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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饥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其它诗作
穷人的饥饿[1]
秋天
穿着荆棘的
衣裳
掩藏起
荆棘的
无助的颜色
雨点
苍天的
眼泪
穿着彩虹
颜色的
衣裳
掩藏起
苍天的
眼泪的伤痛
穷人
穿着饥饿的
衣裳
映出
全球经济的
严酷的现实的
颜色
穷人在其中
做自己的
饥饿的奴隶
富人在其中
利用
穷人的饥饿
经济在其中
制造每个饥饿的
国家的颜色
夜晚穿着
黑暗的
衣裳
掩藏起
夜晚的
空虚
和
白昼的
空虚的颜色
阳光下
现实的
空虚的颜色
[1]英文版发布于2008年9月26日（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poors-hu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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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印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新德里-印度
生于1952年3月24日
秋风
在把我的
梦想吹得远远
树叶的颜色
都褪去了
像那些年头
已悄悄地溜走
徒留我追忆
已烟消云散的
那些名字，那些时刻
那些面容
有些事一直在让我
想起你啊，德里
我出生的
这地方
虽然这么多年头，时期
时刻都已远去
（198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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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
就像生存
需要食物
来养活和成长
资本主义需要
多数人的
贫困
来养活和成长
像鱼
需要水
来养活和成长
资本主义
需要剥削
多数人
来养活和成长
谁需要
谁
富人需要
穷人
还是穷人
需要富人
如果富人
不曾
是富人
穷人
就不会是穷人
现在你告诉我
谁需要谁
富人需要穷人
还是穷人需要富人
少数人需要多数人
还是多数人需要少数人
因为如果多数人
不曾变为穷人
少数人就不会
成为富有的少数
因为贫困不仅仅是没有钱
它是多数人的生存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锁链
把多数人造就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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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关于生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一章关于生日
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有没有像这样特别注意过生日，我不记得了。可以肯定，不曾有过什么和七月四日的爆竹、秋天的「家畜展览」、圣诞节的礼物以及圣诞树等同样重要的庆祝。的确，我记得一直到我二十五岁生日——那时我在柏林求学——我才庆祝了一下。那是北德的漫长而阴黯的冬天，我生活得很舒适，但同时又感到有一些孤独，感到和家乡以及童年的朋友都远离了。我在柏林绍尼堡我的房间里点起了蜡烛，并以我的小图书馆来纪念我的母亲，我还写了几句相当感伤的关于一般生活的话：
「我奋斗着，想尽可能使我的生活过得像个生活的样子——我只要给这种奋斗定一个限度，使它和我的兄弟姊妹们为了同样生活而进行的奋斗不发生矛盾。现在，困难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限度在哪里……天晓得，我真是惶惑得很，我深知我自己的最大发展并不是和世界的最大发展一致的，现在我愿意牺牲……为全世界的利益而奋斗这种一般的提法，很快就成为令人生厌的感伤的东西。因此，我对世界有了这样的看法:前途是在自己的手里，我并且要为黑人的解放而奋斗，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最大发展就是世界的最大发展，……」
我的第一次真正的生日庆祝是在五十岁生日，那天在纽约市公民俱乐部举行了宴会，这个俱乐部在五马路附近第十二街，位置很好，会员分属许多种族。它的前身就是自由俱乐部，而为了要我加入自由俱乐部，华尔特·李普曼还和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作过斗争——大概在这件事过后不久这个自由俱乐部就解散了。参加公民俱乐部的宴会的人不多，空气很融洽，我接受了一只银质的爱杯，上面刻着：
「给作家、学者、先知威·爱·柏格哈德·杜波依斯，庆祝他的五十寿辰——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对他的伟大天才致以由衷的崇敬。对于他贡献他的天才为他的种族服务表示感谢。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各分会敬赠」
以后的一次宴会不是在生日那天而是在一九二四年我从欧洲非洲回来以后举行的，纽约萨瓦林咖啡馆里面的节目很动人。里奇利·托伦斯朗诵了韦特·宝纳的一首诗——「给杜波依斯和他的人民」。赫伍德·布罗恩讲了话，大家唱了哈利·柏尔雷改作的圣歌。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宣读了佐那·盖尔的祝辞。罗伯特·本奇莱，华尔特·汉普顿和副州长都讲了话。尤金·奥尼尔还寄来一封短简，上面写的是：
「在我看来，今天做一个黑人作家一定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他们的内心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深刻的现实世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还可以向命运要求什么比他们的这种罕有的机会更好的礼物呢？他们是幸运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幸运，杜波依斯博士的功劳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大；因为他完全以自己卓越的才能首先使世人知道：他们必须用真正尊敬艺术的态度来期待黑人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康蒂·库伦朗诵了一首诗：
「人们在你的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
峻险、而且黏滑不堪，
然后抑制住他们自己的狂怒，
看着你一步步向上攀缘。」
我也讲了话，大意是：
「人类正向着一个理想前进，但是，上帝明鉴，要达到目的，靠贪图安逸离群索居的人是不济事的，他们遇事犹豫不决，追求轻松和舒适；今天，就和过去一样，我们要在另外一种人的惊心动魄的力置的推动下前进，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眼见被剥夺权利的和被糟蹋的人们辗转沟壑、沿门求乞而无动于中地静坐，他们浴着鲜血和尘土，从事战斗。他们咒诅这丑恶的世界毫不容情。他们像古时上帝那样，鄙弃冷淡的骑墙分子；他们高声叫喊，不遗余力；他们向世间宣传，他们使这个世界由于承受不了邪恶的重担而万分难受，不得不设法改善，并且的确改善了一些。」
我的多年的挚友和同事奥古斯特斯·迪尔为我周密地安排了这次美满的宴会。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执行委属会主席乔埃尔·斯平加恩抽不出身来主持，伹是他写了一封短简给我说：
「我祝贺你的社会工作，我也祝贺你的语言的力量，你以这种力量使你的工作已有成效。我知道有些人认为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无话可说的人，他写作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世界上的伟大作家对他们的工作不是这样看的，你也不是。虽然你的事业大部分是教师和预言者(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的，而是全世界的)的崇高事业，但是我看美国的艺术家们未必写得出比『黑水』和『黑人的灵魂』中的某些篇章更美的东西来。」
我的七十岁生日是在亚特兰他大学过的，过得相当讲究。亚历山大·波特诺夫为我塑了一座铜胸像；乔·斯平加恩和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讲了话；布雷斯威特朗诵了一首祝寿诗。
尽管有些人觉得铺张了一些，但是这一切都是很令人鼓舞的。当然，我是喜欢这样的，但是我渐渐地对这一类的庆祝感到有些腻了。理由有二：第一，我认为这对于我的那些时运不济的朋友们是一种勒索。宴会和礼物的费用一定相当可观：而且很少人有足够的勇气来拒绝合作。第二，这一类的庆祝对「年龄」的意义加以令人很不痛快的强调。每当人们提到我的名字或工作的时候，他们似乎必须附带提到我的年龄，这已开始成为惯例了。言外之意就是：我的这一段未免长得过分的生涯，已经快到尽头，很难期望我再继练保持淸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了。因此，赶快、赶快、拉这个老头子「一把」吧！
把老年人当作是反常的和无用的人，这种倾向是美国特有的。法国和英国都不是这样，西方世界的人大部分也不是这样，亚洲和非洲更不用说。在美国，与强调青年(这种强调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的同时，还有一个古老的习俗，这就是：如果人们过了五十岁，那么，即使不把他们的年龄作为纯粹亏损，也要把仑作为负债而在社会工作上注销掉，而如果他们到了七十岁，那就干脆只当他们已经死了。
因此，我下定决心不再举行这一类的庆祝，好减轻我的朋友们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好让人们仍旧根据我的工作效率，而不是根据工作年数来评判我的工作。但是当我在一九四四年回到纽约和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时候，我的八十岁生日却成了欢迎我重返旧地的相当自然的一个机会。于是，我的这个很好的决定只好取消。这次庆祝是在罗斯福饭店举行的。阿尔瓦·密达尔和古纳尔·密达尔对我表示「敬爱」；亨利·华莱士表示：「对你多年来为人类事业服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希望你继续给那些你不打气就不敢说话的人们以勇气。」不久以后，这位要求给人打气的人自己却泄了气。
我谢绝八十一岁和八十二岁的庆祝会，结果无效。于是我采取了坚决的态度，特别是当最后这一次宴会在谁当主席的问题上引起一场令人不偷快的争执的时候。我坚决主张由我自己决定我自己的生日宴的主持人。我这样做了，然后我说：「不再举行生日庆祝了！适可而止吧！」但是在一九五一年，由于我对非洲久已深感兴趣，经过劝说后，我又改变了这个决定。
补充说明
在有几章后面附一些说明，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一些有关的个人俏况。我断断不敢擅自对威·爱·柏·杜波依斯的事实或风格有所增益。他的事实或风格非常平易近人，不需要作任何说明。这一栏的标题说明了我写的这些东西的特性，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些个人的补充说明中得到一些乐趣。但是这个标题也可以看作法文的「Comment」，如果加上问号把这个字译成日用英文「怎么来的？」最为确切。
例如，依我看来，时常举行他的生日庆祝会并不如威·爱·柏·杜波依斯所想象的那样对「时运不济的朋友们」是负担。因为，至少五十年以来这个人在合众国的历史方面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
范·怀克·布鲁克斯在「充满信心的年代」中写这：
「这位黑人文人政治家……从事改造种族命运的工作……反对调和手段，为提高教育而战斗。这位卓越的领袖，有才识的人，是又热情又敏锐、又幽默又公正的艺术家和预言者，青年利益的顾问和支持者(他在「危机」上刊载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有着渊傅的学识。他关心着与哈莱坶区(泛非事业的文化首都)有关的重大问题、美国黑人在非洲的未来发展中可能起的作用以及更为广泛的一切有色人种的问题。」
亨利·斯梯尔·康马格尔发表了他所认为「引导我们思想的人」的六十一位美国人的名单。在这个名单里，他把杜波依斯的名字和本杰明·弗兰克林、汤马斯·杰弗逊、马克·吐温以及约翰·杜威的名字并列。约翰·根室在他的「美国内幕」中说，杜波依斯的「地位差不多和萧伯纳、爱因斯坦的地位一样，是他这一方面的最可尊敬的、最卓越的领袖」。
虽然杜波依斯在他的考虑中容易忽视这种判断，但是他还是骄傲地把乔埃尔·斯平加恩的一封短简附在书里了。斯平加恩大约从一九一二年到逝世，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乔埃尔·斯平加恩是一个诗人，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文学教授。但是由于他太热心抗议他的一个教授同事的被无理解骋，他自己也触怒学校当局。尼科拉斯·墨莱·巴特勒禁止把哥伦比亚火学的事件传扬出去。斯平加恩教授不能沉默，于是他也被解聘了。斯平加恩不仅认为这稍解聘的行动侵犯了正义和学术自由，而且因为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人无礼地提醍他，说他，斯平加恩，是一个犹太人。从这个考虑出发，他开始注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问题。他认识威廉·英格里希·瓦林、奥斯渥尔徳·加里逊·维拉徳和查尔斯·爱徳华·鲁塞尔，他们不久以前曾和另外一些人共同努力筹组全国有色人种进歩协会。斯平加恩到这个协会办公的地方去访问时遇见一个矮小的、机敏的棕色皮肤的人正热心地编辑一份他称为「危机」的杂志。本来仅仅这一种文学活动就足以使这位前任英文教授大感兴趣的，但是现在这个人本身以及他的哈佛口音和大陆风度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经过几个星期的询问和调査以后，乔埃尔·斯平加恩以整个身心投入了这种争取人权的先锋队的令人兴奋的工作。他接受了这位非凡的杜波依斯博士的信条：
「我们绝不满足于只获得我们全部人权中的一点点儿，或只稍微少一点点儿。我们有权要求得到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细一项权利，无论是政治的、公民的还是社会的；在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权利以前，我们决不停止抗议，决不停止向美国人大声疾呼。我们所从事的斗争是不单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一切真正的美国人。」
在一九二一年，杜波依斯的声音就像旷野中的声昔一样。甚至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同仁们也想禁止谈这样的话。「前进」；是的，要前进，但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当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真的出来揭发和报道私刑事件的时候，许多「老好」人遗憾地退了。但是，由于乔埃尔·斯平加恩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杜波依斯就能够自由地挥舞着「危机」，像一把利剑一样地刺穿「无知」「愚昧」和「淡漠」的壁垒。这两个人都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伟大的作品是对人类有很大贡献的作品。他们两人年岁相若，而且性情又很相投，因此，他们之间产生亲密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对于他们说来，这种友谊是罕有的。这是杜波依斯对白种人美国总宣战的时期。他骄傲地拒绝了任何他认为对他是有「特殊」目的的提议。斯平加恩一定也有同样的硬骨头，则有他自己的理由。他的弟弟阿瑟·斯平加恩曾经对我说，这两位朋友交谈时所用的亲呢的字眼如果出诸他人之口，他们是忍受不了的。他们在一起很愉快。斯平加恩听到第四十四街旧市立俱乐部(他是会员之一)曾拒绝一个黑人在餐厅用餐，他立即和杜波依斯一道到那里去用午餐。当时纽约市中心没有一家餐厅接待黑人，显然这两个人是专门去找麻烦的。据说后来他们两个都没有真正地享受那一顿丰盛的午餐，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乔埃尔.斯平加恩就申请军官的委任状并获得了批准。他被派到华盛顿的情报司去。他立即就碰到了军队种族隔离的复杂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不满的意见。由于美国实际上处在战争状态，斯平加恩少校似乎不能自由行动。后来，主要是提过他的努力，专门训练黑人军官的军营成立了。但是，他知道必须有一些能够注意黑人兵士的待遇的黑人担任高级职务。他推荐了适当的人选：威廉·爱·柏·杜波依斯。
因为民心——甚至黑人的民心——很重耍，这个建议顺利地被采纳了。杜波依斯愉快地到华盛顿去见他的朋友。在高级军官的会议上他给了人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斯平加恩建议给他一个少校军阶，和他自己的军阶一样。后来他们认为这个军阶太高了一些。杜波依斯接受了上尉军阶的职务。他们叫他回到纽约去等待委任状。
委任状没有发下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军方立即就知道了它要容纳到它的队伍中去的是一个危险的黑人激进分子。有人指出，这个人曾反对布克·华盛顿，并公开提倡黑人与白人「社会地位平等」。全盘计划就此悄悄作退。斯平加恩被派到欧洲前线去了，杜波依斯还是编他的「危机」。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危机」的销数起过了十万伤，在那时，这个数字是黑人出版史上空前的事件。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如何热心地等待着他的那一份杂志，他如何对我和我的兄弟们髙声念杜波依斯写的鼓舞人心的社论。我也记得我是如何屏息地听着。
又过了若干年。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把一首诗投到「危机」去。这首诗曾得到我的英文老师的称赞并曾在我们髙等学校的刊物上登载过。当我从「危机」的光滑洁白的书页上读到我的诗时，我真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刊物能像它这样使我感到自豪，而当我读到编者的来信时，我所得到的快乐和启发也是无可此拟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现在已是举世闻名的签名：威·爱·柏·杜波依斯。
而我不过是成百成千人中间的一个。不，我并不认为庆祝他的生日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我观察过他的几次生日宴会。一些出色的小节目固然都很有趣味，可是我们全体参加宴会的人等待着的却是杜波依斯博士的简短的、中肯的、完美的几句话。他是我们的希望和抱负的象征；他高瞻远瞩，指出前途。根据他向我们这些在美国长大的人们所预示的前途，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我把它叫做「黑人的音乐」：
一个奇妙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可又像夜间的心跳那样清晰。
一支歌曲，充满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它冲破了一切偏见与傲慢的藩篱，
径直进入灵魂的深处，
永恒地留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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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娜齐尔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贝娜齐尔Ⅱ
力量
在底层
而不在
上层
微笑
在底层
眼泪
在上层
同志情谊
在底层
孤家寡人
在上层
选票
大多数人的
选票
是力量
之所在
动员，教育
大多数人
发挥出力量
因为大多数人的选票
就是
力量所在
在底层
而不是在上层
去成为一个推动者
一枚避雷针
把闪电，雷鸣
风暴的力量传导
你应做的是
荆棘中的一朵花儿
而不是劫掠
花儿的强盗
那在荆棘的生命中
散发芬芳的花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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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娜齐尔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贝娜齐尔Ⅰ
你们国家的
花朵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
你们国家的
花朵的
色彩
你们国家的
孩子们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
你们国家
那些在血汗工厂劳作的
孩子们的
童年
你们国家的
天空中的
彩虹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
你们国家的
天空中
彩虹
那端的
金色，那珍宝
你们国家的
那些劳作、耕耘
肥沃田野的
农夫、佃农
在问
你
他们是否能
拥有他们
自己的土地
那被地主
从你们国家的
农夫、佃农手中
窃取的
土地
你们国家的
工厂里劳作的
工人们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他们在
你们国家的
工厂、车间里
劳动的果实
你们国家的
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在问
你
是谁从你们国家的
穷人手中
窃取了
自由
金钱，财富
使你们国家
成了最穷的一个
最文盲无知的一个
最独裁压迫的一个
最人口过剩的一个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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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与死亡（季子〔李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与死亡
（季子〔李季〕）
十九世纪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人类有绝大的贡献，即达尔文与马克思。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达律，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达律，溯其起源，固出于同一运动律，论其重要，也可等量齐观，然马氏的发现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对于他也更感兴趣。关于马氏生平的事业，拙著《马克思传》上、中两册所介绍的已经不少，现正整理下册，兹特先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最后一章在本志发表，以飨读者。
季子识
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生平大事以及和他有关系的一切大事，在本书上编一、二、三册中已大致说过了，现在只剩着一桩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待讲，就是他的病亡。当马氏五十二岁时（一八七〇年），旅居日内瓦的一班俄国青年写信给他，尊之为老前辈，他当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些青年把我当做老前辈，我是永不会原谅他们的。他们俨然以为我的年纪已在八十与一百之间。”（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五九页）这虽是一种笑话，然即此可以窥见衰老为马氏所不愿闻，他的意思显然是在“老当益壮”。他的身体本来十分强健，可是壮年因奔走革命，到处见逐，既饱经世变，晚年复因儿女夭亡，家计困难，尤备尝忧患，又加以矢志为无产阶级造成一种独立的学说，刻苦自励，从事著作，以致体力大受损伤，而容貌也居然呈出一个“龙钟老叟”的样子。伯恩斯坦于一八八〇年在伦敦看见他和恩格斯，后来回忆他们两人当时的情形说：“马克思比恩格斯虽只大两岁，然他的容貌却表现老得多。”（见伯氏《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九页）由此可以想见马氏体质上的牺牲所达的程度了。
恩格斯常说马克思的晚景十三年（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三年）只是一种迁延的死症时期，这句话虽形容得稍微过当，然自一八七〇年起，马氏实已入于疾病的时期。他既是从此多病，而他当于国际党的事务，犹奋不顾身，尽量参与，他于是年五月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自上次访波克海姆受寒得鼻病后，至今犹为所苦，我的女孩子们禁止我今晚住总会，如不听从，就以向恩格斯尽量宣布我的行为相恫吓。然在实际上我出席会中是很重要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八三至二八四页）就马氏这些话看，似乎他所患的病只是一种感冒，其实尚杂有他种病症，如风湿病和失眠症等等。恩格斯屡次劝他于是年夏季往奥地利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去养病，因为该处是欧洲最有名的温泉之一，极有益于病人的调养。然他不以为意，及病剧时才移居英国海滨的蓝兹给特（Ramsgate）。他于八月十二日在此处报告恩氏说：“当我来此之前，左腿上已经很痛，并且开始蔓延到腰部。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此病现已带一种严重的性质。这是一种风湿病，十分凶猛，我晚间很难安眠。”（见同书同卷三一七页）同月二十二日他又告诉恩格斯说：“我的风湿病非常厉害，家人决定送我往伦敦，就诊于马的孙（Madison）医生。”（见同书同卷三二五页）他于九月一日写信给左尔格说：“你屡次来信，我没有答复，是由于两种情形的贻误，起初因‘工作过度’，后来则大病临身。八月初间医生送我往海水浴地方。但我在该处患臀骨筋的风湿症甚剧，至几星期之久。昨天才回伦敦，然尚没有完全复元。”（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六页。）他的病既“没有完全复元”，此后竟力疾作工，毫无限制，他在同月十四日致柯格尔曼的信中说：“我的时间完全耗在国际党的工作上，夜间从没有在三点钟以前上床睡过。”（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七页）至十一月十三日，他复报告柯氏说：“这次战争（指德法战争），使总会最大部分的外国通信秘书驰赴法国，几乎全部国际通信都要我来担任。”（见同书同页）他在这一年的病势本已不轻，可惜不能从工作中摆脱出来，安心静养，以致不独没有早日复元的希望，并且还让其深入膏肓，贻后日无穷之忧。
关于马克思的病状，当时似乎没有人作一种有系统的纪录，遗留下来，因此我们不能知道他病中经过的详细情形，只能从他的书信中偶然窥见一鳞半爪。他于一八七一年八月虽听医生的忠告，曾往布来屯（Brighton）养病数星期，然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什么大病，不过工作非常之忙。他于七月二十七日向柯格尔曼诉苦道：“即使每天有四十八点钟，然几个月以来，我还是不能做完每日的工作。国际党的工作极多，还有亡命客充满伦敦，我们必须予以救济。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和报馆记者都来访问，想借此亲眼看一看我这个‘怪物’。”（见同书九〇页）至九月十二日又告诉左尔格说：“我们此时非常忙碌，自三个月以来我迫得（现在仍然如此）停止十分迫切的理论工作。”（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二九页）但他也并不是完全无恙的，所以于十一月十日致书斯拜尔（Speyer），有“过度的工作和后来生病使我不能早日回信。（见同书三四页）的话。
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健康情形似乎还较前一年为好，因为他从三月至六月写信给左尔格共有六次，除掉间或提及自己因德法文的《资本论》付印等事非常忙碌外，从未说到病痛的事；迨九月国际党在海牙开会，且亲自出席。此后恩格斯写信给左氏，提及马克思一家的情形，没有关于马氏生病的话，他自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左氏的信中，也只说因对法译《资本论》作工过度，以致不能写信，可见他在这一年中总算是很平安的。
可是到了一八七三年马克思的情形便不相同了。他于是年八月十二日写信给丹尼尔逊（Donielson）说：“好几个月以来，我害病非常厉害，有时并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中，这是作工过度的结果。我的头痛甚剧，恐怕会有中风之一日。”（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八〇页）至九月二十七日他复对左尔格说：“我的妻子已经将我的健康情形，几次写信告诉你（按马夫人此等信件未见刊布出来，恐已遗失了）；我大有中风之虞，脑子至今仍受痛苦，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必须力加限制。”（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二〇页）恩格斯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告诉左氏说：“马克思及其幼女于昨日前往约克州（Yorkshire）的哈洛格得（Harrogate），他们两人应在该处休养几时。此举对于他尤为必要，自本年春季以来，急性的病征虽已消灭，然压迫的脑病旋又出现，使他不能作工，并不愿动笔，此病如果延长下去，也能发生不好的结果。他现在将往曼彻斯特去访我们的朋友哥白特，这是他充分信任的唯一医生，在春季也曾受其诊治。”（见同书一二九页）越五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氏说：“哥白特替我验过身体，发觉肝脏稍微扩张，据他的意见，我当往卡尔斯巴德去调养，才能痊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五四页）但马氏当时并没有听哥氏的话前往该处，仍寄居哈洛格得，至十二月七日复报告恩氏说：“我的寒症从前非常厉害，至今还没有完全痊愈，现仍服药，这是哥白特于得信后马上由曼彻斯特开给我的方子。我希望此病得于一二日内告痊。可是此地的空气与静悄悄的生活（我绝对没有作工），对于我非常有益，你可知道，就虽得了这种烦恼和头昏的病症，然许多年来，却没有觉得和现在这样舒服的。”（见同书同卷三五六页）我们从这些信中可以窥见他在这一年中的病况已经是十分沉重了。
马克思在当时不过五十多岁，年纪不算十分大，就是他的病也并非一种什么免不了的老病，只因他要完成《资本论》二三卷，及从事其他著作和党务等等，奋不顾身，遂致一病再病，并且大病特病。他不独于病愈后，复拼命作工，即在病中仍想继续不辍，所以他于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写信给左尔格说：“可恶的肝气病现又加剧，竟使我对不能继续订正（《资本论》的）法文译本）在实际上此书差不多要完全修正过），要听医生的命令往卡尔斯巴德养病，实在是逆着我的意志。”（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书信录》一三五至一三六页）至五月十八日他复告诉柯格尔曼说：“我自从哈洛格得回来后，起初受疥疮的袭击，随后又发生头痛和失眠等症，所以不得不于四月半至五月五日逗留于蓝兹给特（海滨）。自此以后，身体又好得多，不过还没有完全复元。我的特别医生（曼彻斯特的哥白特）主张我往卡尔斯巴德，并当立即起程，但我必须将完全停顿的法文翻译（指《资本论》第一卷），告一个结束，此外，很愿在该处和你相会。当我不能动笔的时候，已经替第二卷搜集了很多的新材料。不过在结束法文版和完全恢复健康之前，我不能作出这第二卷。”（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九二至九三页。）
然马克思为恢复工作能力起见，毕竟于是年八月偕同幼女艾琳娜往卡尔斯巴德在养疴。恩格斯在九月十二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提及此事，并追述马氏以前的状况说：“马克思现在卡尔斯巴德，饮该处的矿泉，借以恢复他的肝脏。他已经经过许多不幸的事变。七月间在外特岛（Wight）还没有收得何种效果，又因幼女骤得重病，必须回来。刚才到家，（小）燕妮的一岁小儿便死了。此事使他十分伤心。我想（他的）肝脏一经复元，诊治那用功过度的神耗系统，当易为力。”（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四〇页）
马克思抵卡尔斯巴德后，于九月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次迁地养病，对于托细实有奇效，我（自己也）觉得好一点，但失眠症还没有痊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六二页）他于同月十八日复报告恩氏说：“你知道我是懒于执笔的；然此次久不通音问，却非出于这个原因。起初所经过的三星期几乎不能睡眠；这桩事和在此努力守规取一事合起来就可以向你解释一切。饮矿泉虽只在早晨（晚间临睡之前，饮一杯冷水，这是由一个特别矿泉取来的），然总觉得终日是一种机械式的（生活），差不多没有片刻可以自由。早晨五点或五点半钟起床。于是饮各矿泉的水六杯。每饮一杯，至少须隔十五分钟。然后购买依诊治所规定的面包，预备早餐。此后则出去散步，至少一点钟，最后就在城外一个咖啡店中饮咖啡，这种饮料是此处最驰名的。饮了咖啡之后，在近处山上步行一阵；约于十二点钟归寓，但每隔一天洗澡一次，又花去一点钟。然后更换衣服；随便在任何旅馆中午餐。食后睡眠是受严格的禁止（食前则准睡眠），我自己试过一次，相信这是对的。餐后再出游行，有时驱车前进。晚间六时至八时回卡尔斯巴德，饮一盘清汤——于是就寝。这种出游有时又变作往戏园看戏（戏园总是九点钟关门，和其他一切游乐事一样），赴音乐会听音乐，或到阅报室看报。”（见同书同卷三六五至三六六页。）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尽力调养，果然获得大效，他的病暂时已告痊愈。他似乎于是年九月底或十月离开此地。可是他的工作能力一经恢复，又尽量作工，至一八七五年病复大发。他于八月间重往卡尔斯巴德，至二十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每日）至少在露天中度过十二点钟，于解决应履行的事件后，主要游乐就是山中散步，和看风景，这种风景愈加夺取我的注意力，我便愈加丧失辨识方向的能力。”（见同书同卷三七〇页）至九月八日他复将自己的疗养状况报告恩氏说：“此次的旅行疗治，于我非常有益；就是夜间睡眠，除掉少数例外，也十分良好。然据许多和我讲交情的医生说，我也是卡尔斯巴德一个头等旅客。这些先生仍借口于‘现时的疗治’等等，到处努力来引我离开‘安全’的路，但这些诱惑者只是枉费气力。我是第二年（来游）的病人，在矿泉表上得升高等级。在去年则忒累济井（Theresienbrunn为累奥睦耳——Reaumur寒暑表四十一度），马克特井（Marktbrunn为累奥睦耳三十九度），和谋尔井（Mühlbrunn为累奥睦耳四十三度六分）将我供给饮料的泉井，我当时饮斯布诺德尔（Sprudel）泉井只有两天。今年（自寄居）第二个星期起，每早在阜尔孙井（Felsenquelle为四十五度，每天一杯），柏拉慈井（Bernardsbrunn为五十三度八分，每天两杯），和斯布诺德尔井（五十九度至六十度，每天两杯）饮热泉水五杯，此外，起床时饮一杯施洛斯井（Schlossbrunn）的冷泉水，临睡时也饮一杯冷泉水。”（见同书同卷三七二至三七三页）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第二次养病，又获得大效，于是年九月回家，复拼命作工。他因左尔格要求他和恩格斯往美国参与国际党最后的会议，于一八七六年四月四日回信说：“恩格斯和我极为忙碌，不能前赴菲列得尔菲亚，我尤不可失去光阴，因为我的健康情形总是逼迫我（每年）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病，约花费两个月工夫。……我能从纽约获得一八四三年一直到现在的美国书目么？（自然是由我出费。）我（为着《资本论》第二卷的缘故，）须亲自看一看关于美国农业，土地产业关系，和信用（危机，货币，以及这一类有连带关系的事件，）的出版物有没有可用的材料。”（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四七至一四八页）伦敦博物院中诺大的图书馆不足以应马克思的要求，竟于晚年多病之秋，要向美国购买三十余年的书目，借替《资本论》搜集材料，他对于做学问力求精确与渊博的精神，真是世所罕见。
马克思既因著作的缘故而“极为忙碌”，其结果又是旧疾复作。在一八七六年这一年中不独他自己害病，即其夫人及幼女也同样害病。他在六月二十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厉害，迨我们离家时，才略微好一点。”（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七九页）到了八月，他复往卡尔斯巴德去养病，于十九日报告恩氏说：“托细在旅行途中颇有微恙，到此处竟复元了，至于我自己，卡尔斯巴德对于我总和往昔一样，是有奇效的。我在最近几月中又开始患剧烈的头痛，此病现在竟完全若失。”（见同书同卷三八一页）我们看了这几句话，便知道马克思如安心静养，毫不作事，则他的病并非不可救药，可惜他的工作太多，以致恢复健康，只等于昙花一现。
至一八七七年，马克思及其夫人仍是患病，而他自己仍旧作工不辍。他于七月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上星期的几天和本星期的开始，我患失眠症，并因此发生神经错乱的状态，达到很严重的程度。”（见同书同卷一九四页）八月八日，他又报告恩氏说：“我的妻子的健康情形毫不能使人满意。”（见同书同卷四〇七页）他于同月前往普鲁士的纽恩拉（Neuenahr）浴场养病，至十七日将病状告诉恩氏说：“我的肝脏没有表现再行扩张的痕迹；消化器官却不大如法，但是本病还在神经系。施美慈（Schmitz）今天又向我说，在此处寄居三星期之后，必须往黑林（Schwarzwald）的高处去吸山林的空气。我们将看看，到底怎样。施氏又劝我的妻子同去，她还须吃药，并且在病沉重之前，恰来此处了。”（见同书同卷四〇八至四〇九页）至九月二十七日，他从伦敦发信给左尔格说：“今天从欧洲大陆回来（医生令我前往的），才看见你的信。因此我的回信未免太迟。抱歉之至！但是这一年来可恶的失眠症复来侵袭，使我懒于执笔，因为我的适宜于做事的时间是绝对要花在工作上的。”（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五四页）马克思这段话直接表见他在“适宜于做事的时间”必然作工，间接表见他的迁地养病，并非求一己的幸福，不过要在垂暮之年设法延长他的“适宜于做事的时间”罢了。
当一八七八年，马夫人的病有增无减，而马克思也不见得较前好许多。他于九月四日写信给左尔格说：“我今天往马尔维（Malver）去养病，将在该处寄居三星期。……我的妻子在该处已有好几个星期，她的病很沉重，小外甥孙也病得很厉害。”（见同书一六一页）
至一八七九年，马克思的病已有转机，而马夫人的病却更加沉重。马氏于九月十九日报告左尔格说：“我起初寄居格塞（Gersey），后来寄居蓝兹给特共有七星期之久，昨天才回伦敦。……我久居乡中是因为（疗治）神经系统的缘故——此病加剧了，两年以来，因俾斯麦作梗，不能前往卡尔斯巴德——这种神经系统竟至使我差不多不能从事于一切精神工作。然现在却好得多了。”（见同书一六二页）恩格斯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贝克尔且说：“马克思现在又在此处，他的健康情形好极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很顺利地从事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二页）至于马夫人的病就大不相同。马氏于十一月十九日致书左尔格，有“我的妻子仍是病得很危险”（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七页）的话。恩格斯于下月同日写信给贝克尔也说：“我们这里也不见得十分好，然我却不抱怨，（因为）马克思的病较往年为好，不过没有复元罢了。许久以来，马夫人即害消化不良症，现在并不见得好些。（《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得很慢，然马氏如没有一个比本年更好一点的夏季，使之恢复原状，此书是不会迅速告成的。”（见《恩格斯书简》三三页）
马克思夫妇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形既不能令人乐观，在一八八〇年的景况尤十分悽惨。恩格斯于是年四月一日写信给贝克尔说：“此处也不过尔尔，马夫人仍旧没有痊愈，马克思也不见得十分顺利，一过了冬季，便是他的最坏的时期，一种极厉害的咳嗽妨害他的睡眠。”（见同书三五页）至八月十七日恩氏复告诉贝克尔说：”我们都在此处，马克思及其夫人，和各女儿、女婿、外甥孙等等（会集一堂），这种集会特别有益于马氏，我希望他能恢复原状。可惜他的夫人许久以来就害病，然尚勉强欢乐。”（见同书三八页）恩氏对于马夫人的病状似乎是轻描淡写，马克思却看得十分沉重，故于八月三十日对左尔格说：“我和我的妻子此时在蓝兹给特，特从此处写信给你，我从前和她到曼彻斯特就诊于友人哥白特医生。她是害了很危险的肝气病。”（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六八页）至十一月五日，他再答左氏的信说：“我许久不写信，必须向你表明是（一）由于工作紧迫，（二）由于我的妻子年余来那种有生命危险的病痛。”（见同书同页）
我们在一八八〇年既目睹马克思夫妇陷入愁云惨雾之中，至一八八一年便看见他们的大悲剧。马氏于是年六月三十日写信给左尔格，说他患一种六个月以上的咳嗽、伤风、颈病和风湿症等等，而马夫人的病更是每况愈下，所以他很悲惨地说：“我们讲句私话，可怜我的妻子的病是不可救药了。我于几天之内和她同往伊斯特本（Eastbourne）海（去养病）。”（见同书一七七页）然马氏夫妇旋又力疾往巴黎，因为他们长次两女的家庭都在该处，马夫人自知病将不起，欲和自己亲生的骨肉作最后的会合。马克思于七月二十七日将旅行的状况报告恩格斯说：“从伦敦至多维（Dover）的行程恰如所愿；这就是说，当我们从麦特兰公园出发之际，我的妻子病很沉重，然在途中并不见得有什么变象。她在船上居妇女室中，躺在很舒适的安乐椅上。海不扬波，而天气尤为清爽。她在卡雷（Calais）上岸时比在离开伦敦时的景况好一点，因此决定再前进。……我们于晚间七点半至巴黎……于十点钟达到目的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四二六页）至八月中旬，马氏接到幼女患病甚剧的消息，遂于十八日与他的夫人从阿戎忒厄市（Argenteuil）长女的家中分道返伦敦。他们两人自返伦敦后，便大病而特病。恩格斯于十一月四日报告贝克尔说：“马夫人好几个月以来病在床上，十分危险，马克思也得一种剧烈的气管枝郁热症，这种症候在他这样年龄和健康状况中真不是好玩的。幸而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一切危险都没有了，然他每日大部分的时间仍须躺在床上，并且非常软弱。”（见《恩格斯书简》四一页。）
马夫人的病已成不治之症，距临终之期也不远了。不过我们现在不能急转直下地叙下去，还须征引她的幼女对于他们两人病中经过的纪述，以补上文的不足。
“现在讲到卡尔斯巴德的事。我们于一八七四年第一次到该处。黑人因肝气和失眠症住该处。至一八七五年——他第一次寄居获得非常的效果——他一人独往。我于一八七六年复陪着他同去，因为他说去年和我同住的日子太少。他在卡尔斯巴德利用医药最为审慎，凡给他的医方，都尽量照行了。我们在该处结交许多朋友。黑人做游客是心畅神怡的。他总是用他的好脾气去看待一切事情，因使自己喜不自胜，对于清秀的山水固然如此，即对于一杯啤酒也是如此。凡我们所到的地方，因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便使之愈加显出生活的神气，愈加显出过去比现在还要新鲜活泼。
“我相信关于黑人在卡尔斯巴德的寄居，（别人）曾有各种记载。在我所听见的记载中有一种长篇论文，但我不复知道在哪种报上；或者是在M.D.inD.黑人曾向我说及一篇很好的论文。
“一八七四年，我们到了莱比锡。我们当要回家的时候，前往丙根（Bingen）旅行——黑人要把该处指给我看，因为他和我母亲作结婚旅行曾到该处。此外，我们在这两次旅行中又经过诸勒斯登、柏林、布拉格、汉堡和努连堡（Nürnberg）。
“一八七七年，黑人又须往卡尔斯巴德，然却有人报告我们，说德奥两国的政府有意放逐他，这种旅行路途既长，费用又大，要是被放逐，殊不值得，所以他中止前往。——这是于他最不利的，因为他每于旅行该处之后，便觉得和新生的人一样。
我们到柏林的主旨是去访父亲的朋友，即我亲爱的舅父亚德高。在该处住了几天。后来听说，当第三日，警察在我们所住的旅馆中搜人——恰在我们离开该处之后一点钟——（逃出罗网），是黑人所欣喜的。
“一八八〇年的秋季——我们慈爱的小麦姆当时病得很沉重，她在病痛中很少复元之时——黑人患肋膜炎，十分厉害。这种肋膜炎已经很危险，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病痛总是过于疏忽。医生（我们的好朋友唐卿——Donkin）以为这种症候几乎没有希望了。当时是一个可怕的时期。我们的母亲睡在前面大房中，黑人睡在旁边的小房中。这两个人本是同起居的，并且是同长大的，斯时竟不复能同住在一个房中。
“我们善良的老琳蘅……和我须看护两个病人。医生说，我们的看护将黑人救出来了。不管此事是否如此，然我只知道，在三个星期之中，琳蘅和我都没有上床睡过。我们整天整夜坐着站着，要是疲极了，便轮流休息一点钟。
“黑人的病尚好过一次。他有一天早晨觉得强健一点，走到母亲的房中，这一早晨，我是永不会忘记的。他们斯时是返老还童——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女孩，黑人是一个可爱的少年——不复是一个为病魔所伤害的老人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他们是终身作别。
“黑人病好一点，他虽没有气力，然似乎是会有气力了。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母亲死了；……她的死拖延至几个月之久，并且受尽一切极可怕的痛苦，这是由于痈毒所致。然她的好脾气，她的无尽藏的诙谐……未尝一刻离开她。她对于（一八八一年）德国选举的结果，和小孩子一样忍不住细细盘问，对于（选举的）胜利是何等欢喜啊！她到死时还是欢乐，常力求用诙谐的话来破除我们对于她的恐惧心。她患病虽十分厉害可怕，然总是诙谐话，发笑声，并嘲笑我们和医生，因为我们十分沉闷。她至弥留之际，还完全清白，当不能再说话的时候——她的临终的话是向着‘卡尔’的——便和我们握手，犹欲勉强发笑。”（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纪念册》八六至九〇页）
马克思与马夫人相依为命，差不多自孩提时即开始，自结婚后，鱼水交欢，爱情胶漆，尤非寻常的夫妇可比。拉法格说：“马克思和他的夫人是由一种最深的爱情结合拢来的，马夫人的美貌为他所心喜，并且是他所自豪的，马夫人性情的温柔和诚笃已经使他在困苦中觉得容易忍受，至于这种困苦是他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烦恼的生活中万不能避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页）马氏当此风烛残年，忽然丧失终身的伴侣，其悲痛的深切，可不言而喻。恩格斯于马夫人死后即说：“黑人也死了”，这句话要算是将他们两人的关系形容出来了。
马克思于他的夫人死后，虽一息尚存，却已病得十分沉重，故当夫人入土之际，医生禁他前往送葬。他于燕妮葬后两日写信给长女说：“我对于这种禁令是依从的，因为亲爱的死者在未死的前数日已经向她的侍疾者表明，她入土时不要一点葬议；‘我们不注重外表’，……她的气力消失得这样快，（没有受很多的痛苦），我大为安慰。她的病和医生所预言的一样，具有一种死症的性质，这是起于衰老。当弥留之际——没有死的痛苦，只是一种慢慢的长眠；而她的眼睛较平常并且更大，更美，更有光芒。”（见同书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六八页）
马夫人的葬期为十二月五日，马家遵她的遗嘱，不用一点葬仪，而送葬的人也只有几个亲戚和朋友。恩格斯在马夫人的墓前作下列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所埋葬的豪侠的马夫人是一八一四年在沙尔慈慰得尔（Salzwedel）出生的。她的父亲威斯特华伦男爵旋为政府顾问，移居特里尔，并且和该处的马克思家相善，（两家的）小孩是同在一起长大的。这两个才具优长的人相遇在一起。当马克思进大学时，他们将来共同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自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初次所主持的《莱茵报》被封后，就是（他们的）结婚期。自此以后，马夫人不独是和她的丈夫同命运，同工作，同斗争，并且以最大的了解力和最高的热忱参加此等事业。
“这一对少年夫妇同往巴黎，作一种自由意志的亡命，然这种亡命不久就变成一种真正的亡命。普鲁士政府也在此处跟着马克思了。还有一事，我必须附带声明，并且深为悼惜。就是像洪保德这样的人，对于实现驱逐他的命令一事，也加入活动。他一家遂迁往布鲁塞尔。后来二月革命爆发。这种风声传到布鲁塞尔，也发生骚动，因此不独使马氏被捕，比政府且无缘无故地把他的夫人一并投入狱中。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骚动，在下一年即一齐失败。（马氏夫妇）于是重新亡命，初则出走巴黎，继则因法政府又起干涉，出走伦敦。在实际上，此役对于马夫人是一种具有许多恐怖的亡命。她眼见两个男儿和一做女儿在物质的压迫之下夭折了，然她对于这种物质的压迫也是要制服的。但是（上自）政府，（下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起至民主主义派止——共同作成一种大阴谋反对她的丈夫，他们以种种最卑鄙和最下贱的谗言蜚语她的丈夫，报界全体排斥她的丈夫，使之不能申辩，所以她的丈夫站在反对者——这种人必定是他们夫妇所鄙视的——之前不得正当的防卫——凡此种种使她受气很深，并且历时甚久。
“但这也不是终古如斯的。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有几分可以自由行动的种种生存状况中又突然兴起。国际党亦应运而生。无产阶级的争斗从一处侵入他处，她的丈夫是最前驱中的先驱者，努力从事奋斗。她斯时开始经过一个时期，减去许多烦难的困苦。她亲自看见种种对马克思施行攻击，并和冰雹一般密的谗言蜚语，像风前的枯草一样消灭了，她亲自看见，从前一切反对派——封建派以及民主党——费绝大的气力压制她丈夫的学说，现在在一切文明国中和一切有文化的语言文字中，这种学说为穷家小户所宣传了。她亲自看见，无产阶级的运动——她的全部生活是与这种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撼动旧世界，从俄罗斯一直达到美洲，使世界脱出轨道，并且使一切抵抗望风披靡，因而胜利前进。我们德国工人在上届选举中（所获的胜利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运动）不可毁灭的生活力，呈出一种决切的证据，这也是她近来所欢喜的事件之一。
“这位夫人具有如此敏锐和批评的理解力，具有如此政治的机智，具有如此热烈的品性，具有如此的才能，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替战斗同志服务，几及四十年之久，凡她所做的事，还没有在公众的面前，和当世报纸的编年纪事中表现出来。这是大家必须亲自去考察的。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巴黎）公社亡命者的妻子们将时常思念她，而我们这些人将永远失去她的勇敢和聪明的忠告！（她的）勇敢是没有矜夸的，她的聪明是丝毫不累及体面的。
“至于她个人的特长，用不着我来说。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是不会忘记的。（世间）如有一个妇人，以使别人享幸福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就是这位（马）夫人。”（见同书第九年度一卷四一至四二页）
马克思夫妇真可以算是一对“比目鱼”，马氏自丧偶后，虽勉强度日，终觉得愁苦万分。他于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左尔格说：“自你的儿子从此处带给你的口头报告后，你当确已得到我的亲爱的和永不忘记的生平女伴逝世（十二月二日）的消息。我自己当时没有十分复元，可以向她尽一种慎终的敬礼。在实际上我至今还囚在家中，但下星期当往文特那（Ventnor在外特岛中）（去养病）。我从此次病中抽身出来受两重磨折，在心神上的磨折，是由于我的妻子的去世，在身体上的（磨折）是由于肋膜炎的加剧，和气管枝郁热症的刺激性更大。再过些时候，我将和（我的）健康状况的运动一起归于乌有了。”（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七九至一八〇页）
马克思上面这段话表现他已经不复感觉生活上的兴趣，然他为什么反仆仆于风尘之中，急想延年益寿呢？他的幼女艾琳娜说：“母亲的生命一去，黑人的生命也完了。他努力奋斗，求保持生命，因为他至临终时还是一个奋斗者——可是他却衰败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要是自私自利的，那简直可听其自然。独有一桩事，自他看来是超盖一切——这是他所系念的。他力求先成他的大著，因此决定再作一种休养精神的旅行。”（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纪念册》八八页。）
马克思虽想休养精神，恢复健康，借此完成《资本论》，然这种志愿始终不能实现，因为他的健康已无复元的希望，中间复经过大忧患，故竟于马夫人死后十五个半月，即溘然长逝。恩格斯于他死后一日写信给贝克尔，说他的心中“或者已流血了”（见《恩格斯书简》四八页），恩氏诚不愧为他的真知己。关于他旅行中的经过情形，和临终时的状况，恩格斯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报告左尔格，极为明白，今特征引原信如下：
“他于他的夫人去世之前，即一八八一年十月，患一种肋膜炎症。此症痊愈后，他于一八八二年二月被送往阿尔及尔耳（Algier），当时天气寒冷，并且潮湿，他在该处又患肋膜炎症。不好的天气仍然继续下去；当他的病医好时，又因将届夏天的酷暑，被送往蒙特卡罗（MonteGarlo）。他复患一种慢性肋膜炎症。天气仍是不好。后来病势稍有转机，即往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寄居于女儿龙格夫人的家中。他在该处利用恩吉安（Enghien）附近的硫磺矿泉，医治自己根深蒂固的气管枝郁热症。该处的天气也很恶劣，然诊治上却有效验。他在斐维（Verey）住六个星期，于九月离开该处，差不多已经恢复健康。于是送他往英格兰的南方海滨，度过冬季。至于他自己对于这种无效验的旅行生活十分厌倦，向南欧的新亡命，对于他在心神上所损伤的与在身体上所补益的，或恰恰相等。当伦敦降雾期一到，他被送往外特岛。该处天雨连绵，并且天气又变寒冷。当着新年的时候，肖莱马（Schorlemmer）和我本要去看他，旋接到消息，使托细不得不即刻前往。未几（小）燕妮去世（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二日）。他于是回到此地（伦敦），又患气管枝郁热症。照前此一切经过的情形和他的年龄看，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复杂的病症随即出现，就是肺脏脓肿，四肢丧失气力，极为迅速。情形虽是如此，然全体的病状还算好，为他诊病的主任医生是伦敦第一等少年医生之一，并且是由累·兰卡斯脱（RayLankaster）特别荐来的，这位医生于上星期五日尚以最好的希望斯许我们。但一经在显微镜之下检验（他的）肺部肉脓，便知道危险很大，因为在肺脏的脓肿处，有一次一根血管竟完全破裂了。因此自六个星期以来，我每天早晨一来到转角处，即有死的恐惧来袭击我，房中的帏幔移会取下。昨天下午两点半钟，正是日间访他最适当的时候，我来他家——全家哭泣，好像是到了临终之期。我问清原委，察看底细。有一点失血，但一种突然绝气的样子跟着出现。我们忠实的老琳蘅看护他竟比任何母亲看护自己的儿子还好，琳蘅走上楼去，下来说：他半睡着，我可同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可是不复醒来。脉息和呼吸都已停止。在这两分钟之内，他安安静静，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凡一切因自然的必要而出现的事件，无论如何可怕，自有其佳处。这里的事也是如此。医生的技术也许可以替他维持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至数年之久，这是因医生技术的胜利，使一个难于救治的人的生命不突然死去，而渐渐地死去。然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生存在世上，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横在自己的面前，心中急欲完成，而在能力上又办不到——此事对于他比那夺去他的生命的死还要苦一千倍。他必定会与伊壁鸠鲁同说：‘死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不过对于后死者为不幸罢了’。眼见这个有伟大力量和天才的人像废物一样残存人世，眼见他都医药增更大的荣光，眼见他被他强壮时一齐压倒的庸俗人加以揶揄——那我们后天将他送入他夫人长眠的坟墓中，何止好一千倍。”（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录》一八六至一八八页）
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之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追想他的功绩道：“我今天晚上虽看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部惨白，然绝不能想象这个有天才的头脑将不复用他的伟大的思想去培养新旧两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大家所以有今日，是由于受他之赐；现今的运动所以有如此的成绩，是由于他的理论与实际的活动；没有他，我们当永远陷入纷乱之中，毫无办法。”（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二〇页）
三月十七日为马克思入土之期，他和他的夫人同葬在高门地方，葬仪也和他夫人的一样，非常简朴。是日送葬的，除他的家人外，只有一些亲戚和同志，如龙格和拉法格则来自法国，李卜克内西则来自德国，其余的人大概是在英国就近来的。至于本非同志而十分同情于马克思的朋友前来参与葬仪的，仅有伦敦皇家科学院的两个学者，即动物学家累兰卡斯脱和化学教授肖莱马。（当一八七〇年代，马克思还在世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报纸常常宣布他的死讯；迄他真正死去，他们却默不作声，仅伦敦《泰晤士报》于数日后由巴黎一个通信员的口中偶然说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危险仇敌马克思死于伦敦。即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对于马氏之死也一字不提。）恩格斯当时在墓前演说道：
“当三月十四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这位生存在世上的最大的思想家不复思想了。他一人独处房中不到两分钟，迨我们进去，看见他已安安静静睡在椅子上——但是长眠不起了。
“欧美两洲争斗的无产阶级对于斯人的损失如何，与历史的科学对于斯人的损失如何，简直是计算不出来。因这个有大力量的人之死所扯破的裂口，即刻就会充分表现出来的。
“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达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的发达律，向来被笼罩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底下的简单事实是：人类在能够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等之时，必首先备有衣食住三者；因此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一民族或一时代经济发达的阶段构成一种基础，所有人类国家的组织，法律的见解，艺术，甚至于宗教的表象，都是由这种基础上发达出来的，因此也必须从这种基础上去解释——却不是和向来所遇见的一样，从反面去加以解释。
“可是还不止此。马克思又发现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以及由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别运动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早前（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探讨，都迷离于黑暗之中，因剩余价值的发见，此处便突然现出光亮来了。
“一个生命有两种这样的发见，真是了不得。一个人只要能有一种这样的（发见），已经是（一生）幸事。可是马克思（在学问上）所探讨的每一门类，都有独立的发见，甚至对于数学（也无不如此），至于这些门类为数亦复不少，且没有一门他只是浅尝而不深入的。
“他为学者已如上所述。然这却没有讲到他的一半。马克思把科学看做一种历史的运动力，看做一种革命力。任何种理论的科学在实行的效能上虽或丝毫看不见，他对于这种科学的一种新发见，能具有纯粹的兴味——至于一种发见即刻以革命的态度侵入产业中以及历史的发展中，则他又感觉一种完全不同的兴味。他对于电气学一门种种发见的发展，和最近对于对普雷（MarcDeprez）的发见，是严密注意的。
“马克思尤为一个革命家。他一生真正的职业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对于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共同活动，是对于近世无产阶级——他首先使无产阶级觉悟自己的地位与需要，并觉悟自己解放的条件——的解放，共同活动。这种争斗就是他的纲要。他和极少数人一样，纯以一种热忱，一种毅力，和一种效能，从事争斗。（他）于一八四二年（主持）《莱茵报》，一八四四年（投稿）于巴黎《进步报》，一八四七年（投稿）于德文《布鲁塞尔报》，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主持）《新莱因报》，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投稿）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此外还有许多争斗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联合会中的服务，最后就有一个大国际党的崛起，作为全部运动的冠冕——这的确又是这种结果，即使他没有其他成就，然促成这种结果，也足以自豪了。
“不过马克思却因此成为当时一个最被人愤恨并最被人诽谤的人。共和政府和专制政府一样驱逐他，保守派的有产者和极端民主主义派的有产者一样争奇斗胜地来造他的谣言。他把这些东西推在一边，和扫除蜘蛛网一样，丝毫不睬，直等到受着极大的压迫，才予以答复。他现在是一瞑不视了，千百万革命的劳动同志无不表示敬爱与悲哀，他们所散布的地方，自西伯利亚的矿山起，经全部欧洲和美洲，一直到加利福尼亚，我敢说：他现在或还有些反对者，但不会有一个私人的仇敌。
“他的声名将于千百年中继续存在，他的事业也将于千百年中继续存在。”（见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纪念杂刊》三至四页。）
恩格斯这种演说词是对于马克思的为人及其功绩下一种简单明了的批评，他的话既没有丝毫虚伪，复没有一点夸张，正是恰如其分，我们将他这些话征引出来，做本书的一种传赞，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恩格斯说，努力于近世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真正的职业，读者试一回顾本书所叙述的事实，便知道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马克思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凡属有觉悟的无产者以及完全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智识份子，对于他自当具有无限的敬意，因而发为诗歌，形诸咏叹，这是人情中应有之事。可是德国一位大学教授说得对，世人以诗词赞颂拉萨尔的，随在都是，且几识拉氏为天神，至对于马克思，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形在马氏出生的德国为尤甚。然利欧破尔得·雅各布俾（LeopoldJacoby）于马氏死后五日，即作有十一首诗替各国的无产者哀悼他，感谢他，语简而意赅，辞约而情笃，这是世界上有数的作品，今特翻译如下，并在第六首后增补一首，表示中国人的景仰之意，作为本书上编的收场白。
成千成万的人穿上作工衣服。
他们整天地坐着立着。
他们嗡嗡的声音，
充满偌大的堂屋。
在世界各国中，
一切语言，一切文字，
都发出送终的哀声，
追悼这位死去的战士。
英国人说：“在草庐茅舍中受人敬爱，
在皇宫巨室内为人忌妒，
他生平只是不趋不停地，
尽情活动，努力奋斗。
“在我们的城市乡村中，
凡有机器轰轰作声处，
凡在工厂戛戛发音时，
他的姓名被人称道不置！”——
俄国人说：“在专制魔王的统治下，
千百万人脚镣手铐，
累月经年，饱尝恐怖，
他的姓名实为人所思慕！”——
法国人说：“他是世界的解放者，
他反抗野心的战争，
他抵制民族的寻衅，
这次追悼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中国人说：“他生平有两大发现，
资本主义要将宇内走遍；
只有奉他的主义为准绳，
才不辜负现今的纪念！”——
德国人说：“我们直至于今
满具敬爱的热忱，
谨替这位思想家与战士，
撞着丧钟，表示哀思。
有若昔时哥白尼，
创造了天文新律，
他口中所发的呼声，
正对准一种科学射击。
这种科学是人民的祸灾，
是劳动的穷困。
咳，魔鬼业已僵死，
这就是资本！
在我们人世的争斗中，
他遗下一把利剑，
新世界得由此造成，
所以他配受人敬念！
没有人送给我们的宝物，
比得上雷声一般的呼吁：
各国的无产者，
联合拢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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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彼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为了彼此
我们是男人和女人
我们是同一种生活的
两张面孔
同一支歌的
词和曲
同一条河的
两道岸
同一张脸的
笑和泪
我们从彼此
得到力量
爱和安慰
我们是同一个梦的
两种现实
因为我们是男人和女人
同一副躯体的
精神和灵魂
为彼此而存在
就像白昼
为了夜
我们，男人和女人
存在这世上
为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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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上校毁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三章上校毁约
布雷铿立治上校正要换上衣服去吃晚饭，站在衣镜跟前却发起楞来，黑领带没打好，手垂了下来。他忽然理会到：他刚才给两个人分别作了保证，可是这两个诺言却绝对不可能同时履行。这一点他以前不是不知道，只是到现在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答应了穷苦白人的领袖，说种植园主一定要跟他站在一边，从黑人手里夺过政权来交给白人，让白人工人享受优于黑人的待遇。一会儿以后他又答应汤姆·孟沙一定要替黑人出个主意，让他们取得公平的待遇。
当然，他对哪一方也没有完全吐露出自己的心意。这他当时就理会到了，他当时还认为隐瞒几分也算不得什么不老实，更没有什么不妥当。那些穷苦白人心里毕竟也很明白，无论按能力、按教养、按功绩，他们都不足与贵族相比。真要有人具备了资格，那当然应该另眼看待，可是这样的人不会很多，也不可能很多。尤其是白人工人，他们的能力和功绩实在差得很——比黑人也强不了多少，恐怕还比不上有些黑人呢。这一点，他心里是雪亮的，那脑筋迟钝的史克洛格斯一定也很有数。连孟沙都很明白——这小子倒真不错，懂得敬重尊长。上校的本意原是想说（孟沙无疑也知道）：只要黑人不再违逆天意妄图非分，跟从他们天赋的白人领袖，那么布雷铿立治上校和他的同事就愿意给他们以应得的一切权利和机会。
可是现在上校明白了，他刚才的话并不是这样说的，也并没有这样的含意，史克洛格斯和孟沙所领会的也显然都不是这个意思。他让他们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了。两种误解他都不能同意，凑在一块儿他更不能同意，因为这两种想法是彼此矛盾的。
上校从来也没有这样着过慌。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内心惶惶、不知所从。过去他说实话，哪怕是极严厉、极不中听的实话，倒也没闯下什么大祸，事实上反而提高了他的声誉，使他也越发自重。如今他心里的实话是：“我要这个世界成为生来当权的人们当权的世界；这种天赋的至高无上的大权，我不想分给谁，也不能分给谁——那些下贱的白人不行，那些劣种的畜生更是休想。要是问我，我就打算跟他们这样说——坦坦白白，痛痛快快！”
然而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却告诉史克洛格斯（至少是让史克洛格斯作了这样的理解）：今后史克洛格斯之流就可以同上校他们的那个阶级分享大权、平起平坐。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这样说，他的话里却明明含有这样的意思；为了让史克洛格斯相信，他还“以绅士的荣誉”作了保证！他又答应孟沙要给黑人指点一条路，让他们达到他们可以达到的目的。可是他并没有接着说出他那个无比坚定的信念，就是：黑人最大的前程至多不过是在仁慈的主子手下当个驯良的仆人，要他帮忙的话也至多只能做到这一步。而孟沙所理解的可并不是如此，这一点上校是知道的。
为什么？他这样做法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他自己有数，非常有数。他所以要向史克洛格斯说假话，是因为另外几条路子太可怕了，太不可想象了：不是把政权让给格里、梯尔曼之流，就是让史克洛格斯之辈分尝一脔；再不然，就只有让那些高级人猿来协理国政了。
可是也真荒唐，接下来居然还要他把这无耻的把戏再重演一遍，要他答应给黑人以应得的“权利”。理由也是一个：目前这些黑人和白人无赖如果联合起来，就足以在选举中击败种植园主和商人而掌握一州的大权。所以总得有人去对他们说假话。但是他不成，布雷铿立治家的人是不能撒谎的，让别人去干吧。他一想起自己早已撒了谎，禁不住心中一震。耍两面手法，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唉，好乱七八糟的人生！
