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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罗切斯特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22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罗切斯特的一位同志
（1940年1月22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
我写给你的这封额外的便条是一封私人信件。
除了我所附的正式信件的一般考虑外——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些想法——可以说，我们多数派认为，党的活动在狭隘的小圈子外的每一次扩展，招收新的工人，都必然会加强我们的倾向。
我们毫不含糊地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概念为基础，无论是在组成上还是在纲领上。我们认为，恰恰是纽约的党的不利社会构成——大都市所特有的原因而形成的形势——使目前的派别争端具有紧张的气氛，并加强了修正主义的倾向。
如果不改善党的社会构成，就无法治愈党目前的病症。几百名更认真地对待阶级斗争，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而是为了决定和行动而讨论的工人，就能很快在党内恢复正常的内部气氛，使那些无纪律和无节制的知识分子守纪律。
我个人认为，波士顿支部不给劳伦斯脱党的“荣誉”，是正确的行为。他的脱党信是对党的诽谤性侮辱，并明确表示他离开我们是为了在工会中与我们为敌。当然，劳伦斯的性格是促使波士顿同志们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原因。俄国问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分歧点，也是一个逃离火线的借口。当然，我并不把这种动机归于所有少数派同志。但这样的人自然会向他们靠拢，他们也不会做任何事来排斥他们。
是的，我个人认为，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伯纳姆的教义，是抛弃革命运动的预备学校。你会从所附的通知中看到，他已经有了第二个“毕业生”。还会有其他人从这所预备学校毕业，记住我的话。
从这里并不能看出将伯纳姆开除出党的理由。问题是要反对和驳斥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教义。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也并不是没有成功。就本党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而言，绝大多数人支持第四国际的纲领，反对伯纳姆修改它的企图。
我们的党不仅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而且是真正意义的民主。如果有人认为他能改进纲领或提出更好的纲领，他完全有权在大会前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他的建议。任何因此而提议开除他都是荒谬的。这将是对民主的否定。这等于在大会之前就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只有大会才有决定权。在大会之前，只有意见之争，所有意见都必须得到自由表达。
然而，如果伯纳姆的一个又一个信徒认为他不能再作为革命党员发挥作用，我们就有权引用这些事实作为反对他的教义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纲领教导人们放弃斗争？
我想你们知道，几周前寄给各支部的关于党的团结的联合宣言是在多数派的倡议下提出的。根据这项决议，我们反对在大会上因同志们在讨论中所捍卫的观点而将其开除，也反对少数派任何人退出。在大会之后，是少数派的义务——无论是哪一方——就是尊重大会的决定，并在公开行动中遵守纪律。
我们在任何场合都重申，如果我们自己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我们也打算完全遵守这一声明。只有双方都对党的团结采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才能证明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严肃的革命党，尽管时不时出现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
我希望所有罗切斯特的同志们都能以最认真的态度关注讨论公报。托洛茨基同志的另外两篇文章不久将与伯纳姆同志的文章一起出现在新的公报中。这些文件还将进一步澄清有争议的原则问题。
我很清楚，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同志往往对冗长的讨论感到不耐烦，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目前争议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原则性纲领的核心。如果不进行最彻底的讨论，怎么能通过党员的集体决定来解决争端？如果这需要从实际工作中抽出时间和精力，我们就必须把它作为党员民主自我教育的间接支出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够给予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个能够领导夺权斗争的党。他们必须自己创造它。根据我的判断，目前的讨论是第四国际美国支部创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当它完成时，我们会明白得更多，而且由于有了讨论，我们会更坚定地了解它。
重要的是，在讨论进行的同时，继续开展党的建设性工作。我非常愿意听取你们对迄今所展开的内部斗争的个人评价，也愿意听取罗切斯特支部其他个别同志的意见。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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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惨案与南京政府之将来（胡年〔刘仁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一二一七”惨案与南京政府之将来
胡年〔刘仁静〕
国民党政府与人民的冲突，一天天的严重紧张了。在游白麓、杜煊泰、刘裔诚等枪杀爱国民众，连续造成惨案之后，现在轮到南京中央政府亲自开刀。从前游白麓等惨杀民众，尚遭政府之逮捕通缉，现在南京政府直接实行惨杀，已不啻宣告这是对待爱国民众的政策，日军的进攻一天天的紧迫，政府的军队不去防御绵州，收复失地，抵制日人挑衅，它的枪不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放，只有对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无情射击。从前有人幻想宁粤统一后可以“合力驱逐日兵出境”，现在宁粤统一了，他们不唯没有将“驱逐日兵出境”的问题提在议事日程之中，反比蒋介石更要惨杀民众，人们对他们的幻想应当消除了罢。
在国家遭遇空前危难的今日，国民党从极右到极左的领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是不能宣战，只能求和，对于爱国民众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是只要他们拥护政府，不许他们越轨行动。他们大喊“一致对外！”一致对外做什么？国民党的回答是“镇静”，“不抵抗”，“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一致接受国联调查团的决议与美国直接交涉之暗示，民众不服从，要示威，要督促政府出兵对日宣战，殴伤那些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的奴才。这样就得罪了国民党政府，认为“殊非真正爱国者所忍出此”，所以值得“严厉处置”，如南京政府所做的榜样：绳索捆绑，逮捕，殴打，枪杀，押解回籍，造谣诬蔑（他们的造谣，连比较温和的济南学生也被激怒了，所以他们路过徐州，看见徐州民报所登中央广播的消息，即包围徐州民报，迫其发号外更正）。对帝国主义不抵抗，对学生耀武扬威，这大概是国民党要人的“真正爱国”。谁要反对这样政府的，便是“反动”。便不是“拥护国家”。
中国人民将拥护这样的政府么？就过去历史看来，无论如何是不会的。人民在这紧急关头只知道谁对日宣战便拥护谁，国民党主张忍辱言和，（即直接交涉之变相说法），人民就要奋起打倒，不错，还有些人对于国民党的统一，抱有幻想，可是这已为一二一七的刺刀戳破了。民众最初是对蒋介石失去信仰，现在便是对于整个的国民党开始失去信仰了。一二一七的枪声告诉民众说：国民党对外对内的政策不因蒋介石下野而有所变更，民众对政府请愿，贡献意见，政府尚可“曲予优容”，如欲直接行动，压迫政府，政府只有“严厉处置”，枪杀无赦。人民在此时即应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坐视国民党统治中国，让日军步步进逼，使国亡家破，还是我们自己起来，将这些盘据政权的人赶走，由民众组织政府对日宣战。
我们要问为什么国民党这样仇视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抢了中国三省，杀死了无数人民，尚不敢以枪尖相向，而民众不过是轻伤了两个中委，捣毁了一个造谣诬蔑爱国民众的报馆，便要杀死数十余学生，打伤百余以泄愤复仇，这是因为国民党与人民的利益势不两立，国民党害怕人民甚于害怕帝国主义。国民党现在是什么集团？宋庆龄说：国民“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险狠毒，贪污欺骗……在中央则各据要津，营私固位，在地方则鱼肉乡里，作威作福，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山西学生通电说：“山西省党部各委员平日则奔走官厅，蝇营谋利，对国破家亡，早已置之度外”。这样的党所组织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正如申报所说：“官僚政治与军人政治……第一即为贪污：榨取人民之血肉，以供一己之享乐，眼看万众疾苦，万民流离，……款存外行，产置租界，穷极奢侈，……凡此一丝一缕一钱之挥霍，皆为人民血肉之积累，……国家年费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国帑为军费，而士兵之饷糈常长年拖欠。治运有费，治河有款，而洪水泛滥，早先既无以预防，……训政时期政重建设举国荒凉。……人民担负公债已逾八万万，各省田赋已征至民国二十三四年，甚且有已至三十年者”。这样的统治党与政府是人民之敌，与北洋军阀完全没有分别，不过比北洋军阀更会欺骗些，满口三民主义，党治训政，国民救国会议，以麻醉人民。不过人民在残酷的事实教训之下，决计不会久受国民党的欺骗与麻醉，革命民众亦将如推倒满清，推倒北洋军阀那样的推倒它。
一二一七的枪声，告诉群众说：国民党与人民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督促是没有用的，只是要饮弹而死的，因为国民党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是骑在人民之上的政府，它要求人民对它无抵抗，任其宰割，任其全权将东三省献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对民众之制裁造谣报馆的回答是一二一七惨案，民众对一二一七惨案的回答应当是革命。我们再对国民党政府请愿是无意思了，我们的任务是再来一个革命，推翻这一卖国殃民的政府，建立起民众自己的政府。
一二一七惨案发生，上海的社会团体，大多数对学生的牺牲，没有援助没有慰问，舆论对于惨案一声不响，有些团体还要责备学生，要学生忍痛复课。麻木的上层阶级，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固然要不满意政府，责备批评，但一等民众运动激烈化，与政府冲突，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害怕“横决”，害怕“突变”。平时说说学生爱国热忱，作外交后盾，是可以的，一旦学生做了爱国运动的先锋，与卖国政府冲突流血，他们对于学生与政府之争斗就守中立，或者还要责备学生偏激。至于有些政团（如改组派，国家主义者）对于这次惨案亦只表示惋惜不幸，不肯完全站在学生一方面。他们无疑的是想利用学生运动为后援，帮助他们上台以后，就叛卖从前拥护他的群众，无疑的不愿群众奋斗激烈，引起革命。国民党的要人都曾赞成过五四运动，现在变成屠杀学生的刽子手，难道我们还要信赖一些后补要人，任其将来屠杀我们么？
爱国学生的朋友是过去有革命历史的工农，他们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争斗是不可调和的，必须把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打倒，他们的争斗才告一段落。这次上层阶级对一二一七惨案之冷淡，应当使学生有所觉悟，他们应当到那里去找寻救国的实力。怯懦的学生，对统治阶级或者还有幻想，革命勇敢的学生，已经变成国民党的敌人，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次因东北事变国内工业衰败，农业凋零，财政破产，所引起的全国危机，国民党是无法解决的，革命的斗争会继续至数年之久，惨案将连续不断的发生。直到打倒国民党的统治而后止。一二一七惨案表示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拥护它的上层阶级，都自绝于广大民众，变成民众的敌人了。在中国民众的前面已开辟了革命的道路。什么宁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等口号都要为民众所唾弃。这次惨案以后一定有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减少了一些幻想。依赖自己的组织，依赖自己的实力，为实现人民政府，再起而与统治阶级奋斗。现在的一时沉寂，只不过是集合力量的时期，革命的风暴的到来是不可免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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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惨案与蒋介石（南冠〔彭述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一二一七”惨案与蒋介石
南冠〔彭述之〕
“一二一七”惨案的刽子手，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所谓过渡政府的代理人林森和陈铭枢。其实真正的负责者、内幕的指使者却完全是刚“下野”的蒋介石。
我们已说过，此次蒋介石的下野，主要是由于反日民众，尤其是学生群众的压迫所致。这正是此次蒋介石于下野时向对示威学生下毒手放起身炮之唯一原因。
很明显的，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在此次的反日民众运动中受了极严重的打击。蒋介石对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坚持“镇静”，“不抵抗”，“忍辱含愤”，“直接交涉”……总而言之，坚持投降日本，出卖中国民族利益；而民众却主张“抵抗”，反对直接交涉，坚持对日宣战，……这显然表示出：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党与民众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一方主张对日投降，一方主张对日抵抗，换言之，即一方主张“卖国”，一方坚持“救国”。民众（特别是学生）起初是温和地可怜地向蒋介石请愿，希望他改变其卖国主张（实际是幻想），继而向蒋介石示威，捣毁其各地方的党部，（如上海、太原、江阴、无锡等地方的党部被捣毁一空），并进而围攻南京的中央党部，逼迫他作最后的答复，这当然是蒋介石绝难容忍的。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不但建立在军事势力上面，而且是建立在其法什斯特式的党部上面，民众捣毁了蒋介石的党部，就等于摧毁了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一个支柱。
但蒋介石在此种情形之下，虽十分不能忍耐，却还不敢公然施行大规模的屠杀，因为此时各派国民党（如汪派、胡派等）和其他上层资产阶级的集团（如江苏耆老派等）都正在企图利用反日的民众以打击蒋介石，乘机夺取权位，这样便使得蒋介石不能不“忍辱含愤”地暂时“下野”，以待时机卷土重来。但蒋介石对于民众之仇恨已是刻骨铭心了。顾蒋氏一方表示下野，同时即有计划地屠杀学生，因而形成“一二一七”的惨案。据亲身参加此次示威而从血泊中逃出来的学生报告，一二一七那天惨杀学生最凶狂的是军校学生和流氓打手队，这些都是蒋介石几年来刻意训练成的专为对付民众的刽子手，这还不十分明显吗？
蒋介石此种阴谋手段真可算是毒辣已极；他不仅乘此报复了反日的爱国学生，而且将责任搁在他的继承者，（最可怜的是林森）并使得到南京的汪派胡派都无法借口，而迫之不能不共同负责，这真是“一箭射双雕”的毒辣政策。
当然，就一般说来，一二一七惨案是要整个国民党负责的，因为无论汪派和胡派，在事先对蒋既没有任何警告，而在事后又毫无抗议，完全默认，甚至于“最左”的宋庆龄，在其宣言上虽痛骂了各派国民党，指出了蒋介石枪毙邓演达之如何凶残狠毒，然对一二一七被惨杀的大批爱国学生却无一字提及，这就可见一切国民党派别对于反日的爱国学生之惨遭屠杀的真实态度是如何的了。此外一切资产阶级的集团和报纸，从江苏耆老团、国家主义派、新月派以至申、新、时事等报，都对于此次惨案不但没有任何抗议，而且没有任何同情的表示，甚至于隐隐约约地认为这是学生“行为出轨”和“受赤党利用”所招致的。由此更显然可以看出：中国一切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对反日的民众爱国运动之真实情态，以及他们反蒋或反国民党的原来用意究竟在什么地方了。
从各方面对一二一七惨案的态度上已显示出继蒋介石而起的“新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集团将如何对待日帝国主义和反日的民众，现时的反日运动受到何种障碍，发生了何种危机，这是民众必须严重注意的。
现在满洲事件日趋于严重地，不但日帝国主义又正在动员夺取锦州！而且法帝国主义也有进攻滇桂之势，英国帝国主义恫吓国民党不能镇压民众。而国民党各派在南京所开的四中全会，完全只注意于中央委员名额的争持，政府中位置的分配，至对于日帝国主义，对于反日的民众，他们与蒋已完全趋于一致。同时蒋介石则离南京而退居浙江，事实上即以浙江为根据，指挥苏浙皖赣鄂湘豫等省的地方政府和军队，准备对南京的政变重新上台，更普遍地更残忍地镇压反日的民众运动，贯彻其卖国的主张，并造成新的军阀战争以糜烂中国。这就是目前中国全体民族的地位愈益陷于绝境的真实情形。
固然，蒋介石在进行政变之先，一方在大资产阶级面前尽量暴露，现时南京反蒋各派之无能，一方恩威并用收买和恐吓反蒋各派中的分子，也许逼迫反蒋各派暂时向蒋屈服，请其重登舞台，但这不过是他们暂时“和平团结”共同担负卖国与镇压反日的民众而已。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尤其是亲自参加一二一七运动的学生们！一二一七惨案已明显指示给你们：你们如果真要“抗日救国”，你们只有坚决的向前奋斗，斗争的主要目标首先就是屠杀反日民众的党国当局，尤其不要忘记了这次惨案的主使者——蒋介石，因为他的魔腕现在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你们。
一九三一，十二，二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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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三户〔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三户〔陈独秀〕
在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中，除一般学生因国事危岌而左倾外，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政党有在群众斗争中起作用的必要；问题是在某一党派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或是单纯的为了它的政治地位而斗争；是在政治斗争中起了正的作用，或者是负的作用。
要认识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首先便要查考他们的政策是怎样。
改组派的政策，在对外问题是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显的，抵抗与交涉是难以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真意当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门面话。汪精卫说：“现在有些人，他们说，现在观察国民党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战，打败了后，国民党一定要灭亡；否则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讲和，则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谁也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照他的说法，他当然不愿意因宣战而致国民党灭亡，只有希望国人不以外交来对付内政即是不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使它能够与日本讲和，以免“危害党国”！所以他们的覃振，更爽快坦白的说：“现在对日，不应言宣战，当速改宣战而言备战。”改组派这样的对外政策，和蒋介石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对内政策，是标榜“推倒个人独裁”和“建立民主政治”两块招牌。可是在实质上，他们所谓“推倒个人独裁”，即是以他们一部分人的独裁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所谓“民主政治”，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甚至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卫所说“以均权求共治”，其对待人民之反民主的党治与训政，仍然和蒋介石政府的主张一样，照旧不动，如果有人想动它一动，便是反动，便是危害党国，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汪精卫所谓“均权共治”之具体方案，即是组设各地方的政治分会和军委会，据伍朝枢最近的表示：“（一）关于设立政治分会事，为应时势需要（陈济棠、张学良的需要吧！）起见，在某区域组设分会亦无不可；（二）既有组设军事国防委员会之主张，亦为应付时势计，将来或在东北西南各成立分会。”这样的“均权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个东西，并且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之复活，这样，只有使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更加分裂与削弱，更加离国家统一愈远。
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其对外对内政策，并不比蒋介石政府高明，他们要赶走蒋介石，显然不是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们即在上海学生中鼓吹“蒋已下野，学生已无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数小时以内，汪精卫即宣布“少数不良份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内，陈铭枢即用刺刀来对付学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组派中较左的“民众三日刊”派，也认为“一二一七”血案是学生的“错误和过失”，他们对待学生运动，达到驱蒋目的之后，便看做榨过的柠檬了！学生群众必须及时认识，改组派之于学生运动，现在只能起负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权利和蒋派还有争夺时，尚需要利用一下学生运动。
国家主义派，更无所谓对外对内政策，他们曾在《民声周报》上向国民党表示：“为当前的国民党打算，在这种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事公诸国人，亦是减轻责任，使人民共赴国难的一个办法”，“我们希望马上有个集中全国人才，代表全国各派政见的国防政府产生”，“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很明显的，他们唯一目的就是哀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容他们到所谓“国防政府”里尝一点官味。如果国民党需要减轻卖国的责任，只要国民党带他们玩，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政治主张，为国民党分谤。所以殴打陈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发生，他们认为学生运动不但超过了他们的目的，而且根本违反他们的目的，得罪了国民党；马上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慰问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说：“目前形势渐见发展，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问题，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氏亦知国是难钜，来日大难，而急流勇退，通电辞职矣。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跃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国民恬静（恬静与镇静有别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诸君今日宜勒马峻坂，返动为静（又来一个“静”！）……”这就是国家主义派对于“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暴行，正在有加无已；国民党政府无论是蒋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马上就会复辟，他们的“不抵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常轨”，他们自己是不会“逾越”的，全中国民众能够“恬静”的跟着他们当亡国奴吗？“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众反日运动暂时的挫败，历史是不会长久开倒车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开倒车，并不能阻止爱国学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进，只是他们自己在全国学生群众面前宣告破产！
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这样的转换方向，只有理葬学生运动，埋葬反日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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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与“三一八”（顽石〔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
顽石〔陈独秀〕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的爱国青年在北京所流的血犹未干，现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爱国青年又在南京大流血，前后五六年间，就流了爱国青年两次血！奴性已深感觉早已麻木的上流绅士所统治之国家社会，有多少奴性尚未深感觉尚未完全麻木之爱国青年的血，经得起这样流法！
在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之下，青年学生因感亡国之痛，不避忌讳的奋起向政府呼吁出兵抗日，这种“越轨行动”即不识时务的行动，我们早知会有第二次“三一八”血案发生，然而想不到这个血案不发生于军事独裁者尚未下野之前，尚未发生于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三天，而发生在汪精卫一流号称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之第三天，也就是发生在汪精卫派欢呼“接触到民主政治的曙光”（《民众》三日刊第十六期第七页）的时期。所以此次血案之负政治上的责任者，固然是整个的国民党政府；而负实际执行上的责任者，不能推之于已辞职的蒋介石，（事实上当然还是蒋介石从中作祟，而且大大的作祟）不能推之于昏聩无权的林代主席，而应由新政权之中坚分子及过渡者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负法律上的责任。
在此次血案发生的前二日，所谓“民主政治”的新政权之主脑人物汪精卫，已开始痛骂爱国青年是“少数不良份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如果青年因爱祖国而危害党国，汪精卫便不许其存在；不许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杀！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卫所谓“民主政治”史之光荣的第一页！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自然要用所谓“民主政治”家替他做两件事：一是替他屠杀爱国民众，一是替他签订卖国条约。这两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即前者是为后者清除障碍物。所谓“民主政治”家，已在开始替他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将来自然也要替他做。并且，在“不危害党国”的原则之下，他们两方都愿意做这两件事。
“三一八”血案，因为是爱国学生反对安福政府对于日本舰队封锁大沽和外交团要求冯军离开天津之不抵抗而起；此次“一二一七”血案，是因为，爱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占据东北三省和炮击天津之不抵抗而起；同是血案，而后者之起因，其严重远过于前者。
“三一八”血案，是安福政府在北京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一二一七”血案，是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同是血案，而后者之影响，其普遍远过于前者。
“一二一七”血案死伤之数，亦远过于“三一八”。只有政府所谓“暴徒从中利用”“反动份子主动”“借端暴动”的宣传，则先后一揆；政府对学生的胜利，也后先媲美。
政府虽然胜利了，而“三一八”失败学生的血，曾在中国史上写了“宣告安福政府死刑”八个大字！
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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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短评（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时事短评
陈独秀
无耻的官僚！
蔡元培是什么？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报纸！
缓冲地带与避免冲突
由训政到绑票
骇人听闻的事还在后头哩！
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吗？
戴季陶邵力子死了！
无耻的官僚！
戴传贤所主持的南京政府外交特委会致上海市长电：“国联已决议，我方权利又已尽量保留。”保留了什么权利？大概他们认为日本军队并未曾占领南京吧！蔡元培劝阻上海学生赴京示威说：“现在外交自接受国联决议案后，暂告一段落。”告了什么段落？大概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胜利告了一段落吧！世界上竟有这样无耻的官僚！
蔡元培是什么？
从前安福政府以为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其实他是一个暗中阻挠者。为了“利用学生”这句话，他的假面已在学生面前揭穿了三年了。九一八以来，他的“读书救国”“科学是救国要途”等冷血的主张，早已令热血的青年实在不能忍耐了。他最近在十四日国府纪念周公然说：“青年爱国运动，若在课余演讲时局，或以书面发表意见，自是有益无损；现在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牺牲很多光阴与学业，真是可怜可惜。”此次受了学生拳头的教训后，他和陈铭枢同样大喊“必有反动份子主动其间”！今后大家都应该认识蔡元培是什么了吧！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报纸！
现在南京政府所视为国难临头岌岌不可终日的大事，不是日军蹂躏北方，而是各地学生赴京示威请愿；而且经过申报驻京记者指出“英人息”“外息”“某某息”等电报，拿帝国主义的声势来威吓本国的学生，当然，这些假的电报，大有暗示和助长帝国主义真的行动的可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报纸，能够在人民爱国心强烈的国家中存在吗？
缓冲地带与避免冲突
因为设中立区受人民攻击，改称设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和中立区还不是一样吗？说不抵抗恐怕被人民非难，改称避免冲突，避免冲突和不抵抗还不是一样吗？这是骗谁呢？
由训政到绑票
胡汉民曾对新闻记者说：“今日舆论竟遭绑票。”这还不过是个譬语；现在上海市党部和公安局竟真用绑票匪的手段架去学生代表！这究竟是训政还是绑票呢？这究竟是政府党政府官吏还是绑票匪呢？当他们会议绑架时，是否“恭读总理遗嘱”“行礼如仪”呢？被绑的学生是否“认为满意”“认为圆满”呢？
耸人听闻的事还在后头哩！
朱家骅辞职呈文说：“三数暴行学生，竟发现于最高学府之中央大学，尤耸人听闻。”诚然，最高学府照例只应培养奴才，现在奴才虽然还未揭起叛旗，却已有此倾向，朱校长安得不认为耸人听闻！
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吗？
邵力子说：“北大示威团此次所以被捕，乃因该团散发传单，多有诋责政府字样，且其口号内只有中华民族万岁，而忘却中华民国之存在，显见反动。”现在是中华“党国”呀，学生忍痛不敢喊出中华“民国”万岁，正因为害怕党国要人说他们是“反动份子”呀！
戴季陶邵力子死了！
党国要人（特别是戴季陶和邵力子）正在板起麻面孔责骂北大示威团时，冷不防安福派一旁笑到：你们（特别是戴季陶和邵力子）当年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是怎样呢？你们（特别是戴季陶和邵力子）也感觉得“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了吧！其实，安福派几句话说错了；因为戴小麻子，邵大麻子，和沈大麻子（玄庐）一样，都早已“龙归海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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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大学第二次赴京请愿的真相（来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上海各大学第二次赴京请愿的真相
（来件）
这次我们赴京请愿，据京沪各大报载的又算得着“圆满答复”归来了。但事情并不是那样，纵令有一部分人后来因为吃着饼干牛奶那种假殷勤的饵物，认为满意，但大多数有脑筋的人总算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是用不着失望、消极的，这才是在训练民众，指示民众救国究竟要走什么路：或是依群众自己创造出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呢？还是只依靠现存的势力和政府去救国？
闲话少说，我是“上海各大学督促政府出兵请愿团”军队组织中参加请愿的一兵士，知道这次真相比各御用报纸所报告的实在得多，让我来报告大家吧。
我们的队伍在京沪路上就遇着杭州请愿归来的学生。据说老蒋亲自招待香蕉、饼干、大菜，并慰勉有加，许为“革命学生”！而中大校长朱家骅更大开筵席，把他们吃得个个笑脸而去。因而博得了杭州学生的“拥护四全大会决议案”、“拥护蒋主席”等等“万岁”的高呼。（见杭州学生的宣言）
暨大是第一大队，首先到了中央大学，但是朱家骅早已奉了蒋主席的命令，不准上海学生借住，我们在操场上立了两个钟头，才自己动手强迫开了一所大屋子暂时住下，这两点钟的鹄立，倒是给了我们到国府要立到三十四小时的准备和学习的机会。中大事务主任为执行逐客之令起见，把我们的校旗、总指挥旗都扯了，虽然终于以我们群众的力量，把朱家骅找来道歉赔价旗子了事，但所谓“革命政府”是怎样布下妨害和压迫救国运动的大罗网从这一点也可以明白了。
不但上海学生到了三四千，而且苏、锡、平，乃至在高压之下消极下来的南京学生也被掀动起来参加了，这就一共有了五六千人，在国府门前立了两个钟头不许进去，结果总算群众勇敢地强迫闯进了大门。我们请愿的对象是蒋主席，请愿的目的是“督促政府出兵”。所以提出的重要条件：“援助马占山”、“限主席十二月一日前北上并签字以示决心”、“不收复失地决不回来”，自然还有所谓“促成统一政府”等等。但是这竟太为难了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具有最大决心”的蒋主席，他派代表来说：“主席乃堂堂万民之首，碍难承认第二条”，我们因为没有得着老蒋的答复，以严肃愤慨的壮严坚决态度，和那国府大门二门每一分钟都要叫喊“立正”“敬礼”的官僚威严的空气相对峙，饿了十多个小时，直到下午四时，国府又派了于右任院长来了。于院长并不是我们请愿的对象，因而被我们全体的“不要”、“嘶嘶……”的声音驱逐回去了。
天色渐渐暗黑了，蒋主席仍无命驾来临的消息，据他们代表说“你们如要坚持你们的条件，你们如始终要在国府，而不到中央军校，我们主席是永不会接见你们的，不怕你们立十天八天”。但是蒋介石为甚么要在中央军校才肯见我们呢？这是对付屡次请愿的人们的老法宝，因为那里有他养得雄厚的武装学生，可以威骇监视，使请愿者不敢同他讲回价，虽然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开谈判时不敢陈列武装以为护盾，无抵抗的一退几千里，虽然政府对帝国主义不敢用所谓“武装谈判”“武装平和”的办法，但对我们学生是屡次这样使用的。
政府是睡着了，“不识不知”（其实是故作痴聋以便暗中卖国），所以上海的警钟会，携了口大钟去，而且标上几个大字“政府是睡得太酣了，让我们把它惊醒吧！”于是“警钟声当当不停”（南京各报都如是载），倒真是有些“不重国际观瞻”（国民政府因要接见比公使，恐南京街不修，且贫民窟大当其道，乃至下令拆毁，文中有不重国际观瞻等语）。我们那一夜，就在这钟声警告之下待了一夜都无结果，自然我们不时也被我们的代表领导着哼了些与请愿目的毫不相联的“中华民国万岁”和唱了党歌。
我们在国府鹄立到下午六时时，风雨都大了，且下起雪来，于是我们又闯进了二门，直到三门。可是在那两旁就发现了从来不敢用以和日本帝国主义抵抗的几十支手提机关枪，三四十武装警卫军，在纠纠的准备着来抵抗和屠杀我们徒手空拳为救国受苦的青年学生，使我们竟不得再突围而入。我们除了在两旁马房睡觉外，只有通道上走廊上才可以安身。到了夜间十二时，蒋主席又派来全权代表高凌伯来骂我们了，他不得我们主席团的允许上了司令台，开口就骂“你们反动，你们要包围中央吗？”原来国都被他们断送了，我们做明知没有结果的“和平请愿”，还说我们反动，怎样使我们忍受得过！于是话未说完，喊打之声一时大起，我们的宪兵就把他拉了下来，大加责斥，这也可见群情激昂、愤懑，在这里相当的表现了勇气。
到了第二天八时后，蒋主席又派代表来强词欺骗说“政府早已出了兵，马占山又早派人援助了，张学良正与日人交锋，将功赎罪不能拿办，至于主席何日北上，则准备费时，至少需半月一月，而且主席为四万万人之领袖，断不能服从少数学生意见，主席为国府首领，断不容学生要挟、欺骗……”。这么信使往还又弄到下午二钟，才有蒋主席允自己出面答复的消息，但这还是我们的领袖代表团拍卖我们的结果啊！我们的代表团不得群众的同意秘密的退让了，我们请愿的主要两点，限期签字北上和不收回失地不许回来取消了。同时用以准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组织和纪律，我们的代表团这时要群众跟着他们屈服投降，竟被利用起来作为维护秩序，禁止群众发言的工具，因此一片不满意的打倒代表团的呼声，终为军事管理中各指挥各队长以服从命令的权威压迫平静下去了。这次的辛苦努力也就被什么军纪变成没有结果和意义，反助长了那位蒋主席的威风来肆意愚弄侮辱我们一场！
蒋主席怕群众“发生纠纷扰乱。倘使一有不幸，不但主席个人人格攸关，而且失了全国的信仰和国际的尊严”，在军警保镳，三通洋号同古时皇帝登殿的威严状况之下上了台，开口就骂“你们受了少数人的利用，想来同政府捣乱，你们怎么不到广东去请愿，偏偏要跑到南京来，你们不是来请愿，你们是来要挟，你们侮辱我蒋主席的人格，你们受人利用要想来演惨案；但现在国民政府是革命的，决不是以前北洋军阀时代的政府，你们智识阶级，不了解道理……你们信任政府要彻底，政府对外对内自有办法，你们何须担心”。在这一阵胡骂之下最后来了几句关心你们的辛苦的假人情话，竟博得了一般没有头脑的同学，在不满意者的“嘶嘶”声中，杂着掌声四起。我们代表团既不许同学发言，反而被“捣乱”的惊骇，惊骇得他们赶快申明“我们是十分信任中央”才“来南京请愿”，“我们上海学联已去电责备广东他们破坏和平”。一场群众请愿激昂戏，谨在代表团无能的连解释带认错和拥护的无聊对话之中，一转身就重起了“嘟嘟哒哒”的洋号，把蒋皇帝送回了宫，最后还下了一道空虚而带责备学生的“纶音”，这是各大报所已登出来了的，恕我不重写出来。至于所提重要条件一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连质问的事件也没有得着诚实的解释。政府看见我们已经软弱下去，最后表示着假殷勤，招待，送牛奶饼干，派代表送车票等等，难道这次我们请愿，所得着的这种最后收买的侮辱就算圆满了吗？请我们代表团诸领袖及同学最后思之罢！
这次的请愿，我们的领袖——代表团太过软弱了，同学中愤激的固然很多，但也不少畏缩的分子，抱着息事宁人的观念，不坚持条件，撤换代表团，因而失败至此。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指责一下，即在事前不许法政学院同学一同去请愿就暴露出来了。据说他们带了比较激烈的宣传品，我们只应问他说得对不对，不应因恐怕触怒政府就不让他们去。我们要要求完全适合政府意旨的宣传，那么竟可以不必干运动了，这只便利了政府的“镇静政策”。并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此次失败也不必悲观，总算对政府对我们的领袖，都得到一种深刻的教训，我们当中带着悲愤和急进情绪回来的同学们，应该本着此次深刻的教训，改变我们斗争的路线，以挽救此次的失败！
上海赴京请愿团之一分子
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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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应自起救亡（胡年〔刘仁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民众应自起救亡
胡年〔刘仁静〕
南京政府的外交愈失败，日本占领辽吉愈延长，其在华暴行愈扩大，则外交问题愈变成内政问题。“一致对外”，“国难当前，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这是统治者的欺骗，我们民众不应有丝毫的幻想。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愈紧迫，国联只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民众即愈要信赖自己的力量。民众愈要问是谁不抵抗的退出了东三省？是谁不援助马占山？是谁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是谁在从事于争权夺位的党争，耽误了救国事业？东北已断送给日本三月，政府对于如何收回失地，毫无办法和准备，只是信赖国联，不愿意承认它是强盗分赃的机关。政府对于国联的决议遣派调查团来华（当然只是片面调查中国如何违约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根据），只有恭谨的接受和满意，但是对于千百万民众通过的决议，要求对日宣战，惩办张学良顾维钧，派兵援助马占山，只有不理和拒绝，这是政府自绝于民众，不配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政府对于民众做了许多许诺，说人民对政府颇多误解。蒋介石曾于九月下旬答复上海的请愿学生，于最短时期间收复失地，如日寇再进，必以全力对抗。但三月以来不唯已失之辽吉没有收回，且黑省又归于日人掌握，天津不断的受日军炮击和骚扰。最近政府划锦州为中立的提议为愤怒的民众反对所打消，他们又向人民说：“锦州如受攻击时，我军当然取正当防卫之手段，坚持到底。”可是十五日新闻报载“锦州华军连日有一部自动调入关”，“张学良似已深知锦州方面形势之迫切，且声明若日军向中国方面攻击，为自卫起见，决定竭力与之应战，但并未有何等实际的准备，亦并未补充军费枪械弹药，亦未尝增派军队，全取旁观冷静态度。”锦州之失去，只是时日问题。我们信任政府，政府信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如再继续信任，只有准备当亡国奴好了。
人民所相信之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抵御外侮的政府。政府对于日本的出兵既毫不抵抗，即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即成了民众抗日的阻碍，对于此政府人民非破坏捣乱不可。现政府处处束缚民众的手足，不使抗日，民众所组织的义勇军，政府不发给枪弹，唤醒民众的示威行动，时遭政府压迫，抗日的团体有时被政府解散，民众的要求政府抗不执行。国民党要人的唯一能事便是把持政权，刮民肥己，他们必然遭致全国国民之反对，无论怎样的压迫民众与枪毙学生，是不能抵抗这一狂潮的。
政府的对于民众的示威与捣毁国民党党部的爱国运动；动辄以“赤匪煽动”、“共匪率领”的名义相加。这是替他们所谓的“赤匪”、“共匪”大登广告，仿佛说，只是这些人在反抗政府的卖国，反对政府的外交软弱无能。或者说，凡反对政府卖国和用群众力量直接惩罚民贼的，便是“赤匪”、“共党”。这不是吓退学生和群众，而是使他们愈益倾向“赤匪”、“共党”。
汪精卫先生因为近来“各地学生民众，纷纷直接行动”，才主张“组织一种民众团体代表会议机关”，“沟通”“人民与政府间意志”，以后又将此机关称为国民救国会议。“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这一会议只是“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组织，俾得充分表现其对于国难之主张及方法”。汪先生主张国民救国会议的动机，是为避免“激动民众之反感”。国民救国会议召集后只是政府之咨询机关，而政权仍属于国民党。召集的目的除了空洞的说“训练民众”以外，主要的想系对于国难，“言和，亦须全国人民一致，忍辱负重”，未战即先言和，想求得国民之承认，以企图避免“民众直接行动”。汪精卫先生在走向政权之前夕，提出“国民救国会议”的好听名词，以博得久受压迫的人民之同情，同时不损于（而且是巩固）国民党的专政，汪先生真算是苦心孤诣，效忠党国了。
不过民众所要的国民救国会议，决不是汪先生的站在民众之外为了避免“激动民众反感”而设的国民救国会议。民众依过去数月斗争的经验，深切明了，单是充分表现对于国难之主张及方法是不够的。这些已由民众团体表现过几百几千次了。民众是需要实行这些表现的政权。国民党政权不能实行，应当轮流到民众自己组织的政权实行了。因此民众要坚决反对汪先生的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国民会议，而要求民众直接行使政权的国民会议。外交问题经三月之拖延，现在转变为内政改革问题，这是受“各地学生民众，纷纷直接行动”之赐，各地民众是能一往直前，争得人民政权的目的，他们断然反对汪精卫先生拉民众向后退，迁就国民党与之妥协的企图。
民众所要求的国民会议是全国民众凡在十八岁以上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实行直接并无记名投票选举，所成立的国民会议。为了保障所选举的代表，是真正民众团体之代表，“而非——如汪精卫先生所虑的——政府御用或奸人操纵之代表”！必须全国民众有组织团体、言论集会之绝对自由，必须各政党都能自由的从事选举运动。蒋介石时代，任何反蒋的政治势力和运动都被目为反动（汪先生的一派也在内），借此以保障蒋系的政治特权，现在民众有比汪精卫先生的主张更进步的政治集团，也同样有被汪先生骂为“反动”与“不良份子”之危险。所以必须各政党有言论集会之绝对自由，然后所召集的才是真正的而非包办的国民会议。
在国难期间所召集的国民救国会议显然是讨论如何动员群众对日绝交宣战的问题，而不是讨论“不得已隐忍求和……，负担一切屈辱与困苦”的问题。假如马占山以不过一万之众，对数万日本军能抵抗半月，连获胜仗，而集全国力量之国民会议，反不如一马占山能对日决战，而只能对日屈膝求和，这便是不抵抗的变相说法；便是侮辱国民的国民会议。汪精卫先生今日对于和战两可的态度，不是国民的态度，而是与南京政府更一致些，不值得国民之拥护。
国民救国会议为了对日宣战，必须动员群众，必须使群众感觉对日宣战是于他们有利益，因此他们肯勇敢的参加。这一国民会议必须解除民众的痛苦，提高工人的生活，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耕种，扫除那为国家耻辱的军阀制度，废除苛捐杂税，使民众都觉得生息在一新的中国，拼命的为它的自由与独立而奋斗，没有这一国民会议，中国便没有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今日日军占领东北，明日法军占领滇桂，而汪先生的救国会议在这样的强邻压境之下，便终于不敢言战而只能言和。
我们知道国民会议之不同，各如其召集者之面。蒋介石五月的国民会议只是他的御用机关，汪先生所提议召集之国民救国会议，将与蒋介石一样，是军事独裁与民众政权间动摇妥协的机关。民众的国民会议将是民众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机关。我们又知道法国的路易十六有他的三级会议，吉伦特党有其自己的国民立法会议，代表民众的雅各宾党又有其自己的国民大会。现在汪精卫先生正在做那吉伦特的国民会议运动，民众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必然会扫除吉伦特的国民会议，而树立起自己的国民大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革命的民众的。
民众的武器即是直接行动。新闻报社评说“名为民国，而正式民意机关竟不存在，思之实可使人心痛”，申报对于政友会内阁明知其对华外交将转强硬，而仍“深盼今兹成立之政友会内阁能一反其往常之政策，努力为世界和平之保障者”。这只是表示中国的怯懦的上层阶级只能心痛，只能对日帝国主义作无聊的希望，因此中国的下层民众对于救国所负的责任更为重大了。
最近蒋介石的下野，虽其势力仍然存在，未为民众所击破，然可称为近来时局最重要的变化。申报认为“蒋氏之引退，新旧交替，此一时期，此一些阶段，乃最为严重，最为吃紧”。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众解放途中之最重要的时期和阶段。或者民众利用此时期奋起打破民族的和军阀的压迫，或者民众失败而蒋氏复起掌握政权。全国的民众要善用此机会奋起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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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运动是“赤匪煽动”的吗？（瘪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反日运动是“赤匪煽动”的吗？
瘪公
新闻报十日北京电：“公安局今日通知各校，恐匪徒乘机暴动，禁止各校学生一切反日集会。”中国北方当局自己也说匪徒这样多，并且居然要在北平暴动，这大可供给日本政府及将来调查委员团的材料！日本所要剿的匪徒及不逞份子，当然马占山的军队和反日集会的学生都包含在内，张学良治下的北平公安局，不用说也是这样的意思！
匪徒也好，不逞份子也好，他们如果竟然能在大都会暴动，却难怪张学良发慌，因为辛亥年的大祸，即起于清朝所谓“匪徒窃据武汉”。其实，北平的学生，还够不上称为这样的匪徒，他们不过集会反日，张学良何必用这样的大帽子压服他们！不错，王树常已向天津日本司令应允了取缔反日运动。
“匪徒”这项大帽子已经可用以压服学生的反日运动，那么所谓“赤匪”，则这项帽子当然更大了！
自己形同绑匪之上海市党部，反而通电污蔑学生，一则曰“受少数赤匪之纵使无疑”；再则曰“足见赤匪煽动学生违法扰乱之举实有整个之计划”；最后，还主张“通令各地方军民长官负责严办赤匪，及取缔学生之越轨行动”。大概在这班形同绑匪的市党部看来，学生已和“赤匪”不分，只有这件事是他们的国难吧！所以必须“通令各地方军民长官负责严办”！
其实，各地方军民长官，除自己也是反日匪徒不逞份子的马占山外，都正在负责严办，不须通令了。
并且，所谓“赤匪煽动学生……有整个之计划”。这未见得是事实；而政府拿“赤匪煽动”这项大帽子来压服学生反日运动，甚至借此屠杀反日民众，以清除它对日妥协投降的障碍，倒是一件不可掩的阴谋。
日本一部分兵士，曾因受日本共产党反对侵略满洲之宣传，发出“为谁战争？为谁侵略满洲？”的呼声，主张“怠战”；并且日军进攻马占山时，白川大将曾在大兴前线，用机关枪扫杀有此种“怠战”嫌疑的兵士二三百名（在白川眼中自然都是“赤匪”或不逞份子），此事已在日本军界成为严重的问题。而中国政府却利用它的通信机关，捏造出和这一事实相反的谣言说：“暴日因我国政府在国联方面态度始终强硬（好一个态度始终强硬！）……收买日本共党与中国共党接洽，潜来京沪一带，煽动学生，……煽动全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运动费达二百万元。”此外还加上一句结论说：“倘我政府此时再不予以紧急非常之处置，则前途将不堪设想矣。”所谓“紧急非常之处置”，当然是屠杀，这便是政府捏造谣言之目的！拿出二百万元的运动费来造成全中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的反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有这样笨吗？
接着，所谓“赤匪煽动”“受赤匪利用”“为反动份子所煽动”“反动派共产党等背后指使”“反动份子主动其间”等，便成为党国要人（从蒋介石到蔡元培陈铭枢）对付反日民众的口头禅，如果日本帝国主义真肯拿出二百万元的运动费，正应该赏给大喊这些口头禅的人们，决不会供给中日共党造成罢工罢市罢课的反日运动。
上海美专学生洪违忌，因担任了民众法庭的推事，便被官厅向法帝国主义捕房密报，以共产嫌疑被捕，审判的结果，无罪释放了，市党部这种鬼蜮，怎不令人发指！
反日民众，不但捣毁了上海市党部；北平市党部、汕头市党部、浙江省党部、山西省政府和国民日报馆，也因为阻害反日运动，同遭此劫；并且，江阴县的学生，为了县党部议决发还公益慎源两厂日纱，将常委任生祥站入木笼，游街示众；难道这都是受了“赤匪”“反动派”的煽动吗？
即令都是受了“赤匪”“反动派”的煽动，我们便要问：为什么他们不煽动民众反对抗日的马占山，还要煽动民众帮助他，而专门煽动民众反对阻害抗日救国运动的国民党机关呢？为什么国民党不站在民众反日运动的最前线而让“赤匪”有煽动的机会呢？而让“反动份子”有利用和主动的机会呢？衮衮诸公！何以丝毫不知反省！
衮衮诸公所称“赤匪”，当然是指共产党；所称“反动派”或“反动份子”，当然不只是共产党，连国家主义派，甚至连改组派第三党的青年，都包含在内。更甚至受秘密通缉的郑洪年、李登辉、黎赵寰、何世桢、陈群等五校长；更甚至民众外交后援会的李烈钧、程潜、张和本、陈嘉佑、徐谦等！也不免在“反动份子”之列。大约在政府眼中，只要沾染一点反日气味的，都算是“反动份子”；只有高唱“牺牲东北”和主张组织“对日让步研究会”的胡适，才不至有“反动份子”的嫌疑吧！
在民众眼中，正与政府的见解相反，民众认为任何党派，任何个人，凡参加反日者都是朋友，凡阻害反日者都是敌人，如果有人阻止反日运动，民众决不能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即饶恕之；如果有人煽动反日运动，民众也不会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拒绝之，如果民众为政府的宣传所惑，为力避受共产党“赤匪”“反动份子”煽动或利用的嫌疑，而和缓其反日步骤，缩小其反日力量，便是自杀，便是准备当亡国奴后更要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奸淫，一如朝鲜人的命运！
英法德等国的共产党，都是公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的国民，有何理由可以拒绝其参加反日运动呢？假如著名的“赤匪”朱毛等有机会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开战，民众不也要和帮助马占山一样帮助他们吗？
所以，我以为政府诸公想拿“赤匪煽动”这项大帽子来压服民众反日运动，这是枉然的！并目像政府那样大规模的宣传，其结果只有使民众认识：各地煽动反日的都是共产党，国民党乃是阻害反日运动的，这不是大大的恭维了共产党而刻薄的形容了国民党自己吗？
我们还记得，前清末路，凡民间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相惊的有的呼喊是“同盟会”干的，其实“同盟会”并没有那样的奇迹；可是“同盟会”的奇迹，终于在前清官僚们呼喊的助威之下出现了。今天的政府诸公大半是当年的“同盟会”会员，也就是清廷称为“匪徒”“乱党”的，难道忘记了这些故事吗？
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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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救国会议（三户〔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论国民救国会议
三户〔陈独秀〕
今年五月，蒋介石曾召集过他御用的国民会议，现在汪精卫将上台，也主张召集什么“民众团体代表会议”，随后又改称什么“国民救国会议”，最近又有改称什么“国民代表会议”之说；究竟应该用什么名称，我们不必讨论，所要讨论的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怎样的召集，一是召集起来做些什么。
关于怎样的召集问题，汪精卫在十二月十六日两次发表谈话，都说是“以人民团体代表为重要构成份子”，什么人民团体，或即是职业团体，他没有说。胡汉民则明白主张“应以学工农商为主，无代表任何一界之资格者应剔除在外”，蒋介石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即是用了职业团体代表制（注意！还不是职业选举制），现在即令不似蒋介石那样层层限制，而职业代表制即至职业选举制，其本身已有很大的限制，已与近代国家的普选制大大不同，如果不是讨论各业问题，如果不是召集各业联合会议，当然只有采用普遍选举制（即成年的中国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会议。如果不是企图以一部分人独裁来代替个人独裁，当然不应该反对全体人民代表的会议。或者有人认为职业团体代表资格的限制，可以剔除军阀官僚份子，殊不知这正足以予军阀官僚经过御用的职业团体代表造成他们御用的会议更多的可能。
并且如果要使“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是实际的而非虚名的全体人民代表会议，须三个先决条件：
（一）无条件的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二）废止蒋介石政府的《紧急治罪法》《出版法》《工会法》《民众团体组织条例》等束缚集会结社思想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法令；
（三）正式宣告一切党派的政治自由，即对于任何党派的开会演讲，游行示威，发表政治主张，竞争选举，一概不加限制。
不先行这三件事，则所谓“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所谓民主政治，都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
再说到召集“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做些什么的问题，据汪精卫因连日各地发生学生因请愿冲突，在八日发表组织“民众团体代表会议”的主张时曾说：“只须为真正民众团体之代表，即可为人民与政府间意志沟通之最好机关，如此则政府得于可能范围内将外交情形，经由机关以报告于民众，而民众亦可斟酌各种情况，以向政府贡献其负责之意见。”照这样说来，则所谓“真正民众团体之代表”，所谓“民众团体代表会议”，连国府之顾问咨议的资格都赶不上，不过是国府大门内一个传达处而已，并且所传达之事，还要限以“可能范围”和“斟酌情况”！可怜的“民主政治”！可怜的汪精卫！
邹鲁要比汪精卫乖巧一点，并且他自己曾做过国会议员，也不便像汪精卫那样把议会的身份形容得太不堪了，所以他对于“国民救国会议”，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余拟将其性质及职责扩大，所谓将性质扩大者，此会不止应付目前时局，且应确定将来政制，实合总理所定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二者之性质而有之。故其职责实当注意我左之三点：（一）共谋应付目前国难。（二）得选代表参预中央政治。（三）为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之枢纽。”
邹鲁固然比汪精卫跑快了几步，要回过头来才看见汪精卫；但民众所要求的全体人民代表政制即真的民主政治，也不能站在那里等候着邹鲁。国民党政府已决不能执行反日救国的任务，只有负的作用，全国人民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执行这一任务，来表现总的力量。但人民所要求的是国民立宪会议，即法国大革命中康汶梯式的会议，而不是什么“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之枢纽”的会议。
如果国民党不甘心做布尔奔党，她便应该做一个基郎德党，起码做一个沼泽党，它也不应该只赞成召集三阀会议，而反对康汶梯。全体人民代表是要代表人民来实际行使主权，而不是来充当政府的参议和咨询机关。所以，“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一召集，如果它不是政府御用的而是真正全体人民代表机关，开会之第一天，它就要用中国人民的名义发布这样的命令：
宣告对日绝交。
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
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
解散一切不受国民救国会议命令者的武装。
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
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
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
政府御用的“国民救国会议”，当然不愿意做这些事，因此它召集起来，也当然不能够拯救祖国的危亡。
并且，如果没有这样权力的“国民救国会议”，即汪精卫骗人的“民主政治”也玩不长久，集中大兵于陇海路，布置蒋系军人的江浙赣政府，这明明是蒋介石复辟的准备。
汪精卫也许又要大骂主张这样权力的“国民救国会议”的人们是“极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汪精卫骂北平大学示威团的话）即就对外而言，你们也应该自己问问自己，党国这方面做了些什么。“日本济南撤兵何以忽缓，中俄之战何以发生，东三省积案，何以多至数百件，暴日来侵何以不抵抗，锦州设立中立区，天津请共管，何以中外各报哄传”？这不是你们的邹鲁自己说的吗？你们的陈友仁刘纪文到日本又是做什么呢？九一八以来，你们在广东又做了些什么呢？不算，枪杀一批反日民众！你们的对外政策，不是和蒋介石一样主和不主战吗？你们的对内政策，仍就不放弃党治训政，只是在“民主政治”的美名之下，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能比蒋介石高明多少呢？你们站在什么根本不同的政纲上要蒋介石下野呢？这才真是“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蒋介石的）党国”哩！下野的蒋介石，自然也忙着布置将怎样夺回他的党国，至于祖国存亡，是值不得你们党国要人一顾的。
算了罢！你们党国的戏，人民已经看够了，人民对之喝彩的，是马占山的戏；对于你们的戏，只好喝声倒彩。人民如果拥护“国民救国会议”，必须它在行动上真有决心拯救祖国的危亡。至于拯救党国，乃是你们四全大会五全大会的事，人民却未便越俎代谋！
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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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群众直接行动的初步胜利（南冠〔彭述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蒋介石下野——群众直接行动的初步胜利
南冠〔彭述之〕
几年来站在军事独裁顶点上的蒋介石，现在被迫而下野了，这不但在目前反日运动中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即在中国政治生活发展的一般前途上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的。
此次蒋介石的下野，在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粤派的逼迫所致，然而真实的原因却是国民党几年来军事独裁统治破产与反日民众潮流压迫的结果。
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压平革命的民众运动之后，即在人民头上创建军事独裁，以蒋介石为领袖继承北洋军阀的地位；对外进一步巩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配权，不但承认帝国主义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反而重订许多更丧权辱国的密约（如中美航空密约与济案密约等）；对内则举行不断的空前的军阀战争，毁坏交通，紊乱财政，滥发军事公债，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简直不能以数计；尤其斫丧中国民族元气最厉害的，就是在其厉行的空前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工农及青年革命家都被牺牲了，革命的民众组织完全被击毁了，人民的一切自由被剥夺了，因此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达到登峰造极，一切民众运动，尤其是反帝运动降到水平线以下，终于招致了此次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空前暴行，陷整个中国人民于十八重地狱。并且在此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及其党徒们还要强迫人民，“镇静”，“不抵抗”，静候帝国主义强盗国联的宰制与日本的不断进攻；民众起而抗日救国，他们始则施行欺骗，继而公然屠杀绑架，这还不是充分在人民面前暴露其稀有的破产吗？到了这时民众果然认识了国民党的真面目，认识了蒋介石军事独裁的鬼脸，民众到了忍无可忍，果然起来反抗了，起来向国民党直接进攻了（如最近各地之捣毁国民党党部的表现）。这就是蒋介石此次不能不下野之唯一的真实原因。
固然，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冲突，往往亦足以损毁其自身，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民众力量是不能予以致命的严重打击的。这次蒋介石如果没有民众的压迫，单祇粤方的反对，他是不会这样随便下野的。以前桂系和冯阎的反对，蒋介石都能用军事力量镇压下去，即广东的独立亦差不多半年了，蒋氏还是处之泰然。在前些时，宁粤和平会议当民众还限于请愿行动时，蒋氏对粤方的态度还是十分强硬的，还声言要“负责到底”的。这就显然说明蒋介石之下野不是全然由于粤派的反对，而是由于民众的压迫。这是一般民众应该特别认识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民众的直接行动才能打击卖国殃民的汉奸，才能打击并摧毁反动的统治挽救民族的危机。
正因为在民众努力的压迫之下，这次蒋介石的“下野”，才含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表示此次反日民众运动初步胜利；这是最近来各地学生不断示威，攻打党部，上海学生围攻市府，压迫市长当众下令惩办上海公安局长和市党部执委，组织民众法庭审判卖国贼之进一步的胜利。但民众应该深切认识：蒋介石的下野只是暂时的回避，他正在准备去卷土重来，执行底尔（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的使命。你不看见他下野的那一天，即突然任命苏、浙、赣三省的省政府吗？即以其最可靠的武人（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布置于南京的四周，准备将来相机复辟吗？蒋介石的用意，就是暂时利用汪精卫出来代他作个箭垛，一面暂时缓和（即欺骗）民众，一面暴露汪等之假面具，这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民众应特别了解：无论是汪派或胡派，在本质上对外对内的态度都是与蒋介石一致的。他在过去的历史事实上，在最近反日事件中的一切言论上，都与蒋介石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都是希望国联“主持公道”，都不敢“对日宣战”，他们到了南京都只能“萧规曹随”，换言之，都只能投降日本，转而压迫民众。他们“在野”时所发表一些“左的”言论，只是反对蒋介石以作为欺骗民众，弋取政权的工具，等到他们一接触政权，他们狐狸尾巴就要更充分显现出来了！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你们不要相信任何统治阶级，任何党国要人；你们只相信自己的革命的民众努力，民众的直接行动；你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积极地直接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斗争反抗帝国主义，反抗一切卖国汉奸！！
民众们应切记：此次蒋介石的下野，是反日的民众努力所逼迫的结果，这是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胜利，这不但为反日运动扫除了一个障碍，而且是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前途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但同时必须以全力防止蒋介石的复辟，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对待国民党其他一切的继承者；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国民会议，审判蒋介石卖国殃民的罪恶及其他一切卖国殃民的党国要人。
一九三一，十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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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无产阶级暴民”的意外行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五章“无产阶级暴民”的意外行动
第二届大会期间，世界产业工会的队伍发生了第一次分裂。此时的摩擦似乎主要是个人之间的，而1908年第二次分裂则主要是由于原则和方针的分歧。1906年的争吵，确也涉及原则和方针问题，但系隐隐约约处于幕后的地位，占据前台中心的还是个人之争——对贪污、腐化、渎职的指责与反指责。这个运动开始的前-年，比较贫穷和技术较低的工人——主要是移民和流动工人，第二届大会时被称为“革命者”或“工资奴隶的代表”——他们作为一方，与技术较高的，组织得较好的（对方称之为）“反动分子”或“政治骗子”的另一方之间滋长着一触即发的不满情绪。顺便要说一句，在这个极端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里，“反动分子”的“保守主义”一词，必须大打折扣，而“革命者”的激进则须大加引伸，才能了解其真实涵义。卷入这场集团之争是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些成员挑起的麻烦。圣约翰写道：
头几年，这些不同力量进行内部斗争，夺取控制权。社会主义政客的这两个营垒，把世界产业工会视为鉴定他们优点与缺点的战场。劳工骗子也竭力纠缠这个组织，如果新工会取得成功，他们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但所有这些内部斗争都不是很明显的。最明显的是第二届大会时谢尔曼——汉纳曼——柯克帕特里克派与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之间的个人斗争，结果是免去了谢尔曼主席的职务。圣约翰作为争执的一方，曾以他当时所见，作了如下的描述。
世界产业工会的管理权是由那些违背这个组织的革命纲领的人掌管。总部负责人中只有两位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是总书记特拉特曼与执行局成员约翰-赖尔登。争取控制权的斗争使第二届大会分裂成两个营垒。大多数票属于革命阵营。反动阵营，因主持会议，使用了阻碍议事进行的策略，以图获得对会议的控制。他们希望把会议推迟，许多代表被迫回家，然后改变会议的形势。革命者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废除了主席职位，并从革命者当中选出了一位会议主持人。
这些革命者后来被他们的对手称为乞丐般的“无产阶级暴民”。他们于1906年8月14日在芝加哥召开大会预备会议。这出正戏演出前的开场小戏是由金属、机械部第二十三分会召集的。它于7月20日向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会所属各分会发出信件。信中说：“过去一年的情况证明会章不符合一般会员的要求……”建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考虑下列问题：
1．我们这种形式的组织，有必要设立主席吗？
2．这个组织能表达会员的意愿吗？
3．谁主持组织工作？
4．总执行局的会议纪录应分发给各分会吗？
5．分会应按会章第六款规定，派遣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吗？
6．其他必须讨论的问题。
大约十六个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会议，一致决定没有必要设立主席，所有工会组织人、宣讲员等应由分会提名，由会员选举；总执行局应将会议纪录分发给各分会，并应对会员公开；各分会至少应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大会。他们的决议说：
鉴于我们必须废除贵族权力与反动政策的时刻即将到来，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组织没有必要设立主席。普通会员必须通过执行局或中央委员会直接处理这个组织的事务……，鉴于一位主席只能同时在一个地方，而且只能组织他所在地区的工人阶级，因此，只能以组织员的资格行事……。〔况且〕，主席的开支〔每月一百五十美元〕至少可以维持四个有阶级觉悟的组织员……。
奥尼尔评论这次会议时说：“阶级觉悟、阶级狂热，这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马克思。海斯在1905年1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及1905年11月前这种表面美好的混乱状态。他说：
世界产业工会一位知名人物告我，该组织并非一切顺遂；原来的产业主义者与分散主义者正摆好阵势，准备一战；凡德利昂派与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联合并能控制的地方，社会主义者已在发号施令……。一位产业主义者写道：“如果下月举行大会，我估计像去年7月在芝加哥那样有控制力的分子将不止两三个，而且我估计由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派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学究式的异想天开的纲领，会被抛弃，而代之以人人都能理解和想像的通俗易懂的战斗纲领。”有谣言说，西部矿工联合会和谢尔曼主席及其友人，对德利昂、特拉特曼书记及其追随者已感到失望。
对谢尔曼主席的主要指责是，总会经费的开支使用不当而且过于铺张。1906年大会的审计委员会报告说：“前任总主席的开支有严重的浪费现象，而且贪污有据。在三十三天内，他花了七百三十一点五五美元作公费旅游，却没有组织起一个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特拉特曼说：“……他被迫付钱给从未提供过劳务的人或者是为了那些被认为使全体会员蒙受侮辱并感到愤慨的事情，抗议也无用”。
反对谢尔曼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指控的罪名是他有害行为中最重要的和最危险的。这一案最后提交衡平法院，在圣约翰控告谢尔曼的案卷中，有一份名叫莉莲•法伯格的人出具的证词：
她宣誓说谢尔曼告诉她，在丹佛开过一次会，他本人（谢尔曼）、詹姆斯。柯万、奥尼尔及维克托•柏格（密尔沃基）曾经参加。谢尔曼说在这次会上达成默契，西部矿工联合会将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然后世界产业工会在会上采取行动把激烈分子〔“游民”与“乞丐”〕撵出大会；维克托：柏格答应，假如能做到这些，社会党将支持世界产业工会。
《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完全否认上述指控。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五次大会上，他批驳了“德利昂之流”的这些及其它指责，并表示如有人能证实任何一项罪名是成立的，他愿付给奖金五百美金。“工资奴隶”的代表之一帕克斯宣称：
“……在这个大会上，革命力量各成员的普遍意见是：世界产业工会某些部门存在着腐化、贪污、欺骗，其程度之严重连美国劳工联合会最糟糕的部门也相形见拙。”
1907年大会闭幕后，前主席谢尔曼立即发表一项“致世界产业工会各部门、各分会负责人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最近这次会议……以各种方式违背会章”，“会议由德利昂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控制”，“这一最不光彩的集会是不合法的、不合会章的”。一月以后，谢尔曼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世界产业工会全体会员。信中否认自己有任何铺张浪费与纵容不合法的策略的行为。他还说：“在这次所谓的会议上，任何重大事宜，在投票以前，都曾请示德利昂或得到他的‘首肯’。”
就一般习惯的会议规程而言，毫无疑问，两派都对所谓温文尔雅的礼仪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几个月以后，海伍德就此问题写信给圣约翰。他着重谴责了“谢尔曼主义”，但接着说：“你也过于苛刻，完全没有必要。你用巨斧砍断的这个难解的结，有关主席的或其它的结，只不过是一个活结，本来可以容易解开，这样，许多争吵都可避免。”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坦白地写道：“有人可能认为1906年会上的行动是非法的……但在紧急关头，不能谈是否合法的问题。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大会开幕以后，负责人做完报告，时间已过去七天。在此期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开会，但毫无成果。这样的迟延，确使“工资奴隶”的代表们指责反动分子采用拖延战术；迫使他们离开大会的说法，确乎有根有据。不论谢尔曼派曾否决定釆用此种战术，但毫无疑问的是：迟延的结果必然是“工资奴隶”都被逼走。会章第六款规定，“代表参加会议的费用，由派出代表的组织自行负担。”当时情况是许多分会可以为它们的代表提供足够的经费用于开销，还有一些分会所提供的经费则不够开销。因而，大多数属于矿工部工会的代表，以及一般基础较好的工会的代表，待遇颇优，如矿工代表，在离家期间除按英里计算的旅费津贴外，每天补助五美元。但大多数代表除按英里计算的旅费津贴外，别无补助。他们得自费开销，而且来的时候带的钱也绝对不够对付一次延期的会议。代表林根费尔特发言支持一项准许因旅费不够被迫离会的代表可以托人代替投票的动议（此项动议，后被否决）时说：
反对者使用的这种拖延战术，已将会期拖长。按我的看法，这样做就是打算把这些工资奴隶的代表逼走……。昨天晚上就有些人对我说：“我们不能再维持下去了，钱已花光了，我们不能留下来住大棚车，讨饭吃”。
“乞丐”们占了上风。德利昂先生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动议，暂时停止施行会章中有关代表开支的条款，并于最后通过一项决议，责成总司库对旅差费不够的代表，每日补贴一点五美元。①
①投票结果是378票对237票。
这样，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获得了对大会的控制，使得世界产业工会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主席谢尔曼下台。大会于是进而考虑十二个月的过程中，产业工会主义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此时，前主席谢尔曼及其追随者决定不退后，但不是在大会的讲坛上。他们占领了总部，并在警察的帮助下顶住反对者。特拉特曼说：
进入总部所在地时，〔新当选的〕总执行局成员为旧执行局成员所雇用的打手所阻拦，两名〔新选的〕成员，圣约翰与赫斯伍德，受到那些暴徒的袭击。
代表“无产阶级暴民”的新执行局发表了一次正式文告，向全体会员说明了这一新奇的情况：
谢尔曼及其雇用的打手，现已用武力占领总部及所有帐册、记录、文件、分会的登记册、通讯名单及本组织的一切其他财产。我们必须用合法程序把他们撵走，并重新控制办公室与财产……。总执行局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他唯命是从的工具，对他的不法行为熟视无睹，对他的铺张浪费一味支持，而且竭尽全力巩固他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现在也正是这样协助他进行捣乱。①
①1906年10月5日发出的这一声明，有以下附言：“在未能掌管办公室以前，我们将无法向各分会书记提供邮票……。”
“乞丐、游民、无产阶级暴民”的成功，也就是说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的成功远非十全十美。他们成了负责人，但没有地方办公，没有任何设备，也没有钱。书记圣约翰写道：“第二届大会以后，他们得在连一张邮票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工作。”按总部的会计手续，所有支票要有主席的签字，没有主席的签字不能从银行取款。主席既已下台，主席职务也已废除，但下台的主席拒绝签字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于是世界产业工会存放在芝加哥伊利诺斯州银行的四千美元，两派都无法提取。②
②因取款时必须有总书记——总司库签字，所以谢尔曼也不能提款。
此案终于提交衡平法院审理。法院发布了限制令，禁止谢尔曼及其同伙占据世界产业工会的产业。衡平法院的调查概括如下：
1．世界产业工会系自愿的组合，有会员六万二千人，分别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和村镇。
2．该工会的1905年大会是合法的，也是有效的。
3．谢尔曼在那次大会以后的行为是非法的。
4．“试图废除”总主席的职务是不合法的，也是无效的。
这一调查对“工资奴隶”派来说，基本上是有利的。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已把他们抛弃（该会代表支持谢尔曼，有的代表在大会闭幕前即已退出），又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久，西部矿工联合会终于放弃对谢尔曼派的支持，1907年初“篡权未遂者”也放弃了斗争，①但西部矿工联合会仍未回到组织中来。他们决定在1907年5月大会上实现预期的正式脱离以前，对两派都不缴纳会费。
①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一个时期曾在经济上并通过机关刊物的影响，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旧领导人，社会党的报纸与总部也是这样。西部矿工联合会中的激进力量，最后迫使那些负责人放弃这种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旧负责人这时才不再自称为另一组织。
谢尔曼先生作了一次绝望的斗争。他与其追随者好像另立了一个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与总部。谢尔曼派所控制的世界产业工会刊物《产业工人》②在伊利诺斯州乔利埃特继续出版了几个月。它对“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在《世界产业工会公报》特别连载中所提出的指责，曾发表文章加以批驳。随着谢尔曼派的投降，《产业工人》停止出版。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现在的世界产业工会，以《产业工会公报》作为机关刊物。
②这个刊物与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出版的《产业工人》毫无关系。后者与最近在西雅图发行的《产业工人》也无关系。但均系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刊物。
获得胜利的革命派认为，这一切麻烦都是由于有人想投靠资本家，把组织变成为保守的、无棱无角的组织。特拉特曼坚持认为，他们“用武力占领总部及所有文件”，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销毁他们阴谋把世界产业工会出卖给雇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一切证据。
第二届大会的速记报告将证明，对“游民”和“乞丐”所作的每一项指责都是虚构的。是他们挽救了世界产业工会，使它继续作为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经济组织而进行工作。
1905年大会闭幕时，德利昂在讲话中说：“那是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情况非常危险。从丹佛一直到纽约的报纸上，都有所表露。这一阴谋就是要压制本届大会的这场革命，然后再来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
关于1906年的分裂，德利昂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因两年以后，“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分裂时，他又注定要与退出者一起，大显身手。而在此时，这个集团是胜利者，同心协力地推翻了“篡权者”，表面看来，在各个方面都团结无间。两年以后，“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变成德利昂派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对抗，各自成立了单独的组织，都名叫世界产业工会。
社会党领导人和德利昂一样，坚信当时存在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但他们认为德利昂是这一阴谋的主要策划者。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七届大会时，希尔奎特和巴恩斯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们认为，致命的纠纷由于最初吸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娇儿”（照他们的说法）——社会主义职工同盟①加入世界产业工会而产生的。他们接着谈到那位被指为阴谋家的人，为了“娇儿”的利益如何策划“控制”大会。
①美国社会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七届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内，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运动大相径庭。它在运动内部及美国工会之间所引起的争吵之多与分裂之剧烈，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届大会的前几个月，职工联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圆滑领袖德利昂的指导下，就计划攫取世界产业工会的管理机构。通过代表们巧妙的操纵，他们成功地在会上取得多数。事实上，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控制了那次大会。他们修改了该组织的全部会章，废除了总主席职位，并在他们的同伙与拥护者当中选出了新的总执行局。但职工联盟的胜利并不长久。按照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大会的决定如未经全体会员复决通过，是无效的……。职工联盟的领导人拒绝把大会决议提请会员表决，旧执行局负责人立即宣布这些决议无效。于是世界产业工会的队伍完全分裂。两派都各有一套人马，将争端提交法院。法院的判决有利于旧的管理机构〔谢尔曼等〕。大多数会员支持由谢尔曼作为主席的原有机构，支持德利昂派的会员不超过二千人。①
①这段引文原文是法文。
为反驳这种指责，说什么德利昂派控制了第二届大会，圣约翰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证词，他说：
我的意见是：他们（谢尔曼派）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为其错误的立场辩护，希望利用现有的偏见来反对德利昂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使许多人看不到事实的真相。那种偏见，我承认我也曾经有过，但是根据调查，我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现存反对这个组织和这个人的偏见，是因为它和他在十四年前就站在我们现在的立物上，反对贪污，反对叛徒。他们为此已付出过代价，并且受到了诽谤和诬蔑。这不是赞美德利昂或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是我的结论。
这些各执一词的意见都按其本来面目摆出来。双方的说法都不应全信。社会党在致斯图加特大会的报告中声称，衡平法院的判决有利于旧管理机构，那明显是错误的。除指出这一点以外，本书作者不拟作其他评论。
“无产阶级暴民”认为反对派如失去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支持，其力量将会大为削弱。当西部矿工联合会最后与自称世界产业工会的一切人都割断联系时，他们看到了反对派终于失去支持。不过，年轻的世界产业工会得对付这一令人震惊的退出。实际上，早在1905年秋，它的退出已有先兆。第一届大会闭幕后的三个月内，西部许多工会之间流传着西部矿工联合会拒绝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说法。这一谣言是没有根据的。矿工联合会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特拉特曼书记在其报告中说：
第一次大会结束后，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立即向该组织会员报告了会议经过，并将代表的工作交由全体会员进行复决。8月底接到通知，说联合会代表以该组织名义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动已获得绝大多数会员的批准。1905年9月1日，西部矿工联合会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矿工部。
但这样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虽然破裂发生在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结束几个月以后，但在那次会上，某些不满的迹象已经表面化。可以看出，有几件事激化了与矿工部的矛盾。第二届大会免除谢尔曼的主席职务，接踵而来的混乱状态，尤其是财政的紊乱，结果使得矿工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抵制会议。第二届大会闭幕后至1907年夏，西部矿工联合会仅在名义上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部分，但实质上却一直是离心离德的。为方便起见，可以认为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之间完全结束关系是在1907年1月1日。世界产业工会与矿工部，即”无产阶级暴民”（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与“反动分子”（谢尔曼一一汉纳曼派，主要由西部矿工联合会支持），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所有的大吵大闹，在1906年的最后三个月，占去了《矿工杂志》（矿工联合会的机关刊物）的大量篇幅。①
①尤其重要的是，10月18日该刊载有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的几篇报导。
第二届大会过程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德利昂、圣约翰，谢尔曼及特拉特曼。社会党党员没有一年以前那样惹人注目，人数也没有那么多。西蒙斯先生和德布斯先生都没有出席1906年大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队伍却和以前一样强大。一位新代表，名叫保罗-奥古斯丁，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②的书记。德利昂，一如既往有强大的影响。人人说他控制了大会，会内会外的人都如此说。前主席谢尔曼在会上为自己辩护时说：
②一般而言，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分属对立的阵营——社会党人支持谢尔曼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当然支持德利昂。
德利昂代表控制了大会……我赞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下列方针……但我反对他们的策略，我毫不怀疑地说，时间将会向工人阶级证明，他们的策略是使这一运动自杀。
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怀有偏见的社会党党员，自然抓住时机谴责其代表在1905年会上的高压手段。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像过去-样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其非正式代表，尤其是德利昂，对大会确实有很大的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是害，还有待商榷。而且，大会的主要政策并非毫未掺杂的德利昂政策。同时，主要集团中还有另外的力量，即更为彻底地非政治或反政治派，不属于任何政党。这一支力量的主要发言人是书记兼司库特拉特曼和几年以后继任他职务的圣约翰。①后者系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与干部，并系产业工会主义热诚的信徒。他断然反对西部矿工联合会在1906年大会上的行动，他没有随大多数一起抵制大会，反而退出了矿工联合会。他被选为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局成员。②
①圣约翰从1894年起即系西部矿工联合会会员。1906年时系该会执行局成员。他拒绝离开大会，并于1907年与退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矿工站在一起，继续留在世界产业工会。
②“圣约翰在过去一年中给（科罗拉多）矿主带来的麻烦比派到那里去的任何二十个人的麻烦还要多。如果不受阻挠，再有一年，他就会把整个地区组织起来。”这段话出自矿主侦探之口，原载1906年2月28日《落基山新闻》，转引自乔治•斯彼德致《人民周刊》的信。
在所谓“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中，这两个人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趋向的代表，也是更为革命的那部分力量的发言人。他们本来是想把前言中的政治条款一笔勾销，但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使大多数代表都支持这一立场，所以，最后还是同意和德利昂及其追随者站在一起，把保留政治条款作为一种妥协。因此，在政治条款上的斗争就推到了下次会议。
最初，财政情况就由于所谓双重工会主义而日趋困难。这种双重工会主义是与世界产业工会的规定背道而驰的，但因无法避免，只好加以容忍。许多地方分会与不止一个全国性组织建立了非自愿的关系，结果，这些分会就必须向各总部缴纳会费。为了减轻它们的过重负担，总执行局决定准许这些分会缴纳会费时可以打折扣。为了使这个组织有更多的分会，这种打折扣的办法是有其必要的，但意味着收入减少，开支困难。
况且，还得无偿地为原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及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各工会，提供物质设备，如家具、用品、印章、会证等。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总部的不和及干部的无能造成用钱不当与铺张浪费，第一年尚未过完，这个组织已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向制造商借了钱“但又没有力量偿还……当债主威胁要把真实情况透露给那些急于见到世界产业工会垮台的人时，几乎危及这个组织的生存……。为免开空头支票，得向私人借贷，将款存入银行。一连三个月，总是担心此种情况为外人所知，所以总部不能提出足够支援，开展必要的工作……。”①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总部的防卫基金（除私人捐款外）在十一次罢工中已增至为八千九百一十美元。审核委员会报告说，至1906年8月22日该项基金尚净余三千五百五十五点九二美元。②
①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
②大会闭幕后一个时期内，此项节余总部不能支用。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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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危机（顽石〔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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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危机
顽石〔陈独秀〕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正危机，不是指外国帝国主义之如何压迫，也不是指本国政府之如何卖国与粉饰太平，而是指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
自九一八日军侵占东〔三〕省以来，大家自然也曾奔走相告“国难临头了！”，然而并未深深懂得此次国难已严重到如何程度及其症结所在。
东北三省，除锦州和海伦一隅之地外，悉为日本所支配（哈尔滨虽未经军事占领，而已经过张景惠归日本支配了），日本的关东军司令部和满铁会社，都已由大连移到沈阳，本庄自为总督，置满洲于台湾朝鲜之列，声称今后东北三省不许中国驻兵，而日本反有剿匪及惩治不逞份子之完全军事行动的自由；并且屡次炮击天津，增兵北平，以实行其所谓“随时干涉中国北方的权利”。
日本为什么要不顾全世界的惊疑和中国人民的愤怒，而悍然这样做，这是因为占据满洲或放弃满洲，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而不是日本人民的）向前发展或向后衰微之最大关键。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致命必死之争，英法美各帝国主义都知道，除战争外，决非任何条约公约或虚声恫喝所能阻止。英美各自视日本为它未来的军事同盟者，焉肯轻与言战，所以美国始终认为满洲事件只有由中日直接解决；英国认为“日本在满洲容有理由，惜其在采用军事行动以前未曾诉诸国联”。（路透社十二日伦敦电前外相葛电语）法国更急于拉拢日本以为其在明年军缩会之友助。明乎此，便知道国联和美国对日本步步退让，对中国步步抑制，乃是当然之事。譬诸甲乙二人冲突，丙丁走来调和，调和者口头大喊二人都不许动手相打，事实上却紧紧地抓住甲的手，让乙痛殴；国联和美国对于中日冲突正取了这样的调和态度，将来调查委员团来华，当然还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对日本步步退让，一直退让到承认日本剿匪自由和中国撤退锦州军队之要求，虽然鉴于欧美各小国之疑虑和中国人民之愤怒，他们未曾把这些要求由明文规定，而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在这种精神之下派来的调查委员团，除牺牲中国以见好于日本外，还有何事可做！
在此次国联行政会草草结束之后，各国人士在私人言论中尚多抱不平，甚至英国代表薛西尔，亦深致“日本黩武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上轨道”之慨，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大喊“国联失利”，德国反政府派的报纸则声称“国联中人皆望其能发号施令，今乃为强者之号令是从”，所以日本外务省接受国联决议的宣言很得意的说：“对于中政府慷然默认似属于己不利而实足增进中国人民之利益与幸福之一种协定，表示欣慰。”伦敦市民还有为国联这样的结束而举行示威者，独有效宋室南渡偷安的中国政府竟“慷然默认似属于己不利之一种协定”，并且还要说出“国联已决议，我方权利又已尽量保留”的鬼话，来欺骗人民！政府始终信赖帝国主义强盗的国联之主张公道，此政策之完全错误和彻底失败，虽三尺呆童到今天也知道了，独有党国要人南京政府外交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一直到最近十四日中央党部纪念周还在高唱：“除了国家和国家的力量以外，还有一个全世公道的力量，何况各国都已在公约上郑重签了字，相约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这种梦话！让这班冥顽不灵的东西执掌政权，真是中国人民的晦气！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倒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来代替它，能有两样吗？能放弃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吗？汪精卫的政府当然需要制造一个他们御用的什么“国民救国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来做他们一党专政的装饰品，即是做：政府的咨询机关和向人民传达政府意旨的传达机关，还更要为政府通过卖国的条约的代表民意机关，这就是他们所谓“民主政治”，所谓“政府与人民合作”吧！也就是他们和蒋介石政府的不同吧！民众反日运动倘一直高涨，他们也必然和蒋介石一样采用高压手段。至于对日政策，当然不会因为蒋介石政府换了汪精卫政府而变硬，犹之日本对华政策不会因为若槻政府换了犬养政府而变软。牺牲一切以保有其苟且偷安的小朝廷“儿皇帝”的权位，在这一点，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
日本帝国主义横蛮必死之争既如彼，各国帝国主义一致强迫中国服从日本的要求又如此，中国政府各派之软弱无能甘心断送国家也无二致；那么全中国人民，只要不是准备当亡国奴，人人都应该奋起自救了！
实际上，自九一八以来全国各阶级人民是怎样的自救呢？
上层份子之大部分，自始是与政府完全一致的，如秘贩日货的奸商：诬指抗日会检查员为盗匪的上海大庆纱布号主邓仲和即其一例；如利用抗日会的机关包庇秘贩日货的奸商：上海抗日会执行委员洋货业公会主席陈松源即其一例；如利用检查日货机关出售日货厂主：殴打检查员的上海纺织业检查组组长美亚绸厂协理高事恒即其一例；如亲日派的大实业家：始终不肯参加抗日会的虞洽卿即其一例；如公然反对学生做抗日救国运动的名流学者！主张牺牲东北主张组织“对日让步研究会”的北大教授胡适即其一例；又如大批置身事外的富商、工厂主，都属于这一类。
其余一小部分暂时向左盘旋的，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当中，如上海市商会的王晓籁王延松方椒伯等，最初还参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后来因为启封日货的主张行不通，又看见学生的反日运动日渐高涨起来，慌着退出抗日会，同时又发表宣言，主张国民对于政府“不容杂以猜疑逆意之心”；号称“国家主义派”的大学教授们，尚未实行外抗强权，自己已极力模仿强权的面貌，深深反对党治训政，实则急欲置身所谓“国防政府”分得一杯羹；江苏省教育会派所领导的江苏耆老团，“社会与教育”派的著作家和受秘密通缉的郑洪年等大学校长等，指摘政府虽甚急切，而实出于忠爱之忱，至多只算是敢言直谏的伍子胥；此外如上海申新各大报，算是代表一般左倾的上层份子的舆论机关了，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呢？他们也站在伍子胥的立场批评过政府；他们又代表一般舆论，宣传：排货、对日宣战、反对直接交涉、责备国联不主张公道、鼓吹宁粤统一，如此而已。排货虽是反日武器之一，然单靠它能够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此次必死之争吗？这是幻想。希望政府对日宣战，这更是幻想。反对直接交涉，难道赞成间接交涉即经过国联或美国和日本间接交涉吗？况政府“不抵抗”“镇静”“避免冲突”等消极政策的里面，即含着经过国联间接交涉这一积极政策的作用，现在的效果是怎样？敌军深入国境，占据国土，应该即时宣布绝交，根本不是什么外交问题，而是以武力拯救祖国危亡的问题，人民应该根本反对交涉，而不是什么反对直接交涉，只有战胜或相持，才谈得到交涉，不战和战败，同样的交涉，即城下之盟的别名。责备帝国主义强盗的国联不主张公道，和希望它主张公道，是同等的愚痴。宁粤统一后，有两样的对外政策吗？各大报对于学生反日运动，曾予以相同的同情；然而一到这一运动高涨起来，即北大示威团和上海学生包围市政府事件一发生，他们竟一声不响了！他们低首下心甘受政府的检查，开天窗，为日已久了，一受学生包围，才想到召集紧急会议，宣言“言论自由不受任何检查与干涉”；事后，他们很“公平的”，援有闻必录之例，学生与党部的宣言一概登载，他们是在反日民众与摧残反日民众的势力之间，取了中立骑墙的态度，这也就是他们代表一般左倾上层份子对于反日运动的根本态度。
在现时，忠勇奋发的参加反日运动者，要算是学生群众了，虽然他们的领袖也有些懦弱妥协份子，他们的运动，由示威走到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和地方政府，这一点小小的运动，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结果，即是在对外上所谓“剿匪自由”“锦州撤兵”“中立区”等未至在明文上规定；在对内助成了虚伪的民主派政权。但是学生运动，无论是停止在现阶段，或是再进至较高的阶段，如果没有广大的劳动群众运动和她汇合起来，孤军独战的学生运动，其势难以持久，更不能制服我们强大而又顽狠的敌人——一切帝国主义。
历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伟大力量的劳工群众，数年以来，都被党政府的枪尖、工会法、御用工会的官僚领袖这三件法宝同时并用的压迫着至今不能抬头；现在政府及资本家，更是利用“共赴国难”“相忍为国”的名义，加紧压迫剥削工人，减工，开除，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反日会，上海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竟称“工厂之有工会，等于人身之患肺病”。所有党部支配之空洞的工会机关，只能为政府和党部做应声虫，连学生反日运动的尾巴都够不上；一般工人群众被政府及厂主压迫得救死且不暇，团结更不能，这真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不可计算的损失！
以上述现有的力量，现有的行动，来对付所谓外交问题，当然能收相当的效果；要想拿它来对付我们强大而又顽狠的敌人此次必死之争，以达到我们御侮救亡之目的，则断然没有侥幸成功之理，假手枪吓不退剧盗！[1]我所谓真正危机即在此点。
人民应该怎样自救呢？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这还是初步的工作，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与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与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直接行动起来，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由各地方有组织的反日群众之代表机关，为对日战争而征取应用的军食与武装，惩治奸商与亲日派。一切党派，如果在行动上是反日的，群众即拥之前进；如果是阻害反日的，即送它到粪坑中去。一切军队，如果他们愿意到反日的火线上去，群众即如帮助马占山的军队一样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是对付反日民众的，便要拿他们的武装给反日民众。一切帝国主义，如果还未公开的帮助暴日，群众暂时放松一步；如果它帮助暴日，便对待它也和暴日一样。
中国民族，只有在这一英勇的民族革命大战争中，决定自己的命运，发挥大众的创造力，锻炼出无数顶天立地的人才，来建设新中国。
如果人民没有勇气干这样的“越轨行动”，纯纯良良的听候政府用外交来解决，或者向始终抱定不抵抗主义苟且偷安的政府上上条陈，“在轨内向政府贡献意见”（陈铭枢告上海学生代表语），或者开开会打打通电话贴贴标语募募捐做政府的外交后盾，或者最激烈只能通电责备责备政府；那么，只有准备当亡国奴，做大日本大英大美大法的顺民，做朝鲜人第二，没有别的话可说！
十二月十六日
录入者注：
[1]剧盗。意指凶恶强悍的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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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蛇尾的上海学生（瘪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虎头蛇尾的上海学生
瘪公
此次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在出发时，颇像“煞有介事”，至少也使路局的下级职员吃了一惊。有许多人以为无论幸与不幸，都会有重大的结果。究竟怎样呢？报上照例总是说“结果圆满”“认为满意”，真是“圆满”与“满意”吗？请上海的学生以及全中国的学生看看下面几个条件。
（一）上海各大学抗日会致国府电
火急南京国民政府鉴：政府责任，保国安民，军人天职，守土卫境。乃自九月十八日暴日无端进兵辽吉以来……肉食者既鄙，当早日为谋，缘本成仁取义之旨，为请内对外之行，谨先驰电前来，请政府即刻负责明白答复下列诸点：（一）政府对日有否出兵作战之决心；（二）政府对东北失职长官张学良等，有否惩办之具体办法。以上两点，如有具体办法，请即答复……国事危迫至此，学生等受良心之指使，生死早置之度外。政府对于上项答复与解释，生等若承认为不满意时，是政府自绝于国民，非国民先绝于政府也。生等为自卫计，当联合各界民众，按照预定计划，拚命进行下列数事：（一）要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二）罢税罢工罢课；（三）自动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谨此奉闻，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二）上海各大学抗日会致全国电
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自九月十八日日寇肆虐以来，政府放弃保国为民之天职，一再退让，敝会全体会员义愤填胸，曾于九月下旬入京，请愿御寇雪耻，当蒙蒋主席答复，于最短期间收复失地，并声明如日寇再进，必以全力对抗。今者黑省沦陷，津市受扰，日寇愈凶，国联绝望，乃政府违反诺言，毫无出兵事实之表现，敝会痛人心已死，国亡无日，爰训令各校同学，自由填具誓愿书，组织团体，于敬日入京，代表全沪同学意志，督促政府即日出兵。此行任务，至为重大，赴京团以极有秩序之精神，抱坚定之态度，在政府无出兵事实表现以先。该团受全沪同学之托，不得擅自离京，风雨饥寒，义无反顾。留沪同学当全部罢课，努力其他工作，以为声援，尚望全国同胞鉴此耿耿愚忱，奋起襄助，民族前途，实利赖之，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泣叩，漾印。
（三）上海各大学抗日会上蒋主席呈文
窃自九月十八日日帝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侵占辽吉以来，东北守土长官，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退让，荒谬乖张，举国惶眩，生等义愤填膺，曾于九月下旬结队趋前，吁恳出兵，御侮雪耻，当经钩座当众宣称，必于最短时间收复失地，如日兵再进一步，必予以迎头痛击，生等以钩座居国家重任，一言九鼎，必有以告慰国民。爱遵命返沪，一面加紧努力求学，以备长期奋斗，一面厉行军事训练，以作政府后援。乃事越月余，非唯已失各地，未见尺寸收回，且寇焰愈张，寇氛愈炽，津市受扰之后，继以黑省失陷，近且进攻锦州，入户升堂，国亡无日，而政府自卫出兵，迄今未有事实表示。生等力持镇静，为日已多，热血沸腾，忍无可忍。妥派遣五十同学，组织代表团，以极有秩序之精神，与坚决之态度，再度趋前，吁恳钓座：（一）即日当众亲书誓师辞，辞中声明即日亲自率师出发北上，最迟不逾十二月一日，在未收复失地以先，决不回京。（二）严令张学良即日出师，收复失地，如三日内仍无出兵表示，则予以撤职严惩之处分。该团代表全沪同学意志，受全沪同学委托，为水深火热中之东北同胞而请命，为危在旦夕之整个国家而请命，誓本耿耿愚忱，敢效秦庭痛哭，不达目的，决不离京。钓座以身许国，叠有宣言，际此困难当头，敬乞俯颇舆情，准予所请，以昭大信，而镇人心，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四）国府文官长发表谈话
此次上海各大学赴京情愿出兵团，在报上所披露之文件，措辞殊越轨围，其由沪来京，竟有强乘车辆，殴打路员之举动，已非守法学生所应为，至可遗憾。到京后，蒋主席嘱该生等至中央军官学校听受训话，竟拒不往，相率集合国府，亦不肯先推代表入见，此为以前请愿所无者，旋经于委员右任当众剀切诰诫，亦不见听，必欲在国府见蒋主席，且欲主席当众亲书誓词，主席何时出发，事关机宜，自非他人所能过问，国民此时，应上下一致，如信任政府，应由政府全权处置，如不信任，则主席当然无答复之必要，更无被学生胁迫签字之道理，此虽三尺童子亦应知之。主席受命党国，对全党及全体国民负责任，今以少数学生，欲主席当众签字，此不啻侮辱国家元首，则无异侮辱国家与全国国民之人格，在外患紧急之时，对政府如此侮慢举动，法纪体制，均置不顾，将使政府何以对外，最近发现反动传单多种，辞多荒谬，且据报日内共党将在京密谋举动，足见此事背景复杂，反动派共产党及卖国分子等背后指使，何所爱于青年，而少数大学生不察是非，竟甘堕其奸计，实可痛心。综观该生等此次来京前后之情形，显系有人预为设计，欲以青年为牺牲，而逼政府于难堪，阴谋诸为险毒，政府对青年始终爱护，且认多数青年，系被人利用而不自觉，故以极端宽容，望其相悟，促其就范。一方面自当维持秩序与纲纪，在此外患日深之际，若有假借爱国之名，以图摇动政府捣乱秩序者，必为国民所共弃。对于此事我国民必须有清晰正确之观察，尤望一般青年，重速猛省，勿以爱国动机而长为他人所利用云云。（中央社）
（五）蒋主席手谕
亲爱的各大学诸生来京请愿，激于爱国热忱，深为欣慰。本主席效忠党国，早具决心，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对于军事外交诸问题，已派张教育长治中说明，当皆了解，望诸生转告各同学，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各尽天职，此谕上海各大学学生。蒋中正。
好一个轰轰烈烈“生死早置之度外”的请愿团，经不起国府门前一冻一恶，国府文官长一吓，最后国府主席一哄，便乖乖的叫声“拥护国民政府”，静悄悄的回来了！难怪蒋主席讥笑他们“不要口是心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前几天被打的站长段长们，见了他们满意归来，当然要上前道一声“别来无恙”！
这样的把戏，大家已经看够了，下次不必再玩了！
既然是大学生，总应该读过近代欧洲史，一八四八年维也纳和柏林为自由而战的大学生，曾玩过这样的把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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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矣冯庸！（瘪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休矣冯庸！
瘪公
当日军强占沈阳时，无抵抗而逃的并不只是军阀，前此为中东路事体而慷慨赴敌不可一世的冯庸大学诸爱国英雄，也一样是逃之夭夭。
“东北长城两少年”，一个长城张学良，在日军蹂躏东北时，躲在北平安乐寓中，连发不抵抗的命令；一个长城冯庸，在日军蹂躏东北时，居然乞怜日本友人的阴庇，具保签字不反对日本，苟全了性命，逃到远方。
逃了就逃了，还有脸面“率东北旅平学生救国请愿团九百余人，乘津浦车离平南下，……学生军随车护卫，冯大女学生戎装军佩枪，精神抖擞，开车时大呼口号，声震城市。”来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江南大抖威风！不怕日本人齿冷吗？
他们浩浩荡荡的南来，自称是救国请愿；然而据冯庸自己对上海新闻报记者说：“请愿团临行时，张汉卿曾加劝阻，其意恐引起各方误会，以为系彼所主使，经余力为陈说，谓兹事完全民众自动，请勿过虑。”请愿救国虽然不免带有风头性质，而究竟不是一件暧昧不可告人的事，有什么引起误会？有什么不可以主使？经冯庸这样一解释，倒成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了！
既然不是张汉卿所主使，为什么要为张汉卿辩护呢？呵！这也是自动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问冯庸：“东北当局对日之不抵抗深为国人不满，尊意如何？”冯答报：“余绝对非左袒张汉卿，但深信此次事变，系平日有抵抗所致，所谓抵抗之最大者，即铺设吉海、沈海等铁路，并创联连，减低运费，使南满路骤受打击云。”照他这样说法，这些所谓抵抗之最大者，都是铁路部和交通部的任务，此外还要耗费巨量人民血汗供养二十多万边防军和当防军干吗？
冯庸此次南来，不但为张汉卿辩护，还为日本帝国主义宣传，他说：“余意日军用意，以日方势力伸张达于洮南路为止，非遽欲觊觎于黑龙江省恒也。”现在的事实是怎样？
当日军炮击天津时，“戎装佩枪”“精神抖擞”曾经浩浩荡荡南来救国的冯大学生军，又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休矣冯庸！休矣国家主义派的爱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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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导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
前言
一、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
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三、19世纪初的德国
马克思主义早已是国际性的概念，是进步愿望的象征，但也是遭到形形色色批判的对象。历史进程总是比人们思想对它的理解要复杂得多，在历史进程的旋涡中，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运用。就连马克思本人也被“分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并且又把他同恩格斯分开，把他们两人同许多其他的人分开。而所有这样做的人，直到今天，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忠于马克思的思想。五花八门的历史实践，从斯大林的恐怖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都企图证实马克思的思想和意图！
究竟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存在这种矛盾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呢？究竟是存在一种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的思想也遭到了任何伟大思想相同的命运，即各个时代都结合本身的问题和形势看到这一思想的不同方面，更有甚者，个别人不仅用它来说明时代的现状，而且用它来说明自身的能力呢？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至少应当回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尽可能地做出说明。
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综合的体系，因此最好从它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着手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就是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这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总体来说，这也是人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为了揭示和实现一切使他成为人的因素，为了解决人本身产生的一切问题、疑虑、迷惑和神秘化现象而不断努力的结果。人在这种斗争中表现出光明和阴暗的两面。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障碍和困难，人类关于人是创造者的崇高思想，关于人使整个自然发展一体化的崇高思想，关于人的唯一合理目标和乐趣只能是人的生活的崇高思想，终于战胜了一切阻碍人类发展、使人类陷人抽象的幻想、使人类在追求进步中麻木不仁从而丧失人性的不良现象。在这里至少有必要极其简略地谈一谈人类的精神在自我觉醒的长途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产生直接影响的那些重大突破。
一、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
18世纪和19世纪初，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人的形成，而且是年轻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力图完成改革欧洲社会结构及其意识的长期斗争过程的时期。这种与旧势力的冲突表现得最明显和最激烈的地方，思想也必然最激进。与旧的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是迄今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与旧的宗教相对立的是唯理论，与旧的神学的社会制度观相对立的是人民主权的思想。[1]
18世纪在法国确实可以称作启蒙运动的革命时代。这一启蒙运动在英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下，继承了本国的进步传统，首先提出了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代表的自然神论和立宪政体。
启蒙运动发展的转折点是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的出版（1751年），这部百科全书在当时和以后都是人类创造性精神的最重大的创举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德·狄德罗成了中心人物，他是法国革命思想的博学的全才，是围绕百科全书的整个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这同时也是当时最激进的哲学派别——法国唯物主义形成的时期。
尽管我们有理由把法国唯物主义称作机械唯物主义，但是它不仅是当时的革命思想，而且它的批判性、激进性和自觉性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实现今后意图的关键。此外，我们不应忽略，他们的著作，特别是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的著作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虽然其中许多因素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假设。拉美特利曾预感到，关于人起源于动物的思想绝不是荒诞无稽的和耸人听闻的[2]，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则提出了关于永恒变化的绝对思想[3]，——这些思想都从根本上摧毁了千百年来关于世界和人永恒不变的观点。而这在各个方面都是数十年后出现的关于人和自然界的更激进、更深刻、更彻底的观点的重要前提。
[1]马克思在《祌圣家族》中评述法国唯物主义时说：“伏尔泰指出，18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詹森派的争论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成的。可见，人们之所以能用18世纪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解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用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形态来解释的。这种生活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DietzVerlag,Berlin1962,Werke,sv.2,str.133-13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译者注〕）
[2]茹奥·拉美特利用自己的这些观点不仅批判了教会关于人的起源的教条，而且批判了林耐关于物种不变的静止的观点。
[3]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写道：“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不在变化吗？我们自己难道也不在变化吗？……呵，人呵！难道你永远不会领悟到，你不过是一个生命短暂的动物吗？在宇宙里，一切都在变化；自然里并不包含有永恒不变的形态；而你却一定要认为，你的种属绝不能消灭，一切都遵循着一般的法则改变着，唯独你应当例外!”（Sytèmedelanatare,Londres1781,Isv.,str.74-75.〔参见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0—81页。——译者注〕）而狄德罗说：“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以前的那些动物种类呢？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人类以后的那些动物种类呢？一切都在变，都在过渡，只有全体不变。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LeRêveded'Alembert,Oeuvresphilosophiques,Paris1956,str.299-300·〔参见狄德罗：《达朗贝的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2页。——译者注〕）
也和本体论的观点一样，在认识论中，除了著名的沉思以外，也可以看到一定的辩证因素。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存在着关于认识发展的思想，认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甚至实践的某些因素。他们还不能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决定论来考察人的特殊性，并得出解释历史现象所必需的那些范畴。但是他们用自己激进的唯理论和对旧的形而上学和唯灵论的尖锐批判，同样以最彻底的方式为关于人和历史的新的观点清扫了场地，这种新观点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现存世界之外的依据和前提了。这种观点使人立足于自身，人在解决自己的历史存在问题时要明确地指靠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行动。
在历史问题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也标志着一个新阶段。不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研究和观点提出了探索人和历史发展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的问题，不仅他们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结合政权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得出了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其中某些人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关于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的萌芽。
这个问题，在爱尔维修批判孟德斯鸠的地理因素论时，就已经提出来了。爱尔维修指出，长期不变的地理因素不能说明社会变革的动向。他指出了国家政体和社会环境的意义。洛克的经验论在这里已经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得到彻底贯彻。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性格。[1]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这些思想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在社会结构和政权的问题上，当时工业、商业和国际经济联系的蓬勃发展不能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发生影响。例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文艺沙龙的成员G.雷纳耳（G.Raynal）就已经看到，经济繁荣决定文化繁荣，意大利和荷兰文艺复兴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2]沃尔涅（C.F.Volney）也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影响，并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阶级的作用，巴尔纳夫（J.Barnave）则继承了雷纳耳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所有制在各种社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
我认为，总体看爱尔维修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最深刻，他在《论精神》和《论人》等著作中，已经尝试着做了某些概括，并最接近于唯物史观。大家知道，在《论人》中爱尔维修提出了关于荒岛、人口增殖、采取新的经济活动方式、货币的出现、富裕和贫困等等假设。而在《论精神》中，他得出了下列天才的概括性结论：“所以很明显，假定是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里，文明都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完善程度。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从它的语言中删去以使用我们双手为前提的弓、箭、网等语词，那它在精神方面，就一定大大地不如某些只有不到二百个观念，只有不到二百个语词表达其观念，因而其语言与禽兽一样只归结为五六种声音或叫声的野蛮民族。”[3]
[1]“经验向我们证明，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是随着他们政权的形式而改变的；各种不同的政权可以使同一个民族的性格有时崇髙，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善变；有时勇敢，有时胆怯。”（Helevétius,Del’homme,Paris1909,str.206.）
[2]参见《从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移居和经商之时起的哲学和政治史》（HistoirephilosophiqueetpolitiquedesétablissementsdtducommercedesEuropéensdanslesdeuxIndesParis1780）。
[3]Helevétius,Del'esprit,Paris1909,str.18.（参见克·阿·爱尔维修：《论精神》，《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4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从来不曾通过自己最光辉的代表达到过这样髙水平的批判精神、革命热情、历史创造性和思想洞察力。这是新思想和新探索真正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此，整个18世纪都受到这些启蒙运动者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在一切国家中，在资产阶级准备在人类永恒的历史长剧中起主要作用的时候，都曾起过鼓舞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并特别高度评价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这些方面，恩格斯在晚年时写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
这无疑是一种变革和革命思想的最充分和最明确的表现，这种思想不仅是改变欧洲的面貌，而且是改变欧洲的精神的种种事件的先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被直接继承下来，并通过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而在历史上发生作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在历史方面，获得了新的重要的认识。
[1]F.Engels,DieEntwicke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Berlin1962,Werke,sv.19,str.189-19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译者注）
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在当时的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虽然方式不同并具有很多特点。当时德国尽管处在极少有可能采取具体的历史性行动的形势下，但也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新的资产阶级的人的呼声和意愿。从中世纪末起，德国的特殊历史、中央皇权的削弱、普鲁士贵族和市民阶级在经济上的竞争、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后果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德国的四分五裂，不存在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存在强大的市民阶级和统一的民族意识。当它的西方邻国已经把革命的思想变为武器的批判的时候，德国的市民阶级还遭受着妄自尊大和原始野蛮的专制贵族的专横统治，因而在这种受压制的环境中和无出路的形势下，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了信心，变得庸俗不堪。[1]
在18世纪，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各邦君主还在把农奴卖给英国充当到美洲去打仗的炮灰，他们仍然统治城市、任命市政局成员、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毕竟开始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他们不可能对那些在西欧带来了思想自由、经济繁荣和政治开明的历史事件，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1]恩格斯在1890年6月5日致保·恩斯特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PismoP.Ernstuod5.Juna1890,K.MarxiF.Engels,Odabranapisma,Zagreb1955,str.30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译者注〕）年老的歌德也有同样的看法，例如他在1828年3月12日同埃克尔曼的谈话中说：“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过早地使我国可爱的青年驯顺，从他们身上驱除一切天性、一切独创性、一切野性，以致最后在他们那里只留下庸俗。”（约·彼·埃克尔曼：《歌德谈话录》〔J.P.Eckermann,RazgovorisGoetheom,Zagreb1950,str.160-161.〕）
因此在当时德国的文学和哲学领域中，最优秀的人物也同样受到欧洲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哺育。只不过上述情况使得他们的思想在美学和思辨的领域中得到了更高的升华，并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克洛普什托克（F.G.Klopstock）、维兰特（Ch.M.Wieland）、莱辛（G.E.Lessing）、歌德（J.W.Goethe）、赫尔德（J.G.Herder）、席勒（F.Schiller）的文艺创作，不仅包含着对以往的状况、思想和感受的直率的和含蓄的批判，而且以其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而成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中开阔人的思想和克服民族局限性的根本前提之一。
资产阶级意识的历史性批判，在法国激进的形势下表现为激进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在德国不发达的情况下则只能表现得更加间接：哲学是测定一定历史气压度数的最可靠的气压表，在这个领域中，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教条主义，建立新的哲学方法——辩证法，抽象地宣布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提出新的伦理原则和关于人格尊严的新观点。在所有这些方面，康德的哲学是报道新时代和新精神来临的第一个使者。
任何代表历史进步的意识，特别是代表革命的意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必然要求具有批判性、认识的明确可靠性和主观的能动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批判性表现于否定整个以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在德国，这种激进性只能在现存的思想体系的内部实现。但是，既然它代表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意图，那么在各种社会力量公开激烈冲突的形势下，它必然也基本上具有同样的特点和同样的思想。
这无疑是康德对英国经验论的相对主义和莱布尼茨-沃尔弗的唯理论的教条主义感到不满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这一教条主义直接进人神学的领域并且成了神学的前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具有若干重大的特点：它承认现实的客观性（这在经验论那里却是一个问题），它企图确定和证明我们的认识的绝对性（尽管是在现象领域），从而以批判的方式解决哲学中流传千百年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即把这个问题断然移入主观的领域。
康德在解决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时，仍然使主体和客体脱节。而且自在之物、本体，是理性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关于存在上帝的一切传统的证据，在康德的批判中得到了否定的评价。他的先验原理意味着主观领域的能动性，虽然它仍以一般意识为前提，这种一般意识也可能具有某些神学的属性，例如在后来的新康德主义中就是如此。[1]所以他以先验的原理宣告了德国思辨唯心主义的特殊的、勇往直前的、真正惊人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确实是令人赞叹不已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发展的最后和最高代表人物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史中正是强调了康德的这个因素。[2]
康德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创立的伦理观。尽管康德在这一尝试中仍然使存在和需要脱节，但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用自己的绝对命令提高了人的尊严和人格尊严，从而正是在哲学上反对使人处于人身依附状态和把人当作单纯工具的现实。毫不奇怪，康德哲学的这个因素后来也可以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尽管这种观点同某种精心设想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能结合的，但是在使马克思主义较多地关心历史存在本身这一点上则是有帮助的。
[1]这特别表现在19世纪末威·文德尔班的著作《序曲》中关于“神圣之物”的概念中。
[2]“这是康德哲学的伟大的一面。康德指出，思维本身是具体的，具有着先天综合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是从知觉中创造出来的。这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伟大的。”（G.W.F.Hegel,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SämtlicheVerke,sv.19,Stuttgart1959,III,Str.558.〔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从德国哲学以后的整个发展中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形势是有利于更加突出地强调主体这一情况的。不应忘记，德国文化尤其是德国哲学中几乎一切重要代表人物，都站在美国解放力量一边反对英国统治，同样也都热情地祝贺法国大革命事件。爱好自由和英勇无畏的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在他那里，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获得了可能达到的最激进的表现。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原理完全能够论证主体的绝对自由，同时足以得出可能获得的知识的整个基本体系。费希特的《知识学》标志着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特殊的里程碑，它对整个19世纪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二元论是矛盾的，是对主体的自由和智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也是多余的前提，因为在康德那里，先验的领域也是本质的、规律性的、普遍的和成型的东西的体现者。因此，费希特抛弃了不是绝对的“自我”所内在固有的一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切教条主义，并建立真正的批判哲学。绝对的“自我”成了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上级决定的级别，从而也是绝对的品级。因此，如果需要从绝对的“自我”出发介绍哲学的全部内容，那么除了演绎法以外，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做到这一点。可见，费希特的哲学已经提出了唯心主义思辨方法的本质，而这正是思辨方法最伟大的能手黑格尔特别重视的因素。[1]从绝对的“自我”出发，通过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得出了逻辑范畴；费希特用概念的辩证对比、相互限制、否定、综合等方法完成了这一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思辨演绎的实质以及辩证法的某些基本要素：否定的原则、在辩证的意义上理解扬弃（aufheben）[2]、对立统一的观点、作为否定的肯定的辩证观点等。尽管这些都是在绝对主体的抽象领域中提出的，而且没有经过黑格尔的丰富的现实的充实，但是若没有费希特的这一番努力，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宏伟结构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在哲学向前发展的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为客体恢复名誉。而这由谢林来完成了。
[1]“费希特的哲学却有一个大的功绩，他促使我们注意到一点：即须揭示出思维范畴的必然性，并主要地推演出范畴的必然性来。——费希特的哲学对于逻辑的方法至少产生了一个效果，就是说，他曾昭示人，一般的思维范畴，或通常的逻辑材料，概念，判断，和推论的种类，均不能只是从事实的观察取得，或只是根据经验去处理，而必须从思维自身推演出来。如果思维能够证明什么东西是真的，如果逻辑要求提出理论证明，如果逻辑是要教人如何证明，那么，逻辑必须首先能够对它自己的特有内容加以证明，并看到它的必然性。"（G.W.F.Hegel,Encyk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Leipzig1930,str.69.〔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2]例如：“某种程度的限制意味着不是通过否定完全地扬弃，而只是部分地扬弃这种现实。"（约·哥·费希特：《全部知识学基础》〔J.G.Fichte,GrundlagedergesamtenWissenschaftslehre,Leipzig1922,str.29.〕）
费希特完全没有这种打算。他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理所当然地演绎出心理的领域，以便在第三部分即对他来说是根本的部分——关于实践的部分解决“自我”和“非我”的矛盾，即“自我”的存在是完全自觉的，它决定“非我”即客体，它内在地扬弃“非我”，这就构成了经验的“自我”的实质和它的伦理活动。费希特想这样来创立绝对自由的哲学。主体再也不会害怕某种只是它的自身事业的事。它不仅是决定论体系的链条中的一环，而且是绝对的品级、绝对的活动、绝对的自由。
尽管这是唯心主义的极端抽象的哲学，它实质上解决了人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的自由问题。虽然费希特在这一设想中远远离开了目标，但是他的哲学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思辨叙事诗，这个方面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历史使命和自由。
在创立某种历史辩证法方面，费希特也是黑格尔的先驱。[1]在他所处的不发达的庸俗的时代里，他由于无神论和革命思想等还受到攻击和指责。但是，在被占领下的德国，除了费希特以外，没有别的人在柏林向德国人民发表演说，号召他们争取自由。[2]
谢林企图跳出费希特的绝对主体的范围；这也是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综合体系的一个必要环节。费希特的“自我”成了客观和主观统一、现实和思想统一的绝对者。这种永恒作用表现在自然界中的现实方面，由自然哲学来表述；而表现在“自我”、智能和历史中的思想方面，由先验唯心主义体系来表述。[3]
[1]约·哥·费希特：《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J.G.Fichte,DieGrundzilgedesgengenwärtigenZeitalters,1806）。
[2]约·哥·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J.G.Fichte,DieRedenandiedeutscheNation），1807—1808年在柏林发表的演说，1808年出版。
[3]弗·威·谢林：《对一种自然哲学的想法》（F.W.J.Schelling,IdeenzueinerPhilosophiederNatur,1797），《先验唯心主义体系》（SystemdestranscendentalenIdealismus,1800），《我的体系介绍》（DarstellungmeinesSystems,1801）。
自然哲学的根本任务是从自然界出发，在现实的东西中说明思想的东西，从而认清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与理智统一的。先验哲学从“自我”出发，演绎出自我意识的全部内容。在“自我”中，主体和客体最初是对立的，这只不过是两者对立但绝不能彼此消灭这一情况的反映，因为每一方都只不过是另一方的对立面。因此，哲学是具有不同时代的自我意识的历史。
在先验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谢林把各个时代系统化了，以便在实践哲学中演绎出法律制度、国家和历史，在实践哲学中，理智作为意志的自我规定在自身之外发生作用。历史作为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绝对者的逐渐表现，本身也分为三个时代。自我意识的全部发展，由艺术、法律的和完善的国家机关、哲学文献来完成，哲学文献也就是观念表现为精神的最高方式。
谢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哲学，存在着许多辩证地观察问题的因素：运动的相对性、作为世界普遍规律的分化规律、对立规定性的统一、质和量的关系、决定论问题等；而他在先验哲学中试图说明作为某个历史时代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谢林哲学的青年阶段对于黑格尔哲学完成综合整个非凡的精神发展过程的意义。
因此，我们最好引用黑格尔本人叙述他过去的亲密朋友谢林的哲学优缺点的意见，然后进而论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起了最大作用的哲学。黑格尔说：“在谢林那里着重提出来的是理念本身，即真理是具体的，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每一阶段在体系里都有自己的形式；最后的阶段就是各个形式的全体。谢林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在自然哲学里，他曾经指出了自然里的精神形式：电、磁都被他看成只是理念、概念的外在方式。谢林哲学的主要之点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内容是真理，而真理是被了解为具体的。谢林哲学具有一个深刻的思辨的内容，这内容，作为内容来说，也是整个哲学史所从事探讨的内容。思维本身是自由的，但不是抽象的，而是本身具体的：思维把握住自己在自身内作为一个世界，但不是作为理智的世界，而是作为既是理智的，又是现实的世界。自然的真理性、自在的自然是理智的世界。谢林曾经抓住了这个具体的内容。”[1]而关于谢林哲学的缺点，他写道：“缺点在于这个理念一般以及这个理念的规定和这些规定的全体（这些是理想的和自然的世界所给予的）并没有通过概念自身予以必然性的揭示和发展。它缺乏逻辑发展的形式和进展的必然性。理念就是真理，一切真的东西都是理念。这必须予以证明，而且理念之系统化为世界，或者世界作为理念的揭示和启示，必须得到证明。由于谢林没有掌握住这一方面，所以就丢掉了逻辑的东西和思维。因此理智的直观、想象力、艺术品便被理解为表达理念的方式：‘艺术品是最高的和唯一的方式，在其中理念成为精神的对象。’但是理念的最高的方式乃是它自己的因素；思维被概念把握着的理念是高于艺术品的。”[2]
在这些思想中阐述了黑格尔著作的目的和基本意图。我们已经简略地指出过，黑格尔是这一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天才的实际完成者，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起最大作用的思想家。没有他就不会有大家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但同样，若没有黑格尔以前的一代人在思想上所做的大量努力，若没有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和获得的知识，黑格尔的著作也是不可想象的。
[1]G.W.F.Hegel,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SämtlicheWerke,sv.19,Stuttgart1959,III,str.682-683.（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1页。——译者注）
[2]G.W.F.Hegel,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SämtlicheWerke,sv.19,Stuttgart1959,III,str.683.（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1-372页。——译者注）
从黑格尔的神学成见或从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研究出发来解释他的辩证法，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包罗万象的辩证观点的某些动机和补充因素。辩证观点的根本来源，首先就是德国哲学以往的发展提供的成果和所研究的问题。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已经提出了思辨演绎原则、辩证法的许多因素、自我意识的时代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这是黑格尔体系的基础）的重要因素，事先都曾被研究过，否则黑格尔的著作就会令人惊讶得不可理解。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和社会以最紧密的方式有机地和综合地处于辩证的分析和考察中。特别在历史、社会、政治以及历史意图等方面，黑格尔都超过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
在这里，由于导言式的论述和介绍不允许我们做详尽的分析，因此我们将只限于提到黑格尔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过特殊作用的某些重要因素。[1]
谢林之后，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已经再也不能本着康德的二元论或费希特的主观主义精神来解决了。同一哲学的基本思想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没有从它的必然性中推导出来和加以说明。这种认识成了黑格尔的主要努力和主要愿望，即从统一的、原初的、理想的原则（它已经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中得出整个现实世界。这样一来，客观和主观脱节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像在费希特那里那样，一切客观的东西在先验的主体中升华了。从原初的绝对的统一即绝对观念中，应当得出世界的全部根本内容，应当说明这一过程的每一个因素都是必然的。
[1]在马克思主义书刊中，对黑格尔的哲学做了最卓越和最详尽的分析的有：赫·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H.Marcuse,ReasonandRevolution,1941），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G.Lukács,DerjungeHegel,1948），恩·布洛赫的《主体-客体》（ErnstBloch,Subject-Object,1952）。
他在《逻辑学》中写道，自然、历史、精神的全部现实性都是“精神的运动”，“概念的内在发展”，辩证法不仅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而且同时也是认识的绝对方法。这里提出的思想是很伟大的，它说明，哲学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某种脱离内容的外在的东西，不是某种技巧性的或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1]，这就是说，辩证法是观念以及作为观念的另一存在的一切外在的和对象性的东西发展的同一道路，也是认识的绝对方法。[2]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和《美学》中叙述了作为精神的绝对的东西表现的全部丰富内容。他在《逻辑学》中，在迄今最广泛和最深刻地概述辩证法和分析“纯粹本质”中，谈了作为逻辑和方法论的辩证法的全部丰富内容。他在《逻辑学》中说：“我在《精神现象学》里，曾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表述意识。意识就是作为具体的而又被拘束于外在的知的精神；但是，这种对象的前进运动，正如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一样，完全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粹本质的本性为基础的。意识，作为显现着的精神，它自己在途程中解脱了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性之后，就变成了纯知，这种纯知即以那些自在自为的纯粹本质自身为对象。它们就是纯思维，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它们的自身运动就是它们的精神生活，科学就是通过这种精神生活而构成的，并且科学也就是这种精神生活的陈述。”[3]
[1]G.W.F.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Leipzig1932,sir.7.（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页。——译者注）
[2]他在《逻辑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说明：“这个方法就是关于逻辑内容的内在自身运动的形式的意识。”（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Leipzig1932,sir.35.〔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译者注〕）他在叙述了自己的否定辩证法的观点并提到他知道他的方法在细节上还有待改进之后，得出结论说，他“同时却也知道它是唯一真正的方法。从这个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看来，这一点是自明的；——因为这正是内容本身，正是内容在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显然，没有一种可以算做科学的阐述而不遵循这种方法的过程，不适合它的单纯的节奏的，因为它就是事情本身的过程”。（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Leipzig1932,str.36.〔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译者注〕）
[3]G.W.F.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Leipzig1932,str.7.（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页。——译者注）
《现象学》是一本意义特别重大的著作，因为黑格尔在这本书中辩证地说明了各种意识形式（从直接的感性认识到绝对知识）的发展，以统一的方式指出了人的精神和作为其基础的关系的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在这一著作中已经提出了人是其本身的活动即劳动的产物的观点，虽然是以抽象的思辨的方式提出的。而这一思想正是青年马克思特别强调的因素。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黑格尔的这部著作时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
[1]K.Marx,Ekonomsko-filozofskirukopisi,Raniradovi,Zagreb1967,str.320.（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黑格尔天才地看到，人的历史是一分为二和异化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这种异化的扬弃，是意识到异化在艺术、宗教，最后在哲学的各种形式中的存在。由于黑格尔最初把人理解为意识，《现象学》是关于意识的这种发展和表现的科学，因此异化归根到底也只是抽象地在意识中加以扬弃。[1]同样，必然地和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理想的基质、精神性，必然具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的结果，即关于自身是一切运动和发展的基础、本质和实体的绝对认识。“精神的具体存在作为意识具有两个方面：认识和与认识处于否定关系中的客观性。精神自身既然是在这个意识因素里发展着的，它既然把它的环节展开在这个意识因素里，那么这些精神环节就都具有意识的上述两方面的对立，它们就都显现为意识的形象。叙述这条发展道路的科学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实体和实体的运动都是作为意识的经验对象而被考察的。意识所知道和理解的，不外乎是它的经验里的东西；因为意识经验里的东西只是精神的实体，即只是作为经验的自我的对象。但精神所以变成了对象，因为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而经验则被认为恰恰就是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直接的东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即是说，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才是意识的财产。”[2]
[1]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的基本错误时，指的正是这一点：“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狞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XVII]（见第XIII页）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K.Marx,Ekonomsko-filozofskirukopisi,str.318.〔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2]G.W.F.Hegel,PhänomenologiedesGeistes,Hamburg1962,sir.32.（参见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5—266页。——译者注）
另一方面，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逻辑学，即关于这些“理想本质”（范畴）的辩证发展的学说。书中不仅对范畴做了非凡的深刻的分析，而且发展了辩证思维的一切重要形式（当然包括某种特定的历史实践的形式）。辩证法的原理和规律：否定性、对立性、量和质的关系、总体、否定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缜密的研究，并成为后来在对辩证法做唯物主义解释时可以简单地接受过来的原理。此外，直到今天也没有对这些原理补充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
在这篇简短的导言式的叙述中我们只是提到，从黑格尔的同一哲学的全部观点中应当看到，思维形式并不是对于不可捉摸的自在存在的先验形式，也不是仅仅适应于内容的我们意识的空洞形式，而实质上是内容本身的“灵魂”，是个别中的一般。关于逻辑和逻辑因素的本体论观点，无疑是理解思维和实践可能存在的关系的基础，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深刻和最有思想内容的解释。由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在别的地方还将谈到，现在可以总结说，黑格尔的著作是哲学史上最宏伟的尝试之一。他的体系被后来的发展所超越。对他也可以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指责和批判。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哲学标志着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时代，是说明人类伟大创造力的智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三、19世纪初的德国
上述一切都是人类的思想和创造力的伟大成果。马克思的研究和努力，如果没有受到这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不考察这些天才的观点和观念，要想取得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人类进步的这条道路上，而不是在它之外，也不能绕过它，马克思的天才，经过他青年时期的紧张的努力，才解决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在很多方面对人类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的重大问题。从有关的直接科学基础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就里，集中并进一步发展了欧洲思想的主要进步流派，对于它们我们只是简短地提一提，其中某些流派以后还将谈到。
这种新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全面的理论基础或前提本身令人信服地表明，它们的创造者深切地关注当时人类的根本的决定性的问题。
上述前提的大部分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蓬勃发展和它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的时代由资产阶级人物创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普鲁士的公民，也是在德国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日益意识到本身的历史作用，也就是意识到西欧资产阶级在17世纪和18世纪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曾经轰轰烈烈地和富有“民主”色彩地起过的作用。
但是，在荷兰、英国或法国，由于各种情况的适当配合，资产阶级当时已经统一起来，并且强大得足以反抗过去的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可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初，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仍然感受到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贵族本身的经济竞争（尤其在普鲁士）、德国各邦的长期割据以及拿破仑的占领所造成的后果。拿破仑带来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性行动的精神和结果，但是他的占领也有其相反的一面。由于这种占领，再加上其他情况，特别是他在俄国的失败，推动了德国群众的起义。1813—1815年人民的这种革命情绪，又被德国社会中最反动的部分即封建贵族所利用，这就进一步抬高了他们在德国人民中的威望。
尽管存在这些事实，但是19世纪最初几十年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对德国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施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法令，城市终于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农民开始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虽然只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得到解放，贫苦农民则成了德国容克地主庄园的雇佣工人），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也被迫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允诺要颁布宪法。[1]
正当拿破仑失败后人人期待出现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复兴时期的时候，欧洲的反动势力却赐给自己的臣民一个神圣同盟。在近代，神圣的称号始终是一切反动势力蛊惑人心的装饰品。
普鲁士的封建反动派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诺言。可是，德国的生活已经不再像50年前那样了。资产阶级，特别在莱茵地区，正处在不断壮大的时期。对不久前的往事的鲜明回忆，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使得德国，特别是其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王国的政治气氛和思想气氛日益活跃起来。当时封建反动派还相当强大，足以压制一切比较重大的政治示威或政治要求。因此，1817年的瓦特堡集会和1832年汉巴哈集会，都没能获得直接的效果，虽然它们唤醒了沉睡中的德国公民的政治觉悟。
特别是在巴黎七月革命（1830年）以后，反对派运动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巴黎事件在德国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它首先受到了德国思想复兴运动的两位倡导者——路·白尔尼（L.Börne）和亨·海涅（H.Heine）的热烈祝贺。
七月革命后他们的巴黎来信和报道，对革命青年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2]在他们的影响下，德国文学界掀起了一个名叫“青年德意志”（DasjungeDeutschland）的新运动，参加者有：卢·文巴尔克（L.Wienbarg）、卡·谷兹科夫（K.Gutzkow）、亨·劳贝（H.Laube）、泰·蒙特（Th.Mundt）等人。他们和以往的作家不同，要求在文艺创作中贯彻政治利益，主张文学与生活相结合，争取妇女解放；而在政治上他们是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1]1807年的施泰因法令废除了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但是，农民对封建主的义务并未全部取消，而1811年、1812年和1816年的哈登堡声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施泰因法令。尽管如此，这些改革对于在农村中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和开始实行众所周知的特殊的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毕竟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些改革是拿破仑作战时期普鲁士艰难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必终结果。
[2]指白尔尼（L.Börne）的著名的《巴黎来信》（BriefeausParis,1832-1834）和海涅的《法国状况》（FranzösischeZustände,1833），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白尔尼和海涅对“神圣德意志帝国”及其封建君主的猛烈抨击，以及他们利用种种机会对那些不合政治潮流的、妄自尊大的和不学无术的封建臣仆的指责，那么就很容易理解，普鲁士反动派是绝不会在国内长期容忍这种思想上的叛逆的。
由于沃·门采尔（W.Menzel）对自己过去的朋友、上述整个文学运动的领袖谷兹科夫进行了告发性的攻击，于是迫害就开始了。德意志联邦于同年即1835年颁布法令，禁止印刷和出售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的作品。
虽然这个运动被这样镇压了下去，但是这一切对那些心中怀着自由、民主和至少是立宪思想的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的人在德国日益增多了。
哲学革命及其后果，在德国则具有深远得多的影响。
正如海涅早已天才地预见到的，黑格尔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1]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的哲学生活是在黑格尔著作的影响下度过的。1831年黑格尔死后，他的学派就分裂为所谓左右两派，即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施蒂纳、科本〔C.F.Köppen〕、梅因〔E.Meyen〕、鲁滕堡〔A.Rutenberg〕、奥本海姆〔D.Oppenheim〕）和正统黑格尔派（盖伯勒〔G.Gabler〕、辛里克斯〔H.F.W.Hinrichs〕、格歇尔〔K.F.Göschel〕）。
[1]海涅在其著名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ZurGeschichtederReligionundPhilosophieinDeutschland,1834）一书中写道：“我们的哲学革命结束了。黑格尔圆满地完成了哲学上的伟大事业。”《海涅全集》第4卷（SämtlicheWerke,izd.Elstera,IV.str.290）
通常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即他的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使得后人有可能或者发展他的哲学的这个方面，或者发展他的哲学的那个方面。的确，正统黑格尔派坚持黑格尔体系的全部保守观念，并把它进一步教条化；可是另一派却没有进一步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除外），而是发展了他的体系的一个部分，首先是他的宗教哲学。[1]
黑格尔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哲学方面进行了特别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因为这个领域对他们来说是理论上最容易入手的，同时也是与他们的自由观直接对立的。此外，通过批判宗教，进而通过对当时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教会组织的批判，可以比较顺利地表述自己的新观点，因为在政治领域，统治势力仍然几乎不允许提出任何批评。而且，黑格尔也为他们批判地考察和分析宗教哲学领域，留下了相当多的材料。
黑格尔对宗教现象的看法，实质上是反对有神论的。在他看来，宗教是认识绝对、认识绝对观念的因素之一，其实也就是对他哲学中这种实体精神要素的绝对自我认识。在这种绝对观念的认识观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唯理论在这里也占着优势，因为他认为哲学的认识比宗教的认识更重要。在他看来，艺术的认识是通过个别来认识绝对的第一阶段，宗教的认识是以已经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形式来认识绝对观念，而只有在哲学中，绝对观念才达到绝对知识的最高阶段。[2]
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既综合了斯宾诺莎的因素，又综合了费希特的因素，既综合了作为一切生活和生活现象的实体的绝对观念的因素，又综合了在个人的自我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因素。
黑格尔左派除了借助于抽象的哲学外衣，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进步愿望和思想，因此，他们把全部争论都完全转移到这个领域中，并在哲学和宗教的对立中看到了当代的基本矛盾。
[1]H.施图克（H.Stucke）在《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derTat,Stuttgart1963）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一切青年黑格尔分子都列为黑格尔死后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左派，也不能把所谓老年黑格尔分子都列为这一运动的右派，因为在前者和后者的内部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此外，施图克对采什科夫斯基（A.Cieszkowski）的评价，也不同于奥·科尔纽（A.Cornu）和R.劳斯（R.Lauth）所做的评价。
[2]黑格尔明确地指出：“精神本身自为地对象化的形式和方式，就是观念；这一因索是像宗教这样的绝对意识的形式。相反，如果精神不是在观念形式中而是在思想形式中意识到本身，那么这种意识便是哲学。”（《宗教观念》〔BegriffderReligion,Leipzig1925,str.67〕，1925年莱比锡版第67页）他还写道：“我们看到，在观念中根本的内容是以思想的形式提出的,但还不是作为思想而提出的。观念对待感性的和映象的东西是消极的，但也不是绝对地摆脱感性的东西，而是在观念上充分地提出这种感性的东西。这是只有在实际思维中才会发生的事情。”（BegriffderReligion,Leipzig1925,str.115）
大·弗·施特劳斯（D.F.Strauss,1808-1874）以其划时代的著作《耶稣传》（1835年）发展了前面的这个实体的因素，认为基督教是最初的基督教徒团体的自发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神话性质。
施特劳斯在初版序言中写道：现在已经到了不该再用老一套超自然的和自然的方式考察耶稣历史的时候了，应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神话。但是神学家不能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东西，即“他们没有使精神和思维从内部摆脱一定的宗教和教条的前提，而作者通过哲学研究早已做到了这一点。神学家可能认为，这部著作中缺乏这些前提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而作者却认为，他们著作中的神的前提是不科学的”[1]。这里已经流露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以往的批判工作。
施特劳斯在这一著作中以出色的分析证明，《圣经》中的一切信条几乎都是不可靠的和荒诞无稽的，因此他把它们称作神话。从耶稣降世和诞生、魔鬼诱惑、创造奇迹直到耶稣复活——所有这一切都通过机智而扎实的分析被宣布为神话，于是施特劳斯在最后做出结论说：“因此，迄今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破除了基督教徒对耶稣的信仰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部分，消除了基督教徒由上述信仰而产生的一切鼓舞，并夺走了基督教徒的一切安慰。”[2]
除了这种无疑是“渎神的”神话理论以外，施特劳斯还对《福音书》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中许多地方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合逻辑的，从而否定了它们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他的这些做法对进步的思想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不待说，人们对这两大卷书的反应是异乎寻常的，而施特劳斯本人也因此失掉了自己的职位。
[1]大·弗·施特劳斯《耶穌传》（D.F.Strauss,DasLebenJesu,Tübingen1840,Isv.，str.IV）。
[2]大·弗·施特劳斯《耶穌传》（D.F.Strauss,DasLebenJesu,Tübingen1840,Isv.，str.663）。
与施特劳斯的神话论不同，布·鲍威尔（B.Bauer,1809-1882）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批判复类福音和揭露基督教真相中，创立了自我意识哲学，宣布一切福音书都是个人的作品，而自我意识是历史的基本动力。[1]
早在30年代中期，鲍威尔就已经在《科学评论年鉴》（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licheKritik,1835,1836）上批判施特劳斯，但是在30年代末，特别是同亨斯滕贝格（E.W.Hengstenberg）展开论战后，他倒向黑格尔左派，并很快成了自我意识哲学的创始人。在他那里，黑格尔的观念、实体成了应当批判地消除和克服人在宗教中所处的异化状态的自我意识。在基督教中，人遭到最深刻的异化。自我意识，即批判的批判，应当消除一切传统、信仰、异化，这是人的解放的基本先决条件。鲍威尔彻底抛弃宗教，走向无神论。
[1]布·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1841-1842），《基督教真相》（DasentdeckteChristenthum,1843）。鲍威尔认为，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合而为一，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也是他的哲学的弱点、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鲍威尔认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在于克服这种两重性，他主张或者采用实体因素，或者采用自我意识因素。他说：“或者是自我意识必须重新销毁于实体的火焰中，也就是说必须确立并保存纯粹的实体性；或者必须指明个性就是自己的属性和自己的本质的创造者，指明一般个性的概念本来就要对自己加以限制，然后又消除个性由于自己的普遍本质而加上的这种限制，因为正是这个本质只是个性的内在的自我区别的结果，只是个性的活动的结果。”（布·鲍威尔，《评路·费尔巴哈》〔B.Bauer,CharakteristikL.Feuerbaches,1845〕，转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DiedeutscheIdeologie,MEGA,Berlin1932,sv.V,str.64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2页。——译者注）
由于施特劳斯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观念是实体的观点，因此鲍威尔和施特劳斯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和“实体”争论的形式下进行的。马克思在后来同鲍威尔的论战中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上述争论的实质，他说：“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立足于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鲍威尔立足于费希特主义的观点，两人各自在神学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黑格尔体系。他们两人都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上述两个要素之中的每一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都由于另一个要素的渗入而遭到歪曲；可是他们使每一个要素都进一步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阐释。——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体系，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1]
强调“自我意识”这个因素无疑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在逐渐发生变化。德国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人士的自我意识日益发现，本阶级已成为国内的主要因素，并正在迎接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他们看到，自我意识哲学无疑要比黑格尔哲学中仅仅作为绝对发展的一个因素的个人意识，能更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地位和愿望。
[1]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str.14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342页。——译者注）
但是，在30年代末，德国哲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发展和批判地对待黑格尔哲学时，达到了唯物主义。这就是路·费尔巴哈（L.Feuerbach,1804-1872）。他在早期著作《论死与不死》（Mislimaosmrtiibesmrtnosti,1830）中就已经倾向于对黑格尔的同一哲学做自然主义的解释，结果抛弃了关于灵魂不死的信仰。[1]
