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北方最近之政情（（1月2日北京通信），赵世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北方最近之政情 （1月2日北京通信）赵世炎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月7日，署名：罗敬。 目下国民军中之胡景翼既已取得河南并将拼命攻鄂，冯玉祥则尽量扩充势力到察绥，孙岳则逗留保定，拟与李景林争直隶地盘。国民军形势之发展大有贯通京绥京汉二路之势。奉军忽言南下，忽又言中止，其实奉张断不肯放弃江浙，即不肯放弃武力统一主张，故奉军终南下的。但孙岳亦占着保定，冯玉祥部尚有一师两旅占住京畿，故一时不敢南下，恐国民军蹑其后耳。且国民军极力与三特别区之王怀庆米振标等联络，故关外之兵又不敢率尔入关，奉张处此形势，颇觉为难，然彼之野心仍不死，故第二次军阀战争之导火线，即为直隶问题及三特别区问题，演角即为国民军与奉军，其时期将甚近，比之由前次奉直之争至此次政变，其时期或将较短。 至于段祺瑞则仍系利用诸方冲突而自己操纵于其间。故他近日的政策是：（一）利用鄂萧制胡不准胡攻鄂；（二）暗中嗾使苏人反对奉军南下；（三）对赣利用方本仁以抵制北伐军，向中山示威；（四）坚持善后会议，抵制预备会议。 国民党诸右派个人奋斗之政策已全归失败，故各人之热度直由百度沸点以上忽降至冰点以下，其一种懊丧之状，殊觉可怜，即诸位自己亦觉难过。目下张继孙科等业已南下矣。 近闻中山左右在同志间宣布两大原则即：（一）绝对不妥协；（二）又不决裂。但目下善后会议与预备会议的争执问题，已摆在目前，在事实上已无妥协之可能。若谓“又不决裂”则又何说。照我们解说：不妥协就要决裂，不决裂就是妥协，二者间不容发？这种矛盾的原则如演之于实际，便是“不与段妥协亦不与段作露骨的反对，将来结果只有悄悄地使中山离开京津或假一个什么好的名义，作海外游客”果真如此，那便真是很大的错误，并是很大的损失。中山到京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奋斗而失败，就可向人民宣布军阀的罪状而声讨之。故今日中山若不如此干，国民党政治的生命，恐怕会受十分的摇动和危险！
美国黑种工人要求加入工会（赵世炎，1924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美国黑种工人要求加入工会 赵世炎（1924年10月） 〔说明〕刊载于《中国工人》第1期，1924年10月，署名：士炎。 最近美国“有色种人进步协会”写了一封公函给美国“劳动协会”，要求许可黑种工人加入他们白种工人的工会，结果如何，还不知道。 原来美国的工会有许多派别：头一种由刚伯斯领导的贵族工会，会员尽是技艺工人，入会基金甚至于要几百块美金，这种工会黑人是不能希望加入也不必加入；其次工团主义的工会，他们只讲工业联合，对于种族问题非常轻视，向来不管；第三种革命的工党（即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黑人却是一律平等，早已加入，且有民族组织，不成问题。现在成问题的是：因美国工党势力不大，黑人的团结还不好，所以现在黑人进步协会向美国劳动阶级提出正式的同情要求了。 我们对于此事的观察是：（一）这个要求是阶级的要求。工人只有阶级，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界。但资本家的统治阶级，却利用国界、种族界以间离工人，所以黑人协会的公函中沉痛的说：“如上次钢业大罢工；以黑种工人之补充而破坏，循此以往，将来任何罢工，黑种工人苟能以补充工作，而取得经济上之利益者，将皆破坏之，此岂白种工人之利乎？”（原函见各报译文）这种沉痛的话，是出于阶级觉悟的同情心，美国工人阶级是应当了解的。（二）黑人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换言之是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个宗主国中的移民、奴隶劳动，仅是本问题的一部分。所以革命的赤色职工国际本年第三次大会中，曾有决议案训令各国革命工会尽力扶助黑人的组织，而共产国际也早有训令各国共产党从事引导黑人的民族革命运动。
列宁（赵世炎，1924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列宁 赵世炎（1924年6月） 〔说明〕刊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6月，署名：士炎。 一 当1883年马克思死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便十分困难繁重，但1924年列宁的死，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就是列宁主义者，其责任更是如何加重！在理论之境域以内于行动上努力，这是马克思死后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而列宁死后，便是如何承继列宁的行动，以达到行动的最后成功——世界革命的实现。1883年3月4日，马克思没去之日，恩格斯曾写有这样几句话： “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依着路线前进。然而在这样一个紧急时代，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德意志等地的同志所仰望的中心，指导的总枢，常常可领受的清晰而决断的教导者，一个惟一的天才，完备的群众导师，现在是没有了……” 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即列宁主义者责任之所以繁重，一方面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起了，并且得了第一次胜利于世界最大国之一俄罗斯；而另一方面，革命还在战斗中，国际无产阶级奋斗的困难，还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现在还把毒药往工人群众中注射。列强的争攘又明显暴露，帝国主义的再战终不可幸免。所以由列宁手创的第三国际之工作是日益加多，同时由列宁所发现的这一条人类发展的红色之路也就愈更森严。 列宁把历史武装了，这一副武装不是别的，就是历史的最高文化和武器，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死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就成为列宁主义，替代列宁活于人世，如不朽的马克思主义替代躯壳已腐的马克思一样。所以列宁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其骨髓充满了战略，也充满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还应该说，列宁的工作，既预备了革命，又保卫了革命，且努力做成环绕革命四周的未来胜利，实是马克思主义凯旋。 二 在变动与扰乱不息的时代里生长，同时由这个时代必须渡到革命——世界革命。列宁成为时代的结晶，引导了千百万人走入向自由的奋斗之路。所以世界和历史有列宁，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列宁是劳动阶级的天才，然而天才不是玄学式的神秘，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的变动与革命的必然。人类社会产生天才，是用了很昂贵的历史价值换来的。 我们一面也可以说，俄国的历史换了一个列宁。俄国的历史重价是什么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有两条战线。一面要解脱亚洲式的君主的专制，一面要防卫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侵略；这两条战线同时就是两种担负，其来源是世界问题的总汇，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在俄罗斯会合的现象。结果，有了列宁，便有了十月革命的指导者；有了十月革命的完成，便有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列宁又变为世界的。所以欧美工业的无产阶级运动与亚洲的中国、印度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事势是否必然，先昭示在欧亚接境快变为殖民地而经革命挽救的俄罗斯疆域内。这个昭示是已经被列宁及其所创造的党证实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联邦已经建成。这个联邦跨于欧亚两洲之间，只待欧美无产阶级与中国印度的农民如何先联接起来。 然而列宁怎样地做成这种伟大的工作？ 这就是他的战术，他的战术的主要成分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阶级争斗，而平列于此的有工农联盟的政策。在十月革命中，在十月革命前，以及十月革命后五年内从列宁所写的著作里，都可以找出他的战术的应用与解释。 站在阶级争斗的出发点上，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阶级争斗必须划分阶级界限，决定社会战线。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建立在无产阶级科学的理论上，而政策在于指明争斗的形式和群众应战的方略。敌人势力的估量，与自己势力的比较，都用极精细的方法，而方略变动全以社会动的势力为转移。势力的集中在战斗上比什么还重要，姑息一部分的反革命的势力便是增长多部分的反动，行动上失掉勇气，同时便是理论的失败。对于机会主义与改良派应当痛击，与对资产阶级一样，因为在阶级内的敌人其危险百倍于在阶级以外。在相当的时期转变行动的方向，必求不失其目标，口号深入群众时，便是行动，且有更进一步口号的必要。无产阶级由组织而革命，由革命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为指挥革命的进程，防止反革命的骚动，运用国家的机能，渡过到社会主义之路。这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列宁是这样想的，他为这个而生存，为这个而工作，以至于死！ 三 读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但见列宁的先觉智慧表出一根直线贯穿在那上面。无论是革命前或革命后，在几个重要的关键上，俄罗斯共产党历史的光荣，都是列宁的功绩。 在俄罗斯必然的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固然不是列宁一人单独见到的，然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他被放逐于西伯利亚时的著作，且相信与资本主义同时发展的有无产阶级，更是“不合法”的马克思派——列宁派的先见。列宁自1895年入狱，继被放逐，到1900年才放回，在这中间仍做了许多宣传和指导的工作，西伯利亚放回以后，列宁便往国外，但列宁自己常说，去外国的生活是与入监狱相等，因为他不忘俄国革命，不忘投身群众。火星报于日内瓦组织以后，列宁的工作愈趋积极，继以资本主义之必然的发展与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增高，事实上使经济派失败，而革命的火星派战胜了。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中关于章程问题之争，召起多数党与少数党的分裂原流，乃俄罗斯共产党史中头一个关键；列宁当时所持的争点，就在主张除承认纲领，缴纳党费外，必须参加党中某机关一种实际工作者才能算为党员。这个有名的争点，是列宁分析社会阶级界限的结果，无产阶级森严组织必备的条件，否则照少数派马尔多夫的主张，当时一般偶然同情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与知识阶级如大学教授等，都会跑到党里来。 当1905第一次革命时，多数党与少数党对于革命势力之估计是歧异的。少数党以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扶助他，而多数党以为资产阶级虽革命而结果是妥协的、改良的，无产阶级另外有真实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大多数的贫农阶级。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列宁与“取消派”及“召还派”的错误趋向搏战，主张保存秘密的组织以继续革命事业的进行。从此以后，少数党愈自离于群众，愈趋于反革命，而多数党愈密接于群众，仍保持“民主共和”，“八小时工作”及“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大战爆发，列宁向工人阶级发出的口号是：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的阶级争斗。二月革命是大战在俄国开的第一朵花，而二月革命后，列宁向工农兵士发出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列宁的搏战，一直到十月革命的成功。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几个大关键。头一个便是与德国单独讲和的问题，列宁独排众议而订成条约，虽条约十分苛刻亦所不惜，因为革命后的俄国人民，没有继续战争的义务，而德国的革命，事实上必然爆发。第二个便是由军事共产主义移变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个有名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的特见，也就是“极端”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就是无政府党吧？）与反革命派联合对于苏俄讥诮的焦点。第三个关键是职工会问题，即革命后职工会之机能与职务的规定，这个争论比较小，而结果是列宁的意见为决定。但自1918年列宁就被刺，更积以三四十年的劳瘁，以后便至于病。 去年年底俄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与“工人德谟克拉西”两问题的讨论也是一个重大关键，然而列宁已不能参加了。 四 1914年到1918年的大屠杀，全世界人所聚讼不息的战争责任问题，终究弄不清楚。有的说是塞尔维亚的人不该杀了奥皇太子，有的说是德国不应进兵侵占比利时。轰动一时讲正义人道厚脸的威尔逊，只把大战的责任轻轻推到德国及其同盟国少数的贵族武人身上。大战的真因便是这样么？第一个把大战之真因告诉我们的，不是别人，就是列宁。 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书中，为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上的一段形象：其时资本垄断与财政资本的统治已经形成了；资本的输出已占极重要的地位了，国际大托拉斯瓜分世界局势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瓜分地球上领土的局势已完成了。” 我们先懂得了帝国主义是什么，再看1914年11月1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报上说： “这回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换言之就是资本主义最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结果时期的战争，……战争不是偶然，也不是如基督教徒所想的那样‘罪过’；战争只是资本主义不可免的阶段，也同和平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生活的规律形式。” 这个真相只有列宁告诉了我们。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权，实际上没有不操于其资本家之手；财政资本为要输出资本，寻找市场，汲取原料，当然要继以武力的后备。1908年各国军备的消费占岁入的半数，与三十年前国家支出比较且超出一倍有奇，1917年8月大战的爆发岂是偶然的？ 列宁见到这个了，同时他就见到国际工人阶级的责任。劳动者在大战中不自卫而反助资产阶级作战是没有比这再蠢的事情。所以有名的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内乱的口号经列宁发出，而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反炫迷于工人本来就没有的“祖国”，赞助资产阶级作战。列宁目击这种事实，所以断定地说“第二国际是死了！”世界革命今后向导的责任是由列宁所手创的第三国际担负着。 五 列宁又深知道中国，且评论中国的时事，十分中肯的。日俄之战是俄国第一次革命之远因：甲午中日之役也是辛亥革命远的民众反响之一部。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在1911年中国革命之后，列宁曾在多数党报纸上屡次发表批评中国时事的论文。他于1912年10月《正义报》上发表《改革后的中国》一篇短文中，他说：“中国人的沉睡已醒了”，他批评当时法国还不承认中华民国是欧洲资产阶级只把中国看成一块肥肉，而这一块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地拥抱一下之后，现在要被日本美国等撕碎。嗣后于1913年5月《亚洲的觉醒》论文中，他说革命的运动已及于亚洲，如土耳其、波斯、中国、甚至英属的印度。本篇论文开头一句就问的是：“中国是否永远以沉睡不醒的国家之代表而著名？”他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国的变迁表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沸腾。当时袁世凯正大借款以压迫第二次革命，列宁于另一篇《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文中攻击欧洲资产阶级的侵略“帮助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袁世凯，掠夺中国，欧洲资产阶级帮助的是中国德谟克拉西的仇人，中国自由的仇人。”接着便说： “但是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中国是共和国，假使国会大多数也不承认呢？啊！那时候‘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及‘祖国’了！那时候欧洲就要装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国了！” 列宁对于欧洲于亚洲的见解，特别是列宁与中国这个问题，我们还值得评论；列宁所说关于中国的话也很多，此处不能多述，便是平时列宁也是爱谈中国的。尤其于谈俄国时事时他爱以中国为例证；他对于辩论者之反驳中常爱用：你看看中国，你看中国还如此如此等等几句话。俄国民粹派是不相信俄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断定俄国是所谓农业立国的，列宁在《改革后的中国》那篇文中分析中国的政党时说到国民党。他说，这一党在中国第一次国会内占多数，其首领就是著名的孙逸仙博士，现在他正筹备扩张中国的铁路。接着便在这一段话后面用括弧注一句说：“俄国的民粹派须知：孙逸仙所以有此计划就是要叫中国经过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是列宁爱引用中国事的例证之一。 列宁对于中国——亚洲之一部——解放的意见，可引用《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最末一段来说明： “不过整个幼稚的亚洲，换言之，即亚洲几万万的劳动者，也有最可靠的帮手，这就是一切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世界上没有一种势力能抑止他的胜利，这胜利把欧洲与亚洲的人民都要解放出来。”
苏俄与美国（赵世炎，1924年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苏俄与美国 赵世炎（1924年1月18日） 〔说明〕刊载于《向导》周报第53、54期，1924年2月23日，署名：世炎。 一、承认问题最近怎样在美国活动起来？ 社会主义苏维埃俄罗斯建立已有六年之久，至今欧、美、亚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犹保持有所谓“不承认”的问题。然而细考起来，表面上虽有所谓协约国的协同行动，实际却各自有各自的问题。顽固的法兰西在现状当然是要除外的。至少也要等待今年5月选举竞争激进党的首领里昂市长爱友先生拿得政权之后。在英格兰，贵族的劳动党已得选举的胜利而马克多纳得登台之时，其对苏俄态度必一反保守党的政策是必然之事。便是远东的日本，它又何尝真要顾忌协约国的不可靠的协同态度，为了太平洋的问题，从去年起，对苏俄态度就已变更了。苏俄革命后六年来根基日固，这本令各帝国主义者单只害怕也不是，积极联合也不是，而毕竟要让国际政治经济情形之变动，把这种关系推进起来。 我们现在单说明美国。美国与苏俄之关系问题虽然有如连年来顽固反动派的宣传与攻击，乃至于哈丁•休士等屡次正式或非正式的宣言，但到现在，承认苏俄的讨论，已在美国成为议事日程了。一些参议员各地代表人物从苏俄考察回去，已经看见了什么是苏维埃俄罗斯。政界、银行界的人物都乘时而起，纷纷发表意见。在不列登（Britien）会议，公然有与苏俄亲密联络之正式提出，更有一部分进而运动政府须正式承认的要求。 几月以来，关于本问题讨论之中心，都由参议波拉（Borah）所领导的结合发布出来。波拉在美国现在竟是承认苏俄问题之有力者，他公然得了许多工业家与财政家之同意。一般政客、实业大王、银行老板都挟带着他们各自的实际问题来加入这个为承认苏俄之结合。 二、它的重要原因 怎样得到这些工业家、财政家之同意。什么是他们的实际问题呢？原来美国现在的钢产过剩了，自欧战以后美国的钢产就不断的增加，国内各工业不能胜任这样浩大的产额之销路；近一年来所召起的经济的重大矛盾现象使钢产业的资本家不能支持，不能活动。大钢业托辣斯名叫（Theunitedstatessteelcorporation）的，在当初最高额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产额，现在只有百分之八十。别的独之额产业只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近来美国生产的现象，便是满溢了铁与钢。 当欧战时及欧战后将近十年以来，合众国的大部分利润都得之于由南美洲所得利润之增加。然而南美洲本不完全依靠北美的工业，他还有自己的很多原料向欧洲输出，只因穷的欧洲并不能作海对面的永远大主顾，于是南美洲的对外商业，渐形萧条，而同时能供给合众国为其市场之力量也就有限了。因此而合众国的钢铁大王不得不转瞬于苏维埃俄罗斯来。 从俄罗斯归去的美国的“大胆冒险旅行者”，由他们所发表的记载中，证明了美国工业之恢复可向苏俄取偿这个预想，并侦探出苏俄之工业与农业虽然进步，但不十分坚固；而“如要坚固，这正是美国工业的出路。”他们又说，苏俄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他们又说，在俄国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复兴是确切而可乐观的。他们十分相信，并且要美国的资本家都相信：大家努力往苏俄从新培植一个健全的商业基础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 鲁尔的占据及使亚尔萨斯、罗尔南列与鲁尔煤炭之衔接，便宜了法兰西在世界钢铁市场上的地位，成为美国的劲敌，美国对于与法兰西之竞争是决不轻视的。法兰西，在他自己一方面，——在这里应该除去表面上的法国政府，只说工业与商业的资产阶级——从早就注意于法俄间之商务问题了；在去年（1923）有好几个委员团曾往拜访俄罗斯，便是未来的国务总理爱友先生，他自己也曾亲身到过俄国一趟。还有英国也有许多到过苏俄的委员团，从他们的报告中，他们宣布许多与苏俄通商所建立的“有希望的基础”与“可爱的关系”。这真是急死人呢，美国还站在旁边；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生产竞争的地位！）只这一件已经大丢其脸，何况还有确切的“生产过剩要找出路”的实际问题！ 于是这就成为今日美国舆论要求承认苏俄问题之真因。 三、苏俄的麦子与美国的农人 美国的农人现在也是在一个严重的状态之中。市场上的麦子价大涨了：1922年有二万万斗（Bushels）的收成，1923年只有一万六千万斗，这样百分之二十的农产额之减缩，不能不算一个重大的现象。美国农民于此想不出别的方法，他们只知道要求铁路运输费之减价以为惟一的救济。 然而在铁路局于1922年关于麦面之运输费是货价之百分十三，至1923年反涨到百分之四十七。有力的铁路公司竟坚决的拒绝农民的要求。于是这个问题又转到关系德国的事件来。自从鲁尔占据以后，德国之苦痛是不待言的，当代理大总统柯利基先生宣布对德国举行一万五千万元信用债时，美国农民热情地庆祝柯利基先生的功德，大声喝彩，极力赞成。然而不久这项债款消息就消灭了，原来合众国的金子虽多，现在正式参加德国问题的时期却尚未到。 嗣后美国农民听到俄国麦面输入的消息非常惊骇。我们知道苏俄的麦子早已满满的送到世界市场上，并且快要会合德国的机器而造成世界革命在北欧与中欧的巩固经济基础了。美国的农民在出产减而运输费不减之状况中，自然说不上与苏俄的麦子竞争。于是他们要求政府与苏俄的农民订定条约，要使苏俄的麦子在世界市场上有一个定准的价额。要找俄国农民订条约，当然要找俄国农民的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合众国的下届选举已经动手预备了，六百万选举票的农民是不可轻视的，柯利基先生当然知道，于是农民之要求承认苏俄更加有力。 我们再观察一点以外的关系。日本在大地震之前的强大之发展对于合众国在远东之利益是极相冲突的。纵然近来所谓帝国之重造与复兴，由东京政府竭力宣传仿佛极易，且会更好，但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局面之满带伤痕，终于不可讳言。倘若远东的情形不因地震而改变，合众国迟早总要以他自己心目中的揣度而将照应到如何邀请苏俄以对付这个远东的敌人，——虽然苏俄不致照样的受这种邀请，虽然日本也竭力想先拉拢苏俄，而这个关系之局面总是这样。现在呢。乘日本大伤之后，合众国要早接连与东方邻居的苏俄以为日本多添外方的牵掣，已成为美俄关连中在美国一方面之“舆论”了。 复次，国务卿休士现在还反对俄国，他宣言“断难承认”，他目前仍与去年春天之宣言一样：“堂堂德莫克拉西大美国绝不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有任何和解可言”。最近华盛顿内阁席上他仍然坚持，事实上他也必定到底不变。为甚么呢？这是很明显的，休士是下届选举中共和党的候选总统。倘若柯利基要与激进派和解，休士必然更超于激进。柯利基要做正式总统，休士也要由国务卿做总统，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目下正是这一幕戏粉墨登场。 至于劳动群众的叛徒刚伯斯更是苏俄永远的敌人。在最近一次所谓美国劳动协会大会上，公然有大多数的表决反对承认俄国的提议。其实刚伯斯并没有真正的工会的群众随其后。他与所谓劳动协会在政治问题上于美国劳动群众并无影响，不足轻重，连柯利基都知道这个，他对刚伯斯简直不采。而事实上广大的真正劳动群众于最近数月来，并没有所谓“为苏俄之煽动者”的宣传，已自动的为与苏俄之亲密联络起而运动示威了。 1924年1月18日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俄〕普列汉诺夫 （1895） 商务印书馆，2012年北京。译者：王荫庭 本书根据前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五卷本）第一卷译出 译者序言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第二、三版序言 第一章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第二章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 第三章空想社会主义者 第四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第五章现代唯物主义 结论 附录一唯物主义历史观 附录二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学说 附录三奥古斯丹·梯叶里的唯物史观 附录四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人名索引
第四章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1817—186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四章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1817—1868年） ↘全国大团结工会 ↘宪章运动的兴起 ↘宪章运动的衰退 ↘有组织的工人的右倾 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英国工人在资本家加紧进行剥削和实际工资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不但为保卫自己而英勇地斗争着，并且转而采取攻势，进行旨在马上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进攻。于是，他们写下了世界工人运动整个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页。 当然，英国的先驱工人不会在与顷刻之间就成为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会主义者。他们脱离封建时代不久，而且仍然在封建传统的压抑下，他们感到极难理解他们面临的新斗争的复杂性。甚至我们现在认为很平常的理论和工会组织等最根本的问题，也会因为是前所未见而必然使他们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只有从阶级斗争的观苦学习中，才能慢慢来掌握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在当时还没有马克思来为他们开辟前进的道路。 争取废除反工会的1800年组合法的长期斗争在1824年工会取得局部胜利而结束，这个斗争只是这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的许多巨大斗争之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运动是争取成人普选权的斗争，特别是在1829到1832年的时候。在这个时期里，“英伦三岛1600万人口中，有选举权的只不过16万人”[1]。政府是掌握在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大资本家手里。较小的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推动着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而工会则站在战斗的最前线。但是在经过艰苦斗争后在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只把选民增加了一倍。工人仍然没有选举仪，他们被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出卖了。 这个时期内另外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是争取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的斗争。在工人不断施加的压力下，英国议会以前曾被迫通过几个有关工厂的法案。这些法案大多数是具文，但是对工人极恶劣的工作条件也不无些微改善。他们特别努力争取缩短每天工作时间，因为按1833年工厂法的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仍长达十五小时。[2]富有战斗性的棉纺工人在1834年3月1日号召一个建立八小时工作日的“全面罢工”（这比美国1886年八小时工作日大罢工要早半个世纪）。缩短工作日的广泛运动促使十小时工作日法在1847年获得通过，而雇主则打算用削减工资的办法来抵削工人所获得的好处。1864年由马克思执笔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赞扬这个法律的通过是“一个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3]。 同时，罗伯特·欧文领导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也在形成之中。[4]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终于起突出作用的欧文，1771年生于蒙哥马利郡的牛顿城。他成为英国最大的苏格兰新拉纳克地方棉纺厂所有者之一。这个工厂约雇用二千名工人。纺织工厂普遍存在着的极端恶劣的状况激动了欧文，他在他的工厂里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付较高的工资，减少工作时冏，调整童工的工作量，建造较好的住房，同时他还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他的“模范”工厂引起全国的注意。 但欧文不久又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817年，欧文在鼓吹进行工厂改革的同时，又提出建议，要求广泛地建立住有五百人到三千人的自给自足的村庄，这些村庄要拥有必需的机器和土地。在这些互相合作的村庄里，资本家和工人间将没有任何区别，而贫困也将消失。欧文天真地期望这个计划能够通过得到反动政府和雇主的同情而被采用。那时正是拿破仑战争刚结束的时期，英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危机中间，欧文的计划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欧文计划是这个时期中几个著名的乌托邦之一。这些乌托邦是由圣西门、傅立叶、埃提安·卡培等用心善良的人物提出的。这些人着手消除资本家剥削的可怕结果，并且使资产阶级实施人类平等的响亮口号。资产阶级在当时为了在对封建主义残余进行的斗争中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曾高喊这个口号。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失败了，因为它们和社会进化的规律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恩格斯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乌托邦主义者在工人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真正的攻击。他把欧文叫做“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5]。 欧文的计划在英国没有成功，1825年他来到了美国。他在印第安纳州购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在新哈蒙尼建立起他的合作化移民区。他受到广泛的欢迎，两次在联邦众议院发表演说。参加他的新型移民区的一千人中有好几个著名人物。这种移民区在其他各地一共约建立了18个。但是欧文的这些移民区，跟这个时期在美国的许多其他乌托邦计划一样，也归于失败。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这种理想的孤岛是一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能办到的事情。到1828年，这个运动实际上消失了，它从来没有能得到大量的工人或农民的支持。[6] 全国大团结工会 欧文回到英国后，发觉工人阶级处在一种革命性的情绪中。工人希望能立即改善他们的状况并迅速地终止资本主义。他们采纳了欧文的合作计划，并且积极推进这个计划。据欧文声称，至少有八十万名工人很快地便组织起来。[7]这个运动由于1834年2月英国和爱尔兰全国大团结工会的成立而达到最高潮。[8]欧文提供了这个组织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并被选为主席。他的总的概念是：工会应取得对社会的控制权，然后管理工业——这是几代以后的工团主义的前驱。这个运动很快成长起来，据说在几个月里，会员就达到五十万人。据韦伯夫妇说，它的会员中包括“好几万农业工人和妇女”。 全国大团结工会（在它之前有1830年成立的、但不久便解散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是最早期工人运动史上一个突出的组织。与具有地方性和分散特征的行业工会不同，它是一个阶级组织，是全国性的并且是集中的，其目的在于组织包括男子和妇女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除了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外，全国大团结工会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上无知、懒惰和无用的那部分人得到对我们的劳动果实的非法控制权，这些人现在通过恶毒的金钱媒介，却已经掌握了这个权利；因此，工会主义者不应该放过任何互相鼓舞和互相帮助的机会，以建立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下，只有社会上真正有用和明智的人才能来管理社会的事务，勤劳和有道德的人应得到应有的荣誉和酬报，而邪恶怠惰的人应该受到轻视和受穷。“规章和条例”[9]广泛地规定运用罢工的手段（包括罢工期中设立互助性的工场）但是它没有提到任何政治性的行动。全国大团结工会有它的组织纪律。它作为一个组织可以看出和半世纪以后出现的美国劳工协会相像。 接着全国大团结工会的成立，罢工纷起，英伦三岛全境都紧张地组织起来。韦伯夫妇说，一个建立工会的“狂热”出现了，“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样的飞速发展”[10]。建筑业、服装业、棉纺业和陶器业等重要工会，虽然没有加入全国大团结工会，但是都和它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政府害怕英国这种空前的威胁性工会运动，认为全国大团结工会有着保守秘密的誓言，是犯罪的组织，因而逮捕了它的领袖和成员。另一方面，雇主们在造成许多关厂和不合时宜的罢工事件的同时，普遍地强迫工人签署“野狗契约”（这个时期最恶名昭彰的“文件”），使工人保证不参加工会。在这种双重进攻下，全国大团结工会由于还没有功夫来巩固它的地位，便崩溃了。到1834年底，它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了。 全国大团结工会 欧文回到英国后，发觉工人阶级处在一种革命性的情绪中。工人希望能立即改善他们的状况并迅速地终止资本主义。他们采纳了欧文的合作计划，并且积极推进这个计划。据欧文声称，至少有八十万名工人很快地便组织起来。[11]这个运动由于1834年2月英国和爱尔兰全国大团结工会的成立而达到最高潮。[12]欧文提供了这个组织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并被选为主席。他的总的概念是：工会应取得对社会的控制权，然后管理工业——这是几代以后的工团主义的前驱。这个运动很快成长起来，据说在几个月里，会员就达到五十万人。据韦伯夫妇说，它的会员中包括“好几万农业工人和妇女”。 全国大团结工会（在它之前有1830年成立的、但不久便解散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是最早期工人运动史上一个突出的组织。与具有地方性和分散特征的行业工会不同，它是一个阶级组织，是全国性的并且是集中的，其目的在于组织包括男子和妇女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除了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外，全国大团结工会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上无知、懒惰和无用的那部分人得到对我们的劳动果实的非法控制权，这些人现在通过恶毒的金钱媒介，却已经掌握了这个权利；因此，工会主义者不应该放过任何互相鼓舞和互相帮助的机会，以建立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下，只有社会上真正有用和明智的人才能来管理社会的事务，勤劳和有道德的人应得到应有的荣誉和酬报，而邪恶怠惰的人应该受到轻视和受穷。“规章和条例”[13]广泛地规定运用罢工的手段（包括罢工期中设立互助性的工场）但是它没有提到任何政治性的行动。全国大团结工会有它的组织纪律。它作为一个组织可以看出和半世纪以后出现的美国劳工协会相像。 接着全国大团结工会的成立，罢工纷起，英伦三岛全境都紧张地组织起来。韦伯夫妇说，一个建立工会的“狂热”出现了，“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样的飞速发展”[14]。建筑业、服装业、棉纺业和陶器业等重要工会，虽然没有加入全国大团结工会，但是都和它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政府害怕英国这种空前的威胁性工会运动，认为全国大团结工会有着保守秘密的誓言，是犯罪的组织，因而逮捕了它的领袖和成员。另一方面，雇主们在造成许多关厂和不合时宜的罢工事件的同时，普遍地强迫工人签署“野狗契约”（这个时期最恶名昭彰的“文件”），使工人保证不参加工会。在这种双重进攻下，全国大团结工会由于还没有功夫来巩固它的地位，便崩溃了。到1834年底，它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了。 宪章运动的衰退 从一开始起，宪章运动的领袖之间就在运动的当前和最终目的，以及实现这些目的最好办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个运动很快地就分裂为左右两派。经过很好的考虑的联合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宪章，为整个运动所接受。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工人领袖们要求大大地修改那令人厌恶的济贫法，制定普遍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进行其他重要改革。对于这些要求，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很冷淡。同样，对于运动总的前进方向——远动最后的远景是什么——也很模糊。欧文派期望建立他们的那种合作化社团，工会领袖的目光则局限于在资本主义下面使工人状况稍稍得到改善。这个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前的十年。即使是最前进的领袖们，像布朗泰里·奥布里安、费格斯·奥康诺和格·杰·哈内等，尽管他们是资本家的敌人，而且具有令人惊讶的阶级斗争的丰富知识，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的前途，也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 在关于为宪章而斗争的运动中应采取什么战略和战术方面，也同样存在着根本分歧。洛维特和他的一帮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采取和平的教育方式，即所谓“在道义上的劝告”；而奥布里安、奥康诺、哈内和其他左翼人士认识到和他们对垒的敌人是冷酷无情的，则主张采取“实力行动”，并且建议，如果议会拒绝他们的请愿书，便以总罢工和暴动来进行反击。他们的口号是：“尽量和平争取，不惜武力解决”。 同政府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1839年的夏天。宪章运动的请愿书于7月12日递交给议会，上而大约有125万人的签名。议会即时予以拒绝。早就动员了军队和警察的政府，也逮捕了许多宪章运动的领袖。宪章运动大会（它早就一直在开会）以一票的多数，决定大会没有力量进行一次总罢工或暴动，它在9月14日便休会了。有些地区曾有过一些起义的尝试，但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中央和地方上的许多领袖都被逮捕。 这次失败是对宪章运动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在约一年以后，当许多领袖从牢狱中被释放出来时，运动又开始恢复起来。1840年末，全国宪章协会作为一个政党而成立了，并且很快地成长起来。巨大的群众大会再度召集起来，递交给议会的一个请愿书有六英里长，上面签名者达三百三十七万七千七百人。1842年8月试图举行的总罢工——“圣月”罢工——是这次运动的最高潮。这次突然而没有准备的罢工行为使大部分工人措手不及，他们没有能集会起来，罢工失败了。这次失败使更多人被捕、受迫害，情况更加混乱。于是运动衰颓下去。 宪章主义者的最后一次巨大政治行动发生在1848年。1847年，英国遭受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工人为欧洲从1848年2月在巴黎开始爆发的一连串革命所鼓动。群众运动风涌前进。全国各地召开大会，其规模甚至超过1839和1842年。在1848年4月4日召集的大会中，奥康诺（夸大地）报告说，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上有570万人签名——从人口总数1900万人中征集来的。发动革命的流言传布着。请愿书定在4月10日以巨大的行列递交给政府。但是政府震于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浪潮，是不肯冒险的。在惠灵顿公爵率领下，政府集中了25万名军队和警察，禁止举行示威游行，否则要以武力对付工人。在这个威胁下，奥康诺、琼斯和其他宪章远动领袖取消示威游行，把请愿书亲自递交给议会。这次请愿书也遭到和过去同样的命运。政府乘胜逮捕了许多领袖，把他们长期地监禁起来。这次失败是对宪章运动的致命打击。此后，运动虽然又延续了几年，但是已经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它的力量和对群众的号召力。[15] 宪章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工人运动还没有成熟，它还不能贯彻宪章运动领袖们所设想的革命。在造成运动失败的具体原因中，可以举出的是领导人员中对运动的目标和采取的策略上存在着混乱，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消极影响和缺乏领导远动的一个坚强的政党。另外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在保守的领袖领导下的的许多熟练工匠的工会袖手旁观。恩格斯说过，宪章运动基本上是一个工人阶级运动。尽管许多工会的领袖采取消极的态度，但是它从这些工会的一般会员中得到大量的拥护者。它在冶炼和煤矿工人中特别强大。最重要的是，煤矿工人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巨大宪章运动中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工会的。宪章运动的经验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熟练工匠差不多在各国都是工会运动的先驱，但是他们很少领导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尽管宪章运动在形式上被打垮了，然而，它在英国和世界劳工史上仍保持着巨大的有益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是“世界上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工人政党”[16]。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真正工人这动。它在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在澄清无产阶级的目标和斗争策略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剌激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革命作家都从它留下的许多基本教训中吸取了极多的经验。至于它的具体纲领，那个著名的“六大要点”，虽然当时议会傲慢地加以拒绝，但是在前进的工人阶级压力下，这些要点都早已列入英国的法律中。宪章运动是年青的英国无产者早期的巨大的先驱斗争，它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及其进展上的一块主要的里程碑。 有组织的工人的右倾 从1848年到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建立为止这些年代里，是英国工商业迅速成长和扩张的一个时期。纺织、煤、铁和其他工业急速地发展着，它门的产量增加到原来的二倍或三倍，而贯通全国的一个铁路网也建立起来了。英国这个“世界工厂”，迅速地用铁制和蒸汽发动的轮船来代替它的帆船，到六十年代的中期，英国出口额达到1850年的三倍以上。自由贸易和放任主义成为生意极度兴旺的资本家的信条。英国资本主义正进入繁荣的顶点维多利亚时代。 工人，尤其是熟练的工人，在这个繁荣中得到了些微的好处。工作比较稳定，并且由于谷物法在1846年废除，大量便宜的美国粮食得以输入，食物的价格大大地降低。因此，实际工资有着上升的倾向。库辛斯基说：“从四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末期，按照我们列举的统计表（以1900年为100），实际工资的数字从1843到1849年的52上升到1859到1868年的63。”[17]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宪章运动失败的消极因素，英国工会运动开始肯定地右倾了。过去几十年来的广大阶级战斗，为个别行业工会所进行的游击战斗所代替。暴动和革命的前景逐渐消失，阶级合作的观念取而代之。老式工会的口号“公道的工作日，公道的工资”成为驯服地接受资本主义的一个象征。罢工被认为是极大的罪恶，组织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努力也被放弃了，而情愿跟随自由党人。英国工人阶级于是进入了塞穆尔·龚帕斯后来叫做“单纯的”工会运动的时代。这便是恩格斯称为英国工人运动四十年沉睡时期的开端。 在地位巩固的官僚分子领导下的熟练工匠工会，完全控制了工人运动。关于熟练工人，恩格斯曾经写道：“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得到了比较有保障的地位，而且把这种地位看做自己努力的最终目的。”[18]他们的这种繁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一再指出的，反映着世界的工业垄断权正操在英国的手里。 工程师（机械上）混合工会是这个时期中的模范工会。它是在1851年由几个小工会合并而成的。它是高度集中的，而以建立一个严密的工会互济保险制度为重心。其他几个“混合”工会接着成立了（木匠、炼铁工人、矿工等）。工人组织一般都追随着它的保守政策。然而在这些年代里，也还有过重要的斗争，最著名的有发展中的争取九小时的工作日的斗争和争取1867年的改革法的斗争。 在十九世织的六十年代里，伦敦和其他许多城市里成立了工会。1868年在曼彻斯特组成了全国职工大会。参加的工会会员有十一万八千人，约占有组织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个组织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时期的著名工会领袖们在当时被人叫做“准塔”（Junta）即“阀”。这批著名人物包括威廉·艾伦（工程师工会）、罗伯特·阿帕莱加斯（木匠工会），丹尼尔·基尔（铸匠工会），艾德温·考尔逊（砖瓦匠工会）和乔治·奥德格（女鞋鞋匠工会）。这些领袖之中，有许多人后来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第1468页。 [2]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莫斯科，195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60页。 [4]“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六卷，第980——981页。 [5]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6页。 [6]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6——217页。 [7]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第17页。 [8]同上。 [9]韦伯夫妇：“工会近动史”，第725——732页。 [10]同上书，第135页。 [11]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第17页。 [12]同上。 [13]韦伯夫妇：“工会近动史”，第725——732页。 [14]同上书，第135页。 [15]关于宪章运动史，请参阅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罗斯坦的“从宪章运动到劳工运动”，韦伯夫妇的“工会运动史”。 [16]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莫斯科1953年版，第481页。 [17]库辛斯基：“西欧工人状况”，第60页。 [1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
第七章起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七章起诉 司法部给和平宣传站的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五〇年八月收到的。这封信说： “和平宣传站在美国境内从事的活动使它必须根据修正后的一九三八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条款向司法部进行登记。兹附上印有这条法律的小册子一份以及司法部长据此所拟的条例和规定，供你们作这方面的参考…… 和平宣传站未依法律规定提出登记申请书，即以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为时已久，因此希即将该登记申请书交来。” 行政秘书阿波特﹒西蒙在八月十八日答复说，我不在国内，但可望在最近回国；我一回国以后就立刻与司法部讨论这个问题。司法部在八月二十一日通知我们说，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任何一个负责人员不在美国，并不能解除这个机构向司法部提出登记申请的义务。西蒙先生在两天以后作复，大意说： “和平宣传站无论就其成立计划和组织而言，都是一个美国的组织。它的活动是要与美国人民发生关系，事实上也的确只与美国人民发生关系。它代表自己和美国人民进行活动，也只对自己和美国人民负责。它从来没有以合同或是其他方式同意像这条法律所说的一样，作为一个‘外国主谋人’的‘宣传代理人’进行活动，也无意这样做。 由于和平宣传站只代表自己进行活动，并没有‘外国主谋人’，你很可理解到，我们无法了解你要求我们依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条款进行登记所根据的是什么。” 同时，西蒙先生派我们的律师格罗丽亚﹒阿格林到华盛顿去，她以口头和书面重申了和平宣传站的态度： “和平宣传站是一群美国公民所筹划和组织的，他们担心世界各国政府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爆发成为燎原大火，这很可能就一举毁灭我们所熟悉的文明。他们相信，压倒多数的美国人民是希望和平的。他们还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带来的大规模毁灭和人类痛苦是否能够避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人民希望和平的表示。他们以为和平宣传站能够为美国人民服务，告诉他们和平问题何在，供给他们关于为了维持国际和平而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的材料，并提供他们表达和平愿望的手段和场所。 你和司法部所作的推断似乎只是根据这个事实，就是世界各地有人可能怀有，并且表示，与和平宣传站所表示的类似的意见和思想。事实上，甚至可能出人意料地发现情况并不如此。人类的思想和愿望常常超越国家的界限。在造诣的每一方面，不论是艺术、音乐、文学、科学还是政治，都是如此。对于爱因斯坦、曼恩、毕加索、巴斯德、或是狄斯累利的尊敬，从来不因他们不是美国土生而消灭，对他们的思想的尊重也是如此。因此，认为任何人如果怀有不是美国所本来有的，不只限于美国的思想或活动，就可以推断他代表国外的某人进行活动，这似乎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新的方式推论。因此，这样一种概念会把美国公民的思想限制在美国疆界以内。” 九月十九日，司法部的弗莱先生写信给我们说，宣传站“不应再事拖延，立刻提出”登记申请，还说，“让我再着重指出这一点，要求依照这条法律进行登记绝不是有意干预和平宣传站根据其目前计划所进行的活动。”阿格林女士在九月二十九日告诉司法部说，我以及和平宣传站的一些其他负责人员极希望与他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拟举行一次会议；但是由于我正在竞选美国参议员，我希望会议延至选举日以后再举行。“假如你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等到那个时候的话，他已经通知我，他在十月二十六日以后就有空。” 司法部答复说：“再作任何讨论不会有什么好处，因此要求和平宣传站不再拖延，立刻提出登记申请。” 于是我亲自担负起通讯工作，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写信给司法部长说： “在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弗莱先生竟不给我机会申述我的意见，我不能不认为这样必然会对司法部发生不利影响。我认为如果司法部考虑了无理执行这条法律的可能后果后，一定会尽一切力量来弄明白它的结论是否正确。由于司法部专横地、任性地拒绝与我会谈，我只有认为：司法部如果不是不了解它所要执行的法律的含义，就是不智到毫不客气地对待美国公民的权利的地步…… 虽然，你也明白，我是美国参议院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因此工作非常繁忙，但我仍将设法使我能在你所规定的任何日期抽身出来，假如这有丝毫可能的话。” 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但后来我们获悉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在调查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问题，又获悉我们的案子正在考虑中。阿格林女士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华盛顿办另外一件事的时候，碰见约翰﹒罗奇从大陪审团办公室内走出来。很难说他们两个人谁更感到吃惊。罗奇无意中吐露他极不愿意出席作不利于我们的证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就是告密者的暗示——这个告密者曾经是我们的工作同仁，我们原来的组织的创始人。阿格林女士正要问罗奇，那么为什么他觉得不得不出席作不利于我们的证人；但是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回来报告了这件事情。我写了一封信给司法部，信抄了两份，一份给司法部长麦格拉斯，一份给弗莱： “这是令我感到意外的事，因为和平宣传站正与贵部在讨论关于贵部认为本组织必须依照这条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的态度…… 而且，我认为这整个问题现在是空谈而非实际的，因为和平宣传站的管理机构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已决定解散这个组织，自此以后，这个组织就在进行结束事宜，并没有承担和进行新的工作。我相信，即使这最后事宜也差不多完成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再次力陈与你举行我可能有机会参加的会谈的重要性。这样，不论是对于司法部、还是和平宣传站的态度的误解就可能澄清，政府和这个组织也可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和节省不必要的诉讼费用。” 我们在二月二日得到通知，知道一个组织的解散并不解除它或它的负责人员遵守这条法律的规定的义务。最后我们在二月九日得到通知，知道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已经控告和平宣传站及其负责人员“没有以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登记”。 起诉书略称： “和平宣传站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起到包括本起诉书提出的日期为止的期间，一直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因为在美国国内（一）它曾经作为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其后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个宣传代理人进行活动，并会公开以这种宣传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二）它曾经向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其后身世界和平理事会共给情报；（三）它是应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其后身世界和平理事会之请进行活动的……” 罪状补充说： “在起诉说中提到的期间以内，和平宣传站的负责人员、委员和代表应其上述外国主谋人的请求，在美国印刷并散发《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及有关材料，主要关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作为战争工具的消息……” 和平宣传站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了这个组织的真实情况，作为对这个起诉书的答复： “为使公众了解情况起见，关于和平宣传站负责人员被起诉的事实，应该加以澄清。这五个人并不是被控有叛国或是阴谋反对美国罪。政府承认这个组织主张和平和散发关于禁用原子弹的呼吁书的活动，是合法行使公民权利。司法部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活动而对他们起诉的，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宣布宣传站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或是外国组织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的。被告竭力否认这一点。他们宣布，他们是以美国人的身份、为了美国、通过这个宣传站进行和平工作的，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的资金完全是在美国筹措的。 被告否认和平是一个外国思想；但是他们欣然承认，他们在一切能够得到关于和平行动的思想和消息的地方收集并宣传这种思想和消息。他们认为任何阻挠这种自由交流世界各地的思想、意见和事实情况的企图，都显然是干涉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本宣传站的作用是向美国人民提供关于世界各地争取和平的努力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大多数美国报纸所置之不顾，或是扣压不登的。本宣传站这样做，其目的与其他一些美国人散布关于医学进步、改善劳工生活的努力、科学新发现、房屋建筑计划、消灭犯罪以及青年教育的消息相同。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禁止输入关于国际上改善社会的努力的思想或知识；无疑的，今天没有再比关于和平运动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威胁的努力的消息更为大家所需要的了。” 我们的顾问委员会在十月十二日决定解散和平宣传站。我们无意反抗政府，不过只愿意表明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依法进行登记。但是进行这样一个运动的组织的结束工作是需要时间的。索取请愿书、询问将来和平大会的情况、表示愿意效劳的信件还源源而来。我们答复了这些信件，用余剩的信纸信封做这种通讯工作。我们要想解除我们办公处的租约，但是这不能马上就做到。尤其是我们要设法把公众对和平的开心导向其他途径：导向地方性的和平组织，特别是导向将在英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为了这个目的，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他们另外设立了一个办公处。但是所有这些结束业务的活动，终被政府据为我们蓄意玩忽命令的证据。由此可见，司法部所断定的我们真正的罪行是和平而不是外国代理人。它再三指出和平宣传站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起诉书传下来的时候才结束。 补充说明 我们已经选定了二月九日作为特别的一天。我们只告诉了我们的近亲，我们就要结婚了。不错，报上登载了一个“未证实的谣言”，但是我们没有宣布。我们不准备举行结婚仪式。我打算打电话给几个亲密的朋友，请他们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到长岛圣阿尔班斯我的家里来。在不事声张的仪式以后，我们要立刻坐飞机到威﹒爱﹒柏的祖父杜波依斯出生的地方巴哈马去。我们要公众注意的是二月二十三日的生日宴会。因此我们计划提前得到结婚证书和准备好结婚戒指。同时我们要先到昆士郡法院去，而不是到纽约的市政厅去。我们已经决定在二月九日，星期一的早晨专门来做这些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美丽、寒冷、明朗的日子，我起得很早。他从纽约来，约定十点钟在苏特芬大道与我见面。大家都知道威﹒爱﹒柏是以敏捷出名的，我在最后一分钟还在急急忙忙赶公共汽车。我并没有晚到，但是像平常一样，他已经在等我了。他已经去过法院，找到了登记局所在的地方。 尽管这样，我认为主管的职员并不认为我们特别愉快。当我抄写一张单子的时候，我吃吃地笑了起来，这使得我未来的丈夫非常窘。整个手续似乎非常复杂，我们两人都决心再也不来第二次了。但是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阳光特别明亮。卡梯埃就在市内不远。我们在这家店里取出了我们叫他们刻上名字的结婚戒指，与我的订婚戒指配成对。 他说：“好！让我们吃一顿庆祝午餐吧！” 从卡梯埃出来一拐弯就到一家叫亨利的法国餐馆，而法国餐馆总是威﹒爱﹒柏非常喜欢的。侍者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用法文与他们商量点菜，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讲，并遵照他们的建议。那一天我们的甜食是薄鸡蛋饼，吃了薄鸡蛋饼总是使人对于这一餐更加感到满意。我们离开亨利慢慢踱回五马路去的时候准有三点半了。在五马路他坐上公共汽车到他在闹市区的办公处去，我到住宅区去看一所登广告要出租的公寓，又到一家服装店去试一件新衣。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屋里一片漆黑，我开了电灯，愉快地想到不久以后他便会老是先回来在家里等着我的情景。这是一种可笑的想法，但是我记得这是怎样掠过我的脑海的。我不想吃晚饭，所以我立刻开始做起别的事情来。这一天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朋友，问她当时在巴黎的一个共同朋友的详细地址。我发现这个朋友的回答出奇的慢，而且无礼地好追根究底。我不耐烦地自忖：“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在她说了两三句毫无意义的话以后，我挂上了电话。 当电话铃声在九点三十分左右响起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威﹒爱﹒柏来的电话。我接了电话，开始高高兴兴地谈起来。我告诉他公寓不好……衣服倒很好等等。怎么，威﹒爱﹒柏不是世界上最流利的电话对话家了，而过了一会，他那边竟没有声音，这是少有的，我感到很奇怪。在我停下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些我一点也不懂的话。后来的事情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不过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什么？你说什么？”他的回答是一个问题：“你难道没有听说吗？” “我没有听说什么呀？” “我们被起诉了——和平宣传站——下星期五到华盛顿出庭。” 他的简短、精确的话竟有一次不能表达出意思来！我听见了，但是我站在那里只是摇着头。当时我一定含含糊糊地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与他一同被起诉的四个人的名字。然后我挂上了电话，坐在床边上，呆看着墙。被起诉了！这就是说要被捕、传到华盛顿去、受审！坐监！也许他们不准保释！接二连三的想法现在全力地打击着我。到我拨他的电话号码的时候，我的眼光是明亮的，我的声音是坚定的。 我说：“亲爱的，这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立刻结婚。” 现在是他大叫起来了，“你说什么？” 我知道这不是处女般羞答答的时候。我不愿意让他知道笼罩着我的恐怖——他坐了监，而那是只有妻子才可以进去见他的地方。他进了监狱以后，只有妻子才能向人民说清楚这件事情的本末。我必须取得能够支持他的合法的地位——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我抑制住感情，使他听不出来，告诉他说，我们明天再谈吧。然后他温和地要我去睡，“不要担心”。 到了早晨，我想好了一个计划。 以后几天忙得一塌糊涂。表面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生日宴会上。被起诉的消息使得哈莱姆区的人大惊失色。现在我们开始加速发出请帖。第一百二十五街非洲艺术店借地方给宴会筹备委员会办公，电话铃开始不断地响，要求定席位。小小的白色的祝贺卡片开始自纽约州各地纷纷寄到。我们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号”，要求帮助来处理这些来信。 二月十四日星期三晚上我们在爱德华﹒麦克戈温牧师家里结婚。证婚人是我的儿子大卫和我们两人的一个亲密朋友。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他们陪我们到布朗克斯去。他们起先以为要他们来，与被起诉事件有关系，所以一叫就来。在简短仪式以后，我回到圣阿尔班斯去，威﹒爱﹒柏则回到艾基康姆路他的公寓去。 星期四十二点三十分的时候，三个被告——柯尔﹒艾尔金、阿波特﹒西蒙、西尔维亚﹒苏洛夫——与律师一道乘火车到华盛顿去。大卫也同去，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帮些忙。伊丽莎白﹒穆斯夫人还在欧洲，而威﹒爱﹒柏那天晚上有一个演讲约会。他预备乘飞机去。 集会在纽约东区的一个工会大厅里举行，由维托﹒马肯托尼奥任主席。他知道我们要赶飞机，所以把威﹒爱﹒柏的演说排在前半部的节目里，但是当这位前国会议员介绍主要演说者的时候，他的一向直截了当的、清楚的声音结结巴巴起来。听众站了起来，没有通常的衣衫摩擦和椅子碰撞的声音。与会者差不多是沉默地对这一位在第二天早上就必须要在联邦地方法院保卫他们的权利的人表示诚挚的敬意。那天晚上他毫不做作，也没有要求考虑个人。他简单地、直接地谈到我们人民必须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我看见那些后来与他握手的人眼睛里都有眼泪。 我们赶上了十一点二十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在乘机场上受到了另一些人的热烈欢迎。虽然“热烈”这个形容词不足以写出这一群人在一开始就特有的亲密的、知己的关系。时候已经过了一点，他们都劳累了一整天了，但是他们都高兴地只注意和开心我们。 我们已经在邓巴饭店定了房间。这是坐落在华盛顿被隔离地区的一家黑人旅馆，在形势不利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营的。几天以前，警察曾在夜间搜查这个地方。据我记得，警察并没有发现有违犯法律的行为，但是旅馆的掌柜被责骂一顿，旅客被赶下了床。我们当时进退维谷，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件案子有五个被告和一些律师，其中四个被告和纽约的律师是白人，有一个被告和华盛顿的律师是黑人。在那一段大概要很长时间的审讯期间，我们住在那里倒是一个问题。大家都认为住在同一个地方最方便。被告中没有人熟悉刑事诉讼，对于法律的规矩也一窍不通，也丝毫不知道该指望的是什么。既然他们是一起被起诉的，“厮守在一起”也是自然的倾向了。 所以在我们惶惶不安的日子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到最不易见拒的地方去想办法。被突然叫到他们的首都来应犯罪控告的六个美国白人和三个美国黑人请求这家小小的、拥挤不堪的黑人旅馆收容他们。邓巴饭店殷勤地答应了，并尽可能地给了我们最好的招待。 两辆出差汽车立即把我们载到旅馆门前。三位律师格罗丽亚﹒阿格林女士、伯纳德﹒贾菲和斯坦莱﹒福尔克纳马上向威﹒爱﹒柏扼要说明了目前的情况。然后大家都坚持要他去睡觉。我们九点三十分要出庭的。大卫同情地对我微笑，阿波特陪着我的丈夫到他的房间去。几分钟以后，阿波特到柯尔的房间里来，我们一同开始了长时间的、详尽的讨论。 房间很小，立刻就“烟雾腾腾”起来；有一个暖气管子凉了。但是在我们分手以前，外面的天色还是朦胧未亮。事实上阿波特和大卫都根本没有睡觉。他们从旅馆职员处借来了一架打字机，一直工作到了天明。 不过，那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在旅馆客厅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愉快的不速之客而已。旅馆的“餐室”还没有开门，所以我们跑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去，在快餐柜台上找了个空地方，喝了咖啡。我们做到了“厮守在一起”，但是好不容易。 半小时以后，我们走上石阶到了联邦地方法院。这是一座巍峨的大厦，有很高的大柱。当我们走到宽大楼梯的中途林肯像的旁边的时候，我看见有照相机朝着我们的方向照相。我举头看看林肯的满是皱纹的愁苦的脸孔，骄傲地挽上了威﹒爱﹒柏﹒杜波依斯的手臂。
列宁的语言（﹝英国﹞埃德蒙·哈代（EdmundHardy），2021年12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 TheLanguageofLenin 列宁的语言 ﹝英国﹞埃德蒙·哈代（EdmundHardy） 世涵翻译、Mira校订 在1924年，一组语言学家发表了一份旨在解读列宁语言力量的研究。今天，一个新的翻译版本揭示了文字对革命政治的贡献。 言语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社会主义者必须为诸如“阶级斗争”或“反种族主义”之类具有现实性的短语而战，否则他们必须将它们转让给右翼；右翼会用抽象和颠倒来抑制这些词。但是，如果在语言中失去或获得势头，就像在街头或社会运动中一样，那么言语和文学形式的理论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过程；并在这些斗争中提高左翼战略？ 《盘绕的语言之泉：列宁语言的策略》 英国Rab-Rab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盘绕的语言之泉：列宁语言的策略》（CoiledVerbalSpring:DevicesofLenin'sLanguage）给出了一些答案，并阐述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字形式是如何与这场政治斗争相联系的。该书将1924年苏联左翼艺术阵线（LeftFrontfortheArts，LEF）中列宁演讲和文本的特刊翻译成英文，同时还翻译了1982年诗人阿列克谢‧克鲁切尼赫（AlexeiKruchenykh）所写同一主题的小册子。左翼艺术阵线编写团队常专注于诗歌；其共同编辑者弗拉基米尔‧马亚科夫斯基（VladimirMayakovsky）是一位主要的未来主义诗人，与形式主义的诗歌语言理论家奥西普‧布里克（OsipBrik）并驾齐驱。 左翼艺术阵线着力于如何构建新的文学形式来打破旧的文学形式；他们的论辩集中在如何将语言装配入永久革命中。正如塞兹金‧贝尼克（SezginBeynik）在《盘绕的言语之泉》的导言中明确指出：诗歌在革命斗争中是首要的，因为它与日常言语——旧的生活方式的保留——相对。这一理论在俄语“byt”概念中得到了体现。Byt没有办法直译，但它被意译为一种不动的、反动的力量，具体的说：是小资产阶级被拉回到资本主义文化的惰性，或是未来主义者谢尔盖‧特列亚科夫（SergeiTretyakov）所描述的“从过去压到日常生活中的鱼化石”。革命生活的每一个元素都需要与它（不动的、反动的力量）拉开距离。 这些作家中最激进的鲍里斯‧阿尔瓦托夫（BorisArvatov）认为，如果诗歌作为共产主义的先锋力量向前发展，诗歌和实用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因此激进化。但是，奥西普‧布里克进一步认为，验证这一假设产生的实验需要在阶级斗争的战火中进行。未来主义者阿列克谢‧克鲁切尼赫和维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开发的新语言Zaum，是对byt语言的进一步打击。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将其结果描述为“没有菜的芥末”。一个未来的革命盛宴的味道，或者如克鲁切尼赫所说：“我们学会了如何向后看这个世界”。 1924年列宁去世后出版的关于列宁语言的特刊，就试图将从研究诗歌语言中得出的理论，应用为服务于革命政治的高度实用语言。尤里‧季诺夫（YuryTynanov）强调了一种引用和嘲笑资产阶级和右派抽象的语言。除此之外，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sky）认为列宁的激进风格是一种“解构的力量”，即将繁复词语的使用削减到合适的程度。用列宁的话说，是对必要性的清晰陈述，可以承载“生活的策略”。 依循尤里‧季诺夫的立场，鲍里斯·艾兴鲍姆（BorisEikhenbaum）通过仔细阅读列宁1918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4.htm），发现了诗意语言和实用语言之间的媒介：旧知识分子的托尔斯泰式修辞学融合了拉丁演讲风格和俄语口语，以上都在列宁利用他们的时候融会贯通。这是一种承认历史潮流的策略，以便重新引导或抛弃它们。在不失去其对立力量和未来主义优势的情况下，诗歌在列宁那里被重塑成为一个作为行动的政治语言的规范机制。鲍里斯·艾兴鲍姆认为：文字不是列宁的职业或事业，而是他真实的行动。 当右翼言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结构，且试图掏空这些言论，并使真实的进步声音变得毫无意义时，（语言）可以做些什么？当右派可以声称“我们是真正的反种族主义者”或法西斯团体说“我们是超越政治的”，这些颠倒的言词和观点需要在它们固化之前被打破。列宁一直抵制抽象地削弱准确的左翼概念。例如，他说“公社这个词被用得太随意了”。如果左派试图通过占领右派的言论来模仿右派的策略，例如关于移民或监狱。那么右派就会出现政治意义的崩溃，部分原因是左派运动提出要与旧的或保守的等级制度决裂，或控制他们表达右派主观观念的语言。 在新语言产生的规范机制中，有最后一环，《盘绕的言语之泉》提到了一点，即各地的起义和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的语言。克鲁切尼赫在他的小册子中指出：“革命群众把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表达方式带入了日常使用中，这是他在左翼艺术阵线出版四年后对列宁的重思。”列宁以他所有巧妙的敏感性，发现了这股振奋语言的潮流，并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巩固了它。现在，左翼政治可以在语言使用中扩大社会主义的势力，他们将语言作为手段，以对抗byt（不动的、反动的力量）和所有聚集在一起夺回和包围世界的反动形式。 2021年12月26日 埃德蒙·哈代（EdmundHardy）是一位驻伦敦的电影制片人和作家。 原文链接：https://tribunemag.co.uk/2021/12/lenin-russia-language-poetry-history
史沫特莱传（198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AgnesSmedley:TheLifeandTimesofanAmericanRadical 史沫特莱传（1987） （美）简尼丝·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 （Janice&StephenR.Mackinnon） （1987） 译者：江枫、郑德鑫、陈凤丽、徐炳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译序 前言 引言 第一章苦根，1892—1912 第二章婚姻的困境，1912—1916 第三章奋斗目标，1917—1918 第四章有所主张的新闻工作者，1919—1920 第五章性、政治、神经崩溃，1921—1923 第六章精神分析，1924—1925 第七章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1925—1927 第八章直抒己见，1927—1928 第九章上海，1929—1933 第十章莫斯科·纽约·上海，1933—1936 第十一章“白色女皇”：西安事变，1936—1937 第十二章延安，1937 第十三章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 第十四章前线，1939—1941 第十五章重访加利福尼亚，1941—1942 第十六章酸甜难辨回纽约，1942—1943 第十七章春风得意：雅都·巡回演说，1943—1944 第十八章故友成仇：对华政策大辩论，1944—1945 第十九章冷战开始，1945—1948 第二十章最后一幕，1948—1950 结束语 译文后记
致《平等报》小组公民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1年1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平等报》小组公民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1年11月30日）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巴黎，1881年11月30日 致《平等报》小组的公民们[1] 公民们： 布鲁斯没有答复我替你们转去的两封信，却暗地里继续他的攻击。这一次他可能找到了一位同伙做帮手。当我获悉马隆跟他一唱一和，我就写信给马隆，要他作出解释。马隆是这样答复我的：“关于您要求在党内树立盖特的独裁，这话没有说过。但您希望把他造就成首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党的领袖。”我回答说：你们是撒谎。在我的信中，他们只能找到我赞扬盖得的自我牺牲精神，天才和作用的话（领袖不是自己造出来的，而是令人信服的）。难道能造就一个马拉？当你们过去的朋友塞孔迪涅一反常态称你们为党的领袖时，正是您和布鲁斯，听之任之，而不加反对。 为了驳斥这两个家伙，我这里有比我那些信更好的东西。1881年4月24日，布鲁斯写信给我说：“如果必须任命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指党的领袖地位），亲爱的，请不必怀疑，在巴黎和外省，马隆都会以压倒多数当选。”以压倒多数当选——这种关于必须有一个党的领袖的暗示和马隆可能会以压倒多数当选的预言，真令我惊奇。我怀疑这恐怕是想染指主席或副主席的职位，于是就立即回答说：党不需要领袖，党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有远见卓识和忠诚无私的人物。布鲁斯这家伙发觉自己失言，遂于5月27日力图辩解道：“如果党选择一位领袖（已经不是像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党需要一个领袖了），那么大家会推举马隆，但是，同您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党没有正式的或半正式的领袖也行。”这样一来，他明白了我是决心坚决抗议设立任何主席职位的，布鲁斯这家伙就谴责我，说我企图强加给党一个领袖、“独裁者”（他是这样说的）；由于马隆没有当上主席，他的奢望落空了，马隆也就一唱一和地跟着布鲁斯说：“我在拉法格的信中读出他想把盖得捧为党的领袖的意思。” 公民们，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揭露那些人，他们靠谎言和机会主义的活动在我们的队伍中拨弄是非，并力图把工人党变成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联盟”的翻版。 附上布鲁斯信中的两段摘引，请你们妥善保存。 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注释： [1]《平等报》（第三次）从1881年12月11日起再次出版，但没有转载过这封信。
致霍赛·梅萨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1年10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霍赛·梅萨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1年10月26日）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巴黎，1881年10月26日 亲爱的梅萨： 自你来信之后，我没有得到来自巴黎的任何消息，因此[1]关于我第二封信对布（鲁斯）、马（隆）和全国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我一无所知。可能，这影响不会马上起作用。[2]如果我们继续公开抨击他们，就会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惊惶失措。可盖得太讲究策略，他有耐心让布鲁斯在《无产者报》上攻击他。现在忍耐得够多的了，布鲁斯和马隆是不会放过我的弱点的。我们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我们将不先发制人，仅仅自卫，只要不像狡猾的自治主义者那样去攻击，我们就会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不过，我们现在要公开地、直接地加以抨击，但是，需要起草一个行动计划。我所以给你写信，而不是给盖得写信，是因为你见到过行动中的莫拉哥们，[3]你劝告他们将会对我们有用（但最好不要露面，因为他们可能会有礼貌地把你撵走）。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推翻全国委员会[4]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马隆的阴谋产物，这点我是能够加以证明的。——（盖得可以肯定这点，我这里有一封颇能毁人声誉的信，信中马隆责备我有无政府主义，因为我写信给他说这个委员会应该由党发起组织，而不应由他和他的朋友匆匆忙忙地在巴黎拼凑起来）。他们耍的花招是这样的：指使各独立的联合会去选五个委员，作为它们的代表；这样一来，马隆和布鲁斯靠他们的秘密组织将包办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必须向代表大会揭露这一花招。在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全国委员会的情况下，那就要争取不要把巴黎作为委员会的所在地，[5]这是因为那里存在着阴谋和阴谋家。盖得不要怕被击败，应强硬地坚持这两点，要宣布，将来的《平等报》还要坚持这两点，并且事先声明：这样搞起来的全国委员会，要么将是扰乱和离间党员群众的阴谋机关，要么只是一架议会机器，它任何工作都不会做。因此，任命这样的机构是毫无益处的。 盖得对于组织问题应该表明态度。我向他介绍了一个计划，他同意了。他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肯定这个计划，并宣布我们将在《平等报》上坚持这一计划，而且要求《无产者报》和我们展开讨论。在各个小组取得一致意见之前（这些小组在目前只是由于马赛宣言和布鲁斯想要取消的竞选纲领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把权力交给阴谋家。在考虑全国委员会之前，应该先考虑总的组织。因此，应该请求代表大会任命一个五人工作委员会，它的驻地应该在巴黎以外，要授权它和各小组联系，并弄清楚他们对整个组织计划的意见。综合这些意见后，它应订出计划并印出来通知到各小组，然后再作出决定：是马上召集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决议，还是等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最低限度，其中一个委员应该是领工资的。各联合会每月至少要交纳五十法郎党费。照马隆给我的信的说法，布鲁斯既然掌握了三十个联合会和我难以知道确切数字的南方工人协会，那他从他南方的朋友那里是不难得到这五十法郎的。盖得将扮演一个很绝妙的角色，因为他将表明我们的权威主义和他们的自治是何等不同。我们要辩论，而他们却想逃避。 他们谴责我们，[6]说我们想要造成《无产者报》参与不光彩的竞争局面。布鲁斯的阴谋，《无产者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平等报》的第三次出版，乃是因为它看到了那些尚在活动的破坏国际的阴谋家们。它就是为了揭露他们，粉碎他们的阴谋而出现的。它断然表明自己是反市政主义、反自治主义的；只要资产阶级所有制制度还存在，它就否认自由；它只承认一样东西，就是力量。力量只有通过人数众多的组织才可获得；而环境则能给人数众多的组织提供行动的时机。 《平等报》（指第三次出版的——译者）第一期应有论述前两次出版的历史的文章。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肯定了集产主义，并从合作社派分子手里夺回了运动的领导权。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传播了马克思教导我们的经济理论，并达到了与我们事业应当公诸于世的纲领相一致的水平。还需提醒《无产者报》，不要忘记《平等报》第二次出版时它曾表示的支吾推托和所抱的妒忌心理。 第三次出版的《平等报》比过去都强，因为在无政府主义分子布（鲁斯）和马（隆）离去时，所有编辑人员都由共同的思想团结起来了。它不是要求取得对党内正式公报有垄断特权的、进行交易的杂货铺，而是斗争的机关报；它要继承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事业，也就是说要粉碎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鼓吹的种种资产阶级理论（自治论、整体教育等等，布鲁斯的行动正是建筑在这种胡扯的理论之上的）。《平等报》的所有编辑[7]的信念尽管是科学的理智的，但都满怀热情。他们决不会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获胜而伪造信件，也决不在别人背后搞阴谋。既然自治主义派控制了《无产者报》，他们必将求助于争论，并且迫使[8]布鲁斯、马隆等人通过论证，而不是通过无耻的诽谤，来讨论他们的原则。但这不妨碍把诽谤者和阴谋家钉在耻辱柱上。 如果《平等报》将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并转而进攻，布鲁斯主义分子将很快就会溃败。由于他们利用了我的一封信，我利用马隆和布鲁斯的信也就没有妨碍了。我向你担保，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阴谋家的专题杰作将是很可笑的，如有必要，我就把它转载在《平等报》上。你将会对布（鲁斯）居然有这种天真的建议感到惊奇。盖得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肯定我们的组织计划，他的立场将是我们的出发点。请您考虑一下我写给你的东西，然后和盖得取得联系——如果他同意我的行动计划，就让他通知我，我起草好《平等报》第三次出版时用的告朋友和敌人书启，即寄给你。他开完代表大会回来，就可修改，并拿给《平等报》报社的人看。由于盖得太忙，请你自己给我写信吧！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大会……[9] 注释： [1]先后删去：“还什么也没……”和“不”等字。 [2]原写有：“可能这封信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等字。 [3]莫拉哥是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 [4]布鲁斯和马隆为了取消盖得和他的朋友们的领导，打算重新组织工人党的机构，并主张建立全国委员会，由六个联合会以同等代表资格参加。在兰斯全国代表大会上（1881年10月30日召开）实际活动的有八个联合会，其余三个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布鲁斯派在其中发展的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是虚假的）。 [5]原写有：“要争取的恰恰是巴黎不要成为它的驻地”。 [6]原写有：“他们谴责盖得和我们”等字。 [7]删去“成员是……”等字样。 [8]原写有“将呼吁”一词。 [9]原草稿到此为止。
致《平等报》小组公民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1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平等报》小组公民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1年10月21日）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巴黎，1881年10月21日 致《平等报》小组公民[1] 亲爱的公民们： 尽管我远离巴黎、至今还不能加入你们的小组，但请允许我向你们通报我随信附上的两封寄给《无产者报》的信。 两封信包括一个个人问题，就是驳斥对我以及对你们当中的盖得公民的诬蔑，还包括一桩揭发。 曾破坏过国际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又钻到了我们内部，并用阴谋诡计、造谣诬陷的手段对我们进行破坏。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所有党员揭露他们的诡计。 顺致兄弟般的敬意 保·拉 下面附上我信的重要段落：[2] 我这里有比我的信更有力的东西来驳斥所谓我建议布鲁斯拥戴盖得为党的独载者的指责。1881年4月24日，布鲁斯[3]写信告诉我：“如果必须任命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指党的领袖地位），亲爱的，请不必怀疑，在巴黎和外省，马隆都会以压倒多数当选”，如果党需要一个领袖，布鲁斯已经找到[4]并且绝大多数人会选上那个人。他的这一暗示，使我吃惊。我怀疑这恐怕是想染指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我立即答复说：党不需要领袖，党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有远见卓识和忠诚无私的人物。布鲁斯知道他失言了，5月27日他自我辩解道：“我跟你说的是：如果党选择一位领袖（已经不是像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党需要一个领袖了）那么大家会推举马隆，但是同您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党没有正式的或半正式的领袖也行。”就这样，因为布鲁斯知道我坚决反对一切任命主席的设想，他竟指责我推荐一个领袖，主张独裁。 如果布鲁斯和他的朋友们同意将这封信在联合会公布，所有说盖得专权、想当领袖[5]指责就会转过来对他自己了。这封信就会把他为了制造不幸的分裂而散布的不实之词、诬陷撕得粉碎。这种分裂活动使联合会成员用尽全力去反对被他们指责为想搞个人独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盖得主义者。 1881年10月21日 亲爱的公民们：[6] 你们拒绝刊登我信的借口，是令人惊讶的——你们说不想给争吵火上加油，可你们却让布鲁斯公民接二连三地在《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在那些文章里，布鲁斯竟把有碍于他的人说成是最不诚实的跳梁小丑。他的诬陷是隐讳的，并不指明任何姓氏。这是在没有理由弄得四分五裂的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最好的方法。[7]发表我的信本来可以有利于使这些制造[8]分裂的诬陷化为乌有，可以使那旷日持久的争吵免于恶化！ 人们悄悄散布的诬陷和不实之词，那些用白纸黑字印着的含沙射影的攻击，都包容在自治主义者和极端自由派的漂亮的空话里。他们可说是我的老相识了，都是我亲眼看见过进行那些活动来攻击“国际”的人物。“国际”的成员曾希望工人阶级能有力地组织成政党，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并把夺取国家政权作为自身政治行动的目的，并在最后，在利用政权把生产工具社会化和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取消这些政权。这些领袖被什么人指控为专制独裁者？就是被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国际”内部早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王国，有百名国际兄弟卷入其中，受盘踞在瑞士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那些狡猾的家伙在他们指控我想搞独裁[9]的时候，自己就在黑暗的角落建立了独裁。在秘密王国统治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兄弟”组织了一个由“民族兄弟”组成的小王国，不过，后者大概还一直不知道有一个高居其上的君主的存在吧！上级委员会的命令通过国际兄弟传达到民族兄弟，而民族兄弟则在国际支部内[10]活动、搞阴谋、说谎、散布[11]流言蜚语。他们的计谋就是阻挠国际支部和联合会组成公认的有代表性的、负责和有监督的委员会，就是使国际支部和委员会[12]只起到一些既无权力又无活动手段的信箱的作用；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那个既不负责任又无法检查的秘密王国能以统治这些支部和联合会。布鲁斯公民直至最近仍然是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我不知道他是属于王国里的上级领导还是下级成员；[13]但他会把人们怎样牵着那些陶醉于自治论和绝对自由论漂亮空话中的可怜人的鼻子的方法，详详细细地讲述给人们听。如果他拒绝，[14]就由我来告诉你们。我曾有机会戳穿主张自治论的狡猾家伙，凡是他们所到之处，他们都帮助资产阶级政府破坏国际。 你们叫我去找布鲁斯询问，然而我并未要求他解释。我既不要求也不接受布鲁斯公民的解释；我要迫使他公开声明：有没有收到过我的一封什么建议推荐一个党的领袖的信。 布鲁斯公民终于达到了他钻进《无产者报》报社的目的，他将有机会读到这封信。我从不暗箭伤人。我保留通报并发表这封信的权利。 注释： [1]这是拉法格信的第一部分草稿，他向《平等报》通报的两封致《无产者报》的信，《无产者报》未予刊登。 [2]这第一封信被《无产者报》“掷进了纸篓”。 [3]“布鲁斯”一词前删去了同位语“骗子”一词。 [4]删去“马隆就是”等字。 [5]原文系西班牙文“jefatura”。 [6]这是给《无产者报》的第二封信。 [7]删去了“最好的计谋”等字。 [8]删去了“散布”一词。 [9]原写有：“夺取政治权力，并用来变革所有制”。 [10]删去了：“光天化日之下”等字。 [11]删去了状语：“厚颜无耻地”。 [12]原写有“要求”一词。 [13]原写有：“我不知道他是属于王国的上级领导成员还是下级成员，但不管怎么样……”。 [14]原写有：“如他拒绝提供细节”。
致保尔·布鲁斯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1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保尔·布鲁斯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1年6月）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巴黎，1881年6月 对你，我并不存戒心，你对我和……[1]也不存戒心。 我知道，你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忠诚的，也是能够作出很大牺牲的。我相信你有一颗科学的和独创性的头脑，换言之，你这颗头脑会随着运动本身的演变而演变；但你太习惯于沿着一种思路去凝思，你有时把这种思路弄得很僵化，使你有时很难打破常规；可惜在瑞士的日子里，你发展了这种倾向，而且在流亡者中间、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你不得不支持的那种毫无意思的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2]仅仅发展了你的这种倾向。我希望：由于不断发生的意外事件，由于成堆成堆的问题而在巴黎和整个法国引起的大规模骚动，将会不受阻碍地在你的脑海里发生作用，而不致使你无动于衷，也不致使你失去判断力，失望地用头颅去碰一个问题的墙壁。 参加《公民报》社和在第二轮选举中结盟的问题似乎把你整个儿吞没了；你奔波，你挥手，你演说，你说服所有你遇到的和你要找的人，你策划阴谋以“躲避盖得的打击”。我欣赏你的活动能力，但你前后矛盾，我希望你自己能有所领悟。 盖得和我，我们曾经希望：由于同《公民报》编辑部的社会主义分子取得谅解，我们将会取得制服塞孔迪涅的胜利，会使报纸办出特色来。[3]你嘲笑那种以为万一让费里克斯、马松和库尔内承担编辑责任还相当幼稚的想法，从第二行后，你对我说：库尔内六个月后将取代塞孔迪涅。[4]于是你认为费里克斯们、马松们及其他摇钱树们，如他们并非幼稚天真，那就是对政治无动于衷的人，[5]他们办报就是作交易，至于他们发表的言论是否带来利润，是否能给他们开拓生财之道，这并不重要。库尔内做了的，我们能够取消，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一起有力地行动的话。因为我赞赏盖得的演说才能，赞成办一份价值一苏的日报向群众宣传，你就对我指责。啊！难道我们作为战士的义务不在于掌握工人群众，不在于鼓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不在于用一切方法改变民众的贫困！不在于使民众看到自己的贫困、自己人数的众多和自己的力量！不在于向他们灌输我们从经济现象中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在我们党内，我想看到的是十个、二十个盖得；我想在党内看到的，不只是在巴黎办一份《公民报》，而是在所有大工业中心都办一份《公民报》，来为党服务；两年后，我们如果办起了这些报纸，我们将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以及（无下文，原文如此——译者） 你跟我说起你表述理论的方式，并认为这种方式更加实用；天知道，但愿如此！[6]我们的人数愈是众多，我们的表述方式愈是不千篇一律，我们就愈有机会使众多而又信仰不同的群众改变信仰；凡是盖得达不到目的的地方，而你，就将达到目的。当我在巴黎逗留期间看到经济唯物主义新理论是如何地促进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如何迅速地影响了同我们一起行动的群众时，我高兴极了；我找到一些年轻人，比如说富尼埃和代诺，他们的聪明才智将对我们大有好处。 你跟我说，好像我曾经讲过在第二轮选举中结盟。我没有说到过这件事，而且还没有人为我提供这种意见。原则上，我赞成结盟，因为一个党，不是一个老处女，老是假作正经地害怕被人奸污。但是，我们搞结盟只是为了获得一些东西，只要我能预见到与激进党人结盟，能有机会获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良，或对党有好处，我就第一个建议结盟。为了使我的建议永远不被人指责为是个人利益作祟的产物，只要我们还处在资本主义时代，我就决不接受官方职位（议员，或市咨询员）。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7]中的目标，就是在议会里能赢得最多的听从于党的[8]议员席位。我记得帝国时期[9]五个议员为制订共和党宪法所起的作用。——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假定有十万选民，选工人党的有两万，选克列孟梭和罗什福尔的有三万，选保王派的有五千，选甘必大的四万五千；在第二轮选举中，假定克列孟梭和罗什福尔提出跟我结盟，并在有共同的选举名册的前提下根据获得的选票向我们提供有一定比例的候选人数目，我就建议结盟。结盟和融合是两码事，——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旗帜下战斗，战斗一旦过去，我们就要开始反对激进党的斗争。但是，我越是赞成第二轮选举结盟，也就越是反对在第一轮选举中结盟，这正如马赛工会所作的那样。马赛所发生的事情向我证实：你想对付的那些吹牛大王们何其之多！你以为眼前就是某些方面的真正的代表，可他们却要使自己同工人的工会保持距离，而在巴黎，人们是善于把工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漂亮词藻同工人格格不入；看到巴黎大会把他们赶出了会场，我感到很高兴：这正是一种真正的工人运动存在的一个讯号。 你以为我在反对南方，相反，我很喜欢南方；在战争时期，我在几个月之内，曾到达波尔多组织了六个国际支部，有一个中央委员会，一些小城镇和农村的联络点。公社失败之后，由于警察的迫害，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同警察相配合，这些组织全被破坏了。自这个时期开始，事情有了进展，人民尚需教育以便投入运动，问题仅仅在于要置所有这班闹剧演员于不顾，他们无权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这要使所有工人知道；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会看到工人们投入激进派的怀抱。 至于市政问题，盖得在加芒特里[10]的演说（见5月27日《公民报》）将向你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许多改变，跟你一样，我们认为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市政机构所具有的重要性是值得重视的。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夺得了政权，巴黎革命的明天将不是召集一次大会，我相信这个明天最好是跟革命的市政机关的代表团一起行使职权。相互联结的革命市政机关将是革命所具有的唯一的支柱。我所要跟你说的是，我是多么重视市政问题。 注释： [1]字无法辨认，大概是盖得。 [2]原稿先写有“阴谋”二字，后被拉法格划去。 [3]原文删去了下列字样：“你在信中说：库尔内将取代塞孔迪涅；盖得和我曾经希望：那些社会主义者终将战胜塞孔迪涅”。 [4]删去了“库尔内所做的”等字。 [5]删去了“他们就是如此毫无知识的人”。 [6]删掉这样一句话：“我们想研究问题，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述研究成果的人愈多，这就更值得了。皮也尔将无力说的和……”。 [7]指1881年8月21日至9月4日的立法议会选举。 [8]原稿写有“社会主义议员”字样。 [9]1857年的全面选举和1858年的部分选举后，立法议员只有五位反对帝国的共和派议员（其中包括爱米尔·奥利维也、懦勃·法夫尔）。 [10]社会主义候选人在加芒特里的市政选举中曾经取得了胜利，盖得在5月15日以《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工人市政机关》为题发表了演说（5月27日的《公民报》曾摘要发表）。
致保尔·布鲁斯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1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保尔·布鲁斯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1年4月）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巴黎，1881年4月 亲爱的布鲁斯[1]： 感谢你告诉我情况，我搬家时正想知道这一些。 你说，你和一些朋友认为盖得和我都不应该参加《公民报》，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我请你们加以说明。我得向你们承认：我同意接受赛孔迪涅的请求是经过24小时的考虑之后才决定的，他的请求出乎意想地打动了我，我是勉强的（有条件的）接受他的请求的。我认识到[2]：要对接纳一个塞孔迪涅派的政客担任主编[3]表示赞同，我极有必要肯定我们的思想观点，[4]我也极有必要同闻名的小丑合作。那位小丑为了使公众大吃一惊，竟要求烧毁冯·迪克和朗勃昂特的画布，就好像他们的画面上只有《抗壮丁的人们》和《雅各·万特拉》[5]的窃贼似的。 你跟我谈到有十七人参加的会议[6]曾为我是否参加《公民报》而进行了表决。你说这些人“都是盖得的近友”：“如果我们把他们看成为真正的积极分子的话，结果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这是什么意思？你话中的意思是说会议是由盖得的近友采取的一项措施；可盖得不要那些党的积极分子，拉比斯基埃、莫拉克、达尔维尔不是盖得的近友，因而他们没有被邀请来开会。我被弄糊涂了——可我恰恰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然而，问题是很容易区分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正如你说的竟使用了阴谋诡计。 亲爱的布鲁斯，我开诚布公地跟你说吧，你在蒙马特尔做的事——叫皮阿主义者[7]、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工人党的党员凑合在一起——使你精疲力竭，使你目光短浅。[8]蒙马特尔不是巴黎，甚至也不同于整个法国。你任意让宰割你躯体的是你自己所处的“小天地”：在瑞士是汝拉派，在比利时是斯比勒[9]派，在伦敦是达尔代尔[10]派，在巴黎，则是妒忌盖得的人。 告诉他们：是盖得的人格使他们不得安宁；[11]我们的人数太少，不能胜任我们业已进行的任务，以致我们被他们压垮，我们还足能容纳五十万个——盖得，[12]我们应该欢迎和容忍一切愿意献身于党而又个性强的人、一切有性格特点的人，以及一切有才能的人，而不是去折磨他们。[13] 如果你想成为有益于党的人[14]而不是想在派系纷争中、人与人之间的争吵中自我毁灭，你就应该呼吸呼吸另一种空气，而不是现在你所呼吸的那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艾尔勃夫[15]曾请求我们在基层的朋友，首先让你先回来，叫你离开蒙马特尔，使你看到另一种群众，以便使你明白：在蒙马特尔进行组织发动是非常有益的还是与此相反，对把他们的行动扩张到整个法国去不予重视，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我高兴地看到：你赞成对《公民报》的副标题持否定态度。——马隆，我已就这一件事给他写了信，他不赞成这么做，他答复说：没有什么可做的。[16] 注释： [1]这封只注明1881年4月而无具体日期的信稿，是对布鲁斯4月18日信的回复。 [2]原稿删去：“应该实实在在地相信盖得，你和我……利用运动……”等字。 [3]此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1-372页。——译者注 [4]原文删去：“很有必要利用报纸的一角，可以继续进行宣传”等字。 [5]儒勒·瓦莱斯（1832—1885）的两部作品：《抗壮丁的人们》写于1865年；《万特拉》是多少带有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合名，包括《孩子》（1879年）、《中学毕业生》（1881年）和《起义者》（遗作，1886年出版）。 [6]参加人员不详。——译者注 [7]此处删去：“白痴”二字。 [8]此处划去下面一段话：“使你看不到别的行动，看不到对广大群众发生影响的普遍性行动。” [9]塞尔洛的真名。 [10]阿雷克西·达尔代尔是公社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参谋部上校和杜伊勒宫的督察，曾被指控侵吞艺术品，幸亏库尔贝的帮助，终于被释放。1872年军事法庭缺席判处其死刑。在伦敦流亡期间，他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1872年8月建立），在该会执行局工作。 [11]原来写有：“不得睡觉？”等字样。 [12]此处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只要他们根据自己的力量认真工作，争取加入队伍。” [13]这段话是事后作为附注加上去的。 [14]原写有：“如果你真正地想有益，你就应该不顾一切地……。” [15]原写有：“当我在艾尔勒夫时”。 [16]此处删去下面一段话：“比之于挂工人党招牌又不受党绝对控制的报纸，我更喜欢给机会主义的或波拿巴主义的报纸撰文。”
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一版序言 我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期研究之后，决定写一部关于当代这一最有生命力的思想的历史，虽然我知道，一些最必要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首先，还没有一部关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一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可以拿来作为进行比较全面的综合研究的基础。 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我主要依靠自己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研究和自己的经验，来独立地划分时期，选定人物和问题，并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迄今存在过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观点。不言而喻，我也引用了我所同意的某些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写的批判性著作，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些因素。 需要马上强调指出，这本书既不是社会主义史，也不是工人运动史，而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但是，马克思主义史本身也要求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第一，要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原理，过去坚持的种种论断有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框架内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倾向产生的根源；第三，要有批判性，这是当代最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在这本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对第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至今仍然存在着相当对立的意见。我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integralanmarksizam），因为我认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唯物辩证法理论家以后，他们在各个阶段上的思想，实质上是统一的和一贯的。因此，我在专门的理论著作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统一的论述，并且明确指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局部的因素，都必然是片面的（不过这种片面性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很明显，在任何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不仅与工人运动、资本主义以及国际形势的全局和局部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也与资产阶级的哲学、科学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我认为，特别是在这样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中，没有必要过于细致地叙述个别情况以及做详细的传记，因为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发展的基本路线。重要的是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状况、阶级关系现状，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整个发展概况。 每个时期都有运动和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但是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结构中，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往往是完全对立的趋势。因此，每个人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这当然取决于每个人的成长可能受到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的个人品质、智力和才能绝不只是消极的可塑材料。在我看来，个人之间的这些差别恰恰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个人所走的道路的答案。我在书中力图说明，某些一定的历史趋势是必然存在的，我们要从中确定一种趋势，并进一步积极地说明它的表现形式。不过，一个人把历史发展的哪一种可能性看作当时的基本环节，这多半取决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同样也取决于他发现这一环节和在自己的论点中概括这一环节的智力和才能。 除了指出在当时发展中决定着可能出现的不同趋势的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之外，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在理论方面。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的地方阐述和评价那些多少具有国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要素、发展阶段和成就。至于研究其他许多特殊的问题，以及研究那些可能在本国范围内起到重要作用，但其理论活动并不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的人物，则是不同国别的马克思主义史的任务。 因此，由于这是一部叙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通史，我所提到的就只是一些基本问题和那些在理论活动中具有某种国际意义的思想家。基于这种要求，尽管本书原来计划的篇幅已被大大超过，但我仍想把全书的篇幅限制为一卷，而这也是有一些理由的。一部比较详细的马克思主义史，不仅要涉及某些国家的许多特殊情况，而且要阐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的各个阶段，因而要求有许多卷的篇幅和相当多的人力。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正像在任何一个科学部门中那样，必须对这些内容广泛的问题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这种考察可以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和争论的发展情况来看，我觉得除了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原因以外，这种考察还有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提供一幅更加鲜明的批判性的图画，来描绘我们自己，描绘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描绘我们的缺点、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描绘一切促进或阻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因素。因此，必须说明我们当前的状况、我们的任务和要求，以便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做的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符合时代的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历史变动中具有先见之明。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无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思想。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批判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也只能是批判的思想史。如果不以自由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发展的各个时期，要想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是一种幻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为什么近40年来那些至少已经具备写作条件的人至今未能写出这样一部历史。 显然，我的这个尝试不仅是我过去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的综合，而且也是我对于当代主要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个人见解。这些个人见解包括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偏差和谬误的看法，以及对于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处于整个历史发展水平上的种种探索和明确的努力的看法，也包括对于臆造出自己的圣徒和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的看法。 要得出这样的看法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考察，除了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了解世界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外，还需要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存在创造性气氛这一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做恰如其分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现代世界的真正的复兴运动，那么它就必然要求创造出一种能够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 个人对于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史问题所持的批判性见解，实际上总是综合了对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检验的批判性历史实践。从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迄今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创造性思想，总是以一定的批判性历史实践为前提的。不论某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和概念形成的道路如何复杂，他们总是不仅总结了理论传统和经验，而且综合了他们的历史实践的生活（或历史实践的停滞不前）。 正因为如此，我可以指出，在南斯拉夫的革命运动和十分丰富的经验中，不仅表现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而且表现出他们非凡的创造性，如果没有这些运动和经验，这部丰富、复杂而又常常包含着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的某些重要篇章，对我来说，在很多方面就会是不可理解的，而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想必也是如此。 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需要解决的种种困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包括了若干广泛的理论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迄今的实践本身又极为错综复杂，这些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至于马克思主义迄今存在过的各种流派、各种争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种种变化，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包括一定的方法论观点，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和思想中的各种问题。但是，为了更明确地强调理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个别科学领域内的运用，就不得不基本上略而不谈。因此，我对于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活动中的许多值得重视的方面只是简要提及，因为这部著作的构思和篇幅不允许更多地阐明这种方法在学术史的各个不同领域中的运用。 另一方面，我要强调指出，由于本书的叙述方式，读者只有对本书做全面的研究，才能弄清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或问题，因为某些重大的问题几乎在本书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探讨。 每个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分期、对问题和人物的选择以及对所获得的成就的批判性评价。关于分期问题，我认为用专门的章节来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思想，是合乎逻辑的。进而，正如我所断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几个国际的时期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可能发生的倾向和实际存在的倾向相适应的，因此，我把这一点放在专门的篇章里进行论述。 列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也把它放在专门的一篇里论述。 迄今为止的当代时期的更典型的特点，是理论思想在两个“阵营”内发展，因此，对这个时期也就做了这样的划分。本书有专门的一篇论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认为，不仅我作为南斯拉夫的作者有理由更多地注意我们所做的努力，而且最近20年来南斯拉夫的理论和实践的表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折点。因此，我在全面地介绍这一运动时，也概括了南斯拉夫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并且比较详细地引证了他们的具有独创性的论点。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这里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而且很明显，对一个这样复杂的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已经最后完成了。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应该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中，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是真正符合当代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这样的一部历史还应当说明更多的东西：每个历史时期是怎样提出新的问题的，这些新问题在任何一种理论中都不可能具体地预见到；一种复杂的、丰富的和全面的历史辩证法是怎样同时要求有全面的和灵活的思想的；以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批判的开放的思想。 我自己的一切见解和评价，都是以原著为依据的，当然，有时我只能根据译本来了解原著。至于我所使用的我国译文，我经常与原文进行核对，在比较引文时，有时做了一些微小的校正。本书最后所列的参考书目，仅仅包括书内以某种方式引用过的著作。此外，我力求避免重复提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而是力图在每一著作的后面仅仅注明初版的年代，但在某些情况下，我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可见，参考书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指出了异常丰富的、至少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也指出了新资料的来源。同时，我要特别强调指出，尤其是在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我基本上通过修订和补充的方式，利用了我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包含的种种问题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的这部著作是在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并且归根到底也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里完成的，因此，我不能不以这一微小的贡献来纪念所有在我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牺牲的英雄战士，他们在当时世界上艰难的和非人道的形势下，由于自己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对人类的坚定信念，而成为预告未来的使者。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61年4月15日于萨格勒布
致塞尔洛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0年9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塞尔洛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0年9月26日）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巴黎，1880年9月26日 致塞尔洛先生，[1] 无政府主义机关报《社会革命》 1880年9月26日于北区交叉路特雷姆利特小林坊37号 先生： 既然你认为利用你们手中的报纸来发泄个人仇恨，并谩骂德国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对她的两个恰恰是最受欧美革命者尊敬的代表人物，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进行人身攻击是合适的，那么你也应该告诉我们：这个约·莫斯特是何许之人，他竟如此胆大妄为，诬蔑德国工人。 你们的约·莫斯特指责“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没有驱使“勇男烈妇……牺牲自己的生命，把世界从它的一个暴君手中解救出来”；莫非他和签名抗议荷代尔[2]暗杀事件的约翰·莫斯特是同一个人吗？这次暗杀给俾斯麦提供了口实，他正需要以此使他的一系列镇压工人阶级的法令得到批准。 你们的约·莫斯特[3]大概就是1878年选举中被舍姆未兹工人击败的前帝国议员约翰·莫斯特吧？他不是曾经破坏过一次罢工吗？他不是发现议会的门都关闭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疯狂的弃权分子吗？ 你们的约·莫斯特大概就是这个约翰·莫斯特。他[4]被一项警察措施驱逐出柏林，又自愿地从德国流放出去，为的是不再同普鲁士警察发生纠纷；他一旦在伦敦蜇居下来，就立即在《自由报》上撰文猛力推行无政府主义，并激烈主张各国人民起义和暗杀各国皇帝，是不是？ 如果你们的约·莫斯特就是这样一个约翰·莫斯特，那么他对像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个人的愤怒和诬蔑，无疑是最符合逻辑的。李卜克内西在1849年就拿起武器要推翻普鲁士政府，几天后就被关到国家监狱度过了六个月的“假期”，而在那里他早已被关过好多年了；贵报第二期肆意发表这个最疯狂的无政府党人的文章，这说明你继续扮演了工人政党破坏者的角色。 我并非冒昧要求你刊登这封信，但我告诉你：我已将此信转送给《无产者报》的波拉尔[5]和《公民报》的马萨尔了。 此致 敬礼！ 注释： [1]J.麦特隆告诉我们：塞尔洛原名叫艾吉特·斯皮勒，是比利时矿工的儿子。他1880年经无政府主义者A.克利叶的介绍来到巴黎。事实上，他是警察局长安特利尤的暗探，他给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一份《社会革命》报纸（系第一份法国无政府主义报纸），经费由安持利尤秘密提供。该报第一期于1880年9月12日出版，塞尔洛任社长。 [2]1878年5月，荷代尔暗杀吉约姆一世皇帝的行动，给俾斯麦提出禁止社团活动和社会主义出版物法令一个机会。另一次暗杀行动（诺皮林）使皇帝受伤，这又使俾斯麦得以废除帝制，并在1878年7月选举中，获得足够多数，后又在1878年10月19日通过法令，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 [3]约翰·莫斯特，担任帝国社会民主党议员一直担任到1878年，曾在他的选区舍姆未益地区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摘要。被驱逐出德国后，他定居英国，不时看见马克思，并出版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马克思曾这样评论说：“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的《自由》过于革命，我们指责他，是说《自由》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致左尔格的信）1880年头两期《平等报》上，莫斯特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列为德国通讯员。1880年，莫斯特写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她的领导人，该文发表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上。此后，他继续潜向无政府主义，并和《社会革命报》沆瀣一气。1881年，他定居美国，成了美国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者之一。 [4]删去“简单地”一词。 [5]波拉尔：《无产者报》常务编辑，1882年党分裂时，他属可能派。
第五部分新秩序的传播。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部分新秩序的传播 大事年表 18世纪●中国的工农业历时半个世纪得到恢复。 ●锡克教起义和马拉塔族起义导致印度莫卧儿王朝覆灭。 ●东欧和南欧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停滞。 ●1703年，彼得大帝开始建造圣彼得堡，试图将西欧的科技引入俄罗斯。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 ●1716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企图被击溃。大不列颠爆发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几乎蔓延到所有土地。 ●英国经济先后超越法国和荷兰。 ●1734年，伏尔泰出版第一部哲学作品，赞颂英国体制。 ●巴赫发展出复调音乐和赋格形式。 ●1746年爆发的卡洛登战役血腥地摧毁了苏格兰高地的封建主义残余，斯图亚特王朝在大不列颠复辟的最后尝试被粉碎。 ●1751年，狄德罗开始出版《百科全书》，宣传“启蒙”思想。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掌控孟加拉。 ●1755年，卢梭出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 ●1759年，伏尔泰出版讽剌小说《老实人》，严厉谴责乐观主义。同年政府查禁《百科全书》。 ●1761年和1766年，法国处死了两名新教徒。 ●普鲁士、俄罗斯、葡萄牙和奥地利的君主（“开明的暴君”）试图改革，但最终失败。 ●格拉斯哥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城市。 ●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引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1763年，在争夺新殖民地土地控制权的战争中，英国战胜法国。 ●奴隶贸易达到巅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波尔多、南特等城市快速发展。 ●1770年，北美洲奴隶人口达到三百四十万人。 ●1771年，阿克莱特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创建了第一家纺纱工厂。 ●1774年，朗出版《牙买加史》试图为种族主义作出“科学”辩解。 ●1775年，瓦特和溥尔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实际使用的蒸汽机。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倡导在“自由劳动”“自由贸易”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 ●北美殖民地爆发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令启蒙思想传播到广大北美民众心中。 ●1776年，北美《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对奴隶制问题却只字未提）。 ●1783年，亨利·科特发明了使用煤炭炼铁更加先进的方法。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40%的民众不再依靠土地维生。 ●莫扎特创作出伟大的交响乐和歌剧，包括1786年的《费加罗的婚礼》和1787年的《唐璜》。
致贝努瓦·马隆的信（草稿）（保尔·拉法格，1880年4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 致贝努瓦·马隆的信（草稿） 保尔·拉法格（1880年4月底） 译者注：本文译自《法国工人党的诞生》，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注释除注明译者注外，均系《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原注。 录入者注：中译文连载于《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6期，译者：方光明。 苏黎士，1880年4月底 亲爱的马隆： 由于我是《社会主义评论》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因此对于杜万瑞的文章[1]不提出抗辩，我就不能罢休。 他的文章中说：“尤其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令人厌烦的竞争，突然将‘国际’运动的发展阻挡住了。”我认为现在不是研究谁承担解散国际的责任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提醒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知道的是：他们在分裂国际的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平同盟”[2]成员领导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向工人阶级散布一些经济学家的所谓节制任何政治行动的理论。另一部分，是那些鼓吹工人阶级[3]在任何经济和政治方面，或以和平手段或以革命手段显示力量的人；这些人曾由总委员会领导，奇怪的是，这个总委员会在伯尔尼无政府大会[4]上表现了公民巴伊卜博士[5]的个性。当我在西班牙同西班牙联盟委员会成员一起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由公民阿尔努尔、H.德尼斯和比利时社会主义的其他要人领导的布鲁塞尔《自由报》[6]却酸溜溜地揭露和谩骂维尼亚斯（最慎小谨微的人）、马尔塞罗（那个归顺者）、莫拉哥[7]（现因伪造文书而被判罚做苦役）以及其他联盟委员会成员。这就是所谓比利时人的作用。 几年之后，比利时的社会主义博士们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并走上了我们曾想建立的“国际”的道路。但是，他们是十足的小学生，他们不是重整旗鼓，力求达到像德国工人政党、美国工人政党以及正在诞生的法国党[8]那样的水平，而是倒退到了本世纪初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们的幼稚阶段。在那个时代，欧文和傅立叶以为：要使革命发生，只要说服冶金厂老板和银行家[9]放弃社会革命带给他们的幸福，就行了。公民杜万瑞以一个社会科学博士的口吻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主义不是一场阶级的战争”，“而是一种”对黄金国的“研究”，对于资本家也是如此。我认为，今天同1871年一样，我们应当批驳[10]这样对待社会进化的方式，用拉莫雷特的吻[11]去吻左派和右派，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现代社会主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越是临近结束，目标就越是集中：这种斗争就是主张[12]消灭纺织厂老板、矿山老板以及银行老板。如果比利时人跟他们驯服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都相信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并认为这种日子会自然而然地来到，那么，这种黄金时代对我们来说还为期遥远。但只希望他们这种懦夫的理论[13]对我们法国报纸毫无影响。[14]因为正当我们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着手组织工人政党之时，他们可能会束缚我们的行动，向我们的敌人提供武器。因此，我们或许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抨击》。[15] 注释： [1]即《比利时社会主义党。她的历史和她的纲领》（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第四期上），拉法格这封信的主要段落后来在《社会主义评论》第六期上转载。 [2]即“反征兵和反常规武器同盟”，于1868年建立，它多次集会反对军阀主义。 [3]此处删去定语“组织起来的”。 [4]时间是1876年10月26日至29日。布鲁斯以法国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 [5]巴伊卜博士（1841―1890），深受戈林（Coins）集体主义思想影响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平等报》最初两年中的通讯员。 [6]《自由报》团结了一批深受蒲鲁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 [7]巴塞罗那巴桔宁主义的参谋部（维尼亚斯、布鲁斯）于1873年试图举事起义，主张实行一种一切都一样的共同体主义，曾占领了市政大厅，后来自动退却。马尔塞罗曾为信仰巴枯宁主义而离开天主教堂，后来又回到苦修会。莫拉哥是西班牙巴祜宁派的组织者之一。 [8]拉法格原稿起初没写明“党”字，只写“运动”（德国、美国和法国都一样）。后改为法国党。 [9]傅立叶为了建立他的“法朗吉”，曾出广告说他每天中午在家接见打算出钱的资助者。傅立叶每天在家等候，直至他去世…… [10]删去“但毫不含糊地承认”等字。 [11]拉莫雷特的吻：法国成语，意谓两边讨好。拉莫雷特（1742-1794），曾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议会代表，居左、右两派中间，想调和两派矛盾，他1792年7月7日的感人演说，曾致使两派短暂和解、拥抱。——译者注 [12]原稿起初未用“主张”这词，而是用：“要求，但并非需要捍卫他们的事业”。 [13]原写有：“只希望……不充塞法国报纸”等字样。 [14]删去：“因为它们将迫使我们公开抗议”。 [15]拉法格划去：“我认为，把我的信告诉杜万瑞公民和巴伊卜博士，是有用的，我的信有一个特点就那么被……”。
爱尔兰的历史——前仆后继的反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爱尔兰的历史——前仆后继的反抗 可怜的爱尔兰，再见吧！大约二十五年前我访问你时说过这话。那时，1845和1846年可怕的饥荒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饥民的目光都注视着美国，希望能从美国得到拯救和医治。当时爱尔兰正在进行着反抗英国人的游击战，事实上游击战就从未停息过；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接连不断发起大大小小暴动的历史，一部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史。那时农业调敝，也象现在这样时常发生饥馑。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懂得，没有外界的援助便毫无办法，而这种援助，人们期待着从美国来。当然并不是期待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政府的援助，而是期待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援助。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有一大半是爱尔兰土著，虽然他们在那边的景况要比他们在家乡时好上一百倍，可是他们的心还是向往着自己的故乡... 那时候（我又说到爱尔兰本土了）芬尼亚运动刚刚兴起，但是已使英国佬焦头烂额。在那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传教士们所起的作用也许要比现在大得多。我还清楚记得我在一辆乡间马车上遇到的一位年轻传教士。我们在车上闲谈了好几个钟头。他曾经随着爱尔兰移民一起坐船到过美国，现在刚从美国回来。“瞧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指英国人）—这是他一切言谈的主题，也是我当时遇到的所有爱尔兰人言谈的主题。谈话的内容并不是虔诚的传道，而是关于世俗的人间。爱尔兰人全都是天生的演说家。每当他们谈论起英国来，就沼滔不绝。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向我谈起他的民族的苦难，向我谈起成百万人如何在那可怕的荒年沦亡。“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谢天谢地！还有成百万的人在美国那边。他们是自由的，并且有钱。他们念念不忘他们贫穷的同胞，念念不忘他们可怜的祖国。他们现在已经用经费援助我们，不久他们也将用武器援助我们。一旦我们有了武器，我们也就不缺拿武器的人了。到那时就让老天去保佑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吧！” 我前面说过，这位传教士当时谈话的内容不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虔诚的传道，而是关于世俗的人间，但是他说的时候却十分严肃认真。他的眼晴散射着光芒，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紧握起拳头。如果他热切盼望的反抗斗争真的到来，那末这位传教士（他事先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位年轻的、乌黑眼睛炯炯发光的、高个子宽肩膀的男子，必将象马卡比家族的人一样，领导着他的民族从事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斗争。 可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爱尔兰并没有站起来。可能有这样一线希望：有一天，骄傲的不列颠终于能主持正义，让英国的子孙后代自愿为他们的祖辈赎罪。但愿这种希望能够实现！如果真有这种可能，那简直是太美了。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观察新世界》（EinBlickindieNeueWelt），斯图加特1887年版，第15—17页。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难堪的一刻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难堪的一刻钟 有谁不知道拉伯雷的难堪的一刻钟呢？那时他必须付清欠小旅馆主的账或者面临更为窘困的事情。谁没有经受过这种难堪的时刻呢？这种时刻我经受过不少。在考试之前，在第一次演讲之前；在首次走进监狱大门，看守人命令我交出背带和领带，而毫不留请地坦率回答我的质问，说怕我用来自杀以逃避军事法庭的审询时——在这样的时刻以及遇到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时，都是令人窘困和尴尬的。但是这些遭遇同我现在要讲的那一时刻比较起来，或许还算是愉快的呢。那一次窘困的时刻总共不到一刻钟，最多不过七八分钟，或许只有五分钟，总之我没有计算过时间。我没有空来计算这个，就算是有空，我也没有表。流亡者和表是两码事！现在我只记得，对这段窘迫的时刻，当时我觉得是很长很长的。 那是1852年11月18日发生在伦敦的事。 那位号称“IronDuke”：“铁公爵”和“百战百胜者”，但后来在改革运动时期被英国人民弄得非常软弱和恭顺的威灵顿公爵，于9月14日在他的沃尔梅城堡去世了。11月18日应当替“这位民族英雄”举行"国葬"，他应当同其他的“民族英雄”—起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并且举行隆重的国葬盛典。从他死的那天起，整个英国，特别是整个伦敦都在谈论着这次出殡葬礼。这次排场就其铺张和豪华的程度来讲，将是空前的，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个入葬的人比过去所有的英雄都要来得伟大。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整个英国都沸腾起来，全伦敦都出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外省来到伦敦，好几千人从国外浦来。 我厌恶这种戏剧性的作法，并且素来害怕那蜂拥杂沓的人群，因此这一次我也宁愿象其他同来亡命的流亡者那样，留在家里或者到詹姆斯公园去。但是两个女朋友却使我不得不抛弃我早已下定的决心。quefemmeveut，Dieuleveut［妇女所欲即上帝所欲］。妇女想要的，都要给办到才行。尽管我这两位女朋友，一个才六岁，一个才七岁。确实，我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啊。一个是黑眼睛、黑鬈发的燕妮·马克思，她长得和她父亲“摩尔”一模一样；另一个是长着一头美丽的金发和有一双灵活的眼睛的劳拉，她长得非常象她高贵的母亲，尽管流亡生活的环境是如此艰苦严峻，她总是活泼地微笑着，始终是快乐的“小劳拉”。我方才说过，我们，两个女孩子和我，真是好朋友。 1850年夏天，我从瑞士，更确切些说，是从“自由的”瑞士的一个监狱里，持着一张强迫离境的通行证，经过法国来到伦敦。这以后没有几天，我们的友谊就开始了。我认识马克思一家是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夏季郊游的时候。那是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或许是在汉普敦广场。我第一次见到的“PèreMarx”（父亲马克思）立刻对我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考验。他用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的眼睛，并且相当仔细地察看着我的头。这种举动我倒早已从我的朋友古斯塔夫·司徒卢威那里习惯了。司徒卢威一直怀疑我的“严肃的习性”，他特别喜欢把我当作他研究骨相的试验品。幸亏这次考验顺利地过去了，我经受住了那个头上披着狮鬃似黑发的人的逼人目光。于是考验变成了幽默谐趣的、滔滔不绝的谈话。我们很快就成了尽情欢乐的郊游人群的中心，而这群人中，马克思是最无拘无束的一个。这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马克思夫人，认识了从少年时期起就是他们的忠实助手的琳蘅以及孩子们。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想下一次再多讲一些马克思的家庭情况。这是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需要偿还的笔债，也是我对同志们应尽的义务。同志们有权利要求每一个与卡尔·马克思有过接触的人尽他力所能及来完善卡尔·马克思这个形象。 总而言之，从那——天起我便俨然成了马克思家里的一个成员。我每天都到他们家里去。那时他们住在牛津街的一条横街—第恩街，而我则住在邻近的教堂街。关于马克思我在这里不多说了。他的夫人对我后来的影响也许和马克思本人一样大。在我三岁的时候我母亲便去世了，所以我受的教育就显得有点过于拘谨，而不习惯于和妇女认真周旋。可是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位美丽、高贵和聪明的妇女，她象母亲和姐姐一样地对待我这个被抛到泰晤士河畔的举目无亲的志愿兵。我深信，和这样一个家庭的交往挽救了我，使我在流亡者的苦难中免于沉沦。而那两个小女儿，她们已经和我非常亲密，以致一见到我就要把我缠住。这两个小女儿给我的流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在那样的艰难时期，除了和孩子们打交道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人心情欢快和生气勃勃。当我心中感到无聊烦闷的时候，我就常常跑到我的小朋友们那里去，和她们一起溜大街、逛公园！忧郁的思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随着心境的变好又产生了为生存而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力量。通常我得讲故事；认识后没几天我就被公认为是讲故事的能手，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幸而我知道很多童话，而当我的储备用尽了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把童话故事东拼西凑地自己编造出来。当然，这样讲的时间不能长，因为这两个活泼的小姑娘很快就发觉我是在炒冷饭。于是最后我就得自己新编故事。这样，我就迫不得已成了一个故事编写者，虽然我还不能称为一个作家。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还没有一个人能象我这样赢得如此受感动而又如此怀着感激心情的听众。哎，我把话说到哪里去啦？还是说回来吧，我要描述一下我那最难堪的窘困时刻。 当要带着两位急不可待地蹦跳着的姑娘出发去观看威灵顿出殡而向马克思夫人告别时，她对我说：“您得千万当心孩子们呵！千万不要挤到人群里去1”在楼下门口，琳蘅又急急忙忙地追上我们，再一次地嘱咐我：“千万当心，亲爱的‘Library（图书馆）’！”（这是孩子们替我起的奇怪绰号）。“摩尔”习惯于晚起，我们没有见过他就走了。 我心里作了这样一个安排：我们没有钱去租一个窗口或一个看台，而送殡的行列既要经过泰晤士河沿岸的街道，那末我们就必须沿着一条从北向南顺坡而下通往河岸的街道走去。 我左右两边一手拉着一个姑娘，衣兜里装了些小点心。我向选定的观看地点走去，这地点靠近把城区和威斯敏斯特教堂分开的旧城门。从一清早起街上就热闹非凡，人山人海。但由于送殡行列要经过这个大城市的很多街区，人们也就都分布在所有这些街道上，所以我们没有穿过拥挤的人群就到达了选定的地点。地点很好。我自己站在一级台阶上，而让两个小姑娘紧挨着我，站得比我更高一级。我一手拉一个。听！人海汹涌澎湃，远处传来的喧嚷声愈来愈高，就象大海发出的低沉的呼哮，愈来愈近了。送殡的行列过来了，从我们站着的地方看得非常清楚。孩子们象看戏一样，欣喜若狂。一点也不拥挤，我所有的耽心顿时消失了 闪烁着金色光彩的仪仗队簇拥着巨大豪华的灵枢，长长的送殡行列正把这位“战胜拿破仑的人”送到陵寝。一批又一批的人经过我们面前，直到最后一个身穿绣金衣服的骑士消失为止。 可是就在这时，人群忽然从后面一齐涌来，聚积在后面的大量人群使劲往前冲，每个人都想追赶上送殡行列。我用全力抵住，竭力掩护着两个孩子，让人流从旁边过去而不碰着她们。然而无济于事！人群自发的冲势并非人力所能制止，正如一艘不坚固的木船对付不了严冬之后解冻的冰川巨流一般。我只得避开身子并且死劲地抱住两个孩子，同时想法脱离开潮水般的人流。我自以为脱离了人海，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哪知忽然从右面又有一股人流猛烈地向我们涌来，把我们挤向河岸街，而千千万万汇集在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跟着行列走，想再饱饱眼福。我咬紧牙关想把两个孩子扛到双肩上，但四周挤得实在厉害，无法弯腰。我死命抓住孩子们的手，随着人流顺势而行。忽然间我感到我和孩子们之间有一股力量挤过来，使我不得不把她俩的手臂抓得更紧。但是在孩子们和我之间出现的那股力量象一把楔子愈插愈深，以致孩子们快要从我手里拆开了。我必须放开她们，这是任何力量都顶不住的，不然我就会折断她们的手臂或使她们的手臂脱日。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怎么办呢？前面是一座高大的城楼，城楼底下三条门洞，中间走车马，两侧走行人。正如流水填满了所有的桥孔一样，人群堵塞了所有的三条门洞。但是我一定要挤过去。如果孩子们没有被踩在地上（但是周围绝望和惊恐的大声叫喊告诉我情况很危险），那么，可能在人海尽头的那一面我能找到她们。但愿如此！我象发了疯似地挺着胸脯和臂肘向前挤去。但是在这样拥挤的人群里，一个人就象一根随着漩涡转动的麦秸。我不停地挣扎着，有多少次我都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门洞跟前了，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向一旁。最后，正当人群从四周紧紧地挤住我时，背后涌来一股力量把我朝前推去，这样我就到了城门洞的那一头，并且脱出了这个可怕的异常拥挤的人海。我四处奔走寻找两个女孩，但是哪儿也没有找到她们！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忽然听到两个孩子响亮的叫声：“图书馆！”我以为这只是我的幻觉。然而她们到底是好端端地、安然无恙而且笑咪咪地站在我面前了。我亲吻她们，紧紧地把她们抱在自己怀中。刹时间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了。她们告诉我说：人潮把她们从我手中拉走之后，平安地带着她们穿过城门，然后把她们挤到一边，于是她们靠墙而立得到保护。而正是这些城门的隔墙，在城门的另一端造成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拥挤。她们站在城门隔墙的凸出部分，记起了以前散步时我经常对她们的嘱咐：当她们和我走散了的时候，不要离开原地，就是要走动，也不要走远。 我们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马克思夫人、“摩尔”和琳蘅欢天喜地迎接我们。他们全都一度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听说拥挤的程度是难以相信的，有许多人被挤死和挤伤了。孩子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们可能遭遇到的危险，她们很开心。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再提起我所经受的那个绝望的时刻。 在把孩子们从我身边挤走的那块地方，有许多妇女丧了性命。那天下午发生的可怕的悲剧，使得不久之后这座造成交通堵塞的城门被拆除了。 但是那可怕的时刻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好象昨天才发生似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带着孩子们到人群拥挤的地方去过，而且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这样了。 原载《民众文艺副刊》（Volks-Feuilleton.MonatlicheKorrespondenz.Herausgeber:EduardFuchsundAd．Muller）1895年慕尼黑版，第1期，第1—2页。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我的教书生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我的教书生涯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人对我说过近百次，尤其是在我作完演讲或报告的时候，总有人说：“你确实是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并不总是褒意，但即便这句话含有贬意，我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赞美来接受。这时，我就会不期然地想到：“真是秉性难移！”一个人可能选错职业，但却不能改变他的个性。人的个性是既可以加以戕害，也可以加以培育的。但不管给个性加上什么样的束缚，它依然如故地存在。就我的禀赋来说，我应当做个教师。我从事政治是选错了职业，这一点是我随时都乐于承认，而有时简直有点后悔的。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在我这个选错的职业中，我作为教师的个性还不时地流露出来，而且流露得非常自然。 不过，我并不象大多数的流亡者那样是迫不得已去当教师的。他们中间有的经过“专门学习”，而更多的人并没有经过“专门学习”。这样的流亡者中，有上至菲力浦·埃加里戴的儿子，即后来的路易·菲力浦国王。这位后来的“资产阶级国王”曾在流亡伦敦期间为了六便士（50芬尼）去教课。以后，我也就三番五次地步了他的后尘。我偶尔觉得，我还真愿意多教几回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教师，一名职业教师，早在“流亡”以前我就教过书。那时我对教书一直很喜欢，虽然我对自己的老师并不始终感到满意。我在被赶到异乡国土以前，我的最终打算就是想当一名教师。一直到六十年代，我还带着几分可笑的忧伤之情，翻阅我的古典语老师奥托博士（一个出生于格里马的萨克森人）在我中学毕业证书上所写的评语。他为我写了许多我能当教师的赞语。可惜事后的情况并非如此，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迫使我选错了职业。 我曾经在别处说过，当我无法在马尔堡呆下去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苏黎世弗吕贝尔模范学校的教师职位。那是1847年秋天。我很快就去上任。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的周折，但这件工作还是使我非常愉快。这所学校当时还相当年轻，但是卡尔·弗吕贝尔却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他原籍图林根，是幼儿园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弗吕贝尔的堂兄弟（大家都知道卡尔.弗吕贝尔的兄弟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在维也纳幸免处决。他本来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激进的大德意志派，而当时他已和米凯尔一样，属于俾斯麦的普鲁士一德意志主义者），看来这个家庭真出教育家的天才。虽然弗吕贝尔模范学校还很年轻，但已赫赫有名。尤其是在英国，卡尔·弗吕贝尔曾任家庭教师多年，在各界人士中广为阳名。这里还要预先说明，这所学校在五十年代初曾转让到当时是普鲁士上时的博伊斯特的手中。这位博伊斯特就是那位先在萨克森、后在奥地利当上内阁部长的博伊斯特的堂弟*"。他曾参加1848年的人民运动，在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也曾一同战斗，以后客居瑞士，从事适合他的天赋的教师职业。在博伊斯特卓越的领导下，这所学校日益扩大，并且成为当今尚存的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博伊斯特本人不久前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我和博伊斯特只有很少的、但却是最友好的交往。 这所学校在我去的那个时候还处于相当原始的形式，因而从它那里还能使人回想起最初的俾斯塔洛齐模范学校原来的样子。那是近乎穷乡僻壤般的简陋，但一切都是纯朴和美好的，尤其是伙食。在大得象谷仓似的大房屋里不乏空间。这类房子在我离开苏黎世将近三十年之后再去寻找的话，那就简直象大海捞针一样。这类房屋早已作为大城市发展需要的牺牲品而拆除了。它们简朴，没有一点奢侈，但是一切最基本的东西应有尽有，这在当时给我留下非常突出的印象。在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中，我们已习惯于千篇一律，因循守旧，常常本末倒置地在次要的事情上付出过高的代价，而忽略主要的东西。教育成了一种最机械刻板的行业，我甚至愿意说，它已成了一种工匠的手艺。上课的形式和方法都是一成不变的，日趋僵化，并且被教员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就象在其他事物和在其他领域里出现的情况一样，手段变成了目的，最根本的目的不见了。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卢梭和俾斯塔洛齐等革命的思想家才重新想起学校的宗旨和上课的目的是：培育儿童成人。由于每个儿童都有独自的素质和天赋，因此教育好每个儿童是他今后进一步深造的前提，而且必须采用个别的方法来教育每个儿童，使其达到共同的培育儿童成人的目的。弗吕贝尔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利用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把在梅特涅反动统治时期所排斥的、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俾斯塔洛齐的体系在他的学校里重新建立起来。我看到我在大学时代关于教育的各种理想（它们大部分是在我与周围环境激烈的斗争中所产生起来的）在这里实现了，或者说，我看到了可以把我的才能付诸实践的尝试机会。我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竟具有一种教育家必不可少的、而我先前自己也不曾相信我会有的素质，这就是对学生的耐心—不管他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平时我并不很耐心，因此往往给我带来许多不愉快。但是在学校里，尤其是在课堂上，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失去过耐心。不过我教过各色各样的学生，不少学生对最有耐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例如，我在伦敦的一所学校里，就教过一些年龄在十六至二十四岁之间被父母娇惯甚至有某种越轨行为的富豪们的儿子。我深深知道这些情况将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堂课，我就仔细观察我的这一帮学生，就好象驯兽师观察他的野兽一样。我的这种比喻丝毫不是轻浮地贬低教师的职业。但是我发现，凡是能够驯服人的人，也一定能够驯服野兽；反之亦然。话说回来，我望着这些小子们，用适合每个人个性的办法对付他们，而最主要的是，我知道如何透彻地表达出我瞧不起那些只有财富而缺乏教养的人。不久我就完全赢得了这些年轻小伙子。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工作的四、五年时间内，即在我离开伦敦以前，我从来没有和他们发生过任何纠纷。其中有一个我认为最糟糕的学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宗教界人士的儿子。他对我敬慕到这种程度：一切看我眼色行事。到最后他甚至厌恶“上流”社会的生活，决定旅居到澳大利亚去。他的父母尽量给他思想上施加影响，但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的决心。由于父母不同意，他在天气晴朗的一天，带着一个漂亮可爱的丫环从父亲家中逃出。他和丫环结了婚，并且搭乘下一班轮船前往澳大利亚。他在那里成了一个有钱的、有名望的先生，写了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很好的书。他和他的妻子过着最幸福的恩爱生活。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向和爱好把妻子培养起来的，也许他们很快就要庆祝他们的金婚了。 我虽然事先有过教书的经历，但我在苏黎世还完全是个新手。我的班上有二十一个孩子，其中最使我操心的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儿子。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妻子是苏黎世的一个贵族的女儿，生于策勒家族。当他丈夫外出的时候，她就闭门不出。剪成短短的乔治桑式样的金黄色头发，蓝眼睛，虽然谈不上美丽，但却有焕发出青春的妩媚，使这位正处于二十几岁妙龄的少妇十分讨人喜欢。由于她受到年轻的革命潮流的鼓舞，并且和这一潮流中的许多代表人物相识，所以我不久也和她有了非常愉快的交往。这些交往帮助我克服了工作中遇到的某些困难和突然发作的怀乡情绪。我的教学工作比我自己事先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我和学生的关系都挺好，和教员关系也不错。此外，我还可以说，“上司”对我很满意，曾给我写了一张恭维备至的证书。 我自己还附带搞了一些教育实验。我在七个月内（其中不算由于政治事件、二月革命、前往巴黎等等而中断了的六个星期）给苏黎世郊区一个十九岁的农民的儿子补习古典语、德语和历史。这个农民的儿子只上过乡村小学，不仅德语水平差得很远，而且还从未上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课。我帮他准备得很成功，最后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并于1848年秋天进入苏黎世大学。 我一向反对在古典语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在吉森的时候曾给自己创造一种学习方法。自从我知道施利曼也是用一种完全类似的方法学会希腊语以后，我就相当自信地在这学校里应用这种方法。附带说明，这是世界上最简便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只要求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掌握词汇和习惯用语，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快速地大量阅读和不断复习读过的东西，一直到熟练掌握为止。必须看到，这种方法对学现代语的效果也不比学古典语的效果差。为了不使学习者感到枯燥无味，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应该给他一些能使他入迷的书籍。把语法知识补上，那是教员的事情，如果是自学的话，则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真正学会了一种语言，那末他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哪怕是最困难的语言，也就不再需要老师了，当然发音除外。可能我在这里关于教学本身说得过于琐碎了。 我在苏黎世的教师工作不久就结束了。起初，我离开海尔维格军团，还能安然无恙地从巴黎重新回到苏黎世。但是不到几个月以后，我又参加了第二次巴登起义，即所谓司徒卢威暴动，那次我就再也不能脱身重返苏黎世了，而是进了监狱。出狱后我又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我就开始政治流亡，先是到瑞士的法语区，然后到了英国。我曾作过重返苏黎世的准备，想在那里长期安顿下来，可是这计划却被瑞士联邦当局阻止了。于是我只能在日内瓦落脚，但在日内瓦就没有从事教师职业的机会了。 1850年夏天，我到了伦敦。我以前曾向某些有间谍嫌疑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以什么谋生？在我到达伦敦之后不久，我也向自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意思完全不同，而是“你依靠什么谋生？”我从遇难之中所抢救出来的东西，只够我维持几个星期。正在我十分危急的时刻，卡尔·弗吕贝尔还了我一笔钱，这是我在三月革命爆发以前借给他的。顺便说一下，这是当时唯一还给我的一笔债，因此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这笔钱也不够敷用很长时间。一个“学者”突然从他所习惯的生活环境中来到一个异乡国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命运直截了当地命令他：自己赚钱谋生吧！这时候，这个“学者”的处境要比一个工人，也就是说要比一个“手艺匠人”更糟糕。因为手艺活是没有国界的。德国的鞋匠、裁缝、钟表匠等等，他们能在英国或法国过着和在德国家乡一样好的日子，只要他们一旦克服了初期语言不通的困难和不再依靠“善良的同乡”的帮助，能够自立就行，甚至可以比在德国好过得多。但是“学者”的情况就不同啦！德国的律师、“哲学家”等等一旦到了“异乡国土”，那就一筹莫展，因为他们的法学、哲学到了那里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情况略微好些，因为德国的教员在所有国家都视为珍宝，虽然并不总是受到尊重。至于医生，人们一般认为是到处都吃得开的，可是在英国却要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那里的“医疗事业”和我们的作法大不相同。 好在我是学语言的，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自然是谋求一个教师职位。可是大家劝我别去。他们说，我们流亡者名声不好，没有人“保荐”，什么事也办不成。信教的是这样，不信教的更是这样！所以我也就只好放弃第一个念头，另打别的主意。可是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行。辘辘饥肠逼人急。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曾练习过排字，并且差一点就以排字工为职业了。可是在伦敦能做些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同伴给我带来一个佳音，使我增添了一线希望。英国邮政总局局长、一便士邮资制度的创始人—罗兰·希尔勋爵需要几百名新的邮差。我原先曾是一个很好的跑步运动员，现在我还有耐力，在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以前，我为什么不能当一个邮差呢？我也知道，已经有一些德国人被招收到邮政局去服务了。于是我往后的念头都打消了，尽一切可能去向主管邮政的当局报名。我焦虑不安地等候了一天，又等候了两天；第三天过去了，一直等到四十九年后的今天，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总而言之，我没有当上邮差，也没有当上排字工。但是肚皮一直在饿下去，而且景况越来越恶劣。肠胃辘镜作响，使我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境地：要末找到任何一种生计，要末饿死。我不愿意饿死，虽然曾有不少可爱的婴孩替我作出了示范—他们因为失去了母亲而饿死在摇篮里。我绞尽脑汁，四处寻求，但是毫无希望。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去教书，作为救我命的最后一块小木板或最后一根稻草绳。 我已经说过，没有一个中介人便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关于中介人，我也听到过最坏的说法。中介人的确是一种难以革除的弊端，可惜今天还有这种现象。我把各种资历证书找出来，把旧衣服刷干净，把几枚借来的半克朗（合21／2马克）塞进口袋。因为半克朗在当时正作为一般找寻中介人介绍职业的贽礼。我动身出门，一个个地拜见了这些先生们。我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而我的几枚半克朗也就这样友好地被接待光了。他们对我那些优秀的资历证书恭维得甚至有点过分，而那些恭维话显然是我的半克朗钱币换来的。然后我信心不足地静候结果。我已经播撒了亮光闪闪的钱币，应该有所收获，应该开花结果了。但是我还是过于相信了他们。时间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过去，从我那些诚实的中介人那里却得不到任何音讯。 这时候我听说在海滨街的一条旁街—亚当街住着一位高级的经纪人，说他真的能介绍职业，而且是好职位，不过他规定的登记费是半镑（合10马克）。不仅如此，一切办妥之后，还要从第一季度的薪金中拿出一半归他。 我决定去试试这最后的解救办法。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对于条件也就无从选择。全看这一着了。我借了一套合身的黑色西服，一顶大礼帽（这顶大礼帽在伦敦的雨雾之中还没有戴得太破旧）和一枚闪闪发亮的法定值为半金镑的硬币。为了谨慎起见，又加了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因为我曾从一个久住伦敦的朋友那里听说，在上等阶层里费用不是按金镑计算，而是按畿尼（这是一种奇特的早已不再铸造的古代硬币＊）计算的。这种特定的计算方式是用来在“上流”社会圈子里给每使用一金镑的公众加上一先令（合一马克）的人头税。幸亏我现在还有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合半马克），刚好可以用来作那半金镑的附加费。于是我到了那幢舒适、华丽的公寓。门上写着： 尼科尔森牧师 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 当我走进门去的时候，立刻碰到一个又高又大的穿制服的佣人和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先生。后者用轻声耳语对我说，谁要是不花上半个畿尼，那就会象缺少《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胡麻根一样，尼科尔森牧师和他介绍所的门是不会为他打开的。因此我就奉献出了我的（说得确切一点，眼前属于我的）半个纖尼，而牧师这才给我把门打开。 一个高大的男子，胡子刮得溜光，系着白色领带，更使他的脸孔容光焕发，他神态矜持尊贵，从一张宝座似的大安乐椅上站起来，用一种更为腻人的声音故作谦逊地迎接我。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尊贵的气息”，浑身僧侣气，这就是英国教士的典型。他开门见山盘问我的愿望和资历证书。我说，我想教书，当私人教师或学校教师都行；可以教德语、法语、历史、拉丁语、希腊语，不过后两种语言会带点德语腔调。尼科尔森先生对这一点并不介意。他是苏格兰人，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发音就带有苏格兰的腔调，这大约和我们德国人一样。我的资历确确实实是优秀的，这使尼科尔森先生非常满意。尤其是卡尔·弗吕贝尔为我填写的证书使他特别欣赏。我猜想他一定是弄错了。他把卡尔·弗吕贝尔和那位在英国非常闻名的幼儿园创始人弗吕贝尔混淆起来。不过我也没有急于去指出这个错误。 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和我如此热烈地“握手”，以致我在那一会儿真的忘记了他是一个油滑的僧侣，而眼前竞出现报酬丰厚的教师职位的憧憬。果然，三天之后我接到了一个用粗体字印着“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的高雅的大信封，里面是一封很礼貌的信，约请我第二天到办公室去商谈一个收入为120镑并免费供应住宿的学校教师职位。 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可是由于这个人竟表现出这样慷慨的同情，我的各种各样的怀疑也就产生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得到这个职位呢？反正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地付他钱，而这对经纪人先生来说肯定是最主要的。于是我第二天把大礼帽刷得比第一次还要干净，把上衣熨得尽量平整，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地站在牧师的面前。他用比三天前和我分别时还要友好的神情接待我。他对我说，这个拟议中的职位是在布赖顿市一所最“上流”、最有名的学校里；我的资历在所有应聘者中是最优秀的；而我的保证人（城里一个十分有钱的商人，我在苏黎世时教过他的儿子）也是符合最高要求的。总而言之，这个肥缺看来是已经到手了，并且我已经在计算第一季度我该付的佣金和剩项是多少了。可是不多一会儿，我的这位尊敬的牧师就热烈兴奋地，用一种比先前还要甜蜜的油滑声调补充说： “我只是还要向您提一个问题，我想您一定乐意如实地回答，然后事情就完全办妥了。在您将要去就职的那所学校里，上学的尽是“最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弟（他特别强调地说出“最上流”这几个字）！这些家庭主要是想让他们的子弟受到用基督教原则和基督教纯洁的道德，即用最纯洁的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教育。因此我有责任问您一下，您本人对基督教教义，对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态度如何。”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就象唱歌一样，完全是一种传教时用的鼻子哼哼声。我惊奇地抬起目光。而我尊贵的牧师也许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他的甘泪卿式的问题不是那么使我感到愉快。于是他把话题岔开，表面上想缓和一下气氛，而实际上更有激发作用。他说：“根据您优秀的资历，根据您的言谈举止留给我的印象，我对您本人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本来我根本用不着向您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受那所学校校长的委托，要确定一下您的宗教观点。这并不是要您皈依我们教会的教义。德国耶稣教会的教义和宗教礼仪跟我们这里的新教教会是大不相同的。”他非常慈爱地向我微笑着，“这些您都知道得比我多。不过在德国到处宣扬不信教，而且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那本包藏祸心的书，使德国的基督教徒都中了毒。所以，在我们英国不得不对德国人有所戒备。英国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信奉基督教，它的居民都虔诚地信仰基督。我想，您一定会作出对你我双方都满意的答复。” 他结束了他的讲话，带着疑问的表情望着我。他的声音竟变得这样甜蜜和油滑，以致使我想到，他的光滑的秃头大概一定会冒油，而且象扑粉似地撒了不少沙糖在上面，又滋润又甜蜜。唉，要是他看出了我心中的这些想法该怎么办呢！他大概惯于在乱七八糟的感情之中去尽可能找到基督的人类之爱吧，而我却希望把这家伙掐死才好呢。他不是甘泪卿，因此也不好用浮士德式的回答去搪塞，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万一我有一句什么粗鲁的话伤害了他或者让他对我信仰基督教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这个收入丰厚、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就会变成泡影。我就会重新、或者确切地说，会继续挨饿下去。于是我采用了尽量避实就虚的外交手腕。 “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但是，看来我是不应当上基督教教义课，也不应当用你们教会的教义去上课的。我确实从未认真研究过你们的教义，所以我只能上一些历史课、文学课和语言课，尤其是象德语和法语这样一些完全与宗教无关的课程！”—“对不起，”我尊贵的牧师温良友善地打断了我的话，“您得每个礼拜日或每隔一个礼拜日带着您的学生到教堂去一次，这是您职责之内的事！”—“噢，这我很愿意（我没有被这句话喳住）。凡是我的职务所要求我尽的责任，我都尽力认真地去完成。我能向您保证，我将不会用任何语言和任何行动去伤害我的学生们的世俗感情以及他们的宗教观念和信仰。”—“对于象您这样的绅士，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不再期望别的。不过作为一个神学家（在我上吉森大学的名册上，我第一次注册的是神学系），您自己也知道，在形式和信仰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仅仅具备一个形式。当您陪同您的弟子去做礼拜，而您却根本不相信做礼拜的意义及其道德上的必要性，那末这本身就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而完全是亵渎圣神的犯罪。” 我的心血沸腾起来。对我说这样的话，完全是要我依附于英国的国家教会"。他嘴里所说的无非是虚伪的空谈，却偏要装成主教派特具的那种虚假的警句铭言！我真想指住他的咽喉，用拳头把那光秃的头盖骨砸碎。但想到饥饿将使人痛苦不堪，我还是鼓起勇气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 “对不起，”我用超人的力量把满腔怒火压下去，勉强说了这样几句话：“对不起，我不属于主教派教会，这您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您同意我作为一个非教徒参加你们教会的礼拜仪式，您就可以明白，在履行职务时并不能把是否信仰礼拜的意义和它所包含的真理作为其道德上的先决条件。我将完全尽到我的责任，而绝对不会滥用我的职权去促使我的弟子产生与他们的父母和校长的感情相抵触的思想。我要出售的是关于德语、法语之类的分词、介词和动词的知识，它们既不属于英国的主教派，也不属于德国的新教派或天主教派。它们不属于任何宗教，完全是中性的。我关心的只是正确教好分词、介词等等，并且让学生学会。”—“好吧，我们不必再谈下去了，只是请您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说得对，您是否赞同基督教会的某种仪式，在这里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您究竟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不相信人们会得到这位救世主的拯救？一句话，您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他望着我，和蔼地微笑着。在这种和蔼的微笑后面隐藏着使我感到冷酷的漠然态度。现在我才知道我被他要了花招。他的那种怜悯或者说同情纯粹是为了侮辱我，不过他也没有成功。美丽的牛奶罐打破了。我在这牛奶罐上所做的美梦既然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那我就可以和法国国王弗朗茨一起高呼：“丢掉一切，只要留得尊严！” 我站起身来。他也站起身来，好象有点畏缩，大概从我的眼神中他没有看到一点友好的感情。于是我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开始说道：“我反问您一句：您是一个基督教徒吗？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人？您知道福音书中的故事吗？福音书中基督所宣布和教诲的，您都身体力行了吗？您相信一匹骆驼穿过一个针眼要比一个富翁进入天国更容易吗？您是遵照这种教义行动的吗？您说英国是一个"基督的国家，，可是你们把信奉上帝的中国人用枪炮杀死，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被英国的鸦片毒害，这难道也是基督的人类之爱吗？你们教会里的神父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成百万的英国人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也是基督的人类之爱吗？”我就这样一直说下去，慷慨激昂的情绪使我口若悬河，而且使我不熟练的英语也流利起来。我把我的全部忿遗倾吐而出。最后我向这油滑的牧师说，我蔑视伪善的说教，更讨厌他假仁假义的言辞。 他顿时变得哑口无言，然后畏惧地看着那只叫人的铃。这时我正站在铃的前面。他显然是想撒铃唤人。我缓慢地向门走去，眼睛盯着这个敌人。当我走到外屋的时候，听见牧师房间里发出狂暴的绝望的铃声。那个高大得象树木似的穿制服的仆人赶紧向他的“主人”跑去。当然我用不着等这个仆人回来，便迅速地把身后的门关上，穿过走廊，急忙走到街上。我的整个身心都为我向这个油滑的秃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感到深深的满足。可惜的是，我这种高兴的心情正象一个曾经汗流浃背地锅下他所坐树枝的农民的心情一样树枝锯下来了，他很高兴，可是砰的一声，他自己也连同树枝一起掉进了泥潭。我也感到象是从天空中掉下来似的，从我仿佛在梦幻中坐了一会儿又锯下来的树枝上掉了下来。 我逞这一时之快的结果，是长期的沮丧和为期更长的挨饿。 在尼科尔森牧师那里度过的一刻钟，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就象昨天刚发生似的。去年三月，也就是我最后一次旅居伦敦的时候，我再也抵抗不住一种诱惑，想再去看一看那次成为我生活转折点的奇遇的地方。我果真去了。亚当街是属于远离大都市的生活漩涡、因而几十年的时间在那里毫无痕迹地逝去的街道之列。我发现那条街上直到今天依旧还有许多教师职业介绍所，甚至重新认出了我要再去的那所房子。它一点也没有变样，只是门上已经换了另一个名字，底层的窗棂上也添加了绿色的铁栏杆。要是尼科尔森牧师的“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的字样还在那里，尼科尔森本人也还在那里，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我象半个梦游者那样，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已经忘记了自从我最后一次和尼科尔森牧师见面之后，几乎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尼科尔森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根据他那好人进天堂而恶人入地狱的说教，他早已在非此即彼的归宿之一中度过了数十年—看来他再也不会抱怨寒冷了* 我重新走到了海滨街，差一点被一辆汉萨姆式的出租马车0压死，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一般。 自从我离开尼科尔森牧师之后，我再也没有到另一个代理人那里去，忍饥挨饿了好长时间。但是我没有饿死。在那个时候，我有时给私人授课，有时在几所不同的学校里教学，以此度过了难关。附带说一句，我当时仍在不断地倒棚，以致失去了我曾经得到的一个最好的职位。我原以为那个职位是笃定可靠的，因此我大胆地成了家。可是成家之后，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去照看孩子，而由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我便失去了那个职位。 一直到我离开英国的那天，我都在那里主要以教书为生。虽然我也做一些记者工作，但是记者这个行业特别不可依靠，因为能让我们这些亡命的激进分子工作的报纸，大多数都有讨厌的习惯，就是不付稿酬。 在我的教书生涯中，除了在瑞士执教之外，还在英国当了近十年的教员，主要是教语言，当然也教过其他的科目。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里讲课的日子。工人教育协会也就是那著名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诽谤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或者叫“共产主义者协会”（《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个协会里诞生的①）。我在那里讲了八年课，每周作关于时事政治或科学专题报告。 在我戏剧性地结束了和《北德意志总汇报》的关系之后②，我在柏林又继续呆了两年，以后被强令驱逐出柏林，结束了我在那里的三年生活。1862—1865年间我在莱比锡，在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继续我的教书工作…… 后来，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的颁布，使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遭到破坏，我的教书生涯也随之宣告结束，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重操旧业。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如果把我作为正式教师的真正从业时间全部算在一起，那末大约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所以我实在可以为我的教师生活举行庆典。 摘自《1901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901),1901年汉堡版，第44—47和49页。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伦敦流亡生活一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伦敦流亡生活一瞥 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生活已经写得不少啦！然而写得很不够。因为已经写的那些都不是地地道道的流亡者的生活。这些流亡者中，有的是动动笔墨、写写短文的人（说得确切一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随军观战之类的人物），有的则是绅士流亡者。后者是比较“高贵”的流亡者，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名声很好，通常是华宴上的嘉宾，王公贵族的高等食客。他们只是偶尔尝试一下流亡者的生活，好似出巡的侯爵或某种达官显贵尝一口救济院里的菜汤一般。 真正饱尝过伦敦流亡者生活的人，没有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的早已成了饿死鬼，有的潦倒终生，有的则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为了生活，他们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因此，他们以往的生活经历只能在心里回忆，或者向公众诉说，让别人去谈论吧。为了活着，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够多的了。所谓活着，从字面上讲就是，他们还不曾饿死。 伦敦真正的流亡者生活，我是经历过的，只是经历得不多罢了。谁没有钢一般坚强的神经，谁没有铁一般健康的资本，谁没有适时的苦中作乐的幽默，谁就得无可挽救地倒下去。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许要在另一次才能写了。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小故事。这个使人开心（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小故事在事过很久以后，有时也还使人觉得好笑。 那是在伦敦流亡生活的初期。1850年，瑞士以一种与它的共和政体很不相称的阿谀奉迎的姿态，向所有对大国有所冒犯的流亡者们宣布取消他们的政治避难权。这件事发生之后，伦敦就成了人们在没有其他出路和办法时首先想到的最后一个避难场所。但是整个流亡者圈子里的人都畏怯泰晤士河畔，把那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喧嚣的“罪恶渊數”。加上那些历来对伦教贫民所作的凄惨得可怕的描述，以及当地漫无边际的浓雾，都充分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英国流亡是一种“苦难”。 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里，流亡者越挤越多。协会的救济委员会正在开会研究解决办法。由于经费有限，拟定出的方案是：租一所房子来建立公离。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流亡者营部”，由办事严格的维利希领导。至于我，因为会说几句半生不熟的英语，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同几个朋友一起进行必要的筹备，即办理采购一类的事情。不久，就在“河对岸”（泰晤士河南岸）找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座落在坎贝威尔的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屋前有一个普通的四平方米的小花园，屋后有一人高围墙围起来的庭院。此时就要购置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尤其是床和烹饪用具。这下子，我们就遇到了执行使命中的最大的困难，那就是语言上的障碍。不过，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可笑的误会和趣闻，一切还是办妥了。这里我就讲一讲其中的一个。 我们走进一家大的家具什物铺。我们全都带着志愿兵的帽子。陪同我的人满脸胡须，相比之下我自己倒不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惹起了店员们，尤其是女售货员们的几分惊奇。她们用半好奇半嘲笑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也并未因此感到惶惑。我是理所当然的发言人。老实说，当一个穿着讲究、举止文雅、身材高大的美貌妇女站在我面前，问我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扭。 我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 “Wewanttwenty-fiveironbedsteads！”（我们要二十五张铁床！） “Verywell！”（好的）—这位妇女微笑着答道。“FünfundzwanzigMatratzen！”（二十五条褥子！）—我是用德语说的，还以为说的是英语呢。“Verywell！”［好的！） “FünfundzwanzigBlankets！”（二十五条毛毯！）一Blanket这个英语词还是我从作家库柏那里学来的。 “Verywell！”（好的！）—这位妇女总是和蔼地微笑着。 “FunfundzwanzigStühle！”［二十五把椅子！）“Verywell！”（好的！） “FünfTische！”（五张桌子！）“Verywell！”［好的！） 这时候我停顿了一会儿。是呀，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Nothingelse？”（不要别的了吧？］-这位妇女娇媚地微笑着。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不错，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床铺配上枕头（Kissen），于是我脱口而出： “Twenty-fivekisses！”（二十五次接吻！）“What？”（什么？） 这位妇女的脸上顿时显出难以名状的惊愕。这时，其余的妇女开始吃吃暗笑，而当一个男店员面带冷笑赶紧走过来时，我还在大声重复： “Twenty-fivekisses！”（二十五次接吻！）“Wh-a-t？”（什一么？） 我面前的这位妇女霎时满脸绯红。而当其他人的窃笑声愈来愈响时，她难为情地把脸色一改，放声大笑起来。我觉察到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错在哪里呢？“没有人带两用辞典吗？”幸亏有一个人带着。我赶紧查阅词典：“K—i—s—s—e—n！”“Kissen，中性名词，英语是：pillow［枕头］”。我又很快翻到英一德对照部分：“k—i—s—s”“kiss，名词，德语是阳性名词Kuβ（接吻）！”啊呀，我的天哪！现在我才明白。我拍着自己的额头说道：“Begyourpardon！”（请你原谅！）“Twentyfive-pillows.”（二十五个-枕头。） “A-h，thatisdifferent！Yes！”（是呀，那是不一样的！这就对了！）—这位妇女答道。 真的，可以肯定，这位妇女并没有对我这种出自无意的奢求感到恼怒，她倒是对我如此精确的数字更为惊讶。“二十五次接吻”—第一次会面就这样要求，显然是太过份了。结果还是令人很满意的一次普通的“握手”。我们付清了现款，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便立刻撤退。自然，我被大大讥笑了一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不得不让别人嘲笑。我作为精通语言者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一些损害，而其直接后果是，由于出了差错，我在一段短时间内得到较少的工作。这“接吻的趣闻”也使我自己觉得非常可乐。 “营部”就在那一天搬了家，而且存在了半年多。维利希设法制订出来的纪律，严厉得差一点叫人造反。我在这里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位严厉的指挥官先生发布了一道命令，即每一个住在营部的人都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以前回屋，违反者第二天就要遭到软禁。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因而早已有人议论要拒绝服从，并串通一气抵制禁令。有一天早晨，一个在头天夜里执勤的志愿兵极其秘密地告诉我们，那位严厉的指挥官先生自己就没有在头天晚上十点钟回屋，而第二天早晨他却躺在自己的床上，可以肯定他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知道维利希一向贪杯好伙。他一定是偷偷地溜进来的。莫非是翻墙越壁爬进庭院的？我们决定第二天晚上进行窥探。想好就干！夜里十点钟维利希果然不在屋内。前面街道上有我们的两个人在监视，后边庭院里连我共三个人潜伏着。时钟敲了十一下，不见维利希。时钟敲了十二下，不见维利希。时钟敲过一点，还是不见维利希。街道上空荡荡。听！远处的脚步声愈来愈近。哎！突然寂静无声。我们屏住气倾听着。墙后有轻微的磨擦声。这时墙上出现两只手，突然又伸进一条腿，接着探出一个头，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我们一算而上，把那条腿从三个方向象老虎钳似地紧紧夹住。“逮住了！”我们用压低的嗓门向被吓得张口结舌的维利希喊着。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要不他怎么办呢？）强作笑颜说：“今后允许在外面呆到十二点！”他就这样应付我们，我们也只好答应在其余的伙伴面前不提这次奇遇。维利希以后在美国的解放战争中荣任将军，但是一直到他死前，他都没有原谅我这一次举动。 从此以后，在流亡者营部存在期间，再也没有一个人因为晚回来而受到惩罚。可惜这样的好事（我也只是偶尔为之）并不久长。由于协会经费枯竭，那些不愿或不能移居到美国去的人便开始了真正的流亡者的痛苦生活。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另一次讲到，今天只是想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切体察到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格言的可怕讽刺。我曾经把许多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花费在奔走于教会安排的师资介绍人的写字间里。这使我想起，我是在一个金钱和盈利的国土上！我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少的钱，而且也从未有过象那一段时间那样的忍饥挨饿。那时，我竟有那么多的剩余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弈棋。当然，我还没有遭到不幸—我是说，还没有饿死。 饥饿不仅仅是最好厨师，而且也是最好的教员——如果它还没有把学生过早地扼杀的话。 原载《1895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Schaltjahr1896），1896年汉堡出版，第38—39页。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ErinnerungeneinesSoldatenderRevolution 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 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译者：舒昌善 ·中译者的话 ·前言 ·原书出版说明 ·“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 ·我的学艺生活 ·青年时代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汉 ·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恩格斯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 ·“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伦敦流亡生活一瞥 ·我的教书生涯 ·“并无悒悒不乐” ·难堪的一刻钟 ·乔治·朱利安·哈尼 ·爱尔兰的历史——前仆后继的反抗 ·愛琳娜·马克思 ·罗伯特·施维舍尔 ·两位先驱者 ·人民的儿子 ·“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寻访故地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港 ·后记 ·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 ·人名索引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PDF电子书】 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heilerläutertvonKarlKautsky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考茨基 （189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根据英译本译出，又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俄译本并参照日本弘文堂书房出版的日译本校订。 出版者说明 著者第一版序 第一章小生产的灭亡 第一节小生产和私有制 第二节商品和资本 第三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四节小生产的垂死挣扎 第二章无产阶级 第一节无产者和帮工 第二节工资 第三节无产者的家庭离散 第四节卖淫 第五节产业后备军 第六节无产阶级的急剧增长。商人无产阶级和“有教养的”无产阶级 第三章资本家阶级 第一节商业和信用 第二节分工和竞争 第三节利润 第四节地租 第五节赋税 第六节利润的下降 第七节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第八节经济危机 第九节慢行的生产过程 第四章未来的国家 第一节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第二节私有制和公有制 第三节社会主义生产 第四节国家的经济作用 第五节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第六节未来的国家组织 第七节“取消家庭” 第八节没收财产 第九节“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第十节社会主义和自由 第五章阶级斗争 第一节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第二节佣人和仆人 第三节流氓无产阶级 第四节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第五节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第六节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第七节慈善事业和劳劫保护立法 第八节工会运动 第九节政治斗争 第十节工人党 第十一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第十二节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第十三节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第十四节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注释
第九章劳动分工和工厂手工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九章劳动分工和工厂手工业 第一节工场手工业的两个起源。工场手工业的两个要素：局部工人和他的工具 第二节工场手工业的两个基本形式 第一节工场手工业的两个起源。工场手工业的两个要素：局部工人和他的工具 在第一篇里，我们所作的叙述除了根据“资本论”以外，还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部分地根据“雇佣劳动和资本”。在编写第九章“劳动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第十章“机器和大工业”时，我们除了“资本论”以外，还采用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就是其中第二章第二节“劳动分工和机器”的论点。 “哲学的贫困”比“资本论”更详细地硏究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对工人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文献资料。“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二节不仅在时间上先于“资本论”的第十二和十三章，而且是这两章的补充。我们认为，这两章是马克思写得最精彩的作品，但可惜现在“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并没有对这两章给以应有的注意。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工场手工业，这“还没有成为拥有机器的大工业，但早已不是中世纪的小手工业，也不是家庭工业”[1]。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工场手工业大概在从16世纪中到18世纪末的时期，占居绝对的统治地位。[2] 工场手工业有两个起源。一方面，资本遇到的一些产品，在取得自己的最终形式以前，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小手工业者的手。比方说，马车要从马车工手里，交给马具工、裱糊工、油漆工、玻璃工等。资本家现在不再与这些属于各种不同行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发生关系，而使用了各种行业的雇佣工人，叫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场所有计划地一起制造马车。 但是，工场手工业还按另外一种方式发展起来。资本家把从事某种物品生产的许多工人，比方说制针工人，集合在一起。每个制针工人都要按一定先后顺序完成制针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一切工序。可是，只要大量工人开始集合一起工作，结果就会在各种工人中间划分出不同的工序。 工场手工业一方面是通过把各种独立行业联合一起的途径产生的，另一方面，又是通过在各种工人中间划分同一行业的不同工序的途径产生的。 但是，不论工场手工业工人完成的工序是过去每个小手工业者完成的单独工序，还是它由同一行业的不同工序分解而成，小手工业始终不仅是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基础，而且也是它的技术基础。用双手完成每道工序，仍然是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工场手工业和小手工业中的劳动是否有成效，主要决定于每个工人的灵巧、信心和工作速度。 可是，小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很大的区别。小手工业者过去要完成各种不同的工序，现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日以继夜地、年复一年地完成千篇一律的简单工序。工人在这里已经不是用头脑工作的独立生产者了。他变为一架巨大的工作机器的一个附属部分，他等于是整个工作机体的一个部分。 因此，工人在自己有限的工作范围内的技巧，当然会大大地提高。他发明许多新的工作方法，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同事们，自己也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工人在完成各种不同工序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工作地点和调换工具，这样就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可以避免这种浪费，因为他在同一地点、用同一工具、按同一方法，不断地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小手工业者在更换工作时，能够休息一下，重新恢复精力。但局部工人就没有这种可能。 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不仅使工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技巧，而且还能够使工人的工具得以改善。一件工具如果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工序，那就不可能完全适合于每道工序。但专门用于某道工序的工具，可以改得很适合于这道工序，这样，工具的生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所有这些情况都会使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小手工业高得多。 第二节工场手工业的两个基本形式 我们在前面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两个起源和组成要素一一局部工人和他的工具。现在我们继续硏究整个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基本形式，这是由制品（产品）的性质所决定的。有一种产品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其中每个部分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产品。另一种产品是通过若干道彼此密切联系的操作和工序制造的。在加工某一劳动对象时，这种操作和工序依次完成。 工场手工业的两个基本形式，我们都能够用经典例子加以说明。威廉·配第爵士用应该列为第一种工场手工业基本形式的钟表业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在小手工业生产中，钟表最初是某一工人的劳动产品，他一个人从头到尾把钟表制造出来。但是，一旦钟表业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钟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造工作以及钟表的装配工作，就由专门的局部工人来做了。这样，就出现了制造弹簧、表盘、齿轮的专门工人，以及把各个部分装配成钟表的工人和校正时间的工人。 亚当·斯密在他叙述当时制针业情况的一段有名的文章中，举了工场手工业的第二种基本形式的例子。 他说：“一个工人拉钢丝，另一个工人将钢丝锤直，第三个工人将钢丝切断，第四个工人磨针尖，第五个工人把钢针一端车平，压成针头；针头的制造需要两道或三道独立工序；针头的压平需要一道工序；针头的磨平也需要一道工序；把制成的钢针别在纸上，也是一道独立工序。这样，制针业的复杂劳动就几乎划分成为18道独立工序，这些工序在某些手工工场里完全是由不同的工人完成的，而在另一些手工工场里，一个工人有时要完成二道或三道工序”[3]。 一条钢丝要按一定顺序经过各种不同的局部工人的加工，但所有这些工人都是同时工作的。在制针工场里，许多工人同时拉钢丝，把钢丝锤直，把钢丝切断，磨针尖以及做其他各种工作。简单地说，过去由一个小手工业者依次完成的各道工序，现在在手工工场里就齐头并进地同时完成。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现在有可能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商品。 与小手工业相比较，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表现出优越性，因为工场手工业具有协作的性质。但是，工场手工业也的确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不论工场手工业是属于以钟表业为例的第一种类型，还是属于以制针业为例的第二种类型，产品或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从某一工人的手里转到另一工人的手里，这就需要时间和劳动。这种限制只有在大工业中才能够消灭。 当产品从某一工人手里转到另一工人手里的时候，一个工人把原材料交给另一工人，也就是说，每个工人把工作交给另一个工人。比方说，如果负责把针头压平的工人没有得到足够数量的制就钢丝，他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序。为了使整个工作不致中断，毫无停顿，应该精确地规定制造产品每个部分所必需的时间，并且必须使制造产品每个部分的工人人数和算出的时间相适应。 如果负责把钢丝切断的工人能够每小时平均切1,000枚钢针，而负责把针头压平的工人每小时平均只能做200枚钢针的工作，那末，为了使10个针头压平工能够不间断地有活可做，手工工场必须留下2个钢丝切断工。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雇用1个钢丝切断工，他就必须聘请5个针头压平工，否则他就不能充分地利用钢丝切断工的劳动力。如果资本家想扩大自己的企业，那末，他要雇用的新工人的数目也不是随便规定的，否则他也就不能充分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就我们举过的例子来说，如果资本家雇用一个新的钢丝切断工，那末，他只有在另外请来5个（不是3个或4个）针头压平工的时候，才会得到一定的好处。 我们知道，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商品，是任何商品生产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商品生产者被迫彼此竞争。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也成为一种准技术上的必要了 如果小手工业者的劳动时间大于或者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会影响他的劳动收入，但不会使他的劳动成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只要产品某个零件违反了定额标准，整个劳动过程就要被破坏。但是，如上所述，在同一工作中同时使用大量工人，能够使工人的劳动平均化。这种现象是简单协作的优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般规则来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各个商品生产者（资本家）才按照社会必要平均劳动时间生产自己的商品，并且被迫只能按照这种办法从事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价值规律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还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某些行业就开始使用机器。但是，机器当时只不过起次要的作用。 工人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主要机器，其中各个局部工人只不过是彼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齿轮罢了。在工场手工业制度下工人实质上是机器的一个部分，象机器一样，他必须按时地不断地动作起来。象机器有比较复杂的和比较简单的零件一样，各种不同的局部工作也就需要有比较熟练的和比较不熟练的工人。因此，这些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高低不一。 当制针业还采取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的时候，每个制针工人的培养要求是一样的。因此，一般说来，每个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是比较高的。当制针业实行手工工场制度的时候，制针业就分解成为许多局部工作。其中一部分工作需要熟练技巧另一部分工作可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掌握。要用许多时间才能获得必要熟练技巧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当然要比完成比较简单工序的工人高得多。 这样就产生了“劳动力等级，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工资率”[4]。 工作名称 工人人数 每日工资 拔钢丝1男工3先令3便士 拉钢丝1女工1先令 1女童工6便士 磨针尖1男工5先令3便士 制针头1男工5先令4(1/2)便士 1男童工4(1/2)便士 压针头1女工1先令3便士 磨刚针1男工6先令 1女工3便士 把针头别在纸上1女工1先令6便士 可见，工资最低4(1/2)便士，最高6先令。 列在这张工资表上的最低等级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是不经过任何训练，不需要任何技巧，就能够完成的。这种简单操作，在每个生产过程中都是有的。在小手工业生产中，这种简单工作与比较复杂的工作交叉一起。在工场手工业中，这些简单工作是某种工人的固定的不变的职业，这部分工人现在作为非熟练工人，而与熟练工人区别开来。 每个手工工场工人的学徒时间，几乎都要比有关工种的小手工业者少。小手工业者必须掌握最终制成产品所必需的一切操作，而手工工场工人只限于掌握某一种或某几种操作。至于非熟练工人，他就不必负担任何训练费用。 由此可见，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同时，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减少了。在劳动日长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因而相对剩余价值也增加了。 但是，工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成为畸形的了。对工人来说，工作已经失去任何内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工人本身变成了资本的附属品。 注释 [1]译文参看：“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3页。 [2]“工场手工业”这个词是由两个拉丁词组成的：manus（手）和lactus（制造）。当时工厂手工业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织维一一羊毛、棉花等一一的加工业。所以，现在纺织厂往往称为工场手工业，虽然它已经不再属于工场手工业，而属于大机器工业了。有时，工场手工业被理解为只是纺织业。“工场手工业”术语的这种用法是错误的。 [3]亚当·斯密：“国富论”，1935年俄译本，第1卷，第10页。 [4]这张表录自巴贝其著的“论机器和工场手工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这张表很清楚地说明了工资率的等级，鲜明地表明了下列技术上的必要性一一即从事每种工作地工人人数应该相互适应，社会必要平均时间应该严格地遵守。这张表说明了19世纪初英国小型制针手工工场地情况。
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 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八章协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八章协作 我们在本篇第六章里知道，仅仅使用了雇佣工人，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的资本家。 使用雇佣工人劳动的企业主，只有在下列场合下才成为资本家，即：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足以保证企业主获得与他身份相适应的收入，能够增加他的财富，而他不必亲自参加劳动。这就要求有一定数额的工人同时参加劳动，要求工人人数大大超过行会手工业制度所允许的范围。 “比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地方（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从事某种商品的生产，这在历史上和在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区别，首先仅仅是数量上的区别，而不是质量上的区别。在同一工作场所和在同一时间雇用3个织布工，叫他们管理3台织布机；还是雇用30个织布工，叫他们管理30台织布机一一从这种比较中首先看到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区别：在后一种场合下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将等于前一种场合下的10倍。 但是，雇用大量工人，还会引起其他一些区别。首先要指出大数规律，即：我们注意的个别事物愈少，则个别特点也就暴露得愈明显；作为观察对象的事物愈多，则个别特点也就消失得愈快。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人类的平均寿命，而根据5——6人的寿命来计算，那么，多半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如果，比方说，根据100万人计算平均寿命，那末，我们就会有接近真理的很大可能。 同样地，各个工人的个人特点，在资本家雇用3个工人时，要比雇用30个工人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后一种场合下，工作得好的工人提高了工作能力，工作得坏的工人降低了工作能力，但结果相互抵销，得出的是平均劳动。用柏克的话来说，即使5个农业工人同时工作，他们的一切个别特点也会消失掉，因为随便挑来的任何5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其他5个工人所做的工作，一般地是相等的。 如果一个小业主雇用的工人提供了社会平均劳动，那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只是对资本家来说，他所使用的劳动才有可能经常地成为社会平均劳动。 许多工人在同一工作场所同时从事劳动，还能提供另外一些好处。盖一所厂房，供30个织布工在里面工作，不见得一定要比盖一所容纳3个织布工的厂房贵10倍。同样地，可以安放100公担棉花的仓库，并不比可以安放10公担棉花的仓库贵10倍。 由此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末，参与某一劳动过程的工人愈多，则摊入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与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相比较，也就缩减得愈多。这样，与资本垫支总量相比较，剰余价值也就会提高。此外，产品的价值也就会降低。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上一章里所说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也会降低。在这种场合下，与可变资本相比较，剩余价值也会提高。 如果在同一地方、在同一时候使用许多工人的劳动，以便达到一定的结果，那末，工人就会有计划地一起劳动，这就是协作。协作产生了新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社会生产力在数量上超过一一在质量上不同于一一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各个生产力的总和。 这种新的生产力，首先是由于量多而产生的力量。它使某些在人力不多时完全不能完成的或完成得很不好的劳动过程，成为可能。3个人搬一块大圆木，费力一整天，毫无结果。但30个人能够一下子很容易地把它抬起来。有些工作并不需要由于量多而产生的力量；而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进行规模愈大愈好的劳动活动（例如，收割谷物）。协作也能够使这种工作顺利完成。 即使在不需要大量人力，也不需要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集中使用人力的场合下，协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谁都知道，在建造房屋时要往上搬砖。工人前后相接，排成一行，接力递转。由于这种有计划的共同劳动，搬砖工作要比工人单干时快得多。 最后，不应该忘掉人是社会的动物。集体劳动会使人的精神状态活跃起来。在集体劳动中，好胜心和竞争心发生作用。因此，与单干工人相比较，集体劳动的速度更快，劳动热情更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在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被同一资本家所购买的时候，雇佣工人才有可能共同劳动。需要购买的劳动力愈多，则需要的可变资本也就愈多；雇佣工人愈多，则他们需要的原材料和劳动手段等也就愈多，因而必要的不变资本也就愈多。所以，在一定的规模上实行协作，要求有一定数额的资本。一定数额的资本，现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 协作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我们知道，印地安人早就实行了原始形式的协作。印地安人在狩猎时进行有计划的合作，需要有计划的领导。这种领导在任何社会劳动中都是必要的，不论社会劳动是采取怎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领导作用必然要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在这里，可以再一次地看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两重性的学说是很有用的， 如上所述，由于劳动的两重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既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价值增殖过程。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所以资本家也就成为生产的领导者。资本家执行的这职能，是在任何社会劳动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来看，是以劳资利益对立为基础的。所以，为了使价值增殖过程能够按照资本家所要求的方向不断地完成，必须使工人服从资本家的专制统治 但是，价值增殖过程和劳动过程，只不过是同一过程一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一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资本对生产的领导和对工人的专制统治，是不可分割的。可是，因为对生产的领导是技术上必要的，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吿诉我们说，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也是技术上必要的，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随着资本的统治的消灭，生产本身也将被消灭，因为这种统治具有社会的性质。一句话，资本的统治是文明世界的内在的必要的前提! 洛德彼多斯说，资本家作为生产领导者，等于是为社会服务的一个职员，因此有权从社会那里馈到俸给。事实上，资本家经管使用价值的生产，仅仅是因为他不这样就不可能成为价值的占有者。所以，对生产的领导，只不过是资本家的一种命中注定的倒霉事罢了。正是因为资本家和自己资本的价值增殖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所以他摆脱不了这种命中注定的倒霉事。只要有可能，只要不会给剩余价值带来损失，资本家何苦自找这种麻烦。如果资本家的企业相当大，他就会把自己的社会“服务”工作交给雇来的职员、管理员和他们的下属人员去做。有时，他也会采取其他各种办法，摆脱对生产的领导。比方说，在60年代初棉业危机时期，英国棉续业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开始在棉花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买卖从投机交易中勒索自己的“俸给”。 有人说，资本家领导了生产，他获得报酬是应该的。这种说法使我们回忆起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他见到一棵长满了苹果的苹果树。但他不可能走到苹果树的地方，除非爬过一道很髙的篱笆。萃果的诱惑力一时无法抑制，男孩就费了许多力气，爬过篱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走到苹果树下，果园主人就出来了，问他凭什么权利要摘苹果。男孩回答说：“我凭良心应该得到苹果。我爬过了篱笆。苹果是我做了艰难工作的奖赏”。象这个男孩只有爬过篱笆才能摘到苹果一样，资本家一般地也只有作为生产领导者才能得到剩余价值。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种在经济学著作中常常遇到的谬论见解。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假定资本家每次是按劳动力的完全价值购买劳动力的。但是，资本家购买的一切劳动力，在有计划地进行协作时，发挥了新的生产力。在这种场合下，与资本家强迫每个工人单干时相比较，劳动力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对这部分新的生产力，资本家是不付给报酬的。 这种新的生产力与劳动力的价值毫不相干，它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一个特点。这部分新的生产力，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这种商品归资本家占有以后，成为资本以后，才显示出来。所以，在资本家及其辩护土看来，劳动生产率所以能够提髙，似乎不应该归功于劳动，而应该归功于资本 “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花费资本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的劳动在没有属于资本以前，工人是不能把这种生产力发挥出来的，所以它就好象是自然界赋予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内在的生产力了”[2]。 如上所述，协作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在人类历史初期，在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就有了社会共同生产。古代农业到处是按照公社的协作原则经营的。只是到后来，土地才在各个家庭之间划分。这种协作的例子，我们在第一篇里巳经举过了。 商品生产的发展，消灭了这种原始协作。虽然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彼此为对方需要工作的人是增加了，但共同劳动在实质上却消灭了，只是以强制劳动，即奴隶为奴隶主或农奴为农奴主劳动的形式才保留下来。 资本是作为孤立分散的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重新把协作，即社会共同劳动发展起来。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商品生产范围内的特殊的历史形式。资本力求日益发展社会生产。它创造了愈来愈髙级的协作形式：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资本在这里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增加剩余价值。但是，它却因此给新的更高的生产形式，打下了善基础，虽然这不是出于它的自觉。 手工业商品生产建立在各种不同企业的孤立分散状态的基础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则建立在把各种不同劳动联合在一起，实行社会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一般说来，手工业商品生产要求有许多独立小商品生产者存在。但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要求资本家对各个工人享有无限的权力。 在第一篇里，我们用两个例子说明了原始协作和劳动分工的情形。后来，我们继续考察了商品生产是怎样产生的。现在，我们硏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同时是商品生产和协作生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以不同于手工业生产，在于企业集中和社会共同劳动，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协作所以不同于原始共产主义协作，是因为资本家享有无限的权力，他既是生产领导者，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协作劳动的产品现在归资本家所有，而过去在原始协作制度下则属于劳动者本人。 注释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4页。 [2]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9页。
第七章相对剩余价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七章相对剩余价值 如果必要劳动时间（这是劳动日的一部分，在这部分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价值量，等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量）是一个固定的数值，那末，只有通过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才能提高剩余价值率。比方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等于每天6小时，并且保持不变（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确是不变的），那末，只有通过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才能提高剩余价值率。 关于这一情况的重要性，我们在第八章里已经考察过了。 但是，劳动日不可能无限制地延长。资本家虽然力求延长劳动日，但他受到种种限制。工人会精疲力尽，这是自然的限制。工人作为一个人，需要有自由的活动，这是道德的限制。最后，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要限制劳动日的长度，这是政治的限制。 假定说，劳动日已经长到不能再长了，例如12小时。必要动时间等于6小时。因此，剩余价值率将是100%。 怎样才能增加这个剩余价值率呢？很简单。只要把必要劳动时间从6小时缩短到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就会从6小时增加到8小时。劳动日的长度保持不变，但它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一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一一的对比关系却改变了。 同时，剩余价值率也改变了。在12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必要劳动时间从6小时缩短到4小时，剩余价值率也就从100%提高到200%，也就是说，加了一倍。 为了叙述淸楚起见：我们用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来代表劳动日及其两个组成部分的长度。假定说，直线AB代表12小时的劳动日，其中AC一一必要劳动时间，CB一一剩余劳动时间： 怎样才能在不延长AB的条件下，把CB部分延长两格，即2小时呢？很明显，缩短AC就可以了。 在第一种场合下，CB和AC一样长。在第二种场合下CB比AC长1倍。 因此，增加剩余价值的办法有二：1.相对地延长劳动日；2.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靠延长劳动日办法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相应地改变劳动日两个组成部分的对比而获得的剰余价值，马克思称为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家力求用后一种办法增加剩余价值，这种愿望公然地表现在他的降低工资的企图上。但是，既然劳动力价值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所以这一趋向的唯一表现就是降低劳动力的价格，使它低于劳动力的价值。不论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怎样重要，我们终究不能在这里深入考察这一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硏究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不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 所以，我们这样假定，即：一切按照常规进行，价格符合于价值，劳动力的报酬符合于劳动力的价值。我们在这里不必问工资怎样才会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种情况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我们的任务只是考察怎样才能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有一定的需要。他需要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维持自己家庭和本人的生活。这些消费品是商品。这些消费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们时支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不需要进一步说明了。 如果在生产上述消费品时支出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那末，这些消费品的价值就随着降低。与此相适应，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会降低，而恢复工人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工人的通常需要，一点儿没有受到限制。 换句话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在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就会降低。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髙使生产工人日用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时候，并且仅仅在这个限度内，才是这样。 如果工人不习惯于赤足走路，而要穿皮靴，那末，在生产一双皮靴所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从12小时减少到6小时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值就会减少。但是，如果钻石工或花边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髙1倍，这对劳动力的价值不会有影响。 提髙劳动生产率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生产方式，即改进工具或工作方法。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于劳动方法的改变。 生产方法的这种改变和不断改进，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必要性。当然，资本家个人并不始终意识到，生产支出愈少，则劳动力的价值愈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也就愈高。但是，竞争强迫他对生产过程不断地作出新的改进. 想赛过竞争对手的愿望，推动他采取新的生产方法，以便一方面能够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方面生产象过去一样多的商品。但竞争也同样迫使对方采用更为完善的生产方法。当三种新方法开始被普遍采用的时候，由于这种生产方法在个别场合下采用而提供的额外利益，就会消失。但是，在这种新方法影响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范围内，劳动力价值的或大或小的降低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相应的增加，仍是一个稳定的数值. 资本主义所以不断地在生产方法上实行革命，从而愈来愈多的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而商品的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由此可见，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即：资本家不断地设法降低生产支出，不断地降低商品的价值，为的是要能够占有愈来愈多的价值。但我们还看到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在资本生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愈髙，则剩余劳动也就愈多，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愈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要把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把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同时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 关于资本主义怎样延长劳动日的问题，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考察过了。现在我们谈的，是资本主义怎样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
第六章小业主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六章小业主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如果知道了劳动力的价值、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率，那也就可以求得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如果劳动力的价值等于3马克，剩余价值率等于100%，那末，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便等于3马克。资本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得到多少剩余价值总量呢？假定资本家雇用300个工人，其他条件如上所述。每天投入生产的可变资本等于900马克，剩余价值率等于100%。在这种场合下，毎天剩余价值量也将等于900马克。 “剩余价值量，等于所垫支可变资本的数额，乘剩余价值率……”[1]。 如果其中某一因素减少了，那末，在相应地增加另一因素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可以保持原来的水平。相反地，如果增加某一因素，相应地减少另一因素，那末，剩余价值量也会保持不变。 现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方说，资本家雇用了300个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等于6小时，劳动力的价值——3马克，劳动时间——每天12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每天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量将等于900马克。假定说，由于工人百顺百依，资本家有可能把劳动时间延长到15小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乘余价值率将等于150%： 9小时的剩余劳动/6小时的必要劳动 为了生产象过去一样多的剩余价值量，也就是说900马克，资本家现在必须垫支的可变资本，不再是过去的900马克，而总共只是600马克；现在不必需要300个工人，200个工人就够了。 但是，如果工人对资本家毫不妥协，由于一次特别成功的罢工，他们把劳动时间从12小时缩短到9小时，那末，剩余价值率将只等于50%： 3小时的剩余劳动/6小时的必要劳动。 为了生产象过去一样多的使用价值量，资本家现在必需雇用600个工人，垫支1,800马克的可变资本了。 不必说，第一种场合是资本家最乐意发生的。 资本家努力设法尽可能更多地增加剩余价值量。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增加剩余价值率的办法，比扩大可变资本的办法，比増加雇佣工人的办法，对资本家更为有利。 可是，剩余价值率并不能随便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一个大致固定的数值。既然剩余价值率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所以，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量，就需要有一定数额的可变资本来创造剩余价值，正象需要有一定数额的不变资本来吸取剩余价值一样。 这种情况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就有了雇佣工人，他们也生产剩余价值。但中世纪时期行会师傅雇用的工人，是为数不多的。因此，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量也是不大的。一般说来，剩余价值量不足以保证行会师傅有充分的收入，所以他必须亲自参加工作；“小师傅”既不是雇佣工人，也不是资本家，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人物。 使用雇佣劳动的人如果要变为真正的资本家，就必须雇用相当多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不仅要能保证他过着与他身分相适合的富裕生活，而且还要能不断地增加他的财富。我们在下面会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对他是必要的。 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能够使货币的所有者成为资本家。如果货币所有者想成为产业资本家，那末，他拥有的货币应该足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样也就超越了手工业企业的范围了。货币所有者在开始生产的时候，还应该摆脱任何障碍，也就是说，他可以任意地把工人人数增加到必要的数额。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严格地限制业主有权支配的工人人数，妨碍他变为资本家。 “并不是过去的行会师傅，而是商人，成了近代工厂的首脑”[2]。 行会师傅占有剩余价值，但他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家。 行会学徒生产剩余价值，但他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雇佣工人。 行会师傅本身仍然参加工作，但资本家仅仅指挥和监督别人工作。 行会学徒支配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反过来也为学徒服务，减轻他的劳动。学徒是行会师傅的助手和同事。他打算而且一般地也有可能使自己在将来成为行会师傅。 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是参加生产过程的唯一的劳动者。他是剩余价值的泉源，而资本家则榨取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吸取工人的劳动力；现在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工人实际上始络没有可能成为资本家。劳动工具的作用，已经不是减轻工人劳动，而是使工人套上锁链，强制他从事劳动。 现在来看看资本主义工厂，那里有几千个纺锤，几千公担棉花。资本家购买这些东西，是为了使它们增殖，也就是说，使它们吸取剩余价值。但它们只有与劳动结合，才能增加价值，所以需要劳动、劳动、不断的劳动。现在安装纺纱机，不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减轻自己的劳动，而是工人被雇用来使纺纱机器给资本家带来收入。纺锤转动，需要劳动力。工人饿了，但纺锤照旧旋转，所以工人必须匆匆咽下饭，同时仍要照顾纺锤。工人的体力用尽了，他需要睡眠，但纺锤却兴致勃勃地旋转，继续需要劳动。既然纺锺要旋转，工人也就陪着它不睡觉。 这样，死工具便征服了活工人。 注释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7页。 [2]译文参看：“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5页。
第五章劳动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五章劳动日 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加在一起，就是劳动日。 必要劳动时间，在一定的的条件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我们在这里假定这一数值等于6小时。当然，劳动日在任何生产方式条件下，都不可能短于必要劳动时间。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劳动日必然要比必要劳动时间长。假定其他劳动时间不变，剩余劳动时间愈长，则剩余价值率也就愈高。所以，资本家总是想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如果他真的能够强迫工人一昼夜工作24小时，他是再髙兴也没有了[1]。 最使资本家痛心的，是实际上不可能这样做。如果工人没有停工时间，不休息、睡觉和吃饭，工人最后是会精疲力尽的。但资本家最关心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这种停工时间，在所有其他时间内使工人完全归他支配。 可是，劳动力是不可能与工人分开的。因此，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的整个时间内，工人的人格也属于资本家。工人即使把一分钟的劳动时间用在自己身上，这在资本家看来，就是盗窃了他的资本[2]。 正是因为劳动力和工人是不可分割地结合一起的，所以工人要求尽量缩短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的延续时间内，工人只不过是资本的一个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工人只是在不去工作的时候，才成为真正的人。但是，除了这种道德的原因以外，缩减劳动日还有物质的原因。 资本力求取得比按照商品交换规则能够取得的更多东西。当资本家按照价值购买一天劳动时间的时候，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只是一天归他所有。换句话说，他有权在一天内尽量利用劳动力，只要不妨害劳动力的今后恢复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购买一棵苹果树，他想尽量榨取利润，结果不仅把树上的苹果采了下来，而且还把桠枝也摘下来当作薪柴烧了，那末，他就违反了自己签订的合同，第二年苹果树就不可能结出象过去那么多的果实。如果资本家强迫工人工作过久，情形也是这样。这必然要损害工人的劳动能力和寿命。 如果工人的劳动能力由于工作过重而从40年缩减到20年，这无非意味着资本一天平均消费两个劳动日的使用价值。他付给了工人一天劳动力的报酬，占有了两天的劳动力。资本家向工人宣传要节俭治家，勤恳劳动，但强迫他浪费他唯一的财产劳动力[3]。 这里谈的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者的资本家，他执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圣旨，不论这是出于个人的贪欲或由于竞争。 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工人阶级力求尽可能地缩短劳动日，资本家阶级却力求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由于利益冲突的结果，这两个阶级在100年以前就开始了斗争，这一斗争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一直继续到今天。在这一斗争中，无产者劳动群众认识到自己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使工人团结成为一个阶级、使工人运动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原因。这一政治斗争产生了政治结果，即国家对劳动日长度实行调整，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日。 在作为现代工业发源地的英国，这一斗争的条件和原因发展得最早，也最尖锐，所以斗争比在任何地方都爆发得早。 “最先起来对资本主义理论挑战的是英国理论家。同样地，英国产业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也是近代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4]。 没有一个地方能象在英国那样淸楚地看出环绕劳动日问题展开的斗争及其起因。在英国，报刊、议会辩论和调査委员会以及官方报告（特别是工厂视察官的报告），提供了在其他国家无法找到的丰富材料。这是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1卷时（1866年）可以得到的唯一的材料。 因此，马克思对英国工人当时争取标准劳动日的斗争，作了详细的叙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补充了马克思的叙述。这本书涉及的是到1844年为止的材料，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谈的是到1866年为止的材料。虽然如此，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限制劳动日斗争的结论，现在仍然不仅仅限于历史意义。 他们所叙述的工人阶级的状况，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和为了使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缩短劳动日的胜利化为乌有而施展的阴谋诡计及狡猾手段，各党各派和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这些手法所抱的态度——这一切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因此大陆各国劳资关系的最近发展无非是英国过去的再版。恩格斯所描写的80年前的劳资关系，马克思所描写的60年以前的劳资关系，现今在德国仍然历历在目。私人调査和官方报告最近公布的关于德奥两国工业状况的残缺不全的材料，是对“资本论”论点的生动叙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道，他所以在第1卷中“用很大的篇幅来详细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5]，是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并且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因为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迫切要求取消有碍于工人阶级自由发展的一切法律限制。马克思描写英国工人状况，并不是劳而无功。他收集的事实，如此激动人心，如此令人信服，以致不仅在工人阶级中间，而且还在统治阶级的有头脑的代表人物中间激起了深刻的印象。工厂法在瑞士、奥地利和德国获得胜利，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本论”的影响。 但是，资产阶级中不受阶级偏见影响的有头脑的代表人物，是极其个别的，而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当时还是极其微薄的。我们在阅读“资本论”中关于工厂法的章节时，主要并不是对既有成就感到满意，而是对目前有人在工厂法问题上的愚昧无知感到羞愧。由于这种无知，欧洲大陆各国议会里现在还有人大声疾呼地提出一些早就为生活所驳倒的现点，这些观点在“自由贸易主义”的英国经被人忘掉，而我们这里却有人爱用法利赛人[6]的眼光轻看“自由贸易主义”。 在这里详细叙述“资本论”中关于劳动日一章的内容，是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每个读者（如果可能的话）硏究一下“资本论”的第8章和第13章。这两章详细地叙述了劳动日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的状况，描绘了夜班制和轮班制以及工人争取标准劳动日[7]的斗争。“资本论”第8章和第13章是为工厂法而斗争的再好也没有的武器了。 在“资本论”第1卷发表后将近60年的今天，马克思的论点仍然是值得一读的，因为许多事实虽然改变了，但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 一般说来，在英国政府限制劳动日方面，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趋势。从14世纪起，到17世纪末为止，法律是为了延长劳动日。从19世纪初起，法律的任务是缩短劳动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靠初期，资本的力量薄弱，仅仅靠经济压力还不能从工人身上榨取足够的剩余价值。在18世纪的英国，有人诉苦说产业工人每星期只工作4天，因为4天工资就能够维持1星期的生活。为了压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日，当时有人建议把流浪汉和乞丐关进苦役营。这事实上是“恐怖营”。在这种“恐怖营”里，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 过了100年，在1863年，即到了“人道主义时代”的时候，调查委员会发现在斯德福群的陶器业里7岁童工每天要工作15小时。 资本现在早就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和苦役营，就能够强迫工人去从事剩余劳动了。资本成为一种经济力量，使无产者不得不从属于它。从18世纪末叶起，英国开始了追求剩余劳动的真正竞赛。每个资本家都努力想在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日方面赶上其他资本家。 工人阶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很快地衰颓下去，一年比一年明显地接近于退化；虽然有农业工人流向工厂区，使工人阶级的血液经常得到更新，但也不能停止上述毁灭性的过程。 演说家弗兰特于1863年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织棉业已经有了90年的历史，......我相信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相当于英吉利民族三代的时期内，棉织业毁灭了九代的棉织业工人”[8]。 工厂老板是不会打错算盘的。虽然人命被破坏得很快，但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自由劳动力不足。从农村地区，从苏格兰、爱尔兰和德国，许多人由于故乡家庭工业衰落，由于耕田变为牧场等原因，大批涌进英国的工厂区，加入替死鬼的队伍。 但是，如果说英国居民衰退的远景并不能阻止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延长劳动日，那末，这种现象必然会引起不属于工厂老板阶级的英国政治家的注意，必然会引起工厂老板阶级中某些最有远见的人的注意。如果英国居民真的被资本主义制度无限制地折磨下去，英国会怎样呢，英国的全部工业又会怎样呢？ 象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尽可能地限制资本家滥伐林木一样，一部分政治家也开始觉得绝对有必要规定资本家无情剥削本国劳动力的界限。认识到这种必要性的政治家，得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现代首次工人运动——的鼓励。 罗伯托·欧文早在19世纪初就提出限制劳动日的要求，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了10(1/2)小时工作制，结果十分良好。工人运动从20年代起有了巨大的进展，在1835年成立了宪章派，开始迫使统治阶级节节退让。当时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普选权和10小时工作制。 劳资斗争怎样残酷无情，资本家和律师怎样挖空心思，把工人每次争得的成就化为乌有，工厂视察官怎样英勇地和坚决地——甚至违反内阁大臣的愿望——起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其中首先要提出里昂拿·霍尔纳，他应该得到每个工人的景仰），自由贸易派怎样在需要工人的时候保证实行10小时工作制，他们又怎样在废除谷物法案以后无耻地背信弃义，最后，工人阶级的坚强运动怎样迫使资本家实行工10小时工作制（至少对某些工种来说）——对于这一切，“资本论”根据大量史料，作了详细的生动的叙述。 从50年代初起，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比较平稳的阶段。一方面，它不能不受到巴黎工人阶级失败和整个欧洲大陆革命暂时挫折的影响。另一方面，宪章运动的主要目标愈来愈多地实现了，同时英国工业在排挤其他国家工业的基础上有了蓬勃的发展。英国工人阶级也卷入了这次工业高涨的漩涡，有人开始相信英国劳资利益似乎是一致的，而与外国劳资似乎是相对立的。 虽然如此，英国的工厂法在这些平安无事的年代里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878年5月27日通过的法案，最后把1802——1874年期间颁布的16项工厂法案综合起来，编成法典。 这项法案的巨大进步，在于废除了把工业企业分为工厂和手工业作坊的做法。从这时起，劳动保护不仅适用于工厂，而且也适用于小作坊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家庭工业。但是，法律保护并不适用于成年男工，而仅仅适用于童工、少年工和女工。1878年的法案，后来由一系列的其他法案加以改善，其中特别主要的是1891年和1901年的法案。不满12岁的孩童，绝对禁止从事工业劳动。12—14岁的童工的劳动日,最长不得超过对少年工（14一18岁）和女工规定的劳动日的半数。少年工和女工的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在纺织工业中不得超过56(1/2)小时。得到法律保护的工人，被禁止在星期日以及在圣诞节和受难节工作。此外，少年工还要加上8个半天假日和4个全天假日（不在星期六）,其中一半假日必须安排在3月15日——10月1日期间。 当然,在大多数场合下，即在男工和女工及童工一起工作的地方，法律也规定成年男工的劳动日不得超过10小时。但是，有些部门既不受法律保护，同时也不是有工人贵族在其中工作的特权部门，这些部门中的英国工人的悲惨状况说明必须使法律保护也适用于成年男工。 法律限制劳动日的结果，十分良好。这种措施把英国工人阶阶级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从而也就把英国工业从萧条中挽救出来。实行10小时工作制，不仅没有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相反地却引起了英国工业的空前未有的飞速高涨。法律限制劳动日，在“自由贸易主义”的国家里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现在谁也不会想动摇这一制度了。工厂老板本人最初极力反对制定关于标准劳动日的法律，随后反对在实际工作中实施这种法律，现在却自吹自擂，把它说成是英国工业比欧洲大陆工业优越的原因之一。 由于英国的榜样和资本主义在大陆各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欧洲大陆各国也感到有必要限制劳动日了。根据工人运动的力量和执政党考虑问题的深度，也就是说，根据执政党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克服工厂老板的鼠目寸光的弱点，限制劳动日的实际工作或多或少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瑞士无疑地是大陆上实行最进步的劳动保护法律的国家。1877年3月23日的联邦法律，代替了各州颁布的工厂法，规定一切工厂实行11小时工作制。联邦法律比英国法律前进了一步，因为英国法律并没有保护成年男工。但是，瑞士法律在其他方面是落后了，例如：劳动日最长规定为11小时，不是10小时，并且小作坊和家庭工业并不适用这一法律。不满14岁的孩童一般地不得进厂工作。至于14-16岁的少年工，他们的学校学习时间和工厂上班时间，加起来不得超过每天11小时。 法国在1841年通过了第一个工厂法。这一法律规定8—12岁的童工的劳动时间每天为8小时，12—16岁的童工的劳动时间每天为12小时。但是，即使是这样刻薄的法律，也仅仅是一纸空文。1849年在革命的压力下颁布的关于一切工厂和作坊实行12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在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贯彻。在法国，没有负责监督法律实施的视察官。只有1874年5月19日的法律，才为比较认真地制定劳动保护法律的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这一法律相对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孩童工作，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禁止雇用12岁以下的孩童工作。10—12岁的童工的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2—16岁的少年工的劳动日不得超过12小时。为了贯彻这一法律，实行国家工厂视察官的制度，并成立地方委员会来协助工厂视察官工作。 1892年，这一法律得到了改善。法律禁止雇用不满12岁的孩童工作，规定12—16岁的少年工的劳动日最长为10小时，16—18岁的少年工的劳动日最长为11小时，并且每星期不得超过60小时。成年女工的劳动日规定为11小时。 由于上议院的反对，把11小时工作制改变为10小时工作制的好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最后，米列兰[9]采取了折衷办法。根据1900年3月30日的法律的规定，在女工及童工和男工一起工作的工厂里，各种工人一律实行10小时工作制。但这一成就是由于使童工状况更加恶化而获得的。各种工人，包括12岁的童工在内，都规定相同的劳动日。这在世界各国关于劳动保护的法律中，是唯一的例子。在法律生效后的头2年，劳动日规定为11小时，在第3—4年再实行10(1/2)小时工作制，只是在这以后，才实行10小时工作制。因此，最需要劳动保护的一部分工人，也就是童工，他们的劳动时间反而暂时地被延长了。 在奥地利，从1885年6月11日起,实行11小时工作制，但商业部部长有权把某些工业部门的劳动日延长1小时[10]。不满12岁的孩童不得从事经常的工业劳动，即使小作坊也不能雇用他们工作。"青年辅助工”（奥地利及某些其他国家的议员学者，认为12岁以下的称为孩童，12岁以上的是“青年”）的劳动日规定不得超过8小时。 德国的工厂法，并不比上述其他国家好。工业法的增订部分，即规定当前劳动保护状况的条例，是在1891年5月间公布的。增订部分禁止工厂雇用13岁以下的童工，规定13—14岁的童工的最长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4—16岁的童工的劳动日不得超过10小时。16岁以上的女工，规定11小时工作制。1908年12月28日的工业法增订部分,规定至少要对女工实行10小时工作制，废除11小时工作制。至于成年女工，对她们的剥削，象过去一样，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在欧洲其他国家里，劳动保护立法的工作，进展得比较缓慢。劳动保护法律几乎仅仅适用于童工。 美国有许多州实行保护童工和少年工——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保护女工——的法律。大多数的州对受法律保护的工人实行工10小时工作制，只是在加利福尼亚、台拉华尔、爱达珂、密苏里实行9小时工作制，而在依里诺甚至实行8小时工作制（对14—16岁的少年工,但不包括女工）。北部各州大多数禁止使用14岁以下的童工，南部各州多半把童工最高年龄规定为12岁，甚至10岁，或者干脆对这个问题不作任何规定。南部各州的劳动保护工作比较差。美国男工的劳动时间，一般地还没有法律规定。澳大利亚的情形也是如此。 维多利亚和新西兰实行女工和童工的8小时工作制。 最后，近几十年来，有人想使限制劳动日的运动超越现在的国家界限，使它成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性的共同事业。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在已不仅有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瑞士联邦政府也曾经出面征询其他各国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瑞士朕邦政府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主要是因为德国政府表示了反对态度。但是，进一步缩短劳动日，现在是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协议，对一切参加者来说，是最合适的道路。资本家及其御用学者和非学者急于投入反对国际劳工法的战斗，而英国的工厂老板反对在英国限制劳动日，这是不足为奇的。大陆上的资本家，特别是德国资本家，在反对国际劳工法时，往往提出一些半世纪以前就巳经被驳倒的、站不住脚的论据，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但是，这决不能妨碍各国工人起来斗争，在本国范内，在国际范围内，争取进一步缩短劳动日。各国工人的阶级利益和他们民族的共同利益，都要求这样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缩短1小时,他们就能够多得到1小时的时间不再当作工具,而是作为真正的人来感受和行动,他们就能够在发展文化和政治的工作上贡献一分力量。 1889年巴黎国际大会[11]，给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8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作了良好的开端。这一斗争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性的运动了。五一节——主张国际劳动保护的游行节日是正在战斗的国际无产阶级检阅自己力量的真正伟大的节日，他们的胜利节日。 注释 [1]奥地利议会在1883年的劳工调查报告中，指出布伦的某些纺纱厂从礼拜六早晨一直开工到礼拜日早晨。可惜，这种不名誉的做法并不仅仅限于布伦一地，也不仅仅限于纺纱业。 [2]英国工人——当然不仅仅是英国工人——善于嘲笑资本家监督工人不得耽误资本家买到的劳动日的苛刻手段。例如，曾经有一个关于某某采石场老板的笑话。一个工人被过早爆炸的炸药抛到空中去，碰巧掉在地上时没有受伤。老板在算帐时，认为工人抛在空中的时间是矿工时间，因此扣了他的工资。在纽约州克龙顿地方建造下水道时，也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前。当时必须打通一座山。在进行地道爆破作业是，散发出来的浓烈瓦斯使工人昏迷不醒，一时不能工作（不到一小时）。工人在这段时间的工资，也被扣去了。在苏黎支州，一个好色的工厂老板扣掉了女工在他办公室逗留时间的工资。 [3]马克思从里嘉孙博士在“社会科学评论”（18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下列一段事实：“在玛利尔堡（伦敦最大市区之一），铁匠每年死亡率为31/1000，比英国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搞11/1000。这种职业几乎等于是人们的一种本能技巧，最为一个工业部门是无可反对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一种害死人的职业。铁匠本来每天能击几锤，走几步路，呼吸几口气，完成一定工作，平均有一定寿命，比方说活到50岁。现在，他却每天多击几锤，每天多走几步路，每天多呼吸几口气，每日多支出生命的1/4。他这样做了，结果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内多做了1/4的工作。因而他不是在50岁，而到30岁就死去了”（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3—294页） [4]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1页。 [5]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 [6]新约圣经里谈到的犹太教流派，指假冒伪善的人。——译者注 [7]在这里以及后面其他地方，“标准劳动日”是指长短有规定，即受法律限制的劳动日。——俄译本校订者注 [8]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6页。 [9]当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法国社会党反动政客。——译者注 [10]看来，在整条法律中，以这个条款应用得最多。 [11]第二国际代表大会。——译者注
第四章剩余价值和利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四章剩余价值和利润 剩余价值和利润有区别，犹如价值和价格有区别一样。 实际工作者一一商品的卖主和买主一一感到兴趣的，是商品的价格。他关心的只是价格规律，因为关于价格规律的知识，对他进行商业核算和从事投机是有帮助的。至于作为价格根据的价值规律，只有理论工作者才会感到兴趣。对理论工作者来说，问题并不是贱买贵卖，而是硏究商品生产所决定的社会联系。 同样地，讲究实际利益的资本家所感到兴趣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利润。他不想硏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他的利润是由多少劳动创造的，这对他毫不相干。因为利润并不是用他的劳动创造的。但这里花费的货币却属他所有。所以，他不是把剩余价值拿来与创造剩余价值时支出的劳动数量相比较，而是与为这目的垫支的货币数量相比较。 如果创造剩余价值的工程用公式M一一C一一(M+m)表示，那末，资本家是用m对M的比例关系来测算自己的利润数额的。这一比例关系不同于s/v，即不同于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资本家垫支的货币款项，不仅要弥补工资付款，而且还要购买厂房、机器、原料、辅助材料，简言之，要购买马克思称为“不变资本”的一切东西。 因此，虽然剩余价值和利润完全相等，利润率也会与剩余价值率不同。剩余价值率用公式s/v表示，而利润率则用s/(c+v)表示。 此外，还必须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一年等于一个自然生产时期，自然生产时期结束后，重新开始生产。所以，通常是把利润率作为全年利润数额对本年垫支资本数额的比例关系来计算的。 很明显，利润率必然有别于剩余价值率。 我们在上一章举了5,000马克的资本的例子。其中4,100马克是不变资本，900马克是可变资本，900马克是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率是900/900，即100%。利润率是900/5000，即18%。 但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除了上述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而产生的纯粹形式上的差别以外，还有另一个差别。 大家知道，如果资本的构成有所改变，即同样数量的工资摊到不同数量的不变资本，那末，即使剩余价值率相同，利润率也会不同；但资本的构成在不同生产部门中必然是不同的，这决定于技术条件和技术发展水平。 “资本的价值构成既然是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的，并且反映资本的技术构成，所以也就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与平均社会资本相比较，不变部份的百分比较高，可变部份的百分比较低，这种资本称为较高构成的资本。相反地，与平均社会资本相比较,不变资本的百分比较低，可变部份的百分比较高，这种资本称为较低构成的资本。最后，如果资本的构成与平均社会资本的构成相同，这种资本称为平均构成的资本”[1]。 利润率在资本构成不同的情况下是怎样形成的？ 且举属于3个不同工业部门的3个企业来说明。 比方说，第一个是技术比较落后的部门。与工人人数相比较,它使用的机器不多，没有很大的厂房等。这是一种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第二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水平一般，第三个部门的发展水平最高，每个工人摊到价值很大的机器和建筑物。因此，在这种生产部门中，资本有机构成是很高的。 为了尽可能使我们的例子简化起见，假定这三个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是相同的，全部投下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即在一年内完全在生产中消费掉，产品在年末生产出来，然后全部卖光。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一种假定，事实上很少可能。但为了使例子不致复杂化和含糊不清，这样假定是必要的。 这3个企业分别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工资是1,000马克。剩余价值率是100%。因此，工资付款总数等于100,000马克，剩余价值也等于100,000马克。企业甲的不变资本是100,000马克，企业乙的不变资本是300,000马克，最后，企业丙的不变资本是500,000马克。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得出下列利润率： 企业 资本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 资本总数 甲......100,000100,100200,000 100,000100%50% 乙......100,000300,100400,000100,000 100%25% 丙......100,000500,100600,000100,000 100%16.6% 共计300,000900,0001,200,000300,000 100%25% 可见，即使剩余价值率相同，即使商品完全按价值出卖，利润率也会悬殊很大。 但是，利润率高低不一的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因为资本家从事生产，是为了获得利润，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生产织针还是火车头，生产黑鞋油还是科伦香水，资本家是无所谓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货币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既然某一生产部门的企业获得50%的利润，另一生产部门的利润只获得17%的利润，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资本开始尽可能地离开部门丙，流到部门甲。在部门甲内部，就将引起剧烈的竞争，这个部门的商品生产就将大大扩展，结果资本开始流回部门丙。 我们在这里谈到了竞争，谈到了需求和供应的问题。我们巳经知道，价值和价格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价格取决于价值。价格环绕价值摆动，有时高于价值，有时低于价值。在引起这种价格涨落现象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购买者的需求和售卖者的供应的波动。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需求和供应对现代生产方式起调节作用。没有这种调节作用，生产就将陷于极其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为生产并不是有计划地调节的，生产是由许多私人企业进行的，其中每个企业都是按照自己老板或经理的愿望从事生产。需求和供应决定现有的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使每个部门一般地按照社会在当时条件下所要求的规模从事生产。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形来说，不是就个别情形来说，不是就每个具体场合来说。相反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计划性，每种商品总免不了有时生产得太多，有时生产又太少。这就促成需求和供应有增有减，价格有涨有跌，结果使生产根据社会的需要缩减或扩大。 假定说，某种商品生产过多，超过了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人能够或愿意按一定价格（这归根到底取决于商品价值）购买的数量。这时，商品价格就下跌。由于价格下跌，社会上能够或愿意购买商品的人就会增多。 但是,随着价格降低，利润也会减少。如果利润跌到平均水平，资本就会从原来部门外流。生产就会缩减。结果，价格就会回涨，直到利润恢复到平均水平时为止。 恰恰相反，如果商品生产太少不能适应购买者的需求，商品价格涨到一定水平以上，那末，随着价格上涨，利润也会提高。资本为该生产部门吸引去了，涌入该生产部门。这样，生产就扩大，价格就会回落到只能提供平均利润的水平。 价格围绕一定水平，不断上下摆动，有时高于这一水平，有时低于这一水平。只是由于价格的这种波动，这一水平才会形成，它始终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状态。 需求和供应的这种影响，必然还要反作用于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不平衡。 部门丙的生产开始缩减，价格以及利润就开始上涨。部门甲的生产将扩大，而价格就将下跌。这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直到利润水平逐步扯平，最后与整个社会生产相适应的平均利润水平趋于一致时为止。假定部门乙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中等的，因此它的利润率符合于平均利高率。这时，利润在我们这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配情形如下： 企业 全部资本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利润 甲......200,000100,000100%25% 50,000 乙......400,000100,000100%25% 100,000 丙......600,000100,000100%25% 150,000 共计1,200,000300,000100%25% 300,000 利润所以有可能这样扯平，仅仅是因为商品价格是围绕商品价值摆动的。在上述例子中，全部垫支资本一年周转一次，在全年产品的价值中体现出来。现在就可以求得每个企业的全年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下列资料： 企业 全部资本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生产费用+剩余价值） 利润 全部产品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利润） 甲......200,000100,000300,00050,000 250,000 乙......400,000100,000500,000100,000 500,000 丙......600,000100,000700,000150,000 750,000 共计1,200,000300,0001,500,000300,000 1,500,000 假定说，每个企业的全年产品等于10,000件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求得单位商品的下列资料： 甲 乙 丙 价值..............30马克50马克70马克 生产价格......25马克50马克75马克 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每个资本家最初都十足地获得剩余价值，并不是某一部门的资本家获得50%的利润，而另一部门的资本家仅仅获得17%的利润。利润率的这种差别，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初期才会看到，现在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次掌握的国家和工业部门中才会看到。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形成了某种常见的平均利润水平。这一水平被资本家引为核算价格的一种根据。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不会利用一切机会把价格提到这个水平之上。他懂得价格降低以及利润率下跌是一种损失。 生产费用（包括垫支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所决定的这一价格，加上“合理”利润，就是资本家所认为的“标准”价格。马克思把这一价格称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总和）和平均利润组成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市场价格在供求影响下，并不是环绕价值，而是环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但生产价格本身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是以价值作为自己的基础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反对者，都夸夸其谈地硬说马克思自己推翻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发挥的理论。他们揑造的理由是：马克思在第3卷中证明了由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利润扯平，大部份商品的价格长期地与其价值不相符合，其中半数商品的价格长期地低于自己的价值；而另外半数商品的价格则在同样的程度上高于自己的价值。可是，只要马克思没有说价格不取决于价值，就不能认为马克思推翻了自己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不仅没有这样说，相反地，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证明市场价格是环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而生产价格则完全取决于价值规律。离开价值规律，生产价格是无法解释的。 平均利润是引起生产价格环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因素。平均利润只有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解释清楚，而剩余价值规律本身则导源于价值规律。如果我们不同意社会中的剩余价值总数等于利润总数（从利润中派生出来的利息和地租，我们在这里不作讨论），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平均利润率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在价值和价格之间出现了新的中间环节，即平均利润率和以它为转移的生产价格。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取消价值规律。如果根据这一点可以否定价值规律，那末，同样可以否定引力规律，因为坠体在水中遇到的阻力比在空气中大。 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是与他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可分割的。生产价格理论不仅不会使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变为荒谬，相反地，使这两个理论成为完美无缺。生产价格理论是我们了解作为统治阶级相互关系基础的各种现象的锁钥，即了解资本（利润）和土地占有制（地租）之间、工业资本（工业利润）和货币资本（利息）之间等的矛盾的锁钥。此外，这一理论还是了解各家价值学说以及推翻这些学说的锁钥，因为这些价值学说实质上只不过是生产价格学说，并且认为生产价格是市埸价格的根本基础。 在这里，可以顺便谈一下否认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各家价值学说。所有这些学说，象上述学说一样，根本不是价值学说，因为这些学说把根本不是价值的东西一一例如：使用价值、生产价格、平均利润一一理解为价值。 当然可以说，任何理论家都有权把他认为适合的东西理解为价值。据说只要他对价值的理解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了。至于这是使用价值学说，价格学说还是其他学说，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在其他任何科学部门中，没有人把这种意见信以为真。这种意见是彻头彻尾非科学的，极为幼稚的，因而是要被人摈弃的。且举原子理论的例子来说。 如果有人硬说每个科学家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一一不论这是分子还是细胞一一理解为原子，硬说既然这个科学家提出了正确的细胞理论，他把自己的结论称为原子理论或者其他任何理论,是无所谓的，那末，我们将说些什么呢？只能这样对他说，既然是在谈原子，那末，谈的就不是可以随便用来称呼任何东西的空洞名词，而仅仅是一定的现象，这些现象应该是原子理论的硏究对象，这些现象是形成分子和细胞的基础。同意或拒绝原子理论，也就是说，用原子理论或任何其他理论来解释一定的现象，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原子理论认为是由原子排列方式所决定的那些过程中的产品称为原子，这在科学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把根本现象和派生现象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 在自然科学中，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怀疑。政治经济学所硏究的现象，比较复杂，但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要求，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的。价值规律的任务仅仅是解释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把价值所决定的其他关系和现象的规律，称为价值规律，当作价值规律来讨论，是不妥当的。 商品交换是任何价值学说想要解释和应该解释的现象。彼此交换商品的两个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家价值学说想要解释和应该解释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后来发展成为买卖行为，所以商品交换是根本的现象。这是推动现代社会从事整个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所以，要对这种经济活动作出任何解释，就必须首先硏究对商品交换起支配作用的规律。这就是价值规律。如果我们把解释某一其他现象的规律，理解为价值规律，那末，支配商品交换的规律就必须另外规定一个特别的名称了。可是，任何一家价值学说，都没有这样做。因此，每家价值学说想要解释的，都是商品交换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忽略价值规律应该解释的商品交换现象，那末，很明显，首先必须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术语严格地区别开来，不应该仅仅根据这两个术语都有价值两字这一点，就认为它们是同义词。某些价值学说认为价值导源于物品的效用，也就是说，物品效用愈大，价值也愈大。如果把较多的价值理解为较多的使用价值，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把较多的价值理解为较多的交换价值，那就错了。 物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所表明的，是消费者个人和这件物品之间的关系，它与交换关系不同，它不是社会关系，不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或许有人会说，两件效用相同的物品不是等量交易吗？但是，在交换或售卖的大多数场合下，每个卖主交出的物品都是对他亳无使用价值的，即毫无效用的。 如果面包师和他的家属已经吃饱了，那末，他们烤好的预备出卖的面包，对他们亳无使用价值。如果面包师找不到买面包的顾客，他就无法处理面包。恰恰相反，有一个过路的工人，他当天还没有吃过东西，面包对他就会有很大的使用价值。至于面包的交换价值，则对买卖双方都是相同的。 假定说，过路的工人是一个兜卖自己竹筐的制筐工人。面包师需要竹筐，竹筐对他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但对工人亳无使用价值。制筐工人在家里留下一大堆竹筐，对自己毫无用处。他乐于交出竹筐，换回一定数量的面包。但是，如果竹筐和面包的所有者都从效用出发，那末，这两种物品将按怎样的比例关系交换呢？多少块面包对竹筐工人的效用，才能等于1个竹筐对面包师的效用呢？很明显，要比较使用价值不同的两件物品的效用，是根本不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两件东西，是无法从数量上比较的。如果竹筐工人用自己的1个竹筐换回5块面包，而说一个筐的效用比一块面包的效用大4倍，或者说价值大4倍，这是荒谬的，不同商品的效用是无法比较的。 当然,不同质量的同类商品，可以说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坚固耐穿的皮鞋比旧翻新的皮鞋，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就愿意出比较高的价钱买坚固耐穿的皮鞋。一瓶约翰斯堡酒比一瓶斯潘陶酒或格罗恩堡酒，有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考虑，使用价值终究是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 但这仅仅是表面的看法。如果说，使用价值愈大，交提价值也愈大，那就要问：为什么每个生产者不去专门生产最好品等的商品呢？为什么每个鞋匠不去仅仅制造高级靴鞋呢？为什么每个酿酒商不去专门酿制名酒呢？ 回答很简单。质量高的皮鞋，是采用较好材料的结果（这种材料就要花费较多的劳动和货币），或者是较好工作的结果，即在工人平均熟练程度的条件下花费更多劳动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并不是由于使用价值较大的原因，坚固耐穿的皮鞋才比较值钱，价格最贵的商品总是比较便宜，也就是说，高级商品的使用价值超过低级商品的程度，要比高级商品的价值超过低级商品价值的程度大得多，这种说法是大家知道的。一双价格12马克的皮鞋，会比一双价格10马克的皮鞋可以多穿1倍多的时间。 某几种酒的价格所以比较高，是因为这些酒是某一地区的特产。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一般地将失去效力，因为我们在这里遇到垄断的问题[2]。而价值规律却是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 在同类商品由于质量不同而价格各异的一切地方，这种价格的差别或者是取决于劳动量的多少，或者是由于垄断的存在。 此外，其他各家价值学说，都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他们用需求和供应的关系来解释价值。事实上，需求和供应所说明的，仅仅是某种商品的价格为什么环绕价值（或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但需求和供应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始终要比另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高出一定倍数，为什么几百年来1磅黄金平均要比1磅白银贵12倍。 这种学说虽然用需求和供应的关系来解释价值，但只要碰上为什么不同商品经常价格高低不一的问题，就暗自求助于劳动价值理论。对于为什么某种商品经常比另一种商品贵一定倍数的问题，他们回答说，这是因为前一种商品更为稀缺；结果，前一种商品的供应经常少于其他商品的供应。但是，为了使比较稀缺的商品的市场供应量和其他比较充裕的商品相同，就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 说1磅黄金比1磅白银贵12倍，是因为黄金比白银稀缺12倍，或者说是因为采掘1磅黄金比采掘1磅白银要多耗费12倍的劳动，这两种说法没有多大差别。如果理论家不是采取普通商人的眼光（我们知道，普通商人所关心的只是商品的市场价格，不是商品怎样具有价格），如果理论家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事情的实质，想要硏究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那末，他终会发现，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决定的，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企业中，不是在市场上创造出来的。当然，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市场要比企业更容易理解,所以他们都不懂得劳动价值理论。 在市场上，价值仅仅是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价格；最初是转化为假想的货币，转化为一定价格的要求；后来，在商品卖出去的时候，转化为真实的货币。资本主义经济愈向前发展，则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介环节以及商品生产实际上形成的价格和理论上确定的价值之间的距离也就愈大。虽然如此，商品的价值仍然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的条件，价格始终以价值为转移，但价格对价值的依存关系远不是直接的。 从事资本主义实践的资本家，也是根据商品的生产条件来确定商品的价值的。但他所理解的生产条件，并不是制造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生产费用（工资、机器、原料等的花费）加平均利润。 许多理论家跟在资本家后面跑，硬说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 但是,在从事资本主义实践的资本家看来是正确的东西，从理论上看来则是荒谬的。要知道理论的任务并不在于计算每种场合下的标准价格，而是揭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 首先，什么是生产费用？这是一定数额的货币，也就是说，生产费用是以货币为前提的。因此，借助生产费用确定价值，意味着价值应该借助货币来加以解释，不是货币应该借助价值来加以解释。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地对待问题。 生产费用是各种价值的某种总和，即劳动力的价值（工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利润。价值是在各种价值的这一总和中寻找解释的。由此可见，这样给价值下定义，等于是循环设证。 且举一个商品生产者的例子来看。比方说，他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织布农民。他自己设法弄到生活资料以及供自己女儿纺纱用的原料一一亚麻。他自己用家里的木料制造织布机。这个织布农民的生产费用是什么呢？他没有付出什么货币，他的产品仅仅花费了他的劳动，除了劳动以外，他什么也没有花费。 我们进一步考察比较高级的生产形式，考察一个织布手工业者的例子。对他来说，货币支出是必要的；因此，他就要有生产费用。他必须购买织布机、麻线以及生活资料。这就是他的生产费用。但他是不是根据这些生产费用计算他所织出来的麻布的价值呢？如果这样计算，他的手工业就将成为一个倒霉的无底洞。他的手工业就不会使他剩下任何可以贮存的东西。这时，不论他一天工作4小时或12小时，他的一部分生产费用，即生活资料和织布机的货币支出将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如果撇开原料数量不谈，难道他对12小时的劳动产品的估价不会因此高于4小时的劳动产品吗？我们知道，这个手工业者会把自己的劳动也加在材料费用上面，因为他的劳动也是构成价值的一个因素。 只有对资本家来说，情况才不同。对资本家来说，产品根本不花费他的任何劳动，他仅仅花费了货币。他不仅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且还购买了劳动力[3]。因此，在他看来，一切生产条件都可以归结为货币支出。这些货币支出也就构成了价值。但是，如果他真的相信他的产品的价值等于他花费在生产上的货币总数，他就成为一个傻瓜了。他从事生产，并不是为了仅仅收回自己垫支的货币，以便从事新的生产。他还要取得利润。这说明为什么他总是要把货币投入生产，而不用作个人消费。所以，他在生产费用上面，还要加上“合理”利润。这样求得的价格，是资本家为了自己“工作”一一按他说法一一不至亏蚀，无论如何必须得到的最低价格。 在资本家看来，利润属于生产费用，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了产品价值。但这一“价值”无非是马克思理论所称的生产价格。可是，生产价格本身只有借助价值规律才能理解。 使用价值、市场价格、生产价格一一这是劳动价值学说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作为“价值”提出来的范畴。事实上，有些范畴，例如使用价值，是一些与交换价值相联系的范畴，这些范畴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不是它的决定性因素，有些范畴，例如生产价格或市场价格，则是由交换价值派生出来的。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能解释交换关系；相反地，只有在交换关系阐明后，才有可能把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解释清楚。 这些价值学说满足于把买卖人（即资本家）对自己买卖交易的观念，当作这些交易的真正基础。这些理论家认为，如果他们收集了和重复了实践工作者对各种现象的看法，他们就能够科学地阐明这些现象了。但这样就不需要有科学。科学的任务在于揭明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最深刻的基础，而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往往并不是其中直接参与者所懂得的，或者说他们仅仅是不全面地懂得，甚至常常完全歪曲了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 有一派价值学说想从生产费用中探求价值的基础，在上述各派价值学说中可以说比较接近于真理。但这派学说在平均利润问题上蹿了筋斛。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以外，其他各派价值学说都不能够解释平均利润数额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平均利润在一定条件下，比方说，是10%，不是100%或1000%。他们仅仅满足于从心理学上证明或解释利润是怎样占有的。但不论深谋远虑的法理学，还是明察秋毫的心理学，都不能解释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利润理论对理解社会关系，有极大的意义。但我们在这里不能更多地探讨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理论是关于在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怎样分配赃物一一剩余价值一一的理论。产业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强迫工人生产剩余价值，但他不可能全部占有剩余价值。 产业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如果投资于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部门，那就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让给投资于有机构成较高的生产部门的其他资本家。这一剩余价值的扯平过程，他是注意不到的，丝亳也不感兴趣的。但是，他很清楚地看到，他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作为资本的利息，付给贷款给他的货币资本家；他必须把一部分利润，作为商业利润，让给商人；最后，如果他拥有农业企业，并且租入土地，那还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地租，让给土地所有者；如果他自己是土地所有者”他就要在地产投资上面支付利息。 但是，不论所有这些关系多么重要，我的在这里感到兴趣的，首先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个别资本家和个别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硏究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时，不需要利润理论，因为利润理论解释的是利润量怎样取决于与劳资关系不相干的许多因素，所以如果在这时提出它，反而会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模糊起来。 可是,不论个别资本家的利润采取怎样的形式,利润量归根到底是取决于剩余价值量，即取决于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这首先是就全体资本家来说的，因为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 我们并不是根据利润规律，而是根据剩余价值规律，才学会懂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学会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4]。 因此，我们在后面将只谈到价值和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格等于价值，利润等于剩余价值。我们在这里撇开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不谈，正如在阐述引力定律时，撇开空气阻力不谈一样。 当然，在实除工作中，应该把我们在这里略去不谈的各种因素考虑进去。 注释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2、185页。 [2]这是不正确的。即使在垄断统治的条件下，价值规律也仍然有效。还在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马克思就已经指出：“如果剩余价值扯平为平均利润的过程，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碰到阻碍，及碰到人为的和天然的垄断，特别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以至有可能形成垄断价格，也就是，受到垄断影响的各该商品的价格超过了生产价格和价值，那末，在这种场合下，商品价值所决定的界限也不会因此就被取消。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这是把另一些商品的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到那些规定垄断价格的商品上面去”（译文参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28页）。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的统治。在帝国主义时代，情形正式如此。一一俄译本校订者注 [3]原书是“劳动”，应该理解为“劳动力”。一一译者注 [4]把利润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说在解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时，不需要利润理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以在剥削工人阶级这件事上团结一致，“不仅仅处于一般的阶级同情心，而且还由于直接的经济厉害关系，因为：假定其他一切调节不变，其中包括全部垫支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变，平均利润率是取决于整个资本对整个劳动的剥削程度”（译文参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7页）。一一俄译本校订者注
第三章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三章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我们举一笔5,000马克的资本的例子来看。这笔资本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款项，即不变资本c，假定为4,100马克；另一部份是用来购买必要劳动力的货币款项，即可变资本v，假定为900马克。 不变资本本身还可以分为两部份：原材料等和工具等。前者的价值完全转移到产品上面去，后者的价值在每次生产过程中只把自己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上面去。但是，我们在后面将不考虑这个区别，因为这个区别丝毫也不会改变硏究的结果，只是使问题更为复杂。为了便于叙述起见，我们假定全部资本把自己的价值完完全全地转移到产品上面去。 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把它们投入生产。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在花费掉的资本的价值上面，加上900马克的剩余价值s。因此，资本家现在就拥有c+v+s=4,100+900+900=5,900马克。在这笔数字中，4,100马克是转移的价值，而900+900=1,800马克是新创造的价值。 很明显，不变资本的价值量对剩余价值量不起任何影响。当然，没有生产资料，就不可能有生产。生产过程愈长，则需要的生产资料也就愈多。所以，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就必须使用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数量则决定于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但是，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对剩余价值量不起任何影响. 如果资本家雇佣了300个工人，每个工人的每天劳动力的价值等于3马克，每个工人每天创造的价值等于6马克，那末，这300个工人每天创造的价值等于1,800马克，其中900马克是剩余价值，不论工人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2,000马克，4,000马克还是8,000马克。 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形成和价值量的改变，丝毫也不取决于垫支不变资本的价值。既然任务是研究价值形成和价值量改变的过程，所以可以把不变资本完全撇开不谈，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 在全部垫支资本中，我们在这里只注意可变部份v；而在产品的价值中，我们只注意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等于垫支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即v+s。在上述例子中，剩余价值对垫支的不变资本的比例关系，等于900:900，即100%, 马克思把可变资本的这一相对增殖额或相对剩余价值量，称为剩余价值率。有人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利润的泉源是剩余价值，但利润不是剩余价值。 为了在一个劳动日内生产出相当于自己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相当于v的价值，工人必须工作一定的时间，就上述例子来说，工人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这部分劳动时间，是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要的。马克思把这段时间称为必要劳动时间。 工人在每个劳动日内要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工作，这时他的工作不是为了补偿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而是替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把这段劳动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在这段时间内支出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 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关系，等于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因此，剩余价值率可以表述如下： s/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剩余价值物化于产品中。马克思把这部分产品称为剩余产品。所以，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还可以用产品的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比例关系表示。但是，这一比例关系所谈的不是新创造的价值，而是制成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一比例关系时，不能象过去一样，忽略不变资本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 假定说，工人在12小时内生产价值30马克的20磅棉纱。纺成棉纱的棉花的价值等于20马克（20磅棉纱，每磅价值1马克）。纺车等的磨损共计4马克，劳动力的价值为3马克。剩余价值率假定等于100%。因此，棉纱的价值等于24(c)+33(v)+3(s)=30马克；30马克的价值体现于20磅棉纱中，也就是说不变资本体现在16磅棉纱中，可变资本体现在2磅棉纱中，而剩余价值也体现在2磅棉纱中。 20磅棉纱是在12小时内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每小时生产1(2/3)磅棉纱。体现不变资本价值的16磅棉纱，在9小时36分钟内生产出来；含有可变资本价值的2磅棉纱，在1小时12分钟内生产出来，体现剩余价值的2磅棉纱，也在1小时12分钟内生产出来。 根据这种计算方法来看，剩余价值似乎不是象我们所说的那样，在6小时内生产出来，而是在1小时12分钟内生产出来。工厂老板正是采用这种计算方法，企图证明他们的利润是在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所以，他们硬说，即使把劳动时间仅仅缩近一小时，就完全无法取得利润，工业就将破产。 早在1836年，英国的工厂老板及其御用学者和非学者一一以西尼耳为首一一就提出这种计算办法，反对法律对劳动时间规定任何限制。在德国和奥地利，也有人髙谈这种论调，重新提出这种说法来反对限制劳动日。但英国的实际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在英国各个工业部门中，劳动日曾经按照法律予以缩短（关于这一问题，后面还会谈到），但工业不仅没有受到震动，甚至工厂老板先生们的利润也丝毫没有减少。 这种提法的根源，在于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在最后一小时生产出来的，事实上是2磅棉纱的使用价值，不是价值。要知道2磅棉纱幷不是突然从无到有的。它不仅包含纺纱工的1小时12分钟的劳动，而且还包含2磅原材料的价值。在上述例子中,1磅棉纱等于1马克，1马克等于2小时的劳动时间，因此，2磅棉花体现了4小时的劳动时间。此外，纺车等把在48分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价值，转移到2磅棉纱上面去。 由此可见，为了在1小时12分钟内生产2磅棉纱，事实上需要6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例子中的工人真能够在1小时12分钟内生产岀相当于6小时价值的全部剩余价值，那末，他就必然能够在12小时的劳动日内创造出相当于60小时劳动时间的价值。现在居然有人相信工厂老板先生们的这种胡説八道的废话! 因为这种说法在某些阶层中间现在仍旧拥有市场，所以必须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计算一下，在劳动日从12小时缩减为11小时的情况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1]，剩余价值率将是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就不是24马克，而仅仅是22马，克因为现在加工的产品比过去少了18(1/3)磅棉花=18(1/3)马克，纺车等的磨损=3(2/3)马克）；此外，还要加上可变资本3马克(假定11小时的工资与过去12小时的工资相等)和剩余价值2(1/2)马克。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率将不是100%，而是83(1/3)%。 产品总共将是18(1/3)磅棉纱，价值27(1/2)马克。不变资本体现在2磅棉纱中，剩余价值体现在1(2/3)磅棉纱中；14(2/3)磅棉纱在8小时48分钟内生产出来，2磅棉纱在1小时12分钟内生产出来，最后，包含剩余价值的2磅棉纱在1小时内生产出来。 可见,由于劳动时间减少1小时，用于生产剩余产品（其中体现剩余价值）的时间并没有减少1小时，而仅仅减少12分钟。工厂老板的计算方法，是以荒谬的假设为根据的，即：11小时内生产的产品将减少1/12，但生产资料（原材料等）的消费将象过去在12小时内消费的一样多。 注释 [1]我们假定说，在劳动时间从12小时缩减为11小时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随着降低1/12。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一般说来，在劳动时的减少的同时，工人的精力、技巧、强度、注意力、理解力，一句话：工人的工作能力都会提高。这种工作能力提高的结果，会使工人比过去在较少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現在，我们不谈劳动时间减少的这种結果，为了便于叙述起見，我们不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第二章资本在价值中形成中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二章资本在价值中形成中的作用 第一篇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最先发现的、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重性的特点。一方面，这种劳动是有效工作，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工作的一定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的一般的、平均的简单劳动，即生产商品价值的劳动。 与劳动的这种两重性相适应，商品生产制度下的生产过程本身也具有两重性。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在上一章里,我们知道劳动过程有两个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个因素，作为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起不同的作用。我们看到，生产资料参与产品价值形成过程所采取的方式，与劳动力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发现，所花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产品的价值中重新表现出来。这部分价值是在劳动过程中并且借助劳动来转移的。 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劳动应该同时完成双重的任务——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这一点是能够理解的，只要注意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劳动的两重性就可以了。作为形成价值的人类一般劳动，它创造新价值。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特殊的有效的工作形式，劳动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面去。 只有借助特殊形式的纺绩劳动，棉花和纺车的价值才能够转移到棉纱上面去。另一方面，纺纱工也能够通过其他形式的工作，比方说木工，把他作为纺纱工创造的价值创造出来。但这时他不是生产棉纱，也就是说，不是把棉花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面去。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价值形成和价值转移起怎样的影响，那末，劳动创造价值和转移价值的两重性就特别清楚了；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劳动生产率有所增减，那末，在1小时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不会变化。相反地，在一定时间内生产使用价值的数额，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减而增减。由此可见，劳动的转移价值的能力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增减。 假定说，某种发明使纺纱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但生产棉花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1磅棉花包含2小时的劳动，就上述例子来说，值1马克。过去，1小时可以把2磅棉花纺成棉纱，而现在可以把4磅棉花纺成棉纱。过去在1小时劳动时间内加到2磅棉花上面去的新价值（在上述例子中——0.50马克），现在同样地加到4磅棉花上面去。但是，在1小时内，纺纱工的劳动现在能够把双倍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面去。过去转移2马克的价值，现在转移4马克的价值。 大家知道，劳动的保留（转移）价值的能力和劳动的创造价值的能力，系建立在劳动的两种不同属性的基础上。 没有生产资料，任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生产商品的任何劳动，都不仅是生产价值的劳动，而且还是保留价值的劳动。这不仅意味着劳动把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面去，而且还意味着它使后者的价值不致被消灭掉。 地球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暂时性的，生产资料即使不使用，也迟早要坏掉的。有些东西——比方说，各种机器——呆置不用愈久，损坏得也就愈快。随着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消失，它的价值也在消失。如果生产资料是正常地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掉，那末，它失去的价值就会在产品的价值上重新表现出来。但是，如果生产资料没有在生产过程中加以使用即行报废，那末，它的价值也就一去不返地消失掉了。 资本家通常并不注意劳动的这一方面，但当他由于危机而被迫中断生产过程的时候，他就会很敏感地感觉到这一点。马克思举了一个英国防纱厂的例子。这家纺纱厂估计1862年棉花危机使它1年损失6,000镑，其中1,200镑是由于机器损坏造成的。 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在价值转移过程中起各种不同的作用。比方说，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劳动过程中失去自己原来的形式。但另一些生产资料却在劳动过程中保留自己的形式。棉花在纺成棉纱以后，失去了自己的形式，而把棉花纺成棉纱的纺车，却什么也没有失去。棉花在每次生产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价值都转移到产品上面去，而就车只不过把自己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上面去。如果机器值1,000马克，在正常条件下可以使用1,000天，那末，它每个劳动日就把1马克的价值转移到当天用它生产的产品上面去。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生产过程的两重性。机器是怎样把自己1/1000的价值转入一定的产品中去的呢？有人说，在制造产品时开动的，不是1/1000的机器，而是整台机器。这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是有人提过的。对这种反对意见,只能这样回答说，整台机器参与生产过程，是指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说的。相反地，因为生产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所以说参与生产过程的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作为使用价值，参与生产过程的是整台机器；作为价值，参与生产过程的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作为使用价值，机器整个地投入每个生产过程；作为价值，机器只以自己的一部分投入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转移到产品上面去的，可能是某一生产资料的全部价值，但只是生产资料的物质内容的一部分。比方说，生产100磅棉纱，在正常条件下需要115磅棉花。因此，飞花数量等于15磅。在这种场合下，只有100磅棉花转移到100磅棉纱上面去。但是，转移到100磅棉纱的价值上面去的，却是115磅棉花的价值。 在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上面去的价值，恰好等于生产资料这时失去的价值。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面去的价值，始终也不会超过它自己所具有的价值，不论它的使用价值有多大。因此，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息、利润、地租——导源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导源于生产资料的“服务”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 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产品的价值中毫无变化地重新表现出来。 但是，劳动不仅把价值保留下来，它还创造新的价值。在一定界限以前，创造新价值的劳动仅仅补偿了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花费的价值。当劳动时间继续延长，超过上述界限的时候，它就开始生产剩余价值。 马克思说；“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劳动手段）的一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会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我把它称为资本的不变部分，或简称不变资本。 与此相反，变为劳动力的一部分资本，却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会把与自己相等的价值再生产出来，此外还会生产更多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剰余价值是会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不断地由不变量，变为可变量。所以，我把它称为资本的可变部分，或简称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分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可以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1]。 当然，不变资本的价值量，只是对价值增殖过程来说，才应该理解为不变的。 使用不变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改变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但不变资本的价值量当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比，同样地也会改变。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注释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233页。
第一章生产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二篇剩余价值 第一章生产过程 第一篇谈的主要是商品市场的问题。我们知道了商品是怎样交换的、买卖的，货币怎样实现各种职能，以及货币最后怎样在劳动力商品出现于市场上时变为资本。 资本家买进了劳动力，带着自己刚才获得的商品，离开了他无法处理劳动力的市场，去到他可以消费劳动力、使用劳动力的地方，即企业。现在我们跟着这个资本家到他企业里去看看，把商品流通领域撇在一边，更详细地考察一下生产领域。 “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劳动本身”[1]。 资本家把他所获得的劳动力消费掉，强迫劳动力的所有者为他工作，即从事商品生产。 我们在第一篇里已经知道，生产商品的劳动有二个方面：它既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创造商品的价值。 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劳动丝亳也不是商品生产的特点，恰恰相反，不论是哪种社会形态，劳动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有三个因素：1.人们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2.劳动对象，3.劳动手段。 劳动是人们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物质材料施加影响，以便使它具有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形式。这种活动的要素，我们在动物界也可以看到，但只是在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活动才最后丧失自己的本能的形式，才成为完全有意识的活动。任何劳动都不仅仅是筋肉的运用，而且还是脑力和神经的运用。马克思恰如其分地指出： “劳动器官要紧张起来，固不待说。在整个劳动过程中，还必须有有目的的意志，即集中的注意力。一种劳动的内容及方法对劳动者的吸引力愈小，劳动者由于把劳动当作体力和智力的活动而得到的享受愈少，则注意力也就愈集中”[2]。 劳动者对作为劳动对象的某一东西施加影响。他使用各种辅助工具进行活动。他利用这些工具的机械、物理和化学属性，根据这些工具的用途，强迫它们对劳动对象施加影响。这种辅助手段就是劳动手段。借助劳动手段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结果，就是产品。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就是生产资料。 当木匠制造桌子的时候，他就要对木材进行加工。有时，劳动对象是自然界提供的，譬如，原始森林中的木料就是如此。劳动对象多半是过去劳动支出的结果。就木匠制造桌子的例子来说，劳动对象是采伐和运输劳动的结果。这种劳动对象称为原材料。在上述例子中，木材以及生产桌子时使用的胶水、油漆，都是原材料。木材是主要材料，胶水和油漆是辅助材料。推刨、拉锯等是劳动手段，桌子是产品。 “一种使用价值究竟是原料，是劳动手段，还是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实现的职能，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随着这一地位的改变，它的性质也会改变”[3]。 比方说，牲畜可以作为产品（畜牧业的产品），也可以作为劳动手段（役畜），也可以作为原材料（育肥中的牲畜）。 劳动手段对人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生产方式首先取决于劳动手段，而每种生产方式又对它的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宗教、哲学和艺术的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 在每种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及劳动手段）和劳动力，都是使用价值生产，即劳动过程的必要因素。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劳动过程的社会性质是不一样的。 现在来硏究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采取怎样的形式。 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使用价值的生产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商品价值的生产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生产价值而不生产使用价值，是不可能的。商品生产者制造出来的商品，必须能够满足某种需要，必须对某人是有用处的，否则商品生产者就无法把它销售出去。可是，商品必须有使用价值，这对商品生产者来说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幷不是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真正目的。 因此，商品生产的过程同时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所有的商品生产，都是如此。但我们现在谈的，是特殊商品生产形式的条件下的生产过程，这是一种借助买得的劳动力进行的商品生产，是以取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劳动过程在这种条件下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最初，劳动过程幷不由于资本家的干预而起什么重大的变化。 且举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织布工的例子来看。他的织布机归他自己所有：他自己购买棉纱，他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工作，他的劳动产品是他自己的财产。但他后来破产了，不得不把自己的织布机卖掉。他现在靠什么生活呢？他一无所有，只能受雇于资本家，为他织布。资本家就购买他的劳动力，还买进织机和必要的棉纱，叫织布工站在归资本家所有的织布机旁边，对买来的棉纱进行加工。资本家买进的织布机，可能就是织布工由于潦倒不堪而不得不卖掉的那架织布机。但是，即使没有这种巧合，织布工也象过去一样织布，劳动过程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这里究竟起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一，织布工幷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资本家现在监督生产者不让他工作得太慢或者马马虎虎。第二，劳动产品现在不归生产者所有，而归资本家所有。 资本家一旦掌握生产过程，他对劳动过程所起的直接影响，就是如此。至于价值形成过程，它现在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资本家买进的劳动力，利用资本家买进的生产资料，为资本家的利益生产各种商品。我们首先要计算这种产品的价值有多少。 假定说，资本家买进一天的劳动力。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用6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生产出来。假定这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用3马克表示。资本家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也就是说，工人工作1个劳动日，资本家就支付3马克。[4] 假定说，资本家认为棉纱有使用价值，需要量很大，因此容易卖出去。他决定生产棉纱，买进劳动工具。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假定劳动工具只包括纺锭和棉花。假定1磅棉花包含2小时的劳动，值1马克。1磅棉花可以纺1磅纱。再假定说，加工100磅棉花，要消费即用坏1个纺锭，也就是说，加工1磅棉花，要消费1/100纺锭。1个新锭包含20小时的劳动，即值10马克。1小时可以纺2磅棉花；因此6小时可以纺12磅棉花，在这里始终假定生产条件是正常的、平均的、社会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1磅棉纱将包含多少价值呢? 第一，棉纱的价值要包括生产棉纱时消费掉的棉花和纺锭的价值。棉花和纺锭的价值完完全全地、不折不扣地转入产品。棉花和纺锭的使用价值改变了，但它们的价值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如果把制造最终产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劳动过程的先后相接的各个部分，这一点就很淸楚了。 假定纺纱工同时也是棉农，棉花在采集后立刻加工。这样，棉纱就成为棉农和纺纱工的劳动产品了。棉纱的价值就应该按种植棉花和把棉花纺成棉纱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算。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制造产品所必需的劳动过程不再由某一个人完成，而由好几个人完成，那末，产品的价值不会起任何变化。被加工的棉花的价值在棉纱里从新表现出来；消费掉的纺锭的价值，也是如此。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各种辅助材料在这里就不计算进去了。 除了上述转移的价值以外，还要加上纺纱工用自己劳动加到棉花上面去的价值。假定说，1小时的劳动时间可以把2磅棉花纺成棉纱，而2小时的劳动时间可以用1马克表示。这样，1小时的劳动值1/2马克。 因此，1磅棉纱的价值等于1磅棉花的价值（1马克）+1/100纺锭的价值（1/10马克）+1/2小时的劳动的价值（1/4马克）；如果用马克表示全部价值，那就是1+1/10+1/4=1.35马克。 6小时可以纺12磅棉纱，总值16.20马克。但是，这一产品花费了资本家什么东西呢？他要支出12磅棉花=12马克，12/100纺锭=1.20马克；1天劳动力=3马克，总加起来是16.20马克，恰好等于棉纱的价值。 这样，资本家现在是枉然地强迫工人做工了。他所购买的商品——劳动力——现在并没有给他任何剩余价值。 但资本家用不着发慌。他购买的是整天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购买劳动力，是公平交易，毫无差错，是按劳动力的完全价值购买的。这就是说，他有充分的权利，完完全全地、毫无剩余地使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头脑里不会对工人说：“我是用相当于6小时劳动时间的货币，买你的劳动力的；你为我工作6小时；我们帐目就算两清，你就可以走了。”恰恰相反，他对工人说：“我买的是你整天的劳动力，它整天归我所有；所以只要你有力气，你就得赶快去工作，不能浪费一眨那的时间——要知道，这个时间不属于你，而属于我。”这样，他就强迫工人不是工作6小时，而是工作更久，比方说，工作12小时。 在第二个6小时结束时，即在劳动日结束时，资本家重新计算一下生产成果。他现在掌握了24磅棉纱，总值32.40马克。他支出的生产费用是：24磅棉花=24马克，24/100纺锭=2.40马克，1天劳动力=3马克，总共是29.40马克。资本家就笑谜谜地闭上自己的帐本。他赚了，或者用他自己的说法，“挣得”了3马克。 资本家挣得了3马克，即获得了剩余价值，但幷没有因此破坏商品流通的规律。棉花、纺锭和劳动力——这一切都是按它们的价值购买的。他所以获得了剩余价值，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买进的商品消费掉，当然这不是作为享乐品而是作为生产资料消费掉的。此外，还因为他买进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超过了一定的界限。 生产制度下的生产过程，始终是价值形成过程，不论生产过程是借助买来的还是生产者本人的劳动力完成的。但是，只有当价值形成过程继续延长，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这一过程才创造剩余价值，才成为价值增殖过程。如果生产过程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那末，生产过程必须延长，超过生产相当于所买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所必需的界限。 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和为本身利益工作的手工业者，他们的工作也可能超过再生产他们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时间。他们也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也可能成为价值增殖过程。但是，只有当价值增殖过程是借助买进的别人的劳动力完成的时候，这一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它的本性来说，就它的目的来说，必然是价值增殖过程。 注释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1页。 [2]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193页。 [3]同上，第198页。 [4]这里以及下面引用的数字，当然完全是随便提出来的，选用这些数字当然仅仅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一点看来是不言而预的了。但某些评述“资本论”的作者，竟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马克思引用的这类例子都是事实。“资本论”的注解者究竟能够懂得什么，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找到答案。在特兰奇凯先生的“普鲁士年鉴”第57卷中，某某施德吉曼博士发表了一篇“论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的极其肤浅的文章。他把“价值原则”说成是马克思提出的基本要求，接着他就说（第227页）：“马克思肯定地认为，人类社会为了创造人人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只需要每天劳动6小时，只要人人都工作，而且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可以了”。关于所有这些说法，“资本论”连一个字也没有谈到。如果施德吉曼先生少幻想一些，多用心一些阅读“资本论”，他就会在第246页找到下列计算数字：马克思根据从曼彻斯特某一工厂老板那里得到的数字资料，算出某一纺纱厂纺纱工在60年代实际上必须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10小时工作制条件下，纺纱工的必要劳务时间不到4小时，至于其余的劳动时间，即纺纱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则超过6小时。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工人为了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极易变化的数值。