他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的？是什么使他同意作出了这样的保证？还不是因为他打破了自己的老规矩——千万不要跟下人争论他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其实，在他心底的深处，他知道自己还有个缘故，一向深藏不露，然而现在显得日益逼人了——那就是贫穷的阴影。也许还不至于就要挨饿，可是心爱的豪华享用就得割舍，破旧的衣服也得将就，仆人更得少雇以至不雇——渐渐的就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上校觉得这个阴影在渐渐逼近了。
就譬如他新买一匹鞍子马的事吧。他心爱的老伙伴，那匹牝马梅琪，确实是老了。它已经忠心而称职的为主人服务了多年，可是上校一直没有给它替换。后来有一天，他看见有个北方的马贩子，骑着一匹高大雄壮的年轻骟马。他试骑之后，觉得极为满意，就按照他的脾气，满不在乎的，吩咐马贩子把马送到他家去，也不屑多讲价钱。可是结果马并没有送到，他的混血儿管家把原因告诉了他：
“他一定要现款——而且要价很大。”
“照给不就完了，”上校不耐烦的顶了他一句。
这个管家名叫山福特，是个行动迟缓的瘦高个儿，老是板着一张没表情的脸。他的皮肤是浓黄色的，头发已经花白。战争期间，上校伯父的种植园里派他来给上校做贴身仆人，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奴隶，从此他就一直跟着上校。上校知道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堂哥哥，可是这个事实从没得到承认，甚至也从不提起。他的相貌很像布雷铿立治家的人，过去大家也一向叫他布雷铿立治。可是战后他就改用了母亲的姓：山福特。山福特办事周到，老老实实，有条有理。他从来不多费口舌。这会儿他的回答也很简短：
“没钱哪。”
上校一怔。“怎么会没钱？”
“没有工人，收不到棉花。”
“去雇人哪！”
“钱呢？”
“卖地哪！”
“好吧，老爷，不过这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山福特说完就走了。上校心里也明白，他的话是对的。
上校的伯父战前曾在铁路上大量投资，数目之大几乎超过了他的经济能力。上校从伯父和父亲那儿，继承了几大捆五花八门的铁路股票，他把这些杂色股票都换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结果，只落得一股脑儿都摞给了管家，连自己也忘了。因此，他今后的收入显然就只有变卖田地这条路。不过变卖田地的收入也在慢慢下降。他以前的大片地产已经卖去了不少，剩下的又都无人问津，他青年时代的堂皇府第也在日渐倾圮败落了。他去冒险作过几次投资，都枉费了心机。那个黑奴尽心竭力、白人安于其位的旧时代假如再不恢复，地主贵族眼看就是死路一条了。他明白，这就是他所以要同穷苦白人和黑人讨价还价的讳莫如深的原因。他感到羞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还是到俱乐部去跟大家商议商议吧。可是一想到这里他又犹豫了。俱乐部里的会员，固然有许多是知书识礼的老派绅士，然而并非个个如此，近来政客、军人、店铺老板也日见增多了。那班人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不但不会感到良心的不安，倒反而会呵呵大笑，认为这是条妙计。不行，他不能提出来大家讨论。他不会口是心非，心直口快现在就会坏事。
他终于换好了衣服，下了楼，来到那橡木壁板的漂亮饭厅里。台布又白又挺，古雅的银器耀眼生辉。从前那个递菜上饭的老管事固然很使他们怀念，不过目前这个女仆玛利也确实进步很快。布雷铿立治夫人穿着白花边的晩服，显得十分端庄。上校照例问了一句：
“贝蒂露又不来吃饭？”
“待会儿大概会来吧。”
贝蒂露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女儿一天天长大，跟这个家庭也愈来愈格格不入。她今年二十四岁，成长在一个四分五裂、人心惶然的环境里。在她的眼里世间一切都失常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恢复常态。向她求亲的人尽管不多，可是她的二老还是一个劲儿的看不中意，事实上姑娘自己也无意于结婚。她厌倦了老一套的生活，一心想望刺激。她巴不得生活中能有些不平凡的事，可是，除了希望舞会能办得更多、闹得更欢，永远也没有个满足以外，她究竟还要些什么，连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她生得太晚，当不上旧时代的南方贵妇；却又生得太早，得不到真正的教育，不能干点事业。她碰到的男人不是平凡无奇，就是粗野无礼。对平凡的她鄙夷，对粗野的她害怕。她纳闷，不知将来自己是怎么个归宿；她的母亲也很为此担忧。
这样，贝蒂露就任性的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父亲是无心过问，母亲又不愿干预。母亲早年看够了年轻小姐如何严守闺训，也不想叫自己的姑娘再受这种束缚。她的姑娘可毕竟是杜比侬家的外孙女，又是布雷铿立治家的小姐，不会作什么不端之事的。因此她就耐心等着，总有一天贝蒂露会向她偷偷吐露心底的秘密的。不过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进展。
上校夫妇俩尽情欣赏着这一顿丰美的晚餐。纯白葡萄酒，秋葵荚汤，都很够味。小虾，炸鸡饭，这是百吃不厌的。琴恩大婶的热腾腾的煎饼干也绝对不能不尝，今天还多了一道芒果汁冰淇淋。打发女仆退下以后，上校就津津有味的喝起他的上等陈年红葡萄酒来。
“你总要想个法子，让贝蒂露多多跟我们在一起吃饭才好，”他说着，举起酒杯对着灯光细细鉴赏。布雷铿立治夫人正在喝咖啡，没有应声。谁也没有提起史克洛格斯。布雷铿立治夫人晓得上校是不愿意谈这个题目的。她想起，谈谈孟沙倒是既可解闷，也许还能解决问题。
“那个黑人真有意思，”她开了腔。上校却没有接口，只是点了点头，管他掰着面包。“说起来，他还是蓓茜大婶的女婿呢。”
上校抬起眼来。“她还活着？”
“活着吧，那个黑人就是她打发来的。”
“哦。”
“亲爱的，我倒实在觉得，黑人——至少是有一些黑人，在渐渐醒悟过来了。”
“是吧。”
“看来蓓茜大婶还是信任白人的，她尤其信任咱们家。她的女婿，就是这个黑人，是个码头工人，很想领导黑人工人投到咱们这一边来。”
“他是这么说了。——可是他肯放弃选举权吗？肯不再做官吗？”
“这恐怕不见得肯。不过他表示，只要我们——他特别指咱们布雷铿立治家这样的人——只要我们保证待他们公平厚道，他们就愿意受我们的领导。”
“哼，有几个黑人头儿是肯放弃狂妄的野心，回去安守本分的？”
“不，他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的话似乎也很有道理。他看得很明白，黑人必须有人领导、有人指点。有学问有经验的黑人太少；对北方人，黑人也罢白人也罢，他又都不信任。他和手下的那帮人要南方人来领导——可是不要三K党。他们要南方贵族来指引，他们要你立下保证，缔结约定。”
“什么约定？难道要我答应给他们选举权，让他们做官？哼，我不干。我答应帮他们出个主意，不过是如此而已。我为了安抚那些穷白小子，达心话已经说到了头了。不能干得再过分了。”
“人家都干了呢。”
“假如罕普顿、格里、巴特勒之流想要撒谎，那是他们的罪过。答应给黑人选举权，这种欺骗手段也许情有可原，也许有人就说得出口。可是我说不出，我也不愿意说。我对所谓绅士的信义，跟他们理解不同。”因为他这一回说的又不全是实话，所以他情绪格外激动。
“可是亲爱的，这个差别真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吗？孟沙他们所要求的政治权利，不过是雇员同雇主建立正当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权利。我们知道，雇主不全是公道的。”
“北方的雇主，英国的工厂老板，也都是这样的。可是，雇工和东家之间的事，该由谁来作主呢？是东家呢，还是一伙奴隶搞起来的什么委员会？”
“孟沙不过是要求你这样的人士能保证他们有正当的权利。他是来跟你商量，要求让才能较高的黑人也能参与重要的决定。”
“黑人的才能哪里配参加政府呢；即使有，也是骗子手。”
“喔，亲爱的，这话可不大公道呢；也有一些黑人是既有才能，又很正直的。黑人就是没有机会，不然的话这样的人还会更多些。”说着，似有所思。
上校没有答话。他不能同意妻子的这种想法。他发现他们夫妇俩在看法上颇有分歧。这种分歧他以前就感觉到了，不过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妻子对黑人比他信任得多，对白人就不是那么信任。假如非找个盟友不可的话，她是宁要黑人，而不要穷苦白人的。其实这也难怪；她是在路易斯安那长大的，跟黑人关系更密切些；从童年时代一直到青年时代，她跟黑人始终很接近。事实上——上校想到这里不觉全身一震——社会上还有些风言风语，说杜比侬家的血统怕也不是白璧无瑕呢。
他马上把心思收了回来。不，他的妻子不过是因为对黑人比较熟悉，对穷苦白人毫无了解，所以才认为可以跟黑人结成同盟——至少是跟一部分黑人结成同盟，却没有想到这个同盟势必要引起怎样严重的后果。她真会没有想到吗？上校猛然想起了那个黑黝黝的鹰钩鼻的老妖怪——杜比侬老夫人，豪当骄矜的杜比侬家族的族长。一八五六年上校最后一次去拜望时，老夫人把他拉到了一边。
“真见鬼！”她暗暗骂了一声。“约翰，你瞧那边。”
上校只见匆匆走过一个美丽的姑娘，肤色微黑，目光四射，体格健壮。
“看见这小娼妇儿吗？我要把她当个白人蒙混过去那还不容易，可她偏要自认是个‘黑鬼‘她有我们家的血统——还亲得很呢。你看我有什么办法？”
年轻的布雷铿立治气极了，他勉强支吾了几句，就讪讪地退了下去。这几句不堪入耳的话，使他在新奥尔良再也耽不下去了。他带了新婚的妻子匆匆回到卡罗来纳。当然，这个污点跟他妻子是沾不到边的，所以他也早就把这件事忘了。这会儿却又想了起来。这种过分宽容的思想，一直不知不觉的潜留在他妻子的心底。日久天长，她自会忘记的；现在可千万不能冲撞了她。他必须表示同意，对黑人是应该多多怀柔，特别是对孟沙这一类的工人。可是他不愿意，也决不能自贬身价，再去撒一个更要不得的谎话。
他慢慢的说：“这倒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可以去向委员会提出，再作决定。”
“不过亲爱的，别忘了这帮黑人要的是你的保证——别人的谁也不要。说起来这还是个很大的光荣里。”
“只怕太大了点儿吧。可你不用操心，我尽我的本分就是。”布雷铿立治夫人将信将疑的匆匆瞧了他一眼，可是正当这时候贝蒂露进来了，因而这话就没有谈下去。后来，直到快要安歇的时候，上校才又慢慢的、认真的说：
“的确，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建议。如果实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抢先一步，不让黑白两族工人跟北方激进派联成一气；还可以打击白人中的贪污分子；更可以促使地主贵族和黑人工人的骨干建立联盟。这只手既然伸了过来，我们就应当把它抓住；不过
我们也必须步步留神，冷静考虑，否则就会满盘皆输。对白人我们千万不能得罪。对黑人我们也决不能过分助长他们希望平等的妄想。”
“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危险。我对孟沙谈话的时候也着重指出过这一点。我很坦白的告诉他，我不信黑人跟白人是平等的。”
“他怎么回答呢？”
“他表示他并不要求平等。他只要能有活儿干，能有相当的工资，孩子能够上学，还有——啊，对了，他还说工人必须有选举权，好用以自卫！”
“简直胡说八道！不过说穿了，选举又算得什么呢？故作姿态罢了，而且在大多数的所谓民主国家，连这姿态都是空的。真正的关键在于实权——实权和势力。不过当然啦，在道义上我应该去和委员会商量一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圆满解决的。”
第二天早上，布雷铿立治夫人帮丈夫穿上薄大衣的时候，说道：“今天你要去参加会议，晚一点回来吃饭呢，还是就在俱乐部吃？”
“就在俱乐部吃，别等我了。”
她半吞半吐地说：“我原是想等你回来——让我陪你一块儿去的。”
上校吃惊地瞪着她。“去参加黑人的政治性集会？那怎么行！我从俱乐部出来就直接去。亲爱的，我还要叮嘱你，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就连我们家这一带都不行。这个年月——可不大太平呢。”
他亲了亲妻子，就匆匆走了。他走得很慢。他真不想去参加那个集会。这些乱七八糟的卑劣勾当使他恶心。要打，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打呢？不行啊，法律不可不顾，战败的创痛也还没有消除。好吧，那就去拉拢，去耍手段吧，可不能说假话啊。绅士言无不信。说真的，这年头绅士都到哪儿去了？哼，他绝对不去！
不知不觉的，布雷铿立治上校又顺路弯到他的老朋友鲍尔温博士那儿喝茶去了。鲍尔温博士正在城里小住，借宿在他常住的一个公寓里。
这索福克理斯·史拉西马库斯·鲍尔温，一向就是个老头儿的模样；他开始受到人们注意才不过四十岁，却已经老态龙钟了。他是一八二〇年出生的，可是因为显得那么衰迈老弱，所以免了兵役。他是反对战争的，因此对于自己的老态也并无不快。他是个教师，又是哲学家，出身是个监工的儿子，上过佐治亚的一所“私立学院”——实际上不过是一所简陋的中学。就在南北战争前不久，他来到古老的奥古斯塔城担任教职。战争爆发后还是艰苦的教下去。战后他照旧当着教师。他自己所受的教育是所谓“古典教育”，对希腊、罗马极其精熟，对埃及就要差些，对亚洲则可说一无所知。他对英格兰和新英格兰有他一套古板不化的看法。对法国则往往故意不提。
不过，对于思想的问题他却很感兴趣。他相信提高思想才是唯一可行的救世之道。在奥古斯塔，他把当地的“学院”发展成一所日益兴旺的学府。他本人也成了个核心人物，俨然成了位名家。他为人乐观，相信社会在进步。障碍、挫折，这些都是难免的，不过世界总是在不断前进。这一点他是很了解的。他赞成在少数上等人士之间实行民主，实行雅典式的民主——雅典人中间有奴隶也有外国人，但奴隶和外国人都没有选举权，也不能当政。
他很热心于发掘才能，主张凡有自己见解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是很多人都够不上这个条件。他不敢说穷苦白人大多数人才能如何，不过他知道有些穷苦白人也很有才能，证据是（想到这里他眨了眨眼）：他自己就是穷苦白人出身，很多门第极高的贵族种植园主先世也都是穷人。对于女人，他有不少疑问。不过他总觉得在一个清平世界，女人首先应该担当起改进人类的崇高责任。
至于黑人，他深信绝大多数黑人只配在仁慈的主子手下充当奴隶；尽管目下在搞解放奴隶的试验，到头来黑人终究还得回去当他们的奴隶，要不就是灭了种。他是布雷铿立治上校多年的密友，上校长他四五岁，可是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和他都是一致的。他们俩的意见却也不完全相同。鲍尔温老博士反对暴力，却坚决支持进化论，相信“适者生存”。他还提倡节约储蓄，鼓吹财产至上。布雷铿立治上校也反对不必要的使用武力，可是对进化论就不怎么相信，觉得“劣者生存”的例子也多的是。节约储蓄，在他是从来不必要的；财产至上，他倒完全相信。
他们就坐下来谈开了。鲍尔温博士问起了贝蒂露；贝蒂露可以说是他的被保护人，事实上差不多就是他的教女，不过因为布雷铿立治夫人信的是天主教，所以没有认真算作教女。贝蒂露从小就把他当作了朋友兼玩伴，长大以后，在亲热之中却又带了几分鄙薄，原因当然是因为博士只是个监工的儿子，不能算个真正的绅士。不过博士是个极有学问的人；对他的学问，贝蒂露还是十分尊敬的。
他们又把话头扯到了汤姆·孟沙的身上。鲍尔温博士的意思，认为孟沙的建议是个重要的迹象。他说，实行这个建议，也许可以防止南方被庶民当权的危险。南方实行民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南方的工人阶级分裂成了黑白两半，而且都蒙昧无知，让白人煽动分子抓住了领导权。这个阶级还需要长时期的监护。这些煽动分子和蒙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虚假的联合，是最大的威胁，是最大的危险。所以布雷铿立治正可趁此机会分裂工人，在黑人和白人贵族之间建立一个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联盟。
上校闷闷不乐的，想起了他对史克洛格斯所作的保证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能对黑人说些什么话，才算不昧良心呢？他一个人信步走到俱乐部——鲍尔温博士不是这俱乐部的会员。他坐在俱乐部里，想得出了神。从一八七六年起南方就卷入了革命——战争引起的革命。这一切，上校俱乐部里的朋友多半还能记得，然而各有各的观点和看法，好多想法有了变化，也有好多情况始终没有看清。跟一切革命一样，这不是如奇迹一般有其自觉的目的的群众运动。这是错综复杂、相互抵触的种种个人动机的大杂拌，完全听命个人的指挥，没有共同的目的或理想。实际行动都是个人的行动，指导思想往往都是个人的思想。这些行动之所以会结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多半只是出于巧合，或者纯属偶然。群众起来了，群众行动了，然而这些行动都是通过当时代表多数人思想和意愿的那班人们来表现的。个人的思想和意愿又能倒过来影响以至引导群众的行动方向。
这一切是复杂万端、难以言传的，然而事实确是如此。一千五百万南方人，无论白人黑人，都醉步踉跄地一直奔向他们苦苦思索而仍想象不出一个清楚轮廓的目标。首先是，白人贵族希望恢复以前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过去习惯的那一套社会关系是起码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觉得恢复无望的人，有的倒下死了，有的到北方去投奔了“铜头蛇”，也有的逃到了国外，如南美等地。
可是多数贵族觉得要把旧制度连根拔除悬不可想象的。工作还得照常进行。还得有人来当差，还得有家庭、有仆人。田地得耕作，庄稼得种出来卖，货物得运来销售。人们还得像几百年来的南方人一样生活，不这样生活还能怎么样生活呢？所以奴隶制度除了名称以外，一切的一切都得恢复，只有奴隶买卖或许可以废止——其实说穿了，这与奴隶制度本身也并不相干。南方种植园主的子弟，差不多个个都是这样想法的。
可是南方的白人十个里有九个不是种植园主，也没有什么土地，自己一贯如此，祖上也一贯如此。这一点，普天下的人士不了解，连本国的人士也不了解。他们以为古老的南方只有奴隶主和奴隶两种人。其实，穷苦白人和黑人占了压倒的多数。早在奴隶挣脱桎梏以前，白人就摆脱了羁绊，打开了门路。白人中间那些才能高、运气好、手段狠的，就摇摇晃晃往前冲去。他们做了商人、掌柜，摄得了廉价的土地，同北方的政府和商界结了联盟。他们逐渐开始执掌南方的大权，那些特别发达、特别无耻的，更骑在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头上飞扬跋扈。
可是黑人呢，在南方人眼里黑人只是一群无根无蒂、愚昧、贫困、病态的工人，一心妄想变天。这种荒唐的念头一定得制止，为了自卫，为了保护文明，得坚决制止。黑人得永远记住自己只是个干活的，不能有思想，不能有财产，也决不能像白人一样做人。
那些“带手提包儿的”北方白人，却不顾这个昭然的事实，硬是来推行一套黑人学校的制度，还昏昏愤愤的，硬说黑人也都是人。他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南方人说——他们自己北方普及教育的结果只是犯罪、贫穷和那场所谓民主的滑稽戏？他们的普及教育，将来倒还可能有些结果，因为北方的工人到底还是白人。可是，认为非洲人也能教好，那就未免愚不可及。这简直是把头脑单纯的天生的仆役引入歧途，是罪过的。所以，南方要重振农业、恢复正常生活的当务之急，就是不能再让工人阶级给毁掉。多少年来一直代表南方舆论的人们，他们的意见几乎可说普遍如此。
可是南方还有一个阶层，现在不能不加考虑，那就是大批的穷苦白人——都是些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也没有多大技术的劳动者。以前穷苦白人一直在奴隶制度旁边徘徊，有的靠些零星田地将就度日，有的当上了监工，有的念了点书或者弄到了资本，升入了当权的贵族阶级。现在更多的人巴望高升，他们想象中的所谓高升就是同种植园主分享大权和财富——尽管种植园主早已破了产，也丢了大权。
布雷铿立治上校在吸烟室里，向几个同道报告了他同史克洛格斯会晤的经过。，报告完已经六点钟了，大家听了都还满意。对方的要价很高，不过多亏了布雷铿立治上校，这个代价还没有事前担心的那么大。代价是：要用法律规定黑人的身份低人一等，要给白人工人以优惠的地位。
最后，布雷铿立治上校还提起了孟沙的意外来访和建议。情绪更兴奋了。
“哎呀，那个孟沙是本州头一号的工人领袖呢。他的码头工人工会有一万名会员，团结得像磐石一般。他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木匠和泥水匠。太妙了！我们只要控制了这个工会的工人，就可以把工人阶级裂为两半，使其相制相克而归于自灭，最后可以消灭罢工，压低工资，使南方走向无比的繁荣。布雷铿立治，好好干吧，你一定得干！去跟他们谈吧，答应他们什么都可以……一切的一切都可以……”
“不行，”上校答道，“我不干。”
沉默了半晌。有几个同道发觉自己的确做得太过了火，不合这个古板贵族的口味，于是就采取了比较和婉的手法。他们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蛋不碎，蛋饺哪儿来？三十年来我们的面子也早已下够了；只要再抹一把灰，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而且”还有一个人提出高论——他的女婿是个同北方关系密切的银行家，“我们也许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我们许了黑人多少年的愿：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有技术，能过个像样的生活，受我们的全面领导，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而不致怀有庶民当权的幻想。”
“可是他们肯放弃投票吗？有哪个黑人领袖胆敢作出这样的保证？”
“也许……到时候会有吧。可现在我们难道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吗？我们难道就不能答应给他们优厚的工资，答应在法庭上给以公道，答应开办适合他们条件的学校？”
“那当然可以，可是白人工人手里的选票能容许我们实现这些起码的诺言吗？
“眼前大概不行，将来恐怕出不行，可是我们何妨就权且答应……”
“各位，这个谎话我说不来，”上校答道。“我们大家知道，跟我们结盟的那个史克洛格斯和他那一帮人，对黑人恨得就像没命似的。如果今儿晚上一定要我去对黑人说话，我就叫他们去投罕普顿的票；我要说：罕普顿在口头上自然得保证如何如何尊重法律，不过他的目的跟我们一样，还是要剥夺黑人的选举权。黑人可以有学校，只要有学习能力的就可以上学，可是黑人不能做官，在社会上也不能享有平等地位。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保障他们有工作并有相当的工资，在法庭上可以受到公平对待，不会再受暴徒的迫害。”
随后，上校突然又脱口说出了一句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口，然而早就在他心头酝酸成熟的话：“各位，我还要告诉他们，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不让我们的法庭成为恢复奴隶制度的工具，可也不能让我们的法庭成为制造犯罪的根源，给那些贪污分子敛财自肥。”
他的伙伴大半听得发了楞。
“你这么一说，那些最有头脑、最讲团结的黑人工人都会让你赶跑，史克洛格斯那一党人也会真的相信我们出卖了他们。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也许就会因此而联合起来，反对白人财主。”
布雷铿立治也明知这话有理。“那你要我说什么好呢？”他反问道。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但还悬免不了有人不识时务，贸然说道：
“把他们养个肥，就牵着走。答应他们算啦。……”
“撒谎，我不在行，”布雷铿立治上校冷冷的应了一句，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已经是七点了。罕普顿跟在后边，两个人一起走进了餐厅。罕普顿觉得，布雷铿立治不对孟沙履行诺言，这真是个天大的不幸，他希望在吃饭的时候能用些功夫，跟上校谋得一定的妥协。他用心的点了菜，摆出了最可亲的姿态，轻松的跟上校攀谈起来。八点钟了。饭也吃好了，还是没有达成妥协的希望。上校的情绪又焦躁又苦恼。到了咖啡室里，刚才那几个人也参加进来了。九点钟也过了。
罕普顿不肯死心：“这是件大事，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们固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这次选举的胜利。可是以后我们还需要黑人悄悄愿愿的来为我们做工。上校，你一定得去，不管什么都应承下来——你非去不可！”
“请原谅，”有人插进来说，“我认为让布雷铿立治上校去不挺合适，上校太耿直、太豪爽了，总之，他太正派了。”上校觉得内心猛一抽搐，“太正派了”，居然也会让人派上不是！
罕普顿说："非布雷铿立治出马不可。这帮人特意选中了他。他们信任他。布雷铿立治，你只要稳住他们就行。不要忘记，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种族战争。许了愿能拖就尽量拖，不过眼前得先答应给他们一些好处。也不能什么都答应。运用你的影响，适当的给他们一些甜头，把他们控制在我们手里。那时大局必然会有变化，他们必然会感到惊慌，你就再去安慰他们，到头来什么都可以答应——什么都可以。以后等我做了州长，我们就采取行动！”
十一点了。就在钟敲的当儿，有个白人匆匆走进了俱乐部，最后给领到了布雷铿立治上校所在的咖啡室里。他走到上校跟前，凑着上校的耳朵低声说道：
“对不起，先生，听说黑人抢走了你的夫人，向岛上逃跑了。我们派人到府上去问过。你家小姐说夫人没有在家，在两小时以前就出去了，也没有坐车，‘
上校一下子脸色煞白，晃晃摇摇的站起身来。自有奴隶制度以来这数百年的恐怖，一下子都袭上了他的心头。每个南方白人心里都暗暗恐惧、然而不信会出在自己家里的事，如今真的发生了。他对罕普顿他们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也悄情回答了几句。他们一个个都站起身来，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匆匆的走出了咖啡室，走出了俱乐部。他们刚到大门口，有个蒙面的骑马汉子，汗气腾腾的，正好起到。
“他正要逃走，让我们截住啦，”那个人气喘吁吁的说。“我们把他赶回来了——快跟我来！”立刻牵来了十几匹马，上校和他的朋友都跨上马背，向国王街疾驰而去，正在这时，远远看见来了一辆轻便马车，晃得七歪八倒，后面还追赶着一群蒙面的骑马汉子。
布雷铿立治夫人坐在一个黑人的旁边，远远望见她的丈夫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跑在前面。她立刻跳起来，喊道：
“约翰！约翰！”可是突然她一声不响的昏了过去。那些骑马汉子却只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白人妇女，在一个黑人的怀抱里尖声大叫。上校抱起了妻子，疯狂似的策马奔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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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政府关于建立土地委员会的决定（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2．临时政府关于建立土地委员会的决定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在农民的压力下，临时政府宣布建立土地委员会，为解决土地问题做准备，但不肯立即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只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才能最终和正确地解决它。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事先普遍收集居民土地需求情况的资料，事先为立宪会议准备各新的土地制度法令。为此，临时政府成立最高土地委员会。后者在地方的省、县和乡土地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这一任务。
赋予这些土地委员会的职责是，收集有关地方土地制度和居民土地需求情况的资料，在立宪会议实行土地改革前的过渡时期里，解决土地问题纠纷和争执。
地方委员会收集到的一切资料以及它们拟定的土地制度方案统统上交最高土地委员会。参加后者工作的有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各政党、全俄农民联盟、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合作社联盟、省农民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临时政府邀请的人士。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经过仔细的拟定和各地全面讨论之后，才能为土地问题作正确的准备。
认为每个省，每个县，每个乡能自己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明显的错误。这件事上，全体人民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村都关心全国土地问题将如何解决，而国家对一个小村落的土地制度也不能不关心。
如果地方居民不等待立宪会议的决定而擅自立即改变土地制度，这将使我们祖国蒙受巨大不幸。这种擅自行动将导致经济的全面破坏。土地无人耕种，庄稼无人收割。国家将面临贫困和饥荒。
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意识到自已对祖国未来所负的重大责任，将安静地准备着俄国土地的真正安排者——人民立宪会议的到来，它一定会找出公正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确定新的土地制度。
愿我们的英勇战士——家乡土地的保卫者也保持安静。愿他们相信，谁也不能避开或越过他们去着手解决他们家乡的土地问题。愿他们知道，人民不允许擅自处理土地事务，人民将安静地等待新的土地制度，后者定会保障劳动农民的公正利益。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16-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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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种子
从这个地球
深处
种子
把生命呈现
给了花儿
舞啊，笑啊
在地表
在地球的脸上
并且留下
更多的种子
在这个地球上
让更多花儿
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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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告诉我
住房社会保障部
的有钱人
请告诉我
你死后
只需要
三码的土地
去永生
为什么
活着的时候
你需要2000码的钢筋
水泥结构的地皮，还有仆人
只为了活上
永生的一小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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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他对我说
他是一个革命者
他爱我
一天早晨他离开我
对我说了这些话
“那一天将会到来
我们将重逢
我们将拥有自由
我们将能够
再一次倾谈
是的，我们相爱过
见过眼泪
微笑
彼此相拥的
世界
而我们将会再次
相爱，生活在一起
永远不再分开
当自由再度
降临这片土地”
他走了
自由不曾来到
他也再没有回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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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亚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哈尼亚Ⅱ[1]
壁垒
是那么高
距离
是那么远
在富人
和穷人之间
贫困与财富之间
像同一座大洋的
两片相同的
海岸
你和我
富人
和穷人
用同样的
生活的丝线
彼此
串起
生活的沙滩上
同样的锁链
脚印，眼泪
串起了
各种阴影
色彩，现实
剥削者
和被剥削者
通过生活
彼此
串在了一起
[1]哈尼亚（Hania）应是作者的爱人。阿里夫还有几首写给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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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国家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在我们的国家里
你可曾听过
那些歌，在你们
国家不被颂扬
湮没无闻的英雄之歌
你可曾看见
那从天穹掉落
在你们国家
土地上的
泪水
你可知道，记得
那些名字
那些死去的人
系狱的人
在你的国家里
那些渴望自由的人
你是否看见那些人
脚上，思想和
言谈上都戴着锁链
四下走动，假装
一切都很正常
假装他们是自由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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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夫的哈尼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阿里夫的哈尼亚
在
我的生命中
悲伤
之河
流
向孤独
之海
在
我的孤寂中
眼泪
化为珍珠
我的孤寂
之海的
宝藏
你在哪儿呀
今天
我在梦中
寻找
你
假如你站在
我的孤寂
之海的岸边
就让海浪
亲吻你的脚
并且死在
海岸上吧
让海
成为墓穴
把落着孤寂之泪的
波涛埋葬吧
只为成为宝藏
那海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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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达拉斯Ⅱ
达拉斯哦达拉斯
我梦想之城
我到访过你
在你还是那么小的
南方一座寂静
小镇的时候
如今你是商务中心
各国跳动的脉搏
从我梦中
寂静的小镇
你的经济增长得
多么巨大啊
摩天大厦，公路，灯火
公司和飞机
充斥了你的地平线
未来，荣耀
成功等待着你
但达拉斯啊
我依旧怀念着从前
从前
生活多么简单
田野多么青翠
我们常常坐着并且疑惑
那使你赏心悦目的
所有草木都从何而来
那时城里的人们
向来彼此相识
我们常常跑出
城市去灭火
而在周末
我们常常到城市的
大谷仓里去打球
达拉斯哟
你是我梦想之城
因你将永远是我的一部分
和我的梦想
因为我已爱上了你达拉斯
我的梦想之城
因为你达拉斯
达拉斯哟
你是我的梦想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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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阿姆娜[1]
秋天
是种子
春天
是从种子
绽放的
花
爱
是梦想
而你
是从梦想
绽放的
现实
花
是种子吗
抑或种子
是花
那花儿
由种子绽放而来
穷人知道现实
与梦想的差别
现实是
你饿着肚皮睡觉
做着关于
一个现实的梦
你的梦想变成了种子
绽放成现实之花——
梦醒时
你不再挨饿
[1]阿姆娜（Amna）——印地语，可作人名，意思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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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vash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Mehvash[1]
跟从着、尾随着我的脚印
向我问道
生活要把我
带去哪里
海浪对我
低语着
那么多人
打这些海岸上走过
在我之前
那些遥远海岸的灯火
对我说着
这世上
那么多
我还没到过的地方
哪一道波浪
将洗去
那些跟随着我的
脚印
[1]标题应为人名——诗篇所致的对象，具体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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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儿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街头儿童
他的床
就是马路
他梦想
一张床
没有人
道声晚安亲吻他
马路的寒冷、水泥
亲吻、抚摸他的脸颊
他举起双手
抓住
他抓不住的
星星
没有人给他唱
一支摇篮曲
发动机的轰鸣、车流
汽车，是他的摇篮曲
一颗星破碎
从空中跌落
它消失
在夜的黑暗，无尽的天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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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秋天
什么时候
花儿的
芳香
藏进了
荆棘的
阴影之中
是
秋天
死亡
什么时候
心的
跳动
藏进了
坟墓的
阴影之中
是
死亡
什么时候
悲愁的
芳香
藏进了
带泪的
微笑里
是
伤害
那什么时候
心跳的
芳香
藏进了
血的
心跳的
芬芳里
那就是
我的爱人啊
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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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达拉斯Ⅰ
达拉斯
我想念你
你想念我吗
达拉斯
漫步在
你的街道上
搜寻着
一种身份的
年轻人啊
达拉斯
太阳是否
依然闪耀
在你的通向
如此青翠的
田野的
街道上
达拉斯
在你的街道上
我搜寻到
我的梦想的
意义
发现
那意义
在对我低声说话的
陌生人的
微笑中
我们都是
同一条
街道上的旅人
街道
通往心跳的
梦想的
地平线
地平线之外
天与
地交会
那儿，梦想
飞越到
梦想家之上
而梦境
在现实
和梦想的
地平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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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浮木
我就像
海岸上的一块浮木
等着被捡起
或是被你的脚踩踏
没有了你的爱
我就像天空
没有星星
一张脸，没有笑容
一个梦想家，没有梦
一艘船，没有帆
只有漂流
撞成碎片
这样我就能变成一块浮木
被冲刷到海岸上
仅仅为了被你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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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愿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一个愿望
神啊
把我的生活
变成一朵花吧
这样
更多的花儿
将会在
荆棘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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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真理
真理之光
不投下阴影
真理
是
光
也是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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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沙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我国的沙漠
在我国
贫困的沙漠里的
流沙
淹没了
我的国家
这片土地上
活
死人的
坟墓
在我们国土的
沙漠中的
荆棘
这仅有的花
掉下的泪
淹没了
穷人的
干渴
穷人，我国贫困的
沙漠的荆棘啊
成百万的
活死人
我国贫困的
沙漠沙漠的荆棘啊
穷人
的梦
梦着有一天
雨水落在
沙漠上
让彩虹
崭露
带来虹彩尽头的
金色
带来黄金
在穷人的
生活中
在我国的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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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在一个全球化的
世界里
全球化的
生产商
为全球
生产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贿赂第三世界的
领导人
去借贷
一旦对贷款
来得容易的钱
上了瘾
这些
西方银行
就向第三世界国家的
领导人施压
打开市场
进口
第一世界国家的
产品
到第三世界
国家
这样就能
让第一世界国家
倾销和占领
第三世界的市场
我的朋友们啊
这就是全球化的
故事
全球化的世界
让第一世界
越来越富有
代价是
第三世界国家
日增月长的贫困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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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抢劫
我们
是沉默的
旁观者
当一个国家的
少数富人
抢去了
大自然的
春天的
花朵
抢去了
海洋里的
鱼
抢去了
河流中
水的纯净
而沉默的
旁观者
被抢去了
开口
反对少数
富人的
声音
一小撮人
抢劫
大多数人
花朵
被抢去了
它们春日的
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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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玷污的微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我们被玷污的微笑
被玷污的心灵
玷污着
世界
不是
被玷污的河流
不是
被玷污的海洋
而是被玷污的
眼泪
玷污着
微笑
被玷污的心灵
玷污着
梦
不是
被玷污的河流
不是
被玷污的海洋
而是被玷污的
彩虹的颜色
玷污着
彩虹的颜色
尽头的
彩虹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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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第三世界国家
你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
当你走在
你的国家里
步履优雅
因为你践踏着
你国家里的
穷人的
梦想
你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
当你笑着
在你的国家里
笑得尊贵
因为你在嘲笑
你国家里
大多数人的
贫困
你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
你鄙视
第三世界国家的
贫穷
你为什么在这儿生活
而不去
第一世界国家
因为剥削者
需要被剥削者
才能成为那个
国家里的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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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穷人
是
什么
使
穷人
变穷
是那
使富人变富的
东西
使
穷人
变穷了
是
什么
使
无助者
变弱
是那
使强者变强的
东西
使
弱者
变弱了
是
什么
使
沙漠变成
沙漠
是那
使沙漠中的荆棘
焦渴的东西
使
沙漠变成了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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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阴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贫困的阴影[1]
富人
给穷人
投下阴影
穷人的
阴影
饥
与渴
沙漠
给干渴
投下阴影
干渴
给沙漠的
荆棘
投下阴影
剥削者
给被剥削者
投下阴影
被剥削者
给饥
与渴
投下阴影
天空的饥饿
给眼泪，雨水
投下阴影
雨水
给彩虹的颜色
投下阴影
彩虹的颜色
给彩虹的颜色尽头
那应许的金色
投下阴影
[1]诗中交替使用动词和名词的Shadow，分别译为“投下阴影”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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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钥匙
拥抱
荆棘吧
你
就会知道
沙漠的
焦渴
拥抱
贫困的脚吧
你
就会知道
穷人脚上的
锁链
拥抱
贫困的
眼中的
泪吧
你
就会知道
穷人的
无奈
拥抱
钥匙吧
你
就会知道
没有
钥匙
能打开
穷人
脚上的
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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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亚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哈尼亚Ⅰ
蜡烛是红的
玫瑰是红的
卷笔刀是红的
我的血也是
你的脚趾甲
你的嘴唇也是
血为你而流
蜡烛燃烧
玫瑰凋谢
而卷笔刀削尖了铅笔
写下我心中永恒的讯息
我对哈尼亚的
永恒的爱
眼睛仍渴望着
看见你的脚
心渴望着
亲吻你的唇
还有手臂，渴望着
找到家
阿里夫所知道的
唯一的家，在哈尼亚的臂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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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革命
贫瘠的
荒漠
将
变得葱茏
当
革命的雷电
将要
轰响
船
将在海上
逆流
而行
而被压迫者
将如
花
绽放
当这个世界上
自由开花
而天穹的
眼泪
将把光的颜色
展现
为彩虹的
颜色
而眼泪
将化成微笑
当人们看到
革命的
虹彩
在自由的天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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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锁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贫困的锁链
锁链
捆绑不了
打破
锁链之
无能为力
才
捆住了我们
统治者
统治不了
是
被统治者
对
推翻统治的
无能
为力
统治着我们
饥饿
不能迫使
穷人
劳作
是
穷人的
孩子们的
饥饿
迫使穷人
像奴隶那样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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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穷人
坐着贫困
之舟
穷人
横渡
贫困的
大海
在贫困的
荒漠里
穷人
绽放
有如
荆棘
这贫困的
仅有的花
在一个
贫困的国家
穷人一辈子
寻找着
食物，来缓解
自己的饥饿
在饥饿之火当中
穷人燃烧着
就好像他们的国家
是地狱
饥饿之火
就是地狱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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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鸿沟[1]
荆棘的
花束
富人
给穷人的
礼物
失窃的梦的
花束
穷人
给富人的
礼物
天使
流着泪
因为富人
和穷人之间的
鸿沟
贫困之火
燃烧
在穷人
生活的
地狱里
上帝
无能为力
于财富
之掌握在
少数人
手中
于富人
和穷人的
鸿沟
[1]鸿沟：原标题TheDisparity，意为差距、悬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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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衣裳
黑夜
穿着
黑暗之
衣裳
穷人
穿着
贫困之
衣裳
秋日
穿着
荆棘的
衣裳
心跳
穿着
血的
衣裳
我的诗篇
穿着
诗句的
衣裳
读着
我的诗篇里的
诗句
我的心啊
依旧淌着血
没有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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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断片谈（马克思著，剑青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艺术断片谈
（马克思著，剑青译）
这个“断片谈”是由马克思两篇小东西集合而成的。第一篇是马氏与人谈论哥德而作的，第二篇乃是马氏《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之一段，但这篇导言，在《政治经济学批评》付印时，却被马氏抽出去了，一直到马氏死后，才被考茨基发现此文手稿发表于《新时代》。
虽然这是两个“断片”，但其中却包含有关于艺术理论的基本原则，及马克思主义对于艺术及艺术家的态度。譬如第二篇起首几句就显然与现在市场上高叫“普罗艺术”的那些“小市民”的“机械论”为论调完全异致，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此等意见尤其出之于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本人，这是特别值得令人吟味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最富有精彩的文件，人们可以从这“断片”中去学得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在艺术问题上之运用。故我们特介绍于此。
在哥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当时德国社会的两重关系。有时他对社会是取敌对的形式。社会厌恶诗人，诗人也急于想摆脱社会——此种情形，在“爱菲金”及其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都可以看到。在“瞿茨”、“普罗美沙”和“浮士德”中，他就兴奋的起来反对德国社会；在“默菲斯士菲”的个性当中，他又表示着对德国社会的有力讽刺。有时他也取好于当时社会，同社会调协——这我们可以在“ZahmeXenien”及许多散文作品中看到。在“Mashenzige”中他更赞扬德国社会；在他所有的文字中，一谈到法国革命，哥德就歌颂起当时的德国社会，想排挤出历史运动对于当时德国的压迫。这里并不是说，他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几方面，否认其别几方面。我们最易看到的是：哥德常陷于种种不同的情绪之中：在他的“内心”里，经常的发生着永续的斗争，其来源是由于：一方面他是天才的诗人，四围的贫困激起了他的愤怒，另方面他又是佛兰克府贵族的公子哥儿，再方面他又是维马尔的枢密顾问。使他不得不同此贫困妥协，并与之苟安一时。哥德之所以一方面那样伟大，另方面又那样气量狭小，一方面对社会不顾情面的讥笑，另方面又是个恭顺、苟安、短见的俗子，其原因即基于此。哥德没有力量战胜德国的贫困，反之，德国的贫困却战胜了哥德，贫困对于德国伟大人物的战胜，这便是一个最好例证，说明德国贫困不能由德国的“内部”战胜。哥德的过分的博学、积极和勇敢，使他在康德的理想的映照之下，追寻贫困的趋避所。哥德的过分聪敏使他看不透：此种追求结果不过是以更夸大的不幸代替现代平淡的贫困。他的禀性，他的力量，他的一切精神趋向，使他接触实际生活，而他所遭遇到的实际生活却是惨然悲凄。在这矛盾的双头之下——现存的生活领域使他不能不厌恶，同时他又得同此生活联结，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可以活动的场所——在这样的矛盾的双头之下完结了哥德的生平。伟大的诗人愈近衰老，他就愈发潜居于小的维马尔官爵之下。我们并不责难哥德，说他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只能够说：时代只许他作个俗子。哥德的罪过并不在于他没有爱自由的热情，而是在于将一切对真实的伟大的历史运动所引起的恐怖，变为他伸展健全的美的情感的牺牲。他的罪过是在于：当拿破仑已在洗涤德国Augias[1]的马厩时，他还仅视为不足道的小节，视为德国皇宫之一件最小的消遣。一般讲来，如果我们要责难哥德的话，那末就不是以道德的或党派的观点，而最主要的是以美学与历史的观点。我们不能以道德的、政治的与“人类的尺度”，来度量哥德。
※※※
关于艺术问题，很显然的，艺术之一定的黄金时代，绝不与社会之一般发展相应，因之也不与构成其骨骼之社会物质基础之发展相适应的。例如，拿希腊人〔的艺术〕和近代人或莎士比亚〔的艺术〕相较。〔便可以了然〕。至于讲艺术的某几种形式，例如史诗，也是谁都承认的：当他已形成一个历史时期，变为古典形式时，已经就不能再存在了。只有在艺术的创造（此字本意）刚开始时，才有此种形式。所以在艺术领域内，形式之可以形成伟大意义者，只有在艺术的发展还比较低级时才有可能。如果说在艺术自身范围之内，在其各种不同形态的关系上，一般的情形是如此，那末，设如我们拿艺术整个的对于一般的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此种情形更是颠扑不破的了。困难的只是在于探寻这些矛盾的一般的表现。只要拿任何一个例证来看，即可完全解释清楚。例如，拿希腊艺术及莎士比亚对现代的关系来看。显然的，希腊的神话不仅是构成希腊艺术的有力武库，并且是希腊艺术的立足点。难道作为希腊冥想与希腊艺术之基础的该种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观点，在电丝罗网（铁路、机关、电报）密布的今日。
还可以存在吗？难道乌尔堪（Vulcain）[2]与罗伯特公司（Roberts＆Co.）还可以同时共存吗？难道禹辟特（Jupiter）[3]与避雷针，海美斯（Hermes）[4]与押贷公司Créditmobilier还可以同时共存吗？每一种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并借助于想象以战胜，征服并创造自然力，且因对自然力之实际统治而使神话消灭在“PrintingHouseSquare”（伦敦《泰晤士报》印刷所）存在的时候，浮姆（Fome）将要变成什么呢！希腊的艺术构成希腊的神话，亦即是在民族幻想中所获得的不自觉的艺术创造的自然与社会形态。这是他们的材料。然并不是每种神话，每种非自觉的艺术的自然创造都是如此。埃及的神话永不能变为希腊神话的立场与母胎。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神话。所以，社会的发展如已脱离了一切对自然的神话关系，摈绝了一切神化了的自然，使艺术家也与冥想的神话绝缘，那末希腊的艺术的立场无论如何是不会创立起来的。
在另方面看来，当火药与铠甲存在的时期是否还可以有阿赫列士（Achilles）？[5]油印机与印刷机是否可以与依里亚德[6]并存？随印刷的发明还不就必然的消灭了故事的歌谣和音乐，因之亦消灭了叙事诗的必要前提吗？
然而，困难的并不在于认识希腊的艺术与史诗和某种社会发展形式的关系。难以解释的是他们仍继续供我们娱乐，而且在某种意思上还保持着其风格与现在不能达到的姿态。
成人不能再变为小孩，不能再如小孩好玩。然而，难道他也就不喜欢他孩童时代的天真了吗？难道他就不应当再追求充分恢复其天质了吗？难道他就不会时时在自然的小孩的天性中，复活其本来的天性吗？为什么曾经表现过光明灿烂的幼年人类社会不能给我们以永久的怅惘，成为永不复返的往日？也有那幼而老成不可教的小孩。许多古代的民族都属于此类。希腊人曾是常态的小孩。其艺术赋有的魔力并不与培植他的那尚未发展的社会环境相矛盾。恰恰相反，他正是其社会环境的产物，并且与社会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他是在那尚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下降生，并且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期降生，永远不会再生。
（马克思手稿至此止）
注释：
[1]Augias为d'elide的皇帝，有一圈厩，养牛3000只，此圈厩经过三十年之久不曾刷洗，后有名Hercule者始导入Alphee河，将厩洗净。
演此故事，后拿破仑言破坏旧日封建制度者皆用洗涤Augias马厩一语。
[2]Vulcain，为神话中之火神与五金神名。
[3]Jupiter又名Zeu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诸神之父。
[4]Hermes，为Jupiter之子，为商业星、演说星、飞星。
[5]Achilles，荷马（Homers）史诗中的一英雄，跑极速，最勇敢，全身坚固，枪刀不入。唯脚跟一处，枪刀能穿透。
[6]iliad，荷马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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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梏的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禁梏的脚[1]
荆棘的
锁链
戴在秋日
脚上
它们
不就像
眼泪的
锁链
戴在穷人
脚上
血的
锁链
戴在心跳的
脚上
它们
不就像
死亡的
锁链
戴在坟墓的
脚上
而我诗篇中的
诗句啊
难道不是心的
画布上
那心跳的
血的锁链
在此，泪水浸泡着
我的眼睛
我诗篇中的诗句的
锁链禁梏的脚啊
[1]禁梏的脚（TheChainedFeet），即戴着锁链的脚，动词的Chain与诗中其它作为名词的锁链（chains）对应。标题中省去，但末句不惮繁琐译为“锁链禁梏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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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曼努埃尔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四章曼努埃尔的诞生
在非洲卫理公会以马内利教堂的地下，一个帘幕紧掩的大厅里，孟沙和他的伙伴都坐在那儿等着。假如他们公开集会的话，正在极力破坏张伯伦竞选运动的那帮民主党暴徒恐怕早已来捣乱了。布雷铿立治还没有来，约定的时间早已过了。孟沙他们已经接到警报，说是大街上乱糟糟的像要闹事，从城外来的陌生人也愈来愈多。他们满腹狐疑的摇了摇头，然而还是一致同意，不如等布雷铿立治来了，听他说些什么，再决定对策。这样反正也没有什么害处，说不定还能有些帮助。
当然，这次会晤很可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汤姆不能不看到：种植园主、小农、商人——世代掌权的集团，和图谋在今后掌权的集团——他们之间的密商勾结，已是无可怀疑的了。秘密组织多如牛毛；这一点孟沙知道得比谁都清楚。连他们在商量些什么，作了些什么决定，他都有些分晓；他相信他们在黑人问题上已作出了明确的决定。不过还不见得就是最后的决定，因为：他们了解黑人心里的想法吗？他们不是还在从奸细和一些一厢情愿的人那儿探听消息吗？
可是，孟沙也罢布雷铿立治也罢，史克洛格斯也罢罕普顿也罢，他们谁也不了解他们所要演出的这一场戏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非曲直一类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是用不上的。男男女女一大群人，从守旧的贵族直到蒙昧的奴隶，中间还有大批倔强的农民、偏狭的工匠和乖巧的商人——他们都不能不就人类最切身相关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并贯彻于行动；可是，要他们有头有脑、老老实实地做到这一点，在实际上是困难的，在心理上更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战争留下了余波：南方派和北方佬记着仇恨，黑人多半站在北方佬一边，白人工人则绝大部分无所偏颇，然而满脑袋都是刻毒的种族偏见。
紧接着又出现了战争之后所免不了的贫富差别问题。富人面对着贫困，穷人眼看只有挨饿的份儿。有人指摘重建时期的州议会，头一条罪状就是议会成了穷人世界，在战前议会可是代表富人的，所以这未免违逆天理。但是穷人坚决要求分配土地，颁发救济金；他们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无知，所以还要求开办学校。
富人抱怨征敛过重，拒不付税，纳税人到处集会。可是他们闹不出什么结果，因为穷人不仅自己不付税，还坚决主张有财产就应该捐出来举办公益。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不但南方吓坏了，就是北方也吓坏了，连有些穷苦白人和黑人也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除了剥削穷人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致富之道。过不多久，又响起了一派激烈的，可也是十分正确的新的呼声，揭露州当局有浪费和盗窃现象。呼声一天天响亮、扩大，最后就给张伯伦当上了主将。正直而明理的黑人都参加了，白人也参加了。在当时看来，确实很有希望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由白人和黑人一起当家作主，要为黑人和白人多多在社会上办些好事，谁只要能坚持到收取成果的那一天，都可以得益受惠。
以罕普顿、格里和巴特勒为首，嗣后又推梯尔曼为头子的民主党徒，看见了这个局面，知道在这样的政府里要排斥黑人是办不到的。艾略特、卡度佐和凯因之流，只有用武力才能驱除。一八七六年这股民主党徒突然猖獗万分，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制造分裂。他们打定主意，要公然不顾美国的“民主”传统和基督教精神，把卡罗来纳的居民不问能力，不问身份，一概按种族划分为两个阶层。他们挑起工作的争夺，煽起社会上的仇恨，最后罕普顿还在男女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个决策一定，谋杀、私刑、明定的等级制度，从此伴随着种族和肤色的界限，在南方横行了一百年，还扩展到了天下各地。
一八七六年十月，孟沙看到这幕恐怖的戏开了场。赤裸裸不知羞耻的“白人至上”宣传又嚣张起来了。武装白人在全州搞起了三百个长枪俱乐部。带枪的暴徒涌入会场百般捣乱，把张伯伦的竞选运动搞得实际上就垮了台。对他们稍有违抗，就发动暴乱，以至屠杀。
罕普顿的竞选运动却是声势浩大。他是一个南方绅士，出身是世家，教养也不含糊；他参加过战争，长得高大魁伟，有两百多磅重，风姿潇洒，态度殷勤，留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满嘴的花言巧语，对竞选大会上攒攒簇簇的妇女（“女士们——愿上帝保佑！”）一味恭维个不了。布雷铿立治上校夫妇也曾躬逢摩尔特瑞炮台百年纪念的盛典。成千上万的前南军士兵，骑着大马，全身武装，列队行进，队伍有一里多长。佐治亚的军队越界入境，对黑人警察恶言辱骂，还啐了他们满脸的唾沫。
罕普顿的竞选运动简直变了凯旋游行，欢迎的群众愈来愈多。几十里以外的人们都赶来了，在音乐声和礼炮声中列队前进。还举办了火炬游行，引得人们忆起了当年的风光，祈求这“古老的大州”早日脱罪。妇女都安排了特座。罕普顿坐着一辆缀满鲜花的大马车来了，观众顿时如痴若狂，因为他们看见讲台上还坐着一个年轻的白人妇女，低垂着头，披着黑纱，锁着镣铐。罕普顿在欢呼声和军乐声中一步步走去。那女人立刻站了起来，看去是那么年轻，那么白，那么美；她摞开了黑纱，满面春风，身上再也没有了桎梏！
戏演罢，紧接着就是残酷的镇压。白人居民武装起来了，黑人民兵却被缴掉了武器。知名的共和党人，不论白人黑人，都遭到了跟踪监视。吵架都找到了碴儿，“决斗”都定下了日子。白人共和党员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当下就有好几十人急忙到报馆去刊登启事，声明从此改宗民主党。
汤姆·孟沙的工会不久也受到了攻击。他虽然竭力防范，工会还是遭到了渗透和暗害。有个“工人民主协会”在报上登出广告，说是备有一两百名强壮工人可供雇用，任何工作皆所欢迎。广街上有个商人还备有“民主党”工人，价格公道，人数不拘，随叫随到。在种植园里，声明拥护罕普顿的雇工可以签订优惠的合同，挣得较高的工资，债务也可以一笔勾销；如果是共和党，就给一脚踢开。孟沙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城市里的工人都能紧紧的团结在工会之内，可是乡下的会员却渐渐减少了。
后来有些地位的黑人也出来拥护罕普顿了——有些人真的相信了他对黑人是一片真心，有些人是因为对张伯伦依然不信任，也有些人是得了贿赂，受了恫吓。罕普顿又公开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有人说，得让黑人再当奴隶，也有人说，得限制黑人选举的权利。……不论是哪一条，就算能够实现，也是对我们不利的。首先，现在黑人的劳动力，较之做奴隶的黑人更有价值，因为奴隶是一种不能经久的财产，一旦死亡，就是国民财富的损失。”
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议论，实质是鼓吹无限制的、不负责任的剥削自由劳工；可是这些言论发表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候，一句句都送进了远在南卡罗来纳千里以外的伸得长长的耳朵。接下去罕普顿又作了个声明，连那些思虑深远的黑人听了都不禁担心起来：
“即使……南卡罗来纳的白人把一州的大权都交给了你们，把土地、房屋、教堂、银行、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了你们——没有白人你们还是过不下去。要使本州繁荣昌盛，唯一的途径就是使两大种族建立起友好关系。”
“说得对，”这是孟沙和他伙伴的反应。“说得对，”艾略特、卡度佐、凯因也喊了起来，“可是这种关系又由谁来建立呢？这种关系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张伯伦州长自以为胸有成竹。他满心指望北方会支持本州举行自由选举，必要的话还会派军队保护。他发出声明，向全国呼吁：
“我无论作为一个政府官员，还是作为个人，都有充分的责任昭告全国：目前南方存在的不法、恐怖、暴虐等等现象，其规模之广泛与手段之残暴，已远远超过前此公布一切文告所述的情况。”
格兰特总统立即应呼吁发布声明，下令在三天之内解散一切长枪俱乐部，并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联邦军队开往哥伦比亚。可是民主党迅速采取了对策。长枪俱乐部都变成了“棒球俱乐部”、“教会附设缝纫组”、“家庭保姆服务社”、或“罕普顿—蒂尔顿音乐俱乐部”之类；阅兵、操练虽然停止举行，然而组织并没有解散。十六个连的联邦军队开到了，白人们热烈欢迎，呼声雷动。他们感谢军队来保护他们，他们所要竭力推翻的贪污腐化的黑人政权如今不能再危害他们了。他们还特别把十月二十六日那天定为“祈祷日”。
对敌人的这些策略，黑人和他们那一天天少下去的白人朋友却拿不出有效的手段去回击。部队军官和南方白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能不露形迹地使他们相互接近，产生同情，而黑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张伯伦所大声吁求的这个国家，早已裂成两半，无可挽回了。一边是，虽然看见“来了救世主”，却看不惯这席卷全国的“贪污盗窃风”；而另一边，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追求的，只是高关税、低工资和丰厚的利润。
贪污受贿、政治收买的风气，由“头儿”屠伟德在埃里斯岛的大批移民中开了先例，一直发展到太平洋铁路大老板的盗窃巨款和霸占土地。酒商的赢利从每年三千万元激增到三万万元，后来发觉原来是贿赂了总统的亲信。这一年，还大事铺张的举行了百年纪念，纪念为建立不能逾越种族界线的民主政治徒劳了一百年，正好有个外国皇帝躬逢其盛，用世界上第一架电话讲了话；也就在这一年，在遥远的西部，有个印第安人，受了欺骗，满心气愤，生吞了克斯透将军的心肝。
经济恐慌好似毒雾笼罩了全国，带来了犯罪、饥馑和失业。农民参加了新兴的农民协进会，工人要求流通低值纸币，这种盲目的反抗如火燎原。“自由共和党”的反叛运动从西部卷来，促成民主党战后第一次在众议院占了上风；在纽约州的蒂尔顿率先领导下，全国三十五州有二十三州先后归了民主党。格兰特总统威信扫地，不敢再竞选第三任总统了。
于是南方白人势力的机会就来了，不过他们还是不得不小心对付。他们不能不改变策略：打黑人，不是打过去的奴隶，而是打屠伟德和威士忌集团之类的贪污分子。张伯伦和北方实业界的联盟必须拆散，南方白人应当以廉价的黑人劳动力为诱饵，设法当上北方实业界的新合伙人。要取得廉价劳动力，就只有剥夺黑人的公权——这一点一定要使北方明白。
因此现在孟沙就在这儿等着，大伙儿都满腹狐疑地坐着他。时间已经很晚了——不仅是今天已经很晚了，一年也快要到头了，一八七六年竞选运动的高潮也已接近尾声了。会场上渐渐起了喧哗，秩序也乱起来了。
“布雷铿立治到哪儿去啦？”愤怒的呼声愈来愈高。门轻轻推开了，悄悄走进来一个人，对孟沙小声的说了好半天话，又退了出去。孟沙惊得呆住了，半响才费力地站起身来。
“各位，”他说，“人家把我们撂在脑后了——说不定把我们出卖了。布雷铿立治还安坐在俱乐部里。他没有来，也许他根本就没打算来。三K党正在四乡横行，城里各条街上也在悄悄集结。我们要……”
正说着，门口有个轻微的响动。慢慢的，门开了，衬着门外黑沉沉的夜幕，赫然是杜比侬·艾布雷铿立治夫人的颀长纤细的身影，虽然只是轻衣一袭，却完全是世家贵族的仪态风韵。黑人群里竟来了一个白人妇女。全场没有一点声息。
其实，这一切完全是出于偶然。布雷铿立治夫人原来以为上校是直接去参加孟沙的会议了。她免不了有些失望，因为她本来希望上校会让她一块儿去。不过她心里也有点数目：上校是不会同意她去的，即使同意，也得向怀特·罕普顿之流的南方绅士征求一下意见。罕普顿这个可爱的老头，一味的点头哈腰，笑脸逢迎，满嘴的“女士们——愿上帝保佑！”——其实后面还应该加上半句：“千万别让她们干预政治，插手买卖。”不，他们是不会让她去的。她信步走到了前廊上，正赏玩着炮台广场的看不厌的夜色，忽然有个黑黑的小人影儿悄悄溜上了正门的台阶，递给她一张字条，又悄悄的溜走了。她不由得微微一笑。黑人就爱这么行踪诡秘！