费尔巴哈当时就已经流露出生活的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歌颂生活的伟大。这种现实的生活是基础，这是永恒的无止境的生活，是不朽的。费尔巴哈的这个黑格尔阶段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那时他发表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文章，表明他想超越黑格尔和一切唯心主义。在费尔巴哈看来，辩证法并不是思辨同自身的独白，而是思辨和经验的对话；同存在的对立无非是感觉到的存在；只有那种有自由和有勇气对本身表示怀疑的哲学才是没有前提的哲学，而一切最新的哲学都以本身是真理为出发点。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总体的现实的科学，而现实的根本内容是自然界。“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这些自然物，渴望彼岸的幻想的思辨者是踏在脚底下的。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把自然了解成与道德上的自由相矛盾，是错误的。自然不仅建立了平凡的肠胃工场，也建立了头脑的庙堂……。”[2]
[1]“灵魂尽管是非肉体的，但毕竟不是没有自己肉体的灵魂，就像主人不是没有农奴的主人，目的不是没有手段的目的一样。灵魂对肉体的关系，就像火对物质的关系；肉体是灵魂的灯芯，灵魂的食品；没有物质也就没有火；因此可以说，火取决于自己的物质，必然同物质相联系，物质是火的工具；但是，由于火消耗和毁灭物质，火是物质的主人，比物质更有力。但是，当烧过的物质什么也不剩下的时候，火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同样，一定的灵魂、某种特定肉体的灵魂也随同它的一定肉体而消失。”（路·费尔巴哈：《论死与不死》〔L.Feuerbach,GedankenüberTodundUnsterblichkeit,Leipzig1876,str.57-58〕）
[2]L.Feuerbach,KritikderHegelschenPhilosophie,(1839),HilosophischeKritikenundGrundsätze,Leipzig1846,str.231（参见路·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4页。——译者注）
这里也已经包含了费尔巴哈的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DasWesendesChristenthums,1841）的要点。由于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关于自己的无限本质的意识，因此它实质上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尤其是因为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意志、心。[1]
由此可见，宗教作为关于上帝的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这还不等于说，信教的人直接意识到了他的宗教实际上是关于他的实质的自我意识，因为正是缺乏这种意识构成了宗教的真正的实质。可见，宗教基本上是人对自身的关系。上帝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的批判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指出，宗教现象的实质是人一分为二，他的实质对象化和异化，即他的实质具有了神的属性和彼岸的属性。“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人把自己看做对象；不过是作为一个对象的对象，即另一个存在者的对象。在这里就是如此。人是上帝的对象。……上帝是人之特选出来的最主观的、最固有的本质；人不能由自身而行为，一切的善都来自上帝。上帝愈是主观、愈是属人，人就愈是放弃他自己的主观性、自己的人性，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人的被放弃了的、但同时又重新为人所占有的‘自我’。”[2]
[1]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费尔巴哈回答说：“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L.Feuerbach,DasWesendesChristenthums,Leipzig1883,str.36.〔参见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28页。——译者注〕）
[2]L.Feuerbach,DasWesendesChristenthums,Leipzig1883,str.71.（参见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58页。——译者注）
由于费尔巴哈对宗教现象的全部观点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因此他的同时代人把他的著作主要理解为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而没有想到作者的意图是截然相反的。为了更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写了哲学改造的纲要，以简练的格言式的笔调更清晰地说明了自己不同的立场和意图。[1]
纲要的第一条就已进一步阐述了《基督教的本质》中的问题，更明确地表述了费尔巴哈对待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态度。费尔巴哈写道：“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置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2]
纲要既反对宗教，又反对思辨哲学。应当用来改革思辨哲学的方法，与用于宗教哲学的方法没有区别。这就是所谓把这种哲学颠倒过来，让它脚着地。个别是基本的、真实的，是主语，而思想是谓语。因此，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确定的、真实的。没有有限，无限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因此，以往思辨哲学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是颠倒的。费尔巴哈尖锐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是宗教的最后的理性支柱，并得出结论说：“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语，思维是宾语。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虚无的、无意义的。”[3]以上就是这个著名的纲要以及同一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未来哲学的纲要的基本思想。至于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分析马克思的著作时将有机会谈到。尽管存在这种局限性，但它是在当时专制主义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笼罩天空的情况下最先提出的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关键因素。虽然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同他所批判的前人比较起来要贫乏得多，但是他批判宗教现象的新因素以及他同唯心主义的断然决裂（尽管有片面性），使他永远成为德国和欧洲的哲学和文化中的重要人物。[4]
[1]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VorläufigeThesenzurReformderPhilosophie）写于1842年，而于1843年发表在阿·卢格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cdotazurneuestendeutschenPhilosophieundPublizistik）中。他本着同样的精神还写了《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derPhilosophiederZukunft,1843）。
[2]L.Feuerbach,VorläufigeThesenzurReformderPhilosophie,PhilosophischeKritikenundGrundsätze,str.244.（参见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1页。——译者注）
[3]L.Feuerbach,VorläufigeTkesenzurReformderPhilosophie,PhilosophischeKritikenundGrundsätze,str.263.（参见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填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译者注）
[4]对当时的历史事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长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做了详尽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有：弗·梅林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1—4卷（F.Mehring,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vonK.Marx,F.EngelsundF.Lassalle,I-IV,1902），《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4卷（Geschichte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I-IV,1897-1898），《马克思传》（K.Marx,1918）以及关于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研究著作；古·迈耶尔（G.Mayer）的《恩格斯传》1—2卷（FriedrichEngels,I-II,1934）；奥·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3卷（附有详细的书目）（K.MarxdtF.Engels,I/1955,II/1958,III/1962）。在我国的著作中可参见我写的《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MisaonirazvitakKarlaMarxa,1953）；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请参见保尔·卡埃吉（PaulKaegi）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1965），大卫·麦克利兰（DavidMcLellan）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KarlMarx,LifeandThought,Lond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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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日宣战与排货（顽石〔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论对日宣战与排货
顽石〔陈独秀〕
“对日宣战！”“对日宣战！”这是全中国最普遍的呼声，也是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侵犯中国时所应有的呼声，而且应该是最后的呼声，如果连这一呼声都没有，则只表示全中国各阶级人民都是驯羊似的不抵抗主义的亡国奴而已，并不表示什么高尚理想，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
可有人认为“对日宣战”是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反革命派别所拥护的，国民党中央胆敢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吗？恐怕只有相反的事实吧！这只表示造谣者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幻想罢了！“对日宣战”这一口号，现在广大的群众中流行着，难道群众都反革命了吗？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们的革命口号又是什么呢，你们主张“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对日宣战是什么？难道他像某军校心理测验中“战而不宣”的滑稽口号一样吗？
我们不能根本反对对日宣战这一口号。反对对日宣战，即是变相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是高尚理想的不抵抗主义，实际是反动的，我们只能告诉群众，对日宣战必须靠民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如黑龙江二万农民弃锄投军；黑东双阳等十余镇组民团抗日军；哈尔滨护路军二十六旅三营十连的兵士，愤日军攻黑，长官不发令救护，廿四晚击毙连排长，由司务长率领，投马占山，驻富拉尔基的二十二旅一连，也取同样行动；这就是眼前已有的实例，若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也和希望国联和美国主张公道是同样的幻想：因为政府诸公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始终不会舍弃对日不抵抗政策，他们都害怕开战损失了实力，不能保持地盘——搜刮民脂民膏的地盘。
对于排货运动，我们也是不应该根本反对的，根本反对排货的人，只有敌探和奸商，他们不能算是中国人！
我们只能告诉群众，（一）单是消极的经济绝交是不能制胜的，主要的是积极的努力于政治斗争；（二）经济绝交要想收到实效，我们自己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像工厂主和商人们那样计数经济上的利害得失，不肯牺牲，排货必然是一句空话；（三）因此，排货必须有学生和工人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严厉的充分严厉的检查，才能收效，希望商人排货，希望一般人自动的不用日货，这种办法等于没有办法，现在的排货运动，自然也得到了相当效果，然而影响还不算很大，并且排货前途已有不少的悲观现象；这正是政治斗争不进展，资本家计较经济上的得失利害和奸商反抗的力量远超过检查员的力量这三个原因。
有人认为排货要准备牺牲，即是“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中国的工农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这一句话包含了几方面的错误，在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中能够排除资产阶级的牺牲吗？上海的商人，正因为计算他们二三千万元的损失而主张启封日货。中国工农是不像资产阶级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不但牺牲经济（即排货中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昂贵），而且还准备牺牲生命，因为在被压的中国，抗日救国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任务，不能推诿到别人身上，不能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谁不肯牺牲，就请离开民族革命的战线，去做一个不抵抗主义的高尚理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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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启蒙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启蒙运动
在人类阶级社会崛起之后，向普遍接受的思想提出最激烈的挑战，发生在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之后。欧洲其他地区的中层阶级、甚至是上层阶级也都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缺陷，因此寻求通过改变思想带来变化。这种思路带来了比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时期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对偏见和迷信的攻击。结果便是我们如今所知的启蒙运动思潮。
在这场涉及范围广泛的运动中，活跃着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讽刺作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散文家、小说家、政治理论家，甚至还有莫扎特等音乐家。他们并非持有同样的一套观点。有些人甚至在主要问题上还针锋相对。[1]
他们共有的是在经验主义知识的基础上信仰理性理解的巨大力量。这种理性理解必须应用于这个世界，哪怕为此需要挑战现有的神话，创造新的信仰。这就意味着要对欧洲社会现存的许多机构和大部分既有思想提出挑战。
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西南部的莱布尼兹等哲学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坚信，对世界的彻底理解，可由几条无可辩驳的理性原则推演而出；这一18世纪的信念，以牛顿成功建立起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2]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必非得是政治上的激进派。莱布尼兹就曾公开宣称，宇宙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和谐来运行，“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伏尔泰在《老实人》中绝妙地讽刺了这一备受关注的观点。但是，理性主义方法在其他人的手中却能成为革命武器，因为它暗示着，所有机构或实践如果并非来自第一原则，就应该被抛弃。
除此之外，约翰·洛克在英格兰缔造了完全不同的启蒙运动传统。他坚称，知识并非来自理性主义者“内在的思想”，而是来自对现存一切的经验主义观察。洛克与莱布尼玆一样，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是英国地主乡绅和商人的立场代言人。一旦英王同意通过由上层阶层组成的议会来统治国家，他们的目标就达成了。然而，随着18世纪的推进，英格兰经验主义方法在法国和德国得出了越来越激进的结论。因此，法国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洛克推崇备至，他们从他的著作中得出结论，欧陆国家应当沿袭英国改革的路线。在英格兰显得保守的信条，跨过海峡后就可能变成具有颠覆性的思想。
启蒙运动思想家并非革命者。他们是持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向上层社会寻求赞助。他们并未将希望寄托在彻底推翻社会上，而是致力于推行社会改革，方法则是通过赢得思想阵线上战役的胜利。狄德罗在造访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并未感到与女皇的目标有任何矛盾之处；伏尔泰在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合作时，也并未感到有何不妥。他们定期参加两周一次、由霍尔巴赫的妻子组织的“沙龙”，在活跃的氛围中畅所欲言——在那里，狄德罗、休谟、卢梭、美国未来的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激进的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与那不勒斯大使、谢尔本勋爵、法国未来的公使内克尔及布伦瑞克王公打成一片。[3]伏尔泰坚称：“应该受教育的不是劳工，而是优秀的资产阶级和贸易商。”还有新思想最热情的宣传者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们将精力完全投注于书籍上——不过那些书籍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普通大众的购买力（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出版的《百科全书》的最初版本分为十七卷，一共只售出了四千册）——通过友好贵族开办的沙龙或者参加共济会（其半宗教性质的秘密仪式将中上层阶级的“启蒙主义”精英聚到了一起）的机会宣传新思想。
至于启蒙运动在抨击现有制度和思想上的力度有多大，大部分启蒙运动思想家都存在局限性，至少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并不激进。因此，伏尔泰可以对宗教迷信大发雷霆（“消灭耻辱【指天主教会】”是他的口号），猛烈抨击圣经的奇迹解读，但当霍尔巴赫（以化名）出版了一部真正的伦理著作《自然的体系》时，伏尔泰就感到非常不安。伏尔泰写道：“这本书令哲学在国王和整个宫廷的眼中变得厌恶可憎。”[4]英格兰的爱德华·吉本写出了极具先锋精神的历史作品《罗马帝国衰亡史》，书中对基督教会影响的攻击非常有杀伤力，但这本书却并无意去撼动民众的信仰。苏格兰人大卫·休谟猛烈抨击宗教的作品，直到他去世后才出版。伏尔泰十分反对卢梭在其著名作品《社会契约论》中对现有社会制度的负面态度；卢梭对伏尔泰对待宗教的“消极”态度同样多有不满。
不过，不管他们有多么不情愿站到激进的立场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还是挑战了他们所在社会中的一些基本支撑理念。强大的利益集团对于温和改革还没那么开明，任何质疑在他们眼里都是极具威胁的颠覆行径。许多思想家最终都受到了迫害。伏尔泰被一位贵族雇用的歹徒狠揍了一顿，后来被关进巴士底狱，释放后不得不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生活多年。狄德罗也在巴黎附近的万塞讷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卢梭的后半生都在法瑞边界地带度过，法国政府的黑手在那里鞭长莫及。博马舍的戏剧【他的作品《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著名歌剧的蓝本】在几个国家被禁，只因戏中表达出仆人可以忤逆主人的意愿。
教会尤其仇视任何对既有思想的质疑。直至18世纪下半叶，南欧的反宗教革命一直在无情地打击所有反对力量。有记载显示，1700—1746年间，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将异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案例达到七百宗。[5]在法国，新教徒依然会被宣判遣至大型帆船上沦为奴隶；在1761年的图卢兹和1766年的阿布维尔，两个新教徒在被吊死之前，承受了惨无人道的轮斩之刑。[6]
为了挑战这种极端不公的情况，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就应当如何组织社会提出了基本的疑问，虽然他们对给出完整的答案抱持逃避态度。伏尔泰的《老实人》暗示，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以革命性的思想作为开篇，“人生来自由，但却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尽管如此，卢梭似乎对民众并不抱太大希望。哲学家霍尔巴赫和赫尔维修试图对自然界和社会作出彻底的唯物主义分析，抛弃所有神学观点。[7]自然主义者布冯提出了一个非常接近动物物种进化论的观点（他坚持宣扬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统一性，将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归结于气候条件上的差异）。[8]苏格兰人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通过不同阶段不断进行着演进发展，包括猎取、放牧和农耕等各个阶段，从而为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启蒙运动思想家比前辈走得更远，他们想要使人类本身和社会制度变得更好。
他们的思想慢慢变成“霸权”，统治了整个欧洲思想界的讨论主题，有力地冲击着持有其他观点的辩护者。启蒙思想家的支持者范围甚广，甚至还包括一些处于社会最上层的阶层，后者渴求某种“现代的”、在英格兰出现的经济发达社会，反对“古老的”、经济发展停滞的欧陆国家社会。
奥地利、俄罗斯、葡萄牙和波兰都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推行与启蒙思想相关的社会改革（这些国家的君主因此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启蒙暴君”）。1759—1765年间，葡萄牙、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帕尔马的统治者驱逐了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继而，在天主教国王的压力下，教皇在欧洲取消了这道命令。[9]最杰出的重农主义启蒙经济学家杜尔哥，于1774年出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但是，上述各国的改革最终都归于失败。面对统治阶层（其财富完全依靠残余的封建制剥削形式）的强烈抵制，就连“开明”君主也无法推行启蒙思想的改革措施。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出版《百科全书》的目的是“改变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10]。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确非常成功地挑战了知识分子（包括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这一点而言，它比两个世纪之前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范围和力度都要大得多。到了1780年代，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的确收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1]，廉价的（通常都是盗版的）《百科全书》售出的数量，比狄德罗当初设想的数字多出许多。“通过旧体制下的资产阶级传播”，“进步的思想……渗入社会结构中最为老旧腐朽的部分。”[12]然而，启蒙思想家们在实质性地达到社会改革目标方面却做得并非那么高效。1778年，离世前夕的伏尔泰显然已是心灰意冷。[13]六年后，康德写下，虽然他“生活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但这个时代本身却并不那么开明”[14]。
改变思想与改变社会是两回事。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尚需另一轮革命和内战才能实现。
[1]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会引出对启蒙运动组成的各种不同观点。例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将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也算作启蒙运动中的一部分；而乔治·吕德则认为启蒙运动源自受到约翰·洛克等人激发的、反对上述哲学家的应对运动。
[2]莱布尼兹接受牛顿的数学公式，但并不认同牛顿的整个宇宙模型。
[3]关于这些沙龙的详细描述，参见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霍尔巴赫与18世纪社会的科学哲学》（D’HolbachetlaPhilosophieScientifiqueauXVIIIeSiècle,Paris,1967），第46-48页。
[4]皮埃尔·纳维尔，《霍尔巴赫与18世纪社会的科学哲学》，第118-119页。
[5]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31页。
[6]同上书，第132页。
[7]皮埃尔·纳维尔，《霍尔巴赫与18世纪社会的科学哲学》，第73页。
[8]多琳达·乌特勒姆（DorindaOutram），《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Cambridge,1995），第75页。相比之下，瑞典自然主义者林奈则根据肤色严格界定区分四个种族。
[9]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35-136页。君主此举的动机在于保证他们对全国教会的控制，然而实际上却削弱了反动思想传播的主要机构。
[10]彼得·盖伊（PeterGay），《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NewYork,1977），第71页。[《启蒙运动》，刘北成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1]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启蒙运动的生意》（TheBusinessoftheEnlightenment,Harvard,1979），第528页。[《启蒙运动的生意》，顾杭、叶桐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12]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第526页。
[13]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70页。
[14]伊曼努尔·康德，引自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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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东工潮的几句公道话（铮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关于大东工潮的几句公道话
铮铮
大东书局的罢工已有十余日了。大东工人的每月的工资只有十五元，在这样生活高贵的日子，这是饥饿的工资。他们曾于未罢工之前与资方谈判加薪数月，资方一意推诿敷衍，逼得他们只有罢工以谋生活之改善。在罢工后，资方不承认工人之工会组织，拒绝谈判，联合党政机关布告，限令工人无条件复工，工人不接受以后，资方即解雇工人。大东的罢工现在激起出版业工友及其他的各业工人发宣言，表示援助，这一工潮实在是值得社会注意的，我们有以下的感想。
（一）大东的资本家是最顽固和最残忍的资本家，商务和中华书局却承认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大东资本家仍违反时代潮流，不承认工人的工会组织。别的工厂当关厂时尚发给工人的退职金，和大东对于在厂工作数年至十余年的工友，一旦罢工以求稍稍改善自己之生活时在便宣布解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完全不念大东之年年获利全由于强烈地剥削这些工人之血汗得来。
（二）大东书局在此国难期间，对于罢工工人之悍然解雇，必欲强迫工人接受他们的奴隶工资，否则陷他们于失业，这是摧残爱国运动。这样逼迫工人挨饿受冷替他做工的资本家，使工人们感觉亡了国也不过这样，因此对爱国运动消极。没有工农群众积极参加的爱国运动，是没有力量的纸老虎，不能吓走日本帝国主义！怎样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国权？只有提高工农的生活，使工农也有为国家独立奋斗之兴趣。可是自私自利的大东资本家宁愿中国受日本不断的压迫，不愿提高工人生活，唤起工人对爱国运动之踊跃参加。
大东的工人罢工，不仅是印刷工人的事，也不仅是全上海工人阶级的事。全上海的学生们小市民们，也应站在爱国的立场，援助大东工人得到胜利，制裁那贪婪无厌的资本家，以增加救国的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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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谈判之途径（三户〔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直接谈判之途径
三户〔陈独秀〕
城下之盟实现了！
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
路透社十一月三十日华盛顿电：“此间负责方面今日声称，美政府确信满洲问题之解决，系于中日间之直接谈判。”又二十九日巴黎电：“芳泽复白里安函：日本……始终采行之政策，厥维在对华能以直接解决之争端中，不诉诸第三方面之参加，……日政府同时又表明准备谕令当地有资格官员，随时与当地中国当道接洽上述区域（即中国将其军队完全由锦州撤至山海关及其西。）之切实决定，及实施此项办法之计划。”
诚然，“直接谈判”，并且在军事占领之下直接谈判，是日本帝国主义自始的欲望，既在有了华盛顿方面的谕旨，中国政府当然奉令唯谨！果然，路透社三十日巴黎电：“目下日代表已在北平与张学良直接通文，同时日使重光葵亦在南京与顾外长面谈，故或可在国联之外商妥解决办法。”又三十日东京电：“驻华日使重光葵昨夜由沪赴南京，与顾外长讨论满洲中立区域问题，此间希望此项讨论，可启中日直接谈判满洲全部问题之途径。”同日上海新闻报三十日北平电和南京电，亦发表张学良与矢野、顾维钧与重光葵商谈中立区域的问题，北平和南京的官场并未否认这些事实。
好了！撤兵不谈了！直接谈判有了途径了！这不是城下之盟是什么？！所谓“牺牲东北”的政策，不是一句空话了！可是南京政府迭次向人民的诺言怎样呢？！恐怕又要说一声“忍辱负重”吧！恐怕又要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计划吧！抗日救国的人们不响了吗？！
并且，在日本的铁路区域之外，今后又要添上什么中立区域！所谓中立区域，想必它的东边竟成了日本区域，西边才是中国区域！用北方话说，便是中间是各国地，东边是日本地，西边是中国地！南京的学生不响吗？毕竟是顾维钧的运气好过王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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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与亲日（铮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反日与亲日
铮铮
自马占山将军在东北孤军连战胜敌，国民受其激动，反日胜利的自信心提高了许多倍。我们深信反对日本不仅有抵货的消极办法，我们的军队也能在战胜上与暴日一决胜负了。各地对日宣战的声浪，现在高入云霄。确实，日本的侵占辽吉，非武力不能击退，区区抵货，不足以制日本之死命。每次抵制日货的前后，都有巨额的日货进口，以现在世界，经济关系之密切，中日商品供求之互相倚赖，抵制日货天然地不能长久。我们只有在这短少的抵制时期，尽力使其彻底，严厉地打击敌人，同时过渡到采用反日的更有效的武器，即对日战争，以求问题之根本解决。
从这一次黑龙江战争的小小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是哪些人能够对日战争，哪些人反对对日战争，对日战争应当怎样才能获得胜利。
是哪些人不愿与日战争，甘愿以国土拱手让人呢？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断送了辽宁，吉林又因熙洽之卖国而丧失。据申报十二月二十六日记载：“黑省前主席万福麟之子万国宾，方独握黑省政权，于是乘机搜括公私钱款，大卖金票为作海外寓公之计，复使地方劣绅欢迎张氏（海鹏）于洮南。”黑省之能表现其英勇抵抗精神的，全赖有马占山。马占山的军队能战，而辽吉军队不能战的原因，据申报同一通信说：“黑省将领均出身寒素，坚苦卓绝，一旦激于义愤，视死如归，士卒乐为之用，至吉省将领，大率为张作相之子亲姻，此辈徒知肥马轻裘，酣歌恒舞，勇气多已销沉。”
中国迟至今日所以忍耐镇静，不对日抵抗，甚至不增援马占山，坐视其以一省之力敌日本全国之兵而不救，便是因为中国为这些徒知肥马轻裘，酣歌恒舞的人统治着。中国的民众如不将这些人去掉，对日只能屈服和投降，决不能战争。中国反日的主力军是下层的工农群众，愈到上层愈腐化，愈向下层，反日愈坚决。在此次学生援马募捐中，以工人小商人捐款为最热心，而遭了上层分子的白眼。当现政府和张学良因为怕得罪日本，不敢出兵援助马占山时，“黑省的农民受激动，有二万人弃锄投军”（新闻报，十一月二十六日）；黑省的一部分护路军愤长官不援黑，毙连排长，奔海伦投马占山（新闻报，同日电）。全国被压迫的民众们，这是反日的好榜样，假使全中国的工农群众都这样行动起来，在革命政党之下，创造革命政府，集中一切反日力量，则反日的胜利，绝对是属于我们的。中国各阶级因对反日战争之态度不同，分裂为两个阵营，一边是对日卖国，不抵抗和压迫爱国运动的军阀官僚土劣，私售日货的奸商，请看报载“黑哈土豪甚众，近日纷往卜奎，向多门献计组织政府，与马颇不利”，“福州警署强迫工友输运日煤”，“厦门军警破坏爱国运动，拘押学生”以及从前上海广州之枪杀爱国群众，商人之拒绝检查而激起罢市（徐州，扬州），或殴打检查员。一边是坚决对日主战和主张对日彻底排货的工农兵士学生小市民。这后一部分人的行动还很分散和薄弱，这正是日本得横行无忌，不断向我挑衅的一大原因。爱国的民众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不要希望上层的统治者，也不要对他们作无聊的请愿。民众应当依赖自己的力量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制裁国内勾结日本的反革命者。中国的民众是能和黑军一样吃苦耐劳，以战胜那夺我生存权之日本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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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与军事独裁（胡年〔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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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与军事独裁
胡年〔刘仁静〕
自日军占领辽吉，中国的政治运动渐渐活跃起来。军人独裁政治之腐败与无能，将国家引导至灭亡之路，已为全国人所认识，民主政治的呼声日高一日，国家的政治掌握在全国大小的军人手中。这些军人平日尽力搜括民财，使人民日益贫困化，压制人民之反抗，压制人民之自由。他们进行争夺地盘之战争时，可以鏖兵数月，死伤数十万，破坏人民财产至数千万，极凶悍残忍之能事，但是一等帝国主义的军队压境，便弃甲曳兵而走，和极力声明镇静与忍耐，坐视本国人民被人屠杀，领土为人占据，反极力声明保护敌人在华之生命财产。一切在表面上似乎是不可解的，其实是完全合理。军阀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的地方，即他们都是以中国人民为奴隶剥削之对象，军阀且依赖帝国主义：军阀既靠脧削人民以自肥，则与人民无共同之点，故不能领导人民，作反帝国主义之战争。
在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使一切民众窒息，几乎没有抵抗外人侵略之能力的时候，我们听见民主政治的呼声，真要举双手赞成。中国的政治腐败，正因为政治之不民主，民主政治之精神即在国家由大多数人民来管理，是与少数人之专制不相容的。中国假使去掉军人的专制，人民的政治活动尽量的提高，即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五卅运动及省港罢工反英运动那是明证，我们是赞成民主政治的，因此要问谁和怎样实现民主政治？
汪精卫先生是主张“对内建立民主政治，推倒个人独裁”的人。他主张怎样实现民主政治。他的手段是“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可是在现在军阀专制的时候，是谁有权？是人民有权，还是军阀有权？同谁“均权”？同谁“共治”？汪先生平年奔走南北，与人“均权”、“共治”的经验又是怎样？我们知道在广州军人惨杀爱国群众以后，汪先生曾引咎提出辞职，亦知权不在汪先生的手里，或者说汪先生“均权”、“共治”以后，中国的政府仍然是杀害和压迫人民，仍然不是民主政治。汪先生一面提倡民主政治，而一面去与人民之敌的军阀“均权”，可知汪先生不站在人民一边而站在军阀一边，志在分享一点权位，不在将整个政权交还人民。
民主政治与国民党的训政、党治是相容的吗？我们为什么在今日还在力争民主政治？训政党治是称人民为阿斗，民主政治是认人民为国家之全权的主人，两种观念如何能够调和？民主政治之对象正是党治与训政。连胡汉民先生也说：“国民党已……变成封建之结合，……徒见各地军人活跃。”这即是说主张党治训政的，仍是主张军治和军人训政，不过是换换名字与制度骗骗人而已。
罗隆基派之主张取消党治，取消训政，认为这是法律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将约法修改，将中央统治权交还国民，和允许人民有组织政党之自由，中国的民主政治就实现了。我们所不明了的，便是界以一纸法律就能推倒军事独裁？法律上说中央统治权交还国民，就算交还了吗？约法上曾规定了给与人民许多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剥夺，何以人民仍未享有这些自由呢？法律的崇拜家与制造者，可惜都不明白，中国人民并不是缺乏法律乃是缺乏权力，所以不能实现民主政治，我们还须注意给予人民的以权力呀！
我们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不是欺骗的民主主义者，我们认为权力是取得的不是恩赐的。真正要实现民主政治，只有经过革命手段推翻军事独裁，由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即实现全权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对日宣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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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一部分早期阶段
第一章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世界产业工会的革命理论今天往往被说成奠立“新工联主义”或“新社会主义”的基石。但是不能过分强调，无论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还是同它密切相关但又大不相同的法国工团主义，都不是此间或法国的那些决不妥协的人在过去二十五年内一时心血来潮的新发明。作为一种单纯组织形式的产业工会主义，甚至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即产业组织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所鼓舞并受其指引——它们的主要原则均可溯源于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英国工会主义的那个引人注目的革命时期。以产业形式和激进精神出现的劳工组织，在七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美国劳工史上也不乏先例。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基石，但同一组织不一定同时具备所有的特点。当代的作者曾提醒人们注意，英国宪章派与现代世界产业工会在理论上有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世界产业工会对政治和政客的猛烈攻击和它对各种劳工的呼吁，也就是宪章派纲领中基本条款的主旨宪章派强调经济因素，强调的程度与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毫无二致。
不论在美国或者英国，特别是在前面提及的时期，我们今日称之为工团主义的那些策略，在当时是数见不鲜的。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并非在1905年兴起。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劳动骑士、国际工人协会、罗伯特·欧文时代的“新工会主义者”——所有这些组织及其它许多团体，为了推动他们的事业都使用过因法国工团主义者和美国“瓦布利”而驰名的那些方法。总罢工——集体行动——同情罢工——全体劳工的团结——这些概念似乎可以在更早时期找到样板，而且很可能已付诸行动。奥斯本·沃德就谈到过公元前发生的某些革命的劳工活动。他曾描写希腊一次银矿工人的罢工——在雅典以南大约三十英里的洛里尼姆。沃德说：“推断是明确无误的，即公元前413年，三万名矿工、技工、车夫与劳工突然罢工，他们在雅典面临极大危机之际，为挣脱主人与锁链的桎梏而斗争。”他的结语说：“这次罢工必定是高度协调、迅速而且猛烈”，“一定是他们自己策划的。”这一罢工虽然广泛地为人传诵，但与今日世界产业工会的一般罢工相比，似乎并未带来更为持久的成果。工团主义的这一上古时期的样板，证据并非完全可信。那是从古老的红沙石中挖掘出来的——还有些无法联系的环节！追溯工团主义组织形式的来源时——更不用说工团主义的活动与思想进步——最好不要超过过去的一个世纪，这样比较稳妥。
通过经济的而非政治的渠道谋求经济解放，并由各级劳动者作为工人，即作为产业国家而非政治国家的人的齿轮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末叶以前已明确地形成。①这种想法的确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一个大工会”的说法，肯定在三十年代初期已在英国出现。那时，罗伯特·欧文就已为他那建立“生产阶级的总联盟”的伟大计划绘出蓝图。1834年，西德尼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关于“全国团结大工会”成立的报道说：按照欧文建议的体系，生产工具将不成为全社会的财产，而为具体使用这类工具的一群工人所有。工会将转化为“国有公司”，经管全部制造业。农会将占有土地，矿工占有矿山，纺织工人占有纱厂。各种行业都由各种工会管理，由一个“总管理处”作为管理中心。
①“因此，我们首先肯定，工团主义运动……在其倾向上和策略上，是人民运动，即工人中的一次运动，这一运动的历史渊源，须追溯到九十年代初，甚至追溯到老国际时期。（查尔斯·高乃里森：“论国际工团主义”。载《社会科学及社会政治文库》第30卷（1910年），第151页。
“新工联主义者”的领导人的目的并非废弃现存社会结构，他们的目的在于为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占有这些机构。
美国式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其出现的时间要比英国迟得多。但早在1834年，美国工人已在讨论工会对政治的态度。当时全国工会的成员曾讨论草拟一项决议，表达代表会议对劳工阶级的社会、文明与政治状况的意见。经过充分辩论以后，“政治”一词被删去。
1864年，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要在这个国家组织一个全国工会联合会。两年以后，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全国劳工大会，成立了一个保守的政治组织，称为全国劳工联盟——劳动骑士团的短命的前身。伊利说，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大约三年时间，因一种被认为是政治病症而告终。①普遍的冷淡与财政的困窘，很可能是起作用的原因。
“瓦布利”的先驱者当中，最重要的要数劳动骑士团。该团成立于1869年，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曾进行过极为成功的宣传。在八十年代后期，它的会员人数已超过百万。②此后，该团即迅速趋于没落，其没落的速度竞超过十八世纪初期该团飞速发展的速度，最后终于土崩瓦解；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沦为名存实亡的组织。罗尔·D·赖特认为，1887年为该团会员最多的一年，登记入会时可能达到一百万左右。1898年加入该组织的，大约只有十万。赖特上校认为，会员人数的锐减是由于该组织的社会主义倾向，特别是由于它企图把所有工资工人都置于同一地位。
①特里顿（《新工联主义》92页）说，1868年该组织有会员六十四万人。1869年显然曾派代表参加巴赛尔国际会议。
②一位骑士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1888年时劳动骑士团有会员一百二十万人。1886年，该组织所属分会接近九千个。
劳动骑士团具有特征的口号是：“一人受害，大家关心”——在今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有口号中，这一口号同样占有突出的地位。劳动骑士主张：首先要把产业的每一部门都纳入组织的范围内，认为行动和“勤奋的道德价值（不是财富）”的观点，才是个人和国家之所以伟大的真正标准；第二，“在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中为他们争取到适当的份额”；第三，以仲裁替代罢工；第四，将每日劳动时间减为八小时。劳动骑士还主张把电报、电话、铁路收归政府所有；限强调合作的原则；接受妇女与黑人为会员，并相信工会中要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政治中要有团结。该团领导人（工人大头领）鲍德利说：“这个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打破行业的界限;从事劳动的人，不论什么劳动，都应得到并享有劳动的正当果实……”。
该团原系秘密组织，后来放弃了这一特点。在地方分会的会章上，对会员入会有以下限制：“……律师、银行家、职业赌徒和股票经纪人均不得入会。”1881年以前，医生也在排斥之列。该团设地方会议（地方分会），由地区会议管辖，其上为大会与工人大头领。这些机构在一个权力集中的体制内紧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行政权力的集中，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他们认为，把每个部门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都团结起来，是头等重要的工作，而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权力集中是必不可少的。同今天更为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会相比，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政治方法还寄予不小的信任。多年以来，他们在华盛顿就设有立法机关游说委员会。此外，他们相信同情罢工，联合抵制以及工人之间团结的必要性。这和世界产业工会是一致的。下面是《合众国劳资关系委员会最后报告》（1900）的一段摘录，可以说明这个组织的管理方针：
“劳动骑士团的基本想法是联合所有工人……它认为这种利益的统一使政策和管理的统一成为必要；而要做到管理的统一，按照他们的设想，只要把责任集中在选举出来领头办事的人的手中即可。整个组织的管理完全取决于大会，同……由大会选举的执行人员所发布的命令，要求所有会员服从。有几种行业分别组织在这团体内……该团的愿望是吸收所有能生产的工人，不论他们是否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
劳动骑士强调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的联合，这是很有意义的，世界产业工会后来也曾努力促进这种联合。该团领导人特伦斯·V·鲍德利说：“我看到节省劳力的机器正在把技工降低到杂工的水平，他们很快就会处于同样地位。我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工的身价。”据报导，在这次访向中鲍德利说，让机工和铁匠参加骑士团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轻视其它工人。
劳动骑士团的中央机构与地方分会之间，与今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相比，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美国劳工联合会，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国际工会”的一个比较松散的联合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大会和全国领导人的手中，是骑士团解体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内讧，特别是由于骑士团的参与政治而引起的激烈争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组织应否作为一个组织参与政治。美国的每一个地方分会几乎都讨论了这个题……这些政治问题的出现，迫使会员脱离组织……。”
骑士团是一个保守分子与激进分子的奇特混合体。这个组织是社会主义的，不过不是其它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尽管他们订有仲裁条款。但是他们并不相信雇主与雇工利益能够一致。作为工联主义者，他们有所创新，它比从英国输入的狭隘的行会型工会，已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口头上说，要消灭工资制度。领导人鲍德利说：“指出一条最终消灭这种制度的道路对我来说是件乐事。”骑士团反对劳工使用暴力，但珀曼说：“虽然骑士团的领导宜扬反对暴力和我们们现所说的怠工行动，但二者均被广泛地付诸实践，1886年的西南铁路公司罢工便是一例。”他接着对骑士团与“瓦布利”进行比较，他说后者宣扬暴力但不使用暴力，前者使用暴力，却不进行宣扬。他补充说，劳动骑士公开主张合作政策，世界产业工会公开主张工团主义，但他认为这两个组织在许多地方都没有把他们的主张大量地付诸实践。从下列新闻报导可知1902年时，即世界产业工会成立的前三年，劳动骑士团的分裂情况：“……劳动骑士团内部的敌对派系从本周星期二起，将在阿尔巴尼各自召开会议。各派都声称自己代表本州的劳动骑士。……海斯派目前据有劳动骑士团的账目、财产及设备，这是不久以前由法院判给的。”
劳动骑士团在美国兴起的同时，出现了国际工人协会——六十年代后期产生于欧洲的著名的“工人国际”，它很快扩展到大西洋两岸。这个工人协会1871年首次在美国成立。工人国际的这一美国支部的宣言中的口号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自己。这一组织是短命的。因十年以后，即1881年，在匹兹堡成立了另一个自称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特里顿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劳工和农工，他们反对一切议会行动，鼓吹教育与宣传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最佳手段。”1887年，他们大约有六千名会员时，试图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谈判失败后即自行解散。
同时，这个国家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很活跃。1881年，即美国劳工联合会（当时称为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和工会联合会）成立的那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革命社会主义党的自身力量，因而，在该组织内部，他们与那些主张政治行动的人的分歧终于明朗化。1883年，“革命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举行联席会议，结果成立了国际劳动人民联合会。此次会议有二十六个市的无政府主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与会代表起草了有名的匹兹堡宣言，“要求用一切手段——有力的、不留情的、革命的与国际的行动，撒毁现存政府并且建立一种以生产组织之间自由交换等值产品和没有中间人和牟利者干预为基础的产业制度。两年之间，该组织的成员人数增加到大约七千人。1888年发生了干草市场悲刷，这个组织很快就不复存在。该组织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十分强调革命手段与直接行动，对政治行动则相应地加以蔑视。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于1882年来到美国，国际劳动人民联合会的成立，主要是由于他的鼓动。
世界产业工会所展示的现代革命工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无疑可从老的国际工人协会找到根源。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报，《产业工人》声称：“现代革命工会主义思想的起源，我们必须追溯到劳工国际。”当詹姆斯·吉劳姆在比较现代世界产业工会的法国兄弟与老的劳动人民联合会时问道：“如果法国总工会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继续，那么它是什么?”最初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于1868年为第一国际起草的纲领中的许多条款，与二十世纪世界产业工会的口号非常相似。这一纲领在开头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接着宣称其主要任务是废除宗教，并用科学代替宗教信仰。它主张所有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平等，为达此目的，必须消灭一切政府。它不仅反对一切中央集权的组织，而且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它认为控制生产的过程应该是生产者集团，而不是社会。
“所有专制主义者的敌人不承认任何其它形式的政体，只承认共和体制，并且完全拒绝反动联盟，同时他们还否定这种活动：不把工人反对资本家的事业所取得的胜利作为迫切的和直接的目的。”
187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产业的统治者。不分男女均可加入组织。它的前言宣称，该组织系产业工人阶级的联合，不分种族肤色、国籍与职业；成立的目的并非要对任何其它阶级进行侵略战争，或鼓励劳工对资本的仇视……而是在自身改进和自我保卫方面互相帮助。”但其最终目的象是要消灭工资制度。
同年，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名叫“美国工人联合会”。这一组织，加上其它几个社会主义组织，于1876年合并成为工人党。翌年，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1874年也是产业兄弟会成立的一年。这个组织与劳动骑士团有些相似，但七十年代末已不复存在。
十年以后（1884年），全美酿酒工人联合会成立。在美国，这是今天仅次于矿工联合会的最强大的产业工会组织。自成立之日起，该组织不仅吸收酿酒工人，也吸收（运酒货车）司机、麦芽制造人、酒厂雇用的机工与司炉工参加。事实上，凡在酒厂内工作与在酒厂外围工作的工人，都可入会。1896年以前，这个工会一直隶属于劳动骑士团。1896年以后，它即几乎一直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就组织而言，该会一直坚持产业工会主义，在此问题上，并曾多次与劳联发生争执。尽管酿酒工人联合会在其它方面是保守的，但在工会组织结构方面，却和矿工工会一样，被世界产业工会看作正确的楷模。1890年，美国矿工联合工会成立。现在，它是美国的最大工会，即使不是全世界的最大工会。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产业工会，这是毫无疑问的。1905年以来，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对该会的组织形式一直表示钦佩，对该会保守的策略，则一直表示轻蔑。
此时，在英国，“新工联主义”正步入高潮。海德门写道：“由一个行业单枪匹马独立行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各级劳工——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不能完全组织起来，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将是一事无成。……我们向……一切行业的技术工人呼吁……与他们的非技术工人兄弟及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这样，工人自己才能掌握生产手段并建立一个合作的共和国……。”
八十年代还经常出现欧文派的要求，要求工人必须被允许“占有他们自己的工厂并投票确定经理与工头的人选。”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也是主张控制产业，所以，上述事实更有意义了。
1888年芝加哥发生著名的干草市场暴乱。这一悲剧的结果。毫无疑问是使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
罗伯特·亨特说：“劳工运动经过短暂的无政府狂热以后，已陷于不知所措的状态。工会会员离弃那些无政府主义宣传家，而只听信资产阶级报纸提供的消息，他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一回事，如果对此容忍，将把运动引向毁灭与灾难。无疑，芝加哥的炸弹使劳工运动后退了许多年。这颗炸弹使工联主义者的基本群众唾弃一切有革命思想的社团。在这一方面，它所做的比其它一切力量的总和所能做到的还要多。”
现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贾斯特斯·埃伯特宣称，干草市场事件“使新社会主义工人党卷入一场什么是争取劳工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激烈争论”。罗伯特·亨特认为，这些暴乱的确使法国工联主义者产生总罢工的想法，因而它首先有助于现代法国工团主文的形成；其次是，这种思想又播回大西洋此岸，而且由于这事件在这个国家产生的直接影响，有助于美国工团主义以世界产业工会这种形式出现。
干草市场事件五年以后——1893年6月，尤金·德布斯在芝加哥组织了一个铁路雇员的产业工会。一年以后，当普尔曼罢工事件发生时，已有会员十五万人。此次罢工的失败使该会解体，1897年即不复存在。
1893年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开始成立的一年，该组织大可看作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身。三年以前煤矿工人已成立全国性组织。从成立之日起，煤矿工人工会和金属矿工人工会都是产业型工会，会员中包括“矿工以及一切与矿有关的各类工人”。西部矿工联合会于1893年成立于蒙大拿的巴尤特，而且迅即加人美国劳工联合会。1897年退出劳联。独立存在一段时期后，于1898年与西部劳工同盟联合，1905年又与世界产业工会联合。1911年又重新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
世界产业工会诞生之前，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它存在的十二年间，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一系列最英勇顽强、有声有色的罢工斗争中，它是崭露头角的。罢工的恐怖接连出现：1893年于克达伦，1894年于克里普尔湾，1896—1897年于利德维尔，1899年于盐湖城及克达伦的再次爆发，1901年于特鲁莱德，1903年于爱达荷州斯普林斯和1903—1904年在克里普尔湾的又一次爆发。这个组织，尤其是头十年中，其富于激进的战斗性与煤矿工人工会的保守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所参加的罢工通常具有骚乱与暴力的特点。1903年爱达荷州斯普林斯罢工时，由公民保卫同盟——矿主与商人的组织——于6月29日召集了一次群情激愤的公民会议。一位本地商人在会上说：“莫耶尔与海伍德，还有赫尔·莫斯特，都是这个国家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我知道莫耶尔将于明天来到爱达荷州的斯普林斯。我要说的是：如果人们让他把脚踏上清湾县，他们就是卑鄙无耻、不可救药的懦夫”。会议很快就通过决议，把罢工者驱逐出境，并赴监狱查问犯人，命令把二十三名在押犯人中的十四名驱逐出境。
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这些可怖的罢工纠葛在促使工会会员转向激进方面，无疑是起了作用的。这些斗争确是世界产业工会富于战斗性的产业主义行将出现的信号。现任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的威廉·D·海伍德及曾多年担任同样职务的文森特·圣约翰，原来均系西部矿工联合会早期的积极的领导成员。联合会不象世界产业工会那样卑视政治。由于州与市政当局对矿主明显地纵容，使用民兵镇压罢工，而且滥用禁令，该会被迫考虑遵循社会主义路线的同时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1902年该会开会时决议“采取毫不含糊的社会主义原则”。1903和1904年，又曾重新肯定这一决议。1904年的声明称：“我们向人类的劳苦大众推荐社会党，只有通过他们，从现在的工资奴役制度下争取彻底解放才有希望……”。另一决议（由威廉·D·海伍德签署）说：“此时此地，如有必要，大家要起来进行经济性罢工，然后在票箱前团结起来，把代表我们阶级的人选入政府，使劳工问题得到真正的……”。
实际上，联合会并非只满足于政治行动。它说得很清楚，罢工这一经济武器也不能予以忽视。此外，对当时很少讨论过的雇用者控制产业这一根本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第十届会议上，威廉·D·海伍德建议联合会向各矿投资，由工会成员为了工会的利益而进行管理①。在接着的一次会议上，主席莫耶尔建议联合会应控制、经营矿山，并为此目的摊筹资金。当时由于罢工问题，该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这一计划不得不予放弃。但产业工人控制产业的这种观点，已在矿工中产生影响，给他们的印象是：他们可以有代理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管理并控制生产。
①《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届大会记录》163-165页。文森特·圣约翰作为这一计划的支持者也与此有关。
西部矿工联合会具有非常激进的倾向，从它的会章的前言可以看出它的某些观点。前言说：
“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斗争是经济状况引起的，……生产者……受到自己生产的财富的剥削，只允许他们获得基本必需品；……阶级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生产者被承认是他的产品的惟一主人；……工人阶级，而且只有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必需取得自己的解放；……最后，产业工会和所有雇佣劳动者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途径。”
前言的结论说，由于这些理由，“受雇于矿山、矿厂、冶炼厂及有关行业的工资奴隶，联合起来组成西部矿工联合会。”
1898年于盐湖城成立西部劳工同盟时，西部矿工联合会起了有力的作用。
同年，社会民主党（三年以后成为社会党）在芝加哥成立。西部劳工同盟于1902年由蒙大拿比尤特迁至芝加哥，并改名为美国劳工同盟。1905年，这个组织，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又与其它几个激进工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世界产业工会。1905年时，美国劳工同盟已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矿工联合会一直是西部（或美国）劳工联盟最强、最大的成员。它拒绝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它的会员中的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除矿工以外，很快它就吸收了西部各州大量厨师、侍者、货车司机与伐木工人。它显然是力图把木材工人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劳工组织。西部劳工联盟原拟将西部各行业或无行业的雇佣劳动者组成一个产业组织，其目的在于包括各类与各种水平的劳工。但到1901年为止，它的活动范围大多限于西部矿区。正如卡茨所说：“美国劳工同盟实际上只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另一名称，改名的用意是使矿工联合会具有全国性。”
美国劳工同盟肯定是一个产业工会，仅系预测，并非现实。在某些重要的特点方面，它与我们现代的世界产业工会是相似的。同盟的一位成员说：“它相信为某一公司劳动，参加某一种产业的一切雇员，应由一个有权威的领导……加以安排；任何产业中，受雇于某一雇主的所有工人，应通过同一组织对雇主负责……”。任何地方分会进行罢工以前，须得到总执行局的批准。有关于互换与一般调动制度的规定，和后来世界产业工会的规定一样。与世界产业工会相比，美国劳工联盟是个政治气质与倾向比较明显的产业组织。但其最终目标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它似乎标志者那种（政治社会主义者）类型的产业工会主义发展的顶峰。在以下叙述中可以清地看出I905年在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急遽的转变，从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转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
美国劳工同盟的许多领导人都是社会党的党员。该同盟的前言说：“我们相信采取工人阶级一致的、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为此，我们声明赞同国际社会主义，并采用美国社会党的宣言与纲领作为美国劳工同盟的宣言与纲领”。它虽然赞同社会主义，但容许持各种不同政见的工人加入同盟，这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不相似的；在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及推进革命劳工运动方面，则与后者相似。
美国劳工同盟的机关报宣称：“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心脏与灵魂，运动中的政党只是票箱前公开的代表。产业工会主义的目的是将大致相同的各产业部门的工人阶级象在合作共和国中将要实现的那样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即使工人丧失选举权，他们还能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组织，为他们去接收并集体管理产业机器与财富”。
在美国西部，世界产业工会的根既深且广，今日它的力量大多来源于西部的会员。为它铺平道路的，主要也是西部的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即现代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突出的先驱者。东部的两个组织——它们的主要力量在东部的两个组织，在世界产业工会诞生前十年内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的“智慧产物”——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为了说清来源问题，有必要简单谈谈这两个组织，尤其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它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树立的未来工会的光辉样板。
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877年，由全国劳工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及社会民主工人党合并组成。最初，它名为美国工人党，党内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会的成员。该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它的领导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解释及其在社会主义运动与宣传等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显然是教条主义的，无怪人们称之为不可能主义者。自1901年社会党建党以来，这两个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即公开地对立。社会党奉行机会主义路线，赞扬保守的工会，并且常常同它们联合在一起，对组织社会主义工会则趑趄不前，或拒不合作，而满足于通过劝说现存工会中个别成员转向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工会成为社会主义工会的努力。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内部突破”。社会主义工人党则遵奉教条主义的、“不可能主义者”的路线，激烈攻击行业工会，提出的口号是“不妥协，不作政治交易”，坚决主张新的工会必须以产业为结构，社会主义为宗旨，并建立反对行业工会的原则，因行业工会的结构与习气难望通过“内部突破”加以改变。社会党现已强大，其对手已失去活力，成为一个很小的集团，难以称为政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组成于1895年。同年，组织起来的工团主义运动，以总工会的形式在法国诞生。那年的12月6日，劳动骑士团第四十九地区分会与纽约市中央劳工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成立这个组织的主张，似乎是丹尼尔·德利昂提出的。德利昂无疑是这个国家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主要学者，他的敌人称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皇”。他的一位追随者说他深信“如果不把产业阵线上的工人组织成一支有阶级觉悟的革命队伍，社会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N.I.斯通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劳工史上社会主义工会反对单纯工会组织的独特范例……”。他说：“作为我们‘工人头领’[德利昂]的杰作，它从头到尾使尽全力向我们袭来，使我们吃惊，我们也的确为之一惊……”。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组成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正式予以批准。雨果·沃格特代表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会上发言说：“如果我们要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我们所需要的解放队伍，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整个劳工运动就必须浸透社会主义，必须由社会主义者控制。”他进一步解释说：“为了不使任何两面三刀的骗子在联盟中有可能产生影响把联盟引向保守的方面，我们规定所有干部都须宣誓，不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发生关系，除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行动外，不支持任何其它政治行动”。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许多地方都模仿劳动骑士团。威廉·E·特劳特曼称之为“劳动骑士团的具体而微小的翻版”。“它有着同样的地区联盟，以同样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人，同样的地方行会组织和同样的混合地方分会，以及同样的总部集权……”。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最致命的弱点是它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联盟”。职工联盟毕竟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会而不是一个产业工会。它与美国劳工同盟及上述那些先驱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缺乏产业的结构，及其强调团结一致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它与该党关系一直极为密切，且大多成员均为该党党员。实际上，它对单纯经济行动的作用是采取怀疑态度的。和后来的世界产业工会一样，尽管它本身的分会实质上是行业或同行工会，它对行业工会却几乎是深恶痛绝的。它的一位成员说：“我们只有向它们进攻，彻头彻尾地把它们粉碎……”。当然，它痛恨的并不是行会的结构，而是行会的保守。
联盟在它的“原则宣言”中宣称：“劳工组织的方法与精神完全是软弱无力，不足以抵抗集中的资本的侵害……，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主要依靠其组织结构，……除非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团结成一个阶级，采取直接行动，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
声明的结尾提出了联盟的主要目标：“通过消灭阶级，尽早地结束那种野蛮的[阶级]斗争，将土地及生产、运输、分配的一切手段还给作为集体的人民，建立合作，以代替现有的无计划生产、产业战与社会上无秩序的状态。在合作共和国内，每个工人都能自由发挥才能、充分受益，受益的程度将随现代文化的进步而大量增长”。
联盟的宗旨在会章中说得比较清楚。它宣称要“使至今仍为‘纯粹的老式工会主义’的主张或传统所统治的劳工组织接受这些原则：把一切技术的和非技术的雇佣劳动者组成地方或地区联盟；促进并发展本大陆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代表的遵循国际社会主义路线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工人党自然以高度热情欢迎联盟。除公开对联盟表示赞许外，在1896年大会上又通过决议表示欢迎。决议说：“我们以无比高兴的心情欢呼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成立，这是雇佣劳动者走向摆脱桎梏的伟大的一步……。我们号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将职工联盟的革命精神带到一切工人组织中去，……把美国的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有阶级觉悟的、势不可当的队伍，因为他们有经济组织作为盾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作为利剑”。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存在期间，丹尼尔·德利昂认为革命的工会主义必须以政治为先，而不能以产业为先，放弃政治。他也感到工会必须受政治运动的支配，正如德国的工会受社会民主党的支配那样。后来他深信革命工会主义必须支配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工会担负着决定性的使命。
弗雷纳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主要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作斗争的武器。劳联的支持者纷纷抗议……为拯救劳联而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德利昂的革命工会主义主要是防止劳工贵族与中产阶级所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这两个社会集团在某些方面利益相同，并且一致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1898年6月，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会员的成分、人数见下表：
德籍侍者260
啤酒工会200
工程师联合会60
嵌木细工70
卡尔·沙姆俱乐部80
钢琴制作工520
波希米亚屠宰工150
酒吧间侍者90
皮毛制作工250
银器制作工40
纽约厨师55
德籍铜匠80
通心粉制作工65
进步的卷烟工人970
波希米亚排印工人32
瑞士机工98
进步的排印工人15
印刷工与添料工18
面包师33号独立工会60
面包师35号独立工会45
获准入境的侍者65
共计3,258①
①斯通：《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第14页，按最高数估计，当时（1898年）联盟全部会员员人数也未超过一万五千人。
斯通说：“与老式行业组织相比，它远非更为优越，而是更居于劣势……会员人数微不足道；连一个大的工厂也不能控制，更不用说一个行业了；不仅与厂主，而且与每一个不在其卵翼之下的工会都处于交战状态——它根本不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以改善其会员的现状。惟一值得一提的一次罢工，即在施耐特维尔的罢工，也以失败而告终，还使工人党花费了一千五百美元……”。
1905年世界产业工会成立的前夕，职工联盟已不过是一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那年并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有西部工会，除西部矿工联合会外，可以说都处于同样状态。威廉·E·特拉特曼说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想要赢得将于6月27日举行的大会（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那次大会不应该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复兴，而应该是它的葬礼”。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党人的态度。一位社会主义作者对职工联盟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惟一富于党派性的工会，诞生于憎恨之中，浸透着内部的纷争，而且奋起否定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政策，由于其自身的毒素而趋于溃灭，但解体以前，它已将其精神毒素注入世界产业工会。
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当然是指1905年后头几年内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来源于美国，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来源于法国。的确，九十年代早期，这种思潮正在法国酝酿，但在美国，当时也正在酝酿，而且在美国的酝酿与在法国的酝酿本质上有所不同。1908年以后，法国的所谓革命工团主义才开始对这个国家的革命产业工会运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当时，所谓影响，主要也只是借用几个名词，如“怠工”等。我们的激进工会主义者使用“怠工”和“直接行动”等名词时，这些名词所包涵的策略内容在许多年以前就已为美国工人所采用。沃林说：“法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前几年，西部劳工同盟在海伍德的领导下，已在落基山地区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西部矿工联合会、美国劳工同盟、美国铁路工会以及已经提到的其它美国工会组织均曾预示一个包括全部——或仅只大部分——非技术工人工会的强大力量。
本世纪的头五年内，战斗的产业工会主义思潮获得迅速的发展。工会主义者逐渐认为工会应有较广泛的社会作用。情势的发展趋势为按新的路线进行改组铺平了道路。后来组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些组织，当时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都处于不顺利的困境，有的甚至濒临瓦解。它们都极力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它们几乎都没有加入该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曾经加入，但于1904年12月退出。当这些工会于翌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时，剩下的会员可能均已寥寥无几。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的处境亦同样如此。北至美国劳工同盟——除了其矿工部，即西部矿工联合会外——亦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孱弱的娇儿”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处境困难。在矿工联合会的许多地方分会之间，意见分歧。对领导人，尤其是对1902年解决罢工的结果表示不满。而且，矿工联合会及酿酒工人联合会因为他们组织上的产业形式屡屡遭到批评而深感气愤。总会曾威胁后者要废除它的会章。因而，“全国性”的组织及一些组织的地方分会都急于建立某种劳工中心组织，以加强产业工会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虽日趋没落，但仍拥有为数可观的工人，他们不能忍受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保守主义，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的（对他们来说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比其它工会会员的总和还要多，它的革命热情也非任何其它工会所能比拟。它既有力量，又有热情。而且，与西部较小的工会及东部的联盟相比，它所代表的革命工会主义更为完整。事实上，职工联盟是一个不具备产业性质的革命工会，对与行业工会相对立的产业工会，不论在意义上和重要性上，都缺乏真正的认识。而矿工联合会却是一个明显具有产业性质的强大的工会，同时，它的经验已促使它非常富于战斗性。
这些痛苦的经验，主要是指在政府与劳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对政府的正直与善良所怀的幻想已逐渐破灭。西部矿工联合会与矿主之间一系列激烈而且持久的罢工斗争，以及州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使矿工们相信：如果他们有更大的经济力量作为他们要求的后盾，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地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矿工们深信当务之急是把他们那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产业组织形式推广到其它产业中去。这不仅可使金属矿中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团给起来，而且可以使所有矿山工厂与产业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团结起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真正能作到：一人受害，大家有关。①
①关于旧式产业工会，尤其是西部矿工联合会与酿酒工人联合会，威廉·柯克的论文“美国全国性的劳工组织”一文的第三部分“产业工会"（第117-150页）中作了详尽的描述。该文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及政治学研究丛书》第14集第9册、第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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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十字街头的学生群众（复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徘徊十字街头的学生群众
复初
在这次“抗日救国”声中，久已痹麻了的学生群众又渐渐昂起头来了。他们通过党政军机关的压迫和学校当局的阻碍，居然能集合数千群众两次前往南京表示出他们软弱而无力的呼声。不管他们所走的路是如何的错，但这总算是近数年来学生运动中一件较可令人注意的事。
在这两次请愿运动中，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同时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的愚蠢无知。他们受了第一次的欺骗还不够，现在还要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面，甘心供他们第二次的玩弄和欺骗。
照理，党国当局这几年来所干的一切把戏，总可以使我们对于它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民众要尽量发展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而政府却用流血的手段来消灭这一切运动以求见好于“友邦”。我们民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政府却在“和平谈判”的形式之下，替一切不平等条约更加了一重新的保障。我们民众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而政府却默让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在济南以及其他城市大规模的屠杀中国群众；默让之不足，还要恳求在济南屠城的日军延期撤退。我们民众要根本抵制日货，而政府却三令五申的取缔反日运动，并由党部出头把反日会改组为救国会以作为包销日货的大本营……这一切的印象，还是很新鲜的印在我们脑中，如果想靠这种政府站起来坚决和帝国主义奋斗，这岂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发昏！
我们再进一步想想：为什么在革命运动高涨的那几年，排货运动进行的那样激烈，他们都噤不敢声；甚至侵犯了不平等条约的神圣，自动把汉口租界直接收回，他们依然是噤不敢声？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却敢于毫无所借口的武力侵占满蒙？这难道不是说明只有群众革命运动的高度发展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并争取中国民族自由独立的唯一保障吗？谢谢党国当局的努力，这几年来总算把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势力，拔除了！请愿的学生群众们，如果你们想到你们请愿的对象正是代帝国主义者摧毁民族解放运动主力的刽子手，正是制造“国难”的罪人，你们将何以自解呢？
也许你们以为这是过去的事实，看呵，簇新的经验；满洲事件发生以后，党国当局不是一再表示已有最后决心吗？决心是什么？便是宁可把满洲乃至全中国都送给帝国主义者而决不让民众抬起头来。党国当局当学生群中第一次请愿时，不是当众宣称“必于最短时期收复失地，如日兵再进一步，必予以迎头痛击”吗？可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曾收复辽吉，而是日本收复了黑龙江。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曾受到迎头痛击，而受到迎头痛击的却是上海和广州的反日民众。“事实胜于雄辩”，你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和幻想哩！
党国当局对于中国民族自由独立的切身利益，这样漠视——老实说实际上不只是漠视，简直是背叛——他们这种态度，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因的。你们只须看！在日军继续北进的时候，上海市商会不是正在那里筹议启封被扣日货，以便在事实上取消排货运动吗？企业家、厂主们不是成日的在那里拿“际兹国难当前……”的大帽子反转来压迫工人群众的反日运动和组织吗？政府要我们“镇静”“镇静”一百个“镇静”，这正是代表上述这一部分人的要求和心理。这一部分人只要自身的利益不致动摇，那便连中国被日本武力侵占也好，或是由国际共管也好，他们是可以一直镇静下去的。只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他们才真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民族自由独立的命运团结在一起，也只有他们才是真正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发抖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学生群众，如果他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真要在行动上来拥护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那么，他们所应该选择的不是到南京去的道路而是到劳苦群众中去的道路——而况第一条道路经他们自己走过，已经证明是此路不通，现在还能够有一分钟的迟疑不决吗？
果然，今天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你们绵羊也似的请愿的哀鸣，又在所谓国府门前撞了壁了，你们用和平请愿的手段要求党国当局出兵，而党国当局却声斥你们是“侮辱国家元首”！本来是的，“元首”已下了“最后决心”要拱手对日本暴行“逆来顺受”到底，你们却要他去“犯上作乱”，和他的主人直接对敌，这岂不是一种极无理的“侮辱”举动？何况请愿的呈文上“辞多荒谬”，居然表示不愿随着“元首”之后“逆来顺受”！这无怪党国当局要发出“实可痛心”的叹息来了！幸亏还只是“痛心”了一下，没有真的做出来。否则把你们当作“反动派、共产党及卖国分子”办上几个，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呵！国府文官长不是已经明白的告诉了你们吗：“综观该生等此次来京之前后情形，显系有人预为设计，欲以青年为牺牲（！！！要想牺牲青年，少不得也还要借重你们这批刽子手，你们真可以自豪了。）而逼政府于难堪，阴谋殊为险恶……”本来是呵！国府已经早下决心采取不抵抗主义，你们却偏要不识相，惹得党国要人脑羞成怒，把你们办上几个，那你们岂不是死有余辜吗？总之，要政府出兵，这便是“逼政府于难堪”，便应该格杀勿论。可怜你们学生不懂得这层大道理，还要不自殒灭，祸延你们校长要立刻晋京面受申斥。大概一层一层的申斥下来，你们总可以马上懂得这层道理，“欣然满意”散罢。
上海以及各地的穷苦学生群众们，你们这条请愿的道路，经过两次经验的证明，都已经告诉你们是一条绝路。你们现在是徘徊在十字街头了。你们还是由此便消沉下去呢；抑或是另外去找寻一条确实有效的救国的康庄大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广大劳苦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才能制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死命，也只有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才真是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最顽强的力量。只有他们才不会向敌人投降或中途妥协以叛卖中国民族的利益。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五卅运动和香港罢工运动中，劳动群众所领导的坚决行动，曾给予列强帝国主义者以何等有力的打击，那我们便很容易找到一条“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再就对日宣战问题而论，老实说，如果没有广大劳苦群众自动武装起来作全国范围坚壁清野的持久战是决计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略的。可是党国当局宁可放弃满蒙也决不肯让下层群众武装起来作抗日的战争，所以他们始终不敢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采取武力对抗的手段。学生群众们，如果你们真是下了最后决心，要为抗日救国而奋斗，那么，你们所切实可行的便只有一条道路！那便是抛弃一切的到下层民众中去，帮助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帮助他们作自动武装的斗争，他们斗争的胜利，才是中国民族能以得救的保证。目前正是一个历史试验的时期，试验你们革命的勇气是否已经消竭。你们还容许有一刻的迟疑尽着在歧路上徘徊吗？
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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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第二次决议后的局势（顽石〔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国联第二次决议后的局势
顽石〔陈独秀〕
早已有人说过，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大家或者认为这是赤党的宣传，至少也未必如此之甚。现在怎么样呢？
他们为了所谓“力求和平调处东三省危局”，国际行政会开了一次，二次会、三次会，每次开会之前，都令一班高等中等华人起了或多或少的幻想，在每次开会之后，都浇了一背的冷水。
这次在巴黎所开的第三次会，美国在实际上已经比第二次更有力的参加了；强盗们秘密会议了一个星期，结果在本月二十三日公开会议上，一致同意了日本代表芳泽“派遣中立调查委员团”的提案，作为最后一幕滑稽戏之收场；它在美国宣言不赞成限定日期撤兵的援助之下，它第一次第二次限期撤兵的决议，由它自己无形宣告取消了。议长白里安，对于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日本撤兵的演说，报以“勿为足以增重局势之言行”的答复，这简直是制止中国代表发言。
白里安所起草调查委员团的决议草案七条，所谓从速撤兵等于说撤兵期由日本自定；所谓双方制止军事行动，即委员团对军事行动不加紧监察，双方防止足使时局益增严重之行为，双方除述其目前有关系之问题，他们所谓双方，照惯例实只单方，这便是依照了日本的建议，只调查中国如何如何不遵守条约和如何如何排日使时局益增严重，而不调查日本的暴行，对日本军事行动不加监察，白里安且放出将国联不克公断的责任诿诸中国之说，以威吓中国代表屈从这一决议。
这样的调查委员团如果实现了（过去五卅事件调查委员团的教训，我们大概还没有忘记罢！）如果中国没有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潮，将来的解决方针，也当然是根据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秘密协定的所谓“折衷办法”，即是中国承认所有中日条约中日本既得的权益和日本撤兵同时实现，亦即是中国把实际的东三省送给日本，而日本把东三省的空名交还中国！
中国的态度是怎样呢？二十四日国府训令施代表三要点，只照例除述撤兵之要求和不撤兵对于世界和平的危险，而对于是否接受二十二日的行政会的决议这一具体问题并未有明白指示；所以施代表在表面稍稍作态之后，即有放弃投票而不投反对票之传说；同时，路透社巴黎电，已有施代表“趋向温和方面”之说，哈瓦斯社巴黎电，亦有“中国对案或不致坚持不让”之说，施肇基对道威斯说：“国民党体面若非予以顾全，则苏俄党徒自必出而柄政。”这句话令我们想起一件故事，即袁世凯政府已和日本议定接受二十一条的要求，乃由曹汝霖示意日本公使，发出前后通牒以顾全袁政府的体面，由此可使施代表之表面作态，不过为了政府的体面问题，其最后态度固早已决定了！
我正在写此文时，又见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理事会已觅得一解决满洲问题之新计划，闻该项新计划，中日双方同时撤兵，日本军队撤至南满路线区域，而中国方面则退至关内……并闻中国方面，有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域，由英意法三国联军镇守之建议；并称此议若能成为事实，则中国捍卫国土之将士，不妨再退入长城之内。”（国民新闻社二十五日巴黎电）路透社二十六日东京电也说：“此间政界闻施肇基提议，将关外华军撤入关内，而设立一中立区域之讯，表示欣慰。”此消息如果确实，则施代表之建议，此理事会之新计划大为荒谬，他只能代表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要求日本军队从中国领土撤退，梦也想不到中国军队要退出本国的领土——东三省；更梦也梦不到八国联军强占北京三十年后的党国，竟请求三国联军来镇守辽东，来替中国捍卫国土！
现在怎么样呢？就是顽固派的申报和新闻报，也不得不说一声“国联之假面具已从此揭破无余矣”；“国联真相已露”，“不复能掩其狰狞面目矣”，你们还有什么幻想呢？最后的幻想还有一个美国和九国条约，颜惠庆正在宣传“美国在九国公约签字，对华竭力帮忙”。顾维钧也在宣传“根据九国公约以求解决之途径”，不错，美国是“对华竭力帮忙”，竭力宣言不赞成对日本限定日期撤兵，又竭力和日本秘密议定了“折衷方案”，这便是“解决之途径”吗？好无耻的洋奴！
一般高等中等华人，做了多年“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好梦，现在该要醒醒了罢！
你们最后的幻想，还是逼着我们不得不把本来是浅近易知无需絮叨的话，再向大众絮叨一下；国联和美国这样的态度，在他们国际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是当然的事，一点也不奇怪，这并不是他们的真相已露，而是你们的幻想成空呵！
他们的立场：（一）在“官官相卫”的原则上，国际帝国主义各有各的心病，他们相互之间，都不能对于侵犯弱小民族的行为加以非难。（二）加于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条约，对于他们是共同的神圣权利，如果二十一条无效，辛丑条约及江宁天津等条约怎么办呢？凡尔赛条约又怎么办呢？（三）英美两国在满洲虽然和日本有利益的冲突，而比之在世界舞台上，他们进攻苏联或英美自己争霸权之冲突，都要退在次要又次要地位，他们从远大处着想，进攻苏联时，日本固当其冲，英美战争时，日本更有举足轻重的资格，他们都不能为了区区满洲问题而轻易开罪于日本！他们未来的重要同盟者。所以，有反美历史的英国保守党一登台，日美秘密谈判便立刻具体化了，同时英国政府也渐渐改变了对日态度。（四）法国在满洲的关系，只有中东路债权这一点渺茫的东西，而目这一冲突的对象，是苏联而非日本；它在国际关系上，它是进攻苏联的阴谋窟，它为完成其欧陆大王的地位，既须防美，又未能联英，意德更窥伺其南北，它更不愿意开罪日本，使自己更陷于孤立。（五）所谓“日本地位”和“门户开放”，自然是两相矛盾的原则；然而这一矛盾，眼前还未发展到绝对不能和平解决的程度。即是大有牺牲中国，在不侵犯日本主要权益的条件之下，他们进行在“满洲经济的瓜分政策”之可能。绝对不能和平解决的程度，只有发展到美日对英或英日对美的冲突，而不是英美对日的冲突，以日本现在的地位，对于英美一致的门户开放之要求，当然未能绝对拒绝，问题只是争多执少而已。日美在华盛顿之秘密谈判，道威斯，西门，和松平在伦敦，巴黎数次秘密长时间的谈话，除了这一问题，还有什么必须秘密呢？即将来调查委员团的实际任务与活动，大部分也要归结这方面。即将来由这方面冲突而酝酿的战争，也只有美日对英或英日对美的战争，即世界战争没有什么英日战争或日美战争，更没有什么英美对日的战争。
我们向来一提及满洲问题，便马上联想到日美战争，这是一个极粗浅的观察，美国民主党一个领袖参院议员罗宾生，声称“中日东三省争执，行将日趋严重，美国若投入漩涡，恐有远大而不利于美国之结果，为美国利益计，不宜加以干涉”，（路透社二十二日华盛顿电），这还不说得明白吗？又国民新闻社二十日华盛顿电：“美国参院外交委员长波拉今日声称：美国对于中日东三省纠纷，除从中和解以期保持和平外，别无他道，凡爱好和平与条约之国家，无有欲用调停以外之行动者。故美国用武力干涉之议，似乎不可信也。”波拉是华盛顿号称最左的政治家，其言如此，此外还会有什么新鲜的议论吗？
日本帝国主义是看清了这些奥窍的，只有高等中等华人睡在梦里！
国际帝国主义的立场，和中国政府的“不抵抗”“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政策配合起来，便决定了解决此次中日东三省纠纷的趋势，这一趋势好比一巨流，将来各方面或者会掀起多少波纹，而波纹终于是波纹，不会改变巨流方向的。
要改变其方向，只有中国民众起来。用非常手段掘断这一巨流。
只有全中国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自动的武装起来，召集紧急的国民会议，以人民的名义，以人民的行动，来代替施肇基和国府回答巴黎的决议，回答一切帝国主义者！
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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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黑格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第三章黑格尔
1、黑格尔体系概观
2、《精神现象学》
3、《逻辑学》
4、《自然哲学》
5、《历史哲学》
6、《法哲学原理》
7、《精神哲学》
8、结论
黑格尔的著作反映了德国中产阶级即那个时候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希望像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政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他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因而不得不同过去残存的势力和习惯进行妥协。
黑格尔既反对费希特的进步倾向，又反对谢林的反动倾向。他口己的世界观是保守的。他不像费希特那样重视未来，也不像谢林那样重视过去，而是竭力为现在进行辩护。因此，他终止了世界的辩证发展，赋予现在以绝对的价值，认为现在是理性发展的必然的和完满的结果，在其为现存状况进行辩解时，黑格尔竭力使浪漫唯心主义变得较为具体，证明精神的东西只有结合客观现实才能存在。
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显然是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那里受到启发的。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是人类的精神力量在改造世界和使世界理性化方面的杰出范例。在法国和英国，理性活动同具体的生活，即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是密切联在一起的；而在落后的德国，黑格尔却不得不主要从精神的角度来考察人的活动。像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一样，黑格尔把人的活动归结为精神活动，即观念的活动。
1．黑格尔体系概观
黑格尔没有把现实理解为人的实际的、具体的活动的客体，因而未能把握住世界变化的动因。他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现实看作是精神活动的客体，并致力于证明通过精神反映的具体现实才是有效的现实，精神的发展不仅反映世界的发展，而且决定世界的发展。
黑格尔为了确立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的同一性，竭力抛弃具体现实所将有的实质；至少从其主要方面，把具体现实变成了精神，从而使它成为精神因素的反映。正是在精神因素中，具体现实才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和自己的真相。具体的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正如在费希特那里一样，成了思维主体的创造物。但在费希特那里，对世界的改造是把世界变成没有确定的现实可以与之相适应的绝对意志的产物；而黑格尔的世界发展不是从意志，而是从高于个体的主客体理性的理性形式推导出来的。这种理性形式把精神和存在结合在一起，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黑格尔通过不断把精神导入世界，竭力证明这种统一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在他的体系中，这种理性的发展不过是世界逐步理性化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世界理性化是人类在整个历史中长期努力的结果。
黑格尔关于精神活动决定现实的观点，实际上源于基督教的创造观。在黑格尔看来，上帝就是宇宙精神，是绝对观念，上帝通过外化或异化自己的本质而创造了一切现实。他通过把这种创造活动神秘地看作是从分裂返回到原来最初的统一，揭示了绝对观念在把自己的本质外化于世界之后，是如何逐步把它吸收回自身从而达到完满的自我意识的。
既然黑格尔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为现存的状此进行辩护，那么与其说他强调的是上帝同世界、精神同具体现实之间的根本对立，不如说是强调它们之间的由来已久的统一在他看来，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统一的象征。那种以“不幸的”或“苦恼的”意识为特征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是要从当前的现状返回到业已消史的过去，或转向虚幻的未来。与这种世界观相反，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认为现存的状况就是上帝所体现的统不过上帝所体现的这种统一不是宁静的，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现实的逐步理性化实现的，是人类长期奋斗的结果。
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他把对立之后就是统一的概念运用于整个精神生活，但认为只有克服了现实发展常常导致的对立，这种对立之后跟着就是统一的过程才能使现实事物合理化[1]。
最初在绝对观念中获得的现实与理性的同一，由于理性在起先似乎与它相异的现实中的外化而受到了破坏。后来，这种同一逐步为精神活动所修复。精神活动消灭了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使它逐渐超越自身，而采取愈来愈相当于理性的形式和内容。世界的这种理性化所决定的精神和存在的逐渐统一，是以具体的观念或概念的形式实现的，这些具体的观念或概念形式，不仅是人解释物体和事物的表象，而且从其最本质的方面来说，也构成了现实本身。
既然物质现实是在观念即具体观念中同精神现实融为一体的（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作用同基督的作用是一样的），那么黑格尔也就把观念变成了人和外部坏境之间的必要的联系和环节。这样，黑格尔就使精神现实同物质现实达到了统一，并断言精神实际上包含事物的本质并决定其发展。
因此，世界一旦同作为世界本质的精神结为一体，那么同现实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观念——只要是具体的即似乎负载着它所代表的现实——就有了意义。观念的发展不是取决于同自己的客体相对立的主观意识，而是取决于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客观精神。
这种观念的实现并不是通过抽象的思维和纯逻辑性，而是同世界的总的发展、同历史的进程联在一起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发展具有双重特性：逻辑性和历史性；历史具有重要地位，活动的思维同具体事实的统一是在历史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的同一的。逻辑性和历史牲的结合乃是黑格尔体系的独特性。
由于观念的发展是同在观念中找到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存在联在一起的，由于理性必须同现实相一致，所以，黑格尔既反对撇开事实而胡思乱想的独断论和不考虑具体现实的空想，又反对陷入具体事实而不能抓住现实本质即所谓精神实体的纯粹经验主义[2]。黑格尔谴责把思想同现实割裂开来从而使思想变成苍白无力和枯燥无味的独断论，并驳斥了一切空想学说，这些空想学说使现实从属于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独断观念[3]。鉴于在现存状况之外去寻求理想是徒劳的，黑格尔提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理解作为理性反映的现存的东西[4]。
在驳斥独断论和空想时，黑格尔承认经验主义有一个重要长处，那就是致力于探讨具体的现实，而探讨具体的现实恰恰是达到真理的唯一的方法[5]。但在黑格尔看来，单纯地、简单地了解世界是不够的。他认为真实的东西只有当它是精神的反映和产物时才站得住[6]，他责备经验主义没有超出具体现实的直接材料，而是沉迷于大虽的事实之中，抓不住它们的本质。
在黑格尔看来，本质的现实即体现精神的现实，既不同于缺乏实际内容的抽象观念，又不同于偶然的、非本质的直接现实。本质的现实同观念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本质的现实就是观念的实质：本质的的现实既是理性的又是必然的。只有这种本质的现实才值得认识，因为只有它才体现理性[7]。因此，黑格尔不考虑那些同其理性没有联系的现实要素，也就是说无视非本质的偶然的要素。他从大量的事实、本质和物体中只保留那些反映观念并起理性作用的东西[8]。
既然具体的现实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其实质基本上都表现为精神，那么真正的必然性同逻辑必然性也就是一回事了。因此，精神的各种规律适用于外在世界，而逻辑即理念的发展则成了现实事物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仅仅通过思维的作用就可以推断出现实事物发展[9]。这种认为观念在世界中辩证地实现自已本质的观点，使黑格尔走向泛逻辑主义；根据这种理论，黑格尔从观念所实际包含的内容展开，去解释世界的发展，从而使历史的发展从属于逻辑学；事件在时间上发生的先后次序决定于它们的理性的秩序[10]。
在这种图式中，世界的发展从属于它要体现的目标，因而发展成了教条和空想。世界发展的原则同其目标之间的基本同一，先验地决定世界的发展，但由于这种同一性，这种发展成了一种复归或返回自身，其进步是虚幻的。
包含精神和存在的观念的发展，决定于具体的理性。抽象的理性起分析的作用，它能分解而不能构成；而具体的理性却起综合的作用，可以从现实的同一性和差异中，即从现实的统一和多样性中把握一切的现实，使现实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尖锐化，从而把一切导入运动，使世界不断发展[11]。具体的理性导致了一种新的能动的逻辑即辩证法，旧的传统逻辑只符合于静止的世界观。这种逻辑认为本质和事物是永恒的、不朽的，并从它们的同一性方面来理解它们，把它们固定化，排斥矛盾。然而解证法则摒弃同一性原则，因为同一性原则使一切发展都陷于静止状态，既不能说明统一现实界的各种不同要素如何彼此制约，也不能说明它们的变化。旧的形式逻辑认为现实界的各种不同要素不是彼此包含就是彼此排斥；与此不同，辩证法则认为现实界的各种不同要素是发展的、变化的，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并从它们的互相作用中揭示其变化的原因。
旧的形式逻辑是以包容或排斥的空间概念为基础的，目的是通过消灭矛盾来建立本质和事物的同一性，而辩证法则是以能使它解释变化、发展、生成的时间概念为基础的。当辩证法把空间概念运用于时间概念时，就使空间概念有了能动性，而不像旧形式逻辑那样使其只具有静止的性质。康德曾认为变化在空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时间上却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单个的存在物在时间中却可以经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状态。但对黑格尔来说，这种简单的时间上的接连发生的变化是不够的，因为它只保有特定瞬间的同一性和不变性，即只保有某种与生成概念相反的东西，而生成的概念却意味着不断的变化。
黑格尔是从本质和事物的不断变化来考察本质和事物的。对立和矛盾是活生生的现实所固有的，并且是一切精神现实和物质现实，即理念、事实、存在和事物的核心。矛盾的因素，远不像旧逻辑所认为的那样是彼此排斥，而是彼此相互制约，它们的变化决定着现实世界的发展。
任何一种共存于一切现实事物之中的对立的、矛盾的因素，都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它反映了观念或本质的要素或特征。但从变异或生成的观点来看，正是这种矛盾的对立或否定才是本质的东西（这也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要点之一）[12]。否定成矛盾，并不像静止的逻辑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纯粹否定的性质，可以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具有肯定的性质。否定，作为对现实界一定要素的否定，具有肯定的内容，并通过它所引起的变化，而成为变易的源泉[13]。
在辩证法中，旧逻辑的含义完全颠倒了过来。在旧逻辑那里是肯定的基本因素的同一性，在辩证法中则成了抑制发展、使一切陷于停滞和僵死状态的标志；它是一种消极的因素。而静止的逻辑即旧逻辑认为只有消极作用的否定或矛盾，在辩证法中实际上却具有肯定的作用，它是能动的、丰富的因素，没有它就没有发展，没有生命。费希特业已看到了这种对立即“非我”的肯定性质，不过在他的体系中意志是现实的灵魂，“非我”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能动的，不如说是被动的，它只是“自我”为了规定和发展自己而创造的手段。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成了肯定的因素，成了以与一切力图维持自己同一性的事物相对立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动力[14]。
把矛盾、否定、对立看作是导致事物发展的因素，构成了黑格尔综合体系的特点。黑格尔反对旧逻辑所提出的排斥矛盾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会使现实事物变得贫瘠、并阻止事物的发展；相反，他揭示了对立物如何在更高的统一中综合起来。这种统一不是矛盾调和的结果（因为它会阻止必要的、有生命力的对抗作用），也不是矛盾钝化的结果（因为它将导致现实事物的停滞），而是各种矛盾达到不能并存的尖锐程度的结果。在作为结果而到来的危机过程中，相互对立的要素被扬弃了，并且在更高级的、具有新质的统一即综合中恢复起来。
正是在这种辩证的过程中，对立物被转化了，并在出现了新的矛盾的综合中统一起来，即在新的综合中恢复起来。这种辩证的过程恰恰表现了精神的发展：精神通过矛盾的不断扬弃和重新产生，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概念，即从一个观念过渡到另一个观念，每一次实际上都是新阶段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统一[15]。这一总的思想就是黑格尔力图重新表述和解释破归结为观念的现实的出发点，也是他力图证明现实在其发展中如何遵循理性并反映精神本身发展的出发点。
2．《精神现象学》
在探讨客观的现实和人的社会之前，黑格尔分析了意识和思维形式的发展，认为它决定着世界的发展。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规定一整套的精神形式，首先着手证明精神如何从经验的意识逐渐发展成为自我意识，最后又发展为代表真理的绝对精神。
因为精神不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它不依赖于自己实质的具体的现实，所以黑格尔从精神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研究精神，考察意识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因此，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关于主体和客体的性质，意识和世界的性质，并没有被看作是抽象的和仅仗仅仅是哲学上的问题，而是被看作影响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黑格尔为了揭示人同世界的关系，拋弃了形而上学的观点，采取了历史的辩证的观点。
但由于具体的历史发展被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即现实事物被纳入了概念，所以黑格尔把人和外在世界变成了意识和意识的客体，而把两者的相互关系归结为意识对自己的客体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态度。
起初，客体即外在世界似乎具有不依赖于意识的现实性，这时，意识采取感性可靠性的形式，而认识的主体即还没有同现实界分开的意识则表现为经验意识的形式。然而，由于理性的作用，意识逐渐地占有具体的现实，同人在历史中日益加强对自然界的控制这一事实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思维的主体认识到它的客体并不是不依赖于它，还认识到构成真正现实的外在世界所以存在，实际上是由于主体的认识能力。
人要摆脱外在世界的控制和在外在世界中认识自己的现实性，就必须把客体变成自己的创造物，即变成自己的东西。人的发展同意识的发展是一致的，标志人的逐步解放的历史基本原则，同摆脱了对世界依附的意识所采取的相继形式也是一致的。在这个超脱的过程中，最初与感性经验相同的意识，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活动由经验意识转化为自我意识，并使自己区别于感性经验。
感性经验只局限于直接的现实，并把世界看作是不依赖于思维主体的总体。然而，自我意识则前进了一步，在客观现实中认识到自己，因而认识到在现象的后而没有任何不依赖于思维主体的客体，因为实际上它才是感性世界的真正实质。由于这一步，自我意识从直接的现实和客观经验中超脱出来，意识到世界不过是精神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劳动的成果不是僵死的物，而是人的本质的反映。
黑格尔进而分析了劳动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劳动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那些基本特性，可以归结如下：劳动就是人的活动，它不断改造世界，日益把人同客观现实结合在一起多人通过使现实适应自己的需要而不断使客观现实具有人的属性；各个个人在具有集体性的、可唤起人的团结感的生产方式中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和以个人为基础的占有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使人彼此对立，不仅阻碍人同社会的结合，也影响增进团结感。
黑格尔对劳动的分析，实际上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的性质和意义。比如，他认为能使人支配和改造世界的人的活动的基本作用，是受客体的意识支配的，只有在客体的意识中，人的活动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黑格尔对劳动的集体性以及通过完成共同任务而把人结合在一起的现象，也作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按照他的说法，人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人的真正本质是为他人而存在。
此外，黑格尔对由于追逐利润、使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相对立而破坏了现存社会中的人的团结的方式，也作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在其对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中[16]，黑格尔不仅强调了这种基本对立，而且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力量所造成的普遍的不自由。他虽想超越这种对立，但由于他维护这种对立所造成的私有财产社会，使得他只能以一种空想的方式来超越这种对立。
黑格尔认为，由于社会的不平等，劳动使人产生了分裂，而这种社会的不平等又是劳动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的；但通过克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劳动也可以使个人同礼会结合在一起。他不是像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把这种结合同生产方式的实际改造联系起来，而是把社会变革的进程归结为意识的发展，认为意识的发展通过上升为自我意识，就可以使人认识到他自己的真正本质是为他人而存在。
黑格尔把劳动领域分成了两个方面：奴隶方面和主人方面。奴隶的作用是创造属于他人的物。由于离开这些物，奴隶就不能存在，所以他依赖占有这些物的人，他自己的真正本质就在于这种奴隶状态。然而，就意识到他自己的劳动在帮助世界前进这一点而言，奴隶将摆脱这种奴素状态，并逐步意识到他的真正本质是为他人而存在。因此，奴隶是通过自己所创造的物来认识自身的。他的劳动成果，即以外在形式来体现自己意识的成果，对他来说似乎已不再是奴役自己的异己的东西，而是他的本质据以实现的方式。
主人是以相反的方式来认识自身的。他不像奴隶，而是认为自己不依赖于供他支配、但又不是他自己创造的或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于其中的那些物。但在把这些物皆作自已的财产时，主人实际正是把这些物变成自身的一部分，从而使自己依赖于为他创造这些物的人，即依赖于他自己的奴隶。因此，像奴隶一样，主人也逐渐意识到自已的真正本质也在于为他人而存在。
由于主人和奴隶都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真正本质是劳动产品即客体，因而引起主人和奴隶对立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最初的差别消失了。对主人和奴隶来说，客体似乎不再是某种外在的或异己的东西，而是他们的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构成了客体的真正的实质。
意识和实质、主体和客体的这种统一，使意识从自我意识上升到第三个阶段，即理性阶段。理性并不会因同世界的对立而变得不自在，它就存在于它自己活动的产物中。理性由于意识到现实同自己的本质是同一的，因而认为它自己就是真正的实质，即世界的本质。
现在，在自己所创造的现实中认识自身的意识，同那种把具体的世界看作是思维主体的实现或体现的那种认识就融合在一起了。客体本身只有采取概念的形式，即成为意识发展的反映，才能达到自己的真正现实性。意识和客观现实的这种统一，是在精神中实现的，精神把自己看作是现实界的原则和本质，精神在其所有的限定中，就包括了自然界，使它成为精神本身的要素和方面。
因此，当黑格尔把现实变成意识活动的产物，并强调意识支配客体时，实际上是把推动人去支配外在世界的人的活动变成了观念性的东西。同时，黑格尔还强调指出了这种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产生的基本的和对立的结果。一个主要的结果是，人通过生产过程愈来愈深入地同世界结合在一起；黑格尔认为，思维的主体即创造性活动的意识构成客体的实质，就反映了这种结合。除了这种结合之外，黑格尔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日益密切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人们将个人利益服从于普遍的利益；主体即自我意识的真正本质是通过他人来体现的，就反映了这种结合。最后，黑格尔分析了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人同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世界之间的对立；他在研究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就是这种对立。
黑格尔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屈从于他自己的活动的产物即屈从于他的劳动对象，造成丁奴役状态，因为人的本质已异化为他自己的劳动对象。黑格尔指出应通过取消客体对主体的支配来摆脱这种奴役状态。但由于他不愿废除私有制（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的个性的基础），所以只能以一种空想的方式把主体从受客体支配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私有制和相应的奴役状态所造成的这种异化现象，引起了社会和经济问题，黑格尔把它们归结为意识同其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人从这种奴役状态（它使人的劳动对象成为自己的一个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意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意识将通过自巳的客体来认识自身。
3．《逻辑学》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意识在共同客体的关系中所经历的历史的、逻辑的发展形式，并把客体归结为概念，认为意识同实体是同一的，在《逻辑学》中，他则进一步描述了精神的发展，并依据观念和概念的发展揭示了观念和概念的世界。
不应忘记，意识在同具体的现实和经验的现实的联系中是先变成自我意识，然后又变成理性的。由于类似的发展，最初以“有”的形式自在地存在着的概念，通过反思成为主体即本质，并且最后作为观念意识到，主体和客体在它自身中是统一着的。
最初，概念沉浸下无意识的自然界中，不易觉察，它同直接的“有”联在一起。像《精神现象学》中的经验意识一样，它不是支配世界，而是易于受世界影响的。后来，“有”把自己同它迄今结合于其中的直接的现实对立起来，“有”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特性或本质，并使自己的限定成为自身实现的限定。
“有”由于或了本质，因而变成了主体，并从这时起，为了实现自己的真正本质而把它所导致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有”实现自己的真正本质，也就是否定任何特定的存在形式，因为每一种形式由于是规定的和限定的，因而成了“有”的发展障碍。“有”的本质同其存在的特殊条件之间的矛盾，是通过实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实有通过超越每一种特定的存在形式，使“有”实现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性。
在这种不断超越直接现实而达到本质现实的过程中，“有”的统一并不表现为不变的、呆板的、固定的形式，而是以其变化的形式表现为差异和统一的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为它自己所吸收的一切所丰富。
这种过程同静止的逻辑学是不相容的，它反对这种静止的逻辑学，并以辩证法来取代它。辩证法是一种新的逻辑学，它否认直接现实有结对价值，倾向于技造直接现实，使之适应于自己的本质。
辩证法是生命的普遍规律，它的根本点是否定或矛盾。否定或矛盾使一切存在超越自己一定的存在方式而达到据以实现自己本质的新的存在方式。在这种变易的过程中，否定或矛盾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将逐渐显现出来。
因此，否定的原则使“有”不断否定其现象形式以获得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真正内容。这种否定的原则并不像在费希特那里那样具有不确定的“应有”的特性，作为否定特定内容的否定，具有肯定的、确定的特性。否定之否定也是这样，它是对这种对立的克服，依靠这种克服，“有”才实现自己的本质。
概念的发展并不是以本质而告终。当概念意识到它构成事物的实质，并以这种方式便自己摆脱了被认为是相异于思维主体的某物的现实性时，概念同现实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
这时，本质就变成了理念。在理念中，概念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全部的即主观的和客观的现实性，并把自己同作为总体的现实等同起来。从本质过渡到理念，意味着超越了被认为是某物的直接的现实性；被认为是某物的直接现实性就被造成为通过概念来体现的既是主观又是客观的合理的真相。思维主体的活动（其中体现了现实的实质）成了理念活动的一部分，理念在自身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即在把一切现实设想为自己的实质过程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同一。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正如在《精神现象学》中一样，也力图克服那些阻碍人同世界完全融为一体和阻止人合理地控制现实界的矛盾。黑格尔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看作是必然的、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形式，他想克服基于上述矛盾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但他不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而是通过把人的活动归结为观念领域的东西，去实现绝对的自由和完美的理性。在他看来，理念包含了一切现实，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别的客体，因而是完全自由的，并易于克服现实中的矛盾。
既然实际的活动被归结为认识，那么就只能主要从其精神方面来考察存在了。也就是说，清除存在的一切物质的直接现实性，把存在升华为概念。从这一点出发，在自身中把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就成了唯一的现实，理念通过展现自己的实质来创造自己，并变成创造性的宇宙精神即上帝。
从《逻辑学》中推演出神学以后，黑格尔就着手掲示这个创造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他已多少描述了精神逐步变成完美的理性和绝对理念的理论发展过程。现在他将进一步揭示绝对理念最初在自然界〔自然界是它的对立面）中如何以原始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然后将揭示绝对理念在历史中如何较完全地体现自巳。他认为，在历史中，绝对理念将逐渐摆脱客观现实，把客观现实当作是自己实质的反映。最后，他还将揭示绝对理念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如何实现自己的最高体现，而其终点则是他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他的哲学包含了作为理性总体的世界，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在其中最终实现了同一。
在这种力图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绝对理念的逐步实现的过程中，黑格尔把事变和事物都归结为概念。这样，他就能证明事变和事物的发展是遵循理性的，是精神发展的反映。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应用的，而且离开纯思维领域越远，应用也就越困难。在概念中间建立理性的联系和辩证的秩序也许比较容易，但在历史领域中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在历史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到涉及自然领域时，现实和理性的同一就只能靠专断的方式来实现了。
4．《自然哲学》
这里谈一谈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缺陷和怪僻之处。黑格尔虽反对那种抛弃现实的质的因素而只保留表示大小的量的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形而上学的科学方法，但他却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竭力把现象的自然连续过程归结为概念的辩证发展。
鉴于这种归结是困难的，所以黑格尔解释说，自然不可能认识概念，因为自然是由理念外化而产生的，是理念的异化或外化；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理念的否定，是某种基本上可着作理念所包含的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东西[17]。自然界与理性无关，它要服从于偶然和盲目的必然性。在自然界中，变化是机械的（如在矿物中），是无意识的（如在植物中）和本能的（如在牲畜中），而在人类活动中，变化则取决于旨在使现实理性化的意志活动[18]。
然而，由于黑格尔认为现实事物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因而断言自然界虽同精神相异，但在其基本方面同理性却是一致的，至少理性可以渗透入自然界[19]。黑格尔并没有表示要从自然界中推演出一切，而是力图在自然界内部建立理性的秩序和揭示理性的发展，其目的是要以推理的方法证明自然界包含一切本质的东西。为此，他从一般的经验科学的材料出发，认为它们可以为思辨科学提供原材料。他力图在现象之间建立辩证的联系，一度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现象归结为概念。黑格尔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了自然的逻辑。
黑格尔所以用这种逻辑推演的方法取代机械的解释，其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只有用概念的发展才能解释变化。因此，他的发展观同近代的发展观正好是对立的[20]。
5．《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依然是以一种不完全的方式来描述绝对理念如何在自然的、有机的世界中体现自身的，而在《历史哲学》中，他则通过行动的思维同现实之间的日益密切的结合来揭示绝对理念如何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愈来愈完善地实现自身。
他首先假定理性统治世界并决定世界的发展[21]，接着他又把历史归结为绝对理念的发展，从全部历史事件中挑选出一些能反映精神发展相继经历的本质因素。因此，历史就被导入了他的逻辑学范围；在逻辑学范围内，历史的进程不过是精神发展的反映。在历史中，精神成了历史所固有的东西：成了历史的本质、历史本身的实体[22]。由于这样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逻辑的发展，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有了一种与叙事史完全不同的推断性、先验性。大量的事实、众多的个人和无数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杂乱无章的，使历史的进程难以捉摸，因此黑格尔只保留了其中那些能反映理念的发展、本质，并起理性作用的因素[23]。
这种把历史看作是精神的合理的因而是必然的发展的反映的先验观点，使黑格尔认为事件发展的实际顺序从属于它们的逻辑联系，事件的时间顺序从属于它们的逻辑顺序。这样，黑格尔就从推断的角度确定了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观念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观念只有反映现实才有意义。因此，历史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不只是精神的发展。相反，黑格尔想把民族、自由、民主（他认为这些都是历史的本质内容）这样一些崇高的观念的发展，同绝对的历史的具体现实的发展，完全融合为一体。不过，由于他不断宣称事实本身具有最高价值，对历史的考察应从经验而不是从独断出发，因而这种排斥非本质的偶然性因素的推演式的先验历史观，似乎就站不住脚了[24]。
然而，黑格尔对现实的重视，同他强调经验科学的材料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历史进程的合理性虽然是考察事实的结果，并用事实来证实，但事实本身什么也证明不了，事实只有用思辨哲学来解释，并被纳人逻辑的范畴，才具有真正的意义。鉴于他对具体历史材料的运用只是在于衡量它们所揭示的观念的发展，因而他就把历史的事实歪曲为它们应当实现的目的，使它们上升为概念以适应逻辑的发展。
把历史看作是逻辑发展的这种历史观，是以一切理性主义哲学所共有的进步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进步的观念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为这个阶级执政进行辩护的；它把资产阶级执政看作是历史进程中所固有的某种现象。黑格尔所表达的不是像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那样的革命的愿望，而是半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愿望。由于他竭力为现存的现实进行辩护，他的进步观念受到了削弱，他的全部重点都放在现状上，反对任何超越现状的企图，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这就是“世界历史是世界的仲裁者”，“智慧女神之鹰只是在黄昏时刻才并始翱翔”这两句著名格言的含义。这表明：一，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对其本身的证明，不能依据抽象的原则来判断或先验地加以确定；二，由于理性同现实连在一起，并逐渐在现实中实现自身，所以哲学家必须只限于记载理性的活动，揭示其本质，而不应对未来作空想的推测。
《历史折学》的基本矛盾，就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精神的无限的辩证发展同创作时这种发展的中断之间的矛盾。黑格尔为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进行辩护，认为这两者都具有绝对价值，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进步，取决于基本创造原则或超验的主体，即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世界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即自由，这种对自己本质的逐渐意识就反映在人类的发展之中。人类也逐渐产生了自由的意识，人类是在历史的各个伟大时代的进程中产生这种意识的。人不同于物体、植物和动物这些存在物，它们都盲目地、被动地受其环境的支配，而人是能思维的生物，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能动的主体，他自由地限定自己的存在。正是这种自由的能动性决定了人类历史的特性[25]。
把历史的进程同精神所采取的路线混同起来，就可以使黑格尔赋予历史的发展以逻辑的性质，把人类的发展同精神的发展等同起来[26]。人类分阶段发展的思想，在黑格尔之前，即在康德和海德[27]的著作中就已存在了，但他们的体系对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的考察是割裂的，因而是半静止的。而黑格尔则不仅努力依据人类的各个不同阶段去分别地考察历史的发展，揭示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而且依据这些阶段的发展去考察历史的发展，揭示是什么在决定由一个阶段辩证地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在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十分重视那些体现崇高目的和绝对精神某个阶段的那些个人的作用。像亚历山大、凯撒或拿破伦这些伟大人物，就是在起世界精神的执行者的作用，虽然常常是不自觉的，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这使他们推翻了既定的秩序），这些人建立了新的制度，并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黑格尔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理性的狡计”或“历史的诡计”。这些人既决定真理的发展，又决定历史的发展。
这种发展或进步主要体现在许多伟大的历史民族之中，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民族都代表世界精神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世界精神赋予自由的一种新的形式。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其实现自己使命的时候，也是它走向衰落的时候，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也决定自己的对立面，即决定世界精神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个新阶级恰恰是另一个伟大民族所要实现的目标。
这种认为历史是一些伟大民族的相继交替，认为毎一个民族代表世界精神的一个阶段和自由的一种形式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一个民族的活动并不限于实施一个单一的原则，黑格尔在各个不向民族之间则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也并不高明，因为各个不同民族的发展一般来说并不是相继交替的，而是平行的，只有少敬几个民族得到充分的发展。黑格尔通过夸大达些少数幸运民族的作用，而把历史变成了一部巨大的残剧，一个民族在某个时期占据了舞台。这个戏剧又基本上分为三幕，每一幕标志自由意吸的一个特定阶段。
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世界是精神解放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从原始和野蛮状态上升到理性；而以理性意志形式出现的自由属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自由的。在希腊和罗马世界，精神达到了更髙的自我意识，但这种自由是属于贵族的，只有贵族才是自由的。在充满基督教影响的日尔曼世界，精神达到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只有这时自由才在全体人中得到了实现。
向自由发展，这在精神那里主要地表现为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国家形式的变化；国家作为世界精神的体现，乃是历史发展的能动的主体和决定因素，无疑，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国家就没有历史，以前的一切社会状态（野蛮状态、原始状态）与其说是属于人的生活，不如说是属于没有精神的动物生活[28]。当各个个人合理地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就出现了国家，而历史正是从国家形成开始的。黑格尔十分推崇国家，认为国家在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当然，他的这种态度同他本人的保守倾向也是一致的。
国家的发展取决于理性同非理性之间不断引起的冲突，而这种理性同非理性之间的不断冲突则是现存政治社会制度在特定时期所呈现的形式。这种冲突摧毁国家的现存形式，并以更高的形式来取代它。作为理性国家的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发展的最终目标。在这种国家中，个人意志同普遍意志的一致性，可以把个人自由同权力结合起来，并使社会的最高原则自动地从属于法律。黑格尔认为，这种国家是以尊重法律和秩序为基础的，既不是专制制度，也不是革命的民主政体，因此是人类普遍利益的最好保证。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普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是一回事，所以他把当时的普鲁士国家看作是宇宙精神的最完满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终点。
6．《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就是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在这本书中，他依然为普鲁士国家进行辩护，但已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法律和伦理的观点出发，并揭示了国家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法律像历史一样，是合理意志的反映，不断在实现作为自由的自身。因此，它的发展，也象历史的发展一样，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历史性。理性主义者曾认为法律是历史之外的某种绝对的东西，它源于适应一切壮会并支配历史发展的、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原则，黑格尔反对这种观点。他还谴责理性主义把原子式的社会观作为出发点，把个人当作人类而不是当作社会的一分子，这样也就谴责了理性主义使法律从属了个人的愿望和要求，而不考虑社会和国家的更高需要的主张。
黑格尔虽然批判了反动的浪漫主义，但却附和浪漫主义者所说的法律必须同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相结合，以及个人必须适应集体并服从集体的观点。他也不同意理性主义者把法律归结为习惯法，因为这样一来，法律就不是被当作理性的东西而是被当作经验的东西了。黑格尔甚至也没有把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仅看作是被动地服从过去的制度和势力；而像卡尔·哈勒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却在传统的“成文”法的名义下，为过去的势力和制度进行辩护。
因此，黑格尔代表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愿望，既反对革命的法律，也反对传统的法律。他在理论上虽采用了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新的法学原则，但却愈来愈倾向于神圣同盟的反革命原则。个人完全服从国家的绝对权威，乃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根本原则。
在黑格尔那里，人同社会的结实，是在不同于实际国家的理想国家中实现的。这种理想国家既不是社会的反映，也不是社会的工具，而是社会的对立而，代表与社会相反的普遍的利益和集体生活。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这种国家是法律的最终目标，它的发展也像历史的发展一样，反映了现实通过实现自由而逐渐达到理性化的过程。
黑格尔不是从自由的主观方面把自由看作是个人意志的反映，而是看作个人自动服从客观道德的普遍原则的反映，国家就是这种客观道德的普遍原则的体现。黑格尔把自由的原则即法律的基本点，同私有财产的原则等同起来，并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为私有财产原则进行辩护。他说，自由源于理性意志，而理性意志必然倾向于占有其对象。因此，这种占有的功能，即自由的客观反映，同所有权是联在一起的，但由于所有权意味着要排斥他人，所以仅仅占有本身就表明所有权是私有财产权。理性意志的基础是占有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理性意志的最初形式表现为个人的特性即个性，它从外表上看是对自己所获得的物的占有权，即由契约所证明并由法律所认可的所有权。因此，个性是利己主义的，主要是由个人利益所决定的。
然而，契约由于承认对其他人的所有权，因而在人与人之间导致了各种义务。为了形成一种新的道德形式，契约超越了个人利益，不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了，结果就形成了法律的较高阶段。这种客观的道德就体现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
客观道德的形成并不是人类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像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一样，是由精神发展所决定的。精神在屈从于那些尚不完全、且约束其本质的存在形式，即家庭和社会之后，从这些存在形式中摆脱了出来，而在国家中找到了自己的完满的体现，变成了自我意识。黑格尔并没有把家庭和社会看作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其实，没有家庭和社会，或不依赖于家庭和社会，国家就不可能存在。黑格尔把国家变成了先验地决定法律发展的要素。
然而，黑格尔没有把这种发展归结为抽象概念的演替。在《历史哲学》中，他曾把自由这个概念的发展，同各个伟大历史时代的先后发生的顺序联在一起。同样，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又把客观道德的发展同经济政治的发展联在一起。正如在《自然哲学》中探讨经验科学，在《历史哲学》中探讨叙事史一样，他只是用政治经济作为思辨思考的材料，其目的是以道德和法律的名义为他认为是理想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国家进行辩护。
家庭、社会和国家是个人从主观道德上升为客观道德所经历的三个相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要实现的目标同社会的需要和目的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家庭这个客观道德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懂得了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较高的集体利益即普遍利益。
家庭的联合，构成了社会。黑格尔认为，社会不是各个个人的聚集体，而是所有个人在其中彼此交融的有机体。他所说的社会，并不是像18世纪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无差别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初就已明显出现了。他根据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名称，把这种社会叫做资产阶级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竞争和追逐利润为基础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社会是私人利益之间势不两立地进行倾轧的舞台。因为利己主义者占据支配地位，所以作为个性和自由基础的所有权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真正的社会秧序秩序也受到了侵犯。这种社会的利润动机使人的权利从属于物的权利，使人把自己当作出卖其劳动和服务而同自身相异化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在追逐利润方面出现了不平等：一方面形成了过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极度的贫困。
尽管资产阶级社会有这些缺陷，但黑格尔并没有谴责这种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基础之上的社会，因为在他看来，废除这种所有权就会抑制自由的个性。此外，黑格尔还认为，资产阶级社会虽然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却标志客观道德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使个人实现了自己的真正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的，但并不完全），使个人同社会结为一体。尽管追逐利润会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但他们却要一道进行集体劳动，參与社会交往。因此，他们将超越利己主义，不只单纯追求个人利益，而能理解普遍利益。
然而，普遍利益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社会中并不能实现，因为它同社会的本质是抵触的。与个人意志相悖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普遍利益，只能由高于社会的机构即国家来强制实行。只有在作为客观道德终点的国家之中，个人同社会的结合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个人利益才会从属于普遍利益。
国家的本质作用就是抵消个人利益彼此冲突所导致的有害后果。如果不在社会中确立一种崇高的秩序，那么个人利益的彼此倾轧就会使社会陷人无政府状态。但由于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保障，所以它不可能由那些只关心和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来创造。
国家源于高于个人意志的意志，即源于理性意志，这种意志将把自己强加于各个个人。
因此，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社会范围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受假定各个契约当事人是平等的契约所支配的，而在个人同国家的关系中却不存在什么契约，只有承认君主国家最高权威性的义务并且绝对服从。
由于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代表普遍意志、合理地调节和处理特殊利益的机构，所以他同卢梭是对立的。卢梭虽然也认为国家的本质是自由，但却把这种自由或理性意志看作是通过契约联结起来的个人自由的总和。同时，黑格尔也批判了哈勒。哈勒虽认为国家是超个人意志的体现，但却把这种意志归结为君主的专横和独断的权力。
黑格尔的国家观基本上源于拿破抡。在他看来，拿破伦在自己建立的强大国家中实现了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完满的结合，拿破伦既反对导致内战的极端的个人自由，反对任食行事所造成的恐怖，也反对敌视一切自由的过时的封建主义。
国家在其建立社会本身不能确立的真正社会秩序时，应尊重自由个人的权利。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个人在国家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本质即集体的本质，因为在国家中特殊的意志同普遍的意志是一致的。体现这种一致或同一的就是作为理性意志反映的法律，个人会自愿赞同它的。要建立这种理性的秩序，国家首先要依靠法官和警察，这些人通过惩办犯罪和不法行为来抑制个人的意志，保证法律的严格实施；其次，国家要依靠受国家管理和指导的法人，法人将把义务加诸自己的成员，使各个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从属于集体的利益，从而使集体利益具有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普遍性。君主是国家权力的化身，他的权力既受到宪法和议院的保护，又受到宪法和议院的限制。君主召集有产阶级的代表，成为统治者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
7．《精神哲学》
这种认为绝对观念在世界中展开自己的本质的观点，最后您决定了作为黑格尔创作巅峰的《精神哲学》的主要内容。这种展开是在作为绝对精神的感性表现的艺术中，在作为绝对精神的象征表现的宗教中，在绝对精神达到完全自我意识的哲学中进行的。
黑格尔抛弃了宗教的神秘和无理性的方面，把宗教的教义内容归结为以表象或影象的形式体现哲学根本概念的象征。在许多宗教之中，黑格尔把基督教列为第一位，认为它是自己哲学的象征。因此，三位一体在他看来就成了据以实现对立统一的三段式的象征。基督具有双重性：既代表神又代表人，人和神在基督那里得到了统一。基督代表特殊和普遍的统一，是在自身中结合着精神和自然界的具体观念的象征。所谓人类的堕落和原罪的说法，则成了精神先是外化其本质、然后再克服这种二元性和矛盾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即达到客观的永恒的真理的象征。正询黑格尔认为普鲁士国家具有绝对价值一样，他也认为基督教具有绝对价值，并把基督教看作是宇宙精神在宗教领域发展的顶峰。
最后，宇宙精神不再是以象征的形式，而是以观念的即哲学的形式，达到自己的最高表现。这些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在探索神在世界中的发展，而这些哲学怀系的最后一个体系，即他自己的体系，则应当是绝对精神的最终的和最完美的显示。
8．结论
黑格尔的学说，是理性主义之后出现的浪漫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从意识形态方而来看，它是对资木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出于生产的不断增长，改造了世界，并使人同自己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愈来愈结合为一体。黑格尔的哲学突出了标志新的生产方式特点的诸如发展、变化和进步这样一些概念，从半静止的世界观发展成为能动的世界观。它力图把精神和物质、人和外在现实的二元论归结为有机的一元论，把具体的现实即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精神的发展，把精神的发展看作是存在和事物的创造和调节的基本原则。黑格尔的学说把思想和现实、意识和存在统一于历史发展之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单命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预示若旧的静止的哲学和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终结。
黑格尔对历史发展的解释，表明客观的矛盾的现实和它们的辩证消失的必然性是生成的源泉和形式。然而，他不是依据其历史发展实际地分析具体的辩证运动，而是从槪念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具体的辩证运动变成抽象的、一般的和形式上的运动，对矛盾的解决也同样具有形式上的特点。
这种唯心主必使黑格尔的体系带有矛盾性，成了一种静止的世界观与能动的革命世界观之间的折衷物，成了超验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认为事物的本原和目的在事物之外）与实在论（它受内在概念的影响，认为事物的本原和目的在事物本身之内）之间的折衷物。
黑格尔的体系，反映了工业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他不再满足于纯唯心主义的和抽象的世界观，竭力把现实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把精神的发展纳入具体现实的发展之中。这样，他就使自己的体系具有了历史性。他努力抛弃形而上学的、超验的观点，依据事物固有的、具体的特征去考察事物，从而表明了他对历史的重视。
尽管有上述实在论的因素，但黑格尔的体系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为了能使现实与概念等同起来，黑格尔从具体的现实中排除了特殊和限定，这样，他就使特殊失去了自己的具体的特性和实质，被归结为概念发展的历史也就同逻辑学混淆起来了。只有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而不是往其他任何地方，人才能同世界结合在一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黑格尔的体系也只能是静止的世界观与能动的世界观之间的折衷物。浪漫主义哲学强调生命和变化的概念，不同意那种认为运动源于事物之外并与事物相异的某个本原的观点。黑格尔的哲学虽是浪漫主义哲学的顶峰，但浪漫主义哲学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却不能阻止黑格尔哲学认为运动的本原同事物本身是一致的。
黑格尔的哲学的确想说明世界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因而充满了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却决定于一个最高的原则，即永远自在存在的绝对观念。而绝对观念作为变易的原因和目的，在永恒的变易中是个不变的东西，它把一切现实包含于自身之中，但为了使自己在历史的进程中返回自身，又把现实投入世界之中。因此，世界的发展的终点又回到它原来的起点。这种辩证的发展只是虚幻的，是一种恢复到自身的回旋，这就使得黑格尔的理论接近于旧的静止的世界观。
从政治上来说，静止的世界观同能动的世界观之间的这种折衷，则表现在企图把反动的体系（这个体系把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看作是绝对观念的最终的和最完美的形式，因而结束了精神的发展）同历史的辩证的变易统一起来，而辩证的变易本是制约着不断的变革的，并且不能用任何一定的政治、宗教或社会的形式作为它的界限制目的。
[1]参阅J·瓦耳：《黑格尔哲学的不幸意识》，1929年巴黎版，第7、82、83、107、108页。
[2]参阅罗克：《黑格尔的生平和创作》，第17页（《黑格尔手稿》1789年版，第252页）：“哲学既不能是经验主义的，也不能是形而上学的，而应当根据精神从自身向自己活动体系的内在必然发展，来考察精神这个概念。经验主义的考察方法停留在现象的知识上，而撇开现象的观念；形而上学的方法只想同观念打交道，而撇开观念的现象，从而观念只成为抽象的概念。相反地，精神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也就是说，它能使自身转化为现象。”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珂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45页：“但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页：“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
同上书，第12页：“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
[5]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112页，“经验主义中有一重大原则，即凡是真的，必定在现实世界中为感官所能感知。这一现实原则正好与应有相对立，凭借应有的原则能作反省思考的人，常以矜骄的态度提出一【理想的应当的】彼岸观念，而表示他们对现实或现在的世界的轻蔑。而这种彼岸的观念也只有在主观的理智里才有其地位和定在。”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1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30页：
“与此相反，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规定，而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这的东西。”
[8]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1页：“因此，整个的任务就在于，从暂时的和无常的东西的假象下而认识内在的东西、实体，亦即认识假象中现存着的永恒的东西。因为作为观念的同义语的那个理性的东西，当它在自已的现实性中同时进入外部实存的时候，就表现为无限丰富的形式、现象和形成物……由于本质在外壳中的反映而在这外壳下形成的无限多样的关系，以及这种无限的材料及其调节，都不是哲学的对象。”
[9]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8页：“倒不如说，逻辑表明了理念提高到这一阶段，从那里理念变成了自然的创造者。”
[10]迈耶松：《料学上的说明》第1卷，1921年巴黎版，第115页：“由于坚信现实的东西在本质上是合理的，所以人们认为，而且必然会认为，一切继承顺序的关系即表明逻辑相依性的关系，又掩盖逻辑相依性的关系。”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哲学是没有时间性的理解活动，就其永恒规定而言，也是对时间和所有一般事物的理解活动。”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56页：“精神知道它自己的本性的判断。……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而果实的滋润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
[11]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但思维的理性则可以说是使差异物变钝了的区别锋利起来，使表象的简单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区别，达到对立。多样性的东西，只有相互被推到矛盾的尖端，才是活泼生动的，才会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而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
[12]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6页：“但是，认为矛盾不像同一性那样是一种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的见解，是以往的逻辑学和通常的观念的一个主要偏见；而且，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梯级的不同，如果我们必须把矛盾和同一性这两个规定作为互不相属的东西固定下来，那么应该承认矛盾是更为深刻和更为本质的。因为同矛盾比较起来，同一性不过是简单的、直接的东西的规定，是僵死的存在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活力的根源；只是因为某个东西内部有矛盾，它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
[13]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页，“为了争取科学的进展——为了在基本上努力于对这件事有十分单纯的明见——唯一的事就是要认识以下的逻辑命题，即：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于是，在结果中，本质上就包含着结果所从出的东西；——这原是一个同语反复，因为否则它就会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结果。由于这个产生结果的东西，这个否定是一个规定了的否定，它就有了一个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概念的系統，一般就是按照这条途径构成的，——并且是在一个不可遏止的、纯粹的、无求于外的过程中完成的。”
[14]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靡非斯特的形象就反映了否定的肯定作用这一思想。
[15]参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31页。
[16]参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7-132页。
[17]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
[18]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所以自然在其定在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由，而是表现出卒维隼必然性和偶然性。”
[19]整阅同上书第12-13页，及迈耶松：《科学上的说明》第2卷，1921年巴黎版，第44页。
[20]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29页：“自然必须看作是一种由段组成的修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阶段必然产生的，是得出它的另一阶段的最切近的真相，但并非这一阶段好像会从另一阶段自然地产生出来，相反地，它是在内在的、构成自然根据的理念里产生出来的。形态的变化只属于概念本身，因为唯有概念的变化才是发展。……把一种自然形式和领域向一种更高的自然形式和领域的发展和转化看作外在现实的创造，是古代和近代自然哲学的一种笨拙的观念，可是为了使人更明白这种创造，有人还把这种创造推回到过去的晦暗状态。各种相异的东西可以互相分离，并且可以作为无差别的现实存在而出现，这种外在性正是自然界所特有的。引导各个阶段向前发展的辩证的概念，是各个阶段内在的东西。”
[21]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22]同上书，第56页，“‘精神’知道他自己。它是自己的本性的判断，……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柱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
[23]黑格尔：《精神哲学》，载《黑格尔全集》第10卷，1942年斯图加特版，第430页：“无疑，一个时代的杰出个人的特性，一般说来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哪怕这些个人的特性不那么特性、突出，其中体现的时代精神也不那么充分。甚至少数事件的细节，只要是有影响的，无疑也常常鲜明地反映主观的特性，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教育……然而，大部分其它事件则是多余的，把它们堆积在一起，只能干扰和混淆值得称之为历史的人和事；精神及其时代的基本特性永远存在于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中。”
[24]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8页，“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正像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出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完全接受这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我们不得不从历史上、经验上去研究历史。”
[25]参阅黑格尔：《楕神哲学》，载《黑格尔全集》第10卷，1942年斯图加版第427页。
[26]参阅库尔特·布赖西格：《历史形成过程》第2卷，1926年斯图加特和粕林版，第365页。
[27]海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文学理论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28]黑格尔：《精神哲学》，载《黑格尔全集》第10卷，1942年斯图加特版，第429页：“在人民的定在中，实体的目的就在于成为一个国家并且保持其为国家。没有国家结构（即民族本身），人民实际上就没有任何历史……凡是随同人民产生并且在人民内部完成的东西，对国家说来也具有本质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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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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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TheoriginsofMarxianthought
马克思的思想起源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Cornu）
（19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译者：王谨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的起源
2、卢梭
3、康德
第二章浪漫主义
1、歌德
2、浪漫唯心主义哲学
3、费希特和谢林
第三章黑格尔
1、黑格尔体系概观
2、《精神现象学》
3、《逻辑学》
4、《自然哲学》
5、《历史哲学》
6、《法哲学原理》
7、《精神哲学》
8、结论
第四章黑格尔左派
1、自由激进主义：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
2、社会激进主义：罗德维希·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
第五章卡尔·马克思
1、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3、《德法年鉴》
4、《经济学-哲学手稿》
5、《神圣家族》
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7、《德意志意识形态》
8、《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
9、结论
感谢落雨耀灵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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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致谢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是一个人独力完成的作品，至少对我写就的所有书籍都是这样。就《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TrotskyinNewYork,1917）一书而言，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许多人的帮助，谨致谢忱。
开始写作后，我就从朋友同事的锐利洞见那里受益匪浅。他们就手稿给了我诸多反馈。他们包括我们OFW律所的同事大卫·杜尔金、鲍勃·哈恩和斯蒂夫·特尔曼；历史学家威尔·奥尼尔，布朗克斯“原住民”阿尔·索科维茨；犹太拉比（Rabbi）利亚·巴斯；以及我们“写作评论小组”卓有成就的成员们：南希·德尔，迈克尔·柯克兰，谢丽尔·拉罗什，伯尼·米勒，戴安娜·帕尔塞尔，迈克尔·斯卡德隆，朱迪·拉塔，索尼娅·威廉姆斯。
这项工作的一大关键要素就是多语种史料（俄语，德语，依地语）的翻译。鼎力相助者众，惠我良多：依地语有亚历山大·利伯曼；俄语则有斯特拉克翻译公司和加里宁格勒土著伊里纳·科尔布；以及，德语则有尼克拉·霍夫施泰特，一名慕尼黑人。
我还要感谢社会公平党主席大卫·诺斯，他是美国当代托派领袖之一；爱达荷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宾塞；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詹姆斯·G.赫尔什伯格。感谢他们的卓识和洞见。
研究托洛茨基的纽约故事，使我有机会认识美国诸多厉害的研究中心。我在这里要感谢其中的伊沃犹太研究所的古纳尔·伯格、《犹太前进日报》的查那·波拉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卡罗尔·李登海姆，以及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劳拉·佩尔莫。我还有特别感谢安德丽娜·特兰，她在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帮助功莫大焉。
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我总能从身边的作家社群那里获益，他们总是慷慨地分享知识、提供支持。附近毕士达镇的作家中心、华盛顿传记作家小组、华盛顿独立书评协会多年来都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同他们的友谊持续裨益着我。这个社群还包括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研究地点：国会山上的国会图书馆，以及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国家档案研究中心。这两大国家宝藏值得我们的全部支持。他们的员工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确帮助了我，在许多个日子和小时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我要特别提到国会图书馆的团队：手稿室、期刊室、希伯来语室，印刷品和照片室，以及珍本阅览室。许多月以来，他们对我的无数请求有求必应。
我也要感谢康特波因特出版社的团队，他们全程付出了大量经验和技巧，一路将这部手稿推向市场。他们包括编辑罗尔夫·布拉泽，贝塔尼·昂斯加尔德，凯利·温顿，莎朗·吴，米甘·菲什曼，佩格·戈德施泰因，等等。我的公关人、简·维斯曼公关公司的简·维斯曼早在十年之前就与我在《特威德老大》（BossTweed）一书上精诚合作，他再一次带我踏过了纽约媒体市场的遍地荆棘。我还要感谢卡林·比利希和她的“智能作家站点”团队，使这本新书在我的网站上得以呈现。
特别感谢我的经纪人容·戈德法布。某个夏夜我们在国民球场观看棒球比赛时，正是他聆听我详述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撰写一部有关托洛茨基和他在格林威治镇短短10周生活的书籍，并且看出这个想法大有可为。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康特波因特出版社的杰克·肖麦克，他也独具慧眼看出了这个计划的潜力所在。他们承担了风险，在不甚景气的出版市场将此书变为现实。他们的支持，我对此感佩不已。
我要感谢我OFW律所的同事们，15年以来，我的律所之家再度给了我写作之路中的自由和支持。也感谢我的姐姐阿琳·赫什伯格，从书籍封面到漫游布朗克斯的考察行动，她都给了我关键建议。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妻子卡伦，一位绝佳的人生伴侣。下段旅程就该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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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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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
↘托洛茨基和俄国人
↘希尔奎特，弗拉伊纳和美国人
↘阴谋论种种
“我们没法同托洛茨基打交道。他是一名个人主义者。”[1]
——约瑟夫·斯大林，苏联领袖，1924-1953年
“（托洛茨基）是唯一值得这么问的布尔什维克。”[2]
——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2006年被问到托洛茨基是“好人”还是“坏人”时如是说
“你也许不会对辩证法（战争，历史，或是事件逻辑）感兴趣，但辩证法对你感兴趣。”[3]
——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
托洛茨基和俄国人
列夫·托洛茨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此后的俄国内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次于列宁本人的莫斯科二号人物、那个时代令人目眩神迷的英雄——何尝不是。托洛茨基领衔了1918年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平谈判，终止了俄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紧接着，身为军事和海军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重建并指挥红军与四面八方的敌人作战，其中就包括几近300万人的俄国白军，西方10国士兵组成的远征军：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尽管，红军士兵们之前都没有军事经验。超过100万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数十万平民。不过，这场内战最终赢得了和平、保卫了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也因之传播。
在这段光辉岁月里到访俄国、目睹托洛茨基表现的美国访客们都惊艳于这场大变革。战后的红色恐惧（RedScare）期间，艾玛·戈德曼离开纽约前往莫斯科，并于1920年的一个芭蕾舞之夜上遇见了托洛茨基。目睹一身戎装的托洛茨基之后，戈德曼滔滔不绝：“他不再是那个我见过的面色苍白、身形瘦小、脸庞狭窄的纽约流亡者了。”相反，“他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以一种蔑视乃至藐视的眼神打量着英国来客。”[4]
当时是一名年轻商人的阿曼德·哈默（ArmandHammer）描述了他初次踏足俄国、并同托洛茨基会面的场景。托洛茨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满墙的地图，办公桌被大批量但摆放有序的书籍和文件布满。“这里干净整洁，一丝不苟，”哈默回忆说，“地板上没有烟蒂，桌上的茶碟里没有茶杯。”这与托洛茨基在格林威治镇《新世界》地下室编辑部的逼仄角落有着天壤之别。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一度在一列特制的装甲车厢上生活了数周时间。他火速穿梭在一个个前线之间，发布命令，颁行军纪。现在，这位“红色军阀戴着眼镜，身着卡其裤，平针短上衣的搭扣直直寄到颈部，”哈默接着写道。他的端庄得体都是公事公办。“尽管他颇具礼数地同我打招呼，但他的眼神冰冷刺人，与列宁那友善人性的态度颇为不同。会面中，他一次也没有笑过。”[5]
另一位拜访者、新闻工作者弗里德里克·马克松（FrederickMarcosson）则发现，托洛茨基的举止“唐突而压人。他行色匆匆，语速飞快。他身上最能保存其人‘动作迅速’特征之处便是双眼了——它们似乎燃烧着热忱。”[6]
不过若是把表象抛在一边，布尔什维克俄国本身早已显现为一处野蛮之地。绝不仅仅是内战的蹂躏。这个政权已经禁止政党活动，羁押反对者，关停报纸，甚至还取缔了工人苏维埃。内战让这些镇压变本加厉，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包括强制劳动、大规模没收财产、产业国有化，食品配给，以及余粮征集制。这套政策成功供养了红军（RedArmy），但也恶化了经济，使大片农田随之废弃。公粮囤积，处处饥荒。
就在同时，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Cheka）发动了一场红色恐怖——部分是出于1918年列宁遇刺的刺激。契卡红色恐怖杀死的民众在50000到150000人之间，他们被认定为政治反对者、麻烦制造者或是反革命分子。其中最为卓著者，便是在午夜之后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满门抄斩——皇后亚历珊德拉；皇太子；四个女儿；御医；一名女仆；两位仆人——时间是1918年7月17日。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为所有这些行动辩护——恐怖，暴力，杀戮，以及一党专政体制之建立。[7]之后，托洛茨基将之描述为“内战情势下的临时措施：封锁，介入和饥馑。”[8]无疑地，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将成为其最具悲剧性的受害者。
