们房中方桌上放着一盏破旧的煤油灯,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陈货”了。 我们到了乐昌,旅程算是告了一个小小的段落。明天上了通车,我们就可以安稳地睡在车上,让“铁马”把我们一直载到武昌去。离开广州后走了四天,现在脚迹还是在广东境内,这不能不说是“太慢”。但是这“太慢”并不能使我们灰心。我们一步一步地逼近目的地,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明天,新的旅程要开始了。我知道,以后走的一定是坦途,这以前的可以说是崎岖的山道。朋友,请你们为我庆幸,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个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武汉三镇了。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广武道上 听见了好几次鸡叫,我们才起身。茶房提着水桶送洗脸水上楼来。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旅馆的人都说湖南话,我听起来十分明白。我们付了帐,便要茶房去给我们雇人力车。因为我从临街的窗户望下面,街上还很清静,店铺关着门,行人极少,只有几辆空着的人力车慢慢地拖了过去。 过了片刻,茶房回来说人力车夫要价不对,还是雇挑夫好。我们觉得他的话不错,便请他代雇了两个挑夫。挑夫挑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随,还是走昨天来的那条原路。渐渐地看见行人多起来了。在路上遇见几个熟人,都是在银盏坳和清远小市两个车站上认识的。大家相对笑了笑,又往前走了。挑夫走得很快,我们也只得加快脚步追上他。这条路白天走起来比在夜间容易得多,并不要多少功夫,我们就看见轰炸后车站的废墟从稀疏的树木中露了出来。在废墟上新的葵叶作屋顶的竹篱茅舍傲然耸立着,似乎在向敌机挑战。月台上堆满了箱笼,不少的人坐在行李上。火车还没有开到。 我们知道来得并不迟,便不着急了,安详地向车站走去。对面是炸后倾陷的石阶,但是从那石阶上下的人还是很多。阶下两边路上摆着不少卖饮食的担子和摊子。生意都是非常好,每一处有几个人围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谈话,大半是外省的口音。我们先把行李放到月台上,自然也是经过那石级走上去的。上海朋友看守行李,我和广东朋友去买车票。 售票处已经跟着全部车站的建筑物化为灰烬了。现在的临时售票处只是一个简单的茅棚,但是人们在那里面仍旧照常尽职地办事。工作很忙,两个职员手不停挥地劳动。我们应该等候我们的轮值。广东朋友要我先去吃点东西,以便过一会儿跟他替换地看守行李。我把票价交给他,就走出月台,下了石级到外面卖饮食的地方去了。 我在一个卖绿豆粥的担子上吃了两碗粥,作为早饭,只化去铜板十六枚。看行李的上海朋友也来了(看行李的职务现在交给了广东朋友,他买好车票回来了),吃了一碗馄饨面。我连忙跑进月台去跟广东朋友换班,使他也有吃饭的功夫。 我坐在铺盖卷上,看着前前后后无数的客人和行李,很奇怪这许多人和这许多东西昨晚上藏在什么地方?乐昌城里几家小小的旅馆容纳不下这许多人和箱笼,况且我们进城时好几家旅馆早已客满了。旅馆街一带停着好些军用车,这里已经成了交通要道,公路的运输一定很繁忙。那么旅客的众多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粤汉路的炸断,乐昌站的换车却是近日发生的意外事,好些天来凭空添了这许多过路的客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歇脚呢?我这个疑问不久便得到了回答,有人告诉我他们就在车站上过夜。我相信这是真话。我想昨晚上我们如果找不到旅馆,恐怕也会回到车站来过夜罢。 吃馄饨的上海友人回来了。我刚刚站起把铺盖卷让给他坐,火车意外地开到了。月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列车喘着气向我们逼近,它还挣扎着不肯停下,但是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站住不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上车。窄小的车门被人和行李堵塞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走上去,大半是挣扎了多时才被后面的人连推带挤地送上车去了的。 我们买了二等车票,打算坐卧车,但是车厢离这里远。广东朋友也没有回来。我恐怕迟了找不到卧铺,不能够再等他,便跑进里面去叫他出来。他正坐在一个饭摊前面,手里端了一碗白饭,桌上放着一碟油鸡。他只吃了两口饭,听见我唤他,连忙放下碗付了钱跟我走了。 我们把行李提到前面去。我先走。我第一个上了二等卧车,看见里面有空房间连忙占住,又和茶房讲好了。两个朋友把别的行李也搬上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舒适的房间里,想起昨天在邮政车中的生活,仿佛做了一场梦。 这列车是从连江口开来的,昨天傍晚我们的慢车到韶关时,我们在那个车站上遇见了它。它只开到连江口,便掉头往武昌开去,现在才到了乐昌车站。它在这里停不多久,又得往前面走了。 乐昌前面的大站是砰石,过了砰石便是湖南省的土地。从乐昌到砰石,这一段铁路的修筑一定费了很大的工程。一条曲折的河蜿蜒地在两边的高山中间爬行。铁轨就沿着这河流弯弯曲曲地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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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连接着,似乎就没有尽头。这里有的是崇山峻岭,上面全盖着密层层的绿树。从车窗望出去,可以说是一碧无际。修路时,劈了山,凿了洞(这一带有不少的山洞),而且路轨跟着山与河不断地转弯,这工程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坐在中部的车厢里伸出头去,可以看见车头和车尾,还看得见车子怎样转弯,车头怎样钻进山洞,和车尾怎样从山洞里出来。我们又看见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一些木船(在车上看来它们真是小得和玩具一样)顺着水势毫不费力地淌了过去,另一些船逆流而上,却被流水无情地拦住,靠着那些拉纤人(他们在沙滩上走,真象是《格列佛游记》 [1] 中小人国里的百姓!)的力气,它们才勉强前进了几步。我们也看见两只沉没的船复在河边水浅的地方。我们还看见对面山脚下的稀落的房屋和庙宇。 火车还没有到砰石,出了某一个山洞不过十分钟的光景,忽然在中途停了下来,但是马上又开动了,这次却是向后走的。我们正在惊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想也许是有了警报,可是又不能断定。过一会儿,列车进了后面那个山洞,马上停了。车厢里亮起电灯。走廊上有人谈话,那是茶房的声音,好象在讲停车的事情。我们便把茶房叫来询问。这是一个很和气的北方青年。他告诉我们火车停在山洞里躲警报,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开车。 山洞里很闷热,空气带了煤臭,昏暗的电灯光使我看不清楚用五号字排印的书。这样长的等待折磨着我们的心。我们只好躺在铺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可怖的梦魇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在梦中挣扎......挣扎...... 车开了。清凉、新鲜的风从半开的窗户送进来,救了我。我醒来了。依旧是雄伟的山岭与曲折的河流,孕育着无穷的生命的绿色覆盖了我的梦景。风吹散了记忆。高爽的蓝空里没有云翳,我的心里也没有。我欣慰地微微笑了...... 列车到了砰石,车站上红花盛开,带有西洋风味的建筑物是完好的。这里没有一点战争的痕迹。车停下来。铁路上的工人忙着上水。我下车在月台上走了几步,又昂头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觉得十分畅快。我拿在银盏坳候车时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以及在山洞里闷热空气中渴望解除警报时的心情来跟这时的心情相比,真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晚上到了衡阳,我想下车去看看这个抗战的未来的重镇,但是茶房害怕军人上车占据位置,等着这里的客人上下车后,便把车门锁上。我听见兵在外面动气似地打过门,后来也就寂然无声了。我终于没有下车。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半钟的光景,火车在开往长沙的途中忽然停下来,接着又往后退。我耽心这是因为警报。果然火车完全停了。茶房来通知:现在有警报,要客人都下车去躲避。行李不会遗失,他要把房门锁上。我们没有别话可说,便穿好衣服出了房间,经过走廊,走到门口,然后跳下车去。 我们沿着田畔一条小路走去,不少的人走在我们前面,后面也有人,连成了一条线。但是经过一个水塘,人们便分散了,有的人一直往前走,有的人朝右面转了弯,有的就在塘畔蹲下来。还有一部分乘客(应该说是大部分)则朝跟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二等卧车中服务的两个茶房也都来了。他们每人拿了一床毛毯,颜色和泥土一样。他们就在塘畔斜坡上坐下,把毯子放在身边。我随口问他们把毯子带来做什么用。他们说等着飞机来时他们把毯子盖在身上,飞行员就不会看出他们。这里坡上有一条小径,道旁有一排树木,的确是一个躲避飞机的好地方。然而据我的一个有经验的朋友说,敌机每次袭击我们的火车,总不忘在水塘树林附近投弹和用机关枪扫射。我的一个弟弟今年六月里在广州西村车站附近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他看见水塘里落了弹,炸伤五个在旁边避难的客人,他们刚从汉口来,因警报下车躲避,却遇到了这样的灾祸。从这事实看来,水塘和树林都是不大可靠的。但是我也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反正我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它们会不会到这里来,还不知道。 我们三个人又走了几步,拣了一个干燥的地方坐下,一面看山,一面看水,并不紧张,不象在避难的样子。但是广东朋友坐不惯,忽然站起来,独自往树林(其实只有稀落的一些树木)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叫我们也到里面去,说那里有人家可以让我们歇脚,又有茶给我们喝。他还说那家的主人对他非常客气,还和他谈过一些话。我们听见他讲得起劲,也感到了兴趣,同时我又觉得口渴,想喝茶,便站起来,跟着广东朋友走上坡去。我们走了两三步,便看见那家主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点头微笑,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说了两三句谦虚话,也就跟着他向房屋走去。一条黄狗走过来惊奇地看了我们两眼,但又和平地摇着尾巴走了。 这是一所旧式的瓦房。我们上了石阶跟着主人跨过门槛进去,进的是“堂屋”,还算高大,看得见画着太极图的横梁。靠壁还立着神龛。墙壁上贴了四张辛亥革命时的宣传品,是用木板刷出来的。一张方桌,几根板凳,两把竹椅。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坐在竹椅上摇着葵扇。主人指着方桌上放的几个盛了茶的杯子,要我们自己随意吃茶。我们喝了茶,他又让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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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个小姑娘来依次地给我们三个人打了洗脸水。主人说这里离长沙还有三十多里路。他是商务印书馆工厂里的印刷工人,最近请了两个月假,回来在家里做点事情。他又说这里不大要紧,飞机常常经过,还不曾投过弹。长沙却炸得厉害。他姓罗,但是我们从横梁和神龛知道这家主人姓陈,广东朋友也是姓这个姓,所以他热心地追问陈姓的去处。我们听说这里原是陈姓的祠堂,后来才租给罗家住的。 这时一个年老而精神健旺的农人从外面进来,蓝布衫的两袖挽到肘边,手里捏着一支旱烟袋,赤脚上穿了草鞋。主人给我们介绍,我们才知道他有几个儿子,一个已经从法国毕业回来做事了,还有两个在清华大学读书,而他自己却始终过着农人的生活。我们正在谈话间,飞机来了,发动机的声音非常响亮。在外面叫嚷的三个小孩,立刻静下来。一个穿白衣的剪发少妇跑到阶上,刚刚站住喘一口气,却被主人喊进堂屋里来了。“穿白衣服的出去不得!”主人严肃地说。我是穿着白色西装的。 大家静静地倾听机声,机声愈来愈近,就象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一样。站在外面的人都走进来。没有人说话。只有主人挥着手低声重复地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它看不见什么,不会丢炸弹的。”其实没有人注意他的话。 飞机的声音渐渐地小了。有几个穿深色衣服的人便跑出去看飞机。主人说:“一定是去炸长沙。”他的经验果然不错。不久高射炮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听得见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又在投弹了!”广东朋友愤怒地说,他就跳出门槛去。这时意外地在我们的头上又响起了马达声。“又来了,”主人用低沉的声音自语道。没有人答话。外面的人似乎也并不害怕。等到机声完全消灭,只有林中的鸟语经过寂静的空气送到我们的耳里时,广东朋友才高兴地跑进来报告:一架中国飞机飞过去追赶了。 以后也没有再听见飞机的声音。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等警报解除,便告辞走了。临走时广东朋友拿出两角钱递在小孩的手里。主人起初还不肯让小孩接受,后来也就不推辞了。 我们走下斜坡,经过水塘,看见前面不少的客人从各方面回到火车去。我们还以为警报解除了。但是走到车窗下,看见茶房从走廊上伸出头来,我便问他;警报解除没有?又,什么时候开车?他回答说:警报没有解除;至于什么时候开车,连他也不知道。这时已经有一部分乘客上了车。广东朋友也跳上车去。我和上海朋友嫌车里闷热,就站在下面;但是下面阳光太强烈,晒得人头脑发昏。要散步,又没有地方可走:近处没有荫凉地;走远了又怕火车开时赶不上。后来我们也只得回到车上房间里去。 敌机终于没有再来,先前的那一批往另一条路走了。它们不会走原路,因为它们害怕在中途被中国飞机袭击。 我们在车上吃好饭,火车才开动。下午三点多钟列车到了长沙车站。我们从车窗里看见只剩下空架子的六国饭店。听说这是最近炸毁的。从前交通旅馆被炸的时候,有两对夫妇在那里举行结婚典礼。但是炸弹毁了青春的美梦:一对中的新郎死了,另一对则失去了新娘。此外还死去不少的贺客。现在长沙的车站还是很拥挤的。搭车的客人似乎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他们被三道栅门拦阻了,等到栅门打开,众人便奔命似地向列车扑来。在一阵骚动之后他们全给塞进车厢里了。然而月台上还是很拥挤的。工人们忙着做“上水”的工作。“交通服务队”认真地维持秩序。停了半个钟头以后列车又往前开走了。 此后我们就再没有遇到困难,更不曾碰到意外的事情。晚上我放心地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光景,我们便到了武昌。 第一个车站是武昌总站,这里炸得很厉害。以后就是徐家棚车站(东站)。没有警报。我们从容地押着行李走出车站,跟着大群的客人去搭往汉口的轮渡。在码头上我看见了红绿颜色纸张的标语,里面有一个是:“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1] 《格列佛游记》:英国讽刺作家乔·司威夫特(1667—1745)的著名小说。 汉口短简 我在汉口已经住上半个月了,还没有向你们报告武汉的情形。我觉得至少需要一篇一万多字的长信。可是我目前没有这样的余裕,同时也不能使我的激动的心宁静下来。在这里谈话容易,做事容易。然而要我端端正正地坐着拿起笔写字,那就太难了。你们要知道敌人的军队已经向武汉三镇逼近了,他们只要坐四个钟点的汽车就可以赶到这里来。 在这里法租界的四周已经竖起了铁丝网,特三区也装上了铁门,江边依着堤筑好了工事。在武昌蛇山上我还看见了战壕。马路上常常走过唱着保卫大武汉歌曲的青年男女的小队伍。武汉似乎很危急了。但是武汉还是很安全的。我住在这里就仿佛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晚上总有好些朋友到我住的旅馆里来,谈论保卫大武汉的事情,和他们的种种计划。我这个房间仿佛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还有些多年不见的朋友也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长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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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在这里我参加过宴会,我游过东湖,我看过电影,我坐过咖啡店。这里也有热闹的市面,也有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住的旅馆并不在租界里,但是附近的店铺到晚上还是灯烛辉煌。人走在这些街上,不能相信四小时汽车路程以外的激烈战争。在法比瑞同学会的餐室里我们喝着咖啡,看见侧面窗外巷子里躺着两个新运到的受伤的俘虏,我走到窗前伸着颈项去望,一个俘虏坐起来做手势,但是没有人懂他的话。 这里也有空袭,时间在早晨或者下午。警报发出以后,街上军警立即出动,禁止行人。人们都往江边或者特三区跑,躲在大建筑物的门前。等到机声听得见时,街中已经阒无一人了。的确,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我下一次再详细地告诉你们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和在这里的其它许多事情。现在我很忙,因为我就要动身回广州了。 9月在汉口扬子江饭店 广州在包围中 诸友:本来想写一点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因为在上一封信里我告诉你们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应该让你们知道一些武汉的情形。仅仅一封《汉口短简》是不够的。然而目前的环境不容许我写。而且我应该先写别的事。 广州是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二楼看了全市壮丁的火炬游行(这个城市是指广州市,因为我已经回到广州来了)。这个晚上八万名壮丁在河南宣誓以后,便列队向汉民路进行,他们经过海珠桥的时候,火炬带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晃动。有人对我说,这真象一条火龙。广州在怒吼了。到处都在唱保卫大广东的歌曲。 这些天每夜在九点钟以前(有时还要迟),市内都没有电灯,这只是为了省煤。我一个人从惠福东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没有一点亮光。连天空的星星也被交柯的树木遮盖了。车轮的声音在我的旁边响起来,我才知道侧身让路。手电筒的白光迎面射过来,连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变成亲切的了。 “莫怪,”人们彼此抱歉地说。 还不到四牌楼,我又看见经过另一个街口的游行队伍了。火炬在燃烧,好象心也在燃烧。在黑暗中感到的恐怖都给这烈火赶走了。 我摸索地走过了四牌楼,慢慢地进了那个不熟习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点把我摔下去。我终于走到那个类似上海弄堂的惠园。铁门已经上了锁,但裂开一个缝隙,让我侧着身子勉强挤进。我摸索着一直向里走去。我的眼睛连什么也看不见了。恰好这时救星似地闪过来一道白光。一个穿白色学生服的人客气地问我是不是到九号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答应了他。他又问楼下姓卢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电筒的亮光走到了九号门口。我站在下面唤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着洋烛走下楼来。刚才穿学生服的人看见烛光,便走回来,把问过我的话向朋友再问一次。朋友说姓卢的已经搬走了。他又问到住在四楼的人。朋友告诉他四楼的人也搬到别处去了。他才失望地说句“莫怪”,然后没精打采地走了。这几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许多人走得很狼狈。但是也有许多人走得很从容。譬如我们书店对面楼上那位军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象在等什么人似的。后来她的丈夫驾着一部机器脚踏车来了。他下车走上楼去。两个人在房里停留了片刻,于是锁上门一同坐上车子扬长地去了。 还有一些人毫不惊恐地照常工作。他们好象不知道前线军事吃紧似的。他们相信着敌人打不到广州来。他们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的准备。昨晚听见一个朋友说,许多人走都不带东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来。有的还打算等敌人进来时参加巷战。 我后来又去哥伦布,和另外的两个朋友见面。哥伦布的客人和平时的完全不同了。再看不到艳装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军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后面也插了一支手枪。那位中山大学的音乐教授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这里。我们并不认识(我听他唱过《黄花岗纪念歌》),但是他找我谈起话来。他说他不是军人,然而,现在不高兴教书了,他愿意来做保卫广州的工作。 十点钟我回到家里,街上比平日静得多了。广州市仿佛进入了睡乡。电灯已经亮了半个钟点。但是许多街道仍然很黑暗。十二点钟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满天的星星,周围却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里面还有电灯光。公司的货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静得很。谁也想不到在这附近就有战争。谁也想不到这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在耽心广州市的命运。我心里真不好过。我的出版计划在一个星期里面就被人打破了。两个刊物排好放在印局,也无法同读者见面,因为印刷工人走掉,而各书店也都陆续撤退了。但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系念的倒是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几十万人的命运。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保卫自己。 今天替一个朋友到银行去汇钱;上海银行门口悬出告白牌,说是已迁往香港了。去交通银行,门开着,两个警察在那里守卫,门前也有告白:“警报期间,停止营业。”但是近一星期来广州市整天都是在警报中——从上午五点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我再一追问,又说是暂停汇兑了。 现在我在家里,飞机还在我们的头上飞。大新公司楼上的高射炮响了,声音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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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高射炮,炸弹便不会在这里落下来,我也用不着去管它。 因为怕你们耽心我的安全,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你们应该记住这里还有几十万人,他们准备着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命运倒是值得关心的。至于我,我这个陌生的外省人,我在这里不过做一点摇旗呐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时候我也会撤退的。目前不会有什么危险临到我的头上。 10月18日在广州 广州的最后一晚——十月十九夜 眼前是一片黑,远近都没有声音。我站在四层楼的露台上,一股风吹来,我感到寒意了。我不相信这个城市里就完全没有亮光,我掉眼往四处找寻,在对面大新公司九楼的两扇窗户内我见到灯光了。我仿佛得到一点温暖。我走到栏杆前,埋头看下面,石板道象一根白带横在那里,没有脚步踏破静寂。一切和往常一样。我又举头看天空,看对面的景物。阴暗中耸立着浓黑的东西,我认得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是新亚酒店,在它的旁边是新华酒店的礼堂,再过去在新华的后面是爱群酒店的十三层大厦。在白天我还可以看见那两个大的金字“爱群”。现在连它们也都静静地睡了。我痴痴地望着它们,好象在找寻什么遗失的东西。但是映入我的眼睛里的只是模糊的输廓。我忽然记起了大新,我再转头往右边看,那两扇窗里的灯光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这应该是平日的大新公司罢,今早晨我还站在这里,看见它屋顶上的高射炮对着敌机射击,那怒吼声把附近的地面都震动了。不久以前每天每晚从“游乐场”送过来锣鼓声,我在露台上可以望见游客接连不断地经过八九楼的楼梯上下。但是如今也只剩了静寂。听不见锣鼓声也已经四五天了。昨夜我在楼下售货部里看见职员们忙碌地把货物装箱。二楼上全是大的木箱,没有一件精致的物品陈列了。 广州市静静地睡了。但这不会是安适的睡眠罢。可怖的梦魔压迫着它。它一定会在睡梦中痛苦地挣扎。这时大概是两点多钟。五点钟以前敌机便会飞来的。这几天来凄厉的警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时,我用手擦一下朦胧的睡眼便转过头去看窗户,总看不见白日的亮光。接着是紧急警报。我并不去理它。这声音我已经习惯了。然而它会把别的许多人唤起来的。并且明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傍晚警察挨门挨户来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劝人民离开市区。那么在两个多钟头以后广州市又会骚动起来了。我可以想到那一切恐怖和骚乱的景象。 是的,明天一定是一个混乱的日子。今天下午警察到处敲门,高叫“疏散人口”,连街旁摆摊的小贩也全被他们赶走了,并不说明理由,好象敌人立刻就要进城一般。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虽然本地报纸每天照例刊载战事顺利的消息,可是我们知道敌人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连增城今天是否还在我们的手里也成了疑问。倘使当局准备放弃广州,敌人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进城。这个城市的命运如何,我们固然料不到,但是已经引起不少友人的焦虑了。我也开始为它耽心,虽然我看见这里还有少数安居乐业若无其事的人,其实这些人的命运倒是更值得关心的。 明天,在这个城市里会有一个可怖的大变动罢。我不知道在这里还有多少居民。离开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象汉民路那样的繁盛街道上,店铺差不多全关了门。然而走不了的人还是很多的,西濠口一带到今天仍旧十分拥挤,到处都可以看见衣服整齐的妇孺。这一晚不会有够多的交通工具运走他们。我关心他们怎样可以安全地度过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 明天!听说过了明天,全城的日报都要停版了。以后连陈旧的消息也见不到了。只有一个星期的功夫,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变化得多么快!我有点象在做梦。但这不是梦。而且明天我也应该设法走了。我准备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倘使我能够找到交通工具的话。 夜还是很静。全个城市似乎没有一点声音,和平时一样地静,不,比任何时候都更静。谁立在这里绝对想不到在若干里以外会有激烈的战争和即来的可怖的骚乱。一切都是梦魇罢,明天早晨醒起来的还是那繁荣的、生气勃勃的大都市罢。我这样想着。我爱这个城市。的确这个城市是可爱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它还是十分可爱。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我知道在这附近就横着那座桥,流着那江水。但是明天那一道桥还能连接两岸,那一江水还能不染一点血迹么? 三点,四点,五点,无音的钟在我的心上敲着。我凝视东方,东方没有亮光。但是明天,明天的太阳会升起来的。明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我问我自己:害怕吗?不,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愤慨。我在这里看不见别人向我预许过的(我自己也期待了许久的)壮剧,我的愤慨是很大的,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么?我耽心这会成为事实。那么就让我们和敌人一起永远埋葬在黑夜里罢,把明天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人。 10月19日深夜在广州 从广州出来 一 我们正耽心着今天又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了,忽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朋友来通知我们上船的时间。 匆忙地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同搬来的友人的行李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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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挑夫来把它们挑出门时,我又留恋地跑上楼去,没有目的地看看空的屋子、空的床和橱。在这个地方我还只住了三个星期呢!我不想离开这里,可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推走了。 我们的行李搬到了邮政局门口(我们的住处离邮局很近),这是那个朋友和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才不过四点多钟,邮局的大门就已经关上了。七八个人拿着信件到这里来,看见紧闭的门,脸上立刻露出失望的颜色,惊讶地抱怨一两句,终于悄然地走了。 广州市从这天早晨五点钟起便在警报中,和前几天的情形一样;不过今天高射炮在我们的附近大声吼起来了。敌机已经到了我们的头上,我才听见发第一次警报。象这样的事,以前还不曾有过。这并不是好的兆头。暴风雨不久便要来了罢,我焦虑地想着。然而我不愿意把这个忧虑传染给别人,我还安慰同行的几个朋友说:“用不着把东西全带走,我们不久便会回来的。”其实,今天的情形比昨天的更坏,连卖菜的人也逃走了。这时在我们面前经过的都是些面色张皇的步行者。要找到一辆人力车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警报没有解除。天气还有点炎热,街上尘土飞扬。我觉得仿佛有一只手扼住我的喉管。我站了许久,手里抱着的那个大皮包总是往下面坠。我站得有点吃力了。朋友中有三个人坐在邮局门前的石阶上。我后来也坐了下去。码头就在我们的眼前。岸边有好些人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或者吵吵闹闹地搬运行李。水上有几只船离了岸,众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它们,好象它们都是开往幸福的国土去的。 我们等待的友人来了,四辆人力车把他们送到我们的面前,却不曾带来一件行李。他们的行李是用小车运来的,由杂志社的一个同事押着。二十分钟以后,那个人堂堂皇皇地坐在许多箱笼上面被车夫推到码头上来了。 他们的行李都堆在码头上,等着小艇来搬运。那个替我们雇船的年轻的广东朋友还没有来。警报也没有解除。敌机今天逗留的时间更长!现在应该是五点半钟了。替我们雇船的年轻朋友,忽然从后面伸手来拍我的左肩。我掉过头去,他的清瘦的脸上露出苦笑。“今天走了,”他痛苦地说。我问他:“你呢?” “还没有这么快罢,”他摇摇头答道;“我要等到城里筑起工事的时候才走。”他的家在广东的石龙。我知道他已经和他的哥哥约好将来去参加那个地方的游击队。他是准备徒步走到那里去的。 “我看是不会久的了,”另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插进来说。“你还是早点走罢。”可是连这个朋友也决不会想到日本兵明天就会踏进这个大都市来的! 那个石龙的年轻朋友也不再谈下去。他还带了一个伙计来,这时到码头雇小船去了。他和另一个广东朋友也到岸边去。我们要搭的货船泊在太古仓河面上,从这里应该雇一只小艇把我们载到那里去。 他们去了许久,一直没有消息。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跑过去看,他们正在和一个船夫论价,双方的意见差得很远。我看这次交涉很难有成功的希望,那个船夫讨价太高了。雇一只小艇过江要化二十块毫洋,这是谁也不肯答应的。可是没有小艇我们却不能够转到货船上,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就在邮局门前过一个夜晚,白白地让那只货船沿着西江开走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在夜色完全掩盖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小艇。 几个朋友都为小艇的事情感到不安,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催促两个广东朋友多方设法,并且劝他们对船夫提出的条件略为让步。后来经过几次交涉,他们将二十元毫洋的船价改为十二元,居然得到了一个船夫的承诺。 然而我们还不能够立刻上船,因为我们雇的小艇并不靠在这附近。等船夫把小艇划到这里来,又得化费不少的时间。这其间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经过了这几天的紧张的生活以后,人已经没有心思去管敌机轰炸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也都有这同样的感觉:广州市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那个陷坑,它的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完整或者破碎,早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了。这种感觉是奇怪的,然而它却是十分真实的。我们爱这个地方,但是离开它时就好象永远不能够和它再见。我故意留下一些破旧的书,让我自己临别时想到我不久便可以回来,而且准备着随时回来,这种心情也许是别人不易了解的罢。 二 我们先把行李搬上小船,然后自己跳下去。石龙的朋友要送我们上货船。另一个广东朋友要回去照料书店。他的家乡是新会的一个小乡村,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回到那边去做些更重要的工作。他在岸上对我们挥手,我把头伸到窗外,不住地向岸上招手,我用力大声说:“你要小心啊,到该走的时候就走!”船渐渐地跟码头离远了,我不知道他这时是否还听得见我的话。 船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它走得慢,好象不忍跟岸边一带高大的建筑物分离。景物开始变为模糊了。我用留恋的眼光最后一次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觉得我好象在梦里,眼前的一切皆是假象。明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紧急警报的汽笛声仍然会送到我的耳边,我仍然能够在这个可爱的城市里继续做我的工作。 但是广州市终于在我的眼前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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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沙面的茂盛的树木、树旁堆的沙袋、沙袋旁站岗的西洋兵士也都跟着消失了。夜已经降临。暮色复盖了一切。水面上亮起灯火。水声和桨声寂寞地起落,起落。远远地响起唤人的声音,有女人在高声讲话。在一个地方许多小艇一排几十艘地泊在那里,没有灯光,没有人声。河面更宽,水上微微发光。一切于我都是陌生。我更疑心真是踏入了梦境。 货船泊在河面哪一段,石龙的朋友也不大清楚。小艇上的人把一只电船误认作我们要搭的货船,多划了一段水程,到了那边仔细一问,才知道货船还在后面,便回转来划到一个黑影前面,和那边的人问答了几句,把小艇往黑影那边靠去。 小艇停了,我走出舱外,看见一只大木船横卧在面前。石龙的朋友和他带来的伙计最先跳上木船,一面指挥船上人和小艇上的人合作来搬运行李。别的朋友都到木船上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小艇上等着行李搬完才到木船去。 木船上灯光昏暗,每个人在我的眼前都只剩下一个黑影。我突然觉得冷,觉得疲乏。石龙的朋友为我们忙了一天,现在把我们送到开梧州的船上,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这时应该回去了。小艇在旁边等候他。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来送别他的胞妹和她的男友。他家里有一位患着不治之疾的母亲,他无法将她移往别处,也不能抛撇她独自寻找生路。他好象落进一个深渊,无力挣扎,等待命运来将他推到渊底。他送走他的妹妹,仿佛送一个希望到活的世界去。我在旁边听见他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地去生活罢。你们这样出去,我也就放心了。”我刚刚跟石龙的朋友握手告了别。我看见石龙的朋友已经上了小艇,害怕小艇立即开走,便催促那位做哥哥的人回去。我们搭的舱在上层,由一个短梯上去。我站在下面舱板上说话。接着那个做哥哥的人便躬着身子爬下来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即是他妹妹的男友,也跟着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叮嘱做哥哥的道:“你回去对她母亲说得好一点,不要说是这样的船。”