字条是孟沙差人送来的。字条上说，上校至今还没有来，请问夫人他到底还来不来参加会议？什么时候可以到会？布雷铿立治夫人好生诧异，回头看了看钟。会议原定九点钟开始，现在十点也早已过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事儿把他耽误了呢？当然这有很多可能，可是不管怎样总得去安慰一下孟沙：上校一定到会。他多半已经在路上了。布雷铿立治夫人迅速盘算了一下——不错，一定得这么办，这个信应当由她亲自送去。她跟上校可以在那儿会面——上校就是不乐意，也一定会谅解她的。她取了件斗篷，披在黑色的晚服外。
贝蒂露到走廊上来了：“你不出去吧，妈妈？"
“一会儿就回来。”
“刚才回家的时候，我看街上好像不大太平呢。”
“别胡说！我又不会走远的。”说着，她就出门去了。炮台广场的景色很美，她一向就爱在夜晚顺着广场信步徜徉，尽情欣赏远处海港的瑰丽夜景。她走得很慢，一路留心会不会遇见上校，上校或许正好去开会呢，也说不定开完会回来了呢。不过，从俱乐部到黑人教堂，恐怕还有更近的路吧。她停下了脚步，把码头以东的那一片迷宫般的穷街小巷回想了一下。当年她跟蓓茜大婶相熟的时候，有时上门去玩，有时奉命去请，专抄近路，熟悉极了。要找到蓓茜大婶的老家是不成问题的，教堂离那儿就不远了，只要找个人问一下就行。天色已经黑透，她连忙加紧步子。
她正要拐入一条她认识的小巷，忽然闪出来一个白人汉子，挡住了她的去路。
“你要上哪儿去呀？”那汉子结结巴巴的问。
她一看是个醉汉，顿时大为扫兴。她不胜厌恶，没有答理，也不加快步伐，只管往前走去。虽说兵荒马乱，世风不正，她可真没有想到在街上也会受人侮辱。她走进了那条黑魁魁的小巷，只听见背后响起一片叫骂，用不到回头去看，她就知道那是一帮白人。
她沉住了气，只管向前面转角上闪烁不定的煤气灯走去，远远看见头里有一伙黑人。这伙黑人的神气似乎有些异样。他们并没有懒洋洋的退到一边，给她让路，而是木然不动，一声不吭，可是在她耳边却又有个声音在说：“夫人，你还是回到家里去吧。”
她只好从边道上下来。突备她浑身一震，她恍然大悟自己已冒冒失失的闯进了做梦也没想到的危险：仇恨、恐惧、屈辱、报复，这一切正在她身边悄悄打转，一触即发。
其实她还不完全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州内的大局已临到决定的阶段，各方面都在争取盟友，缔结最后的、也是决定命运的同盟。人人都是疑心重重，在小巷口同她搭话的那个无赖就疑心事情不妙。他赶紧去找史克洛格斯。史克洛格斯那时正在离此不远的地方聚众商议，把布雷铿立治的提议告诉那些将信将疑的伙伴，他听见报告吃了一惊。他老是疑心自己会让人出卖，难道现在真让人出卖了？那帮贵族老爷大概在耍什么鬼计吧。这个在黑人住区夤夜潜行的神秘的白人妇女，大概不是使者就是奸细；可能是良家妇女也可能是个娼妓。反正不会有好事，非得把她逮住不可。最好是把她杀死，往“黑鬼”身上一推。这比什么都灵，马上就能促使白人联合一致，结成同盟。他派出暗探，趁着夜色，带了武器，在黑人住区的昏黑小巷中悄然出没。他憋着一肚子恶气，默思对策。
小巷里的那伙黑人看见来了一个白人妇女，也起了疑心，只怕有黑人把他们出卖了，这个白人妇女就是有人在暗中谈判、打算出卖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的明证。他们看见小巷口有白人走动，就发出一声厌恶、愤恨的怒吼。布雷铿立治夫人听见吼声慌忙站住，向两头望望。一个杀机四伏的场面摆在眼前，吓得她不知所措。正在这当口她看见来了一个人，衣冠楚楚，昂然而行。她以为那是个白人，就本能地赶快跑过去，正要开口，倒吃了一惊：原来那也是个黑人。她稍稍犹豫了一下，就问：
“对不起，请问到以马内利教堂往哪儿走？”
那人好没乱貌，起初竟想溜过去，可是随后又站住了，把她的脸儿端详了一阵，踌躇了一下，突然一声不响的回过身去。
“这边走，”那人说着，就匆匆带她穿过小巷，绕过转角，折入一条宽阔的街道，向一座黑洞洞的大房子走去。布雷铿立治夫人觉得很诧异，因为按她的想法，那儿应该是人头挤挤、灯火通明的。她回身想问，带路人已经不见了。在她面前，黑暗中隐隐有一道通地下室的便门。她摸到门前，敲了几下。门开了，一盏灯笼直伸到她脸上。只听见一声惊呼，又是一阵急促的耳语。里面一扇门打开了，于是她就来到了五百个黑人的面前，站在讲坛上的正是汤姆·孟沙。
布雷铿立治夫人对大伙黑人讲话，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在主日学校、在教堂、在仆人的野餐会和联欢会上，她都讲过话。她看惯了他们坐立不定的模样，听惯了他们的痴笑和轻轻的欢笑声，也听惯了那真挚的“是啊，夫人”和“多谢您哪”。可是这一回情形却不一样。这儿只有一片沉默——冷淡的、警惕的沉默。没有笑声，没有热烈的期待，她看到的只是惊讶、怀疑、敌意、猜忌。沉默压得她受不了。她犹豫地望了望汤姆，就向他走去。她低沉而清楚的说：
“我是布雷铿立治上校的代表。上校有点事情给耽误了，不过他马上就可以赶来。他委托我先来说一声……”
她的话断了——窗外接连两声枪响，屋里的灯火突然灭了。她只觉得有人粗鲁地抓住了她，把她推进一个密室似的黑房间里。她气愤极了，就要跟那人拼命。原来，那是汤姆·孟沙。
孟沙点上了一支小蜡烛，对她直瞅。“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的态度严肃到了极点，脸上渗出了汗珠。
布雷铿立治夫人按下了怒气，答道：“布雷铿立治上校原定今天晚上要来参加你们的集会，准备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同我们合作、给我们支持，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的权利。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还没有来——是不是他来了以后又……”她顿住了，盯着孟沙，猛然一阵心寒：难道她的丈夫已遭到了他们的绑架——甚至杀害？
孟沙紧紧的盯着她看了好一阵，这才慢慢的答道：“夫人，你这件事干得大错而特错了。布雷铿立治上校并没有来。什么缘故，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没人知晓也没人保护，冒冒失失的闯进了一场种族冲突——要知道这很可能是一场长期的生死的搏斗。你这是让我们背上了千斤重担。万一你今天晚上在黑人区里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全体黑人和我们的一切朋友都要蒙上不白之冤。我们得送你回到你亲人那儿去——愈快愈好！”
“这有什么为难的呢她刚开口，孟沙就不客气打断了她：“难着哪！”
她一扬脸：“我的事由我自己作主。”
“可不能由你。你得依着我，不然我就堵住你的嘴，把你捆起来带走。你听着，”——孟沙口气虽然激烈，声音依然压得很低——“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我为的是我的同胞。如果你今儿晚上在这里遭了害，不管那是谁犯下的罪，罪名总会落到我们头上。我要设法救你出去。办得到办不到，我不知道；这是要冒险的，要冒很大的危险呢。你丈夫难道没嘱咐过你，叫你别出门？今儿晚上城里只怕要闹大乱子了。快来吧，千万别再胡闹啦！”
布雷铿立治夫人直瞪瞪的对他瞅了好半晌，终于低下头去，说道：“我依你就是。”孟沙那副无比严肃的态度打动了她，也吓坏了她。在两三个人的贴身护卫下，他们出了教堂，贴着小巷悄悄而行，东一拐西一弯，飞快的跑了不少路，终于来到了一条窄窄的小胡同里，在一座整整齐齐的单幢小屋门前停了下来，敲了门，小声密语了一阵，就进去了。
布雷铿立治夫人一下子就认出了这间屋子，敢情这就是她当年常来的蓓茜大婶的老家。屋里的陈设简直没有什么改变：大壁炉里还跳动着红的黄的火焰，古老的雕花桌子还摆在那里，墙上的黑漆画框里还挂着耶稣的画像。对面还是那张塌陷的四柱大床。床上躺着一个连连呻吟的女人，旁边——真的，旁边那个森严可怖、默无声息的人，不就是蓓茜大婶吗。布雷铿立治夫人就要奔过去，可是那老妇人一本正经的对她行了个屈膝礼，既表示欢迎，也是个警告，这就把她挡了驾。她退了回来，看见孟沙和他的伙伴凑在门边细听。除了那个女人的低微的呻吟以外，屋里屋外都是一片寂静。可是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震耳的狂暴的捶门声。
大家都呆立不动，凝神屏息。床上那个女人因为刚刚痛过一阵，也抽了口气，动弹不得，蓓茜大婶正在给她打扇。捶门声又响了，这一回汤姆·孟沙终于把门打开了。门外站着两个白人汉子，都带着长枪。其中一个一眼就看到了布雷铿立治夫人，他鞠了一躬，说：
“夫人，布富铿立治上校派我们来接你回去，他担心路上恐怕不大好走。”
布雷铿立治夫人刚跨了一步，又站住了。“上校为什么自己不来呢？"她问。
那人摆弄着枪……“他忙着哪，夫人……”
“一派鬼话！”从阴影里传来了蓓茜大婶严厉的声音。那两个白人破口大骂，一齐端起枪来。汤姆·孟沙一拳打中了其中一人的脸，背后窜出几双黑手叉住了另一个人的脖子。一阵扭打，一场混战，接着是三声枪响。一个白人哼了一声倒了下去，另一个逃得无影无踪。
布雷铿立治夫人在黑暗中觉得给人托了起来，简直是让人抱着，迅速出了后门，来到一所像谷仓似的黑屋子里，只听见孟沙的声音在她耳边悄悄说道：“夫人，那是个圈套。你要相信我，我怎么也要救你出去，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到你丈夫身边。我们也可以借此表明我们对他的信任。”
他开了马棚门，急忙去牵了匹马，套在一辆轻便马车上。布雷铿立治夫人在一旁等着，觉得自己弄得又乌糟又狼狈。孟沙扶她上了车，策马缓缓而行，穿过了许多小巷，终于接近了港口。汤姆勒住了马，向左一指。左边是河，河的对岸就是布雷铿立治夫人的家。她立刻就要下车，可是孟沙连手都还没有来得及放下，就赶紧拦住了她，小声说：“三K党！”她果然看见远处影影绰绰有些特殊装扮的骑士，有的结伙来往，有的列队集合。
孟沙一言不发，拨过马头，转到街上，猛抽几鞭。这不是朝南往她的家去，这是向北去了，布雷铿立治夫人不由得暗暗叫了起来。孟沙把车子赶得愈来愈快，一边小声说道：“到你家去就要撞上这帮暴徒。你的名誉要完蛋，我的性命也难保！”
布雷铿立治夫人直盯着他。这个黑人是说的实话呢，还是存心要把她抢到满是黑人的岛上，把她打入监牢，或者还要给她更大的折磨？她吓得浑身僵冷，只听见孟沙还在小声说道：“我打算先到赛马街，再经过国王街到灯火明亮的市中心。那边大概不会有三K党，我可以送你到法院附近下车。只有这样最安全。”
马在黑暗中疾驰。布雷铿立治夫人把身子往后一靠，惊慌的心情渐渐平息了。她慢慢地，然而清楚地说道：“上校是真心诚意打算来见你们，向你们作出你们所要求的保证，这一点你应该相信我。上校和我都并不讳言，我们认为黑人不配参加政府；可是我们衷心希望你们能得到公平的待遇，能过个像样的生活，能让你们的子女，特别是天分高、脑筋好的，都有上学的机会。”
孟沙焦心地瞅着前方，小心翼翼地驾着马车，有时沿着铁路急驰，有时顺着不平的街道飞奔，一边答道：“做奴隶可要比你想象的苦得多呢。我是了解的，我自己做过奴隶，我的主子还算是个‘有良心‘的呢。黑人可要比你想象的聪明，学习的能力也要比你想象的强。我是个黑人，我是了解的。如果事情都能按照你我的意思去办，要取得自由又何必要经过流血呢，只要祈求就行。可我们哪有说话的权利呢。现在我们既然挣得了自由，当然要设法保住。我们怎么才能不流血而保住自由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想请你们夫妇俩支持我。上校使我失望了。他今儿晚上跟三K党搞在一起。”
“我不信！”布雷铿立治夫人叫起来。“他是准备来的，他的想法是跟我完全一致的！”
车子到了赛马街了。孟沙小心在意地向左一拐，放慢了速度向西驶去。这儿已是城外，道路崎岖，但行人也稀少。走了好久，这才向南一转弯，拐入国王街，直奔城里而去。
“你也用不到着急嘛，”布雷铿立治夫人说，“你有什么证据说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呢？”
“白人决心要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逼着黑人再去充当奴隶。黑人不是不能打，可是一来没有武器，二来领导又有分歧。不过，万不得已的话他们还是要起来拼命的。穷苦白人按说应该站在我们一边，可他们恨我们比恨种植园主还厉害。我们呢，也一样胡涂，恨死了他们。北方发生了经济恐慌和贪污风潮，闹得焦头烂额，重新又来求种植园主帮忙。因此，现在一切的关键就在于种植园主，在于他们的领袖——世家大族。他们要是能看清局势的话，就大可以依靠大批技术熟练的黑白工人，去同北方的大财主分庭抗礼。可是他们不干！他们倒纠集了穷苦白人，来屠杀‘黑鬼'！”
布雷铿立治夫人想说几句，可是不知道怎样说好。孟沙放马缓缓而行，最后靠上了人行道，扣住了马，四下一望，周围看不见一个行人，难得才有一辆马车经过。
“在这儿你很安全了”孟沙说道。“那头是十字路口，过了路口就是法院。再过两条街，你就可以找到你丈夫了。”
“你让我走着去？”她吃了一惊。
“这哪儿能，你只管赶着车去，我明天派人来取就是。”
她睁大了眼睛望着孟沙。“在这样危险的夜晚，你叫我单身回去？”
“白人妇女倒是单身比较安全，同个黑人在一起反而麻烦。”
她冒了火了：“安全的是这黑人自己！你要害怕就别去了。”说着就伸手来接缰绳。
孟沙犹豫了。“我当然害怕，”他慢慢的说，心里却在迅速盘算。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是正直可靠的。如果能把她平安无事的送到她丈夫身边，她或许还能劝劝她的丈夫和那班种植园主，设法制止极端分子的阴谋。如果把她丢下不管，她会怀恨在心，反对他的计划，她的丈夫当然也会成为他的敌人。而且眼下虽已到了城里，她还很可能被人故意杀死，把杀人大罪推在他身上。可是反过来说，今天晚上要公然跟一个种植园主的妻子同车赶到市中心，闯进三K党的虎口，那也是够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在被人发觉以前能闯进去多远？发现以后要过多久才能见到布雷铿立治上校？
如果一切顺利，他把布雷铿立治夫人安然无事的送到她丈夫手里，他说不定还会让白人当作英雄。可是如果计划受阻，闹得像是绑架未遂，那么，他就别想见到那快要出世的孩子了，同时南方的民主也就完了。他默默的又接过了缰绳，四下里一望，静听了片刻，就赶着车子出发了。布雷铿立治夫人带着阴郁的笑容，往座位上一靠。她的恐慌早已烟消雾散，如今脑子也非常清楚。一切都是误会。她要让孟沙跟她丈夫碰碰头，好好的谈一谈。她千万不能放孟沙走；一走，孟沙自己也危险。
他们没有再说话，车子赶得也不算太快，不久就到了菜市街的对面。冷不防，从菜市街上窜出两个白袍尖帽的蒙面人，打马飞奔而来。他们一边一个，赶到车前，把车里的一男一女细细打量。孟沙稍稍放慢了速度，却没说什么，布雷铿立治夫人扬起了脸，从容自若地也盯着他们看。两个暴徒不吭一声，一齐兜转马头，一个重又往北奔去，另一个拼命向南飞跑。孟沙看准了这是唯一的机会。
“坐稳啦！”他大喊一声，探出身子，猛抽一鞭。马向前一个急窜，车子晃晃荡荡的直向圣大卫教堂冲去。前面那个三K党已经跑远，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听见了背后大队人马的隆隆的马蹄声。
汤姆连连挥鞭，马拼命狂奔。布雷铿立治夫人受了一惊，可是她并不慌张。她已经胸有成竹。如果在俱乐部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就赶紧回家。她要把孟沙的为人和他的英勇举动告诉丈夫。她要设法保护他，好好酬谢他。然后再请他们来商谈正事。这一切她都明明白白的想好了。
他们到了广街，不提防迎面奔来一队不蒙面的人马，在对面猛然勒马停步，孟沙来不及把汗水淋淋的马扣住，一头撞上了队伍。布雷铿立治夫人看见了她的丈夫，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她叫了他两声，突然昏了过去。上校把她抱到马上，疯狂似的奔回家去。
布雷铿立治上校的伙伴和那一队蒙面的人马并没有跟着他去。他们拉着卸了牲口的马车，掉过马头，直对着那波涛汹涌的黑沉沉的海湾。海湾外刮起了大风，尖声呼啸，扑到他们脸上。他们驱马涌入了阴惨惨的穷街小巷。他们把汤姆·孟沙拖下了车子，往他自己家的门板上一摔。孟沙张开了手臂，鼓着血红的眼睛，倒在门上。成百支枪一齐轰然喷火，一阵弹雨打得屋子千孔百洞，打得他的身驱只剩下模糊难辨的一堆血肉残骨。三个声音同时划破了寒夜：临死的哀号，产妇的绝叫，还有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
屋子里，那个显得无比衰老的高个子黑妇人，始终连头也不抬，一直照料着在床上痛得直扭的产妇。渐渐的，她使做母亲的安静了下来，于是就抱起孩子，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走到门口，默默的用他父亲的鲜血点在他前额上。然后她就踏着那堆狼帮的血肉，抱着轻轻啼哭的娃娃，消失在黑暗里。
这谩漫的长夜里，疯狂的暴徒整夜在黑暗中奔逐，黑暗也一直追逐着黎明。天地流下了眼泪，泪水迷糊了星星。白人的大街上，家家户户漆黑一片，严严的上了窗板；女人缩作一团，男人紧握着枪杆。黑人的小巷里，黑黑的人影都匆匆向北跑去，最后大伙都失去了影踪，而以马内利教堂新建的大林拜堂里则藏着上千个黑人。凯因主教，那个当过议员和编辑的凯因主教，那个迷路黑人的引路人，悄悄地迎接了他们。大伙心底的深处都在低唱：
兄弟啊，我的前途——我的前途茫茫！
我的前途呵——但愿有天使下降……
主教正要讲话，只听见像霹雳似的，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大伙连心都不跳了。进来的是那个老妇人，裸着半身，高高的举起了一条消瘦的胳膊，巨大的手掌里托着一个染有血渍的婴儿。她慢慢的摆动着身子，一路舞蹈，穿过大堂。呆呆的站在祭坛后面的主教，看到那一千年前流传下来的非洲的“死亡之舞”又重现了。人们连成一条长蛇，跟在一路舞蹈的老妇人背后，随着她的号叫而悲叹：
“上帝真该诅咒！地狱的魔鬼，带着这个鲜血换来的娃娃到处显灵吧！烧吧！杀吧！焼吧！跟毒蛇一块儿爬吧！爬吧！看黑色的火焰哪！”
尖厉的叫喊一声高过一声，只见人们双手乱挥，口喷白沫。那女巫的动作渐渐慢了，声音也几如耳语。突然她大声叫道：“他有了名啦！他的名字就叫曼努埃尔。说罢，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大伙儿精疲力竭，有的坐下，有的站着，有的伏在地上。主教转到祭坛跟前，缓缓跪下，说道：
“我们来祷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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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时政府关于战争宗旨的宣言（1917年3月27日〔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3．临时政府关于战争宗旨的宣言
（1917年3月27日〔4月9日〕）
二月革命后，和平问题是群众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临时政府发表这一宣言，企图用空洞的言辞来掩饰它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目的。
公民们！
临时政府讨论了俄国的军事形势，意识到对国家的责任，决定直接公开地向人民讲出全部真相。
巴被推翻的政权使国防工作处于严重混乱状态。它那种不能容忍的无所作为和愚蠢的措施使我国的财政、粮食和运输事业、军队供应工作陷于崩溃。它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制度。
临时政府在全体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尽一切努力来克服旧制度留下的这些严重后果。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在这漫长的两年半的战争岁月里，祖国许多儿女流了大量鲜血，而国家仍处在强大敌人的打击之下。他们占领了我国的大片土地。现在，在俄国获得自由之时，我们面临着他们发动新的强大进攻的威胁。
保卫我们自己的财产，把侵入我国边界的敌人赶出国土，这是我们的战士，保卫人民自由的战士的首要任务，是生命攸关的任务。
临时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同我们的盟国密切团结，解决同世界大战和结束大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它认为现在它有权力也有责任声明，自由俄国的目的不是统治别的民族，不是夺取他们的民族财产，不是武力侵占别人的领土，而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确立持久和平。俄国人民不想牺牲别国人民来扩大外部对自己的援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奴役和凌辱。为了实现最高的正义原则，他们除去了压在波兰人民头上的枷锁。但是，俄国人民不允许他们的祖国在退出这场大搏斗时是屈辱的、有生力量遭破坏的国家。这个原则将是临时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临时政府在全面遵守我们对自己盟国承担的义务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贯彻人民的意志，保卫我们祖国的权利。
自由俄国的临时政府无权向人民隐瞒真相：国家在危险中。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来拯救它。国家对所说真相的回答将不是无用的沮丧，不是士气低落，而是万众一心的激情，去建立统一的人民意志。这意志将给我们以新的斗争力量，使我国获得拯救。
在这严峻的时刻，让整个国家获得力量来巩固得到的自由，并为自由俄国的幸福不倦工作。临时政府庄严地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它坚信，在全体人民的全面和一致支持下，它自身能够彻底履行它对国家所负的职责。
总理李沃夫公爵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4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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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革命者Ⅱ
革命者
行进
向着
死亡的
打击
革命者
梦想着
超越死亡的
生命
之梦
雷霆
和闪电
欣然
赴死
为了
从一颗
种子
绽放出
一千朵自由的
花儿
超越
死亡
为了
从一个梦想家的
梦里
绽放出
一千朵超越死亡的
自由之花
是的
革命者
这样赴死
从中
一百万朵花儿，一百万颗超越死亡的
自由的种子
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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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革命者Ⅰ
我们
是永远的
男子汉
扬起
命运的
帆
为真实世界
创造意义的
创造者
越过
天空
消逝于
永恒
是的
我们是
革命者
永远的
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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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如果
如果
在花丛中
荆棘
绽放
如果
在贫瘠的
荒漠中
眼泪绽放
如果
在全世界
多数人
依然挨饿
如果
风并不鼓起
我们希望之舟的
帆篷
如果
世上多数人
并未起而对抗人间的
暴政和不义
如果
世界依旧
是今天这个世界
如我们所知的世界
今天，明天和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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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越来越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利润——越来越多
依着
眼泪
掉下的
拍子
穷人
划呀划着
国家的
经济之舟
穷人消费得
越来
越多
好让
生产者
生产得越来
越多
好让
生产者
获利越来
越多
通过生产得
越来越多
穷人
划桨划得
越来越卖力
并且因为
消费得
越来越多而
变穷，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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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资本主义
为了
生产
而生产
为了
生产
而消费
广告
生产着一种
消费得更多的欲望
新款式
取代
预备淘汰的
旧款式
时尚
在相互
攀比
对物质商品
贪得无厌的欲望
生产了一种消费
为更多的生产
为了从生产
得到更多利润
现代生产的
基础
资本主义
消费
对更多的
物质财富的
一种渴望
一种贪求
消费得越多
才能
生产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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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现代经济
世界经济
赖以
建立的
经济模式
是不对头的
现代经济
为少数的
富人
制造财富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贫穷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
微笑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眼泪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
安全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不稳定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
合理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不义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光明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黑暗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利润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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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亲爱的Ⅱ
亲爱的
无家可归的人
要到
哪个家去
恋人们
在哪一种爱里
找到自己的爱
没有脚的人
走着
哪条路
不死的人
埋在
哪座坟墓里
穷人
在哪种经济里
不是穷人
枪
用来杀人
没有人
用来杀死枪的
而我的爱人啊
春日的
坟墓
是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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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亲爱的Ⅰ
亲爱的
荒漠
不是贫瘠的
你看到
这片土地的眼睛
才是
贫瘠的
从你眼中
坠落的
眼泪
不是贫瘠的
是你的微笑
不欢迎
自己眼中的
眼泪的
你的微笑
让眼泪变得
贫瘠
穷人的
贫困的生活
是贫瘠的
是贪求
越来越多财富的
富人
把
穷人的生活
贫困的生活
变得贫瘠
而爱人
我的爱人啊
死后的
生活
不是贫瘠的
是你的从生
到死
所过的
贫瘠的
生活
我的爱人啊
把死亡变得
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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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自由
我们已播下
一千颗种子
但是自由的
花儿
并未绽放
我们已走了
一千步
但是我们并未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自由
我们已经打破
一千条锁链
但我们发现自己
仍是寻求
自由的
囚犯
我们寻求过
一千种原因
但我们仍旧答不出
为什么我们
不能自由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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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颜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革命的颜色
红
是血的
颜色
是我们
为革命
洒流的血
红
是旗帜的
颜色
我们曾经
为革命
集结在旗帜下
红
是革命之花的
颜色
它孕育于
我们以身躯
为革命
播撒的种子
红
是太阳的
颜色
太阳下我们向着死亡
挺进
为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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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锁链能开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假如锁链能开口
假如沙漠能开口
它会告诉你
干渴难熬
看见了云朵
却得不到雨水
是怎样的感受
假如穷人能开口
他们会告诉你
和富人们
活在同一个城市
却一贫如洗
是怎样的感受
假如被赤贫禁梏的
大多数人能开口
他们会告诉你
被一小撮特权者、
富人、精英所统治
是怎样的感受
假如被禁梏的人能开口
他们会问你
你还能不能把锁链
戴在他们脚上
在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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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悲剧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陷于饥饿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仍旧受穷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花儿
不能绽放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这荆棘
这唯一的花朵
穷人，听天由命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用他们的泪，血
浇灌贫困的种子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含着泪
唱贫困之歌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人民
不把悲剧
当作悲剧
在一个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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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兹·艾哈迈德·费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费兹·艾哈迈德·费兹
1984年11月20日去世
因为费兹的诗
是从我们
国家的受伤的心脏
流出的
血
血的心跳
就是费兹的诗
痛斥着我们国家的
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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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这一天
千千万万条河流
有一天将流过
我们土地上的
贫瘠的荒漠
千千万万朵花儿
今天已绽放
千千万万个自由战士
已在这一天死去
因为你们死去了
千千万万人
今天走在
一面旗帜
红旗下
我们已迈开步
默默地
带上你们的遗体
今天
我们身体里的血
等待着溢出这片土地
为了终有一天争得自由
因为你们曾经活着
今天，已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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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下一代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给世界留下
一代人的
堕落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在世界的田野上
播下枪支
弹药的种子
用枪炮收割
下一代的
血和死亡的庄稼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建立消费的经济
热衷于消费
以这个世界上的
弱者为代价
让四分之三个世界
深陷在贫困和饥饿中
让富人能过着
富裕的生活，远离
贫困、饥饿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因为他们
把能够留给
下一代的
所有的东西都
剥夺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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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饿殍
贫困的
田野
这田野
穷人无尽的泪水
播撒下
无数贫困的
种子
在贫困的田野上
从这些种子里
唯一绽放的
花朵
是贫困的荆棘
一个众所周知的
事实
贫困
繁衍了
更多贫困
世界银行
富国
规划了穷国的
经济
贫困的经济
施舍
几个硬币
他们捞回了
无数美元，作为施舍
钱财的
数十亿计的利息
给乞丐的小钱
让可怜的乞丐
永远饥饿
让穷国
永远要从富人
那儿乞讨
施舍的小钱[1]
来缓解穷国
数以百万计的
饿殍的饥饿
[1]小钱：英文的原文是便士（pen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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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领导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你们的领导人
一个从不
走路
不被水
弄湿的人
他真能够
在水里游泳吗
一个从没
饿过的人
他能知道
饥饿是什么
滋味吗
一个从没
缺过钱的
富人
他能知道
贫穷，饥饿
身无分文
是什么滋味吗
富人
封建地主
当上领导人的
有钱人
怎么能在大会上
代表那些
没钱的人
怎么能做穷人
饥饿的人的
领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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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平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社会不平等
如果你
没有码尺
来丈量
贫困
那你就
没有贫困
你有了
一个无阶级社会
在一个国家里
如果你
没有任何一种
对多数群众的
剥削
你就有了一种平等
一种无阶级社会
这是一边倒的对等
少数人和
大多数之间的
不平等
少数人
富有了
以大多数人
以多数人的贫困
为代价
这就有了
阶级
富人和穷人
一种不平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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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宴会结束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人民的宴会[1]结束了
刀剑生锈了
武器已捆起
精神疲惫不堪
美已经焚毁
火焰的余烬
提醒我们人民的宴会
已经结束了
桌子空了
食物已吃光
银行的金库全空了
经济已走向破产
所以现在用血和肉来偿付
鸽子也都被老鹰吃得
一干二净
因为桌子已被翻倒过来
压在自由之上
但我们仍继续干着苦役并祈祷
因为我们仍要养活家人
因为他们仍旧饥饿
我们必须用血，用钱，养活他们
因为桌子全都空了
因为人民的宴会已结束
食物全都被仍然
饥饿的八千万人民
吃得精光
[1]英文本标题是ThePeople'sPartyIsOver。Party同时有党、宴会的意思。ThePeople'sParty即“人民党”和“人民的宴会”的双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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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殖民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新殖民主义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所统治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贿赂着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所收买
那里的
军队
是为了保护
统治着
东方的
领导人
由西方
来武装的
军队
是为了保持
现状
由西方
保护统治着
东方的
领导人
通过东方的
统治者
西方统治着
其余的人
多数人
这些人购买西方
进口的产品
深重的贫困
奴隶劳动
由东方
来提供
为西方
制造廉价产品
新殖民主义
新面孔
那里的统治者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统治
贿赂
收买
军队
保护西方的
利益
用从西方
购买的枪
殖民主义的新面孔
由西方统治的
少数人
统治着东方的
大多数
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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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田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村田革命[1]
“村田”
意味着你
拥有的土地
不只是你
死后下葬的
那一点儿
贝娜齐尔家族拥有村田
纳瓦兹·谢里夫[2]家族拥有村田
封建主拥有村田
资本家拥有村田
将军们拥有村田
国民大会[3]成员拥有村田
参议员拥有村田
腐败官僚们拥有村田
在巴基斯坦，那些
耕种土地的人
那些
播种的人
在土地上
劳作的人
却没有土地
多数人
是无地农民
多数人是穷人
多数人无力自助
多数人没上过学
作为农业国的
巴基斯坦的人民
我们需要的是土地改革
夺取少数封建地主的土地
把土地分给多数穷人
土地改革是当务之急
在我们国家里
[1]村田：原文为Muraba，源自印度语murabba，意为“方形”。1muraba等于25英亩土地。或译为“农场土地”。
[2]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领袖。该党于1993年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1997年谢里夫出任总理，1999年穆沙拉夫掌权后被逮捕判刑。
[3]国民大会：原文用缩略语MNA，英文全称为MemberofNationalAssembly。巴斯斯坦本国称为PakistanTehreek-e-Insaf(P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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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选举的议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下一次选举的议程
党
将赢得选举
它为下次选举
提出了
以下
三点议程
第一点
结束封建制
土地改革
把土地给予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
巴基斯坦是个农业国
耕地要
还给人民
第二点
取消军队
如我们所知的
不拿薪水的雇佣军
只有自愿的
人民军队
整个国家
成为一支常备军
一旦发生战争
举国为
卫国
而战
第三点
终止所有进口
依靠国家的
自有资源
自给自足
自力更生
在你自己国家
制造你所需的每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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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社会保障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住房社会保障部[1]
过去贵族的
老巫婆们
你们可以得到我的祝愿
但得不到我的热情
你们可以得到我的问候[2]
但得不到我的尊重
你们盘踞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
建立在群众和其他人的
梦想之上的
带防御工事的城堡和房屋里
你们的眼睛一天天地瞎了
就像你们的心
一天比一天冷酷
你们看得见地平线上的云朵吗
你们能感觉到暴风雨的来临
大爆发前的沉默吗
因为我会看到
你们的梦想世界碎成齑粉
你们的日子到头了
但你们看不见我的手在奋笔疾书
就像你们看不见
你们国土上的人民的
哭泣、痛苦和鲜血
结局已经近了
一条新的路
一道新的光
一种新希望
一个新时代已经近了
但你们仍旧盘踞
在充斥着自己的错觉
愿望和想法的梦想世界里
而这世界其余的人都会消失不见
让你们留在自己的梦想世界里
这样你们可以梦想着靠牺牲你们的
国土上其余的人民为代价
来虚度一生
[1]住房社会保障部（DefenseHousingSociety）：网上查到的名称是DefenceHousingAuthority，即“住房保障管理局”，由军方控制，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权力很大，可征收、买卖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也是极其腐败、监守自盗和自肥的一个机构。从这首诗来看，该机构麋集了大批旧贵族出身的人物。
[2]问候：原文是萨拉姆（salam）。Salam是As-salamualaykum的简化，阿拉伯语或从阿拉伯语衍生的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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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第三世界
第一世界
超级大国
前殖民者
全球统治者
在这个世界上
制造冲突
一种持久的不战争
即无和平的状态
策划好的贫困
落后
策划给了
第三世界
第一世界欣欣向荣
通过贩卖军火
和奔驰汽车
给第三世界的
领导人
而大多数的
人民
深陷于落后
多好的安排啊
对第一世界来说
它越来越富
以其余的世界
以第三世界的
死亡和贫困
落后
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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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过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选举过后
手，名字和面孔
唯一的改变
枪和子弹他们留着
帆的颜色
红的，白的，绿的，黄的
或是进口的星条状的
东方和西方的
意识形态、宗教
旗帜的颜色
能改变一个国家的
命运吗，它乞求
用自己的自由
换取援助
一无所获，却仍
一味地乞讨
赢家，输家
满载货物的那艘船的
主宰者，划手，贫穷和锁链
来自应许之地的许诺
大大小小、形形形色的老鼠
都装在这船上，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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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托的绞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布托[1]的绞刑
赌注押上了
骰子滚动
头颅滚动
座落在那里的
空荡荡的赌场
活生生地见证
我们的失败
我们的梦想之舟
曾经横渡
大海
如今搁浅，破碎
在
海岸上
对世界说道
是的，我在海上
迷了路
海岸
曾经
挤满了人群
如今荒芜地伸展，等待着
国家流泪
大海哭泣
我们的眼流着泪
因为它们都
还记得你
太阳
曾经闪耀
如此明亮
在蓝天上
如今却在坠落
慢慢地，永远地
在一场梦中
[1]指阿里·布托（1928—1979），即贝·布托的父亲。1967年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民主运动，1969年推翻了阿尤布·汗政府，次年当选为人民党主席。1971年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77年7月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阿里·布托被推翻、入狱，1979年4月4日被施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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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曾说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切·格瓦拉曾说过
我们将以一场猛攻
改变这个物质至上的
世界的现状
革命之后
我们将重建
这破碎的世界
总有一天
我们将为这世界献身
每一个人的死
将使千千万万的革命者
在这世上诞生
自由的世界将从一次次
革命中崭露头角
在世界各地
许多人将为
自由的事业献身
在世界各地
我们将如风暴般持续地撞击
这物质至上的世界之墙
我们将如花朵般拥抱
这革命世界的荆棘
像一片苦候着雨水的沙漠
我们将在
这世上苦候自由
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
和自由了的同志再相聚
在这个世上
或者明天他就为
争取自由而战死，在这个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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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之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风暴之声
大海的波涛
挟着风暴
之声
不平等之压力
积聚了风暴
富人和穷人
是风暴的
两极
富人与
穷人之间的
差距越大
风暴就越大
统治越严酷
飓风眼之中的
风暴之心
越温和
在风暴的温和中
藏着比强者
更强的
风暴的力量
富人与
穷人之间的
差距越大
变革将越大
在不平等之中
藏着风暴的张力
在我们的软弱中
藏着强者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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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致读者
我的诗和韵文
是贵国状况的
一面镜子
小心，你可别
搞碎了这面镜子
它映照出
你内心的负罪感
因为在所有那些人之中
你对贵国的贫困
怀着最深的内疚
你啊，能看懂
理解我的诗篇的
意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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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文化与普罗艺术（托洛茨基著，迅雷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普罗文化与普罗艺术
（托洛茨基著，迅雷译）
每一个统治阶级都须创造它自己的文化，因之也创造它自己的艺术。历史上曾经有过东方和远古的奴隶占有文化，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文化以及现在支配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由此好像已足以这样引申说，无产阶级也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艺术。
然而问题却不像一眼看来那么简单。奴隶主所支配的社会，其存续曾历数世纪之久。封建制度亦复如此。资产阶级的文化假如只从它大张旗鼓的时期算起，亦即是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已存续了五世纪之久，但它直到十九世纪，或更精密点说，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期才充分成熟。历史告诉我们，环绕着统治阶级形成一种新文化，需要很多的时间，且仅在该阶级濒于政治衰落的时代，才能达到成熟的境地。
无产阶级能以很简单的拿出充分的时间来创立普罗文化么？与奴隶主的、封建地主的乃至资本家的统治制度迥不相同，无产阶级乃是把它的阶级专政看作一个短促的过渡时期。对于这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若不愿太过于乐观估量时，那我们即须指出，蔓延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其延续期将非数月，而是数年或数十年——也只是数十年，但并不是数百年更不是数千年。无产阶级能在这个期间创出一种新的文化么？怀疑到这一层是很合理的，因为在社会革命的时期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比起新建设来，这儿破坏要占更大的地位。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须倾其主要之精力以从事夺取政权，并且为着求存及进一步斗争的迫切需要，须保持、巩固而且运用这个政权。唯其当着这个革命的时期，这时有计划的文化建设的可能，被局限于窄狭的范围以内，而无产阶级这时亦正达于高度的紧张与其阶级性之充分流露。反之：新的统治制度愈能充分免除政治军事的意外，文化创造的条件愈能顺利时，则无产阶级愈能消融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之中而脱除其阶级本色，亦即是不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换言之，在专政的时期谈不上什么新文化的形成，亦即是历史上大规模的建设；但当铁一般的专政需要失其意义时，这时所要开始的前无其伦的文化建设，却已不复具有阶级性了。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没有，抑且不会有；我们对于这点似乎常没有在意。
以资产阶级文化来类推无产阶级文化，这种不伦不类的论调，是由于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毫无批判的看成一例。这种浅薄而任意的，历史形式对比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之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历史进行的轨道，固迥不相俟。
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经过几次的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几世纪便已开始了。当资产阶级还是第三阀一切权利半被剥夺的时期，他在文化建设的各方面，便已曾发生过很大的而且与日俱增的作用。在建筑上尤其显然。歌特式的（Gothic）教堂，不是在宗教灵感的冲动之下忽然建筑起来的。克玲礼拜堂的构造，它的建筑与雕刻，汇集人类穴居时代以来的经验，并将这种经验元素并合在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体现当代的文化，终之亦即是体现当代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旧时基尔特式的行会式的资产阶级前身，实是歌特式建筑的真正创意者。当资产阶级地位渐臻巩固时，亦即是当它更形富有时，它于是乃自动的沿着歌特式而创出他们特有的建筑形式——这已不是为着教堂而是为着建造自己宫殿的需要了。他们依据着哥特式的建筑经验，回溯之于往古（主要的是罗马的建筑），并利用摩尔（Moor）民族的建筑形式，把这一切总揽起来以调节新都市建筑的条件和需要，这样也便形成了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念五年末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那些元素是取之于往古，那些元素是取之于歌特人（Goth），以及二者的去取孰轻孰重，专家很可以将它计算出来。总之，文艺复兴实始于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在文化上已经饱和的新兴社会阶级，自觉已足以从歌特式拱廊底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把哥特式的艺术以及前此的一切，都一律看作材料，而随心去取那过去的技术成分以自创其建筑艺术。其他一切艺术其情形亦复相类，所不同的，只是因为那些“自由的”艺术更富于可塑性，即它们依据实利目的和材料的程度，比较更浅，故特能显露其风格之取得与蜕变的辩证性，而不像建筑艺术那么呆板。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目的在于替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造成一种心理与政治环境的更顺利条件，从那时起，直到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的革命时期（在法兰西）止，其间经过三四世纪，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长足的发展。法国大革命与因之而生的战争，使文化之物质水平暂趋低降。但自此以后，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却竟被认为“自然”而且“永久”的东西了。
因此，资产阶级文化垒成的基本历程及其风格之凝固，乃系由资产阶级（它是占有的剥削的阶级）之社会特性所决定：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不仅物质上是在向前发展，用各种方法与后者相缠涉，把财富攫入自己手中；并且远在它还是第三阀没有公然取得政权以前，便已将知识阶级吸收到自己方面来以形成它的文化基础（学校、大学、研究院、新闻纸、杂志）。我们总该记得，德国资产阶级在技术、哲学、科学和艺术上都非常超越，迟至1918年政权还留在封建官僚的掌中，仅到德国文化的物质成分将毁成碎片时，才决定，或者更正确点说，才被迫而直接握取政权。
但有人也许可以这样说：奴隶占有时代的艺术，几千年才完成，资产阶级的艺术，几百年便完成，那末，为什么无资产阶级文化不能于几十年之内完成呢？现时生活的技术基础已经不同了，因此速度亦自不同。这种异议表面上似乎足以服人，实则事实上是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固然，在新社会的发展中，必有这样一个时机的来临，那时在经济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在艺术方面都可得到运行前进的高度自由。至于它的速度这时我们只能憧憬着罢了。在摆脱了每天为面包而煎迫的社会中，这儿的公共食堂要预备优美滋养而适口的食品，任人选择；这儿的公共洗衣厂，要洗净每人的优良衬衫；这儿的儿童，一切的儿童要养育得很好，快乐而且健强，并且可以在其中吸收科学与艺术元素，像吸收蛋白质、空气和太阳的热力一样；这儿的电气和无线电要不像现在一样，成为奇技淫巧，却须随着规置齐全的电纽的支使成为动力集中供给的不竭源泉；这儿要没有“吃闲饭的人”；这儿被解放了的人的自我精神，适成为无上之力！——要用之于全宇宙的了解，改变与改善上——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文化发展的动力，将成为空前无比，但这只有经过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涉渡才能进入这个时期，而这种涉渡还在我们前面。我们现在所说的正是这个涉渡时期的问题。
难道我们的现时乃是非动态的吗？不，实系在大动态之中。不过动力是集中在政治上。大战与革命都是动的，——但这些都很足以破坏技术与文化。固然，大战曾产出许多技术的发明。但由它所产生的贫穷，使这些足以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发明，曾长期延搁而一时不能见诸实用。无线电、航空术以及其他技术的发明都是如此。革命的本身是要替新社会准备下前提。但它是用旧社会的方法，如阶级斗争、暴力、破坏与毁灭这些方法来进行准备的。假使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则人类也许要窒息于自身矛盾之中。革命拯救了社会与文化，但却用的是残酷的外科手术。一切的精锐力量都集中在政治上和革命斗争上，——其余一切都退至不重要地位，那一切足以妨碍革命斗争的东西都被无情的踏在脚下去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其局部的涨潮与落潮：军事共产主义让渡于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本身又经过不同的阶段。然根本上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新社会“生产文化”的组织而是争取这种组织的革命战斗的阵列（Order）。忽视了这点是要不得的。我们想，未来的历史家定要把旧社会的顶点位之于1914年8月2日，彼时资产阶级文化的疯狂势力，将帝国主义大战的血与火涂污了全世界。人类新历史的开端，却应从1917年11月7日算起。我们想，人类进化的基本阶段，大致可以划分如下：原人的前史时期；以奴隶制度为骨干的古代史；基于农奴制的中世纪史；榨取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无痛苦的——让我们这样希望——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无论如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所占的二十、三十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恰只是由一种制度到另一制度的艰难渡涉期，但绝不能把它特划为无产阶级文化的独立时代。
现在，在这几年喘息期中，关于这一层，在我们苏联很可以发生一些幻想。我们已将文化建设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之上了。若把我们现日的悬想，心理的伸张至辽远的将来，那或有无产阶级文化之可言。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建设虽然重要而且异常必需，却不能不全为欧洲和世界革命的信号所支配。我们依然还是战阵中的健儿。休息时我们要将衬衣洗净，我们要梳剃头发，最要紧的还得把来复枪擦净上油。现时我们一切的经济文化工作，只不过是在两个战争间略事调整我们的队伍而已。主要的战事还在前面——也许不怎么远。我们的现时代还不是新文化时代，只不过是走向这一时代的入口而已。第一我们要将旧文化的重要元素归诸国家占有，俾至少能为新文化填补出一条道路。
假若将这一任务就国际范围来加以考察，则问题将愈为显明。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只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即此已将它局限于狭隘范围之内，使其不能吸收资产阶级文化那些可以永列于人类财产簿上的元素。固然，就某种意义讲来，无产阶级，至少是欧洲的无产阶级曾经有过它的改良时代，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这时它不敢轻于一试去夺取政权，乃暂谋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争得适于其发展的更有利的合法环境。但是，第一，在那与第二国际时代大体相合的“改良”时代（议会政策与社会改良），历史所给予无产阶级的时间只几十年而给予资产阶级的却是几世纪。第二，无产阶级在这个准备时期并没有变成一个更形富有的阶级，并没有能把物质的力量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反之，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它却变到更不幸的地位去了。资产阶级是在当代文化全副武装之下取得了政权；无产阶级在它从事夺取政权的时候，只是在一种获得文化的迫切需要之下而已。既得政权后，无产阶级的主要职任，在于将那些过去与之无缘的文化机关——工业、学校、印刷厂、出版机关、剧场等攫入自己手中，经过这一着，替自己开辟一条到文化之路。
在我们俄国，因一切文化传统之贫弱，以及近十年事件所造成的物质毁灭，使这一任务愈加沉重。在取得政权以后，经过几近六年的斗争，以求使这政权继续存在而且越固，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竭其全力去造成物质生存最原始的条件并去和文化的初步相接触——而此处所说的初步，实即就字面的真实意义而言。我们决定要在苏联成立十周纪念之时，使全俄人民都能识字，这决不是无所为的。
也许会有人反对，我把无产阶级文化看得太宽泛了。并以为，充分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化固不会有，然工人阶级在它未消融于共产社会之中以前，固可以在文化上加盖它自己的印记。实际上这种反对的论调，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实是从普罗文化阵地的一个严重退却。在专政时期，无产阶级要在文化上加盖上它自己的印记，这是不成问题的。假使我们对于普罗文化的了解，是把它视为在物质创造精神创造的各方面，其智能发达而且和谐的全系统，那么，那种盖上自己印记的文化，与普罗文化相距不知有多么远。只有一件事可以算是极重要的新文化的事实，即便是成千百万的人学会了写、读、算的艺术。新的文化，就其本身性质而言，不应该是贵族的，为着少数特权者的，而应是群众的，普遍而且通行的。这儿可以由量转变到质：随着文化群众化的发展，将可以提高文化的水平并且可以使其整个的改头换面。但这种历程须经过几许历史阶段才能以发展起来。在它成功的程度上，无产阶级的阶级联系将随之日益减弱，而终之亦减弱普罗文化的立场。
但阶级的上层分子是么样的呢？它的智识的前锋是怎么样的呢？就在这很狭小的范围以内，是否可以说现时已经完成普罗文化的发展呢？难道我们没有共产主义学院吗？难道我们没有红色教授学院吗？有些人很容易上这种极抽象的设问方式的当。他们似乎以为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去创造一种文化。实则文化的基本织物，是由一阶级及其本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交互影响交互动作而织成。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的、政治的、艺术的——是由资产阶级与其发明家、领袖、思想家和诗人交互影响而造成的。读者创造作家，作家创造读者。这对于无产阶级更是如此，因为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只有在群众自动创造的基础上才能以形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年中的基本任务，不是向壁虚构其没有基础的新文化，而是最具体的文化建设，亦即将那些已有的最必需的文化元素，有系统的、有计划的，且自然是带批评性的向落后的群众灌输。在一阶级的背后，创造一种阶级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随着阶级，并且密切的随着它的历史的总兴起而建设文化——那必须……粗枝大叶的去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历程中，社会之阶级特性将非日增而是日减，且随革命之成功而渐归于乌有。无产阶级专政之解放意义，乃在于它是一种暂时的——短时期的——工具，用之以清除道路并为非阶级的社会及建在万众一体上的文化打一基础。
为得将工人运动发展中之“文化建设时代”这一概念加以具体的诠释，让我们不从阶级而从世代去看历史的继承。它们的承袭性表现于此：每一世代——在社会发展而不是衰落的情形之下——总是将它的宝藏加入于过去文化的积蓄中。但在未能如此实行以前，每一新世代都要经过一个学习期。它要吸收已存文化，按己意加以改变，使之多少与前代不同。这种吸收不即是创造，不即是新文化价值之形成，而只是一种前提而已。就某种程度讲来，以上所说的也可以适用到起来作历史创造的劳动阶级的命运上。所要补充的只是，在无产阶级脱离了文化学习期以前，他已不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让我再复说一次，第三阀的资产阶级上层曾在封建社会的屋脊下经过它的学习期；当它还在封建社会的胎中，它在文化方面便已超过了旧的统治阶级，并且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已变成文化的推动者了。就一般无产阶级而论，或特别就俄国无产阶级而论，则适得其反。它在未能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主要成分以前，便已不能不起而握取政权；它之所以不能不用革命暴力将资本主义社会推翻，便是因为这种社会不许它与文化接触的原故。劳动阶级要努力将国家机关变成强有力的抽水机以解除民众文化的饥渴。这是一件有无限历史意义的工作。假使我们不愿轻率的舞文弄墨，那么，这还不能即称之为无产阶级特殊文化的形成。“普罗文化”、“普罗艺术”等等的名词，十回有三四回是用来含糊地表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十回有两回是用来表示无产阶级中某些集团正从事吸取无产阶级前期文化底某些元素这一事实，而十回中倒有五回则系代表一丛概念与字眼，你休想从中找着什么头绪。
我们且从许多例证中挑出一个显然拖泥带水的，含糊的，且很带危险性的滥用“普罗文化”这一名词的最近例证。隋佐夫（Sizov）说：经济基础及与之调节的上层建筑体系形成每一时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特性”，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时代在这儿是和资产阶级文化时代并列在一起了。然而此地所指的无产阶级时代只是由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到另一体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短期过渡罢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同样曾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在求阶级统治之绵续（而其企求也成功了），无产阶级革命则与之相反，其目的在于消除无产阶级之阶级存在，且尽可能的求于短期中实现这一点。这一期限之长短，则直接视革命成功的期限如何而定。居然把这一点忘了，而将无产阶级文化时代与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并举，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科学了吗？我们就不能说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无价的科学元素吗？
自然，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说无论是就无产阶级的阶级武器来看，或是就一般的科学来看，都有莫大之意义。单拿《共产党宣言》来说，就比那经过许多教授专门编纂、考证、校刊过的历史丛书和历史哲学丛书，更富于科学的价值。但我们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乃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呢？是否可以说，我们已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政治斗争之用，而且为广泛科学之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自然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上而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上长育起来的，假使没有工人阶级及其罢工、斗争、痛苦与暴动，自然便不会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因为干脆就不会有这种历史的需要。这种学说虽曾向资产阶级文化宣告作最后的决死战，但它终是在这种文化（科学的政治的）基础上建成的。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浸润，成为它的最勇敢最诚实而且最有见地的代表者，在资本主义矛盾打击之下，卒跃达总的自我否定的地位，用一切批评的武器及资产阶级科学的准备步骤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
无产阶级并不能立即地，直到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得它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主要的，且几于是绝对的，只能用之于政治斗争。辩证唯物论之普遍的实际的运用及方法论的发挥，还全在于将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能由政治斗争的片面工具一变而为科学创造的方法，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和工具。