革命低潮点随着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tadtRebellion）到来，这是一场由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们发起的运动。大家诉求更多的自由，并停止战时镇压。同一批水手曾于1917年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管“七月事变”还是“十一月暴动”都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度。但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却以抗命不遵为由，下令镇压水兵。他的红军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Tukhachevsky）——托洛茨基手下对抗白军最出色的斗士之一——的指挥之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大约6万名士兵扑向海军基地；在10天的战斗中，双方各有数百人丧生。及至基地沦陷，苏维埃政权处决了约2000名水兵，其中许多人被直接扔到冰窟窿里。还有数千人之多的水兵死在监狱里。这次事件甚至导致艾玛·戈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转而反对托洛茨基和列宁。
内战结束后列宁决定放松管制，试图以此重建民意支持。他推出了“新经济政策”（NewEconomicPolicy），意在允许有限空间之内的商业自由，以此增加食品供应：私人企业；市场激励；现金使用；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新经济政策持续几近10年，造就了小农生产的繁荣。尽管有通胀和奸商暴利，粮食库存仍然回复到了战前水平。
托洛茨基成为新经济政策的著名批评者。尽管一年之前他曾提请过一个相同的建议，但1921年的托洛茨基已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对社会主义的背离。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劳工的“军事化”：像对待士兵一样对待工人，强迫他们到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劳动力征用’是一项关键原则，它早已不可逆转地根本取代了‘自由劳动力’原则；作为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它也已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托洛茨基论道。[9]这个立场不仅使他与列宁各执一词，也为他将来的敌人提供了把柄。托洛茨基开始引领一支左翼反对派，向党内逐渐增长的官僚阶层发起挑战，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
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接班大战，布尔什维克当权派内部多年以来的紧张一夕引爆。哪怕到了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也还享受着广泛的公众支持度——特别是来自军队。就连他的犹太身份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障碍——许多犹太人仍然占据着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高级职位。退一步讲，就算“犹太身份”使托洛茨基对接过党主席大位有所犹疑，他也保持着庞大的影响力，足以将一名友善的盟友推向列宁继任者的位置。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就是当时的形势。不过，后革命时代俄国的新现实将杆位转交给了一位风格迥异的选手——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
比托洛茨基年长一岁的斯大林走过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通往权力之路。与其他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同的是，斯大林只写了很少的文章或著作。大战期间斯大林滞留俄国，但他的政治能量抓住了列宁的眼球。列宁延揽斯大林进入党领导层，他的忠心耿耿也博得了列宁的赏识。斯大林来自当时俄占格鲁吉亚的小城镇哥里，父母曾送他到第比利斯的正教中学上学。斯大林在这里接受教士训练，却最终决定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因缺席考试而遭开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写诗，甚至曾在一处气象观测台工作。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早期活动包括组织工人运动，但也有抢劫银行、施行绑架。不过，斯大林的领导力和写作仍为他赢得了足够的威望，并在1917年初将他推到了舵手位置——《真理报》的联合编辑。
而在斯大林看来，身为“国际文人”一员的托洛茨基不过是个自视甚高的势利之徒罢了。至早于1913年，斯大林就将他的看法印诸枣梨：“托洛茨基，一名外强中干的扰攘煽动家，一个华而不实之人。”[10]而在托洛茨基这边，斯大林也被他贬斥为一名平庸之辈。[11]但斯大林赢得了列宁的信任。1922年，列宁任命斯大林为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斯大林也利用这个职位运作官僚机构，培养支持者。
在布尔什维克当权派内部，斯大林也以智取胜击败了托洛茨基。他成功地将两名关键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纳入一个反托洛茨基联盟之中，并利用这个联盟在中央委员会里逐渐孤立托氏。同样地，斯大林为1920年代饱经战火摧残的俄罗斯开出的药方是他口中的“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基调要比托洛茨基本人那声嘶力竭的口号要友善得多——“不断革命”。
及至掌握权力，斯大林便收紧了套索。1926年，他先是撤掉了托洛茨基的战争人民委员职务，接着又将其踢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治局。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也一并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同被开除的还有托洛茨基新近结成的最重要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自身处于危险，两人双双背叛了斯大林）。遭到开除后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一时间认错，于是斯大林允许他们回到党内。但是，托洛茨基拒绝退让。之后，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尔玛-阿塔（今天的阿拉木图）——现代的哈萨克斯坦首都在当时只是一个边远村庄。第二年，斯大林将托氏驱逐出了苏联全境。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12年被迫在流亡中度过：先是在土耳其，然后是法国，接着是挪威，最后则是墨西哥。
将异己铲除一空的斯大林现在一手遮天，成为这个联共/布体制孕育之下无可争议的继承人。斯大林号称要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以此赢得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拥戴。他一直担任苏共总书记，掌权近三十年，直至1953年去世为止。斯大林将权力集中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他运用至高权力完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二战中击败了德国，并将苏联打造成了一个足以与美国匹敌的世界一极。但是，其所造成的代价在人类苦难史上同样令人咋舌。斯大林留下了一道血迹斑斑的史迹：大清洗，大饥荒，以及堪与纳粹德国比拟的国内恐怖。单单是死亡人数就令人难以置信，对杀戮总数的估计足足有数百万之巨：80万人遭到处决；170万人死在古拉格劳改营；几乎50万人死在“清洗富农”的行动之中（富农是指温饱自足的小农场主）；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强制农业集体化中，600万-800万人死于饥荒和暴力。
19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一系列清洗行动，其中一次事实上清算了1917年革命中发挥重要角色的整整一代人，他们之中就有他之前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过，斯大林还是特别关照了托洛茨基，阴险毒辣地将托氏打造成全民公敌。在1930年代上演的一次次公审中，震颤人心的“忏悔认罪”环节总是少不了一系列煞有其事的“阴谋”，托洛茨基总能成为“阴谋”背后的大魔头——这些全系捏造。斯大林清洗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谋杀了绝大多数，其余统统流放。他锁定了托洛茨基的家人、亲友，故交，以及盟友。托洛茨基的哥哥亚历山大（当时正在一家俄罗斯糖厂工作的农学家）、他的妹妹奥尔加（被开除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夫·加米涅夫之妻）都遭逮捕、枪决。斯大林重写了俄国历史，抹去了托洛茨基的一切痕迹，将托氏的面孔从照片中除去，名字也从关键历史事件记载中删除。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苏联透过手下一批严密控制的独裁卫星国，占领了绝大部分东欧地盘。苏联还得到了核武器，建立了洲际导弹核武库，与西方打了一场为期40年的冷战。巅峰时刻的共产主义占据了全球广袤的土地，其中就有亚非拉此起彼伏的一场场运动。中国、古巴、朝鲜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政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不过，共产主义的衰亡也同样戏剧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秘密谴责了斯大林的暴行，开始了一场内部“解冻”。1985年，稍晚时期的苏联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开放”（glasnost）和“重整”（perestroika）政策，这一系列改革旨在开放苏联制度。顷刻之间，这个体制轰然倒塌。中东欧人民接二连三地要求自由：先是波兰，接着是匈牙利、巴尔干国家，随后是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柏林墙倒塌于1989年。而在俄国内部，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于1991年挫败了一场由国防部和克格勃领袖发动的流产政变。之后，他禁止了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
当年九月，苏联人民代表会议（CongressofPeople’sDeputies）投票解散了苏联本身——1917年革命之后74年，这个政权终于入土为安。这场实验结束了。
“斯大林主义”之下，托洛茨基和他来自纽约的朋友们的遭遇尤其之坏。一开始，尼古拉【b】·布哈林以一名苏维埃官员之姿活跃于1920年代初的政坛。他编辑《真理报》，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还领导着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布哈林以其友善性情和卓越智识赢得了列宁“全党最喜欢之人”的称赞。[12]但在列宁死后，局面翻转了。
布哈林使自己成为一名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突出支持者。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中，布哈林站在斯大林一边对抗托洛茨基——一名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布哈林还充当了斯大林的首席理论家，不仅帮他智取了托洛茨基，也战胜了党内的其他顶级政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夺取权力之后的斯大林认定，新经济政策已经不再有用。为了推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斯大林选择将其废止。正如斯大林所说，这番“大转向”突然之间就将背负着“右倾”恶名的布哈林踢出了局。布哈林一夜之间丢掉了他的共产国际领导职位，被剥夺了《真理报》编辑职务，同时遭政治局开除。1930年代中期，布哈林曾短暂地官复原职，但随后又于1936年被捕，并遭受阴谋罪指控。
布哈林被迫承认那些他从未犯过的罪行，并自证参与了一项子虚乌有的“破坏”和“反革命”密谋——这些阴谋都由那位“一贯”的大恶魔托洛茨基策划。身陷囹圄的布哈林在等候公审期间给斯大林写了43封信件，乞求宽恕他的生命。在最后一封信中，布哈林提出了一项建议：留下他的性命，将他流放到世界各地之中的——纽约市。“将我无限期放逐到美国人那里吧，”布哈林乞求说。他甚至提出将妻子留在国内做人质。“有利理由如下：我将就审判开展一场公共运动，发动一场置托洛茨基于死地的战争，赢得大批立场摇摆的知识分子。我将成为一名作用甚大的反托洛茨基人士，我也会把超凡的激情和能量倾注其中。”[13]
这番请求无济于事，布哈林在公审之后被判处多项罪名。1938年，斯大林处决了布哈林，并在不久后将其妻子送到了劳改营。
亚历珊德拉你·柯伦泰也涌现为早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名风云人物。作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柯伦泰领导推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女性平权运动，其中包括教育、医疗、自由婚姻和家庭法。她于1918年蔑视传统、高调恋爱，并随即嫁给了一位名叫鲍威尔·狄本科（PaulDybenko）、比她小得多的海军军官。几年之后，柯伦泰又与其离婚。
然而，柯伦泰在1920年招来了更严重的危险。她与一个持异见的工人反对党联合行动，诉求国家管控之下的自由，批评一党专政。这一回，列宁介入了。他不仅将柯伦泰开除出党，而且将她驱逐出境。列宁任命柯伦泰为外交官，使她在此后三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远离莫斯科。柯伦泰先后担任了苏联驻挪威、驻墨西哥和驻瑞典大使，此后又成为国际联盟的苏联代表。
与莫斯科的距离最终拯救了柯伦泰的生命。斯大林已经清洗了军队、教士和早期布尔什维克，他开始计划在1937年发动一场针对外交官的清洗。看起来柯伦泰就在他的名单里，那一年她被召回莫斯科。即将面临攸关政治信赖问题的柯伦泰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证明她的忠诚，以此保护自己。她在文中记述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那场著名会议，会上投票通过了发动“十一月暴乱”的决议。柯伦泰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怯懦讥嘲一番，接着又笔锋一转，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最喜欢的替罪羊——托洛茨基。文章描述托氏说，“那位犹大托洛茨基是后来的盖世太保特工，”他的假面笑容之下编织着背叛逆谋。[14]
斯大林允许柯伦泰离开莫斯科回到瑞典，整个二战期间她都待在那里为国效力。柯伦泰有关女性权利的文章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风靡一时，她那开放的性感苏联外交官形象也被广泛认为是葛丽泰·嘉宝于1939年电影《妮诺奇嘉》（Ninotchka）之中所饰演女主角的原型。
托洛茨基的两个儿子谢尔盖和利奥瓦【b】·塞多夫都英年早逝。一个明显是为斯大林政权所害，另一个的死亡情境使谋杀成为高度嫌疑。
弟弟谢尔盖正是那位1917年于布朗克斯数街道时走失的9岁小男孩，他后来在莫斯科研究科学，成为莫斯科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发表了不少科技论文。绝大部分时间里，谢尔盖都远离政治。但是，1935年当他在一家煤气工厂工作时发生了一场爆炸事故。斯大林的大清洗正如火如荼，到处都充斥着“破坏分子”和“肇事者”的指控。谢尔盖遭到逮捕，并被指控是自己制造了一场旨在摧毁工厂、杀死工人的爆炸。谢尔盖被判流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西伯利亚的一处边远村落。在这里他曾一度获释，并获允从事工程师工作。但好景不长，谢尔盖不久后再次被捕、移送劳改营，并最终处决。
谢尔盖生前曾有两次婚姻，两位妻子都曾长期入狱。第二任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位女儿——茱莉亚。茱莉亚于1970年代成功逃脱俄国、抵达美国，后来又去了以色列，在那里和家人一直生活到今天。[15]
大儿子利奥瓦更像他的父亲。身为一名顽固的纯粹主义者（purist），还是一位“小大人”时的利奥瓦就曾批评了父母在遍地奢华的克里姆林宫的“布尔乔亚”生活，他拒绝入住。据娜塔丽娅回忆，利奥瓦还一度以“太新太亮”为由，拒绝接受莫斯科苏维埃送来的礼品夹克衫。而在当时，绝大多数俄国人都面临赤贫。[16]
利奥瓦陪同父亲一道流亡，并在途中出版了一份反斯大林期刊《反对者公告》（OppositionBulletin）。利奥瓦在巴黎定居，但在1937年，他经受了慢性阑尾炎的定期发作。利奥瓦并未进入一家公立医院治疗。一位苏联内务部（前身就是契卡）的特工假扮朋友，安排利奥瓦进入一家由俄国人运营、内务部控制的私人诊所就诊。他们给利奥瓦做了手术，一开始似乎进展顺利，但紧接着就是并发症，其中包括一次可疑的瘀伤。没过多久利奥瓦就死在了诊所，家人们毫不怀疑正是斯大林策划了他的死亡。法国当局从未全面调查这场事故，也从未给出一个清楚明白的裁定。
流亡的利奥瓦被迫将妻儿留在莫斯科。妻子被关押、枪毙；孩子则不知所终。
托洛茨基为儿子们的死亡自责不已，他深信他们正是为自己被杀。“或许我的死亡能拯救谢尔盖，”听到新闻后的托洛茨基向娜塔丽娅袒露心声。“在那段时间里，我感觉他愧活于世，”娜塔丽娅写道。[17]
托洛茨基的首任妻子亚历珊德拉【b】·洛芙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布朗施泰因也消失在斯大林的劳改营之中。1935年，特工们将她逮捕送至西伯利亚的边远村落奥木斯克（Omusk）。流放期间的洛芙娜曾与托洛茨基有过几封书信来往，但通讯很快就中断了。洛芙娜活到了1938年，之后她就全无踪迹了——大概是遭到了处决。
亚历珊德拉·洛芙娜的两个女儿：尼娜和齐娜（齐娜伊达）·布朗施泰因也都芳年早逝。1928年，妹妹尼娜在莫斯科罹患肺结核。这使已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没法看望她，甚至不能出席她的葬礼。姐姐齐娜在尼娜最后的日子里照顾了她。斯大林政府于1931年允许齐娜离开俄国与正在土耳其的父亲相聚，但齐娜只能带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另一个必须留在俄罗斯。抑郁症、肺结核以及其它可能的疾患折磨都折磨着齐娜，1932年末她前往柏林寻求治疗。在柏林，齐娜得知苏联已经褫夺了他的公民权。以及，明显是受到苏联压力的柏林方面命令他离开这座城市。齐娜被发现死在煤气管道大开的紧锁公寓里。苏联内务部受命发表讲话，坚持将齐娜之死伪装成一次自杀事件，不过这个说法从未得到验证。[18]
齐娜育有两名异父的孩子，但两任丈夫都在大清洗中消失了——大概是被处决了。两个孩子活了下来。随她一起流亡的儿子埃斯特班（塞瓦）·沃尔科夫后来被托洛茨基一家带到墨西哥，并在那里抚养长大。她的女儿亚历珊德拉留在了俄国，父亲被捕之后由继母抚养，并有一段时间由祖母亚历珊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照顾。亚历珊德拉于1930年代被捕，并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但在斯大林死后，亚历珊德拉获得自由并重返莫斯科。
齐娜的两个孩子——托洛茨基的孙子孙女——在他们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机会面对面聚首。那是在1988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微微释出了回复托洛茨基声誉的希望。沃尔科夫正在墨西哥做工程师，得知妹妹还活着但罹患癌症之后，他申请了一张签证，获允在57年之后第一次访问莫斯科。
沃尔科夫描述与亚历珊德拉的会面说，“有点像是失事船只上的乘客在沙滩上相安无事地重聚了。”[19]亚历珊德拉如今已有66岁，她愉快地陷入了对母亲——托洛茨基女儿齐娜的回忆之中。“我的母亲是一位革命者，”她对一位采访者说道。“她穿着一件皮革大衣。我相信她也带着一杆枪。她教我地理知识。革命者们都担心他们的孩子一直懵懂无知。”一个月后，亚历珊德拉死于她的癌症。沃尔科夫回到了墨西哥城，他在那里养大了四个女儿。沃尔科夫依然健在。
托洛茨基自1902年以来的事实妻子娜塔丽娅【b】·塞多娃活到了丈夫身后的第22年。全程与托洛茨基一起流亡的娜塔丽娅在丈夫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公开为他辩护，回击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哪怕在得知丈夫与艺术家弗丽达·卡洛（FridaKahlo）于1930年代末私情之后，她的忠诚也依然延续。娜塔丽娅继续在墨西哥居住，依旧活跃于共产主义运动，并作为共同作者完成了一本托洛茨基的传记，1951年于法国出版。娜塔丽娅活到了79岁，这位老妇人还抚养了她的孙子。
流亡土耳其、欧洲和墨西哥期间的托洛茨基持续抨击斯大林及其政权。他最峻急的批评见于1937年出版的那本《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托洛茨基在书中将斯大林治下的苏维埃俄国形容为一个由“贪婪、撒谎、怨毒的世袭统治者”统治的国家。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们“学会了畏惧大众，以一种彻彻底底的布尔乔亚之畏”。如果他们自身不被推翻的话，他们就将“毁灭这个工人阶级国家”。[20]“真正的危险，”托洛茨基写道，“始于官僚阶层们奠立他们对列宁的态度，对列宁及其教导自发崇尚的态度。”[21]托洛茨基认为，在此之后，批判性思维便消失殆尽了。
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笔耕颇丰。他写成了一部自传，一部《俄国革命史》，以及数百篇文章和书信。他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第四国际”。这个国际由欧洲、亚洲、北美的托派团体组成，旨在传播不受斯大林主义流毒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发声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并于1930年代末期与美国托派保持联系。其中一些人还前往墨西哥拜会他。
终托洛茨基一生，他都持续介入美国事务。他也学会了英语，且说得相当流利。[22]1939年，托洛茨基放话要访问华盛顿特区，在“戴尔斯委员会”（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作证，并利用这一平台公开捍卫美国共产主义。德克萨斯州众议员戴尔斯闻讯后迅速撤回了这一邀请。二战爆发前夕，托洛茨基同他自己的美国托派支持者们争论——斯大林主义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否已使苏联“堕落”到了再也不值得人们支持的地步。托洛茨基坚称，苏联依然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国家”——哪怕它正在罹患一种全身虚弱的绝症——这段言论再次导致了美国托派的分裂。[23]
1939年斯大林听说，托洛茨基健康状况不佳。他指示内务部部长拉夫伦蒂·贝利亚追踪托氏。此时的托洛茨基已经入住墨西哥城（MexicoCity）郊外的一处庄园，这里有24英尺之高的院墙，警卫常驻。1940年5月，内务部特工率领一队墨西哥共产党员袭击了这所房子。他们用汤普森机枪开火，试图杀死托洛茨基一家。但警卫们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位美国警卫被俘，并死于袭击者之手。
对下一场恐惧的袭击迫使托洛茨基放弃了他在墨西哥乡间散步的习惯。警卫们装上了防弹门和防弹窗，还为庄园配备了瞭望塔和带刺的铁丝网，这些费用绝大部分由美国支持者们提供。“每当我们离开房子时，他总是钻进一辆小汽车。另一辆小汽车或前或后，车里坐着更多的保镖，”托洛茨基外孙埃斯特班回忆说。当时的埃斯特班只有14岁，在上一次袭击时中弹，脚上留下了枪伤。埃斯特班还回忆说，他外祖父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仍然坚持定期锻炼：“他去照看那些圈养以供取食的兔子，以及孵化新鲜鸡蛋的母鸡。”[24]
住在复式庄园里的托洛茨基生活依旧忙碌不堪。他写大量的信件，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最后在1940年8月20日，一位名叫拉蒙·麦卡德（RamonMercader）的苏联内务部特工假扮作家和“老朋友”进入了庄园。就在托洛茨基坐下工作时，麦卡德从身后举起一柄冰斧砍向托洛茨基，杀死了他。
这个新闻震惊了全世界，报纸纷纷以头条报道。人们内心里的恐惧又深了一层——斯大林的手竟能伸得如此之长。托洛茨基1917年时的老政敌路易斯·沃德曼在纽约市听到这一消息后简短写道：“托洛茨基的一生功业也许是现代历史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25]、托洛茨基外孙埃斯特班·沃尔科夫仍然住在这栋祖父遇害的庄园里，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博物馆。
希尔奎特，弗拉伊纳和美国人
托洛茨基在美国最长远的影响要落在他最了解的那些人身上——美国社会党人。1917年1月抵达纽约的托洛茨基发见了一个健康茁壮、富有竞争力、渐成主流的美国社会党，它已在十几个州选上了国会众议员、市长和地方议员。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尤金·V.德布斯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拿下了几乎100万张普选票。社会党的出版物有众多读者，它提出了一套后来成为美国生活基准的社会改革方案。社会党扎根于纽约、芝加哥、密尔沃基这样的大型移民城市，它有条不紊地稳步发展，成为这个国家可长可久的一股重要力量。也许在某个时候，社会党已经可与坦慕尼协会竞争。
但在三年之后的1920年，这个泡沫轰然破碎。社会党崩解，党员星散，许多人锒铛入狱。托洛茨基的印迹贯穿于衰亡的全过程之中——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托洛茨基就致力于使美国社会主义的激进化，并将这个党派改造成一个革命组织。仅仅用了10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几乎在美国的土壤上成功了。他的成功也将招致这个党派的劫数。
高潮随着托洛茨基提请的少数派报告而来——以非法的“大规模破坏”阻止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派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虽然在3月于勒诺克斯赌场进行的“胜负票决”中击败了托洛茨基，但当天支持托洛茨基的79名社会党人在两年之后卷土重来。这一回，人数更多的他们脱离当权派出走，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国共产党。美共在美国投身于一场原汁原味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俄式社会主义暴动。结果，暴动引发了政府毁灭性的大规模镇压，这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1919-1920红色恐惧”（1919-1920RedScare）或是“帕尔默突袭”（PalmerRaids）的事件。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被投入监狱，还有一部分遭到驱散，剩下的绝大部分党员则被迫转入地下。
托洛茨基最亲近的纽约门徒——路易斯·弗拉伊纳，路德维希·洛尔和尤利乌斯·哈默领导了这场新运动。至少是在一开始。结果，包括弗拉伊纳、洛尔和哈默在内的许多人都将面临徒刑。
1920年之后，社会党仅存一个由彼此之间长期不和的碎片化团体组成的弱小松散联盟：社会党，共产党，托派，斯大林主义者，以及期间的暧昧不明派。社会党的立法议程将大部分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样的主流领袖及其“新政”（NewDeal）来完成，而非莫里斯·希尔奎特。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17年末，希尔奎特本人成就了个人的高光时刻。他竞选当年纽约市长的计划进展顺利，成功将他的候选打造成了美国参加一战的全民公决。9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竞选“起跑”集会上，希尔奎特拉来了20000名支持者。后来他形容会场氛围时说，“不禁使人联想起一场力道逼人的基督教复兴特会（revivalmeeting）﹝1﹞。”[26]“社会党的胜选，”希尔奎特对大家说，“不啻为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清楚命令：立即开启谈判，追求全面和平。”[27]选举日到来了。希尔奎特赢得了145332张选票，只是略少于现任市长约翰·普罗伊·米切尔的155497张，远远胜过共和党候选人、律师威廉·F·本内特的56000张。不过，民主党候选人约翰·F·哈兰还是以314010张选票轻松地击败了所有人。
“就个人而言，我高度满意。”希尔奎特宣称。事实上，希尔奎特虽然输掉了选举，却实现了颇不寻常的形象曝光。迄今为止，他的风光超过了之前的所有社会党市长候选人。[28]有希尔奎特的名字作票房保证的社会党干脆利落地赢得了上上下下几场选举，其中包括纽约州议会的10个席位，纽约市政委员会（BoardofAldermen）的7个席位，以及一名市法官——都创下了纪录。[29]就连支持米切尔市长的保守派媒体《纽约晚邮报》也夸赞了希尔奎特选战正酣时的“勇气”和“好脾气”。[30]
希尔奎特本人表示：“这次选举使社会党一举成为本市政治的永久、重要一员。”[31]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此说。不过令希尔奎特沮丧的是，这是最后的一次欢呼。
首先降临的便是战时镇压。1917年末，《纽约呼声报》、《人民报》、《新世界》、《前进报》、《大众报》（Masses），甚至《皮尔逊杂志》——事实上，全部社会党媒体，甚至更多——都面临美国邮政部的“不忠”或是“间谍”指控，无一例外。结果，每家媒体都面临要么被美国邮政整个禁止、要么失去二级邮发资格的地步。有些像《新世界》这样的媒体还发现自己反复遭遇联邦特工的无预警突袭。特工们将他们的编辑部洗劫一空，翻箱倒箧搜查“无政府主义出版物”以便迫害。在一个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通过美国邮政系统挡住这些声音便足以在少数大城市之外的美国全境让他们噤声。这是一响丧钟。
随之而来的是逮捕。检察官们援引战时条例将数百人投入监狱，罪名仅仅是批评政府的简单言行（这被认定为妨害战事之举）。社会党人又一次发现他们成了众矢之的，锒铛入狱的人包括威斯康星州前社会党籍众议员维克托·伯格；社会党全国秘书阿道夫·戈尔莫（AdolphGermer）；名嘴凯特·理查兹·奥哈雷（KateRichardsO’Hare）和罗斯·帕斯托·斯托克斯（RosePastorStokes）；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四度竞选总统的尤金·V.德布斯；以及国际产业工人协会（IWW）的近200名成员。单单是对IWW的一系列审讯就造成了14名高级领袖每人20年的刑期，其中包括IWW主席比尔·海伍德。艾玛·戈德曼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了两年之久的铁窗生涯，凯特·理查兹·奥哈雷是五年，德布斯则是十年。这使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身陷囹圄。[32]
不过，社会党存活下来了。1918年停战协定终结了一战，和平再临之后的社会党茁壮成长，胜过了战前。社会党缴党费的党员于1919年暴涨到了109000人，不过它的面貌已经大变。全体党员中的53%现在都属于自成一派的讲外语团体，其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或东欧人，他们从仅仅一年之前的30%蹿升到了53%。这些新进党员几乎全数由激进移民们组成，他们备受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在俄国成功的激励。正如希尔奎特所形容，他们是“骨子里的布尔什维克”。[33]
统领这些新激进群众们的人是一批更年轻、更具侵略性的领袖，走在他们最前面的就有路易斯·弗拉伊纳——1917年以来的托洛茨基门徒。
1919年的弗拉伊纳只有27岁，他已在战争年代中成功将自己树立为美国的俄式布尔什维主义意见领袖。1917年末因反征兵演说短暂入狱之后，弗拉伊纳仍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保持私下联络。他出版了两人著作的英语译本，编辑了这场运动的两大主要刊物：《新国际》（TheInternational）；与路德维希·洛尔和路易斯·鲍丁共同执掌的《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1918年，弗拉伊纳还出版了一本名叫“革命社会主义”（RevolutionarySocialism）的理论小册子，敦促美国工人们发动“大规模行动”——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集会、示威、罢工等“占领街头”行动。
1918年末，身为极左派实干理论家的弗拉伊纳与其他激进分子们一起，在社会党内组建了一个全新、组织严密的左翼派别。他们还出版发行了自己的传声筒——一张新周报《革命时代》（RevolutionaryAge），弗拉伊纳任执行编辑。连他在内的撰稿人包括6名“托洛茨基旧部”：《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加上路德维希·洛尔，路易斯·鲍丁，S·J.罗格斯，以及片山潜——都是托洛茨基到美国第一天时，路德维希·洛尔公寓“接待晚宴”上的座上客。他们的目标再简单不过了：有条不紊地接掌美国社会党。“必须捣毁领导中心（希尔奎特等人），”他们宣称，“以此作为必要手段接掌全党，为革命社会主义而战。”[34]
随着激进分子在党内急剧膨胀，弗拉伊纳和左翼很快就决定——发难。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取胜之后，一切似乎皆有可能。[35]
竞选纽约市长失败的莫里斯·希尔奎特将1917和1918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法庭，为那些政府镇压行动的“目标”们辩护。1918年年中，希尔奎特本已准备参加尤金·V.德布斯的辩护团队，却在此时开始经受阵阵疲累发作的折磨。医生们将希尔奎特诊断为肺结核——这在当时常常是一种致命疾患。希尔奎特被送至纽约州上州疗养，为时长达数月。不过纵使相隔遥远，希尔奎特还是看到了警报：弗拉伊纳和左派们日渐增长的威胁。希尔奎特拒绝听之任之，让这帮人毁灭他以毕生精力创建的政党。
他决定先发制人。隐居中的希尔奎特为《纽约呼声报》草就了一篇专栏文章，重炮抨击左翼的“不现实”革命言论。“出现两个内部同质化且协调一致的小型社会党组织，这再好不过了，”他总结说。“行动的时间近了。让我们准备战斗。”[36]
数天之内希尔奎特就从病榻起身，前往芝加哥参加社会党全国大会的紧急会议——他仍然控制着多数票。在芝加哥，希尔奎特抡下了斧子。他援引“禁止党员鼓吹犯罪、破袭或暴力”的党纪，发起了一项动议：社会党立即开除7个最大的讲外语团体——俄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以及斯拉夫人——再加上密歇根州的全部党组织。马萨诸塞、俄亥俄、芝加哥等地的社会党很快也进入了希尔奎特的清洗名单。总清洗人数接近7万人——这使希尔奎特自身的党派只剩下不到4万人。[37]
1919年8月末，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社会党齐聚芝加哥，正式分裂。两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同时召开会议，他们的会场也分别位处两个彼此相隔仅仅数个街区的大厅：希尔奎特的社会党在亚什兰大道（AshlandAvenue）的“马西尼斯特大厅”（Machinist’Hall）；一个新成立的共产党（Communist）则在街边的蓝岛大道（BlueAvenue）开会。共产党会场的主席座位上坐着路易斯·弗拉伊纳，他已经写好了本党的宣言，并作主题演讲。
约80名社会党员组成了第三派。在记者约翰·里德（JohnReed）和一位名叫本杰明·吉特洛夫（BenjaminGitlow）的布朗克斯议员的率领之下，他们决定战斗。这派人马拒绝接受被开除，他们选择冲撞社会党大会、杀进会场、要求重新入党。就在他们冲进大厅、对“离开”命令置若罔闻之时，冲突爆发了。社会党领袖喊来了一对手执棍棒的芝加哥警察，将他们强制驱离。
之后发生了流血冲突。被赶到人行道上的里德/吉特洛夫派决定重返亚什兰大街大厅。他们占领了楼下的一处小台球室，并在那里成立了他们的新政治实体——劳工共产党（CommunistLaborParty）。这个政党的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在纽约市的另一位密友——《纽约人民报》编辑路德维希·洛尔。
这两家新政党——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都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它们都诉求“大规模行动”、“夺取政治权利”，并且“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它们都唱“国际歌”，挥舞着大红旗，称他们的党员为同志，推敲着他们的宣言。两年之后，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让这两个党派合二为一。
不过，社会党的所有内讧都招来了美国政府的注意，政府现在也筹划了它自己的“最后一击”。位处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司法部则已指派特工渗透进了芝加哥的所有三场大会：社会党，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当年6月，美国笼罩在一波炸弹袭击的恐慌之中。这波情绪于6月2日随着华盛顿特区爆炸事件达到了高潮——司法部长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遭到了炸弹袭击，几乎杀死了帕尔默夫妇和年幼的女儿。这年秋天，劳工风潮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波士顿警察罢工；30万钢铁工人大罢工；50万煤炭工人威胁再来一场罢工。列宁和托洛茨基统治俄国期间，炸弹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引爆，几乎每天都爆发着大型罢工。公众要求强有力的行动，华盛顿也义不容辞。
从11月开始，帕尔默和他24岁的助手约翰·E.胡佛（很快就将他的名字改成J.埃德加，并从此开始对联调局长达48年的统治）发动了一场主要旨在对付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成员、横跨东西海岸的突袭行动。[38]他们依据联邦移民法，引述这些团体的暴力言辞，以此作为剥夺他们全部公民身份的法律依据。结果，“帕尔默突袭”（PalmerRaids）逮捕了5000-10000人，绝大多数都在临时监狱中度过了数月时间，并被索取高额保释金、不准朋友或是律师探访。800多名囚犯最终被驱逐到俄国，数十人以煽动叛乱罪遭到各州起诉。
帕尔默突袭之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有效镇压。莫里斯·希尔奎特和尤金·德布斯的老社会党惨遭腰斩，其党员数从109000降到了不足25000人。1919年末，初创时的美国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发现他们自身的总党员数已从75000人下降到了不足10000人。
美国社会党再也没有回复它在一战之前的地位。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的“红色恐惧”时期，它那遵纪守法的声望都未能使自己从“不忠指控”中金蝉脱壳。1920年1月，纽约州议会投票将全部五名合法当选的社会党议员踢出议会。这项举措甚至引发了一批当权派人物的抗议，领头的就有纽约律师协会，以及前纽约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未来的美国国务卿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就连司法部长、“帕尔默突袭”的始作俑者A·米切尔·帕尔默也称这项举措“过分”。不过，州议员们拒绝重加考虑。他们拒不允许社会党人重回议会。
1920年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再一次提名尤金·V.德布斯参选。此时的德布斯仍因战时触罪《征兵法》，在一家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服刑。身为第9653号罪犯的德布斯依旧披挂参选，并赢得了913000张普选票。不过，之后的社会党坠入了衰落轨道。1920年末，它的党员数下降到了8000人。1930年代的社会党在五度参选总统的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带领之下迎来了一次复苏。托马斯是一位颇富名望的长老会牧师、基督教刊物《明日世界》（WorldTomorrow）编辑，他使社会党抱持坚定的反共立场。长寿的托马斯活到了1960年代，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支持马丁·路德·金民权圣战的行动。1956年，社会党推出了他们的最后一任总统候选人——他叫达灵顿·胡佩斯（DarlingtonHoopes），社会党最后几位选上公职的人。胡佩斯曾于1930年代出任宾夕法尼亚州议员，这次总统大选他总共得到了2044张选票。
作为社会党的承继者，社会党美国（SocialistPartyUSA）持续参加总统竞选，至今仍然活跃于美国政治。[39]
而对“帕尔默突袭”之后的共产党而言，本已是十亡一存的组织甚至还面临着新的分裂——这一回则是由莫斯科主导。身为苏维埃“第三国际”的卫星成员，美国共产党人必须随着克里姆林宫每一次痛苦不堪、蜿蜒曲折的政治生态起舞：任何一天都会有人得势，或是有人出局。他们对美国事务作出的决策饱受地球另一面共产党官僚们的马后炮攻击。
1924年列宁逝世后，莫斯科的权力争斗日益复杂。各大派系都在抢占有利位置。
斯大林于1928年最终将托洛茨基一脚踢开，这立即造成了美共的分裂。曾于1917年在纽约与托洛茨基同台演说的詹姆斯·P.坎农是一名持异见领袖，他率领约200名党员脱离美共，组建了一个意识形态上服膺托洛茨基的独立新团体。他们抱持“亲苏维埃，反斯大林”的立场，出版了一份名为《战斗》（Militant）的通讯；他们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他们还曾短暂重回社会党，最终仍被踢了出来。他们与流亡土耳其和法国的托洛茨基保持着私下联系。1937年托洛茨基暂避墨西哥时，这个美国团体大力支持。他们为托洛茨基提供了警卫，秘书和经费。这个团体最多只有数百人，在美国共产党小世界里也只是一个小少数派。1930年代斯大林发动公审期间，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的“美国委员会”，并派出哲学家约翰·杜威前往墨西哥采录托洛茨基对相关指控的证词。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之后，美国托派经历了更多的内部分裂。“许多骨干成员继续留在共运二十余年，他们靠着对‘老先生’的回忆才坚守自己的阵地。”历史学家蒂姆·沃尔夫斯（TimWohlforth）指出。[40]
美国共产主义从未消失。数十年来它起起落落，盛衰无常。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二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暂时结盟期间，美共都得到发展；而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第二次战后“红色恐惧”期间，美共再次衰退。这一回挑头的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以及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60年代反战抗议期间，美国共运得以再度勃兴，但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衰颓下去。2008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共运又得以反弹。
今天，经历多次分裂、重组之后的美国托派继续活跃，他们的组织主要是“社会平等党”（SocialistEqualityParty），这个党派仍然在与资本主义、工人剥削、帝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作战，它的“世界社会党网站”（www.wsws.org）每天都能吸引约5万次独立浏览。
路易斯·鲍丁于1919年之后退出了左翼政治。他曾于当年8月前往芝加哥，亲身参与了社会党大会中的吵嚷和退席，并参加了劳工共产党的创党大会。不过，鲍丁旋即在一次党纲之争中退出了这个党派，并扬言说“我并不是离开我的欺骗之党（partyofcrooks），而去加入一个疯子之党（partyoflunatics）！”[41]此后30年间，鲍丁继续法律执业，并为左派期刊撰写文章。但是，他于1930年代拒斥了共产主义。
尤利乌斯·哈默于一战和“帕尔默突袭”期间都成功避免了被捕。但在1919年，布朗克斯检察官以医疗事故罪起诉哈默，指控他应为一位名叫玛丽·奥加内索夫（MarieOganesoff）的女性之死负责。玛丽是一名俄国外交官的夫人，在哈默诊所做堕胎手术的过程中意外死去。一名法官判处哈默三年有期徒刑，须在兴格监狱（SingSingPrison）。哈默一家毫不怀疑，这次起诉是一场政治迫害。刑满出狱之后的哈默回到俄国，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效力。
他的儿子阿曼德开启了一段青史留名的商海生涯——先是作为苏联的美国投资者，后来则是作为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PetroleumCompany）的所有者。
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第一天的晚宴东道主路德维希【b】·洛尔则接着做《纽约人民报》的编辑，直至1931年。洛尔随后加盟了《纽约邮报》，并在那里开了一个讨论世界大事的大众化专栏“电报之间”（BetweentheCables），直至1940年代末。
在共产党的圈子里，洛尔与托洛茨基的早年情谊给了他超高地位。不过，洛尔很快就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他特别讨厌共产国际主席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对他的批评不仅形诸笔墨，也当面直斥。时间来到1924年，洛尔同托洛茨基的友谊已成牵累，季诺维也夫也下决心修理他。这一年，美国共产党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通过了一条“清洗洛尔主义”的决议案，并将其归结为“危险的右倾主义”。1925年，美共将洛尔彻底开除出党。
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洛尔都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尽管，他从未正式加入美国的托派团体。住在布鲁克林、受到苏联秘密警察追踪的洛尔时常担心自己死于暗杀密谋。1930年代，洛尔开始秘密为美国司法部工作。[42]年轻的新晋共产党员、后来因揭发美国国务院律师阿尔杰·希斯（AlgerHiss）是苏联间谍而声名大噪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于1930年代曾受命暗中侦测洛尔。后来得知正是洛尔向联调局告发自己时，钱伯斯写道，“因为这个，我更加尊敬洛尔了。”[43]
路易斯·弗拉伊纳很快就丢掉了他在美共党内的领袖地位。1919年末，美共同仁们指控他是司法部的一名间谍。一场在纽约举行的党内审判清洗了弗拉伊纳，但他的“丑闻”接着又传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场审判听取了本案情况，并再次将弗拉伊纳开除出党。不久之后，弗拉伊纳又被指控盗用共产国际经费，这项指控从未得到证实。也许，弗拉伊纳也曾秘密收受英国人的援助。[44]
受到这些攻击的弗拉伊纳在一次赴墨西哥执行任务无功而返之后心灰意冷，1922年他退出了共产党回到了纽约，改名刘易斯·科里，将他的人生推倒重来。他和新妻子搬入了下东区的一间房子。弗拉伊纳在一家纺织品商店干粗活，并成为《纽约时报》的一名校对员。接着，他又开始为《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写稿。弗拉伊纳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究院职位。193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他还出任了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ProjectsAdministration）的一位经济学家。之后，弗拉伊纳成为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College）的一名教授。
弗拉伊纳/科里于“新政”（NewDeal）时代重出江湖，成为一名顶尖经济学理论家。他的著作包括1930年的《摩根家族》（TheHouseofMorgan）和1934年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TheDeclineofAmericanCapitalism）。弗拉伊纳/科里曾试图与共产党重归于好，但1940年时又与其关系破裂。他还成为偏自由派的美国民主行动党（AmericansforDemocraticAction）创党成员。尽管弗拉伊纳在1940年代末是一个强硬的反共人士，但他还是于1950年12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文书伺候：驱逐出境。1953年9月，正在书桌前为自辩做准备的弗拉伊纳突发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和我的绝大多数同志们都不是民主之敌，”弗拉伊纳写道。此时距他初晤列夫·托洛茨基已过去35年之久了。“我们的错误在于将民主视为理所当然，并未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体制构想必将以民主的毁灭而告终。”[45]
美国人大多忘了莫里斯【b】·希尔奎特，但他的社会党完好无损地生存了下来。很容易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希尔奎特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名风云人物，也许是参议员或州长。托洛茨基在1917年抢走了头条，但希尔奎特阵营赢得了一场更庞大的观念战争。他那打上美国化品牌的“社会主义”、本于合法选举的政治、如同我们现代社会保障的“改革”行动、金融和安全管制、强有力的公民权利——这些都比俄国版社会主义的寿命要长得多。
以下事实理当最令希尔奎特感佩：2016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可以成为法国总统；自称“民主社会党”的伯尼·桑德斯可以打一场大有希望的美国总统初选选战。
希尔奎特从未与苏联新领导人们和睦相处过。“如果列宁好好待在瑞士、托洛茨基待在纽约布朗克斯的话，”他写道，“俄国革命就会进展得恰当好处。”[46]1917年竞选纽约市长失利后，希尔奎特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背书，称之为结束一战的最佳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是如何体现了他本人稍早之前“不吞并”的诉求。1920年代的希尔奎特成为社会党党内的反共意见领袖。莫斯科将他放入“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名单，并禁止他加入第三国际——这在希尔奎特看来是对他的褒扬。
就连一向激进的艾玛·戈德曼也开始认可希尔奎特。1917年，戈德曼向希尔奎特求助——她的长期爱人/伴侣亚历山大·伯克曼遭到驱逐出境。希尔奎特将政治对立抛在一边，同意先暂缓市长竞选活动助她一臂之力。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了奥尔巴尼，就伯克曼的事情向纽约州州长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Whitman）请愿。“他的头发大片灰白，他的面庞皱纹遍布，他的眼神疲累不堪，”戈德曼回忆当时的希尔奎特说。请愿未能成功，但戈德曼写道，“我觉得自己与希尔奎特更亲密了，甚至要胜过许多我自己的同志。”[47]
希尔奎特于1932年再度竞选市长，并得到了250000张选票。不过就在第二年，希尔奎特死于肺结核。美国政府为了纪念希尔奎特，将一艘二战自由轮（LibertyShip）﹝2﹞命名为“希尔奎特号”（SSHillquit）。希尔奎特死后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中，绝大多数他的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了独立参选人、被批评“太红”的改革者、共和党籍候选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LaGuardia）。
阴谋论种种
托洛茨基对纽约的造访引发了一大箩筐传说和阴谋论。作者们、谣诼们都曾将“曼哈顿的托洛茨基”描绘成裁缝、侍者、电工、宣传骇客，甚至是电影演员。1932年《先驱论坛报》（Herald-Tribune）的一篇报道将托洛茨基描述成一个日薪5美元的临时演员，并曾于布鲁克林制作的有声电影（Vitaphone）、故事片《我的悍妻》（MyOfficialWife）中出镜。尽管，文章声称的“银幕托洛茨基”那模糊不清的照片一点也不像真实世界中的俄国共产主义者。不仅如此，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于1914年上映——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的三年之前。[48]另一名作者坚称，托洛茨基曾经给一位名叫莫里斯·格斯特（MorrisGest）的舞台剧导演的“圣经剧”《游荡者》（TheWanderer）撰写依地语宣传册，丝毫不顾托洛茨基依地语差劲、且一向贬斥一切宗教的事实。[49]
不过，持续时间最久的阴谋论要牵涉到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期间打交道的四大族群——德国人，犹太人，英国人，美国——他们都与托洛茨基回俄国有关。
德国阴谋：这是最广为人信的一个，并以“德国诽谤”（GermanLibel）著称。这项阴谋论指控1917年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们曾充当德国特工，他们1917年的革命不过是德国军方在一战中击败俄国的一项行动之产物罢了。
对列宁而言，这项指控点出了不少真相。列宁本人并无兴趣帮助德国，但他在战时发布的“齐美尔瓦尔德纲领”却在极力促成他自己国家——俄国的军事失败，并以此为他的真实目标铺路搭桥——社会主义。德国及时雪中送炭，为列宁提供了从列宁的“铅封列车”到慷慨经援的大量帮助。正如列宁的德国金主帕尔乌斯早在1915年向柏林的进言所说：“德国政府的利益是与那些俄国革命家们相一致的。”[50]
德国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德军战时的军事统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甚至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大加吹嘘。“我们的政府帮助列宁回到俄国，就此负起了一个特殊责任，”他写道。“我们得把俄国弄垮，”列宁政权“的存续要感谢我们。”[51]列宁于1917年否认了这项指控——这是逃避牢狱之灾的必备手段——不过，他的追随者们却没几个在乎这个。“许多人都会接受来自魔鬼本人的帮助，而对援助来源不表疑问。”当时正在彼得格勒的《纽约世界报》记者阿诺·多施-弗勒罗（ArnoDosch-Fleurot）报道说。[52]
帕尔乌斯也这么看。俄国革命之后，他曾请求一张访问莫斯科的请柬——显然，这是在企盼苏俄回报他的贡献。然而，列宁的回应却令他大为震惊。“革命事业不应当沾上脏手，”列宁在一条通过中间人转交给帕尔乌斯的迟到信息中说道。[53]帕尔乌斯对此的回敬是公开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将其称之为“对波澜壮阔欧洲革命史的一大羞辱。”[54]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个议题带来了更多麻烦。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他曾从纽约市一位身份不明的德国人或犹太人资源那里收受了10000美元——这引发了“遐想”。谁给了他这笔钱？这句大哉问“大开方便之门”，将布尔什维主义后来的所有罪孽都同可能的“反派”们联系到一起，其范围可谓五花八门——绝不仅仅是德国人、洛克菲勒家族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银行家”，以及“全球锡安主义”和华尔街——“总有一款适合您”。
应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之请，纽约州副检察总长阿尔弗雷德·H.贝克（AlfredH.Becker）于1918年初主持了一项全面调查。此时，（托洛茨基）的行迹依旧清晰可辨。贝克手下的调查者们追踪了托洛茨基在纽约10周之内挣到的每一枚镍币，其中包括他从《新世界》领到的20美元周薪、为《纽约人民报》撰写每一篇稿件拿到的10-15美元、他28到30次演说募到的280-300美元，以及他在哈勒姆河赌场临别晚宴上筹到的226美元。这些钱加在一起不到1000美元。贝克也在调查中确认，托洛茨基购买16张返俄船票所花费的1394.5美元现金也来自他一行人的各自出资，而非是托洛茨基本人。[55]
“我无法证实托洛茨基从任何一位德国金主那里收受金钱的任何一处‘迹象’，”贝克下结论说。[56]加上英国和加拿大港口检查员们在哈利法克斯的失败——他们逮捕、搜查了托洛茨基，却未能在他身上找到足以上报的金钱——其中包括亚默斯集中营的全身搜查——这本该终结这个“故事”。不过，那些阴谋论可不是照这么来的。
1919年，华盛顿特区。在美国参议院某子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旨在调查“布尔什维克在美国影响”的公开听证会上，这项议题再度出现。一位名叫V.S.赫尔班（V.S.Hurban）、曾于1917年驻防俄国的捷克武官在有关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证词中提到了此事。“托洛茨基也许从德国拿了钱，但他会否认的，”他对参议员们说。“米留科夫已经证实，托洛茨基在美国时从一些德国人那里拿到了10000美元。米留科夫有证据，不过托洛茨基矢口否认。”子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李·欧弗曼（LeeOverman）询问其中细节，但赫尔班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子委员会当天就休会了，参议员们也从未重启这一议题。[57]
托洛茨基战前同帕尔乌斯的友谊是一个英美情报机构都知晓的事实，这也引发了非议。毕竟，正是帕尔乌斯牵线搭桥将德国的援助交给了列宁。他会不会也帮助托洛茨基呢？这种想法颇具诱惑力。别忘了，帕尔乌斯在纽约有一批联络人：不论是透过其商业交往，还是其过往同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这类社会党人的瓜葛。[58]不过这里也有问题：从可行性来看尚存二说。对身处欧洲的帕尔乌斯而言，安排人将一大笔金钱偷偷运进美国、并说服托洛茨基收受、接着研究如何使托洛茨基携款涮过英国检查员——全部过程都不能打草惊蛇引起警察或英国特工的注意，也不能留下文书上的蛛丝马迹——艰巨至极的任务。最有可能的是，这一切根本就没发生过。
托洛茨基是否曾从纽约的德国和社会党移民那里募款支持革命？当然有。这是否是德国政府的一项阴谋？几乎不可能是。
犹太阴谋：如果不是德国，那么这笔钱会不会从别人那里来？比如说，纽约市的犹太银行家？
乍一看来，这一想法颇为别致——银行家们资助一名力主摧毁他们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听起来荒谬不堪。是的，许多美国公司企盼与后沙皇时代的俄国做生意，但克伦斯基甚至早在托洛茨基离开曼哈顿之前就打开了这扇大门。美国大亨们没必要在布尔什维克身上押宝——当然了，除非有人曾目睹更邪乎的势力在起作用。
反闪米特主义在1917年之前就已大量存在，即便没有托洛茨基和针对他的“10000美元指控”，反闪米特主义也将于1920和1930年代广为传播。犹太人普遍讨厌俄国沙皇，这种反应在数代迫害之下并不奇怪。许多俄国人都从1917年暴动中看到了“犹太复仇”的因素，就连《麦克卢尔杂志》这般备受敬重的刊物也写了一篇文章，将俄国革命解释成一个“犹太问题，旨在促成犹太人对经济命脉的控制”。[59]兼之托洛茨基的“恶名”，人们很难规避有关“犹太阴谋论”的说法。
不过，1917年之后才浮出水面的托洛茨基-犹太阴谋论形式独特——它瞄准了华尔街库恩·洛布公司的70高龄资深合伙人雅各·希夫。[60]希夫成了众矢之的。身为纽约最招人注目的犹太金融家，希夫曾经公开运用他的财富向俄国施压，要求沙皇改变其反闪米特政策。他曾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花费数百万美元支持日本，并在之后资助了在俄国士兵间的反沙皇煽动工作。1915年，希夫拒不允许他旗下的银行参与美国对英法的战争贷款，只因这两国与俄国结盟。诸如此类都很容易将希夫描绘为“亲德人士”，甚或更糟糕的头衔。
有关希夫与托洛茨基之间直连直通的说法，没有哪儿比美国政府及其军情处（MID）来得更多了。这一时期的军情处文件充斥着针对社会名流的反犹谣言——从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到《前进报》编辑亚伯拉罕·卡汉，再到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Brandeis）……当然，也有希夫这样的银行家。[61]不过，1918年一份名为“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主义”的特别报告将这番论调推至顶峰。这份报告由一名仅仅署名为“绝密线人”的特工撰写，详述了一大套阴谋论。[62]它宣称，“（犹太人）已经赢得了对一个巴勒斯坦犹太国的正式承认，”他们已经规划好了一个“俄国的犹太（这是说，布尔什维克）共和国”，以及一个“德国和奥匈帝国境内的犹太共和国。”[63]这份报告还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犹太密谋者”名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银行家。名单周围满是所谓“秘密锡安主义者议定书”（SecretZionistProtocols）的摘录。
紧接着，报告不引用任何消息来源就直接下了结论：
雅各·希夫于1917年春天开始资助一名犹太人——托洛茨基，目的在于在俄国实现一场社会革命。纽约一家由布尔什维克分子主办的依地语日报‘前进报’也为这一相同事业贡献了不少经费。就在同一时刻，一位名叫麦克斯·沃尔伯格的犹太人在斯德哥尔摩向一家犹太企业注资——“托洛茨基之友”（Trotzky&Company）。[64]
更糟糕的是，这份文件随之泄露。尽管它是绝密情报，但美国官员们还是将其周知了法国等协约国盟友——文件随即流入公共场域。1925年2月13日的《不列颠卫报》（BritishGuardian）登载了一份副本，效仿版本随之蜂起。所有版本都无一例外地引用美国特勤局（AmericanSecretService）的说法作为其权威来源。[65]
不过，事情还没到尽头。这段希夫-托洛茨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阴谋论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广为传播，并在各色报章中一再重复：《伦敦时报》（LondonTimes）、《布鲁克林反布尔什维克报》（BrooklynAnti-Bolshevist），以及亨利·福特的《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Independent）。它也成了纳粹反犹宣传最喜欢的修辞话术。10000美元涨到了1000万，接着又加码到了2000万，甚或更多。[66]1949年，一位名叫乔利·尼克伯克尔（ChollyKnickerbocker）的《美国纽约日报》（NewYorkJournal-American）随笔作家又在一篇专栏文章中火上浇油。他责骂那些上流社会的“客厅粉红”（ParlorPinks）——他形容那些富裕左派的术语——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雅各·希夫老头……曾经吹嘘过，他的金钱曾经是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大推动力，”他写道。“今天，就连老雅各的孙子、纽约社会的杰出人物约翰·希夫也估计，这位老人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最终胜利砸下了2000万美元。”[67]
“希夫-托洛茨基”阴谋论甚至一直留传到今天。只需在谷歌键入“托洛茨基”，再加上“10000美元”或“希夫”，就能搜到“样本”。
但阴谋论又错了——哪怕是对事实的粗略一瞥也足以使整个理论土崩瓦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1917年的雅各·希夫从未在纽约市与列夫·托洛茨基会面，也根本没有付给他10000美元作革命经费什么的。那一年的3月中旬正是托洛茨基筹划返俄的非常时期，然而希夫却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西弗吉尼亚白硫泉。[68]
不仅如此。希夫当时的政治立场可谓是与托洛茨基针锋相对。此前他对俄国的怨怼之情还是因其反闪米特主义。[69]希夫私下里从未对社会主义表露过任何同情之意，对更为温和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一派也没有。1917年2月沙皇倒台之后，代表新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宣布犹太人是平等公民。希夫就此宣称，他心中的俄国革命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不仅多次公开声明支持之意，还动用私人财富和库恩·洛布公司的资源将大批贷款注入克伦斯基政权。
而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于1917年11月为他们自己夺取政权之后，希夫立即拒之千里。他叫停了下一批贷款，并开始资助反布尔什维克团体。希夫甚至还要求布尔什维克人返还一部分他曾贷给克伦斯基的款项。[70]希夫也参与了一项由英国人支持的行动，呼吁俄国的犹太同胞继续同德国作战。[71]
最后，这位“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主义”作者、“绝密线人”又究竟是何方神圣？曾有人认定，除了鲍里斯·布拉索尔找不出第二人。这位前俄国官员曾于1913年在基辅起诉孟德尔·贝里斯的“人祭谋杀”一案，还曾于旅美期间成为那篇尚未名声扫地的《犹太长老议定书》一书的主要鼓吹者，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不少抄本。布拉索尔还曾受雇于美国军情处，并撰写了许多反犹报告。[72]
不错，希夫花了数百万美元推翻沙皇，但他并不是要使布尔什维克上位。不管他的孙子在1949年说过什么，这个故事终究没法摊在阳光下。
英国阴谋：托洛茨基会不会是其他什么人的一枚棋子？无疑地，纽约市的英国军情处主管威廉·怀斯曼的古怪行为会引发这个疑问。1917年3月，怀斯曼留给外界的全部印象都是：他已决定放托洛茨基回俄国。他已允许纽约的英国领事馆批准托洛茨基的签证，并允诺他安全通行哈利法克斯。只是因为怀斯曼的对头、海军武官盖伊·冈特半路杀出（大概是背着怀斯曼私自行动），托洛茨基才在哈利法克斯被捕。[73]
怀斯曼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他是否意在将托洛茨基作为英国的一枚棋子使用，且不管其本人知道与否？
怀斯曼曾于这段时间拟定了一项大战略：将他本人的间谍渗透进俄国。这些间谍不仅包括未来的英国小说家W.萨姆塞特·毛姆（W.SomersetMaugham），也还有对英友好、可以发声反制德国宣传的社会党人。[74]“我们应当努力在俄国做成那些曾在别处成功完成的事情，”他对自己在伦敦的下属们说，“说白了，就是在货真价实的德国特工之中安插一些为我们效力的德国人。”[75]
身为一名公开反对与德国单独媾和、可信可靠的左派人物，托洛茨基大大符合这一要求。怀斯曼似乎还暗示了个中联系。“我们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特工是著名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他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在彼得格勒，“他立刻就得到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接纳，并获允参加它们的大会。他曾在一场公开讨论中挑战托洛茨基。”[76]怀斯曼的特工不无可能就是托洛茨基本人——他不大想将事实直接挑明罢了，哪怕这是一份内部备忘录。
不无可能——但遗憾的是，还是不大可能。
不管怀斯曼本来的计划为何，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的被捕都使任何与他之间的秘密交易在实质上失去可能性。在哈利法克斯和亚默斯集中营受过“伺候”的托洛茨基不再对任何哪怕只是与英国沾边的事物表现出半点好意。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怀斯曼或其他任何一名英国官员提到过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交易：托洛茨基帮英国做事，以此换取他的返俄许可。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很容易想象这番场景：托洛茨基一并甩出他的俄语德语骂人金句，重重地说出一句“不”。
恰恰相反，掌握权力之后的托洛茨基以他的方式原味奉还了英国人。身为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下令，不准一切英国人离开俄国——除非英国无条件释放他手上的每一位俄国囚犯，并且承认布尔什维克任命的驻伦敦大使。托洛茨基还下令逮捕了安德烈·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上校，那位曾在“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甲板上帮助英国官员审问俄国旅客的俄国军官。[77]
同样地，一俟掌握权力，托洛茨基便操控俄国退出了战争——以一种引人侧目的“一视同仁”方式——既不亲英，也不亲德。托洛茨基坚持让德国接受布尔什维克条款之下的和平，不得吞并俄国领土。而对协约国这边，托洛茨基公开痛批他们拒绝一同媾和的做法。托洛茨基还将那些协约国之间读来尴尬的密约公诸于世，再一次狠狠地羞辱了他们。在1918年初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进行的和平谈判之中，托洛茨基态度强硬。就在德国人要求取得俄国大片领土、以此交换和平之时，托洛茨基退出了谈判。他返回彼得格勒，并提出了“不战不和”的新号召，同时他还呼吁柏林的工人们奋起反抗，推翻他们自己的皇帝。
最终，德国人对托洛茨基退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回应是继续发动军事进攻。列宁因此担心，德国人或将攻陷彼得格勒、推翻他的脆弱政府。正是列宁说服了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接受了比最初更为苛刻的德国条款。在这次关键票决中，托洛茨基投了弃权票。[78]
如果怀斯曼只是简单地希望放托洛茨基回家、使他的顽固强硬“自行”转而对付德国，那么这个想法算是实现了。不过，如果怀斯曼还指望更进一步、并将托洛茨基视为一名事实盟友什么的话，这大概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哈利法克斯事件之后更是如此。
美国阴谋：为何英国人随后将托洛茨基放出新斯科舍？是不是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力量迫使伦敦放手？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对此有所想象。“我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对那个操纵我们（在加拿大）被捕和获释的神秘组织不甚清楚，”他在1930年代的回忆录中写道。[79]
英国政府于1917年释放托洛茨基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招来了批评。“如果自治领政府能够无限期收押托洛茨基的话，俄国历史也许就会有所不同，”合众社驻彼得格勒记者威廉·谢泼德（WilliamShepherd）在布尔什维克夺权数天之后写道。[80]英国人为何放虎归山？疑惑之余的人们怪罪起了美国人，这便是所谓“伍德罗·威尔逊阴谋”。
“托洛茨基之所以获释要归功于华盛顿所下的命令。这条命令是当时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拟定。”《周六晚邮报》记者伊萨克·马克森（IsaacMarcosson）于1930年代援引一个英国消息源写道。“威尔逊曾受到美国激进自由派的愚弄，将托洛茨基视作俄国民主的主角。”[81]马克森的说法并非孤例。当时的另一位资深记者、《伦敦时报》的亚瑟·魏勒特（ArthurWillert）于1952年复述了这个故事：克伦斯基给威尔逊总统打电报，于是威尔逊就联系英国人，为托洛茨基请求自由。[82]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变种来自一位名叫詹宁斯·C.怀斯（JenningsC.Wise）的军事史家，他在1938年的文章中提到，正是威尔逊于1917年私下里插手，在纽约市给了托洛茨基一张美国护照。[83]
这些“故事”尽管广为重复，但它们又一次错了，根本就站不住脚。这不仅仅在于它们都未能援引文件档案，逻辑推理也足以构成反驳。托洛茨基是从俄国政府那里拿到了1917年的护照，而非美国人。而且，当时的英国并不准备放出一个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威胁安全的潜在分子——除非其本国的情报机构和军队高层首肯。更莫提什么来自美国总统的函电或是电话了。[84]
所有这些阴谋论都有一个毛病：逻辑不自洽。哪怕是托洛茨基的死敌们也清楚：无人可以控制托洛茨基——英国情治机构不行，德国军方不行，“国际犹太人”不行，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也不行。可以说这是耿直、顽固，或是自恋。你可以称托洛茨基“我行我素”，不过他是一名意识形态洁癖分子。“他绝对没法收买，”一位自称是托洛茨基对手之一的人在纽约答询时坚称。“金钱不会诱使他偏离其‘根正苗红马克思主义’哪怕半分。”[85]
没有托洛茨基，纽约市的生活一如往常，并不因他1917年3月的离开而稍加改变。音乐继续奏响——在百老汇，在杂耍综艺舞台，在依地语剧院，在爱尔兰酒吧，在德国啤酒馆。交响乐和歌剧愉悦着卡内基音乐厅和大都会歌剧院的观众们。扬基队和巨人队整个夏天都在打棒球赛，巨人队甚至赢下了全国联赛冠军，却将世界系列赛桂冠拱手让给了芝加哥白袜队及其明星外场打击手“无鞋者”乔·杰克逊（同样是这支球队在两年后遭指控在世界系列赛上行贿，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体育丑闻）。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18年，情况大为改变。数百名棒球运动员从场上消失，去了欧洲战壕。这导致了一个缩水赛季。
美国参加一战不仅仅改变了棒球赛赛程。无拘无束的自由（freedom）曾经容许社会主义蓬勃壮大，现在也已让位于一种更趋温和适中的多样性（variety）。战时镇压和帕尔默突袭接踵而至，但它们造就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新常态”（newnormal）的景况。1919年，第5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口装上了纽约市第一盏交通信号灯，这里是全国最为繁忙的十字路口；纽约的汽车现在远远多于马匹；喧嚣纷扰的二十年代见证了“时髦女郎”（flappers）、爵士乐和性解放，但禁令使买酒非法；纽约警察局配备了一支旨在同激进分子作战的永久性防爆部队；华盛顿新设的秘密警察机构——由新任年轻局长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FBI）与战争部军情处（它在美国本土的运作依旧享有权威）一起监视着颠覆分子们的动向。
纽约的“国际城市”风味也改变了。美国国会于1921和1924年通过的新移民法案大幅度削减了东南欧新移民涌入美国的数量。随着犹太移民儿孙辈散落美国各地，纽约市最大的“种族飞地”犹太下东区在短短三代人之内就大幅萎缩。其它类似的移民街区也步其后尘——德裔，意裔，爱尔兰裔，等等。1917年纽约市六大依地语报纸的每日总发行量达50万，现在却只有《前进报》存活下来。今天的《前进报》同时以英语和依地语双语出版发行。依地语剧院也消失了，仅仅作为记忆而存活。
随着时间流逝，1917年的年轻激进者们也长成了一群恋旧的老人。年长的激进分子变成了自由派和中间派；老去的社会党人加入了民主党，有些甚至加盟了共和党。不过，他们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历磨炼了不少后来终身从身律师、教师、演说家、作家工作的人，还有人成了社区领导人和主流政治家。
托洛茨基的足迹也在这个城市消失了。曼哈顿的高架铁路桥轨道遭到拆卸，以为交通和阳光留出空间；1917年托洛茨基从西班牙搭乘“蒙谢拉特号”的纽约登陆处——东河8号码头也已消失许久；托洛茨基在布朗克斯的公寓住宅也同样翻修无存；当时令托洛茨基大为震撼的摩天大楼建筑，今天同临近的高楼大厦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它们更新、更高、更刮垢磨光的尖顶统治着城市的天际线；他当初搭乘的跨大西洋蒸汽船也早已为大型喷气式客机所取代，跨越大洋的时间也从十几天变成了六七个小时。
存留下来的建筑物是圣马可坊77号——托洛茨基时代的《新世界》编辑部。今天，这里是一家紧挨街边的墨西哥餐厅；另一个则是位处哈勒姆的勒诺克斯赌场——1917年托洛茨基同莫里斯·希尔奎特大对决的地方。今天，这里成了沙巴兹清真寺；纽约丝毫不变的东西有噪音、交通、能源巨耗，以及一座城市常变常新的自以为是。
在1917年的三个月里，纽约给了列夫·托洛茨基一家人自由、舒适、安全、朋友，以及知名度——这在托氏忙乱的一生中可谓是难得的“完满”。托洛茨基将美国观念带回俄国，建设他的新苏维埃国家：电影，文化，礼节，以及科学。“我们缺少美国人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他在1920年代写道。“使布尔什维主义走上美国的道路，”以科技、数学和高效的工厂，“这是我们的任务！”“美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征服、摧毁帝国主义的美国主义。”[86]托洛茨基还预言未来说，“我们星球的全部难题都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得到决策。”[87]多年之后，托洛茨基仍将纽约描述为一个奇妙之地，“它既梦幻又枯燥，它是资本主义自动装置，它的街道是立体派的胜利，它的道德哲学存于美元之中。”[88]
观察1917年托洛茨基在纽约数周时间的经历——他依旧年轻，富有理想主义；他的耿直完好无损；他的双手尚未沾上鲜血。人们不由得想象，历史“本可以”如何如恶化。未来的悲剧很难说是不可避免。如果托洛茨基留在纽约市，很容易想象到他随着年龄渐长更趋温和的场景。他也许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或是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写一两本畅销书，或是跑到加州好莱坞冒险、在电影剧本上一显身手。又或者，他也许会去到华盛顿特区，成为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位小公务员。
如果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中取胜、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或者在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上安置一位忠诚于他的盟友），共产主义俄国能否成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地方？这番听起来纯净无辜的论调引发了激烈争论，几代学者和党派们都沉浸其中。危急关头的历史裁决并非仅仅由一个单独的人所决定，而是整个共运的大势。如果有更好的人掌权，共产主义本身是否能运转成为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制度？又或者，鉴于其“基因构成”的本质，共产制度注定将坠入残酷的极权主义，不管是由斯大林、托洛茨基或者别的什么人来统治？
1917年之后，托洛茨基早期对镇压的热衷；他对军事共产主义轻描淡写的辩护；红色恐怖和“劳工军事化”；所有大规模杀戮和监禁都使批评者们得以发出质疑：如果是托洛茨基得势，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轻度斯大林”罢了。托洛茨基必将祭出他本人版本的残酷放肆之举。他将如何另寻他路实现俄国的工业化，并将“纯正社会主义”强加给一个基于农村的农业经济国家？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托洛茨基一手创建、培育了那个暴力独裁的恶性体制，斯大林则在后来将其推向极致，并利用它杀死了托洛茨基本人。
但同样不容否定的是，正是托洛茨基领导了对这个体制的反对派。他坚持发声对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为此他还冒着本人和亲友的生命危险——从1920年代早期一直到死去，从未中止。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的“左翼反对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反对集中于一党的官僚制。流亡途中的托洛茨基继续批评这个政权，他将全球范围内的追随者们组成起来，创建了一个政治反对派。1930年代，托洛茨基同样也发声反对纳粹法西斯。
这是否只是自私自利而已？也许是。但这么说也有问题。老练世故和雄辩多智仍旧是托洛茨基个人魅力的核心要素。一位可以如此清楚明白地为被压迫者声张权利、说出当权者（无论斯大林抑或沙皇）真相的人，同时也仰慕文化和观念、法国小说，喜欢在单极咖啡或是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参与激烈辩论，他还是查理·卓别林电影或是伊莎多拉·邓肯舞蹈的欣赏着——这种人难道会犯下斯大林式的暴行？似乎很难成真。
俄国传记作家迪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DmitriVolkogonov）是最早在后“开放”时代公开重评布尔什维克开国者们的作家之一。也许，正是他最恰当好处地点出了这种矛盾。“托洛茨基主义假定，他们表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精致形式，”他于1996年写道。“作为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正式拒斥极权主义。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人民专政’如何适用于这些情境。于是，托洛茨基主义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尝试。独裁与民主齐飞，一党专政与政治多元论共舞。”[89]
1917年以来，托洛茨基的全球文化符号地位稳固增长。仅仅是他的遇刺和在墨西哥与艺术家弗里达·卡洛的短暂爱情就已诞育了数十本书和两部好莱坞电影，饰演托洛茨基的人绝不限于理查德·伯顿（《刺杀托洛茨基》，1972）和乔弗里·拉什（《弗里达》，2002）。似乎，只有俄国忘记了他。对俄国年轻人而言，30年之久的斯大林主义宣传早已将托洛茨基变成一滩模糊不清的污迹。
今天距离托洛茨基逝世已经超过75年，托派政党和候选人依旧在法国、英国、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等国参与政治。在美国，托洛茨基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许多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从右派的新保守主义再到左派的社会主义不一而足。从索尔·贝娄（SaulBellow）、伊尔文·克里斯托尔（IrvingKristol）再到卡尔·萨根（CarlSagan），“托派文人”也纷繁多元。
1980年代，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之下，苏联最高法院重新调查了1930年代的斯大林公审，案件范围多达数千名受害者。法庭决定为数百人“平反”，洗刷他们身上的旧有指控，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声望。获得平反的人包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甚至还有托洛茨基之子谢尔盖，但却并未包括托洛茨基本人。戈尔巴乔夫允许公开讨论托洛茨基这个姓名。苏联学者写了一些学术论文，但从未有过托洛茨基的翻案文章。戈尔巴乔夫本人继续沿用着老式的斯大林式台词，称托洛茨基为“自信过头的政治家，常常摇摆不定，欺瞒行世。”[90]
哪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托洛茨基仍然显得太过危险。他依旧代表着另一种历史选项，代表着“事情可以不同”的可能——社会主义可以行之有效，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统治权力都可以被同心协力的人们有意识地推翻。所有这些都使托洛茨基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对1905年的俄国沙皇如此，对1917年的克伦斯基亦然，对纽约的希尔奎特如此，对1920年代的斯大林亦复如是。甚至于，对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而言，托洛茨基依然危险。抛开那些缺点不谈，托洛茨基仍然是一个渴望稳定的世界中，那永恒的变革元素（agentofchange）。
﹝1﹞一种基督教大型布道仪式。
﹝2﹞美国在二战中生产的一种客轮。
[1]Marcosson,402.
[2]BBCRadio,“ChristopherHitchensonTrotsky,”BBCRadio,August8,200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D54qnI_Mhc,accessedMay20,2016.
[3]ThisfamousquoteisderivedfromaletterinwhichTrotskysays:“Burnhamdoesn’trecognizedialecticsbutdialecticsdoesnotpermithimtoescapefromitsnet.”Trotsky,InDefenseofMarxism,”273.
[4]Goldman,chapter52.
[5]Hammer,128–29.
[6]Marcosson,413.
[7]SeegenerallyTrotsky,TerrorismandCommunism.
[8]Trotsky,TheRevolutionBetrayed,200.
[9]Volkogonov,Trotsky,216–17.
[10]FromMorton,5.
[11]HesummarizedhisopinionofStalinthisway:“ItwasasthesupremeexpressionofthemediocrityoftheapparatusthatStalinhimselfrosetohisposition.”Trotsky,MyLife,501.
[12]Greene,6.
[13]LetterfromBukharintoStalin,October12,1937,fromRadzinsky,380.
[14]Clements,255.
[15]Onwhathasbecomeofthefamilythere,see“FallingFarfromtheFamilyTree,”Forward,July7,2010.
[16]Shachtmannotes,6.
[17]SergeandTrotsky,219.
[18]See,forinstance,Wittlin,258.
[19]WorkersVanguard,March31,1989.
[20]Trotsky,RevolutionBetrayed,204,214–15.
[21]Volkogonov,Lenin,255.
[22]Inanotherexample,inearly1918,needinganewRussiandiplomattorepresenttheBolshevikgovernmentasconsulinNewYork,hechoseJohnReed,authorofTenDaysThatShooktheWorld,knowingthatthiswouldonlyirritatetheAmericans,sinceReedhadrecentlybeenindictedforviolatingtheEspionageAct.NewYorkTimes,January31,1918.
[23]Onthisdebate,seeTrotsky,InDefenseofMarxism.
[24]InterviewwithEstebanVolkovintheGuardian,February13,2003,and“TheFightoftheTrotskyFamily—InterviewwithEstebanVolkov,Marxism.com,August21,2006,http://www.marxist.com/trotsky-assassination-esteban-volkov210806.htm,accesedMay20,2016
[25]Waldman,69.
[26]Hillquit,184.
[27]Hillquit,189.
[28]NewYorkTimes,November7,1917.
[29]WinnersincludedlawyerLouisWaldman,ForwardeditorBaruchVladeck,andAlgernonLeeandJacobPanken,whoservedwithTrotskyontheSocialistPartyResolutionsCommittee.
[30]NewYorkEveningPost,November7,1917,quotedinNewYorkCall,November8,1917.
[31]NewYorkTimes,November7,1917.
[32]OntheDebscase,seegenerallyFreeberg.
[33]Hillquit,291;Pratt,141.
[34]RevolutionaryAge,March29,1919,3,quotedinDraper,154.Frainalaidouttheapproachmorefullyinacoauthoredarticle,“TheLeftWingManifesto,”apracticalblueprintforharnessingunrest—fromlaborstrikestogeneralstrikestoconquestofpower—forpoliticalpurposes.SeeRevolutionaryAge,July5,1919.ThelatterarticlebecamethebasisforprosecutionsunderNewYork’scriminalanarchystatute,resultinginthelandmarkSupremeCourtdecisioninNewYorkv.Gitlow,268U.S.652(1925),establishingprinciplesofmodernFirstAmendmentlaw.
[35]JohnReedputitthiswayoverdinnerwithSocialistassemblymanLouisWaldman:“Louis,stopwastingyourtimerunningfortheAssemblyandstupidthingslikethat.Bythetimeyoufinishyourcoursethere’llbenomorelawyers....Themassesarerevolutionaryandareabouttorise!”Waldman,72.
[36]NewYorkCall,May21,1919;Draper157–58.
[37]BenjaminGitlow,ayoungSocialistassemblymanfromtheBronx,rememberedattendingthemeetingandwatchingasanotherleft-wingersittingnearHillquitjumpedoutofhisseatafteroneoftheexpulsions.“YouareRightWingenemiesoftherevolution!”themanshoutedatHillquit,pointinghisfinger.“Goaheadwithyourdirtywork!Expelusfromtheparty!Wewillsoonmeetyouinbloodybattleatthebarricades!”Gitlow,30.SeealsoNewYorkCommunist,June7,1919.
[38]Theraidsalsotargetedasimilar,smallergroupcalledtheUnionofRussianWorkers.
[39]TheNewYorkCall,theSocialistParty’sorganinNewYorkCity,brieflywentoutofbusinessin1923andthenreemergedasabiweeklycalledtheNewLeader.Avoiceofliberalanti-communismthroughoutthetwentiethcentury,itfeaturedwritersasdiverseasUSsenatorDanielPatrickMoynihan(DemocratofNewYork),civilrightsleaderMartinLutherKingJr.,journalistIrvingKristol,historianArthurM.Schlesinger,andnovelistsJamesBaldwinandAlexanderSolzhenitsyn.
[40]SeeWohlforth’sarticleonTrotskyisminBuhleetal.,829.
[41]Draper,180.
[42]OnLore’sroleasaJusticeDepartmentagent,seenReinhardt,17.
[43]Chambers,392.
[44]OntheBritishconnection,seeSpence,“CatchingLouisFraina.”
[45]Corey,109.
[46]Pratt,223.
[47]Goldman,chapter46.
[48]“WhenTrotskyWasanExtraatFiveaDay,”NewYorkHeraldTribune,February14,1932.
[49]Marcosson,404.
[50]ZelmanandScharlau,136.
[51]Volkogonov,Lenin,110–11,citingLudendorff’swartimememoirs.
[52]NewYorkWorld,November9,1917.Notably,inNovember1917TrotskyhimselforderedfilesofRussianprosecutorsinvestigatingtheaffairtobeconfiscatedsothatLeninandtherestcouldnotbeaccusedoftreason.SeeVolkogonov,Lenin,121,andreporttoTrotskyfromF.ZalkindandE.Polivanov,November16,1917,reproducedtherein.
[53]ZemanandScharlau,246.
[54]ZemanandScharlau,251.
[55]Beckerreport,3.SeealsoNewYorkTimes,January20,1918.
[56]Ibid.
[57]Hearingon“BrewingandLiquorInterestsandGermanandBolshevikPropaganda,”CommitteeonJudiciary,UnitedStatesSenate,65thCongress,1919,quotedinSutton,23.
[58]OnParvus’srole,seegenerallySpence,“HiddenAgendas.”
[59]Cohen,Schiff,243.
[60]ConspiracytheoriesconnectingSchifftoTrotskybecamesoprevalentafter1920thatevenfriendlyaccountsofTrotsky’sNewYorkvisitincludedhim.See,forinstance,Kopp.
[61]SeeforinstanceRG165,MID,files10110-126/920etseq.and9140-6073etseq.SeegenerallyBendersky,chapter2.
[62]“MemorandumforColonelMastellerfromM.Churchill,”November30,1918,inRG165,MID,10110-920.
[63]RG165,MID,“BolshevismandJudaism,”November30,1918,10110-920,1and4.Thisremarkabledocumentevengivesshout-outstoMorrisHillquitandMayerLondonas“leadersoftheBolshevistmovementinthiscountry.”1
[64]RG165,MID,“BolshevismandJudaism,”November30,1918,10110-920,1and4.
[65]See,forinstance,FormerRussiancommissar,25.
[66]Cohen,Schiff,243–45.
[67]NewYorkJournal-American,February3,1949.
[68]See,forinstance,NewYorkTimes,March18,1917,andNewYorkEveningPost,March19,1917,bothcontainingaletterfromSchiffspecifyinghispresenceinWestVirginia.
[69]AslateasOctober1915,hehadofferedtodrophisobjectionsandhelpraise$200millionfortheRussianwareffortontheconditionthatRussiagrantJewishsubjectsfullcivilrights,butRussiarefused.Roberts,JewishBankers,19.
[70]SeegenerallyRoberts;Cohen,Schiff,chapter7.
[71]Fowler,106.
[72]Spence,“TheTsar’sOtherLieutenant,”209–10.
[73]See,forinstance,Spence,“HiddenAgendas”:“Inmyoriginalarticle[Spence,“InterruptedJourney,”],IspeculatedthatWiseman’speculiarbehaviortowardsTrotskywasdrivenbyhisdesiretoenlisttheexileinasecretschemeto‘guidethestorm’inrevolutionaryRussiaand,aboveall,tokeepRussiainthewar.Themorerecentinformation,Ibelieve,supportsthistheory.”
[74]AroundthistimemanyBritishofficialsworriedaboutthefloodofRussianradicalsreturninghome.“WehavereliableinformationthattheGermansareorganizingfromeveryneutralcountrypartiesofRussianrefugees,largelyJewishsocialists,”hewouldwriteinaconfidentialbriefingforhissuperiorsinLondon.“ThesepartiesaresenttoPetrogradwheretheyareorganizedbyGermanagentsposingasadvancedSocialists.”“Russia,”May15,1917,Wisemanpapers,Folder255.
[75]“Russia,”May15,1917.Wisemanpapers,Folder255.WisemanhadalreadyengagedColumbiaUniversityprofessorRichardGottheiltosolicitstatementsofsupportfromprominentAmericanJewstocirculateinRussia.TheseJewsincludedSupremeCourtJusticeLouisBrandeis,RabbiStephenWise,andevenJacobSchiff.SeeFowler,109.
[76]“Intelligence&PropagandaWorkinRussia,JulytoDecember1917,”January19,1918,inWisemanpapers,File10/261.
[77]Kalpaschnikoffwouldbeclearedofthechargesandreleasedin1919.
[78]EvenafterBrest-Litovsk,BritishofficialssuggestedseekingTrotsky’ssupportforBritishmilitaryinterventioninSiberiatoreopenananti-Germaneasternfront.WoodrowWilsonblockedtheidea,convincedthatTrotskywasapaidagentofGermany.TheAllies,includingaboutthirteenthousandAmericans,intervenedregardless.SeeFowler,176–77.
[79]Trotsky,MyLife,283.
[80]Alsoalongtheselines,ina1919articletitled“WhyDidWeLetTrotskyGo?”CanadianlieutenantcolonelJ.B.MacLeanaccusedhisowngovernmentoflosingachancetoshortenthewarandblameditforweaknessandincompetence.
[81]Marcosson,404.
[82]Willert,29.Ananonymouswitnessbeforethe1919OvermanCommitteeseemedtobackupthisstorywithajoke:“Irememberitstruckmeascomical”thatKerenskyaskedtheAmericangovernmenttoprovideTrotskyapassport“becausehethoughthecouldbeabletohelphimout.Andhedidhelphimout.”See“BolshevikPropaganda:HearingsbeforeaSubcommitteeoftheCommitteeontheJudiciary,”1919.
[83]SeeWise,647.
[84]Also,byearly1918PresidentWilsonwasconvincedthatTrotskywasaGermanagent,basedatleastpartlyontheSissonpapers,asetofRussian-languagedocumentshand-carriedfromPetrogradbyUSofficialEdgarSisson,connectingGermaninfluencetotopBolshevikfigures.Severalofthesedocumentswerelatershowntobeforgeries.Fowler,178.
[85]NewYorkWorld,November11,1917.
[86]Trotskyspeech“RevolutionaryMarxistCritiqueofAmericanism,”undated,quotedinCannon,99–105.
[87]LettertoAmericanBolshevik-LeninistsfromConstantinople,March1929,quotedinCannon,99–105.
[88]Trotsky,MyLife,270.
[89]Volkogonov,Trotsky,475.
[90]NewYorkTimes,November23,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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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六章彼得格勒
“一位俄国老年女作家有一天写信给我，‘俄国好比是一位爱上了她眼中大师气质男人的女人。就像一首老农谣的歌词所唱的那样，就在丈夫不再出于嫉妒打击她时，她询问丈夫是否已经不再爱她了。’”[1]
——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1917年4月10日
托洛茨基于5月17日（俄国直至1918年方停用的儒略历为5月4日）抵达彼得格勒——此时距离他离开纽约市已过了整整7周。新斯科舍拘禁一月使托洛茨基归国引领流亡者游行的机会化为泡影，但也使他为另一番激动人心的盛景而着迷。入狱争议帮助托洛茨基重建了俄国国内的名人地位，并将他的抵达提升到了万众瞩目的地步。一群朋友来到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迎接他。及至大家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如此之多的祝福者们淹没了列车，以至于他们得把托洛茨基扛在肩上前往大街。
自从彼得大帝以降，彼得格勒就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壮丽的宫殿，开阔的运河，恢弘的政府大楼……1917年初激动人心的剧变使它的面貌为之一变。沙皇制度灰飞烟灭，现在的城市充满了兴奋。列宁将这座俄国首都称为“世界上所有交战国（首都）里最自由的一个。”[2]音乐会，会议和街头集会都与城市交通交融在一起。建筑物上挂着一条条横幅，数千名男男女女将暗红绶带别在冬大衣上，激进分子堵塞了街道，高擎红旗的士兵们一边唱着歌曲一边游行，堵住了一列列火车。
甚至在托洛茨基找到宾馆房间之前，朋友们就带着他参加一次次令人目眩、旋风般的集会和欢迎仪式。“人人事事就像激流上的木片那样沉沉浮浮，”他回忆当天情形说。[3]朋友们带着托洛茨基穿越涅瓦河，来到本市最大的政治中心、之前的贵族女儿寄宿学校斯莫尔尼宫（SmolnyInstitute），这是托洛茨基抵达后的最初驻足地之一。这座漂亮花园环绕的地标建筑目前已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新家，在革命后的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们的古怪集合体在这里组成了一个独立且具竞争力的政府。
托洛茨基进入议事厅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他们用掌声欢迎托洛茨基。委员会代表们中断议事，作了一些发言。一名布尔什维克紧接着正式提案邀请托洛茨基正式加入他们，成为委员会一员。不过这一姿态尽管友善，却造成了一个尴尬时刻。托洛茨基已经离开俄国十年有余，他在这里只是个陌生人，不代表任何政治团体。看一看委员会成员——各色各样的工人、激进分子和政客们混在一起——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其中许多来自当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托洛茨基并不认识其中的许多面孔。另外，一些老朋友他也多年未见了。
但是，代表们都熟知托洛茨基，至少知道他的声望——其中就包括，他喜欢与列宁、马尔托夫等头面人物之间进行旗帜鲜明的论争。有的代表甚至对他与莫里斯·希尔奎特在纽约市的战斗有所耳闻。代表们一时间茫然无措：现在他将支持谁？他又将攻击谁？没人知道托洛茨基对最近政治上的蜿蜒曲折有何观点，托洛茨基本人也难有时间将其一一剖明。比如说，就在当天托洛茨基进入议事厅时，委员会正在辩论临时政府的一项动议。目前主要由战争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控制的临时政府提出，延揽一批苏维埃代表入阁任职。他们该不该接受？托洛茨基答询时说“不”，但他的意见简练精粹。
经过一番辩论后，代表们决定给托洛茨基席位——但只是无投票权的荣誉成员。现在，托洛茨基还得重新赢得众望。
娜塔丽娅和孩子们的俄罗斯第一夜在基辅酒店（KievHostelry）度过，这里是彼得格勒为数不多还有空房的宾馆。“我们的生活就像在巴黎和布朗克斯时一样朴素，”娜塔丽娅回忆归国头几周生活时说。“每天都传来沉重或愉悦的政治新闻，这些新闻与‘寻找食物’的不变难题结伴而行。”[4]两个孩子——谢尔盖和利奥瓦欢呼雀跃，他们最终看到了父母的家乡。孩子们与母亲一起漫游彼得格勒，这里人的说话方式最令他们着迷。这绝不仅仅是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与多语种的纽约乃至巴黎都截然相反——而且因为它是俄语。路标、商店和广告牌上，映入眼中的都是俄语单词。谢尔盖和利奥瓦人生中第一次得以真正听懂身边人们的交谈。
抛开政治不谈，这对托洛茨基夫妇而言堪称返乡。他们在这里都有家人和儿子们从未见过的亲属，其中就包括托洛茨基的第一位（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亚历珊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她以“布朗施泰因”之名行世，与两个女儿——尼娜和齐娜一起住在彼得格勒。尼娜和齐娜正是在她与托洛茨基一同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托洛茨基于1902年逃脱之前所生。现在，尼娜和齐娜已长成15岁和16岁的少女。
托洛茨基使两拨家人聚首。显然，这次重逢皆大欢喜。托洛茨基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了同父异母姐姐们的朋友。一家人开始一同生活。那个夏天托洛茨基沉浸于政治事务时，妻子儿女们组团到临近的芬兰湾海滩胜地特里尤基（今天的泽勒诺格尔斯克）度假。
同时，流亡海外多年之后，再次目睹祖国景象的托洛茨基为之震撼。俄国已在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倒退和贫穷一目了然，局外人甚至都很难想象其惨烈程度。俄国已经动员了1400万年轻人参军作战，比欧洲任何国家人数都多。其中有300万人阵亡，400万人受伤。战争引发的瘟疫、营养不良、军队交火和流离失所也杀死了超过100万名平民。战火摧毁了俄国的农田，破坏了数百座村庄和城镇，因之而来的大混乱造就了数百万名难民。
哪怕在战前，财富和特权的巨大悬殊也让俄国社会痛苦不堪。农业仍在俄国经济中占主要优势，但沙皇本人就拥有国家70%的可耕用地，贵族们则拥有其余的绝大多数，占俄国人口80%的1.1亿农民大多贫穷无地。军事动员将数百万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编入军队，大家现在既愤怒又幻灭。饥饿袭击着城市。此外，城市工人阶级武装与日俱增，与上述状况合力造就了一只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易引爆的火药桶。
纵使远在巴黎、纽约，托洛茨基也看出了这一变数。眼见苏维埃代表们在部长职位上挑三拣四，目睹一个临时政府陷入注定失败的战争不能自拔，托洛茨基在这个城市只看到了一位似乎能与他一样把握时局的“旁人”。此人与他一样迫不及待，与他一样乐观坚定，与他一样是一名归国流亡者——他就是他过往的导师兼对手，弗拉基米尔·列宁。
列宁-托洛茨基的合作关系最终在那一年结出硕果——夺得权力，这段关系的“热恋期”几乎在托洛茨基踏足彼得格勒之时就已发端了。列宁派出一位特使前往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欢迎托洛茨基，并询问他的计划。托洛茨基对这番友善姿态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托洛茨基自战前以来迄未谋面的妹妹奥尔加就住在彼得格勒，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列宁的一位密友列夫·加米涅夫（LevKamenev）。托洛茨基夫妇特别选在归国初期的一天晚上与妹妹一家共进晚餐。透过加米涅夫的安排，托洛茨基拜访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并与当地党派首领们会面。
托洛茨基决定，暂且只加入一家政治团体——区际委员会“梅齐拉扬茨卡”（Mezhrayontska）。这个以其俄语字母缩写“RSDLP”闻名的组织时社会主义者们的松散联盟，其成员们在战前自称为“联合者”。组织吸引了许多只是尚未决定自己在新政坛何处安身的归国流亡者，其中就包括许多托洛茨基的海外朋友：从纽约来的丘德诺夫斯基和沃洛达斯基，巴黎的莫伊塞斯·乌里茨斯基（MoisesUritsky），以及托洛茨基在维也纳认识的阿道夫·约菲（AdolfJoffe）。RSDLP成员此前不过百余人，自3月以来大量新人涌入，至此已飙涨到4000人，
返抵国门之后仅仅数天，托洛茨基就在彼得格勒与列宁不期而遇。布尔什维克和梅齐拉扬茨卡已经决定会面，并考虑将两家组织融为一体。托洛茨基与列宁都决定与会。从1915年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算起，托洛茨基已经有两年多没见过列宁了。很容易描绘出这张图景：38岁的托洛茨基和47岁的列宁，两位不苟言笑、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越过桌面四目相对，两人都试图打量对方，也都在同一时刻充满好奇和疑惑。并无迹象显示他们当天产生了什么特别的化学反应。相反，他们把客套摆在一边，多半时间各执一词。
托洛茨基此时已经读了列宁的《四月提纲》，他也对布尔什维克们追随列宁本人思想的紧密程度有所体会。但那个典型的托洛茨基又出现了。鉴于列宁最终同意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对了，托洛茨基因此将《四月提纲》视为一大退让，而非联合的理由。托洛茨基提议说，既然如此，与其要求“梅齐拉扬茨卡”成为布尔什维克，为何列宁不能成为那位“换边”的人、并加入托洛茨基这派呢？“我无法称自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坚称。“不必期许我们认可布尔什维主义。”[5]
但列宁想也没想就拒绝了这个主意。友善姿态先放一边，列宁尚未决定如何定性托洛茨基：朋友，敌人，还是中立。此外，列宁并不打算放弃他的布尔什维克身份。他何苦放弃？当时一切都运转良好。不仅仅因为他的“和平，土地，及面包！”口号赢得了追随者，同时他的党派也一夜之间变富。历经多年捉襟见肘的挣扎之后，列宁现在拿到了所有需要用来印刷小册子、运营组织的钱款。据那年春天的一份史料记载，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运营着多达全俄境内多达41家报纸，其中就包括最大的《真理报》。《真理报》每日发行量高达90000份，每月仅是印刷成本高达26万卢布，这还没算上工资支出和其它党务费用。
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新经费都来自一家西伯利亚商业银行账号，这个账号似乎总是有大量金钱。俄国政府调查员们已经开始对这个账号展开调查，其现金来路可一直追踪至丹麦哥本哈根、列宁的朋友雅各·福尔滕斯伯格那里。通过此人又可抵达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帕尔乌斯”——一名已知的德国特工。
托洛茨基、列宁及其各自追随者们在第一次会面中没有做出任何决策。此后数周内他们持续往来。在彼得格勒的革命狂暴中——每天的集会，演说，密室会议——从清晨至深夜，他们一次次同台活动，一同激越着。列宁在“梅齐拉扬茨卡”大会上发言，托洛茨基也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演说。列宁逐渐以一种独特方式掌控了这些群众，他是“一类古怪的大众领袖”，正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10月时描述列宁时所说，“一名单纯以智识取胜的领袖：他枯燥，无趣，毫不妥协，冷漠无情，没有花哨别致的个人气质——但他却有用简单术语解释复杂概念的力量……这些与他的精明干练相结合，成就了最伟大的‘智性无畏’。”[6]
而在托洛茨基这边，他已开始为列宁的报纸《真理报》撰写文章。不过托洛茨基的大门也向其它政治团体敞开，特别是孟什维克及其领袖——他在巴黎和伦敦的老朋友尤利乌斯·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最喜欢的会场变成了现代剧场（CirqueModerne）——维堡区（VyborgDistrict）兵营附近的一座大音乐厅，他在这里的晚间演说总能吸引大批观众。彼得格勒正在享受一段自由时光，这一定使托洛茨基想起了纽约。
当年夏天爆发的一场危机巩固了托列两人之间的合作。持续一周的街头暴力冲突最终招致了克伦斯基政府对列宁及其追随者的严厉镇压——他们称之为“七月事变”（JulyDays）。“列宁对我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托洛茨基后来解释说。“一开始他有所保留，满足于‘等等看’。七月事变一瞬间就使我们打成一片。”[7]
克伦斯基在那年夏天接受了英法两国的要求，决定在西乌克兰加利西亚对德国发起一场大规模军事进攻。他派出四支俄集团军参与这项行动，首先以重炮炸开德军战线、旗开得胜，不过接着就受阻、溃败，军队也土崩瓦解。俄军经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几乎10万人阵亡或负伤，战争越发像是一场毫无意义之举。
回到彼得格勒的士兵们对克伦斯基的军事失败大为恼怒，也愤恨于国内恶化的环境。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害怕暴力，他们坚持让士兵待在自己的营房。只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支持士兵，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使局势可控的愿望。
游行示威活动在第二天急剧升级，有50万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其中就包括一队装备齐全的机枪手，以及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手们，此外还有数万名来自临近工厂的佩枪工人。人潮堵塞了街道，大家怒吼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对克伦斯基的直接挑战。武装群众们包围了塔夫利宫，威胁着要杀死政府部长。在某个时刻，抗议者们在宫殿台阶上包围了农业部长维克托·切尔诺夫（VictorChernov）。托洛茨基亲自出面向示威群众说情才救出了部长先生。
最终，感觉到公众支持的克伦斯基决定用他自己的武力做出回应。他派出忠诚于己的军队驱散人群，结果在巷战中有700余名示威者被枪杀或是独大。克伦斯基透过友好报纸指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要求他们不仅要为彼得格勒的暴力负责，也要对夏季军事灾难中军队士气的滑坡负责。事实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向前线派出煽动者，敦促士兵们放弃战斗。
但接踵而至的是更阴暗的指控。一家亲政府流行报纸声称它们掌握了列宁直接从柏林领受命令的证据，列宁是一名受德皇总参谋部资助的德国间谍。这家报纸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突然暴增的银行账户，还列出了不少证据：列宁乘坐“铅封列车”穿越德境；他与那位臭名昭著德国金融家帕尔乌斯的交易；政府检察官调查西伯利亚商业银行时收集的所有材料。这些指控甚至还推动了更多的暴力。政府军队和右翼治安员们那一周冲进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洗劫了《真理报》办公室。这些指控还混杂着传统的“钓犹”（Jew-baiting）行动。他们抨击犹太居民区，号召“淹死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这是沙皇官员们曾于1905年用过的相同手法。[8]
就在此时，前外交部长鲍威尔·米留科夫又来了个锦上添花。米氏透过旗下报纸，不失时机地指控托洛茨基也是德国阴谋的一部分。事证是什么？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期间从德国线人那里拿到了10000美元，他也带着这笔钱回到俄国，意在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米留科夫何以知晓？他解释说，自己有一个绝妙的信息源：英国人。
这与纽约白厅街英国军情处那里发端的旧有指控一模一样——秘密收受的10000美元。这条指控也跟着托洛茨基漂洋过海而来了。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本来并未在托洛茨基身上搜到这笔钱，本不足信的这段传说却并未消融，它继续在英国情报人员圈子里留传。[9]现在它透过米留科夫之口传布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成功将列宁及其高级助手们打扮成叛国者之后，克伦斯基政府签发了对他们的逮捕令。列宁拒绝自首，他决定转入地下，最后抵达了芬兰。[10]“他们选定了这个时机将我们一网打尽，”列宁在离开彼得格勒前不久告诉托洛茨基。
但是，克伦斯基没有选择逮捕托洛茨基，至少不会立即行动。归根结底，托洛茨基并不是列宁官方圈子的一员——他名义上尚未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他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保留了一个席位。这层保护对托洛茨基而言并不充分，但他决定用来自我防卫——不管能持续多久。
接下来便是托洛茨基一己之力的宣传战了。他将手中的笔、大众声望、新闻界资源和苏维埃协会的席位都化作了对抗政府的武器。托洛茨基给克伦斯基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自己拒绝与列宁切割。这封信登在由马克西姆·高尔基主编、广为人读的《新生活报》（NovayaZhizn）上，托洛茨基在信中直接将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绑在一起：
部长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已决定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位同志，但逮捕令上却没有我。因此我认为，提醒您以下事实至关重要：1）原则上我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法一致，我也在我的报纸《前进报》（Vpered）和许多公开演说上为他们辩护……我恰恰和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总政策那不可调和的反对者。[11]
但托洛茨基并未在此止步，他坚持直面那些指控者。他来到斯莫尔尼宫，在苏维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走上讲台——直到那时，这家委员会还支持克伦斯基的镇压行动。“列宁已经为革命战斗了30年，我也为了反抗对人民群众的镇压而奋斗了20年，”他向整屋代表说道。这些代表大多沉默以对，还有零星嘘声。“我们对德国军国主义除了憎恨还能有什么呢？只有不了解革命的人才会说三道四。”私下里，他的说法还更为尖锐。“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向列宁背后开冷枪，”他告诉人们。“任何指控列宁是德国特工的人都是恶棍。”[12]
最后，托洛茨基在“10000美元”指控上出言讥嘲。在演讲和公开信中他都反复解释了个中缘由。是的，他在纽约的演讲和集会上收过当地社会主义者们的小额捐助——镍币，美分，25美分，以及一些美元，总计有几百美元。他解释说，米留科夫提到的那位神秘兮兮的德国报纸编辑是《纽约人民报》编辑、资深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洛尔。洛尔从他的读者那里收集到了一部分捐助；哈勒姆河赌场、贝多芬音乐厅等会场的捐助人只是一些渴望在自己母国发动革命的移民——其中就包括俄德两国。这就是那些在纽约给他钱的人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独立支配过10000美元，哪怕一次也没有，哪怕1000美元也没有，”托洛茨基就此事开玩笑地写道。[13]此外托洛茨基还补充说，10000美元对于推翻一个政府而言未免是个便宜价。德国如果真的想这么干，本应多给些钱。而且，正是米留科夫本人坚持英国将托洛茨基从哈利法克斯释放——为了相同的指控。
大约一周之后，克伦斯基决定逮捕托洛茨基等人：他受够了。托洛茨基发现自己再一次身陷囹圄，这一回是在彼得格勒涅瓦河畔的克雷斯蒂监狱（KrestyPrison），这里迅速塞满了一网打尽的布尔什维克们。但所有宣传都发挥了作用，彼得格勒街头的人心开始变化。
政治风向变来变去，没有人比托洛茨基自己的儿子——谢尔盖和利奥瓦对此更感困惑了。就在一队警察黎明之前不期而至、闯入他们公寓、逮捕他们父亲的当天早晨，谢尔盖和利奥瓦问母亲说，“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啊？”“如果父亲一开始就关在一家集中营、并随即入狱呢？”[14]那个夏天，娜塔丽娅白天在一家木工工会工作挣钱养家。为使孩子们与这些攻击隔绝开来，她把他们送到芬兰湾的滨海小镇特里尤基。一如娜塔丽娅所愿，孩子们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享受“快乐、日晒，并疯了般地沉迷于钓鱼和游泳”。但当娜塔丽娅某次抽时间去看望孩子们时，她发现孩子们蜷缩在当地寄宿公寓房间的一角。谢尔盖和利奥瓦已经听到有人管他们的父亲叫德国间谍，并因此动了手。有人甚至拔了一把刀，扔了一条椅子。娜塔丽娅到来时，孩子们已经数小时没有进食了。[15]
之后，娜塔丽娅将谢尔盖和利奥瓦带回了彼得格勒。孩子们在这里养成了乘有轨电车去监狱、将一篮篮食品送给父亲的习惯。
托洛茨基的大声抗议最后找到了它们最重要的听众。8月初，就在两派的关键领袖双双缺席时——列宁躲在芬兰，托洛茨基关在克雷斯蒂监狱——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决定巩固联盟。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辩护之声扫除了一切对布尔什维克和“梅齐拉扬茨卡”之间忠诚度的怀疑。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正式投票吸纳“梅齐拉扬茨卡”，而后者也正式票决接受。列宁缺席期间，布尔什维克大会的领导职务由两名莫斯科苏维埃首脑暂代——托洛茨基在纽约《新世界》时的编辑同仁尼古拉·布哈林和约瑟夫·斯大林。在斯大林的提议下，大会投票接纳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女性成员。
他们现在都是布尔什维克了，大家一同为革命而战。全部纲领就是：推翻克伦斯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9月4日，身处又一波危机之中的临时政府将托洛茨基释放出狱。这一回是俄国陆军上将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Kornilov）试图政变。科尔尼洛夫是夏季军事进攻德国时的落败统帅，他已厌倦了克伦斯基的领导。科尔尼洛夫许诺重建军事纪律，命令手下士兵向彼得格勒进军，并在占领后颁行戒严令。面临科尔尼洛夫叛军步步逼近的克伦斯基很清楚，他现在需要本地卫戍部队中布尔什维克士兵们的帮助——正是他在7月时镇压的同一批示威者。同时，克伦斯基需要托洛茨基说服这些士兵转而支持他。
结果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对阻止科尔尼洛夫至关重要，他们在科尔尼洛夫麾下士兵中煽动了异见。
政治风向至此已变。回到斯莫尔尼宫的托洛茨基发现，不久前饱受诽谤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控制着苏维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10月初，苏维埃选举托洛茨基为其主席，并赋予他对新成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控制权。这个委员会是托洛茨基本人提议设立，意在防御政府对苏维埃的进攻。现在，托洛茨基用它来规划、执行最终的夺权行动。身处隐居地的列宁与苏维埃保持着联系，他先是在芬兰，接着去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安全住址。11月初，列宁现身参加了一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关键会议。这场会议以10-2投票通过了独力发动政变的决议，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票反对。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投赞成票的两名布尔什维克是约瑟夫·斯大林和亚历珊德拉·柯伦泰。据柯伦泰回忆，这场会议开得精疲力竭。“我们很饿，”紧张投票结束后，柯伦泰描述当时场景说。“一盏龙头茶壶拿走之后，我们就一头扑在奶酪和香肠上。”[16]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化装的列宁现身斯莫尔尼宫时，一切都已就绪。此时此刻，掌握全权的托洛茨基穿梭于一场场演讲和会议之间。“他在工人之中的影响力和革命之中的领导力都无比巨大，”一名苏维埃委员会成员尼古拉·苏加诺夫（NikolaiSukarnov）回忆说。“他是那一页历史风云的英雄和主演。”[17]
1917年11月7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大体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托洛茨基和他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指挥赤卫队——组织化的武装党员们——以及同情革命的军队，其中包括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手们。当时的喀琅施塔得基地停泊着巡洋舰“极光号”，涅瓦河里则有三艘鱼雷艇。赤卫队在黎明之前就开始了行动，他们占领了一个个战略要地：中央邮政局，桥梁，火车站，央行，发电站，报纸编辑部，通讯和行政中心，电话局……最终他们攻打冬宫——已经成为克伦斯基政府官方所在地的前沙皇奢华宫殿。午夜刚过，守卫这所建筑物的哥萨克士兵、士官生和妇女卫队或降或逃，冬宫随之易手。
在彼得格勒，仅有6人死于冲突。莫斯科则经历了一场远为血腥的战斗，大约500名布尔什维克和政府卫队在冲突中丧生。
夺得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将他们的名字改为“联共”（Communists），并开始巩固权力。一场为期三年的可怕内战之后，他们才得以全面控制这个国家。他们将首都迁到更易防备入侵的莫斯科。联共（布）将在俄国掌权74年之久，并在此期间重塑俄国和全世界的权力格局，使他们的革命成为20世纪的一大关键事件。他们的遗产包括着明显的黑暗一面：苏维埃独裁之下的严酷生活现实；古拉格集中营和克格勃酷刑；斯大林大清洗和冷战；经济停滞不前；数百万人入狱或是死于非命。
就列宁和托洛茨基个人而言，他们掌握权力都为时甚短。列宁在1918年从两次暗杀中幸存，1923年则罹患了三次中风。中风使他丧失了大部分生理能力，直至1924年逝世——年仅53岁。托洛茨基在革命和之后的内战里享誉全俄，但他却在列宁死后输掉了同政敌约瑟夫·斯大林的权力斗争。1927年，在斯大林的精心策划之下，托洛茨基被踢出了党，并将于一年之后流亡国外。
但是，革命喷涌而出的1917年这一刻见证了一个时代：全球数百万人将把他们的信任交给一个概念含混却又无比诱人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似乎是一项现代奇迹，一次宏大试验，一次乌托邦良机。它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也骤然转变着其“主建筑师”——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成为地球上最具辨识度、最存恶名昭彰、最受爱戴、最遭嫉恨，得到最多谈论的人物之二。
回到纽约市。布尔什维克夺权的消息成为头条，但它很难激发与之前三月份推翻沙皇时一模一样的炫目庆祝活动。这一次并没有游行队伍或是街头集会，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处街区传来了掌声。美国人对这一形势更多的是大惑不解：俄国已经混乱了几个月，大家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位锐意革新的政治强人克伦斯基，却被另一支力量推翻了。此外，那些布尔什维克是何方神圣？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他们。就连社会党籍的纽约州众议员梅耶尔·伦敦也预言，这个新政权“只会持续数天时间。”他解释说，它们是布尔什维克，因此“只代表了俄国社会党的极小一部分。”[18]
美国人现在看世界大事得要透过一面新“单镜头”：它会如何影响我们“在那里”的孩子们？几乎已有100万名年轻男子参军，他们是全国各地城镇的丈夫、父亲、儿子和街坊邻居。第一波参军大潮的美军士兵正在穿越大洋——不顾德国潜艇的威胁——去同德皇作战。1917年末。已有超过18万美军士兵抵达欧洲。从征兵到人们吃什么、说什么、什么……战争现已触及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一而足。就在本月，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能源局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纽约灯火通明的剧院区——百老汇自我行动起来调暗灯光、每晚将电子广告牌限制在三小时——以此节约煤炭。
这些布尔什维克会帮我们的孩子打德国人吗？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一个阵营？或者是德国人那边的？美国人对此同样困惑。“如果布尔什维克赢，美国一定不要误以为这是一个德国阴谋、或是俄国输掉了战争，”一位声名卓著的新闻通讯员、《纽约世界报》记者阿诺·多斯彻-弗勒罗从彼得格勒发来警告说。照他的解释，布尔什维克是想给德国“一个不必割地赔款而接受和平请求的机会”，但一旦德国拒绝，“德国就得接着遭受军事打击。”[19]
不过，这个郑重其事的说法并不大能符合实际行动。美国人早已目睹了仲夏时分对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指控——一名德国间谍。同时，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的动向之一，就是宣布与德国临时停战30天、并开启和平谈判。这很难说是释放了令人安心的信号。
不过，美国倒是有一处地方对此另眼相看——这就是纽约，另眼相看的也绝不仅仅是其社会主义者和俄国侨民。托洛茨基在此留下了印迹，人们也记得他；数百人见过他；数千人听过他的演说，或是读过他的专栏文章。就连发行量巨大的英语报纸也自觉有必要将托洛茨基的面孔印到他们的头版上——掩映在其标志性胡须和钢丝眼镜的一双锐利眼睛正炯炯有神地看着你。《纽约世界报》打出“一度住在这里的托洛茨基现在坐上了克伦斯基位置”的头版标题。[20]《纽约呼声报》也以“本市熟知的托洛茨基，新俄国领袖”的标题呼应。《纽约美国人》则宣称，“一度为纽约报纸工作的托洛茨基协力推翻了克伦斯基”。《纽约时报》补充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曾住在布朗克斯”。[21]
《前进报》连续两天在头版打出托洛茨基照片，并在与列宁同框时将其恰好置于列宁之上。《布朗克斯本地新闻》说得最好：“布朗克斯人领导了俄国革命。”[22]
歧见纷出。《世界报》将“纽约的托洛茨基”描绘成一名头脑发热的激进分子，他曾向莫里斯·希尔奎特和《前进报》编辑亚伯拉罕·卡汉这样的本地中间派发难。《纽约时报》着重指出了日前对托洛茨基的“德国特工”指控。另一方面，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旗下的《纽约美国人》则将托洛茨基打扮成一名观感良好、解释为什么“俄国将成为一个建构于大美利坚共和国之上的共和国。”[23]
在托洛茨基的纽约根据地《新世界报》，人们大事欢庆。“一位杰出人物，”亚历山大·孟肖伊（AlexanderMenshoy）编辑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他现在高兴地自称为托洛茨基“在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在与《纽约呼声报》的谈话里，孟肖伊将托洛茨基描述为一名“挺拔，威严，约40岁，带着胜利般的微笑和绝妙的个性。”[24]
不过，所有报纸都在一件事上口径一致：不管喜欢托洛茨基与否，他们都将托洛茨基打造成混乱中彼得格勒的真实领袖，似乎挑明了一件事：只有一名“纽约客”才能干出这种大事。
事实上美国人很快就得悉，纽约市“输送”了一整批布尔什维克领袖，绝不仅仅有托洛茨基——这使他们的沮丧与日俱增。数十名彼得格勒脱颖而出的高官新贵与曼哈顿下东区咖啡馆里的那些名字完全吻合，他们包括：新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员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真理报》新编辑尼古拉·布哈林[25]；托洛茨基在纽约的年轻助手、人们记忆犹新的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此时已成为攻打冬宫的一名赤卫队领队；另一名《新世界》撰稿人V.沃洛达斯基也涌现而出，成为彼得格勒的新任新闻出版委员；《新世界》排字工亚历山大·门森-明金（AlexanderMenson-Minkin）现在则是苏维埃国家铸币厂主管；一位名唤莫德尔（Model）的《新世界》广告经理现在则成了彼得格勒“彼得-保罗”监狱的典狱长。莫斯科市政府和喀琅施塔得基地，以及一家关键的步枪工厂——它们的苏维埃首脑们都来自纽约。
人们很快就知道，大批纽约客占据了新政权的高级职位，人数已达数百。他们几乎全都是3月以来归国的俄国侨民。“凭借其更丰富的经验阅历，归国激进分子们平步青云、一路往上，拿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一名《纽约世界报》当地记者写道。似乎，只有一些旅美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们失去了在百老汇流连和在纽约逛街的享受。[26]最终的估计是，从纽约归国的俄国人可能高达10000人——这使它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向移民”。[27]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条新闻很难让他们舒服。美国人本就从未信任过这些移民激进分子，现在，目睹他们在俄国制造的麻烦之后，美国人的恶感就更甚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在纽约有许多朋友和同情者，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十月革命之后刚从俄国回国的美国通讯社记者威廉·谢泼德（WilliamShepherd）警告说。“如果同样的机会到来，这帮人也会试图在美国干同样的事情。”[28]更糟糕的是，他们有一个“直接的通讯管道，布设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纽约激进分子之间，”反社会党的美国劳动民主大同盟（AmericanAllianceforLaborandDemocracy）理事罗伯特·马伊赛尔（RobertMaisel）补充说。[29]
就在数周之内，一幅甚至更为黑暗的图景开始显现。革命期间前往俄国旅行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们开始陆续返国，他们带来了布尔什维克极端分子们的故事。布尔什维克党正在摧毁他们为之奋斗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并将之变为一个仅仅为他们本身而非普罗大众服务的独裁政权。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列宁-托洛茨基政权就取缔了一切政党，关闭了报纸（哪怕是社会主义报纸），逮捕了无数政治反对者——其中包括所有克伦斯基内阁成员，以及刚刚当选的立宪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代表们。“经由新领袖之手的革命正处于毁灭边缘，”曾经以护士身份奔赴俄国救治受伤革命者的安娜·英格尔曼解释说。她曾与纽约时期的托洛茨基就她对红十字会的支持有过一番争论。“如果革命沦为镇压，”她说，“那么历史将把布尔什维克党钉在耻辱柱上。”[30]
另一位俄国归来的社会党人S.洛维奇（S.Lovich）报告说，托洛茨基是如何取缔了印刷厂、解散了彼得格勒杜马，“逮捕了那些曾为革命事业付出半生经历的人们，其中一些人曾在西伯利亚的监狱度过了30年之久的生命，”托洛茨基还“在涅夫斯基大桥（Nevsky）上架起了6英寸口径的火炮”，这里可是彼得格勒的中心城区。[31]
托洛茨基本人则以他标志性的激烈言辞四处开火。就在取缔立宪民主党、并把刚刚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投入监狱之后的12月，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说中嘲笑了他们的“娇里娇气”（squeamishness）。“我们给敌人们带去了轻微恐怖，你们却为此焦躁不安，”他告诉大家。“但是你们得知道，这种恐怖将在一个月之内采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形式——不是堡垒要塞，而是断头台。”[32]
但就在1917年末，这些恐惧都还仅仅存于抽象和猜想之中——特别对那些身处安全的纽约市、远远看热闹的美国人而言。在纽约社会党人和好心朋友那里，乐观情绪是主流。这场革命依旧像是一场美妙事件，也是对他们多年吟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证实。就连莫里斯·希尔奎特也不情不愿地为俄国革命成就背书——在纽约的激烈争斗之后，他比所有人都更怀疑托洛茨基。尽管两人之间在许多观点上大异其趣，希尔奎特还是承认，“我相信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巨大帮助……以撼动旧世界的方式。”[33]
[1]Buchanan,114.
[2]Lenin’sAprilTheses.
[3]Trotsky,MyLife,287.
[4]SergeandTrotsky,36.
[5]Volkogonov,Trotsky,68.
[6]Reed,125.
[7]Volkogonov,Trotsky,70.
[8]SeeSergeandTrotsky,40.
[9]SeemultiplereferencesinBritishArchivesKV2/502,including,no.194003,“ExtractRelatingtoTrotzky,Leo,SocialistActivitiesinUSA,”June16,1917,andno.202607,“Anti-WarActivitiesintheUnitedStates,”July28,1917.SomequoteMiliukovasthesource.
[10]Trotsky,Lenin,69,quotedinDeutscher,274.
[11]Volkogonov,Trotsky,72,andDeutscher,276.
[12]Deutscher,277,andSergeandTrotsky,41.
[13]Trotsky,MyLife,299.
[14]Trotsky,MyLife,291.
[15]SergeandTrotsky,342.
[16]Clements,120.
[17]Sukarnov,TheRussianRevolutionof1917,276–79,quotedinPorter,264.
[18]NewYorkTimes,November11,1917.
[19]NewYorkWorld,November11,1917.
[20]Ibid.
[21]NewYorkTimes,November9,1917.
[22]SeeNewYorkTimes,September10,1995.
[23]NewYorkAmerican,November9,1917.
[24]NewYorkCall,November13,1917.
[25]OthersinitialtopcommissarsincludedAlexanderShliapnikoff(labor)andAnatolyV.Lunacharsky(education),withbothmakingUSspeakingandfund-raisingtourstheprioryear.
[26]“RussianfromU.S.LeadingLenineRadicals,”byArnoDosch-Fleurot,correspondentforNewYorkWorldandSaintLouisPostDispatch,August25,1917.
[27]See,forinstance,Howe,WorldofOurFathers,326.
[28]NewYorkTimes,November10,1917.
[29]NewYorkTimes,November30,1917.
[30]“DespotismAimofBoksheviki,”DetroitFreePress,January,1918.
[31]NewYorkTimes,December29,1917.
[32]QuotedinNewYorkTimes,December17,1917.
[33]Pratt,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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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新斯科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五章新斯科舍
“俄国现政府宣布大赦后，我们签上了‘政治流亡者’的名字，拿到了俄国领事馆签发的护照，搭乘‘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取道挪威回国，却在哈利法克斯被英国军事当局在甲板上逮捕。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就被拘留于亚默斯集中营，同德国战俘们关在一起。我们强烈谴责这一空前行径，并要求你们立即介入，保护我们俄国公民的利益，以及你们所代表政府的尊严。”
签名：托洛茨基，梅尔尼尚斯基，费希莱夫，伊什伍德诺斯基，穆辛，康斯坦丁·罗曼琴科[1]
——托洛茨基与狱友们致蒙特利尔俄国总领事电，1917年4月5日
哈利法克斯的港口警察们第一时间将托洛茨基同妻儿分开，并将他转交加拿大军方。被囚第一天的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囚犯一起被拘押在临近的乔治堡（FortGeorge）。当地人称之为“堡垒”（Citadel）的乔治堡是一座建在山上的星状要死啊，自1749年以来它便一直俯瞰着哈利法克斯。建设这座堡垒的初衷在于防御来自印第安人以及此后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的袭击。不久前，这座堡垒已被改造为一座用来关押“敌国公民”（enemyaliens）的战时监狱，囚犯主要是忠诚度成疑的德国移民，以及在港口抓获的德国水手。
但是，托洛茨基羁押于此的时间很短。仅仅过了一晚，英国人就将托洛茨基等人押上火车送往亚默斯（Amherst）——新斯科舍内陆地区的一处小工业城镇。这里距哈利法克斯90英里，距魁北克500英里，距蒙特利尔650英里，周遭都是大片延伸的荒野，远离公众视线。加拿大在这里开设了一处更大的战时集中营，主要用于关押被俘的德国士兵。
亚默斯集中营开在一家一度由加拿大汽车与铸造公司（CanadianCarandFoundryCompany）运营的废弃钢厂里。这座空空荡荡的建筑足足有100英尺之宽、四分之一英里长，在托洛茨基抵达时已经关押了800名战俘。它们之中的大多数（约500人）都是英国海军从击沉的德国船只上俘获的水手和士兵，其中就有在西非海岸沉没的“德皇威廉一世号”（KaiserWilhelmderGrosse）蒸汽船人员。另外两百人则是德国平民劳工，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在加拿大工作，被英国人认为不忠。另有约一百人被单独关押，他们是德国军官和更富裕一些的德国平民，住在这座建筑物远端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区域。
加拿大将在战争期间关押约8500名“敌国公民”，亚默斯便是其最大集中营之一。
如果说亚默斯集中营有其“个性”的话，那么这个性一定源自它那严苛的指挥官——亚瑟·亨利·莫里斯（ArthurHenryMorris）。莫里斯是一名66岁的英军退休军官，也是印度、缅甸、非洲等地殖民战争的老兵。出生于怀特岛的莫里斯曾赢得许多奖章，其中包括一枚“杰出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ServiceOrder），以此表彰他在布尔战争和盎格鲁-阿善提（Anglo-Ashanti）战争中的英勇。阿善堤位处非洲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莫里斯在血腥的库马西（Kumasi）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率领一队步兵杀进杀出库马西（阿善提首都，也是战略要地），置几处严重负伤于不顾。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巴腾堡亲王亨利（PrinceHenryofBattenberg）也在这场战役中感染疟疾去世。战后的莫里斯以形象鲜明的射手、猎人之姿出任约克公爵军校（DukeYork’smilitaryschool）校长，直至1915年调任加拿大、执掌亚默斯集中营。
莫里斯在不胜其烦托洛茨基时说出了一句著名台词，“如果他之前在南非海岸落在我手里就好了，”他咕哝着。这是说，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加处罚。
亚默斯集中营坐落于帕克街与西克曼街之间那伸向小镇南端的铁轨旁。莫里斯上校手下士兵欢迎战俘入营的方式是一次媲美所有“完全安全等级监狱”的检查。他们登记了托洛茨基的身高（5.5英尺）、体重（137磅），眼睛和头发颜色（黑色）、肤色（暗色）和年龄（37岁）。他们搜查托洛茨基，当着一整屋的人脱掉了他的衣服做全身检查，接着又录下了他的指纹。没收了托洛茨基的行李和衣物之后，英国人发给托洛茨基一行人一套制服，以此使他们与德国战俘们区分开来。卫兵们接着为他们在集中营正厅安排了铺位，数百人挤在这里就寝。床铺设置成三层结构，长厅两侧各有两行。“无望的人们在过道上挤成一团，胳膊肘互相碰撞着。大家或躺或站，玩纸牌，下象棋，”托洛茨基后来写道。他将此地描述为“残破不堪。”[2]
英国人将托洛茨基一行视同战俘，并以此限制他们声请人身保护令等给予加拿大公民/居民的法律权利。英国人每天也派给托洛茨基一些德国战俘们必做的苦力活：扫地板，洗刷锅碗，削土豆，清洁厕所。据说，唯有德国军官和富有的平民们逃脱了这些苦役。
托洛茨基不失时机地请求集中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面对面接见他，声张他所认定的两大关键权利：调阅对他的指控；获允同外部世界通信。莫里斯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最终同意会见，而托洛茨基在这两大诉求上的斩获也并不多。
托洛茨基与莫里斯上校的会面似乎从一开始就火星四溅。莫里斯身着他的新潮卡其军服；托洛茨基穿着囚衣。两人之间有30岁的年龄差距，托洛茨基是犹太人；除此之外，莫里斯有过在缅甸和非洲镇压叛乱的经历，他对顶嘴殊无耐心；而在托洛茨基这边，他也一直鄙视像莫里斯这样的“制服官僚”（uniformedbureaucrats）。
据托洛茨基本人说，他向莫里斯质问逮捕的法理依据时，莫里斯只是简单回答说，“您对当下的俄国政府是个危险人物，”因此被送到亚默斯，“您将关押在这里，直到我们从海军部那里收到新指示为止。”[3]托洛茨基对此表示质疑。他告诉莫里斯：“但是，俄国政府在纽约的外交人员给我们发了进入俄国的护照，（以及）俄国政府应当获允自行其是。”
莫里斯对此只是转移话题，轻轻带过。“您对协约国整体而言是个危险人物，”他回答说。以及，鉴于托洛茨基已经离开了母国，他就“不应当惊讶”现在被逮捕。[4]
托洛茨基再一次尝试声辩。他指出，俄国革命已经改变了现状。不过莫里斯不再作答。托洛茨基请求查看所有针对他们的书面指控，但莫里斯并无片纸出示。
会谈在“联系外界”问题上也陷入了同样的死局。托洛茨基本已准备好了几封电报：给哈利法克斯和蒙特利尔俄国领馆；给彼得格勒的俄国司法部长；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给《纽约呼声报》，等等。托洛茨基将这些电报一起呈交。据说，莫里斯一一收下，但并未告知托洛茨基他处理这些电报的打算。托洛茨基询问莫里斯，是否可以联系身处哈利法克斯的妻子。但莫里斯拒绝了——除非托洛茨基保证不通过娜塔丽娅向俄国领事馆传递消息。这一回轮到托洛茨基拒绝了。最后莫里斯说，托洛茨基可以自由地透过正常邮政系统寄出信件。不过，他本人和军中审查员将定期检查所有从集中营寄出的信件。
会谈结束时，莫里斯同意在当天拍出一封电报，仅仅一封：托洛茨基一行给蒙特利尔的俄国领事馆及其总领事I.A.拉卡茨切夫（I.A.Lakatscheff）的电报。加拿大档案证实，拉卡茨切夫确实在蒙特利尔收到了这封电报。读到电报的拉卡茨切夫尽职地联系了渥太华的加拿大外交部，请求他们给出解释。[5]主管对外事务的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约瑟夫·蒲柏（JosephPope）几天后作了简短回复，“我被告知，这项行动是在海军部首肯之下执行的；逮捕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俄国社会主义者，他们意图煽动一场革命对抗俄国现政府。”[6]
事情到这儿就没下文了。档案文件里没有任何拉卡茨切夫的后续行迹，这段交涉的内容也丝毫没有让囚犯们知道。
就在托洛茨基于亚默斯忍受折磨时，娜塔丽娅和两个孩子（谢尔盖和利奥瓦）痛苦地进入了他们的新角色：哈利法克斯的民事拘留者。英国人并未以任何罪名指控娜塔丽娅，也没有指控她是谁谁谁的威胁。因此，并没有关押娜塔丽娅的法理依据。不过，英国当局可不大情愿让她在哈利法克斯随意走动（或者更糟的是，走乡串镇，制造麻烦）。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港口当局劝使一名当地职员——大卫·霍洛维茨（DavidHorowitz），港口的官方俄语译员——将娜塔丽娅接到他家中居住。全家住在马吉特街（MarketStreet）的霍洛维茨会说俄语，可以与娜塔丽娅用她的母语交流。港口官员们一开始还试图将谢尔盖和利奥瓦与娜塔丽娅分开、将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救济院，但娜塔丽娅拒绝与孩子们分离。在这一问题上，官员们态度转为温和。他们允许娜塔丽娅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前提是她得阻止他们在未经她本人监护的情况下离开房子。
娜塔丽娅很快就对与霍洛维茨一起生活心生嫌恶。她把霍洛维茨的家称为“彻头彻尾的肮脏斗室”，霍洛维茨本人则是“愚蠢得就像滑稽小丑。他衔命对我密切监视，却依然在我面前极力吹嘘自己，做了许多涂脂抹粉。”[7]就在娜塔丽娅抱怨一周之后，英国当局认定她没有脱逃风险，于是决定让她和孩子们单独居住。娜塔丽娅一家人搬进了当地一处名唤“普林斯·乔治”（PrinceGeorge）的海滨旅馆，这里位居萨克维尔街（Sackville）与霍利斯街（Hollis）之间（距旅馆在马吉特街的当代地址有几个街区之遥）。但是，英国人坚持让娜塔丽娅每天继续到当地警察局签到，以确保她没有逃跑或是制造麻烦。
一俟得以自由行动，娜塔丽娅就试图结交哈利法克斯当地人，但她发现这并不容易。娜塔丽娅在这里没有朋友。她不会说英语，得不到显著支持。娜塔丽娅发现这里与布朗克斯不同，少有同情她、理解她的俄国人或是左翼人士。娜塔丽娅与那位一开始收容她居住的港口译员的成年女儿范妮·霍洛维茨（FannyHorowitz）建立起了友谊。范妮能说俄语，她回忆说，自己曾目睹娜塔丽娅拙嘴笨舌说出几句英语的场景，就好比在大街上问道于人，“嗦您的法语？（SpeekyouFrench）”[8]
不过范妮发现，只要事涉政治，娜塔丽娅就与托洛茨基本人一样冥顽固执。有一天，范妮带上娜塔丽娅去买一个笔记本。她们碰巧在巴灵顿街（BarringtonStreet）的一家书店驻足，店员拿给娜塔丽娅一个印满了所有协约国国旗的笔记本。“我不要任何一面，”娜塔丽娅用俄语抱怨说。“我只使用真正自由之国的旗帜，除此之外一律摒弃。”毫无疑问，她口中的那面旗帜，是一面大红旗。[9]
视线转回拥挤逼仄的亚默斯集中营。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托洛茨基决定将注意力转向环绕他身边的德国战俘们，说得一口流利德语的托洛茨基毫不迟疑地开始与德国人交谈。战俘们喜欢上了托洛茨基，而同样地，托洛茨基也在见到战俘之后开始欣赏他们。托洛茨基注意到，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这一环境下挣扎求生：一些战俘在铺位上制作工艺品，其中一些工艺品还“技艺高超”。托洛茨基对他们“保护自己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英勇之举”（托洛茨基语）颇为敬重。[10]
绝大多数被俘的德国水手和士兵们都孤独、思乡。加拿大漫长的冬季里，遭到拘禁的德国人早已对战争怨念满腹。现在，他们对自己政府和官员们的憎恨甚至要超过他们对英国和加拿大卫兵的嫌恶，这使他们成为托洛茨基社会主义招牌的绝佳受众。在铺位上，在餐桌前，在劳作中，在放风时，托洛茨基开始吸纳他们。很快托洛茨基就发现，他本人已是向一个个特别小组宣讲，这一切都在莫里斯上校和他卫兵的眼皮底下进行着。
集中营只给战俘们提供一份报纸：《哈利法克斯纪事报》（HalifaxChronicles）。不过很少有人能读懂这份英文报纸。于是，托洛茨基自告奋勇做大家的共同翻译。他每天拿到报纸后，都用他本人那蹩脚贫乏的英语水平转译出几个关键词，接着即兴用德语阐述他本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随着托洛茨基渐渐德国战俘，他开始像一位带头大哥一样，促使年轻士兵们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托洛茨基本人年轻时在俄国监狱待过数年，他利用铁窗时光撰写文章、建立他的地下关系网。现在，他告诉这些德国战俘们要更加奋发有为，要以打扫集中营为荣。甚至，他还鼓励他们在加拿大期间学习英语。
托洛茨基将政治混入了每一次谈话之中。“我们不断进行分组讨论，”托洛茨基回忆说。“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11]在小型集会和后来规模更大的机会中，托洛茨基向战俘们宣讲俄国革命、列宁、美国参战的意图，以及，他们如何在战争结束后回国、并推翻他们德国人自己的政府——就像俄国士兵们齐心协力推翻沙皇一样。他们可以摆脱德皇和柏林那群资本家们的统治，正是这些人在一开始开启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血腥大战。
托洛茨基很快就有了一批追随者，就连许多亚默斯卫兵都觉得他魅力动人。“他是一个似乎用眼神就能让你着迷的人，”其中一位名叫F.C.惠特摩尔（Whitmore）的陆军中尉回忆说。“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如果他在这里再多待一阵子的话……他将把德国战俘全部打造成共产党。”[12]
不过，并非集中营里的所有人都欣赏他的煽动。英国与德国激战正酣，此时在一个英国集中营鼓吹推翻德皇似乎从表面看来不那么有“煽动性”。但那些单独关押、仍然忠于他们国家的德军军官们对此大为光火。“单独关押的德军军官和无军衔海军军官第一时间就视我们为他们痛恨的敌人，”托洛茨基回忆说。这也给集中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制造了一个大麻烦。[13]
莫里斯开始逐渐关注托洛茨基的惹事生非。“仅仅在这里待了几天，（托洛茨基）就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集中营里最受德国战俘欢迎的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向渥太华的警察局长抱怨说。[14]
身为指挥官，莫里斯坚持照章办事。目前为止，对于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和他喋喋不休的言论，莫里斯还不能做什么。因此，他只是告诉看守们盯好这个人。正是这段时间，莫里斯咕哝出了那句名言：“如果他之前在南非海岸落在我手里就好了。”
消息最终传到纽约已是4月9日，周五。此时距离哈利法克斯逮捕已过7天，距托洛茨基登船离港已过两周。一封信件寄到了圣马可坊的《新世界》地下室编辑部。正在办公室的《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打开了这封信，他在手下大多数职员离美返俄之时却仍留在纽约。之前做过一次流亡者的韦恩施泰因已年近四十，与家人们定居布鲁克林的他对再次涉险意兴阑珊。不过，空空如也的办公桌现在让每天出报变得困难起来。
这封信来自加拿大，落款签名是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托洛茨基的年轻助手、《新世界》的编辑同仁。他与托洛茨基结伴踏上了归国旅程。毫无疑问，丘德诺夫斯基是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将珍贵细节浓缩进了精炼数句之中：
英国军事当局认定我们这群俄国社会主义者们不利于协约国作战。他们将我们带离船只，并送进了亚默斯的一家战俘集中营。我们抗议并拒绝离开，但他们不顾一切地用蛮力将我们架走。我们给哈利法克斯和蒙特利尔的俄国领馆、俄国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代表团副主席齐赫泽（Tchkeidze）、纽约的《号角报》和一些个人好友都发去了电报。这些电报有没有送达，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收走了我们的衣物，甚至连毛巾和手帕都不放过。直接物质援助甚属必要，采取措施营救我们亦然。[15]
启信的韦恩施泰因为他所读到的东西大吃一惊。纽约还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件事，甚至连蛛丝马迹也没有。这里的所有人都以为，托洛茨基早已抵达俄国并加入了革命。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新闻工作者，韦恩施泰因深知他手中拿着的信件是什么：一项独家新闻，棒极了的独家新闻。
纽约很难忘怀离去的托洛茨基，他已在这里搅动了一池春水。那个冬天韦恩施泰因曾在他的地下办公室里与托洛茨基共事10周，丘德诺夫斯基的时间甚至更长。他们一起饮茶，并肩战斗直到深夜。他们是朋友加同志。韦恩施泰因试图尽他所能查证事实，他联系了《纽约呼声报》，询问他们是否曾收到托洛茨基一行从加拿大发来的电报。但他们并没有。如果丘德诺夫斯基是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人拦截了电报。
无法查证更多信息的韦恩施泰因决定让这封信件自己说话。他的最佳策略也就是最简单的那一种：拉响警报。
托洛茨基离去的这两周里，美国已经改变甚多。复活节和逾越节刚过，当周在波罗球场（PoloGrounds）举办的职棒开幕战成就了一位波士顿红袜年轻投手——贝比·鲁斯（BabeRuth），赫斯特报系体育记者达蒙·鲁尼恩（DamonRunyon）笔下那位“圆脸、左撇子的巴尔的摩孤儿。”[16]鲁斯在主场观众面前羞辱了扬基队，只让主队击出了三记安打。他带领红袜队一路拿下24场胜利，本赛季的平均自责分（ERA）仅有2.01。不过，统治本场比赛的却是一股军事基调。并非市长，而是陆军上将列昂纳德·伍德（LeonardWood）为比赛投出了第一个球；扬基队和红袜队高唱着爱国歌曲，以军事编队之姿巡行内场，这成了波罗球场赛前演出的一出好戏——他们的肩上挎着球棒，而非步枪。
纽约的主旋律现已调成了刺耳的军号声，身着焕然一新军服的年轻人们突然现身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个国家已于4月6日迈过了一条分水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最终使她进入了欧洲战争。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著名演说：“必须建立一个安全的民主世界。”（Theworldmustbemadesafefordemocracy.）他要求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对德作战，这个数字在战争结束时已上升到280万。超过200万名美军士兵抵达欧洲，其中共有23万人负伤，11.6万人埋骨异国。
威尔逊的宣战请求得到了国会的压倒性票数支持：参议院82比5，众议院373比50。纽约唯一的社会党众议员梅耶尔·伦敦、蒙大拿的共和党众议员（刚刚当选的第一名女性国会议员）简内特·兰金都投了反对票。
这个国家用游行和征兵晚会庆祝着战争。不过，抛开威尔逊的词藻，这份宣战宣言也立即触发了行动。联邦司法部特工们在宣战后的24小时内就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纽约的65名德国居民。港口官员们查扣了95艘德国舰船，把900多名德国水手送到埃利斯岛（EllisIsland）上拘押，将这座小岛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很像是哈利法克斯的“城堡”或亚默斯集中营。这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一场全方位的镇压将触及美国人。纽约警方本周以“脱序行为”（disorderlyconduct）为由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逮捕了两名男子，原因仅仅是他们在一场街头集会中站出来批评总统。其中一人称威尔逊为一只“赃臭鼬”（dirtyskunk）、“伪证者”，另一人则说合众国“腐烂透顶”。法官将二人判处6个月监禁，在囚犯工厂中服刑，这两位也成为一个“新政权”的最早牺牲品。在美国，对政治家出言不逊已经入罪。[17]
镇制在随后数天内升级。警察取缔了布鲁克林的一场反征兵抗议活动，对报纸的制裁迅速到来。
此外，不仅仅是政府在强力推行爱国主义。任何一位侮辱国旗/总统的德国人或社会主义者都将冒上在地铁和大街上吃到重拳、遭遇踢打的危险。芝加哥的商店拒绝新婚者的信贷，担心年轻人利用婚姻躲避当兵。用一句新流行的短语说，这些小伙子们都是“懒鬼”（slackers）。星条旗的需求一时暴增，以至于批发商们停止接受订单、生产商们用完了布料。
纽约社会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逆流而上。他依旧拼命工作，建构他的反战联盟。就在本周，他成功推动200名社会党领袖在圣路易斯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在动员令下达的最初几周内尚属可行。“这是一次紧张不安的集合，”他回忆说。会场气氛反映着社会中的敌意，以及他们与日俱增的孤立。[18]
不过不同于早先党大会的是，这一回的阴郁几分却有助于凝聚共识。圣路易斯大会通过了一项清楚明白的决议。“现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比我们将要加入的这场更不正义，”它说道。这份纲领谴责了战争、征兵、出版审查，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它还号召通过大型请愿、游行示威，以及“所有我们职权范围之内名誉且有效的办法”抵制战争——违法以外的一切办法。[19]
这一结果使希尔奎特现在得以将他的社会党团结起来，但也把这个党派置于直接受攻的局面之中——既来自联邦当局的法律强制，也来自他自己党内不断增长的俄式激进左翼。两方的清算都将很快到来。
除了这些纷纷扰扰，托洛茨基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还是引发了纽约市的高度关注，他的忠诚者们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行动。《新世界》的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在报业依然有许多朋友，现在他要知会他们。他动员了剩下的小编辑团队，大家用了几个小时将丘德诺夫斯基的信件副本印给了《纽约时报》、《纽约呼声报》、《纽约人民报》、《前进报》，以及一切韦恩施泰因认为可以施以援手的报纸。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都印出了巨幅粗黑大字。《纽约呼声报》用头版头条宣告：英国人逮捕俄国社会主义者，并将他们关在战俘营；《纽约时报》也附和说：俄国激进分子遭拘留：在哈利法克斯，托洛茨基等七人从轮船上被拖走。[20]
韦恩施泰因也向俄国的高官们发去了电报，其中包括法务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袖们。与此同时，《纽约呼声报》动用其社会党联络人接触到了正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员梅耶尔·伦敦。“您能透过政府为此做些什么吗？请电告我们答案，”《呼声报》在一封电报中询问说。[21]
另一个主意来自当地社会党领袖、律师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阿勒伊尼科夫曾与托洛茨基在社会党决议委员会共事，一同讨论战争问题。三月在勒诺克斯赌场，他也曾出声反对托洛茨基的少数派报告。不过，尽管阿勒伊尼科夫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但他同意出手相助。
阿勒伊尼科夫碰巧认识加拿大邮电部长R.M.考尔特（R.M.Coulter），他之前在代理俄语报纸（有可能就是《新世界》）法律业务时曾与这位部长打过交道。“他们是世所信赖的自由捍卫者，您会为他们斡旋折冲的，”阿勒伊尼科夫4月11日电告考尔特说。阿氏坚称，他对托洛茨基、丘德诺夫斯基和梅尔尼尚斯基都“私下里”熟知，并将他们视为“俄国的真正儿子。应当立即释放他们，让他们贡献自己的力量”重建这个国家。[22]东百老汇大道134号的另一位同事亚瑟·沃尔夫（ArthurWolf）也认识考尔特，他也在当天给考尔特拍去一封电报，强调了这一观点。
身处渥太华的考尔特收到信息后，动用了他个人在加拿大军中的管道彻查此事。[23]不过，这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尽管有战争和政治剧变在先，托洛茨基的被捕在俄国彼得格勒也成了头条。自从十余年前领导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并因此遭到公审以来，托洛茨基再也没有踏足这里。不过，许多当地社会主义者现在都在1917年扮演要角，这些天来他们记起了托洛茨基：他从西伯利亚的逃亡，他对沙皇检察官的抗争。维也纳，巴尔干，巴黎，甚至纽约……这些年来托洛茨基游历世界写下的许多反沙皇文字都已“滤回”彼得格勒。他的名字依旧抓人眼球，政治家们依然对此谨慎以待。
鲍威尔·米留科夫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之下的临时政府早已在第一时间获悉托洛茨基被捕，但他们对此消息保密。英国外交部已于4月初通知了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起初曾要求释放托洛茨基。[24]但英国官方将他们所闻的“托洛茨基在纽约”之事告诉米留科夫之后，部长改变了主意：托洛茨基已在领导“由犹太人（以及，也许终究是德国人）资助经费……的一场重大运动”，旨在推翻米留科夫本人的临时政府。[25]这已足够说服米留科夫撤回他的“释放托洛茨基”请求了。
然而，随着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情势丕变。保密已经不可能。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十数个左翼团体都在寻求支持，他们的小报、海报和小册子雪片般地飞向路人。这些左派很快就将托洛茨基被捕操作成了一项感性诉求，他们发动了演说和抗议。仍然将托洛茨基视为自己一员的孟什维克要求释放，并指控英国欺骗世界。[26]声援托洛茨基的反英声浪令彼得格勒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Buchanan）倍感威胁，他向临时政府大倒苦水。“媒体上对我们的攻击……已经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转向，”布坎南写道，“他们甚至威胁到一些英国工厂主的生命安全。”[27]
旧秩序在后革命时代的俄国已经片甲不存，现在，一片催化剂已在甚至更为猛烈地搅动政坛，他就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重中之重，弗拉基米尔·列宁。
1917年4月此时，列宁结束流亡回国。他将发动一系列重塑世界史的连锁事件：70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制度，俄国社会的变革，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战胜希特勒，冷战。不过在此时此刻，这些大事情都毫无端倪。哪怕在俄国极左内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初仍然只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派。它比孟什维克要小，也被踢出了政界。在一个民主的俄国，他们不过是一派小型边缘势力，壮大的机会少之又少。
但自从列宁抵达彼得格勒以来，他已在着手改造布尔什维主义。从瑞士出发的一周旅程给了列宁时间改进他的《四月提纲》，他的“新十点”战略将为他在本年内赢得权力。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份煽动性强的文献，激进地背离、否弃着正统社会主义。列宁号召彻底摒弃临时政府，立即将权力收归普罗大众和“部分赤贫佃农”，拒斥议会制民主，将地产充公，承认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作为“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形式。”[28]
此时此刻在“社会党世界”之内，除列宁之外只有两个人物公开得出了这些相同的激进派结论：1905年达成“不断革命”（permanentrevolution）学说的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
第一次听到列宁的新论调后，“很少有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的耳朵，”传记作者罗伯特·塞尔维斯（RobertService）如此描写这段历史。[29]列宁的《四月提纲》几乎将他置于所有人的对立面。在归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对他自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孱弱立场抛出了塞尔维斯笔下“谩骂”般的抨击。不久之后在塔夫利宫，列宁批评与孟什维克的一切联合。他《四月提纲》的最终付梓点燃了炽烈争论。当天在与孟什维克的一场联席会议上，当被问到“党派联合”（partyunity）的问题时，列宁大吼着“绝不”。孟什维克们越是理解列宁的理论，他们就变得越敌对。“列宁的计划是彻头彻尾的反叛，这将把我们带进一种无政府主义，”有人宣称说。[30]还有人说，“列宁将自外于革命，成为孤家寡人。我们将走我们自己的路。”[31]
就连英国大使布坎南也对列宁的极端主义惊骇不已，他从左翼同侪们对列宁的拒斥中大感欣慰。与大使交谈的克伦斯基对此也深表同意。[32]
但列宁最终走出了他的那条路。转机于四月末到来——据报纸披露，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鲍威尔·米留科夫已秘密告知协约国政府，他计划继续尼古拉沙皇在世界大战中的目标——这在疲于战争的俄国可是一个四面受敌的政策。公众的反弹不仅迫使米留科夫辞职，还败坏了整个临时政府的名誉，使它成了变革的阻力。列宁抓住这一时机，于4月24日的党大会上标举他的《四月提纲》。这一回，大部分人支持列宁。
正是在这段时间，列宁决定将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置于另一项讨巧的事业之中：要求1905年英雄、被英国人关押在加拿大的托洛茨基重获自由。
列宁对托洛茨基并无偏爱，他对那些可追随到12年前的羞辱和争吵依旧衔恨于心。但列宁也看到了机遇。英国人拘禁托洛茨基，指控他接受德国帮助——这一指控一定吓了列宁一跳。别忘了，正是列宁本人坐在一列“铅封火车”里穿越德境回到国内。这列火车由德国特工帕尔乌斯安排，并由德国政府提供。在这一点上列宁有他本人的命门，英国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对付托洛茨基的办法来对付他。
此外，托洛茨基极富人望。何不用他拉抬声势？列宁曾与托洛茨基共事，见识过他的才华。他也通过一些报告对托洛茨基在纽约的活动有所耳闻——特别是从亚历珊德拉·柯伦泰这样的朋友那里——她定期参加列宁的彼得格勒会议、演说——一定对他有所影响。
“可曾有人片刻相信过这个说法——托洛茨基，1905年圣彼得堡工兵苏维埃主席——一名孜孜不倦数年、无私奉献革命的革命者——这种人会与一项由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有丝毫瓜葛吗？”论争进入高潮时，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如是说。这是“赤裸裸、闻所未闻的恶毒诽谤，”《真理报》补充说。“六个人抓住托洛茨基同志的手脚将他拽走，而这一切都是在与俄国临时政府的名义之下进行的！”[33]
最后，就连米留科夫也得紧咬牙关，在他俄国外交部长任上的最后日子、在他即将辞职的当口同意（营救）。卸任前不久，米留科夫向英国政府重申了释放托洛茨基的要求。
回到纽约。托洛茨基的朋友们还在不停展现着对他的支持。没有一场运动可以不经一场大型集会就告结束。为了托洛茨基，他们精心搞了一次。这场集会安排在4月15日周六下午，由托洛茨基昔日在勒诺克斯赌场的拍档路易斯·弗拉伊纳挑头组织，波士顿社会党宣传联盟则提供赞助。
年仅24岁的弗拉伊纳填补了托洛茨基离去造就的真空。他迅速上位，本人也成为引领美国极左的领袖之声。他还在使用距时代广场数个街区之遥、位居第5大道562号的《现代舞蹈》杂志办公室。美国对外国人的敌意日渐增长，目睹这一切的弗拉伊纳已在本月末准备文书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尽管，他已以非美国人的身份在纽约生活了20年。不过，弗拉伊纳仍将他的主要精力留给两份政治杂志：《国际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很快，他就将与路德维希·洛尔和路易斯·鲍丁共同编辑这两份杂志。
弗拉伊纳还将在自己的履历上加上另一行证明：数周之内的5月16日，联邦司法部调查局（FBI前身）的特工将造访他。当天特工的来意是寻找弗拉伊纳《国际主义者》的邮件清单。弗拉伊纳声称自己并没有这份清单、有清单的另有其人，以此轻巧地避免了交出清单。弗拉伊纳最终成了那个时代联调局“最厚档案”中的一员。本年终了之前，弗拉伊纳人生中第一次被捕，并遭到了联邦检察官的有罪指控——他于9月发表了一次反战演说，鼓励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这触犯了《义务兵役法案》（SelectiveServiceAct）。
声援托洛茨基的集会吸引了一大群兴高采烈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俄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德国人。史料没有提到集会地点，但应是在往常的首选地点之一：勒诺克斯赌场和贝多芬音乐厅最有可能。任何一场好集会都少不了音乐，这一次的特色是费勒学校（FerrerSchool）儿童们在一面红色条幅下的合唱。演唱曲目不仅有社会主义运动最爱的“产业工人大联合”（IWWUnite）、“国际歌”（TheInternationale），还有一首1915年的小调“吾家养儿非为兵”（IDidn’tRaiseMyBoytoBeaSoldier，（这首歌是如此流行，以至于被改成了另一首支持战争的歌曲“吾家养儿非懦夫”（IDidn’tRaiseMyBoytoBeaCoward），并使用相同的曲调））：
我养儿子可不是为了当兵，
我带大他是我的荣耀欢欣。
谁胆敢将火枪重压他肩上，
射杀别的母亲怀中的甜心？
集会随后用多种语言发表演说、通过决议。弗拉伊纳主持这次活动，并以英语发表主题演说。“我们讨论了德奥两国的专制政府，但协约国的情况也一样糟糕，”他对热烈的掌声大声喊道。“英格兰的劳合·乔治与德皇一样至高无上。在这个国家，他们也寻求建立相同的专制制度。”[34]接下来发表演说的依次是一名俄国人、一名荷兰人﹝1﹞和一位日本人。毫无疑问，他们分别是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西贝·罗格斯和片山潜。欢欣喝彩、载歌载舞的人们通过了几项决议。他们敦促全球工人们“尽一切手中的力量促成托洛茨基的释放，带来和平。”[35]
这次集会大概还更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主义者的士气，使他们不止是给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而已。《纽约时报》的报道极力尝试将这次集会描绘成亲德集会，它将集会群众描述为“受德国人支配”，把移民们写成“许多人明显是在德国出生，或是有德国血统”，并强调了集会上的德语歌曲和德语演说。[36]但所有这些努力——信件，游行示威，电报，报纸报道——产生了一大集聚效应：美加英俄四国政府官员现在都在发问“怎么了”。如果英国军情处的威廉·怀斯曼曾经希望将托洛茨基羁押在遥远的加拿大而非纽约市、并以此避免一场国际争端的话，那么他败得很惨。
回到亚默斯。托洛茨基与集中营指挥官亚瑟·亨利·莫里斯上校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托洛茨基继续在德国战俘中宣教革命。“整整一个月就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群众大会，”托洛茨基写道。[37]历经数月囚禁、失意无聊的德国士兵们开始激赏这个主意：一旦回国，他们就推翻他们的皇帝。至少在囚于加拿大的时候，这是个谈资。
“革命”讨论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集中营另一头单独关押于较好囚室的德军军官们坐不住了。他们最终向莫里斯上校提请了一份正式抗议。他们说，这是对他们国家的侮辱，更别提对他们本人的威胁了。
早已受够了托洛茨基的莫里斯上校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托洛茨基再发表任何演说。托洛茨基扬言绝不遵守，莫里斯于是命令卫兵们将托洛茨基与其余战俘隔离，单独关押。英国人将托洛茨基挪出拥挤不堪的通铺区，把他安置在一间已经改造为单人囚室的老旧鼓风炉车间。
我们不大清楚托洛茨基在这间老旧鼓风炉里待了多久，但他似乎并没有抱怨，反倒几乎对此是甘之如饴。抛开这些不适，托洛茨基将莫里斯的行动视为他的一大道德胜利（moralvictory）。“这位英国上校立刻站到了霍亨索伦老爷们一边，”他在数年后写道，似乎托洛茨基迫使莫里斯承认了一个更庞大的结论：托洛茨基对战争的看法一直准确无误。战争的基础在于全球阶级斗争，这股力量超越了国界，使所有国家的统治者（官僚和资本家们）与工人士兵们对抗。
德军普通战俘们已然在享受托洛茨基的每日演说，现在他们奋起捍卫托洛茨基。大家串联请愿，抗议对托洛茨基的消声和单独囚禁。正如托洛茨基所回忆，整个集中营的多数战俘、一共530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在（卫兵们）严厉监督之下举行的这种公民投票，”他写道，“使我获得了极大满足，足以补偿在亚默斯期间所受的一切苦难。”[38]莫里斯依旧不准备释放托洛茨基。
最后一根稻草（促成托洛茨基释放的要素）来自政界内部——同时在伦敦和渥太华。加拿大邮电部长R.M.考尔特已经收到了他两位纽约市熟人的电报。他决定向渥太华的加军总参谋长、陆军少将威洛比·格瓦金（WilloughbyGwatkin）提出此事。听闻此事的格瓦金接着向海军高层表达了他的关切，警告他们“已经做了一件专横不公之事。”[39]另一位军队高层人物、海军后勤部长、海军上将C.E.金斯米尔（C.E.Kingsmill）甚至更进一步。他联系了仍对战俘们负责、正在哈利法克斯的马金斯上校，要求他早作决策安排战俘。伦敦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俄国代办已就此问题向英国外交部施压，提醒他们托洛茨基带着一本有效的俄国护照。[40]
加拿大是一个依旧效忠英国王室的英国自治领，它能行使有限自治，但外交政策来自伦敦。因此，不管本国政府的部长们作何想法，加国都没有任何在未获英国海军许可的情况下释放托洛茨基的权利。不过，加拿大和英国两边的高官们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两地的法律制度都需要一些法律依据才能囚禁一名犯人，但托洛茨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并未携有走私品（至少，也应该有人找到了），他也亮出了合法的英国签证和俄国护照。以及，作为一名非交战人员，他很难被认定为一名战俘。最后，指控他是德国间谍的证据也很难站得住脚。
如果托洛茨基罕见地将他的案子诉诸公堂，那么没有一家加拿大或英国的法庭会厚着脸皮不释放他。现在三个大陆的报纸都在报道托洛茨基被捕，他们正将托洛茨基塑造成一位全球名人。
转折点于4月20日到来。英国陆军上校、军情五处资深官员、负责港口情报工作（决定谁能进出英国领土）的克劳德·E.M.丹齐（ClaudeE.M.Dansey）[41]在这一天抵达哈利法克斯，并从这里取道前往华盛顿特区。身为英国军事专家代表团的一员，他受命前去为美国陆军提供建议。丹齐公职生涯长达26年之久，位居英国最资深情报主管之列。他于1890年代在罗德西亚﹝2﹞见习间谍工作，并于布尔战争期间演练。1914年侦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美国银行家之前，他已在美国待了三年。丹齐有时以其代号“Z”著称，他也是1909年初创的英国秘勤局（军情5处和军情6处的前身）的一位创始特工。
丹齐在抵达哈利法克斯之前就已熟知“托洛茨基争议”的全部内容，他找到马金斯上校谈论此事。[42]对丹齐而言，此事全程都显得可疑。“我相信，新俄国政府将在第一时间要求释放托洛茨基，”据说，这是丹齐最后与马金斯会合时告知后者的话。丹齐还说，“如果他们（英国海军当局）对针对托洛茨基的那些情报来源不是非常有把握的话，那么在托氏生气之前释放他将最好不过了。”[43]
当然，托洛茨基已经相当生气了。不过在丹齐提醒之后，马金斯还是承诺电告纽约或是华盛顿，“确认他们情报的可靠度。”[44]
究竟是谁、或者说是什么触发了丹齐对托洛茨基事件的疑窦，远不清楚。伦敦的战争部已在日渐关注纽约市的英国情报工作——怀斯曼，冈特，诺曼·斯维茨，等等。特别是怀斯曼，他给一些伦敦官员的印象是一名可爱的新手。美国即将参战之时，年仅33岁的怀斯曼只有16个月的情报工作经历而已。
丹齐似乎企盼上级指派他本人接管这份工作：统筹纽约的英国情报工作——也许正是怀斯曼的指挥官职务——一旦他完成在华盛顿特区的任务。“丹齐显然无感于”怀斯曼的工作，一名传记作者提到，[45]这其中大概就包括怀斯曼在托洛茨基事件上发出的含混信号。
一俟丹齐于几周后抵达华盛顿，他就详述了他的担忧。丹齐本人看到那份一开始导致托洛茨基被捕的“线人卡西米尔·派尔纳斯报告”之后大摇其头，满是怀疑。这“对我而言就像是一位俄国特工奸细的作品，”丹齐写道。最终得到机会与怀斯曼在纽约直接会面后，丹齐报告说：“我告诉怀斯曼，那位（派尔纳斯）最好要立即换掉，于是（怀斯曼）说，他正在着手这么做。”[46]
不管丹齐在哈利法克斯的幕后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第二天（4月21日）马金斯上校就告知渥太华，他已经收到了海军部的新命令，“应当允许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继续旅途。”[47]加军总参谋长格瓦金也很快知会了邮电部长考尔特。“我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朋友们即将得到释放，”他在一封信中说。“有关他们返回欧洲的各项旅程安排正在进行。”[48]
不过哪怕决策已经做出，英加两地的官员们仍在扯后腿。“我们必须同意（释放），但没必要加快他们的旅程，”一名外交部官员咕哝说。[49]释放托洛茨基的命令还要再花一个星期、等到4月28日才能抵达亚默斯。加拿大官员们说，他们需要额外时间给托洛茨基安排一艘立即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往挪威的船只。加拿大人可不情愿允许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多待哪怕几小时，以免他制造麻烦。
而在亚默斯，莫里斯上校和托洛茨基及其俄国朋友们之间的龃龉可还没完。得到英国海军部释放他们的命令之后，莫里斯一开始拒绝通知他们。相反，他要拖到释放日那一天。于是，莫里斯命令托洛茨基等人打包行李，准备回到哈利法克斯。“我们还未得到通知：究竟是就此释放我们，还是将我们移拘别处，”托洛茨基回忆说。[50]结果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加拿大人计划将他们送到另一座监狱。也许又是“城堡”，也许只是借道去别处。或许这一回是去加拿大内陆——那里甚至更远离文明。
因此，托洛茨基拒绝动身。他和狱友们端坐铺位，任凭士兵们没收行李。一群战俘们聚拢围观。最后，面临正面对抗的莫里斯放弃了。他站在托洛茨基铺位一旁，将消息告知于他。“以他那标志性的盎格鲁殖民方式（莫里斯告诉我们），我们即将搭乘一艘丹麦船只航向俄国，”托洛茨基回忆说。“上校那张紫脸被迫抽动着。”[51]
据托洛茨基回忆，他离开亚默斯的过程喜忧参半。德国士兵和水手们前来送别。他们排成两排夹道欢送，一支临时凑成的乐队演奏着社会主义曲调。大家发表讲话，握手道别。“此后几年里，我收到他们之中许多人从德国寄来的书信，”托洛茨基写道。[52]
直到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被捕整整一个月后的5月3日，英国人才将托洛茨基全家、其余俄国囚犯们送上一艘航向克里斯蒂安尼娅的斯堪的纳维亚-美国邮船“奥拉夫二世号”（HelligOlav）。据托洛茨基回忆，这次跨洋航行不知不觉、平静无事，就像“穿过一条隧道”。[53]娜塔丽娅回忆说，这艘小船遭到“大西洋海浪的无情重击。”唯一的消遣来自丘德诺夫斯基，他似乎在旅途中有一段罗曼史。娜塔丽娅回忆说，丘氏“追求一名（甲板上偶遇的）俄国年轻舞女”。[54]
从克里斯蒂安尼娅乘火车出发还要一周时间才能返抵俄国，但他们最终逃脱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掌控范围。没有任何连锁事件或是迟疑不决可以再把他们拽回去。现在，托洛茨基终于得以归国，加入那场自1905年以来就心心念念完成的革命。他要介入俄国的混乱，按照他本人对世界的独特愿景塑造俄国。
﹝1﹞原文为“丹麦人”（Dane），误。罗格斯是荷兰人。
﹝2﹞今天的津巴布韦。
[1]Prisoners’telegramattachedtotelegramfromLakatschefftoJosephPope,Canadianundersecretaryofstate,April5,1917,CanadianArchives,Trotskyfolder.