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卢卡奇，195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 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 〔匈牙利〕卢卡奇 〔说明〕原载德国“建设”杂志1956年第9期。译者：邱崇仁、孙凰城 一 假如我们要讲到一个把整个时代分裂成两个彼此敌对阵营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追问一下，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中起作用的规律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乍一看，人们也许以为我所指的是两个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不成疑问的，从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来看，这种对立是对的。问题在于，要是我们把它应用在实际问题上的话，是否可以不必经过任何转折就直接把它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去。 非常有趣的是，列宁早在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上开始展开的时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怎么样的程度上可以把世界历史上的矛盾直接转化为政治上的矛盾。当时列宁恰如其分地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了宗派主义问题。他谈及这问题时说道，无数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国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而且把它与苏维埃的世界对立起来。列宁对此写了下面一段话： “国会制度是‘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在宣传上讲来，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废除国会制度，还是相隔很远的。几十年前，本已有理由来宣布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和很顽强的斗争。就全世界历史讲来，国会制度是‘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即是说，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全世界的历史的尺度，是以十年来计算的。迟早十年或二十年，这从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看来，并无足轻重，从全世界历史范围看来，是微不足道，甚至无法加以略大估计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讲到实际政策问题的时候，援引全世界历史尺度，便是理论上莫大的谬误。” 就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列宁在这里也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很很久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提出了进步和反动的问题，这问题跟我们今天研究的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我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会不断激烈地驳斥拉萨尔的理论，按照那种理论的说法，其他各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都是一致的反动的一边。 我们知道，这问题从“哥达纲领批判”发表以来，一直在重新出现，恩格斯会经在他的一封与耶尔福纲领有关的新建中尖锐地阐明了他的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恩格斯如何批判当时社会民主思想把它吸收到耶尔福纲领里去的拉萨尔的那种理论呢？我提出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即拉萨尔忽略了倾向和既定事实之间的差别：某些只不过还是作为倾向而存在的事物，却被这种理论当成了既定事实来对待。倾向是在有阻碍，有帮助，有滞留等等情况下使得规律发生作用的：规律从来不会是直线进行的，也绝不是不需克服辩证的矛盾的，是的，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脱离主要的方向，不利的形式反而会暂时取得优势。 为了驳斥拉萨尔的信徒，恩格斯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你们不能说，所有其他阶级说成的就是反动的一边，因为在德国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个别资产阶级政党转向反对封建社会残余，只要他们反对封建残余，他们所起的作用就不再是反动而是进步的了。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从革命与非革命之间的差异中得出来的区别。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恩格斯，像在无数次其他的场合一样，指出在尖锐地革命情况下，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将会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极其正确地说到了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政党才会证明自己是反动的，这就是说，这种倾向一直要在尖锐地革命局势下才变成事实，才发生作用。然而，在革命之后——列宁会无数次在他的讲演中论及此事——情况又变化了；可能会形成像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时的那种情况，列宁会对此非常重视，在那时起无产阶级通过租让制度向他们最大的敌人——资产阶级作了让步。租让制的资本主义也许确实能够改造俄国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帮助发展生产力。因此可能使敌人，他们本来是当时的反动派的代表，暂时起一些进步作用。 列宁在战争时期写的文章中，曾多次驳斥这样一种见解，（我现在相信，各个引证之间的关系大家是看的很明白的），按照这种见解似乎社会真的分裂成两个阵营：进步阵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社会主义革命阵营，以及反动阵营——也就是帝国主义阵营。他在一篇写于战争期间的文章中说道：显然人们有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在一个地方组成了一支队伍，大家说：我们要社会主义，而在另一个地方又形成了另一支队伍，这些人说：我们要帝国主义，于是，这样就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愚昧和可笑”的想法，他指出：“谁宣传这一种规律，谁就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列宁的许多近似的论点中，我们只要再引用一个与之相关的论点就可以了。按照列宁的意见，个别的民主要求和一般的世界民主运动的要求（今天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要求）之间的关系，就像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那样；然而部分在这里并不是机械地属于整体的。在部分整体之间会出现许多的矛盾。在一定的场合下，很可能部分与整体是对立起来的。 像这种情况的最明显突出的例子，我们会经在20年代是经历过。假如我们跟社会主义者论争了话，他们往往会向我们提出：你们说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反动派，同事你们却赞扬阿富汗国王的态度。对此我们按照列宁的精神回答说：是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今天世界上的决定性问题。假使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正面或者从侧面支持帝国主义，那么他们就扮演了反动的角色；假使阿富汗国王反对英帝国主义，反抗英国，那么即使阿富汗当时的政治结构是反动的，即使他们有浓厚的宗教的思想，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他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要从理论上察看一下这些问题复杂的全貌，我们必须认识到，把理论上的最基本的问题跟日常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乃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按照这样的看法，人们对于每一个日常问题，不管它属于哪一种性质，都可以不需经过任何转折直接从马列主义的最高原则出发去推论。我相信，像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再举例子来说明；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历史上就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如果我们想了解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同时又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矛盾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已经产生了这样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争取进步的斗争策略并不是直接由这问题来决定的。在这里，我不打算谈细节，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照耀下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无数策略上是错误由此产生的，我们毫无批判地、对于新的情况不作任何研究地把1917年以及紧随着1917年而来的革命阶段的真理简单地拿到这样一个时期来运用，在这个时期中，基本的策略已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间力量的对比了。而我们所继承过来的这些真理却是俄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中产生的。 斯大林的错误之一就是在20年代时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法西斯的孪生兄弟，这种说法甚至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时，对于人民阵线政策讲来还是一种障碍；斯大林的大错误毫无疑问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重大的策略问题的矛盾性。 在二次大战结束、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同样性质的新问题又重复出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儿也不需要详细地来述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是禁止战争，是和平共处的问题。我们时代的基本策略问题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 二 为了使我们能够认识理论的尺度，我不得不把这些问题至少策略地来描划一下，因为我们必须接着这种尺度的帮助，来批判我们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进步和反动的斗争。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可以利用的、辩证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讲，这是一个恰好表达了运动本质的矛盾。 对我们的态度讲来，这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我们时刻不能忘掉那些真正伟大的理论原则，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则。忘却这些原则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时注意，这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本身也充满了矛盾的、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上巨大矛盾的表现形式，是怎样具体形成的；这些形式的形成，在一定的情况下，需要经过一段延续的很久的发展阶段。忽略这种关系就是典型的宗派主义。这对于我们的运动讲来是急其危险的，因为反动派正在企图把注意力从与实际政治生活有关的具体矛盾上转移开去，正在企图把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化为巨大的、一般性的世界历史的矛盾。也就是说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我们知道，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曾经这样做过。我们知道，美国的反动派曾经这样做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我们匈牙利，1945年进行选举的时候，不是我们，而恰好是小农党提出了来一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的竞选口号。 为什么敌人要这样做呢？因为敌人要提前来决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斗争；他们想在形势对社会主义还不利的时候就想挑起一场决定性的冲突。但是，与此相反，在共产主义者的策略中——大约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之后——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间的斗争成了重要的问题，这斗争就成了共产主义者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划分这两大阵营的结果，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使社会主义大大地发展起来。这次大战在欧洲产生了人民民主国家；同时也产生了光辉中的中国革命。因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并不是由时代的基本矛盾，不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来决定的，这是一个真正的辩证的矛盾，它表达了真实的历史运动。因此这次斗争的具体结果会使社会主义获得巨大的胜利。 我相信，在我们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斗争，共存的斗争起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绝不能说这是历史的简单重复，但在这里却牵涉到了一个策略问题，这问题关系到整整一个发展时期，它的伟大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还将亲身经历到。 随着斯大林逝世而告终的时代在这一点上讲来是不彻底的，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因为决定斯大林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使矛盾不断尖锐化的不可避免性，这不只是在苏联的内部政策中起作用，而且也必然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幸而斯大林从这次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顶彻底的；正因为这样，在他的政策中还存在着对新时代的认识的因素。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些因素而已。真正彻底的政策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后才能被实行。对于这种矛盾的细节，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我只是谈谈斯大林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上的说演，在这篇演说中，他一方面规定了今天和平运动的地位（某些战争可以避免性），另一方面有对这个政策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做了一定的保留。毫无疑问在斯大林逝世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可以从这几件事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首先是朝鲜战争的结束，随后越南战争也停止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有可能和平共处的时代。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越过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宣步道：在我们的时代，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政策必须以这种观点为依据。这是对于过去时代的出彻底性的一个清算。 我们必须在文字上这样来了解共存和两种社会制度彼此和平共处的意义：这意思就是说，两个世界可以按照它们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生存。任何一方对待另一方都得承认这一点。我们原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么我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们愿意这样跟你们，跟资产阶级的世界一起，在和平中生活，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主动地设法跟你们接触，至于你们，你们也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规律，你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你们自己的世界观来生活。而在这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话，讨论及会晤，才有可能以尽量高级的形式来经常接触，可以从政治、经济谈起，一直谈到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可以按照它自己的法则发展，那么我们却千万不能忘记，马克思对于这些规律本身要比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们知道得清楚得多。马克思看出：规律本身的辩证法将不可阻碍地把资本主义推向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将去干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掌握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这只是说，我们深信，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自己的发展的内部辩证法的结果，通过矛盾，借助于矛盾，必然地会走向社会主义。 现在，这作为我们的任务讲来，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会把世界的一大部分卷入社会主义，我们很可能会有恃无恐地借助于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阵营武装力量的优势来传播社会主义。但是，假使我们相信。我们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和平阶段，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由它自己的发展的辩证法来引导向社会主义，那么就会由此而产生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只能在思想意识上影响这种发展。我们一方面在讨论，会谈，指导，中间影响他们——当然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原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实际政策，使得社会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广大群众成为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因此宣传和平共存适合我们对社会主义最终会获得胜利的坚定的信念深深的。我们会认真的执行共存政策及我们愈是在合乎人情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不论对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或者从我们自己发展的立场出发都更合乎人情——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为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服务。 我们会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联系愈加诚挚，愈加广泛，愈加紧密，那我们就能更好的在和平共存的条件下为伟大的社会主义胜利的目的服务。因为如果我们能使社会主义变得非常吸引人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对于群众就不再是恐怖的魔鬼了。我想的不是那些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小集团，对于他们讲来掠夺财产永远是一种恐怖。但是我们说老实话：在西方还有着无数为今天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吓退的工人，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了，当然他们的厌恶，他们惊骇的反应，是完全可以通过事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和宣传来消除的。 因此——我想这一点从以上所讲的话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不能再以抽象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尺度来衡量进步与反动，我们必须以另一种尺度来衡量，这里所阐明的矛盾同时也是跟我们最终的目的有着紧密联系的，所以它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辩证的矛盾。 三 请你们允许我现在简单的叙述一下世界文化的某几个方面的新情况，我的叙述与其说是一种有联系的分析的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提纲智领的叙述，因为在这一篇演讲中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先来谈一个我们过去很少研究的具体表现的部门，这部门就是宗教生活。在这儿我们首先必须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字说，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记住宗教不是一种孤立的抽象的思想意识，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是许多同志经常会忘记的。 如果我们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看不清实际上的矛盾，就更能精确地注意到那些使宗教消亡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这里面同时也包括我们思想意识的任务——我们如何来尽量发挥思想意识所能起的作用，以加速创造这些使宗教消亡的条件。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指出，今天虔诚的宗教心理的基本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的不稳定性。因此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就是在战后，在冷战时期中由于对原子战争的恐惧，宗教感情对许多人来说是特别加强了。同时这些时代的大问题也影响到大部分信仰宗教的群众；世界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可能对他们毫不发生作用。因为宗教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不是一种为某一个别的教授在他的讲坛上所宣传的抽象的思想意识；宗教的信徒有几千几百万，他们参加者世界上的社会历史生活，历史生活的大小事都在不断地影响他们。 我们在这里碰到一个极为有趣的矛盾。20年代的时候，在基督教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巴尔特学派”，这一个学派在理论上根源于一个最反动的哲学家——根源于丹麦人基尔凯加尔特。我现在不能够详细的论述这一学派的理论，谁对这学派感兴趣，可以在我的“理性的破坏”这一篇文章中找到一大截关于基尔凯加尔特的评论。基尔凯加尔特学派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个世界的进步发展的立场来看，危险性很大的路的教派的基本命题是：不论什么，政府都是上帝指派的。这也就是说不管某一国的政府性质如何，基督教的信徒宗教职责在于全力支持这一政府。巴尔特领导的基尔凯加尔特学派在希特勒政府时代就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出现，他们否认他们的宗教职责是顺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支持他的政策的那种路得派的学说。我相信我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认识尼茂勒的，他会经在布达佩斯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有成百上千个拥护尼茂勒的基督教牧师被关到集中营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思想意识上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服务。同样的矛盾在今天也存在着，因为巴尔特和尼茂勒的拥护者反对阿登纳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和平政策，他们甚至于还是和平政策的最坚强最有力的先锋战士。 这是很清楚的，他们这样做是在那里为和平共处服务，从他们无数的文章和言论中看来，而且还是有意识的在那里为和平共处服务。因此很明显，在这儿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有趣和有利的矛盾，这是反动的基尔凯加尔特观点这一基本思想意识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采取的态度之间的矛盾，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目前的时代的具体情况、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的斗争的口号和倾向所导致的。 这种关系当然并不是经常很显著的。在像天主教的这样一个有集中统一领导的教会中，这种关系就更加复杂。然而说整个天主教教会和宗教、整个僧侣阶层，只是华尔街开设在罗马的分店的，这种宗派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在我们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天主教跟华尔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性质的联系无疑是存在着的，但是这当然并不能包括天主教在今天的形势之下的全部问题。 我现在以一种极端情况做例子。不久之前在法国发生了一次冲突，因为教皇禁止的所谓工人神父的活动。什么人是工人神父呢？所谓工人神父，是一些信仰坚定的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因法国无产阶级的贫困而深受感动，并因之而感到气愤，他们看到，舒适地坐在教堂里，只是在星期天给工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人做做祷告的神父的话，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必然会成为耳边风。这些神父因此而到工厂去当工人，他们以工人的身份在工人中继续他们的天主教的宣传。有趣的是被这种宣传吓倒的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那些教长和教皇，因为他们害怕工人神父很容易与共产主义发生接触，因此很容易使他们相信，支持共产主义比支持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更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学。 教皇因此禁止了工人神父的活动，只允许他们做平常的神父做的工作。 在这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的充满着深刻的矛盾的本质。为了使大家不致发生误会，我随即要指出，在天主教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奥国就出现了所谓基督教社会运动，这运动企图以欺骗社会为手段来影响群众；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越来越受大资产阶级的公开影响，另一方面——这一方面对于评判今天的形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希特勒的(不是宗教的)欺骗社会的政策在世界史上崩溃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第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空前高涨时，欺骗社会愈来愈成为一椿极其冒险的事情。因此那些所谓基督教社会民主党逐渐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 然而工人神父这个例子，正表示出尽管天主教的教会禁止这些运动，但是这些运动还是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禁止工人神父的活动并没有使天主教内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奋斗停止存在。其原因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世界里的九亿人中间，有好几百万人是忠实的天主教教徒，担心这些教徒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联系将随时间之推移而终于完全终止的这种害怕心理，是有根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就会看到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会发生相同的作用。战前、战时和战后，在全世界发生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变化，同时也对那些信仰宗教的群众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人跟其他人一样也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 这些问题在工人运动的宗派主义倾向最少的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不是偶然的。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已经读到了，弗罗伦茨市长拉·比拉——他是属于天主教民主党的左翼的——否定天主教对资本主义负有什么责任，他企图在天主教内寻找消灭群众的贫困、改善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至于问题的细节，我在这儿不得不加以放弃。但是尽管如此，拉·比拉在弗罗伦茨还是胜利了，天主教民主党想夺取共产党的老根据地波罗那的议席，他们也把一个拉·比拉类型的名叫杜塞蒂的天主教民主党人推为他们的候选人，而这一个人多年来一向是被资产阶级这一翼的人搁置在一边的，因为他们看到，这次斗争只有用这样的口号才有获胜的可能性。他们在波罗那当然并没有成功。 再也没有斥责拉·比拉，说他的理论见解和实际的经济政策不彻底，这样的是更无聊更简单的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只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忽略掉这一现象的重要特性。当代的世界史上的各种事件同样也会促使信奉天主教的群众发生强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这样一些天主教的态度之中，他们想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之内，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新解释，来解决天主教的教义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 按照我的看法，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一运动的开始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已经做到的那样，认识到我们这儿也许正在产生一个非常广泛的运动，跟这一运动发生联系，适当地影响它并与它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大家都知道，陶里亚蒂的政策重点之一正是要与天主教民主党中的这一翼取得联系，并且要加强与纯粹的资产阶级那一翼相对独立的这一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肯定这一重要的运动，运动的今后的可能性至今还不能够预测。 但是天主教教会的这种情况也在它的最高领导中间，在官方的天主教的神学和哲学中表现出来。我们都知道教皇已经宣布反对原子战争，此外他还发表了两个与之相呼应的声明。他一方面与那种认为天主教教会与所谓西方文化完全相一致的说法保持距离；我们可以看出，教皇在策略上要比许多美国的政治家灵活得多，那些美国政治家干脆把西方文化与天主教等同起来，机械地把两者与东方的无神论相对立。教皇说天主教不受任何个别的文化的约束；按照他的意见，人们不能够把中世纪的文化完全作为天主教的交化。他说天主教的本质是不变的，可是天主教经常不断地吸收那些它认为对它自己有用的东西，当然它也吸收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思想。 在教皇后来发表的另一个声明中，他却又肯定地宣布，和平共处必须无畏地、丝毫不被曲解地予以实现。在这篇声明中，他也接触到对天赋权利的批评。请你们允许我，让我只用一句话来引起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注意，因为这不仅仅在天主教的论战中才发生作用。在哲学和法学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往往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生活、个性的自由等东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基础——不是从某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中产生出来的特点，而是天赋权利的公理。现在教皇在这个问题上比许多资产阶级的仆从要高明得多，他虽然说个体不能完全融合在集体中，但是他同时也警告说，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过分强调完全从自我出发的个人。纵使他的话有许多保留的地方，然而他到底还是谴责了资本主义绝对保护教论的“天赋权利”说的论据。 争取和平共处的奋斗的征兆逐渐可以从这几方面看得出来。在这些征兆中，也显示出了这样的恐惧——他们害怕最后完全失掉千百万生活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的教徒，在这些征兆中同时也反映了希望和平的群众对各方面施加的压力。这一切也反映在今天的天主教神学的理论中，有一些伸出的神学家不再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普通的唯物主义的一种变体，只需一挥手就能把它打倒的；相反地他们感到有必要来认真地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例如一个名叫勃洛克穆勒的耶稣教的长老这样写道：我们不必打倒布尔什维主义，却必须使布尔什维主义收洗礼，把它按照天主教的精神来加以改造。罗马教皇大学的教授范特尔指出托马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臂如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托马斯主义与中世纪世界观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 上面提到的那个勃洛克穆丝引证范特尔的话说，如果圣保尔在异教徒的哲学中找到了那么多的论据的话，说不定他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基督教而运用这些论据。这儿就存在着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和宗教界的思想意识的代表之间进行讨论性谈话的可能性，这种讨论在过去多少年中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在一种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格拉兹地方的一名叫做莱定的神学教授发展了范特尔的思想，他说，在马克思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之间能够被找到的逻辑的相似之处有它们共同的哲学的和历史的根源：圣托马斯的理论根源说亚里斯多德，马克思的根源是黑格尔，但是亚里斯多德是通过黑格尔的媒介来发生影响的。这种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还并不仅局限于神学家的圈子之内。莱定到莫斯科去过，他在那里受到了米高扬同志的接待；他甚至还在莫斯科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中参加了关于无神论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要对这一切问题给予准确的评价，我们当然不能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似乎天主教的哲学现在和我们“接近”了。恰巧相反，一方面这些神学家们企图用这种被他们所发明的相似之处来来拉住动摇的信徒，并在某种情况下争取新的信徒，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这一切相似之处和他们所依靠的论点在客观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罗马教的神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都把他们的全部论点建立与历史上都是虚假的相似上面。在16世纪时，天主教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陷入巨大的危机中。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把基础建立在封建思想意识上的天主教，在这块反对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基督教教派的斗争中，似乎是要失败的。反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天主教不惜一切牺牲摆脱了与封建主义的联合，并且借助于耶稣教与兴起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当时的国家形式——绝对君主政体——建立了频繁的联系：罗马教总算渡过了16至17世纪的危机，罗马教总算创造了再度兴盛的前提。 新问题虽然只是在形成中，但是我确信：在天主教中有许多人感到，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不管情况如何总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命运，这对于天主教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为了在宗教的内部求得另外一种解决，摸索性的尝试现在正在开始。 我要强调一下，上文提出的历史上的相似在客观上是错误的，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有些天主教的作家，例如前面提到的勃洛克穆勒，正是跟这种相似的说法有关系的，他们极力赞扬过去改革的成就。至于当时的改革的社会根源，大家或多或少总是知道一些的。我再重复一遍，这种相似是虚假的，因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本谈不上什么“相似”，也谈不上这些理论都是站得住脚的和中肯的。我们对这运动感到兴趣，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在开始的危机的前兆，这运动使彼此间有进行接触、进行讨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像碰到任何其他问题时一样，在这儿也出现了列宁式的问题：谁战胜谁。我们在这儿面对着一个本质的理论问题，这问题列宁会经常借着谈另外几个问题的机会提出来过，但是这问题从来没有人把它提的像我现在所要求提的那么尖锐：我认为，在每一种宗派主义的后面都隐藏着潜在的失败主义。这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失败主义，就是如果我们在上面引证过的情况之下，以自由争论的形式来跟天主教的神学家较量，这时候如果没有组织的支持，只靠我们的知识和论据来取胜，那么在这块自由争论中，我们就会无可挽回地遭到失败。因此如果我们老是重复报纸上全部关于宗教的陈词滥调，防止与持有相反见解的人发生自由接触，防止与他们争论，这样做对于那些宗派主义者来说要简单得多。我一点也不想说，我们在直到斯大林去世为止的时期中教条式的使用的方法，在什么程度上是适合于这样做的。依靠这种我们习惯了的“启示录”，我们在这方面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如果我们要能够成功地跟范特尔或者莱定之类的神学家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使他们的动摇的信徒更加动摇，要使他们的信徒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那么我们必须非常透彻而坚定地认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能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因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想顺便在这儿问一下：如果有一个哲学家——他连黑格尔的著作都没有念过，更不用说亚里士多德了，因为他从日丹诺夫的话中学到据说黑格尔是一个反动哲学家，他的辩证法是反动的——像这样的哲学家，者这样一次争论中，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谈话，在具有精湛的古代辩证法的知识的天主教神学家在述说他的论证的时候，那位宗派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只好在他面前目瞪口呆了。相反地，假如我们打倒宗派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照列宁的精神来解答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这方面，客观的世界形势给我们许多进行巨大的攻势的机会；可是一般说来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很软弱的防守地位中。 去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人士的机会，和今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谈，都证明这一运动是自发性地产生的，在上述的两次集会上出现的来自各种宗教派别的代表，要比在以前任何一次集会上的多得多。意大利的代表们非常正确地着重指出这种情况，和平运动不仅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种指正，而且还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过去在使动摇的阶层接近我们方面，在争取这些阶层的方面，做得太少了。 四 我所谈到的这种变化当然并不只限于宗教；是的，确实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在宗教界所表现的暂时还是最微弱的。但是这种变化——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哲学方面表现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众所周知的现象中，就像在萨特近几年来采取的立场中所表现的那样。萨特在一个月之前，当埃尔维被法共开除出去的时候，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其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所讲的一些话。他（这人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而是一个探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表示说：整个资产阶级科学处于一种危机中，资产阶级的哲学不能创造出新思想来，他们不能有效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在这点上讲，唯一能有效地起作用的世界观——我再次引用萨特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应用来在法国流行的一个词“马克思化”，他以“马克思化”这个词来描写一些少数的科学家，在这些科学家那儿可以找到某些成果，可以找到指示未来的论点及论文。他说：每个人都在等待马克思主义来改革科学和文化；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肯定说：但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创造出能以某种方式来满足这种期望的科学著作来。 我相信，萨特所描写的这种情况一般讲来是正确的。他再度指出了随着冷战的崩溃而产生的我们的无可限量的可能性。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虽然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却以某种相当明显的暗示来表示，他们还在想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还在想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会自然而然地破灭或者可以用暴力来清楚掉。因而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者就没有考虑到，在这样一种理论战线的新情况下，唯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取得能够在非马克思主义才会取得能够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中（相对地说）散播影响的成就，只有他们才能够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引导到新的道路上去，而且也许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的思想意识的真正优势。 萨特的态度的意义之所以这样巨大，是因为他的存在主义是战后唯一比较新颖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及其广泛，早已超出了经院哲学的范围，在存在主义之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就不能再创造出影响这样大的世界观了。因此，如果萨特坦率地说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如果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使人脱离这种危机的出路，那么他的国际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萨特自己也还没有寻找出解决危机的方法，那么这就更加说明我们的可能性和我们的责任是多么巨大了。 但是过去阶段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却在阻碍我们实现这些可能性。在这里我只指出两个主要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清楚。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内在批评问题。我们知道，所谓内在批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我们从要批评的思想家的前提（以它为前提，但是承认它是对的）[1]出发，把这些前提加以推论，然后证明这个出发点和由此而推断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只有在这样的辩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不同世界观的代表之间进行有益的争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断地使用内在批评，然而今天应用这种内在批评的人却被那些以斯大林的死而告终的时代的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客观主义”。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只要承认这样一种批判方法，即追究一切的见解的阶级根源。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一方面它绝不是唯一的批评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似乎又为宗派主义所歪曲了。宗派主义者（错误地理解党性的人）只是用这种发掘阶级根源的批评方法来进行谴责。请允许我从实践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当我在1947年在文章中论及存在主义的时候，我企图从法国“抵抗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从与法西斯压迫相对立的抽象的“否定”推论出存在主义的抽象的自由概念，我指出，在解放后，具体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势必会发生存在主义的危机。在我的书中我指出了危机开始的那种征兆，而且我认为，危机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这种预见。现在，在世界新闻中出现了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有关这部书的批评，他认为我是企图为卑鄙的、反革命的唯心论作辩护，说我在法国的抵抗运动中寻找存在主义的来源。 如果我们以那种在过去十几年中在党性的借口下产生的、被歪曲了的、受着教条主义的束缚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尺度，那么在国际战场的斗争中，同样在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各种斗争中，我们会陷于什么样的境地，这是极为清楚的。任何分析都被取消掉了；空话和完全无目的的辱骂代替了分析。此外，我还想以最后一句话来说明我从上面这些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这种宗派主义往往是由这种思想出发，即认为阶级斗争或革命会把崩溃中的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思想消灭掉，而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哲学是处于自动瓦解的时期中。 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一阶段作一考察，重新作一番观察，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在思想意识的领域中也必须使用列宁对于罗莎·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批评，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会随着经济的必然性而崩溃。列宁说：不，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崩溃，人们必须推翻它。现在理论方面所谈到的，正有点像这样哩。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将不会自动崩溃；资产阶级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科学陷在一个思想危机中，但是我们必须推翻它，打倒它，但是，不是借助于红军的武器，而是以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的知识和专门知识的武器来推翻它。 五 请允许我现在对文学和艺术问题讲几句话。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是彼此对立着的。颓废艺术的内部——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显露出了要发生内部危机的征兆。也许我可以借助下面这样一件事情来描绘一下这种情况：一个起着领导作用的德国的音乐批评家和理论家阿图尔诺——他说颓废派音乐的一个前哨战士——不久前曾写过一篇关于颓废派音乐的没落的文章；他作为一个哲学思想家并不把这一切归结为正式的音乐理论问题，他却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他认为这颓废音乐的基本感情之一就是恐惧，就是对恐怖的刺激性的描写。请容许我为了说明问题而指出这样一件事情！汉斯·艾司勒——杰出的德国共产党员作曲家写到兴贝克时说道：这位作曲家远在人类发明飞机之前就表达了躲在防空壕中的人们的那种恐怖感觉。从这些见解中大家可以理解我要讲的是什么。阿图尔诺说道：音乐，即是说颓废派的先锋的音乐，在我们的时代正在走向没落，因为在我们的作曲家中那种恐惧、惊骇的感情的真实性和是在性正在消失中。我把这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见解。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德国抽象主义的绘画方面也看到了相类似的情况；德国美术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不久前才去世的卡尔·霍夫曾经尖锐地反对过这种抽象主义的倾向；甚至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方面，也对抽象主义艺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我还举一个例子：甚至像卡马斯这样一个右倾的作家（有些人也许反对他对萨特进行的论战），他在文学中是最时髦最先进的人物之一，在不久前曾为罗哲·马丁·杜·迦尔的全集写了一篇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说道：当我们，先锋作家只能使一些虚伪的活着丑陋的幽灵似的形象再现的时候，罗哲·马丁·杜·迦尔却在谈论活人，谈论典型。 这样的意见我们要多少就可以举出多少。这些意见证明，在颓废的先锋艺术中，正像在其他文化领域中也开始进行进步与反动间的斗争。这里，我不想对这种发展作详尽的分析（虽然我认为这在实际上是重要的），我宁愿把那些从斯大林时期承袭过来的观点指出来，因为这些观点对于有效地参加这个斗争是一重阻碍。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观点曾经在我们这里占过统治地位，我认为，一部分甚至在今天还在我们的文学理论中占着优势。 第二点，我们把颓废的标准理解得特别教条主义化了。我知道甚至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人甚至把托马斯·曼也算作是小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家；由于这种见解，便使我们反对形式主义的论战建立在十分庸俗的、真正形式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论战完全忽略了真正的矛盾，这样当然不能说服任何人，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阵营里的人的。 第三点，我们往往以狭隘庸俗的政治观点来批判文学作品及作家们。我在这儿想起了在苏联的一段见闻：绝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辛克莱·刘易士，曾经在一部不算怎样好的长篇小说中漫画式地刻划了一个共产党的女干部和她的宗派主义的机械式的说话方式，并且用夸张的笔调模拟了她的日常用语。但作者还是把她描写成是一个忠实、正常、可靠的人物。由于这种缘故，辛克莱·刘易士就被长期驱逐出进步作家的行列，人们从此也就根本不再接触他的作品……此外还有顽固地反对一切客观性，按照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的精神固执地、教条主义地来理解党性的现象，这一切也同样是一种障碍，这些错误的见解助长了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助长了把远景当作现实来描写的风气，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写的文章中会不断地指出过。 下面这点事跟这些错误有关的，应该把它强调出来：尽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进行真正的思想斗争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发现和发掘社会的真正矛盾是特别重要的（这也只有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然而在这斗争中证明我们具有真实而富有创造性的优越性，更是有决定意义的。 像萧洛霍夫的“静静地顿河”或者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这样的作品，已大大超出了我们党的范围而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假如我们不加批评地对于平平常常的作品也加以赞扬，就像我们在这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而且遗憾的是即使到现在也还在继续这样做，这样，我们就不是在宣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是在损害它的威望了；现在形成了那么一种公开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那么一些平常的、机械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正是为我们的批评家所捧上了天的。这种一律看待的作法，也是宗派主义的一种特点，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国际文化政策方面）（在我们方面也是如此），这样在我们的艺术创作方面，我们当然就不会以事实上也许在我们自身中存在的那种力量来登上世界舞台。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把国际问题搁下，而回到我们本国的问题上来说几句话；当然在这儿同时也谈到了国际问题。我刚才说我们没有以我们在自身中存在的力量登上世界舞台。我曾经在国外旅行过很多地方，常常跟外国的作家和批评家晤面，经常跟他们谈话，我敢说，蒂波·德瑞同志的长篇巨著[2]如果以各种语言来出版的话，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讲是一次新的胜利的战役。而相反的，我们没有那么做，却人为地千方百计阻止这部作品以外国语出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一般性的问题。在文学和艺术中今天并不存在那种往往在剧烈的革命形势中得以显著地反映出来的那种形势，在那种形势下，朋友和敌人就像两个阵营般地对立着，但在文艺方面，却有许多特别复杂的转变，例如有些诗人只是形式主义地对待问题，可是他们内心的企图却是为了指示出保持和平和进步的方向，再如有些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由于自然主义的倾向而看不到远景。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于要从全面来观察事物，从和平共处的观点，从今天的战略观点出发，无偏见地评判作品，和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支持每一个真正合乎时代要求的进步运动。要支持这些运动，完全应该那样，因为转而反对颓废主义的艺术和世界观会使无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有关的作家和艺术家处于孤立状态，那时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理解，对他们就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支持了。 我们的动摇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好像除了赞扬提及一棍子打倒以外就没有中间立场似的，这种批评是不能加速正在发生的分化过程，只能把那些原来已经有向我们这边靠拢的倾向的人驱逐到反动阵营中去。 ※※※ 关于文化方面的情况，上面所讲的只能算是一个粗略的概括，很显然，二十次党代会的成就在这种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今天可能还有些人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的宣传企图把整个问题贬低为一椿骇人听闻的新闻、一种揭露或者是一个故事，而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没有在二十次党代会以后作出显著的改变，否则的话，是能够顺利地把这种到处出现的反动进攻击退的。 但是制造骇人听闻的消息的人得势的时期是一定会过去的。资产阶级想把二十次党代会的结果转过来反对我们的企图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是期待二十次党代会的成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那种愿望是建立在能否真正理解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一次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彻底清算；这不仅是我们去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前提，而且也是我们能够影响这个充满矛盾的、逐渐在分化的新世界的前提。我们知道，每一次真正的（不只是报纸上的赞扬赞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文化官僚机构称颂一番的）对我们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说明，都能表明，全面的发展民主只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的进步将有助于促进和平共处，有助于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加速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发生的分化。如今我们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始时期，但是这些可能性是无可限量的。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战争与和平，冷战与和平共处，殖民压迫与民族自决之间的界线，就是我们时常难以划分的今天的进步和今天的反动之间的界限。自从赫鲁晓夫把问题揭露以后，资产阶级正在再度从事于绝望的尝试，他们希望形成一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战线，我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应该补充说明的是，那些为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所束缚住的同志们，在其不自觉地在客观上帮助了他们，并且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跟民主、自由、法纪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教条的汇集，在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不会产生科学和艺术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数十年来为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所俘虏的同志们并不是愿意这样的，然而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愿望好不好，而是在于他们的观点是否客观和符合辩证法。 我们现在就正处于于二十次次党代会有关的转折时期中，这个时期也许是为时间很短的，至于它要延续多久，大部分要由我们来决定。在这情况下，我认为共产主义者之间展开国际性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扩大及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是很重要的。这转变将延续多久，这斗争是胜是负，全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借助于新时代的新方法，做出在开始时也许是很微小的然而是真实的成绩来，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不仅以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个事实，而且以新方向的具体的发展，来影响正在世界上产生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发展，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加速这种发展，能够影响它，使它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20次党代会以后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坚决的清算现在已经告终的时代是我们的义务，这不仅是每个人对祖国顿号对党的义务，而且——这是我要在这报告中阐明的——这也是世界的发展以及进步力量战胜以新的形势出现的反动力量的重要因素。 [1]此处也许原文有错误，按理应该说“以它为前提，但是并不承认它是对的”，或者说“以它为前提，并且承认它是对的”。——译者 [2]即小说“回答”，关于对它思想内容中所表现的错误的批评，见译载“文艺报”1954年第11号上的约·里瓦伊的文章“评一部小说”。——编者
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在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匈牙利〕卢卡奇，1956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 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 ——在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匈牙利〕卢卡奇1956年1月 〔说明〕原载1956年1月15日德国“新德意志报”。译者：张佩芬 我们的文学中存在着困难，这一点，贝希尔和希格斯都曾在他们的报告中接触到了，这绝大部分的困难的由来，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学的伟大、有成就以及它的社会思想的优越性。这在远景问题上特别明显。到今天还要来讲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远景问题上，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陈腔滥调了。我们文学的优越性性在远景问题上最清晰最的显示了出来。 当我们具体的观察事实的时候，当我们阅读我们大多数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在创造远景上存在着许多问题，我现在敢讲，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在于不正确的塑造远景，在于对远景的机械的表现上。 我想稍微说一下什么叫远景。首先，这一定是某一件上不存在的东西；要是他存在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在创造着的东西是说来就不是远景了。第二，这种远景不是一种空想，不是一种主观的幻想，而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社会的发展艺术地通过在一定情况下的一系列人物的发展表现出来的。第三，远景是客观的，不是宿命的。要是它是宿命的话，那它就绝不是远景了。由于它还不是现实，所以它才是一种远景，但它是一种通过实践、通过行动、通过某些人——这些人表现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倾向——的思想，通过这一切就能具体实现的真实倾向，这种要经由错综复杂的道路才能实现的倾向，或许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并且，艺术作品不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能中断，但是这个中断并不是说就此一切为二，这儿出现了一种完全特殊的现实，这种现实我们可以带着深刻的感动在正确地创造出来的形象中经历得到。 请原谅，我现在要举的第一个例子，就不是从我们的文学中提取出来的。我们想一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吧。“战争与和平”正文是结束了。那些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俄罗斯人获得了胜利，两个主角，换句话说就是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彼得·贝佐霍夫重又团聚了，小说是结束了，可是托尔斯泰给这部小说添了一段尾声，在这段尾声里，不仅描述了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彼得·贝佐霍夫的关系的继续发展，而且也写出了其他各个主要人物的此后命运。这样一种结尾是塑造了一种未来的结尾，这个未来是和小说本文仅仅贴紧紧地联系着的。这个结尾发展了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我们能看到，归家途中的彼得·贝佐霍夫在彼得堡的谈话述及了俄罗斯内部的革命，一种由俄罗斯进步贵族推动的内部革命。后来我们在历史上称之为十二月月革命。年轻的包尔康斯基的梦想极清楚地展现了这条道路的未来发展。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惊人的艺术性的对远景所创造出来的形式。一方面是深刻的历史真实，这个历史真实是从十二月革命的卫国战争的经历和体会中提炼出来的，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怎样透过个别人物的个别命运，预示了十二月革命的道路。 可以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事实上，特别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后期发展中，有很多这类小说，这些小说就这一点来说不能算是有远景的。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有远景，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了。问题在于如何充分的表现这种思想。这样说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远景就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又是对一个整个的伟大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与个别的人和个别的命运相比实事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存在的，一种纯粹抽象的概念，一种纯粹的理想。 当我们好好想一想，那么这个尺度就很明显了：一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典型，所塑造的形象的个人特性能有多少远景呢，有多少远景迫切的要求这样来塑造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的个性以及人物的典型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或者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惊讶发现，这些作品的直接远景是多么的微弱。 试举肖洛霍夫的巨作“静静的顿河”为例。肖洛霍夫是怎样结束他的小说的？他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几年内战之后，哥萨克的村庄已经和社会主义协调了，而不是这个村庄已经社会主义化了——他已和苏维埃政权和好，愿意和苏维埃政权和平的生活下去。 当然，这种远景在不同作品中，根据作品所要表现的时代，根据各种人物形象，是永远不相同的。但是，这里包含着真理，这永远是一种相对的、有节制的远景，为什么连那部最著名的小说，那部内容极具丰富的小说——我还想拿“静静的顿河”来作例子——也只包含着一个发展阶段，而它的远景——列宁这样指出他的缺点的——却只能具体的照亮下一步，下一个环节。要是一个作家跃出了这个范围，那么他就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使他的形象概念化。或者，这将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了，他必须会把它作为思想家，作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所想塑造的那种远景硬行塞到他的形象身上去，这样就会使形象歪曲，产生概念化以及其他种种毛病了。 事实上是这样的，人总是慢慢的经历了非常艰苦的反抗之后才理解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慢慢的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为了正确的理解这条道路，经常需要走许多弯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文学中也有这样许多情形，有些人出于一种全然是善良的意图，想使这种转变飞快地进行，想使一个才规定不久的目标很容易的就被达到。很明显的，很多作家在远景塑造方面选择的第二条道路；但是他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他们把我们现实的远景当做已经实现的现实表现了出来，那么现实就超过了已完成的社会主义的抽象云景了，我知道这样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出现了具体的、只对个别人有用的共产主义远景。 我认为，这样就把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带入了了我们的文学中来了。最后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就是我刚才讲到了的，我认为是有这双重错误的。一方面它过低估计了阻碍和旧的残等，特别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在他们的灵魂里的旧的残余，另一方面，它有过高的估计了迅速实现的结果，由此而做出一副歪曲现实情况的图画。 要是世界能够仅仅通过一个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问题的提出而改变的话，要是每个人碰一下这种理论的魔杖就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话，啊，同志们，那么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人类从前的历史的结束了。结束人类从前的历史需要我们——就像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进行几十年的斗争，不仅为了战胜敌人，也为了克服我们自己身上旧残余。 什么是“大团圆”呢？“大团圆”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结尾，这种结尾没有社会信念，没有明确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能够从个别的和典型的情况中真正有机的产生出来的。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和的巨大错误，不管他的理由是多么充足，就在于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文学从正确的乐观主义引到一种陈腐的、没落的“大团圆乐观主义”中去。 马克思说，真正的向前迈了一步比任何一个措辞漂亮的领域都要有意义。文学也唯有这样才能有意义，有非常大的意义，要是它能够通过形象把这一步表现出来的话。如果我们的文学中只是把一种领域性的要求表现为现实——这是我们的远景和现实问题——，那么我们就完全忽视了文学的现实任务。 列宁说，现实永远比最优秀的思想，甚至比最优秀的党的思想都要更要机智，我相信，在远景问题的后面，隐藏着我们的任务，作家的任务恰正在这里，就是要揭示现实的这种机智。作家把现实就像他本身所进行的那样揭露出来，那是非常简单的。但一切在弯路上的东西都是非常复杂的——而几乎所有人都要走弯路，要是他们想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在这种机智里，人们的愿望以及一般的目标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而作家的智慧就恰正在于对典型事物和个别的事物做出一种正确的估价。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唐波夫省利茨佩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个破落贵族地主家庭。祖先是鞑靼人。父亲是退职上尉。母亲是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近亲的后裔。他中学时代就在语言、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显示出浓厚兴趣和卓越才能，被同学们誉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课余则发奋钻研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他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19岁参加革命民粹派组织，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1880年底，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欧达37年之久。 流亡的最初几年，普列汉诺夫接触了西欧的工人运动，认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于是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从巴枯宁式的唯心史观信奉者变成了唯物史观的拥护者。与此同时，他还像学生似的在日内瓦大学，后来又在巴黎的索尔朋听教授们讲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地质学、有机化学、解剖学、动物学的课和人文科学著名学者的讲演，或者一清早就上图书馆阅读各类科学书籍，做了几十个笔记本的读书摘记和听课记录。他通晓德、英、意、保、波等各种欧洲语言，尤精法语，能够流利地用法语写作和演说。这对于他踏实学习和深入研究先进的西欧文化以及顺畅地同各界人士交流思想都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1883年9月，他在日内瓦组织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劳动解放社”。在这个小团体中普列汉诺夫是公认的思想领袖。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并把它们秘密运往俄国散发。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美学、文艺评论和历史等方面的论著，捍卫、论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批判了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康德主义、经济主义等俄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潮，分析了俄国革命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理论问题，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革命骨干，为联合国内外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它还建立并且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同欧洲（主要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牢固联系，交流了彼此的革命经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这些活动，普列汉诺夫成了第二国际的著名领袖、国际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据说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普列汉诺夫：他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又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大14岁。他不仅是思想上帮助年轻的列宁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而且是帮助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导师之一，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把列宁引入第二国际领导层的推介人。也正是由于他的引荐，列宁才很快结识了第二国际各国著名领袖。 1900年8-9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通过艰巨而曲折的谈判，达成了共同编辑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协议。同年年底到1903年10月，是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并肩战斗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最光辉的岁月。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劳动解放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而且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打下基础并一直领导党的理论家和著作家”，他们“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列宁全集》，第4卷，第203、226、292页）。 1903年11月，刚刚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即“少数派”）。作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采取退让妥协的政策，并且自己很快就走向了孟什维克一边。在组织问题上，他反对列宁“集中主义”建党路线，认为这种路线会破坏党内民主，容易导致对党员的专制。随后由于发生了1905年革命，又在策略问题上采取了同布尔什维克尖锐对立的立场。他认为来临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而农民则具有两面性，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他们具有革命性，作为私有者则具有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可能建立牢固的战斗联盟并实行革命专政等等。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策略观点给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不过列宁又认为从1903年11月到1914年8月这段时期，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这个时期的总的特点就是动摇性，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摆来摆去。所以列宁称他是一个“特殊的孟什维克”，说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所谓特殊立场的意思，不仅是指他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好多次脱离过孟什维克，不仅是指他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抨击了取消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战斗联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捍卫了党和革命，而且，与此密切联系的，是指他作为“孟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在哲学上坚持了“正义的事业”。列宁特别高度赞扬了他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进行哲学“整顿”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比之为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像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启蒙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主张按照马克思的榜样，在战争中力求区分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找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德、奥等同盟国侵略者，保卫祖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继续鼓吹俄国进行卫国战争，号召工人阶级团结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周围，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四月提纲”。他不同意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赞成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区域所实行的一种政策。他显然认为，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善于自我调节的社会制度。他援引马克思的重要原理说，“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以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俄国经济相当落后，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前提条件是雇佣工人构成国内居民的多数和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长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等等。所有这些条件当时俄国都远不具备。因此他继恩格斯之后警告说，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但是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拒绝了白党分子要他出来领导反动政府的建议，没有参加反对新政权的活动。因为他认为自己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四十年，即使这个阶级走上了错误道路，也不愿和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进行反对它的斗争。1918年5月30日，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物资匮乏、病情加剧、孤独凄凉中与世长辞。 普列汉诺夫1917年2月回国至1918年1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团结报》、《我们的团结报》上（前译《统一报》、《我们的统一报》，应予改正），共发表了146篇文章和演说。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在祖国的一年》（有中译本）。据说列宁晚年，一次布哈林去看望病中的列宁，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此书，连忙惊问：您怎么看这本书？列宁回答说：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见费希尔著：《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 作为政治家，普列汉诺夫不是强有力的。他不具备超凡脱俗的领袖气质。他背后没有忠于他的铁杆部队。他领导的“劳动解放社”不过五六个人，而且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从事组织工作。所以他最终都未能成为强大政党或派别的领袖。 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名垂青史，主要是作为博学的著作家、思想家、理论家。自从1890年第一次发表历史哲学专论《评梅契尼柯夫的书》直到1917年出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哲学上他始终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1903年以后也仍然如此。这特别表现在对马赫主义、造神派、寻神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以及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大量美学、文艺论著上。但综观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可以说理论上富于创见、实践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大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如《黑格尔逝世60周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唯物主义史论丛》、《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地址的信》等。其中尤以《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为最。这本书代表了他一生所达到的理论水平的最高峰。1903年以后，在哲学原理方面虽然也写出过像《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这样的优秀著作，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然而在运用现成的原理分析宗教、文艺，特别是俄国哲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方面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卷帙浩繁。按照列宁的指示，1923-1927年苏联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全集》24卷。后来苏联学者整理并陆续编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若干遗著、手稿和书信，如《普列汉诺夫遗著》（8卷，1934-1940），《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3卷，1973-1974），等等。1956年为了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了5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6-1958年，中译本则出版于1959-1984年）。这套取材于《全集》和《遗著》的著作是迄今为止他的哲学著作的最好选本。 从内容看，普列汉诺夫著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多个领域的思想史、美学、文艺评论、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政治思想、政论等等。其中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提出了不少的创见，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至今不仅保持着战斗的意义，而且仍然是人们开启智慧的源泉之一。 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流畅优美，旁征博引，极爱论战，文风清新明晰泼辣，兼具法国式的奔放风趣，德国式的深邃思辨和俄国式的渊博简洁的特点，是著名的俄国散文家。他的一些文句被人们视为典范的俄语收入权威的俄语辞典。他翻译和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奠定了现代俄语的马克思主义语汇的基础。这些，也都是他的一项毋庸置疑的不朽的文化功绩。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学术功绩和历史地位曾经有过两条基本的、纲领性的评价。一条说：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另一条说：他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巨人，他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齐名的“大俄罗斯”进步“民族文化”的卓越“代表”。
第三章英国工会运动的诞生（1764—18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三章英国工会运动的诞生（1764—1824年） ↘工人的抵抗 ↘破坏机器和起义 ↘罢工和工会 ↘行会和工会 资本主义诞生于英国，因此，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也就发源于英国。在这一章里，我们从1764年起开始这是因为一个名叫詹姆斯·哈革里夫斯的纺织工人在这一年发明了珍尼纺织机，从而真正开始了产业革命。这种机器可由一个工人用手运用十六到十八个纺轮组成的联合纺织机，而不是传统的以一个纺轮构成的纺织机。像我在第一章里已经叙述过的，在这个主要发明出现以后，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其他新的发明。产业革命于是开始了。 发展中的英国资本主义于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输入52800万磅”，超过一百倍以上。“1738年，约克郡西部地区生产了毛织品75000匹。”1834年生产了94万匹。那时纺织业是英国的主要工业——也是以后一切终于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的主要工业——但是其他工业也在迅速地成长中。由于炼铁方面的新的发明，炼铁业也急速地扩展着。恩格斯说，1740年铁的总产量仅有一万七千吨，而到1834年便几乎达到七十万吨。煤的产量也很快地增长着。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两郡的纪录是这种增长的典型：“1753年是14个矿，1800年是40个，1836年是76个，而在1843年是130个。”[1]全国水道和铁路构成一个交通网。同时，当英国在工业上向前迈进的时候，最后发展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近代工业，却刚刚开始萌芽。 英国的雇主以道地的资本家精神和漫无止境的贪欲，来对他们的大群新的雇佣奴隶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夺。在封建制度时期，手工业者——这个时期中的产业工人——从容地迸行工作，并且享有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恩格斯说，工厂制度兴起前，纺织工人的状况“此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闲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2]。但是现在，虽然新式机器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却像奴隶般地被驱使着，被迫走向极端贫困的境地，而资本家们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其他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很快地普遍存在着类似的或者更坏的情况。 恩格斯在他的名著中描绘了产业革命开头几十年英国工人生活条件的一幅可怕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图画。雇主以延长工作日和减少实际工资的办法，有条不紊地来提高他们的剥削程度。工人——男子、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六小时；他们获得的工资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住在坏得可怕的贫民窟里。他们住的地方，照恩格斯所说，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3]才能住得下去。现代经济学家库辛斯基论述英国这个毫无限制的剥削的时期说：“如果再延长工作日，再降低工资，再损害工人阶级的健康，那么（在许多情况下）就一定会使工作完全停顿。”[4]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大约每十年便遭遇到周期危机。马克思列举了这些早期的经济恐慌，其中包括1815、1825、1830、1837、1840等年份内所发生的经济恐慌。[5]它们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痛苦。在这些大灾祸中，英国的工人大量失业，大批挨饿，他们的状况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工人的抵抗 在产业革命展开、英国工业相当迅速地发展的情况下，英国工人突然处在不可忍受的痛苦和被剥削的状况中。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在劳动群众中间引起抵抗的情绪和行动。工人门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资本家剥削的这种新奇的和灾难性的祸害，他们的抗拒行动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必须记住，在促起产业革命的基本机器发明后的几十年内，整个工人阶级进行抵抗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是缺乏领导和组织的无产阶级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种阶级抵抗在最初开始发展时所采取的几种主要途径之一，是互助会或者“友好”会的形式。那就是，几伙工人结合在一起，以他们自己的财力，试图保护自己，以防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生活中某些最不幸的事端，包括失业、疾病、事故、年迈以及其他会断绝工人养家糊口所需的收入的情况。这种互助的趋势尽管不太有效，但是它是一种基本的形式。在近代资本主义开始时，它几乎在所有国家——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等——都发展起来，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年代里。 工人们最初试图以政治行动来减轻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一般地说在产业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在对抗他们主要的阶级敌人封建地主时，对民主制度采取一种比较进步的政策，以便动员失去土地和遭受剥削的那些在田地里和工场里工作的人民大众站到他们这一方面来。在资产阶级已经真正控制了政府的地方——主要是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他们便运用充满了许多关于全人类平等的辉煌词句的宪法，来达到同一目的。 因此，工人们自然而然便向这些政府呼吁，请求减轻他们遭受的那种不能忍受的痛苦。这是可以设想得到的，因为工人们仍然清楚地记得在行会时代中政府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种种条例，而这些条例并不是都对工人不利的。但是工人们很快便体验到这个严酷的现实：他们的政府如果说不是完全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在工厂里野蛮剥削他们的那些雇主们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除了采取激烈的革命行动之外，在政治上能够做的，便只有请求政府来救济他们了。至于选举权，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广大人民还不能享有。这不仅在英国如此，在比这更晚的时候，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说，1801年时的英国人口共约有1050万人，而下院254名议员，大多数是由仅仅5723个选民选举出来的。[6]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政府对工人一切关于工资救济的要求都不加理睬。一直到1802年，在工人阶级被压迫得快要消灭时，觉醒了的工人才在英国赢得第一个不充分的工厂法。在这个法律之后，工人们又在1819年、1829年和1833年嬴得其他类似的法律。 工人们采取的另外一条迸行抵抗的道路是有组织的经济合作。这在近代资本主义一开始时就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工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经济组织来完全或者部分地逃避资本家剥削的魔掌。这些组织一般是零售分配“合作社”，但有时它也是生产合作社。“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最早的英国合作社成立于1761年。[7]同样性质的组织在很多城镇里建立起来。1820年以后，合作社从罗伯特·;欧文领导的运动中得到很大的推动力量。1844年成立的最早的著名的罗克戴尔（英格兰）合作社把合作社组织放在工人的基础上。经济组织虽然无助于减轻英国工人的可怕痛苦，然而它已注定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仅在英伦三岛，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和它们的国际性组织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破坏机器和起义 在本章叙述范围内的这个时期（1764——1824年），倍受折磨的贫困的英国工人们，在谋求一个和他们的剁削者进行斗争的有效办法时，也曾采取过比仅仅成立友好社和合作组织以及比向政府请愿激烈得多的其他方法。在英国，这种方法之一是趋向破坏机器的显著倾向。早在1811年，纺织工业中就进行着大规模破坏机器的行动，虽然破坏机器的事件在比这早得多的时期就已经听说过了。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手摇纺织机的工人多采取这种手段。他们由于被动力纺织机代替而面临饥饿的境地，便想毁灭他们认为是使他们陷入绝境的根源——机器。 这个运动的领袖是多少有些神话性的“内德·勒德”，据说总部是在歇尔伍德森林，一度是传奇人物罗宾汉的家乡。关于“勒德王”，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也不知道他是谁。”[8]然而这个运动本身却真正是有的，韦伯夫妇说，在1811到1812年的勒德党暴动中，“暴乱的工人群众在某一种有组织的行动中，动手毁坏纺织机器，有时并且击毁工厂”。这个运动在工人中普遍地得到深切的同情。韦伯夫妇又说，支援这个运动的金钱是“从其他行业中募集来的，尤其是从砖匠、石匠、纺纱工人、织布工人和矿工，以及驻扎在地方中心的若干部队的士兵中募集来的”[9]。 纺织工人的这种拼死的斗争接近了公开的起义。政府极为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大英百科全书”这样描写说：“暴乱者得到舆论的支持，直到1812年一群工人由于名叫郝尔斯法克的一个被威胁的雇主的要求而被军队枪杀时为止，他们避免对人采取流血和暴力行动……。1813年在约克郡的集体审讯使这个组织暂时瓦解。审讯结果使许多人被绞死和放逐。这些牺牲者之一便是那个真正的‘勒德王’，因为这个严密的组织突然瓦解了。”1815到1816年间有着同样的运动，“虽然动乱中心仍然是在诺丁汉，但是却几乎漫延到整个王国”[10]。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艰苦时期，是一个充满罢工、充满饥饿进军和叛乱的时期。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说，这些年代里的勒德党人，和1811到1812年时袭击某些具体的机器的勒德党人不同，“他们反对整个工厂制度，因为工厂制度现在已经威胁着要消灭整个使用手摇纺织机的织布工人了。许多地方的工厂被纵火焚毁，机器被毁坏”[11]。英国议会，被工人们的这种战斗的意志吓坏了，把破坏机器列为头等的重罪。政府无情地迫害所有为政府职业特务和密探所牵连到的人。手摇纺织机工人最后在他们绝望的斗争中被击溃。他们必须在辛酸的经验里学习到工人们不应当破坏机器，而是要争取占有机器。在其他国家里——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织布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对于擯斥他们的行业的机器，也常常进行抵抗，但是这种抵抗情绪，从来没有像十九世纪早期在英国的那样激烈。 罢工和工会 但是最重要的是，英国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罢工和建立工会。英国工人很早就运用罢工来保持或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韦伯夫妇把这种运动一直追溯到中世纪非行会的工人中去。这些工人甚至组织联合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12]但是近代的罢工和工会，却是从工人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权分离、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时才开始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成为一个现实。据韦伯夫妇英国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不断有工会成立。[13]工人们很快地了解到，他们停止生产从而断绝雇主们的利润来源，是他们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他们那时候的罢工大多数只是局部性的，通常每一次只是针对着少数几个工场的。 尤其是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产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会运动开始蓬勃地成长起来。这便导致雇主们使议会在1800年制订严厉的禁止组合法。这个法案规定罢工和建立工会为非法。然而工人们面对着许多困苦，便公然违反这些法律。韦伯夫妇说，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从来没有比1800到1820年更完全地在伦敦组织起来”[14]。而这是在反工会法在实施的时期。韦伯夫妇指出，具有熟练技术的工匠们——印刷匠、石匠、钟表匠等——在这个竞争的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时期中，构成一个工人贵族阶级。他们获得高达每周三十到五十先令的工资，而在“新兴工业”，特别是纺织、炼铁和采矿等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周只获得难以果腹的十先令的工资。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罢工中进行斗争的，就是上面所述的后一类工人。胡特特别引述了下面这些罢工行动：东北海岸区的矿工（1810年），南威尔士的矿工（1816年）。苏格兰的矿工（1818年），苏格兰纺织工人（1812年），兰开夏纺纱工人（1818年），以及威尔士的炼铁工人（1816年）。[15]他指出：“这是一些狂风暴雨的日子，罢工行动，尤其是在煤矿区里，是内战的缩影，用尽一切强暴手段后才把它镇压下去。”这是一个英国全国性工会出现的时期。现在没有可靠的统计来说明在这些年代里的工会会员的确切数字。在这个时期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工会，美国在某种限度上存在着工会除外。关于美国的工会情况，我们以后再加叙述。 工会会员们在一开头便进行废除1800年组合法的斗争。缝纫工人法朗西斯·帕雷斯是这个斗争中的一个突出的人物。斗争大约从1816年激烈地展开，到1824年，议会至少已被迫部分地撤消关于不准罢工和建立工会的禁令。锡特林说，工会运动作为英国的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在1824年废除组合法开始的。[16]工人们以风起云涌的罢工和一阵新的建立工会的热情来迎接这个新获得的自由。英国工人在他们为争取工会权利的英勇斗争中，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可以效法的榜样；那就是不让雇主通过利用反工会的立法来剁夺他们组织起来和进行罢工的权利。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沿着先进的英国工人所冲破的道路，总得要进行的一次斗争。 行会和工会 有一派研究劳工组织的资产阶级作家公开地或含蓄地说，现代工会只不过是中世纪行会的延续而已。[17]这是错误的。这两种形式的组织是和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相联系着的。韦伯夫妇强调了这个事实，这是正确的。他们指出，行会是一个生产销售的组织，它不仅包括工人，并且也包括那时工业上的实际经理人员。“而现代的工会，却与此相反。我们见到的不是许多控制工业生产过程和销售产品的企业家的联合，而是在一群不属于工会的工业家指挥下进行工作的雇佣工资劳动者的一种组合。”[18]英国工会不是行会的直接后代。“联合王国的工会决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行会中延续而来。”[19]然而正如科尔所指出的，它和封建时期工匠在行会以外为了提高工资和改进工作条件而组成的临时性组织的确是有关系的。[20] 虽然从历史上说，工会不是行会的延续，然而在工会的身上，有着行会对工人阶级影响的许多痕迹。在很多行业工会中仍然通行行会性的术语，像“师傅”“帮工”“学徒”等，并且有一些仍然存留下来的仪式和庆祝典礼等。罢工和工厂不得雇用非工会会员等方法和概念，也可以从以前行会时期中找到根源。 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在工会出现以前都有的“友好会”或者互助会，也显示出许多强烈的行会影响。行会非常注意会员们的安全，使他们免于因疾病、事故、死亡等而造成的经济困难，而工人在行会衰落时通常所采取的保护自己的第一个步骤，是组织“友好会”或互利会。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有数百个关于这种协会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把自己转变成真正的工会的情况。日本工会运动的创始者片山潜也曾说过，他和他的合作者，在斗争的高潮中，把几个行会改组成为工会。[21]在所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内，建立工会的先驱工人是手工业者——印刷工人、石匠、裁缝、鞋匠等，而他们在建立工会的工作中，受到仍然强大的行会传统的影响。 [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3及47页。 [2]同上书，第36页。 [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2页。 [4]库辛斯基：“西欧工人状况”，第58页，纽约，1936。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57页。 [6]乔治·德·赫·科尔和雷蒙德·波斯特盖特：“英国的平民，1746——1938”，第86页，纽约，1947。 [7]“大英百科全书”，第六卷，第383页。 [8]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英国的平民，1746——1938”，第108页。 [9]悉尼·韦伯和毕特里斯·韦伯：“工会运动史”，第87——88页，纽约，1920。 [10]“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四卷，第468——469页。 [11]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英国的平民，1746——1938”，第195页。 [12]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2页。 [13]同上书，第28页。 [14]同上书，第83页。 [15]艾伦·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第10页，纽约，1953。 [16]华尔特·姆·锡特林：“英国工会运动”，第5页，阿姆斯特丹，1926。录入者注：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McLennan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TradesUnionCongress）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TradeUnions）主席。 [17]亨利·索姆维尔：“行会为什么腐朽”，纽约。 [18]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17页。 [19]同上书，第14页。 [20]科尔：“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第13页，伦敦，1948年。 [21]片山潜：“日本工人运动”，芝加哥，1918。
第六章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六章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 一九五〇年八月我从布拉格将启程返国的时候，我接到美国打来的两份电报，都是重要的。一份是美国劳工党约翰·阿普特打来的，问我是否愿意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另外一份是和平宣传站行政秘书阿波特·西蒙打来的，告诉我司法部已要求我们去登记为「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 八月二日我抵达巴黎，急急忙忙到在塞纳河左岸的我中意的旅馆，距离卢森堡公园美丽的花朵、雕塑、儿童只有一箭之遥。我一安顿下来便打长途电话给阿普特，他问我对他的建议的决定如何。我大笑起来。 我所以大笑是因为我想起了在申请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时国务脘对我的留难。我想到这样的名誉能够有助于任何竞选运动，禁不住好笑；但是我想到在长途电话中大笑像说话一样花钱，我便提醒阿普特我的年龄太大，缺之政治经验，并且不愿竞选公职。 但是阿普特说起一些事情，其中有两点打动了我的心：〔一)：这次竞选运动使我有机会宣传和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二〕我参加竞选能够帮助维托·马肯托尼奥的竞选。我郑重地考虑了一下。由于我在一九四八年支持进步党，与保罗·罗伯逊一道接受了非洲事务委员会的不取报酬的名誉职务，在纽约、巴黎、莫斯科和平大会中的活动，我发现自己愈来愈被排斥于讲坛、学校及讲台之外。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愈来愈减少，就是在黑人报上也是一样。我便想，在竞选运动中发表一连串的老实话，是不是我报吿我所亲眼看见的真相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呢。 此外，美国国会所有议员之中，维托·马肯托尼奥在嘲笑、诬蔑、欺骗的面前，勇敢地、有才识地、始终如一地采取行动。像格拉罕、裴柏、道格拉斯这种自由主义分子动摇了，退缩了，转变了，背弃了他们的原则；众议院的黑人议员一般都是默不发言或是缺席的。如果我能够为马肯托尼奥做什么事，我是决定要尝试一下的。我在八月三一日发出电报说，「接受。杜波依斯。」 当然，我知道我如果有所贡献一定是些微而且不会十分有效的。我并没有力量进行一次艰巨而活跃的竞选运动；我不是一个雄辩家，也不是一个政治演说家，只是一个能够向愿意倾听而且有足够头脑加以了解的人们说明道理的人而已。我所接近的私人朋友不多，其中许多人都是不敢说话或行动的，因为怕丢了饭碗——这种恐惧心理是现实的，使他们缩手缩脚；最后，我没有钱可花，也没有有钱的朋友捐助，如果有人认为金钱不能收买美国选举，他才是一个傻瓜。 至于把和平宣传站当作一个外国代理人去进行登记的问题，我并不看得太严重。我相信，这不是弄错了，便是想开始恐吓我们。我写了一篇声明，用电报发给西蒙，说明我们的工作和宗旨。我建议派一位律师到华盛顿去，并且答应，我一回国就亲自去一次华盛顿。然后我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专心考虑当时看来是比较严重的我的竞选问题。 我在国际政治方而的经验很少。首先我是在新英格兰传统下教育长大的，认为政治不是一个怀有大志的人所合适的生涯，特别不适合于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的理想是以一个选民、思想家、作家以及偶然以一个演说家的身份高尚地参与政治生活。对于黑人说来，参加政治生活特别困难，因此使我的这个先入之见更深。我的积极活跃的生活的头十三年是在佐治亚州度过的，由于我的种族，我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我的政治工作只限于向我的学生们提供意见和从事写作。 当我于一九一〇年到纽约来的时候，我通过我所创办和编辑的「危机」杂志进行我的政治活动。由于这份杂志影响扩大，销路增加，我便开始向黑人选民提供政治意见。在一九一二年，为了打破我们对共和党的驯服，我试图转移黑人选票，使他们投票选伍德罗·威尔逊为总统，而不投老塔夫脱的票，并且斥责老塔夫脱的「纯白种的」南部政策。许多黑人选民听了我的话，后来却感到遗憾，同时也使我自己难堪，因为威尔逊在许多问题上向憎恨黑人的南部投降。接着我又试图影响提奥多尔·罗斯福和布尔·穆斯运动，使他们把黑人问题当作他们竞选政纲中的一个主要部分。罗斯福不肯同意，宁愿与「进步的南部」联盟，而致遗憾终身。我还记得这一点，那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在卡尼基大厅把他介绍给听众，他作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治下，我所从事的政治斗争是写社论和发表演说来反对私刑和争取民权。我唯一亲身参与政治是偶然被任命为驻里比利版特派公使和担任纽约州庆祝黑人解放委员会委员。当塔曼尼[1]的黑人领袖费德南德·摩顿——一个才能卓越的人——建议我参加塔曼尼国会竞选时，我断然拒绝了，一半是因为我不喜欢塔曼尼，一半是因为我明白我这种人不适合从事政治生涯。我开始倾向于马克思对政治的看法，认为政治的基础是经济，并且在历年我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年会所写的决议中都是这么说的。我在一九二四年曾大力支持拉佛莱特。 [1]塔曼尼传说是印第安人领袖，英勇善战，因此，美国革命时大陆军队奉之为圣者，革命战争结朿后，美国国内展开资产阶级民主派〔杰弗逊派)与资产阶级顽固派(哈米尔顿派)的斗争，当时美国人民纷纷组织群众会社，在杰弗逊领导下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而斗争，许多会社即以塔曼尼为名，纽约塔曼尼会社后来与民主党合流，现在塔曼尼一词巳成为民主党的代名词——译者 在不景气时期和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治下，我在著作中、演说中、社会主义思想中拥护「新政」；强调指出黑人被剥夺种种能力，批评没有适常地加以解决，但是坚决相信国家策划社会福利工作。在这个关头，也就是一九三四年，我回到南部去教书，重新锁进了我的象牙之塔。战争发生了，来了个希特勒，接着是斯大林格勒、联合国、杜鲁门的灾祸。我在一九四四年回到纽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战争和经济反动的纲领使我大吃一惊，我不久就把我的政治命运与亨利·华莱士系在一起。这一来使我花了昂贵的代价，虽然我并没有积极参加一九四八年的竞选运动。但是我确实因为我的政治思想被认为太激烈而间接地丢了饭碗。 在此后两年之中，我为进步党做了一些没有酬报的次要工作。在制定进步党一九五〇年纲领时，我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我并且与亨利·华莱士相识。他是一个和蔼热心的人。他在一九四九年请他的至友安尼泰·麦考米克·勃兰恩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当时有一个时期看来我似乎不能再继赖写作和研究了。 但是在我开始了解亨利·华莱士以后，我认识到他在思想方面是动摇不定的，他所接近的强大势力要求受人敬重的地位，害怕与不吃香的事业发生太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华莱士没有胆量，很少殉道的决心，尽管他在一九四八年敢于对抗南部的坏蛋，还是可以这么说。我在一九五〇年看到他动摇的时候，小心地想设法加强他的信念。我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在一个世纪以前，不喜欢奴隶制度的可敬的人们怎样因为被列为「奴隶制度废止论者」而退缩下来，因为运动名称所含蓄的意义在当时是不受人敬重的。我提到今天对待「共产主义」的同样态度。我没有接到覆信，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华莱士背弃了进步党运动。此后，我在思想中便不再把华莱士当作一个十字军斗士，而当作是华莱士这只黄鼠狼，也许这么说对他和这种瘦小的动物都不客气了一些，这种小动物毕竟还能一战。 我在参加参议员竞选时，一开始心中就很明白，我全然没有当选的希望，我的努力的结果，最好不过是嘲笑，最坏可能是监禁。在另一方面，我的确有话要说，这话是值得注意的，而且长期的来看，也不可能不会发生影响。美国劳工党的领袖们和同我联合在一起参加竞选的同志们实在关心和照顾我；他们把我所参加的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他们自己所负担的工作却多得有些不公平，并且他们给我以一切帮助，使我要作的努力不超出我的精力和能力的范围。 我一共发表了十次演讲，作了七次广播。我开始时在哈莱姆区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美联社都派了记者参加，黑人报纸派记者参加的只有一家。我在哈莱姆、昆士、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每次都有一千人到二千五百人参加，他们留心谛听，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我演说时是用底稿的，不作手势，很少笑话。这种方法我向一般听众演说时已使用多年了，虽然听众看到一大卷演说稿时总不免要叹气，但是我相信，有识之士宁愿演说者真正说一些东西，而不要他以叫喊和动作来娱乐他们。我在纽约市的最后一次演说是于十月二十四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万七千人大集会上发表的，但是报纸几乎封锁了这次集会的新闻。 十月十五日开始，我在纽约州北部从布法罗到阿尔巴尼作巡回演说，我在不大明亮的小厅堂里向几百个听众作了四次演说。当时很清楚地有着一种恐惧和不敢声张的空气。「自由的」美国人像逃亡者一样溜进来，轻声说着许多关于罗彻斯特和西拉克斯的各工业如何恫吓他们工人的消息。在阿尔巴尼，政治压力很紧。虽然报纸很客气，伹是很明显，我们只能在报上沾一点真正宣传的边。 我因此感觉到，要把我们的话传到选民群众那里，需要在演讲厅、报纸广吿、个人接触上花多少钱和努力。即使是少数群众，只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就很热切和热情。他们谛听着，屏息凝神地向前倾侧着身子。但是他们和我们都被失败主义的情绪所压倒。共和党竞选人汤马斯·杜威和乔埃·汉莱能够向一万群众讲话，而我们却只能向一百人讲话。即使他们说的没有什么内容——他们常常这样——但是他们的话也传遍全州每个角落。参议员利曼及其民主党朋友们，都不必因要使他舒服地跑遍全州而挨饿。我不敢碰一下我们为了集会费用而募集来的少数的钱，它们都是血汗钱。我的同志们，像约翰·麦克曼纳斯，弗兰克·席纳，乔治·墨菲都日夜与人接触、谈活，我在晚上睡觉时不禁感到内心不安。我们需要一百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们只有一个。 我还遇到一个困难和尴尬事情。汉莱之完全不适于担任公职，是毫无问题的，尤其是在他的丑名四播的、泄露无可辩驳的政治交易的信公布以后，当时我正在阿尔巴尼。利曼则不同。他是一个体面的人，而且很富有。他有相当好的公职服务的纪录。但是他,仍不应该坐在美国参议院里，因为他代表金融与国外投资的势力，正因为如此，他狂热地支持杜鲁门在朝鲜的罪恶勾当——这是大企业所发动的。 然而，我的竞选活动在眼前所可能完成的，不过是从战争贩子利曼那里争取来足够的选票，以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来代替他。许多选民对于这个前途颇为愤慨，有些人指责我故意被人利用，或者说得最客气的是判断失当。政治领袖们有一个时这对于这一层颇为担忧，仍是这一个角度却使我比任何其他一个人更得到宣传的功效。 但是我确信，我这样坚持是对的，而且我确信，即使是汉莱的威胁，也没有像世界大战的威胁那様坏，今天我争取和平与民权的斗争的惨败有一天终会证明是值得的。 我在这次竞选中所发表的十篇演说是以三个主题为基础的，代表这三个主题的是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关于「和平与民权」的谈话，我在布鲁克林和昆士集会上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演说，和我在金门舞厅关于「哈莱姆」问题的讲话。我所有其他的演说都是这些演说内容的重新组合和改编。 至于七次广播，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我为了说明关于和平与民权要求的主要基础，拟了一系列互相有关的讲词，逐一强调说明宣传法则，对财产的错误观念，民众的观念。这些内容都安插在两篇主要演说里，一篇在电视上发表，一篇在我们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发表。 我的主旨可以这样总括来说： 「今天最可恶的东西莫过于这样普遍的信念：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已没有时间可以从事讨论。同意这样判断的美国群众是否真正认识到这种判断的含义，那是颇可怀疑的。战争是人与机器对别人行使的物质力量，用来强迫对方屈从于战胜者的意志。毫无疑问，在原始时代，曾经一再发生这种武力的使用是使社会进步的唯一办法的情况。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它遍及到愈来愈多的人类和地方，有两件事是愈来愈明显了。一件是，不论其他一个抉择是什么，战争的费用是太大了，不是任何国家所能担负的；一件是，在战争中，像现在正在进行的一样，不会有胜利的一方。在现代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方面都失败，不仅因此失掉斗争的直接原因，而且破坏人类文化的根本基础。」 总的来说，我对这独一无二的一次政治活动感到很满葸。我很少遇到公开的人种偏见的表示，虽然，当然很少纽约人希望有一个黑人在华盛顿代表他们——因为他们抱有偏见，也因为他们怀疑我与其说是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是个黑人。为了要至少部分消除这种印象，我并不特别争取黑人选票。我要使得纽约的人民知道，作为一个参议员，我所代表的将是全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利益。同时我知道，而且黑人也知道，我一定会把黑人的解放当作美国自由的主要先决条件。哈莱姆区的黑人选民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谠地；他们知道没有一个候选人会像我那样维护黑人的权利，但是他们也明白，我是会被打败的，他们必须依赖利曼或汉莱。他们的这路是阴暗的。 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金钱的大量使用与影响，使我又惊又怒。击败马肯托尼奥的是亿万富翁与大公司，而不是个人历史纪录和逻辑。杜威能够在电台上一天花三万五千块钱；当全国各地我的朋友送来六百块钱资助我的竞选活动时，这笔钱所代表的是花在利曼和汉莱身上的成百万元的钱所没有的正义和与勇气。这次竞选的结果在全国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痴人说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次选举中，有五百万人投票；其中有百分之四(在哈莱姆区有百分之十五)投我的票，这是远远超过我所预料的。有一百多万选民没有参加投恶。 在经过了像一九五〇年竞选那样巨大的社会努力以后，人们一定会感觉到失望。甚至胜利者所得的票数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失败者则在怀疑这是否值得他这一切努力，这一切操心，这一切经过提心吊胆的期待后遇到的失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踏实的努力都不是徒劳的，更不用说一个以崇高理想和个人节操所从事的斗争。人们感觉到，最后来说，这一切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在这次竞选中凡是好的崇高的来西，在某种地方总会以某种方式取胜的；而坏的低贱的东西将仍然是受人轻视的，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当然，像汤马斯·杜威那样一个公认的花言巧语的投机分子重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以及他爬上总统位置的威胁继续存在，使我感到厌恶。有两百万纽约人希望像乔埃·汉莱那样的人继续担任公职，使我感到可耻。赫伯特·利曼回到华盛顿去努力使我们处在战争与铁链之下，使我感到难过。但是尤其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头脑清醒而有才识的选民怎么能够以失败来酬答维托·马肯托尼奥的勇敢的、孤独的战斗。这真是讲不通。但是美元却这么做了——就是这么用现款收买一个和国会中曾经有过的一样反动而没有品格的不足取的小人的当选。 至于我自己，除了失败，从来没有期望过别的东西，因此即使投我的票的人不满一万，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有二十万零五千七百二十九人投我的票，这是有勇气的男女所投的票，他们并没有像我所一直意料而常常经历到的对肤色的歧视，这意味着这些人不怕贫困与监狱，挺身维护和平与民权。对于这点，我很感快慰。 我在竞选期间，没有拍过我过去所没有拍过的背；我没有央求任何人作为个人交情投我的票；我没有仅仅因为我是一个黑人而请人投我的票。这是一次很好的新奇经历。但是它证明不过是我一生之中最不平凡的经历——被当作一个罪犯起诉——的一个前奏曲。
附录四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附录四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列夫·梅契尼科夫：《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附埃利泽·邵可侣序） 译者按：本文是普列汉诺夫对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列·伊·梅契尼柯夫（1838-1888）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1889年以法文出版）的书评。写于1889年。1890年2月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文集第1期上发表，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中译文曾摘要登载在《教学与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这里刊登的是全译文。文章一方面指出，梅契尼柯夫在地理特点对古代文明国家社会制度发展进程的影响问题上的某些观点接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提供鲜明的历史例证，同时也批判了他夸大地理作用的错误。这是普列汉诺夫第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他第一篇真正的哲学著作，对于了解他的地理环境学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定期出版物对已故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这本书守口如瓶。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不值得注意么？然而无论什么人，只要接触此书作者的观点，都不会看不见其中的内容比我国“主观社会学者们”的全部著作要更为严肃得多。法国文献比俄国那些写得不错的社会科学著作大为丰富，但是就在法国，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这本书也是同样重要的收获。我国的期刊为什么不谈它呢？大概又是书刊检查机关淘气了。大家知道，它有一个时候甚至要把达尔文的书“停止流传”。如果我们的假定是对的，那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对书刊检查机关是奈何不得的。我们大家，俄国的读者和作者，早已习惯于这位老朽乖僻和狂妄的性格了。 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的有害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关于它也许可以而且应当写很多，但这样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一本小书中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位已故的俄国流亡者的历史观点，把它们同社会现象的其他现代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对比。现在我们不得不局限于说点简短的意见。 如果不对事情作任何夸大，可以说，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涉及历史哲学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出了完全令人满意的解答。此外，它在一些个别的次要的问题上的极其中肯的见解也肯定是丰富了科学，而且为了更加丰富此书的内容，也许只需要用比较系统的形式叙述一下这些见解。如果不是死神如此过早地把他带进坟墓，大概作者也会做到这一点。我们且力求用不多的、然而尽可能确切的言词转述他的思想吧。 人类社会的内部发展是在什么原因影响下实现的呢？为什么一些部落现在仍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变化，而另一些部落则联合为庞大的国家机体，开始过政治生活，产生了科学、文学、实用的和优美的艺术、更高的生产力——一句话，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东西呢？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文明的代表者是不同的民族呢？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明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特定的一个地点或者特定的诸地点，以便后来占据其领先地位随后又为新的竞争者所争夺的新领土呢？为什么文明的重心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迁移到了希腊和罗马，然后又迁移到中欧，从那里它眼看着又要转移到北美去呢？在文明的这种看起来极其变化无常的进程中是不是有一种规律性呢？最后——这或许也是最有意思的——要知道不是文明诸国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历史的发展是用很大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它（至少暂时是，而且必须意识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会）导致社会之分裂为阶级和等级，导致一小撮特权分子的统治，导致人民群众的受压迫，导致人类个性的遭贬抑，而且常常是导致专制制度种种最丑恶最卑劣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人类赶进严酷无情的文明学校呢？是什么力量迫使某些人类部落抛弃自己原始的关系，形成为新的政治团体，和承受着残酷的“历史劳役”呢？ 自然，要解决这类问题没有比引证神明的天意更轻而易举的了：大智大慧的上帝希望如此嘛。这种回答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科学中它却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引证神灵的意志时，我们就没有权利谈论现象的规律性。去发现这种规律性乃是科学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严肃的科学从来不可能同宗教和平共存的道理。科学逐渐地从所有的阵地上击退了宗教，现在任何一个对科学思维哪怕只有某种概念的人都不再引证上帝意志，把它当作自然现象或社会发展的原因。然而要掌握严格的科学思维的一切手段，拒绝引证神明的天意是不够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至今都常常遇到对于事件的种种完全任意的解释，常常遇到对现象的种种完全非科学的说明。作这类说明的时候人们并不总是认为必须讲究逻辑。当提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原因问题时，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并不愚蠢的正经人都满足于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不过用新的表达法把问题重复一遍的那种回答。假定您向“一位学者”提出上述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您问：为什么一些民族以如此惊人的缓慢速度发展着，而另一些民族则迅速地走上文明的大道呢？ “学者”会毫不犹豫地答复您：这可以用种族的属性来说明。您懂得这个答复的意义吗？某些民族发展得缓慢，因为他们的种族属性就是如此这般，使得他们发展缓慢，而另一些民族很快地文明化了，因为他们的种族的主要属性在于他们能够迅速发展。如果您真的把各个不同的文明民族互相比较一下，您马上就会看出，用种族属性来解释他们历史的特点是何等惊人的轻率。在这些高明人物的手里，“种族”成了解决社会科学一切问题的钥匙。由于这个魔怪的字眼的神奇力量，似乎可以指望：同它联系着的概念具有充分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这本书中有一章出色的文字，在那里作者严肃地解剖现代的种族理论。他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说明社会现象时喜欢引证种族属性的，特别是达尔文主义者，即理论上完全承认特定人种或特定变种的属性乃是他们适应生存斗争的环境的结果的那些进化原则的拥护者。随后列·伊．梅契尼柯夫巧妙地指出种族概念的种种不确定性和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还举出像托平纳尔这样杰出的人类学家作证，托平纳尔断言，由于各种不同的种族长期的混合和杂交，现在已经不可能谈论纯粹的种族了，“当我们说到印欧、拉丁、德意志、盎格鲁、斯拉夫种族的时候，种族一词可能具有的意义只是一个政治术语而已，仅仅表示人类学上不同的分子的偶然堆积”。列·伊·梅契尼柯夫补充说，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人种上不同的分子很复杂的混合的结果，在这种混合中有时甚至连大致地确定它的诸组成部分的相对意义也不可能。比方很难说什么种族，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对古代埃及的文明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迦勒底人的历史甚至表明，在文明的事业中黑色的种族超过了所有别的种族。因此，那时黑皮肤的学者们可以认为自己的种族最有能力走向进步，并且抱着遗憾的心情看待当时处于停滞和无知状态中的白皮肤和黄皮肤的种族。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白种人站在所有其他种族的前列，而黑种人则落后得惊人。不过即使假定白种人确实比所有其他种族更有发展能力，那也很少能够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不同。我们还是不会知道“为什么像同属于白种雅利安支的库尔德人和德意志人、盎格鲁人和阿富汗人那样互相间如此近似的人种集团在历史上起了如此不同的作用”（第98页）。显然，他们作用的不同并非决定于种族属性，而是有习惯于把一切都推到种族头上的人们绝少想到的其他某些原因。 然而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因呢？列·伊·梅契尼柯夫回答说，必须在围绕人类社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寻找原因。大家知道，地理环境的属性在不同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受到它的强大的影响的各个种族的命运也就互有差别。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影响的思想在科学上远不是新东西。希腊和罗马的著作家早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里特尔和其他许多人都发挥过这种思想。可是人们往往用很不清楚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方式来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的影响。某些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更多地从不同种族的心理学或者甚至是生理学中，而不是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他们说，特定种族的某某性格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它的性格反过来决定了它的历史。可是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又使我们回到同样的种族属性。区别仅仅是，在这个场合，所谓种族属性的起源解释得稍微详尽一点罢了。这派的研究者忘记了，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对他的性格和习惯的影响比自然界的直接影响要强大得多。因此，为了正确地评价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影响，必须考究这个自然环境如何影响直接决定人的性格和意向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质和属性。列·伊·梅契尼柯夫相当详细地考察了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长江和黄河这些“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对古代东方文明发展的影响。这些文明不仅是古老的，而且也是最古老的。因此很清楚，正确地研究这些文明所得出的结论应当告诉我们，正是怎样的地理环境最大地促进了人类坚决走上文明的道路。按照列·伊·梅契尼柯夫的意见，“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的重要特性就归结为以下所述：“它们所灌溉的国家按照情况来看可以或者成为人们花费几天的劳动就能够取得整整一年的生活资料的粮仓，或者成为到处都是洪水、饥饿和传染病所产生的无数尸体和牺牲者的坟场。为了利用这些河流所造成的特殊环境，必须有从通常按其成分很不一样，按语言、种族、外貌和习俗也不相同的沿岸居民中征募来的、有严格纪律性的工人的共同努力。长江的运河和黄河的堤坝大概都是比埃及的金字塔和庙宇更多得多的几个世代的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的共同的劳作。在挖掘某条沟渠或维护某段土堤时稍有疏忽，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保护共同的水力资源的事业中所表现的一点点懒惰、自私，在这种独特的环境里都会成为社会灾难的祸根，成为无可挽回的民族不幸的来源。因此，养育人类的河流在死亡的恐惧下迫使所有这些常常是互不相识甚至彼此敌对的人群走向长期紧密的团结；它迫使每一个人去做只有将来才会显露其公益性而其计划又总是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些工作。这就是诚惶诚恐地虔敬地崇拜河流这个上帝的真正原因，这个上帝生杀予夺，使为数不多的特选者相信自己的秘密，而要求普通的凡人盲目的服从”（第189页）。的确，马斯佩罗先生翻译的和列·伊·梅契尼柯夫引证的尼罗颂歌使人对这种崇拜的根源没有任何怀疑，“向你致敬，啊尼罗，你出现在大地，平安地降临，给埃及以生命。你这谷物的始建者、大麦的创造主啊，将永世长存……你的劳作使千百万不幸的人得以休息。当你降落时，天上的神明都下拜，人们都死亡……当你上涨时，大地充满着喜悦，所有的凡人都高兴，所有的生物都得到食物，所有的百姓都有了工作……那些牺牲只是为你而献上的”，等等（第215-216页）。但是同一个最强大最神秘的上帝，“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也创造了古代埃及固有的专制制度，列诺尔曼关于埃及人说道：“任何民族在对王权的尊敬方面都没有走得这样远，都没有把政权的概念提得这样高，都没有把它神化到这种地步。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人民都没有用物质生活条件，用日需品的生产把这种政权的任务和必要性解释得如此清楚”。其实，只要认真看看事实就会发现，迦勒底国王的政权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建立在日需品的生产上。这一点看来国王本人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位国王关于自己这样说道：“我为人们的福利研究了河流的秘密……我把河水引进荒漠，我把它灌满干涸的沟渠……我灌溉了荒凉的平原；我使它们变成了幸福的住所，等等”（第258页）。一般说来，在中国，至少是在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专制政权的经济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我们又遇到这样的环境，它以慷慨的大手奖赏人的劳动，在毁灭的威胁下迫使人们充分地团结起来，甚至在最不足道的生活小节上也要遵守严格的坚强的纪律”（第353-354页）。最后，虽然在印度，地理环境的属性曾经妨碍过国家统一的出现，但就在那里地理环境也使得专制制度成为必不可免的，而且在某个时期还是有益的政治形式。我们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设想那些社会政治关系在印度雅利安人那里曾经存在到他们的专制国家的出现。这些关系的特点特别表现在选举出来的首长所领导的村社的独立性上。按照该国的地理条件，村社只有当印度的雅利安人生活在富饶的克什米尔盆地时才仍然是独立的，“在这里形成了兴都库什邻近地区最古老的梨俱吠陀[1]颂歌。充足的雨量结合着肥沃的土壤适宜于牧人的生活，促进了为数不多的独立集团用自由的劳动耕耘土地”。如果雅利安人不曾继续前进，把印度住满，他们就可能永远保存自由制度，因之在历史上也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是他们无可遏止地推进到国家内地，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另一种地理条件。“摩奴法典[2]中称之为‘中央之国’的广大地区具有适宜于历史发展的那种环境的一切特点”（第303页）。在那里农业继续慷慨地奖赏人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创造了古代文明同时也创造了古代专制国家的那种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和那种劳动纪律，农业要继续慷慨地奖赏人的努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整个恒河流域也是如此。广泛的灌溉系统在那里是完全必要的；在维护这个系统时稍一不慎，就有使全国遭受比敌人最有破坏性的入侵还要可怕的灾难。管理这个系统的中央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于是变成了专制制度。 [1]Rigveda，梨俱吠陀，以宗教内容为主的颂歌集，印度文学的第一部著名文献，成书于公元前十世纪的最古老最重要的吠陀本集，研究古代印度历史和神话的珍贵资料。吠陀，印度最古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总集，梵文“知识”的音译。最古老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主要的两部为“梨俱吠陀”（收诗1028首，共约4万行）和“阿闼婆吠陀”。——译者注 [2]摩奴，Manu，印度神话中所传现在人类的始祖。据说重要梵文法典《摩奴法典》就出自他的手笔。——译者注 然而古代的东方文明不过是人类在历史发展途中最初的几大步。为了往后的进步还需要有利于另一些社会政治关系发展的另一种地理环境。工艺技术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国际交往和交换成为必要。文明的重心转移到地中海沿岸。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活动家：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等，那些像古代埃及人一样由于某些原因不能适应文明生活新条件的民族，便退到次要的地位，趋于衰落了。而善于适应这些条件的那些民族则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迦勒底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它初期是纯粹的农业国，后来却在波斯湾这个最靠近欧洲的东部地中海的贸易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国际交往逐渐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地中海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有教养的人类进入到海洋文明时期，这时候居于首位的是最适于发展海洋贸易的国家。 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古代河流文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以辽阔的专制国家占据优势地位为特征的；在我们的作者认为也包括中世纪欧洲在内的地中海文明时期，出现了新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联邦共和国，不过这种共和国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因此始终或多或少是寡头政体的（第44-45页）。最后，现代海洋文明时代按其倾向则是同样既反对专制制度又反对寡头政体的；它力求实现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权，取消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统治，实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第51-52页）。 总之，在人类生存的特定自然条件下，专制制度、社会分裂为阶级、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以及如此类似的所有的文明的黑暗面，都是文明的发展所需要的。但是这种发展的成功逐渐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出现一个自由而又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新时期的那个时刻就不远了。列·伊·梅契尼柯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大概曾使我国老朽的书报检查机关感到难堪，至于我们，我们自然是全盘加以接受的。我们只是觉得，作者有时表达得不那么确切。在该书第一章末尾他就提出了比方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学的进步——他说——与暴力、强制、权力成反比，而与不束缚意志、自由、无政府成正比”（第28页）。他认为这一点蒲鲁东早就证明过了。这样提问题，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第一，作者提出的原理被他自己写的书的内容推翻了。请把“河流文明”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同原始的人类社会制度比较一下，您就会看到，“强制”和“权力”在前者比在后者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但是能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的进步”这个意义上，“河流文明”比原始社会落后呢？可以给予野蛮人的自由生活以比文明化的专制国家更多的同情。但为什么要使进步一词具有这样随心所欲、违反常识的意义，以致人们觉得，原始部落虽然几乎没有挪动一步，还是比超过自己一长节历史阶段的那些民族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远呢？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任何抽象公式都是有害的。的确，由于自己的抽象性，它们总是极端片面的，任何时候都包括不了现实生活和历史的丰富内容。按照“进步”的程度排列不同的社会而同时所考虑的又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无异于按照雄蕊的数目来排列植物的种、属、科，或者按照一根头发来排列人种，错误和矛盾立即就会层出不穷。在原始社会里自由比东方专制国家多一些，但东方专制国家在进步的道路上毕竟走得远得多，因为它们的居民比自由的野蛮人具有大得多的控制自然的权力，要知道如果不考察人控制自然的水平，就不可能谈论人的进步。获得控制自然的这种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之点。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如果他控制自然的手段在顺利的条件下没有改进，那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下的人类进步。此外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不应当怀疑历史使人类走向自由平等的结论，但它是不是使人类走向无政府状态呢？能不能说，社会向着蒲鲁东指示的那个方向发展呢？决不能。蒲鲁东的无政府状态充满着这么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以致如果人类什么时候抱着蒲鲁东式的观念，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以任何原则为基础的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更不用说以自由平等的原则为基础了。当然，在现今文明人类看来都要采取的那些社会形式中，既不可能有专制制度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也不可能有现时在某些国家支持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统治的那种外表上民主的政权的地位。难道社会不会保存对自己所固有的生产力的权力么？它不会保存对组织这些阶层的权力么？当然会的，因为如果拒绝这种权力，对它就等于去自杀。不过在此种情况下这个社会便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无政府的意思就是根本不要权力，不是给没有组织便不可思议的那种自由、而是给排斥任何组织的个别人的任性腾出无限广阔的地盘。一般而言，我们要指出，对无政府的看法相当严重地损害了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它妨碍了作者系统地发挥那些根本上完全正确的和有益的思想。有时他好像担心自己的结论会同无政府主义观点背道而驰，于是他开始用违反他的学说的各种限定语来缓和这些结论。这就是许多例子中间的一个。他十分清楚地指出，在古代埃及，除非利用专制政府的权力，否则是无法安排生产的。但是他认为必须缓和一下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引证埃利泽·邵可侣，按照邵可侣的意见，地理条件让尼罗河盆地的居民可以在专制制度和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协作之间进行选择（第227页）。的确，我们的作者立即指出，如果古代埃及人能够从自由协作开始，进步和进化两词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这样，那就是说，对于古代埃及人出路就只在于专制制度一面，因之也就不能像列·伊·梅契尼柯夫那样说什么“甚至一开始，尼罗河盆地所提供的环境就没有把专制制度硬加在居民的身上”，而只是“建议他们团结起来”。再说一遍，列·伊·梅契尼柯夫只是用这一类的限定语破坏了自己的科学结论的意义，而他之所以喜欢这些限定语，我们以为正是由于对“无政府”的某种爱好。爱好无政府还在另一个意义上损害了列·伊·梅契尼柯夫：它妨碍他在自己的书中彻底地贯彻唯物史观。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再唯心不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大谈其自由、人权、一切政权都有害以及诸如此类，但他们完全不考虑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不是人的意志创造的，相反地，它的影响本身就决定着人的意志和活动的方向。现代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时的任务恰恰在于指出人类的发展怎样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生存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实现的。换句话说，现代唯物主义站在同整个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精神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一个人即使部分地同情无政府主义，即使稍微认真地接受了这个学说，有时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唯心史观，即使如此，按照自己的基本观点来说，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例如列·伊·梅契尼柯夫历史哲学最主要的原理就完全是唯物主义的。不过他在一些细节上却往往偏到唯心主义方面去了。这样的细节几乎在他的书的每一章中都可以遇到。在“印度河和恒河”一章中他说道，印度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的任务，“她用可恶的种姓制度开始了权利的历史”（第281页）。他之所以给予种姓这样大的意义，是因为他认为种姓限制了在“河流文明”的其他中心是无限的那种王权。“在古代，唯有印度能够实行这样的社会制度：它通过其不依赖于个人专权的强制手段的那种内部结构进行调节。为了解决世界历史的这项任务，印度把处处都有的那些阶级区别夸大到荒谬绝伦和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一切之所以带有更强烈的唯心主义气味，是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印度的种姓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作者又怎样把它们的产生同地理环境的属性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种姓在列·伊·梅契尼柯夫所设想的那个形态下，它们是否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格-斯·迈恩，一位谁也不会否定其权威的著作家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流行的舆论，好像印度社会可以分成许多横向的阶层，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构成特殊的种姓。这是根本错误的。非常可疑的是，婆罗门关于一个种姓高于另一个种姓的种姓理论曾经是否公正……甚至可能，现时比古代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这种理论最为重要。实际上印度只存在一个种姓，即祭司，他们在某种虽说很有限的意义上被认为高于所有的人……种姓是手艺和职业的通称……”（《东方和西方的古代村社》，圣彼得堡，1874年，第32-33页）。我们不想争论格-斯·迈恩是否正确，虽然我们觉得他是对的。不过读者会同意，列·伊·梅契尼柯夫无论如何不应该在预先没有指出迈恩的观点错了之前就谈论印度的特殊历史任务。我们的作者为了同他的历史理论的主要原理风马牛不相及的唯心主义偏见而忽视批评的要求。 在指出他的另一些类似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前，我们注意到，一般说来，在我们所分析的著作中，这位地理学家给历史留下的地位是极少的。这原因也许是作者没有时间考虑用适当的比例进行叙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缺点是他这本书所固有的。河流文明的国土的地理特点，书中讲的如此之详细，简直应有尽有。但是一谈到这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叙述就很是简略。当作者涉及地理河流两岸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内部发展时，叙述就变得过分的简短。我们可以说，列·伊·梅契尼柯夫这个理论的缺点是某种地理公式主义。有人可能向我们指出，现代科学可以用来全面研究古代东方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发展的材料暂时还嫌太少。这是对的；但毕竟应该利用所有已有的那些材料，这一点，列·伊·梅契尼柯夫却没有做到。由此可见，虽然一般说来他这本书并不怀疑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通过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经济关系的中介。但问题的经济方面他在这本书中毕竟解释得很少。如果他更多地注意到了经济，书中也许可以找到对于他不得不用历史上某个民族单纯的“衰败”，用他们生命的“精华”的亏损等等来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的说明。人类从一个文明时期向另一文明时期过渡的必然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不同时期的特征属性显示得越清楚，这些特性的起源就越容易理解。我们觉得，既然列。伊。梅契尼柯夫谈到了例如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他本该对这些特征通过经济的中介而起源于地理环境的属性哪怕作些暗示。现在人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明是寡头政治的，像他所称呼的那样，换言之，为什么它们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同样，作者本来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有什么根据和在什么范围内拿中世纪大陆欧洲的生活方式同腓尼基、迦太基、雅典等等这样的共和国的生活方式进行类比呢？光是对群众的奴役还不足以进行这样的类比。而且奴役群众在地中海的文明中是有自己的历史的。为了说明这段历史，一般地指出地中海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探讨地中海沿岸那些社会内部的经济史。列·伊·梅契尼柯夫说，实行农奴法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不过是像迦太基、雅典或罗马这类城市共和国的农村附属物（第50页）。但要知道，农村的意义主要是农业，而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按照列·伊·梅契尼柯夫自己的理论，海是没有意义的；农业民族甚至常离开大海，“对它向之以背”，而不是寻找大海。地中海怎么能够对中世纪农业的欧洲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有决定性的影响呢？很明显，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进程。当然，环境有自己的作用，但是在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常常可以甚至同环境的要求相矛盾。在现代欧洲历史上，也和在任何其他历史上一样，可以举出这类矛盾的若干例子。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而且主要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不应当少于研究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这两类研究是互相补充的，而在它们的联合努力下，历史最隐蔽的秘密也会逐渐揭开的。为了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最近四十年来，特别是马克思学派做了许多工作，而不能不非常遗憾的是：几乎它的所有结论列。伊·梅契尼柯夫都没有加以注意。归根到底，以及一般而言，他的著作达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得出的同样的结论。不过如果他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过校正的话，他的结论在严整性和彻底性方面就会得益很多。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随便举出已经引用过的列·伊·梅契尼柯夫关于历史的发展会导致社会关系按照自由和平等的意旨进行改造的见解就足够了。这个见解有什么根据呢？就根据这样一条普通的理由：人们将来应该学会组织自己的劳动，不要专制君主的皮鞭，也不要企业主贪婪的监督。这个理由本身就有很大的或然性；这个或然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这位作者实质上没有任何必要借用自然现象领域的类比来加强自己的理由，因为所有这种类比通常都是很牵强很任意的。但是不管列·伊·梅契尼柯夫的理由多么或然，它毕竟还只是或然的。只有当他即使用不多的话证明了现在文明国家内部关系的逻辑怎样导致他指出的目的时，他的理由才会获得无可怀疑的性质。马克思学派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以应有的方式注意到现代生产力的规模和性质，注意到这些生产力同现代生产力关系的矛盾。马克思证明了，社会主义在怎样的程度上必不可免地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可惜，列·伊·梅契尼柯夫没有发现必须考虑马克思的学说。这个学说会使他的进步论具有更大的严整性和可靠性。马克思学派在我国也有自己的信徒。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纲要》一书对列·伊·梅契尼柯夫的研究就很有用。 但是，说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批评容易，艺术可难哪！而且甚至最欣赏作者、最同意他的观点的批评家也不可能对之提出某些异议和责难的那种著作是少之又少了。我们也要记住，不能把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看成是十分完善的著作，死神使他未能对它进行应有的加工润色。但是即使像现在这个样子，本书仍然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我们断然地建议我国读者中那些对法语有足够知识的人们读读这本书，或者最好是说，去研究它。 附：一段重要的异文 现代研究者们同样承认，“气候”最不一致的部落，其原始劳动工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地球的最不相同的区域，未开化的各部落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上甚至宗教信仰也大体相同……显然，“气候”，一般而言地理环境，对人们的习惯和思想方式的直接影响完全不像孟德斯鸠和他的学生们所以为的那样巨大。间接的影响，即地理环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关系按其实质说在原始部落那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然而第一，它们远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发展；第二，它们也不总是朝相同的方向发展。这里就表现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科学越来越多地说明了这种影响……诚然，地理环境把人类社会赶去服繁重的“历史劳役”以后，便使得某些关系形式成为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同一种“历史劳役”会增加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发展他的生产力和经验，从而使他走向另一种存在形式，使他有可能从自己的道路上排除种种过去是不可战胜的障碍。…… （摘译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第1卷，第26页）
译文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译文后记 和麦金农先生相识，始于1984年10月出席武汉《史沫特莱在中国》讨论会期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麦金农先生未能与会。当时就得知，他的《史沫特莱传》初稿已告完成。1985年7月呼和浩特《纪念斯诺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我为他翻译了作为发言稿而从中选出的一段，并告诉他，郭沫若的《洪波曲》不是一首诗。 以麦金农夫妇合作名义写成的这部著作，终于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位美国激进女性的生平与时代》的书题下于1987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我读后就觉得果然不负十年辛苦，是任何人想要再写史沫特莱传记就不能不认真利用的重要参考书，但是我并不想翻译。 甚至在成都听人转告，麦金农出席南京1988年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时曾经表示，在中国“只有”两个人能译这部著作，其中一个是江枫时，虽然怀疑“只有”二字一定是传言口误，仍然由于作者的信任而感到鼓舞，却依旧没有改变原来的主意，因为手头很忙，想让别人去译，我自己还要写一部中国人写的史沫特莱传，而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直到《光明日报》国际部的郑德鑫同志来找，邀我为他和陈凤丽、徐炳和同志已经动手在译的译文校订，我才参加了这项工作，只是不曾料到一半以上的译文要由我来完成。 现在这部《史沫特莱传》，就是在郑德鑫同志热心劝诱和督促下，和他们几位合作的成果。我感谢他的劝诱和督促。他们译稿的基础都不错，我的校订主要是统一全书风格。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得不容忍我把我的文字趣味强加于人，甚至改译了个别段落。但是也必须承认，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动没有明显误译的每一句。 在翻译标准问题上，不同的译家各有一说，在某些观点上甚至大相径庭，但必须“忠实”却是一致的共识。不同语言之间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最大限度的近似。而纷纭众说大体不外两种：一种主张“但求神似”，另一种则认为不应也不可能单求神似。 以诗歌翻译为例，我曾一再主张，必须力求形神皆似，并进而认为形似而后神似，因为神以形存，亡其形者亦必失其神。虽然以诗歌翻译表现最为明显，其实散文翻译亦复如是。原作是怎样说的，译文也应该釆取尽可能相同或近似的说法。说法变了，味道就变。所以，散文翻译，我也主张，应该尽可能贴近原文。我的校订，也就是尽可能贯彻这种主张，而让读者尽可能知道原作者是怎样说的，在大量引用的材料中史沫特莱本人或其他有关人当初又是怎样说的。 对于一般读者，这是一部开卷有益而且可读性很强的人物传记，对于学习和研究史沫特莱，则是一本史料翔实的重要参考书，必须力求译文的忠实才能保持原作价值。我希望我们的译文做到了对于原作的绝对忠实，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成果之间一定会有差距，如果能够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我们会不胜感激。 我相信这部译作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但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决心即使赔钱也要出而且要出好的精神，在当前经济效益不能不优先考虑的气候下，仍然值得尊敬。 最后，还要专门感谢尊敬的康克清同志，受到史沫特莱敬重而且也敬重史沫特莱的康大姐特为本书题词，不仅是再一次提倡学习史沫特莱，而且也是从她的切身体会中指出了这位伟大女性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位置。 同时，我也要借此机会向美国的雪莱·克纳普（SheikKnapp）女士诚挚申谢：感谢她在史沫特莱研究中所给予的友情支持，是由于她的热心寄赠，我才得以及时读到了这部有价值的史沫特莱传记著作。 江枫 1990年6月28日沈阳
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结束语 1950年5月7日，史沫特莱在美国报纸上最后一次成了头条新闻，大量报道试图对她在英国似乎神秘的环境下死去一事作出解释。联邦调査局原先的一名特务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热心成员、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HaroldVelde）指控“共产党人”谋杀了她。他断言，史沫特莱就要被传回美国公开向她的委员会交代她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北京的新政府发言人作出相反的指控：华盛顿应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悲惨死亡负责。朋友们则归咎于冷战气氛，也有人提出了自杀的可能！ 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上，人们缅怀史沫特莱作为新闻记者和为中国、印度及其他地方被压迫人民奋斗的战士的业绩。埃德加·斯诺，哈罗德·艾克斯，史迪威将军的遗孀和其他人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悼词。《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讣闻，都集中于1949年公开发表的威洛比将军的指控，说史沫特莱是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正因为有这种指控，没有一个史沫特莱的直接亲属参加追悼会或致悼词。 史沫特莱临死前不久曾预言朝鲜或越南的战争将会使美苏在亚洲形成军事对抗。她死后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触发了由威斯康辛州资历较浅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疯狂的反共歇斯底里浪潮和政治迫害运动。史沫特莱常常作为一名阴谋削弱美国政策和让共产党在中国掌权的女人被人挂在嘴边。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指控道： 在促使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垮台和我们的敌人获胜方面，史沫特莱以她的写作和演说起了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揭露她曾经作为同佐尔格间谍网有联系的苏联间谍进行活动。 作为史迪威将军的朋友和顾问，艾格尼·史沫特莱影响了那位将军的态度。马歇尔将军作证时说他又受过史迪威将军的影响。对远东局势迷惑不解的美国人不必感到内疚。马歇尔将军和史迪威将军所显现的糊涂，部分起因于并不糊涂的史沫特莱，为报纸和公众心理的混乱提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 尽管有科尔伯格这样一类的说法，联邦调查局1952年6月27日还是结束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这份报告在承认缺乏党籍证据之后得出结论说：“既未有发现此对象代表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也未发现有关美国陆军部在佐尔格案件中所称她在远东从事间谍活动的进一步事实。” 1954年10月11日最后归档装进联邦调査局史沫特莱案卷中的一份材料，是询问一名美国士兵的军事情报报告。这名士兵在朝鲜战争期间曾被中国人俘虏。这份报告说，曾有人向他宣读《大地的女儿》中的片段，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来“教育”他。这充分表达了史沫特莱在极右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她是个不忠诚的美国人，她甘愿揭露美国制度的弱点而使她成为共产党能用来损害美国的一个工具。 有关史沫特莱是共产党人的一个简单工具，或是象弗瑞达·厄特利所称的天真的共产党同路人的指控，以它令人不安的全部复杂性，模糊了史沫特莱的政治生命和道德信仰的真实性质。从她在1919年为社会党的《召唤》工作的那些日子起，史沫特莱就懂得了政治鼓吹是新闻工作的心脏和灵魂。史沫特莱作为一名工人记者，认为用她的政治观点说明事件是她职务的一部分，而不管那些当权者持什么意识形态的立场。所以，在20年代，她大声疾呼，反对共产国际阻挠在印度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联合阵线的立场。在40年代，她支持中国援助理事会向国民党提供医疗援助。最有重要意义的是，在30年代中期，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曾拒绝她的入党申请，恰恰是因为她的个人主义。此外，假如她在政治上曾被利用，她就会很清楚这一点并且接受获得一个辩护士头衔的可能性。1936年12月，她每天从西安广播，反对国民党关于绑架蒋介石的宣传，她知道能够指望什么。 到史沫特莱遭到麦克阿瑟将军僚属的攻击时，她非常清楚，只要她公开谴责苏联和美国共产党，就能够挽救自己。，虽然她非常痛恨苏联的某些政策和藐视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傲慢态度，但她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对史沫特莱说来，40年代末期的冷战词藻似乎是20年代末期英国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故伎重演，是一种企图掩盖建立美利坚新帝国的烟幕。1950年，史沫特莱不相信殖民主义已经受到致命的一击，她对美国放弃美国革命的反殖民主义原则感到极度失望。此外，史沫特莱目睹总检察官帕尔默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对布尔什维克的袭击，知道政治上无辜的人民由于成为右翼不分青红皂白的意识形态攻击的靶子而会受苦。 实际上，史沫特莱一生中与共产党出于现实需要的联盟，动机是复杂的，而且问题和问题各不相同。她还经常公开反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正如她1948年和1949年表示支持铁托时那样。尽管她认为暴力是一种最后的手段，仅仅在民主程序遭到破坏以后才能采用，但她接受共产党的先决条件；只有暴力的威胁才能导致权力再分配、帝国主义的结束和社会不公平的矫正。 忠诚是史沫特莱一生中遇到的最麻烦的伦理问题。够有趣的是，从她刚开始工作时起，她选择为之战斗的团体都不情愿接收她作为自己的成员。甚至在她死后，这种接受也是犹豫的。总之，她缺少作为团体成员的主要资格，即缺少对某人或某事不加鉴别地公开表示效忠的意愿。她一再被斥为异端，因为她不愿接受把任何人归入敌人的分类法，只要她认为那个人有良好的动机和道德原则。她为林可胜、鲁迟主教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这样一些人辩护并拒绝谴责她的美国、印度和中国的朋友而付出了政治代价。她坚持为自己作出决定这种至高无尚的权利，使她成了所有团体和组织的肉中刺。虽然她当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但她公开批评包括毛泽东和孙逸仙夫人在内的她不喜欢的一些个别人物。虽然她赞成节制生育和印度民族主义，但她不把妇女或印度人作为一个群体而加以理想化。 20年代的精神分析疗法帮助史沫特莱把愤怒转变成有创造力的奋发精神，但未能完全治愈她青年时代贫穷和作为妇女而经受歧视所造成的创伤。在个人关系方面，她一贯坚持，无论是朋友或是情人都必须准确地按她本来面目认识她而不顾风险。在她一生中，保护人和赞助人总试图使史沫特莱成为又一个伊莱莎·杜利特尔那样的人物，即，可以被塑造成上流社会人物的下层阶级姑娘。但史沫特莱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独立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最终也不清楚谁对谁的影响更大，是保护人还是被保护人。史沫特莱在接受分析治疗之后，决定不让个人关系在职业上或政治上使自己受到损害。她的女权主义的重点在能给妇女以更大自由与权力的节制生育之类的事业上。 史沫特莱极端的斗争精神使她追求妇女解放的努力显得极为困难和充满矛盾。她试图以放弃男女相互依赖解决她自己的性爱冲突的努力，是以某种孤独为代价来实现的。但这种立场——与她三四十岁时拒绝放弃性爱欢乐有关——不仅对一般公众而且对同她一起工作的多数妇女来说，使她成了令人难堪的自行其是的人物。 史沫特莱一度曾被形容为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她永远与之战斗的毒龙”的世界里。容易冲动，常常不谋策略，总是一刻也不肯安定。她的行为近乎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精神抑郁不振或是感觉到不安全时，身体也常常会垮。但同样常见的是好象刚过一夜，她就能从颓唐反转为奋发，以蓬勃的精力应付体质上和政治上的挑战。于是她就成了最快活的人：唱牛仔歌谣，背诵粗俗诙谐的打油诗，组织舞会，在园圃里不要命地劳作。 从卷入印度民族运动最初的年月开始，史沫特莱就理想化了献身信仰而受苦受难的人。1949年，虽然她被追捕和陷于孤立，甚至被大多数自由派朋友抛弃，但是在她认为曾被别人称作她偏执狂表现的行为被右翼的攻击证明为正确时，她便得到了某种满足感。这种攻击变成了自我完成的预言的一部分，使她更加坚信：为摆脱贫穷和愚昧的斗争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自己变成了一个为献身主义而受苦受难的人。 史沫特莱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忠诚产生于30年代她曾在其中生活过的游击队里见到的民主精神。而当年的民主希望在80年代尚有待于完成的事实，一定会使她深感失望。人们不知道她对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象史沫特莱自己一样，她的许多亲密的中国朋友——例如，独立而自尊的知识分子老舍和刘良模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陈翰笙、周立波和丁玲——终于在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指责共产党内缺乏民主的时候被指控为不忠而受到了惩罚；有希望的迹象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认把这些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政策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 直到生命终止，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始终是一名自任的战士，为贫苦无根的人民斗争的自由战士。她也是一位热情的园丁，一位无家可归“小鬼”的母亲式人物，一个曾经在汉口组织人力车夫运送伤兵的女人。她曾在中国投身于诸如医疗救护之类实际工作的同时，她还向富人和特权者的良心发动进攻，用下层阶级的脏话、蔑视和忿怒对他们恐吓，笼络，款待和侮辱。史沫特莱对个人狂热的战斗性和创造性的利用，能够唤起象她的朋友凯绥·珂勒惠支的蚀刻版画中穷人的形象所唤起的那同样一种令人苦恼的情绪。象珂勒惠支和埃玛·戈德曼一样，她不把穷人和工人阶级浪漫主义化，从不美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她的亲密朋友大多来自中上层阶级。也许正是她能跨越阶级界限而发出一种激进信息的成功事实，最使科尔伯格和周以德这些院外援华活动分子感到恐惧。她一生最后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她相信，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与穷人的利益相对立，在中国和印度如此，在美国也绝对如此。 贯穿她整个一生，在她的著作和公开言论中，她自己承担的任务是让人们了解贫穷和愚昧的绝望而无止境的恶梦。她的目标就是推翻这两条毒龙。她的一生是一场战斗，没有休战没有妥协，直到最后。
第二十章最后一幕，1948—195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二十章最后一幕，1948—1950 史沫特莱在遭人白眼的情况下离开雅都时，中国的内战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共产党1947年底发起的反攻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蒋介石的军队，战线拉得太长，领导能力极差，很快就被逐出了满洲，大批国民党军队和装备被俘获。西北的老游击根据地延安被重新夺回。到1948年4月，共产党军队已控制黄河北部农村，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也都落入了他们的包围圈中。据报道，他们正准备在山东进行一场重要的战役。山东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跨越黄河入海口的沿海省份。 这些来自中国的消息使史沫特莱欢欣鼓舞，减轻了由于她与伊丽莎白·艾姆斯关系破裂和寻找食宿困难所引起的焦灼感。她在演说中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抨击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的无望和不道德。然而，与此同时，她的政敌也更加起劲地攻击她，并为美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而暗中活动。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Kohlberg）（与前述阿瑟·柯尔伯格实为一人，作者有笔误。校者）访问东京并在威洛比将军家里逗留以后，在他的《大实话》杂志上就威洛比仍然是秘密的报告发表了一篇完整的社论，这份秘密报告包括指控史沫特莱是一名“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1930年以来就从事“卖国”活动。 在科尔伯格和《反击》杂志编辑们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支持他们的主张的情况下，联邦调査局急欲在史沫特莱案件上有所突破。胡佛私下担心缺乏具体证据。1948年4月，在收到威洛比关于佐尔格间谍集团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起作用的64页详细报告副本后，他似乎不相信并在给一位局负责人的备忘录中评论道：“报告的作者显然醉心于某些有悖于佐尔格集团活动事实的动机。”尤其是胡佛迄未看到远东的佐尔格集团与美国的苏联间谍之间的任何联系。预料将来需要更多的史沫特莱情报，联邦调查局对寻找必要的证据感到有压力。胡佛责备奥尔巴尼办事处对史沫特莱案件缺乏决心，命令他们对她继续调査，尽管她已迁出他们的管辖范围。现在纽约局奉命对这个案件担负起主要责任，被催促加速对史沫特莱的调査，以便得到她涉嫌与苏联间谍联系的任何一星一点的证据。 1948年3月，史沫特莱逃离雅都，起先跑到了新帕尔茨索尔伯格·布伦丁的农场，大约两星期后，她与一位朋友，中国医药救济处的工作人员，米尔德雷德·普赖斯搬迁到了纽约。仿佛要表明她自己在政治上是吓不倒的，她公开发表讲话并写信坚决反对国会中提出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这项法案要求被认为是共产党外围的组织进行登记。她有关中国的演说变得更加刺耳。例如1948年4月4日在纽约服装区举行的“滚出中国”的集会上，她谴责在中国的美国帝国主义并直截了当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同她一起上台讲话的有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Robeson）和蒋介石的老政敌、前军阀冯玉祥。冯到美国华盛顿自荐作为取代蒋的一个可取人选。通过支持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希望鼓励某种形式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新联合政府的组成能结束内战。但冯玉祥在华盛顿受挫后气冲冲地投奔莫斯科去寻求援助（在经过黑海时死于船上的火灾）。[1] 到了6月，史沫特莱已作出了新的生活安排。自从她1942年到纽约以来，她与老朋友约瑟芬·贝内特及其丈夫里査德·布鲁克斯一直保持接触。[2]布鲁克斯夫妇对艾格尼丝各方面非常了解，邀请她到坐落在森林中的斯尼登村贮木场同他们住在一起。这个村在赫德森河西岸帕利塞兹丘陵附近，从曼哈顿乘火车约需一小时。6月中旬，史沫特莱住进斯尼登村贮木场。在联邦调查局监视下，她在附近城市发表反对尼克松—蒙特法案的演说并支持亨利·华莱士1948年根据进步党政纲进行的总统竞选运动。9月13日，她给艾诺·泰勒写信描述她在哈德孙河畔的新生活和重新进行大规模园艺劳动的情形： 我已搬到老朋友布鲁克斯在农村的尚未完全竣工的房子里，住一间有个人浴室的小房间。他们夫妇俩也搬来了。到冬天，这所房子就会一应俱全。我放弃写作已有几个星期，——由于雅都的冲突而在精神上难以平静，来此后，又总有木匠的锤声和一般工人们的嘈杂声。所以我种了一个大菜园，足以供应我们3人和10几家朋友。我在30多棵西红柿中间种了20多棵茄子，10多棵胡椒，花茎甘蓝，胡萝卜，莴苣，萝卜，豆类，每两周一种，新西兰菠菜，芥子菜，两种南瓜（6大堆瓜）。 让你对这个菜圃有一个概念：昨天附近一个军营的大群退伍军人举行大型野餐，拍卖东西，为华莱士竞选总统运动筹集资金。我直接从菜园里向他们送去一箱箱的新鲜蔬菜——他们卖了35美元。我定期把青菜供给一些退伍军人，供应附近的两户人家，而且一有机会就把一箱箱蔬菜送给纽约的一位朋友。我的菜园丰产轰动了这个地区，但是其他多数菜园歉收。我在夏天有玉米吃——直到一只浣熊闯进去，每天晚上吃掉有十多穗。 我们有一所房子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我们常坐在阳台上观看河从下面流过。你知道，沿哈德孙河直到这座城市，林木茂盛，非常美丽。这个村落是艺术家们的村落。他们使用长期车票经常来住于纽约和这个村落。他们是剧院工作人员、音乐家、作曲家、作家，少数教授和其他专业人员。他们居住在这里，但在纽约工作。不过我很少看到他们。自从我离开雅都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极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的溃疡病消失了。 对于史沫特莱，1948年秋天是个较平静的和多产的秋天。她修改了朱德传的草稿，年底她把它送给克诺夫，然后，交给埃德加·斯诺阅读。然而这时她已经在纽约文学界当权势力面前失宠。为她处理应聘演说的代理商已经弃她而去。她已很少在大学校园里露面。编辑们特别是《新共和》杂志和《民族》周刊的编辑们正在和她保持距离。史沫特莱发现，她现在只能在《远东聚光灯》（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出版），《中国文摘》（香港）和《国京前卫报》（纽约）等发行量有限的社会主义左翼杂志上发表文章。周以德和鲍威尔之流院外援华活动集团成员也不再在广播电台同她辩论。她最后一次发表电台广播讲话是在1948年5月，是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赞助的。 史沫特莱在纽约市外发表有关于中国的公开演说时常常受到诘问。例如，1948年6月，她预定在帕利塞兹附近一个退伍军人组织露面的消息传出后，就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一小伙脑子里装满了科尔伯格《大实话》杂志关于史沫特莱是叛国者之类指控的当地居民，在她发表演说以前，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抗议。史沫特莱还是如期发表了讲话，没有被人打断，可是气氛紧张；据报道，她放弃了通常都有的回答提问部分。报纸对她持敌视态度。《纽约镜报》形容她对帕利塞兹四周当地社会舆论“漠然置之”，嘲笑她“作为一个头发染色多变，身材粗壮的女人在帕利塞兹一带成了有趣的话题”。 1948年8月，反共情绪被泄露给报纸的有关“红色间谍皇后”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Bentley）向纽约大陪审团（尽管没宣布起诉书）作证的谣言煽动起来了。12月，美国政府内部关于间谍事件和控告共产党渗透的浪潮，在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和阿尔杰·希斯（AlgerHiss）之间难解难分的激烈争论中达到高潮。虽然钱伯斯1942年以来一直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但是直到1948年12月2日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访问他的农场，要他出示那出名的“重要文件”，他才改变了他对希斯的指控包括有关于充当苏联间谍的说法。同月，委员会还就“远东”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问题询问了钱伯斯。这时他改变了原来的说法。在1945年联邦调査局的一次访谈时他曾报告说，1936年在纽约一家自助餐厅应他的要求同史沫特莱进行过一次随意的会见。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她是美国共产党员。而1948年12月他却说会见是在1935年，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出于他的要求：约翰·卢米斯·舍曼（JohnLoomisSherman）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即将前往远东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需要找史沫特莱谈正事，曾要求钱伯斯与她接触。[3] 12月31日，向全国报刊提供稿件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Pearson）写道，史沫特莱是一个重要苏联间谍，大约从1934年到1941年作为苏联间谍集团的一员在日本工作。也在这时，科尔伯格，厄特利和周以德这些院外援华活动集团主要成员，由于意识到蒋介石的处境实际上已亳无希望而开始釆用一种新的口号：是谁丢掉了中国？他们的答案，当然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他们说，不小一部分是在美国输掉的，因为象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同情者，在成功地软化了公众舆论，削弱了尤其是在国务院内，对于蒋介石继续掌权所需的大规模援助。 1949年，对于史沫特莱而言，开始得相当平静。1月21日，她和刘良模一道在帕利塞兹为华莱士竞选总统的当地俱乐部的集会上讲话，刘良模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1938年她曾在长沙在医疗救护方面同他有过密切的合作。那是一次欢快的聚会，她和刘非常热情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前途。但是结果表明，1月份不过是暴风雨前的间歇。1月31日，《时代》杂志毫无根据地点名说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投稿人。2月1日，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向联邦调查局索取有关史沫特莱所有报告的副本。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报告联邦调査局，说军方将发表一份有关苏联间谍集团长达33000字的报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该集团关键人物之一。2月10日在华盛顿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乔治-艾斯特（GeorgeEyster）上校公布了这个报告。艾斯特的报告以威洛比在东京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报告为根据，描述了在日本为苏联工作的一个战时间谍集团。报告说，这个集团由于提供至关紧要的情报，帮助俄国军队打退并打败了德国人（荒唐可笑，因为佐尔格1941年被捕了[4]），据査证，这一集团的领导人是：冒充纳粹驻东京的新闻专员俄国人里査德·佐尔格博士，和日本新闻记者兼中国问题专家近卫文磨首相的朋友尾崎秀实。他们两人和其他几个人于1941年被日本人逮捕，而在1944年被处决。可是这个间谍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的上海。 能够用来指控一个活人的最严重的罪名落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头上。的确，她1930年在上海曾把尾崎介绍给佐尔格。他们3人当时都是新闻记者。尽管并没有1934年以后与她还有牵连的证据，这个报告却断然宣称史沫特莱是“仍然逍遥法外的”“一名苏联政府间谍和特务”。而且，她还被描述为“把中国共产党人说成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只不过是与苏联无任何联系的当地土地革命者”之类鬼话的早期编造者之一，如果不是创始者的话。据报告指称，这种观点已被史沫特莱十分有效地普及了，以至：“今天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已难以相信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别种解释了。” 同一天，史沫特莱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她的辩护律师奥·约翰·罗格（O.JohnRogge）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的前助理总检察长，此时可能是美国著名的民权律师）。她强烈否认他们的攻讦，说她从来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她还谴责有阴险政治动机的麦克阿瑟将军，说他对她的攻击与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失败有关。那天晚上，在相互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史沫特莱发出一项挑战：“麦克阿瑟将军并未对我提起诉讼。他知道我并未犯下他所指控的那些罪。他躲在一项法律的保护后面肆意胡言，这项法律说他作为高级军官不得由于作伪而受到起诉。因此我称他为懦夫和小人。现在我对他说：放弃你的豁免权，我要控告你诽谤。” 第二天，2月11日，华盛顿军方发言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慌忙要求联邦调査局提供更多的情报。艾斯特不愿意向新闻记者发表这项报告的全文，说它“所包含的既有见解也有事实”。2月16日他对《纽约时报》说，这个“报告包含了使军方为难的几种见解，而他“认为有关当局调査过史沫特莱女士以前，不应该点她的名”。华盛顿军方官员尽可能地把整个事情的责任推给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最后，2月18日美国军方公开道歉并撤销了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时代》杂志报道说： 军方今晚公开承认，在发布有关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间谍的“哲学性”报告方面犯了“不慎失言”的错误，并且说没有证据能支持对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是所称间谍集团一员的指控。（艾斯特上校）断然声明，“在我们并未掌握证据时”，就发表言论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士不是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不是说不存在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而仅仅是说，“报告发表时我们手里没有证据”。艾斯特上校说，“没有证据就给人涂上焦油、粘裹羽毛（一种私刑和侮辱——校者）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东京总部的反应是十分恼怒。报告是麦克阿瑟的情报头子查尔斯·埃·威洛比将军1947年写成送交华盛顿的。为什么要现在发表呢？然而，触怒威洛比的却是史沫特莱扬言要以诽谤罪起诉和军方一星期后的反应。2月21日，他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愿意放弃他的军事豁免权以便史沫特莱控告他。史沫特莱没有接受他的挑战，主要因为卷入之后所费不赀，还因为她已赢得军方的道歉和撤销指控。总之，陆军部长肯尼思·C·罗亚尔（KennethC.Royall）拒绝让威洛比放弃他的豁免权，并在2月25日“会见记者”时试图把整个事件当作一种“处置失当”草草了结。 威洛比将军却没有被吓倒，第二年他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收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他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特别报告并写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上海密谋》（1951年）。无论是报告或是那本书都未能成功地证实史沫特莱曾是一名共产党员或间谍或她同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联系曾—直延续到1932年以后。然而，威洛比和他的报告仍是院外援华活动集团当年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而且时至今日对于约翰·伯奇协会（JohnBirchSociety）这样的保守团体依旧如此。 象埃德加·胡佛一样，华盛顿陆军总部一直处于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之流院外援华活动分子要求发表威洛比报告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这些院外活动集团成员感到苦恼的是，军方只对沃尔特·西蒙斯、德鲁·皮尔逊、约瑟夫·艾尔索普这些他们认为是友善的记者透露消息，而其他人没有受到多大注意。威洛比的密友科尔伯格尤其对陆军压制这个报告感到不耐烦。后果证明不幸的是，米德（Meade）上校屈服于压力，未经上司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的批准就发布了这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公布的同一天（2月10日），科尔伯格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赞扬陆军的行动并要求“陆军和联邦调查局效法麦克阿瑟将军并且全部公开有关苏联间谍集团的调查结果”，他还补充道：“麦克阿瑟报告中提到的两位作家现在住在本市市内……对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活动应作进一步的报道”。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有东京方面的反应和罗亚尔部长感到为难，陆军情报头子米德上校和显然也是情报官的艾斯特上校，作为应对发表报告负有责任的当事者均被调职，他们的调职使两位国会议员2月19日要求对陆军部的动机及其处理整个事件的方式进行调査的呼声平静下来。 报刊对2月10日报告的发布和军方随后又撤销了报告的反应大不相同。科尔伯格3月和4月在《大实话》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为右翼和院外援华活动集团说话：“决不允许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洗刷的行动损害一位伟大和受尊敬的军人并玷污美国陆军的荣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的报纸如《世界电讯报》都认为，是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党分子揭露出来的时候了。而在左边，《工人日报》则指控对于史沫特莱的攻击是蒋介石失败的一种反应，并暗示麦克阿瑟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站在中间的是替《民族》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明星报》、《纽约邮报》写稿的马奎斯·蔡尔兹（MarquisChilds）和哈罗德·艾克斯（HaroldIkes）这样一些自由派编辑和专栏作家。他们为缺乏具体证据的指控感到震惊，担心尽管军方撤销了指控，还会有更多的政治迫害等在前头。 有关间谍罪指控的大肆宣扬却在不象会产生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反响。在撤回报告后一周多，2月18日联邦调査局特工人员访问了雅都，会见了当时四位居民中的两位：爱德华·梅塞尔（EdwardMaisel）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Hardwick）；以及常务董事伊丽莎白·艾姆斯。询问的中心问题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联邦调査局曾经通过艾姆斯的秘书对史沫特莱跟踪达四年之久，直到她离开雅都为止。这位秘书定期“把情报投在萨拉托加某地以转交联邦调查局”。在这个时候，在史沫特莱离开一年以后，对雅都的一次公开询问可以被看作是关心史沫特莱长期住所的一种不祥信号。假如询问的意图也在于恫吓，则无疑达到了目的。 联邦调査局对雅都一段所谓共产党人的过去突然发生兴趣，使居住在这里的哈德威克，梅塞尔，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O’Connor）和罗伯特·洛厄尔（RobertLowell）四位客人大吃一惊。他们开始对伊丽莎白·艾姆斯产生怀疑。他们四人中只有梅塞尔曾经见过史沫特莱。然而在联邦调查局调査期间，他们四人由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带头，与本地董事会成员进行接触，表示对雅都“阴森的”气氛感到关切。他们指出，“联邦调査局似乎既不信任雅都常务董事艾姆斯夫人的证词，也不信任她的动机……而认为她曾保护过史沫特莱夫人（原文如此）达到了失职的程度。”1949年2月26日，董事会在雅都举行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这件事情。罗伯特·洛厄尔针对艾姆斯夫人的冗长发言，被他的传记作者伊恩·汉密尔顿（IanHamilton）概括如下： 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难读。洛厄尔的开场白要求“解雇”艾姆斯夫人，并且要“无条件地、决定性地和迅速地”采取这一行动。“确切”的罪状是，我们有这样的印象，艾姆斯夫人不知怎样深深地神秘地卷入了史沫特莱夫人的政治活动，”而且艾姆斯夫人的品质“完全不适合担任常务董事的职务”。洛厄尔继续据此而使用了一个“非常贴切形象化比喻。”他说，雅都是“躯体”而艾姆斯夫人是“一个有病的器官，长时期毒化着整个机体，有时强，有时弱，有时几乎难以觉察，有时象现在这样达到致命的程度……。”然后，洛厄尔反复询问其他客人，强求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一系列想象的危害性“印象”。例如哈德威克表明：“我个人感到，在艾姆斯夫人的表面行为和她的真实感情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不是对我，而是对大多数事情。我只知道表面……不能了解她的内心。”会上还提到了在雅都受到款待的其他共产党作家，提到了一位名叫伦纳德·埃尔利希（LeonardEhrlich）的“无产阶级小说家”，是艾姆斯夫人的老朋友和雅都的常客，提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附近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学生中使他们改变信仰，还提到日本和东德的神秘来访者，和有关“莫洛托夫鸡尾酒会”的可疑笑话，以及艾姆斯夫人对待联邦调查局的有悖于爱国精神的警惕和谨慎等等。总之，所谓“证据”，是由不经甄别的道听途说加上和绝望的猜测拼凑成的一种东西：而没有一个证人能够不承认艾姆斯夫人“表面”的友善和工作效能。 会议结束时，伊丽莎白·艾姆斯为自己辩护。她说，“玛乔里（艾姆斯的姐姐）死后，她感激（史沫特莱），因为（史沫特莱）在护理等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她说，那就是为什么会让史沫特莱在那里住那么久的原因。她并不为史沫特莱出现在雅都而感到歉疚，也不为最初（向洛厄尔）把史沫特莱描述为“老派杰弗逊式民主分子”而反悔。由于受到客人们的攻击，她感到震惊和痛心，因为十天前她同她们之间的关系还十分密切。 马尔科姆·考利作为雅都董事会成员出席了会议，曾经为史沫特莱和艾姆斯夫人辩护。他说，没有人否认史沫特莱有时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但他藐视关于她不是共产党员就一定当过间谍的想法。考利引用联邦调査局关于史沫特莱的档案材料对董事会成员们说：“早在1940年，（当）她刚刚离开中国……史沫特莱从洛杉矶给我写了一封8页纸的长信，谈到她的很多困难。（美国）共产党人全都反对她。他们想方设法使她得不到演讲的聘约。她手头很紧。此后，她来到东部在农场当农工，她写到她已经听到有关雅都的情况，我要她写信给艾姆斯夫人”。 会议结束时董事们一致同意3月底在纽约举行下一次董事会会议时将再讨论这件事，并作出最后决定。考利在给朋友的信中很好地描述了雅都会议最后的场面： 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什么事也不可能做成。但每一件事都要留待下次在纽约举行的新会议（大约两星期以后）作出决定。客人们散去时发誓要使雅都的名字在文学界名誉扫地，并且要召开一次群众抗议集会。董事们离去了。我呆了一天，因为我必须完成一大篇评论，如果等我回到康涅狄格州我就可能太累而难以完成了。可是后来我也离开了，觉得我好象是出席了一次大清洗期间俄国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伊丽莎白·艾姆斯住进一家私人疗养所。她的秘书辞职了。雅都好象成了战争蹂躏过后的一片战场。 在随后的三星期，洛厄尔给雅都“校友”写传阅信件，极力主张免去艾姆斯夫人的职务。而马尔科姆·考利，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Kazin），约翰·奇弗（JohnCheever）等人则准备了一份反请愿书为她辩护，。由51位著名的“校友”签名。其中有凯瑟琳·安妮·波特和卡尔森·麦卡勒斯这些史沫特莱的雅都老朋友。麦卡勒斯立即离开佐治亚州到纽约来帮助为艾姆斯夫人辩护。到3月26日董事开会时，决议是一项预先做出的结论：艾姆斯夫人再次被确认为执行董事。罗伯特·洛厄尔也许从不理解艾姆斯夫人对于建设雅都的作用。把她得到压倒多数的支持票当成了一次个人的失败。[5]于是，在1949年3月这一个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变成了纽约文学界街谈巷议的话题。不幸的是，许多议论只是加强了人们对于她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和很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和间谍的印象。因此，在纽约文学界正统势力心目中，从这起事件中显现出来的她，比一年前被从雅都驱逐时更象是个不可接触的贱民。 军方发表东京间谍报告也使联邦调査局慌乱起来。它突然受到要求提供更多有关史沫特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证据的压力。例如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就要求联邦调査局公布它所知道的史沫特莱的情况，并且有人谈到要由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史沫特莱的案件，联邦调査局将不得不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在送给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处这种政府机构的报告摘要中，联邦调査局曾不断暗示“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一名共产党员。问题在于声称确知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的唯一“可靠的”前共产党员消息来源就是惠特克·钱伯斯，而他却根本没有证据。对前共产党员威特福格尔和冈帕兹的审讯以及对史沫特莱的演说和著作的审查，有助于证明的也仅仅是史沫特莱20年代曾是个共产党同情者或是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国际的特务或共产党员。更何况佐尔格的间谍指控迄未获得确实的证据。胡佛抱怨处理这个案件漫不精心，并命令有关机构重新审査史沫特莱的档案。他特别再次批评奥尔巴尼办事处对这一案件“处置不当”。 奥尔巴尼办事处在答复时采取坚定的态度。它承认在提交报告方面有“不可原谅的延误”，但又补充说：“当时监视对象在奥尔巴尼区域内显然并未进行任何可以报告的有关活动。”在回答胡佛局长关于1947年底收到最初的佐尔格报告后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的问题时，奥尔巴尼分局解释说： 请注意，此（1947年的）摘要并未披露有关对象1934年以后在远东活动的材料。事实上摘要的最后一句是说，佐尔格曾通知他的一个特务尾崎说，同对象的任何进一步接触都是危险的。奥尔巴尼办事处一收到这份摘要便查明对象仍然留在庄园（雅都），而并未从事与她的现有职业不相符的事情。她很少离开住处。据密告人（艾姆斯夫人的秘书）称，她不曾作过值得重视的旅行……而且（直到1949年）奥尔巴尼和纽约的办事处的调查均未发现她有现行的间谍活动。 纽约办事处虽然答复胡佛时更有礼貌，但是也为缺乏证据而苦恼：“要肯定地查明史沫特莱曾经或正在作为苏联间谍进行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能。调査表明，她继续保持亲共产党的同情并与类似性质的人员和组织有联系。据信，继续进行这种调査无疑将会积累更多已经获得的同类情报。”为了取得突破性进展，纽约方面建议，直接询问史沫特莱本人，如果必要，由大陪审团传讯。询问应详细调査她“在欧洲特别是在俄国的联系，她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工作时同东方的哪些人有过接触以及她同佐尔格博士关系的范围。”可是在一致同意值得调査的主要是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影响和联系之后，纽约办事处说，“应当格外小心，以免本局在新闻报道中处境难堪。”在陆军刚受到那次今人难堪的宣扬之后，这种警告对J·埃德加·胡佛起了作用，他立刻否决了借助于大陪审团传票直接讯问史沫特莱的主张。 3月，在联邦调査局非常懊恼地从事情发生两个月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得知惠特克·钱伯斯12月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作证时，已把史沫特莱牵连在可能的间谍活动之中，他们重新询问了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钱伯斯这次的说法和1945年他对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况互有出入，可是联邦调査局的这次讯问报告没有注意到这种不一致。至于史沫特莱是个共产党员的问题，钱伯斯12月向众议院委员会到底说了些什么至今仍不清楚。可是到3月他的措词就比1945年说的谨慎了：“我没有（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的情报，不过得到了她至少是共产党同情者的印象。”在这一年当中，联邦调查局询问了30年代在中国认识史沫特莱的好几个人，包括蒂尔曼·德丁（TillmanDurdin），弗瑞达·厄特利，哈罗德·艾萨克斯（即伊罗生——校者）和弗兰克·多恩。史沫特莱的第一个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姐姐索伯格受到了调査，史沫特莱的纳税申报书也被检査，邮件和她在斯尼登庄园（Sneeden’sLanding）附近的活动都受到更严密的监视。 史沫特莱在中国认识的新闻记者，现在大都回避她。也有少数例外，1949年3月，史沫特莱高兴地收到了一封支持信，这是T·H·怀特（白修德）从意大利寄来的。这封信说： 即使写一封长信也难以开始说明我对这些婊子养的是多么愤怒！他们竟敢如此随便诽谤有着你那样一种履历的人。我一向知道，威洛比是一个缺乏男子汉气概的邪恶老混蛋。最后一次（1945年在马尼拉）我看见他时，他正在街心大骂一个黑人士兵，说“你这狗娘养的黑鬼，挡我的路是什么意思。”他说这话时，用的是一种多喉音的外国腔调，那种腔调总使我想起他的父亲是威廉皇帝军队中一个普鲁士将军。因为那种猛然一抖，把身体站直象是你忠实仆人的动作，丑陋而可笑……我们全世界所有爱你的人都站在你一边……不知道为什么，你，我和其他许多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个精神和意志都被看重的时期，而现在竟落入用尺量信仰、用砝码称忠诚的机械人手里。” 随着联邦调査局监视的加紧和表面化，史沫特莱象是一位被追捕的妇女，非常象她过去在上海受到法国、英国和中国的密探监视那样。也象以往一样，她的公开反应就是反抗。她在《远东聚光灯》杂志上发表题为《东京烈士》的短文，赞扬尾崎和佐尔格作为反法西斯分子的贡献。她还继续给尾崎在东京的女儿寄送衣服和钱。 有一项灵感之举，史沫特莱征得了他曾在罗斯福任内担任过十多年喧闹的好争论的内政部长的哈罗德·艾克斯的支持。虽然他现已进入他自己的70年代中期，但是作为《纽约邮报》每日专栏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和自由事业的赞助者仍然非常活跃。1947年底以来，他同史沫特莱一直就中国局势保持通讯联系。2月和3月，史沫特莱故意向他提供有损威洛比声誉的材料，希望他会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攻击院外援华活动集团、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政府的弹药。艾克斯以异常凶猛的方式使用了史沫特莱的弹药。在3月中旬的两篇专栏文章中，他称威洛比将军是种族主义者和亲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各种恶名，获得了预期的效果：他使院外援华集团和威洛比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并使他们随后的几年激烈争吵。 在奥·约翰·罗格的建议下，也或许是为了拧一拧纽约文学界的大佬们的鼻子，3月底，史沫特莱在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为期3天的保卫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上做过一次象征性的露面。这次会议是由支持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的1948年竞选运动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目的在使华莱士的运动保持生气，是为了对抗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冷战心理。会议计划邀请苏联和东欧的重要知识分子与美国同行讨论当代文化问题。罗格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要史沫特莱作为美国政治压迫的象征出席会议。 美国国务院拒绝给大多数被邀请的东欧知识分子发入境签证。但是，象作家A·A·法捷耶夫和作曲家德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这些重要苏联人物都来了。美国方面有100多人，政治上从右翼到左翼，从罗伯特·洛厄尔到诺尔曼·梅勒（NormanMailer）；到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Oders）都参加了。会场外，示威者游行抗议所谓会议组织者和听众的亲苏观点；会场内，包括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McDonald）、西德尼·胡克（SidneyHook）和罗伯特·洛厄尔在内的一些作家，一有可能就提出含有敌意的问题。辩论十分激烈，遗留的争吵在文学和政治杂志上持续了多年。 总之，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会议组织者损失大于收获。至少有一例表明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文学评论家弗·奥·马西森（F.O.Matthison）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己在政治上所受人身攻击作出的反应，第二年自杀身亡。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未能幸免伤害。虽然她在会议上很少讲话（没有讨论中国问题），但她的照片还是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而在她讲话时她是为苏联辩护。她反问道：“如果没有两千五百万俄国人在战争中死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吗。”因此，在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文章中（以及一些年以后写的历史著作中），史沫特莱是被涂抹马西森的那同一把焦油刷子涂黑的：她被称为坚定的不肯改悔的斯大林主义者同路人。 史沫特莱认识到，她在公众的眼里作为一个亲苏的同路人和共产党间谍嫌疑分子而被贴上的标签是不可改变的。可悲的真实是，史沫特莱与之保持有密切联系的东方集团国家不是俄国而是南斯拉夫。1948年年中以来，南斯拉夫在铁托元帅领导下大胆地与华沙条约组织和莫斯科的领导断绝了关系。史沫特莱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同情可追溯到1938年她在汉口对鲍谦熙博士的友谊与钦佩。她在40年代的公开演说中，常常对南斯拉夫和中国两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类比（这种类比终于在60年代为学者们接受。）1949年，史沫特莱是纽约的南斯拉夫新闻处的常客，并与该处负责人之一玛丽亚·维尔范（MarjiaVilfan）关系特别密切。维尔范后来写道：在她看来，史沫特莱毫无疑问同情南斯拉夫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史沫特莱照旧在集会上讲话，例如6月在纽约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讲话。集会的主题是《为新中国欢呼——为和平联合起来》。同她一起出席的还有民歌手皮特·西格尔（PeteSeeger），亨利·华莱士和来自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老朋友刘良模。不过，一般说来，她担心这些人的出现对她的赞助人害多利少。[6]史沫特莱参加这次特殊集会表明她在这个委员会已发生的重要分裂中处于中立。引起分歧的是安娜·路易丝·斯特朗。1949年1月她突然被苏联驱逐后回到纽约，由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苏联而激怒了美国共产党。结果，委员会领导人艾尔西·乔姆利（即邱茉莉），莫德·拉塞尔（MaudRussel）（即，路慕德——校者）等人甚至拒绝同斯特朗说话，而作为一种反应，史沫特莱的许多朋友，包括著名的埃德加·斯诺，便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并抵制它的活动。史沫特莱象斯诺一样同情斯特朗。这两位妇女在1949年一整个春天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聘请了同一位律师奥·约翰·罗格。另一方面，史沫特莱继续同该委员会的个别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决心继续出席他们的集会。 虽然她公开采取反抗的姿态，但她在内心深处感到压抑。象早先几次危机时期一样，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反映了她的心理状况。1949年2月中旬，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她晚上不吃药就睡不好觉，她心脏出了毛病，总感到精疲力竭，好象突然老了十岁。象早先几次一样，她说她周围的气氛是严密防范和政治迫害的窒息气氛。她为在红军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如此疲倦和打不起精神来而感到难过，又一次考虑到逃走：“我的朋友，为什么我没有在几个月以前到中国去并归化成为中国公民呢？我本来可以在那里平平安安地工作的。可是美国这个国家是容不得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将军就可能随便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苏联政府的间谍和特务，因为她为中国辩护”。 不过这次危机与早先几次不同。过去，史沫特莱总能得到一大群朋友的物质和精神援助。而在1949年，她剩下的朋友布鲁克斯夫妇，埃德加·斯诺，米尔德里德·普赖斯（MildredPrice）和杰克·贝尔登，由于同她交往，几乎是日甚一日地变得更加容易遭到政治性骚扰。以往，她总有一种个人政治使命感，有一种别人需要她做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而在沃尔多夫会议之后，她觉得自己没有用了，而且会起反作用。她的共产党朋友即将在北京掌权，蒋介石是垮了。现在她能为建造新中国做些什么贡献呢？也许只会碍事。最后，由于不能发表演说或发表文章，她的自立能力受到了威胁。变得完全依赖朋友的前景，无论在美国或中国都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1949年春夏，石垣绫子和她的丈夫荣太郎也是史沫特莱在纽约的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格林尼治村的日子里，荣太郎就认识了史沫特莱，在雅都他们又加深了友谊。绫子后来回忆说，1949年6月史沫特莱的困难越来越多。在斯尼登庄园，她的房东布鲁克斯夫妇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和他们亲戚的抵制。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内的一派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向正在赫德森河航行的苏联船只发信号。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也加紧了。一连几个星期，两名特务守在布鲁克斯夫妇家门前。为了进出时避免被看见，史沫特莱有时藏在他们汽车后面的行李箱内。由于不想给她的朋友带来更多的麻烦，史沫特莱决定离开这里并在曼哈顿找一个地方居住。 然而，在动身前往纽约以前，史沫特莱在斯尼登庄园举行的斯诺与年轻女演员洛伊丝·惠勒（LoisWheeler）的结婚仪式上找到了暂时的欢乐（1944年以来，斯诺与他的前妻尼姆·韦尔士已经分居，经过她一再抗议不久前已正式离婚。到了70年代末，韦尔士仍然把离婚部分地归罪于她的老对手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从帮助他们实现结婚的计划中得到了极大的喜悦。事实上，据洛伊丝说，是史沫特莱操办了整个婚事，雇请音乐家，在布鲁克斯夫妇家的院子里安排室外招待会。她用鲜花布满了门厅，却惹恼了邻居，因为那些花都是她从邻居花园里“借来”的，对于史沫特莱，这是个大玩笑并且是感情的宣泄。但是在根本上这更是史沫特莱对斯诺的友谊的表示，此时，在所剩无几的中国时期朋友中对她支持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就是斯诺了。 7月，史沫特莱与米尔德里德·普赖斯暂时迁居曼哈顿。她花了几个星期寻找公寓而一无所获之后住进了叫作卡特里特的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间，这使她得以有她自己的一片清静之地，但是费用高得难以支付。为了省钱她常同绫子和荣太郎均摊饭费。大约就在这时，她受到了另一个打击：克诺夫的编辑们要求她对朱德传手稿作实质性修改。他们批评她大段大段地引用朱德本人的话，也批评她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热烈同情的观点。他们要她写中国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关系，这是她不曾接触过的题目。史沫特莱感到愤怒，开始怀疑克诺夫提出这些异议是由于冷战气氛日益恶化和麦克阿瑟对她的指控。她征求埃德加·斯诺的意见，可是他说他同意克诺夫的许多意见：手稿需要作较大的修改并要缩短篇幅。最后史沫特莱决定与克诺夫断绝关系，并依靠斯诺帮助作编辑加工和寻找一家新出版商。 到8月，史沫特莱的积蓄已经用光。她不久前付过1500美元一笔法律用费，寄了500美元给她在圣迭哥的兄弟。与克诺夫断绝关系使她的财务前途显得更加不可靠。她可能看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她计划先在生活费用较低的欧洲居住以完成她的著作，然后再从那里作出安排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7月开始申请护照，但是几次遭到拒绝，而没有得到解释。罗杰和鲍德温等朋友曾设法帮忙，但毫无用处。最后护照司通知她的律师罗格，不发护照是因为她是个共产党员，而陆军部已经控告她是间谍。10月，作为最后的一步，史沫特莱请求哈罗德·艾克斯帮助，对护照司司长鲁思·西普利（RuthShipley）施加压力，西普利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把护照发给了史沫特莱（据史沫特莱给艾克斯的信件），护照到1950年10月期满，仅限于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有效。虽然她并不知道其中原因，但是规定这些限制是为了适应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需要。该委员会的成员们计划于1950年询问史沫特莱，也许会要让她接受大陪审团的讯问。 1949年10月，史沫特莱仍在等候护照，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一个独立的印度的总理首次访美。这是一次激动人心和大事张扬的旅行，不仅具有象征的而且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因为尼赫鲁还要寻求援助。许多人要求会见尼赫鲁，史沫特莱是其中之一。自从1928年在柏林第一次见面以来，史沫特莱与尼赫鲁之间有着断断续续的通信联系。在40年代，史沫特莱曾公开地把尼赫鲁当作我们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和民主主义者同杰弗逊相提并论。尼赫鲁到达美国后史沫特莱两次通过印度大使馆寄信给他，但是未获回音。后来在华盛顿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史沫特莱的一位朋友问尼赫鲁为什么不给史沫特莱回信。尼赫鲁似乎大吃一惊，传话给史沫特莱要她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他。史沫特莱打了电话而未能接通尼赫鲁。同她说话的是一个男人，她认为这个男人一定是冒充尼赫鲁秘书的联邦调査局的特务，因为她知道尼赫鲁真正的的秘书是个女的。后来，她用另一种方法终于在纽约沃尔多夫饭店尼赫鲁的套间里，与尼赫鲁进行了一小时的个别谈话。他向她问到有关中国新政府、领导人和土改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史沫特莱敦促尼赫鲁亲自到北京去看看。尼赫鲁要她相信，他的政府就会很快承认新中国政府。史沫特莱还谈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她自己的处境。尼赫鲁礼貌地表示同情。但在他们会见以后，史沫特莱对一位中国朋友透露，他居高临下的屈尊姿态和“资产阶级风度”使她不舒服和失望。尼赫鲁并没有重提以前要她访问印度的邀请。 尼赫鲁的会见也许揭开了史沫特莱的旧日创伤。尽管她相信是联邦调查局不让她接近尼赫鲁，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尼赫鲁周围的印度官员们设法不让他见她。他们有些人会记得1927年她与拉伊帕特·拉伊和卡玛拉德维·恰托帕迪雅亚进行的激烈辩论。到1949年，她已由于过分容易引起争议而难以被印度领导人公开接受。如果史沫特莱在任何一种程度上猜到了这一点，那一定会增强她的孤立感。 9月底，在会见尼赫鲁以前，史沫特莱从北京新政府的一位密使处收到了2000美元现金。这位密使是她最亲密的中国老朋友陈翰笙教授，他和妻子顾淑型从1945年底以来一直住在美国。这笔钱是专供她回中国时用的。 在延续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那一个星期，史沫特莱显得愉快而轻松。她给《国民前卫报》写了一篇短文赞扬共产党的胜利。她带着蛋糕和蜡烛到石垣夫妇的寓所去表示庆祝。10月底，她终于得到护照，便立刻行动起来。为了乘船到中国去，她把大多数文件和财物留给了她的朋友，住在纽约州北部雅都附近的托尼·威利森（ToniWillison），以备将来运往中国。她劝绫子不要去码头送行，因为到处都是联邦调査局的人。绫子记得最后那几天她那憔悴和精疲力竭的模样和她告别时茫然的笑容。 的确，史沫特莱是苦恼的。在政治上，她不知道中国现在是否还需要她。她担心她可能已毫无用处了。正象她1939年在关于汉口不可思议的魔力的那封信里对弗瑞达·厄特利所说的那样，她在中国总感到自己是个外来人，从来不能直觉地理解周围社会的节奏、气韵和情调。因此，1949年11月15日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陈翰笙夫妇和斯诺夫妇在纽约码头送别的是一个精神不振的女人。她乘美国邮轮前往法国勒阿弗尔，再从那里横渡海峡进入英国，朋友们在那里等她。 船上的生活振作了她的精神。起初，船上似乎没有人认识她是谁。她乘的是经济舱，在喝鸡尾酒的时间里特别活跃，手里总端着鸡尾酒杯。她和水手们合得来，就象与同行的旅客合得来一样。使她高兴的是为劳工政治而展开的一场争论。美国海员工会乱给别人扣红帽子的头子在船上坐头等舱去伦敦开会。他和船员们在航行中得知，他的工会的左翼分子刚刚在纽约举行了反对和推翻他的暴动。工会会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全体船员参加，史沫特莱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阵。争论的问题是工会的种族和政治偏见。后来，史沫特莱在她的舱房里会见了许多黑人船员，他们谈了工会中乱扣红帽子的现象和她与保罗·罗伯逊相识的情况。总之，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行，旅行结束时，她利用她同船员们的关系，为伦敦的朋友们带走了几大包剩余的食物。 在勒阿弗尔上岸时，史沫特莱用花言巧语成功地哄得英国海关官员允许她把食品和财物当作礼品携带入境更使她倍感高兴。1949年的英国，当然，仍在忍受着战争所造成的食品严重短缺，并在继续实行定量配给。 史沫特莱在伦敦受到来自香港的老朋友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沃森·斯洛斯（MargaretWatsonSloss）欢迎。希尔达和她丈夫曾在日本集中营蹲到战争结束，出来时营养不良，白发苍苍。希尔达的丈夫仍是殖民官员，正在非洲海岸外的塞舌尔群岛担任代理总督，希尔达和十多岁的女儿玛丽都留在温布尔顿很大一套寓所里，其中一间房间和一个专用浴室在等待着史沫特莱。 计划是史沫特莱住在希尔达家里把书稿修改完，一旦伦敦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就安排到中国去。希尔达作为工党活动分子要8小时全天工作，女儿玛丽在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于是，史沫特莱可以单独留在寓所修改书稿。 在温布尔顿的头三天是在互通情况、交换新闻中度过的。一开始，工党政府在公费医疗、普遍工人退休金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政绩给史沫特莱留下了良好印象。然而她为她所谓的来自美国的“污染”感到忧虑。有迹象表明，某些英国劳工领袖乱扣红帽子的倾向正在滋长，她认为这是象征着未来麻烦的不祥之兆。在外交方面，她为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残余感到关切。尤其是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她争论过英国保留香港的决定。一般说来，12月和休假季节同希尔达和她女儿玛丽在一起时，她总是兴致勃勃，修改书稿，烤苹果馅饼，对她个人的前途相对说来也充满了希望。至少那是当时她给米尔德里德·普赖斯、斯诺夫妇、约·布鲁克斯和石垣夫妇这些“亲爱家人”所写的热情洋溢、闲聊家常的传阅信件的基调。她还给加利福尼亚的艾诺·泰勒写了友好的感谢信，因为泰勒曾给她寄来了一些食品、衣服，打字纸和咖啡之类的包裹。她从英国寄出的第一批信件中，她的悲观情绪和尖刻措词似乎局限于讨论美国局势，她认为其特点是日益增长的对内法西斯和对外帝国主义。 1950年1月和2月，史沫特莱在温布尔顿过着隐居的生活。她很少外出，几乎不公开发表讲话。在温布尔顿寓所里，她的社交生活仅仅是和希尔达及其香港朋友们的交往，偶尔参加英中友好协会的集会，或拜访她在中国学联会议上讲话后结识的新朋友。她的一位新朋友名叫胡其安，是中共党员，正在攻读国际法学位。据1978年胡其安回忆，史沫特莱曾邀请他和他的朋友到她的住所吃中国饭并进行广泛的讨论。她记得，她形容苏联政府专制而残酷，说她无意经过莫斯科回中国的一番话曾使他震惊。她还尖锐地批评了英国保有香港的意图。 她同中国保持着直接联系，经常给王安娜写信，通过在香港的周恩来信赖的龚澎转寄给她成包的书籍、胶卷和唱片。她在伦敦充分利用中国学生充当信使。例如，胡其安4月告别时，她曾托他把一些书籍和唱片带给龚澎，马海德医生和在北京的朋友们。 1950年3月初，史沫特莱突然精神焕发地写了最后的两篇文章，严厉批评美国飞机从蒋介石的避难处台湾起飞加速轰炸中国大陆沿海城市。她断言，朝鲜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同轰炸中国沿海的行动，正由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代表美国加以协调配合，以便把苏联拖入一场严重的对抗。她断言，这种冲突多半会在朝鲜或印度支那开始，而这种冲突一旦开始，蒋介石这条“响尾蛇”就会从台湾反攻。为了敦促所有“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周围，就象30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时团结在共和主义者周围那样，她写道： 一起可怕的战争阴谋正在远东酝酿，这阴谋不仅包括台湾和日本，而且包括印度支那。然而世界人民尚不知道这场阴谋背后的秘密势力，日本、美国、英国的人民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民肯定还不知道。揭露和抗议，特别是最后唤醒美国人民，是西方世界每个爱好和平的人的任务。但是，任务必须立即完成，否则，阴谋将会从远东开始而充分发展为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史沫特莱边进早餐边读《先驱论坛报》上的美国新闻时，这一类的争论现在每天早晨都要搅扰得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心烦。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象辱骂，时间越来越长，而且消耗着史沫特莱越来越多的精力——在她读到参议员麦卡锡把欧文·拉铁摩尔当作他对国务院发动全面攻击运动中的头号靶子时尤其如此。[7]尽管这样，史沫特莱仍然把完成朱德传当作首要任务。她常常把一天的其余时间静静地花在修改工作上。她也读书：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Mead）的《男性与女性》；一位英国新朋友杰姆斯·阿尔德里奇（JamesAldridge）的小说；莫顿·汤普森（MortonThompson）的《口号和条约》以及阿瑟·韦利（ArthurWaley）翻译的中国诗歌。 从她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她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似乎由于自己舒适的但在社会上孤立的环境而越发加深了，“前天我看了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我是独自去的，为买一张票排了整整两小时的队。但是值得。那个小孩在我心中崇高而庄严。天哪！人这种动物是野蛮的！在各个方面，在每个地方，人们可以眼看着由于少数人占有土地所造成的骇人的不公正和极端的贫困而不愤然而起，我是绝对不能理解的，这使我的心头充满了绝望。”在温布尔顿寓所范围内，史沫特莱在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家女佣的亲切关系中认识了贫穷问题。3月17日她给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艾诺·泰勒的母亲埃尔维拉（Elvira）的信中写道： 但愿你能看到这女人通常的样子，再看她对那身衣服（艾诺·泰勒送的礼物）的反应。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一名卡车司机，由于脊骨挫伤已住院几个星期。他也许是42岁，但看上去有50多岁。她穿着破旧的棉衣，这件棉衣一直拖到她瘦骨嶙峋的膝盖，棉衣上面围着一条旧围裙。这星期她来时我煮了咖啡。她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吃涂了奶油的烤面包片。她同一位“贵妇”坐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直到我告诉她我并不是“贵妇”，我的母亲也曾是女佣还当过洗衣妇。 我问了有关她的孩子和家庭之类的情况。她说她母亲以洗衣服和做勤杂工为生。“我们常常除开滴了几滴油滴的面包之外再没有别的可吃……因为我们买不起任何别的。我长大后也开始干勤杂工，现在还在干。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这身衣服和这些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我绝不可能积蓄足够的钱买衣服和短衫。孩子们需要很多东西。” 我问到有关鸡蛋的情况，因为鸡蛋马上就不限量供应了。她说，啊，鸡蛋都堆成山了，因为工人们只能为每个孩子每周买一个鸡蛋，再多就买不起了。这似乎是很难理解，但情况的确如此。我以前也曾听说过这种情况，只是难以置信。 3月中旬，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引人注目地变坏了。曾使她整个成年后的生活受尽折磨的胃溃疡，现在开始出血而且疼痛。希尔达终于说服她去看当地一位医生。医生说她可能需要动一次手术，不过他嘱咐暂时可以严格按照规定吃适口的软食并不再吸烟。据希尔达说，史沫特莱的情绪非常消沉。她在早餐桌上对着《先驱论坛报》大发脾气的时间更长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大大浪费了精力。关于香港问题的争论变得尖锐而且带上了个人意气，她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到了4月，史沫特莱知道自己病情严重，但又担心动手术会延误她启程前往中国的行期，甚或使她不能成行。她呆在希尔达的寓所里也感到非常孤独，寄人篱下，很不愉快。希尔达的女儿玛丽回来过复活节假日，艾格尼丝对屋子里增加了噪声开始发生不愉快的争论。4月10日，她写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简短便条给纽约的米尔德里德：“我一直没有写信，因为我已病了三个星期，现在仍然病着。我患十二指肠溃疡——正在内出血。医生要我动手术，但我犹豫不决，因为动手术要把我五分之一的胃割掉。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灰心失望。不能工作，不能散步，靠喝牛奶度日，对生活感到厌恶。” 1950年4月16日，事情终于到了严重关头。希尔达把女儿送回寄宿学校后回来发现史沫特莱不在了。那天晚上史沫特莱回来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困难的谈话。史沫特莱说她非常不高兴，要自己找一间房子去过僧侣般的生活。最后，希尔达说服她去看望她们共同的朋友香港来的玛格丽特·斯洛斯，到牛津去休息一阵，然后在较为平静、安谧的情况下回去同希尔达住在一起。 第二天，史沫特莱乘火车前往牛津。她到达时病了，直接上床躺下不久便被送进了大学医院，由专家们用X光对她检查。诊断结果是：她的三分之二的胃要切除——这是一次大手术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对生命没有危险。4月底，她在医院里休息，等候做手术。这期间她给希尔达写了许多便条，其中大多谈及医疗，语气坚强。有一张便条说：“我活着全靠一个希望——就是我能到中国去。但是现在我怀疑，一个中国大使馆竟会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该来。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4月29日）。5月2日在给约·贝内特·布鲁克斯的信中，她试图拿死的前景开玩笑： “玛格丽特·斯洛斯会向你通知的，如果我竟加入了我祖先的行列——但愿不会！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兴趣。我希望加入为革命而死去的中国人的行列。那会多么有趣啊！不是为我的书作调查——只是同他们谈谈。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那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如果我不能会见他们——根据我们的谈话再写几本书！ 同一天，她写信给哈罗德·艾克斯： “我预期能通过这次手术，然而我并不十分介意。美国法西斯主义以及我作为流亡者的事实造成了这种严重局面。对于我自己，对于美国，我都看不到希望。我将在这里住三个星期，然后必须到某个地方去恢复健康。我渴望去中国，可是我的护照只限我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而且10月里就满期了。我宁愿死也不愿回美国。所以我以非常阴郁的心情接受手术。万一我恢复不了，我便向你道一声深情的永别，为了你过去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向你致永恒的谢意。” 为防万一，史沫特莱也写了几封具有正式性质的信，详细说明如果她死了，她的版税和财物应该怎样处理。其中最重要的是4月28日她写给玛格丽特·斯洛斯的一封：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以为我会在手术中死去，但是以防万一，我想告诉你几件事并请求你恵予料理。 我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处……我没有财产。我的全部所有都在我身边：1900美元政府债券（在我的钱包里）和一本托马斯·库克旅行支票簿（也在我的钱包里）。我希望你接受这本托马斯·库克支票并支付有关于我的全部的花销直到付清那最后一笔……我记不清我遗嘱的准确措词，不过我想我曾把我的1000美元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 我还在遗嘱条文中特别请求，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能设法一定做到吗？如果新的大使馆来了，可以将骨灰交给他们船运。我希望丧事尽可能从简，在这个岛国可能条件下花最少的钱。我不主张在这类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希望不要为我的遗体举行任何种类的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感谢你，玛格丽特，也感谢希尔达，为了你们的友好情谊。我们可能在许多方面有分歧，但是你们仍然是我的朋友始终如一。 史沫特莱的手术是5月5日下午做的，到晚上手术完毕，她从麻醉中醒来。希尔达打电话告诉纽约的朋友们说她一切正常。但是第二天，1950年5月6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停止了呼吸，有玛格丽特·斯洛斯守在一侧。死亡证明书说，死亡的原因是急性肺炎，急性循环衰竭，再加上前一天部分胃切除手术的影响。 过了一个月，史沫特莱曾经预言的故争在朝鲜爆发了，在伦敦重建中国外交使团的工作因而推迟。后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1951年5月6日，在北京举行一次时间很长的追悼会之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镌刻在她的墓碑上的中国字是朱德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之墓”。 [1]保罗·罗伯逊（1898—1976），拉特格斯（PhiBetaKappa）联谊会会员，第一位全美黑人足球队队员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被认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就的黑人艺术家之一。虽然从未加入共产党，罗伯逊是有名的共产党同情者。象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其他人一样，罗伯逊发现苏联宣传的为黑人和少数民族而斗争的思想是有吸引力的。正如史沫特莱为中国共产党辩护受到攻击而态度变得强硬一样，罗伯逊关于俄国的观点恰恰是在冷战开始他受到人身攻击时加强了的。参见保罗·罗伯逊，《我直立在这里》（纽约，1958）。 [2]约·贝内特，一位铁路产业的女继承人，1919年史沫特莱遇见她时，她是玛格丽特·山额的秘书。她发现史沫特莱对女权运动、对节制生育运动和对玛格丽特·山额都有相同的献身热忱，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1927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做了阑尾炎手术后，她曾护理史沬特莱恢复健康。1928年史沫特莱去中国前看望了她。30年代初，她与独立的富有的壁画和肖像画家理査德·布鲁克斯（RichardBrooks）结婚。1934年史沫特莱在巴黎拜访了这对夫妇。1948年约·贝内特·布鲁克斯仍积极从事节制生育的工作。（《纽约时报》理査德·布鲁克斯的讣告，1954年6月23日；对戴维和玛丽·洛思的釆访。） [3]联邦调査局钱伯斯访谈录摘要，见100-68282-139和103，第14页；61-6580-127，第241页。当然，钱伯斯的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史沫特莱1935年和1936年都在上海。大约也在这一时期，钱伯斯还吿诉联邦调查局，1932年史沫特莱的一封信曾由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奥·埃德蒙·柯乐伯经手递交给《新群众》在纽约的办事处；1951年，柯乐伯为此而受到了众议院那个委员会仔细的严厉盘间，并终于被迫退出了外交界。参见O.E.何乐伯《见证人和我》（纽约，1974年）。钱伯斯后来又一次改变有关史沫特莱的说法。关于他最后的说法，见恵特克·钱伯斯《见证》（纽约，1952年），第399页。 [4]但是并不荒唐，由于佐尔格在1941年10月被捕前提供的是战略情报：帮助莫斯科了解到日本人的战略意图是南下，而不是北上，从而敢于把驻远东的军队大量西调，并得以用在1942年夏至1943年初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而此战役的胜利成了二次大战的转折点。——校者。 [5]伊恩·汉密尔顿，《罗伯特·洛厄尔传》（纽约，1982年），第152页。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洛厄尔2月曾领导一次为埃兹拉·庞德辩护的运动。他主张艺术要超越政治，为庞德获得波林根诗歌奖的权利辩护。当然，庞德是一位非常引人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在战争期间公然支持法西斯主义。与洛厄尔对立的左派分子认为授给庞德的奖应该收回，所根据的恰恰也就是洛厄尔对伊丽莎白·艾姆斯管理艺术家聚居地的资格进行攻击所根据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理由。参见汉密尔顿的书，第10章。 [6]1949年10月，史沫特莱写信给朱德说：“公众仍然认为我是个间谍嫌疑分子。因此，我拒绝为许多激进团体演说，只接受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团体的邀请。我拒绝向共产党听众发表讲话，因为共产党的麻烦不因接待一个间谍嫌疑分子而受到指控就已经够多的了”。 [7]在2月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高级秘密间谍。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教授，1941年至1942年既是蒋介石政府的又是华盛顿的顾问。他作证时斗志旺盛，在听证会上和报纸上明显地击败了麦卡锡（见拉铁摩尔，《诽谤的严峻考验》，纽约，1950年）。然而一年以后，也许因为朝鲜战争，情况就不同了：麦卡锡小组委员会能够当众诋毀拉铁摩尔并使他因伪证而被控告（1952年12月16日）。虽然他从未被定罪，但是他的事业和名誉都遭到了摧残，他便离开了美国。
第十九章冷战开始，1945—194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九章冷战开始，1945—1948 1945年至1948年期间，史沫特莱生活比较平静，写作多产。她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州北部雅都度过。她应雅都负责人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Ames）个人的邀请在那里暂住并设法完成《朱德传》的初稿。似乎难以理解的是，正在发展的冷战气氛，中国的内战和她由于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受到的日益增强的攻击，倒促成了她的精力集中。到1946年，她由于变成一个过分引人争议的人物，而不可能再象1944年和1945年春天那样被聘请去进行巡回的通俗演说了。她继续接受常常收到的公开讲话的邀请，但是除了来去匆匆地到过芝加哥一次以外，她仅限于沿着波士顿、纽约、奥尔巴尼-斯克内克塔迪这条轴线，对在中间偏左的同情听众发表谈话。她作无线电广播的次数也减少了。 1946年至1948年期间，联邦调査局对史沫特莱的兴趣增强了，但调查的认真程度却随着右派政治压力的强弱而波动。1946年1月，联邦调査局报告它正在纽约调査史沫特莱的老朋友玛丽·克诺布劳赫。一名执勤密探沮丧地指出，史沫特莱在雅都没有电话，而他曾“被告知，调查对象很少有人来访”。与此同时，陆军情报机构送给联邦调查局奥尔巴尼办事处一份有关史沫特莱在波士顿老南方会议厅一次演说的报告。史沫特莱在演说中曾经否认她是共产党员。这促使联邦调査局波士顿办事处对史沫特莱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调査。波士顿密探在报告中写道，史沫特莱在伊丽莎白·迪林（ElizabethDilling）所著《红网》一书评中曾被称为共产党人。他们指出，《中国的战歌》曾受到“发现好书俱乐部”推荐。“据当地可以得到的情报”，“发现好书俱乐部”是“一个共产党的当月书评俱乐部”。他们还指出，《战歌》曾在马克·盖恩（MarkGayn）的书评中受到赞誉而盖恩则于去年6月作为《美亚》间谍案[1]6名主犯之一被捕。这份报告最后发出一个闹剧式的警告：“据报，对象随时佩带大口径手枪。” 1946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査局纽约分局“现已査明，艾格尼丝·沫特莱（原文如此）所著1931年版（原文如此）《大地的女儿》一书，已经绝版，无法获得”。从此，在联邦调査局档案中，“沫特莱”便作为史沫特莱的一个“化名”登记入册。6月2日，奥尔巴尼的密探们第一次试图对史沫特莱实施昼夜24小时监视，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从离开的一刻起直到6月7日深夜为止，密探们一直尾随史沫特莱和同来纽约观看《俄克拉荷马》演出的三位斯基德莫尔学院女学生。密探们对这4位妇女跟踪了5天之后说，并未发现任何可疑行为或接触可能的间谍分子。史沫特莱与玛丽·克诺布劳赫在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光。提出报告的密探说玛丽·克诺布劳赫“70岁，无子女，头脑灵敏，听力甚佳，正由于报告人不熟悉的某种‘原因’。而在慢慢死去”。奥尔巴尼分局有了这一番经历之后决定；对史沫特莱今后的报道可通过“抽査”方式处理。 可是在1946年7月中旬，华盛顿联邦调査局总部却把史沫特莱列入特别治安监视名单。这是一份涉嫌苏联特务或间谍人员的名单。“如果在战时或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在美国的自由行动对公众和平和美国政府安全构成危险，”他们就会成为“看管性拘留”的考虑对象。史沫特莱的治安监视立案卡片上只有简单的标题：“史沫特莱，艾格尼丝，本国出生的共产党人。”以下是包括她婚后的夫姓，布伦丁在内的各种化名和传记材料，这类材料原封不动地保存了1945年以来逐渐积累在她档案中的大量印刷错误和事实错误。 史沫特莱案件的突然升级不是由于获得到了任何新的情报，只是反映了华盛顿的冷战紧张气氛的加剧：1946年春夏，J·埃德加·胡佛（J.EdgarHoover）对所谓的内部共产党阴谋发动了一场宣传战，而在此过程中，史沫特莱和其他许多公认的左翼分子都被提高到了治安监视立案的地位。 起初，调査史沫特莱的目的很简单：找出她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具体证据和她与苏联的联系。支持这种努力的假设同样简单得令人茫然：如果史沫特莱能够同情中国共产党，她必定不是共产党员就是苏联间谍，或者两者都是。 当然，事实是史沫特莱与美国共产党无关，这是有案可査的。1937年《工人日报》两次宣布她不是共产党员。她只与个别共产党人如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有友谊，但她总是与美共本身保持距离。她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极坏——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在上海曾同厄尔·白劳德以及格雷斯和曼尼·格兰尼奇作过斗争。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曾经不寻常地批评了美国共产党，并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此时，联邦调査局并不拥有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的具体证据——确实也不存在这种证据。尽管如此，联邦调査局还是确信她有罪，因为她从不曾公开和断然谴责过苏联。事实上，她1946年对待苏联的态度是复杂的。她同莫斯科毫无关系，也是有案可査的。斯大林主义使她反感，尤其在她知道恰托帕迪雅亚1938年失踪和死于1940年之后。1946年还是共产党员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前往莫斯科途经雅都时拜访了史沫特莱。伊丽莎白·艾姆斯的秘书向联邦调查局说，这两位妇女“对有关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另一方面，冷战气氛、原子弹及她同鲍威尔、周以德等人的激烈辩论使史沫特莱得出另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绝望结论。因此，1945年4月苏联红军成为盟军中攻抵柏林的第一支军队时，她写信给卡琳·米凯利斯说： 知道红军占领柏林的消息是令人满意的。非常重要的是俄国人给了全世界所有法西斯分子一个警告，任何企图仿效希特勒的人将会得到什么下场。也许他们会接受警告，虽然我不认为他们愿意。这不是最后的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将设法粉碎任何一个合作的国家只要它敢于昂起头来。我们知道许多美国法西斯分子非常愿意与反对苏联的纳粹联合。他们在等待时机——他们将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候你我都将不复存在于人世。不过我相信那将是最后一次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统治全球。我认为统治阶级不会吸取任何历史教训。 史沫特莱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为控制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而战，它们在大国中的唯一保护者是苏联。由于苏联作为保护者的作用，它不应受到攻击。在40年代，史沫特莱已开始感觉到美国已代替大英帝国成为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实现其合法民族愿望的主要敌人。 史沫特莱一生与印度和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交往，使她对今天被认为是民族共产主义或共产党乘民族主义力最鼎盛之势掌握政权的现象早就有所了解。在40年代，史沫特莱把这看作是自然的和合适的现象，在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定其对外政策时，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愿望应起主要作用。苏俄模式不再象30年代一个短时期那样使她感兴趣了。这种变化可以从她对南斯拉夫、中国和印度的关心得到证明。虽然她不想要攻击莫斯科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的保护者，但她担心莫斯科不会完成那种任务。她尤其关心中国贫穷和被压迫者的命运，而1945年苏联同蒋介石的条约并没有使她产生什么希望。因此，她对1945年8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反应谨慎。在公开场合，延安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协定。为避免进一步被孤立于大国之外，他们开始在重庆与蒋介石为谋求政治解决和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但是在私下，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吃惊和愤怒。史沫特莱从她同到雅都来看望她的董必武和其他中国左派朋友的谈话中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1945年至1946年冬由联合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各种见解的一篇摘要文章中，她声称，中国共产党将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努力： 1945年8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新闻界的保守势力宣称这项条约“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支柱”。人们会问，什么样的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且只同它打交道。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的仅有的“支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中苏条约的签订也就未能使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消失。[2] 8月，史沫特莱与鲍威尔和周以德在广播电台上的对抗，成了1945年秋关于中国政策更大范围公开辩论的序幕。参众两院的听证会由于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Hurley）大使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而达到高潮，赫尔利说他手下的外交人员反蒋，正在起阻碍作用。总起来看，这些听证会和会上的公开发表观点，是有关中国政策的第一次全国性辩论。结果并不明确；对蒋介石的支持仍然含糊不清，既未增多，也未减少。在某种意义上，是杜鲁门政府中断了这场辩论，1945年12月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乔治·马歇尔将军派到中国去执行一项特殊的和平使命——直到1947年1月为止。是马歇尔建立联合政府和防止内战这一使命的失败，加上蒋介石1947至1948年在战场上的惨重损失，使得中国政策问题变成了美国国内主要的政治问题，并且引起了1949年关于“谁丢掉中国”的激烈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许多有中国专门知识的学者和新闻记者既不站在国民党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一边。他们同情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为他们熟悉。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民主同盟。象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新闻记者白修德这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希望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能够出来领导南京的一个联合政府。事实上正是蒋介石在1944年和1945年间对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人士所施加的有计划的迫害，才使得费正清和白修德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1946年发生了几起与他们有关的轰动一时的惨案：中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教授闻一多被枪杀在昆明街头，与西方记者工作联系密切的著名新闻记者杨潮被捕并处决。史沫特莱帮助组织了及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签名抗议书。对她来说，1946年上海的局势使她想起了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领袖杨杰（当为杨僚之误。校者）被暗杀，鲁迅对国民党政府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她想，是费正清和白修德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了。在她看来，民主同盟没有成功的希望：它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也是她的朋友，完全没有军队，也缺乏群众支持。 在1945年和1948年期间，在谈判错综复杂和内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史沫特莱把共产党描述为中国人民的受欢迎的选择。史沫特莱公开谴责美国舰队和海军出现在中国北方沿海港口并积极保护蒋介石的利益而反对附近农村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7年1月15日，在马歇尔调停使命失败后不久，她写信给她在中国的朋友王安娜，谈到她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教授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Jr.）就美国海军的活动进行的一场争论。 在波士顿，我与哈佛大学副教授阿瑟·施莱辛格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和不愉快的斗争。他是新书《杰克逊时代》的作者。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你粉饰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每一件事——例如在安平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对那件事撤谎，而你也为他们粉饰。” 我的看法是，美国海军无权到安平或中国其他地方去。假如我们在中国有和平动机，我们就无权运送军火。假如外国军队出现在美国土地上，我也会伏击他们并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 施莱辛格说，“共产党人否认袭击。他们撤了谎，而事实这种东西是有的。” 我回答说，“你是在把一个小事实置于主要事实之上。主要事实是美国海军无权到那里去。中国的土地属于中国人民。而我们（美国）是在那里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游击队有象法国地下组织当年在法国伏击德国纳粹一样充分的权利伏击护送队。” 他说：“共产党人撤了谎。” 我说“马歇尔一直在撒谎。他用说和不说两种方式撒谎。他指责中国共产党有反美情绪，是撒了谎。反美情绪是全国范围的事情，影响到中国人民所有各个阶级。假如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敌人不给予武装和财政援助，就不会有反美情绪。” 施莱辛格和我的听众中的其他人都淡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目标；但是我一直在说中国共产党人不害怕武装人民，或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掌握。而我也无数次反复说，我们的政府并不反对极权主义因为在我们承认和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时，我们就承认、武装和支持了中国的极权主义。 在我的演讲中，我也谈到少数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蒋介石也绝对无意允许组成一个民主政府。他针对不明真相的美国人发表一些动听的声明，是为了争取美国贷款。 到目前为止，我惊奇地发现，公众并不是毫无疑问地轻信马歇尔的报告。他们最担心的是，让军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有1个人说，假如罗斯福活着，他可以用这样一种人担任国务卿而不发生危险，因为罗斯福比这种人强。可是杜鲁门总统是如此软弱和平庸，以至马歇尔将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陆军部将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更有甚者，我们的国会比马歇尔将军还要反动得多，国会领袖已经宣布了他们坚持要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政府的意图。马歇尔将很快被召到最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参议院对外政策委员会去作证。所以我预料马歇尔将在反动势力面前屈服。而反动势力则又得到亨利·卢斯系报刊（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和赫斯特系等大新闻垄断集团的进一步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老式的有所主张的记者，把美国新闻媒介看成是一种复杂精巧的宣传工具。在她看来，40年代中期政治上的右派在斗争中赢得了报纸和电台。她在给王安娜的信中继续写道： 亨利·华莱士（HenryWallace）（罗斯福的副总统，1941—1945）和象他这样的一些人正在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但是我们在财政上软弱。我们的公共报刊甚至不能同大报业垄断集团进行竞争的尝试。 就我所知，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消我国政府对中国的反动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对我国和我国的玫策不抱幻想。我国的进步力量将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不过我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实在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学生运动在我国的反动势力圈内引起了恐慌，不幸它已经消沉。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人熟悉美国情况和反动宣传。例如，马歇尔指控共产党人（阻碍国民党和共产党地区之间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共产党就应该发消息指责（这些道路）专门用于运输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而共产党的活动同大战期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反对纳粹及法国贝当政府的活动毫无二致。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杨杰（国民党将军）那样的人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卷入），否则，马歇尔将使美国有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共产党人反对美国？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忍受一个艰难和痛苦的时代。有些人也许能在未来的不景气中获得某种安慰，但那种不景气是极大的危险，因为一旦到来，美国的男人们将参加陆军、海军和空军去谋生。资本家阶级总用战争解决他们的问题，危险就在于随着不景气的来临，我们将遭受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男人留在军队里或者重新参加军队，因为他们害怕将来失业。我自己的侄子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完全可以说，问题已经来到我自己的家门。我侄子住在西海岸，我给他的几封信决不可能抵消每日每时军方宣传灌输在他头脑里的东西。他是个典型的政治无知的美国人。他甚至不读我的书，更不用提别的书。 白修德的新书（《中国的雷声》）对这个国家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可能会有100万人读这本书的同时，就有1200万人在读《星期六晚邮报》之类的周刊，而其他杂志的发行量则达到300万到1500万份。今天，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被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如果不被直截了当称作“赤党”。我们的人民轻信肤浅得令人吃惊的宣传。我有时想，假如孙逸仙夫人来作一次演讲旅行，她会对美国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她必须坚强得足以忍受一些反动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她发动的诽谤攻击。然而美国是个权力中心，它所作的将具有决定性。惟有中国人民的群众力量能够粉碎它的阴谋。有时，一想到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持久地抵制我国的反动，我就感到难过。我要回中国去。一旦我的新书完成，我将设法回去。 后来，在芝加哥发表的题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在中国》的演说中，史沫特莱就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极权主义者”的指控展开辩论。她在2月5日向王安娜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听众热情极高。我对他们的反应大为惊异。只有一个穿着讲究的男学生提出一个怀有敌意的问题。他提醒我，马歇尔说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可能提倡民主，但是他们抱有一个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这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声反动叫嚣，而非常重要的是……我向提问题的男青年问道：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没有”，他说。 “我学的也不很多”，我回答说。“恐怕，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这是个弱点。因为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大多数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鼓舞。我零零星星读一些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但是并不透彻或全面。然而从我读到的书中，我已懂得，人类社会各有其特色是由于各有其特定国家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生根于中国的土壤。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了解他们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他们的目标确实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追随苏俄、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他们所想、所做和将要做的，都将受到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的影响。假如他们被迫，被中美反动联合势力所迫，去建立一个否认人民公民权利的极权主义社会制度，那将不会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可能被迫反对所有的反对势力，为自己和人民的生存而斗争。不过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来判断，他们会宁愿采取别样的做法。他们一直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相信他们甚至能够说服地主同他们一道朝着进步的政治形态前进。在战争期间，我看见过他们是怎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左’，因为我不相信不经使用暴力，封建地主就会放弃对农民的压迫。 在我们美国人说我们害怕极权主义时，我对他们表示怀疑，因为如果我们害怕极权主义，我们就不会支持蒋介石的极权主义政权。然而，20年来我们一直在支持那个政权，我们还支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尽管他们侵犯民主，不承认人民的公民权利并且用极权主义的暴力进行统治，。而我们却不认为他们有错。我们的政府在支持国民党今天的极权主义同时却大谈中国共产党人某种遥远未来的极权主义是不诚实的。 掌声震动了屋宇。 然而，我讲话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妇女用速记记下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她请我同她共进午登，并且说她来自军事情报部门（陆军第54军司令部）。我已另有约会所以未能去同她共进午餐，真是太可惜了。我应该去。 我进集中营的日子还会有多久，我不知道。我们的国会就象在纳粹主义初期。 我还被聘请到芝加哥去做15分钟的广播讲话。这个节目的赞助单位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要求，我把演讲稿送去，而他们……取消了这次广播，因为他们说，我的讲稿“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批评了马歇尔将军的声明。 两星期前，他们已给周以德博士安排了同样的节目，他鼓吹美国给蒋介石政权以全面的支持。 1947年春，冷战紧张在欧洲特别是在希腊加剧，史沫特莱在各地都看到了右翼分子的阴谋。准确反映出她这种反应的一种现象正在美国政治上的右翼发生。1946年，史沫特莱原来的朋友J·B·鲍威尔和善于辩论的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一起成立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协会，鲍威尔任第一任主席。在它背后集合了一批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形成了一个影响日增的“院外援华集团”，由亨利·卢斯和克莱尔·布思·卢斯领导，他们主张增加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反对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与院外援华集团有联系的一个企业集团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发表如下一项声明，由联邦调査局及时作了记录：“这个国家亲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如此普遍，以致美国人民几乎不可能获得局势的客观形象。象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的书籍、文章和演说，总是诽谤中国合法政府为‘法西斯分子’，把共产党卖国分子误传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凡此一切都支持和加强了官方的姑息政策”。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査史沫特莱与苏联有联系的嫌疑。1946年底对“美国机构中的苏联地下间谍组织”所作的一次机密调查说："多年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位重要的狂热的苏联宣传人员，常到苏联及其毗邻地区旅行。”困难在于监视和邮政检查仍然未能提供关于她与苏联直接联系或者她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1947年春，编入史沫特莱档案的主要是一份报告，说她是由民权委员会递交众议院议长约瑟夫·马丁（JosephMartin）的一封信的签名者之一。这封信抗议已被提出的兰金法案违反民权法案，兰金法案规定，如果教师“传播同情共产主义思想的印象”，就将处以罚款和监禁。与史沫特莱一道签名的还有其他百余人，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Cox）、埃尔默·本森（ElmerBenson）（明尼苏达州前州长），玛格丽特·山额及阿瑟·米勒（ArthurMiller）。1947年5月，联邦调查局奥尔巴尼办事处宣布，他们对史沫特莱监视达3年之久，并未发现任何非法活动。因此通知总局：“此对象的姓名将从奥尔巴尼分局重要人物名单中删去。从1947年4月17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信件#44看来，相信此对象不值得积极调查。请求将此对象的名字从总局重要人物名单中删除。奥尔巴尼办事处已了结此案。” 在此期间，住在纽约的一群中国朋友向史沫特莱提供了他们有关于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其中三位是女性：曾在雅都帮助史沫特莱写剧本的女演员王莹，帮助史沫特莱做些翻译工作的学习美国史的学生黄绍湘，新闻记者杨刚。并非偶然的是，她们三位都是很有成就的妇女，其中两人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3] 杨刚（1905-1957）政治经验丰富。3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参加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后来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移居上海，成为有影响的《大公报》文艺编辑。日本占领期间，她随《大公报》起先到了香港，1941年又到桂林。她把女儿留在香港，日本占领这座城市后就与女儿失去了联系。1945年她经印度到达美国，靠拉德克里夫奖学金攻读文学，为中国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报纸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生活的文章。这些专栏文章包括对美国南方和纽约街头种族歧视的叙述以及对个别美国人物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动描写。对史沫特莱来说，杨刚象她在中国所知道的和写过的许多女英雄。这两位妇女在纽约和波士顿经常会面，直到1948年杨刚离开为止。这两位妇女关于40年代美国和中国情况的著作在观点上非常相似。 史沫特莱的中国朋友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陈翰笙教授。1929年史沫特莱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他带她到无锡郊区作了一次经济调查，向她介绍了中国农村的情况。1932年，为了躲避国民党警察，史沫特莱把陈翰笙和他的妻子顾淑型隐蔽起来并加以乔装改扮偷偷送出上海，用陈翰笙的活说，救了他们的命。从1941年在香港分手以后，史沫特莱再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于1945年底到达纽约。陈教授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教书和写作，直到1950年。他那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在美国的代表。虽然陈教授到处旅行，他同史沫特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陈和他的妻子至少有一次在雅都拜访过史沫特莱。 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另一位重要的中国朋友是作家老舍。他30年代以《骆驼祥子》等小说在中国成名。《骆驼祥子》是根据他生长在古都北京的邻居们的生活写成的。虽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反对国民党，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校者）负责人，但他不是共产党员。1946年他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来到美国，他的《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已成了1945年的畅销书和书评月会的入选书。他在美国居留3年，多少是为了避免落入国民党警察手中而遭到暗杀或监禁，他们在1946年杀害了他的亲密朋友和同辈作家闻一多。老舍在美国完成了今天被许多人认为是他的杰作的《四世同堂》。它叙述了8年日军占领期间北京街道居民的故事。1949年秋老舍回到北京，是由于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感到愤怒，而且，他离开美国时，他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遭到攻击无疑也使他不安。 史沫特莱和老舍初次见面大概是1938年在中国汉口。1946年初他到美国不久，他们在纽约再次见面。史沫特莱与艾姆斯夫人商定让老舍到雅都去。1946年8月至9月，老舍作为史沫特莱的客人在萨拉托加温泉住了大约6个星期。对史沫特莱来说，他的来访对她的工作非常宝贵，对她的精神是极大的鼓舞。他们详细谈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各种格局，也就是她正在努力在传记中把朱德写进去的历史环境。臺无疑问，他们也讨论了中国的政局。老舍对美国的中国政策越来越感到失望，史沫特莱向他提供了重要消息是可以想象的。到1949年他离开美国时，他几乎对美国每一样东西包括电影、冰淇淋和可口可乐都感到厌恶。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了。[4] 老舍访问雅都期间，史沫特莱被邀请到纽约奥尔巴尼和斯克内克塔迪去向退伍军人组织发表讲店。她带了老舍一同去而且在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一同发表了讲话。据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记录，史沫特莱宣读了史迪威将军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几封来信。据说，史迪威在一封信中谈到蒋介石时，说他“不愿意和一只臭鼬一起作战。”史沫特莱的说法更生动有趣： 老舍无所忌惮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答复听众中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有关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的问题时，老舍说了大致象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需要你们。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而他们就支持你们。你们的唯一兴趣是剥削中国人民。” 一个到过昆明的青年大兵站起来表示对中国人民不满。他说，日本一投降，对美国人的态度就变了。他说，他曾坐着吉普车在那个国家旅行，他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态度——他们问他，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这小伙子认为中国人相当卑鄙。 老舍回答时对这位青年说，在战争期问，云南省的全部鸡蛋都必须交给美国人；农民的家畜家禽也被拿去宰杀。 这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了蛋，没有了鸡，没有了肉。"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 “哦”，这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是你从农民的观点看这个问题。” “当然”，老舍说，“即使你们付了钱，我们的人民却没有东西吃了。” 一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人真了不起。他这样说：“他们要求我们离开，正象我们会要求外国军队离开这个国家一样。我们美国人的行为非常糟——黑市，女人，而且轻视一切中国人。在印度和中国，我看到这两个国家的苦力为我们的飞机装货卸货……他们吃不饱，很瘦弱，——他无法象美国人一样干那么多工作。拿陈纳德将军来说吧，我曾在他的航空队工作，据说，他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酒店和云南省的各种实业中都有权益。那就是为什么他同史迪威有发生这样一种冲突的原因。” 另一来自陈纳德的航空队的人谈到了同样的事情。 1946年7月，史沫特莱正在写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传记，朱德将军本人在董必武和王安娜的大力催促下，通过信使送来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中文传记资料，并附带表示他相信美国人民有能力推动他们的政府转移到支持中国“和平和民主的”方向上来。1946年12月，史沫特莱终于收到了这封信，她作了警告性的答复。她说她听到谣传说，蒋介石和华盛顿之间达成了一项有关青岛作为美国第七舰队永久性海军基地的秘密协定。她说她相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完全由我国陆军部和海军部决定”，“国务院甚至不知政策为何物。”她继续说：“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黩武帝国主义，但是一场严重的暴风雨正在这个国家内部酝酿。不出一年，这场暴风雨就可能爆发。这个国家势力强大的反动势力有卢斯、范登堡和其他……而最危险的是大银行和大公司安插在海军和陆军部佩带最高军阶的代理人。”至于各种组织试图对抗卢斯及海军和陆军部影响所作努力的有效性，史沫特莱感到悲观。她告诉朱德：“（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工作。我们全都支持它。我正不断把所有的讲演费全都捐赠给它。我希望我能说我们已造成了广泛的印象，（但我们也仅仅是）给各地重要人物造成了一点印象。” 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于1945年底华盛顿就对华政策进行首次公开辩论时组成的，目的是在华盛顿积极游说国会议员反对国民党，组织公众集会以支持“民主”中国，后来，出版了一份《远东聚光灯》月刊。对于这份月刊创办者中的那些中国通，例如埃德加·斯诺等来说，这代表了与亨利·卢斯及其包罗广泛的庞大组织“中国救济联合组织”的公开决裂，战时大多数私人援助都通过它汇集和传递。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埃文斯·卡尔逊。 从一开始，史沫特莱就支持这个新的委员会并定期出席它的集会。她同邱茉莉（ElsieCholmeley）和爱泼斯坦（LsraelEpstin）等委员会重要活动分子有友好关系，但她突然停止让她的名字出现在委员会的笺头上，也不再参与它的组织工作。她的理由大多是个人性质的。她不愿同尼姆·威尔士和蒲爱德（LdaPruitt）等活动分子一起工作，自从30年代以来她同她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后来她对美国共产党对这个组织日益增强的影响感到烦恼。然而，她对林可胜博士仍然非常忠诚，尽管战后，他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她对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也非常忠诚，而普赖斯是联合中国救济组织的中国援助理事会主席，负责对中国的医药援助，不断把现金和供应品交给林博士。然而，有些委员会负责人认为普赖斯和林已“卖身投靠”国民党人了。史沫特莱的解决办法是把自己置于普赖斯的中国援助理事会和新的委员会之间，对双方都友好。她觉得同这个委员会最亲近的时候是埃文斯·卡尔逊领导委员会，和宣扬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反国民党立场的时候。 到1946年，史迪威被调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强加给他的缄默深感不快。1945年秋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政策听证会故意没有让他前去作证，因为他有可能激发一场争论。他的对手陈纳德已经有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Alsop）宣扬他的观点。但是到这时为止，史迪威还没有人为他说出他同蒋介石冲突整个故事他这一方的说法。1944年他在重庆被解职时就已开始向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Atkinson）透露过内情。但因他仍是现役军人，必须服从限制他发表意见的命令。 1946年2月下旬，白修德在纽约他的公寓为史迪威将军和夫人举行宴会，被邀请的客人中有史沫特莱。2月19日她写信给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艾诺·泰勒（AinoTaylor）： 我到纽约去看史迪威将军和史迪威夫人，经过24小时旅行后回来了。特德·怀特（即白修德——校者）在他家中为他们举行一个（到过）中国（的）人的聚会。出席的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Sevareid），贝蒂·格雷厄姆（BettyGraham）（不久她将作为自由撰稿人到印度去），杰克·贝尔登（他新娶的法国妻子随时有可能生孩子），小里查德·沃茨（RichardWatts，Jr），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邱茉莉和埃皮（即爱泼斯坦——校者）、梅杰·斯科耶尔，安纳利·雅各比（即贾安娜——校者），哈罗德和维奥拉·艾萨克斯（即伊罗生夫妇——校者）以及其他许多人。赛瓦赖德的新书不久即将出版，特德·怀特的书准备6月出版，埃尔西（即邱茉莉——校者）的书也准备好了，也可能在那时出版。这些全都是有关于中国的书。 史迪威将军是……一个非常忧伤和孤独的人。我希望孙夫人能被劝说给他写信，让他知道中国人仍然尊敬他。昨天他在集会上讲话，说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国民党会履行新的军事协定中有关他们一方的那部分。他认为马歇尔一离开，国民党就会再次开始杀人。他说将介石现在面对一种观念，并对这种观念的意义毫无所知。他从军事角度想问題，在这类事情上也不大内行。 史沫特莱是这位将军信任的人之一，不仅在信件中，而且在他看望姑母而就近访问雅都期间都对她谈他的心事。根据史沫特莱的记载，他们有过长谈。他告诉她，他想在1946年11月辞职并写一本专门谈论中国局势的书。可是11月还没有到，1946年10月12日，约瑟夫·史迪威便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心脏病而突然去世。 这个消息对史沫特莱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10月22日写信给泰勒说：“你也许已经读到史迪威将军逝世的消息。现在中国的事实真相将永远不会用他的观点说出来了。他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的逝世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史沫特莱很快意识到史迪威写给她的信件的重要性，就把复制品送给了爱泼斯坦，供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使用，还送给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杰克·贝尔登、厄普舍尔·埃文斯（UpshireEvans），—位上校罗宾斯和埃尔默·本森。她还敦促他们同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的前执行秘书接触，要求把史迪威的信件存入他们的案卷。然而，她补充说，在发表任何信件以前，他们应首先得到史迪威遗孀的同意，正如要得到她本人的同意一样，因为这些信件属她所有。 不久，史迪威的中国朋友们一致认为，应该向美国公众写一些代表史迪威观点的书。问题在于由谁来写。1946年12月18日，史沫特莱写信给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关于什么人写史迪威的书，我感到茫然。在杰克·贝尔登回来6个月后，弗兰克·泰勒要他写这本书，杰克表示同意试试看。只有非常接近史迪威的杰克能写这本书。史迪威夫人决不会把文件交给与史迪威关系不密切的任何人。杰克是所有记者中最接近史迪威的人。史迪威将军死后，杰克同史迪威夫人一起度过了许多日子。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夫人给我写信说她本人愿意写这本书。我认为她写几章后就会搁笔。当然我不会参与这件事。” 史沫特莱考虑不参加写这本书有许多原因。她意识到，由于鲍威尔、周以德、林语堂等人对她的攻击，她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以至如果由她来写这本书就会损害史迪威的声誉。由于她既不能在《新共和》也不能在《民族》上发表关于史迪威的文章，她感到很苦恼。实际上，《新共和》在1945年以后已经停止发表她的任何一篇文章和书评。而《民族》则在1946年以后也步了后尘。然而，她仍然考虑最重要的是她完成朱德传的工作。最后，关于写史迪威的书的工作落到白修德手里，他编辑的史迪威文件集于1948年出版。 1947年5月，史迪威逝世仅仅8个月以后，史沫特莱又遭受到另一沉痛的损失：51岁的埃文斯·卡尔逊突然去世。（他在与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迈克尔·斯特雷特（MichaelStraight）谈话时心脏病发作，这两位都是《新共和》的人，谈话内容与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有关。史沫特莱出席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军事葬礼仪式之后，1948年1月25日，在纽约罗斯福饭店，在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赞扬卡尔逊的演说。那是一篇充满义愤的演说，其中引述了卡尔逊给她的最后信件。 史沫特莱说，的确，过去两年来，特别是史迪威1946年底逝世以后，她已注意到卡尔逊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和灰心丧气。他称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是“乔治三世以来一个英国人对美国人民的最狂妄的侮辱”，企图煽动起“对殖民主义、特权、剥削人和兵力均势联盟之类破产政策”的支持。他根据个人痛苦的切身体验确信，美国政治中现在普遍存在的漫骂和扣红帽子的现象是“企图掩盖美国工业界为在经济上统治东亚而正在大力开展的一场攻势运动，那种统治将危害亚洲人民的政治独立。”在结束她的悼词时，史沫特莱着重赞扬了卡尔逊对于在罗斯福四大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秩序和新对外政策的献身精神，这四大自由是：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联邦调査局的史沫特莱档案收入了有关于卡尔逊追悼会的两份报告。一个报告说她主持了这次活动。另一个报告说这次活动由国会议员休·德莱西（HughDeLacey）主持，他让史沫特莱发表主悼词。她讲话的摘要突出了她这样一点：在30年代中期，埃德加·斯诺在北京曾帮助卡尔逊从一个反动分子转变成—个“人民的斗士”。 1948年初，联邦调查局再次加强对史沫特莱的调査。它调查史沫特莱20年代在德国的活动，在纽约询问了史沫特莱的两位德国老相识，他们是大家知道的“可靠”反共分子。不过他们两人——内部证据表明他们是尤利安·冈帕兹和卡尔·威特福格——没有提供长期追査的苏联联系。他们强调说史沫特莱与在德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一起工作过，还说他们肯定史沫特莱不是第三国际间谍或共产党员。他们有一个人形容她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两人还说，那时党员们认为她不可靠和情绪不稳定。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案件重新开始发生兴趣，是由于联邦调査局1947年10月从麦克阿瑟将军的G—2（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收到一份简短的报告，说史沫特莱在战前与苏联在东京的一个间谍集团有联系。这个集团据说是30年代初在上海发展起来的，集结在理查德·佐尔格周围。佐尔格和另外几个成员已于1941年被捕并被日本人处决（于1944年11月7日，与尾崎秀实同时绞死。——校者）。这种说法的原始资料是东京麦克阿瑟的情报头子査尔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将军披露的佐尔格审讯记录和日本警察局的报告。所概要提出的这些指责虽然缺乏文件证明，但其煽动性却已足以促使埃德加·胡佛下令对史沫特莱加强监视并对其20年代和30年代的活动进行深入的调査。胡佛给地区办事处的备忘录说：此对象大约从1930年至1934年曾在中国积极参与俄国人的情报工作。要求你们对此对象任何此类活动保持警觉。” 到1947年12月，有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牵连的罪过，是右翼攻击自由团体时所用说词的共同特征。例如在J·埃德加·胡佛喜欢的政治杂志《反击》的一篇社论中，史沫特莱被指名说成是共产党员。这篇社论用大量篇幅对一个民权自由团体“美国进步公民”进行攻击。这个团体曾为好莱坞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进行辩护，因他们不久前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攻击为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情分子。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公民”的成员，并且是在为好莱坞人士辩护的公开请愿书上签名的65人之一。 1948年1月1日和2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带东京电头、分上下两篇的新闻报道。其内容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头子査尔斯·威洛比将军向记者沃尔特·西蒙斯（WalterSimmons）透露的。这篇新闻一开始说：“有关于其活动很可能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急转直下的有史以来业经曝光的最成功的共产党间谍集团的细节，已由《论坛报》根据曾经是绝密的日本文件中‘拼凑’出来。”这条新闻的“拼凑”方式，无疑给了人们一种耸人听闻的而有倾向性的印象，恰巧与流行的保守观点完全一致，即美国新闻界已被同情莫斯科的人员所渗透。这条新闻点了两位记者的名，一位是瑞士记者冈瑟·斯坦因，另—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论坛报》的报道把史沫特莱说成是“多年来援助亚洲激进运动”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辩护士”的前科罗拉多州学校教师。作者沃尔特·西蒙斯差点要说史沫特莱实际就是那个间谍集团的一员，可是他引述佐尔格的话说，把他介绍给他的主要同谋尾崎秀实，要“归功于”她。他强调这个间谍集团“采取他们的新闻记者的智谋”，并利用各国的“左翼学者”搜集现有关俄国以外“各国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实况送达斯大林。 在战争年代，雅都成了史沫特莱的避风港。少数客人中有被战争折磨的从欧洲来避难的作家。他们全都关心战争特别是亚洲前线的进展状况，史沫特莱的专门知识曾被看重。可是在战争结束后，这一切都逐渐改变了。到1947年，史沫特莱越来越感到孤立，因为新来的外侨艺术家和作家不再关心战争。随着对她的压力增加，史沫特莱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自信心开始动摇。1947年11月12日，她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上写道： 由于写作十分困难，我经常想到我已不是一个作家。我对我的写作有一种负疚感，好象我是伪装成作家或别的什么的骗子。我成了两个我：一个我似乎不得不与打字机和纸打交道，没有这些我连多活一天也没有价值；另一个我松弛休息，厌恶地望着一切，有时怀着轻蔑，有时感到绝望。雅都的客人们们促成了后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大多数人不认为我是个具有优美和高雅风格的作家。他们转向乔伊斯、卡夫卡和萨特等人，花上无数个夜晚对作品和作家吹毛求疵，把小人物抛入火坑。卡夫卡和萨特使我厌烦得流泪，乔伊斯也仅仅是某些段落使我觉得有趣。你知道，我缺乏恰当的写作方法。我知道的不是用或不用逗号或句号的一个完美无瑕的均衡句子，而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赤脚农民军正力求掌握人类的命运却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被枪杀。 那年夏初，他写信给卡琳·米凯里斯，谈到她未能完成朱德传的沮丧心情，但她在结尾时对自己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你记得我在你家里写的第一本书吗？没有你的帮助那是决不可能完成的。我一生只写过5本书，这是个小收获。但我写了好几千篇未经结集的政论文章。我不知道我一生中写了多少，不过总的说来我是比较满意的。我没有成为我曾希望成为的那种作家。不过我用一开始配备的那种拙劣装备干得十分不错。”（1947年7月21日） 写作上的挫折，史迪威和卡尔逊的死，对她日益加剧的恶毒政治攻击，使史沫特莱感到抑郁、孤立和脆弱。1948年春在雅都的一件事使她个人情绪由痛苦变成了绝望。1948年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斯基德莫尔学院，一位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同纽约州东北区的共产党组织者哈罗德·克莱因（HaroldKlein）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广播辩论。在这场辩论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庄园北部农庄她的房间里，为克莱因举行了一次欢迎会和鸡尾酒会，有从斯基德莫尔来的一些学生出席。（联邦调査局的告密者后来说史沫特莱“曾试图使他们信奉共产主义事业。”）从萨拉托加温泉来的几个城里人听到这件事时埋怨雅都管理委员会。为响应愤怒的家长们，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抗议人群。几个月以前史沫特莱以粗鲁的插话和对演讲人的攻击使得斯基德莫尔学院一次演讲不得不中断以后，他们一直在抱怨。伊丽莎白·艾姆斯当时曾表示为难，但是现在她觉得不能不正面对付史沫特莱了，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倔强正直的史沫特莱，坚持她有权固守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必要解释或为她的客人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看到这场论战没有结束的迹象，便决定为了维护雅都团体的完整，她不得不要求史沫特莱，或是谨慎些，或是离开。史沫特莱的反应，先是气得发昏，然后是歇斯底里大发作。1948年3月9日，她突然迁出雅都，把大多数行李包裹留下，以待她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居住。 [1]关于《美亚》间谍案，请参阅第十八章。联邦调査局的报告避而不提盖恩从未被定罪，而到了1945年8月，对他的指控已被撤销。 [2]史沫特莱写的33页的文章，题为《社会革命》，发表于芝加哥大学宓亨利所编《中国》（1946，巴克莱和洛杉矶）。（直到50年代中期为止，这本书曾被广泛使用于大学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的概论性课程）。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强调了民族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且断言，共产党人在基层群众中被看成是比蒋介石政府民主的一种选择。尽管她在史迪威解职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正不倚表示怀疑，史沫特莱在文章最后表示希望，当时正处于起始阶段的马歇尔和平调停使命获得成功。 [3]黄绍湘曾在北京接受本书两作者采访。50年代她在中国写了关于美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历史简编》（北京1979年修订版）。由于在美国的经历，作为北京大学教员，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到70年代末，她已在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成为中国的美国历史学研究的主持人。 王萤50年代初曾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后来终于被驱逐出境，部分的原因是她与史沫特莱的联系。50年代她在中国的剧院工作，越来越多地对过分程式化的和思想狭隘的演出持批评态度，她自己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为了她在美国与赛珍珠这样的人物有来往，在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中，对她的攻击变得恶毒起来。后来王莹死在狱中。50年代写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回忆录《两种美国人》，在她死后1980年在北京出版，由伟大的剧作家夏衍写了一篇表示歉疚的序言。对王莹的丈夫谢和赓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徐的朋友以及夏衍的访问。 杨刚50年代升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她常对中国新闻传统和缓慢步伐表示急躁和直言不讳。她1957年自杀显然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象西方常说的那样因为她作为右派受到了政治攻击（因为没有证据）。 [4]50年代，老舍是一位著名剧作家和作家协会的重要人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抨击和毒打。他1966年遭受这种毒打后死于溺水；或者是他的折磨者杀害了他，或者他自杀了（大多数人持后一种看法，但他的遗孀胡紫青不同意这种看法），（访问胡紫青，参见乔纳森·斯彭斯《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纽约，1981，第389至394页）
第十八章故友成仇：对华政策大辩论，1944—194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八章故友成仇：对华政策大辩论，1944—1945 史沫特莱在雅都的平静生活结束于1944年10月。这时，罗斯福总统召回了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美国司令官，1938年汉口时期史沫特莱就认识了的老朋友，“乖戾乔”史迪威将军。这一不寻常的行动不久便把史沫特莱卷进了一场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风暴之中。 1944年夏季，太平洋战争远未结束。在缅甸，日军正从仰光向北推进；在中国，他们的一次大规模攻势正在进行之中，并从东南沿海向内地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次新的攻势，部分的目的在于制止猛烈的空战。从1942年以来，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一直是从中国南部基地起飞出击的。到1944年9月，日军已经威胁到陈纳德在桂林的主要基地，从而迫使战区司令史迪威不得不下令从那里撤出，并破坏基地。日军的成功挺进也在史迪威和中国国家元首蒋介石之间打入了一个造成政治分裂的楔子。蒋仍然深信，他所需要的只是等待着美国人打败日本；史迪威则把缅甸战场的失败归咎于蒋。史迪威象《时代》杂志记者T·H·怀特和其他许多观察家一样，认为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正沉没在拙劣的领导、腐败、通货膨胀和秘密警察滥杀无辜的海洋之中。并且，蒋介石已拒绝史迪威关于把包围共产党的20万精锐部队调离西北，派往西南前线的紧急请求。蒋介石回答说，史迪威可以从缅甸抽调英美部队援救桂林。 到夏末，史迪威对蒋介石在战争努力上“处置失当”的不耐烦已达到了顶点。在他与罗斯福总统的通讯中，史迪威坚持，应授予他对中国军队包括国共两党军队在内的直接指挥权。他还极力主张美国考虑支持另一个人而不是蒋介石——即他私下所称的“花生米”——充当中国的国家元首。史迪威认为，如果他能同样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他就能加强华北的战争努力。当蒋介石勉强同意准许由美国官方军事观察家组成的“迪克西”使团前往共产党首府延安时，[1]史迪威也曾感到一阵鼓舞。但是后来蒋介石又变得僵硬起来，到了9月，桂林被迫放弃，史迪威与蒋介石陷入了权力之争。9月28日，蒋介石采取了一个孤注一掷的行动：他给罗斯福总统发出了最后通牒电，宣称美国必须召回史迪威，否则，他将辞去总司令和作为国家元首的主席之职。 1944年日军的夏季攻势也破坏了华盛顿在外交政策上的两党一致。当关于中国政策和美国支持蒋介石的辩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时，在新闻界和军事部门工作的“中国通”意见也发生了分歧。他们中很多人是史沫特莱的朋友。到1944年10月底，当罗斯福最终决定撤销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并派帕特里克·赫尔利（PatirckHurley）担任新的驻华大使时，事情已发展到了顶点。从意识形态上说，赫尔利更同情国民党政府。 现在回顾起来，罗斯福总统当时的动机似乎是够清楚的。那年是总统选举年，他不想给共和党人——特别是亨利·卢斯（HenryLuce）之流强有力的舆论制造者——提供机会，攻击他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摇摆不定。他也担心，一旦蒋介石政府垮台，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战后的权力真空，而中国将被内战耗尽力量。他仍然希望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能为战后的远东提供稳定。他想要中国在即将于次年在旧金山成立的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于是，不顾白宫内外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建议，罗斯福觉得，只能将史迪威免职并派一些能与蒋介石处得好一点的代表到重庆去而别无选择。同时，他强烈要求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尽力做到避免在中国爆发内战，并要求他积极促进共产党人将在其中处于次要地位的联合政府设想。 新闻界对于史迪威被免职的反应强烈，并有明显分歧，尽管有关大选的报道使这一消息有些相形失色，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及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报纸如《纽约每日镜报》赞扬罗斯福的决定；《纽约时报》、《新共和》和《PM》则谴责这一决定。最为有趣的反应来自《时代》杂志。该刊11月13日的头条新闻前半部分引用了该刊重庆分社主任T·H·怀特从重庆发出的支持史迪威而批评蒋介石的电讯。可是到了中间，调子突然改变：蒋介石受到了赞扬，撤换史迪威的决定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是该刊外交新闻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的杰作。《时代》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无疑是蒋介石的狂热支持者。因此，当该刊重庆分社主任严词抗议自相矛盾的编辑加工时，卢斯支持钱伯斯，而终于迫使怀特辞职。 这些事件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新出现的一种冷战气氛中。当时，欧洲的战事已接近尾声，苏联开始被看作是新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被视为苏联傀儡；于是蒋介石就不得不被当作在欧洲和亚洲制止共产主义扩展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受到支持。这就是惠特克·钱伯斯和史沫特莱的某些中国时期的老朋友特别是J·B·鲍威尔和沃尔特·周以德的理论。史沫特莱已从中国返回故里，决心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和不持偏见。可是，由于有过先是在蒋介石统治下，后来又在中国共产党管辖区内的生活经历，她确信，中国的穷人生活境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比在蒋介石统治下好。她拒绝放弃她的这一信念，即，经过本土民族主义运动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将对莫斯科独立行事。根据她在印度和中国两大民族运动中所取得的经验，她懂得民族主义的力量。她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共产主义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 在史迪威将军被召回之前，史沫特莱已经由于两个旧日好友的反共立场而感到烦恼和私人感情上的伤害：一个是在汉口认识的弗瑞达·厄特利，另一个是她的香港朋友艾米莉·哈恩。哈恩于1944年春在她的《我看中国》一书中曾经攻击史沫特莱。由于哈恩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蒋介石夫人的传记作者，她的政治立场几乎没有使史沫特莱感到吃惊。使她确实感到吃惊的是，哈恩把她当作人身攻击的目标。她声称，普通的美国人都是“满脑子胡话”，因为“他们以为，只有中国游击队是在中国从事战斗的部队。”哈恩断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埃文斯·卡尔逊是造成公众中这种错觉的“罪魁”。“我并不打算说你们的坏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卡尔逊将军，还有你们中间的其他一些人；我只是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你们无意中给你们的朋友造成的损害。”史沫特莱私下里同意卡尔逊的意见，哈恩的那本书是“不足月的流产胎儿”。 同弗瑞达·厄特利的不和更加伤害她的感情，而且再次把卡尔逊牵扯了进来。在《中国在打仗》（1939年）一书中，厄特利是第一个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些土地改革分子的现场观察家。可是新近，她发表了尖锐的反共言论——这些言论确实如此之尖锐，以致卡尔逊和史沫特莱都怀疑，她是否已经变成了国民党所收买的政治记者。 由于卡尔逊组建了一支按照他在华北观察到的游击战术训练的精锐的海军陆战营，他继续在军队内部引起风波。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在瓜达尔康纳，卡尔逊的突击队员赢得了在南太平洋对日军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他们摧毁了日军的战争设施，歼敌8000余人，自己只损失了16个人。然而卡尔逊的上级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害怕他的非正统思想与战术。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去”，当一名海军陆战队突击团的行政官而被剥夺了对突击营的直接指挥权。他采取了支持诸如撰写小册子《论黑人对我国军事努力的贡献》之类活动的方式，继续为改变军队内部的陈规而斗争。到1944年，由于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言论挑起的争论已足够使他受到卢斯和赫斯特系报刊的斥责。他是美军塔拉瓦之战和塞班之战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塞班岛上，他企图从火线救出一名伤员而在手臂上负了重伤（由于受了伤，他不得不于1945年从海军防战队退役。他是怀着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的想法返回美国的）。 在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受到蒋介石支持者右翼的批评的同时，史沫特莱还受到来自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之类左翼老朋友们的批评。这类批评大多是私下进行的。到1944年9月，当在华盛顿关于史迪威的辩论开始激烈起来时，史沫特莱才放弃了她的统一战线立场，以加强她对蒋介石政府抨击的尖锐锋芒，对辩论作出公开的响应。9月18日，她在给泰勒的信中写道： 自上次写信给你后，我就到伍德斯托克演讲去了。那是件有趣的事情。伍德斯托克是个艺术家聚居区。大约180位作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戏剧界人士住在一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他们各有一套小木屋，有点象我在奥贾伊的那种。春天，他们到那里去，一直住到寒冷把他们赶走。但是，彼此来往需要一辆汽车，因为他们都分散住在山上和山谷里。我在哈罗德·鲁格（HaroldRugg）博士家做客……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国民党部队的），他是我在中国结识的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受到极好的接待。鲁格博士于星斯六晚上安排了一次私人社交聚会（我的演讲安排在星期日晚上）。他邀请了15位客人，可是来了45位。他们都带了饭盒，自备晚餐。我们坐在他那可爱的台地似的草坪上，眺望着谷地和群山，一边吃着野餐。天色变暗了，我们回到屋里，几位音乐家奏起了乐曲。接着，我的那位中国朋友和我坐在围成一圈的朋友中间，回答有关中国情况的问题。我为这位中国的朋友担心，因为他有一个不幸的习惯——说令人痛苦的（有关中国反动政府的）严酷真相。一次，我打断了他的话，要求听众们记住，假如在外边重复那位军官说过的一句话，他便有可能被捕，并被遣返中国。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肖特韦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也在场。肖特韦尔是位历史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顾问，与中国官员过从甚密。所以，我的呼吁是说给肖特韦尔夫人听的。幸而那个周末她丈夫去华盛顿了。每个人都作了保证，——可是，我仍然有点不放心。 肖特韦尔教授曾试图阻止我说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独裁的话，他说，因为我国政府是承认那个政府的。他和一位富家妇女本来安排我在（伍德斯托克）市政厅演讲，当我拒不允许肖特韦尔或国务院限制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时，他们火了。我拒绝了肖特韦尔教授（请我到伍德斯托克）的邀请。后来，有几位作家（鲁格博士）要我出席他们召集的一次集会，在那个会上，我什么都可以讲。我去了。使肖特韦尔母女和那位富家妇女惊讶的是，我带去了一位穿制服的（中国）军官——他对中国政府所作的批评远远超过了我。他们简直大吃一惊。自那次集会后，肖特韦尔夫人竭力要我和那位军官相信，她们绝对拥护言论、出版、集会等等自由。我默默地听着，由她去表达她的忸怩不安。甚至那位富家妇女也来参加那次集会，会后她走过来，哭丧着脸和我握手。我对她能勇敢地前来参加集会表示祝贺。她显得忸怩不安，问我要不要她帮忙把展品取下来——我们在会场上展出了一些（照相）展品——我告诉她不必了，那位中国军官会把展品取下来的；展览由他负责。 如果有一批人是完全熟悉史沫特莱的政治观点的话，那便是《新共和》与《民族》的发行人和编辑们了。在史沫特莱参与印度自由之友的活动时，她便与这两家杂志建立了工作关系。出于代表独立的包括反对殖民主义立场在内的自由观点的目的，这两家杂志发表了早年史沫特莱在德国最初那些日子写的报道。多年来，编辑们对她独立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倾向已经熟悉，常常看到她敢于顶撞美国共产党，拒绝成为任何人的工具。他们注意到，她批评印度国大党员在对待妇女问题上的“封建”的个人态度，虽然她知道，她这样做会被视为背叛。就是这样，史沫特莱于1941年回到美国后，对苏联的亚洲政策持敌对态度，并批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但她仍然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提供更大的希望，编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她的观点。又因为她对中国军事形势的了解——卡尔逊与斯诺公开地持有同样的看法；史迪威和其他美国外交官则私下里同意——她的编辑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军队还要在中国打长期、艰苦的战争，因此，支持能够给予我国军队最大帮助的中国盟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根据许多美国观察家的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似乎是更有效的抗日战士。由于蒋介石还没有在中国实施民主而只是在把它提出来作为对于将来的许诺，许多人怀疑，他只是狡黠地摆弄美国人，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那些主张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书籍和文章的匆匆出笼，只是起到了加强这些人上述怀疑的作用。 早些时候，在1943年11月13日出版的《民族》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史沫特莱对蒋介石夫人采取了迎接挑战的态度。当时正在美国作旅行演说、在《时代》与《生活》系报刊上得到封面报道宣传的蒋夫人，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友谊最好的象征。被评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称蒋夫人是“中国每一个伤兵的母亲”。他继续写道，蒋夫人“从来没有被时髦纽约的奢侈和浮华所迷惑，而是穿戴得象一个质朴端庄的中国主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她被说成过着节俭的生活，她“断然拒弃与中国尊严的传统格格不入的那些时髦的无聊事物。”史沫特莱没有听任这些说法自由传播而不受追究。她写道：“崔先生（那位作者）或许是混淆了宋家姐妹。他的那些说法可以用来描写孙逸仙夫人，却决不适用于蒋夫人。这篇短文或许是在蒋夫人带着一帮亲戚随从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就写好了的。翡翠和钻石，水貂皮和黑貂皮，以及丝绸缎子，构不成节俭和简朴的生活，却与中国士兵和普通人民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 蒋夫人通过艾米莉·哈恩作出了反击，哈恩在《我看中国》一书中对史沫特莱进行了人身攻击。作为蒋夫人传记的作者，哈恩的意见反映了在华盛顿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意见。蒋夫人的愤怒后来由赛珍珠私下向史沫特莱作了证实，她援引蒋夫人的话说，史沫特莱将永远不许再来中国。 1944年，当卢斯的报刊加紧对国民党政府作“硬性推销”时，《民族》与《新共和》这两家独立的刊物全都求助于史沫特莱，要驳斥国民党发言人企图说成是真实的种种歪曲，她确实是合格的人选。到1944年秋，史沫特莱较以往更加确信，她所称的“反动势力”正集结在蒋介石背后，着手进行一场有充分准备的宣传战。她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保证美国给蒋介石政府以全力支持，切断对共产党人的支援。保守的实业家阿瑟·科尔伯格（ArthurKohlberg）被召募到蒋介石的宣传“阵营”中又是个进一步的证明。12月16日，史沫特莱在《民族》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许多美国人在为支持那个独裁政权而大肆鼓动，他们到处说自己是中国的‘朋友’，虽然他们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去年，一位美国商人（指科尔伯格——译者）在中国作了三个月的旅行，就在中国军队里当上了一名将军，现在却成了国民党官方纽约宣传总部高级顾问之类的角色。 10月22日，纽约自由派报纸《PM》刊登了史沫特莱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的背景性文章，标题是《中国的危机：失败与分裂》。史沫特莱摆出了中国有可能导致分裂的军事形势，呼吁解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放共产党部队出去打日本。她还指责国民党宣传人员到美国游说共和党人、教会人士和“反动”报刊的发行人把对国民党的任何批评都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或“赤党授意的。”史沫特莱指名道姓地说，周以德和克莱尔·布恩·卢斯就是“囫囵吞下了他们那一套”的一些人中的两个。 两天之后，联邦调査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EdgarHoover）给他在奥尔巴尼的办公室送去了以下通知： “请将居住在纽约市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雅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定期审查监视的名单。请注意她的和有关于她的一切往来通讯和电话，并将有关的意见或建议全部呈交本局。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被认出是为苏联人工作而用英语写作的主要宣传人员之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是远东共产主义活动问题权威。值此美国陆海军军事行动接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时，共产党在上述地区活动的情报对本局将日益显得重要。” 根据这项通知，联邦调査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査和通过雅都的秘书对她的监视。通过邮件检査，最初的一起发现是她与流亡在墨西哥城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通信。 史沫特莱回到纽约后不久，德裔美国人团体就来请她写文章和作广播讲话，敦促（在德国的）德国人起来推翻纳粹，她也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团体，她与墨西哥城的难民取得了联系。其中有著名的捷克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埃贡·欧文·基希（EgonErwinKisch），在上海时，史沫特莱就与他相识。他和墨西哥城的其他人一起创办了一张叫《自由德国》的德文报纸，为离开本国住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服务。史沫特莱便开始订阅这份报纸，正是这件事导致了联邦调査局对她来往邮件的更严密的检査。在联邦调査局关于史沫特莱的档案中记载着，据一个“高度机密的消息来源”（据说在克诺夫出版社）称，他曾向史沫特莱转交了一封来自墨西哥城的信件，信的末尾写着：“全都是流亡在墨西哥的著名德国共产党员（姓名已被联邦调査局抹掉了）向你致意!”就是根据这样的和别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得出结论：“史沫特莱夫人（原文如此）若干年来一直是共产党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此后，从墨西哥寄给史沫特莱的所有函件在投递之前，都先经过审查办公室的检查。 J·埃德加·胡佛与国会中反共的右派议员有密切联系。他以提高对史沫特莱调查的重要性级别来响应国会议员中如吉布森（Gibson）之流指控史沫特莱为苏联代理人的举动。他进行调査的目的是发现史沫特莱对于苏联（可能通过美国的或德国的共产党人），作为代理人，或是作为间谍，或是这两重身份兼而有之的联系。 从1944年下半年往后的联邦调查局史沫特莱档案表明，曾大量依靠报纸的报道去搜集她言论的一些表面现象作为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联邦调査局的特工人员们显然认为，被他们视作共产党报刊对于史沫特莱的任何报道，证明她的言论是经过美国共产党、因而也是经过莫斯科批准的。从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来看，没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曾经读过史沫特莱的任何一本书——至少直到1947年为止是这样。联邦调査局只是从有选择的一些书评中了解那些书的内容提要。在选择取证对象时，联邦调査局显然把史沫特莱一案的有关名单仅限于“可靠的证人”。所谓“可靠的证人”也就是人们已知的反共人士。“可靠性未知”的人们所提供的证据当然可疑。尽管事实上史沫特莱的朋友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立场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与史沫特莱的任何连续性接触都会使他们自动地被归入“不可靠”的一类。最后，在1984年公布的材料中，无论是联邦调査局还是军队情报部门都未能就史沫特莱对军事团体或高级军官，甚至那些十分了解她的军官如卡尔逊和史迪威的谈话提出报告。总之，联邦调查局的调査从一开始就显然是捕风捉影而带有露骨的偏见， 这样，到1944年后期，中国问题的左派和右派双方都开始预期会有阴谋发生，双方都开始对观点相反者的动机进行过于简单化的揣测。支持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些人变成了莫斯科的“傀儡”或“帮手”；而支持国民党的那些人变成了中国和美国大公司的“走狗”。 史迪威被解除指挥职务是直到他回到美国后才公开宣布的。他被要求不得发表公开声明，这是他服从了的一项命令。史迪威很可能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他在离华前曾谨慎地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Atkinson）和《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记者T·H·怀特透露过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10月30日《PM》报上的一篇标题为《史迪威成为蒋介石失败替罪羊》的文章中，史沫特莱断言，蒋介石正试图转移国内对他抗日失败的日益增多的批评，将他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她特别指出，据她本人了解，史迪威是一个直率的军人。史沫特莱推测，他可能对蒋介石过分地直言，谈到军事形势、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她声称，史迪威的去职不是蒋介石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 史沫特莱在11月21日的《PM》报上又发表另一篇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进行内阁改组毫无意义，是“换汤不换药”，无助于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她在《PM》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12月10日刊出的，题为《致亨利·卢斯的公开信：驳〈时代〉与〈生活〉对中国形势的议论》。在12月的第一周，《生活》杂志要求史沫特莱向他们提供她所搜集的照片，以作为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插图。她给卢斯写了一封信，解释说，在不了解这些图片所配合的文章内容之前，她将不会向他提供图片。在列举了她认为是歪曲性编辑加工的例子，诸如T·H·怀特关于史迪威被撤职的报道之类之后，她接着说，她担心她的图片可能被以相同的方式用来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她指责《时代》与《生活》杂志通过采用国民党的支持者、该刊职员Y·Y·宋提供而经过一位“美国编辑”整理的材料奉行一条“国民党路线”。虽然她没有提到这位编辑的姓名，可是从所举的例子来看，她显然是指惠特克·钱伯斯。她也清楚地说出了她日益增强的对于某种阴谋的感觉： （国民党特工人员）开始向甘愿为他们“充当掩护”的美国反动分子定期提供宣传的“国民党路线”。这一活动还伴随着一系列为使这个国家许多机构的美国人由于批评国民党反动而被解雇的秘密活动。被《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所选中而竭力加以维护的政权正在崩溃。这个政权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民主势力寸步不让，直到日本人真正是在敲着它的大门时才有所改变。它甚至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自己队伍中的民主派人士。它派出特工人员到美国来散布谎言，欺骗美国，而你却把你的出版物向他们开放。 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大崩溃要负一部分责任，自然是不消说的。多年来写文章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的美国人被诽谤为赤色分子、理想主义者、空想家等等。我也基被称作“党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因为我不愿骑墙观望而哄骗别人命运之神自能保祐我们。 如果不是我们财界支持它（国民党）当政，它早就垮台了。 现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将统治全中国，他们将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而美国的影响将会衰落的叫喊声日益高涨。让我们感谢上帝，还有些中国武装部队仍然完整无损，可以和我们合作战斗下去。美国的民主主义人士将感谢上帝，这个从旧中国废墟中兴起的新中国将不会把它们的国家出卖给美国和英国的实业家和金融家。 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队伍中，也有成百上千的正直而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人士。不得不为（国民党）政权的罪恶付出代价的正是他们，那些从这场大崩溃中幸免于死的人会找到办法和那些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人，包括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以继续作战，并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 这个政府不会是你的《时代》杂志的文章所说的那种“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和目标。如果我们试图摧毁（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以便使中国成为一个傀儡国家，就象希腊和意大利成为英国的傀儡国家那样，那么我们可能因此而引发一场历时数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终只会落得变成最受人痛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11月5日，埃文斯·卡尔逊写信给史沫特莱，称赞她发表在《PM》上的文章。他说“让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内部事务的真实情况上来是件好事。史迪威已经做了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工作。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能在那边面对重重障碍的条件下完成他所完成了的业绩，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支持了美国人的民主和正直的最高理想。周以德是出了什么毛病？他就史迪威被召回发表的言论，是令人厌恶的言论。”这封信中也包含了一则很可能会使史沫特莱感到痛苦的消息。卡尔逊又结婚了。这是他第一次在信中提到他新婚的、年轻的妻子，称她为“极好的伴侣”。或许为了减轻对史沫特莱的打击，他又写道：“我很希望你们俩能认识。她非常仰慕你，艾格尼丝。”信末的署名是“满怀着爱，一如既往，埃文斯”。 随着公众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关心的增长，史沫特莱于11月18日再次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人民论坛”上，与约翰·根室、J·B·鲍威尔和文森特·希恩进行辩论。她还到退伍军人医院作过几次演讲。12月，她给艾诺·泰勒寄去了一张她在斯泰特恩岛上的哈洛伦军人医院拍的照片。 12月7日，史沫特莱参加了一个她认为会接受她的启示的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它是产业工会联合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2]从20年代以来，她就把工会看作是进行政治教育的一支力量。在为阻止将印度国大党员驱逐出境所作的努力中，她曾赢得工会的支持。在中国，她目睹了学生运动在唤起全民觉醒方面所显示的力量。现在，1944年12月，她号召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学生参加全国公民行动委员会，对她所称的“新型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她出现在那里的12月7日，《斯基德莫尔新闻》刊登了她的部分评论： 我们的主要报刊杂志，象卢斯的出版物一样开始宣传一种新型帝国主义，说什么现在是“美国世纪”，美国将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这个问题——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将成为懂得我国和世界每个有争论的问题、在政治上开化的人民呢，还是继续象以前那样，把政治交由职业政客们去处理，而这些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国大工业巨富的代表？我们是否仍象战前那样，极端害怕每一种有可能打乱我们固有思路的新思想？我们是否还会把欧洲和亚洲强大的人民抵抗运动看成是我们钱包的威胁，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的钱包是瘪的？我们是否仍然害怕去听一位进步的美国人演讲，以免感染上共产主义？我们拥有民主的政治机器，有了它，我们可以成为黑暗世界的一支火炬，可是，我们自己准备使用它吗？且住，想一想吧，你是你兄弟的保护者！[3] 史沫特莱还利用她去斯基德莫尔的机会带头发动一场请愿，抗议英国人屠杀希腊抵抗运动战士。她征集了300个签名。联邦调査局注意到这份请愿书送给了总统、国务院和几家大报。 如果说史沫特莱和她许多从中国来的老朋友在中国政策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印度问题上却仍然一致。11月份，史沫特莱、林语堂和赛珍珠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都在《印度之声》上发表文章，支持印度独立。这一期《印度之声》是献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55岁生日的贺礼；并且还表示强烈要求英国将尼赫鲁释放出狱。[4]史沫特莱在她那篇文章中将尼赫鲁比作托马斯·杰斐逊，并且引用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AnnePorter）和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Ames）的话来表明尼赫鲁的处境在美国引起的反英情绪。她还指出，尼赫鲁的《走向自由》（即《尼赫鲁自传》——校者）一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并且在新四军的月刊上连载，她特别提到，中国人也正在注视着印度能否获得独立。 《中国的战歌》出版后，史沫特莱的名气，使得一位好奇的印度年轻学生（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于1944年秋前去找她。他就是拉姆·恰托帕迪雅亚，是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的侄子、卡玛拉德维的儿子。1977年会见拉姆时，他回忆说，他与史沫特莱会晤了几次。在纽约时，他们一起去看戏或听音乐。在波士顿，他也与她一起下过中国馆子。他们的话题大部分是拉姆的叔叔恰托。史沫特莱对他说，她与他叔叔同居的那段时期，是她一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她说，恰托曾是她的老师。拉姆还谈到，埃德加·斯诺从1944年或1945年旅苏归来，曾向史沫特莱说明他叔父死亡的环境和背景。恰托是在1938年斯大林实行大清洗期间失踪的。1941年，他的俄国妻子只是被告知他已死亡。据拉姆说，斯诺告诉史沫特莱，他听说恰托死在一个劳动营中。拉姆曾帮助史沫特莱安排会见尼赫鲁的妹妹、后来当大使的潘迪特夫人。他说，那时史沫特莱极为激动，当她听说她将会见象尼赫鲁这样一位伟人的妹妹是多么荣幸时，几乎哭了起来。大约在1946年以后的某个时候，拉姆与史沫特莱失去了联系。他补充道，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她那强烈的反英态度。 1945年初，国会投票以微弱多数通过（207票对186票）给予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以常设地位。这个委员会不久前曾建议将3800名政府雇员解职。这份名单后来被联邦调査局减少到36人。这就是史沫特莱继续发表演说时的政治气氛。一位联邦调査局的特工人员注意到，1月4日史沫特莱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扶轮社为史迪威辩护并攻击国民党。她对听众说，史迪威被解职是由于他要求监督根据租借法案给予国民党的款项的分配和使用。史沫特莱说，这笔款项本来是用来支持抗日战争的，实际上被用于反共或被大规模的贪污所侵吞。在1月末的10天旅行演讲中，史沫特莱继续攻击国民党政府。她敦促美国支持成立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应包括共产党人以及她所称的进步民主人士，主要是以孙科博士为代表的那种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报道了她在瓦萨尔学院的演讲。 1945年初，最能说明“中国通”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的事件莫过于一次广播辩论。这次辩论是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美国城镇会见”节目中进行的，参加人有史沫特莱、周以德、林语堂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尔曼。一年多以前，史沫特莱曾私下称赞周以德在国会所作的一次演讲是：“迄今在国会所作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也是最有学问的演讲。”现在，她发现她与周以德和林语堂两人在立场上直接冲突。2月27日，她在致泰勒的信中写道： 你是对的。我（在广播中）几乎与林语堂打了起来。在节目开始前，我问他，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公众，说他代表中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并为他的旅行从中国政府的银行获得了一大笔美元，等等。林的面孔变得苍白，他挥胳膊踢腿地冲着我尖叫：“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他这样尖叫。然而他迄未控告……。 对了，当我读完周以德那封有名的信时，我几乎要捧腹大笑。（他在那封信中提到国民党）一些将军患有性病。我真希望你看到我读完信后周以德的那张面孔。我读出来的只是那封信的不到十分之一。这封信后来被一家杂志要去了，准备发表。我想，周以德到死也不会再给我写信了。[5]后来，当我离开大厅时，周以德在街上拦住了我，和我握手并道再见。我和他握手时说：“好一个谎言家，沃尔特·周以德——作为一个传教士，你干得还是很出色。”然后就吵起来了。他和我都站在那里，又把什么都抖出来重新辩论了一次。从大厅出来的人群也停住了脚从四面围拢过来，不久，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后来围观的人也开始参加进来，我便到隔壁去参加招待会了。我回过头去，看见群众把周团团围住了。林（语堂）甚至拒绝参加招待会，从后门走了。可是，艾米莉·哈恩那个姨子却来了。当然，我们没说话。 市政厅说，他们从来没有举行过比这更加激动人心的集会。2000人把大厅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讲坛上塞满了外加的椅子，两边侧厅里也挤满了听众。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不得不把大门关上，以免过分拥挤。听众中有我的朋友，他们如此之激动，以致一位妇女有时简直听不清在辩论些什么。另一位妇女会后由于剧烈的头痛。不能去参加招待会只好回去睡觉。你们听（广播）的人是看不见听众的。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也出席了，包括中国大使和他的恶棍妻子……可是没有一个中国民主派人士敢于站出来，甚至连一个问题都不敢提。是有一些民主人士在场的，包括2名重庆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秘密成员。我的一位朋友坐在靠近两个中国人的地方。我每次讲话，他们都急切地把身子朝前探；如果我驳斥周以德或林，他们就把身子轻松地往后仰而露出笑容。整个大厅里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群众挤得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当我朗读周以德有关性病的那封信时，听众中开始爆发出喊叫声，可是主要主持人丹尼从舞台的这边跑到那边，向听众挥舞手臂，叫他们别笑。听众情绪沸腾。 联邦调査局派遣了两名特工人员去监视这次辩论。据他们记述，史沫特莱指控中国秘密警察在美国的活动，可是，他们的一个“可靠的”告密者对联邦调査局的那两名特工说，“史沫特莱的上述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从已透露出来的档案可以明显地看出，联邦调査局对此并不关心。美国军方仍然看重史沫特莱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情报。正如她2月27日在写给泰勒的信中所说的，她继续作周期性的旅行，去哈佛的美军特种训练学校，给那里的军官毕业生讲课。象这样的演讲没有列入她的档案，除了要承受种种公开的压力之外，史沫特莱还要应付伊丽莎白·艾姆斯的个人悲伤。伊丽莎白的姐姐在12月去世了。而且，她还得处理她自己由于妹妹默特尔·芬尼在癌症折磨下慢慢死去而产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在致泰勒的两封信中，她写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拔除我在雅都的根。管理雅都的那个女人深深地依恋着我。在一定程度上，我代替了她的姐姐，她姐姐瘫痪了，两年不能说话，去年冬天去世了。于是，我就受到了某种说不清的义务的约束，因为伊丽沙白需要身边有个人。她是个古怪而沉默寡言的女人，多数人都不喜欢她。她一定要我以雅都为家。我是这样做的——不过，我还是眷恋奥贾伊。 （3月27日） 对我来说，生活有时候变得压抑。我妹妹大约两周前死于癌症。她不断地呼唤我，可是你知道，到加利福尼亚去往返一次的代价是什么。我和她之间的分歧使得情形变得更加压抑。我病倒了。我试图和她通电话，可是她神志昏迷。当她神志仍然清醒时，我几乎每天给她写信。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不知道快要死了，所以，我也就按照这种情况写信，并计划着让她冬天到东部来，一起去看那出戏。我希望到那时那出戏已经可以上演了。她已经答应来。随后她就去世了。 我正在写我的（关于朱德的）新书，但进展缓慢而且吃力。我不断努力把它写成传记，但写着写着，总是变成小说，于是我又重新开始。 卡尔逊还在太平洋，可是塞班岛负伤已使他终生致残。他来信说，他将被迫永久退役，回老家去。为什么奥贾伊不能请他去演讲？（他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6月1日） 1945年春，史沫特莱又一次出发，作范围广泛的旅行演讲，以便挣钱糊口。这次旅行演讲结束之后，她写信给泰勒说：“我感到精疲力尽，可是我挣了一大笔钱，可供我从事一年写作之用。”（6月1日） 联邦调査局继续对史沫特莱进行调査，从该局的报刊资料室中发现，她曾于1918年以间谍罪被控而遭逮捕。可是，这些特工人员显然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请求调阅过司法部的有关案卷，因为他们并未记下此案的细节。对一个名叫王莹的中国女演员的调査也在进行，她为史沫特莱的剧本提供背景情况。去听史沫特莱演讲的联邦调査局特工人员常常描述出席听讲人的组成情况。例如，他们在1945年3月10日关于史沫特莱在波士顿社区教堂的演讲的报告中记载：出席450人，其中，中国人30名；“大约20%”为黑人。出席听讲的还有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未指名的）教授，战前他居住在日本。据他们的档案记载，在听了演讲后，他曾与联邦调査局有过接触，因为他担心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特务在活动。他把这些警察称为中国“盖世太保”而向他们转达了这样的信息：据知，有两个这样的特务在哈佛监视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他建议，他们应就这件事会晤史沫特莱。他说，与她进行交谈并听了她演讲之后，他确信，她不是共产党。他形容她富有才智。他还说，她的报告是有事实材料作为依据的。他还建议联邦调查局向史迪威将军询问关于史沫特莱的情况，并说史迪威可为史沫特莱作担保。联邦调査局的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情报机构曾就史沫特莱的问题会晤过史迪威。 然而，当国民党中国的一名院外活动分子艾尔弗雷德·科林伯格（AlfredKohlberg）在致《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的一封信中以怀有敌意的措辞提到史沫特莱时，倒是引起了联邦调査周的注意。特工人员报告说：“科尔伯格宣称，史沫特莱小姐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差别的说法是不适当的、歪曲的，她的信却有真正的价值。它反映了某些集团有关在战后分裂中国的思路。”在联邦调査局监视的同时，科尔伯格的信证明，他这时已经把史沫特莱当成了宣传战的一个靶子。 1945年5月10日，联邦调査局首次询问《时代》-《生活》杂志的资深编辑、一度是共产党员的惠特克·钱伯斯，关于史沫特莱他知道些什么。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钱伯斯回忆道，在1936年的某个时侯，他得知著名作家和《中国的战歌》（1943年）及其他一些书的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于是他告诉彼得斯（J.Peters，曾是匈牙利共产党报纸的会计），他想要会见她。（1936年那年，史沫特莱在中国。）彼得斯说，可以在……东70几号街某个地方的自动售货饮食店会见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见到他时曾说：“我本来以为我要会见的是爱德华兹（格哈特·埃斯勒（GerhartEisler）的一个化名）…… 在问到钱伯斯是否掌握史沫特莱加入共产党的任何证据时，他答道，他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但尽人皆知她是个共产党员。他说：“关于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钱伯斯）回忆说，彼得斯与她过从甚密，她经常在（美国共产党的）总部的九层楼“闲荡”。 根据档案记载，钱伯斯最后讲了一个他以为是从白劳德那里听来的故事：“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个共产党员，被南京的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了。对钱伯斯这次访问是在史沫特莱使用激烈的言词公开批评《时代》杂志对有关中国的报道所作的编辑加工6个月以后。约在同一时期，即6月间，新闻记者马克·盖恩（MarkGayn）作为《亚美》间谍案6名主要嫌疑犯之一被联邦调査局逮捕。在盖恩的通讯录中，联邦调査局发现有史沫特莱的名字，并注意到他曾为史沫特莱的书写过一篇积极的评论。 1945年夏，雅都仍然按照战时方式生活，食品供应尤其是肉类仍然是难以买得到的。住在那里的客人，比前两个夏季稍多些。[6]1918年，史沫特莱通过格林尼治村的雕塑家格特鲁德·伊尔（GertrudeBoyle）首次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位，画家石垣荣太郎，荣太郎的妻子绫子，是在20年代作为一名日本外交家的女儿，来到美国的。1928年，她在格林尼治村与荣太郎相遇后，拒绝随家人返回日本。后来，他们结为伉俪；30年代，他们成了一个日本反军国主义小团体的成员。1941年后，这个团体的成员们以各种身份为美国政府工作。为了消除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居民可能产生的恐惧和误解，雅都曾向当地的报纸发布新闻，让人们清楚地了解石垣夫妇的忠诚：“石垣先生和夫人是忠诚的日本人，现在受雇于我国政府。先生在国防部工作，夫人在战时情报局工作。”石垣夫妇与史沫特莱之间此后几年忠诚的友谊，最终导致了他们被驱逐出境。 1945年夏，史沫特莱接待了两名重要的中国来客。董必武和他的翻译在8月的一个周末的来访，使史沫特莱自1940年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之后，第一次恢复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直接接触。 董必武（1886—1975）（生年当为1885。——校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层（五）老之一。1921年，他与毛泽东及其他8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早年是孙逸仙的同事。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时期（1924—1927），他成为一名著名的国民党活动分子（例如，在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成功的北伐战争中他发挥了作为一名政治军官的关键性作用）。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突然的血腥清洗之后，董必武化装成水手，逃亡日本。日本安全警察迫使他不得不再次逃亡，前往莫斯科。4年之后，他在江西瑞金苏维埃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董必武第一次会见史沫特莱是1936年12月，那时董作为周恩来的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去西安解决蒋介石被劫持的问题。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董也在那里。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1940年在重庆，当时史沫特莱从那里经过。 1945年3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宣布，将派遣一个10人代表团（包括一名共产党代表）前往旧金山，出席在6月和7月间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共产党方面要派周恩来，而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却执意要董必武去，他在1926—1927年间在武汉就认识董。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董和他的两名助手尚不引人注意，会后，他们在美国旅行了大约4个月。在好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董呼吁在中国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政府，避免内战，同时他谴责国民党政府腐败。说也奇怪，华盛顿官方对董的访问几乎毫不关心——这是值得遗憾的，因为事实证明，董的这次访问竟成了直到70年代末为止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美国的最后一次访问。 史沫特莱热情洋溢地欢迎董的到来。她花费了好几个小时陪同董在雅都的树林里散步，详细谈论中国的政治情况。董还给她带去了她撰写朱德传所需的一些材料，那是她去信请求中国提供的。对于史沫特莱，这次访问非常富有沟通信息的意义，可又是那样静悄悄的，以至几年后，联邦调査局对这次访问予以严重关注时，雅都的其他居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董必武于8月7日抵达雅都；正好是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二天。他访问期间，无疑曾和史沫特莱讨论过这一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史沫特莱认为，拥有原子弹将改变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使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命运变得比过去更加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她认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果美国在内战中选择支持国民党，那意味着苏联将不再是一支有效的抵消力量。她确信，如果这场内战能够在没有苏联或美国干涉的情况下打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取得胜利。但她担心，作为唯一握有原子弹的美国将发现干涉中国的诱惑力太大（而难以抗拒）。 事实证明，1945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未来方向的圆桌会议甚至比2月间史沫特莱对周以德和林语堂的辩论更加富于爆炸性。她确信，公众鼓吹的中间立场最终已变得不可能，是“选择立场”的时候了。马克斯·伊斯门、J·B·鲍威尔、蒂尔曼·窦丁、周以德博士、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为圆桌会议所写的讨论文章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散发出去了。史沫特莱的文章是在董必武来访之前写的，她认为，一旦战争结束，蒋介石就再也不能以“战争需要”为借口，拖延实施民主宪法和举行选举了。他预言，当租借法案款项用完后，蒋介石将再也不能收买支撑其政府的各派军事力量联盟的合作。窦丁的文章的中心议题是新近由宋子文和斯大林谈判缔结的中苏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将不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物质援助。斯诺的论文是《中国必定赤化吗？》。这篇文章写得较早，是在投掷原子弹或中苏条约达成之前写就的。他认为，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应当承认苏联与中国相关的合法安全利益，因为他们曾“不加掩饰地把他们历史前程的赌注押在与苏联分享世界权力以保障和平的成功上。” 在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前，在美国许多人还愿意勉强承认与俄国分享世界权力的必要性。可是现在，某些有影响的呼声开始号召美国为了道义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理由以更积极的行动向苏联挑战。那些呼声中有一个属于史沫特莱的老朋友J·B·鲍威尔。他与马克斯·伊斯门合作，写了一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文，声称国民党“在一切地方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效忠。”鲍威尔和伊斯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听命于克里姆林宫。” 周以德博士的反共结论在措词上要狡猾得多。象史沫特莱一样，他也坚决主张运用美国的影响去阻止欧洲列强在亚洲恢复殖民统治。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它在党的本身内部实行民主。不过，他又怀疑，作为一个执政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会以民主方式对待自己的反对党派。然后，他断言，共产党曾拒绝将军队交由美国人指挥，而蒋介石一贯对美国忠诚。他还宣称，蒋介石曾对他说，他之所以未能把共产党人消灭干净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一个野蛮人。周以德最后论点的锋芒基本上是宗教式和家长式的：美国受惠于蒋介石的忠诚，因为他是皈依基督的信徒。他曾不顾国内的困难处境和来自国外，甚至来自美国的批评而站在美国一边。他认为： 如果在（中国人）如此英勇地坚持了这条路线之后被抛弃，如果我们的承诺不兑现，那么下一回他们除了投奔共产党人和一场世界性阶级战争或者投奔日本和一切世界性种族战争之外，将别无选择。我们将面临世界人口中三分之二的有色人反对三分之一白种人的局面。我们能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我们还是要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可以在工作上胜过白人而吃得比白人差；他们比白人能吃苦，比白人更善于等待，并且比白人繁殖得快。 中国人，作为人数最多、无比坚强的有色人种，他们是站在民主阵营一边，还是被绝望地驱赶到另一阵营？答案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懂得，我们面对的现实，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直到不仅仅是打败日本，而且获得这样一种胜利，一种能使中国真正解放，能确保整个亚洲随着其人民努力和斗争，以成长到和全权国家和独立相称而获得最终自由的胜利。 辩论过后不久，史沫特莱在于9月7日写给泰勒的信中，描述了她自己的一种被出卖感：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开过了，可是鲍威尔与我之间一场真正的战斗却在广播以前的那个晩上和早上继续进行。鲍威尔现在似乎得到某些强大的法西斯组织的财政支持，我怀疑其中有全国制造商协会。他一直在商会和实业家俱乐部演讲，鼓吹反对苏联，在中国，反对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任何力量。他们似乎在以豪华的方式怂恿他，以致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凶猛的反动分子，不断鼓吹发动反对俄国的战争，除非俄国人低头或跪倒在美国金融资本面前。 在前一天夜晚和芝加哥大学的三个人进行的6小时讨论中，鲍威尔与我激烈争论。鲍威尔指控我到场并参与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据鲍威尔说，新四军杀害他们，是为了“庆祝俄国的国庆节”。我是如此之惊骇，我连想都无法去想，更不要说讲话了。麦克奈尔教授和鲍威尔辩论起来，并以事实使他哑口无言。我最后责问鲍威尔，象他那样一个和我相识多年的人，难道真的相信这样一个残忍的说话？他说，他“相信，在这种问题上我所知道的比我愿意承认的要多。”于是我回答他说：“在你的上帝面前并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在撒谎。”他默不作声了。 那个糟透了的会从下午6时半一直开到12时半。最后麦克奈尔对鲍威尔说（麦克奈尔踱着步），“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会的另一位附和他意见。 谁也不知道鲍威尔为什么会转向反动。他过去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确实反对中国共产党，然而，他总是愿意维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从不允许利用他的杂志进行诋毁和中伤。有一次，他还把发表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一个人解雇了。现在，他自己在进行恶意的攻击了。 我的朋友告诉我，我在电台上干得棒极了。我几乎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了。因为鲍威尔的变坏和他的恶意攻击，我一夜未能入睡。无论如何，我们已不再是朋友，我们成了仇敌。 通过收音机监听这次圆桌讨论的联邦调査局特工得出了缺乏根据的结论：“史沫特莱支持俄国在远东的意图。” 1945年11月26日，史沫特莱在《新共和》杂志上，对鲍威尔写的《我在中国的25年》一书发表评论，她指控鲍威尔已经变成为美国商业界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对他迎头痛击。虽然她称赞他早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和遭囚禁期间髙尚而英勇的表现，但她指出，他是“通过一个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外国人的目光”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已经忽略他”（而前进）。她指责他歪曲事实，以投合“美国沙文主义。”作为一例，她引述了鲍威尔所说，在美国或中国上过大学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参加共产党。她还指出，其他几件被鲍威尔歪曲，使她特别感到困扰的实例：如“只有国民党军队里的共产党员应对1927年南京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负责”；“蒋介石与1927年在上海屠杀5000名中国工人和学生一事无关”；毛泽东和朱德都在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领导下的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在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曾到西安去“与她磋商。”尽管鲍威尔在他这本书中没有点史沫特莱的名，在涉及她时，他写道：“一位被赤色分子利用的……美国女性左派分子”，并说她是参与劫持蒋介石这一国际阴谋的一分子。 鲍威尔、周以德和史沫特莱之间的共同之处，比他们自己愿意承认的要多，但他们感到不得不选择立场。在支持他或她认为能最好地引导中国人民的派别方面各人都实行了一次“信念的跳跃”。当他们为捍卫各自的信念而纠缠于斗争时，他们就看不到为了反对贫穷、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不公正而进行的共同的战斗，而开始互相把对方视为敌手。旧日的朋友在冷战政治的战场上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1]注：迪克西军事观察使团自1944年7月至11月留在延安，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以迪克西为之命名，是因为国民党和美国人都把共产党人看作是反叛者，还因为一首歌的歌名是《关于迪克西，他们说的是真话吗？》一般情况，见卡恩（E.J.Kahn,Jr.）《中国通：美国的外交官及其遭遇》（纽约，1975），或见包瑞德回忆录《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柏克莱及洛杉矶，1970） [2]虽然在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生活中是取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先行者，但是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所关心的是就政治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而不是为某一特定的候选人筹集资金。而在其最兴盛的40年代中期，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曾被亨利·华莱士（HenryWallace）利用来吸引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支持他的事业。 [3]“兄弟的保护者”，典出《圣经》：创世纪。——校者 [4]由于未能就印度独立获得英国人的直接承诺，尼赫鲁、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拒绝在战争努力中与英国人合作，因而从1942年8月被囚禁至1945年5月。 [5]史沫特莱提到的那封出了丑名的信是周以德写给当时在汉口的另一位传教士洛根·鲁迟的。那封信发信日期写的是1938年1月14日，地点是山西省汾州。作为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周以德对国民党军队在山西省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时的状况和政治斗争作了详细的评论。在那封信中，周以德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国民党部队和当地军阀阎锡山部队的行为作了比较而称赞八路军。信件全文可在史沫特莱文件第一盒、第55页中找到。鲁迟可能将那封信传给了史沫特莱，那时她正住在鲁迟家中。 [6]除了卡尔森·麦卡勒斯（CarrsonMcllers）之外，在雅都的这个团体还包括作家石垣绫子、埃莉诺·克拉克（EleanorClark）、小霍华德·道蒂（HowardDoughty,Jr）、卡波·费伦（KappoPhelan）、鲁思·道米诺（RuthDomino）、伦纳德·埃尔利希（LeonardEhrlich）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曲家克兰斯·勃兰塞克（KlanceBlazek）和阿列克赛·哈依夫（AlexeiHaieff），画家霍布森·皮特曼（HobsonPittman）和艾斯特·罗利克（EsterRolic）以及石垣荣太郎。