做哥哥的点头说:“我晓得,你只管放心,”又转头对妹妹叮咛了两句,声音有些呜咽了。我也跟这个善良的人告了别,他还对我说:“以后我会随时写信报告你们广州的情形。” 小艇在阴暗中开走了,我们就留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我也由那道小梯到上面去。上面地方相当宽敞。篷柱上挂着一盏小的风雨灯,这灯光微弱地照亮了我们这一段舱面。我们先在箱子和铺盖卷上坐下来,船上的人听说我们不曾吃饭,便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做饭烧菜。不到一会儿功夫饭做好端了过来,两个小孩为我们安放好桌面和碗筷。我们十个人便围着桌面吃起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听见叫唤声、水声和小火轮驶近声。我们的船开始摇动。等到我们吃完饭洗好脸,木船已经被小火轮拖着走了不少的路了。 我们忙了一天,大家都感到疲倦,对着一盏阴暗的小风雨灯,实在打不起精神谈笑。我们便打开铺盖卷,认定了各人的铺位,把被褥铺好,倒了下去。我们就这样平安地离开了广州。 三 船走了一晚。天还未大亮,警报来了,船立刻停下来。小火轮一共拖了四只木船,这时便跟它们分开,独自开到他处去了。船上的人忙乱了片刻,敲着钟,又将灯吹灭。我被这忙乱惊醒了,朦胧的睡眼看不见什么,仿佛听见飞机声,我也不去管它,便又沉沉地睡去。 早晨到容奇,船又停了,小火轮仍旧开往他处躲避飞机,直到傍晚才开船。这天飞机果然又来了。我听见机声,知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并未盘旋,就沿着西江往前飞走了。它们去炸梧州也未可知。我等到飞机走后才上岸去,在蔗林里散步了一会儿。有两个朋友跟着船上的人到镇上去买东西。后来他们买了点心回来,还有一份二十日的《星岛日报》,但上面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我们在船上过着清闲的日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书、谈话外不能做别的事情。伙食是船上供给的。菜还不错,不过总是那几样菜。但是大家的饭量都增加了,每天吃两顿还嫌不够。第三天到了马口,我们上岸去“饮茶”。船泊在一带蔗林下面,我们上了岸,沿着蔗林走到土坡的尽头,便看见马口的街道。这里很小,店铺大半关了门,我们找不到“饮茶”的地方,只得买了几个沙田柚回船上去。上了船听见机声,我和三个朋友又上岸去看。我们站在蔗林旁边,机声自远而近,三架轰炸机从西方飞来,到了蔗林上空撒下一些传单。它们飞得很低,翼上红点映着日光,十分眩目。传单飞到远处去了,在这附近找不到一张,我们也不想读它。 这天听见船上人说,敌人已经到了广州郊外的石牌,据说昨晚路上遇见军人来封船,这个消息是军人传出来的。但是我们都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敌人不会跑得这么快。 船上的人也不大注意这个消息,他们更怕的是敌机。白天不开船便是害怕敌机轰炸。第四天早晨到禄步,我们又遇着敌人的飞机。禄步比马口大得多。我们上岸三次,看见店铺全开着门,饮食店不少,大都在门前竖一红纸牌,上书:“楼上新到上等女职工。”生意似乎不错。卖狗肉的小摊也有几处,每处都有血淋淋的狗头对着行人。我们一直走到小学的门前,才转回来,又在各处看看,打算在一个饮食摊前面吃碗粥。但是警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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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街上人乱跑才知道。一个人手执红旗吹着哨子走遍各街,这是发警报。我们走回江边,不下船,就在树下站立一会儿。下面是一片大江,对面是山,山是碧绿的,盖满了繁茂的树丛。水边泊了不少的船只,稀落地卧在山脚,似断似续,一直到我的眼睛望不到的地方。听见机声去远了,我们才回船上休息。不久我们又看见先前执红旗的人改拿绿旗,另一只手摇着铃,这算是解除警报。 这天又听见船上人说,有人二十一日从广州来,临行看见爱群酒店一带冒烟,海珠桥也被炸断了。我们仍然不相信,不过因此更想知道广州这几天里的情形。 四 第五天到了都城,我们搭的木船不能再往前走了。它是走东江的船,这次因东江战事失利才改走西江,但是还没有领到去广西的执照,他们也不预备去梧州。这真相是我们上了船以后才知道的。石龙的朋友事前不曾弄清楚,他对我们说船是开往梧州的。这时我们也无法和船上的人争论。我们先上岸去,到各处看了一下,打听了开梧州的船期,回来在船上吃饭。船上的人还是客气地招待我们,并且同意我们住在船上,等着开梧州的“拖渡”到来,他们会帮忙我们雇两只小艇把人和行李送到“拖渡”上面。我们在这只船上多住了一天。傍晚小艇来了,划船的人说,今晚十一点钟左右有“拖渡”来,要我们早作准备。但是到了十点光景他们又来通知今晚不会有“拖渡”来,我们可以摊开被褥睡觉。我们睡到深夜十二点半钟忽然被人叫醒,说是“拖渡”到了。我们不顾疲乏和瞌睡,连忙起来打铺盖卷。但铺盖卷才打好两个,小艇的人又嚷着说,“拖渡”已经开走了。我还很瞌睡,不管其他的事,马上摊开铺盖又睡。睡到四点多钟,我们又被人唤醒,说这时又有“拖渡”,我们只得再把铺盖卷捆好,和行李一起由木船上的人搬下舱板,逐一交给小艇上的人。 天未亮,江面还被黑暗与寒冷盖着。两只小艇只顾往灯光最多的地方走。逼近了一只电船时,我们才知道小艇走错了路,这不是开往梧州的船。于是船夫又把小艇划往另一个方向去,那边有灯光,却不大亮,我们靠近那里,才知道是一艘大木船。我们的小艇先到,问明了这是开梧州的“拖渡”,我便第一个跳上去。后来另一只小艇也到了,又上来一位朋友。我们看大舱,已经没有地方了。再去餐楼,那里也是人挤得满满的,行李凌乱地到处放着,连过道也给堵塞了。两个茶房正在整理客人的行李,把它们依次搬到外面一个地方去。 我们找不到铺位,却又不能不搭这只船,只得出去通知留在小艇上的友人,要船夫先把行李搬上船再说。行李到了船上,一部分放在餐楼里面,另一部分堆在上层甲板上。我们把行李安排好,这时天色开始发白了。有人向我们“兜生意”,愿意出卖铺位。他们共有铺三个,讨价法币两圆,我们交涉了一阵以一元半的代价成交了。那个人拿了钱面带喜色地穿好衣服,准备上岸去。我们买了铺位,以为至少可以让大家轮流地睡一会儿了。谁知道上半天不开船,客人都得上岸去躲警报。连茶房也早早地带着紧要东西往岸上去了。但也有少数客人留在船上。我们也不走,大家又坐了一会儿才上岸去吃早点。 我们到了热闹市区,在市场上一家粥店里喝了很好的牛肉粥,这是用小锅子临时烧起来的,时间相当久。我们刚刚付了钱,警报来了,外面许多人在跑,我们认为敌机目前还不至于炸这个小城,便从容地回到江边去,不过不到船上,却到江边山坡上一座庙门前。那里有树木可以掩蔽我们,我们立在树下,或者坐在庙前石阶上,还可以望见江中景物和我们的“拖渡”。 后来警报解除,我一个人先回“拖渡”去睡觉,也不管飞机会不会再来。船上也有一些人,但只占全数四分之一。有许多人要在岸上吃了晚饭才回来。我们后来又上岸去,在一家大的茶楼里吃了东西。都城又比禄步大得多,有新修的公路,西江中来往的船只又多,这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房屋整齐,马路清洁,高大的新建筑物也不少。店铺门口进出的大半是外省人。这里显然是最近才繁荣起来的,幸好敌机还没有来投过弹。 下午五点半钟开船。不久便开始卖票,票价每人法币六角。在船上我们遇到一个湖北商人,他是二十一日上午逃出广州的。他听见枪声和炮声,又听见爆炸声,也看见浓烟,行李没法带出来,路上家眷又失散了。他步行了一天,又坐了船,后来在肇庆才搭上这只“拖渡”。但是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却给我们看一张二十三日的《星岛日报肇庆号外》。上面刊载二十二日的广州电话,报告李汉魂、叶肇在前线督师,还有其它的战事好转的消息。读了这张《号外》我们都很放心,以为广州市暂时不会有问题。后来又遇见一位中山日报社的职员,那个人也是二十一日从广州步行出来的。他说敌人先头部队到过广州的白云山,后来被张发奎率领的援军打退了。广州市现在仍在我们的手里,他们报馆已经派人回广州调查去了。 这个人的谈话和《星岛日报》的号外,给这个餐楼添了不少的温暖和欢欣。我们知道广州保全了,大家都很高兴。 晚上十一点多钟船到了梧州,但是因为等候检查的人(?),它不能立刻靠岸,我们直到深夜一点钟光景,才踏上了广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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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点钟到街上闲走,我们看见梧州公安局二十三日的布告,才知道广州在我们离开那里的第二天(二十一日)就失陷了。 以上的“通讯”在桂林写好寄出后,我接到了那个留在广州照料书店的新会朋友的来函。他已经回到新会了。这个诚实而勇敢的人在大轰炸中也不曾停止他的工作。他的朴素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辞句。这个身经目击者对广州撤退的报告应该是可靠的文件,我现在把它节录在这里: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是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啊,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太惊慌了,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地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大的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取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11月下旬在桂林追记 随想录 总序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随想录》总序手迹 *巴金1977年摄于寓所书房,次年《随想录》开始写作、发表 1 谈《望乡》 [1]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少。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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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 [2] 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1978年12月1日 *香港《大公报》发表《随想录》的预告 *《随想录》第一篇剪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见美国影片《未来世界》。 2 再谈《望乡》 [1]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1979年1月2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3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1]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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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账!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1月2日 *巴金夫人萧珊(文见《怀念萧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月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4 “结婚” [1]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像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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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作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1月7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5 怀念萧珊 [1]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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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但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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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 [2] ,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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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1972年8月巴金在殡仪馆送别萧珊时所摄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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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怀念萧珊》一文手迹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1月16日写完 [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至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王若望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摘帽),最近已经改正,恢复名誉。 6 “毒草病” [1]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作“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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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只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1月22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7 “命文学” [1]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〇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〇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 [2] 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作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作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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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作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1月24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我这里用的遵命又学和鲁迅先生所用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遵命”二字的解释就只是听别人的话。 8 “官意志” [1]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不常用“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小说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栏发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书面意见,两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说家”的头衔。老舍同志不用“小说家”的称呼而自称“写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写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我只是写写罢了。对于写作之道和文学原理等等,我是说不清楚的。最近有几位法国汉学家到我家里作客,闲谈起来,一位年轻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他问我倘使写成它将是一部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回答说我写小说连提纲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倾吐我真挚的感情。至于我的小说属于什么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应当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讲话。作为“写家”,我讲不出什么。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有发言权,对自己的作品也好,对别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对写作的事情,对具体的作品,我还是有自己的意见。我并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正确,但有时候我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它们和评论家甚至“长官”的高见不同,我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两年有一两位过去在《上海文学》或《收获》作过编辑的朋友对我说,张春桥在上海“作官”的时候,对他们骂过我。我又想起在批斗我的会上有人“揭发”刊物编辑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张春桥的责备。当时张春桥是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好人”,他骂了我就说明我是“反动派”,是“坏人”。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们照办。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来潮,说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人”。出版社不出书,却出人,那么学校干什么呢?可是徐某某是“长官”,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新的提法”。本来是胡说,一下子就变成了“发展”。“三突出”、“三陪衬”等等的“三字经”不也是这一类的胡说吗?想想看,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发明了种种的创作方法来限制自己,等于在自己的周围安置了种种障碍,除了使自己“行路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又如张春桥过去大吹“写十三年” [2] 的“高见”,北京有人刚刚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他在上海的时候,你要反对“大写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实谁也知道这种“高见”并不高明,也无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记得还有一位主张“写十三年”的“长官”,有人请他看话剧,他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两三个月。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这并不是笑话。上面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见的。虽然请看戏的人和被请看戏的人都已离开人世,但那位只看“写十三年”的人因为是“长官”,人死了,余威犹在,还可以吓唬一些人。的确有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所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成为“大理论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权威”。当然这有许多原因,张、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两根大棒。难道这和“既保险、又省事”的人生哲学就没有一点关系吗?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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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卖账,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写家”再说几句: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艺活跃的局面,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许多作品相继问世,而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文艺园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或则搁笔改行,或则给摧残到死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月25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十三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9 文学的作用 [1]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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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1月27日 *1952年巴金在朝鲜战地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0 把心交给读者 [1] 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会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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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 [2]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 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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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胃秘诀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2月3日 [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六,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议”说:“我上面还有长官”,我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我也只是讲讲话,骂骂人。执行的是别人,是我下面的那些人。他们按照我的心思办事。总之,这一伙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学所望尘莫及的。 11 一颗桃核的喜剧 [1] 《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作宝库。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可痛。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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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我在四十八年前写了小说《家》。我后来自我批评说,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但是那些认为“反封建”已经过时的人,难道就反得彻底吗? 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2月12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2 关于丽尼同志 [1] 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沙岸缓缓地流去,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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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作客,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3月9日 [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3 三次画像 [1] 不久前画家俞云阶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替他高兴。我知道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些应当早解决了,他的公民的权利,也早已恢复了。他讲的是,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案现在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是非终于弄清了。他甩掉了压在头顶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头来左顾右盼,他当然感到轻松。他愉快地谈他的计划,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觉得他还有雄心壮志,他是一个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这位画家以后,我还在想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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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了画家的一篇短文《三次为巴金画像》。他讲的是事实,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是跟画像分不开的。 我本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赖少其同志对我说,要介绍一位画家来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期俞云阶同志就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人似乎很老实,讲话不多,没有派头或架子,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就在我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个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油画完成了,他签了名送给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但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嘛。对画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没有再看见画家了,也不曾去找过他。反正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给卷了进去,谁还有时间去找不怎么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争过后,我才听说俞云阶同志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倒像一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呢?然而那个时候连我也不愿意做上钩的“鱼”,对俞云阶同志的事情只好不闻不问,甚至忘记了他。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造反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造反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九妹代烧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画家也变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艺术家了。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再给你画一次,好不好?” 座谈会结束以后,画家有一天到我家来作客,谈起画像的事,他说:“上次给你画像,我还年轻,现在比较成熟了些,你也经受了这一次的考验,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我同意了。他又说:“在你这里干扰多,还是请你到我家里去,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行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家。的确是一位油画家的画室。满屋子都是他的画,还有一些陈设,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说:“就写五·二三吧。”过了一个星期,画家夫妇把油画像给我送来了,我们把这幅新画挂在我那间封闭了十年、两个月前才开锁的工作室的墙壁上。画家看了看画,还加上一句解释:“你这是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我觉得他说得好。 这幅画像在我家里已经挂了将近两年,朋友们看见它,都说不像,说是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控诉,我愤怒。我就是这样。 但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过了几个月他又来向我建议,要给我再画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 [2] ,要画出一个焕发青春的老作家来。他的好意和热情使我感动,我不便推辞,就答应了。其实我对一般人所谓“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带着画稿到我家里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他相当紧张,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的画完成了,送到华东肖像画展览会去了。我向他道贺,可是我仍然说,我更喜欢那幅油画头像。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我不过是画家的题材,在画面上活动的是画家的雄心壮志,画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站在这幅画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奋。画家更成熟了,更勤奋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有信心了。 两年来我常常听见人谈起“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时指我,更多的时候是指别人。拿我来说,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不是“焕发了青春”,也不是“老当益壮”。我只能说,自己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横行的时期,我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别的方面消耗它。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方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别的方面,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我当然要毫无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况我现在面对着一个严酷的事实: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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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晚年之乐 那天云阶同志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散步,还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 [3] 这是讲云阶同志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来,他真坚强。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容看作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中间悲惨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错划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所身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3月17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见俞云阶:《三次为巴金画像》(香港《文汇报·百花周刊》)。 [3] 引自王若望:《画外音》(上海《解放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14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1] 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只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从新作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今天我回头看十一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愚蠢。但当时却不是这样看法。今天有人喜欢表示自己一贯正确,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贯正确。我不大相信。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林彪、“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带着无法治好的内伤迎接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位来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顾背后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来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么来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呢?