[2]Trotsky,MyLife,281.
[3]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and“T.BensontoSecretary,MilitiaCouncil,Ottawa,Canada,”April2,1917,CanadianArchives,Trotskyfolder.
[4]Trotsky,MyLife,280,and“InBritishCaptivity.”
[5]TelegramfromLakatschefftoPope,April5,1917,CanadianArchives,Trotskyfolder.
[6]LetterfromPopetoLakatscheff,April10,1917,CanadianArchives,Trotskyfolder.
[7]SergeandTrotsky,31.
[8]Cameron.
[9]Ibid.
[10]Trotsky,MyLife,281.
[11]Trotsky,MyLife,282.Seealso,Truro.
[12]Truro;Pitzer.
[13]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
[14]“MemorandumfromChiefCommissionerofPolice,Ottawa,”May10,1917,inBritishArchivesKV2/502.Seealso“ReportonTROTZKIPARTY,”BritishArchivesKV2/502.
[15]LetterfromNewYorkerVolkszeitung,astranslatedbyBritishIntelligence.See“TrotskyDetainedinCanada,”inBritishArchivesKV2/502.
[16]NewYorkAmerican,April12,1917.
[17]NewYorkWorld,April5,1917.
[18]Hillquit,165.
[19]SocialistPartyresolution,April1917,quotedinHillquit,166.
[20]SeeNewYorkTimes,April11,1917;NewYorkCall,April10,1917;andNewYorkerVolkszeitunginBritishArchivesKV2/502.
[21]Londonpapers,TamimentLibrary.
[22]Spence,“InterruptedJourney,”13.
[23]AleinikofftelegramfromCanadianArchives,quotedinSutton,29.
[24]Spence,“InterruptedJourney,”7.
[25]Ibid.
[26]DemandoftheMenshevikexecutiveofthePetrogradSoviet,quotedinDeustcher,247.
[27]Buchanan,120.
[28]Lenin’s“TheTasksoftheProletariatinthePresentRevolution,”or“AprilTheses,wasfirstpublishedinPravdaonApril7,1917.
[29]Service,Lenin,263.
[30]Service,Lenin,267.
[31]ChkheidzequoteinService,Lenin,267.
[32]Buchanan,116,117.
[33]Trotsky,Mylife,283–84.
[34]NewYorkTimes,April16,1917.
[35]Ibid.
[36]Ibid.
[37]Trotsky,MyLife,282,andTruro.
[38]Trotsky,MyLife,283.
[39]Spence,“InterruptedJourney,”19.
[40]Ibid.
[41]OnDansey,seegenerallyReadandFisher.
[42]See,forexample,documents170512and170514:memorandatoMajorDanseyfromCaptainR.H.R.,March29,1917,andtoMI1cfromC.E.D.,April5,1917,bothontheTrotskyarrest,BritishArchivesKV2/502.
[43]DocumentCX015649,memorandumfromC.E.Dansey,“ReferencePILENAS,”January19,1918,BritishArchivesKV2/502.
[44]Ibid.
[45]ReadandFisher,122.
[46]DocumentCX015649,memorandumfromC.E.Dansey,“ReferencePILENAS,”January19,1918,BritishArchivesKV2/502.
[47]Spence,“InterruptedJourney,”19,andCameron.
[48]LetterfromGwatkintoCoulter,quotedinSutton,31.
[49]QuotedinCameron.
[50]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
[51]Trotsky,MyLife,285.
[52]Ibid.
[53]Trotsky,MyLife,320.
[54]SergeandTrotsky,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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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四章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
“旅客名单冗长而神秘。托洛茨基与一群革命者们待在驾驶舱；我的客舱里有一位日本革命者。许多荷兰人忙着从爪哇回家——他们算是船上最“无害”的人了。剩下的乘客都是“战争信使”：有两人从华尔街去往德国；有间谍；有军火商人；一名战地记者……没有游客。”[1]
——曾与托洛茨基同乘“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于1931年
第二天，就在“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扬帆起航、离开纽约差不多有24个小时之后，白厅街44号的英国情报处发出了第二封加密电报。这一回的信息滴水不漏：“紧急。托洛兹基（TROTZKI）昨天登上蒸汽船‘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出海，同行的有沃斯科夫（VOSKOFF），克拉德诺夫斯基（CLADNOWSKI），穆辛（MUCHIN）等俄国社会党人。”电文接着说：“据可靠报告，托洛兹基拿着社会党和德国人捐助的10000美元，计划发起一场针对当前俄国政府的革命。各色各样的德国人送别了托洛兹基。我正在通知哈利法克斯，告诉那里的行政当局：试着扣下这艘轮船，直到他们直接收受你们处理这些人的指令（原文如此）。”[2]
不同于先前一封，这第二封电报并非出于纽约市英国“军情1c处”情报机构首长、那位精明干练的威廉·怀斯曼之手，而是来自1月份时那位被怀斯曼排挤的海军武官——盖伊·冈特船长。怀斯曼倾轧冈特，以此推行他本人的一套外交谋略。数周以来，冈特早已对此事心生怨怼。他这第二封电报并未发给怀斯曼的机构——“军情1c处”的任何人，而是给了冈特本人在皇家海军的顶头上司军官——海军上将、伦敦的英国海军情报部部长、“眨眼将军”（Blinker）雷金纳德·霍尔（ReginaldHall）。
冈特是如何了解托洛茨基的？他是不是借着发出这个警报在怀斯曼的背后捅上一刀、试图给怀斯曼难堪，从而报怀斯曼那圆熟办公室政治的一箭之仇？他在发送电报之前有否与怀斯曼讨论此事？他们有过争论吗？
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成谜。而截至到那时为止，怀斯曼对外释放的所有信号都是在决定让托洛茨基离开纽约回到俄国，不加干扰放虎归山。他已允许托洛茨基从英国领事馆拿到他的签证，他也目送托洛茨基乘船离开，没有丝毫阻拦。怀斯曼也有大把理由为他的选择辩护。指控托洛茨基是一名德国间谍的证据太过薄弱，英国拘捕他的法律依据少得可怜。怀斯曼也许还担心惹恼俄国人——他们刚刚给托洛茨基发了一本护照。又或者，怀斯曼也许认定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之后对英国更有利，他回国后或将发声反对同德国单独媾和。甚至于，怀斯曼也许得到了伦敦“军情1c处”长官们的决策批准。这一时期的英国情报档案提到了一份怀斯曼呈递给他老板“C”的一份秘密报告，主题是“在纽约的俄国革命者——托洛兹基·列夫的活动和动向，”但这份报告本身却已不存。[3]
但是，表象足以骗人，谍报艺术尤然，此地尤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所有怀斯曼对托洛茨基旅程的批准都是一个圈套。也许怀斯曼从一开始就已决定将托洛茨基关起来——但他选择在加拿大拦住并逮捕他，而非美国。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是一个英国港口，那里远离叽叽喳喳的纽约报纸。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那么盖伊·冈特也许是在获得怀斯曼首肯之后，发电报助他一臂之力。
档案史料对这一问题惊人般沉默。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揣测。
但还有一些未尽事项。冈特当天早晨的电报草率随意，错漏百出。船上并没有一位名叫“沃斯科夫”（Voskoff）的人，“丘德诺夫斯基”（Chudnovsky）也拼错了。电文里提到的那个“穆辛”（Muchin），人也不在托洛茨基的圈子里。更有甚者，电文声称托洛茨基带上了社会主义者和德国人捐给他的10000美元，拿着这笔钱回国闹革命。但这一断言也缺乏明显证据。在1917年，一个人随身携带10000美元可是一大笔巨款，它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美元，足够购买一个车队，或是一艘小船，也可以为100人配备步枪。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在纽约期间明面上挣到的所有钱财：他在《新世界》每周20美元的工资；他从文章和演说中得到的约10美元稿酬；甚至在两天前哈勒姆河赌场欢送大会上，主办方号称募得的300美元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这笔钱究竟存在与否？是不是盖伊·冈特等人只是捏造了这个数字炒作一番？又或者，是否托洛茨基的确从一名德国间谍、或是一些富有的犹太人及社会主义者们那里拿到了这笔款项？如果英国人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托洛茨基的话，至少他们有机会搜查他，并找出这笔钱。
就这一问题而言，英国情报档案的确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不久之后，怀斯曼的一名上级长官要求他透露这个情报的消息来源，怀斯曼也如实告知：它来自卡西米尔·派尔纳斯——怀斯曼那位讲俄语、曾与俄国保卫部有过瓜葛的线人。派尔纳斯曾在勒诺克斯赌场聆听托洛茨基的发言，并且看到他们传递募款的帽子。[4]
盖伊·冈特当天的电报就像是一段咒文抵达了伦敦，搅动了政坛的一池春水。仅用了不到24小时，那里的英国海军情报官员们就决定行动。他们向“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第二天预定的停靠地——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拍发了一封他们自己的加密电报。他们依循冈特的说法，要求那里的英国海事管理局一位名叫O.M.马金斯（O.M.Makins）的海军上校扣下“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鉴识船上的可疑俄国人，并将他们“带离船只，拘押起来听候指示。”为防马金斯认识不到紧迫性，他们还解释说：“这是一群离美赴俄、意在发动革命对抗当前俄国政府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据报告，托洛茨基身上有社会主义者和德国人为他募集的10000美元资金。”[5]
身为一名久经战阵的海军军官，马金斯可无意让这么危险的人物从眼皮底下溜走。
“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踏上了经停挪威前往俄国的旅程。扬帆出海的最初几天里，一片片禁锢般的灰色天空笼罩着海面。按照惯常路线，轮船将紧挨长岛海岸航行，行经南汉普顿（SouthHampton）和阿默甘西特（Amagansett）的沙质海滩，绕过蒙塔乌克角（MontaukPoint）和科德角（CapeCod），然后进入北大西洋，航向新斯科舍。凌厉的北风扫过开阔海面，暮冬酷寒令甲板上的所有行人都冻彻骨髓。
在他们的二等舱舱室安定下来之后，托洛茨基夫妇和孩子们就开始在这艘船上漫游。他们的情绪分外高涨，无比欢欣。绝大多数和他们一样前往俄国的乘客们也突然觉得，这艘船是地球上最有趣的地方。人们谈论着未来、归家、革命，以及他们希望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托洛茨基这一回带上了他的朋友们：他在纽约的激进者圈子。一位名叫罗伯特·芝沃托夫斯基（RobertZhivotovskii）的头等舱乘客甚至可能就是他的侄子。
一等舱里有一位供职于《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和《纽约晚邮报》的著名“扒粪记者”（muckrakingjournalist）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他大概是船上最受关注的乘客。除了他的书籍、演讲，斯蒂芬斯还报道了不久前的墨西哥革命，同叛军将军庞丘·维拉（PanchoVilla）一起翻山越岭。在《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里的一桩谋杀诉讼里，他还声援了知名辩护律师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Darrow）。现在，斯蒂芬斯希望在俄国目睹下一场全球剧变。他与一位准政治人物同行，他就是美国前任驻华公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竞选资金捐助人、金融家查尔斯·R·克莱恩（CharlesRCrane）。
据斯蒂芬斯回忆，他曾在航海的头几天里拜会托洛茨基。斯蒂芬斯在纽约时就已知晓托氏的声誉，他想听听托洛茨基对彼得格勒的意见。“我叫上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斯蒂芬斯写道，“我们聊了聊。”[6]斯蒂芬斯在一封信里记述了这次船上谈话，大家如何“一致同意，这场革命只是处于第一阶段”，以及“我们应当在彼得格勒，发起再次革命。”[7]这次旅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斯蒂芬斯都将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他为托洛茨基1918年版著作《战争与国际》（WarandtheInternational）撰写了前言，并一度倾心于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目睹革命进行之后的斯蒂芬斯于1919年回到了美国。他评论说，“我已身处未来之中，它欣欣向荣。”这句“切口”后来被简化为“我见到了未来，欣欣向荣的未来”，并成为1920年代最受青睐的一句苏联宣传语。不过，斯蒂芬斯此后与共产主义关系恶化。[8]
3月30日周五，“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在经历了3天海上航行、几乎1000英里的羁旅之后，终于抵达了新斯科舍。轮船绕过佩吉湾（Peggy’sCove）的灯塔，自北大西洋进入一条航向哈利法克斯港（HalifaxHarbor）的海峡——这里是船只在纽约和挪威之间唯一预定的经停处。哈利法克斯市就坐落在港口内一个防护良好的半岛上。在半岛“身后”，港口豁然开朗，扩成一片水深宽阔的港湾，它叫“贝德福德湾”（BedfordBasin）。欧洲战事现已进入第3个年头，此地已然成为一块吸引舰船的“磁石”，各色大小、形貌各异的船只均在这里汇聚。加拿大海军将其大西洋舰队部署于此，英国海军也在这里拥有可观力量。烟囱、风帆与木质桅杆交错，拖船、纵帆船和渔船并行；军舰、客轮挂着数十个欧洲国家的旗帜，货物和救援物资的护航舰严阵以待，准备对付德国潜艇的挑战。
港内许多舰船都装载着大量武器弹药，给这些拥挤繁忙的海域带来了极大危险。1917年12月，一艘满载着200吨TNT烈性炸药和2300吨苦味酸炸药的法国军火船“蒙特-布兰科号”（Mont-Blanc）与一艘比利时物资船“伊莫号”（Imo）相撞并引发了一场爆炸。这场爆炸摧毁了大片城区，杀死了1800人，摧毁的建筑物超过1600栋——这是哈利法克斯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类似灾难。
一俟“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入港、下锚、停泊，船员们就发现一艘英国军舰高速驶来。没有人惊慌失措。这只是正常程序。英国人告知船员，让乘客们登上甲板接受检查。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得在英国封锁之下的哈利法克斯停留，这就是为了给英国海军军官登船检查、缉私货物、检核乘客之机而设的。不过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回是英军军官亲自指挥行动——当地海事管理局主管、海军上校O.M.马金斯执行来自伦敦的命令。
登船后的英国官员们一如往常开始了检查。乘客们排成一队，英国水手挨个检查。勘验文书，查缉行李。但是，当天和另一队乘客一起在甲板上接受检查的斯蒂芬斯却注意到，检查工作有着超乎寻常的强度。“英国人来到我们队列中，限时要求我们取出所有不得不藏匿的东西。接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搜查我们，一遍，又一遍，”斯蒂芬斯说道。英国人的粗鲁态度对斯蒂芬斯触动最大。正如他所说，“英国人对你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他们就像是真的主宰了海洋似的。”[9]
直到英国检查员们结束了对讲英语乘客的搜查之后，他们才开始对付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朋友圈子。英国人“以沙俄宪兵的作风命令我们俄国人立即接受检查，”托洛茨基回忆说。[10]古怪之处在于，英国军官们并未询查他们的护照和签证（托洛茨基知道，仅仅数天以前，他刚刚从俄英两国领事馆拿到这些合法证件），而是开始问起了政治：他们如何看待俄国、世界大战和临时政府？这并非标准程序，也没有在其他任何一位乘客身上施行。
更有甚者，托洛茨基注意到一位俄国军官突然现身。此人同马金斯上校并肩而立，协助盘查。他叫安德烈·卡尔帕斯奇诺科夫（AndreiKalpaschnikoff），一名一等舱乘客，从纽约上船的陆军上校。紧紧盯着此人的托洛茨基大概已经认出他是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也许，卡氏曾在海上航行的头几天与托洛茨基相处甚欢。卡氏可不仅仅有军衔，他还曾是沙皇麾下的一位杰出外交官，战前是华盛顿的俄国驻美大使馆的秘书。他以红十字会采购人的身份从纽约回国，并在那里成为皮埃尔·罗茨基的密友——那位俄国领事曾于数天前与托洛茨基就其护照问题有过一番攻防。
卡尔帕斯奇诺科夫后来否认他在当天与英国军官有任何瓜葛。卡氏声称，当时许多俄国人不大能说英语，自己不过是在一旁协助翻译而已。“我是（现场）唯一的（俄国）政府官员，港口统帅请求我帮助他。我极表乐意。”卡氏如此辩白说。“托洛茨基就是在诸多侨民之中质疑我身份立场的那一位。”[11]
不过，当天见到卡氏的托洛茨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怀疑：正是纽约的俄国领馆以某种方法配合着这次盘查。事实上，托洛茨基也许是对的。罗茨基也好，盖伊·冈特也好，乃至线人卡西米尔·派尔纳斯都能轻而易举地将托洛茨基的情况、逮捕托洛茨基的计划告知卡氏。托洛茨基本人对此坚信不疑。两年之后的1919年，托洛茨基在俄国以“从事反革命活动”为由逮捕了卡氏。[12]当年稍晚时候，卡氏获得自由、重返纽约完婚。他坚持邀请皮埃尔·罗茨基作为贵宾出席婚礼。[13]
但现在站在哈利法克斯港内“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甲板上、并直面英国质问者的托洛茨基却拒绝回答。“我同俄国国内政治的关系目前并不受英国海警管辖，”托洛茨基告诉他们。[14]
然而，英国军官拒绝接受他的答复。眼见托洛茨基沉默以对，英国人开始向其他乘客询问托洛茨基及其党派。有没有英国人同乘客们交谈、并且听他们的意见？据托洛茨基回忆，一名乘客称他是一名“可怕的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称盘查全程为“尊严扫地”，数周之后他也在一份正式抗议中提出了这一点——英国人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对待俄国乘客们，他们可是大不列颠一大盟国的公民。[15]
马金斯上校一意孤行。他手下军官们继续盘查，最后成功检核了每一位俄国乘客，一共鉴识出6名看起来符合马金斯命令描述的人，其中有三人直接契合伦敦密电中提到的姓名，另外两人则与托洛茨基有明显瓜葛——《新世界》撰稿人古斯雄·梅尔尼尚斯基，托洛茨基旅行小队的成员康斯坦丁·罗曼琴科。第六人名叫李贝·费希莱夫（LiebeFisheleff），是犹太流行无政府主义周刊《劳工自由之声》（FreierArbeiterStimme）的一位撰稿人——这个身份使他成为目标。尽管，他与其他五人并无明显关联。
鉴于这些名字与英国海军情报机构的原始名单并不相符——马金斯上校没找到沃斯科夫。费希莱夫、罗曼琴科和梅尔尼尚斯基都是新名字——他决定电告伦敦，请示行动。马金斯报告说，这六人“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也许与美国的德裔社会主义者们合作良好，也极有可能就是当前俄国政府的一大障碍。”基于这些论点，马金斯建请逮捕他们六人，并加上一条，“我建议，也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赶下船，”并予以民事拘留。[16]
收到下一步命令之前的马金斯上校在此期间对乘客们不发一语，他只是命令“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泊在港内听候处置。这段延迟也许让托洛茨基烦扰不堪，但他也找不出理由认定自己的旅程面临危险。托洛茨基手上有一本合法的俄国护照、一张合法的英国签证。是的，英国军官行事粗暴，但纽约的英国领事曾经说过，他们不会为托洛茨基的归途设置障碍。至少到目前为止，托洛茨基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没说实话。
最终在三天后的4月3日（周四早晨），马金斯上校回到了仍在哈利法克斯港下锚停泊的“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这一回他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刺刀上膛的英国水兵。“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俄国军官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上校回忆说。“一艘满载着全副武装水兵的海军快艇靠了过来，打破了海面的平静。我们都跑到甲板上，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17]
登船后的水兵们迅速围住了托洛茨基及其家人、以及另外5名辨识而出的俄国人。他们随即告诉托洛茨基：立即和他们一起登上快艇靠岸。托洛茨基质问原因，但水手们表示，他们只能在哈利法克斯的陆地上解释这个状况。托洛茨基又一次出言拒绝，他坚称这个要求非法，他也不会离开这艘船。于是马金斯下令水手们抓捕托洛茨基。
之后的事件进展有许多不同版本。据托洛茨基本人说，水手们揪住并拖拽他，在一些乘客高呼“无耻”的喊声中把他架走。这刺激了他的大儿子、11岁的利奥瓦。利奥瓦挥拳打向一名水手，并拽住他大喊“再揍他一拳如何，爸爸？”[18]据一家友善德语报纸的另一个版本，一名水兵对拒捕的托洛茨基开枪，并打中了手臂。随即在英国人拽走他时，托洛茨基大喊：“自由之敌英格兰！社会主义万岁。”[19]
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上校就站在一旁。他记述了托洛茨基是如何“抗议、踢打，但仍被高大魁梧的水手们架走的。水手们有条不紊、冷静沉着地完成了任务，”将托洛茨基带离轮船。卡氏接着写道，“就在小艇离去之时，托洛茨基对英国军官们老拳相向，嘴里还咒骂着英格兰。”[20]
一名加拿大出版商、退役中校J.B.麦克莱恩（J.B.Maclean）则描绘出了一幅颇为不同的图景。当天并不在船上的麦克莱恩过了几乎整整一年才写下了他的版本，这个版本主要依据他与一位不具名警方信源的交谈。这名警察给出了一个不那么溢美的说法。面对水手的枪口，“（托洛茨基）蜷缩并哀嚎着，在极度恐惧中大哭，”麦克莱恩写道。但是，唯有“当他知道自己不会被枪杀（之后），他的劲头才回来，并猛烈抗议。”[21]
不管过程如何，抓到托洛茨基和其他“战俘”之后，水手们将他们从“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带到了一旁等候的一艘海军小艇上。小艇驶向哈利法克斯，一艘巡洋舰加入队列为他们护航。马金斯上校和手下当天将9人抓上了岸。他们包括托洛茨基、另外5名俄国人，再加上娜塔丽娅和两个孩子。之后，马金斯上校命令“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起锚离港，继续航向挪威。“他们扣留我们达一个多星期。在这焦虑的一周里，所有人都不堪其扰。”林肯·斯蒂芬斯目睹事件全过程之后写道——是所有人。“除了前往德国的华尔街信使们。”[22]
离开纽约六天之后，托洛茨基发现他本人再次被捕。他未遭犯罪指控，也没有被剥夺任何法律权利。而且，现在除了英国人和“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上的几名旅客之外，甚至都没人知道他被捕了。
尽管马金斯上校和手下水兵们两次突袭并盘查了“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尽管他们在施行逮捕之后又搜查多次，但加拿大和英国情报档案没有任何一处提及托洛茨基夫妇或是他们六人中的任何一人随身携带着10000美元，或是任何接近这个数字的现钞、黄金、其它形式的货币。如果托洛茨基确实带了这么多钱，他恐怕就得事先将其扔到船外、沉入大洋或是贝德福德湾的深水区，以此防止英国人发现。托洛茨基不大可能让数百名目击者在甲板上抓他个正着。伦敦给马金斯上校的命令里特别提到了那“10000美元”，马金斯也一定会周知检查员们特别注意搜查这笔钱，并且一旦找到就立即上报。英国也会将这个大新闻作为一项宣传大杀器传布全世界。然而，无论公开还是私下，英国人对此都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英国人的沉默足证这“10000美元”的指控从一开始就是无中生有，充其量也不过张皇其事而已。不过，不管这个“10000美元”的数字有无凭据，现在它已于英国政府的两封正式情报电文中露面，“自我证成”了。“10000美元”之说也将很快进入公共场域，在此后一个世纪里都成为一套阴谋论的原料，搅动人们的心神。
就在四月初这个时间点，全世界俄国激进分子的归国步伐都在加快。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是第一批抵达彼得格勒的人之一。她于3月31日带着弗拉基米尔·列宁要求她在返抵俄国时转交给《真理报》的信件离开了霍尔门考伦，乘火车穿越800英里苔原之后抵达了芬兰边境车站哈帕兰达（Haparanda）。在彼得格勒之前的最后一个检查站——贝鲁斯特罗夫（Beloostrov），一名卫兵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远至1908年沙皇时代的柯伦泰逮捕令，一边笑着一边将其撕成碎片，以此欢迎她入境。及至柯伦泰离开岗哨，这名卫兵殷勤备至地抬起她的手亲吻。抵达彼得格勒城区的柯伦泰得到了朋友和亲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热切希望听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柯伦泰1915年写成的小册子《谁需要战争》早已送达前线的数百万士兵和他们在后方的眷属手中，她也藉此成为俄国知名度最高、最受热爱的布尔什维克之一。现在，终于回到彼得格勒的柯伦泰发现，这座城市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她注意到，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已经落入两位本地领袖手中：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LevKamenev）。这两人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并在革命爆发后因克伦斯基的大赦令得以自由。他们跑回彼得格勒，取得了《真理报》的掌控权，并主动宣布了一条新党纲：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
柯伦泰对此付之一笑。身为列宁私人信使的柯伦泰深知，列宁将立即否决这条新党纲。列宁可没有任何给予克伦斯基、米留科夫及其派系支持的打算。不管是“有条件”还是什么类型的支持，都没有。列宁早已摹画出一条新激进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石就是为苏维埃夺取政权。柯伦泰的口袋里有足以证明这条道路的列宁信件，她回国的第一天早晨就立即在《真理报》上转载了这些信件。
列宁动身返俄的时间要比柯伦泰晚上那么几天。他带着一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从苏黎世乘当地火车抵达了德国边境的沙夫豪森（Schaffhausen）车站，并在这里转乘另一列由德国政府提供的火车。德军士兵们带着他们来到一节专为他们准备的特殊车厢坐定。士兵们锁上了车厢四扇门中的三扇。列宁一行用了6天时间横穿了德国。火车在柏林停靠，但这些旅行者们并没有下车。他们在车厢中吃睡，甚至还共用其小浴室。在波罗的海之滨的萨斯尼茨（Sassnitz），他们登上了一艘前往瑞典南端特雷勒堡（Trelleborg）的渡船。在特雷勒堡，身为德国特工的雅各·福尔滕斯伯格以一场奢华的晚宴欢迎了他们。
福尔滕斯伯格将列宁抵达的消息传给了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帕尔乌斯）。帕尔乌斯是第一批闻讯的人之一，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费心费力地安排此事。列宁从特雷勒堡到了斯德哥尔摩，接着是芬兰，并于4月16日抵达彼得格勒。人们以更大阵仗的欢迎和庆祝活动迎接列宁。
而在当时，就连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新世界》的年轻编辑同侪——尼古拉·布哈林也踏上了他本人归国的漫漫羁旅。布哈林先是从纽约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接着又横穿太平洋抵达日本。布哈林在日本遭受东京行政当局的短暂羁押，之后又于俄国远东被当地的孟什维克逮捕。5月初布哈林才最终抵达了莫斯科，朋友们邀请他接续之前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席位。
就在他们都聚集在俄国时——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者，激进分子——他们以新的形态合纵连横，密谋着，策划着——唯独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仍然不见踪影。他困在4000英里以外的加拿大，在英国的拘禁下寸步难行。
[1]Steffens,744.SeealsoSutton,26.
[2]UnsignedcablefromBritishIntelligenceinNewYork,March28,1917,BritishArchivesKV2/502.SeealsoSpence,“HiddenAgendas,”17,and“InterruptedJourney,”11,bothcitingAdmiralHall’sApril29arrestordercreditingGuyGauntasthesource.
[3]SeeDocument174400,undated,inBritishArchivesKV2/502.
[4]DocumentCX015649,memorandumfromC.E.Dansey,“ReferencePILENAS,”January19,1918,BritishArchivesKV2/502.PilenashadpresenteditinalettertoWisemanthatWisemanproducedforhissuperiors,thoughitdoesn’tshowupintheintelligencefilesthemselves.
[5]CablefromLondontoHalifax,March29,1917.CanadianArchives,Trotskyfile.
[6]Steffens,Autobiography,774.
[7]Steffensletter,fromSutton,26.
[8]Draper,115–16.DrapernotesthatSteffens,quickwithhispassions,wouldalsoadmireMussolinias“historicallydue.”
[9]Steffens,744–45.
[10]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8.
[11]Kalpaschnikoff,223.
[12]Ibid.TheDecember1917arrestwasbasedonchangesthattheAmericanRedCross,withKalpaschnikoff’sinvolvement,wasusingitscharitableoperationsasacovertosneakautomobilesandotherequipmenttoGeneralAlexeiKaledin,aCossackcommanderopposingtheBolsheviks.Kalpaschnikoffwouldpleadinnocence,backedbyAmericanRedCrossanddiplomaticofficials.Seealso,NewYorkTimes,December28,1917.
[13]“Col.KalpatchnikoffWeds,”NewYorkTimes,June5,1919.Kalpaschnikoff,apparentlyunknowntoTrotskyatthetime,hadconnectionstoWilliamWiseman’sBritishIntelligencecirclebackinNewYorkCityaswellastoRussianconsulateofficials,raisingsuspicionsthatWisemanortheRussianshadaskedKalpaschnikofftokeepaneyeonTrotskyduringthetrip.
[14]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
[15]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8.
[16]LetterfromMakinstoGeneralOfficerCommanding,April,1,1917,CanadianArchives,Trotskyfile.Intherush,CaptainMakinslistedChudnovskyas“Tshadnovski”andMelnichanskyas“Melniczanskoi.”Laterreportswouldlistthesenamesas“Tshoodnooski”and“Melintchansky.”
[17]Kalpaschnikoff,223.
[18]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
[19]“ExtractfromGermanPapersreSocialistsGoingtoStockholm,”June18,1917,BritishArchives,KV2/502.SeealsonotetoKendallfromGeoBullock,June6,1917,Document187268,BritishArchivesKV2/502.
[20]Kalpaschnikoff,223.SeealsoSpence,“InterruptedJourney,”5.SeealsoSpence,“HiddenAgendas,”17;Spence,TrustNoOne,165;andService,Trotsky,159.
[21]MacLean,“WhyDidWeLetTrotzkyGo?”
[22]Steffens,Autobiography,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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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有多数派团体（1940年1月19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法雷尔·多布斯
（1940年1月19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反对派领导人威胁要分裂我们的党
最近几天，很明显，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正在蓄意操纵他们的支持者从党和第四国际中分裂出去。这种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表现了，但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煽动性准备采取了更具体的形式。看来，托洛茨基关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促使他们更有意地走上这条道路。沙赫特曼的中西部之行没什么收获，这显然使他们最终相信，在大会上不可能获得多数。以下是我们注意到的最重要的事实：
1.前几天晚上，一些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在纽约举行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沙赫特曼作了报告。在那里，分裂的想法被以半公开、半外交的方式提出。沙赫特曼解释说，多数派把他们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就是要把他们归入党内的二等公民类别。他宣布，我们绝不会屈服于此。我们有原则性的分歧。大会之后，在坎农领导下的党内将没有活路。他们会开始开除伯纳姆、阿本等人，并将我们所有的人从岗位上撤下来。既然我们是为原则而战，我们就必须保持我们的派别，在大会之后继续斗争。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机关报。（这一点并不清楚——也许是故意不讲清楚——是否意味着是一个公共机关报还是一个内部机关报。）坎农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机关报；因此他将挑起分裂。这就是沙赫特曼长篇报告的主要内容。
2.这篇讲话在与会的基层人员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和相当大的骚动。三位同志发言，对分裂方案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理由是这将扰乱整个第四国际运动。他们尤其抗议了关于在大会后出版机关报的权利的最后要求。特别是一位同志（前社会党人）认为，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民主集中制。我们总是吹嘘我们运动的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在大会之前有最自由的讨论，在大会之后，以多数人的决定为基础，有最严格的纪律。我们怎样才能在不损害我们的传统的情况下反对这种做法呢？
另一方面，古尔德、卡特和加勒特发言，支持沙赫特曼的立场。一些批评者反对在大会后成立少数派机关报的极端主义要求，沙赫特曼在他的总结中回答了这些批评者的论点，他说如果坎农看到我们不是认真的，他就不会注意我们的要求。只有当我们确实是认真的，才能让他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心理学！）
3.反对派领导人对党的职责，甚至对政治委员会会议的态度也是如此。沙赫特曼在没有得到政治委员会的授权或通知的情况下就出发开启他的旅行了。根据政治委员会的指示寄给他的信，要求他至少向我们提供行程，都被他忽略了。在政治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和一次例会上，沙赫特曼、阿本和伯纳姆没有发出通知就缺席了。党正式要求他们做出解释，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沙赫特曼没有对《呼吁报》的制作承担任何责任，他是报纸的共同编辑。更具有征兆的是伯纳姆的态度——过去他总是非常准时地履行所接受的职责。他在没有通知总编辑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提交每周的专栏或不提交，而且通常是不提交。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总部，用于开展地方和全国的派别工作。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从不在党的全国办事处露面，完全无法与他们就党的日常事务进行磋商。此外，应该提到的是，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全国机构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是反对派的派别机构。它没有与党的全国办事处进行任何协商就为派别工作安排组织者，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以他们目前的情绪，正在有意地走向分裂。
如何反对分裂计划
我们已经多次在纽约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开始了我们反对冒险分裂的斗争。我们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处理该问题的要点概要。首先必须牢记，刚开始的分裂是所有事物中最危险的。认为单纯的善意和善良可以防止它的发生是愚蠢的。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和无情的斗争才能打破这种分裂，就像我们在过去打破其他分裂一样。这个前提是无可争议的。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反对分裂的方法和形式。
1.首先，必须教育和淬炼我们自己的干部，用对党和第四国际的狂热的忠诚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捍卫它的决心来激励他们。必须揭露出分裂的冒险家们的真实面目，他们是我们第四国际的罪犯和叛徒。如何能想象有比在战争前夕破坏第四国际最强大的合法支部更背信弃义的罪行？
2.我们必须开展一场真正的运动，使少数派的基层支持者远离分裂计划。首先，这意味着要让他们相信，我们这一方无意发起或挑起分裂。在所有演讲和私下谈话中，我们必须提醒同志们，是多数派在政治委员会中提出了团结决议，并向党员保证，在党的大会上不应该有一方被开除或另一方被撤职。是我们提出了建立平等委员会的动议，以审查和处理申诉。是我们提议并提供了内部公报的联合编辑权，以确保少数派不受歧视或担心受到歧视。在所有的场合，我们都表示，就我们而言，我们仍然无条件地支持这项决议，并决心维护党的团结。即使在大会上作为少数派，我们也将保持纪律，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来证实我们的观点，并在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重新确立我们在领导层的多数地位。
3.在任何情况下，请同志们参阅第6号公报中托洛茨基和坎农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们两都主张团结，反对分裂，即使大会不站在我们这边。
4.问问同志们：你们抱怨的是什么？在党内讨论中没有得到公平的听证吗？不能自由地获取内部公告吗？在党内辩论中没有得到与多数派在各方面的平等考虑吗？你认为应该延长讨论的时间，以便让你有更多的机会赢得多数地位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只需提出推迟大会的提议；多数派无疑会同意任何符合这一思路的合理建议。
5.问问少数派同志：你们怎么可能通过分裂来推进你们的事业？当然，党的工人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聪明和最先进的激进工人。如果你不能在长期的、绝对自由和公平的讨论中说服他们，那么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你将在哪里找到工人去建立一个党派？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工人的革命党吗？是否可以在党外找到更先进、接受能力更强的和更有战斗力的工人？过去那些忽视了这一点，急于向全国1.3亿人发出呼吁的分裂领导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一片空白中呼喊。通往群众的道路是通过先锋队，而不是越过先锋队。
6.少数派同志：你们如果不论如何都真的想分裂，则应该仔细考虑以下问题：
a.每个革命者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国际归属问题。如果没有国际范围内共同思想者的紧密结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分裂只能是脱离第四国际的分裂，因为多数派已经表示，即使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也不会发起分裂；在任何情况下，多数派都不会离开第四国际。
b.你认为在第四国际和伦敦局（在美国指洛夫斯东派）之间是否有政治“生存空间”？全世界有哪个重要政治团体找到了这样的空间吗？事实上，洛夫斯通派——伦敦局的美国支部——向着与托马斯社会党合并的方向发展，而托马斯社会党又接近社会党保守派，这难道不表明第四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没有足够的政治生存空间吗？
c.认真记住试图分裂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其他那些人的政治命运。韦斯伯德、菲尔德、奥勒尔、斯塔姆等人都是有才华的人--总的来说，并不比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差。此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严肃，更有能力为自己的想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和牺牲。然而，所有这些人的结局都是非常悲惨的。菲尔德失去了他那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回到了完全孤立的私人生活。同理，韦斯伯德也是如此。至于奥勒尔和斯塔姆，他们原来的团体已经分裂成八个部分，这个过程不间断地进行着。这些灾难性的经历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党的领导人比这些分裂领导人要强得多吗？也许吧，但这决不是问题最重要的一面。过去十年间，在国际范围内以及在美国，每一个脱离第四国际的团体的堕落和腐化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第四国际之外，没有任何历史性的道路。
d.对党的组织、对分裂和统一的轻视态度——这是知识分子和业余分子的最典型表现——是致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被组织起来。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手段是革命党。一个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自己血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半吊子，在只出现貌合神离的情况的那天急于统一，而在一出现严重分歧迹象的第二天就发生分裂。工人则不然。工人加入一个党是为了斗争。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他在加入前会花点时间，了解一个党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当这样的工人加入了一个党，他就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他全身心地投入，对任何轻视党和无视党的纪律的人都会有强烈的反感。
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会加入一个党，而不把这种行动放在任何重要的位置上，并在第一次有分歧时，或者更常见的是，在第一次有人稍微触犯到他时，就离开它。另一方面，工人除非是认真的，否则不会加入一个政党，也不会在第一次失望或第一次产生怀疑时就离开。不，工人会紧紧抓住他的党，支持它，直到他对它的所有信心和希望都耗尽为止。这就是成千上万的激进工人紧跟共产党的非凡毅力所依据的伟大因素。肤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将这些工人视为无可救药的白痴。事实并非如此。工人们尽管有失望、怀疑和疑虑，但仍然依靠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政党。这种认真、奉献、牺牲、坚韧的情感——被斯大林主义骗子所滥用和背叛——在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革命情感。不要急于离开你的党。那是小资产阶级不耐心和不稳定的表现，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责任的表现。
威胁是没有用的
7.在我们的讨论中，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私下交谈中，所有上述论点和其他类似性质的论点总是得到以下的补充：如果关于分裂的谈话是为了威胁我们，那么最好把威胁放在一边。我们并不害怕威胁。我们将继续按照我们的看法对少数派进行政治定性，并以正确的名字称呼它。我们将继续在任何情况下对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无情的政治斗争。争端必须在党和第四国际的框架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进行斗争。这意味着最充分的自由和讨论，既不存在组织上的歧视，也不能有威胁。党员必须在大会上决定争端。少数必须服从于多数。必须在此基础上保证党的团结。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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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离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二章离别
“我坐在一间私人囚室……父母带给我一张女孩们的相片（他的女儿齐娜和尼娜）——我写信是谈这个的。她们各有特色，都很好看。尼努什卡有这么一张面孔——惊恐，却同时有那么一点好奇。齐努什卡是如此爱思考。这里有人成功将齐努什卡的脸弄脏了一点点。如果你还有一张多余相片的话，请寄来一份。”[1]
——列夫·托洛茨基致亚历珊德拉你·索科洛夫斯卡娅·布朗施泰因，写于圣彼得堡监狱，1906年5月17日
得了白喉的小谢尔盖已经遵循医嘱卧床一周有余了。但在美国之旅的最后一星期，这场热病最终治愈了。谢尔盖想出门。这间维斯大道的逼仄三室公寓开始像监狱一样难受。他请求，他恳请。他像所有9岁小孩那样缠着不放，直到他的母亲不堪其扰，忽视了更好的方案。
娜塔丽娅告诉谢尔盖，可以出门了。医生对此不表反对。谢尔盖只能待在附近，并在半小时内回来。别忘了，纽约市开始由冬转春。温度不再一天天跌破零度。路边的雪堆开始溶化。人们走街串巷，或为杂务，或只是逛逛。春天的宗教节日还有两周就要到了——4月7日的复活节，4月8日的逾越节。不过身为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夫妇并不庆祝其中任何一个。
娜塔丽娅当天有大把事情要忙，她得做好归国前的收尾工作。娜塔丽娅已为孩子们办好了布朗克斯公立小学的离校手续——他们已在这里习得了一些英语，足够交上美国朋友了。娜塔丽娅并不需要为这趟旅程打包太多行李，他们不带家具和艺术品，衣物不多，也没多少纪念品。他们才到美国10周，没时间收集太多杂物。作为多年来的资深流亡者，托洛茨基夫妇早已学会了轻装旅行。他们最终将只为自己和孩子们带上三包东西，没有行李箱，也没有包装盒。
娜塔丽娅大概会在本周与露丝·哈默（医生的妻子）一起，乘坐露丝本人的奢华私人汽车出游观光，并享受一顿临别午餐。两个孩子：谢尔盖和利奥瓦也大感兴奋。对他们而言，这趟旅程意味着另一场大历险：搭乘另一艘大船横穿大西洋，有水手和大烟囱同行，有海鸥和冰山共舞，与陌生人们同船，然后是一望无垠的海景。他们终将看到父母的生长之地——俄国。
不过令人神伤的是，这也意味着离开纽约。他们还没怎么去了解这座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宏大，如此忙碌，如此兴奋。
从登陆的那一天起，谢尔盖就迷上了纽约。他喜欢数东西，而这里的数字又生长得如此之大：摩天大楼上如此之多的楼层，如此之多的地铁商店，如此之多的街道。他们住在布朗克斯维斯大道第172街。父亲的办公室在圣马可坊，或者叫第8街。街道数字或涨或落，而这取决于他们步行的方向。
谢尔盖常常以他9岁孩童的好奇心幻想着：如果你走得够远，会不会竟而抵达“第1街”？在那之后呢？“第0街”？再往后呢？这也许听起来傻傻的。但就在母亲那天让他离开卧床、给他穿上暖暖的衣服、送他去人行道之后，小谢尔盖便开始漫步了。他并未计划远行，只打算走上几分钟。天知道如果他再选一次，又会如何。谢尔盖一路向南，街道的数字也越来越小。他穿过一条大街，越过马匹和汽车，看到了大街另一边的建筑物和商店。这个街区与下一个颇为相像。谢尔盖走到下一处街角，再下一处。随后他环顾四周。
情况有变。谢尔盖观察到，第172街以南的街道不再以数字标注，而是用上了专名：詹宁斯街（JenningsStreet），弗里曼街（FreemanStreet）。在他抵达第167街之不久，维斯大道却消失不见，成了别的街道：西农场路（WestFarmsRoad），接着是霍伊大道（HoeAvenue）、韦斯特切斯特大道（WestchesterAvenue）。
谢尔盖又走了一会，已经没有任何他眼熟的街道了。他认不出其中任何一条的名字。谢尔盖环顾四周只看到公寓大楼和商店，却没有一栋在他家附近。他在哪里？他走过了哪条路？
他走得越来越快，也不确定走哪个方向。黄昏随之降临：他迷路了。
而在公寓楼内，娜塔丽娅正忙着打包行李、决定带哪些物品穿越半个世界回到俄国。不久之后娜塔丽娅注意到，谢尔盖还没回来。半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如约回来。此时的娜塔丽娅走到窗前外望，却并没有看到人行道上的谢尔盖。她下楼跑到大街上、走到街角，也未能看见谢尔盖。娜塔丽娅再次环顾四周、苦苦等待，接着又回到了楼上。但时间接着流逝，依旧一所所获的她变得焦虑起来。怎么办？她拿起电话拨给了她在《新世界》的丈夫，但他也不知所措。于是，娜塔丽娅只能继续等待。
此时此刻，一点也不害羞的谢尔盖开始询问大街上的路人：他在哪里。哪怕距家已有12个街区之遥，谢尔盖在这片居民区还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能听懂他俄英混合口音的路人。这位陌生人最后带着他穿行数个街区，找到了最近的警察局。在这里，一名身着蓝色警服的和蔼男人询问谢尔盖，他是否知道自己公寓楼的电话号码。当然，谢尔盖说。
电话最终响起时已是三个小时之后。娜塔丽娅疯狂地抄起了电话。她听到电话线那头有男子在说她听不懂的英语。接着，娜塔丽娅就听到了谢尔盖的声音，“我在这儿，”谢尔盖说。
现在，娜塔丽娅带着大儿子利奥瓦，一起快步跑向这家警察局。当娜塔丽娅走上前台、告诉大家她是谁之时，执勤警官们大感激动、解脱。“她受到了喜气洋洋的欢迎，”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就像是大家翘首以待的贵宾。”[2]娜塔丽娅看到，小谢尔盖正在和一名警官下跳棋，嘴里嚼着一根他们给的口香糖，与他的新朋友们相处甚欢。
美国，一个多么奇特的地方。街道上的陌生人乐于助人。警察很友善。他们就像热情的邻居，像招待最好的新朋友一样招待娜塔丽娅母子。俄国会不会也像这样？
在美国的最后日子里，托洛茨基至少曾作出过一次与纽约社会党当权派领袖们改善关系的努力。尽管，似乎并不是与莫里斯·希尔奎特和解。自从两周前在勒诺克斯赌场以微弱优势击败托洛茨基少数派报告以来，希尔奎特继续试图构建一个“联合和平阵线”——尽管，和平的大门已在他面前关闭。这个国家似乎将在数天之内加入欧洲战事。希尔奎特已经呼吁，4月7日在圣路易斯召开一次社会党全国紧急大会，并在会上处理这场危机。希尔奎特承诺了强硬的反战立场，但这只能招来各方的一致批评。他面临自身阵营日渐增多的反叛。反叛不仅来自托洛茨基的左翼阵营，也在颇具声望的社会党人士中引发共鸣：现在，他们突然决定先把国家摆在第一位。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尔、杰克·伦敦，历史学家古斯塔沃斯·迈尔斯（GustavusMyers），新闻工作者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等十余人都威胁退出社会党——除非本党放弃和平主义者立场，并支持前去“那里”。
与此同时希尔奎特坚称，所有社会党的反战行动都必须“严格依循美国立场”。不能总罢工，不能使用暴力，不能违法——这些观点是在疏离左翼的强硬路线。[3]
托洛茨基与一批希尔奎特派人士会谈，但进展并不顺利。托洛茨基仍然觉得这些人颇为恼人。他回忆说，他曾在某个时刻解释说，俄国民众的党派将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夺取权力。但正如托洛茨基回忆，他们“把我的说法当笑话。”其中一人对托洛茨基说，“不值得浪费5分钟驳斥我那毫无意义的白日梦。”托洛茨基写道，整个场景演变为“就好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一个活跃着迟钝冷漠、华而不实井底之蛙的水坑，之后所激起的反应。”[4]
时间所剩无几。托洛茨基决定利用他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日早晨再做一场演讲。这一次是在东第5街的贝多芬音乐厅，对蜂拥而至的500名全国犹太工人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ofJewishWorkmen）成员发表演说。当时的纽约公共市场专员（commissionerofpublicmarket）亨利·莫斯科维茨（HenryMoskowitz）碰巧与托洛茨基在当天早晨同台，他后来写下了当天的情况。这位古怪的俄国人已与这些移民工人们建立了联系——这一点使莫斯科维茨大为触动。莫斯科维茨注意到，当天早晨坐在讲台上的托洛茨基是如何如何地“衣衫褴褛”，“脸上饱经风霜”，看起来“没刮胡子”，头发“乱蓬蓬地”。他就像是一位“战斗着的煽动家，他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意愿去关切自己的形象。”他凝视四周，以他那“热忱而闪耀的双眼。”[5]
但是，及至托洛茨基登台开讲时，这番印象就骤然改变了。托洛茨基的形象并不重要。他的出场就已闪耀全场。“冷静，诚挚，没有意外。他那锐利的金属质声线穿透了整个大厅，毫不费力就折服了众人。”
托洛茨基以俄语发表演说。尽管有朋友做了零零碎碎的翻译，这对莫斯科维茨仍是一门新语言。但莫斯科维茨感受到了大厅内观众的反响：轻声笑语，接着是开怀畅笑，然后是频频点头。所有人的眼神都聚焦在这位衣衫褴褛的男人身上，他们“将托洛茨基视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莫斯科维茨写道。演说本身——就莫斯科维茨能听懂的那部分而言，展现了托洛茨基的非凡功力。他将世界大战描绘为一场资本家之间的火并：美国的摩根集团对上德国的布莱希罗德银行家族（Bleichroeders）。此外还有英法两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这些金钱大亨们相比，国家和政府都只能叨陪末座。全球各地工人们的共同利益则与之针锋相对。世界“只有一场战争，”托洛茨基告诉听众们，“那就是阶级斗争；只有一个敌人——资本主义。”[6]
演说结束后托洛茨基坐了下来，享受全场簇拥而来的掌声。他将与美国告别，也告别这里的点点滴滴。
[1]Volkogonov,Trotsky,42.
[2]Trotsky,MyLife,278.
[3]Pratt,124,andDraper,92–93.
[4]Trotsky,MyLife,276.
[5]Moskowitz,“TrotskyontheEastSide.”
[6]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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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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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领事馆
“托洛茨基中等身材、蓬头黑发，戴着厚厚的眼镜。外形上毫无吸引力的他，在这群人里却是嗓门最大。几次会面之后，托洛茨基给我的观感是一位确定无疑的‘环境适应障碍人格’；他的演说和手势都是那种神经过敏的人。他的声音高亢刺耳，试图以他那近视但热烈的眼神俘获听众。”[1]
——1917年时任俄国驻纽约副领事皮埃尔·罗茨基，写于1948年
视线转回纽约：托洛茨基开始制定离境计划。人行道上行步匆匆之时、在最爱的布朗克斯餐厅用早餐时、乘地铁时、与孩子们玩乐时、或是在单极咖啡馆品茶时，托洛茨基的大脑都在飞速转动，思绪直抵俄国。这个主意都使他入迷，激发了他在工作时间、写作谈话、与朋友无休止交谈之中的活力。而在《新世界》，托洛茨基也继续出产着专栏文章和演说，但他的注意力几乎都全部聚焦于俄国革命之上：这场革命必须得是一场工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随时可以席卷欧洲。
托洛茨基对1905年记忆犹新，那是最近一次起义爆发的年份。回忆往事更坚定了他迅速归国的紧迫感。他本人曾于1905年成为第一批抵达彼得格勒、并加入运动的流亡者之一。捷足先登给了托洛茨基机会扮演关键领袖角色，他得以会见起义领导人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他们苏维埃的性质。与资深同道们交换记忆之后，1905年看起来更加像是这次1917年新起义的彩排。但这一回，沙皇已经消失，最大障碍已经去除。他们这次会赢。
托洛茨基注意到纽约周遭的兴奋度与日俱增，美国人自己正在准备对德作战。战争话题从每一个街角向他袭来：铜管乐队和漂亮姑娘们上阵征兵；游行和集会；士兵们荷枪实弹，警戒肃立；每天的报纸头版都在鼓噪着“德国袭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于3月末明确表态，要求国会于4月2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考虑宣战。百老汇制片人、本周曾于第47街滨河剧院（Strand）在他本人出演的喜剧《百老汇琼斯》（BroadwayJones）中以踢踏舞和歌唱引起轰动的乔治·M·科汉（GeorgeM.Cohan）在从他老家罗谢尔（Rochelle）乘火车前往纽约的途中草草记下了一支朗朗上口的曲调。科汉将这支曲子命名为“约翰尼，拿起你的枪”。很快所有人的嘴唇都在哼唱着这首歌，其旋律要么一路沿街而行，要么就回响于大厦小屋，余音绕梁：
在那里，在那里
寄语，向那里寄语
美国人正在赶来，美国人正赶赴那里
战鼓咚咚，鸣响遍地
托洛茨基仍在关注这样的美国事件，但他与之更加疏离了。自从1月抵达纽约以来，托洛茨基已经尽力使美国社会党激进化，并已培育了一批本地骨干活动家。托洛茨基享受这里的人文、电影、咖啡馆和图书馆；见识了美国的财富和科技。但是，这些现在都要退至次要了。美国将独善其身。在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俄国人圈子里，他们只谈论彼得格勒和归国之事。
就在《新世界》编辑部里，他们五个人已经开始制定旅行计划：托洛茨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以及两位编外撰稿人、费城的V.沃洛达斯基（V.Volodarsky）和新泽西的钟表匠古斯雄·梅尔尼尚斯基（GuschonMelnichansky）。而在这座城市里，准备加入他们的人还有数百人之多。
与困处瑞士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相比，托洛茨基的归国之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相对简单。他也需要官方文书才能返抵俄国，但无需费心费力鼓捣“铅封列车”，也没有理由同敌国达成秘密交易。自上次横穿大洋以来托洛茨基已有了一本法国护照，但是新的俄国革命要求他再换一本合适的新护照。俄国已经宣布大赦政治流亡者，因此理当给他一本护照。他所需做的不过是南下领事馆、走进前门大厅申请罢了。至少，这也是他们新政府的承诺事项。
急务先行。纽约市的俄国领事馆数天之前刚刚宣布其已准备停当，欢迎归国流亡者们前来申请旅行文书。托洛茨基本人抢了头香——据领事馆官方说法，他确实“就是第一个”——第一个行进领事馆，也第一个递交申请。[2]
1917年的俄国领事馆把其地址安在了百老汇街55号的一家办公楼里，这里位处华尔街以南、纽约三一教堂附近。步入馆内、准备声张个人权利的托洛茨基却发现这里一片混乱。服务沙皇多年的领馆职员和外交官们正在东奔西走。这些日子里，彼得格勒发来的命令自相矛盾、莫名其妙，外交人员们被轰炸得心力交瘁。正如副领事皮埃尔·罗茨基回忆，危机期间官方拍来的第一封电报丝毫没有向他们交代政治局势，但却命令他们从墙上取下所有沙皇尼古拉及其家庭成员的肖像。作为回应，从纽约到芝加哥，从旧金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巴黎到马德里，遍布全球的俄国外交官们都跑进他们的办公楼，将帝国证章和沙皇肖像取下。他们要么将其存入仓库，要么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尽管渴望消息，俄国领事和副领事们仍取消了整整一周的演说、集会和采访。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说什么。
最重要的是，临时政府投下了一枚大震撼弹——宣布大赦政治流亡者。然而，领事馆们手头并没有他们各自城市里确切的俄国政治流亡者名单。这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彼得格勒的外交部也要求他们，拒绝将旅行文书发给那些无法证明自己确切俄国人身份的人。这是一项预防措施，意在针对试图潜入俄国的德国间谍。[3]但是，真正的流亡者很少会持有俄国护照。许多人离开俄国正是为了逃避抓捕，他们要么改名换姓，要么就是未曾记录在案的难民。将“真流亡者”从假冒者之中鉴别出来，也许是不可能的。
罗茨基还记得那一天在领事馆招呼托洛茨基时的情形。他回忆了托洛茨基与他会面时的盛气凌人态度，他那“刺耳，略有些歇斯底里的声音。”罗茨基并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他向自己的上级、总领事米切尔·乌斯季诺夫（MichaelOustinoff）求援。乌斯季诺夫决定与托洛茨基单独会面，他后来说这是出于“好奇”。托洛茨基的激进史让他在这件办公室里小有名气：乌斯季诺夫毫无疑问看过俄国保卫部那里的托洛茨基档案，外交官们也都读过他在《新世界》上的专栏文章。如果说这位托洛茨基先生代表着“新俄国”的话，那么乌斯季诺夫想亲自见见他。
不过从他们落座的那一刻起，一切寒暄客套就迅速消失了。根据加入这场会晤的罗茨基在多年之后一份亦庄亦谐的记载，托洛茨基开始向他们宣教：谁现在运转着这个国家，而谁并不是。托洛茨基提醒两人，他们属于那个“旧政权”，“观点陈旧不堪”。托洛茨基坚称，身为一位“非凡人物”，他本人归国天经地义。乌斯季诺夫试图打断托洛茨基，并终究用一句俄国老谚语插了句话。“鸡蛋并不能教导母鸡，”他说。托洛茨基对此回应说：“领事先生，很明显您并未把握到时代脉动。我们已经来到了鸡蛋教导母鸡的时代。”[4]
有鉴于此，乌斯季诺夫决定再把皮球踢回给他的副手罗茨基。36岁的罗茨基曾于圣彼得堡皇家大学法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接受教育。1913年外派纽约之前，罗茨基曾于布鲁塞尔、梵蒂冈和蒙特利尔出任领事职务，还做过沙皇的欧洲特使。他是一名外交老兵，但他也不甚了解自己开始与之打交道的人。
及至两人坐定，罗茨基先是给了托洛茨基一张新俄国护照。这张护照印在装饰华丽、沿用数十年之久的标准信纸之上，国家象征——帝国双头鹰就镌刻于一派花边雕饰之中。但是，托洛茨基拒绝接受。他不希望有任何沙皇标志出现在他的护照上：那是旧俄国。相反，他坚持让外交人员们为他印一本新护照，使用朴实无华的白色信纸，只需证明他进入俄国的权利即可。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证实托洛茨基的忠诚（bonafides）。罗茨基深知，他在处理即将蜂拥而至的申请人时都得面对这个问题。有鉴于此，罗斯基提议召集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每一个当地俄国政治派别各自派出的代表组成——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以此甄别想要回国的各派俄国人。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编出一个由领袖们作出担保的归国优先名单。
托洛茨基同意了。但他得对这一过程嘲笑一番。“他们要求给出我们是俄国革命组织成员的证据，”他在某晚以难以置信的口吻对路德维希·洛尔说。“一个个国家追捕我们时安在我们头上的罪名，”他说，“突然成了一枚承认我们是荣誉公民的公职勋章。”[5]
接下来几天里，就在领馆职员们为托洛茨基制作文书之时，罗茨基也召集了他的俄国流亡者工作小组——不管这愚蠢与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代表《新世界》[6]，并理所当然地由托洛茨基发言。布哈林一如往常地友善开朗，与前沙皇官员们亲切交谈，在这个古怪的圈子里显得拙嘴笨舌。会面中的布哈林保持沉默，显得颇为投入，但却一言不发。罗茨基对此颇为好奇。照他的设想，布哈林是两人之中更聪明的那位。为此他特地向布哈林的一位朋友询问此事。这位朋友解释说（也许同样是亦庄亦谐地），布哈林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瑜伽拥趸”，他享受“全神贯注，冥思苦想”。[7]
他们最终拿到了护照，清除了第一个障碍。下一步就是购买轮船船票。
现在，托洛茨基已经组织了一个归国小队：有16名俄国同胞愿意与他、娜塔丽娅和两个儿子一同回家。这个小队包括两位托洛茨基在《新世界》的同事——他在圣马可坊的拍档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以及来自新泽西的撰稿人古斯雄·梅尔尼尚斯基；一位名叫康斯坦丁·罗曼琴科（KonstantinRomanchinko）的木匠也将与他们同行。木匠的妻子仍然生活在俄国，不过木匠本人却是高度非政治化的；还有一位名叫W.西洛伊马·杜克霍姆（W.SchloimaDukhom），他是唯一一位坚持坐头等舱旅行的人。
16人决定一同前往位处第1大道的俄国轮船公司，找公司代理人亨利·C.萨罗（HenryC.Zaro）购买船票。这里北距《新世界》编辑部只有几个街区。托洛茨基与扎罗都说俄语，他也顺理成章地出任了大家的发言人。在萨罗的帮助下，他们一一检核了日期、日程和日历，最终决定乘坐“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Kristianiafjord）。这是挪威-美国航线上的一艘舒适、相对崭新的蒸汽船，能搭载1200名旅客，航速15节。这艘船将带着他们从纽约航向挪威卑尔根，他们也将在那里坐上火车横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终返抵俄国。这艘船有一个经停港口——新斯科舍（NovaScotia）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正如萨罗所说，二等舱的船票每张价值80美元（今天这相当于一张纽约和巴黎之间的一等舱双程机票）。头等舱的舱位则需要114.5美元。
付款的时候到了。托洛茨基从每位旅伴那里收集钱款，所有人都自己支付旅费。托洛茨基递给萨罗总计1394.5美元的一大叠钞票，买回了16张二等舱船票和1张一等舱船票。[8]萨罗接着将船票交予托洛茨基，他将之一一分发。他们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了。
最后还有一个环节：托洛茨基和他的组员们还得拿到英国签证。船只需要经停英国封锁之下的哈利法克斯，英国官员们将登船缉私。于是，众人沿着百老汇路南下，来到了白厅街44号的英国领事馆。事情在这里又一次进展顺利。他们步入领馆，遇见的是友善得力的职员。托洛茨基和朋友们都填写了调查表和问卷。紧接着，托洛茨基又进行了一番复杂的复核。“当着一名英国外交官的面，我在英国领馆办公室里给俄国领馆打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确认我已履行了所有正式手续，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踏上我的旅途了，”他说道。[9]最终文书工作完成，英国人同意签证。“他们告诉我，”托洛茨基写道，他们“在我回国的归途中将不设置任何障碍。”[10]
事情成了。他们完成了所有相应步骤。他们有船票、护照、签证，以及所有相关国家的保证。“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将于3月27日（周二）早晨10点从布鲁克林一侧的港口码头起航，这一天距离托洛茨基踏足新世界是整整十个星期零两天。
此时，托洛茨基回到他在圣马可坊的办公室，给布朗克斯家具店的销售、曾为他的维斯公寓供应桌椅、地毯和床铺的那位亨利·福伊尔（HenryFeuer）打了一通电话：“福伊尔同志，我就要去俄国了，”托洛茨基说。“你可以拿回你的家具了。”[11]
威廉·怀斯曼听说了托洛茨基造访俄国领馆的全过程。那里的资深外交官皮埃尔·罗茨基知道，遍布纽约全城的怀斯曼朋友们会享受这个故事，他们包括西德尼·莱利和怀斯曼的间谍组长诺曼·斯维茨。[12]毫无疑问，罗茨基借着几杯伏特加的雅兴说了这个故事，引得大家阵阵爆笑：托洛茨基在他办公室里的滑稽古怪，盛气凌人地对待总领事，并教训他们的“陈旧观点”。
怀斯曼也听说了托洛茨基造访白厅街44号——他自己办公楼的全过程。怀斯曼的团队也将在当天批准他们的签证。
迄今为止，怀斯曼丝毫没有出手干扰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不日就将离开这个城市，怀斯曼的工作却并未结束。他仍然需要操心费力于那些威胁颠覆俄国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也许，还有他们背后的德国特工。
比如说，怀斯曼已听说了托洛茨基光顾蒸汽船票务室一事。那位向托洛茨基等人出售“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舱位的代理人亨利·C.萨罗也是怀斯曼谍报网的一环。萨罗广交朋友，这些朋友会向诺曼·斯维茨透露风声，斯维茨接着会再向怀斯曼汇报。[13]报告的一个细节显然引发了极大注意：托洛茨基本人为整个小组支付了船票钱，他交给萨罗一大叠钞票，总计1340.50美元。对一位一般意义上的清贫革命者而言，这可是一笔炫目的钱财。托洛茨基从哪里搞到这笔钱？从富有的德国人那里？从犹太有钱人那里？又或者是柏林的特工那里？
怀斯曼似乎漏掉了一个细节：托洛茨基从其余16位旅伴那里一一收来了金钱，他们都付了各自的旅费。
不止如此。怀斯曼还一直听到报告说，托洛茨基从遍布纽约当地的德国人那里收取钱财。怀斯曼一定是注意到了德语社会党日报《纽约人民报》举办的特别募款活动，这笔钱是用来资助托洛茨基及其同道们回家、支援革命者的。这还没算上那些在贝多芬音乐厅、勒诺克斯赌场等地演说和集会上的募款。而且，正如怀斯曼所见，这笔钱的绝大部分都确定无疑出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之手。是否有德国间谍隐藏其后？间谍人数达到了多少？怀斯曼毫无概念，也没有真实途径发掘出来。
怀斯曼竭尽了资源。他找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素以恐惧“俄国-犹太-社会党”闻名的理查德·J.H.戈特海尔（RichardJ.H.Gottheil），请求他发动自己在犹太社区里的人际网络。[14]怀斯曼或许也从一度任职于俄国-美国-亚洲公司（Russian-American-AsiaticCorporation）的那位名唤尼古拉·伏尔加（NikolaiVolgar）的官员那里听到了风声。这位伏尔加先生后来宣称，他可以出庭作证托洛茨基收过德国人的钱。[15]也许，怀斯曼已经通过斯维茨，在西德尼·莱利那里听到了更多。西德尼·莱利能从商业伙伴亚历山大·韦恩施泰因那里打探到消息——此君也许曾与他的“疑似亲属”、《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有过交谈。[16]
但是，决定性人物随之出现。讲俄语的特工、长期与苏格兰院和俄国内务部共事的卡西米尔·派尔纳斯给怀斯曼传来了一条信息。英国情报机构档案里没有任何派尔纳斯报告的副本留存，但档案包括一份怀斯曼的文件。这份文件证实了派尔纳斯报告不仅存在，而且至关重要。[17]显而易见，报告涵盖了对托洛茨基本市活动的具体陈述。
现在怀斯曼决定行动。至少，他要先发制人、谨慎行事。怀斯曼采取了正式步骤：起草一份警告，密电告知他在“军情1c处”的上级们。
由全部犹太资金支持（他们背后也许是德国人），这里的社会党人正在开展一项重大行动。他们要借助正在加速的政治大赦，将社会主义革命者们送回俄国。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俄国现在的政府，建立一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共和国；他们还要在包括在内的别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主要领袖是托洛兹基（TROTZKI），此人曾是3月20日本地大型集会的主要演讲者。托洛兹基说，他打算于3月27日前往俄国。据报告，一些社会党人已于3月19日搭乘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船只离开了。[18]
一向考虑周到的怀斯曼却止于疏忽：他并没有建请皇家海军在哈利法克斯拘捕托洛茨基、甚或是阻止托洛茨基离开纽约港。怀斯曼并未直言指控，托洛茨基正计划与德国单独媾和。
怀斯曼拍出这封电报的时间是3月23日，比托洛茨基的计划离境时间早了4天。这给了怀斯曼思考、收集事证的余裕，也许还有稍后采取更强硬措施的时间。
一个想法在怀斯曼的心中渐渐成型：既然德国支持之下的社会主义者们威胁要在彼得格勒惹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在俄国安插一些高知名度的社会党呢？这些人也许会给英国带来有效帮助。而且，就算情势不妙，他们至少也能发声对抗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声音。怀斯曼已经构想了一项条理分明的计划：派遣声名卓著的左翼人士回到俄国，让他们反击那些反英宣传。数周之内，他就将从J.P.摩根（J.P.Morgan）﹝1﹞那里融到75000美元，并推行这项计划。
但目前为止，怀斯曼仍需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如何对付托洛茨基？
也许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就在敲定旅行计划之后不久，托洛茨基抓住机会赢得了一位他事业的皈依者。不久前，纽约流行英语月刊《皮尔逊杂志》（Pearson’s）的一名编辑、出生于爱尔兰、胡须浓密、傲慢自大的弗兰克·哈里斯（FrankHarris）请他到访。托洛茨基慨允了了这次邀请。一些主流进步人士已开始注意到托洛茨基，哈里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决定与托洛茨基面对面接触。哈里斯已经沉浸于社会主义——至少，他乐于谈论社会主义。从事写作生涯之前，于编辑伦敦《晚间新闻》（EveningNews）和《周六评论》(SaturdayReview)、并写作一系列小说之前，在登陆纽约编辑《皮尔逊杂志》之前，哈里斯曾做过体力劳动。擦鞋匠，牛仔，布鲁克林桥建筑工人……他做过形形色色的苦力活。他还发明过一种名叫“下流女妖”的色情牌戏（pornographiccardgame），纸牌上画着男神女神们，各自摆出支离扭颐的各色姿势。哈里斯认为，如果有人可以理解这位托洛茨基先生不吐不快言论的话，那个人就是他哈里斯。
于是托洛茨基沿着第2大道北上，步行穿越12个街区，来到了哈里斯位于东24街的《皮尔逊杂志》办公室。这个选址要比《新世界》昂贵得多，远非后者所能承受。哈里斯殷勤招待，托洛茨基答应停留几个小时。哈里斯的记载里没有提到翻译，但他一定需要一名——哈里斯似乎只能说很少的俄语或是德语。
他们轻松地开着玩笑，话题从政治到哲学，再到世界大事。哈里斯发现他的客人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大体上并不自私，”后来他说道。[19]哈里斯甚至颇为轻松地质疑起了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俄国人，”哈里斯说，“不大可能比他的邻人更努力工作，除非他能从工作中比邻人更多地得到什么，”哈里斯提出。托洛茨基对此立即回应说：“我们都应当为俄国和未来工作。”接着托洛茨基还说，“我们想要一场彻彻底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方方面面都与资本主义制度针锋相对。”[20]
在某个时间点，托洛茨基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哈里斯回复说，“你在吓唬我。”
他们谈了几乎整个下午，直到托洛茨基不得不离开。哈里斯恰好在托洛茨基起身时询问他返抵俄国的旅行计划。当托洛茨基提到在哈利法克斯的经停时，哈里斯表现得大惊小怪。“我的上帝啊，”他问道。“您真的不应该这么放心大胆地把自己交给一个英国港口。”
据哈里斯回忆，托洛茨基回答说，“为什么不？”“您忘了，英国人是我们的盟友。”
“如果您觉得，英国政府自认为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家、或是您这样的煽动者的盟友的话，那么您错了。（他们）将您视为是比德皇、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兴登堡更危险的人。”
“尽管他们私下不喜欢我，他们也不会生事；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所有俄国人的盟友，”据哈里斯回忆，托洛茨基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起大笑了几分钟。最后，哈里斯一路相送，为托洛茨基指明了回去的街道。[21]
回到《新世界》编辑部后，托洛茨基写了几篇最后的专栏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为路易斯·弗拉伊纳而作的宣言。这篇宣言将于托洛茨基离开美国之后刊登在《国际主义者》上。接下来，一个“最终麻烦”到来了。电话响起，有人说找他。托洛茨基抄起电话，听到了娜塔丽娅的声音、一种极不寻常的紧张语调。他们的儿子谢尔盖走失了。数天卧床之后，娜塔丽娅让谢尔盖独自出去走走，到维斯大道透几分钟的气。然而，孩子却跑丢了。
﹝1﹞美国银行家。
[1]Routsky,69,73.
[2]Routsky,71.
[3]OnprecautionagainstGermanspies,seeNewYorkTimes,March22,1917.
[4]Routsky,71.
[5]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6.
[6]Inhisaccount,RoutskysaysthatTrotskyandBukharinrepresentedBolsheviks,anobviousmistakesinceTrotskydidnotjointheBolsheviksuntilJuly1917,aboutfourmonthslate.Routskywrotehisaccountin1948,afterTrotsky’sassociationwithBolshevismwasunavoidable.
[7]Routsky,74.
[8]Beckerreport,3.
[9]LetterfromTrotskytoRussia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attachedtoTrotskyarticle“InBritishCaptivity,”inClassStruggle,December1918.
[10]Trotsky,MyLife,279.SeealsoTrotsky,“InBritishCaptivity.”
[11]Kirchwey,“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4.
[12]Spence,TrustNoOne,157.
[13]Spence,“HiddenAgendas,”17.
[14]Fowler,Wiseman,111.
[15]Spence,“HiddenAgendas,”11.
[16]OntheWeinsteinrelationship,seeSpence,TrustNoOne,163etseq.
[17]SeeDocumentCX015649,memorandumfromC.E.Dansey“ReferencePILENAS,”January19,1918,BritishArchivesKV2/502.
[18]Document625(alsonos.169987and170514),“MemorandumfromW.W.onInternalConditions(NeutralCountries),”March22,1917.BritishArchivesKV2/502.
[19]Harris,195.
[20]Harris,198.
[21]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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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间谍再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章间谍再临
脸宽须整、头发精洁、花呢套装的威廉·乔治·艾登·怀斯曼是一名典型的年轻英国男爵，他主管英国在纽约市的情报活动。华盛顿和俄国传来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
怀斯曼已经以曼哈顿岛南端他的办公室为中心布设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组织帝国。仍在英国军需部职务掩护之下的怀斯曼现在将职权范围远远拓展到了惯常的反间谍工作（比如为军火船安排警卫，追踪可疑的德国人）以外，他本人已成为英国在美国的顶级外交官之一，成为英国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白宫之间的主要幕后联络人。这条联系渠道主要构筑于怀斯曼与威尔逊纽约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之间的新友谊之上。
为了建立与豪斯上校之间的联系，曾是校队拳击手和德国毒气幸存者的怀斯曼先得踢走一名竞争者：他的名字叫盖伊·雷吉纳德·冈特（GuyReginaldGaunt）船长、英国海军武官。1914年以来，冈特一直担任纽约军情处处长的职务。有人形容冈特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海军前战列舰副舰长是一位“美食家”和“浪漫之人”。冈特本人称之为“轻松惬意的水手工作。”[1]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将自己的圣诞新年个人假期私自延长到了1917年1月。冈特不在的时候，怀斯曼趁机上位。他不仅取代冈特与豪斯上校建立了关系，还重组了军情处，取消了冈特的大部分情报角色。度假归来的冈特发现他之前的大部分职权已遭褫夺，他对怀斯曼极力抱怨，却徒呼奈何。英国上级和美国上校豪斯都作出了决定：他们喜欢这项新安排。大为沮丧的冈特只能被迫接受，这次事件给他的痛感将持续多年。[2]
但结果是，现在的怀斯曼得同大西洋两岸的头面人物掰手腕：英国外交部，美国总统，以及他在“军情Ic”的神秘老板“C”。当英国驻美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莱斯（Ceco;Springs-Rice）爵士抱怨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有安全问题时——松松垮垮的门锁，可疑的讲德语邻居——他把怀斯曼找来解决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怀斯曼的团队还在纽约破获了一起连环袭击印度的重大阴谋，手中积累了一大批文件。据内部报告称，其中含有数千名潜在麻烦制造者的信息。[3]怀斯曼手下领薪水的员工很快就达到了30-40人。
随着美国加入欧战几乎板上钉钉，怀斯曼也将大把时间花在同美国外交官、警察和军事情报人员的接触之上。他们交换着巨细靡遗、无所不包的情报：从德国潜艇的长相，到英国的船运程序。[4]
一个新问题来了。这个新问题甚至大有可能再拓展他怀斯曼的角色：如何对付这些俄国人？所有俄国人。
1915年抵达纽约市之前，怀斯曼在俄国事务上并无特别背景。但他不会不观察到，彼得格勒革命如何激励了当地移民。怀斯曼期待这些庆祝活动，他深知纽约俄国人憎恨沙皇的程度之深。但怀斯曼在俄国人的欢庆反应之外还看到了事情另一个更麻烦的面向：大批大批的俄国激进社会主义者们突然筹钱回国。显而易见，他们此行是去颠覆、解体这个脆弱的新临时政府。
这对英国意味着大麻烦，也是至高的风险。德国意在瘫痪英国人食品军火供应的无限制潜艇战已经产生效力，英国害怕再失去任何对战德国的优势。就这一点而言，沙皇退位已是上帝保佑了。克伦斯基，米留科夫等新领导人都已做了清楚表态。他们承诺让俄国留在大战中，保留那支仍然约有500万士兵的军队，为协约国而战。这样一来就会迫使德国人继续在东西两线分散其兵力。
但这些纽约社会主义者们可都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听起来比临时政府更亲德国。俄国新临时政府的权力仅能在狭窄范围内运行。如果一部分激进分子真的成功回国、并组织起同道们颠覆了临时政府呢？或者开启一场内战？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使俄国退出战斗？又或者同德国单独媾和？
大量当地社会主义者似乎急不可耐要制造麻烦，他们的领头人就是《新世界》的那个急性子：列夫·托洛茨基。
怀斯曼现在已对托洛茨基知之甚详，或者说他学习速度很快。他和团队成员们建设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谍报网络，纽约遍布着他们的支薪特工。怀斯曼的情报官、一度是记者和战场老兵的诺曼·斯维茨掌管着一批稳定可靠的间谍和线人，其中就包括俄国出生、后来被称为“王牌间谍”的西德尼·莱利（SidneyReilly）。莱利当时正在纽约为俄国张罗武器船运，同时他本人也从中获利颇丰。亚历山大·韦恩施泰因（AlexanderWeinstein）是莱利在这些武器交易中的商业伙伴，他大有可能是激进报纸《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的亲族。[5]
间谍网甚至透过莱利和韦恩施泰因接触到了社会党领袖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那位曾在该党不久前的决议委员会里与托洛茨基和路易斯·弗拉伊纳共事的杰出人物。作为一名律师，阿勒伊尼科夫曾为莱利和韦恩施泰因代理一些商业交易。这些都造就了一个热络的小圈子。
那位曾在勒诺克斯赌场聆听托洛茨基演说的卡西米尔·派尔纳斯干净利落地融入了这个圈子，但他另有一种幽暗习性。派尔纳斯的卧底特工史可以追溯到20年前。1872年出生于立陶宛科夫诺（Kovno）的派尔纳斯于1890年代末登陆伦敦，他很快就同时引发了苏格兰院（ScotlandYard）﹝1﹞和俄国保卫部（Okhrana）两家秘密警察机构的浓厚兴趣，同时成为了他们的线人。派尔纳斯很容易就与德国和俄国的流亡者打成一片。他能说德语和俄语，还有着渗透激进分子团体、向雇主们告发他们的专长。1913年派尔纳斯抵达美国，利用苏格兰院的推荐信得到了一个舒服的美差。他先是和海军军官盖伊·冈特共事，接着又与怀斯曼和斯维茨合作。
1917年的派尔纳斯是不是仍与俄国保卫部的纽约办事处保持联络？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派尔纳斯已经不领薪水，但保卫部在纽约至少有一名特工。他叫乔治·帕特里克（GeorgePatrick）,曾在这一时期报告过托洛茨基的活动。[6]不过，怀斯曼后来也坚称，派尔纳斯只为他一个人工作。[7]
派尔纳斯同保卫部的瓜葛也将他与另一项“源远流深”的“著名”沙皇遗产联系到一起：曾以戏剧化形式上演的强势虐犹（Jew-baiting）。这段时间，派尔纳斯开始同另一名俄国移民相交甚欢。他叫鲍里斯·布拉索尔（BorisBrasol），一名俄国律师。1913年沙俄政府针对梅纳海姆·孟德尔·贝里斯（MenahemMendelBelis）那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bloodlibel）案进行时，布拉索尔正是公诉团队一员。贝里斯是基辅一家砖厂的主管，沙皇政府指控他以“人祭”（ritualkilling）谋杀了一名13岁的基督教男孩，并将男孩的血用于犹太教仪式。这项诉讼以其丑陋的中世纪诽谤遭到全球同声谴责，就连基辅当地的检察官都拒绝办案。没有物理证据能将贝里斯与犯罪联系到一起。历经两年的诉讼折磨后，一家全由基督徒组成的陪审团宣判贝里斯无罪开释。但哪怕在多年后的纽约市，鲍里斯·布拉索尔依旧为他本人在诉讼中的角色辩护，也为诉讼对犹太教“人祭谋杀”的认定辩护。[8]
1916年，布拉索尔以俄国军需委员会探长（chiefdetective）的身份来到纽约。两年之后的1918年，他和派尔纳斯两人再度成为一项臭名昭著的反犹行动中心人物。这一回，他们充当了英语版宣传物《犹太长老议定书》（ProtocolsoftheEldersofZion）的主要鼓吹者。这份文件由俄国内务部于1890年代炮制，文件声称揭露了犹太领袖们支配全球的阴谋。布拉索尔和派尔纳斯将向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出示这份当时在西方罕见的《议定书》，并呈递一份书面报告，将布尔什维主义大加渲染为一个犹太人的阴谋。派尔纳斯本人还尝试用一份《议定书》敲诈美国犹太协会，开价50000美元。[9]
现在是1917年3月，同一位卡西米尔·派尔纳斯也在为英国军情处的威廉·怀斯曼出谋划策。他紧紧盯着俄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犹太人），监控他们如何筹款将革命者们送回国去颠覆彼得格勒新政权。派尔纳斯第一个盯上的，就是极为显著的列夫·托洛茨基。[10]
不管预想为何，怀斯曼很快发现自己掉进了派尔纳斯力主的思维模式之中。纽约大量的移民激进分子碰巧都是犹太人，这不足为奇：犹太人构成了东欧移民中的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通常是俄国犹太人，德国激进分子通常是德国犹太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芬兰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任何来自世界那片地区的移民团体。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怀斯曼有特别的反闪米特倾向，他一生中同许多犹太人打交道。战后的怀斯曼还加入了雅各·希夫自家的金融机构库恩·洛布公司，成为一名合伙人。1920年代的怀斯曼还成了反闪米特人毁谤的目标，只因他本人“发音犹太”的姓氏。美国情报机构也将秘密指控怀斯曼有犹太祖先——尽管他有10代英国血统——并以此作为他忠诚度的污点。[11]1917年，大量服务于英法美三国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士都将犹太人视为一个不寻常、有其独特立场和利益的准国家组织。
但是，这些听起来无知的言论产生了后果。反闪米特主义绝不仅仅自我设限于俄国或是德国之内。当时就连许许多多西方的警察、政治家和军事分析家们都照单全收了这一套犹太人形象、并加以扭曲、再附上古老的刻板印象，由此将犹太人刻画为国际上的局外人；犹太人自有其宗教、语言、食物和敌意满满的民族主义，是一群独自生活的愤愤不平者；他们还是掌控金钱的商人或银行家，有着秘密的全球联络纽带；而他们的中低阶层天然受激进事业吸引。西方人将犹太人描述为一个独立的种族，就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非洲种族一样——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语言模式——但带有一个特别诅咒。犹太人命中注定苦难，这要追溯到《圣经》中的“国家原罪”（nationalsins）。
所有这些要素都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正式的政府情报报告，其中就包括美国战争部辖下的军事情报局（MilitaryIntelligenceDivision）。[12]
就连未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在一篇1920年的文章中提出了“锡安主义（Zionism）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说法。丘吉尔认为，有两种犹太人并存于世：“好犹太”和“糟犹太”。糟犹太人包括“国际主义犹太人”和“恐怖分子犹太人”，他们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成员。[13]
无知，刻板印象，恐惧，愤怒，宗教信仰，或是刻意贬损，这些都导向同一个结果：1917年已经存在的恶毒种族偏见预示着，此后30年里它的声音会更加强盛，并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受训成为一名情报官员的威廉·怀斯曼既然浸淫于这般环境之中，也就很难无视这一事实：“犹太身份”似乎就是将如此之多的纽约社会主义者们连结起来的粘合剂。但是，豪斯曼将如何看待此事？犹太人反抗俄国沙皇合情合理，他们对俄国的敌意也是数十年迫害之下的正常反应，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是的，犹太人也许是一个多元群体，绝大部分是忠诚、不问政治的。但怀斯曼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描述德国人——这并未改变他们是英国致命敌人的事实。
不出意外的话，怀斯曼将义不容辞地报道此一事项。他在英美情报系统的同僚们——被自身的偏见驱动着——似乎都确信犹太人的关联性。一些人已经递交了相似的报告，内容也惊人地冗长。比如说，美国战争部在这一时期曾与怀斯曼交换一份有关美国本土激进分子动态的文件备忘录（filememo），其内容堪称典型——它将布尔什维克，工运人士，爱尔兰和印度异见人士——归为一类，并命名为“犹太事务”。[14]远为糟糕的事情将在数年内到来。
以下事项将怀斯曼的视线带回列夫·托洛茨基身上：犹太人，俄国人，社会主义者，自称的革命者，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富有奇理斯玛气质的领袖，遍布国际的联络人，这些危险符号都集于托洛茨基一人。托洛茨基轻而易举地成为怀斯曼案头报告里的顶级人物，他们好奇地为托洛茨基做了一番“人物画像”。事实上，怀斯曼从未与托洛茨基面晤过，但证据显示，有关他的一些事实铁案难移：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对彼得格勒新政权的看法毫无疑义。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高高兴兴地换掉这个政权。就在本周，一位不具名的《新世界》编辑——托洛茨基，或者他的一位朋友——告诉《纽约呼声报》，1905年以降的“战斗团体”（托洛茨基等人）已是“迫不及待回国，推翻独裁建立共和国。”[15]他们宣布的计划还能更直白吗？
这位托洛茨基先生谈到世界大战时也直言无忌，他在任何场合都明言自己对这场战争的鄙视。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大像是柏林的朋友。“哪怕革命者们掌握了权力，他们也不会与德国单独媾和，”托洛茨基曾于当周告诉《纽约时报》。“他们并不喜欢德国。他们不想看到德国取胜，但他们厌倦了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匮乏。他们想停战。”[16]
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读一遍托洛茨基的演说词，也能清楚体会到他那方向迥异的愿景：“这场革命（即将）从俄国蔓延到俄国和奥地利，并使战争结束，”他对观众们说。[17]这些话不像是一名失败主义者的措词。不管现实与否，这段预言与“投降德国”有着天壤之别。1917年的此时此刻，伦敦和巴黎很少有人会对这种事情有丝毫抱怨：一场发生在柏林的革命推翻了德皇，并终结了战争。
这位托洛茨基其实是英国可以合作的人？如果俄国孱弱的临时政权终究落入激进分子之手的话，相较于其他人，这位托洛茨基会不会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对怀斯曼而言，这个问题至关重大。他有权处置这个局面。在英国对德国的战时封锁之下，任何离开纽约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船只——前往俄国或是间接去往德国的门户——都得在新斯科舍（NovaScotia）的英国港口哈利法克斯（Halifax）停船。英国官员将登船缉私，搜穿船只和乘客。他们有权当场没收。每位乘客都得从白厅街44号英国领事馆内的护照控制办公室取得签证，方能继续旅途。发放签证的正是威廉·怀斯曼本人的“军情1c处”。
如果怀斯曼想阻止托洛茨基或是任何人返抵俄国，他只需要求领事馆拒发签证就可以了。如果他不想在纽约弄得满城风雨，他大可以电告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让他们在那里拘留此人。易如反掌。
英国曾在战争中反复动用这一权力，并多次惹恼了旅客们。在本年二月末，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就上了头条：他们登上正在航向哥本哈根途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客轮“弗雷德里克八世号”，没收了现居华盛顿特区的匈牙利伯爵夫人曼弗雷德·马图切卡（ManfredMatuschka）价值25000美元的黄金，以及其他乘客的小额黄金。英国人声称，它们已构成战时禁运下的走私。刚刚被驱逐出华盛顿特区的德国前任驻美大使约哈恩·海因里希·伯恩施托夫（JohannHeinrichvonBernstorff）伯爵当天碰巧也在这艘船上，他竟然褒奖了英国人“彬彬有礼的搜查”。在另一次事件中，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们从瑞典轮船“斯文·杜·里耶茨号”（SvenduRietz）号上抓走了一人，指控他走私橡胶。英国人没收了他的行李箱，拘留了他，直至将其引渡回美国。[18]
怀斯曼将如何对付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先生？如果俄国人和美国人发给托洛茨基旅行文件的话，怀斯曼敢不敢半路杀出？以及，如果他阻止了托洛茨基，他又将如何对付别人呢？
现在，就在彼得格勒革命之后的这些愉快日子里，威廉·怀斯曼还在等待。突发事件将迫使他迅速行动。
滞留在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是归心似箭。列宁感到“像是被封印在瓶子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描述了那些日子里他的一举一动。[19]
列宁最早是从一位名叫莫伊谢·布朗斯基（MoiseiBronski）的苏黎世年轻邻居那里听说了彼得格勒起义。读到一份早报后的布朗斯基一口气就跑到斯皮埃戈尔加塞街（Spiegelgasse）14号的公寓楼上。“您听到这则新闻了吗？”他大喊着。“俄国发生了一场革命！”[20]大吃一惊的列宁同布朗斯基一道出门，满苏黎世地探寻其详。列宁加入了阵阵庆祝队列——俄国流亡者们在一起击掌拥抱，痛饮欢歌。
回到家中的列宁独自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石破天惊！如此出人意料！”他开始给老友们写信。“如果德国人没有撒谎的话，革命确已发生了，”他给因涅萨·阿曼德写信说。“我激动莫名。我不可能去斯堪的纳维亚了！”[21]列宁还急电他最亲密的布尔什维克盟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GrigoryZinoviev），让他迅速从波恩回来。他们需要制定计划。
革命终于来了！但身在瑞士的他们将如何领导这场革命？不论如何，列宁得先返抵俄国再说。但是，怎么回去？
从瑞士回到俄国乍一看来几无可能。只需抽空看一幅地图，列宁就能明白难题所在。瑞士没有海港，也没有同俄国接壤的边界。一场世界大战正在两国之间的地带如火如荼。前往俄国意味着采行三条路线之一，而每一条都荆棘重重：他可以向北穿过法国，并乘船经北海抵达芬兰。但是，法国军方不会允许列宁通过本国领土。他如今已是一位众所闻名的逃亡者和革命家，就算法国人放行，英国海军也会在海上截胡。
列宁也可以一路向南，穿过意大利，扬帆地中海，经黑海抵达敖德萨。但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大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也不大可能放行。
还有一条直来直去的路线——东北向，穿越德国。但这条路线也麻烦多多。途径德国意味着须经德国军方批准，这可谓凶多吉少。如果列宁显露出任何与德国人同谋的迹象，他的声名将毁于一旦——不仅在社会党人那里，也特别在俄国那里——一个仍然在战争中与德国作战的国家。他将涉嫌叛国，这可是死罪。“我们似乎回不了俄国了！”列宁在给因涅萨·阿曼德的信中绝望地说。“英国不会放行。穿过德国（的主意）也不可行。”[22]
归国心切的列宁旷日持久地苦思对策。在某一时刻，他计划化装成一名瑞典哑巴暗中穿越边境。[23]他还想过租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前线堑壕，但有人提醒他，在1917年，最好的飞机也飞不了那么远。不仅常常坠毁，也会被轻易击落。[24]
另一位滞留的俄国同侪、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Martov）则提出了另一个曲折复杂的主意，这个主意唯有俄国同意与德国释放同等数量的战俘时才可施行：那时他们将向德国申请获准越境。这么一来，整件事就转化成了战俘交换性质，而不是叛变交结俄国的战时敌国。但当俄国外交部长保尔·米留科夫拒绝（交换战俘）时，这个主意也失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彼得格勒也传出了种种细节。列宁听说了临时政府新任部长们的名字——米留科夫，李沃夫，古契科夫，等等——这些细节只会更坚定他的决心。“布尔乔亚们已经成功地把屁股坐上了部长的位子，”列宁告诉克鲁普斯卡娅。他们的目标“乃是愚弄人民。”[25]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得设法阻止他们。
怎么办？哪怕远在瑞士，列宁也看到了“答案”。关键就在于新近革命催生的另一个新机构：彼得格勒工人联合会（苏维埃）。这就是他们的武器。1905年时的列宁还对苏维埃弃之不顾，因为它与列宁本人的布尔什维克理念相悖。列宁认为，革命必须由职业革命家领导。但这一回，列宁的看法有所不同。1917年诞生的这个新苏维埃已经使其本身成长为一支堪与临时政府分庭抗礼的可畏力量。它独立发声，准备好了颠覆、取代临时政府。列宁立即看到了这一潜在可能，并急于抓住它。
最早在3月16日——托洛茨基告诉《纽约时报》彼得格勒新政权将无法存活的同一天——列宁就给他最喜欢的信使——挪威的亚历珊德拉·柯伦泰拍去了一封电报，要求她示意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继续反战立场，并抵制一切与孟什维克的和解。[26]接着，列宁变本加厉。他给柯伦泰拍去了第二封电报，这一封的指示更为直接：“我们的策略——彻底的不信任。绝不支持临时政府。总而言之，绝不支持克伦斯基。将武装普罗大众作为唯一保证。立即选举进入彼得格勒市议会。不与其他党派结盟。将这段话传回彼得格勒。”[27]
接下来的一天天、一周周里，列宁将他的新想法形诸笔墨，写成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远方来信》（LettersfromAfar）的文章，以及被称为他《四月提纲》（AprilTheses）的一整套教诲。这些文字都标志着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一大剧变。不同于1905年，这一回的列宁将毫不犹豫地号召“立即变革”：消灭临时政府，社会主义者夺权。列宁回国后的几周内，彼得格勒街头的标语就反映了这一新路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但目前而言，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能等待时机。列宁仍然被困在瑞士，徒劳无功。他只能等待。
没过多久，挫败感终究还是迫使列宁重加考虑一个更久远、先前已予拒绝的选项。在沙皇倒台之后的最初忙碌日子里，除了那些已发送的重要信息，列宁又加上了一条。他致函身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多年老友雅各·福尔斯滕伯格（加涅茨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回到俄国，”信件写道。[28]福尔斯滕伯格有的是门路促成此事，其商业伙伴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AlexanderIsraelHelphand）便是个中荦荦大者——他便是为资深激进分子们所知的那位帕尔乌斯，那位现下富得流油的德国资本家特工。
迄今为止，列宁仍然拒绝与帕尔乌斯进行任何联系。他曾公开谴责帕尔乌斯为叛国者和政治弃儿。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帕尔乌斯本人在听到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后也有了一个计划。他策划帮助列宁——不管列宁想不想要他的帮助。
帕尔乌斯可没怎么让战争影响他的生活方式。他在哥本哈根的生活颇为舒适，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兴致勃勃。在大战中保持中立的丹麦同时与两大阵营做生意，并从中获利颇丰。首都哥本哈根充斥着投机客：股票商人，囤积食品者，军火交易商，等等。丹麦本地人以当地特产将他们命名为“炖汤大亨”（goulashbarons）。145家食品工厂几乎彻夜不停地生产着便携食品罐头，并以高昂价格出售给堑壕两旁厮杀正酣的各交战国军队。
哥本哈根的帕尔乌斯如鱼得水。他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编辑他的报纸。近日来他的每一笔投机似乎都大赚特赚。他最近的一次大手笔生意是：将德国开采的煤炭装船运到丹麦、倾销占领市场，把丹麦长期以来的煤炭供应者——英国赶出丹麦市场。这项投机生意使他将数百万丹麦克朗收入囊中，并打击了英国的煤炭出口——这使德军高层大为欢心。滚滚而来的金钱不仅满足着帕尔乌斯在美食和奢侈品上的昂贵品味，甚至还允许他支援一些精心采择的慈善项目：高尚其事的“战争社会后果研究所”；资助德国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在夏天去海滩度假。
“鉴于我的个人品行，将我定性为资本家可就太离谱了，”帕尔乌斯于1918年吹嘘说。他仍在尝试将自己装扮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我找不出不把我从资产阶级那里囤积来的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我这边阵营的理由。”[29]
但在帕尔乌斯的全部事业里，他仍然最珍视其中一项：在俄国实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将其与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军事胜利连结到一起。他实现此一夙愿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听说俄国革命的帕尔乌斯兴奋不已。“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他在自己的报纸《死亡之钟》上写道。“为了实现和平，为了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事业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民主的德国必须向民主的俄国伸出援手。”[30]
多年以来，帕尔乌斯都在利用德国赞助的出口生意，于俄国国内密植特工和资金池。为这一机会他可谓是蓄谋已久。现在他拜会了朋友乌尔里希·卡尔·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UlrichKarlvonBrockdorff-Rantzau）——德国在哥本哈根的高级外交官，并向他详述了自己的主意。此前，帕尔乌斯就曾与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一起密谋过。来丹麦之前曾于维也纳、布鲁塞尔、圣彼得堡任职的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他即刻便看到了个中逻辑。“对我们而言，这些革命进展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告诉同僚们。[31]帕尔乌斯请求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将他的主意电告柏林，得到了同意。这位外交官向柏林报告说：“革命胜利了，俄国已是政治瘫痪。制宪会议意味着和平。”在德国高级统帅看来，这套理论清楚有力。他们开始了行动。搞定德国这边之后，帕尔乌斯接着着手启动等式的另一边。他通过商业伙伴、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朋友雅克布·福尔斯滕伯格给列宁递话，向列宁推荐了一条归国之路：在德国的庇佑之下，穿越德境。如果列宁想要来一场革命、推翻俄国新政府的话，帕尔乌斯和德国一定会百般协助他。
福尔斯滕伯格迅速将此信息传了出去。他既写了一封信，也派出了一位名叫格奥尔格·斯科拉茨（GeorgSklarz）的私人信使去苏黎世和列宁会晤。不过，列宁嗅到了麻烦。他透过一位助手回电警告说：“信件收悉。大叔（列宁）愿闻其详。官运私人，非所适当。”[32]斯科拉茨接着亲赴苏黎世，当面将这项计划呈告列宁，但他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斯科拉茨提出为列宁和他的心腹助手们支付穿越德境的火车费用——这让列宁们本质上成了德国雇用的特工。此时的列宁给斯科拉茨下了逐客令，并终止了谈话。列宁决心，要避免一切他本人与德国政府之间的明面联络。
秘密谈判仍在持续。帕尔乌斯迅速跑到柏林，并在朋友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的帮助下成功预定了一次对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的私人拜会。部长显然抓住了这个机会。结果，帕尔乌斯只见到了副部长——这是日程冲突的结果——但这个无妨——德国同意了这项计划。柏林授予帕尔乌斯全权建立与列宁及其狂热拥趸们的谈判管道，并开始筹措金钱资助他们的行动。
现在，帕尔乌斯通过福尔斯滕伯格向列宁本人发出了面晤请求，但列宁再一次拒绝了。相反，列宁派出助手卡尔·拉狄克前往斯德哥尔摩，充当敲定最终细节的中间人。随后几天里，德国外交部为列宁的行动申请了500万马克的拨款，得到了财政部的批准。[33]
计划迅速得到了落实。一共32名俄国人将一起乘坐一列火车出行，这其中包括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朋友因涅萨·阿曼德，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盟友季诺维也夫，拉狄克，马尔托夫，以及其余一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头面人物。这列火车的一部分将被当做“中立领土”隔离开来。列宁和同侪们将支付自己的车资，尽量不着任何行迹。他们在旅途全程都无需同任何一名德国人交谈。后来大家都将这趟列车称为“一列铅封的火车”，尽管在事实上车门并非全部关闭。
对德国而言，这项计划具备全面性战略意义。这是为了赢得东线战事的孤注一掷：在混乱的后革命俄国注入一批可能是最富纪律性、最具决心的骨干激进分子。对列宁而言，这给了他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大好机会。而对帕尔乌斯而言，这意味着对他可能的辩白。似乎所有人都将成为赢家。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的家安在风景如画的滑雪胜地霍尔门考伦小镇、克里斯蒂安尼娅市附近冰雪覆盖的群山山脚。自从结束第二次纽约之旅回到这里，自从听到彼得格勒传来的振奋消息之后她便忙成一团，很难再回复到原先的规律生活。克里斯蒂安尼娅是所有西欧首都里距离俄国本土最近的前哨站。从彼得格勒偷运出来的信件，穿过芬兰跑出来的难民，从俄国拍发的电报，都要现在这里落脚。这处落脚点给了柯伦泰一个独特视角，使她成为第一批听说俄国首都巷战新闻的西方人士。早在3月11日，柯伦泰就在看到一份报告后写道，“我的心脏开始砰砰直跳。我立即了然，这一次绝非虚张声势，”此时，战斗依旧激烈进行，悬而未决。
沙皇退位的消息最终传来之时，柯伦泰正在参加克里斯蒂安尼娅的集会。“我冲进大厅之中；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她在日记中如此记载当时情景。“我想狂奔疾走。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战争的尽头！这绝不仅仅是快乐而已，而是某种头晕目眩的狂喜。”[34]当大赦政治流亡者的消息接着传来时，挪威当地的俄国人立即开始争抢回家的火车票。
柯伦泰渴望加入他们。她在霍尔门考伦和克里斯蒂安尼娅都没有亲友，却在阔别九年的彼得格勒留下了不少朋友。参与这场期盼已久的革命——这个大好机会强烈地驱使着她。更有利的是，相较于她的同志们（列宁或托洛茨基），柯伦泰回到俄国的麻烦可要少得多。从克里斯蒂安尼娅回国的旅程包括1000多英里的陆路、火车穿越瑞典森林和苔原的漫漫羁旅，但是边界可就友善得多了。一路上并没有战争地带，也没有敌对国家。
身处挪威的柯伦泰仍有职责在身——特别是为布尔什维克们通邮，将消息运进运出俄国。但她估计，安排他人暂代这一职务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柯伦泰需要指示。她电请苏黎世的列宁，当天就收到了复电：“请求殊奇：从这里获取‘指示’。此地信息殊少，”列宁说。“指示在彼得（彼得格勒）。那里有我们现下的领袖同志们……我们血战一周，却迎来了米留科夫、古契科夫和克伦斯基！好吧，就这样。战争孕育了这场革命，这只是第一步。它不会是结束，也绝不仅限于俄国事务。”[35]
通邮职责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列宁对她有一项请求：暂不回国，等等看再说。（临时政府）宣称的政治流亡这大赦令也许是一个圈套。她应当让别人先回去看看，会不会有人在途中被逮捕。但更重要的是，列宁需要柯伦泰先帮帮他的忙。他已请求柯伦泰立即向彼得格勒拍发一批重要电报。除此之外，列宁也想让柯伦泰帮他将一些东西带回俄国——这就是一系列给彼得格勒当地同志们的指示信，要求他们坚定信念反对这个临时政府。列宁请求柯伦泰将这些信件随身携带，送给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Pravda）办公室，并立即刊发。就这一敏感使命而言，列宁绝不相信第二个人。
列宁深知，不管他与德国人之间达成的协定有多么复杂，柯伦泰都将远在他本人之前抵达彼得格勒。她得成为他的信使。
柯伦泰同意等待——但不会太久。
﹝1﹞伦敦警察局所在地，也是其代称。
[1]Troy,442,443,459.
[2]Formoreonthesorefeelingsandcontroversy,seegenerallyTroy.
[3]SeememorandumtoColonelMurray,September6,1918,Wisemanpapers,Folder,171.
[4]SeeFowler,23–24.
[5]OnReillyandWeinstein,seeSpence,TrustNoOne,andmemorandumfromCaptainCharlesBillinghartoMajorNicholasBiddle,WarDepartment,April13,1918,inMIDRG165,9140-6073.Weinsteinhadeventhrownadinnerpartyinhisapartmentaftertherevolutionthat,accordingtolaterAmericanintelligencereports,includedseveralunnamed“Russians”and“Socialists,”includingnodoubthislikelyrelativetheNovyMireditor.SeeSpence,“HiddenAgendas,”13,citingMID9140-6073,August23,1918.
[6]Spence,“HiddenAgendas,”5,citingrecordsoftheParisOkhranaatStanfordUniversity’sHooverInstitute.
[7]SeeCX015649,extractofmemorandumfromC.E.Dansey,January19,1918,inBritishArchivesKV2/502.
[8]SeeSpence,“Tsar’sOtherLieutenant,”202.
[9]GenerallyonPilenas,seeBendersky,JewishThreat,54–55;NationalArchivesfileOG105638,RG65,M1085,andNationalArchivesMIDdocumentinRG16510110-9210.
[10]DocumentCX015649,memorandumfromC.E.Dansey,“ReferencePILENAS,”January19,1918,andDocumentCX625(alsonumbered169987and170514),“MemorandumfromW.W.onInternalConditions(NeutralCountries),”March22,1917,bothinBritishArchivesKV2/502.
[11]SeeJeffreys-Jones,30.
[12]See,forinstance,(a)“MemorandumonJudaismandthePresentJewishWorldMovement—AStudy,”preparedbytheDivisionofRussianAffairs,MID,September1919,no.254-3;(b)“MemorandumfortheChief,PositiveBranch,”fromM.Churchill,directorofmilitaryintelligence,October2,1919,no.245-15;(c)“FromOfficeofMilitaryObserverinRiga,Latvia,toDirectorofMilitaryIntelligencere:JewishImmigrationtoU.S.A.,”LSno.593,November27,1920,allinMIDRG165.SeealsogenerallyBendersky,JewishThreat.
[13]Churchill,“ZionismversusBolshevism.”
[14]UnsignedmemofromWarDepartment,OfficeoftheChiefofStaff,Washington,Wisemanpapers,Folder173.
[15]“RevolutionMustNotStopuntilFreedomComes,SaysNovyMirEditor,”NewYorkCall,March17,1917.
[16]NewYorkTimes,March16,1917.
[17]NewYorkCall,March17,1917.
[18]“MemorandumtoD.I.D.fromNavalAttaché,”March30,1917,Wisemanpapers,Folder165.
[19]ZemanandScharlau,209.
[20]Goldstein,8;seealsoVolkogonov,Lenin,106.
[21]Volkogonov,Lenin,107.
[22]Volkogonov,Lenin,110.
[23]Volkogonov,Lenin,107.
[24]Service,Lenin,255.
[25]Volkogonov,Lenin,107.
[26]Service,Lenin,255.
[27]LettersfromLenintoKollontai,fromPorter,230,andVolkogonov,Lenin,108.
[28]Volkogonov,107.
[29]ZemanandScharlau,204.
[30]DieGlocke,March24,1917,inZemanandScharlau,207.
[31]ZemanandScharlau,207.
[32]ZemanandScharlau,210.
[33]ZemanandScharlau,219.
[34]Clements,102.
[35]LettersfromLenintoKollontai,fromPorter,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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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旋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三幕：革命
第十九章旋风
“俄国人为自由的战斗……最终以民主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一千多年以来，俄国人第一次免于暴政控制，并自由自在地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以他们自身的方式，摹画未来的命运。”
——乔治·凯南，《展望》，1917年3月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铁的事实。（他们）给了欧美各国的布尔乔亚以可乘之机，他们说革命已经胜利，现在业已完成……错了。当他们同群众运动打交道时，他们可都是惊人般愚蠢。”[1]
——列夫·托洛茨基，《新世界》，1917年3月17日
托洛茨基得到新闻时已是3月15日（周四）傍晚，地点是圣马可坊的《新世界》编辑部。当天下午，他和布哈林等人正在编辑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工作几近收尾时，电话铃声大作。他们听到了兴奋的敲门声，信使们带来了电文，人们戳着他们的脑袋问道：“你们听说了吗？”“你们知道什么吗？”传闻听起来惊天动地：彼得格勒骚乱！大臣们入狱！
大街小巷传来兴奋的欢呼声。纽约大片大片的移民聚集区都爆发了庆祝活动：哈勒姆，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特别是曼哈顿下东区。人们自发游行，纵饮欢歌，手舞足蹈。随着新闻的传播，庆祝像野火燎原一样扩散。一列高擎着红旗的游行队伍实在是太过兴奋扰攘，最后在克林顿街和休斯顿街演化为一场骚乱。人们投掷砖块和酒瓶并砸毁窗户，直至警察们赶来将他们分批驱散。
而在托洛茨基最爱驻足的第2大道单极咖啡馆，一名记者发现了“最盛大的狂欢和激情，”人们痛饮干杯，作长夜之饮。[2]
而在这逼仄的地下办公室里，托洛茨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和韦恩施泰因——他们都是沙皇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常客——一定也在高兴地大叫着。就像世界各地的新闻人一样，他们也把《新世界》已做好的明晨头版撕了个粉碎，重新制版。斗大的西里尔大写字母将占满头版三分之一页面：在俄国的革命（РеволюціяВбРоссіи）。[3]
英语报纸记者是第一批围堵这间小办公室的人，他们寻找着一切能够解释“刚刚发生了什么”的俄国人。“此时的美国媒体大惑不解，”托洛茨基回忆当天情形时说。[4]多年以后，他回忆了当时的一些零星谈话。“一封海外电报说，彼得格勒任命了一个古契科夫-米利乌库夫（Guchkov-Miliukuff）内阁。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个名字纷纷涌现：米留科夫（Miliukov），克伦斯基，李沃夫（Lvoff），大公，沙皇王子。这些人都是谁？电话铃响个不停。
“新闻工作者、采访者和记者从四面八方涌向《新世界》办公室，”托洛茨基写道。[5]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将连续两天参考这家社会党小报纸《新世界》的分析。
从零零碎碎的报道里，托洛茨基们迅速拼接出了一整幅事件图景：一周多以前，正处灯火管制的彼得格勒爆发了“食品暴乱”。第二天，上街的人群暴增至几乎20万人，并开始袭击政府大楼，在司法部纵火。警察和抗议者们在街头交火，警方架设在屋顶的机枪手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数百人。最终，总兵力达30000人之多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生了哗变，调转枪口向他们的长官开火。很快，士兵就和抗议者们就在街头打成一片，互称“同志”。他们开始逮捕部长，闯入奢华的塔夫利宫（TauridePalace）——国家杜马正在那里，他们渴望联合起来。混乱之中，沙皇在数天前曾谕令推迟召开的杜马决定自主行使职权。一群杜马代表们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并将他们自己的领袖安排到了高层职位之上。
此时此刻，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前身是1905年托洛茨基本人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自我宣布成立。他们征用了塔夫利宫的一部分地盘，宣称要独立自主为人民发声。他们的领导人来自工厂和济贫院，除此之外，一部分成员是本地的孟什维克，甚至也有几名布尔什维克。
在危机的巅峰时期，两位杜马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和瓦西里·舒尔金——一路跑到前线，并在爱沙尼亚边界的普斯科夫（Pskov）的皇家专列车厢里找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在那里与他会面。面临颠覆的尼古拉同意退位，并将皇冠传给他13岁的儿子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王子。但他本人又迅速收回了成命：他儿子的医生们解释说，年幼的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可能会死于压力。尼古拉斯接着又同意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这一回也失败了。接到通知的米哈伊尔拒绝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接管权力，他害怕自己也会被杀死或推翻。不过，鉴于那个选举产生的国家议会早已停开数月，这种“授权”已不可能实现。
就这样，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戛然而止。革命后的权力迅速转移到了一个脆弱的新结构——一个由中间派、自由派杜马代表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它管自己叫临时政府。
托洛茨基闻讯后，一项第一反应是抓起《新世界》忙乱办公室里的电话，打给他在布朗克斯的公寓。娜塔丽娅接了电话，她花了一天的时间照顾9岁幼子谢尔盖。谢尔盖因发烧辍学回家，一位医生诊断他患有白喉。托洛茨基告诉她革命的消息时，她也忍不住尖叫起来。她告诉了小谢尔盖，并将两个孩子带到一起，在托洛茨基的房间里庆祝。谢尔盖从小到大都在听父母讲有关俄国和革命运动的故事，他一下子就弄懂了。正如托洛茨基所形容的，“他一跃而起，在床上手舞足蹈。”[6]
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没花多少时间就讨论出了一个决定。数千名俄国流亡者及其家人在听到新闻后的当晚也掂量着同一个问题。纽约的10周生活给了托洛茨基夫妇休息、享受和放松的时光，他们还广交朋友，介入当地事务。但是，他们新扎下来的根很难取代他们的毕生事业。托洛茨基将生命中最好的20年年华都用在了俄国革命上。他撰写文章，讨论，规划，期待，并鼓励革命的发生。革命是他的强烈激情所在。
此外随着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对他这种激进者的镇压也会轻易到来。他将被关进纽约监狱——就像他们在欧洲时一样。
如果革命最终在俄国爆发，他们夫妇都必须在现场。“我们迫不及待要坐第一艘船离开，”托洛茨基回忆说。[7]
革命绽放第一道光芒之时，美国似乎没什么人为倒台的沙皇掬一滴同情之泪。从纽约、芝加哥到旧金山，俄国移民们自发上街庆祝，欢呼声震耳欲聋。周二晚上，15000人涌入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社会党主办的大型庆祝活动。莫里斯·希尔奎特、《前进报》编辑亚伯拉罕·卡汉、阿尔杰农·李和数十位本地要人都登台演说，大厅内的人潮挥舞着红旗。一张大条幅宣布说，“向新俄国致意！”他们唱着《星条旗永不落》和《美国》，还有一首略带哭腔的乡愁歌曲——老伏尔加船夫曲《伏尔加纤夫》（EyUchnjem）。
新闻爆出之后，希尔奎特也遭到一群讲英语记者的围访。他毫不困难地解释了他对革命几乎全然正面的观感：“（俄国）人民厌倦了战争和剥夺，特别是政府的无能和渎职，”他在声明中说。[8]希尔奎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内向人们预言，欧洲战争将很快结束，德国人也将迅速“像俄国人民处置罗曼诺夫王朝一样处置霍亨索伦王朝（威廉二世为首的德皇家族）和他们的容克阶级。”希尔奎特还说，“俄国革命是1914年8月黑暗岁月开启以来，从欧洲照向我们的第一缕亮光。”[9]
欢呼声不仅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者和移民圈，也远远超出了纽约一市范围。伦敦、巴黎和华盛顿都加入了庆祝队列。新临时政府启动之初的一大行动就是发誓继续在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这一新闻使英法领导人为之一振——他们长期以来都对俄国的军事失败颇为恼怒。英法两国还责备沙皇无能，认为他的宫廷里充斥着德国间谍。现在彼得格勒传来的电文说数十名亲德国的大臣已被枪决或是监禁，这也让他们为之鼓掌。
俄国卢布在金融市场价值暴涨。就连保守的东正教神父似乎也对变革表示高兴。在纽约东97街的俄国正教教堂，大主教埃夫多金·梅斯钦斯基（EvdokinMeschensky）在周日的主祷文里第一次漏掉了沙皇的姓名，这引人瞩目的举动使所有人都难以忘怀。
俄国新政权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承诺来一番地毯式的改革，给革命激情又添了一把火。他宣布立即释放政治犯。警方开始释放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狱牢里的数百名囚犯，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也重获自由。
克伦斯基还宣布大赦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并给予俄国犹太人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这后一条政策得到了纽约库恩·洛布银行掌门人雅各·希夫的迅速回应。希夫曾动用他的财富抗议沙俄的反闪米特主义，程度之激烈甚至到了阻挠给俄国战争贷款、资助反沙皇宣传年代地步。现在的希夫却从他的访问地、西弗吉尼亚白硫泉（WhiteSulphurSprings）给《纽约晚邮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盛赞俄国新政府。希夫还允诺给予政府财政支持，“随着一个伟大民族接触桎梏，”他写道，“俄国财政将大为改善，很快会在世界货币市场上跻身最受追捧的国家之列。”[10]
对革命的好感也一路来到了白宫里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里。威尔逊看到，沙皇倒台不仅仅是世界上一个可怖独裁者的谢幕，也为业已成为他本人最为头痛的头等大事清除了一只拦路虎：这便是如何最终将美国带入欧洲战争。
整整一个月里，德国潜艇都在持续击沉一艘又一艘美国船只：3月12日的“阿尔冈昆号”；3月13日的“孟菲斯城号”、“警卫队号”和“伊利诺伊号”；3月18日的“希尔顿号”；等等。3月初，报纸头条又披露了至少两条间谍密谋，这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愤怒声浪。其中一条谣言说，德国特工计划用炸药炸毁新泽西的布恩顿大坝（BoontonDam）。数十名警察急匆匆赶到了现场。布恩顿大坝为泽西城水库蓄水达70亿加仑之多；那里的一次爆炸将淹没整个洛克威溪（Rockaway）和帕萨伊克峡谷（PassaicValleys），并使数十个乡村、小镇、军火工厂成为泽国。爆炸并没有发生，但这并不足以阻止恐慌。公众的恐慌基于许多目击者的报告：他们声称，曾看到一名德国军官带着相机在水库上走动。一名目击者还声称，他听到这位军官在晚餐上谈论爆破计划。[11]另一个阴谋是，德国人计划炸毁长岛贝塞德（Bayside）的托滕要塞（FortTotten）。这一会也没爆炸成，但同样有数十名警察快速到达了现场。[12]
现在随着沙皇退位、新政权许诺自由，威尔逊可以公开与英法结盟作战了，再也不必将他本人与可憎的俄国专制者联系到一起。现在加入协约国意味着将为一个全新的自由俄国而战，这项事业也将是众所乐见的。白宫将于本周给予这个新临时政府以正式的外交承认。
自由，民主，还有一个开放的新政府。全球广为支持。（他们）也许会在战争中取胜。美国人为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鼓掌。他们将革命视为一项振奋人心的成功，也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谁会抱怨这件如此美妙的事情？似乎是普天同庆。
但托洛茨基和他《新世界》的小圈子却不这么想，这些人哪怕在小隐隐于市的纽约社会主义小世界里也属于边缘激进势力。他们的看法颇有不同。他们也倾注，但理由大异其趣。对他们而言，在俄国爆发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妙的，但根本没到“成功”那一步。相反，它仍然相当不彻底。它只是别的事情的一个前奏，另一场大戏的开场白。
革命消息传来的当晚、最初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几个小时，托洛茨基和同侪们在《新世界》地下办公室里工作到了很晚。托洛茨基本人在庆祝时，另有一位英语报纸的记者急匆匆冲进圣马可坊寻找一位俄国问题专家。托洛茨基认出这位记者来自《纽约时报》，不过，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位记者的文章从不署名，特别是在当时。他也许就是那位曾在勒诺克斯赌场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少数派报告票决时报道托洛茨基的《时代》记者。他似乎认识托洛茨基，喊出了他的名字，并管他叫列夫。
托洛茨基与这位记者坐在杂乱成堆的办公桌、书籍和一叠叠文件之间，他在深夜肯定会喝上一口热茶。有人负责翻译。
如何看待这个彼得格勒新政权？托洛茨基回答得干脆利落：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者们的利益或目标。”这还不够。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这个政权“差不多会短命而亡，并把权力交给那些更坚定推动俄国民主化的人。”[13]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托洛茨基可能一整夜都在谈这个问题。他和布哈林等人早已就此探讨了几个小时。是的，人民推翻了沙皇，但要看现在是谁掌握权力。他们告诉《纽约世界报》、《纽约美国人》、《纽约呼声报》记者，掌权者并非那些在彼得格勒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奋战的工人或士兵。人民被欺骗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已经被一个小集团抢走了。他们包括布尔乔亚自由派、沙皇辩护士们。这些人对多年来的腐败、他们自己街头的饥馑都置若罔闻。尽管这个国家已经历了灾难般的损失，他们还早已答应沙皇继续世界大战。“人民将不会满意。”[14]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场革命极好，它为自己在俄国乃至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毕生夙愿提供了机会。但目前它被劫持了。
只需看一眼这个临时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就好了。托洛茨基熟知他们每个人。当天深夜坐在逼仄办公室里的托洛茨基很可能会一边用指尖划过这些名字，一边眼睛眨得飞快，嘴里同时跳出连珠炮般的俄语。总理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李沃夫亲王（PrinceGeorgyYevgenyevichLvoff）是一名贵族，也是一位为官甚久的官僚、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新任陆海军部长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则拥有一家保险公司。身为一名保守派十月党人（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10月提出的有限宪政改革方案拥护者），古契科夫也曾做过沙皇的杜马议长。再往下看，名单尽皆如此。正如《新世界》所形容的那样，他们是所谓的“自由成分”，由那些“工业领袖和地产贵族”们组成。他们比沙皇本人好不了多少。[15]
只有一个例外：新任法务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新世界》诸君只给他说了几句好话。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党律师，克伦斯基曾于1905年起义期间为革命者们辩护，并结果因此入狱待了一阵子。克伦斯基仍然自称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出任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对托洛茨基而言，这个职位的成分可比他在杜马的席位好多了。
但是，克伦斯基只是一个例外而已。在托洛茨基眼中，更典型的临时政府人物是新任外交部长保尔·米留科夫。托洛茨基将单独花上几个小时谈论米留科夫。正是米留科夫曾于1906年第一次拼出了“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这个单词。米留科夫将此作为对托洛茨基的羞辱，他指责“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象”应为俄国此后的遍地混乱负责。[16]托洛茨基也曾数度反唇相讥。托洛茨基曾经以新闻通讯员的身份目击了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他指控米留科夫是俄国支持之下塞尔维亚军队隐蔽暴行的幕后推手。[17]
米留科夫，一名灰发宽脸、带着夹鼻眼镜、胡须格外浓密的学者。他本人曾于1890年代的一次学生暴乱后遭到沙皇警方逮捕，并被投入监狱。米留科夫已经写了好几本书，并曾于1903年在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报告。米留科夫是1905年时的俄国改革者，曾参与创办了立宪民主党（Kadet），并从那一年起连选连任杜马代表。但在1907年沙皇镇压政治自由派之后，他便放弃了一起激进派主张。从那以后，米留科夫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一名忠君杜马、军队强有力的支持者。尼古拉二世退位时，正是米留科夫坚持让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继承权力，做一名虚君沙皇，保住罗曼诺夫王朝血脉——一种也许是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克制无政府主义。
这就是托洛茨基眼中的临时政府：资本家，军人，皇室贵族。他不怎么喜欢。
但事件也呈现出另一面向。彼得格勒革命已使强大力量喷涌而出。混乱意味着机会。就在临时政府所在的同一座塔夫利宫，走廊的那一头驻扎着新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托洛茨基称其为人民的“真实面孔”。这个苏维埃已经“对自由派抢夺革命果实的企图发出了抗议之声。”[18]只要托洛茨基和同侪们得以及时赶回俄国，他们仍会像1905年一样重新战斗，但这一回他们将是赢家。
不过，托洛茨基当晚铺陈的这一整套革命理论却很难入《纽约时报》记者之耳。深知读者嗜好的记者迅速转向，将文章重点放在“沙皇倒台对世界大战的可能影响”之上。第二天早晨，他只撰写了一篇短稿：唤醒人民厌战情绪：但列夫【b】·托洛茨基说他们不愿单独媾和。[19]
整整一周，托洛茨基雪片般的报纸专栏和演说都在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不彻底革命”（incompleterevolution）。从周五晚间的贝多芬音乐厅开始，托洛茨基几乎每晚都登台演说。他的集会极富感染力和韵味，数千人挤到礼堂里会友，分享他的俄国记忆和地下经历。他们挥舞着红旗，喊到嗓门嘶哑，痛饮杜松子酒，唱着“马赛曲”或“低沼泽”这样的歌曲。[20]“俄罗斯的母亲们以食品暴动开启了这场革命，”托洛茨基向贝多芬音乐厅的人们说道。他的语调像是在谈家事。[21]他周二晚间在第116街勒诺克斯赌场的集会堪称典型：尽管它与希尔奎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大型集会时间冲突，但仍吸引了超过2000名观众到场。7名演讲者以7种不同语言登台演讲，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俄语，路德维希·洛尔的德语，路易斯·鲍丁的英语，桑特里·诺尔特瓦的芬兰语。
舞台秀和漂亮话影响之下，一场运动正在生根发芽：美国的数千名移民顿时渴望回国。其中许多人是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激进分子，渴望发动一场革命。但并非全部。随着沙皇倒台，自由也将随风而至。俄国听起来像是一个变革和友善之地。乡愁、对失去家园和离散亲人的想望、在一个理想自由国度开创新生活的机会，这些都打动了思乡的移民们。不管是列夫·托洛茨基还是莫里斯·希尔奎特，他们在每一场集会中都拿出帽子，为想要回家的俄国流亡者们筹款。一个自称“俄国执行委员会”（ExecutiveRussianCommittee）的新团体宣布了一项200万美元的筹款计划，为多达30万流亡者们筹集路费。[22]纽约另一家小型俄文报纸《俄国言论报》（RusskoeSlovo）也开展了募捐活动，将几乎10000人送上了归国旅途。
不过，望着勒诺克斯赌场集会人群的托洛茨基也许也注意到了另一张陌生面孔：一位谢顶浓须的男人正蹲在那里用俄语和别人交谈。他扫视室内，关注着一张张面孔，记住一个个名字。卡西米尔·派尔纳斯（CasimirPilenas）先生并不怎么鼓掌，他可是因公而来。派尔纳斯为纽约的一家组织工作，这个组织突然之间对这些激进分子的革命庆祝活动极感兴趣。美国当局也许仍对他们毫不在意，但派尔纳斯的老板、纽约白厅街44号英国军情处（MI1c）反谍机构的首脑却绝不会如此大意。
[1]Trotsky,OurRevolution,41.
[2]NewYorkAmerican,March16,1917.
[3]NovyMir,March16,1917.
[4]Trotsky,MyLife,276.
[5]Ibid.
[6]Trotsky,MyLife,278.
[7]Ibid.
[8]NewYorkCall,March16,1917.
[9]NewYorkAmerican,March21,1917.
[10]SchiffcableinNewYorkEveningPost,March19,1917.
[11]NewYorkAmerican,March15,1917.
[12]NewYorkAmerican,March14,1917.
[13]NewYorkTimes,March16,1917.
[14]NewYorkAmerican,March16,1917.
[15]NewYorkAmerican,March17,1917.
[16]Trotsky,MyLife,223.
[17]See,forinstance,“AnExtraparliamentaryQuestionforMr.Miliukov,”January30,1913,fromTrotsky,BalkanWars,403etseq.
[18]Trotsky,OurRevolution,41.
[19]NewYorkTimes,March16,1917.
[20]AnnouncementintheNewYorkCall,March16,1917.
[21]NewYorkCall,March17,1917.
[22]NewYorkAmerican,March1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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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俄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八章俄国
“我们不再是乡下人了。过去30个月里，悲剧事件接二连三。我们刚刚经历了生死攸关的大混乱，正是这些使我们成了世界公民。我们不会再走回头路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自身命运已与世界休戚相连——不管我们是否这么做。”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7年3月5日
周一晚上，社会党领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相约在一家剧院聚会，这可是“勒诺克斯赌场大捷”之前很久就已筹划好了的。《纽约呼声报》和兰德学院一起预定了纽约大学喜剧剧院的整个礼堂，并邀请“华盛顿广场剧团”的演员当晚演出。这是一场募款晚会，每张门票价值2美元（大约是今天的60美元）。礼堂共有约500个座位，组织方募款颇丰。
在演出间隙，大厅里到处都是衣着光鲜的夫妇们。他们讲着笑话相互逗趣，香槟和葡萄酒杯之声不绝于耳。希尔奎特夫妇，阿尔杰农·李夫妇，亚伯拉罕·卡汉夫妇，路易斯·鲍丁夫妇都来了。就连安娜·英格尔曼——那位曾为红十字会站台的女性也带着丈夫来了。“所有人都熟识彼此，”《呼声报》在描写自己主办的这场活动时如此写道。“两个社会党组织的好朋友们”都亮相了，他们的情绪带有“豪迈的同侪精神”[1]，《呼声报》报道说。
但是，阅读这份长长的与会者名单，有两个名字并未出现：列夫·托洛茨基和路易斯·弗拉伊纳。
在纽约社会党这个僻远小世界里，步出勒诺克斯赌场的列夫·托洛茨基威望只升不降。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准时抵达勒诺克斯赌场并参与了投票，不管他是出现在了大会尾声阶段还是根本没见人影，第二天从《新世界》到《纽约时报》，报纸清一色都报道了这场由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少数派报告引发的巅峰对决，以及戏剧性的101-79票决结果。托洛茨基与社会党领袖们针锋相对，辩得他们停下表决，并且距离击败他们只差两打票数。
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所说，社会党当权派也许已经“宣称挡住了我”——他未能受邀前往剧院晚会或是高档晚餐——但这只会使托洛茨基在普通大众之中的声名更盛。[2]现在“战事”平息之后，争议为他赢得了一位新朋友——目前为止美国名气最大的社会党名人、比莫里斯·希尔奎特等本地政治掮客都远为杰出卓荦的那位：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德布斯已于本周抵达纽约，作三场反对世界大战的演说。3月8日（周四晚）库珀联盟学院的大型集会是这一系列活动的顶峰。抵达曼哈顿之后的德布斯头几通电话里就有一通打给了列夫·托洛茨基，他希望托洛茨基到库珀联盟学院的讲台上与他同台。
尤金·德布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政坛享有特殊地位。他曾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超过90万张的选票——当时普选票的6%。与他一起逐鹿的群雄还包括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他打动了高度分裂的社会党党内各派——从激进者到中间派。魁梧瘦长的德布斯演讲风格奇特，双手像风车一样拨动，他的个性和过往经历都触动着观众们。普尔曼大罢工后德布斯遭到叛乱罪指控，曾为他出庭辩护的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律师说，德布斯是一名“睿智、机警、无惧的男人，”[3]就过往反抗当权者的经历而言，德布斯与托洛茨基简直可以处处对应。
来自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TerreHaute）的德布斯早在1890年代就已“愤世嫉俗”，他组织了美国第一个成功的全行业范围内的工会——美国铁路工人协会。1894年德布斯正是领导着这个工会发起了史诗级别的普尔曼大罢工，最终演变为对所有载有普尔曼汽车的火车的抵制行动。在罢工的巅峰时刻，德布斯的工会和同情他们的罢工者一起成功动员了超过20万名工人，事实上使芝加哥周边及以西各站的所有铁路交通都为之瘫痪。罢工只有轻微暴力，直到美国政府以保护邮政服务的借口介入并扼杀了罢工。联邦政府动用了军队，其中包括12000名美国陆军士兵。当地警消人员支持的军队抵达后，暴乱、开火和交火接踵而至，至少有30名罢工工人丧生。事件平息后，当地检察官将德布斯逮捕入狱，指控他犯有叛乱罪和藐视法庭罪。
但与1905年圣彼得堡起义后的托洛茨基颇为相似的是，德布斯也和克拉伦斯·达罗领衔的辩护团队一起，将审讯变成了义正辞严的讲坛。他痛痛快快地揭露铁路业主，以及他们私下里颠覆工会的密谋。因为这一事件，德布斯将系狱6个月之久。
作为社会党的创党领导人，德布斯经常与希尔奎特的纽约帮在政策和战术上产生龃龉。德布斯刚刚输掉了1916年的总统大选，但现在的世界大战又使他重燃激情。正如德布斯所见，这个国家即将卷入欧洲血战的可怕前景：工人们要么被迫杀人，要么就得被杀。做这一切的理由不过是为了维护金融利益罢了，这堪称一桩暴行。对德布斯而言这可不是走中间路线的时候，他喜欢在这位列夫·托洛茨基身上看到的战斗精神。
当晚抵达库珀联盟学院的托洛茨基必须得从摩肩接踵挤到墙角的人群中挤开一条通路，这些人付了15美分一张的门票，只是为了在过道里站或坐着。托洛茨基看到讲台上有为他预留的座位，周围都是社会党的天王们：像是执行秘书尤利乌斯·戈尔贝尔（JuliusGerber）、西部代表约瑟夫·D.卡农（JosephD.Cannon）。这里没有任何莫里斯·希尔奎特、阿尔杰农·李那一派人的席位。
托洛茨基回忆说，他见到德布斯时，这名老人就毫不犹豫地“拥抱并亲吻了我”。
一待德布斯开口说话，他就毫不犹疑地表明了他站在托洛茨基-希尔奎特这一边的立场。“我口说我心，”他大声喊道，“在这个地球上，我绝对拒绝为一切资本家政府打仗。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我将……宁愿因为反叛华尔街而被排成一排靠墙枪决，也不愿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叛徒而苟活人世。”德布斯告诉观众，他将发起一场瘫痪美国所有产业的总罢工。至于那些怯懦的政客，“我恳求大家，不要坐等你们的领袖来团结你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对拿到自己的薪水更感兴趣，而不是你们的解放。”对于“违法者”的标签，德布斯无所畏惧。他宣布：“我是一个保护奴役制度政府的叛徒。”[4]
非难很快就来了。中间派社会党人第二天联名谴责德布斯，称他在这一议题上代表社会党的发言和想法“严重错误”。纽约州社会党众议员梅耶尔·伦敦（）、作家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和威廉·英吉利·沃林（WilliamEnglishWalling）都一致谴责这篇演讲；拉塞尔给《纽约论坛报》拍去一封电报，将德布斯总罢工的见解称为“荒唐无稽”。沃林甚至变本加厉地指控说，莫里斯·希尔奎特也直接收受柏林方面的命令，“成为德国社会党的工具和白手套。”[5]
且让他们说去吧。托洛茨基大喜过望。在这场战斗里，德布斯清楚明白地为他辩护。托洛茨基后来褒扬了德布斯那“永不熄灭的内在火焰”和“如痴似醉的个人魅力”。他还写道，“这位老人并不属于那种‘干巴巴的人’。”[6]对托洛茨基而言，德布斯的唯一缺点是“他容易受那些在各方面都次他一等之人的影响。”[7]
1917年3月8日，就在托洛茨基在库珀联盟学院大厅与尤金·德布斯同台并拥抱的同一个晚上，在8000英里之外的彼得格勒﹝**﹞，一连串事件开始发酵。这些事件将彻底改变托洛茨基、俄国和全世界的历史进程。食品暴乱（foodriots）爆发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饥馑，战争导致的短缺，冬季酷寒一起发作，让生活条件变得极其恶劣。沙皇尼古拉二世从莫吉列夫（Moghilev）下令——这里位处莫斯科以西400英里——要求俄国士兵镇压抗议。沙皇还发布了两份谕令（帝国法令）。一份是立即推迟召开国家杜马（RussianDuma），另一份则是延后他自己的帝国议会（ImperialCouncil）。取而代之蔓延开来的却是一种古怪的沉默。欧洲各国首都发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正常新闻报道和电讯均停止输送。大批俄国黄金开始装船抵达西方港口，其中一些是通过匿名账号走私而出。谣言蜂起：铁路运输已经中断。又或者，根本没什么。
要等上足足一周时间的3月15日﹝1﹞周四晚间，全部冲击波才喷薄而出。新闻一批批抵达西欧，并跨越大西洋。它们就像雷电一样击中了人们：第二天早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头版印着俄国大革命；沙皇尼古拉退位。字号印刷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头条占满了半个版面。《纽约时报》则宣布：俄国爆发革命；沙皇退位；米哈伊尔摄政；皇后正在躲藏；据报道，亲德国大臣已遭戕害。《纽约呼声报》的说法与之呼应：“沙皇退位并逃走，大臣们被囚禁，国家杜马统治着俄国，有1000人在彼得格勒的巷战中丧生。”
革命的细节还要花上一段时间陆续披露，但西方第一时间的反应几乎都是正面的。“新的国家内阁里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和能量，”《纽约晚邮报》评论说。“今天，俄罗斯帝国那空前的资产已经交到了她最诚实能干的人手中。”[8]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成为俄国新任临时司法部长，他迅速宣布大赦政治流亡者，这也是他最早签署的法令之一。
1917年3月的此时，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事实妻子娜塔丽娅·塞多娃已经超过10年没有看到过他们的故土了。他们是时候回家了，如果那些国家允许的话。
﹝*﹞相较而言，拉尔夫·纳德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2.7%的普选票；罗斯·佩罗在1992年拿下了18.9%；乔治·C.华莱士在1968年则是13.5%；1948年的斯特罗姆·瑟蒙德有2.4%，那一年的亨利·华莱士则是2.37%。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为了听起来不那么德国化，圣彼得堡市改名成为“彼得格勒”。
﹝1﹞原文为“3月16日”，误。应为3月15日。
[1]NewYorkCall,March6,1917.
[2]Trotsky,MyLife,275.
[3]Darrow,58,inAckerman,219.
[4]DebsspeechfromtheNewYorkCall,March8,1917.
[5]NewYorkTimes,March9,1917.
[6]Trotsky,MyLife,275.
[7]Ibid.