第十七章春风得意：雅都·巡回演说，1943—194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七章春风得意：雅都·巡回演说，1943—1944 到了1943年3月，史沫特莱终于认定，再也没有能力在纽约住着等待《中国的战歌》出版了。她以为能够在《读者文摘》之类出版物上发表特写而获得丰厚报酬的美梦已告破灭。她已经用光了克诺夫为那本书预付的版税，也无颜再接受尤利安·冈帕兹、约·贝内特和玛丽·克诺布劳赫这样一些老朋友更多的帮助了。她仅有的收入来源，是在《时尚》和《新共和》上发表《中国的战歌》出书前的某些片段。总之，史沫特莱又一次一贫如洗。作为暂时的解决办法，她接受了她前夫的姐姐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的建议：以免费居住交换她在纽州北部新帕尔茨附近一处农场上为索伯格工作。 史沫特莱一向以她的农村根底自豪。在中国和在加利福尼亚，。只要有时间，她都愿意栽花种菜。于是，到了新帕尔茨，她便以惯有的热情投身到农场的工作中去了。3月7日，她写信告诉艾诺·泰勒：“我在全力以赴地干农活，找不出一点空来做任何别的事情。索尔给蛋分级，装箱，每周好几千枚——学会了就有点象编织毛线衣。”但是不久就厌烦了。6月1日，她告诉泰勒：“两周前，索尔突然决定——就象往常那样——她干够了农活，要到纽约去痛快喝一通了。她就象这样——毫不负责任，每隔一阵就有这样一次。我在农场，她知道我会接手干的。她的解释总是，她母亲需要她。于是连句抱歉的话也不说就走了，我当然接过她的担子而累得直不起腰。”所以索尔回来后，史沫特莱自己也跑了一趟纽约，表面说来，是为了在军队电台发表一次短波广播：“军队打电话要我去广播……总之，到了规定时刻，一名陆军士兵和一名水兵搀我走到麦克风前，我们三个人广播，一个接着另一个。我在广播以前已经教会军乐队演奏中国士兵的进行曲，我的演说就以军乐队演奏的那支进行曲作为结束。”广播以后，她在纽约度过了5月的最后一周，住在玛丽·克诺布劳赫家里，看了两出戏，在格林尼治村参观了露天举行的当代抽象艺术展览，离开展览会时感到迷惑不解：“我不属于艺术界。我只不过是个农场劳工，我算是明白了。” 史沫特莱出行归来就急于离开新帕尔茨，想找个地方能够以全部精力去实现她的新计划：一部集中描写一名中国军官在中日战争中作出政治抉择的剧本。她从一个老相识和支持者，评论家马尔柯姆·考利（MalcomCowley）处知道了有关雅都的情况：那是一个有声誉的专门接待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而得到一个基金会支持的度假村式庄园，座落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泉附近，合格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可以被邀请去免费居住和工作，一期几个月，通常是在夏季。考利是董事会成员，他鼓励史沫特莱提出申请。根据他的推荐再加上布兰奇·克诺夫的附议，史沫特莱被接受了。7月初，她兴冲冲地住进了雅都的寓所。一个月后，她写信告诉泰勒： 我在这里有个地方，可以住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希望能延长到9月底。这里美得难以言表……庄园内有很大一个湖，高悬空中的森林树冠投下美丽的阴影，公寓大楼前，一株巨大的挪威云杉树荫下，有很大一眼泉水，……建筑物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主体部分就和罗马尼亚的一座皇宫一样……我们每个人在公寓大楼里各有一间房间，有些人还有附属于他们寝室的工作室。在松林中还有不少圆木小屋，分散在各不相扰的地点，我们有些人住这样的木屋。我就有这样一座。一座旧谷仓已改造成为工作室，现在被一个黑人青年女诗人玛格丽特·沃尔克（MargaretWalker）所占用。[1] （1943年8月6日） 雅都基金会是1926年由挪威裔美国人特拉斯克（Trask）一家创建的，后来又得到特拉斯克夫人的第二个丈夫，慈善家乔治·福斯特·皮博迪（GeorgeFosterPeabody）进一步的捐赠。基金会的常务董事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Ames）的妹妹玛乔丽·皮博迪·韦特（MarjoriePeabodyWaite）是皮博迪的养女。艾姆斯夫人以一个坚强主妇的方式严肃地管理着这个庄园。在这里工作的客人们从天明直到下午4：00可享有绝对不受干扰的自由支配空间，然后才是鸡尾酒会、宴会和交谈的时间。 由于战争，雅都在1943年夏季只接待了一小批客人。和史沫特莱同时住在那里的，有卡尔森·麦卡勒斯（CarsonMcCullers）、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艾尔弗雷德·坎托罗维兹（AlfredKantorowitz），卡波·弗伦（KappoPhelan）、丽贝卡·皮茨（RebeccaPitts）、保罗·朱克（PaulZucher）、汉斯·扎尔（HansSahl）、伊莎贝拉·豪兰（IsabellaHowland）玛格丽特·沃尔克、哈罗德·夏皮罗（HaroldShapiro）、简·斯塔福德（JeanStafford）和史沫特莱的朋友，此刻正由于自己的国家被纳粹占领而逃亡的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 在7月26日写给泰勒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非常仔细描述了她的新伙伴和新活动。择录几段就足以表现她高昂的情绪和雅都生活的风味： 兰斯顿·休斯，那位黑人诗人兼剧作家，也在这里。许多年以前我就认识他了，遇到过两次，一次在莫斯科，一次在上海。他的“行列”剧中的一部，曾在刚结束的冬季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以250名演员的阵容上演。那是一出黑人种族历史露天剧，当然，其中也有混血的白人；唱歌、表演、舞蹈在戏里结合成一体。尽管休斯天赋很高，却是我所遇到的最富于美国气质的人物。他的基本精神是讲求实际的，然而你可以在他躯体内感觉到一个吸收一切、考虑一切的广阔无垠的灵魂。和他相比，我就显得胸襟狭窄了。只有确凿无疑的事物才能穿透我僵硬的灵魂。我有标准和原则和偏见和弱点。休斯则观察、倾听、吸收一切——这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我想我关心丽贝卡·皮茨胜过其他人，因为我喜欢她。她正在为一些生活问题而苦恼，都是她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她开始研究哲学的原因——她要努力为许多看来是难以解释的事情寻找一个答案。 我在这里喝得太多！这里的人都很能喝。有时他们作东备酒聚会。昨夜，在晚宴前，轮到我作东，开了个鸡尾酒会。我们有淡味马蒂尼酒。而我们居然喝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醉过了。我想是我粗俗本性的暴露。这次聚会真正称得上放荡。由于是从5：30开始，由于中午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甚至是一小口也足以使人面红耳赤……酒会进行期间，广播中传来了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使得每一个人又多喝了一两杯鸡尾酒。我却不愿意为墨索里尼或是取代他的新首相而激动。这里的三个德国难民变得非常健谈而十分兴奋，但是我却看不出由一个坏蛋取代另一个会有多大意义。整个变化的价值仅仅在于，意大利可能不久便会土崩瓦解而可以充作进攻德国、法国和巴尔干国家（纳粹势力）的基地。 我已经着手在写一部有关中国的剧本，发现我深陷于无知的泥沼而步履艰难。我读了四本有关戏剧写作技巧的书。这是一种很讲究精确的技巧，而在我身上是从来也不具备精确这种品质的。大体说来，我是个粗心的作家，至少在初稿阶段是这样……如果我这部剧本失败了，我至少可以对写剧本的种种问题有个了解，而且，从此就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戏了。 史沫特莱和作家卡尔森·麦卡勒斯在雅都交上了朋友。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麦卡勒斯，对史沫特莱和卡琳·米凯利斯讲的故事简直听得入迷。麦卡勒斯的传记作者写道：“（史沫特莱），一个老资格革命者，完全不接受纪律约束，无疑是不能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合格党员的，而她对那个党也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卡尔森象着了迷似地醉心于……史沫特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而且常常认真思考着倾听她的观点和理论。” 1943年夏季，庄园经理艾姆斯所操心的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她还要努力照顾她在前一年11月由于一次中风而瘫痪在床并且常常神志不清——据医生说这种状况只能是日益恶化——的姐姐。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本色，她志愿不时地替换艾姆斯夫人去承担护理工作。她提供的这种帮助在两个女人之间缔结了一种不久就证明对于史沫特莱是极其宝贵的纽带。 1943年7月15日，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接到联邦调査局打来询问有关史沫特莱情况的电话。索尔告诉他们，史沫特莱现时住在雅都，不过她可以要史沫特莱打电话和他们在纽约的办事处联系。史沫特莱打了电话，安排了8月30日的一次晤谈。联邦调査局要她帮助调査卡罗尔·伦特（CarrollLunt），1941年曾经在洛杉矶和史沫特莱辩论过好几次的一个美国人。那时，伦特力主美国商人继续和日本人做生意，联邦调査局现在要了解伦特和美国境内日本间谍活动之间可能的联系。 所以，史沫特莱和联邦调查局的第一次接触与她自己的活动无关。调査局8月30日的晤谈报告引述史沫特莱的话说，伦特曾经鼓吹应该由日本统治中国。史沫特莱还可能重复了先前的公开指控，说他是日本政府花钱雇的。 那年夏季，史沫特莱常常收到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泰勒夫妇的来信。有个时期，她曾敦促他们迁出那个与世隔绝的奥贾伊以扩大他们的生活阅历，她特别鼓动艾诺，写一本书，找个工作，做点无论什么事情而不要满足于当一个“家庭妇女”。艾诺现在写信告诉她，那个夏季他们已经搬到洛杉矶地区，约翰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个职位，她在为一家军用品工厂工作。当艾诺对她说，她的同厂女工们对参加工会不感兴趣时，史沫特莱怒气冲冲地回答她： 使我觉得奇怪的是，女工们居然讨厌工会。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工会，她们的劳动将获得一条狗的报酬。如果她们过上了体面生活，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许许多多工会人员受尽折磨、艰苦奋斗了许多个十年。那些女工应该看看德国工人或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许有无论什么样的独立的工会的。而在中国，一般说来，根本就没有工会。劳动时间总是每天16个小时左右。有过一个时期，在1925—1927年间，革命给了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他们才有了10小时工作日，一些强大的工会还赢得了8小时工作日。在反动摧毁了工会以后……旧日的条件又被强加给他们，付给他们的钱只够延续生命，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为老板们工作。女工们应该给她们见鬼的脑壳弄点脑子进去。恐怕她们是只打算工作到战争结束，所以她们对以后的工人处境如何并不关心。她们将不必硬着头皮忍受煎熬，而她们眼光短浅、心地偏狭是她们的家庭生活养成的。她们应该学点劳工运动史，换换脑筋。 （8月6日） 9月初，《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现在纽约全市各家书店。[2]在正式发行的那一天，史沫特莱曾在当地电台两次接受广播采访。玛丽·克诺布劳赫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表示祝贺。第一批书评，分别发表在《时报》、《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一致加以有力的肯定。史沫特莱兴高采烈。对这本书的赞扬不久便出现在全国各家报纸，到了月底，《纽约客》、《星期六文学评论》、《基督教纪事》、《民族》和《新共和》之类重要文学和政治刊物，又重复载文称颂。使史沫特莱感到意外的是，普遍的积极评论作者代表着所有各种政治色彩，从右边的弗瑞达·厄特利和《纽约邮报》，到左边的共产党员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Field）和《新群众》。然而菲尔德批评史沫特莱提出了有关于苏联妇女地位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对此书的另一点不满是，史沫特莱女士易犯政治性的错误。尽管她犯这类错误是由于谈论她不熟悉的事物，如妇女在苏联的地位（她因为红场上举行庆祝活动时没有妇女发表演说而反感），如1941年6月以前美国共产党的政策（这在她来说是不可理解而且应予谴责的）。”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意想不到的报刊上：上海《大美晚报》。这份英文晚报由于上海已被日本人占领而暂时但并不经常地在纽约出版。辩论是从格雷丝·库克（GraceCook）对《中国的战歌》的一篇评论开始的。库克是30年代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之一。她最初见到史沫特莱，正是她想把她作为一名记者的工作和作为母亲的职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她刚在1928年生了女儿辛西娅（Cythia）不久。在10月发表于《大美晚报》的一篇评论中，库克写道，史沫特莱对于“只是妻子”的“辛辣讥诮”，深深伤害了她，虽然她也承认，在史沫特莱似乎把结了婚的妇女当作一个类别而加以鄙视的同时，她也能“有礼貌”地和具体的妻子们相处。接下去库克对那种排斥作为母亲的传统品质的“社会觉悟”究竟有什么价值提出诘难：[3] 我并不是贬低艾格尼丝的工作，我，可以说，是建议她不要贬低我的。而我真正想到的，是我的女儿。她和我都认识不少我们时代到处流浪的记者，从直认不讳追求刺激的享乐主义者到艾格尼丝这种真诚的社会改革者全都在内，没有一个是非常适合于养儿育女的。有一位属于中间状况，由于上海战争而兴髙采烈的记者1937年对我说：“除了单调，我什么都受得了。” 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和）她当过报纸（撰稿人）的母亲来说，这种论调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全都知道，它不能和处方、维生素、上课时间、麻疹之类协调。也许，艾格尼丝，你所鄙视的那些俱乐部女会员（毕竟是她们来听你演说）正在做出比你了解的更为艰苦的努力来使一种社会觉悟能够适应她们孩子的各种时间表。 我该怎么对辛西娅说呢，艾格尼丝！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领袖人物，但是你为我们这些普通妇女设计的工作在哪里？你为你缺乏照顾的童年而愤愤不平，你对孩子怀有真挚的柔情。该由国家来养育他们吗？但是即使如此，也要牵涉到你“永远也不能顺从”的那种两性关系。我们该用什么来代替使得世界有人居住的婚姻呢？或是不该？而如果不该，我们又究竟为了什么而要不怕麻烦来拯救这个世界呢？ 自从你在我们的花园里为辛西娅拍照片以来，艾格尼丝，10个年头已经过去。她现在15岁了，她认为你令人惊奇，而她一定要了解。 尽管语气是亲切的，库克提出的却是一个对于女权运动者来说，至今仍象1943年一样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史沫特莱知道这一点，她在这份《晚报》10月29日的版面上作出了严肃的答复。她争辩道，应该分清婚姻和母性慈爱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以变化多端的法律确定的人为的制度，后者却是普遍的自然现象： 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被视为全社会的监护对象。我们有政府法令保护野生动物和家养牲畜……我相信，孩子的价值，退极大一步说，至少和猪和牛同样宝贵。而许多父母是否配有孩子以及在有了孩子之后是否够资格教养他们，也是值得怀疑的。许许多多人的心灵就是在孩童时代由于愚昧和自私的父母而被扭曲了的…… 格雷丝认为不考虑到社会要延续下去的社会觉悟是成问题的。不错，但是，缺乏社会觉悟的人类生存也成问题——如果看看目前这场战争，想想未来的战争，缺乏社会觉悟的男人和女人在战争中屠杀每一代新人…… 是的，在中国，我确实看到大多数外国妻子看问题时持有偏见。我有充分的理由……上海的工厂里满都是妻子、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从事一天12到14小时的劳动，而富裕的人们从不表示抗议。当中国人的母亲、妻子和她们的孩子走出工厂罢工游行，警察就会开枪杀人或是挥舞棍棒。富裕的人们，无论是白人或是有色人，也都默不作声。神圣的母性却在哪里？ 美国的母亲和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在把废铁和汽油卖给日本去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表示异议的声音又在哪里？我厌腻那种自私的母性，我将至死坚持，妻子和母亲应该承担起全部的公民职责，不再做“头脑简单的蠢货”而听任完全被掠夺性的贪欲所驱使的那些人去处理世界大事…… 自从我由中国回来，我已经遇到无数在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妇女，还有男孩和女孩。他们对未来，对生活，心怀恐惧。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的许多士兵能获得第一流的饮食，质地优良的服装和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医疗照顾。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我们的孩子托庇于战争和死亡？ 你也许会说，格雷丝，这与妻子和母亲毫不相关。相关的，因为这与社会觉悟和孩子和对孩子的关心有关…… 仅仅关心我们白己的孩子是不够的。甚至关心我们自己的种族也同样不够。我们的社会觉悟应该包括全世界，我们应该缔造一种关心全人类的社会。我们能在每一块土地上发现和我们自己相似的智力，因为我们享有特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是上帝的选民。 你用挖苦的语气说，格雷丝，妻子们不能丢下她们的孩子象我那样跑去投奔八路军，……那支军队里有许多结了婚的妇女。我在作战地区内看到过无数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她们在履行作为母亲的种种义务同时，还在努力消灭束缚女性的枷锁。 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时代（也许会）来到：养儿育女将被视为值得保护的专业——然而这种专业也仅仅是公民生活整体的一部分。 到9月8日，史沫特莱已经从纽约的活动忙乱中退回到雅都稍事休息，以便在这个月月底出发作她第一次的演说旅行——她对泰勒说，她对此心怀“恐惧”——去为挣钱维持生活而努力。然而，从政治的角度看来，她已经开始在利用《中国的战歌》的成功。在9月6日写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编者的一封长信中，她抨击英国的殖民主义和任命菲利普·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她称这位勋爵为花花公子，说他绝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她引缅甸的沦陷为例，证明日本人在对抗盟军的战争中成功地利用了反白人的情绪，她坚持——无疑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任命蒋介石要明智得多。 她所畏惧的演说旅行于10月开始，在附近的斯基德摩尔学院所发表的第一篇演说的成功，增强了她的信心。据这家学院的报纸《斯基德摩尔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切身感受说，她要比一部惊险电影更能激动人心，她比沃尔登啤酒更能令人陶醉。”此后，她在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各地好几所小院校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月底，以在波斯顿和纽约市几次广为宣扬的几场演说结束了这次旅行。她在这两地还在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 报纸上有关史沫特莱的报道说她：“攻势凌厉”、“毫不惜力”。她对战争的描述，要比大多数听众，特别是妇女团体，所听到过的更为生动而具体。她着重叙述了中国人在抵抗日本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作出的英勇牺牲。她还吁请听众审査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种族歧视因素。她说，中国人是在为摆脱一切外国而不仅仅是日本的统治而战斗。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国人都认为，由于和同盟国家一道进行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已经争得了平等对待的权利。所以他们希望战后，所有的外国会放弃他们在中国的特权，而恢复国家的真正主权独立。 史沫特莱在雅都度过了11月，但是到了12月初，她又在进行巡回演说了。这一次，是踏上了此后6个月三段旅行演说的第一程。在纽约市发表了此行第一场演说后，便向南前往乔治亚，再乘长途汽车和火车曲折向西，前往安尼斯顿、克诺克斯维尔和杰克逊维尔；再从密西西比继续向前，到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的许多小城；然后，横越德克萨斯到休斯顿；最后，12月17日在德克萨斯的乔治城西南大学结束她的第一段行程。 在雅都度过圣诞节，便开始了第二段旅行，这次活动范围较小，从费城到波斯顿，时在1944年1月份。回雅都小住后，2月底北上，入加拿大国境，接着，在3月底立刻南下路易斯安那又开始了一次较长的旅行。史沫特莱从新奥尔良前往芝加哥，直到5月中旬，才经由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和纽约州西部许多小院校，回到玛丽·克诺布劳赫在曼哈顿的寓所。又到波斯顿和纽约作了几次报告之后，6月中旬，她终于又在雅都安顿下来。她写信告诉泰勒：“好啦，我那见鬼的演说旅行结束了，我再也不想演说了。我的代理人强烈抗议，因为我告诉她要我演说只能在明年3月——其他任何时间都不行；我要写东西。她对我说，她为了我的缘故是怎么样争斗、受罪和流血的！而争斗、受罪、流血的是我，到头来却发现，听我所说的一切对于大多数听众只不过是一种消遣。所以我要结束我的剧本而开始写另一本书——你最喜欢的朱德将军的传记”（6月11日）。 虽然史沫特莱在肉体上筋疲力竭、健康濒于崩溃，而在精神上却兴高采烈。她对未来的岁月充满自信，由于她知道，她已经在美国大多数听众面前证明她是个受欢迎的有效的演说家，而她的听众又是那样各不相同：外交委员会，各种教会团体，各种妇女俱乐部，大学生，军事训练单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至在应付敌意问题的诘难时，她也能愉快胜任。正如她对泰勒所说：“亲爱的，我是一个出色演讲人。我以为，我的演说比写作更强。但是，演说使我疲惫不堪……每次演说前，我总要认真准备而有很多顾虑。也总是尽力而为。我知道每一次演说的听众中都有反对我的人。但是我喜欢有人反对，因为，从智力上说，反对能激励你的头脑而且使你保持警觉”（2月4日）。 确也是，无论她走到哪里，听众中都有怀疑她的动机和背景的人。举例说，在芝加哥，在帕尔默大厅对外交委员会成员发表演说之后，就有人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象1937年的报纸报道所暗示的那样，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帮助“在中国北方建立一个共产党帝国”。作为答复，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背景，并且说，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报道，在好几次电台广播中报道反蒋人士的观点和劫持者的动机。 史沫特莱常针对听众的特点而对演说内容进行适当的剪裁。在北方，她可能会强调美国的种族主义外交政策的危险性，这种政策对于商业利益的维护压倒了道义上的忧虑；她也可能会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摊牌不可避免，而她认为共产党是个比较民主的政党。但是在南方，她就避免对种族主义的谴责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扬，而着重阐述继续支持中国人的重要性：“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是和中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是我们在亚洲大陆的主要作战基地；一旦中国垮了，对于美国，就会是一场灾难。”她常在结束演说时，强有力地呼吁为中国的医疗救护作出捐献，激励她的听众表现出能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人的坚决果敢相媲美的品质。 尽管在公开场合，她在南方的言论和行为都有所收敛，但是私底下，仍对南方的所见义愤填膺。例如，1943年12月7日，她写信对泰勒说： 南方黑人的待遇使我深感屈辱和羞耻，以至心寒血冷。一次乘长途汽车旅行，正当大雨倾盆，司机命令十几名黑人往后退，让两名漂亮白人妇女先登车。她们上车后，那司机发现她们有黑人血统——也许是从她们的头发看出来的——便拍着自己的大腿高声大笑着对白人乘客说：“简直是闹了个笑话！我还以为她们是白人，却原来是两个黑鬼。”这两名妇女和全体有色乘客的面孔一下子都象是冻僵了。我的脸也冻住了。有些白人乘客为这场“笑话”而纵声大笑……我看见一名白人士兵要一名有色士兵坐在他身边，他也就坐下了；而那司机把车停住了对他说：“站起来，黑鬼！”有色士兵站了起来。那白人士兵说了一声：“噢，真见鬼！”也跟着站了起来。可是，如果那个白人士兵不是身穿军服，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当时听到那些，我本该站起来杀了那司机的。可是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象个背叛人类的叛徒一样坐在那里。我不断地想着耶稣会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他也许会让他自己被杀而死。而我没有这样做。我无所行动有着许多理由：因为有十几个白人都告诫我，如果我有任何行动，受罪的都将是黑人。有一点点事情发生，流言就会传遍整个南方。在乔治亚的一个小城，黑人居住区发生了一起街道打斗。气氛顿时极其紧张，以至打斗开始的那一分钟，火车的车头就拉响了汽笛，防空警报器就象遇到了空袭一样发出了警报声，警车和摩托车吼叫着在街上奔驰，我还听见了开枪射击的枪声，一起街道打斗引起了这样一场夜惊…… 我曾在那个小城的一所黑人学院发表演说，后来一位白人妇女为我辩护。在谈到那所学院时她说：“他们都是些规矩黑人——从来不制造麻烦，行为端正。”言外之意是，一般情况下，黑人总是“制造麻烦”而且“行为不端”。 史沫特莱的沉默未能保持长久，她从第一次南方旅行刚一归来，她就开始了一场单枪匹马的运动：把书寄送给路易斯安那想要为“有色人”建立一座图书馆的一个女人。她联络纽约和洛杉矶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们，开始向新闻界分发呼吁书。而她的这些呼吁书并不仅仅止于呼吁，而是直截了当地抨击南方的种族主义表现，全国许多黑人报纸都发表了她的呼吁书。《洛杉矶论坛报》上刊载了最富于煽动性的一篇，标题为“白人作家怒斥南方偏见”，结语是，“我们不能象狗一样对待他们而期望他们象人一样行动。” 有趣的是，显然是史沫特莱对南方种族主义的抨击而不是她有关中国的言论，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对她的活动进行调査。1944年8月末，来自乔治亚的众议员约翰·吉布森（JohnS.Gibson）让他对史沫特莱近来活动的控诉载入了《国会记录》，他以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即，以其主席为马丁·戴斯（MartinDies）而得名的戴斯委员会）1938年一份报告中提及史沫特莱为根据，把史沫特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建议联邦调査局进行调査。他说：“我提请国会注意，一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南方进行了十分丑恶的攻击……她是描绘共产党及其伟大事业之光荣的许多著作的作者……她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此书以光彩夺目的语言叙述了赤党分子如何同非白色人民一道在革命中战胜了白人。她描绘了从共产党革命获得的重大利益。”联邦调査局立即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议。1944年9月，雅都经理伊丽莎白·艾姆斯的秘书被调査局雇用，专事跟踪史沫特莱的活动，并提供她有可能会为史沫特莱打印的任何讲稿或通信的副本。调查由奥尔巴尼办事处主持进行，似乎一开始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査局的总部里只具有相当低的优先级别；局方主要关心的显然是为了在面对国会涉及史沫特莱的质询时可以有备无患。 1944年夏季的雅都要比史沫特莱一年前来到时安静得多。大楼已经关闭，只有几名客人住在庄园。除史沫特莱以外，只有卡尔森·麦卡勒斯，海伦·尤斯蒂斯（HelenEustis）和带着妻子索菲（Sophie）及其幼小女儿的吉拉尔德·埃尔利希（GeraldErlich）。象伊丽莎白·艾姆斯和她姐姐、看门人、厨师一样，他们也都住在大楼外的一座座小屋里，而在一个经过改装的车库里一同进餐。不过距离雅都不远处还住着一个史沫特莱特别关心的雅都一位先前的房客凯塞琳·安·波特（KatherineAnnePorter）。[4]她们两人之能够成为朋友部分要归因于她们的共同朋友索伯格·布伦丁·哈伯曼·埃利森（ThorbergBrundinHabermanEllison）。她们还发现，她们早年的生活道路都曾受影响于彼此重叠的一段格林尼治村“时期”。 1919年，土生土长于德克萨斯的波特，从西部搬迁到了格林尼治村，她在那里结识了支持着、教养着史沫特莱的那相同的一些女人。她是个有抱负的新闻记者，政治观点和史沫特莱的相似，在随后7年内，萨科与万泽蒂（Sacco-Vanzetti）无政府主义者案件时断时续地吸引和消耗着她的精力。在新闻写作之外，波特的第一部文学著作是一部儿童故事集，在情调上却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出于大体类似于史沫特莱之所以会被印第安人民族主义运动所吸引的原因，波特和居住在纽约的墨西哥革命者与艺术家们十分亲近。1920年，波特到墨西哥城去在《墨西哥》杂志找到了一个职位，20年代那一时期，她便穿梭于格林尼治村和墨西哥之间。 波特正是在墨西哥认识索伯格·布伦丁的，当时她在那里的《先驱报》担任记者工作。索伯格的第一个丈夫罗伯特·哈伯曼（RobertHaberman）；当时是个药剂师兼教师，但是同时也在代表着卡坦州的国会议员费利佩·普埃尔托·卡里略（FelipePuertoCarillo）把枪支偷运给那里的劳役抵债工人。索伯格在格林尼治村有一座小楼，波特在直到1929年为止的一段时间里占用着其中的一套房间。波特在1977年说，她在雅都和史沫特莱相识时，她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大致是因为她们早年都有过相似的经历。 在雅都，史沫特莱还有中国客人来访，她便为她正在写的剧本而向他们请教。她的主要咨询顾问，是经赛珍珠介绍认识的一位年轻女演员王莹，王的背景情况常使她回想起延安时期的吴光伟或新四军游击队剧团成员那些从事戏剧工作的中国朋友。为了把她的人物和场景写得真实可信，史沫特莱发现她需要有更多文化上的了解。已婚的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是怎样表达爱情的？在什么情况下一名中国年轻军官有可能被一个外国女人所吸引？如果顺从这种吸引，随着关系的发展，他会希望什么、耽心什么？史沫特莱要王莹和她的男性同伴和未来的丈夫谢和庚讨论这些问题。王莹写了好几封非常详细的长信作出了诚恳的回答。在为剧本构思的同时，史沫特莱决定把实际的写作推迟到她的合作者、剧作家伦纳德·埃尔利希（LeonardErlich）从美国陆军通讯部队退伍时再动手。 6月，史沫特莱在给艾诺·泰勒的两封信里都谈到了她的活动。她已经开始了朱德传的撰写工作，而觉得十分苦恼：“我正在为我的一本新书工作，而象往常一样，简直希望我不曾出世才好。首先，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写的是怎样一种书。我知道我要用的素材，我正在写，却至今还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合适。到目前为止，我写的东西一直在使我痛苦。而作家对他们所写的总是感受到一种极其严重的痛苦——一个对自己的作品觉得满意的作家倒是应该加以提防的作家了”（6月12日）。 一如既往。她对园艺和农作物的栽种仍然十分关心。“多雨的春天——农民甚至无法栽种马铃薯——薯块会烂在地里——倒适合于长草，但是你不能吃草”（6月13日）。她请艾诺在暑热的那一个月寄一筐加利福尼亚柠檬给伊丽莎白·艾姆斯，因为在萨拉托加是很难找到这种水果的。她还在大量阅读。她说她仍然爱读乔叟，她推荐伊格纳西奥·西洛内（IgnacioSilone）的《粮食与美酒》：“西洛内带领着人的灵魂经历了当代炼狱所有各个阶段，他的作品比但丁的《神曲》丰富得不可以道里计。我认为，许多许多学者会持异议。那就由他们去。我是一点也不喜欢但丁，虽然他描绘了理念和迷信的生动画面，在他的作品中也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的政治压迫。但是西洛尼也做到了，而且多得多”（6月12日）。 史沫特莱在那个夏季离开雅都的唯一一次，是在7月底，她到纽约去出席一次圆桌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三位大学教授和国民党政府的两名辩护士，论题是中国的当前时局。她告诉泰勒，在回来的路上，她曾在新帕尔茨中途下车探望索伯格·布伦丁·埃利森，并且“拔了一星期的草”，结果是背痛的毛病又一次发作。 8月，史沫特莱对泰勒谈到了又一位新朋友卡洛琳·斯莱德（CarolineSlade）。这是一位小说作家和社会工作者，她的丈夫是雅都公司现任董事长，“卡洛琳·斯莱德夫人根据姑娘们的生活写了不少小说（她从事社会工作已有20年之久），对我谈了她的许多姑娘的案例。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许许多多在中产阶级人家充当女仆的姑娘，不是被这家的家长引诱成奸就是遭到了强奸，然后被抛弃到街头而沦为“少年犯”。这些姑娘常常来自（不仅是）酗酒成瘾的家庭，而且，也有些来自大萧条期间破产了或堕落了的家庭。卡洛琳和我对少年犯的根源及其疗救之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8月15日）。从初夏直到进入秋季，史沫特莱一直把斯莱德和波特拉来和她一起工作，为中国救济联合会的援华理事会开展各种筹募资金的活动。也是这年8月，史沫特莱还向泰勒透露了她对《太平洋故事》的反应，这是根据《中国的战歌》所编脚本而由好莱坞摄制的一部全国广播公司电台广播剧。她说：“这难道不令人惊奇：美国人一定要塞进一个斯科特先生——一个男人去取代一个随同游击队一道行军的女人？而事实是，没有一个美国男人曾经有胆量和游击队一道行军和生活在一起。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那个广播好得出奇”（8月9日）。 总而言之，1944年夏季对于史沫特莱是一个异常丰产而愉快的夏季。她由于《中国的战歌》和巡回演说的成功而心满意足。而在雅都，她在伊丽莎白·艾姆斯身上找到了安全和一个重要的朋友。正如她7月21日对泰勒所说的：“雅都是个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理想场所，而我是这样地穷得见鬼，以致于它就成了我的命。撇开这个不说，我在这里还有了一个可亲的朋友（伊丽莎白·艾姆斯），她是这个地方的女经理，这宝贵的收获给了我使我能够写作的平静和安宁。” [1]据1986年电话采访，以《Jubilee》（波士顿，1966）—书而享盛名的玛格丽特·沃尔克还记得，史沫特莱曾作出很大努力来使她在雅都觉得舒适自在和受到尊重。她是第一名黑人女客，在那个夏季的一小批客人中，她感觉到一些南方白人女作家对她的疏远和回避。 [2]《中国的战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报告文学经典著作和1941年以前的中日战争史料，至今（1986）仍在出版，由于具有自传性质，所以本书前此各章曾一再加以引用。有关本书两作者对《战歌》内容的评介，请读上文，特别是第十四章。（中文译本：融丘译的《中国之战歌》（展望出版社，1946）为原书第四章的节译本；江枫译注的《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是全译本，并加了大量考证性注释。） [3]格雷丝·库克嫁给了弗兰克·格拉斯这位史沫特莱的老朋友，后来的托派对手，史沫特莱认为是他把伊罗生引入了歧途和策划了《中国论坛》的转向。库克和格拉斯在1941年日本人占领以前就离开上海返回美国了（库克与格拉斯访谈录）。 [4]波特（1890-1980）于1940年居留雅都期间，爱上了纽约州北部的乡村风光而在附近买下了一处农场住宅（琼·吉夫纳，《凯塞琳·安·波特传》（纽约，1982）。
中译者序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中译者序言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其迅速传播和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从欧洲数国向更多的国家，进而向全世界传播，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还通过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理论形态变为现实的社会实践，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理论再生能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课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研究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所展示出的特有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理论课题，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要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把握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所以我们看到，尽管20世纪众多理论家和思想家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以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传记和思想等方面的成果，但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很多。即使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没有什么人推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和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2]在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所涵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国度、主要代表人物、流派，所涉猎和占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的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挖掘，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都是最为突出的。这一特点在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该书第一卷，弗兰尼茨基不仅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而且广泛关注了第二国际时期狄慈根、拉法格、索列尔、拉布里奥拉、倍倍尔、沃尔特曼、伯恩施坦、施陶丁格尔、梅林、考茨基、卢森堡、库诺夫、潘涅库克、阿德勒、希法亭、伦纳、鲍威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理论。在第二卷中弗兰尼茨基重点阐述了列宁的思想，同时对卢卡奇、科尔施、施特恩贝格、格罗斯曼、拉斐尔、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探讨，还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的理论争论进行了梳理，并且介绍了波兰的兰格、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科西克等人的理论观点。在第三卷中弗兰尼茨基一方面介绍了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科夫勒尔、费舍、列菲伏尔、萨特、哥德曼、加罗迪、阿尔都塞、阿克塞洛斯、马勒、高兹、曼德尔、班菲、德拉-沃尔佩、卢波里尼、陶里亚蒂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 [1]LeszekKolakowski,MainCurrentsofMarxism,3vol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8.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III,Zagreb:Naprijed,1978. 当然，如果我们比较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也会发现二者多方面的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把握和叙述方面的侧重点有差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既包含深刻思想理论逻辑，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的社会历史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总结和阐述往往包含着双重逻辑：一是理论逻辑，二是现实逻辑。就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侧重于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元典思想的把握出发，揭示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和阐述，及其理论演进的逻辑。就现实逻辑而言，重点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现实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命运来把握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发展。毫无疑问，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都必然包含着这双重逻辑。但是，对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虽然也广泛涉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演进和历史命运的评价更加侧重于一种基本的理论逻辑，而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虽然也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内涵，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历史命运的评价更多地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逻辑，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把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定位于一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史。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写作中，特别鲜明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同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特别是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理论定位与弗兰尼茨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他一直都作为一名学者和教授，但是，他的全部生存经历和体验都与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某种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但是，相比之下，弗兰尼茨基在这一理论研究领域最为突出。南斯拉夫实践派著名代表人物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Vranicki，1922—2002）生于克罗地亚的班克瓦茨（Benkovac），1939年入萨格勒布大学医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反法西斯战斗，战后重回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哲学，1947年毕业后开始在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执教。曾先后担任克罗地亚哲学学会主席、南斯拉夫哲学联合会主席、克罗地亚科学艺术院院士、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1972—1976年间，弗兰尼茨基曾担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弗兰尼茨基的著述十分丰富，享有国际声誉，他毕生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研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因此，弗兰尼茨基的主要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1985）都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一、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尽管众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不少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基本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追求方面，他们是高度一致的，都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东欧地区在历史上饱受东西方帝国列强的征服、瓜分、蹂躏和统治，并且存在本民族内在的阶级冲突和压迫，这些痛苦的历史体验使得中东欧地区许多理论家对于人的自由、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着特别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在这种历史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又经历了20世纪许多历史灾难和重大事变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把自己的理论诉求定位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也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立场。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一直是围绕着人的存在和的命运来把握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解和思考都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弗兰尼茨基关于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的定位和阐发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理论性质的理解上，弗兰尼茨基明确反对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思想的做法。具体说来，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多次强调，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组成部分，更不应从知识论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而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体化特征。 弗兰尼茨基在1970年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自己对第二版所做的最大的修改，就是改变了第一版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组成部分来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做法。他指出，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总结方面，“还在第一版中我就对这一部分的结构不太满意，但是当时我没有时间把它完全改写，而是利用了自己的某些过去的著作。因此，这一部分当时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简略地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概况，接着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独立的部分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对于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叙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史，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区分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和什么是恩格斯的贡献，不能弄清他们的观点中有时存在的差别。因此，我在这新的一版中，把这一部分完全按历史顺序来叙述，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1]。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尼茨基反对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做法，不只是为了保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历史发展线索叙述的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防止这种按照学科划分马克思思想的知识论的阐释方法会消解和遮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历史理论所特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弗兰尼茨基强调，他在自己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线索，这是一条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和本质特征的线索：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3. 我认为这条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实质，它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为雇佣关系的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的克服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的基本意图，就是创立一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来理解当代的社会过程，以便否定我们有条件地称作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一整个时代。而政治上和经济上形形色色的异化，是这个时代的根本内容和社会关系。[1] 这是问题的关键。那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进行知识论和体系化的解读范式，最根本的消极作用就是容易遮蔽和淹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条内在的基本线索，即它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本质。弗兰尼茨基还特别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运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常忽略非常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所持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立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马克思的宗旨不是建立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构建变革现存的不合理世界的革命理论。弗兰尼茨基指出，“在对待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上，也像对待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直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经常硬把这种统一的思想分成几个完全单独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丧失统一性和完整性，而缺乏上述这两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想要阐明的全部观点”[2]。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弗兰尼茨基指出，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起直到逝世为止，都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写作自己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意义不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反，《资本论》所提供的根本就不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远离马克思思想的本质。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7.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75. 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上面列举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归入迄今科学分类中的某一正式门类。把它仅仅归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正确的，同样，把它仅仅看作哲学、社会学或某种其他科学的著作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要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它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它的界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同一切也研究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而成为一部实质上是批判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1] 基于上述界定，弗兰尼茨基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扬弃异化、消灭剥削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中通篇都自觉地体现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一方面，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实践的存在；另一方面，弗兰尼茨基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根本问题是扬弃异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弗兰尼茨基不仅在阐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强调上述思想，而且他认为这一人道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价值追求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争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所围绕的核心问题。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208. 弗兰尼茨基认为，人的自由和实践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基石，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人道主义诉求。他在1961年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所写的第一版序言中就十分鲜明地强调：“我无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思想。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批判精神。”[1]从这样的理论基点出发，弗兰尼茨基同那些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不成熟性的理论家完全不同，他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他指出：“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天才的关于世界和人的观点已经成熟了。虽然某些明确的论断还没有提出来，但是考察这个根本问题的基础和范围已经牢固地奠定了。以后的著作只是说明，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彻底遵循这些基本思想，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存在，更精确地表述各种结论。”[2]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到了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已经完全确立了以实践哲学为表现形态的人道主义理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观点是一切其他观点的基础。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人的生产、作为这一实践要素的生产资料、在这一实践生活形式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关于这一生产的意识等观念。”[3]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在于，弗兰尼茨基在解读马克思思想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片面的理解。在他看来，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实践范畴。这种实践范畴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认识的一个环节，从而停留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弗兰尼茨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认识应当是人的实践的内在环节，只有在人的实践中，才能展开人和自然的关系、认识和现实的关系。“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某些后期论述，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的反映，而没有想到，这种现实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在这种关系中改造自然界，而使自然界也卷入了这种关系。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实质上是机械论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把关系的整体分割开来，其实这个整体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在上面所引的思想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核心和主旨。人们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联系的关系。但是人的全部实践也包含并要求有关于这一实践的思维，即包含并要求创造关于实践和人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的一定思想、观点和观念。”[4]这样一来，奠基于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就不单纯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而是一种深刻的、彻底的和批判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针对那种认为马克思后期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克服了早期的不成熟的人道主义观点的说法，弗兰尼茨基进行了驳斥。他明确地指出：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9.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14.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35. [4]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36. 我们看到，马克思到晚年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非人道的性质，只有通过消除和克服那些产生现代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解决。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在稍后时期他结合着对当时经济过程的更加详细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考察而给予了较为现实的解决，但是消除雇佣劳动从而消除经济异化（这是，一切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理想，以及形成全面的自由的人，仍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基本线索。因此他在这两部著作的很多地方也表述了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设想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合乎逻辑的人道主义的结论。[1]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203. 在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的阐发中，弗兰尼茨基还特别探讨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与那种强调马克思后期放弃了早期的异化理论的观点相反，弗兰尼茨基认为，异化批判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克服异化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马克思在后期的思想理论中，并没有放弃异化理论，而是不断地使之成熟。例如，正如人们所发现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较少使用异化概念，因为这一概念被当时的唯心主义加以滥用，弄得声名狼藉。但是，这只是用语的改变，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们被禁锢在狭隘的分工之中的片面化的生存状态和人们在机械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中的非创造性的处境的批判，从根本上谈论的都是扬弃异化的问题。[1]关于这个问题，弗兰尼茨基还特别指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别是在他的《资本论》中，对于非人道的、异化的现象的人道主义批判，依旧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特征。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主张，仅仅是他年青时期的某种黑格尔主义的弊病。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意图说明，上述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多么错误。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一种不断产生着非人道的关系，即普遍的物化和玄虚的关系的经济制度及其界限，指明消灭这种制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社会关系的道路。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重提异化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最能表达这些非人道的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出现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同的思想和分析。以商品生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必然生产出一种对人是异己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人仅仅表现为物，而不是表现为人。[2] [1]参见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39。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185. 弗兰尼茨基不仅多维度、多视角地深刻阐发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和内涵，而且还把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为理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和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斯大林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理论缺陷是否定了人的存在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忽视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而一些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在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并且围绕着对当代人类困境和人的生存危机问题的反思而复兴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首先充分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贡献。他特别探讨了卢卡奇对反映论的批判和关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看来，虽然卢卡奇的这些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卢卡奇的思想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绝不能否认卢卡奇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本质的努力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功绩。弗兰尼茨基指出，“卢卡奇这样就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中心和主干的地位，同时，他是为数很少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官方把认识解释成客观反映的做法具有非辩证的性质。虽然卢卡奇在进行这方面的批评时走得太远了，没有断定实践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客体被主体化，而主体被客体化），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开始采取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根本的和真实的态度”[1]。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10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代表人物也自觉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例如，葛兰西实践哲学就把人的问题重新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他通过个人、他人和自然界在实践活动中所展开的辩证关系来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葛兰西把个体的自觉和群众的积极的历史参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主义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群众的解放问题，是把群众本身变为自治的积极因素的问题。所以，葛兰西是在意大利第一个不仅接受了，而且懂得了对人的革命改造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这种改造是通过积极地把群众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而实现的。”[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布洛赫特别自觉地“追求马克思的独创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因为如此，实践这个范畴在布洛赫的著作中也占有中心的哲学地位，布洛赫同时也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的最深刻的解释者之一”[2]。因此，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和乌托邦精神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深刻批判。弗兰尼茨基充分肯定了布洛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布洛赫在希望的现象中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他在分析这个现象时，以非凡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人们的各种不同表现所包含的，但经常被掩盖的意义。他由此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对‘人’的研究，对这个永恒的人的命题和任务的研究做出了贡献。”[3]列菲伏尔也同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一样，坚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异化批判和关于总体的人的阐述，都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做出了贡献。“列菲伏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在当代哲学中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同时又几乎是中心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列菲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其他一些哲学家和青年马克思所认识了的概念，即总体的人的概念。”[4]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185-186.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47.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55. [4]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121. 弗兰尼茨基也充分肯定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方面所做的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的批判意识独树一帜。“在哲学家当中有一个人，他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行了最深刻的决裂，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砸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辩证思想的教条主义坚硬积层。这个人就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他的文章和评论所论述的问题，基本上是继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历史问题。”[1]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科拉科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即实践出发的，因此，对人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样他就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由于自己所进行的批判的、敏锐的、思想和风格清新的哲学活动，很快就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个流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旨和实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和批判方面最感兴趣。”[2]另一位著名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重建，他特别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的哲学，并对当代人的普遍异化做了深刻的分析。“毫无疑问，渊博的学识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持坦率的态度，使沙夫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解决这些可以阐明人的本质和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哲学问题上，迈出了若干意义重大的步伐。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处在当代人的某些生存问题的边缘上，沙夫也避免不了这些问题。沙夫早先参加围绕青年马克思以及存在主义进行的讨论时，就已经越来越注意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课题——人的问题。他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倾向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强调马克思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把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截然分开。”[3]此外，弗兰尼茨基还阐述了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等理论观点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378.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384.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389-390. 二、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分析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探索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不仅从理论层面来揭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演化和命运，而且时时刻刻自觉地从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其中既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后果的考量和评价，也包括通过这些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反思和检验。显而易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批判理论，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然而，这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众所周知，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历着非常复杂和曲折的进程，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设计和预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至少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很高的历史水准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建立起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主要内涵的自由人的共同体。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发生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获得却主要是在俄国、中东欧地区、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因此，人类迄今为止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实验主要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中展开的。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往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差距不小，甚至相去甚远：初步的社会主义实践非但没有带来发达的个体自由和民主政治，反而由于要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快速构建经济基础而强化国家，集中权力，加强管控。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反差成为困扰着世界人们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世纪难题”，特别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是使这一难题带上悲剧的色彩。关于这一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解解读，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这些错综复杂的争论。可以简要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非常极端的或者偏激的观点：一种观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属于国家主义的集权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第二种观点也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体现和实践后果，因此推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理论；第三种观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肯定的和辩护的态度，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因此并不需要改革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有一些类似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尽管相互彼此对立和冲突，但是它们都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和辩证的分析，都是站不住脚的。 相比之下，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要更为合理和全面。概而言之，在弗兰尼茨基看来，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的揭示，还是对现存社会主义弊端的批判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都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和具体的分析。在弗兰尼茨基看来，一方面，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理想化和抽象化，从而根本否认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应当具体地和历史地分析现存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和展开的历史背景及客观条件，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实践做出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或者否认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弊端和局限性，必须正视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构想的差距，要创造一切条件自觉地克服国家强化、权力集中、官僚制等妨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异化因素，坚定不移地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不难看出，弗兰尼茨基的这一基本理论立场是深刻的和合理的，我们可以简要地展示一下他对于现存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对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探索。 关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是弗兰尼茨基这部马克思主义史的鲜明理论特色，几乎对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每一国度的社会主义实践，他都不会笼统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简单地否定，而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革命形势、实践主体的诉求等做出具体的分析。通常，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发展史的研究著作中，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往往只是一般性的背景，而在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这些内容的分析和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列举弗兰尼茨基对20世纪几次主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分析。 在这方面，对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评价毫无疑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弗兰尼茨基高度评价列宁对于革命条件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以及关于革命策略和革命道路的深思熟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列宁的社会历史分析的鲜明特点。列宁早在与民粹主义争论时,就对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做了深刻的和具体的分析，“列宁指出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并依据大量的农业统计数字和其他经济著作，第一次分析了农民的发展和分化，由此得出结论说，当时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的环境”[1]。这一分析和判断十分重要，一方面列宁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俄国与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差别，由此承认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的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因此，可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态度上的根本不同：“从理论观点来看，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列宁是一种态度，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是另一种态度。普列汉诺夫做出结论说，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该轮到资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了。因此，他就陷人了形式主义地、抽象地解释历史的地步。而列宁则是从具体条件，从力量和关系的各种情况出发，提供了对一定形势进行深刻的辩证分析的杰出范例，因为形势从来也不是仅仅按照抽象的一般公式来发展的，它会由于特殊的因素和非常重要的个别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受这些因素制约。”列宁承认，“这次革命的性质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特殊的地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也就是列宁设想的通过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2]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9.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19-20. 弗兰尼茨基认为，从列宁关于革命的这些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难看出，那种认为列宁应当为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负责的说法是不恰当和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同列宁的一些做法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量，就会发现二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列宁在革命中采取了许多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的权宜之计和暂时性措施，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列宁在一定条件下会迫于压力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但是，只要历史条件稍有变化，列宁就会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经济政策”；同样，迫于严峻的形势和压力，列宁会强调党的高度统一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是，他也始终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斯大林则不同，他在完全不同的，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把那些在列宁看来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暂时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从而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国家的强化，以及官僚制的形成。因此，弗兰尼茨基专门仔细分析了苏联模式中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形成问题，他反对那种认为是列宁开创了这种强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的说法。他指出：“许多人认为，这些关键性的时刻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当时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决议禁止成立专门的集团和反对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正确。首先，这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个格外困难的时刻，当时，党内行动上的不统一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垮台。此外，谁都了解列宁的为人、他的工作方式和反应方式，都知道这对于列宁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列宁甚至在这时也认为，让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党和其他的报刊上继续维护和说明自己的这些意见，是必要的和正常的。”[1]弗兰尼茨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过程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是由斯大林，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推动的。弗兰尼茨基列举了斯大林等人在那时的一些做法：开始实行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开始实行操纵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来确保党的行政机关的胜利；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展的民主讨论开始遭到压制；等等。“总而言之，当党的生活和管理的重点从民主制和同志般的（哪怕是尖锐的）关系转为中央集权制和粗暴、不容异见、怀疑心重、污蔑等等时，转折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这个过程在莫斯科审判案的悲惨结局中以及在其他党服从官僚化的国际的做法中，如果说没有其逻辑的话，至少有其极大的必然性。这一转折还意味着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一个只有以其广泛的内部民主才能在掌权时作为革命和进歩的力量存在的党，变成了一个用团结得坚如磐石这样动听的词掩盖其内部根本弱点的斯大林主义的党。”[2]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只有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原则，我们才能看清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本质差别，才能理解批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仅仅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的思想和观念的结构所做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各种客观环境和斯大林主观上的特点的产物，而且是以他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一定的解释作为基础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斯大林的解释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问题。斯大林虽然是“列宁主义者”，但是他对列宁精神的全部思想过程，从来没有彻底的和全面的理解，列宁的思想结构同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按照自己理论上的设想行事，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到底必然要发生不幸的畸变。[3]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257.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257.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277. 对于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弗兰尼茨基也同样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既看到了这些实践的成功之处，也看到了其局限性，并善于结合这些国度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其历史进程。在谈到中国的革命时，弗兰尼茨基批评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的不切实际的指令和干涉，强调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领导，都不能理解中国具体情况产生的某些新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们已公开和牢靠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1]弗兰尼茨基强调，毛泽东的智慧正在于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这些国情，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道路的独特的认识，“这些认识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支点。毛泽东以这些认识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认识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2]。弗兰尼茨基认为，尽管中国在武装革命取得胜利后基于赶超的主观热情，脱离历史条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推动革命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的，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经验去解决历史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3]而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与欧洲和亚洲不同。弗兰尼茨基认为：“在谈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欧洲的准绳，像不适用于亚洲的现实一样，也不适用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古巴的特点首先是若干世纪以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因此，我们在20世纪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但同时又存在大庄园主，存在大批贫困的无地农民。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土地问题以及摆脱对北美的经济依附和摆脱北美的剥削，仍然是两项首要任务。”[4]弗兰尼茨基认为，古巴的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它的革命极具特殊性，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等进步思想家发动的。“但是，古巴的革命也表明，当代解放运动，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在与自己迄今的殖民者或剥削者的冲突中开展的，它们如果想实现鼓舞着它们的主要的人道目标，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5]在谈到自己的祖国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弗兰尼茨基强调，虽然南斯拉夫是一个属于欧洲文明的国家，但是，它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极其复杂，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具体情况，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才能理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创造性和意义。弗兰尼茨基指出：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10.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11.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16. [4]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214. [5]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216. 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20世纪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属于时代错误的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75%以上，并处于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看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组织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变社会结构，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1] 基于上述关于20世纪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特殊性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弗兰尼茨基认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而言，一条重要的思想就是必须充分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坚决反对和杜绝任何依据理想化的和抽象化的理论教条或者给定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剪裁丰富多彩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做法。这也是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列宁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虽然他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也坚持强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革命道路的多样性。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229. 列宁必然地也同马克思一样，得出了用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把这看作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前提。但是列宁与他自己后来的某些信徒不同，他从来不曾绝对地认为只有一条革命道路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相反，特别在后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一书中，列宁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对待历史实践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1] 基于上述认识，弗兰尼茨基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例如，弗兰尼茨基认为，荷兰思想家安东尼·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思想的阐发和关于议会斗争的理解，分析了东西方革命的差异和革命道路的不同[2];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陶里亚蒂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他强调由此形成的历史条件会使不同的革命采取不同的形式[3]；此外，中国的革命、古巴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特别是南斯拉夫在革命道路上同斯大林主义的争论和斗争，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52. [2]参见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119-122。 [3]参见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p.194-195。 应当看到，弗兰尼茨基关于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特殊历史条件，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的思想只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理解的一个方面，这一思想必须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形成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说来，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不发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而采取了一些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措施时，我们可以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来理解这些实践的客观根据，同时承认每一个国家都有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可这些具体的实践措施，更不能把这些带有暂时性和权宜性的措施固定化和永恒化。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实践措施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特别要意识到，如果不能根据条件的变化，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克服这些并没有体现，甚至是抑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体制机制和措施，那么社会主义就会面临着最终丧失或者否定自己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危险。要改变这种状况，任何现存社会主义实践都必须积极地探索和推进改革。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和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内涵。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除了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之外，还在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已经成为束缚社会主义发展、阻碍社会主义实现人道主义本质的桎梏。如上所述，斯大林无视列宁反复强调的思想，即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些措施具有暂时性和局限性，必须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鼓励工人参与管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等措施，来克服这些局限性，最终使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斯大林主义非但没有采取列宁强调的这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措施，反而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进一步强化，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斯大林主义还进一步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宣布为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严重地阻滞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弗兰尼茨基指出：“列宁经常注意官僚主义问题，并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极大祸害。”[1]因此，列宁反复强调，要让全体人民都学会管理，并且真正参与管理，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60. 列宁在这里面完全正确地看到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胜过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政治上徒具形式的民主制。但是要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1] 弗兰尼茨基认为，斯大林虽然自称为继承了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引到了相反的方向，即强化国家、否定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因而离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越来越远。斯大林除了关注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强大外，“从来也不强调群众，不强调曾经被他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关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对斯大林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2]。因此，弗兰尼茨基强调：“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极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的管理理解为国家的管理，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解为国家机构进行的分配。”[3]这种国家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弗兰尼茨基认为，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现存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必须打破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创造一切条件防止权力的集中，防止官僚制和国家的强化，真正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这样的社会主义应当是自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它允许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采取不同的形式和道路，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实践都必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资源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例如，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到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59.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271.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282. 如上所述，弗兰尼茨基认为，贯穿马克思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以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弗兰尼茨基在阐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的思想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条件下逐步消灭等级制和官僚制，逐步使国家走向消亡，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形式是生产者的自治，马克思在短暂的巴黎公社那里看到了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雏形。 在公社身上，马克思看到了他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的实现，这些设想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从1843年以来的全部分析中。国家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连同它的等级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的欺诈手段，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形式而扬弃，因为这种形式始终只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目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新的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公社所创建的制度中看到了对这种政治异化形式的扬弃。[1]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211. 此后，虽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及受斯大林主义制约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权力的集中、国家的强化、官僚制的滋生成为一种重要的演化趋势，但是，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生产者的自治、自由人的联合体等重要思想依旧存在，而且是他们理解社会主义和推动现存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弗兰尼茨基在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把关于生产者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线索，自觉地凸显出来。他不仅强调了列宁关于工人监督和全体人民参加管理的思想的重要性[1]，而且突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相关思想。例如，弗兰尼茨基阐述了拉法格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思想，在拉法格看来，“革命政权无须为邮政、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员以及铸造车间的工人指派经理，制定规章制度，规定劳动关系和各种价格；相反，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相互协商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工厂管理者，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入”[2]。施陶丁格尔在论述道德的经济基础时，特别重视体现生产者自治思想的消费合作社。“在他看来，这些合作社是未来的理想共同体的真正的前阶。他认为，国有化的机构并不是某种未来共同体的真正范例，而在有组织的消费者的监督下为需要而生产才是这种范例。”[3]潘涅库克一生倡导工人委员会思想，批判斯大林主义强化国家的做法，在他看来，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4]。 [1]参见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57-58。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283.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317. [4]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380. 弗兰尼茨基认为，关于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一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坚持。弗兰尼茨基在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在巴伐利亚、匈牙利、奥地利等相继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指出，这些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历史正是把委员会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首位”[1]，这些革命探索包含着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在这个时期，德国共产党内部还发生了分裂和分化，以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和施罗德等人为核心，还形成了主张以工人委员会为核心的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思潮。[2]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科尔施，是工人自治的坚定倡导者，“早在1919年写的关于‘社会化’问题的首批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指出‘社会政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家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意义所在。科尔施主张实行‘工业自治’，实际上是主张由参加生产的人掌权和管理生产过程”[3]。意大利是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和实践比较发达的国家，在1920年前后的期间，就已经有占领工厂和土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就是工人委员会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组织者，这一思想在他的实践哲学和西方革命观中占据重要的地位。[4]列菲伏尔一直关注异化的扬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主张用自治社会主义来扬弃异化，推动国家的消亡。“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这个问题成了他经常研究的题目。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克服当代的异化结构这个过程是作为官僚主义和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机构的必然消亡的过程。在上述著作中，列菲伏尔主张一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并且对迄今存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提出警告，指出他们把国家的革命变革同社会主义的变革本身混为一谈。”[5]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92. [2]参见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Zagreb:Naprijed,1978,pp.119-120。（录入者注：原本在这里少了个p）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135. [4]参见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177-178。 [5]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133. 在弗兰尼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工人委员会、生产者自治、自治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反复倡导和阐发，为现存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且从实践上来看，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时期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都是朝着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方向发展的，即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和宗旨。在这种意义上，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家都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高度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经济体制层面，弗兰尼茨基认为奥塔·锡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1965）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对于后来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锡克的这部著作，“一方面是同那种认为必须实行中央集权计划并排斥市场的教条主义观点展开争论，另一方面是论证这样的一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也必须发展特殊的市场关系，以及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锡克提醒人们，马克思根据他当时的私有制度和商品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将要被取消，这并不要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不能也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去得出结论”[1]。而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整体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层面上，弗兰尼茨基高度评价了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在1968年4月制定的改革的“行动纲领”，强调建立以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特征和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正如杜布切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所强调的那样： 今天我们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还要有比这更多的东西。社会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应当创造一种当代新的人道主义形式，其他制度尽管在技术上成熟，但也不可能向人类提供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形式。社会主义应当为人的发展创造比目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好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取得经济的正常化，我们就不要把这一任务看作是目的自身，而是看作争取人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手段。[2]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p.398-399. [2]引自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Zagreb:Naprijed,1978,p.416。 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弗兰尼茨基特别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他本人生活于这个国度，而是因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反抗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国家，在1948年苏南冲突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在铁托的领导下自觉地探索全方位的自治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和改革派政治家共同推动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弗兰尼茨基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最深刻的改革，它不是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是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这种改革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弗兰尼茨基这样来概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思想： 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地不再是客体、数目、听任摆布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统治，而实现对物的统治，实现劳动人民自己的统治。然而人们只是有权选举那些管理他们或“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人，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而只有他们自己来管理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即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才能实现这一点。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人们才能认识到，才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从而摆脱一切历史幻想，摆脱思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种人的尊严，因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命运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国家暴力，不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或者等级制度的轻率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其中作为平等的一员的自己的集体。[1] 根据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是限制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强化，反对官僚制，通过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来逐步推动国家走向消亡，为自由人的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自治社会主义反对国家所有制，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论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能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来代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公有制是以社会管理这些资料为前提的，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和独立为前提的”[2]。在政治管理体制上，自治社会主义强调权力下放，实行真正的民主，即工人直接参与和管理的直接民主制。“1952年底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就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实践、大俄罗斯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国家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所处的雇佣关系的处境，他强调指出，解决办法不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职能，而在于加强自治，也即在于使国家职能消亡、实行权力下放和管理民主化。”[3]在新型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上，自治社会主义建立以工人自治、工人自我管理、工人委员会，乃至社会自治的新型体制。南斯拉夫通过立法等手段制定了详细的自治管理体制，从最基层的工厂和企业，直至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行。“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须着手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将尽量接近生产者本身，并将接管中央集衩的国家政权的若干重要职能，从而同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些单位不是别的，正是公社，而马克思就曾把公社看作完成国家的消亡并最终代替国家本身的一种形式。”[4]此外，这种自治的原则和自由精神还体现在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文化领域的自由发展。应当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并且不断使相关措施和体制机制法制化和制度化。1950年6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就通过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1953年1月13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又制定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基本法》[5]及一系列规章制度，具体规定了从工厂直至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体制机制，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256.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p.257-258.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262. [4]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265. [5]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178、121-151页。 应当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系统、最为深入，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存在许多矛盾和局限性，对此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也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是，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的角度,应当充分肯定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探索的巨大贡献和历史意义。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的、更为人道的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不是靠关于人、社会精神和善良的意图的猜测来解决的问题。新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领域内的解放问题。[1]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319. 三、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当代价值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没有详细介绍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理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人道主义的本质精神的演化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概括总结，来揭示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当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逻辑的揭示，还是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内涵和历史命运的评价，都是异常复杂的课题，很难三言两语地简单说清楚。例如，我们像弗兰尼茨基一样，对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意义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众所周知，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一度比较活跃和繁荣，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就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出现了分权和集权的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下降等问题。而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和国家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减弱，并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走向了解体和剧变，而自治社会主义也就随之终结。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319.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性和最终的悲剧命运并不能简单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必然走向失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各种矛盾，既有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矛盾，也有南斯拉夫独有的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更有苏联僵化的体制的外在束缚。对此，必须做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不仅如此，南斯拉夫的、波兰的、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即使都是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而失败的，其经验教训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应被抹杀。一方面，这些改革本身就应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断克服异化、不断改变现存世界的开放的进程，这些改革探索确证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改革的许多内容（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完善、工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等）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也有很多启示；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探索通过面对当代世界的矛盾问题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困难，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开放性。正如弗兰尼茨基在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反复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不断直面人类发展困境的人道主义理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结语中，弗兰尼茨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它的历史进行的这一总的考察，就足以清楚地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的历史，而且也说明它始终是当代的基本理论思想。”[1]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否定的当代价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一种开放的理论。 在现代世界特殊而复杂的进程中，不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通过何种途径被人吸收和接受，它间接地或直接地都是当代主要的积极思想，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发生偏差，但仍然使人的力量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思想，因而也成为现代主要的思想，因为时代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2] 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方位的批判，也体现在对现存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人道化进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关心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永远激励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自己的自由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争取实现人身上的一切高尚品质的斗争，这就使人能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能够丢掉过去的沉重的意识形态遗产，并理解到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意义，而这只是人的，由人赋予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的生存就可能是真正的苟且偷安，或者是执行无法实现、无法预料的计划。人的全部伟大之处和生存的乐趣正是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和前途。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点伟大和重要的认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这种创造是一种实践和理论统一的过程，它和人类生活同样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神秘现象都是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最高级的生物和人本身的唯一的含义，而且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3] ※※※ 在对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理论定位和逻辑线索做了上述概括后，我们还要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该书独特的“翻译史”和参加该书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众多著作中，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是最早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的。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321. [2]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322. [3]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Zagreb:Naprijed,1978,p.332. 众所周知，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由于中苏之间的理论论战的需要，我国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文献和资料，用于在国际领域批判修正主义。这些文献就是著名的“灰皮书”系列。由于中苏论战中涉及南斯拉夫的批判，需要翻译南斯拉夫的有关资料，而当时我国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人实在太少。为此，1960年7月至1961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在高级党校内办了一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培训班”，该班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艾思奇主持，后来参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如胡文建、李嘉恩、杨达洲、韩宗翃、吴仕康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外语培训班。由于这些专家都具有坚实的俄语基础，所以培训班只办了半年，这些专家就开始承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大量南斯拉夫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文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版的翻译就是在“灰皮书”系列中完成的。 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主要牵头专家胡文建先生回忆，“1961年南实践派哲学家代表人物，先后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南哲学家学会主席和南科学艺术院院士的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史》。这是一部颇为独特的，甚至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比较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著作。它不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问题及其在各个社会历史范围内的发展，论述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还评价了第一、二、三国际时期和当代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上百个代表人物和数百上千部著作”[1]。该书出版的消息传入我国后，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中央理论小组要求尽快翻译出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我们立即组织了20多位同志翻译，他们是我局南斯拉夫组的江文若、黄良平、钟韵娟、张森和我，中联部毛少英，新华社杨达洲、徐致敬、李黛军、李一，人民出版社尤开元，人民大学李嘉恩、李光谟、乔增锐、韩宗翃，中调部张瑞祥，社科院经济所和哲学所陈长源、林南庆、李鑫南和吴仕康。我们从1962年6月开始翻译，同年11月底译完送交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此书作为修正主义著作，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灰皮书’形式分上下两册（共728页），标明‘供内部参考’出版。”[2] [1]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的出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发展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知之甚少，很多理论工作者是通过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名字及其著作和观点的，它引起人们的思考，并且使人们产生了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强烈兴趣。然而，令胡文建先生和几位译者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弗兰尼茨基这部如此重要，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当时是被作为“毒草”类的“灰皮书”而加以翻译出版的。好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正确对待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机遇。据胡文建先生回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之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学术界深感以往思想理论和文化学术禁锢造成的闭塞和无知，迫切要求开阔眼界，独立思考，了解世界，了解国外学术思想和动态。而人们当时接触不到国外学术原著，许多人也不懂外文，人民出版社便参照以往出版‘灰皮书’的办法，计划出版现代国外政治学术著作，并且，据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同志说，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热烈赞同和鼓励。在这一背景下，我从南斯拉夫开会回来后，1983年，人民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尤开元找我，叫我牵头翻译弗兰尼茨基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第四版共三卷”[1]。新版《马克思主义史》的翻译工作由胡文建先生牵头，总体负责。由于时间紧张，胡文建先生委托李嘉恩先生与韩宗翃先生共同翻译第一卷；第二卷由胡文建先生牵头，与杨达洲先生、吴仕康先生和刘晫星先生共同翻译（其中刘晫星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德文版进行校订）；第三卷由胡文建先生牵头，与杨达洲先生和贾泽林先生共同翻译。1986、1988和1992年近百万字的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令这些翻译家们欣慰的是，新版《马克思主义史》的封面已经由灰色改为以红色为主。 [1]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应当说，无论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篇幅之长来看，还是从这部著作所涵盖的代表人物之多，以及所涉猎文献和思想理论之丰富来看，这项翻译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这些译者是我国最优秀的资深翻译家，他们以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高水平地完成了这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的翻译，为我国理论界更加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迄今距弗兰尼茨基新版《马克思主义史》在我国的出版，又过去了二三十年。现在这些优秀的老翻译家还在以高度的理论责任感，关注和期盼着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能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中再一次出版。这是一些为我国翻译事业和理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值得我们敬重和感谢的优秀翻译家，借此书再一次出版之机，我们在这里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参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群体，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胡文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5年生于广东开平。毕业于开平一中、南开大学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室。1958—2002年在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历任国际共运史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现任顾问。 李嘉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1928年生于浙江宁波，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苏联东欧室主任。 杨达洲，新华社记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7年生于上海。195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毕业后回国到新华社工作，曾任参考新闻部副主任，贝尔格莱德分社首席记者。1986—2002年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从事研究工作。 韩宗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译审。1925年生于河北丰宁。 吴仕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35年生于广东兴宁。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 刘睥星，中央编译局译审，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5年生于广东兴宁。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室。1958—2000年在中央编译局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作。 贾泽林，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34年出生于黑龙江绥化。曾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 鉴于上述各位翻译家均已是耄耋之年，此次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中译本再版的校译工作由我来承担。我按照该书197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主要做了以下校订工作：把全书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都按照经典著作中最新中译本加以替换；按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翻译规范对于全部译文的文献注释等做了技术规范的调整；对于原书中少量中译本没有翻译的章节进行了补充翻译，以保证译本和译文的完整性；根据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的研究进展，对于原译稿中的一些重要术语的译文做了修改，并且对部分人物的译名做了调整修改。对于校译和校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不恰当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时光荏苒，往事依稀。校订这部译著使我感慨万分，心中充满了对30年前倾力翻译这部重要著作的优秀翻译家们的敬意。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曾有幸当面向弗兰尼茨基先生请教，他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我当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感谢这些优秀翻译家当年的高水平翻译工作，使我们今天在系统译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时，可以顺利地出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丝挥之不去的失落和不安。通过“灰皮书”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初期，虽然年轻的共和国处于百废待兴的困难境遇，但是我们国家还是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了不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以及其他很多“小语种”的理论翻译人才，这些理论翻译人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对于中国理论建设的多维度、全方位的国际视野的开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进人新世纪的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外交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中青年理论翻译人才队伍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高水平的“小语种”翻译人才。结果，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的理论“翻译路径”和理论知识“引进路径”却日趋单一化，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很多重要的理论文献，我们只能通过英语（以及德语、法语）翻译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干脆从我们的理论视野中忽略掉。这种现象无疑会对于我们提出的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文化竞争力的战略带来许多不小的限制，其消极后果在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将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并非杞人忧天的隐忧。 衣俊卿 2015年5月10日
第十六章酸甜难辨回纽约，1942—194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六章酸甜难辨回纽约，1942—1943 史沫特莱离开加利福尼亚时情绪高昂，对她自己的前景满怀乐观，为她所见到的战时美国感到振奋。1942年的状况和1934年已经大为不同。战争把妇女带进了劳动大军的队伍。为男人们提供了近乎充分就业的机会。对于象她住圣迭戈的亲友那样的普通人民来说，生活水准有了可觉察的提髙。1934年她认为只能通过革命手段茯得的社会变革。例如，种族融合、妇女经济独立，工会参政。1912年似乎正在和平地实现。简言之，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似乎正在实现她和朋友们从1919年在《召唤》工作以来一直为之鼓吹和奋斗的国内外政策目标。在这种新的政治背景下，史沫特莱认为她可以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抵抗日本人的战争努力有效地争取美国的支持。 象在1928年史沫特莱离开欧洲到中国去从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一样，她在美国作为一名宣传家的任务也是她自己主动承担的。她认为她自己在代表中国的“进步”分子，而她心目中的“进步分子”则又无疑是指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层，尤其是指周恩来等具有联合阵线思想的领袖人物。但是她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形势进行独立的分析，她不象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不是受权发言人。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所维护的“进步分子”的概念既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林可胜医师、桂系将领和一些无党无派的城市知识分子。她希望中国能在战后避免内战，并且认为是可能的，只要美国对蒋介石施加适当的影响。于是，史沫特莱1942年的头等优先大事便是前往美国的信息传播中心纽约，并为自己确立作为一个作家和中国问题权威的地位。 史沫特莱前往纽约的火车上装满了军人，史沫特莱找他们中间尽可能多的人交谈，一直谈到深夜。途经芝加哥时，她写信告诉艾诺·泰勒： 我对我国军人的敬意在与日俱增。这些军人都受过教育，整体看来显然不笨。他们缺乏国际知识，但却是我为之骄傲的那种好人。我喜欢我国同胞身上的许多优点——他们不拘礼仪，任何别人都可以和任何人谈话，任何人都可以彼此开开玩笑。我同行的一位非常体面的女人，很有些臭钱的梅隆家族的一员，成了我的好友。她年纪和我相仿，长相不错，很快就放下了她那一副鼻孔朝天的架势，和军人们打成一片了。她和我踱来踱去和他们谈话，有时也为点什么而争辩，不久，一位30岁左右返回德梅因营地去的严肃而漂亮的陆军妇女服务团团员也参加了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还有一个黑人姑娘——一位黑人士兵的妻子——于是我们成了四个。一天夜晚，我们一同唱起了民歌，很快就带动了整个软席车厢和三五成群进入车厢的士兵，全都扯开了嗓子高声合唱。我一路唱歌，唱着美国各个时代的歌曲。 一天清晨醒来，我们正从怀俄明通过。我们发现车外是深积的白雪，切尼已被完全覆盖。在内布拉斯加有一批五大三粗的农民登车，全都足有6英尺6英寸高，膀大腰圆，壮得象牛，穿着花格子衬衫，看上去疲惫不堪。相形之下，军人们倒象是消闲的绅士。 史沫特莱中途下车的第一站是芝加哥。她在香港时曾答应艾米莉·哈恩（即，项美丽。译者）把艾米莉一个非婚生婴儿的照片亲手交给艾米莉住在温尼特加的母亲。尤其是现在，香港已被日本人攻占，而艾米莉下落不明，史沫特莱觉得有义务履行诺言。艾米莉·哈恩的两个姐妹到芝加哥车站来接她，之后游览全市，直到天黑才来到北郊哈恩家。她对这一家人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在州的民防委员会工作，有人为《哈泼》和《大西洋》写文章。艾米和的一个侄儿在航空队，女的都参加了红十字会和缝纫合作会：史沫特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艾米莉的消息令人不安。 给史沫特莱留下印象的还有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Field）出资创办的《芝加哥太阳时报》，她声称，这是她读到过的最出色的报纸：“责任感强，准确得无可挑剔；透彻全面；不耸人听闻；进步；反对这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和一切法西斯。今天出的报上就有一篇有关瓜达卡纳尔岛的全面报道；并且连载着这家报社派驻海军陆战队的记者从所罗门群岛发回来的随军日记……但是在从芝加哥到纽约的路上，软卧车厢装满了商人，他们读的却是下流的《芝加哥论坛报》。我们明天9：30到达纽约。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仿佛是个梦。” 史沫特莱现在相信，中国的统一战线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承认是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关键。就象玛格丽特·山额以渐进的策略推动她的节制生育那样，史沫特莱已经甘愿压低意识形态的地位。以集中力量实现一项近期目标。至于她自己的政治立场，她仍然在探索，仍然厌恶极权主义而不论是左是右。她在政治上的灵活性要比1934年访问纽约时期大得多，她希望能被根基牢固而有声誉的报刊所接受。但是有关她30年代以来教条气十足的政治言论的记忆和她作为一个满嘴脏话的“放荡”女人的名声，使这种接纳成为不可能。在11月写给泰勒的一封信里。她叙述了10月下旬到达纽约后不久在海外记者俱乐部里笫一次露面的情景。 那里有三四位贵宾，我们必须站起身来答礼……当我站起来时，各个角落就响起了远东（那帮记者）发出的喊叫声…… 我对那个俱乐部有些什么样的感想？不错，有些人的讲话是有趣的，但是……（如果说）男女君王就是趾高气昂，（那末）他们的表演是相当成功的。我相信，战场上的指挥官们和我这些同行们在一起也一定会觉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他们个个衣冠楚楚、伶牙利齿、神气十足，一个月写一本书，一个个的表情仿佛都在说，“我是多么有名……”而我，我有点觉得我的裤子在往下落，微不足道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种气氛就能置人于死地是令人吃惊的。午餐会后，“远东”帮记者中的一位走了过来，弯下腰，用一种自以无所不知的神情问我：“请说句老实话——你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曾经是情人吗？” 他象追究罪犯似地看着我，我敢发誓，我当时就觉得，他仿佛在我从教会的捐款盘子里偷窃一个便士时抓住过我。这件事也可显示出攻击的力量。这种攻击使我过了几分钟才能振作起来说，这样的流言是不真实的。但是攻击得如此猛烈。以至我也不得不绞起脑汁来确定我和那位英国大使之间究竟是否有过那种关系。也许是我忘记了——当时我曾那样想过，但是我实在是完全清楚我从不曾有过…… 散会时，我亲吻了那伙远东帮，他们也吻了我。我吻过的几个男人的妻子惊讶地说：“天啊：我总以为我会发现你非常丑，但是你却很不丑，”于是我便知道了，她们的丈夫，我吻过的那几位，曾告诉她们说我很丑。 史沫特莱到达纽约时身上共有400美元。她已经以《中国的战歌》的名义预支了一笔版权税，而她的编辑，为克诺夫工作的编辑，还在要求——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地要求作进一步的删改，这就意味着要再过相当一段时间她方能从他们那里支取款项。在这种窘境中，史沫特莱没有到格林尼治村去寻找住所，说给别人听的理由是，“不想和那些在把格林尼治村当作活动巢穴的政治小集团搅和在一起”。她在中央公园和滨河大道之间的一座二三流的大楼里找了40美元一个月的一套只有一居室的公寓住所，贮藏食品（主要是牛奶和干酪）的公用厨房象淋浴室一样，都在走廊一端。她经济上的苦恼还由于牙齿的毛病而更为加剧，她写信告诉泰勒。她希望能很快卖掉一篇稿子去支付镶牙的费用。 在开门接纳她的那些人中间，有艾尔弗雷德和布兰奇·克诺夫（AlfredandBlancheKnopf）夫妇。在她初到纽约的头几个月，布兰奇常邀请史沫特莱到克诺夫家出席鸡尾酒会，她就是在其中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亨利·卢斯的。11月20日，她写信告诉泰勒： 企业巨头，《生活》、《时代》和《幸福》的老板兼出版人亨利·卢斯迈着大步来到了酒会上。克诺夫夫人一路为他介绍，他一路颔首致意，但是当她把他带到我端坐着的长条沙发前，他却和我握了握手，并且猛一下在我身旁坐了下来。我们坐在那里，单独交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他站起身来，一鞠躬，说了他还想见我之后，就走了。克诺夫夫人把我拉到一边，用一种压低了的感人的声音告诉我，“哈利是为了见你才来的。”因为“哈利”对中国怀有非常罗曼蒂克的感情，而他的妻子有一次在中国试图以各种恶名诽谤我时曾被英国大使驳得哑口无言。不过，卢斯却是我当时所遇到的唯一富有魅力的男人，即使在整个酒会期间他从不曾看我一眼，我也会这样认为。他有惊人的魅力；然而这一事实却令人遗憾，只要考虑到我是如此完全彻底地不同意他所有的观点——如果我从各方面听到的他的那些观点果真属于他。他对我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而我有时不得不讥诮他受骗。他是不习惯于让任何人讥诮的，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一般人恰恰不嘲笑百万富翁，你是知道的。 于是我正在获得一种结交有钱有势人物的坏名声。然而，任何一个人富得能够这样做的人都叫克诺夫夫人“布兰奇”，他们又都叫亨利·卢斯“哈利”。如果我的书能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我的作品能引起足够的注意，也许有一天我也能称呼他们“布兰奇”和“哈利”。 纽约出版界的亨利·卢斯等人会对史沫特莱能否使她传达的政治信息适合他们的世界观进行试探并不令人吃惊。1942年的纽约是全世界各地共产党脱党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在《时代》与《生活》工作的卢斯的主要知识界顾问之一，威利·施拉姆（WilliSchlamm），就曾经是维也纳一张共产党日报的编辑。卢斯的另一名编辑惠特克·钱伯斯也曾经是共产党员，而在1942年变成了联邦调査局的眼线，人们知道，他在鼓励其他的前共产党人向他袒露心曲。卢斯很快就发现，史沫特莱也有他自己那种能够吸引政治使命感强烈的一批人的魅力：她一直是前共产党员尤利安·冈帕茲和弗瑞达·厄特利的朋友；她和美国共产党的成员之间有着意见分歧；她对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极为反感而且私下批评俄国人的对华政策；而且，她还直言不讳地对美国在罗斯福总统新政下取得的进步公开表示赞扬。 亨利·卢斯显然认为他自己是一名国家政策制订人，而且，据他看来，美国在其中发现了它的自我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人心之战，意识形态的抗争。他出生于中国，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建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一直是他梦魂萦绕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再加上美国传教人士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努力追求和蒋介石的皈依基督，都使得无论是卢斯或是美国各派教会，全对国民党抱有一种基于自利的忠诚。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引发了对于蒋介石的过甚其辞的赞美，以至使得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而对于他的任何批评都成了不许可的禁忌。 卢斯和许多前共产党人相信，公众是无法接受一幅充满了互相冲突的现实情景的图画的，所以需要有一批精英人物来指出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政策和什么人。在遇到为着某种目的募捐或在中国选择一位盟友时，公众不得由于有关蒋或其政府的弱点的信息而感到惶惑。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世界传教评论》在蒋介石信教后宣称，“中国现在有了有史以来最开明、爱国、胜任的统治者。” 史沫特莱来找弗瑞达·厄特利重叙她们在1938年的汉口结下的情谊时。厄特利试图把她带进她的前共产党专业人员圏内。但是，在纽约见到厄特利之后，史沫特莱便心生疑窦。在给泰勒的两封信里，她写道： 上星期，我住在一位英国女作家弗瑞达·厄特利的家里。她曾经和一个俄国人结婚，那人已被苏联当局处死。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女人心灵里的每一点希望曾经象她的那样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她曾经是一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现在成了个思想上一团漆黑的犬儒。她什么都不相信……（据她说）俄国人打仗是出于恐惧；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纯粹是在使法西斯获得活力。 （12月2日） 大前天晩上我参加了格林尼治村的一次晚会（在弗瑞达·厄特利的家里）。有个相貌不凡的年长男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由于苏联的大清洗而退了党。他不停地对我说：“艾格尼丝（我却一辈子也不曾见过这个家伙），你和我将永远也不能过以往那种荣光笼罩的日子了，能吗？”此人似乎认为我们曾是童年伙伴，如今都已长大而且感到了美妙幻想的破灭，但是他极为失望，因为我拒绝站在他那幻灭者一边。弗瑞达，愤世疾俗而深感幻想破灭，谈到我时总是说：“哦，她的感受和我们完全相同，只不过不愿承认罢了。” （12月4日） 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Kazin）这一时期在为《时代》工作，据他记述，人们在纽约常可以遇到一批共产党的脱党分子，他们轻视群众的程度不亚于一般知识分子。弗瑞达·厄特利无疑就符合这种描述。24年以前使得史注特莱对纽约的共产党人持厌恶和戒备态度的正是他们这样一种对待“群众”的知识分子高傲情绪。1942年，她发现无论是脱党的或是继续留在党内活动的共产党人，在这一方面。全都依然如故。她吿诉泰勒：“几天以前一个晚上，我到一位女士的住所去。发现有一群共产党人正在那里聚会。他们以羞辱人的轻蔑宣告所有的別人——如“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粗野的文盲，法西斯分子”——全部该死，他们说。应该叫海明威见鬼去……他们说。现在所有的人都跑来向他们求救，而他们正在把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施舍给够格的那种人。我深知我不够格和这些美国共产党人交往：今后，我将既不谋求也不容忍与他们为伍”（12月24日）。 有一个时期史沫特莱曾探索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归宿，除卢斯以外，出版界的其他人也都试图揣测她真实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就曾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研究了几个月。11月20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泰勒： 我坐一两个小时的火车，沿哈得孙河上行，来到一处叫做查帕夸的地方，附近有（《读者文摘》的）一个活动场所。《文摘》的主人华莱士先生和一位姓帕尔默的新任编辑到车站用车接我，带我到一座摆设得如他们所说就象是地方执法官举行孕后结婚仪式的办公室似的小屋共进午餐，盘桓达三个小时。那个姓帕尔默的男人，以亲法西斯闻名，和现已入狱的某些亲纳粹分子关系密切。此人腰肥体壮，有时面露笑容，但是更多的时候使我想起入侵利比亚的英国士兵，他们不先用棍棒戳进沙土探明是否埋有地雷之前是不向前迈步的。同样，帕尔默和我打交道时手里也有根棍子，小心翼翼地东戳西戳，以免得触发地雷炸得粉身碎骨。他非常仇视黑人，非常赞成维护亚利安种人的纯粹。他的反有色人种偏见范围甚广，包括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他只是请我告诉他，我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也应该适用于中国，那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也可以进入我国，这又是否意味着战争结束后我们将不得不到那里去建设中国并且养活那里的四亿人口。他使用了“黄祸”这样的字眼。他似乎并不知道中国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他们就根本无需我们去帮助。不过，既然向我出了每篇文章几百美元的价钱，我就试着把题目对正现实，谈谈我所知道的事情。我要他们知道我不是贷款和投资问题权威，我的意见在国务院内并不具有十分大的决定性意义。华莱士要我写一篇有关日本人如何对待中国人的文章作为开始。 到这时，史沫特莱已经在靠她从一家贷款公司借钱维持生活。1月13日，她告诉泰勒，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读者文摘》仍然未能感到满意： （他们说）他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们能够利用或是究竟能否利用这些文章。这样的文章对于美国读者（很可能）过分骇人听闻。这家杂志的编辑们对我说：“请对我们谈谈日本人强奸。我们喜欢听有关强奸的情况。”于是我就在我的文章里也附带谈到了这个。然而，我并没有把强奸写得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吸引人。我告诉人们，日本士兵是怎样十五六个一群强奸一个女人，直到她发疯或是死去，常常是在事后厌恶地把她杀死。我还谈到中国妇女怎样由于日本兵而怀孕，而把婴儿杀死在出生的时侯。 史沫特莱关于获得稳定财源和作为作家被出版界接受的美梦，随着一篇又一篇文章被退回来作低调润色和修改而日渐暗淡。2月，她无可奈何又借了一笔钱来拔掉三颗牙齿和镶上假牙。尽管债务日重，她仍然坚定地拒绝编辑加工：她不愿避免批评蒋介石，也不愿把中国的战争写得较为适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味口。她坚信：只有公众面对严酷的事实，才能懂得在中国处于危险境地的究竟是什么。 1942年秋，普列斯顿·斯科耶尔（PrestonSchoyer）的《外国人》出版问世。史沫特莱声称，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非常好的书，不过我在里面显得……就象他们使他们变成的那样（原文如此。译者）粗鲁而尖刻。”粗鲁而尖刻刺耳确实是史沫特莱传达给公众的最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粗鲁的形象，虽然会吓坏一些出版商，对于参与了战争努力的军人和政府官员，无论是英国的或是美国的，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这类军人和官员不断到纽约来看望她，或是邀请她到华盛顿去。他们都曾到过中国或是即将被派前往。约瑟夫·巴恩斯（JosephBarnes）是个典型的代表，他是战略情报局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和史沫特莱定期作私人性质的会见，密切合作，交换信息：“他（巴恩斯）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出席的还有另外五对夫妇。那个夜晚是在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中度过的。我从中了解到了全部中国最新情况。他还给了我一大捆文件。”显然，东海岸的重要人物都认定，史沫特莱掌握着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且，对于表达应该支持在中国打日本的无论什么军队的必要性方面能够起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有人建议新任加拿大驻重庆大使维克多·奥德伦（VictorOdium）将军去见一见史沫特莱。3月17或18日。她写信告诉泰勒： 昨夜，我赴新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维克多·奥德伦将军的晚宴，后来和他同往他的住所，在那里一直逗留到深夜。在地板上走动，互相挥舞手臂，谈论战争、法西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等等。他非常天真，头脑简单，到了中国，一定会在那些工于心计的政客们掌心里被玩得暈头转向。但是他仍然具有一个普通人的头脑——能够看透不少欺诈和阴谋，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有时我笑他笑得我难受，有时我们一起大笑。例如，他告诉我，美国人全都说加拿大人毫无风趣，正经得可怕。例如总理麦肯亦·金（MackenzieKing）就拘谨而毫无风趣，经常由于偶然发火而把一个人从他的外交官住所上召回。奥德伦将军昨天写信规劝他，为了四大自由的缘故请他千万要有点风趣；但是他说，麦肯齐·金很可能会为了这项建议而撤销他的职务。后来，这位将军和我谈论到德苏战争前线，他试图以摔跤比赛为例说明军事战术。为此，他站起身来，站在我的面前。并且摆出一个角力士就要和对手搏斗的姿势……在他说到这里时，由于想到会和一位将军搏斗的前景，我不禁大笑并且尖叫出声来。我对他说，这个主意不错，我从未见到一位将军搏斗过。我告诉他，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有一次曾说，追求知识有如和美女搏斗。如果我们不是只有两个人，而是有一位第三者在场。我会真和奥德伦将军搏斗一番。但是，由于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他又是个加拿大人，我担心他会认为我太放纵。所以我只是建议他写信告诉麦肯齐·金，他为了追求如识终于一位女士搏斗了一番。从而有了一段有风趣的体验。 史沫特莱还同一些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机构保持接触，她和重庆政府医药供应部美国局的局长刘恒（音）博士建立了某种友谊联系。而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一个对华联合救济组织也曾请她向该会以亨利·卢斯为首的董事们作一个报告。 赛珍珠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Walsh）。也表示向史沫特莱敞开大门，这两位女性的共同之处比她们意识到的还要多些；她们并不知道她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上海那位死于1931年一次飞机失事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都有过一段风流事件。赛珍珠问史沫特莱。她是否愿意接受几项演讲聘约，如果为她作出安排的话。史沫特莱立即表示欣然接受。史沫特莱十分钦佩赛珍珠的精力和勇气，特别为她的一次演说而感到高兴，赛珍珠在那次演说中批评了在中国的传教运动有些部分所固有的种族歧视倾向。赛珍珠和沃尔什正把史沫特莱重新介绍给她的上海老相识和思想上的老对手林语堂。使史沫特莱深有所感的是，战争已经使林发生了变化。他似乎更有信心，更成熟，而且极其爱国。她惊喜地发现，他以严厉的态度反对把《大西洋宪章》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白人国家。 史沫特莱自己也扮演了介绍人的角色。她在香港结识的一位英国朋友苏格兰人戴维·麦克杜格尔（DavidMacDougall）受伤后曾被日军俘虏而终于逃了出来。1943年1月，英国政府已经把他派到华盛顿来主持有关维护英国殖民政策的宣传活动。他曾多次来到纽约看望史沫特莱，并且邀请她到华盛顿去。2月，史沫特莱在纽约把他介绍给了赛珍珠，而他们三个曾就英国在印度的政策展开过争论。2月7日，艾格尼丝写信对艾诺说： 当（麦克杜格尔）对我说，他认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应该被关进监狱时，他和我几乎动手打了起来。我对他说，他是在玷辱他自己；他是个年轻人，是个开明人物，他属于新世界，不属于旧世界。我坦率地告诉他，就我来说我就舍不得把他交给旧世界；他应该帮助我们击败殖民主义；他应该帮助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在印度获得自由而停止把印度的卖国贼运到美国各地为维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进行宣传。赛珍珠、狄克·沃尔什和那位产联领袖（不知姓名）都支持我的观点。我们告诉戴维，我们希望能把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Halifax）送出这个国家，把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带到这里来……戴维在认识赛珍珠之前认为她是个“危险人物”，但是在认识以后，他象我一样看出了她的可爱、淳朴、直率而毫不虚伪狡诈。她。是美国产出的最优秀的人物——聪明、有理想、正直、心地单纯、态度诚恳；非常非常坦率…… 当我在他们城里的住所看见她时，我看到了她能够成为多么美的女人。昨夜我收到赛珍珠写来的一封短笺——谁收到都会象我一样产生由衷喜爱之情的那样一种短笺。除了其他的话，她写道，“我觉得我现在认识你了——我非常喜欢你。”她告诉我，她和沃尔什都将去听我3月24日题为“战斗的中国人”的演讲。 由于战争，一种两党一致精神贯穿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先前的政治对手现在一致同意，既然事实证明日本是个比预料可怕得多的敌人，就应该作出某种国际努力来使中国的统一战线保持下去。而由于德国作出了就要入侵英国的姿态，俄国成了抗击纳粹德国之战迫切必要的盟友，而不论保守党人或自由党人对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有什么看法。有一起事件充分反映了当时那种情绪，那就是1942年11月7日为纪念俄国革命而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集会。[1]由于德国的扩张看不到尽头，参加集会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总数共达25000人。演讲人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前美国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和代表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位将军。并且通过扩音器向群众宣读了一份来自非洲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支持我们俄国盟友的无线电电报。 史沫特莱十分清楚，1942年的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和1920年的不同。虽然在每一个阶段她都不情愿，她的政治天真已随着年岁的消逝逐渐离她远去。她对政治词藻背后的现实的承认仿佛在以一圈圈同心圆的方式不断扩大。然而留在核心却依旧是那同一个人，所以，1942年她想到要找的都是1920年以前结识的那一批能够独立思考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左翼朋友——她知道能够理解她的政治经历的一群人。在其中处于最前列的是她在格林尼治村和在德国节制生育运动中共过歩的那些女朋友：索伯格·布伦丁、约瑟芬·贝内特、玛丽·克诺布劳赫（MaryKnoblauch）和艾伦·凯南（EllenKenan）。1942年史沫特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些女人在转动的。[2]可能的例外是在纽约大学教英语课的一位诗人，这时的史沫特莱显然不曾和男人有过性关系。她已经50出头，她的性需求似乎已经减退。在给泰勒的信里，她提到性时使用轻蔑的语气，总是把性和友谊和爱区别开来。看过当时流行的有关战争的戏剧和电影，她抱怨道，人们很可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能够让美国人民为之而生和为之而死的东西，除了性。就别无所有了。”她批评出版商和电影制片商教育青年，“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爱的价值仅仅在于使生活充实。”和延安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她曾为反对过度的禁欲而斗争，现在在美国，她发现使她反感的是另一极端——別无所思，只醉心于性欲的满足。 碰上老朋友，当他们用以往的情爱生活取笑时，总使她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难堪。在给泰勒的另一封信中，史沫特莱写道： 谈到男人，有家伙到城里来通过电话用一种浪漫口吻约我“到公共图书馆我们经常见面的那同一间房间”去和他见面。这家伙我到还记得。却想不起曾经和他在什么地方哪间房间里见过面。我同意和他共进午餐，让他在图书馆门前的狮子旁边等我。我们见了面，流逝的岁月对他并不仁慈。但是当他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肩膀时，不幸得很，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曾经和他在一间房间里不时约会。这使我感到非常厌恶，以致几乎要臭骂他一通，连他走着的地面我也厌恶。他不断悲伤地对我说，我改变得太多了。是的，我说，一连说了三遍，因为一个人每过七年就会完全改变一次……我确实认为此人是个低能儿。他说起话来就象一张破唱片，我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你是在说着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同一件事情。”他回答我：“除了重复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后来这狗东西跑去对我认识的另一个男人说，他和我曾经是情人。那男人在提到那家伙的名字时向我露出一种怪笑，然后问我那话是否真实。我告诉他，也许是真的；我曾经是那样一种傻瓜，以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发现他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可恶的讨厌鬼。这位朋友这才止住了笑。 我在少女时代过的该是多么糟的一种生活啊。要是我能遇上一个值得我引为骄傲的男人，我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和他睡过觉！”但是我只能独自一个人悄悄地退缩进某个角落怀着羞辱思考这一类的事情。萧（伯纳）说得对，性爱是最短暂而不可靠的一种人类感情，只有和极深的友谊和情感联结在一起时才可以容受。 （1月27日） 1943年1月，在为支持印度独立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她的似曾相识的熟稔感油然而生。甚至宴会主持人，罗杰·鲍德温，也是她的旧日情人。史沫特莱坐在首席，但是被选中致词的却不是她，而是赛珍珠。她懂得其中的缘故。依旧是那败坏了她和恰托整个婚姻生活的性与政治老问题。她告诉泰勒： 我那天夜晚和另外大约13人同坐在致词者的一桌……于是我见到了本市所有的显要印度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曾和一个印度人同居多年。于是他们有点象是把我也当作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有趣，不是吗？全亚洲都不仅相信妻子，而且相信妾，或小老婆，我是其中一个。罗杰·鲍德温是宴会主持人，他盛装而来，漂亮极了。我们站在大客厅里，履行我们在德国、莫斯科、中国和美国许多城市一再重复的正规仪式。他见到我，发出一声欢呼，伸出双臂，拥抱我吻我，然后继续搂在一起聊几句亲切而毫无意义的话语。我们终于分开，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的妻子。我告诉她，罗杰和我在各大洲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立刻就会分开，而互相忘掉，直到下一次又见面。于是我们又重复这种程序而又说“再见”，如此而已。 （1月27日） 第二天夜晚，史沫特莱本来是要出席一个节制生育运动募捐酒会的，但是在印度人那次唤醒她旧日创痛的事件之后，她决定不参加了。然而，尽管有那么多的人和事会使她回想起青春时代的“精力”，而遇到这类情况时，她却依旧能够以嬉戏的态度加以应付。还是给泰勒，她写道：“在华盛顿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一位瑞士记者，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快乐……他要我回来时住到他那套房间里去，我对他哈哈大笑，告诉他，我已经是个修补过的老处女”（2月27日）。 虽然史沫特莱继续以说淫秽的故事和话语为乐，但是她现在认为性爱有可能使人腐败。在赞美1943年一出有关托马斯·杰弗逊的话剧时，她对泰勒评论道：“甚至自由派的剧评家们也在说，这出戏缺少色彩和亲密表现，这就是说，缺少那种败坏了美国的性爱激情场面。他们不能理解理智的激情同样富于色彩，亲切动人，而且庄严宏伟。在我看来，这出戏比我在舞台上见过的任何剧作都更加壮丽而激动人心”（1月30日）。 史沫特莱力图恢复她和自己国家生活的密切联系，她发现书籍、电影和戏剧是感受其脉搏的方便途径。到了10月，史沫特莱的一位长时期的仰慕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刘易斯·加尼特（LewisGarnnett）已经和她成为朋友。当他提到根据她在中国的经历写一个剧本将会是适合时宜的，一向喜欢戏剧的史沫特莱对这个主意非常热心，她决定，这该是她的下一个写作计划。 但是史沫特莱对于1942—1943那个冬季美国政治气候所作出的结论，大多根据她的个人接触和朋友关系。在这一方面。对于她认为美国有可能接受在中国支持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主张这一估计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有两个人：以传教医师身份到过中国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Judd）和30年代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戚尔。史沫特莱确信他们为人正直，可以指望他们的“中国通”伙伴情谊和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共同立场，会让他们在宣传中国局势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两位都是知名的政治保守分子，而史沫特莱想要和他们合作的愿望，反映了她这方面某种新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史沫特莱看来，中国贫苦农民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对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支持，而她认为有周以德和鲍威尔这一类“中国通”参与对于在美国赢得两党一致接受有关键作用。 11月初，瑞典轮船《格里普萧尔姆》号驶抵美国，载来了曾经成为日军俘虏的美国新闻记者，J.B.鲍威尔就是其中一个。鲍威尔曾受到日本人的酷刑折磨，两条腿都只剩了半截。史沫特莱是到他纽约病床旁来探望他的常客，并且和他一道在医院里度过了1943年的元旦。她永远也忘不了她自己也曾列名于日本人的政治死敌黑名单上，如果留在香港也会遭遇到相同的命运。鲍威尔得到了麦克米兰公司约他写一本书的一份合同。而且，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还分别送给他10000和8000美元赠款。鲍威尔真正被感动了。但是他体重只有109磅，身体仍然非常虚弱而难以着手写作，什么也做不成的无能为力状态使他心气消沉。而史沫特策的频繁探望却成了使他振奋着的补剂，因为史沫特莱的出现似乎总会引起一场他们两人全都乐于进行的政治辩论。[3]每当争辩即将发展到激烈得不可开交，史沫特莱就会问，“好吧，我能给你弄点什么呢?”——这是表示她该走的时间到了的信号。 1943年1月4日，史沫特莱完成了《中国的战歌》最终修定稿，并且把它交给了克诺夫的编辑，这位编辑告诉她，预期可在5月出版。她和鲍威尔就中国出现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可能性展开的辩论。使她感到沮丧。而现在，她预料她的书会受到鲍威尔那本书的冲击而难以销售，因为她的书“会被认为太容易引起争议”。她继续在他们之间寻找某种共同立场。那年暮春，她认为她找到了。3月25日。史沫特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请了一位护士，带上轮椅到医院去接鲍威尔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到百老汇一家剧院来会见史沫特莱、索伯格·布伦丁和加尼特夫妇。鲍威尔自1921年以来一直没有在美国看过戏。史沫特莱认为他也许会喜欢这一出悉尼·金斯利（SidnayKingsley）编写的《爱国者》。剧中主人公是托马斯·杰弗逊。中心情节是《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起草和汉密尔顿与杰弗逊之间的斗争。演出以观众起立高唱（美国国歌）《星条旗》告终。鲍威尔本人一定要扶着拐杖站起来。听到史沫特莱满腔热忱、劲头十足地跟着一起唱。鲍威尔忍不住说了一句揶揄她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会唱这支歌呢。”经史沫特莱安排，剧院为鲍威尔一家免费提供坐位，并在后台举行了一个私人的三明治酒会，对他的勇敢精神表示敬意。 1943年整个春季，史沫特莱都在向朋友们赞扬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周以德在中国问题上所釆取的态度，敦促他们去读《国会议事录》中他的演说辞。他们两人之间现在有了来往。象她在4月24日写给泰勒的信中所说的那样，[4]周以德曾帮助她安排了4月20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演说。那里“听众人数虽少却很有头脑而且兴趣很浓，事后还进行了相当有意义的讨论，有众议员周以德和其他官员参加。”谈到她近来的其他活动，她继续写道：“我和军医总监办公室就中国军队医务制度问题交谈了四个小时，回家后我写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报告，已于今晨发出。然后又和国务院文化司交谈了一个上午。出席了两次鸡尾酒会和三次宴会。我和一群又一群的人辩论了一路。战略情报局的格鲁德（Gruder）将军为我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我才知道将军们不读书，过着奢侈的生活，都是鸡尾酒会的好东道主，个个风度翩翩，却完全不了解当前形势、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入冬以来，史沫特莱和周以德、鲍威尔以及各色将军的许多次讨论，引起了她对企业和军界舆论的焦虑。1月27日，她写信对泰勒说： 鲍威尔先生说，他听到了另外一些严重的事情。许多大企业家和军人认为，应该和日本保持和平……（因为），他们说，中国可能成为共产党国家，而和苏联一起“威胁”全世界。他们认为日本是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他们并且说，日本在战争开始以前是美国最好的主顾。有一件事他们全都忘了：那就是，日本将决定一切，而美国商人将不得不爬到日本人脚下去请求出售一些琐细物品的权利：情况就会是这样，如果日本取得了胜利。无论如何，当前的世界是一团糟糕，而要从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所有的国家中，美国是最缺乏准备的一个。 有几个月，史沫特莱还为支持蒋介石的援华院外集团的活动日见成效而苦恼。2月7日，她写信告诉泰勒：“和（战时情报局的一个朋友）有关今日中国内部情况的一次谈话很有意思却令人沮丧。蒋介石夫人仍然住在纽约的医院里，她好象带来了整整一个团的人马，他们全都在忙个不停，力图把一切在言论上支持中国内部民主势力的美国人都从我国官方或新闻工作岗位上赶走。他们的工作方式是通过亨利·卢斯，就是那个百万富翁，《生活》、《时代》和《幸福》这三家杂志很有势力的老板，中国救济理事会的头子。 到1943年初，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已经作出结论，战后的国民党将无法逃过一场重大的国内挑战。很少人有把握预料其结果。乔治·艾奇森（GeorgeAtcheson），有着20年驻中国经历的一位美国外交官，1943年5月在报告中指出，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赛珍珠写信给（总统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说：“那是一种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局势。这当然不可能长久。我担心，战争结束后立刻就会爆发一场人民的反抗，至少是一旦人民恢复到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的时候。” 1943年3月22日，《时代》发表了一篇西奥多·怀特对1942-1943年河南可怕的饥荒所作的目击报道。然而据怀特说，他们发表的并不是他提交的怒不可遏的报道全文。他本来还报道了“救济工作的愚蠢和缺乏效率，地方官员对垂死的饥民继续征税收捐，和重庆的镇静自若，由于一切税捐均已正式减免而心安理得。”他曾提到贪污腐败和奸商投机，他说，他确信，河南农民的忠诚已经被“他们政府的横征暴敛刮空掏尽”。这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这些指责，在《时代》刊出的报道中一条也看不到，全都被惠特克·钱伯斯删掉了，此人已经接管了国外新闻部的编务。1952年，钱伯斯在他写的《见证人》一书中承认在那一时期，那份杂志的国外新闻部分由他“撰写或改写”的“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目的在于证明一个意识形态观点：“我扭转了对待俄国的新闻方针，而以每周的新闻来表明；俄国不是朋友而是正在积极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敌人。以同样是每周不变的方式，我指出了，中国是世界政局的关键，把中国输给共产主义就要冒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钱伯斯，当然，从未到过中国。 3月25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泰勒，她已经和一家演讲代理机构签约，以便挣一点急需的现钱： 演讲代理机构有一套办法邀集各种团体所派代表……来听演讲人的短篇演讲。我觉得就象是一匹马被当众牵出，供可能的买主评头论足。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会习惯。有100—150名各种俱乐部之类的社团代表到场，在演讲人表演他们的绝技时，每个人都忙着写下印象。我取材于中国战争中的一个插曲，他们似乎爱听……我告诉代理机构负责人，我想要大、中学校、严肃的俱乐部和军队的训练营地，但是到这类单位去几乎拿不到钱。他们每天只付微薄的10美元，而那些俱乐部却可以为一次演讲付100—400美元。但是我希望能不时到军营去演讲。 到这时为止，史沫特莱能够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只是《进步》上的那些书评。为这家杂志5月10日的一期，她写了一篇字数不多却犀利有力的短文，题目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心思》，评论的是蒋介石的《我们是一切、我们有一切》和蒋夫人的《我们中国妇女》。史沫特莱警告，企图完全为了美国自身的目的而利用别国政府可能会自食恶果，而且暗示，认为另一方不会玩弄同样的伎俩是幼稚的想法：“可以说，我们有责任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且实现我们说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些自由。如果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仅仅由于我们是包括某些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在内的一批政治势力的盟友，如果我们继续支持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就不能指望中国的作为比保护自己和提防我们做得更多，而象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自私的目的所做的一样利用这场战争。” 这篇文章发展了史沫特莱为《进步》3月29日一期所写第一篇评论中论及的一个论题。那篇文章评论的是杰克·贝尔登的《随同史迪威撤退》。贝尔登结束他那本书时引用了史迪威的自白，“小日本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缅甸。我们被打败了”。史沫特莱用更干脆的措词复述了贝尔登所目击和报道的事实：在缅甸发生的是白人帝国主义罪过不可避免的结果。据贝尔登报道，缅甸人对白人深恶痛绝，以至在日本人来到时，缅甸的百姓给自己的身体涂上古老的象征反叛的花纹，然后拿起枪来猎取任何一个他们能够发现的白人。史沫特莱并且指出，“有人”试图不让贝尔登的这本书发行给美国军人，因为它批评蒋介石的部队。 到1943年早春，史沫特莱已经意识到继续再对蒋介石批评下去，就很可能是财务上的自杀。但是她努力不使自己泄气。正如她在3月17日写给泰勒的信里所说的，她以另一个也曾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而战斗过的美国人的榜样鼓舞自己。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去看《哈丽雅特》中的海伦·海斯（HelenHayes）。这出戏描写了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BeecherStowe）的生平，描写她如何撰写《汤姆叔叔的小屋》及其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所引起的喧嚣。剧本写得不够连贯，结构得不好，但是始终贯穿着幽默。我敢说，我爱许多美国人，那舞台上整个比彻一家——至少有十多个弟兄和姊妹——都声嘶力竭地在为着一种或另一种问题而争斗。有些反对蓄奴，有些拥护蓄奴，姊妹中有一个甚至是争取妇女参政最早的斗士之一……我爱这出戏，绝不是索然寡味，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我们看到，比彻家的反蓄奴派拿起枪来对那些越过俄亥俄河企图捉回逃奴的肯塔基人作战。比彻家人举枪射击。他们在他们自己家的厨房里熔铅制造枪弹。上帝！我爱这样干的任何人。哈丽雅特，当吋态度暧昧，企图逃避现实，竭力劝阻他们，向她的父亲，一位有名的牧师，尖叫着要他阻止他们战斗。这白发苍苍的老人高声吼道：“谁放下武器，我就不承认是我的子女。” 不错，我把我为《（星期六晚）邮报》写的那篇文章交给了我的代理人，但是他和我都知道，这篇东西会把《邮报》吓得要死，我们俩全都确信，会被退回来的。所以，也就不指望那篇文章会在《邮报》上刊出了。我为了把它改得温和一些，绞尽了脑汁、伤透了心，还是失败了。但是，在看了杰弗逊和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戏以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象他们那样战斗，失败来临时就接受失败；而失败正在来临。 [1]史沫特莱并未出席这次集会，但她确实也参加了一些类似的小型活动，并因而使她得以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及其英国夫人艾维重续旧谊。史沫特莱是1934年在莫斯科认识他们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876-1951）是个波兰犹太人，曾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成员之一，1903年分裂时，他追随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苏维埃联盟成立后，从1921年起，李维诺夫是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1930年，成了人民委员。是经由他的谈判和交涉，美国于1933年承认了苏联。此后，他成了鼓吹集体安全政策的主要发言人，苏联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谋求英、法两国的合作，以对抗纳粹德国。在1933-34年这一时期，李维诺夫夫妇的活动重点是设法结识和帮助那些在莫斯科露过面的西方人士。这两位对理论的应用似乎不象其他许多俄国官员那样机械。诸如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就认为他们在沟通文化分歧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难怪，1939年5月，希特勒与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他被解除了职务。德国进攻苏联而苏、美两国结盟以后，他才又复出，于1941年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史沫特莱在纽约和一次在华盛顿和李维诺夫夫妇见面就是在那种战争时期的背景下进行的。1943年中，美苏关系再度紧张，李维诺夫奉召回国。从此，再没有文件记录过史沫特莱和苏联官员之间的任何进一步直接接触（斯特朗与凯萨尔，《正直的心灵：安娜·L·斯特朗传》（纽约，1983），205，233-34页；亨利·罗伯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载戈登·克雷格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外交官》（普林斯顿，1953]）344-377页；有关史沫特莱的接触，见史沫特莱致泰勒，1942年12月12日）。 [2]史沫特莱最亲密的朋友是约瑟芬·贝内特，她们最后一次见而是1934年她从苏朕返回美国途经巴黎的时候。玛丽·克诺布劳赫，一度在《节育评论》编辑部工作，现在是个年过70的寡妇，无依无靠、无忧无虑地靠她娘家一笔遗产在纽约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喜欢在她怀俄明的寓所里款待作家和学术界人士。同样年过70，成了寡妇的埃玛·戈德曼的朋友艾伦·凯南，则仍然在纽约教拉丁语而住在格林尼治村，在重新接续上友谊的联系之后，她们常常一同到剧院去看戏（史沫特莱致泰勒，1942年12月12日）。 [3]那年元旦，鲍威尔夫人忍不住问，她丈夫和我（史沫特莱）的友情是否柏拉图式的。我竭力回忆，但是我记不准确了；而他又由于过分礼貌而不便于一口咬定确实如此（致泰勒，1943年1月3日）。史沫特莱说“记性不好”是装出来的，事实上她和鲍威尔从不曾有过什么风流事件。上海的公共租界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立即被日军占领，鲍威尔是第一批被捕的美国人之一。 [4]事实是史沫特莱真正被《爱国者》感动了。1月，她已经看过了一次；2月，她还亲自到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去看了杰弗逊所写的那些手稿（史沫特莱致泰勒，1943年2月27日）
第十五章重访加利福尼亚，1941—194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五章重访加利福尼亚，1941—1942 一个年近半百，饱经风霜、身无分文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41年5月下旬来到了洛杉矶，心里想着，阔别7年的旧时相识会怎样接待她。为了寻找一个暂时栖身处所，她给住在洛杉矶郊区蒙塔贝洛的前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及其妻艾莉诺写了信去。她在中国时一直和他们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最近一次是为了替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他们同意她来家借宿。史沫特莱两星期的居留，对于艾莉诺·布伦丁来说是不舒服的，却也有助于增进了解。在为下一步进行安排的同时，史沫特莱竭力使自己表现得象个知趣的客人。她帮着做家务杂活，还讲了些在中国游击队的见闻以娱布伦丁夫妇及其子女。但是她也发过一次脾气，既使艾莉诺惊讶，也使她对史沫特莱有了深一层的认识。[1] 对于回到美国，史沫特莱一定感受过极大的心绪不宁。除了1934年短暂的来访，她已经去国21年。如今，1941年，她有理由耽心，早年的左翼朋友——尤其是她在纽约结识的那些共产党理论家们——会排斥她。30年代她那种说出来刺人耳膜的思想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出于这种理由，她向冈帕兹伸出了求援之手，此人一直保留着他原有的美国国籍，曾把她的《大地的女儿》译成德语，而此刻已是纽约生财有道的金融家。尽管他在政治上已不活跃，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全都深感失望，但仍然是左翼旧相识慷慨的朋友。他一向钦佩史沫特莱的正直、理想主义和勇气。所以，当1941年5月史沫特莱写信对他说，她要写一本书，以有血有肉的真实图景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正在怎样抵抗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时，他能够理解。他成了史沫特莱的大“天使”，史沫特莱在写她那本有关中国的书时所需要的钱，大部分称来自此人的资助。 为了筹措更多的款项，史沫特莱联系了一系列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演讲的聘约。她作为诸如纳粹执政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久负盛誉的报纸的记者的履历和她作为《曼彻斯特卫报》战地女记者独一无二的见闻、体验，使她成了卖得出价钱的演说人和有新闻价值的采访对象。对她来说幸运的是，1941年的国际局势有助于淡化她以往的政治立场而给了她一个重新界定个人信念的机会。 1941年夏季，正在远东酝酿着的危机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这一年年初的事态发展曾迫使罗斯福总统不得不重新考虑试行他的对华政策，即向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人提供均等的支持，以作为牵制或拖住日本人的最有效战略。 1940年以前，蒋介石想要进攻延安共产党人的愿望，曾由于是他的政府而不是毛泽东的运动在接受着几乎全部来自苏联的援助这一事实而受到制约。斯大林也象罗斯福一样相信，使东京的武装力量深陷于中国的泥沼是阻遏日本扩张的上乘良策，而且，他相信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是国民党人而不是以农村为基地的共产党人，而且，对于能否控制这样的共产党人他缺乏自信。恰恰是由于考虑到斯大林的支持，蒋曾在攻击延安的行动上犹豫不决。 但是随着1940年德国对俄国的威胁增强，斯大林迫不得已削减了苏联对蒋的援助。美国人立即乘虚而入填补真空。尽管罗斯福及其谋士想要避免内战，并且反对那种鼓励蒋进攻延安的主张，但是又觉得必须向蒋提供援助，以应付德国和日本之间新近缔结的军事联盟。1940年12月东京承认汪精卫政权为“中国真正的政府”的行动。又增强了作出这种决定的必要性。在东京承认汪记傀儡政权后的几天之内，罗斯福便设法通过国会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贷款。而在贷款协议达成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蒋的将领便攻击了扬子江以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由于意识到中国的内战将使日本军队得以脱出身来向东南亚大举推进，华盛顿急于看到统一战线的破镜重圆。由于试图逼迫改革，对蒋介石施加了要求他的政权民主化、肃清贪污腐败和停止攻打共产党人的压力。得到《时代》与《生活》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Luce）合作的蒋，在美国报刊上声誉日隆，并且被鼓励着在推行某种中国新政。罗斯福想要消除中国境内极左翼的政治号召力，以便战后能有中国这样一个亚洲最大国家作为友好的盟邦。为了进一步加强蒋介石一方的地位，罗斯福政府敦促它的外国朋友象对待一个“强国”那样，对待国民党政权。 另一方面，尽管罗斯福政府内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队伍值得支持，但是为了向美国公众兜售一种修复统一战线的政策，却又要求修饰和美化共产党人的形象。问题是美国十分熟悉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共人士大约总数也不足20个人。这少数人中包括军人——埃文斯·卡尔逊、约瑟夫·史迪威，弗兰克·多恩——和记者如爱德加·斯诺。而此时此刻对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最新接触的美国极少数人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要算是一个。因此，她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公开露面。对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都是一个切合时宜和颇受欢迎的举动。她的谈话，有效地投射出了一种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在对共同的日本敌人所进行的战争中形成了一种起作用的联盟的形象。 史沫特莱第一次重要演说，是波莫纳学院教授俱乐部午餐会上的演说。她神经极度紧张。是厄内斯特·布伦丁和艾莉诺开车送她去的，为的是给她以精神上的支持。据艾莉诺说，在行车途中，史沫特莱在后座弯着腰，呜咽起来，而且激动得不知所措，声称自己病得无法演讲。布伦丁夫妇十分惊讶：尽管有着在中国和德国多年的演讲经验，她似乎为即将面对一群美国学术圈内的听众而感到了真正的恐惧。到达以后，史沫特莱让布伦丁夫妇到镇上去买些三明治来，并且请求他们在她讲话时一直等在场外。 一进入教授俱乐部，她便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她敦促美国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她叙述了她刚刚离开不久的香港的局势，她警告，不久的一天，美国就会不得不和日本人迎头对撞。最后，她感情激动地吁请美国对英勇的中国人民增加援助，他们已经在打着十分漂亮的仗。反应十分热烈。 史沫特莱离开教授俱乐部相当晚，当她爬进汽车回到布伦丁夫妇身边时，完全变了一个人，又是背诵打油诗，又是开粗俗的玩笑，唱了牛仔歌谣，又唱中国军歌。后来，午夜过后某个时间，车子由于汽油告罄而停在一段荒凉的路上。史沫特莱立刻勃然作色。她叫厄内斯特蠢货，因为是他让汽油用光了的，她要求他立刻想办法要一辆出租车，以免得毁了她这天晚上的成功喜悦。但是厄内斯特强忍着心头的不快把她留在车上，和艾莉诺一道步行着沿路寻找汽油。这是艾莉诺在同一个晚上第二次目击了史沫特莱的脾气发作。使她深感诧异的是，史沫特莱这样强的情绪意识和她从某一种情况榨取每一点戏剧性效果的能力。最终，她还憧得了，为什么史沫特莱这种性情要同厄内斯特建立任何超出友谊的关系是总也不可能的。 在波莫纳演讲几天之后，史沫特莱就离开布伦丁夫妇到离圣迭戈不远的丘拉维斯塔看望妹妹默特尔和弟弟萨姆去了。6月11日的《圣迭戈联合报》曾发消息欢迎她的来到，宣称她是日本政治敌人黑名单上“最想除掉的”6名外国人之一。消息帮助激发起人们对史沫特莱即将在这里进行的一系列演讲的兴趣。 6月22日，德国入侵俄国，罗斯福很快就向苏联送去了援助。7月，在莫斯科签订了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对德媾和的互助条约之后，英国和俄国的部队联合占领了伊朗，以阻止德国的扩张。就这样，苏维埃俄罗斯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的盟国。因此，在公开场合，史沫特莱觉得为了中国人的事业和共同的战争努力，她将不得不停止强烈批评苏联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曾导致她所热爱的中国新四军遭受伏击，和早先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恰托帕迪雅亚在列宁格勒的失踪。 7月24日。日本开始攻占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从而导致日美贸易的停顿，并切断了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他还把菲律宾的武装部队收归国有而置于麦克阿瑟将军统率之下。各种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开始接受一般说来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是保障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关键这一观念。从此，再被问到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战斗时，史沫特莱回答时总是说，日本人的入侵已经使得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团结相当长一个时期。 史沫特莱的讲话常常受到美国共产党员的骚扰，他们认为在对待罗斯福总统和国民党方面表现得过份宽宏大量。在7月24日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一封信里，她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是十分恼怒。 苏联遭受到进攻之前的共产党报刊曾使我感到惊愕。我登上国土之后不久在一些人数不多的场合进行一系列演说时我的知识常受到共产党人的诘难，他们声称罗斯福曾经命令中国政府消灭共产党军队，否则他们便不能获得美国的贷款！这是撒谎……在我的小型报告会上，共产党人一而再地走上前来，伸出一只手指指着我，用十几种难听的话咒骂罗斯福……当然，我不曾坐在纽约党的总部里施舍聪明才智。我只到过中国的前线、敌后和重庆…… 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势力，他们为国家和人民而战，一向认为任何（对日）和谈活动都是对民族的背叛。然而他们并非仅有的进步势力，他们的军队也并非中国仅有的作战军队。以往，我都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我支持他们，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政策——使中国摆脱封建而实现一种初步的民主。（这种）观点激怒了美国共产党，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理论：一旦你拒绝追随他们的党的路线，你便立刻投入了放债人的行列。但是我一如既往——一个真正的美国民主主义者，信奉本来意义上的正宗民主主义，然而要求这种民主主义扩大或延伸到包括经济民主。我将观察和研究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并将同情任何一种自以为奉行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样线的进步政党，我的头脑也许不是正确的那一种，然而却完全是我拥有而必须借以思考和判断的头脑，而我迄今尚未能被任何人说服，可以把它交给哪个党去听凭他们随心所欲的摆布。 但是史沫特莱仍然发现，她在加利福尼亚未参加组织的左翼人士中是有朋友的。在圣迭戈地区，她虽是到丘拉维斯塔去探望妹妹和弟弟去的，却寄住在哈利·斯坦梅茨（HarrySteinmetz）家，此人是圣迭戈州立学院的社会活动家和教授，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已经保持了好几年。斯坦梅茨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是在1934年夏季，在劳工会堂听她就广州和上海局势发表演说的时候。事后他向史沫特莱自我介绍，并邀请她到家里去进一步交谈，她在那里见到了斯坦梅茨的父亲（哈里·H·斯坦梅茨），一位医师和业余收发报爱好者。史沫特莱很快就和他们俩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回到中国后，她便开始从上海经由一种曲折迂回的途径通过他们向美国发送一些新闻报道和其他电讯。她先把想要发的东西交给上海一位甲状腺专家，名叫米勒（Miller）的美国医师，再由他交给一个银行家朋友派信使或通过航空邮件寄送到马尼拉，再从那里通过一台业余电台发往圣迭圣。据哈利·斯坦梅茨1976年回忆，大部分的电讯都和上海的蓝衣社活动和警察镇压行动有关。1938年和1939年，史沫特莱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系统在圣迭戈地区为新四军募集医疗援助。 哈利·斯坦梅茨是一个独立的左派分子，他宁愿留在党外，有时也参加美国共产党所支持的运动和活动，有时又反对这个党的路线。他记得史沫特莱对于服从党纪这种观念的反感和她提到美共领导层时所使用的刻薄的词句。他还确信，史沫特莱是恋爱着埃文斯·卡尔逊，并曾希望有一天能和他结合。他记得有一次他们会见时他曾在场，并且知道，他们之间有频繁的书信往还。[2] 卡尔逊自1937年起，从他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持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信来到朱德的八路军总部以后，一直是史沫特莱的密友。卡尔逊是个虔诚的宗教学信徒，他的几份报告曾经使得他的上司大感震惊，因为他不仅声称共产党人在打着一场解放战争，而且认为，他们对待人民的行为是“真正符合基督教义的”。由于海军当局警告他，如果再用这种口吻多说一句。就要送他上军事法庭，卡尔逊便在1938年辞去了军职。他就他的经历和体验写了一部书，《中国的双星》（1939），并且和周以德等人到美国各地演讲，敦促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珍珠港事变前夕，非常可能是通过他和罗斯福的私人关系（他曾是这位总统的警卫），卡尔逊又重新加入海军陆战队，去建立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以中国北方朱德的游击队为模式，接受游击战术训练的实验性营队。罗斯福的儿子吉米（Jimmy）就是“卡尔逊突击队员”之一。军方并不情愿卡尔逊实行他那种利用民主理想的政治灌输作为军事战略关键性组成部分的非正统方法，但是在1941年，他的实验得到了总统政治上的支持。史沫特莱后来把卡尔逊的一些思想纳入了她为美国军事人员所作的讲话之中，由于他的许多批评性意见和她自己的极其相似。1943年他在给史沫特莱的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 现代军事领导人们似乎未能理解或是故意不想理解的。有两个因素。其一，生活舒适和令人方便与对付一种机警而顽强的敌人的陆海军作战行动是不协调的；其二，能够鼓舞士兵倾其全部内在力量去战斗的，是以良好素质为其依据的领导，这种素质是他们对于作战理由的深刻认识和对于为之而战的事物值得为之一战的坚定信念。我们将会战胜，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我们在人员和财力上作出的牺牲和我们的努力，不成比例而且是远远超过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懂得了不存在通往自由的平坦大道时会出现的情况。 8月14日，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两国有关战后目标规划原则的联合声明。其中第三点是支持各国人民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9月24日，据宣布，有15个反轴心国，包括苏联在内。已正式赞同《大西洋宪章》。 罗斯福当时似乎相信，这场战争势必导致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开拓殖民地的权利，当然，曾经是和日本人之间争吵的核心问题。日本人断言，他们是新兴的世界强国，却由于种族歧视而被剥夺了开拓殖民地的合法权利。日本声称有权接管法属印度支那，以便把那里的人民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世界上，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将取代殖民主义。他显然把《大西洋宪章》视为一举而可两得的工具，一方面从根本上使日本人的种族主义宣传难以立足。另一方面是鼓励民族主义力量起而制止日本扩张，然而后一种却不是邱吉尔的目的。史沫特莱深为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高调所感动，而且，早就被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寇尔这样一些英国显要人物所说服，他的许多同胞也都承认殖民主义的终止不可避免。 有鉴于她以往对大多数英国人都持敌对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史沫特莱在获得演讲聘约方面帮助最大的竟是香港英国国教（圣公会）神职人员写给洛杉矶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的介绍信。9月，罗纳德·霍尔（即何明华。译者）主教本人从香港来到美国，他和史沫特莱一道，象一对配合默契的一流演员，周游洛杉矶地区各地。 史沫特莱和霍尔成了由政界、教会、商业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组成的洛杉矶支援中国委员会这样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的一部分。在神职人员之外，这一集团还包括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参议员罗伯特·肯尼（RobertW.Kenny），编辑凯里·威廉斯（CareyWilliams），和锡德里克·哈德威克（CedricHardwick）爵士。通过宣称“中国为民主而战”的传单和广告，这个委员会预告霍尔主教和史沫特莱将于9月29日在爱乐礼堂演讲。广告许诺，听众将听到有关中国是怎样以“宁死不屈的斗争”抵抗“日本鬼子”的第一手报告。到9月，史沫特莱已经在竭力主张，美国应该向所有的轴心国，包括日本，宣战。1941年整个10月和11月，史沫特莱在这个委员会主持下继续不断演讲。与此同时，她还开始为她准备写的书整理笔记、拟订大纲。 已经为史沫特莱在好莱坞塞尔玛大街找到一处临时住所的斯坦梅茨现在又把她介绍给了一位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馆员格莱迪斯·考德威尔（GladysCldwell）。考德威尔有一处对于史沫特莱称得上是理想的地方：圣巴巴拉区东面山区加利福尼亚州奥贾伊的一所消夏别墅。由于了解到史沫特莱写书需要一个安静的远离尘嚣的环境，考德威尔表示愿意把这座别墅借给她用。到11月，史沫特莱就收到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预付给她的一小笔稿费。她想，这笔钱再加上冈帕兹的捐助，将可以使她不必再接受新的演讲聘约。她现在一心只想完成她的著作。 但是正在这一时刻，史沫特莱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遭遇到了太平洋上事态发展的突然震动。11月29日，日本首相声称，英国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必须排除。随后在12月7日，他们又以对珍珠港的袭击使美国全国上下目瞪口呆。史沫特莱当时正在圣迭戈发表演说。据她在潦草的日记记载，圣迭戈由于灯火管制而一片漆黑，她曾帮助在街道上巡逻；以及，有流言声称，曾有人看见15架日本飞机从旧金山上空飞过。11月8日，史沫特莱在洛杉矶市政厅的一次集会上讲话，对中国的局势作了概括的介绍。11月10日，她在当地的对外贸易协会上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说，斥责商人“武装和装备了”日本。她指出，日本人正在开始进攻香港和在菲律宾登陆。据她现存的最后一篇日记记载，12月16日，华纳兄弟公司曾就一部影片的拍摄问题找过她，并且提到，她将于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发表广播讲话， 史沫特莱在讲话中继续猛烈抨击。她指出，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东南亚节节胜利，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他们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我们文明核心的溃疡正在暴露出来。这种溃疡就是自以为白人优越而且注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在粉碎这种信念——把它淹没在我们的血泊之中，同时在号召被奴役的亚洲人民掌握当前历史时机把白人赶出去。” 她指出；例如缅甸人，正在积极帮助日本人，以便摆脱白人的统治。她还引述曾经深得民心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前市长加尔各答苏巴·钱德拉·鲍斯（SubasChandraBose）不名举的事例。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为一个自由印度而奔走呼号的鲍斯，曾经多次被英国人投入监狱。终于转而求助日本。史沫特莱认识鲍斯，她指出，他在邻接缅甸的孟加拉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因而使孟加拉陷入了一种不堪一击的地位，也许会成为日本人征服缅甸之后便接着倒下去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然而，史沫特莱又谨慎地说明，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甘地和尼赫鲁，并不认为能够从日本锁链取代英国锁链的变化中得到任何好处。 史沫特莱在结束她的大多数演讲时都断言，对于日本人煽动种族仇恨的宣传唯一有效的反应只能是以平等的态度给予中国全面的支持和援助。她声称，英国以它的种族主义态度导致了它自己在香港的失败。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她说；英国军官曾告诉她，英国曾由于两个理由而拒绝和中国人就香港的联合防御达成一项协议。第一，英国不想让中国有权要求在战后归还香港。第二，他们认为，迄至当时为止。以中国为对手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在和一个“三流国家”作战，而当他们面对一流强国英国时，“将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战斗。”英国人曾相信，他们能在香港固守二三个月，直到他们的海军舰队前来增援。事实是，香港在17天之后便陷落了。史沫特莱结论道，美国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以平等的盟国对待中国。她强烈暗示，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共产党人都不会接受充当美国傀儡的地位。 从情绪上看来，史沫特莱正是春风得意。太平洋战争已使她成为举世嘱目的人物，她自信可以写出一本重要的书来，一本能对美国政策产生真正影响的书。因此，她已无心听取来自密苏里悲惨童年的声音。 有关史沫特莱演讲的新闻报道传到了密苏里州的奥斯固德，引起了她最亲密的童年朋友玛米·韦斯顿（MamieWeston）的注意。一次来到加利福尼亚时，玛米通过电话找到了史沫特莱。但是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却是，不，她不记得任何一个玛米，也不记得1903年曾经有过交换表链的举动和保证友谊永久不变的誓言。玛米伤透了心。史沫特莱卷续说，她很抱歉，但是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从那个时候以来她已经有过太多的经历。以至简直想不起往事。而且她表示不想要见到玛米。史沫特莱仍然是一想到童年就非常难受。她认为写完《大地的女儿》也就把它永远埋葬掉了。现在充满了使命感和爱国热忱，她不想再让陈旧的往事来消耗她的心力。 1942年2月，史沫特莱兴高釆烈地搬到奥贾伊去继续写她的书。不久，她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支持系统。这回是约翰·泰勒（JohnTaylor）一家。据约翰的妻子艾诺·泰勒（AinoTaylor）在1975年接受采访时说。她和艾格尼丝之间的友谊是她一生以往以至终身最亲密深厚的情谊。史深特莱到奥贾伊之初。艾诺还是个29岁的家庭主妇，她丈夫约翰是个小学教员，年收入1750美元。同住在这一家的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英格丽和艾诺的母亲艾尔维拉。艾尔维拉是一个职业按摩女，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史沫特莱为求解除背疼而第一次登上她家的家门。在泰勒一家人心目中，史沫特莱对生活的爱，开怀大笑的笑声，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似乎弥漫着整条山谷。艾诺的生动记忆包括，喝着一杯又一杯咖啡，听着古典音乐，侃侃而谈的多次谈话，为艾格尼丝新写成的章节落下的眼泪，由史沫特莱百读不厌的《坎特伯雷故事》中一些粗俗段落引起的喧闹的大笑。艾诺和艾格尼丝常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远行到一家葡萄园去购买和品尝新鲜葡萄。1942年复活节清晨，她们围着一棵橡树脚下长在一条藤蔓上的一个橙形小甜瓜站住了脚。史沫特莱对这棵甜瓜能够从坚硬的酸性土壤破土而出长到成熟的生命力和勇气赞叹不已。她说，这是一个奇迹，“其神奇不亚于耶稣复活而且远为真实”。她依旧是个热心的园丁。 泰勒一家至今想起史沫特莱时还把她看成是个20世纪的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有预言能力而准确的预言不被人们相信的女预言家。译者），她曾公然宣称，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或是共产党人——掌握了全部真理。她所相信的是，教育，当然，还有政治参与。史沫特莱把艾诺·泰勒视为自己的保护对象，不断教导她，切不可让自己变成一个只知埋头洗尿布的傻头傻脑的家庭妇女。她所强调的家庭妇女是对于世界上发生些什么事情漠不关心的那种，她强调随时盯紧政府内部发生的一切，以便为保卫自身的权利而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经过史沫特莱执意坚持，艾诺也开始阅读史沫特莱每天必读而且读得非常认真的《国会会议记录》。一贯对男人和有钱人釆取讥消态度的史沫特莱坚持，只有压力才能为妇女和穷人争取到权利上的让步。 艾诺拒不接受艾格尼丝认为婚姻是“万恶之源”的观点，而史沫特莱则不相信艾诺居然并不感受到她丈夫的某种压迫。但是她们俩一致同意不妨存异。约翰·泰勒和史沫特莱也成了好朋友。约翰常为她砍劈取暖木柴，而且两人常就文学和政治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史沫特莱曾向泰勒夫妇明确表示，她不喜欢的并不是约翰，而只是婚姻这种制度。 史沫特莱在奥贾伊接待过几位有意思的来访者。一位是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译者），他即将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来看望史沫特莱是想请她写几封介绍信给几位印度要人。在泰勒夫妇看来更值得纪念的是她和索伯格、厄内斯特和艾莉诺这布伦丁姐弟三人的重逢，包括在附近桉树林内的野餐。史沫特莱最后一次见到索伯格是1934年在纽约。这时，索伯格已经和罗伯特·哈伯曼（RobertHaberman）离婚，又和一位东欧知识分子巴兹尔·埃利森（BasilEllison）结婚而搬到了纽约州的新帕尔兹。1942年夏，她乘火车到加利福尼亚来看她在洛杉矶的弟弟厄内斯特，并同他一道驱车到奥贾伊来看她先前的弟媳艾格尼丝。据1975年对索伯格、艾莉诺和泰勒夫妇的釆访看来，那次探望整个情况良好。[3]史沫特莱终于对索伯格有了一种无保留的好感。写了四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再加上她的自传小说，她已经证明她有能力比在纽约开办一家印度餐馆（象索伯格1924年向她建议的那样）做得更多更好。她甚至和三位布伦丁一起幻想着有一天建立一个合作农场而一同终老。 在奥贾伊友善的气氛中，《中国的战歌》的草稿源源不断地从史沫特莱的打字机上打印出来了。1942年10月初，她提上装着接近完成的那部手稿的箱子离开了奥贾伊，搬回到好莱坞去修改几处松散的结尾，然后前往纽约，准备到那里后在克诺夫的编辑帮助下再作最后的润色。她已经感觉到一种个人的满足，但是离开好莱坞之前，她为一起事件而大感兴奋，这起事件似乎意味着深刻的良好变化正在美国发生。 华纳兄弟公司一位对《中国的战歌》拍成电影的可能性感兴趣的导演，邀请史沫特莱出席一次由产联（产业工会联合会）资助，为一艘新造海军商船《布克·T·华盛顿》号命名而举行的宴会。船长是总工程师布莱克（Black）。船员是来自18个同盟国家的海员。宴会上，妇女服装工会的代表们向每一名船上人员赠送一件表皮衬里的外套，来自好莱坞的流行歌曲作家唱了几首幽默歌曲。史沫特莱尤其由于一首有关《大西洋宪章》的歌曲而感到高兴。她在10月初的一封信里吿诉艾诺·泰勒：“那首大西洋宪章歌引起的轰堂欢呼几乎淹没了歌词。致使他们不得不又重唱5遍，这首歌唱的是有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对邱吉尔说，把你的自来水笔递给我，然后并排坐在凳子上。拟订了那份。《大西洋宪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什么都没有遗漏，民歌味十足。只是少了点天才的光彩……整晚上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他们都是些同在一起工作的工人。”显然，史沫特莱对1934年以来工会所取得的进步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他们为了消除种族隔阂所作出的看上去是真诚的努力——这种努力似乎连好莱坞也在进行。 10月中旬，史涼特莱启程前往纽约，这时的她，满怀着乐观情绪，为美国的未来，也为她自己的前景——终于出现了财务上的稳定。也许还能拍一部由《中国的战歌》改编的电影。临行，她还匆匆写了一封告别短信给艾诺·泰勒（日期是“10月某日——星期一”）：“我的书昨日写完，今日寄出。我将于星期三晚动身，经盐湖城、奥马哈、芝加哥前往纽约，我打算在火车线沿途每一站会见我所有的旧日相好。我预期会见到一批又一批无组织的群众，我要对他们说，成立工会，参加产联。” [1]布伦丁的家庭医生曾为艾格尼丝的疲惫和背痛开了一针维生索，她本来是同意的，但是一见到针头就反悔了。这时她惶恐不知所措，先是怕得呻吟随即弯腰躬背，高声喊叫。艾莉诺见状目瞪口呆。难道这就是在从中国寄来的照片中看到的亲自护理伤兵的那同一个女人？为她而感到难堪和羞耻的艾莉诺这才充分理解30年前史沫特莱在电车上有类似表现时厄内斯特的反应。（艾莉诺·布伦丁访问记） [2]哈利·斯坦梅茨注意到她日益増强的自信和对于40年代的政治采取了一种说来比较放松而不是那么狂乱的态度。而在1934年，她曾经尖声喊叫着宣传她的信念：大萧条的条件已经使得参加美国共产党成了所有工人的当务之急。1941年，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她也很少谈到苏联。中心的话题是必须援助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她谨慎地把他们比作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战士。 [3]然而，据艾莉诺回忆，她觉得，似乎是两位女王在为占据舞台中心而彼此竞争。艾格尼丝是“实干家”，而索伯格是“知识分子”，据艾诺在采访时给后一称谓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大谈思想而毫不考虑实现这些想法显然需要做些什么的人。
第十四章前线，1939—194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四章前线，1939—1941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前不久的一天，史沫特莱乘上了一辆南行的医疗车。到长沙后，趁空袭的间隙，她与林博士商谈，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她似乎可以有三项选择：第一，随蒋介石政府和外国记者“汉口帮”中的大多数进一步撤向内地，到遥远的、山峦重叠的重庆避难所去——蒋介石希望由于撤退到重庆和放弃对日本的强有力的抵抗而得以在避免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被卷入这场战争；或者第二，经由香港返回美国；第三，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和医务工作者，到最危险的华中战区，参加那里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头两项选择不难舍弃。重庆远离战场，而且由于会有史沫特莱能够指望从蒋介石政权那里得到的新闻检査和警察骚扰，那里的政治气氛对她来说，就会象1936年的上海一样令人窒息。而美国，在职业机会方面，能给她提供的甚至更少。那里的民众依然怀有孤立主义情绪，对亚洲不感兴趣。美国的左翼正由于在斯大林清洗问题上的分歧而日益分裂。从个人来讲，她也感觉不到什么感情上的吸引力吸引她回去。她的父亲已经亡故。她与家庭中其他成员关系不好。多年来，她与弗洛伦斯·伦农和玛格丽特·山额这样一些女友的关系也疏远了，或者断绝了。不论好坏，中国已成为她个人的和职业上的家园。这样，她很自然地作出了第三种选择。1937年和八路军在一起的4个月，使她尝到战地报道的滋味，她喜爱这项工作。《中国在反击》（1938年）一书所得到的承认和来自《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们的鼓励都增强了她的自信。或许最最重要的是，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华中作战部队伤兵表达医疗急需的发言人。那些部队不久将由于她的朋友林博士及其同事们的服务而得到帮助。他们正为共产党领导的驻在长沙以东山区的新四军建立一个医药运送系统。 尽管吴光伟事件曾使她在延安的八路军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和朱德却仍然看重史沫特莱作为一个同情中国的外国作家以及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一个中间人的价值。在汉口，在各条战线上，已证实果然不负所望。周恩来对她产生了真正的个人尊敬。于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将史沫特莱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官叶挺和项英。他们则给了她可在战区随意旅行的方便。 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史沫特莱跋涉于从武汉向东流去的长江两岸广阔地区山陵之间，从南边的湖南和湖北，到北边的安徽和河南。她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共产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部队上。她成为外国记者——无论是男是女，包括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在内——在中国战区访问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那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也可能是她记者生涯的顶点。不过条件是艰苦而危险的，史沫特莱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健康状况的逐渐恶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战争报道著作之一——《中国的战歌》（1943年）中，史沫特莱极为详尽地记述了她18个月的经历。战争与革命是她的主题。她以壮阔的、激动人心的笔触，描绘了一系列关于战斗、日本人的残暴和中国军民英勇行为色彩纷呈的生动图景。由于决心唤起美国人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所有中国人的同情，她有意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团结一致。例如，她对国民党的抨击是低调的。她几乎象褒扬新四军一样，称赞李宗仁那样亲蒋介石的军阀及其桂系军队。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战歌》一书的巨大力量之一在于，描写了作为战争的后果，在中国农村中发生的社会转变。通过史沫特莱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农村妇女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何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使摆脱文盲状态的人数增多起来；民主实践如何被介绍到乡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变化，蒋介石才未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重新控制中国农村。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未曾透露的，是她在华中战区个人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复杂情况。这本书的主调是乐观和热情洋溢的，但从她1939年6月写给弗瑞达·厄特利的信中，我们得知，她在度过了汉口那种沉浸在伙伴情谊中的生活之后，常常感到孤立和孤独。尽管在《中国的战歌》中描绘了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她也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仍然是死对头；甚至新四军中的共产党领导层也陷于严重分裂。 新四军是1938年成立的，由活动在长江流域下游山区打游击的部队组成的，这一地区包括从安庆以东到上海长江的出口处。这支部队是由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老革命家招募和领导的。到1938年秋，已拥有12000多名穿制服的军人，分为四个支队，其主体活动在江南，只有一支约2000人的支队战斗在江北。司令部设在安徽省南部的云岭，位于芜湖港以南约50英里处。由于蒋介石坚持新四军的司令官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国共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由叶挺负责领导。他先前是共产党员，现在与蒋介石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是，由于叶挺不断地忙着往返于云岭、南昌和重庆之间，实权落到了喜欢自行其是的共产党员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手中。项英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以来，一直是红军和共产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从政治上来说，他和比较教条主义的、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布尔什维克”派一致。他们以僵硬的方式支持统一战线。由于他真心诚意地追求统一战线，项英与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官员的关系通常要比他的军长叶挺与他们的关系好些。 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新四军已经使自己变成搅扰得日本人寝食不安的一支力量而足以吸引日军的空袭和扫荡了——这也恰恰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新四军之得以兵强马壮，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有一支医疗队伍。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这支医疗队伍密切相关。她的作用对他们取得的成功现在已得到北京官方的承认。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从长沙来到新四军设在云岭的军部，表面上的理由是为林博士和红十字会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但在她看来，她的真正任务是在上海和香港为新四军的卫生部门作宣传。从1938年到1939年冬，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为《曼彻斯特卫报》所转载）充分地报道了新四军的条件及其医疗需要。私下里，她向朋友们呼吁，如英国朋友、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香港医务总监的妻子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Selwyn-Clarke）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春天，大量的援助就从英国及国际红十字会方面源源来到了。在史沫特莱中国同事的眼里，她成了英雄。 在云岭的新四军卫生处长——后来成了中国医学界领导人的是沈其震博士。他是湖南人，曾受德国人的训练，在林可胜博士亲自任命他为新四军卫生处处长之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名教师。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那个冬季，沈博士曾陪同史沫特莱作了一次遍访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20个医疗队的旅行。40年后，沈博士在北京接受一次釆访时回忆起，当时史沫特莱工作是何等努力，特别称赞她亲自护理伤员。沈博士手下大多数医生和护士是从上海和香港这样一些大城市来的。他们对乡下生活感到难以适应，对日本人的轰炸也怕得要命。史沫特莱似乎对这两方面都很少介意。她常常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 一位在当地游击队所办刊物工作的年轻作家写了一篇报道，记述了史沫特莱1938年11月抵达新四军总部时激动人心的场面。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位颇有抱负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名叫吴江。在史沫特莱到达之前，他就把她看作是一位著名人士。早在三周之前，在纪念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的一次集会上，他听说史沫特莱被称为这位伟大人物的亲密朋友和战友。现在，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本人随同一队游击队员和学生，乘筏子到云岭来了。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整个国际斗争一部分的全村军民集合在一座古老的祠堂里欢迎她。不仅卫生处沈处长，而且连思想僵硬的红军老战士、仪式主持人项英也在会上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史沫特莱的答辞被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年轻医生方练白很好的译成了中文。这是她一次标准的通俗剧式夸张而感人的表演：她描述了自己穷苦的农村出身，她在纽约度过的铁窗生涯，她与恰托的革命婚姻，最后以赞扬中国革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结尾。象往常一样，她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那天晚会结束时，她带领大家激动地用中文唱了《国际歌》。 在云岭的最初一些日子，史沫特莱检査了那里的医疗设施，并且写了一些报道；晚上，她在蜡烛光下会见学生，和他们讨论世界政治和文学问题。她似乎从不知疲倦。在1978年接受一次采访时，吴江回忆道，她还抽出时间来与他个别交谈，详细讨论了如何写剧本以及如何在战争中搜集材料。 在云岭过了几个星期，史沫特莱和沈博士开始到边远地区的医疗单位巡视。在离军部不远的一个谷地，她被允许参观了新四军的秘密军械厂和弹药中心——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信任表示。因为拥有这样一个军械厂，从技术上讲是违反与国民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定的。[1]由于来了一位外国参观者，军械厂的管理人曾大吃一惊，在很快明白了原委之以后，他就自豪地带领史沫特莱到工厂各处参观，并向她讲解工厂临时拼凑起来的设备。生性直率的史沫特莱要求试试产品。她接过一支手枪和几发子弹，被带到院子外边，靠树立着一个靶子的地方。象一个真正的美国西部荒野之女，她熟练地装上子弹，急速地朝目标连续射击，三枪全部中的。她把枪还回惊讶不已的主人。参观结束后，她对主人说：“我在美国和欧洲旅行，访问过许多国家和工厂。我得承认，我还没有见过象你们这样的军械厂。它是独一无二的。” 1939年春天，史沫特莱一次旅行回到云岭，她惊奇地发现汉斯·希伯（HansShippe）来到了新四军。希伯是位德国作家，也是个自行其是的共产党员。1935年史沫特莱在上海与他相识。他用亚细亚蒂克斯（Asiaticus）为笔名写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发表，他便对这本书横加批评。他断言，被他称之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斯诺从根本上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的独立性，不懂得共产党人将他们自己的个性服从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必要。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评论员们对《红星照耀中国》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例如，纽约的《工人日报》上就发表了这类评论文章。 希伯于1939年访问延安，经他安排，在他到达之前就散发了他批评斯诺那篇文章的中文译本。他第一次拜会毛泽东时，便反复攻击斯诺，对方的反应是沉默；其他高级人士则拒绝见他。几周之后，他要求再次会见毛主席。这次毛泽东不容对方有开口的机会，严词驳斥了希伯，并且告诉他，如果他对恢复德国共产党的党籍还抱任何一点希望的话，最好住口不再谈论斯诺。希伯后来告诉史沫特莱：“毛泽东对我太严厉了。他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1939年春，希伯对新四军军部进行了两周访问。他与史沫特莱每天见面，每天为了斯诺，还为了其他问题而争吵得面红耳赤。他们之间的立场对立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一般而言，它反映了新四军共产党领导层内的争论。史沫特莱站在叶挺与陈毅一边。他们的观点与在延安的毛泽东和朱德相似。她要求共产党在军事指挥上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因而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以防蒋介石又一次背叛。而希伯的观点则与新四军中的项英和在延安的王明、博古接近。他要求共产党人接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服从国民党的地位，并更加顺从莫斯科的指导。总之，他的论点是，斯大林向蒋介石提供主要援助，只要这种援助继续不断，蒋介石就不敢攻击共产党。史沫特莱和希伯之间每天争吵得如此喧闹和激烈，以致他们的中国主人不得不比原计划提前安排史沫特莱出发到战地去釆访；不久，希伯也离开云岭到上海去了。 史沫特莱在与希伯的争论中捍卫斯诺的同时，她在另一问题上所釆取的立场从表面上看却与他要求独立于国民党的立场相矛盾。在致斯诺的那些信件中，她曾要求斯诺在医疗援助问题上在她与孙逸仙夫人之间选择立场。这两位女性都在上海、香港和美国为中国的医药需要筹款，但他们觉得是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一个中心问题是林可胜博士的作用。孙夫人不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与她的妹妹，也是她的主要对手蒋夫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孙夫人看来，接受统一战线达到了医疗援助工作主要通过林博士的程度，就意味着把支援的物资和钱财交给蒋介石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国民党政府。她认为，要有什么医疗援助的话，能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手中的，也一定少得可怜。可是，史沫特莱对林博士忠心耿耿。象过去许多次一样，她信任一个人被证明了的品格和能力。林已经表明，他愿意向一切中国士兵提供医疗照顾，而并不仅限于能够通过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种意识形态检验的部队。史沫特莱坚信，他是能够递交所需医疗设备的最合适人选。不幸的是，由于史沫特莱过去与孙夫人的争吵，她的老朋友们并不总能把她的要求与他们所认为的这两位女士之间的个人恩怨区分开来。在这种背景下，史沫特莱现在要求她的朋友如斯诺、路易·艾黎和杰姆斯·贝特兰就他们站在哪一边作出选择。起初，斯诺夫妇仍然试图保持中立，但到了1939年年中，他们与史沫特莱的关系破裂了。而香港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却选择站在史沫特莱的一边。在史沫特莱筹募资金的活动中，希尔达成了她亲密的朋友与坚定的支持者。 由于这场争吵，史沫特莱发现她与英国在华的主要人物如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相处得比和斯诺夫妇这一类美国朋友更好。考虑到她长期来对英国殖民政策所持的敌对态度，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变。由于与几位老朋友、老同事的关系疏远了，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愈益感到孤独。但这也更加强了她对中国红十字会，对林博士和对新四军医务人员在感情上所承担的义务。 到1939年秋天，在陈毅的率领下，新四军主力部队开始北渡长江，进入皖北。史沫特莱随同一支部队北上。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这次渡江的情景时写道： 9月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10英里外闪闪发光的大江。我们看见仿佛是一艘巡洋舰的黑色笨重船体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荻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冯达飞指着我们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5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扬子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为了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坝顶。两边都是黑沉沉的泻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奸贼出现了：发红的半月象气球一样从我们背后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泻湖。我可以看见我前面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伕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我们登上江边的帆船时，）我们许多人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象死了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伊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象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5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70华里（约合23英里）。 我们急切地凝视着黑糊糊的对岸和我们后面逐渐失去形影的房舍。那半个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在水面上投下一条银色的长练。一片片浮云从月亮底下飘过；风，强劲而清爽，把我们船上用破布连缀成的大帆鼓得十分饱满，我们不禁欢呼出声来。我们的眼睛向迷雾中深测，提防着敌人的兵舰；我们的耳朵也紧张地搜寻着是否有射击的音响…… 北岸上的树林看得越来越清楚，树林那边是房屋。我们隐约看见那江边岸上有背着步枪的哨兵模糊的身影。船一靠岸，我们就越过船舷跳了下去，兴奋地奔向人群。全村人都起来了，在等我们。一个身穿白色短褂长裤的男人走过来作自我介绍，说是区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一块被朦胧的月光照得发白的宽阔平坦的打谷场上坐下来休息。十分钟后，第二艘船靠岸了。我们的队长冯迖飞夸奖我们遵守纪律，说我们表现比他预期的要好。 史沫特莱在靠近湖北边界的立煌县度过了1939年10月。[2]在她来此访问的时候，立煌这个小城掌握在由一批桂系军阀将领率领的比较进步的部队手中。立煌在次年2月沦陷前的一个短时期内，曾是华中统一战线抵抗力量的中心，史沫特莱在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谈到了那里的状况，她说，统一战线看来工作得很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特别注意到，建立一个新的学校体系的共同努力正在进行中。她从当地报纸的立场看到了希望。这张报纸的主编张勃川思想开明，鼓吹在地方政府中实行民主。关于立煌的医院，她给林博士和中国红十字会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说这是她迄今看到的战时中国最好的医院。在《中国的战歌》中，她以这样的心绪一连写了好几章，向美国读者解释，立煌的情况怎样为未来抗日战争开创了一个有希望的先例。 因为史沫特莱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在战时访问立煌的外国记者，她的到来曾被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她应邀到几个大的群众集会上作演讲。在这些场合，她常常列举印度国大党人——特别是当时已在西北地区全面开展工作的印度医疗队——所作的贡献，来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援（史沫特莱与当时抵达重庆不久，来作友好访问的尼赫鲁保持着联系，她正试图促使他前往北方其他几个游击根据地时，中途顺访立煌）。 从中国人的报道看来，史沫特莱在立煌期间，就好象是某种“彩衣吹笛人"（PiedPiper）式的人物[3]，她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年轻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从上海或其他一些地方流亡来的难民。通过她那位精力旺盛、受过美国教育的翻译方练白医生，史沫特莱同这些年轻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某些场合，这种谈话变成了她在立煌逗留期间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对话。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名叫孟波，那时才24岁，是个合唱团的指挥和作曲家。他与史沫特莱谈论过音乐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结果非常有趣。[4] 史沫特莱对当地文化的兴趣称得上真诚，她在感情上非常强烈地与中国人认同。可是她不能把这种兴趣与当前的政治情况分离开来。例如，在《中国的战歌》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一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当地一个国民党剧团演出的几出短剧，其中一出短剧涉及到6个月前在安庆的一场战斗。当地的桂系军队突袭并歼灭了一支日本驻军。剧本对一个在中国出生并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日本军官给予了同情的描写，这在许多观众中引起了混乱。史沫特莱写道： 演出结束时，他们要求我说几句。而我却站起来建议，让观众讨论一下这两出戏。我的建议遭到一位官员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观众的思想太幼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讨论演出。演员们还没有卸装，他们支持我的主张，并要我带头发言。剧本的两位作者也愿意答复批评和问题。 我说表演无可挑剔，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军官表演成中国的朋友。如果他是，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剧本的作者回答道，这个日本角色取材于真人真事；在5月4日那次战斗中，安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 闸门打开了。有十几个人，有些是军人，有些是各种训练班的学员，都争着要求发言。他们大步走过甬道，跳上舞台，发表他们的观感。他们谈得很有水平。一个军人说，一出戏里充满了普通老百姓不懂的高谈阔论。另一个指出，一出戏表演了日本人和傀儡们在一起饮酒作乐，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游击队的威胁，而游击队却不发动攻击，只有一个傀儡头目的妻子出于恐惧而自杀。他大声疾呼，任何一出戏也不应该让人们觉得，叛国会有任何好处。游击队应该把那些卑鄙的狗东西一个个杀死在筵席上。 剧作者回答道，啊，那是否真实呢？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唤起民众！ 1939年11月，史沫特莱再次来到前方游击部队中间。起初，她北上进入河南省南部，她在那里遇上了有着“红枪会”之类秘密会社名称的旧式农民互助保安团队。这些组织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合作，在后方对日军进行骚扰袭击。将近12月底，那里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了。史沫特莱向西南行进，来到了绵亘于安徽、湖北边界的大洪山区，那个地方土地贫瘠，又在风口上。在那里，她与一支附属于新四军的特种别动队[5]，一起呆了三个月。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李先念是一位木匠出身的罗宾汉式人物，共产党游击队领袖，魅力超凡的民间英雄。（1949年，他成为安徽省第一任共产党的省长。1984年，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有三章写她在李先念部队时的那段经历。她对新四军所在地区把妇女组织起来的做法给予特别的注意。她用那架老式的布朗尼照相机，照了一系列相当出色的记录妇女集会、扫盲班和女战士的照片。 史沫特莱对陈少敏特别感兴趣。她是那个地区唯一的女指挥员。那时，人们管她叫“陈大脚”或“陈大姐”。20年代后期，她才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到1939年，她在华北已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史沫特莱会见她时，似乎感到她们俩气质相似，都象皮革般坚韧、办事都非常认真，并且都还是单身。陈大姐博得了男性部队的尊敬这一点，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它看成是中国男性农民方面的解放日见成熟的一种征象。在史沫特莱看来，陈大姐超过了传说中的中国女英雄——那位乔装男性后来成为战场统帅的女勇士，一个东方圣女贞德——因为陈并没有乔装。 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已经恶化，而且由于日军对游击队的钳形攻势加紧收缩，李先念劝史沫特莱离开战区到重庆去。他说，在那里，她能恢复健康，去实现她那最重要的使命——把华中的斗争告诉全世界。对于这种论点，史沫特莱已经熟悉。她知道，她不得不离开了。但是离去的前景却在个人感情上，甚至在母性感情上，伤害了她。她对侍候她的“小鬼”，一个叫盛国华的男孩产生了深情。她想把他从前线带走，送他去上学。离别的时候临近了，她请求允许领养他。关于这件事，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 他（李先念）问我为什么要领养国华时，我竭力为我的理由找一个科学根据。我说这孩子有一种科学秉赋，我提到他对虱子、对风和雪的观察，他学习读书写字非常之快，他能在夜里凭星斗辨认方向。好吧，李先念说，你可以领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而他本人也同意。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倚着门框说，我说的国华能做的那些他们都能做。他自信关于虱子的学问还要渊博得多。我是否愿意把他也收养下来……我们的谈话变得带点斗气的味道。 最后，那个男孩拒绝跟史沫特莱走，说她可以在“最后胜利以后”再来领养他。史沫特莱悲伤地走了。她徒步向西南经过长距离跋涉，来到了长江边上的宜昌，她在那里赶上了一条船，便溯流而上，向重庆前进。 重庆高踞在俯视着长江与嘉陵江汇流处的一座多石的山头上。在1938年12月蒋介石政府迁到这里之前，是一个偏远的中世纪式城市，深藏于四川省西南嵩山峻岭之中，其自然景色之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城市大部分的竹泥结构建筑，似乎象是河岸上堆积起来的沙堡。从经济上讲，它曾是这个地区繁华的商业中心，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在当地素以老鼠多、清水少而闻名。在1938年到1940年间，它的人口翻了一番，充斥着大城市逃来的难民。城南的山脚下，到处是简陋的、临时搭起来的房子。虽然是个山城，所处的纬度却几乎与埃及相同，因此，冬天的寒冷产生了浓雾，能连续几天遮天蔽日，为躲避日军空袭提供了理想的保护。可是当气候暖和时，浓雾消散，城市的面貌便清晰可见了。于是，开凿在附近山上的洞穴便成了住在城里的中国居民和外国人的第二个家。1939年和1940年的夏季，能见度都很好，曾经是日军轰炸最猛烈的时候。重庆变成了冒烟的废墟，每天都可以看到长江水面漂浮的尸体顺流而下。 就政治和社会情况而论，自20年代以来，重庆一直被一批与蒋介石只保持着松散联盟关系、由于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军阀统治着。而现在则还有蒋介石的公安部长（原文如此——校者）戴笠将军在对那里的中国人敲榨勒索、行凶作恶。他的部下把史沫特莱来自上海的一些朋友当作特殊的打击目标，例如，思想开明的非共产党报纸主编邹韬奋。史沫特莱在重庆期间，邹为了保全性命而逃到了香港。 尽管存在着这些令人沮丧的情况，重庆象汉口一样，对史沫特莱来说也有一个可取之处：重庆使史沫特莱与国际新闻界及外交使团又恢复了接触。她与美国大使馆的资深武官、会说中文的包瑞德（DavidBarrett）相处得很好。她和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又得以再续友谊——他为医疗救护又捐了一笔钱，并为史沫特莱在怡和洋行建造在俯视江流和城市的悬崖峭壁之上的总部内找了一个栖身之所。在外国人的社会活动圈内，一般来说，史沫特莱是有点坏名声的神秘人物，因而常被邀请去发表演说。她第一次演说是在重庆国际妇女俱乐部，她“身穿蓝色工装，留着近乎男式的短发”出现在讲台上，用严肃、冷静的言词谈论华中战区的状况。在发表演说和因剧烈的胸痛而住院之间的空隙，史沫特莱在国际记者招待所里会见朋友，那是建在城市边缘蕉林里的一所东倒西歪的竹结构的房子。她回避隔壁的中国宣传部，该部主任董显光好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对史沫特莱的报道实行检查和删改，或者干脆把她驱逐出中国。在新闻记者招待所里，史沫特莱与报道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交上了朋友，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休·迪恩（HughDeane）和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研究，新近刚到的白修德（T.H.White）。特别是迪恩，据他回忆，史沫特莱就中国局势与他所进行的长时间讨论，使他获益匪浅。 虽然总的来说，重庆的状况使史沫特莱感到沮丧，可是她发现那里有两件新事物使她感到鼓舞。一件是：在她的朋友林博士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新的卫生部在整个中国非沦陷区建立了医院网和医务学校。她把这视为社会化医疗的基础——这一看法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至少是国家医疗系统的基础。她也为路易·艾黎、孙逸仙夫人和陈翰笙等人所领导，由私人集资兴办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感到兴奋。以数百名海外投资者提供的钱财作为资金，一批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在内地建立起来了。这似乎也为战后经济预示了某种社会主义形式。 1940年6月中旬，林博士从设在相邻的贵州省贵阳山区的一个医疗训练中心来重庆进行定期访问。[6]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使他感到吃惊，他一定要史沫特莱跟他一起回贵阳，以便在那里休息并为一次可能要做的胆囊手术作检査。或许到这时史沫特莱对重庆已感到厌倦，她终于同意。到这月底，他们两人就已经乘上一辆很旧的红十字会卡车（由印度尼西亚华侨捐献的），朝南向贵阳前进了。卡车轧轧作响地行驶在那条沿途抛着各种废弃车辆、坑洼不平、蜿蜒曲折的路上。到达贵阳时，史沫特莱已是浑身泥污，可是精神倒挺好。她搬进了林博士所住院子隔壁的招待所。她在那里休息，欣赏林博士的藏书，同时继续工作，撰写她在新四军中的那段经历。这一段小憩的宁静只有两次被日军轰炸所打破。正如她在《中国的战歌》中所写的，第一次炸了贵阳市，第二次炸了有明显标志的都云观医疗大院。[7] 7月28日，敌人的海军飞机专程绕道来炸红十字会总部和医疗中心。那次空袭使得这里的医生不得不为第二次受伤的伤兵作第二次手术，而由正在康复的士兵构筑过夜的临时住所。林博士开始考虑疏散的计划——那将是一种会使医疗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的局面。那天夜晚，林博士带回一块炸弹片，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它，对我说：“我真想用它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军用物资给日军的美国厂商。” 史沫特莱体力恢复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过演讲，也作过几次广播讲话。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在为欢迎刚从缅甸抗日前线撤下来的一批英军伤员而举行的晚会上，她曾纵情跳舞通宵达旦。可是胆囊病仍给她带来了麻烦。到了8月。她与林博士一致认为，她应当乘卡车作一次200多英里崎岖不平的旅行，到桂林去，然后，再由桂林飞往香港，以便在那里接受她所必需的高级手术。她那时的计划是，在香港恢复健康，然后返回都云观，继续写作并与林博士一起工作。 史沫特莱乘夜航机飞越日军阵地。于8月26日凌晨抵达香港。她是那架没有标志的邮机上的唯一乘客。她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在那里的英国移民官员有礼貌地拘捕了。他们告诉她，第二天她必须出庭接受询问。在这个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的香港，她有生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管辖的土地，而且是未经签证。英国的情报人员从1918年以来一直在跟踪她，在她于纽约被捕时，曾掲露她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30年代，殖民部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就积累了有关于她的大量档案。由于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印度人社会，他们关心的是要了解她是否仍然致力于鼓吹反英甚或在那里煽动暴乱。在第二天上午开庭询问时，一位身穿法衣，头戴假发的英国法官历数史沫特莱过去危害大英帝国的种种罪过，特别是她对印度独立的支持，并且指控她是个道德品质可疑的妇女。史沫特莱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她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罪行，同时为她有关于性的自由权利辩护。[8]最后，达成了一项约定：只要史沫特莱不发表演讲或从事政治活动，她就可以继续留在香港就医。非常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她与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之间的关系，使她免于被港英当局勒令限期离境。 1940年秋，香港的人口大约100万，相当于1980年的五分之一。香港本岛的相当一部分以及新界（在连接大陆的半岛上）的大部分还都是农村地区。战争难民的突然涌入，使这块殖民地不胜负荷。住房极其短缺，象样的医疗服务也严重不足。疟疾和霍乱的发病率已达到近乎流行的程度。使得所有的人，无论贫富，也无论外国人或中国人，对局势感到绝望的是，尽人皆知日本人进攻香港已经不可避免。自从1938年广州陷落以来，这块殖民地已经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日本人只是在等待发动攻击的合适时机。那里的气氛和两年前的汉口相似：紧张，大难临头之感，再加上某种轻飘的同舟共济的伙伴情谊。 中国战争难民的流入，把香港变成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例如，孙逸仙夫人正住在那里，为反对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非共产党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凝聚点。由路易·艾黎、陈翰笙、孙夫人等领导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总部也设在香港。此外，由于滇缅公路关闭和日本人对上海加紧控制，使得大多数对中国的国际医药援助都要通过香港中转。最后，香港还是一个国际阴谋和谍报中心。在1940年到1941年的那个冬季，有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日本的代理人和蒋介石的代表正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人们担心蒋介石就要做成一笔交易而接受一项媾和方案——由于1941年初蒋夫人抵达香港而一度加剧了的一种恐惧。 从文化的角度看，香港成为中国许多重要作家和艺术家的避难所。例如，茅盾、萧红和夏衍，这些人和史沫特莱在上海时都认识。支持着这些作家的是史沫特莱的朋友邹韬奋创办的那些报纸和出版机构。邹韬奋新近从重庆政治流亡到这里，他可能是他那一代最著名的中国新闻记者了。 由于有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担保，史沫特莱于1940年9月初被移民官员从旅馆的软禁中释放。希尔达在香港是个有实力的人物，她丈夫是香港医务总监，而她本人可能是香港最引人瞩目的社会活动家。自从1938年以来就热心致力于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希尔达，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医疗援助的组织工作。她属于史沫特莱喜欢的那种类型——一位漂亮、豪饮、独立的女性，在为社会事业而斗争的同时，也懂得享受生活。 史沫特莱一被释放，希尔达便把她带到了玛丽皇后医院，让她作胆囊检査。没过几天，史沫特莱就动了手术。给她做手术的医师是保罗·威尔金森。他长着红色的络腮胡子，为人热情，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学教授。史沫特莱和威尔金森很快成了朋友，并且堕入了爱河。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两人并不匹配。威尔金森是个喜怒无常的遁世者。他对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和背诵拉丁和希腊散文的能力极为自豪。虽然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可是他对英国、香港或中国的政治都不感兴趣。然而，他在大学里的许多英国朋友——例如历史学教授诺曼·弗朗斯——却都是共产党人。在社会情况方面，史沫特莱以揶揄他们的僵硬立场为乐。她尤其不同意他们中当时出现的一种倾向，即把中日之战以及欧洲的冲突轻率地归结为只不过是资本家之间的战争。 史沫特莱卧病玛丽皇后医院时期，对英国在香港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写了一篇措词尖刻的抨击性文章。她这份研究报告使用了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分两期发表于《南华早报》署名仅仅是“美国观察家”。不出几天，就招致一系列愤怒的反应，而史沫特莱泰然处之。虽然她就是那位“美国观察家”的身份从未公开泄露过，史沫特莱却是在用间接的方式宣布她的到来，同时显然是对英国当局有关政治活动禁令进行一次实力试探。 史沫特莱出院不久，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就把她介绍给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RonaldO.Hall）牧师。象希尔达一样（或者象汉口的鲁茨主教那样），何明华是个思想开明的社会活动家。他邀请史沫特莱到他在沙田的乡间住宅去住几个月，以恢复健康（那时的沙田还是个铁路线旁的农村集镇，如今已被香港市区不规则的扩张及香港中文大学所吞没了）。史沫特莱接受了邀请，在沙田度过了1940年余下的大部分时光，一边休息一边写作。她有时也偶然进城去看威尔金森、希尔达以及象陈翰笙那样的一些中国老朋友。她也为学生团体作过几次公开演讲。她试图通过谈论战地状况，新四军的英勇业绩和抗日战士对于医药的迫切急需把战争带到生活中来。不过总的讲，她似乎注意到英国官方的责难而保持着一种低姿态。 史沫特莱感到压抑和孤寂的其他原因是，她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高级代表廖承志的争论以及她与孙逸仙夫人之间的困难继续存在。由于史沫特莱1941年7月24日写信给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使她遭到廖承志本人的反击。史沫特莱在那封信中写道："这位共产党代表从战争一开始就坐在香港……他的屁股在后方坐的时间越长，就长得越胖。”使她反感的是，廖承志当时正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共产党关于华盛顿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路线方面，而不是同周恩来核实重庆的现实状况。至于孙夫人，虽然希尔达作了使这两位女性和解的尝试，可是她们之间的决裂仍然是既深，又烈。她们对在国外筹募医疗援款的策略意见不一，而孙夫人对于史沫特莱支持林博士和蒋介石的重庆医务机构，始终不满。而且，孙夫人还对朋友们说，史沫特莱太感情用事，和她共事不可靠。她们之间的夙怨，继续使双方的朋友——其中包括路易·艾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尔西·邱茉莉、陈翰笙和杰姆斯·贝特兰——处于困难境地。这必然又导致史沫特莱进一步的孤立。据那时为史沫特莱所信任的艾黎和陈翰笙回忆，她那时给他们的印象就仿佛是个忧郁症患者。同孙夫人的决裂使她感到精神上的折磨，而她认为被她从30年代初起就投入很多精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排斥的想法又使她感情上深受伤害。 1941年1月初，中国发生的事件使史沫特莱改变了重返内地的计划。在皖南，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爆发了战斗。新四军守卫江南云岭总部的部队被歼，军长叶挺被捕，项英被杀。这是1937年宣布实行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与国民党部队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战斗。由于这场被叫作“新四军事件”（应称“皖南事变”，——校者）的战斗的发生，国共双方关系破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再也没有进行军事合作。[9] 新四军事件的噩耗使史沫特莱感到震惊和无能为力。在那里的外国记者中，数她最了解新四军，可是当这支军队遇到大难之际，她却滞留在香港。由于国民党强行封锁消息，对新四军事件只发表他们自己的报道，在重庆的周恩来极想让外部世界了解他对这一事件的观点，他设法通过那时恰巧正在重庆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把信息送了出去。经历了一些意外周折之后，她终于设法把它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前往纽约时，斯特朗途经香港显然没有会见史沫特莱——这使艾格尼丝再次痛苦地想起，她已被中国共产党抛弃。 新四军事件的累积性影响，伴随着林博士因与她的关系被迫离开贵阳而在重庆发生政治麻烦的消息使史沫特莱确信，眼下在中国她不可能再有多大用处了。她断定，也许最好是回美国去，恢复健康，写一本书，做一些事情影响公众舆论以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埃文斯·卡尔逊路过香港。史沫特莱曾和他谈起关于她的打算。当她说到问题是缺钱时，卡尔逊答应，一旦她准备好启程便会给她电汇一笔回国的路费。 到1941年春，史沫特莱的大部分时间是回香港市区度过的。例如，4月份，她曾在那里为一本她为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在贵阳的矫形中心筹募资金而写的关于中国伤兵的小册子进行宣传和推销活动。在这本书的发行工作上，她得到一位名叫戴维·麦克杜格尔的年轻的苏格兰人的大力帮助。他那时是香港新闻处主任，同时也是她的一位好酒友。她在喝茶的时间在格洛斯特饭店的前厅里会见她的中国女朋友罗茜·谭和伊娃·何东博士（出身于香港有名的英籍华人家庭）。当地报刊有时报道史沫特莱在威尔金森博士的陪伴下，出席艺术展览或其他文化活动。到月底，厄内斯特·海明威从重庆抵达香港，史沫特莱在一次招待会上和他见过面。她形容海明威“谈笑风生、充满自信，而且英武雄壮”。海明威则为他即将编成出版的一本书《战争中的人》向她征稿。 暮春时节，史沫特莱与艾米莉·哈恩（EmilyHahn，项美丽）同在一起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前不久才由于为《纽约客》杂志撰写有关自然科学的稿件而闻名的“米吉”·哈恩，在30年代中期为了到备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一个作家的奇遇，舍弃了在温尼特卡那芝加哥郊区的舒适生活。她是个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头发乌黑的漂亮女子。她常身穿貂皮大衣，咬着一根雪茄，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她的标记是：肩上骑着一只宠物——长臂猿，据她说，意在挡开不招人喜欢的男人。史沫特莱和她同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哈恩正在了结她和中国诗人辛梅（音）之间一段长时间的私情，而已经由于一位英国情报官员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Boxer）而怀上了婚外孕。她正在写一部后来颇为畅销的有关蒋夫人、孙夫人和孔夫人这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对于哈恩来说，中国就意味着重庆、汉口、上海和香港。她的政治同情是属于国民党的，但她对政治并没有很深的兴趣，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史沫特莱很欣赏她，一则她们都是作家同行，二则，哈恩喜欢在恰当的地方使用粗俗不雅的语言，活泼而健谈。因为她总是满不在乎地摒弃传统的社会准则，史沫特莱同情她，并乐于充当她的心腹和支持者，而哈恩则对史沫特莱与保罗·威尔金森之间的亲密关系回报以同情的关心。 35年后，在接受一次访问时，哈恩回忆起史沫特莱的情况时说她：懒洋洋地穿着丝绸睡衣，那颗不加修饰、饱经风霜的罗马式头颅和她柔软的、似乎仍然年轻的身躯形成强烈的对照。她坚持说，史沫特莱极其耽于肉欲，仍然喜欢饮酒作乐。如果她想要，她能够和最出色的男人调情。同样强烈迷人的是她那充沛的精力，高昂的情绪，以及她那智慧和情感的力量： 世界对史沫特莱来说充满着龙，她永远在和龙作斗争。在她关于事物的概念中，逍遥自在的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虽然她并不为此感到忧虑。那时，她知道我需要一个人做伴，她就来了。伴随着艾格尼丝的总是一种紧张气氛。户外的气候可能平静、温和得不得了，然而当她从外边进屋时，你会想到外边刮着大风，雨雪交加，乌云滚滚飘过山头。一天晚上，我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旁，我发誓，那是个可爱的春夜，在太平洋沿岸的任何地方，谁都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突然，门撞开了，艾格尼丝皱着眉头闯了进来，从她那健壮的肩膀上抖掉雪片。我几乎能听到外边的马蹄落地声，能闻到马鞍皮革的汗臭味，和她骑马飞奔时擦着的冰冻的松针……“我给你带来了一只鸡”，艾格尼斯吼道。 在1941年把史沫特莱介绍给蒋介石夫人的多半是艾米莉·哈恩。从1940年10月以来，史沫特莱一直与蒋夫人保持通信，正在为以蒋夫人的名义编的《中国必定复兴》一书撰写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章。史沫特莱是根据早先统一战线的精神接近蒋夫人的，明知这次会见是会激怒蒋夫人的姐姐和对头孙夫人的。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蒋夫人）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象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尽管她结识了蒋夫人，史沫特莱的同情仍然未变。她充分注意到1940年至1941年间，中国非沦陷地区国民党的镇压加紧了。她关心为逃脱戴笠将军在重庆实行的白色恐怖而逃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她尤其担心年轻的女作家萧红，她在上海时认识的鲁迅的女弟子。萧红30年代初期从家乡满洲逃亡出来。已经写出了三本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清楚地证明，她是同代人中一位难得的人才。 史沫特莱关心萧红不止出于政治考虑。她知道萧红对于自私而不懂得体贴的男人有着受虐狂式的弱点。1940年以前，她已遭受第一位丈夫、小说家萧军的遗弃而流亡香港。史沫特莱在上海就是通过萧军认识了萧红的。1941年初，她和两个地道的无赖（措辞不妥。校者）住在九龙的一间棚户里。那年3月，史沫特莱找到她时，她正患着严重的肺病。起初，史沫特莱带她到何明华主教在沙田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可是到了4月，经与包括茅盾夫妇在内的其他作家商议，她把萧红送进了玛丽皇后医院，并吁请朋友们资助医疗费用，以便她经过一个夏天的治疗而得到康复。可是萧红沉痢不起。她于1941年12月去世，年仅28岁。没过几天，香港便陷入日军手中。她那两个情人（原文如此，但其中一位是与她举行过婚礼的丈夫——校者）把萧红草草地埋葬在浅水湾近旁之后，便立刻开始了谁最有权获得她的作品版税的争吵。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将萧红和蒋夫人加以对比。蒋夫人代表着旧式精英；萧红则代表了中国的新式女性，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而改变了的中国女性。她过着贫困的生活，而把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为争取妇女的社会正义和穷人的权利而写作的事业。 1941年5月初，史沫特莱断定，她再也不能耽下去了。收到了埃文斯·卡尔逊汇来的一笔钱之后，她便搭乘一艘开往加利福尼亚的挪威货轮回国了。在《中国的战歌》中，她对这次航程是这样描写的： 船上的12名乘客中，有3名圣灵降临会女传教士，其中一名与我同舱。她们甚至不知道希特勒是谁。这几位女士原本来自美国南方，她们在那里有黑人仆役，到了中国又有中国仆役。所以当她们谈到天堂时，她们就把天堂说成是这样一个地方：真正的虔诚基督徒将永远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而虔诚程度较差的将成为他们的仆役。 另一名乘客是个年轻的比利时牧师，他已经归化为中国公民。他和我对中国的多数事情都有一致的看法，于是我们在太平洋上就宗教和社会的未来前途争论了四个星期。 1941回来的那个女人已不是1934年秋横渡太平洋时的那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了。两件事情改变了她的形象：与孙夫人的争吵和被中国共产党所抛弃。这两件事使她感到空前的忧郁和孤独。在美国，她不得不寻找新朋友或恢复与老相识的交往，她知道，在有组织的左派中是找不到他们的。就政治而论，史沫特莱确信，此刻，1941等，远东的前途取决于华盛顿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她正回到中心舞台，而且有条件为这场辩论作出贡献。 [1]根据延安与重庆签订的有关条款规定，新四军只能从重庆获得军火而不得自行制造。蒋介石总是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壮大。1938年年中，只给新四军供应了刚够装备这个军的武器，此后，几乎再没有补充。为了适应该军游击部队的不断扩大，领导决定必须发展自己的临时军械厂。 [2]这个地区长时期以来，一向以盗匪为患闻名，曾是明代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公元3世纪一个反面角色曹操的基地。在古代和现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叫金家寨，当时刚被以一位已经阵亡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注释有误，当时卫立煌仍然健在。国民党政府以立煌为金家寨重新命名，是在他攻下了久攻不下的这个鄂豫皖苏区重镇之后。——校者），作为安徽省非沦陷地区的首府。关于这个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见伊丽沙白·佩里（ElizabethPerry），《华北的起义与革命，1845—1945》（斯坦福，1981） [3]PiedPiper，勃朗宁一首童话诗中的人物，他的笛声有神奇的魔力，一次，引出全城的老鼠并使之淹死在河里，另一次引来了全城的儿童，跟随他走进了一座神奇的大门洞。——校者。 [4]“有一天，史沫特莱一边喝茶一边向孟波：“你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合唱曲吗？”孟波感到意外，他辩解说，他的合唱团曾以乐队伴奏，演出过巴哈的某些清唱剧。她建议道：“你们为什么不试试贝多芬？”她为孟波唱了几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合唱曲调，然后又唱了歌词，最后由孟波回唱。他们再试着一起唱。当他终于学会了时，史沫特莱发出大声的喝采，冲过去拥抱他。结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合唱曲被译成了中文，并发表在当地一份音乐杂志上《孟波访谈录》。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孟波由于推崇贝多芬而在上海音乐学院受到严厉批判。 [5]即豫鄂挺进纵队——校者。 [6]当代中国卫生制度的根基，就是由林博士及其同事所莫定的基础和在延安发展起来的那种游击队医务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 [7]林博士1938年从长沙来到贵阳，并在两年之内，将都云观近郊山区建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新的总部，他以陆军中将衔，兼管两处。他手下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工作班子：来自中国最高医学学府、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再加上从西班牙的法国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15名医师和技术人员（他们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俘而关进集中营的）——林博士争取释放他们的条件就是在中国工作。林博士这次在贵阳招募这批人员曾得到南斯拉夫医生贝利斯拉夫·鲍谦熙（BcrislavBorcic）的帮助。鲍谦熙与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就相识了。到1940年，用英国和印度尼西亚华人捐献的钱建造的物质设备已颇为可观：有教室、宿舍和实验室，一所收治重伤员的大医院，一个能停放300至400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急救车的停车场，有5个存放医疗供应和设备的大仓库，还有3个由门诊病人当工人的制药合作工厂。 [8]关于史沫特莱当时如何对付港英当局，有多种传说。40年代后期，维伦德拉纳什的侄子拉姆·恰托帕德雅亚曾在波士顿见过史沫特莱。据他说，她是这样回答法官的，她说，是的，她是和很多男人睡过觉，要说他们中有一个英国人的话，她也简直记不起来了，因为“他在我身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经过一阵尴尬的沉默，法官摇铃宣布“休庭”。（访谈录），也可参看项美丽（EmilyHahn），《我看中国》（1944年，纽约）。 [9]对史沫特莱来说，新四军事件有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续篇。她于几个月后获悉，她喜欢的1939年在云岭和立煌给她当过翻译的方练白医生和汉斯·希伯在一次日军伏击战中牺牲。希伯与他的妻子罗秋迪于1939年回到上海后，在向新四军部队偷运医疗供应方面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初，正好在事变之后，希伯决定去皖北访问残存的新四军部队。在牺牲前不久，希伯发出一篇长篇分析性电稿，分析了残存的新四军的战斗力，意在回击国民党关于新四军已被歼灭的宣传。见亚细亚蒂克斯（即汉斯·希伯）“重访新四军地区”《美亚》5，第三期1941年9月）P.287-294；并见王贺《汉斯·希伯》载《革命文物》第四期，1979年7、8月，P.38-41。
爱琳娜·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爱琳娜·马克思 ……马克思的几个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那样常在我心中惦记，其中爱琳娜，也就是杜西，是我最想念的一个。她小时候，我们叫她杜西；亲近的朋友们一辈子都叫她杜西。她的母亲，一个被驱逐的无辜的牺牲者，当时遭受了各种苦难。深重的忧愁使她昔日如此开朗的额角蒙上了阴影；穷困和死亡走进了这幢狭窄、简陋的流亡者的住宅；为每日的面包操心，为那棵小嫩苗，那棵移植到伦敦流亡生活苦难中来的小嫩苗——杜西操心，流亡生活就是苦难！七百年以前，《神曲》的作者[1]就这样叹息过。这棵嫩苗是不是也会和另外三个在伦敦的极度贫困中出生的孩子一样枯蒌凋谢呢？ 那是在1856年。哪一天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孩子出世的那一天。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长得健康。医生艾伦博士说，只要细心护理，这个孩子肯定能长得很好。还说头几年的食物只能限于乳汁，这时候妈妈微笑了。艾伦医生自1850年起就一直是马克思的家庭医生，并且也是一个常来的客人，以后也就成了朋友。大家对孩子的饮食和护理商量了很久，我也参与了这些谈话，因为我当时非常热衷于我们在英国发现的不用药物的自然养身疗法（以后由于经济拮据，这种自然疗法也带到德国）。请看，乳汁创造的奇迹：小东西健康地成长了。她长得伶俐活泼，两颊丰满红润。她是父母、姐姐们和我们大家的欢乐。十个月之后她就能奔跑。她长得壮壮实实，聪明乖巧。她调皮快乐，就像她的小姐姐劳拉（劳拉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她沉思多想的内向的个性，就像她的大姐姐燕妮（燕妮是父亲的宝贝，长得也和父亲一模一样，可以说是她父亲的一个女性的翻坂）。而爱琳娜的求知欲则完全和她两个姐姐一样。这几个姑娘都是好奇、聪颖，有时候她们的智力甚至超过她们的年龄，显得早熟…… 总之，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马克思的家。杜西出生不久，马克思一家离开了狭窄的第恩街，迁到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的更富于乡村气息的北郊。我也尽快地跟着他们搬到了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并在那里成了家，作了一家之主。那里的空间和空旷的地面能让孩子们四处奔跑。我只要有时间也常和他们―起玩。当时对我们流亡者来说并不缺乏时间，我们缺乏的是钱。而那句言过其实的谚语“Timeismoney〔时间即金钱〕”，却把金钱看作是时间的本质、果实和等价物。爱琳娜没完没了地向我提出各种各样问题，尽管其中有些问题她的两位姐姐就能回答。爱琳娜还缠着要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于是我不得不把我已经给她两个姐姐讲过十几遍的故事，变着花样，改头换面地再讲一遍。我编造得很巧妙，甚至连她那两位喜欢嘲笑小妹妹的姐姐也不能一时就辨认出来。 在我的袖珍照相册里还有一张当时爱琳娜的相片，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是怎样得到的。那是她五、六岁的时候，穿着一件小短衫，手扶着椅子靠背拘束地站着，噘着小嘴，很不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照相的时候，她正在玩着什么淘气的游戏而不让她玩了（愈是粗野的游戏，爱琳娜愈是喜欢）。但是，尽管由于打断了她的游戏而扫兴地噘着小嘴，她的脸部的一半还是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不仅含着愉快的笑意，而且流露出一股严肃沉思的神情。这副眼神使我想起了她的大姐姐。她的大姐姐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让人永远看不透；而她那性情开朗、温文尔雅的小姐姐则是一双褐色的调皮的眼睛，显得分外诱人。她的小姐姐现在成了拉法格夫人，是目前马克思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孩子。 当我1862年秋天离开伦敦的时候，杜西约莫六岁光景。从此我们相隔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尽管我们彼此还是常常想念。从她母亲和她本人的来信中，我仍然能十分详尽地了解到他们家里发生的一切。她父亲在来信中是从来不谈家事的，或者只是匆忙地附上几句。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在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中引起一场革命。在这以前的十年时间里，马克思尽了极大的努力，好不容易脱离了政治的漩涡，而现在又重新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马克思曾尽量设法摆脱这种繁难的任务，让别人去做，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但是他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的双肩才能挑得起这样艰巨的任务。国际工人协会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各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都加入这个组织而共同奋斗。马克思的家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总部。人人都把马克思当作最高的决策人，有事就找上门来。在这个家中，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还有那位聪明隽智，始终镇定自若的夫人。她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既要协助丈夫完成伟大的事业，又要尽妈妈的责任，料理全部家务，操持全家的生活。而在这个总部中，还有三个受到革命社会主义哺育的女儿。她们随着革命社会主义一起成长壮大，在这台织造时代的织机旁受到热情的鼓舞，并尽力参与了这一工作。她们共同经历了好像我在过去也亲身经历过的一切。 六十年代末，法兰西共和派反对腐朽的法兰西帝国的斗争浪潮也冲击到这个总部和家中来。重新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流亡者在这里来来往往。其中有年轻瘦长的弗洛伦斯，一位肩负领导的革命骑士。为了革命，他在克里特[2]奋身战斗。他像一颗流星似地出现，又像一颗流星似地消失。这在十四岁的杜西的头脑里，或许还在她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接着是爆发战争[3]的“可怕的一年”。战争带来可怕的骚动。法国的流亡者们匆匆忙忙地返回法国，用各种方法进行反对拿破仑的革命斗争。然后是色当-麦茨战役中德国反动派的胜利[4]。而在这时，巴黎宣布恢复共和政体。巴黎的共和国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之中能生存下去吗？在百战百胜的俾斯麦常胜军的铁的包围之中能生存下去吗？这次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可怕，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但是在它大肆摧毁了人类文化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的光芒：公社在黑夜中，在战争的恐怖中诞生了。公社既照亮了黑夜，又使人们在战争的恐怖之外看到了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可贵的人物。 但是，理想的梦毕竟破灭了。残酷的战争窒息和扼杀了许多可贵的人物，使他们像烟雾似地消散了。弗洛伦斯牺牲了，他是最初一批牺牲者中的一个。一把胆怯的屠刀从背后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砍去，同时也砍伤了在伦敦的那位杜西姑娘的心。这位伦敦的姑娘把她那少女的诗意般纯洁的初恋，暗自不声不响地献给了他，因此她所受到的是双倍的创伤。 在“五月流血周”[5]大浩劫的灾难日子里，公社流亡者像潮水般地涌到伦敦来。所有来的人都汇集到马克思的家里，其中既有比较重要的人，也有许多不是很重要的人。这一洪水般无法阻挡的流亡者的人流，又引起马克思家中一次新的更大的革命。如果与先前一次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引起的家中革命相比，那末那次革命简直是像田园诗一般的和平，而这一次却几乎要打破一切迄今为止的家庭生活秩序了。虽然马克思夫人竭尽全力，并且作了巨大牺牲去招架这股汹涌而来的洪流，但是徒劳无益。洪流伴着漩涡，卷向她的家庭，把她冲到一边，而夺走了她的两个较大的女儿。燕妮成了龙格夫人[6]、劳拉成了拉法格夫人，而杜西则幸运地逃脱了也嫁给公社成员的命运。她留在家里，成了家庭的支柱，妈妈和爸爸的好帮手。她和“忠诚的琳蘅”这位善良的护家神一起，争着做各种琐碎的家事，为父母分忧，尽量减轻父母的工作负担。 杜西不仅熟悉了政治上的伟大的解放斗争，而且也熟悉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各种琐碎而严峻的斗争。她不愿成为父母的负担；多年以来就一直是父母的左右臂。看上去她好像在玩似的，而实际上却在有意识地努力工作，她是埋头苦干的人，别人不会察觉到她干活的劳累辛苦，似乎繁重的工作对她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她除了在家里干各种家务外，还做各种政治宣传工作。由于她熟悉情况，因此做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也就像在厨房里干活一样胜任愉快。所以，她无论对母亲还是对父亲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就这样，她还觉得不够，还要在经济上自立。这完全不是出于自私之心，想逃避责任，而是出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些。 在父母的家——这个国际“正义的避难所”里，她除了讲祖籍的德语和出生地的英语外，还完全学会了法语，并且讲得很流利。英语是她讲得最流利的语言，而且以后她一直用英语书写。此外，她还会说其他好几种语言。这些知识使她能在以后卓有成效地为党工作，并能胜任外语教学。除此之外，她还学会了打宇（打字机是当时刚刚问世的）。她从不停息地、孜孜不倦地工作，使自己获得生活来源，不给父母增加困难。 1874年秋，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7]归来的途中，到莱比锡来看望我们，这次旅行是应医生的要求进行的[8]。当时杜西陪伴着她的父亲，而从此以后她也就成了父亲的护士和勤务员。十九岁的杜西，青春焕发，长得非常漂亮而健康，特别是她那温柔的神情更是动人。温柔是一种崇高的、永恒的女性美。而她的容貌的美却不能用寻常的观点来衡量，因为她并不完全合乎女性美的特征。她的鼻子和嘴长得像个男孩；唯有她那―头美丽的浅色黑发，那一双如此深邃、如此诚实的乌黑眼睛，和那张像白雪公主一样“牛奶般白嫩、鲜血般红润”的脸，尤其是她的神态和风韵，才使她显示出最高贵的女性的美。总而言之，她是非常之美丽，而且她的美丽似乎从未随着岁月而消逝。从我那一次同她见面以后，我没有发现她的模样有什么改变。后来当她躺在灵柩里的时候[9]，她还是两颊红润，容光焕发。这是她的一位女友莫特勒夫人从伦敦来信中这样写的。我们在莱比锡的那年秋天，天气晴朗，令人陶醉的秋色和残余的夏景融合在一起。马克思经过疗养之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显得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杜西看到我的大女儿，像孩子似地高兴得不得了。当我大女儿还是―个三岁小姑娘的时候，杜西就认识她了，这次重新见面，我大女儿已经十五岁了。杜西对我家里的几个女孩和男孩都非常喜欢。一年以前杜西还向我讲过，我的两个男孩是如何挖空心思地在她面前干傻事。有一次，他俩趴在地上，和我们那条狗抢着吃狗食碗里的食物。当她讲述这些事情时，眼泪都笑出来了。我的两个男孩中，杜西最喜欢的那一个，后来在居心不良的施韦泽的挑动下，差一点与一些工人一起，在所谓“爱国战争”中作为牺牲品而丧命。 当时倍倍尔因莱比锡叛国案而所服的两年要塞监禁虽已期满，但仍在兹维考的监狱里以渎君罪服刑。很可惜他当时未能与我们一起相会。 当时也有许多严重的、非常要紧的事要处理。对于这些最棘手的严重事情，杜西已表现出成熟和自持。她已经成为三姐妹中parexcellence〔最杰出的〕政治家。她是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并随着工人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她最了解她的父亲，是她父亲思想和意志的最好的执行者。 她母亲的健康状况也是这些严重的事情之一。她母亲的病痛是十分严重的，需要长期忍受可怕的折磨。 我们在莱比锡会面以后不久，为了商订营救被流放的公社战士的劫狱计划[10]，需要我到伦敦去。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去伦敦，至少每隔两年去一次。杜西的两个姐姐都已美满地结了婚，燕妮还成了一个多子女的母亲。杜西看来是放弃了出嫁的机会，家务、职业和党的工作，使她忙得无暇顾及私事。最糟糕的是她以后失去了职业，而党的工作又老是做不完。不久，家庭又需要她大部分时间。妈妈受疾病折磨，病情愈来愈恶化，几乎无望了（幸亏当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诊断）。而爸爸又恢复了他彻夜工作的老习惯，同时旧的严重肝病又复发了。双亲在家里需要人护理；在尽可能节俭的经济条件允许下，到乡间或海滨去疗养时，也需要有人照料。 杜西和琳蘅一起担负了全部的家务和护理工作。她是怎样完成这些工作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我在别处写过的那样：舍己为人与工作，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从来不考虑自己。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行为，都是为了别人，为了集体，为了人类。她所努力从事的是，把她父亲的学说变成行动；她的职业就是为她那位献身于全人类的父亲服务。所谓献身于人类，就是要使人类摆脱贫困、疾病和愚昧的三重奴役，要把产生这三重奴役的根源——人剥削人的制度（在今天来说也就是资本主义）彻底粉碎和铲除干净。这种解放人类、拯救人类的工作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杜西就这样把她充沛的工作锖力，把她无私的舍己精神，献给了无产阶级，献给了国际工人运动。 悲痛的日子终于到来——母亲去世了。杜西以安提戈涅[11]一样的忠诚来对待自己的父亲。在马克思为恢复健康作最后一次旅行时，杜西一直陪伴着他。父亲已经不能再失去这位勇敢而忠实的同伴了；离开她是不行的，因为这时候马克思的大女儿突然死了，这个意外的死讯给了马克思致命的最后一击。这位在素质上异常健康，但由于彻夜的工作、无数的焦虑与忧愁而已憔悴衰老的父亲，终于被夺去了生命的最后一根神经。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了。到这时，党只有爱琳娜一个人，只有杜西，作为她父亲的唯―的纪念…… 摘自《1896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9），1899年汉堡版，第60-62页。 [1]《神曲》的作者是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AlighieriDante,1265-1321），他早年参加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曾当选为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市政委员。后因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抬头，在1302年被驱逐出境，曾流亡巴黎。——出版者 [2]克里特（Kreta），地中海内的一个希腊岛屿。——中译者 [3]系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1870年9月1-2日色当决战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被俘。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涌进波旁宫的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实行共和，保卫祖国。共和派议员甘必大被迫在市政厅宣布废黜法皇，恢复共和。但是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为了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继续向法国长驱直入，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出版者 [4]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从里姆经色当开往麦茨的法国沙龙军，被德军围困于色当-麦茨地区而发生会战。拿破仑三世当时困在军中，不得已而命令法军投降，从而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共和国的成立。——中译者 [5]“五月流血周”是指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凡尔赛的军队在俾斯麦的密切配合下，向巴黎公社发动总进攻。5月21日，反动军队得到奸细的内应，潜入巴黎西南的圣克卢门，冲入市街。激烈的巷战开始了。这场激战历史上称为“五月流血周”。在这一周之内以及在此以后的几周时间里，约有三万名巴黎公社战士被梯也尔法国大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军队枪杀。——出版者 [6]燕妮·马克思的丈夫沙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3-1903）曾译为：查理·朗格，是法国的记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属蒲鲁东派，后参加可能派。——中译者 [7]卡尔斯巴德（Karlsbad），是现今捷克城市卡罗维发利的当时德国名称。——中译者 [8]1873年秋天，马克思得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风的危险。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的朋友——曼彻斯特的医生古姆佩尔特的治疗，终于痊愈了。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马克思在1874年到卡尔斯巴德去疗养。——中译者 [9]爱琳娜·马克思（杜西）于1898年逝世，李卜克内西撰写此文是一年之后的1899年。——中译者 [10]1877-1878年间，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酝酿过一项计划，要到放逐地卡宴（Cayenne——法属圭亚那首府）去武装劫狱，营救被流放的公社战士。但这种意图未能实现。——出版者 [11]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Oidipous）的女儿，她陪伴着父亲一起去流放。——出版者