一切科学在某种程度讲来，它会反映统治阶级的趋势，——这是不成问题的。愈是与征服自然有密切关联的科学（物理、化学、一般的自然科学），它愈为非阶级的全人类的宝藏。愈是与社会剥削机体有极深关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或愈是抽象概括全人类经验的科学（心理学，非就其实验生理的意义而言，系就其哲学意义而言），则它愈须听命于资产阶级之阶级私利，而它对于人类知识的总和亦愈无何种意义。在实验科学方面视其普遍化的开展程度如何，而具有不同程度之科学的纯真性与客观性。照例，在方法论的新学和宇宙观这些绝高的学术领域中，资产阶级的趋势总喜欢更自由的找到这些地方驰骋。因此必须自下而上的来清理科学的结构，或更正确些说，自上而下的来清理它，因为这种工作的开始，必须从上层起。但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运用科学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前，便要批评的重建一切从资产阶级传来的科学，那就未免太憨了。这几等于和乌托邦的道德家一起说：在未曾建造新社会以前，无产阶级应该先升达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峰。实则无产阶级固应激烈的改造伦理，也应改造科学，但这只是建造新社会（纵然是粗枝大叶的）以后的事。这我们不是走入了魔道吗？怎么可以借助于旧科学和旧道德来建造一个新社会？这儿我们却需引用一点辩证法，即是我们现在在抒情诗中，在公务中，在白菜汤和粥中，无处不胡乱应用的辩证法。将无产阶级意识从资产阶级心理束缚之下解放出来，需要某一些依据，和某一些科学方法，无产阶级前锋在开始工作时便须找到这些的根据和方法；它在学习这些，并且一部分已经学到家了。它已将它的基本方法，在历次战斗中在各种情况下试验过了。但这还和无产阶级科学离得很远。尽管党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电子和伊洪的假设，佛劳特（Freud）的分析心理学和相对论的数学新发现等，但革命阶级依然要不停的向前斗争。固然，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得到了更大的可能去学会科学并且去审查科学。但做起来决没有口说那么快。无产阶级绝不能等它的新科学家们（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穿着短裤在街上跑呢）把一切知识的工具和道路，清理审查好了才来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它对于那现有的科学方法和结论，一面要排除其显然不需的、荒谬的和反动的成分，一面要马上用之于建设工作的各方面去，有时这中间甚至难免挟入了一些反动阶级的掺杂物。这，实际的结果会从头到尾的来校正它，因为在社会主义目标统驭之下，既得的实际结果，自会将一种理论的方法和结论逐渐加以统取和检讨。这时自可以在一种新环境之下养成一些科学家。无论如何，在未能自上而下的将科学加以总清理之前，无产阶级定要尽可能的提高社会主义的建设。亦即是尽可能的满足一般社会之物质的文化的需要。这在我全不是说，我要去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工作，而这种批评检讨工作，在各方面正用着研究班或专科的方式在那儿进行。像这类的工作本是必需的、有效果的，应该用各种方法使之扩大而且加深。但我们却又需保持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事物的眼光，认清现时此种经验与努力，在我们整个历史工作中应该占多少分量。
以上的话，是不是说在革命专政时期，从无产阶级行伍中，全没有产生科学家、发明家、戏剧家和诗人的可能呢？并不是全无这种可能。但若果随便指某个工人出身者的某种有价值的创获，说这就是“普罗文化”，那便太过于轻率了。文化这一概念，不能像零用钱一样可以随便替每人分发，而且，也决不能单凭某个发明家或诗人之一纸无产阶级护照，以决定一个阶级文化之成功。文化是知能的有机总和，它表现全社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级的特性。它遍处而且渗透人类创造的各方面，并把它联成一体。个人的创获超越这个水平，同时便渐渐可以使这个水平提高。
现时我们的普罗诗歌与整个劳动阶级文化创造之间，是否有此种有机的相互关系存在呢？很显然的，并没有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无产阶级某些分子或团体，正开始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艺术相接触，且一直在十分折衷地去运用它的技术。难道这为着要表现他们内在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吗？事实上远不是如此。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尚缺少一种有机性，而这种有机性须使技术与整个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发生极密切之交互联系才能产生。我们有高明的天才的无产者的文学创作，但这并不就是普罗文学。不过，这也许可以算是它的支源之一吧？
自然，在现今世代的工作中，已显露着许多的胚种、根荄和支源，后辈们有人将可以循着这些线索以追溯将来各种文化的前踪，正如我们现时的艺术史家将易卜生剧场追溯至教堂的神秘，将印象主义与立体派追溯至僧侣的绘书一样。在艺术组织中也像在自然体系中一样，亦是一切不会消灭，一切互相连属的。实际具体而且重要的是：从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它们现时的创作，迥还不是循着准备未来共产文化条件的历程——亦即是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历程而向前发展的。
杜保夫斯基（Dubovsky）很懊丧，因为它有一篇文章激起了普罗诗人团体的反对，在这篇文章中——据我看，除了一些可疑的思想而外——固自表出一些真理，虽不免有些悲苦意味，但大体是无可訾议的。杜保夫斯基的结论是这样：普罗诗歌不能求之于“库司尼查”（Kuznitsa，原意系冶铁厂）社中而须求之于无名作家投稿的工厂墙报中。在这个结论中固亦含有正确之思想，虽立论似近乖僻。同样亦许可以这样说，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们和哥德们，现在还正在光着脚到处乱跑并且都还在初级小学中上学哩。无疑的，工厂诗人的作品，就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与兴趣而言，它是比较更富于有机性。但这也还不是普罗文学而只是一种文字上的鸿爪用以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增高之微小历程而已。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通信员、地方诗人和宣示人（Revealer），他们都是在执行着伟大的文化工作，在锄开地面，将它准备好，以为将来播种之用。而文化与艺术的丰收将是——应该很愉快的说！——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了。
普列特涅夫（Pletnev）在《论普罗诗歌之道路》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曾提出这种意见：普罗诗人作品，撇开它的技术价值而论，它大体已和阶级生活发生直接之关系。普列特涅夫举出许多普罗诗歌作品为例，以充分证明劳动诗人的心情，是在随着整个无产阶级之生活与斗争的进程而变迁。他并且特别指出，普罗诗歌作品——虽不是整个的但却是多数的——乃是文化历史的重要文件，这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那些作品乃是艺术的文件。普列特涅夫在表扬一个从祈祷心情升到交缓革命心情的劳动诗人时，他说：“假如你高兴，你尽管说这些诗歌是微弱的、旧式的、不通的，但它难道没有指出普罗诗人生长的道路吗？”无疑的：微弱的、平淡的，甚至是不通的诗可以指出诗人与阶级之政治生长的道路，且可以有无限文化表征的意义。然微弱的，尤其是不通的诗歌并不能形成其为普罗诗歌，一般讲来，且并不能形成其为诗歌。普列特涅夫循着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生长以追溯劳动诗人的政治演进时，他很确切的指出，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后，许多普罗作家有脱离阶级的事实发生，这是极可注意的现象。普列特涅夫以党对于诗人的忽略来解释这种“普罗诗歌的危机”以及那同时发生的形式主义与俚俗主义的趋向。因此以至说，诗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压迫而清退下来了，或者还正在溃退”。这个解释显然太不充分。那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压迫还存留在我们中间呢？何必这么过甚其词。党过去对于普罗诗歌是否能给予以更大的援助或不可能，这个问题且不置论，但只是这一层，亦迥不足以概括那种诗歌本身缺乏抵抗力的全部问题，正尤之单用“阶级的”深刻暗示（这是“库司尼查社”宣言的调子）绝无补于它的内力不足一样。事实上是，在革命的前期或初期，普罗诗人不把诗艺视为有其特殊规律的艺术，而是把它视为一种鸣诉不平及表现其革命心情的工具。只是到了近几年，内战的紧张已经弛缓之后，普罗诗人才逐渐注意诗歌的艺术与技巧。于是又发生这样一种情形：无产阶级的在艺术范围以内，还没有造成一种文化的背景，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论好坏，这种背景总是有的。问题并不在于党或其上层“有没有充分加以帮助”，问题却在于下层的艺术修养太不够：艺术也和科学一样，需要素养。苏联无产阶级有其政治文化，——其程度足以保持专政之存在——至于艺术文化呢，却还没有。当普罗诗人还杂在军阵之中时，他们的诗歌则固如上所述，含有革命文件的意义。但在诗人之前发生艺术与技巧问题时，他便自然会不由自主的要开始替自己找出一种新背景。所以这儿并不是简单忽略的问题，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历史环境的关系。然这并不能说，陷入危机中的普罗诗人，会永绝于无产阶级。我们希望，至少总还有人能从这个危机中振拔出来。这又不是说，现时劳动诗人之分化，便足以替伟大的新诗歌筑下一个坚固不拔的基础。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一切表征讲来，这是属于下一世代的事，要进入这一世代必然要经过一些危机，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时期中，缘于阶级文化之未能充分成熟，必然有文化思想的团体，会走向不正确的，迷惑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仅就文学技术之研究而言，便已是必需的且非短时间所能成就的步骤。很显然的，只有技术很娴熟的人，他才能够运用技术。我充分可以说，有许多年轻的普罗作家，不是他们支配着技术，却是他们为技术所支配。这对于天才作家。只能算是发育时期的小病。然对于那些不善运用技术的作家却会使其成为“不自然的”模仿家甚至成为小丑了。由此而做出这样的结论，说工人不需要资产阶级的艺术，这便太奇怪了。但有许多人竟陷于此种错误。他们说：“给我们些什么，纵使是百孔千疮的都好，只要是我们自己的。”这简直是一种虚伪的诞语。百孔千疮的技术并不能算技术，且也不是劳动阶级所需要的。以“百孔千疮”为满足的人，他们根本上便是蔑视群众，也像高明的政客一样，虽然根本不能信任阶级的力量，然当“一切顺利”时，却要趋炎附势的去颂扬它。许多头脑简单的呆人，受了这种愚弄的结果，每每喜欢重复背诵着这个假冒无产阶级招牌的简单公式。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反动的民粹主义，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之下，不过稍为改换了一点头面而已。“普罗艺术”绝不是次劣的艺术。我们必得学习，虽然“教科书”——于必要时须借用敌人的——中含有其本身的危险性在。我们必得学习——且特殊讲来，普罗文化组织之重要，不能就其创造新文化的速度来衡量，而须就其帮同提高阶级（自上层始）文学水平的限度来衡量。
像“普罗文学”、“普罗文化”这类的名词统统很危险，因为他们误把文化的前途，拘限于现日之狭隘范围中，他们违反透视法，破坏比例，灭绝标准而且培植党派的傲慢——这一点尤其危险。
但假使我们否认了“普罗文化”这个名词，那我们对于普罗文化组织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以为普罗文化组织，其作用乃在于从事普罗文化的建设，亦即是坚决作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运动。实则此种解释固丝毫不减普罗文化组织之意义。
这篇文章是从托氏《文学与革命》一书之第六章译出的。后面本还有三小段，系附带批评苏联文艺界的某几种趋向的，以其较为次要，兹暂从略。
近几年来——尤其是近一年来，“普罗文艺”问题，在中国文坛上嚷得十分热闹。但不幸得很，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摇旗呐喊得最起劲的先生们，大都对于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只是抓住了一些“捕风捉影”的口头禅在那里自欺欺人。
他们把“普罗文艺”的商标，像“出卖伤风”的纸条一样，随便向任何一个垃圾箱上乱贴。最有趣的是：昨天还审查过某人的作品，认为它够不上资格贴普罗的商标；今天一觉睡起来却尽可发现自己的错，赶忙向人家“赔罪服输”，“自承胡闹”。天晓得！这个年头儿究竟是闹的些什么把戏。
他们的文艺理论，有的是东邻的来源，而东邻的左翼文坛，其本身也便充满着乌烟瘴气。从这种乌烟瘴气中我们可以检析出两种主要的组成成分：其一，是布哈林的机械论；其二，便是卢那察尔斯基的二元论。在这两种成分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艺术观，与真正辩证唯物论者的艺术观，自然毫无共通之点。我们为要校正这些不正确观点在中国革命文坛上的散布，特先把托氏这篇文章重译发表出来，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论列。
1930，5，24，译毕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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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译者前言
关于巴基斯坦诗人阿里夫·维卡（ArifViqar），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诗，抒写了巴基斯坦人民不可思议的穷困和痛苦，对地主资本家统治者的深深愤慨，彻底推翻人吃人社会的渴望，一种随时准备着去牺牲的革命斗志，同时又对“选票”，对布托家族、人民党等等抱持幻想。“斗争杂志”（StruggleMagazine）的网站发布了他的诗集，编辑提姆·霍尔（TimHall）评论道：
我们在网站上刊出阿里夫·维卡的《风暴之声》完整版。这是激昂的诗篇，洋溢着对穷人和劳动群众的爱，和对寄生虫资本家老板们的愤怒和反抗。尽管他诗里的某些东西我们是不认同的，但我们觉得他的全部诗歌表述值得进步的人们来阅读。具体而言，我们《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剥削者不会让工人阶级和穷人通过投票和平地取得政权。投票可以起到为革命而集结群众的部分重要作用，但群众只有通过以革命推翻富人，才能取得政权。在巴基斯坦，布托·贝娜齐尔通过在人民当中培植关于支持选举政党——特别是她的人民党——能够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幻想，扮演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的重要角色。不过，阿里夫·维卡的诗歌以雄辩地为穷人歌唱和反对可鄙的富人为主，所以值得一读。《斗争》将把阿里夫的一些诗篇付印。
诗选集中，有5首“呼吁群众以选票来革命”的诗，笔者只译了最后一首。在网上所见的几本电子诗集的自况中，也能读到阿里夫·维卡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零星的批判言论。例如在《哭泣集》（TheCry）中，他写道：“几乎人人都认为，民选政府代表人民，人民通过投票民主地选出政府。但其实是少数有钱人选出了政府，他们利用金钱的力量控制了选举。”作者尝到了现实的教训，经历了思想变迁？又或只是把未解决的矛盾单纯地揉合或并置？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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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杂志发布的76首诗，笔者选译了64首，编为第一辑。{1}其中几首“爱之诗”未译。此外在网上收集了诗人少量的其它诗作。这些诗作编为《哭泣集》（TheCry）、《饥饿集》（Hunger）、《宣言集》（Manifesto）、《深思集》（Reflections）等系列电子书（未能下载）。译者仅读到少数几篇，选译了14首，编在第二辑。从几首以《美国》为题的诗来看，他可能到美利坚游历过。诗人为各本集子所写的一两段话也一并译出，作为附录编为第三辑《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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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的写作日期基本不详。第一辑总体上似乎是按创作年代为顺序编排的，但最后一首标明了写作日期“1983年11月14日”的《新德里-印度》不在此例。某些作品可以大致推断年份：
《布托的绞刑》应写于阿里·布托死后不久，即1979年末；作者看起来对他是寄予厚望的（我们的眼流着泪∕因为它们都∕还记得你）{2}。但接下来的第4首《村田革命》直指“贝娜齐尔家族拥有村田∕纳瓦兹·谢里夫家族拥有村田”，着眼于其女儿贝·布托的阶级身份，多少带有不信任、敌视或愤怒的意味。20世纪各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处活跃着这些伪装“进步的”甚至“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身影，吸食和挥洒着斗争工农的斑斑鲜血……
《下一次选举的议程》属于“纲领文件的诗化”，感情色彩不足，仅供了解作者及其信奉的党的社会与政治观点。三点议程中，第一点的土改是落后国家里试图推进社会变革的党派的常见纲领。第二点看起来颇为激进，且有“巴基斯坦特色”，但就思想本身来说亦未超出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第三点则是开历史倒车的纯粹“乌托邦”，即使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也只是由国家垄断进出口贸易，而不可能“终止所有进口”，在一国之内“自给自足”。阿里夫能够为耕者有其田发出感人的疾呼，却仿佛从未想过受雇劳动者接管全部资本主义产业的历史前景，其思想局限不可谓不大。
齐亚·哈克军人政权持续到1988年8月其本人座机失事身亡。贝·布托为首的人民党在当年的大选中上台。齐亚·哈克曾于1984年举行全民投票，宣称获选民支持，连任总统，接着宣布取消军法管制，把行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如果《布托的绞刑》之下一首《选举过后》写于1979年至1984年之间，那么可能指的是这场“全民投票”及相应的还政于文官政府的承诺。
贝·布托两次当政，第一次是1988年12月至1990年8月，第二次是1993年10日至1996年11月。她自命“左翼自由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实施民主化，着手建立国家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汇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样的诗。在其它诗里，我们还看到达拉斯之类的城市从小城镇成长为“商务中心，各国跳动的脉博”，看到经济的巨大增长，广告和群众的消费在增加{3}，但多数人仍旧且终归贫困。在《一种无阶级的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皆未译出）两首诗里，他幻想取消“生产”，以根绝消费主义，人们就不必再为挣钱消费而到工厂里从早到晚地当奴隶了。最终，则有了《贝娜齐尔Ⅰ》这样的对贝·布托政权全面质问的诗，以及《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这种一锤定音之作（分别为倒数第四、二首）。
前前后后，他写过许多首类似于“用投票权∕用我们的选票∕我们将把世上的∕暴政∕选掉”这样的诗，原本不打算翻译，但倒数第三首《贝娜齐尔Ⅱ》是给贝·布托的劝谏之作，为方便读者了解阿里夫的心态想法，还是译了。这首诗确实深刻表明了他对选票政治的寄望保持了相当之久，对贝·布托的上层精英政治厉声斥责，却仍希望她“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这实在是诗人的重大缺陷。
今天的巴基斯坦依旧是各省豪门世家的逐鹿场，一方面像印度那样，在列强的援助下成长为某种地区强国，另一方面仍然沉积着无数的历史垃圾，对女性的暴力也司空见惯。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生产和金融，成本的抬高和通货膨胀使得电力、燃料和日用消费品价格飙升，巴基斯坦的底层群众越来越难以度日，连白领阶层也陷入了贫困化。失业蔓延。政治暗杀、绑架和肢解“人权活动人士”的案例与日俱增。传统左翼党派尽管还能念叨一些进步以至变革、革命的词句，但资本主义魂魄附体的老毛病也时不时地发作。就全球资本主义而言，我们正迎来一个巨变年代，尽管在此地，整个社会仍深陷于麻痹、迟钝与保守之中……
吴季
2021年12月
[1]网页上有几首诗的标题未按标题格式（加粗）来定义，且与上一首诗相连，使得译者最初把上下两首合译为一首，觉得不对劲，才发现这个问题。
[2]阿里·布托是信德省的豪门世家。1967年人民党成立时，他自称“相信社会主义”，“抛弃自己的阶级，加入到劳工、农民和贫穷学生队伍”，但很快倒向“伊斯兰社会主义”，继而拥抱“伊斯兰主义”，1973年上台后面对经济危机，镇压了卡拉奇工人罢工。阿里夫和诸多进步分子都未能识别阿里·布托的庐山真面。
[3]齐亚·哈克当政时期，由于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援助乃至中国的援助，巴斯斯坦的经济就已有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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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天下大事和布雷铿立治夫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五章天下大事和布雷铿立治夫人
几星期来布雷铿立治夫人一直病得很重，躺着一动也不动，大夫认为已经希望不大了。没想到，她倒渐渐回复了过来。上校进来时，她也认出来了，还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贝蒂露不时到她床边来坐坐，她见了也很高兴。如今冬日的灿烂阳光照进了窗户，她也更清楚的理会了自己的处境。她虽然身子虚弱，神志却是愈来愈清明了。慢慢的，现实和梦境可以分开了，她记起了一些梦幻，也记起了几幕真实的情景。
今天她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瞧那镶着紫边的朵朵白云在天边飘游。上校就要来跟她聊天了，护士和女儿也快要来了。她老大不愿意的，硬是逼着自己去追想那个夜晚——那个可怖的夜晚。她记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到家的，只依稀记得似乎曾骑马狂奔。这使她又想起了过去在路易斯安那的幸福的岁月，那时她和上校俩经常骑马出游，直奔驰到庞察特棱湖边。……她赶紧收住了心，细细回想：那孟沙的事，她是什么时候告诉上校的？说得详细不详细？她得再跟他说详细点儿，一定要让他原原本本知道才好。
她的思緖一下子又飘到了那个接生的老太婆身上——一个小娃娃又让她接到了世上。这个老太婆接下过多少娃娃？她不禁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也正是这双黑手接下来的——她想起了女儿那种冷漠随便的态度，做母亲的始终捉摸不透姑娘心里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打算。贝蒂露已经二十四岁了。长得这么快，真了不得！
布雷铿立治夫人又想了开去。她很喜欢孟沙，很喜欢这个跟她向过大难的魁伟奇特的黑人。他简直是个了不起的君子，那样的质朴坦率，那样的奋不顾身一想到这里她几乎透出了一丝笑意。当时自己拼命的逼着他往前走，固然是一时情急，可也是出于信任。是啊，他的同胞就是她的家人，他们跟她的关系比卡罗来纳的大部分白人都亲近，亲近多了。-
她不觉又想起了她路易斯安那的老家、她们杜比侬的大族：当时流言纷纷，说她们混有黑人的血统——她真要笑出来了，那当然是无稽之谈。可是……也难说呢！她记得过去在她们家附近经常有个乌黑消瘦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清秀而蛮横的小娃娃望而知是个白人的孩子。真的，黑人跟她关系非常密切；奴隶是南方的一部分，永远也分割不开。现在他们既然得到了自由，就应该给他们作个安排。她一定要跟上校好好谈谈。正想到这里，上校来了。
上校悄悄进来，对她瞧瞧，看见她眼色安详、神志清明，觉得十分高兴。夫人拉住了上校的手，忘了原先想说的话，却说：
“我在这儿躺很久了吗？”
“六个星期了，”上校答道。
“选举怎么样了？”
“早结束啦——得了，得了，别谈政治了，包你一切顺当。”
“将军当选了没有？”
“当选啦，”上校慢条斯理的说，安慰似的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罕普顿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啦。”那副口气简直有点不由分说。他接着又谈到了天时和年景，过了一会，就想站起来走了。妻子的脸上掠过了一丝淡淡的不安。她从床上探了探身子，抓住了丈夫的手，说道：
“亲爱的，我记不得了，我那天晚上有没有全都告诉了你？”
上校飞快的瞥了她一眼。“好了，好了，亲爱的，别谈这件事了，”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不谈——我一定告诉过你吧，孟沙为了保护我，表现得多么英勇、多么伟大，”
上校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了看表，没有答腔。布雷铿立治夫人从床上稍稍挺起身来，向侧着身子的上校说道：
“那天夜里我原是不应当去的，可是我放不下心，只当有什么事把你绊住了。我就打算去说明一下。没想到会夹在两帮人的中间，多亏这个黑人冒了生命的危险，带我穿街过巷，到了他家，绕道逃出虎口一只怪我骂了他，逼他往前走，这才撞上了那大队人马。我就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你，把孟沙也交给你保护——我是告诉了你的，不是吗？你一定把他照看得很好吧？”
可是就在这当儿，护士端着精美的午餐进来了，上校一言不发，吻了吻妻子，就出去了。这时候克拉立丝·布雷铿立治突然看到了一个天大的悲剧的阴影，她承受不住，倒在床上，阖上了眼。
第二天早上，上校急忙忙进来，以探索的目光把她端详了好一阵。她透过半垂的眼睑，恍惚看见丈夫的眼神除隐含着一丝忧虑，一丝像是惊恐。这难道是她的幻觉？不会吧，不过她也没有说什么。如果有事的话他自己会说的。上校倒确是开了口，说得滔滔不绝；他是不知不觉的，在寻求同情和谅解。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这些天来他内心是多么想跟她谈谈。他说着说着，几乎忘了她刚刚害过大病，身子还是那么虚弱。他仿佛是从远方归来，告诉她那儿出了什么离奇古怪、捉摸不透的事，惹得他内心感到莫名的彷徨。
“眼下正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一边神经质地来回走动，一边说道。布雷铿立治夫人暗暗宽慰：他心情这样焦躁，决不会注意她脸上怅然绝望的神色。“南卡罗来纳出了两个政府、两个议会。国家也选不出总统。我们这里的选举简直是一场恶梦，一场丑剧；选举都是丑剧，但这一次的丑态更压倒了一切选举。查尔斯顿郡的选票一向不超过两万；可是这一回，虽然有三四千黑人选民给白人吓得没有去投票，又有一千名黑人受到收买投了罕普顿的票，结果却点出选票两万四千张，共和党以空前的优势取得了这个郡的胜利。
“在白人为主的各郡，白人往往一人投了几票，成百的北卡罗来纳人和佐治亚人也越过州界，混进来投票。艾奇非尔郡有七千选民，黑人占了很大的数目，结果却点出了九千张选票，民主党居然比对手多了三千票！后来选举结果揭晓，民主党依靠舞弊在州内取得了胜利，可是州检票委员会是共和党占的多数，所以选举人票又归了共和党。委员会的委员都给监禁起来。共和党成立了一个众院，民主党也成立了一个众院，两个众院争夺大权，一场恶战，直打到联邦军队出来干涉。
“十二月四日张伯伦宣誓就任州长，十天以后，州最高法院——内中有一名法官还是黑人——裁定民主党的议会为合法议会。罕普顿宣告当选州长。他向张伯伦索取州府大印，下令撤消那个杂种财政局长卡度佐的职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闹到了华盛顿，现在罕普顿一定要我到国会去列席作证。”
他打住了。妻子知道丈夫不无意思要她说几句。可是她没有开口。她不能开口。他们面前摆着一个题目，可是谁也不能去碰一碰；双方僵在那儿，都很紧张。后来上校终于又开了腔。他本想对她说：孟沙的事件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现在觉得屠杀和欺诈也不是什么“不可忍”的事；然而他不能这么说，因为，万一他妻子的话倒是真的（可这不会是真的，也千万真不得），那他就无以自解，他的罪过就加倍深重了。他得去避一避——去想一想。他就不由自主的说道：
“我不知道罕普顿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我这人就是不会耍手腕。当前的局面真叫我看不惯，真叫我吃惊。只是因为——罕普顿就是咬定了这一点——因为我是一个……”他支吾起来，“……古老南方的绅士……可是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布雷铿立治夫人知道丈夫是巴不得她开口，她好容易才压住了颤动的嗓音，说道：“你得去，当然得去。”她知道，其实他们俩都是在争取时间，好喘一口气。双方都需要时间好好想想。此刻彼此的思想和举动都失了常态。过些时候也许能恢复正常——可是现在不行。她心里在说：快！快！快走！可是嘴上却问：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上校，瞧了她一眼，猛然理会到她是那么苍白消瘦。“可是你……？”
“我没有什么。我就留在家里，好好休养。等你回来，一切都上了正轨，那时我们再好好谈谈。”她暗暗可怜他，真可怜他。他是又想去，又想不去。种种本性的冲动在他内心交战。他的脸色显得那么衰老、愁苦、惶乱。可他一定得走，得马上就走。她真忍不住要脱口而出，尖声大叫。但结果只是摸摸丈夫的手，阖上了眼。
第二天，对妻子的护理事宜作了仔细的安排以后，上校就动身了。布雷铿立治夫人又足足躺了一个星期，多睡少想，养着精神。她每天还起来走走，起初只是摇摇晃晃的从床边勉强走到双人沙发，后来就能走到房间的那一头了，再后来，终于可以在窗前小立，遥望那望不见的大海了。
今天，她凭窗眺罢，又回来靠在沙发上，面向着大海，遥想着海景。过了一会，她就毅然决然的，凝神追想起来。那天夜里她到底对丈夫说了些什么？到底说了什么没有？她只记得她看见丈夫来了，就站起来大叫，以后如何，就记不得了。万一她什么也没有说呢？万一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昏了过去呢？这可是大有可能的。万一如此，他们怎么知道她的处境呢？怎么知道事情的原委呢？丈夫带着她深夜赶回家里，她人事不省，躺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汤姆·孟沙到底怎么样了？她丈夫为什么不发一言？是圆满解决了呢，还是造成了悲剧？
她好容易又挨过了两天，身体一天天复原，精神却一天天脆弱、一天天沮丧。她什么也没有问过谁，可是不用打听，也渐渐都明白了。她明白了：在那个不幸的夜晚，不知道什么缘故，她竟没有把想说的话对丈夫说，竟没有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丈夫、告诉任何人。结果怎么样呢？她不敢想象，可是她一定要知道。她听见有开门的声音，赶紧定了定神，闭上了眼，悄悄的往沙发里一靠。
进来的是贝蒂露，哼着小曲，踮起了脚，向母亲走来。一看母亲闭着眼，就从梳妆台上取起香粉胭脂，擦擦试试。布雷铿立治夫人恢复了平静，随口问道：
“啊，贝蒂露，你还记得那个孟沙吗？就是那个黑人？”贝蒂露诧异地瞧了她一眼，照旧管她打扮：“记得呀。怎么“他后来怎么样了？”布雷铿立治夫人问。
贝蒂露猛一转身，惊讶的望着她，说：“哎呀，妈妈！他还能怎么样呢？在他自己家门口让人处死啦，还用说吗！”
布雷铿立治夫人一声不吭，两眼一闭，昏了过去。因为她一点也没有出声，所以贝蒂露只当她又睡着了，就踮着脚尖退了出去。
布雷铿立治夫人卷进了黑沉沉的昏迷的巨浪，她但望这就是死亡。她巴不得一死。再要苏醒过来的话，她怎么受得了呢？因此她就奄奄一息地躺在那儿，只觉心头乱撞。等她睁开眼来，看见护士满脸困惑，俯着身子，正在瞧她。
“觉得不舒服吗？”护士问。
“有点头晕，”布雷铿立治夫人连气都透不过来。“不，午饭我不吃了——我想再歇一会儿。”于是护士就退了出去。
火车晃晃荡荡的向北驶去，布雷铿立治上校在车上陷入了沉思。本来他是不想到华盛顿去的，他对罕普顿也再三说过。但罕普顿还是一个劲儿的劝说：
“我们就要成为南方的主人了。密西西比、佐治亚和亚拉巴马这三个州是没问题的。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也就可以到手。南卡罗来纳也无论如何逃不出我们的手掌。这样，以后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对付穷苦白人和黑人。对穷苦白人可以收买：给他们选票，赏他们几个官做，在社会上给以必要的平等待遇。对黑人，就一定要剥夺他们的公权，划定一条合法的种族界线，不准他们逾越本分。这还得花些时间，还得狠狠的杀，好好的哄，不过，只要北方帮忙，到头来我们一定能恢复文明的生活。
“如果北方仍然采取战时和战后的一贯方针，同黑人保持联盟，那我们就完事大吉了。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个联盟早已拆散了。那真正的北方对黑人从来没有好感，对奴隶制度也不是真心要攻击。如今奴隶制度消灭了，他们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可是他们心里其实也跟我们一样，并不希望黑人同自己一律平等。他们需要手艺高、工资低、赢利大的劳动力，我们也很需要。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取得本州的大权。我想请你到华盛顿去一趟。让那些北方人跟个南方绅士见见面、谈一谈。让他们知道我们早已重新控制了本州。让他们知道黑人怎样贪污盗窃、征收重税。你要争取改良派的同情。你不妨欢呼奴隶制度已一去不返。你可以表示，我们当政以后一定一秉至公、遵循法律。我们要取消重税，严禁舞弊。我们要鼓励投资，发展农业。我们要叫黑人干活。”
布雷铿立治上校听了罕普顿这番话，觉得很不是味儿。这次竞选运动真使他恶心。他们完全是靠了撒谎、欺诈和凶杀才取得胜利的。“奴隶也欺诈，也杀人”，怎么能算个理由呢？这样，白人又比黑人优越在哪儿呢？说到盗窃——天哪，论起盗窃数目之大，有谁胜得过、有谁比得上他俩都熟识的一些白人？不！他实在看够了。他要回到种植园去，躲起来好好想想。这一次流了鲜血，用了暴力，代价太大了。然而更大的代价，是丢了绅士的荣誉。
他当下就匆匆告辞回家。他回到妻子的床边，就挨了一闷棍：妻子告诉了他孟沙的事。他又惊又吓，说不出一句话。那一场惨酷的私刑，他一直不敢回想，可是心里始终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罪有应得的。老天爷啊，怎么想得到里面还有缘故呢？
他本想跟孟沙达成一定的协议，可是，在深夜里看见迎面冲来一辆飞赶的马车，看见自己的妻子破衣散发，大声呼喊，看见车上有个黑人把她紧紧抓住，他哪儿还想得了许多呢？他虽没有杀死这个黑人，却让人把他杀了。他当时还觉得那是完全应当的。现在他感到说不出的内疚，内疚而且羞愧。他要是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早就把孟沙从暴徒手里救出来了——可是，那要花多少代价？他内心是不是倒觉得，幸而当时不明真情呢？他要是救了孟沙的性命，史克洛格斯他们会怎么想呢？要知道现在史克洛格斯手下的这伙白人贱民是他的盟友，也不能不是他的盟友了。对他们必须加以安抚、领导。
至于孟沙的事，那一定是克拉立丝弄错了；他是不相信的。克拉立丝坚决认为孟沙是清白无辜的，是见义勇为，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孟沙是在哪儿找到她的呢？是怎么找到她的呢？史克洛格斯和他的探子又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里一定另有玄虚，克拉立丝只怕还蒙在鼓里。不过现在还不能跟她多谈，自己还要时间仔细想想，她也需要时间好好调养。上校吩咐家人，他出门以后不可对病人走漏一点消息。他已经决定答应罕普顿的再三请求，要到华盛顿去了。可如果他是真的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这莫非是他良心受到了谴责，想要回避现实？他匆匆地、尴尬地告别了妻子，满以为妻子神思恍惚，什么也没看出来。护士和女仆都叮咛过了。他来不及去找贝蒂露，就昂然闯进罕普顿的办公室，直截痛快施说道：“我去啦！”
罕普顿即使感到意外，脸上也没有流露出来。他称谢不迭，一应信件证明办妥以后，布雷铿立治上校就动身了。火车停靠的第一站是里士满，他一看见这个遍体鳞伤的都市，心都抽紧了。他还是一八五〇年到过这里，那时好一派旋旎辉煌的风光。他当时才二十五岁，要到新奥尔良去参加狂欢节盛会。就在那儿，他遇见了克拉立丝·杜比侬，并且结了婚一多么令人怀念的幸福的岁月呵！
今天这节列车上，有好些国会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来调查南方局势的。有几个跑来跟他攀谈；有个别的，看见这位贵族种植园主还很想巴结一番。上校对他们极尽冷淡而又不失礼数，把他们都挡了回去，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对他表示了他们对南方白人的同情，以及对黑人的鄙夷。其中有一个人，他却怎么也摆脱不开。他们是在车站吃饭时遇到的，从里士满到华盛顿的一路上，他们就坐在一起。这人自称是个宾夕法尼亚的商人，现在是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他硬是要饶舌：
“南方的问题不仅是南方人的问题，也是全国人民的问题。战后，我跑遍了全国各地。可以这么说吧，我对美国多数人的想法比较了解些。我们国家里除了一两个狂热分子以外，谁也不喜欢黑人，谁也不把黑人看作平等的人。给黑人选举权，不过是促使南北重归一统的一种权宜之计。目的达到以后，大家都希望能制订一条什么样的法律，取消他们的选举权。美国人需要的是一个山河一统的泱泱大国，希望这个国家能使我们富裕安乐，能让我们有充分闲暇，好享受到更丰富、更高尚的上流社会生活。”
“哦，倒满不错，”上校顶他一句，“不过这二十年来，他们把自己的心愿倒也隐蔽得够严密的啦。”
“我倒不以为如此。我们一时失策而打了仗，打仗可是灭绝理性的。不过打仗是个失策，这一点我们大家也都明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了理智，准备踏上更辉煌、更宽广的前进大道。”
“但愿如此，”上校冷冷的应了一声。他们就这样一直扯到了华盛顿。在污秽不堪的六号街车站下车以后，他们就一起去找旅馆。上校对华盛顿的厌恶，更远远超过了他在里士满的惆怅。当年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南方的城市。如今，却成了个满是洋基和黑人的北方的据点。他想起：这些年没来，这里已经有十七个黑人闯进了当年台维斯、卡尔洪和韦伯斯特留下过光辉的国会大厅。在这个泥坑里能重建起什么文明来呢？南卡罗来纳诚然有盗用公款、政治腐败的现象，可是在这儿，在这个贼窝里，贪赃纳贿、侵公肥私和公然强夺的邪风，竟一直刮到大总统的宝座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校坐在参议院的旁听席上，听佐治亚州议员约翰·戈登为罕普顿辩护；到一月十六日，又听宾夕法尼亚州议员潘特生为张伯伦申辩。上校从议员们的态度和邻座人士的谈话里，渐渐意识到国家已经起了变化。一八七三年的经济恐慌，在南方人看来只是战争的余波，可是在北方人的眼里却是革命的先兆。在这里金钱就是势力。主张重建的共和党已经失势，民主党早占了上风。在纽约州及其州长蒂尔顿的先导下，全国三十五州已有二十三州先后归了民主党。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了。格兰特没有敢再竞选第三任总统。大家都说海斯已准备同，南方妥协了。
布雷铿立治渐渐觉得南方和国家都有了希望。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那恶梦般的·孟沙事件也渐渐从心上淡褪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很不幸，不过这都是全世界大灾难的一部分。以后他或许可以设法弥补一下。假如孟沙遗有子女的话，他一定要让他们学点技术，成为有本领的工人。不过目前他顾不到这些，他不能不注意天下的大事和南方的前途。国会不愿干预南方的局势，这就可以肯定：海斯在做定了总统以后，已经作出了承认罕普顿、撤除南方驻军的保证。上校立刻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
了妻字，并且定下了归期。办妥以后，他就回旅馆去收拾行装。
走进自己的独用房间，他吃了一惊：房里赫然坐着一位生客，高个子，宽肩膀，头发雪白，很有风度。
那人站起来一鞠躬，说道："上校先生，我要请你多多原谅。我不能不在你回南方以前，同你私下见一次面。因此我打通了旅馆经理，在这里等你。请允许我作个自我介绍：我叫奥雷留斯·波雷伽，我们路易斯安那的波雷伽家族，你是知道的。我还承蒙你的岳母杜比侬老夫人，给了我一封介绍信。”
上校看见有人闯进他的私室，又是骇然又是冒火，他摆摆手请客人坐下，看罢了信，不大自然地同客人握了手。既有杜比侬家族的族长杜比侬老夫人的亲自介绍，这位先生看来一定是名门望族无疑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老夫人的模样：鹰钩鼻子，满头白发，天生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气。她从头到脚都是十足的贵族气派，生来就有独揽大权的才能。
波雷伽先生又在说话了：“那么，先生，请让我来解释一下我这次冒昧打扰的来意。我是一个共济会会员”——说着以高级会员的握手就握了握上校的手——“不过，说得再明白点儿吧，先生，我还有幸担任了金环骑士团的总团长。”他拉起翻领，翻领，背后露出一枚顶着颗星的马尔他十字章。
上校瞪大了眼。他记得南北战争前十年，他是查尔斯顿“保卫南方权利俱乐部”的会员，当时俱乐部的会员曾集体加入了这个组织。他说："可是我还以为……”
“先生，你的想法我完全明白：你是想这个组织已经声名扫地了，勒令解散了。的确，这个组织是让佩克莱和边境诸州的人们搞得声名扫地，他们存心虽然不坏，却都是些庸人，不了解我们的崇高使命。凡伦亭盖更是丢尽了我们的脸，使人以为我们
是个专门煽动临阵脱逃和怠工破坏的阴谋集团，”
上校说：“我们组织的宗旨，在于扩大南方的版图，推广南方的文化制度，越过格兰德河，伸入墨西哥和中美，囊括加勒比海，甚或达于南美；在于建立一个以黑人奴隶制度为基础、发展真正文化的文明大国，同合众国的商人店主相颉颃。”
“一点不错，先生。我们除了在得克藤斯和加利福尼亚以外，都白费了心血。我们进兵中美、古巴和圣多明各也都失利。在国内我们又打了败仗。不过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又组织了起来，我们现在的目标要比一八五五年所设想的更宏伟、更辉煌。”
“可你们总不见得还要玩从前那套偷偷馍摸、掩掩饰饰的把戏，来遮着我们的目的吧？奴隶制度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即使有回天之力，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恢复呢？”
“先生，我们还有领导白人世族重起当权的不朽天职。文明的希望、文明唯一的希望，就在于这些世族主宰世界的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用些古风的乱节和……你的所谓把戏，大概还值得吧？”
“也许是吧——不过在我们州里，三K党的行径以及其他种种宣扬‘白人至上’的活动，并没有给我什么好感。倒是适得其反。”
“一点不错。那简直是把我们的崇高目的庸俗化了，这充其量只能算是统御下贱无知的盟军以对付黑人和北方佬的一种权宜之计。相信我，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至多不过再稍拖一个时期，一等恢复了社会的安宁、恢复了白人的无上地位，这一切就可以结束。那时我们的纲领将称霸于世界……暧，我太饶舌了。我受权送来一道敕命请你过目，根据敕命，骑士会大元帅召集的新‘全球骑士代妻会议’将于明天开始举行，务请阁下光廉参加。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没有能及早前来邀请，这一点还要请你多多原谅，”
来客打开了一张厚厚的大羊皮纸，递给布雷铿立治上校。纸上都是正体大字，缀满了烫金的和各色的饰花，还绘有许多纹章和徽号。上校看下去，起初疑惑不定，继而感到了兴趣，到最后.简直惊异不止。假如这份文件并非虚假，下面的签字也都可靠，那就表示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已经展开了。他直盯着波雷伽：“可是这真叫人不敢相信……真没有想到。怎么……”
“今天或明天早上，会有几位先生来拜访你。这几位先生多半是你相识或闻名的，他们会来为我的话作证。如果你相信了，那么明天晚上我们派一辆马车到这个旅馆来接你。我十分有幸，先生，能做你的恭顺忠诚的仆人。再见！”
因此第二天傍晩，布雷铿立治上校给妻子发了个电报以后，便坐上马车，沿着曲曲折折的宾夕法尼亚路疾驰而去。经过了尚未完工的灰色圆顶的国会大厦，望见了高耸的细细的华盛顿纪念碑，还经过了白宫——白宫里那位阿坡马托克斯的胜利者已经在打点离开坡托麦克河了。马车过河，进了弗吉尼亚。天气晴朗而寒冽，山冈上蒙着一层白雪的轻纱。在暮色苍茫中，车子到了亚历山大镇的码头。一句话也没问，车上的人就一起上了快船，快船立即开航，载着他们东拐西转，飞快的行驶了百来里路，来到了水波浩渺的切萨皮克湾。船在昏黑中靠上了一条富丽的游艇，他们就一起换了船。
那是一条式样美观、设备豪华的游艇，上校和他的旅伴上船不久，游艇就起程了。他们受到了温文有就、一丝不苟的接待，较之上校最高的待客之礼也并无逊色。一顿过了时候的晚饭送到了他的客舱里，菜肴虽然简单，却也相当讲究，还有一瓶绝妙的法国白葡萄酒，一杯热腾腾的清咖啡。夜晚虽然很冷，他却睡得挺熟。清早，早饭送到了他的床上，他才留意到这里的仆役并不是他一向习见的黑人，而是些白种的外国人，说英语都带些外国腔，然而应接迎送都受过完善的训练。
他走进大厅，看见那里有几位绅士，可是他一个也不认识。有个伶俐的仆人给他送来了大衣，他就登上甲板，在那儿又遇见了一位高大的绅士，从他的谈吐举止，一望而知是个英国人。上校心想这次集会一定是个国际性集会了，这引起了他的深思。这次请他赴会，虽然鬼鬼祟祟，还免不了要来一套宣誓和握手的暗号，可是他却很感兴趣，因为他深信在这盛大、隆重的排场后面，一定有其深远的目的和打算。他们俩在清新的空气中并排散步。
“你能光临我真高兴，布雷铿立治上校，”那陌生人一开口，就使上校吃了一惊。
“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上校迟疑了一下，终于伸出手去。
“当然啦，先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你是很有名的啦。我叫——”他顿了一下，“——赖斯透，”然后又腼腆地接着说："赖斯透爵士。请别见怪，在你们自由的美国加上这么个头衡，实在有点不合潮流。”
上校掩盖住心中的惊异，彬彬有礼地说：“据我看，爵士大人，我们这一剂自由的药味只怕已经用得过了量了。”
“世上多数地区都有这个毛病，”那位贵族淡淡地答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先生，我们两家还沾着点亲呢，”
上校黑褐色的脸上差点儿泛起了红晕，他一本正经的躬身答道：“我也听到过这样的传闻。”
他们重又并肩漫步，眺望着黑沉沉起伏不定的大西洋的海水；那个英国人接着说道：“先生，我想你一定也同意，处在这世界性的危机中，我们要维护自己的领导大权，就必须保留这种隆重的虚礼、可笑的膜拜。我们这个最高的秘密组织还没有命名，不过你看吧，我们一定会保留那种古老的色彩。我对此一向很反感，可是不久以前，我看见我们英国议会把皇冠、皇袍和皇权十字金球授给小维多利亚——愿上帝保佑她！——给她加上印度女皇的尊号，那时我心里就想：礼仪而能成为政府的一种权力，这倒怪有意思的。先生，我们这几天里要建立的，还是个世界政府呢。”
上校默然半晌，才慢慢地说：“我在未来之前，对你们的计划是不尽了然的。不过我也相信，假如世家贵族真还有重掌大权的一天，那么现在是时候了。不然这世界可就要完蛋了！”
那位贵族笑笑，说道：“不必悲观，我们就要跨进一个新的世界了。”说罢就道声少陪，走了。
上校环顾了一下，看见有好些熟人——全都是世家子弟。他找了一位，攀谈起来；那人说道：
“我真不明白那些北方佬是怎么搞的。说他们大多数人是真心反对奴役黑人，在战前我不信，到今天我还是不信。我看他们是给卷在狂热、贪婪的急流里，身不由主。只要他们一旦同南方的士绅和欧洲的贵族确立了矶固的联盟，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很愿意把黑小子像欧洲的农民那样拴住在田地上；很愿意有一个白人工人阶级，控制在我们这些根基深固不输于英国贵族的世家贵族手里。”
上校很有兴致地抬起头来说：“可是这要有钱、有权才能办到哇。”
“行啊，”对方答道。“钱，他们有；权，我们也没问题。那几百万黑人虽说已经获得自由，只要北方不来阻挠，我们就能控制他们的选票；何光我们还有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富饶的资源。”
“不错，可是你说的是哪个北方呢？是那少数正派绅士呢，还是那些工厂老板、铁路巨头和银行股东？还有在这次战争中出力打了胜仗的那一大帮做工的下等白人，又怎么样呢？”
“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反对奴隶制度，却又看不起黑小子，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巴不得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假如他们和南方的穷苦白人能同‘黑鬼’发生火并，而我们则乘此机会大大加强我们在全世界的实力，最后迫使一切工人不敢妄动，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的主宰！”
这时有个北方商人也参加了谈话，他指出：南方的穷苦白人也许要索取一笔很大前代价，才肯同种植园主结成联盟。北方的白人虽然操着大权，他们可到底是人，是白人。穷苦白人也是一样，何况他们还是奴隶制度的真正的牺牲品。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受些教育，他们是能够上进的。
布雷铿立治上校听了这番议论没有说什么，可是心里并不相信。按他一向的看法：凡是异想天开、认为下层阶级（哪怕就是白人）也能上进的人，决不会是高尚人家出身。白人之间也有差别，也有根本的差别。种植园主和穷苦白人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阶级即使不得已而订立同盟，其差别还是照旧存在的。
有一个人（上校很难判定他是干什么的，听他的口音像是北方人）以热烈而又带几分神秘的口气，对上校说：
“说真的，上校，这个世界快要大变了。英国打算成为第二个罗马帝国，想利用美国当个帮手。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吞并，到那时我们在东方将面对以日本、中国为首的亚洲，在我们心腹里还嵌着个非洲。我们何必怠慢这些非洲人呢，将来还用得着他们哪，”
有人插进来说：“哪有这样的事。‘黑鬼’永远也成不了气候，”
可是那人并不服气：“别再胡涂啦。黑人受了教育，有了领导，什么事干不来？在南非不是发现了钻石和金矿吗？今天在苏丹，那些狂热的黑人不是挡住了英国的进攻吗？你说可怕？就可怕吧。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明白的：我们应该好好对待这些‘黑鬼’，培养一些‘黑鬼’的头儿，让他们充当我们的同伙，一起剥削工人——管他是白人、黑人、还是杂种！”
布雷铿立治上校听不入耳，就转身在一个神态安详、相貌端正的纽约银行家身边坐下。这位银行家开头谈到他在铁路上的投资，后来忽然话锋一转，大谈北方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在北美、南美以及欧洲、亚洲、非洲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霸权。他认为美国的工人必须严加约束，大公司的权力应当大大扩张。
“在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是非剥夺不可的，可是我们千万不能再不叫他们读书识字.这种群众的求知的决心，不是永远压制得了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学希腊文、拉丁文，我们只要教他们学会熟练的技术。到头来他们要么就死尽灭绝，要么就变成规规矩矩、替我们赚銭的工人。
“不过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密切注意白人工人。白人工人心儿活，万一让煽动分子和狂热之徒当了头脑，他们说不定会同黑人合流。要知道工人里边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东欧来的社会败类——都是我们在战后胡里胡涂招来做工的。我们北方的民主自然就行不通啦。哪儿能行得通呢！我们的工业都抓在强盗的手里，欧洲又处在革命的边缘。一次经济萧条已经发生了，往后还有的是呢。我们的国家真要有个英明的领导才行，只有南方才配担当这个重任。”
上校正仔细听着，有人却反驳了一句，说是战时宪法修正案生效以后，要剥夺黑人的选举权怕不会那么简单。有个新奥尔良人回答他说：
“这自有最高法院去想办法。”
“不过最高法院恐怕很难打通吧？”上校说。
“当然，”对方答道，“不过世界上没有打不动心的人。我们早已打听明白，最高法院对战时修正案过激派解释的态度是：五票反对，四票赞成。四位赞成的法官，一位家里有个儿子，野心极大；一位是南方人，很有商量余地；还有一位一心想当大总统。
“我们在新奥尔良已经搞了一些案子，只要判决得当，根据这些判例，十四条修正案就可用以保障私产，就可用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给他们划定一个社会等级。困难？当然困难啦。做这种事总得有耐心、用手腕、下本钱，不过事情总是可以办到的。一旦实现以后，美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吗？嗯，英国可以当我们的婢女——或者掉个过儿也可以。”
就这样在高谈阔论中，度过了一个上午，上校悠然自得的，对这些人士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里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有英国人、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有意大利人、有比利时人、有俄国人，有北美来的也有南美来的，有北方佬也有南方人。上校凭他敏锐的眼光和更加敏锐的嗅觉，认得出他们差不多全都是上等人士，出身高，教养好，过惯上流社会的生活，受过多方面的新派教育。他真想不出这么些人是怎么召集拢来的，也猜不透要到哪儿去集会。这也足证他们筹备周密，财力雄厚，一切都机密非凡。
在甲板上吃过了一顿精美的午饭，又那么津津有味的谈了一个下午。晚饭无比丰盛，却又不落俗套。到傍晚时分，游艇终于驶近了一座景色幽丽的小岛——加勒比海上多的是这样的小岛。沙滩有如一片金箔，黑沉沉的粗壮大树守望在海边，树后高高的矗立着几座巍峨的山峰，映着落日，闪闪有光。在海滩和山峰之间，可以望见亮晃晃的有座古堡的塔楼，雉堞分明，旗帜飘扬。一阵清脆的号声迎接了靠岸的游艇。上校对宏伟的景色也见得多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他都见识过；可是却从没有看到过一座建筑，有这个精巧的山庄那么富丽、那么雅致、那么高尚。
他们被迎入了美丽的花园，园里花红似火，绿荫清凉，荡漾着一股幽香。一大批不声不响、却挺伶俐的白人仆人，领他们去看了清静的卧室、宽敞的客厅、弹子房、小凉亭，还送来了各种各样冰凉爽口的芬芳饮料。
夜里九点钟左右，传话请全体来宾整装赴宴，上校想起自己礼服陈旧，心里正有些焦急，忽然发觉房间里已替他摆好一套全新的南军制服，不大不小刚刚合身，旁边还搁着一把雕花宝剑、一件漂亮的绣花斗篷，他立刻看出这是照他当年至金环骑士团所披的斗篷仿制的。斗篷上总有他家的古老的纹章，配着杜比侬家的徽号。上校见了，不禁又勾起了素日的伤心事儿：他没有儿子。不知道贝蒂露这会儿在干些什么，也不知道克拉立丝有没有接到他草草写成的信，还有电报。回音，总要过几天才能收到。回头他们见了面，他有多少新闻要说呵！
半夜时分，他们登上了一座可与巴黎大歌剧院媲美的楼梯，走进一座上校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金碧辉煌的大厅。满目都是大理石和黄金的装饰，绸缎和丝绒的帷幔。在座的人都礼服鲜明，勋章闪闪。上校清清楚楚地认出其中不但有英国的嘉德勋章
和法国的荣誉团大十字章，还有西班牙的“金羊毛”、德国的“黑鹰”、以及好几十种其他的勋章、奖章。除了布雷铿立治穿着灰色的上校制服以外，还有六七个人穿着南军的军官制服，另外还至少有两位来宾穿着蓝色的将军制服。一般来宾都穿晚礼服。
行过了开幕仪式，吹过了雄壮的军号，大厅里顿时罩上一派冷静、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于是，就揭开了布雷铿立治上校所毕生难忘的一次会议。发言的是雄，先后的次序如何，他都记不得了，他也不想记住，可是那清清楚楚的一连串道理、事实和结论，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我们面临着一个世界性的危机。在美国南部，固有的社会制度遭到了暴力的颠扰，半野蛮的黑人竟然掌管着白人的文明。产业都破坏了、没收了、分掉了。长此以往，天下势必大乱。在英国，煽动分子操纵下的读书不多的工人陆续取得了选举权，竭力想控制政府。正是由于这帮人的阻挠，当初英国才没有能来援救南方；对他们若是不加抑制，将来大英帝国定会断送在他们手里。
“在法国，又有个暴发的乡巴佬发了狂劲；如今他虽然被德国推翻了，可是法国却有爆发革命的危险。在德国，强大的世袭贵族阶级虽然当了权，那披着民主外衣的社会主义却是个劲敌。种种或明或暗的动乱正威胁着古老的帝俄·新兴的意大利王国也让过激思想和宗教纠纷打击得摇摇欲坠。
“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强大的欧洲也正在它天赋的优秀人才领导下，逐步武装起来，准备征服全世界。欧洲在工业生产和通商贸易方面的技术是举世无匹的。亚洲的几万万人民已经被它征服，踩在脚下。非洲的惊人宝藏最近也已被它揭开，划界瓜分。
“一八七〇年是转折的一年。法国在色当遭到败绩；苏伊士运河已接近完工。欧洲把目光转到了热带，想为自己的工厂找取原料。国际金融集团正在逐渐形成，大公司已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南非发现了金矿和钻石。保罗·克鲁格那年是四十五岁。
“欧洲原来想依仗美国南方诸州，彻底征服加勒比海——因为加勒比海的‘糖业帝国’已经让那些嗜杀成性的半自由的黑人破坏了；还要彻底征服南美——南美的拉丁人、印第安人和黑人正打算如式仿制，建立欧洲那样的文明。可是偏不巧，美国北方在一小撮狂热分子的迷惑下，推翻了南方的制度，解放了安于本位的奴隶，闹得天翻地覆。怎么办呢？‘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这仗还没有打输哪。只要世上还有瑙狄克人的后裔，这场仗就输不了。
“我们的纲领是：
一、让北方的领袖看清世界的真相。
二、把黑人起回他们的臭窝。
三、对白人工人要设法羁糜，徐图约制。.
四、集中资本，进而独霸天下；控制世界贸易，垄断黄金，独揽债权。”
在闭幕会议上，有个相当年轻的人，金黄头发，纤秀挺拔，军装上亮闪闪的挂满了勋章，起来向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推举一位全球统帅。大家都探出了身子，心想这不知又是哪位大人物——也许就是刚刚打败了法国、从色当的漫天硝烟中站起来耀武扬威的德国皇帝。也说不定是他那位雄才大略的总理，俾斯麦亲王。不料，报出来的名字却是上校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叫做西塞尔·罗得斯。
旁人听了也都愕然，一时满座窃窃私议。可是那个普鲁士少校操着一口急促的牛津英语，神情庄严地说：
“各位！我的表妹拉齐威尔公主刚刚到达美国，公主取得了西塞尔·罗得斯的同意，可以代表他接受我们授予他的荣誉。我的表妹大概可以算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无疑也是欧洲最聪明的女人，她认识西塞尔·罗得斯已经有不少时候了。有些先生或许还没听说过罗得斯的名字。他是一个英国青年，今年才二十三岁，却早已拥有百万家财，是非洲未来的主宰。三年前我在牛津第一次遇见了他。我们在一起听罗斯金讲英国的前途。我还记得那古老的讲堂的高高耸起的哥特式尖拱，记得那位预言家气度森严而又意气扬扬的姿态。他说：
“你们这些英国的青年，能够使你们的国家重新成为世代君王的宝座，成为统奉天下的王岛，成为光明的源泉、和平的支柱。”
“罗得斯听了感动得不得了，我们也都十分感动，连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也不例外。后来我们谈了很久。罗得斯主张在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超国家政府，从世界优秀人士中选出一个联邦议会；还主张金融家应该成立一个大规模的秘密团体，在治理天下的方法上来领导革个命。他认为劳耀拉的耶稣会是很可以取法的。如今罗得斯肯来领导我们，那真是了不起。我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会！
“但愿天假以年，让他有实现理想的一天！因为，他已经患了多年的肺病——这也就是他所以要去南非高原的原因。不过，等我表妹跟他结婚以后，可以为他小心调理，一定可以使他早日康复。英国是支持他的。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已接近完成。我们德国人也已经把辽阔的刚果河流域委托小比利时暂时保管。各位！白种人的命星已经升起，将永世不落！”
布雷铿立治上校和在座的许多人士，都觉得选举罗得斯的事似嫌过于仓卒。叫人觉得像是事先布置好的。不过上校也很明白，这些事情事前不安排好是不成的。因此提案就投票通过了。
为这些问题却也花了好几个钟点，经过辩论、探讨、比较，才作出了决议。不过会议组织得也真好，还请来了一些专家。布雷铿立治上校尤其忘不了那个脸色微黑、目光锐利、刚刚九死一生横越非洲归来的探险家。这位探险家详细汇报了那里的自然资源、获取方法和业已着手进行的种种计划。从会上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英国贵族是如何冷静沉着地控制着世界；在会上还介绍了对付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各式方法，以及在非洲同意大利和解、在南美同德国妥协的种种措施。罕普顿将军也送来了一份文件，概括的介绍了美国南方的南部各州是如何迫使黑人安守本分的。
这样，西塞尔·罗得斯就当上了大元帅。对于这个人选，也有不少人跟上校一样抱着怀疑。可是会上大部分人看来都兴高采烈。在上楼安歇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军官，显然是香槟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拉住了上校的胳膊，说：
“先生，你没见过他呢！你想想他的模样儿：‘高高坐在宝座里，俨然是帝王神气；那宝座，远胜过和尔木斯与印度地方的富丽，纵然是灿烂东方极富地，装饰在蛮王身上的黄金珠宝也难比拟……’”他打个饱嗝，顿了一下。上校若有所思的接口说道：“撒旦登座了！”
那年轻人挺了挺胸，皱了下眉，又笑起来“哈哈，这话是克鲁格说的啦。是天神是魔鬼，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不是小孩子啦，神话早听腻啦。只要白人能统治世界，怎么都行。”说也奇怪，上校对他的话倒也不尽同意。
三天以后，全体来宾就在黑夜里登船启程，结果，几乎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地方。要不是会议明确的纲领和决议在脑海里留下了那么鲜明的印象，布雷铿立治上校真差点儿以为自己是做了一场离奇的梦。他又给妻子去了个电报，通知了到家的日期。他见车就乘，一个劲儿往南赶去，连好些信件都没顾得去取。深夜里他到了查尔斯顿，坐上了摇摇摆摆的马车，直奔家里而去。
克拉立丝·布雷铿立治看了丈夫一封又一封的来信，心里愈来愈惊惶。根据旧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和偶尔听到的一言半语，如今她已完全知道了孟沙的遭遇。她依然十分虚弱，身体是好了点儿，精神上却病得更重了。日复一日的愁思，使她来回踱步成了习惯，而且愈来愈焦躁不安。她老是低声自语：“我的手上染着解血。我把一个舍命救我的好人给害了。”她受不了。她可始终没有责怪丈夫的意思。“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他像古代英勇的骑士一样保护自己的妻子——丈夫为妻子表现得这样英勇，也可算到了顶了。可是我实在没有脸再见他。”
终于，上校来信说他要动身回家了。一封电报，像是宣布了.缓刑。可是如今这份来电，把到家的日期和钟点都确定了。布雷铿立治夫人披上绸面皮里的斗篷，悄悄的走进了前厅。她凝神听了一会，又慢慢的走上阳台，透过丛丛绿叶，看到了街上的马车和奔跃的马匹。那正是午睡的时刻，全家上下一片寂静。她慢慢的登上了三楼的阳台，阳台下正是前廊的雕花大柱，配着陶立斯式的白色柱头。她歇了一会又继续往上走，这回走得更慢了，因为她实在软弱得不行；好容易，才来到了顶层的阳台上，于是，全城的景色都展现在她的面前。
那边是国王街——她的世界，如今已失去的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有家业的人已经把家业差不多全丢了；可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像孟沙那样的人，又怎么样呢？他几乎连身子都不属于自己，盼望的一切又都成了泡影；有什么字眼形容得尽这种空虚的心情、这种绝望的痛苦？何况随后又遭到了死亡——死得那么悲惨、恐怖、残酷？布雷铿立治夫人似乎还能依稀看见那边查尔墨斯街上，礼拜堂旁边，当年的奴隶拍卖场像个丑恶的鬼魂除伏在那儿。非洲的幽灵似乎在到处向她招手。远处，圣迈格尔教堂傲然地昂起了那白灰灰的四层圆顶。她还记得马车如何一拐弯，打算从这座教堂旁边飞驰而过，却终于没有能冲过去。
她不住地自语：“那个拯救了圣迈格尔的奴隶……”她慢慢的转过身去，面向着那永恒的大海——那万古常有的大海。前边，朦胧可见藤门特炮台的长长的低矮的棱堡，护着十尊大炮，森然的守望着海湾。她对着这黑魁魁的开战的标志低头伤心、祈祷、哭泣，似乎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事了。萨门特炮台以外是摩尔特瑞炮台，再往右去，是茫茫一片，连当年华格纳炮台所在的山冈也迷蒙不见。可是山冈上一定还有鬼魂出没，在他们脚下还躺着一个面容苍白的年轻洋基，“跟他的黑人埋葬在一起”。
她高举双手，向上天和保卫上天的一切堡垒致敬。她摔掉了华贵的斗篷，趴着栏杆探出身去。地下室外边有片平地，铺着坚硬的方石，边上种有绿树和香花。早开的水仙向正仰起了若白的小脸，杜鸥花的光彩宛如一层薄纱飘飘而起。黑色的大地，像久候的母亲伸出了慈爱的双手。子是克拉立丝·杜比侬猛一纵身，就堕在六十尺下的小庭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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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政府致协约国政府的照会（米留可夫照会）（1917年4月18日〔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4．临时政府致协约国政府的照会（米留可夫照会）
（1917年4月18日〔5月1日〕）
这份照会是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发给各协约国政府的，一般称为米留可夫照会。它公开提出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因而激起人民的抗议浪潮。
今年3月27日，临时政府公布了告公民书，阐述了自由俄国政府对当前战争目的的看法。外交部长授权我将上述文件转达给您，并就此作以下说明。最近，我们的敌人企图在盟国关系中制造不和，散布虚构的消息，说俄国准备同中欧君主国家单独媾和。所附文件的原文是对这一捏造的最好驳斥。您可以从这个文件中看出，临时政府所提出的总看法，是与许多卓越的协约国政府要员迄今一贯表明的崇高理想完全一致的，是与我们的新盟国，即大西洋彼岸的伟大共和国的总统在其声明〔注：看来是指美国威尔逊总统1917年3月21日的国会演说，以及他在3月25日和4月3日发表的告美国居民书。〕中表现得格外清楚的崇高理想完全一致的。当然，旧制度下的政府无法理解和同意关于战争的解放性质、建立各民族和平共处的巩固基础、各被压迫民族实行自决和其他的思想。但是，解放了的俄国当前可以用现代人类社会中先进民主国家所能理解的语言讲话，并且急于把自己的声音同自己盟国的声音合为一体。临时政府的声明充满了这种获得解放的民主国家的新精神。当然，没有丝毫理由去设想，已发生的变革会削弱俄国在盟国共同斗争中的作用。完全相信，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的愿望，只会由于意识到全体和每个人的共同责任而加强。这一愿望由于集中在一个与大家都有密切关系的当前问题上而变得更加实际，这就是把已经侵入我国领土的敌人赶出去。不言而喻，临时政府捍卫我们祖国的权利，决意完全遵守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这在所提文件中也讲到了。临时政府对当前战争的胜利结束，对和盟国的完全一致仍充满信心，它确信这场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将会以建立持久和平的巩固基础这种精神来解决，确信充满同一愿望的先进民主国家将会找到必要的保障和制裁方法，来防止未来新的流血冲突。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725-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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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崩溃与改革币制（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11期
经济崩溃与改革币制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来，商谈了一年的美贷，仍未蒙美国金融寡头垂允，依赖外债支持国内军事的政府，一年余来不断挣扎于经济总崩溃的边缘；一九四七年虽屡次以行政手段处理经济危机，但危机非但未能稍减，反而越来越严重。一九四六年年底的物价与黄金的涨风，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实施“紧急措施”时暂告一段落，但不二月物价又继续上涨；八月公布“经济改革方案”，也空空地闹了一场，留下一些永远办不到也无意办理的决议案（如征用国外存款，征收财产税，没收贪官污吏财产……）。十一十二月涨风更凶，政府又被迫公布“经济戡乱”法令，但这个政令的时效仅有十天，物价又以更疯狂的姿态上涨。“阳关”前后，为时不过十天，物价上涨一倍左右！这种涨风不但威胁工人和小职员，更威胁政府本身的存在，迫使政府允许按指数发给公务员的薪水。但是，一切事后编制的指数，总追不上物价，更何况编制的方法太不合理，因而在物价空前飞涨的时期，人心惶惶，怨言四起。邮电及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停止以后，公用事业涨价的成数惊人，此种迫不得已的“高物价政策”，显示当局已失去任何控制经济危机的能力，只能坐视经济崩溃的发展。