[8]NewYorkEveningPost,March16,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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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勒诺克斯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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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勒诺克斯赌场
“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告诉纽约本地人，他们即便冒上死亡、入狱的危险，也要好过参军！”[1]
——莫里斯·希尔奎特1917年3月4日在勒诺克斯赌场的演说
“托洛茨基被说服了——他后来学会了省察己过——他那‘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尽力促成总罢工以对抗战争，并将之作为一种手段，颠覆我们正在朽坏的文明，以及它那傲慢自大的结构’的说法。”[2]
——路德维希·洛尔，日期不明
大会当天，一场暴风雪袭击了纽约。长达60个小时的雨夹雪、冻雨和大雪使街道上的烂泥积到了脚踝深。人们纷纷涌入地铁，但下渗的雨水导致短路，使地铁站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而在地表，马匹、汽车、有轨电车咆哮着挤成一团，造成了交通大拥堵。
但恶劣天气并未阻止200名具投票权的纽约郡社会党党员跋山涉水，穿越数英里，跨过几个市镇来到这里，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议题上发出他们的声音：应该如何对付世界大战。
勒诺克斯赌场是一栋3层红砖独体建筑，有人行道和临街房。阳光从其巨大的楼窗倾泻而入，照进了其主礼堂的大部楼上面积。这栋建筑物今天依旧坐落于勒诺克斯大道（今天的马尔科姆X林荫大道）和第116街的交叉处，中央公园以北、莫宁塞德公园（MorningsidePark）以西。今天这里是马尔科姆·沙巴兹清真寺（或“马斯基德”）。马尔科姆·X正是在这里为“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ofIslam）布道，直到1964年他被该组织领袖伊利贾·穆罕默德（ElijahMuhammad）开除为止。之后，这栋建筑加进了标志性的绿色穹顶、拱顶等伊斯兰特征。
1917年，这座赌场本身还是一个风靡全城的娱乐中心。人们来这里享受音乐，饮酒，玩纸牌，从事当时在纽约仍然合法的赌博。为了额外创收，屋主们有时会把空间租给社会党这样的左翼政治团体。希尔奎特曾于两周之前在这里演讲，为正抗议食品高价的妇女发声。
这一天的赌场挤满了踏雪而来、满怀期待的人们；他们脱下湿漉漉的靴子和破旧的羊毛外套，卸下围巾、手套和皮帽；他们一步步上楼；用热茶温暖自己。大家的话题都聚焦在社会党的大分裂上：托洛茨基对抗希尔奎特，激进者发难领导人。他们各执一词。在楼上的牌桌和椅子之间，人们聚集成一个个小圈子，交谈着，笑着，策划着。希尔奎特和朋友们围坐在一个角落；弗拉伊纳的朋友们则选了屋内的另一角。俄国人聚集在一面侧壁之旁。那里是乌克兰人，这里是德国人。一扇窗户旁，讲依地语的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党团”。
很容易描述当天的这个场景：一副副面孔挤在弗拉伊纳周围。他在屋里有大批朋友：1月时布鲁克林晚餐会的东道主路德维希·洛尔；《新世界》的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和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他的布朗克斯邻居、尤利乌斯·哈默医生。缺席的只有稍早时候离开纽约回到挪威的亚历珊德拉·柯伦泰。
纸烟满布、雪茄和烟枪一支支，很快屋子里就烟雾缭绕，各种语言和方言混杂交织。至少有6名报纸记者加入阵列，嗅访着好故事。似乎只有一批人缺席了——警探和政府间谍。美国依然处于和平之中，人们依旧享有随心所欲的表达自由。
就在人们聚成一团、在座位上争吵不休时，正装革履的莫里斯·希尔奎特站到大厅前方呼吁会议秩序，大声发言。希尔奎特、阿尔杰农·李等社会党领导人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是为何而来。希尔奎特感谢了决议委员会的辛勤工作，接着走到人群中遍示“战争决议草案”，解释其核心内容、妥协要点和争议之处，讨论来自全屋观众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还时而停下，将一段段评论翻译成俄语、德语、依地语等语言。
不过没用多久，这个急躁成性的党派就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希尔奎特刚刚介绍完决议草案，就有人提议投票表决：通过这份决议，毕其功于一役。有少数人喝彩附议。但就在此时，一群朋友簇拥之下的路易斯·弗拉伊纳起立发言，宣布他要发布一份少数派报告，这份报告代表了他本人和他朋友列夫·托洛茨基的意见。欢呼声从周遭响起，与别处的倒彩和嘘声相映成趣。托洛茨基过去数周以来在纽约的所有演说和写作今天都在勒诺克斯赌场开花结果，他的大名在这项主张中颇具分量。这里的核心狂热分子很好地代表着托洛茨基的核心追随者，他们忍着酷寒、勇敢地穿越暴风雪，出现在此时此地。
但就在弗拉伊纳准备开口阐述报告时，莫里斯·希尔奎特也起立要求发言。他提出一项动议，将这份报告“搁置桌上”。疑惑的眼光集中到他身上。这意味着什么？必须要有人解释。一项“搁置桌上”的动议意味着将报告弃之不顾。如果这项动议通过的话，事实上他们永远都无法将弗拉伊纳的少数派报告付诸票决，就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耳语声和牢骚声。这似乎并不公平。为什么阻止党员们投票？希尔奎特在搞什么？他是否有足够胜选的票数？他是不是数了人头？是不是坏天气和大雪污泥将希尔奎特的朋友们拒之门外？耳语声汇集成了一片沉闷的混响，一名记者将之形容为“难以遮蔽的愤怒，从一部分集会人群中发出。”[3]
目睹如此反应的希尔奎特决定收手。他以友善姿态收回了动议，但并未平息争论。还有人起立抗议说，有人缺席，现场并没有足够的党员，法定人数不足。此人还说，会议因此并不“官方”。有人清点了到场人数——大约200人——依据社会党党章，人数确有不足。当天进行的任何投票都将遭到挑战。似乎无人对这一点有多么在乎，人们不管不顾，继续着议程。
在拥挤不堪的赌场礼堂里，一场辩论事实上已经开始。灰蒙蒙的冬日天空若隐若现地笼罩在窗外的第116街上。最终得到机会发言的弗拉伊纳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他将自己与托洛茨基合写的少数派报告公之于众，气势逼人地开口了。弗拉伊纳一字一句地大声念着报告，并一段一段地将其翻译成别的语言，让会场内的人都能听懂。当他念到那煽动人心的结尾时——“同资本主义决战！以阶级斗争作战！”——此时的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同意和反对之声；欢呼声，倒彩声和嘘声响彻在室内的各个角落。一些朋友轻拍弗拉伊纳的后背，并同他握手。“同意”和“反对”，哪个阵营得到的支持更多？所有这些噪声都使分辨变得毫无可能。
为了反对弗拉伊纳，希尔奎特邀集了6名演讲者。其中就有4位决议委员会成员——他本人，桑特里·诺尔特瓦，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以及雅各·潘肯——再加上路易斯·沃德曼律师，以及社会党副主席西蒙·伯林。伯林连珠炮的发言为辩论定下了基调，他并没有煞费苦心为战争辩护，也没有为国家辩护，甚至都没有批评弗拉伊纳的目标。相反，他只聚焦于一件事情：弗拉伊纳非法的行动计划意味着入狱。没有任何政党的任何委员会——不管是社会党还是什么党——有权要求他们的党员牺牲生命或是自由。任何人的“违法”决策都只代表他个人，绝不是这个党派的信条。
所有史料都记载说，这场辩论一开始就停不下来，持续了一整天。一位参与者说，它“冗长”且“富有激情”，[4]“是我目睹过最为火爆的大会。”[5]一度出现了格斗互殴、退席抗议和脾气发作，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演讲者的声音常常被欢呼和倒彩声打断，嘘声和污言秽语也常常插进来。两名不同主席都因无法维持秩序而被迫离席。[6]
当天稍晚时分发言驳斥弗拉伊纳提议的路易斯·沃德曼对他自己的发言稿保留得最为详尽。“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强加的社会党训令而殉道，”他回忆自己曾对人群说道。“如果美国宣战、征兵成为法律，那么，这次大会也好，社会党也好，都无法阻止战争，也无法用决议案什么的阻止征兵。今天与会的人几乎清一色都由过了征兵年龄的人、并非美国公民从而不必应征入伍的人组成，这次大会如果要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冒着被枪杀的危险抵制征兵——试问，这民主吗？”和别人一样，沃德曼也对倒彩和嘘声不管不顾，抛出了他的立场。沃德曼坚称，社会党要遵守法律。“号召别人去做那些己所不必为的事情，这与美国的传统相悖，也违逆社会党的传统，”他强调。“我们的年轻人将遵守征兵法。”[7]
针对这句话，一位正值征兵年龄、名叫麦克阿尔彭（McAlpern）的年轻人用德语反呛了回去。他说，沃德曼“最好为了您自己的事业而做出自我牺牲，这样也比为了敌人的事业而被敌人牺牲掉要好。”[8]人群再度涌动起来。
大会开得热火朝天时，托洛茨基在哪里？《纽约人民报》记者报道说，由于已实现应允在当天下午到新泽西演讲，托洛茨基错过了整个大会。[9]没有任何与勒诺克斯赌场辩论有关的记载提到托洛茨基当天曾有过任何公开发言，这既与托洛茨基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也不大像是一位少数派报告合写人的行事风格。但至少有一名与会的目击证人回忆说，他看到托洛茨基出现在礼堂里。为多数派发言的路易斯·沃德曼回忆说，面目狰狞的托洛茨基在他讲完后，给他来了一下子。“我坐下之后，”他写道，“坐在我前面的托洛茨基转过头来讥嘲我说：‘沙文主义者！’”[10]
托洛茨基是否有可能早早就结束了他的纽瓦克演说，然后跳上火车回到曼哈顿——耗时一小时——接着一路小跑来到勒诺克斯赌场，只为赶上大会的最后一小时？《纽约人民报》的记者是不是搞错了？是否托洛茨基本已前往纽瓦克，列车却受阻于暴风雪？是否纽瓦克的集会已因坏天气而取消？没有一家新泽西纽瓦克或是纽约报纸提到当天托洛茨基究竟说了什么。但在1917年3月的“更大世界”里，托洛茨基依旧籍籍无名。谁会注意到他？谁会留心于他？
又或者，只是路易斯·沃德曼在多年之后炮制了这一场景，并将之写进回忆录而已。活着出于糟糕的记忆，又或是试图润饰他的故事？
莫里斯·希尔奎特最后一个发言。他登台时夜色已经降临在窗外的第116街。而在赌场内，人们已渐渐对喊叫声心生厌倦，巴不得赶快结束。希尔奎特久经政争历练，他并没有浪费时间炒所有那些别人的冷饭。相反，他发出了简短而富有个人特色的呼吁。他提到了屋子另一侧的弗拉伊纳和他的资深搭档托洛茨基，不管托洛茨基在不在场。他大概是将弗拉伊纳恭维了一番，夸赞他打了一场漂亮仗。但希尔奎特向大家说，这两人是在请求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风险违抗法律，这法律并非俄国沙皇的独裁法令，而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法律。而且，提出要求的这两人——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他们是谁？正如一名记者描述的那样，希尔奎特先将矛头对准了年轻的那位——年仅25岁的弗拉伊纳。“（弗拉伊纳）还没能证明，他会心甘情愿地做一名殉道者。然而，他却想将工人和本党同志们推入殉道之列。”
希尔奎特接着提到了（弗拉伊纳）的导师，“列夫·托洛茨基有大把机会践履他的言论。他也因此在欧洲的监狱里摸爬滚打得够多了。（但即便是）托洛茨基，也没有继续待在国外，为他的言论挨子弹。相反，他来了这里，美国。”[11]
最终，他们发起了投票表决。经历了数小时的演说和争执，大厅的所有人都已对票决后果一清二楚。他们将决定，是否将他们的社会党转型为一个非法组织，是否让他们的社会党在战时反抗美国政府。那些拥护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少数派报告的人们举起了手。人们仔细数了数：79票。接着，那些反对少数派报告的人也举起了手。这一回的计票同样仔细：101票。大厅内的喝彩声和倒彩声此起彼伏，少数派报告遭到了否决。
这一天的胜者是希尔奎特。他依旧控制着他的政党。他的党员们已经否认自己是俄国人，也没有将他们的总统看成沙皇，更没有追随一位狂热的激进分子，把美国变成西伯利亚。但他的胜利幅度极为微弱，180张选票里他只赢了22票。
这也是（托洛茨基）的一大成就。“托洛茨基抵达美国之时，他的名字只是在同胞和一些德国社会党那里流传，”路德维希·洛尔回忆说。[12]现在，这79人却已将他们的命运与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紧紧相连。当天在勒诺克斯赌场的这些人将组成一个核心集团，这批左翼骨干将继续壮大，在战后再和社会党领袖们来一次硬碰硬。那时的世界将面目全非。托洛茨基会回到俄国，出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战争人民委员。他的美国追随者们将更为强大，也不会再向社会党当权派们讨好献媚。他们将轻松赢下党内领导权。托洛茨基在纽约的头几周里就种下了未来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胚胎。
对于这位他刚刚违逆的社会党领袖，托洛茨基没有多少同情。他会不无嘲讽地写到他：“希尔奎特是一位市侩中的市侩，他算是成功牙医们的理想社会党领袖。”[13]
在希尔奎特本人的大量回忆录里，凡涉及纽约市这段岁月的相关内容，都根本没有提及托洛茨基的姓名。
[1]NewYorkTimes,May5,1917.
[2]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5.
[3]NewYorkerVolkszeitung,March5,1917.
[4]NewYorkCall,March5,1917,andNovyMir,March7,1917.
[5]Waldman,68.
[6]Ibid.
[7]Ibid.
[8]NewYorkerVolkszeitung,March5,1917.
[9]SeeNewYorkerVolkszeitung,March5,1917.
[10]Waldman,68.
[11]NewYorkerVolkszeitung,March5,1917.
[12]Lore,LeonTrotsky,8.
[13]Trotsky,MyLife,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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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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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委员会
“你们这些可怜兮兮、众叛亲离的人！你们都是破产者。你们的角色已经演完了。从现在起，滚到你们的应许之地——历史的垃圾箱！”[1]
——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向步出会场的孟什维克们如是说。布尔什维克随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天是1917年11月7日（当时正在使用的俄历是10月25日），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日子。
“舞蹈是最早的艺术形式，它天然回应着知觉和本能……希腊人是一个自由、快乐的民族，他们的舞蹈也通向愉悦生活的精神。”[2]
——路易斯·C.弗拉伊纳（笔名查尔斯·路易斯）1914年8/9月间于《现代舞蹈》上写道。
那一周有两场“革命”袭击了纽约——郊区和市区各一。这是新的开始——其中只有一场牵扯到了世界大战，且都没有直接涉及列夫·托洛茨基。
市区爆发的“反叛”由家庭主妇和母亲们引领，意在抗议高昂的食品价格。肉类、洋葱、土豆——贫穷移民家庭的主食——都在那个冬天变得稀缺、昂贵起来。战争到来，贸易瘫痪，基本商品统制，造就了这番越发严重的“短缺”症候。1913年末以来，美国的平均食品价格已经暴涨了44%之多。每天运入纽约市的正常粮储（如土豆、鸡肉）都在逐渐减少：和仅仅一年之前相比，土豆下降了90%，洋葱则下降了50%。[3]母亲和主妇们寻找着适宜的“反派”，并发现有大把的替罪羊供他们选择：她们指控铁路公司、食品商甚至犹太肉店，罪名是囤积食物、盘剥顾客。
2月中旬，数千名母亲开始携婴及幼堵住本地商店店门。一开始在下东区，接着是布朗克斯、哈勒姆河布朗斯维尔。挫败感催生了暴力。500人在市政厅前游行，大喊“面包！我们挨饿了！”还有人向邻近的食品店投掷石块和酒瓶。警方在最初几天里逮捕了25名女性。抗议群众领袖们宣布进行全城范围的抵制行动，关闭了数十家食品店，而这只能使短缺更加严重。1500名女性群起攻击利文顿街（RivingtonStreet）的一家商店，用垃圾桶袭警，并向警察扔烂蔬菜。
店主们挥舞着左轮手枪，一边威胁打死刺头们，一边要求米切尔市长动用预备军队。有些店主甚至管这些女性叫“德国间谍”。模糊不清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报纸头版，人们看到一个个挨饿的母亲和婴儿。这幅图景可不大像是一个准备参战的国家。
另一场“革命”则发生于纽约市区。大都会歌剧院为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陈设舞台，并限定了观众人数。20世纪初，丝巾拂肩、裸足健步、装扮奇特、摄人心神的邓肯在大西洋两岸都掀起了舞蹈革命。她的奇幻想象、即兴创作和浑然天成的舞步自成一家，打破了经典芭蕾舞和传统舞台剧的范式，震撼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也使格林威治镇的先锋派们深深着迷。战前的邓肯生活在巴黎和伦敦两地，她在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研究异教艺术、古希腊花瓶和现代印象派绘画，并从中获取灵感。1914年来到纽约之后，邓肯定期于世纪剧院演出。她本已预定了“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那场灾难航行的船票，直到财务压力迫使她改变了出行计划。
为了这场大都会剧院首秀，邓肯创作了一段新作品。这部舞台剧包括了她自称的“诠释”（interpretations）或是“舞蹈叙事”（dance-narratives）。这段抗争故事的伴奏音乐是塞扎尔·弗兰克（CaesarFrank）的《救赎交响乐》（SymphonicFragmentoftheRedemption）、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选段，以及《马赛曲》。这部作品深深打动了观者。她的才华“似乎远远超越了舞蹈，”有人如此写道。不过他也承认了作品“直白、愉悦”的视觉效果。[4]观众们蜂拥而至，尽管许多人走出剧院后的困惑要大过兴奋。
面临选择的列夫·托洛茨基爽快地去看了舞蹈。不仅仅因为伊莎多拉的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身份打动了他。托洛茨基也有一位欣赏她演出的最佳向导：新朋友路易斯·弗拉伊纳，现下社会党决议委员会的搭档。除开政治工作，弗拉伊纳直到1916年12月还是《现代舞蹈》的编辑，他也对伊莎多拉·邓肯推崇备至。
自从1月于路德维希·洛尔的布鲁克林公寓会面以来，托洛茨基已与路易斯·弗拉伊纳缔结了友谊。起初，年长15岁的托洛茨基将弗拉伊纳视为一名门徒。弗拉伊纳和事实妻子简内特·佩尔（JeanettePearl）住在布朗克斯区金斯布里奇大道3246号的一家公寓，从这里搭乘地铁和有轨电车到托洛茨基家非常方便。在地铁、演讲会和党内会议上，在单极咖啡厅的人群里，两人相看不厌，颇为投契。纤瘦的弗拉伊纳胡须苍白，长着一副娃娃脸，是那种对流行文化和政治理论一样热衷的稀缺政治动物。从拉格泰姆（Ragtime）到爵士乐，各种艺术门类他均有涉猎；他的写作包括一些短篇小说，以及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评论。尽管弗拉伊纳在纽约贫民区度过了困窘的童年，但他与托洛茨基都有着作家和文化学者的广博爱好——包括电影，音乐和小说。
但真正使他们同心同德的还是政治。《现代舞蹈》于1916年末停刊后，弗拉伊纳找到了一份编辑《国际主义者》的新工作。这份新期刊由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联盟出版，其印数勉强有1000份，读者面颇窄。弗拉基米尔·列宁在欧洲订阅了这份刊物，并给予了罕见好评：“我已经收到了第一期《国际主义者》，”当月他在从苏黎世写给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的信件中说，“非常高兴能收到它。”[5]波士顿方面给了弗拉伊纳100美元创刊资金，每周付他35美元工资——这对1917年的左翼活动家而言是不错的薪水。
当托洛茨基抛出像“群众运动”或“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概念时，弗拉伊纳仅凭直觉就把握住了。1912年，20岁的《每日人民报》记者弗拉伊纳曾前往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报道那场史诗级别的纺织业大罢工——那个时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先声之一。两万名工人（绝大部分是意裔）在IWW领袖“大比尔”·海伍德的领导下罢工，瘫痪了东马萨诸塞州的全部纺织产业，其中包括数十家公司或工厂。他们不领薪水罢工了两个月。为了度过艰辛时刻，罢工者们将他们的小孩子送到纽约和波士顿的志愿者家庭中生活，他们的行动也赢得了公众同情的声浪。最终，工人们赢得了全行业范围内的有利协定：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就业规则。
本已对当权政客愤愤不平的弗拉伊纳醉心于罢工者们的严明军纪，将他们视为潜在的革命者。“非熟练工人们团结紧密，万众一心，”他在现场的报道说。他还写道，这些工人们组织有序，意志激进，“整齐划一”，步调合理。他们是那些足以“创造一个新社会主义世界”的人。[6]对弗拉伊纳而言，这就是同托洛茨基桴鼓相应的“群众运动”理念。托洛茨基本人曾于1905年在圣彼得堡经历过一次：数十万工人和士兵自发暴动的强大浪潮甚至已经威胁到沙皇。弗拉伊纳不大费力就构想了一个俄国事件的升级版——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在美国夺取政权的革命。这场革命只需要合理规划、良好教育和上佳时机而已。
弗拉伊纳在反对美国加入世界大战的抗争之中看到了潜在的革命火花，这也与托洛茨基所见略同。
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不仅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在另一个关键议题上完全一致：他们都对莫里斯·希尔奎特颇为不耐，也对他和一众凌驾于美国社会党之上的保守派极为不满。他们的华屋广厦、获利颇丰的律所，他们在剧院的夜夜笙歌、豪车，都令弗拉伊纳心生愤怒。对弗拉伊纳而言，他们都是自鸣得意的小布尔乔亚绥靖主义者。希尔奎特也许会赢得足够多的选举，通过一项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但他永远不会大胆到为工人阶级夺取实际权力。在弗拉伊纳看来，这几近背叛：当你可以通过革命或是“群众运动”赢的时候，为何要执着于选举呢？
弗拉伊纳认为，希尔奎特于2月中旬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将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谈到美国可能参战的议题时，希尔奎特对《纽约时报》说：“如果美国军队都是通过志愿入伍征募而来，那么社会党将整个拒绝入伍，”但是，“如果军队是由征兵（一种强制服役）而来，毫无疑问，我们就得和别的公民一样为国效力了。我绝不相信社会党将发动任何足以瘫痪美国备战的产业总罢工，我也不相信美国会发生这样的罢工。”[7]
对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而言，这一番话都无疑是在释放着错误信号。如果战争到来，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他们将永远拒绝做一个温驯的“好公民”。他们会战斗、罢工、抵抗、拒绝征兵，并且毫不犹豫地瘫痪掉这个国家。他们将自身的忠诚献给工人阶级，而不是一个由资本家们统治的美国政府。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入狱不过是小小牺牲而已。
在这关键时刻，才华横溢的两人都将之视为天赐良机——社会党把他们放进了决议委员会。他们有机会往社会党当权派里插进一杠子，揭发莫里斯·希尔奎特和亚伯拉罕·卡汉们的骗子本质，将他们脱离普通大众的实情大白于天下。弗拉伊纳在这件事上有着托洛茨基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书写和阅读明晰英语的能力。弗拉伊纳可以代入托洛茨基的欧洲视角，并向新世界转译。
这是一次他们不想付诸东流的大好机会。
2月下旬，莫里斯·希尔奎特至少已3次召集决议委员会开会，并定于1917年3月起草政策声明草案。[8]这个委员会秘密开会。没有现存史料提到他们的开会地点。没有会议记录和现场速记，也没有任何报纸报道，更没有书信和回忆录记述——我们只知道，他们集会了。
通常而言，像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应当在东15街的社会党办公楼开会——联合广场（UnionSquare）附近一处朴实无华的联排式住宅。7位委员（都是男性）将围坐在一张木质桌旁吞云吐雾，大门密不透风以防侵入者。一架吵吵嚷嚷的蒸汽散热器反而加重了闷热。冬天的寒风是如此之冷，以至于他们不敢把窗户打开哪怕是一条缝。也许，有人会喝上一杯热茶。如果他们按照意识形态排座次的话，西装革履白衬衫的希尔奎特将与阿尔杰农·李坐在一起，托洛茨基与弗拉伊纳正对着他们，另外三人则将坐在中间——雅各·潘肯和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律师，以及芬兰记者桑特里·诺尔特瓦。
进门落座之前，他们大概会试着友善以对。他们会微笑着握手，简短寒暄。也许会有一两次开怀畅笑，也许会像政客一样彼此拍拍肩膀。但若是希尔奎特认为这将使事情变得简单的话，那他一定是没料到——列夫·托洛茨基。
自从德国击沉中立国船只、威尔逊总统还以“武装中立”政策以来这两周，希尔奎特格外忙碌。作为“紧急和平联盟”（EmergencyPeaceFederation）团体的一员，希尔奎特刚刚和成员们旋风般地访问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在那里会晤了数十位国会议员，请求他们阻挡威尔逊的船只武装法案（shiparmamentbill），或是任何“推动国会”批准战争的尝试——议员们正在干这个。他接着火速赶回纽约市，支持了主妇们抗议高价食品的行动。希尔奎特在集会上演讲，并为一些在“暴动”中被捕的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百忙之中的希尔奎特还同意参加另一场有关战争的公共辩论，这一回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面前与一位哥大法学教授辩论。[9]
无论在哪个场合，希尔奎特的说辞都很一致。他坚称社会党仍是良善的美国国民，忠于国家。社会党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颠覆分子。现在，希尔奎特游移不定：他是否需要再向自己人做一次相同的恳托。
一待7名委员在密室中坐定，紧张气氛就无从避免，甚至像语言这么基础的事情也是。希尔奎特通常会坚持在党内用英语开会，本来这在今晚不成问题，屋里的人都说得一口好英语。但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几乎说不了半句的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并不准备在别人讨论的时候闭嘴，他有自己的翻译——年轻的助手、英语流利的路易斯·弗拉伊纳——托洛茨基也知道，委员会除他以外至少还有4个人的俄语相当流利。潘肯、阿勒伊尼科夫和希尔奎特都出生在俄国，桑特里·诺尔特瓦回芬兰老家的时候也说俄语（当时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只有一名委员——来自艾奥瓦州杜布克市的阿尔杰农·李——有资格说听不懂托洛茨基在说什么。
不管是不是英语，托洛茨基都将随心所欲地发言。
至此，事情很明显只会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通常而言，希尔奎特或是李都会为这种案子准备一个决议草案的初稿，并在开会时遍示众人、开始讨论。这一回，7位委员有着大把共识：无论德国潜艇袭击美国船只与否，他们都反对战争，也希望社会党发声反对。他们都认为，这场战争会使资本家、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们获利，却牺牲了工人和穷人们的权益。他们都反对征兵，也反对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单单是这些观点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社会党人，并以极端分子自外于美国。单单是这些观点也足以引发公众对抗“德国同路人”和“和平主义者”的政治狂热。已经有人锒铛入狱了，他们的观点还没这么激进。
但对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而言，这份共识里的观点只不过是浅尝辄止罢了。不，他们说。他们想要更多。他们固执己见。
一俟希尔奎特请他们发言，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就亮出了他们的要求。弗拉伊纳用清楚、柔和的英语发言；托洛茨基不时以俄语插话，加上评论。他们一起归纳出了四个要点，要求任何有关战争的决议都要纳入这四点：（1）社会党必须在《纽约时报》这样的“布尔乔亚媒体”发表谴责声明，谴责像希尔奎特“一旦开战就宣誓效忠美国”这样的承诺。（2）社会党必须谴责作为战争说辞的“国家自卫”概念，并自称是国际主义者而非爱国者，与工人阶级站在同一立场。（3）在所有反战运动里，社会党都必须同那些在时机到来之时不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和平主义者们切割独立。（4）最后，如果战争到来，社会党必须保证，它不仅要发出异见之声，也要开展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所理解的那种“群众运动”，摊开来说就是：总罢工，街头抗议，旨在以身体对抗征兵、扩军和军事工业。[10]
很容易勾勒出这么一副图景：在希尔奎特等人一字一句听完之时，会场冰凝般死寂，椅子不安地挪动着。希尔奎特本来或许还对他们的要求有所期待，但在听了年轻人弗拉伊纳和这位仅仅从欧洲来到美国七周时间——的外国激进者托洛茨基的发言之后——他的脸颊一定是寒意扑鼻。对希尔奎特而言，他们代表了他最深的忧虑，是对他个人领袖地位的直接挑战，也是对他本人的社会党愿景——一个必须在美国生活中完整运作、平等参与的运动员——的一大挑战。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的要求将社会党置于违犯法律的境地。对希尔奎特而言，这违逆了基础原则。如果他们允许社会党成为一个犯罪集团，如果他们允许本党密谋叛变美国，他们将如何赢得美国公众的信任？他们将如何选上一名社会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或是州长（更不用说一名社会党总统了）？
不。希尔奎特不失时机地坚拒了他们。他无法接受这些要求。
于是下面一幕开始了：他们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所有人都发言了，但这场争斗最终成为屋内两位最大人物之间的争吵，两人隔着桌子睥睨以对：在历史的尖峰时刻，实用主义者希尔奎特与革命者托洛茨基之间针锋相对。“（托洛茨基）与莫里斯·希尔奎特之间的言语决斗，”路德维希·洛尔后来听说这段交锋后写道，“其激烈程度堪称史诗级。”[11]
这场风暴延烧了两个星期。委员会将继续在密室中开会，争论、推敲精确措词，试图熔铸出一个室内两造阵营里各自的大多数、此后全党党员也都能接受的决议。希尔奎特将准备一份新草案，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仍将拒绝。他们还会争辩，于是下一份草案和更多的反对也会出炉。每一回他们都在减少彼此间的距离，但幅度低微。
最终为了打破死结，希尔奎特和他的大多数成员们忍气吞声，艰难地同意接受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四项政纲中的三项。他们的最终决议将拒斥“国家自卫”的概念，贬斥同和平主义者们的合作。以及，对希尔奎特而言最为痛苦的是，“强烈（谴责）一切在资本家媒体上做出爱国承诺的党员们，”并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他们的党员身份将一刻也不再为本党所容。”[12]
对于这最后一项，社会党的官方谴责声明适可而止，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托洛茨基不给希尔奎特分毫的可乘之机。他的《新世界》将把漏掉的姓名一一填上，并且画靶攻击，明确援引了希尔奎特本人在《纽约时报》上的语言，“社会主义者应当从宣战之日起效忠祖国。”[13]
但是，如果莫里斯·希尔奎特认为他可以用这些让步换来太平的话，他就又一次在列夫·托洛茨基身上失算了。托洛茨基对息事宁人毫无兴趣。他想要一场战斗。为什么措词如此严厉？机会主义？傲慢？嫉妒？是不是只是因为，他在希尔奎特等人身上看到了他所憎恨的欧洲“社会爱国者”的影子？这正是苏黎世的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同一批人。
事情正在起变化。还在欧洲的时候，托洛茨基常常将自己置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调解人角色之中。仅仅在两年之前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为了求得团结，托洛茨基还曾拒斥过列宁对战争的强硬措词。现在的托洛茨基已经不再关心团结了。妥协只会带来软弱。托洛茨基已经成了一名列宁主义者。
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仍然还有一项最后要求——他们要求在开战之时诉诸非法的“群众运动”。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点。希尔奎特最终划下了红线。不。他说。如果这两位激进者想将美国社会党推到悬崖上的话，如果他们想让本党去“破袭”美国的战备、使党员们身陷囹圄的话，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其他委员也赞成希尔奎特的立场。
他们的讨论已经无法再有进展了。要解决这一论争，只有一种可行方案：一场开放的公开会议，纽约的每一名社会党党员都将与会，聆听有关决议草案的辩论，然后通过投票表达他们的意志——同意或是反对。这就是民主，也是他们依旧表示坚信的东西。
为了准备这次大会，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开始了工作。他们差不多是在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公寓碰头，趁着娜塔丽娅照顾孩子的空隙准备一份少数派报告。这份报告基本上是多数派决议的备选项，其中就涵盖了那“最后一项议题”。从文字上说，这份报告将结合弗拉伊纳优美的英文和托洛茨基的严厉措词，它承诺以群众集会、街头抗议、侵略式的文宣和先发制人的罢工，对抗一切美国的战争行动、军事征募或动员。“我们不应当容许阶级斗争稍有放松，”报告说。“总体而言，应当以新的气势、更加绵密地推动革命阶级斗争。”这份报告以一份“行动号召”收尾，其戏剧性和俄煽动性就像是他们最爱的伊莎多拉·邓肯的舞步一样，大步腾越，横跨舞台：“不要‘体面的和平’！不与统治阶级停战！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一议题，而是强化了他！与资本主义决战！以阶级斗争作战！”[14]
他们接着都在报告的底页签下了自己名字：列夫·托洛茨基和路易斯·C.弗拉伊纳。
他们试图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在幕后，朋友们分头行动，游说不同的移民团体：路德维希·洛尔游说德国人；韦恩施泰因负责俄国人。“拉脱维亚人和我们浑然一体，”托洛茨基写道。“芬兰移民联盟倾向于我们。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强有力的犹太联盟之中。”[15]
公告一个个发出：纽约社会党将举办一场全体党员大会，决定在宣战之时将作何回应。通告出现在《呼声报》、《前进报》和《人民报》等社会党报纸上。所有人都应当前去倾听、投票。他们把大会定在下周日午后——对工人阶级而言，这是一周之中最方便的时间——3月4日。不过，就在他们宣布日期之后，有人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的日程有冲突。他本来应允那天到新泽西的纽瓦克（Newark），在纽瓦克的工人会堂演讲。有关他纽瓦克演说的公告也早已发布，并刊登在报纸上，举办者们也开始以10美分一张的价格售卖门票。托洛茨基若是爽约不去，难免会面临极大窘境。[16]
是不是希尔奎特有意设置了这一时间冲突来困扰托洛茨基，并使他置身事外？这个有高度争议。但即便这是一个无心之失，托洛茨基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年轻的门徒路易斯·弗拉伊纳将替代缺席的托洛茨基。弗拉伊纳的英语更好；他了解这个议题；以及作为更年轻的党员，他代表着未来。
为了聚拢起最多的人众，社会党选择了一处他们最为喜爱的会场。无论从下曼哈顿还是布朗克斯、甚至是从布鲁克林乘地铁，抵达这里都将同等便捷：哈勒姆的勒诺克斯俱乐部。
[1]Reed,94.
[2]“TheSpiritoftheDance,”ModernDance,1914,quotedinBuhle,44.
[3]FoodpriceandshipmentdatafromNewYorkGlobeandCommercialAdvertiser,March1,1917,andUSBureauofLaborStatistics.
[4]NewYorkEveningPost,March7,1917.
[5]LenintoKollontai,February17,1917,inGankinandFisher,577.
[6]DailyPeople,February17,1912,fromBuhle,12.
[7]NewYorkTimes,February11,1917.
[8]Onthreeweeksandthreemeetings,seeNewYorkCall,March5,1917.
[9]NewYorkEveningPost,March2,1917.
[10]NovyMir,March6,1917.
[11]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4–5.
[12]NewYorkerVolkszeitung,March5,1917,andotherpapers.
[13]NovyMir,March7,1917.
[14]NewYorkCall,March18,1917,NewYorkerVolkszeitung,March5,1917,andotherpapers.
[15]Trotsky,MyLife,275.
[16]NewYorkCall,March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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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东百老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五章东百老汇
“我曾以流亡者的身份在维也纳生活多年。他们那儿有一个词叫‘kibitzer’。对我而言，这个词似乎在其它任何语言中都无迹可寻。记住这个词——它将对你们大有用处。这个词是在说一种人——他从来都占着棋盘边上的雅座，观看别人下象棋。他总是知道最好的下一步棋。但如果你和他坐下来下棋，他从第一步棋开始就会愚蠢不堪。”[1]
——列夫·托洛茨基于莫斯科谈到西方对俄国的干涉时如是说。1922年10月。
至少从表面上看，目前托洛茨基已在美国定居，和一名传统典型的纽约客并无不同。他每天坐地铁上班，穿梭于布朗克斯与格林威治镇之间。他每天在威尔金斯大道的同一家小布朗克斯熟食店吃早餐——这里叫三角奶品餐厅（TriangleDairyRestaurant）。白天，两个儿子在公立学校上学。娜塔丽娅要么看家，要么与富有的医生之妻露丝·哈默一起逛街。“他们自己在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托洛茨基写道。“我妻子在筑就家园，孩子们交到了新朋友。”[2]
正在《新世界》工作的托洛茨基现在固定出没于临近的“单极咖啡”（MonopoleCafé）。这家咖啡店位处第二大道，也是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基地。一群群人在争论书籍和政治，他们之间则点缀着象棋桌和牌桌。这里的场景宛若维也纳和巴黎的再现，勾起了欧洲人的阵阵乡愁。
不上班的晚上，托洛茨基偶尔会与布哈林一起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有时他也投身于一件他于巴黎时培育的新爱好：去电影院。托洛茨基看什么电影？除了《海底两万里》这样的史诗级作品，他当季最爱的片子还包括玛丽·皮克福德的《可怜的富有女孩》（PoorLittleRichGirl），以及查理·卓别林的两部新作：《安乐街》（EasyStreet）和《移民》（TheImmigrant）。这些电影都是默片，虽然托洛茨基英语很差，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享受这些睿智的故事。不管默片与否，当时的电影院人员密集、烟雾缭绕，充斥着大量噪声、观众的俏皮话，以及钢琴或风琴现场演奏的音乐。很容易描绘出这么一副画面：电影《移民》里，查理·卓别林身着他的小外套戏服，对一名海关官员斥责一番——这段颇为激进的“接触”会让托洛茨基开怀大笑（恰如其分的是，卓别林后来也将遭疑为共产主义者，并在联调局那里攒上一大摞材料。）[3]
托洛茨基甚至还在当月花时间出席了《新世界》于布朗克斯麦金莱广场俱乐部（McKinleySquareCasino）举办的年度募款大会。这家俄国股份公司上演了舞蹈、音乐和三出独幕剧。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当晚一起出动，饶有兴致地付了75美分的门票，其中包括帽子保管费。
但就连这些生活日常也处处透着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的焦躁性格对一切都绝不通融。比如在三角奶品餐厅，托洛茨基主动拒绝支付早餐侍者的小费。纯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支付小费是对诚实劳动的布尔乔亚式侮辱。结果，侍者们拒绝为托洛茨基服务，有些人甚至在背后嘲讽他，管他叫“列奥·冯发奇”（意为“鼻子列奥”，意指他的高鼻音）。直到托洛茨基同意迅速用餐并离开后，他们才消停下来上餐——如此一来，侍者们就能把托洛茨基的位子空出来给日常付小费的顾客。[4]
托洛茨基对“社会爱国者们”的鄙视也越来越尖锐刺耳，这些人就包括他在纽约的一些身边人。一天晚上，希尔奎特的朋友、本地律师路易斯·沃德曼（LouisWaldman）来到“单极咖啡”，与托洛茨基不期而遇。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消灭了一杯杯杜松子酒和茶水。托洛茨基身边经常能吸引一批年轻激进者们。沃德曼斗胆就“社会爱国者”这一议题向托洛茨基发起了挑战，他回应时的咆哮令沃德曼记忆犹新：“在所有政治种群里，没有什么更低贱、更卑下、更危险了，”托洛茨基如是告诉他，“与那些在战时保卫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们相较而言。”据沃德曼回忆，托洛茨基“挥动着对准我的指头”说，“是的，胜利的普罗主义者将了解，如何对付你们这些社会爱国者。”[5]
这一时期，托洛茨基甚至一度厉声指责过布哈林。布哈林——这位托洛茨基年轻温顺的《新世界》的编辑部同事曾花了数天时间组织了一个由《新世界》主办、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团体大会。但是，尽管布哈林耗尽心神，他只成功吸引到了9个代表团，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当地的小社团——比如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立陶宛人，以及美国社会党的俄国人或拉脱维亚人分支机构。只有一个代表团——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联盟有一些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历经数小时会议后，大会达成了一项主要成果：通过了一项支持“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动议，将之称为“一个‘第三国际’的胚胎。”[6]
托洛茨基听闻了此事——布哈林毫无意义的大会出炉了一个不温不火的决议——除了徒付笑料之外，它无济于事。“您是不是在北极弄到了一位齐美尔瓦尔德左翼人士呢？”托洛茨基怒斥道。[7]几乎在整整10年之后，布哈林还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场辩论中重复了这句话——它是如此地尖刻，以至于10年之后依然让他隐隐作痛。
也许在托洛茨基于当月掀起的所有冷僻难解的意识形态之争中，他对红十字会的攻击堪称最怪诞者。是的，就是那个为前线士兵提供医疗救护的红十字会，那个向难民发放所需的毛衣和编织衣物的红十字会。诺贝尔委员会将于1917年授予红十字会和平奖，以表彰其人道主义贡献。
为什么会有人攻击红十字会？原来有一天，一位名唤安娜·英格尔曼（AnnaIngerman）的女性——她与丈夫都是医生——偶然在纽约的一场社会党会议上发言。与会者们正在辩论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说，一旦战争来临，一切自愿参军入伍加入陆海军的年轻社会党员们都将视为自动退党。所有人都赞成：社会党人不应该参军。但安娜·英格尔曼说，应当加上一项例外：那些加入红十字会的人。安娜辩称说，红十字会大为不同——它做的是医疗工作。为了论证她的观点，英格尔曼还提到了克拉拉·泽特金（KlaraZetkin）的名字。由于公开反对德皇的战争，这位名满天下的德国社会党人、女权主义者正被拘禁于柏林。
安娜·英格尔曼赢得了当天的辩论，社会党也通过了“红十字会例外”的决议。[8]但是，偶然参加会议的托洛茨基在听到英格尔曼发言后决定唱一唱反调。在为《新世界》撰写的一篇短评中，托洛茨基将英格尔曼批判了一番。托洛茨基指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克拉拉·泽特金将与一个军事后勤机构、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准政府”（quasi-government）合作。
事情本来应该到此为止。但对托洛茨基批评大为光火的英格尔曼迅速给《新世界》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英格尔曼在文中说，托洛茨基一定是理解有误。她曾在德国见过这位著名的克拉拉·泽特金，事实上泽特金曾对她说，“我的丈夫、儿子和医生们将肯定会加入一个医疗组织：这是他们的职责所系。”英格尔曼坚称是托洛茨基搞错了。“托洛茨基先生，不同意您是理所应当的。一名国际主义者也会持全然相同的观点。”[9]
之后，安娜·英格尔曼中止了所有论辩。但托洛茨基并未罢手，他决定就此再多写两篇专栏文章。不，红十字会是一个“政府军事组织”，托洛茨基说。如果社会主义者想帮助士兵，他们应该动用他们自身的团体，英格尔曼却充当了一位“中介人”，引入了别的组织。[10]当另一名读者马里·罗格夫（MaryRogov）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医疗组织时，托洛茨基再一次拒绝退让。他辩称说，红十字会的使命就是治疗士兵、并将他们送回前线。社会主义者们应当坚持为士兵的权利鼓与呼，给他们送去图书、香烟之类的东西。[11]论战便如此持续下去。
但是，所有这些奇奇怪怪、晦暗不明、鸡毛蒜皮的龃龉，和托洛茨基接下来与《前进报》的分道扬镳相比都要黯然失色——这场混乱不堪、高分贝、一等一的争斗将给双方都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催发这次争斗的事件也将决定美国是否介入欧洲战事，这就是——齐默曼电报（ZimmermannTelegram）。
自从德国继续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总统与德国断交以来，华盛顿与柏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再升温。目睹德国潜艇持续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的威尔逊总统最终于2月26日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武装中立。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使他们在公海上得以自卫。在国会山，16名和平主义者参议员在共和党人罗伯特·拉·佛勒特（威斯康星州）和乔治·W.诺里斯（内布拉斯加州）的率领之下，决定以“阻挠议事法”（filibuster）阻挡威尔逊总统的武装中立法案（ArmedShipBill），以此作为阻止当下战争的最后努力。他们的演说听起来像极了纽约的社会党人。他们宣称，战争只会让军火制造商们大发其财。又或者正如诺里斯参议员所说，“我们正在将美元图案印在星条旗之上。”[12]
然而拉·佛勒特、诺里斯等和平主义者参议员们并未捕捉到的是，公众态度已经经历了何种剧变。人们对他们的观感变得负面、激烈起来，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报纸称他们不忠。威尔逊总统本人指责他们是“一小群固执己见的人，他们使神圣的美利坚政府变得无助可欺。”水泄不通的卡内基音乐厅里，演讲者们在集会上称他们为叛徒，掀起听众们一波波“绞死他们！绞死他们！”的呼声。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他们的行为“不可饶恕”。[13]数天之内，国会在一场群情激昂的会议上通过了“终结辩论”规则，平息了异议。威尔逊总统宣布动用行政权力，绕开国会采取军事行动。[14]
华府司法部给公众情绪来了一番火上浇油，它宣布有10万名外国间谍正在美国境内活动。“绝大部分是德国人，”司法部说。这些间谍遍布全美，但主要集中在军火工厂附近。[15]几天之后纽约和新泽西警方宣布，他们突袭霍博肯（Hoboken）宾馆，逮捕了一位名叫弗里茨·科尔布（FritzKolb）的德国化学家，并在这位房客的房间内发现了两枚高爆弹、接近制作完成的第三枚，以及大批运自国外的化学制剂和粉末。警方表示，他的计划是“炸毁贮藏在泽西市铁路终点站的弹药车厢”。霍博肯警长则更进一步：他告诉记者们，自己手中有证据显示，至少6位有名望的本地德裔美国人与这一阴谋有干系。[16]政治迫害已然开始。
二月末，英国秘密特工告知白宫，他们已经截获、破解了一封密电。这封电报由身处柏林的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ArthurZimmermann）拍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3月1日，威尔逊总统将这封电报公之于众。这封只有短短一个自然段的“齐默曼电报”要求德国驻墨大使：如果美国参战，就告诉墨西哥政府如下信息：
我们向墨西哥提议结盟。联盟的基础要件如下：并肩作战，共同求和。我方将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以及对墨方收复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失土的谅解。有关盟约的细节，您可便宜行事……签名，齐默曼。
这段电文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德国发出了一个直接、官方的威胁，要拆散合众国的领土完整。美国人对此并非无感。仅仅两个月前，4000名美国陆军士兵还曾部署于美墨边界，负责剿灭墨西哥革命将军潘乔·维拉（PanchoVilla）。此君刚刚带人突袭新墨西哥，杀死了18名美国公民。那个“前线”的威胁绝不抽象。
美德两国之间残存的一切虚假客套都已不复存在，战争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方面唯二存留的疑义是——首先是公众对俄国沙皇根深蒂固的讨厌；其次则是英国的傲慢。
《前进报》当天的执行编辑是巴鲁奇·查尔尼·弗拉狄克（BaruchCharneyVladeck），一位生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1908年逃亡美国之前，他曾两度坐牢。抵达美国后弗拉狄克曾经一度“西进”，他花了四年时间旅行、做奇怪的工作，之后抵达费城，并在那里加入《前进报》，做了一名部门经理。1916年，弗拉狄克前往纽约。像托洛茨基一样，他和家人在布朗克斯区克罗托纳公园的一家小公寓里定居下来，每天坐地铁上班。
不过，弗拉狄克与托洛茨基不尽相同：他渐渐迷上了这个新国家，赞叹这是一个远胜于专制俄国的地方。西进时的弗拉狄克惊讶于美国的自然奇观，并将黄石公园形容为“上帝的实验室”。他还记述说，第一次到费城旅行时，他是如何“在独立宫前静静脱帽祈祷”的。[17]他还发现了纽约的“博大，非比寻常的狂野和壮丽”。用他的话说，在美国“我第一次感觉是在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探索我想见到的世界……我绝不仅仅是一名艺术家一样热爱它的色彩，我还像一名公民一样感觉到它归我所有。”[18]
1917年的《前进报》已从数年前初创时的东百老汇10层小楼，发展为今天面朝西沃德公园、俯瞰犹太下东区的摩天大楼。这座建筑瑰宝比周边任何建筑物几乎都要高上一倍。它那美轮美奂的艺术设计；它那赤土般的色调、大理石材质和花窗装饰；它墙面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德国自由派费迪南·拉塞尔等人物浅浮雕……这些都令它成为街区的一大地标。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栋建筑物里每间豪华公寓的价值都超过了100万美元。《前进报》绝不仅仅是一家报纸，它的办公大楼还是一个社区中心。在前收音机和电视时代，临近街区的人们从这里的公共布告板上获取新闻和本地资讯。每逢选举之夜，多达40000人以上的民众在此集会，紧跟开票结果。
弗拉狄克从未使他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发生冲突。他反对世界大战，也赞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观点：德国不大可能远隔重洋进攻美国。但在当天办公桌上读到的齐默曼电报迫使他质疑这些假设。一开始，弗拉狄克根本无法相信他的眼睛：这就是所谓的德国外长密电？此事最为困惑弗拉狄克之处绝非其诡诈，而是其愚蠢。德国政府真的相信他们足以如此图谋，并保守秘密？他们真的认为美国人将一如往常不作回应？何其傲慢！多么“欧洲”！
弗拉狄克提起笔来，用依地语写了一行头条：“难道事实真的如此：德国其实正在上演着一番愚蠢不堪的外交闹剧？”（קעןדאָסזייןאזדייטשלאנךאיןווירקליךבעגאנגעןאזאאידיאָטסקעשטיקדיפלאמאטיע）﹝*﹞他接着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两个句子：
如果今天公布的德国计划是真的话——他们同墨西哥、日本联合对抗美国，那将不仅仅是愚蠢透顶那么简单。它还散发出一股穷兵黩武的恶臭味。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居民都将与欧亚君主国及其盟友们奋战到最后一滴血，保卫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19]
弗拉狄克告诉打字员，将他的简短社论印在头版框内，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试着去找《前进报》主编亚伯拉罕·卡汉，在报纸制版前先和他合计一下。但显然卡汉不在报社大楼。于是，弗拉狄克自作主张刊发了社论，他觉得卡汉十有八九会同意这篇社论。当弗拉狄克第二天早晨终于碰见卡汉、并向他展示这张头版时，报童和运报卡车已开始将报纸运到遍布纽约全市的报摊和街角。
当天早晨托洛茨基见到街头售卖的《前进报》时，并不能读懂上面的依地语铅字。一位朋友将头版指给他看。但在听到朋友的译文之后，托洛茨基暴跳如雷。这不是普普通通的错误。这可是《前进报》，美国最广为人读的社会党日报——它却突然之间转换口风为对德作战背书，甚至还鼓励年轻人参军！
这怎么可以？托洛茨基抵达纽约市以来，《前进报》可谓是对他最为友善的媒体之一了。《前进报》痛痛快快地刊登他的专栏文章，在公共场合为他站台，给了他接触数十万人的平台。这家报纸有着无可挑剔的“社会主义资质”。托洛茨基甚至还对执行主编弗拉狄克有所了解，也知晓他在俄国时的被捕经历。弗拉狄克曾经数度参与托洛茨基的登台演讲，将他的语言翻译成依地语以服务现场的多语种观众。托洛茨基曾于布朗克斯街区当地的熟食店和地铁站见过弗拉狄克，他本人最新刊登在《前进报》上的依地语专栏文章还曾告诉工人们，要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做出抉择。文章解释说，这两大面向何以格格不入，“特别是（对于）犹太裔美国工人而言。”[20]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前进报》本身就已误入歧途，自甘堕落为一名“社会爱国者”，这可比欧洲的那种生物好不了多少。
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堪称是一次大背叛。托洛茨基自感别无选择：他必须立即把他们找来问个究竟！他得要求那位最终控制《前进报》的人给他一个解释。这个人正是《前进报》的创办者、主编、公众代表——亚伯拉罕·卡汉。
有关后续发展有两个版本的说法。据弗拉狄克本人的记载说，报纸售出几分钟后的一大早，亚伯拉罕·卡汉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个不停，这正是托洛茨基打来的。[21]另一位当时作家、在《前进报》供职几乎50年的大卫·舒伯（DavidShub）的回忆则有所不同。舒伯说，托洛茨基一大早就咆哮着冲出圣马可坊的《新世界》编辑部，怒气冲冲地跑到下东区东百老汇，冲进了《前进报》大楼，找到了卡汉的办公室并夺门而入。[22]
不管是电话对飙还是面对面交锋，两个版本都认可了接下来的事情：二人的对谈演变为一场怒气相接、高分贝的大吵大叫。他们声震屋瓦、火花四溅，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气急败坏。托洛茨基质问卡汉头版头条是怎么回事。卡汉告诉托洛茨基，是的，他看过了头版，也批准通过了。现在，头版的论调就是《前进报》的官方立场。托洛茨基因此告诉卡汉，他再也不会为《前进报》写稿，并要求卡汉归还他数天之前交给《前进报》的文章稿件。但以上描述只是本次谈话的大致脉络，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亚伯拉罕·卡汉可不是什么易与之辈。比托洛茨基年长20岁的卡汉同样有着令人心生畏惧的气场，也对别人长篇累牍的教训没什么耐心。作为一家大城市报纸的编辑，卡汉有着大量与自命不凡名流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无分男女。[23]他比托洛茨基要矮上几英寸，浓密的鬈曲灰发掩映在高高凸起的额头之后。胡须蓊郁、双眼斗大的卡汉积20年之经验，深知如何大嗓门演说、向诘问者咆哮、吸引注意力。除此之外，身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记者和精通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卡汉赢得了极高声誉，更莫提他的犹太社区领袖地位了。卡汉曾与尤金·德布斯一同创建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并肩作战。他还运用自己的报纸，帮助数十名社会党候选人选上了市议员和众议员。他本人撰写的英语小说《大卫·勒温斯基的崛起》（TheRiseofDavidLevinsky）曾赢得了多名文学巨匠的嘉奖，其中包括威廉·迪恩·霍维尔斯（WilliamDeanHowells）和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
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先生是谁？一位新来的俄国地摊小报编辑而已。他凭什么教训我亚伯拉罕·卡汉如何运营报纸？他又凭什么质疑我的执行主编？还质疑我的社会主义立场？
托洛茨基也绝不是那个轻言退缩的人。对于像卡汉和希尔奎特这样自鸣得意的美国政治家，托洛茨基本人也没多少耐心。“大亨人物，”托洛茨基们这么称呼他们。他们的舒适生活、自高自大、昂贵的建筑物、妥协退让，都成了靶子。他们夸夸而谈社会主义，但一旦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就退缩到廉价的爱国主义大纛之下。
这场正面交锋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已经足够令两人割袍断义了。托洛茨基咆哮着回到了他在《新世界》的办公桌，一路上无疑也是骂骂咧咧。托洛茨基绝不想善罢甘休，他此后三周内给《新世界》写了5篇文章，主题都是他为何与亚伯拉罕·卡汉和《前进报》决裂。托洛茨基指控卡汉是一名高高在上的独断专行者，整天窝在他的10层办公大楼里。他的报纸不报道党的决策，他本人也成了一类最差劲的“社会爱国者”。托洛茨基还在文章中坚持要求将卡汉开除出党，认为他已经不具备一名革命者的资格。[24]据说，当《前进报》员工们表示这场论争源于对烂翻译的误解时，托洛茨基用斗大的标题“这不是真的！”（неправда!）[25]予以回击。
12年后的1929年，正在撰写回忆录的托洛茨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书中专辟章节谈论《前进报》，将其称为“14层宫殿”，“一家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市侩味社会主义报纸，一直为最背信弃义的叛徒们大开方便之门。”[26]
对卡汉而言，他们的蜜月也终结了。就个人层面而言，托洛茨基享有的《前进报》热情洋溢报道将不复存在，这里也不会再有他的专访或专栏文章。就长期而言，这次事件将赋予卡汉看待“新俄国极左”的一番特别洞见。1917年末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之后，卡汉成为第一批谴责他们的美国社会党主要人物之一。1923年在社会党的一次会议上，卡汉在发言中批评托洛茨基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气囊”，他的身体疾病则“毫无疑问要归结于他早年的道德堕落”。卡汉还斥责列宁是一位“大脑糊涂的疯子”。[27]当同情莫斯科的论者们后来试图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减少批评时，卡汉宣称，“我宁愿目睹《前进报》破产倒闭，也不愿减缓我和共产党对着干的力度。”[28]
更为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同纽约社会党世界的交往在短期内升温到了顶点，又迅速踢到铁板戛然而止。托洛茨基不会再交到新朋友了。他那死板顽固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大为扞格。但是，托洛茨基绝不半途而废。如果托洛茨基无法适应他们的模子，他就会把这个模子打得粉碎。
就在这段时间内的某日，希尔奎特召集纽约社会党领导层，就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如果美国突然在无预警情况下对德国宣战，他们将怎么做？社会党成员们拒绝战争。但这个党派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有其内部规则和议事程序。为了在政坛有所表现，他们得提出一番陈述清楚的政策，并由成员们经由合法投票程序正式通过。一旦等到战争打响，再这么做可就来不及了。也许，来自政府的干预会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决定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要尽速集会，并起草一项决议。他们还将接着召开一次公开会议，并将此决议投票表决。为了让委员会尽快运转，他们决定将其成员人数限制到7人，让这个工作小组代表党内各派。委员会包括希尔奎特本；另外两名律师：雅各·潘肯（JacobPanken）和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NicholasAleinikoff）；兰德学院的阿尔杰农·李；芬兰记者、议员桑特里·诺尔特瓦（SanteriNourteva）。最后，为了让本党的左翼也有代表人选，他们选择了路易斯·弗拉伊纳和列夫·托洛茨基。
为什么是托洛茨基？他们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没有史料能解释为什么，或是“何以如此”。路易斯·弗拉伊纳并没有党务履历，但希尔奎特深知他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记者和活动家。托洛茨基为俄国激进者们发声，并且用他的文章和演说构筑了一大批追随者。是不是幕后有人施加了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人要求将托洛茨基纳入其中？是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坚持加入？最有可能的是，希尔奎特本人想出了这个主意，以此递上一个橄榄枝，展示建立联盟的友善姿态。若将他们排除在外，只会引发党内分裂的风险——这个时间节点也许不能更坏了。托洛茨基也许好走极端、不可理喻，但种种迹象都显示，这位新成员将成为纽约市永久的一份子。希尔奎特得学会设法和他相处。
这七名“决议委员会”成员将在密室开会，讨论出一个立场来。
﹝*﹞“schtick”并没有准确的对应英文词。通常而言，它指代一种表演者使出的“喜剧动作”，无意之间传达幽默。
[1]Pravda,October20,1922,fromNedava,237,note26.
[2]Trotsky,MyLife,277.
[3]“IdonotknowwhetherNewYorkorParispossessesatthepresenttimemorecinemasortaverns,”Trotskywouldwriteafterthe1917revolution.“Butitismanifestthat,aboveeverything,thecinemacompeteswiththetavernonthematterofhowtheeightleisurehoursaretobefilled.Canwesecurethisincomparableweapon?”Trotsky,ProblemsofEverydayLife,41.
[4]OntheTriangleDairyRestaurant,seeHalpern.
[5]Waldman,64–65.
[6]Draper,82–83.Infairness,BukharinhadmadetheeffortinresponsetoarequestfromLenin,whohadaskedhiminaletterfromEuropeto“formasmallgroupofRussianandLettishBolshevikscapableoffollowinginterestingliterature,writingaboutit,”andsoon.LenintoBukharin,October14,1916,publishedinBolshevik,no.22,1932,fromMarxists.org.
[7]Draper,83.
[8]SeeNewYorkTimes,February12,1917.
[9]IngermanletterinNovyMir,February16,1917,from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201–202.
[10]TrotskyresponsesinNovyMir,February16andMarch3,1917,from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202,251,note43.
[11]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251,note43.
[12]NorrisquotedinRecht,175.
[13]NewYorkAmerican,March6,1917.
[14]SenatorNorris’sstandontheissuewouldearnhimachapterinPresidentJohnF.Kennedy’sclassicbookProfilesinCourage.
[15]NewYorkWorld,February20,1917.
[16]NewYorkAmerican,March2and8,1917.
[17]Jonas,117.
[18]Jonas,118,133.
[19]Forward,March1,1917,1.
[20]Nedava,26.
[21]Jonas,143–44.Vladeckalsogaveasecondaccount.Inalate1917interview,hedownplayedtheincident,sayingthatTrotskyhadcalledhimpersonally,notCahan,askedsimply,“Didyouwritethatarticle?”and“Doesthepaperstandforit?”WhenVladecksaidyes,Trotskysaid,“Thensendmebackmylastarticle.IamsorrybutIcannolongerwriteforyou.”Kirchwey,4.
[22]ShubtoldthisstorytoNedavain1969.SeeNedava,26,and235,note20.
[23]EmmaGoldmanoncecomplained,throughabusinessmanager,“TomeitseemsverystrangethatyoushoulddevotesolittlespacetoEmmaGoldman’sJewishlectureswhensheisbyfarthemostpopularlecturerinJewishwhoevercarriedonpropagandainAmerican”;hereverymeetingiscrowdedand“intenselyinteresting.”MotherEarthtoVladeck,February8,1917,inVladeckpapers.
[24]NovyMirarticlesofMarch6,7,9,14,and20,from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204–5.
[25]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252,note50.
[26]Trotsky,MyLife,275–76.
[27]Lipsky,144.
[28]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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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苏黎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四章苏黎世
“亲爱的奥尔加同志！”
“万分感谢您介绍本地党务的信件。坦白说，‘悲观主义’经常笼罩于大家头上，唯有您一人例外。”
“这里的党彻头彻尾信奉机会主义；它是一群市侩官僚们打造的慈善机构。”
“甚至看起来左倾的领导人（像诺布斯和普拉滕）也毫无用处，特别是上面提到的两位。不联系群众，就将一事无成。”[1]
——弗拉基米尔·列宁致奥尔加·拉维奇信，1917年2月15日。拉维奇是一位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的妻子。
“没有任何蹩脚理由可以隐瞒这个事实，”住在波恩流亡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月份给社会党委员们的吁请书中写道。“齐美尔瓦尔德（的尝试）的彻底失败已经在瑞士显现。”[2]他却并没有散发这份呼吁。1917年年初的列宁看不到多少振奋他的东西。他的政治运动似乎正在身边溃散，他的革命陷入僵局，他的朋友星散四方。
2月份，列宁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离开波恩，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苏黎世。但是，风景山河之殊并未改善他的前景。雍容开化的苏黎世有剧院和咖啡馆，也有湖光河岸，以及临近的山色和矿泉疗养地。任何人都会将这里视为世界大战舒适避难所的不二之选。列宁在苏黎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本市图书馆。他在那里辛勤工作，撰写一本新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于6月脱稿。列宁搬到了斯皮埃戈尔加塞街（Spiegelgasse）14号，这里是老城区的一处窄鹅卵石巷。列宁与克鲁斯普卡娅在此大隐于市，自己投身于繁剧工作之中。他要写数以百计的信件，并研读报纸和书籍：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维克托·雨果的诗歌。列宁也偶尔带着克鲁普斯卡娅去听演说或音乐会，去餐厅或是临近的水疗处享受。对于那些在步道上与列宁擦肩而过的邻人们而言，这名身着冬大衣的先生很难像是一位“喷火”的革命者。
列宁在工作中遇到了一波波挫败。这些日子里他身上的现金捉襟见肘，以至于很难支付印刷小册子的费用，更不用说旅行或是出书了。他尝试与人们保持联系，却也总是头痛不已。列宁最好的布尔什维克朋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就住在数小时旅程之外。电话还很少见，且服务差劲，列宁必须仰赖邮政通信。寄往国外的信件需要数周时间送达——如果不是在路上丢失或遭没收的话。同俄国国内的信息交换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所冒的风险也更大。
尽管如此，最糟糕的事情还是那些叛徒们。整个冬天和此前的秋天，列宁都目睹了那些一度支持他“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路线的支持者们弃他而去。列宁于1915年提出了这个主意，要求社会党人将从事世界大战的精力转移到国内的内战中去，发动大众革命。列宁将这一原则视为他最终的忠诚测试器，然而，他的“失败名单”在本周可谓是逐步壮大：法国社会党人阿尔伯特·布尔迪隆（AlbertBourderon）和亚瑟·梅尔海姆（ArthurMerrheim，他曾于巴黎会议上投票赞成和平主义者决议）；意大利社会党部长菲利波·图拉蒂（他曾坚持要求，意大利必须索回失去的边境领土）；德国社会党议员卡尔·考茨基（他没能阻止德国的战争借款）。哪怕在瑞士，列宁长期以来的盟友、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起初的组织者之一罗伯特·格里姆（RobertGrimm）也刚刚阻止了一场波恩的社会党会议，召集这次会议本是为了重申列宁的强硬路线。
列宁不停地抱怨着这些变节者。“齐美尔瓦尔德，”他在3月时写道，“显然已在破产；再美其名曰的话只能是粉饰太平。”[3]
就连他对俄国爆发革命的企盼，也在那个冬天遭遇了打击。是的，俄国已在崩溃的边缘。军队在撤退，政府已瘫痪，食物短缺袭击了各大城市。列宁煽动造反的小册子已在俄国士兵和囚犯中流行开来。但是，美国传来的消息给列宁的希望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近期发生改变的希望不大。如果美国加入对德战争，那将只会帮助沙皇稳固权力。正如列宁所见，俄国要么需从内里土崩瓦解，要么得在战争中溃败。（爆发革命）没有别的捷径。
那么，这一切将在何时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吗？他多年来的准备是否都告浪费？“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也许并不能活着看到那些决定性战役，”1月份在苏黎世，列宁在一场演说中向一群学生坦承说。[4]当年冬天的挫败迫使列宁重新思考一些（革命的）基础性假说。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这一时期说，“伊里奇认为，在国际范围内来一次大切割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她还写道，“为了与（卡尔）考茨基及其集团永远划清界限，为了集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尽管在减少）组建一个‘第三国际’。”[5]
1917年2月中旬的一天，一封美国寄来的信件令悲观情绪笼罩之下的列宁又惊又喜。他看了看信封，很容易就认出了那干净整洁的手迹：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他最喜欢的挪威笔友。这封信花了数周时间才从纽约远渡重洋寄到这里，这使一切都更为蹊跷：自从柯伦泰回来后，列宁已能直接听到她从挪威传来的信息。列宁曾对柯伦泰的美国之行寄予了很高希望，现在他忽然收到了她第二次旅美发来的消息。柯伦泰是否筹到了款？是否出版了列宁著述？是否找到了新盟友？
柯伦泰曾于2月初离开纽约，并在这个月月末抵达了她在霍尔门考伦（Holmenkollen）的家。这座当地小镇就在克里斯蒂安尼娅（奥斯陆）以北，即便在当时也以其秀丽的群山、滑冰和山地滑雪闻名于世。这是一番恼人的旅程。英国水兵再一次拦住了她的船只、检查乘客。回到挪威的柯伦泰面临家庭离散的窘境：她的儿子米沙还留在新泽西的帕特森；她那早已疏远的丈夫弗拉基米尔则滞留在俄国国内，并入伍成了沙皇的一名军官；她那不时相与的情人亚历山大·什里亚普尼科夫则已移居彼得格勒。
回到她自称的“峡湾小红房”[6]家中，柯伦泰开开心心地重新与当地社会党人交往，并恢复了她此前的职责，负责将信息偷偷运入运出俄国。现在，就连她对托洛茨基的看法也在软化。在一封信中，柯伦泰如是评论托洛茨基：“在我离开的前一周托洛茨基到了美国，这燃起了英格尔曼及其团伙们（《新世界》编辑部的孟什维克）的希望，”她在归途中给列宁写信说道。“但是，托洛茨基明显与他们并不同道。事情大概很清楚：他将走自己的路。”[7]
列宁本人给柯伦泰写了一连串信件，请求她时刻告知挪威当地激进者们的内讧情况。列宁还指示柯伦泰，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当地忠诚的追随者们组织起来，就像在克里斯蒂娜一样。柯伦泰愉快地回复了这一叠信件。得知她的美洲来信现在才将将抵达苏黎世时，柯伦泰也满是惊讶。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读了柯伦泰的复信，当天就坐下来回信。他以“亲爱的A.M.”开头——这是列宁对亚历珊德拉·米哈伊洛芙娜的简称，他也乐于这么称呼她。“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收到了您的回信。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您身处美国，也只收到过您一封您告知我们前往美国﹝1﹞（去年夏天）消息的信件。我于1月7日或8日时曾给您写信，”列宁接着说，但是“法国人对从这儿寄往美国的一切东西都横加阻挠！（这封信）显然已经在纽约与您擦肩而过了。”
不过，除了客套话和恭维话以外，柯伦泰没给列宁带来多少好消息。仅仅用了简练扼要的几句话，柯伦泰就向列宁描述了纽约市的一次事件——她和尼古拉·布哈林曾经试着劝说那里的一群关键的左派人士同他们美国社会党的保守派们切割、并为列宁的齐美尔瓦尔德左翼路线背书。但是，柯伦泰告诉列宁，他们失败了。他们在与一名欧洲新来老对手的辩论中败下阵来。列宁看到了这个名字：托洛茨基。
列宁是否对这个故事翻了翻白眼？又或者忍住了笑声？列宁一定想过，这是多么典型的托洛茨基啊。这位孟什维克骑墙派有着“尖刻矫饰的自大”[8]，他似乎总是固执好辩，总是从中作梗，哪怕到了美国也不改其本色。“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托洛茨基和‘右派’们结盟对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列宁写道。“托洛茨基简直是个混蛋——他嘴里说着左翼的话语（修辞），却与右派们联合，一起对抗‘左派们’的目标！！至少应该给社会民主党（Sotysial-Democrat）写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件（由您来写）来揭发他！”[9]
写完这几句话之后，列宁接着将注意力转向了他在纽约的另一名任性门徒——布哈林。列宁在信中说，他很欣慰布哈林本人已在《新世界》奠立了地位，但他接着也来了一番抱怨。列宁曾要求布哈林寄给他一些纽约当地政治的材料，但至今还没收到。“我曾请求布哈林做这些，但似乎这些信件中途丢失了，”列宁写道。对于布哈林晚近的理论文章，列宁再次找到了诸多可予批评之处。这些文章“比考茨基的好太多了，”他写道。但在布哈林与考茨基追随者们论辩时，“布哈林的错误或将摧毁他的‘正当理由’”。
列宁接着笔锋一转，谈到了他的更大难题：不忠诚的追随者们；以及现金短缺。“这何其悲伤——我们没有钱！”他写道。[10]列宁随即写完了这封致柯伦泰信。这一天他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写了很多这样的信件。身处风光旖旎、文明开化、舒适宜人的苏黎世，列宁静候世界的剧变。“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极端重要——与您建立良好的通信管道。因此，请及早、准确地回信，哪怕简短，”这封信以此结尾。列宁随即带着所有信件去了邮局。
种种迹象都显示，列宁并不自知——哪怕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相隔万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却也大多相同：对“社会爱国者们”的憎恨（那些支持本国战争行动的社会党政治家们），对美国加入世界大战的恐惧，对俄国国内事务的焦虑。甚至，他们还共享了对莫里斯·希尔奎特的讨厌（列宁曾于1907年在斯图加特见过希尔奎特）。只要他们还分隔于大洋两岸，他们就无法建立联系。但是，这种状况也将在未来数周内得到改变。
﹝1﹞原文为“离开美国”，误。据前文迳改。
[1]GankinandFisher,557.
[2]GankinandFisher,554.
[3]V.I.Lenin,toAlexandraKollontai,March5,1917.GankinandFisher,597.
[4]Volkogonov,Lenin,104.
[5]Krupskaya,MemoriesofLenin,vol.2,196,quotedinGankinandFisher,218.
[6]AlexandraKollontai,“AGiantMind,aGiantWill,”MarxistInternetArchive,2006,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14/giant.htm.
[7]Clements,100
[8]GankinandFisher,574.
[9]Afewmonthsearlier,LeninhadcomplimentedTrotskyinoneletter:“Thereconciler,Trotsky,isnowcompelledtorecognizetheinevitabilityofabreakwiththe‘patriots’—i.e.whoarejustifyingtheentranceofworkersintothewarIndustriesCommittee.”ButLeninalsofoundsomethingtocriticize:howTrotsky,outof“sheerfalsepride,”haddefendedAkakiiChkheidze,theprowarMenshevikintheRussianDuma.LenintoSafarov,February10,1916,inGankinandFisher,574.
[10]LenintoKollontai,February17,1917,inGankinandFisher,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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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基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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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基弗
“（托洛茨基）性格中的许多特质也不由自主地从这些细微迹象里喷薄而出：他那尖刻张狂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度爆棚的自信心，极端病态的虚荣心，演说、写作和举止的踵事增华，一种谐趣的书呆子气……甚至在他工工整整、小心翼翼的手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1]
——格里沙·基弗解释说，他何以认定托洛茨基是癫痫症患者，1920
“我觉得托洛茨基的生命中有许多罗曼史，多到一名真正谨慎的传记作者也能足足写上几章内容。”[2]
——麦克斯·伊斯特曼，1926年
对于和俄国而来的老相识格里沙·基弗的相见，托洛茨基心怀疑惧。他和基弗曾是20年前的老朋友，但之后便不是了。基弗曾参加1905年彼得格勒起义、偶尔给（狱中的）托洛茨基送过便条，之后他们便天各一方了。基弗现在已于纽约定居扎根，成了一名保守的中年医生。政治一度是牵系二人的粘合剂，现在他们却全不对付。托洛茨基曾在几次演讲时看到过台下的基弗，但他清楚基弗并不认同他。基弗反对托洛茨基的反战立场和“反爱国”社会主义，他对此也不加掩饰。
但今天，大家不谈政治。托洛茨基也拒绝让政治破坏气氛，他邀请基弗到家中作客乃是出于礼节和乡情。两人在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小公寓门口握手会面，也许还来了个拥抱和俄国式问候。他们一定为刻在彼此面孔之上的皱纹和灰白头发大吃一惊
托洛茨基屏退左右，确保公寓内只有他和基弗两人，但他11岁的儿子、在房间内闲逛的列夫也在。娜塔丽娅显然已带着幼子谢尔盖外出了。托洛茨基为基弗准备了茶水，也许还有杜松子酒（schnapps）或甜菜汤（borsht）。毫无疑问，报纸、孩子玩具和一摞摞书乱糟糟地堆满了门口。坐在窗前，他们看到冰雪阻塞了街道，树枝在风中颤抖。
尽管托洛茨基和基弗数年之后都写了回忆录，但我们依旧只知道这场谈话的一鳞片爪。他们并没有谈多少鸡零狗碎：天气的寒冷、公寓的杂乱，基弗的行医业务。他们绕开了所有时事要闻。“似乎我们之间达成了一个沉默的协定：我们避免谈论一切热度政治话题，”[3]基弗回忆说。
基弗向托洛茨基问起他的一些社会党名人朋友。帕尔乌斯怎么样了？1905年，基弗曾在彼得格勒见过他。“正在挣他的第12个100万，”托洛茨基笑着回应说。那位杰出作家、一度是《火星报》编辑的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GeorgiPlekhanov）怎么样了？还是一名年轻激进者时基弗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书。托洛茨基对普列汉诺夫知之详。他曾公开指责普列汉诺夫重返俄国、支持本国战争行动的决策，并称普列汉诺夫是一名可恨的“社会主义爱国者”。托洛茨基显然提到了这个细节，并拿他开了个玩笑。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反革命呢，爸爸？”小列夫用大嗓门发问道。基弗回忆说，托洛茨基仅仅冲着儿子笑了笑，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紧张气氛顿时消融了。他们将话题转向了两人之间的真正牵系，也就是旧日时光。对托洛茨基和基弗而言，旧日时光有着特别、更为私人的意义。1896年基弗初晤托洛茨基时，后者只有17岁——他傲慢自大，稚气未脱，一头卷发。夹鼻眼镜后的双眼已是炯炯有神。托洛茨基刚刚从敖德萨的实科中学毕业（声望稍逊于敖德萨的高级中学，它仅限犹太人入学），他的家人曾送他到这里受学。托洛茨基来到临近的工业城镇尼古拉耶夫，接受进一步教育。但在尼古拉耶夫，托洛茨基发现他的功课既枯燥又落伍。他开始逃课，哪怕在督学家访之后也逃。那一年的托洛茨基结交了附近一位名唤什维科夫斯基（Shvikovsky）、却有着不寻常阅读量的职业花匠。他在自己照料的花园里有一间小木屋，喜欢在这里招待他认为有趣的人：学生，流亡者，本地激进分子，自由思想者。托洛茨基——当时的布朗施泰因——也成了他的常客。
1896年的少年基弗也是什维科夫斯基花园的常客之一。尽管，他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基辅的医学院校上课。
托洛茨基、基弗和他们的“什维科夫斯基小木屋”同道们开始一起花时间阅读顶尖自由思想家著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法国大革命研究著作，俄国异见人士——还有地下报纸。渐渐地，他们开始像一个公社一样一起生活。大家在什维科夫斯基的小木屋里饮食起居，参与了类如“抗议当地图书馆涨价”的抗议行动。托洛茨基将之回忆为一段快乐时光：一个个夏夜里，大家一起享用女房东女儿准备的龙头茶（samovar）﹝1﹞和面包腊肠（不，托洛茨基并不遵循犹太教规）。他们在白天托钵募化，晚上则讨论政治直到深夜。
一对名唤索科洛夫斯卡亚（Sokolovskaya）的兄弟二人也加入进来。他们还带来了妹妹亚历珊德拉·洛芙娜。她身材高挑，黑发披肩，受过教育，美丽动人，出类拔群。洛芙娜是“公社”中唯一的女性，比少年们都年长，也更严肃，很快就在讨论中独具地位。她本人已读过了卡尔·马克思，这对俄国激进者而言堪称新声。绝大多数俄国激进者们依旧服膺“纳罗德尼基”（Narodniki）——1881年主导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们。托洛茨基享受这些争辩，但他的辩论策略有时小里小气。他会特别取笑亚历珊德拉。“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狭隘说教，分裂人格，”他辩称说，讥刺她“顽固狭隘”。[4]基弗回忆说，托洛茨基的侮辱如何会使大家大吃一惊，话一出口就令“所有人石化”。亚历珊德拉礼貌回应。她还一度私下向基弗坦言说，“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还手打那个小男孩！”[5]另一位曾目睹这些争辩的朋友提到托洛茨基时说，“他将来要么是超级英雄，要么是江洋大盗。”[6]
接着，托洛茨基便和父亲大卫·布朗施泰因闹崩了。老布朗施泰因还在为儿子于尼古拉耶夫的就学支付学费，本人同时于赫尔松省（Kherson）经营自己的农场。获悉儿子逃课、并同刺头们一起鬼混后，老布朗施泰因大为光火。他跑到尼古拉耶夫找儿子。一名托洛茨基的朋友回忆说，托洛茨基父亲有一天突然毫无预警地现身花园：“这位大胡子农人”大叫说，“你好！你是否也背着父亲跑了出去？”[7]
托洛茨基常常与父亲吵架。他们的家安在了赫尔松省——这块乡下区域远离东欧的犹太人定居点——185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在短期内允许犹太人离开拥挤受限的定居点尝试农耕。这是将犹太人同化于俄国主流文化的一大尝试，至少对布朗施泰因一家而言，它奏效了。他们在家中不说依地语，也很少进行宗教活动。与之相应的是，托洛茨基的父亲购进了新地，也存下了钱。
但是，他的儿子非但没有感佩这番成就，反倒视如敝屣。托洛茨基将父亲视为俄国有产阶级——未来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称他们为“富农”（kulaks）——和家人争辩时，托洛茨基总是站在工人和农民们一边。年轻的托洛茨基一度试图在家庭餐桌上向父亲解释他的民主理念，父亲却训斥他荒唐天真，“哪怕300年为限，这个也不可能发生，”父亲暴跳如雷。
现在在尼古拉耶夫，托洛茨基和父亲再度争辩起来。“我们有过一些‘风暴时刻’，”托洛茨基回忆说。父亲坚持让托洛茨基在卷入政治之前，至少先完成学业。“结果是，我拒绝再从家里取得物质资助。”[8]
托洛茨基再也未能同父母修复关系。1905年后他们曾有过短暂和解——当时托洛茨基面临领导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指控，父母前来圣彼得堡参加他的公开审判。托洛茨基回忆了这一对“老夫妇”（他这么称呼父母）造就的尴尬不安。开庭时母亲泪流不止，“她很难懂得”。父亲则坐在那里，“苍白、安静、欢乐、沮丧集于一人。”[9]托洛茨基的母亲死于1912年；自从托洛茨基离开维也纳，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没收了父亲的农场（正如对所有大型地产者一样），强迫70岁的大卫·布朗施泰因来到莫斯科，从事一项他儿子为他安排的工作：管理一个小谷仓。老布朗施泰因于1922年死于斑疹伤寒。
但对托洛茨基和尼古拉耶夫公社而言，最具命运性的一步发生于1898年。他们在这一年决定，帮助地方工厂工人组织一个工会。托洛茨基（还只有18岁），基弗，亚历珊德拉·洛芙娜都愉快地加入了这一事业，并大获成功。基弗甚至承认，托洛茨基占据了“大部功劳”。基弗还提到了他“永不枯竭的动力，精密的计划，花样繁富的点子，以及抵御疲倦的能力。”[10]
然而，本地工厂主们并无意愿允许本市出现一家工会。他们向警察抱怨。警察迅速赶到，逮捕了大约200名工会成员和组织者，其中就包括托洛茨基、亚历珊德拉·洛芙娜和她的两个兄弟、基弗。一家尼古拉耶夫法庭作出判决，将他们统统流放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和亚历珊德拉都获刑四年。
故事在此变得更为私密。在尼古拉耶夫监狱中等待流放时，托洛茨基令朋友们大吃一惊：他向亚历珊德拉·洛芙娜求婚。她也答应嫁给他。什维科夫斯基花园里的一切争吵似乎都点燃了他们之间的爱意。但根据俄国法律托洛茨基仍然属于少数族裔，他需要父母同意才能结婚。父亲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拒绝了，并称亚历珊德拉为“那个马克思主义老刺头女人，给他儿子带来了坏影响”。
托洛茨基又一次拒绝听从父亲命令。他花了好几个月研究对策，并最终找到了一个绕开父亲的办法。他们被移往莫斯科一家监狱等待最终流放。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悄悄说服典狱在那里为他们举办婚礼。他们找来了一名犹太教拉比，一名狱卒借了他一枚戒指。基弗也参加了婚礼。
待到托洛茨基父亲匆匆发现之时，这段婚姻早已木已成舟、无法阻止了。
身为一对已婚夫妇，托洛茨基和洛芙娜可以在西伯利亚合法同居。对于他们这样的政治犯而言，流放意味着被带到一处荒徼之地，并强迫居留。警察定期前来检查，确保他们在押。政府甚至发放一笔小额津贴，以为食物、租金和清洁之用。他们可不是被关在监狱小囚室里，弗拉基米尔·列宁在西伯利亚还有外出打猎的美谈。托洛茨基利用这段时间阅读、写作，并开始组建家庭。
俄国当局先是将托洛茨基夫妇移送到一处小农庄——位处中西伯利亚勒拿河畔的乌斯特-库特（Ust-Kut）。这里是如此之遥远，以至于他们花了整整三周才到达那里——火车，大马车，接着是河上驳船。他们的小棚屋里蟑螂遍地，室外温度低达零下30度。不过，他们在西伯利亚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乐于交往的流亡激进者。他们获准溯河而上，到了另一个村庄——福尔霍伦斯克（Verkholensk）。托洛茨基在这里成了一名商人的文员，但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他学习历史、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他为伊尔库茨克期刊《东方评论》（EasternReview）[11]撰写文章，并与其他年轻激进者们往来：像是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未来的“铁血费力克斯”，“契卡”秘密警察创建者）、莫伊塞斯·乌里茨基（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彼得格勒“契卡”头子）。托洛茨基回忆过和他们一起的快乐时光，比如“一个黑暗的春夜，我们围坐在勒拿河畔的篝火旁，（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朗读了他的一首波兰语诗歌。”
他和亚历珊德拉·洛芙娜也在这次流放中做了父母，生了两个小女儿。1902年初，齐娜（齐娜尔达）已经一岁半，而尼娜仅有4个月大。
蹲了两年监狱、流放西伯利亚两年之后，越发不耐的托洛茨基决定离开。听到外部世界令人兴奋的变迁，托洛茨基自觉，像他这样的年轻政治家需要前往西方、投奔富有活力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他的妻女们必须先留在这里，逃亡的路上没有她们的空间。
身为丈夫和父亲，托洛茨基做出这个决定时一定是肝肠寸断——这似乎再稀松平常不过了。但是，故事在这里变得含糊不清。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向她告知这个决定时，亚历珊德拉极表支持。“你必须得去，”托洛茨基引述她当时的回应说。“她是第一个谈起让我流亡这个主意的人，”托洛茨基后来坚称。“对她而言，革命的重责大任盖过了其余一切不急之务，”他写道。“她打消了我的一切顾虑。”[12]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亚历珊德拉甚至在潜逃中出力甚大。当时托洛茨基夫妇住在维尔霍伦斯克一栋两层木屋的楼上，每天都有一名警探闯入楼上卧室监视他们。一天晚上，托洛茨基告诉警探，叫他不要侵扰。警探照做了。托洛茨基借此机会逃脱了，亚历珊德拉保住了秘密。直到托洛茨基脱逃5天之后，警察才发现人不在了。
警察如何在发现脱逃之后残酷折磨亚历珊德拉和两个幼女？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提及。
不管公平与否，多年以来托洛茨基的批评者们都聚焦于这一事件：他将妻子和两个幼女遗弃在西伯利亚。他们将之作为托洛茨基行止不端、自私自大的佐证。[13]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则通常会回应说，他的决定符合那个年代的革命准则，亚历珊德拉·洛芙娜从未抱怨于此，从未公开质疑托洛茨基的说法，也从未因之满腹怨望。当然了，抱怨无法为她带来任何好处。谁会相信她，并且用她的说辞来对抗伟大的托洛茨基呢？亚历珊德拉坚信于革命事业，似乎是选择了不起波澜。
他们的婚姻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动态关系又是如何？除了他们本人，没人真的了解。
无论如何，当一贫如洗、举目无亲的亚历珊德拉最终从西伯利亚回到家乡时，正是托洛茨基的父母——一开始曾尝试阻止这场婚姻的父亲大卫·布朗施泰因——为她提供了避难所，并同意帮她养育两个女儿。托洛茨基和亚历珊德拉从未离婚。“在国外，我很难与她保持通信，”托洛茨基解释说。“她随即遭遇了第二次流放；此后我们便只有偶尔相见了。生活分离了我们，但没有什么可以摧毁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知性上的亲缘关系。”[14]
仅仅数月后的1902年年末，托洛茨基在巴黎遇见了另一名颇具魅力的女人——即将成为他事实妻子、人生伴侣、两个儿子母亲的娜塔丽娅·塞多娃。娜塔丽娅当然了解他的婚史。托洛茨基同亚历珊德拉·洛芙娜的婚姻关系仍在持续，这也是娜塔丽娅本人无法与他结婚的原因。[15]
格里沙·基弗也深知这个故事。劫波渡尽15年之久后的1917年，他看到老相识托洛茨基重现纽约，他于布朗克斯公寓与托洛茨基重聚。这段往事覆水难收。当基弗和托洛茨基谈论往日时光时，当他们“回溯那些（我们的）旧时心绪时，”正如朋友麦克斯·伊斯特曼在听闻托洛茨基版叙事之后的说法，[16]很难看出，他们是如何避开这个坎的。
“我获悉了许多老朋友和熟人的情况，”基弗回忆当天下午情形时说。这其中一定包括一位名唤大卫·布朗施泰因的老人，一定有尼古拉耶夫的老友圈子，也还一定有那位他们都认识的姑娘——亚历珊德拉·洛芙娜。
在某个时刻，托洛茨基向基弗邀战国际象棋。托洛茨基酷爱下棋，自认是个好棋手。战前生活在维也纳时，他曾整天整天地待在维也纳内城区（InnereStadtdistrict）绅士街（Herregasses）风靡于世的中央咖啡馆同所有新来的人下棋，其中就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这样的名流。多年以后，甚至有谣传说托洛茨基是俄国国际象棋大师、1940年代末世界冠军赛选手大卫·布朗施泰因的次侄。
但基弗的国象功力也颇了得。他赢下了第一盘，看到托洛茨基在输棋后似乎羞恼了起来。“他本人表现为一名孱弱的棋手，输棋显然令他心烦意乱，”基弗后来写道。他们下了第二盘棋，这一回托洛茨基赢了。接着他们便罢手不下了。基弗坚持说，正是托洛茨基拒绝再下一盘决胜棋。
基弗片刻后就离开了托洛茨基的公寓。他是怒气冲冲拂袖而去的，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耿耿于怀。显然，原因绝不仅仅在于这次棋赛。此后他与托洛茨基还在演说、集会的场合有过几次相遇。基弗回忆说，托洛茨基曾“友善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并告诉人们说，“这是我的老相识，他得在法国待上几个月才能成为一名好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在1921年，基弗曾写了一篇猛烈攻击托洛茨基的著作——其时，托洛茨基的全球声望正处顶峰——本书谈到了他们当天的象棋赛，以及此前于尼古拉耶夫的经历。就连作家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基弗描述他的语言生生有色。基弗称托洛茨基是这样一个人，“他爱朋友们，爱得也很真诚；但他的爱是农夫爱自己马匹的那种——这也侧证了他的‘农夫特质’。但是，一旦这匹马无法干活，托洛茨基就将毫不犹豫、不带一丝良心地把它送到屠马场那里。”[17]
无论是出于怨恨驱使、道义驱策还是利益驱动，基弗的著作和书中的众多羞辱之语还是引来了贬损者们的群起攻击。托洛茨基的朋友麦克斯·伊斯特曼将此书贬斥为“一本荒唐无力的私人泄愤小书。”他还解释说，基弗的敌意原因单纯——托洛茨基当天拒绝同他谈论政治：“（基弗）突然间撞见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智识傲慢’，殊不知，这番‘表征’贯穿于他朋友自幼以来的活动之中。”[18]
更有可能的是，基弗的敌意有着更深的根基——尼古拉耶夫的时光；他们和亚历珊德拉·洛芙娜姑娘的友谊；以及，托洛茨基对待她的方式给基弗留下的观感。
﹝1﹞一种俄罗斯茶壶，以壶身所带的栓头著称。
[1]Ziv,33,fromService,Trotsky,344.
[2]Eastman,77.
[3]Ziv,chapter10,6.
[4]Service,44.
[5]Ziv,quotedinService,Trotsky,45.
[6]Ibid.
[7]Eastman,26–27.
[8]Trotsky,MyLife,100.
[9]Trotsky,MyLife,191.
[10]Ziv,fromWolfe,ThreeWhoMadeaRevolution,202.
[11]Trotsky,MyLife,126.
[12]Trotsky,MyLife,132.
[13]IncludingevenWinstonChurchill,writingin1937:“HefoundawifewhosharedtheCommunistfaith.Sheworkedandplottedathisside.ShesharedhisfirstexileinSiberiainthedaysoftheCzar.Sheborehimchildren.Sheaidedhisescape.Hedesertedher.”Churchill,GreatContemporaries,200,fromNedava,239,note46.
[14]Trotsky,MyLife,132–33.
[15]EvenIsaacDeutscher,perhapsTrotsky’sfriendliestbiographer,founditdifficulttobelievethathisseparationfromAlexandraLvovnainSiberiadidn’thaunthim.ToDeutscher,thisexplainedwhyTrotsky,inhisownautobiography,“devotednomorethanasinglesentencetothewholeaffair.”Deutscher,71.
[16]Eastman,21.
[17]Ziv,14,fromService,Trotsky,46.
[18]Eastma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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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二部分第一阶段“最初的”世界产业工会
第四章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
1905年7月组织大会闭幕后，所建立的组织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开会时，代表们的时间与注意力都集中于讨论如何把许多小工会建成“统一的大工会”和如何制订使大家团结一起的规章和政策纲领，行政管理事务几乎全被忽视。世界产业工会初期遇到的情况，即使是人员齐全、财力充实的组织，也难以有效地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而世界产业工会人员既未配备齐全，财力又告匮乏。人才的缺乏，尤其是缺乏正直的管理人员，早在第二届大会结束以前，已经非常明显。财政上实际无力支付的情况，也已显露无遗。虽然成立了三个貌似强大的产业部门——采矿、金属与机械制造、运输，除矿工部门外，其它部门并未在人数上或财政上为该组织带来实际好处。而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过早退出，对该组织确系一次打击，更重要的是，切断了该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产业工会思想在美国行业工会中有明显进展。这主要是由于该组织的影响与示范。组织者被派赴行会主义者与雇主或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有严重摩擦的地方。那时，世界产业工会很少注意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它主要的精力都集中于重新组合行业工会——执行一种双重工会政策。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某些地方遭受重大挫折，说明酿酒工人及机械工人存在明显的不满。海斯回顾1905年底的形势时，写道：
那些不满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分子，自然斜眼看着世界产业工会，因该组织似乎正在纽约、芝加哥以及许多小地方，尤其是在西部，扩充力量。前几个星期，全美酿酒工人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国内许多地方的普通工人都叫喊要脱离劳联参加世界产业工会……。另一位全国性负责人，一位社会主义者，说他最近访问了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发现机械工人、金属抛光工人以及其它几个工会，都在公开地反对它们的全国性组织，要加入产业工人的行列。有些服装制造行业及纺织工人也受到影响。看来我们将面临另一场斗争，与当年劳动骑士团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斗争相似。
美国矿工联合会的许多地方分会，对行会组织目前情况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满情绪。第一届大会时，矿工联合工会最终虽只有两个分会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但年终以前，已有好几个分会希望参加。不过，它们当中，许多都无法参加，因为它们与矿主订有合同，必须等合同期满，才能采取行动。矿工联合工会在巴罗·泥谷及厄尔克维尔（伊利诺斯州）的分会便属于这种情况。第二届大会时，它们都表示愿意加入，但因它们与矿主订有两年合同，要到1908年4月才满期，在此以前，不可能立即改变会籍。在这些例子中，合同得到尊重，各分会没有加入世界产业工会，但这一结果并不是由于世界产业工会有任何道德影响，该组织一向否定这种合同的效力。正如海伍德所说明的，他们认为既然兵不厌诈，产业工会主义者应该废除一切迫使他们违反工会主义原则的一切合同。
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摩擦，当然不会中止，而且日益明显。世界产业工会拥有微不足道的防卫基金，而美国劳工联合会则无此设施，这对于那些迫切需钱的行业工会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没有其它理由，为了这点理由，许多行业工会也会同意海伍德的说法，即“美国劳工联合会能起的惟一作用是作为工会运动的咨询委员会”，当工匠已占有并控制生产工具时，“冈佩斯先生的观点是用牛犁田、用马送信时代的年深月久和苔鲜斑斑的老古董”。
有少数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业工会，是由于无其它路可走或仅仅为了发泄对劳联的不满。粗鞋制造工人便属此类情况。他们于1906年1月建立独立组织，由于某种理由，申请加入劳联时被拒绝。最后，大叫大嚷地批判了劳联的原则并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
罢工时，世界产业工会与劳联之间出现的麻烦更为常见。世界产业工会反对他们称之为“劳联对世界产业工会罢工的不正当的干涉”。第二届大会时，许多人发言中对所谓劳联的干涉提出抗议。下面一段话，摘自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可作为例证：
……美国劳工联合会雇用罢工破坏者取代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职位。在杨斯敦（俄亥俄州）、圣佩德罗（加州）、扬克斯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他们派遣委员会要求雇主开除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者。他们宣布对雇用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工厂产品进行抵制，如在圣路易斯（密苏里州）及巴特（蒙大拿州）……在斯克内克塔迪，世界产业工会的努力也为其它组织获得利益。在克利夫兰（俄亥俄州），世界产业工会的砌砖工人为同情罢工的泥沙搬运工（劳联会员）而进行了罢工，并拒绝了资方提出的条件，只要他们抛弃建筑工人，就可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并可订立只雇用该工会会员的合同。在纽瓦克（新泽西州），当资方雇用工贼破坏另一组织（不属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制鞋工人拒绝与罢工破坏者一道工作。这些以及类似事例可以记载下来，说明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并不是为了对阶级弟兄进行报复而组织起来的……
美国劳工联合会无疑曾经常从事上述种种被指责的行为，“瓦布利”把这种行为视为破坏和对抗该组织工作的阴险手法。这样的事在这个年轻组织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发生过不止一次，此后，在多次产业冲突中又不断发生。但劳联不能独尸其咎，也并非只有劳联从事这样的行为。事实上，首先挑起干涉的很可能是世界产业工会，因为它一贯的方针是把已经成立的工会组织起来，或者毋宁说吞并过去，而这些工会通常是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届大会时曾对双重隶属的方针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但油印的会议记录上未见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决议。世界产业工会被指责在已经成立起来的工会之间进行煽动，而且这一切是在公开宣布世界产业工会不赞成双重组织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的确，这样的政策声明，可能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发言人作出的，但没有正式宣布过这就是该组织的政策。重新组织或企图重新组织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会双重组织活动，应当予以明确区别，这种活动既未得到明确赞同，也未遭到谴责。但双重组织关系，即双重会籍，是明确禁止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不得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或其它任何全国性的劳工组织。
世界产业工会以旧的行业工会为对象，不断进行鼓动与组织工作。在其早期历史中，它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从内部动摇”已经成立起来的工会。只是到了后期，它才接近于实行它公开宣称的方针，即组织尚无组织的一一非技术的一一流动的劳工。因此，过去所引起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及一般工会对所谓世界产业工会干预的报复要比现在更多一些。
行业工会方面报复的手段，可以国际机工联合会、木匠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布帽和呢帽制造工人工会及制革工人统一兄弟会等所采取的行动为例。它们规定“凡参加世界产业工会的男人或女人，应剥夺他们在这些联合组织所控制的产业内工作的权利。”
这种强烈的反抗是世界产业工会方面对行业工会思想多少有所让步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运动本身的力量尚弱，以及多年在行会形式下生活和工作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是有力因素。从世界产业工会早期历史记载来看，这是很清楚的。它所隶属的工会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行业工会的特色，有的分会（自吹自擂的产联主义及征集中心）是不折不扣地就是原来的行业工会。许多分会无疑是由于工人中缺乏产业工会的知识而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措施。这就使得一个主要由行业或假行业团体组成的革命的产业工会必然出现混乱的现象。第二届大会的代表们就面临这样一种难以对付的局面。芝加哥酒吧招待员与侍者第八十三地方分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旧金山代表申坎说：
这个行业组织的会员甚至没有从事会员证所指明的工作。它的大多数会员，星期天以外的时间都在另一产业工作，如卷烟，制鞋、油漆以及其它各种杂工，他们只有在星期天才在野餐会和晚会任酒吧工人或侍者……
大会希望这种情况能尽快得到纠正，最后通过决议规定总执行局应尽可能按产业路线进行组织工作：“责令新任命的总执行局在各产业内或按产业征集新会员。凡已发给执照的行业工会，其会员注册加入世界产业工会以前，应加强产业主义教育。”总书记特拉特曼在其致大会的报告中写道：
为保证防止这样的（行业）工会有可能成为永久的行业组织，应使他们理解，并应作出强制性规定，某一产业的工会一旦成立时，所有这些工会即应转入各自的产业组织……。但所有新入会的行业工会应由总管理处直接发给凭照，以便能经常控制这些团体的事务，当时机成熟时好进行适当而且必要的调整。
外部行业工会的敌视和对内部行会思想的妥协，这些并不是当时困扰世界产业工会的最严重的困难。这个组织正面临着大批会员退出的威胁，而且不久他在某些部门果真损失了大批会员。1906年春，西北部伐木场中明显地开展了一些活动，要在世界产业工会以外组织一个伐木工人总工会。而且，这些活动的幕后策动者就是一个名叫丹尼尔·麦克唐纳的人。他来自美国劳工同盟，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之一。前不久他还是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人，当时，他一定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因他曾被派为第二届大会的代表。麦克唐纳于1906年3月27日自蒙大拿的巴特致函加州克雷申特市的布鲁克菲尔德，解释计划中的组织的性质。他没有提到世界产业工会。他说：
在这个州（蒙大那）及整个西部地区，已开始一项运动，要组织一个伐木工人总工会，由所有伐木产业中的工人组成……。这个组织将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有足够的能力满足伐木产业中所有工人的主要要求，给予他们全面的支持，同样的利益，并使他们普遍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尊敬与保护。
这一企图没有成功。伐木产业注定要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地区之一，并且成为世界产业工会基础最牢固的部门之一。在1906年，这种来自外部的破坏活动，比较而言，作用不大。仅仅夺去该组织的一些个人会员，使世界产业工会稍微推迟了对伐木产业发起进攻的时间。
最严重的叛离发生在金属、机械及矿工部。金属、机械部开始时即由两部分金属制造工人组成：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与机师混合联合会。前者一直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前不久才脱离关系，第一届大会闭幕后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金属、机械部。机师混合联合会也一直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鉴于美国劳工同盟，多少具有产业性质，加以该联合会系金属制造产业中不同工种的工人组成，所以退出美国劳工联合会，并通过住在美国及加拿大的会员投票通过，决定参加美国劳工同盟……。”①
①见特拉特曼总书记在第二届大会上的报告，载《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会议纪录》（1906年）第51-52页。
当美国劳工同盟并入世界产业工会时，该同盟的金属制造工人原属机师混合联合会，当然与国际联合工会的金属制造工人一起，加入金属，机械部。于是，这两个组织互相之间的仇视与摩擦便被硬塞进这一部门，加上总部又不能及时合作并给予帮助，结果是造成机师混合联合会的脱离，使世界产业工会在它存在的第一年内，单单一个部门即失去了四千会员。这样，金属、机械都就只剩下约三千人，基本上都是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的会员。
1907年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退出而失去了整个矿工部，在所有打击中，这是最厉害的一次。1906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以后，西部矿工联合会即不再是该组织的积极的成员。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退出与第二届大会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密切相关，所以，这个问题可与第二届大会联系起来看。
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头十五个月内所进行的罢工，几乎是无一成功。但它的罢工活动却极为广泛，而且，在大多情况下都是轰轰烈烈，充满热情。卷入罢工的有下列团体：克利夫兰（俄亥俄州）雪茄制造工人；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旅馆、餐馆工人；芝加哥擦窗工人；辛辛纳提大理石制品工人；托诺帕及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的矿工；特伦顿（新泽西）及斯塔腾岛（纽约）的丝绸工人；莱克査尔斯（路易斯安那）的锯木、伐木工人。雪茄制造工人于1906年1月开始罢工，一直延续到同年10月1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废止黑名单，每十名雇工有一名学徒。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总部的帮助，但罢工看来还是相当有成效的。
在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有两个不同的分会进行罢工。旅馆，餐馆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最后为雇主接受。戈尔德菲尔德与托诺帕的矿工同时罢工，遭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印刷行业联合协会的激烈反对，似乎迟至1907年始获解决。
芝加哥擦窗工人于1906年8月1日开始罢工，正是第二次大会开会期间。芝加哥商业区三十五座大楼的擦窗工人工会会员离开了工作。总执行局劝告罢工者尽可能找到其它工作以便节省开支。辛辛纳提的大理石制品工人要求每天工作九小时，星期六半天假期。他们罢工结果如何，无纪录可查。
特伦顿（新泽西）与斯塔腾岛（纽约）丝绸工人的罢工，都以失败告终。罢工者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得不到总部的帮助。
当时，在罢工上所花费的力气是不平衡的，而且，这些力气大多没有花在正确的地方。谢尔曼主席在致大会的报告中说：“1905年8月以来，除了应付一次或几次罢工以外，就没有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派出更多的组织者去罢工现场的原因。”
谈到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纪录时，总书记特拉特曼声称：“世界产业工会没有在任何一次罢工活动中取得过胜利”。所有罢工都未很好组织，时间也选择不当。他解释说：“去年严格按照世界产业工会的条令与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会没有进行过罢工；仅仅是那些按行业工会的眼前利益原则组织起来的，在我们组织起来以后，没有得到会员自觉的支持，及时投入罢工。”
分会与总部之间，肯定很少或没有配合罢工的计划，尤其是时间的选择，更缺乏周详的安排。第一年，常常是“当总部毫无准备之时举行罢工，而且斗争的性质还要求全力以赴。”
谢尔曼主席认为罢工活动过分集中在东部各州。他甚至建议暂时最好只在西部罢工。他在解释他的立场时说：
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罢工都发生在东部各州。这些地方的工人，由于工资很低，有必要立即要求改善。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必须在宣战以前就准备作战。许多罢工……是在分会成立以后立即挙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还没有来得及接受产业工会主义原则的熏陶与锻炼……。东部一个分会给总部带来的任务要比西部三个分会还要多。
就在产业工会主义者进行罢工宣传时，他们之中有些人（他们又系激进政党的党员）打算把他们的党（即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在一起。他们知道要做到这点，这两个政党必须在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这一目标，双方代表举行了会议。这一会议以后即称为新泽西社会主义者团结会议。从1905年9月10日起，至1906年3月4日止，在新泽西州的奥兰治、帕特森、西霍博肯、纽瓦克等城市，不定期地举行了多次会议。闭幕时发表的宣言指出，会议的目的系“考虑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原因，如有可能，探索可否找到牢固基础——，把国内有斗争性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
会议认为美国这两个革命团体的团结，取决于适当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对争论激烈的工联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政党应采取什么态度；第二，社会主义政党对其报纸——这一运动的喉舌的所有权应采取什么态度。”
会议大部分的注意力均集中于第一个问题，这也是对产业工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本身说明这两个组织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必要的融洽才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分歧。两党的党员也认为就两党的经济与工会政策而言，一项和谐一致的纲领正在成功地付诸实践。如不相信，请看世界产业工会，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说：“这次会议是在迄今存在分歧的社会主义者互相接近，并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基础上携手联合时举行的。我们深信，至少可以希望，这次会议将促进我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团结的目的。”
对待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政党而且是激进的政党要采取中立的态度吗？这就是实际争论的问题。会上普遍意见都是否定的。有一位代表说：
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不能对经济运动保持中立。社会党自己就在发言人的旗帜上告诉工人：“参加你们的行业工会。参加你们阶级的党。”形势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个有阶级觉悟的劳工经济组织。那不是一个错误。它曾把二万五千工人组织起来，而今天我们有世界产业工会，它把十万工人按阶级觉悟的路线组织起来。如果这是错误，那也是有利的错误。中立是荒谬的。
有些代表对所谓无条件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提议表示怀疑。
一位社会党代表反对这种支持，他解释说：
世界产业工会现在可能很好，但它可能有偏移，可能变坏。如果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基础上，那个组织垮台，党也将跟着垮台。在它没有证明自己的用处以前，我反对承认这个组织。在科罗拉多，西部矿工联合会所通过的宣言与世界产业工会的相似，对社会党表示赞许，但投票选举时，它没有投社会党候选人的票，而是投一个反动的民主党人的票。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肯定世界产业工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事。
世界产业工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极为明显地出现偏移，在这一点上，这位代表证明自己颇有预见，但它的新的立场决不是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的反动劳工组织的立场。
大多数代表都强调要承认产业工会主义的原则，但在应否指名认可某一组织的问题上，意见有所分歧。许多与会者同意仅对世界产业工会加以表扬，说它有利于实现世界产业主义思想，而不必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会议的最后结论体现于一系列的决议中，前述宣言中也曾详加说明。下列各款即有关政治、经济关系问题的几项决议：
一、决议，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按阶级觉悟的革命路线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活动，为工人阶级为改善本身的经济状况，不能保持中立。
二、决议，美国劳工联合会式的组织与原则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障碍。
三、决议，会议承认世界产业工会有利于无产阶级运动并纪录在案。
十、决议，……采取步骤召开两个组织之间的全国性会议，以谋求在全国性基础上的团结。[1]
[1]校对者注：本书原文中即只摘出这四项决议，第四至第九项决议并非遗漏。
宣言中说：
会议认为，政治运动如果没有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准备夺取、占有并掌管生产权力的、需要时……还能按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命令强制执行的经济组织作为后盾；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将只能是昙花一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组作为助手，社会主义政党参加选举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愈大，带来的灾难也愈大……。如果美国有这样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它的成功之日也就是失败之时。接踵而来的是产业和财政危机，而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对于当代一切严肃的观察者来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它自己的宣言与行为，显示它已把工资奴隶制视为最后的定局……并承认雇主与雇工之间利益一致……。因此，会议……认为在经济领域中保持中立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只会起腐化作用的，应予否定……；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障碍，应予谴责……；世界产业工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予表扬。它没有抛开阶级斗争，而是牢牢扎根于阶级斗争，而且勇敢地、正确地提出这一社会原则“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于1906年9月17日举行，有九十三位代表参加。会期延续十六天。第一届大会时，预期第一年内会员人数将增加到十万人。从书记特拉特曼致大会的报告来看，这一预测显然过于乐观。报告指出第二届大会开幕时共有会员六万人（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二万七千人），下表系根据特拉特曼报告中的数字整理的，说明第一年内会员人数增长的情况：
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年会员人数
日期直属工会运输部
金属部总数
1905年8月1日
1,900
9月1日
4247①
10月1日
1,0008405,078
11月1日840
5,482
12月1日840
7,971
1906年1月1日840
8,200
2月1日
7,817
3月1日9,275
1,50010,775
4月1日10,288
3,00013,228
5月1日13,520
1953,00016,715
6月1日
21,000
7月1日
22,500
8月1日
45,000
9月1日
60,000
①包括社会主义职工联盟1,200人。
可以看出，表中各部门增长数字是不完全的，会员总人数也绝不能视为保守的估计。前不久还是该组织的书记兼司库的圣约翰先生说：“第二届年会报告声称有六万会员，但该组织的会员名册不能证实这一估计。事实上，第一年内，连同西部矿工联合会一起缴纳会费的会员平均数恰好为一万四千人。”
如前所述，矿工部从一开始就未牢固地与总部结合在一起，以后，西部矿工联合会仅在名义上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部分，应否把二万七千矿工计算在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之中，是值得怀疑的。根据特拉特曼书记的说法，事情是清楚的：“1905年8月1日，美国劳工同盟那些勇敢的人有一千一百人，金属部大约七百人，他们没有为西部反对势力的谴责所动摇。那些打着朋友招牌的人，常常比公开反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敌人更加危险。”特拉特曼说：“这一千九百〔一千八百〕人构成创建工作开始时的惟一力量。”
主席谢尔曼报告说，1906年9月10日止，执有世界产业工会所发凭照的地方分会共有三百九十四个。其中有一百二十个还未就绪，所以二届大会时实际出席的分会为二百七十四个"大部分都是不由部门或部管辖的而是直属于总部的地方分会。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地区协会或全国产业工会或各部登记，它们由这些机构直接管辖。
头一年内，实际上只组成三个部：运输部、金属和机器部、矿工部。这三个部当中，矿工部是惟一具有必需的人数，可以有资格成为单独的、有自主权的一个部。也是第二届大会上获得承认的一个部。因此，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世界产业工会惟一的、货真价实的部。这个部头几个月内在名义上属于总部，却一直在秘密地鼓动反对总部。
关于运输部，特拉特曼书记在报告中说：“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组成运输部。接受这个组织是因为它是美国劳工同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参加时有会员二千零八十七人……。”他说：
……这个所谓的部证明是总金库的没完没了的负担……运输部付给世界产业工会的会费为一百三十点七五美元，而总部却需源源不断地为该部提供更多的钱，徒然希望那个部门的产业工人会团结在产业工会的旗帜下……。
虽然大会没有承认运输部，但仍决议：“承认各运输工人分会代表所持证书，并允许他们出席大会。”金属、机械部的分裂及其主要成员机师混合联合会的退出，前已述及。大会对该部所采取的行动与对运输部的行动相同，即拒绝承认该部，但承认派出代表参加大会的那些分会（指金属制造工人联合工会）。
据称有七个国际工会“虽然受到资本家联合组织的压力，要它们继续留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但它们仍主动加入世界产业工会。”文件中査不到这七个国际产业工会的具体名称，估计一定是包括在前述三个部的工会，而且是第一年内组织的。国际音乐工作者工会就是这些所谓国际工会之一。这个组织不满足于国际产业工会的名称，它坚持要成为一个部，要求称为
世界产业工会公共服务部国际音乐与戏剧工作者工会……，理由是超过一千人、甚至不足一千人的组织，都获准成立有自主权的部级行政单位与部执行局。所以该组织从此以后一直利用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声，使自己与该部的存在合法化，而这样一个部却从未正式成立过。
世界产业工会现在没有，而且一直就没有成立过公共服务部，大会当然不能承认将来有一天可能成为公共服务部的这一部分。
1906年以后，世界产业工会即不再设部（即没有范围大于全国性产业工会的附属组织）。但直到1916年第十届大会时，会章中仍提及该组织是由全国产业部、全国产业工会等组成。农业工人组织于1914年成立，现为世界产业工会一个庞大而且日益重要的部门，与1905年该工会的创始人所想建立的组织很近似。今天，隶属于它的组织在数目上要多于早期的任何一个国际产业部。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以后，在所有各种版本的会章上，凡出现“国际”一词的地方，均改用“全国”。
在其整个历史中，世界产业工会几乎全由分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地方工会所组成，它们都是直接与中央或称总部进行联系。总部和分会之间，直到最后二、三年才开始设立部一级的机构。①
①作者无法査到1905年或1907年间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直属”工会的全部名单。很可能没有保存这样的纪录。下列名单系把散见于《第二届大会会议纪录》中的各工会集中而成的，当然是不完全的：[1]
[1]校对者注：以下表格属于原作者注释①中的内容
分会编号
144电力工人丹佛，科罗拉多
产业工人工泽西州，（混合工会）
会零售店员工会弗赖特利维尔，密苏里
产业工人工会帕特森，新泽西
纺织工人坡塔基特，罗得岛
面包工人巴特，蒙大拿
177制帽工人纽约市
183水泥工人斯波坎，华盛顿
313造纸工人纽黑文，康涅狄格
176丝绸工人纽黑文，康涅狄格
190丝绸工人纽黑文，康涅狄格
大理石制品工人辛辛纳提，俄亥俄
90制鞋工人圣路易斯，密苏里
299擦窗工人芝加哥，伊利诺斯
矿工匹兹堡，堪萨斯
矿工奇科比，堪萨斯
139沼料砖瓦搬运工
卷烟工人克利夫兰，俄亥俄
365混合产业詹姆斯敦，纽约
185混合产业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
307混舍产业圣保罗，明尼苏达
83酒吧工人与招待芝加哥，伊利诺斯
263旅馆与餐馆雇工芝加哥，伊利诺斯
矿工部亚利桑那州第三分会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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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卡内基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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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卡内基音乐厅
“那么，谁将领导这场革命？也许就是端坐在中央咖啡馆那儿的布朗施泰因（托洛茨基）先生？”[1]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伯克托尔德伯爵被告知“战争可能会在俄国引爆革命”时如是说，1914.
“我同这些人（美国社会党领袖）的第一次接触就足以唤起他们对我鲜明无忌的憎恶了……对我而言，他们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腐臭的一部分。我仍然与他们处于战争状态。”[2]
——列夫·托洛茨基，1930年回忆录
唯有到了2月3日之后，战争狂热才与日俱增。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这一天宣布同德国断交。全副武装的士兵现在驻守着纽约每一处公共区域——桥梁，街角，建筑物，地铁月台——人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将爱国条幅挂满了数百栋建筑物。参军入伍的学生和年轻人来得如此之速，以至于军队无法供应充足的步枪。人们徒步行军，而非借用扫帚和铲子。﹝1﹞游弋在港内的警务船现在配上了机枪。在华盛顿，国会开始批准一笔总计约900万美元的战争拨款（大约是今天的300亿美元），这笔钱足够用来快速部署第一批受总统指挥的300万士兵。
在威尔逊总统宣布断交后的一周，德军潜艇又击沉了36艘协约国或中立国船只，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船。数十名水手在海上丧生或失踪，其中至少包括两名美国人。这给公众的愤怒又浇了一把油。据说在英国轮船“伊芙斯通号”（Eavestone）沉没之后，德国潜艇向救生艇开火，杀死了船长和其他3名船员。南美、亚洲、欧洲诸国都集会谴责德皇暴行。战争话题甚至传染了电影。纽约百老汇剧院当周上演了一部史诗级默片《海底两万里》（20000LeaguesundertheSea），这部电影现在每天三次滚动放映，其最新巨幅印刷海报写道：“您将看到一艘潜艇击沉一艘远洋邮轮的场景，”这是在影射“露西塔尼亚号”的惨虐场景。[3]
随着美国人准备和德国开战，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随之巨变。德裔、说德语、甚至有德语名字——都成了嫌疑人。“拥护”和平听起来越发不堪——就像是怯懦一般。《纽约时报》将此议题一言蔽之：“后天德国帮”对抗“天生美国人”。这个国家或将低三下四地“接受柏林的号令和面包”。[4]
但正是这场激励“天生美国人”们应征入伍的战争讨论，也为那些瞬间满血的反战阵营敲响了警钟。他们看到和平的大门正在迅速关闭，扼杀着所有阻止美国介入欧洲战事的机会。全美没有任何一地的和平主义者超过纽约：这里挤满了德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移民聚居区。
威尔逊总统发表反德宣言后仅仅几个小时，纽约最大的反战团体领导人们——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教堂牧师，女性和平团体，美国中立大会委员会，制衣工人联合会等工会团体，希伯来联合贸易公司，以及其它团体——齐聚一堂，并同意联合组成一个统一战线——新的“远离战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诉求是：让人民来选择。将战与和的问题抛给人民，举办一场全民公决。仅仅10周以前，选民们坚定地用选票让伍德罗·威尔逊连任，因为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威尔逊甚至都还没有宣誓就职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和平团体认为，不经新的投票程序就180度大转变，这会使民主沦为一个笑话。
为了表达诉求，他们决定举办一场全场范围内的大型集会。各式各样的联盟团体们将齐聚于纽约最著名的政治和艺术圣地：卡内基音乐厅。
大体而言，城市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富人依旧享受着他们的金钱。啤酒大亨、未来的纽约扬基棒球队老板雅各·鲁珀特（JacobRuppert）上校在这周“引燃”了美国美术馆（AmericanArtGallery）。他花了创纪录的2500美元（等于今天的8万美元）拍下了一尊日本翠玉月牙颈花瓶，瓶身还镶有两条龙头把手。“纽约市每一天都吸掉400万卷麦加纸烟，”[5]烟草公司如此吹嘘说。购物车盈筐满箧，人们照常工作，孩子们全日制入学，街道安堵如故。
但是，平静表面之下却有一股暗流涌动。一股力量啃噬着这座城市的人际网络，并以尚未示人的形式重塑着它。
列夫·托洛茨基对此既兴奋又激动。战争狂热刚刚来袭的那段日子里，他不停地发表文章和演说，使他本人成为这个陌生新国度的公众人物——他甚至不大通英语，也不会说英语。托洛茨基成为纽约市反战人士中的意见领袖。“我忙得不可开交，”他回忆说，“后来我都不大觉得自己是一位外来者。”[6]
2月初，托洛茨基在布鲁克林演讲厅（BrooklynLyceum）、曼哈顿贝多芬音乐厅（BeethovenHall）、联合广场（UnionSquare）附近的劳工会堂（LaborTemple）等类似场所向如潮的观众发表了演说。他以每周3到4篇的速度在《新世界》上发表文章。至少有4篇托洛茨基的文章被译成了依地语、并刊登于《前进报》；还有一些被译成德语、登在《纽约人民报》和社会党的《未来》（DieZukunft）报上。托洛茨基日复一日地以演说、专栏、咖啡厅谈话表达他的诉求，阐明他对欧洲事务的鲜明观点。在一篇专栏中，他记述了对巴黎的飞艇炸弹袭击；另一篇专栏里，他描述了法国士兵们的境况。在肮脏、疫病丛生的堑壕里，士兵们承受着绵绵不绝的炮火，而这些炮火作为“亿万横财”都流入了军火投机商的腰包。另一篇文章里，他谴责了欧洲政客们的怯懦：他们嘴上说着和平，却振振有词地用“爱国主义”和“国家自卫”在战场上杀得血流成河。托洛茨基认为，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些概念都已毫无意义。[7]托洛茨基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演说家和作家之一”，路德维希·洛尔写道。[8]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日渐成为人气保证。
情感充沛、眼神犀利、蓬乱头发、喷火一般的俄语或德语口音——演讲台上的托洛茨基足以令观众们心神迷醉。“我认为他的登台能力卓绝动人，”观摩托洛茨基登场演说的社会党政治家路易斯·沃德曼（LouisWaldman）写道。“他身上有一种超迈无伦的‘戏剧感’，”沃德曼回忆说。“这位托洛茨基不是农民也并非工人，他是一位神经系统最高度紧张的知识分子。”[9]
但是，托洛茨基投下的所有震撼弹只能在一方狭小无名的水塘里生发巨响并溅起水花：移民社群、讲外语的曼哈顿社会党亚文化，这只是全美国的一小切片而已。对美国其他人群而言，托洛茨基似乎并不存在。无人倾听，也无人端详。他并不会说英语，主流报纸也忽视了他。
对托洛茨基和其他每一位纽约左倾人士而言，当月预定上演的重头戏将是卡内基音乐厅的反战大集会。
组织者们将这次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时间定在2月5日的周一晚上。当天，一场暴风雪袭击了纽约。刺骨寒风和炫目大雪一举涌入曼哈顿的大街小巷，甚至扰乱了地铁和高价铁路。医院救治了数十位不慎在路上滑倒而崴脚跌手的人。一整天里，托洛茨基都见到年轻女性和少女们奔走于市，她们身着的冬装别着一道道写着“远离战争”的白色绶带。她们挥舞传单、高擎海报，参加集会。卡内基音乐厅开门之前数小时，数千人就齐聚周围的第7大道，风雪无阻。大演奏厅里的所有28000个座位早早就已座无虚席。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寻找一切可能的空间挤在一起：过道，包厢，站席。
很容易设想如下画面：托洛茨基在汹涌人流中左冲右突寻找好座位，和他《新世界》同仁们一起往前排挪动——他本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柯伦泰。他们都说着俄语——后面还有一两排他的新朋友：头发稀疏的哈默医生，年轻的路易斯·弗拉伊纳，以及蓄着浓密胡须的路德维希·洛尔。这番场景令他刺激兴奋——噪音、吟唱、欢呼在高高的天花板间回荡。每一个派别——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宗教团体，劳工团体，爱尔兰人，德国人，犹太人——似乎都组成了各自的欢呼方阵，举起了一张张条幅和海报。一时间将会场染成了红色。他们高唱着“国际歌”和依地语无政府主义歌曲“你无处不见”（InAleGasn），梦幻般的和声丝丝入扣，大批女声混着男声。
托洛茨基对革命者们独具只眼。目睹着礼堂里聚集一堂的激进分子，他无疑会在心中将他们与自己在俄国见过的人群相提并论，特别是1905年引领圣彼得堡暴动的那批人。他们关闭工厂，建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无视军队刺刀，奋起反抗沙皇。这些美国人有多强壮？他们是否有像俄国人那样的决心和毅力？他们会在警察士兵到来之时坚守战斗吗？这些和平主义者、女性和牧师们又如何呢？他可以在类似的战斗中信任他们吗？又或者，他们会像欧洲社会党人一样沦为懦夫、躲在“爱国主义”和“国家自卫”里不敢露头吗？
列夫·托洛茨基用尽一生力量准备革命。美国当下的情境可谓是另辟蹊径，令他着迷。如果战争到来了，它是否会引发一场起义？美国社会党人是否会真的战斗？会不会上街，而非空谈？如果战斗打响——而且像这里一样，有数千名最坚定的纽约激进分子层层环绕——他，托洛茨基，是否将有机会领导战斗？
托洛茨基和朋友们紧接着落座，等候今晚的主讲人：来自滨河大道的中间派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
“美国工人们要不要战争？”莫里斯·希尔奎特大喊道。他满脸通红、肌肉紧绷，声音响彻大礼堂的最远角落。
“不！”答案震耳欲聋。观众们挥舞着红色条幅，欢呼大笑。“打倒战争！和平万岁！”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哪怕是从那些刚刚下船的移民嘴巴里喊出——他们甚至都还对这些口号没什么概念。
希尔奎特走上卡内基音乐厅讲台之前，4000多人已经挤满了深阔的礼堂、并占据了每一寸角落的空间和所有四层楼厅，以至于数百人不得不离场。希尔奎特熟知这个地方，熟稔这里的红色长绒座位和幕布、金色饰物、华丽的拱顶、高耸的天花板，以及那精准的音效和光效。他曾在这里演说。卡内基音乐厅于1891开幕。在开幕演出上，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IlyichTchaikovsky）担纲交响乐指挥，演奏了他的宏伟曲目《庄严进行曲》（MarcheSolennelle）。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登场——他捐出了建造这座音乐圣殿的最初200万美元资金——赢得了满堂掌声。现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华贵舞台早已不仅仅向西班牙大提琴手巴勃罗·卡萨尔斯（PabloCasals）、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扬·帕德雷乌斯基（IgnacyJanPaderewski）、纽约本地交响乐团这样的音乐大师们开放，它也欢迎政治人物。就在本月，因从事生育控制工作而遭刑事指控的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Sanger）曾在这里演说，为她的审讯筹款。
希尔奎特本人曾于1915年现身卡内基，同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奥古斯都·加德纳（AugustusGardner）辩论“备战”议题。战后的1924年，他还将在这里同英国哲学家、作家伯特兰·罗素（BetramRussell）辩论英国社会主义问题。20年的政治生涯锻造了希尔奎特的口才：从街头巷尾的人群到酒吧，从辩论大厅再到全国代表大会舞台。希尔奎特既有洪亮嗓门，也有强健肺活量——这在电子麦克风出现之前至关重要——他还有绝佳的时间感、抑扬顿挫的短语，轻易就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深入人心。
当晚对着如山如海的面孔，希尔奎特语调急促。自从威尔逊总统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以来，他放下了手头的一切事务，专心打理这个反战同盟。希尔奎特是第一批坚持组建“联合阵线”、并发起这次卡内基音乐厅活动的领导人，他全程参与了琐碎枯燥的政治事务、邀集演讲者和主办者，起草决议，推动和促成党内官员们与会。其中最困难的事情是使自己的社会党内部协调一致。劳工运动在这一议题上已然分裂。贸易导向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vor）保守派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Gompers）就支持备战；12位知名社会党人也将很快加入他们，脱党支持“国家自卫”。他们包括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尔（《屠宰场》作者）、“扒粪记者”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CharlesEdwardRussell）；社会活动家J.G.菲尔普斯·斯托克斯（菲尔普斯-道奇公司继承人），以及他的妻子露丝·帕斯托·斯托克斯；以及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1892年出版的著名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作者，这篇小说记述了对女性的“医疗虐待”。她也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特·比彻·斯陀夫人的外甥女）。[10]
希尔奎特看到了更糟糕的事情：警察和大企业主们如何开始以“战时状态”为由打压劳工和左翼。就在本周，一群守卫威廉斯堡桥的海军陆战队将他们的枪口对准了25名守候在布鲁克林附近“哈弗梅耶尔”（后来的“多米诺”）炼糖厂外的工人纠察队员。这次罢工本来是纽约、新泽西和费城12000名炼糖厂工人大罢工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们刺刀上膛，将15名破坏罢工者（strikebreaker）护送进入工厂。现在，军队已和工厂主们雇用的私人侦探没什么区别了。
而在全美境内，地方警察和司法部特工们开始围捕IWW成员。这个由大比尔·海伍德领导的强硬工会公开与暴力团结盟，并将他们自身的铁腕策略与之结合。西雅图警方曾于本周逮捕了73名IWW成员，指控他们在稍早之前与议员们的冲突中犯有谋杀罪。
希尔奎特面临诸多挑战。他整周时间都在练习演说措词、准备接受报纸采访。他得赶在自己的政治追随者们消失之前就振奋他们。哪怕到了最近这段时间，言论自由依然在美国通行无碍。像卡内基音乐厅这样的集会可以继续进行，不会遭到警察或义务警员的骚扰。但是，天知道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
当晚，卡内基音乐厅里的集会民众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同德国的战争，并将之称为送给“剥削者、企业主，资产阶级”的贿赂——他们将在军火贸易中大发其财，同时使工人们承受流血虐杀。这份决议还贬斥了国内的“警察专制，戒严，以及对人权的镇压”。[11]当晚的演说中，希尔奎特语气坚定地抛出了一句比美国内战还古老的比喻：“这是富人的战争，却是穷人的打斗。”
“他们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是自卫，”希尔奎特向卡内基音乐厅内群集的人们大吼道。“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得更多！”希尔奎特说，不管美国从德国潜艇那里受害有多重，与一场全面战争带来的破坏相比都无足轻重。“从来没有一场战争的升级比这一回的理由更牵强了，”他坚称。“他们说德国的潜艇政策是犯罪。我承认，这是的。但是，战争也是犯罪，战争彻头彻尾都是犯罪，战争双方也都是犯罪！”
台下欢呼声再起。随着人群渐趋亢奋、激越，希尔奎特不失时机地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前的希尔奎特出示了手中的几份文件，并接着大声念出了一长串名单。他吐字清楚、发音准确，念出的名人大亨引发了观众席中的阵阵私语：杜邦，美国钢铁，J.P.摩根（J.P.Morgan）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希尔奎特说，他们就是纽约市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如果美国参战，这些资本家们就将好整以暇地大发战争财。“正是你们工人将为这些害虫和剥削者的爱国主义买单，”他告诉大家。矛头指向明确。
希尔奎特接着掏出了另一份文件，这是纽约市长自己的战备委员会刚刚印发的一份报告。希尔奎特翻到了其中一部分，谈到了谁将被征兵入伍、谁将被从正常生活中连根拔出，并被强迫真刀真枪作战。﹝*﹞希尔奎特清了清嗓子，大声念出报告里的字句：“征召那些商务繁剧或是家庭责任重的人们并不公平，在经济上也属不智。”礼堂里爆出了阵阵嘘声和倒彩声。“家庭责任重”，可以理解。但是所谓“商务繁剧”呢？商人们就该获准留在家里——安全、暖和，远离子弹和堑壕——以追逐他们的利益？
“但是，他们的爱国热情甚至走得更远，”希尔奎特大喊道，毫不掩饰他的讥嘲之意。“这些爱国心爆棚的绅士们力主，只征募那些‘经济上允许’的人。”这句话的含义无人不晓。这意味着，征募像它们这样的工人和失业者。“你们被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希尔奎特说。[12]这将是一场生意人的战争，工人们将被迫搏命送死。
希尔奎特结束长篇演说之后，观众们集体起立，并报以长达5分钟之久的掌声。希尔奎特享受这个时刻。但从政20年之久的他深知：赢得观众很简单，但真正的战斗要到明天才开始。
在托洛茨基于卡内基音乐厅聆听莫里斯·希尔奎特演说之前，似乎他们二人还没有过私人会晤。但是托洛茨基一定知道希尔奎特的名声。自从他抵达纽约以来，激进派朋友们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托洛茨基：他们如何将希尔奎特视同敌人；绝不仅仅是他占据着纽约社会党的领袖地位，他还在毁灭它们的事业。激进派朋友们抱怨说，希尔奎特太过保守，太过妥协，太着迷于他个人的地位，太过沉溺于赢得选举，而非一场真正的革命。
目睹了当晚卡内基音乐厅的激越兴奋，现在的托洛茨基也深有同感。托洛茨基决定，他本人要介入其中，让这位嚣张的希尔奎特先生消停消停。
这并不针对希尔奎特的演说内容，托洛茨基其实喜欢这篇演说。第二天他的文章称卡内基音乐厅的全程活动“极具感染力”，并表扬了满堂喝彩的激进者们。“绝大多数人，”他写道，“都由革命的工人阶级组成”——这在托洛茨基的词典里可是高度赞誉。他甚至为他们通过的决议鼓掌。它那优美的措辞使作家托洛茨基称心悦耳。进行这场世界大战正是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们的‘神圣权利’，为了在战争摧残的欧洲大发一笔灾难之财，”——在托洛茨基读来，这份决议“清楚，精炼，方案坦诚。”[13]
使托洛茨基深为困扰的绝非这些语句，而是希尔奎特呼朋引类的那些人，当晚在卡内基音乐厅与他同台的所有人，以及他那个联盟的成员们：教会牧师，妇女团体，联合会，等等。这些人使托洛茨基想起了那些他恨之入骨的人——1914年前欧洲那些大谈特谈和平的怯懦“社会主义爱国者们”。一旦战争狂热到来，他们就马上变色，并为各自国家的战争行动添砖加瓦。
没有比和平主义者们给托洛茨基带来的创痛更重了。当晚便有其中两人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演说：纽约教会和平联盟的牧师弗雷德里克·J.林奇（FrederickJ.Lynch），以及代表“女性和平党”的知名女性参政论者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Freeman）。听着他们浅薄的“非暴力”赞歌，托洛茨基将两人都定位为骗子。他们今天打字、写作，亲切地谈论着和平，但是“一旦他们听到第一声枪响，就会很乐意地自称为好的爱国主义者，（并且）开始支持国家机器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并且劝说民众：为了达成‘公正和平’、‘持久和平’和‘永久和平’，‘战至终局，绝不罢休’是有必要的。”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都是些不诚实的废话，使他再度想到希尔奎特。正是希尔奎特——抛开他那漂亮的演说不谈，希尔奎特已经决策，将他们那绝佳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与这些软脚虾和平主义者们掺和到一起。
这便是托洛茨基的牢骚所在。他决定以自己最熟知的方式发起攻击：动用他的笔和《新世界》的平台。《新世界》的发行量仅有8000份，但其信息可以快速传播、无远弗届，并在泛社会党媒体那里反复转载。第二天，托洛茨基坐在圣马可坊逼仄的地下办公室里，用他那热茶熏染的手指提笔在手，在纸页上奋笔疾书。一行标题赫然赫然出现：“庄严的承诺：来自卡内基音乐厅大会的决议”（Большое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ПоПоводуРезолюцииМитингаВКарнеги-Голл）。[14]
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写作高度自律。这还不仅仅在于他所创作的文字和版面总量——他每周为5家小报写3到4篇专栏，还有演说和书信——他有一种聚精会神、不受各方干扰的能力。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战争人民委员（warcommissar）托洛茨基将以其谨小慎微之长和收拾乱局之才驰名。他的会议总是快速召开、迅即结束，他的决策和命令简洁明快。
现在，执笔在手的托洛茨基开始对莫里斯·希尔奎特进行一番外科手术般的剖析。托洛茨基辩称，他的革命家朋友们都有目共睹：卡内基音乐厅的大集会遭到了绑架。社会党——希尔奎特的支持者们——怎么可以同意与“布尔乔亚，教士似的和平主义者”们同台？托洛茨基坚称，从“组织化政治”（organizational-political）视角而言这毫无意义。“正如他们所言，（同台）的理由‘大而无当’（circumstantial），”托洛茨基解释说。他斩钉截铁地写道，“唯一合适的会场——卡内基音乐厅已经被布尔乔亚和平主义者们租走了。我们的阵营发现，再将会议时间作任何延后都已不可能。”这并不准确，但重点不在这。“机会成本”，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太过高昂。”与和平主义者们同台弱化了立场。
其实，托洛茨基对此早有定见。本市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纽约世界报》也派记者去了集会现场。这位记者以“抗议一切战争”描述这场集会，还指出“警察早已对一场敌意满满的抗议严阵以待，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占满了礼堂里每一处可能的空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呼唤和平。”[15]
不。这对托洛茨基而言大谬不然：这番“和平主义乞怜者”的描述错失了重点，它否定了集会的“革命面向”，也否定了激进者们同资本主义作战的意愿。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清晰的阶级意识”，对任何鼓吹“公民和平”者、也即那些“二三其德者，变节者，毫无荣誉感和觉悟的人”的戒慎惕厉。社会主义关系着“以组织化的暴动对抗布尔乔亚社会，”他写道，而不是愚蠢的“任何情况下的和平”或“对待布尔乔亚共和国那模棱两可的温情脉脉。”对抗资本主义战争的集会决议已经讲得清楚明白了。“我们将见证这一重责大任的最终实现——毫无疑义，它将不带一丝一毫的软弱和妥协！”
这篇专栏一挥而就。之后，托洛茨基穿过杂乱芜章、墨纸遍地的办公室，会见他的编辑同事们。红须面蔼的布哈林坐在邻桌，他对托洛茨基极表赞同，并注意到这位新同事的转变：托洛茨基对希尔奎特的攻击听起来更像是布尔什维克，而非孟什维克。这篇文章跳出泛泛之论，力主将空谈者与践行者区分开来，且将运动仅限于实干家和虔信者之内。弗拉基米尔·列宁肯定会赞成。也许这将归功于布哈林，在他影响之下，同志有了新立场。
《新世界》主编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读了这篇专栏文章，并最终同意刊登。众人皆知，托洛茨基的文章是一枚精巧谨慎的匕首。它并未指名道姓提到莫里斯·希尔奎特，但毫无疑问把矛头对准了他。《新世界》发行于周三早晨（2月7日），一时间就风靡全城。美国邮政甚至将报纸邮送到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一部分报纸甚至运到了欧洲。
第一批收到报纸的地址里，就有这一处——纽约市河滨大道。
莫里斯·希尔奎特任何时候都说英文，但他也可以流利阅读俄文。不论就文章的语言抑或政治而言，读到这篇《新世界》文章的希尔奎特都无需译员。他重读了文章最后对卡内基音乐厅决议的引用：“我们将见证这一重责大任的最终实现——毫无疑义，它将不带一丝一毫的软弱和妥协！”又扫了一眼“二三其德者”、“变节者”的措辞。希尔奎特毫不怀疑这些词语指向了谁：他本人。
然后是署名：“托洛茨基”（H.Троцкий）。
希尔奎特见过这种类型的中伤。他深知，自己的社会党有大量自视甚高者，也有大批激进者，这些人威胁着败坏党誉。愤怒之外，希尔奎特还对这篇专栏表示怀疑。谁给了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先生批评的权利？这是一位离开母国沙俄十年以上、抵达美国将将三周的流亡者，他对美国可有一丝一毫的了解？
不过，《新世界》追随者众。希尔奎特必须郑重对待。
“社会主义假定，要以一场组织化的起义对抗布尔乔亚社会，”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写道。果真如此？社会党在美国只占民众的一小部分，也是一个弱小、深受怀疑的团体，他不了解？任何“起义”都将让美国政府、私人侦探、国民警卫队和纽约警察局把他们投进监狱，他不知道？以及，暴力恐吓必将加紧政府镇压、离间潜在支持者，并为残忍的霸凌添柴加油，他不明白？荷枪实弹的警卫队已经占据了一切公共建筑物和桥梁，并准备好了阻止麻烦制造者，他不清楚？
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号召别人奋起战斗，他说得多么轻巧——这会使他们的工作、生命和自由冒上风险——就在他在格林威治镇写文章自娱自乐的同时。在美国，你要改变什么得通过赢得选举、通过法案，或是团结一致为工会权利和更高薪酬讨价还价来完成。对希尔奎特而言，这才是政治。它需要辛勤工作、建立联盟、培养同盟军、说服公众。在任何一次政治行动之中，希尔奎特都需要那些和平主义者们敲边鼓——他们的选票，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人脉网络。
他将如何以美国的方式打这场仗？希尔奎特早已深思熟虑。他深知，一旦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下定决心，自己的联盟将无法阻止美国介入欧洲战事。不过，希尔奎特郑重提出了一个主意：将此问题付诸一次“战争全民公决”。下一次总统大选要到1920年才来，下一次国会中期选举则是1918年——都太晚了。但是，纽约市将举行一场极其重要的选举：市长选举。这可以成为他的战场。他的选情看起来惊人的好。
原因不仅仅在于纽约是全国最反战的城市。1914年以34岁当选的纽约现任“男孩市长”约翰·普瑞·米切尔（JohnPurroyMitchel）似已摇摇欲坠。米切尔是最奇特的一种政治动物：一名共和党籍的“反坦慕尼”改革者，却得到一个反腐败公民市政委员会的支持。上任初期的米切尔曾尝试擦亮他的改革招牌：他大刀阔斧整顿警察局，解雇了数百名佣警。这些举措都令他树敌众多，成为一名弱势候选人。
但米切尔也是一名后备役军人。他随身携带手枪，并开始招募一支22000人的纽约志愿民兵队。就在本周，他还斥责了一群前去拜访他的和平主义者。这群人对纽约市强制推行的学校军事训练颇有微词。米切尔坚持认为，射击和行军均构成“公众教育的关键一环”，其中就包括“公民义务”和“对权威的尊重”。[16]如果米切尔竞选连任，他肯定会将战争作为辩论的中心议题。
对希尔奎特而言，这是一场值得打的选战，也是将战争议题引入美国最大城市直接选举的大好机会。如果他能以社会党籍当选，哪怕他只是得票数第二紧追当选人，都将使一切变得更甜蜜。
但是，他得先对付托洛茨基。更多出于恼怒而非深思的希尔奎特写了一张短笺对付此人：那位托洛茨基先生无权指教别人的革命策略，特别是在他本人也没有准备好留在俄国如此革命之时。[17]希尔奎特将此便笺在他的通讯渠道里广为传布，试图在这场纷扰中保持超脱。
对希尔奎特不幸的是，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并不准备迅速撤离战场。对于任何要他保持安静的人，他的反应也不会好。问一问格里沙·基弗就知道了。
﹝1﹞喻指童话中的“骑扫帚飞”。
﹝*﹞美国于1973年终止义务兵役制，并代之以全志愿兵役制，以此回应越战期间的抗议。因此，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无法充分理解：战争抑或和平的问题在那些历史时期里兹事体大，瞬间便具备了“生存还是死亡”的意义。对于当晚卡内基音乐厅里的年轻人而言，介入欧洲战争事关身家性命，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议题。
[1]A.J.Taylor,TheStruggleforMasteryinEurope,1848–1918.