“并无悒悒不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并无悒悒不乐” 我和马克思第一次作较长的谈话，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1]组织的郊游时相见后的第二天[2]。郊游的地方自然不便深谈，于是马克思邀我第二天到协会会员们相聚的小酒馆去，届时恩格斯也会到那里去。 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略早一些。马克思还没有到，但是我遇到好几个旧时的熟人。我们正在热烈谈论的时候，马克思拍拍我的肩膀，亲热地同我打招呼，并说恩格斯在楼下私人谈话室里，在那里我们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我不知道这个私人谈话室该是什么样子，只觉得我仿佛马上就要面临一次“大”的考试似的，不过我还是很镇静地跟着他去了。马克思给我的印象仍然像头一天那样的和蔼可亲。他有着一种能使人信赖的素质。他拉着我的手臂，把我引进那间私人谈话室。其实，那是一间酒馆老板（也许是位女老板？）的私人房间。恩格斯已经自个儿在那里倒好了满满一锡壶深褐色的黑啤酒。他立刻愉快地开着玩笑接待我。 不一会，艾米进来了（艾米〔Amy〕是酒馆里那位敏捷的女侍者，她的名字跟我们德国的Emma相近，所以流亡者们有时也就称她为Emma〔爱玛〕。不久我还进一步听说，她嫁给了我们贝克尔军团的一个同志）。我们要了一些喝的和吃的“东西”（在我们流亡者中间，解决肚皮问题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转眼工夫，啤酒便拿来了。我们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我。坚实的桃花心木桌子，发亮的白锡啤酒壶，起着泡沫的黑啤酒，配有调料的地道的英国牛排，逗人发瘾的陶质长烟杆——一切是如此的安逸舒适，使我不由得感到好像置身在狄更斯所描写的英国生活之中。但是我面临的毕竟是一场考试！而且此刻已经开始。 谈话渐渐活跃起来。我不久就发现我的两位主考人事先已经了解过我。1848年夏天，我曾经给黑克尔在穆腾茨主编的《人民之友》报[3]，写过一篇较长的关于六月战役的文章（1848年6月的悲剧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读过我的那篇文章，并且对我开始加以注意。我是一年前在日内瓦才见到恩格斯的，在此之前，我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有过私人的交往。马克思的著作我只读过他在巴黎《年鉴》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和《哲学的贫困》一书。恩格斯的著作我只读过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1846年便是共产主义者的我，只是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也就是在与恩格斯见面不久以前，才设法得到了《共产党宣言》，虽然我早已听说过这本书，并且早已知道它的内容。我很少能看到《新莱茵报》。在它出刊的十一个月中，我不是在国外就是在狱中，或者在志愿军的动乱的“狂飚突进”的生活中。 我的两位主考人本来怀疑我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情绪和“德国南方人的温情”。因此我对人对事的不少见解，都受到他们尖锐的批评。但是在有的事情上，我也成功地消除了他们对我的怀疑。比如我向他们讲了我在巴登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怎样给我带来了不幸的遭遇。那时正是第二次起事（即司徒卢威暴动）之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拒绝在刑事陪审法庭上为我进行辩护，尽管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因为我不愿否认我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在法庭上我是要被控犯有叛国罪以及其他各种罪名的。也正是这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两个月后又把我送进了拉施塔特要塞的地牢（当时正值起义进行之际，有人向他告发说，我正在策划对他进行政治谋刺）。事后，他的朋友黑克尔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备，因为他没有把我交给军事法庭集体处决。 总的说来，考试进行得不算太坏。话题渐渐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不多一会儿我们便谈论起自然科学来。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中曾扭转乾坤，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将被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新兴的电力取而代之。这时，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几天以前在瑞琴特街上展出了一部牵引列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经济上的革命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政治革命只是经济革命的一种表现而已。”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特别是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即以后人们所称的唯物史观，表达得如此清楚明白，如果说我在这以前还保留有某些疑虑的话，那末此时此刻它们就像积雪取样在春天的阳光下融化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家。我们谈着，笑着，喝着酒，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当我上床睡觉时，太阳已高高悬在天空。可是我没有躺很久，因为我怎么也睡不着，头脑里回想着我所听到的一切，那汹涌起伏的思潮终于驱使我走到街上去。我急急忙忙跑向瑞琴特街，想要看一看那个模型，那个当代的特洛伊木马[4]。资产阶级社会在自寻死亡的眩惑中很高兴地，像从前的特洛伊人那样，把它引进到自己的依利翁城，结果是木马给它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Essetaihemar[5]——使神圣的依利翁城毁灭的日子将必定会到来。 在陈列模型的玻璃橱窗前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挤进人群，亲眼看到了机车牵引着列车正在欢快地绕着圈子奔跑。 那时是1850年7月初，而今已是1896年4月初。四十五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还没有出现由电动机车驱动的火车。虽然一些小小的有轨电车和其他的一些机器是借助于电的发明才得以产生，但总的说来，影响不大。划时代的发明纵已出现，但是人们完全能驾驭电力并用它来操作人的艰苦劳动和取代蒸汽大王的宝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切革命都不是易如反掌地就能完成的。只有在那些诳人的政治戏言中才把革命说成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而且也只有那些盲从得出奇的轻信者们才会去相信。谁要是认为自己能预报革命，那末他往往弄错日期…… 当我在这里叙述了我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之后，我也想马上追叙一下，我曾是怎样没有认识马克思的，也就是说，当革命的铁扫帚把我扫到他的身旁时，我曾怎样错过了认识马克思的机会的。 也许只差一点儿，我本来就可以在1848年2月，亦即二月暴动之后遇见到马克思的。我事先真没有料想到，我们当时只相隔百步之远。那是在我得到巴黎街头爆发斗争的消息之后，我从瑞士，确切地说是从苏黎世，匆忙赶到巴黎的时候。尤利乌斯·弗吕贝尔把我介绍给海尔维格，我也立刻找到了海尔维格。这位“铁云雀”正忙于装备德国志愿军团。当时有一种想法，要把共和政体从法国移植到德国。这种想法对我这个还不满22岁的靑年人的头脑来说，是最美妙不过的，于是我就轻率地参加了这种冒失行动。 当我正在走向这种泥潭的时候，却有一个更为睿智的人在暗中看得很清楚，并且竭力要防止这种愚蠢的事情发生，因为他十分明白，这种组织“外国人军团”从而想把革命输向外国的计划，完全是出自法国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之手。而法国资产阶级人为地掀起这一“运动”，则是出于双重的目的，即一方面他们可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除掉，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把构成竞争威胁的外国工人排挤走。识破这个机关的人便是马克思。可惜我当时正处在兴奋激动的漩涡中，不知道他的存在。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些背景的话，那末海尔维格在招募志愿兵的时候，也不会把我再招进去了，话又说回来，当时我是没有遇到马克思，如果我遇到了他，那末毫无疑问，他会把我拉到他当时的活动中去。这样，我就不是到德国南方去，而是到普鲁士的莱茵河流域去了，也许还会参加到《新莱茵报》的编辑部去呢。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现在说说而已，在当时都没有成为现实。事实是我们在那以后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初次见面的。 当时我在巴黎还错过机会认识另一个人，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我当时知道他在巴黎，但是我并没有去结交。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我欣赏他的诗，但是有两件事使我下不了决心去拜访这个“反动派的佣兵”，一件事是他领受路易-菲利普的恩俸，另一件事是他为奥格斯堡的《总汇报》[6]撰写文章。这两件事当时在我眼里看来（当然这是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漫派的有色眼镜看的）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可是事后我真是后悔莫及！我竟失去了这样一个时不再来的机缘。而命运总是这样嘲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在以后也成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记者…… 再说说我们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的郊游吧！倘若我能活到一千岁，我也不会忘记那些情景。汉普斯泰特荒阜是在樱草山的那一边。不住在伦敦的人也都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的人物那里熟悉了那个地方。它的大部分今天仍然是一片荒地，没有房舍，到处是幽谷山岗，丘陵地上遍生着金雀花和小树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信步遨游，而不必担心遭到神圣的财产守护者的阻拦，不会因为“非法侵入”（"trespassing"）而罚款，也就是说，不会由于未经许可而闯入别人领地而受到处罚。直到今天汉普斯泰特荒阜仍然是伦敦人远足最爱去的地方。每逢天气晴朗的星期日，到处是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和衣着鲜艳的妇女，他们特别喜爱试试出租的驴子和马匹的耐性，其实那些驴子和马匹本来就够耐性的了。四十年以前，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今天要大得多，也天然原始得多。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欢度一个星期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和享受。孩子们在事前一星期就经常谈论它了。我们成年人——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7]——也一样高兴。 甚至到那里去的行路过程中，我们也像过节似地愉快。姑娘们都善于走路，她们走起路来就像猫儿那样的轻快和不知疲倦。从马克思所住的第恩街（离我所寄居的教堂街只隔几步远）出发到那里去，差不多要用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一般我们在上午近十一点钟时就起程了。但常常要比这个时间更晚一些，因为在伦敦，人们不习惯早起；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把孩子们打扮好，把篮子里的食物整理好——不少时间也就过去了。 说到那个篮子，它又好像出现在我眼前一般。它在我“想象的眼睛”面前显得如此生动，如此真切，如此诱人，如此地使人垂涎，使我觉得跟昨天看到时一样，还挂在琳蘅的手臂上似的。 这个篮子就是我们的食品仓库。当一个人有一个强健的胃而衣袋里又没有一些必需的零钱时（大笔的钱在当时更是谈不上了），他就全指望这个篮子里的食物了。好心肠的琳蘅非常清楚这一点。她的胸中有着―颗同情的心，同情那些经常挨饿而总觉得吃不饱的客人。在汉普斯泰特荒阜度星期日的传统食物中，主要是很大一块烤牛肉。琳蘅从特利尔城带来的那只手提篮子，在伦敦人看来大得不同寻常，简直成了一个圣品的珍藏所，有时甚至成了一个神龛。篮子里除了牛肉之外，还盛有茶叶和砂糖，偶尔也有一些水果。面包和奶酪是在汉普斯泰特荒皁现买的。那里有一些像柏林那样的公园小吃店，可以从店里借到餐具，买到热水、牛奶、面包、奶酪、黄油和啤酒，还可以买到当地盛产的小虾小蟹（长臂海虾或海蛛蟹）、凉菜和牡蛎。这当然要看各人的需要和财力如何了。然而在一个短时期里小吃店内却买不到啤酒。因为那些在家里和俱乐部里堆满了世界上各种美酒、天天欢度节日的伪善的贵族阶层，想通过星期日禁卖啤酒来提高平民百姓的伦理道德。但是当伦敦人一旦肚子受到亏待，便不能容忍这种恶作剧了。这个法案实行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海德公园，向着那些坐着马车和骑着马匹悠闲漫游的虔诚的贵族老爷和太太小姐们雷鸣般地呼喊，讥讽说：“Gotochurch！"〔“做你们的礼拜去吧！”〕从而使那些道貌岸然的老爷太太们惊恐万状。下一个星期日，二十五万人变成了五十万人，“做你们的礼拜去吧！”的喊声更激愤了。第三个星期日法案便废除了。 我们流亡者尽力支持这个在“做你们的礼拜去吧！”的呼声下进行的革命。马克思在这种大声疾呼的场合显得太兴奋激动了，险些被一个警察抓住而送到警察局去。幸亏我们那些竭力鼓吹啤酒益处的热烈谈话感化了那位勇敢的法律维护者。 如上所述，伪善者们的恶作剧并没有持续很久。除了极短暂的停售酒时期外，每逢星期日我们沿着毫无遮荫的大路去汉普斯泰特荒阜郊游时，一想到在那里可以喝到清凉的啤酒，就欣然自慰了。 出游路上行走的次序通常是这样的：我和两个小女孩走在前面当先锋。我们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做自由体操，一会儿采野花，那时野花并不像现在这样稀少，我们后面是其他几个朋友，接着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中军——马克思夫妇和某一位需要更多照应的星期日来客。在他们后面便是琳蘅和最感饥饿而帮着她提篮子的某些人；如果出去的人较多，他们便分敢在队伍的各个部分。当然这一列队伍行军的次序可以根据各人的情绪和需要进行变换，这是我毋需多说的。 到达汉普斯泰特荒阜以后，我们首先要找一个适于落脚的地点，并且要尽可能考虑到那个地点便于得到茶水和啤酒。 但是在吃喝完毕之后，旅伴们无论男的或女的，就各自去寻找最舒适的地方躺一下或坐一会。如果不想小睡，每个人都从衣袋里把来时路上买的星期日报纸拿出来，等孩子们很快地找到了玩伴，在金雀花树丛后面捉迷藏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读报和谈论政治了。 为了使这种恬静的生活起点变化，于是就掺杂进赛跑、摔跤、投石头和其他的运动。有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棵果实已热的毛栗树。“让我们看谁打得最多！”有一个人叫道。于是一声欢呼便干了起来。摩尔发狂似地打着，可惜从树上打毛栗子他实在不是能手。不过他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毫不倦怠。直到最后一颗毛栗子在胜利叫喊声中到手之后，我们才停止了炮击。后来马克思有八天的时间右臂痛得不能动，而我的情况也并不比他稍稍好些。 最开心的事是骑驴子。大家发疯似地笑呀，喊呀！一派滑稽有趣的情景！马克思很会逗趣。他的骑术很糟糕，却又大肆夸口说他对骑术很有造诣，这就使我们更乐了。他所谓的造诣就是指他在学生时代曾上过几次骑术课（恩格斯说，他总共只上过三次）；还有就是他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经和恩格斯一起，千载难逢地骑着马出去过一次。那是骑着可敬的罗辛纳提[8]、那匹马也许就是老弗里茨[9]有一次送给可敬的格勒特的那匹驯羊般的温和的老母马的曾孙。 我们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路上总是很愉快的，虽然一般说来，回家路上的欢快之情不及来的时候。我们用黄连树下操琴的幽默来驱散心头的忧郁。尽管我们有很多闷闷不乐的理由，但是流亡者的惆怅与烦恼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开始抱怨，我们就立刻郑重其事地提醒他，要他记住自己的社会职责。 回家路上的行军次序与出来时不同。孩子们跑了一天疲倦了，便与琳蘅在一起作殿军。篮子空了，琳蘅走起来也轻快些，便能够照顾她们了。我们总是爱唱歌，不过政治性的歌很少唱，大多唱的是民歌；尤其是感情洋溢的歌和关于“祖国”的“爱国”歌（这并不是瞎说），例如“噢，斯特拉斯堡！噢，斯特拉斯堡！你这个无比美丽的城呵！”这首歌我们特别喜欢唱。或者孩子们给我们唱黑人歌，甚至配上黑人的舞蹈——如果她们疲倦的腿已歇过来一些的话。一路上不许谈政治，也不许谈流亡者的困苦。相反，我们对文学艺术却谈得很多，这时马克思就有机会显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了。他会成段地背诵《神曲》，而且几乎能把它全都背出来。还一场一场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剧词，这时，对莎士比亚素有研究的夫人就常常替代他。如果马克思兴致特别高，他就给我们模仿赛德尔曼[10]如何演《浮士德》中的靡非斯托。马克思非常欣赏赛德尔曼，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在柏林看过赛德尔曼的演出，并听到过他的事迹。《浮士德》是马克思最喜欢的德国诗剧。我认为他朗诵得并不很好，有些过分夸张。不过他总能抓住中心意思，而把它始终正确地表达出来。总而言之，他表演得很成功。他能一口气念出那些稀奇古怪的诙谐的台词而又充分进入角色，深刻地掌握魔鬼这个角色的精神境界。 两个小女孩[11]中，较大的一个就是小燕妮（杜西，即现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人当时还未出世）。小燕妮和她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尤其是她的黑眼睛和前额。有时候她会处于预言家似的神秘的激奋状态，像神巫召来了“神灵”一样，眼睛炯炯发光，口中念念有词，而所说的常常是最离奇的幻想。有一次，我们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途中，小燕妮又开始念念有词起来。她讲的是各种星球上的生活，并且把它们编成了一首诗。已经失去了几个孩子的马克思夫人对这感到忧虑不安，认为孩子这样早熟是一种病态。库尔说她是在胡思乱想，而我则把已从预言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并且在身旁嬉笑雀跃的“小神巫”指给她看——小姑娘是十分健康的。 随着两个小姑娘的逐渐成长，这种星期日远足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不过为了照顾小辈们的兴趣，每次郊游总有年轻人喜爱的项目。 总而言之，我们在那流亡生活最凄楚的日子里，常常是非常开心，而并无悒悒不乐。这当然首先得侥幸没有饿死才行。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用得上英国设菲尔德的工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AshortLifeandamerryone.〔活的日子不多，也要活得快乐。〕谁去想到死呢？Neversaydie！〔千万莫说死的话！〕死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我们常常纵情欢乐，景况越坏越洒脱。医治无情的苦难的唯一良药是欢笑！谁要是为苦难而惆怅，那他就可以说是被苦难制服和吞噬了。可是苦难一遇到轻松愉快的欢笑声，就会像魔鬼听到鸡啼一样地跑掉。 这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个良方，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它就始终是一副灵丹妙药。我们从来没有像那个处境最困难的时候那样笑得那么多。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并不都是苦中作乐！ 有时候甚至会重新干出那种大学生的恶作剧来。有一天傍晚，埃德加尔·鲍威尔（他在柏林时就和马克思认识，后来虽然马克思写了《神圣家族》一书批评他，他还没有同马克思翻脸）从他在海格特的幽静住地“进城”来，请马克思和我一起去进行一次“喝啤酒漫游”。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特路之间，有着数不尽的小酒馆，要是遇到每个酒馆都进去喝“一点”，哪怕是极有限的“一点”，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还是无所畏惧地出发了，而且顺利地到达了托登汉姆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一个酒馆传出了响亮的歌声。我们走了进去，才知道原来是共济会（一个遍布英国的资助病人和免费办理丧葬事宜的慈善团体）的会员们正在举行宴会。我们遇见几个“及时行乐”的人，他们立即以英国人的殷勤好客态度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邀请到一个房间里去。我们兴致勃勃地跟着进去。谈话的内容自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因此他们立刻发现我们是德国流亡者。这些英国人纯粹是些善良的小市民，为了博得我们的欢心，竟把大肆漫骂德国的侯爵和俄国的容克视为他们应尽的义务。“俄国”的容克其实应该是普鲁士的容克。在英国，经常把Russia〔俄罗斯〕和Prussia〔普鲁士〕相混淆，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两个词相似的缘故。开始时一切都好。我们不得不频频举杯，时而接受别人的祝酒，时而回敬别人，一干而尽。 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爱国主义”有时简直是一种毛病。即便一个理智的人，一旦到了外国，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毛病。在国内，由于到处看到各种卑鄙庸俗的事物，所以每一个尚未变得头脑麻木和脊椎弯曲的人还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抵御那种叫做沙文主义或侵略主义[12]的政治眩晕病。可是一旦染上了那种病的人，他们往往嘴上借用上帝的名义，眼睛射出虔诚的光芒，那真是危险之极了。 莱辛曾经说过：“我在萨克森赞美普鲁士，我在普鲁士赞美萨克森。”这是一种最常见的人们的“爱国主义”心理。这种爱国主义试图在国外通过某些美化祖国的事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假的）来弥补祖国的缺陷。我很早以前就因为实践莱辛的这句话，而受到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殴打，也就是在国外因为爱国主义而遭到的袭击。那是在瑞士，有一次在苏黎世的“海弗莱”酒馆里，当有人把德国骂得不成样子的时候，我忽然跳起来对那些先生们说，“你们别再骂德国了。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深重灾难感到高兴，因为瑞士的存在应该归功于德国的深重灾难。一旦德国清算起旧帐，那边的意大利和法国也清算起旧帐，那末瑞士就不复存在了。瑞士的德国部分将归并到德国，瑞士的法国部分将归并到法国，意大利部分也将归并到意大利去。”我当时阐述的是一种相当唐突的未来的政策。但那是由于“疯狂”的一年把我的爱国主义激发起来了。我的言论没有博得什么同情，这一点我从听众们的阴郁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我遭到激烈的反驳。这时候谈话也就渐渐地停息下来。而且天色已晚，我便动身回家。在我住宅附近的“船埠”处，突然有几个人向我走来，转瞬之间伸过一条腿把我绊倒。当我摔倒在地还没有重新站起来时，狠狠的拳头已落在我的身上。随后，这些袭击者扬长而去。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毫不怀疑，一定是由于我在“海弗莱”酒馆里的那一番爱国主义的言论，才招来了这一帮匿名人士的一顿痛殴。 而此刻在伦敦，在憨厚的共济会会员身旁，我和我的两位“失去祖国”的同伴又陷入一种与当时完全相似的情景。埃德加尔·鲍威尔由于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便立即调转矛头，嘲讽起那些英国的势利鬼[13]来。马克思也发表了一通热情赞扬德国科学和音乐的演说。他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产生像贝多芬、莫扎特、韩德尔、海顿这样的音乐家。而英国人呢，他们未曾有过什么音乐。他们一向是完全倚仗着德国人的。只不过到了今天，德国人由于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不堪的状况，才受到大大的阻碍而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然而尽管如此，德国人仍然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列。我还从未听到过他英语说得如此流利。至于我自己，也用激烈的言词发表了一通见解（有些所谓的见解和看法其实也是极为荒谬的）。我说，英国的政治状况并不比德国好一丁点儿，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德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状况是miserable〔悲惨的〕，而英国人却不知道从何处看到光明。我们在政治知识方面实在要比英国人强得多。 我们好客的朋友们的脸色阴沉下来了，情形很像当年在“海弗莱”酒馆里一样。当埃德加尔·鲍威尔还想用更尖刻的言辞针对英国人的cant〔巧言令色〕加以讽刺的时候，人群中已发出轻轻的咒骂声：Damnedforeigners！〔该死的外国佬！〕紧接着骂声愈来愈响。有人怒气冲冲说着威胁的话，有人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我们也非常知趣，不再硬充好汉，而随机应变，下决心撤退；虽觉有点尴尬，但也只好忍耐。 这会儿，我们对于“喝啤酒漫游”已经厌倦了，为了发泄一下纵情欢乐的欲望，我们开始长距离竞走，一直到埃德加尔·鲍威尔在一堆铺马路的碎石子上打了一个趔趄。“乌拉，这可是个好主意！”他回想起了大学生时代的疯狂的恶作剧，便拾起一块石子，只听得“砰！”的一声，煤气路灯霎时发出玎玲铛锒的声响，玻璃碎片四溅。完全是一场瞎胡闹。马克思和我也不甘落后，我们打碎了四盏或五盏煤气路灯。这时候约莫是凌晨两点钟光景，街道上空荡荡。但是这种玎玲铛锒的声响引起了一个警察的注意，他果断迅速地发出一个信号给他所辖地区的其他警察。立刻从四处传来回答的信号。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幸亏这地区是热悉的。我们在前面奔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遥遥紧追。我先前从未想到过马克思竟是如此敏捷机警。这样拼命地追赶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拐进路旁的一条小巷，再穿过那里的一条“林荫道”，其实也就是两条马路之间的一个“庭院”。我们从那里奔跑着绕到了警察的后面，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影踪才算脱了险。他们没有记下我们的相貌特征，而我们也不再闹下去，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在马尔堡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险遇，可是对我和我的同伴们来说，结局都没有像这一次这样顺利。那一次我虽然没有被当场抓获，但事后却吃了不少亏。 可是这一次在伦敦，人们对德国大学生的恶作剧根本不了解，因此事情也就不像在马尔堡、柏林或者在波恩那样地被严肃对待。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二天早晨（不，那已经是中午）醒来时，我真高兴极了，因为我还在自己原来的房间里，而不是跟“神圣家族”的成员埃德加尔·鲍威尔和未来的《资本论》作者马克思一起蹲在伦敦的警察局里。此后每逢想起那次夜间的历险我们总要大笑起来。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KarlMarxzumGedächtnis.EinLebensabrißundErinnerungen），1896年纽伦堡版，第28-31；33-34；69-74以及81-85页。参阅《摩尔与海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ohrundGeneral.ErinnerungenanMarxundEngels），1964年柏林版，第48-52，54-56，110-117以及128-134页。 [1]指1840年由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等人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47-1850年以及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马克思对该协会起决定性的影响。——中译者 [2]指1850年5月中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夏季郊游活动，在那次郊游中，李卜克内西第一次会见马克思。——出版者 [3]黑克尔（Hecker），见本书人名索引：穆腾茨（Muttenz），德国一地名；《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中译者 [4]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故事。传说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九年不下，乃将精兵伏于一匹大木马腹内，置城外营房内，佯作退兵。特洛伊人把木马移到城内。夜间伏兵跳出开城引入希腊兵，攻下该城。现常用来比喻从内部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或引申为咎由自取。——中译者 [5]Essetaihemar是荷马时代古希腊文的德语音译。hemar意谓“日子”；essetai意谓“将来到”。——中译者 [6]《总汇报》（"AllgemeineZeitung"），德国反动日报，创刊于1798年，从1810年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饭。1842年以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伪装出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文中曾揭露它的这种伪装。——中译者 [7]指马克思一家、德穆特（琳蘅）和李卜克内西。 [8]罗辛纳提是塞万提斯小说《唐·吉诃德》中主人公唐·吉诃德所骑的马。——中译者 [9]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中译者 [10]卡尔·赛德尔曼是德国著名戏剧演员，见本书人名索引。——中译者 [11]两个小女孩是指马克思的两个女儿——燕妮和劳拉。当时爱琳娜（杜西）尚未出世。——中译者 [12]侵略主义（德文Jingoismus，源于英文jingoism）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于大英帝国的极端好战的沙文主义。——中译者 [13]势利鬼（snob）原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一篇著名讽刺杂文里的人物，他装腔作势，故作骄矜，表现出一个“自由的堂堂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却爬行在名利、地位与金钱之前。
乔冶·朱利安·哈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乔冶·朱利安·哈尼 大多数人拿起这份报纸，还是第一次看到上面这个名字。可是他却是无产阶级先驱战士中最早和最优秀的几个人之一，早在1848年以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先驱战士了。如果他今天还一直参与解放事业（因为他还活着），用他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新世界反对旧世界的斗争，全心全意地参加战斗，争取他所渴望的新时代，那末他即便不再冲锋陷阵，也一定是个统帅和像天神将军一样的战略家，因为他本人就曾经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战斗过。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我刚到伦敦不久的时候。关于宪章运动我虽然在1848年3月德国革命以前听说过很多，并读过许多有关文章。但是自从1848年4月10日的那次群众集会[1]（或者说真正的高潮）失败之后，我奔忙于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以致于很少关心英国，而那时的英国看来也暂时失去了革命运动的势头。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我只知道奥康诺，可是他已经完全消沉。老一辈的领袖人物，如洛维特[2]、弗罗斯特、斯蒂芬斯等人，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一天，马克思对我说：“今天晚上哈尼要在宪章派会员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一定得去听听！”在这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哈尼这个名字。 这时候我打听到，哈尼是除了厄内斯特·琼斯之外，在当时年轻的宪章派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当时琼斯由于1646年4月的一次演讲，还没有完全“坐满”两年的监狱。哈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共产党宜言》作为纲领，并且从1842年以后就和恩格斯有联系；他和马克思有联系是在1848年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和其他一些亲近的朋友们一谈论起他来，就没个完，说他有新闻记者的天赋、善辩的口才，还有他的热情而坚强的性格和明确的原则性。 集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英国的欧文主义者们[3]建筑了这一类的大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在丹麦街，反正是离流亡者居住区很近的地方，要不就在流亡者居住区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英国人的集会。大会还没有开始，我们就进去了。这时候，一个衣着朴素、看上去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面庞尖削的男子向我们走来，和马克思握手。当马克思把我的名字介绍给他并把“Mr.Harney〔哈尼先生〕！”介绍给我的时候，他也和我握握手。大厅里已坐满了人，因此没有闲聊的时间。我们约定在会后再见面。于是哈尼登上讲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他的讲演。他讲了政治形势，讲到把宪章运动剩下的队伍重新集合在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红色旗帜之下的必要性，说有必要在英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位看上去沉静持重的人在我面前突然变了模样：眼睛好像散发着灼热的火光，双臂兴奋地挥动着，脸部的表情极其生动地反映出这位讲演者的思想感情，以致使他那些奋激的富有魅力的言辞显得无可辩驳。哈尼是一位了不起的演说家，而那时又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说得清楚明了，没有浮华的词藻，不作别出心裁的修辞，然而表达中肯，令人信服，并且形像生动。他特别具有地道的英国人所具有的辩论才能，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更是令人感到亲切。 当今在德国，对英国人和一切英国的东西咒骂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咒骂英国人的德国民族，那末我们就能发现，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印象。我不想在这里给他们唱赞歌，我只是想说，像哈尼这样的男子只有在英国的土地上才能产生。理想主义与求实精神相结合，健全的理智与牺牲的勇气相结合，高尚的意志与坚定不移的决心相结合——这就是英国的典型…… 他是一名战士。倘若今天宪章派能得以新生（这也正是他所梦想和热烈追求的），那末他一定会不顾八十岁的高齢立刻奔向革命的总部。但愿他直到今天对他毕生献身的事业仍然有着年轻人那种火一般的热情。 就是在那次集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哈尼，会后我们和他谈了一阵子。由于我当时英语还相当差，我在交谈时说得不多（一般说来，我当时还不习惯口头表达，但是我已经能完全听懂别人的谈话了）。当马克思半开玩笑地把我这个志愿兵介绍给他之后，他也开始不断地和我这个“志愿兵”攀谈。这时候我发现哈尼也十分了解欧洲大陆的形势和那“疯狂”年代的几次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后果。 从那一个夜晚以后，我就常常见到哈尼。在我寄居伦敦期间，我和他交往甚密。 企图给宪章派灌注社会主义的血液而使其恢复青春的尝试失败了。哈尼在伦敦也无法生活下去，于是移居到泽西岛，在那里主办一家报纸。从此以后，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七十年代末，我从马克思那里得悉，哈尼在美国很有影响（马克思在去世前一直和哈尼有书信往来）。在这期间我还错过一次与哈尼见面的机会。一直到去年我到英国来作巡回讲演旅行，在艾威林的家里看到哈尼的照片时，我才得知他还活着，并且还在英国，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利奇蒙特。当时我们打算在我回国以前去拜访他一次，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如愿，而我从此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62年，他在动身去美国之前到伦敦来看望我们；而我当时也正整装待发，准备回到德国去。 摘自《真正雅可布》（DerWahreJacob），斯图加特版，1897年2月16日，第276期（增刊），第2385-2386页。 [1]1848年4月3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再次向国会递交新的请愿书，并预定在4月10日组织群众前往国会示威，支持请愿。4月10日晨，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集合在肯星顿广场，准备向国会进发。这时，政府在伦敦全市实行武装戒严，决定以暴力手段对付工人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形势异常紧张。在此紧要关头，以奥康诺为首的宪章派领袖惊慌失措，他们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力劝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解散回家。哈尼和琼斯也支持奥康诺的主张，群众斗志立刻瓦解。部分工人群众虽仍勇往直前，但在军警的弹压下也纷纷散去，4月10日的大示威终于半途而废。——中译者 [2]威廉·洛维特（WilliamLovett,1800-1877）出身木匠，英国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他是欧文的信徒，认为工人的解放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只需争取普选权，并以“公正、有力的舆论”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就能逐渐实现。1836年6月，他领导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创立“伦敦工人协会”，宣布要以各种合法手段革除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各种反动立法，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使社会一切阶级都获得平等的地位。1837年6月，该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六点要求。1838年5月8日，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中译者 [3]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出版者
“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45年。一个莱茵省来的大学生要我注意恩格斯这个人，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之前，我曾经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读过和研究过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于实践的人物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却以它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性，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之路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我也曾钻研过黑格尔的著作，但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却是事实而不是概念。虽然恩格斯在实际上只比我大五岁，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个饱经世故、满额皱纹、有着一部显示智慧的花白胡子的人。 四年后，我和他第一次会面。那是1849年，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关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恩格斯已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描写得绘声绘色[1]。在这期间，我还读过《共产党宣言》，并且知道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但是《新莱茵报》我只读过很少的几期，因为那时我四处奔波：1848年9月我被投入监狱，1849年春从监狱出来后，我又立刻陷入到革命的漩涡中去。当志愿军团出征的时候，我得悉恩格斯是在维利希的部队里，我则在贝克尔手下服务。 1849年盛夏，恩格斯从他的“驻地”洛桑到日内瓦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都已转移到了日内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使得他那挺直的、像普鲁士人那样强壮的身躯显得更加魁梧。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响亮而愉快的嗓音，诙谐风趣的谈吐，完全是一个爽朗的、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原来恩格斯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光滑的年轻人的额角后面，在他那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竟蕴藏着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那张谈吐幽默、常常发出爽朗笑声的嘴，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向那仍在昏睡中被束缚着的未来的主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唤醒和策励他们拯救自己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和马克思旗鼓相当的人；卡尔·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因为早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人就已融为一体了。恩格斯愈靠近我，身材显得愈高大。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认真的谈话！完全没有。我们政治谈得极少，倒是互相询问了不少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在哪里？某某人在哪里？我们更多地是喝酒。那时正是“硫磺帮”活跃的时候，肥胖的福格特先生对“硫磺帮”恐惧万分。好在我们并没有去议论德意志帝国的君主们和其他的国会议员大人先生们。 虽然我当时才二十三岁，但是我已经和许多人、和当时大多数的“大人物”交往过，然而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wasaman!〔他是一个男子汉！〕现在我才知道了我该何去何从，而且我后来和马克思的私人交往也就是从认识这个人开始的。 我们在瑞士还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恩格斯又到日内瓦来过一次。他是来辞行的。我们又痛饮一番。他已安排好了家务。他想长途步行到热那亚去，然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沿着地中海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绕道西班牙和法国，到英国去。他邀请我去伦敦和曼彻斯特。我没有想到他的邀请第二年就实现了。那时，我还在瑞士，那儿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本来需要我留在瑞士。但是瑞士联邦委员会却对我的活动不满。1850年2月在穆尔腾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被警察“解散”了。我和其他几个被指控为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和奥地利的“阴谋分子”被监禁在（瑞士的）弗赖堡的塔楼里。经过两个月对我来说有时还是非常愉快的监禁之后，我被作为“阴谋分子的首犯”而逐出瑞士。 这时候，除了到英国去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正是我的幸运，因为只有从这时起我才进入到―个真正学习的阶段，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也向约翰牛[2]学习。约翰牛是最讲究实际、最老成练达的，只有他们掌握了能把我们德国人头颅里有关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各种蛛网和尘垢扫除掉的技术；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巨大的世界了望台，像勒萨日的跛脚魔鬼[3]那样掀开世界的屋顶，让我们看看他们统治着的世界市场的经济状况，使我们从他们的现状中看到我们的未来。 我和恩格斯并没有像和马克思那样保持着从不间断的联系。在我流亡伦敦、忍饥挨饿、十分贫困的可怕的十三年中，我只有很少几天不去马克思家。 马克思住在第恩街，恩格斯住在麦克斯菲尔德街，我住在这两条街之间的索荷广场教堂街。这里是真正的流亡者居住区，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住所都只有百步之远。 恩格斯是没有必要在伦敦过流亡者那样的“苦难”生活的。虽然他还没有回到曼彻斯特，只能从家中得到相当少的收入，但是他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却俨然是—个大富翁，因此有时候他就不得不把共产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他实行共产主义常常是这样的彻底，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参加我们这批常去“当铺”的人的行列。我们生活愈艰苦，也愈开心，总是诙谐戏谑，开怀大笑。“革命”的笑料和轶事、《新莱茵报》编辑部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道消息，成了我们自做饭菜的佐餐品。当时我们住在老康普顿街的模范公寓[4]里（“红色的沃尔弗”和康拉德·施拉姆都住在那里，我起初也在那里住了几周、常常用廉价买来的肉片、土豆和洋葱做菜，再喝上一壶或好几锡壶的黑啤洒，或淡啤酒与黑啤酒各半掺合的混合酒，来助兴和增加灵感。 城里的英国人对我们很尊敬。我们在小酒馆里总是受人注目的客人，尤其是当我们中间有一名好歌手在场的时候。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很好的歌唱家。这种想法曾引起一次非常滑稽、令人捧腹大笑的场面。在恩格斯寓所的对面有一家酒馆。每到晚上，邻近的小市民们、小店主们就坐在这家酒馆的餐座上，吸着他们的板烟斗，喝着他们的威士忌加矿泉水[5]，一天晚上，我和恩格斯、以及后来与维利希进行了决斗的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到这家酒馆去。 恩格斯的房东也在那里。他把我们介绍给在座的人。他们都十分友好地接待我们。我们的话一个接一个地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谈到了“德国人唱歌的天才”。我们自然受到了“邀请”，给这些老实憨厚的shopkeepers〔小店主们〕唱一首“德国歌”。我们三个人虽然生性大方，却也感到很为难。起先我们实事求是地解释说，我们像许许多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不会唱歌。但是我们的话没有人相信，认为是托辞而遭到反驳。我们不愿显得太不礼貌，于是不得不“唱”。我们开始“唱”起来，唱那首《刚捎信回家的莱比锡大学生》的歌。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三重唱。三个人唱得怎样呢？反正我不是三个人当中唱得最糟糕的。但是就拿我来说，在上吉森文科中学的时候，就经常被大家从音乐课上赶出来，因为我老是唱错，老是把整个班的节拍搞乱。可是在这里我倒不会把别人的节拍搞乱，因为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节拍。这首歌的“效果”怎样呢？简直成功极了。英国人像着了迷似地使劲鼓掌，害得我们不得不重唱其中几段。从此以后，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家酒馆，不然，每次去都得唱歌…… 摘自《南德驿车夫》（Süd-DeutscherPostillon），1895年慕尼黑版，第14年度第19期。 [1]参阅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页。——中译者 [2]约翰牛（JohnBull），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中译者 [3]阿兰-勒内·勒萨日（Alain-RenéLesage，1668-1747）是十八世纪初叶法国著名小说家。170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跛腿魔鬼》，描写魔鬼带着一名少年来到马德里上空，把一座座屋顶掀开，让他看屋内发生的一切。小说的情节虽是借用西班牙来展开，实际上却描绘了巴黎生活的图景。参阅《外国名作家传》（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7-628页。——中译者 [4]模范公寓——一种供寄宿者单间居住，并设有公共厨房、公共客厅和公共阅览室以及吸烟室的公寓。 [5]板烟斗（shag）所吸用的是一种切得很细的烈性烟丝。威士忌加矿泉水是英国人一种民族风味的饮料。黑啤洒（porter）是用锡壶喝的；混合啤酒是用英国的淡啤酒（ale）和黑啤酒（porter）各半掺合而成。
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 1826年3月29日诞生于德国吉森。幼年失去双亲。 1832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取得提前进入大学的资格。以后开始接触和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1845年前往柏林上大学。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波兰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交往，并同情和支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 1846年3月重返故乡吉森时，途经波希米亚，被奥地利宪兵认为有参与波兰叛乱嫌疑而驱逐出境。后在吉森上大学。同年年底转入马尔堡大学学习。 1847年5月离开马尔堡，准备去美国，但在法兰克福至美因兹途中进见鲁道尔夫，并接受他的劝告改赴瑞士。此后便在苏黎世的卡尔·弗吕贝尔模范学校任教，并开始与工人运动接触，除了参加苏黎世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各种集会外，还以记者身份为民主的《曼海姆晚报》写通讯稿。 1848年2月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赶赴巴黎，然而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但仍参加了海尔维格组织的志愿军团，准备渡过莱茵河，促使德国革命化，不幸途中患了重病，未能返回德国，病愈后重返苏黎世。 1848年9月与十几位同志一起在塞肯根渡过莱茵河，参加司徒卢威领导的巴登暴动，失败后被投进监狱，后被苏黎世政府驱逐出境。 1849年5月由于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而重获自由。在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因动员布伦坦诺采取革命立场而发生龃龉，后被布伦坦诺投入拉施塔特要塞监狱。获释后积极投身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1849年6月底巴登革命军与普鲁士军队决战于拉施塔特附近遭受失败，7月初与司徒卢威等人一起流亡瑞士。在日内瓦与恩格斯结交并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对瑞士的德国工人协会内部的议会主义者展开坚决斗争。 1850年2月赴瑞士弗赖堡州的穆尔腾参加将要召开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到达会址时被瑞士联邦当局拘留，在弗赖堡软禁两个月，最后被强迫遣送出境。 1850年5月出瑞士境后经法国流亡到伦敦，在伦敦住了将近十三年，成了马克思一家亲密的朋友。 1861年德国宣布大赦政治犯后，于翌年8月从伦敦回到柏林，应布拉斯的邀请担任《北德意志总汇报》编辑。但在俾斯麦出任首相后，该报为俾斯麦所操纵，遂与该报另一编辑施维舍尔一同辞职。后在柏林从事工人运动和记者工作，为传播《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作了巨大努力。 1865年夏被逐出柏林和普鲁士，先到汉诺威的施维舍尔家暂住几周，后去莱比锡住了二十五年，与倍倍尔并肩战斗，共同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并出任党的机关报《民主周刊》的主编。 1867年被选为北德意志同盟的国会议员。 1870年在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期内坚决反对德国对法作战，并与倍倍尔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拨款。 1871年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名义声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 1872年作为爱森纳赫派发言人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主编被控犯有“叛国罪”，在莱比锡审询中以被告席为讲坛，揭露反动派，宣传社会主义，最后以“阴谋叛国罪”和“渎君罪”判处两年要塞监禁。在胡伯图斯堡服刑期中，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写成了《人民外语词典》第一稿。获释后即着手准备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工作。 1875年5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争取与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以达到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中作了卓著成效的努力，终于使德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由于自己理论修养不足，以致在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新党纲中保留了拉萨尔派的一些错误观点。后来在担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时，对拉萨尔派进行了必要的抵制，同时在《前进报》上主持刊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得以广泛传播。 1878年为反对当时颁布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在帝国国会讲坛上竭力揭露和抨击俾斯麦警察国家的野蛮行径，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与倍倍尔一起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出任该报主编。 1881年在俾斯麦宣布“小戒严”时，与倍倍尔一道被逐出莱比锡。然后只身前往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村，在那里居住八年中，经常为党的领导工作和作为各地工人推选的国会代表而往返于柏林和德累斯顿等地，并积极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曾多次受党的委托出访瑞士、法国和英国。1886年到过美国。 1890年俾斯麦下台、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后，在同年10月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提出当时党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组织和制定新党纲。 1891年10月在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就制定新党纲作了重要报告，由于恩格斯的帮助，新党纲反映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年，全家迁居柏林。 1900年7月28日在德累斯顿发表最后一次重要演说，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提出强烈抗议。 1900年8月7日在柏林家中与世长辞。
第五章阶级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五章阶级斗争 第一节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第二节佣人和仆人 第三节流氓无产阶级 第四节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第五节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第六节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第七节慈善事业和劳劫保护立法 第八节工会运动 第九节政治斗争 第十节工人党 第十一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第十二节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第十三节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第十四节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第一节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总则部分最后几段写道： “这种社会变革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在现状下受尽苦难的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阶级，尽管它们的利益互相冲突，但是它们都是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并以维持现代社会基础为共同目标。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 使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统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随着国际往来和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日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同样参加的事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宣布自己同其余一切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而奋斗。从这些观点出发，党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反对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的。” 第一段的头几句话，大概不必解释了。我们早已经详细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符合一无所有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也符合有产者和剥削者的利益[1]。要知道，他们也备受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那些矛盾的折磨。他们有些人由于游手好闲而没落，另一些人则把一切精力消耗在永无休止的利润追逐当中。他们所有的人都仿徨在濒于破产以及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有产者和剥削者不仅对社会主义抱着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而且怀着猛烈的敌意反对社会主义。 这是不是单纯由于缺乏知识和见解而造成的呢？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当中，主要的人物恰恰是那些在政府中、社会中和科学界所占的地位能够最快地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 现代社会的状况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致凡是愿意认真地从政治或科学方面考察这种状况的人，都不敢再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的根据了。相反地，所有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头脑清醒的人士都承认，这种批判包含有“真理的颗粒”；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只有在社会不是经过突然变化或突然改进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只要这些政党中的某个政党赶快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极其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决定性关头，甚至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那些最能理解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也仿效这种办法，借助于不彻底的逻辑，避而不从这种批评中作出结论。可是，我们知道，从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得出结论，却是必要的。 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虽然有产者的某些不可低估的利益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他们更切身的、为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一些利益却要求保卫生产资料私有制。 当然，这首先与富人有关。他们不能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直接得到任何好处。就算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会对整个社会带来有利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对他们也有好处，可是这毕竟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相反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给他们带来的不利，是早就可以清晰看到的。他们必然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荣誉，根据社会革命进行的情况，有些人也许会牺牲自己的安乐和荣华。 对有产阶级的下层，特别是对他们中间本身就是被剥削者的那些人，即对小手工业者、农民等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和荣誉可损失的；至于福利问题，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他们的眼界必须高出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观点。小资产者或小农民根据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可是他们的狭隘观点，却使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生产方式，至于对现代的社会主义，就更不能理解了。然而，有一点他们确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他的经营方式是必要的。 只要手工业者仍然感到自己是手工业者，小农民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农民，小商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商人；只要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很强烈，他们就要死抱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肯抛弃，而且不管他们的生活怎样坏，仍然不会理解社会主义。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紧紧地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束缚在他们的落后的经营上面，甚至当这种经营已经不能保证他们好歹度日，而去从事雇佣劳动却能保证他们改善境况的时候，他们也不肯放弃这种经营。 由此可见，私有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把一切有产阶级都束缚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上面，甚至把那些身受剥削而他们的财产不过是“私有制”的辛酸讽刺的人，也束缚在这上面了。 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间，只有那些对于本阶级的继续存在感到绝望并且再也不能怀疑他们据以为生的生产形式注定要灭亡的人，才会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必然形成的无知和眼光狭小极其严重地妨碍着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生活贫困和对可能使他们免于贫困的方法的狂热追求，使他们很容易成了夸夸其谈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冠冕堂皇的诺言的一切蛊惑分子的战利品。 有产者中比较站得高的阶层，文化水平较高，眼光比较远大。许多有教养的人士，还保留着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时代，即启蒙时代的旧的理忍主义的残余。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残余的引诱而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而实现这种思想的资产者，是可悲的！他们必须赶快选择：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切断直到今天不仅束缚他们、甚至支持他们的一切社会纽带。只有少数人具有走到这个分岔路口所必要的充分勇气和独立精神，而在他们当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坚决地切断同本阶级的联系。但是，甚至这少数中的少数人，到今天为止一般都很快地消沉下去：感到自己“年轻时过于热情”，而终于“明哲保身”起来了。 在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有资产阶级的理想家一般说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对大多数这些社会关系及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有较深刻理解的理想家说来，他们的这种理解，只不过使他们徒劳无益地把他们的精力耗尽于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上面罢了。这种解决方案，目的在于把他们所有的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知识的要求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调和起来。然而，他们这种企图，正像寻找潮湿的火，或寻找燃烧的水一样，毕竟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些资产阶级理想家，不仅有必要的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至少和资产阶级割断了内部的联系，同时又有勇气和力量去切断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外在联系。只有这些人才能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寄过多期望于有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能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然而这只限于他们当中那些按其思想意识已经不属于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之有联系的那个阶级的人。他们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除非是在革命时期，天秤上将开始倾向于社会主文方面。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队伍中才真正会开始绝望的逃跑。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大军的唯一丰富的补充来源，并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虽然非常少）可以失去的阶级，而是那“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阶级。 第二节佣人和仆人 但是，社会民主党决不认为一切贫苦阶层，都是补充自己的拥护者的良好泉源。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叙述无产阶级的自然发展史。这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叙述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时说过了。这里，我们只想作几点补充说明，而这对于阐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尽管庸人们惯用的格言，即穷人似乎永远存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必须承认贫困和商品生产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不错，在最初的时候，贫困通常只是个别的现象。例如，在中世纪，没有为自己营生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人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为数极少的穷人当中，大多数人仍然很容易在有钱人的家里找到充当助手、雇农、帮工和佣仆等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希望将来独立经营和建立自己的家园。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和家庭的主人或其主妇一起工作，和他们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由于他们是有产者家庭的成员，所以他们完全不是无产者；他们感到自己同这个家庭的财产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家庭的兴衰都要影响到他们。这种现象，在至今还保存着这类家长制关系的偏僻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在这种地方。佣工成了自己主人家庭的成员，尽管他们没有财产，他们却维护着私有财产，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手工业中的帮工，也处于这种地位。（参看第二章） 除了雇农和帮工之外，又出现一类特殊的仆人。有一部分穷人，在大的剥削者的家庭里找到工作。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这些大的剥削者主要是贵族、诸侯、高级僧侣和富商。穷人到这些人的家庭里来服务，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劳动，而是作为他们的佣兵或奴仆来保卫他们和侍候他们。这里，同劳共食这种家长制关系，已经消失了。所以由这种关系产生出来的主人和佣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出现了另一种连带关系。凡是在仆人数目很多的家庭里，仆人中间就有地位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提升，加薪，增权和沽名。这一切完全以主人的好恶为转移。仆人越会迎合主人，越能俯首听命，越能在这方面比其他仆人表现得突出，他的前途就越有希望。由此可知，受宠的仆人感到自己与主人有连带关系，可是，对自己的同事则心怀敌意。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还形成另一种连带关系。这就是：主人的收入越多，他的势力越大，荣誉越高，他的仆人由此得到的残羹剩饭也就越多。对于那些专供显示荣华或“排场”的仆人，尤其是如此。这类仆人的使命就是炫耀主人如何富有，使主人尽快地和尽情地挥霍金钱，勇敢而“忠实地”为主人的一切恶劣行为和罪恶勾当服务。因此，在对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上，仆人感到自己同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密切的连带关系，甚至往往以比主人还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要知道，一个主人，如果他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他是不会杀死给他孵金蛋的母鸡的。保护这样的母鸡，不仅可以为他自己，而且也可以为他的后代带来好处。但是，仆人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一般人非常憎恨奴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残暴无情，已被人编成谚语。人们把“奴才天性”看成最下贱的品质的总称。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着下层出身的穷人的性格，而且也影响着上层出身的穷人或者略有资财的人的性格。例如为寻求自己的幸运而到王公的府邸充当随从的没落的小贵族这类比较高级的奴仆，也有这种性格。[2]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只是就下级仆人说的。因此尽管同小贵族出身的仆人作比较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不应当再继续比较了（其实他们类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要把比较进行到底并不困难）。在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尽管仆人属于穷苦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补充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良好的源泉。相反地，他们倒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剥削的加强，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以及为这种增加的结果的奢华的加甚，都促使奴仆人数增加。就是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一个没有财产但对社会主义运动说来却不是可靠的补充源泉的阶层的成长。但是，社会发展还算有幸，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兵，自从法国革命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以后，即自雇佣军队被普遍兵役制所建立的军队代替以后，大大衰落了。当然，雇佣兵还没有完全废除。直到今天，“武装的人民”远没有成为民主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现代军队仍然保存着雇佣兵的残余。 尽管奢华不断加甚，但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压制着这种特殊仆人和各种普通佣人的增加。这种趋势就是过时的家庭形式不断解体和分工日益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把各种家务劳动和服侍私人的劳动变为专门的独立的职业，比如出现了理发、司厨、赶车和信差等职业。诚然，这些从佣仆工作中分离出来的职业，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的前身的特点，但也逐渐地具有产业工资劳动者阶级的特性和养成这个阶级的观点。 第三节流氓无产阶级 尽管为了经营管理或奢侈生活而使用的仆人数目很大，尽管帮工和佣兵的人数很多，可是这些职业通常仍不能把所有的穷人都吸收进去。穷人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小孩、老人、病人和残废者，当然不能依靠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来维持生活。我们已经说过，在近代的初期，还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应当加在这里面。这批人主要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或因不堪虐待而逃走的农民。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得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沦落到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相等的地位。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只好去求乞、行窃或卖淫。他们不得不在饿死和不顾一切关于廉耻、荣誉和自尊的传统观念之间进行抉择。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们顾了自己的迫切需要，就顾不得自自己的名誉。这种情况必然发生极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腐化作用，还因为失业的贫民成为社会的最大负担而一直在增强，他们不但不为社会所需要，相反地，把他们消灭掉，还可以使社会解除这个不必要的负担。然而，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成了累赘，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必要的职能，就必定堕落。这种情况，不论是对上层阶级还是对下层阶级，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们即使用自己骗自己的办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他们根本想不出他们的阶级曾经对社会有过什么功劳；他们也没有力量迫使社会供养自己的寄生生活。 人们不过是容忍他们罢了，所以恭顺就成了乞丐的首要天职，同时又被人们看成是穷人的最高美德。也同奴仆一样，这种无产者对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节，而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表示反对。相反地，他们依靠富人食桌上抛下来的残羹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想消灭富人呢！他们本身不受人剥削。然而工人所受的剥削越重，富人的收入越多，富人越慷慨，乞丐也就越有希望以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同奴仆一样，他们也参与分享剥削的果实。既然如此，怎么能要他们去反对剥削呢？在德国，在宗教改革[4]初期，天主教会由于以前剥削社会的各阶级，深为这些阶级憎恶，但是这一类的无产者却继续尽忠于教会，因为他们从教会得到的施舍多于从吝啬的市民或破产的农民那里得到的施舍。 这一类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悟还从来没有自愿地反对过剥削。但是，他们也同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军队一样，当然不是剥削制度的支柱。他们胆小怕事、毫无原则，一旦给他们施舍的人失去财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人，而不管他们死活。这类无产者也从未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但是每逢社会动乱，他们却从来没有放过混水摸鱼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帮同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加以最后的打击。一般说来，在革命时期，他们专门乘机掠夺，败坏革命，而到后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日益扩充他们的队伍。特别是在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性格和观点方面也非常接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信心，可是仍然企图依赖上层阶级的布施来勉强维持外表。 第四节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大工业，也非常乐意从上述这些阶层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所需要的不是受过训练的工人，而是善于忍受和不会反抗的工人，它使这些工人毫无意志地变成现代工厂中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这种大机器，只有当它的无数齿轮中每一个都能精确地不断地按规定转动的时候，才能正常地工作。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使用的基本工人群众，主要来自地位与流氓无产阶级接近的各劳动阶层，而且有一部分来自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所以这些阶层甘心忍受的待遇，一般就成了资本家打算给予一切工人的待遇的标准。至于劳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道德家非常喜欢谈论它的教化作用，然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劳动本身首先是使他们进一步堕落的根源，而不是使他们上升的根源。由于工人无力反抗，使资本家能够将劳动时间极度延长下去。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多的。如果不对资本加以强迫，它是不会给予无产者以过私人生活和受教育所需的时间的。凡是资本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它就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筋疲力尽为止。即使在劳动和睡眠之间还有一点余暇时间，也完全被工人用去作短暂的享乐，或沉溺于酒色，使得对自己所处的贫困境遇的认识日渐消失。男女共同劳动，成人和儿童共同劳动，在乐观的、自由自在的和有义务观念的人们中间，本来可以成为高尚的精神鼓舞和对这些人施行道德上的教化的源泉。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中，由于工厂的败坏道德和使人堕落的作用，这种共同劳动反而使道德败坏的危险更加增大，使无产阶级的堕落更加迅速了。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阶级相差无几，这是不足为奇的。无产者如何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深深地陷入犯罪、酗酒、颓废和堕落的泥沼，从恩格斯向我们作的关于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叙述中[5]，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第五节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当时，“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同极端堕落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现在也还有人抱着这种看法，而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有人自命为“先进”人物。但是，在劳动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还在外表上保存着许多共同点的时候，两者之间就已形成了一条鸿沟。 不论流氓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作为大量的现象出现，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现代的伦敦或柏林的流氓无产阶级，同古代罗马的流氓无产阶级并无不同。相反地，现代的劳动无产阶级却是世界史上从未见过的完全独特的现象。 首先，在流氓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无产阶级之间有极大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寄生虫，后者是社会的根基之一，同时这个根基不仅日益成为社会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工人无产者尽管没有财产，可是他们决不是依靠施舍维持生活的乞丐。他们不仅不靠社会供养，反而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社会。不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工人无产者还感到自己是被救济的穷人，并把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看成是给了他们以工作，从而给了他们以面包的恩人，看成养育他们的人，他们的雇主。这种“宗法”关系当然非常适合于资本家的心意。就是在今天，资本家付给工人以工资，不单要求工人完成规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求他俯首帖耳和表示感恩。 但是，如果不使初期的这种美好的宗法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管工人如何卑躬屈膝，他们早晚会发现正是他们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他们。当他们照旧贫困不堪，而有时此以前更加贫困的时候，资本家却越来越富有。而当他们请求工厂主这个假家长给他们以更多面包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只是一块石头。 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者和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依靠剥削者的剥削所得生活；他们同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参看第二章）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是跟剥削者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因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他们说来是不存在的。他们住在残破不堪的贫民窟里，却为他们的剥削者修建华丽的宫殿。他们忍饥挨饿，以便剥削者大吃大喝。他们尽力劳动，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以便给剥削者及其喽罗们创造着消磨空闲时间的手段。 这种对立，与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富人和“小人物”即穷人之间的对立相比，性质完全不同。旧时代的穷人羡慕富人，他们用惊叹的眼光仰望富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理想。他们希望自己也成为富翁，也成为这样的剥削者。他们也不会产生消灭剥削的思想。工人无产者却不羡墓富人，不希望得到富人的地位；他们憎恨和鄙视富人，憎恨富人是剥削者，鄙视富人不劳而获。最初，他们只憎恨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资本家，不久以后就开始明白所有的资本家都完全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于是，他们的最初的私人憎恨，就发展成为对全体资本家阶级的有意识的敌视。 对剥削者的这种敌视，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最早的特征之一。阶级仇恨决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宣传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以前很久。仆人、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度的阶级仇恨的。在从事这些职业的成员和其“主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仇恨是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当然，在这些职业中，工资劳动者和企业主（或业主）之间也有不少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往往以和解而结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会对企业主怀着最激烈的敌意，然而丝毫不会因此而破坏生产；企业主甚至可能不会觉察出这种敌意。 最初，这种仇恨情绪只是畏畏缩缩地在个别情况下表露出来。但是，如果说等到无产者终于明白工厂主给他们以工作完全不是出自高尚的目的，需要相当时间，那末，等到他们拿出勇气同自己的“主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流氓无产者深感自己无用，又没有任何物质保证，所以他们既胆小又驯服。最初，工人无产阶级也保存着这种品质，因为他们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以及与其接近的各阶层的。不错，工人无产阶级是体会到所有那些加在他们身上的凌辱的，但是他们只是暗中加以反抗——在衣袋中握紧拳头。然而一些更有毅力、更热情的人的愤怒情绪，还表现在偷偷的犯罪行为上。 只有当我们所谈到的工资劳动者这几个阶层都认识到他们的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滋长出反抗精神来。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情感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开始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同时，劳动无产阶级也开始脱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泥潭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条件，就向无产者指出了紧密团结一致的必要，个人服从整体的必要。在旧时的手工业中，每一个人独自生产一个完整的物品，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一切都建立在共同劳动上面，即建立在协作上面。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工人如果没有伙伴的帮助，就不能有丝毫作为。但是，如果他们团结一致，按照计划从事劳动，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可见，劳动本身就使他们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自觉而愉快地遵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既是协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无产阶级为反对剥削而进行各种有效斗争的前提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教育着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准备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对于唤起无产阶级的团结情感说来，劳动条件的一致，也许比协作发生着更为有力的作用。在中世纪的行会中，国际主义已见端倪，不过当时各种行业还是严格分开的。我们曾说过，在奴仆之中，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在现代工厂中，一般而言，工人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之别，没有任何地位的不同。无产阶级要想升上较高的地位，一般是不可能的，何况高级职位极少，以致大多数工人对此连想都不敢想。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会受到这种肥缺的引诱而腐化下去。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劳动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能单独地仅仅为自己而改善这些条件，他只有通过全体工人、即他的全体劳动伙伴的境况的改善，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不错，工厂主企图在工人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故意地造成劳动条件的不相一致。但是，现代大工业促成一致的作用甚为有力，以致要采用计件工资、奖励制度之类的办法才得以长期麻痹工人，使他们意识不到利益的一致。资本主义生产越继续维持下去，无产阶级的团结也就越紧密、越巩固，也越是成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在这方面，劳动无产阶级和奴仆有多大不同，我们只须指出前面就奴仆所谈到的各点情况，就可以明白。在这方面，农业中的农奴和手工业中的帮工，远远不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 手工业中的帮工的团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停止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则远远超过这一点。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工人的团结，并不限于在同一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手工业的帮工，也同无产阶级一样，逐渐体会到劳动者到处都会碰到相同的敌人，到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资产阶级还固守小城市和小国家的分散状态的时代，手工业帮工就已经组织起包括整个国家的全国性机构。现代与国之间的最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在统治阶级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了。 我们从手工业帮工那里就已发现国际性组织的萌芽；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逾越国家的界限。可是，他们没有能够逾越职业的界限。德国的制帽匠或铜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可以得到瑞典或瑞士的同行的礼遇。但是，他却受到本国，甚至本乡的鞋匠或木匠的冷淡。手工业中的行业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学徒在没有成为帮工以前，要一连学习许多年，而且得终生忠实地守住自己的本业。他个人的幸福也取决于手工业的繁荣和壮大。如果说帮工对本业的行东怀有敌意，那末，他对其他手工业的行东和帮工所怀的敌意也不小。在手工业全盛时期，各种手工业的帮工组织之间就有过激烈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把各种各类的行业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同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大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人共同协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完全消除生产中的行业观念的趋势。机器把以前劳动者所需的数年学习时间缩短为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机器使每一个工人能够由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而没有特别困难。机器甚至往往使工人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变成无用，把他们抛到街头，迫使工人不得不另找工作。庸夫俗子们唯恐在“未来国家”中会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事实上，对今天的工人说来，这种选择职业的自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逾越过去手工业帮工所越不过的界限。因此，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一方面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又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中间。 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同样地，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不过，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工资劳动者才结合成一个阶级。他们完全体会到自己利害的一致，他们日益使自己的个人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甚至本行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这种利益），服从阶级的伟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工资劳动者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同时，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一斗争才有可能具有更高更远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限于消除当前的弊害，工人运动也才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 “工人阶级”的概念日益扩大。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指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但是，随着产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企业中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的情感和思想方法，对全体工资劳动者也日益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并且，手工业越是失去它的最初的特性，越是和工场手工业接近，或越是沦落到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地步，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就会越迅速地掌握手工业中的劳动者。 城市中的非工业的劳动者，即在商业、运输业和旅店业（按德国职业统计术语来说，就是“住宿和休息”〔BeherbergungundErquickung〕的行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也逐渐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中来。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瓦解农业中旧的家长制经营形式，并使农业变成利用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利用作为主人的家庭成员的奴仆来从事生产的产业时，农业中的劳动者也逐渐体会到自己与其余的工资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后，团结的情感开始打动生活没有保障的独立手工业者，而在情况有利的时候，甚至会感染农民。于是，一切的劳动者阶级日益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灵魂就是人数不断增加和经济意义不断增长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大工业无产阶级所固有的友爱团结精神，共同的纪律和对资本家的敌视态度，日益在这个阶级中间普及开来。同时，无产阶级所固有的那种无厌的求知欲（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也日益在他们中间增长起来。 于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便在被轻视、被虐待和日益沦落的无产阶级中间成长起来。旧的势力开始在它的面前发抖。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新的道德和新的哲学，人数日益增多，团结日益加强，经济意义日益增大，自觉性日益增强和眼界日益扩大的新阶级，成长起来了。 第六节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脱离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完全不是和平的从容不迫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无产阶级日益沦落。无产阶级要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只有通过对这种趋势及其代表人——资本家展开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生，除非加强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内部造成的反对力量和反对趋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因时间、地点和工业部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决定于市场的情况，各企业间的相互竞争的程度，该工业部门的机器技术发展水平和资本家对其利害关系的认识水平等等。同样地，在无产者各阶层内部发展起来的反抗行动，也决定于各式各样的条件：决定于这些无产者的主要补充来源的各阶层人民的习惯和要求，在他们从事的工业部门中劳动所需要的熟练程度和体力情况，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普及程度，各部门中人数不等的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工人的觉悟程度，最后，决定于该劳动部门是使工人分散或孤立，还是使工人团结或集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条件，因工业部门和工人阶层的不同而非常悬殊，并且由于技术和经济革命不断发生，而经常变化。遭受资本剥削和无产阶级化的新地区和新职业，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生产部门每天都在增加，原有的生产部门则在不断发生变革。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初期，或是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不断有着新的阶层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随着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的占上风而不断发生变动：一些阶层上升，另一些阶层则下降。 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说来，幸运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阶层迟早都要进入上升趋势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一旦这种趋势在这一阶层或那一阶层的无产者中间强大到足以唤起他们的自觉，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对本阶层成员相互之间和他们与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坚强的团结产生的力量；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经济发展上所不可少的，鼓起他们的自尊心；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确信工人阶级正在走向美好的未来；一旦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要再把他们拉回到堕落而愚蠢的人群中去，则是无比困难的。这一群堕落的人虽然也能产生憎恨，但是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他们对本身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醉生梦死，没有从自己的苦难中养成愤怒的情感和反抗的愿望，而只是养成胆小怕事的俯首听命的恶习。一旦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扎下根来，几乎就无法把它铲除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发生很大的作用，正如在某些衰落的家庭工业部门所见到的那样，只要这种压迫不使这一阶层灭绝，而仅使他们下降，则它就只能使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下降，而不能使他们在精神方面下降。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压迫只会引起反抗，而它的作用不会使人颓丧，反而只能使人更加坚强。压迫不能使更多的无产者沦为流氓，而只会使更多的无产者上升为殉难者。 第七节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如果无产阶级的每一阶层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末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这一上升过程就要比实际上所有的开始得晚得多，而且进行得缓慢得多和痛苦得多。一切事情的开端，都有其固有的困难。无产阶级中现在处于值得尊敬的地位的某些阶层，在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他们推进的泥潭中拔足上升的开端，也有这种困难，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克服过这种困难。无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所得到的外援，来自地位比他们高的社会阶层，即一部分来自劳动无产阶级的上层，一部分来自有产阶级。 这后一类援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是具有某些意义的。 在中世纪，贫困的现象并不严重，以致公共的（主要是教会的）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不难把它对付过去。当时，贫困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加以注意，也只是出于劝人行善的想法。他们认为贫困是上帝的一种教育手段。如果贫困降在行为不端的人的头上，人们便把贫困看成是惩罚；如果贫困的牺牲者是虔信宗教的人，人们便把贫困看做一种考验，其目的是要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神。而对富人说来，贫困为他们开辟了练习行善的场所。这种行善，就像锻炼身体所必需的操练一样，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所必需的。 但是，当旧的封建农业因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当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相率奔向城市、而城市开始“人口过剩”，城市中的失业和大量的贫困普遍起来的时候，这种新的、可怕而又危险的现象，才引起一切有思想和有情感的人注意。举办慈善事业这种中世纪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对付大量的贫困了。此外，宗教改革又消灭了一个最重要的是施舍来源——天主教会的贫民救济。照顾所有的贫民，这对社会说来，越来越成为力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即消灭贫困的问题。人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许多方法。这些方法，因发明者的见解和人格各异，而极不相同：从通过消灭穷人本身（比如把穷人处死或流放）[6]来消除贫困的便利方法，直到经过周密考虑的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计划。后一类计划，得到有教养的人士极大的同情，而各国的统治者和政府贤达则只能理解“方便”方法。但是，无产者被斩首或被污辱的越多，贫民的人数也越多。 但是，贫困问题逐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并开始日益广泛地传播，越来越在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认为，消灭贫困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消灭无产阶级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进行。大量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大量财富的基础；谁想使大量的贫困缩小，就等于侵犯财富。谁在今天想要消除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的这种状况，谁就是在摧毁私有财产，也就是社会的颠复者和敌人。 不错，某些资产阶级人士所怀的同情和恐怖，仍然对无产阶级有利。要知道，贫困对整个社会有危险，因为它在制造瘟疫和犯罪。贫困迫使一些头脑比较清晰和具有同情心的资产者为无产者做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没有勇气又没有力量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大多数资产者说来，问题已经不在于消灭无产阶级，而在于改善无产者的状况了。无产者应当是能够工作的人，而且应当是永远甘愿效劳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博爱），也不会超出这个限度。 当然，在这个限度内，慈善事业是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大多数方法，不是完全无用，就是至多只能使人得到暂时的慰借。 但是，这个概括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我指的是劳动立法。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当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先是纺织业）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带来它所能产生的一切可怕灾难的时候，一些眼光远大的慈善家开始确信：唯有一个方法才可以阻止大工业的工人完全沦落，那就是国家实行劳动保护，最低限度对工人当中的最没有自卫能力的阶层——女工和童工实行这种保护。 当时，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家，还不像今天这样在有产阶级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产阶级中的非资本家即地主和小资产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限制大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其次，由于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会使英国工业繁荣的基础——工人阶级趋于灭亡，也赞同这种限制，而且这种想法不能不使有产阶级中头脑比较清晰和能够看到长远利益的一切代表人物倾向于赞同劳动保护。最后，个别大资本家的个人利益，甚至也支持这种限制。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限制转嫁出去，并使生产适应于这种限制，而他们的力量较小的竞争对手，只是依靠对工人作最残酷剥削的办法勉强维持下去，如果实行劳动保护，这批小竞争者就得完全破产。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工人阶级本身展开了要求劳动保护的强大运动，第一批的、甚至十分小心谨慎的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后来对它的增补，也还是经过一番顽强斗争才取得的。 即使初期所获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无产阶级中那些由此受益的阶层来说，却是促使他们由糊涂状态中觉悟过来，以及在他们当中推动那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的趋势发生作用的动因。即使在还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以前，这个斗争本身也足以启发无产者，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如何重要、如何必要的，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多么强大。这个斗争已经把他们激发起来，唤醒了他们的自觉和自尊，粉碎了他们的绝望心情，并为他们提出了一个超越日常需要的长远目标。 在资产阶级也加以支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手段当中，另一种手段就是开设国民学校。详细研究这个问题，会使我们超出本书范围之外。学校确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不可低估它的意义。但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这个手段毕竟不如彻底实施的劳动保护立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大工业越排挤其他的生产形式，或者改变后者的性质，也就越需要不断加强劳动保护，不仅需要把劳动保护立法推广到大工业的一切部门，而且也需要把它推广到手工业、家庭工业甚至农业中去。但是，随着工业资本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影响的增长，非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地主也沾染了资本家的思想，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则由资产阶级的有远见的领导者，变成了决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眼前利益的仆从。 资本主义生产使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遭到可怕的蹂蹒，以致只有最贪婪和最无耻的资本家及其伙伴才敢于拒绝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定的劳动保护。至于超过这种狭小范围的比较广泛的劳动保护，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具有的意义，相当于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行的十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今日在有产阶级中间只有少数人支持。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越办越缩手缩脚，越来越使工人走上为争取全面的劳动保护而独立斗争的道路。目前争取通过立法手续来缩短劳动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已与英国在上一世纪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展开的斗争完全不同了。如果说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成维持标准劳动日，但这也不是出诸仁爱之心，而只是因为他们的选民——工人迫使他们如此。为争取劳动保护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变成纯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争取实行劳动保护立法的斗争，比英国开始的晚得多，但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在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不能再期望得到有产阶级的支持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即首先依靠本阶级中最先具有斗争能力和斗争企求的人数众多的阶层的力量。 第八节工会运动 工资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决不是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末叶，我们就已经在手工业中看到帮工和行东之间展开这种斗争了，因为行东在当时商品生产和世界交通发展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资本主义的潮流和趋向。早在十五世纪，某些行东就已力图增加帮工的人数，以期自己可以不劳动，而依靠剥削帮工的劳动生活，或者至少把大部分工作推给帮工去做。行东越来越想延长劳动日，限制帮工的假日，甚至取消星期日休息。同时，一些有钱的行东极想在生活方面同帮工分离，而帮工也只得满足于粗茶淡饭的生活。以前的家属关系削弱了。最后，行会的行东开始禁止帮工升为行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行东的儿子或女婿，就很难上升为行东，而且往往根本不能成为行东。于是，帮工这一阶层不再是处于由学徒上升为行东的过渡阶段，而变成独立的阶层。 随着行东开始扮演资本家的角色，就必然出现如下的结果：他们和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像后来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那样，变成非常尖锐了。但是，帮工同大工业开始时期的备受压迫和苛待的无产者无法比较。准备反抗和展开斗争的帮工，不仅抵抗加诸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种打击，而且力图给予对方以更加有力的打击。当时，城市的观模还小，每座城市的每一行业的帮工，人数也比较少。通常，一种行业都集中在一定的街区，所以帮工们能够容易团结起来。当然，劳动把帮工们彼此分离开来，因为一个行东至多雇用两名帮工，超过两名的时候极为少见。但是，劳动并不是帮工的全部生活内容。一年之中，假日很多，进行社交活动的要求当时在每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下于劳动，而社交活动也确是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当时，小酒馆成为他们的组织中心，即成为他们酝酿展开斗争的场所。凡是在生活上和行动上同他们不一致的人，都受到排斥。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行业彼此隔离的情况，那末，受到同行的这种排斥，对于帮工说来，就等于受到社会排斥。因此，一种行业的帮工团体——行会，都包括从事这种行业的全部帮工在内。当时几乎还不知道产业后备军是什么。由于种种原因，一个行业要从其他行业中吸收工人也还不可能。因此，就对行东的关系而言，帮工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用的武器是罢工和抵制，而且被应用得极为广泛。当时热烈拥护行会制度的人，幻想中世纪的手工业能够复兴，他们以为中世纪的手工业复兴了，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就能够和平共处。因此，如果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主要手工业中发生的罢工也像今天的罢工这样，随着当前工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和顽强起来，恐怕他们一定会怒发冲冠吧！ 只是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权力，才把帮工压制住了。压制劳动阶级是国家权力对资产阶级的最早的效劳，而且迄今仍为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于是，限制工资（即规定最高工资）、禁止工资劳动者的一切组织、或者至少是用警察力量来压制这些组织的时代，便开始了。但是，国家也并不能把帮工完全压制住。帮工也像他们的敌人那样很清楚地知道，团结起来将产生何等的力量，而没有组织就会怎样地没有保僵。所以，他们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到处保卫自己的组织。凡是不能成立公开组织的地方，他们成立秘密组织。他们为此而受到残酷的惩罚和迫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破坏他们之间的联系。反对社会党人的法令[7]（不管这项法令本身多么残酷）加诸德国无产阶级身上的迫害和痛苦，比起过去数世纪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劳动者所受到的苦难，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他们最后仍然战胜了这一切迫害，而成为胜利者。 但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却没有手工业帮工那么大的反抗力量。如上所述，在工场手工业中，制造一件成品所需的工序，是分配给许多劳动者承担的，其中的每个劳动者只需做一种或几种比较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学徒期限缩短了，女工和童工开始涌入工业部门。其次，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工业城市聚集了庞大的劳动者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就不可能像中世纪小城市里的帮工那样，可以不通过任何劳动而能互相结识了。当然，手工业的帮工也因大城市的发展而受到一些痛苦，不过，这些痛苦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敌人——行东的人数也增加了，从而行东之间的纠纷也增加了。反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仅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同少数的企业主对立着，这些企业主却能容易互通声气。 此外，行会的限制也妨碍了古老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曾经不得不设在行会制度管辖地区之外，大部分设在农村地区。在这里，对劳动者容易加以监督，而劳动者得不到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任何支持，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最后，由于中世纪的许多假日被取消，劳动者的社交集会时间大大减少了，而这种集会是团结和由此而来的行动一致的手段。 诚然，工场手工业集合了弄多工人群众，并迫使他们共同劳动，即实行协作。但是，对工人的团结可能发生影响的一些有利后果，有一部分被消除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人是由居民中的各个阶层招募来的，而且还因为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种工序的报酬特别悬殊。在这里，正如豪门的奴仆有等级之分一样，工人之间也被分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虽然工人属于哪一等级主要决定于他的生产活动的性质，而很少决定于他个人的机灵程度，从而这种等级不会使奴才根性在工人中间滋长起来，但是，它却使同一企业中的各个工人集团的利害关系大不相同，因此，他们难于认识到他们的利害是一致的。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虽然他们的学徒期限比手工业工人短得多，可是他们的工作全凭熟练和灵巧，而这非经长时期的训练是达不到的。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是不容易被别人所排挤的。况且，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发展阶段，尽管失业求职的无产者为数很多，其中熟练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却很少。产业后备军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人来说，一般还没有重大的意义。 只是机器的使用，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机器使全体失业者听从工业的摆布，把无产者的妇女和儿童一批一批地送进劳动市场。这种变化，对工人的反抗能力发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自从在生产中应用机器以来，整个工业以异常迅速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并不是说在一切生产领域，资本主义主义企业都立即变成使用机器力量进行生产的工厂。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工场手工业，像排字业就是如此。也有一些产业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只要不是为大量生产服务，仍然可以长期维持手工生产，比如裁缝业就是这样。而仍处在手工业阶段的任何工业之施行资本主义剥削，通常都引起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而不致引起大生产。但是，家庭工业的劳动者的反抗能力则是最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尽管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占统治地位，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工业部门（这样的工业部门正在日益减少）需要经过训练而掌握一定技巧的工人。大工业本身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劳动部门，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一些劳动部门，这些劳动部门需要某些特殊能力、特殊技艺和专门知识，因此不怕未经训练的工人或女工和童工的竞争。例如，金属开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某些部门，过去和现在情况都是这样。 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事劳动的无产阶级就被分成两大阶层。一为上层的无产者，由经过训练、或有一定技艺的（英文叫做skilled）熟练工人构成，他们的条件比较有利。在他们下面，是大批与日俱增的普通工人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生产部门不需要特殊的知识、熟练或技能。在这些工人当中，尽管有些人富有生产知识，有相当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被看作未经训练、没有技艺的不熟练（unskilled）工人。他们很容易被别人所排挤，谁也不注意他们，他们的反抗能力也不强。 条件比较有利的工人，也就是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那一部分先进无产阶级。当他们实行罢工时，雇主们难于找到代替他们的人，这一事实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优势。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能够先于其他人起来反抗资本家。他们已经在许多次冲突中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 他们的地位，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帮工大致相似。他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着帮工的传统，比如仿效帮工的组织和斗争的方法。工人组成的（最初只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新的经济组织——工会，往往就是旧时帮工组织的直接继续，至少在工会运动的初期，这种工会常常是仿照工资劳动者从行会帮工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而组织起来的。 工会运动继承了行会帮工运动的传统，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会的反抗精神和抵抗能力上面；帮工的行会精神有时表现在这些方面，有时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一种行会的故步自封的倾向，即片面地只追求本行业的狭降的利益，而不顾全体工人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有时十分严重，以致熟练工人的工会不仅忘记了自己同全体工人阶级保持团结的义务，而且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余的工人，比如限制本行业的学徒人数，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依靠这种限制，确实使本行业的劳动力的供给有所减少，但这只是牺牲了其他劳动部门的工人，因为其他劳动部门没有可能实行类似的限制，所以反而使更多的劳动力向这些部门蜂拥而来。 不过，有组织的工人以劳动“贵族”自居而与“苦力”分开，并高踞于这些人头上的这种意图，仅仅见于个别的劳动部门。比如在德国，大多数的排字工人不久以前就曾采取过这样的立场。而在英国，所有的熟练工人都与不熟练工人分开。受到工厂法保护、从而条件比较有利的劳动部门的工人，也属于熟练工人之列。在英国，这种工人直到最近都是与广大的工资无产阶级群众分离的工人贵族，其中一部分至今还是这样。 凡是工会运动使行会的片面的狭降观念，以及处境比较有利的工人的贵族化日益加剧的地方，工会运动不仅不会促使整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这种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工会运动比起历来英明的政治家们所喜欢采取的愚蠢而荒谬的压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为对付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反击压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无知的政治家还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无产阶级。今日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态出现而不是以敌人姿态出现的人，迖些人企图通过工会运动来分裂无产阶级，使先进战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压迫防卫能力薄弱的那部分人的压迫者。工人阶级的这些假朋友，在德国也很出名，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大部分只是在大学里活动。但是他们也力图影响工人。幸亏占居统治地位的政党眼光过于短浅，德国工人又深具远见，而经济条件也十分发达，使得这些先生还不能发生太大的危害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阶层处于较有利的条件，他们自高自大，脱离无产阶级群众，但是，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他们不得不很快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和他们团结起来。这些工人阶层，由于他们的觉悟程度、该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它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作用各异，他们的贵族化倾向的消除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倾向迟早要从这类工人阶层中消除的。 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技术革命。披术革命的结果，使得不熟练工人能代替熟练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够与男工竞争。尽管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等等，虽然各行业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业的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已。未参加组织的熟练工人，也不断增加。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廉，所以能够用他们来对付有组织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钱的、而且组织得十分坚强的工人都越来越确信：分散的个别的工会无力单独反击资本主义使他们沦落的影响，更不用说完全战胜这种影响了。他们认识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薄弱，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们的地位，归根到底决定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也会认识到：骑在陷入泥坑里的入们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们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谬的。如果他们真要往上爬，并在高处站得住，他们就必须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巩固地盘。但是，如果不帮助他们下面的阶层爬出泥潭，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工人的“贵族阶层”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认识到，他们反对剥削的斗争并不是只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而进行的特殊斗争，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伟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其他阶层所从事的斗争，决不是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一斗争也是为他们而进行的，因此，他们有义务帮助和促进这一斗争，并且要尽可能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也认识到，应当尽可能保护本身无力自卫而至今仍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那些无产者阶层的利益。 同时，不熟练的工人阶层，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抬起头来。看到熟练工人的伟大斗争场面，许多“不熟练”工人兄弟都为之振作起来并得到鼓舞。前面已经说过，为实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也起了相似的作用。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条件的巧合下，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激起各个工人阶层参加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不熟练工人的斗争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们的斗争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恩格斯语）[8]。但是，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9]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论斗争的结局如何，斗争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发扬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的那些品质。甚至在这种斗争没有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的时候，斗争本身始终有促进无产阶级在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于是，从熟练的无产者和不熟练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席卷的阶层，造成工人运动。这是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ecclesia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由于原来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贵族”、以前的愚蠢无知的“苦力”以及陷于无能为力的绝境的下层工资劳动者的参加而日益壮大。我们已看到，劳动无产阶级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知道，劳动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日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后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强烈影响。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日益壮大的工人大众中间，它的战斗队伍，不仅绝对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对地增加了。尽管无产阶级成长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战斗队伍壮大得还要迅速。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最重要和最丰饶的补充来源。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日益与社会民主党合一的趋势；在德国和奧地利，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两者合而为一了。[10] 第九节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是仿效手工业帮工的组织而组织起来的；同样地，当无产阶级作为团结一致的群众展开斗争的时候，它最初采取的斗争手段，到处都与帮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样。这种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罢工。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采用这两种斗争手段。构成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越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岀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单是纯粹的工会斗争需要，就已经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们说过，现代国家认为自己对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让工资劳动者有任何可能组织起来。秘密组织只有不能公开结社时，才能代替公开组织，但这本来是不够的。要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群众越多，越显出秘密结社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越发展，它越需要团结的自由，即结社的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要得到最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组织的机会，单有结社自由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过，手工业的帮工是很容易团结一致的。在每个城市里，从事于某一种职业的人，为数都比较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彼此交往。同一行业的全体帮工，都会聚首在一个小酒馆里。每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一个整体。交通道路极为简陋，城市与城市之间甚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漫游各地的各个手工业者，就足以维持各城市组织间的联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业中心，都有好几千名工人在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只和少数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来，而和广大的同事没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为了在这样庞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认识他们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们参加以保卫他们的利益为宗旨的组织，就需要有机会同广大的同事自由交谈，就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业的帮工不需要出版书刊，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须口头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现代工资劳动者团结在一个组织里面，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没有出版物的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代的交通工具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有必要。交通工具是资本家阶级反对工人的有力斗争武器，比如，有了交通工具，资本家就能够迅速地把大批工人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其他地区招来一批工人，来换掉原有的工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人之间，事先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因此，随着交通的发达，日益需要将各种职业的工人的分散的地方性运动结合成全国的，以至所有工业国家的全体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工人运动。但是，工资劳动者的这种全国性团结和国际性团结，比地方性的组织工作更加需要出版物。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决不亚于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的这种行径是出自恶意，还是出自无知，都需要像反对无产阶级的公认敌人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 有时，人们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把这两种斗争分开：或者单独进行政治斗争，或者单独进行经济斗争。事实上，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几项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的，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比如，当斗争涉及捐税和劳动保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仅是专门和直接牵涉到工人阶级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数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也应当和其他一切阶级一样，必须努力增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政权，努力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 在现代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个人对国家元首的直接影响，在专制国家，就曾经是（现在也是）影响国家政务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容易亲自接近国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宠爱，能使元首依存于他们，或者为元首效劳的阶级有利。因此，这些阶级，即宫廷贵族、高级僧侣、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以及大信贷者和金融界牛耳，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的拥护者。 在现代大国内，其他一切阶层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选出的议会，才能对国家的治理发生影响。议会决定征税条款，在议会有代表的各阶级根据这些条款才会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赋税。凡是名副其实而不是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议会，都应当有立法权、否决权和倒阁权，而拒绝纳税的权利和可能性则是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发展的基础。 关于人民的直接立法，这里可以不谈。最低限度，在现代的大国中（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指的这种国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议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只能在个别情况下与议会一起，补其不足。国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处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犹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来监督国家的政务工作和必要时对国家作这种或那种指示一样。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 议会制度的最后结果，就是代议制共和国。至于这种共和国作为装饰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国）还是不保留君主，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议会掌握着钱袋，而钱袋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正像它是一切现代企业的灵魂一样。在今日，没有金钱的国王的处境，比没有领土的国王还要恶劣。 在现代国家中，过着强烈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但毫无希望通过个人对国家元首发生影响的办法来迅速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一切阶级，都力图一方面增强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他们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既依存于为它撑腰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又依存于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首先取决于选举权的性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当然不可能有代表参加议会。再者，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个阶级在选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后，这个力量也视该阶级的议会活动能力为转移。 对于头两点，是无需说明的。只是最后一点，尚需我们说几句。从事议会活动，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它需要一定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只有依靠长期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演讲活动，才能得到。此外，它还需要有广阔的眼界，远大的眼光，能够理解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农民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都缺乏这些参加议会活动的先决条件。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阶层的精力完全用于劳动上了。劳动使他们孤立，把他们彼此分开，使他们每个人的交往只限于不多的一些人。因此，他们的眼界必然极其狭窄，对于具有极为普遍意义的一切问题，他们都用个人的至多是局部的、一时需要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仅阻碍了他们中间议会政治活动家的成长，而且也妨害了这些阶级结成坚强的全国性政党（指包括全国范围的整个阶级的政党）。他们形成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群众。他们不仅不能从本阶级中间选出代表参加议会，而且也无力对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加以严密监督。手工业者或真正的农民，在议会里不过是白色的乌鸦。农民或小资产者为了在议会中有代表，他们不会推选地位与他们不相上下的人；如果他们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律师或是教授，如果他们具有保守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大地主、僧侣或高官。显而易见，这样的代表，即使心地诚恳，也不能真正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何况他们的心地往往并不诚恳。一旦他们进入议会，他们就要为所欲为，而他们的选民，则毫无办法制驭他们。选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下一届选举中使叛徒落选，但是，在一届选举中他们不过又选出另一个叛徒而已。 因此，农民和小资产者对议会制度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资产阶级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拥有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他们可以在竞选期间和在议会当中维护自已的利益。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金钱，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精通世界知识的有教养的人士，这些人习于管理庞大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知识和演讲艺术为职业，比如律师、教授等等便是。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和资产阶级相比。因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支配着议会。所以，议会制度是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迫使下层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的最合适和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不打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怀有激进情绪的小资产者，喜欢把议会制度看成是维持奴役下层并使这种奴役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他们对议会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想倾听一下，而确信只要完全取消议会制度，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要求用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和议会制度是彼此分不开的，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活动。这看来也许是很革命的，而实际上，不外是承认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的破产而已。 就对议会制度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比起农民和小资产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已经说过，现代生产方式怎样使无产阶级提高，使它摆脱屈辱的状态，以及怎样唤起无产阶级的求知欲，使它理解社会现象的整体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单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作为政治家就高于小资产者和农民。他们能容易地掌握政党的原则，欢喜原则的政策，而不至受一时情绪、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广大同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行动。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他们要求自己的先进战士遵守，同时，先进战士也要求他们本身遵守。所以，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进行的活动，以及在这种组织中的活动，是从事议会活动的最好学习场所。这种活动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议会的方式，为无产阶级培养演说家、法律专家和组织人材。 因此，无产阶级现在所处的地位，能够组织自己的不依赖于其他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在德国每个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无论是农民，还是小资产者至今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恐怕他们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善于控制他们的代表，并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1]最后，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能够卓有成效地代表本阶级出席议会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正是这种斗争才是唤醒无产阶级中的对斗争抱着消极冷淡态度的阶层并使他们产生自信和对美好未来抱有希望的最有力手段。这种斗争，也是使无产阶级各个不同阶层日益巩固地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最有力手段。最后，它还是无产阶级现在拥有的影响国家政权，使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并迫使国家政权作出在现存条件下能够做到的让步的一切手段中的最有力手段。简而言之，这种斗争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摆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 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议会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坚定的精神一方面促进议会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资格进行活动的力量。 除了结社权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平等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普遍选举权，也是无产阶级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第十节工人党 并不是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差不多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它们，几乎到处都有企图重新剥夺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东西的倾向。现在，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并维护必要的政治权利，正面临着一场长期的、需要很大牺牲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开始政治斗争的初期，由于有产阶级内部发生斗争，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业资本家，商人，地主，宫廷官宦和专制统治阶级等等，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倾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的每一集团都努力于寻找同盟者，给后者以少许让步，使他们加入自己的一伙。但是，在斗争胜利之后，进行分赃时，同盟者却往往受骗，得不到什么。另一方面，某些政党，为了能继续获得某一下层阶级为它服务，也常常被迫给予这个阶级以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事实。 统治阶级最常诉诸无产阶级，它们本身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政治斗争舞台上来了。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独立，统治阶级就把它看成是“有投票权的家畜”，而它本身也像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自愿为剥削者利用。实际上，无产阶级也不止一次地为剥削者效了这种劳。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是极端对立的，以致它们之间的政治意图无法长期一致。在每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以后，都迟早必然要导致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起来组织独立的政党——工人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需多加解释，因为，我们已就这个阶级的利益、意图和观点，作过详细说明了。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必须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即所谓必须切断把它同自己的母体——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联系起来的脐带，这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团结，主要是由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也有其他一系列条件，对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迟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两个条件：工人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势的认识水平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就徳国而言，这两个条件至今都特别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分离，而且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工业国，都有利得多。因此，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德国的工人运动，就摆脱资产阶级政党而独立来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 尽管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国工人运动，因不同条件的影响，进入组织独立的工人党的时期迟早有所不同，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必然按照自然观律，使其中的每个国家进入这个时期。 任何一个政党，都必然以取得政治统治权为目的。它们必然要力图使国家政权从属于自己，即服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们必然要力图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同样地，工人阶级组织独立政党，也自然而必然地为自己规定出这种目的，而经济的发展也将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这个目的得到实现。但是，这里也同工人与资产阶级政党决裂一样，开始实现目的的时期，不仅决定于该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同时，其他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条件，也起着作用。同样地，实现目的的方式，也各种各样，极不相同。但是，凡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别是对最近一百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过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自然而必然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人数、精神力量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长；随着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养成团结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扩大它的眼界，它的组织也就不论在其范围与团结方面都不断加强；随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日益成为最重要的阶级，即成为整个社会归根结底要依靠它的活动来维持的唯一的劳动者阶级，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各阶级，将在人数上不断减少，明显地失去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它们不仅变成多余的东西，甚至有一部分有害于生产的进展。在他们领导之下，生产越来越乱并陷入日益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一方面将最后得到胜利，是昭然若揭的。很早以前，有产阶级就已经为它们的末日迫近而发慌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所感到的胆战心惊，却不肯承认，企图以假装镇静和故作欢喜来麻痹自己的这种情感，闭着眼睛不看他们所奔向的深渊，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通过这种盲目行为加速自己的灭亡，并使这种灭亡更加无法挽救。 但是，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流氓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它属于寄生阶层），不能像其他阶级历来所做的那样，利用它取得的统治权力，把被剥削的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肩上，使自己变成一个剥削阶级。它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消灭自己被剥削的状况，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剥削现象。但是，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既然无产阶级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能使它废除私有制，那末，它的被剥削状况，将迫使它废除剥削，并以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只要商品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社会的共同生产就不可能成为一般的生产形式，为了用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废除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而代之以为社会并在社会的监督下而进行的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如果无产阶无意利用它在国家中的统治来达到这种目的，就是：借国家政权的帮助来掌握生产资料和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那么，事理的逻辑最终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出现，不过，事先可能会遇到不少失败，发生许多错误，付出不少无谓的牺牲，无益地浪费了精力和时间罢了。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到来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到来。只要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须设法利用自己的胜利来消灭剥削，而且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大企业、卡特尔或国营企业中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出发点，它将促使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并粉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胜后打算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的一切企图。这样，即使无产阶级最初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图，它最终也必然会自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指望随便那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会对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否定态度。只会出现如下的情况：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都已完全成熟，并有力量和能力战胜强敌并使它听从自己的支配，但是，在意识和知识方面，还处在幼稚阶段。然而，就是发展中的这种不平衡，对无产阶级说来，也是很难得有的。我们已经一再指出，一旦无产阶级从最初的被压制状况中解放出来，由于机器的帮助，理论思维和理解超出眼前利益的伟大任务与远大目标的能力，便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而我们在站在无产阶级上面或先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其他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中间，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形的。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又进行得极其迅速，成为非常显著的普遍现象，以致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有人加以指点，都能够马上看得出来。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指针，因为马克思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始的工作，同时就使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进程和整个经济机构的理解空前深入和扩大了。 这一切合在一起，促进战斗的无产阶级极其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不幸的消息，而是吉祥的消息，即新的福音。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实行精神的自杀，他绝对不会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从社会主义中吸取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得到鼓舞和希望。对这种学说，无产阶级能够按期漠不关心或甚至抱着敌对态度吗？ 凡是组织了独立工人党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党迟早自然而必然地要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来，即使它最初没有这种倾向，最后也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变成社会民主党。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补充来源的精确轮廓。简言之，可以把我们以上所述的结论，总括成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达到政治自觉的战斗阶层。但是，无产阶级对其相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越扩大，对这些阶层的思想和感情越发生强大的影响，这些阶层也就越卷入社会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在这种生产建立以前，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同无产阶级最后一定成为统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无容置疑的。 第十一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决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应承担的使命的。当然，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以前，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种使命。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无产阶级的历史古老。在无产阶级作为普遍现象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告诞生了。但是，无产阶级存在了很长时期，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生活的任何标志。当时，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和唯一的来源，是上层阶级中的慈善家对贫苦不幸的人民表示同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这些人类朋友中的最勇敢和最有远见的人士；他们知道得最为清楚，产生无产阶级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不怕由此作出一些极端的结论。社会主义曾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最坚定、最透彻和最伟大的表现。那时，还不存在像目前这样社会主义者可以用来号召人们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斗争的阶级利益。他们只能求助于上层阶级中的理想家的热心和同情；他们试图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作诱人的描写，另一方面通过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情况作鲜明刻划，来吸引这些理想家。这就是说，他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是利用和平说服的方式，规劝世上有钱有势的人出资，以便大大减轻贫困和建立理想的社会。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曾对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可以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结果大失所望。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无产阶级开始表现出独立生活的标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已经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看到强大的工人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了解这种运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使贫穷、无知和粗鲁的无产者有朝一日在精神上提高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所必要的程度和得到实现这种宗旨所必要的社会力量。同时，他们对工人运动不仅表示不信任，而且他们早就认为工人运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一运动有驳倒他们的一个最重要论据的危险。要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指望敏感的资产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他们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是至少可以减轻贫困的唯一手段；证明缓和贫困和把穷人提高的其他一切尝试，在现代社会都是徒劳无益的；证明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力提高。但是，工人运动却按照和这种想法完全相反的前提开展起来。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日益上升的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已从需要救济的可怜的不幸者，变成了需要镇压和制服的可鄙的无赖汉。于是资产阶级人士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源泉——对于贫民和不幸者的同情——开始干涸了。在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已经不是一种无害的玩具，而是一种会被群众所掌握并带来不可言喻的灾祸的危险武器。简言之，工人运动越加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中间宣传社会主义也就越困难，统治阶级也就越敌视社会主义。 只要社会主义者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手段只能来自上层阶级的看法，他们就不仅会对工人运动表示不信任，而且甚至常常会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必然倾向于认为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东西，莫过于阶级斗争了。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否定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自己的斗争中不仅得不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反而要遭到他们的反抗，如果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学说，对无产阶级不仅没有鼓舞作用，反而有挫折他们的斗争勇气的危险，那末，这就会容易使无产阶级也对整个社会主义学说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的态度，而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在现实斗争的应用上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态度。在工人运动刚开始的初期，战斗的无产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是无知和愚昧的，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也对这种情况发生了促进作用。他们的眼光狭窄，妨碍他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他们对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还缺乏深刻和明确的认识。他们只感觉到漠然的阶级本能在发生作用，它教导他们不信任一切来自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也就不信任当时的社会主义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 当时，某些工人阶层（特别是英国的）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尽管最新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态度，跟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乂完全不同，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在英国差不多没有收到成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对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响。 但是，尽管战斗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有时很深，社会主义仍然是十分适合思想日益发展的无产者的要求的，以致在群众对社会主义抱着敌意的地方，工人阶级中的最聪明人士，只要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就极其乐意归向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不必顾虑他们所憎恨和激烈反对的资产阶级。想依靠上层阶级中的善良人士的协助来拯救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在工人手中变成了要依靠无产阶级的拳头来实现的暴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也对工人运动不甚了解，并对阶级斗争，至少是对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当然，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是与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在学识方面，他们也不可能超过这些空想主义者。无产者至多只能掌握资产阶级学术界获得的一部分知识，使它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时，只要无产者继续是无产者，他们就既没有必要的余暇，又没有资金来独立发展科学，使它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水平。 因此，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就必然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比如，它对经济发展毫无认识，不知道这种经济发展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因素，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培养出一个其使命在于掌握这些物质因素、从其中发展出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日趋成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这些无产者认为社会形式同房屋一样，只要有必要材料和建筑用地，就可以依照事先拟好的计划，任意建筑起来。这些精力充沛、勇敢而天真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自信具有建筑这所房子所必要的足够力量。问题只在于取得必要的用地和必要的材料。当然，他们已经不寄望于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会给他们这一切东西。一切必要的东西，要由革命供给；革命将要破坏旧的房屋，打垮旧的政权，让新建筑物设计人或设计小组实行专政，以帮助新的救世主[13]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厦。 在他们的这些论点中，没有阶级斗争容身的余地。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感到他们所处的贫困境况实在太苦，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消灭贫困。即使他们能够想到阶级斗争会逐渐提高无产阶级，使它有力量进一步发展社会，他们也会认为这个程序过于麻烦。其实，他们也不相信这种逐渐提高。他们仍停留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参加工人运动的无产者阶层，人数很少，而在这少数的战斗的无产者当中，目光超过维护暂时利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培养广大的人民大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是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些群众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把满腔的绝望，爆发出来，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现社会，为社会主义者扫清道路。这些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的处境越坏，使群众忍无可忍而起来粉碎压迫着他们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时刻，也就一定来得越快。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为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不但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因为逐渐提高所能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和转瞬即逝的改进，只会使群众苟安于现状，从而推迟他们起义摧毁现存的一切东西的时刻，也就是推迟永远根绝贫困的时刻。因此，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不以立即和彻底摧毁现社会为目的的任何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即任何一种严肃而有效的阶级斗争形式，都是对人类事业不折不扣的背叛。 这种观点出现于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它的最卓越的表达者恐怕是威廉·魏特林。它至今还没有消失。准备加入战斗的无产阶级行列的一切无产者阶层，都有倾向这种观点的趋势。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明确理解社会情况，不相信自己有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但已开始感到自己处于低卑难忍的地位，并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出现。但是，因为新的无产者阶层日益不断地从被经济发展推进去的泥潭中爬出来，许多国家相继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出现无产阶级，所以早期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可能又不断地重新抬头。这是一种幼稚病，它威胁着一切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影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目前，人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现点，叫做无政府主义，但它决不与无政府主义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来对现社会有明确的认识，而只是来自对现社会的本能愤怒；这种观点可能与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有联系。其实，早期无产者的粗野和暴力的社会主义，同今日精巧的小资产阶级的往往是非常伤感和风雅的主张和平的无政府主义有联系。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甚大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厌恶和甚至憎恨顽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厌恶和憎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有时被情势所迫积极参加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立场容易动摇，所以他们参加斗争未能导致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彻底结合，而只是引起后者排斥前者的结果。大家知道，凡是在无政府主义（应把这一词理解为上述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成为普遍现象和变成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无政府主义即使外表看来很激进，也始终要或早或晚地以变成排他的纯工会运动或排他的纯合作运动而结束。 第十二节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肠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随意发明新社会，而只是从现存社会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无产阶级，使它摆脱贫困，而血当支持它的阶级斗事，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帮助它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时日能够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阐明，因为本书就是完全以他们的学说为基础的，它不外是这个学说的阐述和通俗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个学说而取得了新的性质。只要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成为已被认清的目标，只要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志向还没有超出现存生产方式的范围，阶级斗争似乎就离不开原地，在一个死圈子里打转，而无产阶级为争取比较满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阶级斗争及其结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过是减弱了一点而已。社会上的一些中间阶层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劳动者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和整个阶层经常被打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列；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欲，仍然威胁着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阶层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劳动时间的每一次缩短（不论这是由经济斗争取得的，还是由政治斗争取得的），都引起资本家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工人组织的每次改善，资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组织等等其他办法来回答。此外，失业越来越多，危机更加广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没有保证和日益痛苦。阶级斗争带来的工人阶级的提高，与其说具有经济的意义，勿宁说具有精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境况，由于阶级斗争及其结果，一般只有缓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话）；但是，无产阶级的自尊心却提高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对他们的尊敬，也随着增进了。无产者开始感到自己同上层阶级平等，并拿自己的命运与这些阶级对比。他们对自己本身，以及对自己的居住和衣着，对自己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说，他们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结果，无产者对于一切虐待和压迫更加敏感了。 无产阶级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与它向社会所表示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断增长，具有同样的意义。无产阶级在这种提高中的成长，大大快于在现代剥削制度所能容许的经济状况的一切改善。有一些人希望有这些改善，而另一些人又担心它们会使工人感到满意；不管怎样，这一切改善都必然落后于工人的精神提高所自然而必然带来的要求。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使无产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的改进大大落后于精神的提高的地方，这种不满自然就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长时间地抑制住这种不满的增长。因此，只要阶级斗争不想超出现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它最后就会变成没有目的和没有成效的斗争。阶级斗争越使无产者提高，无产者认为自己离奋斗的目标也就越远，离符合他们对人类尊严看法的美好生活也就越远。 只有社会主义生产由于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差别，才能根绝工人的要求与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之间的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从而也能消除由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所产生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强烈刺激。然而，如果消灭了这种刺激，工人的要求自然就不会超过与他们现有的满足需要的资料相适应的限度。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将如何使这些资料大量增加。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会有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不满和“渴望”。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当被剥削者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并不比剥削者差，或甚至比剥削者还优越的时候，阶级对抗和剥削制度，就自然而必然地会产生这种不满和“渴望”。如果只是被剥削阶级达到如此高度，而还没有根除自己所受的剥削，那末，它的“渴望”也不会消灭。 因此，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和社会主义相对立；只要这个斗争除了想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各种让步使无产阶级得到一个可以满足的地位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目标，它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斗争就和无止境的螺旋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一旦结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工人运动有了目标，并明确地向目标迈进；这时，斗争的一切方面，都会发生作用，即使那些不会产生直接效果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启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提高阶级的威信，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养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它们也是有意义的；这时，看来已经无救的战役，也会转败为胜，这时，每一次受挫的罢工，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每一次被否决的法案，都表明向争取人类应有的生存目标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涉及无产阶级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只要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发愤图强和精神提高，不管它们对无产阶级怀有敌意还是善意，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处；从此以后，战斗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支停滞不前、费了很大力量和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勉强保卫住一度到手的阵地的队伍。现在，就是瞎子也日益明白地看出，无产阶级是任何力量也抵抗不住的战胜者，任何东西也阻碍不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 第十三节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始的新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它的两个创始人，都是德国人；德国人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早的学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批著作，是用德文出版的。单是这一点（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什么最先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最初在德国生根。同时，这里所说的德国，是指一切有大量操德语的工人的地区，而不是指德意志帝国。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德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看出工人运动现在到处都力图具有国际性。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就努力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国际往来自然而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联。从简単商品生产发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世界贸易的发展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各国之间的和平往来，世界贸易是不可能进行的。世界贸易为了自己的发展，要求外国商人在他通商的国家也能像在本国一样受到保护。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也开始对整个社会的一般思想方式发生影响。但是，商人永远是漂泊无定的人，他们的原则一向就是：“哪里好，哪里有利可得，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bene,ibipatria）o 因此，随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世界主义的倾向,即要求各国间永久和平与人民友好的愿望，也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了[14]。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一些离奇古怪的矛盾。一方面平等增加，同时另一方面有不平等加甚的趋势，一方面无产阶级陷入堕落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有使它提高到统治阶级的水平的趋势，一方面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使个人受尽奴役的趋势。同样地，实现各国人民友好的趋势，又与国家对立加甚的趋势携手并进。贸易往来要求和平，而竞争却引起战争。既然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资本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在彼此关系上都经常处于永久交战的状态，那末，不同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国家都力图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并把他国的商品从这个市场排挤出去。世界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普遍和平越有必要，竞争越激烈，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冲突的危险也越增加。国际往来越密切，民族闭关自守的意图也越坚强。和平的需要越迫切，战争的危险也越严重。这些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矛盾，恰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完全符合。它们早就潜在于简单商品生产之中，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它们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庞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加甚了走向战争的趋势，而又以同样的程度使和平成为必要的事情，这个事实，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灭亡的许多茅盾之一。 无产阶级不像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那样，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成为独立的阶级，在各方面，下述事实也就越明显。这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趋势中，只有一个趋势对无产阶级有影响，而另一个趋势，则越来越失去它对无产阶级的一切作用。例如，现代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有使生产者结成一个从事共同活动的大同盟的趋势，同时另一方面又有促成一切生产者反对一切生产者的激烈竞争的趋势。但是，第二种趋势在无产阶级中间却不发生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看不到那种使资本家阶级筋疲力竭和四分五裂的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矛盾，而只看到两个对立趋势中的第一种趋势，即促进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巩固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单方面发展”的自然结果，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者越来越受到密切的国际团结趋势的显著影响，而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斗争的趋势，则任他们当中失去一切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一无所有以后，就把他们的一切基础挖掉。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也没有固定的祖国。同商人一样，他们所持的原则也是：“哪里的劳动条件好，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bene,ibipatria）[15]。过去手工业的帮工就已开始流浪他国，他们这种流浪的结果，产生了我们已经指出的国际团结的萌芽。但是，同在交通工具的目前发展条件下进行的现代流浪相比，帮工的这种流浪，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帮工出外流浪，还有重返故乡的打算，而现代的无产者，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浪，其目的是找到劳动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就地落户。他们不是游容，而是流浪汉。 同无产者一样，商人（至少是经营世界贸易的商人）也是要远离故土的，移居到能保证他们获得商业利益的地方去。但是，商人并不因此失去他同祖国的联系。要知道，商人在国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及能否顺利经营业务和欺驱外国同业，主要依存于他们的祖国，即保护他们的那个国家的威势和力量。因此，商人在国外仍然怀念祖国。这些先生通常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祖国的伟大对他们的钱包有多大重要意义这一点，有最直接的体会。 但是，无产阶级的情况与此不同。在国内，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国外，至少是在文明国家里，他们也不需要祖国的保护。相反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到的国家，那里的法律和行政比他们本国的法律和行政对他们还有利。他们的工作上的新同志，决不想在他们最聶要法律保护的时候，即在对剥削者的关系上，剥夺他们所享有的法律保护。恰恰相反，工作上的新同志们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去关心他的抵抗剥削者的能力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现代无产者的离乡背井，大大不同于行会时期的流浪异乡的帮工或商人。他们变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们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诚然有一些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比较好，因此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上述的世界公民会对这些造成不便，甚至带来危险。要知道，这些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在自己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将会由于要求较低和反抗能力较弱的工人的竞争，而受到妨碍，那是不容置疑的。 有时，这种竞争也与各国资本家间的竞争一样，会引起民族对立的加剧，使本地工人对外来工人产生民族憎恨心理。但是，在资产阶级之间为常见现象的民族斗争，在无产阶级之间却往往只带有暂时的性质。 要知道，无产阶级迟早必会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理解，也将根据亲身的痛苦经验体会）廉价劳动力从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先进地区，也同工业使用机器和采用女工一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力的入境，也同机器和女工的应用一样，是无法制止的。 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落后，也在另一方面受到损害。后一种国家工人所受的剥削程度，被比较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用作反对工人通过立法和“自由”协谈方式改善劳动条件的意图的最好借口，有时也成为这种反对的有效理由。 结果，留在国内的工人，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开始明白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成就，是怎样依存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成就。即使他们有时对外国工人怀有敌意，最后也会放弃这种情绪，而认识到只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消除他国的落后所发生的抑制作用，那就是消灭这种落后本身。德国工人有充分理由希望斯拉夫族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在本国和外国提高工资与缩短劳动时间，并尽一切可能促其实现。在这方面，英国工人也应当关心德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而美国工人则应当关心欧洲各国的工人。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与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密切依存关系，自然而必然地导致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的紧密团结。 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产生的民族闭关自守的残余与民族仇恨的残余，越来越消失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摆脱民族偏见；工人越来越学会承认操任何语言的外国劳动伙伴是自己的战友和朋友，并尊重他们。 在各个国家目标相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相同的无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之间，国际团结自然也必定极为密切。 既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它的目标、力量和观模方面应当超过一定的界限，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一开始就认出了这一斗争的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无产者呼吁，而以“联合起来！”的口号结束。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6]。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使这个同盟瓦解，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工人运动的再起，它又以“国际工人协会”[17]（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名义恢复。这个协会的灵魂，仍然是马克思。这个协会的任务，不仅要在各国的无产者中间唤起国际团结的情感，而且要向他们指出共同的目标、指明走向这一目标的共同道路。协会彻底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第二项任务，有一部分未能实现。第一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实现战斗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结合。第一国际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运动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辅助手段；只要无产阶级继续从属于作为它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反对派。随着人们看清这些原则的结论必然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反对派也加强起来了。在三十——四十年前，为数还较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一切拥护者，以及像行会那样排他的工人贵族的纯粹职业团体的代表者，一看清第一国际所追求的东西，便相继退出第一国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18]的失败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加速了第一国际的衰亡[19]。 但是，第一国际播下的国际团结思想的种子是不可能被压住而不发芽的。 自这时起，《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占据了全欧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然后，又占据了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结合，到处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迅速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则、目标和手段，在各地都趋于一致。因此，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间产生了日益亲密的情感，对这种运动目的的国际性的认识越来越强，只要有一个外来动因，就可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 大家知道，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上（它是利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20]一百周年的机会召开的），这一事实表面化了。以后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又促进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继续加强。这种加强除此以外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21]上。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人，不像资产阶级和平大会的代表那样是被本阶级看成怪物的孤立思想家和空想家，而是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人。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极其令人感动地表明，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心和政治生活中心，劳动人民大众都洋溢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心情，他们反对战争，并宣布所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只是人民的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国与国之间的鸿沟的这种消除，广大人民阶层的这种国际团结，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注意到这一过程是在扩军备战的叫嚣下进行的，便会觉得它更加伟大。这种扩军备战，也是世界史上前所未闻的，它想把整个欧洲置于不堪言状的压迫之下。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倍坚决地强调它的国际主义滉点。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也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第十四节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社会民主党单就它的实质来说就已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然而，它同时也表现出日益变成民族政党的趋势，即表现出日益变成不但代表工业工资劳动者而且也代表一切劳动和被剥削着阶层（即一般称为“人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人民政党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无产阶级有最后成为唯一的劳动者阶级的趋势。我们也曾指出，其他的劳动者阶层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正日益和无产阶级接近。最后，我们还已经知道，在劳动者阶级当中，劳动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增强对自己目标的认识的阶级，并日益成为其他劳动者阶级的不断减少的残余成员的集结中心。劳动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越来越对全体“小人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工资劳动者承担起领导人民的責任，工人党也变成了人民的政党。实际上，在小生产的独立劳动者开始感到自己是无产者的时候；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或至少他们的子女铁定不移地要沦为无产阶级，而除了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外，他们别无其他方法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从这个时候起，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他们不怕社会民主党得胜，社会民主党得胜反而对他们有利，因为这表明将要建立一个使所有劳动者（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也有小工业的独立劳动者）不受剥削和压迫，并保证他们生活幸福的社会制度。 然而，社会民主党不但在将来，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也保护一切“小人物”的利益。无产阶级是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它不完全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因此，不管剥削和压迫采取什么形式，无产阶级都是它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也是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的先进战士。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第一国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无产阶级为支持起义的波兰人反对沙皇俄国压迫而举行的示威，成了创立第一国际的诱因；其次，第一国际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封公函，是给美国总统林肯[22]的致贺信，表示国际工人协会同情黑奴解放事业。最后，第一国际虽然成立于英国，有英国人参加，但它是第一个袒护而且是最坚决袒护被英国统治阶级压迫的爱尔兰人的团体。不管是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还是波兰人的解放运动，或者是黑奴解放，都与工资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可以举出很多。 不错，有人说，社会民主党是以经济的进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大生产尽可能完全排挤小生产；因此，小企业的灭亡，即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的沦落，对社会民主党是有利的；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促进这些人灭亡，所以它不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对这些说法，可作如下的回答：社会民主党不能制造经济发展；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并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助力，对这件事情最关心的是资本家阶级；当然，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种发展。但是，希望制止经济发展，完全不等于要维护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真正利益。要知道，为此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必然失败。如果说，这种尝试一般还可以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那也只会造成祸害，而不会带来好处。给手工业者和农民指出一些措施，使他们的小生产再回到“黄金时代”，也决不等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会使他们产生一些永远无法实现和只会使他们脱离最好保护自利益的正确道路的幻想。 虽然小生产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一定在没落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它现在通常具有的一切可厌现象。我们已经说过，小生产的消亡不过是一出长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它的前几幕所表演的，只是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缓慢而痛苦的灭亡。但是，小资产者和小农民的灭亡，对社会民主党丝毫没有好处，相反地，要是不发生这和事情，倒是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要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补充来源的那些集团越没落，也就越难把这些来源供给的新成员提高到使他们能够和愿意参加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程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力量，却依存于这支加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依存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增强。农民或手工业者的要求越低，他们越习惯于不断的辛苦劳动，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队伍时，也越没有抵抗能力，越会允许受别人剥削，并由于他们的竞争，越对原来处境良好的工人有害。在引起工人的国际团结的那些原因里，也有一部分导致无产阶级同供给它新成员的那些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至今自然照例是只由一方面、即由无产者体验到和表现出来的。 当然，如果日趋破产的小农民和小资产者试图依靠牺牲无产者的办法，比如极度剥削学徒、或阻挠工资劳动者的团结，来维持自己的原状，那末，他就会随时遭到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猛烈反击。社会民主党与此相反，它将最坚决地拥护一系列可以使小农民和小资产者境况得到重大改善并减轻他们负担，而不会给无产者带来损害甚至反而会有助于他们的那些措施。 关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由社会民主党作为要今日加以实施的直接要求提出的要求中看得出来。《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一一列举了这些要求。纲领中写道： “从这些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有无记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而在未实施这种制度以前，依法按每次人口调査重新划分选区。依法规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和投票在法定的休息日举行。对当选的代表支付报酬。除禁治产外，取消对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 （二）实行以创制权和否决权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帝国、各邦、各省、各区的人民有权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负有一切民事和刑事責任。每年核定税收。 （三）对全体公民实行普遍的军事教育。改常备军为民兵。宣战与媾和问题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一切国际争端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四）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 （五）废除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侵犯男女平权的一切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每个人的私事。停止把公款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把教会和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结社，它们的事务完全由它们自行处理。 （七）学校属于世俗。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教育。公立国民学校不收学费，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伙食；高等学校的成绩优良并宜于继续深造的男女学生，也享有这种待遇。 （八）诉讼和司法辩护免费。由人民选举的法官审判。刑事案件有上诉权。对无辜被控、被捕和被判徒刑的人给予赔偿。废除死刑。 （九）免费医疗救护，包括助产和供给药品。免费安葬。 （十）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以使一切公共开支全由税收偿付。纳税者有自估自报的义务。遗产税按遗产多寡和亲等累进计征。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和为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公益的经济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在下述的基础上制定本国和国际的有效工人立法。 a．规定最多不超过八小时的标准工作日。 b．禁止雇用未满十四岁的儿童从事工艺劳动。 c．禁止夜班作业，但由于生产本身的特点、技术原因，或为公益而需要夜班作业的工业部门，不在此限。 d．保证工人每周有一次不少于三十六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 E．禁止实物工资制度。 （二）由帝国劳动局、地方劳动处和劳动科监督一切营业性企业，调查和调整城乡的劳动条件。彻底实行生产保健卫生工作。 （三）承认农业工人和佣仆同工业工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废除佣仆条例。 （四）保证结社权利。 （五）工人的全部保险事业交由国家经营，并有工人参加管理工作。” 详细考察以上这些条款，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这些原则所产生的实践要求。在阐述基本原则需要援引实践要求的时候，我们才提到实践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打算在结束本书的时候，就实践要求简单地发表几点意见，因为我们已对构成《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部分的思想发展进程，阐述完毕了。 首先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要求，只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工人的要求，即其目的专门在于保护工资劳动者的利益的要求。相反地，绝大部分要求，都涉及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利益。 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一些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提出来；而其他一些要求，只有作为唯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才能提得出来；可是，甚至对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要求，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坚定不移地捍卫过。社会民主党力图提高小人物的生活水平，减轻他们的负担，它主张通过废除间接税，对所得、财产和遗产计征累进税，把大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富人，通过废除常备军，取消与常备军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债等等措施来达到这些目的。除了减轻经济负担之外，社会民主党也极想在精神方面提高小人物，所以，它不仅要求免费的国民教育，以满足现代文明的一切需要，而且要求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由公家负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唯有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小人物'得到充分的免费医疗，免费司法辩护和免费诉讼。 只有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措施，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是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改善小企业独立劳动者的境况。把手工业者和农民作为生产者加以帮助，维持他们的落后生产方式，将与经济发展进程相矛盾，而且也无法实现。同样地，也不可能使他们全体，或至少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变成资本家。对这一切“小人物”群众，只能作为消费者加以援助。但是，恰恰是那些看来最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表示友好的政党，却使他们作为消费者大大加重负担。这种负担是实际的，而且是可以清楚地感触到的。因此，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小生产，不外是枉然的空想。 把小资产者和小农民作为消费者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这不仅不与经济发展相矛盾，而且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小生产者的提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单由上述理由，完全不考虑其他许多理由（这些理由一部分出自理性的考虑，一部分出自对贫苦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同情），也是应该努力促其实现的。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境况越好，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越大，他们的见识越高，他们想依靠饥饿的竞争来反对大生产的一切意图，也就放弃得越快，他们停止这一绝望的掙扎和加入无产阶级以壮大这个队伍的时刻，也就来得越早。同时，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不会增加无产阶级中的卑躬屈膝、没有抵抗能力和要求过低的最下层的人数。恰恰相反，他们将直接进入战斗的、“贪得无厌的”、自觉的无产者的行列，从而加速他们的胜利。 这一胜利，也不会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衰落的结果；既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衰落。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坚决地反对这种衰落——无论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还是无产阶级的衰落——，并且是尽力而为之。因此，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有好处，而且有利于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依靠以剥削为生的其他一切居民。 只要现代国家存在一天，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其他阶级。而在今天，他们的这种可能性，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少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同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在私有制下养成的本能，把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政党的怀抱，也就是使他们同上层有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中的一个结成联盟。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也在寻找这种联盟，这一部分是纯粹政党的需要，因为它们把这些小人物看做自己所需要的“投票牲畜”；另一部分是出自比较深刻的考虑。要知道，它们了解得非常清楚，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今天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有力支柱，从而也是它们所进行的剥削的最有力支柱。它们毫不关心小人物的福利；它们随时准备尽量加重作为消费者的小人物的负担。它们任凭小人物衰落下去，但要使小生产不完全垮台，因为小生产把小人物束缚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同时这些政党都关心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从而关心经济发展的进步。它们希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并答应给予他们以这种支持，但在实际上，它们却用尽一切力量去扩大大生产的统治，并压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 社会民主党对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当然，社会民主党不会维持小生产，而在事实上小生产也不用害怕社会民主党。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是资本家和大地主，而不是无产阶级。相反地，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消灭这种剥夺的唯一手段。而且作为消费者，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有一切理由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即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能期待这种思想会很快地在他们中间普及起来。但是，小资产者和农民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脱逃了。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脱逃，因为首先弃甲曳兵而走的，正是他们当中的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士。同时，他们的这种临阵脱逃并不是为了躲避斗争，而是为了从为延续他们的可悲生存而进行的小冲突中脱身，投到震动全世界为建立一个使一切成员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的新社会而进行的壮阔斗争中去，即投到为全体文明人类和甚至全体一般人类摆脱有扼杀人类危险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现存的生产方式越使人无法容忍，它走向破产的趋势越明显，当权的政党越无力排除惊人增加的社会灾难，这些日益蜕化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政客派系的政党变得越无价值和越无原则，非无产阶级的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同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和成功的人数也就越多。 [1]联想到考茨基的这个论点，应当想一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本第二版序言》（1892年）里写的一段话。“……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版第22—23页）——俄文版编者 [2]勒萨日[3]在他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这是一本描写仆人的自然发展史的经典著作）中，极其有趣地为我们指出：奴仆和王公府邸中的随从之间彼此极为相似。另一方面，奴仆和流氓无产阶级甚为接近。吉尔·布拉斯从奴仆和流氓的最下等地位爬到西班牙宫廷首相的秘书和宠臣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本性。——考茨基 [3]阿兰·勒奈·勒萨日（Lesage,AlainRené1668—1747），是法国的作家，法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始祖之一，著有出名的长篇小说《圣蒂利扬的吉尔·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简称《吉尔·布拉斯》。——译者）。 [4]宗教改革，是一种采取反对天主教会的形式而一般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广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在16世纪席卷了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德国，反对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斗争，达到了十分壮阔的规模。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在1517年反对出卖免罪符开始。广泛开展起来的这一运动，并不是一致的。诸侯和城市资产阶级构成运动的温和派，他们主张只进行教会改革（没收教会的土地，不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等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构成运动的比较革命的部分，他们要求人人在政治上平等，在财产状况方面划一，幷消灭封建剥削。这种人民群众斗争，后来发展成1525年的反对封建主和教会的农民战争。德国的人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实行了教会改革。 [5]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于1845年首次出版。以后在德国再版多次。——考茨基 [6]指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为对付失去土地的农民而在15—16世纪颁布的一些残酷的法律（“对付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因为在剥夺农民土地的初期，工业只能吸收不多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所以英国的贫民（穷人）人数激增，他们被迫行乞和流浪。这些流浪汉和乞丐，被人看成是罪犯；如果他们不经特別许可而去乞讨施舍或变更住址，就要受到严惩，直到判处死刑。马克思写道：“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父辈，曾因被迫变成流浪汉和穷人,而首先受到了惩罚。”（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28页。） [7]指德意志国会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对付社会党人的特別法。按照这一法令，禁止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活动，查封工人的报刊，没收社会主义书刊，把社会民主党人驱逐出德国。1890年撤销了这项法令。 [8]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页。 [9]安泰，根据希腊神话，是利比亚的大力士，波赛当和该亚（女地神）的儿子。他在战斗时被人打倒于地下后，一接触土地就可以得到新的力量，然后战胜自己的敌人。 [10]这里，暴露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他对党的作用的贬低，这种贬低是工人运动自发性“理论”的特点。工人阶级的党虽然是群众性的政党，但它毕竟不能同工人阶级混淆。“与它合而为一。”——俄文版编者 [11]或许有人以经常在议会中叛变工人阶级的英国“工人议员”为例，来反对我们的这种主张。不过，这些先生们的当选，幷不是出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而只是依靠想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自高自大的抱有帮会的排他主义情绪的工人贵族的力量。布罗德赫斯特[12]先生及其伙伴，就是一直遵照他们的后台老板的意志行事的。——考茨基 [12]亨利·布罗德赫斯特（Broadhurst,Henry1840—1911），是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领袖之一。泥瓦匠出身。1875—1890年，任英国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80-1906年，为英国议会的议员；1886年，一度参加政府。布罗德赫斯特反对由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所以在1892年议会选举时，工人们没有选举他，并免去他在职工大会中的领导职务。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二版里，把这个注取消了。 [13]救世主（拉丁文为Messias，来自希伯来语的Maschiah。Maschiah是被敷膏者，即受过涂油式的君主或先知）——据古代的犹太人说，是上帝为了消灭世间的罪孽和建立“天国”而要派到人间来的“救世恩人”。 [14]考茨基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相联系，但却错误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为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政策辩解，它与以尊重小国和大国的民族主权为基础的争取和平和真正人民友好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俄文版编者 [15]考茨基这里把世界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十分荒谬地把世界主义加在工人阶级的头上。——俄文版编者 [16]“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正义者同盟”（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设有支部）的代表大会，后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易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以前的含混不明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换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根据大会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一部纲领性文件——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事件，特別是德国的革命事件。在革命的进程中，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世界观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学习革命民主主义的最好学校：盟员到处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维护无产阶级的立场。 1848年革命失败，给“共产主义者同盟”带来严重的打击。许多盟员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没有固定住所，失去联系；各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 警察迫害和逮捕盟员，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到1851年5月实际上已在德国停止活动。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它作为训练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学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先驱的伟大历史作用。 [17]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1864年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国际革命组织。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缔造者和领袖。 [18]1871年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在巴黎举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在巴黎一共存在了72天——从1871年3月18日到同年5月28日。 [19]考茨基没有十分明确地说响第一国际解散的原因。第一国际解散的王要原因，是由于国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组上，彻底战胜了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宗派和各种表现形式。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出现的历史条件下，在各个国家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任务，已经提到第一位，而这已为第一国际的一切活动所准备好了。——俄文版编者 [20]巴士底狱，是巴黎的一个堡垒和国家监狱。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攻克，揭开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21]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第二国际1889年7月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为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规定的国际节日，即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阅的日子。巴黎代表大会是根据1886年5月1日美国发生的事件，通过规定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的决议的。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掀起了罢工和示威的浪潮,耍求规定八小时工作日。1890年，许多国家首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把它作为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阅的日子。从此以后，每年都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 [22]参看马克思《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上册，俄文第1版，第21—22页）。（这封信的中译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译者） 林肯（Lincoln,Abraham1809—1865），是美国的卓越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1860—1865年间的美国总统，他反对奴隶制度。
第四章未来的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四章未来的国家 第一节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第二节私有制和公有制 第三节社会主义生产 第四节国家的经济作用 第五节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第六节未来的国家组织 第七节“取消家庭” 第八节没收财产 第九节“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第十节社会主义和自由 第一节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爱尔福特纲领》第五段写道：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前是保证生产者占有他的产品的手段，而现在却变成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以及使不劳动的人——资本家和大地主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的手段。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坑，矿山，原料，工具，机器和运输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使商品生产变为为社会并由社会自己执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使大生产和日益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由一向被剥削的阶级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源泉，变为最高福祉和全面而和谐的改善的源泉”。 经过我们上面阐述之后，应如何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不难设想的。 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开始与这个社会据以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了。希望维持这种所有制形式，就等于使社会今后的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等于宣告社会停滞和解体，但这是活着的机体的解体，它必然伴随着最痛苦的痉挛。 生产力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会加深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想不触动私有制而消除这种矛盾，或只缓和这种矛盾的一切企图，都将徒劳无功，而且也必然徒劳无功。 有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使尽一切力量，想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去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崩溃，——防止革命，他们寻找各种不触动私有制本身而能够消除或至少缓和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影响的干预经济活动的方法。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间，为了达一目的，大嚷大叫地提出过并且试验了各式各样的方案。今天，恐怕在这方面再也想不出什么新的办法了。我们的社会庸医提出一些“最新”方案，想在两三天内，不花分文，和没有痛苦地治好沉疴宿疾。只要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一切方案，就可以看出它们只是略微改头换面的陈旧发明，早已经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被试验过了，并且证明是没有效用的。 但是，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所以说社会改良没有效用，是因为它既想消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断加剧的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努力于维持和巩固这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想说：社会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可以自行完成，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过程，可以无需人力参预而能完成这种革命；或是想说，一切社会改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些受生产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现象间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外，就别无他法。 当我们说到社会发展的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然考虑到人，认为人应当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和欲念，人有一定的身心能力，并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尽力使用这种能力。消极地服从于看来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不表明听任社会自行发展，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表明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们虽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并不因此而认为，不经过被剥削者自己的任何努力，社会革命这只烤熟了的鸽子，会于一个宜人的晴天飞进被剥削者的嘴里。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创造着促使被剥削者为反对这种私有制而进行斗争的条件；其次，经济的发展，使被剥削者的人数增加，他们的力量增大，同时使抱着现存东西不放的剥削者的人数减少，他们的力量削弱。最后，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 这种革命，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社会革命并不一定是一举就可以成功的，直到今天恐怕未见过这样的例子。革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准备起来的，并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往往被长期的反动统治所中断。 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极参加下进行的。 再者，我们宣称仍然保存着私有制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消除现代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决不表明我们想说：在现存私有制形式的范围内被剥削者不可能为反对他们现在不得不受的苦难而进行任何斗争；被剥削者应该心甘情愿地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必定遭受的一切迫害和各种形式的剥削；只要他们还受剥削，至于剥削的形式，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那样宣称，不过想说被剥削者不应当把社会改良估计过高，不要以为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就可以把现状改造得使自己满意。被剥削者也应该仔细地研究向他们提出或他们所支持的那些社会改良方案。十分之九的改良方案，不仅对被剥削者没有益处，而且对他们还直接有害。有一些方案，为了拯救垂危的所有制形式，而企图使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把最近几世纪的经济发展压制下去。这是最坏的方案。支持这种方案的被剥削者，不过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想使死者复活的无意义的努力中罢了。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可以使它加速，也可以使它减缓；可以加强它的效果，也可以减轻它的效果；可以使它对人比较没有痛苦，也可以使它为人带来更大的苦难——这些都取决于当时的预见能力和社会力量。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那就是不能使经济发展停止或开倒车。相反地，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想阻止经济发展的方法，不特没有效果，它甚至可能加重它们所应消除的苦难本身；实际上能够或多或少消除某种灾祸的一些方法，倒会加速经济的发展。 举例来说。假如手工业者想恢复行会制度，以便在它的帮助下振兴手工业；可是，这种努力是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所以会必然如此，因为行会制度同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力的要求相矛盾。首先，必须废除大工业，使现代的技术进展完全化为乌有，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会制度繁荣起来。但是，这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为复兴行会制度而进行的运动，在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手工业者的力量、金钱和政治影响交给反动的政党支配。这些政党利用这些力量、金钱和影响，是为了危害“小人物”，而不是为了造福“小人物”。比如，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来提高面包价格，增加赋税，加重军费负担等等。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有利于改善手工业者状况的一些手段，也只是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扩大企业，变为大生产，使他们变成小资本家而已。像组织各种合作社，采用廉价的发动机等类的办法，当然有助于比较富裕的手工业者，然而只有他们放弃小生产，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买不起发动机和借不到贷款的不太富裕的手工业者，这时就要更迅速地走向破产。可见，这些办法只能帮助个别的手工业者，而挽救不了整个手工业，相反地，它只会加速手工业的灭亡。 工资劳动者最初也打算阻止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他们毁坏新的机器，反对使用女工等等。但是，他们却比手工业者先理解到，他们这种行动，是十分愚蠢的。他们从经济组织（工会）和政治活动中找到其他一些较为有效的手段来尽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办法相互为辅，彼此补充，并且使各国工人能够取得或大或小的显著成功。但是，他们的每一个这类成功，不论是增加工资，或缩短劳动时间也好，还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要求采取卫生措施等等也好，都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新的推动作用。比如，它促使资本家用机器代替涨价的劳动力，或引起有必要支付额外开支的情况，而这种开支给小资本家带来的负担，要重于大资本家，从而使小资本家难于竞争等等。 比如说，如果个别手工业者想安装小发动机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或如果工人创立自己的组织并争取实行可以使他们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得到其他改善的立法措施，那末，这是当时情况证明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改良措施可以阻止社会革命，那就错了。好像承认某些社会改良的效用，得同时承认有可能把现社会维持在它的现有基础上似的，这也同样是错误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甚至可以从革命的观点，来支持这种改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良会加速事态的发展进展，远不是消除我们在前几章里说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杀趋势，而是加速这种趋势。 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全部资本集中到统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少数几个人手里，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慨的后果的不断加剧，不是建立在现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无论这种改良是如何广泛。 任何一个党派——尽管它顽强而畏缩地故步自封，执迷于旧传统——，都不会感觉不到这个事实。虽然一切政党都还吹嘘自己特有的改良措施是防止大崩溃的方法，可是，再没有一个政党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些打算创造奇迹的药方了。 任何花言巧语，任何支吾搪塞，都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说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法律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和生产资料的性质不相容了。这种私有制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指出，它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灭亡，但它的灭亡，却是一定的。 第二节私有制和公有制 实际上，问题已经不在于能不能保存和如何保存私有制，而在于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什么所有制必然要占据它的位置。因为，因为这里所谈的问题不是可以随便凭空臆造的事情，而是自然的必然性所要求的。至于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来代替现存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是不由我们作主的，正如我们要保存它或抛弃它一样。 向我们提出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问题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前提。新所有制形式已经孕育在旧所有制形式中。要想认识新所有制，我们就不应当从形形色色的个人倾向和愿望出发，而必须从对人人都是一样的明显的事实出发。 知道现代的生产条件的人，也能知道一旦现存的所有制形式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时候，现代的生产条件将会要求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希望在下面谈到有关将来的叙述时，不要忘记我对于现存生产方式的过去和现在所说过的话。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小生产中有其根源。个体生产使得个人所有制成为必然的。相反地，大生产意味着集体的、社会的的生产。在大生产中，不是每一个工人单独为自己工作，而是许许多多的工人或整个社会，为创造一个整体而共同劳动。而且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资料，也非常庞大和雄伟，因此，要使每个单独的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以现代技术水平为基础的大生产，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形式：第一，整个劳动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为个别人所私有，这也就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这种生产方式的伴侣，就是工人的贫困和遭受剥削，而资本家的财富堆积如山。第二，除了这种形式以外，只可能有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工人共同所有，这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表明工人不再受人剥削，变成自己产品的主人，有权支配历来被资本家强占去的盈余（剩余价值）。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必然的事情。 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实现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当然，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实现这种所有制的方法，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号召工人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创办大企业，不过是欺骗他们，决不是给他们提供正确的建议，更不是帮助他们。 然而，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实现公有制的方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叙述。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公有制的确切定义。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都变成合作社，最容易说明这个问题。这时，工人同时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其余的一切仍同原来一样，商品生产照旧维持下去；每个企业仍然完全独立，并为市场而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设想这样的生产方式，当然不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它不能更像今日的生产方式了。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二者之间仅在选择实现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前者主张工人通过一般革命来占有各种企业；后者则建议采取上述的工人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企业的方法。 我们且来研究一下，像这样解决问题，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时，工人将成为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全体工人共同占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不会再有资本家了。由于这样解决问题，工人的确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但是，一切独立的企业者今日所面临的危险，照旧存在，因为竞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破产决不会消灭。处境较好的企业，仍旧要把处境较差的企业挤出市场，最后，使它们破产。即使某一生产部门的某些企业朕合组成卡特尔，也不会使发展发生任何变化。只要指出前一章所作的说明，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目前资本主义企业趋于灭亡一样，合作社企业那时也要破产。破产企业的工人，将失去生产资料，将重新变为无产者，不得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能得生活。运气好的合作社的工人，将会感到与其自己劳动，不如雇用工人劳动来得有利。他们就变成剥削者——资本家。全部历史将这样结束，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又回到原状，即回到以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彼此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商品生产以私有制为前提，它使一切废除私有制的尝试，都归于徒劳。 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时，大工业必然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公有形式极其少见，而且很不完备；同时也决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因此，凡是真想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都应该比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进一步，努力废除商品生产。 第三节社会主义生产 取消商品生产，意味着用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 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又可有两种形式：第一，为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而由单个人进行的生产；第二，为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由社会或集体进行的生产。 第一种方式，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就我们所能追溯的来说，人始终是、一向是社会动物。单个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需要，经常感到自己必须同他人一起劳动并利用他人的劳动；所以为了利用他人的劳动，就常常迫使他自己为他人而劳动。为自己而进行的单干生产，从来就只有从属的作用，今天恐怕不值一提了。 在商品生产发展以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集体生产，曾经是主导的生产形式。它的历史跟生产本身的历史同样悠久。如果有一种生产方式最适合于人的本性，那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该称为是天然的。方才说过，这种生产方式极其古老，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万年，而商品生产才不过几千年。生产组织的实质、规模和权限，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变更而变更。但是，不论这种生产组织是以游牧部落、氏族、农村公社（马克）形式出现，还是以家庭组织（大农业家庭）形式出现，都始终具有一系列共同的本质性的重要特征。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都用自己的产品满足本身的需要，或最低限度满足一切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需要。生产资料是公社的财产。公社的成员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他们依照习惯或自己拟定的计划，在他们选举的并对他们负责的人员管理下，共同劳动。集体劳动的产品，归公社所有。公社用一部分产品满足共同的需要（消费需要或生产需要），把一部分产品按照习惯或全体规定的标准，分配给组成公社的个人或集团。 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的福利，依存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公社所在地区越丰饶，成员越勤奋，越有创造精神，越有毅力，它的共同福利也就越大和越有保证。瘟疫、水灾和强敌入侵，可能给公社带来危险，甚至有时使它完全毁灭。唯有一件事情威胁不了它，就是市场的波动。它当时或者完全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东西，或者即使知道，也只是为了出卖多余的物品。 这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共同生产，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生产，或者如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种生产能克服商品生产。当商品生产变成不必要的时候，社会主义生产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但是这完全不是说，现在只要使死去的东西复活，让共同管理和集体生产的旧形式再生就可以了。这种形式曾适应于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同高度发展的生产资料，过去不相容，而且将来也不会相容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它们便到处在新兴的商品生产面前消逝了。凡是在它们抵抗商品生产的冲击的地方，它们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今天想通过保存和复活主要还保存在落后农村中的古代共产主义的残余来打破商品生产的尝试，也像过去为复兴行会制度所作的努力一样，都是反动的和没有希望的。 由于商品生产濒于破产，在今天成为必要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将要而且应当同共产主义生产的较古老的形式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也跟共产主义生产的古老形式一样，是为了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公共生产形式。同样地，资本主义生产，也与手工业生产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商品生产。尽管如此，也像作为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十分不同一样，现在必然要出现的公共生产形式，也和以前的公共生产形式具有截然的差别。 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继续，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后者自己为自己的后继人的诞生而培养出因素。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创造着新生产生式所必需的新人。它也创造着一被新人所掌握就会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基础的社会组织。 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是使各个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有企业。我们已经说过，资本家本人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没有必要，这便为向公有企业的转变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把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为满足社会的最重要需要而必备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大共同体。当前的经济发展怎样借助于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家公司之手的情况，为这种共同体的建立准备条件，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了。 但是，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应当有多大规模呢？社会主义共同体完全不是凭空的臆造，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对经济发展情况理解得越清楚，它也就表现得越明显。同样地，这种共同体的规模，也是不能任意规定的，而决定于当时的发展程度。发展越向前，分工越发达，交换越发展，这种共同体的规模也就越大。 二百多年以前，一个名叫约翰·贝勒[1]的好心肠的英国人，于1696年向英国议会提出一项法案，旨在消除当时还很年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造成的贫困。贝勒建议创办一种共同体，自己生产所需的一切工业品和农产品。依照他的计算，每个这样的共同体只需要200—300名的工人。 当时，手工业生产形式还在工业中占优势。但是，同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占统治地位。那时，还谈不到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厂。 一百年以后，这个理想又被社会主义思想家所信奉，只是它变得更加深入和发展了。但在那时，工厂制度已经开始长足发展，手工业在各地趋于衰落，整个社会生活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现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而要求组织的旨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协作社（比如傅立叶的法伦斯泰[2]），在规模上已比贝勒计划的共同体大十倍。 尽管傅立叶时代的经济情况比贝勒时期的经济情况进步很多，可是过了一代以后，它们已经微不足道了。机器以其不可遏止的胜利进军，使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一次革命。它使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扩大，所以其中的某些企业很快地就把整个国家囊括在它们的活动之内。它使同一国家的各种不同企业不断加强彼此的依存关系，所以这些企业，实际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企业。最后，机器不断促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日益结合成一个经济机构。分工一天比一天发展。各个企业日益转为专业生产，而且进而为全世界制造产品。各个企业日益扩大，其中有许多企业雇用数千名工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旨在满足自己需要并把满足需要所需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在规模上也必然与法伦斯泰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殖民地大不相同。 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组织，具有必要的规模，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组织作为范围，在其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体，这就是现代国家。 现在，个别企业的生产已经达到的规模十分巨大，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又非常密切，因此，国家的规模是否足能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必须考虑到下述情况。当前国际通商的发展，受现有的剥削关系的影响，甚于受现有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扩大、与生产扩大有联系的对劳动者阶级的剥削越加深，在本国消费不了从而必须外销的过剩产品一般也就越多。如果本国人民无钱购买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那末，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就要设法把它们输往国外，而不管本国人民是否需要它们。资本家所寻找的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经常看到下述这样令人讨厌的现象：爱尔兰正当国内饥馑的时候，往外输出了非常多的小麦；最近当俄国发生可怕的饥荒之时，俄国的资本家却拼命输出小麦，只是政府明令禁止才得以阻止。 如果剥削停止了，为自己消费的生产代替了为出卖而生产，那末，一个国家向他国的输出以及由他国的输入，都将大大减少。 当然，各国之间的这种通商关系，是不能完全消灭的。这是因为，分工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些大企业所需要的销售市场非常广阔；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通商关系的发展，一些现代国家产生了许多新的需要。这些需要，现在已经成为生活上必需的东西，只有依靠从国外进口商品才能得到满足。如欧洲需要进口咖啡就是一例。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共同体大到占满整个国家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靠自己的生产完全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所以，各共同体间的某种商品交换，最低限度在初期，需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它们大致像原始农民家庭在商品生产出现的初期所做的那样，自己生产一切必需品，彼此之间只交换过剩产品，那末，共同体间的某种商品交换，并不会损害它们的经济独立和安全。 但是，如果要每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自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只要它具有现代国家的规模就行了。 不过，这种规模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已经指出，现代国家不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工具。它不仅在力量方面，而且在疆域方面，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适应它的要求而发展的。国内市场，即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来说，都是最稳妥可靠，最容易控制和最能彻底剥削的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扩张国土的野心也就增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为现代战争不是由于王朝的利害关系引起的，而是由国家的利害关系引起的政治家，不是完全不对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利害关系应该理解为资本家阶级的利害关系。损害某个国家资本家切身利益的，无过于本国领土的缩小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把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战争赔款忘掉，可是他们却无法容忍德国并吞亚尔萨斯—洛林地区[3]。 一切现代国家，都感到有扩张自己领土的需要。这对美国和英国说来，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整个美洲很快就将由美国支配；而英国，依靠它的海上霸权正不断地扩大它在海外殖民地的势力范围。俄国在把领土扩大到一定界限方面，至今也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固然，它今天几乎到处都碰上了力量不亚于它的强邻。例如，在东亚它遇上了日本和英国。日本和英国正直接或间接设法阻止俄国向东方各国渗透。 在这方面，处境最不利的是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它们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扩张领土的强烈要求。但是，它们彼此接壤，挤在一起，所以除非消灭力量不弱的强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扩大它的领土。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只能非常有限地帮助它们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领土的要求。这是使欧洲变成兵营的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而把欧洲变成兵营，正给我们这一洲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威胁。要消除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和满足我们经济生活对于扩张领土的要求，只能有两条出路：或是来一场世界大战，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可是这会使其余的一切国家精疲力竭；或者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同盟，这可以拿关税同盟作为这个同盟的基础[4]。如果德国不因并吞法国的两个省份而成为法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那末，国家联盟可能早就实现了。但是，由于这一外交杰作，军国主义变成了折磨欧洲各国的妖魔，除非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发生革命，或是整个国家垮台，它们是摆脱不了这个妖魔的折磨的。 因此，毫无疑问：每一个现代国家，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进程，力图扩张自己的领土。可见，经济发展本身，会设法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疆界具备必要的规模[5]。 但是，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现代国家不仅是具有充分的余地可以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唯一的自然基础。为了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之话。 第四节国家的经济作用 每个社会都有经济任务需要完成。我们在人类历史初期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当小生产的个体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发展起来的时候，仍有一系列的公共职能，由于各个私人企业无力胜任，或责任过于重大，不能交给私人随意处理，而照旧保存下来。除了照顾老幼贫病以外，即除了经管学校和救济贫病以外，每个社会也负有调整和促进商业（修建公路，铸造货币，监督市场）以及调整和确保生产的最重要最一般的基础（保护森林，管理水路交通等）的职责。在中世纪社会中，这些任务落在农村公社（马克）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城市公社和乡村公社，以及宗教团体的身上。而且宗教团体把完成这些任务看成是自己的职责。中世纪的国家很少关心这些事情。 但是，当中世纪的国家变成现代的官僚和军事的国家，即变成资本家阶级的工具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资本家阶级开始同地主贵族一起，成为统治阶级之一，从他们手中夺取统治权，并与他们分享统治权，或干脆把他们从统治地位上排挤出去。和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它如果不消灭或剥夺它所遇到的那些曾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经济支点的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和满足资本家阶级的要求。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它有必要把一系列的任务承担下来。 纵使在国家仍然允许中世纪组织继续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也日趋衰落，越来越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种职能也就越扩大；它们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的独立组织，有的现在正向这方面发展，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种完全不合它的心意的职能也承担过来。比如，把整个学校教育事业和贫民救济工作交给国家，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国家也部分地服从这项需要。铸造货币一开始就由国家办理；保护森林，调节河流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也逐渐交给了国家。 有一个时期，资本家阶级感到自己很有能力，认为没有国家的经济活动，他们也能办好事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任务在于保证资本家在国内外的安全，压制无产阶级和外国竞争者，并且应当使整个经济生活放任自流。资本家阶级有充分理由作这样希望。虽然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国家政权并不总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俯首听命。有时，国家政权完全落到统治阶级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主贵族）手里。甚至在国家政权对资本家阶级表示好感的国家，对于工商业一窍不通的国家官吏，也往往是使资本家阶级感到不快的笨拙而无能的朋友，他们就像狗熊一样，本想赶走自己朋友——隐士额上的苍蝇，可是却把隐士的脑袋打破了。 正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资本家阶级中间出现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潮。这种思潮首先产生于英国，在那里它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6]，后来又以同一名称出现于德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成了资本家阶级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思想武器；这在英国如此，而在德国也是一样。因此，毫不奇怪，在怀有社会主义情绪的工人中间，产生了如下的看法：曼彻斯特派和资本家或资本家的朋友同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工人们相信，打倒曼彻斯特派，就等于战胜资本主义，这种想法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主张，至多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用来反对工人，在合适时，有时也反对政府的学说或理论而已。而且资本家阶级向来回避彻底实施这种理论。现在，曼彻斯特派，对资本家阶级几乎已不发生任何影响了。 资本家阶级不仅失去曾经是曼彻斯特派的必要前提的自信心，而且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必然会使某些经济职能转到国家手里。 这些职能一天比一天扩大了。不仅是国家从上述组织手中接收过来的职能扩大了（比如，只要看一下，今日的运河开凿和河流调节，就可知道了），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向国家提出一些职能。这些职能中世纪的社会团体是没有任何观念的，现在国家通过这些职能极其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以前的政治家主要是外交家和法律家，而现在的政治家必须是或至少应当是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政治议论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据，已经不是条约和特权，也不是文件和先例，而是经济学原理。只须提一下今天政治所包拾的一切内容，就可以了。比如，其中包括金融政策、殖民政策、关税政策、铁路政策、社会政策、劳工保护、工人保险、贫民救济等等。 不仅如此。经济的发展还促使国家（一部分是为了自卫，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一部分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把数量越来越多的企业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中世纪，国家政权代表者的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或国有地产。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由于剥夺教会和农民的土地，他们的地产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现款，君主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地产。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仍在国有土地和国有矿山形式下，保留着这种财产的大量残余。军国主义的发展，又把兵工厂和造船厂列进了这种财产，交通事业的发展，使邮政铁路和电报变成了国营；最后，国家的现金需要的增加，又创造了各种形式的专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初期，君主们的现款需要量很大，可是他们的收入不多，所以当时他们就已经试着把各种商品的生产工作把持在自己手里，并由此通过国家专卖获得收益。但是，国家的官吏非常无能，不能使商品生产的企业有所盈利。相反地，发展税收业务，却使国家得到了丰富的财源。对此发生作用的，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信奉起这个学说。当认为，剥夺资本家的发财机会，是一种罪恶。因此，在十九世纪专卖事业没有丝毫进展，反而大大衰落。 只是最近一二十年，专卖的思想才又抬头。国家的现款需要迅速增加，而人民大众却日益贫困，所以不论如何增加税收压力，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使资本家本人日益变成多余的。这种发展也创造了一大批代资本家执行其职能的职员。这就是说，这种发展，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大企业变成了可以直接转变为非私人所有制的组织。 因此，营利专卖企业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比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有利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和国家的现款需要增加，所以专卖的思想几乎到处抬头，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已对香烟、盐、酒类和火柴实行专卖，而且还有把其他各种企业交由国营的提案。 可见，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权力不断扩大，整个的经济机构，正如我们所述，日益复杂和敏感，而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则越来越彼此依存。同时，这些企业也日益受资本家阶级的最大企业——国家影响，日益依存于国家。经济机构的混乱和失调，也随着加剧。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和失调，资本家阶级又求助于国家这一现有的最大经济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调节和整顿经济生活而干预经济生活的任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在国家身上，而国家为了这个目的所能支配的手段，也日益强大了。曾被曼彻斯特学派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国家的无限经济权力，正在他们面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后果发展起来！ 第五节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自然出发点。 但是，这决不是说凡是向国家管理任何一种经济职能，或任何一种经济企业的转变，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决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丝毫不变，把整个经济机构完全交给国家，就能出现社会主义共同体。 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它是由于不理解国家的本质而产生的。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国家首先是保卫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国家的这一本质，决不会因为它执行不仅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公共职能，而有任何改变。现代国家所以把这些职能承担下来，往往只是因为忽视这些职能，就会损害社会的安全，从而损害统治阶级的地位；然而，现代国家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些职能执行得同上层阶级的共同利益相抵触，更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现代国家把某些企业和职能抓到自己手里，并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为了保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为了使自己参加这种剥削，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减少资本家阶级应当负担的那部分国家开支。作为一个剥削者，国家超过私人资本家，因为它对被剥削者来说，除了握有资本家的经济力量以外，还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 国家迄今所实行的国有化，从来没有超过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范围；同样地，它今后也一定如此。因此，只要有产阶级同时是统治阶级，企业的国有化就决不会达到损害一般私人资本和土地占有以及限制它们的力量和剥削可能性的程度。 只有当劳动者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停止其为资本家的企业，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同体。 由于这种认识，乃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为自己规定的下述任务：它要劳动者阶级取得政权和借助政权变国家为完全自行满足一切重要需要的广大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只会进行批评，而不知道用什么制度来代替现存的制度。然而我们认为，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其实，其他政党能有什么目标呢？它们都坚决支持现存的秩序，虽然它们也知道现存的秩序是不巩固的，不能维持下去的。它们的纲领，除了布满一些破补丁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它们许愿和希望用这些破补丁把摇摇欲坠的东西修补得坚实牢固，把不能用的东条西修补得可以用。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没有把自己纲领寄托于希望和许愿上面，而是寄托于经济发展的确定不移的必然性上面。凡是承认经济发展的人，也就应当承认我们的目标。凡是想要证明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人，必须证明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学说是不正确的，他必须证明并不存在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的事实，证明今日进行的生产仍和二三百年前一样，证明将来也永远像现在一样，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当然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将像今天一样永远继续下去。但是，谁也不会愚蠢到相信社会制度永远不变的地步；谁也不能违背合理的想法，而认为现存的制度会永久继续下去。可是，除了社会民主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指出，什么社会制度将要和应当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呢？ 其他一切政党都只图目前，不替将来打算。只有社会民主党对未来抱有明确的目标，并以这个伟大的目标作为当前活动的指针。但是，其他政党既不能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目标，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超过这些政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正因为这些政党不能和不愿意看到这个目标，正因为它们只顾眼前而顽固地不看其他，所以，它们妄自尊大地断言：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明确目标，只是徒劳无益地破坏现有的一切东西。 第六节未来的国家组织 回答我们的敌人为了反对我们而提出的反驳、误解和歪曲，不是我们的任务。开导恶意和愚蠢，那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可以为此写破指头，直到进了坟墓，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只有一个反驳，应当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是由一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提岀的。它极为重要，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粉碎这一反驳，将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目标更加明确。 我们的敌人宣称，只有拟好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计划，对这项计划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并确认它是有益和切实可行的时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被人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并成为有理性的人向往的目标。他们说，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房屋设计未臻完善，没有经过专家同意以前，就着手建筑他的房屋。如果没有这种事先拟就的计划，他是决不会同意为了给新房屋腾出地基而把他唯一的房屋拆掉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出“未来国家”，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如果我们避而不谈这项计划，那就证明我们对自己要做什么也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 这种反驳听来确实很有说服力，以至不仅我们的敌人，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也主张必须有这种计划。其实，只有在人们还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而认为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像房屋的建筑一样的时候，才会认为这种计划是新社会的必要前提。现在，人们仍然喜欢谈社会大厦的问题。 人们开始全面考虑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以前，经济发展进行得非常缓慢，几乎不能觉察出来。人们停留在所达到的同一文明阶段往往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在某些落后地方，比如在俄国，今日所用的农具几乎同历史初期的农具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从个人对以前时期所持的观点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显得是一成不变的：他的父亲和祖父的经济生活，同他的经济生活一样，而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将像这样生活下去。人们把一定的社会制度，看成是神所规定的永久不变的制度，所以凡是触犯这种制度的人，就是罪人。尽管战争和阶级斗争使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似乎只触及到社会表面。当然，这种战争也影响了社会的基础；可是，对于身历其境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影响仍然是不显著的。 实际上，历史编纂学在今天仍然不过是这些观察家留传给我们的或多或少可信的汇集而已。因此，历史编纂学也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虽然对过去的数千年进行观察的人，能够追溯社会发展的进程，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进程。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社会发展快得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发展并加以考虑的地步。当然，人们最初是从表面上去寻找这种发展的原因的，以后才深入到它的内部。但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的人，只能看到那些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只能看到正在转变的人的思想，而看不到正在变化的生产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就使依附于它的人——资本家、无产者等产生了一些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完全不同于在经济上与以前的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有联系的人们的需要，即大土地占有者、行会手工业师傅等等的需要。与这些不同需要相适应，也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必要和无用，有益和有害等的各种不同思想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参加这种方式的各阶级越强大，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也就越明显，越有独立性，越在国内普及，越对国家发生强烈的影响，越能决定政治和社会生活，直到新兴阶级把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掌握到手，把国家和社会改造得适合于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为止。 因此，希望探讨社会发展原因的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首先是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承认这些思想来自物质需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些需要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起因于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人的需要——“人的本性”是固定不变的。于是，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真实的”、“合乎真理的”、“自然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只有一个制度才可以完全适合于人的真正本性。其他的社会形式都是谬误的，这种谬误之所以可能发生，只是由于人们没有事先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使人不能认识自己的需要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人的天生迟钝，而另一些人则断定，这是僧侣和君主故意愚弄人类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看来，社会发展是理性发展的结果，即思想发展的结果。人越聪明，人越巧妙地想出适合于人的本性的社会形式，社会也就越公正，越优良。 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它影响所及的地方，现在仍占着统治地位。当然，十九世纪初叶的新派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初一些人，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也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制度，是从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7]的纯粹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他们又感到新的资产阶级社会还远不如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完善。因此，这种社会仍然不是合乎真理社会。显而易见，这种思想家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因此，必须寻找这一错误的根源。想出比现存的形式更适合于人的本性的新社会形式。也必须比魁奈[8]，亚当·斯密[9]，孟德斯鸠[10]和卢梭[11]更加周密地制订新社会大厦的计划；以便不致因某些意外的影响，而又使他们的计划成为泡影。所以必须如此，还因为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也像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面前既没有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形式，又没有一个要求推翻这种社会形式的强而有力的阶级。他们不能把自己所追求的社会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来捍卫，而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指望的社会来提出。因此，他们必须在人们面前，把自己的社回联系体得十分明确和非常清晰，使人人看到垂涎欲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种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的敌人的社会观点，还没有超出十九世纪初期科学所持有的见解。因此，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的一种社会主义，不外是方才所述的社会主义，即与他们有同一来源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敌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即看成是一个应当“创办的”股份公司，而在这个公司的发起人——倍倍尔和辛格尔[12]等人，在“缘起”中证明新企业的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以前，他们是不肯入股的。 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今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再需要这些先生们的信用贷款了。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日薄西山，生命垂危。它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垮台。取代现存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的建立，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以指望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一无所有的工人大军，在人数上日益众多，在力量上日益强大。对他们说来这种现存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忍无可忍的了。推翻这种生产方式，他们将一无所失，而将得到一切。他们必然要实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新社会形式，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有复灭的危险，而且同他们一起复灭的，还有以他们为最主要构成部分的整个社会。 这一切完全不是凭空的幻想；这一切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已经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确凿事实加以论证了。这些事实，比起绘制得最漂亮和最仔细的“未来国家”的图画，要强而有力和令人信服得多。这种图画最多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决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全部都包括进去，始终会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漏洞。相反地，已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那末，任何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要完全中断了。到那时候，社会也将像二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一样，腐朽下去，最后回到野蛮状态。 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是不可能的，不往前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就得向后倒退，回到野蛮状态。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丝毫必要利用引人入胜的图画去感动我们的敌人，叫他们把贷款送给我们。认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明显事实还不足以大声疾呼地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来临的人，他们对于尚未出现而为他们所感觉不到和不能理解的制度所作的一切歌颂，也仍然是充耳不闻的。 然而，拟定“未来国家”结构的计划，在目前来说，不仅是无益的，而且同现代的科学观点不能相容。在十九世纪，不仅完成了巨大的经济变革，而且实现了人类思想方面的巨大变革。对于社会进步原因的探讨，进展甚速。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向我们指出（从那时起，社会科学方面的每一进展，都在证实他们的看法）：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人的思想，而是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愿望或幻想势不可阻地向前推进。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指出经济的发展是怎样进行的，它怎样创造了必然会带来新社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它怎样引起新的需要，这新的需要促使人们去研究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发明使社会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方法。因为，社会是不能自动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这需要有能够思维的人的理性作媒介，即需要思想作媒介。没有思维，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但是，思想只是社会进步的媒介物，社会进步的第一个动力不像以前的人和现在的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 因此，决定社会进步方向的，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的发展。思想家可能认识这个方向，而且他们越深入地研究以前的发展，也就越能正确地认识这个方向。但是，他们决不能随意规定这个方向。 然而，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有它的一定限界。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也无法详细地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准确地测定其中发生作用的一切力量，以致他能够确信地预言：这些力量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形式。 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不会由下述情况产生：个别的聪明人物，特别是头脑灵活的人物，想出了最好地建设这种社会形式的计划，并逐渐地说服了他人相信这项计划的好处，而在自己取得了必要的权力以后，就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建筑和树立起这应社会大厦。 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从古以来都是长期的胜负兼有的斗争的结果。被剥削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而展开斗争，没落的反动阶级为反抗新兴的革命阶级而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当中，一些阶级以各种不同形式联合起来，为的是战胜同它们敌对的其他阶级。有时被剥削者阵营中也包括着革命者和反动分子；而革命者的阵营中，也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甚至在同一阶级的内部，也时常由于个人或整个阶层的看法、性情和生活状况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最后，每一个独立阶级的力量，决不会永久不变；这种力量随着每个阶级对于现实情况理解的深浅，它的团结的强弱，它的组织规模的大小，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大小，而增强或削弱。 在这些阶级的变化无常的斗争中，日益失去力量的社会形式逐渐衰亡，而为新社会形式所排挤。但是，代替了旧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要使新社会形式正确而合理，必须叫革命的阶级完全掌握政权并洞悉社会现象，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经常犯错误；而且，新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也像陈腐的旧社会形式一样，不是完全站不住脚，就是部分地不牢靠。然而，经济发展的压力越强，它的要求也就越明显，实现业已成熟的要求的力量也越加强。在革命阶级的制度中，凡是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矛盾的制度，将要趋于灭亡，不久就被人们遗忘：相地，凡是必要的制度，将要很快地生根结蒂，已经不是旧社会形式的信徒所能摧毁的了。 一切新社会秩序，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产生的。所谓革命时期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时期，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在革命时期，事态的进展比平时迅速和激烈得多。 由此看来，社会形式的产生，是与房屋的建筑完全不同的。事先拟好的计划，对于社会形式的建设没有用处。现在，凡是承认这一点的人，都认为拟订未来国家组织的“积极方案”，差不多像给下一次大战预先编写历史一样有用，一样深思熟虑。 发展进程决不是离个人而独立的。凡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对社会发展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天资聪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能对整个国家事件的进展发生达数十年之久的影响。有些人由于在社会关系方面发现了新的远景，或者使这些远景为群众所理解，或者由于组织了革命阶级，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加以合理地运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些人由于发生了相反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前者的活动，旨在加速社会的发展过程，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苦难和牺牲；后者与此完全相反，他们竭力阻碍这一过程，加重这些苦难和牺牲。但是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最有力量的君主，还是善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发展的方向并确切地预言发展所要采取的形式。 因此，要求我们对我们所向往的“未来国家”绘出一幅图画是最可笑不过的。这种从未向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提出过的要求，可笑得达到如此地步，因此，要是其中没有提出我们的敌人现在用来反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反对论据的话，为其多费唇舌简直是徒劳无益的。其他的一些反对论据，飞这还要滑稽可笑。 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还没着过一个革命的政党能够预见，更不用说能够任意决定它所向往的新社会将采取什么形式。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对社会民主·不应该提出更多的要求。 事实上，从古至今还没有过一个政党，就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深入地研究和精确地理解当代的社会趋势。 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而是它的幸运。这一点它应归功于它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其依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作了科学研究，由于它，推翻了封建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比以前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任务，更加不受自欺心理的损害。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把社会关系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比以前一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已被公认为现代经济科学的转折点。正如马克思的著作高于魁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13]的作品一样，社会民主党对于自己目标的理解和认识也远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革命阶级之上。即使社会民主党没有向敬爱的公众提出介绍未来国家的任何方案，资产阶级的作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嘲笑我们，并由此硬说我们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毫无所知。社会民主党，比起现代社会制度的开拓者——以前的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来，对于未来看得更为清晰。 我们说过，即使一个思想家能够认识他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他也不能预见反映这种趋势的形式。试看一下现状就足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在所有实行这种方式的国家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却不于一样；英国的与法国的不同，法国的与德国的也有差异，而美国的与这些国家的又大相径庭！现存生产方式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趋势，到处都是相同的；可是这一运动的表现形式，在每个国家却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今天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谁也不能预言：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它（假定这个方式还能维持这么久）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然而，竟有人要求我们对从现存的生产方式中还看不出苗头的社会形式加以详细的描述！ 我们虽然拒绝回答为“未来国家”和建立这一国家的措施拟定一项计划的要求，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想说：我们总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一切考察，都是无用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迖种想法，等于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一起倒出去一样。光就建立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拟订具体的积极方案，这是一件无益而有害的事情。只是对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为我们所认识和控制的一些方面，才是可以拟制具体改革社会关系的方案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能对现代的社会拟出积极的方案，而不能对未来的社会拟出方案。超出这个范围的方案，都不可能以事实为根据，而只能以虚构的假设为根据。这种方案只是梦想的产物，或者是至多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空中楼阁。即使这种方案的拟制人十分聪朋，有足够的能力对人心发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过是诱引入们离开正路和浪费精力而已。 相反地，我们不应当把探讨经济发展的趋势将要采取什么方向，这种发展将需用多长时间把资本主义的基础改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企图，同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这种幻想混为一谈。这种企图并不是制定“未来的菜谱”，而只是从对具体事实作科学探讨中而得出明确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决不是无益，因为我们对未来看得越清楚，我们也就越能合理地把我们的力量用于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们，进行了这种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这种研究的无数成果[14]。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扼要地论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大概每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亲身做着这项工作，因为凡是有远大目标的人，都认为必须了解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由于他们对经济问题理解深浅的不同，生活环境、性情和想像力的各异，以及他们对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戎，即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理解不同，他们在这方面乃形成了和表现出了最为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是，这种差异和矛质，一点也不会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一致。尽管我们的目标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映象，但是只要他们眺望的方向是一致而正确的，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结束本章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对“未来国家”所持的各种不同看法，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什么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是把国家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对于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深思虑研究共同体如何发展和将形成什么趋势，决不是多余的。但是，不管这种研究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它们都已经是每个人的私事，而不是党的事情了，同时也不应当是党的事情。因为，它对党的活动不会发生直接影响。 但是，一部分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残余的影响，一部分由于无知或恶意的文人的捏造影响，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用什么方法建设“未来国家”的问题，流行着许多错误的看法，以致我们如果不在这里至少批驳其中的几个看法，就会有人认为我们企图逃避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本应当从以上所述中，就足以了解如何看待“未来国家”。因此，我想举三个例子，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趋势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第七节“取消家庭” 对社会民主党所持的最流行的偏见之一，就是硬说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家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里说过了，所以现在可以简略一些。 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想过“取消”家庭，即通过立法和强制破坏的方法取消家庭的问题。只有最粗暴的曲解才能把这种观点强加在社会民主党身上；只有傻瓜才能设想一种家庭形式能够用命令加以建立或取消。 现代的家庭同公共生产的本质一点也不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本身并不要求取消现存的家庭形式。 引起现存的家庭形式消灭的原因，不是公共生产的本质，而是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说过，家庭在今天是怎样解体的：夫妻子女被迫离散，独身和卖淫成为普遍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不妨碍经济发展；相反地，它还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此，这种发展将照旧继续下去；各种家务将相继变为专门的生产企业的职能；妇女将由私人家务的女工变为大生产的女工。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妇女来说，早已不是由家庭奴隶转变为工资奴隶；这也不是把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将她们推进无产阶级的最无援无助的阶层中去。妇女由于自己在社会大生产中同男人并肩劳动，而开始在经济上同男人平权，并和男人一样，有权参加社会活动。她们将成为男人的自由伴侣，不仅从家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同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主宰自己，她们将迅速地消灭一切合法和非法的卖淫现象。到那时候，夫妇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将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来，而不再是纸上具文。 这不是空想主义的方案，而是有一定事实作根据的科学信念。凡是想要反驳这种信念的人，必须证明这些前提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那些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一发展过程的先生太太们除了从道德上表示憤慨，并用谎言和曲解把自己的道德说得天花乱坠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反驳”方法了。当然，他们的这一切手法，不会使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推延片刻。 不必怀疑，引起传统的家庭形式解体的，决不是社会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而是几十年来我们所目睹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不阻止也阻止不了这种发展，然而却可以使这种发展摆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来的一切痛苦和堕落。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一切家庭纽带，一切正式婚姻的解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是当一种更高级的家庭形式代替现有的家庭形式时，现有的家庭形式才开始瓦解。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婚姻和家庭的真实想法。 第八节没收财产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且能够比我们还精确地描写出“未来国家”的图景。他们进而捏造，硬说社会民主党不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收财产），就建设不起自己的国家。他们说，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的一切财物都将被没收（无偿地掠夺），其中不仅包括房屋和家园，而且还有非生活必需品的多余动产，直到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除了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要强制破坏家庭纽带之外，这也是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一张王牌。 对此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不要求这种没收。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对于没收，一个字也没有提过。这不是由于它害怕引起人们的反感，而只是因为对此不能说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将使大企业归社会所有和由社会经营成为必然。至于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这种过渡，即不可避免的剥夺是采取没收形式，还是赎买形式，是通过和平途径，还是强制途径，是任何人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引证过去的事实，也很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这种过渡，可能通过各样的方法来实现，正如封建贡赋的废除，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一样。过渡的性质，依存于实行过渡时的一般情况，以及每个有关阶级的力量和觉悟等等，也就是依存于一些不能预先估计到的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突然性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实行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剥夺时，尽可能没有痛苦，采用和平的方法，并取得各方面的同意。但是，历史的发展既不能由我们的愿望决定，也不能由我们敌人的愿望决定。 决不能说实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没收必须剥夺的财产。 然而可以断言，经济的发展，将使只剥夺一部分现存财产成为必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是生产资料公有，这完全不触犯个人消费资料的私有。属于个人消费资料的财产，不仅有食品和家具等物品。我们回忆一下前一章对于储蓄银行所述的一切情况。借蓄银行是使非资本家阶级的财产交由资本家支配的手段。每笔小额存款都不大，本身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只有把它们集拢在一起，才能发生资本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的财产，储蓄银行的存户取得利息的可能性也将要减少。这种存款将不能成为资本，而只会成为不生殖利息的单纯储蓄，即消费基金。但是，这种情况与没收储蓄存款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没收，不仅从经济的理由来说没有必要，就是从政治上考虑也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小额储蓄存款，大部分属于被剥削阶级，即属于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只有那些认为这些阶级完全没有负责任能力的人，才会设想，它们为了取得生产资料，会从自己剥夺自己的最后一点积蓄下手！ 不过，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以剥夺消费资料为条件，而且也不要求剥夺生产资料的一切所有者。 