经济崩溃表现于纸币之空前的发行与物价的追随上涨，如此，不但“薪水阶级”不能生存，生产事业不能活动（因为代表资本的货币已完全失去其机能和社会信用），就是最新式的印刷机也不能担负如此繁重的大量发行工作了！最致命的，还是后方的经济崩溃不可免的要影响军队的战力，迫使当局叫出“七分经济三分军事”的呼声。可是“经济戡乱”不能以枪弹解决的，所以最后，政府被迫重提改革币制和向美借款问题了。
与官方有关的报纸（申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正言报……）一致主张火速改革币制，他们把改革币制手段描写成无比的魔术一样，以为中国币制一经改革，经济危机会自然克服。以往态度较为审慎的大公报，此次已不反对改革币制，仅提出几点“忠告”而已。从“舆论”来看，更从事实分析，现政府已下了决心，希望以改革币制的手段来谋取短暂的稳定。
（二）
以什么东西作为改革币制的经济基础呢？现政府所有的，已不足以应付危机，而稳定新币的准备金（如黄金白银等），却正是政府所缺乏的。国内既没有新币的基金，当然只能求之于国外，而国外可求的地方还只有美国。
自从一九四七年王宠惠秘密要求十亿美元借款遭马歇尔拒绝后，中国政府“自力更生”几个月，结果越来越不能制止经济崩溃的趋势，此次派遣1946年黄金涨风的主角贝祖贻带了改革币制方案去美国，显然准备一方面接受更苛刻的条件，但同时也必然以政治军事危机威胁美国要求借款，美国为了维持远东未来战争中的盟国（目前经济侵略的目的地），虽然明知“弄不好”，但不得不依照一贯政策支持中国现政府，勿使它为经济危机所吞没。按照目前的形势估计，美贷之有实现希望，问题仅在数目。三亿？六亿？十亿？……？
许久以来，不少与政府有关的“经济专家”或“名流学者”都主张改革币制，但意见仍不一致，有的主张金本位，有的银本位，有的虚金本位，有的干脆主张加入美元集团与美元订立一定兑换率。当然，最后一种办法是人们所朝思暮想的，但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人们绝难相信美国会肯答应且承认中国的新币有稳固的定量价值，因而轻易允许与中国的新币“联姻”。
另一方面，未来美国贷给中国的新借款，数目是不会很大的，即令贷与相当大的数目，（如六亿元，或十亿元），也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的根本危机，——日趋破产与赤贫化；正相反：中国越是倚求外力，越是向殖民地发展，经济危机益发变成结构性的死症。
现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属于在朝执政党既定的“国策”，而这个执政党几十年来总是与帝国主义结了不解缘，抗战时期前门拒狼、后门引虎，以至弄成今日行将总崩溃的危局。在这危局鞭策下，当局显然已露“不择手段、但求目的”的窘态，其对改革币制的希望，仅仅在取得暂时的经济稳定；从官方经济学家的口气猜度，如果取得六亿美元新贷款，可以发行一种新纸币（大约是久已传闻的“孙币”），其基金可供政府一年的支出。我们已不难想象他们的结论：一年之中军事胜利可以挽救一切危机了。
（三）
如果站在严正的立场上来研究改革币制问题，首先，我们应当观察：中国是否具备了改革币制并稳定货币的诸种社会条件。第二、改革币制既为“复兴经济”的手段之一，改制后中国有无经济复兴或繁荣的客观环境。
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是：以新的优质通货代替流行的恶劣通货，使物价稳定，使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减少投机行为以及其它非常的因素，使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极少变动的价值尺度，使全社会的生活能正常化。目前华南以港币为一切经济行为价值尺度，上海一带则以美元或黄金未尺度，“法币”虽有“国法”作担保，终于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被挤入劣等货币的地位，失去价值尺度的社会机能了。这已是一年多来的事实！“法币”之“破产”，主要原因是国家收支不相平衡被迫滥发无准备金纸币的结果。因此，改制的首要社会条件，就是新币的基金。其次，国库的收支必定有新办法使其平衡。第三、国际贸易的巨额入超及走私必须有新办法使其完全停止。第四、国内的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须有整个的统盘计划，彼此调剂相均衡。
中国目下有没有这四种改革币制的社会条件呢？一种也没有！连第一点起码条件也没有，如果美贷无着，发行新币仅仅是对人民的新的掠夺而已。
再观察实际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我们更看不到中国有任何复兴的可能。美贷既是有条件的“买卖”，则中国今后将变成美国工业的倾销市场和原料的供给地区，我国农业早已破败的惨不忍赌，工业在美货倾销的前两年中已摇摇欲垂，如果一旦美贷实现后改革币制，不但一般囤积性或投机性商人将无法生存，而工业也必然在“开放国际贸易、减低关税壁垒”的打击之下渐渐地倒下去。尤其是一个军费支出占全支出额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家，一个被贪污腐化的官僚制度瘫痪了的国家，一个战火十年未熄目前更处处烽烟的国家，实在没有经济繁荣的客观条件，因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耗蚀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部生产力，阻止且破坏了扩大再生产的一切可能。
（四）
独立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基本条件，反之，中国现政府的经济政策，一面求美贷取得暂时稳定，一面寄全部希望于无出路的国内战争上。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改革币制不过是人民所遭遇的几百种灾祸中之一种，发行新币，充其量也只能暂时延缓最后崩溃的时间。但是，如果一切客观条件并未变更，则旧的危机将以更新的姿态出现，到那时，通货膨胀将以高过今日几倍的速度向“无量数”的边际飞去。不脱离帝国主义的支配，不停止破坏国民经济的内战，中国实在无法避免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币制改革虽然可能发生临时的“强心作用”，却包含了更深刻且严重的危险因素。历史从来不饶恕一个错误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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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九龙事件』（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11期
论『九龙事件』
作者：翟光〔刘家良〕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录入者按：首先本文还是老中托们一以贯之的毛病，光说怎么看，不说怎么办——至少没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即使要考虑书报审查，多少也该给点暗示，然而录入者连暗示都没读出来，大概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了吧——即使知道，以当时托派可怜的几百号人，又能做什么呢？
革命落到斯大林派的手里，当然本应该是一出古典悲剧，但是真正革命的组织，成员死的死垮的垮，剩下的人竟只能把自己包装得人畜无害然后打打没用的嘴炮，这简直是后现代荒诞剧，让人看了只有五味杂陈。
回到对当时局势的分析上：作者看到了斯大林党对革命运动的阻碍，但却忘记了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里说过的话——“这次‘九龙事件’所引起的斗争是许多冲突积聚而成的，是无可抑制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有它钢铁般的逻辑，不管官僚党棍们多么不情愿，既然群众已经指定了他们，他们就无论如何要被迫充当群众不合适的代言人，被迫去大打折扣地执行群众的要求，在其位谋其政是无可避免的。说一句不好听的，作者，还有那一代被南斯拉夫、中国、朝鲜和越南革命吓坏了的托派，归根到底还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官僚终将失败，但这不代表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还要特别说说香港的问题。1991年以前的香港根本就是独裁统治，说它是“东方民主堡垒”根本就是睁着眼瞎扯淡脸都不红……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1948年的九龙城寨冲突。文中内容难免彭述之等人的八股，“你们不能让他们领导，你们需要我们领导”，且不管它。
本文值得注意的点，有三个：一是再次提到地下党在港九疑似奉旨破坏罢工，“保卫民主进步统一战线”，这次是统战到不列颠帝国那里去了？文中引用的“东方民主堡垒”一词，疑似也是当时地下党的文宣口号？我对九龙风波没什么了解，但1948年正好是冷战揭幕，东欧正在消灭资产阶级秩序，也许，莫斯科又想拉住英国了？且不去猜了。
二是文中提到，当时有“马克思主义者”称中华民国为“新帝国主义者”？？大概是境外的一些激进左派吧……
三是文中提到抗战胜利后，香港迅速成为华南经济中心，英帝国主义甚至开始策动华南的分离主义。这确实是事实，英国统治者在香港埋的线，既深且长……
论『九龙事件』
“九龙事件”，当本文执笔的时候，似乎已接近尾声了。中英双方都已在寻求赶速妥协的道路，为的是他们双方都害怕中国民众的斗争越过他们的头。我们为了一个定期刊物所限制，不能在事变之始来贡献意见，而迫得于事变之未来作铨释工作，实在觉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唯一可以宽解的，就是这个事变是我们久已预言了的战后中国的整个政局发展过程中之一环，牠供给我们一个更新鲜的材料，藉以丰富我们对今后中国命运的诊断。
（一）战后中国的地位
我们简单的把战后中国的政局追溯一下，便不难了解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三大问题——民族、土地、民主权利——在一个更紧张、更绝望的基础之上，仍然改头换面的出现于中国民众之前。土地问题与民主斗争曲折地反映在“共产”党的农民武装斗争以及一连串的学生运动中，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尽管中国被宣布为四强或五强之一，又尽管有些不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新帝国主义”——仍然没有解决，实在离解决还远得很，从战后三个连贯的斗争：反克林姆宫的示威（所谓“护权运动”）、反美军暴行示威以及这次的反英示威中，我们可以无误的诊断：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旧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新的不平等条约（“雅尔达协定”及其副产品“中苏条约”、“中美通商条约”及许多尚未公布的密约）却取而代之；租界收回了，但不仅大半旧的割让地与租借地（香港、九龙和澳门）仍然保留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甚至还在帝国主义战争密约的压迫之下，丧失了新的领土（如旅顺、大连等）。这就是一个不彻底的抗战造成的恶劣后果：中国民众还必须牺牲更多的血肉来偿付昨天的失败和不彻底。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辩证的历史光辉下，我们才能透切的了解这次新的反帝事件。
（二）抗战政策的后果
香港、九龙之继续保留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本身就是中国政府过度软弱和妥协的后果。因为没有一个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能够容忍这种荒唐的现实：一方面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却保持另一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赃品。这种矛盾的现象只有从中国政府一贯的畏惧民众——依赖帝国主义之一方来反对另一方的投机政策中，得到确切的解释。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统治者对中国民众及其武装表示极度不信任，打击他们，压制他们，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美英的援助上面，结果虽然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却不得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苏维埃官僚，偿付极高的代价，用新的奴役来代替旧的奴役。假如抗战“胜利”之翌日，中国抗战的领导者竟迫得承认“雅尔达秘密协定”，割弃了新的领土，并对美屈服，成立“中美通商条约”，则香港、九龙和澳门的保留显然是战争中经过同样的密约或默契保证了的。否则香港政府绝不致那样大胆的滥用牠的统治权力，而最近中国政府也不致于那样毫无争辩地继续承认英国对九龙的租借权，迫得以一种让步的姿态来结束这件事。
（三）香港对战后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大战后，太平洋的国际势力关系起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中国便是：美国代替了英国的地位，扫除日本的势力；苏联则起而操纵了东北，甚至华北；英国则抱残守缺，退守香港，企图从这个老根据地操纵华南，特别是广东。两年以来，英国在香港所进行的工作已充分表现牠的效果：她把香港变成为唯一工商业繁荣的中心，靠走私和金融的操纵，使整个广东变成香港的附庸，并经过广东侵入中国中部和腹地各省。在这种威胁之下，华南以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受致命的打击，正常的商业活动被扰乱，手工业完全破产，关税收入被减损，法币更加迅速的贬值和失去信用（广东一带的民众已逐渐视港币为当然的可靠通货，而法币则降为零找辅币）。更可注意的，配合着这种经济的破坏作用，香港政府还或明或暗的，在政治上企图助长华南的分离运动，英国的代言人早已公言：英国将把香港变为民主的示范区，藉以吸引中国人民的注意。而与香港政府公开联合的中国反对派人士也把香港视为“民主的堡垒”，反对把香港归还中国。所有这些事实证明“香港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富于矛盾的、异常复杂的问题。
（四）矛盾的积聚
首先，牠在中国所促成的经济和政治的崩解，使中国政府及其后台——美国——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经济加速崩解过程中，不仅仅广大的工农民众，甚至中小资产者也迅速趋于破产、失业、赤贫化，因而产生极大的政治不满。广东既然首当这一祸害之冲，一般民众的不满自然更富于爆炸性，何况这个地方还保有百余年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
中国政府之突然派一大员——宋子文主粤，而他一登台即刻进行与港方谈判走私及通商条约等重要问题，已反映这次事变所隐伏的矛盾之一面；但还有更深刻的另一面表现在普遍的“匪患”（读作：农村骚动），城市工业破产所引起的不安，及统治层的离心倾向（如李济深等所组织的武装叛乱）中，这简直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瞭解何以香港政府对九龙的一点点挑衅行动便唤起那样大的反响，使沉寂半年的群众运动又重新爆发起来。
（五）运动是自发的
目下一些浅薄的论客认为这次示威运动纯然是当权党故意领导起来，藉以增强牠的外交地位的。这种观察与他们过去对反克林姆宫示威运动的分析同样无知，仿佛一个极端孤立畏惧民众的统治阶级还有勇气去组织一个认真的群众斗争似的！这种观点不仅是无知，而且客观上还尽了欺骗的作用。
事实上，这次“九龙事件”所引起的斗争是许多冲突积聚而成的，是无可抑制的，自发的。假如慈禧太后这个老腐败还晓得巧妙地转变“义和拳”的农民骚动为“排外运动”，则目前中国当局当然更懂得把一个无可压制的斗争引向牠自己设定的河床之上，转移牠的目标，把牠限制在狭小的意义中，利用牠作为向英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工具。
不幸，战后中国所蕴蓄着的矛盾太复杂，太紧张，民众运动不管在什么形式之下爆发起来，牠总是迅速的扩展为要求彻底政治改革的斗争，威胁现政府的生存，因而一转瞬间就超过了“领导者”的头。过去的经验如此，最近这次“九龙事件”的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以为广州民众可以安份地把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抑制在一个检阅式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但想不到却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造成“沙面事件”；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学生示威行列中还听到了“打倒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外交”之类的口号。这些事实表现在这次群众运动中，政治觉悟力已超出过去每一次斗争之上，迫得中国政府急忙要结束牠、压制牠，因为火已经延烧着他自己的手了。
（六）史大林党的作用
这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听到当权党方面埋怨“奸党的利用”、“捣乱份子乘机兴乱”等等。这种埋怨也是必然的，因为牠既然无力控制这一运动，这一运动自然只有落在另一领导手中，不管这一领导是否更好。我们在这次运动当中，也不难看出在野党的活动，尤其是“共产”党，牠是不会放过这一时机的，除非牠准备完全放弃群众的领导权。但假如我们认定这个党一开始便起来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史大林党久已丧失了牠的革命性了，牠的成分久已改变为一些缺乏斗争勇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在连续的打击之下，牠残存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员大都采取消极的等待态度——等待“前方”的军事胜利。这次群众运动的新爆发是出乎他们料想之外的，甚至是违反他们的意志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最初才对这一运动采取消极和观望的态度，仅仅当群众的情绪继续高涨，他们才被推动起来，企图把这一运动转变为反美反政府的斗争。尽管这一转变在客观上合乎群众运动的逻辑，但牠却安置在两个错误的基础之上的：第一、史大林党连同牠的附庸（如民主同盟及所谓“国民党左派”）在香港正公开与英帝国主义联合，破坏罢工，迫害工会的革命分子，甚至认为香港是“东方的民主堡垒”，应继续保留在英国手中。（就是在上海的学生示威运动中，我们也不断听到史大林党份子的劝告，认为不应过份着重收回港九，因为英国在港九的统治毕竟较中国的统治进步等）；第二、史大林党并不是企图把这一运动彻底转变为独立的革命运动，牠只是设法使牠隶属于牠的军事目标与克林姆宫的外交利益之下，牠提出“打倒政府”的口号仅仅为的是设立那个“共产”党——民主同盟——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府，牠的加重“反美”的意义，仅仅是为的掩饰克林姆宫对中国被压迫的民众所犯的罪恶。
在这两个错误的基础之上，史大林党的领导必然也要迅速地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障碍，因为只要中国工农和学生群众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必然不满于史大林党与英帝国主义妥协，以及依赖克林姆宫官僚的叛卖政策，必然不满于那个破产的“联合政府”公式，必然不满于那种不彻底的、反复无常的土地改革和军事冒险政策。
（七）新的领导
只有能超出于帝国主义、苏维埃特权官僚层及他们底中国工具的利益之外，不受其丝毫束缚的独立领导才能满足中国民众的要求，才能引导他们走向独立革命斗争的道路，完成他们的彻底解放。
这个新的领导不仅要求“收回港九”，还要求收回一切失地（包括澳门和旅顺大连）；不仅要求“美军”或“苏军退出中国”，而且还要求一切外国驻军及行政官吏撤出中国（包括美、英、葡、苏的）。在内政上，这个新领导不是要求半吊子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求彻底的土地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是要求成立虚幻的“联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战后中国民众革命运动既然一次比一次深入和普遍化，牠所要求的新领导自然一次比一次急迫，这也是客观的逻辑使然，我们站在这次新运动的基础之上，热诚地准备与一切前进的革命份子完成中国民众这个迫切的历史愿望——促成一个新的领导，新的革命党！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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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再讨论（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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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再讨论
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编者先生：关于前此请教社会性质问题的一封信，承您恳切而公开地答覆，对于这一问题可说已获得了个较为明确的观念，并大体上认定您的指示是正确的，尤其是您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之那种驳斥，更叫我心折。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觉得不甚了然。这自然是由于我的社会科学的根柢太差，同时对于西方史，特别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及其当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很少研究，以致我不能依照先生的指示来「举一反三」。因此特将底下几个不甚了然的疑问写出来，再一次麻烦您：
（一）先生说：「秦以后二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很少改变，差不多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或一进一退的循环圈里，……」我对于秦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十分模糊。但记得在翦伯赞先生著的某一篇文章里曾看到他说过秦以后的社会经济仍然是有发展的，虽然每次农民暴动都打击了那种发展，但社会经济仍然是断断续续地向前进的。未知先生对翦先生这种见解有何解释？
（二）先生认为「要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根据现代社会科学，必须观察中国现时究以何种经济占支配地位。」这观点我完全同意，因为只有根据这才不致流于机械。但先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实际情形，似乎尚未指出充分的证据，因此还不免令人怀疑。
（三）先生指示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我是相信的，因为我到过许多乡村，如浙东各县确是如此。但剥削的方法仍然是封建式的。例如，在地租方面始终还是实物地租占优势，有些地方甚至还残留着劳役地租。由于这种情形，更由于我国的农民人口占全人口绝大多数，所以人们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前资本主义性的或至少是半封建性的。
前面这几个疑问，也许在先生看来觉得很幼稚或烦琐，但对于我们这些后进的青年们，尤其是对于我，倒是很不容易明白的问题。希望先生在可能范围内再度予以指教吧！
读者吴世明
十一月廿日
世明先生：你这次向我们提出来的「几个疑问」，不但不能算「幼稚或烦琐」，而且对于进一步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社会性质是很有帮助的。因此也是我们乐于同你再度进行讨论的。不过，由于我们的篇幅十分有限，对于你这次提出来的疑问仍然只能给以简单，解答，这是首先得向你及其他的读者们道歉的。
（一）我们说「秦以后二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很少改变……」并不是说秦以后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毫无发展，只是说它在『「本质上」』「很少改变」而已。所谓「本质」是指那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而言。中国自秦直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之前，这二千余年中间，无论在城市和乡村的生产方式上，无疑地都是很少改变的，即没有超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范围的。这一点，我想只要稍微懂得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人们都不会否认。但除了这种「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很少改变」之外，建立在这手工业生产方式上的经济本身无疑地是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的（如城市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农耕的深入，商业的发展，货币的广泛使用等等）。但这种「发展」只是「量」的方面，而始终没有进到「质」的「改变」。至于你说翦伯赞先生「说过秦以后社会经济仍然是有发展的」，不知翦先生所指的「发展」是属于「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若指的是「量」的方面，那和我们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如果指的是「质」的方面，那就未免错误了！
（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实际情形」，我们因为篇幅所限，确乎不会「指出充分的证据」。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信箱」内，就是现在也还是无法指出充分的证据。但你既然提到这一层，我们便不得不指出几个要点来请你注意。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骨干是机器化的工业、交通及大规模的银行业。机器化的工业在中国固然还很落后，但人们绝对无法否认，它确乎已经压倒旧式的手工业生产了。例如纺纱和织布（这是人民大众必需品的重要部份），虽然在我们的乡村甚至某些偏僻的小市镇里还存在着纯粹的手纺机和手织布机。但就整个中国看来，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民所用的纱布是属于机器生产的了。而且就是那些手织布机所用的棉纱，也绝大多数是由机器生产的，纯粹手纺的棉纱，只能占极不重要的补助地位。由此可充分证明：机器生产的纱布，在所有纱布的生产中是占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的。其他如绸缎、呢绒等更是如此。此外，以生产工具来说，我们的农村所用的农具及各小城市中所用的手工工具，虽然大多数还是手工制造的，但它们的主要原料如钢铁，却几乎全是现代的机器生产品（不用说，这种钢铁绝大部份是由外国输入的，但这是另一问题）。从交通方面说，我们的乡村和各城市虽还保留着庞大数量的帆船、手车、甚至人挑的事实，可是铁路、轮船、汽车、乃至飞机等，在全国旅客及主要物品运输上所起的支配作用，也是绝对无可否认的。至于新式银行业在全国工商业及财政等经济关系上导演的决定作用更是无须说明的了。假如你能将中国的现代工业，交通和银行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我们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所占有的支配地位的「实际情形」，耐心地详细地加以考察，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这一断语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三）你说「商品化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新式机械化的生产方法上面的。」这话如果就城市的工业经济说是对的，但以此来衡量农村经济那就不正确了。因为农村经济的新式机械化，只有在高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才有可能。就是在过渡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里，农业的机械化也往往远落在城市工业的机械化之后。即以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来说，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整个世纪中间，虽然工业的机械化一步一步地前进，且已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但在它的农业方面却一般地还停滞在手工业生产的状态里。这里的原因，考茨基在他的「土地问题」一书中已说得非常清楚。简单一句话说，由于农村自然条件的涣散性和传统习惯的保守性种种障碍，农业的机械化是最不容易实现的。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初期发展的阶段里，农业方面总是绝少应用机械的。如就整个的资本主义来说，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机器才开始被运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因此，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农村是否资本主义化，绝不应以那个国家的农业是否机械化来作标准。因为以机械化作标准，即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英国，以及同一世纪八十年代前的法德等国，都不能说它们的农村经济是资本主义化的了。所以衡量农村经济是否资本主义化，只须看它的土地及其生产物是否商品化就够了。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转让一般是不自由的，农业生产物一般是自给自足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一切都可自由买卖，土地自不能例外。又由于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了市场，且需要大量的原料和食粮等，因而就迫着农业生产（如原料及食粮的生产）不能不放弃自给自足而趋于商品化了。假如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说，生产物的商品化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之表现。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结构是以「商品」为其最基本的组织细胞的。「资本论」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从分析商品开始，其原因即在于此。
倘使我们前面所陈说的是正确的，而同时你又承认「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是事实，则我们在上次覆信中以「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我们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工矿，交通和银行等现代产业」配合着来断定「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性的」，那就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了。但我得重复一句，我们的资本主义还是很落后的。
（四）「在地租方面，始终还是实物地租占优势，有些地方甚至还残留着劳役地租」。这当然是事实。而且在这种地租中间保留着封建式的剥削性，也是毫无疑义的。但要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至少是半封建性的」，那就未免大错而特错了！让我们试问：在「前资本主义或半封建的社会」中，能有像现时的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青岛及无锡等许多大工商业城市的存在吗？能有像平汉、粤汉、津浦、京沪、沪杭、平沈……上万公里的铁路交错于国中吗？能有几千百只轮船航行于海港和内河吗？能有上十万辆汽车和几十百架飞机来往于地上和天空吗？能有像中国、交通、中央及中农等那样垄断性的大金融机关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那样庞大的商业托拉斯吗？能有像四大家族那样的财富集中吗？难道以上这些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吗？事实上，就我国某些工矿、百货公司和银行等之规模和技术言，就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言，就财富之集中言，不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已是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之表征了。但假如人们只抓住这一方面而忘记其他方面，特别是农村方面之落后性，也可以作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金融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荒谬结论来的！（据我们知道，事实上确已有一位荒唐先生在作出这种荒谬的结论了！）
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是非常之错综复杂的，这乃是「综合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尚保存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沉淀物，如陈旧的土地制度、封建式的剥削、手工业的生产、迟笨的交通工具（如帆船、手车及肩舆等）乃至游牧经济等等。但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中最高度发展的成果，如大规模的工厂、百货公司和银行等的组织及其技术，现代化的铁路、公路和邮电等交通工具，最新式的建筑物，乃至无线电、自动电话及飞机等等。这在西方先进国家原是数百年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却于短短几十年内便把它们移植过来了。正因此，东方的落后国家，像沙俄、印度和我们中国，其社会经济结构便与西方先进国家含有不同的特别错综复杂的性质了。也正因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只有从这种「综合发展」的观点上出发才有获得正确结论的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把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最落后的东西和从西方先进国家移植过来的最进步的东西加以分析、比较和综合的考察，看其中究以何者占优势或支配地位，然后作出社会性质的结论来。只是片面地抓住最落后的或最进步的东西来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是机械的，因而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的社会经济不管怎样落后还是资本主义因素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是城市工商业关系支配农业关系的经济，因而中国社会的性质一般说是资本主义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它的落后，我们必须有激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同时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我们有可能从激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如民族独立与土地改革等）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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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宪』前夕（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9-10期
『行宪』前夕
作者：流光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录入者按：两篇文章〔注：《“行宪”前夕》与《大钞与邮电加价》〕做于先总统败逃海岛前一年，此时已值两Party激战正酣。总统阁下不急于抹油跑路，动身前留下大钞祸根和“立宪选举”的闹剧。
在桃花石逗留的托派分子，陷入了27年相同的观望和迷茫，不过这次，没有脑子短路还瞎指挥的三号团，也没有流亡先知的预言书，而这些在桃花石逗留的迷惘人，拾起了钝化的战刀，闭着眼对自己的根基挥舞，当起了那位老者生前大骂的不孝门徒。）
政府当局已于十一月下旬“普选”出了“国民大会代表”，以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法。在“普选”前夕，据说“全国亿万之民，即将初次行使其有生以来最为庄严神圣之选举大权”，但既然如此，既然这是“今后中国民主前途兴衰之所系”，像同一中央社电讯所宣称誉的，那末，全国民众便该非常踊跃的参加投票了。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一切美丽的宣传，都掩盖不了铁般的现实。我们从各地“大选”报导中看到的，全都是“情形并不踊跃”，以及“冷清清”等素描；而大多数“选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之放弃投票，更是报纸无法隐讳的事实。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但它是怎样造成的呢？
这其实是不难解释的。所谓普选，实即只是由国民、青年、民社三党提出它们的候选人，叫民众投票加以认可吧了。民众对此不感兴趣，自然是他们不甘做“阿斗”的表现。难怪在宪法实施促进会反对“讨价还价的党派提名”时，主席孙科只能答称：“提名是政党内部之事”。这就无异承认普选是政党内部之事了，因为所谓普选也者，只见圈定和承认这三个政党的提名而已。既然是“政党内部之事”，则民众无权过问，因之表现冷淡，那是理所应当的！
但不幸事情还不仅限于“三党包办”的提名哩！依照民主政治的常识，根据欧美普选的先例，凡是到达一定年龄的男女国民，都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每一政党都享有参加竞选的权利的；而且，在实行普选之前，每一人民及其政党都应完全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信仰及人身等的一切基本自由。只当他们全都享有这些民主权利时，他们才有可能充分发表其政治主张，热烈参加竞选；而全国选民也才有可能认识清楚谁的主张是真正代表民众谋福利的，因而投谁的票。这样才算充分反映民意。所以普选的前提条件，是让人民及其政党充分享有上述的基本权利，没有这些权利而奢谈普选，那只是曹锟者流的玩意儿吧了。
我们试拿这项前提条件去衡量中国今天的“普选”和“行宪”，那它的真实价值是不能立辨的。
首先，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真可说是愈接近“普选”和“行宪”之期，其限度便愈被缩小了。据今年五月国立政治大学的新闻研究会季刊所统计，在过去三月间的全国新闻界大事中，捣毁封闭以及逮捕的事实竟占十之八九。而“普选”前不久颁布的新“出版法”，如十一月六日大公报社评所指出的，都“是消极多于积极。条条规定的是如何防止或惩罚报馆报人，却没有一项说明如果报馆报人之自由遭非法侵犯时，应如何保障”。不得登载“意图颠覆政府”，“妨害邦交”，“妨害本国及友邦元首名誉”等事，“这样束缚下去。无异……把它变成为一具歌功颂德的机器”。如此，今天中国“普选”和“实行宪法”前的言论出版如果称得上自由的话，那显然只是“歌功颂德”的自由了！
其次，成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讽刺画的，就是不久以前民主同盟之被宣布为非法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像民主同盟这样温和的政治集团，没有武装也没有确定政纲，（当然更不必说激烈的革命的政纲了！）也不能存在，甚至连“行宪”前夕它所能尽的粉饰“民主”的作用，也被干脆抛弃；那末，“竞选”来虽然更加“清一色”化，但对于集会结社的自由，却未免太不调和了！
至于严禁罢工之三令五申，以及去年“宪法”之明定信仰只限于一种主义或宗教，更已早成定例。而关于人身自由，则最近于子三案及无数被非法逮捕监禁的事件，都是最好的例证，证明这项自由正在怎样地被日益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些事实太多了，谁能熟视无睹而已于言呢？又谁能否认它们都已成了政府决心实行宪法的试金石呢？
但现在，随着“普选”之后，政府已宣布决定在十二月廿五日正式“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了！从这一天开始，全中国的人民都似乎给允许过一种“民主政治”的生活，给允许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自由权利了！这一宣布，对于数千年来饱受专制政治压迫的中国人民，该是何等“喜出望外”呀！不管人们所实施的宪法本身包含有许多的缺点，（关于这，本刊从前早已指出过了！）但能够有一部宪法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不致再受“朕即国家”，“朕即法律”那样专横暴虐的统治，这总是值得松一口气的。在去年通过的宪法上面，所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等基本自由，都已用“黑字写在白纸”上了。（虽然被附了一条“限制”的尾巴！）在没有如此隆重地宣布要实行这宪法以前，正如上面指出的事实一样，政府已经不断地侵犯了人民从宪法中所应得到的民主权利。但既然今天行宪的支票已经签发，则人民便有充分权利，要求政府言行一致，予以兑现了！谁都知道画饼是不能充饥的。中国人民所急需的并不是空言的允诺，而只是民主权利之真正得到保障。假如政府真具有决心实施宪政，信守它的诺言，那末，从这一天起，就应该用行动，用事实，来向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证明：支票决不是空头的。只有今后的事实然后能表现出政府“行宪”的诚意和决心！
不过，不管政府行宪的决心如何，中国今天急需召集真正的普选的国民会议，实施宪法，却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中国目前的根本难题太迫切需要解决了：迁延不决的战争，通货膨胀与物价奇贵，广大民众的失业与贫穷，农民的大批丧失土地与死亡……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急待马上解决。能够解决这些国家根本问题的，只有全国民众的觉醒、团结和行动。而能够帮助民众觉醒和团结起来，推动他们去奋斗的，就是由普选产生并具有全权的国民大会，经过它来实行一切的民主改革，只有它才能充分代表全体城乡民众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情绪、欲望和要求，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有足够权力解决一切问题。（像法国一七九二年的国民会议那样！）这就是我们一贯所主张、并号召民众为实现它而奋斗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生死问题。但去年已经召开过的和今天将要召开的国民大会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们都没有经过真正的普选，产生民众自己的真正代表去组成它。但假如一个无能的射击手没有射中鸮的，决不能证明枪炮或射击术的无用，而只能证明这个人之无能和必须撤换吧了。当然，如果撤换一个人时还不能凭他本人的自动退让来达到，则召集真正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法，自然更不能由上面来钦赐了。它必须由下层民众的觉醒和争取，才能真正实现的。今天人们要召开如此这般的“国大”，宣布实施宪法，这证明目前中国确具有这种民主的客观要求；不然，人们也用不着这样做作，企图以此塞责了。但鱼目到底还是鱼目，假如要求得珠的人反得了鱼目，当然是不满足的，他们将继续为真正的目的而奋斗，而这首先就需要揭破一切假“民主”的外衣了！
一幕民主趣剧
本市名律师张红薇此次竞选国大代表，在妇女团体中……当选第三名，后经本市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吴国桢迫其退让，另以龚蔚珍递补。（按龚为候补第三名）张因此种措施于法无据，故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十二月四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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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市政选举中的左派（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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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市政选举中的左派
译者：康君〔张开〕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李星按〕托派政党影响下的工会，提出参选候选人并当选，是否等于投票者支持这个党的纲领？本文的报导是往这个方向引导的，但实际上经常是未必的。工会会员以及家属支持本工会的候选人，往往是工会领导，首先是为了扩大工会的影响，让会员可能得到更多日常利益，而未必在意当选者的政治口号。值得指出的是，所谓托派控制的工会，现实生活中，很可能只是影响了几个领导者。当然，其他左翼力量对工会的控制，经常也是如此，影响限于领导集团，但在自己的文宣里，常常刻意强调工会多么大、多么重要，以此引导读者以为工会会员“当然是托派”“托派在那边人很多”，等等。
印度第三个最大地方单位的麻德拉斯，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曾举行市政选举。安东尼比拉在当地第三十二区的全部选票（七千票）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五千票以上，余二千票则为其他五位候选人所分得。安氏所得票数之多，开创了麻德拉斯市政选举历史的最高纪录。
另外，有六位麻德拉斯工会的会员也被选了。他们都是布尔塞维克列宁党（第四国际印度支部）的同情者，而安氏则是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三年来又连任着麻德拉斯工会的主席，兼全印工会联盟理事会的理事，因此，他们七位将在市议会中通力合作；同时因社会党和共产党没有一人获选，所以他们便在八十议员组成的市议会中，成了唯一的左翼代表。
对于麻德拉斯工会屡次胜利的重要性，必须着重地加以指出。七个工会会员都顺利地获胜了。虽然严格地说来，他们并非布尔塞维克列宁党提出的候选人，但印度各地都已公认：麻德拉斯工会是受这个党完全支配着，而选民们对于这点也绝不会有错觉的。
史大林派不提出任何候选人，不愿意招致完全的失败。社会党在这个领域内甚至更弱些。几乎所有工人阶级都投这七位候选人的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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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人政党的竞选总统运动（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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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人政党的竞选总统运动
译者：康君〔张开〕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十月廿七日，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曾在纽约召开一个热烈的大会，结束了竞选美国总统的工作。
在这以前几天，该党的总统候选人F·多波士举行了一个公开的辩论会，提出他本党的革命政纲，去对抗社会党候选人N·汤玛斯的改良烂调。
最后，社会主义工党成功地在十三个州中提出了它的总统候选人，这十三州在美国是最重要的，且代表着全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在竞选过程中，多波士及副总统候选人G·卡尔逊（女）曾到全国各地作竞选旅行，向各城市及工厂的千百万人口公开演说和广播。此外，该党又散发了数百万份印刷品，包括竞选演词及党纲等。它的中央机关报「战士报」，也在这时候增加了三千五百个新订户。
至于他们这次能够拿到多少选票，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所谓「民主的」美国选举机构，实即只是替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候选人的竞选服务，首先只计算他们自己所得的选票，而天然地不管那些勇敢地在工人阶级独立组织旗帜下前进的小政党的。（那些资产阶级御用的电讯报纸等，对于这方面的报导当然更少了。）但不管怎样，也不管社会主义工党这次获得的选票有多少，它毕竟已经第一次被列于总统竞选名单上，第一次以全部托洛斯基主义的革命政纲，向全国的工人阶级广播演说，它的政治影响无疑已普遍增加了！
在选举结果首次揭晓之后，「战士报」当即著文分析杜鲁门的胜利，是由于得到压倒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杜鲁门比之那个鼓吹公开反动政纲的杜威，是「较少祸害」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投票，为的是要取消反劳工法，要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准，要和苏联修好，以及要避免再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战士报」向工人阶级建议，应该有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去达到他们所要求的目的。它预言民主党将无法满足美国人民的这些要求，人民大众应该准备第二个步骤，更明白地向左转，产生他们的独立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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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币制改革到「补充」「修正」（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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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币制改革到「补充」「修正」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李星按〕本文是讲民国末日的恶性通胀。内容就不评论了，单说一点：文章结尾谈到工人组织应该发挥力量介入社会管理，奋起一搏，这是几十年来，边缘激进左翼圈子的保留节目，即在揭露现实后，高高挂起一个写有“工人阶级奋起行动”字样的大红灯笼，既显示自己是激进的，又表明自己有办法，“能文能武与众不同”。但实际上，工人群众并不会因为身处末日，就自动往接管社会、干预资产阶级管理的方向走。他们想到的，通常还是如何生存，如何多弄几个钱，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工人行动。
那么，在社会情绪开始沸腾，提出一些比较大胆的，而确实更符合工人需要的建议，比如本文讲的“工资与物价挂钩”“工资预付”“物价管理群众委员会”，不正可以提醒工人更进一步吗？王凡西写的社会评论不也有类似呼吁吗？确有可能。那么，李星为何斥责本文作者、彭述之大弟子刘乃光的“左翼政治套路”？因为托派在内的激进左翼流派，花了太多功夫在这些貌似无懈可击的“正确建议”上，真实目的往往不是推动工人行动，而是展现自己如何更激进、更革命，从而多吸引到几个……照例是学生呗！
几个月以前，当法币日益变成德国马克的时候，一般幻想奇迹的人，都日益把希望寄托在「币制改革」上面。可是，币制虽终于改革了，但在短短的七十天内，却完全宣告了失败！这种失败，早在改革之前，凡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已预见到，而我们更曾在本刊中详细地指出过。事实上，当战火日益蔓延而炽烈，政府军费日益浩繁，财政赤字日益钜大，而市场与生产则日益萎缩；——在这种情形之下，将法币改为金圆券，那只能是名词上的变更，票面上几何级数式的增大，即是说，只是加倍继续昨天的恶性通货膨胀吧了！所以在「改币」之后两个月内，政府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放出了十六亿金圆券，这个数字超过了过去十一年所发行之法币总额的八倍，因而使市场上凭空增加了八倍的大钞；但通货虽然如此膨胀，政府却同时用行政手段，把工资和物价强行冻结在「八·一九」的水准上。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黑市与限价间的惊人距离，而抢购货物的风潮便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迅速地席卷了全国。物资都多方设法逃避了，商店于是十有九空，甚至索性关起门来，使人们有钱也难买到任何东西；工厂则在原料缺乏的藉口下，大都停工减产，以抵制其制成品之被依限价廉售；而最蒙受痛苦的，则是工人阶级及一切靠薪资生活的人，他们的实际工资，都被锐减到完全无法维持生活的地步，甚至拿了这一点可怜的工资，也买不到任何日用必需品，尤其是食粮，更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慌。整个社会生活，就这样地被「改革」推到死灭的边缘了！
在这样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政府再也不能不宣告政策失败而让步了！于是「改善经管补充办法」被颁布了出来。这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放弃限价政策，恢复粮食的自由买卖，以缓和城市粮食的恐慌；其他重要物品则采取「核本定价」（议价）的原则，以补救工业生产和市场的萎缩；对于工人及公教人员的待遇，则答允「酌予调整」，以缓和他们的不满。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没有变出一点新花样，而只是在一个更加残破的基础上，重新走着「八·一九」以前的旧路，所不同的，仅仅是政府今后在通货膨胀和物价暴腾面前，更加无力控制，更加放任它们狂跳，一直跳到死巷而已。
因此，限价政策取消了以后，配合着二十亿金圆券全部的出笼，更加上前线空前的失利，物价便像一根久被强力压缩后的弹簧一样，以一种惊人的爆炸力伸展开来，昨天的黑市价格合法化了，跟着就一日数跳，一跳数倍，直至涨上十倍、廿倍、卅倍以上。而其中最吓人的便是米的涨势，它从最初每石廿余元的限价，一直冲出了千元大关，户口米延期无着，米店里粒米不存，食物店十九歇业，抢风到处蔓延，几乎家家户户都受到了「绝粮」的威胁。在米荒达到危机点时候，政府才狼狈地要向香港借米，从江西空运，而且迫使附近产米地放松禁运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暂时停止签发金圆券，缩紧了银根，这样才使米荒缓和下来，一般物价也暂时回跌了些，但无论如何，人民对于金圆券的信任心，从此已一落千丈了！
在人民对金圆券普遍不信任（尤其是像农村之盛行以金银或日用品交换米粮）的情势下，政府对于金圆券的发行，以及人民所有金银外币的处理，于是又来了一个「修正办法」，其主要的修正是：第一，由政府铸造金圆，交中央银行发行，每一金圆的法定含金量为纯金四.四四三四公毫，比原定的〇.二二二一七公分，减少至五分之一.二；第二，把原定的金圆券发行最高额取消，此后改以命令规定；第三，金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并得将金圆券按照规定手续兑换成金圆、黄金或银币，兑换率也加以提高；（此外如以金圆券存入指定银行，得换成金圆或黄金，一年后可加息付还。）第四，金圆券得照规定办法购买外汇，进出口贸易则实行连锁制，使出口所得的外汇完全用之于进口。
这一修正办法的目的当然很明显：第一是企图用「发行金圆」在人民中造成一个美丽的希望，以此稳定一下金圆券的信用；第二是对那些仍然持有金银外币的人加以让步，希图再用提高兑换率等，把未兑换的金银外币吸收过来，此外又替外汇打一条出路。但这些目的之无法达到，也是同样明显的。首先，每个人都会问：政府究竟准备发行多少硬币，才够流通于市场，才够支付它那庞大的战费而不靠发行纸币？而且，这么多的硬币原料，又从那里得来呢？在我们看来，政府今天为了暂时挽救一下金圆券的颓势，阻遏一下物价的狂涨，可能慷人民之慨地，把近月来收兑得的一亿余美元的黄金外币，拨一部份来铸造金圆，然后以五倍于兑入时的高价兑出，（而据规定，兑现时须以同额的定期存款，存于指定的银行，这实际上就是十倍的高价，即，人民昨天遵令以十两黄金向政府换得了二千元金圆券的，今天则以其中一千元只换回一两的金圆，另外一千元又必须存入指定银行，一年内不能动用，而一年后取出时，则已所值无几了！）政府虽用这种出尔反尔的背信方法，多少巧取了人民（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手中的金钞，但由巧取得到的数目到底非常有限，（因为人民不会永远受骗的），决不能弥补目前战争的消耗。不消多少功夫，这个意外的来源就会很快地宣告干涸，而他方面又没有「原料供应」，于是沧海一粟般的金圆，便必然被高速度的通货膨胀远抛在后面，只成了可怜的点缀品，而且马上成为「黄牛党」抢购的最好对象。这已经不是揣测之词了。不久以前铸成的一分镍币，就曾被人们抢购精光，当作烂铜废铁卖出，赚得了几倍的利钱；而现在，五分镍币也逐渐绝迹，被人们收藏起来了。（据说很多人的收藏是为了准备下一次再改革币制时拿出来用哩！）将来金圆券随着通货膨胀而日益贬值，而金圆的法定含金量又高于它和黄金的兑换率，（即一市两黄金可换到相当于一.四二市两黄金的金圆，）这又怎能不引起排山倒海搬的抢购潮，最后则完全被排出流通途径，即被收藏起来呢？
而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件无法相信的奇迹终于实现，政府终于得到很多原料，使金圆普遍流通于市场上，但只要战争继续延长，生产继续衰落，市场继续残破，那末，金圆本身仍然是要贬值的。（即像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收藏着全世界绝大部份的黄金，也不能避免贬值的趋势！）今天整个东北都完全易手了，华北也处于严重的状态中，全国出产麦、豆、高粱、棉花、煤铁以及烟草原料等最富裕的地方，都全部落在中共手里，这对于政府治下的市场与生产，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今后如果战争一日不停止，则生产无法增加，交通无法恢复，市场无法扩大，捐税也无法增收，（否则只能加速物价上涨！）另一方面美国的援助最多也只限于一部份军火及其他军需品，而一般民生日用品则无法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在这种加倍残破的经济基础上，政府今后为了支持这副庞大的战争机构，为了弥补那笔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唯一的办法仍只是滥发钞票，「发行硬币」不过是一个烟幕或幌子，藉以掩饰它的无限制的通货膨胀而已。所以在这次公布的「修正办法」上，取消了金圆券发行的最高额，便是一个无误的信号，显示今后的金圆券将无限制地发行，它的贬值速度，将超过法币而很快走上马克的末路！这次「修正办法」之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在这里！
根据过去的教训，在币值跌物价高当中，最受损失的乃是工人阶级及一般的薪资生活者。他们为要抗拒有产阶级完全转嫁痛苦于自己身上，为要使自身免于饥饿或死亡，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觉醒和团结，起来争取「按照物价增加工资」的完全实现，反对与物价脱节的虚伪「指数」（如官方在过去、尤其是这次公布的十一月份上半月指数），生活指数应该由工人组织自己编制；而且，为了补救今后高速度的物价暴涨所招致的损失，他们更应该提出「工资预付」的要求，因为在物价一日千里的情势下，下月初才拿到的工资，无论如何也买不到上月份的物品。另一方面，为了压阻物价肆无忌惮的狂涨，为了对抗官方限价议价政策之虚伪与无效，工人、店员、管家妇及一切消费者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物价评议委员会」，以全体民众的眼睛，去监视奸商们之囤积和操纵，只有让民众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真正有效地压抑物价的狂涨。这些就是贫苦的劳动者们对付币值跌和物价高的主要救急办法。但最后说来，要根本平衡财政的收支，消灭通货的膨胀，抑止物价的暴涨，并进而恢复交通、增加生产和扩大市场，而唯一的办法只有立即停止战争，否则，政府一切朝令夕改的「改革」、「补充」、「修正」等办法、都只是一场短促的骗局，而主要受牺牲和损害的，依然只是一般劳苦的工人阶级及人民大众！
一九四八.十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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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一个力量薄弱的革命党「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群众力量」（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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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一个力量薄弱的革命党「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群众力量」
作者：纪芬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编者先生：
上期，贵刊讨论的关于史大林党之所以能获得群众拥护的问题，就其客观的根源，加以详细的分析，并从历史上以至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来叙述一个真理的命运，指出真理在开始时往往是孤立的，没有力量的，遭受压迫的。所以一个勇于追求真理的人，必须摒弃一切势利的观念，不惧怕任何的压迫，这些都不成问题。只是有一点，就是关于真理之如何方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形成物质的力量这一点，先生没有详尽地提到。正如你们所说的，今天史大林党所领导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而你们所赞成的第四国际的主张是正统的马克斯主义。但是后者无论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那么它们要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群众的力量呢？你们只是简单地指出，历史上「只当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一直进到高潮的时候，代表真理的党派，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而达到胜利」。像这样解答问题，我以为还是过于简单而嫌抽象。这也许是因为篇幅的限制。但是我却很希望贵刊能在这个问题上多化费一些篇幅！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思索了好久而得不到结论。我曾这么想的：今天的中共，既然拥有如此广大的群众基础，只因为它的上层领导政策的错误，而断送了中国的社会改革。假如能够把它的上层改良一下，即是说，调换一批领袖来实行革命的政策，那么岂不是把现成的革命力量保全了下来。因为这样与群众的惰性以及传统心理（尤其是农民）是相适合的。如果你要他们从一个旧的领导下面走向一个新的领导，一定要化费了很大很大的气力。（我以为这也是新的领导在中国迟迟未形成力量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不知道在历史上有没有先例？另一条路便是由旧的集团内部自行分化，下级干部和群众围绕到新的领导下来。但是这需要在何种条件底下才有可能？是不是要等到「革命的高潮」？到那时，他们为什么会抛弃错误的领导的？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希望先生能详尽地答覆！此致
人类解放敬礼
读者李伯南敬启九月一日
伯南先生：来信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如信尾所说，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很愿意就本信箱所容许的篇幅内尽量加以解答。
第一，你既承认「今天史大林党所领导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第四国际的主张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仅在于「后者无论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那么它们要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群众力量呢」？为了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历史上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这一点的例子是法兰西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这个党在大革命前是不存在的，仅仅在革命爆发后才产生并发展起来。但它不仅很快地「形成为一个群众的力量」，且成了大革命的杠杆，澈底完成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革命任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个党坚持革命的立场，能代表当时巴黎下层群众及全国农民的利益，因而逐渐地，也可以说是很快地获得了他们的拥护，「形成了一个群众的力量」，解决了革命的历史任务。倘若你要详细地或具体地了解雅各宾党在革命过程中是怎样形成一个群众力量」的，那就只有详细地去研读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经过了。最近的而且也是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的布尔塞维克党。这个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虽已具有颇长的历史，但直到二月革命后它本身还是一个小党，如果依照你的话来说，它当时「在俄国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更不用说它在国际上的力量了）。可是从二月革命爆发起，尤其是从列宁回到俄国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起，这个党便一步一步地并迅速地获得群众的拥护而「形成为一个群众的力量」了。如果你要想详细地或具体地了解布尔塞维克党在当时是「怎样形成一个群众的力量」的话，那也只有详细地去研读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所经历的具体情形（这情形详载于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中）。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两个要点：（一）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无论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是代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书，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从一九〇三年起即顽强地进行了反社会革命党，尤其是反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站在国际主义的观点上，无情地反对第二国际的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各式的狭隘爱国主义及和平主义；到二月革命后，列宁更根据他一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此来完成迟延的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二）正由于列宁有此种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适应革命时机的正确主张，所以布尔塞维克党便能在革命局势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获得工农群众的拥护，因而「形成了一个群众的力量」，得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例如自布党的「四月临时大会」决定无产阶级准备夺取政权，随即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的总长，立即召集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停止战争（所谓「民主、面包与和平」）等的口号后，布尔塞维克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便有如狂风暴雨般地蓬勃起来。因此，不到二个月，即到六月，布尔塞维克党便已经由一个小党而变成为拥有广大群众的大党了。正因此也就引起了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塞维克的异常仇视和压迫，造成了「七月事变」乃至哥洛尼诺夫的暴动。但在「七月事变」和「哥洛尼诺夫的暴动」中，由于布尔塞维克党的政策之正确，反而在群众面前尽量暴露了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及孟塞维克之极端卑鄙的反动与无能，因而更进一步证实了布尔塞维克的革命主张之完全正确，结果，在压毁哥洛尼诺夫暴动后的彼得堡苏维埃选举时，布尔塞维克竟获得了绝大的多数，托洛茨基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布尔塞维克就这样在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拥戴之下踏上了政权。即以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创立、领导的第三国际来说，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经过好几年它在各国的拥护者简直少得可怜。但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尤其是在大战结束欧洲各国进入革命的局势后，德、奥、匈及法国的共产党便很迅速地生长起来，形成了一个群众的力量。这里又一次证明：当革命局势到来时，即令是一个小小的或「力量很薄弱的」革命组织，也会在很短暂的期间「形成一个革命力量」的。