[2]Trotsky,MyLife,275.
[3]NewYorkAmerican,February28,1917.
[4]NewYorkTimes,February4,1917.
[5]AdvertisementinNewYorkAmerican,January23,1917,etseq.
[6]Trotsky,MyLife,270.
[7]OntheseNovyMirarticles,seegenerallyIan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I,197–200.
[8]Lore,LeonTrotsky,2.
[9]Waldman,64–65.
[10]See“TheQuestionofWar,”lettertotheNewYorkCall,March25,1917.
[11]ResolutiontextintheNewYorkCall,February6,1917.
[12]NewYorkCall,February6,1917.
[13]“BigResponsibility:InReferencetotheCarnegieHallMeetingResolution,”NovyMir,February8,1917,reprintedinLeonTrotsky,WarandRevolution,vol.2,379.
[14]199Ibid.
[15]NewYorkWorld,February6,1917.
[16]NewYorkTimes,February2,1917.
[17]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251,note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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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间谍对间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幕：战争
第十一章间谍对间谍
“众所周知，德国人正在开动宣传机器，指望和俄国单独媾和；但是，他们阴谋的细节尚不能周知。”[1]
——威廉·G.E.怀斯曼，1917年5月
“德国政府的利益同那些俄国革命家们的利益是一致的。”[2]
——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或帕尔乌斯），1915年1月7日
从头到脚，威廉·乔治·怀斯曼[3]看上去都像是一名典型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身着花呢正装，打着条纹领带，胡须修剪得一尘不染。身为皇家海军船长之子、海军少将之孙，怀斯曼家族的准男爵（baronet）爵位（一个世袭头衔）在他这里已经是第10代了，往前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亨利八世时代。怀斯曼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了标准的英式教育。学生时代的怀斯曼曾在学院的“战斗蓝”拳击队赢得了一个轻量级拳手位置。毕业之后的怀斯曼几经周折。他先是在《伦敦每日快报》（LondonDailyExpress）做记者；后来写过讽刺戏剧；也曾踏足商场：代表英国金融家们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展业务。
世界大战紧接着爆发了。已有一名妻子、两个小孩的怀斯曼收到了国家的召唤。
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中尉，很快便晋升为英军第6轻步兵营的陆军上尉。军方将怀斯曼的战斗单位部署于佛兰德地区，他们加入一支盟军，负责防守西线的比利时小镇伊普尔（Ypres）。1915年德国陆军发起进攻时，怀斯曼目睹了最血腥的杀戮。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丑陋的修罗场中心，短短三周之内有10万多名士兵或死或伤。但是，伊普尔最令士兵们恐惧、并震惊全世界的，还是氯气（chlorinegas）。
这是德国人在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毒气，打了协约国一个措手不及。第一次进攻伊普尔时，德国军队足足向空气中释放了6000罐氯气。这些氯气形成了一团巨大的绿云，寂静无声地飘向法军阵地，很快便有约6000名士兵或死或残。这种气体接触水或软组织——肺，眼、嘴唇、喉咙、鼻子或裸露皮肤之后会形成盐酸。这种盐酸将烧毁一切所触之物，造成窒息、失明、流血、伤疤或是咳嗽发作。绝大多数受害者死于窒息或肺部阻塞。
怀斯曼在佛兰德经历了其中一次毒气袭击战。这次袭击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以至于他必须得从前线撤回，并接受数月之久的治疗。他的视力再也未能完全复原。
但是，那位强悍的学院拳击手——威廉·怀斯曼拒绝被氯气踢出这场战争。在英格兰疗养期间，怀斯曼找到了另一条参战的途径——间谍活动。一天，一名朋友请他去见一位英军新作战单位长官。这个作战单位意在从德军背后发起攻击，他们管它叫“秘密情报处”，“外交部办事处”，或是“军情1c处”（后来的军情六处）。统帅乔治·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GeorgeMansfieldSmith-Cumming）因车祸装了一条木腿，以伪装和保密为乐。卡明的特工们都用“C”的代码指代他，有时他也要求手下用隐形墨水写字。史密斯-卡明也独具伯乐慧眼，认为像怀斯曼这样的伤残军人是理想的地下工作者：忠诚，理想主义，聪慧。加上怀斯曼的战前经商背景、他的北美旅行经历和上层阶级教养（以及银行账户），这使他成为潜伏美国的最佳人选。怀斯曼欣然抓住了这一机会。
军情处的前任纽约主管已经历了一场挫败。怀斯曼初晤此人后就决心为自己要到这个最高职位。“让我试试吧，先生，”他在听闻史密斯-卡明抱怨这位前任之后如是说。“你？”主管笑了。“为什么不？你不能比别人做得更糟了。”
就这样，怀斯曼于1915年末来到了纽约，并为军情处开设了一件小办公室。他们起初在伍尔沃斯大楼（WoolworthBuilding），后来去到了市中心的白厅街44号（44Whitehall）。怀斯曼组起了一个小团队，其中包括另一位负伤战场老兵诺曼·斯维茨（NormanThwaites）。斯维茨曾在纽约报纸做过事，一度是《纽约世界报》老板约瑟夫·普利策的私人秘书。为了掩护身份，他们将行动挂靠在英国海军武官办公室那里，并自称为“军需部美国运输局”。
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追踪谣言，安排保护军火船，以及侦测：人，团体，港内舰船，当地政治，以及一切可疑事项。这将颇为枯燥。怀斯曼的下属们一度花了好几天时间调查，是谁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船里偷走了一把双筒望远镜。他们查到了一位英国上流人士——莫尔尼公爵，指控他为德国提供谍报。后来他们认定，这场“莫尔尼诉讼”是“彻头彻尾的无聊”。另一件案子里，他们雇用卫兵照看运上俄国船“SS西哥特号”的一批武器弹药。孰料其中五人喝了太多的威士忌，并在酒醉后开始骚扰俄国士兵。[4]还有一次，怀斯曼手下特工们的工作是调查德国大使最新情妇的身份。
很快，仅仅为了保卫工作，怀斯曼就要调动超过2000名私人侦探。怀斯曼也挤进了政治圈。他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政治密友爱德华·豪斯（EdwardHouse）上校培育了私人关系。怀斯曼和豪斯很快便成了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战争联络的主要二轨管道。
但是，寻找德国间谍，并阻止他们——这才是怀斯曼最艰巨、风险最大的工作。此时美国依旧中立，美国政府也甚少着力于抓谍行动。怀斯曼与纽约市好勇斗狠的拆弹小组密切配合，但他发现：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机构依旧“行事业余”。[5]从市中心办公室向外望去，怀斯曼眼中的纽约市处处皆是威胁。没有地方的危险系数比纽约那挤成一团的移民区更高了：德国人，爱尔兰人，以及所有的俄国人、犹太人。
怀斯曼对间谍工作自有一套，他和团队建立的谍报网迅速在全城遍地开花。怀斯曼并未在他的文件中提到线人姓名。但多年后斯维茨曾写到这段冒险经历，电报中偶然蹦出了几个名字。他们包括俄国商务随员C.J.梅齐霍夫斯基（C.J.Medzihovsky）；后来出现在1980年代PBS/BBC流行电视连续剧和书籍中的“王牌间谍”西德尼·雷利（SidneyReilly）；甚至还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韦恩施泰因的俄国商人——有可能就是《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的亲戚。
结果，这些线人更确证了危险。德国和爱尔兰移民构成了最显而易见的威胁。纽约德裔聚居区里充斥着活跃的德国特工，那里的德语报纸定期印发来自柏林的宣传材料。本市的20万爱尔兰裔人事实上也是满怀敌意。仅仅数月之前，英国还曾拒绝过爱尔兰最新的自治诉求——1916年复活节暴动。都柏林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英军与之进行了6天的城市巷战，318名叛军和平民、116名英军士兵、16名都柏林警察在战斗中丧生。英国政府还将16名爱尔兰自治运动领袖枪决。爱尔兰人的复仇之声响彻大西洋两岸。
但哪怕是这样的流血冲突，与纽约俄国人和犹太人造成的威胁相比也不免黯然失色。他们的危险可不仅仅是破袭、宣传而已，他们威胁着使英国输掉战争。这一切都是因为沙皇。
1917年的英国需要俄国作为一名军事盟国。英国人自己的军队——即便和法国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巨型战争机器。但是俄国拥有500万士兵，有哥萨克骑兵和广袤领土，他们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迫使德国分兵作战。这就为英法两国在西线创造了总体上的有利条件。但是，俄国的参战可谓代价高昂：沙皇树敌众多。
有例为证。事实上在流亡纽约市的150万俄国人和犹太人里，“沙皇迫害”可谓人尽皆知：俄国史上的反闪米特暴力行径；它那定点执行的残虐征兵；禁止犹太人上学、拥有土地、甚至不允许在许多城市居住的禁令；沙皇官方公开支持之下对数千名无辜犹太人的一波波屠杀行动已经引发了深深的憎怒之情，这也是自1880年代以来大批犹太人从俄国移居纽约的一大主因。结果，如潮的犹太人投身于反沙皇运动之中，他们也代表着大量离俄赴美的俄国人（后来也包括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现在在纽约，这些犹太和俄国流亡者们立场坚定地反对任何美国介入欧洲战事的尝试——他们将之视为帮助沙皇。绝不仅仅是激进者或社会党人这么觉得。比如雅各·希夫（JacobSchiff），当时纽约最著名的犹太领袖。70岁的希夫执掌着库恩·洛布公司（Kuhn&LoebCompany），一家华尔街顶尖投资银行。希夫自豪地运用其银行势力抗议沙俄的反闪米特行径。1904年，俄国财政大臣、瑟吉厄斯·维特伯爵（CountSergiusWitte）到纽约寻求金融支持，以准备一触即发的日俄战争。希夫当面告诉维特，只要沙皇持续迫害犹太人，他就会阻止一切美国对俄国的贷款。
多年后回顾这次会面时，维特依旧瑟瑟发抖。“（希夫）用拳头猛击桌子，”维特回忆说，“他还宣布说，一个针对特定宗教人群大行屠杀和非人道迫害的政府不值得信赖。”[6]俄国输掉了同日本的战争，冥顽不灵的沙皇政府依旧对这次事件愤愤不已。1911年，当时的俄国财政大臣说，“我们的政府将永远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那个犹太人希夫对我们做的事，”[7]似乎俄国将军、日本舰队都与这次败仗都关系不大。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希夫再次拒绝借钱给英法两国——他们支持沙皇。哪怕库恩·洛布公司丢掉了生意，纵使他本人被中伤为亲德分子，老希夫也在所不惜。与之相应地，他资助那些向前线俄军士兵印发反沙皇小册子的团体。
接下来就是托洛茨基。1917年2月的怀斯曼并没有特别理由认为，托洛茨基是纽约市内最危险的俄国人。极有可能的是，怀斯曼本人在此时甚至从未见过或是遇到过托洛茨基。不过对怀斯曼而言，托洛茨基那激进者的气质、煽风点火的言辞都给他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如此之多的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支持激进运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美国社会党人——日日夜夜成为英国人最糟糕的梦魇。他们所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相关的谈论都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如果有其中一个团体真的成功干成了革命、推翻了沙皇，并领导俄国单独同德国签署了媾和协定，那将怎样？英法两国就只能接着单独和德国作战了。对于怀斯曼和英国而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一结果。
怀斯曼的军情处组织做到了不留一丝漏洞。他们已经整理了一份托洛茨基的材料，从1915年7月开始就通过法国官方向他发出了第一次警告。这份文件包括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所有报告：他们如何逮到正在窥视法军军事基地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巴黎报纸《我们的言论》的情况；以及托洛茨基同一名可疑奥地利特工的联系。这些报告足够使军情处盯上托洛茨基，因为他的“革命者和社会党倾向。”[8]
如果在纽约市有任何俄国人或是犹太人尝试推翻沙皇、或是引领俄国退出战争，不管他是托洛茨基还是什么人，怀斯曼及其团队都将首先主动找出来这些人，并动用他们统辖之下的庞大线人资源——也许是联合大英帝国及其所有盟国的力量——阻止他们。
与怀斯曼立场针锋相对的那个人通常被朋友简单地称作“帕尔乌斯”（Parvus）。与那位在纽约主持军情处的英国人相比，这位帕尔乌斯已经不能够再相异了。[9]
生活在丹麦的帕尔乌斯酷爱在早餐时喝香槟、抽大号雪茄烟。相较于威廉爵士，帕尔乌斯更为年长，说话更轻柔，身躯也更为丰腴。留着一撮山羊胡的帕尔乌斯已经谢顶，他说着一口俄国口音的德语，并夹杂着土耳其语。帕尔乌斯享受美女环绕的生活，他的三段婚姻无一持久。远非贵族的帕尔乌斯来自南俄的一个穷人犹太家庭，他在敖德萨长大，后来前往瑞士就学，接着迁到了德国，成就了他本人左翼激进理论家的身份。从军火生意和投机中，帕尔乌斯赚到了大笔金钱。
正如怀斯曼将自己献给了英国事业一样，帕尔乌斯本人也倾注于德国事业之中——以一种特别方式。他从未从军——不管德国还是别国。但正是帕尔乌斯提出了一个主意：德国只需帮助革命者们在俄国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可以迅速赢得世界大战。现在，帕尔乌斯本人就投身于此计划之中，促其实现。
他们二人还有一大不同：怀斯曼对托洛茨基的了解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帕尔乌斯可以如实地断言：他一度是托洛茨基最亲密的合作者、朋友。
帕尔乌斯的真实姓名是亚历山大·以色列·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AlexanderIsraelLazarevichHelphand），又名“格尔凡德”（Gelfand）。帕尔乌斯（“Pavus”，拉丁语“渺小”之意。这也许是一个笑话，意在调侃他的大胃口）是他于1890年代加入地下激进者活动时选用的假名。大战爆发之前帕尔乌斯本人已经名忝欧洲最顶尖左翼思想者之列，声望比肩列宁本人。托洛茨基曾称帕尔乌斯为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他小心翼翼地调整了赞辞。帕尔乌斯有他浮浪的一面，托洛茨基写道，他“总是有些疯疯癫癫、不大可靠”，他还有一种“炽烈的发财致富欲望”。[10]
帕尔乌斯早年的极端论辩曾令德国政府大为光火，以至于他被禁止进入普鲁士和萨克森。在慕尼黑定居的帕尔乌斯要比列宁年长3岁，比托洛茨基年长12岁。他加入了早期的社会党，与另一位冉冉升起的年轻天才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志同道合，介于“急性子”和“煽动家”的边缘。[11]但他也常常用一只眼盯着利益。帕尔乌斯运营着一家德累斯顿报纸，开了一家出版社（他似乎在这里侵吞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大笔版税收入），还帮助列宁发行《火星报》——这可是他那方兴未艾社会民主运动的机关报。
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的特殊友谊始于1903年，那一年他刚刚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争中与列宁分裂。托洛茨基偕娜塔丽娅来到慕尼黑，并向帕尔乌斯征求建议。两人友谊迅即升温，以至于托洛茨基夫妇搬进了帕尔乌斯在慕尼黑施瓦本区（SchwabingDistrict）的宅邸。这是一块密布着大量酒吧和咖啡馆、出没着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波西米亚平民区。未来几个月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通力合作，做出了后来成为托洛茨基的一大标志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他的“不断革命论”。这套学说的主要概念是，一个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在发展进程中直接跨越“自有资本主义阶段”，直接通往普罗大众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番学说也是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关键理论支点。
1905年初托洛茨基返回俄国参加圣彼得堡的反政府暴动时，帕尔乌斯也随行了。帕尔乌斯将1905年暴动视为对他立场的一次验证：他对大众政治抗争重要性的立场验证、对“不断革命论”之可能的立场验证。和托洛茨基一样，帕尔乌斯也遭警察逮捕、蹲了一阵监狱、最后逃脱。[12]回到欧洲之后，他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花了接下来一个夏天的时间，“步行穿越萨克森瑞士（SaxonSwitzerland）﹝1﹞”（托洛茨基语）。他们徒步，痛饮，享受山间空气，直到用尽盘缠。旅行结束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13]
然而，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却随着世界大战戛然而止了。1914年开战时帕尔乌斯正在君士坦丁堡﹝2﹞，他在那里安家落户，本人成为一名服务于外国投资者的财政顾问。帕尔乌斯利用手头的商业纽带赢得了土耳其战争动员中的一个关键位置，他也得以根据政府决策大行投机活动。他很快便富甲一方。
这段时间的帕尔乌斯获致了他生命中的“顿悟”（epiphany）。在德国生活多年后，他已逐渐形成了对德国文化、德国音乐、德国食品、德国文学的欣赏。尽管，他还一直是个政治激进分子。现在的帕尔乌斯突然间抓住了他生命中两大思想的联系之处——德国军国主义对他的社会主义并不构成冲突。恰恰相反，德国的战争为他长期以来在俄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创造了绝佳机会。德国对沙皇的军事胜利将为一个持续的社会主义政权大开方便之门。德国要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快速取胜，最大希望便在于——迫使俄国退出战争——这可以通过支持俄国革命者来实现——他的朋友托洛茨基和列宁。如果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那就将为德国解决一个大麻烦。
帕尔乌斯开始利用他的新管道接触德国高级领导人。先是在君士坦丁堡，接着在柏林。他向德国官员们陈说了这一想法，并得到了同意。事实上，德国人早已对帕尔乌斯深信不疑，以至于在1915年给了他一笔100万马克的巨款（约等于今天的600万美元），让他便宜行事、拉抬俄国激进分子。
这个机会似乎棒极了，帕尔乌斯迫不及待地前去传播他所认定的梦幻消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的激进分子朋友们不仅不表同意，而且将他痛骂成了败类。他们用最恶劣的语言羞辱他、攻击他，将他称为一位德国“沙文主义者”。
帕尔乌斯难以置信。他下决心衔命直接拜访列宁。1915年年中他到了苏黎世，在一家餐馆碰到了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他们的朋友因涅萨·阿曼德（InessaArmand）。帕尔乌斯打断了他们，并跟着列宁回到了他公寓的家。所有史料记载都显示，这场会面糟糕至极。据一位曾在会面后同列宁交谈的朋友说，列宁听了这番说辞后，称帕尔乌斯是一名德国间谍，指着大门要他滚出去，还告诉他不要再来了。[14]
听说帕尔乌斯投效德国军国主义之后，托洛茨基几乎立即就极表谴责。他在自己的巴黎报纸《我们的言论》上写了一篇名为“一名健在朋友的墓志铭”的专栏文章，将帕尔乌斯称为一名“政治滑稽儿”（politicalFalstaff）、“一名沙文主义者，一个笑话”。“我们现在得将他列入‘政治死亡’的录鬼簿上了。”[15]他们的友谊也结束了。
帕尔乌斯是幸运的：他不仅有一张厚脸皮，还有一笔甚至更为雄厚的资金。他非但没有放弃，反而继续相反设法推进他的俄国革命。他开始用德国马克帮助激进分子朋友们，甚至还假手他们的共同朋友、法国军警报告认定的奥地利特工克里斯托·拉科夫斯基（ChristoRakovsky）将一部分资金注入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托洛茨基高高兴兴地收了拉科夫斯基的钱，他似乎并不知道这笔钱来自帕尔乌斯。
1917年初的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运营一家小联合公司，从事新的风险业务。一切的财政支援都来自德国，一切都是为了在俄国培育革命。帕尔乌斯成立了一家冠冕堂皇的学术机构，研究战争的社会后果。他还办了一家名为《死亡之钟》（DieGlocke）的报纸，开展了一笔进出口业务。这笔生意为他派遣特工进入俄国、设立战略资金存放池提供了掩护。为了打理这些生意，帕尔乌斯尝试从他和托洛茨基之前的激进者圈子中招募朋友，其中就包括两位于1917年1月重新现身于纽约、同托洛茨基共享一间《新世界》小办公室的朋友。一位是尼古拉·布哈林——只有到了列宁要求他敬帕尔乌斯而远之之后，他才拒绝了帕尔乌斯；另一位是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事实上在抵达纽约之前，丘德诺夫斯基就已经加入了帕尔乌斯的哥本哈根行动。
若想听闻老朋友帕尔乌斯的近况，托洛茨基只需从他《新世界》的书桌前抬起头来，走到编辑室的另一边即可。
但是，就算帕尔乌斯仍在渴盼与老朋友和解，似乎仍得由列宁来最后拍板定案。看到一份帕尔乌斯的新报纸《死亡之钟》之后，列宁公开抨击它是一份“变节者的喉舌，肮脏的应声虫”，一滩“德国沙文主义污水坑”。在这份报纸上，找不到“任何一段诚实的思想、一个诚实的论点、一篇直率的文章”。[16]
尽管有这些公开毁骂，列宁还是小心翼翼地开辟了一条暗中沟通管道。他允许一位朋友、训练有素的走私商、波兰社会主义者雅各·福尔斯滕伯格（JakobFurstenburg）加入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业务。福尔斯滕伯格又名加涅茨基（Ganetsky），战前曾与列宁一起住在克拉科夫附近。帕尔乌斯任命福尔斯滕伯格做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结果，福尔斯滕伯格几乎对所有帕尔乌斯收到的德国经费、他在俄国国内的间谍网、他部署的战略资金池、以及其余秘密都了如指掌。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一直在向列宁通风报信。
帕尔乌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在哥本哈根养晦待时、集聚财富、放纵欲望。俄国人迟早会揭竿而起的。一旦那一刻来临，他将整装待命。
﹝1﹞德国东南同捷克接壤的一片山区，与瑞士联邦无关。
﹝2﹞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者沿用旧称。
[1]Memorandumtitled“Russia,”May18,1917,Wisemanpapers,Folder255.
[2]ZelmanandScharlau,136.
[3]OnWiseman,seeW.B.Fowler,Spence,andWisemanpapersatYaleUniversity.
[4]SeememorandumonDougherty’sdetectives,August8,1916,andlettertoGauntdatedSeptember27,1916,inWilliamWisemanpapers,File161.
[5]Thwaites,144.
[6]Witte,fromCohen,Schiff,138.
[7]Cohen,Schiff,134.
[8]FromOudailletoBritishbase,July13,1915.BritishArchives,KV2/502.
[9]OnParvusgenerally,seeZemanandScharlau,andSpence,“HiddenAgendas.”
[10]Trotsky,MyLife,167.
[11]Schurer,314.
[12]Evenhere,Parvusshowedflair.Parvus,atheaterlover,purchasedfiftyticketsforasatiricalplaydebutinginSaintPetersburgtheweekofthepolicecrackdown,planningforagroupnightout.Whenpoliceseizedhim,theyfoundtheticketsandspentweekstryingtofigureouthowtheyplayedintohisschemes.
[13]Trotsky,MyLife,204
[14]ZelmanandScharlau,158.
[15]NasheSlovo,February14,1915,inZemanandScharlau,155.
[16]ZelmanandScharlau,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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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威尔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十章威尔逊
“我已经指示国务卿向德国大使阁下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一切外交关系都已断绝。美国也将立即召回驻柏林的大使。”[1]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7年2月3日
美国或将免遭拖入欧洲战争？这番希望在1917年1月31日这一天遭遇了一大重创：德国人在这一天宣布了其继续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实战中，这意味着德国潜艇在得到指示后可以无预警袭击一切中立船只，其中也包括挂美国旗的商船。不管你武装与否，进入德国定义的战争区域就将遭袭。这份声明推翻了德国人曾在“露西塔尼亚号”沉没后作出的直截了当承诺，也代表着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调解战争努力的最后失败。英法两国已经拒斥了他的“没有胜者的和平”构想，现在德国又誓言发动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残酷无限制战斗。“由（德国国防部长）兴登堡所发明、人们一直担心的无情战争于焉开始。一场‘饥饿封锁’袭击了英格兰，这可是世界从未见过的战争癖好，”赫斯特报系的《纽约美国人》（NewYorkAmerican）报道说。这家报纸直至此时还是反战主义者，但也撑不了多久了。[2]
3天以后，威尔逊总统将他的答复公诸于世。总统在国会现身，宣布立即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他说，“为坚持美国的尊严与荣耀，政府已没有第二种选项。”一天之内，华盛顿的德国大使就上交护照，并被驱逐出境。但威尔逊仍然抛出了一条橄榄枝。“我拒绝相信，德国当局真会干出那些他们警告我们、他们会觉得自己有权做的事情，”他告诉国会。“唯有明火执仗的德国举动才能使我相信。哪怕是现在。”
但这也是在说，如若德国发动攻击，威尔逊发誓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我们的水手和人民。”[3]国会立即做出回应，同意启动程序、发行5亿美元的战争债券。美国已经走上了通往战争之路。
这些行动震撼了美国人，犹如惊醒梦中人一般。这个国家的轨道剧烈摆动，一个爱好和平的中立国转向了恐慌和畏惧。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发布数小时之后，一系列安全措施重塑了纽约市的面貌。从海军预备营抽调的500名荷枪实弹卫兵占据了连结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5座大桥，强迫所有经过的汽车、马车和手推车停下接受检查；拖轮开始在东河游弋，阻止任何舰船进入桥墩周围50英尺的水域；大炮和机关枪阵地出现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桥的桥头堡底座上；警探开始出动，他们将自己部署于所有地铁车站之中；警察封锁了所有公共建筑物的入口，要求所有尝试进入的人出示身份证明。
这还不够。纽约港派出检查员扣押了所有停泊于港内的德国轮船，命令2000名左右德国船员守在船内不得出入。他们还登上了港内所有的五艘汉堡-美国邮船，命令他们留在原地不动——直到官方决定是否扣押它们。而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拖轮船员们加班加点放置了一条长达1英里、直径约6英寸的钢索，阻止任何舰船靠近这片水域。有3000名纽约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受命保护城市供水，包括上州（upstate）的水库和引水渠。
为什么？危险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破袭（sabotage）。就在同一天，费城的一名机械师被抓了个现形：他试图打开一条排水管，放水弄沉费城港内的鱼雷艇“雅各·琼斯号”。军警阻止他之前，舱内已经漫入了2英寸之深的水。所有之前潜藏的“军火工厂爆炸恐惧”和隐而不发的“德国间谍”流言现在都大行其道。间谍，激进分子，违法者，麻烦制造者……他们可能无处不在。“显而易见，今晚的家乡风云突变，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纽约市长约翰·普洛伊·米切尔（JohnPurroyMitchel）宣布说。他敦促所有美国年轻男性接受强制军事训练。市长否认他的行动针对“本市任何群体”，但他加了一句话：“我们必须假定在德国出生公民的忠诚度，”这等于间接承认了空气中早已弥漫的“人格攻击”（characterassassination）。
整整一周，报纸上都充斥着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报道，以及准备战争的步骤。地铁、桥梁、码头、渡口、公共建筑、海军船坞和高架铁路现在都已纳入武装保卫之中，“就在昨天的纽约市，人们都还不清楚这一事实：美国和德国之间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纽约美国人》宣告说。[4]任何一位尚未确信德国诡计威胁的纽约人都有大把理由反复思考。
伍德罗·威尔逊堪称幸运。他提前数小时就得到了警告：德国将主动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副官们描述说，总统听到消息时“极表怀疑”，并坚持要看德国人的官方文件。威尔逊当晚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并独自待在白宫里研究，直至晚上11点。这给了他额外数小时思考和睡眠的时间——在必须做出决策之前。
这份提前的警告来自一位新朋友。威尔逊的朋友、知己爱德华·豪斯（EdwardHouse）上校从一位年轻英国陆军军官那里拿到了情报。这名军官曾于1915年在欧洲战场中过毒气，后来受命重返纽约市、为英国军情处服务。他似乎在北美有着最深不可测、用来揭发德国间谍的关系网。他的名字叫做威廉·乔治·艾登·怀斯曼爵士（SirWilliamGeorgeEdenWiseman），他也有一只眼睛专门盯着俄国人。
威尔逊宣布同德国断交的那天，托洛茨基给《新世界》赶写了一篇题为“昨日之事重现”的文章。[5]他在文章中回忆了1914年8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生活，那时大战刚刚爆发。托洛茨基回忆说，兴奋、悸动是如何感染了人们，打乱了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并给了他们一股紧迫感。他在街道上行走，看到“最亢奋的一群人”挤满了维也纳最时尚的城市中心，“从郊区赶来的搬运工人，洗衣女工，制鞋匠，学徒，小孩子们”现在自感是“战争情境下的主宰者。”[6]
托洛茨基还回忆说：在维也纳，他的小儿子谢尔盖当天从学校回家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谢尔盖只有6岁。整座城市里，墙上的涂鸦和街边的歌声都在嚎叫，“所有塞尔维亚人必须去死！”（AllSerbsmustdie！）年幼的谢尔盖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站在街边喊了回去：“塞尔维亚崛起！”（HochSerbien！）一些年长、更粗壮的南海跑过来追上了谢尔盖，并一拳打到了他的脸上。[7]
托洛茨基听闻，战争的爆发将影响他在维也纳的法律身份。他前去维也纳警察局，询问警长他应该做什么。这位名叫盖伊尔（Geyer）的警长告诉托洛茨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将在第二天早晨作为敌国公民被逮捕。“那么您的建议就是离开？”托洛茨基问道。
“越快越好，”警长说。
“好。我将在明天和家人一起去瑞士。”
“呃……我建议，您还是今天离开比较好。”[8]
晚上6:10分，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两个孩子成了难民、乘客。他们挥别了流亡生涯中的较好时光——维也纳，搭乘一辆夜班火车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苏黎世。
那是1914年8月。现在是1917年，世界大战也一路随着托洛茨基跨越重洋，来到了纽约市。美国已经到了效仿奥地利和法国的边缘——这两国最终都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1]NewYorkAmericanandothernewspapers,February4,1917.
[2]NewYorkAmerican,February1,1917.
[3]WilsonmessagetoCongress,February3,1917.
[4]NewYorkAmerican,February4,1917.
[5]NovyMir,February7,1917,in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199–200.
[6]Trotsky,MyLife,233–34.
[7]Trotsky,MyLife,233.
[8]Trotsky,MyLife,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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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版序言
我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三版，是作为第二版的重印本在1975年初发行的，因此没有必要写一个新的序言。这一次的第四版，同时也作为我的《选集》的前三卷，它与第三版的不同之处，在于做了许多较小的增补并扩充了参考书目。主要的增补是新添了一章来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左派共产党人，即所谓“苏维埃共产党人”。这样，贯穿于我的著作中那条基本线索就得到了重要的补充。我认为这条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实质，它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为雇佣关系的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的克服。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的基本意图，就是创立一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来理解当代的社会过程，以便否定我们有条件地称作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一整个时代。而政治上和经济上形形色色的异化，是这个时代的根本内容和社会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问题，以及斯大林主义问题，就能够得到更加透彻的说明。我在写《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它将作为我的《选集》的第六卷出版）的过程中，根据我的最新分析，特别是在对待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更加精确的定义。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对本书做了一定的订正。
在许多其他的章节中也做了较小的补充，我也试图利用最新的重要著作来充实这本书。但是，正如我在第二版序言中已经规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对某些重大事件（它们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展和出现的背离）的考察和评述，在那一版中到1968年为止。序言中也说明了理由，而这一理由我觉得在今天也是适用的。这一本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即一般理论方面的某些根本的转折，在我们这个时期里大概是不能预期的。我觉得，主要是进一步研究、深入考察和扎实分析以各种形式（而且常常是以十分片断的形式）提出的理论问题。这当然不等于说，历史的实践不会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随时提出新现象和新问题，也不等于说，在这方面没有发生十分重大的事件。毫无疑问，例如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如果要想真正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官僚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这归根到底会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就必须进一步发展自治关系的制度和形式，发展管理中和整个生活中的民主形式。在这方面，1974年的新宪法和1976年的联合劳动法等文件，标志着这个过程中的前进步伐。同样，所谓“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最新现象，不仅为欧洲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在我看来，它也为在理论中和实践中彻底清算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和做法准备了最后的基础。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日益壮大的争取实现某些基本的公民自由的运动，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现象。
历史实践中当然还充满着各种其他的现象，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特殊的意义。例如，智利的法西斯反革命政变，对于历史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又一次严重的教训。但是在第三世界即不发达国家的广大地区发生的事件，我觉得应当是日益引起马克思主义注意的现象。这些国家正在摆脱殖民主义，并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力图避免实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殖民主义、民族或种族依附和无权地位的体现。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马克思主义中需要付出大量创造性劳动和进行自由探索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了，但我觉得有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需要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历史分析：第一，进一步从理论上研究自治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自治社会主义目前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走得最远。这种研究也包括以批判的态度进一步揭示革命后发展中的官僚国家主义过程的现象和当时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第二，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革命的可能性，即利用民主的政治多元化和存在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派别来实现社会关系改造的可能性；第三，综合地研究第三世界，主要是不发达国家所做的努力和现实可能性的问题，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或正在摆脱殖民地依附状态，但不想再走“典型的”欧洲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历史实践的所有这些方面，还将发生许多历史性的搏斗、失败和胜利。
我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比较完整地叙述这一革命思想的历史。我希望这一次更加充实的新版，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如此重要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的讨论。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77年1月于萨格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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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河滨大道（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九章河滨大道（Ⅱ）
“我们的子孙后代……当他们从历史书里学到资本民族摆平纠纷的手法时，他们会惊恐地摊开手。”[1]
——记者列夫·托尔斯泰报道巴尔干战争，1913年
托洛茨基在库珀联盟学院发表演说几天之后，莫里斯·希尔奎特在他的河滨大道家中举办了一场晚餐会。就像在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第一天时路德维希·洛尔的招待一样，希尔奎特也热爱娱乐社交。但他的风格迥异。不同于伏特加、茶、雪茄和满室的密谋激进者，希尔奎特拿出来的是法国葡萄酒，仆人、一小屋杰出的亲密挚友。
希尔奎特并未向托洛茨基发出邀请，但他的宾客名单也极具含金量：希尔奎特在纽约市最好的朋友之一、兰德社会研究院校长阿尔杰农·李。李曾在库珀联盟学院与托洛茨基同台，将托洛茨基介绍给全场观众，赞扬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反叛者。当晚希尔奎特的餐桌上，李校长一定很享受地将向朋友们介绍托洛茨基的演讲，并引用几段托洛茨基的演说内容以供一乐（或是观众中的诘问者们）。但托洛茨基仍是纽约社会的一位新来者。他与更上流人士把酒言欢的机会也将很快到来。
当晚围坐在希尔奎特餐桌的面孔约有12张，他们包括社会党人、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除了阿尔杰农·李夫妇外，客人还包括塞缪尔·帕卡德和克拉拉·帕卡德夫妇。塞缪尔是一名杰出的律师，帕卡德则是一位知名女权活动家。钢琴名家、歌剧作曲家路易斯·格伦伯格（LouisGruenberg）和夫人联袂出席，德国人赫尔曼·施吕特（HermannSchluter）也是如此。70岁的施吕特一度成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挚友，他仍然占据着《纽约人民报》主编职位，尽管，路德维希·洛尔现在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还有一位查德伯恩（Chadburne）先生也加入了餐会，他是一家美国救助团体的代理人，刚刚从比利时和法国回来。
希尔奎特还邀请了一位特殊客人——一名刚从战争前线回来的欧洲人。他叫维克多·巴斯奇（VictorBasch），来自巴黎，是一名索邦大学的教授，也是法国社会党党员。巴斯奇在巴黎时曾经是公开的德雷福斯派（法国上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德雷福斯曾于1894年被诬枉为叛国罪），他也是法国人权联盟的领导人。今晚，希尔奎特请求他为法国的世界大战立场辩护。
希尔奎特夫妇知道如何取悦朋友们：美味佳肴，雅致谈话，觥筹交错，友好祝酒词，以及温暖壁火。这些人很容易说上12种不同语言？不必在意。在莫里斯·希尔奎特的餐桌上，他们都说英语。
一些犹太人同道曾因希尔奎特那不自觉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而愤怒，也时而为他的卑躬退缩而气恼——希尔奎特有时会驳回“犹太特殊论”，并将此视为“特殊利益”。[2]犹太人视之为势利；而对希尔奎特而言，这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他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特别优待犹太工人，也没有任何种族团体优于其余种族的学说。
当晚，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动开胃酒——希尔奎特向他的客人巴斯奇教授抛出了一个简单问题：美国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欧洲？
前额高高、须发皆暗的巴斯奇自有一套取悦美国人的手法。他迅速回答说：“并不能指望您，希尔奎特先生。您和梅耶尔·伦敦先生（社会党国会议员）已经在某日协力了，”他说。这是明指希尔奎特在白宫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会晤，希尔奎特曾在那里敦促总统先生结束战争。
谨而好礼的巴斯奇并不是要挑起一场纷争，他有自己的意图。那一周，伍德罗·威尔逊刚刚用一篇非凡卓绝的演说震惊了欧洲人：他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这一回，威尔逊要求的是“没有胜者的和平”。为了保障这种和平，就要创立一个促成和平的世界联盟——后来的国际联盟——以处理国际纠纷。英法两国已经驳回了这个主意。战斗已经打了两年多，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协约国阵营激烈指责了“威尔逊和平”前提条件的说法——“他们不配享有胜利的报偿”。更糟的是，“没有胜者的和平”将使德国人继续占领比利时、一部分法国领土，以及别的他国领土。
烛光映衬之下，围坐在餐桌旁的客人将视线聚焦到了巴斯奇身上。面对众目睽睽，巴斯奇一字一句地说：美国人自我欺骗。法国永远不会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款。法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法国站在正义的一边。任何有关折中方案的谈论都迹近叛国。“现在，谈论和平就是帮助德国，”他辩称。[3]事情还不止于此：德国只是假装渴求和平罢了。巴斯奇解释说。那是因为德国人害怕输掉战争。英俄两国已经开始战斗了。“协约国将胜利，因为他们必须胜利，”他坚持说。“这在数学上是必然的。协约国有着两倍的士兵。”
巴斯奇深知他面对的是一群多疑的听众。希尔奎特及其左翼朋友们代表了一些最为重要的美国反战和平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此前都已听闻过、拒斥过巴斯奇式的论调。阿尔杰农·李当晚在长长的日记中写道，他觉得巴斯奇的谈话“颇为讨厌”。日记详述了巴斯奇的说法：他是如何机械地胪列了迄今为止六七百万人的战争死亡数据，以及交战双方各自的一百万永久伤残者。彻彻底底的抽象概念。
在座客人的疑惑之问接二连三地抛向巴斯奇。有人问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这两个前法国省份于1870年遭德国攻取，现在法国人则视其为大战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不让那里的人民公投呢？为何不让他们自己决定做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面对质问，巴斯奇并未退缩。不，他说。阿尔萨斯和洛林必须归还法国，不能允许那里的居民自由选择。为什么？“那样的话，他们会投票继续做德国人，”巴斯奇说。
最后这番回答引发了几阵神经质的笑声。李瞅了一眼赫尔曼·施吕特：他转了转眼球。但巴斯奇还没完：“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不属于今天生活在那里的居民，而是属于1870年以来那些阿尔萨斯人的儿孙们——许许多多阿尔萨斯人于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迁出了那里。”这个回答令李觉得“震惊”。这就是法国为之作战的目标？他们真的期待美国人为了法国50年的领土怨念而流血吗？
最后，有客人提到了俄国。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她如何可以为英法两国而战——这两国是在与俄国结盟。俄国，也许是唯一一个最专制、最顽固、最反犹、最落后的国家。俄国也是地球上最受仇视的政权——特别是对纽约的150万犹太移民而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沙皇迫害之下的直接受害者。巴斯奇小心翼翼地作答，阿尔杰农·李也在日记中仔细地记下了他的答案：“巴斯奇坚持了他对专制政体（俄国）的厌恶之情，”李写道，“但是，待到战事以协约国取胜告终之时，俄国就将发生一场革命。‘我们深知’。”
对李而言，这听起来怪怪的。通常都是德国而非协约国在坚称，他们对俄作战的胜利将终结沙皇制度。是不是法国准备好了背叛他们的俄国战争盟友？
如果说巴斯奇教授打算赢得当晚的论战，那么他败得很惨。但没有人当面提及他的失败。莫里斯·希尔奎特为巴斯奇的亲切和口才向他道谢，然后仆人们端上了咖啡、甜点和其它一轮饮料。阿尔杰农·李在日记中记载说，他觉得巴斯奇当晚的全场表现“令人失望”。巴斯奇现身说法：一个国家一旦陷入战争狂热之中，哪怕一位像巴斯奇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会沦为“沙文主义传染病”的受害者。
莫里斯·希尔奎特也觉得巴斯奇教授的论点了无新意，也不足以丝毫改变他对世界大战的观点。这场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美国的介入只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德国还没有袭击美国，也永远不会。像巴斯奇教授这样误入歧途的爱国者，他们的心智已经为战斗扭曲，失去了思考能力。不过对于听到这番论点，希尔奎特仍表感激。他需要做决策，然而从欧洲传来的准确信息日渐稀少。新闻审查和夸大其事都令绝大多数报纸上的报道难以取信。至少巴斯奇还是一名社会主义同仁；希尔奎特信任他所表露的心声。
如果美国参战，希尔奎特会做什么？他深知，自己和社会党必须反战。他们别无选择。从原则上说，无法为战争辩护。从政治上说，他的社会党也会秉持强烈反对立场。而战争也将随即摧毁他们在过去20年中建立起的一切工作成果。希尔奎特深知，这一套路已在诸国屡次上演。战争歇斯底里到来之时，人们就开始寻找替罪羊、叛徒、间谍。头一批遭指控“不忠诚”的人群总是同一批：移民和社会主义者们。
[1]March14,1913,fromTrotsky,BalkanWars,439–41.
[2]Gorenstein,208–13.
[3]AlgernonLee’sdiary,January29,1917,Leepapers,Tamiment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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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迷信到科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从迷信到科学
欧洲不同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形势，与各个地区不同的智识探寻相匹配。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打破了一个在各个层面上充斥着迷信的世界——相信宗教显圣，相信“狡诡之人”提供的魔药和护身符，相信魔鬼附体和驱魔除妖，相信“巫婆”有能力施加致命死咒，相信国王的触摸可以治疗疾病。[1]这些迷信并非仅存在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开化民众中。无论是在统治集团还是在广大农民中，这种迷信思想都非常普遍。国王也会搜集神圣遗物。从哥伦布、克伦威尔到牛顿，都会非常严肃地从《启示录》中汲取预言。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会将战斗的胜利归因于神明的干预，甚至就连一位国王（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很快就会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都能就魔法巫术写出厚厚的研究专著来。
与这些迷信思想相伴而来的是，对令民众痛苦的疾病的真正根源却是熟视无睹。对大多数人而言，生命非常短暂。突然的死亡十分常见，由于当时知识水平所限，这种猝死现象常常无法解释。医生的无知导致其治疗方案经常令病状加剧，而非快速治愈。一场瘟疫或天花袭来，通常都会带走一座城镇四分之一人口甚至更多人的性命。人们对庄稼颗粒无收及突如其来的饥荒，通常都是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十年间总是要发生至少一两次。一场火灾就能烧毁整条街道，或者情况更糟，就像1666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整座城市。
面对这些问题，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就是去理解隐藏在看似非自然事件背后的自然原因。但此时的科学还无法与迷信完全分割开。如何分离和融合自然物质的知识（化学），与将基本的金属变成金子的信念（炼金术）混杂在一起。有关行星和恒星运动的知识（天文学）——对计算日期和绘制海洋航行的海图非常重要——仍与据说能够预测未来的信仰紧密相连（占星学）。对数学的极感兴趣，依然与相信数字序列具有魔力的信仰密不可分。尽管如此，抛弃大多数这样的混乱而相信科学知识可以简单地通过学习古希腊、拉丁和阿拉伯文献而获得，也是可能的。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科学的进步，魔力信仰就无法摒除。但是，科学又被魔力信仰体系紧紧束缚，无法施展。事实上，那时科学信仰体系与非科学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也不像今天这样明显。
相信行星、太阳和其他恒星绕着地球旋转，这一认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死后又由托勒密进一步发展修订。[2]然而，长期以来还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地球在绕着太阳旋转。古希腊罗马世界中的赫拉克利特、中世纪时期的尼克尔·奥里斯姆（1320—1382）和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都发展了这一学说。但让今人困惑不解的是，一千五百年来，最有学识最开明的头脑却是一直拒绝承认“地动说”，只因它与亚里士多德其他不容置疑的运动物体原则相抵触。1543年，波兰僧侣哥白尼提出了地球与行星都绕着太阳转的新观点，但却依旧无法解决与亚里士多德运动定律的冲突。“日心说”远未被世人接受，就连那些为了某种实际目的而接受“日心说”的人，也只不过是承认它的功用性。例如，就连弗朗西斯·培根（他强调在经验中观察检视的必要性，在从迷信中解放科学的过程中被公认为功不可没）也拒不承认哥白尼学说，因为“作为提倡现代经验主义方法的教师，他并没有看到这种颠覆性想象的需求所在”[3]。当人们在哥白尼对行星运动的计算中发现了失误时，这种怀疑主义更是得到进一步加强。一百五十年后，开普勒解决了数学计算上的问题：如果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计算结果就会完美无瑕。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开普勒的信仰显得颇有魔力色彩。他认为行星彼此间的距离及其与太阳的距离，是数值序列本身内在特质的表达，而非物理力量作用的结果。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回溯到更加古老也更加神秘的柏拉图主义甚或是毕达哥拉斯的世界图景，不同的现实世界存在着统一的形式。这样的信念既为占星学的预测做了辩护，也为天文学的计算做了合理解释，因为在一部分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被认为遵循着其他地区所发生之事的同一种形式。开普勒对进行占星术式的预测做好了充分准备。1618年，他在布拉格预测：“5月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一预测后来被证实准确无误，因为“三十年战争”恰于5月爆发——只不过这一事件恐怕很难归因于行星的运行。
绝非仅有开普勒一人相信这种神秘的魔力。直至17世纪下半叶，“新柏拉图主义”在剑桥大学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使人们相信对一把伤过人的刀施加治疗，可以帮助患者伤口痊愈——就像一块磁铁可以在隔着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吸引一块铁石。[4]
在争取世人接受哥白尼宇宙观的过程中，要数伽利略作出的贡献最大。1609年，他使用新发明的望远镜，发现了月球上的火山口和山脉。这表明月球并非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所认定的那样，由与地球迥然不同的物质所组成。伽利略还发展出新物理学的元素，描述了物体运动的新理论，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旧观念。但是，伽利略的发现和理论依然不是全面突破。[5]例如，伽利略认为宇宙是有限的，他也不同意开普勒关于行星沿着椭圆形轨道运行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伽利略还是旧思想观念的囚徒。很快，伽利略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囚徒：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被迫当众贬斥哥白尼的理论，并终其余生被软禁家中。
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争论，与这一历史时期总体上的思想争论交缠在一起。1543年，哥白尼不惧其所属天主教会的迫害，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事实上，他的观点受到了路德教信徒梅兰希顿最猛烈的攻击，不过，天主教会的教历改革最后依靠的还是哥白尼理论缔造的模型去进行计算。
但在反宗教革命运动上，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它的支持者聚集在亚里士多德主义模式的旗帜下，就像二百五十年前神学家阿奎那凭借亚里士多德主义模式解决了13世纪的哲学争端——这也是当时新生的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怀疑者的一个模式。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认为，每一样东西和每一个人都在万物设计中占有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宇宙星体的等级是固定的、相对应的，地球上的人类等级也是固定的、相对应的。对国王及那些试图摧毁宗教改革、试图强迫叛乱的中低社会阶层向旧有封建秩序屈服的阶层而言，这种世界观几近完美。从这一角度出发，哥白尼的世界观与路德教或加尔文教的世界观一样具有颠覆性。1600年，布鲁诺由于坚持世界是无限的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天主教国家的思想氛围更加仇视科学调查和研究。听闻伽利略受到审判，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放弃了公开自己的发现，这一发现引导了牛顿后来的研究成果。[6]科学发展的中心转移到荷兰共和国和“光荣革命”后的英格兰，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惊讶；这一中心转移到了波义耳、胡克、惠更斯，以及最重要的牛顿身上，牛顿提出的物理学新定律，解决了那些令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宇宙描述痛苦不堪的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新教领袖就比天主教领袖开明到哪里去。就像基思·托马斯指出的那样，“所有教派的神学家们”都支持巫术/魔法这一现实。[7]但是，新教主义的民众基础落于社会团体之上——工匠和不那么富裕的商人——他们想要学习更加先进的知识，哪怕只是读写的知识，以便能够看懂圣经。新教主义的传播伴随着鼓励人们接受教化的努力，一旦人们能够读写，新思想的世界就向他们敞开了。而且单是挑战旧有正统思想这一事实，就足以开启人们的思维，鼓励他们发起更多挑战。这种情况在英国革命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若不是审查制度日益式微，挑战主教和国王的长老会成员也无法有所作为。但这种做法反过来也为许多拥有其他信仰观点的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环境。在各种宗教预言和圣经解释的声音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似乎可以公开对所有一切表示怀疑。如今，喝醉了的“新模范军”士兵或许可以问：“为什么桌子上的锡罐不是上帝？”保守派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了一本带有十足唯物主义色彩的著作《利维坦》，其中就包含有抨击宗教奇迹的内容。“新模范军”从保皇党人手中夺回牛津后，一群思想一致的科学家聚集在牛津，在那里自由的氛围下，建立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学会。
在复辟时期，霍布斯曾经非常害怕自己会被视为异端而命丧火刑柱。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却收到了皇室赐予的年金；学会也发展成为“皇家学会”。科学逐渐开始成为控制自然世界的同义词，对提升农业、工业、贸易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在与迷信的较量中就大获全胜。在今天发达的工业国家，依然有大量民众坚信占星师和魔力，不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所谓“魔法”。而且这部分人也并非都是假想中“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像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法国前总理克瑞松夫人等“世界领袖”都曾向占星师占卜吉凶。不消说，在18世纪，魔法的影响力就更加巨大了。
但是，变化的确发生了。在164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东部郡县，在悬而未决的内战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专业猎巫者马修·霍普金斯将二百名女巫送上了法庭。这一数字比此前任何时期的数字都要高出许多。[8]相比之下，“新模范军”占领苏格兰后，暂时遏止了迫害女巫的行为[9]；到了1668年，当时的社会评论家已经可以写下：“大部分散漫的贵族和一小部分假装精通哲学和智慧的仿冒者，通常都是巫术信仰愚弄的对象。”[10]1685年，英格兰最后一次处死女巫，不过，施行巫术被视为一种犯罪，依然在法律条款中持续存留了五十年。“思想”的整体变化，来自之前百年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
[1]基思·托马斯（KeithThomas）对这些信仰作出了详尽易懂的描述，并清晰地论述了这些信仰如何契合了人们实际的物质生活。参见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ReligionandtheDeclineofMagic,Harmondsworth,1978）和卡洛·金斯伯格（CarloGinsburg）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NightBattles:WitchcraftandAgrarianCults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Baltimore,1983）。[《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关于本段各学说简短易懂的概述，参见伯纳德·科恩（BernardCohen）的《新物理学的诞生》（TheBirthoftheNewPhysics,London,1961）。[《新物理学的诞生》，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德·桑提拉那（deSantillana），《冒险时代》（TheAgeofAdventure,NewYork,1956），第158页。
[4]参见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
[5]关于伽利略的局限性及其某些令人起疑的实验，参见伯纳德·科恩的《新物理学的诞生》第91-129页。
[6]伯纳德·科恩，《新物理学的诞生》，第158页。罗贝尔·穆尚布莱（RobertMunchenbled）认为广泛蔓延的处决实施巫术者，是国家掌权者试图控制农村人口的举措；参见他所著的Sorcèries,JusticeetSociété（Paris,1987），第9-10页。
[7]基思·托马斯，《宗教与巫术的衰落》，第598页。
[8]同上书，第533、537页。
[9]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第250页。
[10]基思·托马斯，《宗教与巫术的衰落》，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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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库珀联盟学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八章库珀联盟学院
关于俄国：
“我们的历史？它并不算丰富。我们那所谓的‘民族原性’包括了贫困，无知，粗野……我们是停滞、奴役、伏特加和粗鄙的王国。”[1]
——列夫·托洛茨基，《新世界》，1917年1月20日
关于美国：
“欧洲的经济生活已经被（世界大战）炸得连根拔起，然而美国的财富却日益增长……是否（欧洲）将沉沦到一无所有、唯有墓穴？经济和文化中心不会转移到美国吗？”[2]
——列夫·托洛茨基，库珀联盟学院，1917年1月25日
现在是1917年1月25日，托洛茨基终于享受到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没有比库珀联盟学院大厅更好的地方了，这间屋子写满了历史。库珀联盟学院有着漂亮的拱顶、廊柱和枝形吊灯，1859年启用以来，一连串美国伟大人物和准伟大人物都在这里登台：亚伯拉罕·林肯，马克·吐温，苏珊·B.安东尼，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现在轮到了列夫·托洛茨基。
我们并不清楚，那个寒冷的周四晚上究竟有多少人到了现场，聆听托洛茨基在美国的第一场大型公开演讲。库珀联盟学院大厅可以容纳900名观众，活动主办方《前进报》报道说，“一大群人赶来向俄国的自由斗士致敬。”[3]左翼报纸连续几天开足马力，宣传这次“大型招待、聚会”。尽管，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到了大片空座。[4]门口出售的门票标价20美分，而保留的前台座位要价50美分——这是一场杂技表演的价格。
似乎并没有声名显赫的名流造访，也没有电影明星或是百老汇演员；没有州长，也没有市长；没有参议员，甚至没有一位众议员；没有任何一家英语大报派出记者报道。就连司法部、联调局、军事情报机构，或是纽约市警察局也没有大费周章派出侦探。1917年末，也正是同一位列夫·托洛茨基，三个大陆上的警察都将翻箱倒箧，寻找任何有关他一星半点的信息。那时的托洛茨基就将在俄国掌权，并且威胁世界。但现在是1月，他还什么都不是。托洛茨基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却都错过了。
当晚前去聆听托洛茨基演讲的都是他的挚友，还有移民和激进者们。观众们需要操四种语言的演讲者——依地语，德语，俄语和英语——仅仅为了听懂一篇演讲。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憎恨俄国沙皇，梦想社会主义。他们期盼、热爱一切托洛茨基所讲的内容。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格里沙·基弗。这位托洛茨基的老相识来到这里更多是出于好奇。少年时代的基弗就与托洛茨基相识，在尼古拉耶夫时他们同属一个年轻激进者的小圈子。1898年这个团体在尼古拉耶夫协助组织了一个工会，两人也因此一起被捕。那段日子里基弗变成了一名保守主义者，现在已是一位纽约医生的他支持世界大战。在库珀联盟学院的观众里，基弗可谓是一匹不群之马。在《前进报》和《呼声报》上读到托洛茨基的访谈后，基弗满心期待对托洛茨基的演说表示异见。他迟到了，但找到了一个座位。
托洛茨基先得在讲台上稍事休息、等别的演讲者先说完，这是这类活动的惯例。兰德社会研究学院（RandSchoolforSocialResearch）校长阿尔杰农·李（AlgernonLee）以英语发言，代表美国社会党欢迎托洛茨基来美国。校长盛赞了托洛茨基在那些“考验人们灵魂时刻”的坚韧不拔。路德维希·洛尔以德语欢迎“战友”托洛茨基，并称他为“最亲密的老师”。《前进报》编辑麦克斯·戈德法布（MaxGoldfarb）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用依地语致了欢迎辞。[5]
在库珀联盟学院演讲的托洛茨基来到这个国家才刚刚10天，他还在吸收新事物。无论走到何处，无论看到什么，他都还在为纽约而惊叹：她的富裕、科技和能量。但对于如此之多的新事物，他仍觉陌生。
比如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概念。是的，托洛茨基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他在《新世界》的专栏。没有审查官或是警察来找他的麻烦。相比于战时的法国，这算是友好之举、一大转变，更不用说俄国了。但是这里也有特殊限制。就在那一周，纽约警方逮捕并起诉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的妇女，只因她运营一家节育诊所。罪名：淫秽下流。在1917年的美国，于信件中谈论女性卫生构成“联邦犯罪”。报纸将这件事渲染成了众所瞩目的刑事大案。桑格的妹妹埃塞尔·拜恩（EthelByrne）早些时候曾因在诊所工作而被定罪。拜恩在纽约市监狱（Tombs）的囚室里发动了一场绝食抗争。
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局外人一定已发现了个中谜题。在美国，这就是他们将人关进监狱的原因？因为行医？你可以讨论革命，但不能讨论性和妇女卫生？
那一周，纽约当地还发生了另一件争议之事。一个名叫“反酒吧联盟”的团体派出500名牧师、教士前往大都会大厦抗议纽约市长约翰·普罗伊·米切尔（JohnPurroyMitchel），只因市长先生没能执行一条纽约州法律。这条法律要求酒吧在周日关门。牧师们还批评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原因既不是他们欺诈乘客、也不是剥削工人，而是——火车经过干旱州时在车上出售蒸馏酒——哪怕列车并不在这些州停靠。
这是言论自由？一个人可以谈论社会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却不能在火车上用自己的镍币买一点杜松子酒？[6]
还不止这些。在标准石油（StandardOil）或铁路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里，工人们罢工要求提高薪资时，警察常常会镇压、拘禁他们。公司会利用“平克顿”（Pinkerton）这样的私人侦探破坏他们的工会，联邦政府也会使用法院颁布的强制禁令（legalinjunction）介入罢工。这也算言论自由？
现在的托洛茨基坐在库珀联盟学院的大演讲厅里，他听到自己的名字终于被念了出来，然后是如潮掌声。托洛茨基冷静地走到讲台上，他将向观众和朋友们揭示，什么才叫享有言论自由。如果有警探决定前来聆听的话，他们就将听到大批量的、将很快被法律定为“煽动罪”的言论。
通常而言，一位重头演讲嘉宾都会花几分钟等待观众欢呼、吹口哨、跺脚，享受他们的谄媚。但正如基弗所说，托洛茨基却对这种“美式招待”毫无耐心。[7]他反其道而行之，略过这一环节直接登台，对着掌声就开讲了。托洛茨基的演讲以威尔逊总统开篇，“资产阶级的一枚工具，”接着便转到了他的主题：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在欧洲登场，”他宣布，“美国必须为之做好准备。战争开始时（1914年）社会主义者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绝不会在革命到来之时昏昏欲睡。在法国，士兵们跳出战壕说，‘我们将拿下他们。’法国人会认为，士兵们是在说要拿下德国人，也即想要杀死另一个战壕的工人们。但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他们将‘拿下’资本家们。”[8]
当然了，革命——人们真枪实弹干的那种——至少对美国人而言，已经要比简单的社会主义走得更远几步。但是托洛茨基不怕这个。他继续着演说。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场战争已经摧毁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国家自身都已声誉扫地，人民也已丢失了他们的幻想。他们变得更兴奋，准备展现英勇。他们要求变革，渴望战斗——这些都是构成一场起义的元素。
作为托洛茨基的欧洲老相识，格里沙·基弗本来对演说满怀深恶痛绝的念想，现在却发现他本人为之着迷。在格里沙后来对当晚的记述里他坚称，自己“绝对拒斥”托洛茨基的演说内容。但他说，他欣赏这段谈话的“美之享受”和“艺术性”。基弗解释说，托洛茨基的俄语演说带有一种“爽快”、“决断”的腔调，并未使用“粗糙的煽惑人心手法”。相应地，他“将一大堆事实甩给了观众”。托洛茨基使听者“陶醉”，令他们“沮丧”。他通过对战时巴黎、艰困时日的描述，对前线战斗、暴力侵凌、英雄气概的渲染，以他那“如火愤怒、高蹈悲怆”带动了观众。[9]
这是一场强加给欧洲的战争，罪魁祸首就是“一群叫做外交官的江洋大盗”，托洛茨基接着说。现在，泅过一汪血海的社会已不可能一仍其旧。“革命正在战壕中酝酿，没有力量可以将其拽回。”[10]
《前进报》报道说，观众对此欢呼爱戴，并给了他“强有力的掌声”。[11]就连基弗也将之称为“一次巨大成功”。
但绝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不知怎地，就在托洛茨基登台演讲时，大厅里响起了一波异见声。这里的空间紧密，足够人们大喝倒彩、从座位上起来责问演讲者、大声叫骂羞辱、争辩，挥舞拳头。这波异见声似乎起于托洛茨基开始讲话之时。正如路德维希·洛尔后来有风度的叙述，“这并非是一段欢迎辞，”这段插曲莫名其妙地沦为一场“激烈的意见交锋，尽管表现得彬彬有礼。”[12]
他们究竟争论了什么？大概没人能说得出来。但若是听一听托洛茨基接下来的内容，也就不难猜到一二。很可能会有一些人好奇：这位托洛茨基先生谈论的革命究竟是什么？俄罗斯革命？听起来不错。他们都讨厌沙皇。哪怕是欧洲革命，也不错。但是，难道是在美国、在纽约这里的革命？他真的也想在这里发动革命吗？
在托洛茨基本人心中，革命的含义从无疑问。对他而言，革命并非隐喻义。在1905年的圣彼得堡，托洛茨基曾经目睹数十万工厂工人揭竿而起争夺政权。这就是他心中的革命：夺取权力，保持权力。
托洛茨基毫不怀疑，俄国也适用这个等式。他看到了最新的头条新闻。俄国持续着无有竟时的军事失败。伦敦和巴黎现在怀疑，沙皇是不是正和德国间谍眉来眼去。在俄国杜马，“卡德特”（Kadet）（立宪民主党）的鲍威尔·米留科夫（PaulMiliukov）议员公开批评沙皇，并将他的失败称为“叛国，或是不称职”。紧接着，沙皇解散了杜马，并禁止他们再开会。甚至于，12月时对“狂僧”拉斯普京（MadMonkRasputin）﹝1﹞的暗杀也没能安抚公众的情绪。
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俄国。就连非社会主义者们也预感到了一场暴动。这周，一位名叫伊万·切萨尔（IvanChezal）的彼得格勒的大学经济学教授抵达纽约。他对记者们说，“俄国人民正在要求和平。如果他们得不到和平，就会有一场革命。”[13]
就在纽约，托洛茨基以这段话为演讲收尾：“在这里，在美国，我欢迎你们加入这面旗帜：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不管这番口角是如何收场，似乎托洛茨基都已完全享受。与新俄国朋友一起坐在讲台前的路德维希·洛尔将托洛茨基的反应描述为“欢快”，符合一名“熟习党派斗争”之人。[14]很容易构想出以下图景：托洛茨基站在那里，微笑以对挑衅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击他的侮辱。绝大多数观众爱戴他。一小部分鄙视他。但大厅内没有人无缘无故离开。
一年之内，纽约州立法机构就将通过一条法律，将托洛茨基式的革命言论定为刑事犯罪。无政府主义罪将被判处5年监禁、5000元罚款。结果，当晚库珀联盟学院里的许多听众都将看到监狱囚室内里的样子。但就当下而言，言论自由仍旧在纽约市大行其道。
在布朗克斯的头几天里，娜塔丽娅也投身于愉悦的日常生活之中。托洛茨基离家前去工作时，她将列夫和谢尔盖送入一家布朗克斯公立小学，在这里学习英语、交朋友。白天时分，她就同富邻米哈之妻——露丝·哈默一起搭乘哈默的汽车，开始他们的曼哈顿观光之旅。那时曼哈顿的交通堪称是一团扰乱心神的大杂烩——马匹，手推车，四轮马车，有轨电车，高架列车，以及摩托车。娜塔丽娅和露丝很愉快地让专职司机指引路线。
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加入，他们总是坐在前排。孩子们惊叹于曼哈顿的景致，他们玩起了数数游戏：数街道，数汽车，数摩天大楼的层数——为其高度而惊奇。我们不了解这位专职司机的姓名，但他成了娜塔丽娅一家最喜欢的新朋友。托洛茨基的孩子们之前从未见过一辆汽车的内部构造，他们为之着迷：司机如何可以轻轻一触方向盘、或是挪动脚趾碰一下油门，就能控制机械让其听话。
露丝·哈默颇为享受和娜塔丽娅一起用餐，驻足最喜爱的餐厅。孩子们发现了不对劲的事：每当他们进去吃饭时，他们魔术师般的司机必须得在外面的车里待着。为什么这位朋友不能加入他们？这似乎并不公平。[15]孩子们向父母抱怨，但从未获得好的答案。托洛茨基将此事记下，将其作为美国那古怪“自由”的一个更盲的盲点。
紧接着，一件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回到布朗克斯公寓。一日，房东过来找到娜塔丽娅，告诉他租金出了点问题。娜塔丽娅已经付了三个月的钱，消失不见了。很快，娜塔丽娅从其他租户那里也听闻了此事。这栋建筑物的管家、一名非裔美国男士卷款跑了，还带走了娜塔丽娅曾交予他妥善保管的一些物品。他并没有交付给她一张收据。其余租户也给了他标准数额的租金。然后他就跑了。
这段恐慌很快结束了。娜塔丽娅很快就找到了她交予管家的物品（她从未说明这是什么）。这些东西一直都放在公寓里，和炊具一起藏在一个木盒之中。娜塔丽娅也找到了她的租金，这些钱被小心地包在纸里。从其他租户那里得知，这位管家只带着那些他已交付收据租户的钱消失了。因此，他们无需再付第二次租金。
没用多少时间，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就弄清了个中蹊跷。这位卷款潜逃的管家可谓深思熟虑——他“不在乎抢劫房东，但他考虑再三之后，也不愿抢劫租户，”托洛茨基描述这次意外时写道。“无疑，这是一个缜密的家伙。我和妻子两人都被他的心思缜密深深打动了，我们也常会带着感激回忆他。”[16]
托洛茨基此前从未碰到过非裔美国人，或是任何类型的非洲人。也许在巴黎时会有，但在俄国绝对没有。他知道美国现存的种族歧视和史上的奴隶制，但都只是从纸上抽象得来的。现在，托洛茨基遇到了他无法理解之事。“对我而言，这个小插曲有着‘征兆’般的重要性——似乎美国面纱的一角遮住了这个‘黑人’问题，现在它被揭开了。”[17]这个“问题”是什么？托洛茨基又是如何定义它的？
多年以后，托洛茨基将会耗费大量精力，试图理解这个议题。在俄国，他将与美国黑人小说家克劳德·麦卡伊（ClaudeMcKay）会面。麦卡伊是“哈勒姆文艺复兴运动”（HarlemRenaissanse）的领导人，也是“非裔血盟兄弟会”（AfricanBloodBrotherhood）的创立者；他将推动募集美国的黑人宣传家们，他还将批评自己的美国托派运动（AmericanTrotskyistmovement）：运动未能把握住问题的严肃性。“但是，今天与黑人们有关的白人工人们时镇压者、流氓恶棍。他们迫害黑人和黄种人，羞辱他们，还处他们私刑，”1933年，麦卡伊在土耳其对一名美国访客如是说。[18]多年以后的1960年代，麦卡伊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分析将触动一位年轻的领袖，并形塑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尔科姆·X（MalcolmX）。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了。现在，托洛茨基只是将这次意外记录下来，留待研究罢了。
托洛茨基在库珀联盟学院大厅的演说结束之后，格里沙·基弗并未逗留与托洛茨基交谈。基弗似乎羞于接触他的这位老相识，他将托洛茨基描述为“傲慢”、“拒绝在演讲后与观众们交流”。不过在数天之后，基弗有机会透过一位熟人——一位两人都认识的报纸记者，给托洛茨基递话。“托洛茨基见到您的时候，向他转达我的问候，”他对此人说。[19]
这就足够了。几天后，基弗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格里沙，是你吗？听出来我是谁吗？是我——托洛茨基。”
基弗似乎对这通电话大为惊诧。后来他解释说，事实上托洛茨基已经“对见到我期盼已久”，并已“尽了最大努力找我”。“一言以蔽之，他想见我，向我征求意见，确定方便的时间和地点。”
基弗同意了。他很难说出不字。“我们共同保有许多旧时记忆和往日瞬间，无法轻轻放下。”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基弗了解托洛茨基的时间要长于任何人——这时间肯定要比托洛茨基的新社会党追捧者们长。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96年，那时他们还都是少年人。他们都属于一个“公社”（commune），一个由年轻激进者们组成的团体。在黑海海滨工业城镇尼古拉耶夫附近的一座公园里，年轻人们相遇了。这要早于托洛茨基第一次被捕，早于他首次流放西伯利亚；也要早于他第一次逃往，更是早于列宁对他的发掘。
基弗也认识这一时期的瘀伤（AlexandraLvovnaSokolovskaya）。长发明眸的她倾倒了尼古拉耶夫的小伙子们，后来成了托洛茨基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合法妻子。1890年代在莫斯科的一处临时监狱里，在一名拉比﹝2﹞（rabbi）主持之下，他们举行了正式婚礼，基弗曾是一位见证人。基弗也知道他们夫妻二人在西伯利亚生的两个女儿：尼娜和齐娜。基弗还知道，托洛茨基是如何抛弃了三人——她的妻子和两个幼女——他只身逃脱，奔向他的命运。
抛开政治说，这也许就是为何格里沙·基弗对托洛茨基有情绪、并经常怒气冲冲的原因，不管公允与否。但现在，这里是纽约市。基弗似乎觉得有义务先抛开这段历史、作一次礼节性拜访。也许，他和托洛茨基可以重建一段旧情。
﹝1﹞拉斯普京（Rasputin）是当时声名狼藉的宫廷佞幸，备受沙皇宠信。
﹝2﹞犹太教神职人员。
[1]January20articleincludedinTrotsky,OurRevolution,35.
[2]NewYorkCall,January26,1917.
[3]Forward,January26,1917.
[4]Ziv,chapter10,2.
[5]NewYorkCall,January26,1917.
[6]NewYorkTimes,January30,1917.
[7]Ziv,chapter10,2.
[8]NewYorkCall,January26,1917.
[9]Ziv,chapter10,2.
[10]SpeechfromversioninNewYorkCall,January26,1917.
[11]Forward,January26,1917.
[12]Lore,“WhenTrotskyWasinNewYork,”2.
[13]NewYorkAmerican,January22,1917.
[14]Lore,“WhenTrotskyWasinNewYork,”1–2.
[15]Trotsky,MyLife,277.
[16]Trotsky,MyLife,272.
[17]Ibid.
[18]SeeTrotsky,OnBlackNationalism.
[19]Ziv,chapter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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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布朗克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七章布朗克斯
“‘美丽的布朗克斯’——我们这么称呼它。这些日子以来，这里是一处独特、令人兴奋的所在。数百万人——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家庭成员——从下东区，东哈勒姆，其它曼哈顿的闹市区那一户户拥堵的房屋里涌向这里，布朗克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为什么来？因为这里‘像乡村’。”[1]
——劳埃德·乌尔坦，《美丽的布朗克斯：1920-1950》
“我不需要保镖。我出生在南布朗克斯。”
——阿尔·帕奇诺，演员
又一次，托洛茨基和家人搭乘地铁。他们从阿斯托酒店出发，离开时代广场，穿过绵延于第5大道和东区之间大雪覆盖的街道。他们搭乘第3大道高架铁路，抵达了第42街站。现在的托洛茨基已经初成为一名资深地铁玩家，他将引领家人们走上窄窄的楼梯，重重投下4镍币，买下四个人的地铁票——他本人，娜塔丽娅，两个孩子——并跟随指示牌通往标着“居民区”的站台。
那时的地铁列车在两边都有一长条坐席，乘客们会面对面坐下来。中间站立的人们挤在一起，抓住从天花板垂下的皮带。列车隆隆、碾过钢轨时，孩子们放眼向外，盯着沿路的大楼屋顶和窗户。望着风景的他们不大会注意到车厢内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推推挤挤，一些人还在密集、不通风的空间里吸雪茄烟。摩肩接踵的地铁列车，业已成为纽约通勤高峰期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处所在。
列车经停12站后抵达了第129街，这也是曼哈顿的最后一站。紧接着，列车转而向右，驶上了一座铁桥。在这里他们透过车窗外望，便可看见水体：一条窄而泥泞的河道，两岸布满了码头、仓库，河中则塞满了驳船。这便是哈勒姆河（HarlemRiver），在河的远端就是布朗克斯区（Bronx）。
这个名字大概会使孩子们咯咯作笑。它源于一名荷兰拓殖者——约纳斯·布朗克（JonasBronck）。布朗克在遥远的1600年代买下了这块土地，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处当地的溪流——布朗克河（Bronck’sRiver）。其它拓殖者们开始管他的农场叫“布朗克地”（Bronck’sland），后来演化为“布朗克斯”。在连结曼哈顿的地铁线路（地上及地下）开通之前，布朗克斯居民甚少。地铁一通，纽约市中心拥挤民居里的住户就如潮水般涌向这里，这导致布朗克斯的人口爆炸般增长，从1900的200000涨到了1920年的732000，又于1930年达到了惊人的120万。
1917年，布朗克斯的大部分东西都还是焕然一新的——铁轨，楼房，有轨电车，街道和商店，公园。农场、脏兮兮的路面依旧占据着布朗克斯河（BronxRiver）以东的绝大部分区域。抵达布朗克斯之后，托洛茨基一家疾步行过一处名为“Hub”的商业区。他们走过了商店，办公楼，百货公司，行经一排排公寓和住宅楼的后院。接下来是一座法院和一处处街坊。他们的脚步最终停在了第174街，沿南林荫道南行，步行穿过两个街区，抵达了维斯大道（VyseAvenue）——一条树林掩映的小巷。
就在托洛茨基本人于《新世界报》编辑部忙碌、在路德维希餐桌上奋战时，娜塔丽娅·塞多娃将她的美国第一天花在了寻找家庭住处之上，具体过程不甚清楚。一位纽约朋友一定施了援手，帮她细审地产黄页，并同房东讨价还价。娜塔丽娅喜欢最后的结果。看到维斯大道1522号的一栋三居公寓后，娜塔丽娅决定签下。这是一处相对新而干净的建筑物，有着宽宽的走廊和楼梯。[2]她预付了3个月的房租，每月18美元。她还预定了家具。一位邻居——作家肖勒姆·阿斯奇（SholemAsch）同意为他们分期付款购买家具提供担保。[3]
于是他们迁出了阿斯托酒店和那里的天价房费，来到了托洛茨基后来称之为“工人区”[4]的住所。尽管，在奢华阿斯托酒店度过的这两三天偏离了他的标准。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新邻居并不都在工厂工作，也不尽然都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商店老板，作家，文员，工匠——移民们通向中产阶级生活的前几步台阶——许多临近的公寓都住满了这类人。小布尔乔亚和普罗大众一样多。
一如既往，孩子们很爱这里。托洛茨基也惊叹于其现代气息。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栋公寓，”他写道，“其配套设施有着我们欧洲人颇不熟习的一切便利：电灯，燃气炉灶，浴室，电话，自动升降电梯，甚至为垃圾设计了滑道。”[5]这座公寓的区位也一样好。它距离第三大道高架铁路只有4个街区，那里可以直达他在下曼哈顿的工作地点。克罗托纳公园（CrotonaPark）距公寓也只有很短的步行距离，那里景致绝佳：蓊郁绿树，雪覆草坪，小美湖泊。在特雷蒙特大道（TremontAvenue）附近有电影院和杂耍剧场点缀其间，还有大量杂货店和小餐馆。几个街区以北处，就是新开的布朗克斯动物园。不幸的是，扬基体育馆还要等上5年才能来到布朗克斯。
托洛茨基一家也有了邻居。《前进报》的莫伊萨耶·奥尔金、托洛茨基在路德维希·洛尔晚餐会上碰到的年轻社会党人路易斯·弗拉伊纳都住在附近。有一位邻居尽管给他留下了特殊印象，但托洛茨基仍对他的名字保密。他从未透露这个人的身份，提到他时仅仅用“Dr.M（米哈医生）”一笔带过：这是一位富有的医生。在一次访谈中，娜塔丽娅叫他“米哈伊罗夫斯基医生（Dr.Mikhailovsky），”[6]尽管纽约市1916或1917年的人名地址簿上并没有这样一位米哈伊罗夫斯基，也没有任何名字类似这个拼写的人。米哈医生有一辆车，一名专职司机，也有钱去市中心最好的饭店用餐。一位布朗克斯历史学家后来将疑似“米哈医生”的搜索范围缩小到了一位真实存在过的医生身上。这位医生住在华盛顿大道（WashingtonAvenue）——从托洛茨基一家新公寓出来穿过克罗托纳公园便是。[7]他的名字叫尤利乌斯·哈默（JuliusHammer）。
哈默先生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说一样的语言。他是一位俄国移民，曾在敖德萨接受教育，能说流利的俄语和德语。哈默于1890年代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内外科医学院学位。1917年时，哈默除了行医，还拥有8家药店，并开设名为“综合药物和化学品”的供应商业务。哈默的儿子阿曼德克绍箕裘，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医学生。
但是，哈默依旧自认为一名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他本人曾在返回俄国人学习了一番政治。在美国，哈默加入了社会党，并娶了一位名唤露丝的社会党同仁做妻子。1907年时他曾前往德国斯图加特与会，并和列宁会面。哈默使自己深深涉入党内事务，经常为革命事业起草法律草案、付下餐桌账单。他甚至在儿子阿曼德16岁时将他吸收入党。哈默头发稀疏、体型精瘦，很容易被认为是路德维希·洛尔那周晚餐会上出现过的匿名客人之一。特别是，他还和路易斯·弗拉伊纳住德很近。他们都在国王桥路（KingsbridgeRoad），之间仅仅相隔几个街区。也许，这两个人是一起来的。当本地同志们说出要帮助托洛茨基、让他感到宾至如归的话时，哈默夫妇会很乐意跟进。
从诸多方面而言，布朗克斯的新家都是托洛茨基生命中迄今为止所知的最舒适住处——整洁的现代公寓，友善的邻居，列夫和谢尔盖的学校，娜塔丽娅的友朋邻人。就工作而言，托洛茨基有着稳定的薪水收入，有激进文章和言论的平台，还有大量的追随者和拥趸，以及免于审查和骚扰的自由。作为一名俄国人，他不大会了解“美国梦”的概念，但他却很快在纽约市找到了这个梦。
[1]Ultan,7.
[2]Apparentlya“newlaw”tenement.SeeUltanontheBronx.
[3]Moskowitz,183.
[4]Trotsky,MyLife,271.
[5]Ibid.
[6]Shachtmanfile,7.
[7]SeeUltan,citedapprovinglyinSpence,“HiddenAge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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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帕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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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帕特森
结束周一晚上在路德维希·洛尔布鲁克林公寓的晚餐会之后，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乘火车回到了新泽西帕特森市。在旅途中、在第二天，她都在为自己耳闻之事担忧不已。这次聚会令人愉悦，同莉莉·洛尔、俄国朋友们谈天的机会也很好。但除此之外，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辩却主导了当晚的走向，也令她担忧不已。柯伦泰对她的布尔什维主义看得很重，她并不将意识形态争辩视为一场简单游戏，或是智性激荡本身而已。她强烈赞同布哈林的观点：美国左翼应该离开社会党保守派，组建他们自己的新党。柯伦泰已经见过了莫里斯·希尔奎特这样的社会党领袖；他们并不是革命者。
然而托洛茨基却出来碍事。他在全体与会者面前反驳布哈林，来了个釜底抽薪。这就是托洛茨基的错了。似乎托洛茨基一直觉得，如果他要赢得论点，他就会争辩到底——不管他懂得辩题与否。
两次旅美期间，柯伦泰对美国的愤嫉与日俱增。她已经迫不及待离美返挪了。现在，望着纽约天际线的柯伦泰不再将其描述为“奇妙塔楼”，而是“庞大，扭曲，毫不退让、直插入天的一排线。”她在自由女神像那里看到的唯有失望，“一段老去、淡忘的传奇，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童话。唯有在我们祖父辈的回忆中，她才能寻得踪迹。”柯伦泰在文章中哀叹警察对罢工工人的镇压，挨饿的家庭主妇，腐败的法庭，以及“卑躬屈膝”的媒体。[1]
这都是社会党宣传中的惯常语调。但在柯伦泰看来，社会党的宣传已经过于顺从、陈旧不堪。
柯伦泰把自己最严厉的批评留给了新泽西。“纽约市被这条冥河（Styx）环绕着，”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她将形容乡下的美国俚语与但丁笔下横跨地狱的著名河流合而为一。“我们住在小镇边缘的一块区域（帕特森），这里由直来直去的小街道分割开来，街边种了一排枫树。从街边延伸而出了一列列千篇一律、带有门廊的板房。女人们晚上会从家务活里脱身而出，坐到摇椅上聊家常。看起来，她们颇为无聊。”[2]
一到两天之后，柯伦泰最终在帕特森拿起笔来给瑞士的列宁写了一封信。她很快进入正题，谈到了在路德维希·洛尔公寓的聚会、和托洛茨基的争吵：“那位荷兰同志罗格斯（一位仲裁者）、片山潜和我们这个小组都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迈出了一步，”她写道。“然而，托洛茨基的到来加强了右翼力量（在列宁眼中这一直是敌人）。直到我离开，这份纲领也没有通过。”[3]
柯伦泰在信中也谈到了布哈林：他如何在纽约市落脚后，就在《新世界》赢得了声誉。但是，托洛茨基的到来，恐将使布哈林在那里黯然失色。
她深知列宁会生气。是不是布哈林促使她写的这封信？大概不会。在洛尔公寓的那场辩论/争论中，布哈林没有流露出半点同托洛茨基生气的迹象。如果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和托洛茨基看起来都享受着这场论辩。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柯伦泰自感职责所系，有必要周知列宁。她将信件寄往瑞士，并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送达，也许要好几周。信件抵达的时候，也许柯伦泰已经独自一人登船出海，航向家乡。
[1]AlexandraKollontai,“TheStatueofLiberty,”MarxistInternetArchive,2006,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16/statue-liberty.htm.
[2]InPorter,226.SeealsoClements,99.
[3]InGankinandFisher,576,footnote125.ThisletterisusuallycitedasfromJanuary11,1917,animpossibilitysincethatpredatesTrotsky’sarrivalintheUnitedStates.Theconfusionmostlikelystemsfromasimplehandwritingflourish,withtheactualdatebeingJanuary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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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河滨大道（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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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河滨大道（Ⅰ）
“希尔奎特是那种在欧洲大陆或英格兰更常见的（社会党人）类型……在我和他的上一次会面里，他展现了其教条主义。他送我出门时说，‘雷希特同志，你不觉得，我们叫停了宗教化、并成为一个政党的时候，不是一个高光时刻吗？’”[1]
——查尔斯·雷希特律师，日期不详
莫里斯·希尔奎特肯定读了《纽约呼声报》，并且看到了头版刊登的列夫·托洛茨基访谈。事实上，1月的《呼声报》贴满了希尔奎特本人的名字，他本人在纽约市堪称万众瞩目。他大概也瞥了一眼托洛茨基的快照，以及头版上“逃离欧洲之后，他在这里从事一份激进作家的工作”的字眼，但他对此并未详加思虑。
希尔奎特很快就将成为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头等仇敌。他们之间那备受瞩目、时常剧烈的个人冲突将定义这个国家一个世代的左翼运动。但目前为止，这两人还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就在这个周末，希尔奎特本人的照片已然占据了《呼声报》的头版。身着西装革履、洁白衬衫的他有着一张英俊整洁的面孔、锐利的双眼、一小撮胡须和柔顺的黑发。莫里斯·希尔奎特打扮得无可挑剔。他同意一位朋友的说法，“领带可以打得优雅、放置得体，并且不违逆普罗社会主义的准则。上帝保佑！”[2]这张照片出现在这些标题下方：希尔奎特的计票结束了；一目了然，这是弊案：社会党的国会席位因舞弊而失。[3]
莫里斯·希尔奎特曾于11月竞选美国国会议员。他的选区包括纽约市上东区和哈勒姆区，这里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像他本人这样的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一份如实的记载显示，他本应获胜。但在当时，得到真相可没那么轻而易举。
开票当晚，希尔奎特的监票员们本已报告了一个上佳的开票结果。早先的计票数字中，希尔奎特有微弱领先。但随即就发生了一些猫腻之事。午夜时分，在两个希尔奎特领先的选区里，官员们停止了计票。希尔奎特得到消息：当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们已经在那两个选区会面，并达成了一项交易。希尔奎特跑到投开票地点——临近麦迪逊大道的第104街的一所公立学校，并敦促计票员们重新工作。他们却拒绝了。“他们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嘲笑着你。他们抽烟，吐痰，引体向上，什么都干，就是不计票，”他回忆说。[4]希尔奎特向附近的警察抱怨，但他们只是耸耸肩而已。
直到凌晨4点，这个选区才上报计票结果。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另一个进度缓慢的选区才完成计票。此时，选票已经做了手脚，破坏已经造成。这场三方角逐的选战计票结果是：希尔奎特赢过民主党候选人大约200票，但输给了现任共和党议员伊萨克·西格尔（IsaacSiegel）459票。
希尔奎特向一位法官抱怨，并要求重新计票。一个两党联合小组（排除社会党）花了两个月时间清查选票，最终调查声明于这个周末刚刚出炉。这个小组发现了大量肮脏内幕：超过150张空白选票投进了票箱，并被算作是西格尔的票；60张希尔奎特的合法选票却被扔了出来，并标上“无效”；此外，多算和少算选票之举层出不穷。最后，希尔奎特净增长了255张选票。无人怀疑：希尔奎特的票还要多得多。但是，这还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
不同于列夫·托洛茨基或布哈林这样初来乍到、供职于《新世界》的俄国人，莫里斯·希尔奎特深知纽约市的政治运作模式。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那个令人敬重的社团——坦慕尼协会就主宰了纽约的民主党组织。它还主导着市政厅、市政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其它的周边事务。共和党大佬们则把持着坦慕尼的桩脚不及之处。每逢选举日，两边阵营都会大量舞弊贿选——每张选票2美元是风行的市场价——他们还使用“重复票”和“游民票”。自从特威德老大（BossTweed）如日中天以来，他们就钉住了地方政治。一旦坦慕尼和共和党之间不再彼此攻防，他们就会愉快地联手打击一切第三势力。
希尔奎特早已上了这一课，交了不少学费。这已经是他第3次竞选国会议员了，大概也会是他第2次“事实赢了”、却因他们杀回来而“计票出局”。1906年，他曾在下东区的一个选区赢得了完全多数票，代表社会党出战的希尔奎特得票数超过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但是，坦慕尼协会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Hearst）达成了一个“最后一分钟交易”——这位报纸大亨那一年正亲自上阵竞选州长，他还创办了一个“独立联盟”政党。在赫斯特的加持之下，坦慕尼协会将他们的候选人名字加进了赫斯特的“独立联盟”候选人名单，并利用多出来的这部分选票成功击败了希尔奎特。两年之后的1908年，希尔奎特再一次在选前表现强势。这一回则是共和党人做成了交易。他们鼓动支持者们投票反对自己的候选人（转而支持民主党，造成弃保效应——译者注），以此击败社会党。[5]
除却这些不快，莫里斯·希尔奎特自认幸运。1917年，他的社会党在美国已赢得了非凡地位。社会党候选人在全国到处胜选：美国国会有两位社会党议员；56个城市或乡镇由社会党人执政，其中就包括密尔沃基和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从明尼苏达到加利福尼亚，从俄克拉荷马到威斯康星，他们在洲级立法机构的席位有30多个；他们还占据了数十个市议会和市议员的席位；这个政党有超过110000名交党费的党员，以及约150家附属的报纸和杂志，它全国发行的旗帜刊物《诉诸理性》（AppealtoReason）每月发行量几乎有70万之巨；它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于1912年几乎赢得了100万张选票，这占到了全国选民总数的6%，足以使他与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面对决。
1914年在纽约市，一位风靡于时的律师、希尔奎特的朋友梅耶尔·伦敦（MeyerLondon）最终为社会党拿下了下东区的一个国会议员席位。希尔奎特已经含辛茹苦、步步为营地为这个政党打拼了20年，每一步他都精益求精。
作为社会党领袖，希尔奎特在这个冬天的第一要务是发动一场反对世界大战的公众运动。一月份他到了华盛顿特区，在白宫见到了上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华府高官。他还引领着一场社会党和平立法运动。他们要求威尔逊，使美国自外于这场战争。通过斡旋解决各交战国冲突，公平对待各阵营；废除补偿金和战争赔款，取消领土吞并，允许要求独立的殖民地独立，并成立一个国际法庭仲裁纠纷。这些条款都将在威尔逊总统后来的“十四点原则”中出现。
希尔奎特回忆了当天和威尔逊总统坐而论道的场景。他发现威尔逊“心事重重，困顿不堪”。尽管如此，他们开口说话时，威尔逊就变得“饶有兴致，精神饱满”。总统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但他以政治家式的暧昧答应说，他将给予支持。[6]
所有这些——旅行，政治，高知名度的案件——使1917年的希尔奎特成为美国最为知名的社会党人之一，他的名声仅仅亚于尤金·V.德布斯。德布斯是社会党的大众形象、总统候选人，但莫里斯·希尔奎特却是它的领袖人物、骨干成员。
希尔奎特出生于拉脱维亚。1886年，还是少年的希尔奎特来到了纽约。他很快掌握了足够的英语，在下东区找到了一份夜校教师的工作，向移民教授英语。白天他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缝补衣服袖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直到他迎来了生命中真正的突破——社会工党聘他做办公室文员，周薪4美元。希尔奎特在这里抓住了难得的机会学习政治和新闻学。1890年，他加入了另一位聪慧的年轻作家的事业——亚伯拉罕·卡汉，未来的《前进报》编辑——他们一起创办本市的第一家依地语报纸——《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接着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半工半读。
身为一名年轻律师，希尔奎特身着一套精心订做的正装，并将他的姓氏从“希尔科维茨”（Hilkowitz）改成了“希尔奎特”（Hillquit），将他的名字由“莫伊舍”（Moishe）改成了“莫里斯”（Morris）。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绝大多数激进左翼人士一边，成为他们的委任律师，并且常常免费。1901年警察逮捕约哈恩·莫斯特（JohannMost）、一位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暗杀鼓吹者——他称暗杀为“行动宣传”（propagandaofthedeed）——他的罪名是在麦金莱总统遇刺后发表了一篇煽动文章。正是莫里斯·希尔奎特挺身而出，在一间秘密、敌对的纽约审判室里为莫斯特辩护。希尔奎特以“言论自由”（freespeech）抗辩，但法官仍判他有罪，需在布莱克维尔岛上的监狱服刑一年。
1900年，希尔奎特退出社会工党，并带着一些人加入了尤金·V.德布斯在中西部开展的社会运动。德布斯是1894年芝加哥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strike）的英雄和领军人物，他率领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RailwayUnion）发起了一场史诗级别的对峙，抗击美国最庞大的几家铁路公司，这迫使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罢工和德布斯工会。联邦政府起诉了德布斯，罪名是阴谋发动罢工。德布斯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德布斯利用被囚的时间思考、学习，并在这里发现了社会主义。这便是这番结合——德布斯的中西部团体和希尔奎特的纽约派别——他们将成立一个崭新的美国社会党。
这个新政党将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了一个鲜明的“美国牌”理论。它的纲领很快写满了后来将成为现代生活标志的一系列要点：罢工权（反禁制令法）；一种累进型的所得税；限制童工；学校免费午餐；矿井和工厂检验；为失业者提供公职工作；每周最高工作时长；最低工资；公设辩护人；关键产业的公共所有权：比如有轨电车和地铁。这个政党依旧鼓吹革命，但“革命”越来越只是一条隐喻义而已。对于希尔奎特而言，“革命”意味着根本性的改变：它需要辛勤工作、赢得选举、通过法律。“大规模行动”是希尔奎特最爱的另一条激进术语，这对他而言就是大型的全行业罢工。罢工必须得合法、无暇，绝不容忍打架、爆炸、暗杀或是暴力。
有例为证。就在那个冬天，希尔奎特协助发起了一场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罢工。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45000名成员参加了这次罢工，这个工会正是希尔奎特于1890年代协助建立，现在希尔奎特则是他们的首席委任律师。这场罢工使超过150家大衣制造厂关门大吉，并接着将另外25000名工人锁在厂外。工人们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卫生条件，以及对工会的承认。在当时，制衣工人典型的每周工作时间是60个小时——如果他们依据“计件工资”的话则时间更长——每天报酬是1到2美元。他们没有保险，没有银行账户，没有信贷准入证，没有政府项目支持，帮助他们的慈善机构也少得可怜。
历经数月街头纠察之后的12月，这场纷争终于交给了一个仲裁小组解决，并得出了仲裁结果：薪水调高，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会获得承认。尽管，还未能落实“全工会工厂”（fullyclosedshop意指只雇用工会成员的工厂——译者注）。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在历经数年的抗争之后，工会赢得了它的目标。[7]
尽管如此，赢得选举更为艰难：它需要公众支持。对于社会党人而言，这意味着要打消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工会和移民仍旧普遍存在的偏见。仅仅数周之前，《纽约时报》还将支持希尔奎特国会议员选举的选民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未受教育、高度情绪化的外国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获承认为合格美国公民之前，还有很多东西要学。”[8]自从1886年的甘草市场爆炸事件以来，美国人就恐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很少有人愿意费劲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次爆炸中有7名芝加哥警察丧生，4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走上了绞刑架。1901年刺杀麦金莱总统的刺客是一名波兰新移民、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戈尔斯（LeonCzolgosz），但这（对于洗刷社会主义的名声）也无济于事。显而易见的伪善——公司使用暴力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形一再出现——却似乎引不起多少波澜。
社会党人们必须消灭公众对他们的这番刻板印象，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赢得大型选举。这就要求他们与以下元素做切割——无政府主义者，激进分子，极端势力——这些标签都恐将摧毁社会党的信誉。这也是为什么，希尔奎特一度坚持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领袖比尔·海伍德开除出党：只因他公开支持将“破袭”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就此议题，希尔奎特甚至还向本党最受敬爱的人物尤金·德布斯发难。1912和1916年，希尔奎特都尝试阻止德布斯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认为德布斯的言辞太过激进。
同时，身为一名律师、政治家，希尔奎特变得富有起来。1917年初，他和妻子薇拉（Vera）已在纽约的河滨大道拥有了一座房子、一条独占街道，这里和哈德逊河仅仅隔着一座树丛掩映的公园而已。他运营着两家律所，一家在市政厅附近的第30教堂街，另一家则位处下东区。“一名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从事法律职业或其它资本主义活动，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原则性错误，”他解释说。[9]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质疑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的话，这仍然会刺痛他。当一名《纽约时报》记者拿他的面孔做文章、提到他的支持者们“不具爱国主义，并且以此为乐”之时，希尔奎特很难克制自己：“希尔奎特先生的双眼很蓝，头发很黑，”这位记者写道。“通常而言，这种比较会引人瞩目。但当他转而回答这一问题时，他的眼睛闪动，几乎像他的头发一样黑。”
希尔奎特的回应精炼简洁：“这个问题你错了。大错特错。”[10]
希尔奎特深知，他的这番态度并不讨激进者们的欢心，其中就包括许多俄国人。他对弗拉基米尔·列宁在欧洲的活动知之甚详，也了解他于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后发布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们应当促成他们本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多么荒谬可笑。他曾于1907年德国斯图加特的一次社会党会议上与列宁会面，但没给列宁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希尔奎特也曾在柯伦泰1915年的美国巡回演讲中与她会面，并且未对柯伦泰做出任何道歉——他曾半路杀出，阻止柯伦泰发布一份在密尔沃基拟好的、为列宁齐美尔瓦尔德纲领背书的提案——柯伦泰本想借此机会，将美国优秀的爱国社会主义者们与列宁的“反爱国”阵线联系起来。希尔奎特并不在乎来自激进者们的批评。他有一项更大的企图。
[1]Rechtpapers,191–92.
[2]Pratt,29.
[3]NewYorkCall,January14,1917.
[4]Hillquit,118.
[5]SeeHillquit,114–16,andGorenstein,207etseq.
[6]Hillquit,161–62.Onemorething:EarlierthatJanuary,HillquithadtraveledtoSpringfield,Massachusetts,toparticipateinthefoundingoftheAmericanJewishCongress.
[7]Thestrike,infact,threatenedstarvationforhalfamillionworkersandtheirfamilies.Atitsheight,cityprosecutors,apparentlypressuredbymanufacturers,indictedfiveunionmembersforthe1910murderofaformerstrikebreaker.Hillquitdefendedthemenincourtandwonoutrightacquittalsforallfive.
[8]NewYorkTimes,October17,1916.
[9]Pratt,29.
[10]NewYorkTimes,June4andOctober17,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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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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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世界产业工会，现一般称为I.W.W.①，系于1905年在芝加哥举行“产业工会大会”时组成的。1904年秋曾为这个会议的首届大会，或讨论会章的大会，在该市举行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六位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酿酒工人联合会机关报《酿酒工人新闻》的编辑威廉·E·特拉特曼；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主席乔治·艾斯特斯；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总书记兼总司库W.L.赫尔；大英机械师混合协会美国代表艾萨克·考文；美国劳工同盟总书记兼总司库克拉伦斯·史密斯；美国劳工同盟机关报《劳工之声》编辑汤姆斯·J·哈格蒂。②还有几位未参加会议，但对此事极感兴趣，并积极合作，推行筹备计划。其中两位是尤金·V·德布斯与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总书记查尔斯·O·谢尔曼，他们预定要在这个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①对I.W.W，这三个字母给予了各种不同的生动而又可笑的解释：“IWon'tWork我不愿工作”，“IWantWhiskey我要喝威士忌”，“InternationalWonderWorkers国际奇迹创造者”，"IrresponsibleWholesaleWreckers不负责任的大规模破坏者”，等等。“TheWobblies（瓦布利）”是一般人，尤其是西部，对他们习称的绰号。据说，最初系由《洛杉矶时报》编辑哈里森·格雷·奥蒂斯，以“瓦布利”这一绰号称呼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现今，1917年，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H.F.阿希赫斯特声称，“I.W.W.惟一的独特的含意是ImperialWilhelm'sWarriors拥护德国皇室的武士”。（《国会纪录》，1917年8月17日，第4卷，第6104页）
②圣·约翰：《世界产业工会的历史、结构与方法》（1917年修订本）第2页。一位支持社会党的知名作家欧内斯特·安特曼亦曾与会，但圣·约翰未提及。
驱使这些人采取这一行动的共同信念是：美国的工会日益软弱无力，已不能为男工与女工谋取真正的利益。由于工会运动中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更坚定并加强了这种信念。不仅是保守的、“贵族”的工会被人认为无能，甚至激进的产业型的劳工组织，如美国劳工同盟、西部矿工联合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也被认为是处于无准备的状态，不足以与雇主们的日益高度一体化的组织进行谈判，更谈不上和他们去斗争了。1905年的会章大会上，美国劳工同盟的克拉伦斯·史密斯解释发起此项运动的理由时说：“去年9月国际酿酒工人联合会举行大会时，加强了这种认识：当情况要求有效工作时，工会却表现无能。情况很清楚，如果当时美国劳工同盟的所有工会与组织提出联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并获得酿酒工人大众信任的领导的支持，本可以使酿酒工人加入美国劳工同盟的行列。可以发生在酿酒工人身上的事，本来也可以在其它产业性质的组织中发生。因此，对诚挚的工会会员来说，他们的首要职责看来应该是抛开隶属关系、偏见与个人利益，奠立基础，使所有工人，包括许多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能在共同立场上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符合现代产业条件的劳工组织，使他们通过这个组织，最终能为所有工资劳动者从工资奴役制度下争取到彻底的解放”。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情况和讨论计划，安排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12月29日向当时激进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约三十位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信。①信中有下列重要段落：
“由于我们坚信在政治和产业战线上，正确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有能力成功地占有并管理……国家的产业。
“我们认为为了要使工人阶级通过选举社会主义者所表达的政治要求臻于完备，必须建立一个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雏型的劳工组织，该组织具有与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结构，包括大致同类及同部门的工人阶级，使工人可以在合作共同体的工人阶级管理机构中发号施令……，
“因此，我们邀请你于1905年1月2日，星期一，在芝加哥同我们相会，参加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按照正确的革命原则把美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方式方法。我们将抛开过去和现在的任何劳工组织，而只限于讨论确保劳工组织完美的那些基本原则，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保卫者。”
①《世界产业工会大会纪录》第82-83页。此信由W.E.特拉特曼，乔治·艾斯特斯，W.L.赫尔，尤金·V·德布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及查尔斯·O·谢尔曼签署。被邀请人名单见会议纪录89页。玛丽·琼斯“大妈”是被邀请出席的惟一妇女。
虽然大多数被邀请的人同意此项提议并热情接受邀请；但并非全部赞成。维克多·伯杰和马克斯·海斯即持反对意见。据记载，伯杰先生甚至表示“惋惜”，海斯先生则详细地说明了他的立场。他在1904年12月30日写给W.L.赫尔先生的信中说：
“就我看来，该建议似乎是要新建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我们这些属于现有工会的人要脱离组织约束，另作打算。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以社会党人为一方，以其它党人为另一方，将展开一场持续的斗争……如果有斗争的需要，我的想法是……可以在现有的组织内进行。”
为了产业工会主义而采取更广泛的冒险行动，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不乏热情的。1905年6月，会章会议的前一个月召开的联合会第十三届大会上，主席莫耶尔的报告中有以下内容：
“第十二届年会曾责成执行局采取必要行动，以便现有组织的劳工代表能在一起集会，并订出计划将全体雇佣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为执行此项决议，12月间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与美国劳工同盟的干部会谈。1月4日开会商谈，结果是……制订了宣言……你们要决定的问题，并不是改变你们组织的原则、政策或计划的问题，而是西部矿工联合会应否成为宣言中所提出的这一运动的推动者，这一运动将组成一个包括所有产业的产业总工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矿工杂志编辑J.M.奥尼尔写信给矿工联合会司库威廉·D·海伍德说：
“如果这次大会公开表明态度，一致支持在芝加哥会上所计划的运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均将为之欢呼……并可创造一种不断聚结力量的气氛，使资产阶级在其根深蒂固的巢穴中也会感受到威胁”。
秘密会议——此后称为一月会议——于1月2日在芝加哥市召开，由威廉·E·特拉特曼主持。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三人，代表九个不同的组织。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当然未计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是以各该党的党员身份参加的。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派出五名干部、酿酒工人联合会派出一名干部参加。出席会议的有：西部矿工联合会主席查尔斯·H·莫耶尔；西部矿工联合会书记海伍德；《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编辑西蒙斯；社会主义工党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组织者弗兰克·博恩；《劳工之声》的编辑哈格蒂；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的谢尔曼与玛丽·琼斯“大妈”。在三天会期中，认真地讨论了建立新劳工组织的建议，并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各委员会关于方法与程序的报告，由会议参加者写成宣言。①宣言分三部分，（1）工会运动中目前情况的检讨；（2）发展新劳工组织的主要建议与试验性质的计划；（3）吁请召集会议，商讨成立新工会。
①拙作：《世界产业工会的建立》中曾引用宣言全文第46—49页。委员会报告见《会议纪录》第88页。
文件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现代劳工运动中某些新的趋势。劳工中行业的划分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正在消失。机器加工法使技术的作用日益缩小，并扩大了非技术工人与失业者的队伍。使用机器的影响所及，对以使用工具的不同而划分的劳工组织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宣言中说：“这种划分远不能表示劳工之间技术或利益的区别，而是由雇主强加于工人，为了使工人自己互相争斗，并可迫使工人为他们多流汗出力；而且由于这种人为的划分，对资本家专横暴虑的一切反抗行动，均将因此而削弱。”而按照产业方法来组织，受雇者可团结一致，同时，他们这种坚不可摧的阵地可因通过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与全国公民联合会的隶属关系而加强。
行会形式的组织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形式的组织不可能带来团结，它产生一种有组织的破坏罢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工会会员互相破坏彼此的罢工活动。结果是行业的垄断，过高的入会费与政治上的无知“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发展，而剥削的雇主与被剥削的工资奴隶之间，利益一致的思想则得以滋生”。
谈到拟议中的补救办法时，宣言说：“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运动，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产业的统一的产业工会，地方上行业自主，国际上产业自主，同时保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个组织必须基于阶级斗争而建立……且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建立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
对产业主义者来说，“行业自主”一词是前所未闻的，西蒙斯曾加以解释。他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工会，“在涉及各个行业本身的事务上，保留和现在一样的完全自主权，但在涉及其它行业领域的事务时，就不应以行会之间竞争的方式来对待……而应以分会之间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涉及政党的这句话成为前言中“政治条款”招来不幸的起源。三年后，该组织分成两派，就因为宣言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其它条款规定：（1）所有权力属于会员集体；（2）所有会徽、会员证、会费等均须统一；（3）总会应出版定期刊物；（4）总会应筹专款作为防护基金。文件在结语中号召一切赞成这些原则的工人，于1905年6月27日在芝加哥集会，以便按照宣言指明的路线成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
宣言由一月会议全体到会者签名，并分送全美所有工会及欧洲各产业工会。关于劳工组织应该遵循什么路线的问题，在一月会议上，非常激进的思想显居支配地位。与会者决定，这样一个组织不仅应提出团结一切行会与产业工会的手段，以期更好地保护与谋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并且应为劳工问题的最后解决提出办法，有意识地促其实现，同时很坦白地认定这种解决办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
如果说，与会者从广义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制定的纲领也是某种社会主义纲领，这并不等于说这次大会在任何方面像新闻报导所暗示的那样代表着社会党，或者说这次大会是一项政治运动。为了否认社会党对此项新事业的责任，马克思·S·海斯迫不及待地作了如下解释：
“首先应该指出，上述号召的签署者当中，没有任何人曾正式参加过社会党；其次，近几年内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会讲坛上，没有见到或听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人宣传过社会主义；第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所有代表中，除一、二人外，是否知道要举行芝加哥[一月]会议，尚属可疑；这就是事实，也是有案可查的。”
具体体现行会思想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大会预备会议上成为激烈攻击的目标。一般意见似乎认为，劳联的存在已失去作用，并且认为解散劳联是企足以待、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组成劳联的各地分会则不一定需要解散。
劳联对此种攻击当然表示愤恨。劳联主席冈佩斯说：“社会党人已召开另一次会议来摧毁美国工会运动。看一看宣言的二十六位签名者的名单，找不出一位不是多年从事企图转移、曲解、扰乱这个国家劳工运动方向的令人愉快的工作……。我们可以肯定最近同意丹尼尔·洛伊布先生，化名德利昂，加入此项新的运动将会给这一破坏工会阴谋的倡导者的灵魂带来安慰。如此一来，这些来自外部的与‘钻进内部’的对工会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人，又一次携手合作；‘海盗’与‘袋鼠’对着觊觎的猎物欢欣鼓舞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幅何等悦人的情景。”
但一月会议的成员并未建议全面地、不加区别的“从外部加以摧毁。”他们认为劳联，作为一个联合机构，有损于劳工利益，加以摧毁并不为过，但参加劳联的单位，他们建议接收并以完全不相同的方式加以团结。
西蒙斯先生，自称是宣言的定稿人。他说：“会上陈述的意见是要组织一个新的中央机构，现在已经成立的和将要成立的工会都可加入，但不可成立竞争的工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评述一月会议时，西蒙斯先生把这种意见归因于当代两种主要的趋势：（1）阶级斗争中行会界限的消失；（2）资产阶级方面，阶级意识的加速增长。他在结语中说，成立一个这样的工会是合乎需要的，留下的惟一问题是何时成立的问题。
有组织的劳工仅仅是大会所关心的一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工资收入的尚未组织起来。当然，这可说明工人中的绝大多数还在工会之外，而且，正如丹尼尔·德利昂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不打算加入有组织的黄色工会所统治的那些组织，他们曾经为此吃够苦头。将来的组织必须以那些尚无组织的工人，即全国绝大多数工人为基础。”
因此，他们的确希望现有工会中的工人在不脱离本地工会的情况下，能够而且愿意做大量工作。那些地方工会必须想方设法脱离劳联，但不要毁坏自己。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地“从内部动摇”，不能再动摇的时候，就用锤子从外部敲击，以尚无组织的广大群众为基础，全力组成新的机构。简单地说，这就是大多数产业主义者的立场。但并非都愿意走得这样远。甚至社会党领导人中也有分歧，有的表示相信只有“从内部动摇”才是惟一的绝对不会自取灭亡的革命方法。①一月会议的观点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六月会议的会议纪录中已有所透露。
①持不同意见者当中有马克思·海斯、维克多·柏格与西蒙斯等人。参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99一100页——海斯先生致赫尔的信。
按照一月会议宣言，1905年6月27日（星期二）在芝加哥召开的会议，参加者达二百人。这次集会最初称为“产业大会”或“产业工会大会”，但因闭会以前已组成世界产业工会，所以称为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年会。从多方面来说，这是不平凡而且是划时代的集会。因此，会议过程不仅对了解该组织以后的行动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产业工会主义的历史中作为起点的一章，也有其重要地位。大会的讨论与决议及最后因此而确定的组织形式，惟有弄清楚这一革命集团人员的组成情况，方可理解。职业、结构及主义等方面的特性均须一一加以探讨。
这个包含两百名激进分子的会议，最显著的特点可能是它的与会者代表着差别很大的多种职业。代表的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以及为消除差异俾能结成一体的与会各组织所显示出的不同“质量”水平，其差别之大，均令人惊异。
下表系派有代表参加大会的不同组织的名单。该名单显示至少有四十种明显不同的行业或职业。
蒙特利尔面包及糖果业工会第四十八分会*（*表示当时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下同。）
矿工联合会第一七一分会*
堪萨斯，匹兹堡矿工联合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
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
普韦布洛美国计日成衣工人工会第一〇二分会
美国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
美国劳工同盟（主要包括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机师混合联合会及国际音乐及戏剧工会）
斯克内克塔迪冲床工人工会第二二四分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芝加哥房屋看管工人分会第一〇二支会
巴特西部矿工联合会碾磨及冶炼工人工会
芝加哥裱糊工人工会
丹佛联邦政府工人工会（美国劳工同盟）第二五二分会
密尔沃基酿酒工人联合会第九分会*
木工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
金属抛光镀电工人工会
旧金山计日成衣工人防护和福利工会
蒙特利尔计日成衣工人工会
蒙特利尔雇佣劳动者工会
国际音乐工作者工会
辛辛那提产业工人俱乐部
芝加哥产业工人俱乐部
普韦布洛工人行业与教育工会
各外国组织至少有一名有全权和带有指示的代表。下列各组织仅派出无指示的代表
芝加哥金属抛光、磨光与电镀工人工会分会*
芝加哥木工及细木工工会第一八一分会*
芝加哥斯堪的纳维亚油漆、装饰及裱糊工人工会
芝加哥锻工与助手国际兄弟会第一一〇分会
德国中央工会
扳道工人工会第二十九分会*
波希米亚音乐工作者工会
旅馆餐厅工人工会*
芝加哥有轨电车雇工混合联合会第二二八分会*
宾夕法尼亚沙伦理发工人工会第二二五分会*
宾夕法尼亚沙伦劳工联盟
盐湖城犹他州劳工联合会
蒙特利尔斗篷缝制工人与成衣工人工会
托莱多燧石玻璃工人工会
密尔沃基商店店员联合会第一〇九三分会
芝加哥清道工人工会
机工工会，第八区分会*
俄亥俄戴顿防护劳工国际工会
丹佛排印工人工会第四十九分会*
马萨诸塞北亚当斯中央工会
新泽西霍博肯装卸工人国际工会第二七一分会*
斯克内克塔迪铜铁铸工工会
除上述派有代表的行业外，下列各业都由一人或多人代表：机工、制革工、电工、订书工、编辑、教师、作家、印刷工及制鞋工。来自纽约市的一位律师参加了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让他作为兄弟代表入席，理由是他替几个报纸撰文，曾经是劳工的“朋友与同情者”。经过大量辩论后，委员会的报告除涉及律师的那部分外，获得通过。
上表显示职业或行业的多样性，如按组织形式分类，也同样是多种多样。就组织型式而言，可分下列几类：（1）单纯产业工会，任一特定产业中的所有工人，不论具有何种资格，均属同一工会的会员。这一类型以西部矿工联合会①为代表——系世界产业工会最强大的主根。（2）多种产业型，即产业工会的联合组织，如美国劳工同盟。该组织包括铁路雇工工会，机师协会与音乐工作者工会。（3）所谓“国际”工会，它们很少超过全国的范围，实际上仅是某一行业工会分会的全国性联合组织。这类以美国金属制酒工人国际联合工会为代表。（4）非联合型产业工会，如美国矿工联合会，以产业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这种组织拒绝与其它产业的类似组织或雇主建立联合组织。（5）普通非联合型工会。此处又可分为两类：（a）混合工会，几个工会的联合组织，成员单位虽因此失去行业自主权，但仍保留其独立存在，这一类型可以机师混合联合会为代表。（b）任一特定行业的全国性工会，如铸工工会。与混合工会相比，其全国性组织对各成员具有较大支配权。（6）州联合组织，犹他州劳工联合会可作为典型。（7）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工会”，以产业工人俱乐部与劳工联盟为代表。
①现称为采矿、磨碾、冶炼工人国际工会。
在这些“国际”或“全国”性组织的代表中，只有一部分代表整个组织参加会议，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类组织的大多数由一个或两个分会代表。它们中间有许多在当时系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但对该会政策不满。①有些在会议中活动最突出的工会则不仅作为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出席，并且代表所辖的全部地方分会。美国劳工同盟与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就属于这一类。
①属于此类的有面包与糖果业工会及木工与细木工工会。
与会组织中，参加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为数虽不少，但并不意味着劳联的基本队伍大量解体，而且，一般来说，它们在会议工作中只起着消极的作用。由资格审核委员会审定它的四十三个组织中，十六个系劳联会员，其中至少有十一个由一个地方分会作代表。在这些由地方分会代表而不是由全国性组织代表的工会中，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代表最多，该会有无个分会派出代表②。只要对与会组织与代表来源的名单稍加分析，就可清楚地看出：总的来说，由位于战略要地力量强大的地方分会所派出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都是来自那些与劳联毫无关系的组织③。与此相反，上述十四个美国劳联的分会代表，一般都来自地区偏僻、人数不多、力量可疑的地方分会。对上述名单细加审察，就可更清楚地看出，属于美国劳联各分会的代表在会议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与会的十六个美国劳联地方分会中，只有五个分会的代表有权代表各该分会参加新的组织：矿工联合会有两个分会，面包与糖果业工人工会、酿酒工人工会及计日成衣工人工会各有一个分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的所有分会代表，均有权参加新的组织。这次产业大会的五强中，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以直接方式派出代表。
②计日成衣工人工会与扳道工人工会各有两个分会派出代表。
③一月会议时，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至少形式上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但书记圣·约翰写道：事实上，一月会议前，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已不存在，但文件上仍存在，目的是使该会旧有干部在新组织中取得某种地位。
一月会议的许多与会者，颇有信心地期待不少全国性工会将立即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但不论运动的创始人意愿如何，这次讨论会章的大会，就其组成情况看，说明这一新的造反组织至少在开始阶段，未能建立一个由旧组织中不满成员组成的新的组织。可以看出，并非与会的所有组织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首先，出席的工会代表如果未赋予全权参加组织，就不可能在会议进程中产生任何影响或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一月会议还曾就以后会议中代表权力问题规定一些细则。
会议中代表的权力应以该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数目为基础。假如该代表不能提出证据……指示他代表他的工会加入拟议建立的经济组织作为该组织所属产业部的一员，就不得在会中享受以组织人数为基础的代表权。……缺乏此项指示的代表，只能代表个人出席大会。①
①《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6页。根据圣·约翰的说法，这一规定是由于“到会者并非都有诚意。这一认识使得宜言的签署者自己成立了一个临时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1917年修订版，第3页。
因此，与会代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享有的投票权与其所代表的会员人数相称，另一类则是只有自己一票的个人代表。还有一些个人代表根本不代表任何工会，也没携带任何指示。按照证书性质的不同，出席的二百零三位代表可以分类如下：
代表人数所代表的工会数
所代表的会员人数表决实力
有权加入组织7023
51,43051,430
无权加入组织6221
91,50072
其它“个人”代表61\
6161
总计20343
142,99151,563
此处的数字引自威廉·D·海伍德（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204页），略多于圣·约翰所举数字（见《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第3、4页）。个人代表中有玛丽·琼斯“大妈”、西蒙斯、德布斯与罗伯特·赖沃斯·拉芒特。个人代表均系假定为责无旁贷地要成为革命组织一员的人（见《世界产产业工会第一次大会纪录》第54页）。
包括产业工人俱乐部在内，共有四十八个工会组织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其中只有二十三个组织的代表被赋予参加组织的全权。上述分析显示，假定有代表出席的十四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名会员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会员所派出的代表仅仅是纪录会议进程并向其组织汇报。约三分之一，即五万一千人，准备与这一新的事业共命运。同时，约三分之一的代表，似乎已基本上放弃了会议的投票权。
而且，在三分之一赋有全权的代表中，权力均势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在集结起来准备参加组织的五万一千票中，四万八千票为五个组织所占有（这些组织都有一千以上的投票权）。它们是：
组织名称会员人数代表数
西部矿工联合会27,0005
美国劳工同盟16,75029
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3,0002
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2,08710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1,40014
总计50,287①
60
①当时，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系美国劳工同盟的成员，它的会员人数应从总数中减去。此处所举，仅系有名无实的人数。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修订版第336页）记载美国劳工同盟仅有七名代表，实际上是十名代表，还要加上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的十九名，他当然没有把这计算在内。参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大会会议纪录》第610-611页。
这些组织就是在会议活动中表现最突出的那几个组织。它们的代表中为数不少的人都是这一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建立这一新工会的大部分资金都由它们，尤其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提供。很明显，从数量上说，西部矿工联合会一个组织即可举足轻重。其余的票，四分之三为美国劳工同盟掌握。这两个组织加起来，在数量上以十对一的优势超过其它组织。结果却显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组织施加的影响与其会员人数不相称，这是因为它们的某些个别代表施加的重大影响。它们的代表都是激进分子，代表着程度上不同的激进工会。
像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样一个人数较少的组织，在会上所起的作用，似乎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它的代表团人数较多这一事实来说明。从上表中一眼即可看出自称拥有一千四百五十②名会员的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有十四位代表，而拥有二万七千名会员的西部矿工联合会却只有五名代表。但这只能部分地说明事实，因为第一，各代表的代表权力与其所代表的会员人数成正比。因此，海伍德与其它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各代表五千四百票，而德利昂及其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则各代表一百零三点六票。第二，这是一次个人声望的比赛。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十四人代表团中包括丹尼尔·德利昂与其它十三位。在其它代表团中也或多或少地能找到同样知名的人物。权力的集中还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即海伍德与莫耶耳均系两个组织的全权代表，因为他们既代表美国劳工同盟，也代表西部矿工联合会。
②按照其对立面的估计为六百人。参见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修订放第337页。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合并成世界产业工会的几个组织，除了领导人以外，追随者寥寥无几。就某些组织而言，最初登记的数字看来是过份夸大的。关于参加新机构的几个组织，圣·约翰说“它们几乎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这些工会团体中，有几个的确已名存实亡。社会主义职工联盟、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及美国劳工同盟等圣·约翰所谓的“名存实亡”的工会，已陷于困境，并已达到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能这就是它们到此开会的原因。它们不甘心消失。它们宁愿转化成另一更富于战斗性的组织。
这个独特的产业组织最值得注意和最有趣的方面，是它在思想上的多样性。会上宣扬及维护的各种主张的精采部分，比其它一切都更清楚地显示这一事业是多么庞大。虽然许多代表都批判社会主义者这一名称，认为它是反动分子和保守分子的同义词，但能够概括他们的最不确切的词可能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他们算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带有激进这个形容词的社会主义者。在提到某些人时，“无政府主义的”一词必须用来代替“革命的”一词。他们都相信资本与劳工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推翻工资制度——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他们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冈佩斯之流”和他那雇主与雇工互利的纲领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这里所谈的只是缺乏一致的利益与“棺材工会”会员不保证协调一致。①
①“棺材工会”，是嘲笑一般工会普遍把工作重点放在照顾病者或死者福利时所用的词汇。
和往常一样，关于采用何种方法以达到共同期望的目标，意见不一。会上陈述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因此，产生了某些对峙的派别。圣·约翰把这些归纳成四种最突出的类型：（1）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又分两类，不可能论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改良派）；（2）无政府主义者；（3）产业工会主义者；（4）“工会骗子”。①这一分类是不明确的。毫无疑问，那些为了有所得而钻入此类新兴运动的“工会骗子”，除了惟利是图以外，的确谈不上有什么经济主张，但他们是作为某种合理主张的拥护者而参加此类运动的，而且，至少他是以这派的信徒自命的。会议过程中，随着会议的发展，可以看出有些与会代表态度不诚。这确系事实。正如圣·约翰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大会的讲坛上，以及从第一次大会结束到现在，许多与会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一直在顽固地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骗子，因为，第一次大会会议的结果，甚至对宣言的签署者来说，也是出乎意外的。
①《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第5页。圣·约翰说（1914年1月5日函）“第一次大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为数甚微，无需分类。”
肯定有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出席会议，虽系为数不多的少数派，但是属于教条派类型代表中的组成部分。“产业工会主义者”这个词，的确可以基本上包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产业工会主义者一定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可以是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产业工会主义者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在产业工会主义者的大会中，这个词很难用来区分不同的派别。议会派社会主义者成为会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事实上，主要的两个对峙集团是不可能论者与机会主义者，前者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及与政党无任何联系的反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后者则包括社会党成员。
因此，分歧是在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亦即改良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他们却都是议会派，也都倾向于产业工会主义。起初，直接行动派集团处于不大突出的地位，他们反对政治行动，而且是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思想上的对抗，当然就是三年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退出该会的根本原因，也是1908年至1916年间出现两个名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全国性组织的原因所在。社会党，或教条主义派，来自第一次大会的教条主义派，这是合乎逻辑的。说来奇怪的是，直接行动派或反政治行动派及其领导人，却是来自改良主义的社会党。
这些分歧的纲领，由少数确能控制会议的人加以有声有色的宣扬。在当时所有的组织中，世界产业工会要算是最不主张英雄崇拜的。宣言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会员集体”。它的会员似乎坚信一切劳工领袖（除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者外！）都确系劳工的“错误引路人”，它的宣传材料中也不乏此种对领导人的批判与对“会员集体”的神化。然而，从开始之日起，世界产业工会却一直由领导人引着走，而且被引入歧途。第一次大会上能听到的是少数几个人压倒一切的声音。他们是德利昂、海伍德、哈格蒂“神父”，德布斯、特拉特曼、西蒙斯、史密斯、柯蒂斯与谢尔曼。德布斯、海伍德与西蒙斯当时就是、今天仍然是社会党党员。西蒙斯与德利昂是这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西蒙斯系社会党，而且是《未来国家》的编辑，德利昂是《人民报》的编辑，并且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内有影响的主要人物。哈格蒂是个天主教教士。他与汤姆逊合作，可能还有其它人参与，共同拟订了世界产业工会会章最初的前言。冈佩斯称之为神父哈格蒂的“命运轮”的那张图，就是由他设计。①他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上的不满》。
①见附件一。《矿工杂志》第6卷（1905年4月20日），第15页，和卡尔·莱金的《美国的工人人运动》（柏林，1914年）第176页，均曾刊载。特拉特曼在他的小册于子《统一的大工会》中刊过一张较粗略的草图。
德布斯是他们当中最知名的。他以富有感染力的激情与口才参加会议，对这新组织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我相信西部矿工联合会这样的组织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建立和谐的关系是可能的。……我相信这些力量……在这里结合起来……开始此项工作，即组成一个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迫切需要的伟大的经济组织，或革命组织，那也是可能的。”
来自西部的海伍德在科罗拉多的西部矿工联合会有多年工作经验。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而且满怀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精神。他蔑视协定与合同。第一次大会上，谈到西部矿工联合会时，他说：“目前，我们与任何矿山经理、负责人或矿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协定。我们有最低工资额”和“……八小时工作制，而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游说立法机关的组织来取得这一切。”现在他来到芝加哥，不仅要为矿业，而且要为所有产业建立同样组织。
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恐怕要算德利昂。他是《人民报》编辑，受过大学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1895年组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时，他是积极的，并担任联盟的干部，直到联盟与世界产业工会合并时为止。他是作为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参加第一次大会的。他也认为（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互相攻击的过程中，我们已听说，双方已听说，而且我也如此希望并相信，本届大会将把那些牢牢扎根于阶级斗争并承认劳工的政治行动仅仅是其经济组织的影子的人团结在一起。”
建立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时，他是起了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本应该从那时起成为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影子。然而，事实却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实际上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子”或配角。要是德利昂把任何新组织拉过去，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它的“影子”，在西蒙斯及其它社会党人眼中，上述事实就是不祥的顶兆。总之，在第一次大会上，当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德利昂建议把世界产业工会置于它的卵翼之下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怀疑，希尔奎特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纪录是，在美国近年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所造成的争端与分裂多于其它任何因素，它参加这一新的运动是会带来灾难的。”西蒙斯宣称如德利昂“能以某种方式和新组织挂上钩，他将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两具政治及经济的僵尸身上注入生命的假象。”
德利昂断然反对社会党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从内部动摇”的政策。他认为此项政策已经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政策试行过，但发现并不合适。所以，他建议“在外部建立必要的经济组织，而这个组织最后应该在一个工人政党的炮火掩护下活动。”
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相信要在劳工组织之中使用“从内部动摇”的政策，并且认为一个经济组织完全不必要建立任何政治联系。对于工人的政治团结，他们不是像德利昂教条派那样看得极端重要。
这些就是当时要揉合在一起，成为“统一大工会”的那个成分庞杂的劳工集体的各种力量。他们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是因为共同的仇恨促使他们结合。如前所述，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以仇恨资本主义体制的一切事物为共同事业，在这方面他们并无困难。尤其是因为他们共同反对某些事物，而这些事物，他们都认为有助于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得他们更易于团结起来。这些事物中最突出和最有力量的是工会组织中的行业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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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布鲁克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四章布鲁克林
“14岁那年我就进了切尔尼戈夫的体育馆……在美国这里，学校男生们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体育运动上，棒球或是橄榄球。而在俄国，男孩们——女孩们也是，就此而言——都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我们的业余消遣主要是参与地下社会主义者会议，并在城市工人和乡下农民间扩大宣传。我也毫不例外。”
——托洛茨基，写于1917年3月[1]
当晚，托洛茨基又一次坐上了地铁。他和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各付了几镍币，接着循指示牌进入了所谓的BRT线路（“BrooklynRapidTransit”也即“布鲁克林快线”，后来重命名为“BMT”）。几次咣当作响的停站后，列车滑出曼哈顿、驶上了布鲁克林桥。行进在东河上方的托洛茨基向窗外望去，一月的暗沉断断续续地笼罩在河流两岸，眼前场景如梦如幻：电力驱动的光亮从数千建筑物窗户、办公室、公寓、摩天大楼里喷薄而出、直冲云霄，在灰暗的天空下点缀出一幅尽收眼底的全景画。
布鲁克林就静静躺在视线的尽头。直至20年前的1898年，布鲁克林还都是一座城市。那一年，它和曼哈顿区、皇后区、斯塔滕岛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于1874年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现在，三座大桥连结着布鲁克林和下曼哈顿，每座桥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一部工程学杰作，高塔斜拉而出的巨缆挂着桥身。这些桥梁瞬间就使布鲁克林成为一处步行、火车都易于到达之地，短短30年里其人口就翻了3倍。1917年布鲁克林人口已达200万人，如果将它单独算作一座城市的话，它就是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
列车在踏足布鲁克林之后一停再停，将车上的托洛茨基等人颠来簸去，黑暗中的钢铁车轮尖锐刺耳：富尔顿街（FultonStreet），圣马克大道（SaintMarksAvenue），展望公园（ProspectPark），格林伍德公墓（GreenwoodCemetery）。如果他们一直留在车上的话，这部BRT列车还将载着他们一路前往科尼岛（ConeyIsland）——这座岛屿已经以其木板路（boardwalk）、月亮公园（LunaPark）、过山车（rollercoasters）和夏季热狗艳称于世了。但托洛茨基们在第54街就下车了，这里是布鲁克林的一部分，名唤波罗公园（BoroughPark），一处安静的所在——至少要比下曼哈顿清静——这里有商店，学校，犹太会堂以及公寓楼，住满了德国和俄国移民，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成功积攒了足够的钱财，得以离开肮脏污臭的曼哈顿下东区。
在第55街，他们找到了路德维希·洛尔的建筑物。众人从寒风中踏足而入，拾级而上第二层。他们在那里是凭着本能行动。
莉莉安（或是莉莉）·洛尔酷爱烹饪，这间公寓当晚一定已是香气四散。两个幼子——卡尔和库尔特将玩具弄得杂乱无章。丈夫洛尔在门口欢迎客人，带他们穿过玩具堆，进了用餐室。
路德维希·洛尔和托洛茨基似乎一见如故，两名欧洲人以旧世界的礼仪相互问候。“我一时间就为托洛茨基所倾倒了，为他的人格魅力和非凡学识，”洛尔回忆说。[2]对洛尔而言，政治是第二位的，食品和公司才是第一要务。“他是个有趣的人，其政治倾向和审美趣味不属于任一既定种类，”历史学家保罗·布勒（PaulBuble）数年之后写道。[3]洛尔出生在德国，曾于柏林大学学习。1905年离德赴美之前，他已经拿到了记者证书。赴美之后，洛尔先是在科罗拉多落脚，但他无法抵挡纽约市和《纽约人民报》的魅力——这可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左翼日报，拥有可怖的23000名读者。现在是1917年，正如西奥多·德拉普（TheodoreDraper）形容的那样，洛尔“身体壮硕，脑筋急智，一脸黑色蜷须，还有一大团浓密蓬乱的深棕色头发，”[4]他是这家报纸的助理编辑，并很快将成为总编辑。
洛尔和莉莉于1909年结婚。他们的家常烹饪成了一段传奇。20年后的1938年，一位名唤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的年轻共产主义新兵——1940年代末，他将因指斥政府律师阿尔及尔·希思（AlgerHiss）为共产党间谍而声名大噪——拜访了洛尔的公寓，盛赞莉莉（的厨艺）“超迈卓绝”。莉莉烹制了大量德式餐品，以招待“络绎不绝的客人们。”[5]1930年代，另一位客人、一位联调局探员则形容莉莉的午餐是“令人愉悦，难以忘怀”。[6]洛尔和莉莉夫妇不仅仅于1915年招待亚历珊德拉·柯伦泰、完成她的美国巡回演讲，两个月前他们还帮助尼古拉·布哈林夫妇在美国安定了下来。他们坚持让布哈林夫妇在找到住地之前睡在自己的公寓里。
洛尔是举办这场聚会的众望所归之选，数周之前他就开始了筹备工作，邀请了背景广泛的一大批纽约左翼人士，总计达20人之多——有俄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日本人。这个小小的“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一共说6种语言。不过，将他们聚到一起的还是对世界大战的观点。其中一员——片山潜后来解释说，这些人都“站在反对祖国的立场上”。作为“恨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成为各国最鲜明的反战派。
路德维希·洛尔对这些美国激进者们了解得更多：他们对于国际事务有着“令人震惊的隔膜”和“极度无知”。[7]他们想做成任何事都得向专家们学习才成。现在，意料之外的一大惊喜来了：一位名人同意加入。这位名人不是别人，正是从欧洲乘桴而来的列夫·托洛茨基。
对于当晚应洛尔之请而来的客人身份，我们无从一一得知。遍检史料，只有为数不多的非俄国人名字出现。考虑到反共产主义、反德国的政治迫害运动将在未来数年爆发，绝大多数到会的美国人大概都请求匿名与会。即便如此，就所知的名单我们仍然可以拼出一幅清晰的图景。
那些俄国人——托洛茨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沃洛达斯基，柯伦泰——成了当晚最大的一派力量。这5人都站在命运的边缘，他们都将在1917年的稍晚时候返回俄国，并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中扮演吃重角色。洛尔希望这些久历战阵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向他的美国朋友们传授经验：如何合理地筹划一场运动。
在与会的非俄国人里，不难将一名远近闻名的律师、作家和演说家——路易斯·鲍丁（LouisBoudin）列为最为卓著之人。身材矮胖的鲍丁于20年前离开了俄国，当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但他从那以后摆脱了俄国口音，并从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作为工会和劳工们的委任律师，鲍丁在诉讼中赚了一大笔钱。1910到1916年间，鲍丁曾经五度竞逐纽约市的各类法官职位。他总是以社会党党籍参选，并计划于1917年再次出马。他从未赢得选举，但他发表了大量演讲和著述；他刚刚出了两本讲述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书。鲍丁声称，在自己对“美国宪法真谛”[8]的信仰（一位传记作家如是描述鲍丁）和马克思之间，他并未看到什么冲突扞格之处。这使他在社会党内成了一名保守派。
下一个登门的是另一位富有的外国人——荷兰的西贝·J.罗格斯（SebaldJ.Rutgers）。罗格斯在代尔夫特大学接受了建筑工程师教育，并一度成为鹿特丹和棉兰的城市工程师。到美国出差后，罗格斯决定留下。但他对社会主义有着一股热情，并将他的财富倾注其中。回到荷兰，他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写稿。在美国，他资助了新近在波士顿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联盟（SocialistPropagandaLeague）和其最新出版物《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弗拉基米尔·列宁曾在瑞士读过这本杂志，并给罗格斯寄去一张便条盛赞他的工作。[9]
当天晚上，罗格斯带来了他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约翰·D.威廉姆斯（JohnD.Williams）——波士顿宣传联盟的一位员工，负责编辑《国际主义者》。另一位则是60岁的片山潜——日本东京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者。片山潜早已在激进者圈子中引发了一场波澜：他与自己的国家决裂，并与俄国社会党领袖们于1903年的一次会议上握手言欢——仅仅在日俄战争前一年。国家第二位！国际工人阶级第一位！
最后到的人是路易斯·C.弗拉伊纳（LouisC.Fraina），餐桌上最年轻的一张面孔。弗拉伊纳同样站在命运的边界上。两年之后（1919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弗拉伊纳展现出的泰然自若令另一位早期美共领袖本杰明·吉特洛夫（BenjaminGitlow）不由得抱怨说，弗拉伊纳表现得就像是“美国的列宁”。[10]数年后弗拉伊纳退出了美共：一项莫须有的指控称弗拉伊纳是联调局间谍。1930年代时弗拉伊纳已与共产主义决裂，并改名科里（Corey）。科里成为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作家、教授，直到1950年代早期——麦卡锡主义者们盯上了他。
弗拉伊纳也成为列夫·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
但目前为止，弗拉伊纳还只是一名25岁的后起之秀，并无任何政治隶属关系。他编辑一份名为《现代舞蹈》（ModernDance）的杂志并藉此谋生。该份杂志的内容有芭蕾舞、诗歌、戏剧及艺术。他身材短小、眉毛浓密，脑门高，胡须整齐。5岁时弗拉伊纳从意大利来到纽约，在赤贫中长大。他在街角擦皮靴、卷雪茄以补贴家用。父母将弗拉伊纳送到天主教学校，但他在一名修女掌掴哥哥之后辍学了。在公立小学他成绩优异，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告别演说者。父亲去世后，弗拉伊纳辍学，并在爱迪生公司（EdisonCompany）谋得一份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已读了卡尔·马克思著作，并憎恨资本主义对穷人的压榨。
这些经历加在一起，造就了弗拉伊纳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主义者之路。他求知若渴、少年老成，会在没钱买票时偷偷潜入剧院。他也深思耽读。18岁时，弗拉伊纳当选进入纽约社会工党总务委员会。1912年，《每日人民报》（DailyPeople）派弗拉伊纳去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Lawrence）报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领袖比尔·海伍德（BillHaywood）在当地领导的一场纺织业罢工。这场罢工成为美国迄时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劳工行动。1915年，弗拉伊纳已经同时赢得了《现代舞蹈》和《新评论》的两个带薪职位，他的名字和顶级作家们一同亮相：约翰·里德（JohnReed）、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W.E.B.杜鲍伊斯（W.E.B.DuBois）。
《新评论》于1916年末关门大吉，《现代舞蹈》也将于数月内关停，弗拉伊纳就此失业。正是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罗格斯。罗格斯建议弗拉伊纳加入他的波士顿计划，出任《国际主义者》的编辑。
当晚围坐于路德维希·洛尔公寓内餐桌的诸多面孔里，我们知道的至少有这几位。其中两人——洛尔和片山潜将写下后来情形，但他们的记载太过简略。出席者都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大致内容上，以下说法可获公认。
显而易见，莉莉的晚餐定了调子。很容易描绘出这样一番场景：一群古怪的客人们济济一堂，为各自的食物开怀畅笑，彼此互称同志，用不同语言勉强沟通着。一些人喝茶，一些人喝伏特加。有人大概会喝得很多。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大家口若悬河。柯伦泰一边啃着莉莉·洛尔的油酥糕点，一边同托洛茨基交谈。托洛茨基很可能会用有趣的故事来活跃整桌气氛：笨手笨脚的西班牙警察，“蒙谢拉特号”上难吃的食物。而在美国人那边，罗格斯同路易斯·弗拉伊纳聊着天，路易斯·鲍丁则一定会自以为是地对本市政治家们的腐败评论一番。
我们无法确知是谁挑起了严肃话题。但也许就是洛尔干的，他是主人。洛尔为何要把他们叫到一起？他早已听到了朋友们的抱怨：或许，美国已经处于加入世界大战的边缘。他们的社会党——本来应当是最强有力的异见之声——似乎却显得昏昏沉沉、涣散得无望。这个难题有多大？这场危机有多紧迫？现实地说，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开始了讨论，埋怨之声不绝于耳。很显然，一个名字被再三重复。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将这个名字视为当今美国社会党所有问题的象征：现居纽约市的本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Hillquit）。事实上，片山潜在他本人的记载中写道，这场晚宴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一场名为“莫里斯·希尔奎特和左翼”的大骂——一场范围广泛、针对本党领袖的抨击。[11]
对这些陪审团成员而言，希尔奎特堪称作恶多端。身为一名律师，希尔奎特代表劳工和激进者们发声。但他索要太多的律师费，这使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名“害虫”。（当然了，路易斯·鲍丁律师也经常听到相同的抱怨。）希尔奎特阵营更关心如何赢得选举、安抚资本家的媒体，而不是阶级斗争之战。最为糟糕的是，在1912年，正是希尔奎特阵营主导之下，比尔·海伍德遭社会党执行委员会除名——原因在于，海伍德公开宣扬“破袭”的劳工斗争策略。路易斯·鲍丁曾在当时抨击希尔奎特的“资产阶级法律观”（就任何道德原则而言，马克思都未曾反对暴力或是“违法”。那么问题来了：谁给了希尔奎特这番权利？），以及他对妥协的热衷。希尔奎特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这在社会大众中流行，或是看起来流行。”[12]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特别鄙视希尔奎特，她在日记里称其为一名“邪恶的修正主义者”。他同大资本家们打得火热，“惊恐万状，生怕（自己将）遭第二国际开除。”[13]柯伦泰大有可能会在当晚提到她同希尔奎特的口角：1915年，柯伦泰的巡回演讲来到了密尔沃基。在一场会议上，他和路德维希·洛尔本已起草了一份赞同列宁齐美尔瓦尔德纲领（Lenin’sZimmerwaldplatform）的决议，希尔奎特却半路杀出要取消这份决议。在一番“热烈辩论”之后，正如柯伦泰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描述的那样，“希尔奎特和罗姆（另一位中间派）推翻了我们的提议。”[14]
没用多久，他们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议题就此归结为一个选择：他们是否应当退出社会党，并组建他们自己的新团体？又或者，他们应当留在党内，并设法从内而外改造党？当然了，这意味着脱离希尔奎特及其阵营。
列夫·托洛茨基——在抵达美国的第一天，他听到了一切。对此，他大概是一言不发。托洛茨基算是个局外人，他对屋子里的非俄国人一无所知，对他们谈论的话题毫无了解，也对美国当地的社会党、自己阅读范围以外的国家无甚概念。还在忍受舟车劳顿之苦的托洛茨基很少说英语，不大知道布鲁克林的位置，甚至不甚清楚如何坐地铁。对于美国人酝酿之中“加入欧战”的热情，他毫无概念；对于纽约市的政治运作情形，他也殊无想法。但是，他和布哈林都听到了一件引发两人共鸣之事，他们曾在欧洲为这一相同论题反复争斗，这一回不过是其延续罢了：有关联合还是分裂的问题。它直接源于1903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著名分裂。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发言了。短短几分钟内，两人刺耳的声音就占据了这件屋子。他们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说得火花四溅时，所有人的头都靠得更近了。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所说的话，甚至连他们说的语言也不得而知。俄语？德语？或是其它语言。但从所有史料来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布尔什维克布哈林第一个发言。他已经就此问题有过一些思考：他坚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应当分家。这也是列宁将行之事。列宁一向坚持同一切可能会拖慢他的派别切割，和所有可能会与最终革命目标妥协的派别切割：不管它是孟什维克，还是第二国际，或是别的什么。为了赢得权力，一个政党需要严明的纪律，以及投身于果决行动的忠诚干部。这里绝没有将信将疑者的空间，也绝不吸纳食客。柯伦泰也发言了，她站在布哈林一边。
但接下来发言的托洛茨基同样做出了本能回应。他，一位孟什维克，对此坚决反对。联合才是最佳的！他声辩说。他们弱小的运动需要大批人的力量，尤其是像社会党这样既有组织又有资产的政党。列宁的战术也许会在类似俄国这样的落后地区奏效——在那里夺取权力不可避免地需要暴力，或是政变（coupd’état）。但它在别处就一定讲得通吗？托洛茨基感叹说，布哈林表现得像一名“典型列宁主义者。”[15]
“俄国人如鱼得水，”路德维希·洛尔后来如是描写当天场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上演了一场“冗长、持久但极其有趣的理论探讨。”[16]正如德拉普所说：“就在托洛茨基抵达美国24小时之后，他和布哈林就已经足以将他们在欧洲的争执带入到一场美国运动之中，而这对于他们二人而言几乎是全然陌生的。”[17]他们在这里，在路德维希·洛尔的布鲁克林公寓屋中央，就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之争展开论战。但和在欧洲不同，这里的争论绝未闹得不愉快，部分在于其迷人的吸引力。正如一名传记作者提及的那样，布哈林相信“没有必要让政治分歧影响到私人关系，”似乎，布哈林在当晚就展示了这一点。[18]
他们举行了一次投票。有人提出了一个调和方案：他们留在美国社会党内，但同时创办一份独立的新杂志。这项动议通过了。他们作出了决定，并建立了一个子委员会。
数周以后，另一位年轻的左翼新成员——伯特兰·沃尔夫（BertramWolfe）在听闻这一全过程后勃然大怒。这些俄国人怎么可以“在对美国一无所知、对美国社会党了解甚至更少”的情况下，“全然漫不经心”地走到一起，并反过头来教美国社会党人如何运作？[19]
但它却发生了。在那间屋子里，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美国人——弗拉伊纳，鲍丁等人——发现他们都惊呆了：俄国人那神秘难解的论点；他们的兴奋和活力；他们坐牢和西伯利亚流放经历所生发而出的正义感；他们的思想专注，富有激情，且互相激荡。有人却不为所动，比如片山潜。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间的争辩令他“困惑且惊讶……而非信服，”一位传记作家如是写道。[20]但纵使是片山潜，也认可了他们的领袖地位。他如此总结当晚众人的感受：“我们倾向于在托洛茨基同志和即将前往欧洲的柯伦泰女士的指导之下，在欧洲和美国两地的左翼运动之间建立联系。”[21]
就在他们互道晚安、并分头消失在严冬之时，第一位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产生了，美国的极左势力也将其命运与俄国人联结到了一起。抵达美国一天的托洛茨基刚刚选择和美国社会党领袖们共度他在纽约市的第一个夜晚。很快，他就将与莫里斯·希尔奎特会面，并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1]Trotsky,“ARevolutionist’sCareer,”St.LouisLabor,February16,1918.