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成为必要，是由大生产引起的。公共生产也要求生产资料公有。但是，正如生产资料私有制同大企业中集体劳动相矛盾一样，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同小企业矛盾。 我们已经说过，小企业本身要求生产资料私有。社会主义的趋势，要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交给工人所有，所以消灭小企业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可见，剥夺小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结果，不外是把生产资料从现有的所有者手里夺过来，然后再把它交还给这些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 因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绝不要求剥夺小手工业者和小农民。这一过渡不仅不夺取他们任何东西，而且将为他们带来一些好处。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为直接消费而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趋势。所以，正如我们说过的，它应当努力把所有的社会义务，即把赋税或对转为公有的抵押财产要支付的利息（只要这些社会义务不完全废除）从货币缴纳改为实物缴纳，也就是改为用谷物、葡萄酒、家畜等缴纳。这对农民说来，就是使他大大减轻负担。这种改变，就是今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的东西。可是，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这种改变，并通过这种改变消除农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上是资本家。社会主义社会将结束这种剥夺。 当然，社会主义不会使经济发展停止。相反地，社会主义是使经济发展超出一定范围的唯一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像在今日的社会中一样，大生产将日益发展，不断地吞并小生产。而且，我们关于家庭和婚姻问题所谈的，也同样适用于这里。发展的方向仍旧保持不变，但是，社会主义将消除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切令人讨厌和使人痛苦的现象，并使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为人人所享受。 今日农民或手工业者从小生产的劳动者转变为大生产的劳动者，表明他们从小有产者转变为无产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转到集体大企业劳动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将变成大生产的一切利益的享有者；他们的境况将大大改善。他们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已经不再是由小有产者变为无产者，而是由小有产者变为大有产者了。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都变成大生产的劳动者，而不至沦为无产者。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才意味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境况的改善。 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再是消灭落后企业和剥夺其所有者的竞争，而是发达的企业和生产形式对落后的企业和生产形式的工人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不会带来痛苦，而且会比竞争所促成的发展迅速得多。现在，如果要采用新的、较高的生产形式而不剥夺落后企业的所有人，不掠夺和摧残多余的大批工人大众是办不到的，在今日的社会里，经济发展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遭遇到顽强的抵抗。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生产者一息尚存，他们就仍然要困守过时的生产形式，拼命地抓住他们不放。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具有革命性；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够在一百年之内，使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可是，陈旧过时的，苟延残喘的生产形式的残余，至今还保存着很多！ 一旦人们因害怕独立经营的破产而沦为无产者的恐惧消失了；一旦公共的大生产的好处在各个不同方面向它的一切参加者显示出来；一旦每一个参加者都能享受到这种好处，那末，就只有傻瓜才会拼命保持陈旧的生产形式。 吸收落后的小企业，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都没有完成的，而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将在短期内把它完成。社会主义将依靠收益多的企业的吸引力而不采取剥夺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农业生产还没有变为商品生产，而主要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地方，农民的农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许还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但是，在这些地区，居民最后也将体会到公共大生产的一切优点。 农业中的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将因城乡对立的不断消失，以及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工业向乡村移动的趋势而加速和容易起来。十分遗憾，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如果我们作更详细的叙述，我们就会离题太远了。 第九节“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关于“未来国家”，还有一点，即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想谈一谈。旁人常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将怎样分配你们的财富？难道每个人都分到相等的、同样的一份吗？” 分摊！庸夫俗子在这一点上全部表现出来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念，从头至尾只止于分摊这回事。 不久以前，就是有教养的德国人也认为，共产党人想把属于国家的全部财富分给人民。 尽管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切抗议，可是这种看法仍然十分流行。这种情况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由于我们敌人的恶意宣传，而且还由于（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由于）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大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情况使然的。 他们的眼界常常还没有超出与小生产相适应的那些观点。然而从小生产的观点来看，分摊正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分摊的概念，与小资产者和农民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古代商品生产发生以后，就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旦少数几个家族——商人或地主——积累了巨额财富，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并依附于他们，后者就力图驱逐财主和均分他们的财产，以便自救。不过一百多年以前，在热烈主张私有权的法国革命时期，手工业者和农民就分过比如教会的财产。分摊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人民的“护国”阶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大生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不主张分摊现在分散于许多所有者手中的生产资料，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力图把这些财产集中到社会手里。要使爱发议论的一些德国人明白固然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最终他们会理解这一点。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分摊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那末，使用这些资料创造出来的产品，当然也应当由社会支配。社会如何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它的成员呢？是根据平均原则分配呢?还是按劳分配呢？如果按劳分配，是否每种劳动都得到相同的报酬，而不管劳动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繁重还是轻松，需要基本知识还是不要呢？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不仅我们的敌人纠缠不休地经常提起这个问题，就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十分注意产品的分配问题。从傅立叶到魏特林[15]，从魏特林再到贝拉米[16]，拟出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常常证明它们的作者具有惊人的智慧。同时也不乏“积极的方案”，而其中有许多是简单易行的。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不像一般人经常所认为的那样重要。 从前人们常把产品的分配，看成是与生产完全无关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缺点，首先暴露在它所特有的产品分配方式上面，所以被剥削者和他们的朋友认为，一切祸根在于产品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他们是受到十九世纪初期流行的看法影响，即认为产品的分配，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即权利观念的产物。因此，只要发明出一个比较良好的和比较公平的分配制度，并使人们相信它的好处，就可以消灭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公平的分配不能不同现存的分配制度相反。今日最可憎的不平等原则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有些人认为分配的原则，应当是平等。 今日，不劳动的人荣华富贵，而劳动者却忍饥挨饿，所以另一些人喊出口号：“按劳分配”，或者用最新的说法：“按劳分配全部产品”[17]。但是，人们对这两个公式又表示怀疑，于是又出现了第三个共识：“按需分配”。 自那时以后，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一个社会的产品分配，并不决定于该社会所流行的权利观念和法律制度，而决定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地主、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在总产品中所分配到的份额，取决于土地、资本占有的对象和劳动力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品的分配将不受盲目发生作用的、为参与分配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规律支配。今天，在任何一个大生产企业里，产品的生产和工资的支付，都是按照计划周密进行的；同样地，在不外是单一的大生产企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这样进行。产品分配所遵循的规则，将由参加分配的人自己制订。但是，他们要制订哪些规则，是不能由他们的意思而定的。这些规则，是不能任意根据这个或那个“原则”设想出来的，它们将根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首先是根据生产的情况来制订的。 比如说，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科学之应用于工业将来有一天会使劳动生产率提得很高，以致人们所拥有的各种必需品将会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按需分配”的公式将毫无困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实现。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花了很多的劳动，只能生产出不多的必需品，那末，即使对这个公式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也无法把它付诸实施。 “按劳分配全部产品”这个公式，无论如何同生产的需要相抵触，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公式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要求把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悉数分配给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这种观点，也像关于似乎应当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的大量分配（GrossTeilung）的观点一样，都在现代私有制所产生的思想范围内打圈子。年年把所有产品全部分配掉，等于逐渐重新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求只分配当时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凡是用于维持和扩大生产的产品（以及留供弥补意外亏损的产品），当然不能加以分配。同样地，凡是供社会消费的产品，即供社会机关——教育机关，学术机关，医疗机关，休养机构，娛乐场所等——的建立、维持和扩充使用的产品，也不能加以分配。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机关的数量与规模已在不断地增加与扩大，而且在这方面，大生产也日益排挤小生产（在这里，小生产指家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发展当然不会受到阻止，它反而会得到鼓励。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交由个人消费的产品，即归私人所有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将比在几乎全部产品都是商品，即归私人所有的现代社会要小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像今天一样，不能把全部产品都分配掉，而只分配剩余的产品。但是，就是这些剩余的产品、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任意处理；在这种产品的分配当中，生产的需要将起决定的作用。因为生产是在不断改进和变化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与方式，也要随着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认为应当发明一种特殊的分配制度，然后永远用它当作标准，这完全是乌托邦的空想。在这方面也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任何飞跃，而只能从它面临的现实出发。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或许只能采取作为现存工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那种形式。财富的分配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工资的形式，不仅随时代而变化，而且因不同劳动部门和地区而各异；同样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完全可能由于仍对居民发生影响的历史传统和习惯的不同，以及生产需要的变化，而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产品分配形式。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死板的、单调的制度，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富于变化形式的制度。由于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的发达，科学和艺术普及于社会，必然使这种制度富于变化。 除了“分摊”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最使我们的敌人感到头痛，这就是“平等”。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从总产品中得到相等的一份。因此，勤劳的人所得到的收入将与懒汉的收入相等，繁重而辛苦的工作所拿到的报酬，也要同轻松而愉快的工作一样；单纯的机械劳动，与需要多年准备的精巧艺术品，将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毎个人都将尽量少工作，谁也不肯做繁重而辛苦的劳动，谁也不愿意学习一些东西。结果，社会将混乱不堪，回到野蛮状态。由此可以显然看出，社会民主党的意图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这种论断十分荒谬，在经过以上说明之后，未必需要再加以详细批驳。我们不像我们的敌人那样自诩眼光远大，所以怎么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大夸海口，准确地预言“未来国家”是否要规定一切收入完全平等。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天感到需要作出这种决定，而且这一决定也真产生了我们的敌人所清晰预见到的那种可怕后果，那末，它的自然结果一定是：应被推翻的，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而是平等原则。 社会主义的敌人，只有证明了以下两点，才有权利从收入平等原则中得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结论。第一，这种平等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生产发展不能相容。他们至今没有提出这个证明，而且也永远不能提出。因为个人在生产中的活动，不仅取决于他的报酬，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各式各样的条件，比如他的责任感、功名心、竞赛、习惯和劳动的吸引力等。对这些条件在未来社会中的性质，我们只能加以推测，而不能加以肯定说明。顺便说一下，我们的推测，只会同我们敌人的观点相反，而不会同他们的观点一致。 然而，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的敌人还要证明第二点。这一点是收入平等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所以，没有这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可设想的。可是，他们也不可能提出证明，因为看一看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从远古野蛮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今天的农村公社（马克）和家庭共同体，就可以知道，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代一切劳动报酬形式，比如固定薪金，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超过一定平均定额的劳动奖金以及各种工作的各种报酬等等这些报酬形式，当然都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出来的，但是，它们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相符合，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随着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习惯以及生产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个时期内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但是，我们并不想由此主张，收入或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原则（平等并不一定就是一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发生作用；而是认为，它将作为自然发展的目标，即作为一种趋势出现，而不作为违反生活要求用暴力强加执行的平均主义的目标出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有扩大收入差别的趋势，又有缩小收入差别的趋势，既有加甚不平等的趋势，又有减小不平等的趋势。 这种生产方式，使中等阶层解体，促进大资本家日益强大，从而显著地加深了横在人民大众与其上层人物之间的鸿沟。后者骑在前者头上，越骑越高，越来越不可攀，越来越陡悄。但在这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也日益使人民大众中间所有的收入差别缩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把农民和小资产者推进无产阶级的行列，或者不仅把他们的收入压低到无产阶级收入的水平，而且还日益消除无产阶级中间所存在的收入差别。机器日益使不同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消除。这种差别是在手工业时期以及工场手工业时期，由于学徒期间的长短、劳动力消耗程度的大小和劳动组织的松紧而引起的；在机器使用以前，生产形式变化不大，这种差别是极其根深蒂固的。今天各种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不断变动并日益相等。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也开始逐渐同无产者的收入拉平。原来，我们的敌人以其极大的道德愤慨指责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的这种平均化，正在他们目睹之下，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这些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不平等加甚的趋势，当然不复存在。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差别缩小的趋势，将更加有力地表现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以前在叙述传统的家庭形式的瓦解以及小生产的灭亡时所作的结论，也是适用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今天，人民大众收入平均化的过程，是通过较高的收入下降到较低的收入的水平而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趋势，当然要通过较低的收入提高到较高的收入，并和较高的收入相平等而实现的。 我们的敌人竭力吓唬工人和小资产者，说收入的平均化，只会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因为，把富裕阶级的总收入分配给最贫困的阶级并不足以把后者的收入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为了“平等”，比较富裕的工人和小资产者，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他们不但没有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反而吃了亏。 在这方面，只有下述说法是正确的：今天，不幸的贫民的人数，首先是流氓无产者的人数无疑很多，他们的穷困情况又十分悲惨，以致把富人的庞大收入分给他们，也恐怕不能使他们的生活达到收入较高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这是否就成为有必要保存我们的优良社会的真正理由呢?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觉得通过这种分配而使贫困的状况有所改善，已经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分摊”，而在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必然要引起每年生产的产品迅速增长。我们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展开的障碍。它不仅不能按照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和提出的要求迅速地合并小企业，而且也无力使用现有的一切劳动力。它使劳动力浪费无用，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打入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寄生分子和不生产的中间商人的行列，使另一部分劳动者沦为对生产无所作用的常备军。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所有这些劳动力找到生产性工作。它将大大提高在业工人的人数，或许使他们增加一倍，从而使每年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也同样增加。生产的这种扩大，就足以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而不单单提高最穷苦的工人的收入。 如上所述，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将大大促进大企业吞并小企业和排挤小企业的过程，从而显著提高一般劳动生产率。因此，它不仅能够增加工人的收入，而且也能够缩短劳动时间。 由此可见，说什么社会主义意味着人人贫困的平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种平等不是社会主义的趋势，而是现代生产方式的趋势。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而必然地会提高所有劳动者阶级的福利，其中也包括农民和小资产者。根据这种过渡的实现条件和当时的经济情况，这种提高，或来得大或来得小。但无论如何，是显著的。从此以后，经济的每进一步，都会促进一般福利增长，而不像今天这样的减少。 在我们看来，收入发展趋势的这种变化对于社会的福利，比收入的绝对增长还更重要。有思想的人，与其说是为现在而生活，不如说是为将来而生活；所以将来给他的祸福，比目前的享乐，更引起他们的注意。决定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祸福的，不是存在，而是发展，不是现状，而是趋势。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一个新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增进福利，而且保证生活安定，这种安定在今日就是最庞大的财富也无法加以保证。如果说，福利的增进只关系到迄今被剥削的那些人，那末，生活安定的保证，对现在的剥削者来说，即对于那些处境良好，不需要改善，而且往往也不可能再有所改善的人来说，也是值得感谢的礼物。对自己境况缺乏信心的苦恼，既威胁着富人，又威胁着穷人；它也许比贫困本身更使人难受；它甚至使那些还没有尝过贫困滋味的人，从心灵深处体会到贫困的痛苦；它是一个幽灵，甚至王公贵族也躲避不了。 凡是熟悉共产主义公社的研究家，比如研究过印度或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它们因商品生产、国家干预、货币经济及其产物——高利贷而解体以前的情况）或今日还保存在南斯拉夫人手里的农业家庭组合的人，都首先注意到这种公社的全体成员所特有的安全感、自信心与镇静精神。他们完全不受市场各种动荡的干扰，都持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自给自足，按照自己的需要调节劳动，事先就知道他们应当期待什么。 但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保证，还远远不够完备。它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还很薄弱，公社本身的规模也太小。牲畜死亡，作物歉收，洪水泛滥等灾害所引起的损失，时常发生，危及整个公社。相反地，规模相当于掌握着现代科学一切成果的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公社，不知要提供多大的生活保证！ 第十节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它的成员提供福利和生活保证，这种情况连我们的许多敌人也都承认。但是，他们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好处是以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因为，它们是以自由的完全丧失为代价的。笼中的小鸟，每天都能得到充足的食饵，它不会挨饿，不怕气候变化，不受敌人的侵犯。但是，它没有自由，所以，它是值得可怜的，极想冲到危险而困难的世界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他们说，社会主义消灭经济自由，即劳动自由。社会主义将导致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前度面前，连最无限制的政治的专制制度也是自由的状态。因为后者只束缚人的一个方面，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则束缚整个人。 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奴隶制十分恐怖，甚至有些社会主义者都被它吓倒了，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种人。他们厌恶共产主义不亚于厌恶商品生产，他们企图用同时追求两者的方法，来避免两者所有的危险。他们希望一个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实践上，不过是建立一些人所熟知的自由主义的工人“自助”团体。 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同劳动的完全自由不相容，即不允许要在什么时候劳动就在什么时候劳动，要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劳动，要怎样劳动就怎样劳动，那是正确的。然而，多数人在一起进行的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共同劳动，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即不管它采取资本主义形式，还是采取公共的组织形式，都与工人的这种劳动自由不能相容。劳动自由只有在小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小生产中，它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小生产不受一切限制性规定，比如强制轮作，行会限制等等束缚的地方，个体劳动者仍然要受自然或社会的影响。举例来说，农民要受气候影响，手工业者要受市场情况影响等等。虽然如此，小生产毕竟有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劳动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小生产的理想，而且是它的最革命的理想。只有眼光狭隘、视野超不出小生产范围的小资产者才能抱有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在一百年以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还在经济方面有它的充分根据。今天，它已失去了一切支柱，只有在看不到从那时以来发生的经济变革的人的脑袋中才能出现。 劳动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小生产一道灭亡。消灭劳动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大工业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恰恰是最常谈必须劳动自由的人（即资本家），却在加速消灭劳动自由方面最卖力气。 不仅工厂劳动已经没有自由，就是其他一切劳动（个人在这些劳动中仅仅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发生作用），也是没有自由的。对于在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制造商品的个别部分劳动者说来，以及对于不是作为自负其责的个人，而是作为机关团体的职员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说来，也不存在劳动自由。医院的医师，学校的教师，铁路的职员和新闻记者都没有劳动自由。他们都受一定的规章制度束缚，必须在指定的工作地点和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并受其他限制。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人类的精神活动方面，也像在人类的其他活动方面一样，大生产排挤着小生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脑力劳动者也日益失去劳动自由。 不错，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占有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工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今天，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作对工人不合适，他有完全自由到另一个企业去寻找工作；他可以改行，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由一个人统一掌握，所以只有一个唯一的“雇主”，不可能由他这里转到另一个地方去。 就这方面来说，今天的工资劳动者，确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自由，但是这不能叫做劳动自由。尽管今天的工人经常由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可是不论在哪一个工厂，他得不到劳动自由。在任何地方，对工人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可见，工人害怕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失去的自由，并不是劳动自由，而是自己选择雇主的自由。在今天，这种自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凡是在某个垄断企业工作过或正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工人的一种保障。但是，就是连这一自由也日益使人怀疑了。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失业人数增加，使空闲的工作位置大大少于找寻工作的人的人数。一般说来，失业者好歹找到工作后，都一定十分快乐。此外，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结果，每个企业的工人又都重新处于同一个雇主的管理之下，或至少使他们服从于同样的劳动条件。 被我们的敌人宣布为仇视文化和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可恶意图的，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许多方面发生作用，也在这里发生作用。 也像使工人失去在工作时的自由一样，使工人失去选择劳动条件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不想阻止这种发展，当然，它也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但是，也像我们在其他方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可以使这种发展具有一种与原来不同的对工人较有利的形式。它不能使工人不隶属于他在其中只是一个齿轮的整个经济机构，但是，它却能使工人不再隶属于利益与他们相反的资本家，使工人隶属于由他们自己构成的社会，即隶属于由利害一致、权利平等的同志构成的社会。 一个自由主义的辩护士或文人，可能会认为这种隶属关系是忍受不了的，但对现代的无产者说来，它却不是忍受不了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工会运动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工会组织使人看到了我们的敌人一在污蔑的“社会主义的强制国家的暴政”的雏形。在工会组织中，每个人的工作条件，也都有严格和精确的规定，可是其中的成员，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感到对他的人身自由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如果说，有人认为必须经常借助武装力量和流血手段，来反对这种“恐怖主义”，以保卫劳动自由，那决不是工人，而是工人的剥削者。可怜的自由呀，除了奴隶主以外，再没有别人保卫它了！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的不自由，不仅要失去它的压制性质，反而要成为人类至今所能达到的最高自由的基础。 这似乎有些矛盾，这只是表面上看来的矛盾。 在大工业出现以前，生产和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简单说来，就是营生劳动，用去了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这种劳动要求全力紧张工作，即要求心身两方面鼓起全力。不仅猎人和渔夫如此，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是这样。因为，生产者的生活，几乎全部是在他的营生劳动中度过的。劳动锻炼了他们的肌肉和神经，使他的头脑富于发明和求知欲。但是，分工越向前发展，就必然使生产者越向单方面发展。他们的能力已经不再用于各个不同方面，它停止发展了。生产者在一定时刻埋头于部分工作，他失去了理解周围现象的整体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那些不从事营生劳动的人，才能使体力和智力得到和谐而全面的发展，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作深入研究，进行哲理的思维，即为最高真理本身而探求最高真理。可是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唯有靠着把营生劳动转嫁给别人，靠着剥削别人，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历史上最理想的哲理世界，一个唯一由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社会，就是雅典的贵族社会，即雅典的占有奴隶的地主社会。 在雅典的贵族看来，劳动——不仅是奴隶的劳动，而且也有自由的劳动——是一种下贱的事情，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苏格拉底[18]的话，决不夸张。他说：“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文化，只是由于无暇，因为无暇，就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只学习自己工作所需要的东西，知识本身对他们说来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说，他们学习算术，只是为了做买卖之用，而不是为了理解数的性质。他们没有能力探求任何高深的知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说，同挣钱比较起来，荣誉和科学带来的快乐，没有任何价值。即使铁匠、木匠和鞋匠精通自己的行业，也大多数具有奴隶根性。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美、善。” 自那时起，经济发展大踏步向前，分工达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程度，而商品生产的优势，又使许多剥削者和有教养的人下降到赢利者的行列中去。现在，甚至有钱的人，也同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完全投身于他们的实业活动。他们的集会场所，不再是专科学校和学院，而是交易所和市场。他们埋头从事的投机，与真理和正义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而唯羊毛，威士忌酒，俄国公债和葡萄牙的息票是问。他们的精力完全消耗在这些投机活动上面了。在作完这种“劳动”之后，他们除了从事最庸俗的享乐以外，再也没有精力和兴趣去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学问变成了商品。他们也没有时间和推动力忘我地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的专业，认为把一分钟的时间花在研究不能获利的某种学问上面都是损失。因此，现在有人主张中等学校取消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取消这两门课程的理由，与其说是出自教育学上的考虑，不如说是企图叫青年只学习他们将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即学习将来能够变钱的东西。 甚至从事科学工作和艺术活动的人，也失去了关于整体的一切观念以及追求全面而和谐的发展的任何志向。到处都是片面的专业化。科学和艺术降低到手工业的水平。苏格拉底对于手工业者的活动所说的那一番话，也完全适用于科学和艺术。哲学思想濒于死亡，至少在上述阶级里是这样。 但是，在这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和一个新的阶级，即使用机器的劳动和无产阶级。 机器使劳动失去了一切精神内容。使用机器的工人，不再需要思考和熟虑，他的工作只是被动地服从于机器。机器指挥工人工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 对于使用机器的劳动所说的这一些话，也适用于工场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劳动，不过一般说来，适用的程度较小。把制造一件完整物品的手工业者的劳动，分成许多部分，而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通过一道或数道十分简单的工序，只能制造出完整物品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劳动的这种分割，是机器生产的准备阶段，也就是机器生产的序幕，这是众所周知的。 工作的单调和思想的缺乏，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心灵显得迟钝。 但是，紧接着而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他们产生了起来反对劳动时间过长的愤慨情绪。对他们说来，劳动与生活已经是两件事情。对他们说来，只有在劳动结束之后，生活才开始。对劳动和生活还形成一体的工人说来，劳动自由可能等于生活自由。但是，对于只有在不工作时才有生需的―天说来，唯有摆脱劳动之后才能享受生活自由。当然，这类工人实现不了摆脱一切劳动的愿望，因为劳动是生活的先决条件。可是，他们必然会设法限制他们的劳动时间，以便有时间来生活。 现代无产者为缩短劳动时间而斗争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就在这里；而旧制度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无法理解这种斗争的。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一点点经济利益，不在于增加工资，不在于减少失业人数。虽然这一斗争也有这些目的，但在基本上它是为生活而斗争。 然而，从使用机器的劳动夺去了劳动的精神内容这一事实，又产生了第三个后果。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也像其他生产者的这种力量一样，并没有被生产活动消耗殆尽；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力量是闲着的。因此，无产者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渴望，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渴望求知是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之一。其他一切阶级尽量把自己的余暇毫无意义地消磨掉，而无产阶级则真心诚意地渴求知识。只有那些有机会同无产者在一起工作的人，才能充分理解无产者的这种追求知识和教育的渴望的强烈。但是，如果一个局外人，拿工人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同其他社会阶层爱读的书刊比较一下，他也不难看出这种渴望的强烈。 而且这种求知欲完全没有自私的动机。知识并不能帮助使用机器的工人增加收入。他们是为了真理而探求真理，而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利益。因此，他们非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别的狭隘范围内；他们的视野面向整体；他们希望理解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最困难的问题，最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非常喜欢研究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以致要想把他们从云雾中拖回到大地上来，往往是很困难的。 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不在于占有知识，而在于追求知识。雅典贵族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家的哲学精神，恰恰就在被人轻视的无知的无产者中间复兴起来。但是，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无产者没有钱学习，没有人指导他们去学习系统的知识，他们受尽无计划的自学所有的一切意外和困难，尤其是没有充分的余暇！对无产者说来，科学和艺术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们力图占领它，可是打不进去。 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能为无产阶级开辟享受教育的一切源泉。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有可能减少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使工人有获得充分知识的必要的余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求知欲；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这一欲望得到满足。 给人类带来生活自由，艺术活动自由，科学活动自由和最高尚享受自由的，不是劳动自由，而是劳动解放。这种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施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的那种作为少数高等贵族特权的幸福而和谐的知识，将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共同财产。少数高等贵族依靠奴隶获得的东西，一切文明民族将依靠机器来取得。它们将因生产劳动的解放而受到上升的影响，而丝毫不会受到奴隶经济迫使雅典贵族终于颓废而引起的那种卑躬屈节的影响。正如现代的科学手段和艺术手段，远远地超过了两千年以前，现代的文明世界大大地胜过小小的希腊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的崇高和物质福利方面，将凌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光辉灿烂的社会。 能够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美丽理想而奋斗的人，幸福无疆！ [1]贝勒（Bellers,John1654—1725），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消灭人民群众的贫困，贝勒提出了一个组织劳动团的空想方案。在这种劳动团里，富人也要同穷人一样地劳动，并将完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工。 [2]傅立叶（Fourier,Charles1772—1837），是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理想社会的基层生产消费组织——法朗吉，应当联合1,625人。法伦斯泰是法朗吉成员的住所。 [3]亚尔萨斯——洛林地区，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由法国割给德国。由于夺取有一个巨大铁矿的亚尔萨斯一洛林地区，得到50亿战争赔款，而促进了德国工业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飞速发展。 [4]在十九世纪末叶，流行过一种想法，认为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共同市场等等，就可以消除这些国家间的矛盾和消灭可能导致战争的冲突。考茨基在这里对这种思想作了错误的评价。帝国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是某些巨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统治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表现。现在，右翼社会党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的直接继承者——所支持的各种军事集团、欧洲煤钢联营、“共同市场”清晰地证明：在这些联合组组的内部，各资本家集团经常勾心斗角，成员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加深。考茨基没有看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唯一可能保卫和平的手段。这个事实，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投入了工人阶级的直接背叛者的阵营，即加入了资本主义大屠杀的帮凶的阵营。——俄文版编者 [5]这里顺便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决不会停止，所以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繁荣所必要的规模不断扩大。各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最后将结合成一个国家，而整个人类将组成一个单一的社会。——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过，我在上面所说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发展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以后发展进程。因此，在我们的说明中，没有必要谈到世界共和国。——考茨基 [6]曼彻斯特学派，是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流派，它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学派的拥护者们主张贸易自由，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设在曼彻斯特。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个纺织厂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在1838年于曼彻斯特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以便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7]考茨基在这里系指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圣西门（1760-1825）、罗·欧文（1771—1858）和沙·傅立叶（1772—1837）。他们三人在自已的著作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工人所受剥削的惨状，不过在历史观方面，他们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都没有能够看出无产阶级是可以改造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社会力量。 [8]魁奈（Quesnay,Franqois1694—1774）,是法国的伟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职业是医生。 [9]亚当·斯密（Smith,Adam1723—1790），是英国的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 [10]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Louis1689—1755）,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11]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是法国的杰出的启蒙运动者和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12]保罗·辛格尔（Singer,Paul1844—1911），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从1887年起，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邦理事会理事；1884—1911年为国会议员。列宁对于辛格尔的活动，特別是在反对取缔社会党人的非常法时期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参看《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77页）。 [13]李嘉图（Ricaido,David1772—1823），是英国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 [14]这里，极其明显地暴露出考茨基存心不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这本书写于1875年，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爱尔福特纲领的前一个纲领）作了分析批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等问题。马克思的思想是科学地对待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基础，但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却把它遗忘了。一直到1891年，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幵会前夕，恩格斯不顾考茨基的反对，才把《哥达纲领批判》公布于世。但是，不论是在按照考茨基的观点拟成的《爱尔福特纲领》里，还是在他的这本解说里，都不仅没有反映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甚至连《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也没有握到。——俄文版编者 [15]威廉·魏特林（Weitling,Wilhelm1808—1871）,是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动家，裁缝出身，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 [16]爱德华·贝拉米（Bellamy,Edward1850—1898），是美国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因著有一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空想小说《追溯往事》（英文原名《Lookingbackward》。——译者）（1888年）而出名。他在这部小说里，以不很高明的艺术形式，凭空捏造一些细节，描绘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社会制废。在贝拉米的乌托邦里，还保存着资本主义垄断，社会制度的改革，是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行的。 [17]“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按劳分配全部产品”这两个公式不是同一的。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相当的按劳分配原则，是表示根据社会的每个成员所耗费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社会产品，除去满足社会需要、用作贮藏和社会保险的部分。 而“按劳分配全部产品”的要求则是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或“劳动所得”的要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指明了这个要求的含混暧昧、模糊不清。——俄文版编者 [18]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约469—约399），是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用文字记载的作品。有关苏格拉底的学说的材料，是他的同时代人色诺芬、柏拉图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
第三章资本家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三章资本家阶级 第一节商业和信用 第二节分工和竞争 第三节利润 第四节地租 第五节赋税 第六节利润的下降 第七节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第八节经济危机 第九节慢行的生产过程 第一节商业和信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度里，人民大众日益沦为无产者，即沦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不能独立自营任何生产、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出卖他们所有的唯一商品——他们的劳动力的劳动者。大多数的农民和从事小经营的人，事实上已经属于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与无产阶级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尚有些微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幕帷，它只能掩盖他们的被剥削和失去独立性，而不能防止他们不受剥削和失去独立，它被微风一吹，就要卷起和扯破。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小撮有产者，即资本家和大地主。单这些人，就占有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全体人民的最重要的生活资料。这种垄断性占有，使得他们有可能并有权力使一无所有的人依赖他们，并剥削这些人。 当大多数人民日益陷入贫困和苦难的深渊的时候，一小撮资本家和地主以及投靠他们的寄生分子，却独享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及其实际应用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巨大好处。 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这一小撮特殊人物，研究一下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后果。 我们已经说过，资本有三种，即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这后一种资本，是最年轻的，它大约不过几百年，而其他两种资本，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小弟弟却比两个哥哥成长得更快，而且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变成了征服哥哥并迫使他们为自己服务的巨人。 对于完善（古典）形式的小生产来说，商业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只要需要，就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进生产资料，而且他们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商业主要是供应奢侈品，不论对发展生产和维持社会来说，都不需要商业。 相反地，前面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依赖商业；同样地，商业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越扩大、它越占统治地位，整个经济生活就越需要商业发展。今日的商业已经不是单纯地供应多余的东西和奢侈品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整个经济生活，甚至连人民的食物供应，都有赖于商业是否能够自由活动。这是今日的世界战争比过去更具有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战争使商业停滞，而在今日，这种停滞意味着生产、整个经济生活的停顿，意味着广泛蔓延的经济崩溃，其为害之烈，不亚于战场上的破坏。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来，高利贷的发展也具有商业发展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高利贷者是乘他人穷困之危或挥霍行为而吸吮鲜血的寄生虫。在通常情况（这种情况就是生产者都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下，他贷给别人的货币，只供非生产之用。例如，一个贵族向人告贷，是为了用钱享乐，而农民或手工业者向人求借，主要是为了支付租税或诉讼费。因此，放款取利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受到人人谴责。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货币成了装备资本主义企业，购买和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今日，一个企业家借款来创办新企业或扩充原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他支付的借款利息会相应地使原来的收入减少。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即企业生意兴隆。借到的款项恰恰被他用去剥削劳动力，从而使他的收入增加，而且增加的金额，比他支付的利息要多得多。现在高利贷已经失去原来的性质。它作为乘他人穷困之危和挥霍行为而进行剥削的手段的作用，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另一个新作用，则登上首位。这个新作用就是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丰收”，即让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单靠工业资本家的金库所积存的资本可能达到的发展，要发展得展快。现在对高利贷者所具有的厌恶感消失了，没有人责难高利贷者，他得到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叫做债权人。 与此同时，生息资本的主要流动方向也发生了变花。以前高利贷资本家金库中积存的货币资金，通过数千条小渠道，从这种蓄水池流向非资本家的口袋。现在，高利贷资本——信用机构——的金库，已使自己变成把非资本家经由数千条小渠道流进来的金钱，再流向资本家手里的蓄水池。也和过去一样，信用是迫使非资本家——有财产的和没有财产的——支付资本利息的手段。但是，现在它也成了使各种非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财产（从天主教教会和旧贵族的庞大财富直到女佣和短工的些微储蓄存款）转化为资本的有力手段。换句话说，它成了一个阶级剥削和瓦解另一个阶级的手段。有人赞美现代的信用机构——储蓄银行等等，说它们把工资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小额储蓄存款转化为资本，使这些人成了资本家，即确立了一批现代制度的拥护者。但是，用这种方法收集非资本家的货币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新的资本交给资本家支配，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对工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意味着什么，我们早已说过了。 既然现代的信用机构越来越关心把各种非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财产转化为供资本家阶级支配的资本，那末，它也关心使资本家阶级自有的资本能比以前得到更好的利用。它们把各个资本家反正没有机会在自己企业中使用的一切货币资金集中起来，把这种放置起来就会变成“死钱”的资金，提供哪些需款的资本家使用。此外，信用机构使商品在没有出售之前就能变为货币，从而缩短流通时间，并减少经营一个企业每次所需的资本的数量。 由于这一切，资本家阶级所掌握的资本的数额和力量空前地增加了。所以，信用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与机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和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一样，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只要稍微一动，就可以促成工业飞跃发展和猛烈增长。 但是，信用对于各种干扰，比商业还更敏感。它一受震动，就会波及整个经济生活。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信用是可以使无财产的人或略有财产的人变成资本家的手段。但是，顾名思义，信用是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后者的财产越多，他所提供的保证就越大，因而，他所得到的信用贷款也就越大。因此，信用事业只是一种能使资本家得到比他们持有的资本更多的资本，增强他们的优势，加剧社会对立而不是削弱或消除这种对立的手段。 可见，信用不仅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使它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而且也加速小生产的灭亡。最后，它还使整个的现代生产方式变成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肌体，使资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的活动基础愈加不稳。 第二节分工和竞争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商业和信用与工业的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分工日益精细，又促进资本家应在经济生活中执行的各种业务（作用）愈分愈多，而成为彼此独立的企业和机构的专业。以前，商人不仅是买卖商品，而且还要收集商品，把它们库存起来，时常把它们送到遥远的市场去销售。他必须亲自把商品分类、陈列，使商品容易到达各个顾客手里。今天，不仅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之间有了分工，而且还出现了经营运输和保管商品的专业性大企业（仓库、谷仓）。在一些巨大的中心市场——交易所，买和卖各自成为独立的活动，同商人的其他业务分离开来，在这里不仅买卖着远在异地的货物，或尚未制出的货物，而且买者买货，未必真想要占有这些货物，而卖者卖货，手中实际上却没有那些货物。 过去，资本家都必须设有一个大保险柜，以便保管他们所得到的资金和从中取出货币以应各项开销之用。今天，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出纳业务，都已交给一种特殊企业——银行[1]代理。现在已经不直接向资本家付款，而是向他的银行付款；向资本家索债时，也是去找银行取款，而不必去找资本家本人。因此，几家中心企业就代办了全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出纳业务。 然而，如果说资本家的各种业务就这样交给了各种独立企业的话，那么，它们只是在外表上和法律上彼此独立而已，在经济上仍和从前一样，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和相互依存。假如同它在业务上有关系的其余一切企业遭到某种困难，则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照常经营它的业务。 商业、信用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越加密切，资本家阶级的各种业务越细分给单独的企业，每一个资本家也就越要依存于其他资本家。每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整个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变成一个庞大的机体，它的每个部分彼此极为密切地联系着。人民大众越来越依存于资本家，而资本家相互之间的依存，也越来越密切了。 现在生产方式的经济机构，变得日益复杂和敏感，所以，只有在它无数齿轮全部彼此密切配合、正确地执行应负的职责的时候，它才能毫无阻碍地活动下去。从来还没有过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要求有计划的调节。但是，私有财产制度却使这个机构没有可能实行计划和建立秩序。各个企业在经济关系上越来越彼此依存，可是，在法律关系上，它们仍然各自独立。每个企业经营业务所需的生产资料都是私有财产，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加以处理。 大生产越向前发展，各个企业的规模越扩大，就越要严格地按照周密制订的一定计划调节和规定其中的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连最微末的细节也不能放过。但是，各个企业的互相配合，仍然受自由竞争的盲目力量所摆布。自由竞争是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和不断加剧的经济震荡的条件下，维持经济机构的活动。它不是通过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的办法，而是采取消灭任何一个妨害这一机构运转的人的办法，来维持经济机构的活动的。这叫做“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然而，被自由竞争摧毁的，并不是不适者，而是不得其所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或资本（后者倒是最主要的）维持自己的地位。可是，在今天，自由竞争却并不以消灭不适合于“生存竞争”的人为满足。毎个被摧毁的复灭者的这种复灭，都接着引起同破产企业有经济联系的其他无数的人应者等的破产和动荡。 “祸福由己”这句谚语，今天仍然十分流行。它是从小生产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时，每个劳动者的命运，以至他的家属的命运，都依存于他个人的品德。但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越来越不依存于他个人，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依存于千百种完全非他所能控制的条件。今日竞争所造成的选择，决不是“适者生存”。 第三节利润 资本家阶级是由什么地方得到他们的收入的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最初依靠扣除需要它们帮助或作中介的各阶级的人物的财产来取得自己的收益和利息。产业资本则不同，它是依靠剥削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而得到利润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产业资本就越是压倒其他各种资本，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也就越是迫使它们为自己服务；不过，它只有把剥削工资劳动者而得到的剩余价值让一部分给其他各种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种发展过程的结果，无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日益成为整个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收入的唯一来源。正如手工业和农民经济一样，从剥削非资本家阶级当中吸取收入的旧形式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正在丧失经济上的作用，它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实质所发生的影响也在日益减弱。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没有手工业者和农民阶级的国家，比如英国就是。但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大生产，那是不可想像的。要想了解资本的现代形式的人，都必须从研究产业资本出发，因为全体资本家的利润的最重要的、日益被提到首要地位的来源，必须到资本主义工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去寻找。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考察了工业无产者所创造的而被工业资本家掠夺去的剩余价值。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殖速度怎样超过工资增加的速度，这种增殖，是由于工人的劳动负担加重，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及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而发生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被剥削的无产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于是，流入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数量，也就日益增加了。 但是，——可惜得很!——“垂死之人，不能享受宁静的安乐”，尽管资本家阶级极不愿意把幸福“分给”别人，他们也不得不同地主和国家“分享”他们掠夺来的剩余价值，而且地主和国家所要求的份额，还在一年一年地增加。 第四节地租 当我们谈到那些日益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剥削者，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的阶级时，我们应当把资本家和大地主区别开来。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一切生产资料当中，它是最必要的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活动；就是航海者和飞行员也得有启航或着陆的地点。同时，土地又是一种不能任意增加的生产资料。但是，至今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它的毎块土地都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耕种起来。即使在中国也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耕种。 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房舍和耕地。水源、森林和牧场都是公社的财产，而且未耕的土地面积很大，以致每个人可以占有他开垦出来的那块土地，并在达块地上耕种。后来，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并带来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种种后果。土地的产物变成了商品，而且具有价值。结果，土地也变成商品，也具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之下，各个农村公社和村社就竭力限制它们的成员人数，开始把公有的和一部分共同使用的（如森林和牧场）土地不再看成是公社或村社的不可割让的公有财产，而看成是公社的现有成员及其继承人的私有财产，不让后来加入公社的人随便使用。他们想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垄断物。 但是，还有另一些人，即曾经是公社财产的保护人的地主，也对公社的公有财产垂涎三尺。如果说具有这种价值的地产现在成了私有财产，那末，正是成为他们的财产。在许多地区，主要是大农业发达的地方，地主把农村公社的财产掠为己有。接着而来的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把一些农民撵出他们的家园。现在，一切土地，甚至未用于农耕的土地，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占有土地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可见，由于经济的发展，主要由于大地产的形成，早在全部可耕地未被用尽，刚刚人们谈到人口过剩以前，土地就变成了垄断物。因此，如果说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由于本身不能任意增加，而有了一种特殊地位，那末，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全部土地已被开垦完毕，而是因为土地——最低限度在文明国家——已完全为少数人据为己有。于是一种完全独特的垄断出现了。当然，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资料，是对一无所有的阶级而言的。而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一定的生产资料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一定成员的垄断物，最低限度不是他们的永久垄断物。即使某家资本家公司垄断了某种极其重要的发明，比如新机器，那也经常会有另外一些资本家或者把这种机器收买过来，或者通过新机器的发明来打败它，或者迟早把它仿造出来。这样一来，前者的垄断地位就要动摇。可是，这一切情况不适用于土地占有。地主的垄断不仅是对没有财产的阶级而言，而且也是对资本家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既绝对又持久。 土地占有的这种特点，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少数几个家族占有了全国的土地，他们紧紧地抓住这些土地，不肯出售。凡是需要土地的人，唯有缴纳一定租金——地租[2]，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土地。在英国，一个资本家要想建筑工厂或住宅，开矿或经营农业，往往不能购买土地，而只能租用土地。 在我们德国，大多数资本家同时就是土地所有者，比如工厂主是工厂用地的持有者，矿场主是矿山的持有者。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大地主多半兼营农业企业，而不把土地租给企业家。如果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如果他本身就是地主，那末，他自然不需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地主。不过，这种情况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要知道，他所以成为地主，只是由于他对原先的土地持有者支付了一笔资本，这笔资本的利息相当于地租。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都要支付地租；这些地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去他的一部分利润。 对土地的需要越增大、人口越增加，资本家阶级越需要占有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土地占有的垄断性质也就越变本加厉。地租——资本主义社会中支付的地租总额也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但并不是说每一块土地的地租都一定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块土地越肥沃，它的位置越好（例如，离市场的远近），地租也就越高。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地租发生作用的规律。开垦新的肥沃土地，会使瘠薄土地的地租下降，同时也会使新开垦土地的地租猛涨。同样地，交通工具完善了，也会使靠近市场的地区地租下降，而使远离市场的地区地租上涨。这两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都出现过。当时，美洲的地租上涨，而西欧各国的地租则相应下降。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农用土地的地租又逐渐上涨。至于城市的地租，那是一直上涨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日益增多的人口麕集于城市所造成的。十分遗憾，工业资本家的收入由此受到的打击，较之贫民阶级的身心健康所受的打击要小得多。在城市里，居住问题成了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新的原因。不过，这里无法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第五节赋税 如果说地主越来越多地蚕食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比如提高工人的生活费用——，那末，国家也同样积极地这样干着。现代国家是随着资本家阶级并在这个阶级帮助之下壮大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使资本家阶级上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们双方相倚相助。资本家离开了国家就不行。它在对内对外方面都需要国家的保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它所造成的矛盾和对立也越尖锐，它的机构也复杂，这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依赖也越厉害，因此，也越需要高于一切并促使每个人去履行他的经济职责的权力机构。[3]像现今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灵活机构比以往的任何生产方式都更不容许依靠当事人的力量来消除对立和冲突。于是，由国家保卫的法律乃代替了自治。 资本主义的剥削决不是某一特定法律的产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这种剥削的需要，才引起现行法律的产生并保证现行法律的统治。法律并不产生剥削，它所关心的只是使剥削也和经济生活中其他现象一样，进行得尽量顺利。如果我们把竞争叫做现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那末，我们不妨把法律看成是润滑油，它的使命在于尽可话减少经济机构中的摩擦所造成的阻力。摩擦所引起的阻力越大，一方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矛盾，有产者与无产者间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锐，无产阶级，特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就越增加；另一方面，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各个企业主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毫无阻碍地经营下去，也就越加需要其他许多资本家的协作，资本家也就越加需要法律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目的，因此，也越加需要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和警察——扩大其活动，同时，也就越加需要能赋与法律以强制力量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但是，对资本家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只在国内有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和买卖。对外贸易早就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占居统治地位，便愈加明显地看出确保和扩大国外市场，对于整个国家有休戚相关的利益。但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遇到了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的竞争。他们为了对抗竞争对手，便要求国家帮助，而国家也就必须用它的武装力量迫使竞争对手尊重他们的权利，或者最好是干脆把外国竞争者全部撵走。像国家和君主日益依靠资本家阶级一样，军队不仅为君主的私人目的服务，而且也为资本豪阶级的目的服务了。战争由王朝战争日益变成商业战争，以至最后变成民族的战争[4]。民族的战争，归根到底也不外是由各国资本家间的经济矛盾所引起的。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庞大的官吏队伍来办理司法和警察业务（当然也办理财务工作），而且也需要强大的军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两支队伍不断增长；而在最近，军队比官吏的队伍增加得尤为迅速。 当科学还没有应用于工业技术的时候，军事技术发展得极为迟缓。但是，当机器一在工业中占居统治地位，并引起工业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军事技术方面先前的停滞状况也消失了。新的发明或发现每天都在出现，有的刚一试验成功，或刚花了很多钱加以采用，又被引起根本改革的其他新东西所排挤。于是，武器也日臻完善、复杂和昂贵。同时运输工业的进步，使得有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大批军队运到战场去。结果，军队越来越庞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用于军事方面的国家开支（国家所借的债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属于这类开支），简直以疯狂的速度增加起来。 国家的开支不断增加，它的负担日益加重了。在由资本家和大地主掌握立法权的一切国家里，他们自然是力图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头上。但是，从其他阶级身上可能搜刮的油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剥削者先生们巧立名目，玩弄各种花招，他们的剩余价值还是由于支付国家的开支而日益减少。 第六节利润的下降 和刚才所讲的发展过程同时，资本家阶级“为了发展”而投入各种企业的资本总额，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它的增长速度比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增强的程度，即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增加的速度，要更加迅速。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具备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作详细的研究，但只须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我们且举一个一望而知的例子。拿一百年前的一个作为家庭工业工人而受资本家剥削的手工纺纱工同现代的机器纺纱工比较一下。为了使一个现代的机器纺纱工能够工作，该需要多少资本，相反地，用手工纺纱时，工业家所需要的资本则是微不足道的！以前，资本家只向纺纱工支付工资，供给他纺纱用的棉花或亚麻就行了。从工资方面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纺纱工所消费的原料，可能比手工纺纱工多一百倍；而为了使机器纺纱厂能够开动，又需要多么庞大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等设备呵！ 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情况：一百年以前雇用纺纱工人的资本家，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只要有钱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就行了，几乎没有固定资本，而纺车根本不值几个钱。他的资本周转得很快，比如说每三个月周转一次。因此，他开始生产时，只需预付全年所用资本额的四分之一，就能使企业开张。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纺纱厂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是大得无比的。即使用在工资和原料方面的那部分资本的周转时期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一百年前几乎不存在的其余资本的周转时间，也要很长。 也有许多原因发生着相反的作用。比如，信用，特别是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必然发生的产品价值的下降，就是这种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怎样也不能使上述过程完全停止发展。这一过程仍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发生着——在一些部门中较慢，在另一些部门中较快——，并引起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平均的全年资本耗用额迅速地和显著地增加。 我们假设，这个金额在一百年前为一百马克，而今日则已经增加到一千马克；再假设工人所受的剥削为一百年前的五倍。这样，如果在一百年前一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五十马克，那末，在今天，他的全年工资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剩余价值却达到二百五十马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数额是如此（绝对地）显著地增加了。但是，和资本家每年耗用的资本额相比，剩余价值则下降了下降了[5]。一百年前，这个比率为50%，而今天只有25%。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但是，它所说明的趋势，在现实中却是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是不断地迅速增加的。但是，资本家阶级投入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并应摊到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却增加得更快。此外，如果考虑到我们已经说过的情况，即国家抽取的租税和地租日益大量地蚕食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就可以理解，尽管工人所受的剥削不断加强，分给一定额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年平均值却一直下降。 因此，和资本主义企业主预付的资本总额相比，利润，即留给资本主义企业主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有下降的趋势。或者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一定额资本所摊到的剩余价值，一般说来日益减少。当然，这是就相当长时期内平均说的。利息的不断下降，就是利润的这种下降趋势的一个证明。 可见，工人所受的剥削有加重的趋势，而资本家的利润率则有下降的趋势。这也是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奇怪的矛盾之一。 有些人从利润的这种下降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剥削会自行停止。他们说，资本所得的利润，最后将减少到使得资本家饿得不得不为自已寻找工作的地步。但是，只有在利润率不断下降，而资本的总额始终不变的时候，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总额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利润率的下降速度。资本的增加，是利润率下降的前提。同时，即使利润率由20%降到15%，最后再降到10%，也不会使在这个期间把资本额从一百万马克增到二百万马克或四百万马克的资本家的收入减少。这时，他依靠资本得来的收入，反而由二十万马克增到三十万马克，最后增到四十万马克。 利润率的下降，尤其是利息率的下降，决不表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减少。要知道，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量，是不断增加的。这种下降，只会使那些不能相应地增加资本的资本家的收入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能使它的所有者维持“与他的地位相适应”的生活的最低限额，日益提高了。换句话说，为了使自己能够不劳动而只靠他人劳动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财产额，日益上升了。五十年前还是一笔大财产，而今天已经不值几个钱了。 利润率的下降，并不会使资本家阶级灭亡，而只能使它的范围缩小。必然遭到灭亡而又要同样作殊死挣扎的小资本家，比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一年一年地从资本家阶级的队伍中脱离出来。他们所作的垂死挣扎，虽然可以拖延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但最后必以他们本身或他们的子女沦为无产阶级而结束。他们逃避这种厄运的一切努力，大多只能加速他们的破产。 有许多笨蛋，蠢得使人吃惊。只要任何一个骗子手答应给他们以相当高的利息，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个人使用。但是，人们一般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愚蠢；骗人的勾当，是他们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利用它从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当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使他们迷误的，与其说是贪婪的念头，不如说是对贫困的恐怖。 第七节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除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工业间的竞争以外，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较小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也展开了猛烈的竞争。每一瞬间都有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出现，它们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这样向前一步，都或多或少地使企业的原有设备贬值，这就有必要革新生产和甚至常常扩大生产。凡是对此缺乏必要资本的资本家，迟早要失去竞争的能力，甚至倾家荡产，或被迫把自己的资本移转到较小的企业还有可能竞争的那种工业部门去。因此，大工业内部的竞争，引起小工业方面的过于膨胀，甚至使手工业在那些小生产还有一定立足余地的少数工业部门中遭到灭亡。 大工业企业越来越雄厚、越来越壮大。原来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大企业，变成了雇用几千名工人的巨大企业（比如纺纱厂、啤酒厂、制糖厂、铁工厂等等）。在各个工业部门中，较小的企业日益迅速减少。结果，工业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以后，也引起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的数目不断减少，而不是增加。 但是，还不止于此。经济的发展也促成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一些人手里，成为个别资本家的财产，或资本家公司的财产，但在经济上，资本家的公司也不外是一个当事人（法人）。 走向这一结局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的一条途径，是企图排除竞争的资本家打开的。前面说过，竞争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的确，它是推动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力量。尽管整个商品生产者社会十分需要竞争，可是，商品的每一个持有者都渴望自己的商品能在市场上不受他人竞争。如果他是这种商品的唯一所有者，即他垄断了这种商品，他就可以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得大大超过它的价值，使一切需要这种商品的人，完全受他摆布。如果市场上出现数个出卖同类商品的人，他们也可以彼此联合起来，人为地造成垄断局面，作为唯一的一个出卖者在市场上出现。彼此的利害冲突需要调和的竞争者越少，这种联合组织——卡特尔，或联营组织，托拉斯、辛迪加等——也就越有可能形成。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市场扩大，增加市场上的竞争者人数，所以也给工商业方面垄断的形成造成困难。但是，如前所述，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迟早要使得工业企业的数目减少。从此以后，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就越来越有条件形成卡特尔。在每一个国家里，只要它的国内市场由于实行保护关税而不受外国竞争，它就可以加速形成这种条件。因此，国内市场的竞争者数目减少了，而这种情况又可以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者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垄断，并借助“保护本国劳动”的名义，勒索本国的消费者。 大家知道，最近十年用来调节一定商品的生产和价格的卡特尔，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比如在美国、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卡特尔一经组织起来，联合在一起的各企业，事实上就变成只有一个领导的一家企业，并且也常常在形式上属于一个总的管理机机构。 对工业发展最重要、最需要的商品——煤和铁等的开采和加工部门，首先组织卡特尔。大多数的卡特尔都把它们的影响大大扩展到被它们垄断的工业部门以外，使整个生产机构依存于少数垄断者。 在努力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同时，又竭力把相互供应原料或生产工具的不同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为一个整体。例如，许多铁路公司拥有自己的煤矿和蒸汽机车制造厂；制糖厂力图自己种植一部分甜菜，以供加工使用；马铃薯生产者自办酿酒厂等等。 还应当指出把各种企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第三个途径。它比其余各种途径更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必须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能。在其他生产制度之下，资本家也许会成为多余的，而在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大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进行生产和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必须有资本家拿出资本参与生产，对资本加以合理的运用。虽然资本家什么也不生产，也不创造任何价值，可是，他在经济机构中毕竟起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越扩大，资本家也就越是迫切地需要把自己日益增加的职能分一部分给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或交给他雇用的职员代理。当然，这些职能由雇佣职员执行，或由资本家本人执行，对于经济生活说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些职能决不会因为资本家把它们交给他人执行，而变成能够创造价值的东西。因此，既然这些职能不能创造价值，资本家就得为此付出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剩余价值又一次被克扣，其结果是使利润随之减少。 如果企业的发展迫使一个资本家雇用职员来代替自己，那末，为此开支的费用，也不难用剩余价值的增加来补偿。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能够交给他的雇员去执行的职能也就越多，直到最后把他的全部职能都从身上卸下来，而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用未被他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利润去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 达到这种状态的企业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股份公司的增加中最明显地表明了这种情况。即使没有远见的人也能看出，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股份公司已经完全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只有他们的资本，对公司的经营才有意义。在英国（德国没有较早的统计数字），1845年创办股份公司57家，1861年——344家，1888年——2,550家，1896年——4,735家。1888年，共有股份公司11,001家，股本达到120亿马克；1896年，共有股份公司21,223家，股本升到230亿马克。1909年，共有股份公司46,474家，股本高达440亿马克。而在德国，1907年，共有股份公司5,148家，股本约为144亿马克。这些公司控制的企业有一万多家，雇用的人员达200万人。 有些人认为，从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中可以找到使“小人物”得到大企业的好处的手段。但是，无论是信用，或者不过是信用的特殊形式的股份企业，都日益迅速地成为把小人物的财产交给大资本家支配的手段了。 既然企业不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那末，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必要的资金，都可以参加企业的活动，而不管他对该企业是不是内行。因此，个别资本家就能够把彼此完全不相联系的各式各样的企业统一到自己手里。大资本家最容易控制股份公司。为了使一个企业依附于自己，并迫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只须持有这家企业的大部分股票就行了；而股票是既可以很快买进，又可以很快抛售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大资本一般比小资本增长得快，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越大，利润也就越多，即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资本家用于自己消费的支出在这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而他积累起来可以作为新资本而同原有资本结合的那一部分收入也就越多。一个资本家，如果他的企业每年给他带来一万马克的利润，那末，他只能用这笔该入过资本家所认为简朴的生活。这时，他如果每年能够积累二千马克——利润的五分之一——就已经求之不得了。假如另一个资本家，他的资本很多，使他每年可以得到十万马克的收入，那末，即使他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比前一个资本家多四倍，他也能把利润的五分之三加入原来的资本。如果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多得使他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万马克的收入，那末，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个人消费之后（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花这样多），尽管他的生活极其豪华，他也能够安安稳稳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积累起来。 和小资本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艰难的同时，大资本家的财产却日益迅速地增长，并在很短时期内达到庞大的规模。 如果把上述的一切——企业规模的扩大，大财产的迅速增长，企业数目的不断减少，小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里——加以比较，那就可以明显地看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已经为资本家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人手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个国家或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全部生产资料，都成为个别的人或股份公司的私有财产，任凭他们支配；使整个经济机构变成一个统一的巨大企业，在这个企业里，一切都为一个主人服务，一切都属于一个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而只有一个人例外。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它本身的灭亡，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把所有的人变成奴隶。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便走向自己摧毁自己的基础的道路。当剥削者除了他所剥削的人以外便找不到自己的商品的其他消费者时，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变成违反常识的事情了。如果工资劳动者是唯一的消费者，那末，剩余价值体现于其中的产品，就将失去售出的可能性，而剩余价值也会一文不值了。 事实上，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是十分可怕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甚至只要接近这种情况时，社会上的苦难、对立和矛盾都要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发展不及时转变方向，社会就要离开正轨而趋于崩溃。 虽然，实际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我们却正在迅速地，而且比大多数人的想像还迅速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是因为：一方面，分散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地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进步，我们又同时看到，表面上独立的企业的相互依存也加强了。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变成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片面依存。正如大多数表面上独立的家庭工业劳动者，实际上不过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一样，现在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家，实际上从属于其他大资本家，而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事实上只是某一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分支机构而已。 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这种依存关系，比各种企业合而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的过程，进行得可能更加迅速。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机构，从根本上说来，已经为少数几个巨大的资本持有者所按制，并受到他们的剥削。把这些机构在少数几家公司领导下统一起来，已经几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了。 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日益依存于资本家阶级的同时，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大多数资本家也更加依存于人数越来越少、而财富和力量却越来越大的一小撮资本家。 但是，这种依存关系，也像它不会使无产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对自己的境况增加信心一样，也不会使资本家对自己的境况增加信心。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也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随着他们的依存关系的加强，他们对自己的境况也越来越丧失信心了。这种丧失信心在小资本家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可是，就是最大的资本家现在对自己的境况也没有充分的信心了。 我们谈到了资本主义企业曰益动摇的几个原因，即整个经济机构对于外来震荡的敏感性日益增强的若干原因。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日益加甚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的矛盾，使他们的斗争手段越来越强大，从而增加了上述震荡的机会，加重了震荡所引起的灾难。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使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增加，而且也使资本家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的商品数量增加。随着剥削的加剧，竞争，即企业主和企业主的残酷斗争，炽烈起来。和这种发展同时发生的是：生产技术不断革新，新发明和新发现相继出现。这些新的发明和发现，使现有的东西变成一文不值，不仅使个别的工人和机器变成多余无用，而且使整个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变成多余无用。 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预卜他的前途，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有把握地知道他能否保住自己的财产和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女。 资本家阶级本身日益分裂为两个阶层。其中的一个阶层，其人数经常增加，完全变成经济生活的累赘。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是挥霍和浪费所掠得的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利用这些剩余价值来积累新的资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前一章里谈到的有教养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那末，看到如此大量的游手好闲的富人怎梯把金钱挥霍在庸俗低级的享乐上面，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另一资本家阶层（这些人还没有成为他们企业的赘累），在人数上不断减少，可是他们操心的事情和责任却日益增加。如果说，前一类资本家越来越堕落为游手好闲的人，那末，后一类的资本家则挣扎在永无止境的长期竞争当中。 但是，对于这两个阶层来说，他们的地位都日见不稳定了。因此，现代的生产方式甚至使剥削者，即垄断一切巨大利益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满足了。 第八节经济危机 社会一切阶级普遍丧失信心的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就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而经济危机又使这种情况加剧起来。经济危机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时时发生的。 由于最近几十年间，经济危机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而广大的人士又还不了解危机的原因，所以我们稍微详细地谈一谈危机。 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6]。 生产量超过需要量的这种生产过剩，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比如说，一个原始的农民家庭某一次收获的谷物超过了它的需要，那末，它既可以把多余的谷物贮存起来以备歉收年份使用；如果他的谷仓已经容纳不下了，他可以将多余的谷物拿去饲养牲畜，最坏也不过把谷物丢掉不用而已。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在它的发达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为自己生产，每一个人都是为他人而生产。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全部生产却不是按照计划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计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之下，生产一超过物物交换的买卖这个低级阶段，除了货币商品和贵金属的生产者以外，谁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预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定有四个人同时在一个市场上碰头，其中一个人是货币持有者，假设他是一个开采黄金的人，手中持有一块价值二十马克的黄金，另一个是酿酒人，带来一桶葡萄酒；第三个是织布的，他带来一块麻布；第四个是磨粉的，他带来一袋面粉。我们假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相等，各为二十马克（如举别的例子，只会使情况复杂一些，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市场上只有这四个商品持有者。再假设其中的每个人都确知对方的需要：酿酒人把自己的那桶葡萄酒卖给采黄金的人，并用所得的二十马克从织布人手里买来了那块麻布；织布人用他的售货所得的款项买进了那袋面粉。结果，每个人都满意地离开了市场。 第二年，这四个人又碰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出售去年的那种货物。采黄金的人仍要向酿酒人买进葡萄酒。可惜酿酒人一点地不需要麻布；他或许需要货币去偿还债务，所以，他宁愿穿着破旧的衬衣，而不去购买麻布。结果，酿酒人带着二十马克回家去了。现在，织布人也找不到买主了。只要织布人找不到买主，磨粉人在市场上就白等一场。假如织布人的家庭已经断炊，他急想买进一袋面粉，可是他所生产的麻布却没有人要，于是麻布变成多余的东西，而面粉也因此变成无用之物。织布人和磨粉人手里都没有货币，他们无法购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现在就变成生产过剩的物品。同样地，为他们而生产的其他货物，比如（为了继续进行比较）木匠为磨粉人生产的而磨粉人也要购买的桌子，也成了生产过剩的物品。 经济危机的一些最本质的现象，已在这个例子中全都表现出来。当然，在这种简单的关系之下危机是不会出现的。在商品生产的初期阶段，每个企业总要或多或少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一部分东西，而每一个家庭的商品生产，不过是它的全部生产的一部分而已。在上面的例子中，织布人和磨粉人各有一块土地和几只牲畜，所以在他的商品找不到买主的时候，也能安然无事地生活一个时期。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买主也能生活下去。 在商品生产的初期，市场的规模还不大，对市场还容易观察，而生产和消费，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也是年年岁岁沿着同样的轨道前进。在古代的小公社里，人人相识，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别人的需要和购买力。经济机构始终没有什么变化；生产者的人数，他们的生产效率，他们的产品数量，消费者的人数，他们的需求量，他们拥有的货币数量——这一切条件都变化得很慢，而且一有变化就会被人察觉和加以注意。 但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次要地位；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商人越来越完全依赖于自己商品的销售，并且是尽可能迅速地销售。商品销售的迟缓或发生障碍，对商品持有者说来，现在变成越来越大的灾祸。在某种情况下，这可以使他在经济上复灭。同时，商业萧条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通过商品交易，把彼此分散而远处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结果，共同市场的范围扩大了，而对市场的观察也变得不容易了。因商业活动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或数个中介人，这也使得对市场的观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由于商业和运输的发展，商品的运转更加便利了，只要有一点刺激，就足以使大量商品涌向一个地点。 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统计学的发展，也没有消除这种无法确切观察的情况，而只是使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的计算一般说来有了可能，而没有统计，这种计算是不可思议的。整个经济生活越来越依存于商业投机，而商业投机日益具有冒险性质。 商人向来就是投机家；投机不是在交易所里发明出来的。投机是资本家的必要的职能之一。商人通过投机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商品的预期需要，到价格低廉的地方，即货物过剩的地方去买进商品，而在价格高昂的地方，即缺货的地方去卖掉。这样，商人便协助在独立的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生产的混乱局面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商人在进行投机的时候，也可能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何况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商人，这使他不能在冒险之前长时间地仔细考虑。有成千上万的竞争者同他一样在等待着利用一个良机，谁最先抓住这个时机，谁就能大捞一把。这就是说，行动必须迅速，不宜详细打听，不能长久考察，而只能冒险：谁冒险，谁就能胜利！但是，也可能失败。一旦某个市场对于一种商品的需要大增，那末，这种商品就会大批地涌到这里，一直到超过市场的消化能力为止。于是，商品价格下降，商人不得不廉价出售，而且常常要亏本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带着他的商品去另找价钱更好的市场。商入在这场赌博中所受的损失，可能大得使他破产。 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不是过多，便是过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最英明而值得惊叹的调节方法；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反正只要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商品生产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无论如何不可避免。这种英明的调节，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商品充斥市场，堆积如山，使得商人所受的损失异常沉重，大批商人无力清偿他们的债务，就是说，遭到破产。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纯粹的商业危机。 交通工具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商品更容易突然充斥市场，从而加速危机的进程，增强危机的破坏作用。 然而，在小生产还是生产的主导形式的时候，商业危机的规模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当时，不论有什么样的刺激，都不可能使为整个市场而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小手工业企业占统治的时代，生产不能飞速扩大。它也不可能通过增加工人的办法来扩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各居民阶层中的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员，都已经就业了。只有加重各个工人的劳动负担，比如延长劳动时间，星期日加班等等，才能扩大生产。但在幸福的昔日，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没有受到大生产的竞争，他们不愿意那样拼命地工作。即使他们甘愿过度劳动，这也带不来多大好处，因为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还不高。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把能使商业迅速地将商品运向市场的一切辅助手段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不仅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把市场扩大为包罗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增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而且也使生产能够适应商业的每一变动而飞跃地扩大。 现在，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他可以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取消工人在星期日和晚间的休息。这种情况已经可以使资本家以快于以前可能达到的速度扩大生产。今天，由于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所以加班1小时所起的增产作用，与手工业时期完全不同了。因此，资本家现在能够迅速地扩大他的企业。特别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帮助，资本具有了很大的伸缩性。事业的兴隆，提高了信誉，吸引他人的资金，缩短一部分资本的周转时间，从而增大了资本的效率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资本经常控制着工人的产业后备军。这样，资本家可以随时扩大他的企业，添雇新的工人，迅速地增加生产，最好地利用每一有利的行情。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说明，在大工业统治的情况下，产业资本日益占居首要地位，逐渐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机构。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内部，某些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又占主导地位。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受到刺激，例如，由于发现了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巨大新市场，或由于像在美国那样突然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铁路建设，那末，它不仅可以开始迅速扩大，而且还能把它受到的刺激传给整个经济生活。资本家开始扩大他的企业，创办新工厂，增加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费，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地租、利润和工资也随之增涨了。对各式各样的商品的需求开始增加，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相继进入经济高涨阶段，最后这种经济高涨变成普遍现象。这时，好像每个企业都有欣欣向荣的前景；商誉成一种盲目的东西；信用无限制地膨胀，凡是有一点钱的人，都力图加以有利地使用。凡是在不断上升的地租和利润中占有一份的人，都竭力想把他的这份收入转化为资本。真正是皆大欢喜了。 这时，得到大大发展的生产，完全满足了扩大的市场需要；可是生产并没有停止。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即使某个资本家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可能产生疑虑，但是，他们仍然要受利用市场行情的必然性所驱使，而不肯把良机放过。落在后面必然要失败。生产过多的商品的销售越来越难，越来越慢，商号的库房里积压了大批商品，可是人们仍在兴高采烈。这时，就在这些商号里，有一家商号应当清偿几个月前从工厂主那里赊来的商品的货款。但是，商品还没有售出，他只有货物，而没有现款。它不能清偿自己的债务，于是，它宣告破产了。另一方面，工厂主也需款还债。可是，因为他的债务人（商号）无力偿还他的债务，所助他的工厂也倒闭了。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破产。最后，出现普遍混乱的局面。以前的盲目信赖，现在被程度相同的盲目恐惧所代替；恐慌成了一般现象，崩溃到来了。 整个经济生活从根底上发生了震荡。凡是基础不牢的企业，都垮台了。复灭的企业，不仅有大企业，而且也有平时勉强维持门面的一切企业。在危机时期，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的财产遭到了极其迅速的剥夺。但是，也有不少大资本家破产了，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逃脱总崩溃的灾难。当然，没有垮台的大资本家们又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在危机中，不仅“小人物”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企业更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大财产的增长也比任何时候更加容易。 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危机中自保，能否度过危机。在危机时期，只要工商业的活动没有走上比较正常的轨道，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一切恐惧，就要达到顶峰；不安，贫困，卖淫和犯罪现象日益增加。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去，这只是因为他们生产了过多的衣食住用品！这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的生产力越来越和商品生产不相容，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变成该受诅咒的东西——首先对一无所有的人说来是如此，而归根到底对有产者说来也是如此。 有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卡特尔来消除危机。这是再错误不过的想法了! 利用卡特尔来调节生产，这首先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卡特尔必须控制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并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普及到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但是，国际卡特尔是不容易组成的，而且也难于彻底维持下去。马克思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指出，不仅竞争产生垄断，而且垄断也产生竞争。[7]组成卡特尔的一些企业所得的利润越多，则危险也越大，因为没有参加卡特尔的任何一个力量强大的资本家，都企图通过创办竞争企业的办法来掠取卡特尔的利润。 卡特尔和托拉斯本身，也成了商业投机的对象和原因。它们是股份企业的最高形式，使得能在这种企业的帮助下极其容易地实现的欺诈的投机行为达到极点。如果说从1871年到1873年那个投机盛行的年代，是创办股份公司的时代，那末，从1896年到1900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投机盛行的年代，就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创立的时代，在美国尤其如此。[8]用卡特尔来防止生产过剩，通常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为了对付生产过剩，卡特尔的主要使命不在于防止生产过剩的发生，而在于把生产过剩的恶果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工人和消费者身上。卡特尔当然要帮助资本家转嫁危机的后果，暂时限制生产，解雇工人等等，而且不使资本家的利润受到损害。 我们且来假定一种甚至完全不可想像的情况：世界的主要工业部门，在最近的将来果真组成了具有国际性质和纪律严明的卡特尔。结果会怎样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方面消除同一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我们若去研究仍将继续发生的竞争的其他后果将会如何，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只指出一点：同一工业部门的企业主间的竞争越减少，他们同依赖他们商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主间的利害冲突也就越增加。即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个生产者间的斗争停止了，生产者和广义的消费者间的斗争也会日益尖锐。这里所说的广义的消费者，也包括每一个生产者。例如，棉织品的生产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消费棉布，他毕竟是棉花、煤炭、机器和汽油等物品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家阶级被分成若干互相火并的阶层，而不是分成独立进行竞争的个人。 现在，每一个资本家都力图尽量多生产商品，尽量多向市场供应商品，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商品越多，利润也就越多。只有资本家看到市场的容量和他的资本有限，才会暂时限制生产。相反地，如果普遍组织卡特尔，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将不是像某些粉饰现状的人所说的那样，生产会得到调节，从而使危机得以消除；我们将会看到，每一个卡特尔都力求尽量少生产商品，因为商品越少，它的价格也就越高。以前，当市场上商品过多时，商人就故意烧毁一部分商品，以便使剩下来的商品能够高价出售。商人的这种惯用手法，这时将被普遍采用。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每一个卡特尔一方面自己力求减少生产，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产它所必需的商品的其他卡特尔生产过剩。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很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对方卡特尔限制生产的程度更加限制自己的消费。第二种方法是求助于科学，要求制造代用品，以代替生产受到限制的商品。第三种方法是有关的消费者自行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商品。 我们举例来说明。假如几个铜矿组成了一个卡特尔，缩小铜的生产，把铜的价格提高。这样作的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时，在炼铜企业的工业家中，有一些人将停止自己的生产，等待良好的时机；另一些人就会竭力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铜；其余的一些人则购置或自办铜矿，以摆脱对铜矿卡特尔的依赖。到了最后，铜矿卡特尔就要瓦解或破产，结果就出现危机。 如果这些做法都不成功，那末，铜矿卡特尔缩小生产的做法，将会造成人为的减产。结果，用这个卡特尔的产品作原料和工具的一些工业部门，也要发生危机。 可见卡特尔不能消除危机。如果说卡特尔在这方面也能发生一些住用的话，那至多是使危机采取另一种形式，但是决不是更好的形式。破产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破产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波及个别的资本家，而且每次都波及整个的资本家阶层，以及依靠资本家生活的一大批人。卡特尔无法消除危机，倒是会引起破坏性大大超过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一切危机的危机。 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9]。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旧存在，要想单单消除它的阴暗面，那是不可能的。 第九节慢性的生产过剩 除了周期性危机之外，即除了暂时的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暂时的财富损失与人力浪费之外，经常的（慢性的）生产过剩和经常的人力浪费也日益严重。 我们已经说过，技术革新在不断进行。它的范围日益扩大，因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年复一年地征服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地区，结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新的资本的积累，也在不断进行着。对各个工人的剥削越重，被剥削的工人越多（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一切国家），剩余价值量也就增加得越快，同时，资本家阶级毎年留下充作资本财富也就越多。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是不能停滞不前的。生产的不断扩大，市场的不断扩张，对它说来，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停滞不前，就等于死亡。以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年年都生产数量几乎相同的产品，产量一般只是随着人口增加才有增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生产的不断增长；生产一有停顿，就意味着社会趋于衰落。衰落的时间越久，也就越加痛苦，越加难忍。除了由市场所引起的扩大生产的临时性刺激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扩大生产的经常的意图，这种意图来自生产关系本身，它不但不是由市场的扩大引起的，反而使市场必然不断扩大。 但是，这种扩大也越来越困难了。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扩张，地盘是非常大的，它越过一切地方界限和国家界限，使全球都成为它的市场。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也使地球变得太小了。一百年以前，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在英国）的市场，除了欧洲西部以外，只有其他各洲的一些沿海国家和岛屿。但是，资本家和他们的卫士与帮凶的精力和贪欲旺盛得很，他们所掌握的手段又十分强大，以致从那时以后，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不仅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商品，而且对欧洲和北美的所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商品打开了大门。因此，除中国之外，尚未开辟的市场，只剩下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顿棍棒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诚然，运输工具的异常发达，一年一年地使资本家对每个市场的榨取越来越方便。但是，恰恰在那些并不是完全没有开化、而是有一定文化和一定文明要求的国家里，市场越来越具有另一种性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侵入，到处（不仅在欧洲）扼杀当地的小生产，使手工业者和农民变成无产者。这种侵入，使资本主义工业的每个销售市场都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它使人民的购买力下降，因而妨碍了在那个市场上扩大销路；第二，更重要得多的是，在它使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就在那里为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基础。因此，欧洲的大工业便为自己挖下了坟墓。市场的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每次继续扩张，都意味着新竞争者的出现。比如，美国大工业不仅力图摆脱对欧洲大工业的依赖而完全独立，而且还想独占整个美洲；更加年轻的俄国工业已经开始独自向它的地跨欧亚两洲的全部领土供应自己的商品；东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发展成为工业国家，迟早将能够自己满足它们在工业方面的需要。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能继续扩大，反而要开始缩小的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 其实，从某个时期以来，市场的扩大就已经进行得十分缓慢，而跟不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充分发展它的生产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来越短，而危机的时期却越来越长，这在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工业国家，情况尤其如此。而在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刚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还能使繁荣时期拖长一些。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几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奧地利和德国，已经具有高涨时期缩短和危机时期拖长的特点。 因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完全未被利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白白浪费的财富多如山积，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多得惊人。在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当中，不仅有大量的失业者，而且还包括无数的、还在继续增加的全部社会寄生虫。后一类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而依靠大部分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而且常常是十分吃力的各式各样职业，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在他们当中，有小商人，酒关老板，代理商和中介人；各个不同阶层的大批流氓无产阶级，比如上层或下层社会的骗子，罪犯，职业娼妓和依靠他们生活的一些人；其次，是为有产者作私人服务工作的人数众多的男佣和女仆；最后，还有数量巨大的士兵，也属于这类人，而如果没有生产过剩，使工业腾岀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则最近二、三十年不断进行的扩军，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在它固有的富裕中喘息；它越来越无力使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要想使它不致分崩离析，就势必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力闲置起来，把越来越多的产品白白浪费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大生产的生产资料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大生产的工人则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种生产方式使有限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有限的劳动生产率是手工业和农民的农业所固有的）提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资本家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这一点。它通过使被剥夺和被剥削的人民群众遭受可怕的灾难的办法来完成这一使命，然而，它总算完成了。资本家阶级和它由以产生的两个基础——商品生产，以及与商品生产紧密联系着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一样，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但是，即使说资本家阶级和它的基础曾经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可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们了。资本家阶级的职能日益转交给雇佣的职员，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食他人的劳动果实。资本家已经和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一样，变成多余的人了。 还不止于此。同十八世纪的封建贵族一样，今日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物。生产资料私有制早已不再保障每个生产者有对自己的产品的私有权和自由了。目前，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迅速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失去这种私有权和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日益由社会的基础变成摧毁社会的一切基础的手段。它由推动社会最快地发展其生产力的手段，变成迫使社会日益浪费和闲置其生产力的手段。 这样，不仅对小生产者说来，而且对整个社会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初的性质已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它由社会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停滞和社会崩溃的原因。 现在，已经用不着再问人们愿意不愿意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它的灭亡是毫无疑问的。整个问题只在于：是让生产资料私有制把社会和它一道拖进深渊呢，还是让社会摆脱这种毁灭性的负担，以便有可能自由地并以新的力量沿着发展那规律为它指定的道路继续前进呢？ [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银行，是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办理债权人和债务人间的中介业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生产的积聚和工业垄断的形成，也导致了银行业的积聚。巨大的银行通过收买股票、提供贷款等办法，使小银行从属于自己。资本家阶级的几乎所有的货币资本和其他居民阶层的货币资金，只受不多几个大银行支配。银行促进了股份企业的建立，它们一方面负责把个別资本家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另一方面参加创办新的股份公司（成立公司）等活动。 [2]严格说来，租金与地租并不是一回事。租金通常包括资本的利息在内。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说，我们不妨把租金和地租看成一样。——考茨基 [3]考茨基在这里把国家看做似乎是超阶级的力量，从而对机会主义作了让步。在比较晚期的著作里，考茨基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提出“纯粹民主”的理论。这种理论宣传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超阶级性，鼓吹无产阶级可能利用国家来同资本主义斗争。列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里，揭穿了考茨基的国家观点的机会主义实质。——俄文版编者 [4]考茨基在这里不是完全确切地使用了“民族的”一词。资本家所发动的战争，只是为了民族中少数人的利益。——俄文版编者 [5]考茨基在这里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这里说的不是剩余价值下降了，而是利润率的下降。——俄文版编者 [6]生产的无计划幷不是同一般商品生产相联系，而只是与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生产资料转变为公有的情况下，虽然存在着商品生产，但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却消失了，而出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地利用后一规律来调节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俄文版编者 [7]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180页。） [8]1871—1873年时期——由1870—1871年普法战争战胜法国和德国统一到1873年危机——是德国依靠加强掠夺劳动人民群众和利用得自法国的50亿战争赔款蓬勃发展工业与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时期。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投机倒把之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从1896年到1900年，是资本主义垄断巨大发展、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过程加强的时期。在这以后，爆发了1900—1903年危机。 [9]后来考茨基把这种建立一个全世界卡特尔就可能消除经济危机的思想，发展成为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造成一种幻想，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进入没有冲突、没有危机的发展时期，硬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只要把一切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结合成为一个“超托拉斯”，就可能使各国的资本家达成协议，调和他们的利益，幷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列宁揭穿了“超帝国主义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险性，指出考茨基只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垄断的发展和垄断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俄文版编者
第二章无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二章无产阶级 第一节无产者和帮工 第二节工资 第三节无产者的家庭离散 第四节卖淫 第五节产业后备军 第六节无产阶级的急剧增长。商人无产阶级和“有教养的”无产阶级 第一节无产者和帮工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中，一边是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参加生产的资本家，一边是工资劳动者，即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这种大生产的产品。 我们已经说过，为了取得资本所需的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最初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目前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已经足以不仅不破坏私有财产的法律，甚至还根据这种法律年复一年地剥夺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把他们抛在街头。这些人连同已经得到“解放”的无产者的后代一起，足可绰绰有余地满足资本家对新鲜人肉的需要。 无产者的人数迅速地和不断地增加，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甚至那些想使我们相信今天的社会仍建立在和一百年前同样的基础上的人，以及那些在我们面前把小生产的前途描写得如花似锦的人，都不敢加以否认。真的，社会结构正同生产方式一样已经发生变化。 就像资本主义大企业在生产方面已经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营形式一样，在国家和社会方面，工资劳动者——即产业工资劳动者——也在全体劳动阶级中间占了第一位。四百年前，占居第一位的是农民，而一百年前，占居这个地位的则是小资产阶级。 现在，在一切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已经是最强大的阶级；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对其他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这表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传统生活条件和思维形式完全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农业也变成一种工业）的生活条件，与先前的各种工人阶层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自由所有者，所以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也都归他们自己所有。与此相反，无产者的劳动产品却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即属于购买他们劳动力的那个人，属于占有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那个人。诚然，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劳动支付了报酬，可是无产者所得到的工资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不能同他们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相比的。 在工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只是为了使用它来取得利益。我们说过，消耗一定量的劳动就创造一定量的价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劳动得越多，他们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如果工业资本家使他雇用的工人工作的时间，只够生产出和他领到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那末，企业主将得不到任何利润。但是，尽管资本家拼命把自己打扮成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恩人，可是，他的资本却声嘶力竭地要求利润，而资本家对于这种要求，是绝对不能充耳不闻的。工人给资本家劳动的时间越超过为生产他们的工资的价值所必需的时间，他们制造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中超过工资价值的那个剩余部分也就越多，即剩余价值（一般这样称呼这个剩余部分）也就越多，而工人受到的剥削也就越重。只有被剥削者的力量已经耗竭，或者由于他们起来反抗剥削者，这种剥削才算到头。 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无产者所具有的意义，一开始就与它对手工业者和农民所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原来是保证他们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手段，而对无产者说来，则一向是而且将来也是剥削无产者的手段，攫取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无产者最不拥护私有制。这一点不仅使他们不同于有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且甚至和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帮工不同。 帮工的身份表明从独立手工业者向无产者的过渡，同样地，有着大量帮工的企业则表明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然而，尽管如此，帮工和无产者却是多么不同！ 帮工属于行东家庭的成员，他们希望自己将来也变成行东。而无产者则完全是自己管自己，注定永远是无产者。这两点就是帮工和无产者不同之处。 帮工为行东家庭的成員，他们和行东同桌吃饭、同屋居住。对他们说来，食宿都有保障，不致发生问题。他们的货币工资，不过是行东付给他们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他们的工资不是用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已因他们住在行东家里而得到满足），而是用来供他们享乐或积蓄，即积累作为一个行东所必需的资金，以便达到行东的地位。 帮工跟行东一同劳动。如果行东过分延长劳动时间，那么他这样做就不仅延长了帮工的劳动时间，而且自己的劳动时间也延长了。因此，行东想把劳动时间延长到筋疲力竭的程度的意图，是不十分强的；而在多数情况下，他是不难克制这种意图的。如果行东努力使自己的劳动条件尽可能轻松一些，那末，他的帮工也会因此而得到好处。 作一个小本经营的行东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不多，所以帮工要想成为行东并不需要拥有很多的财产。每个帮工都有成为行东的希望，他们有时感到自己已经是未来的行东，因为积蓄会为他们提供取得行东称号所需的资金，所以帮工也像独立的手工业者一样，是私有制的坚决保卫者。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手工业劳动的情况。 现在，我们拿无产者所处的境况，同上述境况加以比较。 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资劳动者不是同资本家一起劳动的。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工业资本家同真正的商人分离开来，商业方面的资本家和工业方面的资本家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工业资本家实质上仍是商人。他作为资本家的活动——主要是参加本企业的工作——，也像商人的活动一样，受到市场的限制。他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合适而便宜地买进必要的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力等等，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本企业的制成品。在生产方面，他只关心以最少的工资让工人尽量多干活，从而由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对工人的关系来看，他不是工作中的同志，而是监工和剥削者。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越好。他不会由于劳动日过度延長而感到疲惫，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也不会使他断送性命。 因此，资本家比起从前的手工业行东更加不顾工人的死活和健康。延长劳动日，取消假日，实行夜班劳动制度，在潮湿、过热或充满有损健康的气体的厂房里劳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给工人带来的“改善”。 使用机器更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所受到的危险。工人现在束缚在一个以巨大的力量和疯狂的速度不断转动的怪物身上。工人在使用这种机器时，只有一分钟也不懈怠地、最紧张地注意，才不会被机器卷进去而粉身碎骨。保护劳动的设备需要花钱，所以，除非迫不得已，资本家是不会装置这种设备的。据说，节俭是资本家的主要美德；这种美德也使他节约厂房，在一个车间里安放尽可能多的机器。他毫不关心这会危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工的生命不值钱，而宽敞的车间则是昂贵的。 资本家使用机器，也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在其他方面恶化了。 从前，手工业者使用的工具很便宜，而且很少出现会使工具变成毫无用处的重大变化。机器就不是这样了。它要花钱，而且得花很多钱。如果机器提前报废，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就会使资本家蒙受损失，而得不到好处。同时，机器不但会因使用而磨损，而且在停用期间也会损坏。另一方面，工业方面应用科学（机器也是这种应用的成果），又导致日新月异的发现和发明（有的意义重大，有的意义较小）不断出现，所以时而这种机器，时而那种机器，甚至整个工厂都变得无力从事竞争，以致在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时候就报废了。由于技术方面的这种不断革新，每一种机器都有提前报废的危险——这就是资本家购进及其以后便马上设法尽快使用机器的充分根据。换句话说，机器的制造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特殊刺激，它促使资本家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实行连续生产，采用日夜轮班制度，从而使损害健康的夜间工作成为经常的制度。 在机器生产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些唯心主义者宣称黄金时代已经来临。他们认为机器可以免除工人的劳动，使工人变成自由的人。但是，在资本家手里，机器却变成了一个把无产者的劳动变成沉重负担，变成无法忍受的致命奴役的有力杠杆。 无论在劳动时间方面，或是在工资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资劳动者的情况都比以前的帮工更坏。他们不同资本家在一张桌上吃饭，也不住在资本家的家里。不论他们的住房怎样简陋，不论他们的膳食如何恶劣，不论他们怎样挨饿，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的健康并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损害。工资和饥饿这两个概念，经是互相排斥的。以前，自由的工人只有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挨饿，凡有工作的人，就有工资收入，够他吃饭，挨饿不是他的命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功劳，就在于它调和了饥饿和工资这两个对立物，并使饥饿的工资变成了永久的制度，甚至变成了社会的支柱之一。 第二节工资 工资不可能提高到使资本家不能继续经营他的企业和不能依靠企业为生的地步。因为如果这样，资本家倒不如放弃他的事业更有利一些。因此，工人的工资决不会高到同他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相等。永远要有一些剩余——剩余价值，因为唯有获得这种剩余价值的期望，才促使资本家去购买劳动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决不会高到使工人再不受剥削的地步。 但是，这项剩余，即剩余价值，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它不仅包括工厂主的利润，而且通常列为生产费用或销售费用的其他许多费用，也包括在内。例如，地租（租金），固定资本的利息，商人向工业家采购商品时所得的回扣以及捐税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从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超过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剩余里面扣除。可见，为了使企业有利可得，这种剩余就必然很大；因此，工资决不能高到使工人得到的价值大致接近他所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都意味着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就不可能消灭剥削。即使工资很高，剥削工人的程度也是很重的。 但是，工资任何时候也未必能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相反地，它却经常接近它的最低水平。当工资低到连工人的最迫切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的时候，工资就达到了它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拿到工资以后，不但挨饿，而且很快就要饿死，那末，工作便完全无法进行了。 工资就在这两个极限之间摇摆，时降时升。工人的平均消费水平越低、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越多、工人的反抗力量越弱，工资也就越低。 一般说来，工资当然必须高到足以使工人能够维持劳动能力的地步，或者更正确地说，工资必须高到足以保证资本家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程度。换句话说，工资要高到不仅可以使工人维持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也可以抚养他们的子女，以便他们将来能够劳动的程度。 不过，经济的发展暴露出一个最叫资本家开心的趋势，那就是工人的生活费用日益下降，同时工资也随着降低。 以前，一个工人必须具备手艺和体力。手工业者的学徒期限很长，所以他们的学习费用也非常大。但是现在，分工和机器生产方面的进步，使得生产越来越不需要特殊手艺和体力。这种进步，使得有可能用不熟练的廉价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用体弱的女工、甚至童工来代替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出现这种趋势；但是，直到生产上应用机器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剥削妇女和儿童，甚至剥削年龄很小的儿童——也就是开始剥削无力自卫的人们当中的最无力自卫的人，以最残酷的方式虐待他们，辻他们担负最繁重的劳动。这里，我们又看到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所具有的一个新奇而美妙的特性。 不属于企业主家庭成员的工资劳动者，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家系，并把自己的劳动力传给后代，他们所得的工资一开头就必须不仅可以偿付自己的生活费用，而且也得偿付家属的生活费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资本家的后裔就会找不到一个可供他们剥削的无产者了。但是，当工人的妻子和幼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男工的工资就会降到差不多只够维持他个人生活的水平，而不至对劳动力的维持造成威胁。 此外，女工和童工的劳动还对资本家有一个好处，即他们的反抗能力比男工差的多。而且，由于他们加入劳动者的行列，又大大地增加了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 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不仅降低了工人的生活费用，而且削弱了他们的反抗能力，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这些情况的每一个后果，都是工人工资的下降， 第三节无产者的家庭离散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业生，却意味着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坏，而不会有任何较高形式的家庭关系来代替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消灭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干净，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别是耗尽妇女的力量，使她们脱离社会生活。今天，妇女从事工业生产，并不表明她们摆脱家务，而是说明在原来的负担上又加上了新的负担。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奉侍两个主人。当妇女必须帮助男人去赚钱的时候，工人的家务就要无人照管而荒废下去，而现代社会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东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贫民学校只是可怜的代用品，它们不过是富人抛给下层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粮食的残渣。 有人指责社会民主党，说它打算消灭家庭。不错，我们知道，每一种特有的生产方式都有与特有的家庭形式相适应的特有的家务管理形式。我们不认为现存的家庭形式是最高的形式，而希望新的社会形式会带来一个新的家庭形式。但是，这种希望是与企图切断一切家庭纽带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想消灭家庭的人——他们不但想消灭家庭，而且事实上已在我们眼前这样做了——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本家。过去，许多奴隶主使丈夫同妻子分离，使父母同刚刚能够劳动的儿童分离；而现在的资本家又比这种可憎的奴隶制度更进一步，使婴儿离开母亲的怀抱，强迫作母亲的把孩子交给陌生人。但是，每天都发生着成千上万的这些事例的社会，——建立保护“上层分子”利益和旨在使母亲易于离开孩子的“慈善”机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竟恬不知耻地指责我们企图消灭家庭，其理由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家务会像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发展情况一样，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变成特殊的劳务部门；而且这种变化将改变家务管理和家庭生活的全部结构。 第四节卖淫 除了指责我们破坏家庭之外，他们还非难我们主张共妻。这个诬蔑也和前者一样，是荒谬无稽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理想的爱情，即一切共妻、强奸和淫乱现象的对立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的基础。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爱情才能具有普遍的意义。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什么呢？迄今为止一直被关在家里操持家务，而且大部分对于社会生活和组织力量只有模糊观念的妇女，几乎无力反抗，以致经营企业的资本家能够向她们支付经常不足以维持生活的低微工资，并敢于向她们指出卖淫是生活的补充来源。 工业中的女工的增加到处引起卖淫现象的增加。在虔信宗教和崇尚良俗的国家里，竟有一些非常繁荣的工业部门付给女工的报酬低得非常可怜，使得她们不去卖淫就必定要饿死。然而，企业主却宣称，他们的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和“繁荣局面”，正是建立在这种低微的工资上面。如果工资高了，他们就会破产。 卖淫和贫富对立一样，由来已久。过去，娼妓是处于乞丐和骗子的中间产物，是社会允许存在的奢侈品。可是，没有这种奢侈品，也决不会威胁社会的生存。目前，不但流氓无产阶级的妇女，就连劳动妇女，都被迫出卖她们的肉体。这种出卖肉体的现象，已经不只是一种奢侈品的交易，而开始变成工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卖淫变成社会的支柱之一。这种社会的拥护者指责我们的那件事情，即共妻，正是他们本身所干的。当然，这种共有只限于无产阶级的妻子。而且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共妻现象已经根深蒂固，以致这种社会的拥护者到处宣称卖淫是必要的。他们想像不到无产阶级的不复存在，就意味着卖淫的消灭。因为他们根本想像不到一个没有共妻的社会。 今日的共妻制度是社会上层分子所发明的，而不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这种共妻制度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方式。它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 第五节产业后备军 我们已经说过，工业中使用女工和童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压低工资的最有力手段之一。 但是，另一种手段有时也发生同样有力的作用，这就是从人民的生活需要还很低而劳动力尚未被工厂劳动所耗尽的地区输入工人。大生产的发展，主要是机器生产的发展，不但使得有可能用未受过训练的工人来代替受过训练的工人，而且也使得有可能廉价地和迅速地雇到这种工人。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交通也发展起来；大規模生产不但要求大量运输商品，而且要求大量运输工人。轮船和铁路这些文明的著名体现者不但把枪炮、酒类和梅毒带给了野蛮人，而且也把野蛮人连同他们的野蛮行为带给我们。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者日益增加。生活需要很低、能够吃苦耐劳而又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由越来越遥远的地方，成批地源源而来。他们在欧洲由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由欧洲流向美洲，甚至由东方流向西方。斯拉夫人、瑞典人、意大利人来到德国做工，从而使工资降低。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到法国去；斯拉夫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瑞典人到英国和美国去；中国人到美洲和澳洲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到欧洲来。德国的船只已经雇用中国人和黑人代替白种工人了。 这些外国工人，一部分是被剥夺的小农民和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破产，把他们从土地上撵走，不仅逼得他们无家可归，甚至不能呆在自己的祖国。看一看这些无数的流亡者吧!请你们扪心自问：这难道是社会民主党使他们失去祖国，叫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祖国吗？ 由于剥夺农民和小资产者，从远方的国家输入大批工人，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扩大了，学艺的时间缩短了，学艺变成单纯地介绍这种或那种操作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大量增加它所支配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技术不断革新和更加完善，人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力图把每个工人的劳动力使用到极限，一部分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一部分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特别是在法律和工人组织不允许延长劳动时间的地方。 与此同时，机器使劳动力变成多余的东西。每一部机器都节省了劳动力，否则，机器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在每一个工业部门，由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都使有关的工人遭受深重的苦难。他们无论是手工业者还是工厂工人，都会因此变成多余的人，而被抛弃到街头。工人首先遭受的，正是机器的这种威胁。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发生的多次起义，证明了由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给手工工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机器生产引起了如何的愤慨和绝望。随后的一切改进，对于某些工人阶层经常都有致命的影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其他工人阶层，比如对于机器制造工人，可能会由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意识到这种好处，会给行将饿死的人带来重大的安慰。 每一种新机器被应用之后，都能在工人减少的条件下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产品，或者在工人人数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产品。由此可见，要想使一个国家的在业工人人数不致于因机器的不断发展而减少，就必须把市场扩大到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的程度。但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迅速地增多可以运用的劳动力数量（甚至比人口增长快得多），所以，为了避免发生失业，市场就不仅要随着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而且还应当迅速得多地扩大。 市场的这样迅速扩大，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占居统治的条件下，大概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里比较长期地实现过，更正确地说，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条件下，失业是同这种大工业分不开的经常现象。甚至在市场突然地显著扩大和买卖十分活跃的繁荣时期，工业也不能使一切失业者都有工作。在营业停滞的萧条时期，失业人数就大量增加。他们同过剩的小企业工人合在一起，构成一支被马克思称为产业后备军的队伍。这支大军随时准备着为资本服务，当工业活动开始好转时，资本可以随时从这支大军中吸收后备工人。 这支后备军，对资本家说来，是无价之宝。它是资本家用来严格控制工人大军和使他们就范的重要武器。一部分工人作了过多的工作，这就引起另一部分工人没有工作，这么一来，这后一部分工人的失业，又成为保持和加重前一部分工人过多工作的手段。可是竟有人说，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安排得顶好的！ 尽管产业后备军的规模随着工业的经常波动而波动，但是一般说来，它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因为技术发展日益迅速，它席卷了越来越广大的部门，任是，市场的扩大反而日益受到限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别的地方还要论述。这里，只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那末，失业是什么意思呢？失业不仅意味着失业者遭受贫困，在劳动者所受的奴役和剥削的加强，它也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保障。 不论以前的剥削方式给被剥削者带来了什么样的遭遇，但是总还使被剥削者的生活有保障。奴隶和农奴的生活资料是有保障的；至少在他们的主人生活有保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生活下去。只有主人死亡，才会使他们失去生活资料。 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人们虽然有时也遭受贫困和苦难，但这不是由生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歉收、瘟疫、水灾、敌军入侵等灾害破坏生产的结果。 现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物质生活互无关系，工人可以随时连同他的妻儿被抛弃在街头，甚至遭到饿死的命运；但是，依靠工人发财的剥削者的处境，却丝毫不会因此有所变动。 今天失业所引起的苦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外来的不可克服的影响破坏生产所造成的，而大部分是生产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今天，生产进程的破坏，往往会增加就业的机会，而不是减少这种机会；只要回忆一下一八七〇年战争在最初几年里对德国和法国的经济生活发生的影响，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劳动者本身越是勤奋，他自己的经营的收入就越高。相反地，懒惰会使他破产，使他失业。今天，工人劳动越勤，工时越长，失业却越严重。工人用自己的劳动给自己造成失业。同小生产占统治地位时代的许多至理名言一样，“勤以致富”这个真理已因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而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各种庸夫俗子仍叫工人相信的另一句格言，即“只要愿意工作，就不愁吃穿”，也同样变成了假话。 一个人自己有劳动力，也同拥有少量的财产一样，现在几乎不能成为防止贫困和苦难的可靠保障。如果说破产的幽灵经常不离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身旁，那末，失业的幽灵便经常徘徊在工资劳动者的头上。 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所有罪恶当中，最令人苦恼和最使人愤怒的，就是生活状况的这种经常的动荡不安。这种罪恶使人心极为激愤，从根本上消灭一切保守主义倾向。自身生活的这种长期动荡不安，使对现存制度的持久性所抱的信心和维持这种制度的一切兴趣发生动摇。凡是现今经常处于恐惧之中的人，都不会对新社会感到害怕。 过度劳动，失业，家庭离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无产阶级的就是这些，同时，它孜孜以求的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于无产阶级的境遇，使这种境遇明显地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常态。 第六节无产阶级的急剧增长。商人无产阶级和“有教养的”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的境遇越来越成为一般人民的常态，这不仅是由于大工业部门的扩大，而且还由于，大工业所雇用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对于其他劳动部门的工资劳动者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劳动部门的工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这种工人比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多享有的那些好处，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影响下，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例如，目前凡是手工业工人在行东家里食宿的地方，都有办法迫使他们比自理家务的工资劳动者住得更坏、吃得更坏。较长的学徒期限，在过去使手工业得以防止劳动力过多；而在今天，学徒制度却极有效地造成手工业充满廉价劳动力，使成年工人生活无着。 在这里，也像其他领域一样，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曾是贤明和善行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变成愚蠢和苦难。 行东恢复旧的行会制度的意图，归根到底不过是打算通过恢复旧制度来取得剥削自己手下工人的新手段。他们想依靠奴役无产者躯体的办法来挽救自己免于陷入困境。因此，这些先生们在看到无产阶级不十分喜欢这种仅能稍微延缓小生产的必然灭亡旳作法时，就更加愤慨。 手工业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也同样发生于商业。甚至在中介的商业领域，大企业也已开始排挤小企业。但是，小企业的数目不会因而减少。中介的商业是破产的小资产者最后的避难所[1]。限制中介商业，例如把座商排挤为行商，不外是表明彻底挖掉这些人的一切生存基础，把他们拋进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使他们沦为乞丐和流浪汉，被抓进感化院——真是一种奇特的社会改良！ 大生产的发展对于中介商业的影响，并不在于小企业的数量减少，而在于使它们趋于衰落。独立小商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此同时，大企业的职工人数，即没有任何希望成为独立生产者的真正无产者的人数却增加了。童工劳动和女工劳动以及随之俱来的卖淫也增加了，加班和失业现象也有增无已，可是这个经济部门的工资却下降了。商业职工的处境，日益接近从事工业生产的无产者的处境。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只有一点，那就是前者要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外表，可是他们为此却要受到无产者所不会碰到的一些牺牲。 此外，还有一个无产者阶层也开始发展起来，这就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生产方式下，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活动领域。知识的范围无限扩大，而且每天都在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日益需要科学和技术的人才来管理他们的事业和征服自然，这有时是为了生产，或用于破坏，有时是为了用日益丰富的自然力去满足奢侈的需要。但是，不仅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更不用说无产者，没有时间去学习艺术和科学；就是商人、工厂主、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地主，也是一样。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自己的事业和享乐上面。在现代社会里，和从前的各种社会不同，从事艺术和科学研究的，并不是剥削者本身，或者至少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一阶级。现在的剥削者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们所雇佣的一个特殊阶级[2]。于是，学问变成了商品。 然而，在并不太久的数十年以前，学问还是稀有的商品。那时学校很少，学习要花很大一笔费用。农民大部分很穷，没有力量把子女送进中等学校去学习。相反地，手工业和商业仍是聚宝盆，凡是从事这种行业的人，都始终不肯放弃它们；只是特殊的天赋或者特别的情况，才会使手工业者或商人把子弟送去从事科学或艺术。对官吏、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艺术家等的需要不断增加，可是他们的来源几乎完全限于这个范围。 因此，学问这种商品就很值钱。有了学问，最低限度可使那些把学问用于实际目的的人，即律师.官吏、医生和教授等往往能够享受舒适的生活，常常得到光荣和名誉。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是国王的座上客。精神上的贵族感到自己比血统上的或财产上的贵族优越。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因此，有教养的人有可能成为理想家，而且也往往确是如此。他们比其他阶级，比其他阶级的物质欲望和矛盾，站得更高些。学问意味着力量、幸福和财富。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人人幸福、富裕，要克服阶级对立，要消灭贫困和卑劣的习性，就只有受教育之一法。 从那时起，中等学校教育（这里只是指这种教育而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校的数量空前增加，学生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商业和工业中的小生产，已经不再是聚宝盆。小资产者现在知道，要使自己的孩子不沦为无产者，除了让他们求学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如果他能为此积攒即使很少一点钱，也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同时，他不得不考虑：他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儿子，还要关怀自己的女儿。如上所述，不断进步的分工，日益把家务变成一种特殊的行业，所以把妻子完全变成家庭主妇的那种婚姻，就日益成为一种奢侈。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小资产阶级也同时日趋贫困，从而越来越失去享受任何奢侈生活的可能性。独身的人数不断增加，妻子和女儿被迫出去赚钱的家庭数目越来越多。女工劳动的这种增多，不仅发生在大工业、小工业和零售商业方面，而且出现于政府机关和私营企业，比如邮电、铁路和银行等等，以及发生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不论偏见和个人兴趣如何强烈地反对这种趋势，女工劳动仍然在脑力劳动的各个领域中日益取得公认的权利。促使妇女到这些部门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参加劳动的，既不是虚荣心，又不是对家庭生活感到厌烦，更不是勇往直前的精神，而是经济发展的压力。如果在仍按行业原则组织的脑力劳动的某些部门里，男人能够排除妇女的竞争，那末，妇女就要更加涌向那些没有行会限制的部门，例如文艺、绘画和音乐等。 有教养的人比以前大大增加，是这一全部发展的结果之一。但是，理想家所期望于教育发展可能带来的良好结果，却没有出现。只要学问是商品，它的发展就等于这种商品数量的增加，从而引起它的价格下跌，因此学问持有人的生活状况也就恶化了。有教养的人已经增加得超过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的需要。今天，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一样，都是过剩的。目前形成失业后备军和备受失业痛苦的，已经不只是体力劳动者了。脑力劳动者也有了自己的失业后备军，失业在他们当中也像在产业工人当中一样，成了经常的顾客。想在政府机关中求职的人，必须等待数年，往往十几年，才能得到待遇菲薄的低微职位。其他一些脑力劳动者，也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不是失业就是加班加点，或者受到工资下降的威胁。 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地位明显下降了。如果以前还被看做所谓精神上的贵族，那么今日则被认作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而这批无产者与其他工资劳动者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自命不凡。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自己总比无产阶级好一些，还把自己列为市民阶级（Bürger）[3]，即把自己列为资产阶级，可是这正如仆人把自己和主人并列一样。他们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而变成这个阶级的仆从。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现在，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发展自己的智力，而是从智力中吸取好处；卖身投靠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主要手段。同从事手工业的人一样，他们被人生彩票中的少数几个中彩号码所迷惑，为了抽到仅有的一个头彩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却没有想到还有不计其数的空彩号码。为了金钱的目的出卖自己的信仰和为了牟利而结婚，在我们的许多有教养的人看来，乃是“为自己创造幸福”的两不理所当然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理想家、研究者、思想家和幻想家都变成了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阶层的供应量增加得太快，以致连把人格一起出卖，一般也不能从出卖学问当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因此，再也无法阻止大批有教养的人沦为无产阶级了。 这种发展，会不会引起有教养的人全体一致地、而不像从前那样个别零星地归附战斗的无产阶级，这暂时还不加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有教养的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任何一个无产者想单凭自己的力量摆脱无产阶级的处境，而爬上上层阶级的最后一条道路，也行不通了。 可以预言，至少在正常情况下，工资劳动者是不可能变成资本家的。当然，严肃认真的人在讨论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时，决不会考虑工资劳动者有中汉堡彩票的头彩和从有钱的美国伯父那里继承一笔遗产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条件特殊有利，一个生活比较有保障的工人，有时也会以忍受非常的艰苦为代价，积攒一些钱，以便开办一个不大的手工业企业或小杂货铺，或供一个儿子上学，以便使他能够“出人头地”。然而，向工人指出诸如此类的改善他本人或其子女的状况的可能性，那始终是可笑的。要知道，如果一个工人一般说来有可能储蓄的话，他是乐意这样做的，因为在境况好的时候积攒一些钱，可以免得在失业的时候两手空空。但是，在今天，用这样的出路来安慰工人，那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可笑的。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工人越来越无法储蓄，而且即使他积攒了必要的资金，也不可能使他和他的孩子摆脱无产阶级的境遇。自己独立经营小企业，对于工人来说，无异于由火坑转入油锅，从一种贫困变为另一种贫困，从而照例很快又回到原来的贫困处境，把积攒的钱赔光，这才明白小生产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 在今天，无产者想让自己的子女去求学，要比独立经营小企业更加困难，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这个意图成功了，但是在有数以千计的法学家为了在政府里谋求一官半职，而排队等候数年之久，许多技师、化学家和受过商业教育的人终日徘徊找不到位置的目前情况下，无法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没有靠山的无产者的子女能从自己较高的学识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今天，不管无产者投奔何方，到处都要碰上相同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无产阶级的境况越来越遍及于整个社会。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大量的居民都已下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现代生产方式把无产者推进了泥潭，而每一个单独的无产者要想用自己的双手和力量爬出这个泥潭，那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他只有通过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全体上升，才能达到自己上升的目的。 [1]德意志帝国各业雇用工人人数如下: 企业 工业 商业和交易（包括旅店业） 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年 1895年1907年 雇用工人1至5人551399 295750697 616 雇用工人6至50人186238 250202243 266 雇用工人50人以上263363 4554160 118 总计1,000 1,0001,0001,000 1,0001,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它们的减少速度——相对而言——也比较慢。但是，从绝对数上来看，小企业在商业和旅店业中却迅速地增加了。它们的雇用人员，从1882年到1907年，由1,013,981人增到2,056,916人。——考茨基 [2]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构成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个特殊阶级，因为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幷不占居独立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队伍大部分由有产者阶层补充，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人和农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知识分子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工人阶级的观点和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俄文版编 [3]在德语中，“Bürger”一词，不仅指特定的阶级，即城市的有产者阶级，而且也指国家的人民，即公民。在法语中，用两个词来表示这个概念：第一是“Bourgeois”（资产阶级），第二是Citoyen（公民）。用“Bourgeois”比用“Bürger”明确，所以，“Bourgeois”一词已经变成德语了。——考茨基
第一章小生产的灭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一章小生产的灭亡 第一节小生产和私有制 第二节商品和资本 第三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四节小生产的垂死挣扎 第一节小生产和私有制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二十日）上通过的纲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理论部分，它叙述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理和最终目的；第二部为实践部分，它包括作为行动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了铺平达到自己最终目的道路而对现存社会和现存国家提出的要求。第一部分叙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什么；第二部分吿诉我们他们计划怎样去实现他们的信念。 在这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第一部分，即一般部分。第一部分又分为三个部分：（一）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评述，由此引伸出：（二）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以及（三）足以导致和一定会导致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我们先研究第一部分。它由四段构成，其内容是：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导致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的灭亡。这种发展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生产资料则被为数极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 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分散的小企业日益为巨大的企业所排挤，手工工具变为机器，人们的劳动生产率飞速增长。但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独享了。对于无产阶级和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说来，这些变化表明他们的生活不安，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和剥削有增无已。 无产者的人数日益增多，过剩的劳动大军日益庞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种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征，它使现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有产者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鸿沟，由于经济危机而日益扩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它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质。它使普遍不安成为社会常态，并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现今的社会所能容纳的范围，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与生产力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发展不能相容了。” 在我们纲领的第一段的头一句里，就出现“经济发展”这个值得注意的字句。这四个字把我们深深地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之点。 有人以为，当他们反对我们，向我们说“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今日如此，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的时候，就表明自己是十分聪明的。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无稽的了。现代科学吿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界中，都可以看到连续不断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学说，就是以这种社会发展过程的性质为它立论的基础的。如果我们不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学说。 现在我们知道，原始时代的人同动物一样，只依靠采集大自然所提供的现成东西维持生存。但是，他们逐渐开始制造各种武器和生产工具，而且一种比一种更加完善。他们捕鱼，打猎，游牧，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以致到了今天这个蒸汽和电气时代，发展的速度已经达到我们无须同远古时代比较，只凭自己的眼睛就能看出来的地步。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自诩高明的人，想叫我们相信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 人们谋取生活资料和创造（生产）生活必需的财富的方式，取决于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原料的性质，总而言之，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用来创造（生产）这些财富的那些手段，即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资料。但是，人们从来不是单独地进行生产的，而一直是在或大或小的社会中进行生产的；这些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决定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因此，社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社会的形式及其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则与社会所承认和实行的所有制形式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所有制的发展也是和生产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我们试以农民经济为例来说明这点。 完整的农民经济括两个部门：畜牧业和种植业。在畜牧业方面，德国直到十八世纪，各地都以放牧业为主，就是在目前，仍有很多地方如此。放牧业要以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每个农民想为自己划分一小块牧场，用墙把它单独围起来，指定专职的牧人看管自己的几头牲畜，那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凡是经营放牧业的地方，农民都十分坚定地支持村社牧场和村社牧人制度。 在没有机器而只使用简单农业工具的种植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必要由村社的全体成员来共同耕种村社的全部耕地，而且生产本身也不要求这样做。农民所使用的农具决定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由一个农民单独耕种，或者由人数不多的一群人（比如，农民一家人）共同耕种。但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越能自由地支配他们的土地，越能从耕种和改良土地方面取得更多的收入，他们就越能精耕细作，越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种植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是需要小生产的，而小生产为了自己得到充分发展，就需要生产资料私有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古代日耳曼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在放牧业（和狩猎）还是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的期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后来，随着小农种植业登上首位，它才逐渐衰落下去，而让位于土地私有制。牲畜的舍饲代替放牧以后，农村中的村社所有制就完全消失了。 于是，随着农业的进步，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农民便由共产主义者变成私有财产的狂热拥护者了。 关于小农所说的这一切，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手工业不需要大量工人在一起从事共同的集体劳动。每个手工业者不是单独一个人从事生产，就是同一两个助手——帮工一起从事生产，这些助手——帮工都是他们家庭中的成员，是他们家里的人。在手工业中，也像在农民的农业中一样，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者或单独的劳动家庭，各自经营自己单独的企业。因此，为了充分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手工业也像农业中的小生产一样，需要对它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实行私有制。在小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依存于他的个人品德，他的本领、勤奋和刻苦精神。因此，他有权要求把这种产品作为他的私有财产。但是，如果他个人不是自由的，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换句说说，如果生产资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就不能在生产中充分表现出个人经营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理解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小生产的基础”，可是它又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小生产的灭亡。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一发展过程。 第二节商品和资本 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发轫的。 农民家庭最初是自给自足的。它生产所需的一切食物，一切劳动工具和家属穿着的衣服，并自建住宅等等。它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而没有超过这种需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业进步的影响之下，它发展到所生产的产品超过自己直接需要的地步。因此，农民家庭就有可能拿这些多余产品去交换自己完全不能生产的或生产得不够而又想取得的产品，如装饰品、武器或工具之类。由于交换，这些产品就变成了商品。 商品不是为了供本生产单位自己使用或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它是为了和其他生产企业的产品相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农民为自己消费而种植的小麦不是商品，但为出卖而种植的小麦就是商品了。所谓出卖，不外是拿一定的商品去交换一种人人都乐意接受并因此而变成货币的东西，例如黄金便是。 如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变成了商品生产者；而独立经营小生产的手工业者，一开始就是商品生产者。他不只是出卖自己多余的产品，对他说来，为出卖而生产，占着首要地位。 商品交换就其本身来说，需要有两个条件作为前提：第一，所有的各个生产企业不生产同一种产品，即社会实行分工；第二，从事交换的人能够自由支配所交换的产品，即这些产品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行业中的分工越发达，私有制的范围和作用越增大，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一般说来就越退居次要地位，越是被商品生产所排挤。 社会实行分工的结果，终于使买卖也变成了专门职业，由商人这个特殊阶级包办。商人通过贱买贵卖得到收入[1]。但是，还不能就此说他们可以任意规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但是，商品的价格，几乎永远不能同它的价值恰好相等。价格不仅像价值那样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且也取决于市场条件，首先取决于供求关系，即取决于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量和需求量。不过，价格也受一定的规律支配[2]。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价格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因此，如果商人想在出售商品时得到比买进价格多一些的盈余，换句说说，如果他想得到收入或利润，那末，他通常要为此在商品价格低的地方和价格低的时候买进商品，而在商品价格高的地方和价格高的时候卖出商品。 农民或手工业者购买商品，是因为他们自己或家庭需要这些商品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他们是为消费而购买。商人购买商品，则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拿去出卖，以便获得利润。他们是为出卖而购买。用于这一目的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资本。 我们对任何一种商品或货币，都不能直接断定它们本身是不是资本。这是要依据它们的用途来决定的。商人为转售牟利而买进的烟草，对他来说就是资本。他为了自己吸用而买来的烟草，对他来说就不是资本。 资本的最初形式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也差不多与商业资本同样古老，它的利润采取利息的形式。利息是资本家靠出借商品或货币而得到的。 资本是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它自然是以作为一切商品生产的基础的私有制为依据的。但是，在资本的作下，私有制又得到一个全新的面貌，或者更正确些说，它有了两个完整的面貌。除了适应于小生产状况的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以外，现在又具备了资本主义的特征。现在那些私有制的拥护者们，只指出了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面，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私有制的这一方面转移开去，他们企图不让我们看出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不同。可是，今天要想使人们看不见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一面，那只有把人变成瞎子。 在经济发展处于刚才所说的阶段，即在资本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两种形式的时候，私有制的这种资本主义面貌的特点，还不显著，但是，已经值得注意了。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农民或手工业者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们本人及其家属的个人品德、勤奋和熟练程度等等。相反地，商人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越多，他们出卖的商品越多，他们的利润也就越多。如果我卖掉一万磅烟草，那末，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所得的利润就比我如果只卖出一百磅烟草时所得的利润多一百倍。对于高利贷者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资本家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资本额。 个人的劳动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而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产品数量决不能大大超过一定的平均水平。然而，货币却能够无限地积累下去，这是既没有范围，也没有界限的。一个人持有的货币越多，而且这些货币被用作资本，那末，货币就越能为他生产出更多的货币。由此产生了积蓄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可能性。 但是，私有制还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生产资料私有制表明每一个人有取得生产资料的合法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失去作为他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从而陷入赤贫的可能性。高利贷资本很早就是以贫困的存在为前提的。一个人如果持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就不必告贷了。高利贷资本乘人之危剥削贫困者，因此，它同时加剧这种贫困。 不劳而获，一些人家私万贯，而另一些人一贫如洗——这就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面貌的特征。但是，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的初期，这些特征还表现得不够明显，只是隐约可见，特别是其中的赤贫现象，更是如此，因为没有财产在当时还只是例外情形，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常态。 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和他们同时出现的其他剥削者，比如中世纪的封建地主（但是，为了不致离题，我们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他们），在这个阶段是以城乡小生产的存在和繁荣为依靠的。因此，在这一时期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只要农民有钱，人人都会有钱。”商业并不消灭小生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扶助小生产。高利贷者吸吮债务人的膏血，但是债务人的没落，对他却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丧失生产资料或陷于贫困，都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是由意外的失败或罕有的无能所造成的特殊不幸。因此，当时认为贫困是天赐的考验，或者是对懒惰、轻率等的惩罚。 达种观点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至今仍十分流行，然而没有财产的事实，从此以后已经变成性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现象了。然而，现存社会的代言人，编辑、演说家等等却大大下了一番宣传工夫，力图使一般人对达种看法信而不疑。生产资料私有制曾经一度对社会利益是必要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每个普通人都有拥有财产的机会。他们仍要我们相信，这种情况至今仍旧不变。可是事实上，私有制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旧日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第三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进入中世纪以后，手工业在欧洲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见发达，比如，纺织业分成了毛织业、亚麻织业和棉织业，而与纺织工业有关的各种作业，比如呢绒的剪毛作业，则变成了独立的生产门。工人的技术提高了，工作方法和劳动工具大大改进。同时，主要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特别是由于造船业的成就，商业也发展起来了。 四百年以前，是手工业的繁荣时期，而对商业说来，这个时期也充满了各种事件。找到了通往印度这个拥有无穷宝藏的神话般国度的海上航路；发现了金银矿藏无限丰富的美洲。欧洲的冒险家通过贸易、欺骗和掠夺的手段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搜刮来的财富，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欧洲，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那些有财力装备船只，并为这些船只配备大量的既勇敢大胆又肆无忌惮的强悍水手的大商人的腰包。 在这个时期，也建成了现代国家，即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和军事的国家，它一开始就采取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这种国家也像它本身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适应了正在竭力往上爬的资本家阶级的要求。现代国家，即有发达的商品生产的国家的力量，不在于人民对它进行的人身服务，而在于它的货币收入。因此，君主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保护和鼓励那些把货币带进本国的人们，即商人和资本家。资本家为了报答这种保护，就贷款给君主和国家，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债务人，使他们从属于自己。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迫使国家政权通过保护和拓展交通道路，通过夺取和巩固海外殖民地以及同竞争的商业国家进行战争的措施，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学校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硬叫我们相信，似乎资本来源于积蓄。但是，我们刚才了解到资本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来源。资本主义国家的庞大财富是来自它们的殖民政策，即来自对其他国家的掠夺。这种财富的源泉是海盗活动，走私，贩卖奴隶和进行商业战争。这些国家的历史，直到最近还为我们提供用这种“积蓄”方法积累资本的足够的例证。国家的帮助是鼓励这种“积蓄”的有力手段。 但是，新的发现和新的商路不仅给商人带来了庞大的财富，而且也迅速地为欧洲的航海国家的工业，特别是为后来成了海上霸王的英国的工业，扩大了销售市场。手工业已经不能够满足市场的迅速和猛烈增长的需要。大量销售要求大量生产，大规模的市场所需要的是能够完全适应它的需要的生产，即要求生产完全受商人的支配。 商人们对于由自己进行可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需要的大量生产，非常感到兴趣；他们也拥有必要的货币资金，用来购买足够的生产所需的一切东西，即原料，工具，厂房和劳动力。但是，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呢？在欧洲，可以买进的奴隶已经不多。而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工人，或作为拥有生产资料的家庭的成员的工人，并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宁愿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庭而生产，这样的话，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就完全属于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所有。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不是自己的劳动力。这里我们顺便提醒大家注意，应当防止使用“出卖劳动”这一说法。劳动是一种活动，不能出卖。但是，劳动一词，通常不仅指活动，而且也指这种活动的结果，即指劳动产品；同时又指表现为劳动活动的力量，即指劳动力。由于人们按照这种意义使用“劳动”一词，便使那些企图使工人和小资产者看不清自己的处境的经济学家，有可能把各种不同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混淆它们之间的界限。对这些先生，应当分外提高警惕。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商人。我们刚才说过，他们正在寻找工人。商人从小企业所有者及其家属身上什么也得不到。他们必须去找没有生产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的那种工人。如上所述，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发展，已经造成这种一无所有的工人。但在最初，他们的人数还很少，而在那些没有加入某一经济企业的家庭联盟的人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不能劳动的人——残废者，病人和老人，或者是懒汉，流氓和小偷。因此，完全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为数是极少的。 但是巧得很，正当商人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需要增长起来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他们被抛弃在街头，富有的商人只须到街头把它们收集起来就行了。 而这也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城市工业市场的扩大，也影响了农业。在城市里，对食物的需求增加了，而对原料——木材、羊毛、亚麻和染料等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农业生产也日益变成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农民手里有了钱。然而这却是他们的不幸。因为，这引起了他们的剥削者——地主和统治者的贪欲。当农民所有的多余物品主要还是实物的时候，地主和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不会超过他们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但是，货币在任何时候都能使用，而且越多越好。随着市场越向农民扩大，农民出售商品所得的现金越多，地主和统治者盘剥他们的程度也越深，他们缴纳的贡赋也越多。不久以后，这些老爷们就不再满足于农民的劳动所提供的除了抵偿自己生活费用以外的多余产品了，而开始向农民勒索越来越多的产品，甚至把农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榨取去了。因此，农民陷入绝望的深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在农民战争期间一切的反抗试图都被镇压下去以后，便抛弃自己的家园，跑到城市去寻找避难场所，这是毫不为奇的。 此外，还经常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果说在城市里，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产生了工业的大量生产的需要，那末，在农村里，也同样出现了农业的大量生产的需要。商人在城市里所做的一切，地主也想在农村照办。在这以前，地主一般同农民一样，只是社会地位较高而已；现在，他们也想扩大自己的生产了。他们不会感到劳动力缺乏，因为他们可以驱使农民为他们效劳。而且，他们甚至常常不需要新的劳动力。比如，羊毛或木材的生产，即牧场或林业的经营，就比种植业需要的劳动力少得多。凡是在地主由种植业改营放牧业或林业的地方，农业劳动者就过剩起来了。然而地主现在需要的土地，必然要比至今耕种的土地为多。他们只有靠牺牲附近的农民，才能得到这些土地。地主如果想扩大自己的经营，他就必须把附近的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撵走。地主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农民的土地开始被剥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直继续了一百多年。商人由于掠夺殖民地而发了大财，贵族和统治者靠勒索自己的臣民也发了财。封建主也同资本家一样，如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感到有必要，就决不放弃欺骗，掠夺，屠杀和放火等手段。历史为我们指出了一些十分独特的积蓄方法。 一无所有的农民大众，一部分因为不堪徭役和贡赋的压榨而逃亡，一部分由于受驱或在暴力威胁下而抛弃自己的家园。那末，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再也不能独立进行生产，因为他们没有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们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他们不能向市场提供任何产品，因为他们没有剩下一点东西，除了把自己送到市场，将自己所剩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自己的劳动力出售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外，换句话说，除了受雇于他人以外，别无其他出路。他们有些人变成农业短工——也许就受雇于把他们从土地上撵走的那个地主。另一些人应募去当雇佣兵，帮助曾经掠夺过他们的那些老爷们进行掠夺。还有一些人干脆死掉，或沦为乞丐和罪犯。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而且是十分不坏的一些人，都涌向工业，想在那里寻找工作。手工业者竭力依靠行会制度来阻止外人进入自己的行业，从而保护自己不受这些潮涌而来的新劳动力，即新的竞争者的侵害。结果，这种情况只是更加迫使自由的工人投入为新设立的工业企业寻找雇佣工人的那些商人的怀抱。 于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通过剥夺（剥夺财产）的办法，即通过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惨而残酷的革命建立起来了。当然，这是有钱有势的人对又穷又弱的人的革命。因此，有人把这个革命的时代称颂为人道主义和精神解放的时代，而现在凡是极端仇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意图的人，更是大肆颂扬这个时代。 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即变成无产者，这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的必要前提。这是经济发展所必然促成的。然而，无论是在以往的任何时代，还是在这一次，上升的阶级都没有袖手旁观事态的自然发展，而是采取暴力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加速了发展过程。正是这种最粗暴和最残酷的暴力，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婆。 第四节小生产的垂死挣扎 从表面上看来，起初新生产方式同旧生产方式没有多大差别。新生产方式的最早的形式是资本家向他所雇佣的劳动者供应原料，假如工人是织布工，他就向他供应棉纱，由他在家里进行加工，然后再把制成品交给资本家。不错，早在这种同手工业生产方式相差无几的形式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在独立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之间造成了显著的区别。关于新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劳动者状况的变化，我们在别的地方去讨论。现在，我们先来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情况。 资本家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不再让劳动者在家里劳动，而把他们集中到他开设的作坊里来，以便他能够更好地监督工人和驱使他们工作。这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大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从此以后日益飞速进行的生产技术革新奠定了基础。 由于许多人在一个作坊里共同劳动，才有可能在生产中实行分工。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分工使职业的数目增加了，而每个单独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种类却日益减少。 但是，每一个单独的手工业者仍然从头到尾生产一种完整的产品。比如面包制造业中的分工，不过是不让全部的面包工人什么面包都制造，而只是让—些工人制造白面包，另一些工人制造黑面包。不过他们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制造一个完整的面包。但是，生产部门中实行分工时，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分工使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各种不同工序，交由各种特定的工人执行，其中的每个人都为另外一个人作准备工作。因此，每一个工人的活动，便越来越缩小到只执行一种他必须不断反复执行的操作。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大生产，就是工场手工业[3]。 由于实行这种分工的结果，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即他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另一个后果还具有更大的意义。当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分工不断进步，把产品的制造分成一些最简单的操作，使工人降到机器的水平的时候，再稍微前进一步，就可以用机器代替工人了。 资本家也采取了这一步骤。自然科学的发展，首先是蒸汽动力的发现，促迸了这一步骤的实现。蒸汽动力首次创造了不受自然力量左右而完全由人控制的动力。 工业中采用机器，标志着一次经济革命。由于这次革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得了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即工厂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从机器中得到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用它毫不费力地克服了一切障碍，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变成资本的盛大的胜利进军。 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纺织业发明并采用了首批合于实用的机器。蒸汽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从此以后，机器很快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业，除英国之外，还不多见。到了五十年代，它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它又席卷了美国、德国和奧地利。最近十年，连俄国、东印度和澳洲也都建立了工厂工业。目前，东亚、南非和南美也已开始建立这种工业。昔日一些巨大的世界帝国，在这个资本主义工业所控制的庞大帝国面前，又算得什么呢？ 一八三七年，普鲁士工业共有蒸汽机四百二十三台，合七千五百马力。一九一〇年，普鲁士所有蒸汽机，单固定的就增加到八万八千一百八十七台。普鲁士工业和农业使用的蒸汽机达到六百万马力。 全世界由蒸汽机所提供的劳动，约等于两亿马力的劳动，或等于十亿人的劳动。 蒸汽机也使整个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发明和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方面，机器一天天地征服了至今仍为手工生产占领的新部门；另一方面，在已经实行工厂制度的工业部门，旧机器日益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新机器所取代，而变成了废物。不仅如此，由于新发明的出现，一下子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同时也对一些旧的工业部门宣布了死刑。 早在六十年以前，一个工人使用纺纱机生产的纱，就比一个妇女用手工纺出的纱多一百倍。根据华盛顿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ofLabor）[4]—八九八年的调查材料，在纺纱生产中，机器劳动比人工劳动效率高一百六十二倍。当时一架机器在十九小时零七分钟内生产的纱，就得一个女工用手纺三千一百十七小时又三十分钟。 在这种大生产之下，小手工业还能有什么作用昵? 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低级阶段，即在受资本家剥削的家庭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就已显示出自己比手工业生产优越。我们且不说资本主义生产既使工人专于一种技能，就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资本家在经商方面也比手工业者有利。他可以成批购进原料和其他生产用品，他对市场的观察会比手工业者更全面，能知道贱买贵卖的好时机，而且持有必要的资金等待这种时机到来。资本家由此而比手工业者所占的优势，就已经大得使手工业者在实行大量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的一切部门里，都经不起家庭工业的竞争。甚至在家庭的手工劳动今天仍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形式的那些工业部门里，劳动者的独立性，也随着这些部门开始为出口进行生产而消失。手工业转变成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这意味着消灭手工业，把它变为受资本家剥削的家庭工业。由此可知，想以扩大销售市场的办法来拯濒于灭亡的手工业的“社会改良家们”，究竟有多大的远见。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处于十分幼稚阶段的初期，它就在实行大量生产的一切部门胜过手工业。机器又使这种优势变成绝对地压倒优势了。 手工业只在市场十分狭隘的、实行单件生产不进行大量生产的一些劳动部门里，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机器不仅在工业中引起变革，而且也在交通工具方面引起变革。轮船和铁路使货物的运费日益降低，把最难于到达和最边远的地区日益同工业中心联系起来，并且逐日不断地为每一个工业中心扩大销售市场。这样，机器才有可能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在工业当中的效用。因使用机器而来的生产规模的剧增，要求相应地扩大销售。 随着交通工具的扩充和完善，随着各工业部门的市场的扩大，手工业的范围日益缩小了。“家财万貫不如薄技在身”这句谚语，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了。使手工业还能苟延残喘的劳动部门和地区，为数已经极其有限，而且正在显著地减少。工厂占了统治地位，手工业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了。 关于手工业所讲的一切情况，也适用于农民的小生产，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凡是在小企业或大企业中农业主要是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消费进行的生产，那里的大生产即使效率还不高，也一开头就比小生产优越，正像资本家比手工业者优越一样，即能更好地视察和控制市场。同时，拥有足够资本的大地主或其承租人，也能够使自己的经营比农民的效率更高，因为他们能够买到和应用较好的农具，较好的种畜和役畜，较好的肥料和较好的种籽等等。 诚然，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大农业生产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优势，由于海外农业的竞争，而受到一定限制。这种竞争，对欧洲大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远远甚于对小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竞争对大生产在技术上比小生产来得特别优越的谷物生产，发生了最严重的影响。由于谷物生产以大生产为主，所以它受到美国的掠夺性农业的竞争打击最重。再者，大生产所以更苦于外国竞争，还因为大生产多半为市场而生产，而小生产现在还能自己消费一大部分自己的产品。因此，小生产比大生产受市场影响较小。 但是，小生产的这种有利条件，只是暂时性的。谷物生产所的外国竞争大大减少了。农民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日益缩小，受到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进行的生产的排挤。铁路交通的发达和赋税的増高，促进了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铁路使农民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赋税迫使农民去寻找市场，因为他不出卖相应数量的产品，就无法缴纳赋税。赋税越高，农民就越依附于市场，他的生产就越变成商品生产，他也就越受到大生产的竞争。税负的加重对居民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影响，都不如对小农那样严重。目前，军国主义是赋税增加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冒充农民的好朋友的那些人，也就是大地主们，正是军国主义的最热烈的支持者。军国主义对大地主有利，因为它引起为士兵大量供应粮食和为军马大量供应秣草的必要，而能够满足这种大量供应的，首先是大生产。军国主义为大地主的子弟提供许多待遇优厚的军官职位。军国主义夺去了农民的强壮的劳动力——农民的儿子，而农民由此所得到的代价，却是负担力所不及的捐税，被迫奔向市场，从而受本国的大生产和外国的掠夺性农业的竞争之害。 统治阶级把农民和军队看成是维持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后者是骑在前者头上的，并以日益加重的压力正在把它压得粉碎。 在农业当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起，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独立的农民小生产的衰落是十分显著的。农民或者由于他们的农场被大生产呑并，或者由于他们的土地（假如附近没有大生产）分散割裂成小块，而沦为无产者。在许多地方，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而有些地方，首先由于受到上述外国竞争的影响，一部分由于农村劳动者日益流入城市（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不想详谈），这个过程已经停止。 兹以德国的农业生产统计为例来说明。 类别农户数目 增减（—） （单位：公顷）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顷以下30618313236367 3378509174536 142142 2—59814071016318 100627734911—10041 5—20926605998804 10655397219966735 20—100281510281767 262191257—19576 100公顷以上2499125061 2356670—1495 合计5276344 5558317 5736082281973 177765 各种农户直接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以公顷为单位列表如下： 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顷以下18259381808444 1703317—17494 —77127 4459731902033285984 33048729578118888 5—2091583989721875 10421565563477 699690 20—10099081709869837 932210638333—547731 100公顷以上77862637831801 705501345538—776788 合计31868972 32517951 31834872648969 —683068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农户的数目均有增加。但是，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除了最小农户和中等农户以外，其他农户的数目都减少了。在这方面，两个调査期中没有共同的统一发展趋势。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两个调查期中，最小农户的数目均有增加，而它们的耕地面积却减少了，即越来越贫困了。在德国，最小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一八八二年为60公亩，一八九五年为56公亩，一九〇七年只有51公亩了。在这两个调查期中，只是农用土地面积就减少了683,000公顷，真是令人吃惊。耕种和畜牧使用的土地面积，减少得更厉害：从32,062,491公顷减到31,237,788公顷，大约减少825,000公顷。 因此，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独立的农户日趋衰落。用益租赁制度扩大了范围，农户的负债增加了。在普鲁士，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八年，地方的土地抵押债务约增加73亿马克。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按照用益租赁制度经营农业的农户数目，从一八八二年的2,322,899户增到一八九五年的2,607,210户。一九〇七年，又增到3,033,401户。 然而，从事农业的人口总数，最后还是减少了。在德意志帝国,一八八二年有18,704,038人从事农业，一八九五年为17,815,187人，差不多减少100万人。一九〇七年，在全国6,200万人口当中,只有16,920,671人从事农业。 另一方面，工业中的小生产的衰落，比农业方面还严重得多。在工业方面，这是绝对的衰落。 德意志帝国工业企业的数目如下： 1882年1895年 增减（—） 小企业（工人1—5人）21758571989572 —8.6% 中等企业（工人6—50人）85001139459 64.1% 大企业（工人51人以上）948117941 89.3% 在这个期间，人口增加了14.5%。 最近的工业生产统计也表明小企业数目减少了。其数字如下： 1895年1905年 增减（—） 小企业19895721870262 —6.0% 中等企业139459187074 34.1% 大企业1794129033 61.8%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五年，小企业的数目就减少305,596个，而在这个时期，全国人口却增加了1600万人以上。 小工业的工作人员（工资劳动者和管理生产的职员）在一八八二年还占工业总在业人数的一半以上（55%）：在5,933,663人中占3,270,404人。但在一九〇五年只占工业总在业人数的30%：在10，852,873人中，占3,200,282人。大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在同一时期中却增加两倍以上：从1,554,131人增加到4,937,927人。 这些数字，对于初期的德国资本主义说来，是大得十分惊人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小生产的没落，都是很缓慢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机器纺织业（即英国式的）在德国同手工纺织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手工纺织业陷入不可言状的悲惨境地，引起了抢粮的暴动。尽管如此，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根据一八八二年的统计，491,796名织布工人，仍有285,444人在有1—5人的小企业中工作。即使这样，恐怕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出这样的结论：手工纺织业还有前途，它的衰落并不是必然的。英国的最后一个手工纺织业者早已饿死了。在德国，他的末日为期也不远了。在小企业工作的织布工人，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由285，444人减为156，242人。现在还会有这么多的手工织布工人，并不表明小企业有竞争能力，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他们尚有余力忍饥挨饿罢了。 小生产的复灭，并不是名叫“小生产的灭亡”的这出悲剧的第一幕，而是它的最后一幕。资本主义生产竞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手工业者（关于他们所讲的一切情况，也适用于农民，不过情况略有不同）逐渐失去他自己及其祖先的辛勤劳动所积累的一切财产。小生产者越来越穷，他们为了克服贫困，就得更加努力劳动。每天工作到深夜，妻儿也不得不去劳动赚钱。工资低廉的徒工人数剧增，他们作着工资高的成年帮工的工作。随着劳动日的延长，劳动活动变成没有休息和没有停止的激烈活动，劳动者的衣食住，一天比一天恶化。 没有比同万能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小生产者或农民的生活，更悲惨和更不幸的了。 说工资劳动者目前的生活比小农民和小手艺人的生活好些，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有人想以此来说明工人没有权利表示不满。但是，这支瞄准社会民主党的箭，并没有射在社会民主党身上，而是打中了私有制。既然一无所有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有些财产的劳动者生活还好些，那末，财产对于后者还有什么价值呢？财产对他们不再有好处，反而有害处了。比如说，一个在家织布的劳动者，虽然到工厂做工能多赚一些钱，可是他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可怜的业务，这只是因为他好歹还有一些财产——一所小房子，一块种马铃薯的土地，而他如果放命了自己的织布业务，就不得不牺牲这些财产。对于小生产者说来，占有生产资料反而把他束缚起来，使他陷入贫困。对他说来，私有制发生了相反的作用。一百年以前曾为手工业者和农民带来福音的东西，如今成了他们咒诅的对象。 但是，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用日益贫困这一代价，毕竟买到了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得不到的那种独立和自由。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小生产一旦同资本发生接触，它就要立即完全从属于资本，而手工业者则沦为受资本家奴役的家庭工业劳动者，他的住宅变成附属工厂；或者他自已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贩卖工厂所制造的商品，另外做一些修理工作。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或者是在后一种场合，他都得完全依附于资本家。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种地的时候，无法对抗竞争，受高利贷盘剥，受国税的压榨；如果经营家庭工业，又得为资本家效劳；而去作短工，则要为大农业服务。他可以把仅有的一小块土地交给妻子和幼儿耕种，自己到外面去做零工，或者到工厂或矿山做工。他的独立和自由究竟在哪里呢?他的财产，就是使他同无产者区别开来的一切东西。但是，正是这些财产妨碍着他去寻找更好的劳动条件，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使他比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更加从属于资本。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加重了一个普通人的物质上的贫困，而且也加强了他的从属地位。在这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发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即由自由的堡垒变成了奴役的手段。 有人说，私有制总还可以保证手工业者和农民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然而，如果这些产品的价格猛跌，以至出卖之后不足以维持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那末，这种保证就成了无济于事的安慰。而且，就是这种无济于事的安慰，也是虚伪的。这对于不得不从事家庭工业或去做短工以维持生活的那一大批人，显然是不适用的。同时，对于尚未直接从属于万能的资本、从而至今还在表面上侥幸地保存着完全独立的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农民，也是不适用的。它对一切负有债务的人，都是不适用的。收押农民土地的高利贷者，在处理农民的劳动产品方面，比农民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利。首先必须满足高利贷者的要求；只是剩下来的才归农民所有。至于这些剩余的东西够不够维持农民及其家属的生活，高利贷者是不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像工资劳动者一样，都在为资本家效劳。私有制在这方面为稍有财产的劳动者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之间制造的差别，只在于后者的工资一般是适应于他们的日常需要的，而稍有财产的劳动者的收入则没有这种界限。有时，高利贷的利息会把他们的劳动产品全部夺去，使他们白白劳动。——这真得感谢私有制！ 即使住在偏僻地区的没有负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国债也要迫使他们必须向资本家支付利息。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要通过抵押借款[5]利息和期票[6]利息等形式，为自己借到的资本支付利息。他们还通过缴纳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赋税形式，为国家借到的资本支付利息。结果，在国家的帮助下，他们用自己的钱使自己的竞争者和剥削者——供应商、营造商、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等发财致富。帝国主义和国债，是现代国家借以把最偏僻的乡村也拉入资本主义剥削范围并促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的两个有力手段。 这种反抗大生产的强烈竞争的痛苦挣扎，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节俭”和“勤勉”，即他们及其妻子共同受到的奴役，以及身心受到的摧残，得到了什么报酬呢？这种报酬就是破产，即财产全部丧失（为了表示这一概念而使用了一个专门术语——剥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沦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就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最后结果，就像人最后要死去一样不可避免。正像被重病的痛苦折磨已久的病人把死亡看成是救星一样，在目前条件下，小生产者也经常感到破产是一种解救，即把他从私有财产这个沉重的负担下面解救出来。小生产继续存在下去，只能走向没落，走向贫困，所以人们这时不禁要问：假定实际上可以防止小生产灭亡，那末，我们一般说来有没有权力阻止它灭亡呢？使所有工业小生产者和农民下降到埃尔次山[7]的手工织布工的水平，难道会比变为大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更好吗? 维持小生产的企图，只是徒然的，因为要再使手工业和小农繁荣起来，足以保证小企业主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在蒸汽和电气时代是不可能的。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权支配者，在中世纪，甚至到十七世纪，都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而在相继占领各个生产部门、正在胜利前进的资本主义面前，却已不可遏止地消逝下去。今天在资本所统治的地方还残存的小生产，或在一定条件下新出现的小生产，不外是无产阶级的隐藏的形式，而远远不是无产阶级的高级形式。这种小生产是那些不幸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最后避难所，这些无产者在大工业中找不到工作，他们过于自尊，不肯去求乞，又过于诚实，所以不去偷窃。 [1]商人不是从贱买贵卖中获得利润的。流通过程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因为流通过程构成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发挥作用的资本，也应当像其他生产部门使用的资本一样，获得年平均利润。以平均利润形式归商人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是生产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剩余价值为商人所占有。——俄文版编者 [2]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每一个别商品的价格不一定同它的价值一致，它视商品的供求情况，可能低于或高于价值。但是，就全部社会产品来说，价格和价值间的一切背离会互相抵销的，所以价格总额同价值总额仍然相等。——俄文版编者 [3]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是以分工和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协作，曾在十六——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最初形式。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为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使许多劳动操作简化了，实行了专业化，改进了劳动工具，培养了熟练工人干部；从而为由手工劳动向机器过渡，由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小生产向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过渡作好了准备。 [4]劳工部（DepartmentofLabor），是美国的政府机关，主管“调节”劳资纠纷问题，组织公共工程，办理统计工作。 [5]抵押借款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以不动产作抵押，主要是以土地作抵押向外发放的一种借款。抵押借款是剥削中小农民和使他们破产的手段。 [6]期票，是有严格规定的款式的债据，其中注明必须在所记期限内清偿一定金额的债务。 [7]埃尔次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间的国境线上的一条山脉。在十九世初期和中叶，这里曾是家庭手工业广泛发展的地区。工厂工业的发展，使家庭手工业者大批破产，以致这个地区的全体居民都陷入贫困的境地。
著者第一版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著者第一版序 在讨论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1]的时候，我在《新时代》[2]杂志上提出一项建议，希望为纲领编写一本通俗的解说书，对纲领的简明而纯朴的原理作比较详细的解释、论证和说明。 我被委托来执行这项建议。但是，在我着手这项工作之后，不久我就感觉到，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在宣言的狭窄范围内，对评论我党时必然涉及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详细而通俗的叙述，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得不只限于做简单的说明，而在这时我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提供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平淡的复制本；为了理解这部复制本，也正像理解《共产党宣言》本身一样，必须具备若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或者，我应当像我在同本书同时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里所作的那样，只限于解释几项基本原理。 但是，这本小册子本身还达不到我的建议中所追求的目的。因此，除了以吸引群众注意我们的意图为宗旨的简明的小册子之外，还必须编写社会民主主义的“教义问答”[3]之类的书籍，作为想深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人的入门书，以及作为欲向他人介绍这种思潮的宣传员的手册。在我们的文献里，还没有这种著作。篇幅大于小册子的一切德语社会主义文献，都是专门性著作，每一本只涉及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或数个方面，而决没有涉及它的一切方面。不错，这类著作已经很多，以致有可能使人全面地理解我们的原则。比如，一个人读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再读倍倍尔[4]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最后读上述的《共产党宣言》（它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所有这些著作[5]），并把它们全部理解，他就一定能够掌握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一切方面。 但是，阅读所有这些著作，尤其是阅读《资本论》，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而且至今还缺乏社会主义文献的小册子和专门著作之间的中间读物，还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作通俗而又概括的叙述与论证的著作。 本书就是要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我想根据爱尔福特纲领，就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对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每个方面，作通俗的说明。当然，本书并不是要对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一切方面作系统的、科学的论证，而首先是让人们容易理解它们，以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一般的基本理论仅作简短的说明，只提出研究的结果，而不加论证和辩论。对这些理论作更深入的介绍，那是专门研究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具有比较直接的意义而目前又是热烈争论的对象的问题，如小生产的灭亡，卡特尔，生产过剩，工人阶级对待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态度等问题，尤其是对“未来国家”的问题，则叙述得比较详细。 总的说来，本书的意图只是概述已在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主要著作中读过的一些思想。但是，正是这种想作广泛叙述的意图，使我有时不得不触及我党文献至今还完全没有阐述过或从不同于本书的角度考察过的一些方面。因此，我相信不但向来同我党没有关系的读者，就是熟悉我党文献的人，也会在本书中发现一些新思想。 考茨基 一八九二年六月斯图加特 [1]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在一八九二年十月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以前，曾在党的刊物上讨论。弗·恩格斯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他向党的领导寄去自己的意见，其中尖锐地批判了纲领草案对机会主义的让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下册，俄文第1版，第101-106页。）（参看恩格斯《爱尔弗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1657年版。一译者） [2]《新时代》（《NeueZeit》），是一个理论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出版。卡尔·考茨基曾任这个杂志的主編。 [3]教义问答（拉丁文为Catechismus）,原义是以问答形式简明叙述基督教教义；转义是按照问答形式解释某种学说。 [4]倍倍尔（Bebel,August一八四〇——一九一三），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职业出身是镟工；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5]《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固然比《共产党宣言》早出版两年，但是，这两本书却渗透着同样的精神。——考茨基
出版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出版者说明 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继1875年的哥达纲领之后通过的一个新纲领。这个纲领此之哥达纲领是前进了一步，因为纲领中基本上消除了拉萨尔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它的理论方面也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写成的。但是，纲领中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誤。 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恩格斯为了反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曾对威廉·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纲领草案写了一个批判意见，[1]着重指出了草案中错误地否定暴力革命而提出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草案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以后，又由考茨基另拟了一个纲领草案（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而在李卜克内西主编的《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转载考茨基拟的纲领草案中，出现了把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称为“一个反动集团”的拉萨尔主义提法，恩格斯看到后又立即提出了批评，说它“是极端片面的”，“是完全谬误的”。[2]列宁在准备写《国家与革命》的笔记中曾把恩格斯所作的批判概括如下：“（一）直接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指出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增长，认为它是‘对于巨大的、伟大的、主要的（对比关系）“观点”的遗忘’；（二）再度叙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三）坚持成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共和国；（四）坚持取消地方自治局中一切由国家任命的官吏；（五）反对只走和平道路、只走合法道路的幻想。概念多么明确啊!”[3]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第二国际中影响最大的党，它的纲领也是整个第二国际的模范纲领，因此，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4]。 爱尔福特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导言）和实践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本书就是考茨基对纲领的理论部分所作的解说。在本书中，考茨基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产生和发展，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它的贫困化和它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工会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活动。考茨基大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也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等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还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 但是，考茨基是一贯倾向机会主义的，即使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也已经显露出他的机会主义思想了。所以，曾经受到恩格斯严厉批评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的一些错误论点，在考茨基的这本解说中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考茨基在谈到“未来国家”问题时，大谈批判空想主义的“未来国家”观点，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国家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却只字不提。考茨基一方面谈论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为无产阶级规定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夺取政权这个问题，却又总是闪烁其辞地加以回避，而不肯清晰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原来，考茨基认为统治阶级由于“眼光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是世界历史上“屡有的先例”，因此革命“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本书第85页）。与此同时，考茨基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中，“国家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本书第172页）。而“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本书第175页）。因而他把议会斗争看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有力手段”，以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使统治阶级自愿让出阵地。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的议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物”，“在德国，政府天权独揽，帝国议会及其他一切人民代表机关毫无实权可言，在这样一个德国，竟如此这般来作宣传，而且并没有这种宣传的任何必要，那不啻是从专制制度把那遮羞物摘下而用自己的身子将那赤裸着的东西遮蔽起来罢了。”[5]恩格斯把鼓吹“今天的社会在向社会主义长入着”的论调斥之为“异想天开”，“荒谬之至”，认为这就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到头来只会把我党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6]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手段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考茨基却完全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指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7]，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考茨基后来之成为无产阶级凶恶的敌人，是有其深远的思想根源的。 再则，考茨基在阐述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时，一方面正确地强调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错误地认为“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本书第78页），认为成立这种超卡特尔就是实际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观点后来被考茨基进一步发展成为“超帝国主义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估价完全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既不可能消灭危机，更不可能消灭私有制，恰恰相反，它只能加剧危机，加快资本主义制度总崩溃的到来。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所谓用卡特尔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8] [1]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出版。 [2]同上书，第19页。 [3]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俄文版，第27页。 [4]《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430页。 [5]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10-11页。 [6]同上书，第11页。 [7]《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225页。 [8]同上书，第22卷，第200页。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后记 1847年，当威廉·李卜克内西决定放弃到美国去过一种不但有个人自由，甚至过得很满意的生活，而决定投身到反对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二十一岁。二十五年以后，他已能在资产阶级-容克的阶级法庭面前，毫无愧色地宣称：“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吧！”（见本书第27页）从这以后又过了二十五年，他已经是国际工人运动先锋队中的老前辈了；那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写道：“国际同盟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国际万岁！’在向我们胜利地欢笑。看，他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了！看，他们在向我们欢呼！”（见本书第350页）五十年来为反对压迫与剥削、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所进行的从不停息的忘我斗争至此终于结出了果实。 倘若有人问，是什么使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生活道路得以始终如一，是什么使他在政治发展上这样直线上升（尽管也有过一些暂时的错误和走过一些弯路），那么回答是，正当他在革命的烈火中开始汲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他及时地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位无与伦比的导师，及时地找到了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他以后生活的指南。这里的一些回忆录能证明这一点，而读者也能印证这一点。 在他几乎已是七十老人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他在1849年夏天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写道，“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wasaman！〔他是一个男子汉！〕现在我才知道了我该何去何从……”（见本书第192页）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在别处提到了卡尔·马克思。他写道：“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阅历、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承受他的影响和教诲，这样的好运，是我万分庆幸的。”[1] 在这种教诲中，威廉·李卜克内西逐步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科学。他成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活跃的盟员。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克服了残存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形成了自己先前还不十分肯定的见解，而终于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使整个社会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从而也就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并且树立了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必需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其实，在伦敦的艰苦的流亡时期，李卜克内西决不只是马克思的学生和思想上的同志，他还成了他们家庭的亲密朋友，成了几乎每天必到的客人，成了他们最可信赖的知己。即便在六十年代初他回到德国之后，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已经很少了，他还仍然是马克思的挚友。在这方面不仅李卜克内西几十年来与马克思的从不间断的书信往来（当然也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可以证明，而且他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与劳拉，尤其是和最小的女儿爱琳娜的终生友谊，也能佐证。这里选辑有不少篇，就是叙述到这种友谊，从而展示出李卜克内西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与共和战斗与共的。 这方面的情况，尤其可以从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如何在德国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工人政党而进行艰苦奋斗的通讯报道中可以看出。 他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憎恨，使他很快就识破了一些先前的“激进分子”（如奥托·布拉斯）或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如费迪南德·拉萨尔、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勾结普鲁士容克和总理俾斯麦的内幕。李卜克内西不受他们的迷惑，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卡尔·马克思在为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所写的临时章程中宣布的。李卜克内西当时作为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群众性组织的先驱战士，用他的演讲和文章在德国发挥作用。 他先在柏林，然后在莱比锡，把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向他们传播《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特别是要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有科学纲领的政党。他在莱比锡找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他的最重要的同志——镟工师傅和工人协会职员奥古斯特·倍倍尔。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白拉克以及其他一些经过战斗考验的工人领袖们一起创立了爱森纳赫派（即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骄傲地称它为“我们的党”[3]）。1870年，他领导爱森纳赫派的社会民主工党，和其他一些思想一致的同志们一起，肩并肩地对普鲁士军国主义进行了斗争，反对普鲁士掠夺法国人民的战争。1871年，国际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以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声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1872年，他作为爱森纳赫派的发言人之一，以及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主编，被牵连到法律诉讼中去，在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受审，而法庭的被告席却成了他和倍倍尔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讲坛。 可惜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只写到七十年代初的一些事件就中断了。1900年8月7日，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他的回忆录也就无法继续写作。然而，他从事活动的最后三十年，却是他战斗生活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在这三十年中，他不仅与倍倍尔一起，并且从八十年代开始又与保尔·辛格尔一起，共同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他还是一位公认的、受人尊敬的、革命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这里，将他最后三十年间的活动，概括地向读者作一介绍。 1872年6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到胡柏图斯堡受两年要塞监禁。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与写作活动。在这段时间，除了发表一些文章之外，还完成了他的《人民外语词典》的第一稿。但是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时间，通过他的妻子娜塔丽，从狱中给《人民国家报》出主意、写文章，对该报予以很大的支持。 获释以后，他就参与从事统一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875年5月，在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合并。至此，德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威廉·李卜克内西所作的贡献。当然，他也应对这次合并中的严重缺点，即在新的党纲中保留着错误的拉萨尔派的观点，负主要责任。李卜克内西在理论上的认识不足，使他不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草案中的大部分问题上对他所作的批评。但是由于“伦敦老人”及时地对他的态度进行有力的批评，他自己在以后的几年里却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始终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派的势力决定政策，从而在革命实践中弥补了纲领中理论上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他作为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才顶住了当时拉萨尔分子的顽固的反抗，在《前进报》上连载了恩格斯的―组论文《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大大有助于在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1878年，随着非常法令的颁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受住了这场严峻考验。虽然，由于法令禁止一切党报的发行，使他本来已有两个女儿、而他的续弦娜塔丽又给他生了五个儿子的众口之家，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其困苦的境地，他却从没有过片刻想到妥协的念头。他从帝国国会的讲坛上，揭发了俾斯麦警察国家的野蛮行径，并且预言，一切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禁令和措施都是徒劳的。 他与倍倍尔一起，作为党的领导成员，参与建设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他帮助建立了地下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代表党的领导机关对该报的编辑工作负责；同时通过他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报纸成为党在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重要的堡垒之一。他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使被禁止的党不久就懂得：在他们与剥削阶级的革命搏斗中，应当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把国会内的斗争与国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 李卜克内西对机会主义势力企图把党当作一种与统治阶级进行妥协的腐败的政治手段，并不总是立刻就能识破。可是，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密切的书信往来，以及他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牢固的友谊和合作，都始终能够帮助他在党内各种决定性的争论中，最终还是采取了革命的阶级立场。 当俾斯麦的警察统治于1881年也对莱比锡宣布小戒严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第一批从他们的寓所被驱逐的人。李卜克内西暂寓在莱比锡附近的包斯多尔夫[4]，以便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至少能在星期日来看望他。在那里，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作为党的领导成员，在德国境内作宣传鼓动工作的旅行中，以及作为党的国会代表，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度过的。如果说，他从1867年至1871年就已进入北德意志帝国国会，那么他从1874年起直到逝世以前，就差不多一直担任着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起初是由福格特兰工人，其后由奥芬巴赫和柏林的工人把他选进去的）。1879年至1885年，后来又从1889年至1892年，他都是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他的坚定的阶级立场，他所受的广泛的教育，他的演说天才，以及他的革命热情，使他成为除了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外，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德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无产阶级国会议员。他深受工人们的信赖，却为容克与大工业家以及他们的仆从们所惧怕。 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内，威廉·李卜克内西也负责国际联系。他在几十年内所获得的国际威望，加上他的渊博的外语知识，使他特别适合担任这一工作。为了加强兄弟党之间的接触，为了在群众集会上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为了呼吁给正在进行非法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道义的声援，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出访法国和英国，经常到瑞士去，1886年还到过美国。他多年为法国、英国、波兰、丹麦、北美以及其他外国工人的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他协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9年在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并作为德国党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所有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而进行十二年胜利斗争的英雄时代，也正是李卜克内西显露英雄本色的一个时期。在这时期里，党于1890年重新争得了合法地位，而“铁血宰相”则由于反对无产阶级遭到失败而下台，这些也可以说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个人的胜利。 在哈雷举行了党在德国重新取得合法地位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从总结斗争经验中得出结论——迫切需要制订新的党纲。次年，即1891年，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为新党纲的制订作了讲演。由于恩格斯及时的不断的帮助，党必须采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新党纲中得到了反映。 1891年，李卜克内西一家迁居到柏林。李卜克内西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文中提到，他离开莱比锡是多么依依不舍。“然而，服从党的利益是一个党员的最高准则。”（见本书第81页）在柏林，李卜克内西担任党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尽管这项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却在党的工作的其他领域，即在口头宣传鼓动和新闻记者的工作中得到他自己精神上的寄托与最大的满足。 他忘记了岁月，年复一年地在德国所有地区的各种党的集会和群众集会上讲话。哪里需要在帝国国会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揭露统治阶级的掠夺和侵略企图，那里就总是有他在场。没有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是李卜克内西不在会上发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报告人之一，就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原则问题发言；他也常常就党在国际方面的任务发言。他始终为加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因而有时甚至低估了机会主义的危险，但是他的革命的基本立场则是坚定不移的。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李卜克内西始终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妥协于剥削者的统治，或者任何一种使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一体化的主张，他都愤慨地加以驳斥。他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还被阶级的法律以所谓“渎君罪”判刑，而气宇轩昂地走向监狱。他最后一次于1900年7月28日在德累斯顿所作的伟大的讲演，如同以前无数次的讲演一样，是一次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人道政策的愤怒控诉。 威廉·李卜克内西非但是一个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个政论写作家。除了他的许多演讲被印成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或载入刊物外，他还写了几百篇论著和文章，写了许多小册子，著作了好几本书。这些作品涉及到政治、历史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各种题目，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与教育政策毫无疑问地受到他的重视，因为他毕竟终生是个教员！ 他所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传略，以及对其他一些科学共产主义创建人的回忆，诸如《什么是社会民主党和他们追求什么》、《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纪念三月十八日》[5]等，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方面，在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在与阶级论敌进行论战方面，都起过极其卓越的作用。这些作品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好几种文字，特别是经常由布尔什维克译成俄文。我们知道，列宁曾称颂威廉·李卜克内西为社会主义群众领袖的典范，并对他的文章备加赞扬。 从重新发表在这里的几篇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所有作品的特色，那就是具有一种极其生动的、绘声绘色的、富于形象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完全适合他作为宣传鼓动者的需要，深深地感染和激励读者。这些作品反映出李卜克内西对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自然，也包括从丰富的战士生活中获得的重大的宝贵经验在内）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文字里，冷嘲与热讽并见；既充满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激情，同时也有自我揶揄。 “Lestyleestl'hommemême！”（风格即其人！）如果说，毕丰这句多次为人引用的话经常被用之不当，那末用于威廉·李卜克内西则是难得有的准确。他的作品，当然也包括他所写的回忆录，真实而确切地反映了一个为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人民的权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热情战士的本质。他的作品向我们表明，威廉·李卜克内西确确实实终身是“一个革命士兵”。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1]参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中译者 [2]卡尔·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15页。——中译者 [3]参看《弗·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日-28日，伦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3页。全句是“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中译者 [4]包斯多尔夫（Borsdorf）是莱比锡-德莱斯顿铁路线上的一个村庄。——中译者 [5]在世界历史上，187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之日；1849年3月18日是德国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帝国宪法之日；1848年3月18日是柏林人民起义之日。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都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亲身经历过的，并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因而他撰文纪念3月18日，以此总结革命工人运动的经验。——中译者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港 “您是讲凯旋式吗？那种远古时代异教徒的凯旋式，不就是胜利者向自己人炫耀战利品和战俘，从而煽起他们继续作战的乐趣吗？” 别着急，我要给你们讲的，不是某个公爵的凯旋式，而是人民的凯旋式。人民的凯旋式是不会把鲜血淋滴的人作为战争祭礼的。 德国劳动代表大会今年在世界城市汉堡举。从这里可以了望浩翰的大海，有无数的航道可以通向世界各地，也可以从世界各地前来这里。汉堡是世界城市，因为每一个港口城市都是一座世界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汉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汉堡也是一座劳动城市，是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的活动中心。 汉堡的工人邀请我们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参加星期四、二时正举行的港口巡礼航行。星期四、二时正我们登上“联盟号”的甲板，站在骄傲地飘扬着的红旗下面。港口巡礼航行开始了。我们驶出一望无际的海港，穿过两旁络绎不绝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 陆地上的居民惊异地观看着这不寻常的表演。听，这是什么声音在空中咆哮，在四周回茜？原来是从所有船只上传来的欢呼声。水手们爬在帆桁上挥动着帽子！在每条船的船舱旁、甲板上和起重机旁，在来来往往的单帆船上或驳船上，到处都是工人。他们都在热烈欢呼，向我们致敬。他们挥动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升起了各式各样的“船旗”（不是检阅用的信号旗，而是各种颜色的手绢和织品），这是一种十分美妙的五彩缤纷的景象。我在英国观看过盛大的舰队检阅，但是还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恐怕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见到。 他们站在那里，目光都闪耀着热情。他们的欢呼，他们面部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出自肺腑的信任。他们就这样观看着代表们。这些代表大部分都是象他们一样的普通工人，代表着德国的无产阶级，领导着斗争，充当着先锋战士，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会有躲在火线后面的长官的。欢呼的人们站在那里，我一边观察着他们，一边在脑际中骤然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就是这些人，他们从未如此欢乐兴奋过，他们从未用鼎沸的欢呼来表达他们内心最高尚的思想和最热烈的感情。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紧闭着嘴唇，表现出一副愤怒和轻蔑的气概。他们决心为最低的要求进行斗争，反对贪得无厌的、要敲榨出他们最后一点骨髓的、威胁着他们的资本。他们敢于使用他们仅有的这一点权利，也是富翁们的王国曾仁慈地给予他们的这样一点权利。 成千上万的男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始终象上面描绘的那样。难道他们还应该低着脑袋伸着脖子去迎合向他们套来的牲口的曹头吗？难道他们还该回到旧日的苦难和奴役中去吗？永远不能！ 然而饥肠辘辘使人痛苦。陆地上的朋友们虽然尽力帮助，但他们也很贫穷。施图姆"之流的先生们握握那些小商小贩先生们的手，鼓励他们不要向那些试图要挣脱锁链的奴隶们屈服，并帮助他们给那些反抗者重新套上了锁链。 饥饿难忍，严冬酷冷。在可怜的斗室里坐着愁眉苦脸的男人们，他们刚才在门外边也是这副样子：丈夫旁边是一个因忧虑而憔悴的妻子，妻子身旁是一群讨着要吃面包的孩子。 结果势必是这样。饥寒交迫终于使昂然挺立的头不得不再次低下来，伸进牲口的扼套；而被资本养得肥头大耳的人却讥笑着向这些再次被征服的人嚷道：“你们期待的社会民主党在哪里？它给你们工作和面包了吗？你们还是从那些荒谬的预言家们那里回来吧。你们要认清楚，我们是养活你们的主人，是受上天恩佑的仁慈的主人。你们的主人不容忍你们作任何的反抗。你们主人的意志就是你们最高的法律。如果你们象训练得很好的狗儿一样俯首帖耳，你们就能从主人那里得到你们每日的面包。如果你们不愿做沉默不语、顺从的奴隶，那末他们就把面包篮子挂得高高的，让你们可望而不可及。我们是你们的施主！吻吻我们给你们面包的手吧！诅咒邪恶的社会民主党吧！它竟敢起来反对上帝和他神圣的资本，反对众神之神的上帝所创立的神圣的世界秩序——金钱万能。社会民主党要把你们拉进它的罗网，堕入毁灭。诅咒社会民主党吧！.... 乌拉！一片欢呼声。德语的、荷兰语的、丹麦语的、瑞典语的欢呼声，其间还混杂着响亮的法语的万步声—Vive：和意大利语的万岁声—Evviva！象巴比伦时代那样，各种语言汇集在一起，但又不是单纯 的语言的混杂，而是各种语言都能用以表达共同思想、共同感情的词句。这些民族已不象圣经上那些受蒙蔽的民族那样漫无目的地、束手无策地四处分散。他们已认识到地球上的各族人民都是兄弟；劳动人民，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不论他们说的是何种语言，他们才是真正的同一个民族。从飘扬着的旗帜上一直到船舱旁，那些用红黑双色字母写成的国际同盟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国际万岁！”在向我们胜利地欢笑。 看，他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了！看，他们在向我们欢呼！就是这些在汉堡港口工人罢工中暂时遭到挫折但必定会胜利的工人们，为社会民主党准备了这次凯旋式。 AveSocialismusImperator,victivicturitesalu-tant! （欢迎，必将胜利的社会主义，正在向胜利的暂时的失败者们向你致敬！） 这种致敬礼要比那些从凯撤大帝身旁走过、向凯撒大帝致敬、把生命已经献给了死神的斗士们[1]的敬礼更为壮观。 这样的凯旋式，这样的检阅，凯撒大帝是从未经历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哪个凯撒能经历到。这不是奉命为谨的欢迎！这不是那种用暗室禁锢的惩罚威逼出来的欢呼！这完全不是那种人为的造作。这是本能，这是天然的力量，这是胜利的保证。 取载《真正雅可布》(DerWahreJacob)，斯图加特版，1897年10月26日，第294期（增刊），第2573—2574页. [1]古罗马斗士（大多为俘虏或奴隶，持剑相斗以供娱乐）在比武前向凯撒大帝致敬的颂词：“向您致敬，陛下，已经献给了死神的人向您致敬！”。 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寻访故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寻访故地 当我今年[1]5月动身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事先就有一个打算，要在我完成宣传鼓动任务回到德国之前，去寻访一下我们流亡者从前在伦敦住过的地方，特别是去寻访一下马克思一家住过的那些寓所。 那天是6月8日，星期一。我们（杜西·马克思、艾威林和我）早晨从西登汉姆出发，乘坐火车、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去到索荷广场附近的托登汉姆大院路的拐角口，就在那里开始我们的寻访。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就像施利曼重新发掘特洛伊城的遗址一样，并且也像他那样，感到这确确实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施利曼要发掘的是普赖阿姆和赫克托耳[2]的特洛伊，我们要发掘的是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和六十年代政治流亡者们居住过的伦敦。 施利曼所要寻找的特洛伊已经被掩埋了三千多年，而我们所要寻找的伦敦才距今不到半个世纪。可是特洛伊木马里的希腊人是不能和现代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投机商们相比的。当时希腊人的杀人武器和破坏工具是十分原始简陋的，就其破坏力来讲，简直可以比作软弱无能的侏儒。而今天的情况却不同，以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能摧毁和重建的东西，今天只消几天工夫就能全部摧毁而加以重建。 这是现代大城市中出现的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呵！用德语说，真是Umwälzungen〔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它不像政治革命那样普遍，那样随处可见，但这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项持久的发掘工作。谁要是今天从一个大城市出发去周游世界，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在许多居住区就找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我还记得，当我在相隔了十六年之后，于1878年第一次重返伦敦时所发生的情形。我擦着我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我住了十几年的城市吗？以前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角落我都是十分熟悉的。虽然有一些地方还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了多少新的建筑呀！简直是完全陌生了！即使以前熟悉的地方，也由于周围环境的改变而认不出来了。一些街道消失了，以前的居住区不见了；出现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整个面貌变得来连我从前蒙着眼睛就能循路前去的地方，现在虽然近在咫尺也需要雇用一辆出租马车才能到达。 话说回来，我们到了托登汉姆大院路的拐角，附近便是索荷广场和莱斯特广场。这两个广场曾经是一群群由于寂寞而聚在一起的德国和法国流亡者们的麕集之地。 我们先漫步到索荷广场。那里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原来的房子；房子上还是蒙着熏黑的煤烟，甚至有的招牌上的字号也没有改变。这真好像做梦一样。四五十年的光阴犹如一片烟雾被一阵急风驱散，青年时代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个二十五岁的流亡者，越过广场，穿过一条熟悉的横街（不是海湾街就是希腊街），朝着老康普顿街走去……那幢旧的模范公寓[3]，还在那里。四五十年以前，模范公寓里的生活是多么疯狂，多么有趣而又令人懊恼啊。红色的沃尔夫不就是从这里捕走的吗？康拉德·施拉姆不就是站在这里吗？ 一切一切都像我昨天就在这里似的。 奇怪的是：在伦敦这个房宅充斥的汪洋大海里，居然有些街道和街区在经受了汹涌澎湃、冲毁一切的时间浪潮之后还能无损原样地保留下来。 外界的暴风雨没有袭击到这里来。比方说，当年法国革命的风暴也只是在各阶层的人民中一掠而去，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有损伤。 ―切依然如故！好像时间都停止了。人们在打开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时才会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仿佛就在今朝，而今朝仍一如过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第恩街，马克思曾在这里住过。 我们没有拐弯进去，而先到教堂街和麦克尔斯菲尔德街去。 对，这就是那教堂，教堂街就是因它而得名的。一切都是老样子：教堂对面还是那家少不了的小酒馆，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一排正面有两扇窗户的深灰色的三层楼房也没有变样。我住过八年的那幢14号楼也还在，它仍旧是老样子。这时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房门钥匙，然而门是开着的。我走进门去，看到楼梯向上一直通到我住过的二楼和三楼，转而又看到楼梯向下一直通到我以前也偶尔去过的厨房，那是在我欠的房租太多的情况下，为了向善良的女房东和她的女儿们寒暄求情才去的。 我们又继续前往！伦敦是非常之大，而我们的行程才刚刚开始，可以说是开始的开始。 我们又回转到街角，折入麦克斯菲尔德街。这里只有很少的几幢房子。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在哪里呢？这是麦克斯菲尔德街吗？那幢房子应当在这里，可是这里并没有。那幢6号楼是以前恩格斯从流亡生活初期直到他老父派他去曼彻斯特经商为止所住过的，当时肯定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新辟的街道把那幢房子吞没了。那家小酒馆是我从前和恩格斯、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在这里给在座的那些英国的酒馆常客们演唱过一首不成调门的歌的地方。当时我们在这里还居然赢得了热烈的鼓掌，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家豪华的酒吧间。只是那位正直善良的托塞尔先生开设的铁制品商店还在（他的姓名今天还可以在我的几把纪念刀上看到），而且一点没有变样，只是业主已经不再是他了。 我看到四周都是新的街道，新的街名。一切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市容要比旧的市容宽大漂亮多了。充满着艰难不幸的达德利街和詹理斯街已清除掉了。所有的贫民窟、棚户区、各种简陋的住房都不见了，出现了整洁优雅的街道。这个有教养的“体面”的社会受到了一种“道义”上的攻击（但不是道德上的攻击），使它面对这种攻击自己感到羞愧。为了不在自己的鼻尖底下看到这种罪孽，这个社会把最肮脏的东西清除掉了，把各种污秽清除到别的地方去，正如懒惰的家庭妇女和料理家务的懒姑娘把各种垃圾废物统统仔细地扫到一间小屋里，扫到床铺底下去，或者扫到某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去一样，做到眼不见为净就行！ 沙夫茨伯里伯爵把伦敦进行了一番“大扫除”，把那产生邪恶与罪愆、贫困与不幸的贫民窟都消除了；他要“经常不断地”改善那些不幸的女裁缝们的命运，这些不都是昨天的事吗？ 这果真是昨天的事吗？ 是昨天吗？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什么时候？我从前是什么时候从瑞士、从法国来到这里的？对了，那正是那位在英国废除谷物税的罗伯特·皮尔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脖子的时候，即1850年6月。四十九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今天呢？难道贫民窟、棚户区、各种简陋住房果真都清除了吗？是呀！它们在这一片地方是清除了，可是移到了别的地段，仍然是这样的肮脏破烂，阴森惨淡，和从前一模一样。 而那些社会邪恶又怎样呢？所谓“社会邪恶”，就是指偷偷地大肆卖淫的娼妓，她们又怎样呢？难道卖淫停止了吗？绝非如此。卖淫的人减少了吗？不，今天有两万多卖淫的女人，比以前还多。 而那些女裁缝们又怎样呢？她们的命运变得好一些了吗？血汗劳动制（sweating-system）停止了吗？没有，完全没有！牺牲者的数目反而增加了。如果托马斯·胡德[4]今天能从棺材里爬起来的话，那末他一定会给他的《衬衫之歌》再添上一些新的诗句。她们的命运比以前更加“血汗”，而这种血汗劳动制今天世界各地都在采用，就好像往昔的法国三色国旗在世界各地飘扬一样。 难道人们能够期待另一个样吗？一个人本性难改，社会也是如此。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人们不可能要求它本身无法做到的事情。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本性，使它没有能力消除贫困与罪愆，因为它本身就产生罪恶。这罪恶的社会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可能表现出它有改变世界的良好意思（沙夫茨伯里伯爵肯定是有良好意愿的，况且他还有财富、威望和权力），但也仅仅停留在良好的意愿而已，纵然使之付诸行动，也无非是一大堆毫无效果的难题罢了。良好的意愿等于零，这一点已为巴克尔[5]所证明。只要产生问题的根由依然存在，那末问题就将始终存在下去。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些人或某一阶级的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充满不幸与悲惨的贫民窟虽能离开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稍远一点，这不过是一个花点钱的问题，一个建筑上的问题，但是只要产生不幸与贫困的根源依然存在，那末这里的贫民窟驱散了，而在另一个地方贫民窟又产生起来。 纯粹是卖狗皮膏药！纯粹是珀涅罗珀式的手工活[6]！英国人叫做海上耕犁。要在水上犁出一条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然而转瞬之间水又重新会合，所以还是劳而无功。 我们接着往前走！现在到了第恩街。我们去找马克思一家人住过很长一个时期的那所房子。我以前已经去找过一回，但是未能确定是哪一所，后来恩格斯告诉我说，门牌号码换过了。那里的房子幢幢都是一模―样的。前几次我来伦敦的时候，每一次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更仔细地寻找。在琳蘅死前不久，我曾和她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她也不能确切地指出是哪一幢。而杜西呢，从第恩街搬到肯提希镇去的时候，她才一岁，也当然不会记得。 我们必须一幢一幢地逐个寻找。这条街变动很少。右边，从与老康普顿街相交处起，有几幢外貌完全相同的房子，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一幢。我唯一记得的可靠标志是，它的斜对过有一座朝着老康普顿街的剧院，是当时凯利小姐私人开设的。可是现在这剧院已完全改建过，比以前大得多了，并改名为皇家剧院。我不知道它是向哪一面扩建的，是向右面呢还是向左面。这样一来，我所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标志也就移动了位置。最后我总算确定了两幢房子，只要认出其中一幢来就行了。但是单从外表看是不够的，我必须走到屋里去。其中有一幢房子的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入口处的楼梯间看来是熟悉的，再从楼梯间向外面看，所见到的整个建筑的格局也和我记忆中的相吻合。但是伦敦大多数的房子都像是在工厂里用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一样，丝毫没有独特的地方。再往一层楼走进去，我觉得又不对了，一切都是陌生的。 这时候马克思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正在街上继续观察。我把我似是而非的探索结果告诉了他们。 那末再到隔壁那一所房子去看看吧！那所房子的门牌是28号。马克思一家住的那所房子的门牌不也是28号吗？我没有记错吧？对啦！我突然记起来了，我初到伦敦时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记住这个门牌号码的，这个门牌号码是我住的房子的门牌号码的一倍。那末这一定是恩格斯自己搞错了，他说门牌号码好像是换过了，也许只是他的猜测吧？我们拉了一下铃，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开门。我们问她是否还记得以前的房客和房主的姓名。 她说记得，但只限于她搬来后最近九年的房客和房主。 我问她听说过有一位叫卡维纳太太的人吗？她是―个著名女作家的母亲[7]，也是我们当年住在这里时这所房子的房东。 她说，没有听说过！ 我说，能允许我进去看看这所房子吗？ 她说，当然可以！ 楼梯间是符合的。整个建筑的样子也跟先前一样。我愈往前走，就觉得周围的一切愈熟悉。楼梯通向后面房间，一切都对！ 可惜二层楼上马克思住过的那几间房间锁着。但是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一点不差，完全是原来那样。毫无疑问，我确信马克思过去就是住在这里。 我走下楼去，叫喊起来，“找到了！这房子就是！就在这里！”这就是我曾经来过无数次的那幢房子。马克思就是在这里，在贫困的流亡生活和敌人的疯狂憎恨（不光是诽谤）的折磨下，克制着疲惫不堪和焦急烦恼的心情，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福格特先生》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这些通讯现在终于编成了集子，题名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就是在这里为写《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夫人在伦敦所生的三个孩子相继地死去。首先是弗克斯欣[8]夭折。1852年，燕妮·马克思怀着万分的悲痛在活页日记本上写道： “我是多么伤心，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 几年之后，她又在同一张纸上添加这样的话： “唉，我当时真没想到还会再次遭受这样的痛苦，我想再没有什么痛苦比这样的痛苦更难忍受的了！” 她说的是可怜的穆希[9]的死。 在弗克斯欣死后过了十几个月，小弗兰契斯卡[10]死了。 在活页日记本的另一张纸上（这些活页日记是不久前清理手稿时找到的）我们还能读到： “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爱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最穷困的时候死去了。”（由于缺乏埋葬孩子的费用）“我跑到住在附近的一位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法国的流亡者那里……他立刻以友谊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我可怜的孩子现在能够安睡的小棺材就是用这钱买来的。她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睡过摇篮，而她最后安睡的一具小棺材也是等了好久才得到的。当我们把她抬出去送到永眠之地的时候，我们是多么伤心呵！” 我们还是不去谈论这尼俄柏的痛苦[11]和令人悲伤的流亡者的凄惨情景吧！ 每一句话都是如此使人伤感，简直是在对死者抱愧…… 我们在第恩街已经没有什么可寻找的了，于是又回到托登楠大院路的拐角处。在那里我们坐上了去肯提希镇的公共马车。 托登楠大院路上只有很少的一些变化。街面还是跟从前一样，大多数的杂货铺和商店是从前就有的。 大路左边的那座“小礼拜堂”（教友派教徒惠特菲尔德的“神龛”）一点都没有变样，只是墓园现在上着锁。可怜的穆希就葬在那里。我记得似乎马克思的另外两个夭折的孩子也葬在那里。 我们渐渐驶近肯提希镇。那家熟悉的饭馆出现在眼前。不错，这就是那当年的“红头巾”饭馆，它因为挂有一幅戴有红头巾的少女肖像而得名。我们曾在那家饭馆里作过一次异想天开的尝试，想把那里的一个受人压迫的雇佣少女从她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为此我们差一点遭到一顿毫不含糊的、绝非传奇式的殴打。 接着我们看到了座落在威尔士亲王路的另一家饭馆——用女巫希普顿的名字作招牌的“希普顿大婶”饭馆。它的对面就是我的旧居——劳克斯匹坪的3号房子，样子还一点都没有变，就好像我昨天才离开它似的，不过路名已经改了。我想，门牌号码也都已换过。现在的门牌是朝威尔士亲王路的方向数过去的。 公共马车把我们送到这里，我们就下车了。我们徒步拐过弯去，走上摩尔顿路。完全是一番重返故园的感觉！不过没有走多久就看到了新的马路。我离开伦敦时，这些马路还没有呢。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旷野，如今已出现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房屋。 突然，杜西举起双臂，指给我看一所在伦敦郊区来说是比较宽敞的房子。她叫道：就是这幢！ 真的，就是这所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这所座落在格拉弗顿坪的单幢住宅里，马克思一直住到他辞世前十年。这就是那个小阳台！那时候，马克思夫人出了重天花后，正在痊愈时期。三个女儿因母亲生病住在我家里。马克思夫人就经常在这个小阳台上向她的三个女儿挥手，作送往迎来的表示。当时马克思夫人身体还非常虚弱，一开头只能低声讲话，可是当我把孩子们领到阳台下面时，她就马上变得多么容光焕发！当时这幢住宅的门牌是9号[12]，现在是48号。 我们走不多远就到了梅特兰公园路41号（九年前还一直是1号[13]）住宅，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幢住宅里辞世的。他不是在1872年，就是在1873年搬到这住宅来的[14]，因为原来的寓所由于家里两个大的女儿都已出嫁而显得太大了。 在这整片地区，我觉得几乎一切都是新的。这里，从前是城的尽头。但是迄今已过去了三十四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这座几百万人的城市大大地向四周扩展了，超越了原来的界线。 我们从这里出发，默默地向汉普斯泰特荒阜走去。荒阜的变化很大，但是原有的本地气息还没有完全失去。我们寻访着当年的旧地，也感到需要吃点东西了。因为我们这次“重游故地”已经费时很长而又费力很大，漫游伦敦实在比漫游整个英国倍感辛劳。于是我们来到“稻草人城堡”点心铺，准备吃些点心，这个点心铺是以英国童话中稻草人的城堡命名的。 “稻草人城堡”点心铺！从前我们来过这里近百次！我们今天又坐在这里的这个小房间，就是longlongago〔很久很久以前〕我和马克思及其夫人和孩子们以及琳蘅等人曾经欢聚过数十次的地方。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KarlMarxzumGedächtnis.EinLebensabrißundErinnerungen），1896年纽伦堡版，第92-101页；参阅《摩尔与海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ohrundGeneral.ErinnerungenanMarxundEngels），1970年柏林版，第160-174页。 [1]指1896年。——出版社 [2]普莱阿姆（Priamos）为希腊传说中特洛伊之王。赫克托耳（Hektor）为特洛伊主将。——中译者 [3]模范公寓（Model-Lodginghouse）见本书《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一篇中李卜克内西的原注。当时在英国伦敦开办了几家这样的公寓。这种公寓适合于住家，每家有几个房间，除了上述的公用设施外还有浴室。这种有专人管理的宿舍干净极了。现在在伦敦各种各样的模范公寓还很盛行。——中译者 [4]托马斯·胡德（ThomasHood，1799-1845），英国现实主义诗人和漫画家。1843年发表《衬衫之歌》（"SongoftheShirt"），作品描写了伦敦女缝纫工们的苦难生活，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译者 [5]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实证主义者，曾试图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中译者 [6]珀涅罗珀（Penelope）是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Odysseus）的妻子。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从而使希腊军获胜。在他回国途中，历尽艰险。当时，他的妻子珀涅罗珀正苦于无法摆脱各地求婚者的滋扰，于是她找了一个借口，说她在择偶以前，要先做一件衣服。她白天缝纫，但是到了晚上又都拆掉，因此永无完工之日。比喻徒劳无益的工作。——出版社 [7]卡维纳（Kavenagh）太太——伦敦的一位房产主，英国著名女作家朱莉娅·卡维纳（JuliaKavenagh）的母亲。——中译者 [8]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HeinrichGuidoMarx，1849-1850），爱称弗克斯欣（Föxchen），马克思夫妇最小的儿子。1850年11月由于肺炎引起抽风死去，死时年仅一岁。——中译者 [9]埃德加尔·马克思（EdgarMarx，1847-1852），爱称穆希（Musch），马克思夫妇的第一个儿子，病魔夺去他的小生命时刚九岁。——中译者 [10]弗兰契斯卡·马克思（FranziskaMarx，1851-1852），马克思夫妇最幼小的女儿，还是婴儿时期——约十一个月就夭亡了。——中译者 [11]尼俄柏（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因她触犯了阿波罗的母亲而失去了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为此她悲痛万分，整天哭泣，后来变成石像。尼俄柏的痛苦常用来比喻失去子女的痛苦之情。——出版社 [12]杜西坚持说这所房子从来就是1号，或者至少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是1号。不过我认为她搞错了。不管怎样，这一点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13]自1856年10月1日至1864年3月末，马克思一家居住在哈弗斯托克岗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巷9号楼（dasHaus9，GraftonTerrace，MaitlandPark，HaverstockHill）。——出版者 [14]马克思是从1875年3月到逝世为止，住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于1863年11月30日他母亲在特利尔逝世之后，就离开伦敦，先后在特利尔、扎尔特博默耳、汉堡、汉诺威、卡尔斯巴德等地逗留、疗养。详见格姆科夫著《马克思传》年表。——中译者
第三章货币变为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三章货币变为资本 第一节什么是资本 第二节剩余价值的泉源 第三节劳动力成为商品 第一节什么是资本 第二章已经考察了产品交换怎样发展成为商品流通的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硏究这个问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条件下，商品所有者卖出自己的商品，是为了买进其他商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商品流通形式就发展成为新的运动形式：买是为了卖。我们知道简单的商品流通的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新的流通形式的公式则是：货币——商品——货币。 现在我们来比较这两个公式。 “商品——货币——商品”的运动的目的在于消费。我把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卖出去，是为了取得其他的对于自己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在卖出商品后收到的货币，受为用于消费的商品，从而脱离了流通领域。这样，货币就一去不返，在自己运动中离开自己原先的所有者愈来愈远，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正常情况下，并且只有在正常情况下，处于循环终点的商品总是与处于循环始点的商品价值相等的。 在“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中，情况就不同了。这个循环的目的并不在于消费。处于循环终点的，不是商品，而是货币。在循环开始时投入流通的货币，并不是一去不返，而只是暂时垫支出去。这些货币会重新流回原先的所有者那里。循环也不是完整的，而是经常地重复的，愈走愈远；垫支的货币会流回来，以便重新投入流通，重新流回来；这一运动循环不息，一无止境。“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所引起的货币运动，也是无止境的。 但是，什么是这一循环的动力呢？“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的动力，是很淸楚的。相反地，“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乍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卖出圣经，是为了用卖得的货币买进面包，那末，在循环结束时，我会得到与最初完全不同的商品，但两件商品的价值是相同的。前一件商品满足我的精神需要，但如果我的精神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如果我已经背熟了圣经，但没有生活资料，没有满足肉体需要，那末，圣经就对我很少有什么用处了。 但是，如果我买进100马克的马铃薯，是为了按100马克重新把它卖出去，那末，我等于是原地踏步不前；整个过程并没有说明什么目的，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只有在交易结束时的货币款项不同于交易开始时的货币款项的条件下，才会得到好处。但货币款项只能在数量上彼此有所不同。由此可见，“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只有在循环结束时的货币款项大于循环开始时的货币款项的情况下，才不是毫无目的的。 货币款项的增加，才真正是循环的动力。谁为了卖而买，他就是想卖得更贵些：“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只有在结束时的货币款项大于开始时的情况下，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知道，“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只有在处于循环终点的商品的价值等于处于循环始点的商品的价值时，才是正常的。 买就是卖，反之亦然。因此，“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与“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在表面上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很淸楚，这两种循环在实质上是彼此不同的。 我们仍然用前面举过的例子来谈。如果我用100马克买进马铃薯，是为了后来再把它卖出去，那末，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它卖得更贵些。比方说，卖得110马克，即100+10马克，也就是说，销货进款等于原来的货币款项加上一定的附加额。如果我们用C表示商品，用M表示原来的货币款项，用m表示附加额，那末，我们可以把"货币——商品——货币”的整个公式写成这样： M——C——(M+m) m是在循环结束时超过原先垫支价值的价值增加部分，马克思把它叫做剩余价值。犹如不应该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同样地也不应该把剩余价值与它的表现形式——利润、利息等混为一谈。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仅仅是经济范畴的基础，并不是经济范畴的表现形式。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避免误会。 剩余价值是M——C——(M+m)的循环的特点。此外，以这种循环形式不断流通的价值，本身也由于剩余价值而取得了新的性质。这种价值成为资本。 资本只有这一运动内部才能被人理解。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谁撇开这一运动而想把资本看成一件静止的东西，他就必将陷于矛盾。现在流传的一些经济教科书所以对资本槪念，即对什么东西可以称为资本的问题，发表了很混乱的看法，原因即在于此。 有人认为资本就是劳动工具，据说在石器时代就有了资本家；连拿石头敲开硬果的猴子也成了资本家。同样地，一个过路人用棍子把树上的果实打下来，这根棍子就成了资本，而过路人也成了资本家。 另一些人认为资本就是节省下来的劳动，因此土鼠和蚂蚁也就荣幸地被捧为洛特什尔德、勃列赫里特和克虏伯[1]的同僚。某些经济学家硬把能够改进劳动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东西，例如国家、人的衔头和灵魂，都列为资本。 很明显，这种笼统的定义无非是一些废话，这种定义在儿童识字读物中或许是很有益的教言，但丝毫也无助于认识人类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规律和动力。马克思是把这些陈词烂调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淸除出去的第一个人。在马克思以前，这种陈词烂调几乎独霸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硏究领域。在资本的属性和特点的问题上，特别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总公式是：M——C——(M+m)。从这一公式中，就已经可以得出有事实根据的结论，即：货币是每笔新资本开始自己运动时的形式。从这一公式中，还可以看出：资本的运动必然地要求资本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各种商品形式，反过来，再从这些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 我们从这一公式中还可以知道：并不是一切货币，也不是一切商品都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完成一定的运动时，才成为资本。但是，为了完成这种运动，还必须有特殊的历史前提。这一问题在后面将进一步讲到。至于某人在购买消费品（例如，面包和外套）时付出去的货币，则象他自己生产、然后卖出的商品一样，并不起资本的作用。 当然，生产资料、积累起来的劳动等，组成了资本的物质内容，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这样。我们如果撇开这些条件不谈，也就撇开了现代生产方式的特点，使这些特点模糊不淸，这样就可以随便捏造任何说法。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人物（包括学者和非学者），一点也不想了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及作为资本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 第二节剩余价值的泉源 我们现在知道资本的总公式是M-C-(M+m)。但我们还不知道剩余价值m是从哪里产生的。从这一公式中，似乎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剩余价值是由买卖行为产生的，因此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的。 这种观点很流行，但大部分是由于把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而提出的。有人认为，交换双方都得到好处，因为每人交出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特别淸楚地看出把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表述如下：“我交出对我是价值较低的东西，而换回対我是价值较高的东西”。 只有在关于价值的槪念还十分模糊不淸的时候，才会提出关于剩余价值泉源的这种看法。如果要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就必须忘掉下列原理，即：商品交换是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同时又以商品的价值相同为基础。另一方面，必须显得十分幼稚，要象庸俗经济学著作的大多数读者一样，把他们所说的话全部信以为真，真的相信现代商人的交易停留在过去原始半开化人的物物交换的阶段上。 我们巳经知道，剩余价值并不是在物物交换的阶段上产生的，而是在借助货币实现的商品流通的阶段上产生的。剩余价值是以剩余货币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在用“M——C——(M+m)”公式表示交易的条件下，如果我取得对我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交出对我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这根本谈不上取得任何“利润”。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庸俗经济学家乐于玩弄的手法。当问题涉及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使人们难以认识现代经济关系的时候，他们就把现代现象说成与过去很早时期的现象完全一样。 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物物交换，而是商品流通。在正常条件下，如果每次都是等价交换，那末，商品流通和物物交换都不能创造剩余价值。 假定商品流通的规律被破坏了。比方说，商品所有者享有特权，他在卖出商品时，可以按原始价值加上10%。这样，裁缝不是按30马克，而是按33马克出卖外套。可惜，他以前买一桶酒，只付30马克，而现在也必须付33马克了。由此可见，他什么好处也没有赚到。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假定说，并不是所有商品生产者，而只是其中某些商品生产者能够低于商品价值买进商品，高于价值卖出商品。商人从农民哪里买进价值100马克的40公担马铃薯，只付给90马克，但按110马克卖给裁缝。在交易结束后，商人手里的价值就比交易前多。但是，一切现有价值的总量，却仍然保持不变。最初，价值是：农民的100马克+商人的90马克+裁缝的110马克=300马克；现在，价值是：农民的90马克+商人的110马克+裁缝的100马克=300马克。 可见，商人手里的价值所以增加，并不是由于价值全面地增加了，而是由于他人手里的价值减少了。如果把这种多出来的价值称为剩余价值，那末，同样可以把扒手从别人口袋里直接掏来的价值也称为剩余价值。 在历史上，剩余价值最初的确是用这种占有别人价值的办法占有的，当时或者是商业资本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占有别人的价值，或者是高利贷资本在商品流通过程意外公然地占有别人地价值。这两类资本所以能够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破坏了商品流通的规律，是因为公开地和粗暴地破坏了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即等价交换的规律。因此，只要资本仅仅采取商业资本和髙利贷资本的形式，资本就处于与当时的经济制度相对立的矛盾中，处于与资本的道德现点相对立的矛盾中。在西方古代以及在中世纪时期，商人特别是髙利贷者背上很坏的名誉；他们既受到古代多神论哲学家的痛斥，也受到现代教会长者（包括旧教神父和新教改革派）的批驳。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典型的哺乳类动物，那就不应该把卵生的鸭嘴兽作为示范例子。同样地，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本，那就不应该把古代的资本形式——髙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作为硏究的立脚点。只有在产生了另一种髙级形式的资本以后，才产生了一些中介环节，从而使商品资本和髙利贷资本的职能与现在商品生产形式的规律相适应。从这时起，资本才摆脱了公然欺诈和直接掠夺的性质。我们只有在硏究了资本的目前基本形式以后，才能够了解商业资本和髙利贷资本。 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完全没有提及商业资本和髙利贷资本，为什么这两卷专门硏究资本的基本规律，这个问题现在是不用解释的了。 因此，我们对资本的这两种形式现在是没有什么要谈的。 结论是：剰余价值不可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不论买或卖，都不可能创造剰余价值。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剩余价值也不可能在商品流通领域以外的地方产生。商品所有者可以用自己劳动改变商品的形式，从而在商品上加进新的价值，即等于在商品上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但原来的商品的价值并不因而有所增加；原来的商品并不因而获得任何剩余价值。如果丝织工买进价值100马克的丝线，把它加工成为丝绸，那末，丝绸的价值就等于丝线的价值加上丝织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丝织工的劳动并不能使丝线的本身价值有任何增加。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无法解开的闷葫芦：剩余价值不能由商品流通产生，但它也不能在商品流通领域以外的地方产生。 第三节劳动力成为商品 我们现在进一步考察资本的总公式。这一公式就是:M——C——(M+m)。它包括两个行为：“M——C”——买进商品；“C——(M+m)”——卖出商品。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律，价值M应该等于C，而C应该等于M+m，但是，这只有在C本身会增加，即商品C在自己被消费时会创造比它本身更多的价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现在，只要我们找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产生价值的特殊属性，它的被消费就是价值的创造，以致于“M——C——(M+m)”的公式，对这种商品来说，就变为“M——C…(C+c)——(M+m)”，那末，剩余价值的谜底就可以被揭开了。 我们知道，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商品而价值，因此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上述公式才能得到实现。 “所谓劳动力，即劳动能力，就是人体(活人)所拥有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们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时候，总要把这种力量发挥出来”[2]。 劳动力必须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现。这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商品的所有者有权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商品，是商品交换的前提。因此，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必须是自由的人，只有这样，他的劳动力才能成为商品。工人要保持自己的劳动力在今后仍旧能够成为商品，他必须不是终生地出卖劳动力，而是按一定的时期出卖劳动力。否则，工人就将成为奴隶，就将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 劳动力要成为商品，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个条件。我们知道，使用价值要成为商品，它对自己的所有者来说，必须不是商品。同样地，劳动力要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出现，它对工人来说，必须不是使用价值。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能够生产其他的使用价值。掌握必要的生产资料，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前提。如果工人掌握生产资料，他就不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他就会自己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要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人必须与生产资料分离，首先是与最重要的资料——土地分离。 工人必须在一切关系上都是自由的，他必须摆脱人格上的任何依赖而获得自由，必须摆脱一切生产资料而获得自由。这就是货币所有者把货币变为资本的必要前提。这些先决条件并不是由自然界提供的，也不是任何社会所固有的。这些条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是在比较晚的时期，这些条件才普遍存在，以致于能够对社会的整个制度起决定性的影响。现代资本的发展史，开始于16世纪。 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但是，这种商品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呢？ 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力生产以及再生产时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工人能够生活下去，是劳动力得以存在的前提。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需要一定数额的生活资料。可见，生产劳动力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就等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时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其他因素决定生活资料的数额。工人的劳动力消耗得愈多，工人的劳动时间愈长，工作愈紧张，则他为了恢复自己所花费的精力，为了明天能够象昨天一样地工作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就愈多。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需要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自然特点和文化特点。挪威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比印度工人多；挪威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食物、衣服、房屋、燃料等，比印度工人的生活资料，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其次，比方说，在工人赤足行走或不读什么书报的国家里，工人的需要就比较低。但是，即使气候及其他自然条件相同，在工人文化水平比较髙，需要穿鞋和阅读书报的国家里，工人的需要也就比较髙。 马克思说：“所以，与其他商品不同，在确定劳动力的价值时，要考虑到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3]。 谁都知道，工人并不是永生不死的。但资本却希望工人永生不死。为了使工人阶级永生不死，就必须让工人传种接代。因此，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还必须包括工人的子女（有时还有妻子）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最后，在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中，还必须算进劳动力的教育费用，即工人在一定劳动部门中达到某种熟练程度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可是，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这些费用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某一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价值，在某一时期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谈的，并不是价格，而是价值，并不是利润，而是剩余价值。在这里，也必须指出我们所谈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不是工资。但是，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劳动力报酬的一个特点。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家是垫付了工人的工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家是在把工人劳动的产品卖出去以前，先支付工人的工资的。恰恰相反，事实上，正是工人才把自己的劳动赊卖给资本家。 比方说，某人买了马铃薯，生产酒精。他是在把马铃薯制成酒精以后，在把酒精卖出去以前，支付马铃薯的价款的。如果这人硬说他垫付了农民的马铃薯的价款，理由是他在没有把酒精卖出去以前，就把价款付给了农民，这种说法岂不荒唐之极。恰恰相反，是农民在这人没有制成酒精的时期内，把马铃薯赊卖给他了。 所谓现买现卖，就是在买进商品时立刻支付价款。比方说，如果有人只是在商品被消费掉以后才支付价款，而我们一定要说他不仅仅是支付了现款，而且还甚至垫付了货币，那末，我们这种在经济知识上的聪明说法会使商人大吃一惊吧！但是，庸俗经济学家现在却仍然敢于在工人中间散布这种无稽之谈。 如果说，资本家是现买工人的商品——劳动力，那末，他就应该在这种商品转归自己支配时，立刻支付商品价款，也就是说，不是在每星期末，而是在每星期初支付劳动力价款。但是，在当前的工资付款制度下，工人不仅要承担领不到自己工资的风险，而且还被迫借债度日，因此还要在向小铺购买生活资料时忍受各种各样的搀假和欺骗手法。结算工资的期限愈长，则工人的处境也就愈坏。两星期结算工资一次，一月结算工资一次——这是压在雇佣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 但是，不论工资付款制度是怎样，工人和资本家在正常条件下也始终是彼此对立的，因为他们是两个等价交换的商品所有者。资本的运动今后已经不复违反商品流通规律，而是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获得实现了。 由此可见，工人和资本家是作为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人，相互对立的；因此，他们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是同胞弟兄。工人和资本家彼此等值交换：公义、自由、平等和仁爱的王国——幸福和和平的千岁王国，据说现在随着雇佣劳动制度一起到来了。奴役和专制，剥削和强权的苦难，据说是一去不返了。 资本家的御用学者，就是这样吿诉我们的。 注释 [1]前两人是德国金融巨头，最后一人是德国军火大王。——译者注 [2]译文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6页。 [3]译文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2页。