以上所举只限于西方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孙中山先生最初所创立的兴中会（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只能得到极少数的人赞成，比起当时康梁所领导的改良派来，在政治舞台上简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团体。但到了日俄战争引起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后，由兴中会而改组的同盟会，便很快即获得了智识青年和某些群众（如华侨及国内青红帮和新一军等）的拥护，「形成一个群众的力量」，最后推倒了满清政府。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〇年成立起直至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前夕，它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但当「五卅」事变（即第二次革命）爆发后，这个「力量很是薄弱的」×××飞快地变成为「一个群众的力量」了。至于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和第二次革命中的共产党之「×××成群众的力量」，我们这里无法详叙，请你从中国过去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求它们的具体情形吧
假如能正确地具体理解上面所举出的一些史例××你所提出的问题也就等于具体地解答过了。现在让我们总结起来说一遍吧：凡是坚持革命主张而代表群众要求的党，在我们这时代，即凡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党，纵或在革命前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但当一旦革命局势到来时，它便很有可能获得群众的拥护而「形成为一个群众的力量」的。因为在革命潮流的进展过程中，凡是机会主义的党派都不可免地要在群众面前日益暴露它们的背叛与无能，而被群众所抛弃（实即是抛弃对那些党派的改良幻想）；而真正革命的党则由于它的主张正确，经过事变证验，必然会日益获得群众的认识与拥护，领导革命向前迈进的。假如你已确认「第四国际的主张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就不管它今天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是如何薄弱，但当新的革命局势到来时，它是会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布尔塞维克党一样，迅速变成为群众的力量的。反之，不管现时史大林党在中国及国际上具有如何钜大的力量，一到革命潮流中就不可免地要被群众抛弃，遭到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塞维克的同样命运的。假使你认为这个答覆「还是过于简单而嫌抽象」，那就只有请你去详细地去研究外面前面所举的一些史例了。但我们相信，你越是研究史实，将越是发见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
第二，你说：「今天的中共既然拥有如此广大的群众基础，只因为它的上层领导政策的错误，而断送了中国的社会改革。假如能把它的上层改良一下，即是说调换一批领袖来实行革命的政策，那么岂不是把现成的革命力量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样与群众的惰性以及传统心理（尤其是农民）是适合的……。」调换一批领袖来实行革命的政策，在一个真正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内，不但是绝对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可能的。但现时史大林所控制的各国「共产党」（中共在内），早已绞杀了任何的党内民主，而堕落成为纯粹的官僚集中制的集团，久已没有任何「改良」的可能，即绝对没有「调换一批领袖来实行革命的政策」的可能了。因为要「调换一批领袖」，首先就要排除史大林本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试问：这样的「调换」在联共及中共内有丝毫的可能吗？实际上不但绝对没有可能，即是有人敢于在联共及中共内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立刻就将遭到身体的毁灭呢！过去苏联共党内部的无数次的「清党」，整代老布尔塞维克的被枪杀，以及中共党内的不断「肃清」，便是史大林所控制的共党之绝对无法「改良」的铁证！不但史大林的官僚集中制的党内绝对无法「改良」，就是只有「民主」而无「集中」的第二国际的诸党，也没有任何「改良」的可能了。因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或「病入膏肓」的机会主义而同时又缺乏「民主集中制」（这也是机会主义得以愈走愈深的根源之一）的党，除了对革命发生破坏作用外，是命定地要与一切反动腐化的事物一同灭亡的。在这一点上，史大林所控制的各国「共产党」，与第二国际的诸党是完全相同的。为要「保全」「现成的革命力量」，也只有更坚决地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政策，并尽可能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来代替它，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群众的惰性及传统心理」，是必须加以打破的。但要打破它们，也只有首先打破那个专门依赖「惰性和传统心理」的史大林党。至于「从一个旧的领导下面走向一个新的领导，一定要化费了很大的气力」，那是历史的悲剧，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浪费吧，但这是无法避免的。总之，你想以「改良」的方式来改造中共的领导，不但「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今后也是一种纯粹的幻想。
第三，你最后说：「另一条路是由旧的集团内部自行分化，下级干部和群众围绕到新的领导下来」。——这不仅是唯一可通的，而且是不可免的道路。至于你问「这需要在何种条件底下才有可能？」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地答覆：在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已经在事实上存在，同时又有了相当的革命局势（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情形），那时传统的旧党（共党及社会党）的内部，就要「自行分化」，「下级干部和群众」就要「围绕到新的领导下来」的。现时法国的局势已开始接近这种前途，法国社会党内部之自行分化，其下级干部和某些群众之倾向国际共产党（第四国际支部），就是一个象征。在下一历史阶段，即法国走上真正的革命局势时，法共内部也必然要发生分化，其下级干部及其所影响下的群众，也必然将倾向国际共产党乃至围绕到它的领导下来的。至于「下级干部和群众」「为什么要抛弃错误的领导的？」你这问题的本身即包含了答覆，因为他们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发见了他们「领导」的「错误」，所以才自觉地「要抛弃」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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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主义的党制——克林姆宫与各国共产党的关连（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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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主义的党制
——克林姆宫与各国共产党的关连
作者：纪芬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大致属于40年代托派的主流观点，作者只是照本宣科……诸多观点，比如对第二国际的看法，显然有偏差。
编者按：这可以说是纪芬先生论史大林主义的第四篇文章，第三篇即本刊上期登载之「南斯拉夫敲响了新民主主义的丧钟」，因收入「南斯拉夫特辑」中，故未注明，希读者注意。
史大林主义的横暴的官僚主义党制，在近二十年来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久已成为一种最恶毒的疫病。它所凭借的主要手段便是贿选、格•别•乌•（秘密警察）的威胁，与公然的说谎和伪造历史。这种专横的制度与第二国际改良派组织的弛松的民主主义俱乐部式党制形成一个明显的讽刺的对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第二国际没有官僚之存在，恰恰相反，上层机关之趋向官僚主义化与整个组织之过份弛松是同时发展的，特别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日趋崩解，改良主义与民主主义之花也日趋枯萎的时候，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机会主义领导，也日趋于官僚主义的硬化，党内一切革命的呼声都遭受排斥和窒息。但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重要物质根源却是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因此这种利润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崩解而突然减少，虽然一方面促使工人贵族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保障自己的一份利益，以抵制大多数失去改良生活希望的工人群众底革命的不满，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失去了绥和群众不满的改良主义杠杆，社会民主党的上层领导才始终无法阻止内部党员群众的左倾和民主主义的要求。这就是说，它本身物质基础的削弱已剥夺它走向极端官僚主义的支柱。
史大林主义的党制却生长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它的主要阶级根源是苏维埃的新兴工人贵族，这个贵族层的主要物质基础是以苏维埃国有财产管理人的资格，窃取国民收入的一个重大部分，为了确保这种篡夺的利益，它便首先要保持它的永久的官僚特权地位，结成一个顽固的官僚集团来抵制一切现状的变革与革命的批评。因此，它与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不同，假如后者寄生在旧资本主义制度的崩解上，前者则寄生在新生社会主义经济的过于幼弱和缓慢生长的条件之上，而这个条件因为受了孤立和落后环境的限制，更显得严重：一般文化水准之低落与常备军之保持竟成了官僚主义最有力的杠杆。苏维埃官僚所不断赖以平衡其不稳定基础的手段便是利用恒久的帝国主义包围的威胁与苏维埃下层人民的「孤陋寡闻」来进行恐吓、说谎、欺骗，并剥夺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改良派工会的官僚主义，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崩解而崩解，史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基础则随着苏维埃生产力的发展，一般物资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而日趋动摇、削弱和不稳定。在这一意义上，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与苏维埃官僚的基础是同样不稳定和脆弱的，所以它们对于下层工人的革命批评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都同样害怕到死。但史大林主义官僚却较之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保有更强有力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就是——苏维埃的国家机关。它凭借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政权，较之社会民主党单纯凭借工会及资本主义的残破机构，当然对革命能发生更大的抵抗力。
这一点非常深刻的反映在堕落了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对其各国支部的关系上。第二国际从头到尾仅是一个报道和通讯的秘书处，它的最大的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国际会议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这种极端松弛和缺乏集中的国际组织当然一方面可以满足各国支部的「独立创意」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大大助长了民族的保守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与贵族工人的物质基础是不可分离的，它产生了第二国际底「民主主义」党制的对立物——「民族」领导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从各国社会民主党中产生出来便最后使第二国际的全部组织永远陷于瓦解。
第三国际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组织上矫正了第二国际的极端民主主义倾向，确立了民主集中的党制。但不幸这个党制与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原则一样，随着十月革命的被叛卖而被叛卖了。这就是说，任何正确的原则或优良的制度都不是生长在真空里的，它们都要受一定的物质环境限制的，十月革命的贫弱和孤立的环境保持而且再生产了一切官僚主义堕落的黑暗条件，这一堕落倾向最初侵入苏维埃机关，自一九二三年之后，便迅速腐蚀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机。既然第三国际的产生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基础，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便天然成了它的领导党，而这个党向官僚主义的堕落也就是第三国际堕落的先声。
苏维埃官僚层为了确保它的特权地位，它首先就要在苏维埃和党内尽量扼杀任何民主的批评。它为了完成这一反动工作竟利用了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中「集中领导」的伟大机能，这在历史上形成一个不可忍受的讽刺！
现在许多受了史大林官僚主义损害的人，忘记官僚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企图从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中，找寻史大林派党制产生的根源，而且最坏的便是因此发生了对于社会民主党牧歌时代的强烈憧憬。事实上企图拿第二国际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代的和平的、民主的组织方式来对抗史大林主义的官僚集中，不仅显得无力，而且显得陈腐不堪，如果拿它来解释民主集中制的「弊端」则更是荒唐。至少，在资本主义没落时代，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是认真表演过一次夺取政权的，民主集中制之富于弹性，在十月革命的严重关头中表现得最精彩。「四月提纲」的争论，虽然列宁差不多以一个人来对抗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但毕竟充分的党内民主却给了他一个胜利的机会，十月暴动之前夜，往后，在布列斯托和约的剧烈争论中，列宁都以同样的手段获得正确的集中意见的机会。全部十月革命史向我们证明，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便不能有正确的意见集中，没有集中的领导便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在十月暴动之前夜，当季诺维也夫，加民诺夫〔注：即加米涅夫〕企图破坏党底一致行动的纪律时，列宁竟严厉地主张开除他们出党。这就是列宁党的民主集中制！
哥降斯特〔注：即喀琅施塔得〕叛变之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一项决议：因鉴于苏维埃政权的危急，暂时停止党内一切小组织的活动。蹩脚的历史家，如苏瓦林之流便拿出这一点来证明：这是民主集中制自动地生长为官僚主义党制的指标。多么浅薄！他不了解，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而是苏维埃的贫弱和残破的物质基础一时限制了「民主」的广度，我们并不否认，史大林的特尔米多官僚主义基础就是由这些苏维埃政权的弱点，一点一点铺砌成功的，但官僚集中之代替了民主集中毕竟不是「有机的」从此到彼的生长，而是一种强暴的篡夺——一种阶级斗争呀！这种斗争在一九二三年正式翻译成为联共党内左派反对派对三头机关的斗争，第三国际的最初派别分化围绕在党制问题周围，这一点就是对「有机生长」论客的一个致命的驳斥。
在内战期间，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被削弱到无可忍受的程度。为了应急，迫得痛苦地一步一步缩小了苏维埃内，后来甚至缩小了党内的民主，保持了常备军，成立了严厉秘密警察制度，——这些权宜的政策再加上文化水准过分低落的致命条件，便是史大林官僚主义在革命退潮时，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史大林首先征服了俄国党，往后则征服了第三国际的其他支部。苏维埃官僚因为握有全部国家机关，它当然可以顺利地把党转变为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场所：凡是服从克林姆宫上层官僚的命令的便可以得到一张党员证，而一张党员证在苏联就表示职业和生命的安全证；凡是对官方政策表示任何怀疑的，便立即有被开除、追捕、拷问、监禁、和充军的危险。两种手段：失业和格•别乌成为苏联共产党每一党员头上底达摩克利斯之剑。
但假如在联共党内，苏维埃官僚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机关的强大压力来窒死布尔什维克党。它对付苏联以外的第三国际支部，便遭逢较复杂的条件。各资本主义国内的共产党上层份子，大都是凭借苏维埃的国家权威和克林姆宫的物质援助来取得和保持自己的地位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与克林姆宫保持一种密切的、甚至有机的连系，而克林姆宫也就利用这一点来屈服和购买那些廉价的灵魂；但另一方面，当作整个党来看待，那些支部却是生长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环境中，因此除了受克林姆宫的支配之外，还不可免要受本国的资本主义环境影响，换言之，它是不可能置身于本国的阶级斗争之外的。
当克林姆宫为了自保而毅然砍断了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之后，它便不断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瓦解，这就替各国共产党造成了永远屈服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前提。因此，我们就并不希奇，在战前的「人民阵线」时代中，在战争的「爱国阵线」中，在战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国的史大林党竟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严重竞争者，或多或少的代替了后者，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假如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堕落表现在它们之互相敌视中，那末，受同一「民族主义」支配的共产党，也不可免要互相发生龃龉，这种龃龉是资本主义底民族利益冲突的深刻反映。这种冲突，我们早已在德、法共产党间发现。现在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在西欧各国）在反美的口号之下，以无比的热诚在传布「保护祖国」的福音，这就是它们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祖国」的表现。第三国际之在战争中，亦即在国家主义奏凯的环境中，被解散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有人也许反驳，「无论各国共产党如何高唱「保护祖国」，至少它们之始终接受克林姆宫的指挥，却是一致的。」为这种「一致」所迷惑，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竟认为各国史大林党与克林姆宫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将在克林姆宫的指挥之下，经过许多左右摇摆的曲折过程，一直走到史大林主义之完全征服全世界。这是印象主义者因为不能了解现象而对现象屈服的可悲实例！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各国共产党之堕落为民族主义党不仅反映在各国共产党间的「民族冲突」中，而且还不可免要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对克林姆宫领导底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当它们还需要克林姆宫的「权威」和物质的支援时，它们乐于接受它的指导和格•别•乌的监督，即使这种监督不很适意；但假如它们已经过克林姆宫的声援，一跃而成了民族的领导者，或已取得某种社会基础之后，它们便不能无条件忍受克林姆宫的过份干涉，它们便要可是争取「独立」的地位来自由调节它们国内的社会压力。一句话，克林姆宫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不能一相情愿地把共产党永远屈服于其外交轴心之内的，各国共产党愈顺利地取得本国的民族主义声望，便愈难忍受克林姆宫底伪善的「国际主义」路线。南斯拉夫的例子便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明证，而我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叛视为史大林主义盛极而衰的指标，就不难了解。许多庸夫俗子把「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视为第三国际的复活，现在他们应该清楚的懂得：南共的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已证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只是「共产国际」的「僵尸复活」吧了！
我们从上面的全部分析中，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假如第二国际通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组织形式走向民族主义的堕落，第三国际则受了苏维埃官僚主义的腐蚀，通过极端的官僚主义集中的组织，促成了各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堕落倾向，最后的分析起来，这种堕落倾向在理论上以「一个社会主义」为出发点而以「民族主义」的分崩离析而告终。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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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远东烽火看东南亚（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6期
透过远东烽火看东南亚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主要内容是关于二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的政论。如同前一篇关于日本的政论一样，关于群众斗争的内容肤浅而敷衍，看得出作者的心思不在这上面，而在于证明“他们那一派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是这一派好的”，结尾照例是呼喊需要新的革命政党，可以直接翻译为“快来听我指挥”。
东南亚的工人阶级斗争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但21世纪的中国工人对这座宝库的认识基本为零。有关的引进工作，还只开了个头。）
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给宗主国造成了无数的困难，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基础，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清楚暴露了他们的弱点以及无能；而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多年来却又多少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民族工业，跟着又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力。当它们的羽毛已逐渐丰满起来，而奴隶主则发现着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自然要利用这个翻身的时机，起来挣脱奴隶的枷锁。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离心力空前地加强了，民族解放的战争像怒潮般澎湃起来了。这就是战后远东陷于一片纷乱和战争的客观原因。
我们翻开地图看看，今天的整个东方，可说没有一块国土是宁静无事的。越南和印尼，从一九四五年夏天先后成立了独立共和国之后，就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战争，分别抵抗着法荷帝国主义。此外，像缅甸、马来亚、印度、以至近东的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家的反英运动，在战后也汹涌起来。帝国主义面临如此普遍严重的局面，除了在某时某地加以武装的镇压之外，便只有改变方式：或者转移被统治者的反帝斗争目标，使之自相残杀；（如印度、巴勒斯坦、菲律宾、中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未来朝鲜等的内战。）或者改变为间接的统治，向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时加上地主）做有限度的让步，利用他们成立一个新政权；（如对印度的尼赫鲁和真纳，越南的阮文春和宝大，印尼的沙赫尔等。）或者，像法国和荷兰，当他们一时无力作战的时候，便利用越南和印尼政府的妥协本性，和他们签订一些协定，到准备停妥时再把它们撕毁，重新进攻。而不幸的，由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之卑怯无能，再加上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领导越南和印尼斗争的共产党）之动摇妥协，以致不断接受了帝国主义的表面让步，签订各种协定，坐失了最好的时机，始终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国境去。因此，就形成了战后迄今的长期动乱和内战的拉锯局面。但泛滥在整个远东的民族解放怒潮，正如西欧各国工人斗争一样，今天都正在被史太林党利用着，消耗着。因为像越南和印尼等地的共产党，都先后插足到这些反帝斗争中，操纵了他们；从当地解放运动兴起之日起，到九国共党情报局建立而改变政策时止，在这个阶段内，各国的共产党都紧随在莫斯科总路线后，到处实施一种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最有力的革命局势中，不断地带着群众去迁就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便与资产阶级合作，由此而葬送了最有利的局势，瘫痪了群众的斗志，让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下来，让他有可能随时叛卖群众，与帝国主义妥协。同时，当群众运动非常高涨，而帝国主义则陷于无力状态，需要作缓兵之计时，共产党却连同其他政党一起，与之签订了协定，以此巩固了帝国主义的地位，让它得到喘息机会去准备新的进攻。等到这种动摇妥协政策葬送了最有利的局面，反帝斗争不断受到挫折，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愈缩愈紧之时，共产党在国际上的政策转变了，从极右的机会主义阶级合作政策，开始向极左的盲动主义转变了。这一转变的指标，就是去九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太林党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失败：它两年多来，不但不能从外交上得到美帝的让步，反而日益受到美帝压力和进攻；它的各国党徒们不但没有从“联合政府”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被这些政府中的“同僚”赶了出来；他号召工人阶级去和资产阶级合作，结果反而牺牲了工人的利益，招致工人阶级对这种政策之不满；——就在这几方面冲击下，它的政策“左转了”，他企图以这种伪装的革命姿态去缓和工人的不满，以便更紧密地操纵他们，利用来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是他自己能够重新参加“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则用这笔资本去和美英等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以压迫后者向克林姆宫让步和妥协。
因此为了配合克林姆宫这一转变，远东各国共产党都“左倾”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在中国、缅甸、马来西亚及印尼。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从政协路线转向激剧的武装斗争，并在农村中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马来亚和缅甸的共党，则于今年六月间“起事”，马来亚共党的暴动日趋严重，在不断暗杀和大批捕杀之后，政府终于出动了飞机火箭去大举剿共；缅甸也在差不多同时展开了内战，共产党开始破坏交通，向首都进袭，于是上下缅烽火连天！而最近据报载，共党竟打到仰光附近了。至于印尼方面，正当缅甸马来亚共党起事后不久（八月间），居留苏联廿三年的印尼共党领袖麦索回到爪哇来了。他“一露脸就充任印尼共党主席，在三个星期中把印尼的社会党和工党吸收了过来，扩充势力”。（伦敦九月廿六日广播）再过十八天，九月十八日，印尼共党就发动了政变，占领了爪哇的工业区末里粉，成立了新的政权，由麦索出任总统。于是爪哇便引起了三角战——印荷，印共，荷共间的战争。从上面一连串的事实可以看出，东南亚的烽火，直接是由当地共产党燃起的，而他们之能够这样，当然又是利用远东民族解放的反帝怒潮，以及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所造成。只有盲目无知或有意欺骗的人，才会否认这些事实中间的紧密联系，否认他们都是共党所发动，而只认为这些都是时间上的偶合。
东南亚共党的暴动，显然是一种冒险的极左盲动，而不是一种从下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真正像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红色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因为我们看不见印尼共党拿出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来，根本动摇私有财产制度，反之，它主要的只是要求外交上的亲苏罢了；而且这种转变又是突然而来，毫无政治上的准备的，大多数群众都只能感到惊奇和失措，因为印尼共党昨天还在实行机会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合作甚至与帝国主义妥协，以此帮助后者把动摇的统治稳定下来，把溃散的力量恢复起来；另方面则把群众的力量大大消耗掉。等到这种政策已经招来如此不利的后果之后，他们今天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事冒险的盲动，如此让资产阶级和各个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以压倒优势的武力去平服暴动，结果势将把群众的力量完全消耗精光。所以最后说来，这两种政策都尽了同样的作用：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稳定了其统治。事实已证明个个帝国主义正联合当地资产阶级进行压平暴动的工作：在马来亚暴动爆发后不久，美国即公开宣布已批准了军火运往马来，以协助英国作战；以后又经过联合国印尼擀旋委员会的美代表声明：“由美方援助共和国对共党作战。”荷兰方面也由外长邀请印尼政府“重新谈判”荷印共同联合镇压共党等问题。另一方面，半月来印尼的战事也证明共党已在不断溃败中，起事的工业重镇末里粉已被政府军攻下，它那“东方狄托”的领袖也已被俘。即从这一反方面也清楚证实：印尼共党的暴动是盲目的冒险，是在力量对比不利的不成熟条件中，只为响应莫斯科的“向左转”而举行的。即使这些暴动借着群众的支持，没有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立即压平下去，而很可能退守山地上，进行长期的游击式拉锯战；但它最后仍然将受莫斯科对美国的关系来决定。假如以后美苏的妥协实现了，莫斯科的总路线又改变了，那时，东南亚的共党，也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一样，势将放弃极左的盲动主义。无论从哪一点看，这些暴动都是无出路的。但我们由此又可多得到一次的证明：印尼共党（和其他国家共党一样）只是莫斯科的应声虫，群众运动只是他们的工具（或政治资本），用来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做买卖的。远东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及欧洲的工人斗争操纵在他们手里，就只能造成一种大灾难，造成人类历史当前最大的危机！惟有脱离这个错误的领导，在一个真正代表殖民地人民利益的新的革命政党领导之下，才能顺利的完成反帝的任务，彻底走上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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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人斗争的动态（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6期
日本工人斗争的动态
作者：金戈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主要内容是1948年的日本工人行动。当时正是美日统治者逐渐重建秩序的收尾阶段。关于日本战后初期惊心动魄的工人阶级搏斗，今天的中国工人是一无所知的，有关的文献，尚待引进。
这里我不想谈日本，我想请读者注意本文结尾熟悉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工人阶级英勇斗争……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三段式。这是世界范围的托派政治套话，从40年代到90年代，一成不变地唱了40年。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套话，能够不断地重复，它的动力是什么？）
日本工人斗争的动态
拥有600万人口的日本工人阶级，在远东无疑地是一枝庞大的革命力量。过去，在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地奴役战争的胜利，于帝国主义本国的工人运动兴起，只是一种阻碍。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更是给工人运动兴起，以另一重压力。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日本工人阶级才得到一个抬头的机会，企图重新集合自己的力量，准备摆脱八年侵略战争所加予他们的痛苦。但是，以“民主”为标榜的麦克阿瑟统治，并不比旧日本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能给工人阶级以稍多的自由。阻遏一九四五年日本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斗争企图，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新的日本太上皇的命令。
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确已获得相当的复兴，于是，一方面是日本资产阶级在美国扶日之下，加速着资本的累积，促使阶级分化的锐尖化，他方面也表示工人阶级力量的更加团聚和增强。这样便给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一个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的经济基础。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和殖民地运动，是在不可忍受的经济危机中爆发出来，而日本工人运动，却产生在经济暂时复兴的基础之上。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衡性，在不同的基础上，给工人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谋得综合的发展。
日本工业的复兴，并不就等于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恰恰相反，它正是从尽情的剥削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准中复兴起来的。今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一般来说，比战时反而降低百分之二十六。同时，这个狭小的岛屿，地理的条件决定它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九千万人口的需要。自从这个岛屿突然间丧失了它的毗邻殖民地那天起，它便丧失了足够的农产品来源。粮食问题和工资问题，同时成了工人阶级的严重威胁。也正是这种威胁，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他们第二次斗争企图，爆发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仅仅因为他们的领导者在社会党左派和史太林派共产党之手，而当时社会党左派还跟它的右派在一起，史太林党则遵循机会主义的路线。结果在麦克阿瑟的又一纸禁令之下，卑躬地屈膝了。
然而工人阶级虽未成功地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这就是他们力量潜在的原因。这种潜在力量，时刻威胁着麦克阿瑟的统治，和历届内阁的寿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日本统治阶级，在这种威胁之下，是不会允许自己让出更多的民主的，它只有拼命缩短民主的尺度，图谋以“议会”的民主形式，通过像美国塔虎特——哈特莱的反劳工法案。可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已经走在这个步伐之前，逼得迈克阿瑟不急待法案提出议会，必须有一个临时的紧急措施，所以他致函芦田，于七月三十一日由芦田内阁正式颁布“波茨坦政令”，禁止罢工。竟覆这个禁令的，首先就是福冈九州大学的教职员罢教。继之，日本产业别会议，全国工会联合会，以及在日本具有最大力量的全国信递工会，铁路工会，交通工会，都一致用行动表示了抗议。
禁止罢工令，不足以压抑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反而给这个斗争，一个统一的目标，一切为改善生活而酝酿的斗争，便围绕这个中心集中起来。原来的经济，很快就找到了政治内容。
从中国报纸上所得到的消息，已经是：北海道的铁路工人，五金工人和矿工，以及四国的海岸，在运动的起始，是最汹涌的二个浪头，使这二地的交通完全陷于瘫痪。北海道的铁路工人，甚至用鲜血在罢工中牺牲的领导者墓前签名，组织铁血团，对抗警察的袭击。这种日本民族特性的英雄主义，将对我们预示未来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之无匹的英勇精神。在大阪，东京，枥木，宫城，长野各处，罢工运动正在蔓延，全国交通工人组合，全递工会，电力站工人组合，都先后宣布罢工，全国电器产业劳动组合，更于七月十日宣布“黑暗罢工”。总之，整个日本三岛，已经投入工人阶级战后最大规模的斗争焰火之中了。
日本警察总部是忙于扑灭这个火焰，开始对工人阶级战斗，并慌张的要求机动性的配备。北海道的札幌城国家铁路局，在九月三日一天之内，便解雇了三百九十九人，逮捕了六百六十人。民主党，协同党，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的右派，正在用各种方法破坏罢工，麦克阿瑟在考虑一个更严重的步骤。究竟这个罢工浪潮能够维持多久？或者会不会再进一步的扩大？这主要看日本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在这次斗争的过程中，工会的领导层，已经显示出分裂的征兆。如全递工会，以土桥为首的左派，已经在全递中争得多数，像这种分裂，还只是在社会党左右两派党内分裂之在工会领导层下的表现而已。这些所谓左派人物，他们领导工人斗争，与工人阶级斗争的原本的利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他们的目的，乃是借助工人阶级的力量，讨取资产阶级的青睐。史太林党在战后日本工人阶级中，其力量无疑是增大的，但是他们过去都在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向麦克阿瑟低头，今天为了增加莫斯科的外交力量，正带着盲动主义的精神接近工人，将会和社会党左派一起，分工合作，把工人运动引导到错误的道路。日本工人阶级的真正胜利，还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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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国民族资本有否前途问题的讨论（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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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有否前途问题的讨论？
作者：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李星按：本文是关于民国资本主义本质的一篇普及性的解答，写的中规中矩。有趣的是，开头写到某经理不信“新民主主义”，说解放军要打来就逃去香港。资产阶级确实是这样的，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常常比精读《资本论》的左翼知识分子要透彻许多。）
编者先生：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起因是这样的：我服务于本市某小工厂，不久以前，我们的经理先生接到一件印刷品，是中共方面寄来的，因为我和经理有一点亲戚关系，所以他给我看了。里面说的，是介绍他们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于是才使我联想到在书本什么志上常常看到的「民族资本」这个名词。记得有很多人说，民主同盟的份子，是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利益的，而中共在这里又说愿意保护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毛泽东也曾说过，他们非但不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欢迎中国的资本主义。照这样说来，好像中国的民族资本将来会有一个繁荣的时期似的。
但是我却不敢相信，因为我在目前这种强弱兼并的世界里，我国处处被外人所牵制，要想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国的科学与技术又处处落后，农民太穷，怎么可能呢？况且，尽管中共口头说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可是资本家们总是不信任他们，对他们并没有好感。像我们那位经理他就说过，假如是上海危急了，他就要搬到华南或香港去的。这岂不是更加不可能么？
所以，我想提出几个问题来，请先生解答：
1．「民族资本」的意义怎样？
2．中国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
3．别的国家或者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阶级？
4．如果有，那么它是怎样繁荣起来的？
5．我国的「民族资本」有没有前途？
6．中共或民盟能不能保护它的发展？
7．中共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与他的工农政策会不会矛盾？
8．我们应该怎么办？
上面几个问题虽然很幼稚，但是我想您是不会见笑我的。希望能够详细替我解答，那是不胜感激的。此请
撰安
读者余学勤咨
学勤先生：你所提出关于「中国的民族资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走上西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获得解答了，那你所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即令不加解释，也就自然会明白的。
事实上，在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已将问题否定了，就是说，你自己已不相信「中国的民族资本将来会有一个繁荣的时期了」。不过因为你所根据的理由尚嫌不充分，或者是你尚不能合理解释，所以你自己还有所怀疑。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帮着加一番解释吧。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即民族资本）之能够在西欧先进国家（如英、法等）获得自由的发展，是有它们客观的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及时地扫除了封建势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因为只有在这些基本条件下，所谓民族资本才不致遭到阻碍，才能获得保障而自由活动和自由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之在美国获得特别充分的发展，更是由于美国根本就没有封建势力，而且早在资本主义开始时期就完成了民族独立与统一。反之，凡是一个未曾解决土地问题和完成民族独立与统一的国家或民族，其民族资本是绝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因而其经济必然是落后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绝对不可否认的历史规律。
我们中国既远未解决土地问题，又没有完成民族独立，所以民族资本便处处受到阻碍，这就是说，由于土地问题未曾获得解决，农民陷于异常的贫困，国内市场便异常狭小；由于民族未曾获得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一直操在帝国主义手里，对外贸易便无法获得自由——在这种情形下，民族资本还有什么活动和发展的余地呢？中国社会经济之所以陷于长期的停滞与痉挛的状态，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土地问题未曾解决和民族未曾独立之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是谈不到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澈底改变现时的半殖民地地位，从根摧毁封建的残余势力，中国的民族资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现在的问题在这里：谁来担当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呢？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土地问题与民族独立两大任务大抵都是由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农民的帮助而完成的。但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正处于整个资本主义已趋没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出生过迟了，当历史迫使他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之时，他后面已有一个强壮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曾在一九二五——二七年表现过惊人的作用，它一旦站起来必然立即可以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而且最令「民族」资本家心惊胆战的，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就与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合流。它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外国资本的侵略很不舒服，有时迫得要反抗一下，但它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威胁感到更大的恐怖，所以在严重关头它宁可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联合起来镇压本国的工农，这就命定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永远不能担当自己的历史任务。
「民族」资本家这种软弱和反动的态度当然是有其物质根源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从买办官僚资本中孕育出来的，它迟至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第一次得到发展的机会，所以它的基础非常脆弱，譬如在上海，所有中国的「民族」工业直至今天还不得不依赖于一间外国的电力公司来发动马达，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象征，表明中国的「民族资本」在金融和重工业两方面都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支配，而且不得不依赖于它。在这种卑屈的状态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当然更谈不到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亦即解决「民族」资本的市场问题。恰恰相反，他还不得不依赖于对农村底残酷的封建式的剥削来积累他的资本，农村的高利贷、地主、富农、商人往往是四位一体的，他们替城市资本家担当了农村的放债者、商品推销人，和原料购买者。另一方面，为抵抗外国底商品的竞争，「民族」资本因为无力购置新式机器，便只好尽情向劳动力方面榨取，以半饥饿的工资购买十小时以上的劳力。所以「民族」资本家总是具有双重的性格，总是带着买办性质的。在中国性质并没有「纯净」的买办阶级，也没有「纯净」的「民族」资本家，因为当「民族」资本家被迫而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时，他就戴上「民族」的头衔；当他受了工农的威胁，本能地与帝国主义勾结时，他就是「买办」的。要靠这一阶级来澈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当然是欺人的幻想。中国「民族」生产力的澈底解放只有待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完成，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土地问题已不能在没落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来解决了，这些过迟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只有与目下迫近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连结起来才可思议。
中共（连同其附庸「民主同盟」）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中国问题孤立的来看，他们始终否认中国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一环，而把前者底落后的「民族」性或特殊性加以夸大，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机械地对立的「半封建制度」。从这一错误前提出发，他们便进一步创造「民族」资本与「买办」（「官僚」）资本及「封建残余」关系底机械的对立，亦即把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双重性格加以机械的划分，创造一个纯净的美化了的「民族」资本家来完成「国民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三民主义共和国」（一九三七——四六），或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照毛泽东的离奇看法，在世界资本主义普遍没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烂熟的背景中，中国仍然有「民族」资本发展的灿烂前途，「民族」资本家仍然能够担当建设这一片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绿洲」的任务，这不是唐吉诃德式的幻梦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的更详尽的批评，请你最好去参阅本刊二卷十一期纪芬先生的「新的幻想与新的灾难」以及二卷十二期镜微先生对中共土地法大纲的批评。你所问的最后几个问题，这两位先生都已解答得很完满了，所以我不打算重覆，请你原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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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际领导带来新的希望（巴黎通讯）（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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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际领导带来新的希望（巴黎通讯）
作者：阿堵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李星按：本文是关于第四国际二大的一个通讯，全文都很符合主流托派的“口径”，不谈了。
有一点值得解释：文中说到二大的决议声称“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如何逐渐独裁化，以及它们经济独占化……”，独裁化貌似不符合二战后西方的政治趋势。但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所谓独裁化，本质上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秩序的日益严密化，这与选票政治、媒体批评是相互配合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战后七八十年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国家机器的绵密化是一个总体趋势。）
在美苏之间的冷战越打越火热，人类二十万万人口中绝大多数的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徘徊，而越来越迫切的找寻一个新的领导的当儿，第四国际第二次国际大会于四月间在这里召开了。
第四国际，在我国的人民听来还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它是一向被史太林派诬蔑为世界上任何最反动力量的间谍的「托洛斯基主义」国际组织。如果一个人能用冷静的头脑去读一读托洛斯基的著作，便可以明了，这位被史太林视作魔王的托洛斯基，其实却是列宁的最密切的同伴，并且正因为他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统，才被史太林驱逐出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自一九二四年起至一九三三年止，他还是以反对派自居，进行党内斗争，直至一九三三年德国革命，因史太林派的「社会法西斯」胡说，帮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权，以致革命完全失败，于是托洛斯基始宣布史太林操纵的第三国际死亡，必须建立第四国际。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亦即第一次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召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的一九四〇年五月，曾经召开过一次紧急会议。一九四六年四月，大战结束之后它也会召集一次国际的临时会议。最近这次举行的会议，是正式的第二次国际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约有五十余位代表，他们从十九个不同的国度里来，代表着二十二个第四国际的各国组织。多数是从欧洲来的，包括美苏占领下的国家。也有从北美，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远东等处来的。很多国家的代表则因经济等实际困难而不能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一批第四国际在世界各国运动中的领袖，如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总书记海斯顿，锡兰议会托派党团领袖塞尔凡，荷兰革命共产党总书记山丁，法国国际共产党政治局的辟莱•佛兰克，白里特鲁，以及巴里凡斯等。
会议自四月初开始，全程经过三个星期，始行结束。在这三个星期的艰苦工作中，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决议案。主要的有：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关于苏联问题与史太林主义的提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工作报告；殖民地国家的局势与第四国际任务的决议；还有各种章程和德国及意大利的政治决议。关于第四国际内部，对于好些国际支部和其他组织要求国际予以承认的，都会加以极其精细的研究，并分别作成决议案。
此外，大会通过一个纲领式的告全世界被剥削人民的宣言，总括了大会的整个政治意见。宣言中庆祝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周年纪念，并确认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对资本主义机体的分析，即在今日，还是了如指掌。根据他们这个分析研究资本主义，使我们了解，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如何逐渐独裁化，以及它们经济独占化，它始终不能克服由它自己制度中产生出来的混乱和危机的。宣言又划清苏联国家的性质，以及它在没落的资本主义中之作用。并特别强调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发展。对欧洲的，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的，和美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都会加以检讨。其中特别向全世界工人群众来警告，现在正在准备的新的世界大战，将会给人类带来无比残酷的后果；它清晰的指出工人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纲领，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给它实现，史太林派对于工人运动，只是把它控制在手里当作工具而已。最后，需要订出一个过渡要求的纲领，唤起工人阶级，为了打击世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压低生活水准和剥夺自由的攻势，必须起来作实现能给人类以真正高度生活水准的社会主义而斗争。一个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在大会中选出，计有十九人。当大会闭幕之后，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立刻举行首次会议，推选国际新的总书记。
大会除了向托夫人娜塔利亚深致关怀的敬意之外，复对希腊、中国、越南、印度、巴维利亚，和其他国家被监禁的托派战士，以及在苏联、捷克、保加利亚、德国、奥国境内艰苦作战的战士，并全世界正在为社会及民族解放的工人群众和殖民地人民致其崇高的敬意。
阿堵
寄自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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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潮的回顾与检讨（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4-5期
最近学潮的回顾与检讨
作者：晓澜来源：《新声》1948年第4-5期
录入者按：1948年5月19日，美国公布了“特赖伯计划”，其在实质上减少日本的战争赔偿，扶持日本财阀，美帝的这一举措在国内引发了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发起了“反扶日”运动，本文是中国托派多数派的《新声》杂志对这次学运的回顾与评论。本文作者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已经面临着巨大压力，因此对一切群众反抗无差别地进行疯狂镇压。导致国内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反动的退潮”，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上都不是发起学运的恰当时期，并且指出领导学运的机构诸如学联并非民选产生，而是由cpc幕后操纵，不顾城市的特殊形势将学运隶属于农村的武装斗争，是一种冒险行为，并且在文末呼吁学生组织的民主建设以及学运的民主氛围。
因为对当时的形势不熟悉，所以没法评价文中对cpc的学运策略的批评，不过我认为一场由领导层秘密操纵的运动是相当损伤参与者的积极性的，但是这篇文章里对学运的民主建设的呼吁，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像是一种正确的废话？
李星按：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之后，社会情绪已经对搜刮有方、其它无能的蒋党相当不满了。蒋军在各个战场，不断被消灭，而它的野战主力即将在这一年被集中消灭。这个时期，又爆发了学潮，名义是反对美国扶持日本。这当然只是表面的理由，真实的动力在于社会不满终于传递到了学生，学校里有一定影响的中共地下党，也在试图用一轮学潮呼应军事斗争，于是就……闹起来了。
本文对学潮的评论，照例集中在“他们那一派是不好的”，暗示“我们是真的好"，以及“民主很好，不民主是真的不好”。这个套路，我们在前面陆续录入的一批文章里，屡见不鲜了。不多分析。
只有一点值得说说：学生运动是否一定以民主选举为绝对前提，才可能“健康发展”？学生是天然敏感的，在统治危机的时刻，学生的敏感会放大，而善于捕捉时代之风，本能排斥社会黑暗而渴望行动。即使学潮的推动者可能是隐秘的，封闭的集团，比如中共地下党的高校组织，但学潮本身的动力来自社会危机，集体行动中的学生也不是木偶。
一场学潮，要害不在于某个组织严密的集团如何暗中策划，而是学生群众对抛出的信号如何反应、为何反应。要害不在于是否按部就班以普遍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某个"学联“，而是行动中的学生是否开始冲击主流秩序。当然，这种冲击的对象，可能包括官方"学生会"，但绝不能倒因为果。）
最近学潮的回顾与检讨
上海的反扶日运动是自五月初，尤其是在各校纪念“五四”的时候，才由酝酿的阶段走向表面化。在交大举行的营火会之夜才有人发起“反美扶日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的组织。但是这初升的热浪又逐渐回旋而下，直到六月初，由于各大学学生发起民族展览会，张贴反美扶日的讽刺漫画，而发生了许多纠纷，如撕毁漫画，校方的干预，甚至引起吴市长的注视，将中法的漫画陈列市政府，并质询漫画之由来，俨然欲以侮辱国家元首的罪名加以惩处，际此情形，事态更趋严重，在约大竟形成校方与学生会对立的情势，终至在六月五日突然爆发为罢课游行的姿态，但这次游行不幸由于当局的高度压力而未能奏功。例如在交大，警察、宪兵、机关部队的重重围困，使校内同学无法冲破钢铁织成的密网，与聚集在外滩的其他各校队伍会合，同时在外滩集会的四千余学生也在宪警监视下陆续解散队伍。在这当儿，更有数十位在游行队伍中较活跃的学生遭到无理逮捕，甚至有一个被捕中学生跳江自杀的惨剧发生。在游行消息泄露之后，特务打手便开始在数校内行使他们的职务，企图以恐怖手段来威吓准备参加游行的学生。终于以武装包围，暴力胁迫，以及逮捕绑架的强硬手段，才勉强地将这并不很大规模，而且是局部性的学生“爱国”运动抑制了下去。
正当上海反扶日运动走向具体化的时候，北平各大学学生也早已有所表示，如在“五卅”纪念日，北大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纪念五卅大会”上便宣布成立“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见大公报五月卅一日消息），但当时的学生还仅限于消极地以发表宣言抗议美国对日政策而已，并未有欲以具体行动表示的意向，因此“反扶日运动”在当初也未曾获得社会上、尤其是下层群众的普遍响应与支持，及至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发表声明，站在帝国主义当事人的立场，为美帝之扶日政策强加辩护，因此煽起了北平各大学学生的愤激，而决议以罢课游行的爱国举动来对抗。这次的游行，因为是突击式的，当局不能预先准备大规模地加以武装包围及封锁，在仓皇间，便以警察来弹压，一方面开枪射击，同时由特务分子躲在后面，以石块木棍投掷游行队伍，受伤的学生也颇有其数。但在慷慨高歌的情绪激流中，游行队伍终于未受到巨大损伤，完整地突破重围，集聚到北大民主广场上举行大会。