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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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 难道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手边还有不少年轻读者的来信,控诉包办婚姻的罪恶,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我说过,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在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由他们来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也将由他们努力来实现。我们要爱护他们。愿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愿他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愿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 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文章,这将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当时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学》。那一次是远千里同志来信约稿。当时我在黄山度夏,写了一个短篇《飞吧,英雄的小嘎嘶!》,给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〇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认识了远千里同志。大会闭幕以后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几次见到远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岁的儿子晕车,不巧吐了他一身,我们非常抱歉,可是他没有露出半点厌烦的样子。离开北戴河,我还在北京一个旅馆的饭厅里遇见他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身体不大好,讲话不多。以后他寄给我一本他的诗集《三唱集》。十几年没有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近况。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联全委扩大会议,我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在《人民文学》九月号上读到孙犁同志的《远的怀念》,才知道他“终于轻掷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在石家庄举行,他的骨灰有了适当的安放地方。他“无负于国家民族,无负于人民大众” [2] ,可以毫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但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 [3] 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摧毁不了的,他要永远徘徊在人间。 3月13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均引自《远的怀念》。 [3] 均引自《远的怀念》。 15 小人·大人·长官 [1] 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太复杂”。其实不见得。“大人”简单化起来,也会只是在“好人”、“坏人”这两个称呼上面转来转去。因此林彪谈“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场。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作“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没有考虑过真假和信与不信,总之长官说了就算数,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张春桥、姚文元说:“巴金是坏人”,他当然就是坏人。有一个时期,好几年吧,我就是坏人。大家都把我当作坏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国都把我当作坏人。只有我的爱人有时候还说我不是坏人,有一回我看见她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信说:“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当坏人看,但他们自己也给当作坏人关进“牛棚”了。我记得萧珊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朋友的儿子问他妈妈,怎么坏人都是老头子,因为他妈妈带孩子到机关来,看到我们这些作家受批斗或者站在草地上“示众”,自报罪行,我们或则满头白发,或则头发花白,或则秃头,在孩子的眼里都是老朽。这个笑话萧珊当时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坏人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是选出来的这个作家协会分会的主席呢!说穿了,理由也很简单: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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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一九七〇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里参加过一个批判会。挨斗的是两个音乐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剧的曲调歌颂江青。据说江青反对越剧,认为越剧的曲调是“靡靡之音”,这个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理由实在古怪、滑稽,但事实确是这样。在这次批判会上并不见江青出席讲话,也没有人代念她的“书面发言”。讲话的还是在“干校”里常见的那些人,他们今天可能还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呢?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 现在总算醒过来了。这十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之后,我们大概比较成熟了吧,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 3月28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6 再访巴黎 [1]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5月22日 *1979年春天,巴金重访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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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孔罗荪、巴金、李小林、徐迟(又见《再访巴黎》)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7 诺·利斯特先生 [1] 前天看完《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又写了一篇后记(《后记二》),现在摘录在下面: ......五月我在巴黎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见面,并且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待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中译本里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起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您的手。 我同诺·利斯特夫妇见面还有一次,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他们来得不早,见到我显得很亲热。我也是这样,好像他们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认识的旧友。的确,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买到《往事与随想》,开始接触赫尔岑的心灵。今天正是我和他们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谈起赫尔岑一家的事情,我们好像打开了自来水的龙头,让我们谈一天一晚也谈不完。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书里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家丑”吧。那么还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瞒住大家,另外编造一些假话,把丑当美,骗人骗己,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家丑不可外扬?法国人毕竟比我们坦白、直爽。诺·利斯特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就写着:“这本书对我的先人讲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但是书中有很多《回忆录》所没有的资料。”我收下了他的赠书,不过我说我已经读过它。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而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它们在他的著作里留下很深的痕迹,这是掩盖不了的。 我在尼斯待了两天。天气好,风景好。天蓝,海蓝。前两天在巴黎还飞过“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还记得赫尔岑自己的话:“我们把她葬在突出在海里的山坡上。这周围也是一座花园。”十八年后他也给埋在这里。又过了两年,“他的家里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竖起一座铜像。这铜像对我并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它的照片。这个伟大的亡命者穿着大衣凝望着蓝蓝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么呢? 我埋下头抄录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十七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三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6月2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8 在尼斯 [1] 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我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讲话的。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他们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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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拚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跟我谈《寒夜》和《憩园》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说,她们了解她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说,我写的是旧中国,旧中国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们说:“我们理解,心是一样的。她们是好人啊。”这时又有一位女读者参加进来。我就带笑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紧张,因为我在小说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后来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回答:在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受欺负,受剥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们。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同读者见面的会,我虽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实际却有点像中学生接受考试,幸而读者们十分友好,没有出难题,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地过去了。我列举这几件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们不是一块铁板,他们有各人的看法,他们是“各取所需”。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谈到它。 那个晚上的招待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法国人的晚宴常常继续到午夜甚至更迟,因为我年纪大了,女主人允许我早退。尼斯友协分会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会的成员和骨干。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华侨医生的法国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个还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讲汉语,书写汉文。这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房内还有各种古玩陈设。我们一行四人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三位住在车夫人未来媳妇的家中。她们对我们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远方来的亲戚。招待会的菜点都是车夫人和女儿、媳妇准备的。我们出去参观访问都是车夫人自己开车。两天以后我们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友协分会负责人和车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车站。我们在车厢里看见车夫人频频揩眼睛,我的女儿也落了眼泪。 我在法国的访问还是一次在读者中间的旅行。我的作品引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常常说:“读者们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荣誉。”我也曾“把读者们的期待当作对我的鞭策”。到处我都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写吧。”“我要写,我要写。”没有把我想的和应当写的东西写出来,我对读者欠了一笔债。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对于真诚、深厚的友谊,我一定要有所报答。 *巴金与赫尔岑的后人摄于尼斯赫尔岑墓前(文见《在尼斯》) 在尼斯车夫人家那间窗明几净、宽敞的房间里(她的小儿子把自己的住房让了给我),或者在巴黎我接待过《新观察家》记者(他写了那篇《会晤巴金》)的“豪华的”旅馆里,我常常早晨七点前后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院子里盛开的野兰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湿了的街道,窗内外都是那么安静,我站了好一会。回国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感觉到我和他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什么法国读者的友谊这样吸引我?法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这样感动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我的养料,也是我写作的源泉。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朋友的手,我感觉到祖国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兴的是我要把这样的友谊带回给他们。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友谊。五十二年后重访法国,我满载而归。我不会白白地接受这珍贵的友谊,我要让它开花结果。 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我的笔。写了几十年,我并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离开艺术、摆脱艺术呢?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6月17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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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来马赛 [1] 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写过:“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中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五十一年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海滨的旅馆,还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发现的。我站在旅馆门前,望着这个非现代化的建筑物,我渐渐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海员罢工,轮船无法开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滨闲步,在我是一种享受。此外我还做过两件事:读左拉的小说,或者参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这是我在《马赛的夜》里也讲过的。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学会写小说;在马赛我学会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学里的时候,我的房间在中学食堂的楼上,有时晚上学校为学生们在食堂放映电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同学约我下去观看,我总是借故推辞,让他一个人去。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在马赛我只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他也姓李,还在念书,是巴黎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是四川同乡,不到一天的功夫我们就相熟了。他约我去电影院,很快我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回到国内,也常看电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于是拿起笔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天明。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远近七只灰鸽在一起拍摄的。依旧有安闲的鸽子,依旧有蓝蓝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给私人的游艇占据了,过去穷音乐师在那里拉小提琴的广场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拥挤,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馆似乎还是五十一年前那个样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脑子活动起来了。我想起当时我怎样从这小门进出,怎样从五层楼的窗口望海滨广场,我有一个印象:旅馆两旁的楼房大概是后来修建的,仿佛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记忆不见得可靠,人老了,记忆也混乱了。只是当时我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这样说。这天下午我去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的时候,法国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马赛图》。书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当然看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赛。因此在海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要是当时照个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声音我还不曾忘记,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烟消云散了。 重来马赛,我并不感到寂寞,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还有同行的中国朋友、法国朋友和当地法中友协的主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闲步,谈笑。微风带来一阵一阵的鱼腥味:我们走过了鱼市,看见家庭主妇在摊上买各种各样的鲜鱼。我们买票搭船去伊夫堡,再从那里回到海滨时,鱼差不多销售一空,一个上午过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作实地调查。我去伊夫堡,不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间地狱,而且我还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好! 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海风迎面吹来,蓝色海水开出了白花,船身在摇晃,我也在摇晃。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间一间的囚室,看到一个一个人的名字。每个给带进来的人大概都会想到但丁的一句诗: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 [2] 我站在底层的囚室里,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诗,那是写在地狱入口的大门上的。我掉头四顾,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岛上!进来的人还会活着出去么?“铁假面”(居然真有“铁假面”,我还以为是大仲马写小说时创造的人物!)的结果不知道怎样。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间了。我似梦非梦地在囚房里站了一会,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又算得什么呢?法国人不把它封闭,却对外国客人开放,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巴士底狱没有给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民愤太大,革命群众当场捣毁了它。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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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 走出古堡,我重新见到阳光,一阵潮湿的海风使我感到呼吸自由。开船的时刻还没有到,我坐在一块大石上,法国友人给我拍了照。在这块大石的一侧有人写了“祖国万岁!”几个红色的法国字。望着蓝蓝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国。 马赛的法国朋友对我们亲切、热情。小儒先生从尼斯开汽车赶回来同他父亲一起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还有当地法中友协的瑞罗先生和加士东夫人。他们为我们在一所现代化的旅馆里预订了房间。我们在马赛过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睡得特别好。的确是现代化的旅馆,我们住进以后,还得研究怎样开关房门。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规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门外,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没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机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饭厅里才看得见服务员。我们是在同机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机场跟好客的法国主人告了别,走上了飞机,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恼。但是飞机到达里昂了。 7月6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0 里昂 [1] 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 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一直谈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结束。还有少数人来得较晚,但也在这里待了两个多小时。还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馆,我因为这个欢乐的聚会一再向她致谢。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第二天我没有再见到她们。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飞巴黎的客机。我多么想再见她们一面,小姑娘似的杜伟凤和她的法国“母亲”在一起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的象征么? 在里昂我们待了不到一天。我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参观了古罗马剧场的废墟;我们看了丝织博物馆,看了过去丝织工人居住的地区,了解了过去丝织工人的斗争;我们游览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参观了现代化的图书馆。短短的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古罗马跑到本世纪后半叶五光十色的喷泉。每时每刻我们都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现代化的建筑和设备,壮丽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动使我眼花缭乱。但是牵系住我的心还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两份报刊的记者来采访,那是两位年轻姑娘,我没有机会读到她们的报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同两个谦虚的学生亲切交谈。我的确应当感谢许多见过面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友好的语言和善意的鼓励。就是对偶尔在报刊上出现的挖苦和不实之词,我也把它们当作对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讽刺我写了那些关于“战斗友谊”的报告文学,有人责怪我解放后没有发表长篇小说。我也曾反复思考,心平气和地作过解释。没有写长篇小说,只是因为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十分艰巨。我自己应当负全部责任。 至于友谊,我不会为过去那些散文感到遗憾。固然我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有时候把白脸看成红脸,把梦想写成现实。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我开始写作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追求友谊。我第一次到法国,有一个愿望也是追求友谊。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停止对友谊的追求。我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讲过类似的话:五十二年前我在这里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写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说,今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寻找我的脚迹,只是为了向法国朋友们表示谢意。 这一次我的确“满载而归”。在万福楼我举杯祝酒,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友谊节。”吃中饭的时候,法国朋友和我们又在一所法国大饭店相聚,人数不到前一个晚上的三分之一,我们吃着当地的名菜,谈着美丽的前景,谈笑更自然、更亲切。友谊一直是我们谈话的主题。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递给我一件礼物,可能是一本书,一本画册,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纸包好了的。她说这礼物表示了法国朋友的心意。她那认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动。我郑重地接受了它。在来饭店之前我还接受了另一件礼物,那是一幅画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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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图书的力量”书店主人送给我的。我把两件礼物放在一起。后来到商业中心参观,我女儿把它们从我手上接了过去。朋友们陪我们逛了一个下午,七点二十分我们才上飞机。瘦长的胡子不多的法中友协里昂分会的负责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记下他的名字,以后又忘记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会忘记。在万福楼他曾小声教大家唱《丝织工人之歌》。在我们回国的前一个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协干部会议的会场上又看见他。分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话到了嘴边又给咽下去了。我想对他讲什么呢? 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两件礼物给传来传去,上了飞机放在行李架上,忘记拿下来。我请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的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先生找人到机场查问,飞机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回到巴黎我们又住了五天,可是没有再听见人谈起那两件礼物。 两个月又过去了。回忆仍旧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个没有写上字的花纸包,和那幅复制的画和它的没有署名的封套,我仿佛受到谁的严厉的谴责。我始终记住那一句话:法国朋友的心意。我没有把它们带回国内,我辜负了法国朋友的友情。我谈论友谊,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是认真地追求它,严肃地对待它。为了这失去的礼物,我不会原谅自己。我必须把心里的话写出来,才能够得到安宁。 我相信亲爱的里昂友人会了解我这歉仄的心情。 7月9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1 沙多—吉里 [1] 在法国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两个月。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宁静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这里写成的,是从这里的邮局寄出去的。我头上的第一根白发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是由这里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 [2] 我还记得那位理发师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我在小说里说他是老年的理发师,其实他不过是中年人,当时我年轻,因此把年长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 [3] 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们是一对老人。在学校里我收到外面的来信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亲手交给我的。我和两个同学在沙多—吉里度过第二个暑假,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我们做饭,并且照料我们。这三四个星期,学校里就只有我们和他们夫妇,别的人都休假去了。总学监还在城里,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脑子里许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妇的慈祥的面颜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觉得我有一张他们老夫妇的合影,可是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愿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后那些日子里,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传达室内)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一九六一年我回忆沙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为它写过一个短篇《墓园》。对于长时间挨斗的人,墓园就是天堂。我不是说死,我指的是静。在精神折磨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有过短暂的悲观绝望的时刻,仿佛茫茫天地间就只有一张老太太的脸对我微笑。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设备更新了。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厨房里焕然一新,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经过厨房我上了楼,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 [4] 。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听说我到了法国,却想不到我“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我手边还有着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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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 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见一个学生。