[2]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1.
[3]Buhle,“LudwigLoreandtheNewYorkerVolkszeitung,”172–73.
[4]Draper,72.
[5]Chambers,391.
[6]Reinhardt,18.
[7]Lore,LeonTrotsky,1.
[8]Braudy,4.
[9]GankinandFisher,567.
[10]Gitlow,33;Ackerman,76.
[11]SenKatayama,“MorrisHillquitandtheLeftWing,”RevolutionaryAge,July26,1919.
[12]Pratt,107.
[13]Porter,216.
[14]GankinandFisher,566.
[15]Lore,Trotsky,November1918.
[16]Ibid.
[17]Draper,81.
[18]Cohen,44.
[19]Wolfe,LifeinTwoCenturies,183.
[20]Kublin,241.
[21]SenKatayama,“MorrisHillquitandtheLeftWing,”RevolutionaryAge,July26,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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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圣马可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三章圣马可坊
“想成为一名苏维埃人民委员，你得先打扫一下《新世界》的办公室。”[1]
——莫里斯·希尔奎特，约1920年
“他的私人生活？我应当如何了解他的私人生活？……每一天，列夫·托洛茨基都同我一起工作。他全天都待在你坐着的那个办公桌那里。我该关心他有一个或两个妻子，两个孩子或是一打孩子吗？又或者他生活在布朗克斯区，喝着茶？读他的书，找寻他的所思所想——那么你就能了解列夫·托洛茨基。”[2]
——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新世界》编辑，1917年年末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托洛茨基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完整一天开始了。乘地铁让他第一次有机会同当地的工人阶级接触。在去往布鲁克林之前，托洛茨基先得在他的新办公室待上一天时间。
毫无疑问，是一名纽约朋友前来与托洛茨基作伴，确保他不会在途中绝望迷路。离开阿斯托酒店，托洛茨基一定坐上了第六大道高架铁路。历经7次颠簸不堪、蜿蜒曲折的停站，他们在刺耳轰鸣的铁轨上前行。托洛茨基的眼帘掠过一间间屋顶和三层窗户，他定已抵达格林威治镇（GreenwichVillage）的西8街。从第五大道这儿开始向东，西8街就成了东8街。越过百老汇大街，东8街再一次更名为圣马可坊路（SaintMarksPlace）。在第二大道，托洛茨基必已路过那些依地语剧院的亮丽门框，以及风靡一时的“单极咖啡”（MonopoleCafé）。这在当时是纽约下东区那广阔犹太区的起点，并向东延伸到东河；向南越过格兰德街（GrandStreet），直抵布鲁克林桥。
向东越过第二大道的圣马可坊路性情大变，它变得安静、生活气。道路两侧的褐色砂石建筑映衬着各自一侧的人行道。街区尽头的77号有一座低矮的联排式住宅，楼上有牙医和医生办公室的指示牌各一，还有一部分私人公寓的邮槽。楼梯向下通往一处地下室，门口一块铸铁栏杆上悬着一块指示牌，上书“новыймир”，也即《新世界》。这里大隐隐于市，却跳动着美国布尔什维主义最炽烈的心脏。
这里就是托洛茨基当天早晨的目的地。开门而入的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立即置身于俄国元素的包围之中：俄国口音，俄国气息，俄语报纸，以及斑驳墙壁上的俄语海报。整个地下室包括三间窄屋和一条走廊，这里塞满了书桌、橱柜，有一部电话，以及一堆堆文件。一座壁炉上方的墙上挂着一枚“列夫·托洛茨基”的名牌，空气中充斥着厚重的纸烟烟气。地板上挤满了烟灰缸，茶杯乱七八糟地占据着每一寸可能的空地。从一件里屋里传来了一架莱诺铸排机的嗒嗒响声，还有一座小型印刷机的嗡嗡声。三扇小窗提供着仅有的寸缕日光，却很难透过它们看到上面的人行道。
《新世界》每天发行量仅8000张，有薄薄8版。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它每一份卖1美分，别处则是2美分。卖报收入不太能抵消其支出：租金，管理费用，以及每周付给一些全职员工的20美元工资。绝大多数供稿人都不拿稿酬。这份报纸出售广告以平衡支出，它也欢迎一切愿意出大钱的资本家。百威啤酒，皮埃蒙特烟草，国际唱片公司，美国班轮船运公司，甚至一些本地的银行都在《新世界》打广告。
但就是这8000份的发行量，可以说使《新世界》成为西半球最具影响力的俄语期刊。它轻而易举地使纽约市另三家发行量更大的俄语日报黯然失色：《俄国之声》（RusskiiGolos），《新俄国言论报》（RusskoeSlovo），以及立场反动的《俄国土壤报》（RusskavaZembla）。《新世界》的读者有像弗拉基米尔·列宁、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这样的欧洲人，也有他们在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的同志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开始，《新世界》的供稿团队堪称是未来在1917年之后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领袖名录。这份报纸的编辑权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来回摆动，但布哈林在10月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使天平毫无疑问地倾到了列宁那一边。
在这里，托洛茨基用不着任何介绍。他认识房间里的每一张面孔。短短几分钟之内，托洛茨基就和大伙一起用俄语交谈开了。他们管托洛茨基叫列夫·达维多维奇（LevDavidovich），或者“同志”（Comrade）。
格里高利·戈达利·韦恩施泰因（GregoryGdalyWeinstein）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他是一位来自欧洲的老朋友、现在的《新世界》报主编。[3]托洛茨基熟知韦恩施泰因，他曾和此人一起分享过1905年彼得格勒暴动的兴奋。韦恩施泰因出生于维尔纽斯（Vilna），当时是一名公立学校教师。最终，他和托洛茨基一样也遭逮捕，被关押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并被判处为期四年的西伯利亚“刑事拘役”——不仅仅是单纯的流放，而是强制监狱劳动。10天之后，韦恩施泰因就逃脱了。他先是到了巴黎，接着是瑞士，并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日内瓦大学的学位。再后来，他到了纽约。
韦恩施泰因很少抬头看这位激进的流亡者。他戴着一副细眼镜框，胡子拉渣，对了托洛茨基聊尽礼数。据一位朋友表述说，韦恩施泰因有着一种被称之为“幽默以对尴尬情境——他会简单地一笑而过”[4]的能力。韦恩施泰因接受过统计学家的训练，就连美国政府都很信任他，并雇用他来研处埃利斯岛﹝1﹞的状况。同时，韦恩施泰因也申请了一份慈善工作——为希伯来移民救助社（HIAS）做事。
布哈林则坐在另一张桌子前，紧挨着他的是26岁的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GrigoriiChudnovsky）。此君是托洛茨基在巴黎时的一位门徒，曾是《我们的言论》编辑成员。像布哈林一样，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期间，正值青春年少的丘德诺夫斯基也参加了革命事业。也和别人相同，丘德诺夫斯基让自己上了沙皇的逮捕名单、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并最终逃脱。最近，他离开巴黎去了哥本哈根，并从那里登船前往美国，加入了《新世界》报。娜塔丽娅形容丘德诺夫斯基说，“一位少年老成的小伙子。他肤色黯淡，头发略蜷。在我们看来，也许这是一位太过饶舌的学生：他很容易勃然大怒。”[5]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丘德诺夫斯基“血气方刚，有感染力”。但这里是纽约，丘德诺夫斯基是异乡的一张友善面孔。[6]
还有一些人跑进跑出。但这家报纸的核心成员仅此四人：韦恩施泰因，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和托洛茨基。多么整齐划一的一个小组：四名在逃囚犯，宣判有罪的激进分子，1905年苏维埃暴动失败后的西伯利亚流放犯人，现在都在美国坐困愁城，直到……何时？大战结束之时？革命之时？但如果革命一直不来呢？此时此刻他们的职业时：搞理论，搞鼓动，为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打下基础：推翻沙皇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确是一项脚踏实地的工作。
韦恩施泰因给了托洛茨基一张在角落的桌子——这里没有私人办公室——周身都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手稿。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韦恩施泰因每周将付给托洛茨基20美元，托洛茨基则将产出两到三篇专栏文章。此外，托洛茨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其它任何报纸写稿，并发表所有他不吐不快的演说。托洛茨基已经计划，至少再给其它三家报纸供稿：《纽约呼声报》、《纽约人民报》和《前进报》。对韦恩施泰因而言，这个交易物超所值。有了托洛茨基，他不仅网罗了一名明星作者，也弄到了一位真正能够帮他运营报纸的人。托洛茨基懂得出版、截稿期限、搞预算，以朗朗上口的散文填满专栏线、满足读者需求。
托洛茨基急就了一篇次日早晨的专栏社论，标题叫做“奋斗不息！”（Лаэлраьствуетборъба！），通篇都是对他在“蒙谢拉特号”上经历的一番调侃。第一次，纽约人将看到这个笔头奇快、频频亮相的署名——“н.троцкцú”[7]
但在第一天,有更重要的事情：另有两家报纸请求采访托洛茨基。他们并非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一无所知的讲英语美国人，而是领衔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声音：《前进报》和《纽约呼声报》。他们才是托洛茨基事实上关心的人。
韦恩施泰因并未大费周章为客人们清扫办公室。依地语报纸《前进报》为此专门派来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摄影师请求托洛茨基走到外面的圣马可坊路上拍摄这张照片。比起挤成一团的地下室，大街堪称是更好的照片背景板。为了拍照，托洛茨基不顾寒冷脱下外套，露出了他的套装、马甲和领带。《前进报》读者想看到这个人的面孔，这个违抗沙皇的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纽约下东区为一大群犹太移民所占据，他们让这里成了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带。为了躲避暴力和有组织的反闪米特主义，他们从一个仍然占有波兰和乌克兰的俄罗斯帝国逃脱出来。
对罗曼诺夫王朝、哥萨克和沙皇官僚的憎恨在这里大行其道。《前进报》将把托洛茨基的照片放在它们的头版。
无论是在临近地界还是在整个美国，1917年的《前进报》都有其独特地位。目前为止，它在纽约6家依地语报纸中规模最大，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者日刊。《前进报》的创办者亚伯拉罕·卡汉（AbrahamCahan）本身是一位俄国人，1882年就到了纽约。卡汉自认是开创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人，他的报纸支持过尤金·V.德布斯（EugeneV.Debs）自1900年以来的每一次总统竞选活动。
但卡汉也有着绝佳的商业意识。他将《前进报》办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不仅搞社会主义运动，也为犹太移民提供实用建议。《前进报》的发行量在20万以上，超过赫斯特《美国人》（American）和普利策《世界》（World）以外的一切本市英语日报。《前进报》变富了，并且刚刚搬进了它的新摩天大楼，一座10层高的建筑物。这座大楼位居东百老汇路，面朝西沃德公园（SewardPark），高度冠绝纽约下东区。
通常而言，这里的报纸都与本国的主流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党，或共和党。但卡汉懂得更多。他的《前进报》读者们对两个政党都没好感。1917年的纽约民主党依旧由坦慕尼协会控制。这个广受敬重的协会充斥着腐败，少不经事的犹太人很难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的确，坦慕尼协会曾在1911年可怕的三角内衣工厂火灾之后支持了一些劳工改革法案。这场大火中有146名雇员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大火要归咎于闭锁的大门、朽坏的灭火水龙带等其它安全疏忽。[8]但是，坦慕尼仍在这场事业中迟到了。同时在共和党人那边，左翼倾向的移民也没多少容身之处：不管是从旧大陆来的人，还是在血汗工厂中工作的后学之辈。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本该是一次可能最友善的采访。但就在他于《前进报》记者（报纸没有署名，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面前坐定之后，谈话的画风突变。托洛茨基能否和我们用依地语交谈？乍看起来，一名犹太人对一家犹太报纸说依地语自然而然。毕竟，依地语是遍布欧洲什特尔的街头语言，现在则是纽约东区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依地语剧院，依地语咖啡馆，依地语街道招牌，依地语书籍和依地语报纸。
但是，错了。托洛茨基拒绝了提议，这令他们明显大吃一惊。托洛茨基承认，他只懂一点依地语词汇和短语，但也仅此而已。托洛茨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德语和法语，但从未熟稔他自己民族的语言。事实上，托洛茨基在一家农场长大，并非什特尔。他的父母在家里都说俄语或是乌克兰语，很少践行犹太教信仰，也只给了他最低限度的宗教教育。在维也纳，托洛茨基成了两家风靡一时咖啡馆的常客——“中央咖啡馆”（CaféCentral）和“阿卡德人咖啡馆”（CaféArkadian），这里同时通行依地语和德语。托洛茨基享受在这里的时光：争辩政治，喝茶，下象棋。但是，托洛茨基从未掌握演讲或是写文章所需的足够依地语。
《前进报》记者礼貌地将这个问题轻轻放下：“（托洛茨基）一度致力于学习依地语，目的是得以了解犹太革命文学，他甚至还有掌握希伯来语的强烈愿望。但很不幸，他并没有时间。”结果，他的（依地语）知识“并不深湛。我们并不是把这个当成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们只是将细节略过不表罢了。”[9]托洛茨基尝试就此事开个玩笑。“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汗流浃背，我可是身处这项职业（记者）大师级人物的交叉火力之下，”他告诉这位记者，“甚至连政治警察严刑逼供都有所不如。”[10]此后，他们换了话题。[11]
同样惊奇的还有他接受《纽约呼声报》时的表现。《呼声报》在纽约市也有其特殊地位，它是社会党的半机关报——这份声望要超过它14000份的发行量。它也是政治意见领袖们的一块主阵地。《呼声报》显然是带来了一位翻译，这样托洛茨基可以舒服地用俄语交谈。他们为托洛茨基拍了一张头版照片：托洛茨基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记者们坐在一边，看起来是在向他连续发问。但这一回交谈的话题转向了政治，托洛茨基选择即兴发挥，将他的新居住国批判了一番。
“我实在不愿批评一个给了我殷勤款待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他告诉记者们。“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但是”——“威尔逊总统的和平努力、他对欧洲战事的干预，似乎不大有可能收获成效。”[12]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是资本家。他们可没兴趣停发战争财，放弃军火合同的大笔油水。伍德罗·威尔逊对欧洲的干涉是两面性的。托洛茨基接着说，就像是“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在工作日剥削穷人，却在周末跑到教堂，虔诚地祈求宽恕他的罪恶。”
对于欧洲人，托洛茨基也不客气。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一直打仗？“他们害怕最后审判日（dayofreckoning），”托洛茨基告诉记者。和平到来之时，“他们必须向各自人民交代清楚，他们对人类生命和金钱的损耗。”那么结果呢？战争之后，“社会动荡将席卷一切日光之下已有的事物。工人们将向他们的统治者来一场激烈的清算，只有未来会告诉我们，他们将采取何种抗议形式。”[13]
只有美国——仍然是一个非交战国的美国躲过了托洛茨基的严厉语言。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远离于战火之外。对于托洛茨基的这番谴责，《呼声报》记者似乎并不太感惊讶。他了解社会主义者的台词。他读《新世界》。
这天稍晚时分，他们将第二天早晨的《新世界》报组稿完毕、将版面送上了印刷机，接着前往布鲁克林、参加当晚在路德维希·洛尔公寓中进行的晚餐会议。托洛茨基的新同事布哈林和丘德诺夫斯基和他同去，另两名《新世界》的供稿人也将在那里和他们会合：其中一位从费城而来的俄国同胞叫V.沃洛达斯基（V.Volodarsky）；另一位从新泽西而来的叫亚历珊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他们都知道柯伦泰夫人来自欧洲，是从圣彼得堡而来的优雅同志。他们常常同她交谈。这些天来，似乎他是唯一一位还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处得不错的人。
亚历珊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AlexandraMikhailovnaKollontai）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她1872年出生于一名沙俄将军家庭，家族中尽是哥萨克军官，父亲却教给她自由思想。相较于沙皇专制，她父亲更推崇君主立宪制。父亲送亚历珊德拉去西欧接受教育。在家中，家人们说法语和英语，和仆人们说芬兰语。亚历珊德拉嫁给了一位年轻军校生，并有了一个儿子，名唤米哈伊尔（米沙）。但在1894年儿子出生后，她的婚姻却破裂了。亚历珊德拉离开丈夫，独自抚养儿子，并游历世界。
一代人之后的1930年代，柯伦泰早已成为最重要的苏俄女权人士、社会福利人民委员、驻挪威大使，世界闻名。她常常被指认是1939年电影《异国鸳鸯》（Ninotchka）中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饰演角色的原型。但是，真实的柯伦泰同志要远比任何虚构的电影人物要厉害得多。
柯伦泰在一次欧洲之游中,第一次加入了地下社会主义者组织。她同意帮助瑞士的激进分子们偷运信件回国，为国内的同盟者传递情报。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她加入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但她真正投身其中要等到1905年1月5日——那一天他目睹了“血腥星期日”，震惊之下的柯伦泰从此与革命难解难分，加入了这项毕生事业。好战的俄国东正教神父格奥尔格·加彭（GeorgyGapon）当天率领一队民众向冬宫进军，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求立宪，柯伦泰决定加入。后来她记述这番场景说，她站在人群中目睹：数万名衣着整洁的平民高举着十字架和宗教圣像，以及沙皇本人的画像——他们仍然崇拜沙皇，将之视为上帝选定的领袖。柯伦泰回忆了当天的皑皑白雪、明媚阳光、数小时的等待，以及，响起了令她大吃一惊的枪声。马背上的士兵们荷枪实弹、长刀出鞘，并开始有身体倒下。柯伦泰和旁人一起奔逃。事件终结之前，士兵们杀死了约500名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此举引发了俄国人为期一年的罢工、抗议和改革请愿。[14]
亲眼目睹屠杀的柯伦泰使自己投身于后续的政治动乱之中。她义务为罢工者们筹款，并出任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财务官。10月，圣彼得堡工人发动总罢工。超过两千家工厂加入了这次抗议，工人们自发创立的一个独特新机构领导了这次罢工——它叫圣彼得堡工人联合会，或是“苏维埃”（Soviet）。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袖们都瞧不起这个主意，但柯伦泰热诚支持。她同一家当地工厂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苏维埃最初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苏维埃的年轻领袖——这个口才了得的人叫托洛茨基。
事实上，托洛茨基将1905年的大把时间都给了邻国芬兰。他在1月份以一张假护照潜回俄国。娜塔丽娅被捕后，警察也开始搜捕托洛茨基，于是他便撤回了芬兰。但在听闻总罢工的消息后，他又跑回了圣彼得堡。托洛茨基开始在苏维埃会议上发言，并很快为他自己赢得了一个领袖地位——副主席。柯伦泰见到了托洛茨基，听了他的发言，目睹了他使众人为之倾倒的全过程。她对托洛茨基大为欣赏，他不同于其他党员干部。“凭直觉就把握了（苏维埃的）精髓，并且形象、透彻地勾画出了这个新工人联合组织的任务所在。”[15]
在52天里，托洛茨基以全然不同的能量领导着苏维埃，这使他本人成为这个国度最惹眼的激进分子之一。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0月末颁布了一份许诺宪政权利的宣言，但托洛茨基指斥这是一场欺骗。警察在11月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这将托洛茨基推上了主席的位置。为了争取公众支持，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份8小时工作日的倡议，并号召公民们拒绝纳税，直至政府履行政治承诺为止。随着政府镇压日趋一日暴力化，托洛茨基提出了中止罢工的动议。
最终在12月3日，警察到了，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好戏还没完，柯伦泰夫人坐在前排看完了它的终章。沙皇政府决定将52名苏维埃领导人编成一个独立小组公开审讯，意在让他们尽数名声扫地。数周之长的诉讼成了一场公共事件。被告们面临八年苦役和终生流放西伯利亚的威胁，他们选择托洛茨基公开出庭为大家辩护，回击这番最为严重的指控——叛乱；或是威胁以暴力对抗俄罗斯国。
1906年10月4日，托洛茨基的法庭发言机会来了。他做了一番在当时广为人知的著名演说。托洛茨基不但要否定指控，还要借此机会指斥沙皇政权。他引述新近披露的秘闻说，沙皇官员们准备发动反犹大屠杀，以此转移公众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托洛茨基接着发问法庭，反抗现存“政府体制”（formofgovernment）意味着什么：
“如果您告诉我，那些屠杀、纵火、暴力的话……如果您告诉我，基希讷乌、敖德萨和比亚里斯托克（这些地方近来的暴力活动已经杀死了数百名俄国犹太人）代表了俄罗斯帝国‘政府体制’的话，那么——是的，我承认，10月和11月时我们正是在武装自己、反抗这个俄罗斯帝国政府体制。这次诉讼也是。”[16]
这也许是托洛茨基生命迄时为止的最高光时刻。法庭撤销了对被告的叛乱罪指控，但将托洛茨基和其他12人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这导致了托洛茨基的第二次脱逃。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全程目睹了在她城市上演的这出大戏。此后直到世界大战的10年里，她成了一名孟什维克。她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时而为他在巴黎的报纸《我们的言论》写稿。1914年战争爆发时，柯伦泰正在柏林。作为一名俄国人，她必须得离开。她来到瑞典，却很快发现自己重新惹上了麻烦——她再次以“煽动反战”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最终柯伦泰在挪威落脚，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通讯网络，协助激进分子们将信息传入或传出俄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柯伦泰与布尔什维克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交上了朋友，成了笔友。
作为笔友，柯伦泰和列宁一开始就和平主义和裁军问题争论了一番。这两项主张她都支持；列宁却认为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柯伦泰写了一本叫《谁需要战争》（WhoNeedsWar）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并送到前线数百万德军和俄国士兵的手中，敦促他们停止作战。但更重要的是，柯伦泰决定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支持列宁的动议。她帮助列宁改进了这项动议，并劝说挪威代表团支持他——这使柯伦泰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因为现在的事态已经一清二楚了：没有人比列宁更能有效率地打这场战争，”她写道。[17]在美国帮助列宁的机会到来时，她便投身其中。
正是《纽约人民报》编辑路德维希·洛尔邀请柯伦泰访问美国，进行1915年为期四个月的巡回演讲。他们的共同朋友、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necht）向洛尔推荐了柯伦泰，她也为此大感兴奋。“这件事如此美妙，以至于我高兴得屏住了呼吸，难以置信，”接到邀请后，她对一位朋友如是说。[18]
对洛尔而言，他毫不后悔。那一年里为了省钱，他和柯伦泰坐在三等舱里巡游：从纽约到旧金山，丹佛到密尔沃基。单单在芝加哥一地，他们就在水泄不通的大厅里做了10次演讲。柯伦泰用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芬兰语或挪威语发表演说时，洛尔目睹了台下如痴如醉的听众们。“一位感情充沛、活力非凡的人物，”一名评论家在听过柯伦泰的纽约演讲后写道。她向一千多名吵吵闹闹的纽约左派演说，“火热的即兴演说……智慧和活力。”[19]
一路上，她和路德维希·洛尔成了朋友。他们共享着一起乘火车、等待会议、在廉价旅馆吃快餐的时光。她那“光鲜外表和独具魅力刹那间就暴露了她的贵族出身，”洛尔不无崇拜地描写着柯伦泰，“她是一种单纯而友善的生物。对于牵肠挂肚的‘革命’和自己的着装用餐，她都倾注了浓厚兴趣。”[20]结束行程之时，柯伦泰已经在80个城市完成了大约123次演讲。
弗拉基米尔·列宁很快就抓住了柯伦泰美国之行带来的机会，他敦促柯伦泰快快成行。这可是她为列宁筹款和扩大宣传的好机会，总的来说，还能成为列宁在新世界的耳目。柯伦泰于1915年初向他告知这项邀请时，列宁大表赞同。“我们在此行种下的希望可不止一星半点，”列宁从瑞士向她写信说。其中，头等大事则是“赢得财政援助，这对我们而言是重中之重，十万火急。”[21]
柯伦泰表示同意。“我想在这趟美国之行里传播您的理念，多多益善，”她回信说。“现在，我并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22]
美国人有钱——这众人皆知。列宁希望筹到一些资金，但他对美国人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他们在重大议题上的立场？甚至于，他们是否知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念？列宁丢给了柯伦泰一大堆有关美国人的问题。“尤金·德布斯怎么样？他偶尔会用革命语气写作。又或者他不过是另一个考茨基式（alaKautsky）的懦夫罢了？”列宁问道。他提到了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这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14年拒绝反对德国的战争筹款。[23]但一如往常，列宁很快就言归正传：“考虑一下钱的事。读到您的信我很遗憾：迄今为止，您还未成功为中央委员会筹到什么”——这是在说，为列宁的委员会。[24]事实上在所有筹款活动之外，柯伦泰还在芝加哥同左翼出版家查尔斯·克尔（CharlesKerr）有过会面，她向克尔征询，能否出版列宁最新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SocialismandWar）。但是，克尔拒绝了。
结束美国之行、回到挪威后，柯伦泰得知：她22岁的儿子米哈伊尔已经迁到了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terson），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汽车工厂的工作。柯伦泰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了，她决定于1916年8月乘船再度横穿大洋，这一回是去和儿子相聚。一到新泽西，柯伦泰就开始访问纽约，并再度使她自己投身革命事业：比如在移民家庭主妇中渐趋火爆、针对天价食品价格的抗议活动；她也开始偶尔为《新世界》撰写文章。
现在是1917年1月，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亚历珊德拉·柯伦泰上了火车，踏上了一场从新泽西帕特森到纽约市的漫漫羁旅。到达纽约后，她首先得冲出彭恩车站（PennStation）的密集人流，使自己挤进一列灰尘泥垢密布的拥挤地铁，搭乘着它一路前往布鲁克林——只是为了参加一场简单的晚宴派对。通常而言，她会谢绝这种邀请。但这一回的邀请来自她最喜欢的美国人——路德维希·洛尔。洛尔已邀请参加家中的一场晚宴会议，讨论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
柯伦泰喜欢和洛尔及其妻子莉莉（Lily）待在一起的时光。单单是莉莉的德餐烹饪就足以使这次晚宴不虚此行，何况，莉莉甚至还翻译了一本柯伦泰创作的小说。洛尔将柯伦泰视为本次会议的关键人物，柯伦泰了解个中缘由：经历了1915年的巡回演讲，柯伦泰对美国的了解程度要远胜于其他所有俄国人。绝大多数流亡美国的俄国人都未曾迈出纽约半步，最多也是去过费城而已。而在芝加哥，柯伦泰曾和尤金·德布斯同台——这位美国社会党的领袖人物曾经三次（迄今）成为总统候选人。柯伦泰对德布斯钦佩不已。“我感到由衷高兴，以至于几乎要拥抱他，”她在与德布斯同台后写道。她还遇到了比尔·海伍德（BillHaywood）、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又称“Wobblies”）领袖。海伍德刚刚被社会党的领导层们踢了出去，因为他拥护自己称之为“破袭”（sabotage）的罢工战术。在洛杉矶，柯伦泰加入了一个悼念乔·希尔（JoeHill）的组织。乔·希尔正是I.W.W的组织者，一度闻名于世。就在最近，约·希尔因一桩盐湖城谋杀案遭到处决。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陷害。
柯伦泰享受与美国人的相会。“他们来这里说，‘一场绝佳的演说’，”她滔滔不绝。“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在这场运动中，更多的革命精神。”[25]
和许多年轻的活动家一样，柯伦泰开始鄙薄美国社会党的当权派们。如她所见，这些保守的老年男性们满脑子都是先入为主的选举、渐进改革——从资本家那里分得一杯羹——而不是革命。“我被这些事弄得烦闷至极，”柯伦泰抱怨说。[26]
和别人一样，柯伦泰也已经听说了托洛茨基到来的消息。她想会会此人，但也有些怀疑。柯伦泰深知，弗拉基米尔·列宁有多么不信任托洛茨基。所有读过两人之间尖刻论辩文字的人都看得到列宁的恶感。结果在当晚路德维希·洛尔的餐桌上，柯伦泰还将有一项更大使命；那就是盯着托洛茨基，并向列宁通风报信。如果没什么特别状况，她也要倍加留意。
﹝1﹞上纽约湾的一座小岛，曾长期用作美国的入境移民检查站。
[1]Shub,124.
[2]Kirchwey,“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1–2.
[3]OnWeinstein,seefileOG177382,NationalArchives,RG65,M1085.
[4]Rechtpapers,31.
[5]SergeandTrotsky,31.
[6]Trotsky,RussianRevolution,358.
[7]NovyMir,January16,1917.
[8]OntheTrianglefire,seeVonDrehle.
[9]Nedava,36,andForward,January16,1917.
[10]QuotedinZiv,chapter10.
[11]Nedava,36,andForward,January16,1917.
[12]NewYorkCall,January16,1917.
[13]Ibid.
[14]Porter,92.
[15]Porter,101.
[16]Deutscher,168.
[17]Clements,91.
[18]Clements,94.
[19]NewYorkWorld,October12,1915,inPorter,228.
[20]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3.
[21]LenintoKollontai,September1915,inGankinandFisher,207.
[22]InPorter,216.
[23]ThiswasLenin’sfavoriteinsultaroundthistime.LeninonKautsky:“AtpresentIhateandscornKautskymorethananyoneelse.Whatvile,cheap,self-conceitedhypocrisy.”GankinandFisher,195.
[24]LenintoKollontai,November9,1915,inGankinandFisher,572.
[25]Clements,96.
[26]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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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时代广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章时代广场
“我确实是一个祖国情怀淡漠的家伙。我很感激能找到这个国家，她的边界都在向我敞开。”
——托洛茨基，1917年1月15日《纽约人民报》，原文德语。
好一场欢迎！托洛茨基得到了英王访问的待遇，他们的招待已经不能更好了。托洛茨基从船板跳到码头上，发现自己成了众所瞩目之人——而且是以最佳的瞩目方式。没有人逮捕他，骚扰他，同他争辩，让他日子不好过。没有人质疑他的个人资料、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和文字作品。没有审讯，没有额外检查，也没有监控。警察没有这么做，海关官员们没有，甚至连船上官员，也没有。
恰恰相反，他们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他们微笑着，将托洛茨基奉若上宾。一块大洋，造就了多么大的差异！
那些天里，一艘跨大西洋班轮常常会引发一场嘉年华狂欢，“蒙谢拉特号”也不例外。哪怕在这样一个冰冻酷寒的周日早晨，人们也跑去观摩轮船、朝乘客挥手。有多少人是特意为了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而来的？看起来有很多。托洛茨基在纽约的朋友早就忙碌起来了。“列夫·托洛茨基今天就要到了！”（LEONTROTZKIKOMMTHEUTE!）当天早晨，《纽约人民报》在头版如是咆哮道。它敦促自己的14000名读者前去一睹“我们饱受迫害的同志”、“英勇同袍战士”的风采。[1]俄语报纸《新世界》也发出了相同的号召。
“蒙谢拉特号”泊岸的那天早上，至少有四家报纸派出记者前去采访。他们寻觅可供采访的名人或政治家，不放过一星半点的流言或是新闻。托洛茨基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当三名操英语的新闻记者靠近他时，托洛茨基看到有一个人突然跑到他的身边帮助他。此人名唤亚瑟·康科尔斯（ArthurConcors），一位希伯来人保护和移民救助社（HIAS）的资深官员。“HIAS”是一个世所闻名的慈善机构，它负责帮助犹太难民逃离东欧。托洛茨基的纽约朋友中，有一位恰恰认识康科尔斯。显然，正是这位朋友出于个人喜好﹝*﹞拉来了康科尔斯。他们即刻应变的能力有助于处理一切紧急关头的海关事务，还能对付操英语的新闻人们。
康科尔斯知道他接下来的任务：他开始为那些新闻嗅觉灵敏的人们准备今天的所谓“谈话要点”，为一则报道设计一个合适的“爆点”。结果，所有的英语报纸都起了与《纽约时报》相同的大字标题：“惨遭四国驱逐”（EXPELLEDFROMFOURLANDS）。《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早晨的报道说，贫困潦倒的托洛茨基被踢出欧洲，他来这里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宣导和平”。[2]《纽约论坛报》的说法更具戏剧性：“四个国家用刺刀驱逐了和平宣导者”（WITHBAYONETSFOURLANDSEXPELPEACEADVOCATE）。[3]第三份报纸——《纽约先驱报》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托洛茨基在俄国的四年牢狱生活，甚至还提到沙皇的手伸到法国时、托洛茨基与他们的骚扰勇作抗争的事。《纽约呼声报》则记述说，托洛茨基“遭遇追踪，资本主义当局们要对他施以特别报复行动”，现在他则是“身无分文”。[4]
《纽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都特别点出了托洛茨基的“犹太”作家身份、托洛茨基在俄国和法国编辑“犹太”杂志。那时纽约市生活着150万名读报纸的犹太人，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六家报纸中，绝大多数是以依地语写作。托洛茨基本人从不写依地语，也很少说这种语言，他并非生长于“什特尔”（“shtetl”，一种东欧犹太小村庄），也从未信仰过犹太教。托洛茨基并不讳言他的犹太身份。事实上，他曾大声疾呼反对欧洲人的反犹镇压和屠杀行动，并为此常常担上个人风险。但被问到宗教信仰时，托洛茨基通常简单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是“国际主义者”。
这便是托洛茨基留给英语媒体的“爆点”：遭到欧洲独裁者们迫害的和平主义者；反闪米特﹝1﹞俄国沙皇仇视下的犹太人受害者；要在心地善良的美国寻找避难所。这是一个绝佳的人物情感故事：简单，催人同情，直指人心。
遭遇欧洲人霸凌的一名无助“和平主义者”——似乎只有托洛茨基本人对这个标签感到尴尬，这距离他本人意愿中的“革命斗士”自画像还很远。托洛茨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匡正这一标签的机会，至少，他要添上他本人的“爆点”。一位说德语的《纽约人民报》记者前来采访，托洛茨基终于找到了一位他可以用自己语言与之直接沟通的人。更好的事情来了：这位记者管托洛茨基叫“同志”，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用绝佳的幽默作铺垫，托洛茨基很快就和此人交上了朋友，并借此机会向他重新讲述自己前不久和法国、西班牙两国政府的抗争。“你要知道，在法国，作为《我们的言论》编辑，我把自己弄得无处容身，”他告诉记者。“坦白讲，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战争贩子之间的激烈对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托洛茨基坚称，不是其他人，正是他挑起了这场冲突。[5]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让美国得到了一名坚定的国际革命战士，”《新世界》报也在采访托洛茨基之后如是报道。[6]这也是该刊物对他的期许：战士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想必已对这整个热闹场景大感惊艳。这些报纸捧场团们确实是在倾听他，并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说辞。托洛茨基的朋友们干得漂亮：仅仅两天之内，纽约至少有六家报纸就将宣布托洛茨基来到这座城市的消息，这些报纸共有超过100万名读者。有两家报纸做了头版新闻，《前进报》和《纽约呼声报》则附上了头版图片。
究竟是哪些朋友们安排了纽约的托洛茨基欢迎仪式？新闻报道并未详述，究竟除了亚瑟·康科尔斯以外还有谁跑到了码头。但是，托洛茨基将要花费全天时间和第二天时间和他们握手，抓住他们的肩膀，亲吻他们的面颊，向他们道以应得的感谢。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最终结束时，托洛茨基已经几近虚脱了。他、娜塔丽娅和孩子们从凌晨3点钟开始就一直处于完全清醒之中，孩子们已在不耐烦抱怨了。他们的专家级向导——康科尔斯再一次掌控了局面。康科尔斯抓起他们的行李，叫了一辆出租车，带上他们直奔住宅区。
托洛茨基的朋友们已为他们在美国的第一夜预定了一个宾馆房间。为了到达那里，康科尔斯先带着他们穿行下曼哈顿，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巡游了一番。
当时的纽约还没有足以令他们绕开滨海南街（SouthStreet）或是无序蔓延下东区（lowerEastSide）的河滨公路。抵达住处的途中，他们将见到矗立于拥堵街道中央的高架铁路。这是周日的早晨，他们听到教堂钟声，混杂着汽车、马匹和手推车的铃声。透过车窗向外望，他们将看到一幅浮世绘：人性，富裕，贫穷，无家可归，不法商贩和警察，浮华的豪宅，脏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高楼大厦。所有这一切都挤成一团，这幅图景混杂而耀眼。托洛茨基想必已从照片上认识了华尔街：这是著名的资本家大本营。他们将在联盟广场（UnionSquare）路过坦慕尼协会（TammanyHall），这儿可是本市最大的政治殿堂。而在下百老汇路（lowerBroadway），他们将目睹那些巨大的商业中心，以及各大带有梅西（Macy’s）、金贝尔（Gimbels）、罗德与泰勒（Lord&Taylor）的商店——女人们在这里搜寻潮品，讨价还价。
最终，他们驶过第42街，来到了他们的宾馆——又一处令人大开眼界的奇景。时代广场的阿斯特酒店（AstorHouse）很容易就让托洛茨基将其与一切曾在巴黎或维也纳见过的奢华物什联系到了一起。这座酒店于1904年开业，进入其拱顶大门，豪华的门厅之上有着无数天花板壁画和水晶吊灯，一间佛兰德式吸烟室，一间庞培式台球桌。拾级而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座草树扶疏的奇异屋顶花园。这里白天奏着钢琴曲，晚上则放着舞曲。身着制服的仆人们负责开门和搬运行李。这座建筑物占据了百老汇第44和第45大街之间的全部街区，它那11层的大楼足足有1000间客房。
眼前这番胜景一定令托洛茨基心神激荡不已。是谁选了这么一处精致奢华之地？他们可能会支付房费吗？是否会有一些身份不明的金主付了账单？娜塔丽娅口袋里的500美元现金足以支付这笔房费吗？他们会留下什么吗？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各自的回忆录都对阿斯托酒店只字未提。他们似乎对这次挥霍感到尴尬，这与他们的最新形象不符：为工人阶级代言、受迫害的难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待在了那里。托洛茨基在“蒙谢拉特号”的旅客名单上记下了“阿斯托酒店，第42街”，以此作为他在纽约市的第一个落脚点。这里也是托洛茨基在当天的活动地点。
托洛茨基步入酒店。在门厅、走廊和房间，欢迎仪式持续着。一排面孔都在介绍自己，这些朋友早就安排好了要在纽约迎接他。托洛茨基向所有人打了招呼，像所有老到的政治家一样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他注意到许多人来自欧洲。1917年的俄国地下社会主义者已有数千人之多，他们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从社会主义运动初起之时，托洛茨基就是一名领军人物。他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也差不多都认识他。
比如说，一脸灰色胡须的俄国老人、资深社会主义者列夫·多伊奇（LevDeutch）。62岁的多伊奇1915年就来到了纽约，并成为《新世界》报最初的编辑之一。远至1875年，他就第一次在俄国北部——甚至在托洛茨基出生以前——多伊奇将他的这番苦行写成了一本书，《西伯利亚的16年》（SixteenYearsinSiberia）。此书在欧洲和美国广为行销，也使多伊奇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俄国人之一。还在伦敦的时候，多伊奇就熟知了作为《火星报》成员之一的托洛茨基。在1903年的著名分裂中，多伊奇加入了托洛茨基这边的孟什维克阵营。和托洛茨基一样，多伊奇也曾返回圣彼得堡、参加了1905年暴动，并和托洛茨基关在同一间监狱里。当铁窗里的多伊奇最终同意不再喊他“年轻人”、而是直呼他的真名时，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时刻。[7]
就在最近，多伊奇以他那标志性的固执辞掉了《新世界》报的工作，起因是一场有关世界大战的论争。现在，多伊奇编辑了一份他本人的小型报纸、立场支持协约国的《自由言论》（SvobodnoyeSlovo），并成为《新世界》的竞刊。
下面一位是莫伊萨耶·奥尔金（MoissayeOlgin），一位从哥本哈根和维也纳流亡而来的朋友。奥尔金也多次被沙皇逮捕，最终离开了俄国。奥尔金在纽约的落脚处并非《新世界》报，而是本市最大的社会主义者言论机构《前进报》。“我在那里碰到他时，他显得面色憔悴，”奥尔金回忆当天的托洛茨基说。“他已经日趋苍老，脸色尽显疲态。他的话题围绕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他认为，这是屈辱可耻的。”[8]
与这些人的重聚都令托洛茨基兴奋不已。他看到这些过去相交的人仍然健康活跃，并到这里支持他。但是，当天最重要的一次欢迎却是突如其来——对于这位同志，托洛茨基只是在欧洲的时候有过粗浅印象，大战爆发以前也没见过他。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朋友。那么，这让他成为……？一位政敌？一个对头？他也经历过和托洛茨基相似的苦难。挪威曾经逮捕、驱逐过他，两个月前他才刚刚到了纽约，还在找寻他的前路。
娜塔丽娅清楚地记得这一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刻显得不甚自在。“布哈林用一个熊抱欢迎我们，”她写道。托洛茨基也补充说，布哈林“用他那标志性的孩子气热忱迎接了我们。”[9]这里是纽约。他们在这里可以成为朋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ckolaiIvanovichBukharin）的命运与托洛茨基酷似。布哈林也将在1917年革命之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治下的俄国高级领袖人物，《真理报》编辑，共产国际（Comintern）主席，政治局成员，顶尖理论家，后来也是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的紧密盟友。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们也将惨遭斯大林的反噬，面临整肃、折磨，被迫服罪于虚假指控，告发他们心知肚明的清白朋友（包括托洛茨基），并最终被杀害。但这都是后来的遥远事情了。
现在是1917年1月，此时的布哈林表现得正如娜塔丽娅所形容的那样，“一名本身就活力四射、有一副开怀畅笑的面庞、颇具感染力、精力过人、幽默动人的交谈者。”[10]年仅28岁的布哈林秃顶红须，谦恭有礼、笑容满面的他极富人望。布哈林比托洛茨基小10岁，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布哈林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在沙俄政府做了一名文官，他培养了儿子对自然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文学艺术的广泛兴趣。
1905年，反沙皇的抗议在全俄烈火燎原。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学学生的布哈林就已加入了地下社会主义运动，不到16岁的布哈林发现自己深深沉浸于兴奋之中。民众大集会、合唱《马赛曲》、为豪言壮语欢呼都令布哈林心潮澎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段经历将他塑造成了一只“飞蛾”，并最终“成就”了他革命者的身份。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布哈林追随着这场运动的产物——一名“奇理斯玛”气质的领袖、圣彼得堡苏维埃首脑、曾在审讯时反唇相讥沙皇法官的那个人——托洛茨基。
1910年，布哈林已经晋升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这使他成了沙皇秘密警察的一个目标。布哈林被捕，在狱中度过六个月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和托洛茨基一样，布哈林逃脱了。他去了德国汉诺威。一年之后，布哈林如约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杰出的列宁会见。当时列宁正住在克拉科夫。
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回忆丈夫和布哈林的初晤时说，他们有“一番长长的对谈”。[11]但是，列宁和他新追随者之间触碰到了一处痛点。布哈林认为，列宁信任的一名莫斯科警察内线已经背叛了他，这位布尔什维克委员名叫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位马林诺夫斯基曾一度在党内飞黄腾达，他领导过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并在沙俄杜马（Duma，或者叫议会）中代表他们。列宁将马林诺夫斯基视为朋友，对布哈林的指控怒不可遏。列宁后来指控布哈林本人，说他“轻信谣传”。[12]
事实最终证明，布哈林在马林诺夫斯基这件事上是对的。1917年后的布尔什维克法庭将判处马林诺夫斯基警察的间谍罪，并将其枪决。尽管如此，现在的布哈林仍在克拉科夫待了几个星期，为列宁最新的杂志供稿，他也成了这个圈子的固定成员。
克拉科夫之后，布哈林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在那里同一位莫斯科流亡同道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鲁基娜（NadezhdaMikhailovnaLukina）结婚。他们安家的地点离托洛茨基一家不远，但两对夫妇从未热络。应列宁的要求，布哈林也帮助了另一名年轻的列宁门徒——一位刚刚开始自称为柯巴·斯大林（KobaStalin）的格鲁吉亚年轻人。列宁刚刚派斯大林前往维也纳，作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andtheNationalQuestion）的论文。鉴于斯大林不会说德语，布哈林便担任了他的翻译和学术指导。
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哈林离开了维也纳。他先是到了瑞士，在那里尝试开办一家独立布尔什维克杂志，但列宁表示反对。1915年，布哈林到了瑞典——这里是沟通俄国和外部世界的关键孔道。布哈林在这里写下了他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ImperalismandWorldEconomy），作为他在维也纳完成的《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EconomicTheoryoftheLeisureClass）一书的补充。但是，布哈林和列宁之间的关系仍在恶化之中。
布哈林每一回树立“独立性”的尝试都遭到了列宁的驳回。当布哈林请求将他和他的瑞典团队任命为一个“特殊委员会”、以便同俄国国内的同道们联络时，列宁忿忿地斥责了其不忠，并彻底禁止他们再同俄国国内有任何进一步的直接联系。布哈林和朋友们为此抱怨，列宁则指控他们有一种“反党倾向”，并将布哈林本人称为“政治上不坚定”，“有半无政府主义思想”。[13]布哈林也在民族主义的地位、公民自决等意识形态议题上与列宁争辩不休
就连列宁的盟友、远在俄国的亚历山大·什里亚普诺科夫（AlexanderShliapnokov）也哀叹道，“双方都开始在展现狭隘。”[14]
瑞典警方于1916年4月逮捕了布哈林，罪名是其反战活动。布哈林随即被流放到挪威克里斯蒂安尼娅（1924年改名为奥斯陆）。一位德国特工曾尝试将布哈林卷入到一场间谍密谋之中，这激怒了瑞典当局。压垮列宁和布哈林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16年9月到来了：列宁拒斥了一篇布哈林为他准备的文章，并认为其“大谬不然”（decidedlyincorrect）。[15]随着论争升级，列宁向季诺维也夫（Zinoviev）抱怨说，“我现在对布哈林的恶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无法提笔写作。”[16]
此时布哈林的行事也很够呛。他也向季诺维也夫抱怨说，“您只是不想让我与您合作罢了。不必担心，我不会再烦人了。”布哈林写道，对列宁本人而言，他对布哈林的仇视已经造成了如下谣言：“我被踢出来了，因为‘列宁同志您无法容忍任何其他有头脑的人。’”[17]布哈林决定和列宁保持距离，他订了前往美国的船票。他的传记作者斯蒂芬·科亨（StephenCohen）总结说：“他同列宁之间关系的恶化大概是一个主要因素。”[18]
但是，尽管有这些纷争，布哈林和列宁从未断了联系。他们成功地让两人之间的大门保持敞开。离开欧洲之前，布哈林在一封动情的信件中向列宁吐露了他的心声：“我请求一件事，任何程度：如果您要争辩什么的，也请保留正常的语调，不必强引冲突。这将对我极为痛苦。这痛苦超过我的承受力度，它甚至将使我们在未来的齐心协力变得不可能。我对您保有无上的敬重，将您视为我的革命导师，爱您。”[19]列宁的回信很和蔼，他告诉自己的年轻门徒说，“我们都极为珍视您。”[20]两人持续着书信往来。列宁要求布哈林在纽约建立新据点，为革命事业筹款，并找到英语出版商，出版列宁的文章。[21]
抵达纽约的最初几个夜晚，布哈林夫妇睡在一名朋友的沙发上。紧接着，布哈林便开始了他在《新世界》编辑的新职务。
与托洛茨基在纽约市面对面相逢，布哈林似乎快乐得忘记了政治。显然在见面的第一天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只字不提他们各自和列宁之间的不快情事。恰恰相反，布哈林在纽约市找到了什么——他觉得，这一定是身为欧洲第一流社会主义作家的托洛茨基所看重的。这不是剧院，不是摩天大楼；不是地铁，也不是电影院，更不是那些昂贵的商店。取而代之的是，“当他（布哈林）满怀热情地向我们谈到一家公共图书馆时，我们兴奋得难以下船。这座图书馆很晚才闭馆，他提议立即带我们去领略一下，”娜塔丽娅回忆说。“大约晚上9点，我们还得走一段长路，前去敬仰布哈林的大发现。”[22]
从阿斯托酒店的前门厅出来，可以直通时代广场（TimesSquare）。纽约人以其南侧的《纽约时报》公司建筑物命名这座宽阔、有五座大楼之长的十字路口地带。《纽约时报》大楼又是一个庞然大物：这座“摩天大楼”有400英尺之高，共25层。这座广场已经成为纽约剧院的中心。巨幅广告海报遮天蔽日，但托洛茨基却很难领略这炫目的色彩和大号英文字母：阿尔·乔森？齐格菲女郎？科汉？布哈林只有5英尺高，比娜塔丽娅和托洛茨基都要矮半头。他领着托洛茨基夫妇穿越拥挤的人流，在人行道上一路向南。人们刚从一场秀、一座餐馆或是一场音乐会中出来，他们笑着，唱着，交谈着，喧闹人声和车马之声在街道上互不相让。他们在第42街移步向右，进入一条高楼之间的窄巷。阵阵寒风穿巷而入、直吹人脸，刮得他们颤栗不已。在下一个街区，他们从一座异形怪状的建筑下走过——这便是第六大道高架铁路。这条铁路的金属支架拦住了人行道，阻塞了交通，遮蔽了街灯。火车在头顶上驶过时，他们的牙齿咯咯作响。尽管，至少那些吐着黑烟的煤蒸汽机车最近已经退役，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电车。
他们走过第六大道。一边是巨大的“竞技场剧院”（HippodromeTheater），本周焦点是一场大型冰上芭蕾舞会，有超过一千名滑冰者参与表演；另一边是布莱恩特公园（BryantPark），里面充斥着棚屋和临时板房。在第五大道，布哈林带着他们转过一个街角，来到一座巍峨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之前。仅仅数年之前的1911年，这座奇迹才开始对外开放。两尊白色大理石狮子分立左右，守护着前门入口。抬头只见一块石板，上面刻着“纽约公共图书馆”（NewYorkPublicLibrary）几个大字。
布哈林深知，托洛茨基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他们二人都有一种和政治热忱一样炽烈的求知热忱，今人或将称之为“书呆子”、“死脑筋”或“极客”。他们每到访一座欧洲首都，图书馆一定是头一批去处：维也纳，巴黎，马德里，或哥本哈根。从少年时代起托洛茨基就酷爱图书馆，他在尼古拉耶夫第一次系狱时就将监狱图书馆辟为聊以慰藉之地。作为写作者，他们渴望在一排排藏书架里做旷日持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那个还没有电视、收音机、有声电影或是互联网成为干扰物的时代。
布哈林带着托洛茨基夫妇进入图书馆，他们沿着大理石楼梯拾级而上，直至建筑物的顶层。穿过一个小型门厅，他们来到了图书馆的主阅读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华丽壮阔。它几乎有300英尺长、77英尺宽，比他们刚刚横渡重洋搭乘的“蒙谢拉特号”整条船还要大。阳光流泻而入，照出天花板壁画和室内雕塑。还有书籍！图书馆绵延75英里之长的书架藏有100万册图书，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报纸、杂志！！为所有人！！免费阅读！！来了就能读书！！哪怕到了午夜！！哪怕在周日晚上！！
作为社会主义者，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都没有丝毫意识到，这座图书馆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丰碑：它的大部分建设资金源于三名美国巨富：地产大亨约翰·雅各·阿斯托（JohnJacobAstor），企业律师萨缪尔·蒂尔登（SamuelTilden），特别是那位工人阶级普遍痛诋的公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没关系。对俄国人而言，这里就将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
他们并没有待很久。回阿斯托酒店的脚程只有五个街区那么远，但在这样一个酷寒冷冻的夜里，这段路程却似乎无穷无尽。“回去的路上，我们开始去了解纽约人那疲累的面孔，”娜塔丽娅回忆说。[23]漫步于时代广场的人们可以全然忘记：大洋彼岸仍在惨烈厮杀着一场世界大战。
当晚的某些时分，布哈林告诉了托洛茨基一些别的事情：一支意志坚定的小型美国左翼团体筹划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他们雄心勃勃，其志不小：改变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他们已经要求布哈林与会。当然了，布哈林也告知他的新朋友，这些人想要聆听来自杰出的托洛茨基的声音。这场会议将在一位著名美国社会主义者、德语报纸《纽约人民报》（NewYorkVolkszeitung）编辑的家中以晚餐形式召开。他的名字叫路德维希·洛尔（LudwigLore）。托洛茨基必须得去。
布哈林接着说，要到达那里的话，他们得冒险离开曼哈顿岛，穿过东河，进入一个通常不为游客或访客所知的区域。这里叫布鲁克林（Brooklyn）。
﹝*﹞HIAS的档案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它参与了这次迎接活动；在它卷帙浩繁的移民名单里也没有一处提到托洛茨基（任意一种拼写）。显而易见，康科尔斯是单独行动。联系康科尔斯的人极有可能是《新世界》的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他一度为HIAS工作。
﹝1﹞“anti-Semitic”（反闪米特）是指歧视、对抗闪族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学说或行动，下同。
[1]NewYorkerVolkszeitung,January14,1917.
[2]NewYorkTimes,January14,1917.
[3]NewYorkTribune,January15,1916.
[4]NewYorkCall,December2,1016
[5]NewYorkerVolkszeitung,January14,1917.
[6]NovyMir,January15,1917.
[7]Trotsky,MyLife,185.
[8]Trotsky,OurRevolution,8.
[9]Trotsky,MyLife,273.
[10]SergeandTrotsky,30.
[11]Krupskaya,inCohen,Bukharin,18.
[12]Cohen,Bukharin,18.
[13]Cohen,Bukharin,37.
[14]GankinandFisher,249.
[15]Cohen,Bukharin,39.
[16]Cohen,Bukharin,38.
[17]Cohen,Bukharin,40.
[18]Ibid.
[19]GankinandFisher,217.
[20]Cohen,Bukharin,41.
[21]GankinandFisher,568.
[22]SergeandTrotsky,30.
[23]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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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克拉索夫与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
涅克拉索夫与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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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理性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第一章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的起源
2、卢梭
3、康德
1、理性主义的起源
近代思想是在15世纪的伟大发现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伟大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世人的眼界，促进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形成了一种使生产和流通有更大自由的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先前的占优势的封建制度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新的制度还是冲破了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束缚，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使那种静止地看待事物的方法逐渐被能动地看待事物的方法所取代。这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像新制度本身一样，也受自由、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些观念的支配。
在新制度逐渐导致社会和经济解放的同时，出现了精神解放。精神解放当时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专制统治，向权力的原则提出了挑战，维护思想自由和批判自由的权利。这场旨在解放思想的运动，是使一般的世界观适应新制度的第一个阶段，而宗教改革运动则是对它的完善和补充。宗教改革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领域——宗教信仰领域——为争取精神自由所进行的一场斗争；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政治斗争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
理性主义是上述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它为思想自由增添了发展的概念。它的实质是不断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向前发展，从而成为使一般的世界观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第二个阶段。理性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它在理性的口号下，坚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及其在经跻、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目标,它反对把先前的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主张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的状况；它提出，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一世界。
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尚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当时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也不足以对作为总体和发展中的世界作出系统的解释，所以这种早期的理性主义主要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认为进步只限于精神领域，并把世界的进步归结为理性的发展。它还将基督教概念带进哲学领域，认为精神的现实是主要的因素，并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它虽倾向于认为发展只是人的进步，但又把人的发展归结为精神上的进步和道德上的完善。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主义也在发展；它没有使进步只停留在道德要求的高度上，而是赋予它以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内容。因此，理性主义已不完全局限于精神领域了，它在朝唯物主义方向发展，并从观念的角度去揭示具体的物质现实在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发展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解放，过渡到理性主义所主张的理性的自由进步，在当时最重要的三个欧洲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中的发展并不是平行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其原因就在于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德国是其中发展得最为缓慢的国家。美洲和印度航路的发现使德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它和意大利曾繁荣一时的贸易被大西洋沿岸诸国所排挤了；它的革命趋势也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而受到了挫折，农民战争的失败削弱了资产阶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30年战争以及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签订又造成了破坏，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总之，德国在几乎长达200年内都处于落后状态，使它未能实现曾改变英、法两国面貌的那种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墨守毫无新鲜气息的狭隘生活方式的德国人，此时又从内心深处转而把宗教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理性主义〔似乎只是启蒙运动的微弱形式）却进展缓慢，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的启蒙运动是把理性主义的思想运用于宗教，因而不过是英国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微弱反光；理性主义在英、法两国却推动了新的生产制度的迅速发展。
英国是新制度深深扎根了的第一个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通过与君主制度和贵族的和解而获得了掌握权力的入场券。理性主义在英国带有半保守主义的色彩，它倾向于为眼前的现实，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辨护。英国的理性主义不是把精神同物质对立起来，也不是把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因而较快地从唯灵论发展为唯物主义，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
新的经济制度在法国的发展并不是太快,那里的资产阶级未能像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立即掌握权力，他们支持君主政体反对贵族。最初，法国的理性主义也不像英国那样反映资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是以较抽象、较空洞的观念形态去表述经济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揭示理性的行动怎样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取得进展。它使进步蒙上了一层基本上是唯灵论的色彩，认为人的作用就在于能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而达到一种使个人和所有的人融为一体的完美阶段。因此，法国最初的理性主义结果表现为普遍的人寓于每个个人之中这样一种抽象的观念。
然而，在18世纪，由于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同世界日益结合在一起，因而上述最初的法国理性主义也为一种新的慨念所取代了,这种新的概念使精神生活更接近于具体的现实。理性的进步现在被认为不仅取决于精神和道德的完善，而且取决于人对自然界的不断控制。在英国经验论和笛卡尔的机械论的影响下，法国的理性主义逐渐抛弃了唯灵论，而采取了与资产阶级需要相一致的唯物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要反对作为君主制和贵族的主要支柱的教会，就得冲破唯灵论的束缚。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这种唯物主义日益强调物质现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增长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百科全书派，特别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才不再从灵魂的观点出发把精神同物质对立起来，而是把精神看作是通过感觉和行动而同一切现实相联系的，这些人都强调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力图揭示工业进歩与理性进步之间的联系。
不过，此时的理性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二元论的，而且无论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还是唯灵论的理性主义，都把精神同物质、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唯灵论的理性主义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也是如此，它虽认为基本的现实在于物质而不是精神，但它不是使自然界从属于人，而是使人从属于自然界，并得出机械论的、决定论的世界观。
但是，新的制度的发展，却把人同自然界愈来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更密切地参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活动。因此，把精神和物质、人和外在世界、个人和社会的这种二元论改造为一种认为人同丰富多彩而又具有统一性的世界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机的世界观，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社会主义之前的那些力图超越利己主义、消灭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对立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这些尝试都把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观念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又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18世纪中期，卢梭和康德就曾试图在人同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较为密切的相互关系。
2、卢梭
卢梭的著述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对立的两个趋势为依据的：一个趋势是人同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日益结合，这是生产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另一个趋势是利己主义，这是竞争和追逐利润导致的结果。卢梭想超越利己主义，把人同想象的环境——先是理想化的自然界，然后是理想化的社会——结合在一起。
卢梭认为最初的人是孤独的、单个的人,彼此没有什么联系。他从观念形态上对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斗争重新作了阐述,从而指出了人同社会的对立。他指出这种对立虽是人为造成的，但却是现实。他想用理想化的原始自然状态来取代这种现实环境，认为这种自然状态具有一切神所创造的纯洁性，可以通过预先确定的和谐适应所有人的愿望和要求。在他看来，在这种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中，个人同社会不再对立，人同所有其他的人和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人可以自由地同自己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从而得到自由发展，
尽管这种看法是虚幻的、空想的，但它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超越利己主义和二元论。无疑，正是这种想把人同自已的环境完全结为一体的企图，才使卢梭的著作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又前进了一步，摆脱了上述那种颇为天真的想法。他不再把个人同自然状态联在一起，而是把个人同社会的发展联在一起了，卢梭致力于证明，人要从受本能支配的动物阶段过渡到以理性为指导的道德阶段，他就必须使自己的特殊存在适应集体的生活，即适应社会的生活。此时，卢梭不再把社会看作是压迫的工具，而是看作一种有机体，并认为这种有机的社会是以自由平等的人们相互自动确立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而这才是人们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社会环境。
卢梭最初关于人同自己的环境结为一体的思想，就像贝尔纳丹·德·圣比埃的《保尔和薇吉妮》这部小说所描述的那样，似乎是梦想回到自然状态，而他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却深深影晌了1789年的那些伟大革命家。这些革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力图使社会重新恢复活力。他们，特别是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是强调自由原则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像卢梭一样，也想超越那种言必称我的利己主义，使个人从属于社会。不过，他们坚持和维护私有制和利润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恰恰是利已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只有以空想的方式，他们才能摆脱利己主义，把个人同幻想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这种幻想的国家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古代城市国家。事实证明，在这些革命家失败之后，五人执政内阁就粉碎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而代之以建立一种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和需要的国家形式。
3、康德
康德在德国也作了类似的努力，企图把人同他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后来，歌德和浪漫唯心主义哲学也试图这样做。尽管德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很落后，但积极参与欧洲总的思想运动的德国思想家们，在走向一元的总体世界观方面却经历了与法国同样的宏展阶段。不过在德国，这种世界观同其经济和社会现实并不适应，因而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表现得比较抽象；这些思想家对英国和法国必须从具体现实出发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只倾向于从观念上去解决。
这些思想家对世界所作的抽象解释，从康德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康德对世界的解释远不如卢梭那样具体、实在，在他那里，总体的叩统一的概念还未摆脱纯形式阶段，而且正是这种形式主义使他不能克服在认识和行动方面的二元论。
在康德看来，人的活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而具体的现实则被局限于人的认识能力根本达不到的自在之物。与自在之物相对的，是受先验的认识所支配的现象世界。人同自己环境的结合，即人同外部世界的结合，只限于精神加给客观现实的各种形式。
上述形式主义的结合，在道德意识领域，即实际活动中也可以看到。人的行为不是受生活中的现实支配，而是要服从于纯粹义务，即绝对命令；而纯粹义务或绝对命令是先验的，受纯形式规律的支配。
康德的这种形式主义割裂了客观现实同认识的联系，使因果界与自由界之间留下了基本上是二元论的烙印。这种形式主义认为，因果界和自由界都是凝固的，彼此之间不能渗透。然而，尽管有这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康德的著作仍包含了许多有机的、一元世界观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要把先验的认识形式运用于外在世界，就必须使世界事先适应这些先验的形式；道德意识或实践理性更重要，因而因果界要服从自由界。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用某种方式把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向自由发展的有机体。实际上，康德的历史哲学就曾宣称，人类所以不断走向自由，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感情的相互作用。他的《判断力批判》也曾指出自然界将通过艺术上升为自由，艺术是自然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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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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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短篇论著的目的是要确定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在近代思想中的地位。原计划是想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大家知道，黑格尔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而黑格尔卞义又是这三者之首，这也就是这一部分写得较长的原因，不过，如果考虑到在马克思思想形成期间黑格尔主义的重大影响，那么这样一个安排也许就不无道理了。
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来源都受到黑格尔辩证法框架的制约。马克思赋予黑格尔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的基础，从而取代了其原来的唯心主义色彩。正是由于这样，马克思才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并把所有这些因素融合改造成科学社会主义以之为基础的新的辩证唯物史观，
但如果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比较，使马克思的思想脱离了历史，那我们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要揭示马克思如何解决业已提出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从近代思想的广阔背景出发，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到恰当的位置上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章，我们对其发展一直叙述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一直叙述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其至耍方面定型时为止。作为一部思想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综合概念史），这本短篇论著只能是提纲式的，以简洁和严密的逻辑必然性去揭示丰富而又复杂的历史现实。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本著作对社会生产力的演变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而只侧重于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然而，我相信，尽管有这样的侧重，但关于马克思同近代思想的关系的总的概况不仅得到了应有的阐述，而且是有新意或至少是部分带有新意的。
奥古斯特・科尔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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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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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是奥古斯特·科尔纽于1957年写的一本专题论著，由美国纽约布法罗大学哲学系马文·法伯教授收入《美国哲学讲义丛书》，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发行。
该书的目的是要阐述马克思的思想起源及马克思思想在近代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作者从近代思想史的广阔背景出发，在扼要介绍了理性主义、浪漫主义、黑格尔主义以及黑格尔左派的两种趋向之后，系统地分析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阐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同上述诸因素的关系，力图再现马克思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全书结构紧凑，论述系统，在一些问题上也不乏独到见解，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表明的，这是一部力图写出“新意或至少部分带有新意的”著作。
如果说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侧重于材料的广征博引，那末他的这部论著则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册子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传》前三卷的高度概况和发展。
这部论著虽然是50年代写的，但目前在西方仍有一定影响，比如，一些大学迄今还把它列为哲学教科书，C.L.尤班克斯在其《马克思恩格斯分类书目》（1977年纽约版）一书的《绪论》中，也曾把它看作是“不应忽视”的著作之一。
通观全书，我们认为这部论著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立意新颖，结构独特；第二，提纲挈领，具有高度概括性；第三，文字流畅，通俗简明。
当然，作为一部论述马克思思想的专著，本书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由于突出哲学的一面，因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就很少涉及，而这些无疑也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来源。不过，这种独特的探讨方式，也代表了一家之言。
因此，我们把它翻译出来，相信不仅会有功于专业工作者开阔思路，而且对一般想了解马克思思想起源和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同志，也会有所裨益,我们认为本书可以作为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参考书。
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曾得到不少同志的帮助。王耀媛同志校对了原文，靳辉明、陈先达等同志从专业的角度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谨在此表示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整误和欠妥之处恐难避免，敬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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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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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浪漫主义
1、歌德
2、浪漫唯心主义哲学
3、费希特和谢林
德国的浪漫唯心主义哲学既反对二元论的理性主义，又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它通过把统一于上帝的神秘观念扩大到一切自然界，通过把这种观念置于斯宾诺莎哲学的基础之上，而得出一种有机的、活力抢的世界观；斯宾诺莎把精神和外在世界看作是表现神性的两种形式各异而实质相同的方式。
1、歌德
德国浪漫唯心主义哲学是从歌德开始的。歌德使斯宾诺莎哲学富有活力，并把神的启示着作是自然界对人的深刻影响。歌德认为人要参与那种使世界充满生气的普遍生活，就必须同自然界相结合。正如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揭示的,这种结合虽然主要是依靠直觉和感情进行的，但同时也是（而且是在更大程度上）由行动促成的。行动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凯浮士德把《约翰福音》开头第一句话“泰初有道”翻译成“泰初有为”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这里的“有为”顺次是指精神、力量和行动。
歌德的这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有机的世界观，为浪漫主义通过把基本现实归结为精神而力图实现精神和物质、人和世界的统一开辟了道路。
2、浪漫唯心主义哲学
德国浪漫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歌德从泛神论的角度把人和自然界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增添了发展和进步的概念。理性主义倾向于把发展和进步的概念只局限于人的精神和道德活动，而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则把它扩大到一切领域，他们不再把作为受外在控制的事物集合体而起作用的世界理解为机械的东西，而是理解为活生生的、有灵的宇宙，理解为在内在的力量和规律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有机体。
这些哲学家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并具有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特点，认为精神最为重要。因此，他们把人和世界的统一看作是精神作用的结果，把一切现实和活动包括在精神活动之中，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就极其自然了。
在这方面，这些哲学家都是康德的追随者；康德认为，精神把自己的形式加之于现实而使自己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种纯形式上的统一，使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仍保留原祥。浪漫派哲学家认为，只有当精神构成现实事物的本质时，理性才能渗入世界并决定其发展。他们抛弃了自在之物（它使具体的现实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主体的存在物），并把宇宙在本质上是精神的思想作为出发点。康徳否认精神能创造具体的现实，因为一个事物的客观存在并不能从其简单的概念推导出来；而上述哲学家却把一切现实都归结为精神，认为精神不仅了解什么是真实的，而且能规定其中的本质。
因此，精神不仅成了认识的手段，而且成了世界的创造和指导性的因素，世界不过是精神变易的反映。而且，精神既是主体，同时又是客体：现实同认识是同一个东西，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在其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精神的自我规定，即概念的逻辑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原因。
这些哲学家力图证明精神创造并指导世界，从而得出最初的发展概念，以作为静止的世界观和发展的世界观之间的重要环节。
那种认为变化的依据在于事物本身的观点，跟这些哲学家是毫不相关的。与此相反，这些哲学家对变化作了超验的解释，把发展归因于超越世界但又是世界所固有的基本创造原则，认为这种基本创造原则才是变化的起因和目的。他们把上帝看作是绝对的自我存在的情神，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把自己所包含的内容外化，即把自己的本质让渡给世界；而上帝通过渗入和灵化世界又不断地把这种本质吸收回自身。
因此，这种基本创造原则知道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发展成了一种复归，即返回自身；而正是这种发展把这些哲学家的体系同那种旧的静止的世界观或多或少地联在一起[1]。
这些哲学家给这样的世界发展指定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们看作神性的最高表现的自由。他们的体系十分重视自由，正如认为精神决定现实一样，他们必然要把自由作为精神的本质。在他们看来，自由是合理地改变世界的一种无限可能性。
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同这些哲学家最初的政治社会观是一致的。因为，正如他们强调变化、发展和进步的概念而把世界看作是反映新的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样，他们必然认为历史的目的就是实现自由。这些无疑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倾向，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都诉诸于自由的原则。
就把自由当作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这一点而言，浪漫唯心主义哲学家显然是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至少在其早期阶段，代表了真理和理性的胜利。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意味着从两个方而改造了世界：一，作为人民意志的反映，这场大革命超越了当时的现宪，即摆脱了旧的经济社会制度；二，这场大革命通过宣扬国民的理想而超越了人的利己主义的特性，使人们将自已的私人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要人们为了更高尚、更崇高的生活方式而抛弃利已主义。
这种使个人同民族和国家相结合的思想，过去曾提出过许多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现在，这些哲学家把这些问题变成了哲学上的问题。他们把行动变成思维性的东西，认为由于物质现实的发展和精神现实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因而通过纯思维的力量就可以影响世界和改造世界[2]。
这些哲学家的体系，尽管还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趋势，并成为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过渡到历史的、辩证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种哲学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认为具体的现实是思维主体的创造物，思维的主体同现实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由于把精神和物质、人和周围的环境看作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因而这就意味着不再形而上学地来考察思想、事实、本质和物体，而是辩证地、从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变易中来考察它们。
第二，这种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向辩证的世界观的过渡，使得那种认为基本创造原则是在世界之外的超验的观念，为那种把
现实作为自身存在理由的内在性的观念所代替。这些体系所提出的内在性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同历史的变易相联系，而且正是这联系把绝对者本身纳入了具体的现实之中。
第三，现实事物的本项要素，并不像静止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所宜称的那样、在于什么同一性，因为同一性排斥一切变化和发展，使现实事物变成僵死不变的东西。现实事物的本质要素在于矛盾和对立,它们导致思想、本质和物体的不断变化，从而成为生命和变易的泉源。
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辩征世界观的长处，就在于通过揭示作为活生生的总体的世界是如何发展的，从而使浪漫主义哲学至少可以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解决思维和存在、人和外在世界的有机统一这样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种世界观像一切唯心主义学说一样，也有自己的弊病：把一切现实事物都归结为精神，使一切事物和本质都成了精神活动的产物，一句话，它用虚构的世界取代了具体的世界。
这些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一种不断向实在论发展的趋势，开始赋予它们原先认为仅仅是精神显现物的世界以一种越来越客观和具体的现实性。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否认外在世界有任何客观现实性的绝对唯心主义，过渡到力图把精神和保持自己具体特性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较为现实的、唯心主义的过程。
3、费希特和谢林
费希特的观点是他那个时代的革命倾向的反映。在他看来，应当实现的目的就是世界发展的主要之点。他不重视陈腐的过去，也不重视难以改变的现在，而只重视他准备对之采取行动的未来，但由于德国缺少进步的资产阶级，费希特把革命行动归结为作为道德意志的理性行动.如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他把现存的现实同应当实现的理想，即把有和应有对立起来。他抛弃了外在世界本身，把它变成坏“非我”；即变成作为“自我"的思维主体的创造物、反映和工具。
费希特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精神活动，认为在精神活动中，被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把具体的事物归结为思维主体即“自我”的永恒创造物；“自我”为了设定自己和丰富自己而不断与“非我”对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辩证过程而达到日益完全的独立性和前所未有的道德完善的程度。这种辩证的发展既制约现实的合理改造，又超越个体的“自我”；个体的“自我"同由国家所体现的集体意志逐渐融合在一起。
这一体系的一个主要论断是：思维的主体即唯灵的“自我”实质上并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单独存在的，只有借助于它同“非我”即外在世界的联系，它才能意识到自身和得到发展。另一个重要论断是：由“自我”和“非我”即人和外在世界之间联系而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促进了历史的辩证发展。
然而，这一体系所认为的人同外在世界的结合，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结合。除了排斥具体现实本身这一唯心主义的总的错误之外，这一体系还有自己特殊的弱点：为了使人的活动同外在世界之间、有同应有之间、理想同现实之间处于分裂和永久的对立状态，而求助于“自我”同“非我”的经常对立。
后来的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所作的努力，尽管仍保留了费希特体系的基本要点，但却使外在世界具有较多的现实性。谢林的哲学是从绝对唯心主义（它把一切现实事物都归结为思维主体的产物）向较客观的唯心主义过渡的第一步；但是与费希特相反，谢林对世界有机发展的解释与其说是革命的，还不如说是反动的。他不重视未来，而只重视过去。
谢林强调发展始源的重要作用。在重视过去的口号下，他不仅谴责一切革命的运动，而且抛弃了一切进步的思想。在他看来，现在的基本要素是过去，为了获得真理和自由，必须回到过去。他认为过去的中世纪就体现了这种真理和自由的理想，中世纪是一个具有高度灵性的时代，那时精神同生活和世界有效地融合为一体。他指出，艺术作品，特别是权威的作品，就体现了精神和物质完全融为一体的无差别境界，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的整个体系。他的体系不同于费希特的体系，比较重视具体的现实，但他的体系具有某神美学和沉思的倾向，这种倾向削弱了历史过程中的行动和辩证法的作用。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同“非我”对立起来，这种对立曾使费希特抛弃了具体的现实本身。谢林把“自我”之外的现实性赋予自然界和外在世界，但又认为它们充满了灵性。他依据斯宾诺莎和歌德的观点，认为精神和物质是表现神性的两种形式不同而实质一样的方式。
像所有浪漫主义者一样，谢林把精神第一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仿效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论证自然界逐浙充满精神，而精神则渗透自然界，并在那里实现自身。在艺术作品中，世界达到了完全无差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精神就是自然界，自然界就是精神。谢林的这种美学观对反动的浪漫主义文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所以会形成这种半神学的发展观，其原因就在于生物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很难确定因果关系。比如歌徳就曾把“原始植物”当作是先验地决定后来各种植物的神秘的“原型”。在自然科学中，这种看法早就不存在了。
[2]参阅《黑格尔来往书信集》，1887年莱比锡版，第194页，1803年10月28日致尼特梅尔的信：“现在我越来越确信理论工作比实际工作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我们的观念领域一旦革命化，现实就必然会随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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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蒙谢拉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一幕：前夜
第一章蒙谢拉特
“1月13日，周日：我们正在靠近纽约。凌晨3点时分，全船皆醒，我们泊岸。黑暗，寒冷，多风，淫雨。陆地上,只见一排湿漉漉的建筑。新世界！”[1]
——搭乘轮船“蒙谢拉特号”抵达美国的托洛茨基
1917年1月13日，周六夜：
托洛茨基乘船进入港口的那天夜里，纽约奏响了音乐。这曲音乐与托洛茨基和他的船只都没什么关系。这里是纽约，如是而已。
当晚，位处西42大街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上演了齐格菲歌舞剧（ZiegfeldFollies）。这幕《乡村姑娘》（CountryGirl）歌舞剧有60名“齐格菲女郎”（ZiegfeldGirls）出演。这些姑娘明眸粉颊、双腿修长，她们像加勒比鸟儿一样又唱又跳，和着一支马林巴乐队的节奏踢踏着双脚。这份演出名单上还有：塞内加尔杂技演员，新潮歌唱家艾迪·康托尔（EddieCantor），古灵精怪的芳妮·布莱斯（FannieBrice），以及炫示着牛仔绳索魔术的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Rogers）。
1917年，百老汇正在享受着它的黄金时代。仅仅在几个街区之外，18岁的天才音乐家乔治·格什温（GeorgeGershwin）正在指挥管弦乐队为滑稽剧《1917小姐》（Miss1917）伴奏——这部新剧上演了杰罗姆·科恩（JeromeKern）的最新原创歌曲，包括“在从前夏日好时光”（IntheGoodOldSummertime）和“蒂娜”（Dina）。乔治·M.科汉（GeorgeM.Cohan）是百老汇的“胜利之歌”（YankeeDoodleDandy），他让阵阵爆笑声从剧院传出，横穿街巷。科汉最新的作品是《基德船长》（CaptainKidd），一部滑稽戏剧——在老科德角（CapeCod），三个人生地不熟的家伙像没头苍蝇一样寻找失落的海盗财宝，却落得个尴尬收场。在第51大街的“冬季花园”（WinterGarden）剧院，阿尔·乔森（AlJolson）则上演着他那感伤动人（schmaltzy）的滑稽剧，混以拉格泰姆音乐、舞蹈和喜剧小品，这比《爵士歌唱家》（TheJazzSinger）要早了10年。
你无法抵挡曼哈顿歌剧院（ManhattanOperaHouse）现场上演的大制作《宾虚》（BenHur）那恢弘壮观的场景：350名演员和50匹马共享一个大舞台。而位处哥伦布转盘广场（ColumbusCircle）的雷森韦伯餐馆（Reisenweber’sRestaurant），最初的南方爵士乐团（DixielandBand）拥有着一名滑稽扮相（“那不是一根香蕉，而是我的鼻子”）、蛙鸣般低沉嗓音的钢琴手吉米·杜兰特（JimmyDurante），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声音占据了这座房子。他们管这个叫“爵士”（Jazz）。
再深入闹市区，歌舞杂耍表演吸引着大批受众，观者如堵。表演者类型众多，包括杂技演员、音乐家、魔术师，马戏动物，喜剧演员等。乔治·伯恩斯（GeorgeBurns）、马克斯兄弟（MarxBrothers）或是巴斯特·基顿（BusterKeaton）这样的默默无闻之人因此而声名鹊起。
这些艺术门类之外还有卡内基音乐厅的钢琴奏鸣曲，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和芭蕾舞。不过，艺术活动在全部纽约移民区中的分布并不均匀。
1917年的纽约街区密集、膨胀，它们听起来、闻起来就像是一片片外国领土，每一片移民区都拥有它们自己的音乐。在1917年，差不多200万纽约人来自大西洋彼岸：480000俄国人，340000意大利人，145000波兰人，200000德国人，以及200000爱尔兰人。犹太人占据着东欧移民中的大多数，算上他们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子孙们，其人口超过了100万。纽约下东区、德国镇、小意大利、小俄罗斯和小波兰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读他们自己的报纸，并沉溺在他们自己的酒吧和咖啡馆里。依地语（Yiddish）报纸《犹太前进日报》（JewishDailyForward,פֿאָרווערטס）发行量超过200000张，甚至可与《纽约时报》竞争。
第二大道的下第10街则属于依地语剧院：凯塞勒（Kessler）剧院在第2大街，托马舍夫基（Thomashevfky）剧院则在休斯顿街，不一而足。仅仅数街区以外，居民构成便已改变，并让位给了德国啤酒屋、波尔卡舞厅，爱尔兰酒吧，以及意大利餐馆（trattorias），它们一个比一个热闹，一个比一个吵杂。
此时此刻，在地球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欧洲，当然没有。1917年1月的欧洲仍旧深陷在一个凌迟般痛苦的地狱之中。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第3个年头，其所杀死的士兵和平民总计已经超过了1000万。法国和英国，俄国和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每个国家都将失去一百万、或者更多的青年男性，每个国家也都在杀戮和死亡的方式上推陈出新：毒气，火焰喷射器，爆破弹，潜水艇鱼雷，壕沟战，饥馑，疾病。巴黎，伦敦，维也纳，欧洲的大城市均陷入灰暗，挤满了人数剧增的寡妇，要么笼罩于饥饿之中，要么落得个军法统治。
但是，美国得以幸免，纽约得以幸免，在这里音乐响彻。仅仅两个月前，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伍德罗·威尔逊，使其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很大程度上这恰好可用如下标语解释，“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同时，美国凭借出借贷款、售卖武器给交战国而大蒙其利，特别是和协约国各国：英国，法国和俄国。
是的，这场战争造成了一些麻烦。一些美国人预计，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同德国的战争之中。这些人在纽约游行，敦促政府早作准备：更强大的美军，更完备的军事训练。德国潜艇在公海击沉船只，美国人也愈加发现：他们成了德国人的目标。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向挂英国旗的皇家邮轮“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发射了两枚鱼雷，这艘丘纳德班轮上共有近2000名乘客和船员。邮轮惨遭击沉，1198人遇难，其中便有128名美国人。抗议爆发了，但从未抵达引爆点。总之，“露西塔尼亚号”毕竟在船舱里携带了弹药，击沉它符合战争规则，合情合理：至少德国人就是这么声辩的。这次沉没事件之后，德国就下令其潜艇不得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袭击客轮。至少到目前为止，德国人大致遵循了这条命令。
同样令美国人神经兮兮的还有大型爆炸事件——自1914年以来至少已有40起。随着美国工厂制造大批量武器弹药（绝大多数为英法两国），事故也蔓延开来。迄今为止有超过60人在这类事件中丧生，每一次爆炸事故也引发了对“蓄意破坏”的讨论。[2]就在这个周末，新泽西州哈斯克尔（Haskell）的一家杜邦弹药厂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约21人死亡，150间房屋遭到摧毁，有5个州的窗户均遭破坏。
不过，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找不到加入欧洲战争的理由。德国如何设法越过大洋袭击美国？这个想法听起来就幼稚。就在数周之前的1916年12月18日，威尔逊总统还曾再一次照会欧洲诸交战国，要求他们停止杀戮、列出各自的和平对话条件。美国人为之鼓掌。但是，这番姿态在欧洲人那里只不过是一番指指点点罢了。
美国的和平不仅仅保护着音乐和财富，她还庇佑着自由（freedom）。1917年初的美国绝没有俄国式的秘密警察和国内间谍，也没有法国或英国式的审查机构。许多纽约人（特别是移民）在战争中公开支持德国，但没有人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大都会剧院可以用德语上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DerRingdesNibelungen），也无人责难他们。在纽约，每天晚上你都有可能被库珀联盟学院（CooperUnion）或是贝多芬礼堂（Beethoven）的人拦下，邀请你聆听演讲：或是像艾玛·戈德曼（EmmaGoldman）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像尤金·德布斯（EugeneDebs）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像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Sanger）这样的节育活动家，又或是伊利亚·托尔斯泰（IlyaTolstoy）这样的和平主义者——这位俄国伟大小说家之子那时正在美国发表演讲。美国国会有一名社会主义者议员。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不加节制地嘲弄政治家们。
还有漫天盖地的报纸。每一天，纽约报纸的发行量都达到数百万张。大型平床印刷机飞速运转，以十数种语言印刷、倾吐着这些报纸。报纸上常常充斥着卡通漫画、时尚、体育和社会新闻，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要数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Hearst）旗下的《纽约美国人》（NewYorkAmerican，原名《新闻晨报》）和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NewYorkWorld）。这两家报纸轮番竞争最高发行量的宝座，但报摊上也挤满了竞争者：《泰晤士报》（Times），《论坛报》（Tribune），《太阳报》（theSun），《先驱报》（theHerald）,《环球报》（theGlobe），《呼声报》（theCall），每份报纸都有其忠实读者。此外，还有《麦克卢尔》（McClure）和《展望》（TheOutlook）这样的周报。纽约市面上发行的日报语种繁多：4份俄语，6份依地语，3份德语，其它语种的则更多。
1917年1月13日，周六晚。众声喧哗之中，甚少有人得知列夫·托洛茨基的到来。在一些社交圈里，托洛茨基堪称名人。一份在格林威治镇发行、名唤《新世界》（NovyMir）的俄语小报自豪地吹嘘着它同一个小型俄国左派国际团体的关系，这个团体自称为“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或是“孟什维克”（Mensheviks）——这要取决于当周控制编辑桌的是哪一派。这份报纸宣称托洛茨基是他们自己人，并在头版宣告了他的旅行行程。其它一些社会主义者报纸转载了这则新闻。
但是，这些对托洛茨基感兴趣的社交圈几乎整个都淹没在纽约市的移民区之内。此外，几乎没有北美居民听说过托洛茨基，特别是在哈德逊河彼岸。他们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姓名、面容，或是他在世界的栖身之所。除了港口检察院，没有人注意到托洛茨基的船只当晚驶入了纽约港。恰恰相反，纽约享受着她的音乐、川流不息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店、热闹的剧院、稠密的公寓，以及她那繁忙的教堂和犹太会堂、血汗工厂、地铁，她的拳击赛、赛马和溜冰。纽约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千人千面。
回到“蒙谢拉特号”甲板。看上去，托洛茨基一家和任何一个可敬、美好的年轻家庭并无不同。身为父亲的托洛茨基西装笔挺、领带整洁，夹鼻眼镜（pince-nez）和修剪齐整的胡须都使他形象上佳。“托洛茨基是个年轻人，”这是那个时候报纸对他的典型描述，“英逸挺拔，体格健美，貌秀神俊。”[3]碰到托洛茨基的人，多将关注点聚焦于他无时不在的眼镜之下那犀利深邃的双眼，以及他常常主宰谈话的沉重鼻音——有人形容其为“演说间歇泉”（geyserofspeech）。[4]
托洛茨基身边这个有魅力的女人叫娜塔丽娅·塞多娃（NatalyaSedova）。她比托洛茨基矮几英寸，有着暗色的头发，大大的双眼、入时的外套。两个幼子——11岁的列夫（也叫利奥瓦）和9岁的谢尔盖（Sergei）。眼前这些衣着光鲜、彬彬有礼、在甲板上来回踱步的人背后的真相，谁能想到？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激进者或麻烦制造者。他们的举止也不像是从五个不同国家流亡、或遭驱逐而出的革命家：俄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但是，他们确实是。
“蒙谢拉特号”在巴塞罗那启程时，船员们曾要求登船的340名旅客申报他们的姓名和来历，以备官方证明之用。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而言，这种情况需要事先设计、完好演练一番，用别出心裁的演技避免麻烦。
被问到名字时，托洛茨基自称“兹拉茨基”（Zratzky）——也许是听不清俄国口音[5]，但至少船员是这么写的。在被问到身份时，托洛茨基回答说，“作家”。最后这个答案货真价实。10年前离开俄国时，托洛茨基曾经以编辑俄语小报、印发小册子、撰写政治评论为生。事实上，托洛茨基的作品曾为他赢得欧洲范围内的声誉，尤其是他在法国和巴尔干前线的战时报道。托洛茨基告诉船员，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绝不是多配偶主义者，也从未在救济院待过。是的，他可以读和写。是的，他出生在俄国一座名唤雅诺夫斯卡（Yanofska）的小镇边上，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座农场。是的，他有着健康的体魄，并非畸形也未曾残废，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胎记。以上千真万确。
直到船员询问他“是否入狱过”这个问题之前，他都没撒什么大谎。入狱成就了托洛茨基的一部分名声，这是托洛茨基的名片。年仅18岁时托洛茨基就遭沙皇警察逮捕，初次入狱。他在父亲的农场长大，家人曾送他去黑海岸边的敖德萨（Odessa）上学。在那里，托洛茨基对地下政治一见倾心。毕业后，他来到临近的小镇尼古拉耶夫（Nikolaev），并在那里协助组织了一个工会联盟。警察最终取缔了这个联盟，并将大约200名领袖和成员们逮捕，其中就有年轻的托洛茨基。这些人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四年。托洛茨基在两年之后就逃了出来：他藏在一辆运草马车里，用一个假名穿越了国界，随即离开俄国，加入了海外的社会主义运动。
1905年末，托洛茨基再次被捕。这一回，居住在瑞士的托洛茨基早已是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作家。听到圣彼得堡“血腥星期日”（BloodySunday）的消息后，他悄悄潜回俄国。沙俄士兵们在血腥星期日开枪打死了近千名和平抗议者，这次事件引爆了俄国各地的抗议行动。托洛茨基来到圣彼得堡，酝酿、组织暴动。最终，他领导了彼得格勒工人联合会（苏维埃）与沙俄政权的斗争。警察又一次镇压了起义、逮捕了参与者。这一回，托洛茨基将公开审判——对52名工人领袖的集体审判——变成了谴责沙俄政府的讲坛。这次审判使托洛茨基成了一名全国性人物，他也第二次被判刑，再次流放西伯利亚。又一次，托洛茨基逃脱了。他藏在一辆驯鹿雪橇中，穿越近1000英里的西伯利亚冻土荒原，逃出生天。
这两次囚禁均发生在遥远的过去：1901年和1906年，远在托洛茨基成长为一名顶尖记者之前。但是，托洛茨基也有更近的入狱经历。就在过去两个月里，他曾经在巴黎北部，并在西班牙入狱。无论在俄国、法国，还是德国，托洛茨基都一直被捕。但是，那天在“蒙谢拉特号”轮船的船员们面前，托洛茨基对所有入狱经历都只字不提。迄今为止，一切美好。
娜塔丽娅第二个出场。被问到姓名时，她报上了“娜塔丽娅·塞多娃”以为官方记录。船员们将她的名字登记在托洛茨基下面。但娜塔丽娅随即改了主意，她让船员划掉“塞多娃”，并用一个“同上”的符号代替，上接托洛茨基的“兹拉茨基”。娜塔丽娅还将她的身份登记为“他的配偶”——这同样是一个谎言。
一开始，事实上“塞多娃”才是她的真名。这个名字源于她的父亲，临近哈尔科夫的一位富有工厂经理。尽管，娜塔丽娅还是一名8岁小女孩时就已父母双亡。是的，娜塔丽娅是托洛茨基两个幼子的母亲，也是他过去15年来的伴侣。但是，他们并未结婚。托洛茨基还有一名仍然生活在俄国国内的妻子，他也并没有与之离婚。托洛茨基和这名首任妻子生下了两个女儿，他们自幼青梅竹马。1898年在尼古拉耶夫工会遭镇压时，她作为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同志一起被捕。他们在狱中等待判决时结婚，两个女儿也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相继出生。1902年托洛茨基逃出西伯利亚后，将妻女三人留在了国内。
娜塔丽娅当然知道托洛茨基的上一段婚姻。那一年（1902）的稍晚时候，她与托洛茨基在巴黎相遇。身处巴黎的娜塔丽娅是一名留学生，她参加了当地由年轻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组成的社团。一天，一位派头十足、名叫列夫·达维多维奇（Levidovich）的年轻演说家前去拜访他们。这位演说家谈到了他不久前在西伯利亚的传奇历险故事，以及他在俄国英勇无畏的煽动工作，使年仅20岁的娜塔丽娅为之倾倒。正如她后来解释说的，“有一天，事情就那么发生了：我们两人在蒙帕纳斯公墓，面对波德莱尔墓，站在一起……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便不可分离了。”[6]婚姻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托洛茨基成了娜塔丽娅事实上的丈夫——如果不是法律上的话。
娜塔丽娅再一次撒谎——她告诉船员，自己从未入狱。但这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小谎言罢了。娜塔丽娅仅仅有过一次入狱经历。11年前的1905年，沙俄警察曾经逮捕了她，罪名是出席了圣彼得堡附近的非法五一节工人集会。法官判处娜塔丽娅6个月监禁，服刑地点是附近的“羁押监狱”（DomPredvaritelnogoZakluchenyo）。后来娜塔丽娅评价说，“一座非常美好的监狱”（untresbonprison），这里有电灯，每位囚犯都有独立囚室。[7]多年以后，她依旧留有对这座监狱女典狱长柔声命令的温暖记忆：“您的浴室好了，塞多娃夫人”。[8]
娜塔丽娅和托洛茨基都在登记生日时撒了谎，他们在记录上留下的出生日期都要比实际年龄（37岁、34岁）小10岁。他们的孩子也在姓名上撒了谎，分别自称为“列夫·兹拉茨基”和“谢尔盖·兹拉茨基”。事实上，两个孩子都没有使用他们父亲的姓，而是双双采用了他们母亲的姓“塞多夫”。
对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们而言，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许多年以来，他和娜塔丽娅周游各国，常常使用假身份和伪造文书以躲避警察，潜行偷越于诸国边界。许多俄国激进者们都使用假名。“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质迫使他们隐姓埋名，”一位同时人如是说。[9]“我估计，我自己有过15个或20个名字，”还有人这么说。“有时，一位同志会来找我，用某个假名喊我。我必须先想一想，才能确定这是我的曾用名。”[10]
托洛茨基本人并不是真的就叫“托洛茨基”（Trotsky）或是“托洛兹基”（Trotzki），也不叫“兹拉茨基”（Zratsky），更不是他曾自称的“李沃夫”（Lvov）、“雅诺夫斯基”（Yanofsky）、“韦肯迪耶夫”（Vikentiev）或是“阿布沃夫”（Arbuvov）。[11]他的真实姓氏“布朗施泰因”（Bronstein）已经有15年没有用过了。1902年第一次从西伯利亚逃脱期间，他选用了“托洛茨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属于一名狱卒。
现在，托洛茨基一家正好有必要让“蒙谢拉特号”轮船上的船员们满意，也有必要让验看这艘船官方记录的美国海关官员们满意。文书上的托洛茨基一家和任何一个正常、美好的家庭并无不同。没有问题，没有麻烦。
“蒙谢拉特号”是一艘老船。它的煤动力蒸汽机拖动着这艘4377吨级的船体，像一艘老旧货船一样行进在水面上。它设计的最高航速是14节，但常常远不及此。从巴塞罗那到纽约，这艘船花了17天才穿越大洋。在那个月里，大西洋上风暴肆虐，汹涌的海面和冰冷的暴风让船只摇摇晃晃，乘客们得了晕船病，水米不思。对于甲板下的三等舱乘客而言，恶心呕吐和污浊空气都让舱内恶臭无法忍受。托洛茨基抱怨说，他将这艘船称之为“讨厌的西班牙小舟”，这艘船“竭尽所能地提醒我们人类生命的脆弱”，并且在实践着他所说的“运输野蛮主义”。[12]
雪上加霜的是，德国潜艇就出没在这片西班牙外海水域。“蒙谢拉特号”启航的三个星期之前，它们就曾击沉了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科伦娜号”和“哥伦比亚人号”；以及一艘挂意大利旗的“巴勒莫号”。“巴勒莫号”上载有52名美国人，以及共计2000头的马和骡子。“巴勒莫号”的两名船员分别叫做弗兰克·卡尼（FrankCarney）和丹·奥康纳（DanO’Connor），他们搭便车上了“蒙谢拉特号”，回纽约老家。在船上，他们饶有兴致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们描述说，德国人在他们熟睡时袭击了“巴勒莫号”，用鱼雷和火炮击沉了这艘船。他们随后靠着小救生艇，在茫茫画面上划行了25英里才最终获救。[13]一名美国驯马师在这次事故中丧生。
听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描绘出一幅画面：神经兮兮的“蒙谢拉特号”乘客们惶惶不可终日，在海平面上搜寻着潜望镜。通常而言，“蒙谢拉特号”会在其横穿大西洋的旅程中载上1200位乘客和80名船员，这其中还包括1000位困居三等舱的贫民。但是这一回，战争和冬季让绝大多数舱室都空空如也。整艘船现在只载上了将将400人，其中还包括了船员。
若说“享受漫游”，那么托洛茨基的两个幼子——列夫和谢尔盖似乎是这个家庭里仅有的两位。他们不惧寒风，走出舱室，从船艏跑到船艉，大胆地在“蒙谢拉特号”上探险。他们计算船只的甲板数和舱室数，了解水手和其他乘客们。就像任何别处的孩子们一样，海洋，船只发动机，巨耸的烟囱，海鸟和海鱼，咸咸的气息，奔腾的浪花，这一切都使他们目眩神迷。
孩子们并不会说西班牙语。作为列夫·托洛茨基的儿子，他们不寻常的语言技能也展现着这个家庭别具一格的远航历程。他们从父母那儿学会了俄语。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流产之后托洛茨基系狱，哥哥列夫其实是在俄国监狱里孕育的：沙皇警方将托洛茨基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彼得-保罗城堡，等待审判。在一次夫妻探监后，娜塔丽娅怀上了列夫。俄国法庭判处托洛茨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娜塔丽娅独自待在圣彼得堡生产。托洛茨基逃脱之后，一家人很快就在芬兰重新团聚，他接着将家人们都接到了奥地利的安全之地。结果在1908年，谢尔盖出生于维也纳。兄弟二人随着父亲一起流亡不定，在维也纳和巴黎都上过公立学校，学了点法语和德语。
“蒙谢拉特号”上的西班牙水手们享受同托洛茨基幼子们嬉戏的时光，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用俚语和手势语言沟通。一天，兄弟二人向父母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你们知道吗，这位司炉工是个很好的人，”他们还向托洛茨基报告说，“他是一位共和党人。”
“一位共和党？”托洛茨基对这个奇怪的术语大为好奇。“你们怎么知道他底细的？”
“他们把一切都解释得很详尽。”于是，兄弟二人便将水手们最新教给他们的手势语言学给了父亲。“他说了‘阿方索’（Alfonso）！”这位司炉工向孩子们说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八世的故事，全国的贫民都对这位国王恨之入骨。阿方索已经坐在西班牙王座上32年了。孩子们接着说：“他说了‘阿方索！’并接着来了句‘Poff-Piff’。”谢尔盖和列夫接着用手指在他们的脖子上比划着，就像是用一柄刀砍过人的喉咙一样。
孩子们接着说，这就是那些水手们想对阿方索做的事情。[14]
“喔，那么他确实是一位共和党人，”托洛茨基笑着说。显而易见，他对孩子们的这些新朋友极表欣悦。娜塔丽娅从他们的一等舱拿了马拉加葡萄和其它一些小食交给孩子们，让他们和友善的水手们分享。[15]
他们究竟为何会出现这这艘船上？就在3个月以前，托洛茨基和家人们还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Placed’Italie）附近乌德里街（RueOudry）的一间小公寓里。这里视线极好，塞纳河左岸的草树杂花、一座小喷泉都尽收眼底。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托洛茨基便从奥地利来到了法国。他们当时正在奥地利安家，战争迫使他们离开。作为俄国人，他们将被视为外来敌人。德国人做得更绝，他们起诉了托洛茨基，并对其进行缺席审判（absentia），罪证便是他曾经撰写过的反战小册子。托洛茨基被判处不忠罪，德国人威胁在他进入德国时逮捕他。托洛茨基一家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瑞士——这里是许多俄国流亡激进者们的去处，或者，还有法国。
托洛茨基试过瑞士，但最后选了法国。他喜爱法国电影、法国小说（他用母语读的），以及法国咖啡馆。托洛茨基最爱的咖啡馆“圆亭”（CaféRotunde）位处蒙马特高地，这里遍布着依靠救济食品和便宜咖啡为生的艺术家、作家。托洛茨基有一群俄国朋友，他们和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领袖们能说得上话，其中还包括一些议员和内阁大臣。在巴黎，托洛茨基协助编辑了一份小型俄语报纸《我们的言论》（NasheSlovo），这份报纸成为他鼓吹社会主义、反战和反沙皇的言论阵地。
法国的军事审查对他时有骚扰，这些骚扰常常是俄国使馆的连声抱怨促成的。不管怎么说，俄国毕竟是法国的战争盟友，托洛茨基的反沙皇文章也令俄国人恼怒不已——特别是那些他安排偷运回国了的那些文章。托洛茨基同审查官们讨价还价，有时它们强迫托洛茨基开一到两版的天窗。但在1915年1月到1916年10月间，托洛茨基的小报生存了足够长的时间，刊登了213篇社论。
不仅仅是这些审查官。法国军事情报机构也盯上了托洛茨基，并怀疑他是一位德国拥护者。比如，他们注意到《我们的言论》很少提及德军击沉“露西塔尼亚号”的新闻。1915年，法国军事警察在比利时附近的法军前线壕沟阵地巡视时发现了托洛茨基，那可是一块严禁外国记者进入的区域。军警们追踪托洛茨基，一直到了他在勒阿弗尔（LeHavre）“巴黎人宾馆”（HotelParisien）的客房，在那里和他打了个照面，并按计划“立即邀请他离开”、回到巴黎。[16]此后，军警们开始监看他的通信和交游，记下许多从瑞士和俄国寄来的挂号信，也记下了托洛茨基的盛名：他是一名自封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在一份1915年7月的报告中法国人断言，托洛茨基的报纸曾经收过一名罗马尼亚革命家的钱——这位拉科夫斯基（Rakovsky）先生是一名奥地利谍嫌。
对法国当局而言，所有这些都使托洛茨基成了一位“从一个国家视角而言堪称嫌疑的外国人”（etrangercommesuspectaupointdevuenational）[17]，这是一个容易招来麻烦的称号。
娜塔丽娅的事实丈夫在巴黎周边和前线来回闲逛，她只能留在家中和两个小孩操持家务，在紧缩的战时共度时艰。“我们住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在巴黎市区步行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娜塔丽娅后来写道。“巴黎有太多的黑纱（为那些前线阵亡将士）了，以至于黑色都成了最新潮的时尚；甚至是路人们也穿着黑色。”就他丈夫的报纸而言，娜塔丽娅记述说，维持偿债能力是一项长期要务。“《我们的言论》能够发行要归功于一少部分激进分子的奉献。他们献出了劳动力，也捐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省下来的钱款，”她写道。“购买纸张、支付印刷费用是日常难题。”[18]娜塔丽娅回忆说，她的丈夫常常为了撰写文章熬夜到午夜以后，并在第二天早晨带谢尔盖去上学时把这些文章扔到印刷机上。
除却上述这些紧张情事之外，法国当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对托洛茨基听之任之。他们纵容托洛茨基享受咖啡馆、和左派朋友们的相会，以及他的旅行。他们甚至于1915年发给托洛茨基护照，允许他彻底离开法国、前往瑞士。托洛茨基将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出席一场社会主义者的小型会议，这次会议也将给未来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先不说别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托洛茨基和他后来主要政敌在1917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大交锋，这位政敌身处流亡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小圈子之内，他就是那位胡须浓密、即将领导俄国革命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利亚诺夫（VladimirIlyichUlyanov），或者叫列宁（Lenin）。
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美国人大多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想到一起：他们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密不可分的“联合创始人”，声名远播的共犯。现代俄国人则将他们二人区别看待。他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托洛茨基另一位政敌约瑟夫·斯大林后来那满手血腥行动的改变。斯大林诽谤中伤托洛茨基，处决了数千名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将托洛茨基从苏联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抹去。对今天的俄国人而言，托洛茨基更多是一位模糊空洞的人物，公民课本上很难找得到他的身影。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的生命在1917年左右的那些年里变得颇为密不可分，要将两人切割论述几近不可能。但就在他们著名合作之前两年的1915年，列宁-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目睹者面前都一目了然：他们已是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他们却相互看不起。至少，他们是这样表现的。
1902年第一次流亡西伯利亚期间，托洛茨基第一次得知了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个人。他读到了列宁的《火星报》（Iskra）和小册子《该做什么！》（WhatIstoBeDone!）。读到这些小册子的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一名追随者。列宁比托洛茨基长9岁，他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新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领袖地位。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既是一份小报，也已是一场运动，他的追随者遍布俄国和欧陆。接受律师训练的列宁曾在沙俄监狱坐牢，也曾和托洛茨基本人一样流放西伯利亚。青少年时代的列宁曾经目睹沙俄警察绞死了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罪名是参与反政府密谋。1915年左右，曾有一位朋友这么形容列宁：“身材高耸，略微倾斜。他有着大而锐利的双眼，性感的嘴巴既大又不对称。他站在讲台上就像是一只‘觅食的猛禽’。”[19]
1902年从西伯利亚逃出后，托洛茨基决定，他一定要会会这个列宁，成为他的门徒。如上所说，托洛茨基花了数周时间秘密穿越西伯利亚，到了欧洲。他在一路上一直在会见地下的反沙皇工作者，其中包括在巴黎为期两个月的停留。托洛茨基抵达了伦敦——列宁从事革命行动的地方。直到午夜过后，托洛茨基才最终找到了列宁在临近国王十字车站、赫尔福德广场路10号的公寓。托洛茨基将马车夫晾在路边，不付车资就径直进入了公寓楼。在这个少有注意的晚间时分，并未事先声张的托洛茨基一跃而上，将住宅门敲得一连三次砰砰作响，这可是陌生人到访的信号。列宁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akaKrupskaya）起床应门时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年轻人，他兴奋激动地向她大谈特谈自己的漫漫羁旅。克鲁普斯卡娅叫醒了丈夫，列宁认出了这个陌生人，他就是自己新近听说过的那个年轻作家：“那支笔已经到了！”
克鲁普斯卡娅记述了丈夫列宁和这位开朗、杰出、年轻的陌生人托洛茨基之间绽放的友谊。“我留他们两人在一起，然后去对付马车夫、准备咖啡！回来时我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坐在床上同托洛茨基热烈地交谈着，讨论一些颇为抽象的主题。”[20]在此后的几天里，列宁带着托洛茨基在伦敦城区长途散步，向他展示城市风光。“这是他们的西敏寺”，或者“他们的大英博物馆”，他这么告诉托洛茨基。他们谈俄国，谈社会主义，以及列宁的《火星报》计划——不仅是这份杂志，也是这场运动。列宁决定培养这位年轻人的才华，他不顾一些老成员们的反对，延揽托洛茨基进入《火星报》的小型编委会，并指派给他欧洲大陆宣传筹款的使命。
然而，年长的列宁和追随者托洛茨基之间蒸蒸日上的关系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便迅速终结了。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两人之间经历了一场争吵。这番争吵是《火星报》和社会民主运动内部重大争吵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回的规模更大，它将使托洛茨基和列宁分属对立阵营：那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著名分裂。
这场分裂源自1903年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比利时警方开始骚扰与会代表之后，会场移到了伦敦。正是列宁——他开启了这场列宁式的论争。同样列宁式的还有：列宁赢得了关键票数，并抓住机会自称他们的派别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尽管，党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赞同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坚称，要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只能由一个党派来完成。而这个党派又是由一小部分精英领袖所牢牢控制的，党员只能是积极运动的革命家，他们担纲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角色。不能信任工人们自己完成革命。
许多年后，投身其中的布尔什维克们还将给这个概念罩上一层更深远的“灵光”，以此来尊崇列宁。某位党员是这么总结的：这便是“‘强硬’和‘软弱’，‘行动者’和‘空谈者’，‘战士’和‘理论家’之别——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这便是列宁为革命理论提供的巨大精神贡献”。[21]但若将时间拨回1903年，绝大部分人（哪怕是列宁的朋友们）却更多地将之视为一次夺权。
在1903年会议上反对列宁的人也是列宁的朋友：《火星报》联合创办人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Martov），另一位俄国流亡者。更具书生气、说话更轻柔的马尔托夫提出了相反论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运动并无不同。唯有在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大众运动支持之下，社会主义才能成功。马尔托夫的派别开始以“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之名著称。尽管，有更多的人站在他们这边。
托洛茨基参加了1903年的这次会议。令列宁懊丧不已的是，他公正地站到了马尔托夫一边。当时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等朋友们共享一间伦敦公寓，他痛痛快快地动用手中利笔为本方辩护。托洛茨基将列宁的整个计划讥嘲为“对普罗大众的专政”，而非列宁阵营高高标举的“人民民主专政”[22]——这是列宁集中权力的顶点，列宁是一名自封的独裁者。
这次论争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造成的伤口从未愈合。1915年，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经备受瞩目，似将成为俄国流亡者政治中的保留剧目。这场对抗包括直呼其名、相互指责。具体而言有：托洛茨基曾称列宁为一名“可怕的自我中心者”，一名“吵架大师”、“职业剥削者”，汲汲营营于权力买卖和“口角”之中。[23]列宁阵营则称托洛茨基为“无赖”、“叛徒”，“常常逃避、扯谎、装腔作势”。托洛茨基的观点“空洞无物，没有原则”，他的文章则充斥着“自吹自擂的套语”，用来支撑他“荒谬”的论断。[24]
托洛茨基后来声称，他发现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的全部争吵都是卑鄙小气，这也惹恼了他的孟什维克朋友们。[25]
1915年的这场“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最初是由瑞士社会主义者们召集的，其初衷在于弥合两派之间的分歧，并讨论如何面对世界大战引发的这场新危机。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名录众星云集，包括了一批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有许多注定成为1917年之后共产党政府高官的人物：托洛茨基，列宁，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未来的政治局成员、第三国际主席），卡尔·拉狄克（未来的副外交人民委员）等人。
他们面临的难题如下：直到1914年以前，社会主义都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之一。他们也都向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体宣誓效忠。他们坚信，依靠这番信条便足以一直阻止国家间的战争。他们质疑说，法国或德国的工人的共同敌人是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要刀枪相向、自相残杀呢？但是，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他们这套信仰体系。在席卷两国的战争狂热之中，法国和德国的工人们并没有反对战争，他们反倒是第一批应征入伍、加入各自军队作战的群体。同样糟糕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家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丢弃了他们的原则，转而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战争行动。其中，还包括一些各国议会的当选议员。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认为这次背叛不可原谅。这些“社会主义爱国者”们——他们对反水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蔑称——都是懦夫和恶棍。对他们而言，谴责“社会主义爱国者”叛徒和反对这场战争本身一样重要。
如何应对这场当下危机？来到齐美尔瓦尔德的列宁带来了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主意，这个反直觉的大胆想法令人震惊。列宁提出，为其自身利益计，社会主义者们必须拒斥和平。同时列宁认为，世界大战创造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者们不应当要求和平，他们应当追求各自国家的失败。俄国人必须支持俄国的失败，德国人促成德国的失败，英国人实现英国的失败。这些失败将使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名声扫地，为革命铺平道路。世界大战必须转化为各国的小型内战，造就工人阶级的胜利。
事实上，托洛茨基同意列宁这番大胆想法的绝大部分内容。他对“社会主义爱国者”大加挞伐。法国和巴尔干前线的经历也已说服他：这场战争已经摧毁了政府的公众信任，为暴动准备了条件。但是，列宁的失败论——坚持让社会主义者们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叛徒——似乎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此外，列宁“各国内战”的号召也很难吸引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人的支持。甚至于，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社会主义者们也觉得这个太过了。这个提议根本无法实现联合。
托洛茨基最后和中立派的代表们一起达成了妥协。他们起草的宣言号召没有“胜利”和“吞并”的和平。列宁认为这份宣言太过软弱。但不论如何，发现自己遭到多数代表压倒的列宁还是投了赞成票。尽管在随后的两年里，列宁在私下还是持续抱怨这个宣言。托洛茨基没有出席此后两次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会议的宣言也大大接近于列宁原来的想法。“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列宁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反列宁派）之间的分裂，给已经出现裂痕的社会主义运动又蒙上了一层全新的分割线。[26]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列宁回到了他本人在瑞士的战时避难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在等待时机。
回到巴黎后，托洛茨基和法国官员们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1916年年中，俄国决定派遣一支小型海军舰队前往法国马赛港。一艘俄国军舰“阿斯科尔德号”（Askold）上爆发了一场哗变事件，俄国水兵们杀死了舰上一名军官。警察们在搜查谋杀者们的时候，发现他们随身携带着一些托洛茨基的报纸——《我们的言论》。
俄国驻法外交官们早就对托洛茨基的反俄文章深恶痛绝了。事件过后，他们坚持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法国。对此，托洛茨基作了强力辩解。他声称，这是一位俄国“大内密探”（agentprovocateur）捣的鬼，他将几份《我们的言论》放到俄国士兵那里，以此陷害托洛茨基。此外，托洛茨基还强调说，法国审查官们已经批准了报纸印刷。他要求政坛朋友们介入此事，其中还包括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高官们，但无济于事。数周以后，法国内政部长路易斯·马尔维（LouisMalvy）在俄国的压力之下签署了驱逐令（马尔维本人也将于1918年遭遇叛国罪指控而被驱逐出境）。“10月30日（1916年），（巴黎）警察局长请我去。他指出，我的好时光早已消逝不见了。他还建议我去西班牙。”托洛茨基在给朋友的一封密码信中写道。“我拒绝了，”他说。
“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位警察局长问道。
“将我抓走吧，照你们自己的办法，”托洛茨基告诉他。这话等于拿这位警察局长开涮。[27]
5天以后的10月30日，两位法国便衣警探冲进乌德里街的公寓，带走了托洛茨基，留下了娜塔丽娅和孩子们。没有审讯，没有正式起诉，没有一天跑法院，他们就这样将托洛茨基一路押送到了西班牙边界。
在西班牙，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托洛茨基不会说西班牙语。他观察这个国家后，用“懒惰”、“粗野”和“道德败坏”形容它。[28]来到西班牙的最初几天里，托洛茨基在圣塞巴斯蒂安﹝1﹞的海岸小镇闲逛。他后来记述这段经历说，“这里的大海让我愉悦，物价却令我惊骇。”[29]在马德里，他在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花了几天时间，欣赏伦勃朗、希罗尼穆斯·波西（HieronymusBosch）、扬·米埃尔（JanMiel）等画家的作品。但这段悠闲时光却戛然而止。西班牙警察接到法国方面的密报后迅速逮捕了托洛茨基。他们先是将托洛茨基关押在马德里的监狱，然后移到加迪斯。在加迪斯，西班牙人威胁将他流放到古巴——这是一个托洛茨基举目无友的地方，他在那里也惹不了什么麻烦。
“我不会自愿去那里的，”托洛茨基告诉西班牙官员们。
“那么我们将被迫将你强行羁押到船上，”官员们迅速回击说。[30]和法国的情况一样，西班牙没有审讯托洛茨基，也没有正式指控他。[31]
托洛茨基请求留在欧洲。[32]他惊慌失措地向西班牙政治家请愿，向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求救。瑞士、英国和意大利都拒绝了他的避难或是借道申请。“我所有与前往瑞士有关的通信都被法国当局没收了，”他抱怨道。[33]留在巴黎的娜塔丽娅为营救丈夫而奔走求助。托洛茨基正在狱中，娜塔丽娅一时间重任在肩：她得挣钱，照看孩子，带他们上下学，支付账单和行贿，追寻政治盟友，和轮船公司谈判，打包整理巴黎的住所。所有这一切，都得自己来。
西班牙最终决定将托洛茨基遣送出境，结束这个头痛难题。不过目的地并不是古巴，而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远隔重洋的国家同意收纳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同意去到那里。究竟是谁作出了这个决策？行贿奏效了吗？全部真相也许永远成谜，但足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幕后操纵者名单。这个名单上有西班牙的高官们：阿尔瓦罗·菲格罗亚·罗马诺内斯伯爵（CountAlvarodeFigueroadeRomanones）；当时的西班牙自由党首相；一位名叫罗贝托·卡斯特罗维多（RobertoCastrovido）的共和党助理；一名叫做杜普雷（Dupre）的保险官；未来的西班牙国会议员朱利安·贝斯泰罗（JulianBesteiro）；还有俄国出生的西班牙波西米亚小说家厄内斯托·巴克（ErnestoBarc）。他们见于不同来源的记载。[34]
就在遣送几成事实时，托洛茨基却很快对这个美国主意乐观起来。他在纽约市有认识的人。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们都已在纽约集聚，其中有一些正是他在圣彼得堡一同坐牢的狱友。托洛茨基也曾给他们的报纸《新世界》写过文章，他在纽约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娜塔丽娅和孩子们的生活也将安定下来。还在加迪斯狱中时，托洛茨基就开始学习英语：这门语言对他而言是全新的。“收到了两本英语书籍，”他在囚室中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谢谢你。英语发音现在占据着我的心神，等待的时光痛苦难耐。”[35]
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娜塔丽娅带着家人来到了巴塞罗那。他们在那里享受了一到两天的观光生活，随后便被警探们押送到“蒙谢拉特号”的甲板上。
最后一个难题来了：他们上船之后，“蒙谢拉特号”的船员们，他们的船票有一个问题。娜塔丽娅用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借来的1700比塞塔现金买了4张二等舱船票，但在这时船员告诉他们，船上已经没有二等舱空房了。只有一等舱和三等舱的舱位可供选择。为了待在甲板上，托洛茨基一家得付清和一等舱之间的差价。
这是勒索？还是敲竹杠？差不多吧。
娜塔丽娅退缩了。她坚称，自己没有这个钱。托洛茨基声称，那时候他的身上只剩下最后40法郎（大约是160美元）。“这一家人本来准备好了付钱买二等舱舱位的，”娜塔丽娅争辩道。但她没有往下说。
怎么办？西班牙赶来施以援手了。“马德里是如此急不可耐地要摆脱（我们），他们为（我们）支付了头等舱船票的全款，”娜塔丽娅后来解释说。[36]于是，这家人拿到了头等舱的舱位。这里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上佳的窗户和采光。“这是（我们）毕生唯一一次豪华旅行，”娜塔丽娅回忆说。[37]托洛茨基给马德里一位朋友的信件中也说，“我们享受着头等舱，这就是说，我们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抗争，以求能在早晨拿到洗漱用水，而不是等到晚上才洗脸——那时这些水正在拍打船只。”[38]
最终，娜塔丽娅成功在他的衣袋里留下了约500美元的现金（其价值要超过今天的10000美元）。很明显，她并未在售票代理人面前提到这笔钱。
“西班牙警方最后的行动是一等一的，”托洛茨基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不无讽刺地说道。“在瓦伦西亚和马拉加，（西班牙）宪警们在船上簇拥着我，保证我不会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39]
扬帆出海，风波茫茫。西班牙最后连绵的青山沉入海平面之下时，托洛茨基一家意识到：他们在短期内回来的希望颇为渺茫。“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的巴塞罗那关上了，”托洛茨基叹道。[40]托洛茨基向一位人在伦敦、曾在这场危机里出手相救于他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写信吐露心声说，“紧握您的手……我希望，我们能重逢于战士的队列里，为共同的事业奋斗。”[41]他还对另一位朋友说：“这是我对老欧洲暴民们（法语“canaille”,意为“下流狗”）的最后一瞥。”[42]
海上的日子一天天流逝，托洛茨基似乎并不喜欢他在“蒙谢拉特号”甲板上遇见的绝大多数人。他对待在船上这件事根本就是怒气冲冲。“轮船上的人口肤色多元，但其品行却不甚可爱，”他写道。托洛茨基不由得注意到，许多离开欧洲的年轻人只是为了逃避兵役罢了。“有相当多的逃兵，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记述道。他提到了一位带着本人画作的画家，一名台球冠军，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绅士。“其他乘客则大多数属于同一类型：逃兵，探险家，投机客，或者干脆就是被赶出欧洲的‘不良分子’。谁会梦想在一年之中的这个时候，自愿搭乘一艘又小又破的西班牙船横穿大西洋呢？”[43]托洛茨基还大胆地跑到甲板下面，在空气污浊、肮脏破败的三等舱来一番探险。这里的乘客都是最穷的移民，那里气氛沉重。“辨认三等舱乘客要更为困难，”他写道。“他们躺在一起，很少挪动，话也很少——这是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吃的。”[44]
据说，托洛茨基同船上一位乘客搭话了。这便是29岁的艺术家、拳击手亚瑟·克拉万（ArthurCravan）。许多年后，克拉万谈到了这段故事。他声称，自己刚刚在巴塞罗那和美国世界冠军杰克·约翰逊（JackJohnson）打了一场一轮拳击赛。克拉万说，约翰逊击倒了他，但这场比赛是被操纵的。现在，克拉万和旁人一样预定了“蒙谢拉特号”的旅程，逃离欧洲，避免服役作战。托洛茨基后来这么形容克拉万：“作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远亲，这位拳击手现在成了一名小说家。他公开宣称说，他更希望在一项高贵的运动中猛击扬基佬的下巴，让那么一些日耳曼人﹝2﹞戳刺他的下腹部。”[45]
克拉万的记载说，托洛茨基花了一个晚上陪着他，将自己社会主义运动者的职业告诉了他。“我希望在纽约获得支持——和经费——为我们的事业，”克拉万引述托洛茨基的话说，“想想这个：一场国际运动！战争就将非法！人民就将实现经济正义！”[46]
克拉万回忆说，他听到这番话后朝托洛茨基耸了耸肩，认为他是一名“真诚的疯子”。克拉万警告托洛茨基要小心行事：“您将肯定被您的同志们背叛”。克拉万还回忆，托洛茨基回应说，“谢谢您的警告，我的朋友。但我并没有那么多疑雄猜。”[47]据说，这两人再未见面。
降雪的那天夜里，“蒙谢拉特号”最终抵达了大洋彼岸，驶入了纽约港。凌晨3点发动机停止轰鸣，船员们通知乘客们准备靠岸。兴奋在乘客中蔓延着。历经17天的海上漂泊，他们终于可以离开这艘逼仄、缓慢、不适的小船。
“蒙谢拉特号”直接从自由女神像之下驶过，蒸汽轰鸣着前往下曼哈顿，尽管托洛茨基并未注意到这个。如果他或孩子们穿过雾气和黑暗真真切切看到自由女神的话，他们也许就能看到：弹片和残骸已将她朝向新泽西的那一面弄得面目全非。7月份，临近的“黑汤姆”军火库发生了一起爆炸。这次爆炸摧毁了即将装船运往英法两国的200万磅弹药，其中就有10万磅TNT炸药。爆炸杀死了7个人，震碎了时代广场的窗户，远至康涅狄格州的人们都被从床上摇醒。爆炸也极大地损坏了自由女神，以至于游客们要到6个月之后才有幸再次进去参观。
纽约警方认定，这次“黑汤姆”爆炸事故绝不仅仅是一场意外事故。他们再一次将怀疑锁定在德国肇事者身上。这是迈向战争的又一步。
托洛茨基和家人们从未踏足埃利斯岛（EllisIsland）——纽约的大型移民检查站就建在这个纽约港内的小沙洲上。对于托洛茨基一家这样的一等舱乘客而言，移民检查官们会来到船上，在他们的客房内完成私下检查。据说，当天的娜塔丽娅戴了一副面纱，就在一名医生拨起她的面纱、检查双眼以测疾病时——这是对新移民的标准检查，她狠狠地瞪了这名医生一眼。和丈夫一样，娜塔丽娅对警察也不抱什么耐心。
一直等到1月14日（周日）早晨，乘客们才在曼哈顿岛最南端的8号码头下船。从栏杆上极目远望，托洛茨基对眼前景象极表惊奇。在陆地上的码头尽头，他看到一条巨大山脉在他面前陡然耸高；四四方方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其中一些带有塔楼和塔尖，其直冲云翔的壮观令当地人叫它们“摩天大楼”（skyscrapers）。其中有一座伍尔沃斯大楼（WoolworthBuilding）几乎有800英尺之高，它也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筑物。另一座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MetropolitanLifeInsuranceTower）也差不多有700英尺之高，高耸塔楼上钟面的面积足足超过了四层楼。这样的庞然大物还有数十个，足足延伸了数英里之遥。
沿着东河（EastRiver）向北望去，托洛茨基看到了更庞大的东西。巨型的布鲁克林大桥飞架天际，横跨整个纽约港之上。附近的两座桥更新，也差不多大：威廉斯堡桥（1903）和曼哈顿桥（1909）。纽约港本身挤满了数百艘舰只、木船、拖船和纵帆船，它们来来回回，外观和尺寸各异。
托洛茨基下望码头，看到一大群等候亲友的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人群中搜索着熟悉的面孔。最终，他们看到有人向这儿挥手示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此时正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待在瑞士伯尔尼。列宁紧紧操控着他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持续监视他的政敌托洛茨基。通过遍布欧洲的朋友来信，列宁得知了托洛茨基被法国和西班牙驱逐、最终前去北美的全过程。列宁对此不无关注。
这段日子堪称列宁的艰难时刻。“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从没有像1916年末和1917年初那几个月时间那么不可理喻了，”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48]腰包长期捉襟见肘的列宁发现自己在瑞士形同孤立，他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们星散海外。他没有直通俄国国内的通讯管道，所有书信和报纸都必须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偷运过来，既浪费时间也丢失信息。英国拒绝了他在境内出版杂志和小册子的请求，这也阻断了他获取可能支持的一大途径。列宁感到，俄国的战争打得不顺，那里不满的怒吼已经清晰可闻。但是，等待似乎无穷无尽。革命也许明天就来，也许下周才来，也可能未来十年都不会来。这一切都令列宁抓狂不安。
列宁对纽约市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流亡群体了如指掌。他读他们的报纸《新世界》，但他抱怨说，这份报纸给他的观感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统”（devilishirregularity）。[49]在美国，列宁看到了机会。美国人有钱有权，却在政治上初出茅庐。美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它似乎不成体系，一盘散沙。
列宁已在采取措施，在美国的土壤上竖起他本人的旗帜。就在最近，列宁还派出了一位特使——名叫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的斯堪的纳维亚同志。柯伦泰衔列宁之命前去联系美国领导人们，向他们贩售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募款，再将列宁的小册子以英语出版，如果可能的话，争取免费出版。另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圈子里有一名颇具才华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叫布哈林（Bukharin），刚刚被挪威政府驱逐出境，在纽约市定居下来。布哈林已经成功谋得了《新世界》报的编辑职位，列宁因此而获得了直通他们核心组织的管道。
列宁绝不希望让托洛茨基横加干涉他的美国计划。柯伦泰和布哈林将同列宁保持联络。
﹝1﹞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城市，临近法国。——译者注（阿拉伯数字脚注均为译者注）
﹝2﹞“扬基佬”（美国人）和“日耳曼人”都代指盎格鲁-萨克逊人。克拉万是爱尔兰人，故有此说。
[1]Trotsky,MyLife,269.
[2]NewYorkAmerican,January13,1917.
[3]NewYorkCall,January17,1917.
[4]Marcosson,413.
[5]MontserratmanifestfromAncestry.com.
[6]SergeandTrotsky,12.
[7]Shachtman,2.
[8]SergeandTrotsky,15.
[9]Olgin,“OurRevolution,”3.
[10]Kirchwey,“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3.
[11]Volkogonov,Trotsky,33.
[12]Trotsky,MyLife,268,andNovyMir,January16,1917.
[13]OnPalermosinking,seestatementsofFrankM.CarneyandDanielO’Connor,Barcelonaconsulatefiles,NARA,RG59,December22,1916.
[14]Shachtman’sfiles,6.
[15]Trotsky,MyLife,269.
[16]July13,1915.BritishArchives,KV2/502.
[17]TelegramJuly11,1915,BritishArchives,KV2/502.
[18]SergeandTrotsky,28.
[19]Deutscher,70.
[20]Deutscher,57–58.
[21]Eastman,YoungTrotsky,85.
[22]Trotsky,OurPoliticalTasks,part2.Hewenton,describingLenin’sBolshevismasasystemof“thePartyorganization‘substituting’itselffortheParty,theCentralCommitteesubstitutingitselfforthePartyorganization,andfinallythedictatorsubstitutinghimselffortheCentralCommittee.”
[23]Morton,96.
[24]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57–75;Thatcher,Trotsky,75.
[25]Whycreatesplits,heargued,whentheirgroupwassosmalltostartwith?Herecalledjokinguponseeingthethirty-eightdelegatesarriveatthe1915Zimmerwaldconferencethatafterfiftyyearsoforganizing,“Itwasstillpossibletoseatalltheinternationalistsinfourcoaches.”Trotsky,MyLife,249.
[26]Trotsky,MyLife,251.
[27]LettertoM.Uritzky,November24,1916.BritishArchives,KV2/502.
[28]Thatcher,191
[29]Trotsky,MyLife,260;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191.
[30]Trotsky,MyLife,265.
[31]Notably,Trotskyhadnotgivenasinglespeechorwrittenasinglearticleinthecountry.AccordingtoTrotsky,Spanishauthoritiessaidsimply,“YourideasaretooadvancedforSpain.”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193.
[32]SeelettertoM.Uritzky,November24,1916.BritishArchives,KV2/502.“AtCadiz,[Spain]theywantedtoputmestraightontoasteamerstartingforHavana....Iprotested...&thentherecamefromMadridpermissionformetobeleftatCadizuntilthefirststeamersailedforNewYork.”
[33]LettertoM.Uritzky,November24,1916.BritishArchives,KV2/502.
[34]SeeSpence,“HiddenAgendas”;ThatcherLeonTrotskyandWorldWarOne,191–94;documentsinBritishArchives,KV2/502,andTrotsky,VingtLettres.
[35]Trotsky,VingtLettres,November22,1916.
[36]Shachtman’sfiles,6.
[37]Ibid.
[38]Trotsky,VingtLetters,December31,1916.
[39]Ibid.
[40]Trotsky,MyLife,268.
[41]LettertoTchitcherine,November16,1916.BritishArchives,KV2/502.
[42]Deutscher,241.
[43]Trotsky,MyLife,268.
[44]Ibid.
[45]Ibid.
[46]Cravan,37
[47]Ibid.
[48]GankinandFisher,218.