“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把多年来已经脱销然而又不断要求供应的有关莱比锡叛国案的文件重新出饭，并且委托我负责出版事宜。 “为什么？”——这时候我似乎听到内心有这样的声音问我，“为什么要重新公布一宗旧的案件？自从莱比锡案件以来，政治案件不是已变得像草莓一样多了吗？莱比锡案件在那时是罕见的，因此关心它就像春天初露的嫩绿一样使人感到新鲜；而当太阳高高升起，大地上树荫浓密、百花盛开的时候，谁又会去注意一片树叶和一朵孤芳呢？在当时，它是一宗几十年来第一次引起公众注意的案件；可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一切政治案件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倘若在那发生莱比锡案件的时候，也是每天或者至少每周都有一宗新的案件出现，那末莱比锡案件大约也未必会引起什么兴趣了。” 不错，说得完全对，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但问题正在于时代不同。莱比锡案件所发生的时代，正是欧洲大陆两个最有文化的民族进行可怕的互相残杀的野蛮战争的时代，是响起了宣告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巴黎公社的隆隆炮声的时代。那时，普鲁士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从而把俾斯麦侯爵的权力捧到了顶峰，同时沙文主义膨胀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使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受到愚弄和蒙蔽，把他们的思想弄得混乱不堪；人民的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严肃地冷静思考的能力。正因为莱比锡案件是发生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一年，离公社的建立正好一周年，离公社悲惨的结局才九个月，人们对公社这一伟大事件还有着完整的印象，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一事件把社会主义描写成洪水猛兽、嗜血的怪物，把社会主义当作―条疯狗来痛打，并把它压在污蔑诽谤的崇山底下。莱比锡案件发生时，沙文主义正甚嚣尘上，而社会主义正遭到大肆猖獗的扼杀。可是社会主义却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向全世界呼喊：我没有死亡！我还活着！我正在斗争，而且必将取得胜利！莱比锡叛国案的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在那十四天的时间里，向世界视听阐明了它的原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希望在莱比锡叛国案中才来陈述自己的立场。早从公社刚一成立时起，我们就在《人民国家报》上表明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当时，尽管公社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我们也知道起义是没有希望成功的，可是我们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代表倍倍尔，便在国会宣布我们是和公社团结在一起的。那时，我们所写的文章，只能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传播，而我们的呼声，正如我们“不要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呼声一样，全被反对者的一片声嘶力竭的喧嚣声所淹没了。 这次莱比锡叛国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关切的公众面前彻底陈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整个德国都是我们的公众。当人们从理性和良知中把沙文主义的战争狂热压下去之后，人类文明所遭到的惨无人道的扼杀，终于出现了缓和和削弱的局面。至少人民群众已变得理智一些，能够倾听我们的声音了。 而站在被告席上的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是叛国犯、卖国贼，是那些犯了滔天罪行的公社社员的同谋犯。要利用我们这些人来控告社会主义，控告工人运动；要通过对我们的宣判来对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宣判，这就是莱比锡叛国案的用意所在。因而这是一次最胆大妄为的政治蓄谋案件，是对一个政党进行审判，是对全体被告共同具有的世界观的审判。社会主义世界观被作为一个整体列在被告席上了。我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也曾有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性案件，但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完全缺乏事实与根据。这是一次彻头彻尾反对思想观点和原则的案件。 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白。我们留意着不能让我们的事业蒙受任何耻辱，而要为我们的事业争取朋友，把我们的反对者解除武装。要达到这一切，就必须赢得公众舆论。 他们反对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为弄清这个问题，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案件产生的那个时代背景。 1870年6月的5日、6日和7日，以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为当时德国工人党的一翼，同以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另一翼，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当时的政治天空中还没有出现一片乌云。九个月前，法国人还在巴塞尔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邀请过我们参加1870年在巴黎举行的下一次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一个月，预示着不祥征兆的战争乌云便开始翻滚起来。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六个星期，战争的恶犬就出笼了。7月13日的埃姆斯电文[1]把求降的鼓声一变而成开战的军号。7月19日波拿巴开始宣战。面对法国的宣战，我们当然不能对德国的自卫提出异议，但是我们对俾斯麦的政策也不能投信任票。因此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对一亿两千万塔勒战时公债提付表决时，倍倍尔和我投了反对粟。这次历时三天的帝国议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拨款…… 与我们的立场相反，当时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们则在施韦泽和门德领导下投票赞成了战争拨款。 我们抗议，同时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反对进攻性的侵略战争。因为德国方面最初的一些战果已经十分明显地表明了，这次战争已成为进攻性的侵略战争。与莱茵河畔取得军事上最初胜利的同时，在多瑙河畔发生了立法阴谋的案件，而在所谓维也纳叛国案[2]中，把许多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六年徒刑。 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 ※※※ 战争开始时，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混乱。 当时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是在莱比锡。我们在莱比锡的人和设在不伦瑞克的党的常务委员会[3]，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有各种意见分歧。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7月24日发表的宣言，和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色当之役和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分歧一下子都消除了；我们和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也完全取得了一致。我们在9月21日出版的那一期《人民国家报》上的头版标题是，“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的和约！不要并吞领土！惩办波拿巴和他的同谋！” 9月5日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按照这个意思发表了一篇宣言，9月6日见报。而三天以后，9月9日，常务委员会的五个成员白拉克、斯皮尔、彭好斯特、格拉莱和曲恩，还有印刷所主人锡菲尔斯和党员埃勒斯，根据德意志海岸卫戍部队最高司令长官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命令，按照宣布的战时状态法而被捕。他们全都带上镣铐被押送到吕森要塞。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奥古斯特·盖布和约翰·雅可比，而雅可比当时还不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党员。 汉堡的监察委员会不能执行党的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因为党章有这样的规定；况且汉堡也处在军法管制状态。于是我们一致同意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往德累斯顿[4]，而且很快就选举出新的常务委员会，因此党的统一没有受到一时一刻的破坏。同志们表现得真是令人钦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党屈服。 从德国方面讲，毫无疑问，这次战争应该是反对法国皇帝而不是反对法国人民。但是在法国皇帝被推翻之后，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很清楚，最终的目的在于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通过这一事实，形势愈来愈明朗。 社会民主党是团结一致的，因而也就显得有力量，但是和那像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般的敌人相比，社会民主党还只是很少很少一些人。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得发疯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需要有健全的神经。震撼世界的事件接踵而至，以致入了魔似的狂热感情像飓风一般无法阻挡。要抗拒这种感情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有负责的感情！你们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吗？抗拒这种“民族”的感情潮流是明智的吗？你们不是要为党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好恶吗？你们能抗拒这股潮流吗？党能胜利吗？党能扭转这危机而得到荣誉吗？普鲁士容克现在正傲慢地坐在大战船上顺着这股强大的激流而下，而社会民主党这只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不会触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或者搁在沙滩上吗？ 在这期间，一切顾虑都很快地消除了，因为事情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一旦需要迅速的、刻不容缓的行动，就决不能有哈姆雷特式的瞻前顾后。宁可多走弯路，也不能无所作为。在关键时刻无所作为，肯定要被堙灭。纵然做得不正确，失败毕竟是成功之母。 因此我们必须勇往直前！难道我们能扔掉这面旗帜吗？扔掉就等于自杀，就意味着党的彻底完蛋，意味着牺牲未来的前途。取得工人运动全胜的信念是以纯洁伟大的理想为基础的，如果和这些敌视文化的最下流的禽兽（衣冠禽兽）同流合污，那就等于在庸人政治中自取灭亡。蒙昧无知的状态决不可能持久，人民总会觉悟过来。总有一天，他们将为他们惨无人道的兽行感到羞耻。尽管人民的敌人暂时还充当着人民崇拜的偶像，也总有一天人民会认清他们最危险的敌人驱赶他们去干的事情的目的所在。 逆潮流而动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股逆流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急湍地直泻而来，那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 老一点的同志大约还记得属于“民族”耻辱的迫害社会党人的那一年——发布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法令的1878年。那时，成千上万的人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是谋杀者和最卑鄙的罪犯，就像1870年把每—个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是卖国贼和死敌一样。一旦整个“民族精神”都是如此，那种爆发出来的天然的精神力量真是巨大得可怕而难以阻挡。这种力量十分令人吃惊地要扼杀一切。面对这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人们感到束手无策，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抓得住的敌人。这正像一种流行病毒一样，在人体中，在空气中，处处皆是。 不过，1878年的那种狂热的感情，就其力量和野蛮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1870年相比。1870年，不仅人的狂热感情像要席卷一切、折断一切、破坏一切的旋风一般，而且还有军国主义的机器在完全有效地进行可怕的工作。而我们则好像处在飞转的铁轮之间，一旦碰到铁轮我们就粉身碎骨。我们又像是在四面挥动的铁臂之间，随时都可能被铁臂抓住。除了势不可遏的自发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世上迄今罕见的最完善而巧妙的杀人机构。一切都在疯狂地进行着，像立刻就要爆炸的蒸汽锅一样。个别的力量，个别的意见，在那时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当你知道自己正处在逐渐减少的少数人中间，而且即便在人民中间也没有可靠支持的时候。 莱比锡案件的时候，我们的党才刚刚开始形成。在建成一个必要的组织以前，我们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而当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是耻辱的一年，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则是光荣的一年。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如此强大和如此广泛的组织，每一个人都因为有了强大的后盾而增加了勇气。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会相信党会屈服。 可是，在1870年要逆潮流而动，的确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又该怎么办呢？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说，要咬紧牙关，全力应变，而不可把时间浪费在顾虑重重之中。 工人队伍本身还处在分裂状态。虽然在莱比锡，就像在整个萨克森一样，信仰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工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组织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才开始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还远远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坚实的基础。而拉萨尔为首的少数派又在竭力拉人，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困难。何况还有生性聪明的煽动家施韦泽在给这一派施加彩响。施韦泽当时正在民族的火焰上调制他警察社会主义的汤。他正在利用他本已众多的一切手段，来煽动他的情绪激昂的追随者有计划地反对我们的国际主义，反对我们这些根本不理解“拉萨尔学说的民族核心”的“卖国贼”。莱比锡的拉萨尔分子中有一些人正在和资产阶级的“爱国”的拉拉队接触。这些资产阶级的“爱国者”曾有过“光荣的历史"，早期戴过民主主义的桂冠，当过“政治犯”，此刻就向拉萨尔分子敞开大门。我们并没有被这些情况吓住。我们继续坚持领导工人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惧怕战争恶果的人士。 最可恶的是一帮大学生。他们是“爱国者”中的主力，人数最多，而且也最粗野无知。他们对一个“离经叛道”的新闻记者奥伯米勒大肆发泄愤怒，在他那里大吵大嚷，砸碎他的窗户，而警察却袖手旁观。奥伯米勒自1866年以来就一直同俾斯麦的政策作尖锐的斗争，以后死在维也纳。也有人想对倍倍尔和我采取类似的手段，要冲进《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把一切砸个稀巴烂。可是我们让人去直言不讳地告诉《莱比锡日报》的编辑说（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只要第一块石头扔进《人民国家报》的房间，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一定会赶到《莱比锡日报》的大楼前；他们应当知道，他们遭到袭击所受的损失，可要比我们这份无产阶级的家当多得多。这样的警告居然奏了效。由于害怕报复，《莱比锡日报》竟然成了它十分憎恨的《人民国家报》的悉心保护者。 但是对待我们个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突然打击一下”。倍倍尔住的是独家庭院，白天门卫谨严，晚上九点半以后大门紧闭，就根本不让出入，所以那些骚扰起哄便主要针对着我。为了保护我的住宅，我们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派出警卫。有好几次，大学生的队伍从城里出来，发现工人们的警戒线就小心翼翼地折回去了。这些小子们根本拿不出更大的勇气来。有一天，我和四个臂粗腰圆的同志到这些起哄者的总部去。他们眼睁睁地望着我，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惊讶。我走到几个吵嚷得最凶的嘴巴英雄跟前，问他们是否有话要和我讲，因为我听说他们要和我讲话。可是尽管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上十倍，他们还是一声不吭地让我们走了。 然而终于爆发了这样的事情。但不是来自大学生们，因为他们除了在背后吵嚷之外，当着我们的面就像羔羊似的温顺；而是来自一帮工人。他们干了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敢干的事情。有一次我们“爱森纳赫派”在城东集会，一群“拉萨尔分子”就利用这次机会去袭击我远在城南的住宅。他们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蹂躏那块地方。而实际上在我们能够赶到以前，他们确也达到了部分目的。他们拼命地沿着房子猛跑，用大石块把几扇窗户砸得粉碎。其中有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把我当时还是乳婴的大儿子的脑袋砸烂。我们的同志快步跑去解围，并且还抓到了几个试图逃跑的人，好好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住在我隔壁的警察局长吕德尔立刻跑了过来，但是我向他声明，我不需要警察保护，还是让我“安安静静”为好。我只是请他做到，不要让他的警察在第二天到街上来三个小时，我就担保能把莱比锡所有闹事之徒全部肃清，而且今后再也不会有这类丑行发生。可惜他不敢同意我的请求。自然我也拒绝追究法律责任，而向后来赶到的警察们说，“这件事我们自己会处理。我也不要求市政府赔偿损失。”此后不久，我们也确实是自己把事情处理好了。这些受蒙蔽的工人不久就恢复了理智，而且在以后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战友。 发生这样的事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工人之间人为的分裂状态虽然还存在一些时日，然而关系却逐渐友好起来。尽管在以后的几年当中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发生过小小的摩擦，但是在莱比锡工人之间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条件。 我曾考虑是否有必要提到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可是由于这件事不仅在莱比锡城尽人皆知，而且在当时的《人民国家报》上也有过报道，因此我没有理由完全保持缄默，何况这件事只不过说明了它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是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罢了。 ※※※ 事态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最初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往往对形势容易忽略。我们此刻虽不是在战场上，但枪弹却在耳边嗖嗖地飞过。这些枪弹也可能碰到我们，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不可能躲避危险，也不应该采取逃遁的办法，而必须把生命置之度外。空气中既有雷电，我们周围便随时都可能发出闪电。我们曾与之进行激烈搏斗的这股肆无忌惮的力量在向我们袭击之前，先向后退了一步——这是人的本能，也是事物的本性。 我们曾得到过来自那些最有教养的人的忠恳警告。这是由于当时在萨克森，分立主义势力还相当强；而不久前，弗里森男爵还在倍倍尔的作坊里和倍倍尔握过手；担任过多年萨克森上议院议长的策门男爵也曾给我来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他的最热烈的同情，所以我们在上层圈子里也还有“朋友”。在8月份我们就被告知，柏林方面要求逮捕我们，而且是立即逮捕。但是德累斯登方面的意思是：等到我们的国会议员任期届满，或者至少等到国会结束会议后再行逮捕。这样看来，当时在德累斯顿，“软心肠”、良心上的内疚和法律上的犹豫还起点作用。 我们再次得到了完全来自可靠方面的忠恳的警告。当时倍倍尔和我（我们还没有想到，《人民国家报》的一个编辑赫普纳也会和我们牵连在一起）完全没有时间考虑这次警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阵地空着，而必须坚守在这个阵地上。有什么事要来就让它来吧。 北德意志同盟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国会议员的委任期原来应该在1870年8月31日届满，但是鉴于特殊情况延期至1870年年底。由于事务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也不可能在圣诞节前结束。这样，我们就有了几个月的缓期执行。但是也不完全可靠，柏林一催逼，德累斯顿就得屈从。这里到处充满着软弱，软弱得不可思议。因此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是相当不自在的。我们，尤其是我，在莱比锡比在柏林更有紧迫感。每当住宅附近出现一张可疑的脸，宅门上或甬道里有―点可疑的声响，心里就会想到：“现在他们可来了！”在几个月里，我们上床睡觉都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警察明天一早来把我们唤醒？不过，一切也就渐渐习惯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的同志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没有时间老去牵挂这些忧虑。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任务与新的工作。 在统治阶级中间，在当权者们中间，他们对我们有多少新仇旧恨，这一点我们在帝国国会上就能相当清楚地察觉出来，不过他们在那里只是把自己的感情克制住不让流露出来罢了。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和憎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罪恶滔天的卖国贼，说我们不是像柏拉图式的诸神恋爱那样，仅仅由于对法国革命一往情深而向法国人频送秋波，而是有真正实际的卖国行动。我们这些卖国贼勾结法国政府，阴谋反对自己的祖国，并且有一项营救法国战俘的罪恶的计划，就是要让战俘们（至少是在我们的向导下）朝法国方向移动，以便暗地里从背后袭击打了胜仗的德国邡队，把德国部队消灭在两面夹攻的战火中。这完全是一派荒唐的胡言乱语，谁要是听信这些无稽之谈，谁就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可是居然会有人相信他们。看来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且不仅国会里有人相信，我们被捕以后，我立刻发觉，像预审官阿乃尔特这样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人，居然也相信这些瞎话。于是我急忙向他解释，让他相信他是受了蒙蔽。他很快就相信了我的解释。这时，从这位善良的先生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上如释重负一般。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一直在为非作歹，罪恶累累，是人群中的败类，是人们憎恨和嫌弃的对像。例如，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国会的谈话室里工作，背向着房门，这时有几个议员进来，在我身后开始闲聊军事形势，其中一位从他的谈话听来是刚从战地回来的。我因为不愿意当一个无意中的窃听者，所以朝他们转过身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几副惊愕的神态。这些议会同僚先生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一窝蜂似地出去了。又比方说，有这样一位保守派的议员，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他是一位伯爵，今天已不在人间；他的衣帽架就在我的衣帽架旁边，因为看到我有一次偶然带了一根镶有铅头的小手杖，于是这位议员先生也立刻给自己准备了—件合法的凶器。一直到这次会期结束，这件凶器都在老盯着我的小手杖。 而当我们在国会发言的时候，那种狂怒的场面简直更不得了！在那些神圣的大厅里，竟不止一次地响起柏林大街上最耝野的喊声：“剥他的皮！剥他的皮！”我们常常被这些威胁我们的“同僚们”围住，看着他们不时地向我们挥舞着拳头。奇怪的是没有发生过斗殴。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国议会中还从未有过比这更粗野的场面，而在德国议会中，当时那种爱国的愤激竟表现得如此粗野。可是我们那些儒雅的议员先生们却经常骄矜地对法国议会嗤之以鼻。 12月17日，预料已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那天上午警察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任何意外。甚至可以说，我倒觉得总算轻松了一些，因为心神不定的痛苦终于结束了，等待被捕的紧张情绪毕竟消除了。我对倍倍尔是否也要被捕根本没有过问，因为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赫普纳竟受命运的摆布也作了牺牲品，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想到。 经过几个月不断的惊扰和激动之后，待审拘留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需要的安静环境，同时也让我有时间来思考世界的形势、党的状况和自己的处境。至于对家庭的牵挂所引起的难堪的忧虑，也就不用谈了，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可以信赖的党，能为我的家庭作出细心的安排。可是战争的前途将会怎样呢？德国将会怎样？法国将会怎样？朋友们又会怎样？ 这时，又看不到按期送到的报纸。 然而我们这样忧心忡忡，这样无尽的思虑，对于事态的发展又能改变些什么呢？ 于是我埋头于写学术论文。 审询过程中没有使我伤多大脑筋。逮捕我们的理由都是虚构的，不能成立的。我们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利用权力非法逮捕的俘虏。 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然而然会有这种共同的想法，尽管我们在审询期间互相没有来往，而且在获释之前互相也没有见过面。我们被严格地孤零零地隔离起来，就像这次对我们的控告在性质上完全是孤零零的一样。 来自战地的消息使我们毫不怀疑，法兰西共和国并不把局势看得很严重，因为它已经实行了总动员。而战场上的失败，虽然导致领土的丧失，却将成为国内革命的先导。 在永远是千篇一律的令人生厌的战役和屠杀的报道中，终于有了一件使人感到意外的消息：2月7日，在奥地利一个新内阁掌了权——一个保守派内阁取代了自由派内阁，并且把头年夏天工人案件中判刑的人都大赦了。 终于缔结了和约，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 3月19日传来了巴黎人民3月18日起义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了宣布成立公社的消息。 狂躁的希望又被唤醒了，为的是让这些希望重新很快地被理智所扑灭。在德国军队重重包围之下的巴黎，在这个铁箍里面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这样的法国，这样的巴黎，它正在被人出卖，受人宰割，遭到穷追猛打，弄得精疲力尽，到处是饥饿，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振作起来，有力量去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呢？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联合全世界共同进行斗争。 ※※※ 审询结束了。预审官向我们作了一些暗示，从这些暗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继续待审拘留是不必要的。 3月28日他来给我们打开拘留所的大门，这一点就更加确证无疑了。当我们三个人在经过三个月的隔离之后重新见面时，我们是何等高兴！我们互相热烈庆贺。 我们被拘留期间，党表现出能完成更高的任务。让反对派们去胡说什么党是在“领袖们”的监护之下吧！现在党和它的“监护人”隔离了三个多月，“监护人”完全不能有所活动，而“被监护者”却在“领袖们”不在的情况下同样能干出和“领袖们”一起时能干的事情。只要认清目标，就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目标是不可缺少的向导。党还在它十分幼稚的童年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现在党已经比以前强大了一百倍，那就更能从容不迫地经受一切“考验”。我们的敌人再也不可能像当初那样肆无忌惮地愚弄人民，蛊惑人民了。 当然，这次待审拘留使我失去了我的选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什内堡-司透耳堡。由于我们在这个选区还没有达到这样巩固的地位，可以用个人名义来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所以我在1871年3月3日的选举中落选了。可是倍倍尔在他的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已经有了相当大一批可以作为基干的、有经验的同志。他在第一次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中，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唯一代表被选上了。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想在国会中从正面有所前进是不可能的。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无非是大力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严厉谴责俾斯麦的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代表也就完全够了。 我们的案件慢慢地拖延下来。萨克森政府当时还没有走在反动派的前列，所以也不催逼。逮捕我们的起诉理由已完全不成立；要寻找的叛国罪，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找到。战争结束了，又拿我们怎么办呢？怎样反对我们呢？这宗案件在广大公众，甚至萨克森官方的心目中，都一致认为要告吹了。但是，这种估计没有把后台老板，也就是说，没有把普鲁士政府考虑到。这整个事件完全是普鲁士政府挑起的。普鲁士政府早在战争爆发之后，就曾通过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为此进行煽动，终于使萨克森官厅也感到事态的严重。煽动和压力不断加码，经过将近一年的不遗余力的策划，总算把眼看就要成为泡影的卖国罪改换成了稀里糊涂的叛国罪，或者照检察官所用的术语来说，叫做“阴谋叛国罪”。读者从案件的审讯过程中，就能对这般神异的奇迹和法律上的点金术一目了然。 可是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恐惧。1871年不伦瑞克案件的审理结果告诉我们，无论按照法律的精神还是按照法律的文字来理解，对我们的控告都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控告我们犯有叛国罪是不能成立的。 在一定程度上，不伦瑞克案件是莱比锡叛国案的前奏。关于不伦瑞克案件这里也说几句。不伦瑞克委员会在根据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命令被捕之后，被监禁了六个多月，直到1871年3月30日才被释放。他们被监禁的时间差不多是我们的两倍。有关这次“吕森的镣铐-诉讼事件”的细节（这次诉讼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给德国投上最不光彩的阴影），读者可以从白拉克发表的文章《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在吕森和在法庭前》中得知其详。不伦瑞克案件拖的时间很长。关于叛国罪的起诉早在3月份就被最高检察院和不伦瑞克公爵最高法院的上诉法庭驳回，并且正准备释放被告。但是在不伦瑞克和在莱比锡一样，柏林方面的影响仍然起作用。因此，不伦瑞克的法院最后总算找出一些“理由”，把“叛国罪”改成“危害公共秩序”。10月份重新起诉，11月23日开始审判。审判进行了三天，最后对被告都判了刑。 由于所加的罪证材料基本上和我们这次一样（而且罪证材料同样不完备和不充分、所以我们对我们即将面临的审判也同样的达观和冷静。诚然，并不排除这仅仅是我们的幻想。因为我们也不会那么天真，相信在政治案件中会如此尊重“客观的公正”。 还值得提一下的是，不伦瑞克案件还有一点令人愉快的余波。这些仅仅以“危害公共秩序”而被判刑的人还反过来利用民法控告了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先生，要求他赔偿损失。而不伦瑞克法院事实上也并不一味依附军方。这项诉讼花费了好几年来通过所有的法律程序，最后判处了孚格尔·法尔肯施太因先生以罚款。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先生不仅被判定违法，而且还要赔款，这使他十分心痛，虽然皇帝恩赐了他这笔罚款。 1871年7月21日，检察官受权对我们——倍倍尔、赫普纳和我——起诉阴谋叛国罪。此外，还控告我犯有亵渎普鲁士国王罪，并把我们三人移交刑事陪审法庭审判。1871年9月27日，法庭决定受理检察官的公诉。按照1871年11月10日德累斯顿上诉法院的判决[5]，我们就完全根据检察官所提出的公诉理由被移交给刑事陪审法庭了。 1872年3月11日，也就是我们从待审拘留释放将近一年之后，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公开审判这宗已经拖延了一年半的案件。这次审判一共进行了十四天，最后以判处倍倍尔和我两年要塞监禁和赫普纳获释而告结束。我们的两年刑期内应扣除两个月待审拘留的时间，因而实际上只需服刑二十二个月。由于萨克森王国除了哥尼斯坦因要塞之外没有其他要塞，而哥尼斯坦因要塞当时又实在没有收容政治犯的设备，所以我们被送到胡伯图斯堡去取刑。该地有邦立的反省院和病院，环境相当不错。我是1872年6月15日去服刑的；倍倍尔比我晚去几个月，为的是不影响他履行国会议员任期内的职责。 我用不着向读者提出我个人对莱比锡叛国案的法律上的批判，读者自己从案件本身中就会批判。就连萨克森的法官也对我们的判决感到愤怒。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职业法官是不会这样判决的。表示这种态度，在当时也许还是可能的。我还想提及，我曾在印象还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写过一篇揭露资产阶级陪审法庭的文章，但是考虑到维护阶级利益的司法不消说都是一个样，因此也就把它塞进写字台里，直到如今还不知塞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算一算政治账，我们还是相当满意的：收获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大胆的期望。莱比锡叛国案原本是想消灭我们的党，但实际上却促使我们党大大地兴旺发达起来。敌人总是事与愿违，在这上面又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嘲弄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惩罚他们，把他们所干的对我们不利的事，倒变成对我们有利的了。这合得上―句老话，我们是“因祸得福”哩。在我们尚未彻底粉碎敌人的压力之前，情况将一直会是这样。我们这个案件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判决，于我们的党简直是太有利了。原先想要消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坛，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全德国讲话，把那些对我们党不利而广为流传的谎言和错误的想法加以反驳和澄清。这个讲坛既然是由一宗叛国案这样富有浪漫色彩的材料组成的，这对于宣传效果来说，比利用帝国国会的讲坛更为有利。当我们还是少数派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借助于报纸这一传声筒向整个德国（在不少情况下，也能越出国界而向外国）讲话。我们也并不仅仅依靠民众集会，因为任何一次民众集会，哪怕参加的人很多，也只能面对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自从我们的运动开展以来，由我们社会民主党来体现的民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能够第一次以它完整的形象出现在各界人民的面前了。在国会中，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阐述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机会。而我们战争期间在国会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反倒使原先同情我们的大部分人民与我们疏远起来。现在我们把这被告席当作讲坛，就能针对各种歪曲诽谤为自己辩护，就能澄清所谓“卖国”的真象，就能捍卫我们的原则。 尤其是人们曾经把我们想象得很坏，这就更增加了对比的效果。在被歪曲的形象和得到如实反映的形象之间，在诗与真之间：竟有多大的差别！这种对比对我们个人和社会民主党都是十分有利的。 整个审判进行得幼稚可笑，这给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法官们自己也觉得十分兀突，看出我们这些少有的怪人是要从容不迫地观察他们，研究他们，甚至考验他们。他们常常对我们的答辩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因为其中很多他们觉得陌生的内容，引起了他们探讨学问的兴趣。 而有一些法官则完全被我们的观点所淹没了，以致在朗读我们的证明材料时常常陷入正直的革命热情，往往情不自禁地发出“Bravo！”的叫好声，从而替我们在广大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听众中作出了贡献。 整个审判过程收到了戏剧性的效果。审判过程中的一问一答简直就像在朗读一本社会民主党教科书中的某一篇章。 摘自《1872年3月11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关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DerHochverrats-ProzeßwiderLiebknecht,Bebel,HepnervordemSchwurgerichtzuLeipzigvom11.bis26.März1872）一书中威廉·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引言，1911年柏林版，第3-21页；参阅《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DerLeipzigerHochverratsprozeßvomJahre1872）1960年柏林版，第385-397页。 [1]1870年7月13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从埃姆斯温泉打给俾斯麦一份电报，通知说，他拒绝了法国要霍亨索伦王室今后不再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这份电报经过俾斯麦的篡改，使它具有侮辱法国的意思，并且将它在各报纸上发表，成了以后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宣战的借口。——出版者 [2]1869年12月13日在帝国内阁开会时，约两万名工人在当时的维也纳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要求结社自由。这次示威运动并不是没有成果。第二天国会就讨论了结社法的草案。但是事后不久，领导示威的重要领袖被捕了，并且在“维也纳叛国案”中被判处多年的徒刑。 [3]社会民主工党根据章程规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由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并选出监察委员会检查事务管理。——出版者 [4]德累斯顿不在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管辖之内。——中译者 [5]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在1871年9月27日法庭决定接受检察官的公诉之后，曾向德累斯顿上诉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公诉，但于11月10日被德累斯顿上诉法院驳回。——中译者
人民的儿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人民的儿子 由于我反对俾斯麦把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用来当作他达到专制独裁和容克贵族目的的马前卒的企图，我被逐出了普鲁士，这样我在1865年年中就不得不为自己选择一个新的居住地、新的活动场所和新的据点。 我想到三个城市，汉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愉快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把我引向莱比锡。那里的工人相当活跃，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是依靠他们建立起来的。我希望具有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分会不会拒绝我在那里逗留，并让我能在整个萨克森地区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但在我作出最后抉择之前，我想还是先去看一遍。 我是九月到莱比锡的，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以致我在刚到的第一天就下决心留在那里，而且以后也从未后悔过。没有比那个地区更有利的了。顶多除了汉堡之外，在德国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莱比锡那样受到社会主义学说如此大的影响。工人教育协会还存在，它主要是从事工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协会名义上是按照舒尔采-德里奇[1]提倡的互助合作、鼓励储蓄等福利原则建立起来的，而实际上成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分会中的拉萨尔的反对派。那里思想活动非常活跃，正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立场。我到莱比锡的第二天，就立刻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会面。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还有几分不信任，总以为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避免轻信要好一点似的。虽然他们并不怀疑我早已和施韦泽先生、贝克尔主席以及其他的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决裂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宗旨与目的来进行活动的。好在这种不信任的时间并不长。 那时候，倍倍尔作为一个“小小的镟工”还充分保持着他的“独立”性。不久，我和倍倍尔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我在工人教育协会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会员中也找到了许多朋友。其中首先是克里斯提安·哈德里希，一位忠诚的战士和同志。我在他身上第一次遇到这样一种德国人的典型（我以后在萨克森的厄尔茨山脉和福克特兰特常常遇见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生动有神的褐色眼睛显示出明智和心地善良；由于祖祖辈辈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们大都体质日益衰退而显得孱弱；他们脸部的表情呈现出痛苦的沉思和深刻的忧虑，仿佛经过亲身的体验和从受苦的人身上深深懂得了人世的艰辛。 他是哪一年到莱比锡的，我不知道。但是从一些偶然的谈活中可以看出，他是在1848和1849年间到那里，至少是路过那里，并且参加了当时“共产主义”色彩很浓的工人协会，或者至少与工人协会有了来往。我到莱比锡的时候，他已经是1861年成立的工人教育协会最能干的理事之一。当时工人教育协会设在“巴伐利亚饭店”，但在同年冬天搬到了骑士街。此后不久，哈德里希掌管了协会的总务。哈德里希的头衔是“管家”，但实际上正如别人开玩笑称呼他的那样，他是“协会的老大”。他成了协会的灵魂，一切思想行动都围着他转。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的新交中第一个坦率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人。 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当时还处在莱比锡资产阶级的襁褓之中。那时，莱比锡的资产阶级还能严格地奉行自由主义。不仅许多有名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该协会的施主，而且莱比锡的市政当局也给予资助。 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资产阶级曾像莱比锡的资产阶级那样，在精神上衰退得如此明显、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而终于背弃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各种理想。1865年，当少数几个精明的人看到俾斯麦“革命”的阴影的时候，莱比锡资产阶级中还是民主精神占上风。这种民主精神是与1849年的五月革命[2]一脉相承的；他们还沉浸在对五月革命依依不舍的回忆之中。在昔日的萨克森，对“犯人”施行一种“仁慈”的判决，不是用军事法庭立即执行的子弹去处死犯人，而是判处无期徒刑，使他们经过若干年的折磨之后，最终得到“赦免”。这种“犯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圈子中很受人尊敬，他们是受人庆贺的蒙难者。而每一个来到莱比锡的外乡人，都照例由饭馆主人引到那“有可靠根据的”“犯人坐过的桌子”旁去入座就餐。我们就常常是上午和晚上都在那种桌子旁喝着冒泡沫的巴伐利亚啤酒，收集近百年来与“瓦尔德海姆”[3]有关的史料。 激进主义倾向在那里达到无拘无束的程度。共和国被他们当作神来崇拜。他们眼中的魔鬼就是博伊斯特伯爵[4]。实际上俾斯麦和他是一丘之貉。俾斯麦也是个正在得势而殚精竭力地偷偷挖着暗壕的魔鬼。博伊斯特和俾斯麦都想利用我们社会民主党。恰好拉萨尔又匆匆忙忙地表了态，于是他们两人都居然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全权代表”。可是，1849年和其后“最黑暗的反动”年代中所发生的一切惨案，后来都归咎于博伊斯特。那时候，博伊斯特便被看成“反动的罪魁祸首”了。无穷无尽的愤怒和不满都倾泻到他身上，以致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这两个德国反动派的主要支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五月起义是由于普鲁士的帮助才被镇压下去的，没有普鲁士的帮助本来是不会失败的，这一点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而普鲁士的宣传机器却正好充分利用这种激进情绪，在普鲁士政府的默契下，通过萨克森的民族协会，尤其是通过比德尔曼教授，大肆鼓噪，致使自由资产阶级不久就把普鲁士看成是“德意志未来的国家”；而把奥地利连同它的妄想并吞普鲁士的博伊斯特一起，塞进了不孚众望的口袋。奥地利被当成了产生民族分裂和一切罪恶的根源。谁要是怀疑普鲁士的霸权意图，指责俾斯麦的活动，特别是他反对议会的行为，那末就会有人说：俾斯麦只是普鲁士太阳上的一个黑子，是暂时的现象，很快就会消失。这种观点甚至在工人中间也广为流传。从―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发现，那帮俾斯麦的卑鄙小人竟造谣说，我是受哈布斯堡皇室[5]收买的。尽管这种谎言纯属无稽之谈，但一时却难以驳斥。 1866年终于出现了思想上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普鲁士派的头面人物比德尔曼教授，本来和大德意志派的民主主义者乌特克教授以及“四八年”的民主主义者罗斯梅斯勒教授一起，同时都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教员和讲课。但是一声炮响，俾斯麦的枪炮就把工人的合法权利和德意志同盟国会连同它的神圣的世界秩序统统化为乌有，从而也在“工人阶级的朋友们”中同引起了一场变革。到处响起了“不要普鲁士！”、“不要普鲁士的德国！”、“不要普鲁士，不要奥地利，要民主的德国！”的呼声。而资产阶级却越来越赞成俾斯麦（尽管他有容克的粗暴），把他视为金牛犊的偶像、未来的最高神父。在“兄弟之战”（普奥战争）期间，这种对普鲁士的同情表现得尤其突出，以致在尼古尔斯堡和约中，奥地利不得不接受一条著名的附带条软，保证对在奥地利犯有叛国罪的人实行大赦。 但是在工人和小人物中间却对俾斯麦的经济抱怨越来越多。这种抱怨从本质上讲有助于传播社会主义的原理。既不要普鲁士王朝，也不要奥地利王朝，盼望有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德国”，这在劳动人民的健康头脑里无疑是十分清楚的。而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正好直截了当地证明了，只有自下而上通过无产阶级的运动，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事件接踵而来。普鲁士虽然打赢了这场事先早有准备的战争，但它必须顺从公众舆论，答应给予普选权和成立德意志帝国议会。这又使思想界热烈地活跃起来，产生了新的希望和趁热打铁的要求。我本人恰巧在这紧张的时刻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了。指控我的罪名是违抗驱逐令，因为我是被驱逐后又回到柏林的，那是由于我轻信了新规定的北德意志同盟的共同国籍的缘故。最后，我被柏林的法官判处三个月监禁，这样就使我在1867年1月以前处于停止活动状态。不过在这期间，朋友们却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所有萨克森有工人协会的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进行了极其活跃的鼓动工作。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我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沉痛的家庭不幸[6]。为了设法忘却这—不幸，我就全身投入到这一斗争的漩涡中去…… 动荡不安的、忙忙碌碌的几年过去了，我经历了与拉萨尔派的斗争和竞选活动，又在莱比锡工人协会担任过教学工作。在这几年间，工人协会统统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接着是更大的一次与法国的战争。看来这次战争要威胁到我们所花费的心血，使我们前功尽弃，可是实际上它却大大促进了我们的事业。这以后发生了莱比锡叛国案，最后是和拉萨尔派的合并。 在追求崇高目标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比人们开头所敢于期望的还要多的成果。持续不断地奋斗，纵有坎坷不平，也要永远前进！这就是当时工人们心里产生的想法！有一次我对一位侨居在美国的德国同胞说，“如果德国工人不能恢复民族的荣誉，不能从这受人歧视的充满臣仆和走卒的国度中培养出社会革命和文化的先驱战士，那么我真羞于做一个德国人。”这番话居然激起了他的愤慨不平。 情况就是这样。 在我流亡回来之后，我的肺腑里充满了瑞士和英国的自由空气。当我看到所谓德国上流社会和有教养的人们中到处都是一片奴颜婢膝、卑鄙无耻的乌烟瘴气的时候，我真要被这些霉浊腐朽的空气窒息而死了。一辈子呼吸着污浊空气的人，自然不会觉得这种空气是如何有毒和如何散发着恶臭，必然会在其中渐渐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我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呵！我一直在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寻求支持，但是我找到的是麻木不仁、懦弱胆怯；要在他们身上积聚反对俾斯麦野蛮和腐败统治的战斗力是不可能的。这正好比在一根朽木上，不管我从哪里打进钉子，总是哪里都钉不牢。 工人们的情况就不是这样，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像完好而坚实的木料，有着健康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来接受一切新事物，有坚强的实干能力，还有从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我们——倍倍尔和十几个最热心的协会会员，常常在晚上作完报告和结束讨论会之后，还要在哈德里希那里坐到深夜。我们畅谈一切，商讨和争论，自学到深夜，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要研究的问题层出不穷，常常是旧问题还没有谈完，新问题又提出来了，所以每天晚上都是接着头天晚上的内容。这往往使我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们日日夜夜地讨论，有好几次一直讨论到第三天。我们讨论生与死的问题，讨论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学生时代正是面临着一次巨大变革的四十年代中期，如今在莱比锡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情况，只是眼前这次变革要比先前那次规模大得多。这不是少数人从事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照英国人的说法，也就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来从事的。 摘自《1896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9），1896年汉堡版，第68-69页。 [1]舒尔采-德里奇，即弗朗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Franz-Hermann,1808-1883），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国合作事业的创始人，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对拉萨尔派但仍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党立场的一员。他主张工人协会应以设立劳工银行，组织各种合作社等方式取得工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为宗旨，对当时工人运动有一定影响；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导人之一。——中译者 [2]1849年5月3日，德累斯登的工人、大学生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要求接受帝国宪法。他们把萨克森国王赶出城去，成立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由于萨克森和普鲁士军队的绝对优势，起义于5月9日宣告失败。——出版者 [3]瓦尔德海姆（Waldheim）为萨克森监狱所在地。 [4]博伊斯特伯爵，反动政治家，历任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内阁大臣，是工人运动的死敌。见本书人名索引。——中译者 [5]哈布斯堡皇室是日耳曼皇室一支，即奥地利皇室。——中译者 [6]1867年5月29日，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埃内斯蒂纳去世。——出版者
两位先驱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两位先驱者 有两位被忘却了的人[1]、遭到了与大多数先驱者相同的命运——被人们所遗忘。无论是在野蛮的国度里也罢，抑或是在所谓文明的国度里也罢，他们都不愧是文化的开拓者。在野蛮的国度里，他们为培植文明充当着无声无臭的“肥料”。在所谓文明的国度里，他们的糟糕常常要比在野蛮的国度里更糟糕，因为在这种国度里，旧的文化要抗拒新的文化，因而有一种很恶劣的习惯：把具有新思想的人推上执行火刑的薪堆，或者愚蠢地送他们上断头台，或者把他们投入监狱，而其中最糟糕的是，让他们在“自由”中饥饿而死。 这两位之所以被人忘却，是由于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从事挣扎与斗争，因而每天都有新的战斗和新的人物给我们留下新的印象，他们便日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们被人们遗忘，一直到在美国的一位保存他们遗物的忠实的朋友把他们从遗忘中发掘出来，才被列为青年人应该遵循的光辉榜样。这两位先驱者在被赶出旧大陆之后，曾经在美国这个“新世界”中作为“培植文明的肥料”而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当翻阅我们党在美国的同志今年出版的《先驱者年历》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张相片，而且立刻认出是谁，于是旧日的回忆骤然来到了眼前。相片上方的标题是： 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 两位先驱者 这张神采奕奕的半身像下边写着： 西格弗里德·P·迈耶尔 这是那些曾经在德国本土，而且是在当时最困难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柏林，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和少数几个人单枪匹马地作了许多艰苦的开拓工作的真正先驱者中的一个。这样的先驱者今天仅剩下两三个人了。 不过在我继续谈到他以前，我还得讲一讲另一个人。题目不是《两位先驱者》么。这另一位先驱者比他年长，是他的老师，原是个制鞋工人，是个来自莱茵河畔的科伦人。莱茵河畔在两千年前曾是移殖〔植〕罗马文化的先哲们的基地；后来，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开拓者的基地。在那里，在那座出版《新莱茵报》的城市里，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思想影响下，这个制鞋工人福格特[2]终于决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同盟中，除了毕尔格尔斯和“红色”贝克尔（他后来作为上议院议员而去世）之外，属于最激进的成员的还有米凯尔先生（可是就在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米凯尔正在反动派的政治舞台上走钢丝，大显其身手。如果他自己不从钢丝上跳下来或者及时死去，哪怕当成特技表演故意做作一下也好，那么明天他也许就是一个堕落下来的大人物，到了后天则肯定是一个堕落下来的大人物了）。福格特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但是他早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而拿《共产党宣言》当作他的圣经。他不但能背诵《共产党宣言》，而且已经把《宣言》溶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融合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之中。在任何场合扮演一个显著的角色，对他来说都太年轻——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后出生的，哪一年我不知道。但是尽管如此，福格特还是参加了那“疯狂”的两年的革命斗争。当时他十七岁或者十八岁。他是在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才受到政治教育的。那时，在科伦案件[3]之后，莱茵河畔也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残余组织和新结集的组织。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悄悄地活动着，直到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4]发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为止。当时福格特正在柏林谋事。他是属于最早参加早期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那一批人。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但是关系并不密切。这以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拉萨尔方面出现了各种倾向，我们“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些倾向是不满意的。对于拉萨尔和贵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关系，人们虽然不十分喜欢，但也容忍了；现在竟又出现了和俾斯麦频送秋波的现象，以及跟俾斯麦委任的处理西里西亚织工问题的代表们交往[5]，那就更令人不满了。我自己虽然[6]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态度上一直是有保留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磨擦。必须让人们看清，《公开的答复》只是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一个修正主义的蹩脚的修订版；还必须让人们看清，我们这批“老共产主义者”决不是由当初来去匆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培养起来的。然而我们现在勉强可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为总算有了一个运动和一个组织，尽管这两者还都处在萌芽状态。 当我和福格特在一次告别宴会上相会的时候，我心里是明白这些情况的。那次告别宴会是1864年拉萨尔在他那幢陈设讲究的寓所里举行的。拉萨尔要离开柏林，而且不打算再回来。那是一次来客相当复杂的社交（拉萨尔家里老有这种现象），例如，在我对面就坐着巴龙·科尔夫[6]。在他的旁边，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个瘦长的男子，神色严峻，几乎显得有点冷酷地紧闭着嘴唇。他以半似拘束，半似嘲讽，但无论如何不是赞赏的态度，望着这豪华的客厅和十分铺张的筵席。他是由拉萨尔介绍给我的，说这是奥古斯特·福格特，当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兄弟。我们只是交谈了很少几句。他一贯沉默寡言，从来没有说过很多话。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在丰盛的酒宴将近结束的时候，拉萨尔突然站起来，站在科尔夫的后边，面朝着我，发表祝酒辞，向大家辞行。他在祝酒辞中希望在座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忠实地坚持斗争。但在谈到普鲁士的宪法危机时，却又说，在国王和邦议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不能站在进步党一边。他当时说话的语气还要尖锐得多。我顿时就十分气愤。拉萨尔刚一结束他的讲话，我就说了几句。我说，看来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站在俾斯麦一边反对过资产阶级似的。拉萨尔把话题岔开，于是避免了一场争论。然而欢乐的和谐气氛终于消失了。在回家的路上，福格特走到我的身旁，激动得连说话都断断续续（每当他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他总是结结巴巴）。他说，他对晚宴上发生的事非常愤懑，接着又用激烈的词句告诉我他对拉萨尔及其策略的看法。我们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就在那天夜里，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商量好，不管情况怎样，我们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很快成立了一个小组，有我们的朋友梅茨内参加进来（据我所知，他是今天还唯一活着的一个参加者）。也许还有另一个人报名参加。 当施韦泽于拉萨尔去世后进行的阴谋活动导致分裂的时候[7]，福格特、梅茨内、雷曼（他早已去世），还有其他十几个同志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有一天晚上，在我们的分会开会之前，福格特来看我，并且给我介绍一个年轻人——一名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此人体形细瘦，属于中等身材，留着剪得短短的乌黑鬈发，高高的额角和一双闪烁有神的眼睛。他就是西格弗里德·迈耶尔。他对我讲，他是怎样在报上读到我的文章，怎样下了决心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他约莫二十四、五岁。但是他的每一句话，就像他的人品一样，表现出一种与他年龄相比罕见的明确性。这种明确性显示出他深邃的思想和判断的成熟。 社会主义当时还正锋芒初露。拉萨尔的鼓动引起了他（迈耶尔）的兴趣。他曾经参加过一次集会，在那次集会上我作了关于英国工会的演讲。他是在那次集会上认识福格特的。福格特不久就确信，迈耶尔并不是仅有那种稍纵即逝的兴趣而已，于是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的父亲虽称不上是有钱的富豪，却有一份不愁吃穿的殷实的家业，因此他可以经常从家里得到一张相当可观的“汇票”。他生活节俭，所以他的生活费和学费用不了“汇票”的一半。剩余的钱，我敢说有一大半，他是用在为党的工作上。他的最美好的计划是把马克思请回德国来。这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因为马克思当时正准备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不可能从伦敦来；再则，他失去了普鲁士的国籍，也不可能重返普鲁士。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来散发国际工人协会的《贺信》[8]和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9]。至于《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在德国几乎只剩下唯一的一本孤本，好在迈耶尔自己出资印行了新版，这样才使德国工人有机会用《共产党宣言》原著来对照阅读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 在柏林，我们在数量上肯定超过施韦泽的追随者，我们还联络了其他地方，并且和马克思保持经常的通信。这样，就为建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国际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1864年秋天，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建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据点。 关于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斗争这里就不谈了，我本人由于对俾斯麦政策所采取的立场而不得不亲自到公众场合、到第一线进行活动，因此于1865年夏季被逐出柏林和普鲁士。这件事对俾斯麦的警察来说实在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借口，但是那位从最珍贵的朋友变为最凶狠的敌人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却竭力助纣为虐（这是她后来亲自向我承认了的），竟帮助警察找出这样一个借口：既然我退出了《北德总汇报》编辑部因而生活没有着落，那么我和我的家庭就不应留下来给柏林地区增加社会负担。 于是我搬到莱比锡。我在莱比锡仍然同柏林的朋友和同志们，特别是同迈耶尔和福格特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旦有什么困难出现，他们总是盼望我能呆在柏林。于是我就化名威廉·米勒，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和一顶伦敦式大礼帽到柏林去了。我就住在迈耶尔那里。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安全，以致于我有一次为了得到一项重要的情报，竞敢于公然在奶酪市场[10]行走。我在那里大概由于我的那顶大礼帽而受到特别的尊敬。 1866年的兄弟之战（普奥战争）使我们的鼓动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迈耶尔被征召入伍，并且在卢森堡呆了几个月。和约缔结后，我急忙赶到柏林，以便在新的政局下把中断了的联系重建起来。当时北德意志同盟正在创立，发表了未来德国的基本政纲，其中有关于共同国籍[11]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由于我的家乡上黑森省也参加了北德意志同盟，因此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戴着太阳眼镜和英国大礼帽。我公开地和老朋友，尤其是和福格特与迈耶尔来往，甚至接受邀请到柏林的印刷工人联合会去作报告。警察局虽然让我安安静静地把报告作完，但是在作完报告之后我被捕了，我被控违反驱逐令。尽管有了共同的国籍（居住权），我还是被柏林的法官们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我只好接受这项判决，到市监狱去坐牢。因为这虽然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其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向上申诉的话，其结果只会是延长我的刑期。那是自从1848-1849年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同德国的法官和监狱打交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提前尝试，使我约莫预感到我以后面临的将是什么。 我在监狱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当我出狱时，我十分惋惜地得悉，迈耶尔已经到美国去了。这是因为军事-容克普鲁士的胜利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更糟糕的未来，加上我的被捕和判刑更增加了他的困难处境。到美国去的计划他以前早就和我讲过，但我想这是因为我曾向他吐露我有过到美国去的打算的缘故。 这时福格特也不愿意留在德国了。他的朋友迫切地邀请他，并且向他介绍说，在那里不仅鼓动工作可以有成果，而且也有较好的物质条件，这就时刻吸引着他。我当然劝他留在德国，但是最后我从良心上讲，也不好意思再阻拦他。他的思想和活动已为众所周知，因而再也找不到工作，再也不可能有顾客了。而我自己也处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困难的境地。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党能使它的先驱战士免于饥饿。 这样，他便在1867年夏天前往纽约，当时我正在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竞选国会议员。 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两人在美国尽到了他们的义务。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左尔格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科学社会主义最勤勉和最有影响的先驱战士和鼓动者。 福格特不爱写信，他很少用书面谈话，跟他很少用口头谈话而沉默寡言一样。但在鼓动工作中，如果为了驳斥一个敌人或者争取一个朋友，他也真能说会写。写信似乎是迈耶尔的事，总是由他来替福格特代笔。迈耶尔还不辞辛劳地为使我能在美国的报纸上取得一些收入而奔波。他肯这样尽力，真是感人肺腑。 德法战争（普法战争）使倍倍尔和我进了监狱，我们的通信中断了。1872年6月，在我到胡伯图斯堡要塞去服刑之前，我还接到过迈耶尔一封充满深厚同情的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从左尔格那里知道，迈耶尔去世了。他曾在匹兹堡的一位工程师那里找到了一个与他本人卓越的才能相称的职位。他在那里执行公务时，脚部受了一点轻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脚底踩着了一根铁钉。可是这个并不严重、因而未加重视的伤口却越来越恶化，最后引起强直性痉挛（破伤风）。1872年7月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去世了。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二岁。由于死在异乡，过了几个月之后朋友们才得到他死去的消息。 福格特为此异常悲痛。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和学生，也失去了生活上的资助而从此入不敷出。朋友们部想接济他，只不过他是那种很难帮助的人。他不愿增加别人的负担，不肯让别人对他尽义务。他在向他提供接济的朋友面前总是规避。他在美国周游了好几次，到处为革命事业而工作。他最后一次给我来信是1880年，从此以后就杳无音讯。我曾多次打听，但得到的答复总是：行踪不明。而这总使我党得他还依然活着。后来我通过《先驱者年历》才得知，他大概是在迈耶尔死后十一年去世的…… 摘自《新世界》（DieNeueWelt），1900年，第17期（插图增刊），第131-134。 [1]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篇文章里纪念了两位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一位是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另一位是鞋匠奥古斯都·福格特。——中译者 [2]本文所叙述的先驱者之一、鞋匠奥古斯特·福格特，不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卡尔·福格特。参看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原出版者的话，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中译者 [3]在1852年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几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被判处徒刑。——出版者 [4]1863年2月，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请拉萨尔用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就工人运动及其可以利用的手段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一文作答。该文写的是3月1日的日期，大约在三月中旬公之于世。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卷，第29页。——中译者 [5]1864年春，一个由三名织工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朝见普鲁士国王，要他关心西里西亚织工困苦的状况。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财政资助，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但是生产合作社存在的时间很短。拉萨尔分子试图利用俾斯麦对工人阶级所实行的诱惑政策来证明普鲁士政府对工人友善的立场。 [6]巴龙·科尔夫（BaronKorff），斐迪南·拉萨尔的朋友。 [7]威廉·李卜克内西先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意下，参加了由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于1864年末创办的拉萨尔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施韦泽赞同俾斯麦的政策，李卜克内西于1865年退出编辑部，以示抗议。 [8]1864年，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马克思向他致函祝贺。马克思起草了这封致“工人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是得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赞同的。这封《国际工人协会的贺信》是马克思写作的纲领性文件。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9]《福格特先生》是1860年发表的论战性著作。 [10]柏林的乳酪市场（Molkenmarket）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市监狱、市警察拘留所的所在地。——出版者 [11]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同盟取代了德意志神圣同盟。北德意志同盟规定，所有参加同盟的各公国的公民都具有统一的国籍。
罗伯特·施维舍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罗伯特·施维舍尔 1862年9月22日，我第一次见到施维舍尔。那次会见是在异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对流亡生活已感到厌倦；虽已不再患怀乡病，但内心却热烈地渴望能回到祖国做些事，起点作用。我终于接受了多次的邀请，担任了新创办的《北德总汇报》的编辑职位。这家报纸的创办人布拉斯在1848年曾以鲜血一般红的民主主义者而著称。他曾说过：“我们要染成红色，我们要好好地用暴君的鲜血来染。”布拉斯曾在我们和“福格特先生”的论战中为我们出过力，所以我不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的邀请。当时的德国确实是正在完成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使我终于又想重新“参与”进去。布拉斯也没有对我加以什么限制条件，于是我就怀着某种奢望跳进了这黑暗之中。我从当时世界中心的伦敦重新回到了柏林。我在柏林是无人过问的，象小鸟一样的自由，而突然之间回到柏林，来到一个军事与警察的国家，来到这个充斥着御用文人的国家的首都，这简直跟《一千零一夜》神话里的变化一样。我仿佛是在一个梦境里，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的富有浪漫色彩，如此的不真实，假若这一切啥时化为乌有，而发现我重新作为一个流亡者在伦敦附近海威尔斯托克山丘上醒来，我将一点也不会感到诧异。 我在柏林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布拉斯的地址。他住在脑恩堡街，编辑部也设在那里。我到达柏林之后，就立刻到了他那里，受到他非常亲切的接待。经过简短的谈话之后，他把我领到编辑室去介绍给同事们。其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头发黝黑的的男子，用一双明亮的引人注目的眼睛，带着明显的兴趣审视着我，我后来才察觉到那是一种稍微特殊的目光。“这位是伦敦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这位是洛桑来的罗伯特·施维舍尔先生。“当时我们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但是我已经得知，他也和我一样长期流亡国外，在瑞士住过，并在那里认识布拉斯的；大约一年前，为了筹办《北德总汇报》而随布拉斯来到柏林。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编辑工作。不久之后，我们两人更接近了，也就很快明白了他那特殊目光的含意。 当时政治形势极度混乱，任何意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已经开始了军队改组问题的争执。国王要不惜一切代价改组军队，而邦议会却加以否决，这就使得矛盾愈来愈错综复杂[1]。是否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最终解决呢？9月24日，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晴天霹雳——俾斯麦出任总理。此人在1848和1849年曾故意扩大事态，扮演了血腥镇压革命的骑士角色。谁也料不到前景将是如何，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将会发生决定性的重大变化。 在我到达柏林后两天，我就陷入《北德总汇报》一边忙乱的事务之中。我和施维舍尔负责政治版编辑工作。他预感到前景非常不妙。虽然他自己也被弄得晕头转向，但毕竟还能把握住一点方向，因而已经对布拉斯和这家报纸产生了怀疑。他告诉我的一切也同样使我产生了不信任。 我们决定把一切弄清楚。我们首先逼着布拉斯说出实情。但是他却用世界上最无辜的受冤屈的表情否认和俾斯麦有任何关系，甚至否认和政府里的人有任何关系。然而可以的理由愈积愈多。 这种情况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十分严重，因为一旦我们的怀疑得到证实，我们就不可能在编辑部继续工作下去。由于这家新办的报纸与我们的生计有关，因此我们的心情就像在悬挂在空中一样飘荡不定。 相似的命运和共同面临的危险使我们的关系愈来愈近。这时候我也认识了施维舍尔的志同道合的妻子。不久我也和他的妻子结下了和他本人一样诚挚的友谊。他的妻子活泼、精明、机灵、勇敢，是一个和他门当户对的伴侣。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家里度过的那几个夜晚。我们闲聊着往事，讨论变得愈来愈错综复杂的时局，试图看清使我们这些“重返祖国的流亡者们”感到日益朦胧的未来。在这期间，我的家属也从英国迁来。家累在身，更使眼前的忧虑变为焦急，因而也愈来愈迫切希望能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一定得弄清楚，我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境地。 有一天晚上，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 我们的女仆（《北德总汇报》当时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用一个男仆）冲进编辑室，喊道：“博士先生，布拉斯博士先生，有人急着找您。”（布拉斯对员工们自命为博士，并且说是“人家愿意这样称呼”。）因为布拉斯不在那里，施维舍尔便作为最年长者走了出去，并且很快就回来了。他的脸部神色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他使了一下眼色，要我走到门外去。“现在我们总算抓住他了。他现在再也不能抵赖了！”他告诉我说：一个警卫骑兵直接从陆军部把罗恩的文稿送来，要在今天晚上编进报纸。这已经到手的罪证是再也不用怀疑的了。我们立刻做出决定：不采用这份稿件。 布拉斯那天晚上不在场，第二天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踩在编辑部出现。一张尴尬的愕然的脸，显得异乎寻常地懊丧颓唐。他轻声地问施维舍尔和我，昨天晚上是否接到一份需要立即发表的稿件。“一点不错。但那是陆军部送来的。您对我们说过，《北德总汇报》不和政府各部打任何交道，所以我们把它扔进了字纸篓，否则对一家独立的报纸来说是不相称的。”布拉斯满脸摆出一副可怜相，结结巴巴地解释。够了，别再演这种闹剧了！我们跟他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存心揭开他的一切内幕。他吞吞吐吐地绕了许多弯子，终于深表悔恨地承认，由于没有刊登那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曾被俾斯麦召去受到严厉的训斥。他说，他不是要出卖自己，而是觉得一家想要办的好一点的报纸是需要官方消息的。他认为我们全然不了解俾斯麦，说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守旧分子。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继续争论下去。我们两个人都辞职了。 我在就意识到这对我们两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获得新的谋生之处。施维舍尔先是被迫到了汉诺威，在那里担任了《汉诺威通报》的编辑，而我仍然留在柏林。当然，就别问我是怎样生活的了。我尽力了拉萨尔从登台到死去的整个斗争过程，并且跟俾斯麦建立的容克和警察的独裁统治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我驱逐出普鲁士。1865年深夏，我到了汉诺威，在施维舍尔那里避难，并在他那里过了一段喘息和做出决定的时期。 “兄弟之战”那一年[2]，我被投进监狱。施维舍尔来到了莱比锡。他的那家报纸和《汉诺威信使报》合并了。在我从市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在莱比锡又重新相会了。然而相处的时间不长。1868年底，他从莱比锡迁到了柏林，成了《小说报》的副刊编辑。他在《小说报》工作了十三年，从此以后就一直住在柏林，而且一点也不显老，简直是鹤发童颜，因此只有他的黑发此刻变得雪白罢了。 他的精彩小说，尤其是那些取材于农民战争的小说，使德国工人堆施维舍尔相当熟悉。1868年他在纽伦堡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杰出的演讲更使他广为人知。这次演讲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从而剥夺了假装与工人友好的敌人的监护权。 施维舍尔绝不是在一时的冲动下站到党的立场上来的。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民主主义者，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从不动摇的“四八年革命者”之一。施维舍尔总是这样，即使从流亡归来，偶然的命运又一次把他推入政治斗争的前列，他也仍然如此。 摘自《1897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7），1897年汉堡版，第68-69页。 [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了一次关于军队问题的争执，以后演变成关于宪法问题的争执。这是以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政府为一方，自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普鲁士邦议会为另一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政府为了确立普鲁士在德国的领导地位，要改组和加强军队。而控制着当时议会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固然认识到要达到资产阶级的民族目的，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削弱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让王室和容克控制的军队逐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利益和反对邦议会的重要工具。1861年邦议会否决了军事议案，于是政府解散了议会。可是1862年新选举的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又获得多数席位，否决了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这场资产阶级和容克之间的权力之争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总理而告终。俾斯麦干脆不征得议会的同意就实行军队的改组。虽然自由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资产阶级害怕在议会以外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从而对国王和俾斯麦做了让步。 [2]指1866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而进行的普鲁士—奥地利之战。这场战争被当时的人称为“兄弟之战”（Bruderkrieg） 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第二章工人阶级的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二章工人阶级的起源 ↘从手工业者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变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强迫劳动、雇农和奴隶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土地和工业的私有制、为利润进行的生产以及对工人的剥削为基础的。它的开端和延续，需要有大量的人，以便资本家能以欺骗和强力手段来逼迫这些人为工资而替他们服务，从而获致最大利润。关于资产阶级如何随着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而聚集它的劳动力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故事之一。 从手工业者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变 在欧洲行会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中，构成中世纪产业工人主体的手工业者实质上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一般都拥有他们用以进行劳动的工具。他们自己购买原料，并自行出售制成品。他们通过行会来调整他们的行业条件，照顾老病的工人，并且在决定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方面，有着有力的发言权。和工匠一道工作的行东通常都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而每一个工匠和学徒都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当家做主的行东。这个制度实陈上通行于整个欧洲，虽然在形式上不是完全一样。在美国，尽管并没有正式的行会，但行会式的作坊在整个殖民地时代、甚至在殖民地时代以后的城市里都存在着。 对于新兴资本主义来来说，有着独立工人、并且进行垄断活动的行会式作坊是一个真正的阻碍。因此，新生的资本家想出许多能够摧毁行会作坊的办法。商人和富裕的行东逐渐攫取对于手工业者应用的原料的控制权，并且设法使他们自己取得对许多行会产品的销售的支配权。除此之外，早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时，他们就拿所谓“贷出”制度或者叫做“家庭经济”来进攻行会的基础。正如伊顿指出的那样：“商人雇主（他们几乎已经是资本家了）买进原料，比如说羊毛，把它‘贷出’给较小的手工业者——纺纱匠、纺织匠、刷毛匠、漂白匠、染色匠等。”[1]这种从纺织业开端的“贷出”办法扩展到其他行业中去。它多半是在行会不能有效地进行控制的乡村地区流行着（就是逃脱行会控制的作坊）。在富裕行东和商人越来越严密地控制下的行会，由于采取狭隘和排他性的政策，使它本身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种狭隘和排他性的政策使许多工匠不能加入行会。它制定异常高昂的入会会费、只许行会会员的儿子入会等等规定。杜布说，英国在都德王朝时，工匠们不能缴费加入行会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他们在后街僻巷的阁楼里偷偷地工作，或者为了逃避行会的管辖而搬到郊外去”[2]。“贷出”制度在欧洲广泛地流行，就是在美国，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仍然起着一定作用。即使在最近，服装业的血汗工厂中，还可以找到它的痕迹。 [1]约翰·伊顿：“政治经济学”，第4页，纽约，1949。 [2]杜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118页。 工业发展的下一个主要时期，即手工业者的无产化的下一个主要时期，是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的这一行业的成长时期。这至少包括两个阶段。手工业者逐渐大量地聚集在一个企业中，在那里，他们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工作。马克思说：“但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特有的机器，总归是由许多部分劳动者结合而成的总劳动者。”[3]这便为第二阶段，即机器的实际发展和采用的阶段，打开了道路。在一开始，大部分机器是木制的。后来，由于冶金业的迅速改进，便用钢铁来制造机器了。这就是工厂制度的开端，而首先是在纺织工业中开始。这些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而对于手工业者来说，甚至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聚集这种资本愈来愈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合股公司出现了。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伊顿总结整个过程说：“工场手工业时期从十六世世纪中叶开始，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发生产业革命时结束。工场手工业为产业革命打开了道路；而建立在大规模机械化基础上的资本家的生产，便随着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4]这是那时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普遍存在着的趋势。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开始的。在这些国家里，手工业者被消灭的方式更为粗暴和残酷——外国资本家直截了当地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大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而使手工业颓败。 [4]伊顿：“政治经济学”，第43页。 所有这一切的总的后果是：作为工业生产主要方式的手工业逐渐消灭，行会会员无产阶级化，以及行会本身逐步遭到破坏。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手摇纺织机织布工人对侵犯他们的工厂制度所展开的长期的殊死饥饿斗争，只不过是这些革命性变革所造成的极其广泛的悲惨状况的一个方面而已。近到1858年，英国约克郡织布工人还只有一半在工厂中作工[5]，而在德国，1846年时，手摇纺织机有78423架，而动力纺织机却只有4603架[6]。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对过时的行会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们仍然苟延残喘地存在下去。在英国，它们残存到十八世纪；在德国和意大利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而在日本和其他远东地区则存留得更长久。独立的手工业者，除了一些历史上的残余外，都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了。 [5]杜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265页。 [6]库辛斯基：“德国工人状况简史，1800年至目前”，第70页，伦敦，1945。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用它的一贯残酷和不人道的方法，从农民队伍里为它增长着的工业招募了为数更多的工人。这种发展的实质是强迫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使他们除了成为雇佣劳动者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不然便是挨饿。 英国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这个发展非常明显。马克思在他所著的“资本论”中，非常重视它。日益发展的纺织工业所需的羊毛的价格很高，大地主在这种高昂价格的引诱下，开始把他们的土地圈起来，作为只需少数工人工作的羊群牧场。同时，为了达到同样目的，他们又开始在使农民吃亏的情况下扩张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据估计，在英国的某些郡里，这种圈地多到百分之五十。[1]产业革命加速了这个运动。在1710年到1760年之间，圈地数量只有三十万英亩左右；而在1760年到1843年之间，几达七百万英亩。[2]所有这一切的总的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沦于饥饿和讨乞的境地。马克思说，这个过程“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取了活动的领域，使土地合并于资本，并为城市产业，造出像岛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的必要供给”[3]。 [1]杜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227页。 [2]吉宾斯：“英国的工业”，第430页，纽约，1910。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8页。 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各邦，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通过种种方法，大量农民被剥夺了他们拥有的小块士地，资本家可以雇佣他们做工人。在俄国，由于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拥有土地的贵族由于害怕日益发展的农民起义，在表面上“解放”了大量农奴，把农奴变成无地的农民、农业的雇佣劳动者和萌芽中的俄国工业的雇佣奴隶。1807到1816年德国解放农奴的行动也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使农民丧失“他们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4]。英国充满了身无分文的流浪者。据说仅仅在巴黎一地就有八万名乞丐。这些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们到处遭受着鞭挞、囚禁和无情的迫害。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成长中的工厂制度的现成材料，是开发矿藏以及后来修筑铁路的现成材料。他们全部处在垂死的手工业行会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了。 [4]拉尔夫·弗兰莱：“德国现代史”，第152页，1953。 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妻儿，也被迫到工厂中做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纺织业中，他们不久就到处都占大多数了。妇女儿童从亘古的时候起就在封建农业中做工，但是却没有手工业行会和作坊中做过工。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工业中，他们遭到空前残酷的剥削。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不考虑年龄和性别的。他们认为五六岁的儿童便可以拼命地工作了。 在美国，特别是1776年革命以后，当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速发展时，较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沿着稍为有些不同的道路进行的。印第安人仍然占有数以亿计的英亩的肥沃土地，而掠夺他们的这些土地是要逐步进行的，所以大地主们从来不可能建立起像在欧洲各地建立起的那种土地垄断。然而在殖民地时代和共和制的初期，沿大西洋海岸有很多贫苦农民仅有小片土地。这些种植者——有许多生活在饥饿线上——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来源。这种趋势在缔造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无产者方面，也起着一部分作用。 美国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在贷出制度之下，逐渐变成兼职的纺织就和制鞋工人；当工厂制度开始实行时，他们便蜂拥到工厂里去。他们的妻儿也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儿子充当渔船队、捕鲸队和悬挂美国国旗遍驶世界各地的快速商船队的水手——到十九世纪时，参加这些航海业的工人至少有十万人。农民在建立位于乡间的许多早期工业方面也直接作出贡献。在庄稼收割完毕的冬季里，他们在森林中工作，从而打下了木材工业的基础。他们还有他们的乡间酿酒坊、制革坊、碾米坊和铁匠店，雇佣劳动者不断增多。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是煤矿工人的先驱；沿着整个大西洋海岸，在几乎每一个殖民区和新成立的州里，都有沼铁矿，并且建立了小型铁厂，其中工人主要是由附近农民在正规农田工作完毕后利用农闲时期来充当的。农民也是修筑道路网、挖掘许多水道和后来建筑铁路的重要力量。美国的小农始终是建立和扩展工业的一个广大的人力来源。[5] [5]卡罗尔·赖特：“美国工业的演进”，纽约，1895。 在美国，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也采取了一条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非常奇特的道路。这就是工业吸取了土地被剥夺后而到美国来找出路的大量农民。尤其是在美国内战之后，在越来越多的移民中的农民成分更为显著。有些农民取得了土地、但是大多数都涌向工业。结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重要的工业如纺织、钢铁、肉类包装、煤、木材、海运和其他工业中，他们成为工人中的大多数，占百分之八十或更大的比例。 强迫劳动、雇农和奴隶制度 在年轻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北美、中美和南美三个地区更迫切地需要工人，而在为种植园和新生工业系统取得工人所使用的方法上，也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北美、中美和南美这三个地区更为残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最流行办法之一，是契约制度。这办法在英国北美殖民地里尤其突出。邢就是，把工人们征集在一起（不仅在英伦三岛，而且在西欧各国）装在棺材船里，当作未来的工人运到美洲去。在那里，他们必须按照契约的的年限工作（年限多在七年或七年以上），据说他们是在偿还旅费。 在英国，征集这些“契约奴仆”的办法尤其残忍。绑匪在英国城镇街道上绑架不加提防的人，把他们用船载到殖民地去。此外，英国监狱——里面挤满了欠债者、小偷、战俘、以及政治上的反对派——经常在为新世界提供劳工而出清犯人。海克尔说：“在十七世纪头七十五年里，从英国的监牢里提出了多达五万名男女和儿童，卖作为期七年的契约奴仆。”[1]这些不幸的人中间包括很多工匠。他在契约期内没有应有的政治权利，受着实际上是奴隶的待遇。他们可以被主人辗转贩卖，肆意鞭打或者契约期限被任意地延长，而且非经主人允许，他们是不能结婚的。方纳说：“整个殖民地时代里，自由工人数量最少，在整个美洲劳工中也是梁不重要的一部分。在革命期中，在宾夕法尼亚、马利兰和弗吉尼亚州里，四个人中大概有三个人是契约奴仆或者曾经充当过契约奴仆，而在这三百万移殖来的人中间，每六个人中大约有一个是黑人奴隶。”[2]革命给予这种白人奴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它的遗迹一直延留到十九世纪开头的数十年里。 [1]路易·海克尔：“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第98页，1940。 [2]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参阅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8页。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里，在为美洲提供雇佣奴隶方而比契约制度重要得多的是各种不同形式的雇农。遭受这种强迫劳动最早而为期最长的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及最后从这些殖民地成长出来的共和国中，尤其是这样。 从一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征服者就把在他们领土上的印第安人变成奴隶，但是他们只获得局部的成功。中南美的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约有一千万到二千万人，他们在西班牙的大授地制下面，大多数沦为近似农奴的人。[3]那就是说，征服者在攫取大块土地作为他们的财产时，同时也占有原来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作为他们的劳动者。印第安人在他们主人的土地和矿山中工作，并为主人建造起许多教堂，但是他们所得的酬报却只有饥饿和迫害。“不管是妇孺还是老人，都不能够幸免。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他们的主人献出自己的劳动力……只要稍微露出一点倦怠的祥子，皮鞭子便落在他们身上了。”[4] [3]威廉·泽·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页。 [4]约翰·克劳：“拉丁美洲史”，第157页，纽约，1946。 过时的西班牙大授地制度和在葡萄牙殖民地巴西境内的跟这个制度相类似的东西，由于人民的抵抗，很早就证明不能够有效地剥削印第安人而逐渐被废除了。1790到1826年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许多次革命，清除了这种农奴制度的残余，而普遍采取了一种比较现代化的雇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面，印第安人，以及最后被“解放”了的黑人，表面上是矿区、牧场和种植园里付出劳力而取得工资的自由工人。然而事实上，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不能吃饱的工资，地主有步骤地使他们负债，这样把他们束缚住，使他们不能脱离他们的工作。天主教是全拉丁美洲巨大无比的土地占有者，它在采用这种剥削方式方面决不比私人土地占有者稍为逊色——只不过特别加上一些它的宗教职能而已。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上说：“神甫也在帮忙（使印笫安人他负债），他们在替人举行任何教会仪式时都要索取大量金钱，而且还利用雇农的迷信。”[5]这种偿债雇农制，目前在拉丁美洲的农业中仍然广泛地流行着，而且它也是美国南部黑人和白人劳工间都有的谷租制度的一个恶名昭著的方面。 [5]“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第1368页，纽约，1947。 黑人奴隶制度，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早期的阶段里，是另外一个缔造工人阶级的丰盛泉源。这个穷凶极恶的制度在美洲也有它的主要基地。早从十五世纪起，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它一直在美洲存在着。黑人被抓来送到美洲的约有一千五百万人，而据杜波伊斯说，在奴役过程中以及在非洲和海上可怕的“中途运送”中死亡的黑人，要多至这个数字的五倍[6]。当奴隶制度最后被废止时——海地在1790年、西属美洲殖民地在1810到1826年、英属西印度群岛在1838年、美国在1863年、巴西在1888年——被解放的黑人奴隶总数有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 [6]杜波伊斯：“黑人”，第145页，纽约，1915。 黑人奴隶是一种强迫的农业劳工，被迫为糊口而工作。奴隶制度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和在以后工农业的扩展上，都是建造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马克思论述奴隶制度流行的时代时说：“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7]英国和美国早期的工业，以及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财富，是在他们主要的工业——棉花——中的奴隶制基础上繁荣和成长起来的。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在整个美洲，处在奴隶制度下的黑人不但进行主要出口作物——棉花、糖、大米、可可、咖啡等等的生产，他们也是实行奴隶制度的地区里的熟练艺匠。奴隶制度既已废止，黑人构成了西半球许多国家中的数以百万计的各种工人。目前他们的人数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他们是新大陆人口中最无产阶级化的分子。
第五章和平宣传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五章和平宣传站 大约有六十位美国人参加了一九四九年四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我们都极受感动和鼓舞，我们把我们冋到美国后能够做些什么工作这个问题反覆讨论了许多次。事实上，我们几乎有一年没有做工作了，因为在我们美国所处的歇斯底里与战争宣传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能够做些什么工作，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淸楚。很明显，在新的法律下我们不能组织世界和平大会的分支组织。的确，当有些国家的非常著名的代表建议赴世界各国议会去呼吁和平的时候，他们被拒绝进入美国。 一九四九年秋天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大陆拥护和平大会有许多美国人参加。但是它的开会通吿几乎没有在美国报刊上刊载过。美国新闻记者在会前被召到墨西哥城的大使馆去，得到客气的劝吿，叫他们不要报道会议情况。他们几乎一致遵从了。在美国，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仍是困难的。 最后，我接到奥·约翰·罗奇打来的这个电报： 「请你务必参加三月一日星期三晚上八时在东第五十二街四百号我家中举行的会议，目的是讨论一下有关目前促进世界和平的活动的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 我去参加了会议，知道在场的三四十人事先已经开过好几次会，研究了美国和平运动的组织方法。第一种意见似乎是就现在已有的各种和平运动组织成一种联合会。这个意见没有成立。其次，为了欢迎打算来访美国的著名和平拥护者而组织一个委员会的意见,也证明没有用，因为他们被拒绝入境。我们推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探讨各种可能性。 这次初步会议的一些参加者到欧洲去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会议，并且依照向各国议会呼吁和平的计划访问了俄国。我们的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全都觉得是极其合适的和合法的，那便是我们后来在一个私人家里开会决定组织一个和平宣传站，其目的应该只是向美国人民报道其他国家对付战争的工作和对于战争的想法。 约翰内斯·斯蒂尔建议我们不定期出版一份他叫做「和讯」的刊物，这样我们便能在美国搜集和发布关于和平运动的消息。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穆斯提出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着手去寻找办公地点，开始组织工作。我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长期的经验，知道怎样使委员会或者一批人顺利工作，而不致纠缠在程序性的技术问题上；而且我也有一种颇成问题的准时习惯，并且务使会议在午夜以前从容结束。 我和会上许多人都没有私人的交往，虽然在巴黎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上我遇见过穆斯夫人。但是当我们组织起来开始工作时，他们表现出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而易于相处的同伴。伊丽莎白·穆斯是一个矮小白发的妇人，具有典型的新英格兰文化，虽然她生在中西部。她思想敏捷，曾在史密斯学院受教育，做过青年的教师。她的个性和蔼可亲，对国内外社会发展深感兴趣，是一个优秀的行政人材。她担任了我们的第一任行政秘书，很有效地推动了工作。 她介绍阿波特·西蒙来主持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的运动。西蒙是一个典型的献身于一个伟大事业的人。他十六岁便在大学毕业，做过青年运动的领袖，他是叔恩伯格训练出来的音乐家，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麦克阿瑟手下当军官时曾经受过伤，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造成的灾害，因此深挚地献身于和平。 七月间，穆斯夫人使这个组织站稳了脚后，因身体不好而遗憾地辞职。她到欧洲去休养，希望最后仍能恢复她研究青年教育的工作。在我们被起诉后，穆斯夫人自动回来同我们一起受审。 阿波特·西蒙显然是她的后继人选，他自七月起到我们解散时为止，一直是我们的行政秘书。柯尔·艾尔金楚一个年轻的企业家，哈佛出身，从事小型制造业。他在社会工作上从来没有特别积极过，但是被我们的纲领所吸引，便不声不响地帮助我们，担任财务的工作。他的工作方法是极具重要性的，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愿意承担在他私人朋友与公众间募集庄金的任务。我们的年轻漂亮的速记员兼文书西尔维亚·苏洛夫就像法官最后所决定的那样，本不应与负责人找一起被起诉。她协助管理办公处，伹没有参加决策事宜。 这便是和平宣传站的主要人员。他们都是正直的人，没有个人的野心或一点癖好。他们只是看到了一项值得做的工作，愿意努力做去。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每月开一两次会，从事一般的监督。组成的人员不固定，但经常参加的有：艾伯特·伊·康恩，奥·约翰·罗奇，约翰·特·麦克曼纳斯，保罗·罗伯逊，秀莱·格拉汉，约翰内斯·斯蒂尔，琴·威尔特费希博士，克·布·鲍德温，利昂·斯特劳斯等人。 我们大家在一起顺利而有效地工作着。我们出版了「和讯」，后来又重印和散发要求取缔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我们把这份宣言向全国散发，一共征集了二百五十万个签名。我们也印发了其他的呼吁和平的文件，像红十字会呼吁书，公谊会的声明，以及许多其他文件。 从世界大战中产生出来的最伟大的文件当推斯德哥尔摩宣言。这篇简单、直白而真挚的仅八十个字的宣言[1],传遍了全世界，很少有其他的宣言可以与它相比。这篇宣言原文是用法文写的，它产生于广岛的恐怖，它产生于全世界听到杜鲁门信口说可能在朝鲜再度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感到的心惊胆战。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会在斯德哥尔摩开会，参加的一百五十名代表来自世界上十八个主要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苏联。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样一篇宣言： 「我们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这个恐怖的和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 「我们要求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来保证这个决议的执行。 「我们认为，那一个政府，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去反对任何国家的，就是犯了反对人类的罪过， 就应该当作战犯看待。 「我们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 [1]指英文本。——译者 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五亿人民以及如果有机会也会签名的十亿人民之所以受到感动，与其说处由于想保卫苏联，不如说是希望防止现代文化倒退到原始的野蛮时代中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蓄意要诬蔑这个伟大的宣言的来源、意图和措词，他的名誉因此不能再恢复了。他的诬蔑运动的顶点便是要把和平宜传站的五位负责人员关进监牢。 对和平宣传站的第一次直接公开攻击，是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进行的诽谤[1]： 「我相信美国人找不会受现在正在美国为了征集签名而散发的所谓『世界和平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决议』之愚。应该认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苏联的假『和平攻势」的宣传花样……」 [1]见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的「纽约日报」。——原文注 我立刻在七月十四日加以答覆，我在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 「正当充满战争恐怖的世界在注意美国的每一句话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国务卿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査委员会同时一起谴责任何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努力。在你的谈话中，一点没有提到要求和平的愿望、对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认识，也一点没有提到对因战争而成为残废、遭受贫困和丧失生命的人的同情。 「全世界亿万人民认为你的谈话是美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先声，这当然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你的谈话中一点也看不出要用调停办法缓和目前战争危险的精神。 「对于这些说法的最好答覆，是举出一些我们当代的伟大思想家与人物来，他们与两亿多要求和平的普通男女一这在世界和平宣言上签了名。萧伯纳，阿诺德·茨维希，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意大利前总理维多里奥·奥兰多(他是凡尔赛和会四巨头之一)，巴西政治家、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奥斯瓦尔多·阿兰纳，法国最高法院首席推事孟吉布，法国总检察长摩奈，波兰犹太教大拉此舒尔姆·特利斯特曼博士，法国参议院议长、前总理爱德华·赫里欧，孙逸仙夫人，著名天主教哲学家何塞·贝加明，波兰罗马天主教萨比耶哈红衣主教，——这不过是其他国家著名人物中的少数几个。 「诺贝尔和平奖金得奖者埃米利·格林·巴尔奇在签名的时候说：『在目前，像世界和平宣言这种声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打破了所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界线，值得所有要求和平的人们的支持，不管他们中间有没有其他任何分歧。』 「世界上著名人物之一，汤马斯·曼恩写这：『原子弹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我已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 任何以和平为目的的运动我都支持』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在厌恶战争的威胁因而在世界和平宣言上签了名的一百万美国男女中间，有这样的科学家：癌症专家芝加哥大学的安东·杰·卡尔逊博士，费城的菲列普·拉·怀特博士，犹他州新教圣公会退休主教阿瑟·吴，墨尔顿牧师，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非洲人卫理公会斯·利·格林主教，犹他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哈·沃尔夫，明尼苏达州大学科尔佐夫溥士，出版家奥布莱·威廉斯。 「赞同宣言的有埃及国务会议，波兰罗马天主教主教团，意大利八位天主教主教，芬兰总理和内阁，苏联最高苏维埃…… 「你反对这篇宣言和我们的努力的主要锋芒是指责我们是苏联的『假和平攻势』的一部分。难道我们的战略是：当苏联要求和平的时候我们坚持战争？难道任何避免原子灾难的建议一定要有苏联反对才显得神圣吗？我们自己的国务卿说，没有任何可能消除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难道我们已经处在这样悲惨的境地了吗？正直的美国人是有的，他们尽管在其他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都憎恨和害怕战争，而决心要做一些工作来避免战争；先生，你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我们必须与俄国和中国在一个世界上相处，旣然我们能够与苏联合作反对希特勒的威胁，我们难道不能在只有信任才能拯救我们免于整个原子灾难的时候再与他们合作？当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地的亿万殖民地人民，他们知道我们支持蒋介石、保大以及殖民制度，而且心中牢牢记得美国黑人所受到的压迫歧视，他们会感到，我们的意图也必须表现了诚意后才能被接受。 「今天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惯于把自己由于某种原因所不喜欢的任何东西称之为『共产党的』，因此也是破坏性的和不爱国的，这已是标准反应了。我们深感这种手段已经应用得太过分了；为了要对一个建议表示不屑一顾，仅仅追溯它的来源是共产党方面，这在今天是不够的。 「我们这一群美国人，在读到『和平宣言』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篇叙述我们自己和其他许多数不清的美国人所相信的东西的真实而公正的声明。不论我们的其他信仰和关系如何，我们团结在这个组织里，唯一目的是把和平问题上的情况吿诉美国人民。」 和平宣传站继续工作。对和平的愿望的证据从美国各地传来，特别是从那些报纸封锁消息的地区传来。我们得到，特别是西部和南部方面惊人的关心和支持。 在这个运动的中途，我赴苏联一行，参加八月间举行的和平大会，在返国途中，约略参观了一下华沙的骇人的破坏情况以及重建国家的英勇的与日益成功的努力情况；而后，我又见到了阔别五十六载的布拉格。 虽然按计划我要参加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和平大会，但是我不能参加，因为我来不及从苏联赶回来。八月间，我接到巴黎方面的电报，邀我以一个来宾资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他们答应代出我的费用。他们开会为了两个目的：扩大斯德哥尔摩宣言内容，添上裁减军备的要求；筹备召开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我认为这很重要，因此申请在我还没有满期的护照上填发出境签证。 在纽约办事处的那个年轻人看了我的申请书后问我认识国内哪些人。我知道我这请求遗到了怀疑，于是我答应第二天给他详细材料。笫二天我带去了一封长信，我在其中说明了一切事实：我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在纽约、法国、莫斯科举行的和平大会，现在希望以来宾资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 他仔细地看了这封信，然后要我必须补充一点，说明我知这战后情况的危险；我同意了，便开始写：「如果战争情况使我不能得到出国的允许，我是会谅解的，」还没有写完他就打断我，他说：「你必须说明你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不安定。」但是我反对说：我不知这有这种情况。他吿诉我，国务院已这样通知了他的办事处。我说我很愿意说国务院曾这么告诉他。那不行。他又说：「你不知道俄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捷克人自己掌权的。」他没有办法，把我交给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官员。 这个人面露厌烦之色，他搜遍了训令的档案，最后解释说，国务院命令他们要所有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旅客表明他们知这那里的情况。我答道，那很好，于是在我的信尾添上这么一句话：「不论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如何，我都希望去得成。」他轻蔑地看了一下，终于说：「好吧。」 经过了华盛顿十天的考虑和两次电话催询，我的护照才发回来。尽管如此，这个护照还是仔细地限定在捷克斯洛伐克及沿途「必经国家」只可返留六十天，而且「未终国务院明确批准，到其他国家去无效」。我觉得好像一个假释的犯人一样。 在布拉格被请发言的时候，我说： 「五十年来我一直与美国的社会潮流保持接触。有组织的反动派从来没有掌握像今天这样的权力，这是靠对报纸和电台的占有，靠对自由言论的限制，靠对自由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的囚禁，今天在我的国家里，甚至举行一次公开的和平集会也几乎不可能了。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是靠欺骗美国人，使他们相信，美国眼前就有遭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侵略的危险，而和平运动是这个威胁的外衣…… 「显然，要对付这种歇斯底里，主要不是一个关于在任何情况下发生战争的观念的问题，而是，更深刻的，使美国人民群众得知真相，作为进步的手段的问题。美国人民群众压到大多数仍憎恨屠杀、破坏和疯狂，我们靠个人接触，靠诚恳的呼吁，靠我们自己明白真相，是能够在美国赢得和平的。但是，这一定需要勇气，需要牺牲职业和体面的决心。……」 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会议上终于通过扩大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内容，添上要求裁减军备和谴责侵略及武装干涉。会后我启程归国；但我接到两封电报，这两封电报最后引致一次竞选运动和一个刑事诉讼案件。 和平宣传站从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起成立，一直到同年十月十二日正式解散。此后，为了结束我们的活动、答覆继续不断的函件、偿付账款、结束房屋租赁等等事务，我们的办事处仍然部分进行工作，直到同年年底。在积极工作的七个月中，我们从小额捐款、公开的和私人家内的集会，以及出售销路很广的出版物等方面一共收入二万三千元。我们一共印发了七十五万份印刷品，其中四十八万五千份是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用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每份售价一分，成本半分。我们也发行了十万份传单，以及数千份以儿童、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操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小册子，我们努力使他们关心和平。此外，还有定期出版的「和讯」，上而刊载世界和平运动的新闻。我们最大两项支出是九千元左右的印刷费和八千元房租及薪金。最后,我们有了全国各地特别关心和平的六千人的通讯录。 这便是和平宣传站的情况，这便是我与它的关系。这样，在我八十三岁的生日宴会上来了对我们的犯罪起诉书，以及为我的名誉与品行的辩护，开始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遍达世界各地。 为了这个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证据或理由作为根据的荒谬法律案件，美国政府根据奥·约翰·罗奇向哥伦比亚特区大陪审团提出的证词，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把我们送上法庭。政府依赖罗奇和司法部传讯到庭的其他二十七名证人——但是他们只敢叫其中七名上证人席——的证词，企图把我们送入监狱，这样来制止任何公民或团体在美国倡导和平。
“恩格斯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恩格斯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1]” ……那是1849年的盛夏。我们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之后，在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建立了几个侨居区。当时在侨居区所执行的政策，无论如何要比现在的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明智得多和实际得多。当然，除了说它切合实际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说。我在这以前认识过一些各式各样的“大人物”，如卢格、海因岑、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司徒卢威，以及来自巴登和萨克森的“革命”的民众领袖。但是我愈熟悉他们，他们在我眼前就愈显得暗淡无光，卑微渺小。每当氤氲弥漫的时候，人和物看来就会觉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却有一个特点，在他敏锐的眼睛前，迷雾必将消失，他所看见的人和物仍都是本来的面目。这种锐利的眼力以及同样锐利的、根据这种观察而作出的斩钉截铁的判断，起初使我感到有点不悦，甚至有时使我觉得有伤我的自尊。虽然我对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们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们的印象好一些，但是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藐视这一运动的整体，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在这一运动中献出了大量的精力，还有许多人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的精神。我虽不是德国的南方人，但是当时“德国南方人的慈善心肠”还附在我身上，直到后来旅居英国才得到克服。不过，这并不足以妨碍我们对人和事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的看法，尽管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一开始就能立刻取得一致。而且不久我就发现，恩格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读过，同时通过私人交往，他的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赞叹不已）的判断始终是有根有据的。我不禁对他深怀敬意，因为他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并且比我年长五岁——这五年简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纪。 尤其是我很快就觉察到，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像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报纸都拿握了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牙利活像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2]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会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像爱克司光[3]一样。大家知道爱克司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吹牛家像明希豪森似的吹得多厉害，终究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而我们的恩格斯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有了这样精密的战况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如何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些结论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就在奥军书面宣布获得决定性战役胜利而全歼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 恩格斯既不是一位预言家，也不是一位惯于忖度别人思想的人，他只不过有一双明亮清晰的眼睛，是一个像歌德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当年歌德曾在瓦尔米[4]战场上，用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那些视力模糊的凡夫俗子和政治家们pourrire〔十分可笑地〕不能看到的世界转折[5]的开始。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军事家。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通观全局，明察秋毫，沉着冷静，当机立断。以后他还写了许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第―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诚然，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姓实名，也根本料不到那些著作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叛逆者，一个平民出身的巴门工厂主的儿子）。在伦敦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将军”。如果当他在世时再有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革命，那末恩格斯就一定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和军事思想家…… 摘自《1897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7），1897年汉堡版，第60页。 [1]卡诺（Carnot），参加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军官，曾任短期的陆军部长。毛奇（Moltke），德国元帅，曾任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指挥过1864、1866，以及1870-1871的战役。参阅本书人名索引。——中译者 [2]这里指的是西班牙政府对1895年古巴（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全民起义的镇压。——出版者 [3]即“X光”——录入者 [4]瓦尔米（Valmy）是法国马尔纳（Marne）的一个村庄，在圣·曼纳胡德（Sainte-manehould）附近。1792年，杜牧里埃（Dumouriez）和凯勒曼（Kellermann）在此率领法国革命军大败普鲁士入侵军。 [5]1792年9月20日，法国革命军在瓦尔米战场上击败了进行反革命干涉的普鲁士入侵军。当时歌德亦在前线，他对他的随行人员说：“此时此刻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转折。”
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在最近两年的纽约《先驱者年历》上，朋友左尔格发表了他的《一个四八年人物的回忆》。他的这些回忆录也在我心中唤醒了某些回忆。在我眼前重又浮现出早已忘却了的人们。我和左尔格是在日内瓦相遇的，并且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有过许多交往。那时候，左尔格不仅每天记日记，而且始终保存着这些日记。可是当时我的情况却不相同。我被四处追逐，长期流离失所，以致当年的物品全都没有保存下来，甚至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留下[1]。更痛心的是，我的全部珍贵的藏书都已荡然无存。因此完全是左尔格给我提供了回忆的基础，才使得我在日内瓦的流亡生活和活动现在又清清楚楚地、条理分明地展现在眼前。如果我真要动笔写的话，我就得按照一些朋友们的愿望，从无数的印象、人物和史实中选择一部分来写。 1849年7月3日或4日（我们“四八年人物”的主要活动是在“疯狂的一年”之后才开始的），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十分狡猾地回避正面进攻，而采取迂回战术绕过著名的“穆尔克防线”，我们在拉施塔特的那次会战中失败了[2]，我们部队的主力，也就是没有陷入拉施塔特包围圈和没有继续向那里挺进的部队，要统统往南撤退。当时曾一度讨论过，要在黑森林地区展开一场“人民战争”，但是大家终于渐渐地考虑成熟，要越过“自由”和“中立”的瑞士（给这两个漂亮的词儿带上引号，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都亲自领教了瑞士联邦当局的所作所为的缘故。今天的瑞士情况也还如此，但愿不要再让人给它的自由和中立带上引号，至少我是这样希望）。 部队的主力在前头开路。可是人员却很复杂，因为我们是由革命的风暴啸聚起来的。但是我们互相之间并不陌生。我们总共有十二个人，其中有正直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他再也不能纸上谈兵，侈谈未来的胜利了）和他生死与共的妻子阿玛丽爱，有当过副官而当时还没有成为尚未问世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杂志编辑的罗森勃鲁姆；还有教师内夫，一个活动能力很强并且非常坚决的年轻人，曾经非常卓越地领导过民团的一个营，直到该营在拉施塔特解散为止；以及始终性情愉快而随时准备冒任何危险的多尔杜（如果他年龄略大一些，我真会把他当作“福尔克尔·冯·阿尔蔡”[3]（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很好的歌手，自然他也写诗，就像每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都爱写诗一样）；最后是鄙人。我在那个时刻想得更多的是我和最心爱的人分离的痛苦，而不怎么想到失败的革命。 真是青年无德行么？难道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不成？革命的旗帜不是还在匈牙利国土上空高高飘扬吗？勇敢的施瑙费尔所高歌颂扬的马扎尔族英雄的人民，不是正在驱赶着敌人的雇佣军[4]，使得后者就像豺狼畏惧彼此合群的家畜一样吗？在拉施塔特不是储备了足够几个月的军粮么？难道不可以明天重新再干一场吗？是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听到过数千次“明天再干一场！”的呼声。 可是我现在想到的是别的事情。由于突然爆发的起义把我从打开了的牢门里放了出来，我差不多在两个月前就离开弗赖堡了。那时我的内心充满着骄傲的希望和幸福的感觉，虽然我不得不和我在患难之中订婚的未婚妻分离。我不是作为一个胜利者离开的。谁知道我这次离别要有多长时间？未来有什么结果？下―步又会怎样？我站着的土地像地震一样在开裂。大地在震动摇晃。一切都还是疑团。未来是那样的纷乱，不管你如何想象，也无法从中勾画出一幅轮廓清楚的图景。但是青年人没有忧虑，这正是他们崇高的德行，与俗话所说的“青年无德行”恰恰相反，至于说“青年人没有忧虑”，这也许是不对的。我在青年时代就有过许多忧虑。当我1850年6月到伦敦的时候，党内有个会摸骨相面的好心的卡尔·普芬德，甚至在我脸上看到一种“痛苦的特征”。但是，这种忧虑和痛苦从来没有持续很久。如果忧虑和痛苦太严重的话，我手中始终有一根鞭子把它们驱走，甚至在伦敦饥寒交迫最最难熬的日子里也是如此。这根鞭子就是幽默。这岂能说仅仅是出于轻浮呢？每当我无所适从的时候，幽默就像土地神一样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大家知道，幽默的孪生姐妹是忧郁。泪与笑同在嘛，流泪的汉斯和欢笑的汉斯是相辅相成的。谁能一只眼睛哭，一只眼睛笑，那他就是最幸福的人。打我成年时起，我就从未哭过（除了由于感动，例如在剧场里看到动人的演出而流泪之外）。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哭的能力。我所说的哭，是指愤恨时的眼泪，也包括喜悦时（例如，色当战役之后在法兰西成立了共和国[5]那种时刻）的眼泪。 可是我在弗赖堡经历了真正痛苦的离别。由于所有与我同行的人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要办，所以我们约好晚上十一点钟在我们临时投宿的“福棱巴赫旅馆”会面。还不能太迟了！因为，我们的人在城里只剩下很少几个，而这以前一直荷枪持盾潜伏以待的市民自卫团这时已纷纷爬出洞外，普鲁士骑哨也三两成群地在附近巡逻，还听说闵斯德城头已飘出一面白旗。虽然这一情况未必确实，但是我们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所以我们不能再迟疑，而赶快分了手。我为了防患于未然，把腰刀的刀刃和两支很好用的手枪（当时还没有自动手枪）的子弹盒检査了一遍，然后就登程上路。 十一点差几分，我就及时地离开了。我所得到的各种消息使我加快了步伐。街道上是一派可疑的情景，到处出现一些真实的巴塞尔曼笔下的人物[6]，不过其中一些人物却是已故的巴塞尔曼不会害怕的，因为他们是他的好朋友。有一些人跟在我的后面，我不久发觉他们是在跟踪我。我听到战刀的铿锵声，显然是“大公爵”分子们认为反戈一击的时刻到了。 我不愿意和他们邂逅，赶紧跑掉。这时候，突然从邻近一条街上出来三、四个人，站在我的面前。我也听到他们身上战刀的铿锵声。我处在腹背受敌的位置，于是只好决心向前进。我每一只手上都握着一支手枪，朝着迎面阻拦我前进的人走去，用枪对准他们喊道：“让开路！谁敢动我一下，我就开枪！”这话立见成效。巴塞尔曼笔下的人物都像他们当初被送上战场去的伙伴一样，带着他们的佩刀像机灵的猴子般地乖乖撤退了。从这段滑稽可笑的小插曲可以看出，形势似乎并不十分危险。我真想大声嘲笑这些疯狂地趁火打劫的治安队，让他们充当福斯塔夫的随从[7]，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我没有时间来笑，我急于弄清同伴们的情况怎样？在街上我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现象。不过在我走进旅馆以前，我还是侦察了一下。四周没有动静，旅馆的客房里都是好朋友。“你终于来了！你在什么地方耽搁这么久？”“我们真替你担心！”“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了。”“城内已经不安全了。”“可是多尔杜在哪里？”“内夫呢？”一片乱嚷嚷的声音。这时候我才发觉多尔杜和内夫没有来。其余的人都比约定的时间略早―些回到了旅馆，因为他们觉得在外面不安全，他们也不愿让他们的外貌去惹人注意。 怎么办呢？自然是等候两位未到的人。我们一直等到十二点，等到一点，等到两点。 “我们再等一个小时就不能再等了！天一亮我们全会被俘的。他们很可能加入了哪一支志愿兵的队伍，跟在军队后面走了，要不……？” 我们等呀，等呀。闵斯德城的时钟敲了二点一刻、敲了二点半，敲了二点三刻，敲了三点！还是不见多尔杜和内夫。 我们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于是赶紧动身。我们已经等得太久，现在闵斯德城里真的飘扬出一面白旗了。在拂晓的灰色朦胧中，我们似乎感觉到有一种比昨晚更可疑的活动。小股的治安队不断增多，这尤其令人深思。 我们尽可能避开那些变得疯狂的治安队。我们这支队伍由一位家住近处的志愿兵作向导，加上十个男人、一个妇女，大部分都有武器；不少人，其中包括我，甚至还有枪枝，所以要是遇到十来个纸糊的冒牌兵，原是不必害怕的。但是根据经验，这些疯狂的治安队由于人数少，他们会产生一种盲目的怒气和胆怯感，因此他们就会拼命。他们这种胆怯的拼命比真有勇气的男子汉还要残暴。 话说回来。我们平安无事地出了城。可是这时候，我们的心情才开始真正感到不安。我们部队的最后几个人也早已动身离开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行踪。我们只看到普鲁士的轻骑兵在我们面前来回穿梭，我们和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此外又增加了这样一层危险：虽然普鲁士军队还不敢进入市内，可是治安队现在都壮了胆，想干一些反动的勾当来讨普鲁士军队的欢心。毫无疑问，他们最希望能把司徒卢威认出来。谁要是能把司徒卢威交给普鲁士人，那他―定会红袍加身，得到重赏。不，治安队一见到红色就犹如惊弓之鸟，因此赏给他的长袍一定会选用另一种颜色。司徒卢威走起路来总是那个姿势。他的脸庞具有斯拉夫人和中国人的特点（他原本出生于一个俄罗斯人的家庭，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是斜竖着的，像蒙古人的眼睛一样）。他在巴登的时候，和他终生的老朋友黑克尔一样，整天叼着烟斗。 我们商量的结果，排除了去找我们自己部队的可能性。因为普鲁士人正在追赶我们的部队，他们自然已向四面派出搜索部队，因而我们在会合我们的部队以前就不可能不遇到敌人。而我们十个人当中，大部分没有全副武装，其中还有一位妇女，就是司徒卢威太太。她虽然诙谐乐观，但仍不免担惊受怕和疲惫不堪。倘若碰到遭遇战，我们肯定不是处在最有利的地位。还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呢？我们必须分成小股队伍从侧面前进，就像古代从海德尔堡到瓦克豪伊塞尔那次战役的大迂回进军一样，以便绕过敌区同我们的部队会合。不过这时候我们发觉朝南的通路都已没有了，所以我们决定乘车（在这期间我们搞到了一辆）朝西转移，并在布拉萨赫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境内，然后察看形势，再从那里回到我们的部队。这是很艰苦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想束手待毙的话。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莱茵河。我们那位舍己为人的向导一直陪同我们到了那里，然后他就离开我们，回家去静候事态的发展去了。我们把武器埋藏在灌木丛里。当我向我的圆锥弹的枪枝（当时是最新式的，也是我在司徒卢威暴动那一年以前存下的私人财产）告别的时候，我心疼之极。我们渡过了莱茵河，进入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这时正勾结德国的各种反动势力准备推翻本国的共和政体，这对我们来说自然不是秘密。不过，我们打算依靠的是亚尔萨斯的共和派，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有不少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有共和派。曾经有几十个亚尔萨斯人穿着他们国民警卫队的服装，志愿投奔到我们这边来，热情地为德国的自由和统一而斗争。当时大家口中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现在属于法国的德国旧领土亚尔萨斯，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纽带’”。 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边界上戒备森严，并不是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由国民警卫队守卫。市长佩着他的蓝白红三色绶带，带着一队宪兵接待我们。他说：“你们是难民！我们已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让任何一个巴登的难民过境。你们必须回去！”这位市长说着带有很重的亚尔萨斯方音的德语，但是他说话的神情显得还不是那么凶狠。“您这不是打算把我们引渡给普鲁士人吗？”这句话发生了作用。于是开始了磋商。司徒卢威立刻被区别对待。他看上去一点不像打仗的样子，他的妻子也完全不像一个战士，所以没有费多少周折，两人得到允许乘一辆车子，在一名宪兵的陪同下驶向巴塞尔。 这一件事倒很顺利。但是我们其余的人由于外表不大容易引起信任，所以我们的事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刚刚“打过仗”，身上穿的志愿兵上衣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何况还有一个人甚至穿着全副军装呢。市长再三表明他非常同情我们。他说，他真愿意赶紧放我们走，可是巴黎早就下达了非常严厉的命令。路易·波拿巴显然要向欧洲合法的统治者们证明，他应当成为他们的核心首脑。这位可怜的市长感到非常为难，他决定向巴黎打电报请示。于是我们被带进一家漂亮的旅馆，在那里受到优厚的款待。我们要在那里等候。 那里客人很多，不乏交际。许多友好的男人、妇女和姑娘们要和我们碰杯，或者希望我们与他们碰杯。倘若我们不会豪饮的话，我们真无法和他们干杯致意。没有多久，旅馆前面的街道上已聚集了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或者确切地说，是彩色缤纷的人群，因为当时在亚尔萨斯还不时尚黑色或灰色那种单调的颜色。而那些人的穿戴，尤其是妇女们，简直像彩虹一样的鲜艳夺目。突然人群活动起来，人们都向一个地方看去，接着一齐朝后退。有人喊道，“给市长让路！”市长在两个宪兵陪同下朝我们走来；走进旅馆，走进房间，他那张严肃的脸告诉我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他友好地向我们表示问候，然后说道：“先生们，我没有给你们带来好消息。答复是直截了当的，你们要么回到边境那边去，要么参加我们的外国人军团立刻行军到马赛[8]去。” “这个畜牲！”我一想到波拿巴就出言不逊地喊道。市长装作完全没有听见这句侮辱他们未来国王陛下的詈语，而是耸耸肩膀说道，“事情可是不妙。你们是不愿回去的，是吗？那末你们只能参加外国人军团！”话听上去很生硬，可是脸部表情却没有说话那样冷冰冰。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走进隔壁的一间房间，压低着声音说道，“这是巴黎玩弄的卑劣勾当！波拿巴这个无赖！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这里随身带着的两个宪兵也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您尽管放心带着你们的人到阿尔及尔去。如果你们觉得路太远，那末你们就到邻近的瑞士去。明白吗？”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热烈地握手。我很快地把朋友们招到一边，他们焦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会儿他们自然也明白了，为了使当时在场的观众对这一喜出望外的事不引起注意，我们还故意耍了一点花招。我们大声谩骂，心里却暗自好笑。我们扬言说，我们宁可去到阿尔及尔。我们一齐走出门去，那两个一直像石雕像似地守候在门口的宪兵跟在我们后面。人群中发出向我们致敬的声音，也夹杂着诅咒拿破仑是“无耻之徒”的骂声。我们就在这欢呼、握手，甚至拥抱的气氛中离去了。 当我们单独和监护我们的人（两个宪兵）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早在二月共和国[9]以前他们就是共和主义者了。拿破仑一当上总统，他们就想退役，只是顾到家庭生计才留下来。当在巴登的斗争开始的时候，他们真想打起行装投奔我们。但是他们听说我们那里乱七八糟，所以还是宁可留在家里。真可惜！如果法国的宪兵真能来当德国自由部队的战士，该是多么精彩的场面呵！ 旅途是轻松愉快的，只是想到莱茵河那边的事才使我们感到心情沉重。旅途中，我们和护送我们的人愉快地谈话。我们说笑、饮酒，酒钱还是护送我们的宪兵付的哩。我们有时乘车（如果遇有机会），有时步行。他俩一直把我们送到瑞士边境。我们及时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和这两个善良的小伙子握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几乎有点生气似地拒绝了我们的任何报酬，把我们送进“自由瑞士”的灌木丛里。这两名宪兵盲目地放了两枪，既向我们表示敬礼，也是为了防止万一：假使某一个目击者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情景，那末这枪声就可以用来证明他们是忠于职守而采取了果断行动的。 我们到了巴塞尔市邦。对这个邦我们不指望有友好的接待。但是由于我们是从法国方面来的，我们遇到的困难要比我们想象的少一些。我们虽然被边防哨兵相当粗鲁地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往前旅行。而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巴登那儿事态发展的详情。虽然消息和谣言混杂在一起，众说纷纭，互相矛盾，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用再怀疑了，即我们早晨还盼望着和他们联络的部队已经不能进行认真的抵抗了。如果它不想被后面紧追的普鲁士和帝国军队击溃的话，它就必须逃到瑞士境内。在所有瑞士的边境地点都已挤满了逃亡者。瑞士联邦的军队已奉命到边境地区去解除逃亡者的武装。除了枪枝和白刃兵器以外，我们逃亡的人还带着各种重要的军需装备和弹药。我们在瓦克豪伊塞尔和拉施塔特的炮兵，与普鲁士的炮兵相比占绝对优势。在欧斯我们甚至缴获了一门大炮（臼炮），并把这门大炮作为战利品带到了瑞士。 我们不愿意去参加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过程从7月6日开始，一直到11日。在那个日期里，西格尔率领着部队在艾格利骚渡过了莱茵河。 从此以后，我又成了流亡者。我们还能反攻回去吗？革命的旗帜不是还在匈牙利飘扬吗？可是我们中间谁也不相信这种反攻一夜之间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向何处去呢？我们大部分人都到苏黎世去了，但是我不能到那里去，因为九月暴动之后，苏黎世政府就把我驱逐出境了。我也不能留在巴塞尔。我又没有兴趣到伯尔尼和洛桑去。只剩下日内瓦，自然到日内瓦去！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所有瑞士美丽的城市中，闪耀着两颗孪生的光辉超群的明星——苏黎世和日内瓦。苏黎世城边无比优美的绿宝石湖，就像她佩戴在胸前的一颗晶莹的宝石。请原谅我作这样大胆的形象比喻：它比我曾经给一位美女胸前佩戴的蓝宝石还大。除了苏黎世这一颗美丽的明星之外，另一颗明星就是日内瓦。日内瓦以她反映蔚蓝色天空的神奇美妙的莱蒙湖[10]着称。莱蒙湖是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那部分地中海的缩影，她的美丽也毫不比地中海逊色。 苏黎世是最优秀最坚定的宗教改革家茨温格利[11]的城市。这位宗教改革家不是一般忍受苦难的殉道者，而是一位敢于公开为自己的学说进行战斗的殉道者。也正是在苏黎世这座城市，克罗卜史托克[12]发现了在德国本土再也不可能找到的健康的德意志文化。苏黎世是使孱弱多病的德意志民族文化焕发青春的清泉。自从德国觉醒的民族精神和腐朽守旧的官方权谋进行搏斗以来，苏黎世就成了各种德国流亡者的避难客乡。 日内瓦是晦涩的宿命论者喀尔文[13]的城市。喀尔文宣称，人不过是受毫无意志的命运播弄的玩物（似乎这种命运比希腊神话中的天命更为冷酷），从而把人本身当成了悲惨命运的无可奈何的产物，这就是所谓神的“先定”学说。日内瓦也是忧伤的自然论者让-雅克·卢梭[14]的城市。卢梭认为自然将给予万物以健康，可是对于这付良药他自己并不笃信。这个可怜正直的让-雅克在他的《忏悔录》和《新爱洛绮斯》中，歌颂了莱蒙湖和爱情；他的《民约论》替以后爆发的法国革命中的空论家们提出了纲领。日内瓦是软心肠的人类之友吉约丁的城市，一扇日内瓦的落闭式窗户竟启发他设想到砍头用的铡刀；嘲弄人的命运终于使吉约丁的名字与断头台一道永垂不朽[15]。日内瓦从本质上来说，是江湖骗子内克尔[16]和他聪明的女儿斯达尔夫人[17]的城市。此外，伏尔泰也曾在这座城市的附近住了十来年。伏尔泰集中反映了当时法国的全部精神生活。他是一位诗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饕餮无度的太阳国王，曾经为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蠢话：“朕即国家！”[18]，而我认为伏尔泰甚至更有资格说：“我就是法兰西！” 在暴风雨般的人民运动和思想运动中，各种从法国排挤出来的人都把日内瓦当作避难所。同样，从德国流亡出来的人则把苏黎世当作他们的避难所。 我自然到日内瓦去！况且我还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呢！到没有去过的城市要比到已去过的城市诱惑力更大。 到日内瓦去！谁一起去呢？我和三个同伴结成一伙，而且立刻制订出旅行计划。晚上我们还在巴塞尔，而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要穿过汝拉山脉和美丽的大山谷，步行到日内瓦去了。我们不需要许多盘缠，我们需要的我们也都有了。主要是我们有了一个好天气，而且还有很好的幽默情趣（虽然在巴登遭到了灾难）。这两件都是旅行中最必要的东西，尤其是徒步旅行中更不可缺少。 这是一次我从未有过的最美好的旅行。田园诗般的土地，阳光灿烂的、令人喜悦的夏天。我们是四个人：柏林的科恩，敖得萨的罗森勃鲁姆，哈姆的贝克尔（如今这三个人都早已在美国去世）我是一个“黑森的傻瓜”[19]。我们四个人都是愉快的人（其他三个人甚至比我更开心），而且都是情投意合的。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只是在早晚行路。烈日当空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岩石和大树荫下休息。我们不必为吃喝担忧，贝克尔把这件事照料得很好。他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他曾经和吕宁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报》一起工作过），现在更是一名精干的司务长。罗森勃鲁姆和科恩，我在苏黎世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而且在那次志愿兵从塞肯根向德国巴登的漂亮出击中，他们两人也是我的战友。那一次我们带着十三个男人和一支长枪，在三天之内征服了巴登四分之一的土地。尽管我们一路上进行着各种各样好坏不拘的戏谑和玩笑，罗森勃鲁姆和科恩还是感到心情有点压抑，因为那四瓣叶子的苜蓿花已经缺了两瓣：波克罕和科恩海姆不在了。这两个人也是从柏林来的，他们一起参加过柏林光荣的革命斗争，进攻过军械库。那次袭击军械库曾使我们大家坐了牢房。波克罕虽已率领他的骑兵炮队到达了瑞士边境，可他还得和他的部队一起留在那儿。而关于科恩海姆则毫无音讯，这使我们感到相当不安。我们只知道在瓦克豪伊塞尔战役之后，他和他自己的那个民团营失去了联系。在撤退时他不仅丢失了他的部队，而且也丢失了他的恋人。因为他性情浪漫，我们担心他在寻找他的营部和他的恋人时可能遭到意外的不幸。 我要在此预先说明，他后来确曾幸运地重新返回边界去，干了我们相信他会干的那桩傻事：他的杜尔齐妮娅没有把自己的下落告诉他，于是他偷偷地潜过边界回到巴登，终于落到普鲁士人的手中，可是不久又逃脱出来。有一天早晨，他回到日内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除了眼神忧郁之外，其他一切还都显得健康理智。不管怎么说，是爱情把他治愈了。 我们并不急急忙忙地赶我们的路程。我们即使缓步徐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在我们能够考虑到未来以前，我们必须先全面地看一看当时的形势，哪些是当时还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在旅途中自然随时阅读报纸。在勒·洛克勒镇和拉·休德封镇上，我们还遇见一些有文化的瑞士公民，其中一个在（拉施塔特附近的）穆克尔战线的激战前不久还去过巴登。我们在那里知道了我们部队撤退的新情况。我们的人当时已全部撤到了瑞士境内，并且正在向联邦官厅指定的地点转移。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一家旅馆里翻阅最新报纸的时候，在《卡尔斯卢厄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 “声名狼藉的叛乱头目、无耻之徒施略费尔的帮凶和朋友多尔杜，在瓦克豪伊塞尔逃脱了其罪应受的普鲁士枪弹之后，于逃往弗赖堡的途中被捕。” 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多尔杜那天晚上没有遵守诺言。关于内夫还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可以认为，他也和多尔杜一样被俘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我们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在7月23日拉施塔特举行军法审判的时候才知道。正如在以后的起诉书中所披露的那样，这两个人是在前来找我们的途中被反动的市民治安队（也许就是那几个曾经尾随我的人）发现和抓住的。这两人已在弗赖堡被枪决。除了这两个年轻人之外，军事法庭不可能弄到更贵重的牺牲品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出身于上层社会，一个诞生在一间农村的低矮茅舍；一个是柏林人，一个来自黑森林。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了，肩并肩地参加共同的战斗，最后一道遇上死神。他们两人骄傲地昂着头，面对着死神，深信他们愉快地为之献出如此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我以前和内夫交往不多。他那沉默寡言而富于思索的秉性，以及从他宽额角下的锐利眼光中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果断的决心，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也正好证明了他决心的果断。我曾经和他，这位无产阶级的国民学校的教员，作过一次长时间的关于学校任务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相信，内夫非常理解教师这个岗位的崇高意义，并且认识到一个真正民主的乡村，必然来自对国民的教育。我永远尊敬与怀念他[20]！ 多尔杜，这个年轻的骑士式的英雄，我对他更热悉。我想在另一个地方详细叙述他。这里只想提到，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在波茨坦担任最高法院顾问的多尔杜，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有着私交，并且得到了国王给予多尔杜以赦免的许诺，命令将死刑改为徒刑。可是那封命令的电报晚了二十四小时才到达弗赖堡，那时死刑已经执行。军法处决是在“维莱”附近的墓地执行的。那块墓地撕碎了年逾花甲的父母的心。从此以后，这两位双亲再也没有经过那块墓地。他的父亲很快就辞去了职务。他对世事已漠不关心，只是在对他儿子的怀念中度过残年。 七月中旬我们到了日内瓦。我们在日内瓦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波克罕和科恩海姆（他回过边界去找恋人的那件蠢事就是在到这里几天之后发生的）。自从我们旅行以来，天气一直晴朗，以后还晴了一周。 我被介绍到阿勒贝尔·加莱那里去。他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议员，邦里激进党的领袖，格吕特利协会[21]的创建人，是瑞士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我们到他的别墅里去拜访他。他尚未结婚，与他一个弟弟和一个同他一样没有结婚的姐姐一起住在那所别墅里。他的姐姐是个受人尊敬、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她忘我地为两个弟弟生活着。加莱三十四、五岁。他用年轻大学生的那种随和态度接待我们，所以我们立刻感觉到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弟弟和姐姐也充满着同样的神趣。“你们已经有住的地方了吗？”那位姐姐问我们。“没有，我们昨天晚上才到日内瓦的。”——“那末你们一定不愿意在旅馆里住罗。你们一共多少人？”——“我们六个人。”——“那钱就花得太多了。这里附近有一幢两层楼的别墅，正好对着山上的景物，价钱便宜，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她说的“山”就是指瑞士的勃朗峰[22]。一幢别墅正对着勃朗峰！这听上去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那么美丽。“那简直好极了。我们一定不会反对的！”——“好吧，那我得赶紧去！”她说到做到，一小时后就回来了。“一切都办妥了。当然我还没有向他们租下来，因为还得先让你们看一看那房子和花园。不过你们得花……”她说了一个少得可笑的数目。“你们想马上就去吗？”——“现在就去吧！” 我们到了那里，看了看房子，租了下来。简直迷人极了！―座非常宽敞的花园，园里绿树成荫，几百只蜥蜴爬来爬去，好奇地望着我们。别墅雅致舒适，屋前的阳台正对着巍峨壮丽的勃朗峰。 这以后我们在那里心满意足地住了几星期，只是巴登传来的凶讯还不时投到这恬淡朴索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中来，而军事法庭处决的枪声也毫不留情地使我们想到，我们并不是避暑者和游山玩水的游客。 在这期间，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带着他的妻子一同到了日内瓦。他们那所非常合适的寓所就在我们附近，这样我们互相之间就可以不断来往。去年冬天，司徒卢威曾在监狱里把罗特克的世界史改写成了共和主义观点的世界史（我说他的世界史是从罗特克来的[23]，这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现在司徒卢威正在写一部关于巴登三次武装暴动的历史。他立刻着手工作，并且在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口授给他那位非常耐心的妻子。她的记录技巧真是卓越超群。有时候，我们要作一次愉快的乘车出游，去向她的丈夫告别（我们对她的丈夫并不总是这样敬重，偶尔也说几句笑话）。这时，她总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是她对丈夫像偶像一样崇拜的爱情，使她不可能对丈夫的意思有少许的违背，虽然我们也常常十分巧妙地怂恿她一起出去玩。 只有一次是成功的。司徒卢威不喜爱长途行路，可是我们终于动员他去攀登一次萨莱沃山[24]这真是一次哭笑不得的冒险，因为差一点发生意外。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山背后广阔的平地上，在阿尔卑斯山麝香草的芳香中来回奔走。这正是麝香草花盛开的季节。密密丛丛的麝香草高齐人膝，把宽敞的平地装饰得像一片紫色的花的海洋。在这个大海洋中只有偶尔几处露出巨大的岩石。突然间我们听到一声响亮而锐利的惊叫声。这是司徒卢威太太，她刚才还在高高兴兴地唱歌，这时候骇怕得脸无人色，拼命地奔跑过来，“救命呀！牛来了！”果然，在她后面百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那头牛”。它把牛尾翘得高高地飞奔而来。“赶快扔掉你的阳伞！”我朝着她喊道。显然是她那把火红色的阳伞惹起了这场可怕的意外。说起那把阳伞，以前就被经常用来象征红色共和国，从而激怒过好些留恋秩序井然的生灵。可怜的阿玛丽爱简直是太骇怕了，以致听不见我的劝告。我是靠她最近的一个人，因此赶紧跑过去将她那把倒霉的阳伞扔掉，并且选了—处石岩让她登上去躲避。不一会，我们都登上了那片石岩。司徒卢威太太被带到岩顶。笨重迟钝的古斯塔夫也到了岩顶上，只是花了更多的力气。我们还在后面向岩顶攀登。这时候才真正危急哩。我们那个暴怒的敌人顿时就将那把倒霉的阳伞用犄角撞得粉碎，接着用牛蹄践踏着。它气呼呼地站在我们的临时要塞面前。这片大石岩对它的角来说太硬，对它的腿来说又太高。我们的敌人几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之后，决定采取一种军事策略，就地困敌。我们相信它是这个意图，所以觉得情况相当不妙，因为四下里看不到管牛的人。我们只好心安理得地顺应形势，认为我们暂时是安全的。这头牛也终于渐渐明白，它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也许在它的同类中，它还算得是个知识分子哩。而我们这些两条腿的国王们，往常也太低估了它们的智力。最后，它骄傲地抬起那曾经凶狠地咆哮着要进攻坚硬石岩的头，耀武扬威地摇了几摇，终于慢吞吞地、威风凛凛地撤退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总算不必在这块奇遇的石岩上度过天气美好的一个白昼甚至一个夜晚了，不然的话，那真是大煞风景。当时有人出过主意，让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跳到它的背后去。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力量把这个进攻者赶走。这头牡牛显然不是一位惯于一见钟情的神，它不久定会发现，无论哪个德国的志愿兵都不是那位欧罗巴女神[25]，哪怕他用的是欧罗巴的名字。再说，我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人跳到牛背后去，就是那位本来很想跳到牛背后去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没有这样做。我们又等了一会儿，直等到那头牛三番五次地回过头来环顾四周，最后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为止。当我们确信这头牛的撤退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策略时，我们才从石岩上跳下来或爬下来。司徒卢威太太伤心地把她那把红阳伞的碎片收集起来，准备留作纪念。我们开始动身回家。我们原想在萨莱沃山背后的那片大得出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平地上一直呆到日落，可是我们的兴致由于遇到这个四条腿的凶恶的敌人而完全消失。我们从石岩上下来，虽不十分容易，但总算没有发生意外的不幸。大家的兴致都非常好，而最感庆幸的自然是先前最担惊受怕的人。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天，这一点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不得不承认。不过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登过萨莱沃山。今天，司徒卢威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年。由于对他有着许多错误的评价，人们也把他忘却了，因此我将要在明年的《年历》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短文[26]。黑格尔对罗伯斯庇尔有过这样的评价：“然而在他身上能够称道的一点，是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一丝不苟！”这句话再也没有比转用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身上更恰当的了，他以前是怎样一个人，也应该让今天活着的人知道。 他的妻子今天也去世了。但是她那雍容美丽的身貌今天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大约三十年前，当她已经去世以后，她那样的一双闪烁有神的黑眼睛还最后一次望过我。那是1869年在维也纳的事，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新闻记者代表大会[27]，并协助筹备下一次的大会。我在那里偶然得悉，我久未见面的司徒卢威正住在维也纳。我立刻打听到了他的住处，飞快地奔到他那里去。在一间四层楼上的房门前，我看到贴者一张名片：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我敲了门，房间里有了一些轻微的响动，好像在整理什么东西似的。门缓慢地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张大着惊奇眼睛望着我。这双眼睛我是那样的熟悉，使我的思想飞回到了二十年以前。不过，我还是意识到当时要办的事：“司徒卢威先生在家吗？一个老朋友想见他。”——“噢，爸爸在家。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她的声音又使我因想起昔日的情景。“你妈妈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因为我先前听到过各种关于他们夫妻不和的说法。“妈妈？啊，妈妈已在美国去世了！您请进来！” 我走进一间陈设极其简朴的房间。我还没来得及张望一遍，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就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啊呀，是李卜克内西！你可真一点都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只能用这种一般的回答表示好意。说真的，如果他在街上无意之中突然碰到我，我是能认出他来的，只不过他的早已稀疏的头发变得更加稀疏和灰白，身躯已经有点微微弯曲，容貌显得更严峻罢了。这是他侨居的那个“新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那个“新世界”[28]里，从不容许有任何一点含糊不清，一切都要求严格认真，甚至能使心肠最软的人变得冷酷起来。他其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观点，都没有变。他说，必须把所有坚决要求进步的朋友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普鲁士是最凶恶的敌人，无论如何要摧毁它。正当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我幻想着看到窗外银白色的勃朗峰还像卫士守卫着天国那样，守卫着阿尔卑斯山。可是映入我眼帘的不是勃朗峰，而是圣·斯特凡的尖塔。因为此刻我们是在维也纳，不是在瑞士！是1869年，而不是1849年，二十年时间过去了，可是它在司徒卢威思想上留下的痕迹，要比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更少。社会主义运动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不理解社会主义运动，也根本不注意它。 因此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个人的经历上去。自从我们1850年夏天在（伦敦的）贝斯沃特分手以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他在爱尔兰他的一个有钱的兄弟那里（他的兄弟是研究头颅的骨相学家，但是他不仅摸头骨，而且对心情不好的司徒卢威太太也过分殷勤）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就移居到美国去了，司徒卢威在美国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且有了一种怪癖，迷信能使人清心寡欲的蔬菜食物。在反对美国南方各州奴隶主的战争[29]中，他勇敢地为解放黑奴和美国的统一而战斗。战争结束以后，他又重新渴望返回欧洲，因为他对美国的生活还是不能适应。而当他的妻子死于慢性病后，他就更不愿再留在“汪洋大海的彼岸”了。他的妻子很晚才给他生了一个酷似母亲的女儿。于是他带着幼女到了英国，不久又从那里到了德国，而且到了可堡。他在可堡和施特赖特图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并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完成了他的《世界史》的新版工作。他除了对他的世界史作了修订和补充外，还从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写作，但都没有特殊的成就。他对德国的情况逐渐陌生了。他不再有精力，也没有卑躬屈膝的精神去适应德国新的情况，更不可能依据新的情况去进行什么改革工作。1866年普鲁士容克和内阁的政策使他的一切梦想和希望幻灭。这以后不久，他就迁居到维也纳。本来他是希望搬到德国南方去的，可是他觉得在德国南方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找不到政治上的归宿，来弥补他已经失去了的一个像样的家庭。他的小女儿当时不到十二岁，还不能料理家务。又因为她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这就更使他经常想念她的母亲而引起痛苦的感情。孩子长得多么像她的母亲呀！这个小女儿开始的时候对我还有点畏怯和不信任，但是很快就以那种孩子特有的敏感，觉得我是一个老朋友。她紧紧地偎依着我，张着大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琢磨着我。这完全是她妈妈的一双眼睛！唉，她妈妈！她妈妈曾经遭到过无端的嘲弄，诽谤和辱骂。这一帮反动的流氓们简直把她说成是一个淫妇，甚至把我的名字也和她连系在一起。没有比这更为卑鄙无耻的谎言了。由于我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权威性的证人，所以我利用这一个机会郑重其事地声明：据我所知，在那流言蜚语最多的时候，她背后受到的种种非议，有些是出于恶意的中伤，有些则是毫无意义的播弄是非。司徒卢威太太活泼愉快、性情开朗，这完全是她正当的生活权利。但是她也像一些男人和有些富于牺牲精神的女子那样有勇气。而且她也是一位忠实的妻子。她从来没有用言词，更不会用行动来玷污一个温柔女性的最高品德。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还不尽兴。当我们热情地分手的时候，都表示希望不久能重新见面。小女儿把她可爱的小脸凑到我的跟前，让我吻吻她的额角。我沉思着回家。 以后司徒卢威没有给我写过信，而我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几年以后我从报上得悉：他去世了。 话说回来。我们在那所别墅里一切都是很美好的，而更幸运的是，一切令人憎厌的消息也总算有了尽头。有一天（那天天气不好），我们终于发现我们的经济状况和这幢面对着勃朗峰的华丽的乡村别墅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必须在城内去找诗意略少一些的住宅。这时，我的那些同伴们要出版独特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的计划成熟了。必要的纸张已经搞到，稿件也有了，可靠的印刷者也找到了（付了定金是否就可以说是可靠了呢？——付定金容易，说可靠就很难讲了）。这张出色的报纸出版的时候，头一版就是下列一首打油诗。这首诗是由朋友左尔格为后世的人抢救出来的。诗的原文是： 〔“我们有的是剌鼻的香料， 冷嘲热讽从不动摇， 消磨时光妙趣逍遥， 还有胆量把上帝贬褒， 在幻想中自比天使， 倒了大楣还在微笑， 我们反对淡漠无情， 我们玩世不恭、素性毫放， 我们打扮得漂亮夺目、潇洒俊俏， 跟谁都能谈笑， 让虔诚的伪君子们去摇头叹息， 我们将这张报纸向您献上！〕[30] ［注：德语原文略——录入者］ 这首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这张报纸的刊名，而全诗的内容则说明了办报的宗旨。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还出过多少期。我只记得就出过那一期，而左尔格说出过两期。我当时没有参加他们的编辑工作，因为我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大约为一本小书画了不少素描，而伯尔尼的著名书商耶尼很愿意出版这本小书。可是这本书终究未能出版，而且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们的手稿，至少我是再也没有看到我画的那些素描稿了。 自从我们在乡间别墅度过了一段富有诗意的生活之后，我就单独一个人住了。我过着相当相当节俭的生活。这时候我才真正有可能静下心来考虑我的处境。虽然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但是它总不会是老用不完的；而在可望的时间内也没有重返德国的可能，因为军事法庭正在巴登进行血腥的屠杀，国内是死一般的静默，所以我必须作长期流亡的打算。 在九月暴动之前，我曾希望在苏黎世通过法学博士的考试。可是后来便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学了，因为苏黎世州政府已经把我驱逐出境。我对于写作总觉得索然无味，也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从来就有点讨厌作家或者什么文学家这样的名称。此外我还常常想起，那份可怜的不伤害任何人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的诞生竟有多么痛苦；它寿命虽短，却经历了人间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这一切使我确信，写作这玩艺儿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既不是一片铺满黄金的土地，也不是一条夹在玫瑰花丛中的甬道。诚然，我写过一些东西，也发表过一些东西；有些东西我自己还非常欣赏，认为是独具慧眼之作呢，可是我从来没有为这些作品而索取过一芬尼报酬。“为金钱而写作”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认为该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而从不贪图当一个作家。我从未抛弃过教师这个职业，而且很早就献身于这个职业。1847年，我就开始在苏黎世泽弗尔特的弗吕贝尔模范学校当义务教员，进行实际工作了，并且得到了成绩优秀的证书。后来博伊斯特接管了那所学校，而且至今还办得十分兴旺。 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爱做使用器械的手艺活，甚至有一个长时期还竭力反对过“读书”，因为我曾经在―个与我父亲邻居的细木匠那里学过手艺，觉得手艺活比“动脑子的事”更使我喜欢。我当了大学生以后，还在吉森正式拜了一个木匠为师，正规地学了半年木工手艺，准备以后到美国的边缘地区去盖木房。此后，我又在马尔堡一个制枪师傅那里制作长铳枪的扳机，甚至还发明了改造锥形子弹的更好的方式，即在整个弹体的后半身开一个环形槽，这样就能在火药变成内燃气体之后，更易使弹头和弹壳分裂，而将弹壳脱落下来。可惜在我和我的师傅想到专利权以前，法国早就有了这项发明，并且已经在米尼埃式长枪中加以应用。所以说，这种使用器械的职业和我的心眼比较接近。 我这样想来想去，突然好像有了一个希望：去当排字工人！这个行业还和作家的工作沾边，而且要养活一个人是不用太费事的。至少我听说过有闲着的作家，而没有听说过有闲着的排字工人。我在日内瓦认识一位印刷所主人，他常常带我到他的印刷所去。于是我就去请他帮忙。他带着有点古怪的笑脸答应说，他很愿意帮我的忙，并且把我推荐到一个我也认识的有经验的排字工人那里。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上班。我的那位排字工人老师在我身上真是花了不少力气，费了不少工夫，我都简直难以形容。我自己也努了许多力。第一天晚上我自己感觉到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此第二天我就更加努力。可是到了晚上，我对我的进步就不如头一天那么满意了。第三天我决心全力以赴，拼命也要超过头两天的工效。但是到了晚上，我不得不对自己说：你要能赚到一芬尼的话，还得花几个月的时间哩；而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排字工人，起码也得等上一年。在这一段长长的学艺时期里，你将什么也干不成！ 这样的牺牲太大了。尽管我尚未遭到饥饿的威胁，可是日内瓦的流亡生活难道还能让我笑容满面吗？未来将怎样呢？Quivivraverra！〔只有活下去才知道!〕于是，我到这位朋友那里去表示歉意：“我必须放弃这项计划，这……”他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这事我早就料到了。我只不过先让你自己尝试尝试罢了！” 我替自己找了一些文字工作，而且从马志尼（我是在司徒卢威那里遇见他的）那里得到许多需要翻译的稿件，另外也有一些是需要自己写的。自然报酬不会很多，但是工作却老有得做，这样我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所以我又把未来看得非常美好，而且毫无疑问，我也不能在“硫磺帮”（它曾因吓坏了帝国代理人福格特而举世闻名）里作一个闷闷不乐的成员。 “硫磺帮”里还有我么！一点不错，我也是“硫磺帮”的成员。我和他们一起尽情地痛饮，尽情地嘻笑，这样也就完成了我作为一个成员的一切义务，因为其他的义务我们是没有的。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是因为以前有人对这一点有过怀疑或者有过争论。我，非常高兴承认这一点，就好像别人欢喜把这当作我罪愆一样。我只希望，我这样做会使我更愉快。那位卡尔·福格特简直跟他视为不朽榜样的高贵的福斯塔夫一样，在上帝面前是个十足的酒鬼。他把别人喝的每一滴酒都看作是从他那里偷来的。显然，他认为我们“在上帝的酒山上的豪饮”是“不声不响地和他比赛”，否则的话，我就无法解释他那幼稚可笑的、达到疯狂程度的愤怒。他那疯狂的程度，使他把我们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携酒漫游，看作是反对帝国和帝国代理人的可怕的阴谋活动。不过现在我也可以承认，我们那种吃喝玩乐的漫游有时也组织得像军事训练一样，气派过大了。 此外，他对我还有一些完全特殊的不满。首先，因为我也是来自吉森，因此我就是一个了解他底细的人。其次是因为我除了参加“硫磺帮”的各种活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也使他同样感到不愉快，其中之一就是我参加了日内瓦工人协会。我参加的意图是要把这个协会重新提高到原有的水平，因为它在当时德国年轻人和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中，曾经是国外最重要的一个德国工人协会。我甚至想尽可能把这个协会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以实现我最心爱的理想——把瑞士各地的所有德国工人协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当时的时机是非常有利的。在流亡者的人群中，有许多能干的人物，其中还有巴登的士兵。而且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在那里讲课，讲《共产党宣言》、讲关于民主党人和按比例选举的问题（由于不久前，孔西德兰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促使我去讲这个题目，我那时的论述就已经完全和今天的论述一样）等等。此外，我还作了不少关于德国当时政治动态和最新形势的报告。这一切吸引了无数善于思考的听众。协会一星期比一星期迅速地发展壮大，一个天色很好的晚上，我当选了协会的主席。不久，各个协会成功地合并在—起，我被选为联合会的总裁。 由于我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的立场（今天我们则称之为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更由于我对议会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把巴登起义和德国革命的失败主要都归罪于议会主义者（尽管这是愚蠢的）因此我招惹了议会主义先生们的刻骨仇恨，于是他们就谋划着无论如何要把我除掉。为此，他们把秘密反对我们的人派到协会里来，充当协会的会员。他们以为只要这些会员达到一定的多数，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的首领就能钻到协会里来当会员了。我们可不是瞎子。一旦疮疡溃脓成熟，我们就要开刀。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协会会议上，我搁下重要的事务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问题，明确规定了争论的要点，要求摊牌。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反对者们大为吃惊。英里茨·哈特曼代表他们作了解释。他说，他们感到很意外，是否可以把这次较量推移到下次会议上去。好！我对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把握。“那么也得赶紧，就在明天！不能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最后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一决定。这样也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在作最后决定的会议上，敌对的两派都动员了全部力量。这次会议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会议开始前―小时，宽敞的大厅里就已经挤满了人，而且人群还继续不断地涌来。邻近的各个房间里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甚至一直挤到街上；街上还有几百人在来回走动，会议在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下由副主席宣布开始（当然我事先就放弃了主持这次会议）。副主席提议先让哈特曼讲话，然后我再发言（这一点是双方事先就已达成协议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不过，在反对派和我发言完了之后，双方还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作终结发言。这一点大家也都一致接受了。 哈特曼，这个“毛里茨乌斯小僧侣”[31]，像所有的奥地利人一样，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幸亏他还不像所有的奥地利人那样，是个可怕的玩弄词藻者）。他开始来了一段序曲，其中无非是当时流行的一套标语口号，但还竟有人报以掌声。接着他就唱了一番赞美歌，歌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可怜的多恩勒斯馨[32]——德国。他尽量地玩弄了一通辞令，最后才讲到本题。他列举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伟大业绩。他说，如果不是那些放肆的可恶的“革命者”敌视每一项制度，把一切都毁坏了的话，那末最美好的事业肯定早就成功了。然后他唠唠叨叨地讲了整整一个钟头，数落我们的、尤其是我的罪状，说我们是“疯狂者”、“无政府主义者”、“亡命之徒”（这些咒骂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说我们在法兰克福、巴登和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给美好的自由的种子带来了黑锈病；说由于我们疯狂的行动阻碍了为战胜敌人所必需的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统一；此外还说了许多蠢话。我个人也受到了指责，说我为了蛊惑的目的而拉拢工人，为了某种疯狂的行动要把工人们送到屠案上去。真是天知道！这番夸夸其谈的讲话以更有力的言词结束，可是它并没有把群众的情绪点燃起来。大声的鼓掌之后，紧跟着的是一片更加响亮的嘘嘘声。 要作出回答对我来说并不难。只消把他发言中仅有的一点实际内容加以反驳，就能把其余的废话像肥皂泡似的统统吹掉。我掉转矛头，列举了议会的和议会主义者们的各种罪状。我指出，正是因为法兰克福这个“清谈馆”里的大多数人不了解社会问题，不懂得革命的本质，才导致德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我热情地呼吁工人们——这唯一能够责无旁贷地承担社会革命的人们，立刻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先生们，否则他们终归不可避免地会被这些资产阶级先生们有意或无意地出卖掉。 我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我的讲话像磁铁似地吸引着深受感动的听众。讲话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压倒了所有的反对者。原先准备要展开讨论，此时也放弃了。只是哈特曼和我还应该再作一次发言。哈特曼的发言远远超过事先给他规定的时间。虽然他的讲话比他第一次的主要发言实质性强些，然而总也避免不了他惨遭失败的命运。我的发言只用了几分钟来归纳和强调了一下重点。表决在群情激奋的状态下进行。议会主义者没有得到四分之―的赞成票，于是悻悻然地溜走了。从此以后，他们所有的人也就逐渐退出了我们的协会。 但是此事并未罢休。他们以后还是告发了我，说我有朝一日要利用工人进行冒险活动。这支哈特曼先生没有射中的箭，被卡尔·福格特先生捡起来了，而且把它削得更尖，涂上了毒药。这是我在几个月之后遇到的事。但是在我叙述这件事情（它构成我在日内瓦田园诗般的流亡生活中的最后一章）之前，我还必须先提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或者确切地说，一件并非偶然的事。这件事是朋友左尔格提醒我的。他写信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我把他引进我的住所，接受他参加了―个“同盟”。至于是个什么“同盟”，他说他已经不记得了。我本来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现在却记起来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同盟”不是一个老的无产阶级的秘密团体。当我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贱民同盟》已经解散，我也不愿参加魏德林的《正义者同盟》，我是到了伦敦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纳我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这里就有着一个小小的阴谋。这个阴谋只能用这样的话来说明，总有那么一些蠢驴，被人利用来反对我！ 十一月份要在日内瓦举行联邦议会的议员选举，保守党人四处煽动，要把可恶的詹姆斯·法齐的政权抛弃。而激进党人则有理由相信，这些虔诚的先生们在必要时甚至会不惜举行一次暴动，所以就必须事先进行防范。于是他们通过加莱，向贝克尔（这个贝克尔就是我们的“约翰·菲利普”。他在日内瓦用和平时期的酒馆老板的按铃代替了战争时期的长官权杖）、波克罕（这位退役的炮兵上校和炮兵中队司令）、还有两三个流亡者，其中包括我，介绍当时的情况，并且询问我们，如果出现暴动，我们是否准备支持“激进党人”。其实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热切地盼望着能立刻行动。我们从州的军火库里得到了武器，从大炮到短枪都能满足需要，因为军火库已在我们自己人的看管之下，并且对任何的突然袭击作了防备。但是，现在还需要物色足够的人员。于是我们提供了一张所有可靠人员、包括志愿兵和士兵的名单，然后对这些人员逐个进行审查。同时还必须对那些较有影响的，可以选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授于使命，听取他们每个人的誓言：在事发以前，严守秘密。左尔格是在我的名单上，由我授予使命。以后他把这件事当作参加了一个“同盟”，其他的事情他再也记不得了。 事情就要最后决定了。激进党人，尤其是圣·日尔维近郊区的工人，开始积极活动起来（圣·日尔维郊区对日内瓦来说，大概就像巴黎公社以前的巴黎郊区圣·安东尼和圣·马尔索对巴黎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一共将近有一千名的流亡者，因此可想而知，这件事是无法瞒得过旁人的，何况都长得有眼睛和耳朵。所以反动派的先生们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这种小心谨慎倒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魄力）。他们甚至变得更加聪明，以致连喊得最凶的人都没有去参加选举，以免发生冲突。总而言之，他们可怜地失败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选举日前一天的晚上和选举日那—天。我们随时等待着信号。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流熙攘往来。朋友们之间进行着热烈的谈论。对立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好几起厉害的斗殴，人民群众对反动警察的野蛮无理愈来愈激愤，而反动警察则用最挑衅的方式大肆进行逮捕。我也和年轻的加莱一起，被一个巡警队抓住了。但是在前往拘留所的途中，我又被这一帮警察释放了。当然我受到了一顿小小的教训，并且还为神圣兄弟会[33]的福利破了一点小费才算了事，没有同他们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市政厅前面时，宣布了我们胜利的消息，顿时一片欢呼！圣·日尔维区的工人们又响亮地唱起那首战斗歌曲。三年以前，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下，于1846年10月8日用枪炮进行战斗，然后又在1846年11月用选票埋葬了贵族政府和统治了一百年的“带假发”的政府寡头们[34]。这首战斗歌曲的最后几句重复部分是这样的： “贵族们，你们祈祷吧！ 跪在皮水手帽的面前吧！ 跪在皮水手帽的面前吧！” 这首清新的革命乐篇以后就广泛流传，为大家所熟悉。一位日内瓦的朋友也许出于好心，替我弄来了这首歌的曲和词，并且还对这个可能来源于早期内战时期的Boucingault一词作了一些解释，可是我已记不清这个词是怎样写的了，是Boucingault，还是Boucingot，或者……[35]。 现在我来简略地讲一讲我在日内瓦时期的最后一幕吧，要详谈的话，还得另找一次机会。 为了完善已经联合起来的德国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和促进整个事业的发展，我们准备2月末到弗赖堡州的穆尔腾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或者协会大会。弗赖堡州在（1847年秋天）分裂主义同盟失败之后已经有了一个激进派的政府。一切都已准备得非常好。所有的各个协会都派了代表，另外还有一些邀请的来宾。 我在预定日期（我记得是2月20日，但是也记不准了）的头一天晚上乘车到穆尔腾去，准备再商谈一下筹备工作。但是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在火车站没有碰到一个代表。于是我不得不自己问路。就在选作代表大会会址的酒馆内外也是出奇的寂静，看不到任何―个人。我到老板那里去打听。老板只是把我介绍给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礼貌地向我走来，说道：“我是为了完成一件不愉快的但又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来。”他告诉我说，他是弗赖堡州政府派来的（弗赖堡州政府根据伯尔尼严厉的命令行事），他的任务是要阻止代表大会的举行，而且要把我看管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让你走，你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换句话说，我是在自由的瑞士被捕啦？”他尴尬地耸耸双肩。当我知道其他一些比我先到的代表们也被“看管”起来和第二天上午我将由一个州政府的成员来进一步查询之后，我除了跟这位官员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位官员显然也深感内疚。他把我引向一辆马车，还有另一位先生（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也乘上了这辆马车。然后他告诉我说，为了迅速处理完这件事，我必须一起到弗赖堡去。 一路上，我的两位陪送者渐渐健谈起来。他们说，联邦委员会认为我是要利用德国工人协会在德国举行暴动。我不禁失声大笑。我是一个“政治犯”，但是我还不可能雄心勃勃地去干这种发起暴动的严重事件。我大肆嘲笑伯尔尼的这些蠢人。看来我这样做完全没有使我的陪送者感到厌恶。我在弗赖堡过夜。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布置得很好的房间，而且我想吃什么，喝什么，等等，都自己可以选订。有一个“侍役”来侍候我，同时也是来“看管”我。“按照这种情况”我是很舒服的，而且对其他代表们的遭遇也放心了。这些代表们要末根本没有被捕，要末被捕之后立即释放了，因为联邦政府是针对我而来的。况且这些被捕的人（他们叫“被看管的人”）也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我也就在舒适安宁之中盼望着第二天清晨的到来。虽然我心里明白，这种神经脆弱的非难也许将意味着我客居瑞士生活的结束。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位检察官作解释。这位检察官是一位非常文雅的先生。他用最友善的姿态和我打招呼，好像为了他的使命向我深表歉意似的。然而伯尔尼的先生们已经被柏林、维也纳和巴黎（因为那时，6月13日[36]之后，也有许多法国流亡者进入瑞士）纠缠得晕头转向，从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头脑。他告诉我说，德鲁耶先生，这位退伍的共产主义者和魏德林的朋友，为了维护秩序，突然像中了魔的一般，脑子里不知怎么会想到我们要组织暴动。他说他是被迫来向我质询的。盘问的过程非常短。我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并表示对这种古怪的想法觉得很可笑。我告诉他说，现在五月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到处是军法审判建立起来的死一般的沉默，在这样的时候怎么可能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呢。 检察官好像也非常了解这些事实。他说，讯问纪录将要立刻送到伯尔尼去，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复我的自由。但是这个“很快”却一直延宕下去。从伯尔尼不断有新的追究诘问传来，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愚蠢。这期间他们给我在四方形的塔楼里安排了一间合适的房间。我在塔楼的屋顶上可以随意走来走去，观看眼底下的市容和美面的风景，使自己怡心悦目。我的看守人是一个长得很精神的小伙子，天真朴实，有着一对快乐的机智的眼睛。他除了喝酒的时间外，整天唱着歌，而酒总是经常喝得很多。他参加了那次反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而且是在当时政府的强迫之下作为分裂主义同盟的士兵参加的。但是在第一次交锋时，他就投奔到联邦方面来了。随后，他参加了推翻耶稣教团政府的斗争，现在在新政府里干事。为了把每一个芬尼积蓄起来，以便他明年结婚时用，他什么工作都做。他说，他的未婚妻有一小块自耕地，再有一点钱就能独立度日了；他现在的工作虽然不累，但是不管“主人们”多么善良，还是自己当主人为好。他就这样一会儿用法国的土话一会儿用德国的土话同我闲聊，使得我比听其中任何一种语言更加难懂。不过他从来不硬留在我的房间里；一旦他发觉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走到外边去，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民歌或其他什么歌。他的歌唱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他从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不会因此而生他的气。 伯尔尼一直没有答复下来，至少我没有听说有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二个星期，三个星期。这里既不能示威，也不能有半点抗议。弗赖堡州政府的好几个成员向我道歉。他们说，这对瑞士来说是一种耻辱。根据惯例我还要受第二次的质询。三个星期以后，我向伯尔尼送去一份备忘录，表示愤怒的抗议。没有答复。第四个星期过去了，第五个星期，第六个星期，第七个星期，第八个星期。这第二个弗赖堡竟像第一个弗赖堡一样，对我如此恋恋不舍[37]。一年以前，第一个弗赖堡就强留我这么长的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自己发誓，以后再进到有叫弗赖堡的城市，我一定敬而远之，不幸的是叫弗赖堡的城市还有好几个。 自从我搬进塔楼里去住的那一天起，整整过了两个月之后，弗赖堡州政府首脑沙勒才来看我。随同来的还有州政府主管司法事务的负责人，也就是司法部长，可惜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他们向我庆贺，告诉我，这桩案件现在算是了结了，但是……（他们想要说什么，我不用猜就知道）我必须离开瑞士联邦。他们还说，许多在穆尔腾准备开会的协会代表也都被驱逐出去了。“真可耻！”我破口而出，“对我——这还说得过去；但是对那些完全无辜的人！这简直太恶劣了！”那两位先生用最动人的语言表示歉意。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再去向伯尔尼作任何请求，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自从日内瓦州选举联邦议员以来，我早就有了被驱逐的思想准备。而且我早就想好了，要是通到这种情况我就到英国去，而不是到美国去，因为我觉得到美国去就好像当了逃兵似的。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那两位官员。这时，我突然记起我们在法国冒的那次大险，于是补充说，如果从法国过境的话，我会担些风险。我向他们叙述了我们以前在法国的遭遇，并告诉他们，我宁愿去到热那亚，然后再从那里乘帆船到伦敦（就像半年以前恩格斯所干的那样）。“这没有必要。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圈子呢？”司法部长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和蔼地微笑着（顺便说一句，我看见一位司法部长微笑，这倒是唯一的一次）。“我亲自陪您到法国去，而且替您安排好一切，不让您遇到麻烦。”他说。 以后发生的事也确是如此。 我原来很想路过日内瓦，去把留在那里的文稿、书籍之类的东西取回来。但是我被告知说，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强调说明，这是伯尔尼方面禁止的。这样我也就丢失了我在那里的一切物品，因为那位愿意代我照看的朋友在我之后不久也被驱逐出来了。第二天上午，我向州政府首脑和他的同僚们，以及检察官和我那位爱唱歌的侍役衷心告别之后，便和司法部长一起乘车前往法国。到了法国第一个省的首府，我们就到当地行政长官的官署去。那里的人听说我是从瑞士被驱逐出来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把我拘留起来，并按常规由宪兵押送，从一个拘留所到另一个拘留所，一直递解出勒阿弗尔港口。但是陪同我的部长却据理力争说，瑞士政府曾答应给予我人身自由的法律保证。同时，他还拿出一份有力的证件，证明我已得到一张前往勒阿弗尔的指定路线的通行证，上面已严格规定不得前往巴黎。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到警察局去依次办理签证手续。这张通行证今天还在我的文档中保存着。 我至今仍然感激我的这位司法部长，但是我们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他祝愿我一路平安，还显出并不是完全没有担忧的神情。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从伦敦给他写信，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不过，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使我们在履行最起码的义务时也要受到很大的阻力。 我到勒阿弗尔港去的旅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通行证的规定进行，因为我无法抗拒我想去巴黎看望朋友们的诱惑。可是并没有人发现我，我幸运地到达了勒阿弗尔港之后，便从那里搭乘《哈尔勒甘号》轮船前往伦敦。那时正是六月。流亡者的浪漫生活过去了，而在伦敦坚硬的石板路上，我将要过另一种浪漫色彩的政治生活。 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说，在我离开巴黎的那一天，警察就去逐家搜查我了，好在我已经走了，如果我被抓住的活，虽然未必会把我编入外国人军团，也一定会将我送上“不流血的断头台”——流放到卡宴或者朗贝兹去[38]。 从瑞士传来了一个绝对可靠的说法，瑞士联邦政府在穆尔腾搞的突然袭击是受我们在日内瓦的反对派暗中指示的。这件事我早就预料到了，因为我是非常了解我身边那帮人和那些议会主义者的为人的。那位德国的帝国代理人[39]曾亲自在一家拙劣的报纸上作了一番洋洋得意的影射，说我是得到欧洲反动派的津贴的。可是他自己呢，二十年之后在法国巴黎皇宫的文件中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拿破仑皇帝的奖学金。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 原载《1899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9），1899年汉堡版，第30-38页。 [1]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留下了一张小的油画肖像。那是日内瓦的一个年轻画家茨瓦伦硬要给我画的。因为我当时已被逐出了瑞士，所以他把画给我寄到了伦敦。 [2]1849年6月29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在拉施塔特要塞附近的穆尔克（Murg）战役中经过激烈的抵抗之后终于被迫撤退，这是因为一部分反革命军队越过中立的瓦敦堡地区从背后袭击了革命军。——出版者 [3]福尔克尔·冯·阿尔蔡（VolkervonAlzeie）是德国古代传说《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出版者 [4]1849年4月，匈牙利议会宣布废黜哈布斯堡皇室在匈牙利的王位，并宣布匈牙利为独立国家。8月，哈布斯堡王朝依靠沙皇军队的帮助击败了匈牙利的革命军，并迫使革命军投降。——出版者 [5]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投降和被普鲁士军队俘获之后，巴黎人民在9月4日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出版者 [6]这里是对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所说一句话的讽刺。巴塞尔曼曾于1848年11月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报告，他在柏林街道上看到了使人可怕的人物。他说：“这是一些我不愿描述的人物。”——出版者 [7]这是指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一场戏（第二幕第四场）。在这场戏中，福斯塔夫硬充好汉，用他所谓敢于反对穿着平民服装、化装成行路强盗的威尔士亲王亨利和他的亲信波因斯的英雄行为来吹嘘自己。——出版者在《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中，亨利王子和波因斯化装成酒保，而不是强盗。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爱说谎、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雇佣强盗兵的典型。详见《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五卷，第156-169页。——中译者 [8]也可能是土伦，我记不清了。 [9]指1848年2月25日推翻路易·菲利浦国王后成立的所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出版者 [10]莱蒙湖，或译雷芒湖，即日内瓦湖。——中译者 [11]乌尔里希·茨温格利（Huldrych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1523年以后在苏黎世活动；1549年起，他的教徒和喀尔文教徒统一。——中译者 [12]弗里德里希·高特利普·克罗卜史托克（FriedrichGottliebKlopstock，1724-1803），德国民族抒情诗的创建者之一，同情并赞颂过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后期，特别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代，他逃避革命并放弃写作革命诗歌。作品有《他们，而不是我们》《解放战争》等。——中译者 [13]让·喀尔文（JeanCalvin，1509-1564），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新教中喀尔文教的创始人。喀尔文教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中译者 [14]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法国作家和唯心主义的启蒙哲学家，法国大革命前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著作有《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绮斯》等。他原是瑞士日内瓦人，用法语写作，但从文化渊源考虑，历史上都把他列入法国作家的行列。——中译者 [15]约瑟夫-伊格纳斯·吉约丁（Joseph-IgnaceGuillotin，1738-1814），原是瑞士日内瓦人，以后成为法国医生，1789年吉约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提出对死刑犯人实行砍头法，用机器执行之，以减轻犯人的痛苦，这就是断头台的由来。“断头台”一词（Laguillotine）即从他的名字得来。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他的提议，于1792年3月20日通过法案采用断头台。——中译者 [16]雅克·内克尔（JacquesNecker，1732-180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中译者 [17]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ël，原名Staël-Holstein，1766-1817），法国女作家，银行家和政治家雅克·内克尔的女儿，她的著作代表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歌德、席勒以及史雷格尔兄弟有交往。——中译者 [18]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亦称“太阳国王”。他曾经有过一句所谓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l）——出版者 [19]“黑森的傻瓜”，早在十六世纪就有这一说法，常常用来嘲讽黑森居民的孤陋寡闻。以后也就一般用来指“愚陋的人”。——出版者 [20]汉斯·勃鲁姆（HansBlum）在德国三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否定三月革命。他在文集中用下列的描述来刻划内夫：“他是一个来自吕姆林、只受过四分之一教育的乡村青年。”汉斯·勃鲁姆是罗伯特·勃鲁姆的儿子。罗伯特·勃鲁姆是一位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11月9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布列吉腾脑（Brigittenau）被军事法庭处决。汉斯·勃鲁姆却于1897年发表了题为《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的文集，在文集中诋毁革命力量。——出版者罗伯特·勃鲁姆（RobertBlum，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战，在该城被反革命军队攻陷后遭枪杀。——中译者 [21]格吕特利协会（DerGrütli-Verein）是1838年创立于瑞士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1848年底该协会约有700名会员。 [22]勃朗峰（Montblanc），亦译作白山，欧洲最高峰，海拔4807公尺。——中译者 [23]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于1856-1859年间在可堡（Coburg）出版了他的《九卷集世界史》（"WeltgeschichteinneunBüchern"），全书实际分成六册出版。司徒卢威这部世界史中的许多史料大多依据卡尔·冯·罗特克（CarlvonRotteck）的《从古代至1831年的世界通史》（"AllgemeineWeltgeschichtefüralleStändevondenfrü-herenZeitenbiszumJahre1831"）。卡尔·冯·罗特克是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世界通史于1831-1833年间在斯图加特分四册出版。——出版者 [24]萨莱沃山（MontSalève），意谓“大山”。——中译者 [25]欧罗巴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她是腓尼基的一个国王的女儿，主神宙斯把她变成一头温顺的牝牛，带到克里特。从此以后地球的这一部分即以她的名字命名，称为欧罗巴。——出版者 [26]李卜克内西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出版者 [27]1869年7月下旬在维也纳召开了德国新闻记者代表大会。——出版者 [28]指美国。——中译者 [29]这是指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次战争以工业先进的北方各州战胜分裂主义的南方各州而宣告结束。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奴隶的解放，并为美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出版者 [30]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曾参加过这次起义的一批大学生流亡到瑞士。他们并不愁眉苦脸，而仍然是无忧无虑，并且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自称“硫磺帮”。这些大学生在1849-1850年的冬天，曾以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性格迷住了日内瓦的漂亮的姑娘们，并以他们放荡不羁的行为吓坏了瑞士的庸夫俗子。这些大学生还出版了一份刊物《鲁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在该报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曾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首诗，以阐明报纸的宗旨。这份报纸的刊名就是用这首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从上往下排列组成，因此这个刊名本身毫无意义。从这里也反映出这些大学生浪漫的幽默性格。参阅弗·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73页。——中译者 [31]1849年莫里茨·哈特受用“僧侣毛里茨乌斯”（PfaffeMaurizius）的笔名发表了那篇政治性的行乞歌《僧侣毛里茨乌斯的叙事诗》（"ReimchronikdesPfaffenMaurizius"），讽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弱点和缺陷。——出版社 [32]多恩勒斯馨（Dornröschen），意译为“有刺的蔷薇”，是一篇著名的同名童话的主人公——一个美丽公主的名字，她曾睡眠一百年。此处隐喻德国沉睡了一百年，较之欧洲其他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还非常落后。——中译者即《格林童话》中的《睡美人》——录入者 [33]神圣兄弟会（SantaHermandad）是15世纪以后出现在西班牙城市里的一个利用警察权力进行反封建活动的自卫组织。——出版者神圣兄弟会原是中世纪西班牙各城市公社与农村公社结成的同盟，旨在保卫本身的自由和权利，反对贵族的压迫。曾自设法庭并拥有武力。后变为乡村警察机构。神圣兄弟会有时也指城市中警察的帮会组织。——中译者 [34]1846年，日内瓦州以工人为首的人民群众像其他各州一样推翻了结成联盟的贵族统治，从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加强了瑞士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出版者 [35]这几句歌词的原文是："Aristocrats,faitesvot'prière!AgenouxdevantlesBoucingaults!AgenouxdevantlesBoucingaults!"Boucingaults的正确写法应是：Bousingots。这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用来表示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的一个常用的称呼。这些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用服饰上的固定标志来表明他们的思想流派。以后，皮水手帽（Bousingots）就泛指群众鼓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出版者 [36]1849年6月13日，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了保卫共和国宪法，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根据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命令，游行示威者被军队驱散。组织游行示威的政治领导人物为了不致被捕逃亡国外。——出版者 [37]第一个弗赖堡指德国布赖斯高（Breisgau）的弗赖堡（Freiburg），巴登起义失败之后，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在那里受过监禁。第二个弗赖堡指瑞士宇赫特兰（Üchtland）的弗赖堡（Freiburg），此时李卜克内西正被拘留在此。——中译者 [38]卡宴（Cayenne）和朗贝兹（Lambèse）均为法国殖民地，通常作为充军流放的场所。——出版者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邑。朗贝兹今名塔祖尔特（Tazoult），为阿尔及利亚一乡镇，居民四千人，有古罗马遗址。——中译者 [39]指卡尔·福格特——出版者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汉 这是我生活中一段“小小的回忆”；确切一点说，是两段回忆，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疯狂”的1848年的九月，我和几个朋友在17日（从瑞士）越过了塞肯根的莱茵河大桥。在这之前，司徒卢威已经在勒拉赫渡过了莱茵河。我们几个人的全部装备就是一支集体用的长枪，这还是我作为私人财产带在身边的。我们回去的目的是为了赶走德国的侯爵们，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几天情况还很好：群众对我们怀着有好的感情，地方政权则已沮丧气馁。从司徒卢威那里得到消息说，人民群众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的“革命部队”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宣布成立共和国，把能打仗的人带走，这样我们很快就有了四千多人。我们跟在司徒卢威的军团后面急行军，期望能在黑森林赶上他们。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按说从湖滨地区来的第三军团这时也应该到了劳芬堡，可是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相反的是突然流传出这样的谣言：司徒卢威由于前进得太远，被打败了。这就使我们非要弄到确实的消息不可。我们派了一个人到司徒卢威可能到达的地区去；另一个人，也就是我，朝东南方向去寻找神出鬼没的第三军团。 我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必须经过的一些村镇，有些是我们在向前进军的时候宣布过共和国的，此刻，原来的地方政权和其他与我们敌对的分子又回来了，而我们的人却还在战场上。有人认出我来，和我打招呼，但他们也并不都是友好的。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强行通过。我乘坐在一辆敞篷车上，随时准备好武器。驾车人也同我一样。他是一个我信得过的志愿兵。到了塞肯根，从我们身后射来几发子弹，这对加快我们那匹迟钝的老马的步伐自然是十分有用的。关于“第三军团”，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见，寻找它简直像大海捞针一般。但是各种各样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到我们的耳边，听上去不能使人感到任何宽慰。不过这仅仅是谣传，也许是有意制造的谎言。不管怎么说，我们要直奔劳芬堡去！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听到可靠的消息了。 我们终于看到了最初出现的房舍。我们也很快看到了人们在奔跑到一起，他们显然是在观察我们。朝前去！现在我开始看清了这些人的形象。他们中间没有穿军装的人，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当然，能打仗的人都“抽走”了。一个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急急忙忙地朝我们奔来，一边还不停地挥着手。她喊着，可是我听不懂。看来她是要让我们停下来。对，我们停下车来。她飞奔着继续向我们跑来，一边向我们喊道：“你们不能再往前走啦！”我从车上跳下来。她走到我们身旁，胸脯还在气喘吁吁地一起一伏，其他的人也跟在后面慢慢地走过来。“你们不能再往前走啦！宪兵和边防哨兵们说，司徒卢威已经被打败了。”——“那么湖滨地区来的志愿军呢？”——“我们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不过听人说，他们被冲散了。如果你们再往前走，你们就要完了。你们现在也不能再往回走，回去的路已经被切断了。现在你们必须渡过莱茵河，然后在瑞士境内乘车到巴塞尔去。到了那里，你们再看吧。”——“不，这不行，我得去找我们的人。”——“啊，你不是从塞肯根过桥来的那支部队里的人吗？那里也有我的一个亲戚。”（我也是偶然认识她那位“亲戚”的，于是我告诉她关于那位亲戚的好消息，一直讲到我离开军团以前的情况。）我们又探问了其他一些事情，最后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现在已经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你们必须立即渡过莱茵河。我来把你们渡过去。您别笑！我学过划船！”——“对，她还划得挺好呢！”乡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她那矫健的形体和富有弹性的步态也都是最好的证明。 这时候我想到赫尔曼的窦绿苔[1]。我是多么愿意站在这位美丽的女共和主义者的面前呀！她就像窦绿苔那样，带着一双闪烁有神的眼睛向我自告奋勇。我是多么愿意让她“拯救”我呀。莱茵河就在身旁滚滚流去，到了河那边就安全了，就自由了。可是我有重任在身！不！我不能渡过莱茵河去！我必须立刻回到我们的人那里，即使要花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热情地握手告别，把武器藏在干草里，从帽子上拿下红色的羽毛。“再见吧！给我们带来共和国吧！假如我是一个男人就好了！”这位勇敢的女船夫还在后面这样喊道。她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多余的，我只希望所有的男子汉都有男子气概就行了。“共和国万岁！”她喊着口号，重又走进狮子洞里[2]。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姑娘。如果她今天还活着，在给她的孙子们念这篇文章的时候，她一定会回想起那个穿着绿色上衣的年轻的志愿兵。1848年9月21日她曾经想把他渡过急流湍湍的莱茵河去。可是三小时以后，他在“塞肯根的号兵”[3]客栈里被俘了。 好吧，现在我来讲另一个人物。那是在九个月之后，即1849年6月中旬。紧跟着九月暴动的是五月起义。抵抗从各方面调集来的政府军的战斗开始了。我们驻扎在海德尔堡，因为瓦格豪伊塞尔的那次会战[4]失利了，我们没有守住那儿的阵地。当时正在准备那次著名的通过杜尔拉赫侧面的进军。我们都在市政厅里。那里异乎寻常地安静，简直是一种庄严的肃穆。大家都压低着嗓门说话。死神进来了；年轻的施略费尔躺在那里，覆盖着骑兵的大衣。他在瓦格豪伊塞尔战斗中率领他的一个营战斗时，一颗普鲁士的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颅。遗体刚刚才从战场运来。他的父亲，在最后一次吻了吻他之后，把他还淌着血的头部盖了起来，默默含悲地站在旁边。 突然街上一片喧嚷，有人狂叫着：“奸细！奸细！”黑压压的人群蜂拥而来，大部分都是士兵和志愿兵。他们中间有一个蹦跳着的家伙，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简直无法辨认。总之，是个惊惶失措的乱动着的家伙，全身上下都用布裹着，遮盖得严严实实。 这一群人到了我们这里后，有的挤到扶梯上大声叫喊着，有的奔跑，有的跌倒，你推我撞。那个难以辨认的家伙也进来了，后面跟着一帮狂喊的人群，他们也要抓住他。这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大的女人模样的人，农民打扮，一顶女式软帽底下露出一张吓得变了形的脸。满脸的胡茬，裤子和高高的靴子露在外面。这个家伙绝望地走到我们中间。“是个普鲁士奸细！他正要溜到普鲁士人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在城门口把他抓住了！”他显然不是黑森林的农家姑娘，可是他那副样子也实在滑稽得出奇，使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笑了起来，而他那张脸和他那副违反警章的拙劣的化装，说明他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奸细。 我们好不容易把威胁他的人群劝开，开始了审问。这家伙不是一个奸细，而是一个“革命流浪汉”。当听不到嗖嗖的子弹声这种音乐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到我们这里来闲荡；而一旦真正鸣枪开火的时候，他们就逃之夭夭。这家伙也是这样。他发现真的就要开火打仗了，而且所有的城门也都封锁了，他就在他住的旅馆里向那位侍候他的姑娘买下她的衣裙，于是打扮成现在这副样子。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原来就是他？一个德国诗人。我们所有的人早就听说过他，而且在场的人中还有一个和他认识哩。他站在那里显得多可怜呀！他任人摆布，任人嘲笑、讽刺和责备。但是他只恳求一件事，就是不要披露他的姓名。我们笑着把他释放了。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外边等候着具有主权的人民，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各种解释，一定要惩办这个“奸细”。于是我们不得不给这位化了妆的诗人派去一中队强壮的志愿兵，以便他能回到他的旅馆重新换装，然后安全无恙地走出城去。 这个人我以后也没有再见到。但是他今天还活着，而且非常的爱国，一直得到不少女人的欢心。他在各阶层广为闻名，以致他几乎可以对自己这样说： 我是一个德国诗人， 在德国境内闻名； 说出那些最好的名姓， 也就是说出我的姓名[5][6] 说起来，他倒是应该属于“坚强的男子汉”的行列，而劳芬堡的那位姑娘倒应该是一个“软弱的女性”。 原载埃冯·阿德勒编：《青年丛书——为无产阶级的儿童们》（Buchderjugend.FürdieKinderdesProletariatshrsg.vonEmmaAdler），1985年柏林版，第19—22页。 感谢BRS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1]〖原出版者注〗这是指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HermannundDorothea”）中的女主人公。 [2]〔中译者注〕走进狮子洞里（indieHöhledesLöwengehen），是德语中常用的一句成语，意寓进入危险的境地，有点类似中国成语“深入虎穴”，但并不完全对应。李卜克内西在这里是指当时敌人复辟，对革命者来说处处都有危险。 [3]〔中译者注〕“塞肯根的号兵”（DerTrompetervonSäickingen）是德国旧时一出戏的戏名，这家边境小镇上的客栈用它命名。 [4]〖原出版者注〗1849年6月20日至21日在瓦格豪伊塞尔（Waghäusel）附近的一次会战，以巴登革命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巴登革命军以强行军方式，经过海德尔堡和杜尔拉赫做大弧度迂回，从而撤出了威胁他们的钳形包围。 [5]〖原出版者注〗这几行诗出自亨利希·海涅的诗选：《归乡集，1823-1824年。》 [6]〔中译者注〕见《海涅诗选》，冯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拉施塔特碉堡三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拉施塔特碉堡三天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这是什么意思？1849年，曾经有几千人在拉施塔特的碉堡里蹲过[1]。几乎所有的人都待了很长的时间——有些人蹲了许多年；有些人虽然没有在碉堡里死去，可是从碉堡里出来就被直接投进了壕沟。这要是用艺术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普鲁士军事法庭的子弹“把他们送到了西天”。那么“他在那里待了三天又算什么呢？何况他今天还活着。是不是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再说，这也并不‘有趣’，他也没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确，我没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顺便说一句，我对此并不总是很愉快的），但是也有一点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是第一个被关在拉施塔特碉堡里的“政治犯”，同时，我也不是在革命失败之后，而是在革命期间被关进碉堡里的。因此可以说，我的情况也就是非常罕见的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让我们回溯到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回到那“疯狂”的第二年[2]。地点：卡尔斯卢厄；时间：1849年6月初。那时巴登人民举行了第三次起义，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也参加了，同时还波及到周围地区。卡尔斯卢厄这座巴伐利亚最陋俗最反动的城市，好像存心嘲讽历史似的，竟成了革命的中心。 从德国各地区，从其他各邦，涌来了各色各样的人物、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是对伟大的事业抱有热情而来的。当然，这些人所报的动机和观点，要比这些人物本身更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我在那里遇到了波克罕、科恩海姆、科恩和罗森勃鲁姆，曾经同他们一起，于头一年的九月由瑞士出发，在肯塞根越过莱茵河，以便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他已从勒拉赫“侵入”）会合，在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众所周知，那次起义失败了。波克罕等人也被司徒卢威的劫数牵连进去，在施陶芬交战之后被俘虏了。而我自己则在几天之后，正打算拿着武器再次闯入邦的内地的时候，被旧政府的武装抓获了。由于偶然的运气（电报机的打印键盘失灵，以致电文不清），我们逃脱了就地处决的军法审判，就这样一直等到五月革命（或者叫“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这时候，其他的人到了勃鲁赫萨尔。而我，先是在肯塞根，以后就被带进弗赖堡的华丽的邸宅里。原先预定在五月上旬以后（我记得是11日或者12日）在弗赖堡由刑事陪审法庭向我们宣判，而且要判定的都是刑法法典上可以找到的最耸人听闻的罪行（当然包括叛国罪）。可是在加给我们的一长串罪状中，叛国罪却不见了。总之，他们是用最漠不关心然而又貌似公正的态度，从取之不尽的各种罪名中选用几个。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抢劫钱库，侵犯人身，敲诈勒索；也就是谋杀首犯、盗窃首犯、抢劫首犯、纵火犯、蓄意暗杀犯、杀人犯之类。你们看，我们的敌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善于把“政治犯”故意歪曲为下流的刑事犯了。 审判过程非常短。我们知道，正在筹划一次新的事变：巴登的军队准备投奔到人民方面来。他们把我们带到法庭去的时候，街道上已站满了向我们欢呼致意的人群。当我走进法庭大楼的时，一个穿着德国高地服装的高个子农民握握我的手，向我低声耳语：“什么也别说！”我还看到另一个和颜悦色、频频向我点头的人，他是控告我的主要证人之一，是个村长。我以前曾警告过他，如果他不立刻在他的村里宣布实行共和与军法管制，不给20至25岁的所有男子发枪支的话，我就枪毙他。在这次预审法官事先向我宣读的审讯记录中，他曾提供了关于我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是现在他却说“什么事也没有”了。风向已经转变，我的心情也轻松下来。在法庭大厅里，我找到了九月暴动的同志们。我已经七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我们彼此问候，互通情报。听众们向我们挤过来，带着十分高兴激动的神色。几百人向我们问候，几百人要和我们握手，从各方面鼓励我们。他们喊道：“你们很快就要自由了！革命又要爆发了！”我们的情绪十分轻松愉快。在整个大厅里，除了法官、检查官和一部分陪审员以外，没有一个人感到畏怯慌乱。 此时此刻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最近八个月积压在心头的所有愤怒，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又能从被告转为审判者了！ “一切都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审判开始，四周鸦雀无声。在进行了必要的仪式之后，先由检查官发言，陈述起诉的理由。检查官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毫不相干的话，便宣布按照几天以前结案的案例，建议予以释放！公众顿时哗然。他们把宪兵推到一边，一齐向我们冲来，和我们拥抱。我只记得我当时还大声喊道：“我们还要发言！”陪审员们短时间退席，回来后都宣告：认为“无罪！”法庭首席法官在一阵骚动中宣布：“被告予以释放，立即恢复自由！”我要再次抗议这种处理，并且走到拥挤的人群面前讲话，可是这时我已在这蜂涌的人群中像被一个不可抗拒的大海漩涡裹住一样推向前去。在一片“乌拉！”（录入者注：此处可能是俄语转译的影响）声中，他们把我从大厅抬到街上。街上更是一片黑压压的欢呼的人群。同志们的情况也完全和我一样，因此那一天我们再也不能见面。各种各样的花束，穿着节日盛装的姑娘和妇女，摇晃着啤酒杯和礼帽的男人，站在桌子上的演说，从大街延伸到郊外的一队队游行行列，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的场面。这场面太嘈杂喧哗了，然而却非常吸引人。在那天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我今天记得的就是这一些。这一切都发生在美丽无比的五月，发生在异常秀丽的弗赖堡城和它周围的地区！随着大自然的复苏，生机勃发了，人民也复活了！一派生趣盎然的景象迎来了这最美丽、最值得庆贺的节日。到处洋溢着喜悦。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呀！几小时以前我们还在监狱里呢！ 从牢房到自由——这已经是一种享乐，即便是对最能适应环境的牢房客人来说，也不例外；尽管对于这样一种享乐，谁也不会羡慕。但是从牢房到革命，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一种千百倍的享乐。我至今还为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次经历而高兴。这种幸福感十分之九或者说更多，仅仅是出自希望和对比而已。这是从希望中产生的欢乐，从舒适与不舒适的环境对比之下产生的欢乐。转变愈是突如其来，对比愈是鲜明强烈，欢欣愉快的感觉也就愈深刻。 反动派的冰山破裂了，一大块一大块地开始剥落，再也不可能停止。传闻如风，接踵而至；革命风暴席卷大地。除了军官以外，全邦的士兵都声明反对旧政府，赞成新制度。可是新制度又是怎样呢？这方面显然是意见非常分歧。大公爵逃走了，邦里也就没有了君主。当时最简单的办法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毫无疑问，这会获得群众的欢迎，而且也能吸引德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但是领导这次运动的先生们——布伦坦诺和他的同伙，却有各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顾虑。他们想按照鲍威尔的方式，把革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鲍威尔不久前在临近的黑森邦，曾经宣布过这样令人深省的带纲领性的口号：“有大公爵的共和国万岁！” 一个按照帝国宪法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这就是这些领袖人物的理想。可是由于帝国宪法本身不但不能体现共和政体，而且还要求有一个普鲁士的世袭的皇冠（就是戴上这个皇冠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也曾把它称为“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头箍”[3]，这不是他的谦逊之词，而是真话），所以这个革命目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从而也就使革命行动矛盾百出，动摇不定。 我逗留在弗赖堡的几天之内，就已发现了这一点。那里驻扎的符登堡的几个营（我记得是两个营），也受到革命“细菌”的感染（虽然细菌在当时尚未被人发现）。他们作出种种姿态，愿意和他们造反的巴登的伙伴们结成兄弟。可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米勒将军却准备把他的全部人马安全撤回符登堡去，于是他命令这支符登堡部队撤出弗赖堡城。我们“青年人”主张制止这次调动。我们认为，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扩大革命势力。如果我们让这些弗登堡人选择，是参加我们的运动呢还是同我们开火交战，那么他们势必要参加到我们这边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攻打符登堡，由他们打头阵，这就完全有希望把符登堡的军队一下子全部解决。可是却有人说，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并不甘心，在我们弄清楚巴登的几个营确实准备用武力解决这几个符登堡营以后，我们决定去试探一下这些正在撤退的符登堡人的意向。可是他们在几小时前就离开城里了。民主派议员费伦巴赫和我被选派到符登堡人那里去。我们两人都佩戴着黑红黄三色绶带。这是一项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问问这些士兵们，他们是否愿意效法巴登手执武器的弟兄们，把他们的军官赶走，和我们联合起来！不言而喻，军官们是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而且只要他们还有一点威信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叫人逮捕我们，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把我们迅速处理。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清楚的。但现在是在“革命”，而革命时期对各种事情的概念，是与平常时期不同的。平常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变成可能，而平常认为可能的，则又往往成为不可能。一切行动都要用另外的标准来权衡。当然，对于这件事，我们也不是没有防备的。随从我们的人相当多，其中许多人执有武器，还有成百名的巴登士兵护送我们，而且护送者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当我们向符登堡的宿营地走去的时候；碰到几个哨兵。他们看到我们佩戴着三色绶带，向我们肃然敬礼。军官带着士兵们走上前来。我们告诉士兵们，我们希望他们干什么。我们要求他们尽到他们的义务。于是，几个军官命令逮捕我们。士兵们没有这样做。巴登的士兵们走过来为我们助威。我们两人也向那些显然已经犹豫的人走过去，要说动他们的心。动摇的人愈来愈多，而军官方面仍竭力施加他们的影响。这一精彩的场面持续了整整一小时，直到我们弄清楚士兵们不可能那么痛快地投降到我们这方面来为止。但是从中我们也确信这样一点：倘若我们如我们所要求的那样有两营巴登士兵做我们的后盾，那么这些符登堡士兵就可以不经过战斗投奔到我们这方面来，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军官作为俘虏和人质一起带来。 回到弗赖堡之后，我们在市政厅报告了我们的经过。我还竭力主张，立即命令巴登的几个营出发，这样我们还是有可能追赶上符登堡的部队。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什么事也没有办。米勒将军本人和他的几个营早已处在安全状态。一个大好机会错过了。说真的，我们不会有其他更多的机会，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我没有在弗赖堡继续逗留。我赶到了卡尔斯卢厄。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叫我到那里去。 我上面说过，卡尔斯卢厄的人员非常混杂，过着一种近似疯狂的愉快的生活。这里有的是志愿兵和士兵，有的是没有军官的部队和没有部队的军官，有的是什么都不能领导而又想领导一切的“领袖们”，和可以担任各种领导而又并未领导什么的“领袖们”；这里也有的是乐于献身的纯朴的力量，然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理想！没有计划！没有事先的谋略。一切都像肥皂似的变化无常。只有激动情绪。可是激动一阵又有什么结果呢？当热情让位给清醒的思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低声问一问：是要酒还是要醋？ 我像其他的“青年人”一样，希望能尽可能地做点普遍有益的（英国人叫generallyuseful）工作。那位身为平民委员、新闻记者和副官的司徒卢威，是我们认为巴登起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当然，此外还有不少在勇敢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手下的名副其实的志愿兵，尤其是伯克罕炮兵队里的那些炮手。我也被看作是一个真正多能的人，以致使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选错了自己的职业——可是对于这件事没有人会责怪。我当时比较接近的熟人中，除了贝克尔之外，还有司徒卢威和他的内弟杜萨尔，以及伯宁、伯克罕、契尔奈尔和多尔杜。契尔奈尔是和我在九月暴动中过患难的一位同志，也是萨克森五月革命中最革命的一个成员。在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失败之后，他竟如此仓皇失措地来到卡尔斯卢厄。我本来对一般的“大人物”和人民中的大人物就不十分尊敬，而他那副样子更使我崇敬的心情大受损害。只有英俊的马克斯·多尔杜，他那瘦长而健壮的身躯和那活泼有神的眼睛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就好像我昨天才见到他，而不是已经被普鲁士军事法庭的子弹打得粉身碎骨之后埋在弗赖堡前布劳斯高的维莱公墓上已有四五十年似的。 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碰到第二个像马克斯·多尔杜这样理想的年轻英雄。他是波茨坦的一个高级官吏（最高法院顾问）的独生子。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运动的漩涡中来。他是在柏林和年轻的施略费尔一起，为人民的事业共同战斗到最后的一个人。这以后，他就响应最初的号召赶到巴登来。他破釜沉舟，抛弃了财产，抛弃了远大的前程；一句话，他抛弃了一切。他曾经当过普鲁士的士兵，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存在一天，他的祖国对他来说始终是没有希望的。 在我回忆过程中，在我想到的当年许多人物中，我还必须提到正直的施坦道，他是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之一。我们的约翰·菲力蒲·贝克尔在哈姆巴赫盛会[4]上就认识他了。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也参加过袭击法兰克福的哨所。他是个身材魁梧、浑身是劲的巨人。非洲的太阳把他晒得黧黑黧黑，使我觉得他是个漫游的革命骑士的典型。在逃离德国之后，他一直在南美、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结党造反，发动叛乱，最后在法国参加了外国人军团。他曾经负责对我进行过军事训练。每当他工作时，我看到他那副顽强的一动不动的脸部表情（但又有一双温和的眼睛），我就浑身感到一种畏惧。可是在空闲的时间，在晚上（有时也在白天）喝啤酒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说！然而流亡者军团中的志愿兵（其中不少是非洲人）却称他为固执的施坦道。这个称呼虽无恶意，但却使他很不高兴。施坦道在工作之外是一个愉快的人。我们经常和他一起唱那首优美的《流亡者之歌》。他也可以说是这首歌的作者之一。我说“之一”，是因为这首歌是集体创作的。我现在把这首歌词抄录如下： 倘若伯爵们说， 押沙龙[5]在干啥？ 你们该回答： 唉，他已被悬挂。 他不是挂在树上， 也不是挂在绳上； 他被悬挂在 共和国的梦想上。 革命哪！ 来呀，来呀，来呀， 革命哪！ 起来吧，起来吧！ 假使他们想知道， 流亡者现在怎样。 告诉他们吧： 他还活着， 他衣衫褴褛， 赤手空拳走天下！ 他只有拼一死命， 为自由的王国 在疆场上奔杀。 革命哪！ 来呀，来呀，来呀， 革命哪！ 起来吧，起来吧！ 如果他们假惺惺地问： 他想得到赦免吗？ 你们理应回答： 他不会屈膝投降！ 快快献出你们 宽大的紫氅， 为一支自由的部队 改做成红色的裤衩。 革命哪！ 来呀，来呀，来呀， 革命哪！ 起来吧，起来吧！ 对他来说，那支“自由的部队”，当然就是后来的外国人军团[6]，他们都穿着“红色的军裤”。而现在，也是一支重新有了真正自由的部队。这首歌在以后流亡的漫长岁月里，还常常使我们感到欢乐愉快，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也“衣衫褴褛”（这当然只是从字面上形容而已，实际情况倒还不至于如此）。顺便提及，以后还有不少人不仅从侯爵们那里弄到“红色的军裤”，而且还弄到了红色的外套。这首歌的歌词改动了好几次。上面引用的歌词是真正的原文，特别是最后第三行“来呀，来呀，来呀”，来源于一首旧的大学生歌曲《小伙子们出来吧》[7]。施坦道也曾经是一个大学生，并且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流浪的大学生”。自从拉施塔特那场灾难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从此行踪不明。他一定死在异乡某个地方，成了enfantperdudelapatrie！〔祖国失去的孩子！〕——“在自由战争中献身的哨兵”[8]。也许他和年轻的高特弗里德·贝克尔一起死在美国了。高特弗里德·贝克尔是约翰·菲力蒲·贝克尔的儿子。他曾在巴登和我们一起战斗。十三年以后他在美国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中率领一个团冲锋时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嗨，我把话说到哪里去了？记忆的蓄水池一经打开，各种回忆犹如滔滔洪水不断涌来，就像史奈德穆尔的那次水灾[9]那样势不可挡。话说回来，再说说关在碉堡里的三天吧！ 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就好像一切必然如此一样，就是最不自然的事情也变得十分自然。 我们“青年人”对于俯首听命于那些领导人物已愈来愈觉得厌倦。确切些说，他们并不称职，也未能真正负担起领导的责任。他们是一些站在舵位上而又不掌舵的戴着睡帽的革命者。我们也曾想试试我们的运气，看看我们能不能来掌舵。所有的志愿兵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我们一边，还有绝大部分的士兵和一部分数目相当可观的、已做好准备的人民自卫团也在我们这一边。 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坚决进步社”，这是一个秘密的雅各宾派俱乐部[10]。 这时已经到了六月初，可是临时政府还是没有作出一项有力的进攻方案。我们的“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部队越过边界，到德国的其他地区去赢得革命。一次向黑森的挺进由于力量薄弱和组织太差而宣告失败了。当时，普鲁士政府和其他各邦政府虽然准备动用武力，可是对自己的军队他们又不敢信任。我们几乎得到了人民普遍的同情。如果能有一项大胆的进攻方案，就能够创造出奇迹，并能使形势一下子变得对我们有利。人们虽不能奢望什么奇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采取进攻，才能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有了军事法庭，可是没有加以利用。那些“大公爵分子”一天比一天猖狂，而我们志愿兵每天都得和这些小伙子们作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在卡尔斯卢厄，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在市民自卫团里还有一个装备优良的组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迫不及待地要和这些分子较量一番，要跟他们来一次彻底清算。 我们愈来愈不耐烦。气氛日趋紧张，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我们不愿让侯爵们的部队把我们像一头獾似地从洞穴里赶出来抓住。但是如果整个体制不立刻全部改变的话，我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就是如此。我们眼看着机会随时都在减少，因此我们这些“坚决进步社”的“青年人”便决定向（布伦坦诺）政府提出最后通牒[11]。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布伦坦诺那里去，我也是代表之一。这位“独裁者”从屋子里出来，神经十分紧张。当司徒卢威向他陈述我们的要求时，他面色苍白，激动得直颤抖。他给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答复，说是要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又加了许多“但是”、“如果”之类的限语。我们说，我们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互相交谈成了互相指责。布伦坦诺愈来愈激动。我在弗赖堡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作为我的辩护律师来看过我。早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警告过我。现在他又对着我说：“我想提醒你，现在可是军法审判的时候。”这句话把我惹火了。我向布伦坦诺逼近一步，冲着他嚷道：“军法审判对你同样适用！”他以为我要揍他，赶紧后退几步，脸色也全变了。我们很不客气地不辞而别。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场面，是因为它可以说明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明白，形势愈来愈危急。我们“青年人”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被“大公爵”分子制服，那末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如果我们不先动手，他们可就要动手了。我们准备我们的人马。志愿兵是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的。临时政府方面默不作声。反动分子不露声色。一种阴郁的寂静。这时已到了1849年6月5日。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座花园里喝啤酒。那儿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志愿兵和士兵混杂在一块儿。 突然间，听！那是什么？远处传来鼓声。是命令全体出发的声音吗？对！不！不可能！可真是命令出发的声音哩！大家立时都跳起来。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最邻近的一块场地上也敲起了鼓声——全体出发！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加思索地冲向那个敲鼓的市民自卫团的岗哨，喝问道：“谁给你的命令？”那个人不愿说出来。于是两支手枪对准他的脑袋，终于使他开了口：“是宫廷戏子霍克！”——霍克是反动分子的首领，是旧的宫廷派的主要代理人。 现在形势已很清楚。一次突然的事变已经不再是变幻莫测的幽灵，而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幽灵正在拿起武器动手。这时我们马上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向城里和周围地区的我们的人（其中包括贝克尔和司徒卢威）告急，向他们报告危急情况。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无法动员他们动手。 大鼓、小鼓均被我们没收。我们很快分配了任务，每个人都赶紧去办自己的事情。我和几个朋友的任务是，立刻去报告住在“巴黎旅馆”里的贝克尔和司徒卢威，然后再去逮捕宫廷戏子霍克。我的一个使命很快就执行了。但是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样。贝克尔不相信布伦坦诺有搞一次政变的勇气。他认为志愿兵强大得足够在任何时候把市民自卫团里的市侩们打得落花流水。而司徒卢威则认为我过于激动。我们终于未能消除这两个人的迟疑而郁郁不乐地回来了。但这时我仍抱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抓住霍克，而且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们还是可以使他们拿定主意的。 “到霍克那里去！”——我们随即到了他的房屋前面。那儿是卡尔斯卢厄的一个同志事先指点给我们的。我们迅速地占据了所有的出口，并且冲进屋去。一个仆人试图挡住我们。他说：“主人不在家！”我们二话没说，就把他撇到一边。他问我们有什么权力来抓人和搜查。我们向他晃了晃手中的武器，这就是回答。我们开始搜寻。这只鸟确实飞走了，可是窝也并不是空的。我们发现了许多阴谋活动的正式文件：无数的信件。这些信件充分证明，霍克在宫廷派的授意下正策划一次反对可憎的志愿兵的袭击，同时也证明他依附于布伦坦诺。 “现在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的了吧！”（他们是指贝克尔和司徒卢威），我们凯旋而归，回到了“巴黎旅馆”。在这期间，城内也活跃起来。我们的人在街道上四处巡逻，这说明大家都已有所准备。但我们还探悉到：在城内的其他几个地区则是市民自卫团在四处巡逻。这样，卡尔斯卢厄也就分成了两半，出现了两个敌对的阵营。 我们把没收的文件带到贝克尔和司徒卢威那里去。他们两人的房间正好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此刻他们正在贝克尔的房间里。 可是使我非常失望，他们没有发挥我们希望他们所起的作用。他们说，这些人搞阴谋活动已经是老行家了，但是如果他们敢于自不量力的话，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把市民自卫团里那些大腹便便的人推到老鼠洞里去的。我们费尽了唇舌，全都白费。我们再三恳求不能错过这个时期，也仍然无用。我们说：“布伦坦诺要出卖我们，他在市民自卫团的帮助下已策划好了一次政变。一切迹象表明，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动手。”贝克尔和司徒卢威却说：“可是这些市民自卫团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一百倍。” 一切都是徒劳。在谈判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放弃了说服这两位朋友的想法。可惜没有他们两人，我们什么也干不成。是呀，尽管志愿兵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外乡人”，在本地人当中缺乏足够的信任。贝克尔是深孚众望的（他很快就树立了威信）。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时缺少他。但是，一旦事发，他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而司徒卢威呢，我们是简直不能没有他。 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告辞出来，心情都不是最好。在旅馆门口我们分道扬镳，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钟了。我不愿把我的怒气带到同伴那里去，所以我急急忙忙回到我自己的寓所。我还没有走到百步远，就突然被一支巡逻队喊住了。那是市民自卫团的巡逻队。“你被捕了！”他们一看到我穿着志愿兵的上衣就喊道。我猛一下子就挣脱了那个正想抓住我的穿制服拿长矛的小子。我抽出腰刀，挡住那群人，一边喊道：“志愿兵快到这里来！”听到我的喊声，好几个志愿兵立刻奔跑过来。这样，角色就很快替换了过来：这支巡逻队反倒成为我们的俘虏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多幸运呀！现在总不能再怀疑那天夜里就是要对我们动手了吧！”我以最快的步伐，再次赶回到“巴黎旅馆”。我在门口被告诉说，贝克尔和司徒卢威正准备就寝。他们告诉侍役，不要再让任何人去找他们。但我是熟人，所以侍役们也没有给我制造什么困难。贝克尔这时还没有躺下，所以我能立刻走进去向他叙述我遭遇到的经过。我说：“现在就什么都不用怀疑了。他们抓我完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人命令的。您和我一样，您和其他的人也都和我一样，现在是生命攸关的时刻！”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他这样慷慨陈词了，无非只是更激烈一些罢了。可是贝克尔非常轻视布伦坦诺这个懦夫，更瞧不起那些市民自卫团里的胆小鬼们。他过于相信这些庸人们由于害怕志愿兵而不可能进行一次政变。我很快就看出来，我无法说服他。当我怀着无可奈何的痛苦感情告辞的时候，我的心如刀割。然而我并不怨恨我所爱戴的这位领导人，我不过是对他的魄力和勇气估计太高罢了。但是在我没有见到司徒卢威和在他那里做最后的尝试之前，我还不能就这样走了。我走上楼去敲他的房门。他正在脱衣，给我开了门。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并且恳请他发出动手的信号。贝克尔接着也上来了。一切都是枉然。我又被他们说了一遍：“过于激动的小伙子”。“小伙子”！“年轻人”！啊，我在那个时候经常咬牙切齿地咒骂自己“为什么这样年轻”，就像我今天多么渴望回到那年轻的时代去一样。 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以后事态如何，我也只能听其自然。一块滚动的石头势必向前滚去。我充满着烦恼与怨忿。在我脑海里想象着未来事情的各种图景。我迈步走回我的寓所。正当我离寓所还有几步远的地方，突然从黑暗中出来一个人把我喊住，挡住我的去路。在我还来不及把腰刀拔出之前，几个人一起上来动手把我抓住了。我认出其中有几个是警察局的官员。“根据政府命令你被捕了！”“就是我一个人被捕吗？”我无意中问道，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们奉命把你送到拉施塔特的碉堡里去！”这几个人的行为倒还相当规矩。我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他们把我带到警卫总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也就是说，我的腰刀连口袋里的小刀都被抄走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到火车站，那里已准备好了一辆特别的机车，牵引着唯一的一节车厢。那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火车开走了。我已疲惫不堪，很快就进入了睡乡。 到了拉施塔特我才醒来。街道上已渐渐热闹起来。当我在两个护送人员之间向碉堡走去的时候，许多人好奇地望着我。我们遇到的一队士兵把我当作一个“普鲁士间谍”。有趣的事情开始了。我把那些辱骂坚决顶回去，而护送我的人也偏袒我。到了目的地，在为我准备的碉堡前，我被几百个士兵围住。我反反复复听到那几个不吉利的字：“普鲁士间谍！”我愤怒地提出抗议，并且做了一次简短的讲话。这次讲话使他们的情绪变得对我有利起来。护送我的人不声不响地默许我讲话。当我被带进碉堡时，他们友好地伸出手来表示歉意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碉堡里布置尚好。由于把我当作普鲁士间谍的怀疑已经消释，所以对待我也非常不错。那些看管我的士兵尽量设法让我心情愉快。我甚至还可以在白天随意自由出入。他们给我书籍报纸。这一天虽然过去了，但我还是坐在碉堡里。我问，从卡尔斯卢厄是否有消息来。他们回答说：没有。我想，他们也一定真的不知道，不然他们也就说了。我早早地就睡了。三个星期以来，也就是说，自我从监狱出来，这是我好好地睡一觉的第一夜。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大白天。我高兴地望见外面一片金光灿烂。我感觉到自己有着那种上绞刑架前的幽默，安详地微微嘘一口气。随它去吧，万事听其自然——反正我已尽到了我的责任。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早有准备。将近十点光景，一个士兵进来报告：“审讯法官来了！” 话音未落，这位法官就走了进来。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曾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可惜我忘记了。他还告诉我说，他是萨克森人，是从德累斯顿逃出来的。一个年轻的男人跟着他，是为他来作记录的。这两位先生在我的桌子的一边坐下，我在另一边坐下。我的那位临时的审讯法官从一个公文包里抽出若干张纸来，翻了一遍。在我说了我的姓名、身份等等之后他就开始发问——显然有点尴尬。“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我已经告诉过您，对您提出的控告是，您曾经图谋行刺政府主席（确切的头衔我现在已记不清）布伦坦诺先生。而且您是要用我们在您身上搜到的那把匕首行刺。我们这里有您的凶器。您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您现在就可以说！” 他尽量表现得公正诚实，神情严肃。虽然我从来不属于那些对一点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可是此时此刻我真是张口结舌。物证摆到了我的面前。这是一把用鹿角做刀柄的大折叠刀，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刀；另一端还有用餐的刀叉、起拔软木瓶塞的螺丝钻、清扫烟斗的器具等。我一切都明白了：这就是退尔·布伦坦诺[12]的箭！我的愤怒被这种难以形容的荒唐可笑的控告冲跑了。我禁不住笑个不停。审讯法官先生愕然地望着我。我一阵一阵的大笑就成了回答。 “请您把我现在说的话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全国最下流的无耻之徒是马提，他背叛了他党内的同志，成了警察的帮凶。 “全国最大的蠢驴是巴塞尔曼，他看到了各种不愿看的人物。 “马提和巴塞尔曼合并成一个人，也就是布伦坦诺。他出卖了他的党，成了警察的帮凶，看到了各种不愿看的人物。” 那位审讯法官脸上是一片惊骇！ “可是我怎么能把这些写进口供记录呢？” “这就是口供，难道您想改变口供记录吗？” 于是这些话写进了记录，我接着继续口授（大致意思是）： “我不是一个刺客。几天以前，我和几个朋友在布伦坦诺先生那里。因为他用军法审判来威胁我们，所以我对他说，军法审判也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抓住了。这时候我就完全能够肯定，布伦坦诺先生和反动分子沆瀣一气，准备发动一次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政变。我公开申明，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发动一次自下而上的政变来对抗他的自上而下的政变。如果真能按照我的意见办，那末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早就被解除了武装，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同谋犯也早就被捕了。同时，正如我曾亲自对他说过的那样，由于军法审判对他也同样适用，所以布伦坦诺先生也早就被送到军事法庭去了。而且我也早已宣判他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这一判决。这就是事实真相。至于说我要用这把口袋里的小刀去刺杀他，那只能是最可怜的胆小鬼想象出来的无稽之谈。” 记录上的措辞经过了一些争辩，而且还对我在布伦坦诺先生住宅前作“可疑的徘徊”的原因进行了简短的盘问（布伦坦诺的住宅恰巧就在我的寓所附近），然后这位临时的审讯法官带着他的助手告辞了。显而易见，这两个人也对行刺之说发生了疑义。他们当然对我所说的要判处布伦坦诺死刑的话也并不当真。他们更担忧的是，如何把这样一份“闻所未闻的唐突的”口供记录交给那位布伦坦诺先生。我的一个士兵参加了这次罕见的法律程序，并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同伴们。这件事情所起的作用是，成千的士兵聚集在我的碉堡周围。我的门被打开了。我不得不对向我热情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我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我们唱的那首歌《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在我们面前成了血写的事实。参加过革命的每一个士兵，按照我们敌人的看法都犯有死罪。如果我们的敌人胜利了，那末你们每个人也就丧命了。因此我们必须胜利。而且如果我们能正确使用所有力量的话，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这是我在碉堡前的集会上第一次也是（目前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演讲。它使群情激奋。“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誓言响彻云霄。有了这样一批“人才”，能干出多少事业来呵！ 我的碉堡不能再上锁了。那把巨大的钥匙就由我自己保管着。我脑子里翻滚着各种各样的计划：门是开着的，世界也是开着的；谁知道呢，也许一切都能变得很好呢。正在这时候，一位法院的法官走了进来，向我宣布恢复我的自由。命令是刚刚从卡尔斯卢厄用电报发来的。 我向那些士兵们和禁闭室的看守们告别，立刻赶到火车站。从卡尔斯卢厄传来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使我也茫无头绪。我曾一度担任过非军职的全权代表，因此我有权让人为我把专列的机车升火开行。我在暮色苍茫之中到达了卡尔斯卢厄。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前后经过。 事情的发生完全和我预料的一样。布伦坦诺搞了一次政变。在我之后几小时，司徒卢威、贝克尔、柏宁和其他几个人都被捕了。志愿军团与市民自卫团之间的严重冲突，在最后时刻由于勇敢的戈格（我们在政府中唯一的一位朋友）的努力而避免了。他使双方达成了妥协。被捕的人立刻恢复了自由。在布伦坦诺答应采取强有力的主动政策的同时，志愿兵被派遣到纳甲河去向敌人作战，我也像同志们一样，在第二天上午跟着到了那里。许多人把这称为“放逐”。但不管怎么说，“革命行动”现在总算开始了，尽管为时已晚。 我的这一段回忆就到此结束。其他的内容不属于今天要讲的范围。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拉施塔特的审讯法官——他已经去世了。陪同他的那位书记官先生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但是他还活着[13]，是他把我这一段历史讲给我的朋友布洛斯听的，而我通过布洛斯才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司徒卢威久久不能忘怀他6月5日晚上对我的责备，坚持认为我是一个“过于激动的小伙子”。可是那个老贝克尔，二十年以后，当他以代表身份参加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在瓦特堡附近的“高阳”山上和他谈到1849年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时，他富有哲学意味地说，“在当时，大概也说不上什么愚蠢”。诚然，他说的话是对的。 那件物证：行刺的匕首，我在被释放之后就重新得到了。这是我从动荡的革命岁月中，在革命失败之后，抢救出来的少有的几件物品之一。虽然我不再经常使用它，我还是把它保存到了八十年代。后来由于莱比锡的“小戒严”，把我赶到包尔斯多夫，在迁移过程中，这把小刀才丢失了。以后我千方百计想找到它，但毫无结果。 原载《1895年世界新历画报》（D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5），1895年汉堡版，第43—47页。 感谢BRS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1]〔中译者注〕文中“碉堡”一词，德语原文为Kasematte，原指要塞内的炮兵掩蔽部，是一种建筑在地下的防御工事，远不及现代的碉堡坚固，且常用作禁闭室，囚禁犯人或俘虏，所以亦有人意译为土牢、地牢，但原意实非牢房。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大批被俘的革命军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关押在拉施塔特要塞的这类工事里，以后遭到普鲁士军队的残酷杀害。 [2]〖原出版者注〗德国资产阶级在他们出卖了1848—1849年的革命之后，把革命的那几年诬蔑为“疯狂的两年”，李卜克内西在这里引用这个称呼，显然有讽刺的意思。 [3]〔中译者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举为德国皇帝之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怀有并吞其他各公国的野心，妄图以普鲁士为基础统治全德国，另一方面他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举他为德国皇帝感到恶心，因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威廉四世本人曾经这样说过，这个皇冠以其1848年革命的可恶气味使他受到极大的污辱；这个革命是本世纪最愚、最笨、最坏（感谢上帝，虽不是最恶）的革命。他说，一个受上帝恩佑的正统的国王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象的头箍，而普鲁士国王尤其不能接受。普鲁士国王蒙天之恩，应承受虽不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最高贵的皇冠。详见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卷，第155页。 [4]〔中译者注〕哈姆巴赫盛会（HambacherFest）是指1832年5月27日在普法尔茨南部一个盛产美酒的乡村——哈姆巴赫举行的盛会。它是南德民主主义者的一次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和成立共和国。德意志同盟国会以完全取消新闻和集会自由来回答这次集会。 [5]〔中译者注〕押沙龙（Absalom），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公元前十世纪上半叶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反叛其父逃跑时，因头发挂在一棵栎树的树枝上而被逮杀。 [6]〔中译者注〕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时，在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和革命青年组成了外国人军团，支援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7]〖原出版者注〗《小伙子们出来吧！》是一首大学生的歌曲，歌词和乐谱的作者均为无名氏。 [8]〔中译者注〕“在自由战争中献身的哨兵”（verlornerPostenindemFreiheitskriege），是亨利希·海涅的一首诗《失去的孩子》（“Enfantperdu”）中的一句诗句。参阅冯至译：《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决死的哨兵》。 [9]〖原出版者注〗这是指发生在施耐德穆尔（Schneidemühl）的一次自然灾害。1893年5月，有一次在该城内挖井的时候，凿开了地层下面的一个水源，蕴藏在地层下面的巨大的自然力量把大量的地下水和污泥喷到地面上来，失去控制达数个月之久，使城内泛滥成灾，造成严重损失。 [10]〔中译者注〕雅各宾派俱乐部（Jalcobinerklub），原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俱乐部。这里借用来指巴登起义中左派激进分子的组织。 [11]〔中译者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在卡尔斯卢厄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邦委员会），由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个左派议员布伦坦诺律师任主席。布伦坦诺本想通过革命运动当上大公的大臣，而现在他虽然坐在他的逃走了的君主的座位上，但这是大大违背他最初打算的。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似乎都在考虑，当他的合法的君主回来以后，他如何为这些事情进行辩解。因此他就利用他那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利，彻底破坏巴登—普法尔茨革命。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试图迫使布伦坦诺接受革命政策，可是由于布伦坦诺具有几乎无限的声望，这个企图失败了。当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二十四岁。他在约翰·菲力蒲·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他是企图使布伦坦诺变得坚强起来的革命派之一。为此布伦坦诺就让人把他关押在拉施塔特要塞的工事里。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卷，第171—177页。 [12]〔中译者注〕布伦坦诺的名字是LorenzPeter。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称他为退尔·布伦坦诺，是合并了威廉·退尔的姓。威廉·退尔是瑞士十四世纪传说中的英雄。相传退尔是一个绝好的射手。他曾经把一个放在自己儿子头顶上的苹果射中。退尔的箭比喻危险的箭。 [13]【作者注】这位书记官先生的名字是斯楚哈尼（Szhhany）。在我看本文校样的时候，布洛斯告诉我，他不久前去世了。
青年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青年时代 我曾在一期《新德意志评论》中说明了我在1846年是如何打算去美国和学会做木匠的[1]。在1899年的《世界新历画报》中我又叙述了我在1849—1850年流亡时期的生活片段。[2]今天我打算补充一下在这两篇回忆录之间所空缺的一段时间的内容。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先解释一下我在去年《世界新历画报》中那篇文章所引起的误会。那是关于莫里茨·哈特曼的一段话。我说有人把我“告密”，而他的“告密”又和穆尔腾那次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突然袭击行动有关[3]。“告密”这个词触动了那位哈特曼的深受我尊敬的儿子。他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受到了侮辱。他写信给我说，他那位早已去世的父亲不可能干那种告密的事情，因此请求我要末收回这句话，要末拿出充分的证据。我立刻给哈特曼博士写了回信。我说我完全没有想到要责难他的父亲，也没有任何要毁坏他名誉的打算，并且答应我将在以后出版的《前进报》上和《世界新历画报》中进行澄清。我已经在《前进报》上作过说明了。今天我再在这里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我曾经和国会议员哈特曼有过尖锐的斗争，而我在《公元1849年》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所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可更改的。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会相信哈特曼有告密的意图。 事实是，莫里茨·哈特曼和卡尔·福格特交情甚密，而卡尔·福格特却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恨。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卡尔·福格特，虽然我们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城市。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卡尔·福格特曾在伯尔尼向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委员们（他和这些委员们也是很熟悉的）说我是最危险的人物，会干出最坏的事情，甚至说我将会危及瑞士的中立。当时莫里茨·哈特曼就深受福格特这种告密性煽动的影响。那时候莫里茨·哈特曼还根本不认识我，所以他也完全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朋友的话。至于我和福格特，十一年以后，即在1859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期间，我们就公开斗争了[4]。福格特到处散布对我的荒唐而卑鄙的诽谤。他甚至在我被逐出瑞士之后，还无耻地把我说成是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的agentprovocateur〔暗探〕。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中唠叨这种无稽之谈。因为当时他的儿子正在替他写法文版传记（在巴黎出版），于是他就把关于我的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合盘托出，说我在瑞士期间是领取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津贴的；当俾斯麦上台之后，我又成了奥地利和芬尔韦王室的雇佣兵；最后又说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鼓动者是为了自己经营大笔的生意，证据是我在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购置了大量地产和豪华的别墅；说我除了各种住宅（大约在柏林）之外，直到现在还拥有那所别墅[5]。我的天哪！如果福格特先生说的都不是假话，如果这些宅邸和别墅不是在西班牙或者在月球上，那我真是万幸极了！但是正如谚语说得好：谁要是自己没有干过，他也绝不会忖度别人会干。可笑的是这位帝国五人临时政府摄政之一的大丈夫，一方面信口开河地说我从政府领取津贴，另一方面自己则投靠到皇帝兼无赖——拿破仑第三那里，接受他的所谓“对科学有贡献的奖金”；拿破仑被推翻之后，在法国旧日的丢勒里皇宫里那些“求施舍的爱国者”的文件中，找到了福格特亲自签字的收据。证据是那样确凿，以致也许再也不会有人在背后指责我在《公元1849年》那篇回忆录中冤屈了福格特先生。至于这种罪有应得的鞭挞竟触及到另一个人身上（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这个人本来是不应受到这种鞭笞的（而且原来也没有想到要对他进行攻击），因此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但愿我在这里能把这件事了结。 再说到我在包尔斯多夫的那所“别墅”吧！天哪，也许有一天我得写一篇关于那所住宅的故事吧。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那是一座荒芜破落的废宅。这座废宅曾是一个爱情遭到不幸因而心已破碎了的女人的坟墓。她的故事是如此的富有浪漫气息，像中世纪的传奇一样，以致我有时情不自禁地想到：但愿能到一个远离尘世的天涯海角去，而不愿在小巴黎（吉森），在这个有反社会党人法令、有小戒严的俾斯麦帝国的人世间逗留两小时。这位不幸的女房主和建房人跟十分之九的“自由建房人”一样，成了负债的奴隶和当铺的俘虏。当我在德累斯登出席邦议会的时候，她真的在她的唯一产业——那所房屋中饿死了。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她死在一滩败絮破布里——这就是她的“床”。在她因抽搐而紧缩的右手中，还牢牢地握着一枚一芬尼的钱币。她拿着这一点盘缠走向世界的彼岸——天堂。后来，用一种远古时代不信神的仪式（既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所谓文明的仪式）把她埋葬了。我曾经帮忙埋葬这位不幸的女人。然而，当她做着回忆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的美梦的时候，她却又是很幸福的。对她来说，生命的结束也就是痛苦的结束。不！她可以说并未遭受什么痛苦。在她最穷困潦倒的时刻，她的内心精神还一直停留在充满着美好憧憬的过去；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从未放弃过希望。因为除了右手紧握着一芬尼钱币之外，她抽搐的左手还捏着一张彩票。因此，如果说这个最贫困的女人确确实实是饿死的话，那末不是因为她曾经赤贫如洗，而是因为被赌鬼夺去了最后一文钱。在她年轻时曾因中了一次彩而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之后，她就赌博成瘾。至于说到我那幢在包尔斯多夫的奇迹般的“别墅”，幸亏它还没有完全倒塌，只不过最近以来它更“漂亮体面”罢了。因此，友好的男女读者们如果有兴趣，不妨亲自去看看。莱比锡的利平斯基同志曾自行出版过一本书：《莱比锡地区工人导游指南》，这本书也会提供许多有趣的情节，因而不必因为它是为工人写的导游指南而羞于阅读。 现在言归正传。 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厌恶欧洲”。那次到施陶芬山（那座名为神圣山的施陶芬山其实并不神圣）去的“撤离”使我在故乡城市吉森难以立足。尽管我嫌恶外交家和部长们，我还是采用了外交权术：与其让人赶走，不如自愿出走。1846年秋天，我前往马尔堡。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向往那所可爱的非常熟悉的吉森大学的姐妹学校——马尔堡大学。 像所有决心离开故土，誓与以往整个生活决裂而远走高飞的人一样，这时候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完全是一种苦中作乐、强颜为笑的心情，即所谓绞刑架前的幽默。当一个穷鬼正要升入西天，或者当一个病人正要去动一次严重的外科手术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对我来说，是否也要动一次更大的外科手术呢？移居到国外去，难道不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动的一次最大的外科手术吗？这正像移植一棵树木要牵动千万条根须那样，移居到国外岂不好比动一次大手术要牵动我们心灵深处千万条神经吗？ 我在马尔堡大学注了册。开始的时候还十分勤奋地学习，但是一想到我在德国将无所作为、前途暗淡的时候，我就无心系统地学下去了。不久，我也就不再为一定的实际目标去学，而只是为了自己增加知识而学。以后我到了柏林，成为一个自觉地社会主义者，我愈来愈热心于研究社会与政治问题。 今天的人已不太容易想象得出当时青年们中间那种激动兴奋的情绪。今天的“大学生们”几乎都出自这样的家庭——他们在家里听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一样：德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伟大、最光荣的国家；德国人是一切人类中最有教养、最公正、最忠实、最勇敢的人；德国的侯爵们和政治家们是一切侯爵和政治家中最有智慧、最聪明和最优秀的。这些青年中的大多数，在大学里被戴上了遮眼罩（此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得参加兵营中的民兵训练），在家里还戴的更仔细。给戴上眼罩还只是最简单的办法呢。而他们的头脑和心目中又是怎样想的呢？一切真理和男子气概都被有计划地赶跑了，一切道德观念都让人颠倒了。极其荒唐的无耻诽谤和不伦不类的美化，代替了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状况的真像。到处是歇斯底里的拜占庭式的卑躬屈膝[6]，其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古代拜占庭中最奴颜婢膝的朝臣也要为之深叹望尘莫及。最下流的阿谀奉承竟被当做国民精神和真正男子汉的高尚的行为；甚至诬陷告密也被视作公民的道德。于是，那些出身于高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弟，一旦发现在自己的家庭中有和统治阶级奴性十足的“荣誉法典”不相一致的地方，就向检查当局去告发，而且还认为这是军官和大学生的职责。 呸！ 这种铁血统治的痕迹刚刚在不久前才从表面上清除掉。但是俾斯麦时代的那种道德堕落、伤风败俗；那种通过在学校里大肆采用狡猾诡谲的手段，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创伤，即便在它们的表面痕迹最终消失之后，也还要在民族的机体中存在几十年。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从本能的直觉和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不能轻易相信来自上面的一切，从而保存着健康的机体的话，那末要排除这些毒素便根本无从设想。我决不是一个Laudatortemporisacti〔旧时代的歌颂者〕，决不是一个颂古非今的人、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我更有理由为今日的现状感到高兴，因为我满意地看到德国工人阶级为了德国的尊严、为了更高的荣誉已经做了和每时每刻都正在做着的一切。然而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事实上却比半个世纪以前更为腐败堕落，更为卑鄙无耻。当然，用不着怀疑，这种表面看来的退步，实际是历史上的进步。但是，事实毕竟如此，而且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今天大学里那样表现得更为一清二楚。今天的青年大学生中，大多数都很“世故”，“讲究实惠”而一心为自己钻营。他们不屑于有什么理想，过着放荡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可是在1848年以前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当时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完全堕落到资本主义。各公国的市民阶级憎恨和藐视德意志同盟帝国和本公国的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当时大学里的青年大部分来自这样的市民阶级，因而本能地“对国家和政府采取敌对的态度”。 不久，我在马尔堡找到了一群意气相投的同伴。其中我特别要提到大学生富尔曼（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从卡塞尔[7]来的）。我以年轻人的热情，毫无嫉妒地把富尔曼视作一位天才，而事实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脑子特别聪明，善于雄辩，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反应敏捷，对答如流。我们不知辩论过多少次呢！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舌战了一通宵，简直不感到疲倦，也不觉得枯燥。第二天又接着一直辩论到深夜，几乎到了第三天的凌晨。 可惜不幸的富尔曼应验了这样一句话：天才与狂人只有一线之隔。后来他精神失常，在疯人院里结束了残生。每当我听到尼采关于悲苦命定的说教时，我就不禁想起富尔曼。 那时我们争论些什么呢？我们争论天上地下的各种各样问题。说也奇怪，我当时常常考虑天堂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考虑我自己的处境。虽然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在我们的舌战中还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我们首先争论的是我们正在热心研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除了思想活跃之外，我还很热衷于各种实际活动。这也是那种太严格的教育跟青年人的爱好相距太远的必然结果。于是我陷入了最放荡不羁的大学生的纵乐生活之中。老实说，没有哪样行乐的事我不会。但是我从未在漩涡中淹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泳能手（我这样说，既是借喻，也是实情）。同时我也一刻不忘必须锻炼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也在大学生的酒馆里消磨过许多许多光阴，但是从未因此耽误过各种体育锻炼。我做体操，跑步，抡槌，打铁（我在一个制铁匠那里干得特别出力），通过打靶和行猎练习射击。为了不使读者对我的打猎情景产生错误的想象，我想随即说明：在马尔堡有一种专门的大学生打猎（也许至今还有）。凡是能够搞到一张打猎证的大学生都有权利去尽兴打猎。这种权利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其结果是凡能打到的野味——从小鹿到鶇鸟，都令人十分惊奇地、无一例外地远远躲离了狩猎区；或者当它们离打猎的大学生和猎枪约莫几百歩之遥，就小心翼翼地、惊慌地逃走了。这样一来，对在邻近的属于选帝侯的狩猎区就越来越有利了。在他的专有狩猎区里，到处都是野兔、小鹿，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一头从丛林那边过来的牡鹿。但是如果有谁胆敢闯进选帝侯的狩猎区去，那是要受到惩罚的。有一天下午，我为了去冒犯这种惩罚，有过这样一段遭遇：一个很不礼貌的看林人直接就朝我打来一枪。大粒的打鹿霰弹从我耳边擦过。倘若我没有立刻滚到白雪覆盖的凹沟里去，我的姓名差一点就被他报销了。我没有死，这对他和我来说都是运气。由于我滚到了雪沟里，猎枪上到处塞满白雪，当时也就无法使用了。 如果我不去打猎，那末我几乎每天都在打靶场上。这时候，我的忠实的同伴，一个名叫沙佩尔的拿骚大学生，也一定在场。他是我所属的黑森—拿骚同学会的一员，也就是那位我后来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会见过的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沙佩尔的侄子。这个大学生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一位怪异之人。他给自己提出了人生的（至少是他大学生活中的）三大目标：第一，不接触任何科学书籍；第二，在饮酒方面要创最高纪录（诚然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被英国人抄袭过去）；第三，要成为一名像“射手奥托”一样的射手（诗人哥德弗利德·金克儿曾歌颂过歌手奥托[8]）。《射手奥托》是我看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他对射手奥托钦慕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致他在1848年之所以成了一个虔诚的共和主义者，仅仅是因为《射手奥托》的作者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缘故。这位“大叔”（这是他的绰号）如果不在酒馆里消磨时光，那末就会出现在打靶场上或者在制枪铁匠的作坊里。他和制枪铁匠关系友好，曾把我带到那位制枪铁匠那里去，让我领教领教制造猎枪的高超技艺的诀窍，或者看他自己显显本领。因为他也同那个最杰出的制枪铁匠一样，懂得如何制作枪杆和枪膛。这时候我的射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因此开始希望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大草原和原始森林里成为一个不太坏的皮裹腿的战士[9][10]。 由于打算到美洲的未开垦地区去，我有计划地锻炼自己。那时正值冬季，不可能想到练习游泳，我就利用空闲时间进行长距离的行路和跑步。我尽可能地结伴同行，这样我们就能像亚里斯多德的逍遥学派那样谈论哲学和进行辩论，这要比坐在斗室的空气里更使我高兴。我从来就不喜欢学生房间里的空气。我想，我之所以非常健康，应该归功于这种厌恶。我的朋友们常常嫉妒我的健康的身体。我从来不能够在窗户密闭的房间里呆一会儿。每当我晚上在大学生的酒馆里坐了很长时间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从不立刻回家（我说从不立刻回家，这是极而言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就是如此），而是还要跑步。如果天气许可，我就跑出城去，穿过森林和田野，跑上几个钟头，直至残留在胸中的酒馆里的污浊空气从肺部完全呼出。然后我才开始回到我那间窗户朝向风景优美的“施皮格尔斯卢斯特”[11]的“卧室”，睡得又死又香；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胃口大开。我在当大学生的时候，从来不知酒后头痛的滋味是什么。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我始终遵循这一养生之道的良方，将永远不会感到这种酒醉头痛的。我借此机会也在这里向诸位推荐。 有时候朋友们也参加我的这种夜行军。当然，偶尔也会发生逾越常轨的放荡行为。例如有一次，那是一个昏暗的暴风雨的深夜，我们突然产生了恶作剧的想法，把所有悬挂在街上的式样已经老掉牙的路灯统统砸灭。这种恶作剧对我们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玩耍，对路灯来说则需要一种砸碎玻璃的技巧。我们的恶作剧招来了巡夜人和马尔堡大学校役们的联合追击。虽然我们损失了几顶帽子，我们还是顺利地逃跑了。可是我们一直被他们跟踪追击，并且把我们逼到一块非常不利的地势——兰河的河湾之间。那正是二月天气，河冰已经消融。这样，我们就面临着极不愉快的抉择：要么束手就擒，要么游过兰河去。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游了过去。其他的人由于畏惧凛冽的河水而被抓住了。我冻得浑身哆嗦，只得来回奔跑。约莫跑了半小时之后，才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另一端的城门回到城里，顺利地到达了我的住所。虽然我的同伴们不得不集体进入大学的悔过室去坐禁闭，而且还要给所破坏的损失付出可观的赔款，但是他们当然不会出卖我，所以我只是受到嫌疑，怀疑我是同谋犯。于是我被大学当局用怀疑的目光冷眼相看，并且受到严格的监视；何况大学当局本来就没有从吉森大学得到过美言我的报告。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次大学生的小小的历险，因为它是与其他绳索联结起来的一根绳索，这些绳索终于为我结成了一个罗网。 当时在黑森选帝侯国，精神上受着一种严厉的正统教会的统治，这一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天赋很高的马尔维尔（他还是一部优秀德国文学史的编著者）。由于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竭力表现我的无神论的观点，从而引起了马尔维尔对我的注意。在一个天气美好的礼拜天，他在教堂的宣讲台上慷慨陈词，大声痛骂无神论者和蛊惑民众者，同时也指到了我；虽然没有指出我的名字，但是所发表的言论清清楚楚地表明，无疑是指我。这是替我编织罗网的第二条绳索。 不久就发现了第三条绳索。这条绳索比前两条绳索更厉害，几乎用它一条就可以织成一个罗网。 现在我们就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事了。 黑森选帝侯国虽然经过了严重的宪法斗争，但是各种矛盾冲突尚未结束。黑森选帝侯国是属于德意志同盟帝国的国家之一。德意志同盟帝国在七月革命之后通过了一部宪法，而且它大概也是德国宪法中最自由最好的一部。正因为这部宪法是如此之好，所以选帝侯就有理由嫌恶它。于是发生了各种斗争。在斗争中，“宪法之父”聚尔韦斯特·约尔丹，一个出身于梯罗尔的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黑森政府和当权的选帝侯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于是，他以“蛊惑活动”而受到审查。1839年，那些蓄意迫害他的人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把他这位法典的制定人，与美因兹审查委员会[12]捕风捉影捏造出来的“叛国罪”联系起来（我的表亲外祖父，不幸的魏迪希，就是被他们利用这种所谓的“叛国罪”杀害的）。于是，约尔丹被投进了监狱，然后在旷日持久的审理过程中，一直被拘留着。他被关在马尔堡内某座内宫的一间斗室或者城堡的幽静室里。这位深孚众望、受人敬爱的人（他是一位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由于他的学识，声望极高，远近闻名，在黑森尤其著名，在马尔堡更几乎是家喻户晓）不得不在忧愁之中渡过他的岁月。 约尔丹的遭遇（我不得不把他的遭遇和我的表亲外祖父的遭遇联系起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和以后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曾常常“远足”到马尔堡去。每逢这种时候，我就要步行到屹立着马尔堡城堡的山上，去寻找铁窗后面那位面色苍白的人，然而很难看到他；尽管他也偶尔深怀忧虑与渴望的神情瞭望窗外。可是有一次，他友善地向我点点头。他一定是从我的眼睛中看出，引诱我来看他的绝不是那种无聊的好奇心和浅薄的饱尝眼福的欲望。 每当我去过马尔堡并到过那座城堡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总是怀着巨大的激动。我对德国现状的憎恨在我内心愈埋愈深。 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是1840年5月的一个礼拜天。我的马尔堡的朋友亨利希·毛斯（一位神学系的应考生，也是我在马尔堡寄宿的那位监护人的亲戚）从马尔堡来看我，并且带来了丁格尔施戴特的一首诗。丁格尔施戴特是出生在马尔堡附近一个乡村里的黑森人。他的名字在当年红极一时。这首诗是印在一张对折的封面纸上（弗莱里格拉特在他的《桦树旁的战斗》一诗中，曾把这种封面纸称为是不朽的），当毛斯朗读了这首诗的最初几行之后，我把这首诗从他手中夺过来。我开始自己朗读。诗中的每一个字更加燃起了我内心的怒火。以致到了最后，我简直是在向同桌进餐的人们大声朗诵了。我几乎要被那种激情窒息而死。这首诗的开头几行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经过了五十八年之后要想重新获得这首诗的全文显然是很困难的。今天谁还知道有过这样一位自由诗人丁格尔施戴特——“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13][14]呢？他虽然已经从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变成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夜巡逻；他的“进步的长腿”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变成“落后的长腿”，但是他当年的那首诗却是十分优美动人的。那首诗现在我复述在下面，其中有一部分自然是出于我的手笔。 诗的题目是弗朗茨·丁格尔施戴特原来有的：《复活节的话》，他在诗中要求释放约尔丹。我在这里引用它开始的五节： 我伫立在鲜花与芬芳的海洋之中， 灰色宏伟的城堡高高矗立，守望着菲力浦的古城； 可爱的兰河欢笑着在我脚下蜿蜒， 从峡谷中向我投来五月的目光，凝视着我呀，是她——那明媚的春天。 从艳阳的山脚下出现了一群愉快的青年： “春天不是来了吗？”——“春来了！”， “春来了！”……游伴的同声回答在四处回旋。 它像礼拜日教堂的钟声，引起人们内心静静的缅怀； 它像一条新的绸带，将人们的心灵和那位隔离的人紧紧相连。 突然，有一位朋友用轻轻的手指触动我的双肩； “在那铁窗后面，”他低声耳语，用内心无声的手指指向远边；—— 他那双大大的火热的眼睛，然而一张枯瘦、苍白的脸， 正从那墙垣后面，朝下凝望美丽的人间。 苍天的主啊！——不要作响！切莫惊醒他的梦幻！ 也许他正在巡视翠绿的树林， 也许他正在眺望蓝色的山巅，看到了那条通往故乡的土路； 也许他正嘲笑那些高耸的塔楼、垒垒石峦； 也许他在严冬冰川中看到了自由的田园！—— 你认出他来了吗？——难道还需要辨认？！哪个黑森人会不将他怀念？ 我似乎看到他威严地坐在贵人的桌前， 当他愤怒地站起来时，声音似雷，目光如电， 他把权势与诡计岂不当做糠秕，在他嘴边一吹而散？…… 丁格尔施戴特诞生在基尔希海姆附近的哈尔斯多夫村，离马尔堡约有两小时的路程。那是一个坐落在玄武岩石山脊上的村庄。在它的最高点上，传教士弗温里德·博尼费休斯建立了阿默纳堡教堂，这是因为他想到了圣经上这样一句话：“我要在这块岩石上建起我的教堂。”这位“卡塞尔的诗人”（丁格尔施戴特在他的第一本诗集中这样自称）是在马尔堡上的中学和大学，从此他就迷恋上了这座“菲力蒲的古城”。马尔堡确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高尚忠勇和宽厚的菲力浦第一（他在两位忠实的宗教改革家的帮助下，成为一个合法的多妻丈夫）以前，它就已经出现在世界上。菲力浦第一出于对黑森国的热爱，不愿意和任何人，尤其是不愿和皇帝瓜分对黑森国的主权，因而早就打出了宗教改革的旗帜（我宁愿说它是一面背叛的旗帜）。他竟把那么多天生来就“大逆不道”的农民射死、刺死、绞死、砍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神圣的新教徒。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丁格尔施戴特还活在马尔堡的人们中间。到处都传诵他的奇奇怪怪的轶事，说他在生活中如何把白昼和黑夜颠倒（其实这在大学生中间并不少见！）；说他如何找出大学里一个最矮小的人来作为朋友而他自己则有着两条高大的腿，俨然是个巨人。当我去上马尔堡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好几年了。不过在这之先，我常常到马尔堡大学去玩；那时候，我曾见过他。他的那个像侏儒似的朋友总是陪伴着他，而他在他的朋友身旁简直是高大无比。由于他比他朋友高出那么多，并且瘦得像根竹竿，所以人们开玩笑，把他称为“一个垂直的破折号”。 丁格尔施戴特对马尔堡的全部的爱（话又说回来，凡是看到过兰河上这颗明珠的人，谁又不爱呢？）在这首诗中已跃然纸上。这首曾在1840年春天使我心潮起伏、热情激荡的诗，到了1847年五月里美好的一天，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之中。又是那“鲜花和芬芳的海洋”的季节。在这花的海洋中，选帝侯的城堡犹如悬崖绝壁的小岛矗立在浪花四溅的银白色的波涛中。那位苍白的男子汉约尔丹的形象（他在城堡的高楼上只能仰望苍穹，忍受着坦塔拉斯的痛苦[15]而渴望了许多年之后，不久前被最高法院宣判无罪，离开了牢房）又出现在我眼前，在他身旁我又仿佛看到了鲜血淋漓的魏迪希的身影，看到了约尔丹的十六岁小女儿天使般的体态（她在约尔丹受牢房煎熬的忧伤日子里死于家乡[16][17]）。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必须干点什么；把你的感情吐露出去吧！对那些在内阁和国会的司法制度下牺牲的人，我们要加以颂扬；对那些刽子手们，我们一定要厉声谴责。 想到做到！我告诉了几个朋友；他们也赞同这个计划。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十二点钟以前一起走到城堡上，在最靠近约尔丹曾经作为囚徒住过的地方隐蔽起来。当伊莉莎百教堂里的大钟刚打第一响的时候，我就爬到城墙上，尽我最大的声音高声呼喊。我用一些也许合适也许不甚合适的词句颂扬那些无辜的牺牲者，谴责刽子手们。当最后一记钟声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时，我的这一场宣讲就已经结束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一次不伤害任何人的自己心声的表达而已。但是就在瓦尔特堡的节日里，即使有许多宣讲是完全不伤害人的，却也完全遭到悲剧性的结局。对我来说，这次宣讲的后果虽没有达到悲剧的程度，可也相当严重。不少人听到了我的声音，于是这件事就不胫而走，四处传开，像滚雪球似地愈滚愈大。在这期间，我已得到不少警告。有一天，一个善意的官员告诉我说，事态相当严重。于是我向他讲述了来龙去脉。这样，事情又倒平静了一会儿。 可是，那时候在马尔堡住着一个非常讨厌的人物。那是一个军人，大家都说他是为卡塞尔政府干密探勾当的。此人在约尔丹案件中已经扮演过告密者的角色，现在他又想在我身上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他向卡塞尔送了一份报告，说在马尔堡的大学生中有着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个政治团体纵然不比当年耶拿和黑森的穿黑长袍的大学生更坏，那么也至少是一样坏；而我则是这些阴谋活动的发起人和中心人物。他撒下的种子恰恰落在适宜的土地上，于是他们决定对我动手。我从背地里知道了威胁我的一切，开始觉得很好笑，可是不久我终于确信我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Quefaire？〔怎么办呢？〕 我在吉森的那些曾打算结伴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发殖民地的朋友们早已动身走了。我考虑了种种出路。如果我不想被监禁，不想遭到像约尔丹那样的命运，那末我立刻动身到美国去不是更好吗？长期以来，我早就作了各种准备。现在我只需要去签订一张承包旅行的合同就行。由于我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能把一切办妥。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的那位早先已经警告过我的好朋友，就在我办旅行合同的那天晚上来看我。他态度严肃地对我说：“您必须在今天晚上立刻离开马尔堡。据我从最可靠方面获悉，您明天一早就要被拘留待审！” 我立刻下了决心。朋友毛斯要陪送我，也许一直送到美国，至少送到鹿特丹。他立即雇了一辆车，同我前往黑森—拿骚的大学生酒馆，向来自老家的同学们辞行。我简单地告诉那些同乡会的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想在远离以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这使得毛斯非常焦急。“再见吧，弟兄们！”“再见，老弟！”当我转身向门口走去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这歌，我常常在同乡会的酒馆里，用充沛的感情然而错误的调门加以演唱：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再见吧，弟兄们，人生终须一别！ 我停住了脚步，和他们一起再唱一遍这首歌曲。当最后的余音消失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告别，然后走出门去，登上车辆，在黑夜之中驶向遥远遥远的世界。 我在车上浮想联翩。我内心感到惆怅悲戚。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我曾和朋友毛斯一起，去拜访过那位住在阿默纳堡的、在黑森国内广为人知的女算命。她身边蹲着一只黑牡猫。她打量了我好久，然后从她那里得到这样的启示： “年轻的先生！您将有许多厄运。您会遇到许多不幸，而且要两次渡海。但是最后您会非常富有和幸福！”这个狡猾的女算命一定事先就知道我打算去美国，可是现在她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只是后来我渡海的次数远远超过两次，在这一点上她的预言是落空了。 我仿佛听到那个“女巫”口中念念有词的预言，中间又混杂着那首歌曲的声音：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从那以后，我又两次重唱过这一首歌曲。第一次重唱这首歌，是十八年之后在柏林的格卢奈瓦尔德，在施拉赫芬湖的岸边。由于我不愿出力把德国工人绑在普鲁士容克俾斯麦的战车上，同时我也不能容忍冯·施韦泽先生投靠冯·俾斯麦先生，我被逐出了柏林和普鲁士。 第二天我就该动身了，可是我还是想着自己找一个抛锚的地方。哪里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柏林印刷工人协会（我先前曾在该协会作过各种报告）的一些会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一些朋友们要和我再相聚一次。他们之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福格特，建筑师西格弗里德·迈耶尔（这两人后来在美国逝世已有许多年了），泰奥多尔·梅内茨（他是柏林全德工人联合会最早一批会员中今天还在世的少数人之一）和裁缝雷曼（他也已去世）等。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日，我们步行到格卢奈瓦尔德去，在施拉赫登湖（我还是第一次到那里）歇脚野餐。我们互相不停地交谈；时而高兴，时而放纵，时而悲哀，直到夜幕降临。天色告诉我们：该是终须一别的时候了！此时，我又向朋友们说了几句话，感谢他们诚挚的友情。我说，但愿在不远的将来我能再回来，和他们再相会。我的话一讲完，他们大家都和我紧紧握手。这时候，忽然有人领头唱了起来：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于是大家一起合唱。那时候我又想起了前次在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那个夜晚。当年那首歌的歌声曾经把我引向不可预料的未来，我冒过险，革过命，进过牢房，被流放过。可是现在，重新面临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就像十八年前一样。 第二次重唱那首歌，是在1890年。那时离格卢乃瓦尔德的那次饯行则有四十三年。自从我被逐出普鲁士以后，先在汉诺威的朋友施维舍尔那里休息了几周，同时查看形势，考虑到哪里去落脚为宜。查看的结果，我把目标放到三座城市上：莱比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汉堡。我首先想到的是莱比锡，于是我动身到那里去。我在那里看了看就住下来了。一住就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其中我把由于“小戒严”而住在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村庄里的八年也算在内。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一段动荡然而富有成果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做了许多工作，经历了许多事件：在工人教育协会里的讲课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成立，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敌对兄弟之间的妥协和统一，反社会党人法令的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律的破产和俾斯麦的垮台，以及在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有必要把总部迁到柏林。可是对我来说，却很难随总部同去柏林。我在莱比锡有那么多的事情缠身，需要我去处理。然而，服从党的利益是一个党员的最高准则。我妥协了。在莱比锡的朋友们的同意下，我决定前往柏林。我们互相道别。在我动身前往柏林的前一天，我们在科内维茨相聚。我们互相致辞。这时候的情况和二十五年前在柏林的格卢奈瓦尔德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当时，党还处在萌芽时期，只有很少几个为后来人铺平道路的先驱者。而现在，党已是一个胜利的党，它在全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反社会党人法令的十二年时间内，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虽然不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连话都不让他们讲，但是他们要比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强大得多。党战胜了那些当政者和有权势的人。但是尽管形势是如此有利，我们的处境是如此之好，展望未来是如此光明，我们在科内维茨的那天晚上的谈话却一点都不热烈。气氛是压抑的。想到一起共事了二十五年，肩并肩地共同战斗过来，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岁月，离别难免给人带来内心的痛苦。然而时间是无情的，它并不为了让人满意而停止不前。午夜早已过去，终须一别的时刻到了。我们都站起身来，这时又有一个人领头，其余的人也都一起激动地唱了起来：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终于分手了。这就是在马尔堡的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饯行之后的第三次离别。 所以，这一首祝酒歌对我来说，也就成了一首大学生的歌曲，一首民歌。可惜由于它现在采用了一种时髦的曲调而大大失去了原来的意味。人们曾三次在那离别时刻为我唱起这首歌。但是，每一次我的心都是如此地激动。内心的激情并不因为我在那三次饯行时没有喝到一滴“美酒”，而只是喝了些冒泡沫的啤酒而有所减弱。也许在那样的时刻，幻想像个魔术师一样，已把啤酒变成了美酒哩。 不过现在再回到1847年来，回到我们坐着的那辆奔驰在马尔堡和吉森之间大路上的“马车”上来！ 我虽是在“逃亡”，可是我没有想到危险。半小时以后，我们已经进入黑森大公国境内，脱离了黑森选帝侯管辖的范围。我们安全了。在旅途中，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处境是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我觉得没有着落，就像一个球似地在无限的空间不停飘动，要末掉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要么坠落毁灭。 好在这种阴郁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到了吉森，我又安排了一下应该安排的事，然后从吉森前往法兰克福。我要在法兰克福买点东西和向朋友辞行，事毕以后再从法兰克福到美因兹去。我们将在美茵兹搭乘莱茵河的船。 一想到轮船，想到莱茵河和大海，我多么高兴呵！ 那是夏季，尽管那一个夏季对我以后的生活历程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性影响，我却记不得日历上的确切日期了。我们（朋友毛斯和我）乘行在陶努斯[18]铁道上。这是当时德国已经建造的稀有的几条铁道之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坐的车厢里相当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年老的妇女和一个看上去二十八、九岁的男子。他戴着一顶阔边的毡帽，令人注目地遮盖着一张尖削的脸。我生性不爱讲话，直至今天我还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可是那一次在车厢里，我却违背我的习惯，和我的朋友谈论起我的旅行计划，同时还不得不提醒他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也许这些事项泄露了我要到美国去的意图。总而言之，这位脸庞尖削的先生突然朝我转过身来，脱下他的阔边帽，说道： “对不起，我似乎听您说要移居到外国去，是吗？” 他说话的音调有点特别，好像很轻蔑的样子。这使我觉得受到了嘲弄似的。我同样没有用友善的目光看他，只是简短地回答： “这还不够明显么！难道一个有灵魂的人还能在这样的国家待下去吗？” “是这样！那么说您是厌倦欧洲啦？德国的现状使您恶心啰？可是为什么非要移居国外呢？其实您还是应该留在国内，至少留在欧洲。” 这时候我耐心地细听着，各种思想和感情潮水般地向我涌来。我曾经在海涅那里读到过这样的诗句：一个法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革命；但是一个德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让政府留在德国，自己奔向美国。海涅这种辛辣的讽刺像芒刺一样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 “可是我在这里该干些什么呢？我在这里又能干些什么呢？”我脱口而出（自然，我在这里复述的只是当时谈话的主要意思）。“我不愿像魏迪希那样在德国的一个监狱里丧失青春，最后被谋杀；我也不愿像约尔丹那样被关在鸟笼里使翅膀僵化。对于这两种遭遇我都不愿意，而宁可到大洋的彼岸去，在自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贡献我的力量。如果以后斗争能终于在法国发生，那末美国反正也不在世界之外，我仍然可以在那里履行我的职责。” “在法国！在法国！为什么斗争一定会发生在法国呢？为什么就不能在德国呢？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呢？现在不是到处都在跃跃欲试吗？在波兰，在日内瓦，在意大利，在瑞士，不是到处一样吗？在瑞士已经在准备一次革命。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是一次反对腐朽的暴君统治的欧洲的斗争，一次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斗争，反对梅特涅和他在柏林的应声虫们的斗争，反对法兰克福同盟议会里的那些夜蟊虫们的斗争；在瑞士那边就是您的用武之地，而不是美国。” 这些话就像启示录一样飞进我的心坎。我愈来愈兴奋。几分钟之后，我竟觉得这位陌生人是如此的亲近，以致我以年轻人那种特有的信任向他吐露我内心的所有思想斗争。我们交换了名片。他是苏黎世的弗吕贝尔学院（现在归前普鲁士上尉博伊斯特主持）的首席教师鲁道尔夫博士。他还认识海尔维格、特赖希勒尔、阿尔诺德·卢格、尤里乌斯·弗吕贝尔以及其他这样一些人。光是这些人的名字就已经像魔力似地紧紧把我吸住，而且他还粗略地向我描述了一下瑞士。经他这一番描述，瑞士、尤其是苏黎世竟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致当他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被派到德国来是为了替我们的模范学校物色一位教师；我想，您是最适合的人选，您愿意接受或者哪怕试一试这个职位吗？——这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到了美茵兹，我们在同一家旅馆下榻。我们越是交往得多，这位旅伴越是使我喜欢。到了夜里，我脑子里又重现了一遍白天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心中明亮。现在我已经有了目标，重新有了立足的土地。我决心立刻动身到苏黎世去。朋友毛斯也准备陪我一起去。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替我代办旅行合同的那位移民代理人。我说，我愿意牺牲我预付款项的一半。结果是牺牲一半还不够，我只收回了预付款的四分之一。可是我何必为这件小事烦恼呢？ 我们在美茵兹又待了一天，然后向鲁道尔夫告别。他还要在他的家乡（我想大概是汉诺威）再逗留几周。我们就这样前往瑞士，而不是去美国。 当我十一年前坐火车驶过威斯康星州的时候[19]，我看到那里的德国农舍，门口站着德国的农夫、农妇和无数的农家孩子。当时我就联想到那次我从法兰克福乘火车到美茵兹去的情景。如果没有那一次火车上的旅行，也许我现在也和他们一样，站在农舍前面，带着妻子孩子，眼望着风驰电掣而过的列车了。我的道路究竟是选好了呢还是选坏了？ 我以前是多么盼望能成为一个农夫呀！ 而当我果真成了农夫之后，我是否会说我是多么不希望成为农夫呀？ 没有一个人会比我通过亲身经历更彻底地体会到：人生并非一根铁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锻成他心爱的形状。 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巴登的自由主义的各种尝试，看到了已闪耀着共和思想的激进主义的各种尝试。经过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之后，我们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残暑之夜到达了苏黎世。从我少年时代起，到阿尔卑斯山去就跟到大海边上去一样，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我。我的监护人曾和我早已亡故的父亲（我父亲是他大学里的朋友）一起去过瑞士，而八十年前要到瑞士旅行一趟，不是一件像今天这样平平常常的事，因此我的那位监护人曾给我讲过许多他们当年在瑞士的生活。当我们在沙夫豪森[20]附近踏进瑞士国土的时候，我首先领略到了那种早已期待中的大自然的奇异的美。那里有莱茵河的瀑布；莱茵河水清澈得像水晶一般。那时还是邮驿马车的时代。过了一些时候，一个同车的旅伴喊道：“看哪，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瞧那边的山！”所有的人都朝窗外望去，可是我却转过眼睛不看它。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只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一段，而我是想在第一次看到它时，就能欣赏它壮丽的全貌。以前有人对我说过，从苏黎世的大桥上能看到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壮丽的宽阔画面，于是我下决心在这之前决不朝阿尔卑斯山看一眼。 我们到了苏黎世，很快地下了马车，在杜拉克旅馆[21]（它当时还是座相当简朴的建筑）交放了行李，立即就走到大桥上。现在我才极目望去。我以前有意节制的欲望终于得到了丰富的报偿。绿宝石湖的湖水纯净透明。湖的右边是巍峨的迂特利山。迎面是一轮金光四射的夕阳，她是如此的明亮清晰，好像人们用双手就能把她摘下来似的。宽阔的耸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脉宛如一条链带。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当落日从金黄色渐渐变成火红色的时候，崇山峻岭顿时光芒耀眼，一片辉煌。我情不自禁地向我的朋友喊道：“我就留在这里！” 我就这样留在苏黎世了。 在弗吕贝尔学院一切如愿。我在靠近席夫斯兰台的洛赫尔家里（就是以后名燥一时的改革家洛赫尔的父母那里）找到一间房间，临窗面湖，还可以眺望迂特利山。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普鲁士密探莱辛曾经在我这个房间里住过。他是一个被德国警察收买的大学生，要他在瑞士监视三十年代的德国流亡者，而他也完全按照至今还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密探的方法行事。谚语说：“没有什么学到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忘记的东西”，这句谚语对警察来说比对那些“政治家们”更合适。尽管那些政治家们也是属于老古董，可是他们倒也偶尔学习一些新的方式方法；而警察们则不然，直至今天，他们的方式方法还是旧的一套。他们的工作手段和谋略还是富士时代，甚至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一套（在路易十四手下已经有了密探培训所）。当莱辛的叛卖活动被发现之后，那些被他出卖的人就在苏黎世附近的僻静的西尔霍尔茨利地方对他进行了秘密审判。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把他判处了死刑，并且由两个早已被他出卖给情报机关的同志刺死。他的尸体在第二天上午被找到并验明正身以后，便送到我现在住着的这间房间里来。我的女佣人（她那时就在这家侍候了）告诉我说，事情发生之后，尸体躺在床上的那天，曾被这个死者出卖过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当最后一个人跨进门时，尸体的伤口又开始出血了，就跟西格弗里特死在哈根身旁时流血不止一样[22]。我的那位女佣人虽然没有向我讲关于西格弗里特的故事，但是在她的心中还始终保存着远古时代的那种迷信，就像西格弗里特时代或者尼伯龙根之歌时代的那些古代的布尔艮德人心中的迷信一样。我在包尔斯多夫的那位女房主也有这种迷信。瑞士人很保守，我从后来的经历中也认识到，瑞士人民是民主国家中最保守的。有人告诉我，刺死莱辛的那个“哈根”是邦里的一个高级官吏。事后他当然受到了审查，但是人民舆论一致认为他不是凶手，而是理所当然的复仇者，他只是去执行罪该应得的死刑。我那时常常看到他，也曾和他谈过几次话，但是我从未见过他笑过。 我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教学工作。学校的“主持人”，因而也就是我的“上司”卡尔·弗吕贝尔（他是“幼儿园创始人”弗吕贝尔的侄子，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兄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我在许多方面应该感谢于他。我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在那幢坐落在湖滨的大得像谷仓似的大屋子里认识他的，同时也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个出生于哈雷的女子。这时候我已能从近处看到和观察特赖希勒尔、卢格、福伦纽斯和其他一些我从远处早就敬慕的人物（鲁道尔夫博士曾作为一只媒鸟把这些人物介绍给我）。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从近处看都像从远处看那样伟大。 海尔维格已经不在苏黎世。他带着他的妻子迁居到巴黎去了。他在那里和一位被李斯特（这位西修斯）遗弃的情妇达古伯爵夫人（这位阿利阿德尼）一起虚度着光阴[23]。我是在半年之后，即在二月革命之后才和他相会的。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而且一天比一天动荡。分裂主义同盟的问题已经闹得难解难分，不得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天主教派占统治地位的几个邦，在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怂恿下，拒绝驱逐耶稣教团和解散分裂主义同盟。当时人们估计，联邦政府在联邦议会中得不到足够的多数票；纵然得到微弱的多数，联邦政府也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可是人们的这种估计没有把主人——瑞士人们考虑在内。后来联邦政府终于在议会中得到了必要的多数票，并且能采取有效行动。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爆发了。我想作为一个志愿兵随军参战，但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所以当在高原上打响那引起革命雪崩的第一枪的时候，我是站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巅上看到的。这次革命的雪崩终于越来越大，最后于1847年11月23日在吉斯利肯赢得了决定性的一仗。我为取得这次辉煌而彻底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期间我参加了新闻记者的行列。我在吉森时的大学朋友鲁道夫·芬特，当时是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创办的《观察者》报的热心的合办人。除了在他的催逼下为这家报纸写过一些文章之外，我在新闻界还完全是个什么都说不上的人。但是在文学方面则不然，因为在我的抽屉里竟囤积着几十磅的诗稿，其中还有不少令人心痛欲裂的悲剧。我把这些诗稿秘藏起来，现在看来倒是一桩幸事。为了准备参加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斗争，我曾一度被迫拿起笔杆。我在当时最激进的一家日刊《曼海姆晚报》那里发现，在账目收支方面竟是如此大方，而我从一开始不仅不要任何稿酬，而且还认为，为稿酬而工作是玷污新闻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 我的文章给我带来了许多赞扬，也带来了许多谴责；给我带来了许多仇恨，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友谊。这些文章引起了苏黎世各界有影响人物对我的注意。他们十分器重我，要我去接管瑞士《联邦报纸》编辑部。该报早先是布隆特施利经营的，分裂主义同盟失败之后，便成了无主的财产。正在商谈之中，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革命把我召唤到了巴黎。不过在这之前我已为取得瑞士国籍采取了各种准备步骤。巴黎之行以后，我于1848年4月才重新回到苏黎世。接管那家报纸的谈判继续进行，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9月份司徒卢威的那次暴动把我所有的打算一笔勾销了。我被捕以后，先是坐在塞肯根的牢房里，以后被送进弗赖堡的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监狱的大门被打开。这以后我就投身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斗争中去，最后又来到这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关于我在日内瓦的生活，我去年已经写过一些报道，也许我明年接着再写。 原载《1900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900），1900年汉堡版，第35—41页。 感谢BRS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1]〔中译者注〕见本书《我的学艺生活》。 [2]〖原出版者注〗见本书《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3]同上。 [4]【作者注】请参看卡尔·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 [5]〖原出版者注〗1880年，李卜克内西由于所谓“小戒严”的理由被逐出莱比锡，曾避居到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Borsdorf）。 [6]〔中译者注〕此处原文是Byzantinismus，（拜占庭主义），这是指古代拜占庭朝廷上，臣下对君主爬行以表示尊敬的礼仪；引申为臣服、卑屈、谄媚。 [7]〔中译者注〕卡塞尔（Kassel），德国黑森—拿骚的首府。 [8]〔中译者注〕哥德弗利德·约翰·金克尔（GottfriedJohannKinkel），诗人。叙事诗《射手奥托》发表于1846年。 [9]〖原出版者注〗这是指北美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FenimoreCooper,1789-1851）的故事集《皮裹腿故事集》的主人公。 [10]〔中译者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出生于地主家庭，曾在美国海军服务。代表作品《皮裹腿故事集》包括五部长篇小说：《先驱》、《最后一个莫西干人》、《草原》、《拓荒者》、《杀鹿的人》，主要反映美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屠杀和印第安人的反抗，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赞美印第安人的英勇淳朴。 [11]〖原出版者注〗施皮格尔斯卢斯特（Spiegelslust）是马尔堡奥尔登山（Ortenberg）上的郊游胜地。 [12]〖原出版者注〗1833年德意志同盟国会在美因兹设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旨在迫害各种进步势力。1833年该委员会发表了所有政治上受到嫌疑和需要进行政治迫害的全部名单，也称为黑书。 [13]〖原出版者注〗引自亨利希·海涅1844年发表的一首诗《夜巡逻来到巴黎》（“BeidesNachtw&auml;chtersAnkunftinParis”） [14]〔中译者注〕在海涅的《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中，夜巡逻即指诗人弗朗茨·丁格尔施戴特（FranzDingelstedt）。这是因为丁格尔施戴特自己曾在1840年发表了一首诗《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之歌》，所以海涅就这样称呼他。丁格尔施戴特是1841年冬作为一个报纸记者到了巴黎，而于同年11月与海涅相识的。海涅在《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中的前四行是：夜巡逻迈着进步的长腿，你跑来了，这样地慌张！我家里的亲人近来怎样，祖国是否已经解放。详见冯至译：《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9—91页。 [15]〔中译者注〕坦塔拉斯（Tantalu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露天神的秘密被罚降下凡尘，投于湖中，渴而欲饮，则水忽退；饥而欲食，则悬于头上之果忽升，备受可望而不可即之苦。 [16]【作者注】弗莱里格拉特曾在他的一首优秀诗篇《灵魂》中讴歌了这个孩子的升天。这个孩子的灵魂在“上天”由席勒（Schiller）、佐依梅（Seume）和舒尔巴赫（Schubart）接受。他们三个都是暴君的牺牲品，尤其是佐依梅更是黑森选帝侯国暴君的牺牲品。《灵魂》这首诗借佐依梅口中说出的诗句结束：先把我遣到遥远的海外，再把他投进狭窄的牢房；都是这黑暗的君主王朝。难道人们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佐依梅曾在新苏格兰站岗放哨？他只盼望在他的坟墓上不久丛生新绿的兰河之草。你的父亲将坐在胡登身旁，约尔丹的女儿啊，安息吧梅。 [17]〔中译者注〕约翰·高特弗里德·佐依梅（JohannGottfriedSeume，1763—1810），与席勒同时代的作家，一个贫穷的佃农的儿子。1781年到法国去，路过黑森，被黑森政府抓去当兵。1782年被卖给英国，以后到美洲作战，曾到过新苏格兰（加拿大领地）。1783年战争结束，回到祖国，又被普鲁士迫使服兵役，一直到1787年。死后出版《我的一生》，叙述了他被运往美洲的非人待遇。 [18]〔中译者注〕陶努斯（Taunus），德国莱茵河区的山名。 [19]〖原出版者注〗1886年李卜克内西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托在美国进行宣传鼓动的旅行，同时进行募捐。 [20]〔中译者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瑞士城市。 [21]〔中译者注〕杜拉克旅馆（Hoteldulac），亦可意译为“湖泊旅馆”。 [22]〔中译者注〕西格弗里特（Siegfried）是德国古代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尼德兰首都桑腾的一个王子，正直勇敢，早年杀死过怪龙，用龙血沐浴，皮肤成为鳞甲质，刀枪不入。但在沐浴时，肩头上落了一篇菩提叶，所以只有这个地方能够受伤致命。后来他的敌人哈根知道了这一秘密，就骗他到林中打猎。正当西格弗里特在泉水旁俯身取水时，哈根举枪向他的肩头投去，血溅在凶手的衣上，西格弗里特在花丛中死去。 [23]〔中译者注〕阿利阿德尼（Ariadne）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Kreta）王迈诺斯（Minos）的女儿。她曾把她的情人西修斯（Theseus）救出迷宫。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此处把李斯特比作西休斯；达古伯爵夫人比作阿利阿德尼。