这样倒好,免得惊动别人。说实话,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没有主动地提出这个要求,虽然我满心希望能够在这个宁静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揉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谊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尧棠)。 7月12日 [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五年前在玛伦河畔一个小城的理发店里,我看见了我的第一根白发,这是那个老年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见短篇小说《发的故事》)。 [3] 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4] 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22 “友谊的海洋” [1]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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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作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作“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一次电视对话的时候,我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说的是真话。他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我还听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我知道他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我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我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评。要是我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那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我怎么向他解释?因为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我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我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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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讲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7月16日 23 中国人 [1] 我出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在法国十八天中间,我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过着各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穿不同的服装,发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职业。我们参加过巴黎三个大学(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谈会和招待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在弗纳克书籍超级市场里举行的和读者见面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法中友协的座谈会,在那里也见到他们。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我过去常说我写小说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说里的人物从来不是一好全好,一坏到底。事物永远在变,人也不会不变,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滩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只要经过敞开胸怀的辩论,总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 离开了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感觉并不是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过。我们常常把祖国比作母亲。祖国的确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老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好像丹东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人不能带着祖国到处跑。我不是这么看法。这次出国访问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这样一想,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中国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们面前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我感觉到祖国近在我的身旁。祖国关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游子。他们也离不开祖国母亲。即使你入了外国籍,即使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使你在某国某地有产业,有事业,有工作,有办法,吃得开,甚至为子孙后代作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没有祖国母亲的支持,一旦起了风暴,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切都会给龙卷风卷走,留给你的只是家破人亡。这不是危言耸听,一百年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惨剧和暴行。几十万、上百万的华侨和华裔越南“难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么?过去华侨被称为海外孤儿。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马赛,在西贡、在新加坡上岸闲步,遇见中国人,他们像看到至亲好友那样地亲热。这种自然发生的感情是长期遭受歧视的结果。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狗》,小说中的我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会“觉得自己是一条狗”,难道作者发了神经病?我写过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里有人说:“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难道我缺乏常识,无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里一般的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今天重读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写的短篇《人》,我又记起那年四月里的一场噩梦,那天凌晨,好几个东京的便衣警察把我从中华青年会宿舍带进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当天傍晚。我当时一直在想:要是他们一辈子不放我出来,恐怕也没有人追问我的下落,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孤儿”。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新安江饭店和当地侨胞会见,我们感谢华侨俱乐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会的人有好几十位,但据说也只是要求参加的人中间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见不少年轻人的脸,我也见到那位从日内瓦赶来的女编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国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法国主人已经无法为我们安排会谈的时间了。还有不少的年轻人怀着求知心到这里来,他们需要知道这样或者那样的关于祖国的事情。总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聚餐会上,反正我们一行五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解答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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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聚会继续了三个多小时,我或者听,或者讲,我感到心情舒畅,毫无拘束。年轻人说:“看见你们,好像看见我们朝思暮想的祖国。”他们说得对,我们的衣服上还有北京的尘土,我们的声音里颤动着祖国人民的感情。我对他们说:“看见你们我仿佛看见一颗一颗向着祖国的心。”游子的心是永远向着母亲的。我要把它们全带回去。 聚餐以后大家畅谈起来。可是时间有限,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显得古怪可笑,但问话人却是一本正经,眼光是那么诚恳。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轻的心。有些人一生没有见过母亲;有些人多年远游,不知道家中情况,为老母亲的健康担心;有些人在外面听到不少的流言,无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们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解答了他们的疑问。不过我让他们看见了从祖国来的一颗热烈的心。我紧紧地握了他们的手,我恳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吧。祝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寿无疆。我们为亲爱的祖国举杯祝酒的时候,整个席上响起一片欢腾的笑语,我们互相了解了。 当然不是一次的交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这里所谓“互相了解”也只是一个开始。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访问了尼斯、马赛、里昂以后回到巴黎,一个下午我们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里待了一个小时。气氛和在新安江饭店里差不多,好些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找我们签字。我望着他们,他们孩子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他们的眼光是那么友好,那么单纯,他们好像是来向我们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着我就明白了:我们刚从祖国来,马上就要回到她身边去,他们向我要求的是祖国母亲的祝福。 我还见到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法国妻子,说是几年后学业结束仍要回国。他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在一些会上向我提问题十分客气,有些尖锐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这个我知道,不过我并不害怕,既然参加考试,就不怕遇到难题。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对那位从中国出来的大学生,我很想作这样的回答:“你袖手旁观?难道你就没有责任?”还有人无中生有地在文章里编造我的谈话,给自己乔装打扮,这只能说明他的处境困难,他也在变。他大概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无论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国。 最后,我应当感谢《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乐机场第一次看见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个机场跟我握手告别,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多星期中,除了在马赛和里昂的两天外,他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愿地担任繁难的口译工作。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为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有讲一句感谢的话。我知道这只是出于他对祖国母亲爱慕的感情。他远离祖国三十多年,已经在海外成家立业,他在大学教书,刚刚完成了《红楼梦》的法文全译本,这部小说明年出版,将在法国读书界产生影响。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动的十几天中间,我始终感觉到有一位老母亲的形象牵系着他的心,每一个游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里相当热,夜间十一点我坐在写字桌前还在流汗。这里比巴黎的旅馆里静,我仿佛听见夜在窗外不停地跑过去。我的生命中两个月又过去了。我没有给那些人中间任何一个写过一封信,可是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每想到祖国人民在困难中怎样挺胸前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会干涸。母亲的召唤永远牵引游子的心。还需要我讲什么呢?还需要我写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母亲的慈祥的呼唤声音?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带到了她的身边。 7月22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4 人民友谊的事业 [1] 我们在赵无极先生家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点钟,似乎应当告辞了,主人说照法国的习惯,照他们家的习惯还可以继续到午夜。然而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搭班机返国了。这天我们是参加了法中友协的干部会议从郊外赶到赵家的,“友协”的干部拉斯吉叶先生开车送我们到赵家。本来他和他的夫人准备两小时以后开车来接我们回旅馆,我们想让他们休息,就说自己回去方便,坚决地请他们不要来。最后他们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们。等到要离开赵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叫出租汽车有困难,便打电话到拉斯吉叶家,说是他早已开车出去。我们走出赵家大门,一辆面包车在门外等候,从车上走下来拉斯吉叶夫人,驾驶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凉夜突然暖和起来了。他们夫妇在巴黎地拉尔旅馆楼下同我们告别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祝我们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楼上的房间,为了整理行李,忙了将近两个小时。凌晨一点前,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不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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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摆满沙发的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翻看书报,也没有人同我谈话,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地在我的脑子里一本一本地映了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去戴高乐机场。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同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协”是民间团体,经费有限。为了便于我们活动,朋友们借来一辆面包车,由“友协”的干部轮流来为我们开车。他们并不是“友协”的专职干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为我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们接待我们就像接待久别重见的亲友。对于他们这一切全是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鼓舞他们的力量是友谊,是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每次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总是带笑地回答:“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盼你们盼了好久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其实我们有许多话可以说,也应该说。同法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想尽多地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多地了解他们。他们对我们怀着无限的好意,但是对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也有一点疑惑,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我们最后一次参加他们的干部会议,以为会上总有人提出要求帮忙澄清几个问题,他们的会议就是为着解决思想问题召开的。可是他们不愿意打扰我们,害怕使我们感到为难,什么都没有讲出来。我们感到轻松地走出了会场。只有坐在巴黎地拉尔旅馆七楼会客室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我才想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讲。我们增进了友谊,可是很难说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我记起来,我们进行访问的时候,好几次“友协”的秘书长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送我到目的地。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她让我们了解一些法国的事情,却从不问:“你们那里怎样,怎样?”有一次她谈起刚刚读了《家》的法译本,说对书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轻时候本来打算学医,因为父亲反对,才改学经济。另一次她的女儿也在车上,她们母女坦率地讲了些法国青年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友协”的主席贝热隆先生陪同我们飞尼斯,去马赛,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仿佛相识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译本《赫尔岑文选》送给我。我们从尼斯到马赛,因为通知当地“友协”的到站时间有错,迎接的人来迟了,急得贝热隆先生跑来跑去,不住地摇头,接连打电话找人。看见他急得那个样子,我反倒几次同情地安慰他,这当然没有用。但是后来车站上一下子出现了不少的人,他畅快地笑了。根据我的印象,这是一位脾气很好的人。为了安排我们访问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马赛海滨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脚迹,在里昂我们过着友谊的节日。他和我们一起衷心愉快地欢笑。在维尔高尔先生“岛上磨坊”的家里我们谈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温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旧梦。这也和贝热隆先生与马纪樵夫人的安排分不开的。从早到晚,他们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协”干部也是如此。我们和他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但我尊敬一切为人民友谊鞠躬尽瘁的人,他们在荆棘丛中找寻道路,在泥泞里奋勇前进,对他们这种艰苦的工作,子孙后代是不会忘记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长,困难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远在前面照耀。我们回国已七十多天,代表团成员分居三个省市,今天我还接到诗人的来信,他说:“想起在法国的那十八天,意味还是很长,许多美好的回忆是不会忘记的。”诗人可能把他火热的感情写成动人的诗篇。我呢,这几篇随笔只是向法国朋友的普通问候。倘使问起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我的回答便是:让我也把这余生献给人民友谊的事业! 7月24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5 中岛健藏先生 [1]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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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 [2] 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韂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小说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严文井、马烽两位在他府上作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打了一个唁电去。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覆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关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最初看见中岛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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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么?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地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 [3] 。他的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小说家井上靖先生经过上海回东京,我到机场送行。闲谈间我想起两年前的事。两年前我也曾来这里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还有中岛先生和京子夫人,还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过两年的时间,机场上仍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候机室里却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终感觉到自己心上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机飞远了。我也回到家里。我静下来,仍然不能忘记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来信,读着:“一九六一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您一起游览了富士五湖和金泽,那个时候我们在东京还遇见了春雪,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还有东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板娘上了年纪,去年把店关了。您下次来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样的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话。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7月30日 [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达摩克里斯的宝剑:根据古传说,这宝剑是用头发悬挂起来的,达摩克里斯奉命坐在剑下,剑随时都会落在他的头上。 [3] “天鹅之歌”(swan song):根据西万古代传说,天鹅临死发出美好的歌声因此借用它来指诗人的最后杰作。 26 观察人 [1] 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的。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他们的坏心思并未逃过我的眼睛,即使他们自称是“工宣队”或者“军代表”。 然而说起观察人,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管着我们),我也常常暗中观察他,可是我始终猜不透他对我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观察人观察了几十年,只要不是白痴,总会有一点点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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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获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这就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字、做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我写《家》,我写了觉新的软弱和他的种种缺点,他对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习惯了用屈服和忍让换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写了他的善良的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为什么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把他写成读者学习的榜样。事实上并没有读者愿意向觉新学习。我在小说里写高老太爷临死前“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对他低声讲了话,又写高老太爷一死,在场的人“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很简单,高老太爷并不是魔王,觉慧也不是伟大的革命家。我并不红脸,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病故的老人,我那时只有十五岁。觉慧至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他一直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难道他身上就没有一点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点。他当时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梦想革命,他不满意封建社会,但是他并不懂“为革命吃饭”等等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的祖父“划清界限”。至于高老太爷,据我那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忆、分析,他临死很有可能感到幻灭、泄气,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垮了。有人责备我“美化”了高老太爷,说这是我的“败笔”。其实我的小说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败笔,因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高老太爷凭什么不垮下来,一定要顽强到底呢?难道他那时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会在“四人帮”身上借尸还魂吗? *1979年,巴金摄于家中。当年8月他完成了《随想录》第一集的写作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们,不如事先提醒他们。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们容易得出结论,不过这结论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我组稿。我就顺便问他,我这部小说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回答我的义务。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8月2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7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1]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所谓“自由”绝不是空话。这里说得很明白,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还有一种拿着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别人的文艺创作活动,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说是不是还要制订一种“文艺法”,他并非在开玩笑,他实在是胆战心惊,因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们并不躲躲藏藏,却若隐若现,有时甚至故意让你看见。在这些人的脑子里,宪法是不存在的,他们对待第一个宪法和第二个宪法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所以说话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还有一种“文艺法”,上面说得明明白白:写什么主题,怎样写法,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哪一种人可以作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应当属于哪一种人等等,等等。这样一来文艺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产”,避免事故了。 这种想法似乎很妙。其实一点也不妙。首先不会有人出来制订什么“文艺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艺法”,它也不会像安全帽那样保护工作的人。我还记得“四害”横行的时候,因为有人说“文艺工作危险”,就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的同时,又大整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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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文艺工作上有一点成绩的人都挨过整,受过迫害,有的给弄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有的给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支金笔或者一副眼镜。总不能说这不是一场百年难逢的浩劫吧。 现在形势大好。不过所谓“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释。我们是在一面医治创伤、一面奋勇前进的时候,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充满信心,但是绝不能够自我陶醉,忘记昨天。我们还得及时给身上的伤口敷药。还要设法排除背后荆棘丛中散发出来的恶臭。有人大言不惭地说“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这种白日做梦信口开河的做法是不会变出“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来的。 然而在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章的题目是:《“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那位作者当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的公开地发表文章,有的在角落里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后放暗箭伤人,有的打小报告告状。他们就是看不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他们就是要干涉这种“自由”。宪法不在他们的眼里,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们的眼里。 那些给蛇咬过、见了绳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艺创作,你们希望有一个“文艺法”来保护自己。有人就是不满意宪法给你们的这种权利,你们怎么办? 道理非常简单: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必须经过斗争。 8月5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8 不会忘记 [1] 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谓国耻早已雪尽。