这一次上海、北平及其他各地的学潮中又一次地暴露了当局对于学生的敌视和憎恨态度，在反方面更证明它对于学生力量的畏惧，竟不惜动员机关部队、宪警、特务，如临大敌地施行逮捕、枪击、绑架等残忍手段，并对在狱的学生加以无理的酷刑。这种措置，尤其是施之于“还政于民”的新政府成立的翌日，“行宪”之初始，真不啻为一幅最刻毒的讽刺画。“行宪”后的中华国民连人身自由都毫无保障，又何谈“民主”与“人权”！何况这次的反扶日运动也并未超越狭义的爱国主义的范畴，而且也仅局限于学生知识分子的极小圈子，没有广泛地深入社会的基层。执政当局连这起码的甚且薄弱得可怜的爱国运动都不能容忍，却进而加以无情的摧残，这不但在“行宪”的假面具上涂上了一笔可耻的墨灰，也同时在一般人民的心里投下一层更厚重的暗影，使他们不禁为这个“行宪”政府治下的来日担忧和寒栗。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回顾一下这次反扶日运动在学运过程中的意义与教训。正像执政当局在这次事变中变本加厉地暴露其残酷野蛮，学生在这次学潮中也比往昔任何一次运动中所显示的弱点来得更多。这就是招致这次学潮失败的基因，也将是未来学生运动开展的障碍和危机。为了学生运动的前途，使它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大众底民主运动的酵母，澈底完成民主任务，走向真正解放，我们不得不反省，不得不正视事实，指出这次运动本身所包藏的弱点，领受牺牲所换得的教训。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学潮的产生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的。在政治局面愈走向恶化，社会更趋动荡，经济之总崩溃也愈无法避免。在多方面的刺激下，敏感的学生群往往成为反映社会不安的镜子。因此，在客观现状的驱迫下，再配合主观上学生力量的成熟与膨胀，而必致于成为汹涌的澎湃的巨浪。这样产生的学潮，由于其逻辑上发展的必然性，往往是当有进步意义，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也因其有坚强的群众基础，而不易为强力所征服，甚至是粉碎不了的。例如在战争刚结束后由昆明开始的数次学运，都是在民主浪花蓬勃向上的时期，因此不但未受到深重打击，而且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也颇尽了推进的作用。
可是在目前，由于国内战争的日趋险恶，统治层为了在它的领域内巩固其残破的基础，便不择任何手段以压制群众运动，在必要时甚至也顾不到民主假面具了。在这样的局面下，往日学运的蓬勃气象已消沉萎缩在逐日的退潮里。客观情势固然使在短期内大规模学潮之产生成为不可能，同时学生群众本身，经过历次剧烈打击后，也需要一个理智清洗，养精蓄锐的时期，以弥补前时的创伤，因此在他们的心理上也未自觉地感到迫切行动的绝对必要。由于客观与主观条件的不成熟，再加以这次反扶日运动过程中，在某些学校内组织发动学潮的学生会或其他负责机构，由于其产生之未曾经过真正民主普选的手续，因此在运动初起时便与群众脱节，走上我行我素的道路，仅依照某种政治路线而行动，结果只有少数学生参加运动，而多数群众则站在圈外冷眼旁观。这也是这次反扶日运动之不能推广与深入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次学生的反扶日运动的另一大弱点，即是由于学生内部的缺乏民主，使运动的领导落入少数分子的把持操纵。这些分子为了要配合农民武装斗争，便全不顾虑到客观条件之成熟与否，也不估计到真实的群众基础如何，勉强地将学运隶属于农村斗争，其后果便是给予统治阶层以良好的时机，加以狠命摧毁，使从多次打击下余存的一点力量，再一次遭受大大的破坏。这次的学潮本身虽是进步的，但在某些上层领导方面，却多少反映了史大林党在中国的盲动作风，是为了适合其策略上的要求，一贯地将城市附属于农村暴动的又一明证。它忽视了城市运动与农村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性，终于一次再次地将方在萌芽时期地学生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如上次法商电车工潮等）绝不顾惜地加以冒险主义的葬送，造成毫无收获的惨重牺牲。既然统治阶层对于这种脆弱的群众运动之肆意镇压是必然的，则这种错误的盲动路线在客观上反而给予当局以借口，加强其恐怖统治，延长其垂死的寿命。在另一方面，由于在学潮初起时所浮生的一批投机分子，很快地在反动压力下颓糜下去，便同样地挫损了一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战斗的锐气，加深了下层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失望与消沉。这样在仓促间制造成的，不成熟的学生运动或工人运动，无形中便为病入膏肓的统治阶层打了一剂强心针。
这次的反扶日运动，若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是不幸这运动只是限于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未能得到城市下层群众的有力支援，而陷于孤立状态，更由于一种错误的领导，他们未曾估计到客观形势是处于一个反动的退潮，更不以民主的方式来集合学生群众，使他们自动地参加运动，更因为他们机械地服从一个不正确的政策的指使，结果非但不能掀起一个泛滥的巨潮，却在狼狈的情形下溃败了。
由于对这次学潮的反省和回顾，我们再一次获得一个严重的教训，即是：学生运动必须是出自一般学生群众自发性的要求，然后根据客观形势成熟的程度与经过充分的准备而行动，同时这个学生运动的领导必须是在学运的过程中，经由普遍的赞同和选举而产生的，尤其是一个较大规模的领导机构，如像学联的组织，绝不应是暗中指定或派遣的空头机关，在幕后把持操纵，而必须是通过主要大中学校内部的民主普选再经推举而产生的合法代表的全权机构。因此，站在前进学生的岗位上，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但应该参与有意义的学生运动，并且在运动过程中，积极地监督学生组织及领导机构的内部民主，尽量提供具体意见，反对和揭露操纵把持以及其他阴谋扼杀言论的手段，使学生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因此，今后的学生运动，如果要想获得预期的效果，必须脱离现时这种欺骗性的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并且更进一步，在政治上必须在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及一切被压迫剥削民众利益的新政党的正确领导下，配合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的动力，才能成为真正解放人群斗争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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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金戈，来源：《新声》194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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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
来源：《新声》1948年第2期
编辑诸先生：
贵刊“信箱”上所解答的问题，常为当前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而贵刊解释问题的态度，又是最具严格的马克斯主义的立场。所以每当贵刊到手的时候，我总爱首先阅读“信箱”中的文字。而且，就我所接近的一些朋友中，差不多都有同样的嗜好，由此足见“信箱”的吸引力之大了！
最近，由于国内局势的一些变化（经济及财政危机的加剧，统治层的过分腐化，美援的迟迟到来，共军占领区的扩大……）于是就引起了一般对于中国统治权问题的谈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份的无产阶级，他们各自彼此谈论着，或是抱着担忧的心情，或是怀着美丽的梦想，总之，好像政权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不少的人们，都以为不久会有一个新政党来代替旧的统治，这个党，自然不是今天参加“国大”的民、青两党，而是拥有广大的军队的共产党，尤其是他们最近在军事上的一些胜利，更促成它得到政权，所以鹿死谁手，好像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敏感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惶惶终日，可是他们都准备南迁了。至于另一部份抱着极大乐观的民主名流、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则肯定在一年以内能成立新政权。像这种看法，不知先生有何批评？
关于政权的性质，资产阶级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谈论得最热闹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即是东欧式的联合政府的政权，其他的就听不到了。贵刊虽然曾表示这种政权是没有前途的，但是还需要经过历史的验证；至少这种政权在东南欧的好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未知先生可有什么理由来解释它在中国不可能实现？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农民的数量占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今天，甚至看不出来，那么，这种过渡性的政权，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的，它的政纲亦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这种理由好像很充分的，未知先生又以为如何？有人又以为过去中共的确放弃了夺取政权的机会，可是今天，他不会了，客观的形式迫得他非要政权不可了，即是说，现统治者太腐化，最后一定要引起自动的崩溃，那时，没有谁能去继承这个政权的，除了中共。（自然，他们还要容纳一些开明的份子。）
根据毛泽东所写的《论联合政府》，他们是要和平地由联合政府走到社会主义，我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相互对立的阶级仍然存在，即是说矛盾仍然存在，那么改良主义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所以我想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以后，仍旧免不了斗争，这种斗争也许比现在还要剧烈，不知道对不对？
盼覆，并致敬礼！
读者周永新咨
永新先生：
来信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是现在一般人所最关心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太过广泛，恐怕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信箱”所能充分解答的。但现在问题既已提了出来，就让我们简略地来答覆一下罢。
人们根据“经济及财政危机的加剧，统治层的过分腐化，美援的迟迟到来，共军占领区的扩大……”便判定中共“得到政权……好像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甚至连时间也都算好了，即“肯定在一年内能成立新政权”。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判断未免过于天真，过于肤浅和片面了。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统治层所遭遇的危机与腐败一方面，却不曾注意到中共本身也包含有同样致命的弱点。首先，要取得政权，必须有一个真能代表工农及一般被压迫民众利益的政纲。但中共恰好没有这样的政纲。它有的只是“政协路线”、“联合政府”以及“新民主主义”等。所有这些，不仅在理论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幻想（这是稍有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能判断的），而且在事实上也已为无数的历史经验所排斥过了。例如以“联合政府”来说，不久以前在法意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至于“联合政府”及“政协路线”之在中国，其虚幻性，过去一年余来的经验更是暴露无余。
也许人们要说，中共虽没有正确的政纲，虽然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但它已是一个具有武装势力的党，而且其武装又是很庞大的，更有进者，它现时已占据有广大的农村，“尤其是他们最近在军事上的一些胜利”，在现时统治层如此腐败无能及遭逢如此困难的特殊情势之下，中共可以取而代之。但我们却要请人们特别注意：“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中共既在政治上犯了机会主义的死症，它在军事上的冒险，也就不过是这种“死症”之“延续”表现而已。中共现时具有庞大的武装势力，并已占据了广大的农村，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它的真正弱点也正在这里。因为它所占据的仅是“广大的农村”，它的武装势力也就只是依据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无论在经济、政治、交通及军事上，城市都是中心，都足以左右农村。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线，既已脱离城市无产阶级而专在农村作军事冒险，作游击战，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中共在江西时代的惨败，便是一个最好的教训。
不错，中共现时同江西时代有所不同，就是说，现时已与苏联在地理上联接起来，可以直接从苏联获得某种物质上乃至军事技术上的援助。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为了对抗苏联，为了准备未来的反苏战争，也就愈加要以全力支持中国的统治层，愈加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它来打击中共，藉以间接打击苏联。在美国这种有力的支持之下，在中共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些致命的弱点之下，统治层虽然是腐败无能，虽然不断在种种危险的打击下，但还是会拖下去的。就是说，统治层固然无法消灭中共的势力，但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统治中国，也绝没有可能。假如在国际上没有一个胜利的革命来干涉美苏的冲突，假如中国的人民大众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革命势力来干涉国共的矛盾，那末中国便只能被拖到第三次大战的深渊里去。
你说，“关于政权的性质……谈论得最热闹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即是东欧式的联合政府的政权”，其实，你所谓“热烈”，也只限于中共及其外围份子，而且他们所谈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的性质又是多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换句话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或国家学说的。至于你问“这种政权在东欧的好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未知先生可有什么理由来解释它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要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现，首先便要明白它所以在东欧“实现”的主要原因。东欧自从希特勒的统治瓦解后，工农群主已经自动武装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企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当时史大林为要与当地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要与英美帝国主义谋取妥协，便极力压抑革命的工农群众，强迫他们与资产阶级“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因而成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换句话说，这种政权是在苏联红军压抑工农革命的要求之下成立起来，而又是在红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存在和向“左”移动着的。从本质上说，这种政权是过渡性的，因而是最不稳定的。它们的最后的命运，不是由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由美苏的第三次大战来决定。中国战后的情形与战后的东欧大不相同，主要就是没有苏联红军的直接控制（虽然苏联红军在东北控制了一个时期，但它并没有在那里成立东欧式的“联合政府”），因而也就没有成立“东欧式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可能了。
“农民的数量占绝大多数”，这确是事实，正因此，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个巨大的力量，可不是决定的力量。因为农民在经济上是孤立的，分散的，在文化上是落后的，而它的各层份间的利益又不是一致的，因而它在政治上决不能起任何独立的作用。它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所谓“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那一定是指它的数量而言，但在质量上，即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比重上，那它是远远超过农民的，具有决定作用的。这一点，凡是稍具现代政治经济知识的都能理解。至于“在今天”甚至看不出一〔点〕无产阶级的力量来，那是因为它还没有行动起来。但假如你将“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上海暴动”……那些故事回忆一下，你就绝不会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太薄弱了。中共致命弱点的根源，正在它背离了无产阶级而依靠在农民身上，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因而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虽在东欧，在苏联红军直接控制下，可成为“过渡性的政权”，在中国却没有它的地位。中共的“政纲”，是农民性的政纲，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纲相类似，是最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因此我们可预言：中共未来的命运，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命运一样，将被放进同一历史的档案中。
至于说“……现统治者太腐化，最后，一定要引起自动的崩溃，那时，没有谁能去继承这个政权的，除了中共”这种观点，不但太机械，而且是过于宿命论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统治者”无论如何“腐化”，也不会“自动崩溃的”，除非从资本主义怀里生长出来的无产阶级已经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去推翻它，把他送进坟墓。因此，“继承”资产阶级“政权”的天然是无产阶级，而中共恰好是叛离了这个阶级的，所以它幻想代表各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实现，但仅仅是幻想罢了。
最后，你对于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批评，我们大体是同意的。
编者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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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金戈，来源：《新声》194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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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
金戈来源：《新声》1948年第2期
本文是彭述之一方的机关刊物，对抗战胜利后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所作的粗陋总结。除了一些政治套话式的分析，有趣的地方有：
……那些“左倾”的工运专家便像浇着冷水，……埋怨中国工人人数太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甚至拿公教人员的生活来与工人比较，责难工人生活过于优渥。
……作为进攻当权集团的工具。他们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冻结生活指数是政府干出来的，资本家也不同意”，因此他们居然向资本家讨好，自动声明在指数解冻之后，不拿罢工期的工资。
……与九国情报局成立的同一个九月，上海法商电车的工潮被早熟的摘下来了。这还只是盲动政策的开始，法电的工潮就成为这种盲动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第二个牺牲品，乃是“申九惨案”。
这些指责的对象，是朱学范的工运组织以及中共地下党。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考虑到文章所写的是一个公开的阶级运动，而不是密室政治，大致的真实性还是有保证的。申九罢工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间的联系，过去没想到，看到本文，真有点一拍脑门的冲动。
总的来说，这篇总结相当粗陋，目标显然不是帮助上海工人总结经验，而是指责朱学范的半官方劳工组织、中共地下党，而结论自然是“他们不行，大家听我指挥！”当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看了这么一篇文字就排队去听托派指挥了。那么，写这么一篇的实质目的是啥？就是巩固已有的追随者，反复复读“他们是不行的！”而上海工人及其斗争，在这个复读机的操作中，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行”而必须亮相的道具。
同时期，王凡西对朱学范“劳动协会”的战后活动，说的就比较全面，指出劳协为了树立改良主义运动威信，在上海一度积极协助工人行动，赢得了部分信任。
要害不在于对劳协是捧还是骂，要害是，如果一个人、一群人、一股力量，真的想协助工人行动而不是把工人当作自己的道具/工具，那么至少要正视现实，要尽量向工人说出事实。这是与工人共同斗争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态度，阶级本位的态度。缺少这样的态度，无论“竞争对手”如朱学范或地下党的错误有多少，也无论多么起劲批判他们的错误，都不能让自己更接近工人阶级的斗争。
（李星）
中国工人，以近代无产阶级的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经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此后经过省港海员罢工，京汉路的“二七”惨案，运动的血压，直向上升，纳入“五卅”的巨流，爆发成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仅仅因为这次革命被一个最坏的机会主义路线领导着，以致完全失败下来。工人运动的命运，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的命运，跟着革命的失败，运动也就陷入长期沉寂的状态。
今天，在另一个新的大战之后，中国工人运动，重又复兴起来，可是这次复兴起来的运动，其基础和上次再也不是相同的了。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工人运动，是产生在中国资本主义勃发期，而这次战后的运动，却产生在这个制度垂死的挣扎上。就革命的客观条件而言，它非仅比以前更为成熟，而且烂熟得几乎蒂落，很能够允许工人阶级获得更大的胜利。只是可惜，工人阶级仍旧被昨天那个错误路线重覆的领导着，以致运动发展，经过许多不必要的曲折历程。正是这个历程，翻译成今日运动的危机。一些落后的人们，往往因此发生宿命的悲观，以为运动已经“稍纵即逝”，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根据三年来的运动历史，加以客观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悲观”，而是“危机”，指出这个危机，乃是克服危机的唯一道路。
现在让我拿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加以简略的分析吧！
从半真空的缺口中迸发出来
战后工人运动的复兴，是产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统治，依照它的目的，只能给中国工人群众带来更大的祸害和破产，使他们从白粳的生活降低到仅能拿苞米糊来苟全性命。生活的逼迫，曾经引起他们零星的反抗，但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往往不是以生活贫困的深度来决定，而是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那时，他们还在强大的日帝法西斯式的刺刀统治之下，要想顺利地昂起头来，是比较困难些的。
只当一九四五年九月“同盟国”战胜日帝的时候，这个刺刀统治才突然崩塌下来，接替它的新统治，还远在后方。固然这两个新旧统治者根据他们相同的阶级立场，由前者委托后者代行维持秩序，换句话说，抑压群众力量的掀起，但是无用，这一措施毕竟不能避免在日帝占领区里，于新旧交替的短时间内，形成政治半真空的状态。工人阶级积压已久的斗争情绪，于是便从这个缺口迸发出来，好像一阵山洪，泛滥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东北的工业基础，不是被苏联史大林官僚劫挟而去，使东北工人阶级的力量解体，那末战后工人运动的复兴必定还要惊人和可观哩！
三大胜利果实
工人运动的初期斗争，以要求遣散费开始。当时所有敌伪工厂，因战败而停工，使工人们立刻失去工作，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很快的，这个要求便扩张到中国资本家的工厂里，改作胜利奖金的名称出现。围绕着这二个主要要求，工人阶级便自动的团结起来，产生崭新的工会组织，工会的领导层，都是经过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因此他们最能代表群众意志，而勇敢的站在群众前锋，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大多得到胜利。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战争相彷佛，胜利的军队，即使日进一里，也能给士兵带来很大的鼓励，这些零星斗争的胜利，同样的也给工人阶级以极大的兴奋，彼此跟踵而起，形成了巨大的罢工浪潮。
中国统治阶级当它重返统治之初，摆在它面前的就是这个自然形成的火一般的局面。它的统治力量在工人阶级庞大力量对比之下，无疑的居于劣势地位，何况他们的经济基础，比日帝更为脆弱，接收的工业不能马上全部恢复，通货膨胀，继承了伪钞的速度扶摇直上，一切经济危机的破绽，在“胜利”的基础上更暴露得透澈，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在中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上，果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但是很快的被国共所发动的战争引起的更深经济危机所抵消。于是从战后半真空的政治局面中爆发出来的工人运动，生长在这种危机的泥土上，斗争的箭头非常合于逻辑的一致指着生活费用和物价脱节的问题，逼得统治阶级穷于应付，不得不宣布依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制度。
工人运动在这初期，获得了三大胜利的果实：罢工权，组织工会权，和生活指数。
当运动还处在经济斗争的阶段，工人阶级单凭自己自发的团结力量，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不过经济斗争所得的胜利，如果不能与政治斗争相连接，跨上更高阶段，那么胜利的果实绝对无法长久保持，所以运动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更迫切的需要一个正确领导。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
不幸得很，那些自命领导工人阶级的党派，如朱学范，民主同盟和史太林派之流，这时合唱着劳资合作的牧歌，进入工人队伍，把工人阶级的四肢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缧线束缚起来。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还没有插入领导的时候，工人阶级自发斗争所走的道路，大体上还较正确些，不过幼稚罢了。自从他们来了之后，使工人阶级重复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历史，很快的给运动带来失败的祸根。一九四六年送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的“六二三”游行，就是这种祸根的植土典礼。这次游行，凡参加过行列的工人都还记得，行列果然是兴奋的，但是除了精神的兴奋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原来他们不过是把工人阶级当作阿斗看待，抬出来壮壮声势而已。这种游行，对于他们的请愿帮助得很少，可是给工人阶级的伤害，却就够大了。因为他们的失败，代统治阶级开辟一条“攻势”的道路，工人阶级随着请愿的失败，同时遭受“攻势”的袭击；前进的工人份子被逮捕了，自动组织的工会被改组了，罢工的行为被宣布为非法了，好多已得的胜利果实，被部份的收回去了。这是战得工人运动第一次步上曲折的道路。
自从经过这次挫折，那些“左倾”的工运专家便像浇着冷水，马上将背脊朝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完全抹煞工人阶级过去的光荣功绩和伟大的力量，埋怨中国工人人数太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甚至拿公教人员的生活来与工人比较，责难工人生活过于优渥。他们全不懂得工人阶级人数果然比农民少，但是在经济的领域里，依旧是决定的力量。他们全不懂得，工人阶级的生活之所以要比公教人员优渥，那正是工人阶级初期斗争的战利品呢！
正当他们在自已给运动造成的挫折上如此这般悲观的时候，新的工人斗争又在更深刻的经济危机中酝酿。统治阶级当时为了挽救他们的危机，曾经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把危机的重负往工人阶级身上一推，冻结了生活指数，可是这种措施，仅仅只能有三个月的命运，新的生活费用与物价的疯狂脱节，重又把工人运动唤召回来，汇成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斗争，逼得统治阶级慌忙将生活指数部份解冻。这次斗争是工人阶级自然成熟的斗争，史太林派只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他们的政策，正介于右右摇摆之间。一方面还唱着劳资合作的论调，另一方面，因为内战进行得相常火炽，已经把他们联合政府的迷梦打得粉碎，所以他们尽量利用运动的力量，作为进攻当权集团的工具。他们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冻结生活指数是政府干出来的，资本家也不同意”，因此他们居然向资本家讨好，自动声明在指数解冻之后，不拿罢工期的工资。好像指数解冻之后资方无须拿出更多工资似的，好像当权者是超阶级的集团似的。在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之下，以致运动缺乏一个正确的领导，不能顺利地再行向上发展。
“奇迹”代替了埋怨
去年九月间，苏联在欧洲成立了九国情报局，日丹诺夫正面发表与美国对抗的宣言。由此，就充份的表示了史太林的政策已经决定的，从机会主义向左摇摆，在全世界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来一个“新的第三时期”。中国史太林派的政策是跟着史大林的总轴心旋转的，因此也同样的从极右的一端跳到极左的一端，以为昨天还值得埋怨的工人运动，可以在地球上绕太阳一转的时间内马上会出现奇迹似的，不顾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准备条件的成熟与否，盲目的凭着主观的要求，硬生生的把它拉出斗争舞台，企图把工人运动变成帮助农民战争的辅助工具。结果给工人阶级招来不断的打击，和无谓的牺牲。
时间的相同，在这里绝对不是“偶合”。与九国情报局成立的同一个九月，上海法商电车的工潮被早熟的摘下来了。这还只是盲动政策的开始，法电的工潮就成为这种盲动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第二个牺牲品，乃是“申九惨案”。
我并不抹杀，法电与申九工潮中所提的要求，的确是工人群众的要求，不过工人的要求之爆发为斗争，必定要经过自觉的成熟阶段，只有如此，斗争才能成为全体工人的愿望，才能有更充分的准备，也只有如此，运动的爆发，才能操更多的胜券。史太林派完全不懂得这点，他们所懂得的，乃是上级机关的命令，不是群众的情绪和准备，只是自己私党的要求，不是工人群众的利益。于是稍一茁长的工人情绪，就被手淫般的浪费掉了。最后招致了工会的“整理”，前进份子的大量逮捕，成为今天元气斫伤的局面。
脱离罪恶的黑手
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这样论断：这个挫折就是反动时期的开始，不是的，这个挫折完全是错误领导的结果，它只能是暂时性的。因为就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看来，它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样的不可能有一个相当的重新稳定的时期，所以工人运动的潜力，当然还是存在着。下面的事实便足以证明这点：罢工虽然被再三禁止了，但是怠工、饿工、懒工、勤工等等仍旧被默许。最近两路局的罢工，更带讽刺地撕破罢工的禁令，生活指数虽然部份冻结，但是到底还不敢立即根本取消这个制度。最近他们企图藉扩大配给品的名义，变相降低生活指数，经研究之后，马上自承不能扩大实行，宣布作罢；“整理”之后的工会，虽然完全在当权者的控制之下，但也不能不设法伪装民主，拉拢群众。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只要危机存在一夭，只要工人阶级还未遭到致命的打击，那么，运动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它可能在新的各种因素凑合之下，重新爆发。
现在最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在猜测运动究竟会不会到来，问题乃在迅速脱离史太林派这错误领导的罪恶黑手，找寻一个正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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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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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
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前面发的文章，已经揭示了彭述之作为一个左翼活动家的重要特征，即他更看重自己山头的存在，而很容易无视工人阶级的斗争，用扭曲的角度去解释后者。本文更进一步揭示了这个特征。
文中提到的“镜微”，即彭本人。本文写于解放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1947年，围绕土地改革的话题展开。文中，"编者"针对质疑的声音，强调了几点看法：1．中共在抗战时取消红军时代的土地纲领，是“出卖农民”，让抗日力量"瘫痪"；2．1947年的中共又开始剥夺地主，值得欢迎，但前景可疑；3．中共无论做什么都无非是执行苏联指令。
在今天，从结集出版的革命文献中，我们知道，抗战时期中共虽然停止直接分地给农民，但同样在各个根据地推动了广泛的社会改造，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大量农村青年、青少年成为敌后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同时，依靠武装力量，中共压制了根据地内部的地主阶级，让后者被迫放弃部分权力，换取资产上的保全。
那么，彭述之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但他至少能看到中共在八年间扩大了几十倍的八路军，在广泛农村建立了政权，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无论如何也不算“瘫痪”。看到根据地农民对中共的支持，也至少应该问一句：如果农民被中共出卖了，他们为何还要支持它？中共的力量源泉何在？
本文的录入者曾指出，彭述之说中共的军事冒险必败，但他起码应该反思一下，中共为何取得了许多军事胜利？这些胜利是否与中共毕竟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彭一直回避这个话题。
最后，彭声称中共只是盲目执行苏联的指令。但阶级斗争有自己的逻辑力量，即使是执行苏联指令，剥夺有产阶级这一现象本身，就会让劳动大众积极起来，让整个社会生活出现大风暴。但彭述之不关心阶级斗争，他关注的是必须证明“我这一伙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听我指挥！”
在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彭大有可能成为一个激进的改良主义政客，一个“社会主义活动家”，一个“左翼教授”。但1947年的民国，不可能给他这个空间（他倒是当了几年左翼教授）。
在类似的政治教育熏wu陶dao下，彭的追随者自然无法理解1949年的中国社会转折，而陷入政治上的失措与瘫痪。这可是真的，不折不扣的“瘫痪”。）
（李星）
信箱：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
编者先生：
我差不多是贵刊的长期读者，对于贵刊的独特且新鲜的言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亦有不能理解的。像对最近一期上的《评中共对土地政策的转变》一文，就发生不少的疑问，现在试把它提出来，希望先生或该文作者镜微先生予以详尽的答覆，最好能在信箱中发表，因为我相信与我有同样疑问的人一定不少，这样不就是等于答覆了不少的人吗？其次像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希望在贵刊中能够不厌求烦的讨论它。不晓得先生的意见如何？
现在把我的疑问提在下面：
（一）该文中说：“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开宣布放弃土地革命而采取‘二五减租’的妥协政策之后，经过了整整的十年，现在又似乎转变到‘江西时代’的老路线上去了。……”这虽然是事实，但是这正为了客观的需要，即是说：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对日抗争，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让步。而今天的情势已大大地改变了，这一政策的转变也许是适合时宜的。但是镜微先生虽然赞成土地改革，然而却不赞成这种转变，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不知是何根据？
（二）即使退一步说：中共过去的土地政策是妥协的、不正确的，那么，至少今天的改变就是对的了，为什么仍说它是“幻想”的与“投机”的呢？如果说是因为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那么也是应该的，因为土地改革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资产阶级也赞成土地改革（即使如美帝的代表马歇尔）。照镜微先生的意见似乎中国非走俄国的道路不可，又不知是何根据？
（三）该文中称中共已“……将自己（不仅在政纲上，且在构成份子上）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如果依照镜微先生的话，即是说：中共已变成一个农民党，那么，又为什么“……它的土地政纲并不在于澈底解放农民，而只是籍以作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呢？一个农民党，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不能澈底解决农民的问题，这是怎么解释的？
（四）关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镜微先生没有说得很清楚，他的意思好像是今天中国的土地改革，唯有无产阶级才能胜任，这一点，希望能多加发挥。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尚未觉悟与行动起来之前，农民单独的斗争是不是有前途的？而且事实上农民的痛苦太深了，他们是急不及待无产阶级起来的。所以如果反对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岂不是有取消主义的疑问吗？
（五）镜微先生说中共是“克里姆宫”的外交工具，甚至其土地改革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未免令人不信，不知镜微先生有何事实或文件的根据？
以上一些问题也许提得很幼稚，因为我对这问题很缺乏研究，希望先生不要见怪！此
请
读者张务善拜上
三月廿日
务善先生：
你对于本刊上期《评中共土地政策的转变》一文所提出的几个疑问，虽然其中有些问题在该文中已有简略的说明，但正如你所说，土地问题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很愿意来同你讨论。现在就来信所提的疑问逐一答覆如下：
（1）“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开宣布放弃土地革命而采取‘二五减租’的妥协政策”，你认为“这虽然是事实，但是这正为了客观的需要，即是说：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对日抗争，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让步”。你这种解释，正是中共曾经用以粉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政策而不断地向人们宣传的。但不幸，这种解释是完全虚伪的！因为从原则上说来，土地改革既是“一个有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一个改革中国社会的基本纲领问题，或用你的话来说，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无论在任何时候及任何情形之下，都绝不应“公开宣布放弃”。假如土地改革在客观条件限制下不能立刻实行（能否立刻实行，那是力量的问题），那至少也不应放弃宣传的工作。而且事实上，当时中共所控制的区域内是已经实行土地改革的，这就等于把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又重新交给地主，这对于中共本身是失信，对于农民群众是愚弄！一个对自己失信和对群众愚弄的政党，还配得上改造中国社会吗？！至于“为了集中全国力量去对日抗争”，那更不能成为“放弃土地改革”的理由。因为要：集中全国力量，首先便必须集中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力量，却又必须将农民从极端残酷的剥削和悲惨的奴役地位里解放出来，因而澈底改革土地，正是解放农民，使之有可能集中其力量来抵抗日帝侵略，并获得真正胜利的主要资源。假如在抗战期中解决了土地问题，把几万万农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我们相信中国抗战的局势及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农民群众对内外敌人之无比勇敢和拼死的抵抗和打击，主要就是由于土地改革的推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抗战期间为了与少数地主资产阶级谋取利益而放弃土地改革，牺牲农民大众的基本利益，不但不会“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对日抗争”，反而是大大地分散了和瘫痪了抗日的力量，以致抗日得到现在的后果！然而这正是中共机会主义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
（2）中共以前放弃土地改革政策既是错误的、罪恶的；它今天重新宣布《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这种“转变”，镜微先生不但没有表示“不赞成”，相反地，他还承认它“多少代表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具有相当进步意义”。至于镜微先生所谓“幻想”，既不是指现时中共土地政策的“转变”，更不是指它不应该“转变”，而只是指它“籍以达到实行此种大纲（即土地法大纲）的总路线，即希图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线，却完全与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背道而驰，这在本质上仍然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式的、即乌托邦式的”，（见本刊上期第六页）也就是“幻想”的。至于你问“何所根据”？那我们可以答覆：根据即在于欧洲及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甚至远在资本主义初期的法兰西大革命中，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也不是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当时下层小资产阶级的雅哥宾党。俄国的土地改革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党所完成的，镜微先生已经指出过了。而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土地问题之不会获得解决，乃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不顾一切与资产阶级谋取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如“武汉政府”），这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还不够雄辩吗？如果你不否认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那么，你所谓“……与资产阶级合作……也是应该的，因为土地改革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资产阶级也赞成土地改革”，这种形式逻辑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们希望你特别留意：历史是循着自己的辩证逻辑发展的，因而“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任务（土地改革即落后国家主要的民主任务），资产阶级往往无法解决，因而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此外，还得请你注意：资产阶级口头上赞成土地改革和实际上能否执行土地改革，是绝对不可以混同的。历史经验证明，口头上赞成，为的是以便于实际上否定。而镜微先生之认定“中国非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其根据也就非常明确而充分了。
（3）“一个农民党，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不能澈底阶级农民的问题。”这并不难解释。宁可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从理论上说，农民是一个过渡的阶层，一般在经济上是分散的、孤立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落后的；又由于它的不断分化（向富农、贫农及农业劳动者的分化）及各层份间的矛盾，其内部是缺乏团结性的；因此农民本身绝难表现一致的利益，绝难提出正确的纲领，因而绝难在革命过程中起独立的作用。所以，农民必须从城市阶级中去找到领导，才能解决本身的土地问题。从事实上，如我们前面所说，澈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凡是自称代表农民的政党，在历史上从未见过能解决农民问题的。俄国的社会革命党，算是所有号称农民党中之最典型的，但也不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将土地问题“作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假如你不否认中共已“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则“它的土地政纲并不在于澈底解放农民，而只是籍以作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昭然若揭了。何况历史事实已两度（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三七年）证明它这种“讨价还价”的勾当呢！（请参考上期第五页）
（4）“关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镜微先生没有说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篇幅所限，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即正如你所推测的：“今天中国的土地改革，唯有无产阶级才能胜任”。至于你要求我们对此“多加发挥”，但因为本“信箱”的篇幅所限，我们此刻仍无法满足你这一要求。不过有几个要点可以在这儿指出：（一）农民由于其生来的缺点（见前面所叙），根本无法解决自身的土地问题，所以必须从城市的阶级寻找领导和帮助。（二）城市阶级中最有社会经济基础和力量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前者由于它自身与土地剥削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绝对不愿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须天然落在后者的肩上了。（三）无产阶级之愿意而且能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但因为它与土地剥削绝无联系，解决土地问题对它毫无妨害，而且对它自身的解放还有绝顶重要的帮助，这就是说，它在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能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以此帮助它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踏上政权，走向社会主义。这已是由俄国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至于“在无产阶级尚未觉悟与行动起来之前，农民单独的斗争是不是有前途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答覆，在我们是否定的。因为所有落后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农民虽然经过了许多次的“单独斗争”，但由于“无产阶级尚未觉悟与行动起来”，所以从未得到真正解放的结果。而落后的俄国农民之得到解放，又正是“无产阶级已经觉悟与行动起来”所获得的。你说“事实上农民的痛苦太深了，他们是急不及待无产阶级起来的”，假如这是事实，又假如农民因痛苦太深而不等待无产阶级起来即进行“单独斗争”，那就难免要遭到失败的后果。但这一判断绝对不是“反对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只是指出农民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合作，是不会有真正胜利的“前途”而已。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将农民的土地斗争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配合起来，并将前者放在后者的领导之下，以期达到最后的胜利。这乃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5）你说：“镜微先生说中共是克里姆宫的外交工具，甚至其土地改革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未免令人不信……”信与不信，虽然是人们的自由，但“事实或文件”却是多得很。现在让我们随便举出几件人所共知的“事实”来看吧。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时，克里姆宫主人即一反其以前“第三时期”的外交政策，卑躬屈节地拉拢英美法的民主国家及各式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建立“民主阵线”及“人民阵线”以反对“法西斯阵线”，反对制造战争的希特勒恶魔，于是各国共党和中共立即响应，大肆宣传其阵线论的主张。但当一九三九年同一克里姆宫主人史大林与希魔订立《德苏协定》时，各国共党和中共不但忽然终止了民主阵线、反法西斯阵线、反希魔的宣传，而且立刻反过来攻击英美为帝国主义，并为希特勒德国的生存和纳粹主义辩护了。可是，当希特勒进攻苏联，迫使史大林转而求助于帝国主义的英美时，各国共党和中共又转过来宣传美英对希特勒的战争是进步的，甚至革命的了。迄至战后，史大林看到美国有准备第三次大战来进攻苏联的企图时，史大林才又发见了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因而各国共党和中共也就大唱其反美的论调！而中共一九三七年之放弃土地革命政策以及这次又重新提出《土地法大纲》，正是完全随着上叙克里姆宫主人史大林的外交政策转变之下而转变的。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够作镜微先生论断“中共是克里姆宫的外交工具”的“根据”么？！假如人们敢于面对真实，我们相信镜微先生的论断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编者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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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鳞爪（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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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鳞爪
译者：沈念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巴黎劳工反对工会分裂和官僚主义
二月一日，巴黎的革命工会领袖们，包括巴黎图书业工会，全国教师联合会，建筑业工会，五金工会，以及总工会的少数委员，联合起来发表一个宣言，号召全国所有工会即刻召集一个工会统一大会。他们一方面斥责改良主义者与史大林主义者的叛卖政策，另方面坚决为工会的统一而斗争。他们指出，工会的分裂只能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因而引起工会内部的小派别斗争来代替了工人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宣言中又说：史大林派的官僚政策已替分裂工人力量者的利益服务，他们属下的五十多个官僚，并没有得到工人下层的同意，投票赞成总工会的分裂，这种官僚主义的倾向，正是背叛了革命政策的必然后果。宣言结论说：「史大林派的工会领袖佛兰雄与社会党的石屋，当法共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时，主张阶级调和，现在资产阶级政府不要他们了，他们便要求分裂，这样的合作与分裂，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丝毫不相干的。然而，这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必须尽力之所能，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工会，这工会的基础务须奠基在阶级斗争上。
英国经济的新危机
著名的英国工人报纸「社会主义呼声」曾以「一九四八年的生产」为题，指出英国经济的新危机。该报写道：「过去两年中，资产阶级政府曾以全力从事于生产的增加，藉以消除国内的经济危机。虽然，总生产额已提高至战前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但工人的生活始终未加改善。现在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以及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势力，艾德礼政府已宣布冻结工资的政策，拟将其正在生长中的经济危机的重载，由牺牲工人的利益来负担。工会的国会议员，在数星期前，已迫使政府放弃这个政策，因而引起国会与工党政府间的强烈冲突，以后这个冲突是会愈来愈形严重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美援并不足以胜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生产也不是根本的办法，相反地，它们只会引导到下一阶段更深刻的经济危机而已。真正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只有无偿地将一切重要产业国有化，并建立民主的工农政府来控制生产。」
伊拉克人民的骚动
伊拉克人民，已经在酣睡了数千年之后，觉醒过来了。他们在巴格达以及其他大城市中，以示威的行动迫使他们的议会废除在朴茨茅斯签订的英伊二十年军事协定。伊总理萨罗伊，在签字之后，便不敢出来了，这样足足有十二天。
过去的两个星期，伊拉克全国为群众骚动及示威所震撼着，有成百成千的人死了，伤了，建筑物被烧了，被破坏了。他们在示威的行列中，高举着标语「用墨水写成的条文，我们要用鲜血来洗掉」。这种骚动，一直在那出卖了人民意志的政府垮台之后才终止。
自近东广大的油田被发现及其开始产业化之后，这些沙漠的土地上便增加了无限的财富，并加强了当地人民的民族观念。第二次大战后，英帝国的殖民力量削弱了，更增高了他们独立的要求。伊拉克人民的这次示威行动，正是给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心窝中，插入一把锐利的刀，它，使一切弱小的民族国家——埃及，外约但，沙地阿剌伯与叙利亚，感受了一种力量，他们将会接踵地向帝国主义伸出反抗的手掌来。
印度群众的大集会
印度马都拉（Madura）市有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一万五千人聆听托派领袖亚扎劳（AjitRoy）讲述第四国际的政纲。该集会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托派）所召开，而该派就是曾在马德拉斯（Madras）省领导十五万政府雇员大罢工的。史大林派的棍徒们企图用武力去破坏这集会，然结果为集会的工人所击退。同一日，史大林派又企图计划在离开托派开会一百码远的地方，另外召集一个会议来对抗，但也证明是完全失败了。（沈念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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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份子的幻灭与新时代的展望（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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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份子的幻灭与新时代的展望
作者：纪芬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李星按：这也是一篇40年代末期，面对主流共产主义的巩固，国际托派试图自圆其说的典型文章。
（一）运动的初期
自从科学的社会主义诞生，结束了过去底浪漫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之后，直到今天已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期间，科学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也就够复杂、曲折、惨酷和壮烈了。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从第一国际产生至巴黎公社失败的几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产生和确立基础的草创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新运动的思想至少在最先进的知识份子和工人中已唤起一种新的希望——对人类远景的比较切实和乐观的希望，这一点反映在运动初期领导人物所怀抱的强烈革命信念中。但巴黎公社的失败却带来一个深刻的反动局面，这一新生、幼弱的希望便遭逢打击，直接造成第一国际的瓦解。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遭逢的第一次厄运。
（二）第二个时期
但一八七一年后的反动局面却造成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一般地说来，自此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便急促趋向登峰造极的发展：殖民地的市场大大扩展了、欧洲的工业飞速的繁盛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量也空前增加了。欧洲无产阶级逐渐从反动的黑暗中抬起头来，自信力和战斗性也逐渐加强，于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较广泛、较坚实的基础之上，重新复兴，产生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最大功绩是在党、工会、和议会斗争的基础上，教育和团结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但第二国际之保证工人生活的逐渐改善与民主主义的权利，却分明是以资本主义的空前扩张为前提条件的，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代内，一般小资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内的贵族份子，便生出了一种无穷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以为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发展可以保证工人地位的「无限制」的逐步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数量、它在议会选举中的选票和席数的「无限制」的增加，缓进地、和平地代替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第一国际时代的「强烈的革命信念」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与议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加以全般修正的企图。当第一次大战宣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告终，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受了改良主义完全腐蚀的第二国际便倾覆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遭逢的第二次打击。
（三）第三次复兴与第三次厄运
考茨基虽然以反修正主义始，以投降机会主义终，但当他清醒的时候，曾预告欧洲革命的烽火将从西方移到东方。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应验了这一预言。十月革命使国际无产阶级得到第一次表演夺取政权的机会，因此，第一国际时代的革命热望便得到实现，不是在西方（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而是在东方。西欧无产阶级开始以惊讶和羡慕的神气监视莫斯科的发展，当他们毫无踌躇地成千成万团集于新生的第三国际周围之时，科学的社会主义便从改良主义的泥沼中得救了，一个新的复兴运动从东欧扩展到西方，又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特别是东方的殖民地世界，这一片星球上最落后的处女地也第一次以最热烈的态度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种子了。于是这一运动正式踱入了第三个时期，一种新的乐观和热望支配了全世界。这种乐观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开始崩溃所引起的革命信念上的，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改良主义的乐观完全相反。
但不幸刚刚替人类展开一个新远景、新希望的十月革命，却生长于一个落后环境中；西欧无产阶级之不能及时夺取政权又使这一革命陷入孤立。在这两个致命的条件之下，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苏维埃制度便趋向于官僚主义的堕落和腐化。在分配过程中产生的跋扈的特米尔多官僚层于一九二三年抬头，一九二八年取得决定胜利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布尔什维克主义便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史大林主义所代替，第三国际从世界革命的工具转变成为克林姆宫官僚的外交工具，格别乌的暗杀与中世纪式的审判代替了革命的教育和说服。史大林主义的胜利便翻译成世界革命运动的一连串的失败，这种失败反过来又加深了苏维埃国家的堕落过程。因此一个崭新的反动时代便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一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是这个反动时代的一对孪生子。
（四）新修正主义
这一长期和富于灾劫的反动时代，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内造成一个最深刻的危机。一般往日依附于这一运动的知识份子和老一辈知识份子化的工人革命家，受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长期失败的磨折，发生一种可怕的颓丧、怀疑和幻灭。他们竟把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解释成为一部失败的历史，十月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浪漫的作品，因而是活该受历史的残酷惩罚的。十月革命的思想泉源——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他们看来，又只是史大林主义的培养基，后者甚至还被视作前者的有机产物。于是各种各式的新修正主义学说如雨后春笋的产生出来，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复兴的严重障碍。所有这些修正主义学说总是围绕着「俄国问题」的轴心旋转，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空前的反动时代本来就是苏维埃国家堕落的直接后果。而这个新生的制度却在人类历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的发展也只能靠人类的智慧才能解释。从「俄国问题」发展出来的最普遍的修正主义思想，便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一定是「科学」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许、恐怕多份要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下一阶段将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资本主义。这个新的制度被标上许多象征式的名称：官僚的集体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们替这个制度所指出的共通特点是：奴隶劳动、国有化、官僚的集中主义或全能政制、个性活动与自由之横被剥夺等。公认的新统治阶级是行政的官僚。这些特点，离开了财产关系与国家性质，成为一种抽象的和谬误的理论基础，认为法西斯主义、新规约、与史大林主义的政制同属于这个新剥削制度的类型。