我的学艺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我的学艺生活 我的学艺生活，既不是带象征性的学习，也不是“广义”上的学习。它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请读者不用感到惊奇。我这里所要写的“学艺”生活，不是指那种人们一生都应当从事的宏伟意义上的学习生活，而是指一个“学徒”的那种简单、平凡的学艺生活；他在某一个真正的“师傅”手下，由一名具体的“伙计”向他传授某种正正经经的、并非不可思议的普通手艺的奥秘，而且他也必须汗流浃背地、用粗糙硬结的双手“卖苦力”，直至掌握“手艺”的全部诀窍为止。我的敌人们知道，我是属于那种“选错了职业”的人。这话已经有人对我说了无数遍，可惜他们还是有权利这样说。而我自己也不得不深感悔恨地承认，我曾经选错过那么多的职业，以致我根本无法把它们数清。但是有一点，我的敌人无法在背后诽谤我，他们不能说我是一个“走江湖”的。我确实学过一种手艺，而且学得非常地道，甚至符合同业公会的标准。如果我们在国会里的那些留恋于行会制的老古董们[1]认为，凡是没有正规学过一种手艺的人，都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话，那末我可以有恃无恐地向他们大声喝到：你们用这话难不住我。我甚至还可以说：你们不妨把你们的资历证明书拿给我看看。而我是有的！我也是出生在亚加狄亚之乡[2]，在手工业行会的神庙里呆过，并在那里被授以圣职的，因此我就有应得的无可争辩的权利，作为一个知道内情的行家，来谈论粗陋的手工行业，以及那些有着女神似的长耳朵、甚至长指甲的鼓吹行会制的老古董们。对不起，这类怪物现在的名称是“同业公会”。 我确实在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会师傅那里学过艺。我学会的是一种最受人尊敬、最受人崇拜的手艺：木匠手艺。 我说这话不是开玩笑，而是极其认真的。在当时，我更是异常的认真。我记得那是公元1846年，也就是五十二年前。那年的前一年，我不自愿地勉强到柏林去上大学，然后又更不自愿地勉强回到了故乡城市，上了当地的大学。当时我二十岁。由于我十六岁的时候，就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我在最后几学期就已经提前取得了升入大学的资格。但是尽管我可以提前毕业，然而到了我进入大学的那一天，我竟毫无主意了。我面临这样一个问题：QùeFaire？〔学什么？〕将来干什么？我出生的是这样一个家庭，其中除了出过一个唯一的“叛国者”和“煽动者”[3]以外，其余的全都是学者、官吏和军官，因此我似乎也应该从事于所谓的“为国效劳”。然而，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憎恶这种“为国效劳”，不管它采取的形式如何。至于我应该尽忠效劳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个黑森的小公国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有所作为。我也没有兴趣像我其他的许多亲戚那样到奥地利去，因为那里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叫梅特涅，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成了最坏、最可恨的人物的代表。他反对德国人民，反对德国所追求的一切伟大和自由。他是臭名昭著的讨伐军中的最高统帅，是制定声名狼藉的“追究煽动者法”[4]的元凶！他不仅仅统治着奥地利，而且统治着德国的其余地区，甚至超出了德国的范围。“追究煽动者”的卑鄙可耻，岂不比昔日信鬼神时代的女巫的审问更为阴险恶毒吗？因为在以往那个时代，世界上还都相信魔法和巫术，而当时梅特涅和他的刽子手们，则是在对时代精神犯罪。他们大概认为，所有觉醒了的人们都与他们所要迫害的那些人有基本相同的观点。试看“追究煽动者法”不正是从我高贵的家庭中也找到了一个牺牲品吗？ 我上面说过，在我出生的这个官吏与军人的家庭中有一个例外的人，他就是传道士魏迪希。此人在1835年春天由于“煽动活动”被捕，经过将近两年的监禁和阴险残酷的审讯，于1837年2月23日发现他倒在自己牢房的血泊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在肉体上遭到最残暴的虐待。几乎可以肯定，他曾遭到难以忍受的残酷拷打，终于导致他企图自杀。但自杀没有成功，于是他被他的死敌（一个故意充当他的审讯官的人）不是直接就是指使别人杀害了。我当时才十一岁，可是尽管人们当着我的面根本不提及或者只是含蓄地谈到这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事实的真相；尽管我并不认识我的这位表亲外祖父本人（魏迪希的母亲嫁到李卜克内西家），但这可怕的家庭悲剧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终于决定我一生的印象。这出悲剧使我看清了我们的政治状况。它留下的深刻印象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纵然到了不再需要出现的时候，它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磨灭。我的故乡城市吉森，当时还是一座大约有八千居民的半乡村城市（我至今还记得它那四处游牧的家畜），可是它在参加大学生协会运动方面却比德国任何一座大学城都走在前面。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是在为自由而战的人民遭到侮辱性的欺骗之后兴起的。在耶拿的大学生协会中，“穿黑长袍的吉森人”[5]代表比较激进的一派。（由于他们穿着黑色的高领紧扣的老式德国长袍，因而得名；后来雅恩[6]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还穿着这种服装。）协会中的福伦纽斯兄弟[7]、福格特教授（帝国代理人福格特的父亲）、魏迪希和其他许多人，都是来自吉森及其附近地区的。在当年的居民中，吉森人素以坚强与独立的精神著称。直到今天，吉森人还为他们淳朴、粗犷、率直的性格而自豪。叛逆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革命精神）在吉森人中间找到了最优越的培育的土壤。在德国，再也没有一个其他的地区像我们上黑森乃至整个黑森大公国那样，在“追究煽动者”时有如此之多的牺牲者。没有一个家庭领受过当地侯爵们“慈父般的爱”，从而不为他们的某一个亲属所牵连而蒙受德国的这种灾难。这一切都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我周围的人愈是考虑到要避免给我刺激而千方百计地在我面前隐瞒一切，我的烙印愈是深刻。每当我心中想起这些事情，我的血液就立刻涌到脑子里，使我激动万分，以致我怀疑我的心是否还耿直诚实，是否会产生某种歹念。唯一的结果是，这一切使我的内心更深地埋藏着叛逆的思想和愤怒。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已双亡，我没有一个能倾吐我的感情和思想的亲人，所以我就习惯于离群索居，性情孤僻。这种习惯或者说性格，虽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使我安然自得，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使我付出巨大的代价。 早在去柏林之前，我就确定了我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只能采取敌对的态度。至于宗教，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清除得干干净净。尽管我受的教育是相当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我在中学里也曾潜心学习过非常正统的神学课。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使我从神学转向哲学，并且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由于我在这期间见到了圣西门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所以我不久就很快从神学和哲学的天空中回到世间和现实的坚实土地上来。我生来讲究实际这一“不易更改的路德派的农民本性”，使自己逐渐有所觉悟，只是非常缓慢罢了。弗朗茨·梅林博士以他特有的敏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这种农民本性。了解一个人的活的心和活的脑子，要比阅读书籍和报纸困难得多。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种路德派的讲究实际的农民本性不得不在我内心深处，与那种蛰居家中冥思苦想的本性作斗争。我从一只性好蛰居家中的毛虫，蜕变成一只政治蝴蝶。对于这种蜕变，再也没有人会像我的中学老师和最初的大学老师那样感到惊奇。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经预言我将由一条安稳的学者道路。但是他们完全估计错了。此后又预言我会找一项轻松而又稳当的工作，而这预言也没有实现。我的“蜕变”与其归咎于我自己，不如归咎于我的恶劣的环境。不妨夸大地说，是恶劣的环境打消了我各种最美好的生活计划。何况实际上，计划还没有考虑成熟呢。在柏林逗留期间，我不得不作更多的考虑。我一直沉浸在冥思苦想中，它虽没有使我作出最后的抉择，却把我带到了通向抉择的道路。在这里，我不想多纠缠细节。因为我考虑到：1848年以前的世界是如何显现在一个二十岁的充满幻想的青年人的头脑里的？在他内心里翻腾着的一切又是些什么？哪些突如其来的矛盾冲突在他心里互相冲撞？——这一切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代清楚的。昔日的回忆犹如泉水喷泻，滚滚而至，以致我今天不得不把水堵住。 话说回来。我到了柏林，那种大城市的生活在我的思想与观念上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把没有排课的时间用来学习社会主义和政治，而在课堂上则听过谢林、米歇勒、特伦德伦堡、伯克、格林兄弟和拉赫曼等人的讲课。我找到了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我们一起读书，有时彻夜地讨论，而且还能有幸带着报纸副刊进入“神圣家族”（鲍威尔兄弟）的沙龙和宴会厅。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把我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去。 当时有一些波兰人的酒馆，由穿着波兰民族服装的姑娘侍候顾客。我对于波兰人从小就有深厚的同情。我们常常到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去。我的同情心也就炽热地流露出来，于是引起了那家酒馆波兰女招待对我的注意。她戴着一顶康费德拉特卡[8]帽子，看上去非常清洁。有一天晚上，当我一个人在那里等候我的朋友们时，她在我的身旁坐下，说了一些表示衷心感激的话以后，她说，只有我还相信波兰的未来。她悄悄告诉我，波兰很快就要东山再起了。总而言之，我知道了她是一个杰出的波兰爱国者，并且知道了波兰行动党的密谋，准备在波兰境内的普鲁士占领区、俄国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以及在克拉考发动重大的事变[9]。以后一有机会，我们就继续这样的谈话。后来我又和几个年轻的波兰人有了联系。如果那次波兰普鲁士占领区爆发的起义没有因为事先败露而被扼杀在萌芽中的话，也许我早已成了我的德意志祖国的敌人，首先作为支援波兰的志愿军参加了战斗。德国人对波兰所犯的罪行使我内心苦闷；那位女招待——美丽的达娜·雅罗琴斯卡的眼睛更使我的灵魂焦灼不安。是她用原文唱给我听那首《波兰还没有灭亡》的歌曲；是她在我政治上迷惘因而从事学习和漫游的年代，给我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妇女是不可否认的鼓动者；基督教会之所以能了解真情和揭露真情，主要应归功于妇女们的力量。话又得说回来。有一天，在柏林，同时也在普鲁士管辖的波兰几个省内，进行了一次大逮捕。我认识的那几个波兰人突然失踪了（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在对波兰人进行的大审判中出现在被告席上），达娜·雅罗琴斯卡也不见了。我当时是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而且看上去显得更年幼、更老实，因而肯定不会有人相信我能干出什么坏事，所以我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只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即1846年3月，我从柏林回家途中，顺路穿过萨克森的瑞士到达波西米亚时，在那里被奥地利的宪兵扣留了。尽管通行证完全符合手续，我还是被带到警察局，经过简短的审讯之后，被作为参与波兰阴谋活动的嫌疑犯而逐出奥地利，并且及时地“右边一个宪兵，左边一个宪兵，罪犯在中间”[10]被押送出境。 这是我第一次被驱逐。在我内心深处展开的这场良知与讲究实际的本性的斗争中，这一次冒险经历肯定没有帮助良知取得胜利。但那时我仍没有作出任何抉择。我在思想上醉心于到一所大学去当教师。在我中学学习宣告圆满结束之后，我内心所活动并酝酿成熟的就一直是这个想法。甚至可以说，当一个教师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最美好的理想。我在流亡期间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得不从事二十五年之久的教书工作。在有了这样一段教书经历之后，我甚至相信，如果我能当一名职业教师，那肯定是没有选错职业。 然而事与愿违，我未能从事我最喜爱的职业。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认识的不少人也都有同样的遭遇。我还从未认识过什么人在生活中一直是如愿以偿的。谁认识这样的人呢？ 我想成为一个讲师。我清楚地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和其他一些人是如何在普鲁士受到惩罚的。但是，我可以在德国的其他任何一个邦里当讲师。可惜我没有很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结交权贵们，而障碍恰恰就在于此。这些权贵们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是严格的正统派，因此要结交他们，就得有个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必须信奉严格的正教。而这一点正是我做不到的。我和他们曾经有过许多争执、摩擦和冲突，而最终还是无可挽救地破裂了。当讲师既没有希望，但我总得干点别的事。一定得干些事！可是干什么呢？当我绞尽脑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德国的黑暗我也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一个年轻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有广阔的领域可以去从事卓有成效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可是我，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却无所事事。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无赖，不想放弃我的个性，不想对自己犯罪，我在德国就无事可干。我也曾经想到过攻读法学。我不是想当法官或者行政官员，而是想当律师或法律代理人。这是一种尊贵的、高尚的职业。可是在德国，我的这一理想也烟消云散了。我们的法律程序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公众充当阳光与新鲜空气，怎么可能有健全的法律呢？虽然在黑森的莱茵地区采用法国的法律程序，实行公开审判和辩护，但是在莱茵河的彼岸，作为上黑森人的我，如果我不履行某些手续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律师。可是，如果我一旦履行了这些手续，我也就戴上了耻辱的桎梏。 在德国，世界对我来说都是用木板钉死了的。甚至可以说，我是在牢笼里；不管我如何愤恨、如何满腔怒火地摇撼着铁窗栅栏，我在德国依然是个囚徒，甚至比囚徒更糟糕，是个农奴，是个奴隶。不然的话，我就得去当一个狱吏或者一个奴隶的监头。可是我不能这样，因此我只能冲出牢笼去！冲出去！ 在这种思想情绪之下，必然产生逃奔到国外的想法。去当移民如何？虽然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听说过许多关于移民的事，而且就在几年以前，我的一个叔叔也刚去美国。然而我一想到出国，就不禁感到畏惧。我仍然希望，在德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能有拯救的行动来结束这种统治制度。我像一个站在桅楼上的水手，查看着天气变化的征兆，希望能在热带地区看到天空中的一小片云彩。和波兰人是已经无事可干了。在瑞士，自由派的几个州和基督教派的几个州之间正在争执不休。在法国，反对“资产阶级国王”腐败统治的反对势力正在不断高涨。 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德国，我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我能依靠的基点，也找不到我能全力以赴的事业。我甚至比狄更斯的米考伯先生[11]（虽然他在当时尚未问世）更为迫切地渴望着周围能否“出现一点什么事情”，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出现。 而我再也不能在牢房里忍耐下去。家境和政局使我一天比一天感到不愉快。 在吉森，大学生成立了一个较大的协会。这些大学生虽然对社会主义只有很少的了解，但对德国现状的看法却和我相近。传道士魏迪希的儿子和一个侄儿在那一学期上了大学。我只要一听到魏迪希这个姓，就激起我内心的无比愤慨，激起我良心上的不安与复仇的欲望。从他懦怯的、显然妨碍了他个性发展和才能发挥的性格中，当时就有人看出并且预言，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们把这个小儿子的生气完全扼杀了；他们是犯了双重的谋杀罪呀。这个年轻人渐渐地萎靡不振。他没有力量承当落在他家父头上的如此巨大的罪名，更没有力量去复仇。他，一个小小的哈姆雷特，在命运加给他的重担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连一时一刻的重新振作和复元也不可能了。这就构成了一出不流血的悲剧。不流血的悲剧甚至比流血的悲剧更动人心弦。他终于成了这出悲剧的牺牲品。 今天，当德国像一具活体解剖的野兽那样让那些腐败的政客和想入非非的低能儿任意实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到过去的国家中那些权势者们是如何剥夺公民权和进行迫害的。过去的国家看来要比“未来的国家”[12]危险一千倍。今天我们加倍地感到有必要和有责任，来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宗教家长式统治所留下的卑劣的罪行。 当我还在柏林逗留期间，我的一些伙伴已经参加了一个移民团体。这些人打算在第二年——1847年离开德国。这样，我就再次（可以说是无意中）找到了一条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环境的出路。这种摆脱未必就是逃避吧？如果在欧洲有我发挥作用的场所，难道我就不能再回到欧洲来吗？我只是要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一看到统治的现状，我就热血沸腾。如果一旦有了我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机会是会来的）或者有实现我理想的更好时机的时候，难道我就不能从那新的世界赶回到旧的世界来吗？而且，在本国的鸟笼里，我的翅膀已经僵化；在伤人元气的愤怒中，我的精力已经耗尽。如果我能在自由的空气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变得更加朝气蓬勃，到那时，不是可以再回来吗？来来去去完全可以由自己作主。这样，我先前对出国的畏惧便日趋减少了。一年半以后，即1847年秋天，我终于决定，如果国内情况得不到改变，或者根本看不到会有什么改变能使我留下来的时候，便远涉重洋到海外去。当然，在思想上我还是保留了归来的打算。 我对这段情节的描述，比我原先想要说的长了一些。但是，我在这里讲到的并不是我个人的个别情绪和思想矛盾，而是当时德国那些活跃的、富有进取心的青年所普遍存在的情绪和思想矛盾。当时德国的青年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起初他们厌倦欧洲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可厌生活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后来都普遍认识到，只有与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根绝产生“厌恶欧洲”的原因。 出国的风气越来越普遍，而且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黑森大公国尤为盛行，甚至波及最上层的社会。比如几年以前，便有一个贵族团体，想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一个贵族的乐园。这项计划曾付诸实行。起初，从得克萨斯传来十分动人的报告，说一切进行得极为顺利。为了纪念领导这一事业的佐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侯爵，将在得克萨斯建立一个新的布劳恩费尔斯城堡。可是不久发现，贵族先生们并不愿意劳动；同时，那些本来应该为这些贵族先生们干活的子臣——市民和农人们，也没有兴趣去建设一个贵族的乐园，于是产生了纠纷。最后，这块殖民地便告吹了。今天，打着“殖民政策”的招牌而仍旧梦想着在海外建立贵族乐园的容克先生们（由于他们觉察到本国“旧世界”的黄金时代正在结束）似乎完全忘记了那次以及后来相继建设起来的许多贵族殖民地惨遭失败的命运。这种只有贵族先生们和豪门望族中的人能够理解的容克理想，除了容克阶层自己的人以外，谁都不会对它感兴趣。特别是离开了祖国的德国人，更不愿意和这种“贵族理想”有任何瓜葛。因为他们远离祖国，就是为了摆脱容克的统治和各种各样的压迫。谁也不愿意在幸免桎梏而获海外的自由之后，重新给自己的脖子套上辔头，去受容克和警察的奴役。如若真是这样，人们不禁要失声嘲笑，他是否迂腐得像唐·吉诃德一样。可是在容克贵族中，却有不少人对这个道理是莫名其妙的。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幻想着他们的世界政策，即依靠从祖国移居出去的德国人来建立一个“德意志世界王国”。这种狂妄的想法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一个健康人的头脑极容易理解的最简单的事实。 在我作出有保留地移居国外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准备。同去的伙伴们把目的地确定为威斯康星州。当时那里人口还很稀少，而气候、土壤、交通等条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适宜的。所有的参加者都可能为自己购买到土地和其他必要的设备。我们要成立一种农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原则上不废除私有财产，只是应当保证我们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很聪明，绝不受他人先例的束缚，因为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殖民地的失败，我们都是了解的。此外，我还坚持保留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和返回故乡的权利。 由于我们所要去的是未开垦的边缘地区（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地区了），所以我们必须艰苦创业，善于干各种活，甚至最艰苦的活。为此，我们必须增强自己的体魄，造就吃苦耐劳的能力，学会干各种杂活。在这以前，我除了走路、跑步、滑冰和击剑之外，从未进行过其他运动，于是我就积极地学习游泳和射击。我还兴致勃勃地练习以前觉得是单调乏味的体操。一句话，我按部就班地锻炼我的体魄。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尽管它并不是像我事先预想的那种方式）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还不够。到美国那边去的最初的劳动，将是伐树和盖一排排的木房，这就必须能够和斧子打交道。本来我对这种农村的活儿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一个住在附近的细木匠那里使过刨子，锯过料，投过榫头；而当我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愿意为自己家里或者替有交情的人家干点木工活了。因此，我在使用工具方面并不完全是个生手，只是要盖木房，我的本领还不够。 于是，我决定和一个未来的旅伴一起，到一个木匠师傅那里去学手艺。这时碰巧有一个好机会：那座拱形的兰河桥像一个驼背似的，早已成了人们讨厌的交通障碍。经过十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终于决定另建一座平桥。桥的工程已进行了好些时日。为了桥拱需要有一个木架（今天也许已采用别的建筑方法），用来支撑拱门直到全桥竣工。构搭木架的任务，有一部分委托给了当市政参事的木匠师傅巴尔塔扎尔·赫伯特。他不仅和我们家里人而且和我本人也非常熟悉，于是我去求他的情。他立刻对我和我的同伴愿意在他的木工场上自愿帮工表示非常满意。他把我们交给一个“木匠伙计”约翰奈斯·罗姆一起干活。小罗姆对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尽他的责任。我们每天除了干六小时正活外，还要和其他学徒一样干许多别的杂活。这样，我们在经过一个半月之后，就能提升到“伙计”一级。自然，为这种事情还得奉送一台小小的酒宴才行。我做木工活是相当卖力、相当刻苦的，所以我曾多次被那位正直的市政参事当作其他“伙计”的表率。 我的学艺生活只是在八月份里，由于某种缘故而中断过几天。这是由于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总算不应当有的行为而引起的。关于这件事，在我那位对现代史极感兴趣的六十年代的朋友鲁道夫·芬特的自传中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大学生和大学评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本来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可是警察当局从中起了作用，使它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我们进行集会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这方面，那个以后变得非常驯服的大学生韦尔凯尔尤其锋芒毕露。他是那位在巴登深孚众望的吉森人韦尔凯尔[13]的侄儿。由于这种亲戚关系，当时我们几乎把他看作是一位高贵的人物。当局不愿让步。他们威胁说，要把附近的布茨巴赫的骑兵队请来。对此我们哈哈大笑。当这种威胁即将变成严重事端的时候，出乎这些教授先生们和“市侩们”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竟庄严地撤出城去，登上了“神圣的山”，即坐落在吉森和马尔堡之间那美丽幽静的兰河峡谷边上的风景如画的施陶芬山上。这就是那次著名的、在当时的许多绘画、散文和诗歌中备受颂扬的“到施陶芬山上去的撤退”。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8月7日的事。这个日期是记在我的一张照片上的，但是我已记不清这是那次上山的出发日期呢，还是我们大学生乘兴聚餐时拍照的日期。总之是8月里的一天，当轻骑兵（“Chevauxlegera”）从这一端的城门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好从另一端的城门出去。那天天气十分好。好心肠的吉森的市民（现在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喜欢我们）给我们各种好吃的食物。啤酒多得流成河。这是为期三天的愉快的大学生罢课以来唯一的一次畅饮通宵的聚餐会。它给每一个参加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大自然如此瑰丽。眺望远方，映入眼帘的是富有烂漫气息的古代遗迹，它们简直能和鲁德尔斯堡媲美。青年们虽然胆大妄为，但要知道，他们是在为一种权利而斗争，因而一切也就显得无可指责了。 这时候，我已不再腼腆羞怯，甚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演说家。我听到同学们发出简短而又非常坚决的誓言：绝不谈判。不论情况如何变化，我们的条件未得到全部满足，便绝不回城。而评议会方面，则有鉴于市民们迫切的愿望，已在悄悄地进行试探。 大家都宣了誓，并且在一张表达我们决心的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也可在芬特的遗著中找到，它是影印而作为该书插页的）。此时，评议员先生们内心可感到不安了。他们要求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去，向最高评议会陈述我们的愿望。代表团选出来了。我们快要到达吉森的时候，就受到男女市民们殷勤的接待。他们陪同我们来到大学的楼房前，恳切地请求我们考虑，让吉森城不久就能重新得到她自己的大学生。他们还特别提醒我，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孩子”。这些都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在内心赞美我的吉森”。它固然不是个小巴黎，但它终归是吉森。每当我远离斗争的烟尘，孑身于安谧与闲暇中时，我就想起我的可爱的吉森，想起她那秀丽的景色；在她幽静的四周，从我童年时代起，我从未踩到过一块石头。——我说的安谧与闲暇，不是指那种监狱中的寂静和空闲，然而直到如今，我也只有到了监狱中才有闲暇独身自省，回味往事。 在评议会前，事情进行得并不像事先策划的那样顺利。一个大学生（不是吉森人），在严厉的、用非常严肃的目光望着我们的全体评议员面前，简短地陈述了我们的愿望。尊贵的校长先生的回答也同样简短而且生硬：“只要大学生们还坚持对抗立场，就说不上谈判。你们可以告诉你们的同学先生们，先于一切的条件是你们必须回到大学里来。那时候，随时准备宽大为怀的评议会才有可能满足你们合理的愿望。”听到他这番话，我全身的血液顿时涌到脑袋上来。可是我们那位发言人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于是我走上前去，竭力克制住激动。我说，评议会把事理完全颠倒了。它没有权利向我们提什么条件，而只能接受或者拒绝我们的条件。 评议员先生们面面相觑。校长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打量着我，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可以走了。后来，我为这一被认为过火的行为而受到了责备，虽然我当时仅仅是表达了我们在“神圣的山”上大家都表示过的决心。一个天才的漫画家（不过他是一名神学系的学生，而且以后也选错了自己的职业，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他叫“普罗伊斯欣的天才”。人们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在大约十年前的《法兰克福报》的一则讣告上还这样称呼他。）曾经作画描绘了那次撤离和这次谈判的场面。他把我画成了一个古罗马判官的役吏，手持执法的刀斧，向惊恐万状的评议员先生们的身上砍去。 也许我的那种非外交的（大约也是非议会式的）举动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怎么坏吧，实际上评议会把一中队的轻骑兵撤出城去了。这等于是向我们作了全面让步（当然还有一些附加条件）。这样，我们就作为胜利者，雄赳赳地回到了欢欣鼓舞而隆重迎接我们的城市。正当我们的队伍通过街道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可是小威廉，你也实在没有必要那么粗鲁！”这位老师是非常喜欢我的。甚至在三十年以后，当我早已长大并且已成为一个“叛国犯”的时候，他还用亲暱的“你”来称呼我。至于他为什么要叫我小威廉，这也是极容易明白的。因为，我在文科中学（在我们吉森干脆就叫班级；我十五岁就离开那里了）的时候，身体发育很慢，个子相当矮小。当时我长得像一个小孩，因而常常遭到许多嘲笑和揶揄。人们常说：身体不长，智力早熟；也就是不长个儿，尽长心眼的意思。我就正是如此。我虽然智力早熟，但所付出的代价是不长身体；我是在大多数人已停止长高的年龄才开始长高的。 我们这一次“撤离”，从序幕到尾声一共是八天。除了这八天之外，我每天都到市政参事赫伯特的木工场上去干活，直至学期与秋假结束。 这以后，我没有再留在吉森。因为对于这次“撤离”虽然答应不加追究，但是不少带头积极活动的人都得到了暗示：他们最好到别的大学去继续他们的学业。我本人也在背地里得到了类似的劝告，它实质上就是官方的强令退学，不过婉转体面一些罢了。我准备离开吉森，前往离我们这里有五小时路程的马尔堡。那个城市和那里的大学，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非常熟悉。从那里我还能够和吉森的朋友们保持最密切的个人联系。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去当完了木工艺徒，并且正式成为一个“伙计”——只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师傅”。我得到了一张正式的有法律效用的证明，证明我通过勤奋的学习，熟练而有成效地掌握了高尚的木匠手艺。同时也没有缺少传统的仪式：行会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按照行会的规矩畅饮一番。这样我从1846年秋天起，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Genosse”〔同行〕。这个词在低地德语和汉撒德语中变了音，成了“Genote”；然后又在大学生圈子里流行的德语中被故意糟蹋成“Knote”，意思是“粗卑之人”，于是我就成了“粗卑之人”。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从本来的意义上讲，我就是一个“粗卑之人”。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无损于我的路德派的农民本性。 二十八年以后，我在吉森附近的维泽克（Wieseck）为竞选国会议员发表了竞选演说。这是一篇社会主义的演说。正当我站在台上时，我突然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啊！原来是你呀！”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挤过惊讶的人群，走到我的跟前，神色显得有点尴尬。“您认识我吗？我是约翰奈斯。”“啊，我不认识您了！”“可是我还认识您。您还记得您想到美国去而学木匠手艺的事吗？是我和父亲一起教您的！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 回忆犹如生命，经过几十年的干涸，它们枯死了；一旦给它们加上一滴清水，它们就又重新生机勃勃地活跃起来。我和家乡已经完全隔绝了二三十年。在这期间，我一直奔波劳碌，忙于为生存和其他各种事情而斗争。对我的家乡，我已经忘却了许多；那田园诗般的木工场也淡忘了。现在，一切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 “啊，原来是您呀，约翰奈斯！”我从讲台上跳下来，紧握着高兴地欢笑着的约翰奈斯的肥大的双手。他就是我在木工场上两位师傅中年轻的一位——小约翰奈斯·罗姆。 我们热烈地庆祝这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也给我带来数目可观的选票。两位约翰奈斯曾经是热情的党员同志。我说“曾经是”，是因为小约翰奈斯今天也不在人世了。朋友奥尔别希从吉森写信给我说，十二年前的1886年，他不幸淹死在兰河中。我不会忘记你们这两位善良的约翰奈斯！ 再说到我自己，我很快就离开了吉森。1847年深夜，我在经过了暴风骤雨般的两学期和一系列涉及政治的冒险事件之后，就要踏上远涉重洋的旅途。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我要踏上前往鹿特丹[14]的旅途。可是，实际上我只是到了美因兹[15]。我没有前往美国，而是到了正在酝酿着分裂主义同盟战争的瑞士。1848年2月，也就是刚好五十年以前，我从瑞士到了巴黎，并在巴黎参加了海尔维格的外国人军团。这以后又到了瑞士，接着到了巴登，然后是进了监狱，如此等等。 原载《新德意志评论——自由论坛》（NeueDeutscheRundschau——FreieBühne），第9年度，1898年第1—2季度，第396—406页。 感谢BRS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1]〖原出版者注〗这是对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反动党派代表的讽刺称呼。这些代表们要求退回到中世纪的行会制度。 [2]〔中译者注〕亚加狄亚（Arkadien），原为古希腊一地方，风景幽静，人民以牧羊为业。常用此来比喻世外桃源，田园诗般的恬静质朴的生活。 [3]〔中译者注〕指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FriedrichLudwigWeidig,1791-1837）。参阅本书《前言》中的注释和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卷，第82、84-85页。 [4]〖原出版者注〗1819至1840年间，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被德国反动派诬蔑为煽动家，德意志同盟议会因此通过法案，对所谓“煽动者”进行迫害、审判或流放。 [5]〖原出版者注〗“穿黑长袍的吉森人”，是指吉森大学生中的反对派。1816年末他们集会组成一个秘密的政治协会，并在黑森和拿骚地区建立一个组织网。他们主张从事暴力革命，在反封建斗争中依靠劳动群众。 [6]〔中译者注〕雅恩（Jahn），见本书人名索引。 [7]〔中译者注〕福伦纽斯（Follenius）兄弟，即福伦（Follen）兄弟，见本书人名索引。 [8]〖原出版者注〗康费德拉特卡（Konfederatka）是一种波兰的民族服装，用毛皮镶边的高高的四角形帽子。 [9]〖原出版者注〗波兰爱国者为反抗外来占领者统治的起义于1846年在克拉考（Krakau）（即今克拉科夫——Kraków）爆发。这次起义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镇压。 [10]〖原出版者注〗这是套用歌德的一首诗《1774年夏季科布伦茨的宴会》（“DinerzuKoblenzimSommer1774”），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右边一个先知，左边一个先知，凡夫俗子在中间。”两位先知是指瑞士作家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JohannKasparLavater）和教育家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符（JohannBernhardBasedow），歌德自称凡夫俗子。 [11]〖原出版者注〗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在1849-1850年发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者典型。 [12]〖原出版者注〗“未来的国家”（Zukunftsstaat）是资产阶级用来指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用这个名称含有挑衅的意味。1893年2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在一次由资产阶级议员们挑起的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辩论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原则。 [13]〔中译者注〕即卡尔·泰奥多尔·韦尔凯尔，见本书人名索引。 [14]〔中译者注〕鹿特丹（Rotterdam），荷兰南部的城市。 [15]〔中译者注〕美因兹（Mainz），德国黑森的城市。
“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1] 对刚才宣读的那份吉森[2]警察局的材料[3]，我不得不做一些批评性的说明。同时面对这种对我形象的丑化，我也至少要为我的生平大致勾画出一副真实的图景。这份证明材料本身就是一个古怪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事实是如何从警察的头脑中反映出来，并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 现在，我简短地叙述一下我的生平，作为对我已经送交的履历表的补充。我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由于我早年丧父，我的亲属为我确定了一条仕途。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圣西门的文章。这些文章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对一个原想“为谋生而求学”的我来说，本来是没有什么倾向性的。我学习，仅仅是为了造就自己，而我之所以要有所成就，则是为了能够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我的职责。我以优等成绩中学毕业之后，十六岁进入大学。我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让人明白，吉森警察局的拙劣手法是故意要把我丑化成一个堕落的人物。如上所述，我研究过各种各样的材料，像每一个真正想学习而不是被迫为谋生而学的大学生一样，我反复探求摸索。不久，我终于放弃了想担任国家公职的想法，因为担任这种公职是与我的政治、社会观点不一致的。但是我曾一度有过想当大学讲师的计划，并且希望也许能在一所规模较小、独立性较强的大学里获得教授的职位。不过我沉浸在这种幻想中的时间并不长。我终于确信，倘若不牺牲我所信奉的原则，是绝无希望得到任教的资格的，因此我在1847年作出了旅居美国的决定。我毫不迟疑地进行必要的准备。然而，正当我在前往一个海港的旅途中时，我意外地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侨居瑞士的教员。他不赞成我的计划。他说，从各种迹象来看，欧洲的现状眼看就会发生变革。他用恳切的言辞再三劝我移居到共和政体的瑞士去，建议我在下一个车站调转方向，驶向苏黎世，而不是奔赴汉堡。 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不少当地的官员，其中还有些是当时身踞高位的人。根据他们的愿望，我要在当地取得公民权，并且献身于律师职业。 我移居瑞士后不久，发生了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4]。我以极大的同情参与了那次战争。我虽然喜欢到苏黎世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去，然而仅仅是为了受教育，因为我那时第一次有机会倾听工人们自己叙述他们的状况和追求的理想。说我是ChefdelaSectionCentrale〔中心组组长〕，完全是吉森警察局的故事编造者的一种臆测；还有那个没有上演的剧本，我也必须让这位故事编造者自己去负责。我从来就没有写过剧本，虽然我惭愧地承认，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过一些诗。不过，那是谁也免不了的一种幼稚病，幸运的是我的这种幼稚病很快就彻底痊愈了。 1848年2月23日，传来了在巴黎已开始斗争的消息。我梦寐以求的希望算是实现了，因为我那时毫不怀疑人民一定会胜利。我再也没有耐性在瑞士待下去。我向当时与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们匆匆告别。两小时以后，我已经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尽管我是如此急急忙忙，可是当我达到目的地时，斗争已经结束，一部分街垒已经拆除。不过，倒是没有使我失望，七月王朝[5]被推翻了。我在二月革命中的活动时间并不长。可是它当时对德国所起的作用，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曾毫不怀疑，实现建立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想法是可能的。当时，海尔维格正在筹划他著名的进军[6]。我参加了，并尽力为这一事业效劳。 这次是要为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有利的时刻，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是一个胆小鬼，或者是背叛者。法官和陪审员先生们，你们看，我并不否认我的过去，并不否认我所信奉的原则和信念。我不否认什么，也不隐瞒什么。其实，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君主王朝的反对者，或者说，一个当今社会的反对者，也根本用不着吉森警察局以拙劣手法作愚蠢的捏造。只要我觉得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我就绝不会在斗争面前退缩。我可以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自从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将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奋斗终身。 不幸的是，我在巴黎由于过度紧张而得了重病，未能与他们一起进军到最后。所以，当海尔维格的纵队在多森巴赫被击溃，遭到灾难性结局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场。我恢复了健康之后，又重返苏黎世，因为那时在德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在巴登，也是君主派取得优势；而我则只好继续执行我的老计划，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九月中旬，司徒卢威举出共和国的旗帜。我响应他的号召，与十几个同志在塞肯根（Säckingen）渡过莱茵河，在三天之内我们就成功地组成了一个相当强的志愿军团。为了联合其他的正在南德高地组成的志愿军团，我动身前往劳芬堡，计划中的联合志愿军团应该在那里集中。但是我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援助，而是得到了司徒卢威已误入歧途的消息：他带着他那没有经过训练的部队走出山区进入平原，他本人则被打败并且被俘。 到这时，我还没有丧失一切信心。我原可以渡过莱茵河逃跑，逃到莱茵河那边就安全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仍然努力要找到我的志愿军团。可是我的这种努力失败了，我被俘了。我和我的难友们一起侥幸地逃脱了军法审判之后，我在待审拘留所度过了九个月。1849年5月，正当打算在弗赖堡审理我们案件的时候，几天之前爆发了五月革命[7]。于是审判一开始，检查官就立刻声明，他撤销对我们的起诉，并建议予以释放。我提出抗议：我们被无理对待了九个月之久,现在我们要在法庭上控诉，我们不同意剥夺我们这种权利。然而法庭却仓促地同意了检查官的提议。我们被释放了。 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不在这里细述了。我是作为一个记者和士兵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我们是为自由、统一的德国而斗争，而当今德国皇帝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却把那次运动镇压下去，重新恢复了旧的分裂状态和不自由。我又流亡到了瑞士。由于返回苏黎世有障碍，我在日内瓦定居下来。我在那里想尽量使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当时会员人数已相当多）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能取得一个严密的社会主义纲领。为了处理这些事宜，决定在穆尔腾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可是瑞士官厅却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捏造说这次代表大会的本来目的是要“计划武装入侵巴登”。于是所有代表，其中包括我，全部被捕。那是1850年2月。这以后进行了两个月的侦查。自然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说明嫁罪于我们的那个“武装入侵”的疯狂计划可以成立。尽管如此，我还是依照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命令被逐出瑞士，转交给了法国当局；而法国官厅则用一张指定路线的护照，把我遣送到伦敦。在伦敦我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中说我早已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先前认识的唯一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是恩格斯，是我在日内瓦遇见的。马克思是我在伦敦才认识的。 再说，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一个密谋的团体，而是一个宣传团体。当然它必须是秘密的，因为结社集会的权利在德国受到压制；最初的基督教徒们也是在坟地墓冢里秘密集会的。从被看作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遭到多次诽谤中伤的团体完全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因为它要为彻底改变社会、政治状况而努力奋斗；同时也使人完全明了，正因为这个团体把革命看作是个有机的过程，所以它与任何一种把革命看作墨守教条的主观行为的观点格格不入，甚至是敌对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固有的规律。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规律，而只有傻瓜才会想到去超越这些规律。我想在这里指出，正是这些科学的见解遭到少数人的反对，从而导致了如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中所说的分裂。我并不想在今天去深入地谈论这些内容，否则我就会引用我们多数派当时发表的声明，在那篇声明里，我们针对那种墨守教条的所谓革命，极其明确地强调了我们的立场。可是就是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却被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贬低为一个专门从事密谋活动的阴谋家的团体。这完全是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我在这里还必须更正吉森警察局材料中两处不真实的地方：第一，我从来不是中央委员会[8]的委员；第二，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派并没有由于意见不同而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是根据多数派的一致意见，在科伦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解散了伦敦的中央委员会[9]。关于共产党人案件[10]以及施梯伯先生[11]在这一案件中所标榜的要拯救社会的“杰出才能”，我以前已经讲过。“同盟”在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解散了。在德国逐渐觉醒的政治生活中，秘密宣传已成为多余。 我在伦敦生活了十三年，从事政治与社会学的研究，而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斗争。1862年中，我应奥古斯特·布拉斯的邀请，参加他在柏林新创办的《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工作。奥古斯特·布拉斯是1848年的红色共和主义者。他在三年以前曾在我们与布龙布龙主义者[12]卡尔·福格特的斗争中为我们出过力。由于在这期间发布了大赦令，使我有可能重返德国。报纸的纲领是宣传民主与共和思想：对外，反对波拿巴主义；对内，反对错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布拉斯先生当时还是“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他再三强调自己信奉共和主义）。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于1862年8月接受了布拉斯的聘请。开始一切都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62年9月末，冯·俾斯麦先生掌了权。我不久就察觉到报纸的态度已有所改变。我深感疑虑，并且把这种疑虑表示出来；而布拉斯则坚决否认他对新内阁承担有什么义务，同时授予我在我的部门（外事部）内CarteBlanche〔享有全权〕。然而可疑的事实愈积愈多，最后我终于得到证据，证明布拉斯是怎样卖身投靠了冯·俾斯麦先生，成为御用文人的。不言而喻，我当时必须解脱我与《北德意志总汇报》的关系，虽然我将因此失去我唯一的生活来源。就在那个时候和以后的日子里，也曾经有人不断企图收买我。我不可能确切地说是冯·俾斯麦先生要收买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冯·俾斯麦先生的代理人要收买我，而且是在一种不仅在我自己面前，而且还在我的党内同志们的面前，保存我的尊严的条件下收买我。 冯·俾斯麦先生（现在是冯·俾斯麦伯爵）不仅要钱，而且也要人，只要他能物色得到。至于这个人是属于何种党派，对他来说无所谓。他甚至要求变节者，因为一个变节者，既然名誉丧尽，因而也就可以成为驯服的工具，或者说一具uticadavre〔受人摆布的尸体〕。 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处心积虑地要与执意违抗的资产阶级联合。假如资产阶级不愿顺从，那就采用三十年前英国托利党党魁迪斯雷利开的药方（因为从渊源上讲，这也不是冯·俾斯麦先生的政策），把它夹在容克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像用两个磨盘似地折磨它。于是，就有人一再怂恿我和我的朋友们把《北德意志总汇报》办成极端社会主义的、甚至极端共产主义的东西。不消说，我不会让自己去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我以应有的轻蔑拒绝了冯·俾斯麦先生的代理人的贿赂企图。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那末我也早就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了所信奉的原则，从而声名狼藉；当然，我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在这里的被告席上，而是早已有了显赫的地位。今天把我送到被告席上来的人，正是当年企图收买我而未能得逞的人。警察一知道我拒绝之后，就立刻开始百般刁难，而在这之前，警察局是一直不来打扰我的。如果把警察局所找的麻烦一桩一桩罗列起来，那我就要扯得很远。那时，他们倒也暂时放弃了对我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他们不愿放弃最终能使我软下来的希望。 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开拓新路的宣传鼓动。起初，我对此保持疏远，直到资产阶级报纸对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无耻的攻击时，才使我义不容辞地抛开一切顾虑，成了拉萨尔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这样做的理由，在这次诉讼过程中就会明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容克阶级仍然忠实地执行如上所述的政策，力图收买工人运动。在拉萨尔猝然去世之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幸落入另一些人的手中，这些人部分是由于无能，部分是出于蓄谋，为容克阶级的反动意图效劳。这种情况迫使我放弃到那时为止的保留态度，而公开地向以《十字报》的前编辑瓦盖纳·冯·杜梅维茨为主要代表的政府社会主义作斗争，迫使我力陈：仅仅是单方面地向资产阶级进攻，只会对容克阶级有利；只期待一般的选举权，而没有自由结社集会的权利，没有新闻自由，那末这种选举权无非只是作为反动派的工具而已；而那种由容克政府提供的“国家资助”纯粹是为了笼络工人，为反动派的目的服务。 我知道，我当时敢于做些什么。而警察局为此给我增添的麻烦却要比我所能做的多上一倍。他们要求我从我最后住过的地方的官厅取得一张操行证明。我申辩说，在英国没有一个对未犯罪的人进行警察监视的机构，因而也就开不出这样的操行证明。但这也无济于事。我随身带着一张我出生的城市——吉森警察局的证明。证明书上写着未发现我的“不轨活动”（看来吉森警察局当时还没有研究过那本“黑书”[13][14]），但这也无用，1865年夏天，一个晴朗的上午，我被一个警察“拘留”到警察局。我在那里被告悉：我务必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柏林，离开普鲁士国家。我向内政部上诉，结果是：在进一步裁决之前，驱逐令暂缓执行。大约一个月之后，裁决下来了，驱逐令得到“确认”，因为我继续留在普鲁士将危及国家安全。 官方建议我与内政大臣亲自谈话。以我所信奉的政治原则而论，与内政大臣亲自谈话，也无话可说。这样，我就不得不离开柏林，离开我经过长期努力之后总算有了足够的生活来源的地方。我迁居到莱比锡。第二年的夏天，普鲁士所执行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在缔结普奥和约之后，我主持了在莱比锡出版的当时还是民族自由党的《中德意志人民报》。 我到这家报纸还不到四周，报纸就被普鲁士军事当局禁止。此后不久，九月中旬，我为安排家庭事务旅行到了柏林。自从我被逐出柏林以来，政治状况已完全改变，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已把旧的德意志同盟摧毁。在新成立的北德意志同盟国会业已公布的选举法大纲中，规定了共同的公民权[15]。此外，在普鲁士又对一切政治犯实行了大赦。在这种形势下，我怎么能让年头判决的驱逐令继续生效呢？我怎么能在普鲁士老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呢？于是我就在柏林进行完全公开的活动。在我不受干扰地住了几天之后，我毫无顾忌地在印刷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然而这个联合会如同所有在普鲁士其他的联合会一样都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当天深夜十一点钟我从联合会所在地回家的途中，我被捕了。我被送到了市监狱，指控我违抗驱逐令。在经过三个星期的待审拘留之后，我被柏林市法院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我不屑于对这种判决向上申诉，因为这样做，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必须在拘留所再等上三个月；况且，纵然我对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在上诉中能取得胜诉而被释放，也还要受到其他一些事实上的惩罚。我向市法院的先生们声明，我将不去向“柏林的法官们”上诉，而是向更高的裁判——公众舆论去申诉。在我获释之后，我也确实在报刊上、在北德意志同盟国会的讲坛上这样做了。 关于我自1867年以来的全部政治活动，我都毫无遗漏地讲了。这些活动既构成了控告我的理由，因此我才在这里作进一步的申明。 我现在就要讲完了。法官和陪审员先生们，我只是迫不得已才作了这样长的陈述，完全是这份莫名其妙带到这里来宣读的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迫使我有道义上的责任这样做。这一点，大厅里在座的诸位都不得不承认吧。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份证明材料不足以使我服罪，却使我无法尊重这样的法庭。我有责任对这种无耻诽谤进行答辩，而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誉。不，这也是为了那些与我一起作为被告的人的利益。他们与我有一定的牵连，而且将可能由于对我提出的不利证词而不得不受害（如果只关系到我个人的事情，我倒可以缄口不言）。我已经坦率地向你们谈了我的生平和我的活动。我过去怎样，我现在仍然怎样，但在许多方面我是前进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今天仍然站在我二十二年前的同一立场上。有时候，我在方法上，在对个别的人和事的判断上，也犯过错误。但是在我的目标上、在总的观点上，我却是越来越坚定。我不像我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堕落的冒险家。早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就下定决心，并且从那时以来，就一直不懈地为我所信奉的原则努力奋斗。我从不谋求个人的私利。每当我必须在利害与原则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我向来是毫不犹豫地牺牲我的个人利益。 当我经历了前所未闻的迫害而十分贫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羞耻。不，我感到的是骄傲，因为这是对我的政治声誉最有力的证明。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一个职业的阴谋家，不是一个阴谋集团的到处流浪的丘八。就我个人而言，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吧，这我不反对。 从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怀着这样一个双重的理想：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要消灭统治阶级，并且也同样意味着要解放全人类。为了这双重的目的，我正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并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将继续奋斗。这是我的天职！ 摘自《1872年3月11日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DerHochverrats-ProzeßwiderLiebknecht,Bebel,HepnervordemSchwurgerichtzuLeipzigvom11.Bia26.März1872）一书中威廉·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引言，1911年柏林版，第65-77页。参阅《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DerLeipzigerHochverratsprozeßvomJahre1872），1960年柏林新版，第22-29页。 感谢BRS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1]〔中译者注〕1871年3月11日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进行所谓叛国案审判。本文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法庭上发言的节录。 [2]〔中译者注〕吉森（Gießen）是兰河（Lahn）边上的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之北，当时是黑森的首邑。 [3]〖原出版者注〗系指吉森警察局应检查机关的要求所写的关于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证明材料。参阅《1872年3月11日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附有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前言和附件）一书，1911年柏林重印第二版，第64-65页。 [4]〖原出版者注〗1845年，瑞士七个由基督教保守党统治的城邦结成违反宪法的分裂主义同盟，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1847年分裂主义同盟的军队被瑞士联邦政府部队击溃，分裂主义同盟随之瓦解。 [5]〔中译者注〕1848年2月24日发生在巴黎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力蒲国王。他是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被自由金融大资产阶级捧上台当国王的，因此长称他为“资产阶级国王”。这个在1830年至1848年统治法国的资产阶级王朝，当时人们称为“七月王朝”。 [6]〖原出版者注〗1848年法国巴黎的二月革命风暴吸引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流亡者以及一些外国工人。他们组成了革命志愿军。而后，这些志愿军又幻想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大多数资产者为了摆脱外国工人，暗中助长这种狂热。当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海尔维格（GeorgFriedrichHerwegh）受骗当了德国志愿军的领导，打算渡过莱茵河向前推进，使德国革命化。可是马克思在公共集会上不怕激动地群众的不满，指出整个冒险行动毫无成功希望。事后海尔维格遭到失败，本人被俘。 [7]〖原出版者注〗1849年5月11日，（巴登的）拉施塔特（Rastatt）要塞的驻军起义，要求保卫和实行帝国宪法。以后几天中，几乎所有的巴登军队都站在革命的人民群众一边。 [8]〔中译者注〕此处原文是Zentralbehörde，似应译为“中央执行局”，但已通译为“中央委员会”。 [9]〔中译者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的不同意见，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卷，第187-188页。 [10]〔中译者注〕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卷，第193-205——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1]〔中译者注〕威廉·施梯伯（WilhelmStieber，1818-1882），曾投机1848年革命，革命过去以后，曾一度充当德国警察的顾问，后又被派作密探，监视德国流亡者，破坏共产主义者同盟。参阅上书第196-201页。 [12]〖原出版者注〗布龙布龙（Plon-Plon）是法国国王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一个堂兄弟日尔姆—拿破仑—约瑟夫—查尔斯—保尔·波拿巴（Jérôme-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Bonaparte）的绰号。 [13]〖原出版者注〗这是指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编的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上下两册，1853-1854年柏林版（Die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Berlin,ErsterTheil,1853;ZweiterTheil,1854）。该书是受官方委托，利用德国所有各邦警察局掌握的材料汇编而成的。该书对进步人士，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人士大肆进行诽谤诬蔑。因此，人称它为“黑书”。 [14]〔中译者注〕该书上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下册的内容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维尔穆特（W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的证人之一。恩格斯把他和施梯柏称为两个最卑鄙的警棍。 [15]〔中译者注〕1866年普奥战争后，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同盟来代替德意志神圣同盟。北德意志同盟的基本纲领中规定。所有参加同盟的各公国的公民都具有共同的国籍，享有同样的公民权。
总序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衣俊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一、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1984年至1986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Munišić）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1] [1]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1]，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的。应当说，过去30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1]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以及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2010—2015年，“译丛”预计出版40种，“理论研究”丛书预计出版20种，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Petrović，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Marković，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Vranickić，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Kangrga，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Stojanović，1931—2010）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Heller，1929—）、费赫尔（FerencFeher，1933—1994）、马尔库什（GyörgyMárkus，1934—）和瓦伊达（MihalyVajda，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Schaff，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akKolakowski，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Kosik，1926—2003）、斯维塔克（IvanSvitak，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外，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Korać，1914—1991）、日沃基奇（MiladinŽivotić，1930—1997）、哥鲁波维奇（ZagorkaGolubović，1930—）、达迪奇（LjubomirTadić，1925—2013）、波什尼雅克（BrankoBošnjak，1923—1996）、苏佩克（RudiSupek，1913—1993）、格尔里奇（DankoGrlić，1923—1984）、苏特里奇（VanjaSutlić，1925—1989）、达米尼扬诺维奇（MilanDamnjanović，1924—1994）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MariaMarkus，1936—）、赫格居什（AndrásHegedüs，1922—1999）、吉什（JanosKis，1943—）、塞勒尼（IvanSzelenyi，1938—）、康拉德（CeorgKonrad，1933—）、作家哈尔兹提（MiklosHarszti，1945—）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Machovec，1925—2003）等。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也考虑到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的限度，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1948年至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1964—1974）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vskaljetnjaŠkola，1963—1973）。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1]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1]例如，AgnesHeller,LukácsRevalued,Oxford:BasilBlackwellPublisher,1983;FerencFeher,AgnesHellerandGyörgyMárkus,DictatorshipoverNeeds,NewYork:St.Mar­lin'sPress,1983;AgnesHellerandFerencFeher,ReconstructingAesthetics-WritingsoftheBudapestSchool,NewYork:Blackwell,1986;J.Grumley,P.CrittendenandPJohnsoneds.,CultureandEnlightenment:EssaysforGyörgyMarkus,Hampshire:AshgatePublishingLimited,2002等。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在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倶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1]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1]，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2]。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1]PredragVranicki,HistorijaMarksizma,I,II,III,Zagreb:Naprijed,1978.参见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II、III），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1988、1992年版。 [2]LeszekKolakowski,MainCurrentsofMarx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8.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学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1] [1]AgnesHeller,EverydayLif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andKeganPaul,1984,p.x.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2]。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1]PredragVranicki,Socijalističkarevolucija——Očemujeriječ?Kulturniradnik,No.1,1987,p.19.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1]，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1]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4页。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35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10篇——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1]1970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2]。1974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3] [1]ErichFromm,ed.,SocialistHumanism:AnInternatlohalSymposium,NewYork:Doubleday,1965. [2]AdamSchaff,MarxismandtheHumanIndividual,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70,p.ix. [3]MihailoMarković，FromAffluencetoPraxis: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TheUniversilyofMichiganPress,1974,p.vi.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1978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10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1]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1988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5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2]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3]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4]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5]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ArendtPrizeforPoliticalPhilosophy），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Prize）。 [1]GersonS.Sher,ed.,MarxistHumanismandPraxis,NewYork:PrometheusBooks,1978. [2]TomBottomore,ed.,InterpretationsofMarx,OxfordUK,NewYorkUSA:BasilBlackwell,1988. [3]例如，JohnBumheim,TheSocialPhilosophyofAgnesHeller,Amsterdam-Atlanta:RodopiB.V.，1994;JohnGrumley,AgnesHeller:AMoralistintheVortexofHistory,London:PlutoPress,2005，等等。 [4]LeszekKolakowski,MainCurrentsofMarxism,3vols.,Oxford:ClarendonPress,1978. [5]其中，沙夫于2006年去世，坎格尔加于2008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于2009年去世，马尔科维奇和斯托扬诺维奇于2010年去世。 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1]，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2]，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3]，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4]，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20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1]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9页。 [2]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52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3]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0~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4]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比较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理论研究”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我始终相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原书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原书出版说明 本书选辑的回忆录，基本上都按照各自的原稿，只有几个标题是出版者加的。凡删节的地方，在文中用三连点（…）标出，并在附录的《材料来源》中用“摘自”（Aus）符号为记。所作删节，是为了避免重复和离题太远，同时把文章中所涉及到的反映当时写作年代的某些日常政治事件而今天却不易领会的内容，尽量删去。 单词的拼写与标点的使用，凡是不走原意的，尽可能用现代方式。李卜克内西本人所作的脚注用+字号表示。出版者的注释，在正文中用星号标出，读者可以在本书附录中查阅释文。凡使用外文单词和句子的地方，如果李卜克内西本人已经译成德文，则将译文放在正文中方括号内注明。出版者的简单附注也都放在方括号内*。 关于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涉及到、或者只是轻轻带过的那几十年的生活（但是在那几十年中，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是以他为首的），则在出版者《后记》中作了简略的介绍。 读者在附录中除了能查阅到注释的释文外，还能找到《材料来源》以及人名索引**。 *、**这段和最后一段说的是德文原本的技术规格，中译本对这些规格作了少许改动，请参看本书《中译者的话》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前言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在他去世后的七十五年中，*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在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连孩子们都知道李卜克内西，听到过他的事迹，知道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战友、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为了使人回忆起他的革命活动，辟建了许多纪念圣地，并用他的名字给一些街道命名。他的许多文章已重新发表。他编的《人民外语词典》直到今天还陈列在许多书架上。他写的书信，汇编成厚厚几卷。 他的朋友们怀着热爱而又崇敬的心情称他为“革命士兵”，或简称为“士兵”。这并非偶然，是他自己最早自称为“革命士兵”而引以自豪的。他第一次用这个名称是在1872年，当他在莱比锡由于所谓“叛国罪”被资产阶级——容克的阶级法庭审判的时候。 “革命士兵”这一称号，符合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历史上的形象，同时也成了每一个刚毅而又无私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象征。这一点甚至可以在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上得到印证；当恩斯特·台尔曼被法西斯监禁和折磨了十来年之后，在他给一个年轻的难友回信时，还用这一光荣的名称来称呼无产阶级战士。他写道：“因为革命士兵意味着对事业忠贞不渝，在生死关头表现出忠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绝对的可靠、充满信心、具有战斗的勇气和力量。”[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达到了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最高要求。他把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献给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他的一生的意义和所完成的业绩是无法估量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26年3月29日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学者兼官吏的家庭，似乎从幼年时起就确定了他那完全是另一种的生活道路。他的表亲外祖父弗里德里希·魏迪希*是一个具有共和思想的教员与牧师，后来受反动派迫害致死。虽然表亲外祖父的死给这个天资聪颖、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很大震动；虽然他在年轻时就慷慨激昂地反对过德意志同盟中诸侯们的所谓“追究煽动者”*的迫害活动，反对过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卑躬屈膝，然而仅从表面上看来，在他念完中学和大学之后，按照一般传统，在他面前仍然摆着去当官吏或当学者的道路。但是当他在吉森、柏林、马尔堡的几所大学里学习语文学、神学和哲学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些德国的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并且结下了个人的友谊。这种个人友谊，以及最主要的是他的那种热烈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把他这个大学生引进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反对派的行列，使他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 他初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十九岁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时写道：“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45年。一个莱茵省来的大学生要我注意恩格斯这个人，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之前，我曾经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读过和研究过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于实践的人物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却以它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性，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之路奠定了基础。”（见本书第190页） 年轻的大学生李卜克内西当时遇到的情形，也跟那些与他年龄相仿、志趣相同的人的经历一样：他从具有强烈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的想象和希望中，迈开最初的探索步伐，走上了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问题的意义作科学地探讨的认识途径。当然，在他有资格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前，他还面临着一条漫长的路。 首先，他在1846-1847年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作出决定要像卡尔·马克思几年以前所做过的那样，在德国各邦都处在反动的封建专制的情况下，不担任任何形式的国家职务，哪怕是一条通向大学教师的必由之路。他希望能在大西洋的彼岸，在美国，找到一个新的自由的境地。他这次从马尔堡出发的旅行等于是一次流亡，为的是要避开那逮捕他的威胁。但是这次旅行并未在北美终止，而是在共和政体的瑞士结束。因为在他去莱茵河畔的途中，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瑞士教师曾使他确信，他不应该在美洲的丛林里去寻找他的出路，而应该在不停地奔向革命的欧洲去寻找。 于是，李卜克内西成了苏黎世一所进步的卡尔·弗吕贝尔模范学校的教师。他能在这里一边对那些信赖于他的青少年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一边从事他的革命活动，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这里第一次与工人们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参加了在苏黎世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举行的集会，了解到工人们的思想、要求与生活状况。他也在这里开始他的作为新闻记者的活动，为民主的《曼海姆晚报》撰写通讯报道。从此以后，记者的生活也就伴随着他的一生，成为他的第二职业。 在这以后，有两件事为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后岁月中的生活道路确定了目标和方向，并且丰富了他的阅历，在他的思想中留下深深地烙印。这就是：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友谊。这两件事自然也就成了他写回忆录的中心题目。这些回忆录是李卜克内西晚年时，在他的朋友们的催促之下才写成的；而收录在本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经过了七十多年以后，第一次重新发表的。[②] 遗憾的是，我们从中选辑的一部分回忆录只留下零星片段。这部分回忆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下的，并且大多数都是在杂志上发表，其中主要是《世界新历画报》杂志和《真正雅各布》杂志，这是两家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读者最多的刊物。为了撰写这些回忆录，李卜克内西不得不从他每天的党务工作中，从他作为国会议员、新闻记者、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主编和宣传工作者的无数事务中，挤出有限的几个小时。不过，只要他做这件事，他就怀着热情的关切，用他亲身的经历，来讲述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作为一个回忆录撰写者，他也是在为党工作，并且是完全符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意图的。恩格斯曾在1885年再三勉励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与战友约翰·菲力蒲·贝克尔撰写生活回忆录。恩格斯说：“这将是万分需要的，因为把一切都忘却了、或者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一代，现在开始想要知道过去发生的事；并且也需要在年轻的一代中，把许多以讹传讹的报道尽可能地加以订正。”*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从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领袖的角度去写他的回忆录的。不过，正如读者不久就能发现的那样，其中还有个别的、颇带主观色彩的看法与偶然的错误，这当然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描述他的政治生活中最初的极其动荡的十年，可是在这十年中，他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使他的论述变得不可思议，出现严重的、有时常常是可笑的脱离实际。人们还能从中察觉到，李卜克内西是如何竭力把他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一些事件的评价当作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描述1849年初夏发生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事件时，更是如此。总之，对读者最好的建议是，请读者参阅恩格斯所著《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一文，作为对李卜克内西回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运动的进一步了解。 其实，关于李卜克内西，如果我们能读到和听到他自己说的话，我们又何必写这么多和说这么多呢，最好还是让他自己讲吧！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本书出版于1976年，距李卜克内西去世之年为七十六年。这篇《前言》显然写成于本书出版前一年，故有此语。 [①]恩斯特·台尔曼：《给一个狱中难友的回信》，柏林1961年德文版，第80-81页。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FriedrichLudwigWeidig,1791-1837），教师，后来是布茨巴赫（黑森）的校长。30年代领导黑森的民主运动，后因奸细告密被捕，在狱中受到残酷的严刑拷打，最后自己用碎玻璃割断自己的血管致死。当时威廉·李卜克内西年仅十一岁。详见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卷，第82、84-85页。 *1817-1819年间，德国青年大学生为建立统一的德国而斗争的运动空前高涨，德意志同盟中的诸侯们惊恐万状，俄国沙皇和法国政府也参与镇压。在俄国沙皇策动下，由沙皇的代理人兼作家柯采布埃主谋，写了一件关于在德国大学生中危险的革命情绪的备忘录。1819年3月23日，柯采布埃被大学生桑德作为民族败类杀死。反动派以此为借口，不仅镇压爱国的大学生运动，而且完全压制一切自由。反动派把进步人士污蔑为煽动者（Demagogen）。1819年9月20日同盟会议批准了以“追究煽动者（Demagogenhatz）”为名的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德意志同盟能在所有德意志国家中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威廉·李卜克内西年轻时曾热烈参加反对这种“追究煽动者”的斗争。 [②]在李卜克内西去世后不久，法国社会主义者为了纪念他，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的四篇：《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青年时代》、《我的第一次演讲》、《我的教书生涯》。这个事实证明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国际声望。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蒲·贝尔克的信，1885年12月5日，日内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8974年版，第36卷，第391页。
中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中译者的话 本书选辑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二十一篇，大都写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他已近暮年，还要主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但是，他在同志们的催促之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充沛的热情，写下了这些德国革命工人运动早期历史的资料，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革命遗产。威廉·李卜克内西所以能写作这些回忆文字，是同恩格斯的教导、帮助分不开的。恩格斯曾在1885年再三地勉励他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共同的朋友约翰·菲力蒲·贝尔克撰写生活回忆录。恩格斯说：“这将是万分重要的，因为把一切都忘却了、或者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青年一代，现在开始想要知道过去发生的事；并且也需要在年轻的一代中，把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报道尽可能地加以订正。”[1] 今天，我们在本书中读到七十多年以前这位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对他亲身经历的记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有关人物的史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学习革命前辈崇高的思想品质、顽强的战斗精神、艰苦卓绝的革命作风。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李卜克内西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恶势力冷嘲热讽，对新事物热情颂扬；他临危不惧，遇事不苟，既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又富有斗争的胆识和策略；他对革命真理和正义从善如流，勇于改过；对革命导师和战友感情深厚，忠贞不渝。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时对旧社会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旧秩序敢于蔑视甚至加以破坏。这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们必须从当时的环境中来加以理解。 这本回忆录是由民主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HeinrichGemkow）选辑的，书名——《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也是他取的。中译本除了保留他写的《前言》和《后记》外，还保留了原书的《出版说明》和《人名索引》。但需要交待的是：一、原书对所收二十一篇回忆录的出处，用《材料来源》为一总目，统载于书末附录中。中译本则将其分别载于各篇正文之后；二、原书中有两种注释，一为李卜克内西本人所注，一为原出版者所注，其排列的位置殊不一致。中译本除上两种注释外，又加了中译者注，共三种，现在一律排成正文的脚注。李卜克内西本人的注释用①②数码表示［注：书中李卜克内西自注用黑底白字的数字序号“①②”，现直接针对三类注释，在脚注中标上：【作者注】、〖原出版者注〗、〔中译者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原出版者的注释用①②数码表示，中译者注用﹡号表示；三、李卜克内西在写作中使用的外文单词和句子，除个别不便处理者外，中译本尽量保存原样，而将中文释义用方括弧附于原文后；四、考虑到李卜克内西撰写回忆录时，往往叙至中途偶然想起过去或旁的事情而加以夹叙或倒叙，读者若对其生平缺乏系统了解，遇到这种情况，不免有头绪不清之感，因此中译本根据本书提供的现有材料，简要地列出一篇《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附于全书正文末，供读者参考；五、原书插图和环衬图均为冈特·莱尔希（GünterLerch）所作，中译本全部加以译制采用。 最后还必须说明，书中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忆，过去已有一小部分摘译或经他种文字转译成了中文。译者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曾作了参考，有的吸收了原译的片段，有的根据原文作了校正或补全。 译者深感学力浅薄，译文未能将原著谐趣的风格和隽永的文采充分体现出来；个别疏误和欠妥之处亦在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1]参阅《恩格斯致约翰·菲力蒲·贝尔克的信，1885年12月5日，日内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391页。
第十三章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三章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 对于史沫特莱，从延安到西安的10天路途是够难走的。8月里脊背上受的伤痛突然转剧。她身体十分虚弱，有时要靠担架抬着走。滂沱大雨冲走了整片整片的山坡，使通过黄土地带的行程变得异常缓慢而危险。一路上看到的饥荒的景象，使她的心情郁结不舒。她还对吴莉莉走后派来伴随她的翻译邹先生感到不快。邹来自北京，当过教员，他轻视农民和对他们的健康问题不屑一顾的态度伤害了她的感情。他是个城市知识分子，属于她自从在社会党纽约《召唤》报工作以来就觉得受不了的那一类。 另一个使她不愉快的原因是有尼姆·韦尔士同行，她也要到西安去。韦尔士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为她的第一部著作，经典性的延安人物群像《红尘》，收集完材料。她们虽然从1934年就相识了，但是从未形成友好的感情，在延安，她们彼此互相回避。史沫特莱年长10岁有余，认为韦尔士政治幼稚，知识浅薄，讲求外表上的虚荣。韦尔士则认为史沫特莱是个有神经病的左派女歌手，而且是个令人讨厌的女歌手。在延安吴莉莉事件期间，韦尔士站在康克清、邓颖超这一类中国妇女革命前辈一边，默默无言地反对史沫特莱。但是在前往西安的路途上，这两位女性，为了她们的中国同志，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朋友关系。40年后，韦尔士对史沫特莱仍然缺乏同情，并且表示怀疑她背上的伤痛果真那么严重。 1937年9月中旬的一天，史沫特莱躺在担架上到达西安，急躁而又无奈，为她要到当地教会医院去作X射线检查的背部伤痛而心烦意乱。她拒绝和尼姆·韦尔士一道住到西京招待所去享受那里的西方舒适条件，最初大约一星期，她是仰面朝天平躺在八路军办事处里的，那是城外紧靠城墙的一个旧式院落，原先是她所熟悉的德国朋友冯海伯牙医师的住宅和诊所，他已在西安事变第一天中弹死去。 虽然史沫特莱个人的情况有些悲惨，但是她发现，西安总的气氛自1月以来已经大为改善，这种现实使她的精神颇受鼓舞，也使她的身体健康终于好转。自从实现了统一战线，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共产党人可以在西安各处自由活动了。在一篇题为《中国红军进城来》的文章里，她描绘了一些久经锻炼的红军老战士在见到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奇观异物——电影、电灯，西京招待所的抽水马桶——时大为惊愕的情景。在八路军办事处里，她发现了甚至在有关抵抗日本的场合也十分高昂的士气和乐观主义精神。9月26日，红军在晋北平型关战胜的捷报传来，史沫特莱也在普遍的安乐感中飘飘然： 举行了一次集会。我也从床上爬了起来参加集会。办事处里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包括几位负责人，以及炊事员和炊事员的帮手。还有许多刚从南京和苏州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政治犯，来自北京、天津取道西安前往延安的学生，由延安前往其他城市途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八路军士兵、警卫员、“小鬼”和两名外国人（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杰姆斯·贝特兰）。 那次集会开得热烈而有狂欢气氛。有人介绍晋北大捷的经过，但是他的讲话一再被震耳的口号声打断。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主持这次庆祝仪式。那位新西兰记者为集会表演了一段他本国土著民族毛利人的舞跆。我用两首歌子折磨了我的听众。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则用他所谓的日本情歌把我折磨了一通。一位红军战士讲了长征中的一段往事，讲红军战士如何在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下横渡天险大渡河。他讲完了，邓颖超便站起来，唱了一首优美的长征歌中的两节。 到了10月初，史沫特莱的脊背开始好起来，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安稳。当她收到要她到八路军防区去的邀请时，她立刻就接受了，但是坚持一个条件：不再是那位邹先生充当她的翻译。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邹是现有的唯一能说英语的人才。几天之后，周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周扬是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一名党的干部，他建议史沫特莱接受他的年轻助手周立波。周立波的英语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结结巴巴的英语，但是史沫特莱立刻就喜欢上他，同意和他一起工作。史沫特莱于是由周立波陪同，大约不出一个星期，就在山西西部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城市太原追上了八路军，她在这里受到周恩来的欢迎，听他简报情况，然后便被继续送往北部山区朱德的司令部去。在以后的三个月，史沫特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釆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成果。1978年，周立波和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还记得史沫特莱是怎样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工作的。除了撰写一篇篇独立成篇的文章之外，她同时还在把丰富的札记结构成日记体的叙事长篇，而形成了第二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中国在反击》。 史沫特莱的勇气和使命感，至今仍流溢在《中国在反击》一书简洁、感人的散文字里行间。象她一贯的那样，她热情而真挚地把自己和采访对象视为一体，毫不忸怩地把报道和自传混成一片： 今天夜晚，在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在他们列队到铺在泥土地面的稻草或秫秸上睡觉去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有了比以往更丰富的涵义。他们的歌声象强大的管弦乐队在夜间演奏。我，今天吃过东西的我，意识到了，我永远也不能充分理解植根在这些工人和农民心底的，为中国解放而斗争的本质真谛。我仍然是个旁观者。我眼看着他们和街头昏暗的暮色溶合在一起；他们还在唱着。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止是生命。 史沫特莱对周立波的身心状况有一种近乎母亲的关怀。周立波告诉朋友们，他曾亲热地叫她为“老太太”。史沫特莱认为他对于八路军来说太年轻也太知识分子气——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1]在《中国在反击》中，她写到了她为他和另一名也在艰苦奋斗着的年轻军人作家舒群的未来前途担忧： 真正的中国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讲述。然而在今天，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我的同行朋友，尽管他们都是中国人，能够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象我一样，远离群众生活。其中的一位，舒群，关心的首先是“风格”。如果你向他问到一本书，他会告诉你的首先是那部作品的风格，然后你才能想办法从他嘴里探听出一点有关内容的东西。立波更关心内容，倒是真的。但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如此艰苦，常常疲惫不堪而无法利用他的经验。往后，我想，他会锻炼得坚强而不为这种生活所困。 史沫特莱几乎每天都见到八路军的司令官朱德，他们之间发展起来了一种不寻常的友好关系。在中国国内外，都因此而传出了这样的流言，说他们必定有过某种韵事。但是，除了史沫特莱的英雄崇拜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支持此说的证据。相反方面的事实是，当时朱德年轻的妻子康克清经常在他身边，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在树立史沫特莱的形象方面表现积极。对于史沫特莱而言，朱德是继拉伊帕特·拉伊和鲁迅之后的又一个父亲式人物。因为朱德本人是在农村的贫困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史沫特莱对他的认同常常有痛苦的个人背景。后来，她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有时，在朱将军自己谈（到他的父母）时，我的笔会无法往下记录，他便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望着我。 “有时”，我向他解释，“你讲的好象是我自己的母亲。我们虽不曾为封建地主劳动过，我的母亲却为有钱人洗衣物，并在节假日到他们家里去帮厨。她有时也会偷偷带点东西给我们几个孩子，让我们每人咬一口，并且告诉我们她的东家家里吃些什么样的东西。她的手，由于操劳，也几乎是黑的，她的头发，也在脖颈后面挽成一个髻。她的头发黑而蓬乱。” “你的父亲呢？”他寻根究底地问。 “我幼年时，他是个贫穷的农民，他耕田时赤着脚，不过大部分时间穿皮鞋。他厌恶我们的生活，三番两次撇下我的母亲跑出去。他并不象你们家男人那样有手艺，他后来当上了只干粗活的按日计酬的散工，我们总也吃不饱肚子。” “天下穷人是一家啊，”他用粗哑的嗓音这样说了一句之后，我们相对无言，静坐很久。 史沫特莱到达不久，就开始和朱德一起着手一项将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为了谋求对中国人的医疗援助，他们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第一次建立了正式接触。史沫特莱认识尼赫鲁本人，而且自从她1929年来到中国便和他保持着通讯联系。现在史沫特莱劝说朱德相信，尼赫鲁的国际观点是诚挚的，他对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怀有真正的同情。 史沫特莱在1937年11月23日写信给尼赫鲁，朱德随后在11月26日也写了一封信。他们两人都指出了八路军，特别是由志愿人员新组成的部队，在给养和救护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发出了求援的广泛呼吁。尼赫鲁响应迅速。他公开发表了这两封信，就开始筹集资金，而把印度国大党先前关于向中国派遣一支医疗队的设想重新提出来付诸实施。到1938年夏季，由五名印度医师组成、相对说来算得是装备良好的一支医疗队就准备就绪了。他们于1938年10月到达汉口时前来迎接的是史沫特莱，她还对医疗队最后决定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发挥了作用。他们在延安的东道主当然是朱德。其中一位柯棣华（DwarknaKotnis）医师，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并在为八路军服务的岗位上去世前一年娶了一名中国女子。总之，医疗队是个重大的成功，至今仍然是印度和中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 1937年12月中旬一天，一个后来成了史沫特莱最亲密友人之一的男人走进了朱德的总司令部。他就是埃文斯·卡尔逊（EvansCarlson），41岁，海军陆战队上尉，康涅狄格州一位公理教会牧师的极其虔诚的儿子。他是来考察八路军和学习游击战术的。卡尔逊有着史沫特莱第一个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和不久前她的情人理査德·佐尔格都具有的那种硕长、瘦削、北欧人的相貌。我们知道，他也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他也象史沫特莱一样，也有一种能够令人解除戒心的直率，胸怀坦荡而且勇敢。据史沫特莱认为，卡尔逊的信条，“深深植根于早期美国杰弗逊式的民主；那必定是为什么他在八路军的政治和道德气氛中会觉得象在家里一样自在的原因。” 然而他们初次见面时，史沫特莱甚至拒绝和他讲话，因为他是个美国官员：“我认为他是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派来的一名间谍，我不仅把他看成间谍，而且看成背叛了美洲共和国立国基本原则的叛徒。由于他有在尼加拉瓜作战和供职于海军陆战队的一般背景，我不相信他会理解八路军。他不知道我对于他所代表的一切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似乎，我们的共同点只有咖啡。” 在卡尔逊一方，则由于史沫特莱的外貌而大吃一惊。他在日记里写到她“穿一身军服，看上去倔强而可怜，脸上留着受过折磨的痕迹。但是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绝对真诚却充分表现在她身上。”不久，他们花费不少时间在一起，散步、谈天、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她仪态大方、有魅力，活泼、朝气蓬勃、聪明、勇敢、急躁，办事喜欢直截了当，是个极好的伙伴。”他还在她身上看到了自我牺牲的基督教神召：“她放弃了被我们视为文明的舒适条件，而到异族人民中间去过原始性的生活。她的一个愿望是和这些人留在一起，他们为了实现也是她一贯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正在作出如此英勇的努力。” 在延安被拒一事已经迫使史沫特莱重新考虑她对美国的观点。现在，在她终于了解了卡尔逊的同时，有迹象表明，她正在向少一点教条、多一点容忍的政治立场靠拢。她又一次向善意的自由派人士，甚至一些和官方有联系的人，伸出了她的手。显然，卡尔逊触动了她的激进主义在美国故土的根：“他使我想起《共和国的战歌》的歌词：象他为人类神圣而死，让我们为解放人类而献身。” 1937年的圣诞前夕是他们在卡尔逊出发到前线去之前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夜。卡尔逊在日记里描写了他寝室里动人的一幕。艾格尼丝带来一些咖啡，卡尔逊拿出半斤花生。当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艾格尼丝提议“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庆祝。卡尔逊问她是否会唱什么圣涎颂歌，艾格尼丝说，她一首都记不起来，但是会唱几首黑人圣歌。“你就唱那些圣歌，”他说，“我用口琴吹几首颂歌。”艾格尼丝唱了“请让我的人走”。卡尔逊吹奏了“宁静的夜”，然后是海军陆战队歌，“从蒙特祖马的厅堂”。然后艾格尼丝要求来一首她最喜欢的。按照她的请求，他们两人起立，站在火炉旁，卡尔逊奏口琴，她高声唱出，“我的国家……”。 26日，卡尔逊就要到前线去了。史沫特莱曾请求允许她同去。当朱德告诉她，他不能让她去，因为她是个女人，她大为恼火。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记得，史沫特莱一整天都撅着嘴，而且使所有的人都觉得惊讶的是，甚至还抹了眼泪。但是朱德等人毫不动摇，一定要史沫特莱离开战场越来越大的危险，到汉口去。在那里，她作为一个记者和医疗器材供应工作的组织者，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史沫特莱在这种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卡尔逊和周立波一道走了，史沫特莱则尽可能表现得高高兴兴地准备动身。 汉口，商业大城武汉三镇的一部分，在日本军队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并在那里奸淫烧杀之后，成了中国新的首都的部分原因是得助于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中国人曾努力把这座城市坚守到10月中旬。当史沫特莱于1938年1月来到时，国际社会已经和国、共两党的政界人士一道大批涌入，情绪高昂。10年来第一次，中国好象出现了某种有意义的统一。汉口似乎代表着一个新的起点。回顾起来，嗣后的10个月是中国战时经历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时期。 随着弗朗哥在西班牙打败效忠共和的力量而获得胜利，国际新闻界开始把汉口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最重要的舞台。这个城市很快就几乎成了各国记者、外交官和政治激进人士的旅行终点站。它吸引了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著名的有加拿大医师和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电影制片人尤利斯·伊文斯（JorisIvens）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Capra）曾在这里露面。近年来史沫特莱与之争吵的厄尔·白劳德和迈克·戈尔德（MikeGold）之类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也露面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刚从莫斯科来到。作家奥登（W.H.Auden）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从这里路过。充当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德、意和俄国军官又增添了另一个国际社会侧面。俄国人特别重要，因为俄国飞机和驾驶员在为抵抗日益加强的日军轰炸提供仅有的空中防御。史沫特莱在这令人振奋的氛围中可谓得其所哉，由于她和中国方面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她享有某种类似名流的地位，好象人人都想要见她，或是利用她作中间人。 史沫特莱于1938年1月9日抵达汉口后的第一站，是美国大使馆，她转交了卡尔逊的一封信，并对大使和各式各样的武官简报了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情况。她对美国大使馆作过许多次访问，这是第一次，这也是她和戴维斯（JohnDavies），多恩（FrankDorn）、史迪威（JosephStilwell）和陈纳德（ClaireChennalt）这样一些人物经常接触的开始，这些人后来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都有过重要影响。 显然，和美国官方人士的这种新关系在史沫特莱的态度上是一个大转变。多年来，她和柏林的、上海的、广州的美国领事官员之间总是困难重重。是她的延安被拒、汉口的形势改变和抗日战争起了作用。汉口提供了一个史沫特莱和她的外交界朋友得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宽松而开放的环境。史沫特莱发现，埃文斯·卡尔逊的同伙们也怀有她那种对日本的憎恶和对美国官方不情愿对抗日本扩张主义的不耐烦心情。何况，美国大使馆也第一次有兴趣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而史沫特莱似乎是最理想的中间人。于是我们看到，在汉口，史沫特莱又回到了她的在1919和1920年扮演过的以联合阵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者的角色，当时她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精英分子和全国各地的工会中间为印度自由之友有效地进行游说和筹募基金。能够说明她对待政治工作新方针的最有力的证据，也许就该数她和英国大使阿奇博德·克拉克-寇尔爵士（SirArchibaldClark-Kerr）之间的友谊了。怀疑英国人是她的老习惯，因为英国人由于她反对帝国主义并致力于印度民族运动而骚扰过她许多年。但是克拉克-寇尔这位西方外交使团中杰出的自由派人士却以他对八路军的关心和医疗援助赢得了她的信任。不过几个月，他便成了她的朋友和她在事业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2] 继美国大使馆之后，史沫特莱到达汉口的第二站，是处于草创状态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简陋办公处。在这里，她递交了八路军对于药物供应的申请书。这时，她在红十字会的理事林可胜医师身上看到一位领导者，一个在品格、经验和精力上都似乎能使中国士兵终于有了希望的人。林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出生在新加坡，曾经在中国最重要的医务学校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他是个基督教信徒，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带点苏格兰口音，因为他曾在苏格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他倾向于费边派的社会主义，很钦佩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夫洛夫（IvanPavlov）。穿着短裤、握着手杖的他看上去非常象一个英籍华人绅士，一种人们熟悉的文化典型。但是作为一名华人，他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到1938年，他已是中国医务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组织工作方面他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包括1933年中国北方饥荒期间主持医务救护的经验。1937年底，他到汉口来把南京被占后幸存的红十字会残余人员重新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如果考虑到林可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在汉口和以后所取得的成就简直可以称为惊人。（到1943年，他已经为军队建立了一整套药物供应系统，而且有100多个救护队200多辆救护车在战地执勤。在汉口他正开办一所卫生学校，这学校后来迁到了贵阳而在作战地区还有五所分校，训练过的人员，据估计，在13000人以上）。 当林和史沫特莱于1938年开始在一起工作时，中国仅有的西式医疗照顾是由教会的医师和医院提供的。其余的西式医疗在中国完全是私人业务，而且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找到。中国军队的士兵，为蒋介石和为军阀效命的全都一样，是被指望着自己照料自己的，只是在薪金上多得一份微不足道的（而又常常要被上司侵吞的）医药补贴。到1938年，传教士们已为照料中国的非军事难民而成立了好几个红十字会中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几乎接受了国外捐助的医疗救济金的全部，但是传教士们恪守许许多多外国筹款人许下的诺言：不为负伤的战斗人员，无论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提供任何医疗帮助。所以到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二年，中国伤兵的医护问题就发展到了危机的程度。 在随后的10个月内，史沫特莱把她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和宣传中国伤兵的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他的文章最初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后来还出现在《今日中国》、《民族》、《现代评论》、《亚细亚》，甚至《时尚》上。在筹集基金的努力方面，她从汉口一切可以设想得到的财源搜索出捐款：美、英大使馆，美孚油公司，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理所当然的猎取对象。她最大一次成功是在一次酒席上公开使得财政部长宋子文由于感到惭愧而捐了中国法币一万元。（此说，当为下文所述孔祥熙认捐巨款一事之误。译者）她的一些记者朋友，至今还记得曾经好几次被她逼迫着到医院去为伤兵唱歌，临走还留下了大笔捐款。史沫特莱还代表林医师写信给美国和香港吁请援助。结果，援款和医药物资中最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华人，特别是香港华人中募得的。仲春，林和史沫特莱从英国人的香港卫生局获得了希尔达·赛尔温-克拉克（HildaSelwyn-Clarke）亲自出马的支持，她是香港医务总监的妻子，是个非常干练的筹款能手，那时，她已经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热诚赞助人。 史沫特莱忠于林医师的感情日益强烈，林医师对她也一样，但是双方都为这种关系付出了政治代价。史沫特莱方面的问题是林医师和蒋夫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使他成了孙夫人及其常和蒋政府争吵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国外募捐的竞争对手。这一事实使得史沫特莱和孙夫人之间的老矛盾重新激化，并且很可能会把她和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邱茉莉（ElsieCholmeley）和爱泼斯坦（LsraelEpstein）这一类的朋友分离开来而陷于孤立，他们都在许多项工作上和孙夫人密切合作。在林医生方面，问题是史沫特莱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这就使他经常遭遇到来自国民党领导层的麻烦。（1940年有一次，当他被扣留在重庆并且为了史沫特莱而受到威胁时，只是蒋介石夫人的干预才挽救了他。）总之，史沫特莱和林医师的联盟是又一个迹象，表明她现在正规划着一条比较独立的政治航线。她正越来越疏远完全而且仅仅和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口岸城市有组织的左派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立场、同盟或出版物。 史沫特莱来到汉口时，最初住在一位圣公会传教士，洛根·鲁迟（LoganRoots）家里，他当时由于和共产党人来往而有“粉红色主教”之称。鲁迟家宅院里的气氛是不寻常的。周恩来经常来访，同样做的还有其他共产党人诸如倾向莫斯科的王明等人。午餐时，常会有国民党官员、传教士、外交官和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记者接连不断地来到。另外一些传教士则称鲁迟的餐桌是“莫斯科-天堂轴心”。在这类午餐会上和史沫特莱一道成为人们瞩目中心的是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据推测，她们两人是1933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她们各展所长，可作了一番表演，史沫特莱描述八路军的战绩，斯特朗则从马德里谈到汉口分析天下形势。斯特朗比较爱讲理论，仍然以莫斯科的方针为依归。史沫特莱则热情洋溢而重实际，关心伤兵的处境和战争本身的详情细节。斯特朗后来很喜欢对别人谈起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两位女性之间的差异。她有一次邀请史沫特莱和她一道出席孔祥熙的宴会。孔曾是她奥柏林学院的同班同学，现在是行政院长。据斯特朗的侄子所写的传记说： 在精致文雅的宴会和无关痛痒的谈话中间，她突然打断孔博士的话头，要求他为正在山西抵抗日本人的农民游击队捐献一大笔款项，山西是孔的老家。安娜·路易丝感到很难堪，几乎呆住了，因为她知道，正如艾格尼丝肯定也知道的那样，孔祥熙是共产党的死敌。不出安娜·路易丝所料，孔祥熙大发脾气，他说，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当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再要求特殊待遇，他反对人们为他们募集额外的钱。他们三人都很清楚，孔的回答是不公正的，八路军的人数比蒋介石为之发放薪饷的人数多出一倍。艾格尼丝当时并不想使用这个论据。“哦，孔博士”，她争辩道，“我并不是为八路军提什么要求。他们当然对自己的军饷感到满意。孔博士，我是为那些为了保护你的财产而在和日本人打仗的农民游击队向你募捐。离席时，她带走了一张捐给农民游击队的数额很大的支票。安娜·路易丝回到寓所时，对她和她的同屋之间的不同点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结论是，她自己中产阶级的良好教养决不允许她冒昧提出这样一种要求。“但是艾格尼丝却从不承认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尽管她们在作风和背景方面各不相同，但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似乎互相尊重而不曾发生过直接冲突。斯特朗为史沫特莱刚完成的《中国在反击》写了一篇序言，而且，很可能是由于她起了作用这本书才得以很快就被接受和出版的。 无论斯特朗或是史沫特莱，住在鲁迟家的时间都没有超过几个星期。斯特朗不久便动身回美国和苏联去了。史沫特莱凭着答应给她的《中国在反击》的预付版税，向来自上海的一位当工程师的中国朋友借了一笔钱，之后，在城里租了一小套公寓房间。在这里，她开始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这原是一种委托任务，到夏季就变成了正式的特派记者的职位——这是她几年来第一个正式职位，这也表明她的战地报道获得了国际承认。 她也开始变得比以往合群，虽然仍保持着戒心。史迪威将军温文有礼的助手弗兰克·多恩，后来回忆他和她的初次“约会”： 要接触周恩来，是件难办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必须由他能够接受的人引见才行。于是（新闻记者沃特）鲍沙德（WalterBosshard）便安排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餐厅一次午餐会上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见面。她这时已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这是一项抽空做的工作，她主要的精力仍然用于发动气势汹汹的进攻以逼迫外国人士和团体捐款和提供医疗器材来改善中国人对他们的伤病士兵疏于照顾的状况。她不具备传统观念中的魅力和女性美，面孔呈长方形，身材也少曲线。她的金发，夹杂着太阳灼烤成的深浅不一的黄色条纹，漫不经心地剪成了短发。她穿衣的唯一目的是遮蔽躯体而毫不考虑款式……她对大多数军人不抱好感，她钟爱的中国红军自当别论。在她心目中，军人在政治上幼稚无知，这是她一见面便用一种鲁莽而有点刺耳的口吻陈述明白的观点。但是经过这挫折我的锐气要我有点自知之明的起始阶段，她便平静下来，和我交谈得十分融洽。喝咖啡时，我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到奥中饭店去吃维也纳猪排。虽然她由于感到意外而有一个瞬间瞪大了双眼，但还是接受了邀请。那天晚上，艾格尼丝在以锐利的目光第三次盯了我一眼之后，用力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直截了当地说： “这都是为了什么，多恩上尉？我他妈非常清楚，我不是你们这号（男人）想要约会的那号（女人）。” “我想请你为我引见周恩来，并且请他对我坦诚相待。” “好吧，至少你还诚实。这是你值得称赞的……且不说所有这些饮料。我喜欢诚实。即使我觉得是在钻进圈套，也要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我正好和周有约，明天一早要去见他。” 后来我们隔着桌子真诚地握了握手，从此便开始了我和这位易动感情而不走运的女士之间长期的友谊。她思想激进而有一颗伟大的心，拒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约束，不信任一切政治领袖。 史沫特莱在汉口最亲密的心腹好友中，有一位弗瑞达·厄特利（FredaUtley）。她原是英国共产党员，曾毕业于牛津大学，于20年代前往苏联，并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官员。自从她丈夫在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中失踪后，她便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她1938年到达汉口时，强烈反对俄国，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却不怀敌意。她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和斯特朗或史沫特莱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她的文章对于成为法西斯分子的日本人却写得堪称透辟，而且，她看出了中国人的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在汉口，她和史沫特莱很快就成了一对。1970年，在已经变得疯狂反共以后，她写道： 能够真正说是性格美赋予了面貌美的人是不多的，她（史沫特莱）却算得上是一个。她的面貌既有男孩子气，又不失女性阴柔，粗犷，然而妩媚。（她）是我有生以来所见为数有限的精神伟大的人物之一。她对人类的苦难和委曲怀有某些圣人和革命家才有的那种炽热的同情。在她心目中，中国的伤兵、忍饥挨饿的农民、劳碌过度的苦力，都是真实意义上的兄弟。她能敏锐而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并为减轻这种苦难积极努力而不知休息。她和那种教条主义革命家不同，那些人喜爱抽象的群众，对具体的个人痛苦麻木不仁，她却把时间、精力和微薄的收入的大部分都花费来帮助为数众多的个人。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汉口的江岸，她正在那里把一些可怜的伤兵搀扶上她出钱雇的人力车，送他们上医院。那样的伤兵在汉口随处可见，但是别人从不曾想到要加以帮助。象对知识分子一样，她对“无知的”普通人也有很强的影响能力，很快就使得一批人力车伕自愿运送伤兵而不取报酬。 史沫特莱之被厄特利所吸引，在欣赏她的第二部著作《日本的泥足》（伦敦，1937）之外，还有多种原因。她们两人都有着激进的政治生活背景，两人的丈夫又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史沫特莱刚听说恰托被捕，至于她对那次大清洗究竟知道多少却至今仍不清楚。）厄特利年轻些，也漂亮些，在有意识拒不结婚的同时过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爱情生活，很可能是史沫特莱在厄特利的身上隐约看到了自己10年前生活的影子。无论如何，夏季到来时，这两位女士已经成为几乎全都是男性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一个很有能量、关系紧密的社交圈核心人物。这圈内包括埃文斯·卡尔逊，他刚带着战地新闻从前线归来。 汉口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独一无二的战友情谊。正象弗兰克·多恩在他的书里所写的那样，随着日军飞机的空袭日趋频繁，使得人们愈益相信这座城市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沦陷和洗劫都不可避免。但是工作条件却很有利：至少，新闻检查比以往和以后在中国任何一个首都所实行的都要宽松。而且，对于当务之急已形成了政治性的共识，就是要报道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抵抗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这种欢快精神和对于谁能留在汉口最久的共同关心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汉口最后撤离者俱乐部（HankowLastDitchersClub）。从1938年夏开始，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经常举行宴会，以记者俱乐部里那种词藻浮夸而带滑稽味的“严厉批判”。为“逃兵”饯行。在9月举行的这样一次宴会席上，他们对埃文斯·卡尔逊和弗瑞达·厄特利这两位主宾进行了“审判”，因为他们即将启程前往上海。史沫特莱出席过许多次这样的聚会，她10月离开汉口时写过一封长信，笼统的收信人是汉口“帮”。她在这封信里，把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有一天她可能会写的一个剧本里的人物，作了一番充满喜爱之情的描绘。 史沫特莱在汉口的中国朋友们也怀有外国社会圈内所感受到的那种希望和喜悦。就政治而论，统一战线正处于最和睦的阶段，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活动要比以往（和以后）收敛得多。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所见到的最自由的环境。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共产党人（当时的郭沫若只是“前共产党人”。译者）而都在政府里担任了高级职务。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在汉口形成一派繁忙景象——出新的杂志、演新的剧本，办各种艺术展览。作家协会的首脑老舍在那里，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许多重要作家，如茅盾，也在那里。诗人兼学者的郭沫若，似乎总管着整个文化界，后来专为歌颂“汉口精神”而出版了一部诗集（译者在出书前曾提醒作者，《洪波曲》并非诗集，这里所指仍是那本散文回忆录。译者）史沫特莱常常接受中国记者的釆访，那时结交的一些年轻记者到了80年代，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管理机构中担任了最高层的职务。她还专为中国出版物写了一些文章：鲁迅、日军战俘和中国伤兵，是她喜欢写的一些题目。 史沫特莱最有深远意义的联系，是和汉口医务人员和妇女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林可胜博士。她经常代表林坐一天的汽车到南方的长沙去，交付医药器材、救护车，同时也视察那里的工作情况。大约过了15年，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刘良模，在中国的报纸上描写了史沫特莱出现在1938年长沙一次大型中国人募捐集会上的情景，当时由他充当翻译。[3]据他报道，一开始，她用平静和缓的语调讲述八路军的抗日战绩，然后，声音逐渐上升而达到一种似乎使她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的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状态，她在这种状态下描绘出中国伤兵的处境和急需，最后，以号召捐款的戏剧性呼吁作为结束，然后，精疲力竭，颓然坐下。一阵长时间的寂静无声过后，会场骚动起来，人群中开始捐款，而且是大笔大笔的捐助。刘良模感到惊奇：这是长沙那一年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活动。 汉口于1938年10月17日陷落。前此几天，史沫特莱已经悄悄动身，先到长沙，然后继续前进，去找新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新四军。她将在那里成就许多出色的业绩，无论是写作或是医疗救护工作，但是，她是怀着忧郁和惋惜的心情离开的。1939年6月，她写信对弗瑞达·厄特利说： 在汉口度过的最后那些日子，依旧萦绕在我心头，从心理学和人性的观点看，都是些不寻常的日子。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我还会联想到萧伯纳的《伤心人家》。正象你当时所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在富有魅力方面能比得上在异国活动的美国记者，但是我不知道在芝加哥街头再遇到那同一些人时，情况会是怎样。魔力消失！一直和我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只有埃文斯（卡尔逊）和弗兰克（多恩。埃文斯从上海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由（杰克）贝尔登带给了我，他来了一个星期。当时埃文斯想起要把他发表在《美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副本送一份给我。而弗兰克·多恩则是在回美国途中给我写了一封充满人情味的长信，当时他在轮船上。但那时的轮船很象汉口——一座孤岛，一个人在岛上除了他自己别无依靠。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已经把我忘掉了。有一次，（蒂尔曼）窦丁（TillmanDurdin）曾向重庆一个人打听我的下落——他这才想起来我还活在这人世某个地方。 我有点眷恋汉口的魔力。那是我一生一个10年中最快活的地点。我在那里遇到一些外国男人，他们中间有些是下流恶棍，但是大多数都具有西方世界许多男人都有的那种魅力。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和中国人有多么不同。尽管我从不喜欢被人们象对待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那样对待，而来自英国、美国，也许还有法国的男人，仍然有一种由衷而不自觉的尊重妇女的态度。一点愿为妇女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感情，一种对于妇女的文雅礼貌。（他们的）友善中往往蒙和着一点温柔或浪漫气息。这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是一种气氛，而在中国男人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在中国男女之间，甚至友谊和同志情谊也不存在，外来语“浪漫”一词，已被引入中国语言，意思是性关系混乱。而“爱”，按中国通常的用法，指的是性交。在一个中国男人看来，甚至触摸一下女人的手或臂，都意味着某种性行为而成为惊世骇俗之举。 所以，我在这片沙漠（中国）里生活了10年，因此，我发现了一个有魔力的地方。自从那些日子以来，我对此想得很多。我是应该回到西方世界，还是应该留在这里？我恐怕必须留在中国。汉口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感。我希望把它保留心头，作为珍贵的记忆。我常想到那一出戏，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剧中人同在一艘即将沉没大洋中心的轮船上，当他们一致面对死亡时，阶级差别消失了，人性使他们互相靠拢。但是，暴风雨过后，轮船获救，古老而冷酷的阶级差别又复归来。我觉得那艘轮船就是汉口。 [1]1978年3月，作者访问了周立波。他骨骼高大，面露病容，戴一副眼镜，说话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以捏造的种种政治罪名被捕，这时他刚熬过了10年关押生活出狱，正在完全恢复名誉，又在中国报刊上被尊为依然健在的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人民日报》，1978年3月23日），又得以在外国宾客面前亮相。我们并不知道他已患癌症，而且活不过那年了。然而我真想知道，对他的人格和政治品质都绝对信任的史沫特莱对他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近年来受到的待遇究竟会作何感想。 [2]阿奇博德·克拉克-寇尔（1882—1951）已被证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最重要、最有争议性的英国外交官之一。作为出使中国（1937—1942）、莫斯科（1942—1945）和华盛顿（1946—1948）的大使，他显示了对于驻在国各种问题心领神会的出奇能力。就中国而论，这意味着支持医疗援助、经济复兴和抵抗日本。他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还釆取了一种始终一贯的宽容观点，这类立场近年来被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幼稚的。所以克拉克-寇尔在1938年对史沫特莱的热情是自然而然的，这种热情也为他们之间持续到克拉克-寇尔驻华盛顿整个任期的亲切关系和他们联合谴责冷战奠定了基础。克拉克-寇尔至今还缺少一位好的传记作者。有关基本事实，可参看伦敦《泰晤士报》，1951年7月6日，有关他在二次大故英美对华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常被引用的材料见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Thorn），《同类盟友，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牛津，1978）。 [3]刘良模，属于晏阳初和林可胜那种类型的基督徒，是个西方化的有着高度献身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在长沙认识史沫特莱之后不久，他就在把群众歌咏介用给中国以有助于抗战方面发挥作用。1949年后，他决定从美国返回中国而在50年代一直是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其他社会福利工作的领导人物。他的直言不讳和青年会的背景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伤害。在1978年的一次访问中，他以毫不含糊的措词谴责毛主席，并且强托（本书）作者告诉世人，毛毁了他一家四代人。
第十二章延安，193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二章延安，1937 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便开进了延安山寨。延安是古老的县城，历来是陕西北部贫困山区最重要的交易和行政中心，位于长城以南100英里，有很长一个时期，是商人和入侵者前往西安的门户。例如，在13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骑兵，就是通过延安长驱直入而席卷中国的。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把延安描写成“偃卧在山峦环抱的盆地，坚实的城墙在岩石突出的山坡攀援直上峰顶，现在依附着城墙的是许多新近构筑的蜂巢般的防御工事。”一条河流从旁流过，好象是围绕着这城古老的和近代的城垛的护城壕沟。但是，尽管重要而古老，它却是一座小城：只有一条主干大街，两旁是些平房铺面，人口不足一千。大街一端有一座已被废弃的天主教堂，另一端是宋代（954—1268）（当为960—1279。译者）留存至今的一座宏伟的城门。耸立山头俯视山寨的，是一座8世纪的佛教宝塔。 蒋介石被劫持以前，在西安周围布置了一条遏制共产党人的军事封锁线，目的在于切断共产党人从本省获得各种物资的供应来源和控制这一地区的出入通道。外国新闻记者是被明令禁止进入红军根据地的。这时急于前往延安的史沫特莱，在1937年1月12日这一天，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混乱，在她的红军护送人员提供的卡车后车厢里，悄悄地混出了封锁线。 史沫特莱经过三个星期的周折，乘着那辆卡车，缓慢地穿越过红军正在把村落的框架结合成一块新苏维埃区域的陕西中部，来到了延安。周围的乡村使她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貌：“乡村是荒凉的，没有人烟。我们有时也会遇到一个小小的村落，只有几家人家，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再往南，我们）来到了高高的台地。这里的台地使我回想起美国西南部那些广阔的台地……（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台地斜坡形成了台阶状，有些地方已开辟成为梯田。但是有些地方，我们往往一整天也看不见一块种植庄稼的梯田。雨水冲掉了许多梯田，野草正在先前的梯田里长起来。那些地方已经荒芜多年。”史沫特莱所见到的荒芜是西北大饥荒的后果：在1928到1933年之间，大约300万人，几近陕西人口的半数，都由于饥饿而死去。交替出现的干旱和洪水摧毁了农业。传教士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国际救灾委员会，但是遇到了种种令人生畏的障碍。委员会试图送去谷粮，但是这个省既没有铁路也没有河运系统可供运输谷粮；即便有一些道路。也不适宜这种用途。在整个饥荒时期，在外的地主和彼此竞争的军阀，都把他们最好的土地用于种植生产鸦片的罂粟以保障他们最可靠的商品收成，同时，还侵吞了不少饥民救济金。 除了想要亲自考察农村状况之外，史沫特莱还急于访问红军部队。经过三天道路崎岖的40英里旅行，她在潼里获得了第一次机会。潼里是个已经荒芜了一半的县城，这时成了红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一军团的军团长左权，是她在上海庇护过的军人之一。她到达不久便受到丁玲的欢迎。丁玲作为她正式的东道主已被从延安派来护送她余下的路程。就在潼里的东西两侧，驻扎着她从未见过面的两位红军英雄的部队，一位是勇敢、活泼、生性快活的贺龙，另一位是其貌不扬、严肃而质朴的彭德怀。她在潼里地区逗留了两星期，花费了不少时间访晤彭德怀。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记下了最初的印象。 “太平军的幽灵！”我暗自惊叹，因为贺龙看上去不象是中国汉人，倒象某种陈旧的版画上所描绘的民间故事里有胡髭的蒙古人或中亚细亚人。他已是个四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但是步履矫健、敏捷如豹。他走近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十分古怪，有好几种颜色，因为是用许多旧军装残余的布块拼制而成的。他上身是褪了色的灰制服，下身的裤子却是黑色，裤子紧绷在身上，简直象是化了妆要演出中古戏剧似的。在他青色的中国式布鞋口上，露出了白色的短袜。从脚踝到膝盖，是一片鲜亮的绿色，那是按人字交叉裹紧的绑腿。他那一身服饰中似乎还缺少了点什么——噢，对了，一条耀眼的腰带和一柄弯刀。 丁玲和我一同骑马来到白雪覆盖的北吴田山（音）下一个较大的村落，彭德怀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他中等身材，象个粗壮的庄稼汉，年龄也许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容貌丑陋，但是微笑着表示欢迎时的面孔很好看。他目光平直而锐利，嗓音粗而沙哑。我们来到时，他正在生病。除了患有长征留给他的胃溃疡之外，不久前又被马踢伤。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当着他的面提起他的病痛。由于所有的人都十分关切，他们便推我上前，而我，一无恶意、二不羞怯，便对他谈到了他的健康状况。我也患有胃溃疡病，随身带着一些药粉、奶粉和苏打饼干，便分了一些给他。由于我是他的客人，他不得不听我的劝告。 在继续前往延安的路上，史沫特莱有丁玲做伴。丁玲是她所认识的在有关妇女和婚姻的观点上和她自己相近的唯一一位著名中国共产党女党员。这两位女性全都坦白直率、无所顾忌、风风火火，而且习惯于“象男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她们又都很钦佩俄国女革命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尽管交谈困难——史沫特莱只能讲几句蹩脚的中国话——但是他们之间却发展着一种相互尊敬的感情。 史沫特莱和丁玲到达延安时已是黑夜，立刻便被带去见朱德和毛主席，他们都住在城边山坡上各自的窑洞里。史沫特莱的第一印象是：朱德生性合群、平易近人；毛，则超然离群和“在精神上落落寡合”。第二天，史沫特莱应邀在有延安人口大多数出席的正式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她讲话将近一个小时。她谈到自己在密苏里一块肮脏的小农场上度过的早年岁月，生动地叙述了她在1918年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的经历。她说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进行斗争的感情。“你们并不孤立，你们的斗争也不是没有引起关注”，她最后指出，“你们的斗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充满了她个人的感情。甚至通过一位中国翻译听讲的群众，也被这位有着罗马人宽阔前额和锐利的蓝眼睛的外国女人的话语所深深感动。她讲完时，他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当然，史沫特莱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来客，她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之一。亲自来欢迎她的有陈赓、刘鼎、丁玲、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她在上海庇护过或在西安共过事的同志；马海德，是一年前经她劝说来到西北的那位美国医师；王炳南和王安娜，是在西安照顾过她的那一对夫妇。所以，围绕着她的到来而形成的，是一种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们无从干预的老朋友公开聚会的欢乐气氛。而且，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竟奇怪地象在家里一样自在。尽管有着特色鲜明的中国地物，这山城仍然使她回想起本世纪初美国西部那些简陋的小镇。她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她把那些新近来到的红军战士比作刚从牧场来的没有见过市面的牧童：“对于那些红军小伙子来说，这也算得是个大城市了——大到能让那些商人把他们骗得晕头转向。” 在城里一所老鼠成灾的屋子里住过几天之后，史沫特莱搬进了城外山坡上一口宽敞的窑洞，离毛泽东和朱德的住处都不远。她在最初几个星期里釆访了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她在便携式打字机上整理釆访结果的打字声常常响入深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她和年轻的翻译吴光伟，也就是被史沫特莱和其他外国人叫作莉莉·吴（LilyWu）的那一位，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莉莉是个很有魅力、离过婚的少妇，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丁玲剧团里的演员，（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她好象是在西安。）不久搬进了紧邻史沫特莱的窑洞，和她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 到4月，史沫特莱已经安顿下来，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红军传奇式农民总司令朱德的一部传记，她经常在晚上去对他作长时间的釆访。他们使用一种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而在确定难以沟通时求助于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其成果就是在史沫特莱死后6年才得以出版的《伟大的道路》（1956）。在中国，这本书至今仍被看成是一部经典性著作，近年来，已经有数百万册新译本售出。 符合其个性特征的是，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釆访和写作，她还同时投身于另外好几个项目。她吁请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诺曼·白求恩（NormanBethune）之所以会到中国西北部来，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史沫特莱的呼吁。她成了一名干劲十足的图书馆员，负责扩大新建不久的窑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以服务于延安人口中不断增加的学生群；纽约出版的《新群众》由于图文并茂而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她努力吸引外国记者来访延安，鼓动他们突破西安的国民党封锁。到5月和6月，她的工作始见成效，维克多·希恩（VictorSheen），厄尔·利夫（EarlLeaf）和海伦·斯诺（HelenF.Snow）等等便陆续来到。她甚至还发动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但是在邻村农民以为这位蓝眼睛外国女人是要让他们服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药而把她从上海买来的一种灌洗用柠檬制剂喝掉之后，就不得不放弃了。成功得多的是史沫特莱发动的灭鼠圣战，和有关卫生重要的宣传。起初，许多人都嘲笑她那种西方人对待鼠类的“偏见”，但是当毛泽东以他的权威的全部分量加以支持时，他们也就哑口无言了。不久，从北京和上海运来的捕鼠器就对延安古老的鼠国人口开始产生严重影响。 史沫特莱从事所有这些活动的时期，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6个月战争间歇期，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攀登权力高峰30年历程中最轻松的一个时期。毛和他的同志们正想着做实验，连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形式都打算试试。为贯彻新的统一战线路线，实行一切愿意抗日的分子团结合作的方针，而采取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措施。在农村，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政治联合管理机构，第一次举行了选举。锋芒指向地主的土地改革措施取消了。跨越阶级界限的妇女和青年团体在组织起来，扫除文盲的运动也在进行。 为所有这些活动所振奋的史沫特莱——也许，以为在延安看到了革命的未来——她采取了可能考虑了多年的一个步骤：在1937年的3月或4月，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是遭到了拒绝。当她得到否定的答复时，她号啕痛哭，而且，使身边的人们惊愕的是，她哭得近乎歇斯底里。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把这种拒绝解释得容易接受些，说这是因为她作为一名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的作用。但是，尽管她继续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农民的事业，而在延安被拒的这一事实却是她终生未能完全从中恢复过来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现在回顾起来，能够解释那次被拒的理由显然不少，例如，她那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中国人的怀疑，尤其是在和孙夫人争吵之后，怀疑她接受党的纪律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又和自从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就一直在酝酿的一场争论联系着，这场争论在这年夏天她被党拒绝之后达到了高潮。 2月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别的一些领导人曾鼓励史沫特莱为介绍一种新的娱乐活动所作的努力。这种活动就是西方风格的交谊舞。史沫特莱确信，这些坚强的长征幸存者需要学会放松和娱乐。她还认为，舞蹈会有助于打破那些领导干部被妻子们强加的严格社会戒律。她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唱片，而到了3月，她和吴光伟就在天主教老教堂里教开了舞蹈夜课。红军丈夫们都是不带妻子来的，但是和他们一起还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的校园前来报效统一战线和革命的男女青年。埃德加·斯诺写道： 由于她是在美国西部牛仔中间长大的，她喜欢《在老斯摩基山顶》、《红河谷》和《她来时将从山那边来》之类的民歌，（在这类歌曲唱片的配合下）她教大家跳方阵舞……起初，很少女士愿跳，常常只有男人在跳。艾格尼丝说，每一场舞跳下来，她觉得她的脚就象被一整个师踩过似的。这时她44岁，头发已开始发灰；但是她有一个孩子般的精力，而且懂得游乐的愉快，她把这种“土包子们”的舞会办得比第一流的纽约舞会更加欢快热闹。 史沫特莱是在玩弄炸药，却似乎并不知晓。无疑是她那种坚定的西方女权主义有关婚姻和两性自由的观点使她变得盲目，但是舞会却在延安的窑洞里造成了一种爆炸性气氛。史沫特莱和她那位漂亮的伙伴和翻译吴光伟，越来越受到了延安女同志们尖刻的批评。这种局势在1937年6月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达到了极点。史沫特莱曾把经过情形告诉埃德加·斯诺，以下是斯诺在她死后（以日文）复述的那个故事： 延安的妇女开始注意到那里的男人中间出现了不驯的气氛，就怀疑艾格尼丝是主要的祸根。比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她的窑洞里和她们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据说朱德将军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个久经锻炼的战士——就不喜欢她的丈夫单独接受艾格尼丝一次次长时间的采访，而且把这一点告诉了他。当朱德笑着告诉艾格尼丝时，她吃惊得睁大了两只蓝灰色的眼睛。她对朱德说：“认为军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只有一件事情可谈岂不是布尔乔亚思想？”最不欣赏史沫特莱的，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而史沫特莱也明确地表示，她认为子珍过的是一种枯燥的修道院似的生活，而且，并不具备作为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资格。她以不理睬贺子珍的行动表明了这种观点。因此，她们之间虽不曾发生过具体的争吵，却存在着不小的怨恨。 艾格尼丝有着由于年轻共产党官员惧内而斥责他们的习惯。她半开玩笑似的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能从女人的压迫下解放自己，也就多半不能解放中国……艾格尼丝把方阵舞介绍到延安的举动成了使她处境恶化的最后一个因素。被激怒的妻子们终于公开表示反对。 我们在这里不该忘记的是，红军刚在经历了著名的长征之后来到陕北。他们曾历尽艰难险阻，许多人已经牺牲在路途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妇女活下来。大部分是共产党要人或红军指挥官的妻子或未来的妻子。 甚至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之后，女干部的人数也极少。附近的农家妇女，在政治上落后于时代，身材和相貌也有欠漂亮，无法成为共产党妇女的竞争对手。女干部们很容易控制她们的丈夫，只要应用自古有效的不同男人睡觉的办法就能做到。结果，她们逐渐不再关心自己的容貌。她们认为把头发梳理漂亮是资产阶级趣味，因而听任她们的头发长得既长而又蓬乱，直到长得难受了，才漫不经心地用刀割短，这些妇女中还有几个是缠过足的，她们因此而特别反对跳舞。 在一封信里，艾格尼丝开心地写道：“毛说，因为那些妇女不会跳舞，所以全都反对跳舞。”还说，“我至今尚未能以跳舞腐蚀毛，但是十有八九不久就能做到。他想要学会跳舞和唱歌，以备万一有机会出国。所以他必须学会最新式的狐步舞。我想他如果有机会旅行，他会不得不把妻子留在家里。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里，他的诗一定有了不容置疑的进步。”由于当时我对吴莉莉一无所知，我未能理解艾格尼丝提到毛的诗作的言外之意。 吴莉莉是晚会上举行的“交谊舞”的明星。她还是延安“新剧”剧团的头牌演员。她专门演西方戏剧里的女主角。从一开始，莉莉和延安那些土气的妇女相比就好象是童话中光彩照人的公主。对于长时期生活在农民群中的延安男人们来说，莉莉就不仅仅是一副漂亮脸蛋。她能和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美女杨贵妃相比。 史沫特莱和主要领导人们之间的谈话，大都由莉莉充当翻译。艾格尼丝和莉莉合作得很好，并成了亲密的好友。常常在高级官员不带妻子单独来看莉莉时，艾格尼丝就扮演守护她的伴娘。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着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尼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尼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 艾格尼丝谈到他和维伦·恰托帕迪雅亚的婚姻，并且描述了他们是怎样作为情人和同志而为印度的自由共同斗争的。她说，恰托是她生活中真正的爱。接着，毛想要知道“爱”对于艾格尼丝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和恰托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表达这种爱的，他们两人又怎么可能争吵以至终于分离，如果他们的婚姻已经把灵与肉联结在一起。 艾格尼丝后来对我说，“我对他那种孩子气的好奇感到惊奇。”还告诉我，“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象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她在毛与艾格尼丝交谈时总是扮演传话人的角色，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设想毛向史沫特莱提出的某些间题是针对她而发的。…… （接下去，斯诺详细复述了一个在很多回忆录中被提到，对史沫特莱此后的生活道路有重大影响，在下文被称作“吴光伟事件”的故事。其后里，简言之，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婚，吴光伟被迫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老红军女战士中的孤立） 据尼姆·韦尔士（NymWales，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叙述这同一故事的较短一个版本说，贺子珍曾扬言要枪毙史沫特莱（《中国共产党人》，第二册）。这确实是一场深刻的冲突，使得延安的老资格革命女性，和史沫特莱以及刚从大城市来到而对农村生活所知甚少的少数女性，处于对立状态。尽管双方都同意，在新社会中妇女应该在经济上独立，但是各方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各有迥然不同的估价。史沫特莱长时期以来始终相信，婚姻对于所有的妇女都是一种压迫制度。而延安那些妇女老革命却认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中国妇女赢得的一项重大胜利，是一种应该加以保护和增强的文化上的进步。她们不准备容忍引进一种“自由相爱”制度，这在江西苏区早就试过，而害苦了许多妇女（《中国季刊》59期，1974年7—9月）。不消说，毛轻易获准离婚也使她们深感不快。现在回过头去看，似乎清楚的是，史沫特莱在这种争吵中所持的立场和她那种西方的“解放”行为所引起的反感，给了党的领导人们以充分的理由，设法使她离开延安。 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被拒和后来的莉莉·吴事件，对于史沫特莱的精神都是沉重的打击。留在延安的最后两个月内，她曾努力以尽可能的忙碌求得补偿。她不管不顾，继续教她的舞蹈课。但是也转而从事园艺和扮演养父母的角色。在留存下来的一些信里，她试图以牧歌式的措词描绘她的生活；以隐藏她的失望。7月21日，她写信告诉兰德尔·高尔德： 在战争（气氛）和有关战争的流言声中，我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美国花园。外边的朋友给我寄来了种子，各样都有；包括藤蔓植物、旱金莲属植物；还有各种蔬菜：茄子、豆类，西胡芦、黄瓜。我动锹挥锄干了几个月，直到现在，我的花才开始开放出引人羡慕的。美丽花朵。当这些花结籽时，我将把它们分送给许多农民；好让我们这里的花能有几种新品种。 我常在一清早漫步山岗、谷底，去采撷野花：有飞燕草，一种橘红色大花百合、莺尾花，还有几种别的。它们在这里都开得非常漂亮。然后，我骑上我心爱的小马“云南”象风一样穿越山谷、登上山头。这匹马是贺龙在云南缴获而由朱德送给我的。 我也工作：写朱德的传记，养鸡养鸭以供食用，还要为我自己烹饪备餐。我还是我的一名警卫员的护士。他已经病了三不月，是急性肺炎，后来是肺弱。他是个四川农家子弟，大约20岁，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躺在床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书。现在他已好转，能唱几十首农民的和红军的歌。我还很“依恋”一个大约八岁的小鬼。他是我们这里最逗人喜爱的小东西，他住在我的窑洞里，做一点小杂务活，同时。还上学念书。我要让另一个小鬼也到这里来，因为他患有肺结核，需要一个母亲的关怀。他是先前关在西安监狱里的小政治犯之一，是在西安事变期间获得释放的。他也是个大约11岁的四川农家孩子。 我现在的小鬼是个奇人。直到我让他搭起一个鸡窝为止，他一直让鸡和鸭在他的床底下过夜。他床铺的上方有一个燕巢，巢里有三只刚开始学飞的雏燕。和我们同住一个院落的农民家有几只小狗小猫，我的小鬼对他们实行着保护性统治。他每天把两只鸭子带到河边去，然后他们三个就一道游泳。他收集马口铁罐头筒、钉子、绳子、匣子和我扔掉的杂志上的许许多多画页。象美国孩子一样，他也把长长的细绳穿在马口铁罐头筒上自制电话。他是一个真正的小鬼，但是他敢于和一个比他高大两倍的孩子打斗。我生病的警卫员有点象父亲似地疼爱他，每天帮助他学习。我喜欢他的好斗精神。 总之，我过着一种比我梦想过的还要安宁、还要美妙的生活。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上海，我都不能生活得这样自由、这样快活。 8月下旬，史沫特莱摔下马来，伤了脊背，从而延迟了离去的日期。她准备离开时的心情是苦与甜参半。她在延安常常感到真正的愉快。她知道，除了还有一些人以外，朱德和周恩来仍然对她很有好感；还有朱德甚至把他的马“云南”送给她作为一种友情的表示。但是她对毛泽东却有越来越大的反感，也许是把他看成了拒绝她入党的根源。她再也没有见过他，而她此后对于毛泽东的描绘是尖刻的。以下是40年代留存下来的一例： 我在延安见过毛泽东许多次，或是在他工作的窑洞，或是在别处。我觉得很难和他的目光相遇，他回答我的问题总是采取绕圏子而回避个人责任的方式。有几次他干脆就不愿回答，从而使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进去。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尽管他的人望和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我出席过好几次有他讲话的公开集会。场地在露天，听众难以数计。他的演讲术并不高明。他说起话来就象嘴里含着一口汤粥，他的说话声也难以使人听清。他肯定知道这种情况，而总是使用简短易懂的句子，但是缓慢并且多次停顿，这样，前几排的听众就能把他的话向没有听清的后排听众转述。然后是全场一片表示赞成的嗡嗡声，毛就等待这种声音平静下去了再继续讲。他开始演讲还是非常平静，两只手一动不动。然后，他就会开始指手划脚，而他的演讲也就越来越糟。这倒关系不大，因为非常准确的是只要靠近他的那些人一开始鼓掌，在场的所有人就当然会响应。这是颇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因为能使人感觉到，无论毛说些什么，他都是所有听众的代言人。 1937年9月，史沫特莱终于启程前往西安，带着伤痕，却并未折断，她已经在盘算着到前方八路军去和朱德、周恩来会合的途径。她决心继续为中国革命而战斗下去。不过她的这种使命将始终只是她自己交派给她自己的任务了。
第十一章“白色女皇”：西安事变，1936—193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一章“白色女皇”：西安事变，1936—1937 1936年的西安，是中国一块被遗忘的角落里一座贫穷的灰濛濛的城市。而在唐代（686—906）（当为618—907。译者），作为跨越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的东端，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最有世界性的国都。10世纪，遭到了掠夺、毁坏，然后，经历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非常缓慢的成长和发展而形成了史沫特莱1936年秋天所见到的模样：一个和陕西省起伏不平的贫穷乡村分隔开的、由厚厚的中世纪城墙保护着的，散漫、肮脏、大风吹刮的贸易中心。这里的外国侨民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一名流动的商人。 史沫特莱的联系人刘鼎，自1936年初起就以流亡的满洲军阀将领“少帅”张学良的最高副官的身份在西安活动。[1]党派给他的任务是在当时只有32岁的张学良和在北方的红军之间充当秘密联络员。1936年5月，他为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张少帅部队控制下的延安县城一座天主教堂内，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见。这次会见的目的可以解释为什么刘鼎会请史沫特莱在9月到西安来。周恩来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希望能劝使张少帅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军阀逼迫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人。如果能朝着这一目标取得进展，而成功又似乎已经不远，他们就会需要身边有个进步而同情的国际记者报道这种成果。 共产党人之所以会认为少帅张学良其人特别有可能听从他们的劝说，理由是复杂的。张少帅在他父亲，土匪出身的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作为接管满洲过程的早期步骤加以杀害之后，继承了他在军队的地位。到了1932年，日本人已完成了他们的占领并把这位年轻的军阀及其部队赶出了满洲。渴望着复仇和恢复故土的张学良接受了在南方武汉的指挥权，并在1934年这一年始终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能够集合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人的唯一领袖。到了1935年，张学良对蒋介石逐渐失去了耐心，而蒋介石则认为张的部队对他自己的政权是个潜在威胁——中国中部一尊难以约束而随时可能发射的大炮。蒋的对策是把张及其部队派到西北的西安去镇压那一地区的共产党人。 1935年，西安已经处于陕西一名军阀杨虎城的控制之下。杨是一个旧派人物，他的军队以贪婪著称。他对打日本或打共产党人都不感兴趣，但是他有强烈的自尊，不满蒋介石的权威。少帅张学良明智地让他的部队避开杨虎城的人。然而，在这两位军阀经过直接磋商，划分出各自的军事责任区域之后，他们竟发现，他们之间并不仅仅止于可以共处，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不久，他们双方的参谋人员就在密切合作了——部分的原因还在于，双方参谋人员中都渗入了大量共产党人。 1936年夏季，这两位军阀相信，由于长征而消耗了实力的共产党人，甚至在陕西省，对于他们也已不构成蒋介石所说的那种威胁。他们在日本人身上看到了大得多的威胁：在这年夏季以前，日本人已经抵达北京郊区，这时正向西朝着陕西逼进。两位将领的观点正和孙夫人的救国会所表达的北京、上海之类大城市的舆论一致。救国会的宗旨在于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对日本人作战。日本人的侵略必须设法制止。 史沫特莱于9月中旬到达时，西安的政治气候果然没有使她失望。自8月以来，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从北京和上海涌入西安。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活动在这里极少受到压制。抗日的街上示威，受到地方当局的公开宽容。而且，尽管和北边的红军的直接接触仍被禁止。外国人也不得接近，这时却已经有可能在伪装和护送下偷偷前去。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如未来的外交部长黄华，就是通过西安到红军根据地去的。 刘鼎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来到，但是她在西安城里只停留了几天。刘鼎需要她近在身边而又避开公众的耳目，否则，她就可能过早地引起怀疑而招来南京方面的火力。在史沫特莱这一方面，她也宁愿保持低姿态而等待着访问红军的邀请和护送人员。这时，张、杨两位军阀并没引起她多大的兴趣，抗日的学生运动她在上海已经看得不少。所以，刘鼎安排她住在城东大约20英里的临潼，她没有异议。 临潼是中国最古老的游览城镇之一，围绕着一些优质的含硫温泉筑成，一度是唐代帝王及其后妃们优雅的嬉戏场所。由庙宇、浴室和回廊构成的综合体全都展现出明清古典建筑的凤格。史沫特莱在临潼一直住到11月下旬，在恢复健康的同时为撰写一部有关长征的新书而工作。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就喜欢骑马，现在，她开始经常骑马出游。（她最爱去的地点之一，是中国第二个皇帝和长城的建造者秦始皇帝的陵墓。）刘鼎每星期都派副官送来面包、邮件和外界的消息。偶尔也有中国朋友来访，10月的一天，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士给她带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大约同时，她得知，她的父亲已在加利福尼亚死去，这触发了她心头一阵内疚的痛楚和有关家庭的思虑。 史沫特莱中断她在临潼的休养只有一次，是10月下旬到西安去看斯诺，他刚从保安附近的根据地营地同那里的共产党人一道生活了4个月归来。那正是史沫特莱1935年12月在北京时鼓励他进行，而且是在她帮助、安排下完成的一次旅行。共产党人曾要求第一名来访的记者，和国际左派毫无联系。史沫特莱从政治上考虑能够理解，但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斯诺的新闻采访机会却使她妒火中烧。她完全压制下自己的嫉妒，热烈欢迎斯诺。 这次探望的高潮，是一天夜晚和丁玲的重逢。丁玲是她认为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已经死去的那位作家朋友。丁玲这时说，是史沫特莱设法引起的对于她被捕一事的国际关注救了她一命。这次团聚的地点是一个德国牙医师冯海伯（HerbertWunsch）开业的院落内，丁玲正装成女仆藏在那里躲避国民党的警察。冯海伯医师是经史沫特莱劝说才从上海到西安来为张学良治牙的，但是他真正的职务是充当输送医疗器材给红军的地下渠道。40年以后，丁玲还记得冯海伯医师家那次10月聚会的欢笑和眼泪，和她多么认真地工作为大家制作一只鸡。那是一次欢快而令人振奋的晚会，主要节目是谈话，谈红军的所作所为，和斯诺对于他为《红星照耀中国》（1938）一书收集到的材料所作的介绍。几星期后，丁玲便溜出西安投奔保安附近的红军去了。 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被告知，她必须立刻动身到西安去。蒋介石即将到达临潼。他准备和他的军阀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举行会议，将坚持要求他们把更多的力量用于剿灭共产党“匪徒”。12月7日，蒋介石使临潼成了他私下会见西安将领们的总部。蒋的随从和他的多数军官都留在西安，他们就被指定住在史沫特莱一星期前搬进去的那家招待所内。 虽然蒋介石也认为对日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他有多种理由要推迟这场战争。第一，他正在和日本人谈判，企图换取时间以发展他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第二，他刚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三年工业化计划，他希望这项计划能为他提供坚持抵抗日本所需要的那种工业基础。在这两方面，他都指望着德国鼎力相助，并且希望德国人能对日本人发挥约束性的影响，日本是他们反共同盟中新的盟国。第三，他相信，他那一套以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的那种体系为榜样新近建立的安全机构，能使他比以往更有效地控制中国主要的人口集中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以为，他有时间对付西北的共产党“匪徒”。为了处理这未了的公务，1936年岁暮，他两度来到西安：第一次，10月的一天，前来下达清剿令；第二次，在12月，要亲自监督这项命令的执行。 12月初西安的气氛是一触即发。虽然史沫特莱为了医治背痛要常常到当地的教会医院去，但是她也在大街上花费了尽可能多的时间。正当张、杨两位将军在临潼和蒋介石进行紧张的会谈，游行示威的学生活跃在整个西安，要求全中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最初的示威是为了抗议11月27日上海“七君子”被捕，他们是有影响的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和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呼吁国民党和共产人结成统一战线。高潮出现在12月9日，学生们在这一天游行纪念一年前北京的示威活动和枪击事件，那次事件的结果之一是，在孙夫人领导下成立了全国人民救国会。由于蒋介石及其卫队的到来而变得胆大的西安警察，对游行的学生开了枪，杀死9人，逮捕几十人。少帅张学良勃然大怒，要求释放示威学生。对自己的权威极为自信的蒋介石给了张、杨两天为限的最后通牒：停止违抗命令，立即出兵剿共，否则，交出军事指挥权。他们的答复使所有各方都大吃一惊，其中包括共产党人。 12月12日凌晨破晓以前，张学良派出人数不多的一支小部队在临潼逮捕了蒋介石，并把他带到了西安。与此同时，杨虎城的部下在其中也住着史沫特莱的西安那家招待所内扣押了蒋介石的随员。在临潼，蒋介石听到他住处外面传来几声枪响就穿着睡衣爬上了附近一处山崖。他被找到时，正躲在接近崖顶的一个不深的山洞里，双脚由于流血而难以再往前爬。率领那支突击队的军官向这位将军道过歉，就把他背下了山崖，急忙用汽车把他送到了西安。蒋介石极为惊骇，起初他拒绝说话。 少帅的人马在临潼不动声色地抓住了蒋介石，然而杨虎城的部下在黎明以前袭击西京招待所和逮捕蒋介石僚属的方式却比较传统。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141-142页）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步枪的枪托砸在我的房门上。我不愿成为谋杀自己的帮凶，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随即粉碎。我听到几个人的喊声：“日本人！”我感到一阵恐怖；“天啊！他们是要假装着把我当作日本人而把我杀死！” 一个士兵的头伸进了门板砸开处，用狂野的目光四下搜索。我用我所记得而已经够用的一句话对他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有谁推了他一把，他踉跄着跨进房间。一群身穿灰布制服、端着实弹步枪的士兵随即涌了进来。他们慌慌张张地在房里乱转，有一个闯进了浴室，另外几个拉开了衣橱的门。然后，除了两名士兵，其余的便鱼贯而出，开始去砸经理的房门，他就住在我隔壁。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我梳妆台里所有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把引得起他兴趣的一切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喜悦的赞叹。 用枪把我抵在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过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这钱包扑来，瓜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另一个拿了我的铅笔，都把自己的战利品别在自己胸前口袋上。他们又从床上每人拽走一条毛毯，终于消失在楼下的大厅里。 几小时以后，射击和抢劫已经平息，冯海伯医师，也就是史沫特莱和丁玲和埃德加·斯诺10月那次聚会的东道主，来到了招待所的门前。他未能获准入内。因为坚持要准时赶赴8点钟的一个约会，他推开拦阻的警卫，闯进了大门。他就当场被击毙在那里。史沫特莱通知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和杨虎城的高级副官王炳南，他便赶来应付这里的局面。曾经留学德国的王42年以后描述了当时他如何怀着巨大的悲哀和不知所措的心情把他的这位朋友埋葬在郊外一座小山上的情景。 12月12日早晨，由于丧失了她所有的身外之物和她的朋友冯海伯被击毙而惊魂未定的史沫特莱，起初以为对招待所的袭击是蒋介石的蓝衣社警察为了解决城里的军阀部队而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到了中午刘鼎已经把发生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到了下午，史沫特莱就带着一张军事通行证在街上做起了救护工作。在1937年5月19日从延安写给上海一位报纸编辑兰德尔·高尔德（RandallGould）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里，她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在西安事变的最初一星期，我是个街头救护人员。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外国医院给我绷带、棉花，在我遇到问题时教给我一些救护知识，带我到病房去作护理伤员的示范。那家旅馆的经理给我一些小瓶装的白兰地，我自己买了一些酒精、碘酊和其他急救药物。我有一次在大街上护理30名杨虎城的士兵，那是由于一次意外事件，当场死了18人，其余的受了伤。我常敲打商人的店门要水。那些商人在门口发生了不合心意的事情时通常都成了令人厌恶的废物。后来，当400名政治犯（全都是红军的男女军人和儿童）被释放时，我成了唯一的医务随从。300个男人中100人有伤——有些人有未经治疗而不久就会致命的老伤，有些人的，伤已经在化脓，有些人腿上有溃疡，许多人都有一双又大又硬、光赤着的农民的脚——由于在雪地行军和作战而肿大、流血的脚。我为这些人洗脚、给他们的伤口消毒、裹上绷带——再回到教会医院就某种创伤去请教他们…… 于是，直到我们能够把这些伤员送进医院为止，我就不得不充当他们的医生。和红军俘虏在一起的，还有54名妇女和40名小男孩，我每天还要去照看他们。几乎全是贫苦农民，有些曾经是奴隶。每当我在他们身边工作，我就觉得，我正在从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地带走过。这些贫农或奴隶，他们一辈子只知道牲口似地劳动，他们躺在那里，没有被盖、没有床铺，躺在石板地上，身上有未经治疗、尚未愈合的创伤，双脚又大、又硬、血迹斑斑——他们的形象，我会永不忘记，而将带在心上走进坟墓。我在文章里写到红军已经多年，然而第一次活生生的接触所接触到的却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会理解我。我无疑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身上穿着羊毛衣衫、裘皮外套，头上戴着帽子，脚上有暖和的袜子和皮靴。我无法和他们谈话。他们起初用含有敌意的目光望着我，不少人见到我时蹙紧了眉头往后退缩。我不知道当我给他们洗脚时他们想些什么。也许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后来，这些出狱的政治犯中许多人被送到延安去了。有时在戏院里，会有我已不记得的小男孩跑来，贴近我，握住我的手。我就知道，他是那些“战俘”中的一个。一天，我从街上走过，忽然一群妇女围住了我，抚摸我的双手、面孔和肩膀。你知道，如果你受过外国教育，这种亲热可并不总是舒服的，因为她们许多人都有砂眼。但是她们拥抱我，爱抚我，有些还哭了起来。她们就是我在西安看护过的那些贫农妇女，那些战俘——是些在红军中扛过枪打过仗的妇女，或是跟着丈夫或儿子随同红军行动的妇女，因为只有红军才保护穷人。 劫持五天之后，张学良派刘鼎乘飞机去接周恩来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另外两位委员，把他们接到西安来参加同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及其同事到达西安后，史沫特莱和他们作过至少是短时间的交谈。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不过几天，史沫特莱便开始在张学良的总部作每晚40分钟的英语广播了。她对西安每天的大事和对关键性人物如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采访作扼要的报道。她的广播象预期的那样在上海被收听到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除了南京发出的对张、杨和共产党人持敌对态度的国民党官方公告之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是西安每日消息的唯一来源。并非偶然，负责广播事宜的是王炳南，也就是在西安事变那一天安葬了冯海伯医师的那一位，当时他30岁。不久前他才偕同他的德国妻子安娜取道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奉命到西安去加入了杨虎城将军的幕僚班子。王炳南和杨虎城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不久，他便成为杨的最亲信的副官之一。 西安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为国际性人物，同时也永久性地使她显示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辩护者的特色。在中国的外侨社会内，她已经是个传奇式人物——被认为是女英雄或是贱货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成了国际名人，而在多数的社会圈内声名狼藉。1937年1月初，美国报纸不断对她作头版报道而且配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庞大的军队在她背后”、“美国姑娘，赤色祸害”、“美国女人帮助中国人暴乱”。投合美国人民无知和成见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新闻标题。出于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美联社的一则长篇背景报道说她，“一度是美国农家姑娘的她有可能变成高居于亿万黄皮肤人之上的实际上的‘白色女皇’”。甚至对史沫特莱早期的社会主义倾向十分钦佩的厄普顿·辛克莱也为《自由》杂志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肖像画文章，题目是，《美国令人惊奇的女叛逆在中国》。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共产党的报纸《工人日报》却在头版上按照莫斯科定的调子攻击史沫特莱公开批评蒋介石和她显然为蒋被劫持而兴高采烈，从而又一次使得史沫特莱和美国共产党处于争吵不和的状态。 西安事变曾使得俄国和中国两国共产党全都大感意外。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仅仅是，张少帅和杨将军会拒绝发动剿灭他们的军事行动，从而在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内部造成忠诚的分裂。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那两位军阀竟会劫持蒋介石。当消息传到他们根据地的营地时，他们感到震惊，并开始就下一步行动展开了大动感情的讨论。起初，许多人力主复仇：处决蒋介石，然后成立统一战线。不久，莫斯科的反应到了，莫斯科的电报谴责劫持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而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份电报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而使张学良如受电击。但是毛和周在争论中战胜了他们的主张处决蒋的同志们，而设法促成一种妥协。蒋介石将被释放，但是要遵守三项条件：取消他企图灭绝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和共产党人携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日本正式宣战。毛和周愿意走到这一步，但是不再多走，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一时期，蒋是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加以支持的仅有的一个人物。 这就是周恩来和另外两位党的领导人带到蒋介石和逮捕他的两位军阀之间来的主张和立场。经过10天有蒋夫人及其兄长宋子文参加的讨价还价，一项交易终于达成。具体的条款至今仍是个谜，还是其直接后果具有启示性意义。蒋于圣诞节获释并飞返南京。到1937年2月底，他就宣布了他将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直到7月，日本人进攻卢沟桥之后，双方才公开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而蒋介石则正式宣战（宣布抗战却不是正式宣战。译者）。 直到1937年1月为止，史沫特莱很少知道她的广播所激起的强烈反响。这时，她除了知道南京方面的指责，还听到了美国驻南京领事官员正试图吊销她的护照的消息。国务院收到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投诉。美国领事馆也受到西安基督教会传教士们所传消息的影响，他们指控史沫特莱是参与绑架的头号共谋犯，是就要领导陕西省曾经是安于现状的农民参加一场大规模共产党暴乱的政治鼓动者。这一类传教士的故事成了西方报刊上指控史沫特莱的那些异想天开的罪名的主要根源。这时候的美国政府完全支持蒋介石的不急于行动而希望着推迟一场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官方的华盛顿因而对蒋介石之被劫持表示愤怒，并称共产党人为这一事件的教唆犯。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史沫特莱成功地动员起玛格丽特·山额、厄普顿·辛克莱和罗杰·鲍德温这样一批朋友，在华盛顿大声疾呼，为她辩护。而且，史沫特莱还由于在2月13日的《民族》上发表了一篇纪述西安事变真相的长文而矫正了歪曲报道。 史沫特莱在西安以外的可信性由于一位年轻新西兰人杰姆士·贝特兰（JamesBertram）的到来和随即参加广播而得到改善。贝特兰从牛津毕业后依靠一笔罗德斯旅行奖学金学习中国语言和了解中国，于1936年初到达北京。他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费正清，并开始为英国报刊撰稿，报道日本人的侵略，反日的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在西北结束。在英国时，他同情中间偏左派的事业，诸如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斗争。不足为怪的是，他在北京开始放弃学业追求以便集中注意力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他在来自满洲的新闻工作者和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满洲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是驻在西安的少帅张学良的故乡。后来在12月，被来自西安的消息所震动，贝特兰决定突破新闻封锁，设法前往西安。他达到了目的。他和一位满洲人朋友一道，经过11天火车、人力车、毛驴和军用卡车交替使用的旅行，于12月27日，蒋亦石获释返回南京后的第二天，到达西安。 贝特兰作为仅有的另一名外国旅客和史沫特莱住在同一家西京招待所，这时，招待所里正住满了蒋介石的随从军官。贝特兰和史沫特莱的初次见面算不得是多大的成功： 一位40多岁的妇女沿着廊道大步走来，一只手拿着我的名片。她身材不高而强壮，有一副历经风霜的褐色面孔，短发，睁着两只大大的坦白的眼睛。 “是贝特兰先生么？”嗓音粗糙，含有敌意。她穿一件红色羊毛衫、一条褐色裙子和一双笨重的靴子。 “是的”，我说。“你不会认识我，我倒认识你在上海认识的一些人。”我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真的”，艾格尼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原是我想问她的问题。但是我却不得不回答她，我来是由于天生好奇，想知道西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再写一点有关的文章。我还告诉她，我和几家英国报纸有联系。 “哪几家？”艾格尼丝神情冷酷。我提到《每日先驱报》，还顺嘴说出了《泰晤士报》。 “伦敦《泰晤士报》可不是中国的朋友。”她的嘴象个陷阱突然闭紧。“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也许，你是个英国间谍。” 看来再谈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我是和一个东北人同来的”，我说。“你愿意见见他吗？我们正要和孙铭九一道到临潼去。” 这个三星期以前还是个不为公众知晓的名字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史沫特莱显然并非不愿会一会抓住了蒋介石的那个人，但是对我仍旧有点怀凝。“你在西安还认识别的什么人吗？”她问。 我再碰一碰运气，提到了张学良所办日报的一位年轻编辑。运气不错，她认识。 “是的，我认识他。他是你的朋友吗？” “我们在北京时常住同房间。他会告诉你我不是间谍。” “好，”艾格尼丝说得坚决。“我会问他的。” 史沫特莱对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心存怀疑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不过几天，贝特兰就证明了自己。他发现史沫特莱脾气倔，不好说话，然而却是“我所见过的最富于人情味而可爱的一些人中间的一个”。他和她一起到街上去，帮助她去料理红军妇女和儿童的医药需求。到1937年新年元旦，他们已经在一同从西安原始的发射台上做着每天一次的无线电广播了。贝特兰写道： 我们把当天的消息各分一份，有时还对西安城内和周围乡村的种种活动加以简短的介绍。我们作出极大努力以求客观，而我们总能由于报道的准确而感到满意。但是艾格尼丝有一种不适宜外交辞令的尖锐而严厉的风格，而且对“群众”（mass）—词有着不可救药的偏爱。事实上，她说这个词时地方腔调的“a”加上“咝”声的有力发音，我敢说，会使任何一个同她讲过两分钟话的人把她辨认出来。和她相反，我是竭力使我的语音尽可能平静而不带感情，仿效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榜样，用那种心平气和的口音广播……我们每晚从电台回来，总要在艾格尼丝的房里喝杯咖啡。在这样一些夜晚，各种各样的人，记者、学生、官员、军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走进来，我们便会就一般局势交谈起来，或是对日本人可能有的计划进行推测。艾格尼丝放弄了美国人的大多数享受习惯，却还保留着对于好咖啡的嗜好。她在一盏酒精灯上煮咖啡的手艺简直使我嫉妒。 贝特兰对于史沫特莱所掌握的红军知识感到惊讶： 一天夜晚，一个身穿朴素的卡叽布军装的瘦长的年轻人跟着一个朋友走了进来。我立刻注意到他潇洒的风度和棕色脸颊上健康的光采。他是个红军指挥官，曾经和彭德怀一起在湖南战斗过9年，然后长征到了北方。彭德怀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喜爱的红军领袖。她熟悉他参加过的每一个战役。他们坐了下来，就5年来的战略展开详细的讨论。来客发现这个外国女人居然知道南方一些偏僻村落的名字而高兴得满面红光，那些村落由于一度是激战的战场而有过短暂的名声。他们的谈话勾画出了中国红军10年历史的轮廓，生动得就象司汤达（Stendhal）的小说。 现在回顾起来，对西安事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性作出什么样的估价都很难说过分的。在一个军事上极为虚弱的时期，由于意外的机遇，共产党人的运动一下子又时来运转。[2] 1937年1月初，来自共产党最新总部所在地延安的一名信使悄悄地溜进西安，交给了史沫特莱一份邀请她访问的正式请柬。这是史沫特莱已经等待多年的好机会。为她饯行而举行了一次比较简朴的聚餐，出席的有贝特兰、王炳南和王的德国妻子安娜。“由于将近一个月的经济封锁，西京招待所的饮食储备已不丰富。艾格尼丝佩带着红十字袖标，正式的说法是，她要到前线去做救护工作。……那是我最后一次在西安看到她。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离开了招待所，她神情严肃，穿一条厚厚的马裤和人们熟悉的一件红色运动衫。她总是穿着它，象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杰姆士·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214—215页。） [1]在德国获得一项工程学位后，刘鼎于1933年回到中国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最初在福建省一处红军游击根据地从事弹药生产工作。福建和江西的红军根据地于1934—1935年间被蒋介石摧毁后，他曾在上海史沫特莱和艾黎的寓所里藏匿（访问刘鼎）。 [2]只有结果是无法预言的，尽管共产党人显然曾由于蒋介石之被劫持而大感意外，但是，也很难无视象刘鼎和王炳南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巧妙的幕后策划对事变的触媒作用。
第十章莫斯科·纽约·上海，1933—193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章莫斯科·纽约·上海，1933—1936 从1933年6月到1934年4月，史沫特莱在苏联逗留了10个月。到达莫斯科不久，医生们就建议她到基斯洛沃茨克高加索山区一家心脏病疗养院去。她用莫斯科那家出版社所预付的稿酬和出售在中国拍的一千多幅照片之所得，支付她这年夏季在那里的费用。尽管她在基斯洛沃茨克找到了她亟需的休息，但是她对那部江西著作的注意力却由于她的朋友、鲁迅所奖掖的左翼作家丁玲被捕而被分散。史沫特莱对于她的秘书、丁玲的丈夫冯达所抱的怀疑证明是对的，因为正是此人叛投国民党的行为导致丁玲被捕。史沫特莱急忙把丁玲等人作品的译文汇编成一个短篇小说集，以便宣传作家在中国所受的迫害。这项任务完成后，她才开始在有关江西苏维埃的著作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她于9月回到莫斯科时，还在希望能够很快写完这本书，11月便取道欧洲和纽约返回中国。 史沫特莱在苏联首都时，住在一家二流旅馆，自己动手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自已动手打扫房间。一天夜晚，中国诗人，毛泽东童年的朋友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入党的党员，萧三，来看望她，并邀请她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后来，在他请求下，史沫特莱在莫斯科的作家国际代表大会上就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了一次发言。据萧三回忆，史沫特莱是个悲哀而孤独的女人，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急于做好她的工作。他记得她那朴实的生活作风和对街道上年老和病弱的行人所表现的礼貌和同情。她肯定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或《莫斯科每日新闻》圈内人那样对待，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勒克斯大饭店转的。萧三的印象和留存下来的几封信，也和她在莫斯科的另一个中国朋友陈依范（JackChen）的回忆一致。 尽管史沫特莱并没写过有关苏联的书，但是她留下的信件表明，她对于自从1921年初次访问以来生活水准的提高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有良好的印象。然而除了和在莫斯科工作的爱达荷州内珀西印第安人阿奇·菲尼（ArchiePhinney）一道去看芭蕾或歌剧的时候以外，史沫特莱都觉得孤立而心绪不宁。当她的工作陷入困境和发现她自己在和俄国编辑们为她的书而争论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不顾她的抗议，他们还是删掉了写到共产党人枪毙地主的一章。）她还对《莫斯科每日新闻》的同人圈子及其首领（《新闻》的主编）不满——那位首领就是她在1921年顶撞过的米哈伊尔·鲍罗廷。 在莫斯科越来越觉得不自在的史沫特莱，于1934年1月搬到了列宁格勒去完成她的著作。她在那里又见到了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他是在纳粹上台掌权以后离开柏林而在一年以前到达的。到1934年，恰托已经在列宁格勒的人种历史研究所里安顿下来，而且娶了一个俄国妻子，正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他们的重逢是友好的，是柏拉图式的，这次重逢最终了结了史沫特莱生活中痛苦的一章。史沫特莱在列宁格勒对她的书作了最后的润色。她于3月回到莫斯科时接到了孙夫人托人带来的口信。孙夫人要她帮忙实现一项新的计划：到纽约去筹集资金和人员以便创办一个可以充当地下共产主义运动坚定喉舌的新的英文刊物。史沫特莱从孙夫人方面得知，《中国论坛》已经由于其主编伊罗生急剧转向托派立场而告瓦解，在见过她的编辑之后，史沫特莱便在4月初动身，取道欧洲前往纽约。她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去看望她在格林尼治村开展节制生育运动时期的老朋友，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JosephineBennettBrooks），然后乘轮船前往纽约。 到码头上来接史沫特莱的，是原先和她同住一室的弗洛伦斯·伦农，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25年在柏林。弗洛伦斯现在已经离婚，但是带来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几乎是立刻就展开了一场辩论。在这位男朋友使用托派词句谴责了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人之后，史沫特莱就要求弗洛伦斯甩掉他。弗洛伦斯拒不同意，于是她们就此再也没有见面。 史沫特莱在漂泊海外12年之后回到美国时正值大萧条中期。到达纽约时，她怀着比较自信的心情，而且对自己的政治见解也确有把握。就史沫特莱而言，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衰落。在纽约，史沫特莱希望能为孙夫人的新刊物筹集创办资金，为她自己联系到报道职位。史沫特莱在纽约逗留期间兴高釆烈而又紧张忙碌。她访问了《新群众》编辑部，看望了索尔伯格·布伦丁、玛格丽特·山额、吉尔伯特·罗的遗孀和她的出版者——再加上，对一些团体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在大萧条时期，钱和职位都很难找。她未能找到一份充当某个大报或电讯社驻外记者的专职工作。最大的成就是谈妥了出一个新的有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作序的科沃德·麦卡恩版节本《大地的女儿》。《大地的女儿》虽然受到好评，但是销路不畅，而考利相信，一个篇幅短些、编得好些的版本可以吸引广大读者。 象那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马尔科姆·考利也由于大萧条而在思想上变得激进起来。在目睹了阿帕拉契亚山区矿工组织状况之后，考利曾经报道过，普通人民的生命将由于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良好的条件战斗而获得新的尊严和意义。但是1934年5月，当他在纽约第一次和史沫特莱见面时，他正在重新对他自己的革命热情反思。他在纽约所处的环境是好心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很象1918—1920年史沫特莱的格林尼治村。而在考利看来，1934年的史沫特莱是一个虔诚的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典型，所具有的狂热品质，既有动人的魅力又同时令人望而生畏。他第一次遇到史沫特莱是在一次政治性宴会上，她是宴会的主宾：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狂热的……宽大的前额上长着稀疏的头发。每当谈到那些出卖中国反叛者的人时，她的嘴便会抿紧得象条伤疤，两眼瞪圆，闪耀着憎恨。如果说这位矿工的女儿也曾有过一点文雅，也一定已经在上海她的中国同志一个个被拖去处决时永远丧失尽净……今天夜晚我是在后退……我不想等着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发表演说，她的演说将比其他人的更能令人信服，每一句话都仿佛在她中国朋友的鲜血里浸染过。（马尔科姆·考利，《金山梦》，224-225页） 这次聚会之后不久，考利就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为《新共和》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有一段，他写道： 有许多叙述的技巧，她如果有余暇去学，是可以很容易学到的；也有一些技巧，似乎是由于写作星期日增刊特写文章而掌握的，却是她应该舍弃的。但是在这里，她有不寻常的题材，而且，还有题材以外的东西——一种尊重题材的态度，一种会使人想起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游吟诗人的信仰。请注意，她所叙述的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显然是简化过的，由于转述而磨光了棱角的，却仍然是事实，经得起正式记录核对的那种事实。读这本书，读到那些英雄和恶棍（没有中间人物，只有英勇的红色斗士和卑怯的白色匪徒），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罗兰与异教徒、狮心王理查和撒拉逊人，想起充满了《圣徒故事集》的圣徒和殉道者。 到了6月，史沫特莱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她和家人的团聚却落得个痛苦的记忆。默特尔·史沫特莱（MyrtleSmedley）是在艾格尼丝资助下受完大学教育的，现在是圣迭戈地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们的弟弟山姆（Sam）也在圣迭戈地区，结婚不久，但是很难凭自己的才能保住一项职务。他们酗酒的、失业的父亲査尔斯，已搬来和孩子们暂时同住。艾格尼丝自从1916年圣迭戈师范学校的校长劝她离开以免毁了妹妹默特尔寻找工作的机会以来，一直未能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到了1934年，默特尔已是这个家里能够以稳定的收入维持家用的仅有的一员，当她想象着如果周围的人们发觉了她的姐姐是个“赤党同情者”会发生什么后果时，由于紧张过度，她半个脸的颜面神经就在艾格尼丝到达之前陷入了暂时的麻痹状态。而艾格尼丝照样对家里人进行社会主义说教。她不停地劝说她的弟弟山姆把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放在他自己的直接利益之上而参加当时正处于鼎盛期的美国共产党，但是山姆用毫不含糊的措词对艾格尼丝说，“住嘴”。史沫特莱最初的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妻子艾莉诺（Elinor）也来看望她，对于艾莉诺来说，这是一次辛酸的经历。 史沫特莱于1934年10月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中国。她的船在横滨停靠一天，她看望了当时日本的唯一熟人，《大地的女儿》日文版译者尾崎秀实，而这次会见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诀别。恰如一名英国特务皮茨（A.V.Pitts）及时记下了的，史沫特莱于1934年10月22日抵达上海。不久，也许是希望能从美国领事馆得到某种正式的保护，她提交了以下这份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写的介绍信：“应代表纽约州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F.Wagner）先生之请，我乐于向你们介绍即将出国的纽约市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我诚挚地请求，给予史沫特莱女士以你们所能给的，和你们职责相符的礼遇和帮助。” 这份介绍信并没有能帮她什么忙。史沫特莱在上海的此后两年，和1929—1933年相比，将是她更加困难而少有成果的两年。她的写作少得多，维持生活主要依靠来自先前的一些作品的收入：已经在1934年卖给几家美国刊物的几篇文章，三本书的版权税，包括1935年《大地的女儿》麦卡恩版节本的在内。发表了的几篇文章透露：一种无所不在的孤立感和对于政治迫害的近乎妄想狂的忧惧。她在情绪上的摇摆不定，从长时期的沮丧和健康不佳到短暂的兴高采烈和精力充沛，已变得更加明显。8年以后在撰写《中国的战歌》中自传性的段落时根本没有提到她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史沫特莱的问题，部分的根源是她对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感到失望。日本人正从他们新占领的满洲殖民地悄悄地逼近北京。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很少采取直接行动制止他们，而是在集中兵力消灭中国共产党人。1934年春，国民党开始对江西的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到10月，严重依赖德国顾问、技术援助和堡垒战术的蒋介石，已经压制住共产党人，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象上海那样的城市里，国民党因此而有了更大的信心。南京发起一场以儒家思想为指南的信仰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城市有知识人口中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上海，这种宣传活动又被伴之以国民党警方增强了的镇压和新闻检査。 1934年，共产党人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在党的总部于1932年从上海迁往江西之后，严重的分裂在领导层中发展起来。江西苏维埃区的缔造者毛泽东和朱德断言，要打退国民党的围剿，必须开展运动的游击战。但是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28个“布尔什维克”奉行莫斯科的传统路线，却力主打阵地战。领导层中势力较大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争论中获胜，到了1934年夏季，他们已使毛泽东处于事实上的被软禁地位。当国民党进攻的铁钳收紧时，江西苏维埃所占有的地区缩小了，而当局势在10月达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时，100000人突破国民党的防线向西前进，只留下了主要为毛泽东旧部，包括他弟弟毛泽民在内的一支后卫部队。不过几天工夫，这支后卫部队就被国民党赶上，大部分被杀或被俘。这就是史诗般长征的开端，一年多以后，20000名衣着褴褛的幸存者来到了西北的保安，就在那里，他们又重建了一块苏维埃地区和处于一位党的新主席（当为党的军委主席。译者）毛泽东领导下的一个党的总部。 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那些左翼分子发生了分裂。例如，在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到了1935年末，有一个集团通过间接的途径和西北的毛有了联系；而另一个集团，也许是更大的，却继续接受毛的对手王明的指令。王明在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驻在莫斯科的代表。1936年初，上海大多数共产党人仍然听从莫斯科：他们始终看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问题，而主张在中国国内推动阶级斗争，在国防上保卫苏联。但是，1935年春，大约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号召所有各党派、各阶级联合起来团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后来，在左翼作家联盟内，史沫特莱的朋友们在为如何正确贯彻莫斯科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信仰坚定的左翼作家在放弃作为革命文化游击战士的姿态方面应该走多远之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鲁迅等人在盟内已经明白说出日本威胁的严重性，但是这时，他们反对新的路线。[1]鲁迅确信，由好几名接近莫斯科的作家，著名的如周扬和夏衍，所提倡的以“国防文学”的口号相标榜的新趋势，妥协性太强：牵涉到对国民党权威的过分屈从，只可能葬送一场社会革命的原则和目标。他主张代之以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拒绝参加一个由周扬出面组织以取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新的作家团体。鲁迅得到象冯雪峰这样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冯雪峰刚从西北新的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总部来到不久，他声称是代表毛和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上讲话的。富有性格特色的是，史沫特莱的朋友茅盾试图在双方之间居中调解而同时受到双方的抨击。到1936年春，已经积累了一个时期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终于爆发成言词激烈的相互谴责，其回声犹可在今日的北京听到。最后，多数党的活动分子站到了倾向莫斯科的周扬周围，而左翼作家联盟便被解散。从1930年以来经过苦心经营而在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中建立起来的以联盟为核心的团结，就由于1936年夏季的一场文字战争而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 更使史沫特莱感到沮丧的是，她在返回上海之后不久对弗兰克·格拉斯和伊罗生的一场战斗。尽管史沫特莱与格拉斯和伊罗生都曾为《中国论坛》（1934年初停刊）密切共事，但是她这时由于他们的托派关系和观点而极为气恼；她认为他们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在直接为国民党效劳。他们之间的争吵在1935年夏季变成了《密勒氏评论报》版面上的公开交锋，使得国民党和这个条约口岸城市的新闻界大为开心。史沫特莱被谴责为斯大林分子，她则反过来指控她的两位老朋友破坏革命事业并使孙夫人这样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命陷入危险境地。这起纠纷还暂时切断了史沫特莱和J.B.鲍威尔之间亲切的联系，因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这位美国编辑借机在报纸上奚落了争吵的双方。 在史沫特莱第二次居留上海的整个那一时期内，她的个人生活是孤独的。她回到上海时是身心交瘁，而不得不花费最初两个月的时间在医院内外恢复健康。她只有很少几个亲密的朋友还留在这座城市里。尾崎秀实、佐尔格和陈翰笙都已经离去。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丁玲已被捕并被认为已经死去。民权保障同盟在总干事、史沫特莱的朋友杨铨被暗杀后已告解体。留下来的老朋友是鲁迅、孙夫人和路易·艾黎。艾黎和史沫特莱是同住在霞飞路伯尼（Bearn）公寓大楼内的邻居。这座大楼横跨一整个六角形的街区，有20个以上的出入通道，所以是个藏匿逃亡人物和逃避法国、英国和国民党警察监视的理想场所。对于象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处于严密监视下的人来说，有那么多出入通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她和艾黎一道藏匿国民党蓝衣社追捕的逃亡者，并设法把他们送出上海。有一个这样的逃亡者就是陈翰笙教授，1935年5月，他意外地出现在史沫特莱住处的门口。陈翰笙是在1933年遇到危险时逃出上海到东京去的，这时负有秘密使命返回上海，却发现他在上海的接头人刚刚被捕。他起初藏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后来躲到了艾黎的住处；他的妻子顾淑型被从东京接来上海后和一对德国夫妇住在一起。几个星期以后，史沫特莱为他们在一艘驶往海参崴的苏联货轮上定好了船票。而在实际出逃时，则在装束上下了功夫。在动身那一天，陈翰笙出现在码头时，打扮得象个富有的中国人，戴一顶软木盔形帽，抱着一束唐菖蒲，前来给一对外国人（艾黎和史沫特莱）送行。那对德国夫妇和顾淑型也按照类似的方式做作。开船前几分钟，史沫特莱把这对中国夫妇领进了船长的厕所，他们在锁上的厕所里一直呆到远离港口，驶出黄浦江。 另一次，史沫特莱和艾黎保护了刘鼎，他是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人员，也是福建省内一小块苏维埃区于1933、1934年间被国民党消灭后的幸存者。1935年岁暮，刘鼎被带到路易·艾黎处藏匿。有几个星期，刘曾不得不住在史沫特莱的套房单元内。史沫特莱详细记下了他所谈的有关福建苏维埃区的故事，而特别对福建农民游击队自造武器时的别出心裁感到浓厚的兴趣。1936年初，刘奉命去承担一项机密任务，去充当党对满洲军阀张学良的联络员，当时张学良正控制着西北的西安。当他登上飞往西安的飞机时，史沫特莱把一大罐外科用的麻醉剂交给了他，他们两人对运送这种高爆炸性物质所牵涉到的危险全都一无所知。当刘鼎为了让红军的一些医务工作者高兴而漫不经心地把那个药罐带到西安城外几英里他们新根据地的营地时，他由于做这种冒险事而受到了批评。 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子虽说比以往是小多了，但是她对好几名新到的西方来客产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中之一是马海德（GeorgeHatem），这位年轻的美国医生本来是到上海寻求冒险和个人出路的。史沫特莱以她对于上海人民苦难的精辟分析和她有关西北红军的故事使他震动。由于史沫特莱坚持要他自己去发现真相，马海德于1936年春参加了埃德加·斯诺前往西安以外红军新根据地的旅行。发现红军迫切需要他所掌握的技术，他如留下了，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0年代以前再也没有回过美国。史沫特莱还在斯诺夫妇，埃德加及其前妻尼姆·韦尔斯（海伦·福斯特）的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她是在上海认识他们的，1935年12月，曾在北京住在他们家里，他们三人都深深卷入了那里的“一二九运动”，那是一系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抗议南京政府未能作出反应的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2]和罢课学生在一起度过了多半个月以后，她把他们的信带给了上海的孙夫人。尔后，她又帮助组织了一个以孙夫人为首的救国会，这个团体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建立一条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史沫特莱是斯诺夫妇和这个团体之间的联络人，也是他们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当然，也是史沫特莱竭力主张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到西北去会见那些刚完成了长征的共产党人。 史沫特莱于1934年回到上海后，和上海的德国侨民左翼分子的往来似乎少得多了。艾斯勒夫妇、尤尔茨夫妇和佐尔格都已离开中国；伊雷娜·魏德迈耶的书店也已关闭；史沫特莱当然也已不再为德国报刊撰稿了。这一时期她的德国朋友是象罗秋迪（TrudyRosenberg）及其丈夫汉斯·希伯（HansShippe）这样一些新来不久的人。他们经常在星期天聚会，嚼着炸鸡，争论着诸如封建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的定义之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史沫特莱常常在盛怒之下坚持要罗秋迪和她那顽固的丈夫希伯离婚。她还主张解除作为一种制度的婚姻关系，并且断言，生孩子会限制妇女参与政治。 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小天地开始解体时，她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她和孙夫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而孙夫人从1929年以来一直是她生活中的一位关键性人物。麻烦在前一年当孙夫人把物色适当人选在上海另出一份新的刊物以取代《中国论坛》的任务交给史沫特莱时就开始了。这两位女士一致认为必须有一份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而从一种反蒋和亲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报道政治局势的刊物。迫于不得已的原因，这样一份刊物将不得不使用英语，由国民党奈何不得的外国人编辑，在南京政府鞭长莫及的租界内出版。为了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孙夫人曾三次把开办费交给了史沫特莱。 1935年这一年，史沫特莱往纽约寄去好几封信，请白劳德，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派个能够编辑和出版新刊物的人员到上海来。1936年，经过史沫特莱的再三请求，白劳德终于派来了他自己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Granich）和她的丈夫曼尼（MannyGranich）。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已经把开办费的一大部分用于应付她所认为的紧急情况，诸如资助逃亡者出逃和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之类。孙夫人对于迟迟不见成果和资金的“浪费”非常恼火。使她恼火的还有，史沫特莱有时公然宣称自己是孙夫人的“助手”或“秘书”。孙夫人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不愿意被人们把她和她的追随者混为一谈，对史沫特莱这种表现深为不满。后来，格兰尼奇夫妇到达上海时，史沫特莱显然认为她将和他们共同掌握主编权，但是他们拒绝接受这种安排而得到了孙夫人的支持。所以，尽管史沫特莱（化名RustyKnails）曾为《中国呼声》开头几期写过好几篇文章，但是她对新刊物的成效不满，和格兰尼奇夫妇的争吵愈演愈烈，特别是和格雷斯，她已经变得象史沫特莱本人一样直言无忌而尖锐。孙夫人不久便完全割断了她和史沫特莱的联系，最终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史沫特莱从来不是她的秘书。 这种疏远多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史沫特莱和孙夫人都是看重行动的女性，在政治上立场一致，并且能够通过英语自由交谈，但是孙夫人温文尔雅、感情内向、沉默寡言，而史沫特莱，举止粗鲁、容易激动，心直口快。甚至在关系最好的时候，她们之间多半也从来谈不上亲密；作风和性格上的冲突是太大了。有鉴于此，就不难看：史沫特莱在《中国呼声》方面的行为怎么会使她和孙夫人的工作关系从此终结的了。这种破裂直到40年代还在深深地折磨着史沫特莱。 到了仲夏，史沫特莱已决定必须离开上海了。她在政治上感到窒息，她疏远了其余的那些朋友，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她的下一步行动，很符合她的特点，是以先前的友谊为基础的。她几个月以前藏匿过的老红军刘鼎这时正在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在满洲军阀张学良身边工作。当刘鼎写信邀请她到西安来时她便立刻接受了。在西安，她可以休息，可以写作，可以有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环境。吸引她的另一个因素是：距离红军新开辟的根据地只有35英里。 [1]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史沫特莱始终站在鲁迅一边。她有好几次机会见到冯雪峰，对他有关长征的叙述怀有特殊的兴趣。她对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特别感到难过，从这个组织于1930年成立起，她就一直为之工作。在鲁迅逝世前的1936年春季，她继续和他密切合作，这时他受到了直接的攻击。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是共同编辑和资助一个中文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在鲁迅的鼓励下，她还和他所奖掖的年轻作家如萧军与萧红这一对满洲人夫妇和她几年后将与之合作共事的湖南人周立波等，发展起友好的关系。 早在1935年，史沫特莱就在为鲁迅的健康状况感到忧虑，曾一再敦促他到苏联去疗养，并在1936年把一位姓邓尼（Tenney）的美国医师带到他家来。作为最后一着，1936年她把鲁迅和孙夫人同时秘密地带到俄国领事馆。希望有孙夫人在场的正式邀请能说服这位作家离开上海去休养。鲁迅坚定地拒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了之的！总得有人坚持战斗！”访问：茅盾、周立波、钱俊瑞；《鲁迅日记》1936年部分。1978年3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展品，《中国的战歌》83，133页。并参看茅盾编，《鲁迅回忆录》（北京，1978）。 [2]史沫特莱还利用这次机会和合众社北京分社社麦克拉肯·菲希尔（F.McCrackenFisher）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FrankSmothers）和埃德加·斯诺一道，到北京以东，日本人建立了一个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自治”傀儡政权的地区作了一天情况调査旅行。1987年，“麦克”·菲希尔回忆道：“在回程的长途汽车上，艾格尼丝教我们唱《拉雷多的大街》，她甚至把这忧伤的民谣变成了欢快喧闹的歌曲。”
第九章上海，1929—193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九章上海，1929—1933 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末越过苏联满洲边境进入中国，英国的情报人员便投入了行动。他们通知美国驻哈尔滨领事，她是个不良分子，由于和一名英国臣民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结婚而已经丧失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确信她到中国来的目的是煽动锡克族士兵和警察在条约口岸发动叛乱，所以吁请美国领事宣布她的护照无效，以便把她递解出境。在美国领事馆，史沫特莱回答询问时提到她的家族和美国革命的历史关系，并且指出，她从未和恰托有过依法缔结的婚姻关系，她说，无论如何，他仍然是一位爱尔兰修女的丈夫。 在满洲过冬，在最佳条件下也是严峻的体验。在1928年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是军阀与外国列强的综合势力。而在外国列强中位居魁首的是日本人，他们从1915年以来已经使满洲变成了一块半殖民地。在史沫特莱到达之前几个月，日本军队中的激烈分子暗杀了军阀张作霖，希望因此而挑起一场战争，或是在他受过日本教育的儿子张学良身上找到一个较为驯顺的傀儡。结果却是更大的混乱，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和国际紧张关系的加剧，特别是在这个儿子证明比他父亲有着更强的民族意识和反日情绪之后。满洲境内，匪患成灾。数十年来，明火执仗的盗贼或散兵游勇打家劫舍、掠夺财货的事件连年不断。人民被榨干剔净。农民贫困之深重为史沫特莱见所未见。哈尔滨和沈阳这些大城市的情况也令人绝望。目睹的惨状和当局的骚扰，造成史沫特莱情绪上的极大压抑和震动，她终于支持不住而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史沫特莱要为《法兰克福报》釆写的第一批题目之一，是妇女在中国的地位。其成果是她从满洲发出的第一批报告文学作品之一：《沈阳五女性》。史沫特莱最终一定会知道，这个题目在中国比在印度或西欧都更能使人大动感情。在中国，到1929年，已经有一代改革者使得妇女的悲惨处境成了旧社会落后的象征，因而也就成了急剧社会变革之必要的象征。这一问题已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而成了划分左右的标准。在她为《法兰克福报》写的早期报道中，为了说明压迫妇女的传统，史沫特莱常举缠足为例，依照这种残酷的恶习，成年妇女的双足要缠裹成纤弱的三寸“金莲”。中国妇女从10世纪起就遭受缠足的摧残，具体做法则因不同的地区或阶级而略有变化。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论，妇女生活于奴役之中，同样，在阶级与阶级、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互有差异。正象史沫特莱在一篇作品中所写的那样，下层阶级的妇女常被当作家庭奴隶“妹仔”买来卖去。而婚姻使得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关系制度化，则又是史沫特莱报道的另一主题。一开始，婚姻总是由父母安排的，新娘通常要离开自己的家（富有些的，带走一笔嫁妆）到一个陌生人家，也就是丈夫家去生活。按照这种婚姻制度，女人的地位只有由于生育了男性后裔才可能上升。否则，就象古老的谚语所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溺杀女婴的现象在下层阶级十分普遍。对于妇女来说，要摆脱传统的束缚，仅有的出路是自杀、卖淫或是出家当尼姑。 在中国，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革命变革的种子早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1939—1942）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期间就已经播下。太平军起义到1864年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而鸦片战争则成了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先是西方国家，后来是日本——一系列冲突的第一场。其结果是中国主权在零敲碎打中沦丧，而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对于中国妇女之缺乏教育与认为缠足野蛮的西方批评，却不断滋长起一种文化自卫意识。 到19世纪90年代末，清代官僚机器内部的杰出男性改革家康有为和梁启超，曾激烈抨击缠足并支持给妇女以正式的教育，而在20世纪之初，孙逸仙的反满运动中曾涌现了第一批女革命家。她们多数出身于特权阶级，毕业于中国和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新式女子院校。象她们的西方女权运动楷模一样，中国的这些早期激进女性，也利用报刊鼓吹妇女权利和选举。却又和西方女权运动者不同，她们以民族主义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要求：中国要成为20世纪的强国，就需要有坚强而独立的妻子和母亲。 民族主义和女权运动之间的联系，由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增强。那是大城市中一系列的学生示威和商人抵制活动：反对西方列强承认日本特殊权利而损害山东和满洲中国主权的凡尔赛条约。“五四”运动促成了史沫特莱即将在上海、延安和其他地方遇到的那一代妇女的激进化（邓颖超是她们中间的一位，原来是天津学生活动家，后来成了周恩来的夫人）。贯穿整个20年代，易卜生的剧本，特别是《玩偶之家》，被翻译过来，并在各地广泛上演。缠足开始在生活中消失，妇女团体逐渐在大多数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城市的政治活动，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采取了一种比较进步的、民族主义的方向。1923年和1924年，孙逸仙把他的追随者按照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成为国民党。他还和当时规模尚小的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建立了联盟关系。为把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工人，组织起来并提高其政治意识而作出了努力。在上海和广州这样一些大的条约口岸城市，兴起了工会运动，而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上海20000纱厂女工为争取10小时工作日和一角钱一天的工资举行罢工而获得了成功。领导了这类罢工的妇女——例如。向警予、邓颖超和丁玲——往往都是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史沫特莱已经听说过妇女在好几次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1925年5月30日的那一次——那一次，上海的英国警察曾对大批的罢工工人和示威学生开火。一到了中国，她就会见那些参加者，撰写有关她们的文章，发给《法兰克福报》。 1927年3月工人起义解放了上海的事实给左翼带来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的白色恐怖（即史沫特莱所称的反动）扑灭了。1927年4月12日，在未作事前警告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围捕并处决一切共产党人。集结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也被逐出国民党的领导层，但是，蒋的主要打击目标仍是共产党人。成千上万人死去，包括共产党的许多领导成员，其余的都转入地下。幸存的共产党人绝望之余，曾在好几个城市试图起义，但是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使他们的党员队伍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剪短的头发和未缠的天足已成为中国新女性的象征，现在，具有这种特征的妇女成了搜捕和迫害的对象。这样倒下的妇女中，有一位是向警予，她是共产党内地位最高的女性。在广州，有一次而且是仅仅一次，就有二三百妇女仅仅因为剪短了头发（象史沫特莱的那种发型）而被处决。在白色恐怖中被杀的妇女领袖人物在1000名以上。革命和妇女运动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而不得不在此后的方向上实行重大的改变。 1928年底史沫特莱到达时，多数大城市里左翼势力的公开政治活动已经销声匿迹。然而，在少数几个城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孙逸仙年轻的遗孀宋庆龄成了鼓舞士气、集合力量以反抗蒋介石那帮国民党保守派的核心人物。1927年底蒋氏与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又为国民党内的左右分裂增添了家庭纠纷的戏剧性侧面。这种分裂迫使中国革命的重心不得不逐渐向农村转移。30年代初，在东南省份江西偏僻的山区终于形成了农民和经过战斗锻炼的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在莫斯科和西方受过教育。 在史沫特莱看来，30年代初中国农民所处的政治环境是由战争界定的。一场内战，正在蒋介石和江西地区的共产党人之间进行；而帝国主义战争则发生在满洲，日本关东军正在那里凭借武装势力攫取越来越多的领土。事实上，在史沫特莱来到中国的最初几个星期内，最使她感到吃惊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她以往总是把英国视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威胁，而日本却是反帝国主义的，甚至是中国、印度之类国家的正面榜样。她的观点很快就改变了，她发给《法兰克福报》的好几篇文章全都谈论日本对满洲侵略的严重性。但是她的德国编辑们由于难以置信而拒绝发表，直到1931年日本人进攻并占领了沈阳才打消他们的怀疑。 在沈阳，史沫特莱既考察社会问题，也研究政治现实。事后回顾起来可以认为，是她那种能够同情中国人——不论穷、富、老、幼——的品质，使她和其他外国记者迥然有别。这可以从她最初的发自满洲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中看出来，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沈阳五女性》。文中最精彩的段落所写的是一个缠足的要饭老妪滑倒在冻了冰的大街上的情景。当人们围拢来对着伸手伸脚躺在地上的她放声哄笑的时候，她突然转过身来向人群发出了怒吼，咒骂这些人，骂每一个人也骂他们全体；就“仿佛是一股西伯利亚寒流突然降临。”在一段精致玉雕似的肖像描绘中，史沫特莱给她这篇抗争之作增添了一点希望的色调：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两名学生，一男一女，公然打破社会行为的常规，把他们的坐位让给了一个疲倦的老人。十多年来，史沫特莱一直依靠第二手材料撰写有关印度被蹂蹒的贫苦人民困境的文章。这时她正从自传体报告文学中发现自己的专长。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即将在美国和德国出版。现在，在中国，她将利用直接的接触和有个性色彩的叙述表达她对于一个新的事业，对于中国贫苦人民的革命希望的支持和信念。 寒冬将尽时，史沫特莱重新开始南下。先到日本人占据的旅顺和大连，然后前往北京，而在那里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见到了基督教青年会改革家晏阳初和一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他们曾就节制生育和在中国开办柏林那种诊所的可能性展开了讨论。史沫特莱在1929年写给玛格丽特·山额的几封信里，报告了讨论情况。然后，她便越过黄河直奔南京——扬子江边国民党中国的首都。她在这里写了一篇长文，报道了孙逸仙被重新安葬在城郊一座巨大陵墓中的盛况。她指出这种局面中的政治性讽刺和紧张，特别是宋氏两姊妹，孙逸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所发表的相互抵触的言论。 在南京，象在沈阳和北京一样，史沫特莱也找到了德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小集体里成员，他们对她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其中有好几个，象著名的《法兰克福报》驻北京和天津记者赫伯特·米勒（HerbertMueller）—样，在政治上全都属于中间偏左，这种情况被英国情报人员认为是一种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德国与俄国和共产国际互相勾结，阴谋在中国为英国人制造麻烦，以便破坏英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人对此非常认真。1929年3月29日，他们在印度德里以东大约100英里的一个小城梅鲁特开庭审讯：31名印共嫌疑分子和51名缺席的同案被告——包括史沫特莱——被指控“共谋剥夺（英国）国王和皇帝的统治权”。在接受审讯的那些人中间，有一些锡克族活动分子，他们被指控以乌尔都文发表（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史沫特莱从柏林寄来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她预言英国与苏俄必战的那几篇。其实，是那名在拉合尔10月一次抗议游行中伤害了拉伊帕特·拉伊的警官之被暗杀，和在11月拉伊死后共产党革命分子所釆取的其他几起恐怖行动，激怒了英国人，促使他们对小小的印度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并在梅鲁特举行了那次做给人看的审讯。史沫特莱抵达天津时，只知道了拉伊的死讯，她为此而写了一篇悼念拉伊的短文，以表达她感到震惊和惋惜之情，此文于1929年4月在印度发表。那场表演性审讯拖延了三年之久而未能作出结论，其成果只是她那些被告一直关押到1933年，并且使得尼赫鲁、甘地等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主流派人物对共产党人表现出很大的同情。无论如何，正象英国情报机关所怀疑的那样，史沫特莱在南京显然和锡克族警察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分子取得了联系。她还在北京和南京就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发表了演说。但是史沫特莱在南京感到拘束而不自在，停留了不过几个星期，便乘火车到上海去了。 1929年的上海，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340万人）、规模最大的条约口岸，正处于壮盛之期，这种状况将一直延续到1937年。在经济方面，自世纪初以来，这里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现在，恰恰由于中国的政治达到了最低点，这个国家在对付外国列强的阴谋方面无能为力，上海才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中心而兴旺起来。这座城市的一半以上由租界构成，那些租界则在英国人的全面领导下，为各外国列强所有和治理。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局面和独一无二的时刻。上海，这西方影响最大限度侵入中国文明的地点，同时，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逃脱国民党管辖的避风港。到1929年，几乎所有那些在正常年月很可能是在南京的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迁移到了上海。对于那些和势力强大（而且富有）的黑社会首领如杜月笙之流建立了结盟关系的拥有巨资、享有特权如宋氏家族那样的人家，这里是他们的安乐窝；同时，这里也是国民党实力的最大集中地和中国共产党地下总部的藏匿处所。这就是使得史沫特莱在这座城市里，连续居留七年，并且为她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社会的纪事性著作《中国人的命运》（1933）提供了背景的令人兴奋的氛围和环境。 史沫特莱于1929年5月初一到上海，便立即前往法租界，希望能以此削弱英国人监视的效力。她的第一步是去看望格特鲁德·宾德（GertrudeBinder），斯科特·尼尔林（ScottNearing）在柏林对她谈到过的一名年轻学生。宾德正在上海美国人办的最重要的一家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同时，又是美国中西部几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她建议和宾德同住吕班路85号公寓的二楼，宾德当时的寓所。但是不久就出了问题，因为史沫特莱不是单身一人，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她从沈阳带来的年轻中国作家，此人一身二任，既是她的翻译，也是她的情人。这种安排很快就放弃了。[1]但是那位年轻满洲人的离去，并没给吕班路带来安宁。史沫特莱在有过柏林的经历之后，仍然是性观念上的挑战者，她告诉宾德她打算“象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宾德记得，有一天夜里，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突然逃出屋去，由于对史沫特莱攻势凌厉的求爱方式感到了恐惧。然而，象1919—1920年在纽约那样，史沫特莱不久便对她自己的表现感到腻烦和恶心，到了仲夏，她的性伴侣关系已变得比较持久，也比较多了一些情和意。 上海的锡克族侨民社会，是史沫特莱第一个认真关注的焦点。她发现这个群体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严重地苦于派别纠纷。尽管如此，1929年夏季，史沫特莱还是有办法策动《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J.B.Powell）同英国报刊的同行就印度（大部分是锡克族）民族主义分子（在英租界被逮捕，被谋杀）所受的待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字辩论；被激怒的英国人成倍地加强了对于史沫特莱活动的监视，并且又一次试图说服美国和中国当局把她交给他们递解出境。但是史沫特莱和锡克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1929年秋突然中断，那是在她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字纸篓里有一颗一个锡克同志被砍下的头颅之后。那是锡克人内部派别斗争——恰恰是拉伊帕特·拉伊告诫过应该反对的那种冤冤相报循环复仇——的结果。史沫特莱受不了这个，从此便和上海的锡克人很少再有瓜葛。 史沫特莱在上海有着友好接触的美国人中，多数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记者。《评论报》的编者J.B.鲍威尔，是个脾气古怪的老中国通，曾经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尽管他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是他的反英和反日态度足够他找到能和史沫特莱相处的共同立足点而请她为报纸撰写书评。在鲍威尔领导下工作的有一名刚从密苏里来到不久的年轻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史沫特莱对他很有好感，他比她年轻10岁。她为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介绍信给尼赫鲁，1930年，斯诺就是带着那封介绍信周游印度的。 史沫特莱在《评论报》以外的美国人中，有来往的似乎只限于一两名新闻工作者，如《大美晚报》的编辑兰德尔·高尔德（RandallGould）。她有意回避领事馆的那些美国外交人员，因为他们和英国情报机构和警方都有着气味相投的密切关系。 对于史沫特莱更有重要意义的是一小群德国左派分子，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她自己的更为接近。他们都时常光顾公共租界苏州河畔的瀛寰书店。书店的经理伊雷娜·魏德迈尔（IrenWiedemeyer）成了史沫特莱的知心密友。通过伊雷娜，史沫特莱找到了格哈特·艾斯勒（GerhardEisler）和埃莉·艾斯勒（ElliEisler）夫妇（格哈特曾和尤利安·冈帕兹现在的妻子海德（Hede）结婚），而埃莉就是海德的妹妹。她还找到了两个柏林时期的老相识，阿瑟和埃尔西·尤尔茨（ArthurandElsieEwerts）。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茨都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阿瑟于1936年在巴西被纳粹特务逮捕，并被残酷折磨成永久性的神经失常；埃尔西大约同一时期死在纳粹集中营。）艾斯勒夫妇和尤尔茨夫妇，象尤利安·冈帕兹一样，也都是修养很高的柏林知识分子。他们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来，而她，也把她和他们的交往看成是柏林朋友之间情谊的自然延伸。 历史学家已经作出结论，在史沫特莱到达上海的那一时期，共产国际正处于混乱状态。莫斯科过分热衷于由于斯大林影响增长而发生的内部派别斗争，而无暇认真注意它在上海的代表和发给他们任何条理清晰、首尾一贯的指示；毕竟，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加强苏俄的力量，为反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斗争。1929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厄尔·白劳德（EarlBrowder）—直在上海为了建立一个小组织而工作，后来这个组织由阿瑟·尤尔茨主持，而在得不到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其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史沫特莱在纽约就认识了白劳德，而1921年在莫斯科时，把他描绘成“有女人气而作为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来看则是个骗子”。所以，要说她在上海会常常见到白劳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简言之，熟悉史沫特莱的人们都接受她的自我评价：一个全球活动的自由撰稿革命家。她也怀有共产国际所有的反帝目标，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她和艾斯勒夫妇、尤尔茨夫妇那样一些左派分子的友谊，她毫无疑问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她本人既不是共产国际的也不是共产党的成员。[2] 史沫特莱接触的第一批中国人，是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群高雅的诗人、学者和作家，和他们一起，她出席过多次一流的宴会，在月光下乘坐人力车。在这类朋友中，在西方最为人熟知的是胡适，他是一位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Dewey）的门徒，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过国民党驻华盛顿的大使。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是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几乎可以说是迷住了史沫特莱的一个人物，是徐志摩，中国最有才华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惨死于1931年的一次飞机失事）。就浪漫主义的想象力而论，他是东方和西方的完美结合。他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曾经很受著名评论家瑞恰兹（L.A.Richards）和威尔斯（H.G.Wells）的赏识。他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RabinandrathTagore）的门徒，在遇见史沫特莱以前不久曾经是泰戈尔在上海短暂停留的东道主；他的妻子新近结交了一个情人，已使得他们的婚姻成了上海文学界议论的话题。他颀长、瘦削，穿一身中式学者长衫，面貌有诗人气质的敏感，有很好的口才，说英语象说中文一样流利。到1929年仲夏，他和史沫特莱之间的一段私情已经发展起来，其高潮是乘船沿江而下，到徐的家乡所作的为期两周的一次旅行。 但是史沫特莱不久便从晕眩中清醒过来。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把她的“精神贵族”朋友和把他们拉来拉去的人力车夫们作了对比：“（我自己也想当一名精神贵族的愿望）又同另一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我想到我面前象一匹疲惫的老马一样奔跑着的人力车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时为虚弱的呛咳声打断。蓦然，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是一只狗啊，我们这一群全都是狗！” 史沫特莱在把握自己和把握中国现实这两方面，在1929年秋，都有了坚实的进展。在此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位是陈翰笙，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传统教育中长大，而到了1924年，便在波莫纳、哈佛和柏林几所大学获得了学位。尔后，他成了开创农村社会经济调査工作的先驱；他先后在北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京、德里和其他地方教过书；他编过刊物，用好几种文字写过十几部书；而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说，他都是在“做革命工作”——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分子，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3] 1929年秋，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到上海西边富裕的无锡滨湖地区去作为期两周的调查。地主制度在这个地区要比在满洲强大而有势力，在满洲，包括一些地主在内，所有的人都是穷人。由于对地主与佃农的联系作了第一手的研究，史沫特莱开始懂得为什么赤贫与巨富并存会被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她还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被怀疑参加了共产党的人们被地方当局在大街上砍掉脑袋，再也没有人能象以往的印度同事那样指责她对亚洲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幼稚无知了。 另一位在1929年帮助史沫特莱懂得了不少东西的是路易·艾黎（RewiAlley），一位31岁的新西兰人，当时的工作是代表市政府督察上海外资工厂中的劳动条件。和艾黎一道，她尝到了上海工业生活中狄更斯笔下的那种世界的滋味。1952年艾黎回忆道，“她曾要求参观工厂，而我们刚从上海那‘模范租界’最常见的一些工厂里转了一遭回来。我对她谈了一些我在上海工业区活动时所遇见的苦痛、惨剧和生活艰难，她隔着桌子睁大了眼睛直盯着我的那副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为《法兰克福报》，后来为《中国论坛》写的）有关童工和虐待妇女的几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里，她动用了她自己的经验和陈翰笙对上海包身工制度的开拓性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在陈翰笙和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史沫特莱看到，在中国，不公是如此严重，可选择的出路是如此清晰，情况明确而没有含糊的余地。在这里，对被压迫人民的个人献身可以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她能忍受艰难险阻，她就可以在这里产生某种真实的影响。随着这种意识的增强，她逐渐失去了对于印度独立运动和对于苏、英之间战争前景的那种充满激情的关切。将近1929年年底，她离开了她的同房间美国朋友格特鲁德·宾德，开始独自居住。她和中国人的友谊不再象以往那么轻浮，她的情爱生活也有所收敛。 到1930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和地下的革命运动建立了联系。她写了不少东西，完成了一些优秀的特写作品如《徐美玲》、《缫丝女工》之类。她精神抖擞，情绪高涨。在美国和德国，她的《大地的女儿》，在她看重的《新群众》和《新共和》这一类刊物上引起了注意、赢得了赞誉。1930年4月2日，她写信给她的老朋友卡琳·米凯利斯，谈到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我现在只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使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和）理智，感情已被彻底或近乎彻底挤出了我的生活——我是指任何与个人之爱有关的感情。我在这里每天工作18小时，而甚至在你不工作时也不得休息，因为亚洲的贫困……时时从四面八方形成压力……这里有一小撮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活在难以名状的贫困包围之中，这种贫困直达他们的宅邸窗下——这里有许多国家的巨型战舰锚泊在江心，有来自许多外邦的武装军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着生活优裕的一小撮外国人。这里，在巨大的财富之中，有贫困，有一张由间谍活动、谋杀、绑架、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各种各样罪行编织成的巨大的网，有时我几乎要到哲学中去寻找宁静……我总在想着在我死以前一定要写一本书——就写一本，在若干年之后，我要努力在这本书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上对人类做了些什么——如何把人变成为狼。只有已经变成为狼的缺乏人性的东西才有一刻会企图确保这种陷亚洲于今日处境的制度永世长存。而那些武装力量和兵舰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6月23日，她写信给米凯利斯谈到了爱情： 中国使我受益不浅。中国已使我成为一个神志清明的女人：精神正常，头脑清楚，意志坚强。我对恰托的屈从，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尽净。回想起和他一同度过的那段生活，对于他、对于我，都是令人不快的一团混乱。再没有一个男人能把他的枷锁加在我的身上了。今后我会有一些男朋友，偶尔也会和一个其智力值得我钦佩、其体魄对我有吸引力的男人同居，而结合的基础必须是胸襟开阔、慷慨无私的友谊。但是现在我是一个神经健全的女人。我隐隐约约总会情不自禁地渴望那种老式的爱、那种胡里胡涂、依附于人的残酷的爱。但是我努力把这种倾向从心里分析出去……我希望能使我这方面的感情全部社会化。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或会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我可以用中国对我的反应来说明这一点：我有无数朋友，他们对我无限热诚……这是因为我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而他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随着史沫特莱越来越陷身于中国，她和德国和美国多数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和通讯也逐渐稀疏。例如，在从中国发给玛格丽特·山额的最初信件中，史沫特莱曾经谈论过代表山额在北京和上海建立节制生育诊所的可能性，而山额也曾为史沫特莱帮助在北京开办的一个寿命很短的实验性小诊所提供了一笔开办资金。而到了1931年，史沫特莱已经开始相信，节制生育的运动在中国是开展不起来的，如果这个国家不先经历一场社会与经济的革命。她在发给《民族》的一篇文章里公开说出了这个观点。从此，她们之间的通讯就越来越少了。 史沫特莱和另一位老朋友埃玛·戈德曼的分手则更富戏剧性，更动感情。戈德曼一度是她的楷模，在政治和爱情方面，曾帮助她学到了不少东西。而在给戈德曼的最后一封信里，史沫特莱争辩道，在中国，共产党人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只有他们能给农民带来希望”。她说，她不想再见到戈德曼，因为“我不愿意怀着怨恨想到你。” 1930年6月写信给卡琳·米凯利斯时，史沫特莱正和一个新认识的男人郑重地结合在一起。这位就是理査德·佐尔格（RichardSorge），化名约翰逊（Johnson），表面上是作为德国报刊记者驻在上海的德国人。但是他真实的使命却完全不同，这种使命最终使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支持着他今日的声誉的，是他从1937到1941年作为苏联杰出的间谍在东京所成就的业绩。特别是在1939和1941年间，佐尔格和一位日本合作者尾崎秀实（OzakiHotsumi）把德、日两国政府间的绝密电讯和公文传递给了莫斯科。而且，现在有许多学者都相信，他曾由于处在深受信任的亚洲问题专家的地位而对德、日两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们两人都于1941年被日本政府逮捕，而在1944年被处决。后来有人宣称，史沫特莱与那个间谍网有关系，因为她曾在1931年把尾崎秀实介绍给佐尔格。 佐尔格刚一抵达上海，就找到了史沫特莱。由于文学和求知兴趣气味相投，他和他的妻子在20年代末曾和艾斯勒夫妇和尤利安·冈帕兹有过友好的交往。（但是，史沫特莱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她在德国或苏联都不曾见过佐尔格。）除了史沫特莱和一两个个别人，佐尔格避免接触上海的激进社会圈。他以“约翰逊”的名义，通过交换信息的方式，收集军事情报，并且结交赫尔曼·冯·克里伯尔（HermannvonKriebel）上校那样的德国军官：克里伯尔当时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据陈翰笙说，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自1930年见面以后不久便卷入了极富浪漫色彩的亲密关系，暮春和夏季，他们是一道在广州周围的华南地区度过的。 佐尔格比史沫特莱小3岁，是个体魄强健、身材魁梧、北欧型的美男子，生在俄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从11岁起，他便居住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战场上曾负伤三次。（有趣的是，他的祖父弗里德里希·佐尔格（FriedrichSorge）是一位显要的社会党人，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塞缪尔·冈珀斯（SamuelGompers）。）象史沫特莱一样，佐尔格也喜欢火焰似的红花，有很好的幽默感，爱喝酒。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基于彼此的敬重和相互吸引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史沫特莱于1930年5月28日写信告诉弗洛伦斯·伦农：“我结婚了，孩子，可以这么说一只是有点象结婚，你知道；然而他还是个有雄性魅力的男人，在每一点上都是50对50，他帮助我，我帮助他，我们一起工作或拼命……（这是）一种宏伟、广阔、全面的朋友情谊和同志关系。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这不取决于我们。我担心不会长久。但是这些日子将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美好的日子，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肉体上、心理上全都是健康的生活。” 佐尔格的老练和急于了解中国的热忱都在史沫特莱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他在德国的生活状况和他的战争经历有所了解，而她相信，象艾斯勒一样，他实际上也在为共产国际工作。[4]她介绍他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值得提出的是陈翰笙教授。他们三人不久便开始定期见面，交换情报。佐尔格越来越关心日本军队在满洲境内的调动及其对苏联的政治影响，并于1932年春季陪同陈翰笙到中国西北部作过一次旅行。 佐尔格的大多数亚洲联系人都是通过史沫特莱找到的，这些人在随后两年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当然，是日本新闻工作者尾崎秀实。史沫特莱在介绍这两个男人相识时，已经和尾崎很熟，因为那时他正在把《大地的女儿》译成日文。近年来，史沫特莱、尾崎、佐尔格之间在上海的友谊已经成为围绕着后来那个间谍网的成就和罗曼史发展成的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一位日本出色的剧作家甚至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编写成戏剧，而误把尾崎描绘成了史沫特莱的主要情人。 1930到1931年的两个月内，史沫特莱为制止西方帝国主义而单枪匹马进行的圣战，促使她对菲律宾的政治形势做过一番调査。美国早在1916年就由于通过琼斯法案而许诺了菲律宾的最终独立：但是在1931年，这一诺言尚有待于兑现。史沫特莱知道美国国内舆论对此仍有分歧。史沫特莱利用这次继续工作的休假为一系列批评美国对菲律宾殖民统治的文章进行了调査。在老朋友斯科特·尼尔林所介绍的一些联系人的帮助下，史沫特莱写到了各种行业的菲律宾人，包括对于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菲律宾共产党成员的几次访问。 1931年2月，史沫特莱返回上海后，（她的注意和精力就被震动了上海德国左翼侨民社会的一场危机所吸引。6月，化名为希莱尔·牛兰（HilaireNoulens）。夫妇的保罗和格特鲁德·鲁埃格（PaulandGertrudeRuegg）被捕。据认为，他们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正在组织一个反帝大同盟的上海分部。（牛兰夫妇是瑞士人，但是没有合法的护照。）法国和英国警方采取了一个异常的行动，在租界地区加以逮捕之后却把他们作为共产党人交给了中国当局。史沫特莱认识牛兰夫妇，因为他们曾经和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和上海的工会组织一道做过反英宣传工作。他们的被捕不久竟引起了史沫特莱和理査德·佐尔格之间的关系紧张。分歧在于如何对待牛兰夫妇幼小的儿子。史沫特莱决心公开帮助这个孩子，并且请求朋友和熟识的人们收养他。她找过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她在大约半年前认识的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露丝·库金斯基（RuthKuczynski）。当佐尔格以公开和牛兰夫妇联系在一起会暴露她共产党员的身份为理由说服库金斯基拒绝了照管那孩子的建议，史沫特莱勃然大怒。她气冲冲地给库金斯基写了一封信，指责她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同时，她也开始放弃她对佐尔格的依恋，佐尔格和其他女人的风流关系已使她心怀妒意。 一如既往，史沫特莱公开表明立场而无所顾忌：她和陈翰笙与孙逸仙夫人一道参加了营救牛兰夫妇委员会为开展案件的国际宣传和施加压力以争取牛兰夫妇释放而进行的工作。牛兰夫妇于1931年经过军事法庭的审讯，双双被判终身监禁。1933年，自蒋介石于1927年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便和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关系的苏联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很可能是由于莫斯科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牛兰夫妇于1937年9月被释放出狱并被递解出境。 早在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以前一年多，史沫特莱就已开始和一个地下文学活动的成员有了联系，他们是摒弃了（有“中国雪莱”之称的）精神贵族徐志摩之流文人的浪漫主义的一群作家。对于史沫特莱，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是茅盾，他在那时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最杰出的小说作家。1930年在她和茅盾为翻译文学作品而一道工作的同时，她开始看到一场革命已经在中国的艺术、戏剧和文学中发生。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实验在各种领域内进行——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和镇压活动也无孔不入。史沫特莱在一系列有关文艺的开拓性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种斗争，激烈、危险而富于创造性。 史沫特莱的内心激动和急于援助的愿望是按捺不住的。1980年茅盾回忆道： 认识她，“好比看到太空中一道彗星昂然而又悠然逝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难忘的，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她。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我所遇到的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她身上，又不见半点封建气味，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她“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令人难忘——是“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的综合。（英译与所引原文颇有出入，引号为译者所加，引号内为原文词句。——译者） 正是通过茅盾，史沫特莱才认识了那位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始终处在文艺改革运动中心的人物，作家兼评论家鲁迅。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鲁迅到1929年已经被公认为仍然健在的中国最优秀作家。在20年代的那些年里，他走南闯北而终于在上海定居下来，并在这里结婚、成家。他住在公共租界一条小巷成排西式住房中的一幢。如今，他的住宅已经成为纪念馆，室内的陈设还象30年代初的旧样。映照着二层楼书房内透过窗帘射进来的黄昏斜阳，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鲁迅和史沫特莱对坐在窗前藤椅上谈论文学和政治的情景。当年的鲁迅正是从这间书房统领着整个上海文学界——鼓励年轻作家，抨击国民党的高压，敦促左翼文学队伍内部团结。鲁迅在思想观点上是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在日本留学，翻译过德国和俄国的重要著作（他最喜爱的作家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1929年12月史沫特莱第一次在鲁迅家里见到他。发现可以用德语交谈，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鲁迅已经在读德文版的《大地的女儿》，最后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找到了一位翻译和一家出版商。一位文学刊物的编缉，由于发表了她的一篇有关中国农村状况的文章而使得史沫特莱的作品第一次印刷成中文。在史沫特莱这一方面，则向鲁迅介绍了她的柏林朋友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而且不久她便成了他们两人之间通信的中介人。她很可能还向鲁迅介绍了德国社会党人漫画家乔治·格罗斯（GeorgeGrosz）的作品。 1930年春、夏两季，史沫特莱与鲁迅在和一个新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者们一起工作。这个联盟是接受一套明确的革命原则，同意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象在乡村地区作战的游击战士一样开展斗争的“文化游击战士”们包罗广泛的组织，史沫特莱的精力集中于向欧洲、印度、苏联和北美宣传联盟的工作。 不出一年，史沫特莱就由于她和鲁迅的交往而认识了上海已经显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中的大多数，而在1930年写出了以西方语言论述中国文学艺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最初几篇文章。她所关心的，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更多的是政治而不是美学问题。她赞叹这些年轻中国知识分子的纪律性和政治献身精神。她写道，和印度的那些年轻知识分子相比，他们较少地为派别纠纷所苦恼，而且有一份行动和牺牲的纪录。他们的多数，不是她和鲁迅所称的“沙龙社会主义者”，而这一类，在欧洲、北美和印度却比较常见。 史沫特莱对她这位中国导师鲁迅的理想主义的挚爱会使人想起早先对那位老资格印度民族主义者拉伊帕特·拉伊的深情仰慕。1930年9月7日，史沫特莱和左翼作家联盟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开的印度尼西亚餐馆举行聚会祝贺鲁迅五十寿辰。她对那次晚会的记述（见《中国的战歌》，77—83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以及史沫特莱和她的上海朋友们一同感受到的强有力的人格和文化启示。 祝寿那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开的小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所占的位置可以把来宾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在为防避警察和国民党密探而放哨。）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伴着，到得很早。……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象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象个傻瓜似地笨拙而粗鲁。 随着客人们走过，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的人物。这最后两人的来到，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敬重他的正直、勇气和学术成就。 这是一次五光十色、令人兴奋的聚会——集合了一场文化革命的各路先锋。有一群，衣着寒酸，而且显得面有饥色，据他们介绍，是一个新成立的艺术剧团的代表，他们正试着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迈尔夫的扇子》之间楔进一些社会问题剧。另一群，看上去比较阔绰，是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已上演过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和那位教授自己写的一两出戏。这位教授还是中国最早几家之一的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戏剧界的第三一群，由年轻的左翼演员、作家和翻译家组成，他们已演出了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莱、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人的戏剧。后来他们上演《卡门》，演过三场就遭到了警察袭击。有人被捕，戏也被迫停演。观众席里的密探们不喜欢唐·何塞刺杀卡门的最后一幕，卡门把戒指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所说的台词，使他们想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裂！ 从我在门口所站的位置上，现在看到又有一群人在走过来。一个颀长、瘦削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他显然是个大学生。他走过之后，我的朋友低声告诉我，他是《上海报》的编缉。《上海报》是共产党的地下报纸，正在这座城市里开展新闻战线上的游击斗争。不久，又来了一个人，他穿了一身尽是皱褶的西装，满头蓬乱的长发。他曾被关押了几个月，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曾被怀疑为中国济难会的代表。指控属实，但是钱能通神。他家里花了一笔巨款买通了逮捕他的人。 暮色开始降临，有一半客人陆续离去。别人来替换我们放哨时，我们便走进餐馆，和别的客人们到一起去。 晚宴过后，演说开始。我的一个朋友替我翻译。餐馆的荷兰老板不懂中国话，所以，并不使我们担心。但是几名华人侍者却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满头乱发的那一位报告狱中见闻时，我们严密地监视着那些仆役的一举一动。随后，是《上海报》那位编缉发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暴动”的真实报道：起义的农民在对地主们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象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女人接着谈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结束时，她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人和“导师”。 自始至终，鲁迅都在仔细地倾听着，及时地把专注的目光转向每一个新的发言人，同时，把一只食指沿着茶杯的杯口不停地移动。别人的演说全部完毕了，他才起立讲话，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荡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发生变动的历史…… 他说，现在有人要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是个无产阶级作家将是幼稚可笑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的生活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 尽管如此，他仍将继续把西方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也就是象他们所要求的，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他们！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问题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权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要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以借鉴其形式。 他常同我谈到他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反动，看来已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深恶痛绝，以至不久便把他的笔专门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成了真正的匕首。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有些政治性“杂文”要译成英语几乎不可能，因为，在不可能公开抨击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他的这类文章便成了有关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人物、事件和观念的隐喻和典故的镶嵌工艺作品，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都能懂得，他是在将今日之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5]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却只能眼看着这些杂志逐一遭到查封。这类介绍文字质朴而凝练，象一面面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他认为，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得以有所成就的要素。他的文风迥然独异，繁多的化名也不能给他以荫蔽，新闻检查人员开始删削他的文章，直删削到这些文章常常由于过分残缺而不知所云。和他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和编辑，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年龄和声望在保护他免于被捕。 1931年2月7日夜晚，左翼作家联盟五名重要成员，包括那位《上海报》的主编，被国民党当局仓促处决。吃惊的史沫特莱把一名被处决的男人的妻子，作家丁玲，偷偷送出了上海。鲁迅的回答是一篇题为“黑暗中国的文学艺术现状”的文章，他要史沫特莱把它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和茅盾等人商议后决定先搁一搁，因为她实在担心发表此文就有可能导致鲁迅被捕和被杀。作为一种代替的办法，她和茅盾说服鲁迅另写一篇，由联盟出面呼吁援助的公开信。他们俩随即译出了这封信，并且安排人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在美国，这份呼吁书发表在1931年6月号的《新群众》上，并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便涌入了国民党总部。 史沫特莱曾于1928年11月在莫斯科会见过孙逸仙夫人，当时她正在来华途中。1929年，这两位女性在上海重逢，有一年的时间，史沫特莱在帮助孙夫人处理来往信件和撰写演讲词，特别是有关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孙夫人是大同盟执行官员之一，而史沫特莱则和同盟的领导人如尼赫鲁和罗杰·鲍德温等人有私交。）到1929年9月，史沫特莱觉得可以无所拘束的在一册《大地的女儿》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送给孙逸仙夫人，我无保留地尊敬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 孙夫人虽然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关系密切，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拒绝参加国民党，反而采取了对抗南京政府和支持一系列中间偏左运动的立场。就象对于鲁迅和史沫特莱那样，国民党也不可能逮捕或暗杀她，这是由于她享有国际声望，而且，是举国尊敬的孙逸仙的遗孀。但是她处于国民党警察的经常监视之下，而且不得不眼看着自己周围的一些人被捕入狱和倒在暗杀的枪口下。到了1931年，史沫特莱和孙逸仙夫人在各种工作上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以至不少人认为她是个正式的讲稿起草人和助手。这两位女性公开合作，例如，在牛兰夫妇事件时期，她们和陈翰笙等人一道成立了一个国际营救委员会，以宣传这起案件，并为争取这对夫妇的释放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人破坏南满铁路而把张学良的中国军队赶出了满洲。在这起很快就被称作“满洲事变”的问题上，日本陆军未经东京文职官员的同意就擅自制定了对外政策，这种举动甚至使她的日本新闻界朋友尾崎秀实也感到震惊。在1931年整个秋季，史沫特莱、尾崎和佐尔格继续交换从各种不同来源获得的有关日本的行动和中国的反应的最新情报。多半是出于对国内政治新形势的关切，1932年1月，尾崎回到了日本。他离开得正是时候。 1932年1月30日（当为1月28日。译者），希望中国会由于恫吓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接管满洲的日本人，对上海的华界发动了海军登陆战，但是遇到了得到几个师学生军和南京正规军增强的十九路军的反抗。在发现抵抗的力量比预期的强大之后，日本动用飞机，对旧城进行了一次大轰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平民实施的大规模轰炸。随后是一个星期血腥的逐屋争夺战，直到中国军队撤退到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环形防线上。5月5日，一项停战协定签字，从而结束了现在被称作1932年2月上海事变（当为“一二八事变”或称“淞沪抗战”。译者）的—场战争。实质上是日本人的胜利，停战在上海及其周围开辟了一大片中国军队不得入内的非武装区。停战还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真正高涨。从此，人民由于南京政府无能而产生的不耐烦和愤怒便日甚一日地增长，而终于导致了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之被劫持，以及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的成立，和1937年的对日本宣战（其实正式宣战是在1941年底。译者）。 对于史沫特莱，上海事变——或者如她所称，战争——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增强了她的这种信念：日本是东亚的主要帝国主义威协，日本的敌人应该一致团结起来。在她看来，日本威胁的重要性已经变得远远超过英国的威胁或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这种观点使她和处于主流地位的共产国际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发生分歧，因为他们认为，头等重要当务之急是保卫苏联和在中国进行反对蒋介石的阶级斗争。第二，上海事变使史沫特莱第一次有机会从事一个战地记者的工作，而她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她搭乘便车往来穿行于战线与战线之间，她广泛报道了日本和中国双方的策略和战术，轰炸造成的人的痛苦，和十九路军及其平民支援人员的英雄业绩。有一阵，日本人轰炸了鲁迅所居住的地区。史沫特莱设法混过日军的街垒，惊慌地赶到他的家，而他的家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一边猛力敲门，一边用英语和德语喊叫，但是没有人应声。许多被困在家里的中国人，拒绝回答任何人的询问，有些，已经饿死，当时无法开门。……只是到了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知道，鲁迅一家已经被日本朋友救出去藏起来了”。 恰巧在日本人袭击上海之前，史沫特莱被《法兰克福报》解聘了。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而倾向国民党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之流，已经向德国大使馆告过她的状。于是，她有关上海事变的报道就只发表在好几家印度和美国的报刊上，而未能出现在德国的出版物中。 1932这一年，史沫特莱还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整理结集成为一本《中国人的命运》（1933）；并着手撰写一部有关江西苏维埃区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也是这一年，她和陈翰笙还把很大的精力献给了一个旨在抑制对于知识分子的骚扰和迫害的新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在史沫特莱的政治活动日益扩大的同时，她在美国新闻工作同行中的朋友圈子却愈来愈缩小到只剩下了几名左派记者，如伊罗生（HaroldIsaacs）和弗兰克·格拉斯（FrankGlass）。伊罗生是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在20岁上，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中国。在寻求冒险的历程中，他最初在上海一家为中国人所有而为国民党所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而最后，他接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格拉斯是个年龄较大的南非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在中国有一批忠实追随者的热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格拉斯一起到内地作过一次旅行之后，他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皈依宗教的过程：回来时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1932年初，在格拉斯、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鼓励下，伊罗生创办了《中国论坛》，一份在观点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英文周刊。史沫特莱、陈翰笙、弗兰克·格拉斯、乔治·肯尼迪（GeorgeKennedy）等都以大量匿名稿件为这个刊物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其他成员的作品最初的译文。然而最受注意的作品却是《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年5月）。这是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合作编写的有一本书长的一份详尽的国民党统治控诉状，出版后立刻便惊动了新闻检查当局，并在上海外国官场中引起一阵惊慌。 她偶尔旅行到北京，而和1932年中北迁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埃德加·斯诺保持着联系。她还拜访过一位年轻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及其艺术家夫人威尔玛（Wilma），这对夫妇于1932年曾持费正清的舅舅，史沫特莱的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Roe）的遗孀写的一封介绍信在上海出现过。1932年12月，史沫特莱到北京为民权保障同盟完成一项组织任务时，在这对年轻夫妇家住了一个月，后来，她又利用他们充当民权保障同盟北京成员投寄函件的邮筒。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史沫特莱和国民党控制的中、英文报刊之间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对于她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恶毒人身攻击——这时她已经锻炼得可以泰然处之的一种伎俩。最下流的一起是国民党1933年的一则电讯，声称她有一次访问江西苏维埃根据地时，带去了几箱威士忌酒，并且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脱得一丝不挂，大唱《国际歌》。 事实是，她确实很想访问江西苏维埃区，1929到1934年之间，毛泽东和朱德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为挽回中国共产党的颓势而努力。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但是从1932年起，她却掩护过不少来自江西的地下人员，藏匿他们的文件，为他们请医找药，同时，也详尽地向他们询问各种问题。她的两位最有地位的来访者是两名红军指挥员，一位是周建屏，他在1938年战死，另一位是陈赓，他在50年代成了中国派往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根据以这种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她开始写出了第一批以西方语言写出的有关江西解放区生活的文章。而且，奥托·布劳恩（OttoBraun）（即：李德。译者）之能够和江西苏维埃区取得联系并为前去充当莫斯科的常驻代表和军事顾问作出安排，部分的条件是得到了史沫特莱的帮助。有关史沫特莱和江西有联系的情报终于使得国民党和英国警方更进一步加紧了对她的监视，史沫特莱也开始在法租界内频繁地更换住址。有一个时期，格拉斯和伊罗生轮流睡在史沫特莱寓所的前厅，以防御她认为随时埋伏在街道暗处伺机闯入的国民党恶棍。 1933年1月，理査德·佐尔格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和德国。他此后的生涯和约会尾崎秀实的场地将在日本。1932年显然很少见到佐尔格的史沫特莱，将再也没有机会看见他了。2月，史沫特莱和孙夫人接待了对远东进行旋风式访问的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在被介绍给鲁迅时，萧伯纳忽出妙语：“人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得多哦!”鲁迅一笑答道：“我再老一些还会变得更加漂亮。”在萧和鲁迅等明星人物在孙夫人花园里拍的那张现在很出名的照片里，史沫特莱显得紧张而沮丧。 1933年初春的史沫特莱也确实是精疲力竭而焦躁不安。她的许多朋友已经离去，陈翰笙即将前往日本。这时，她显然不可能很快去访问江西苏区。还有一件使她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她不得不打发走她的男秘书兼翻译冯达，她怀疑他和国民党有联系（后来的情况证明怀疑得正确）（后来叛变的事实恰恰证明，至少在叛变前他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译者）；而冯达和她的朋友左翼作家和活动家丁玲之间最近的婚姻关系又使她深为忧虑。然而，史沫特莱至为关切的，主要还是完成她那部有关江西苏维埃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她是熟悉苏区发展状况，而且能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农民而取得成功的深远涵义以及国民党军事围剿的严重性正在日益増长的少数西方人士之一。她认为，她的使命，是尽快把全部的故事写出来。但是在上海，分散精力的事情和生活上所承受的压力都使她难以做到。于是，当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为这本书预付稿酬时，她很快就接受了这项建议，1933年5月前往苏联，去完成这部著作。 [1]在沈阳、北京和南京时，她总是在外出看望其他外国人时把她的朋友——比她年轻10岁——留在旅馆的房间里。有一天，在吕班路，当所有的人都出去了，那年轻人发现了一瓶薄荷酒，并且设法把它喝得一干二净。白俄女房东在回来时发现他倒在地上翻来浪去，嘴里流出绿色液体的泡沫。她害怕他是得了狂犬病之类的毛病，请了一位医生。医生匆忙赶来，闻到了病人喷出的一股气味，不禁放声哈哈大笑。那女房东感到十分尴尬而且非常生气，而格特鲁德·宾德，只有20岁，则觉得惊奇。史沫特莱付了医生的出诊费，而感到十分无趣，当场便决定，是让她的朋友离开的时候了（访晤格特鲁德·宾德）。 [2]在史沫特莱此后的一生中，她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些说法——归功于英国情报机关而在30年代初发源于上海——说她抵达上海时是个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为证据，有人断言，她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然而这显然不可能，1928年秋，共产国际开会时，史沫特莱正在巴黎，访问约瑟芬·贝内特，并和她的美国编辑一道对为《大地的女儿》作最后的修改。其他作为共产国际有联系的证据则是根据史沫特莱在30年代和尤尔茨、艾斯勒等不少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物都很友好这样一种事实所作的推测。但是，依照人们对于共产国际工作方式所了解的一切判断，史沫特莱是不可能成为它的成员的，除非她同时还是某一国共产党的党员或至少是有可能被接受为党员。（未必——译者）。而能够证明这样一种关系（无论是同美共、德共或印共）的证据却从末发现过。甚至英国情报机关也常常把她划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而不是共产党分子（上海（英国）警方的评估，见联邦调査局100-68282-1032（证物））。 [3]陈翰笙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那出色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他们在中国和在国外都能应付裕如地工作，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献身是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在10年间无数次的访问中，他所谈到的史沫特莱似乎是个无政府主义的、性生活混乱的、脾气暴躁的女人，但是他强调她的正直、机敏，对事物本质的直觉和能为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作出自我牺牲的品质。他说，她从不是共产国际的一分子或某一共产党的党员。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他和史沫特莱始终保持着联系，直到她生命终止之前。 [4]其实，佐尔格的任务是为苏联红军提供情报；他奉命不得与外国的共产国际成员或中国共产党党员发生联系。参阅査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一起叛国案：尾崎秀实与佐尔格间谍网》（斯坦福，1964），68，74-75页。最近，沃尔特·普兰杰（WalterPrange）（《目标东京》，纽约，1984，22页）等人都说，左尔格曾负责介绍史沫特莱加入了共产国际，不过所根据的并不是佐尔格本人的证词，而是二次大战后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询问当年日本审讯人员所得到的回答。 [5]史沫特莱喜欢称鲁迅为中国革命的伏尔泰，而他的作品确实有博学、优美和精炼的素质，因而和她自己那种率直而易激动，近乎戏剧性感情夸张的文风大不相同。
第八章直抒己见，1927—19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八章直抒己见，1927—1928 1927这一年，史沫特莱开始相信，过不了一年左右，英国就会对苏联作战，以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扩展到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域。6月29日，史沫特莱通报弗洛伦斯，“我正在为……印度新闻界写稿，以对抗英国人的反俄宣传，因为……一旦新的战争爆发——最迟不会超过一年——（我们希望）印度将为本身的自由而斗争，整个亚洲将最终获得自由。” 在柏林，史沫特莱可以看到，德国的政治生活正在走向危机：法西斯运动在取得进展，但是德国共产党也在取得进展。当然，她比较同情共产党人，但是她在好几方面和他们有尖锐的分歧。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过于简单地把工人阶级美化为充满无私理想主义的做法使她恼怒。她自己在美国西部的经验已经使她确信，这种态度荒唐而且有利己的性质，而贫苦人民的各种问题并不会在一次成功的革命之后立即消失。她在8月号《新群众》上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她之所以参加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而且还因为，这几乎是可能条件下和美国生活和思想距离最大的一场运动。” 她深信，为了消除教育匮乏和经济贫困的创伤，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认真对待工人阶级的心理学问题。[1]在蒂拉·迪里厄及其左翼友人的影响下，她在1927年1月写的《现代评论》上断言，真正的人民剧院为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个别人的灵魂中，象在群众之中一样，都同时潜伏着为社会的和反社会的两种本能，而反社会的本能得不到创造性的宣泄和应用时，就会爆会发为公开的或隐蔽的反社会行动——表现为残暴、犯罪，甚至战争。剧院作为消耗这种能量并使之升华的一种设施的潜在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剧院能够使每一种情绪都有机会以某种艺术的和创造性的而不是邪恶的方式表演出来。当人类有机会以创造性的方式表现其内心的一切时，则战争，连同其戏剧性的吸引力和为各种无法无天行为提供的机会，就无法影响群众。 史沫特莱和共产党人的不一致，还在于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能自行解决妇女的地位问题。简言之，史沫特莱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感到鼓舞，而对共产党的领导却怀有矛盾情绪。6月29日她告诉佛洛伦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我参加了一个‘Arbeitsgmeinschaft’……我们的领导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据我自己认为，就共产党而论，我依旧是脱离政治的，我永远也不能加入这个党。我越来越仅仅对经济行动发生兴趣。但是我也必须知道别的事情。” 1927年5月，史沫特莱在《现代评论》上评论那位建立了德国第一座女子体育馆、创办了德国第一家妇女杂志《DieFrau》的海伦娜·郎格（HelenaLange）的一篇文章中，批评那种拒绝在革命的工人阶级内部谈论“妇女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哲学。使得党员们大感恼火的是，她断言工人阶级妇女“不可告人的羞辱”——她们被工人阶级男人当作私产或泄欲奴隶的那种处境——必须加以暴露和认真解决。显然，她的关切植根于个人经历而不是意识形态。大约同一时期，她写信对玛格丽特·山额说： 你涉及了一个比多数人所了解的更为实际的问题——男人在性交中的速度问题。很少有几个女人会坦率到能够说出，当男人心安理得地睡着了的时候，她们常被撤在一边忍受神经上的紧张，在痛苦中通宵不眠……造成这种情况的男人方面的原因，你并没有充分论述……有一个原因是，许多男人是在妓女那里开始其性生活的，而妓女总要尽快地结束这种事情。我听说，她们常对一个男人说：“天哪，你还没有完事！”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男人需要想的只是他自己——绝不是女人。在为士兵开设的妓院里——象大战后莱茵河上的那种——每一名士兵和妓女在一起的时间只分配到15分钟……于是，体面妇女就得到了从妓女处获得其性训练的丈夫。这种训练象梅毒一样要命。这是妓女对于那些自以为优越的“体面”妇女的报复。（日期，只标出了：1月13日） 史沫特莱和奈夫博士的合作，使她进一步领会到铸成一种性特性的复杂因素。在对获取权力和满足性欲这两种本能要求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了解之后，她对恰托的同情和对一般男人的理解都加深了。她承认，在她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背后，有着敌意和怨恨，她甚至认定，男人的任务更为艰难；因为分享要比取得困难。但是他同时还相信，男人们也象殖民国家一样，如果不是处于暴力的威胁之下，是不会放弃支配地位的，如果连恰托这种至少在理性上是接受两性平等观念的知识分子都不敢放弃他追求支配的本能要求，工人阶级男人们的妻子能有什么样的机会？总是对那种通过政治改良实现缓慢进步的思想缺乏耐性，史沫特莱赞成激进的——而且是个人的——行动。在1927年12月27日写给山额的一封信里，她建议，工人阶级的妇女利用自己的性别作为武器：“我本人会拥护利用节制生育的方法，利用生育罢工，利用革命改变社会形态。” 在精神分析学的鼓舞下，史沫特莱曾试图对美国大众谈论性的特性问题。但是她讨论性问题的坦率方式和她自己感情生活中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常，在多数美国编辑看来，都太惊世骇俗而容易为出版物招谤。她在6月29日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写道： 我有一篇文章不久将发表在《新群众》上（“人不是用木头做的”，1927年8月）。这是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曾经投寄给《民族》的“这些现代妇女”专栏。他们不敢发表而把它转给了《美国信使》。但是（《信使》的编者H.L.门肯（Mencken）——据《新群众》的来信说——同样胆怯，他说，邮政局对他监视得太严。于是这篇文章又转给了《新群众》，他们说，如果我愿意给他们，他们愿为引起的后果斗争。但是，甚至他们也要求删去“同性恋”一词，并把一整段文字换掉。我已经同意。与此同时，我收到了《民族》的来信，来信说，他们不可能不把这篇文章改得柔和一些再加以发表，（因为）“我们的读者，尽管是进步的，也自有其确定的局限。”接着，（《民族》的编者）奥斯沃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GarrisonVillard）又好心地往下说，“请允许我说，我认为你的文章，是我所读过的最不平凡的而富于人情味的文件之一，其坦率，其启迪性，其动人的文字，都值得称道。”可是她如果真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发表……？为什么门肯也不？好吧，还是在它刊出时请你自己读一读，看你是否觉得维拉德只不过是恭维我。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写的，那样直率得露骨的一篇文章。无论如何，那些印度人总是要利用它来攻击我的。我所想的是，美国在这类事情上落后得令人吃惊。 随着史沫特莱变得更加直言无忌，她和印度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而导致了和拉伊帕特·拉伊的公开争论。史沫特莱高于一切的优先考虑是：一定要使得拉伊那样一类有现代头脑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相信，明确立场的时刻已经到来。照她看来，他们的抉择，不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印度殖民地现状的保持不变；就是共产主义的俄国，以及，最理想的是，那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放弃他们的上层阶级地位以换取独立和社会公正。 反帝大同盟成立不久，史沫特莱就开始致力于实践其主要目标之一：让中国的消息进入印度的报刊。国民党已经在柏林设立了一个新闻处。她依靠这个消息来源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报道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在广州、汉口和上海的活动；印度革命家哈尔班特·辛格（HarbantSingh）击毙上海印度巡捕的头子；70名印度巡捕投奔广州的革命政府；一“整旅”印度军队由于不可靠而从中国被遣返。显然，这些文章的用意在于暗示，同是英帝国主义牺牲品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应该为摆脱英国人的奴役而团结起来（这种信息并没有被地方自治机构内的英国情报人员所忽略，他们开始严密侦察，是谁在印度收受和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 读过这些专为印度读者所写的文章，会给人以闯入了一场家庭纷争的感觉——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史沫特莱是印度的离了婚的儿媳，尽管仍然强烈拥护她先前丈夫的许多观点。她是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国内领袖如甘地和拉伊等人和流亡海外的侨民领袖如恰托帕德雅亚等人之间的冲突中选择立场。印度境内的领袖们觉得，流亡在外的那些人脱离了印度内部的现实而接受了外国价值观念和思想过重的影响。流亡国外的领袖们则觉得，国内的那些人眼光短浅，看不到更广大的国际力量在起作用。在1929年8月11日和18日两期《人民》周刊连载的题为“印度革命运动在国外”的文章中，史沫特莱试图论证“国际主义”观点的优越，但是她以侮辱性的居高临下的语言削弱了论辩的说服力。例如：“印度（境内的）领袖们由于他们所受的英国教育和依靠英国人对世界事态的解释而几乎全都中了毒。印度的流亡分子，由于生活在许多国家，都可以通过印度人的眼睛，而不止是通过英国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局势。但是多数印度领袖都对他们心怀恐惧——不通过英国那副扭曲的眼镜去看世界，就不可靠，而且不体面。”她还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已使“头脑尚未僵化的”印度人修正他们的看法。 在一篇分五次连载，题为“英国对亚洲的战争计划”的文章中，史沫特莱断言，英国认为俄国对她在印度和中国的统治形成了威胁，而印度和中国所产的原料则为英国工厂所不可或缺。作为英国和苏联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证据，她列举出以下情况：英国人袭击了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并因此而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在英国报刊上加强了反俄宣传；英国人支持在欧洲的前沙俄军官，一个流亡的沙皇政府总部就设在英国，英国支持在中国的沙皇军队；以及，英国正在修建空军基地、军用营房和穿过开伯尔山口通往阿富汗的军用铁路。史沫特莱敦促印度、俄国和中国以对抗英国或其他有可能威胁他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那些相信共产国际可能是为俄国帝国主义效劳的阵线组织的人，她写道：“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较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绝对地无知……（他们）不可能摆脱他们自己的偏见，去设想一种其生命所依存的原则将使帝国主义成为绝不可能的经济制度。为了替自己那种以恶意怀疑一切的无知辩解，他们就竭力把社会主义制度歪曲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腐朽现象。” 在印度，史沫特莱振振有辞的抨击不啻泼在火上的汽油。她先前的老师，《人民》周刊的出版人拉伊帕特·拉伊，作出了愤怒的反应，10月13日他指出，史沫特莱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可以告诉印度人。他说，他们从200年前就已经懂得，英国利用印度作为她在东方的，既是防守的，又是进攻的战争基地，英国统治印度并非出于博爱的动机。至于俄国人，他说，他不相信他们是象史沫特莱所声称的无私的朋友。他问道当俄国在世界上取得了和大英帝国同样大的权力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谈到史沫特莱对印度境内地方自治主义的抨击时，拉伊说，印度人知道得很清楚，地方自治主义对于真正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毒品。但是，他反问道，以一个阶级有组织的战争去反对另一个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地方自治主义？显然，她刺痛了他：“史沫特莱女士错了，如果她以为我们全部都是孩子，连起码的政治学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从优越的地位写文章，可以称呼我们为叛徒、懦夫和傻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一类。只有我们才明白，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的资源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史沫特莱女士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发动一场反抗英国人的起义而使得我们头颅落地，粉身碎骨吗？如果我们有些人死了，印度就会多了一点自由或幸福吗？” 11月17日，恰托的弟媳卡玛拉德维·恰托帕德雅亚（KamaladeviChattopadhyaya）在《人民》上发表的一封信，甚至对史沫特莱采取了更加敌对的态度（从而肯定了史沫特莱认为恰托家的人由于她出身劳动阶级而鄙视她的想法）。在拒绝那种把苏俄当作印度问题的答案的主张时，卡玛拉德维称艾格尼丝为共产党人，并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国外的印度人）未能看清这些共产党人朋友，他们通常不是由于缺乏成为资本家的机会而把无可奈何装作是出于崇高动机，就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扮演表面上的共产主义者以消遣或自娱。” 显然是卡玛拉德维对她感觉到的史沫特莱对她丈夫的兄长和其他国外印度年轻人所具有的影响力甚为不悦。1927年恰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一年后跟着加入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位高足、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甘加迪利·阿迪卡里（GangadiriAdhikari），他相信史沫特莱和恰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成印度唯一的希望是对的。大约同一时期，恰托的妹妹苏哈西妮·恰托帕迪雅亚（SuhasiniChattopadhyaya）也成了共产党人。然而印度共产党仍然很小，很难对印度内部政治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卡玛拉德维认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是浪费精力的一个理由。但是卡玛拉德维与史沫特莱分歧的关键性意见却是哲学上的：“认为体力和脑力的均等机会将解决苦难问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至少共产党人所解释的那种是如此。如果人人学会读书写字，人人吃饱肚皮，世界并不会变作天堂。幸福可以从我们学会保持生命的神圣时开始。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说，运动给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带来了安慰和解救。”史沫特莱并不相信天堂会和共产主义同时到来。但是，由于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她把甘地主义有关“爱”和“生命的神圣”的观念，看成是不赢得争取生活基本必需品的斗争就不能加以纵容的高雅情趣。 双方的反应都动了感情，因为彼此都击中了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史沫特莱理解政治现实的能力受到了诘难；拉伊和卡玛拉德维则被指控为地方主义和不愿牺牲他们的特权身份和地位。但是这种三方对撞只是再一次重申了各自先前的目标。拉伊想要印度被给予自治领地位，以便进行渐进的改良，这种改良将允许他保护他在旁遮普的印度教选民免受他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四周围穆斯林社区的侵害。卡玛拉德维想要实现独立而不必丧失生命和牺牲道德理想。史沫特莱要的是印度和一切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实现得越快越好而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对于她来说，眼看着别人被贫困和无知所束缚是不可容忍的。拉伊，好象能够理解史沫特莱对她的事业的深情承诺。史沫特莱高度重视拉伊对她的意见，但是她有权比她的老师“走得远”。而在这个时候，她只能把卡玛拉德维有关生命神圣的谈论看成是应付真实问题的虚伪搪塞。 史沫特莱得到好几个人的辩护，其中包括阿査里雅（M.Acharya）和恰托大姐的儿子贾亚·苏利雅·纳伊杜（JayaSuryaNaidu）。在12月15日那一期的《人民》周刊上，拉伊试图以示歉意的一篇文章来结束这场争论： 我的评论本来可以而且应该釆取比较温和的调子。我和史沫特莱女士相识至今已有十年，我从不怀疑她的真诚。她不是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动的人。她是一位天生的革命家，而且具有一位革命家的智力、倾向和习性。她为生存和荣誉而不懈斗争的生平，又増强了这种倾向。就其个人而论，她的动机是绝对纯洁的。她是一个能够为了朋友和事业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妇女，凭我个人的了解，我可以说，金钱对于她不具有诱惑力…… 我们都无所爱于我们的枷锁，史沫特莱女士是知道的。我们在依照我们的知识、能力和良心而工作。史沫特莱应该知道，我，作为一例，一生别无所事。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遗憾，如果我伤害了她。我本来应该知道，那样一些话出自于我是不能不伤害她的。这件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了。 1928年1月29日，史沫特莱作出了最后的辩驳，在《前进》（加尔各答）上的一篇长得异乎寻常的文章中，她为她早先那些文章为了促使印度领袖们投入行动而使用的尖锐语调辩护。到了这时，她在那场争辩中一定要压倒对方的个人意气已经消失，因为她已参加了对于凯瑟林·梅奥（KatherineMayo）所著《印度母亲》一书的批判，这本书当时正在美国受到大肆张扬的吹捧。由于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基督教徒和英国人在关心印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梅奥似乎是在为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提供理由，从而冒犯了所有各种政治派别的印度领袖。（例如，她指责种姓制度的弊病而不提公认的贱民的领袖甘地不仅在不断地谴责这种制度，而且还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他倡导的主张。而且她没有说，象尼赫鲁家和恰托帕迪亚雅家这样一些开明的家族已经作出努力，不仅提高他们家族内妇女的地位，而且破除童婚、深闺制和终生守寡之类的社会积习。）尼赫鲁和甘地全都严厉批评那本书。拉伊帕特·拉伊则为《人民》周刊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甚至发表专论逐点驳斥那本书的论点和歪曲。由于事关重大，史沫特莱对那本书大叫大嚷的口诛笔伐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拉伊对于能有一位美国妇女活动家参与对梅奥的斗争这一点尤为感激。拉伊对于史沫特莱的“道歉”文章，就是在史沫特莱第一篇有关《印度母亲》的评论在《新群众》上刊出以后发表的。 1927年12月，史沫特莱正在和她的印度伙伴们激战的同时，接待了来访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山额和她的丈夫诺亚·斯利（J.NoahH.Slee）。史沫特莱除为他们作好必要的生活安排之外，还为玛格丽特洽妥两场演讲。第一场规模较大，由德国女医务工作者联合会主持，这个女医生的团体正为反对通过拟议中的一场禁止堕胎的法律而斗争。山额的第二场演讲是在中欧印度人协会和中国学生联合会联合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在他们相聚的十天内，史沫特莱还给山额和她的丈夫介绍了好几个著名的德国朋友：德国第一座女子体育馆的创办人海伦娜·郎格博士；曾为山额一部新书的德译本写过序言的前国会议员阿德勒·施赖伯（AdeleSchreiber）；同意为山额下一部著作画插图的凯绥·珂勒惠支；保障母亲同盟的理事海伦·施特克尔博士（Dr.HeleneStocker）。 巴卡尔和史沫特莱在她的公寓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圣诞。她仰面朝天，肚子上放着一只热水瓶，平躺在床上，由于感受到一种尚未确诊的病痛。有一个情况来源说，巴卡尔曾建议结婚，但是史沫特莱拒绝了，因为她知道，那将毁了他的前程。无论如何，1928年初，巴卡尔在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学业之后便回印度去了。他们两人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山额在返回美国以前，敦请史沫特莱为在德国尽快建立一个节制生育诊所而工作。1月中旬，约瑟芬·贝内特也来到柏林参加史沫特莱的计划，她是史沫特莱在纽约参加印度人活动和节制生育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也是山额的亲密助手。在考虑应该如何组织一个诊所方面，史沫特莱决定成立一个工作顾问委员会，完全由专业医务人员组成，因为他们具有献身事业的精神和支持工作的政治信念，抵挡得住不可避免的公开反对声。尽管节制生育在德国不算非法，但是天主教徒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在努力使之成为非法，而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方面得到的支持只是象征性的。听从凯绥·珂勒惠支的儿子汉斯·珂勒惠支博士（Dr.HansKollwitz）的劝告，史沫特莱去求助于里夏德·施缅克博士（Dr.RichardSchmienke）——一位共产党员，柏林劳动人口集中的诺伊克伦（Neukolln）区卫生专员，他已经试着在萨克森建立一个节制生育诊所。因为这个区选出的民意代表大多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他们可以指望只遇到极小的阻力。施缅克读过山额的文章，想要按照山额的纽约诊所的模式建立第一个柏林诊所。但是在1928年2月，他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只是一个性病治疗诊所内的三间空房。史沫特莱不愿意让公众把节制生育和性病联系在一起，因而拒绝了这种帮助，但是她毕竟赢得了施缅克的承诺，使他答应进一步寻找场所和地区内的女医师组织来帮助这项工作。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史沫特莱曾和德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史沫特莱与之交往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一批都非等闲之辈的艺术家、医师和各种专业工作者。2月21日，在共产党的一个大型阵线组织，自称在德国拥有三万会员的无产阶级妇女协会的集会上，她用德语发表演说，介绍印度的劳工运动。演说结束时，听众全体起立，自发地唱起了《国际歌》。这是一种醉人的情景。法西斯运动可能已在德国发展壮大，但是在史沫特莱看来，共产党人也在前进。据她体验，把自己的时间和才能最慷慨地用于帮助德国穷人和劳动者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各种专业工作者。 从12月开始，包括山额来访整个逗留期间，史沫特莱一直在为健康不佳而挣扎。1月的某个时间，她的精神分析医师奈夫博士把她的病痛诊断为阑尾炎，建议她动手术。但是史沫特莱，由于囊中羞涩，并且害怕麻醉，而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作为一种代替办法，她开始按照特殊的食谱进食，服用阿托平以控制疼痛的发作。[2]到2月末，史沫特莱承认她的病痛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而吁请山额向她的丈夫要一些钱以便实施手术。3月2日，史沫特莱由约·贝内特陪同，接受了一次手术，割掉了阑尾，修整了子宫。甚至在实行了直肠麻醉之后，史沫特莱还挣扎着不愿使用乙醚，直到最后贝内特使她平静下来。术后，史沫特莱又经历了四天前术后发烧，并由于心脏四周疼痛而十分难受，为此，她接受了“电浴”和热敷。凯绥·珂勒惠支曾到医院来探望史沫特莱，她们曾试图翻译山额的一份手稿，但是史沫特莱过分虚弱而未能获得多大进展。珂勒惠支却为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画了好几幅速写。3月16日，史沫特莱终于出院，两天以后，约瑟芬写信告诉山额：“她这一生确实为了应付贫困，健康不佳，而且，我相信，几乎还要为了应付神经失常，而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现在，她的情况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果然，到了4月，史沫特莱似乎又浑身是劲。她又在大学同时讲授两门课程，每星期三个夜晚步行到一些学生的家里去进行家庭授课，并且。还要完成她自己著作的最后修定和润色。当约·贝内特患了重感冒，史沫特莱先是在她家里充当着护，然后定时到医院去看望她，直到她病愈。到5月末，约·贝内特已经完全康复，不久便到巴黎开展节制生育的工作去了。史沫特莱将在8月初到巴黎去和她一起工作一个月。 原计划于6月1日开业的柏林诊所，由于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而不得不延期。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的一项决定是，诊所不该以玛格丽特·山额的名字命名，因为，那会促使君主派人士、天主教徒和国社党党员把它当作外国资助的机构加以攻击，而这一诊所的顾问班子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事实，则如史沫特莱7月7日向山额所解释的那样，有可能使山额在美国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史沫特莱知道，山额在纽约已经由于她谋求得以访问俄国节制生育诊所的邀请而受到批评。）7月7日，在得到了一位社会民主党显要人物库特·本迪克斯博士（Dr.KurtBendix）最后一分钟的帮助之后，BeratungstellefürGeburtenregelung（节制生育诊所）终于开业。 在1927—1928年那个冬天的某一个时期，史沫特莱就作出了作为一名记者到中国去的政治性的也是事关个人命运的决定。在节制生育诊所开业前一天夜晚，她曾在柏林大学发表了题为《亚洲的反抗》的演讲。她相信亚洲民族主义者和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摊牌不久就要发生已经有了一个时期。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舞台，她希望能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史沫特莱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她领会到一种使命，她认为要承担这样一项使命独有她最合格。 反帝大同盟的成立已经在促使印度国大党采取步骤去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建立直接的正式联系，国大党方面的所有各种企图，从国大党和国民党交换代表到向中国人派遣救护和医疗队，全都遭到英国人的否决。自从反帝大同盟成立以来，史沫特莱一直集中精力于使更多的中国消息进入印度报刊。但是英国人的新闻检査机构扣发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报道，例如有关中国工人针对英资工厂发动罢工的完全支持工人的报道。这种新闻检査在史沫特莱看来已足够证明英国人认为这类报道有煽动性，他们唯恐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火星从中国蔓延到印度。因此她决定以她自身发挥触媒作用把两大民族主义运动联结起来的行动对抗英国人的意愿。她的计划是到中国去为印度报刊发新闻写消息，并帮助把印度人安置在条约口岸，和南京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史沫特莱已在柏林的中国民族主义侨民社会内结交了一些朋友。而作为印度事业的一名活动家，她已经学会怎样逃避英国人的邮件检査和在印度报刊上发表文章。现在她必须设法把自己弄到中国去。 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份护照。为此，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Roe）花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去收集她父亲和她的接生医师出具的宣誓证词，和厄内斯特·布伦丁提供的离婚证明。这些，再加上她的海员证、约瑟芬·贝内特和罗本人的宣誓证词，终于算是条件齐备。罗在7月的第一周内就把她的护照交给了她。她的第二个问题是财务问题：她打算作为特约记者在中国为《法兰克福报》和几家美国和印度的报刊工作，但是她需要有钱支付旅费和维持到达后的生活。这个问题是由一位新结识的美国朋友、曾在1921到1923年担任过密歇根农业学院（今密歇根州立大学）院长的戴维·弗赖迪（DavidFriday）帮助解决的，他给了她一笔贷款，足够她在中国过一年，并且在那里，他希望，建立一个节制生育诊所。6月下旬，她又得到另一条好消息：吉尔伯特·罗为出版《大地的女儿》和科沃德·麦卡恩（GowardMcCann）谈妥了一项合约，但是，必须再作一些修改。 为前往中国而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同时，史沫特莱到巴黎和在那里从事节制生育工作的约·贝内特一起度过了整个8月。9月初，她乘火车从巴黎前往法兰克福，在那里她把她的书翻译成德文的尤利安·冈帕兹（JulianGumperz）一道紧张地工作了六个星期。[3]1928年10月16日，并写信对卡琳·米凯利斯说：“你将发现这本书改了许多。有关谋杀的部分已被完全删除……我不知道你对现在这种样子会有什么想法。”她说，冈帕兹已经把这部分翻译成德文，并且将为在其他欧洲国家出版作出安排；在提醒米凯利斯记住她要为这本书写评论的许诺同时还告诉她，冈帕兹会把英文版和德文版最初的样书各寄一本给她。 史沫特莱于10月27日离开法兰克福前往柏林，行前授权尤利安·冈帕兹代表她在欧洲处理一切事务。同《法兰克福报》达成的安排已确认她为该报驻中国的记者。就她那本书作出种种决定现在已成过去，前往中国所需的护照和签证已在手中，史沫特莱的思想转向留在柏林的一些散乱的头绪。 史沫特莱兴致勃勃的心情在柏林由于收到约瑟芬·贝内特的一封信而消失殆尽。来信说，在史沫特莱8月访问之后，警察曾来找她，进行询问。她开始为她前往中国途中的人身安全感到忧虑，担心一路上会受到英国特务的侵扰。史沫特莱确信，苏格兰场仍在跟踪她。她在10月30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山额，山额本人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槟榔屿，英国当局都曾详细询问过她和史沫特莱以及印度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关系。史沫特莱请求山额在她万一失踪或被捕时给予帮助。富有喜剧意味的是，她具体指示山额，必要时和她的律师和朋友吉尔伯特·罗取得联系，甚至说明应该怎样向他付酬。她请求山额，当她居留中国期间发生意外时通知罗，把她的一切，包括她那本书的版税，全都转交给冈帕兹先生，按照这位先生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处理。 怀着现在已经转向中国的思绪，史沫特莱此后六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穿越苏联的旅途上度过的。在莫斯科中途下车的短暂逗留期间，她会见了孙逸仙夫人。尽管1921年以来各方面情况的普遍改善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她关注仍然流浪街头的大量孤儿。她访问了孤儿院，并就孤儿问题为《民族》写了一篇文章。史沫特莱花费一周的时间在莫斯科观光，之后，便在1928年11月底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列车。 正当史沫特莱还在火车上而尚未抵达中苏边境的时候，在印度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英国情报机构增强了对于她的行踪的关切。1920（当为1928之误——译者）年11月17日，史沫特莱的朋友兼老师旁遮普之狮拉伊帕特·拉伊由于两周前在一次非暴力游行中受伤而在拉合尔死去。被认为导致拉伊之死的伤害是由警官桑德斯（J.P.Saunders）造成的。旁遮普的年轻人渴望复仇而要求处死那名警官。11月末，当史沫特莱还在穿越俄国的火车上，桑德斯被击毙在拉合尔警察总部门前的台阶上；杀手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激进锡克族革命者。 [1]史沫特莱自己的精神分析医师奈夫博士所在的柏林研究所，是研究工人阶级，特别是退伍军人的，心理学问题的先驱机构。 [2]史沫特莱还患有某种妇科疾病，一度争论过在割阑尾的同时切除子宫的利弊。她和朋友中的几位女医师商量过，在听说妇女做了这种手术常常“变得肥胖……而貌似女太监”之后，便决定不做了（1928年2月14日，史沫特莱致山额）。 [3]尤利安·冈帕兹是一个自立而富有的德籍美裔公民，曾在哈雷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并在那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冈帕兹迁居柏林，出版了一份反战杂志《反对者》（DerGegner）。这种经历导致他想到办一个出版社，以便为“广大群众”提供价格低廉而有价值的好书——第一批布面平装本书。马利克出版社那些印制精美的平装版左翼和进步著作（例如，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曾使德国出版界大吃一惊。在政治上，冈帕兹通常站在德国共产党一边，但是他从未真正加入过党。1928年，他刚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的一年间，对美国农村的和经济情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在撰写一篇有关的博士论文。史沫特莱叙述她在美国农村地区成长过程的自传稿，似乎非常适合冈帕兹的趣味和政治观念，史沫特莱对此人的尊敬和好感都增长得很快（参看1928年8月21日致山额和日期仅仅标作“法兰克福，星期五”的致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件）；除了翻译工作之外，史沫特莱和冈帕兹还合作为英语读者撰写过一篇有关德国当代美学流派的文章（《现代评论》，1929年2月；同时，《综览》，1929年2月1日）。关于冈帕兹，请看海德·马辛（HedeMassing），《这种欺骗》（纽约，1951），43—65页；和1976年的访谈录。