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帮”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染污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 “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8月6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9 纪念雪峰 [1]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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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姊弟三人,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七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也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代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作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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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他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8月8日 [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四,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30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1]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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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写了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2] 。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 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8月11日 *《随想录》第一集香港三联版和人民文学版书影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 墓是我给他修建的。墓上有一本大理石的书,书上刻着这样三行字:“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这是从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俄国冈查罗夫著)中摘录下来的,字还是请钱君匋同志写的。运动一来,连书、连碑、连死者的遗骨都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后记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 还魂草 前言 巴金。原名李尧棠,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04年11月出生于四川成都,二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一生著作宏富。本书选收了他的《还魂草》和《长生塔》两篇小说。 《还魂草》写成于1941年末,以抗战中大后方重庆为背景。作者用传说中的“还魂草”象征两个天真小女孩利莎和秦家凤的深厚真挚友情。作品歌颂了她们的“纯洁,善良,友爱”。以及她们给予黎伯伯和周围人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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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秦家母女不幸殉难,利莎的家庭也被拆散......从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同时作品还披露了大后方的黑暗社会和平民老百姓的苦难生活。 《长生塔》写成于1934年12月。作品以童话形式叙述一个皇帝梦想长生、驱遣“贱民”为自己修建长生塔,而最终被埋于崩塌的塔石之下的故事,反映了专制统治者及其奴才们的丑恶灵魂和他们必亡的命运。作者曾说过:皇帝就是蒋介石。他的统治就象长生塔那样一定要垮下来。“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 本书中的《还魂草》曾列入我社《文学小丛书》於1959年第一次出版,这次新增《长生塔》重排。 还魂草 一 敏,五年了,自从那封报告窗下的故事的长信以后,我没有给你写过一个字。每天黄昏,我沿着那条通过这个小镇 [1] 的公路散步的时候,我望着四周逐渐加深的夜色,我曾经想过许多友人的事情,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到你。你看,现在轮到我把你忘记了。我不再象五年前那样成天坐在窗前空等你的信了。 然而今天在林那里拿到你托他转给我的短笺,你的潦草字迹象熟朋友似地招呼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时候的事。你的方脸带着亲切的微笑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就象你昨天才离开我似的。我跟林谈起你,谈起你那几件使我感动过的事,我们谈得十分高兴,仿佛就和你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一样。 傍晚,我离开了林,在汽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挤上最后一班车子,匆匆赶回小镇去。 车上堆满了人,我不但找不到一个座位,连踏脚的地方也还是费了大力争来的。在这个山城 [2] 里,天黑得很早,车开出去时,我的近视眼睛就看不清楚车上的面孔了。车里没有灯,乘客们用谈笑和推挤来驱逐黑暗。 车开出了热闹的街市,就开始颠簸起来。它象一只受伤的猛兽发狂地跳着,呻吟着,在黑暗中奔跑,并不管我们这一车客人的舒适和安全。 我给颠簸了将近一个钟头,仿佛骨头都抖得松开了,最后装满一脑子的给搅乱了的思想,回到家里。我带着疲倦的身子走上楼,进了那个凌乱地摆满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的房间,把手里拿的小包随便往桌上一放,就在床上倒下来。从对面楼房射过来的灯光在我这个房间里撒下了一些影子。 我躺着,我半睡半醒地躺了好一会儿,没有人来打扰我。虽然楼下正街上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一辆庞然大物似的大卡车隆隆地在我窗下走过,我仍然安静地躺在原地方,不曾移动一下。直到一个小女孩的清脆的声音从楼梯上送进房里来,我才动了动身子,发出含糊的应声。 “黎伯伯,你的信来了,快开灯!”孩子快乐地叫着,她站在房门口,手里挥动着一件白色的东西。 我站起来扭开了电灯。孩子马上向我跑过来,口里还嚷着:“你的信。快拿去看!”略带黑色的宽脸上闪耀着一对漆黑发亮的大眼珠,嘴带笑地张开,让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全露在外面。她把信递给我以后,小小的手伸起来指着她的浓黑头发,得意中略含一点羞惭,说:“你看,好不好?”发光的眼睛望着我的嘴,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手里捏着信,眼光却跟随那小小手指射到她的头上去,一只红缎子扎的大蝴蝶伏在她擦了油的乌亮头发上,映着电灯光发射出眩目的光彩。 “好看得很,”我带笑地称赞道,又问一句:“哪个给你戴上的?” “妈妈,”她说着又笑了,昂着头笑得閏不住嘴。“妈妈给我在做新衣服,爹爹要给我买新鞋子。黎伯伯,你给我——”她抿着嘴笑,不再说下去。 我看见那一脸天真的表情,觉得这一天的疲倦都给她的笑吹走了,我高兴地问她:“利莎,你说,黎伯伯给你做什么?”我还以为她在向我讨什么东西。 “黎伯伯,你给我讲故事,讲些好听的故事,”她拉着我的手,央求地说。 “观在就讲?我肚皮里没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怎么办?”我说着把手放在她的柔软的发上轻轻地抚摩着。她这个意外的回答使我非常满意。 “那么你明天讲,妈妈说你会写文章,肚皮里头故事一定多得很。” “妈妈骗你的。你找妈妈讲罢,她会讲,”我故意推辞说。 “妈妈也讲,你也讲,你的故事好听。你今天想一晚上,明天就好讲罗。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送信——”这时她妈妈在楼下唤“利莎”,她还往下说:“你不在家,我把信给你检得好好的。” 我不能再拒绝她了。我望着她那一开一閩的小嘴,望着她那发光的黑眼瞳,望着她那天真的笑脸,望着她头上那只微微摇动的红蝴蝶,我觉得接触到一个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 “我讲,我讲,”我感动地、愉快地答道。 她妈妈又在下面唤“利莎”。她高声应了一句“来罗”,便放开我的手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她还回过头来嘱咐我:“黎伯伯,不要忘记,明天要讲个象《还魂草》那样好听的故事啊!” “哪里有那么多还魂草的故事?你还想听得哭起来吗?”我望着她那一跳一跳的背影带笑说,但是她已经跑出房门听不见了。过了一分钟的光景,她的铃子似的声音又在楼下响起来。 敏,你该记得还魂草的故事,这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一个年长朋友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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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它时,还是同你住在一起。那天在我们那个房间里,林带了他的五岁孩子来,孩子缠着年长朋友讲故事,年长朋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将自己的血培养一种草,长成了就用它去救活一个死去的友人。这生死不渝的深厚的友情不仅使林的孩子眼里绽出泪光。连我们也被感动得许久说不出话,只能默默地互相注视。年长朋友的颤动的声音停止了,他埋下头,不看任何人,他的光滑的秃顶和发红发亮的鼻尖,在透过玻璃窗斜射进来的午后阳光下微微摆动。这个情景我至今还不能忘记。 现在林的孩子早已进了初中,年长朋友还在一个南方乡村里过着他那苦行者的生活,只有你一个人象一阵风来去不留一点踪影。但是今天你的信也来了。跟着你的信,跟着利莎口中讲出的“还魂草”三个字?那个难忘的情景又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 我拆开利莎送来的信,这正是那个年长朋友寄来的,而且意外地我在信封里发见了你写给我的另一张短笺,笔迹和字句跟我下午拿到的那张极相似。显然是你担心一张纸不容易到我手边,才写了同样的信函托不同地方的友人给我转来。 我拿了你的短笺反复诵读。我愿意把每个字都印在我的心上。我感激你关切的情谊。我知道自己判断的错误,这几年来你并没有忘记我。在你那忙碌的生活中,你还时时在打听我的消息。可是我却象石人一样地沉默了。我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 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不过我还能够不让这样的错误继续下去。所以我趁今晚上电灯还亮着,又没有别的事情绊住我,就坐下来给你写信。我预备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要详细地告诉你我最近的生活情形。 写到这里我迟疑起来了。关于我最近的生活,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呢?又应该写些什么呢? 我抬起头茫然望着窗下的街景。斜对面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最先闯进我的眼睛来。在那两个雪亮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这些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身上都会给她增加美丽,如今却寂寞地躺在受过敌人炸弹蹂躏的街中,向这战时小镇的居民夸耀它们的豪华了。然而被挤在两个大橱窗中间的大开的门却并不是冷清清的,也有不少的人从那里进出。我还可以瞥见柜台里的店员将包好的物品递给顾客。紧靠着这个百货商店的是一家糖果铺。它即使不是这个小镇上生意最好的一家,也应该被列在最赚钱的商店中间。它的玻璃窗里并没有雪亮的电灯,每天早晨窗内木板上总是摆满了面包和点心,但是一到晚上就只剩下白色木板空望着行人。一天从早到晚总有许多客人拥挤在这个糖果店里,等着店员们的忙碌的手包扎东西。甚至在一个红球挂出以后,这家店铺也无法立刻送走纷至沓来的顾客,早作疏散的准备。 我再把眼光移到街中,接连一个星期的小雨以后遇着两个晴天,泥泞的道路已经变成干燥的了。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一对一对地走过,仿佛都带着闲适的表情,他们中间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在街中谈笑的还有一群一群的穿制服和棉大衣的中学生,所谓一群也不过是三四个到六七个,男的和男的走在一起。女的也爱和女同学结伴。中学生的脚步下得比较快,他们还喜欢向两旁店铺张望。带着儿女逛街的中年夫妇和饭后出来散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职员以及公务人员也不时在人丛中出现。现在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我的眼光还在往前面移,它又跟着一部分人进了一家卖面兼卖甜食的铺子。这个小小铺子也是镇上生意兴旺的商店之一,一早一晚总有好些人站在门前,用迟疑的眼光朝里面望,不能决定是否要为一碗面、一碗藕粉或者一瓶豆浆等若干时候。这个铺子和那个百货商店隔得不远,中间不过四五家店铺,在它的紧隔壁是一个卖火锅豆花的小馆子,一幅白布幔子代替了玻璃窗,人头与火炉的影子“牛皮灯影”似地映在布幔上面。 敏,你看我这趟野马跑得多远,我的笔跟着我的眼光走了这一大段路。我竟然唠唠叨叨地向你描绘这个小镇的街景,这些跟你那忙碌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想知道的不就是我的近况么? 不过说到我的生活,朋友,你想不到,这些琐碎事情也是跟我的平凡生活分不开的,它们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点缀。譬如说那个百货商店,我为了买利华药皂和三星牙膏曾做过它的顾客;在有警报的日子,我在进防空洞以前或者从防空洞出来,也进过糖果店买面包、饼干。我常常吃那个面馆的红烧面当早餐。朋友们从城里来看我的时候,我和他们也曾在茶铺、面馆、豆花店里消磨过一些光阴。 说起茶铺,我应该告诉你,在这个小镇的正街上,有五家茶铺。我每天总要在那些地方度过一部分时间。我的确喜欢这里的茶铺,要是没有它们,我恐怕会闷死在我这个充满煤臭的楼房里。最大的一家,正如它的招牌所表明的,是一家“茶楼”。在一个宽大的楼厅里放了十儿张红漆方桌和六七十根红漆板凳。从那些挂满墙壁的对联上,人看得出来这是本地××会 [3] 集会的场所。不过集会的日子不多。平时一个楼厅里常常只有寥寥十多个茶客,大半是大学生,一个人占据一张桌子,堆满了纸和书,一碗茶便可以消磨他三四个钟头,他们借这个地方来温习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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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的人则是在这里会朋友商量事情。茶楼下面便是长途汽车站,站内虽有一条供乘客用的长凳,却也有少数人喜欢坐在楼上喝茶等车。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除了星期天,早晨和午后茶楼上照例非常清静,黑脸堂倌闲得在柜台里打瞌睡。有时茶楼上就只有我一个顾客,我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一本书上面。或者那个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慢慢地走上来要一碗沱茶,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喝了许久;或者三层楼上那个奶子高高、脸色黄黄的丫头走下楼梯讨一点开水,同堂倌讲几句笑话;或者那个大学生带着笔、墨、砚台、稿纸要一杯绿茶和一杯菊花坐在窗前写文章。他们都不会给我搅乱书本中的世界。可怕的倒是隆隆的汽车声,它使得墙壁、楼板、桌、凳都发生了震动。汽车在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就仿佛立在颠簸的船中,船外扬起的不是浪波,却是尘雾。我如果不转眼地望着窗户,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大股大股的尘土从窗外直扑进来。靠窗的几张桌面立刻铺上薄薄的一层土。 我知道一辆汽车从附近一个市镇开来经过这里往城内驶去了,或者是从城里开往那个市镇去的汽车。它们每天来来往往经过这里至少有二三十次。那种仿佛要震破人耳膜的春雷似的车声,常常从早晨七点钟响到夜间六七点。车轮那样忙碌地奔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喘息。连扑进窗来的每粒沙尘也仿佛带着热气似的。你看,我们就是在灰尘中生活着的。 敏。你不要因为这个皱起眉头。其实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情形还要更坏。我的书桌就放在窗前,窗上玻璃被五个目前落在这条街上的炸弹全震破了,现在补上了几块,也留着几个空洞。即使没有大汽车经过,只要起一阵风,大股的尘土就会从这些空洞灌进房里来。要是在晴天有阳光,我还可以看见灰尘在空中飞舞。 我住在一个朋友开的书店的楼上。关于这个房间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事,许多你想不到的事。这里原是所谓“双开间”的铺面。楼下却被一家菜馆先租去了一间,书店左边也是一家同样性质的兼卖“小笼包饺”的酒菜馆,所以它不得不夹在两个酒菜馆的当中。在酒馆的屋檐下,就是在人行道上,每一家安放着一个圆形的大炭炉,从早晨到傍晚它们不断地喷出带煤臭的烟,还有燉在铁锅上的蒸笼缝里也不时冒出白色的热气。倘使笼盖一揭开,这附近就仿佛起了云雾,大股的热气同煤烟混在一起直往上升,被屋檐阻止了,折回来,就从窗户的空洞大量地灌进楼房里。这时人在房中也会看不清楚他四周的东西。他要是努力睁大眼睛想看穿烟雾,他的眼珠又会被热烟刺痛。这并不是我的夸大的描写,在每个早晨,情形的确是如此。早晨便是烟雾最猖獗的时期。 我现在给你随便描写一段我早晨的生活: 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只看见白色的烟雾一股一股地从玻璃窗的空洞里灌进来,好象决了堤的水,很快地就淹没了整个房间,留给我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楼板和墙壁全起了震动,同时好象有什么人在我耳边大声叫喊。我觉得整个头都在嗡嗡地响。过了片刻,汽车去远了,我的脑子才跟着楼板、墙壁等等慢慢地静下来。 我坐在床上,揉着眼皮,然后戴上眼镜,努力看那些被淹没在白雾中的房内陈设。起初我看见白雾在翻腾,在滚动。后来颜色渐渐地淡了,烟雾也逐渐散去。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房里就只有这些简单的家具。 我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窗前,那股熟悉的似乎会使人肺部烂掉的煤臭一下子就扑上脸来。我几乎要发恶心,连忙掉转身抓起脸帕和肥皂、牙刷等等匆匆地逃下楼去。 倘使在星期日,那么我睁开眼睛,常常会看见利莎站在我的床前,她一对黑黑的亮眼珠不住地在滚动,宽脸上现出天真的微笑,她捏着一根纸条搓成的细捻子,好象要用它来透我的鼻孔。 “利莎。你又在做什么?” 她扑嗤笑起来:“黎伯伯,我轻轻喊你,总喊不醒。” “你这个顽皮孩子,你哪里是喊我?你明明要透我的鼻子,”我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 “真的,我没有透;我要透,你早就打喷嚏了,”利莎声音清脆地分辩道,两排白牙齿在我的眼镜片上灿烂地发光。她又说:“妈妈说黎伯伯晚上写文章睡得晏。喊我不要吵你。我今早晨来过几趟,黎伯伯,你都没有睡醒,我想起妈妈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吵你。” 我伸起手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她说的是真话。有两回她用这样的纸捻子透得我接连打喷嚏,但这还是我来这里不久刚和她玩熟了时的事情。在这以后她就只拿着纸捻子在我的脸上晃,却没有下过一次手。 “黎伯伯,起来罢,时候不早了,今天天气好,你带我出去走走。”或者—— “黎伯伯,起来,下楼去吃点心。”或者—— “黎伯伯,洗了脸,给我讲个故事。” 如果我问她:“你怎么不去上学?又逃学吗?” 她便会回答:“今天星期天,你还不晓得?我从不逃学的。黎伯伯,你乱讲!”她还用一根小指头威胁地指着我的前额。 这个孩子有时活泼,有时文静,喜欢用思想,重感情,记性也很好,读书不算太用功,但也不会偷懒,逃学的事情的确不曾有过。我喜欢这个九岁的孩子。 昨天是星期日,早晨我又被她的喜悦的声音唤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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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着一张纸和一管蘸饱墨汁的小字笔央求我:“请你给我写两个字。” “什么字?”我奇怪地问道,就把笔和纸接过来。 “秦家凤,家字我会写,”她又慢慢地把那三个字重念一遍。 “秦家凤,就是你那个好朋友,梳两根辫子的小姑娘吗?”我带笑问道,便给她写好那三个字。 “就是她,”利莎笑答道,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上。 “你写她的名字做什么?是不是你要给她写信?”我又问道,还把那张纸拿在手里。 她从那件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拿在我眼前一晃,又笑嘻嘻地放回袋里,然后说:她讲过今早晨来耍,现在还没有来,我写封信去请她来。 “你们真是好朋友,一天也舍不得分开,”我故意跟她开玩笑。 “黎伯伯,你才是我的好朋友,你讲故事给我听,”利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笑着把头一扭,分辩道。她忽然把我身上的棉被往下面一扯,等我连忙伸手拉住,半幅棉被已经离开我的身子垂到楼板上了。她得意地说一句:“黎伯伯,快起来!”就回头往房外跑去。我听见她还在楼梯上大声嚷道:“黎伯伯,谢谢你啊!” 不到两个钟头,秦家凤来了。这两个女孩亲热地并肩坐在楼下靠书橱的一张方桌旁边,头挨着头专心地翻看一本画报。 我从外面回到书店里,经过那张方桌,忍不住打岔地叫了一声:“利莎。”两个年轻的头立刻抬起来望着我。利莎的宽脸上现着欣喜的微笑,她满意地对我霎霎眼睛。另一张瓜子脸上也绽出笑容,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很有礼貌地唤一声“黎伯伯”,点一下头,两根用红绸带扎的小辫子又垂到了脸颊旁边。 我没有别的话好讲,便说了一句:“利莎,你好好地陪你秦姐姐耍啊。” “我晓得,”利莎点头答道。 我上楼去写了一封信,是写给一个远在国外的朋友的,不过短短两张信纸,却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我在书桌前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去,刚埋下头又会抬起来。还是煤臭在折磨我。这气味不断地从窗的缺口飞进来,就贴在屋内每一件东西上面,许久都不散去,使得书桌、信笺、钢笔都发出了那种似乎搔痛人心肺的恶臭。好象有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用力刮来刮去,使我发出好几声呛咳,才把信写完。 我拿着封好的信和一本没有读完的书大步走下楼去。我打算把信投到邮筒里。然后到茶楼去消磨一两个钟头。 在楼下我又遇见那两个女孩。她们现在不是坐在方桌旁边板凳上看画报了,她们坐在店门口两个小竹凳上唧唧哝哝地谈着闲话。我站在后面想听她们谈些什么题目。她们似乎在谈学校里和各人家里的事。利莎忽然注意到站在她们背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买书的顾客,便唤声“黎伯伯”,秦家凤立刻把她那滔滔不绝的小嘴闭上了。 “你们怎么不再往下讲?”我含笑问道。 秦家凤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她只是微微一笑。 “黎伯伯,你不好,你在偷听我们讲话,”利莎撒娇地说。她站起来,拉住我的一只膀子要我出去,还说:“你快去看你的书。我们等一会儿到茶馆里头找你。” 我笑了笑,也就走开了。这天茶楼上的人相当多,四分之三的茶桌都被人占去了。恰好靠窗右边角里那张桌子空出来,我便坐到那里去。 满个茶楼都是谈笑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桥牌”。纸烟的灰白色烟雾在空中缭绕。我摊开书,把注意力慢慢地集中在另一个世界上面。书一页一页地在我眼前翻过。突然一个清脆的笑声在我旁边响起来。我吃惊地抬起头。在我的正对面两张年轻的笑脸灿烂地发亮,我心里一阵爽快,这意外的阳光把我从那个充满阴郁气氛的世界中救出来了。 还是袁利莎和秦家凤那两个孩子,她们真的来了。 “黎伯伯,吃花生米,”利莎说着就送过一把花生米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吃不吃茶?”我吃着花生米,含笑问道,我想把她们留在这里。 “不吃茶,我们刚刚吃了茶来的,”秦家凤客气地说。薄薄的嘴唇包了一嘴的笑。 “黎伯伯,你好用功啊。我们来了好半天你都没有看见。要不是我笑出来,你还不晓得,”利莎得意地嘲笑道,“黎伯伯,当心你要变成一个书呆子啊。” 我立刻把书閻上放在一边,望着她们说:“我现在不看书了。你们坐下来,我们好讲话。大家都不开玩笑好不好?” “利莎,你看黎伯伯有点怕你了,你快坐下罢,”秦家凤抿着嘴笑道。她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利莎也就在我右边那根凳子上坐下了。她望着我霎霎眼睛,央求地说:“黎伯伯,我们坐下来了。你给我们讲个故事罢。”她说完,又看看秦家凤说:“秦姐姐,你不是来听黎伯伯讲故事吗?” 我把手在和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就是你一个人花样多。” “黎伯伯,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也是来听你讲故事的,”秦家凤连忙解释道。她亲密地看看利莎。利莎也向着她微微点一下头。 我把这两张脸上的表情看了一阵。她们说话就象鸟在唱歌,利莎的声音稍微高一点。脸型虽然不同,不过表情却有点相似,只是利莎多一点稚气,秦家凤已经十岁了,略带一点沉静的大人气。此外,纯洁,善良,友爱等等,两张脸上都有,而且两张脸同样充满着朝气,好象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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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伯伯,你不讲,却老是看我们做什么?”利莎不能忍耐地问道。秦家凤不做声,故意把脸掉开看墙上的对联。 “我在想,想好了就讲的,”我顺口答道,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还魂草的故事。故事里面不是也有两个象这样年纪的孩子么?他们不也是象这样亲密地过着日子么? 我把这个故事对她们讲出来。起初她们听见我讲起两个孩子的友情,还以为我是在拿她们开玩笑,后来跟着我的叙述她们看见那两个孩子长成了,友情跟随岁月增加,两颗热烈的心连结在一起,两个人用同样的脚步,到四处去找寻那个普照万物、永不熄灭的明灯。她们的笑容没有了,利莎靠近我的身边来,秦家凤也移到利莎的旁边。两对眼睛都钉在我的嘴上,她们差不多连气也不吐地静听着。我还看见利莎的右手被捏在秦家凤的手里。 我继续讲下去:两个人永远不停脚地走过许多地方。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在黑暗的荒山中,两人中的一个跌在岩石上受了重伤。另一个人用尽方法仍然不能挽救朋友的性命。在那个时候据说有这样的一种还魂草,人把它捣碎放在死人口里,可以使死了的人复活。这种草生长在荒山中,并不难找到,不过要用活人的热血培养,它才会长成粗大的叶子,就可以用来救人。这个人把还魂草找到了,他带回家里,栽在花盆里面,每天早晚用锥子刺出自己身上的血来浇这棵草,在一个星期以后就用草救活了他的朋友。 敏,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悲惨的,两个人终于找到普照一切的明灯,给这个世界添了无限的温暖。不过我讲到那个受伤的友人临死的情形,我自己也受到感动,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几次差一点讲不下去。我闭上嘴,吞一口吐沫,我就看到面前两个女孩眼里的莹莹泪光。秦家凤频频地埋下头用手绢揩眼睛,她的另一只手仍然把利莎的右手紧紧捏住,而且似乎捏得更紧。利莎好几回掉头看她的朋友,两双泪眼对望一下又掉开,我不知道她们用眼光表达些什么意思。 “我不再讲下去了,我把你们都说得哭起来了,这有什么好处?”我的叙述逼近故事的结尾时,我忽然中断地说。 “你讲,你讲,不要紧的,”利莎抓住我的袖子央求道:“我们真没有哭。” “你还说没有哭,你看,你眼睛里是什么东西?”我指着她的眼睛说。 利莎的脸立刻红起来。她揉揉眼睛分辩道:“我不是哭。人家心头有点不好过,不知不觉地眼泪水就流出来了。”秦家凤放开利莎的手破涕一笑,她不好意思地掉开头,索性用手绢把眼泪揩去。 “不要害羞,这样的眼泪是很好的,”我感动地对她们说;“我象你们这样大年纪的时候,我听别人讲故事也哭过。” 两个小小的头默默地点了一下,还是利莎先开口:“黎伯伯,快讲啊,还有好长吗?” “快完了。你们看那个朋友已经救活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你自己编一点也好。你不是很会编故事吗?你写了那么多的书,”利莎说。 敏,这次利莎的话说准了,还魂草的故事里面已经加进了我的感情,我随讲随编,加了好些描写和叙述,而且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更乐观的结局。说完故事的最后一句,我望着她们嘘了一口气,我看见两张年轻的脸上都笼罩着一种明澈无比的微笑,我觉得一股热气进了我的心中,很快地我全身都感到了温暖,我感激地微笑了。 利莎站起来,轻轻地对秦家凤说:“秦姐姐,我们回去罢。”她拉开板凳,提高声音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黎伯伯,谢谢你啊。”秦家凤的瓜子脸也向着我点一下。于是两个孩子手牵手地往楼梯那边跑去了。 过了一阵,又是那两个女孩子来唤我回店里去吃饭。在饭桌上她们两个坐在一边。利莎还常常替秦家凤挟菜。秦家凤先放下碗,等着利莎吃完,才一起离开桌子。两个人又手拉手地往外面去了。 敏,以上的话全是两天以前写的。我从晚上一直写到夜深,写到同房间的人睡醒了一觉再睡的时候,才放下笔,折好那些作为信笺的稿纸。但是我的一双腿已经冻到几乎不能够动弹了。 第二天我便因为受了寒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我没有吃东西,没有看书,睁起眼睛在床上想了一天的事情。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总有你那对炯炯的眼睛在向我注视。敏,你看,我何尝忘记过你?我忽然又想起了你五年前对我说过的话:“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你也该学会忍耐。”的确,我现在已经学会忍耐了。 这天朋友夫妇都来看过我,但是来得次数最多的还是那个小利莎。她上午回家听说我病了,马上带着书包来看我,问我病得怎样,又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絮絮地向我讲她在学堂里看见、听见的一些事情。看见天真善良的小小脸上的笑容,我仿佛受到春日阳光的抚摩,我心上的郁结全消散了。 她忽然停住嘴,向窗外一看,一团一团的白汽在窗洞口盘旋。她把嘴一呶,生气地自言自语:“又是煤臭,真要把人熏死!”她回过头,赌气似地对我说:“黎伯伯,这个地方真不好,我们应该搬家。你看,你生病:他们还要熏你。” 她说的是真话。煤臭,煤臭,两个炉子放在窗下,一边一个,早晨生火的时候用烟来熏我们;包饺出笼的时候,用带油香的蒸汽来闷我们;而且整天用那无孔不入的煤臭来刮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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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找不到房子,又搬到哪里去?要是有房子你父亲早就搬开了,”我苦恼地答道。 “包饺一笼,排骨面三碗!”粗大的声音在楼下喊起来。这也是人的声音。为什么人对人这样残酷呢?难道我们同他们中间又有过什么仇恨?无怪乎这个孩子又愤愤地说了: “他们也是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不过多卖几个钱,却不让人家舒服。爹爹向他们办交涉,总讲不好!” 不错,我那朋友同楼下两家酒菜馆的主人办过交涉,请他们把炉子移到店铺里面,不要放在人行道上,却遭他们严辞拒绝。后来实在受不住烟熏,朋友又到镇上警察分署去请求设法。那位制服整洁的讲湖北话的巡官亲自来书店调查了一通,客气地吩咐朋友写一张呈文递上去。这张呈文费了朋友许多天的功夫,呈文上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仍然整天受着煤烟熏炙。朋友那个新生的男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养育起来的,现在开始呀呀学语了。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一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知道顾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你爹爹态度不够硬,又是随随便便,所以交涉总办不成功,”我说的全是牢骚话。敏,我知道你听见一定会责备我,我不应该对一个九岁小孩说出这种话。 “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顾自己!黎伯伯,你说得不对,”利莎嘟起嘴固执地说。 我又一次接触到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这比良药还更能够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泪眼望着她。 “黎伯伯,你不舒服吗?怎么有眼泪水?”她忽然发觉了我的眼泪,又看见我痴呆地望着她,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就蹲在床前关心地间道。 “没有什么,你说得很对,”我摇摇头说。 “你一定是不舒服。不要讲话了,好好地睡罢,”她象一个大人似地吩咐我。 下午利莎放学回来,在下面跟她母亲讲话。我刚刚醒过来,觉得心里好受一点,听见她的清脆的、不带丝毫烦恼的声音,仿佛一阵温暖的微风迎面吹来,把全屋子的煤臭吹走了,我感到一阵爽快。 不久利莎走上楼来。她刚刚到门口,就嚷着,“黎伯伯,你好些没有?” “好些了。你放学回来了,”我高兴地说。 她敞开大衣,带跳带跑地到了我的床前。一只蓝地白点的绸子蝴蝶在她的头上微微地闪动。 “我跟爹爹讲过了,要他一定把隔壁开馆子的赶走,赶走了屋里头就没有煤烟了,”她象报告一个重要消息似地认真地说。她满意地微笑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的笑容,低声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黎伯伯,你今天吃过东西没有?”她又殷勤地问。 “我吃过一碗藕粉冲蛋,觉得很好,”我含笑答道。 “很好,”她学着我的口音说,自己也忍不住扑嗤笑起来:“黎伯伯,你真滑稽,不管什么,你总说很好,很好。生了病睡在床上也说很好。你看,满屋的煤臭,你难道也说很好?”她刚说到这里,一辆从城里开来的汽车逼近了我们的窗下,一阵轰隆的巨声带着灰黄的尘土扑进窗里来。她忽然发出一声呛咳,然后拿手绢揩了揩嘴和鼻孔,抱怨地自言自语:“人家就不给你安静,一会儿是孔隆孔隆汽车开过来,一会儿又是排骨面几碗。”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亏你还睡得着,你真能够忍耐!” 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敏。你看现在连一个九岁的孩子也责备我能够忍耐了。不知道你听见会有什么感想?你猜我怎样回答她? “在这种时候人活着就需要忍耐啊,”我的确是这样地回答她的,而且我还加上一句:“你小孩子不懂得。” “黎伯伯,你不对,你动不动就说我们小孩子这样那样。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做过小孩子!”利莎噘起嘴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答话,却望着她笑起来。 她要讲话,楼梯上一个叫声把她阻止了。声音不高,我一听就知道是秦家凤的,声音继续着,显然是那个女孩走上楼来了。利莎一边答应,一边往门外跑去。 又是两个孩子手拉手地走进来。“你上去就紧不下来,”秦家凤笑着埋怨利莎道。她快要走到我的床前,便站住,点一下头,唤了一声“黎伯伯”,又转过头望着利莎微笑。 “黎伯伯,秦姐姐听说你生病,特为来看你的,”利莎笑着说。 秦家凤便掉头朝着我接下去说:“黎伯伯,你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你啊,”我点头答道。 “黎伯伯,你不要着急,她今天不是来听故事的。不过你病好了一定要给我们讲故事啊,”利莎高兴起来又跟我开玩笑说。 “利莎,你不好,黎伯伯生病,你还要吵他讲故事,”秦家凤伸手把利莎头上那个蓝花蝴蝶整理一下,一面搭讪地说。 利莎掉转头对秦家凤闪闪眼睛,带笑分辩道:“你现在不要在黎伯伯面前讨好。讲故事还不是归我们两个听?”她又回过头来看看我,“今天黎伯伯害病,就是你请他讲,他也不肯讲的。” “我讲,我讲,”我毫不踌躇地接连说,我很高兴,她们给了我这样大的喜悦!我也愿意使她们满意。一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浮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我便开始说:“从前有一家人——” 两个孩子正在交换眼光。忽然利莎嚷起来:“我们现在不要听,我们现在不要听!”她笑着,秦家凤也笑着。两个孩子马上掉转身,手拉着手轻轻地往楼下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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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一阵唧唧哝哝的声音,我的听惯了喧嚣也听惯了寂寞的耳朵立刻分辨出来这是利莎同秦家凤两个人在那里讲话。她们的话似乎越讲越多,话中常常夹杂着笑声,仿佛两个人都很高兴。过了好一会儿,声音终于寂然了。两个人好象轻手轻脚地走出房来。我想她们一定是到楼下去,不过我也动一动头,把眼睛掉向着房门。 我这房门是终日终夜都开着的。这时忽然伸进来两张年轻的脸,黑黑的头发,两朵紫花旁边停住一只带白点子的蓝蝴蝶。两个人的发亮的眼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我忍不住笑了。 