第二次大战使那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把法西斯主义加以合理化的企图，遭逢破产。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与罗斯福的新规约只是资本主义对付社会危机与准备战争的应急工具，它们并不是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恰恰相反，它们与旧财产制度是不可分离的。但虽然如此，战后世界革命发展速率的过于迟缓与史大林主义的突然兴盛，却使这些幻灭的知识份子更陷于无望的混乱的迷惑。「假如法西斯主义不是新制度的表征，那末，史大林主义政制的扩张（特别是指东欧式的扩张）却无论如何预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将代替资本主义」，他们这样雄辩地指出。有些人则更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的趋势（特别是英国工党政策），来证明这种「新制度」或「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但问题的本身却在这里：假如这一新制度（不管它是否赋有什么剥削的性质）真的成为资本主义（连同社会主义）的不可免的代替物，它当然在历史上找到一种合理的辩护，我们将对它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呢？无产阶级又将如何应付这一「远景」呢？在这个问题上，幻灭的理论家们所产生的怪异的理论分析，简直有如七色虹彩。大致上归根结蒂，他们不能超出这两种倾向：或者直接、间接地拥护「民主」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政策，企图挽回这一可怕的全能主义的潮流，或者对史大林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发生宿命主义的幻想，认为整个世界不可免要经过这一段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从这里，仅仅从这里我们才寻出这种种修正主义的真正根源：悲观主义。人们再也不信任无产阶级能担当社会改革的重任，自然也就不信任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于是一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成了怀疑的对象：布尔什维克主义么？它虽然造成十月革命，但也造成史大林主义，这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缺乏和谐的预见了，云云。实践的背叛与理论的背叛是同时进行、交互影响的，因为在过份紧张和激荡的旧世界中，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家是无法从容的找到喘息的机会的。在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从最右倾的投降派一直到那些口头上尚承认革命的教派主义者，都或多或少的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政纲怀疑开始，这不是一种值得惊奇的现象。这种现象之反映资本主义崩解时代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悲观情绪，正如过去第二国际时代同一现象之反映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两个时代的修正主义反映两个时代的同一小资产阶级的不同情绪：一种是幻想，另一种则是幻灭，从此到彼。
（五）世界革命的速率何以延缓？
在方法论上，一般的说来，这些知识份子幻灭家总是不能脱离庸俗的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范围。他们只能承认一个又一个的既成事实而把它们加以理论化，缺乏任何分析和预断的能力，因为他们根本就怀疑人类具有这种能力。他们的惯常的口头禅就是「时代不同了」，仿佛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便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规律似的！他们就以此为藉口否认一切原则、一切理论、一切科学的分析和结论，而可耻地屈服于现实之前。事实上「时代的不同」并没有改变支配着社会的规律以及企图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社会的原则和方法，它只是改变了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情绪吧了。
世界革命不能如预期的发生于第二次大战当中，这一事实又被许多理论家拿来证明马克思主义预断之不准确。事实上谁也没有把一种社会学的诊断当做十足灵验的预言来看待，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物理学和化学的现象可以经过实验室的种种精确的实验，得出较准确的结论和推断，但社会现象却复杂和微妙得多，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实验室中加以分解或化合，得出十分准确的论断。我们直到今天为止，只能明了现社会的法则，并根据它们来分析、预断社会之一般的发展趋势，我们还不能达到准确地推断某一事变发展的速率和发生的日期。因为有许多足以影响某一事变发展底过程的复杂因素，恐怕不是现代人类的智慧所能一一发掘到的，只有事变本身才能证验出来。马克思主义之预测第二次大战足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后果，在方法论上是无疵的，因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恐慌，假如一个普通的经济或社会恐慌都足以造成革命的局势，我们能怀疑世界战争倒能平安过去吗？但事实证明，这次预言了的世界革命并没有采取第一次大战时代的速率发展出来。这不是方法上的错误，而是对于速率估算上的错误。而这一错误则归咎于两个未知的因素：第一，战前十余年来史大林的反动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施行精神上与肉体上摧残的深度与广度；第二，德国工业与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所受的毁灭性的摧残。所有这些因素只有在战争的过程中才充分证验和暴露出来，第一个因素反映在新革命领导生长的过份延缓，第二个也是反映在德国革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骨干之意外的沉寂。缺乏成熟的革命领导与德国革命之缺如，使世界革命发展的速率不能如预期的迅速，使战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去重心，成了散漫的、个别的、步骤不一致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与政治觉醒也较之战前落后了。这所有的后果反过来就造成了史大林主义的势力扩张，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对这种扩张的离奇的解释和幻想。
（六）战后史大林主义扩张的原因
战后史大林主义的扩张构成幻灭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怀疑的第二个口实。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把史大林主义政制看成过渡时代的矛盾的产物。苏维埃官僚层的特点是一方面依靠于国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依靠于国内与国际各个阶级力量的平衡之上。因此它害怕任何现状的变革：战争与革命都足以成为它的致命风暴。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当然有充分理由预断：史大林主义政制将在第二次大战中完结。但资本主义之过份虚弱与世界革命的过份延缓却意外地延长了苏维埃官僚的寿命，而这种因素都只有在战争的过程中才准确地证验出来。人们不企图了解这一点，却冒失地对一种意外的现象投降了。但我们刚才已指出过，既然人们无法了解这一现象，结果仍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得到满意解释。史大林主义的扩张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底过渡时期间过份延长——世界革命延期爆发的后果，这种现象并不足以证明史大林主义政制是一种历史新时代的有机产物，它只证明苏维埃制度仍处于两个历史时代的交叉点上，全部矛盾和问题还要延到临近的世界革命或第三次大战来解决——解决的日期延缓了，问题只是如此简单。那末，史大林主义的扩张与杜鲁门主义的扩张一样，只是一种临死政制的挣扎与回光返照，另一方面又是新社会诞生的阵痛。
（七）新时代与新的复兴运动
现在差不多三年来的事实已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还保有全部乐观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虽没有及时终结第二次大战和旧制度，但它却已经存在而且在发展了。在欧洲，革命的中心已移往法国，围绕在这个中心周围，便是其他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革命局势；东欧的奇特的向「左」盘旋只是这一局势的直接反映；在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危机是漫无止境的发展着；在美洲，工人阶级的惊人潜力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一种雄厚的后备军，把整个美洲迅速欧洲化。一般的讲来，比之第一次大战之后，欧洲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是落后了，组织力量是减弱了，但资本主义的统治力却衰败得更厉害，直到今天为止，它还不能不依赖于工人政党的支持。这就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因素，即革命危机的慢性发展，使新领导的形成得到无比的便利。革命势力的潜滋暗长与新领导的逐渐成熟和抬头必然招致欧洲史大林主义影响的衰落，这一点在法国已略见端倪。总而言之，科学社会主义所遭遇的新厄运分明已临近尾声，它的新的复兴运动（第四国际运动）已在世界各地展开其乐观的远景，当它在一个更无比阔大的历史基础上取得新的胜利之时，一切反动时代的阴霾：从史大林主义到一切幻灭小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产物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新的时代将替人类打开一个无穷乐观的远景。那末，幻灭的最好让他幻灭吧！我们的希望还在前头。
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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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中国社会究竟是何种性质——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确？（来源：《新声》194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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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中国社会究竟是何种性质
——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确？
作者：吴世明来源：《新声》1947年第8期
编者先生：约半年前我偶然在报摊上看到了贵志二卷一期，随便买了回家，读完后，深深觉得贵志独具眼光，持论公允，与时下一般杂志大异其趣。从此我便成为爱好贵志的读者了。我尤其爱好的是贵志的「信箱」。因为在信箱中所讨论的问题，差不多都是我所最感兴趣而要求了解的。
现在我亦有一个问题特向先生提出，那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这个问题，我在十年前就听到了一位教历史的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但我那时还在高中一年级，对于社会科学毫无修养，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形又属茫然，只是模糊地记得老师说过如下的一些话：「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复杂，不容易论定，有些人说中国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性的，别一些人则说是半封建性的，还有的说是次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的等等。」我当时对这些说法虽有点莫明其妙，但亦获得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并且从此凡是看到书籍和论文中有涉及到这一问题时，都特别注意。就我所看过的书籍和论文中说到这一问题的论调看来，差不多都是主张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些新历史学家如翦伯赞、华岗、平心等都是如此）。因此我怀疑以前我的历史老师的话有些夸大。但不久以前偶然从朋友处看到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合订本，其中有几期差不多全是争论中国性质问题的，从那些争论看来，不但「非常复杂」，而且也确是「不容易论定」。因此，我又觉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话是对的。不过，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我还是不明了。就我的直觉说，似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是对的。但另方面我又感到「读书杂志」中争论这问题的那些作者们的许多不同见解也似乎各有理由。因此特希望先生抽暇予以解答，我相信要求明了这一问题的人一定不少，想您一定高兴指教吧！
敬候撰祺！读者吴世明上
世明先生：你这次提出的问题，正如你以前历史的老师所说，确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复杂」的。这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及其前途，都与此问题有直接的紧密联系。如果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那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及其前途都无法获得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对解决中国问题能有正确的方案。所以凡是认真想替中国人民大众服务、合理解决中国问题的人，都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加以科学的探讨，求得明确的认识，以便获得改革的正确指标，向胜利之途奋斗。总言之，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谋取解决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出发点是否正确，往后的成败将系于此。这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之所以「非常复杂」，那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及其与国际关系之特殊纠结使然。假如像欧洲中世纪的英、法、德、意等国家，它们的社会性质是单纯的，封建性的；又假如像现代的英、法、德、意，则它们的社会性质也是单纯的，即资本主义性的。可是我们中国，古典的（春秋战国的），即欧洲中世纪式的封建制度，早在二千余年前已被秦始皇的君主专制所摧毁了。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能在那被摧毁的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秦以后二千余年，中国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很少改变，差不多是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或一进一退的循环圈里。直至雅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强迫侵入，中国的社会经济才开始走上了剧烈的全新的变化。这就是说，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外来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搜求原料的侵袭之下逐步地解体了，手工业的生产方式逐步地没落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地移植进来了。但另方面，不但旧时的封建式的剥削方法还残存着，并已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纠缠在一起，而且特别重要的，中国已迅速地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以致旧的经济基础虽日趋崩溃，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却无由顺利发展，因而中国社会便形成了一种颇为畸形的，痉挛的，或者是所谓「非常复杂」的状态。然而这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却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过不像欧洲中世纪的以及现代的英、法、德、意那样单纯而容易认识罢了。自然要想详尽而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详细地检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历史的发展，分析自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的演化及其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关系之变迁。但要办到这点，绝非本信箱的简短篇幅所能容许。因此我们这里只能予以极简略的解答。
首先，要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根据现代社会科学，必须观察中国现时究以何种经济占支配地位。如果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占优势，那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还是封建性的或前资本主义性的；如果是城市的现代工商业经济占支配地位，那便成为资本主义性的了。就实际情形来说，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早已给外来的资本主义所破坏了。我们的农村生产方法固然还是落后的手工业式的，但大部份农民的生产品却并非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早已成了「商品」。例如米、麦，特别是丝、茶、棉花、桐油和烟叶等等，其中有些不仅为了国内市场，而且还为了国际市场。总一句话说，中国的农村经济绝大部份已经商业化了，已经非依赖现代的市场现代的市场不可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式的工商业，比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固然还是很落后，但人们绝不能否认，我们确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工矿，交通，和银行等现代产业。这些产业比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固然显得落后，但它们在中国的国民经济生活上却无疑地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性的。不用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落后的，但绝不能以它的落后来否认中国社会之资本主义的性质。
人们往往以中国的经济和先进国英美法德的经济相对比而指出其落后幼稚之后，便得结论说，中国社会的性质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半封建的。其实，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美法德，比起现时同一英美法德来也是「落后或幼稚」的。但「资本论」的作者却仍然称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和十九世纪中叶的美法德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现时的资本主义虽然落后或幼稚，但比之那些时候的英美法德等国，却不见得落后或幼稚多少，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如生产的规模和技术的高度，现时的中国比之那些时候的英美法德还要进步呢！把中国现时的经济与同时的西方先进国家即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对来比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那显然出于玄学的，机械的，即违反历史发展的观点，因而其结论便成为荒谬的了。
你说：「就我所看过的书籍和论文中说到这一问题的论调看来，差不多都是主张「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你并指出「一些历史学家如翦伯赞、华岗、平心等都是如此主张」。不错，近年来，一班所谓「新历史家」或「进步人士」一谈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时，都搬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个时髦的公式出来。但这仅仅是一个时髦的公式罢了，它的本身全是虚伪的，乃至荒谬的。这公式的前半节，所谓「半封建」（姑且不论这种「一半」的说法之机械）是形式主义的，与中国社会的实质相违背的。因为封建的实质即它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但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中国自从外来资本主义侵入之后，不但城市经济已完全商品化，就是乡村经济也已绝大部份为商业关系所支配了。因此所谓「半封建」与中国「社会的实质」，即经济基础，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至于以所谓「半殖民地」来形容或规定中国的社会性质，那更是荒谬绝伦。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一类术语的涵义，仅仅是指某一国家或民族对另一国家或民族的隶属或依赖关系而言，与该隶属或依赖于他国的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性质很少决定作用。例如现时的加拿大、印度和安南都叫做「殖民地」，但这三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却有很大的差异：加拿大是纯粹的并且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印度也是资本主义性的，但比之前者要落后得多；而安南的资本主义发展却有限得很。而且同一殖民地，例如印度，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可以说它的社会性全是封建的；但到了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它的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了。关于「半殖民地」的情形也同样有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钜大差异。例如中国，伊朗和沙地阿拉伯都谓之「半殖民地」。但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却相差得很远。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大规模的现代工商业，伊朗便比较落后些，而沙地阿拉伯则大部份还停滞在游牧经济状态里。如果从时间上说，中国自雅片战争后即已沦为半殖民地，但这一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却起了绝大的变化。如果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标界，我们可以说，这时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性的；从那时到第一次大战这一时期内，是从前资本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代；但自第一次大战后，由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便已踏进资本主义的阶段了。由此可以了解，「半殖民地」的名称如果从空间和时间上抽出来，不但绝难看出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性质，即连该半殖民地国家的本身也是抽象的。因此，用「半殖民地」来规定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但毫无用处，且是极端荒谬的。
也许你看到这里一定发生疑问：一个极端荒谬的公式，而且是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如此重要问题上所加的公式，何以竟被许多有名的新历史家所接受或主张呢？我们这儿只能作个最简单的答覆：中国有一个政治集团，它是唯苏联克里姆宫主人的命令是听的，而克里姆宫主人为了在中国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即阶级合作的路线），便命令一些「红色教授」给中国社会的性质制造出一些「公式」来，以便给他的「政治路线」以「理论的基础」，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公式不过是许多公式中之一而已。而他的中国党徒们接到了这个「公式」便如获至宝，所谓「新历史家们」或「新社会科学家们」当然是奉旨宣传。至于这个「公式」是否合于中国社会的实质，那他们是不管的，只要作到不违背上峰的命令就行了。其实不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如此，还有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只要克里姆宫一提出，它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应声虫们便会附和起来。例如当克里姆宫提出什么「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时，人们就到处宣传「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当它抛弃「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而另提出「民主阵线和人民阵线」时，人们也就跟着抛弃前者而宣传后者，并要求与「社会法西斯」结成「阵线」哩！总而言之，凡是克里姆宫提出一种「主张」或「路线」，不管那主张和路线如何荒谬，都必得制造一些「理论」或「公式」来与之相配合，有时甚至不惜大规模地伪造苏联及各国的历史。固然，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在主观上并不是有意附和克里姆宫的「理论」或「公式」的，但他们往往缺乏独立的认真的思考，所以也就随声附和去了！这虽是一些题外的话，但我们的意思是希望你及一般读者们不要轻信所谓多数人的「主张」，即令是出之于「新历史家」或「新社会科学家」所公认的「理论」或「公式」，也得加以独立的科学的思考，尤其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客观的历史事实去分析和判断。思想上的盲从只能引你走上行动的死巷！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题上来作个结论吧。一般说，中国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性的。但我们的资本主义是落后的。它的落后的根源是：一方面，国内陈旧的土地关系尚远未改革，以致封建的残余势力及其剥削方法尚保留下来；同时，国际帝国主义自从将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之后，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极力加以压抑；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便无由获得应分的发展而永久挣扎于落后状态中了！由此我们便得出一个基本的政治结论：中国要想脱离它现存的落后的痛苦状态，必须澈底解决土地问题和排除任何帝国主义的束缚以达到真正民族独立，这便是我们国家迟延未决的历史的民主任务。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关系下，城市决定一切，也就是城市的主要阶级决定一切。而城市的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的资产阶级，因为它与外来帝国主义和国内土地占有者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没有可能完成我们的民主任务。因而这一任务便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无产阶级完成这一民主任务之后，那时中国将不是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要跟着直接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了。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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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问题的新发展（来源：《新声》194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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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问题的新发展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来源：《新声》1947年第8期
录入者与校对者的一段讨论
A:
最初感觉这文章实在无话可说，可能今天已经没有可能再现这种物价崩溃的情况了吧！国家治理能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又想了一下：我觉得这篇文章是非常常见的左翼文宣，在任何一个受到经济危机困扰而陷入通货膨胀的经济体中，都会看到类似的左翼发言，通过罗列物价飞涨的事实，阐述恐慌的社会心理，号召大众变革的一整套流程，甚至有点“传统艺能”的感觉。硬要说有什么意义，可能我找不出来，但这一套写作方式可能可以作为“基本文宣”之范本，也说不定。
B:
你是不是说：左翼，无论自称什么流派，往往习惯于堆砌一堆现实灾难，资本主义的恶，然后宣布革命形势大好/群众正在觉醒/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列宁主义破产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列毛主义无政府主义深入人心/群众需要正确领导而且我就挺合适……作为文宣的重点？
A:
我的意思可能要更大一些：我觉得无论古今中外各种变革前夜，都会看到这种模式的文章，那么这种文章究竟在这种变革中起到了作用？还是沦为了一种对于现存秩序无害的口水话？
B:
我的理解是：资本主义确实制造许多灾难，甚至今天的资产阶级舆论引导员都不否认这些了，而归纳为“市场是最不坏的选择”。而左翼经常充当了政治意义的收容站，把市场竞争的受挫者、或未必有多受挫，但对现实十分苦闷的人员，收容起来，对他们实施国家管理之下的，次一级的管理。这个次一级管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一部分，遵循阶级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主流规则。
那么左翼文宣在这个管理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值得探讨。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要指出：过去的一些革命文宣，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马拉写的东西，他不仅揭露王权的罪恶，也提出具体主张、措施，甚至到了琐碎的地步，比如立即在巴黎成立若干营贫民组成的步兵，配足火枪，给他们穿上鞋子，等等。就是说，有力的革命文宣，不能仅用苦难刺激人的神经而进行煽情，而必须是行动的有力召唤。
由于20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实践已经不存在了，导致今天的左翼跟20世纪的社会革命，已经没有精神上的关联了。左翼政治深深嵌入了现实秩序，很难找到意在动摇秩序的革命文宣。本文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托派中彭述之一方的刊物文宣，作者是当时一个重要干部竹云龙。竹同志的文字，相比彭或其他一些人，阶级风格还要鲜明一些，但也难免会坠入上面所提到的套路：罗列灾难，再接上本组织的政治八股，比如停战之类的。
A:
就是说，文宣要有现实主义的进攻性！
B:
为什么李星近期组织录入了一批中国托派文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主流共产主义实践消失以后，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人，难免会关注主流共产主义曾经排斥的其它左翼思想。由于普遍缺乏阶级实践，这些关注往往流于从思想到思想，容易被阶级社会的“思想权威”牵着鼻子走。
所以，有必要把过去的经验，比如中国托派的部分实践，翻出来做对比。让今天的人看到，又开始被寄托幻想的某些左翼主张，比如用“彻底的民主主义面目”吸引追随者，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辞藻，顺应多数人的日常偏见，为资产阶级选票政治打掩护的主张，早在四十年代的民国，就有托派大佬彭述之试过了，而且被历史证明是碰壁了。对比的目的，是让今天的人少走弯路。
A:
回到文宣这个话题。我同意，在斗争中一定会有你说的优秀的文宣，但是我也预测一定会有更多得多的口水话文宣。那怎么办呢？
B:
堆砌现实丑恶，并呼吁大家“服从我的正确领导”，是否注定要构成左翼文宣的多数？很可能确实如此。但这并不致命，因为阶级社会的教育，训练出了人们的生存本能，不会轻信左翼的说教。左翼圈子的说教，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感召，远不如传销或者传教的现实危害大。不必对“左派混蛋欺骗群众”有过分的焦虑，这跟担心统治者用核武器消灭工人反抗是一样的，源于孤立个体看不到工人阶级历史前途而产生的压抑感。）
老问题的新发展
“紧急措施”公布后八个月，“改革方案”公布后近两个月，中国的经济危机，又以更可怕的姿态向前发展了，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物价飞涨。时隔八月，物价上涨六倍至八倍不等。后面是几种商品相隔八个月的比较数字：
名称二月十五日市价十月十三日市价
白梗十二万元八十万元
本厂油二十四万元一百八十万元
二十支双马纱四百四十万元二千六百万元
龙头细布十六万元一百万元
白报纸十万元八十五万元
固本肥皂二十一万元九十三万元
在这二百四十天中，人们渴望了将近一年的美国大借款仍无着落。外国的“私人存款”之“动用”令虽公布已久，但尚在“拟定办法”。“财产税”与“财产登记”更不知何年何月能弄得好。官僚制度行动之迟缓，与物价之飞涨两相对照，不但人民全体对政府失望反感，就是执政者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忙着以种种新法令新方案新办法，去应付同一个经济危机之相异阶段的诸种问题。在平常时期，八个月本来不算长，但就战后中国如此紧急的形势而言，不能不算是个相当长的时期了，政府在这八个月之中，玩了许多套魔术，开了不少张药方，但经济危机却更加严重起来！每月几万亿元的军事支出，随着战线的扩展及物价之上涨而增加，但贫苦不堪的人民，再也不能负担千税万捐以及滥发通货的无形搜刮了！政府之无能解决经济危机，有其内在的基本原因，战后二年来已为事实所证明，但近数月来因国际国内局势的紧张，现政府之基本政策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更昭然于世，人们已用怨言来代替希望了。八个月来物价上涨百分之六百，但工资仅增加百分之二百左右，公教人员的薪金增加更少，数千万倚赖固定收入的“薪水阶级”，八个月来实际上失去了收入的一半以上，而近日来的疯狂涨风，将有吞食其已经维持清苦生活的收入额之四分之三的可能了！这是一个极大的生活方面的威胁，如果往复的基本情势不能改变，则人民的生活资料必将日益受“涨风”的掠夺，多数人民将陷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绝境，贪污之风势将更加发展，盗贼抢劫将日渐横行，失业者将日益增加，工潮将此起彼伏地在各部门发生；禁令越多，黑市越疯狂，贪污的机会越多，人民的负担因而更沉重。如此，这个业已非常痛苦且黑暗的社会，必然弄得更混乱更可怕更黑暗！经济危机必然引申出社会危机。
禁令在涨风之前失效已不止一次，政府十年来“努力平抑物价”，暗中又在滥发通货，涨一万抑下一千，如是一涨一抑，物价愈抑愈高，现在许多物价都比伪币价格高的多了，这现象十分可怕，“薪水阶级”都在恐惧着未来更难熬的日子，从前还有一线希望，现在都只有绝望和怨恨了！到处谈论着物价飞涨，生活指数不合理，工资跟不上物价还要打折扣，配给品有名无实等各种问题，社会的不安现象，随着生活艰苦的情形更加普遍了。
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本来的用意在维持法币的虚伪价值，最近显然有逐步放弃贴补听任公用事业涨价的趋势，与其滥发纸币的行为配合在一起观察，我们很可以相信政府为事实所逼，已走上“高物价政策”后期的迅速发展的阶段，这是政府于经济危机的最后阶段中不能控制经济发展的情况，是总崩溃的信号。因为涨风一阵紧跟着一阵，周期越缩越短，倍数越加越高，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恶性通胀已打开总崩溃之门，总崩溃便只有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待时而发了！
要阻止经济总崩溃的爆发，首先必须立刻停止战争，进一步从根本上改革币制。然而这又必须有一个全般的彻底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因此，要想挽救当前经济危机，必须从政治的改革着手。此外一切临时应急的经济紧急措施或救急方案都是无效的。因此我们希望人民大众挺身起来谋取政治的改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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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战与中国的前途（来源：《新声》1947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7年第8期
第三次大战与中国的前途
作者：韵霓〔陈碧兰〕来源：《新声》1947年第8期
录入者按：我觉得文章最后的结论有点诡异，说了二战有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结果结论划向一般的和平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斗争吗?胜利后的英法资产阶级炮制的神话，至今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法西斯并不是从中世纪里钻出来的怪兽，而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极端扭曲形式的统治方式。法西斯的名声臭了，希特勒被看成是一个疯子，可是如果我们把墨索里尼的，北一辉的，小德里维拉的著作抹去其名字，我们会发现……
战后的世界，我们知道，美苏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冲突，虽然苏联由野蛮的官僚统治，但她仍旧保留了十月革命的遗产。中国虽然胜利了，可是民国的资产阶级仍旧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对外体现在民国表面独立，对外则严重受美国的控制。苏联官僚却占领了东北，于是，我们的作者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要破坏和平了！
既然作者承认苏联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美国代表资本主义，退一万步讲，难道要不顾战争的性质，单纯的避免战争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制度冲突的延续，是阶级斗争的延续，文章结尾滑落到这个地步，很无语啊
这篇，我认为是他的所有论据都可以反驳他自己的典型……
李星按：这篇文章确实别扭，但却符合解放战争时期，彭述之一方的实践逻辑，即高举第四国际大旗以汲取俄国革命的号召力，同时高举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大旗，以吸引现实中某些既不满国民党统治，又对阶级斗争保持距离的青年。于是，前边说二战根本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结尾就呼吁爱与和平……）
第三次大战与中国的前途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要判断这个问题，决不能凭着人们的主观上的愿意与否；而必须科学地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矛盾和发展的过程精细地研究和分析，才能断定战争会爆发否的问题。有些人说：现在是原子时代；但战争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力。如果人人不要打，或没有打的心思，战争怎样打呢？所以单就全世界人民普遍厌战的情绪这点看来，第三次大战是不会爆发的。这是何等的唯心论。好像第一次大战与第二次大战时全世界人民普遍喜欢战争才爆发似的。谁不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夕，参战的双方，都不愿意谬然发动；即希特拉疯狂地发动战争，也并不是特别好战，而是一种制度在驱使着他。
原来第二次大战亦如第一次大战一样，两派帝国主义，重新分场（瓜分世界）的争夺战；并不是什么民主与法西斯之战。虽然苏联和中国也卷入这一战争的漩涡，其中含有反帝及社会主义反抗资本主义的意义；但并不能因此就改变其帝国主义的性质。既然，一次大战时起因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那么它们之发动战争，便不是某人的好战或不好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矛盾盲目地支配他们。那么，我们判断第三次大战会不会爆发，就要看这个制度会否继续存在。
这个制度有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便存在一天，而爆发也决不可免的。
战后的世界，呈显于我们眼前的是美苏的矛盾和对立，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的冲突。事实上战后的美国，借着它的金元和原子弹的威力，显然成为资本主义的霸主。她的生产力比战前增加一倍，所以对于世界市场的追求也愈迫切。除了已控制的市场外，对于占地球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的苏联，自然垂涎欲滴。为了稳定资本主义，她必顺联络和帮助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来对付苏联，筑成西欧堡垒以威胁苏联。显见美国已准备以战争来毁灭这个不能相容的制度！这种趋势，如果没有革命来挽救，大战迟早必定爆发的。
中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份，同时也是它的最弱一环；因而它的命运与整个资本主义的有在与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战后的中国，宛如一幅世界缩影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企图将中国控制，以应付苏联。苏联于战后在东北的驻军迟迟不撤、割据旅顺、共管大连，搬走东北机器以及指示中共进行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这都是以应付美国反苏的表现。美苏在华这种斗争的情势，当然都是牺牲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如果中国人民大众不及时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它，很有可能，东北将首先成为第三次大战的爆发点，或成为美苏冲突的牺牲品。
因此，凡是不愿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去阻止毁灭文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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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世界矛盾及人类前途——评一群『新民主主义』者的内部争论（来源：《新声》1947年第7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7年第7期
战后世界矛盾及人类前途
——评一群『新民主主义』者的内部争论
作者：纪芬来源：《新声》1947年第7期
李星按：二战胜利初期，苏联官僚集团希望与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妥协，指示各国共产党推动阶级合作，换取资产阶级政府对苏联态度缓和。这个背景下，中共领导的左翼学术界，一度大谈“经济民主”“宪政”以及“新民主主义”，甚至发生了左派媒体人在公开报导中，情不自禁指出社会主义已经拥有巨大的世界影响，也遭到部分左翼学术人士“讨伐”的闹剧。本文中提到的名字比如梁纯夫、沈志远，早已被世人淡忘，但解放战争初期，这出“阶级合作”的思想闹剧还是有点意思，值得今天再翻出来。
有趣的点，主要是两个：1.本文作者声称香港的地下党执行阶级合作政策，利用在工会里的影响“破坏罢工”。考虑到彭述之一方为了壮大队伍而经常抹黑中共，这样的说法或许有夸张，但确实，20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是不乏为了阶级合作而破坏工人斗争的例子，解放前的地下党有时奉上级命令充当工贼“建立爱国民主进步和平统一战线”，并非绝不可能。
2.文中提到的沈志远，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解放前长期以学者面目合法活动。梁纯夫是党领导的进步刊物《世界知识》的主要工作人员，解放后以“民进”的政治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可能是秘密党员。这些人受到俄国革命胜利的巨大冲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希望推动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能在上级指令下，熟练使用资产阶级政治语言宣讲资本主义世界与苏维埃国家“应该和平共存”，也能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积极地投身颠覆资本秩序的社会斗争。这种看似不可兼容的双重特征，来自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的常见现象，即革命动力与官僚集团本位利益的“共存”，炮制了大量革命者与秩序党的混合物。
21世纪的今天，在这个资本主义深入人心的时代，颠覆资本的精神动力已经荡然无存，世间已无沈志远……）
战后世界矛盾与人类前途
——评一群『新民主主义』者的内部争论
一、争论的发生
几个月以前，梁纯夫先生在世界知识发表了「从莫斯科看美苏矛盾」一文，指出在此次大战结束后，美苏矛盾已「由次要而主要化，由相对而绝对化」；同时，「社会主义一跃而为世界政治的主流了」！这几句话实际上只是目下一般新闻记者的最普通的印象，但无意中却触犯了莫斯科总路线的禁忌。因为这路线一贯都在追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共荣」的「理想」，竭力把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中脱离开来，最好是不要提起这个可怕的名词，至少也不要把它和苏联连在一起，免得吓跑「和平的朋友」。于是以「新民主主义」代替了社会主义，以强调美英间的次要矛盾来抹掉美苏间的主要矛盾，——据梁纯夫先生说，这已经成为「先入为主」的流行见解了！但不幸偶然在无意间说出「怀疑」和违反「传统公式」的话，而「总路线」或「传统公式」从来就是不容怀疑的。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他就被人视为「大逆不道」，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讨伐」起来了。乔木先生马上写了二万字长的「论世界矛盾」，沈志远先生也发表了一篇「现阶段世界政治主流与主要矛盾」，齐声「讨伐」梁先生之「根本忽视了」新民主主义，把它与社会主义及苏联等同起来，因而是「在散布着助长美帝国主义阴谋的一些观念。」在他们这两篇文章中，总是尽力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清楚分开，设法证明社会主义与苏联无关系，美苏之间即使存有矛盾，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矛盾，而且它并不是主要的。为了辩解这一点，他们又不惜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矛盾，歪曲成美国与英、法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后者全都变成「超级帝国主义」的「假想殖民地」，而最后则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矛盾，歪曲成新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矛盾，一句话，即把莫斯科的传统公式完全搬出来，以此表明其为正统的理论家。但这又引起林焕平先生的加入论战，和梁先生的答覆。这样，一方面是要死死奉行总路线，另方面则对它起了某种怀疑，争论则由此发生了。当然这只是「民主阵营」的内部争论，（应该作「讨伐」！）但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理论思想已堕落到何等不可救药的程度！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加以暴露。
二、美苏矛盾的主要化
美苏矛盾在今天之成了主要化，完全是由于战后客观情势的深刻的变化造成的。战后的资本主义旧制度，比诸战前无疑是更加残破不堪，更加缺少恢复的能力了。在旧制度营垒中能够互相对抗的国家，过去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今天已陷于没落和瓦解状态中，其他大半以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那些老大的帝国主义，都遭受同样不可免的没落，那更显然了；唯一能在大战中抬头的只有美国，她的生产力在此时增加了一倍以上，因而形成战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心脏，因此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梁帝国主义，与空前衰败的旧资本主义世界便成了明显的对照：一方面，旧制度大多数国家的生产力大大降低了；另方面，美国则提高了一倍。从这中间生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世界生产力不能恢复，引起市场的日益狭窄化；同时美国则生产过剩，生产品不能在整个国际市场上销纳。这矛盾引起美国的极度恐怖与冲动，必须找寻新的出路，这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旧世界的复兴。美国战后两年以来的努力，都在朝这方向走，主要的表现就是大规模的贷款。但旧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受大战破坏得太厉害了，因此使得天文数字的贷款也成了沧海的一粟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英国，她所借到的款项，简直是资本主义近代史中空前庞大的，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帮助最多只尽一种暂时缓和危机的作用，不到一年便把三十七亿美元迅速消耗殆尽；在欧洲大陆方面，情形只有更坏，法国今天已宣布以前借来的美元都完全用光。在这种情形底下，美国的借款可说是帮助很少的。正因为如此，证明美国现在正日益感到两种威胁：第一、她面临整个资本主义的毫无出路，破产；因为市场的狭小而没有挽救的希望，就要跟着引起美国的经济恐慌，这恐慌现在已日益迫近美国资本主义的大门了。在这种经济毫无办法的威胁底下，唯一的出路自然而然是盲目地向扩大市场方面走，而现在留下的唯一的市场，就只有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苏联。经济愈无办法，恐慌威胁愈大，则愈加要向苏联找求市场，这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第二，在黯淡的经济背景后面衬托出来的，便是政治上的危机，即，革命的威胁。这威胁今天已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落，它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象征———的存在是有密切连系的。不管史太林如何向资本主义世界屈服让步，但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当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斗争的道路时，终究要将美苏间的冲突了解为两种不同制度的冲突，——一种是临死而无能的旧资本主义制度，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新制度（它的代表就是苏联这个表现新社会诞生的据点和堡垒）。
只有从上面的客观分析中，我们才能了解何以美苏间的矛盾，成了今天国际局势中主要的最迫切的矛盾。而梁纯夫先生之所以会说出这一点，当然完全是凭着新闻记者的印象主义，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这种美苏冲突的尖锐性在任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的报道中都可反映出来，没有任何人敢加以否认。否认战争威胁存在，甚至在目前还公开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能「互相合作」的，都只能在克林姆宫里面找出来！（见今年五月十四日文汇报载「史大林和史达森的谈话记录」，本刊二卷三期对此曾有评论过）克林姆宫之否认战争威胁存在以及甚至于承认两种制度能互相合作，这表明它在历史最大的转折关头，仍然抱着过去一贯的懦弱、苟安及投降的心理！他们否认这种尖锐的矛盾，就等于否认事实，而否认事实就完全是从上述的懦弱、、苟安和投降的心理出发的。再由这种心理而产生极度的幻想，幻想美苏冲突在最后一分钟能够避免，能够延缓，且不惜牺牲一切革命的利益来缓和这种不可缓和的矛盾。事实证明史大林过去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已曾这样干过，起初加入帝国主义的「国联」，提倡和平或民主阵线以对抗侵略或法西斯阵线。甚至将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参谋部完全枪毙，结果却是走到了与希特勒妥协的道路——违反一切莫斯科审判案的谎言，真正在希特勒的不侵犯条约上签字的只是史大林，但德苏不侵犯条约并不能避免战争。今后史大林也只能把旧路重走一遍，而且用更坏的方式重走而已。沈，乔这些先生们对梁纯夫先生说出一点起码的印象和明白的事实也大肆「讨伐」，那只证明他们完全是克林姆宫在中国的最可怜的应声虫吧了！
三、英美矛盾的被夸大
跟着这种逻辑的发展，史大林一方面否认战争威胁及美苏矛盾的主要性和迫切性，另方面便生出一种利用英美矛盾的幻想。本来一个新生的工人国家，即在列宁时代也并不会拒绝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来争取苏联的存在。但史大林并非用真正的布尔塞维克政策去利用矛盾；他的政策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已清楚暴露全是机会主义的了。在战后，史大林的外交政策还想用同一的机会主义去利用资本主义各国的矛盾。但上面已经说过，只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尚在健康或帝国主义刚刚产生的阶段，国际间才容许有几个强国并存，和发生较为激烈的对抗。现在所有强梁的资本主义堡垒都衰败了，而唯一有能力和美国竞争的虽然似乎还有英国，但她实际上仍然是处于极度不相称的地位的；至于全欧洲的国家则更成了美国的一群孤儿。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资本主义国家间引起矛盾冲突，但目前绝不会尖锐到与美国发生战争的程度。甚至连普通的新闻记者也不会得出这个糊涂的结论哩！实际上，每一个在大战中创伤惨重的国家，今天的希望都只是救济、安定、和平，以及应付国内战争（革命）的威胁，这威胁今天差不多正在使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完全瘫痪，所以今天英法和美国在关税及通货等问题上的冲突，绝不致引起严重而尖锐的后果，恰恰相反，一年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企图向美国施行抵抗，但每次总被美国优越的经济势力所压服。在这种情形下，留给史大林在国际关系上玩弄外交阴谋的余地可以说非常之少，而另方面，留给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人民利用时机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却空前地大。但史大林根本就不企图走后一条路，他所选择的只是那条末路：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他最初想经过法国共产党的压力去「中立化」法国以对抗美国，结果「最典范的」联合政府把法共阁员赶走而自行宣告破产，法国终于完全投到美帝怀抱中去了。现在又想利用英国，但其后果仍将只能如此，那是可以预言的。这种利用表现出最大的叛卖性，便是将美英矛盾加以夸大，在争取与英联盟反美的条件下，动员共产党去出卖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民众的利益。
今天沈乔二先生在文章中竭力夸大美英间的矛盾，其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他们的论据都是从克林姆宫抄袭过来的。而且更明显的，美国今天正在全力支援国民党政府，因而使人们更幻想去支持英国，以打击美国及其手下。支持英国的办法是叫中国共产党向英国献媚，具体的事实则最清楚地在香港表现出来。自从政协路线公开破产，中共被迫撤离国民党统治地区之后，大批大批的「民主人士」或「左派」都把香港当作海外桃源，而避难到那里去了。他们不但反对「收回港九」的口号，而且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团，甚至与英国的劳工司及秘密警察勾结起来，打击和破坏罢工；这从最近十三科机器工人大罢工中，工团所采取的「中立」态度便可清楚看出。这就是夸大和利用美英矛盾的逻辑结果！
四、整个世界往那里走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于破烂状态中，苏联的地位也濒于险境，美国资本主义在新的经济复兴面前遭到新的经济外交的威胁，而全世界的革命局势又已非常普遍地在酝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由此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出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则新的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必然要到来，这战争将直接打击到苏联的头上。可是，人们偏要企图用「新民主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说东欧今天所实现的就是「新民主主义」。其实折穿西洋镜来说，这完全是史大林迁就资本主义世界，以抑制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步骤。他一方面要迁就资本主义世界，另方面又不得不略略迁就东欧的工农要求，因此它是两方面迁就的不澈底的后果或私生子。在英国，战后工党之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实际上同样是利用群众对它的信任来挡住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其余在欧陆的法义等国，工农之大规模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他们的目的和要求都无非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但现在这些「新民主主义」的论战家们却认为，在法国，「法国共产党是国内最强大的政党，尚不能实现完全的新民主主义」，主要原因应归于「客观情势」；其实这完全是主观领导出卖的后果。所以今天横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前途只有两条：或者是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是走向新的战争（法西斯主义），方向是异常清楚的。人们企图凭空用一种乌托邦的「新民主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但对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解释，却连这几位「新民主主义政论家」们也弄不清楚哩！梁先生认为它乃是「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沈先生则认为是「基本上尚处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社会经济制度」或「具体的历史阶段」。乔木先生也认为这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它的纲领在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畴的」。其实不管人们如何解释，「新民主主义」这公式却完全是反动的，它所能起的作用，正如沈志远先生所解释的，即当民众走向社会主义时把他们拦阻着，只限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他的唯一作用就在这里。沈梁这次争论的另一意义，就在于表明目前在史大林的总路线底下，人们害怕社会主义而迁就资本主义世界，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表明沈志远这些先生们连梁先生「社会主义已一跃而为世界政治的主流」这种完全新闻记者式的印象，也加以强词夺理的否认，实在太不可药救了。由此证明这些先生们在将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浪潮中，不但要起制动机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宪兵（镇压）的作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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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数与最近工潮（以弗，来源：《新声》194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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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数与最近工潮
唯康（张开）
来源：《新声》1947年第7期
李星按：解放前，中国托派的主要团体出版有多种刊物，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观点，报导了他们在群众性的社会斗争中的活动。这些杂志包括《青年与妇女》、《新声》、《求真杂志》等等，目前能搜集到的，主要出版于四十年代，是公开发行的。这些文章的题材较为丰富，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演变的讨论，有关于上海广州等地学生、工人运动的通讯、有追踪境外政治生活的译文，也有关于国共内战的分析。其中部分内容，对今天的中国工人，仍有启发意义。目前来说，这些文献尘封已久，除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录入了个别文章之外，据我了解，网上基本找不到这些文献的简体版。
本文作者唯康，曾用名张开。文章不长，主要内容是讲解放战争中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如何刺激了上海的工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结尾的几句话：
可是，政府当局在罢工发生后，却只把“共产党”的帽子加在几千的罢工工人头上，要“予以制裁”和“严办”！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是危险的！难道“共产”党真的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否则，不是共党也把人家说成共党，不是等于推人家走这条路吗？要合理地解决工潮，应该先消灭那产生工潮的经济原因，即遏止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不然“制裁”和“严办”是没有用的。
这是左翼文章常见的一种批评姿态：“（官方当局）你不该这么做，这么做还是会闹事的。你应该那么做，那么做就不会闹事了。”这种姿态的背后，是有解释的：用呼吁官方解决问题的姿态，掩护文章中对工人行动的肯定。这种解释当然有现实需求作为基础。以中国托派组织来说，从30年代，就不断被蒋帮统治集团追捕、杀害，作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要讲究说话的技巧。
但这种解释是否真的成立？左翼刊物的读者，多半立场接近。他们需要的，是关于阶级社会的事实报导以及基于事实的分析，从而让自己更好地看清现状，找到行动的方法。对当局的“劝谏”姿态，对读者认清现实并无用处，但形式上的“劝谏”多了，却难免让某些作者/读者形成与秩序妥协的思维套路。事实上，蒋帮集团也不会被几句“善意的建议”所蒙蔽，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所谓“我这是巧妙的掩护”，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侥幸心理，所谓“与国家抓迷藏”，就是这种心理了。
那么，不劝谏，是否就需要高呼革命口号呢？阶级立场不等于非此即彼。以本文来说，如果很难直接说出当局袒护老板的原因，那么至少也要揭露，为何抗战胜利后上海老板普遍赚到钱了却不向工人让步？这至少能帮助工人看清所处的形势。在阶级社会里，一份公开的出版物，可以不去处处抨击主流秩序，但不能助长工人对秩序的幻想。
公开说话要有技巧？对。
公开说话要含混暧昧？错！
生活指数与最近工潮
最近物价又在突飞猛涨了！各种日用必需品涨了二成至一倍以上，这是事实，也是每一个靠薪资生活所痛切感觉到的。但官方公布的生活指数，却只涨了一成一！这一来，指数与实际物价更为脱节，薪资生活者的裤带更要束紧，因而使平静许久的上海工潮，又开始动荡起来了。
在目前的工潮中，较严重的是法商电车、汽车及英商电车的罢工。据大公报的报道，罢工的原因全是经济性的，例如法商电车工人向公司提出的七项要求是：“一。普加福利金十五元，二、子弟学校装置厕所，三、修改车务部服务章程，四、机务部每月加升工赏金，五、调整职员等级，六、各人借支五十万元分期发还，七，车务部复职复薪。这些要求，有的从胜利刚开始就提出来，到现在差不多二年，公司一直没有答应，……工人不满意公司的态度，因而……罢工了”。（九月二十八日《大公报》）至于英商电车罢工，也完全是为了响应普加福利金十五元的要求而起的。据次日的同一报载，英电“车务部职工，因为本月份发布的生活指数太少……追不上生活程度，况且别的洋商烟草公司等处，都有职工福利会来救济”，电车工人却没有，因此便和法商工人采取同一步骤。从这些报道可看出，这次罢工是迫于生活而不得不然的。
可是，政府当局在罢工发生后，却只把“共产党”的帽子加在几千的罢工工人头上，要“予以制裁”和“严办”！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是危险的！难道“共产”党真的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否则，不是共党也把人家说成共党，不是等于推人家走这条路吗？要合理地解决工潮，应该先消灭那产生工潮的经济原因，即遏止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不然“制裁”和“严办”是没有用的。这次交通工人不顾总动员令，而且在电力工会被“制裁”而指令改组的次日发生，便是最新鲜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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