第七章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1925—19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七章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1925—1927 史沫特莱于1925年12月回到柏林，满怀着不切实际的美妙期望，以为会很快完成《大地的女儿》第一稿的修改和润色。会为它找到德国和美国的出版商，而终于会开始体验到财务上的独立，但是她立刻就发现挣钱活命的实际问题仍然纠缠着她。为了维持生活，她又重新讲授英语，不仅是在柏林大学，而且还充当家庭教师。家庭授课的学生中有一个蒂拉·迪里厄（TillaDurieux），很快在她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奥蒂利·戈德弗洛伊（OttilieGodefroy）是维也纳一位化学教授的女儿，她在1901年以“蒂拉·迪里厄”的艺名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两年后，被柏林的导演麦克斯·莱因哈特（MaxReinhardt）发现，而由于成功地刻画了奥斯卡·王尔德所写《莎乐美》一剧的女主人公而成为明星。她以演黑贝尔（Hebbel）的朱迪斯（Judith）和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而名噪一时，并且被认为有把萧伯纳的戏剧介绍到德国来的功劳。1913年，萧的《皮格马利翁》首次在柏林上演，她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到她认识史沫特莱的时候，她已是欧洲的一流女演员和有影响的艺术赞助人。（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914年所绘蒂拉·迪里厄着伊莱莎服装的肖像画，现在还悬挂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且，她还曾嫁过保罗·卡西勒（PaulCassirer），柏林艺术界最重要的革新倡导人之一，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家族的一员。[1] 保罗的身体总是不好。到20年代初，药物已无法防止他频繁发作的严重病痛。1925年深秋，他就被告知，只有九个月的活头了。在蒂拉由于忍受不了他那旷日持久的卧病而和他离婚后，他自杀了。出于内疚和苦恼，她疏远了她的朋友，直到其中的一个（大概是凯绥·珂勒惠支，史沫特莱的朋友和柏林分离派的一员）鼓励她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学习英语以排解她心头的哀思。这位陌生人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在回忆录中，迪里厄记述了她第一次遇见艾格尼丝时的情景： 一天，来了一个年轻妇女。她衣着简朴，有一头蓬松的近乎金黄色的头发，一双蓝灰色的大眼睛。她很不友好，阴沉着脸报出一个熟人的名字之后就说，她可以教些英语课。我的英语知识不很好，我也缺乏语言才能。但是在交谈过程中，我却越来越被她那敌对的态度所打动。她非常简朴的衣着表明，她需要教书挣钱，她来找我别无其他缘由。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她吓倒。我们确定了时间和条件。正是这种尝试和赢得这个倔强而不友好的人的友谊的努力，在我身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来在中国成了最重要的记者之一。 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在几星期内就发展起来了，不久，她派给史沫特莱一个和她在一出真实生活剧中的息金斯教授相对应的伊莱莎·杜利特尔的角色。[2] 是蒂拉·迪里厄说服了《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编辑，由他审读史沫特莱的书稿。到1926年初春，史沫特莱已经寄出了六章，但是正在为完成这本书的最后部分而伤脑筋，这部分谈的是她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知道史沫特莱需要有不受干扰的时间写作，迪里厄表示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到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去和她一起呆两个月。迪里厄还许诺为她个人开课，讲授文学、戏剧、音乐、建筑和艺术知识。因为迪里厄从未和她谈论过她和卡西勒的关系，史沫特莱为她的建议所陶醉，却对她的动机心怀疑虑。尽管心情复杂，她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建议，于1926年7月和8月付诸行动。 在近五年内，史沫特莱一直住在破旧简陋的公寓房间里。经常与一贫如洗的学生、吝啬的女房东、鬼鬼祟祟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为伍，突然间住进了欧洲最时髦的旅馆，置身于文化界领袖人物和广有家财的富豪之间，对她来说，既是一次冲击，也是一道难题。她从奥地利写信给弗洛伦斯说： 在这家旅馆里，我看到了一些使我想得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管弦乐队，演奏最好的音乐，每到夜晚，我们就坐在那里，读书看报、吸烟，或是会见有意思的人物——而我们总是在谈话。还有一些跟着父母来的孩子坐在那里。可爱、干净、穿得好、吃得好的孩子……他们会长成最有教养的优秀人物，他们会蔑视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只要肯努力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时我想起了我们在街道上遇到的所有的孩子，他们能够听到的唯一的音乐，是电影院里那种廉价的末流作品——他们为这样的东西付10个芬尼。干净对于他们就是一个月或一年洗一次澡。对话和才智，对于他们，是苏西对玛丽谈说新衣服……玛丽的妈妈为婴儿买东西。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环境的产物。我说的不是偶尔的天才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自私自利之人。他们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是不算数的，除非他们消灭丑恶的东西。然后我望望门厅，看到一些圆滑诡诈、脑满肠肥的有钱人，他们抽着雪茄烟，向别人敬酒，付帐时做出一种不把钱放在心上的手势。而我想到他们攫取和搜刮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把它们据为己有，再利用他们的头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知道他们在某处大银行里有他们的帐户——拥有的钱多过他们生活所需。然而他们守着那些钱，并且继续不断增加钱的数额，我知道每一个（德国马克）都意味着某处一个工人的婴儿的牺牲。然后我听见他们谈论“无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险”。我坐着、听着，从根本上怀疑他们的人性——我确实怀疑他们是否具有人的素质……我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工人阶级充分觉悟起来，粉碎这个世界，让这些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这并没有使我象我预料的那样被腐蚀。只是使我直接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公——人对人的非人态度：在人民大众猪狗似的生活状况面前心如铁石。迪里厄女士，我能原谅……她并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真相背转脸去——而且也不回避那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永恒真理——人类在永恒面前一律平等，人类对此生美好事物的权利一律平等…… 请原谅，如果我评论到你。我不把你归入这个世界的富人之列。我不要求你放弃你必须赖以生活的那一小笔钱。你这样做也无补于社会。但是据我看，你的生活，你的存在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你消极无为地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之中，而只想到保护你自己和你的一切。你并不比别人好——我也不比别人好。如果你活着，或是把另外一些生命带到人世，这些人却被保护着不让知道广大群众的遭遇，而想到的只是保护他们和你自己，那末，你就是一个自私的，极端自私的人…… 如果说我经常被我周围的苦难所折磨，那是因为我出生于苦难之中，我的根在苦难之中。有一天我会由于经过了足够的精神分析而不至于再受这样大的伤害，但到那时，我将是个较好的革命者，我将象使用武器一样使用我的脑子…… 你认为我对苦难的感觉是如此之深是由于我有神经病。那末，我希望我永远是个神经病人。如果我想到我的精神分析会使我脱离阶级斗争，我就决不会接受分析。如果爱会使我成为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瞎子，会使我认为唯有我和我的一切才是有价值的东西或首要的东西，我就会停止这种分析。阶级斗争，我所说的，也是我真心想着的，是和印度密切关联着的国际斗争。我从印度这一端做起，完全是出于偶然。 迪里厄曾经以改变史沫特莱蔑视一切的态度这一难题为己任，但是她发现，这一个伊莱莎·迪利特尔要比萧伯纳笔下虚构的那一个更难对付。史沫特莱非但没有变得宽容一些，在萨尔茨堡时，甚至和别人更加格格不入了，以至第一次在给弗洛伦斯的私人信件中使用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术语，而且明确表示，任何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但是迪里厄钦佩史沫特莱的聪明才智、求知渴望和为帮助穷人献身的精神，从而使她决定继续支持史沫特莱的自修努力。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另一封信里，写到了迪里厄的一项新建议： 迪里厄女士已经表示愿意给我一笔收入，直到我从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想干……而我缺乏德国式的研究方法。我以前从来也不能连续学习一个月而不必做工作以维持生活。这个建议将给我一次机会。使我踌躇的唯一因素是心灵上的依附感。我一梦到、想到这种依附就会觉得难堪和抑郁。这种心情对于我也许要比任何事情都糟。我必须作出决定……我不能象靠自己的钱来维持写作那样喜欢这个主意；但是以后可以从这本书得到足够的钱来放弃这笔收入而自食其力。 7月末巴卡尔的来访，使史沫特莱在那家旅馆的生活暂时中断了一个星期。他们一起来到多瑙河上的林芝住进了一家小客栈。他们的会面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两人一致同意，在12月以前，也就是在他们全都又经过了六个月的精神分析治疗以前，彼此不再见面。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仍然在巴卡尔的心上占有过分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她重申她献身于争取印度独立的事业。 到离开萨尔茨堡的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把一份完成的书稿寄给了迪里厄在《法兰克福报》工作的朋友，史沫特莱还给她在纽约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寄了一份副本，请他帮助找到一家出版商。 在返回柏林途中，迪里厄和史沫特莱访问了慕尼黑，史沫特莱借此机会到巴伐利亚山区去看望了地缘政治研究所的创办人卡尔·豪斯霍菲尔（KarlHaushofer）教授。[3]就是由于这位教授的关心，史沫特莱的一篇文章才得以于1925年6月发表在很有声望的学术性刊物《地缘政治学报》上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其前言部分声称，统治印度的民族将是欧洲的主人。史沫特莱来访时，豪斯霍菲尔答应资助她进柏林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再到他的研究所来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她的学位论文。豪斯霍菲尔显然把她看成是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们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有价值的中介。 回到柏林后，史沫特莱由于得知《法兰克福报》要求对她的书稿作较大修改而感到失望。她在等待迪里厄为提供津贴确定具体办法的那段时间内处境十分尴尬。而迪里厄本人则为准备弗兰克·威德金德（FrankWedekind）的剧本《弗兰西斯卡》的首演式忙得不可开交。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另一项重大的戏剧项目正在着手进行。1926年秋，迪里厄说服她未来的丈夫路德维希·卡曾奈伦波根（LudwigKatzenellenbogen）拿出40万马克作为一个新的戏剧团体第一个演出季节的保证金。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左翼导演欧文·皮斯卡托（ErwinPiscator）。迪里厄曾为皮斯卡托的《强盗》所倾倒，而由于一种具有思想和政治尖锐性的新型实验性戏剧的种种可能而感到兴奋。[4]考虑到迪里厄投身于左翼政治剧的热情越来越高这一事实，似乎可以说，这位伊莱莎对希金斯的影响象希金斯对伊莱莎的一样大，也许更大。 身无分文的史沫特莱，在等待迪里厄所许诺的津贴到来期间，又开始担任教授英语的家庭教师，借钱支付房租，同时就夏季萨尔茨堡的文化活动写一些特写文章。然而消耗她精力最多的还是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正在柏林动物园举行的，被从印度带到欧洲来的畸形人巡回展。10月终于来到，大学开课了，史沫特莱收到了她的津贴。这时的迪里厄，由于她那一出戏已经开演，又有时间来关心艾格尼丝了：她决定在一次剧院的首演晚会上把她介绍给柏林社会。但是史沫特莱在上流社会的初次露面并不象伊莱莎·杜利特尔经过精心排练的舞台表演那样成功。史沫特莱在1926年11月5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一封信里，透露了她拒绝扮演某种角色的心情： 迪里厄为威德金德的《弗兰西斯卡》举行了首演式。情况不错。后来在（迪里厄的）家里，我和一位以前并不认识的英国绅士作了一次如下的谈话： 我：你是美国人吗？ 他：不，我是英国人，你也是吗？ 我：不，我是美国人。你喜欢这出戏吗？ 他：我不喜欢。这戏不符合我们英国人的趣味。让一个姑娘赤身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在我看来是过分了。 我：哦，是这样！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倒十分自然。 他：德国所有的这一切我都不喜欢。 我：是吗，我想威德金德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常人。 他：不是，他有那种……那种……那种卡莱尔（Carlyle）的困难。 我：哦，你的意思是说他阳痿？ 他：呃，是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么许多种说法中使用这种说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这样强调了一切类似于……呃，类似于我们今晚看到的那种问题或所谓问题的事情。 我：你的意思是说性的问题？ 他：是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么许多种说法中使用这种说法。 我：你认为性不是个问题？ 他：不，不是。只不过许多不正常的变态人说它是个问题。 我：那么你认为婚姻不是一个问题了？ 他：不是，这也不是。事情一向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从不曾有过进步，也永不会出现进步，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而不再怨天尤人。我们近来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一类事情完全是反常的。 我：你使我想到了一定从旁观看过尼安德特尔人直立起来走路的猴子。那只猴子毫无疑问曾认为直立走路是反常的。以往不曾有过进步，也永远不要想有进步。 他：呃，以往不曾有过多大的进步。 我：没有多大——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我们之间出现了冷场，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你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猜猜看。 我：新闻记者——也许是《泰晤士报》或《晨邮报》的。 他：不——我在外交界服务。 我：哦，你在这里的领事馆工作！ 他：不，我在大使馆。 我：哦，原来是这样——什么职务？ 他：我是大使。 我：（我沉默了一会，然后笑出声来。） 他坐着，注视着我，不知我为什么要笑。他看不出可笑之处，而我看到了。一个姑娘走过来把他带走了。我问迪里厄女士他是谁。“他是英国大使”，她说。不错，不错，我在一个角落里自言自语，真是太有趣了。于是我又回去试图把那个姑娘从他身边撬开——她正在一个角落里吻他。于是我便问他当大使已经多久了，他说已经六年，就要回国了。我告诉他我认识这里的一些英国臣民——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诸如此类等等。我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没有答话。于是我问他以前在哪里，他说他出任过驻北京的大使，于是我问他对泛亚运动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亚洲民族的自卫联盟。他注视着我，什么也没有说。那个姑娘又把他带走了，带往一间后房——也许是为了能够太太平平地吻他。 如果你以为我是在说我编的一段剧情，你就错了。我可以对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起誓，保证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事实而且仅仅是事实。 通过访问得知，史沫特莱的上层阶级印度朋友们，已在社交上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们混在一起的那些，显然为史沫特莱的行为感到痛苦。其中有一个人认为，那时的史沫特莱是个可怜而瘦削的怪物，由于穿着迪里厄送给她的价值昂贵的旧衣着而显得“可笑”；他说，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古怪的”，可能是同性恋。由于这时的史沫特莱正在声讨婚姻并且谴责男人，所以许多印度人都认为这是可能的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早在1926年春，史沫特莱在接受精神分析时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而她否定了对于她的可能性。她曾对奈夫博士谈到过她对弗洛伦斯最近结婚内心深处所感到的恼怒。史沫特莱信件字里行间的透露和一再提到她早年一篇自传体短篇小说的草稿，都暗示着奈夫博士曾经问她在内心深处对弗洛伦斯是否怀有潜伏着的同性恋感情。身后弗洛伊德学者的奈夫博士很可能同她谈论过，在史沫特莱这一类厌恶性交、认为性交是堕落的女人中间，同性恋可以成为一种代替的办法。史沫特莱曾为这一建议所激怒，以至有一个短时期考虑过放弃奈夫这位女博士，而另找一位男性分析医师。尽管史沫特莱不信任婚姻和男人，但是她的表现却是，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她对弗洛伦斯及其新婚丈夫有待决定的来访所持态度的，是由于觉得对一个似乎喜欢强调她的弱点和怪癖的人欠了情所感到的恼怒。甚至在弗洛伦斯来到以前，史沫特莱就开始疏远她自己。在1926年给弗洛伦斯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机会，你我将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我们的友谊；因为我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新人，你也许会发现我是不讨人喜欢的。你常常提到的我那种有趣的独特之处，我以为，已经消失殆尽。” 弗洛伦斯曾建议史沫特莱到奥地利来接他们，然后一道旅行，史沫特莱的答复却是，她准备接受迪里厄的邀请，以便继续完成她的著作。当1926年暮春史沫特莱和弗洛伦斯终于在柏林重逢，她也很少单独去看望这对夫妇，而且没有到火车站去为她们离开柏林送行。尽管是在不断地疏远她自己，史沫特莱还是设法把弗洛伦斯介绍给一些有名的和她有兴趣结识的人物作为对于所欠债务的报偿，试图以此酬谢她的恩惠。她把弗洛伦斯作为一名诗人和老朋友介绍给凯绥·珂勒惠支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之类的人物，并且带她一道到珂勒惠支家去参加这位艺术家的祝寿聚会。 但是当她开始割断和弗洛伦斯的联系的同时，史沫特莱又一次向纽约的另一位老朋友玛格丽特·山额伸出手去。1926年4月，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山额，谈到完成那本书的困难、谈到她又去接受奈夫博士的精神分析，和她对妇女问题仍然十分关注。她还表示愿意帮助她在预定于秋季在印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印度妇女介绍节制生育，并且传达了德国女医师要她前往印度途中顺访柏林的邀请。 由于史沫特莱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和争取印度自由之友的密切关系，她在美国一直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美国进步妇女之间起着文化桥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写下了一段互相支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印度学生和象达斯这一类的领袖人物常被进步的西方妇女要求写一些有关节制生育的文章，因为它适合印度的情况。不用说，这使他们处于困难境地。他们在国外的天然支持者，是那些同情他们独立斗争而不认为他们属于劣等种族的自由派人士。而印度人正力图表现出一样正为恢复其自治的权利和保持一种基于非西方宗教和传统的文化而斗争的高度成熟的人民的形象。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斗争中，他们不愿承认有什么问题在摆脱英国统治后是不能解决的。由于担心英国宣传机构得以利用这种对于落后的承认来证明印度人“不适于”自治，印度的男人们，使得史沫特莱十分懊恼的是，规避印度的节制生育问题，而只是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的地缘政治方面。对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性别歧视态度深感失望和不快的史沫特莱在1925年春的一封信里，向山额抱怨他们在节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 达斯博士刚把他为你的会议写的一篇论文副本寄来。达斯博士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简直不能同意他这篇论文中（对节制生育）的观点，我对你居然能够接受感到意外……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DieFrau》（德国最重要的妇女杂志）上，我知道（由于这篇文章）许多印度人会责骂我背叛了他们的事业。我同意，印度的贫困十分严重，其50%到80%是由英国的剥削所造成的。但是人口过分稠密，即使印度能够养得活四倍之数。人类兔子般的（生育）习惯看来是绝对无益。人们似乎总是认为人类应该象虱子一样繁殖，只要他们养得活自己。为了什么？……有什么伟大的宏图？依照基督教让天堂充满灵魂的说教行事的那些人我（尚能）理解；但是许多人连这种蠢话也不相信，我就无法理解他们了。印度生产着一群群孱弱的奴隶，这些奴隶正在把那个国家拖倒在地。我厌恶B.K.罗易（B.K.Roy）先生和达斯博士的这种观点。我们在对付我们的对手时会强有力得多，如果我们承认印度的所有各种弊病，只要证明我们承认那些弊病而且愿意加以改革；我们不需要英国政府或基督教传教士来做这种工作。我讨厌人们开口闭口谈论百分数和有竞争力的人口总数；我不曾见过妇女是象这样讲话的。 对于把揭露丑事视为理想报道的史沫特莱而言，隐藏弱点即使是隐藏你自己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的目标是进步。问题只有在得到确认之后才有可能解决。 到1926年秋，在欧洲的印度人，对于史沫特莱如何在美国有效地促进了他们的事业并不熟悉的那些印度人，公开表示为他们这位自封的先锋战士感到难堪。多数相信，是史沫特莱断送了恰托的政治前途，并且使他生活在痛苦之中，虽说是并非故意。他们对史沫特莱在即将问世的著作中会如何描绘印度民族主义者感到忧虑自然也不在话下。到这时，有关史沫特莱著作内容的流言已经在柏林的英语侨民社会中流传。一位感到震惊的书稿审读者，史沫特莱的朋友格拉比施（Grabisch），很可能是这种流言的来源。史沫特莱在1926年8月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曾提到格拉比施的消极反应： 在我离开柏林以前，我几乎被她的当头一击打垮。她跑到我这里来，朗读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之后告诉我，她认为我把我最神圣的感情当众暴露出来是非常不道德的，等等……她说我为了金钱而根据我最神圣的经历“写了一部迎合低级趣味的书”——为了金钱而暴露恰托和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她建议改换署名出版，但我拒绝了。……我在柏林度过的最后两天如堕地狱，几乎要向出版商们索回书稿。 当然，最后部分写到的不仅仅是恰托。我还写进去了不少巴卡尔——至少是我对巴卡尔的感觉。但是我不能告诉她这个。于是我写信给巴卡尔，问他我是否认为我在拿他卖钱。 我的书现在已经脱稿，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为完成那最后部分，连修改带润色，费尽了心血，自从来到这里（萨尔茨堡），再没有干过别的事情。现在它成功或是失败——我的工作可已经了结，我厌倦它、腻味它，再也不想看见它那副肮脏的面孔。 另一类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人物，象她纽约的老师拉伊帕特·拉伊那样的，对史沫特莱的态度比较积极，把她看成是个应该加以控制的热情支持者。拉伊在1926年6月到瑞士出席了一次国际劳工会议之后找到了她。无疑，对她即将问世的著作，既想一知究竟，也怀有某种焦虑，他邀请她为他的劳工报《人民》周刊撰稿而以此对她表示恭维。 至于史沫特莱，则觉得她已作出超额的贡献，有资格被当作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大家庭平等的一员对待，而且完全有权批评这个运动的某些成员和工作。直到1925年为止，她一直遵守着不向外人透露其弱点以维护这个运动的公开脸面的不成文规则。而在那一年，她开始在欧洲发表文章批评印度缺乏一项节制生育的计划，后来在1926年又在寄往印度的稿件中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说教。不难预料，批评和说教都引起了反感。[5] 1926年秋，柏林大学开始上课时，史沫特莱兴高采烈。但是当她意识到研究课程之紧张和她自己背景知识之不足，喜悦就转化成为忧虑了。她选择“鸦片：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一门经济地理课的论文题目。在“大英帝国”这门课上，她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而单是掌握越来越高深的德语词汇这一项要求，就成了使她头痛的障碍。 随着压力的增加，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讨厌的感冒和咳嗽就常常使她无法去上课。但是迪里厄女士的支持从未动摇。在1926年11月12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史沫特莱说道：“近来，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时，迪里厄女士就把她的车派来，我觉得我成了一个公主。”迪里厄继续不断邀请史沫特莱去看戏和出席宴会，包括在马克西姆·高尔基访问柏林时为他举行的各种聚会。史沫特莱还继续接受精神分析和到精神分析研究所去听“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之类题目的演讲。 到11月末，史沫特莱就表示了对于能否赶得上同班同学的严重忧虑。12月中旬，巴卡尔来作了一次圣诞节日访问。他发现史沫特莱正因流行性感冒而卧病在床，不久就离开了。她1927年1月31日写信给弗洛伦斯时说，她已经由于“你能想象，得出的最难受的流感”卧床五个星期。史沫特莱仍然以足够愉快的心情对弗洛伦斯第一个孩子的降临表示祝贺，但是最使她振奋的，似乎是一位美国老朋友罗杰·鲍德温即将访问柏林的消息。在1919年成立了争取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以后，鲍德温和史沫特莱就成了好朋友，而且很可能是偶尔一会的情人。 鲍德温到柏林来也是为的要见恰托。他的这次旅行是以恰托为首的一小伙人为了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一个叫作反帝大同盟的新组织而精心策划的结果。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其成立宗旨在于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统一的支持立场，以对抗国际联盟对殖民主义的维持现状政策，计划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使用印度士兵保护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利益之类的帝国主义行动上。成立这个同盟的主意和在布鲁塞尔开会的计划，都是由恰托在柏林发起的。创办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后来共产国际有意识地不对这个组织实行直接控制，以避免它被说成是莫斯科操纵的。然而恰托本人却刚参加德国共产党不久。和他密切合作共事的，有匈牙利的吉巴蒂（L.Gibarty）、荷兰的艾多·菲门（EdoFimmen）、德国的共产国际人物威利·明曾伯格（WilliMiinzenburg）这样一些劳工组织者。这个同盟在创办之初的几年内，曾得到罗素（BertrandRussell）、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巴比塞（HenriBarbusse），罗曼·罗兰（RomainRoland）、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和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这样一些非共产国际大人物的支持和赞助——他们全都出席了布鲁塞尔的成立大会。[6] 布鲁塞尔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大会所产生的宣言集中强调两个主要问题：方兴未艾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和有关反苏战争迫在眉睫而将在一年之内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预言。劳工领袖们指出了西方工、矿业向殖民地的转移并且强调全世界的工人必须协调行动，如果想要获得对于自己经济生活的控制权。闭幕会议上通过了纲领，选出了执行理事会，其中包括尼赫鲁、鲍德温、孙夫人等人在内。恰托当选为同盟执行书记。 英国和法国对布鲁塞尔大会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两国全都抗议比利时政府为大会提供了方便。法国政府逮捕了理事会成员。来自“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黑人代表列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Senghor），从而使得在巴黎设立同盟机关的计划无法实现。英国政府指责这个组织是为共产国际效劳的统战机构，美国情报部门则接受了这种结论而未加评论。 恰托和巴卡尔全都出席了大会。史沫特莱则由于不愿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和他们两人同在一起而没有出席。但是她密切注视着大会的进程，并且确实由于大会的强劲势头而受到鼓舞。 1927年春，史沫特莱继续听课，但是越来越丧失信心。她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论题通常是戏剧或女性专业人员和先驱人物。罗杰·鲍德温是那个春天能够给她以安慰的朋友，她无保留地帮助他了解这座城市、这里的组织机构和人物。1927年5月6日，在沉默了四个月之后，史沫特莱又写信给弗洛伦斯，询问她的孩子是否诞生，同时向她吐露内心的孤独： 罗杰·鲍德温来过这里，他调查这里的组织和团体时我常和他在一起。就象遇到了我所爱的一个兄弟，他在我心头唤醒了一种急需，一种想要有个象他那样为我直觉地理解也能理解我的朋友的迫切急需。他离开后，我曾彻夜不眠，试图重新考虑我被公务和有关公务的思想所包围着而个人却十分孤独的生活。你可能会想我是爱上了他——但我没有。他使我看到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个人感情，抑或是种族的、民族的理解。他使我看到了，不知不觉地使我看到了，我和那些印度人之间的鸿沟。我这样写信告诉他。他说，他以为那是我们独特的关系。也许他说得对……我觉得和多数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甚至更深的鸿沟。但是对于即使是被我视为人类公敌的美国人，我也能直觉地知道我在什么部位可以打击得最狠。但是对于印度人……我却不知道在哪里我能触动得最深。一个阿拉伯语或梵语词句引不起我的任何回忆……我没有见到恰托已经两个月了，而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他。出现了那么多和他相关的不愉快的事情。我想要退避一个时期。事情本身无所谓不愉快——只是我觉得不愉快。至于巴卡尔——夏天将决定我们会做些什么。而此时此刻我们甚至互不通信——根据一致的协议。 到6月，史沫特莱就作出了决定。由于承认要取得一个学位超出了她的能力，她放弃了她的“奖学金”，这就使得她在财务上所欠迪里厄女士的人情至少可以不再增加。尽管未能成为一名有学位的学者，但是史沫特莱发现迪里厄的社会关系在帮助发表文章和为她的书《EineFrduAllein》（《大地的女儿》的德文书名，一个孤独的女人）找到一个德国出版商《法兰克福报》以及诸如此类一些方面的价值仍然是无法估量的。如果说史沫特莱是扮演了伊莱莎·杜利特尔的角色，那也是在布莱希特写的而不是萧伯纳写的《皮格马里翁》之中。作为一名左翼的伊莱莎·杜利特尔，她欣然接受了来自布鲁塞尔大会传遍柏林外国留学生界的这样一个信息：革命即将来临——出不了一年！ [1]卡西勒家族，是原籍布累斯劳的犹太家族，在19世纪中叶由于经营木材生意、土木工程和电缆、钢缆制造业积攒了大笔财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保罗和堂兄布鲁诺（Bruno）成了艺术界的重要人物和画廊主人，保罗还作为美学理论家而产生影响。另一位堂兄恩斯特（Ernst）则成了知名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作为20年代魏玛德国的犹太人而非常显眼的卡西勒家人，过去常由于举办马奈、莫奈和雷诺阿这样一些画家的新潮画展而招致批评。主要由保罗·卡西勒资助而以柏林分离派运动闻名的一个现代艺术家流派，被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指控为国际犹太和共产党企图败坏祖国价值观念的阴谋的一部分。参看彼得·帕雷特（PeterParet），《柏林分离派：现代派及其在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治，1980）。 [2]伊莱莎和息金斯均为《皮格马利翁》剧中人物，分別为卖花女和语言学教授，后者教前者学会了上流社会的语言——译者注。 [3]豪斯霍菲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一名德军将领。在那以前，是德国驻日本的军事观察员。史沫特莱似乎是一年前在柏林认识豪斯霍菲尔的，在她那篇论文发表以前；可参看《中国的战歌》，20页。史沫特莱所不知道的是，1926年的豪斯霍菲尔正把日耳曼帝国主义的总参谋部隐藏在他的研究所内。正是这个参谋部就在那个时期为希特勒提供了《血统与土地》这一类蛊惑人心的观念和理论。 [4]正是1926年，政治“侵入了”德国戏剧。布莱希特（BertholtBrecht）、恩格尔（ErichEngel），杰斯纳（LeopoldJessner）和皮斯卡托全在进行着借古讽今的古典作品现代化尝试。塞尔盖伊·爱森斯坦（SergeyEisenstein）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已经公开发行，而获得了热烈的好评。高尔基预定于11月10日抵达柏林出席他自己的剧本，由皮斯卡托导演的《底层》首演式。那年夏天，皮斯卡托、恩格尔·托勒（ErnstToller）、威廉·黑尔佐格（WilhelmHerzog）和奥托·卡茨（OttoKau）曾讨论过创造一种史诗剧以便实践他们在技巧上和政治上都是革新派的主张。到第二年，除了恩格尔，全都接受了皮斯卡托的聘约。恩格尔则在1928年和布莱希特和卡斯珀·尼赫尔（CasperNeher）—道合作上演了《人就是人》和《三便士歌剧》。但是，使得皮斯卡托的梦想得以成为现实的，却是由于迪里厄的介入和她富有的未婚夫所提供的资金。卡曾奈伦波根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这个团名称不得使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形容词，他还希望迪里厄能在演出中扮—个角色，参看皮斯卡托：《政治戏剧史，1919—1929》（罗里森译，纽约，尤其是175-176页，并约翰·维勒特（JohnWillet），《欧文·皮斯卡托的戏剧》（伦敦，1978），67页。 [5]她在1926年1月发表在《现代评论》（加尔各答）上的一篇文章，语气特别高傲，她嘲笑印度留学生和他们对“戏剧”的知识：“但是在印度可以向欧洲学习的一切东西中，戏剧是一个文化和知识的领域。而在这方面，从英国是什么也学不到的，英国在整个有文化的世界里是以它廉价的、无聊的、缺乏艺术性的戏剧而臭名远扬的。印度学生在那里学到的很少是在印度见不到的；看到印度学生从英国到（欧洲）大陆来找戏剧实在令人痛苦，他们要看的不是能够直接面对世界伟大思想的国家剧院，而是廉价的评论刊物、杂耍表演、轻松歌舞剧、餐馆歌舞。他们别无所知——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戏剧’。然而那并不是大陆的‘戏剧’，大陆的男人和女人对表演和戏剧文学从事终身的严肃研究，那里严肃的男、女艺术家是所有其他领域学者和思想家的平等伙伴。在那里，有许许多多东西可以学习——有许许多多东西可以获取。” [6]前一年尼赫鲁的来到曾经是柏林印度侨民社会的一件大事，后来对于史沫特莱有了重要意义。尼赫鲁是印度国大党的总书记，从1921年起，一直是甘地的得力助手。1926年夏季尼赫鲁是和他刚从病中康复的妻子一道在瑞士度过的。秋季，尼赫鲁常到柏林来了解以欧洲为活动基地的印度民族主义流亡分子的情况并鼓舞他们的斗志。他的频频来访，使恰托、史沫特莱为其同莎的宣传获得了一种承认和合法性。尼赫鲁对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这位印度侨民公认领袖的情况特别关怀。而且许多次会见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虽然当时的史沫特莱很少谈到尼赫鲁，但是他们的关系后来对她有了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而且两人的联系一直保持到史沫特莱1950年去世。恰托使得尼赫鲁相信了通过反帝大同盟而在全世界公开釆取统一的反帝立场的效用。恰托为尼赫鲁介绍了孙夫人和其他一些中国国民党官员。到1927年12月，德里方面宣布，尼赫鲁将继续留在欧洲，以便代表印度出席布鲁塞尔大会。参看南比亚尔（A.C.N.Nambiar），访问记，1971年；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手稿，新德里；和同一处所的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档案，附件第127号，有关同盟部分；并尼赫鲁《走向自由》，（纽约，1942），121-127页。
第六章精神分析，1924—192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六章精神分析，1924—1925 到1923年底，史沫特莱的“革命婚姻”已经日趋瓦解，尽管恰托在许多方面对于她都可以说是个比厄内斯特·布伦丁好的配偶。她和恰托有着相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一致同意让政治工作，而不是养儿育女，成为他们的粘合剂。两个人全都结过婚，都是分别在独立运动内部确立了信誉之后才走到一起来的。在感情上，两个人全都热烈而有道德观念，都有在较大的政治团体中效力的如炽如焚的需求。但是恰托对于史沫特莱“婚前性关系”的嫉妒和恼怒，终于伤害了她的自尊。在分别写给卡琳·米凯利斯和弗洛伦斯·伦农的信里，、她曾试图就她的困境归纳出一个结论： 我保证，弗洛伦斯，在你和你心上人结婚以后，你就会从你丈夫的手里受到你今天做梦也想不到的折磨，因为你胆敢在遇到他之前就擅自动用你的阴道。在你嫁给他以前，他会大谈自由，解放，生活与爱（的平等权利）。但是，等着吧，结婚后私有财产意识就会钻进他的脑袋瓜里！…… 在我认识我丈夫以前，我曾和别的男人有过关系。我结过一次婚。这一切在我们结婚时我都已经告诉过他，以免得以后发生误解。他也和许多女人同居过，而且结婚不止一次，直到今天还是有妇之夫——他的妻子是个英国女人，住在英国……（但是）过了一个月，我丈夫就开始指责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因为我和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他说，他“得到的是别的男人用剩的剩货”，一个男人象这样来攻击一个女人，由于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别的女人用剩的剩货”，就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也违背有关于正派和公平的一切行为准则。但是我正生病，我觉得负疚。他还把我封锁起来不让我和其他印度人接触，不让我参与印度工作，（说）印度人会知道我的性生活经历并因此毁了他。三年来，他一直拒不让我写作……他情绪对立，出言尖刻，因为我想要写作而且说这只是一种“表现”欲。而如果我写，又只能写他告诉我写的东西，以便他判断正确或不正确。所以我就干脆不写。每个月，我的病情都越来越重，直到我开始有了严重的神经病发作，有点象癫痫发作。每当发作起来，我对身体和头脑都失去了控制，我会倒在地上颤抖五到十分钟。我完全丧失了睡觉的能力，一连10个月，我成了一个药罐子，服用越来越强烈的安眠药。后来我想要反抗，也就是在我想要就这些问题回他几句嘴时，他就打我、拆磨我。有三次，他扼住我的喉咙，咬我，经过这种折磨，我就在那种可怕的病症发作中倒在地上。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他……如果任何一个别人能够摧残一个人的精神和智力生活，他也就同样可以把刀子插在他的心上使他因此死去。 由于掌握不好德语，史沫特莱在德国的政治生活天地主要是由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柏克曼这样一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朋友们形成的一个小圈子。戈德曼对于史沫特莱在莫斯科寻找她的勇气所感到的钦敬，是她们之间最初的感情纽带。她终生的好友、先前的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在知道史沫特莱童年的部分时光是在1914年大屠杀以前的路德洛附近度过的之后，反倒对她更觉亲近。戈德曼当年在罢工刚一结束时经过丹佛，但是当那里的劳工领袖拒绝了她愿意提供的支持时，感到十分难过。伯克曼曾就大屠杀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曾经有人试图在洛克菲勒庄园里放置一枚炸弹以示抗议，据说他就是那起未遂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到1923年，史沫特莱和恰托就在经常和戈德曼、伯克曼一道参加一个学生小组的聚会了。来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些欧洲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包括德国的鲁道夫·罗克（RudolfRocker）和意大利的阿尔曼多·博尔吉（ArmandoBorghi），此人是墨索里尼以前的一个同伙。虽然在工作中用到、在思想上探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理论，但是史沫特莱在向纽约的伦农谈到自己的态度时，把自己描绘成对这种观念体系退缩不前，避免完全接受的样子： 米勒女士（在纽约的一个朋友）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以为如果这里发生君主派的反动，我就会吃苦头。完全不至于。我认识一些最著名的君主派人士，有些是非常有趣而有教养的人。我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见解，但是我以他们对我的态度回报他们。如果我遇到了来自君主派方面的麻烦，我就去找这些人，去问他们打算干什么。对革命派人士也一样。当然，我是在和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一起工作，所以，一旦共产党人掌权，我也许就会被砍掉脑袋，因为在共产党人最恨的所有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名列前茅，甚至还在希特勒和他那一帮人之前。 你不必操心去想如果爆发一场革命，我会跑出去站在街垒上，逗引他们向我开枪。谢谢。我已经决定暂时还不要死。如果决定死，也不会死在德国。（1924年2月16日） 和这样一些人为伍，就难怪史沫特莱会以继续不断攻击作为一种制度的婚姻来表达她对自己个人问题的感情。在男女关系的性质问题上，她和弗洛伦斯·伦农有不同的观点，在1923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里，她争论道： 你说……虽然女孩子不应该缺乏坚强的意志，却也不应该企图取代男人符合本性的位置。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女人“符合本性的位置”又是什么，除了在性的方面——那个“位置”是被清楚地标明了的。至于在社会方面，我知道的只是，那种本性已经遭到男人的摧残，而女人则被迫占据并不符合她本性的位置，她被迫占据那种位置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虚荣。我认为人类发展的未来，将看到女人占有不同于今日所占的位置。你的论点是危险的：旧时代的大人先生们在这样一些场合就使用这种论点：当他们说女人不该担任教会神职，当女人由于其性别不得出席反对奴隶制的会议，当她们由于性别而不能投票选举，当她们由于性别而被排斥在医务、法律和其他专门职业之外。在那些老反动分子——愿他们的灵魂永受煎熬——来，妇女就是在力图“取代男人符合其本性的位置”。 我不反对男人之成为男人，不论其男人气有多强。我讨厌女人气的男人。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女人就不应该在适合她们天性的发挥才能和精力的所有出路方面成长和发展，而不论这些出路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男人的工作或活动范围是什么，而在多大程度上，就今天所觉察到的而论，是人为的。有许多男人——象常常在印度人中间可以找到的那一类——是高尚的，而在有了一些常常是归属于女性的品质时就不同了。然而他们是男人，而且是强有力的男人。我不愿意接受我们现今有关于男、女位置的社会标准，因为我不认为现今的社会，无论是对于男人、女人或对于阶级，是合理的，或正常的。我尊重天性，但是我不屈从一种社会制度，因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欲。那种制度，从家庭和学校开始，败坏着生命的源泉。万千妇女被那种制度所蹂躏而有口难言，绝不可能象她们如果有个适宜的环境就会在其天性驱使下发展起来那样发展她们自己。 你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或是一个革命者可能会为了在她或他看来是更大的事业而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和繁衍后代，但是为了这种理由他也不必以那种小气的酸葡萄态度来限制自己。”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时是否想到了我。我相信我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典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个人幸福。就个人而言，我不反对女人愿意有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我憎恶的是男人，特别是男人，以为一个女人没有一大堆孩子围在她身边转就该永远受到诅咒。何况，幸福并不（仅仅）在于繁殖……至于性生活，我当然要随着我的意愿去解决，当我觉得需要的时候。至于孩子，今天已经有太多的妇女在毫无目的地在以生儿育女为专业。按照我的思想方法，我认为生一个孩子是件可怕的事情，除非你知道生命的含义和你为什么要把一个新生命带到人世…… 你说，“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有力的，如果沿着原本预期于我们的路线行动”。这话在我听来，似乎你已经接受了有关上帝的观念和这位老先生“原本预期”我们成为什么和做些什么的说法。在我看来，生命只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存在任何预期于它的意图。因为我生而为女人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做某些事情而不能做别的。我承认有能有不能仅限于就生理条件而言。 我也不否认你关于爱情影响的说法。但是我不能把爱情放在脱离生活太远的前面，因为我自己就有体会，爱情通常和理智是分离的，而且爱情有可能被败坏和扭曲。我现在一如既往认为，爱情只不过是付诸行动的性欲……而从我的观点看来，智力在宇宙中有同等的重要性；对我个人则重要得多……因为在宇宙的谱系中，它是这样一个孩子。感情象生命一样古老；而智力却非常年轻，以至必须加以爱护和培育，而且也非常宝贵而值得爱护和培育。 象这样写法，也许能使史沫特莱得到暂时的轻松，但是她的朋友却为她的个人情况感到惊慌，而敦促她再一次求医，这次是求助于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史沫特莱同意了。但是恰托嘲笑精神分析疗法是一种邪术和迷信。被恰托逼入窘境的史沫特莱觉得迫切急需一次突破。12月8日，在开始接受一位新的分析师的帮助之后大约一个月，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忍受这些咒语和失眠了……我的生命延续将取决于我的精神分析；我现在是丝毫也不怀疑的了。” 史沫特莱的新的精神分析师，是一位中年妇女，伊丽莎白·内夫（ElizabethNaef），是柏林精神分析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这一时期，这家研究所正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分析训练中心而在国际上声誉日隆。它和柏林大学有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由于倡导研究情绪紊乱的社会根源和要求所有的精神分析师都必须是医师而有别于弗洛伊德的维也纳集团。其早期成员包括卡伦·霍尼（KarenHorney）、海伦·多伊奇（HeleneDeutsch）、梅拉尼·克莱因（MelanieKlein）和威廉·赖希（WilhelmReich）。 史沫特莱于1923年末开始接受内夫的分析时，女性个性的发展问题正在研究所成员之间引起热烈的争辩。霍尼等人对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和“阳物嫉妒”理论提出异议，并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的理想提出质疑。然而内夫博士作为弗洛伊德的门徒显然要比卡伦·霍尼正统些。经过三星期的分析治疗，史沫特莱于11月27日写信给弗洛伦斯：“我对精神分析这一套实在太嫩，还无法告诉你我出了什么毛病。但是你也许会有兴趣知道，我有一种很深的阉割情结，我所有的关系都带有这种情结的色彩。我得到的最初的印象是，我是由于我的男性生殖器被割掉才成为一个女人的！有一天我会能够对你讲许多有趣的事情。然而现在你对我的轻视女人之作为一种性别而同时又怀有强烈的女权主义也许已能有所理解。同样，还有我终身难改的男子气。”两星期前，她曾写道：“我的医生妙极了。我不仅从分析中得到真正的帮助，而且发现这是一种极其有趣的研究。当我找出伤害了我的事情的最初根源时，我感到极大的兴趣，以至忘掉了伤害。真的，这确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治疗方法。”显然又恢复了幽默感的她，在信里还给弗洛伦斯添加了一点有关“印度洋泾浜”的“滑稽副刊”，谈到一些“半瓶醋印度人试图写英语诗”的情况。有一个例子是：“在被践踏的时间的沙滩上/我看到一只消失了的手留下的脚印”。 随着自负心理的复苏，史沫特莱写出了将近两年间她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11月28日出版的《民族》杂志上的《饥饿的德国》一文中，她报道了通货膨胀和失业日增所造成的难以收拾的悲惨局势。她曾决定靠卖文维特生活，但是当这篇文章只为她从《民族》带来了一张17.50美元的汇款单时，她不得不三思了，因为她单单是分析疗法一项就要求每月支付62美元。弗洛伦斯已经在8月的两封信里给她寄了20美元，并且答应再寄30美元，但是她也告诉史沫特莱，她无法卖掉她寄来的相当俗气的纱丽和那些断线珍珠。史沫特莱便刊登广告寻求打字工作。当美国大便馆邀她前往面谈时，她去了——冒着很大风险，因为她没有可以出示的护照。经过长时间的询问，一位使馆官员告诉她，没有打字工作可让她做。但是由于她已决心自食其力，这一类问题她不愿向她的“丈夫”吐露。她11月12日向弗洛伦斯解释：“我从不告诉恰托我收到了（你寄来的）钱和付钱给分析医师的情况。他对于我接受精神分析而和他很少接触大为恼怒。” 12月1日，史沫特莱决定在能够自己设法付钱以前暂停分析。但是离开内夫博士只不过5天，她的咽喉痉挛就复发了，使她陷入了一种想要自杀的沮丧心境。在回答弗洛伦斯要她返回美国的劝告时，她说，她是打算回去的，但要等到分析完成。12月8日，她为了要钱而又一次写信：“请谅解我。你所做的已经超过了为我分忧。甚至我写这封信给你也是在强人之所难。我无权，然而我又别无他人（可求）。”史沫特莱后来承认，她又一次求助于“睡觉粉”或其他药物，以帮助她在不作分析治疗的情况下面对生活、战胜新的痉挛。弗洛伦斯·伦农和约瑟芬·贝内特很快就寄来了足够她付医师治疗费用的一笔钱。 她12月20日告诉弗洛伦斯，她正为闯出一条有点意义的生路而努力：“白天，我总努力做些事情——工作、唱歌、敲打钢琴——来恢复我对现实的某种真实感；我努力恢复对于生活的幻想（你说过，如果我没有它我就是受到了欺骗）。于是我埋头于各种细小的琐事之中。”但是到了1月3日，她就不得不告诉她又有两天严重的病情发作：“我病了。我产生了幻觉，我看到恰托把我的房门插上就要来杀害我。然而当时我觉着，并不是做梦，我发现我自己在半夜里尖声喊叫。”在这次犯病期间，由于史沫特莱扬言要立刻返回美国，她的房东太太打电话找来了内夫博士，她从1月3日起又开始给史沫特莱治病，并且表示可以延期结帐，到她“付得起”了再说。恰托被这次发病吓坏了，终于默许她继续分析治疗。 史沫特莱欢迎内夫博士支持她为自己重新塑造一个作家的正面形象而奋斗。与此相反的是，她不满意她前夫的姐姐索伯格·哈伯曼“现实主义的”建议。索伯格劝她向恰托的上层阶级亲戚们谋求资助，以便她回纽约去开一家印度餐馆。1月19日，史沫特莱在信中告诉弗洛伦斯她近来在把稿子卖给柏林最大一家报纸《德意志Allgemeine报》之后，继续写道，“至于开一家印度餐馆（！）我还不如开一个汤姆森式小吃店！如果我回去，我就会到《纽约世界报》去当一名记者或撰稿人，我几乎有把握在那里谋得一个好职位。这个前景时时刻刻在吸引着我……我爱索尔，我愿意为她去做一切——只是除了开餐馆。我不会烹饪，而且讨厌这种工作；我不会买东西，我不会计算2+2，所以要当个会计也是不合格的。我只会做一项工作：写。我宁愿饿着肚子写作也不愿开个餐馆过好日子。”她继续往下说的言外之意是她正为顺利通过她成为作家的障碍而努力： 我意识到我说话比写作好。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希望精神分析能使我的脑子摆脱这样一种观念（一种起源很早的观念），那就是：书本上的任何东西都体现着神圣，而我身上的则代表着粗鄙。我需要时间，这就是全部。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我就觉得能够胜任一切……正如我的医生所说，我在心胸和性格方面或多或少是支配性的、是男子气的。还说我，在31年之内闯过了三代人的文化，而在此过程中，我隐藏了、忍住了、压制了似乎是属于一种人性底层特性的……每一种倾向。甚至和她，我也争了好几天又好几天才承认我总觉得是卑下的一个事实。即使她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时也似乎是机械的。我承认我对我父亲的爱恋——这是我早就承认的，我根本不反对这种感情——我还承认不喜欢我的母亲。所有这一类问题我都能无所顾虑、毫不困难地承认。和精神上的渴求相比，这都是些简单的事情。 我也不同意你认为我的阉割情结（仅仅意味着）“我一直想要一个男性生殖器，而我使恰托受折磨是因为他有而我没有。”人的精神并不象这样筒单，正象你一定知道的那样，弗洛伦斯。那不是“缺少男性生殖器”，而是一种印象：我剩下了半个人，而我试图以其他方式加以弥补。 在同一封信里，她说，内夫博士愿意把恰托挡开，正在证明对于她的康复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艾玛·戈德曼设法使她被邀请在2月到柏林大学去对英语系作一次有关甘地思想的学术报告，而恰托表示反对，这时内夫博士就为她而出面干预了：“我的医生上星期去找恰托，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她要求他克制自己，不要反对不是来源于他的一切意愿。比如说，他把我叫作傻瓜，因为我要到大学去演讲——并不因为那是大学，而因为我的题目是印度。他不能忍受不是来自他的一切。他要压倒我。她告诉他‘不要干涉’，如果他希望我康复。”结果是有益于健康的。2月16日她写信告诉弗洛伦斯： 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昨天演讲以前，（恰托）问我是否反对，如果他来听讲。我表示可以。对于这类事情他是个苛刻的评论家，甚至他也说，我讲得不错…… 我的医生在这件事上是个绝妙的好人。如果没有她劝我接受邀请并帮我分析有关一群听众的复杂情绪，我是绝对不可能渡过难关的。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事情：站在高高的讲坛上，面对仰望着我的上千名（有教养的）听众，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本来是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够直视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而毫不感到以往经常感到的畏缩。 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既是为了演讲，也是为我自己。这次演讲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是我在长期患病之后的露面，是我生平第一次作为一个演讲人出现在一批大学听众面前，而我讲的又是这样大一个题目。 2月在财务上也是个好月份。弗洛伦斯虽然仍旧要靠父母接济，但是她许诺史沫特莱每月寄给她25美元以供支付分析费用，期限的长短则取决于她的需要。史沫特莱自己也觉得有足够的自信在一家印度人的商业性杂志谋得一个职位，而由于德国货币这时已渐趋稳定，她尝到了一点经济安全的滋味。在她精神上更为重要的是，她继续把论述印度问题的文章卖给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爱尔兰的、法国的、印度的、德国的和美国的。 然而到了3月，精神分析的紧张和生活在恰托身边的紧张都变得不可容忍了。而当他们的房东太太由于服用一种麻醉剂过量而完全丧失照料房客的能力时，史沫特莱的耐性也突然枯竭。她离开恰托，搬进一个朋友家的女仆室——有一张床、一把椅子的一间小房间。恰托也跟着来了，但是很快就垮了，由于精力衰竭，也由于生了一种医生要求使用吗啡注射剂的病。在此后两个星期，史沫特莱成了那个迫使她出走的男人昼夜不间断的特别护士。恰托恳求她留下来和他呆在一起，并且答应要全力支持她，于是，在这个月底，他们又共同找到了一处新居。 1924年春，史沫特莱和内夫博士合作，以发现她对妇女和性生活的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在写给弗洛伦斯的两封值得注意的信里，她记述了她从这方面的努力中获得的新见识。4月1日她写道： 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西部也还很年轻，暴力和体力的法则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女人，当然是男人想要得到的，但是被看重的是粗壮而能劳动的女人，西部的女人，大家庭的母亲之类，常常是高大、强壮、发号施令的女人。而不是这样的女人就会被人瞧不起，因为西部不需要“小姐”。能够赢得男人尊敬的女人常常是能够赤手空拳把他打倒在地再坐在他身上直到他叫救命的女人。至少，我那个阶级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阶级是劳动阶级。当然我的母亲却纤弱、文静而温柔，死在38岁，并没有生什么特别的病，只是由于劳碌过度，精神寂寞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与饥饿。她不是高大到足够在我父亲不把工资带回家时狠揍他一顿的那种女人，于是我们就得挨饥，而饿得最厉害的是她一——以便省下一口让孩子们有点吃的，而我的父亲，是个喜欢胡思乱想——一个皮尔·京特（PeerGynt）——生活在梦幻世界里的男人，他只要有了一点钱，一分钟也不耽搁，就会跑去痛饮。在酩酊乡里，没有现实扮演的角色，他却可以梦想自己是个大英雄，成就了不可能成就的业绩，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现在，作为一个姑娘，我为我的身体，为我的缺乏力量而感到羞耻。于是我竭力要成为一个男人。我打枪、骑马、跑跳，参加男孩子们的每一场打斗。我并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我应该这样做。于是我强迫自己去做，并蔑视一切软弱的适合于女人做的事情。象我的全家和全阶级一样，我认为表现感情是软弱的迹象；被人撞见我在亲吻母亲就会是丢人的耻辱，而向父亲表示感情则会是一场灾祸。所以我记得，我只有在母亲到另一个城镇去看望亲戚时才亲吻她；而我亲吻父亲只不过两次——一次是在他喝醉了的时候，因为我从一本书里读到，曾经有个姑娘吻了她醉酒的父亲而使他从此改过，再也不喝酒了！ 另一个迫使我对生活采取专横和傲慢态度的因素，是我的丑陋。我的头发稀疏，而所有别的姑娘都有长头发，而且在头发上下不少功夫。因为头发，当然，是一种吸引异性的诱惑物。我的外祖母是个身材魁梧的黑眼睛女人，她会用鞭子抽打她已经长大成人的几个儿子，如果他们不听话。她经常嘲笑我稀疏的头发，而且拿我去和她长着一头美发的女儿作比较。她的嘲笑声从我童年起就伤害了我。所以，作为一个孩童，作为一个姑娘，后来作为一个年轻女人，从不具有吸引男孩子的魅力。我象个穿了一身好看衣服的稻草人，花边（只能）衬托出我的黄脸和我的笨拙。所以，我当然会学父亲的样，到想象的世界里去生活；在那里，我是妩媚的。而且，当然，我要努力发展我的头脑以补偿我容貌缺乏的魅力，模仿我的父亲……当然，当我的父亲有帐要结时我对于他还是有用的，这使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和我父亲一起工作或是为他工作的男人。而他们把我几乎当作男孩子对待，他们对我怀有敬意，因为我很“棒”——这就是说，我懂得不少东西。而我因此就对父亲有了很大的影响力。我的母亲常常通过我来对付父亲；如果她想要做什么事情，她就要我去让父亲做。当然，父亲并不总是肯做的，因为母亲想要做的都不够浪漫；她想要的无非是几条床单、一张新床、一只新餐桌之类，而他是居住在浪漫世界的高岗上的。于是他非但不去买她需要的东西，反倒找地方喝得烂醉，想象他有一座充满了人世财富的宫殿。我由衷钦佩我的父亲，因为我相信他说的那些故事，而我看不起母亲！但是在外表上，我却装得好象很爱母亲，而不十分关心父亲。 当然，大多数人都难免要遇到这样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你也许无法理解在20岁以前成了我生活的特征的长年的捉摸不定和目标不明确的奋斗。我渴望着某种东西，是什么，我却又不知道。这就使得我反对一切，而又为了许多事情而斗争。什么也给不了我幸福，什么也给不了我安宁……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件事：我对待性的态度是原始的。（结婚以前）我常被一种朦胧的生理上的不满足所折磨，但是当男人们以一种表达性欲的方式，就象在我流浪期间许多男人对我所做的那样，来接近我时，我对性行为的恐惧和愚昧都使得我不能不有一种对一切与性有关的事情都极其厌恶的态度。甚至在我结婚以后，我和我的丈夫也只是在我们结婚8个月以后，才有了这种关系。我认为性行为是可怕的堕落行为，特别会使女人堕落。我对这种问题的态度是导致我第一次婚姻解体的原因。我由于被称作“太太”而自感羞愧。我简直不能正面看人，这种隐秘的羞耻感使我对丈夫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态度，以至他根本无法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离婚后——在西部离婚非常容易——我又觉得洁净了：我觉得象一只展翅的鸟，我觉得和我丈夫非常非常要好，以至可以牵着他的手，出于纯真的欢快和友谊而一起跑一起跳舞。我才第一次把他看作我的朋友，而认为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洁净的关系。 你一定也知道，在美国，人们总是教导孩子说性行为或任何和性有关的事都是可耻的、不光彩的事，而且，每当这个问题被提出就会在听众中引起一阵战栗，或是无言的静默。这是个猥亵的题目！“性”这个词本身就能使得“正派”的人们陷入一阵僵硬的沉默，而提到它的那个人就会在整个晚上被视为异己而受到冷落。请想象一下，这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当她对人生的整个态度正在这一时期形成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奠定其基础。再想象一下，一个具有这样一种态度的年轻女人，突然间结婚了。两分钟以前，她还被人们假定应该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堕落的、丢人的、可耻的行为；经过几句话一说她结婚了；于是社会就告诉她，现在可以发生性关系了，每天每个小时都可以，只要她愿意。当然，她早年生活中形成的那种态度是不可能由于某个官员或牧师的几句话而在两分钟内就改变的。于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足可以破坏一个民族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发展虚伪。我相信，这种冲突还能找到上千种出路，可怕的出路。如果那个女人是敏感的，她就会在变成精神病人，如果不是在生理上患病的话。一个以这种方式养育成人的正直女人，就除了禁欲，别无选择——或者是，如果离开禁欲的道路而在健康上垮掉。我常常在想，美国这种全民的假正经态度是否也在对黑人的私刑和种族仇恨之类的行为中寻找出路。我不知道。 在给弗洛伦斯的另一封信里，日期要早两天，史沫特莱说她不知道童年遭遇的那种贫寒和痛苦她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的： 听我告诉你。我常常思念我的同类。明年如果你不到这里来我就回美国一趟。我希望到时候我的钱够我到新墨西哥去，在父亲死以前看看他。我认为一个人有权在自己的创造者死以前看望他一次。把我往回拉的唯一的东西是压在我心上的感情压力。我将不仅去看我自己的父亲，我还要看看我没有能力加以改善的贫困。我童年的记忆在我回去以前也许已经可以理解，但是那些记忆仍将是阴暗的。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已经离开了一个苦难的世界，一个充满贫困、卖淫、愚昧和污垢的世界。我应该在没有能力加以改善的情况下再回去看看它吗？然后再一次走开，带着重新打开了的伤口，怀着更加尖锐的痛苦？我忘不了，然而又无法把这些东西解释成为合理的，那是我生长其中的土地。 以这种心情继续写下去，她把自己的努力和在德国的一些女朋友的成就进行了比较，她们是社会改革家、作家、艺术家、许多人都很有钱或是很有名： 卡琳·米凯利斯（丹麦小说家）来信（要我）明天和埃玛·戈德曼一道去见她，再同她一道去参观她的一个做医生的奥地利女朋友为贫穷的艺术家们开设的一个厨房……那位奥地利女医生已经邀请我到她在奥地利的家里去过夏天。我几次三番在想：“我应该把这种生活继续下去么，会见和结识一些在思想界工作的人，参观他们为穷艺术家开设的厨房，而不理睬总是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的那些人的汪洋大海，我从中走出的那个大海？……” 我（和恰托）舒适的新家是一个讽刺，因为它由于缺乏某种东西而显得空虚，那东西我认为是成就。我觉得我应该住在一个和我的心灵与成就相称的家里。那样的家就该是一小间卧室，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放衣服的地方。而我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轮流换洗的两套。那样，我将能觉得和生活和谐协调。而现在却不能。 3月17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精神的脆弱状态使得内夫博士提议，她们两人一道去度三星期的暑假，以便不中断分析治疗。 4月，内夫博士离开柏林到奥地利去出席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她启程前一天，史沫特莱的病又有一次发作。她在4月的信里对弗洛伦斯说：“（这次发作）使我完全昏倒了四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在病，而她已不在这里。我不知该怎么办，弗洛伦斯，为了我这条命，我急需分析治疗……我已显得又老又丑，而丝毫也没有打扮一下的愿望。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实际上处于一种极少见的身心交瘁的状态……我总记得你那句话：没有认为生活是值得的那种幻想，是在受骗。我在等着，并且希望，精神分析会还给我那种幻想。” 弗洛伦斯曾谈到要在夏天来看史沫特莱，但是现在她说在明年2月以前不能前来（她的父母不赞成她和史沫特莱的交往，一定要她大学毕业后再到欧洲旅行。） 到了5月，史沫特莱又觉得被日常生活的负担和少量的债务所压倒。她四处告贷，先是向卡琳·米凯利斯，米凯利斯拒绝了，说她那位年轻的丈夫花光了她富余的钱，但是提到一位著名的奥地利女医师，说她或许能帮忙。史沫特莱找到这位女医师，但是未能得到帮助：她拒绝贷款，对史沫特莱说精神分析毫无价值，并且劝她回美国去。经过这一番挫折，史沫特莱开始向在纽约的弗洛伦斯·伦农和约瑟芬·贝内特以外的朋友透露使她感情激动的问题之广之多。她首先于5月9日写信给玛格丽特·山额：“你也经历过我这样一种生活。我相信你会理解小债务的含义。我终于写信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曾使你和一些有钱的妇女建立了联系，她们曾在你通过深水区时设法帮助了你……我知道这样一些人理解你的工作要比我此时此地的工作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而我还是找你。”山额的答复是许诺为史沫特莱支付每月50美元的分析费用一年，与此同时，她敦促史沫特莱返回美国。[2] 这重新接上的联系把史沫特莱又带回到了节制生育的工作中。6月，她就如何有效地把节制生育的知识介绍到印度寄给山额一份详细的建议，并附有一份可能会愿意提供帮助的印度医生的名单。她还给山额寄去一封写给恰托的妹妹莎罗吉妮·纳伊杜的介绍信。莎罗吉妮是独立前的印度最著名的女政治家。但是她根据自己辛酸的经验，还提出了这样的忠告： 在站稳脚跟以前，最好不提妇女自由的观点。印度要比你想的反动。但是从改善民族和种族的观点、从儿童卫生的观点，你能够荻得进展。甚至提髙劳动阶级的地位在目前的印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你还应该提到在日本和中国的（节制生育）中心，和日本政府欢迎这些中心的情况。要记住，印度打算模仿日本——亚洲的一小块独立土地。我们不能十分强调社会问题上的“西方”观点，但是可以努力把亚洲已经在做的事情推向前进。 在印度，一切都要以问题提出者个人的品格为转移。 尽管时常抱怨她的分析治疗在“以蜗牛的步子前进”以及她的写作效率太低，史沫特莱在1924年春夏两季寄出的信件却显示那是一个在许多战线上都取得了真正的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5月，她谈到了弗洛伦斯寄给她的：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West）的《法官》、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Maugham）的《人间的枷锁》和《一个小男孩》和埃玛·戈德曼寄给她的，伊芙琳·斯科特（EvelynScott）的《脱逃》。在这些著作的启发和鼓舞下，她在5月23日吿诉弗洛伦斯：“有一天当我摆脱了财务上和精神上的炼狱，我要写点创作。而现在我只能日复一日写些能够立刻卖出去的东西。我的医生经常对我的精力和在一两天之间从忧郁的深渊上升到可以一连写作几小时的状况感到惊讶。” 6月，拉伊帕特·拉伊在向英国议会请愿要求加速实现印度自治之后返回印度途中，和史沫特莱有过短时间的聚会，不久，她写出了这个夏季最成功的一篇文章，“阿喀利运动”，发表在7月号的《民族》上。文章记述了英国士兵在旁遮普的又一场大屠杀。受害者们是阿喀利的成员。阿喀利是锡克族的一个改革派，一直在抗议英国要攫取他们土地的企图。在8月的一封信里，山额称赞了那篇文章，并且谈到史沫特莱在写作风格方面的进步。 在争取多受些教育的愿望驱使下，史沫特莱仍然计划着进大学；到6月，她已经在拐弯抹角地朝着那个目标玩弄花招：通过她和柏林大学一名英语教授发展一种个人关系来加强她的地位。17日，她写信给伦农： 柏林大学一个该死的德国教授正在追求我。他以为我是一个Miss，而我就是！他正在作出安排（让我）到柏林大学去开英语课。所以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邀请我每星期二1：30都去和他共进午餐！我们谈论文学，而我竭力避免“正如我丈夫昨天所说……”之类的话脱口而出。这位教授是个讨厌的家伙，讨厌得甚至使我无法恨他。今天是星期二，我在电话里说，我刚在波茨坦消磨了一个星期！我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一种沉重的负担，由于有个求婚者而这个求婚者是个讨厌的家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这样一个讨厌的家伙。我知道，不定哪个星期二的2：45，他会掏出手绢，铺在地上，以无可挑剔的姿势跪下去，请求我接受他的求婚！哦，我知道我会打着哈欠告诉他，下星期二的2：45我会让他知道（我的答复）。他是那样一种人：他会就某一部希腊文手稿里的某一处为什么有一个句点写一篇博士论文，而在学位到手之后（他会发现）那个句点是个苍蝇留下的粪斑。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正在探索从“a”演变为“o”的过程。这一切都是我的耻辱。我32岁，死气沉沉，而且不漂亮。在我身上还剩下点生气的唯一迹象只是我的起誓和诅咒。 但是到了8月25日，她用非常强调的语气告诉伦农，由于恰托在对待性的态度上也有问题，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交易——他们可以继续留在一起，只要他开始精神分析。 恰托于9月1日开始接受分析，由德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医师（麦克斯·艾廷贡（MaxEitingon），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办人）主持，而且免费——都因为他是这样潦倒而又是个印度人，是他们希望研究的对象。这对于他非常困难，因为他已43岁，他的习惯已僵硬如铁。然而我是再也无法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了，除非他经过分析洽疗。他自己几乎已经毁掉。由于他加给我身心的压力，他正每天每天在毁掉我。知道他准备接受分析，真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是否结了婚，你问。是的，这使我烦恼，至少还要再维持六个月。我要等到恰托经过分析治疗不再对我某婴儿似的依赖，才能做任何一点别的事情。如果你的意思是问性的婚姻关系，我可以说很少结婚！我厌恶被粘在一起。我要求有休假期。你还记得易卜生的《夫人来自海上》吗？那就是我，所不同的只是，我一部分是那夫人，一部分是皮尔·京特。那夫人的心理是我的。我要走是因为有人试图拖住我。 那个夏季早些时候，史沫特莱的情绪曾有过戏剧性的逆转，她不再说她自己又老、又丑，对男人缺乏吸引力： 你说你使男人反感，并开始对爱情生活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啊呀，我最亲爱的，我真希望我能把我自己的性别属性和你平分——任何一个能走路的男人，从垃圾工往上，都要停下来在我身上试试运气，或是希望能够试试。尽管他什么也不说，我能感觉出他的心愿。所谓“灵魂”有他自己的语言！但是象你一样，我也主张多夫！而多夫的女人不象一夫之妇受人欢迎。我在生活中并不多夫，但是我免不了有这种感情。在说过我这一生对性毫不关心然后又知道我主张多夫，是使我相当难堪的。然而，我得到多夫的欲望仅限于笔下，而不是在床上（请原谅话粗）。 在这封信里，曾经自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夫人的史沫特莱，批评她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把她丈夫的姓加在她自己的前面。 如果说史沫特莱和男人之间的情谊和来往有些是背着恰托的，象她和那位德国教授的约会之类，却也有一起她确实是向他透露了的，而且为此她“让他付出了代价”。在得知弗洛伦斯在夏天堕入了情网之后，史沫特莱于10月28日写信给她： 然而我必须向你吐露一点秘密，你和我的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我能够说这种话的仅有的两个人。我的丈夫嫉妒心很重，连我私下的想法（甚至我的医生、还有你）他也嫉妒，因此和他生活在一起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受到压抑的感情会要寻找而且也找到了一个牺牲品是合情合理的。我说的这个牺牲品是一个比我年轻8岁的年轻人，他不仅由于对我的爱慕，还因为他和我丈夫是以情谊和理想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密友而感到痛苦。想想看，爱上了朋友的妻子——去对他和他妻子这样说！想想看，这妻子说：“我也爱你，我会象爱怀里的孩子一样温柔，然而又象保护自己幼儿的狂人一样猛烈。我的爱不要求有性的关系，却仍然是深沉而温柔的爱。” 再想想这种情况下的那位丈夫：郁郁寡欢、容易动怒，对人生的每一行动都极认真，为他对妻子压抑不住的强烈的爱所激动。想想此人的痛苦和他试图控制自己而作的努力；和他的难以做到，以及他和他妻子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徒劳的谈话。再想想更悲惨的事情：那年轻人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临行前平静而坦然地把那位妻子抱在怀里亲吻着她，采取一种“此事只与你我有关”的态度。后来写信也一样，就好象在那种关系方面并不存在那位丈夫…… 我是一个下流女人！你是否记得康蒂妲（Candida）和她对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的爱，或高尔斯华绥的《黑色花》——第一部分？斯特劳斯的歌剧（蔷薇骑士）正在这里上演，所表现的也是相同的主题——一个年长女人对一个年轻男人的爱。象这样一种情况下所有的女人一样，我一直承受着羞耻、内疚、悔恨和不可告人的痛苦的煎熬，而经过了好几个月才终于面对真实。但是所有的角色中最难演的是我丈夫的那个角色。我认为，我会使我对那年轻人的爱“升华”。在进行分析治疗时，我把我对他的感情追溯到我对我最亲爱的弟弟的感情，他比我小得多，我对他几乎象个母亲。那种感情几乎完全一样。 你这就明白了，我不是一个高尚的有夫之妇。婚姻的围墙绝包容不下我的爱和欲。愿上帝怜悯一切爱我的男人，尤其是我的丈夫，他指望着婚姻能把我的爱的手脚捆住！在生活中是个流浪者，在感情上也一样，我依然如故！ 弗洛伦斯，亲爱的。男人将永生永世爱你，如果你痛打他们！你是否记得契诃夫有关一个小俄罗斯男人的故事，此人有两个妻子：第一个，文雅、温柔、满怀着爱、勇于自我牺牲，他几乎把她打死。她爱他；他不需要她。她死后，他又娶了一个女人为妻、她每天打他，把他打得痛不欲生。她死了，我相信是由于意外事故，但是那个男人却为她而在哀伤中度过了全部余生——使她的坟墓永远覆盖着鲜花，时常坐在她墓旁落泪，而近在咫尺的另一个妻子的坟墓则被忘记得一干二净！我经常引起一些男人——大的、小的、瘦的、胖的——最不寻常的爱，那是因为我总是瞧不起他们，或总是给他们充满了厌恶和恼怒的脸色看！这是可悲的，因为他是个有创造才能的人，不应该受我的支配。他会改变的，我相信，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艾廷贡博士的分析治疗。但是结果却可能是我们的最终分离。 在那个夏天，由于朋友们催促她返回美国，她继续和她对恰托那种矛盾的感情作斗争。由于没有护照和英国方面肯定会反对，恰托是不可能跟她一起到美国去的，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又都不会获准进入印度。她仍然不情愿放弃她所认为的恰托的真正的爱和对她的关心。4月19日，她写信对米凯利斯说，“生活充其量不过是一段短促的经历，而失去爱，或是有意识地放弃一种伟大的爱，是非常困难的。世界上有许多男人我可以一道生活，但是我对男人的知识告诉我，和他们大多数人一起我会遇到比现在更糟的命运。而我，卡琳，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并不打算过没有男人的生活！” 恰托在1924年11月开始接受分析，大约和史沫特莱开始到柏林大学去教英语会话和辩论课。同时。12月10日，史沫特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英国作演讲旅行的玛格丽特·山额，在信里她把她的年轻印度情人，一个叫巴卡尔·阿里·米尔扎（BakarAliMirza）的牛津学生，介绍给山额，而称他为“我的儿子”。到1925年1月，史沫特莱和恰托已经一致同意作六个月的分离。史沫特莱搬到了一个美国老朋友A·马歇尔·布利特·格拉比希（A.MarshallBullittGrabisch）夫人的家里。她是外交官威廉·布利特（WilliamBullit）的姐姐，他正和另一个美国人玛丽·凯勒曼（MaryKellerman）合作创办一个在美国出售欧洲文学著作英译本的欧洲文学经销社。[3] 在1925年1月16日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似乎支持伦农最近宣布的结婚计划，但是她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你知道，我不是永久性‘婚姻’关系的赞助人。”一两个月以后，她要弗洛伦斯帮她在美国找一个文学代理人，她报怨，“近来所写的几乎全被退了回来……我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教书维持生活”。也许到了这时，史沫特莱已经使得有关印度的文章在需求市场上达到了饱和。 史沫特莱开始在学术性写作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研究时间。她的长文《世界政治中的印度》于1925年6月发表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政治学刊物《地缘政治学报》上。 那年春天，尽管她个人的困苦处境相当难以说得清，但是自从年轻的巴卡尔·阿里·米尔扎离开德国几个月以来，史沫特莱和艾玛·戈德曼和卡琳·米凯利斯已有了一系列的书信往来，主要话题是年长妇女爱上年轻男人的种种悲哀。使得事情复杂化的是，史沫特莱不能容忍卡琳·米凯利斯的年轻丈夫。她相信，他是个同性恋者，和米凯利斯结婚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财务基地”。她并没有对米凯利斯“明说”她的疑心，但是她对这位丈夫的反感却发展得相当强烈，以至在7月又一次谢绝了要她到丹麦去看他们的邀请——这是很难作的决定，因为她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柏林、摆脱恰托。 而恰托，则每天央求史沫特莱继续维持和他的“婚姻”。他的论点是，他的年岁已经不允许他从头开始再找一个，而她，在从政治和感情两方面都毁了他之后，现在要甩掉他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正象史沫特莱2月2日对卡琳所说：“我愿意为他的理想和他的国家去死，却不愿做他的妻子。” 到了1925年夏天，史沫特莱觉得她的分析已经走到绝处，她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对内夫博士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7月2日，她停止再做分析。在请求山额帮助她在美国找个工作之后，她就逃离了柏林和恰托，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和她结伴同行的是一个学生而又是女演员的朋友。在临动身之前（大约在7月），她写信对埃玛·戈德曼说： 恰托最终是会好起来的。他此刻正在萨克森。这星期他只（在柏林）住了几天，其余时间他都在为他的杂志拉广告，以便弄点钱。他每星期只接受两次治疗是太少了一点。他看上去疲惫而又苍老。我的心充满怜悯。我可以改变他那种面容，也能够使他恢复不少生气，如果我愿意回去和他生活在一起，甚至只消告诉他我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不能。我常想，他比我有价值得多；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这一点——所有你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的印度人，所有同时知道我们俩的人。但是我不能勉强我自己回去……我知道我如果回到他身边，不出一个月就会自杀。而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到头来无论如何也会这样做的，即使并不回到他的身边…… 整个夏天我将在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我希望，锁链将以这种方式折断，因为他会知道我在欧洲，而他将和我分离而不得不寻找新的朋友、伙伴……我希望，还有女人。 恰托对她出逃的反应是动人怜悯的。他请她年轻的印度情人巴卡尔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恳求她回到他身边。巴卡尔照他的请求做了，但是无济于事。为了避开她和恰托之间的进一步对抗，她乞求卡琳·米凯利斯再发一个邀请，并提供一笔钱，让她在8月下旬到丹麦去和她会合。9月5日，史沫特莱从丹麦的小岛特鲁写信给山额： 我这里是在丹麦，和我的朋友你也许知道的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一起在一个小岛上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我是两星期以前来的，而我仍然在希望不久会觉得好些，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而且神经质。但是这里很冷——经常有大风从海上吹来——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卡琳要我在这里住到12月1日，写出我的第一部著作。我想我会在这里住下去的，只要我能获得签证的延长，因为我不想和恰托同在一个城市，至少要再过几个月……然而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三个月内写好我的书。我最多只能拟出大纲，写出初稿。卡琳愿意帮助我完成计划。这部分将以我的生平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得直率而真实——这本书将使我失去朋友中的大多数，因为出书后，他们会羞于与我为伍。我不会失去你和卡琳和少数几个象你们这样的，但是大多数我会失去。我不得不以尽可能直白朴素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因为我的健康从来靠不住，我的头脑也坏到了我无从知道还能干些什么的地步。我始终是极不愉快，以至我对生活已不十分介意，我想，如果我写这样一本书，也许我的身体往后会好起来，要不就此草草了结，而在这叫做生活的该死过程中我也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大致就是我所能献出的全部。 但是11月12日，史沫特莱向弗洛伦斯宣布： 这里……猜猜看……什么。我根据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书。已经完成了第一稿。 书名是《社会弃儿》或《一个社会弃儿》。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书里有你，知道吗？你在书里的名字是弗洛伦斯。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卡琳说我的书好极了。（究竟如何）我们会知道的。请注意随信寄上的一章，并请把读后感告诉我。正要请你为了仁慈的爱设法把这倒霉的东西卖出去。因为我将住在亭子间里靠酒精灯做饭过日子，直到能卖出几篇文章和在打字机上把这本书誊清、寄给出版商。 我几乎可以断言我这本书的成功……卡琳说，这本书会畅销的。亚历山大·伯克曼目前正在这里作客，她说这本书会立刻就被出版商接受。那样我也许就会阔了！哦，上帝，终于有了个垂头丧气（原文如此，疑为扬眉吐气之误。——译者）的位置。 史沫特莱的第一本书，最后叫做《大地的女儿》，就这样在一个劲风不断的丹麦小岛上诞生了，接生的产婆是丹麦小说家卡琳·米凯利斯和俄国出生、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原拟的书名《一个社会弃儿》是有揭示性的。在以往的四年里，她的书信所表达的是，孤立与疑惑，深沉的渺不足道之感和知识上的自卑，再加上任性和不驯的强烈迸发.她那缺乏锻炼的语言常使她的作品——象她的演讲一样——具有喜剧或喜歌剧的素质。因为她常常显得不信任和在摆布她的朋友，伦农和戈德曼，米凯利斯和山额，恰托和巴卡尔，这些给了她支持和爱的这些人，他们有时发现很难体会她那种孤独感的深度。埃玛·戈德曼曾在5月28日写给亚历山大·伯克曼信里说： 我懂得孤独和渴望的痛苦。我因此同意你的看法，无论男人或女人，都需要有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女人的需要更甚，然而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她会发现要遇到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她的悲剧。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也适用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首先，她有不少男人强烈地关怀着她——恰托，米尔扎（巴卡尔），等等，她已经不再喜欢恰托，却似乎非常爱那另一个。我不明白这算什么；她无疑是个神经质的女人。我自己大部分时间也很痛苦而难以去安慰别人。不过不久，我仍然会不得不写信给她。 [1]关于内夫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她是犹太人和社会党员，她的父亲罗森鲍姆（Rosenbaum）在20年代是立陶宛驻柏林公使馆的官员，她结过婚并生有孩子。1933年她死后，厄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曾经发表悼词如下：“柏林由于内夫博士的去世而蒙受损失，这位女士的杰出品格使她产生的影响要比陌生人根据她的著作所能设想的大得多。我最初是1907年在苏黎世认识她的，我始终认为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同事。”（厄内斯特·琼斯，“报告”，《国际精神分析学报》15（1934）：516）。 [2]1924年秋，史沫特莱收到为期六个月的1000美元贷款，那是罗伯特·摩尔斯·洛维特代她向纽约的加兰基金会申请的。见史沫特莱致山额书信，1924年。 [3]威廉·C·布利特是威尔逊总统主持下的美国和约委员会的成员和提出了《布利特报告》的美国代表团团长，那份报告主张承认俄国的新政府。威廉·布利持本人不久将和纽约来的史沫特莱的老相识路易丝·布赖恩特（LouiseBryant）结婚。布赖恩特的第一个丈夫是报道过俄国革命而于1920年死在莫斯科的约翰·里德（JohnReed）。在1925年6月27日史沫特莱给米凯利斯的信中，介绍格拉比希夫人时说她是威廉·布利特的姐姐。
第五章性、政治、神经崩溃，1921—192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五章性、政治、神经崩溃，1921—1923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携带着一台打字机和一只手提箱，于1920年12月底，在但泽跳下了轮船，但是，由于没有护照和签证，在海关遭到了阻拦。她给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VirendranathChattopadhyaya）发了个电报，委员会立即和德国外交部联系，外交部对但泽的官员打过招呼，史沫特莱前往柏林的道路就畅通了。 在至少10年的一段时间内，柏林一直是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漩涡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委员会和德国外交部曾经在就策动反叛以推翻印度英国统治的密谋方面密切合作。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委员会继续得到德国方面某种程度的保护。但是由于财政支持日益枯竭，它已不得不考虑采取比较迎合苏俄和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新战略。 史沫特莱作为一个成功的组织与宣传工作者的声誉早就传到了大洋这边，于是她立刻就被认作是民族主义分子柏林班子的核心成员。然而，在个人生活上，她觉得孤独而且软弱无助。1月17日，她到达柏林一个星期后，写信对弗洛伦斯·伦农（FlorenceLennon）说： 我在这里，十分孤立，因为我不会说德语。我正在学习，我能说Ichhabeeinenhund，等等……这是一个星期取得的出色进步！我能战斗，却学不会“当地人”说的“furren”语言。 我在精神上孤立。我订了一份《召唤》，临走前给达斯留下了一张5美元的汇票。请对我在这里的消息保持绝对沉默。我在这里是非法的，德国当局担心和自由国家发生分歧。恐怕我将不得不继续以我告诉你的名字（艾丽斯·伯德（AliceBird））行动和写东西。分手以来我一直在想念你。由于你不在这里，你的爱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全又回到我的心上。我认为你是我有生以来所认识的唯一能够容忍我的许多缺点和怪癖的人。你是唯一真正理解（我）的人。我一直把你和拉比尔的诗句联在一起记在心里，他说，“朋友，听我说，谁爱谁才能理解。” 孤独感导致了她和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之间的一段姻缘。恰托，人人都这么叫他，是个久经锻炼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正领导着那个柏林委员会，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个杰出人物。他比史沫特莱年长12岁。她对他的吸引力，很可能就象她在1917年对旁遮普老资格民族主义者拉伊帕特·拉伊产生影响的那种吸引力。然而恰托对待她却不那么太象父辈。他们的关系深入发展得很快，不到一两个月，他们就同居而自称为夫妇了。12年以后，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道： 维伦德拉纳什的经历，是印度秘密革命运动的缩影，他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运动在国外的最出色的战士。他比我年长将近20岁（原文如此），却具有战刀般犀利无比的头脑。他清癯瘦削，肤色较深，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两鬓已经斑白，面部常常略带怒容。他很容易被认为是南欧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在我看来，他有点象雷，象电，象暴雨，无论他在欧洲或在英国什么地方逗留，对于英国人，他都近乎雷、电、暴雨。他对征服了祖国的那个岛国怀有无限的仇恨。[1] 他感情生活的根基是在封建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海德拉巴邦奠定的，又加上了他在英国、欧洲和近东所受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教育。他是名门之后。他的家族是著名的婆罗门家族，出过不少诗人、歌唱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他的教育受之于父亲、穆斯林学者和几位英国家庭教师。他会说印地语、英语、一点德语和穆斯林世界上流社会用语，波斯语，他母亲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是妇女解放的鼓吹者。在整个童年时期，他不断听到穆斯林们以轻蔑的口吻议论他的母亲，这在他心灵上引发了一种始终未能平息的反感。他思想感情上的这类冲突使我想起印度南方的一座印度教庙宇——历代各种文化运动的博物馆。[2] 从维伦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一天起，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就汇合到一起了。我是一名美国劳动妇女，一个畸形商业文明的产儿；而他，受过英国古典教育，有一颗有教养的复杂得象个迷宫的婆罗门头脑，是印度高种姓贵族子弟。尽管他憎恶英国的一切，他更蔑视一切以金钱为权衡标准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而感情的根柢却深植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壤中。 我是否爱过他，说真话，我至今也不清楚。我记得在我离开维伦许多年以后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时谈到，使我感到吃惊而又气愤的是，维伦依旧在我的感情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一旦他陷入险境，我想，我会光赤着双脚跑遍天涯去营救他。可是，要我和他一道生活，哪怕是一天，我都不愿意。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间又一次证明具有疗治创痛的伟大功效。至于他爱过我，这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我或是别人都不明白为什么。 史沫特莱的“婚姻”，不久就开始瓦解了。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是政治上的，但也涉及到那个印度运动（几乎全都是男性）内部的个人嫉妒，和她同维伦作为流亡革命者不得不过的那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地下生活。麻烦是从1921年3月下旬开始的，那时她参加了由恰托率领的到莫斯科去和其他印度人和共产国际人士讨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方向问题的一个14人代表团，代表团出发时兴高采烈，但是在莫斯科的火车站上遇到了罗易（M.N.Roy）和穆克杰（AbaniMukerjee），他们是刚在塔什干成立了印度共产党的一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这两个派别立刻就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到共产国际为讨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未来前途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议时，两派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 导致两派分裂的实质性争端，是个优先顺序问题：在印度，孰先孰后：是反英斗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恰托和史沫特莱呼吁在印度反抗英国人的斗争中组织一个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反帝国主义各派的联合阵线。恰托、史沫特莱和来自柏林的其他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成员，他们要的是印度的民族独立，但是愿意通过和其他派别的联合阵线来达到目的。然而罗易却在争论中大展辩才，竭力反对这样一种联合阵线，而主张领导权应该牢牢地置于尚属草创初期的印度共产党掌握之中。他强调把印度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后结局是以罗易一派的胜利告终。 两派之间的斗争，不久就变得个人意气更重于意见分歧。史沫特莱作为一个非印度人的女人是非常容易遭受攻击的，而从一开始，她就成了主要的攻击靶子。史沫特莱1917年在纽约见过的罗易，指控她道德败坏，是个“邪恶的妖婆”，是她在鼓动反对他的情绪，而且很可能是为英国人效力的间谍。罗易的真实目标当然是恰托，希望能使他在他的追随者心目中威信扫地。史沫特莱非常生气并且进行了反击。她指控共产国际调查印度问题委员会的主席、支持罗易的英国人杰姆斯·贝尔（JamesBell）是英国间谍。她在10月3日向弗洛伦斯发泄她的怒气：“反对我们的计划的印度人竟干得出这样肮脏的事来：居然叫我英国间谍！想想看，甚至不是美国间谍，而是英国的！！！于是我就处于受审查的地位！……如果我不是一个较大的代表团的一员，我想，我已经被关起来了。” 恰托的柏林代表团，花了很多时间在等候：等候共产国际召开专门委员会，等候会见列宁。但是他们未能见到列宁，被罗易有效地挡了驾。[3]于是，史沫特莱就花了很多时间呆在勒克斯旅馆里和客人们混在一起，他们大多是从世界各国前来出席预定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三次大会的代表（史沫特莱并没有参加）。她把她的印象归纳在写给纽约一家社会党杂志《解放者》（1921年10月出版）的一篇文章里。她的印象是，西方的和亚洲的革命者之间存在着鸿沟，她强烈地同情亚洲一方。最使她反感的是英国共产党人，他们在亚洲问题上的观点，她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观点。但是她把所有西方的代表，尤其是美国代表，都说成是幼稚而不具有代表性的。她在10月3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信里，谈到美国代表艾拉·里夫·布卢尔（EllaReeveBloor）和厄尔·白劳德时说： 在莫斯科，在极度的贫困之中，她（布卢尔老太太）穿着镶花边的上衣、丝绸花裙子；戴着长串的彩色珠子，耳环、戒指，等等……而她又和一个白痴厄尔·白劳德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小白脸，他（穿着）从市场上买来的浅蓝色俄式工作服；把一长条黑色缎带当腰带系。然后，便带着他那婴儿的白皮肤、牙刷似的漂亮小胡子，在莫斯科摆出一副堪萨斯矿工代表的架式！哦，老天保佑！可怕！我简直恶心得说不出话来。我最讨厌的就是女里女气的男人。其次就是听他们说他们代表矿工，恰好我又知道他们连距离矿山一千英里以内的地方都没有到过。而布卢尔老太太则装作是从西部到马萨诸塞州五六个团体的代表！ 史沫特莱还对苏联的政治气候深感失望，她严厉谴责这个新国家的极权主义和不合理。莫斯科对她心目中的两个英雄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柏克曼所实施的软禁，使她深为震惊，她曾认为有必要和恰托一起去看望他们。1921年较晚的时候（信上未注明日期）她写信告诉纽约的弗洛伦斯： 我们读到的有关俄国的许多情况只不过是想象和愿望。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不遇上陷入阴谋和监狱的危险。监狱里挤满了在革命时期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柏克曼之所以能留在（监狱）外面只是因为他们享有国际声誉。而他们也处于软禁之中，他们预料任何一天都可能入狱，说不定现在已经进去了。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为这类事情辩解，就是恶棍和无赖。然而他们却为之辩解——为之辩护……如果我不被驱逐、或关起来、或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我就要小小地狂欢一番。每一个人都把他以外的每一个人叫做间谍，在俄国，在暗地里，每一个人都处于监视之下。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她说，她还由于俄国普通人民的苦难和贫困而感到痛苦，特别是在看到一帮帮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莫斯科街头流浪的时候：“人民已经达到了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低层；再低于这个阶段，他们就会或是死去，或是重返动物状态。” 埃玛·戈德曼很感激史沫特莱去看她，并且钦佩她去看望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这是有助于支持史沫特莱熬过此后10年的一段友谊的开始。戈德曼在她的自传《我行我素》中回忆她最初的印象：“她是个出色的姑娘，是个真正的热诚的反抗斗士。她在生活中似乎别无兴趣，关心的只有印度被压迫人民的解信事业。恰托聪明而有风趣，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滑。他自称无效府主义者，虽然他完全献身的显然是印度民族主义。” 史沫特莱和恰托回到柏林不久，德国政府迫于英国的压力。开始了把他们两人驱逐出境的程序。在这种做法被放弃以前，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城市里过了好几个月的地下生活，这意味着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从一所住宅到另一所住宅，频繁地搬迁，以便逃脱警方搜捕。这正意味着英国秘密特务经常不断的监视和骚扰。有一次，英国特务用药物麻醉绑架了恰托；只是在检查小汽车时才被一名警觉性高的边防警卫救了回来。不再东躲西藏以后，史沫特莱和恰托和另外一些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印度新闻和情报局，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机构为争取印度独立而加强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开办这个局，他们卖掉了战争时期柏林恰托那个老委员会的家具。他们的处境，无论是政治上或是财政上，都象在莫斯科时一样困难。 史沫特莱的麻烦又由于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在柏林出现而更形复杂化，此人曾经在史沫特莱1918年被捕之前不久以暴力强迫同她发生过性关系。这两人之间的冲突，起初是在她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之后立即举行的民族主义者柏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史沫特莱对那一幕在《大地的女儿》追述道：（她对姓名作了如下的变更：古普塔改称胡安·迪亚斯，恰托改称阿南德。史沫特莱改称玛丽·罗杰斯）： 在所有在场的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与个人无关的事情，但是对于胡安·迪亚斯和我则不然。在他说出的每一字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憎恶的威胁和无耻。有一次我遇上了阿南德从他到我扫视的疑惑目光。我内心有什么在颤抖。他会发现的——他的敏感足够发现任何事情！ “我反对这里提出的第四点”，我说，同时站起来发言反对胡安·迪亚斯提出的决议案。阿南德听着，接着就表示支持我的反对意见。他刚一说完，胡安·迪亚斯就跳了起来。 “我反对外国人影响我们的运动。我不仅反对外国人，而且还反对女人和妻子影响我们的成员。” 我站了起来，气得脸色发青。“外国人！你不反对外国人来帮助挽救你们的人的生命吧！妻子！不许你污辱我，胡安·迪亚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妻子而出现在这里的，我的身份是同志，是同事，我要求以这样的身份对待我！” 阿南德也怒不可遏：“我们这里不谈妻子，迪亚斯同志，也不谈外国人。我在我们的运动里已经多年，这正是第一次有个人竟然胆敢暗示我不能为我自己思考问题。我反对决议四，象这里没有和罗杰斯同志结婚的其他同志一样。除非你，迪亚斯，为这次污辱性的发言道歉，我就退出会场。我这样要求，并不因为是一个丈夫，而因为是革命者。” 古普塔拒绝道歉，并在会议不欢而散之后散布流言，说史沫特莱曾经和他发生过性关系。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引起的极度愤怒导致了史沫特莱的神经崩溃：11月，她终于支持不了而进医院住了一个月。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她又回过头来向纽约的女朋友们伸出手去。在写给弗洛伦斯的两封信里（一封无日期，一封的日期是1922年6月1日），她说： 印度工作已经彻底毁掉了我的健康。在这里要比在美国艰难一千倍。在这里，我没有象在纽约那样的社会联系和知识界的伙伴。印度工作和疾病使我无法学习德语或其他任何东西。这里的印度人对妇女和外国人抱有苛刻的偏见。他们照例对工作漠不关心，而对有效率的人员心怀嫉妒…… 这里有个卑鄙的人，他毫无根据地散布流言蜚语，好象我写到美国去的每一封信都有许多人阅读。我知道（达斯）的深厚而诚挚的友谊，我也有一种类似的与个人私情不相干的情谊回报他。但是有一些印度人却专爱背后议论而使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请求你把我所有的信看过后一律烧掉。这里有人专爱从美国朋友处搜集“新闻”，然后加以歪曲而一再传播。要对付真假掺半的谎话或谣言是毫无办法的。 史沫特莱的问题并不仅仅与个人有关。她还为德国的状况而心情抑郁。一群群面色阴沉、眼睛里燃着怒火的男男女女在寒风中一站几个小时，等候着轮到自己买一点点面包、油脂或土豆。报纸的消息和标题宣布自杀的人数有令人吃惊的增长。柏林的每一座教堂，她说，好象每天都在举行葬礼。1921年12月31日，她寄给弗洛伦斯一封长信，描写了她的内心反应： 今年的德国处境可怕，特别是劳动群众的处境。他们严重营养不良，以致肺结核在获得丰收，特别是在少年儿童中间。做马克的投机成为资本家们时兴的室内游戏已经有几个月，因而食品上涨了25%至100%。我一直住在一些工人的家里，他们靠煮土豆和抹着猪油而不是黄油的黑面包以及变质的啤酒度日。在一家旅馆里，生火的女侍晕倒在我们房间的地上，原因是精疲力竭。后来我们和她交谈时得知，她每天工作17小时，每月挣95马克——大约相当于50美分。她住在旅馆，和所有其他的女侍睡一个房间——个又小又脏的小房间。她们还能领取食物——衣服由自己购买——要从每月95马克中支付！这意味着她们全都变成妓女，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在街头游荡，有时也在旅馆内“拉客”。 当然，由于德国在经济上孤立无助，英国便在政治上轻松地为所欲为。非常可怕的是眼看着一度是独立国的德国竟会屈从英国每一个古怪的念头，或是每当劳合·乔治（LloydGeorge）说出一句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法国的话，或是作出这种暗示，便会满怀希望而欢欣鼓舞。这里有一些显要的德国人说，他们不知道还能有多久，任何一种反英宣传，不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进行的，都会被禁止…… 对于一场革命的一切希望都逐渐暗淡下去，德国的工人阶级似乎正在进入“印度化”的阶段，其结果将导致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奴役。曾经有几个月，一场革命似乎已经确定无疑。但是现在，奴隶制倒更有可能。工人阶级对于一场革命已不再有实在的阻力，而协约国太强，俄国又太弱。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印度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才能永远粉碎英国的脊骨而解放欧洲大陆。这已不再是只和印度有关的一个民族问题，已纯粹是国际性的…… 当我们回到德国，（恰托）就被德国政府勒令离开这个国家。是英国政府要求德国政府这样做的。因此，从9月以来，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是在非法状态下生活。我们的住所遭到了可敬的警察突然抄查，我们已一连几个星期从旅馆到旅馆，从住家到住家，不断变更住址，而从不知道过了一夜将到哪里去过下一夜。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局里一直工作到半夜，然后出去找一家廉价旅馆。经过几个星期的这种生活，由于风湿性心脏病，我已坚持不下去而垮了下来。后来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我们受到英国间谍夜以继日的跟踪，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试图抓住他们，设法让他们由于从事非法警察活动而被捕。我的丈夫一而再地收到要他小心点的警告。然后是大约两星期以前，他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曾和一些朋友一起到一家伊斯兰餐馆去喝巧克力，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失去知觉躺在地上了，他一醒过来就上吐下泻不止。我们请的医生说，是有人给他吃了砒霜，而且是大剂量的，所幸是引起了呕吐。有几天他病得非常厉害，但是已经康复。但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两个英国特务带着（万能）钥匙来到我们的住处，打算闯入我们和一位小老大太住的房间。未能得手之后，他们走了，但是过后又来了。那位小老太太出去追他们，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说，他是想租一间房间，并要求进去看看她的房间。她拒绝了，说，她没有房间可以出租，她这一生也从来不曾有过可出租的房间。她不懂英语。她说，那两个人是外国人，他们说一种她听不懂的外国话。但是两个人全都穿着军用高筒皮靴和军大衣。 后来我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白天工作非常勤奋，努力建立能够在德国留存下去的某种东西，而在夜晚，就到我们能去的地方去……我们不再受到警察的干扰，他们对我们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英国间谍却搅扰得我们日夜不宁。 史沫特莱指出，她们的共同朋友约瑟芬·比内特在她离开纽约前往德国时送的一支防身用的手枪，对她是个极好的安慰品。 进一步加重史沫特莱情绪低落的是，有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消息难以令人鼓舞。自她走后，争取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很快走上下坡路，而在1922年终于瓦解。据鲍德温和达斯认为，是印度人的内讧和戈什的无能疏远了这个组织的关键性美国支持者，诸如罗勃特·摩尔斯·洛维特和玛格丽特·山额。在达斯看来，是失去了史沫特莱作为两种文化桥梁的损失无法弥补。 1922年6月1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已接近神经崩溃和彻底衰竭。她说她最近在梅克伦堡的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两星期。同一封信还透露了一种新的窘困处境：为了应付日益增高的医疗费用找钱而求爱，这是一长串请求信中的第一封。为了减轻她的负疚心情：她寄给弗洛伦斯一些印度纱丽，希望能够售出以偿还她的债务。她要求弗洛伦斯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朋友塔拉克纳什·达斯在寄钱给她。 到1922年秋，她觉得身体已经好到可以在家里为一家商业杂志做些英语润色工作了，但是情绪消沉依然如故。11月22日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德国令人压抑得可怕……我不知道曾有谁笑出过真正欢快的笑声。只有在他们面前有了啤酒的时侯才笑，即使这时的笑也沉重而缺乏生气。我已对德国感到厌倦，正象人们会厌倦长时期的痛苦、沉闷和丑恶。也许我的厌倦是在于旷日持久的疾病，或是由于——但愿不是——衰老！我真希望能在一种清新愉快的环境中得到一次休息。” 这种情绪的背后，是她的“婚姻”的解体。1923年6月4日，她对弗洛伦斯解释，她和恰托合也难受、分也难受： 我嫁给了一个在十多个不同方面表现出革命性的艺术家，一个象猫一样神经质，总是在动、从不休息，永不疲倦、精力超过我十倍的真正的高度兴奋型男人，一个瘦削而多毛发、舌头有如剃刀、头脑象着了火的地狱的男人。多么好的一对。我已经被焚烧成灰。而他总是把灰耙拢来让它重新燃烧。他怀疑接近我的每一个男人——和所有来自美国的男人或女人。我的神经崩溃使他安静了不少。有一次在我就要失去知觉时告诉他：“让我安静一会，让我一个人单独呆着；如果我不能有完全的自由，我就要死在你的眼前。”但是他总会时不时地发起火来。而他经常是在冒烟，我觉得我就象一个生活在火山口上的人。然而爱一个不断折磨你的人是可怕的。而他有使你神魂颠倒的魅力，他爱你，他什么也不愿听，除了你爱他，永生永世活在他身边！我们成了彼此的欢乐的地狱，我可以保证，他正在很快地苍老，恐怕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使我痛苦。 恰托，不论是否有意识，在惩罚史沫特莱——由于他所认为的她以往的“性劣迹”损害了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现在公然以她为耻。他们阶级出身的不同又加深了紧张关系。他不仅认为要把她介绍给他家族会使她难堪，而且，介绍给他家的上等阶级朋友也同样是令人尴尬的事情。一两年后，她给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卡琳·米凯利斯（KarinMichaelis）写信时，作了如下这段生动的记述： 有一次。有几个著名的印度男女来到柏林，我丈夫要去会见他们。正好同一天晚上有几个美国朋友邀我去看戏。我丈夫很生气，因为我要和那些美国人一起出去——尽管他和那几位印度人已经有了约会。我不理睬他的反对，还是去了。但是在剧院里我并不舒服，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未能和我丈夫取得一致。于是在第一幕演了一半时，我便起身离席，并决定去找我的丈夫，告诉他由于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那出戏我也看不下去。我高高兴兴赶到他约定会见印度来客的那家旅馆。我走进门去，就看见他正站在那几位印度人中间。我跑步来到他的身边，高高兴兴，面带笑容。但是他非常尴尬，把我拽到一边对我说：“瞧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明白这会让我为难？我不能把你介绍给这些人，他们认识我家里人。我怎么能把你介绍给他们？”我目瞪口呆，大吃一惊，问他，“你的家里人，为什么你就不该把我介绍给认识你家里人的人们？”他说，“哦，这不可能，你必须走开。”他把我带到门口，我就上了大街。我回头看去，只见那几个印度人都正在背后盯着我。他们以为我是个大街上的女人，是个妓女，或是个…… 就这样，我在柏林街头走了好几小时。最后，回到家里，默默地躺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我听见我丈夫回来站在我的床边，看看我是否睡着了。后来，听不到任何动静，他也就睡了。 当时有一个美国姑娘和我们住在一起。第二天，我起不了床，我丈夫出门以后，她来问我什么缘故。我忍不住便对她说了。她怒气冲冲地找到我的丈夫，责怪他。他走进房来，插上门就开始责问我，为什么我要象对这位女朋友那样在外人面前说他坏话。我说，我心里不痛快，非常难受，我必须把我的烦恼找个人说说。他指责我，并且打他自己的头，他指责我以往所有的“罪过”。最后，为了求个太平，也因为我病得厉害，唯恐神经病再一次发作。我说：“我为提到那件事抱歉。昨天夜晚我当然不该到旅馆去找你。你是对的；你不可能把我介绍给那几个印度人。她们是那么漂亮的女人，穿着印度丝绸衣服，我却穿得这样寒酸，而且，我出身于劳动阶级，而你，有个妻子在英国。我很抱歉，当时没有想清楚。” 然后，他说，“对，现在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过错，今后能有不同的表现。现在问题算解决了。” 就这样，算是有了太平！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后来，恰托也作出了让步，似乎和他在这些问题上彼此冲突的感情达成了妥协。终于，他的家族成员，包括他的妹妹和外甥，都曾和这一对在一起生活过，而称史沫特莱为“Auntie”（伯母、婶娘、姑姑、阿姨……的亲昵叫法。——译注）。 和这些紧张关系纠结在一起的，还有文化差异。按照东方传统，是不应该把客人轰出门去的。由于恰托被欧洲所有的印度人视为精神上的家长，前来拜访他们家族和谋求暂时食宿的印度人，多数是男人，便在这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4]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节日庆祝聚会也常在他们家里举行，“直到我们家的墙壁都似乎涂上了厚厚一层咖喱味”。烹饪和洗涤的重担当然就落到了史沫特莱的肩上。 恰托对待钱的态度使得他很难有生活上的舒适。他把钱看成只不过是争取国家独立的一种手段。他从来没有一套以上的衣服，史沫特莱就不断地为他缝补、熨烫。他对吃也从不计较。20年以后，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可以把这类漠不关心看成优点：“一旦有了钱，他就会把它送给缺钱的任何人用，以至我们永远负债。他对钱所持态度的形成，可以溯源于印度财产共有的大家族制，特别是婆罗门种姓免费传授知识的学者和教师。过了一些年，我在那些也是出身于由宗族代替个人照管财务的大家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发现了这种态度。”但是到了1923年，史沫特莱已经开始认为她在恰托的世界里的地位是不可容忍的。她在给米凯利斯的一封信里描述了那种处境： 三年来……我一直在沉默中生活，从不曾顶撞过他一句。我帮助了他；我借钱来养活我们两个。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洗衣物，熨衣物，擦地板，做饭、洗碗碟。一切事情都是我做，从给他补衣服、洗衣服，到借钱和让我自己背上将来许多年也还不清的债。与此同时，他在免费为这里的印度人提供服务，而我却不得不付钱甚至付邮票钱。他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商人或学生到处找房子，他帮助他们选购东西，他还要办公事。他在开饭的时候把他们带回家来，每天每天都有额外的两三个人，我不得不每天每天牺牲我那一份饭食，因为他要招待他的客人。有些日子我吃不饱，因为印度的好客风尚要求必须喂饱客人。但是我不得不为这些人做饭，而他们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从不为解救印度而动一动手。我的生命已经献给印度，而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我还要坐在一边听他们议论“所有的欧洲女人都是妓女”。然后从清早直到深夜，我要在门铃和电话铃响时回答那些上门或是打电话要我丈夫还钱的讨债人。而钱，他并没有拿过，拿钱的是别的印度人而他答应还，因为他说，“这关系到印度的荣誉”。但是不得不还这笔钱的是我。“印度的荣誉”见鬼去吧！它来自我的身体，而我从不曾有过一秒钟的休息和安宁，总是在做好家务的同时还要为额外挣点钱而写文章。耳朵里听到的除了要钱还是要钱。我丈夫就成天为那些印度人打电话，那些印度人又总来我们家打电话——他们可以不必付电话费。月复一月，我还不得不应付电话费，这笔费用上升到数百马克一个月，而电话则常常由于欠帐而被切断了线。这只不过是问题的经济方面而已。 史沫特莱还由于封建的印度习俗而受到排斥，甚至受到其本身也是受害者的妇女的排斥。1924年8月25日，她写信告诉弗洛伦斯·伦农： 我们正和一对穆斯林夫妇住在一起。这是那位做妻子的离开深闺的第一年。这些天真无邪的深闺妇！她对性的了解要比最无拘束的美国妇女多。而且，有这样可悲的见不得人的习惯！她常常贴着钥匙孔偷听隔壁房间里的男人们说些什么，而且，似乎认为我能理解这种行动。她，这位天真无邪的女人，患有淋病，那是她丈夫从妓院带进她那可爱的深闺的——这位丈夫相信，女人必须藏身深闺，以防止残酷外界对她的侵害。而她则认为，淋病就有点象伤风咳嗽那样的毛病。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是在他们搬进来以后，他们之所以搬进来，是因为她是一个和我们很贴心的年轻人的姐姐。那位把病传给她的老先生却笃信伊斯兰教，每天要按照最纯正的穆斯林方式祈祷五次。他而且常常大骂西方道德败坏！其余的时间他就吃鸦片或是静坐默祷。 这一切对于我都是大开眼界。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谢天谢地，他们要搬走了，就在五天之内。 随着史沫特莱情绪的日益恶化，她性格上变得内向起来。在1923年初寄到美国去的一些信里，她不再谈论政治了——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位热衷于政治的女人生活中出了什么严重的毛病。发现那些“革命的”人士的偏见所形成的打击，更由于她自己“革命的”丈夫恰托插到她心上的一把把最有毁灭性的刀子而加重了。她以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看待制度，她把许多问题都归罪于某种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她怪罪婚姻制度，她认为这种制度是被“私有”观念败坏了的制度。 1923年春天她常见的仅有几个朋友是亚历山大·柏克曼、埃玛·戈德曼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者朋友。由于她病倒的次数越来越多和依赖安眠药的程度日甚一日，这些朋友深感关切。在她们的劝说和催促下，1923年初，史沫特莱曾求助于一位精神分析学家。5月8日，她向弗洛伦斯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你问我为什么不“到维也纳去一趟请教一下弗洛伊德”。为什么不建议我到天国去和上帝在一起喝一杯茶呢？我告诉你，那是远远不可能的。弗洛伊德要收费；到维也纳去也要花钱。而且，走这一趟还必须有我恰巧没有的护照…… 我现在好些了。大约两星期前的一次可怕的发作让我在半昏迷状态中躺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又开始工作了，我似乎正日益陷身于忙碌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每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左右、下午三四点钟，我总觉得喉咙发紧、头发晕。昨天，是我第一天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天，这种感觉又回来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已经在求治于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不知其名），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在德国有点名气。他对我的病情，除了有关我私生活的若干问题以外就不愿多有过问。在找他找了一段时间以后，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睡了一觉。但是他说，他治不好我的病，只能偶尔在必要时提供一点支持。所以，在我的病情恶化时，我就跑去找他，然后在一起做一次广泛的交谈。他用催眠术以减轻我一部分痛苦，但是现在催眠术又自动起作用了……我的精神分析医师一直竭力劝我根据自己的某些经历写一部小说。但是这个念头在我写出了文章以后就由于一起意外事件而打消了……有一次他犯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学上的错误，使我不得不避开他，至今有一个月，除非我病得十分严重，我是无法勉强我自己重新去找他的了…… 请来信。很抱歉写了一封信完全是谈我自己的信。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推心置腹而不至于一夜之后便把我的痛苦拿去当作街谈巷议的笑料，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作为起居室里的谈资。 史沫特莱在政治上的消极后退太不符合她的性格，因而使弗洛伦斯感到意外，因而推测，也许是由于她对个人的处境反应过度。史沫特莱未能对弗洛伦斯明言的是，她的精神分析师曾试图诱奸她。在6月14日的信里，史沫特莱反倒写道： 你5月20日的来信今日收到。我读得很有兴趣。这是你写过的最“老成”的一封。你在信里所说的，并不象你似乎以为的那样，当然没有任何一句会冒犯我。有一两处确实使我生气……（但是）仅仅是因为我的自我由于长时期受折磨而非常敏感，而且，也因为你的话说得对。然而我此刻仍然生气的是你说，我被我的自由永远有限这个观念迷住了心窍。也许我在这一点上过分敏感。但是一定也承认，人们爱做的一件事是摆出高人一头的架式，影响别人，以确立自己的权威。而这类人中的男性，经过几百万年的支配地位，已认为支配是男性特征的一部分……我常认为，自由比幸福更可贵，除非二者也许只是同义词。请相信，在谈到我目前的处境时我并不是在胡思乱想。那件事月复一月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感到意外。我打了值得打的一仗，但是失败了。我现在有病。我的神经崩溃每月至少发作两次，每次要虚弱无力地在床上躺上一个星期。我正在接受高日光疗法和高频电疗。 我已不再去找那位给我治病的精神分析师。我不想准确地说为什么。只能说，他已经变得太关心私情了。 现在，由于她对男人近乎彻底的不信任，史沫特莱发动了一场保护她的朋友们以免受婚姻制度之害的运动。粉碎婚姻新度成了她此后生活中的一项事业。与此同时，她对男人的怀疑还使得她几乎仅仅寻求女人的帮助。 1923年夏天，史沫特莱由于在纽约认识的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莉拉·辛格（LilaSingh）而暂时获救。她娘家和夫家都很有钱，是印度独立运动和争取妇女权利和教育机会的老资格斗士。在从柏林路过前往英国的辛格对史沫特莱的处境感到惊骇，而愿意给她一笔足够夏季两个月开销的钱，让她离开恰托到奥地利的阿尔卑士山地去住一段时间。 大约同一时期，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卡琳·米凯利斯已经邀请她到丹麦一个小孤岛上去访问她的家。 我向往那座小岛。那是一座孤立的小岛，我们将在那里独自生活、划船、写作。卡琳本人比我大得多。她53岁。你不曾听说过她么？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是《危险年代》和其他许多著作的作者。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在她来到柏林的时候，我们交上了朋友，结下了一种奇特而有趣的友谊。她并不老，尽管有了一把年纪。我有个想法，她要我去是想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抄下”许多东西去写一部小说！真的！……格奥尔·布兰兑斯（GeorgBrandes）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我将会见到这位了不起的男人，卡琳很聪明，表面上看是个轻浮的女人。她喜欢胡说八道，但是似乎能够深深下潜到所有女人的心底。她看了看我便决定，我应该成为她一部著作中的下一批牺牲之一。此后她就象条蚂蝗一样叮紧了我。我当时非常疲倦而又有病，不可能使人发生兴趣。但是她比看上去还要聪明，我敢保证，她知道女人为什么不舒服……在这里，就在柏林，我帮助她办妥了离婚。她现在离开了那个男人。那男人比她年轻得多。他利用她的名声和社会联系，而且花尽了她所有的钱。他是只耗子。我不想用骂人的话。 在断定自己还不足以被别人用作写作素材之后，史沫特莱便写信给米凯利斯，以要求延期为辞婉言谢绝了她的邀请，而接受了莉拉·辛格的建议。7月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巴伐利亚格斯特鲁本村附近山麓的一个牧人小屋里度过的。虽然她觉得那里的舞蹈、民歌和节日活动都能使人乐而忘忧，然而，无论是这类消遣或是被认为具有疗效的阿尔卑士山地日光，都未能终止她的失眠症和夜间恐惧。8月初，她迁到了贝希特斯加登，距离希特勒的山间巢穴不远的一个旅游胜地小镇。8月11日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 我此刻正在巴伐利亚，这里是反动势力的根据地。夜里我常被军事口令声和士兵们（保皇派）的脚步声惊醒，他们正在丛林和山地进行夜间训练。这种使得一部分人去杀戮另一部分人的秘密训练，令人不寒而栗。受训的都是些农民和工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想到的那个阶级。在萨克森也有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在那里夜间受训的也是工人，不过领导者却是共产党人。有时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到处都在进行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人们为了一种思想而准备去杀他们的同类？那种思想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想要利用它作为掌权工具的那些人的。我们只是在等待着有一天两派开始互相屠杀。两派都坚决反对消极抵抗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够血腥，或是不够残忍。 不必寄钱，除非纱丽已经售出。我已明确决定，不论怎样，不到维也纳去，因为那里的花销要比在德国高10倍，而我没有钱。我希望到了9月或10月就能好到足以让我在10月进柏林大学去把我的烦恼淹没在工作中。我要把出售纱丽所得用在这方面，而不是拿去付给精神分析师。当然，如果有绝对的必要，我一定回柏林去一两个月。但是我不能同时兼有一切。在柏林现有两位除兰克和弗洛伊德以外最好的精神分析师（亚伯拉罕博士和艾廷贡博士），绝对必要时，我将设法到他们之中一位的门下就诊。我在柏林有一份冬季工作，每月4镑（约合20美元），再为印度报刊写点小东西，就也许可以使收入达到5镑。用这笔钱将刚好够我维持生活，我还计划在大学里每天听一两小时的课。我曾试图在瑞士找工作并到那里去，但是我找过的人都告诉我，由于存在着失业，外国人是不能在瑞士领取薪金的。于是我便放弃了瑞士。 我将在柏林以我自己的名义取得护照，我也将单独生活。一位朋友正为我在离城一小时远的地方找一间房。恰托已同意我的计划。面对着是让我彻底毁灭或是完全分离的抉择，恰托说，他将放弃要求我关照的一切权利，等等，并将给予我在一切事情上的绝对自由；他不会提出哪怕是一项要求或个人请求。根据这种条件，我将返回柏林，走我自己的路，而不必再忍受他无穷无尽的嫉妒和怀疑。你一定会认为，那些都是我的想象。而我一直面临着的不止是死亡，而是比死亡更糟的：疯狂。无论如何，我尚未彻底痊愈。甚至现在，一点极其细小的事也仍然会使我连续几天心烦意乱，而且，已经有几个星期，不服用强烈的安眠药我就不能入睡。 她写给纽约另一位老朋友埃伦·凯南的几封悲观失望的信，带来了不仅仅是言辞上的安慰。史沫特莱是在慕尼黑和艾伦·凯南会合的，她到德国来是为了向史沫特莱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和看望老朋友埃玛·戈德曼。这两位女士一同参加了慕尼黑的瓦格纳音乐节之后又一同前往柏林。 史沫特莱9月一回到这个首都，就立刻在试图进入柏林大学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她心急火燎地写信向纽约大学和她在加利福尼亚读过的学校索取成绩单，而且还同她的律师吉尔白特·罗交换了想法。她认为她已经联系好的工作，结果证明是一项义务性工作，所能给予的只是有关未来收入的含糊的许诺。到这时，凯南已经回到纽约。由于史沫特莱的希望落空，在美国的朋友们便劝她回去。在回信时，她告诉他们，恰托在扣住她不放，扬言要放弃他为争取印度独立的工作随她到美国去，他发誓，没有她就不能活。史沫特莱充分意识到，如果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史沫特莱的日子将非常难过，但是，她屈从了他的恳求，并在10月重又搬回去和他同住。她告诉弗洛伦斯，她已同意和恰托留在一起，但以六个月为限，如果到了春天还不能入柏林大学，她一定回美国去。 这时，史沫特莱为接受朋友们的钱而感到歉疚，成了她心头沉重的负担。她在10月8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信里说： 请为我这样做——绝不要再寄任何钱，除非是纱丽已经售出。我会拒收，并将立即退回。我已决定绝不再接受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哪怕是一分钱。我不能总是象现在这样觉得自己象一条寄生虫，因为不属于我的钱我也接受。我的健康已经好转。但是我对生活已失去了热情。我以为，我将再也难以重新鼓起热情了。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埋在工作里，带着一个死去的心走完人生的旅程…… 我正在浪费生命，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别无道路可走。我31岁了，却仍然是一个愚昧无知、缺乏教养、发育不全的动物。 日趋崩溃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史沫特莱由于不能找到足够的钱以维持生活而感到的悲观失望，和她日益加剧的对于死亡的忧虑，绝不是独特的现象。许多艺术家和作家，诸如凯绥·珂勒惠支，乔治·格罗斯（GeorgeGrosz）和恩斯特·巴拉赫（ErnstBarlach）之流，也有类似的心情，而在他们的艺术中捕捉通货膨胀不断吞食弱者时期德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在11月28日出版的《民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史沫特莱写道： 本星期在这座城市的几个地区发生了许多店铺被抢的事件，全国大多数城市出现了骚动，许多城市在打真正的巷战。抢劫和骚动，被认为对于共产党人和反动分子都同样有利。共产党人利用这种局势传播他们的信条；君主复辟分子也做着相同的事情。当他们读到生活费惊人高涨的消息时冷笑道：“这种局势在恶化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在人民大众意识到他们建立一个共和国是犯了错误以前，还会更糟。我们还要略微再等一等。”但是多数城镇居民都疲惫不堪，由于捉摸不定的前途和多年来长期神经紧张的折磨，而对发生什么都已经毫不在乎。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厌倦。 史沫特莱指出，到11月，通货膨胀扶摇直上，以至一美元的比价达到了2.5万亿马克之钜，而一块面包的售价，已从9亿马克涨到了1.2万亿马克。 史沫特莱先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对于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局势所感到的忧虑，也大为增强了。在1923年9月16日写给伦农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预言到内战和内战后法西斯的胜利。她的预言在10月开始实现：共产党的起义在萨克森和条林几亚两省和汉堡市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随着史沫特莱周围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崩港，她给弗洛伦斯的信里越来多地谈到了死。在10月寄到的一封信里，塞进一张手写的纸条，说，“我又垮了”。11月12日，她描写了苏伦德拉纳什·卡尔（SurendranathKarr）死在床上的情况。卡尔在散布恶毒流言以攻击史沫特莱方面是超过了柏林其他人而仅次于古普塔自己的一名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她说，面对死亡，人们可以“忘掉政治上和个人气质上的分歧”。6天以后，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我在德国绝活不过这个冬天。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我就会死。” [1]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1880—1941），一个盂加拉婆罗门学者家庭的长子，在20年代来到欧洲留学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心目中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父辈人物。虽然是个孟加拉人而且是印度教徒，他却是在印度中南部海德拉巴长大的。他的父亲阿戈纳拉什·帕迪雅亚（AgonerathChattopadhyaya）是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之一，是海德拉巴一所学院的院长，他还是海德拉巴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先驱，最后被英国当局所迫不能不提前退休而在加尔各答流亡寓所接受某种形式的软禁，大约于世纪初死在那里。他的子女都是杰出的热情民族主义者。恰托的长妹萨罗吉妮·纳伊杜（SarojiniNaidu）过去和现在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她是女诗人兼政治家，1900年直到担任西孟加拉的行政长官而在50年代死去，一直是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人物。一个弟弟希伦德拉纳什（Hirendranath）1980年仍然健在，是个活跃的诗人、演员、剧作家兼电影导演。 [2]恰托在海德拉巴接受了古典式的教育之后，于1901年离开印度前往英国。参加印度文官考试失败（当时分配给印度人的名额极少）之后，开始学习法律，并娶了一个英国女人为妻。到1907年，他就成了伦敦的萌芽期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名主要活动分子，《印度社会学家》的编辑，爱尔兰、埃及、波兰、巴黎等地民主主义运动的联络人。他的法律学习于1909年结束，那是由于政治活动而被学校开除。1910年，恰托离开妻子，迁往巴黎，以逃避拘捕。他在巴黎参加了法国社会党，他和印度独立斗争的老资格宣传家卡玛夫人（MadameCama）一道，编辑《Bandemataram》和一份新创刊的《Talwar》，并就印度问题向法国报刊，特别是《人道报》投稿。象以往一样，他为在印度独立运动和其他国家如埃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懈地工作。1912年，恰托已经离婚，显然放弃了政治活动而和一个富有的爱尔兰女人结成了风暴时起的婚姻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再一次使他在政治上醒来。1914年4月，预料会被这时已和英国人结盟的法国人逮捕，他出逃柏林。恰托和被他聚拢在身边的伙伴们认为战争正是在印度打击英国狮子的绝佳良机：英国的敌人就是印度的友人。他们似乎很少关心和另一个象英国一样的种族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合作的后果，而且不懂得这样一种合作在印度同胞中间是不得人心的。1914年8月，恰托第一次在柏林会见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一个星期之内，一份文件完成了：德国人同意为宣传工作和把武器与人员送往印度提供必要的援助。美国将成为中转站，派出的密使们将绕过地球前往印度各种社会实体。到1914年底，印德合作的密谋已在付诸实施，恰托是这一密谋的协调人和柏林的独立委员会的首脑。恰托又一次成了实际上的单身汉，他的爱尔兰妻子进了修道院。印德密谋失败得很惨：英国制止了武器的运输，并于1915年和1916年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反叛分子。到一次大战结束时，恰托仍在柏林，为了他和英国之间的战争而在寻找新的盟友，到1920年时苏联成了很有可能的候选者。关于恰托帕迪雅亚及其家庭的资料包括，萨兰加帕尼（M.P.Sarangapani），“萨罗吉尼·纳伊杜夫人”，《现代评论》39，no.1（1926年2月）：99-107；寇尔（J.C.Kerr）（英国情报人员），《在印度的政治麻烦，1907-1917》（德里，1973重印），198214；鲍斯（A.C.Bose），《国外的印度革命家》（帕特纳，1971），13-36；帕德米尼·森·古普塔（PadminiSenGupta），《萨罗吉尼·纳伊杜传》〈孟买，1966），孟买政府档案馆，《印度自由运动史资料》卷2（伦敦，1920），499-518；阿迪卡利（GAdhikari）编，《印度共产党史文件集》（新德里，1971），卷1，79-84；钦莫汗·塞哈纳维斯（ChinmohanSehanavis），“印度革命先驱在德国”，《主流》13，no.46（1975年7月19日）； [3]M.N.罗易已经以他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次大会上就殖民地问题提出的反提纲给列宁留下印象，而在恰托的代表团到达柏林以前，他还和拉狄克（K.Radek）、鲍罗廷、布哈林、台尔曼和约翰·贝尔之类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物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因此他就能很容易地防止恰托代表团会见列宁，并且砍掉他们获得共产国际直接支持的机会。罗易在共产国际政治生活中短暂的显赫地位使得多数西方论著作家推断，他是流亡欧洲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领袖。其实，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扎基尔·胡赛因（ZakirHussain）、莎罗·吉妮·纳伊杜、和拉宾南德拉什·泰戈尔的回忆录都令人无可置疑地相信，在整个20年代，旅欧印度民族主义者，受到最广泛尊敬的是恰托。罗易是个出了名的狂妄自大难以共事的人，他在欧洲时，他是在和其余的印度侨民比较隔绝的情况下工作的。恰托则相反，他的朋友和关系遍及全欧洲，享有传奇式声誉而且在印度还有一大批近要的家族关系。到1928年，罗易就和共产国际发生争吵而被印度共产党开除了党籍。印度当代共产党学者认为恰托（1928年入党）而非罗易，是该党最初几十年的核心人物。参阅，例如，阿迪卡利编，《文件集》1卷，79-84，和塞哈纳维斯，《印度革命先驱在德国》。 [4]有时，一个“一下船就直接”找来的学生会触动史沫特莱心头母性的心弦，她会努力帮助他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傻瓜。在《中国的战歌》〈纽约，1943）中她提到一个学生买了一顶一侧悬挂着一串葡萄的草帽：“看上去象是印度男人用的缠头巾，我们颇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他不再使用。恰托则常和所有各种来访者“争论——总是抨击印度教徒的种姓歧视和穆斯林的迷信。他会当着穆斯林的面吃猪肉，对着印度教徒吃牛肉”，并且表示看不起那些要受教育、学知识，就首先想到英国的人。
第四章有所主张的新闻工作者，1919—19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四章有所主张的新闻工作者，1919—1920 史沫特莱被捕入狱不仅使她成为纽约左翼自由派社会的知名人士，也为她带来了一份工作。那时，玛格丽特·山额正准备到加利福尼亚去几个月，以料理私人事务。史沫特莱一出狱，山额就让她负责《节育评论》杂志的日常工作。《节育评论》是当时美国各地许多妇女获取节育知识的唯一可靠来源。薪金是很少的（《节育评论》很大程度上依靠志愿人员和捐款），但山额为史沫特莱对事业的责任心所感动，并知道她有担任这一职务的秘书工作技能。到1919年2月，史沫特莱就已经在为山额的办公室写业务信件了。至少到9月底，她继续主持着杂志的行政管理和出版工作。在这一时期，史沫特莱仍和她新近结交的难友基蒂·马里恩一起从事街头活动，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基蒂·马里恩在梅西家门前散发节育文献。 史沫特莱有了一个职业，却没有栖身之处。索伯格·布伦丁·哈伯曼帮不上忙，她已经去墨西哥和丈夫罗伯特一起生活。当时，罗伯特正为实现萨尔瓦多·阿尔瓦拉多（SalvadorAlvarado）将军的计划，而在尤卡坦各地建立一系列合作商店。史沫特莱到处寻找住房，但每当她认真打听租借情况时，一名政府特务便会出面找房主诘问，于是她就会被拒于门外。史沫特莱决定，如果她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租到住房，就找一位同住者。她就这样开始了同弗洛伦斯·伦农（FlorenceLennon）长达15年的亲密友谊。 弗洛伦斯1919年见到史沫特莱的时候只有20岁。这位姓坦嫩鲍姆（Tannenbaum）的富商家的女儿自以为是个初露才华的诗人和教师，正在翻译意大利教育改革家玛丽亚·蒙泰索里（MariaMontessori）的信札，把它们发表在社会党报纸《召唤》上。（她在工作一年之后离开了蒙泰索里教师培训班，因为校董们告诉她，他们很难为一个犹太人找到工作。）萨林德纳斯·戈什在一次由亨里埃塔·罗德曼组织的公民俱乐部会议上说明了史沫特莱的困难后，弗洛伦斯答应把她在西四街184号意大利人廉租公寓那套住房的起居室租给史沫特莱，每月10美元（她当时为这套住房付75美元）。艾格尼丝在长沙发椅上铺了一块印花布窗帘，就在这里睡了一年多。只是当她同一个或另一个男人“保持稳定的伙伴关系”时才偶尔离开。[1] 史沫特莱多彩多姿的行为使伦农眼花缭乱：她在地下铁道的滑稽相（会让死人发笑），她会突然唱起民歌，她诙谐而粗俗的谈吐，她的奇异的印度朋友，她对那些正在席卷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社会的政治事业的热情执著。作为一个从11岁起就一次又一次接受过精神分析的处女，伦农对史沫特莱讲的有关于她酗酒的父亲，不成功的婚姻和几次人工流产的故事简直着了迷，而史沫特莱有关“令人作呕的肮脏的”性交行为的详细描述则使她感到震惊，当史沫特莱出去和某位男子一起过夜时，她感到激动和好奇。但给弗洛伦斯印象最深的是史沫特莱对工作的严肃奉献精神。 尽管弗洛伦斯收的房租极低，《节育评论》的薪金仍然不够史沫特莱维持生活，于是，那些读过她关于难友们的短篇特写的朋友们为她在社会党报纸《召唤》安排了一份工作。史沫特莱始终把新闻看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她在最初为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学生报纸写的一些文章里，就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了朴素的义愤。在《召唤》报，她学会了在支持某一政治立场时列举证据，写得更加令人信服。但她从不试图“客观”或“中立”，她无论写什么都无所顾忌，固执己见，并且使用第一人称。实际上，她只是在按照一种古老而受到敬仰的传统行事。这种传统可追湖到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延续到门肯（H.L.Mencken）、亨利·卢斯（HenryLuce）和威廉·F·巴克利（WilliamF.Buckley）。应该记住，曾经在整个19世纪主导美国新闻界的个性或派性作风当时仍然很强。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电信技术和使用电报发稿的通讯社的发展才要求不同政治倾向的发行人集中人力去收集新闻。这种新的安排同一些新闻学派的出现相结合，意味着“中立”和“客观”在20年代首次成为新闻界声称的好的新闻报道应该追求的目标。在1919年，史沫特莱的楷模是新闻记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Greely），专门揭露丑闻的厄普顿·辛克莱、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London）和辩论家埃玛·戈德曼。 开始撰写政治新闻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1919年，左右派之间在全世界发生了政治冲突，美国也不例外：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劳工骚乱时期，其标志是罢工、炸弹和骚动。有一次罢工震动了全国，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抱有一个激进的政治而非经济的目的。1919年1月21日，西雅图造船厂的大约3.5万名工人为争取减少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2月6日，110个地方工会的6万多名工人停止工作以支持这次罢工，城市的经济生活实际上瘫痪了。市长召来了联邦部队，拒绝作出让步。认识到一次很快会被打上“非美”标签的总罢工是一次致命的错误，2月10日，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命令工人停止罢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曾采取广泛的措施来压制新闻界对战争努力的批评。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一些保守分子想继续审查那些他们认为是“非美”的激进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大多是支持罢工的。这样的企图也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加速了两极分化。战争期间，社会党的新闻机构曾被称为亲德和非美。现在，又被贴上了“赤色”或布尔什维克和非美的标签。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朋友们正在争论俄国1917年革命的意义。这些朋友中有史沫特莱最尊敬的罗伯特·迈纳，他是为《大地母亲》和《群众》杂志工作的政治漫画家。迈纳是德克萨斯人，是纽约少数几个和史沫特莱一样有着西部下层阶级背景，对社会主义持有“牛仔”或有个性态度的那种人之一。迈纳的政治生涯是从他成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西部的积极分子开始的。当他1918年见到史沫特莱时，他仍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Berkman）为典型代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召唤》的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去亲自评估俄国的革命。史沫特莱密切注意阅读他发回的电讯。一开始他好象在总体估价时心情矛盾，赞扬中掺杂着对新政府的批评（“在俄国法律和秩序太多了”——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清洗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婉转提法）。但不多几个月后，他似乎离开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而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对付外国干涉和国内颠覆的威胁，需要实行中央集权制。离开俄国之后，迈纳从德国发出报道，内容是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1919年1月为在德国实行布尔什维克型的革命而作的一次流产的尝试。迈纳在那里被逮捕，并在调查英国人对他的指控期间一直被拘留。英国人指控他在驻德英、美部队中，通过谴责协约国联军征讨俄国布尔什维克新政府而进行叛国宣传。 当史沫特莱努力去理解欧洲和俄国的革命进程，以及象迈纳那样的朋友政治立场的变化的同时，她也警觉地注意到关于美国右翼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及其对在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当多数大战期间被拘留的长期居住美国的外侨并未被驱逐出境的事逐渐为人所知之后，美国国会内开始了一场运动，以求通过一项保证驱逐这些侨民的立法。1919年1月28日，据报道，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这样一项法案，华盛顿州众议员艾伯特·约翰逊（AlbertJohnson）还附加了一项将所有战争期间判刑的印度人直接遣返印度的条款。2月5日，司法部长格雷戈里（T.W.Gregory）写信给参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敦促通过该项法案。西雅图的总罢工仍在发展，新闻界关于罢工的报道把侨民中的激进分子、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同俄国发生的事件和思想联系起来。2月中旬，一列车侨民从西北抵达埃利斯岛准备遣送出境。一位政府发言人于2月12日说，这是几年来首次有机会将“令人讨厌的”激进分子驱逐出境，并预言今后60天内，只要运输部门能安排，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驱逐。移民和归化总局长安东尼·卡米内蒂（AnthonyCaminetti）否认多数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驱逐的：他辩解说：“我要说的是，事实上他们之中90%是由于神经失常而被驱逐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很快成了目标。1919年2月23日，劳工部拘留了戈帕尔·辛格（GopalSingh），他是在旧金山印度密谋审判中被定罪的人之一，他走出监狱便被拘留，目的是为了驱逐他。 首先就驱逐印度人问题对政府官员表示异议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査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的历史学家。1919年2月，他写信给政府各级官员，要求对不同的驱逐案件区别对待。同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比尔德关心的是1918年11月停战之后仍然原封不动保留着的各州和联邦有关煽动叛乱和间谍活动的大量立法。这些立法构成了一张文字上含义模糊的复杂法网，使地方官员和移民局官员都有很大的随意决定权。在联邦一级，司法部负责执行1917年反间谍法和1918年反煽动叛乱法，但1918年的外侨法却由劳工部的移民和归化总局长负责实施。[2] 劳工部长威廉·威尔逊（WilliamWilson）于3月3日对比尔德作出了答复。他说，劳工部没有处理过指控印度人鼓吹民族独立的案件。事实上，根据法律，劳工部无权仅仅因为外侨鼓吹在其祖国进行政治改革或者变革而驱逐他们。威尔逊说，他手头的一个案子是一名入境5年因一件涉及“道德沦丧”的罪行而被定罪的印度人。威尔逊没有告诉比尔德的是，移民局已经决定，因“阴谋破坏中立法”定罪即可认定为“道德沦丧”，以及，他手头的那起案子就是戈帕尔·辛格的案子。 史沫特莱同她的美国和印度朋友迅速动员起一场反击。1919年3月6日，他们组成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由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RobertMorssLovett）任临时主席，爱尔兰裔美国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DudleyFieldMalone）和弗兰克·沃尔什（FrankP.Walsh）为副主席，史沫特莱为秘书，路易斯·劳奇纳（LouisP.Louchner）任司库。他们在第五大街92号设了一个办事处，请吉尔伯特·罗事务所作代理人，开始协调为所有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辩护。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以谋求全国知识分子和工会组织的支持。 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是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他是著名的文学艺术杂志《日晷》的编辑，他让这本杂志充分讨论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在一本单独出版的小册子里，他写道：他“气愤”地得悉加尔各答的英国警察头子乔治·德纳姆（GeorgeDenham）爵士曾是逮捕和审讯美国公民塔拉克纳什·达斯的积极参与者。据洛维特说，德纳姆曾被地方当局准许，不持许可证就搜査了达斯的住宅，并从世界各地的英国监狱中派出6名犯人在旧金山审讯达斯时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更有甚者，在审讯以达斯被定罪告终之后，美国地方检察官曾受到大英帝国协会“盛情款待”。正如洛维特指出的，所有支持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美国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对他们认为是英国直接而公开地干涉美国内部事务的一种义愤感。 英国人方面也迅速对自由之友作出了反应。一位在英国期间参加协会的人士被逐出了英国。另一位，宾夕法尼亚劳联主席詹姆士·莫勒（JamesMaurer），在准备横渡大西洋出席英国工会的会议时，在纽约港码头的跳板上被阻。至少整个20年代，英国官方一直在培养这种怨恨。洛维特再也没有获得去英国的签证。玛格丽特·山额1922年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曾被拘留过，并被劝告不要去印度旅行。由于是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成员这同一理由，许多人的签证申请都被拒绝。 4月11日，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在中央歌剧院举行了第一次群众大会，由洛维特起草的决议要求对那些仍在狱中的印度人实行政治大赦。决议寄给了在巴黎的威尔逊总统以及劳工部和国务院。洛维特前往华盛顿直接同那些即将投票表决约翰逊移民法案的参议员谈话。他报告说许多参议员完全持同情态度，有的甚至准备公开声明印度拥有和美国同样的取得独立的权利。 在歌剧院举行集会的时候，全国的报纸通栏标题都在警告提防“赤色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爆炸性阴谋。4月13日，社会党领导人尤金·德布斯因违犯反间谍法开始服10年徒刑。一年以前，他在俄亥俄州的坎顿因公开鼓励社会党人继续反对战争而被捕，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1919年5月1日，士兵、海员和愤怒的市民在好几个城市冲散了社会党的“五一”游行，袭击了社会党的报纸。史沫特莱在纽约的《召唤》办事处内也冲进了一群暴徒，一些旁观者被残酷殴打。虽然威尔逊政府不断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谴责左派诉诸暴力，却显然同情右派的这种暴力行动。当《召唤》发电报给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CarterGlass）吁请他就胜利信贷公司工人煽动暴徒冲进《召唤》办事处的说法进行调查时，这位财政部长回答说：“我不准备说应对你吁请注意的骚乱承担最终责任的是海员和士兵而不是他们憎恨的那些煽动性出版物”。6月2号晚上，不知什么人把一枚炸弹扔进了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A.MitchellPalmer）家中。他的反应是要求国会拨款50万美元调查“犯罪阶级”——其中也包括政治“激进分子”。 那时候，公众是把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划等号的，这或许是因为社会党正式反对协约国出兵干涉苏联。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仅仅一个月前，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开除了党内呼吁立即进行革命的左翼。社会党表明它仍然信仰通过民主的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其国内目标。9月，该党被开除的左翼又分裂成两个集团，二者都支持1919年3月国际（译者注：指第三国际）的原则，宣称世界面临危机，资本主义正处在崩溃瓦解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集团是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Gitlow）和威廉·劳埃德（WilliamB.Lloyd）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动党：主要是由土生的美国人组成，而美国共产党最初则是由在国外出生的激进分子组成和领导的，他们把俄国革命直接看作应在美国仿效的榜样。1919年6月10日，社会党报纸《召唤》在头版警告道：“那些梦想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州里——更不用说在全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正在招惹所有的反动力量，最终必定转入地下。”尽管这两个左翼党派都邀她参加，史沫特莱却通过继续为《召唤》工作的行动表明了她的政治立场。 1919年夏季，除了在《召唤》工作，史沫特莱还有效地为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协调处理各种法律案件，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运动，争取工会和进步团体的支持决议。在亚特兰大美国劳联6月全国大会上，会员们投票勉强通过了一项关于印度自由之友的决议，并指定一个执行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主张。这个委员会惊讶地发现，英国为1918年旧金山密谋案的审判竟花了250多万美元。美国劳联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SamuelGompers）将亚特兰大决议的副本于7月初寄给了劳工部长威尔逊。从此，反对驱逐印度人的决议便如洪水般汹涌流入劳工部的信箱。到7月，当6名印度人被拘留而面临驱逐时，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也在进行一次将英国的罗利特法案公之于众的运动，这项在那年春天早些时候通过的法案授权继续在印度实行军事管制。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想使人们了解那些预定要驱逐的印度人回国后将会遭受的危险。 此后不久，在9月16日发表于《召唤》的一篇感情激动的文章里，史沫特莱争辩说，印度为英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她列举事实和数字来证明当时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的饥荒实际上是愈来愈重。同其他美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史沫特莱认为英国人继续对备受贫困和饥饿折磨的印度榨取如此之多的财富是极不正当的。 大战期间，以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噶达尔党曾支持印度的武装起义。这是一个大部分由锡克移民组成的党，由于旧金山印度密谋案审判引起了对所有印度人全都不利的反应，这个党现在采取了较为温和和趋于守势的立场。为了反对驱逐和没收他们的土地，噶达尔党和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一起致力于在美国政治体制内部赢得对印度独立的支持。 在纽约的拉伊帕特·拉伊地方自治派没有直接介入阻止驱逐印度人的运动。但他们显然也变得对英国越来越失去耐心，因为很明显，印度对言论自由和群众集会的严格限制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保留。他们继续努力向美国公众进行关于印度的教育，而不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在美国的印度人的政治问题。尽管他们和印度自由之友的美国成员合作，共用一些设备，但他们仍然不和噶达尔党联系，地方自治联盟主席哈迪克（N.S.Hardiker）公开规劝印度人同这两个组织都要保持距离。 自由之友协会的政策是支持所有的印度人，无论他们的政见如何，惟恐在某个问题上同某一派别站在一起会有害于整个独立运动。从往来信函中可以明显看出，拉伊帕特·拉伊、史沫特莱和其他美国人曾协力帮助使得派别倾轧在第一年内没有表面化。许多来帮助印度人的当地出生的美国人是爱尔兰裔，他们认为爱尔兰和印度被一个共同的事业联结在一起。在7月30日的一封信中，史沫特莱鼓励旧金山爱尔兰裔的美国组织者埃德·甘蒙斯（EdGammons）说：“为自由而奋斗的印度人不仅要和他们自己同胞中的一些人斗争，他们还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一个敌对的白色种族……我希望你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泄气、不厌烦。印度要大于显然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少数人的个人。如果我直到现在一直是听从一些个人的指引的话，那我该在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印度的运动。但这理想本身是如此伟大，这个国家人们的斗争是如此艰巨，以至除了战斗下去，就无可希望”。 到8月，印度自由之友的工作开始见成效。在向劳工部递送决议的几百个组织与个人之中，有宾夕法尼亚的矿工联合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盟、木工、金工兄弟会、铸造工会和伊利中央劳工联合会。美国劳联继续合作并派它的书记弗兰克·莫里森（FrankMorrison）出席8月25日由移民局局长卡米内蒂对戈帕尔·辛格驱逐案件的听证。 9月有两个星期，史沫特莱作为《节育评论》的副主编离职度假，在华盛顿和律师罗和沃尔什一起准备一个有关所有印度案件的摘要，寄给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她和戈什在华盛顿被证实是有效的游说者。9月28日，在给罗的一封有关安排将案件简报呈递劳工部长威尔逊的信件中，她报告说，早些时候寄出摘要已经赢得了9位参议员的支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拉福莱特、内布拉斯加州的诺里斯、北达科他州的格罗纳、衣阿华州的凯尼恩和爱达荷州的博拉。史沫特莱有点为自己的成功暗自惊喜。她写道：“星期五晚上，辛格先生和我都在这里所谓‘合作之家’的大约有50名男女参加的集会上讲了话，‘合作之家’是城里的主要自由主义分子占据的地方。（弗兰克·沃尔什）那天也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我注意到他谦逊地坐在房间的后面。我要说我有点感到震惊。我们喝咖啡，聊天，以后又仔细地分析了英国人。” 整个一年里，吉尔伯特·罗一直在为驳回对史沫特莱和戈什的旧金山起诉书而努力。在1919年10月给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一封信中，他争辩说：“被误解的爱国主义或对其他国家被压迫人民事业过分的热情，并非我们通常在和平时期有理由起诉的违法行为”。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P·斯图尔特（RobertP.-Stewart）又一次研究了这起案件，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帕尔默，这种指控看来“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本政府的政治理想及其法律精神有破坏作用，因此，美国不应再成为继续坚持这个案件的一方了。”他认为既然对沃瑟斯庞和扎拉兹涅克的起诉已被撤销（见第3章），对史沫特莱和其他印度人的那些起诉也应驳回。罗的论点和斯图尔特的结论被副检察长亚历山大·C·金（AlexanderC.King）所接受。他在10月中旬评论道：这个案件“可能出自我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亲密关系和这些被告与德国唆使下激起印度骚乱的努力之间想象中的联系。”旧金山起诉于那年10月被驳回，但纽约对史沫特莱的原始起诉尽管未再审理，但仍未了结而一直拖到了1923年。为索回她1918年被捕时搜走的个人财物的合法斗争则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20日。 1919年10月29日，在第十七街和第三大街上的阿莱利饭店，自由之友协会的成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塔拉克纳什·达斯的获释和对戈什和史沫特莱的旧金山起诉的撤销。阿瑟·渡普教授作为宴会主持人，社会党的罗斯·斯特伦斯基（RoseStrunsky）讲了话。据《召唤》报称，达斯、戈什和戈帕尔·辛格保证“继续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直到3.15亿印度人民被赋予掌握自己命运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塔拉克纳什·达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他立即开始为印度自由之友而工作，帮助扩展他们的活动。戈什的出场鼓舞了史沫特莱的士气，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两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11月中，史沫特莱再次来到华盛顿，游说反对通过驱逐外国移民法案。她和达斯敦促参议员拉福莱特提出一个不驱逐印度人的修正案，他们还说服了厄普顿·辛克莱在他们的《讲道理》杂志上将计划中要驱逐的印度人名单公布于众。11月28日，即参议院批推凡尔赛和约的第一次投票失败后第9天，史沫特莱在艺术家饭店组织了一个印度自由之友为拉伊帕特·拉伊饯行的宴会[3]。经过5年的努力，英国人终于给了拉伊返回祖国的许可。在宴会上，主席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介绍了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DudleyFieldMalone）和一位参加凡尔赛大会的中国代表陈守内（音译）这样的演说者。在场的还有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他们和中国人、印度人都对凡尔赛条约不满，因为不含有给予协约国的殖民地以独立的条款，也没有将德国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山东归还中国的条款。印度派出了军队，中国派出14万余名劳工到欧洲的劳工团工作，为英国、法国、美国人挖战壕，埋死尸。他们现在感到被出卖了。拉伊谈到他在美国的这些年一直跟随着他的磨难：“我被美国司法部逮捕过6次，我的电话一直被窃听。但是他们从未发现可以指控我的问题。”他宣告，印度人看到他们的祖国被英国榨尽了血汗，已决心获得印度的民族独立。他在讲话结束时呼吁美国公众的支持。 史沫特莱于12月4日在制桶工会安排了一次劳动群众大会。会议的主席是爱德华·汉纳（EdwardI.Hannah），他是纽约中央联合工会的主席。他介绍的演说者有国际海员工会主席安德鲁·菲鲁塞思（AndrewFuruseth），教师工会的亚伯拉罕·莱夫科维茨（AbrahamLefkowitz）、纽约妇女工会联盟主席罗斯·斯奈德曼（RoseSchneiderman）和印度自由之友的萨桑塔·库马尔·罗伊（SasantaKoomarRoy）。集会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要求美国承认英国殖民地反抗压迫的权利，第二项要求华盛顿承认政治避难权。 那一年末，史沫特莱忙于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另一项工作《印度新闻稿》——一种印度报刊新闻报道（不是评论文章）的文摘，每周发至美国各地的300多家工人报纸，100多家杂志和日报。到1919年12月，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邮寄品名单上已有5000多个姓名，包括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名字，它的出版物象《印度新闻稿》，完全由私人捐款资助。 对史沫特莱和她的自由之友协会来说，12月还发生了另一起重大事件：好几家美国大报报道了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指定的任务是调查1919年4月旁遮普叛乱中由于英国政府军杀害500余名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所造成的惨剧。[4]美国的主要日报用了几乎8个月的时间，连续刊登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一直在公布的有关这起事件的事实报道，既然英国的报道引起了一些注意，史沫特莱她们就试图让一些主要的报刊登载来自印度的后续报道，但是反应冷淡。正如旧金山《观察家》报来信所示：“科布伦茨先生表示，如果稿件直接来自总部，就象星期日和今天刊出的来自伦敦的电讯那样，一定会编排得很象样，但我们是不愿意用这种材料去吸引特殊的注意的。”总的来说，美国报刊是依靠英国报刊报道有关印度消息的，拒绝考虑其他来源。美国人除自由主义分子、知识分子和劳工领袖外，大多对印度的事情漠不关心。在数以百计的工会中，会员们通过了支持印度事业的决议，但在其他组织中，这个问题激起了种族主义者郁积着的不满情绪。例如：国际电力工人兄弟会，加加利福利亚州斯托克顿第207地方分会向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发来这样的决定： 有鉴于印度人是被带到这个国家来剥削劳动阶级的白人公民的，而且将来和现在都不会成为归化的美国公民，却又期望得到这个国家对归化的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同样的全部自由和保护； 有鉴于所有印度人的被遣返印度不仅会有助于我国政府，也有助于其他所有的白人政府，维持其法律，保护其生命财产和所有白人的传统、宗教及经济状况； 兹决议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协助英国政府将所有印度人遣返印度，甚至可为他们提供财务援助。 这种政治姿态决非罕见。种族主义在美国正呈上升趋势。美国政府在1919年的前10个月中公布的数字表明，63个被私刑处死的人中59个是黑人，其中11个黑人是被活活烧死的。《召唤》特别提到1919年和1920年两年中三K党的迅速发展。 这些情况使史沫特莱、达斯和罗担心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对印度事业的支持会消沉下去。如史沫特莱1919年12月18日在旧金山给戈帕尔·辛格写信提到的那样：“我感到我们朋友中的紧张情绪松懈了，他们说印度人不会被驱逐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是一厢情愿。我一直在与你在这里的律师罗先生谈论，他告诉我们必须坚持斗争而不可懈怠。他常在华盛顿，他感到我们需要比我们迄今所能取得的更多的帮助。别忘了在我们给其他工人的感谢信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切不可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1919年即将结束时，史沫特莱感到沮丧。她以前的一位同监难友莫利·斯泰默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刚被驳回，而以间谍罪被判在密苏里州杰斐逊城的监狱监禁15年。前社会党副总统候选人凯特·理查兹·奥黑尔也因同样的指控在那里服刑。1919年12月22日，美国货轮布福德号载着249名被驱逐的激进分子前往欧洲，其中包括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史沫特莱已经计划派人员去教堂设置纠察线抗议协约国封锁苏维埃俄国以庆祝1919年的圣诞节。12月12日，她在旧金山给埃德·甘蒙斯写道： 现在是圣诞时节——基督教徒的好日子。昨天一名妇女由于设置抗议封锁俄国的纠察线而被捕……她的名字叫海伦·托德（HelenTodd），她领导我们另一处反对封锁的纠察线。在圣诞节那天，我们准备戴上手铐到这里所有的基督教大教堂去设置纠察线，要求释放政治犯和劳工。我猜想我们都将坐牢。为什么旧金山的妇女不在圣诞节那天到那里所有的教堂去设置纠察线呢？恕我失礼，我要说这他妈的基督文明让我心烦。虚伪随处可见。我们现在和英国人一样，完全有资格被称作“假仁假义”。 1920年在对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预兆不祥的气氛中揭开帷幕。那是总统选举年，而在司法部供职的一个人有当总统的野心。1月2日司法部根据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的命令进行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一次大逮捕：自1月2日开始，政府人员在33个城市进行突袭，逮捕了2500名被认为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外国移民发布了大约5000个驱逐令。这年晚些时候，纽约州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的干部都被监禁，州立法机关驱逐了5名当选的社会党成员。突袭一直持续到5月，那时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绝大多数案件都缺乏足以支持指控的证据。在那个月里，驱逐3名与旧金山密谋案有关的印度人的案件被撤销了。但正当“赤色恐怖”的压力促使左翼和自由主义团体分裂时（在1920年总统选举中，一个新的农工党加入了社会党、社会劳动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禁酒党争取选票的行列），印度独立运动也开始公开分裂。由于再没有拉伊帕特·拉伊居间调解，组织分裂变得公开而尖锐了。史沫特莱本人看来愈来愈受塔拉克纳什·达斯的影响。达斯虽然从未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持泛亚细亚主义观点，把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解释为全世界争取殖民地国家摆脱白人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的解放斗争中决定性的一环。2月，在《召唤》的两篇文章和《节育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史沫特莱表现得更为好斗。她接受了达斯的泛亚理论，认为日本应该在帮助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重大作用。 在这一年时间里，史沫特莱文章写得更多了，但组织活动少了。她开始全天为《召唤》工作，逐渐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日常组织工作交给达斯和戈什负主要责任。就在2月15日至3月14日的《召唤》上，她发表了《铁窗难友》，那是她到当时为止写得最下功夫的作品。对她的难友——基蒂·马里恩、莫利·斯泰默、一名妓女、一名支票伪造者——的这四幅动人而有锋芒的肖像画，后来赢得了《民族》和《新共和》自由主义编辑们的尊敬和支持。 这一年初，史沫特莱还和《召唤》主编的妻子特里萨·S·马尔基尔（TheresaS.Malkiel）一起工作，在2月29日出了一期国际妇女节特刊。象其他包括玛格丽特·山额、教师埃伦·凯南、雕塑家格特鲁德·博伊尔、社会党人凯特·理查兹·奥黑尔、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活动家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GurleyFlynn）、妇女工联主义领袖罗斯·斯奈德曼和记者路易丝·布赖恩特（LouiseBryant）在内的投稿人一样——史沫特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要求完全兑现宪法赋予个人权利的美国人，但象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她也相信，社会主义形式的政府才更有可能为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机会。在史沫特莱的格林威治村团体中的大多数妇女欢迎俄国革命，主要是把它看作能从极权主义和暴虐统治下解放妇女和农奴的一次政治胜利。山额和史沫特莱一生都批评任何不为妇女平等自由事业服务的政策——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或政府所提倡的，也无论是在俄国、中国、印度，还是在美国。山额在1920年总结她们的立场时说：“我们关心的是妇女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的巩固和妇女儿童的健康，都有赖于那种自由。男子，无论他们是苏维埃统治下的俄国男子，还是美国的男子对于妇女相沿成习的顽固态度的革命性变化也有赖于那种自由。没有妇女的自由——不仅是经济的而且包括个人人身的自由——正确的国家形态不可能存在，也不会存在。” 然而象山额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对抗。山额在说明节育运动的发展已促使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发展时，她谴责了英国的社会党人反对节育运动的态度。她把这种冲突归结为：提倡节育的人一般使用马尔萨斯的论点，即贫困主要是由家庭成员过多引起的，而正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贫困主要是由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山额接着揭露说，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政府的立场存在着矛盾： 和我谈话的苏维埃政府代表是一名男子。无论我怎样发挥我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出已经站起来的俄国妇女会作为一种新思想来要求“想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的特权，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妇女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妇女想要的是能使她们少生孩子的知识，孩子的多少以她们自己认为符合她们的健康、愿望、发展的机会，经济来源和养育、教育的能力为度。 如果妇女不懂得这一点，她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合作的联邦、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或一个苏维埃政体下，被养肥、喂饱、处于适合于生育的最佳状态，以维持一个适应男性需要的特殊社会形态。承认这一事实是今天节育运动的基础。 史沫特莱接受了山额关于个人、国家、政党三者关系的一般观点，同意她“新女性”的解放需要教育和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形成了自己对于实行山额思想的复杂性的认识。通过她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交往，她开始认识到美国对殖民地国家的政策，是产生了歧视妇女和少数种族的那些法律的偏见势力符合逻辑的延伸。按照这种逻辑，为歧视的某一种受害者斗争也是为全体受害者而斗争。 史沫特莱继续在《召唤》负责经常发表有关印度和驱逐事件的文章，包括达斯和戈什的五月特刊特写文章。她和自由之友协会的会员们一起穿着纱丽行进在第五大街上。正如她3月1日给旧金山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所写的那样：“我们要参加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几乎所有在城里的印度人会穿上本民族服装缠上头巾参加游行。我们已经有了印度共和国的旗帜和要求独立的横幅。你去看电影吧，你会看见象真人一样大的我们。如果流感不再找上我，我也必定会装扮得没有一点破绽出现在行列里，而且将头发染黑。” 对史沫特莱来说，新闻事业现在已成了她最热爱的事业。与她同屋的弗洛伦斯·伦农回忆道，有一次史沫特莱把自己打扮成移民，去调查埃利斯岛的情况；她以揭露当地丑闻而自豪：在7月的炎热天气里，8艘垃圾船在城里最贫困最拥挤的一个区域停靠了3周。她刊登在7月23日一期《召唤》上的报道促使市政官员采取了行动。 到1920年夏，史沫特莱考虑亲自到欧洲去看看正在展开的世界革命。原因之一是她不知在纽约分裂的左派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在社会党人、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和新近入境的移民共产党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她一直与罗伯特·迈纳保持着联系，迈纳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前往莫斯科，回来后却参加了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厄尔·白劳德（EarlBrowder）邀请她参加新成立的共产党时，她拒绝了。她想先去德国和莫斯科，然后再作决定。根据她自己在美国西部的经历，她对资本主义正在崩溃，工人将支持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革命运动的说法仍持怀疑态度。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美国梦曾意味着脱离工人阶级的机遇，而现在她的目标是改变那个阶级的状况。而且，考虑到美国正致力于镇压，她把柏林看成印度流亡者民族主义运动未来的中心。最后，这样一次旅行的挑战性和冒险性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她想象她那最近已去墨西哥的朋友索伯格·布伦丁那样，在海外显示一下她的记者身手。既然欧洲被认为是下一次革命爆发所在，她就希望届时她能在现场。 如果是三年前史沫特莱到达纽约的时候，她要单独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是太不安全了。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她已与几个和《节育评论》有关系的妇女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玛丽·克诺布劳赫（MaryKnoblauch）、约瑟芬·贝内特（JosephineBennett）、埃伦·凯南、格特鲁德·博伊尔和弗洛伦斯·伦农。这些妇女有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背景，她们中有一个人还有独自的财产。史沫特莱从她们那里吸取的营养主要是心理上的。到1920年，她们已作为她的“亲人”取代了布伦丁。在以后的年月里，她将从她们那里得到感情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1920年夏季，由于预期自己将要离去，史沫特莱宣布她要辞去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秘书长一职。但是在8月初，驱逐移民的形势又变得紧急，被驱逐的印度人数量已上升至80名左右。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史沫特莱和达斯领导了制止进一步驱逐移民的斗争，他们在40多起案件中获胜。那时，她已为此在12月5日组织了一次全国大会，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成了一个被确认的有效组织。洛维特、鲍德温、罗和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仍在执委会中任职，他们受到一个由25名重要成员组成的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他们中有厄普顿·辛克莱和杜波伊斯（W.E.B.DuBois）。 1920年秋，史沫特莱谢绝了塔拉克纳什·达斯的求婚。虽然她仍与他仍保持着友谊，但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不自在。达斯可能也有同感。不管怎么样，他和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其他领导人都急切地希望看到她前往欧洲。他们希望同在柏林的印度活动家建立更好的联系，他们想派一名代表去参加将于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史沫特莱看来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自由之友协会的创立者，她很了解他们的思想；作为一个美国人，她回美国时比印度人困难少些。 因为纽约对史沫特莱和戈什的指控仍悬而未决，她决定不用护照离开美国。1920年12月17日，她借了100美元，作为一艘波兰货船的女服务员漂洋过海到欧洲去了。达斯曾来为她送行。 [1]尽管弗洛伦斯曾几次结婚而改名，但她出版作品一直用弗洛伦斯·伦农的名字，这也是她今日为人所知的名字。西四街上的这座公寓楼里曾住过另外好几位有抱负的年轻妇女：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St.VincentMillay）的妹妹凯思琳（Kathleen），钢琴演奏家埃塞尔·莱金斯基娜（EthelLeginskina），也为《节育评论》作插图和版面设计的雕刻家格特普德·博伊尔（GertrudeBoyle）。史沫特莱在那里遇见的另一个朋友是埃伦·凯南（EllenKennan），她是来自科罗拉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17年后，由于围绕她反战立场的争论和与埃玛·戈德曼的关系而丢掉了工作。弗洛伦斯·伦农成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的传记作者和有诗集问世的诗人，1977年接受采访时，她又成了犹太会堂的一名成员，提到她年轻时“想成为一个男人的妄想”时，她还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话。 [2]驱逐听证并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因为驱逐并不被认为是惩罚，没有法官和陪审团参加，案件在行政上由移民局官员处理。因此，由劳工部对拘留外侨以进行驱逐听证这一法律程序的法规负责。可驱逐的外侨不得享受宪法中追溯条款的保护。一名外侨有两种机会推翻这类行政决定：可以是劳工部长亲自复审记录并推翻任何驱逐的决定，或是外侨能够取得一张人身保护令以便把案件提交给联邦法官——但这仅仅在驱逐程序明显不公正时适用。见罗伯特·K·默里的《赤色恐怖：对1919—1920年全国歇斯底里的研究》（1955，明尼阿波利斯）。 [3]人们还记得，威尔逊总统这一年9月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一次为争取对条约的支持的演说旅行中中风。现在一般已承认，从那一天起到1921年3月哈定的就职典礼，威尔逊实际上已不能视事。 [4]1919年初，甘地呼吁举行一次消极抵抗运动和商业抵制活动，抗议英国政府的罗利特法，此法延长了印度战时镇压令的期限。拉宾南德拉思·泰戈尔放弃了他的爵士封号以支持不合作运动。在地方自治联盟的帮助下，运动很快蔓延。但抗议很快转化为暴力。4月4日，骚乱的消息传到旁遮普锡克首府阿姆利则，骚乱就在那里开始了。4月11日晚，威尔将军（GeneralDyer）抵达阿姆利则，发出命令禁止公众集会，说任何集会一旦举行，其参加者就可能造受枪击。4月13日晚，听到一次群众集会正在举行的消息，戴尔立即派兵镇压，这支兵力包括25名英国步兵和25名印度步兵，40名廓尔喀雇佣兵和两辆装备有机关枪的装甲车。并没有下达驱散5000名手无寸铁的集会群众的命令，戴尔抵达后几秒钟之内，便命令部下开火。他们一直到打光了弹药才停手，总共射击了1650发子弹。据统计，有500多人被打死。3倍于此数的人受伤。
第三章奋斗目标，1917—191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三章奋斗目标，1917—1918 虽然史沫特莱曾为厄内斯特和索伯格的双亲将用什么态度对待她感到不安，她仍然是一到纽约便首先投奔他们。布伦丁“妈妈”送她一顶帽子，并坚持她必须带着手套去找工作。这个办法起了作用。史沫特莱很快找到了一项当秘书的工作。在初到纽约的几个月里，艾格尼丝住在索伯格·布伦丁在格林尼治村的寓所里，也主要是在索伯格的一伙进步朋友中间，她开始了社会和政治活动。索伯格本人已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并参加了社会党。她所在的地方党组织内有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史沫特莱感到自己笨拙、幼稚，他们对她是屈尊相待。另外，听他们说“人生”的经验比受正规教育还重要也刺伤了她的感情。在《大地的女儿》中，她写道：“他们把工人阶级理想化了，他们多半不会理解贫困和无知会把人逼上哪条路。” 索伯格的朋友这一代，第一次使格林尼治地区有了一种社区意识，成了不合习俗的激进分子的活动中心。战前和战争时期的那些“村民们”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献身于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改革寻求新的途径。就象我们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前的许多美国人那样，他们理性的探索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进取性。对史沫特莱来说，他们给她印象最深刻的努力是妇女运动。 不管是选举权问题、节制生育还是反对战争、为和平而工作，象简·亚当斯和玛格丽特·山额这样的妇女总是从天下妇女皆姊妹这样一种立场来谈问题的。她们认为，为人类普遍的生、死问题而奋斗并且养儿育女的妇女，在伦理上是超越于民族主义政治的。这种姿态与史沫特莱本人对选举权问题的立场（在1912年坦佩师范学校的辩论中所形成的）恰相一致，也符合她对男性控制的组织的不信任感。1917年纽约州妇女赢得了选举权以后，争取女权的活动分子们便把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女小说家们正在倡导性满足的机会均等。妇女活动家开始加入玛格丽特·山额发起的节育运动。在史沫特莱到达纽约前的几年里，新女权运动联盟一直在呼吁教育机构特别是职业学校接受女生。史沫特莱不久就通过索伯格见到了联盟的创建者，她就是魅力超凡、令人目眩的亨莉埃塔·罗德曼（HenriettaRodman）。她脚蹬凉鞋，身着宽松飘逸的大袍，据同时代的人称，“格林尼治村是她创造的”。象村里其他许多如饥似渴地阅读诗集和学习弗洛伊德新理论的知识分子一样，罗德曼认为性的作用在全世界并不一样，因文化不同而异。总之，她和她的朋友们是渐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立法和教育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到1917年初春，公众对美国介入欧洲战争的关切已趋强烈。自从1916年选举以来，一个由少数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一直竭力主张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至多充当一名和谈斡旋者。特别是社会党人们认为，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支持战争而且在把国家引入战火。但象其他和他们一起参加反战事业的人一样，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试图通过教育和示威来说服他们的同胞。然而，到1917年4月，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已经变得强烈亲英，在总统威尔逊签署了正式宣战的文件后，大规模的政治搜捕和迫害很快就摧垮了社会党的政治潜力。将国内百姓置于军事监视之下的做法开始了，而从此，情报机构对史沫特莱的追踪一直延续贯穿到她整个后半生。 索伯格所在的社会主义小组积极反战，并参加了一个名为“人民和平民主委员会”的联盟组织。1917夏，史沫特莱与该小组一同去参加反战集会，开始在工厂外向工人们演说。作为一个演讲者来说，她过于羞怯，因而效果不佳。她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道：“工人们站在工厂外面听我们演讲，在某一次集会中，有人把我推出来，叫我给他们演讲……我常常听人说，也在小说里读到过这样的事：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忽然接受了一件重大的任务，他们挺身而出，口若悬河，十分出色，博得了听众热烈的喝彩，就此一举成名。可是我并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踏板上，望着工人们仰起的面孔，心中十分惊惶。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讲。我忽然省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慌乱。我随便讲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便退了下来。”但她对问题有了强烈的感受，在她看来支持战争最热烈的是中上层阶级。她不会忘记大多数贫苦的年轻人象她兄弟那样为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而去打仗和送命。她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写道：“（默特尔）来信说她也在做战时工作。我回信表示反对，她却说，一个人总应该为祖国做点事。我问她，谁的祖国？这个国家饿死了我们的母亲，并且也会让她饿死，这个国家逼得（蒂利）当了妓女，并且也会逼她去当妓女；这个国家把（约翰）象老鼠一样弄死，并且也会把她弄死。这难道是我们的祖国吗？” 史沫特莱到达纽约后不久，就收到她弟弟约翰的一封信。现在他21岁了，在俄克拉荷马州当散工，他在信中只说因为偷了一匹马被关进了监狱。史沫特莱为他的行为感到羞愧，不敢讲给她那些新结识的中产阶级朋友们听：“他们会说，如果我的弟弟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那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可不应该当偷马贼：我虽然十分爱他，可是也这样想。”但史沫特莱也为未能更多地帮助他而感到有点内疚。她给他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但也在信里附上了钱并说他应该耐心一点，等到她帮助他姐姐默特尔从学校毕业，到那时她就有钱帮助两个弟弟了。接着收到的回音是小弟弟萨姆发来的一份电报：约翰死了。她几个星期以后得知，他死于1917年4月2日，是在挖下水道时，沟壁坍塌压断了他的脖颈。他被葬在她母亲的墓旁，雇用他的公司给了他父亲50美元以抵偿他的性命。萨姆因艾格尼丝给约翰写的那封信狠狠地谴责她，说她有一个好工作，还可能再进大学学习，说几句批评话是很轻巧的。他说，在他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受够了忍饥挨饿的滋味，并扬言，如果她不寄足够的钱给他报名上一所商业学校，他就要去当兵了。史沫特莱深感愧疚，反复思忖是否要放弃大学教育的梦想，另找一个工作帮助萨姆。但萨姆入伍使她摆脱了困境。史沫特莱仍感到为难。因为她周围的人是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他们反对战争，将工人阶级浪漫化，在他们当中她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她知道她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在感觉到外来威胁时，是会支持他们的国家的。但她对默特尔的动机更持嘲讽态度，她相信她妹妹行事迎合中产阶级是为了使自己能挤进这个阶级。 因为她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功——这需要学会将她对种族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在感情上的反应转化为令人信服的理性论证——史沫特莱仍感到她需要大学教育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熏陶。她开始在纽约大学上夜校，但在教室里，她那不适当的背景和因此造成的不善于表达只是使她尴尬。她还为她对性的感受而烦恼。据在那段时期认识她的人说，她是一个漂亮、精力充沛、肉感的女人，许多男人对她那坦率的好奇和天真感到着迷。把她看作既是“高贵的野人”，又是工人阶级之子。她开始有了一些“韵事”，但是感情问题却超过了她的理解能力。她仍然把性行为看作是兽性的表现，她感到有罪，感到易受伤害，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男人。 在灰心丧气和感情孤独的精神状态下，史沫特莱于1917年3月10日去听了印度人的领袖拉伊帕特·拉伊（LajpatRai）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拉伊的讲话是这样结束的：“你们美国人——当你们的制度、你们创造出文化的闲暇是以其他民族的血肉之躯被奴役为基础的时候你们能心安理得吗？这个弱肉强食的原则是你们生活的准则吗？如果是这样，你们就是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机器。我已向你们谈到我们印度人为之奋斗的自由，你们能象英格兰一样，只信仰属于你们自己的自由么？你们说，你们的战争是为了民主。我对此深表怀疑——你们的原则并不实施于亚洲，尽管亚洲人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史沫特莱为这些话所深深感动。讲演结束后她走近拉伊，询问是否能与他见面。在下一个星期日，她便去拜访他，他们进行了长谈。谈话结束时，史沫特莱被说服，接受了为到印度当教师而学习的想法。拉伊告诉她：“我们印度需要教师——作为朋友而不是征服者来到的教师。“正象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的那样： 这时一个男人进入了我的生活。一个情人——却又不是。但他不是情人并非我的过错，因为我正处于一种朦胧的渴望和迷惑不清的混乱之中。他是一位老师，一位智者。一个脸色黝黑，头发花白的人，一个从印度来的男人，丑陋，严峻。脸面的一侧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一只眼睛是瞎的。他只在我的生活的门槛上站立了片刻，我认为他对我总是有点藐视。为什么他竟对我关切，至今仍难以理解。也许他在流亡中感到孤独，也许是我需要情爱，需要有个人爱，需要有个人来代替我的父亲的愿望十分强烈。当我找到一个看来有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我没有轻易撒手。因为我象野草一样原始。 这次会见的影响极大。过了没有几个星期，史沫特莱就辞去了她的工作。她从索伯格的寓所里搬了出来，在拉伊的住处附近找了一间房子。她开始每天上午当拉伊的秘书，下午在纽约大学上课，然后，晚上回到拉伊处在他或其他人辅导下钻研印度历史和文化。拉伊督促史沫特莱刻苦学习，她也全力以赴。在《大地的女儿》中她写道： 虽然我是不成熟的，对许多事情很无知，但他仍跟我一起工作。与我打交道不会有什么乐趣，但他仍跟我一起工作，教导我，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他向我介绍他的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告诉我，这不仅是一次历史性的运动，也是国际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是一场遥远的运动。因为我爱他，象爱我父亲那样地爱他，所以我学到了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来源学到的更多。通过他，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有着毫不动摇的目标和美好前景的运动——使一整片大陆获得自由而斗争的运动。 当史沫特莱与拉伊初次相遇时，她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于索伯格·布伦丁和她的朋友们并正在被他们疏远，但她立志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与拉伊帕特·拉伊相识，给了史沫特莱智力成长的机会，可以在不受威胁的环境下，向当代一名重要的大知识分子学习印度历史、政治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和拉伊一起工作给了她减轻由于自己把感情上和知识上有能力生存下去的需要置于她家庭其他成员之上而产生的负罪感一个出路。选择一个宏大的、有原则的事业，使她能够满怀希望地前瞻而不再是绝望地回顾，给了她新的能力意识和使命感。 既然拉伊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莱通向一个新的未来的窗口，了解他，了解直到1917年的海外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背景对史沫特莱了解自己在那个运动中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拉伊帕特·拉伊曾被称为旁遮普之狮，他在印度有广泛的政治基础。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宗教、教育改革和饥荒救灾工作者，他懂得贫穷和文盲是巨大的赘疣，即使在英国统治结束以后仍会在一个独立的印度成为一代又一代的负担。有鉴于这一点和他对世界形势的估计，他断言如果印度马上完全独立，也会很快被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吞并。因此他主张印度在英联邦体系中自治，这样印度至少可以掌管自己内部的事务，特别是它的财政和武装力量。 1913年，拉伊被印度国大党的第29届卡拉奇大会派到英国议会陈述他们的立场。1914年底，他带着一个英国费边主义者西德尼·韦布（SidneyWebb）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塞里格曼（E.R.A.Seligman）教授的介绍信来到美国。他本打算只作一次实地考察性的短暂访问，但英国当局在英国和印度同时实行的种种战时旅行限制，迫使他在美国流亡将近5年之久。拉伊一经被介绍给塞里格曼，就着手创建了一个由开始熟悉和同情民族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能在那个时期吸引美国人加入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多半应归功于拉伊的声望。他将他的网络建立在教会和公众对19世纪90年代成立的反帝联盟的支持的基础上，而这个反帝联盟又是从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中产生的。[1]最初的发言人大多积极参加过早先的废奴运动。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这样的不干涉主义保守派人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卡内基害怕美国的民主会受到因为要控制一个殖民地而扩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的威胁。他们的论点强调政权取决于民意的原则。 除到日本去了5个月，拉伊191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他在那里集中精力在自由主义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将他的事业介绍给美国的大学学生和教师，其中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阿瑟·波普（ArthurPope）教授后来对他帮助最大。 1916年拉伊把纽约作为他活动的基地。通过参加自由派的公民俱乐部，他赢得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他们热情的斗士弗朗西斯·哈克特（FrancisHackett）的支持，使弗朗西斯加深了对英帝国主义的憎恨，从而积极地加入了印度人的事业。哈克特和拉伊会见了《民族》和《纽约晚邮报》的出版人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GarrisonVillard）。维拉德曾经是反帝联盟的成员，他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并将《民族》杂志向这类运动的发言人开放。史沫特莱通过索伯格结识的新女权主义联盟的创建人亨里埃塔·罗德曼也在公民俱乐部会见了拉伊。她很快负责起公民俱乐部关于印度问题的学习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去世，罗德曼始终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热情的维护者。 1917年拉伊帮助成立了美国的印度地方自治联盟。在印度本土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地方自治联盟极力主张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但是强调他们期望印度自治政府不久即能产生。然而这种立场却由于小得多的噶达尔党的活动而大受影响。噶达尔党在德国的怂恿下，放弃了非暴力的宣传，追求通过革命来争取独立。于是，尽管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向英国提供大量战时物资援助，但还是被与德国合谋的罪名玷污了。1915年拉伊在加利福尼亚和噶达尔党的成员见过面，但由于他们同德国的关系和主张使用暴力，他拒绝公开和他们结盟。 噶达尔党的大多数成员是在加利福尼亚辛勤劳动的锡克族农民和劳工，19世纪末20世纪初试图归化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公民时，被作为移民所受的种族主义歧视所激怒，而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在遭受种种磨难之后，他们转而要求英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是未能得到帮助。当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噶达尔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煽起暴动的一个机会，并开始派印度人送武器到印度去领导暴动。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所有的不同政见持取缔态度，将愈来愈多的印度民族主义青年驱逐到国外，创造了一个数量不大但遍及世界的网，把印度和日本、香港、上海、新加坡、泰国、土耳其、波斯、墨西哥、德国、美国联系了起来。但这些流亡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和宣传形式是如此大喊大叫，又是如此幼稚，毫无回到印度时应该做些什么的计划，以致英国轻而易举地用武力镇压了1915年2月在旁遮普的一场未遂暴动。直到那时，加利福尼亚的噶达尔党人财政上显然是独立的，由印度移民团体捐款维持。但在2月暴动失败后，他们开始通过一个以柏林为活动基地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委员会接受德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指导，而拉伊竭力反对这种接受德国资助的政策。 噶达尔党的领导权大部分操在象拉姆·昌德拉这样一些年轻而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手中，史沫特莱1916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听过他的演讲。在印度的不断失败和德国经济援助的增加使派别活动成为必然。在加利福尼亚占优势的锡克族普通成员和在纽约主要由孟加拉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较小组织之间的分歧变得尤其尖锐，后者与德国人和在柏林的印度人有直接联系。 美国由于准备向德国宣战，愈来愈强调与英国的感情联系，这恰好与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相抵触。1917年3月拉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美国政府正在和英国合作，企图以一起德国阴谋参加者的罪名镇压民族主义运动，逮捕运动激进的发言人。事实上，在拉伊演讲的前几周里，英国一直在利用告密者企图诱捕一个被认为接受德国资助进行阴谋活动的印度学生。纽约城的警察到了演讲会场，在演讲结束时，一个便衣把一个年轻的孟加拉人罗伊（M.N.Roy）和他新婚的妻子伊芙林·特伦特（EvelynTrent）以及赫拉姆巴拉勒·古普塔（HerambalalGupta）抓了出来，推上了一辆等候在外面的汽车。经过几个小时的査询，特伦特和罗伊始终一言不发，但古普塔比较合作。后来他们3人全都被释放，但被置于监视之下。第二天《纽约世界晚报》在头版使用了带有“间谍阴谋”措词的通栏标题。古普塔可能已告诉警方，一个德国人给过他钱让他在美国买武器，然后运到印度。“美国那种漫不经心的宽容已让位于适应战时和危机的严厉，”《纽约时报》这样说。它谴责那些印度人而赞扬纽约警方。 英国的宣传不断把德国人、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真正的策划者，他们企图通过混淆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界线去败坏整个民族主义运动的信誉。英方还迅速地将任何民族主义者与俄国激进的革命者有联系的消息公布于众。据报道，1917年1月9日，列昂·托洛茨基在前往纽约的途中曾说：“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言行果真符合逻辑，我们现在就会为印度、埃及和爱尔兰向英国宣战。”托洛茨基到达纽约后不久，在布伦克斯公共图书馆会见了与柏林有来往的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3月6日，即拉伊在哥伦比亚演讲前4天，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唆使下，那个印度人的家被搜査了，他被带到纽约警察总局后，承认与德国有联系。3月9日，一个大陪审团控告他犯密谋罪。托洛茨基在3月底离开纽约，但他的船在新斯科舍附近遭到英国人拦截，托洛茨基被捕，并在一个英国战俘营拘留了一个月。 这类逮捕事件的宣扬对美国舆论转向反对印度民族主义者起了促进作用。所以，4月16日早晨，威尔逊总统签署议会决议案向德国宣战前，司法部下令逮捕噶达尔党报主编拉姆·昌德拉和其他16名参与“德印阴谋”的印度人时，公众并不显得吃惊。直到4月16日下午，才有20个德国人以威胁美国安全罪名被捕。当报纸上把噶达尔党领袖同两个以间谍罪名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Berkman）联系起来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公众心目中就更加名誉扫地了。然后，1917年7月7日，旧金山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式宣布对105个在安妮·拉森号船偷运枪支案中犯有密谋罪的人起诉，7月12日，又起诉了19个人。这就是那年春天司法部因缺乏证据而拒绝起诉的同一起案件。现在断定印德密谋早在3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他们为准备一起军事行动进行了会晤。司法部在纽约和芝加哥逮捕印度人——他们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印德反美战时新同盟阴谋的特务——是战争时期日益强化的政治镇压的一部分。 由于同拉伊一起工作，史沫特莱遇见了许多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来向拉伊这样老资格的政治家寻求忠告和支持的。拉伊要求他们对愈演愈烈的镇压采取温和的态度。2个孟加拉人沙林德拉纳什·戈什（SarinzlranathGhose）和罗伊以及罗伊的妻子伊芙林·特伦特在5月逃到了墨西哥，以躲避可能的逮捕。他们在离别前将加利福尼亚噶达尔党主张的较为激进的观点介绍给了史沫特莱。[2] 从罗伊和戈什那里，史沫特莱了解了塔拉克纳什·达斯（TaraknathDas）那样的一些孟加拉人的活动情况。达斯是一个美国公民，1917年春在日本从事向印度偷运枪支和人员的活动。从罗伊、戈什和其他人那里，史沫特莱听到了对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革命”势力的夸大的描述。再者，史沫特莱早期在加利福尼亚遇见的大多数噶达尔党一般党员是锡克族农民和劳工，她很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只有她的导师拉伊帕特·拉伊起到了补救的作用，他不断地告诫她对噶达尔运动的浪漫主义必须谨慎。但是由于史沫特莱没有到过印度，她愈来愈被噶达尔党的论点所说服，认为拉伊只代表印度上层和土地所有主的观点。 1917年秋，在俄国十月革命消息的激励下，史沫特莱开始拒绝听从拉伊的忠告，接受了更激进的噶达尔运动和象塔拉克纳什·达斯与戈什这样的领导人。11月，她开始充当戈什和达斯在旧金山策划的一起行动在纽约的代理人。这次密谋是为了赢得对海外独立运动的承认。 1917年中，沙林德拉纳什·戈什在墨西哥酝酿了一项建立一个基地遍及全世界的印度国民党的计划。这个党的行动要比在殖民地印度境内的印度国民大会任何时候的行动更为激进，更为独立，它将代表印度在海外的利益，并最终将成为一个流亡政府。在那些日子里，戈什正在与迈克尔·鲍罗廷（MichaelBorodin）那样的共产党人联系，并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令人振奋。到11月，他又回到了美国，秘密居住在旧金山，忙于建立印度国民党的工作。达斯也已在11月回到旧金山，因与印德阴谋案件有牵连的指控而受审。此案自从那年春天大逮捕以来一直悬而未决，在1918年旧金山“印度密谋”的审判中才告终结。达斯被保释后，他和戈什同住一所公寓。 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史沫特莱与达斯和戈什一起为赢得对印度国民党的承认这样一个幼稚的目标而工作。他们买了一些标有“外交信函“字样的特殊信笺、信封和一套形似官方印章那样的印章。他们计划发布一些文件以造成这样一个党在印度内外有许多分部存在的假相，解释它的宗旨，并争取外国政府的承认。这些文件由戈什和达斯在旧金山写成，在信笺上标注的却是“加尔各答，泰戈尔堡”，然后发往纽约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代表（使节）处。信封由印度国民党驻纽约特别代表普林·贝哈里·鲍斯（PulinBehariBose）书写并签上了名。实际上鲍斯是一个假名，信封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书写和签名后发往华盛顿的。这些邮件从1917年12月初开始发出，大部分邮件在下一个月中发出，使馆往往拒收而把这些邮件退回史沫特莱在纽约韦弗利街的地址。（史沫特莱偶而也会给这类信函签上“M·A·罗杰斯，P·B·鲍斯的秘书”——预示着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中女主角玛丽·罗杰斯的先声）。大约就在这时，达斯和戈什向托洛茨基和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发去一份措词强烈的呼吁，寻求给予印度独立和在美国及其他地方被捕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以支持。这封信从旧金山直接寄出，而并未通过在纽约的史沫特莱。戈什特别想到俄国去建立直接联系，史沫特莱主动通过她和罗伯特·迈纳（RobertMinor）以及其他在纽约的亲布尔什维克新朋友的关系帮助他。当戈什于1918年3月初从旧金山启程前往纽约时，他可能就是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 到1918年4月中，史沫特莱经历了两件留下心灵创伤的事件：一件是属于个人性质的，将对她的感情造成伤害，这件事后来公布于众曾被利用来诋毁她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另一件属于公务性质，将把她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使她获得左翼的声誉。 史沫特莱把她对性问题暧昧不明的态度带进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男性团体。除了在拉伊帕特·拉伊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外，史沫特莱还觉得在那些同意她的意见、认为性是罪恶的、为了事业的崇高理想应予控制和抑制的男性中，她有了一个“家庭”。根据印度的传统，单身妇女被看成是邪恶的诱惑者。一个妇女直到结婚生孩子才有一个肯定的形象或较高的地位，在性关系上放纵的单身男子和妇女被认为是精神上的弱者，因而也没有力量当领袖。史沫特莱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后，显然停止了风流事件。虽然印度人的团体向她提供了一个摆脱格林威治村性关系杂乱气氛的安全港，但她这种完全否定性的态度并没有使她减少了易受侵犯的脆弱性。2月中旬的一天，她的防线被冲破了。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他是一个30多岁的老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大约一年前在拉伊演讲的那天晚上被捕后已被保释。一些印度人读了报上含糊其词的报道后，担心他已把另一些与德国人有联系的印度人的名字告诉了警察，他们还认为他在被捕后，因失去了他在运动中的地位而怀恨在心。一天夜晚，他来到史沫特莱在韦弗利街的寓所，探听戈什的去向，也为了在离城前来向她告别。象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叙述的那样： 我坐在那里回头凝视着他，用讥笑的口吻回答：“我对你的什么都不感兴趣！” 但就是在我讥笑时，也有些什么使我感到心里虚弱。我慌乱了。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他说：“你肯定你不感兴趣吗？”他的手温柔地、牢牢地捏着我的肩，然后轻轻地滑下我的手臂，他的温暖的手颤抖地抓住了我的手。 “你为什么对我说谎？”他低语道。“为什么？……向我说真话……（戈什）在这儿吗？” 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放开我。” 他紧紧地拽着我站起来，仍象老虎钳一样从背后抱住我…… “告诉我。”“放开我！……你听见吗？”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喜欢他，我的血液中有一种渴求，一种长期来因羞涩而被压制的渴求开始与我的理智搏斗。我急欲接受下面的话： “亲爱的……你爱我，是吗？”……嘴唇热得发烫。 在我感到浑身颤抖时，我感到无可名状的恐惧，似乎有东西堵住了喉咙。他一下把我抱在怀里，他那宽阔的双肩压住我。“不！”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不……你知道……”我的脑子不再转动……我挣扎着，喘息着，在我的腰间一股冷气使我颤抖，冷得能把我冻僵。房间开始旋转，模糊不清，一会儿又清晰了，然后旋转，模糊不清。恐怖……大鸟张开翅膀的黑影，直冲我压来……他正把我抱在怀里……他的唇象火一样热……他的身体猛然压在我的身上。 在离开史沫特莱的寓所前，古普塔叫她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会在我的工作中毁了我……你知道我们的人怎样看待这类事。你听见了吗？”他走了以后，史沫特莱发现桌上有50美元。负罪感和羞耻使她无地自容，她意识到她自己的工作也受到了连累，她又一次想到自杀，这次她吹熄了煤气喷口的火焰。她的房东闻到了煤气味，进门发现史沫特莱已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她在医院的病床上醒了过来。 尽管史沫特莱担心如果她与古普塔的秘密被发现，她在运动内的工作会受到影响，但3月中发生了一起公务性事件，从而加深了史沫特莱对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的使命感，加强了她与运动领导者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件也成了使她的私生活成为公文纪录内容这一过程的开端。 1918年3月，史沫特莱安静地住在韦弗利街她的寓所内，设法从心理上恢复由古普塔的袭击造成的创伤，同时为印度国民党发送信件，等着戈什从旧金山归来。她不知道移民局和司法部代表已在监视戈什和达斯在旧金山的邮件，截取了他们与她和其他人的通信。1918年3月15日早晨，军事情报官员和司法部的代表搜查了史沫特莱的寓所并把她带去审问。对她寓所的监视使戈什两天后刚从旧金山回来便告落网。 在两周时间内，史沫特莱时而被审问，时而被单独监禁。警察讯问的腔调使她更加愤慨。她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这样记载了她当时的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我被带到内厅，进入了一个长房间。 我讲了我的姓名、父母的身份和民族。不，我不在德国出生，我父母也不是。非常肯定。我父亲是印第安人的后代，我母亲也是一个美国人。是印度的印第安人吗？不，美国的印第安人。 另一个人进来了，拿着从我房间抄来的所有东西——我的书、我的衣服、甚至包括我的脏衣服。我看着这些东西，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成小小的一堆——我恐怖地发现那本黑皮笔记本也在其中。 这本笔记本里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姓名和地址。一看到这个本子，史沫特莱立刻设法让注意力从笔记本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她提出要见一位律师。审问者声称这没有必要，因为她不是正式被捕。他们说，由于她只是被讯问一下，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然后他们用人身攻击来恐吓她： “（史沫特莱）小姐：你抽烟吗？” 没有回答。 “你骂人吗？——这儿有一封信，信中你很自如地运用了‘他妈的’这个词。”他在读我的一封私信。他们一直在偷截我的邮件！ “你属于哪个教会？噢！你不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你相信上帝吗？不！这是什么意思，年轻的女士！你信什么宗教？在修瑜珈吗？” 我环视了一下房间——看了一眼那个营养过剩的人，又看了看待在角落里的英国人，那个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又看一下桌上的那个黑皮笔记本。我又坐了下来。 “对，就这样，慢慢讲”，其中一个说道。 我抬起头来。“别找我麻烦。我不会跟你们噜嗦的。” “年轻女士——这是战争时期，和美利坚合众国开玩笑是危险的！” “美利坚合众国!”对呀，我跟你—样是美国的一部分——而角落里英国口音的那根腊肠却不是。” “如果你无礼的话，事情会更糟！我知道你认为你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正在保护你跟着一起跑来跑去的那些黄狗。” “黄狗！” “亚洲人——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人？” “这里有一封你几天前写（给戈什）的信，信中告诉他如何逃离这个国家！你知道他是一名逃犯！作为一个公民，你的责任是通知警察。这个人在哪儿？” 我以监视的目光盯着那个在角落里的英国人——这才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不想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在叫谁德国间谍，你！你们这些肮脏的英国间谍，是你们！” 那人站了起来，审问者满脸通红，好象我揍了他。他吼道：“我们要立即逮捕（拉伊帕特·拉伊）！” 当史沫特莱承认认识拉伊后，他们问她拉伊是否付钱给她。然后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合作，他们要把她私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告诉报界。当她表示拒绝合作时，他们对她说她是“愚蠢地想要摆出一副殉道者的姿态”，然后将她作为一名联邦犯人登记入册，并把她单独囚禁起来。她写道：“我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闭上了眼睛，浑身颤抖……也许我的躯体能温暖钢铁。长夜难熬，冷得让人发抖——黎明还会来吗？明天会怎么样？假定他们发现了那笔记本——那些人被监禁，他们的同志会认为我出卖了他们！一本黑皮笔记本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直到我的头都好象成了黑皮笔记本。” 史沫特莱被捕的消息1918年3月19日星期二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由于昨天逮捕了美国姑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又名艾格尼丝·布伦丁，政府掌握了有关一起煽动印度叛乱以反对英国统治阴谋的重要证据。”戈什被写成这起阴谋的策划者。文章接着强调了史沫特莱和戈什的国际联系，特别是和列昂·托洛茨基的关系，最后写道：“当希尔兹专员建议史沫特莱小姐揭露这起阴谋以帮助她的国家时，她表示拒绝。”得知史沫特莱被捕后，在加利福尼亚的厄内斯特·布伦丁放下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对未婚妻埃莉诺的追求，立即赶赴纽约，想要知道能够怎样帮助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和戈什坚定地面对肉体上的折磨、威胁和如果交待就能得到宽大的许诺。1918年4月1日，他们被带到法官汉德（A.N.Hand）面前，被根据反间谍法指控犯有企图在印度煽动叛乱、反对英国统治以帮助德国的罪行，和冒充外交人员罪，史沫特莱还被指控因散布节育资料犯有违反地方法规罪。两人都被监禁在曼哈顿的坟墓监狱，史沫特莱的保释金定为1万美元，戈什的保释金为2万美元。 由于宣传节育成为指控的罪名，玛格丽特·山额也和纽约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道，组织力量为史沫特莱辩护。山额和纽约唯一神教派最有影响的牧师霍姆斯（J.H.Holmes）—起领导筹集1万美元的保释金。霍姆斯被称为新教和平主义者的“守护神”，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建者，社会党的报纸《召唤》在起诉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为筹集所需的辩护费用捐献。全国最杰出的一位宪法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Roe）答应不管被告能付多少酬金都接办这个案子。罗是参议员拉福莱特（LaFollette）的法律伙伴，是许多杰出的自由主义分子如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Norris）的朋友，他有着保护穷人、自由主义者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好名声。 5月16日，国会通过了反煽动法案，以严惩散布流言妨碍征兵入伍或批评生产战争物资、美国政府和宪法或者国旗从而阻挠战争努力的人。这项法律的实施是针对社会主义分子和和平主义者的。 6月11日，指控史沫特莱违犯了反间谍法的第二份起诉书在旧金山发出。戈什、达斯、巴格万·辛格（BhagwanSingh）、一对自由主义律师夫妇威廉和玛丽安·沃瑟斯庞（William&MarianWotherspoon）、一个年轻的俄国妇女布卢玛·扎拉兹涅克（BlumaZalaznek）都出现在指控罪名之中。那时，报纸在描述扎拉兹涅克时说她有“金山布尔什维克领袖”之称，但史沫特莱从未与扎拉兹涅克和沃瑟斯庞夫妇见过面，通过信。 到1918年夏，保释金筹齐，史沫特莱被保释放并置于她的辩护律师吉尔伯特·罗的监护之下。玛格丽特·山额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史沫特莱获释，同时为戈什的保释金筹款。 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史沫特莱的指控应与战争努力和俄国革命之后对“赤色威胁”日益増长的关切联系起来看。与日俱增的政府迫害狂的另一个事例是6月30日逮捕了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对他的指控是干扰征兵，9月14日对他作出了监禁10年的判决。 起初，美英政府都认为1917年革命的影响只是转瞬即逝的疯狂。但正好在史沫特莱被捕的几星期前，列宁与德国在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条约规定，布尔什维克俄国放弃长达200年的历史，承认波兰、乌克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德国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通过安插在这些新国家充任元首的傀儡，控制了东欧各国。对于粮食供应的海上封锁，则由于从乌克兰用船运来食品而得到了一些补偿。这再也不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了，因为德国的大部分军队从东部调转来对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以图结束战争。 于是，随着条约的签订，俄国变成了协约国的众矢之的。俄国的沙皇反动分子、自由主义者的形形色色的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各地纷纷出现，并开始组织反抗，接受西方盟友的物质援助。8月，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动了一次对抗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军事讨伐。在充满厌战情绪的俄国，食品极端匮乏，内战却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加剧。 在史沫特莱被捕的那个春天里，德国人展开了最后的攻势，希望在美国参战仅仅一年而尚未扭转局势前结束战争。但到7月，德国人的战线拉得太长。每月有大约25万美军士兵在法国登陆。9月，协约国展开了攻势，而且表明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德国人的承受能力。 印度的动乱仍在继续。3月21日，在伦敦的印度办事处宣布：在俾路支的一起叛乱被空袭所镇压，“最近曾两度有效地表炸了一些部族集中地区”。这第一次对非武装平民进行的集中轰炸看来并没有引起协约国公众的愤慨。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1918年8月，美国政府将旧金山这起案件归结为“印度密谋者”案件，称他们为德国人的工具，呼吁陪审团要“紧守民主防线”。 旧金山印度密谋案的审判是可悲的，但也十分花哨。作证的有密探和来自世界各地6个英国监狱的告密者。其中一个告密者在监牢中发了疯；一个印度人在这次审讯期间杀死了拉姆·昌德拉后，自己又被一名警长枪杀了。陪审团认定除了一个从长滩来的美国造船业百万富翁外，所有被告都犯有密谋发动一起军事远征的罪行。 对印度人、无政府主义者和间谍的大肆逮捕和宣扬促成了一种气候，从而使国会得以在10月16日通过了明文规定驱逐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议案。1918年10月14日，史沫特莱出庭受审，有人企图将她引渡到旧金山，但未能成功。整个10月，法律的争论从未间断。罗为史沫特莱和戈什得以留在纽约并获得释放而斗争，还声明对他们的逮捕是非法的。在10月的最后一天，史沫特莱又一次出庭，这次她又被送回监狱。 监狱的经历使史沫特莱更加疏远正统观念。虽然背景不同，她的同监难友们都深化了她的政治见解和责任感。对她影响最深的两位难友是莫利·施泰默（MollieSteimer）和基蒂·马里恩（KittyMarion）。除了就老鼠、臭虫、蟑螂说了些玩笑话外，她还在信中对玛格丽特·山额说：“基蒂、莫利·施泰默和我有时躲在牢房的角落里进行绝妙的聚会。基蒂把这个地方变成了节育运动的一个支部。她已召开了一次会议。她的朋友们写信出去，要求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们投票拥护社会主义！” 施泰默是埃玛·戈德曼的年轻追随者，因散发反对美国干涉俄国内战的传单被判处15年徒刑。她21岁，5年前从她家乡乌克兰来到纽约。在她牢房的墙上贴着红色的标语“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尤金·德布斯和约翰·里德的照片。施泰默完全献身于阶级斗争的事业。每天下午，在牢门被哐啷关上之后，她总是站在那里抓住铁栅栏，用简明的英语演讲。史沫特莱写道： 三排牢房都会变得寂静无声，只是偶尔有人提问打断她的谈话……莫利为维护囚徒——性病患者、患病婴儿的母亲、妓女、意志薄弱者、小偷、谋杀犯——的权益而斗争。对她来说，这些人都不过是病态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中甚至最堕落的人也只判5至7年徒刑，而她却要在狱中服15年刑。对此她毫无怨言。她请求将患性病的女孩送医院治疗，监狱大夫指责她信奉性解放和布尔什维主义。她要求把一间女监中的污秽打扫干净，女看守命令她少管闲事——那牢房不是她的。“把我锁着吧”，她回答女看守说，“除了我的锁链我什么也不会失去。” 基蒂·马里恩已经是玛格丽特·山额节育运动中的传奇式人物。她也是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khurst）为在伦敦争取妇女参政而进行的斗争中的老战士。因为将有关节育的小册子散发给臭名昭著的风化维护协会的一个代理人，她被判在坟墓监狱监禁30天。基蒂懂得如何将一座监狱变成一所政治教育的学校。在同监狱当局和她的牢友打交道时，她很少脱离节育问题这个她关注的中心，也很少失去幽默感。用史沫特莱的话说：“每天早晨，基蒂手里提着洗刷桶踢踢踏踏地沿着石砌长廊走来，她以‘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向囚犯和女看守打招呼；囚犯们也以‘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来回答她”。 在狱中，戈什和史沫特莱遇见了罗杰·鲍德温（RogerBaldwin）。他后来创立了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协会。鲍德温因为公开支持出于良知拒服兵役者，在漫长的刑期开始时，在坟墓监狱度过了3个星期。史沫特莱只能通过女监牢房的窗户向鲍德温招手。但鲍德温和戈什却常常长谈如何设法发动美国印度独立的支持。鲍德温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者，他支持爱尔兰独立。据他说，爱尔兰人那时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把英国在印度继续统治看成是所有殖民地人民，包括他们自己，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服刑只是加强了戈什、鲍德温和史沫特莱三个人的反殖民主义观点。 11月19日，战事在欧洲结束了，但史沫特莱和戈什仍留在坟墓监狱。以后的几个月里，拉伊帕特·拉伊和其他温和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争取到了一些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向威尔逊总统请愿，要求他在凡尔赛（和会上）考虑印度独立问题。然而，华盛顿官方已决定不为难大英帝国。虽然劳工部对用新的外侨法案来驱逐印度民族主义者缺乏信心，但在1918年12月，移民局人员出现在堪萨斯的利文沃斯堡，找战争期间被判罪的印度人谈话，企图把他们驱逐到印度去。 12月初，史沫特莱就由于亨里埃塔·罗德曼提供的保释金而被保释出狱，戈什也被保释，保释金最后被减至6000美元。法官裁定他们两人都不得被引渡到旧金山。他们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坚持认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再坚持那些指控将会被解释成美国有意废除长时期被确认的政治避难权。然而，引渡的企图虽被放弃，原先的指控却并未撤销。 背景是政府有关俄国革命对美国左派影响的恐惧所形成的恐赤症日益增长。英国情报部门也在发挥作用，他们不断地向美国政府强调美国自由主义者、激进的左翼分子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于是，甚至象拉伊帕特·拉伊和他的地方自治联盟这些在纽约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也成了怀疑对象。 [1]请不要同后来的反帝同盟相混淆，反帝同盟于1928年建立于欧洲，史沫特莱曾参与其事。 [2]戈什和罗伊都是孟加拉扔炸弹的罗宾汉式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成员。仅仅在鼓吹以暴力推翻印度的英国政府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革命者。这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谁都了解不多。参加孟加拉独立运动时，戈什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物理系学生。1915年他被迫转入地下。1916年末，他22岁时被派往美国加强噶达尔党和孟加拉运动之间的联系。戈什先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成了噶达尔党的党员，然后在1917年2月中旬前往纽约。和他一起到纽约的还有罗伊和特伦特。罗伊和同德国人合作的柏林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者有联系，他本人刚刚取道东亚和加利福尼亚抵达纽约。（萨马伦·罗伊，《M·N·罗伊在美国》，载《激进人道主义者》，47卷第1期（1983年3月第23-30页；约翰·P·海思考克斯：《印度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71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1、2章）。
第二章婚姻的困境，1912—191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二章婚姻的困境，1912—1916 在1912年4月21日那一周，一场全州辩论会在坦佩师范学校举行。第一个题目是：《决定：在亚利桑那州实行妇女参政》。艾格尼丝首先发言，她支持妇女参政，反对以原教旨主义的圣经立场为基础的相反观点。据《师范学生》报道，她辩得很出色。更重要的是，在辩论的这一周，裁判们和学生一起呆在女生宿舍，艾格尼丝把她的房间让给了一位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的年轻的菲尼克斯中学教师，她的名字叫索伯格·布伦丁（ThorbergBrundin）。她是次日辩论会的裁判，她们两人是第一场辩论前的那个晚上认识的，当时艾格尼丝正好回房间去拿卷发器（“她有100多个，每天晚上用它们做头发”）。 索伯格·布伦丁是一个瑞典移民家庭出身的纽约人，她最近来到菲尼克斯教中学是为了看看美国西部，也为了能离她的弟弟厄内斯特（Ernest）近一点。她美丽异常，端庄而大方，二十五、六岁，无疑是艾格尼丝所见过的最见过世面的女人。而对索伯格来说，她为艾格尼丝感到惊异——一个直言不讳、爱惹是非，激烈异常，带着枪和匕首进进出出，有着阿亚胡这样一个印第安名字的年轻女子。阿亚胡在辩论中的表现又进一步给索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一周的辩论之后，索伯格和艾格尼丝开始每星期五晚上见面。星期五晚上索伯格总是从菲尼克斯来看她的弟弟，他也离开他工作的山区到坦佩来度周末。她们喝着两人都很喜欢的巧克力苏打水长谈，亲密的关系迅速加深。史沫特莱谈她想当记者的壮志。她告诉索伯格她是如何被她母亲的死搅扰得心神不宁，她发誓决不愿象她那样死去。她尽力克服自己过去的粗野，努力改正自己的口音、语法，表示看不起喝烈性酒的任何人，谴责庸俗的兽行性行为。史沫特莱也感到了索伯格的弟弟厄内斯特·布伦丁对自己的吸引力。厄内斯特是一个身材瘦高的青年，大约比他姐姐小一岁，中学毕业后曾在纽约市一个测量员办事处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在缅因大学读了一年的工程学。在缅因州时，他得了肺结核病，在一座疗养院疗养了一年。后来，他在新泽西建一座养鸡场的短暂努力受挫，于1910年移居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他不断去找那里的一个工程事务所，直到他们给了他一个赶马的工作。1911年他被指派去坦佩东部苏帕斯蒂欣山盐河源头上的罗斯福大水坝工程干一项测量工作。在索伯格来到之后，他们计划带着积蓄移居旧金山，希望能进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从1912年5月开始，厄内斯特大部分周末都与艾格尼丝和索伯格一起在坦佩度过。 史沫特莱羡慕布伦丁姐弟所受的教育和成熟老练。在学年结束后，她搬到菲尼克斯去寻找工作。当她因不能继续求学而表现出灰心失望，为了消除她的这种感觉，索伯格和厄内斯特都说那个学校没教学生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史沫特莱对他们的这种态度感到不满。（“他们高高在上才能持这种批评的态度”） 回想起来，布伦丁姐弟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政治、社会和感情上的影响是很难估计过头的。索伯格和厄内斯特都是坚强的社会主义者。艾格尼丝虽然对她所见到的周围的社会罪恶已经发展起一种义愤之心，但还从未遇到过任何自称对这些问题有了进步的政治解决方法的人。此外，厄内斯特虽然信念坚定，但仍是一个态度谦恭言语温和的人，他和他姐姐关系极其亲密。艾格尼丝第一次见到男女之间能有这样一种以共同的爱、理解和同志情谊维系着的关系。她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道，她不知道“人究竟能不能一面温柔一面仍旧保持坚强？妇女究竟能不能一面享受爱情，一面又不致受到威胁或向人屈服？”她自问，厄内斯特果真能尊重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妇女吗？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夏夜，艾格尼丝和厄内斯特在沙漠中并辔而行，她的马突然狂奔起来，厄内斯特制服了马并热情地拥抱了她。不久后厄内斯特和索伯格离开她去旧金山时，他们依依惜别不禁落泪。几个星期以后，厄内斯特写信来求婚。艾格尼丝马上坐火车到旧金山，与厄内斯特·索伯格和索伯格的未婚夫罗伯特·哈伯曼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奥克塔维亚街624号的公寓里。索伯格有一项半日工作；艾格尼丝找到了当秘书的全日工作。但厄内斯特一直未能找到收入较丰的工作，直到计划把科罗拉多河水引到南加利福尼亚去的美国运河工程表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他接受了这项工作。1912年8月24日，他乘火车前往帝国谷之前几个小时，市政府的治安推事A·T·巴尼特为他们进行了结婚登记：厄内斯特·乔治·布伦丁、白人，24岁；阿亚胡·史沫特莱，白人，20岁。[1] 过了不久，留在奥克塔维亚街的3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索伯格对艾格尼丝的肤浅感到不耐烦，例如，当他们去剧院时，如果剧中没有音乐和舞蹈，艾格尼丝就感到厌烦。更重要的是索伯格为她弟弟和艾格尼丝之间达成的协议所震惊：他们一致同意不要孩子，至少在艾格尼丝攒下足够的钱使她自己、她的妹妹、弟弟得以完成学业前不要。尽管索伯格很爱艾格尼丝，她仍认为他们两人在气质上完全不相称，并把她的看法告诉了他们。她也知道厄内斯特是多么希望有孩子。更有甚者，史沫特莱对性生活的极度憎恨，和她天真地相信婚姻可以在“浪漫的友谊”的基础上存在下去的想法，使索伯格惊讶得目瞪口呆。索伯格甚至怀疑史沫特莱和厄内斯特结婚是因为想与她保持亲近。 虽然这一切是痛苦的，但史沫特莱发现更难对付的是索伯格的未婚夫罗伯特·哈伯曼（RobertHaberman）的敌对情绪。罗伯特·哈伯曼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美籍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在圣拉斐尔从事药剂工作，是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常常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组织举行的会议和示威。索伯格最初遇到他时，他正日甚一日地卷入支持1911年墨西哥革命的活动。他坚持要带索伯格和艾格尼丝到金门公园靠太平洋一端的“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去，以便和“普通人”打成一片。当艾格尼丝说她不想和“粗俗、下贱、丑恶的人们”打交道时，哈伯曼会暴跳如雷地说，他们的粗俗应归咎于制度——这话常使她无言以对，抑郁不乐。 史沫特莱力图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和思想。1913年2月《坦佩师范学生》刊登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写的题为《黄种人》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旧金山唐人街印象的文章。史沫特莱在文中竭力反对据她所知当时在亚利桑那州十分猖獗的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她对中国文化的观察理解是幼稚的，浪漫化的，并显然是逃避现实的——这是为她切身体会到难以忍受的白人社会寻求出路的一种早期尝试。 奥克塔维亚街公寓里的情况继续使她感到烦躁。她很羡慕索伯格，她成功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动物学的硕士学位。她也对索伯格总是逃避她应分担的做饭、打扫之类家务感到不满。艾格尼丝受不了乱糟糟的环境，她总是“狠狠地”打扫房子。 厄内斯特回家总是停留的时间短而间隔的时间长。据索伯格和厄内斯特的第二个妻子埃莉诺说，这次婚姻直到1913年4月为止是完全没有性生活的。4月，为了逃避奥克塔维亚街，也为了接近厄内斯特，艾格尼丝搬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太阳炙烤的帝国谷的埃尔圣特罗。她希望在这个镇上能做一份秘书工作，这里生活费用低廉，她能省下足够的钱回到学校上学。 当厄内斯特去埃尔圣特罗的时候，这起婚姻才有了性的内容，但艾格尼丝对此继续抗拒。她在一家旅馆找到一个当秘书的工作后，许多从洛杉矶来的地产商人粗野地向她提出非分要求的经历无助于改变她对性的态度。到6月初，早晨的恶心呕吐使她意识到她最害怕的事已经变成现实：她怀孕了。这时厄内斯特不在镇上，她的反应是极度恐惧。她相信她和她丈夫的平等关系很快就将消失，孩子的诞生将使她无法继续争取在知识上与他平等。已经为贫困的农村出身背景感到痛苦，并对厄内斯特和索伯格羡慕得嫉妒的艾格尼丝，一心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她为恐惧所折磨，记忆中的母亲的命运使她心神不宁，她终于去找到药剂师，买了打胎的毒药。 厄内斯特回到埃尔圣特罗时发现艾格尼丝已奄奄一息。他惊恐万分，歇斯底里地把她送到当地的一名医生那里，坚决要求大夫帮助艾格尼丝完成堕胎，以免她把自己折腾至死。大夫照办了。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写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诺德正笑眯眛地坐在我床边。我躺在那里注视着他，我恨他的笑脸——我恨，我恨，我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没有复原的伤口，我曾经面临着死亡，他怎么还敢笑……从我的身体里刚刚取出了一个胎儿，我现在全身心地需要这个胎儿，他怎么胆敢微笑……我在这茫茫的空间感到寂寞无依，他怎么敢笑……他，怎么敢……他，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艾格尼丝不肯让厄内斯特付手术费，她说她不让任何男人为她的身体花钱。 史沫特莱和布伦丁的婚姻直到第8个月才算完成。给艾格尼丝堕胎的医生在手术后告诉厄内斯特，由于她的极度恐惧，他怀疑她今后是否会从性生活中得到乐趣，是否能达到性快感高潮。对厄内斯特来说，这是受不了的。他愿意做艾格尼丝的朋友，但他也想要妻子和孩子。 在厄内斯特的经济支持和精神鼓舞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于1913年6月28日作为圣迭戈师范学校的学生注册入学，而把他独自留在埃尔圣特罗。艾格尼丝满怀学习的自信入学了，那自信是她在亚利桑那州养成的。她个人的吸引力和精力即使在学校档案极为有限的记载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帮助创办了学校的周报《师范消息》，在办报的第一年（1913年11月—1914年8月）她的名字在报头名单上的头衔是业务经理。那年学校很重视戏剧，史沫特莱表现积极。周报报道说艾格尼丝“在我们学校里名叫A·S·布伦丁，她在‘比尔’·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法庭一场扮演了安东尼奥”。她还在斯蒂芬·菲利普斯的《希腊戏剧选段》中扮演角色，并参加了演出后举行的招待会和舞会。《师范消息》还将A·S·布伦丁的名字列在即将在1914年暑期毕业的班级名单中。在1914年6月，史沫特莱被指派为师范学校中级部打字课教员和校秘书。这两个职务她一直担任到1916年，同时还作为校友编辑始终参与《师范消息》的工作。 自从到了圣迭戈以后，史沫特莱一直为她的妹妹和两个弟弟担忧。两个弟弟写信来说査尔斯·史沫特莱把他们出雇到了俄克拉荷马，正在那儿受雇主的虐待。艾格尼丝束手无策，但在1914年11月12日，《师范消息》宣布，艾格尼丝的妹妹默特尔·史沫特莱作为一名木工和缝纫旁听学生来到了校园。默特尔本来在新墨西哥一个牧场主家当女佣，艾格尼丝攒够了钱才把她从那里带了出来。据家中传说，默特尔一开始的反应是敌对的，她认为艾格尼丝能够“准确发音”、会用“校正了的语法，”是装腔作势。但到1915年3月，默特尔终于作为正式学生注册，并负责《师范消息》的“校外发行”，《师范消息》还报道说她们姐妹俩1915年春假曾一起去看望厄内斯特。 1915年春天，学校里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源是一位印度改革者克沙瓦·D·沙斯特里博士（Dr.KeshavaD.Shastri）获准到校演讲，但是听众只限于教师（包括史沫特莱，她负责管理学校中级部的打字课），因为大部分教师认为他的观点太反英了，因而对学生不宜。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有几分担心，圣迭戈仍然生活在1912年爆发的暴力的阴影之中。1912年商人和市民的保安委员会曾用残酷手段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EmmaGoldman）的经理人（兼情人）本·赖特曼（BenReitman）以阻止她说话。为此，成千上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袭击了市镇，当时监狱都容纳不下被逮捕的人。以后争论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关于自由言论问题的紧张气氛一直延续到1915年。这就是埃玛·戈德曼在沙斯特里博士演讲前一天到达圣迭戈时的政治气候。她要在校园外作3次公开讲演：一次关于易卜生，二次关于尼釆，另一次关于玛格丽特·山额的节育运动。 沙斯特里-戈德曼插曲对史沫特莱来说是一次政治教育。沙斯特里使她开始看到全球性的英帝国主义问题。她一向为她的一个祖先曾在独立战争中对与英国人作战感到自豪，因此沙斯特里的反殖民主义观点与她一拍即合。以后她与沙斯特里谈了话，询问了更多关于他讲演中提到的拉伊帕特·拉伊（LajpatRai）的情况。拉伊是当时流亡在纽约的一位重要的印度政治家。史沫特莱也去听了埃玛·戈德曼的讲演，戈德曼支持节育，认为贫穷妇女特别应该节育的观点对她影响很大。这次经历也使她与一个新的组织“公开论坛”取得了联系。在社会党因屈服于压力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之后，“公开论坛”成了戈德曼演讲的赞助者，论坛很快成了史沫特莱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她暑假结束回来后，当上了该组织的秘书。 1915年6月，艾格尼丝和默特尔到了伯克利，厄内斯特不久也接踵而到。对艾格尼丝来说，能到大学的暑期学校上学等于实现了她的梦想。厄内斯特也渴望着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但夫妻共同生活的精神创伤仍旧如阴魂不散，问题还是性，艾格尼丝又一次怀孕了——这导致了同样绝望的反应和又一次人工流产。接下来的事成了布伦丁家的传说：做完人工流产手术后坐车从医生的诊所回家时，艾格尼丝躺在车厢后部的一个边座上，蜷缩着身体，呻吟起来。她显然不想压低呻吟的声音。一些乘客开始窃窃私语，以为她一定是喝醉了，另一些人则跑到后面看看她是否需要帮助。厄内斯特这位极有教养的人也急得发疯，他一心想着如何把她弄回家，而不致被赶下车去。他怒气冲冲地对她说：“坐起来！人家都在看你了——你愿意当众出丑吗？”他从未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过话，以后也没有，但是在他们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时，一个称心如意的共同学习的夏季的梦想也成了泡影。 那年秋天，艾格尼丝和默特尔·史沫特莱回到了圣迭戈开始1915—1916学年。在1916年1月厄内斯特回到她身边后，史沫特莱曾试图挽救她的婚姻，而同时，她也越来越象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了。厄内斯特在圣迭戈开了一个加油站，和艾格尼丝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处房子，据《师范消息》报道，那里成了一个活跃的社交中心，用牛仔和民间歌谣款待客人是史沫特莱无法抗拒的乐趣。他们俩还买了一辆汽车，取名“扭摆”，艾格尼丝成了“无所畏惧”的驾驶员。 作为“公开论坛”的秘书，史沫特莱负责为一些有影响的演说家安排演讲，这些人对她个人显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专门揭露丑闻的新闻记者。他于1月17日主持了论坛系列演讲的开幕式。他和史沫特莱很快成了朋友，这种私交一直延续到30年代。辛克莱后来回忆道：“史沫特莱是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很漂亮，为能认识她而感到高兴。”4月，美国最有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尤金·德布斯（EugeneDebs）来演说。简·亚当斯（JaneAddams）也曾可望前来，但最终未能成行。校内还举办了一些关于墨西哥革命的讲座，史沫特莱曾参加了在墨西哥人居住区组织的一次募捐舞会。 到1916年春，史沫特莱成了一名有使命感的社会党成员，主要原因是这个党让妇女分享权力。在党内的重要妇女有工会组织者“妈妈”玛丽·哈里斯·琼斯（MaryHarrisJones）；海伦·凯勒（HelenKeller）；通俗报纸《全国粗齿锯报》的编者兼合作出版人和1916年这个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凯特·理査茲·奥黑尔（KateRichardsO’Hare）；美国节育运动创始人玛格丽特·山额；全国消费者联盟总书记，全国童工委员会创立者之一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Kelly）。无论何处选举中出现了（妇女）选举权问题，社会党就积极为之奋斗。这个党还推荐妇女竞争高级职务，而当选的社会党官员们也指派妇女担任象1912年加利福尼亚第一个女法官那样的公职。到1910年，妇女已在社会党各级机构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分担了责任。例如，1916年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一位女执委安娜·梅莉（AnnaMaley），就曾主持了使汤姆斯·范·利尔（ThomasVanLear）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竞选市长而获得成功的活动。 许多活动在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宗教团体里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参加了社会党，因为她们觉得社会主义理论中暗含着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以服务的宗旨的集体主义伦理观念。基督教妇女禁酒协会主席弗兰西丝·韦拉德（FrancisWillard）就是这样一个，她在1897年以主席身份发表的一篇演说是这样结尾的：“视爱的伙伴们……社会主义是一条康庄大道；它能使基督福音的伦理准则实现于日常生活。除了社会主义，什么也办不到。” 西部有它自己的本地区种类的社会主义。许多西部社会主义者都兼有世界产联即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倾向，强调把移民非技术工人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到1916年，世界产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已经失败。但是社会党依旧强大。[2] 和玛丽姑妈、蒂莉姨妈一样，史沫特莱也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她的政治信仰主要出于个人对她和她的家庭在西部矿区市镇所受侮辱的愤懑。作为西部严酷的经济状况和强烈的个人奋斗精神在下层的产物，更能吸引史沫特莱的本应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牌号的社会主义，而不应是更接近中产阶级化的社会党。但她个人的愤懑和圣迭戈环境互相作用的特定情况导致她参加了社会党。 1916年，史沫特莱个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性问题。最新获得的关于节育方面的知识给了她在肉体上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她把个人的气愤纳入政治轨道，谴责不让穷苦妇女掌握解放妇女的节育知识的状况。她的政治觉悟很大程度上是受索伯格和厄内斯特·布伦丁的影响而形成的。因为这两个是她最尊敬和热爱的人，而他们也爱她，而且她在圣迭戈的朋友主要来自“公开论坛”，其中大多数成员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就使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与他们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运动。总之，史沫特莱加入社会党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直接的感情和社会需要，而不是出自对它的理论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深入理解，她不是被党的会议所吸引，而是被她个人与社会党和自由派“公开论坛”的领袖们的关系，以及论坛的系列演讲所吸引。象她在《大地的女儿》中所写的那样： 当时我还在加利福尼亚，我周围的许多社会主义小组都懂得不比我多。我们经常在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聚会，讨论战争，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这房间楼下是一间弹子房，前面是一间铺着木块镶嵌地板的四方屋子，屋角里放着一架黯然无光的钢琴。在通往这间屋子的过道上放着一个报架，陈列着各种以很小字体印在很粗糙的纸上的社会主义和激进派的报纸、传单和小册子。这里面所谈论的题目都是学说性的各洲马克思主义理论间题。不时会有一个党员宣告组织学习小组，我便会和十来个男女工人一同去参加。 我又参加另外一个小组，组长给我们一本字体极小的小册子，要我们仔细阅读，下回来时准备提问题。那是学说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我一点不懂，也提不出问题。 我们的社会党地方组织每月总要举行一两次舞会，试图吸引青年工人加入。我们二三十个人挤在那间有银木地板的阴暗的小房间里，本城那位信仰社会主义的律师也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参加。他们都是聪明和蔼的人，担负着本城社会党的大部分工作。律师的太太特地烤了一个大蛋糕。她的女儿是个大学生，会吹短号。钢琴叮叮咚咚地响起来，短号也嘟嘟地吹响了，我们便围成一圈，尽量装出快活的神气。我和一个中年的机械师跳了第一个舞，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谈。第二个舞的舞伴是位上了年纪的单一税主义者，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他的主张争取信徒，我们跳舞时，他不住口地宣传单一税制。 我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学习小组和跳舞会，既乏味，又缺乏美感，不足以长期吸引我。学习小组的组长都不懂得那种对于这样的题目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教学方法……（默特尔）仅仅听过一次课，以后再也没有去。在我的记忆中，这些都是沉闷枯燥的活动。 史沫特莱开始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改变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在这一点上，她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而1912年她在旧金山时曾竭力回避和她有同样背景的人。1916年，史沫特莱的妹妹默特尔曾努力隐瞒她们家庭以往的真实，以便能够进入美国中产阶级而摆脱过去。在她们其余的一生中，在如何对待家庭背景的问题上，始终态度不一致。默特尔认为，企图对社会结构作根本性的改变是愚蠢的浪漫主义空想，因而注定要失败，还可能招来更大的痛苦。而艾格尼丝，她永远也不懂为什么默特尔不谴责这样一种制度：政府容忍贫富悬殊、公民机会不均等和大企业造成的不公正；为什么默特尔不象她那样对她们自己母亲由于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因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而死感到气愤？ 史沫特莱和布伦丁的婚姻仍艰难地维持着，到1916年6月，厄内斯特·布伦丁的加油站显然无法再经营下去了，他决定回弗雷斯诺去干一项收入颇佳的非全日工作，使他能断断续续到州立大学去上一些课。那年夏天，史沫特莱跟随丈夫到了弗雷斯诺，第一次为一家商业报纸工作，这家报纸是《弗雷斯诺共和晨报》。 尽管这是一家保守报纸，对威尔逊总统持批评态度，但史沫特莱在两个问题上同意它的立场。象加利福尼亚最大的报系赫斯特报系的报纸和加利福尼亚整个公众舆论一样，直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家报纸一直持强烈的反英立场。虽然它并不亲德，但它的社论却强调美国需要保持中立，并一直对威尔逊当局准备参战的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史沫特莱同意这种立场。另一个问题是妇女选举权问题，因为在史沫特莱到报社工作前后这家报纸登载了不少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文章。因为文章极少署名，所以史沫特莱究竟在报社干了些什么很难评估，但她承认有一篇报道是她写的。弗雷斯诺是加利福尼亚的印度锡克族人聚居中心，1916年9月被派到那里去报道一次印度人的集会的肯定是史沫特莱。演讲人是《自由印度斯坦》的主编拉姆·昌德拉（RamChandra），该刊是旧金山一家主要得到弗雷斯诺附近锡克族农民支持的月刊（那时在美国大约有10000名男性印度移民，妇女数量极小，囱为法律规定印度女人不准移入）。昌德拉那天的目的是作一个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进展的报告，为支持在印度推翻英国统治而筹款。他的报纸意图将英国殖民统治下滋生出来的种种不公平，例如新闻检查和大面积的饥荒公布于众。 给史沫特莱印象很深的是演讲者看来得到了在场的500余美籍印度人中大多数的支持。她从而开始认识到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在印度和全世界站稳了脚跟，它把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看成是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黄金时机。加利福尼亚的锡克族农民已经组成了在印度本土外最大的印度政治组织，他们把它称作噶达尔（Ghadar）党即“反叛”党。 史沫特莱一方面开始了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并继续她第一次担任的商业报纸的工作，另一方面她仍生活在精神创伤之中，她的婚姻又一次陷入危机，厄内斯特终于提出了离婚。 1916年秋，史沫特莱独自回到了圣迭戈。她业余生活的中心仍然在公开论坛，论坛主持了一次对社会主义演说者的自由大检阅，演讲人有1916年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著名的阿伦·本森（AllanL.Benson），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诗人拉宾南德拉斯·泰戈尔，讲演墨西哥形势的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和谈论“爱尔兰叛乱”的科内林·利汉（CornelingLehane）。 1916年12月的一天，史沫特莱的生活因一件小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丢失了她的手提包。手提包被圣迭戈师范学校的校长爱德华·哈代（EdwardHardy）捡到，他发现了一个写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名字的粉红色的社会党党证。他将史沫特莱召来，解雇了她，并建议她为了她妹妹的缘故立即离开圣迭戈：默特尔下一年总还得找一个教师工作，如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还在那里，她找工作要难得多。 史沫特莱立即离开了圣迭戈。她宣布她要到纽约去，但她先去了弗雷斯诺，因为厄内斯特仍在那里上学。她恳求他再作一次和解的尝试，然而毫无效果。厄内斯特相信史沫特莱作任何人的妻子都不会感到幸福，她只能在事业中找到幸福。史沫特莱自己并未对她与厄内斯特·布伦丁的婚姻感到长久的痛苦。后来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是那么地愿意见到厄内斯特并同他谈话。当我要将自己从低水准的思想、生活和文化中拽出来时，他曾是我踩着的‘东西’。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如果没有他，我怀疑我是否会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我不后悔，但我为他受到伤害而难过，因为他爱我。但只有一个爱我爱到能忍受痛苦的男人才能帮助我。我欠厄内斯特的要比他所能想象的更多。” 1916年，史沫特莱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她感到很脆弱，感情上仍依赖着厄内斯特·布伦丁。她中途在科罗拉多停留去探望她的蒂莉姨妈。在离开科罗拉多后，她想必感到极端孤独，因为在去纽约的路上，她曾在一个中西部小镇停留，以看望一位她当教师时曾经与之通信的新墨西哥州的笔友。这位她曾经非常钦佩其书法的男人，是一个矮小而敬畏上帝的商店职员，对妇女有着非常保守的观点——很难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 [1]艾格尼丝竭力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在几天之后，即1912年9月6日她从旧金山寄给父亲的一张明信片上有所流露，她在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爸爸：（我）就象蔓越橘商人一样忙碌。不过，身体不错。弗里斯科真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城镇，但我并不十分喜欢。”没有提到结婚。 [2]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和主流社会主义者不同，看中的是流动性较大、稳定性较小的支持者群，轻视有条不紊、切合实际的纲领而强调“革命的”呼吁和对于编知工时，啬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其领导人和创建人是威廉·海伍德（WilliamD.Haywoad），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结合物。在整个西部，一种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压力组织便在小块的采矿营地和位于城镇边缘的铁路装卸场内兴起。到1910年，世界产业联合会就在南加利福尼亚有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同时，又是那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在1913年1月，由于在自行其是的罢工中使用暴力战术，海伍德被开除出了（尤金·德布斯领导的）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虽然有好几千工团主义分子追随海伍德退出了社会党，但是多数，包括史沫特莱在圣迭戈的朋友们，却留下来了。能看麦尔文·杜波夫斯基，《我们将是一切：世界产联历史》（纽约（1969），和杰姆斯·R·格林，《草根社会主义：西南部的激进运动，1895—1943》，（巴顿卢治，1978）。
第一章苦根，1892—19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第一章苦根，1892—1912 许多年前火车就已不从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经过了，美国邮政局也已不再为它提供服务。旧时代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大多是些寡妇，她们已在保存良好的小木屋中居住了几十年。她们从陈旧的中西部式门廊里望着人迹稀少的街道，门廊里放着“坐下歇会儿”用的摇椅、吊床或柳条椅。跨过城镇东头的铁道沿乡村公路走2英里就是19世纪30年代第一批白人移民到达时居住过的营地。在这些拓荒者中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外曾祖父摩根·罗尔斯。他的母亲内奥米·罗尔斯是一位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爱国者亚历山大·蒙哥马利的女儿。营地在1886年是密苏里州北部沙利文的一部分。那时，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从一个名叫埃尔伯特·麦克纳布（ElbertMcNabb）的拓荒者手中买下了附近40英亩土地，然后建起了一个车站和供应点。城镇就以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奥斯古德（Osgood）命名。于是“人口稠密”的沙利文县的大约17000移民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城镇。到1900年，城镇已在两个街区长的主要大街周围建起了6个完整的和6个不完整的街区。第一列客车于1888年到达奥斯古德。就好象以前西行的货车改变了西部一样，客车的到达也为美国这片乡村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父亲查尔斯于1879年16岁时从堪萨斯来到了营地。与他同来的有他的姐姐玛丽、玛丽的丈夫雅各布·阿姆斯特朗和他们的7个孩子。査尔斯和玛丽·史沫特莱是英国血统，只有一个祖母是印第安人。1885年，罗尔斯家的一个女孩莎拉·莉迪亚与她的邻居查尔斯·史沫特莱私奔了。莎拉的父亲约翰·罗尔斯认为“你永远也不能信任印第安人和外国人”，他认为查尔斯的印第安血统使他习惯于得过且过，因而没有能力为他的女儿提供可靠的前途。査尔斯和莎拉在附近一个小镇结婚后，藏在査尔斯姐姐玛丽·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家中，那时玛丽已经是寡妇。当约翰·罗尔斯怒气冲冲地赶去索回女儿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爱上了这个寡妇“玛丽姑妈”。在《中国的战歌》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到了一个至今仍能在奥斯古德听到的谣传：“约翰的妻子那时还活着。从一幅褪了色的锡版相片来判断，她长得很美，但是，长期缠绵病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她一死我的外公就娶了玛丽姑妈。在密苏里州北部生活单调的小村落和孤零零的一家家农舍之间，一星半点流言很快就能传说成骇人听闻的大谎。喜欢播弄是非的人擅长编造那种令人作呕和毛骨悚然的故事。后来，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农家妇女摇着头叽咕着据说是发生在我外公家里的怪事——下流的寡妇啦……有病的可怜的女人啦……毒药啦…… 査尔斯和莎拉·史沫特莱后来从“玛丽姑妈”家搬到了营地南约莫一英里外一座迎风的两间小屋中。小屋坐落在山丘上树林的边缘，周围是紫色的蓟草，下面是一片多石的旷野。1892年2月23日，艾格尼丝，五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就出生在那里。 史沫特莱后来写到那块营地时用的是严峻然而又是抒情的语言。她回想起那片土地——它的色彩和气息，需求和收获。她说因为两间房的小屋是如此拥挤，她幼年时曾因见到父母性交而惊恐不已。她认为她母亲是在忍受一种可怕的羞辱，后来她声称那时她对母亲完全失去了真正的尊敬。她记得她意识到她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出世比对一个女儿的降临更为高兴。在她的记忆中，她父亲是一个善于唱歌的人，一个会信口雌黄编造流言的人——一个浪漫的充满生气和幻想的人，一个拼命想逃避现实生活锐利锋芒的人。她记得他总在发牢骚，他谈到要离开那块土地，好象这样就可以致富似的。她回想起她在病中能得到比平时多得多的照顾。她还记得她母亲打她，生的孩子越多，打得越频繁，父母间的争吵也越凶。她写道，她母亲从不唱歌，“她的眼泪……使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1]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史沫特莱把她的外祖母“玛丽姑妈”，看成是一个坚强，而有主见的女人，她把她的农场和丈夫管得井井有条。有意思的是，玛丽姑妈最庞爱的是她的继女蒂莉，莎拉·莉迪亚的美丽而任性的妹妹。蒂莉为了自立和购买漂亮衣衫，要求到附近农场去当帮工。她的父亲反对，认为这样会使她难以嫁给体面人家。但约翰·罗尔斯在他新娶的妻子面前让步了，蒂莉获准去当帮工，每月挣3美元。 据老辈人说，他们那个时代，妇女很少单独干农活或外出当帮工，连寡妇也不。未婚女子要靠亲戚收留她们。1910年前后，县里才开始有妇女组织，这些组织是由教会团契演变而成的。在奥斯古德工作的机会很少，因为城镇新建，大部分工作都包给小型家庭工商业户，一个女人外出工作仍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少数富裕家庭可以选择的一种做法——送女儿外出受较高等的教育，也不被认为是体面事，到1912年前后才有第一位当地妇女斗胆外出求学并获得了一张当教师的证书。而对于史沫特莱家的妇女来说，这是连想都不要想的。就象艾格尼丝的父亲常说的那句挖苦话：“读书是花花公子们的事。” 1901至1903年，艾格尼丝9岁到11岁期间，最要好的同学是玛米·韦斯顿（MamieWeston）。玛米回忆道，艾格尼丝不得不步行1英里到克诺布·希尔学校去上学。学校里约莫有25名年龄不等的学生，背诵读本上的课文，做许多记忆、计算和拼写方面的练习。艾格尼丝总能做好功课，背诵也很省劲。她不喜欢数学，拼写却很出色。在课间休息时，她们玩拍球。球是家里自制的，拍子也是用木板做成的。玛米有时也去史沫特莱家的小屋找艾格尼丝玩。小屋部分是用圆木构成的，家具非常简陋。他们家最贵重的财产是一台座钟和一架缝纫机。冬天，女孩子们玩多米诺骨牌（艾格尼丝有一个布娃娃，但不愿为她做衣裳），夏天，她们帮家里做一些户外的零星活，还采野花。玛米记得艾格尼丝的母亲在别人家帮工，装罐头、干园艺活或釆摘果子，以换取一些食品。她记得艾格尼丝的父亲身材矮胖粗壮，他在营地周围打零工，很少在家干农活。史沫特莱家有一小块菜园和一些鸡，但没有母牛，艾格尼丝的母亲只得步行到一家邻居家去弄牛奶。玛米上营地的主日学校，但不记得艾格尼丝去过——“就因为没有衣服，我想是”。虽然玛米的母亲和父亲都曾是孤儿，自己也很穷，但她认为艾格尼丝家的日子更艰难，主要是因为她父亲很少在家。1903年玛米和家人因她父亲的健康状况迁至加利福尼亚，等到她18个月后回来，艾格尼丝一家已经搬走了。 査尔斯·史沫特莱在1903年秋丢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走了，说是要去跟一个医生学医。冬天，外祖父罗尔斯让莎拉·莉迪亚和她的孩子们搬到奥斯古德镇边一个窝棚里去住。门前的场地没有树，没有花草，只有晒干的粘性黄土。屋里的墙壁没抹灰泥，为了过冬，莎拉和孩子们把透风的板墙用旧报纸和浆糊裱糊起来。1904年春，査尔斯·史沫特莱步行回到家里，身无分文。他从未说起过他干了些什么。现在他又有了新的美梦：把家搬到西部去。 查尔斯宣布此事几星期后，史沫特莱一家便乘火车搬到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矿区去了。对在密苏里营地长大的12岁的艾格尼丝来说，他们所去的地方看起来一定象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城市。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镇坐落在海拔6000英尺的费希尔峰下，在松树覆盖的群山中半隐半现，远处是积雪皑皑的洛矶山。特立尼达是一个繁荣兴旺的文化商业中心，周围是宽广的大牧场。许多铁路线联接着煤矿。自从1878年有了铁路以来，釆煤业成了特立尼达最重要的工业。早在19世纪80年代，镇上就有几座值得夸耀的建筑：一座建造精美的有二层楼厅的歌剧场、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一座犹太教堂，西部最古老最活跃的犹太教堂之一、一些美丽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和一个城堡式的学校。从学校每年拍的照片和毕业生的名单可看出明显的多民族特点：有黑人、拉丁美洲人和白人，包括许多最近来到这里的斯拉夫和意大利移民。史沫特莱家居住在那里时，特立尼达的人口约为12000人，有14座教堂，10家报纸，其中3家使用西班牙文。 虽然特立尼达的公立学校没有种族隔离，向所有人种开放，但南科罗拉多在经济和政治上近乎几家煤矿公司下属的封建领地：特立尼达地区由美国维克多燃料公司和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料炼铁公司管辖。那里的矿工1904年的状况并不比1915年好。关于1915年的情况，一个联邦调査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南科罗拉多整整两个县多年来被剥夺了民治的政府，大批公民被剥夺了自由权利，他们的部分收入被掠夺，备受迫害凌辱，在经济和政治上下降到了近乎农奴的地位。” 史沫特莱家在流经特立尼达镇的炼狱河岸边支起一个帐篷。查尔斯在帐篷外搭了一个板棚作厨房，然后就带着他新结伙的帮工队一起外出做工，每天收入3美元，工作是拉泥沙和砖头。最初，全家一切顺利。一天3美元是査尔斯从未有过的财富，莎拉·莉迪亚也很高兴，因为她的孩子们现在可以上一所正儿八经的学校了。 莎拉·莉迪亚的充满激情的信很快把她的独立自信的妹妹蒂莉带到了科罗拉多——尽管她已经订婚就要嫁给她做工的那家密苏里农场主的大儿子了。当蒂莉到达时，査尔斯和莎拉劝她到私人家里当女佣；因为女孩子在外面工作收入虽高一些但容易“变坏”。蒂莉坚持说她能照顾自己，她情愿去洗衣作干活，因为在那里她可以先在轧干机上工作，一个星期挣7美元，将来可以管浆衣服的机器，一个星期能挣到11美元。她从一开始就是个付食宿费的房客，把大部分钱交给了莎拉，正象艾格尼丝在《大地的女儿》中所写的：“有好些年来我们象样点的漂亮衣着大部分都是靠着她的钱——这样或那样挣来的钱——才能够有了的。”艾格尼丝崇拜她的蒂莉姨妈。她注意到经济上的独立使她姨妈取得了与她父亲平等的地位，他不能象对她母亲那样管束她打她。而且，遇到母亲与査尔斯吵架的时候，蒂莉一定会站出来保护她姐姐。她常常对他怒不可遏，以至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会一阵风似地冲到房门口，在跨出房门之前，双手一撩把裙子的后摆一直掀到腰上。我父亲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于这样一种侮辱，显然是无法回答的。” 史沫特莱一家在特立尼达的好运十分短暂。1904年春，突发的洪水淹没了炼狱河整个流域，包括他们搭帐篷的地方。他们失去了全部财产——从密苏里带来的钟、缝纫机、蒂莉漂亮的衣服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查尔斯和他那一队人跑到远离镇子和学校的山上，在煤矿周围包活干。莎拉和孩子们跟随着他，找到了一间小房子并招了些房客。从1905年5月到11月，査尔斯从日出干到日落。在领取工钱的日子到来时，莎拉·莉迪娅专门为矿主做了一餐好饭，这在孩子们看来简直象个宴会，而全家人却仍吃平时吃的咸肉和豆子。矿主吃完之后，他向査尔斯解释道，根据查尔斯签的合同（査尔斯不认识合同上写的字），他无须为这6个月的工作付任何钱。莎拉·莉迪亚的眼泪也感动不了他，他说他只“按合同办事”。 此后，査尔斯又出发到另一个矿区的特西奥镇找工作，莎拉和孩子们回到了特立尼达。莎拉用她和蒂莉仅有的一些钱，租下了科顿伍德街611号的房子，在铁道外边炼狱河岸，开设了她的“白铁罐膳宿处”。艾格尼丝又回到了学校里，并为她母亲感到自豪。但莎拉·莉迪亚很难对付拖欠房租的房客们，生意终于垮了。 1906年，史沫特莱一家的光景更糟了，他们度日如年。查尔斯·史沫特莱远在特西奥，酒越喝越凶，往家寄的钱越来越少。一度是蒂莉从浆衣机房挣来的钱维持着家庭。当这笔收入维持不下去时，蒂莉只好改行当女招待。艾格尼丝的姐姐内莉已经16岁了，她离开了学校去洗房干活，她也成了付食宿费的房客，有了她自己的房间。艾格尼丝快14岁了，放学以后就到别人家中当佣人，她挣得的小小一笔收入完全交给了母亲。在这些人家看到的许多事情使她感到恐惧，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妇女来说，婚姻只意味着囚禁和凌辱。然而，不久她失去了当女佣的工作，因为她常常饿得不得不在每天早晨送来牛奶时，偷偷将每瓶牛奶喝掉一口。在被解雇的那天，艾格尼丝磨磨蹭蹭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中，生怕会遭到一顿毒打。在她到家的时候，新近归家的父亲正要把蒂莉赶出家门。他骂她是个娼妇，并威胁莎拉·莉迪亚，如果她想和蒂莉一起走的话，就杀死她。蒂莉吼叫着回答说，是他把她逼成娼妇的，他整天坐在酒馆里，使她姐姐和孩子们吃不上穿不上。但他手持利斧，坐等她离去。蒂莉不久就搬到丹佛去了。[2] 随着蒂莉的离去，在1906年至1907年之间，家庭的命运之舟陷入了触礁和沉底的绝境。査尔斯又离家跑了，声称他是因为莎拉·莉迪亚拒绝告诉他在第一次妇女选举中她打算如何投票而生气。莎拉·莉迪亚只得去当洗衣妇，从早晨7点干到晚上8点，一天挣1.3美元。她看上去身体孱弱，手上青筋暴露，乱蓬蓬的头发在脖后打成了结。她到人家家中去洗衣服，因为这样可以不花钱吃到一顿饭，省下一些钱来。孩子们的是马铃薯和面糊糊，用沿铁轨拣来的煤块或从木料场“抄来”的木头取暖。艾格尼丝放学后在一个雪茄烟厂干活：剥去烟叶上的筋络，然后卷成雪茄。后来她回忆道，在那里，参加工会的男工比她们这些在后屋里干活的非工会会员女孩子们的工作条件要好。她们那里灯光暗淡，工作时间长，还不时有人催促干得快一点。当艾格尼丝向厂主承认她常看书时，厂主劝诫她说，书看得太多会使她想入非非，而她很快就被解雇了，原因是活干得太慢。现在她只好在她母亲的洗衣盆以帮着洗衣服。随着漫长冬天的到来，她的“小偷小摸”变得越来越大胆。对上学也失去了兴趣，尽管她过去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开始和铁道外边的野孩子一起胡侃乱吹赌咒发誓，也听他们说些他们眼里的“人生真相”。 查尔斯·史沫特莱在科罗拉多的勒德洛（附近的一个矿区营地）与另一个女人同居。1907年初春，他回到了特立尼达，试图说服莎拉·莉迪亚和他重归于好。她威胁着要离婚并把他撵出了家。但她极需要帮助，因为随着好天气的到来，人们又开始自己洗衣服了，她只好降低价钱干更多的活。艾格尼丝也退学去帮着干活。 —天，莎拉·莉迪亚病得起不了床，呆在家里，但谁都没想过要请什么医生。医生只有有钱人才请得起。就象艾格尼丝所写的：“我们总是等待病痛自己过去。我从早到晚烘砖头，拿去垫在她背后和头的旁边。每天我要煮一大锅马铃薯，再拿面粉调一盆汤，给大家当饭吃”。那时她父亲又回来了，这次，没有被撵走。 蒂莉姨妈密苏里的未婚夫伦纳德·赫钦森也来到镇上。他收到了蒂莉的一封信，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跟他结婚，他为此曾追她到丹佛，可她还是拒绝了他——她几年后告诉艾格尼丝，这不是因为她不爱他，而是因为一旦女人结了婚，男人就会开始追究她的过去。赫钦森对此的反应是回到了特立尼达，向艾格尼丝的姐姐内莉求婚，她接受了。当时全家正准备搬到德拉瓜去，那是勒德洛沿峡谷往上不远的一个小矿区，查尔斯和他的帮工队在那里订了一个合同，因此结婚仪式马上就举行了。艾格尼丝感到震惊，想到内莉要进行性交就使她感到厌恶难忍。她从此没再见她姐姐。史沫特莱家的文件上记载着内莉两年后在俄克拉荷马州死于产褥。 艾格尼丝新家所在的德拉瓜完全属美国维克多燃料公司所有。收入微薄的工人住在公司的房子里，在公司的商店（这是镇上唯一的商店）里买东西，价格很高，他们还在公司的酒吧喝酒。工人们领到的是公司工资券，工资券必须到象特立尼达这样较大的城镇才能兑换成美元，而兑换时要打折扣。为争取较好的待遇，接二连三发生了罢工，并最终发生了1914年著名的勒德洛大屠杀：当国民警卫队袭击罢工者营地时，有6名矿工、2名妇女和11名儿童被杀害。 15年后，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痛苦地回忆了她在德拉瓜时的生活情况：在勒德洛大屠杀前的紧张气氛，矿井下危险的有害健康的工作条件，公司职员的欺诈，矿工们被列入黑名单，贫困不堪的妇女被调来维持秩序的士兵奸污、凌辱，丈夫和父亲们都害怕得不敢干涉，“谁也不敢碰一碰那美利坚合众国的制服”。由于“几乎所有的本地美国（白人）工人都害怕下矿”，所以除了极少数例外，矿工都是外国人，大多是墨西哥人，80%的矿工不会说英语。查尔斯·史沫特莱和他手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亦即盎格鲁族工人则按照合同在德拉瓜从事矿外装运工作。所以史沫特莱一家在公司那些人的社交圈内没有地位，而他们又不愿与外国矿工来往。他们很穷，但至少在德拉瓜他们还比大多数人境况好些。大多数住在营地的矿工和工人都不带家眷，他们想尽快挣些钱回家去。有少数人再也不回家了，而是把家眷接来。史沫特莱没有在《大地的女儿》中解释学校在安抚矿区居民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公司的商店一样，学校的建筑也是高耸营地的楼房。以前在那里学习过的学生和工作过的教师在他们写回忆录或口头回忆时都一致感激煤矿公司给了他们上学的机会。他们大部分是移民，他们知道，如果留在他们本国，他们仍将是文盲。 在查尔斯手下的是8队盎格鲁工人和他们的马匹，食宿全由莎拉·莉迪亚和艾格尼丝及弟、妹们照料。艾格尼丝后来描述这些骑着马，随身带着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全部家当来到这里的牛仔：“（他们）勇敢、和善，诚实可靠，可是出言猥亵。当他们领到工资时，他们就连夜赶到特立尼达去，在妇女们出卖肉体以满足男人欲望的‘山上’花个精光。倘若娶妻——那真是稀有的事——他们只娶处女。妇女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拿贞操去换取一生的食宿。父亲们保护女儿的贞操，如同人们保护银行存款，腰间别一杆枪，眼睛里闪着警戒的目光。现在我渐渐长大了，我父亲警告所有人家的小伙子，不准对我随随便便”。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新墨西哥州牧场的29岁瘦高小伙子，他对当时14岁的艾格尼丝表现出特殊的好感，但他没有随随便便，他给了她一条金表链，还答应如果她愿意嫁给他，他将给她一匹小马、一支好枪和他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的一半。小马和手枪激起了艾格尼丝的想象，她都准备接受求婚了。那天晚上，父母亲把她叫去，对她说她年纪还太轻，结婚还太早。除此之外，她父亲还说：“结婚还牵涉到你完全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还有责任啊……”，艾格尼丝感到厌恶，她宣布她不干了，“让责任见鬼去吧！”求婚者遭到拒绝。这个牛仔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市镇。 1907年，史沫特莱家的境况几起几落，完全取决于查尔斯手中的承包合同和他喝酒和赌博的多少。他们只在德拉瓜呆了几个月，然后又返回特立尼达。1907年末他们搬到了特西奥，另一个象德拉瓜一样属于公司的小镇。背景总是那些无组织的矿工罢工造成的紧张气氛，公司的高级职员对待罢工事件心狠手辣，他们用军队和警察来保护破坏罢工的人。下面是史沫特莱关于她父母对这些反应的回忆： 罢工期间，我母亲对矿区营地里所有各种消息都听，却不多说话，尤其是当着我父亲的面或是他手下的工人在场时。我记得她对矿工有一种本能的毫不迟疑的同情。她痛恨有钱有势的人们或团体，几年来的经历已经使她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妇女慢慢转变成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者。但我父亲却没有那么明白，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自己又希望当老板，他和这些矿区的警吏职员站在一起来反对参加罢工的外国工人。他始终糊涂，他虽然雇人替他做工，自己本身也还是一个无知的工人，无论他工作怎样勤奋，看来也还是一样穷困。他非常糊涂，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和我母亲一样，终于慢慢懂得工作得最多的并不能挣到最多的钱。这看来是有钱人的过错，但究竟是怎样一种过错，他还是不明白。他用酒来排解自己的糊涂和失望，或是让扑克牌来吸收他的忿懑。 能够证实她父亲这种形象的是一张査尔斯·史沫特莱在特立尼达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自豪地佩带着两支左轮手枪和一枚警长的徽章。 1908年初在特西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了她的第一次转折，一次她自己出去闯的机会。一个红头发的学校教员鼓动她到毗邻的新墨西哥州去参加一次县级教师考试，因为她正好符合8年级学生这个先决条件。艾格尼丝借了老师的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骑着马越过州界去参加了考试。虽然她考试的成绩平平，但还是通过了，并被派往一所学校任教，工资是每月40美元。 1908年夏天她和她母亲、小妹妹默特尔一起回到了密苏里的奥斯古德参加她外祖父约翰·罗尔斯的葬礼。直到1943年她才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透露了市镇上有关她外祖父最后那些日子的闲言碎语。这些流言如果发生在几个世纪前，就可能使玛丽姑妈被当作为女巫烧死：有人说，“他在弥留之际曾想从灵魂中洗净他毒死前妻的罪孽，但是玛丽用手捂住他的嘴，止住了他的忏悔。在这重返故地之际，艾格尼丝与她的老朋友和同班同学玛米·韦斯特共度了一些时光。史沫特莱将一年前那个牛仔向她求婚时送给了她的金表链送给了玛米，并告诉她那个牛仔“现在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在特西奥作短暂逗留后，艾格尼丝又回到学校教书。从1908年秋至1910年2月，她在拉顿和周围和小学教书。拉顿是新墨西哥州东北科尔法克斯县一个大约4000人口的小镇。自从铁路和煤矿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迅速发展以来，那里教师短缺。在《大地的女儿》中，史沫特莱回忆她在新墨西哥州当教师的年代是她一生中孤独但愉快的时期。她是白人，未婚，是那个地区“受过教育”的教师姑娘，这给了她地位和保障。许多夜晚，她参加跳方阵舞直至深夜，或骑马到处跑，或和牛仔们在一起围着营火唱西部歌。她教的大多是说西班牙语的学生，在教室外很少说英语（虽然，据迄今所知，她并没有做过学习西班牙语的尝试）。有些学生与她年纪相仿。她让大一些的男孩到黑板上解难题，来回避她在数学上的弱点。她通过一份妇女杂志的广告，交上了一个远在东部的男性笔友，他寄书给她，她很钦佩他的笔体，心想，如果她也能写成那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受过教育的。她的社会意识相对来说还不成熟，当她被一个俊秀的印第安墨西哥混血男学生所吸引时，她还“感到羞耻”。[3] 史沫特莱在拉顿当教员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1910年2月的一个下雪天突然中断。有人带口信到教室来说她的母亲病危。她立即回到特西奥，在莎拉·莉迪亚的床边守了3天3夜。一个医生用小苏打片来治她的胃痛。他说一个光靠马铃薯和面糊糊过日子的女人必定会病倒的，他的诊断结果是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年仅42岁的莎拉·莉迪亚，嘴里就只剩下了一颗牙齿。在她母亲弥留之际，艾格尼丝记得她生平第一次拥抱了她母亲，她母亲叫她“我的女儿”，这种话她以前从未说过，因为“父母儿女之间的亲爱之情，在我们这种人中间是从来不表现出来的”。莎拉·莉迪亚死了，她死于阑尾炎，死在女儿的怀里。她丈夫对此的反应是把莎拉·莉迪亚的箱子搜劫一空，拿走了藏在里面的钱，出去喝了个酩酊大醉。 蒂莉姨妈从丹佛赶来帮助把莎拉·莉迪亚的遗体运到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将她埋葬在赫钦森家附近——她女儿内莉的身边。内莉是前一年9月生孩子时去世的。18岁的艾格尼丝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回到特西奥。那年春天，她负起了照管16岁的妹妹默特尔、14岁的弟弟约翰和12岁的萨姆和亡姐内莉的婴儿的责任。可是，她在节制他父亲饮酒和态度粗暴方面并不比她的母亲成功。因此大约是6月的一天，在设法制止査尔斯用马鞭抽打她的一个弟弟以后，她抱着婴儿逃到了丹佛蒂莉姨妈处。她们决定让默特尔到新墨西哥州一户人家干活，两个弟弟去俄克拉荷马州伦纳德·赫钦森的农场做工。史沫特莱对她故意硬着心肠离家出走一直感到终身的内疚：“我把自己这种铁石心肠称为有原则，我筑起堡垒来保卫自己，抵御那威胁妇女自由的爱与柔情；那时我还不知道人们所以要筑起保垒，原来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弱点。” 由于在史沫特莱看来，受教育似乎是摆脱婚姻和她父母过的那种生活的唯一途径，她哀求蒂莉姨妈帮助她上学。蒂莉答应供她上一个速记短训班——不是在丹佛，而是在科罗拉多的格里利。[4]几星期以后史沫特莱回到丹佛时，发现伦纳德·赫钦森已从俄克拉荷马州来过，把他孩子带走了。这完全不是蒂莉姨妈所希望的。（据艾格尼丝说，起初伦纳德骂了蒂莉许多难听的话，然后又向她求婚。她又一次拒绝了，因为害怕他会老把她的过去当着把柄来治她。） 蒂莉帮助艾格尼丝在丹佛找了一个工作，给一个编一家地方杂志的老头当秘书。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开始引诱她。她辞职了。蒂莉又给她在另一个杂志编辑那里找到了同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这个人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并赢得了她的友谊，但是以后他开始提出更多的要求——他称之为爱——并告诉她不必为生孩子而害怕。当艾格尼丝告诉他，她怕的是性交本身，他笑了，而她却哭了。在《大地的女儿》中，她承认她心里早知道会出这样的事情，恨自己让它发生了——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多么希望学着为他的杂志写文章。虽然这位编辑没有强求，但艾格尼丝在他的办公室里感到不舒服，所以她请求他把她“放出去”征求订户。但蒂莉姨妈和那位编辑设法劝阻她，他们认为这不是妇女的工作。但艾格尼丝执意要去。 1911年初到夏初，史沫特莱当了6个月的杂志推销员，主要是乘火车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跑。她很快学会避开那些保守家庭可敬的主妇，因为她们当着她的面粗暴地把门砰地关上。她向报摊和生意人征订，通过当地的报童签订合同。在火车上，有些妇女开始对她很友好，当她们知道她干什么工作后，便坐到别的坐位上去了。男人的反应有所不同，但同样设想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她当杂志推销员的工作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城镇塔斯科萨戏剧性地结束了。这座小镇从火车站沿峡谷向上走大约半小时，有20几幢砖楼，街后有几家内设赌桌的酒馆。艾格尼丝在街上就能听到里面刺耳的小提琴声和男人们跳舞时的跺脚声。这个城镇建于猎取野牛的时代，它位于两个敌对的畜牧公司的放牧土地之间，当地山上的一座座坟头说明了他们竞争之惨烈。史沫特莱到达时塔斯科萨正在衰落。她住的交流旅馆粗糙的招牌弹孔累累。她躺到床上后不久，就因饥饿而晕了过去，完全垮了，店主企图趁机强奸她。她奋力让他相信了她是一个处女，他变得慎重起来，并向她求婚——当然，史沫特莱拒绝了。 第二天，史沫特莱在绝望中写信给大个子巴克（BigBuck）。巴克是一个42岁的牛仔，嘴唇上边留着大胡髭，过去常为她父亲干活。当畜牧业开始走下坡路时，巴克在亚利桑那州克里富顿镇一个铜矿上当机工。在科罗拉多时，大个子巴克曾教过艾格尼丝射击、骑马、用绳索套马、玩折刀。她后来写道，他“想出各种办法来消除我身上任何一点女人气”。他是她感到可以信赖的唯一的男人，“大个子巴克在我记忆中是很亲切的……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接近于西部精神。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一种诙谐的色彩，他对自己辛苦所得的一切物质财富，都十分慷慨大方，意气豪迈，目光远大。他固执地相信墨西哥人、印第安人、摩门教人和那些体质脆弱的人都属于劣等。” 在回信中，大个子巴克给艾格尼丝寄去了塔斯科萨到克里富顿的火车票钱。他将她安顿在他住的旅馆里，向所有的人介绍她是他妹妹，并告诉艾格尼丝最好听其自然。他在马路对面的一家“中国佬”的饭馆为她包了伙，劝她休息一个月左右，以便“她的骨头长点肉”。史沫特莱想在一个月后找个当速记员的工作，然后把钱还给巴克。休息期间，她和一个年轻未婚的摩门教看林人交上了朋友，和他一起在周围的乡间骑马兜风。那是1911年夏天，议会通过了成立亚利桑那州的决议。在去参加一次庆祝舞会的路上，大个子巴克明确表示他对那个摩门教徒的嫉妒，并向艾格尼丝求婚。她吓了一跳，她一向认为他很老。她婉转地回答他，说她从没有想过要结婚。在弹子厅举行的这次舞会上，到处悬挂着中国灯笼，灯笼映照着一面面国旗，艾格尼丝偶然与一位妇女攀谈起来，这位妇女说她第二天早晨就要坐火车去菲尼克斯城外坦佩的一所师范学校。艾格尼丝吹嘘她自己当过教师和速记员，而且“早已完成了学业”。那位妇女有礼貌地回答，她看不出那是可能的，因为在她上学的学校里，人们要读6年书——4年中学，2年师范——才能当教师。大个子巴克一下就看透了艾格妮丝的羡慕心情和她想回学校的愿望。在从舞会回家的路上，他主动提出资助她6个月学校的费用。后来他又说，他希望她会回到克里富顿来，并接受他的求婚。 亚利桑那州的坦佩是铁路旁的一个小镇，是菲尼克斯东南几英里外盐河上的一个渡口。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小镇一直是一座小小的师范学校的所在地，其中大多数学生是周围地区的摩门教女孩。附近的菲尼克斯是这个新州繁忙而喧闹的首府，大约25000人。城里有一个唐人街和一个很大的墨西哥印第安人聚居区。城市的大多数行政负责人是摩门教徒。坦佩正南是古老得多的雅基印第安人的瓜达鲁普居留地，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曾满怀柔情地描写过。居留地外面是一片沙漠，宁静，炎热，帕帕戈族和皮玛族印第安人居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可证明她中学程度的文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1911年9月11日作为一名旁听生进了坦佩师范学校。在问及她家庭情况时，她说家里人都已去世，声称她父亲的职业是医生。后来她到学校的一位有名望的生物和化学教师弗雷德里克·艾里什（FrederickIrish）的实验室当助手。艾里什在学校附近的单身套房是学校许多俱乐部的活动场所。艾格尼丝也积极参加这些俱乐部的活动，有一组照片是她和一个叫卡拉格西亚社团的组织一起照的。这是一个研读《圣经》的小组，由20名妇女组成，每星期六晚上在宿舍碰头，学习两小时《经文》。尽管她穷（只有两条自己的连衣裙），有异常的背景和旁听生的地位，她的同学还是很喜欢她，在她们的记忆中，她爱好文学和辩论，是学校格里利俱乐部（GreeleyClub）的创建人。 艾格尼丝还参加了学校周刊《师范学生》的工作，当上了编辑部撰稿人。1912年1月12日，她被选为首席记者，此后她的文章全都署名。1912年5月29日，《师范学生》宣布她当选为主编。史沫莱特在她写的第一篇社论中，敦促同学们用所受的教育更好地理解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尽管这篇文章词藻华丽，不那么自然，这却是她第一次谈她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文章作者应起的作用：充当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们的代言人，做一个能解释人们“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离开知识的世界太远”以致不能思考只能作出机械反应的情况会是怎样的人。在3月29日的校刊上有她署名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罗曼史》的短篇小说和有关一位人类学先驱弗朗兹·博厄斯（FranzBoas）所著《原始人的思想》的书评。显然具有自传色彩的《罗曼史》，显示了博厄斯有关种族偏见和文化差异的研究有助于解放思想的影响，这也形成了她以后一些年里不断加以完善的一种工作方法：用故事的形式来解释某种科学或学术研究的含义。在《罗曼史》中，一位母亲告诉她的孩子们，她为了与一个印第安人结婚，曾经是如何克服她自己的种族偏见的。史沫特莱的许多感情描写的根据明显的是她两年前在新墨西哥州为一位墨西哥印第安混血男孩所吸引的体验。这篇故事问世不久，艾格尼斯公开承认了她自己的印第安血统，并要求人们叫她“阿亚·胡“（Ayahoo）。 正当史沫特莱记者工作的初次成功使她产生了新的尊严感和自尊心时，大个子巴克向她提供资助6个月的期限到了。他从克里富顿来信说，他以为她并不准备接受他的求婚。他打算去参加墨西哥革命（根据家族传说，他后来在墨西哥革命中牺牲）。艾格尼丝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但在她1949年让一位朋友保存的私人文件中，有一张名叫大个子巴克的牛仔的照片。到4月，她为凑够读书所需的钱而已经在挣扎着了。她在一家饭馆里洗盘子，做一切她能找到的工作，学习只好推迟到深夜。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后，为了养活自己，她只好决定离开学校。她感到陷入了困境，深为沮丧，因为她认为就是当了教师，她的前途仍然是极其有限和缺乏吸引力的。但正当她决定离开学校时，她遇到了两个人，他们使她的生活之舟驶入了一个她从未想象到的航道。 [1]奥斯古德的镇史学家和史沫特莱的远亲鲁思·罗尔斯·费希尔曾写道：“（史沬特莱）还是一位作家，在她诸多著作中有一部自传，她自己取名为《大地的女儿》。这本书使她完全疏远了她在密苏里的亲族，因为在这本书里，她不得不张扬出许多她本应因暴露而感到羞耻的家丑”。（《奥斯古德——这座小镇》（1975年密苏里州米兰出版）第28-31页）。史沫特莱确实暴露了许多家丑，其中的这一个——莎拉·罗尔斯·史沫特莱堕胎——尤其使得现在还活着的罗尔斯家人感到痛心。他们坚持莎拉·莉迪亚是个好女人——一位贤妻良母；如果说艾格尼丝终于有了点出息的话，那是因为她有一个好妈妈，如果说莎拉·莉迪亚愿意每天光着脚提着两只沉重的水桶到井边打水的话，如果说她不愿意和她丈夫一起做白日梦的话，那是为了她的孩子们。甚至连艾格尼丝最要好的朋友玛米·韦斯顿也记得艾格尼丝的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妇女。玛米和艾格尼丝9、10、11岁时在学校共用一张双人课桌。（鲁思·罗尔斯·费希尔和玛米·韦斯顿·麦卡洛釆访记） [2]蒂莉姨妈是否成了娼妓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的定义。史沫特莱的定义是为经济原因和男人睡觉的女人。在《大地的女儿》（纽约1929年版）中把自己的姨妈称作娼妓，极大地伤害了蒂莉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感情。她们宁愿认为蒂莉行为越轨，特别是在她充当别人“情妇”时期的行为有别于卖淫。 [3]1909年1月2日给她弟弟萨姆的一张明信片反映了她的种族偏见，这曾是史沫特莱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在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老德罗格尔·泰尔：昨天下午直到今晨10时，一直在特立尼达。你为新的一年作出了什么决定？我决定敲打墨西哥红鬼和西班牙佬——也是用敲打他们来消磨时间。 [4]由于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也许这与她的爱情生活有关，蒂莉不希望史沫特莱和她一起住在丹佛。后来，史沫特莱在1924年6月24日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一封信里，称她和她在格里利的朋友们是多么粗鄙和笨拙的乡村姑娘：“同我一起走出去的一个姑娘把她的牙齿全部拔掉，镶上了大金牙以引人注意，因为她太缺乏吸引力。她笑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景。”
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引言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她的巅峰时期，由于不知疲倦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奔走呼号而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约翰·里德（JohnReed），但是对于她其他方面的成就却很少有人提及。她虽然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悲惨的佃农家庭并在科罗拉多矿区长大，到1918年她26岁时，却已取得了进入纽约自由派名流客厅的资格。在纽约，她为玛格丽特·山额（MargaretSanger）的节育运动进行过斗争，写了一些揭露丑闻的政治性报导，并由于帮助组织印度流亡者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被捕入狱。到20年代在魏玛德国、30年代在中国、40年代在美国，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作家。随着她在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疑云笼罩下于1950年在英国去世，她的故事就突然而神秘地结束了。 今天，虽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和日本仍比在自己的祖国更为知名，但她仍然鼓舞了一些关心社会的美国作家，诸如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玛丽·洪·金斯顿（MarieHongKingston），蒂莉·奥尔森（TillieOlsen）和玛吉·皮尔西（MargePiercy），他们称颂她忠实有力地写出穷人生活的才能。不象和她同时代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没有把贫困浪漫化，尽管人们常混同了她们之间的差异。在《大地的女儿》（1929年版）一书中，她把自己的家庭描写成挣扎于残酷斗争之中以图摆脱困境的白人穷鬼。 然而，这个贫穷的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密苏里白人佃农的女儿是如何最终在世界性的舞台上活动，并且和周恩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埃玛·戈德曼（EmmaGoldman）、凯绥·珂勒惠支和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之流合作共事的？或者换句带政治色彩的话提问，为什么史沫特莱似乎抛弃了她本国被压迫者的斗争？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又为什么喜欢和朱德元帅、埃文斯·卡尔逊上校、史迪威将军和其他军人相处？尽管有这样一种高层联系，为什么在生命终止阶段，她却处于那么孤独和不堪一击的软弱境地？以及，她在政治忠诚方面显而易见的矛盾：为什么一个常被称为苏联间谍或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的女人竟拒绝参加美国、德国或印度共产党，却独独申请中国共产党的党籍而遭到了拒绝？就是这些引起史沫特莱的读者好奇的问题，也更使她成了一部传记难写的人物。 这部传记的基本前提是史沫特莱本人经常谈到的一个论点：环境和意志力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人的个性。所以；在阐述史沫特莱如何发展成美国一个重要激进分子的过程时，我们试图反映她是如何同时在政治上、社会上、心理上成长起来的。作为史学家，我们试图展示，历史背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是如何作为上述三方面相互作用的触媒而起了催化作用的。而作为作家，我们则试图真实地再现史实而避免过分的学究气。我们牢记史沫特莱终生鄙弃任何形式的矫揉造作，我们力图尽可能地直言不讳。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前言 我们没有费多少时间便明白了为什么至今未能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传记问世。即便是关于她生平的一些最普通的情况，包括她的出生年月，都一直是个谜。她写过6本书，这些书不难找到；但她还写过好几百篇文章，发表在世界各地报刊上，却从未被汇集成册；在便利的学术性图书馆内也找不到通常可供查阅的现成的个人通信和文件集。为了完成必要的最基本的探索研究，我们花了14年时间去汇编史沫特莱的著作，收集她的信件，追踪并访晤她往日的朋友和仇敌，以及，搜索情报部门的档案。本书附录的材料目录是这些资料来源的详细交待（较次要的来源在注释中说明）。 为了努力做到从各个可能的方面来观察史沫特莱，我们沿着她的足迹走遍了美国，绕了世界一周，到过欧洲、印度和中国。中国这部分的工作尤为困难，特别是在1973年刚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时。但在几次旅行和自1979年至1981年我们在北京居住两年之后，史沬特莱生平拼板图的中国部分就开始落实到位了。到最后，我们共会见了活跃在30年代的32位中国知识分子和领导人，我们相信这是自1976年以来，对这方面最集中深入的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欠的情实难还清。在寻找史沫特莱资料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感谢材料目录中列出的我们会见过的所有人。他们之中有埃莉诺和索伯格·布伦丁（Elinor&ThorbergBrundin）、弗洛伦斯·伦农（FlorenceLennon）、艾诺·泰勒（AinoTaylor）、伊丽莎白·史沫特莱（ElizabethSmedley）、路易·艾黎、陈翰笙、托尼·威利森（TonyWillison）、密尔德里德·普赖斯·科伊（MildredPriceCoy）和戈宝权，他们都给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帮助。弗洛伦斯·豪（FlovenceHowe）、保罗·劳特（PaulLauter）和女权出版社工作人员，以及玛里琳·杨（MarilynYoung）最初给我们的鼓励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感谢的美国研究机构包括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费尔斯通图书馆（普林斯顿）、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胡佛研究所（斯坦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际出借服务部，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和东南亚困书馆（伯克利）。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艾伯特·托马斯（AlbertThomas）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大学档案处建立了史沫特莱专档并感谢奥斯卡·伯兰（OscarBerland）在研究中的帮助。我们还对以下海外机构深表谢意：尼赫鲁纪念博物馆（新德里，亭·穆蒂宅所），国家档案馆（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新德里），上海市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和北京），公务档案处（伦敦）和德特·孔格里格图书馆（哥本哈根）。对于促成一次南亚之行，1977年秋至1978年冬提供的一份赴印度的富布赖特研究奖学金是非常宝贵的，以后两年内，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会补助金计划给予的夏季补助金也同样宝贵。1978年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帮助我们安排了真正展开我们对中国方面情况研究的关键性采访；资中筠和张克久（音译）对访问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写作方面，我们特别要感谢下列全部或部分阅读了各阶段手稿的人士：琼·詹森、贝恩·利意、夏洛特·弗思、埃莉诺·比迪安、F·麦克拉肯·费希尔、比尔·鲍威尔和卡伦·伦纳德。苏珊·钱伯斯和琳达·格罗夫对日文材料出色的翻译弥补了我们在这种语言上的不足。没有丹尼尔·C·卡尔霍思智力上和感情上的支持，那1500页原始手稿可能仍旧搁置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琼·詹森也给了我们感情上的支持，让我们分享了她关于在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洛雷因和弗兰克·卡迪什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场所，贝蒂·柏克则在打字方面帮助了我们。手稿的最后提炼加工则得益于吉纳·坦可的难以估量的编辑才能，我们真希望能更早些发现他。在加利福尼亚新闻大学方面，我们要对玛丽琳·施瓦茨、简-埃伦·朗和希拉·莱文致以特别的谢意。当然毋庸赘言，上述人士中没有任何人应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负责。 我们想以感谢海伦和赛勒斯·麦金农来结束这篇前言，他们对他们孙儿们的照顾得以减轻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对自己耗时费钱的史沫特莱癖所感到的内疚。最后，我们感谢我们的孩子丽贝卡和赛伊，他们忍受了我们关于艾格尼丝的无休无止的谈论和我们在全世界对史沫特莱老朋友们的追踪。
第二章货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二章货币 第一节价格 第二节卖和买 第三节货币流通 第四节铸币。纸币 第五节货币的其他职能 第一节价格 货币的第一个职能，就是它可以充当价值的尺度。货币使商品获得一种借以表现价值的材料。 商品成为同质的和可比的，并不是由于货币的媒介。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人类的物化劳动，都是同质的，所以是可以用某种商品测算的。因此，这种商品变为一般价值尺度，即变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是商品所固有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要的表现形式[1]。 商品的价值用货币商品表示，这就是商品的货币形式，即商品的价格。比方说，1件外套=10克黄金。 商品的价格是同商品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干的东西。在商品里面，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价格。商品的所有者必须吿诉购买者价格。但是，为了用黄金表示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为了确定商品的价格，根本不需要真实的货币。裁缝在口袋里没有黄金，他也可以宣布外套的出售价格等于10克黄金。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只是心里想象的货币，即假象的货币。 虽然这样，价格仅仅认定于真实的货币商品。只有在10克黄金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等于外套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情况下，裁缝才能够——我们当然在这里撇开一切对价格有影响的次要情况不谈——把外套的价值规定为10克黄金。如果裁缝不用黄金而用白银或铜表示外套的价值，那末，价格的表示形式将完全不同。 所以，在有两种不同商品——比方说，黄金和白银——用作价值尺度的地方，一切商品都会有两种价格：一种是以黄金表示的价格，另一种是以白银表示的价格。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对比起了任何变化，就会引起价格的波动。使用两种并行的价值尺度，实质上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在企图通过立法程序把两种商品宣布为价值尺度的任何地方，实际上只有一种商品在起价值尺度的作用。 到现在为止，某些国家仍然依照法律承认黄金和白银是两种并行的价值尺度。但是，经验证明这种法律始终是荒谬的。黄金和白银，象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会受到价值经常波动的影响。如果它们两者按照法律是地位平等的，如果付款人可以自己选择用哪种金属付帐，那末，他当然要用价值下跌的一种金属来付帐，而尽力设法把价值上涨的另一种金属带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即运往国外出售。因此，在实行两种通货制度，即所谓复本位制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种金属，也就是价值下跌的金属，在起价值尺度的作用。至于价值上涨的金属，它的价格，则象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是用另一种金属，即估值过髙的金属测算的。这样，它就在起商品的作用，不是起价值尺度的作用。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对比的波动愈大，复本位制的荒谬性也就愈加明显。[2] 为了使问题进一步简化起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黄金当作唯一的货币商品。黄金事实上也正是愈来愈多地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的货币商品了。[3] 每件商品的价格，代表一定数量的黄金。因此，就有必要测算各种不同数量的黄金，即各种不同的价格，就有必要规定价格标准。金属具有这种自然标准，也就是说，它具有重量。所以，金属的重量名称（英国的磅，法国的利佛尔，古希腊的泰伦特，罗马的阿斯等）,是价格标准的最初名称。 由此可见，除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以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的职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使商品价值转化成为一定数量的黄金。货币作为价格标准，把一定数量的黄金（例如磅）作为重量单位，用它测算各种不同数量的黄金。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货币金属的价值的波动对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究竟会起哪些影响，那末，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区别。 假定价格标准是10克黄金。不论黄金价值多少，20克黄金的价值总要比10克黄金多1倍。可见，黄金价值的涨落，不会对价格标准起任何影响。 现在再把黄金当作价值尺度来看。假定1件外套值1克黄金。但黄金的价值有了变化；由于某种原因，在同样长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现在能够比过去多生产1倍的黄金，而裁缝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呢？外套价格现在等于20克黄金。很明显，黄金价值的变化，对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有显著的影响。 价格标准象长度标准一样，是可以人为地确定的。另一方面，价格标准需要大家公认。价格标准即使最初是人为地规定的，即使采用了习惯已久的重量单位，它最后总要由法律明文规定。 贵金属的各种重量单位，经过官方的洗礼命名以后，就取得了与重量单位完全不同的名称；我们说的不是1/70磅黄金，而是20马克铸币。价格现在不是用黄金的重量单位表示，而是用法律规定的黄金标准的计算名称表示。 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价格同时还表示商品和货币商品（即黄金）的交换比例。商品的价值不可能孤立地表现出来，不可能自己表示自己，而只有通过自己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才能表现出来。但是，这种交换比例不仅决定于价值量，而且还决定于其他种种情况；所以，价格于价值量不符的现象，是可能发生的。 当裁缝说他的外套的价格等于10克黄金，或用计算名称来说，等于30马克的时候，他是说自己愿意随时把外套换为10克黄金。但是，如果他真的认为任何人现在都愿意付给他10克黄金买外套，那他就显得过分自信了。当然，外套要实现自己作为商品的作用，就必须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黄金。商品渴望货币。可以这样说，价格好比是商品在对自己的美丽情人做媚眼。可惜，商品市场并不始终象恋爱小説中的情节那样，有情人皆成眷属。许多商品没有得到黄金的青睐，它们不得不空守商店橱窗，虚度青春。 现在进一步谈一谈商品与黄金的关系。 第二节卖和买 现在我们来看老朋友裁缝到市场上去的情形。 他把自己所缝制的外套换为30马克。他用这些钱买了一桶酒。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完全相反的转化过程：先是商品变为货币，后来货币又变为商品。 但是，处于转化过程终点的商品，与处于转化过程始点的商品，是完全不同的。前一件商品，对商品所有者并不是使用价值；后一件商品，对他才是使用价值。前一件商品对他的用处，在于它有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产品，能够换为人类一般劳动的其他产品，即换为黄金。后一件商品——酒——对他的用处，是它有自己的物质属性，它不是作为人类一般劳动的产品，而是作为某种劳动——即酿酒劳动——的产品。 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也就是说，卖是为了买。 在“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这两个转化过程中，前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是比较困难的。有了货币，买东西是不很费力的。卖东西，设法换得货币，却不可比拟地要困难得多。可是，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商品所有者必须具备货币。劳动的社会分工愈向前发展，商品所有者的劳动也就愈带有片面性，他的需要也就愈多样化。 商品为了能够表演Saltomortale[4]，为了能够变为货币；它首先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某种需要。如果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并且商品也能够转化为货币，那就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商品变为多少货币？ 但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这个问题属于价格规律的硏究领域。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是“商品——货币”公式的改变，不论商品价格是高于还是低于商品价值。 裁缝放弃了外套，因而换得了货币。比方说，他把外套卖给农民，对裁缝来说，这是卖，对农民来说，这是买。由此可见，每次卖就是买，反之亦然。 但农民的货币是从哪儿来的呢？他的货币是用谷物换来的。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货币商品——黄金——从产地（金矿）起，后来从某一商品生产者起，到另一商品生产者为止的整个过程，那就可以发现货币商品的所有者的每次更换始终是买的结果。 “外套——货币”的公式，如上所述，并不是一个转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而是二个转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转化过程是：外套——货币——酒，另一个转化过程是；谷物——货币——外套。某一商品的转化过程的始点，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转化过程的终点。 假定酿酒商用自己拿酒换来的30马克，去买火炉和煤炭。这时，“货币——酒”的转化过程是“外套——货币——酒”这一转化过程的终点，是其他两个转化过程“酒——货币——火炉”和“酒——货币——煤炭”的始点。 其中每个转化过程，形成“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每个转化过程的始点和终点都是商品形式。但是，某一商品的每次循环是与其他许多商品的循环连接一起的。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交织一起的商品循环的整个运动，组成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即产品直接交换，有很大的不同。物物交换是由于生产力超过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范围而引起的。产品直接交换使社会劳动制度扩大了，并且超越了各个公社的界限。结果，不同的公社及公社成员开始彼此为对方工作。但是，产品直接交换反过来又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障碍，只有在商品流通产生以后，才被消除掉。 物物交换要求生产者在把自己产品卖给某人的同时，必须买进他的产品。商品流通取消了这一障碍。当然，每次卖同时也是买；如果别人——比方说农民——不买裁缝的外套，裁缝就无法卖出外套。但是，第一，裁缝可能完全没有必要现在立刻买进某件东西。他可能暂时把货币藏在口袋里，一直等到他需要买某件东西时，才把货币拿出来。第二，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因素，强迫裁缝现在或以后一定要从买他外套的农民那里，买回什么东西，强迫他在他卖外套的同一市场上买回什么东西。由此可见，在商品流通中，产品交换的时间的、空间的和一买一卖的限制都不存在了。 物物交换和商品流通还有另外一点区别。产品简单交换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它在初期保留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是直接处于生产参加者的监督下。 恰恰相反，商品流通的发展使生产关系更加混乱，更加难以理解和监督。各个生产者取得了愈来愈大的独立性。但是，他们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却加强了，他们已经无法象在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那样，控制这种社会关系了。如果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自己的活动中碰到障碍，破坏了均衡，就会爆发灾难，例如飓风和地震。现在，社会力量就象自然力量一样起作用了。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这种灾难的萌芽也获得发展。商品流通所提供的可能性——卖不需要立刻买——已经包含了销售停顿的可能性，即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在生产力超越简单商品流通的范围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才变为现实。 第三节货币流通 我们回忆一下在上一节中考察的商品循环：谷物——货币——外套——货币——酒——货币——煤炭等。商品循环说明货币也在完成自己的运动。但货币的流通并不是一种循环。农民所付出的货币，将流向离开农民愈来愈远的地方。 “商品流通直接使货币具有运动的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自己的出发点，货币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这就是货币流通”[5]。 货币流通是商品循环的结果。并不象人们往往认为的那样，是商品循环的原因。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很快地从流通中消失掉。在我们现在所硏究的简单商品流通中，还不能说有经常的商业和买卖行为，因此商品在完成自己第一次转化过程后就消失掉了。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价值与它相等的新的使用价值代替了它的地位。在“谷物——货币——外套”的循环中，谷物在完成第一次转化过程“谷物——货币”后，就从流通中消失掉了，谷物售卖者换回价值相等的另一种使用价值：“货币——外套”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并没有从流通中消失掉，而是经常地处于流通领域中。 现在要问：商品流通需要有多少货币？ 我们已经知道，每件商品等于一定数量的货币，商品价格是在它接触到真实货币以前，很早就已经确定了。在黄金价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不论每件商品的价格，还是一切商品的价格的总和，都是这样事先确定的。商品价格的总和，是某种假想的黄金量。为了使商品能够流通，假想的黄金必须成为真实的黄金。因此，流通中黄金的总数，等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谈的仅仅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条件下，还不知道有信用货币、相互付款的对冲等等。 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价格的总和是随着流通中商品的总数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流通中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价格的总和是随着价格的变动而变动的。至于价格总和的变动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市场价格波动，还是由于黄金或商品的价值有变动而引起的，这是无关紧要的。此外，价格的这一波动是涉及一切商品还是仅仅一部分商品，这也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不同商品的卖出，并不一定是不相衔接的，并不始终是同时实现的。 我们回过来再看前面的例子。下面是一系列的转化过程：5公担谷物——30马克——1件外套——30马克——40升酒——30马克一2,000公斤煤炭——30马克。上述四种商品的价格，总加起来等于120马克。但是，为了实现这四笔交易，只要有30马克就够了。这30马克可以4次改变自己的地位，即完成4次周转。假定这4笔交易都在一天内完成，那末，某一天在一定流通领域内作为流通手段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总数等于120/4=30马克，或者槪括地说，商品价格总和/货币周转次数=在一定时期内作为流通手段发生作用的货币量。 不同铸币在国内流通的时间，当然是不相同的。某种铸币可能一年始终留在钱箱里，另一种铸币可能一天完成30次周转。但这些铸币的平均流通速度终究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货币流通速度，决定于商品流通速度。商品从流通领域进入商品领域愈快，旧商品为新商品代替得愈快，货币流通也就愈快。商品流通愈慢，货币流通也就愈慢，看到的货币也就愈少。只看表面现象的人，这时就会认为货币太少了，认为流通就会因而停顿下来。当然，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现在未必会存在多久。 第四节铸币。纸币 如果每次卖和买都必须确定每块货币金属的含量和重量，这当然给商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只要有一个公认的权威者对每块金属的重量和含量提供保证，这种不方便立刻就会消除。这样，国家就把金属块铸成金属铸币。 货币的铸币形式导源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但是，只要货币取得铸币的形式，铸币就在流通领域中取得不依铸币含量为转移的新意义。如果国家保证某种铸币含有一定数量的黄金或等于一定数量的黄金，铸币在一定的情况下就能够象真正的一定数量的黄金一样，起流通手段的作用。 这种情况正是铸币流通引起的。铸币处于流通中的时期愈长，它的磨损也就愈大。铸币的名称和实除含量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旧的铸币比刚刚鋳成的铸币轻，但在一定的情况下，新旧铸币终究都能够作为流通手段，代表相同的价值。 辅币的名称和含量之间的分歧，表现得更加明显。非贵金属，例如铜，最初往往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但后来就被贵金属所代替了。铜以及实行金本位后的白银，不再是价值尺度了，但铜币和银币继续作为流通手段在小额交易中起作用。铜币和银币现在等于一定重量的黄金。这些辅币所代表的价值，随着黄金实际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丝毫也不取决于白银和铜的价值的变动。 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辅币金属的含量对辅币的铸币职能没有影响，因此可以通过立法程序人为地规定每个铜币或银币应该代表多少黄金。由此可见，可以用纸币符号代替金属符号，通过立法程序可以规定分文不值的一张纸票等于一定数量的黄金。 国家纸币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不应该把国家纸币与导源于货币其他职能的信用货币混为一谈。 纸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不是作为价值尺度，才代替黄金货币。纸币所以能够代替黄金货币，只是因为它代表一定数量的黄金。对纸币所代替的金属货币发生作用的各种规律，对作为流通手段的纸币也是发生作用的。纸币所代表的黄金数量，始终不会超过商品流通领域所可能容纳的黄金数量。如果国内商品流通需要1亿马克的黄金，但国家在流通中投入了2亿马克的纸币，那末，2张20马克的纸币结果便只能够买到1件标价20马克金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用纸币表示的价格，将比用黄金表示的价格大1倍。纸币就将由于发行过多而贬值。 在世界大战期间，所有交战国家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纸币贬值现象，因为这种筹措战费的办法要比增加税捐方便。但是，纸币发行过多，无非是一种特别残酷的间接税形式。国家把愈来愈多的纸币抛入流通领域，这样也就使商品价格不断飞涨，把收款人——特别是靠固定收入生活的收租人、抵押放款人等，以及进款比较固定的工人和公务员——的一部分购买力没收归公。 事实上，国家破坏了自己的收入来源，因为各种税捐是用不断贬值的纸币交付的。所以，国家始终无法弥补自己的开支，这样也就只能一再求助于钞票印刷机。在战争和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国家里，这种情形表现得特别明显。 德国的纸币发行量是最庞大的了。1914年通货量等于24.1亿金马克，1923年1月增加到12,800.9亿金马克，11月又增加到5,243,305,570亿金马克，此外还要加上不计其数的亿万“紧急货币”。这些天文数字的黄金价值是微乎其微的。据估计，各种纸币和紧急货币总加起来只值3亿金马克，但1913年各种货币（金币、银币和银行券）流通量值60.7亿金马克。1923年10月，流通手段的价值只等于1913年的4.95%。 从这些比较数字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流通速度是大大地加快了，因为每人都想立刻把不断贬值的货币抛出去，以便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第二，商品流通量减少了，这样就使这些商品按黄金计算的价格总和大大减少。 流通手段的价值总和，大大地增加了货币价值的稳定，降低了流通速度，使经济重新活跃起来，这样就使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和增加了。1923年11月30日，流通手段共计15.85亿金马克，等于1913年的26.11%。到1923年11月30日，流通手段增加到22.74亿金马克，等于1913年的37.48%。 与德国的通货膨胀相比较，其他国家（甚至是俄国、波兰和奥地利）以及其他时期（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数字，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从1770年到1797年3月，总共发行了455.81亿法郞的纸币。 由于纸币价值波动很大，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纸币大大贬值，被稳定的外国货币所代替了。看来国家是不适宜于担负纸币发行的工作了。在这种通货危机爆发以后，国家往往依法被禁止发行纸币。但是，既然纸币流通比金币流通提供很大的节约，所以纸币发行职能就交给享有特殊权利义务的银行去执行。在这些银行的章程中，规定必须随时随地把它们发行的货币符号兑为黄金。这种兑现的保证，使银行券区别于国家纸币，使银行券取得与信用货币相同的地位。 第五节货币的其他职能 我们硏究了简单商品流通的发生过程，知道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是怎样和简单商品流通一起发展起来的。但是，货币的职能并不限于这两点。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保留和积累货币商品——黄金——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增加了。货币的特点，符合于商品生产的特点。社会生产由独立的个体生产者完成，这种生产方式就是商品生产。同样地，货币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但这种社会力量并不是社会行使的力量，而可以成为每人的私有财产。某人占有货币愈多，则他的社会势力也就愈大，他所能支配的财富、生活享受和他人劳动产品也就愈多。黄金无所不能。它是谁都需要、谁都愿意接受的唯一商品。所以，随着商品流通的增长，也就引起并加剧对黄金的贪欲。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积累黄金不仅成为一种欲望，而且也成为一种必要。产品愈多地成为商品，商品愈少地为了本人消费而生产，则为了生活而掌握货币的必要性也就愈大。人们被迫不断地买。但为了买，人们首先必须卖。可是，为了生产供出卖的商品，需要一段时间，而是否能够卖成功，又决定于偶然的因素。为了维持生产和在生产期间生活下去，人们必须储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所以必须贮有货币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滞销期间的困难。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流通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决定于货币流通速度。其中每个因素都经常在改变。因此，货币流通量是忽增忽减的。但是，当需要货币的时候，货币从哪儿补充呢？至于多余的货币，又藏到哪儿去了呢？在各个地方积累起来的货币储藏手段，是呑吐货币的蓄水池。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失调现象，也就这样克服了。 在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阶段上，也和在物物交换时期一样，两件商品始终是直接互换的。差别只在于：现在其中一件商品始终是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商品。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新的情况，商品的卖出和相当于商品价格的货币款项的收到，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时是先付价款，后取商品；更多的情况是先取商品，后付价款。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方说，13世纪的意大利丝织工向自己的邻居买丝线。但他织成的丝绸要拿到德国去卖。这些丝绸运到目的地，推销出去，再把价款带回意大利，总共需要3-4个月的时间。丝织工织一些丝绸，而他的邻居纺线工同时也纺一些丝线。纺线工现在把自己的商品卖给织工，但也要过4个月才能收到价款。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丝织工买得丝线，但要过4个月才支付价款。 买主与卖主的关系，现在取得了完全新的性质。卖主成为债权人，买主成为债务人。货币现在也取得了新的职能。货币在这里已经不是商品流通的媒介了，它独立地使商品流通吿一结束。货币的职能已经不再是流通手段，而是支付手段了，是某人履行自己交付一定价值的义务的一种手段了。 这种义务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发生。商品生产愈向前发展，则把交付一定使用价值的行为转化为交付货币（一般价值形式）的行为的这种愿望也就愈强烈。国家的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官吏的薪俸开始不再用实物，而用货币支付、这样，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就超越了商品流通的范围。 现在再回过来谈前面的丝织工。他向纺线工买丝线，但当时无力支付价款。可是，在货币交易里是不能感情用事的。纺线工自己这样盘算：白纸黑字，不能抵赖。他要求丝织工给他立一张字据，写明丝织工保证在4个月后付清相当于所卖丝线价格的货币。但纺线工自己也负有债务，也在这4个月内必须清偿。因为纺线工手里没有现款，他便把丝织工的字据押给别人。这张字据现在也就成为货币了；这样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纸币——信用货币（期票、支票等）。 另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丝织工向纺线工买5杜卡特[6]的丝线。纺线工给自己妻子向珠宝商买值6杜卡特的手钢。同时，珠宝商向丝织工买值4杜卡特的丝绸。当时规定要在同一时间办理这三笔付款。纺线工、丝织工和珠宝商这三个人都碰在一起。纺线工应该付给珠宝商6杜卡特，从丝织工那里收取5杜卡特。他交给珠宝商1杜卡特，而叫他找丝织工去收取其余价款。但丝织工却应该从珠宝商那里收取4杜卡特。所以，他总共只把1杜卡特交给珠宝商就可以了。三人的帐款也就这样全部划清了。由此可见，借助相互冲帐的办法，三笔付款虽然总值15杜卡特，但只需要2杜卡特就可以全部结清。 当然，实际交易远不是象这里叙述的那样简单。但是，卖主的付款，事实上总是一部分冲帐的。商品流通愈发达，冲帐的部分也就愈大。集中在某些固定地方和在规定日期办理付款，有助于建立象中世纪法国里昂的virements[7]那样的清算办法。现在，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有汇划银行、票据交换所。只有相互冲帐后留下来的差额，才用现款支付。 由于信用制度的产生，贮藏手段——独立的发财致富的形式——就没有必要积累了。一个人如想保持自己的财产，已无须把财产埋在地下或者藏在鉄箱里。他可以把自己的货币借出去。另一方面，信用制度又强迫债务人要临时积累一些贮藏手段，张罗一些货币款项，以便在付款到期时还清债务。 但是，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张罗到还清债务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款项。我们再来谈前面的丝织工。他向纺线工保证在4个月后付清丝线价款，因为他估计在这期间能够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假定他织出来的丝绸找不到买主，因而无力还清债务。可是，纺线工估计这笔帐款能够如期收到，他根据这种估计也就向珠宝商欠了帐；而珠宝商同样地也就向另外第三者欠了债，余者类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某某人的无力支付会引起其他许多人的无力支付。相互接连和前后依赖的付款制度愈发达，则这种无力支付的情况也就愈严重。现在假定说，并不是一个生产者而是整批整批的生产者，由于普遍的生产过剩，无法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他们的无力支付，就会引起其他已经卖出自己商品的生产者也无力支付。货币字据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大家都需要一般等价物——现款。这样就普遍感到货币不足，即爆发了货币危机。在信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这种货币危机是任何工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货币危机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货币是不能够用商业票据代替的。 货币有两个流通领域：国内市场（即在某一国家范围内的市场）和世界市场。货币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才具有铸币和价值符号的形式，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具有这种形式。在世界市场上，货币重新取得贵金属块——金块和银块的原始形式。这两种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现在都是价值尺度，但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流通中，只有一种货币商品才能够真正实现价值尺度的职能。可是，从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起，黄金无疑地有成为世界市场上唯一的货币商品的趋势。 世界货币的主要职能，就是它充当调整国际收支，调整出超和入超的支付手段。 国际收支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出超或入超引起的，此外还由于外债还本付息，办理国际运输业务时支付运费、银行手续费等（比方说，几乎每个国家，由于英国轮船运载它们商品和伦敦银行代办银行和商业业务，要把大笔款项付给英国）引起的。 注释 [1]在这方面，马克思对现在许多人仍然持有的乌托邦观点，作了很有意思的批评。他说： “为什么货币不能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比方说，为什么一张纸币不能代表X小时的劳动时间？——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说成这样：既然商品的形式已经规定了必须把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为什么劳动产品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必然要成为商品？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当作直接的社会劳动，当作自己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经详细地考察了在商品生产基础上设计‘劳动货币’这种浅薄的乌托邦主义（译文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页以下）。在这里，我只想再补充一点：欧文的‘劳动货币’，象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假设有直接的社会化劳动，即与商品生产完至相反的生产形式。劳动券只不过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加共同劳动的份额，证明他个人在规定用于消费的共同产品中有权得到的份额。但是，欧文从未想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他也不想在货币上玩花样，以消灭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页）。 [2]鼓吹复本位制的宣传，在19世纪末仍然很嚣张，但后来这种主张就显得完全没有希望实现了，因此这种宣传也就几乎绝迹了。许多国家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在19世纪末改为金本位制的有奥地利（1892年）、日本（1897年）、俄国（1898年）和美国（1900年）。英国早在18世纪末就实行了金本位制，德国在1871年和荷兰在1877年也实行了金本位制。在比利时、法国、瑞士，虽然现在还存在着复本位制，但实际上主要是金本位制。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也已经改为金本位制。德国改为复本位制，这对那些在金本位制时期欠债的人，带来极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后来可以用价值较低的白银还债。这种长期债务主要是不动产抵押借款，因此大地主大肆宣传实行复本位制。 [3]在实行现代生产方式的各个国家里，贵金属的货币储备（硬币和铸块）的价值如下： 黄金白银 1831年22.32亿马克82.80亿马克 1880年131.70亿马克84.06亿马克 在1880—1908年期间，世界各国总共铸造了300亿马克的金币，200亿马克以上的银币。 由此可见，黄金现在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货币商品。 [4]意指极其危险的悬空翻筋斗绝技。——译者注 [5]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页。 [6]古代威尼斯的金币。——译者注 [7]法文“转账”。——译者注
译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史沫特莱传（1987） 译序 到1950年5月6日客死牛津，只活了58岁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为穷苦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全部青春和毕生精力的伟大女性。她从美国一个穷乡僻壤的村野姑娘，通过刻苦的工读，经历过坎坷曲折的道路，克服了比男性更多一重的重重困难，成长为享誉国际的作家、记者和不朽的战士，为全世界妇女作出了自尊自强的榜样，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足迹。 在探索和追求她的理想和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她参加过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曾为妇女解放运动一部分的节制生育运动积极工作，支持并参与印度独立斗争而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印度人，认同并投入中国人民革命洪流时又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 然而她的大部分活动和主要成就，都和中国相关。除自传性小说《大地的女儿》以外，她的几部传世之作，写的都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斗争。 1928年底来到中国之后不过一年多，在从上海写给一位丹麦女作家，她的好友卡琳·米凯利斯的一封信中，她就写道：“我已经变得非常中国化了。也许因为我已经有了半亚洲式的习惯和思想，中国和中国生活对于我都很容易适应。我可以很容易沉没在中国人的大海之中，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食物，过他们的生活，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就是我的问题。”她还说，“我不知道会在中国多久，就我个人而论，可以永无尽期。”（1930年4月2日） 不久，她就写出了第一部从侧面报道中国革命及其斗士的《中国人的命运》（1932），第一部正面介绍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抗日战争爆发，她又作为八路军中第一名外国记者和仅有的一名外国女记者写出了八路军抗战现场观察日记《中国在反击》（1938）。回美国后，又写出了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优秀报告文学著作的《中国的战歌》（1943），以及，在她死后多年才得以出版的第一部经典性中国革命人物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6）。 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笔下熟悉现代中国人形象的英语读者，正是从史沫特莱这类作家的作品中开始对中国人民及其解放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同情。而中国读者，则不仅从中看到了自身的问题、弱点、力量和希望，而且，体会到了“洋兄弟”和“洋鬼子”之间的重大差异。 史沬特莱一生的活动，从不局限于任何单一领域。如果说她也有一项专业，那就只能是她自己所说的“穷苦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的中国革命”。1929年5月来到上海，仅在上海一地，她就扮演着多重角色：身为德国报纸的美籍记者，而在文化战线上成了鲁迅的亲密战友，在政治活动中充当宋庆龄的得力助手，并对周恩来领导下保卫中共中央地下组织的特科和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写文章、办刊物，参与合法斗争、从事地下活动；有时是喉舌、有时是桥梁，有时简直是一柄匕首。为追求她所确认的理想，不顾个人安危，牺牲个人幸福，置生死于度外。 正是在史沫特莱的身上，中国人民看到了约翰·里德和战斗在马德里前线的国际纵队中美国优秀儿女正直、善良、见义勇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品质。 而在跨越美、欧、亚三大洲紧紧跟踪她的英国特务心目中，她是大英帝国危险的掘墓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妨碍侵华政策的眼中钉，在他们的御用报纸上被描绘成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精通多国语言的色情间谍，甚至被列入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谋杀对象黑名单；二次大战结束后，她又被美国军方诬控为“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 在史沫特莱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她当年的战友茅盾在书面发言中写道：“史沫特莱是难忘的，无论你喜不喜欢她。我们中国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在今天这个集会上我愿意说得更庄严些：我们敬爱她。”又说，“回想她之为作家、记者、革命者、中国之友、妇女运动家、国际主义志士哀乐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说是20世纪同辈人物中所罕见的。我静对夜窗，反复细味，感触很多，同时也在精神上获一安慰和启示，好比看到太空中一道彗星昂然而又悠然逝去。再来想想她所眷恋至死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就平添了几分勇气和信心。” 茅盾还正确地指出：“她写的作品和写她的作品应该是教育青年一代的极好材料。” 史沫特莱几部主要的著作，到目前基本上都有了汉译本。《大地的女儿》，早在30年代就由杨杏佛找林宜生译出，于1932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虽然晚了些，但到80年代也算有了汉译本，那是因为《中国红军在前进》一出版，连英文本也立即成了当时中国境内禁止邮递的禁书；《中国在反击》出在国共合作抗战初期，所以立即就有了汉译版；《中国的战歌》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在1946年曾以《中国之战歌》为书名出过单行本，直到80年代有了适宜的气候才得以在北京出了一个比较忠实的全译本；《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也在同一条件下出了汉译本。 史沫特莱的著作，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是值得世代珍视、常读常新的读物。因此，不仅在始终尊敬她的中国到80年代基本上出齐了她的主要作品，而且在麦卡锡主义一度肆虐的美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作家的名字也逐渐从强制的遗忘中在人们心头复活，从1956年《伟大的道路》终于得以用它本来的语言出版，继《大地的女儿》于1973年重印之后，50年代初被从所有图书馆彻底清除出去的史沫特莱其他著作，也都陆续有了新版而重新放回到书架上。只是她以英语、德语和汉语分别发表在美、英、德、印和中国各种报刊上的各种性质的文章以及大量私人信件，尚有待于汇编结集。 至于写她的作品，当然，写到她的要比专写她的多得多，最早一位满怀钦敬之情写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是采访西安事变的新西兰记者杰姆士·贝特兰，后来，不少中外人士在写到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回忆录中都对她有所记述和评论，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外交官、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军人……他们不能不谈论到她，因为她已经是他们所经历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时期若干重大事件的一部分，甚至蒋介石也没有忘记提到这位美国女记者，提到她对史迪威的影响。 1954年在东京出版的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所著《回忆史沫特莱》，是写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很有价值的传记性著作，对她自中国返美后的生活、工作、遭受迫害和反迫害斗争，作出了真实感人的近景描绘。1980年在纽约问世的乔伊斯·米尔顿著《中国之友——史沫特莱》，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史沫特莱传记，虽然过于简略，但也有助于廓清三十年间尽管已逐渐淡薄却依旧笼罩着她的麦卡锡迷雾毒氛，为这位在年轻一代心目中被强行陌生化了的伟大女性勾画出了一幅线条明快，比例得当的肖像速写。 而麦金农夫妇的《史沫特莱传》，就其反映传主真实生活和性格的宽广、深厚、丰满而论，称得上是迄今所能读到的上乘佳作。这是他们在多方支持和资助下，追踪史沫特莱生前的足迹（苏联除外），访问她的生前好友和旧日对手，罗掘一切可能罗掘的资料，孜孜不倦勤奋工作了十二年的研究和写作成果。 麦金农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其前身为史沫特莱母校坦佩师范学校的亚利桑纳州立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曾在我国访问和工作两年并多次来华出席学术会议。麦金农夫妇是以治史的精神和方法撰写《史沫特莱传》的，但又有意识避免了一般读者读纯史学著作可能会感觉到的“枯燥”。 其实史沫特莱一生坎坷曲折、极富戏剧性的经历本身，无需假借叙述笔墨的文采，便足以强烈吸引读者，一旦翻开封面，不读完最后一页就会不忍释卷。 史沫特莱自己认为，对于个性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意志和环境。两位作者一度强调意志，原拟传记副题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性”；但是最终改定为：“一个美国激进女性的生平与时代”。他们以翔实的史料，展现出一幅，用她另一位生前老友陈翰笙的话说：“一个在中外历史上无可类比的人物”的独特个性在时代与意志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全息画卷，解答了一个又一个曾经是迷一样的有关问题：一个穷乡僻壤的村野小姑娘怎样成长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记者和作家？一个矢志为穷苦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斗士何以拒绝加入美共、德共、印共，而为未能被中共接纳嚎啕痛哭？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生，愿为中国人民战斗，死，愿葬身在中国的土地？…… 这部《史沫特莱传》，不仅写出了她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奋斗和业绩，并且写出了她私人生活中有关婚姻、情爱之类较为隐秘的部分和心路历程，而不必动用“合理想象”的手段，因为除了大胆直言的自传小说和自传体报告文学著作，史沫特莱还在人间留下了大量大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精神的信札。 于是，读者尤其是我国的青年读者，就可以从这个“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和比有些中国人更爱中国的美国女性的言行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就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而论，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传记，而完整的传记是一定写不出完美的传主的。史沫特莱也确实并非完人，从这部传记中可以看到，她有缺点和弱点，甚至有些优点也交织着缺点：她是一个凡人，一个伟大的凡人。她之所以值得尊敬，在于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于她勇于为自己所选择的正义事业作无私的奉献，终生奋斗，百折不挠，终以身殉。 这部传记显然不会是最后一部史沫特莱传，正如几位研究史沫特莱的美国朋友来信所说，史沫特莱丰富多采的一生并没有被他们写尽，仍有许多有待于研究和写出。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位研究史沫特莱的学者或传记作者，都不会不重视这部传记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和线索。而现有的这样一部史沫特莱传，也确实已算得是“教育青年一代的极好材料”，却又岂止是教育“青年”的极好材料。江枫 199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