于是两个孩子又带跳带笑地奔进来,很快地就到了我的床前。 “黎伯伯:你今天睡得太多了,”利莎嘲笑地说。 “黎伯伯,我们先前还来看过你,你睡得呼呀呼的,”秦家凤说了,自己抿嘴笑起来。 “我哪里睡觉?我只听见你们在隔壁叽哩咕噜吵了大半天,不晓得吵些什么,讲得那样亲热,”我也跟她们开玩笑道。 “黎伯伯,你说得不对。我们轻轻地讲话,又没有吵嘴,你怎么说吵了大半天!”利莎笑着辩道。 “这又算是我讲错了。你这个多嘴的小姑娘,我讲不过你。我只问你刚才我正要给你们讲故事。你们为什么一下子就跑开了,是不是嫌我讲得不好?” 听见我这几句话,两个人又互相望了望;利莎闪闪眼,秦家凤笑笑分辩说:“黎伯伯,不是啊。我们怕你讲累了,会翻病的。” “妈妈说过,黎伯伯生病,不要再请他讲故事,”利莎连忙接下去说了这一句。 看见她们的充满善意和关心的表情,我只有感激地点点头,接连说了三个表示了悟的“哦”字。 “还有袁伯母要我们来问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秦家凤再说。 不等我开口,利莎就接下去:“我晓得,要一碗藕粉冲蛋。”她扑嗤一笑。 “利莎,你真聪明,猜得到我的心,”我也忍不住笑了,却故意称赞她一句。这时夜幕已经罩上天空,在对面楼房中电灯光黄黄地亮了,楼下酒菜馆里显得十分热闹,江苏口音的茶房大声嚷着:“五号的大红蹄、炒肉丝快点!”我也觉得肚子有点空虚了,便说:“那么你们下去的时候,喊人给我买碗藕粉冲蛋也好。” “我们现在就下去,我要回去了,”秦家凤对利莎说;然后她望着我,“黎伯伯,我回家去罗,下回再来看你。” “好,谢谢你,放学时候再来耍啊,”我点点头说。 “秦姐姐,你看黎伯伯真客气,还在说谢谢你,”利莎笑起来说。秦家凤也笑了。 “我要来的,我还要来听黎伯伯讲故事,”秦家凤说,向我行一个礼,就牵着利莎的手走了。 少了这两张发光的笑脸,房里顿时阴暗起来。夜吞没了我的房间。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身体却是很暖和的。我不扭开电灯,黑暗可以帮助我思索,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许久。 还是利莎端了藕粉上来给我开灯的。 这个晚上我睡得早,而且睡得很好。心里非常坦然,一切暗影都消散了。没有噩梦。夜在我的安静的睡眠中过去了。 早晨我又被利莎唤醒。这是意外的事,因为今天不是星期日。利莎站在床前,使劲地推动我的头,惊惶地叫着:“黎伯伯!黎伯伯!快起来!”我睁大了眼睛。 “你快起来!爹爹跟下面吵起来了!快点!他们要拿刀来杀爹爹!”她两只眼睛惊恐地睁得很大,脸色也变成惨白,说话带点口吃,现出了很可怜的样子。 “你不要怕,不会有这种事情,他们绝不敢,”我安慰她说,即刻披起衣服下了床。我听见一个粗暴声音骂着:“娘操×,你有本事你就下来!” “下来就下来!”我那个朋友气得声音打颤,接着橐橐地走下楼去。 “快去,快去,”利莎又在催促。 “不要紧,”我一面说,一面穿好衣服同利莎一起走下楼去。我听见朋友太太在隔壁同娘姨讲话,便断定事情并不严重。 楼下店门大开,朋友同一群人往警察分署去了。我们再听不见争吵声。利莎的脸色也恢复了红润。她听见我问她要不要跟着去警察分署的时候,她不回答,却先问我,“黎伯伯,我忘记了,你的病还没有好嘛?” “完全好了,你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还没有洗脸嘛,”她望着我说,接着又自言自语:“偏偏不凑巧,张先生进城去了,黄子文又去买菜去。店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张先生是店员,黄子文是练习生,都是睡在我这个房间里的,张先生进城去批货昨晚没有回来。从她的脸色和语意我知道她盼望我陪她去,我便直截了当地说: “等一会儿我回来洗脸也是一样。那么我就陪你去看你爹爹罢。” “好,谢谢你!”她满意了。但是她还站在窗下仰起头唤她母亲,问道: “妈妈,我跟黎伯伯去看爹爹去,好吗?” 她母亲从楼上窗里露出上半身来,小弟弟还抱在怀里。她母亲温和地嘱咐道:“好的,不过你要快点回来啊你今天还要去上学,不要耽误了。” “我晓得,我晓得,”她答应着就拉着我的手走了。 在路上她简单地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楼下左边那家菜馆生火,煤烟冒上来,完全灌进隔壁房间里,连小弟弟也呛得哭了。利莎的父亲从窗里向楼下讲话,要那个茶房把炉子搬动一下,茶房不肯,就吵起来。她父亲把一盆还未用过的脸水朝炉子上倒下去,火灭了,茶房的身上也溅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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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房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说要杀她的父亲,把书店大门的门闩都砍落了。因此她害怕起来。 “你真傻,杀一个人,哪里有这样容易!你看你妈妈都不着急!”我半安慰半嘲笑地说,伸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她不作声,脸红起来,不过看脸色,我知道她的恐惧已经渐渐地消失了。她仰起头看看我说:“黎伯伯,你没有看见他刚才那种凶相,那个不讲理的茶房——”话没有讲完,我们已经到了警察分署的门前,她便住了嘴。 这分署也是将就用一家商店的旧址改修的。只有两扇铺门开着,却被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堵塞了。我站在门口,除了一堆人头外什么都看不见。小小的利莎几次踮起脚,伸长颈项,也没有用。 里面各种口音在讲话,中间也有她父亲的声音。声音似乎很清楚,但是我仔细听去,却又连一句话也听不出来。不过我知道她父亲不会吃亏,便安慰她说: “利莎,回家罢。看情形不会有什么事了。你爹爹就要出来的。在这里久站也没有用处,你还要去上学。” 利莎看看我,露出了失望的眼光。她嗫嚅地说:“就再等一会儿罢。” 我了解她这时的心情,便捏住她的手不再作声了。 不久她的父亲便从人丛中走出来。她看见他,马上扑过去,亲热地唤着:“爹爹。”我的笔形容不出她脸上的欢喜的表情。 “你跑来做什么?你不去上学?”她父亲含笑地频频抚摩她的头发。 “我怕他们会欺负你,”利莎偎着父亲,两只手拖住他的膀子,偏起头仰望他,亲热地说。 “不会的;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朋友简短地回答,脸上浮出他常有的微笑。先前的怒气早已消散在九霄云外了。 在回家的途中朋友把交涉的经过对我说了。这次的交涉算是有了结果:署员吩咐茶房把炉子搬开。关于倒水的事,茶房要求赔偿,署员却说:“本来应该罚他五块钱,不过我已经申斥了他,他是读书人,受申斥比罚款还厉害,所以你也用不着再讲了。”这样就遣开了茶房。现在我们还可以听见茶房气愤地在后面乱骂,不过隔了十多步。我们走得并不快,他也不追上来。 “不对,不对,真正没有道理!”利莎愤愤不平地说:“爹爹,你没有一点错,怎么又怪你不是?”她又看看我说:“黎伯伯,我们再去讲去。” “这不过是一句话,好在炉子的问题解决了,”她父亲还是满不在乎地跟她讲话,脸上依然带着和善的笑容。 我赞成利莎的话,不过我却摹仿她父亲的调子回答道:“算了罢,再讲也讲不好的。现在且看炉子是不是会搬开。” “这次一定搬开,不会再有问题了,”朋友满意地说。他对什么事都是乐观的。 我笑笑,也不讲别的话。 这天天气特别好,虽然山谷里还积着雾,但也显得十分稀薄。冬日的阳光温和地抚摩这条长长的镰刀形的马路。近来常常是愁眉苦脸的天空也开颜微笑了。我站在门前望着在屋檐上、在电线上快乐地唱歌的麻雀,又看看对面楼窗上的一抹金色阳光,我相当高兴。这时店两边炉子里和蒸笼里照常发散出一阵一阵的烟雾,但是我也不去注意这些了。 十点钟光景我在茶楼上听见堂倌说“挂球”,连忙到临街的窗前去看,果然街上有人在跑,一个人间:“几个球?”一个人回答:“当然是一个红球。”对面的几家商店纷纷在上铺板。 一个红球,这是预行警报了。所谓球便是红纸灯笼,这时它一定高高地挂在川康银行背后山坡上警报台的球杆上面。我用不着到那里去看明白,便付了茶钱拿起书走出了茶楼。 好些天没有警报了,今天雾很稀淡,敌机多半会来一趟。这样想着,我决定先到小学接利莎去。 小学在一条死巷里面。说是死巷也不恰当,因为在巷子的尽头虽是无路可走,却也有一片远景。这里算是高坡,坡下横着一片冬水田,斜对面坡上还有一所女子学校。作为小学校校址的古庙就是在女子学校的正对面。门前有两棵大黄桷树,也应当是年代久远的老树了。 我看见有些小学生陆续从里面走出来,便站在树下等候利莎:不久利莎挂着书包,一跳一跳地在大门口出现了,靠近她同她讲话的便是那个梳两根小辫子的秦家凤。她们只顾讲话,没有注意到我,我便高叫一声“利莎!” 两个头高高地抬起,两对眼光立刻射到我的脸上,两个人同时惊喜地叫出来:“黎伯伯!” 她们跑到我身边,利莎高兴地拉住我的手问道,“你站在这儿做什么?” “我来接你们的,现在快走罢,”我说。 我们三个走出这条死巷子,秦家凤应该往右手边走了,便向我和利莎告辞,笑着点一个头,说:“等会儿见。”利莎扬扬手回答她,多余地添一句:“在防空洞里见。” 利莎一家人同秦家凤母女平常都躲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面,我也是。因此放了空袭警报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看见秦家凤。 我和利莎向左手边走。书店就在眼前。铺板已经上好,两扇门还开着,利莎的母亲抱着孩子立在门口,对我们微笑,还问一句:“是黎伯伯去接你的吗?” “黎伯伯在学堂门口等我,”利莎得意地答道。她又向我央求说:“黎伯伯,以后有警报你就来接我,好不好?” “好的,”我爽快地回答她。忽然一辆从城里开出来的长途汽车飞也似地在我们面前跑过去了。车辆卷起大股的灰尘,在空中旋转。我们只好屏住气背转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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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都弄好了,就走吗?”那个矮胖的老妈子拖着两个大布包一拐一拐地走到门口,喘吁吁地说。 “王嫂。车子哪?还是把车子推去。等到空袭警报发了再走,”利莎的母亲看了看老妈子,就这样回答。 王嫂放下布包,又进去推出了那一架小孩坐的藤车。就在这时候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响了,声音不很清楚,但是挂在电杆上的警报钟又接着嘡嘡地响起来。 “空袭了!”利莎兴奋地嚷着。 “我们就走,”她母亲答道,又转身去看王嫂,王嫂把车子推了出来,我便帮忙她把布包放到车上去。 “爹爹哪?”利莎忽然问道。 “爹爹到大学上课去了,他会在那边躲的,”她母亲答道。又把左手里捏的三张白色卡片式的防空证向我递过来说:“还是让黎伯伯拿着防空证罢。” 书店两边的酒菜馆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是十分热闹的,现在那里面起了一片闹声,客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个散放煤臭和烟雾的炭炉也闭上大嘴休息了。 我把利莎母女送进了川康银行,一个人坐在银行侧门外矮树下一块石头上面等侯紧急警报。在这里我可以望见警报台上的灯笼,也看得见街中的行人。马路似乎安闲地睡去了,没有气息,没有尘土。寥寥几个穿黑制服的防护团团员寂寞地在岗位附近闲踱。四周很静。鸡鸣、雀噪和人语安详地在空中飘荡,显得特别响亮,特别清楚。 过了一阵,紧急警报还没有来。我坐得有点不耐烦了,便站起来。越过马路我望见山谷里还浮着一张疏疏的雾网,但已经被阳光穿破了。田、树、沟、屋全露在我的眼前,只是仿佛还被一层玻璃罩住了似的。田坎上有人影在摇晃,树下也显露出人影来。一些人站在公共防空洞洞口等待消息。 “黎伯伯,你还不进来!”利莎从川康银行侧门内探出头来唤我。侧门开着一扇,那个穿制服带手枪的行警还立在门外查看防空证。利莎把身子移到门边,靠在她肩上的还有另一个女孩的头,那自然是秦家凤的了。两双年轻的眼睛带笑地对我霎动。利莎又说:“快进来罢。黎伯伯,你在等哪个人?” 她的话没有说完,我就听见凄厉的紧急警报声,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一瞬间整个山坡都响遍了。同时急促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敲起来。我仰头去看警报台:两个红球全落下了。剩着瘦长的球杆高耸在山坡上。 “黎伯伯,快进来,紧急罗!”秦家凤带点惊惶地催促道。 我进了门,行警包跟着进来,把门关上了。 利莎拉着我的手,往洞口走去。我问她:“你妈妈呢?” “妈妈她们下洞里去了。” 秦家凤还说:“黎伯伯,我们进洞罢。进去晏了,会没有座位的。” 我把这两个孩子送下洞去。自己走上石级,在洞口立了一阵。 时间在静寂中过得很慢。忽然静止的空气开始动了,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从天的一角发出来,声音逐渐增大,逐渐逼近,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魔手正向这个小镇伸过来似的。 “来了,来了,”有人发出这低微的惊呼,留在洞外的人齐跑到洞口,鱼贯地走下洞去。 洞里点着洋烛,上下两旁都有木板,两排木凳上坐满了人,我走完石级把脚踏上地板,就听见利莎的声音:“黎伯伯,到这儿来坐。”我朝声音来的地方看去。利莎坐在她母亲的旁边,这时刚刚站起来,让座位给我,我便过去坐下了。利莎就靠在我的身上。她母亲怀里的小弟弟却已沉沉地酣睡了。秦家凤母女坐在我们的斜对面。 在洞里也还听得见机声,敌机就象是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似的。没有一个人讲话。于是一声巨响打破了沉默,整个洞子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落弹了,”一个声音轻轻地说。 “大概就在磁器口,”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回答。磁器口是附近另一个市镇,又是长途汽车的终点。我想被炸的多半是那个地方。 炸弹孔隆孔隆地落下,虽说是巨响,但是传到洞子里却只有轰轰的声音。洞子里空气跟着在震动,我的身子也微微地摇晃了两下。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洞中静得象一座古庙,我连自己的怦怦心跳也听得十分清楚。 接着开始了静寂,放在我和对面座位之间的那根长板凳上,一支孤零零的洋烛发出摇曳的微光,烛泪流了一大摊,火快要烧到板凳了。有人着急地吩咐女工,“洋蜡烛,快点!”站在我膝前的利莎突然一口吹灭了火。那些暗黄色的面孔立刻消失在黑暗中。于是火闪似地亮起来手电筒的白光。 另一支洋烛点燃了。可怕的机声已经完全消去。代替它的是人们的谈话、咳嗽和笑声。有人移动身子往外面走。我闷得难受,也打算出去。我站起来,一只手还搭在利莎的肩上。她掉转头望着我轻轻地说:“我跟你出去。” 我牵着她的手走上二十多步石级,出了黑暗的洞穴。阳光使我差一点睁不开眼。但以后我也就习惯了。我昂起头畅快地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我听见利莎自语似地在说。“到底是在外面舒服。” “不要紧,敌机今天不会再来了,”我安慰她说。 一个人影从洞里闪出来,旧呢大衣盖着灰绒线衫和青裙子。这是秦家凤,她一边揉眼睛,一边唤着“利莎”。 “你也出来了?”利莎笑着问她。 “洞里太闷,我坐不下去,”她答道。她又嘟着嘴抱怨利莎:“你也不等我,就先出来了。”她把右手绕过利莎的后颈搭在利莎的右边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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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晓得飞机走了没有走,所以不敢喊你出来,”利莎闪闪眼睛笑答道。 “那么你胆大,”秦家凤嘲笑地说。 我们靠着洞外石壁随便说了几句话。利莎又缠着要我讲个故事。我便把“能言树”的故事讲给她们听。 我刚刚讲了两段,警报台上又挂起了两个红球,现在是恢复空袭警报了。行警高兴地嚷着:“休息球,休息球!” 从洞里陆续走出来一些人。利莎的母亲抱着酣睡的孩子出来了,秦家凤的母亲跟在后面。秦太太面孔显得苍老,身体瘦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走完最后一级,跨过门就喘了两口气。 两个孩子都掉转头去看各人的母亲,利莎唤一声“妈妈”,秦家凤却只点头对她母亲笑笑。 “利莎,你又缠着黎伯伯讲故事了,”利莎的母亲带笑地说。 利莎笑笑,我接着往下讲。她们渐渐地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两个人都不瞬眼地望着我。我也兴奋地继续讲下去。可是不等我讲完,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又来打岔了。 王嫂扛着布包从洞里出来,看见利莎便说:“利莎,回去罗。” 利莎含糊地答应一声,也不看她一眼。王嫂走到侧门旁边,把布包放到藤车上面。 两扇侧门大开,人们朝那里走去。两个孩子的母亲都走到门口了,还回过头来唤她们的女儿。我也不便久站在这个地方,便说:“走罢,我们回去再讲。” 利莎和秦家凤一边一个跟着我出来。街上满是携儿带女背包提箱的行人。有几家商店正在卸铺板。王嫂推着藤车在前面走。利莎的母亲抱着刚睡醒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跟秦太太讲话。 走到横街口,秦太太应该转弯了,便站住等候秦家凤。我问这个女孩:“你跟你妈妈回去吗?”她不答话,却轻轻地跑过去,站在她母亲面前,央求似地讲了几句。 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不过我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果然她站了片刻,望着她母亲点着手杖进入横街以后,便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回店里,别的人都回来了。为了喝开水,我们又走入楼上的房间。我第一眼便看见满桌满床的尘土。热水瓶仍然安全地立在方桌的一角。我拿起水瓶倒水,两个孩子便动手打扫灰尘。 我们三个人都喝了水。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让她们坐在床沿上,我继续讲“能言树”的故事: “大树吸收了女孩的眼泪以后居然能够发声讲话了: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种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 两对漆黑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望着我的脸。它们是那么明亮。 我继续转述大树的话: “去罢,伴着你哥哥去罢。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你哥哥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看见一切的。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这都是没有罪的。” 我自己在做荒唐的梦,还把两个孩子也引入了梦中。她们接连地霎动眼睛,静静地听着我讲完最后的一句。 小女孩扶着瞎眼的哥哥向着大路走去了。给我们留下来这个陈设凌乱的房间。楼下又在叫喊了:“排骨面两碗。”接着是一辆卡车吵闹地跑过去。灰白色的煤烟开始从窗的缺口飘进来。 “怎么又有煤烟?”利莎揉着眼睛厌恶地说。 “楼下又在生火。真讨厌,总不管别人!”秦家风气愤地说,她也在揉眼睛。 煤烟越来越多,很快地就把这个房间变成了雾海,我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只得同两个孩子逃到楼下去。 两个炉子依然放在原处,都冒着烟。左边酒菜馆里那个拿刀砍门的茶房躬着腰用火钩在掏炉桥,他好象并没有把炉子搬开的意思。 “你看,这就是你爹爹办的交涉,”我生气地说。 “不是说喊他们搬开吗?他们怎么又不听?”利莎惊奇不解地说。 “没有用,没有用!就是熏死也不过我们几个人。哪个肯真心来管这些闲事!”我恼怒地又发起牢骚来。 两个孩子自己很不满意这件事情,看见我逝在生气,便不再讲话了。我们都站在店门口。我出神地望着人们接二连三地走进隔壁酒菜馆。 站在我身边的利莎忽然伸手轻轻地拉我的袖子,低声对我说,“黎伯伯,我相信大树说的话。我要做一个那样的好孩子。” 我惊喜地掉过头看她,她的一双眼睛带着泪水发亮了。 我就象故事里的那棵大树一样,受到了小女孩的眼泪的润泽。我觉得内部起了一个大的震动,我似乎应该对她讲几句话,但是,我什么也讲不出,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挣出一句:“你真是个好孩子。” 秦家凤被利莎留在店里吃中饭,利莎差王嫂到秦家去通知,秦太太也就同意了。利莎今天待秦家凤特别亲热,秦家凤也是一样。但是到五点钟两个人终于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傍晚利莎的父亲回家吃晚饭。他是从磁器口回来的。今天被炸的地点确实是磁器口。他去看过灾区,塌了三五间房子,伤了一个人,炸弹大半落在江里,可以说是没有大损失。 菜馆门前的炉子还在冒烟,我注意地一嗅,又闻到煤气,我忍不住向朋友发问: “炉子为什么还没有搬开?” “就要搬开的,这次他们一定搬,”他毫不在意地笑答道,脸上仍然带着乐观的表情。 “你对什么事都太乐观了,”我冷笑道,也就不再跟他谈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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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26T17:48:06.597223
敏,我今晚上又给你写了这许多话,告诉你这许多琐碎事情。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楼上书桌前面续写这封信,那时电灯没有亮(不,这是亮了,又熄了),我点起一支洋烛,就靠着摇曳的昏黄烛光照亮我的笔迹。我伏在案上连头也不抬起地专心写着,我一直写到煤烟散尽,菜馆关门,写到四周寂然无声,电灯重燃,写到每家店铺灭灯睡去,我还没有停笔。 现在还是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四周都是鼾声。同房间的店员和练习生都睡熟了。在隔壁,朋友夫妇和利莎姐弟也睡得沉沉的。楼下马路上只有一片黑暗,偶尔闪起一般电筒光,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显得多么空虚,很快地它又寂寞地消失在黑暗中了。夜披着它那墨黑的大氅在外面飞行,似乎要扑灭一切的亮光和暖热。寒气象一根蛇从我脚下慢慢地爬上来,它还在啮我的两腿,我感到一阵麻木,两只脚都冻僵了。 这时不过十二点钟,啊,连斜对面那家贸易行楼上的灯光也突然灭了!除了这个房间,似乎再没有光亮。整个街,整个小镇都静静地睡了。那么也让我放下笔跟你暂时告别罢。 二 敏,整整有十几天我没有给你写一个字。现在是午后,窗外下着蛛丝一般的小雨,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我是冒雨出去散步的,暗灰色的凄惨的天空低低压在我的头上,寒冷的雨丝浇不灭我那火似的热情。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的忍耐又逼近了限度了。我整天关在房间里,只看见那些凌乱的陈设,那些烟,那些雾,那些煤臭,还有那接连的阴天。接连的细雨,和侵骨的寒气,好象我四周就只有那些东西。朋友们的通信也中断了,这些天里我就没有收到一张从外面来的字条,似乎友人们都忘记了我。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利莎的父亲谈到天天高涨的物价和米价,他又讲了些他的同事们的苦况,连他那永远带着乐观表情的脸上也皱紧眉头。他的妻子总是温和地讲话,不常笑,但更少给我们看见她的愁容。她是一个能干的主妇,常常用平静的心境和缜密的头脑处理困难事情。这个书店便是在她的主持下存在而且逐渐发展的。因此看见她们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我便会想:要是没有这位太太的事务才干与温和性情,我那朋友的乐观也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也曾谈到炉子的事。 “怎么样?搬了没有?”我问道。 “没有办法,”朋友笑笑,摇头说,这次他自己认输了。 利莎在旁边扑嗤笑起来。在这个店里就只有她的脸上充满阳光,充满生气,充满天真的微笑。看见她这张明亮的脸,我觉得灰暗的天空好象开展了一些似的。 我把利莎送进了学校,又回到阴郁的天幕下面。雨继续在落,路上全是滑脚的水泥,在水泥上移动脚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不愿立刻回到书店里去。我觉得有一团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落在油锅里受着熬煎,连脑子也烧得发烫。我整个头,整个脸都是火。我不能多用思想,我不能休息,我一直在细雨下面走了两个钟头。这其间象魅影似地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各色各类人的影子,我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各种各样的吱吱喳喳。“难道在这时候还不让我安静?”我气愤地想着,我的忍耐真的快到了限度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又想到你,想到你从前说过的话,我才又勉强镇定了心,回到书店楼上来给你写信。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利莎还没有放学回来,窗前仍旧挂着帘子似的雨丝。看见这好象永远下不完似的细雨,我又觉得火在心里上升了。笔还捏在我的手里,我应该再往下写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这是我昨晚想好了的抵抗煤烟的方法。我下床的时候,街后面雄鸡的叫声才消失不久。等到我洗完脸打开店门,天已经大亮。那时没有落雨,泥泞的马路上还不见一个行人。在附近三四家店门口,有人站着在扣衣服的钮子。我朝着往城里去的方向在马路上走了一阵,看见白茫茫的晨雾象一片浓烟包围着远近的山、田、道路和房屋,我自己仿佛踏进云雾中去一般。空气潮湿,沉重,而且还带着一种气味。寒气渐渐地穿透了我的衣服,好象有一只冰冷的大手在我的身上抚摩。但是我仍然毫不畏缩地向前走去。 忽然三辆沉重的黄包车带着呻吟般的辘辘声穿过浓雾迎面滚下斜坡来,车子上还放着简单的行李。车上人大概是到磁器口去搭船的。我等车子过去,又回转头看它们一眼,这么快它们就已经被浓雾吞食了。我看不出一点来痕和去路,想不到我自己就是从那白茫茫的一片中走过来的。 我走到镰刀形马路的尖端,对岸的景物隐约地出现了,那里可以说是刀柄,一个山谷隔在这两个高坡中间,现在都变成了雾海,迷迷茫茫,无垠无边,只见那乳白色的东西在翻腾,在滚动。对岸一棵树,一堆屋刚在我的眼前显露,立刻又被雾浪淹没了。我为了想看穿雾海。在这里站了许久。得到的却只是窒息。 我折回来,仍旧呼吸着重浊的雾气。我又走入正街,两旁的房屋渐渐地从雾海中浮现了。那些紧闭的店铺打开了门,一家跟随着一家,学徒,工友,火夫们忙着搬卸门板,整理橱窗。颜色和声音水似地流入街中,再缓缓地往马路的两端流去,或者集在正街的中心几家饮食店门前,或者拥挤在街旁那条作为菜市的死巷里,或者沿着镰刀形的马路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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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门打开了,两旁的酒菜馆照常热闹地接待顾客:两个炭炉毫无顾忌地散放煤烟。蒸笼盖揭开,一阵水蒸汽扑到书店门口,飞入楼上房间。两只粗壮的膀子伸到白雾笼罩的蒸笼旁边,端走了热气腾腾的一笼包饺。 在书店门口站了一阵,眼前流过去五颜六色,耳边响着各种不愉快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时候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我不愿走在马路上呼吸窒息人的雾气,更不愿坐在楼上让煤烟熏坏我。 利莎挟着书包出来了,两只小手插在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口袋里面,她带笑地说:“黎伯伯,你今天好早啊。”不等我回答。她又央求道:“黎伯伯,你送我上学去好吗?” 我高兴地答应了,她给我找到一个去处,至少在利莎的身边,在小学校门口,我还可以在年轻的脸上看出明日的温暖来。 “让我给你拿书包,”我说着便伸过手去。 利莎看我一眼,笑了笑,默默地把书包递给我。 我们走入那条通小学校的巷子,利莎忽然问我道: “黎伯伯,你为什么这两天总是愁眉苦脸的?你心里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我吃了一惊,这个孩子居然象大人一样地讲话,而且象大人一样地猜到了我的心事。但我还是摇摇头否认道: “没有,没有什么,你不要乱讲。”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我记得你才来头两个月一天总是有说有笑的,”利莎固执地说,脸上还带着她那发光似的微笑。 “这两天闷得很,”我解释地答道。我知道这个回答不会使她满意。但是从后面送过来秦家凤的声音:“利莎。”利莎连忙回过头去。 秦家凤跑到利莎面前,向我唤一声“黎伯伯”,就亲热地挽起利莎的膀子往前走了,两张年轻的脸上笼罩着喜悦的光辉。 转弯便是小学校,我听见秦家凤在说:“我跟妈妈讲好,明早晨请你到我们家里吃面。”明天是星期日,她们不到学校去。 我们走到学校门口,好些男孩子在门檐下玩。我把书包交还给利莎,她除了向我道谢外,还说:“黎伯伯,回去要高高兴兴啊。”她笑着对我闪闪眼睛,摇摇手,秦家凤也对我一挥手,然后把手搭在利莎的肩上,两个人走进门内去了。 我留恋地在大树下面站了好一阵。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古庙里充满着阳光和温暖。但是在外面,针似的细雨开始飘落下来,孩子们都进到课堂中去了。庙门口是静静的,空空的。我淋着雨慢慢地走回家去。...... 我写到这里,天色又黯淡了,我听见利莎的声音在楼下讲话,还有她母亲的声音,她父亲的声音。 啊,利莎在下面唤我,她父亲也在唤我,我应该搁笔到楼下去。 今天傍晚得到林的一封信,他问我一件事情。晚上我写了一张信纸回答他。我封好信,自己拿出去投到邮筒里,回来看见书桌前电灯十分明亮,砚台中还有余墨,便拿出写给你的那一叠稿纸往下再写。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听见利莎和她父亲谈论送礼的事,才知道明天是秦家凤的生日。利莎要到秦家去玩,准备把礼物也带去。 说到礼物,她父母提出几件东西,利莎都不赞成,她固执地要送一件红绒线衫和一本照片册。照片册书店里有。红绒线衫在斜对面百货商店橱窗里面放了好久。她说秦家凤就喜欢这两样东西,想了许久都不能到手。秦先生在城里做事,对家庭并不关心,也不大喜欢他的女儿。 “不管。我自己出钱买绒线衫,妈妈给我照片册,”利莎撒娇地说。 她父亲笑起来,她母亲也笑了,母亲说:“你倒说得爽快。你晓得照片册卖多少钱一本?” “三十五块钱,我问过黄子文的。横竖是我们自己店里头的东西,又不要妈妈另外花钱。秦家凤喜欢它,还是送给她好。横竖妈妈用不着,也卖不出去,”利莎理直气壮地答道。 “你倒会讲话。好,就算我把照片册送给你罢。不过绒线衫却要你自己出钱去买啊,”她母亲温和地带笑说。 “我不是还有两百块钱存在妈妈那儿吗?上回送爹爹围巾不过花了三十多块钱。下个月黎伯伯过生,我也要买条围巾送他,”利莎兴高采烈地说。 “不用你花钱了,我替你出钱罢,你妈妈买一样,我也买一样,”她父亲和蔼地说。 “那么我也买一样,”我插嘴说。 “都不要,都不要,”利莎摇摇头满意地说:“我只要妈妈给我照片册。别的东西我自己买。我送礼,总要自己拿出点钱来才算是真心送。秦家凤说过,她请我吃面,也是她自己出钱。” “就让她这样罢,她讲得也有道理,”她母亲对她父亲说,“她倒是个实心的人。” “好,妈妈答应了,”利莎放下碗站起来快乐地说。她跟着刚才离开饭桌的练习生走到柜台前面:“黄子文,把照片册拿给我。” “象她这样年纪倒好,一天总是高高兴兴的。我就是生气的时候,看见她一脸笑容,立刻气也没有了,”她母亲感慨似地说,眼光随着女儿移到柜台,声音里泄露出母亲的慈爱。 我没有多讲话。我想到她口中的那条围巾,有一天会作为我寂寞的生日的礼物送来的那条围巾,我眼前突然明亮起来,我感激地微笑了。 敏,单是为了那句简单的话,你说我不应该怀着感激的心微笑么? 三 发出了两封长信,我始终没有得到你一个字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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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度出现之后又突然隐去了呢?为什么你得到我的消息之后又开始沉默呢?难道我那些信函都被误投在大海里面,不曾有一张纸片达到你手边?或者因为我曾经忘记过你,你现在用“沉默”来作为报复?还是等不到我的回信,你就因新的使命奔跑到另一个地方?这都是可能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揣想,它们也都是可能的。...... 然而不管这一切,我今天还是在书桌前面坐下来给你写信,这应该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你不会记得的,其实要不是我那朋友(利莎的父亲)时常提起,连我自己也会把它忘记了。我计算起来这些年中间我就只记住一个生日,在那天和四五个熟朋友在上海一家广东菜馆里吃过一顿饭,还喝了几杯酒,但那也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我却十分快乐。早晨起来,在枕头旁边我发见了一个纸包,上面写着这样的十二个字:“利莎送给黎伯伯的生日礼物”,纸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条捷克制的毛织围巾。利莎已经到学校里去了。 我把围巾缠在颈项上,我感到异常的温暖,我又一次接触到善良的小小心灵,分得一点它的亮光与热气。我多日来的心上的阴影都给这一点光和热驱散了。我吃过早点就高兴地拿着书到茶楼上去。 茶楼仍然是很空阔的。我还是拣了那张坐惯了的茶桌,堂倌照常过来泡茶。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按照往常的习惯上楼来坐了一阵,黄脸的丫头照例走下楼讨开水,跟堂倌讲笑话。这些跟我不发生一点关系。我的心上没有云翳。我看书看得很快,今天连这个楼厅也显得特别明亮了。 我的心完全跟着书中的字句在跳动,我忘记注意时间的早迟。后来连堂倌也到三层楼上去了。这样一个大的厅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仍然把头埋在书上,直到意外地利莎的笑声响在我的耳边,我才抬起脸来。 又是利莎和秦家凤两个孩子。秦家凤仍然穿着那件新的红绒线衫。利莎的眼光定在我的围巾上面,她笑着嚷道:“黎伯伯,拜生啊!” “黎伯伯,拜生,拜生!太用功罗,过生也该耍一天嘛!”秦家凤一面点头招呼,一面笑说道,她点头点得相当深,有点象在鞠躬。 “不要吵,好好地坐下来,我请你们吃茶,”我閩上书笑着说。 “不要坐了。我们来请你回去吃面,爹爹妈妈都在等你,”利莎说着就把我放在桌上的书拿起来,她故意催促:“黎伯伯,快走,快走。” “黎伯伯,你茶钱给了吗?”秦家凤插嘴问道。 “没有,所以我还不能就走,”我答道,我想到底是秦家凤年纪大一点,更细心。 “不要紧,下回来给也是一样,不晓得堂倌跑到哪儿去了?”利莎还在催我。 “等他一下罢,”我迟疑地说。 “利莎,你替黎伯伯大声喊声堂倌,看他来不来,”秦家凤想出主意,对利莎说。利莎果然大声叫了两下:“堂倌。” 堂倌咚咚地从三楼跑下来。我瞥见他的影子,就把四张一角的票子丢在桌上,跟着这两个小女孩走了。 店里放着一张小小圆桌,桌上摆满了菜,是利莎的母亲亲手做的。秦家凤的母亲也来了。大家就了座,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面。我还陪着利莎的父亲喝了两杯大曲。他的酒量相当大,今天他喝得不少,酒意已经上了脸,他还不肯放下杯子。他平时讲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对我叙述他几年来的遭遇,这里面也有不少的牢骚。沉默的罐子打破了,心里的一切水似地全流出来。他的太太几次暗示要他闭上嘴,他反而讲得更多,而且更加用力讲话。他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顺势拍了一下桌面,大声说: “我在外国住了八年,回国来在大学教书也教了五年了,养一个太太两个孩子都养不了,还要靠开书铺来维持生活,这真是笑话。怪不得我那班同学都改了行。” 虽然还是牢骚话,但他却是带笑说出来的。他的太太在旁边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用抱怨的语调对秦太太解释道:“你看,他今天真是吃醉了,自己也不晓得在讲些什么。”利莎和秦家凤时而望着他抿嘴在笑,时而唧唧哝哝地讲许多话。 “我今天才没有醉,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一句假的。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朋友摇摇头着急地说,甚至在这时候笑容也还没有离开他的发红的脸。他太太笑笑,不再向他答话了。她看见我们都吃了饭,便上楼去提了一篮鲜红的橘子下来。 敏,利莎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实心的人。他自己说他永远乐观。的确,甚至在应该动气的时候,他也带着笑容。他可以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他也可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设法为自己找一个正当的出路。他不灰心,也不想投机取巧。他只是安安稳稳地一步一步走那人生的道路。林常常开玩笑地称他做“我们的良好的公民”。 “不过话又说回来,慢慢来,能够忍耐一点,正当地做事,也不见得没有办法。你们看炉子不是搬开了?我说一定会搬开,现在果然就搬开了,”他得意地笑着说,又喝干一杯洒。自己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 利莎正在剥橘子,就剥好一个递到他的手里,笑着说:“那么吃个橘子。” 我听见他谈炉子的事,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接到橘子,望着利莎,称赞一句:“这真是我的好女儿,晓得给爹爹剥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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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见我的笑声,便回过头来问我:“你在笑什么?” “炉子不能说是搬开了,右边的一家还会开门的,”我笑着反驳道。 “不过左边的一家总搬了,”他说。 “但这并不是你交涉的结果,还是人家关了门把铺子顶出去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闻不到煤烟就行了。横竖是一样的。我们交涉的目的也就是这一点,你说对不对?”他满意地辩道。 我无话可说了,我知道跟他这样辩论下去,是不会得到结论的。我自然不赞成他的意见。不过我明白这差异是从两个人的不同的生活态度上来的,我不能说服他,同样他也不能说服我。但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他也有他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四天没有嗅到煤烟了。右边的一家酒菜馆因为管账的亏空了钱带着一个股东的妻子逃走了,现在还关着门在整理内部。左边的一家说是因为股东们闹意见便停业把铺子顶给了一家卖杂货的,如今正在装修门面。左边一只炭炉早没有了,右边的一只空空地立在关着的铺门外面,代替它昔时的威风的便是今日的寂寞。 我们接连过了四个比较安适的日子,连呼吸也畅快了许多。今天又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吃完橘子,利莎和秦家凤还为我的生日唱了几首歌。所以我非常高兴。 写到这里,我耳边还仿佛响着利莎的铃子似的歌声。寒夜骑着风帚呼呼地在外面飞行,连墙壁也冻得发出来低声呻吟,但我的心却是很暖热的。写到这里,我不觉快乐地微笑了。 敏,我愿意你知道我这快乐的心情,还希望你也受到它的传染。的确,年轻的我们应该永远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啊。 四 敏,我的畏友,请原谅我长久的沉默。我早就说过我急切地盼望着你的来信,可是你的长篇的信函到了我手边这么久,我却不能够坐在书桌前给你写一张稿纸的回答。你很容易猜到这是什么原因?这一次我是给病抓住了。 我的病是在生日后第三天开始的,起初是四肢发软,后来发冷,以后又发烧。冷起来时,虽然盖上三幅厚被,我也禁不住要在床上打颤,连牙齿也抖个不停。烧起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只是迷迷糊糊地接连做着可怕的梦:自己杀人或者就要被人杀害,或者陷在火烧的房屋里面,或者看见炸弹当头落下,还有许多许多我现在记不起来的景象。烧得最厉害的时候,就象一团火在我的脸上熏,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来发散热气,我不知道自己叫些什么。据听见的人说我的声音并不大,我接连地说了许多话,他们也不告诉我是关于哪一类的事情,只说听不出来我的含糊的呓语。 利莎的嘴在我面前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在我头脑清醒热度减退的时候,她会絮絮对我讲说许多事情,她见到的,听到的,或者别的有趣味的事。有时她也会摹仿我的声音重说一两句我那些呓语,或者忍住笑对我描绘我病中的情形。有一次她说听见我连续叫了几声“我不怕”,却不知含着什么意思。我自然无法给她一个回答,就只好让她时时学着说“我不怕”来嘲笑我。 要是没有利莎这个孩子和她的小姐姐秦家凤,我在病中一定是很寂寞的,或者我的病甚至不会好也说不定,即使病好,也会好得更慢。是她们支持了我的精神,使我能够忍耐这么长久。她们的天真的笑和好心的话便是我这个病人所需要的阳光和温暖。 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后便一起来看我。在寒假中短短的休息日子里她们两个每天总要在我的房间里度过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半天,秦家凤来时多半在下午,有时候还带着课本来,倘使我闭着眼沉沉地睡去,她们就坐在我的书桌前面温习功课。她们有时不发一声,有时唧唧哝哝,但是决没有做过什么响动来妨害我的睡眠。记得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还因为悲痛和恐怖颤栗,我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梦是真。我移动眼光,我忽然发见书桌上两个女孩的头靠在一起,吃吃地小声笑着。我吐了一口气,两张年轻的脸立刻掉向着我,笑容还未消散,就象两朵迎着朝阳开放的花,还带了晶莹的露珠,那就是明亮的眼睛了。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我听见两声亲热的唤声“黎伯伯”,两个孩子马上跑到我的床前,鸟叫似地争着跟我讲话。 我还听见利莎的母亲说,在我发着高热、昏迷地说着呓语的时候,两个孩子就静静地立在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或者惊惶失措地到楼下去逼着利莎的母亲三番四次地请医生。袁太太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在我面前,利莎大声分辩,秦家凤笑着,不好意思地埋下头。我只是微笑,我的眼光轮流地在两个小女孩的脸上打转,我没有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才好。 我的病终于有了转机,渐渐地好起来,热度也逐渐在减退。在这中间春天来拜访这个小镇了。我躺在病床上也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从窗外吹进来的微风,从涂抹在玻璃窗上的阳光,从两个孩子以及别人身上穿的衣服,我也可以看到春天的影子。我也在减少我的衣服和被褥,同时仿佛我身体的重量也跟着在减轻。我可以下床坐一些时候了,我也可以在房间里慢慢地走上二三十步。 有一天两个孩子给我带来了一把小花,青青的细叶衬托着黄色和白色的小小花朵,每朵花都欣欣然昂着头,仿佛还在呼吸新鲜的田野空气。感谢这两个孩子的好心,春天被带到我的房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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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把接过这不知名的野花,就拿来放在眼睛下看,鼻端上闻,我默默地闻了许久,这种带着泥土味的清香似乎慢慢地沁入我的全身,我觉得全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好象被一种力量在摇撼着似的。 “利莎,你看,黎伯伯拿着花,就象蜂子钉住花一样,”秦家凤在旁边抿嘴笑道。 利莎也笑起来,她抓住秦家凤的手答道:“你不是说害病的人爱花吗?真不错。”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你这样爱花,我们每天都给你摘点来,好不好?” “好,”我只能吐出这一个字。我说不出我这时的感情,不过我知道我的活力渐渐地在恢复了。 利莎真的常常给我摘花来,花的种类也渐渐地加多。天气一天一天地暖和,那一片白茫茫的雾海也逐渐地干枯了。早晨醒在床上我看见金色阳光在窗外荡漾,还听见麻雀群在房檐上愉快地唱歌。楼下右边那家酒菜馆换了老板,经过一番装修以后不再卖包饺了,连炉子也搬进厨房里面,我立在窗前不会再受到煤烟的围攻了。 在我的病中,只有过一次警报,但是没有发紧急警报就解除了。我没有离开书店,而且也不想动一下。这天利莎的父亲在学校里面,母亲抱着孩子躲防空洞去了。利莎一定要留着陪我,她母亲还叫黄子文(那个十九岁的练习生)留下,准备等紧急警报发出后扶我到书店背后那个公共防空洞去。 “利莎,你为什么不去躲?你不害怕?”我感激地问她。 “黎伯伯,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她笑着回答我。 “今天不会来的,雾罩还没有散完,”黄子文很有把握地插嘴说,自从上次炸了磁器口以后,敌机就不曾来过一次。 “要不来才好,省得黎伯伯跑一趟,”利莎担心地说。 四周异常静。空袭警报发出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市声完全停止,窗下马路上连防护团团员的脚步声也寂然了。我望着这张可爱的小小面孔,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 利莎看见我不讲话,还以为我心里害怕,便安慰似地对我说:“黎伯伯,你不要害怕,我给你讲个故事。”她真的把她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了。故事很简短,她刚刚讲完,警报就解除了,她高兴得拍手欢叫:“黎伯伯,不要紧了。” 我的病刚好时,还遇到一次警报,这回我是躲了的。但是紧急警报发出以后,敌机并没有到市空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听见解除警报。 这以后便是接连的阴天,雨天。空气相当沉闷,天空永远盖着那么多的愁云。但是在这个小镇的四周,万物都在发育生长,欣欣向荣。前两日雨后初晴,我沿着通磁器口的马路散步,路旁山田里油菜花开了,一片黄亮亮、绿油油的颜色十分悦目。小蝴蝶成群结队展开雪白的翅膀在田上自由飞舞。田畔几棵老树也披上了新衣。在这充满生机的气氛中,我的健康很快地就恢复过来了。 昨夜我还出去看了跟我相别已久的蓝空明月。山谷同田里大片的菜花朦胧地横在月光下面,远处几座山若隐若现,仿佛是淡墨色的画。对岸几点灯光又象停泊在港口中的轮船的电灯。裹在我身上的一件秋大衣抵不住春夜的寒气,我便匆匆地回来。我走到店门口,遇着利莎的父亲,他关心地捏捏我的膀子,叮嘱道:“晚上少出去啊,看受了凉又会病倒的。” 我感谢他,但是我得意地昂头说:“不要紧,我不再生病了。” 现在我从面前一叠稿纸上抬起了头,窗前马路中正摊开一片清凉的月色,又是一个静寂的月夜。寒气一阵一阵地从窗洞飘进来。 敏,我也应该搁笔了。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我应该说,现在我的心境很平静,现在我很高兴。你不要再为我担心。我还告诉你:六天以后便是利莎的生日,她的父母答应她请秦家凤到店里来吃面,自然也请我,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在那天送给她。 五 敏,这封信对你是一个意外,对我更是一个意外。我五天前万想不到接着就要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昨夜我提起笔来,想向你报告一个消息,但是糟蹋了十多张纸,我还写不出一段可以叫人理解的字句。今晚窗外是细雨迷蒙的暮春的凄清的夜,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经过了天花板,漏下断续的雨滴,它们给我带来更多的寒意。从窗洞望出去,整个正街仿佛都落在酣睡中,黑夜抚慰着那些疲劳的灵魂。隔壁房内没有灯光,先前还在床上呜呜地抽泣的利莎的声音也寂然了。我的房间里则是一片鼾声,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和黄子文两人的鼾声今晚上显得特别重浊。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面。回忆凝成一块铁,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思念细得象一根针,不断地刺着我的心;血象一层雾在我的想象中升上来,现在连电灯光也带上猩红的颜色。我无处逃避。一闭上眼,我就会看见那只泥土裹紧的腿,和一个小女孩的面颜。我不能在梦里找寻安静,我只有求助于笔,让它帮助我减轻痛苦。 昨天发过警报,而且出乎大家意外地来了敌机,数目是二十七架,在城内和四郊投下不少的炸弹。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轰炸,却又是如此厉害,连我们这个小镇也不能幸免! 炸弹在这个小镇的上空刷刷地落下时,我和利莎一家人正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我们听见飞机盘旋声,听见炸弹下落声,然后便是两三下震撼山岳似的霹雳巨响,一阵风灌进洞来,把立在板凳上的洋烛打落在地上灭了。洞子摇晃了两下,才稳住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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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莎的母亲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声哭起来。 在那极短的时间里,我仿佛头上中了一下铁锤,把全身打得粉碎,然后才慢慢地聚合拢来。孩子的哭声被母亲的奶头塞住了。我举目四顾,眼前只有黑暗。我注意倾听!静寂中隐约听见细微的机声。但是这机声也被静寂吞食了。 于是人们象从噩梦中醒过来似地开始吐出了两三句简单的话。我听见利莎担心地自言自语: “秦姐姐不晓得躲在哪儿?不晓得她们进城没有?”关于“秦姐姐”的话,利莎先前就讲了许多。这天秦太太母女没有到防空洞来,不过利莎知道秦家凤要跟着母亲进城去看父亲,只是她还不能确定她们究竟动身没有。秦家凤的父亲我没有见过,但听见袁太太说,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近来跟太太处得很不好,他在城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朋友。最近他们夫妇为这个女朋友吵过几次架,袁太太也对我讲过了。 “你不要担心,她们一定在城里躲防空洞的,”我知道利莎为这件事情不安,便安慰她道。我这时没有想到书店,也不敢想到书店和我那个好心朋友的仅有的财产。 “你这个孩子心肠倒好,自己的家说不定全光了,你却只担心你小朋友的事情,”利莎的父亲带笑地插嘴说,他笑得似乎有点勉强。 “一定完了,今天炸掉的地方恐怕不少,”利莎的母亲接着说,声音里略带一点焦虑。 利莎默默地捏住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动。 听见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她也不笑,脸上还是挂着愁云,好象她丢失了重要东西似的。我拉着她的手急急地走出了银行的侧门,这时还不到下午一点钟。 人们张皇地在马路上乱跑。我一直望过去,前面正街中凌乱地横着大堆木片、砖块和尘土,左边四五家店铺的楼房全倒塌了,另外的两三家被揭去了屋瓦,剩着半倾圮的木架子。右边的房屋似乎还是完好的,我再注意地往那边看,我希望看到书店的楼房,但是街道渐渐在转弯,而且一阵黄沙似地在阳光中飞扬弥漫的尘土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们加快脚步往前面走。几个提着小皮箱或者布包的人气咻咻地迎面跑过来,口里嚷着:“前面走不通,要绕弯,”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却象熟朋友似地对我们讲话,并且报告了被炸的商店的名字。 “利莎,不要往前走了,我们从后面绕过去,”袁太太在后面吩咐道。 “我跟黎伯伯一路走,”利莎转过头回答了她的母亲。她又对我低声说:“黎伯伯,我们先到秦家去看看。”她的手微微地抖着。 “好,”我点头答道。我不能说别的话,我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我同情地看她的脸,脸上全是阴云,显得非常黯淡,我触到她那带着焦虑的眼光,利莎的脸从来不是这样的!我痛苦地轻轻唤一声:“利莎。”她抬起头央求似地问我:“黎伯伯,她们该不会在家里罢?” “不会的!不会的!”我坚决地说,我的确相信秦家凤母女进城去了。 转眼便是横街,前面显得异常拥挤,我不知道一大群人在那里做什么。但是我猜得到前面出了什么事情。 “完罗,完罗,”聪明的利莎喃喃说。 我看清楚了:在街的右边高坡上,一排三幢相当精致的平屋现在变成了一大堆瓦砾和一个大土坑,人们就站在坡上坑边挖掘。 利莎丢了我的手疯狂地往前面跑去。我跟着她跑。我们也不管撞到什么人,只求立刻跑上坡去。这时利莎的意志竟然变成了我的意志。我们虽然挤出一身汗通过了人丛中,但是没有达到高坡,我们就被防护团团员拦住了。 利莎说了儿句话,没有用,谁都不能够上坡去看,许多人都被拦在下边。利莎还要往前面走,她也把我拉着往前面走。另一个防护团团员跑过来对我打招呼,他便是茶楼的黑脸堂倌。他一面做出拦阻的姿势,一面说:“不好过去,有人埋在里头。”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听见利莎接连地问:“好多人?是哪家的?挖出来没有?” “多半三几个罢,我也说不清是哪家的,”黑脸堂倌含糊地答道;他掉头朝坡上看了看,不大关心地说:“多半就是中间那一家,听说那家有个太太,还有个小姐。”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那一家!”利莎生气似地辩驳道。 “不相信,你等会儿自家看罢,”堂倌淡淡地说。我连忙对他示意,叫他不要再往下讲。 利莎板着脸孔掉头四顾,忽然惊喜地叫起来:“秦伯伯!秦伯伯!”我随着她的手指望去。一个穿西装的人向着我们这面慌张地跑过来,有一张戴着眼镜的瘦脸。他果然是秦家凤的父亲。 为什么是他一个人?难道她们走在后面? 利莎跑着迎上去间道:“秦伯伯,秦伯母和秦姐姐哪?她们在哪儿?” “我一个人先跑出来的,我怎么晓得她们在哪儿?”他脸色惨白,睁大眼睛,吵架一般地答道。他不理利莎,也不管前面的防护团团员,就拔步继续跑过去,似乎打算一日气冲上高坡。别人拦住他,他便大声叫:“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去找我家里的人啊!”这不是叫嚷,倒象是哭号。 “黎伯伯,”利莎刚吐出这三个字,就“哇”的一声,靠在我胸前伤心地哭起来。 我扳起她的脸,慢慢地给她揩干眼泪。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对她说:“回去罢,妈妈他们在等你。”她让我牵着她的手默默地跟着我走回家去。 秦先生还在用他的哭号似的声音跟防护团团员讲活,那声音一直追着我们出了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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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家。书店完好如前,铺板全未卸下,只开着两扇门。利莎的父母站在门口讲话,听见我报告的消息以后,两人都改变脸色不作声了。 利莎还在抽泣,我便带她到楼上去。我听见她母亲在后面说:“不怪利莎,她跟秦家凤那么要好。”我觉得鼻子一阵酸,眼泪马上淌了出来。 我的房间也还是完好的,不过窗上剩余的玻璃全没有了。我想,这个房间一定由别人(不是张先生,便是黄子文,或者是王嫂)打扫过了。 一进屋,利莎就扑到床上去,呜呜地哭起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她劝住。我还向她解释:秦家凤母女或者躲到别处去了,她们没有理由坐在家里等侯炸弹,利莎渐渐地相信起我这番话来。 但是吃中饭的时候(这天我们在下午四点多钟才吃中饭),利莎的父亲回来说,挖出了两具尸首,都是女尸,一大一小,无疑的是秦家凤母女了。然而我那个朋友又不肯断定是谁的尸首,他说面貌认不出,他远远地也看不清楚。 利莎听见这个消息便不肯吃饭,一定要我陪她再到灾区去。我们又走到高坡下面。 人们还在坡上挖掘。坡下站着一大群连声嗟叹的旁观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费力挤到前面去。但是,除了一个坑,一堆瓦,一堆木片外,我看不见什么,我的眼光找不到那两具女尸。 “黎伯伯,”利莎痛苦地唤道,她又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一句:“她们在哪儿?” 我捏紧她那只微微发颤的手,轻轻地回答道:“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听见旁边一个女人的口音说:“那儿不是?席子盖住的!挖出来还是两母女紧紧抱在一起,鼻子嘴巴都是血!” “在哪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你眼睛又没瞎,连这点儿都看不见!那儿,那儿,树子底下,席子盖住的,还有只脚露出来,”那个穿蓝布衫的三十左右的妇人吵闹地大声说。 我真想打她一个嘴巴。我又想把利莎的两耳蒙住。可是我并不曾动手,却跟着她那根粗肥的手指朝高坡的另一端望去。那里横着一条下坡的路,原先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长在路旁,现在树上只剩下几根光秃的空枝,连路旁的青草也被铲去了一大片。就在这棵树下连接地摊开两张草席,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静静地伸在外面。 “黎伯伯,不会的,不会的!”利莎的带哭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不是我熟悉的声音,但是我听出来在那么多、那么浓的绝望中还有一丝一线的希望。 “利莎,你看,秦伯伯不是在那儿吗?”我低声说。我掉开眼睛,不敢看这张小小的脸,我现在用一句话就把她的希望完全毁灭了。 席子旁边立着三四个人,秦家凤的父亲埋着头好象在那里痛哭。一切的疑惑都是多余的了,死吞食了那个垂着双辫的瓜子脸的小姑娘和那个瘦弱的中年妇人。 停了半晌利莎忽然爆发似地说:“秦伯伯,就是他,就是他害她们的!秦姐姐说过她爹爹专欺负她妈妈......”她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起来。 “这次不是他,是日本军人害了她们的,”我解释地说。她不回答,却只是哭着,过了半晌,我又说一句:“还是回去罢。”我忍住眼泪,牵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回家去。 走出横街,她便止住哭声,一面抽噎,一面揩眼睛。忽然她仰起头认真地问我道: “黎伯伯,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这句问话使我感到惊奇,但是看见她那泪痕狼藉的脸上的庄重表情,我只能够温和地回答她: “利莎,我们是在做梦。” 她不作声,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然而过了片刻,她又带起责备的调子对我说: “黎伯伯,你骗我!你骗我!”这次又是一阵抽噎阻止了以后的话。 敏,你不会了解我这时的心情。我真愿意我能够做一个大骗子,把她哄得收了泪笑起来。就让她以后骂死我,我也甘心。但是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学到这样的骗术呢? “利莎,不要哭了,多哭也是没有用的,”我低声劝道:“你把我的眼泪也哭出来了。”我真的淌出了泪水。这次我们是绕道回家,现在走下斜坡到了田坎上了。 “我要......我的......秦姐姐......我......要......我......秦......姐姐,”利莎伤心地哭道,接着又是一句:“你把她......还给......我。”她看见我不作声,又说:“我不管,我要你还,我要你还!” “我还你好了,”我无可奈何地随便答了一句。 “我要你现在就还,就在现在!”她赌气地说。 我还是答应一个“好”字。 她走了两步,忽然又哭起来说:假的,假的,你骗我!。 我咬紧牙齿不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应该做什么事。我只希望夜早点来,让这个孩子在梦里得到一点安宁,让我的心也得到一点平静。天色突然暗起来,太阳落到天外去了。 我们走上野草丛生的土坡,踏着由行人的脚步踏出来的窄路。利莎的哭声停止了。她忽然弯下身子,连根拔起一棵叶子粗大颜色碧绿的草,捏在手里,出神凝视。我猜想她大概找事情来分心罢,便不去打岔她。 “黎伯伯,这是什么草?”她拿着草向我问道。 “这是野草,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我顺口答道。 “我要带它回去,拿针刺出手指头的血来培养它,”她庄重地自语道。 “这种野草?有什么用?”我惊奇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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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不是还魂草了,”她失望地说,马上把草丢在地下,愤恨地用脚踏它。然后她抬起头央求我: “黎伯伯,你给我找一根还魂草来,我会培养它,要我流多少血,我都不怕。” 她的脸颊上还留着泪痕,两只眼睛哭得红肿了。 “利莎,我讲的是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痛苦地说。 她挨近我,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停了一下,才说:“我晓得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同我在一起,今天她就在席子底下......”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这个平时脸上永远带笑的孩子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眼泪。我想劝她止哭,却反而引出她的更多的泪水,我不能再开口了。 这个晚上没有电灯,书店早早关了门,大家都很疲倦,不到八点钟就吹灭洋烛睡了。我睡不着,又起来点燃洋烛,坐在书桌前面,笔捏在手里,我却始终写不出一句有意义的话。 今天从早晨起就下着细雨,正街上显得十分萧条。下午秦家两具死尸草草地安葬了。墓地离正街有一里多路,小小一块地方,两座矮矮的新坟,还没有石碑,四周是野草和荒冢。 我带着利莎把两副白木棺材送到了墓地。我们已经跟着别人一道走开了,后来又回到那里去。这次我和利莎手里都拿着野花,是我们自己采来的。我们把花放在小小的坟墓前。利莎行着礼,她出神地望着坟,亲切地、象对着活人讲话一般地说:“秦姐姐,你爱花,我给你送花来了,是黎伯伯跟我两个摘的。” 我把花分出几朵放在秦太太的坟前,对着两个坟次第行了礼。我听见利莎还在讲话,她的眼光始终定在秦家凤的坟上,她喃喃地说: “我还要来的,我明天过生,我要来请你吃面,我早就答应请你的。黎伯伯也在这儿,我们一起吃面啊。” 敏,我告诉过你明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生日啊。想到这,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六 敏,今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一切全改变了。现在必须提笔给你写封短信,报告几件重要的事情。 上午九点钟就发了警报。小镇又遭轰炸,书店楼房全塌了,隔壁菜馆,对面百货商店,和甜食店,还有别的好几家店铺,不是变成瓦砾堆,就是剩着空架子。 解除警报后我那朋友立刻把太太和小孩送到离这里十几里路远的一个亲戚家去。他自己搬进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在他的房里给我安了一个床铺。张先生和黄子文,便到各人的朋友处暂住。利莎的父亲恳切地留住他们,也留住我,他说:“炸了一回不算什么,我一定要设法在最短期间把书店恢复起来。”因此他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我答应他暂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对我讲话,脸上不带忧戚的表情,我甚至看见了他那乐观的微笑。他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人。 利莎上滑竿以前,把我拉在一边,抓紧我的手,低声说:“黎伯伯,你要到秦姐姐那儿去啊。你替我多多去看她,今天来不及请她吃面了......我自家也想不到......”她只顾眨眼睛,泪花在眼里滚动。 “我晓得,你放心去罢。我有空会去看你,”我也低声安慰她。我轻轻地抚摩她的头,那只红缎子的大蝴蝶斜斜地歇在光滑的头发上面,颔下别着我送给她的那个篮花大别针,身上穿一件淡青色西装,脚上穿着她父亲买来的新皮鞋,这些都是为着她的生日准备的!我想多看她几眼,但是我又不敢多看,我觉得心在翻腾。 她母亲在催她上轿了,她看了看滑竿,便转过头来匆匆地对我说:“我要回来的。到了雾季我就跟着妈妈回来。”然后她跑到父亲的身边去。 她母亲带着小弟弟。她跟着父亲,王嫂押着行李,被三乘滑竿抬走了。她在滑竿上不住地对我招手,还大声嚷: “黎伯伯,你要多多来看我啊。” 敏,现在坐在大学教职员宿舍里,一张小小的书桌前面,我还分明地听见这句话。 (你小小的利莎,是的,我要多多去看你,也要多多去看你的秦姐姐。这时你爹爹在我对面咳了一声嗽,我看他一眼,啊,还有,我也要帮忙你爹爹把书店早些恢复起来。) 敏,以上几句,应该是我对利莎说的话,我心里这样想着,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们全写在纸上了。我现在也不想将它们删去,就让它们留着做这封信的结尾罢。敌人的大轰炸已经开始,以后我的事情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恐怕不能够再给你写象从前写过的那样的长信了。 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写完 [1] 小镇:指重庆郊外的沙坪坝。 [2] 山城:指重庆市。 [3] ××会:本地的流氓集团。 长生塔 “从前有一个皇帝......” 父亲总是这样地开始讲故事。 “皇帝,你总是说皇帝,皇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有时候我忍不住要这样问他,因为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皇帝......就是那个整天坐在宫殿里头戴皇冠的怪物!” 父亲费力想了一会儿,才这样回答我,于是他继续讲起故事来。 这时候我们的船停在岸边一棵树下,父亲坐在船头安闲地抽烟;我躺在船上,眼睛望着放射霞光的西边天空。一些远山若隐若现地挂在天边,仿佛是几片出色的云彩。几只渔船正张着帆回来,从这里看去,好象几只小船的模型摆在水上一样。浪轻轻地敲着岸,发出单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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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皇帝,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他的大臣都佩服他,他统治着很大的地方......” “那么皇帝都是很能干的吗?” 我打岔地问他,因为故事里的皇帝总是很能干、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啊,”父亲答道,他又继续说下去。 ——伟大的皇上啊!万能的皇上啊!臣子们都这样欢呼。这些欢呼声送进皇帝的宫殿里。皇帝高兴地摸着他的胡子微笑了。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许多崇拜皇帝的臣子常常跪在皇宫外面谄谀地欢呼。他们的忠心使皇帝高兴。皇帝把他们全封了官。他们感激地谢了恩,快活地回到家里,以后更忠心地到皇帝那里去欢呼。皇帝很喜欢他们。 “这样,在这个国家里官就突然多起来了,真是多了许多。皇帝也很高兴,因为官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多,也就表示这个国家更太平了。这许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包围皇帝,忠心地侍奉皇帝。” 这时候霞光已经消失,天空成了一片浅灰色。天边还有一点亮。景色渐渐模糊。波浪声比先前响一点,拴在树干上的船微微摆动。我掉头去看父亲的脸,在父亲的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一层淡淡的夜色罩住他的脸。烟头快燃完了,他把它丢进水里去。他的声音也是很平淡的,这个故事好象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我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怀疑起来了。倘使父亲不继续说下去,我就会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么皇帝,什么官,什么臣子,都会消失了。 “这位伟大的皇帝住在宫殿里。过着最好的生活,什么也不缺少。各地方的好东西都运到宫里来,各地方的漂亮女人都送来给他作妃子。为了修造更多、更好的皇宫和花园,全国最出色的木匠都召来了。一般人认为最困难的、最不可能的事情,都在皇帝的命令下做出来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国的力量做出来的。总之,对于皇帝从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从这个妃子的房间走到那个妃子的花园;听了这个大臣的欢呼,又去听那个大臣的恭维。也没有战争,因为皇帝的威武已经使邻国降服了。将军常常在宫殿里陪皇帝下棋听戏。在宫里每天都有最好的戏班表演最精彩的戏。总之,宫殿是那样富丽堂皇,宫里的生活是那样快乐。皇帝和他的几百个妃子,和他的许多大臣将军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亲的声音有点忧郁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缘故。他的眼睛拾得高高的,仿佛在看远处,但天边除了最后的一线亮光外,什么也没有。 “是的,在宫殿里是快活的,温暖的,幸福的。但是在远远的地方,譬如在山中,在海边,在皇帝看不见、走不到的地方,就有许多寒冷的小屋,那里面住着无数的‘贱民’。他们给皇帝做了种种劳苦的事情。他们从前给皇帝打过仗,给皇帝运过木料石头,给皇帝修造过宫殿花园,给皇帝供给了种种衣食上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得到酬报,只好疲倦地回到小屋里,过他们的寒冷、饥饿的生活。”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跪到宫殿前面去欢呼‘皇上万岁’呢?”我觉得奇怪地问起来。 父亲微微一笑。他伸手抚摩我的头,说:“聪明的孩子,他们倒没有这个念头。不过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整天忙着做种种劳苦的事情。每天晚上他们疲倦地回到家里就只知道寒冷同饥饿。” 父亲忽然换了坚决的语调说下去:我们放过这些不幸的‘贱民’,现在还是讲那位伟大的皇帝罢。皇帝是快活的,伟大的,万能的。他满足地过他的日子。他想象不到人世间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幸福里日子是过得很快的,就象我们面前的流水一样。 一件先前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悄悄地来了。老和病这两样东西,虽是贵为皇帝,也不能避免。金钱,权力,幸福,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皇帝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起来。虽然有几个很出色的御医给他诊断,虽然他服了种种名贵的补药,虽然有许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为他的健康祷告,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那个自然的生理的现象。他的头发渐渐地脱光了,牙齿在摇动,眼睛昏花了。体力也有些不济事,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倦。皇帝为这些现象着急。从衰老他便想到死,他渐渐地明白了便是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也免不掉要死的事情。他脸上开始现出来忧愁的颜色。他感到不满足,感到不安了,更使他着急的是他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皇位的太子。他的焦虑一天天地增加,妃子的安慰、劝解,大臣的谄谀、祷告,都不能够叫皇帝安心,他整天让死的秘密纠缠着。死的秘密把他的一切快乐全夺去了! ——怎样才能够长生不死啊!皇帝常常在心里想。为了这个他便派人到各地方去求长生的仙药,因为他那些出色的御医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用尽力量了。他的专使也曾到过山中,到过海边,到过那些‘贱民’住的地方。 ‘贱民’们听说是皇上的专使来了,又知道是来求长生药的,他们大大地吃惊。他们就对专使们说:‘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找长生药?我们这里却只有速死的方子!怎么皇上想长生?我们却只愿意能够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专使们听见这样的话,也大为吃惊。他们把那些只愿意速死的‘贱民’当作魔鬼一般,连忙逃开了那些污秽可怕的地方。他们临走的时候耳边还留着怨愤和悲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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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使们离开了山和海,走遍了这个国家,问遍了这个国家里有名望的人,却始终找不到长生的仙药。有几个年高有德的人说,这样的仙药从前的确是有过的,而且藏在那座二十七层的长生宝塔里,可是如今失传了。连宝塔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便是他们自己也只是听见祖父们说起过长生塔倒塌的事。 专使们只得空着两手回去了。从各地方回来的专使都是同样地找不到一点东西。这事情使皇帝起初忧愁,后来就发怒了。在他所统治的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没有长生仙药,这简直叫人不能够相信!一定是那些专使不尽力,不忠心,或者他们就没有去求过仙药,——不仅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是这样地说。于是皇帝下了惩办的命令,把专使们杀的杀,囚的囚,放逐的放逐。以后又派遣了第二批的专使;这一批专使都是从忠心的臣子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且出发的时候还得到皇帝的丰厚的赏赐。 这一批专使也走遍了前一批专使所走过的地方,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不带一点东西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药草,他们就说这是长生的仙药,带回去献给皇帝。 “皇帝望着面前许多仙药,心里快活极了,为了这件事情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专使们也得到更多的赏赐,并且还升了官。” “这究竟是不是长生的仙药呢?”我感到兴趣地大声问道,我的眼前仿佛就放着那许多奇形怪状的古怪的药草。 父亲歇了歇,慢慢地燃起第二支烟,火光一亮,他的多皱纹的脸在黑暗里现了一下,那张生满胡须的嘴慢慢地抽着烟。我望着他那张嘴,很想马上知道那张嘴里包含的全部秘密。 但是父亲微微一笑,回答说:孩子,不要打岔我,你听我说下去。长生的仙药在人世间是不会有的。总之,皇帝把那许多古怪的药草都依次吃下去了。然而结果呢,他的身体不但不曾强健起来,反而一天,一天地更衰弱了,连记忆力也渐渐地消失了。 看见所谓长生的仙药没有一点效果,而且皇帝的身体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将军也开始恐慌起来,一则因为皇帝心里不快活,许多事情都难办;二则想到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皇帝以后,他们就有不知道怎样来处理他们的生活的危险。至于那些因献仙药而升官的大臣的恐慌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除了祷告、欢呼、说谄谀的话以外,对于皇帝的健康就再没有一点办法。他们常常暗地里思索讨论,一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长生药之所以不灵,一定是那些住在山中和海边的‘贱民’从中作祟,他们一定在暗中用邪术诅咒皇帝。 ——啊,不错!他们果然说过对皇帝大不敬的话!一定是他们在诅咒皇帝,我就听见过他们的怨言!一个做过求药专使的大臣附和道。 ——一定是这样。‘贱民’从来没有得过皇帝的好处。所以恨皇帝。大臣们齐声附和着,就上朝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皇帝。 皇帝素来就不喜欢‘贱民’,因为大臣们常常对他讲那般人的坏话,而且皇帝自己偶尔也看见过那种衣服破烂、面带愁容的人,他尤其不高兴的是:他们不懂礼貌,不对他跪拜、欢呼万岁。皇帝听见大臣的话,自己一想果然不错,也不再考虑,就下了一道惩罚‘贱民’的命令。于是哭声就更响亮地充满在山中和海边了。笞刑,饥饿,放逐,这就是对于不幸的‘贱民’的惩罚。他们里面年轻美丽的女人全给送到大臣家中做婢妾去了。 可是皇帝的病体依旧毫无起色,皇帝的脾气却越发变坏了。皇帝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妃子和大臣、将军们责骂;为了一点小事情他也会把一位大臣重重地惩罚。这个时候不仅他自己很焦急,妃子和大臣、将军们也很担心。后来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一个办法——把那座传说中倒塌了的长生宝塔重建起来,让皇帝住在里面修道。在这里面皇帝不仅可以避免一切人间的诅咒,还可以接触天空的神圣的灵气。这座塔里面的一切陈设应该全是最圣洁、最精妙、最庄严的,而且全是年代久远的供神的东西。在长生塔里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长生。 ——好,马上就给我修罢。皇帝高兴地叫起来。 ——但是这样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才修得好。一个大臣冒昧地说。 ——十年?你想我还能够等十年吗?你这混蛋!皇帝的脸色马上阴沉起来,他发了脾气,顺手把桌子上的茶杯丢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将军们胆怯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说一句话。 ——我想三年总够了。最后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说。 ——我说非给我在一年里修好不可。要知道: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都不顾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里面修好。皇帝坚决地说,就转身走了。他到他最心爱的妃子的花园里去,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皇帝的话是法律,不服从他的话便是犯罪。谁也不敢迟疑了。大臣、将军们便聚在一块儿来商量修建长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那位贤明的老臣,怪他不应该凭空编出长生塔的故事。 老臣这个时候已经好好地考虑过了。他带着微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有什么值得发急!你们各位忘记了我们国家里还有那么多的“贱民”,反正皇帝说过不惜任何大的代价。’ ——好罢,就这样做!大臣们彼此会心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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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这天起征发的命令下来了,成千成百的‘贱民’络绎不绝地象囚犯一般从山中、从海边给押到京城里来。建塔的工作就这样地开始了。 饥饿同疲劳折磨着每个人,这个工作不是人力所能够胜任的。所以在最初几天里便逃掉了几十个‘贱民’。但是这样一来却使得留下的同伴们的待遇变得更坏了。每个‘贱民’都给加上脚镣,还有凶恶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边监督。 这个时候是冬天,落着雪,路上结了冰。每个‘贱民’的手冻坏了,又给石块磨出血来,脚也是这样。雪地上到处都是血迹,血和雪混在一起。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来。第一层的每个基石上都染着‘贱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够停止的。夜里也不停。修塔的‘贱民’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来了更多的新人。他们抬石头,拿斧子,捏凿刀,爬到梯子上的时候,大家都唱着歌。可是歌声里没有快乐,只有哭泣,只有怨愤,只有诅咒。 皇帝的宫殿就在对面,这种歌声也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他叫了大臣、将军们来问:‘这是什么声音?’ ——那些修塔的‘贱民’在歌唱。大臣、将军们惶恐地回答。 ——哦!皇帝板着脸,略略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从这个时候起,不论日夜,皇帝的耳朵里都响着这样的歌声。晚上他睡在他心爱的妃子的床上,也会给歌声吵醒。歌声扰乱了他的脑筋,几乎使思索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起初他还只是讨厌,后来就害怕起来。这是诅咒,是怨愤,是哀泣,他渐渐地明白了。 一天午后皇帝躺在床上,突然唤了大臣、将军们来,又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修塔的‘贱民’在唱歌。大臣、将军们依旧惶恐地回答。 ——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我长生呢?他自语似地说着,接着又愤怒地叫出两个‘杀’字,就闭上了眼睛在养神。 大臣、将军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问话去打扰他。他们只知道皇帝的话是法律。他们走出了宫殿,马上就在修塔的‘贱民’中间选出一批年老体弱的来,不由分说地杀掉了。 但是‘贱民’的歌声并没有停止,他们似乎不唱歌就抬不动石头,拿不起斧子。过一些时候皇帝又在床上叫出了‘杀’字。 这样地杀了五六回,塔还没有修好,皇帝的身体就坏到几乎连起床也不能够了。 ——长生塔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好啊?皇帝时时刻刻在床上念着。这个时候春天早已过去,夏天也已过去秋天刚刚来到,塔也还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层。 有一天那位贤明的老臣看见皇帝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便跟别的大臣、将军们商量道:‘就造到这里为止罢,不然恐怕这座塔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了。’大家赞成他的主张。于是他们进宫去报告:十天以后皇上就可以登长生塔了。 这十天里面大臣们努力布置一切。他们很早就派遣了专差到各处的大庙里去搜罗供神的宝物,甚至花了高价渡海到东方的国家里去寻求,这个时候天天都有专差从各处回来,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是满载宝物回来的。 十天以后二十二层塔全布置好了,可是皇帝已经整整有三天不能够起床了。他听说要登长生塔,居然用了最后的努力挣扎着走下床来。他由妃子、大臣、将军们扶着勉强走进了那座堂皇伟大的宝塔。 ——真是一座伟大的神圣的宝塔啊!不仅是皇帝,连每个妃子、每个大臣、每个将军都禁不住这样地赞叹了。塔里的陈设一层胜过一层,一层比一层精妙,庄严。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个病弱得快要死去的皇帝看见这个可以比得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也高兴地发出了欢呼。他由许多人扶持着,极其勉强地终于登上了最后的一层。 孩子,我应该用怎样的话来形容第二十二层塔里的陈设呢?据说这是任何凡人的脑筋想象不出来的精妙,庄严。那一层塔是人间建筑中最高的东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象进了另一个新奇的、圣洁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天堂的门似的。 这个时候是早晨,天空是那样清明,阳光是那样灿烂,空气是那样新鲜。宫殿在对面,从塔里看下去简直成了玩具一般的渺小的东西了。在塔的周围象蚂蚁一般的那无数忠心的臣子不住地深深跪拜,高声欢呼‘皇上万岁!’ ——我的性命有救了!暖和的新鲜空气象爱抚一样地触到皇帝瘦脸的时候,他不禁欣慰地又一次欢呼起来。同时‘万岁’的呼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耳朵里。 ——每个人都升官!皇帝快活地掉过头对贤明的老臣说。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喜色,每个人都跪下去谢恩。消息传到了下面,又响起一阵更大的欢呼声。 皇帝高兴,妃子们高兴,大臣、将军们高兴,所有的臣子都高兴。只有山中、海边那些‘贱民’仍旧在哭,在诅咒。可是他们的声音传不到这里来。 一个可怕的大的崩裂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在一刹那间,那座精妙、庄严的二十二层的宝塔就开始散开。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使得每个人都没法防备。皇帝刚刚发出他最后的一声惊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层塔的石头从高空落在地上了。 那个时候的骚乱的情形是不必说的。每个人只顾逃命,也没有人再去管那位伟大的皇帝。总之,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那座精妙、庄严的长生宝塔就只剩下无数的碎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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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块石头上还留着修建宝塔的‘贱民’的血迹,在秋天早晨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 “长生塔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父亲把第二支烟头丢在水里,疲倦地长叹一口气。 “父亲,那样伟大的宝塔怎么就会马上倒塌呢?这好象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对父亲这个似乎还没有完的故事感到不满足,又问了一句。 “孩子,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父亲回答道。“不过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我们上岸去罢,你应当回家去睡觉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罢,不要想什么皇帝,什么长生塔,免得今晚上会做恶梦。” 父亲说着就站起来。我们跟平时一样,父亲拉着我的手上了岸,依着北斗星给我们指的方向慢慢地走回家去。 1934年12月在日本横滨 火 第一部 《火》(第一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印行十二版(次)。 一 “文淑!文淑!你等一下!” 文淑猛然把门拉上,气冲冲地跑下楼梯,也不管母亲在后面呼唤,她一口气跑到弄堂口,还皱着眉嘟着嘴口里咕噜着:“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女孩子,你不要看轻人。我不靠你也可以活下去。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给你看!”她这时还想到父亲无情的责备,就仿佛看见他那含威逼人的眼光和带怒的黄瘦面孔,所以气愤地说了那些话。她走出弄堂也不再往下说,气略略平了一点。一个熟识的黄包车夫拖了车子过来,在她面前放下,笑着唤声“小姐”,要她坐上去。她并不理睬他,却转身走向右边的人行道,用快步子走着,手里还捏着护士证、口罩和三四本要带到医院去的战事画刊。但是她还没有打定主意到什么地方去。此刻去医院又嫌早。 一个巨大的声音突然在她的耳边震响起来,她吃惊地抬头看天。秋日的晴空显得十分高朗,广阔。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上,她并不觉得十分热,虽然从她的鼻端略略沁出了汗珠。她的略带近视的眼睛只看见一片淡淡的金光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闪动,在那上面甚至找不到一个苍蝇般的点子。 “飞机!飞机!”一个穿短裤的年轻人伸了手指指着北方,一面叫,一面张大眼睛望那个方向。文淑站住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仍旧看不见什么。但是那熟习的轧轧声却很清晰地进了她的耳朵。接着又是一声爆炸。她烦躁地皱了一下眉毛,埋下头正要向前面走去,却听见那个圆脸的年轻人气恼地骂起来:“×他个娘!今天炸了一天还不够!就只看见东洋飞机!我们的怎么看不见?连高射炮也不响了!” “不要性急,今晚上我们的飞机就会来的。‘九·一八’那晚上炸得多厉害!吓得东洋鬼子拚命乱放高射炮,”旁边一个站在街口看飞机的中年人眉飞色舞地说。 文淑无意地看了那个人一眼,她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最近几个晚上中国飞机的确飞到虹口、杨树浦一带轰炸过敌军的阵地。满天的探照灯光和接连不断的高射炮响,便是敌军感到恐慌的表现。她自己也曾跟着家里的人在晒台上看过,昨天晚上高射炮只响了十多下就静寂了,她一个人还站在晒台上等候飞机再来,直站到中夜,虽然她的母亲几次唤她进房去睡,她也不肯进去。她这样一想便觉得心里痛快许多。刚才和父亲不愉快的争吵渐渐地在她的心上淡了。她不再在天空里找寻飞机,却昂起头沿着街口一家关了门的日本商店转一个弯,走入热闹的霞飞路上去。 整洁的霞飞路还保持着抗战以来的畸形的繁荣。银色电车爬虫似地在光滑的柏油道上蠕动,载着一车一车的乘客往相反的两条路上去,车里总是满满的,有时还把容不下的几只膀子露到外面。电车去远了,街道稍微显得空一点。拿着短棒的巡捕涨红着脸往前飞奔,追赶拖了车子逃跑的黄包车夫。几辆车子挤在一堆,堵塞了路。于是一些汽车的喇叭开始长鸣。两旁人行道上立着不少看飞机的人,从他们的口里发出了各种论调。几家银行的铁门拉紧了,门前还有巡捕看守,在那里有两三个年轻的报贩高声叫卖着新出版的《抵抗》三日刊 [1] 。从别处迁来的商店露出了油漆崭新的门面,时时有服装整齐的顾客,拿着纸包从里面出来。在街口杂货店旁边,或者在玻璃窗上钉了木板暂时停业的外国商店门前,或者在人行道的几块空地上都有着临时报摊,陈设了各种抗战的报纸和刊物,吸引着不少青年的贪婪的眼光。三五个男女青年有的腋下挟着一束报纸,有的手里拿着刷子和浆糊,他们谈着话兴奋地走过,找寻可以张贴壁报的地方。在一个大的弄堂门口站着一堆刚由卡车卸下的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质朴的农民的脸上全是些失神的眼光和疲倦的面容。 文淑继续往前面走。二辆用树枝伪装了的卡车从后面开来,在她前面六七步光景停住了。车上插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从前方开回来的。车身溅满了泥土。树叶也已经枯黄了。两个司机和四五个工役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往别处走了,就让空的卡车停在路旁。文淑走过那里,带着好奇的眼光看卡车,看从前方带回来的泥土和树枝,她不觉揣想着前方的生活。她一边想,一边慢慢地移动脚步。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拍她的肩头,她吃惊地回头一看。一张熟习的年轻面孔望着她微笑。她快乐地唤了一声“刘波!”便转过身把手伸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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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用他的带着尘土的手把那只柔软的手紧紧捏着,笑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随便走走,”文淑缩回手笑答道。接着她又加一句:“我等一会儿到医院去,”她那腮略略一动,健康色的两颊上立刻现出了一对酒涡。 刘波看见她的左手里捏的护士证和口罩,明白了她那句话的意思,便称赞道:“你到医院里做看护了。真不错,真不错!到底是我们的文淑!” “刘波,你不要又挖苦人!我晓得你在笑我,”文淑抿着嘴笑道,她那两颗圆圆的漆黑的眼珠顽皮地在刘波的清癯的脸庞上滚来滚去。 “文淑,你不要误会我。我真心在夸奖你,”刘波连忙分辩道。 “不,不,”文淑接连地摇摆着头、装着生气的样子说,“我晓得你们都看轻我,你们都说我是小姐,不会吃苦。爹不要我到医院去,他要我去读书。哥哥也笑我。妈一个人平日顶疼我,她也说,‘你听妈的话,不要去,那边的苦你吃不消。’可是我偏要去,我偏要做给他们看,我不是小姐。我刚才还跟爹吵了架,饭也没有吃完,就生了气跑出来。”她嘟起嘴,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最近留长了的童化的头发飘盖到脸颊上来,还有两根细发横过眼睛直搭到鼻上,她并不把它们挑开。 “你不要翘嘴巴好不好?”刘波忍住笑调皮地说。这句话就把文淑引得噗嗤笑了,她说道:“呸!人家在跟你讲正经话,哪个要你来开玩笑!”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雄壮的声音忽然在旁边打岔似地响了起来。这是前面那家百货商店收音机的大喇叭里放送出来的歌声,唱着大家听惯了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刘波警觉地说。“你既然没有吃完饭就出来,那么我们一块吃饭去。我有些话要跟你谈。” “吃饭我不去。我不想吃,”文淑把嘴一撅摇摇头说。她又笑起来,微微侧着头问道:“请我吃冰好吗?我要两点钟才去医院,现在还有时间。” “好,我就请你吃冰。你这个脾气还没有改!你在医院里也吃冰吗?”刘波玩笑地说。 “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要请吃冰就快点请,”文淑故意装起烦厌的样子说,但脸上的笑涡还没有完全消失;她不等刘波答话,又改变语调温和地问道:“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做的事?我刚刚换了班下来,正打算去吃饭,”刘波惊讶地说,他侧过身子,指着旁边一个报摊给文淑看。那里陈列的全是些进步的抗战刊物,大约有二三十种,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坐在一个矮凳上对着他们微笑,在那个人的身边竖着一块硬纸板,写着《抵抗》三日刊和《烽火》周刊的广告。“我们几个朋友不会演说,也不会写文章。要募捐,又不愿意看一般有钱人的面孔,而且捐了钱,能不能用在兵士和难民身上也不晓得。所以我们宁愿到这里来卖报。自己亲手把救亡书报一本一本地送到青年的手里,心里也很痛快,虽然比不上你们在医院工作的人实际,”刘波兴奋地对文淑解释,话并不多,他却用力说着,他好象要把他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刻印在她的心上、使她同意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似的。 “你今天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文淑说着不觉满意地笑了。她看见刘波还望着她不肯移动脚步,便忍住笑催促道:“快走罢。你难道不饿?老是望着我做什么?” 刘波笑着说:“好,我们就到‘冠乐’去罢。”他刚刚拔步要走,看见文淑已经先走了两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追上去问道:“你那个医院远不远?”文淑侧头把医院的地点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等一会儿我送你去。” “好,那么我先谢谢你。”文淑愉快地往前面走了。 他们到了“冠乐”,坐在楼下角落里的散座上。两人对面坐着。刘波要了一盆炒饭。但是文淑要的橘子刨冰先来了。她衔着吸管慢腾腾地吸着冰水,一面抬起长睫毛盖住的不大不小的眼睛,调皮似地偷偷望着刘波,静静地听他一个人的长篇的叙述。他宣传似地(其实是诚恳地)、絮絮不休地说着,他好象要把“八·一三”以来他的行动和思想都在这次谈话里说出来似的。但是他说了许久,直到他把炒饭吃完,她也吸光了两杯橘子刨冰以后,他还不知道她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因为她虽然现出注意地听话的样子,却不曾发表过她自己的意见,不过偶尔说两三句开玩笑的话打岔罢了。其实他的话已经被文淑完全听进去了,而且引起了她的赞美。 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刚坐下不多久就到了一点二十分钟,文淑嚷着要走了。刘波便付了账,跟着她站起来,两个人一路走出了饭馆。 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人似乎比先前多了些。许多人仲长了颈项在望天空。他们刚走出门口就听见一个霹雳似的爆炸声,比文淑先前听见的响得多。文淑吃惊地轻轻叫了一声,一把抓住刘波的膀子。 “不要紧,文淑,你不要怕,”刘波看看文淑,大声安慰道。 文淑有点不好意思,马上松了手,瞅他一眼,撅起嘴嗔道:“哪个害怕?你不要看轻人!”便赌气般地往前面走了。 刘波知道她是假装生气,因此也不着急,顺口唤了一声“文淑”,便迈开大步追上去。她听见他的脚步声,故意不理他,却加快脚步往前面走,想不要给他追上。她走了不多远,忽然觉察到刘波的脚步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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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头一看,看见刘波正和一个穿着整齐西装的中年人讲话。她便站住带了好奇的眼光望着那个陌生人。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人的照片。突出的前额和低低的鼻梁是令人一见就不能忘记的,他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头搁在短小的身子上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文淑睁大了眼睛望着那个样子古怪的人,她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且她刚刚一想,就忍不住抿嘴微微笑了。她站了两三分钟,看见他们还在讲话,两个人的面容都很严肃,她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她等得不耐烦了,便向前走了几步,但又偷偷地回头去看那边。他们还在谈话。这时正走到十字路口,她不再前进了,便站在那里等候刘波。她看了看手表,决定再等他五分钟,如果他还不走过来,她就一个人到医院去。这里一家白俄开设的商店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件颜色鲜明的红毛线衫,她每次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地要把眼睛掉去看它一眼。她一直在打算有一天把父亲引到这里来,要父亲给她买下。但是今天她跟父亲吵过架以后,她决定不再向父亲要钱,也不再想买下这件红毛线衫了。所以站在玻璃橱窗前面,她忽然觉得不舒服起来。她皱一下眉头,便猝然掉转了身子。她决定再看刘波一眼就走开。但是她刚刚抬起眼睛,就看见刘波慌慌张张地向她走来;他动着眼睛向前面张望,显然是在找寻她的面影。她高兴地迎上去。 刘波和那个朋友谈着那些使人兴奋的话题时,完全忘记了文淑在等他。直到朋友走了以后他才记起她来,他以为她已经走远了,觉得很抱歉,还想追上她,或者就到那个医院去向她解释几句,因此正吃力地跑着。他只顾看前面,并不曾注意两旁的人,他走过了她的身边,却没有看见她,依旧急急向前走着。她也不唤他,却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他果然没有觉察到。她用手帕掩住嘴暗暗地笑着。但是过了大半条街,她忍不住了,终于噗嗤地笑出声来。这样使得刘波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 “你还是那样地小孩脾气,我怕你一个人生气走了,还想跑到医院里头去找你。你看我连汗都跑出来了,”刘波高兴地抱怨文淑道。 文淑站在旁边听刘波说话,她把第二根手指头衔在口里吸吮着,头微微俯下来轻轻地在摇摆,两颗漆黑的眼珠滴溜溜地上下转动。她等他住了口,才抬起头得意地抢白道:“谁叫你不理我,把我丢在这里,只顾跟朋友讲话!”他还没有答话,她马上收起笑容正经地问道:“那个人是谁?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 刘波说出了那个人的姓名。那是一个大家熟习的文化人的名字。 “就是他!怪不得我好象见过他似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文淑兴奋地说。她又好奇地追问道:“他跟你谈些什么事,可以告——” 她还不曾讲完这句话,一声巨响又把她的话头打断了。她闭了嘴,脸上立刻现出严肃的表情。 刘波紧紧皱着他的浓眉,沉着脸一声不响地走了几步,他不回答她的问话,好象就没有听见一般。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压倒了脚步声、车辆声和嘈杂的人声。 她抬起头看他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沉默的原因。她轻轻地挨近他,低声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心里难受吗?” 刘波把脸掉向着她,这意外的温柔的语调震动了他的心,使他那被忧郁纠缠着的心绪突然开展了。惊喜的微笑刚刚浮到他的嘴边,他还来不及说半句话,一个比先前的爆炸声更响的“孔隆”的声音就迎头打了下来。他觉得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膀子,他想安慰她,但是痛苦的拘挛把他脸上还未完全露出的微笑赶走了。他诅咒般地说:“你数数看,他们丢了多少炸弹!我们就什么都不拿出来,让他们尽量地炸!真气人!五百磅的炸弹,每一个要炸死多少人,毁掉多少房屋!”他们正走到一家糖食店门口,应该转进那条横街去。他便在街口略停一下仰头看天。天空还是十分晴朗,在西北角上三架飞机从容地低飞着,灰色的机身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显得非常分明。“你看!飞得这样低!”他愤怒地伸出指头指着那个地方对文淑说。文淑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似乎瞥见了飞机的影子,但是它们绕着圈子往前面飞,已经被房屋顶遮住看不见了。文淑还着急地接连问着:“在哪里?” “看不见了,”刘波答应一句,便推了推文淑的膀子催促道:“我们快走罢,不然你到医院又会迟了。”他刚说完,又听见炸弹爆炸的响声,便气愤地骂道:“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屠杀!自己躲在安全的上空看见人死,简直没有一点人心!” “可惜我们女孩子不能够加入空军,”文淑忽然怀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叹息道。 “这是什么意思?”刘波惊讶地问了一句,他并没有仔细咀嚼文淑的话,他的脑子里还装满了炸弹巨响的余音。 “我在医院里头看见炸伤的弟兄们的痛苦,我只恨我是一个女孩子,不能够到战场去给他们报仇,”文淑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两颗眼珠骨碌碌地滚动着,气恼不堪地大声说,好象在跟谁吵架的样子。 “这仇恨是一定要报复的,”刘波声音颤动地说。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觉得血液在血管里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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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堆积在他的心上,积得很多,他不能够控制它们,就让它们自己冲出他的口腔,他挣红着脸,一面走一面说:“我见过先施公司门前的炸弹,我见过南火车站的炸弹,我见过一群一群的难民身上带血手牵手地走过马路,我见过那些血淋淋的无头缺臂的尸首。南京路落炸弹的那天,我同一个朋友正坐在一路电车上。电车刚开到跑马厅,忽然‘孔隆’一声,把车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大的响声,连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聋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从新世界那面跑过来,电车不再向前开,却往后倒开了半条马路才停下来。路上秩序乱得很。我那个朋友吓得到处乱跑,我找不到他,就一个人走过去。马路上还在冒烟。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几片人肉粘贴在墙上,新新公司门前人行道上横着两只女人的膀子。我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头已经没有了。身上还穿着崭新的旗袍。我还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人一只手按住胸口,埋着头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边一个童子军连忙搀扶着他,把他的头扳起来,一脸尽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这些仇恨,这些无辜者的血!现在又是炸弹的声音。单是在今天就不晓得丢了多少个!每一个炸弹落下去要吃多少人的血!都是我们同胞的血!我只恨我不能够马上给他们报仇!不能够找到一个更紧张、更直接的工作!” 这绝望的呼吁一直达到文淑的心里,把她的心也搅乱了。他的叙述把一幅一幅惨痛的图画放在她的眼前,用残酷的景象折磨她。她不敢多想,也不敢看他,只是默默地在他的旁边走着,听着。她觉得他的苦恼也就是她自己的苦恼,他的愤怒也就是她自己的愤怒。她无法排开它们。已经走到医院的对面了,她还不想进去,也不想知道时间的早迟。她停住脚听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左手轻轻地挨着他的膀子,她抬起头看他,他的清瘦的脸微微发红,眼睛有些湿了。这眼泪是她料想不到的,但是她很感动。她忘了自己地唤一声“刘波”。他侧过头温和地看她,短短地说:“你到了。快进去罢。” 文淑看看刘波,忽然亲切地微微笑了。她声音清脆地说:“再见,我明后天到报摊上来看你。”她孩子似地带跳带跑穿过了马路,站在医院的篱笆门口,把手里捏的护士证交给门前守卫的童子军验过,然后进了门,匆匆地向着那座耸立在草地上的高大洋房走去。 二 在医院里,文淑刚换上护士的衣服,正在三楼那间窄小的休息房间内和一个叫做素贞的同伴讲话,忽然看见两个年纪较大的同伴带着烦厌的神气匆匆走进房来,几里古鲁地抱怨道:“又吵着换药!真讨厌!”说着就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解开衣领的扣子,疲倦地嘘着气。 文淑惊诧地看看她们,微微露出不满意的颜色,然后又回头去看素贞,对这个熟习的朋友用眼光表示她的意见。她想说两句讽刺的话,可是话还没有出口,她就听见茶房唤“小姐”的声音。茶房站在门口探一个头进来说:“小姐,三号房间请你们哪一位去一趟,那位姓方的吵着要换药,他忍不住痛了。” “我去,我去!”文淑自告奋勇地答道。 “真讨厌!又是那个姓方的兵!”那两个坐着休息的女护士中间一个长脸的周小姐把眼睛一竖抱怨起来。她讨好地阻止文淑道:“冯小姐,你不要去!你不要理他!郑医生吩咐过的,现在还不能换药。” 文淑对那个同伴笑了笑,答道:“不要紧。我反正没有事情。我去问问郑医生。”她又对素贞说:“素贞,我们一块儿去罢。”她们扬长地走出去了。 她们先到医生休息室去。郑医生在那里。文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兴奋地把换药的事情一口气对他说了,她以为郑医生一定会听她的这番话。她怀着希望地望着他那略带方形的胖脸。 郑医生把两只颇小的眼睛差不多挤在一起,略略张开被浓密的唇髭盖着的嘴唇,从牙缝里透出两三下笑声,然后谦和地说:“冯小姐,请你去叫他多等一等。他的药一定要在手术室里面换。现在手术室忙得很,还有好几个人等着施手术。请你叫他不要发急,等等也不要紧,再过一阵就有空了。” 他的脸上丝毫没有感动的表情,声调也很平板,只是敷衍似地说着话。他刚刚把话说完,就转过身子和别一个医生谈论什么事情去了。 失望在文淑的脸上涂了几笔阴影。她痴痴地立在那里,望望郑医生,又看看素贞。她先前认为是很有把握的事情,现在象梦一样完全消失了。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或者去对那个受伤的弟兄说些什么话。素贞在她的旁边催促道:“走罢。”她似乎没有听见。她想了一想,忽然省悟似地跟着素贞转身走了。她撅着嘴似乎在心里说着赌气的话。 她们用快步子向病房走去,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素贞自语般地说:“不晓得又出了什么事情。”文淑不作声,怀着紧张的心情跑进里面去。 房里显得很乱,靠窗的第二号床铺前后围着许多人,茶房,男护士,女护士,看护长都在那里。还有两个女护士在后面伸长了颈项惊惶地张望。 “什么事?”文淑过去一把抓住一个女护士的膀子,发急地问道。 “他要自杀,用裤带勒自己,”那个同伴激动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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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罢,”文淑耽心地说了一句,也不等那个同伴答话,便挤进人丛中去了。没有人理她,只有那个“教婆子”型的矮小的看护长责备似地瞪了她一眼,但是她不曾觉察到。她只顾注意地看第二号床铺上的姓方的兵士。那个年轻的弟兄两只手都被茶房和男护士紧紧地拉住了,他疯狂似地挣扎着,哭叫着。他们在解开他颈项上的裤带。他绝望地哭叫着:“我不要活!我不要活!我的伤反正医不好。为什么还要叫我多受痛苦?”别的人都不对他说话,只有看护长象哄骗小孩似地在安慰他。他似乎不曾听见。但是裤带已经被拿走了,他的两只手被人紧紧握住,丝毫不能移动。他的力气也竭尽了,他不能够再作任何反抗的举动。他于是呜呜地伤心哭起来,孩子似地骂着:“你们好狠心!连死也不让我死!”看护长传教似地继续说着安慰的话。人渐渐地散开。他的哭声也渐渐地小了,后来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男护士和茶房也陆续散去。文淑和素贞都站在床前垂着头感动地看那张睡脸。另一个女护士,年纪比文淑大一点的王小姐正俯着身子在整理被单,小心地将病人的身子盖好。 “你们要小心地看守他,”看护长带着严肃的表情,慎重地小声对文淑和素贞说,便悄悄地走出去了。 素贞应了一声。文淑却摸出手帕弯着腰轻轻地揩去那个人脸上的泪痕。房里没有人说话,一种悲哀的静寂笼罩着这个房间。王小姐整理好被单便出去了。文淑站直了,把手帕插回到腋下钮扣上。素贞提醒似地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你把它拿去洗洗。”文淑点了点头,但是她仍然站在床前不动。“去罢,有我在这里,”素贞催促道。文淑才把头扬起往四处一看。她看见到处都是带着善意的脸。 “小姐,你们真好,”旁边床铺上一个左手受伤的弟兄坐起来发傻地望着文淑,不知道怎样才好地称赞道。 文淑想不到会听见这样的一句话。她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她起初得意地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对那个人笑了笑。但是她的眼光触到那张带一点滑稽样子的发傻的脸庞,她的感情就立刻改变了。她觉得心里难受,好象有一种力量在压迫她,推动她,揉她的心,磨她的思想,使她感到自己的无力,自己内部的空虚,自己的渺小。她忽然不能自主地掉下了两滴眼泪。她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眼泪,她不愿意让这个感情长久控制着她。她便竭力装出愉快的神情,低声哼起她爱唱的《五月的鲜花》,走出病房去了。 “我究竟有什么好处?”文淑立在走廊上栏杆前面,忽然疑惑地自问道。她从来不曾对自己发过这样的疑问。她简直没有想到过。关于自己,她就没有起过疑惑。她相信着自己,她相信着自己所爱的那些人。她喜欢新的、年轻的、活泼的一切,她憎厌和她的性情不相合的一切。她把世界看得很简单:每个人,每件事就只有她的脑筋所能描摹的一点轮廓。她生活在她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却没有人告诉她这理想跟现实差了多远的路程;也许有人对她含糊地说过,可是她毫不注意地忽略了。她这样地生活下去,直到现实的面目一点一点地从理想中透露出来,这对于她是意外,但是并不曾引起她的怀疑。父亲近来态度的改变,对于她的行动的企图干涉,这使她愤怒,但也不曾引起她的疑惑和深思。然而如今一个受伤兵士的一句话,却意外地激起了她的心海里的波涛。她想着,想着。但是她似乎就永远触不到这个问题,她不能够给一个回答。她觉得有点苦恼,就赌气不再去想它,她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又轻轻哼起《五月的鲜花》来,两只眼睛毫无目的地望着楼下的景物。她的眼里充满着绿色。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深绿色的树叶正得意地迎着风微微舞动。这温和的风也挨到了她的前额和脸颊,它还在玩弄着她的浓发,把它们吹起又让它们慢慢地落下,或者吹过额角搭到前面去,就象一只温柔的手爱抚地玩弄着它们。这只无形的手还拂拭着她的脸。她觉得一阵爽快。先前的那个问题已经去远了,她的苦恼也去远了。她不再想什么,口里只顾哼着她唱惯了的那支歌。她看见几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女手里拿着小小的白旗子,抱着慰劳品,由一个一童子军陪伴着穿过广玉兰中间的路,向着楼房走来。她忽然把身子动一下,即刻离开了栏杆。她知道是慰劳队来了。她觉得十分高兴。这三四天来她都没有见到慰劳队的影子,医院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就象按照一个规定的呆板的日程进行。空气有点沉闷。重伤病房里漫着药味和伤臭的气味。在她的耳边时时响着令人心紧的痛苦的叫喊。每一个枕上放着一张苍白色的脸,失神的眼睛绝望地望着人。她们做护士的虽然殷勤地看护、真诚地安慰,也似乎温暖不了那些战士的心。 只有慰劳队的到来,用热情的语言和感谢的表示暂时给这个阴暗的房间添一点亮光,给护士们加一点兴奋。在轻伤病房里病人平时就可以自由地谈笑,可以在廊上散步,可以下棋消遣:她们有时还可以从他们的口里听到壮烈的战绩,但是只有在慰劳队代表民众来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他们才有尽情叙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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