[49]LenintoKollontai,February17,1917,fromGankinandFisher,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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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哈勒姆河赌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三章哈勒姆河赌场
就在托洛茨基那艘经停哈利法克斯和挪威前往俄国的船只起航的头一天晚上，纽约社会党人为他张罗了一场盛大的送别晚宴。在第127街的哈勒姆河赌场，800多人为了托洛茨基欢聚一堂。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将在1920年买下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并将之改造成一家电影制片厂（名叫“环球影业”）。赫斯特在此拍摄电影，捧红了他后来的情妇、目前的齐格菲喜剧女郎、金发碧眼的女演员玛丽恩·戴维斯（MarionDavies）。这家影厂将于1923年付之一炬，但它在之前不久制作出了它最出名的影片——历史戏谑片《当骑士动情时》（WhenKnighthoodWasinFlower）。故事背景是17世纪的英格兰，戴维斯在片中饰演痴情的玛丽·图多尔（MaryTudor）。与她演对手戏的正是当时一位前途无量的杂耍演员、后来《瘦子系列》（TheThinMan）电影中的尼克·查尔斯（NickCharles）扮演者：威廉·鲍威尔（WilliamPowell）。此时的鲍威尔仍是一名奋斗中的纽约后起之秀。这部电影卷走了超过15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1922年的第6大赚钱电影。
在托洛茨基的欢送会上，所有人都精神昂扬。纽约当天下起了雨，大厅内有一支乐队奏起了伤感的音乐。人们唱着，两两成对地跳舞。四面墙上挂着红色条幅，大家喝着杜松子酒，与老朋友们拥抱拍肩互致问候。现场布满了纷繁多彩的各国语言。一如这些天来此类活动的惯例，他们将帽子传来传去，募得了几乎300美元。这笔钱将捐给托洛茨基，由他带回俄国支援革命。
人群之中处处有左翼名人点缀其间，但没有人比美国最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更受关注了。戈德曼站在她25年以来的情人/伴侣亚历山大·波克曼（AlexanderBerkman）一旁。戈德曼享有备受激进者们拥戴的特殊地位，人们也簇拥在她周围，希望能接触或是看一眼她。1917年初的戈德曼最出名的是她的《母亲大地》（MotherEarth），这份杂志的订户超过1万人。戈德曼还常常发表有关节育、滥交（freelove），以及政治、劳工和社会主义主题的演说。站在讲坛上的戈德曼自有一番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她曾于1894年造成了一场反叛：鼓动纽约制衣厂罢工工人们袭击了第5大道上的富人住宅，并从他们的桌上抢走了面包。这次事件使戈德曼第一次入狱，她在纽约东河的布莱克维尔岛（Blackwell’sIsland）上服刑一年。数年之后，那位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于1901年刺杀威廉·麦金莱总统（WilliamMckinley）的列夫·乔尔戈什（LeonCzolgosz）曾经宣称，他在行刺前不久曾听过艾玛·戈德曼的演说，这给了他一大激励。这番声言又招致了更多逮捕。
但若是与她接下来和伯克曼之间长期自由恋爱的关系相比，这些历险都会黯然失色。伯克曼曾于1892年对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ClayFrick）有过一次失败的刺杀，并因此入狱14年之久。弗里克是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市（Homestead）卡内基炼钢厂的经理。在1892年那场恶名昭彰的罢工抗议中，弗里克雇用300名全副武装的私家警探驱散占领工厂的一队工人，结果双方交火。在8000名宾夕法尼亚民兵赶来介入、恢复秩序之前，共有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戈德曼和伯克曼本就计划将这次犯罪弄成一次宣传行动，期许能点燃更广范围内的劳工烽火。面对暴风雨般袭来的批评，她仍为伯克曼辩护。[1]
现在，她和伯克曼与任何一对身材微胖的中年夫妇并无不同，礼貌地与仰慕者们交往。艾玛·戈德曼从未见过托洛茨基，她无法抗拒这个在纽约会晤他的机会。后来戈德曼回忆说，当晚她见到了一位相貌平平的男人，“中等身材，形容枯槁，发色微红，长着一脸蓬松的红胡子，”但他在讲台上光彩夺目。
艾玛·戈德曼并非是唯一在场的名人。当时，甚至连得到英国情报机构通风报信的纽约警察局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派出一名警探到现场侦测。
当晚目睹人潮的托洛茨基一定志得意满，他看到自己仅用10周时间就于美国成就的事业正以人数的形式显现。“托洛茨基奠立了一大批热情的私人追随者，”路德维希·洛尔解读说。[2]托洛茨基已经开创了一场运动、一个大到无法忽视并准备好了战斗的政治派别。当晚的宾客名单并无一份存留，新闻报道也只提到了一部分知名人士。大厅里的托洛茨基仰慕者们还没有以任何特殊名字自称：“托派分子”（Trotskyites）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s），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不过，这些标签也将很快到来。
但目前为止，托洛茨基追随者已经成为社会党圈子里别具一格的声音。路德维希·洛尔于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第一天在自家布鲁克林公寓里聚拢而来的晚宴来宾们，现在都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洛尔和路易斯·鲍丁当晚都作了演讲。现任《国际主义者》编辑的路易斯·弗拉伊纳已经成为托洛茨基的门徒，他正在为激进化社会党而战。另一位新追随者叫詹姆斯·P.坎农（JamesP.Cannon），是个西方人。坎农曾于莫里斯·希尔奎特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俄国革命”大集会上现身，并喊出了一句革命号召语：“如果我们不能用选票得到自由，我们就将动用他们放到我们手里的刺刀，”坎农还在当晚向集会的人众们说了一句笃定令希尔奎特懊丧的话。“洛克菲勒和摩根的宫殿将像俄国罗曼诺夫的宫殿一样倒塌。”[3]
抵达这个国家数周以来，托洛茨基通过辛勤工作——他那数十次演说、专栏和集会——已使他的追随者从寥寥数人增长到了数百人。现在随着俄国革命爆发，托洛茨基脱颖而出，成为联合极左翼的标志性人物。他曾与本地领袖们争执不休，并常常觉得自己与他们凿枘不投。尽管如此，这天晚上的托洛茨基似乎归于平静。纽约也与他相安无事。很快他就将离去，再也不能掀起波澜了。这天晚上，托洛茨基可以使自己呈现为新俄国驻纽约的大使。舒舒服服从家里来的美国人可以援助托洛茨基几个美元来支持他，并以此申明他们作为革命者的忠诚（bonafides）。
当晚的高潮时刻终于到了：托洛茨基走上讲台，发表他的临别长篇演说。他讲了足足两个小时。先是用俄语，接着又用德语作了整段重述。托洛茨基告诉他们，他对不能长待美国表示遗憾。但是“革命召唤之时，即是革命者奋起之日。”对即将返俄的他们这些同道而言，“世界即是（我们）国家，（我们）为之生存，为之战斗。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随时为之而死。”[4]
演讲稿没有任何副本留存。艾玛·戈德曼抓住了其中激动人心的要点，并记述说：“他对这场战争起因的分析堪称卓越，他对俄国那个效能不彰临时政府的贬斥也毫不留情，他对那些引发革命的条件的阐述也启人深思。他用一段对本国工人大众的动人致敬词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讲话。观众的热情高亢激昂到了顶点，萨沙（伯克曼）和我都倾情加入了如潮的掌声之中，为演讲者欢呼。”[5]戈德曼觉得托洛茨基的全程表现都“铿锵有力，兴奋激动”。
路德维希·洛尔回忆说，一种“几乎宗教般的热情”回荡在多国、多语言的人群之中。[6]
就连纽约警方派出的间谍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演说耸动人心，极复魅力。他在报告里引用了演说的英语译本，并宣称，托洛茨基演说的高潮是号召在美国当地革命。“我即将回到俄国推翻那里的临时政府，并阻止同德国的战争，”报告引述了托洛茨基的说法。“我希望你们这里的人民组织起来、并保持组织，直到有能力推翻这个国家那可恶腐烂的资本主义政府为止。”[7]
演说结束之后，欢送会也随着结束。人们分头退散到纽约的寒夜之中。艾玛·戈德曼见缝插针逮到了托洛茨基，她后来回忆这场会谈时说：“他了解我们，他也询问我们何时有意向去俄国帮助重建工作，”戈德曼写道。“我们肯定会在那里相会，”托洛茨基对她说。[8]
第二天一大早，托洛茨基夫妇和孩子们离开了布朗克斯的维斯大道。他们没有给大门上锁，留下了所有没法装进他们小旅行袋的行李，让邻居们各取所需。布朗克斯家具店的销售亨利·福伊尔当天前来收回家具，他回忆说，这些家具仍处“甲级”（first-rate）状态，质量良好，足以再拍卖出售。[9]托洛茨基曾以每周2美元的“预付计划”（layawayplan）购买这批家具，但他的突然离去留下了一笔余额没付。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邻居、知名作家肖勒姆·阿斯奇声言，他就是那个支付余下200美元的担保人。“我对俄国总理传袭给我的这笔负担大为荣幸，”1918年初，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新任外交部长。阿斯奇坐在一家下东区咖啡店里，向一名记者开着玩笑，告诉他这笔数月之后的未付账单。“托洛茨基阁下响应了本国的呼召，离开纽约，把债务留给了我——这笔我作担保的债务。”[10]
在托洛茨基登船返俄的这天早晨，纽约已经改变。托洛茨基于1月抵达之时，美国仍在享受和平，俄国还归沙皇统治，托洛茨基本人也只是个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现在已是3月下旬，俄国已推翻了它的沙皇，美国距离加入欧洲战争只有两个星期。以及，不管托洛茨基自知与否，他本人的动向都正被全球团队追踪。
纽约本周的最新丑闻堪称这一变革的典型。这次事件牵涉进了市长约翰·普罗伊·米切尔，他刚刚以战争鼓吹者的身份发表了最新政治言论。“今天大厅内的同胞们！请听我说。我们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美国人和叛国者。”本周在卡内基音乐厅，米切尔就是这么对人潮们说的。[11]现在他变本加厉，公开指斥坦慕尼协会老板查尔斯·墨菲的门徒、后来连任四届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RobertF.Wagner）。瓦格纳40年前出生在德国，这就足够令米切尔市长指控他不忠了。米切尔声称，瓦格纳曾在州议会推迟一项在洛克威角（RockawayPoint）附近征地建设防御基地（毫无疑问，这会引发一些人的反弹）法案的投票表决，从而捍卫“德国利益”。米切尔称瓦格纳为“那位普鲁士来的先生。”[12]瓦格纳称这个指控“大谬不然，居心险恶”。[13]
身为高规格公众人物的瓦格纳在这场政治攻击中成功存活。但随着战争迫在眉睫，对德裔美国人的公开人格诋毁也已开始。
乘坐高架列车从布朗克斯到下曼哈顿、再跨过布鲁克林桥抵达布鲁克林的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行经令人目眩神迷的纽约街景，及其摩天大楼和喧闹拥挤。列车穿过“五点区”﹝1﹞（FivePoints）周边街道和下东区时，托洛茨基也许已看到街角有一群群强壮的小孩和少年。他们之中有“查尔斯·卢西亚诺（后来的‘拉基’）”或是“梅耶尔·兰斯基”这样的人，也有兰斯基的年轻死党，名叫“本尼·西格尔”（后来的“布格西”）的小孩。这些人都是未来纽约的犯罪之王。在布鲁克林，托洛茨基越过一排排仓库和谷仓，以及开设在住户之中的工厂。
超过300名好心人赶到南布鲁克林伸入东河的码头上送别他们，就像是一团流动的盛宴从昨晚的哈勒姆河赌场庆祝会出发，轻巧地踏上地铁追随托洛茨基夫妇而来。“大雨倾盆而下，”路德维希·洛尔回忆当晨情形时说。但降雨并未阻挡大家的热情。人们挥舞着红色条幅，投出了一束束花环。“托洛茨基抵达（码头）之时，仰慕者们将他托上肩头，放到了一个大包装盒上。托洛茨基一脸喜气洋洋，笑意盎然。他向大家致以最后的告别问候，”洛尔写道。[14]
大约在早上10点，托洛茨基夫妇和孩子们最后一次和朋友们道别，缓步走上连结“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主甲板的船板。这艘蒸汽船有500英尺长，两支巨大的烟囱涂着“挪威-美国轮船公司”的颜色。步出大雨之前的托洛茨基最后一次挥手告别。但据洛尔回忆，美国人的情绪却留在了欢迎队列之中。他们驻足目送，甚至托洛茨基从视线中消失之后，他们还在继续欢送。洛尔写道，“在倾盆大雨之下的码头，人群继续逗留，久久驻足不愿离去，似乎他们待在那里就会如愿使托洛茨基离陆地更近似的。”[15]
几分钟之后轮船起航，拖船将它带出码头并驶向自由女神像。甲板上的人们望着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建筑物渐渐远去，并隐没于铁蓝色的天空之下。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托洛茨基很难整理他的思绪。他有过一些非凡经历，但是欲辨已忘言。现在，“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甲板上的他只能尽力组织语言。“我正在前往欧洲。我的感受就像是一位只是偷偷看了一眼铸造车间、命运却是进来锤炼的人，”他写道。“我唯一的慰藉是，我觉得我或许会回来。”[16]
托洛茨基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的纽约、或者说在曼哈顿南端，至少还有几人和他没完。
及至轮船渐渐远去，威廉·乔治·艾登·怀斯曼从他白厅街44号的办公室里向窗外瞥了一眼。迄今为止，尽管怀斯曼知晓一切，他也并未做任何事情阻止托洛茨基。不过，怀斯曼并非是这栋建筑物里唯一一位知道他们放走了谁的人。
﹝1﹞曼哈顿的一处街区。
[1]SeeMorrisandStillwell.
[2]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5–6.
[3]NewYorkTimes,March21,1917.
[4]NewYorkCall,March27,1917.
[5]EmmaGoldman,chapter45.
[6]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6.
[7]From1919congressionaltestimonyofNewYorkPoliceBombSquadinspectorThomasJ.Tunney.ThisaccountwaspresentedattheheightofthepostwarRedScareandthusmayhavebeenhighlyembellished.NewYorkTimes,January22,1919.
[8]Goldman,chapter45.
[9]Kirchwey,“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3–4.
[10]Moskowitz,“TrotskyontheEastSide.”
[11]NewYorkEveningPost,March24,1917.
[12]NewYorkTimes,March24,1917.
[13]NewYorkGlobeandCommercialAdvertiser,March23,1917.
[14]Lore,“WhenTrotskyLivedinNewYork,”7.
[15]Ibid.
[16]Trotsky,MyLife,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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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18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法雷尔·多布斯
（1940年1月18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刚刚给老头子写了信，既然在被推迟了那么多次后你仍然去拜访他了，那么缩短你访问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将在这里稳步前进，直到你完成你需要和他谈的一切。不过，我希望你能让我知道你的日程安排，以及我们大约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大会无疑会被推迟。
如果你有时间，我还想从你那里得到至少是粗略的报告，说明你与他讨论的主题以及你在这些讨论基础上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提议。我建议你在每次讨论结束后，当这些问题在你脑海中记忆犹新的时候，做一些全面的记录，以便你将来考虑这些问题时参考，同时在你向我们做更详细的报告时，也能重新活跃你的思维。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和老头子谈谈所有涉及他与我和罗丝打交道的行政、个人和保密性质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今后能与我们一起全面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你应该利用面谈的机会，全面了解这一切……
我们仍然在党的内斗中奋力拼搏。一份对全国情况的仔细调查表明，在目前的阵容基础上，我们预计取得大约五比三的多数。对手仍获得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我们仍然有大部分工人，但不论如何，这仍是一个工人的政党，工人是最多数的和最坚强的。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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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献给
我的祖父母：鲁宾·孟德尔和伊德斯·布朗菲尔德。五代子孙追忆、挚爱、感佩他们。1920年苏俄的入侵迫使他们从波兰逃往美国，当时指挥入侵的人正是苏俄军事和海军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
本书也献给我的朋友、同事鲍勃·哈恩。作为我们OFW法律团队的一员，他打动了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特别是在我们猝不及防、毫无预警地失去他之前，他还推掉了几乎所有旁务，和我分享了他对本书手稿那明察秋毫的洞见。我希望，他的卓越识见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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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文艺学（﹝苏联﹞卢那察尔斯基，193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相关链接：列宁与文艺学（补充）（1932）
列宁与文艺学[1]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1932
1．问题的提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唯一完整的观点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总和中成长起来的，但因为它植基于一些纯然由新兴阶级的特殊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崭新原则之上，它在科学性方面超过了以前各个时代和阶级的人们的一切才智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一幅自然和社会的哲学画卷，又是一种认识论、一种科学研究的总方法，同时，它也是一个作为无产阶级的纲领之基础、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与策略之基础的指导原则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然而它并没有把全体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包罗无遗。它是表现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的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及其国际联合组织即第三共产国际—手中的武器。
十九世纪下半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这个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并且使它得到有力的深刻的发展。他们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两位伟大奠基人对理论、对过去的和他们当时周围的活生生的现实作了深入研究，以此作为他们的出发点。正如列宁所写的，“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2]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精心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高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战斗唯物主义、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另一方面又全面分析了他们当时一切形态的社会现实，论证了还很年轻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考虑了十八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以及八四八年和巴黎公社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步尝试的经验。
但是现在，撇开列宁主义，就根本谈不上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继续：既考虑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它的腐朽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又顾及了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伟大十月革命和近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个人假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成为列宁主义者，因为列宁和他的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上面。而现在，假如不是列宁主义者，同样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阶段。按照斯大林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
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3]
离开列宁主义，便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一切类型的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这种世界观是僵死的，它正在我们眼前土崩瓦解，变成一幅涂画得颇费心机的布景，在布景后面则出现了无产者的蜕化和政客的阴谋，阴谋的目的在于损害工人阶级的独立发展，把它置于剥削者的思想影响之下。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4]有的人，例如阿·莫·德波林[5]集团，企图这样表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相互关系，仿佛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完善的无产阶级理论，列宁主义则是一种新的、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实践。对这个观点应该极其坚决地予以谴责，认为它是从孟什维克立场，有意无意地企图贬低列宁主义的意义，从而也就是歪曲全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仅仅是适合于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种实践，而且也是无产阶级理论发展中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理论仍然矢忠于自己的原则，但又由于拥有新的经验而发扬光大了。有时候，人们并不否认列宁主义在政治、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基本原则，特别是革命实践等领域内具有头等意义，可是他们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并没有给哲学领域带来任何特别珍贵的东西。这一类型的理论家企图把格·瓦·普列汉诺夫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而忽视弗·伊·列宁的哲学著作，只是客客气气颂扬几句了事。对于这种完全错误、十分有害的看法应该断然加以批驳。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它不受所谓实证论的一切诡谲奇险、隐微幽曲的体系（恩马赫、理·阿芬那留斯[6]等）的侵蚀，同时又发展了一个极其丰富的观念体系，从了解无产阶级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和辩证法方面的本质这一观点来看，这个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一项最珍贵的贡献。不仔仔细细钻研这本书，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没有完成其他的哲学巨著，但在他的稿本里留下大批黑格尔著作提要，和关于一系列各种哲学问题的短评，这些评语是无产阶级哲学思想中的宝贵的珍珠，好像—譬如说——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时的名言警句一样[7]。我们对这里的一字一句都应该细心钻研，使这份言简意赅的遗产中所包含的论断能够作为今后无产阶级哲学工作上一个指导性的路标，得到充分的运用。
由列宁论证过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哲学原则，对于无产阶级科学的一个支脉的文艺学自然也有着奠基的意义。除了为着这个特目的而利用列宁的哲学遗产之外，还必须从这一特殊角度仔仔细细研究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原则和资料。并且，列宁关于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无产阶级的文化任务的学说，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撇开社会史和文学本身的历史来研究文学是不可能的。列宁的遗产中有些宝贵的指示，揭明了我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精义，不懂得这个精义，就既不能认识文学的过去，也不能历史地了解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从如何用之于文艺学这一角度来阐述和解说列宁的全部巨大遗产，自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事：这必须另作专题研究，说得更正确些，必须集体研究。在这里，我们只能按照下列篇目，扼要地论述一下列宁主义：一、列宁的哲学遗产；二、关于文化的学说；三、帝国主义论；四、关于西方和我国的基本发展道路的学说；五、列宁的个别著作，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说明了文学现象的；六、他涉及文学领域的个别意见和言论，没有收入他的文集，但是保存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的；最后，七、列宁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问题[8]
5．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论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的观点，对于理解十九世纪俄国历史有很大的作用。把“两条道路”的观点运用于文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在列宁对待历史过程现象的态度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反映论。反映论所注意的，与其说是作家隶属的家系，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与其说是作家主观上的依附性和他同某个社会环境的联系不如说是他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局势的客观代表性。
例如，白党幽默文人阿威尔岑柯[9]虽然对我们愤恨得“几乎要发疯”，却写出了一本被列宁称为“极有才气”的书《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它所以有才气，则由于其中贯穿着“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生活优裕、饱食终日的地主和工厂主”的感情。“在我看来，有几篇小说值得转载，”列宁讽刺地说，“应该奖励有才气的人。”[10]阿威尔岑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把它抛出历史大船的十月革命的反响。在农民革命的思想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创作中，对现实的反映要深刻得多，其社会意义也重大得多。最后，托尔斯泰的创作更是反映论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范例，列宁论述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1]由于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政治实况作了精辟分析，列宁得出结论说：“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像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12]当然，别林斯基、尔岑、民粹派、托尔斯泰反映着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列宁从未忽视其中每个人的内心矛盾或这些阶段的特点。
列宁的反映论从来不是意味着同历史脱节，它从来不是用同一把钥匙去开启一切历史局势的抽象公式。相反地，它一向为阐明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式服务，不管斗争中充满着多么复杂的内在的辩证矛盾。列宁写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
我们再回到“两条道路”的理论上来列宁不但制定了两种倾向的历史斗争图，而且指出了俄国文学对这场斗争的从属关系。下面我们要引用列宁的一些论断，即赫尔岑、民粹派、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巨人恰恰都从属于这些推动我国历史的重要力量。虽然列宁是就改革后的俄国历史来发挥这个理论的，但同时，这个理论又大大加速了我们对更早的现象（大约从十八世纪起）的理解，并且使人能够把旧俄国崩溃以前在我们的敌对阶级中出现的某些倾向剖析清楚。最后，列宁的观点还可以清晰地说明其他各国的情况，包括它们的文学发展在内。“两条道路”论像一条红线贯串着列宁的全部政论活动，还在他的早期论战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就具备了一个雏形。在列宁一九口七年底所写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里，这个理论表述得最为充分：“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因为这是俄国农奴制残余最明显的代表、最坚固的支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消灭这种残余。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一条道路。
“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经济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也可能是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机体上的‘赘瘤’，然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可以叫做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的经济，同时分化出少数‘大农’，使农民在几十年内受着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一地主一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形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就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拿农奴制崩溃时代来说吧。当时地主同农民在改革的方法问题上进行过斗争。双方都主张创造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条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前者主张这种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地主经济，保存地主的收入和地主的（盘剥性的）剥削手段。后者却要求这种发展在目前农业水平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的福利，消灭地主的大地产，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和盘剥性的剥削手段，扩大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制。不言而喻，同地主实行农民改革的结局相比，在后一种结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要广阔得多，迅速得多。只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极力描绘的那种讽刺画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一八六一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相反地，一事实可能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大大阻碍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阻碍生产力增长的盘剥性的（半农奴制）租佃制的保证，成为工役制经济（徭役制经济）的保证。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不是什么‘人民生产’或‘劳动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像我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争取美国式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斗争。”
这几行文字中包含的指示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大的价值，足以说明改革后整个时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一条红线贯串着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它是我国革命最重的经济基础，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形式的斗”俄国历史进程走哪条道路—“革命”的道路还是“改良”的道路的问题，始终是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内极为迫切的问题，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才从议事日程上被撤销。资产阶级史书尽量美化“大改革时代”，美化农奴依附关系的消灭，用最自由主义的、温情脉脉的笔调去阐述民主主义法制对强暴派的胜利。孟什维克则把农民改革说成是急进资产阶级对地主的胜利。这两种人都歪曲了力量配置的实况，列宁对这两种人都作过最坚决的斗争。他证明俄国现实中有两个阵营：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及其附和者资产阶级的阵营，这是两个阶级的联盟，它们认为继续剥削农民对自己有利，由于不彻底的农奴制改革的结果，它们还继续这种剥削；与此对立的是另一个阵营——农奴的阵营，农奴经过改革，表面上、法律上已摆脱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其实仍然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失去了土地，被半农奴制的租佃和形形色色的工役制束缚着，不得不为完全彻底地消除农奴制度而斗争。照列宁的意见，这两个阵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俄国改革后全部历史的核心。
列宁的观点把我国发生的全部历史过程看作一个严整的统一体，使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同我们的过去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分散的、未受教育的农民为主要支柱的我国民主派有许许多多弱点，虽然它在思想和文学领域内也出过巨人。按照普鲁士式道路发展的可能性很大，这就决定了我国全部文化的可以说是公认的虚弱，只有经常占少数的、坚持第一条道路的英雄们是例外。我国又照德国的先例，产生了以可鄙的怯懦和变节而著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替农民一资产阶级的俄国，建立了一个容克一资产阶级的俄国。
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这一点比任何其他地方更清楚地显示着列宁的辩证天才），…乡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运动，把这一运动变成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于是发生一个问题：“既然破坏不能不是急速的，不能不是资产阶级性的，那就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在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中，究竟应该由哪个阶级来进行这种改造，或者指导这种改造，确定这种改造的形式。地主一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可能，但照列宁的说法，它“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假如农民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农民革命虽然在知识界找到伟大的领袖和指导者，却终于失败了。列宁写道：“在现代的俄国，革命的内容不是两种斗争的势力，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中发生的，另一种是将在未来的、我们眼看就要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我国革命发展的最后几十年的特色在于：这两种“战争”中的第一种没有得到结果，假如第二种“战争”的因素不来拯救它，它便要彻底失败。事实上，无产阶级一出场既是农民争取完全摆脱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时的领导者，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战士，它在这方面也领导着农民，将农民引入集体农业形式。列宁就这一点写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用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文艺学家应该从两条道路的理论中做出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强调贵族阶级中的农奴主部分的重大影响，他们缩小和歪曲了那本来就很温和的改革；文艺学家应该紧跟列宁，第一，证实改革前后那段时期俄国文学中有过相当大一群主张农奴制的作家兼思想家。这个阵营本身人数不太多，是其中包括着美化地主和农民间的封建关系的、多情善感的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封建贵族的死硬派如马尔凯维奇，反动庄园主诗人如费特，以及其他一些人。这个阵营的人们否定任何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梦想恢复改革前的社会关系，赞成反动的农奴主的乌托邦。影响更大的是同一阵营里的自由派，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作家和资产阶级代表，诸如列斯柯夫或冈察洛夫。列宁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奇谈作过无情的斗争，用各种方法去揭露切卡维林之流的中庸之道，因为他们假惺惺地警告人们要提防革命运动太过火，实际上却在竭力给政府反动派助长声势。在五十年代的俄国文学界，拥护“普鲁士式的道路”的阵营是由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这些作家领头的。可是当然，直到资产阶级一贵族制度存在的最后几年，提倡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想家还没有在资产阶级一贵族文学中绝迹。最后，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相对立的，则是一个要求完全消灭农奴制度的阵营，是那种客观上反映农奴利益的、宣传“美国式的道路”的文学。
于是在六十年代俄国文学内部起了分化，于是出现了使人能够弄清社会斗争道路的阶级内部矛盾。费特同屠格涅夫之间无疑存在着分歧，但他们两人却在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斗争中成了盟友。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在直到十月革命为止的以后整个时期内仍然起着作用，只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新的形式而已。
列宁特别注意为拥护“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的文学恢复名誉。他对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评论虽然简短而又零碎，但它们同列宁的整个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无疑勾出了维护农民的斗争的各个基本阶段，这些阶段也应该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路标。
6．列宁对个别俄国作家的看法
列宁认为，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一贯拥护我国发展中的“美国式的道路”。为了证明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当然是指布尔什维主义—才能成为国内一切革命事物的思想领袖，列宁写道：“……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14]
别林斯基使列宁感到兴趣，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思想的预言家。“他[15]的总结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16]在列宁看来，别林斯基完全像后来的革命民粹派一样，表现了已经开始的农民抗议和斗争。列宁在批判《路标》文集[17]时说过：
“《路标》武断地说，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激烈地、典型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情绪’……‘别林斯基以后的我国政论历史，从对生活的理解程度来看，简直是噩梦一场。’………
“不错，不错。农奴反对农奴制度的情绪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一八六一至一九口五年反对俄国生活制度中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显然是‘噩梦一场。照我们那些聪明的、有教养的作者们看来，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也许与农奴的情绪无关吧我国的政论历史也许与农奴制压迫的残余所激起的人民群众的愤恨无关吧？”[18]
在列宁本人对它起过首要作用的那场最伟大的世界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中间，亚·伊·赫尔岑最受注意。列宁写他写得最频繁、最鲜明。这对我们也是一大幸运因为列宁对赫尔岑的评语提供了一个分析革命作家的无比光辉的典范，他没有忘记赫尔岑的活动的重要缺点，但是绝没有把它们夸大到要抛弃先驱者所留下的遗产的地步。我们现在常常看到青年文艺学家[19]们在分析过去或现代某个未能超越本阶级的全部偏见思想观点上未能达到纯正无瑕的境界的伟大先进艺术家时，总是带着一股特别的劲头，极力强调和夸张这些缺点，仿佛很少欣庆这个人物给我们的助益，而多半是害怕他成为我们的竞争者似的。对遗产抱这种“左”的态度，其害处正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讳言诸如此类“盟友”的缺点和粗疏一样。
列宁认为，赫尔岑一如任何其他作家，是时代的产物。“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20]
列宁为纪念这位过去的伟大革命家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文章，一开头便确定了赫尔岑的极其复杂的阶级属性：
“赫尔岑是属于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21]和阿拉克切也夫[22]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痴心妄想的玛尼罗夫[23]之流。‘但是在他们中，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24]，出现像罗穆洛和烈姆[25]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大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一八四四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的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26]
从社会的角度看，赫尔岑其人的长处和短处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差不多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可是未能掌握它的方法，便停住了。“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饿国，直接观察过这次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一八四八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27]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
“一八四八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28]列宁从赫尔岑的复杂的内心矛盾中研究了他。一方面，“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29]另一方面，旧事物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反应，给他的整个世界观留下了痕迹。“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一八四七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30]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31]不过列宁立刻声明说，这些矛盾中的主导因素依然是赫尔岑的革命性。“可是，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32]然后列宁从赫尔岑著作中引用许多光辉的字句来证实他这个论断，这些字句表现了赫尔岑对统治制度的憎恨、对卡维林型和屠格涅夫型的自由主义者的鄙薄。列宁愤慨地反对自由派攀附赫尔岑、称赞他的弱点而隐讳他的优点的意图，并在这篇鼓舞人心的论赫尔岑的文字的末尾，以圆熟的技巧和动人的笔力，绘出一幅从贵族革命初期到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整个运动的图景：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一九O五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33]
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也获得列宁的深切同情，这两位过去的作家像赫尔岑一样出自贵族阶级，可是他们同拥护“美国式的道路”的战士队伍之间的结合更紧密得多。从一生经历看，涅克拉索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论出身，他是贵族；论他的大部分青年时期，他是知识界的无产者；论他的杂志出版业的实践，他在许多方面又是大资产阶级手腕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可以洋洋洒洒地纵论他的各种心理状态，我们也根本不是说，这样详细分析涅克拉索夫个性的形成，分析已经形成的个性的矛盾，是毫无意义的事，同时，列宁也绝不否定这些矛盾，甚至还加以强调。但在列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涅克拉索夫正如萨尔蒂科夫一样，体现着农民的利益，他们施展、磨炼和运用他们的伟大才能，是为了捍卫俄国革命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
列宁推崇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因为他们撕下了农奴制俄国的假面具。他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写道：“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可是，那些参加立宪民主党的，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蛮横无礼，夸耀自己非党民主主义者的公正无私；这些人竟自称是民主遗产的保护者。这种情况难道不比杜巴索夫[34]和斯托雷平的劣绩更为可恶吗…”[35]列宁在反对现代自由派的斗争中也倚重过涅克拉索夫的创作。“这里谈的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情。然而当时的和现在的自由派（‘自由派的外表，官僚的灵魂’[36]）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是同一性质的现象。”[37]还可以从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一文中引用一段讽刺性更强的话：
“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像舍彼帖夫[38]、司徒卢威、格烈迭斯库尔[39]和伊兹哥也夫[40]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这帮立宪民主党的家伙们，经常抓住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等人的片言只字来大做文章。涅克拉索夫本人是很软弱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涅克拉索夫也正由于自己的软弱，向自由派弹了一些阿谀逢迎的调子，但他也因为自己犯的‘罪过’而深深痛恨自己，并且公开表示忏悔：
我没有用竖琴做过买卖，但有的时候，
由于执拗的厄运的威胁，
我的手在竖琴上弹出了
不正确的音响……
“不正确的音响’—涅克拉索夫自己就是这样说他对自由派的阿谀逢迎的罪过的。而谢德林是无情地嘲笑自由派、经常用迎合卑鄙’一语来咒骂他们。”[41]
这段引文非常清楚地说明：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领导的革命农民民主派的盟友，是资产阶级一贵族自由派的死敌，用列宁的公式来说，就是“美国式的道路”的拥护者。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出身于大贵族，做过朝廷大官，但这一切都被一个辉煌的事实抵销了：萨尔蒂科夫对农奴制度、沙皇制度和官僚政治充满着强烈的憎恨和极端的轻蔑，他还把这些情绪扩大到所有的自由主义清谈家身上，他对革命家感到深深的尊敬，并在他反映俄国现实的天才画卷中无情地、无比准确地描绘了这个现实，对它的弊端痛下针砭，号召人们向现实作斗争。
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是列宁最爱重的作家之一。回忆录作者们异口同声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都没有恰恰像萨尔蒂科夫那样经常为列宁所引用，在写作他那些热情蓬勃的雄文时作为提供绝妙的小说例证之泉源。甚至在看来特别富于学术性的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里面，也引证了萨尔蒂科夫。“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42]并有步骤地去执行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就不能打人，而只有挨打。”[43]“这种一用谢德林的说法咬文嚼字怎能不叫人作呕呢？”[44]
谢德林笔下的主角，差不多全都以新的政治面貌在列宁著作中出现过。在那里，我们可以碰见照自由派的作风高谈阔论的庞巴杜尔[45]之流、成了抱有黑帮分子信念的高官显宦的乌黑溜一布尔切也夫[46]之流其实是猥琐庸人的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47]聪明绝顶的鲍鱼[48]、受虐待受压制的老马[49]农民。这一系列形象是以能说会道的人物普尔菲莱·果洛夫廖夫煞尾的。列宁特别爱联想到谢德林的犹大什克。“他们是些犹大什克，利用自己与农奴主的感情和联系来欺压工农，口头上说‘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免于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实际上却采取各种办法把劳动者压低到‘贱民’的地位，使其受农奴主宰割，从而更加无法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50]这个农奴制地主的凶恶形象在列宁笔下出现得特别频繁。在一九口五年革命遭到镇压而贵族反动派扬扬得意的时代，列宁慨叹道：“可惜，谢德林没有活到‘伟的’俄国革命时期。不然，他一定会给《果洛夫廖夫老爷们》添上新的一章，他会这样描写犹大什克[51]：他安慰被鞭挞和被殴打的饥饿的受奴役的农夫说：你等待改善吗？你因为没有改变那个建立在饥饿、枪杀人民、笞打和鞭挞的基础上的制度而感到失望吗？你抱怨‘没有做出事情’吗？真是忘恩负义！要知道，这种没有做出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要知道，这就是你的意志进行干预的有意识的结果利德瓦里[52]们照样主宰着一切，农夫们心平气和地听凭鞭策，而不再沉湎于关于‘斗争的诗篇’的有害的幻想了。”[53]
我们引用的文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说明列宁写政论时多么善于利用文学形象。在他的著作里，我们能找到许多出自屠格涅夫、果戈理、格利包耶陀夫、克雷洛夫、民粹派、契诃夫等人的文学作品的引文。萨尔蒂科夫在他们中间占着第一位，这自然是完全因为这位拥护“美国式的道路”的著名战士的创作具有犀利的讽刺力量之故。
列宁对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抱着特别强烈的好感，也曾在评议时政的著作里一再引用他的言论。“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54]“无论是谢德曼[55]式的，或者几乎是同一样的马尔托夫[56]式的现代‘社会民主派’，他们厌恶苏维埃，羡慕威风十足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和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样。”[57]“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迁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58]
还必须在这些引文—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再增加一些后面附上娜·康·克鲁普斯卡娅[59]的一段证词，她证明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抱着激切赞赏的态度。“他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虽然它的形式很纯朴，艺术性并不很高。当时我非常惊奇，他读得多么仔细，连小说中的许多细微的特点都注意到了。”[60]
毫无疑问，在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好感中，包含着这两位天才革命家之间一种前后相继的关系，列宁所以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因为他是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感染了列宁。对自由派的言词、对自由主义的全部立场的不信任，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列宁的全部活动。从他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对《信条》[61]的抗议来看，从他和司徒卢威决裂以及后来对立宪民主党人、对那些甘愿和立宪民主党人勾结的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持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来看，就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坚持的不调和路线，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那些在一八六一年改革时出卖农民的自由派所坚持的路线一样…列宁在评价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主义和八十年代的、同沙皇制度调和的、资产阶级化的民粹派的民主主义时，是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同它们对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出了对当时的制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榜样，在这个斗争中，民主运动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62]
列宁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维护受骗农民的利益的最坚强、最光荣的战士，他在早期政论著作中借用沃尔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的序幕》的男主角）的话来说明农民改革的意义，并不是偶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沃尔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63]
列宁对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评价甚高。这个评价比对列·托尔斯泰的评价更加肯定，因为民粹派在同样表现农民愿望的时候，是站在当时社会的左翼。但是这并未妨碍列宁指出这些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必然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两重性，因为唯独无产阶级的观点（在文艺领域内，则是无产阶级文学）才能没有历史的两重性。
列宁关于民粹派小说家的论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特色，那就是使他对最大的民粹派作家们—这支非常重要的革命民主主义队伍——的评述直接从属于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深刻分析。在列宁看来，民粹派首先是与“美国式的”革命发展道路之胜利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力量的一贯代表。谁都知道，当时与此有利害关系的基本力量是农民。从下面列宁对于独特的伟大农民作家列·托尔斯泰的评论中，我们会看到，农民在思想意识上绝不是完全革命的，他们身上顽强地存在着空想的、倒退的倾向。民粹派当它的鼎盛时代，在它由米海洛夫斯基开其端绪的合法化和庸俗化之前，它能够以比列·托尔斯泰纯正得多的方式代表农民的利益；就这个意义说，民粹派是农民领袖，是农民革命民主主义代表。列宁论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64]对民粹派作了一次总的评述。从我们下面引用的评语中可以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已经是一个堕落的民粹派分子典型，他远远不如那些伟大的民粹主义代表人物。不过这段评语只谈到革命民粹主义大山的支脉，大山本身却拥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令人仰止的高峰。
列宁同民粹主义的苗裔作过多次激烈斗争，因为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辱骂马克思主义（参看他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及其他）。可是，虽然他揭露了这个流派在马克思主义兴起时代的反动性，却丝毫无意贬低这些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家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力量。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显示了他们的叛逆思想的强度，而且使他们同我们靠拢了。这在列宁关于民粹派的全部言论上都有所反映：
“米海洛夫斯基是代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并且发扬这种观点的主要人物之一。当时，俄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唯一严重的和广大的（不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群众，还在酣睡着；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和对他们的困苦状况寄予无限同情的人们，即所谓平民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教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代表—曾努力唤醒和启发酣睡的农民群众。
“米海洛夫斯基在有利于俄国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热烈地同情农民的受压迫的境遇，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压迫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一贯在合法的、公开的报刊上表示（虽然是用暗示的方式）同情和尊敬最彻底最坚决的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进行活动的‘地下组织’，甚至还亲自直接帮助这种地下组织。”[65]
最优秀的民粹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型的革命家、乌斯宾斯基和萨尔蒂科夫型的作家都坚定不移地拥护民主革命。但这并不是说，既然他们是当时所能有的广大农民真正利益的最彻底的表现者，他们就不会犯下最严重的错误了。首先，他们美化了农民，往往不了解包含在农民身上的内在矛盾。他们也不了解，在纯农民的基础上面只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即使是十分坚决的纯“平民的”革命。他们极力把村社的社会主义强加于农民。自然，正如列宁一再指出的，从能否实现的观点看，这种社会主义不能不是十足的空想，同时，论它的性质本身，又必定是不彻底的、模模糊糊的。列宁谈到这一点的时候，用赞许的口吻引证了俄国一个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伊·阿·古尔维奇[66]的话。“古尔维奇很中肯地说：‘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丝毫不了解农民内部的阶级对抗，把这种对抗只局限为“剥削者”（富农或寄生虫）与其牺牲品即浸透共产主义精神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唯有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一人持怀疑态度，他用讽刺的微笑来回答一般幻想。他非常熟悉农民并具有洞悉事物本质的莫大艺术天才，所以他不能不看到，个人主义不仅已成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已成为一般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基础。”[67]
列宁对乌斯宾斯基怀有特殊的感情。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评论高加索的情况时，引用过这位民粹主义者一篇特写。[68]“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完全无关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完全无关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地方，而息票先生[69]也就无情地把山民们的富有诗意的民族服装脱去，给他们穿上欧洲仆役的制服了（格·乌斯宾斯基）。”[70]
列宁的政论里有许多出自乌斯宾斯基作品的形象：“剪息票”的英雄[71]、岗警梅穆列佐夫和他的口号“只捉不放”[72]、“健忘的伊万”[73]及其他。
列宁一再指出，乌斯宾斯基不仅像其他最急进的民粹派分子一样，是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且他不同于兹拉托夫拉茨基[74]类型的民粹派分子，他们为了符合自己的愿望，极力用特殊的民粹主义的方法去制造“农民标本”，—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农村的分化，他不仅了解乡村富农的一切特点，而且怀着那种后来使他发生个人惨剧[75]的莫大忧愁，确认了全体农民群众的小私有者倾向，在这方面他要比民粹派高明，他打破了民粹派的幻想，可惜他没有看见无产阶级能够给中农和贫农带来的新的“生路”。列宁对乌斯宾斯基的评述的基础，是我们下面会看到的、他在论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文章中所运用的反映论。
列宁评论乌斯宾斯基的时候，再度采取了我们马上就看到的、他用之于托尔斯泰的那个方法。普列汉诺夫也著文论述过格·乌斯宾斯基，他认为后者首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乌斯宾斯基走向农民的道路的本身也许很有意思，但列宁在他的一般文章（他没有写过专门著作来谈格·乌斯宾斯基）中可以说没有理会这种个人出身。他认为要害不在这里；在他看来，主要的是这个事实：乌斯宾斯基用全身心维护“美国式的”发展道路，主观上十分诚实地给它添加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成分，此外又——这却是乌斯宾斯基的一个使他有别于他的战友们的特征了—沾染了对民粹主义的怀疑，如果乌斯宾斯基能活到适当的时代，这份疑心便会成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良好的过渡点。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乌斯宾斯基的磅礴的才能，而讲到底，才能也要归结为诚实、严肃、热情、锐气、观察力之类。
我们完全无意说，乌斯宾斯基的问题大致已经由列宁阐发无遗了。列宁一定会头一个起来狠狠地嘲笑诸如此类的“懒汉”之见。在这里正如在文艺学领域内每个地方一样，还需要做大量工作；不过这项工作只能根据列宁的指示来进行。
但列宁注意得最多的还是列：托尔斯泰的创作。在列宁对待这位“俄罗斯土地的伟大作家”[76]的态度本身中，有什么地方最令人惊叹不置呢？在列宁的文章以前和以后，我们有不少出自马克思主义者手笔的托尔斯泰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像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那样珍贵的作品。[77]这批研究家当然都是用阶级观点看待托尔斯泰的。然而他们是怎样理解这个阶级观点的呢？他们认定托尔斯泰首先是贵族的代表，因而企图仅仅从贵族的破产和贵族对资本主义攻势的反应等情况去推论托尔斯泰主义。他们以为，托尔斯泰的“农民化”是一种奇思异想，仿佛是豪绅阶级辩护士一种虚妄的、事先准备好的阵地，当时豪绅们已被迫放弃第一道防线，即是放弃地主阶级的庄园文化和社会领导权了。这些意见中当然有不少真理。这个观点远胜于用“人类良心的活动”来解释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主义，①或者宣称那是特殊的个人天才的结果，或者像近年来形式主义者试做的那样，从托尔斯泰时代文学界表面的日常生活条件去推论他的创作。[78]但是如果同列宁的天才分析相比较，连这个相对正确的观点也会显得苍白黯淡。经过列宁的阐明，托尔斯泰对于我们仍然是贵族的子孙，但他一方面把他的贵族性当作一个次要的出发点保留下来，同时他的雄浑的创作又非常符合决定这创作的伟大社会时代，也符合这位“伯爵”实际上所表现的那个阶级—固然是个思想意识上有矛盾的、没有组织的阶级的宏大规模。“乡村俄国一切‘旧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在他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79]照列宁的看法，作为托尔斯泰创作之基础的社会事实，是旧的封建农奴制俄国为资本主义俄国所代替，而以其全部社会心理决定了列·托尔斯泰的内容丰富同时却极其矛盾、又革命又反动的思想的那个阶级，则是农民。
列宁写过不少谈托尔斯泰的著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找到：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最初刊载于一九八年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和莫斯科委员会机关报《无产者报》；其次是那篇悼念托尔斯泰的名文[80]，伟大作家去世后立刻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会民主党人报》上（这两篇文章登出时未署名）；论文《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载一九一口年《我们的道路报》；《“保留”的英雄们》，发表同年的《思想》杂志，其中斥责了孟什维克一取消派分子对托尔斯泰的阿谀奉承，因为他们留下了一些“毫无原则的惊人典范”[81]；《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载一九一一年《明星报》杂志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总括了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见解。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看法对于今后整个文艺学的道路有着巨大意义，为了更严整地叙述他的看法，我们先谈这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在那里读到“列·托尔斯泰的时代，在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里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一八六一年以后到一九五年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以前开始，在这个时期结束以后结束的，但是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列·托尔斯泰，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的。这个时期的过渡质，产生了托尔斯泰的作晶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托尔斯泰借康·列文的嘴，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
关于收成、雇用工人等等的谈话，列文知道，通常都认为是一种很庸俗的事情……现在对于列文，却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了。‘在农奴制度下，或者在英国，这也许是不重要的。在这两种场合，条件本身已经是确定了的；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时候，这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就是俄国唯一重要的问题了。’列文这样想道。（《托尔斯泰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七页）
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对于一八六一至一九口五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的，至少也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刚刚开始安排’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的确是一个吓人的怪物，对于这个‘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这种制度同资本的统治、金钱的作用、交易的出现和发展等等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根本不想弄明白的。他像民粹派一样，闭着眼睛，不愿意正视和考虑在俄国开始安排的东西正式资产阶级制度。
“真的，从俄国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迫切任务看来，这个在‘英’、德、美、法等国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形式的制度，即资产阶级制度‘将怎样安排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八六一至一九五年这个时期（甚至现代）的“唯一重要的’问题，至少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明确地、历史地、具体地提出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情。他总是抽象地谈问题，他只容许‘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而没有认识到这个观点仅仅是旧的（‘翻了一个身’的）制度，即农奴制度、东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82]
列宁十分明确地强调说，应该把托尔斯泰的学说当作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但同时，他又认为它是空想的和反动的。他就这一点说道：
“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微不足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论生活的意义》第五二页）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①
“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翻了一个身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安排’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安排’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安排这种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除这个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托尔斯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但是决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83]
在这篇论文写出以前，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民粹派分子和神秘论者，都企图利用列夫·托尔斯泰之死所引起的大规模运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因此列宁下笔时特别明显地强调说，托尔斯泰主义的社会内容在过去是有意义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学说的全部实质只能起反面作用，对于赞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任何向托尔斯泰主义献媚的做法都是一项真正的罪行：
“在二十五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然而在最近十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当‘路标派[84]的自觉的反动思想，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派’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85]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一文，既从起源学方面（即是从产生托尔斯泰创作的各种力量的角度），又从功能的角度（即是就托尔斯泰作品在其存在的各个时代所能起的作用来说），对托尔斯泰作了明确的概括和总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的其他论文可以说都被上述文章掩盖和勾销了。这些论文内容丰富加以将别的研究。其甲发表最早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所走的路子，跟刚才引用的那篇略有不同。在总括性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列宁是从对时代的定义和评述出发的。在这里，在处理一个真正巨大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文学现象的方法上，他教导我们要确定发生这一现象的活生生的社会年代，也就是确定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历史基础的、各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其次，还必须抓住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的基本环节，发现这主要环节究竟如何反映在所研究的作品的主要思想特点中，从而当然也反映在作品的形式中。但正是列宁论托尔斯泰的第一篇文章的实例，教导我们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在这里，列宁一开始就对托尔斯泰创作本身的构成作了天才的分析，揭示了他的创作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然后由此出发，去考察这一结果所由产生（而且不能不产生）的社会条件。
开头列宁叙述托尔斯泰学说原有的矛盾：不能淹没也淹没不了“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86]
接着，列宁又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个奇怪而杂乱的混合物是俄国工人革命的镜子，于是他就探究：这面不明亮、不平滑的镜子究竟照出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他说：“…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87]照列宁的意见，托尔斯泰创作的基本推动力是“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88]这也就决定了作家托尔斯泰的意义。“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89]这个抗议使托尔斯泰同农民接近起来，他心里充满着农民情绪的强大力量。
但这个立场是不是真正革命的立场呢？不，它带有两重性，于是列宁仍然通过辩证的分析说明了这两重性。他说：“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皇政权？农民姓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90]一只有一个部分农民朝着革命方面去解决这些矛盾。“大部分农民则是、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一切完符合列·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的精神。”[91]然后是总循：“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92]
写得最热情、对托尔斯泰肯定最多的是列宁那篇悼念文字。不过，假如以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仿佛被这位伟大老人之死的事实——就这么说吧——所感动，因而在对他的评价上偏高了一点，那可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这个评价正像列宁作出的其他一切评价一样，是全面的、辩证的。如果说，我们前面引用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特别着重于警告人们丝毫不要为托尔斯泰主义[93]所迷惑，那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悼文对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的激赏和好评都要被勾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民间故事作者描写了“……一八六一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94]
这段评语中包含着一个论点，在方法论上具有很大的价值。在这里，“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被认为是两个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基本因素是那份可以说强烈要求得到艺术表现的重大素材。从列宁的话里可以看出，凡是广泛准备一次深刻的革命的地方，都存在着这一类具有全人类价值的伟大的社会素材。第二个因素是“天才描述”，即这份素材的高度艺术性的外形。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天才，即是—譬如说列·托尔斯泰拥有的全部禀赋，然而没有伟大的社会素材，那么人类艺术就不会向前跨进一步：我们最多也不过能得到一个灵巧的形式巨匠，他只会重复人所共知的某些东西，或者因为缺乏内容而追求形式的精美。好吧，但是假如有伟大的内容而没有适当的天才呢？
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从列宁本人的言论中已经看得出，使用过上述伟大素材的并不止托尔斯泰一人；如果只提第一流作家，那么我们可以仍旧根据列宁自己的评述，指出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来。关于已在社会内部形成的新式思想感情的天才传播者的存在问题，一般是这样来解答：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从自然的观点看，人才的数量、天才的数量在任何特定的时代都应该是大致相等的；但只有萧条的、灰色的时代才会使它的大多数天才趋于枯萎，而在光明的革命时代革命准备时期更是如此，那时，用艺术表达思想成为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因为广泛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的时机尚未到来，却有特别众多的人才脱颖而出，他们从时代本身获取了丰富的创造力。
接着，列宁又写了两段寓意深长的文字称赞托尔斯泰：
“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他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但创造了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话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而且还能用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95]
而同时，列宁连一时一刻也没有忽视托尔斯泰的局限性。他说：“但是，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宗法制的天真的农才会具有，而不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所应有的。”②
在这篇悼文中，我们还看到一个对我国全部文艺学异常重要的论点。列宁写道：“…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无产阶级在最初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已经用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自己的斗争，证明它的使命是在于担任领袖来领导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斗争，证明它是绝对忠于民主主义事业的，证明它是能够同资产阶级的（也包括农民的）民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进行斗争的。”[96]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从《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文中引用相当长一段，因为它通过有点隐晦的形式，表述了列宁关于文学创作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列宁说道：
“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他不曾说过一句那些早已在他以前站在劳动者方面的人在欧洲和俄国文学中所没有说过的话。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他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遽转变托尔斯泰对现代制度的批判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对这些制度的批判有所不同，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充沛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托尔斯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情绪，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漠视，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咒骂，都带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他们的绝望，这就是溶合在托尔斯泰学说中的东西。”[97]
应该在这段精辟的引文中看出两个思想：托尔斯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他所代表的人们的情绪，从思想体系的观点看，他甚至损害了自己的学说，因为他的抗议同绝望交织在一起，这是跟充满着抗议精神而又并不绝望的工人运动不同的。从社会内容的观点、从效果的革命性和影响的纯洁性等观点来看，这样的“忠实”当然不好。可是这“忠实”却赋予托尔斯泰以充沛的感情、热情，说服力、锐气、诚恳、大无畏精神，照列宁的意见，这一切也就是托尔斯泰的主要功绩，因为“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换句话说，如果托尔斯泰表述他的批判时没有这份热情的力量，他便不能给文化增添什么东西了。有了热情的力量，他那虽不算“新”但是异常重要的“批判”，才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步”。列宁这个论断的重大意义，读者是不会忽略过去的。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需要加以特别仔细的探讨：它们在一切主要方面透彻地阐明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学说这样伟大的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它们是把列宁的方法应用于文艺学的光辉典范。
列宁对现代作家论述较少。在这里，格外引起他注意的是马·高尔基的巨大形象。列宁认为他是一个伟大作家，照他的创作方向说，他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作家。列宁欣庆高尔基在组织上也归附了布尔什维克。他又感到非常痛心，因为高尔基在党内犯过一些错误（加入“前进报派”[98]，以及与此有关的事情）。然而列宁从来没有抛弃过高尔基，总是对他表示同志式的关切，即使有时要同他斗争，这斗争其实也是为了爱护高尔基。列宁在一九〇九年给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99]的信上写道：“过去您用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今后您还将带来同样的益处，无论如何您绝不要被国外斗争的枝节问题所引起的沉重心情压倒。有时候，实际的工人运动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些国外的斗争、裂以及小组间的争吵，这并不是因为工人运动内部薄弱或社会民主党内部有错误，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借以为自己铸造政党的成分过于复杂。无论如何俄国会铸造出一个优异的革命社会民主党，而且会比从可诅咒的侨居处境有时所设想的更快，可靠性也比从某些外部表现和个别情节出发所设想的更大。”[100]当资产阶级报刊把高尔基被开除出党的流言当作一个“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开始津津乐道的时候，列宁愤怒地回击道：“资产阶级报纸是白费气力的。高尔基同志用他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把自己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他对这些报纸只能报之以鄙视而已。”[101]列宁在思想上同高尔基分歧最严重的时期，还是毫不犹豫地写道：“而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102]
不能由此推论说，列宁隐讳了高尔基在加入“前进报派”期间所犯的政治错误。谈到他当时一封公开信[103]的时候，列宁声明：“在我看来，高尔基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和觉悟工人的全部精力都应当放在同这种偏见作坚持不懈的全面的斗争上。”[104]列宁获悉高尔基向临时政府表示祝贺的事实以后，就这一点写得很有意思，下带着他所少有的抒情的调子，这也可以证明他多么器重高尔基：
“人们在读到这封充满了流行的庸俗偏见的信时，一定会感到沉痛。笔者有一次在喀普里岛同高尔基会晤时，曾经警告过他，并且责备过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高尔基用他无比和蔼的微笑和坦率的声明挡回了这种责难，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负不了多大责任的人。’要反驳这种话是不容易的。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105]
如果从列宁这段话里得出结论，仿佛“负不了多大责任”真是艺术家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或者艺术家按其某种内在本质说必定是个拙劣的政治家，那当然是糊涂。格·瓦·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就抱着这样的错误看法，瓦瓦·沃罗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106]相反地，列宁很重视艺术家的坚定明确的思想，他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看得那样高，不是没有缘故的不过可以从列宁对高尔基的态度——正如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艺术家的态度—中得出一个结论：对艺术家必须相当宽容，能够原谅他的个别谬误含糊的说法以及思想上的毛病，只要他的才能足以弥补这一切，主要的是，只要他热烈希望为革命事业服务。
凌云子录入自《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本篇初次刊印于一九三二年《文学百科全书》第六卷，后经作者修改，于一九三四年出单行本。根据《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一九五七年）所收的本文修订版并参照《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七年）第八卷节译。
[2]《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五八〇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3]《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三至六四页，人民出版社。
[4]同上卷，第六四页
[5]阿·莫·德波林（1881—1963），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一九三〇年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对地盘，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等错误。
[6]恩·马赫（1838—1916）和理·阿芬那留斯（183—1896），十九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和德国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派别——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或“第二实证论”—的创始人。一八九五年卢那察尔斯基考进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曾向在该校任教的阿芬那留斯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受影响颇深，以至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与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合流，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的作者之一，鼓吹“神说”卢那察尔斯基在本文（《列宁与文艺学》）第二章《列宁的哲学观点》中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重大意义和他本人的错误时写道：“列宁详尽无遗地证明说，一切形式的实证论、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等等，都是无可争辩的唯心主义，它们跟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其所以必须证明这一点，是由于阿芬那留斯、马赫及其追随者和门徒的诡诈而混乱的哲学思想，诱惑了俄国和国外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被诱惑者中间还有一批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当时在政治方面已经背离了党。阿芬那留斯、马赫等人以这种形式来贯彻唯心主义，在此基础上又生发出一套理论，它的创始人称之为‘经验一元论’（亚·波格丹诺夫）或‘经验符号论’（巴·尤什凯维奇），它有时竟达到了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的不可容忍的地步（安·卢那察尔斯基）。
[7]指《关于费尔巴哈等提纲》。
[8]这里只选择了其中等两章
[9]阿·季·阿威尔岑柯（1881—1925），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10]《一本有才气的书》。《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一二至一三页，人民出版社。
[11]《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九页
[12]《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三页。
[13]《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〇三页。
[14]《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二页。
[15]指别林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注
[16]《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至二四一页
[17]《路标》是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论客在一九九年出版的文集，他们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民主主义传统，污蔑一九五年革命，号召知识分子为专制制度效忠，列宁称《路标》是“自由主义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
[18]《论〈路标》。《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二二页。
[19]指弗理契派、彼烈威尔泽夫派和拉普派等。
[20]《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七页。
[21]艾·约·比朗（1690—1772），安娜女皇的宠臣，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专横暴戾，史称“比朗暴政”。
[22]阿·安·阿拉克切也夫（17691834），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陆军大臣，以实行横暴的军阀统治著称。
[23]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
[24]即十二月党人。
[25]罗穆洛，相传为古罗马城的建立者，罗马第一个国王。烈姆（又译瑞穆斯）是他的孪生兄弟。据说他们曾受母狼哺养。
[26]《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六至四一七页。
[27]指卡芬雅克为首的法国反动政府对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起义的血腥镇压。
[28]《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七页。
[29]《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九页。
[30]亚·亚·谢尔诺一索洛维也维奇（1838—1869），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参加六十年代反农奴制斗争，后侨居日内瓦，加入第一国际。
[31]《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九页。
[32]《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九页。
[3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二页。
[34]费·瓦·杜巴索夫（1845－1912），镇压一九五年革命的一个海军上将。
[35]《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三八至三九页。
[36]这两句话是列宁根据涅克拉索夫《摇篮曲》中的诗句改写的，原诗为：“你有官僚的外表，坏蛋的灵魂…”
[37]《自由派粉饰农奴制的勾当》。《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九三页。
[38]亚·舍彼帖夫，二十世纪初一个自由主义论客
[39]尼·安·格烈迭斯库尔（1864—？），资产阶级法学家、教授，曾任国家杜马代表。
[40]伊兹哥也夫，论客亚·索·兰杰（1872－？）的笔名，右派立宪民主党人。
[41]《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三六至三七页。
[42]指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卢那察尔斯基注。
[43]《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四卷，第六口九至六一页
[44]《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八三页
[45]讽刺小说《庞巴杜尔和庞巴杜尔莎》的主角。
[46]《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市长。
[47]出自童话《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
[48]出自童话《聪明绝顶的鱼》。
[49]出自童话《老马》
[50]《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六八页。
[51]即普尔菲莱·果洛夫廖夫，小说《果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人物。
[52]利德瓦里，大投机商，一九六年曾在俄国各灾区出售粮食，谋取暴利。
[53]《得意扬扬的庸俗言论或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三二七页。
[54]《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一0页。
[55]菲·谢德曼（1865－1939），德国政客，社会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56]马尔托夫（18731923），孟什维克的一个头目。
[57]《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六页
[58]《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九二页。
[59]列宁夫人。
[60]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第七十页，人民出版社。
[61]《信条》，一八九九年一群经济派分子伯恩斯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等发表的宣言。列宁为首的十二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四卷）予以反击。
[62]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第六三至六四页。
[63]《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页。
[64]指《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一九一四年）
[65]《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至八页。
[66]伊·阿·古尔维奇（1860—1924），经济学家，一八八九年迁居美国。
[67]《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三三页。
[68]《在高加索》
[69]“息票先生”指资本和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乌斯宾斯基在特写《罪孽深重》（一八八八年）中首次使用的，后来常见于八十至九十年代俄国文学。
[70]《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四四页。
[71]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一七页。
[72]《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九页。
[73]《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一八七页。
[74]尼·尼·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民粹派作家。
[75]指普列汉诺夫的《格·伊·乌斯宾斯基》（一八八八年）。
[76]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致托尔斯泰遗书中的用语。
[77]普列汉诺夫写过五篇论托尔斯泰的文章。
[78]例如包·艾亨巴乌姆（1886－1959）在其列夫·托尔斯泰》一书（一九二八年）中所持的观点。
[79]《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三页
[80]《列·尼·托尔斯泰》。
[81]《“保留”的英雄们》。《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六八页。
[82]《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二至三三页。
[83]同上卷，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
[84]即文集《路标》的作者们，参考本书第十四页注
[85]《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十六页。
[86]《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〇页。
[87]《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一页。
[88]《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一页。
[89]《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一页。
[90]《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第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二页。
[91]《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第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二页。
[92]同上卷，第三七三页
[9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第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三页
[94]《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二一页面。
[95]同上卷，第三二三页
[96]同上卷，第三二三至三二四页
[97]《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三〇页至三三一页。
[98]“前进报派”是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宗派组织，在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列克辛斯基倡议下于一九口九年成立，次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国外发行机关报《前进报》，但其组织实际上已于一九一三年瓦解，参加者有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高尔基等。
[99]高尔基的教名和父名
[100]《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三四卷，第四一五页。
[101]《资产阶级报纸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一至一二页。
[102]《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二页。
[103]指高尔基给俄国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贺信。
[104]《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四二页。
[105]《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四一至三四二页。
[106]见普列汉诺夫的《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沃罗夫斯基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再论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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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短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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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短评
陈独秀
冤了欢送的人
日美秘密外交不已经公开的宣布了吗？
中国的代表竟接受了国联的决定了吗？
反了！反了！
得到了什么答复呢？
好一个双方！
南京政府对黑龙江战争宣布中立了吗？
党国百万军人在做什么？
爱国者即反动分子！
呜呼“包送终”！
这样的党治！这样的训政！
不与敌人拼命的义勇军！
官僚奸商们眼中的爱国运动！
呜呼“民气销沉”！
有什么罕见罕闻！
冤了欢送的人
□□□□[1]传出了蒋主席北上收回失地的神话；各团体忙着开会欢送，最可怜的是一二千浙江学生，不远千里的到南京去欢送，可是据说，蒋主席表示，在中枢未有人负责以前，决不轻易离京，最近又说，须候四届中委第一次全会举行后，再候什么“国难会议”开会后始北上，北上又干什么？据说，是到济南、郑州、北平去看看，倘届时能由外交解决，则北上任务当改为视察防务。这样也值得人民欢送吗？
日美秘密外交不已经公开的宣布了吗？
美国宣言不能限定日期撤兵；又宣言满洲争端可以和平解决，无须外交排斥或经济抵制之压力；又提出折中办法即日本撤兵与中国承认日本所谓五项原则同时进行；这都是日本的利益，日军进攻齐齐哈尔，美国默然无言；日军一向锦州，美国便马上出来责问币原不守诺言，日军也就马上停止西进，这就是日本承认了美国和英国在辽西（从通打路到葫芦岛）的利益。中国的利益在哪里？以上的事实，不是已经把日美秘密外交即币原与史订生间的秘密换文之内容，大致公布出来了吗？
中国的代表竟接受了国联的决定了吗？
国府紧急训令施代表三要点，并没有明示不能接受调查团的决议，所以路透电说：“中国或将放弃投票，果尔，则行政会之决议，可即一致同意，而使此次议案有法律上力量。”为什么不投反对票？这不是变形的消极的接受了是什么？！
反了！反了！
日本不但不肯撤退侵入中国领土的兵，反而□□□□国联“劝喻中国将锦州之兵撤至关内”，并且国联和施代表都有应允中国兵退入关内的消息，反了反了！这真是反了！可是世界上“反了”的事多着哩，本应该做人民公仆的人们，反而对主人翁要训起政来，难道这是“正了”吗？
得到了什么答复呢？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会致电国府要求出兵与惩办张学良，并表示如无满意的答复，便要进行：（一）要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二）罢操罢工罢课；（三）自动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虽未脱请愿形式，而在主张上却进了一步。但得到了什么答复呢？学生们应该再进一步，“面朝着工人背朝着政府”！
好一个双方！
中国因受日本压迫而要求撤兵，白利安却说“请中日双方代表顾全大局，勉遵可以终止争执之提议，勿为足增重局势之言行”，好一个双方顾全大局！大东书局工人因受资方压迫而罢工，党政机关制止罢工命令却说“劳资双方均应相忍为国，不准发生纠纷”，也来一个双方！这都算得是公正无私了罢！
南京政府对黑龙江战争宣布中立了吗？
我们耳边仿佛听见许多马占山部下的兵士倒在血泊中呼喊：“咱们在这里和敌人拼命，南京国民政府简直不管咱们的死活，太平无事的开他妈的什么四全大会，难道他们宣告中立了吗？妈的巴！”真的，广州的四全大会要用九十万元，南京的大会当然更要用得多，即令他们不敢派兵破坏中立，难道不可以“偷偷的”把这笔巨款接济黑军的粮饷吗？所以英美记者说：“日军源源增多，黑军无援，日本即利用中国各省中立态度，举全力攻黑。”
党国百万军人在做什么？
申报记者说：“吾人犹记甲午清日战争之役，外人评论谓日本非与中国战，特与直隶一省战，……今日吾人复听英美记者‘中国政府及北平百万军人，坐视一省抗一国而不救。’之评论，此实我民族无上之耻辱，谁应负此责任，我民众敢抗声质问。”大约党国要人会抗声回答：当今党国盛世，岂亡清所可比拟；并且你们不看见我们大批威风凛凛的将领在南京出席四全会的大典吗？你们不看见我们浩浩荡荡的大军在湖北江西剿赤吗？
爱国者即反动分子！
前天有一位青年问我：现在大家看报时，见了什么四全大会标题，一个字也不愿意向下看；但见了马占山的战报，无论几何长的通信，都拍桌顿足的一气读完，这是何故？我说：这都是些反动分子吧！他说：不，他们都是些爱国青年。我说：呸！如今党治训政的年头，爱国即是反动呵！
呜呼“包送终”！
党国的大小要人，包办了御用的工会、农会，包办了御用的国民会议，现在又来包办御用全国学总会。广州北平天津广东上海等学生抗日会，都一致通电反对说：“出席南京学总会之代表，竟有由机关指派，此种御用式包办式之大会，决不能代表全国学生。”从前有一位姓包的杀人庸医，混名“包送终”，现在他们如果包办一切，包办国事到底，必然也是一个“包送终”！
这样的党治！这样的训政！
日本军队在东三省以至天津，自由开炮占领领土地奸淫掳抢无所不至，马占山的孤军血战，急待救援；然而衮衮诸公，始而忙着宁粤议和，继而粤方内部为了中委选举问题，又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的党治，这样的训政，让他们自己说罢！
不与敌人拼命的义勇军！
上海学生义勇军训练主任王柏龄就职演说：“现在社会人士有一种误解：即为义勇军即所以与敌人拼命者，实属大谬，……现在有人催发枪支，我以为现在义勇军训练，乃教育问题，非军事问题，须基本智识弄好，才用枪支，故发枪事可不必。”这几句话，不啻是对于学生义勇军一幅最刻薄最讽刺画！上海学生义勇军奉王柏龄为总司令，北平学生义勇军奉于学忠为总监，可谓无独有偶。
官僚奸商们眼中的爱国运动！
上海地方法院检查官杨文濬，对于游伯麓案，[2]援引刑法二八六条，“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的罪名起诉。上海秘售日货的大庆纱布号，指抗日检查员为强盗，报捕拿人，为什么中国警官枪杀反日市民是“激于义愤”？大概是得罪了他们（游伯麓与杨文濬）的太上政府吧！为什么指查封日货的检查员是强盗？大概是侵犯了他们的私有财产吧！这便是不要祖国的官僚奸商们眼中的爱国运动！
呜呼“民气销沉”！
巴黎中国记者联合会致电上海报界公会说：“〔法国〕舆论表同情于我者，群骇我民气销沉。”然而国府严令路局阻止杭州上海赴京请愿的学生，大概他们是觉得民气过于嚣张吧！
有什么罕见罕闻！
无锡县党部攻击县长通电说：“无锡县长陈传德，竟事前阻止各报登载反日消息，扬言镇静，压抑民气，……如此丧心病狂，漠视救国之官吏，实属罕见罕闻。”陈县长很有理由回答该党部：“扬言镇静，压抑民气”是蒋主席以至整个中央的政策，不是我陈传德的新发明呀！有什么罕见罕闻呢？
录入者注：
[1]此处影印件失字，故用“□”代替，下文亦如此。
[2]游伯麓（1988-1951），1931年为上海市第五区警察署长。抗日战争期间，充任伪职，成为汉汗。1951年5月被中共政权枪毙。
1931年10月1日下午，宝山路五区警署值岗警士禁止群众张贴反日标语，激起群众义愤，聚集五区警署前抗议，警察署长游伯麓下令警士开枪，死2人，伤5人，造成宝山路惨案。由于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强烈抗议，游伯麓被撤职，送法院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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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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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陈独秀
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强占了辽吉黑三省，并在中国各地示威行凶或炮击，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在巴黎会议上，无忌惮的牺牲中国见好于日本，正是他们乘着热潮还在伏流中一逞其凶焰；然而他们的凶焰，有时固然会使热潮低伏下去，有时也会使它高涨起来，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熏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只有近视的寄生虫们，只看见枪炮军舰飞机的力量，而不看见民众热潮的力量，并且他们就根本害怕，仇视这一力量，因此他们宁肯受帝国主义凶焰的薰灼，——实已熏灼到他们的眉毛。
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
抗日救国的民众们，只有你们自己奋起的热潮是你们的根本武器，没有它，一切都是幻想！
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纪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或者为内外凶焰所毁灭，或者浮在热潮中向前发展，这就是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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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引言
首先，在写任何其他东西之前，我们需要公开承认，要忍受对于我们而言不可否认的这一事实是多么困难;沃尔特·罗德尼，我们的兄弟、朋友和同志，去世了。1980年6月13日，这一无与伦比的历史性分析著作的作者，在圭亚那，成为遭受他自己家乡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暗杀活动和其他形式的残酷镇压的最著名的受害者。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沃尔特已经认定，对于他自己国家的广大人民而言，获取真正人类发展和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在转变自己生活的斗争中更换和重塑这个主导其社会和规定其存在的新殖民主义政府。然而，圭亚那总统福布斯·伯纳姆（ForbesBurn-ham）曾多次明确表示，在这场争取民众人心和思想的斗争中，他"消灭反对力量"的决心是没有限制的。许多人认为，毫无疑问，夺去了沃尔特·罗德尼生命的炸弹是伯纳姆的死咒所致。
尽管难以接受和承受他逝世的事实，但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主要不是出于感情或政治谩骂的目的，而是因为如果不与罗德尼这位革命的学者、有学识的革命者、为人正直并给人希望的人进行严肃和直接的接触，就不可能产生《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的新引言。相比其流派的大多数书籍来说，这本书显然汇聚了作者的精神、智力和承诺，作者在三十岁之前就进行了无畏和广泛的研究，而且在他短暂的岁月中信仰坚定，矢志不渝为之奋斗。
对于罗德尼来说，生活即写作，他的生活把我们带回到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除却其标题，这并不只是一部简单描述欧洲压迫者和非洲受害者的作品，它还是—种武器，在鞭挞剥削者的同时在他们自己的智力游戏中将其打败。（当然，就那种有限的作用而言，它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更确切地说，这一经典的研究中承载着更多的内容，在其最深刻的水平上触及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点上，在这本书的前面，罗德尼就总结出了其基本思想∶
关于谁或什么应该对非洲的欠发达负责这一问题，可从两个层面回答。第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应该对非洲经济的延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一制度榨取了非洲财富，使它不可能更快地开发这个大陆的资源。第二是那些巧妙地控制着这一制度的人和那些不是代理人就是无意中成为这个制度帮凶的人。正是西欧资本家阶级积极地将他们的剥削制度从欧洲内部延伸并覆盖到整个非洲。近来，他们参与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者所取代。很多年以来，这些宗主国的工人们也得益于对非洲的剥削和非洲的欠发达状况。（第27~28页）
沃尔特为所有这些提供了丰富的有创见的支持以及从各种资源、不同时间和地点选择的精确的例子。然而，虽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将收集到的记录倾倒给压迫者。同时他也未充分说明在美国生活的黑人，心甘情愿分享剥削非洲获得的利益。相反，他对于本书中心主题的总结，超越了指控或内疚。他说，
这些评论无意将发展的最终责任从非洲人的肩上免除。不仅在帝国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一些非洲帮凶，且每一位非洲人有责任理解这一制度并致力于推翻这一制度。（第28页）
不像我们许多人说出和写出这样的话，沃尔特认真对待这样的说法。他知道，这些话对他的意义所在，对那些在加勒比海和美国的非洲孩子;对欧洲人控制下的印第安人、亚洲人以及对于那些在许多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些话对于所有那些声称团结第三世界、为发展和解放而斗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意义所在。
罗德尼设想和研究了这样的假设，即非洲人的新发展和处于"外围"的其他相关人民需要他所谓的"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根本性的决裂"，这是对于目前世界秩序"中心"失败的—种勇敢的挑战。当然，他也知道，任何这样的决裂或严重的争论都会导致中心本身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因此，从他的角度来看，至关重要的，绝对必要的是对于主宰了世界近五百年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基本转变。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愿景，尤其是因为沃尔特敢于说出来同时相信这样的一个巨大转变必须由非洲人民和其他受剥削的处于底层的人民来发起。然而，他对自已的分析所产生的影响没有退缩。相反，他继续——特别是通过他自身的例子——鼓励我们所有人，走向彻底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客观条件的愿景。静静地，不断地，他敦促我们要在从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斗争中担负起所有的责任。
没有人能忽视沃尔特的工作或怀疑他的号召，因为他以身作则，为自己设定了应承担起的这—令人敬畏的责任中的那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他1980年6月在圭亚那。这就是为什么他自1974年以来就在那里发展劳动人民联盟（WPA），为了支撑家庭而奋斗，想方设法找时间继续写作和研究他的国家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被谋杀。
在悲痛和愤怒中，坦率地说。对于我们这些知道沃尔特的人。没有谁会对他去世的消息感到惊讶。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存在着—种不可忽视或否认的坚持和正直。事实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某种模式在他生命的早期就已形成。罗德尼出生于1942年3月13日，长在当时英属圭亚那的首府乔治敦。从一开始，他就属于一个十分重视政治转型的家庭。他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深深地卷入人民进步党（PPP）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是当时加勒比海地区唯一使普通人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世界的群众政治组织，致力于提高未来其他发展的可能性，即超越仅仅在英联邦中谋求独立的可能。
因此，甚至在进入青春期之前，沃尔特就已经在散发传单，参加党的会议，同时聆听就在他家里进行的数干小时的政治讨论。然后，当他进入皇后学院这一当时在乔治敦受到高度重视的中学。这位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也成为非常熟悉当时西印度生活的"学术型男孩"之一。智慧聪明、充满活力和思维清晰的他在学术和体育方面都很擅长（他打破了学校的跳高纪录），当他赢得进入位于牙买加莫纳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的令人垂涎的圭亚那奖学金时，通往学术声望和荣誉的传统路径是向他敞开的。
1963年，罗德尼以历史系最优等生的荣誉从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UCWI）毕业，同时获得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并进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攻读非洲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沃尔特在政治方面的本能和早期的惠陶使他不能安居于传统的学术生涯。相反，在伦敦的那些年（1963～1966年）是他的政治和学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他立刻成为年轻的西印度群岛研究组成员，他们在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C.L.R.詹姆斯（C.L.R.James）的指导下定期会晤，詹姆斯是特立尼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最出名的著作是海地革命史《黑人雅各宾派》（BlackJacobins）。
与詹姆斯的交往和在研究组的经验是罗德尼早期接触日常的加勒比激进政治生活的一种补充，也是他在日后的学术界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来源。1966年，当罗德尼离开伦敦去坦桑尼亚时，正准备写一部历史著作，他后来形容其为"—部革命性的，以社会主义者和以人为中心视角的历史著作"。（以学术论文为标准，他出色的博士论文《上几内亚海岸的历史，1545～1800》切中主题，本身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1]
[1]本文是由科学出版社（ClarendonPress）1970年出版，最近再版平装本由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ReviewPress）出版。
1966～1967学年，沃尔特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教授历史。1968年.他回到牙买加。在母校教历史。并开发了他计划成为主要课题的非洲和加勒比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想测试自己关于革命知识分子仍需植根于人民生活的信念。沃尔特在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正是由于这一成功，尤其是他在牙买加街头、丘陵和沟壑区与普通民众的工作，导致他待在那个国家的时间大幅缩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德尼已经联系并帮助那些对现实表现出深刻不满和不安的人，填补了牙买加的普通人以及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当他们开始在一起认真倾听和述说关于组织起来进行变革的方式时。当他们听到和思考有关黑人权力在这个国家的崛起这一号召带来的强大影响时，显而易见，一种深刻的和不可预料的骚动正在孕育，同时保守的牙买加政府很容易确定沃尔特为不受欢迎的外国元素。因此，在1968年10月，罗德尼在蒙特利尔出席一个黑人作家的发布会时被正式驱逐出牙买加。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在金斯敦持续了数天的抗议活动，但罗德尼被拒之门外。
正是这一政治活动以及他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积极参与，第一次引起了我们在美国的许多人对于这位26岁的加勒比史学家的关注。然后，在牙买加政府的行动之后，沃尔特在伦敦的C.L.R.詹姆斯研究小组的成员与其他加勒比活动家要求沃尔特找机会发表他在牙买加所讲授的内容。以此为目的，他们创办了博格尔-卢维图尔出版社，1969年出版了沃尔特第一本广为传阅的书《与兄弟们为伍》（GroundingwithMyBrothers）。[1]沃尔特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再次在大学（1969～1972年）教学，而《与兄弟们为伍》给这个国家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在美国参与了为黑人（白人）争夺领导权的人，这一斗争暂时性地以黑人研究运动的形式而具体化。
[1]这一出版社以1865年在牙买加莫兰特湾起义的领袖保罗·博格尔（PoulBogle）的名字和海地领导人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L'Ouverture）的名字命名。那些最积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有安得烈·萨尔基，杰西卡和埃瑞克·李特利，理查德·斯莫尔，约翰·拉罗斯，塞尔玛·詹姆斯，厄尔·格林伍德和克里斯·勒·梅特。在罗德尼遇刺后不久，博格尔-卢维图尔书店改名为沃尔特·罗德尼书店。
毫不奇怪，正是在这一运动发起的多次会议上的一次，沃尔特·罗德尼首次被推到了非洲裔美国人的面前。1970年5月，他参加了在霍华德大学举行的非洲遗产研究协会（AfricanHeritageStudiesAssocicotion）的第二届年会。由于本引言作者之—（罗伯特·希尔）曾在西印度群岛大学见到过沃尔特，还和他一起工作过。霍华德会议为我们中的另外两位提供了与罗德尼认识的第一次机会。和会议上的许多人一样，我对这位个子瘦小、说话温柔、深肤色来自圭亚那的兄弟的第—印象是他脱稿演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滔滔不绝的华丽理论，但他使用了非常翔实的材料，言语组织细致而有说服力，使得有可能将它从讲稿直接送去出版。最终，我们发现这种惊人的学术条理性（以及强大的政治本能）是有一个有条理的精神力量的配合，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掌握而不是被其奴役，有着一种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不幸的人们对这一集体工作的坚定不移的承诺。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敏锐和冷静的幽默感，却毫无自以为是之意。换句话说，我们很清楚，沃尔特·罗德尼具有不容忽视的道德感、政治和学术力量，是非洲最美丽的子女之一。
从第一次相遇，我们就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兄弟，一位老师和—个同志。在霍华德会议上，当时的罗伯特·希尔（RobertHill）、比尔·斯特里克兰（BillStrickland）和我以及其他人一起在黑人世界研究所（IBW）研究发展问题，这是一个位于亚特兰大的研究、出版和宣传中心。随即，我们开始与沃尔特探索与他在这一实验中分享集体智慧的工作方式。最后，通过一系列的访问，他与我们安静且从容不迫地待在一起。在我们的家里，他也带来了他的妻子帕特（Pat），和他们活泼可爱的孩子，沙加（Shaka）、坎尼尼（Ka-nini）和阿莎（Asha）。
我们的关系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1972年，由博格尔-卢维图尔出版社和坦桑尼亚出版公司联合出版了第一版的《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对于所有那些能够得到这部著作的人来说，就像获得了一股能量强大的、令人振奋的新鲜空气。罗德尼并未将前殖民地时代的非洲浪漫化，而是将其置入世界各地人类发展的背景中考察，追溯非洲与欧洲殖民势力的真实历史关系，同时就非洲走向新生活和在重新塑造世界中的新作用的途径提出了建议。这本书立即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引起了兴奋和共鸣。它在那些具有政治导向的黑人中间所起的作用就像差不多十年前弗朗兹·法农（FrantzFanon）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WretchedoftheEarth）所起的作用一样。事实上，两人探讨的都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蹂躏;两人都呼吁必须与这种带有剥削性和破坏性的体系决裂，为创造一个新秩序的世界向前迈进。他们都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他们所期盼的转型的实例。
与法农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一样，罗德尼也从非洲和加勒比海的视角入手，但我们在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种全球性的关联。尽管沃尔特的主要历史分析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但他对美国在当代剥削非洲过程中的角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简略却强有力的说明，含蓄地警告我们不要主动或被动地参与那种破坏性的工作。但其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美国黑人斗争的联系也许更直接相关，尤其是他关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教育以及对非洲的心灵和精神的影响方面的阐述。例如，沃尔特写道，"归根结底，也许殖民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非洲，无论是正规的学校制度还是殖民主义的非正式价值体系都破坏了社会团结，同时促进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最严重的异化形式"。（第254～255页）
我们这些美国黑人立即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事实上，黑人研究和黑人权力运动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呼吁黑人之间的团结，以抵制美国主流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但是，当我们的年轻人随着强大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错误的教育网络系统充分融入美国社会文化潮流之中时，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这种异化在年轻人中间开始上升。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这些在黑人世界研究所里工作的人邀请罗德尼参加我们直接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两个项目。在第一个项目中，他是长篇论文《教育和黑人斗争》（EducationandBlackStruggle）的撰稿人，这是我们在1974年为《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EducationalReview）组织和编辑的。他的文章是"非洲教育和当代坦桑尼亚"。
第二个项目的性质不同。早在1974年沃尔特就接到担任圭亚那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主任的任命。这一任命对于沃尔特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明确的胜利、证明了他的远见。在他返回圭亚那之前，我们邀请他来亚特兰大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夏季时光。他在黑人世界研究所待了一个多月，主要从事一个夏季研修班的领导和发展工作。来自这一国家其他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同事加入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利用模型进行一个教育计划的实验，将为全国高校的黑人青年提供更广的视野和新的选择方案。[1]同时，带着远见和勇气，霍华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第一版《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
[1]参加了夏季研修班的同事有C.LR.詹姆斯、圣·克莱尔·德雷克、凯瑟琳·邓纳姆、乔治·贝克福德、爱德华·布雷斯韦特、勒鲁尼·贝内特、玛丽·贝端、特兰·凡丁、麦克·琼斯和弗兰克·史密斯。
那个夏天，沃尔特延长了他在黑人世界研究所待的时间，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关键，有助于我们对黑人知识分子在我们自己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黑人世界研究所可以在这种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思考更加明确。同时，它为沃尔特提供了更深入地探讨独特的美国黑人的经验的机会。此外，它也使我们所在的社区形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学生和同事共事的团体，我们期待着在他新任职于圭亚那大学时还会有很多途径让我们可以继续与沃尔特一起工作。
然而，在沃尔特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有关大学职位任命方面不好的消息。当他到家后就有了来自官方的消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任命取消了，原因显然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压力。从那时起，罗德尼，这位革命的学者，开始再次深入他家乡的土壤之中。除了从许多地方发来的邀请和请求之外，他坚决拒绝永久地离开圭亚那。
他给自己安排了两大任务，这两项任务都符合他作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致力于他的人民的解放和发展的角色定义。这两项任务都要求他留在圭亚那。首先是开展一个主要的、多卷本的有关自己国家劳动人民的历史的研究。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各个方面的）就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民打成一片，同时研究他们，找到一种反抗的方法，来抵抗已经背叛了他们希望和信任的政府，一个正在阻碍他们发展的政府。换句话说，沃尔特仍在努力应对新殖民主义对于《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的影响，百折不挠地将这种研究解决方案带入自己的生活中心及民族的生活中心。同时，特别是当他的妻子帕特也被拒绝了她的社会福利业工作机会时，他必须设法找到养家糊口的方法，考虑整个家庭的食品、衣服和房子等问题。
尽管我们有些人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这种不断的紧张和危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但沃尔特确实设法挤出时间和精力在圭亚那国家档案馆和乔治敦大学的加勒比海图书馆花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除了一些著述外，沃尔特这种忘我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圭亚那劳动人民的历史，1881～1905》（HistoryoftheGuyaneseWorkingPeople，1881~1905）。在这段激烈斗争的时期，他还发表了重要文献《19世纪后期的圭亚那甘蔗种植园》（GuyaneseSugarPlantationsintheLateNineteethCentury）。
同时，他在继续做组织方面的工作。在1974年之前，沃尔特已经帮助成立了劳动人民联盟。这成了他在不懈的斗争中的政治基地，以建立一种带来圭亚那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力量。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许多人的帮助下，沃尔特找到了进行演讲和授课的机会，以此试图与圭亚那以外的战友们保持联系，同时赚取养活家庭所需的资金。【康奈尔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特纳（JamesTurner）和位于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为我们中间那些试图组织这些活动的人提供了特殊的帮助。】
当沃尔特出国时，尤其是在政府的镇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许多朋友劝他离开圭亚那，为他自己和家人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沃尔特给我们的反应通常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他觉得他应该对圭亚那的人民和同志们负责任。他说他在为自己和他们的社会转型的大无畏斗争中鼓励他们，而且他不能因为自己碰巧已有了现成的逃生途径而离开。第二，罗德尼说他觉得他在遍及第三世界的工作和旅行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和接触，只有他可以获得这样的特权。对他来说，这种特权就是有责任继续同他的人民分享那些参与解放斗争的女性和男性在国际联络中的内容和精神。因此。从未流露出任何对牺牲的恐惧，同时却对面临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沃尔特的反应永远是一样的∶"我在这里是必要的。"
到最后，所有这些危险、希望和紧张都集中到了一个事件上，源源不断的为期一年的生与死的考验。1979年6月，劳动人民联盟正式宣布它已经成为政党，这个政党将不懈努力推翻贝纳姆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建立的政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乔治敦的一个政府大楼着火了，八人被捕，沃尔特和其他四名劳动人民联盟成员也在其中，并被控为纵火犯之一。[1]因为这是一座政府大楼，指控是很严重的。但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事实也是很清楚的，这种行动完全是为了打破罗德尼虽小却颇有影响力的组织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部分。在传讯的那一天，伯纳德·丹克教父（FatherBernardDanke），—位《天主教标准报》（CatholicStandard）的记者，当他站在法院大楼外观看那些亲劳动人民联盟的群众示威时，被人从后面刺死。这件事后，镇压的情况恶化到可以称为官方的恐怖主义之夜，包括爆炸、警方殴打和不断升级的贝纳姆要"灭绝"与之作对的沃尔特和劳动人民联盟其他领导者的威胁。
[1]被称为"全民公投的五人"，他们是沃尔特·罗德尼、鲁伯特·鲁普纳雷恩、莫里斯·奥马瓦利、克瓦米·阿帕塔和凯伦·德·苏扎。五人都由陪审团审判无罪。
到1980年2月底，沃尔特在劳动人民联盟的两位同事奥海·科阿玛（OheneKoama）和爱德华·卢布林（EdwardLublin）被警察杀害，其他人遭到枪击和毒打;还有一些人被抓入狱，他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遭到爆炸袭击。那时，一些劳动人民联盟的领导成员实际上是在圭亚那的政治犯，因为他们的政府拒绝他们离境。然而，罗德尼设法在1980年5月出境，受邀参加津巴布韦爱国阵线（PatrioticFront）独立庆典。然后，沃尔特回到圭亚那继续他在档案馆的研究工作，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他曾不祥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
6月2日，纵火罪的审判开始，由来自加勒比地区、美国和英国的有关观察员见证。几天之内，很明显，政府没出现什么情况，不可以起诉罗德尼和他的同事。结果是，在6月6日，在政府的要求下，审判被延期至8月20日。审判后的一周，6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沃尔特开着他哥哥的车，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等待唐纳德·罗德尼。他们停在了一个人的房子前，我们现在知道此人早已潜入了劳动人民联盟的行列。唐纳德·罗德尼去取此人说是沃尔特想要的一个对讲机。当他们晚上7;30站在这个潜入者的院子里时，此人告诉罗德尼开车走并在8∶00等待一个测试信号。唐纳德回到车上，开车走了。当信号传来时，竟是结束了沃尔特·罗德尼生命的爆炸。
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罗德尼一直在接受有关他面临的危险以及保护自己的计划的采访。他说，
就我自己的安全和其他一些在劳动人民联盟的人的安全来说，我们将努力通过提高国内外政治动员和政治行动的水平来予以保证。从根本上说，它比任何一种物理的防御更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都对这种不断出现的威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是冒险家，烈士或潜在的烈士，但我们认为有工作要做，这种工作就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点我们必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
另外，沃尔特勇敢的承诺和人格唤起了我们对法农的深切回忆。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也在四十岁之前就献出了自已的生命。他也时呼叶非洲的孩一们和那些受欧洲欺凌的人们掌握主动性改变我们的方式。他还要求我们抵御所有的诱惑，不要当永久受害者、愤怒的控告者或是欧洲的奉承者。他说，
来吧。同志们，欧洲的游戏终于结束了。……瞧瞧他们今天在原子和精神解体之间摇摆……我们必须寻找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做所有的一切，只要我们不模仿欧洲，只要我们不被赶上欧洲的渴望所困扰，我们擅自地在这一点、上将"欧洲"改为欧洲/美国——我们认为法农会允许这样。第三世界相比欧洲/美国人口众多，他们的目的是努力解决欧洲/美国都没有能够找到解决答案的问题。所以同志们。我们不要因为欧洲/美国创建了令人向往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等而赞美他们。……如果我们想让人类前进一步，如果我们想把它带到不同于欧洲/美国现有的水平，那么，我们必须要创造，我们必须去发现。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人民的期望，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反应而不是欧洲/美国的反应。同志们，对于欧洲/美国，对于我们自己和人类来说，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解决新的概念，我们必须努力推动一个新的人类。（《全世界受苦的人》，第252~255页）
从沃尔特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需要做的工作"，也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已决定接受的挑战;从自己国家的所在地开始进行试验、发明、冒险，试图找到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斗争模式、新的远景和观念并讲行引导和加强。对于沃尔特·罗德尼来说。劳动人民联盟是他的一项工作，他的另一项工作是研究和写作。他觉得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任务的所有这些元素通过他生命正直的完整性、他的远见所具有的严谨力量、他对人民永恒的爱以及他们所有的可能性，完整稳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去做那些需要做的工作。但是，因为对于马尔科姆·X[1]有过这样的说法，所以也可以这样来描述沃尔特∶"他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了。"
[1]马尔科姆·X（MalcolmX，1925-1965），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
我们完全意识到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但是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是谁，他所从事的工作还会在我们的手中继续，重新定义。他试图呼吁要回答的问题就在我们大家这里∶"如果我们想让人类前进一步…我们必须要创造，我们必须去发现…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解决新的概念，我们必须努力推动一个新的【人类】。"（《全世界受苦的人》，第255页）
沃尔特的遗产
我们应对这样一个宏伟召唤的勇气和创造性的努力，使我们开始打破我们欠发达的链条，动摇人类所有剥削的基础。难道现在还不清楚，导致欠发达的剥削过程既存在于"中心"也存在于"外围"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在中心的欠发达，在剥削阶级的家园，只是充满着物质财富和致命武器，而赤裸裸的人类的落后仍然存在吗?所以，难道我们中间还有谁不需要突破过去的束缚，超越和创造我们的历史吗？也许只有当我们接过了沃尔特和法农的挑战，我们才能准备好放弃所有的500年以来的致命游戏，寻找新的防御手段，新的斗争形式，新的革命途径，以及人类社会真正寄予我们厚望的新视墅野。只有当我们开始接受这样的想法，考虑到这样的发现时，我们才能准备好仔细检查同时超越《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的大量限制，按罗德尼和法农的精神，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来发展这个世界!
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所处的位置开始，我们必须拆掉什么，我们必须建立起什么，我们必须打下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应该与谁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远景，应当肩负什么样的希望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组织?我们如何将那些在南非，在萨尔瓦多，在圭亚那提出的相同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如何与他人沟通我们时代的紧迫感?我们应如何为我们自己国家革命转变的愿景而努力?在我们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什么是有助于我们需要的变革的发明、发现和新的概念?现在任何花言巧语和强迫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残缺和欠发达状态，或去参加我们自身的治愈过程，通过挑战重新发展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濒危的国家和世界。没有人能强迫我们走向这里。用传统的方法，不能保证我们先烈的鲜血不会白流，正如大家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那些先烈们，像罗德尼和弗朗兹·法农，鲁比·多丽丝（RubyDoris）和范妮·罗（FannyLon），马尔科姆和马丁，都是充分的证明。
但是有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事实上，有许多世界都在等着我们。一个是我们孩子的世界，他们还没有出世，或刚刚降生，但他们想要生存，成长，成长为最好的自我。沃尔特认为，除非中心发生了转化，从根本上有了改变，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除非"我们"改变了，重新发展和更新，否则一切也都不会发生。我们孩子的未来取决于这些缜密的转变。
美国黑人的挑战
然后，还有另一个更艰难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欧洲/美国人的儿子和女儿的世界，这些人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自已的欠发达，认识到他们精神上的扭曲和麻木。不用重操有关同盟和联盟旧的政治争论，既不要忘记过去也不受其约束，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回应他们，让他们来与我们联系。这不是以陈旧的"种族关系"的方式来传递奢华。相反，我们现在认识到，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孩子都融入了一种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选择去认识的程度更深，在缺少一方的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重新发展另一方。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它也是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在这个国家，我们有着独特的历史，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困难问题，我们又回到了沃尔特和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现在，当我们重新阅读《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时，似乎要求我们这次的阅读是在考虑到沃尔特·罗德尼的生与死的时刻;意识到危险且容易爆炸的美国中心的时刻;想想与我们相伴的孩子的时刻;法农所坚持的号召与我们同在的时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比以前更清晰地看到，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如何使世界其他地区欠发达，导致了欧洲对其本身的破坏，同时殃及它支配下的每个人和每件事。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内部都是受伤的人。现在，我们要将自己开放给所有那些认识到了欠发达的残酷辩证法的人，那些承认我们共同的需求、我们共同的危险和我们共同的可能性这种内聚力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新的阵地，相互手拉手，团结在一起，面对严酷却美丽的事实，我们必须要么重新制订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的规划，要么一起被推进那些可怕的爆炸的火光之中。
当然，如果我们选择我们基本的社区方式，那么我们就无法持久地对主要是恐惧的紧迫性做出反应（可能会重复历史而不是改造历史，同时还会失信于像沃尔特那样无畏的兄弟）。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事情这—事实。例如，在过去500年的支配/服从模式的另一面中充满希望的元素之一是，人类已被带入沟通的网络和内在的联系之中，这就为超越传统和打破民族隔阂从而建立新社区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经过重新塑造和重新定向，剥削机制可能实际上将一些重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来改写我们的历史，打破过去的枷锁，重新发展自己及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去寻找人性的、具有创造性的和无畏的方式来对付那些目前反对这种发展的人。这些都是宏伟的愿景，具有真正神圣的责任。但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事实上，我们似乎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成功的保证，我们也必须朝着人类最美好的、最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以及对我们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新梦想的方向前进。
在危险的时代，缺少了任何点都是不完美的。缺少了任何一点都有负于对我们兄弟的记忆，有负于满足我们孩子们的需要。有负于我们自己最好的、最伟大的以及尚未开发的自我能力。
1981年3月
文森特·哈丁
罗伯特·希尔
威廉·斯特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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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美国的工会运动（1776—186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五章美国的工会运动（1776—1865年）
↘工会运动的诞生
↘迫切的奴隶问题
↘有组织的工人的进展
↘工会和内战
一般说来，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它的领土在一个政府的管辖下，最后由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形成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内市场。除了拥有奴隶的南方外，美国较少地遭受像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国教等封建残余的损害。因此，它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它的地理位置也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不受蹂蹒欧洲的那些此起彼伏的战争的损害。
然而到1776年为止，殖民地时代的美国资本主义是在英国统治的阻碍下发展着的；美国资本主义在革命中打破了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枷锁，它开始向前涌进，在1861——1866年美国内战中资本主义击溃奴隶占有者的寡头政治后，它又一次地飞跃前进。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里，美国在工业发展方面已经超过英国，而且已经走上了把过去的“世界工厂”远远抛在后面的道路上了。
方纳说，在整个革命前的时期里，“美国工人队伍中的自由劳工仅占少数”[1]。白人契约劳工和黑人奴隶的数目大大超过他们。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上，白人自由劳工比英国工人要高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一百[2]，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特征仍然是：微薄的工资，十二到十五小时的工作日以及工厂里老板独断独行的统治[3]。结果，美国白人劳工不久便学会采取英国工人采取的那种方阵——进行罢工，组织工会和采取政治行动。
殖民地时期的年头里有过的四十起奴隶起义的事件[4]和贫苫农民和工人发动的若干次起义，例如1676年弗吉尼亚州的巴康起义，1689年纽约州的莱斯勒起义和在1756、1771年发生的其他暴动等。所有这些起义都被用暴力镇压下去。殖民地时代后期，发生过几桩小规模罢工。据莫里斯说，在革命进行期中，波士顿发生过工人反对英国军事当局的罢工行动。[5]在革命以后的时期里，由于工业的成长，真正的罢工开始了，其中最著名的有1785年纽约制鞋工人的罢工和1786年费城印刷工人的罢工。早期零星的罢工，和几乎在所有其他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罢工一样，是差不多完全由熟练工人——印刷工人、石匠、箍桶匠、面包师、鞋匠等——发动的。
在殖民地时期里，工人的阶级组织只有工会以前惯有的“友好会”或互济会。莫里斯说，在革命进行期中，工入中间建立了许多类似工会的组合来抵抗英国人的压榨；但是组织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真正原动力到革命之后才出现，第一批真正的工会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成立的。在此以后的几年里，罢工和工会日益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要素。
工会运动的诞生
革命之后，工业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般说，除了战后出现的两三次危机以外，工业都由于革命战争、1812年的战争和拿破仑故争而兴旺起来。同时，国内人口迅速增加。此外，工厂制度也在发展着，而到1815年，纺织工业主要以工厂制度为其经营的基础。[6]纺织业的第一次罢工发生于1828年。全国大都以小型分散方式经营的铁、木材、面粉和其他工业，都稳步地成长起来，渐渐产生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在1810年时，制造业的产品总值为一亿九千八百万元，但是到1834年便到达三亿二千五百万元。[7]商业、航运业增长得尤其迅速。
革命使契约劳工制度宣告终止，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又使大多数白种工人获得选举权利。但是革命对改善黑人奴隶的悲惨状况却没作出什么贡献。和非洲进行的奴隶贸易从1808年起被禁止，因而开始了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到1818年使美国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全被废除。虽然如此，奴隶制度却完整地存在于这个制度的主要地区里——美国的南部。在这些年代里，年轻的无产阶级成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大量妇女从她们的家庭工业转移到工厂里去，充当雇佣工人。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物价上涨的时期。工人为了保卫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积极地进行斗争。美国的可以自由得到的土地，较大的个人自由，较高的工资和较多的经济机会等因素，肯定地会影响工人的组织，尤其是会延缓无产阶级觉悟的成长。然而在年轻的美国，工人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阶级斗争的道路，特别是走向英国工人阶级在他们之前已经开辟了的工会运动的道路。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尝试遇到了任意援用英国组合法而作出的严厉的判决的阻挠，无数的罢工者以阴谋罪被拘捕。但是美国工人和在英国的情况一样，不顾这些反动的判决，组织了他们的工会并进行罢工。到1824年工会法在英国通过的时候，美国白种男性工人也以坚决组织工会的行动，赢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或者说至少法律已经容忍他们组织起来。在大西洋沿岸一带许多城市里，工会迅速地发展起来。
方纳认为1827年费城职工协会的机工工会的成立，是美国工人运动的开端。[8]尽管这个工会还只具地方的规模，但是它是工人从仅仅保卫他们狭窄的行业利益出发，走向广泛的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重要的工人代表会议是世界上的第一个。[9]类似的组织跟着很快地在其他城市里成立，到1836年，这些地方性工人代表会议多至十三个。为了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罢工爆发了许多次，在1833——1837年之间，一共有173次罢工。1835年，在费城展开了全美国的第一次总罢工。1834年3月，在费城成立的全国各业工会，是建立一个总的工人组织的初步尝试。这个工会存在了三年。
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动一个巨大的前进浪潮，或者说是攻势。美国工人阶级后来的大部分迸展，也就是利用它而取得的。这个运动也在政治领域里发挥了它的作用；它建立了世界工人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性工人政党。这种工人政党的第一个于1828年在费城组成，1829年在纽约又成立了一个。在1828——1833年之间，一共成立了61个工人政党，并拥有50家报纸。[10]这些报纸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彩的工人报纸。
这些地方性政党反映了杰克逊时代劳动大众激进的民主精神。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站稳脚根；发动一个工人的独立政治运动还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地方性的政党为建立公立学校（最后终于建立起来了）、席除监禁欠债者的监牢、建立民主的土地制度、限制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和为十小时工作日等而斗争。但是，它们对黑人奴隶很少注意，而对于大规模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丝毫也没有给予注意。他们选出了许多他们自己的代表；在北部的大部分州和城市里，他们成为政治上的一个力量。在全国范围说，这个运动支持安德鲁·杰克逊。
这些工人政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消失了。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内部分歧和资产阶级政客的阴谋破坏。但是基本原因却是因为年轻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还未成熟。至于地方性的工人代表会议，它们在1837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几乎被一扫而光。在这次危机中，大量失业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正像在英国或其他地方一样，美国工人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建立起巩固得足以抗拒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工会。
迫切的奴隶问题
美国在1830——1860年间这段时期里的一般特征是：北部工业的迅速成长；南部奴隶制度的扩大；西部日渐开拓和移殖；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全国交通网的扩展——先是运河，然后铁路；工会逐渐趋于稳固；取消黑人奴隶制度的一个强有力运动的展开，以及北部工业家和南部奴隶主之间愈来愈尖锐的争吵——“一个无法抑制的冲突”。
自从在1793年发明轧棉机之后，棉花的生产开始大规模地扩展起来，因此奴隶制度也同样扩大。1790年棉花产量只有三千包，但是到1860年就达到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包。在同一时期内，奴隶人数也从1790年的六十九万七千六百二十四人增加到1860年的三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人。[11]南部奴隶主的狂妄自大和在政治上的野心也随着他们的基本作物——“王棉”增产而扩大。他们在和他们勾连起来的北部银行家和运输业具体的帮助下，到1860年时，一共提供了美国16个总统中的11个，控制了参议员24年，众议院22年、最高法院26年。他们的目的在于统治全国，甚至于妄想把奴隶制度应用到北部的工业里去。[12]如同马克思所说，奴隶主期望的“不是联邦的解体而是它的改组，在一个获得承认的奴隶主寡头政治的控制之下的、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改组”[13]。
南部扩展着的奴隶制度和北部与西部扩展着的工农业制度直接地发生冲突。奴隶制度封闭了北部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在南部的市场，把大部分市场让英国资产阶级占有了。奴隶制度大大地延缓了南部工业的发展，并且一直是西部资本主义农业成长的一个阻碍。南部对政府的控制也是关税、国内改革以及建立银行系统的障碍，而这一切都是对工业家们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奴隶制度对南部有组织的工人尤其起着不利的影响[14]。这两个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马克思指出，美国内战的中心问题是，两个制度中一定要有一个灭亡。在内战前半个世纪中，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工业的北部和农业的（奴隶制度的）南部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
在这些年代里，国会是这两个基本的敌对阶级力量之间无穷尽的斗争的场所，而在国会里，克莱、韦伯斯特等人也提出过各种各样折衷办法，但是都没有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领导下，废除奴隶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发动起来了。这个协会是在威廉·劳埃德·盖尔逊、萨德斯·史蒂文斯、温戴尔·菲利普斯和伟大的黑人领袖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等领导下于1831年成立的。这个运动在种种迫害下传播到整个北部，使人民了解黑人奴隶制度的罪恶和恐怖。南部奴隶发动的多次英勇的起义则辅助和加强了这个运动的工作。[15]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内战的道路：一方面是南部奴隶主和他们北部金融界的同盟者，另一方面是北部工业家、大部分的商人、工人阶级大众、农业工人、黑人和城市中产阶级。
有组织的工人的进展
在1827——1837年间工人运动高淡的肘期中，工人除了在工业上和政治上取得进展外，反对资本家的思想也开始发展起来了。这在汤姆斯·斯基德摩尔等入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来。[16]但是在1837年危机之后，在这方面却有一个倒退的时期。当时空想主义者的各种计划——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和卡培主义等——纷起。工人的进行斗争的工会运动，也成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和生产者合作社等计划——的牺姓品。一直到1837年危机的艰苦时期渡过之后，工会才慢慢地恢复起来。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工会又再度扩展。在这个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工会都完全是由熟练的工匠组成的。其中有许多工会有计划地不让黑人、妇女和不熟练的工人参加。纺织工人作为一个活跃的力量参加工会运动，是这一段时期里的一个重大进展。
生产方法的改进和国内市场的发展，使工会必须在此以前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因此，内战以前的十年里产生了许多全国性的工会，其中1852年成立的印刷工人工会是第一个全国性工会。这些新成立的全国性工会计有：家具工人、制帽工人、铅管工人、建筑工人、铁路机械工人、石匠、石印工人、雪茄烟工人、银匠、驱车夫、机械工人、油漆匠和鞋匠等组成的工会。同时，极重要的是全国产业大会，从1845年到1856年每年都召开一次。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熟练的印刷工人、制鞋工人和制帽工人每周工资是4-6元，而据“纽约论坛报”上的预算，每个家庭的最低生活费为每周十元三角七分。[17]工会对于这种极其恶劣的工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工会还展开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并且取得了成就。“在1830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日平均是十二小时半。30年之后，平均是每天十一小时。”[18]在这一段时期中，“集体谈判”开始实行。在此以前，工会只是公布它们关于工资的建议，而试图强迫厂主接受而已。
在这些年代里的一个基本动向是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向美国移民。从1820到1860年间，约有有五百万人移殖到美国来。他们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在1860年时，纽约市人口的47%、圣路易市人口的59%、芝加哥市人口的49%以及匹兹堡市人口的一半是外国出生的。德国人（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欧洲1848年革命的难民）在萌芽的美国工人运动中起着先驱作用。
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信徒进入了美国，他们大多是从德国来的。这些人中间有约瑟夫·魏德迈耶、弗里德里希·左尔格、阿道夫·道爱和阿·雅科比等人，他们中间大多数以前都和马克思及恩格斯在德国合作过，而且到美国之后，仍然和他们的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1857年，他们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指示在纽约组织共产主义俱乐部，并且在其他各大城市里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他们立刻积极参加组织工会的工作，领导罢工，为取消奴隶制度而斗争，并且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夕，对工人们进行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19]他们本着马克思的名言——“劳动在黑皮肤上受着压迫的地方，无论如何是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20]——的精神工作着和斗争着。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内战中享有盛誉。
当大规模的内战日益接近的时候，白种工人阶级在奴隶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他们中间比较先进的分子，像新英格兰的工厂工人，采取了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立场。早在1832年，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地方的纺织女工便成立了反对奴隶制的协会。然而也有很多其他的白种工人对解放奴隶采取漠不关心或者甚至采取敌对态度，因为这些工人认为，解放奴隶会使市场上充斥廉价劳动力。还有一些人认为白种工人的状况和黑人一样恶劣，如果说不是更坏的话，因此他们要求两者都应获得解放。工人中间反对废除奴隶制的态度，因盖里逊和其他废除奴隶制度者的领袖敌视工会运动而加剧。但是在内战爆发之后，工会运动成为领导战争取得胜利和解放奴隶的巨大北部联合阵线中的一支坚强力量。
工会和内战
具有革命性的内战由于1861年4月12日反叛的奴隶主军队进攻南卡罗莱纳州的萨姆特堡而开始了。南北双方力量的对比，在工业和军事两个方面，北部都占极大的优势。南部只有900万人口，其中奴隶倒有400万人；而北部人口却有2300万。弗克诺说：“1860年的全国工业品总值近二十亿元，南方仅占8%。”[21]南部仅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铁路，3%的铁，8%的烟煤和10%的投资额。在为期四年的剧烈战争中，南部投入战斗的军队只有130万人，而北部则达289万8999人之多。此外，奴隶主还必须强迫大多数的南部人民来支持这个战争。
林肯政府起初打算把奴隶制限制在南部奴隶制度已经确立的各州里，在这个基础上来试图重行统一这个分裂了的国家；但是军事斗争的紧急状态和人民大众强大的压力迫使放弃这种保守的路经。他在1863年1月1日宣布解放奴隶，而且更早一点在1862年，他允许黑人入伍当兵。这次战争在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以后，在1865年4月9日结束了。南部邦联完全投降。资本主义打垮了在它最大程度地发展的道路上残留着的主要障碍。
总的说来，工人阶级加入内战时是积极支持林肯限制奴隶制的政策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开始就要求解放黑人。英勇作战的黑人自然是解放奴隶的一支坚强的推动力量。但是在北部为数很多的南部“铜斑蛇”（同情南部的北部人。——作者），把煽动工人反对林肯政府和反对战争列为他们的主要工作。然而他们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内战是对工业的成长和巩固的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弗克诺说，到1850年左右，美国一般制造工作的主要部分是在工场和工人家内进行的。他们都是独立的经营者。[22]但是内战急剧地改变了这种原始的情况；到内战结束时，工厂制度在几乎是当时所有的制造业中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这些工业包括纺织、制鞋、男人服装、铁、机器、肉类加工等。[23]
在内战期间生活费用高涨，资本家纷纷粉乘机渔利，而工人工资远远落后，跟不上物价。弗克诺指出，战争中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125%，而平均工资只上升了约60%。[24]工会是在1854和1857年两次经济危机后大大地削弱了的情况下参加战争的。[25]但在生活费上涨的压力下，它们迅速地再度成长起来，并巩固了它们的力量。尽管工人全心全意地投入战争，但是他们还是发动了无数次的罢工。方纳说：“在1863年12月有包含20个行业的79个工会组织起来；在1864年6月有40个行业的203个工会组成；在1864年12月有53个行业的207个工会组成；在1865年11月有61个行业的的300个工会组成。据估计在1864年时，约有20万工人参加了工会。”[26]1845到1856年每年召开的产业大会结束后，1864年又有过另外一次组织“北美国际产业大会”这样一个总的工人联合会的尝试。但是这个组织的成立还是为时过早；美国第一个巩固的全国劳工组织是在1866年成立的全国劳工会。它不多是和1868年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同时成立的。
[1]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8页。
[2]同上书，第45——46页。
[3]杰·伯·麦克马斯特：“美国人民史”，第一卷，第96页，纽约，1895。
[4]赫伯特·阿普赛克尔：“美国黑人奴隶革命”，纽约，1943。
[5]睿·伯·莫里斯的文章，载“政治学季刊”，1937年3月号。
录入者注：Morris,R.B.(1937).CriminalConspiracyandEarlyLaborCombinationsinNewYork.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52(1),51–85.https://doi.org/10.2307/2143898
[6]赖特：“美国工业的演进”，第202页。
[7]安内斯特·路德劳·伯加特：“美国经济史”，第146页，纽约，1908。
[8]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4——165页。
[9]康门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169页。
[10]弗·特·卡尔顿：“美国历史上的有组织的劳工”，第70页，纽约，1920.
[11]美国商务部：“美国历史统计，1769——1945年”，第109页，华盛顿特区，1949.
[12]斯·赫·魏斯莱：“美国的黑人劳工”，第14页，纽约，1927年。
[13]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9页。
[14]赫伯特·阿普赛克尔：“奴隶时期南部劳工运动”，纽约，1955.
[15]赫伯特·阿普赛克尔：“美国黑人奴隶革命”，纽约，1943。
[16]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7——208页。
[17]海克尔：“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第279页。
[18]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35页。
[19]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6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3页。
[21]哈罗德·恩德伍德·弗克诺：“美国经济和社会史料”，第334页，纽约，1929。
[22]弗克诺：“美国经济和社会史料”，第401页。
[23]海克尔：“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第252页。
[24]弗克诺：“美国经济和社会史料”，第347页。
[25]康门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614页。
[26]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参阅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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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对于苏俄的谤言（赵世炎，1925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驳斥对于苏俄的谤言
赵世炎（1925年5月）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38期，1925年5月，署名：乐生。
帝国主义者的各国机关报纸，平时很爱对于苏维埃俄罗斯制造种种的谣言。他们造谣还以为未足，有时把苏俄的消息，故意牵强附会的乱说，加以诽谤。本来是苏俄的好消息，拿到帝国主义者的咀里说出，便变成坏的。本来是平常的，拿到他们咀里说出，便变成奇异的。这种伎俩，与他们在电影营业里，故意把装成鬼怪一般人唤作“布尔什维克”，以欺骗小孩子，是同一用意。
不仅帝国主义者如此，帝国主义的机关报纸与通信社不过是最高的指挥机关罢了。附属于这些机关的，还有最多小资产阶级的喉舌，也同样造谣或牵强附会的，对于苏俄的政治或经济消息，加以诽谤。
小资产阶级肯如此为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努力，特别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之小资产阶级肯如此努力，自然是国际帝国主义者所欢喜嘉赏的。
最近有两件关于这种事实，本是由苏俄自己传出来的消息，而结果在中国被人利用，牵强附会的作了一阵反宣传。这两条事就是：（一）苏维埃联邦此次选举结果，无党派的工农当选者比去年加多；（二）经济委员长宣言政府现正进行对于商工及实业家大行减税的计划，并说苏联的建设，希望私人资本的参与。对于前者，反对派的巧妙宣传说：“共产党的选举失败了！”对于后者，反对派的宣传更是神奇，他们说：“苏俄公认资本制度！”
我们对于前一问题，觉得不容置辩。因为这不过是中国人学习英美日法帝国主义机关报的新闻伎俩，鹦鹉学舌似的讨帝国主义的欢心，无关于实际，因为他们并不懂得：（一）此次选举使无党派的工人农民当选者加多，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预定的政策；（二）这个政策的主要意义是，使较多的无党派的工农参加政治，巩固无产阶级性的政府之政权，扩大多数工农受政治训练的机会；（三）这次选举在各乡乃至各城市，提出被选名单时便有意提出多数无党派的工农，并没有所谓各党各派的自由竞争；（四）这个政策运用的结果胜利了：无党的工农当选之比例成分增多，明明表示工农阶级听信共产党的政策，踊跃参加政治，拥护政府；明明表示“共产党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外，没有其他利益！”
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人物！你们这样努力攻击苏俄，诽谤苏俄，已经有了七年多的历史；这七年多的历史，完全证明你们是失败了。各资本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七年来一天一天的继俄罗斯十月革命而兴起发展，紧跟着你们攻击与诽谤苏俄的谣言而逐日长成。你们的言论可以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但是欺骗不了劳动者！你们又以为落后国家的幼稚无产阶级为可欺么？但是事实上愈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在遍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上，劳动者不但不会为你们所欺，只有反怜悯你们受帝国主义者之引诱，在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行列里，常常至于落伍。
你们一般的夸张的言论，多半是关于经济问题。当你们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愈能强辞夺理，便愈觉得高妙中肯了。因此，所谓“苏俄公认资本制度”这一句话很得意的在最近一致宣传起来。本报热诚的读者，曾多数来函催促，希望本报对于此种宣传有所驳斥。本报记者虽以为为应读者之要求，这是应有的工作，但在客观事实上分析起来，我们以为：第一，对于帝国主义自身及其鹰犬所有的言论（如国内各种外字报纸），是值不得费力辩论的；第二，对于纯粹反动——反革命的言论，也值不得辩；惟有第三，于某种似是而非的论调，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或急进派的论调，不能不稍稍加以纠正，一方面为的是杜绝谰言之传播，另一方面则是必须考验这般自由急进的人物，其论调的立足点，是站在反革命的营寨以内呢，还是散在营寨以外作游缉队或“便衣侦探”？
所谓“苏俄公认资本制度”的一句创造语，是根据苏俄商务委员薛因曼最近一次的演说。但商务委员薛因曼，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政府愿意容认私人资本，但希望资本家安于通常的利润而不贪图暴利。同时，对于私营商亦当设法减少课税轻其负担”。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实在找不出什么奇异之点，而能得到所谓“苏俄公认资本制度”的结论。我们当知道容认私人资本这件事实，在苏俄并不是新奇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下，早就有这种主张。从新经济政策的本身以观察私人资本的地位，便可以明了在无产阶级执政与国家管理生产的过渡期中，私人资本并不是社会经济的上层组织如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样。苏俄生产的管理，完全在国家权力之下；列国的资本家并不能借投资而有侵略的企图，如对于殖民地之侵略企图一样。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者，甚至于北美合众国的共和派，为了太忠心于资本主义的缘故，虽对于苏俄有种种的企图，但震于苏俄劳农政治组织之严密，都自觉其企图是不可能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你们更何所为而何所企图？
资本制度的护士不是别人，最有力的便是这般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因此，他们得到了“公认资本制度”这个名词，就得意忘形。但是无产阶级听到这个名词，也哈哈大笑。无产阶级并不消极的否认资本制度之存在；现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不是否认可以了结的。惟有无产阶级才勇于承认一切，又勇于破坏一切，所以无产阶级担负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使命。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如果说：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原不过是吸收外资开发富源的老政策；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就会回答说：请你们把这个老政策拿到道威斯计划管理的德国，列强共同侵略外国银行团操纵的中国，同样采用。假使不能采用呢，那便这个经济政策仍然是新的，惟有在劳农阶级掌政之下才能办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拥护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想在革命后二十四小时内就完成。共产主义并不是怎样可恐怖的东西，土地、矿山、工厂、作坊……一切归生产者所有，现在苏维埃联邦的工农，并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十月革命以后，土地归还农民，这并不是“公然允许农人私有土地”，更无所谓“收拾农人阶级的欢心”。一九二一年以后采用新经济政策，这并不是“抛弃了共产主义”，更无所谓“以利权让与为取得外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交换条件”。近数年来，苏俄的工农生产日益进步，农产的麦粮，满溢于世界市场之上，这是事实，所谓“生产减少，经济组织陷于绝境”者，请拿出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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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入京以前（5月14日北京通信）（赵世炎，19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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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入京以前
（5月14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1925年5月14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署名：罗敬。
制造河南战争的是段祺瑞，制造四川战争的是段祺瑞，再制造快要爆发的奉军与国民军战争的也是段祺瑞。这并不是记者的私言，有事实可以证明呵。
段祺瑞上台后，形势上是处于两大（奉天与国民军）之间，若有人设想他将长久维持两大之间的均势以自存，这将是一种错误。现在事实业已证明段祺瑞必然的要使这个北方的大战争赶快爆发；他预计的结果，一定是奉天的胜利。他在将来，虽不免要向奉天低头，但其政策不能不如此。因为可以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段祺瑞与张作霖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谁也认识得清楚。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很希望战争从速爆发，因为他看清了国民军内部团结之不力与实力之不充足，若不趁此时机一战了事，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北方军阀之局面便不会稳固。金佛郎案之解决，是段祺瑞为张作霖筹战费；西原借款之整理，是段祺瑞为张作霖筹第二笔战费，并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基础。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并不是什么“增高奉方政治上之发言权”，而确是“凡事易促中央实行”；因为奉方的发言权已经再高不过，只是“凡事不易实行”，所以段祺瑞招之便来，用以“拱卫京师”，斩断国民军间的交通，威迫解决陕西问题，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军若屈服隐忍则已，不屈服则战争立刻可以爆发！
奉军与国民军之战本不可免，本报于数月前已言之，记者并曾说，张作霖出京之日，即这个战争局面之开始。然而最近局面之发展，则是段祺瑞作成的，因为段氏明明白白派人告诉奉天，中央事事办不动，要借重奉天威力；他们同是日本帝国主义之工具，当然声气相求，力谋建立并稳固北方反动军阀政治，消灭异派军阀势力，镇压民众革命运动。所以未来的战争不爆发则已，爆发以后屠杀人民，祸害人民的责任，直接应由段张两军阀担负，间接应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担负。奉天军阀的优势，现在是很明白的。镇威上将军，最近攫得直隶山东，连接京奉与津浦线，又占据京汉北部，日法帝国主义者供给军械十分充足，在交通运输上，也已预备妥当了。
在这个紧张的时局中，又有北方买办阶级的崛起。这般买办阶级的活动，不特与战争有关系，并且引起军阀政局经济财政之重要变化，是日法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灵魂。这般买办阶级就是新旧交通系，梁士诒曹汝霖是其首领，其最近奔走段张之间，为段张讲通，为未来战争筹划，普通报纸已经记载，尽人皆知。本来买办阶级在半殖民地中国与军阀之勾结，为军阀所役使，特别要在内乱时表现出来。张作霖是满洲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者，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势力，所以买办阶级的交通系，必须托庇于其下，以图施展卖国的手腕。中国的最大买办阶级——交通系——在北方勾结胜利的军阀（张段），形成胜利的帝国主义（日法）之发展局面，是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国民革命的运动者对此形势应当认清，劳动阶级尤其要识破这个局面。
张学良于日前入关，便是秉承父命与祖（日本帝国主义）命而实行对于未来战争之检阅。同时，这又是军阀对于民众的示威。军阀连年制造战争，民众不能反抗，特别是在北方，国民革命运动方在萌芽时期，又要遭受摧残了。最受痛苦的还是工农群众；奉军入关之后，弄得交通停滞，人民不安，乡野农民奔走相告大祸之将至；京汉铁路北段各地仅得数月的舒宁，最近奉军侵入，竟将石家庄等地的工会会所占据；军阀利用军事行动的招牌，压迫人民的事件从此愈多了。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集中势力对付奉天与安福军阀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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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5月13日北京通信）（赵世炎，19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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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
（5月13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1925年5月13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署名：罗敬。
今年北京的“五七”怒潮与六年前的“五四”怒潮一样，同是反帝国主义的觉醒，与攻击卖国的安福系之群众运动。章士钊托庇于安福系权力之下，极力摧残人民之自由，以致撄犯众怒，真正是“内伤燕廷知隗之明，外增七国诛错之号，钊有百身，亦何能赎！”（见章士钊原辞职呈文）。
这次“五七”事件，表示在极反动的政局下群众为争自由而奋斗，颇值得记述。普通报纸的记载，多离去群众的利益，尤不了解群众运动之目标。并且有许多事实，都让段政府与其鹰犬警察厅几个通电遁辞隐节，把真相湮没了。
五七纪念的北京集会，本是由北京的“国民追悼孙中山大会”召集的。当初的意义，一为追悼中山（因北京追悼会从未正式举行），一为纪念五七。段政府明知北京市民于是日将有反帝国主义之表示，有伤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感情，所以预作防范，于是日在集会所定地点天安门前令警察会操，并安置水龙，以备射击群众。章士钊于前一日用教育部令，禁止学生开会纪念与游行。七日晨，群众集于天安门者五六千人，皆被冲散；旋因干部机关早有预备，临时派自行车队传布口号，移地至景山前，意欲与国民军合开纪念会。但群众或被警队截断，或因路线不熟，至景山者不及千人。甫开会而国民军守卫者开北上门，迎众入内，于是集合市民兵士开会，演说历二小时，通过对内对外之决议案。当群众在天安门被冲散时，一时怒恨集中于章士钊，故开会演说，即有提议赴章宅质问者，顷刻之间，全体响应，竟成决议。群众于会毕严整队伍，齐赴章宅，至则因章不在，遂与章宅家人及警察冲突，互相格斗。是时因有人先将电话折去，警察征调不及，众怒之下，遂将章宅什物捣毁；但因门警紧闭大门，而群众前后凡三次扑入，援救失陷于内者，历半小时后，大队武装大刀与马队警察蜂至，群众犹抵抗格斗，以至重伤者数人，并捕去十余人。前后暴动的景象，实是六年前“五四”打曹章陆同样的一幕。所不同者惟章不在宅而群众亦未放火耳。反动的压力愈大，反抗的回应也大，半年来段政府超过直系当国反动成绩之总合，有此一次回声，本是必然的事。
在一般的看来，只以为是学潮又从新激荡了。北京近百万的市民，还未认识这是公共的争人民自由的问题，所以五七怒潮以后的发展，也只是学生群众运动的发展。两日以后，学生又举行大示威运动，集者万余人，但以领导运动者之错误，竟将示威运动变为向段祺瑞的请愿。请愿本是不会有结果的，而当日竟将口号缩小为罢免章士钊与朱深，及释放被捕者数种；同时，在教会学校的队伍中，英美的教徒教授随学生游行，仿佛表示对于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情，都是可注意的现象。但在当日群众运动的结束，卒因段政府的巧妙政策，反激出示威运动的好结果了。
当“九五”群众聚集于段宅时，段宅的警卫有两重防线：一是他的警察与卫队；一是段祺瑞预备下的便衣打手，袖藏短棍，目的在不用刀枪而于冲突时可以木棍向群众痛击，取得胜利。但当警备司令部兵队（国民军之一部，为鹿钟麟所领）到时，段氏的警卫都退后了，有意使国民军与群众冲突，而警卫乐观其成。此时群众亦情势汹汹，欲拥入段宅，冲突将不可免；国民军某军官突向兵士演说：“今天学生来此为纪念国耻，为争自由；他们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只有他们打我们，我们今天万不可打他们！”学生群众一闻此语，全体感动，有流涕者，大呼“国民军万岁！”国民军闻之，亦十分感动，相与对泣！翌时而群众觉悟，撤退请愿，整严队伍，游行示威，扩大口号，沿途高呼：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国民军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段祺瑞反动的权威，亦知民众势力的不可侮，在两日后将被捕者释放了。章士钊在民众怒潮中，也递了一张卑污苟贱，丑态毕露的辞职呈文。在这次事件中，尤有两种现象可以注意：（一）段祺瑞故意要使国民军与民众冲突，而国民军颇具爱国知识，处置得当，颇合于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之口号；（二）据传闻张作霖以学潮高涨为词，请兵入京“拱卫”，显见奉天军阀对于政局及民众运动之压迫与野心。处在高压下的北方民众是应当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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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赵世炎，192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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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
赵世炎（1925年5月1日）
〔说明〕原刊载于《京报副刊》第135号“五一”特刊，1925年5月1日，署名：识因。
五一节是工人八小时工作运动的胜利纪念日。三十九年前的今天全美工人执行两年前在芝加哥大会里的议决案，实行大罢工，集着无产阶级的队伍，游行街市，唱着慷慨的悲歌。这个大运动的结果，得到空前的胜利。在最短期间，有二十万的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的成功。一八八九年巴黎万国社会党大会共同议决以这一天为八小时工作运动的纪念日。每年的今天各国的工人都继续不断地作这个示威运动。一面庆祝以往的成功，一面训练自己的队伍，预备参加将来的革命。这一个节日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普遍节日。
在今天，在这个胜利纪念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的工作时间多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有许多受了经济的压迫为洋资本家作工，他们低首下心战战兢兢的工作还要受外人牛马般的虐待，他们的工资还要受戴着慈善的假面具的资本家借着储金等等的美名来剥削来克扣。在这个资本家发抖的日子，我们中国受着重重压迫的苦工人应当集合起来对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作一个严重的示威，同时应当表示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作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在今天，在这个胜利纪念的今天，我们中国青年工人尤其有更重大的意义。我们中国的青年工人从来很少有人注意，很少有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数目，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痛苦；他们自己因为年龄太小，知识低下，没有争斗的勇气，没有团结的能力，没有自己组织起来的本领，虽然受了许多非人所能堪十百倍于成年工人的痛苦仍然说不出口，不能有坚固的组织，用有效力的方法，实行为自身利益的争斗。在这个神圣的五一节日，我们对于最痛苦的青年工人（童工）的痛苦与要求值得作一个重大的注意。
中国无产阶级生育的能力没有限制的方法，一个工人总不免有几个小孩，中国工人的工资都是极低下的，夫妇两人的收入仅仅够自己的生活。维持小孩的生命已是十分的困难，更说不上什么教育。到了八九岁叫他做小生意又没有本钱，并且收入是很难一定的，只有把他送入工厂当学徒，作苦工、替厂主与包头人作小奴隶。这是童工的一种来源。还有一种童工是由万恶的包工头从乡村里雇来的。他们的父母是贫苦的农人，或者是替地主作苦役的长年苦工，他们终岁劳苦，除了自己吃饭以外，至多只得十来块钱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他们的小孩当然不能养活。到了七八岁就送去当“放牛娃”，只有粗糙的食物维持生活，多半是没有一个钱的。这一批凶恶而戴着慈善假善假面的“包头人”，用甜言蜜语引诱小孩的父母，只说替小孩在城里谋事，每月给他们的父母以一二元的代价。本来一个钱不能挣的小孩骤然每月可得一二块雪白的大洋，他们的受经济压迫的穷苦父母那有不欢喜的，向着这些包藏祸心的“包头人”千恳万求，说许多好话，求他们把活泼天真的小孩一个个送入地狱。这些外受美名，心怀残忍的“包头人”把七八岁筋骨未充的幼童带到城里，送入工厂，“包头人”每月可向厂主领四五元，拿一二元给他们的父母，剩下的一半就入了自己的私囊。这些可怜的童工身体精神受许多损伤，仅仅替“包头人”作了牛马。这是童工的另一种来源。
这些可怜的青年工人作工的情形是怎样呢？他们都是作的最苦最零碎的工，或者还要替厂主，包头人作个人的服务。每天工作的时间至少也要到十二个钟头，甚至于到十五个钟头或十八个钟头。他们身躯矮小，只能站着作工。那种苦况，简直无法形容。还有当学徒的简直没有工钱，即有也不过每天得两角钱。他们的住处总是许多人挤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什么卫生根本就说不上。伙食要是由厂内供给也就同喂猪一样。饭倒在石槽里，围着乱抢，早餐大概只有白饭，连菜都没有，晚餐算是资本家开恩，特赏清水白菜汤一大碗。有些工厂不供饭，只给伙食钱，每顿也不过几个铜子，可以买几个粗糙的窝窝头把小肚皮塞满。他们多半没有钱买衣裤，赤身露体的站着替资本家作服役的小奴隶。
这是普遍的情形，现在我们专来注意最近发生的关于上海童工的大问题。
上海的工厂比较别处为多，雇佣童工的也不少，但从来无法作详细的调查，就去调查也无法得其真相。最近洋资本家的上海工部局把上海市分为十区，用洋大人的权威才调查出雇佣童工的工厂大大小小共有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共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里面含有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在上海一隅就有了这样大的数目是很可惊人的一件事。假仁假义的洋资本家调查出真相，不惟不想方法解决，反拟了一个欺骗童工实行更多的侵略的所谓“保护童工条例”，在四月十五日上海外人纳税会讨论了就公布。
这个条例除了一些不关痛痒的话而外，几个要点大概如下：
（一）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仍照惯例每天作十二小时的工；
（二）每两周才有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三）不禁止童工作夜工。
成年工人每天只能作八小时的工，每天都要有八小时的休息，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还要作十二小时的工，每两周才能休息一天，这不是笑话吗？不禁止童工做夜工，对于童工身体大有戕贼，不是要置中国可怜的小同胞于死地吗？这个条例何尝是保护童工，简直是保护资本家，使资本家的残酷行为经过法律的承认，变作确定的条例，使资本家更明目张胆的来掠夺我们的青年同胞们。
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地代表中国无产阶级青年反对这个欺骗童工的条例，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由工部局或厂主出钱开办平民学校，并供给童工的教养费用。
（二）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天至多工作八小时，绝对禁止使用童工做夜工。
（三）不得使用童工做一切笨重和危险的工作。
（四）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星期至少须有继续三十六小时以上的休息，不得克扣工钱。
（五）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做同等工作者，须得同样报酬。
（六）厂主应出钱开办平民学校，准童工入校读书。
（七）由厂主和工会代表或童工代表，合组“监察委员会”，督促各工厂施行上例各项保护童工条件。
无产阶级的青年们！关心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大多数平民，在今天，在胜利纪念日的今天，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对于上面代表无产青年利益的最低限度要求一致赞助，促工部局承认，使上海十七万的童工脱离苦海。
同时全国无产阶级的青年应当团结起来，实行争斗，提出下列的口号。
（一）青年工人工作六小时。
（二）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享受同等待遇，同等工资。
（三）废除幼年童工。
（四）工厂厂主应出资办平民学校，许青年工人受义务教育。
（五）缩短学徒期限，学徒不为师傅个人服务。
最后，无产阶级的青年联合高呼五一节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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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三章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美国劳工联合会，据说是集“行会（狡猾）”的大成，一直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头号敌人。大会开幕时，即已突出表露这种思想，十一天的会期中又曾一再提出。威廉·D·海伍德致开幕词时的开头一段就说：
这是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与任何其它组织不相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自称代表这个国家的劳工运动，实际上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你们面临的所谓劳工领袖是这样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任何人，如果他们的人格中还有一丝一毫的诚实，也会承认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停的斗争这一事实。这个组织将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成、建立，主张不妥协，不投降……。”①
①《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纪录》第1-2页。
海伍德又说：“有人说这次大会是要成立一个与劳联为敌的组织，那是误会。我们在此的目的是要组成一个工人组织。”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共同反对他们所谓的“美国劳工分裂会”，这就成了他们纲领中足以“协调一致的要点”。他们反对劳联，主要的当然是反对它的行会的组织形式，但这两点也是突出的：（1）反对它宣称雇主与雇工之间利益的一致；（2）反对它完全否定工人阶级方面有必要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
对这些产业主义者来说，美国劳工联合会就是行会型工会的代表。会议中自始至终它都是无情批判的目标。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对“旧式工会主义”起草了一份全面的判决书。该项文件说：“美国劳工联合会，行会主义培植的这朵尽善尽美的奇花，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联合会，更不属于劳工。”他们提出的理由是：（1）它只适应于六十年前像英国那样的条件；（2）它分成一百十六个互相对立的集团；（3）它歧视种族不同和贫穷的工人；（4）它允许会员参加民兵组织，并射击罢工的工人；（5）它不可避免地使技术工人——劳工贵族”——对非技术工人态度冷淡。海伍德称：“有些隶属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组织，禁止有色人种加入或对他们进行救济；有的禁止救济外国人。”
理想的工会应该不仅是一个改善劳工目前状况的机构，从大会开幕之日起，这一点就很清楚。工会当然应该增进目前利益，但它主要的目标必须是结束劳工受奴役的地位，并建立一个合作者的产业共同体，以代替工资及资本主义制度。大会深信，不仅在增进目前利益方面，行业工会，比较而言，难以有所作为，如要求它作为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更属无能为力。宣言说：“过去的战斗强调了这一教训。洛厄尔、费拉德尔菲亚和福尔里弗的纺织工人，芝加哥的屠宰工人，……科罗拉多长期斗争的矿工，由于在产业阵线上缺乏一致与团结而遭受挫折，这些都可证明按目前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工是多么孤立无援和软弱无力。
行会形式的组织，产生了产业工会主义者深恶痛绝的三种人：工人“贵族”，“工贼”及“劳工总管”。“工贼”系指同一产业中，有关行业的工人罢工时，在另一行业中仍继续工作的人。这种形式的工贼，间接地破坏罢工，对罢工的失利有决定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是罢工取得胜利的惟一障碍。海伍德举述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的罢工作为例证，他说：“例如，在装罐工厂中，屠宰工人的组织在这个国家中是名居前列的，以有五万会员而著称。他们都严守纪律，号召他们罢工时，没有一人留下，这一事实即可证明他们的纪律性。但是，屠宰工人罢工了，司机罢工了吗，司炉工罢工了吗，冰库工人罢工了吗？他们不属于这个工会，不属于这个特定的工会。他们与雇主订了协议，这些协议禁止他们罢工。结果是屠宰工人工会几乎全部瓦解，完全被摧毁。”
很明显，那些大肆谴责这类“工贼”的人也清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以破坏工友罢工为乐，而是被迫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行业与雇主订有合同。行业工会就是如此，各个行业都订了有束缚力的协定。这些协定是由各个行业独自订立的，当然，有效日期也不相同，因此，在一定产业中的几个行业永远不能自由地一致行动。会议对这些协定表示蔑视。德利昂说：“事实上，破坏罢工的并不是无组织的工贼，而是组织起来的行业，是它们干出了这样卑鄙的勾当。当各个行业自已进行罢工时，他们斗争起来像个英雄，当他们自己不牵涉在内时，就堕落成彻头彻尾的工贼；出卖他们的阶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遵守愚蠢的合同’。
德布斯也指出这些合同是失败的原因。他举出1888年芝加哥、伯灵顿与昆西等地的铁路罢工为例证。他说：“大约有二千名司机与司炉工罢工，那是美国历史上争执最激烈的铁路罢工之一。当他们罢工时，其它电员，尤其是列车员，他们都有自己组织的行业工会，继续留下工作，而且在整个线路上为破坏罢工的司机引路。”
“破坏罢工的工会”有助于产生一种“趋炎附势的工会”。行会思想易于在工人之间滋长等级观念，技术工人也就作为“劳工贵族”从非技术工人中划分出来。产业工会主义者所强调的是：一个真正的工会必须包括所有工人，非技术的、移民的与“贵族”。海伍德说：
我们要下到贫民区去组织广大工人，把他们的生活提高到象样的水平。至于技术工人，目前是否会参加这一产业运动，我根本不予考虑。当我们把没有参加组织的和非技术的工人组织起来，技术工人为了保护自己，必然会到这里来。说起来尽管奇怪，今天的技术工人确是和资本家一样，在尽量地剥削低于他们的劳工、非技术工人。”
①《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纪录》第575-576页。
但依照谢尔曼所说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所有工人——不仅是“工人阶级”这个词所指的那群人——都要组织在这个将要建立的组织内。他说：“我们建议不仅要组织那些胼手胝足的普通工人，办公室人员我们也要；我们需要那些每个月只挣四十美元的职员——那些带廉价袖口与硬领的人。我们需要他们全都加入，一旦罢工，我们就可立即冲击整个企业。”②
②同上书，第586页。在这次大会上总罢工的观念还不突出，但曾在一项决议中提出。
革命工会主义者所谴责的第三种人，即所谓“劳工总管”。这种后来称之为“劳工的错误引路人”，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另一可憎的特点和利益一致论的代号。当然，雇主与雇工利益一致，对以行会思想为基础的组织来说，是惟一能相容的观点。据说，马克·汉纳曾把行业工会的组织者与负责人称作“产业头目的劳工总管”。革命（产业）工会主义者相信国内的生产工具所有者与劳工领袖之间存在着勾结。大会发言时有人说：“工会运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压制劳工的助手。”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但未正式以党员身份出席）在这一点上表示毫不妥协。在社会主义工人党1900年的大会上，通过了对会章的下列修正案：“如果任何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接受单纯的行业组织或劳工组织的职务，他将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怀有敌意，应予开除。如果单纯的行业组织或劳工组织的任何负责人申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应予拒绝。”
会议上德利昂与其它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表示对“单纯”工会不抱任何希望。德利昂认为“单纯工会领导人让社会主义者担任职务，目的是为了腐蚀他们，和资产阶级政客让工人担任职务是为了腐蚀工人阶级的手段一样……。”他说：“这个国家的劳工运动，由于资产阶级为某些个别工人提供职务，已丧失其品节……。”
德利昂绝不是单独一人持有此种看法。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已无可挽救地卷入资产阶级政治，并通过劳工总管与产业头目建立了难解难分的关系。总的来说，产业主义者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转变为产业组织是不怀希望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如西蒙斯认为通过“从内部动摇”的办法，把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某些组织从劳联中分化出来，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另外一些人，如德利昂派，明显地不同意这种意见。德利昂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理论是：“劳工骗子掌握工会，‘从内部动摇’是浪费时间。惟一的办法是一直站在工人一边；组织他们，启发他们，当发生冲突时，如果他们的弟兄受愚弄，或被利用作为炮灰，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就要投身到争执中，发出理智的呼声。”另一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成员说：“我们号召美国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退出单纯工会组织，并把它们彻底粉碎。”
德布斯也深信“从内部动摇”毫无用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促成这一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要工人割断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参加那些主张在经济领域内代表阶级的工会。”
在劳工组织的适当的政治态度问题上，产业主义者当中的意见有很大分歧。结果是：谴责劳工联合会的政治形态——或其缺乏政治形态——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至于这一新组织应该采取什么政治立场，甚至在那些谴责劳联政治态度的人中间，意见也有分歧。
冈佩斯主席竭力为美国劳工联合会辩护。他说：“这一新的运动是在借口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承认产业中经常发生变化的幌子下开始的。任何旁观者一定可以看出这完全是抹杀事实，信口雌黄的借口。”他接着说：“工会运动要想存在下去，就靠承认行业自主与产业中各种不同阶段及变化保持一致的原则。”冈佩斯先生提出一些例证，其中提到靴鞋工人国际工会的事例。马萨诸塞州林恩的工人，和制鞋行业的一个分支——制造鞋帮后跟部分的工人申请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当局劝他们先加入他们行业的产业工会，即靴鞋工人国际工会。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拒绝，所以他们加人了美国劳工同盟。
会议的头五天系用来审定证书，解释宣言与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长“行业工会的完美无缺的花朵”。第六天会议的主要工作系讨论委员会提出的会章草案。虽然西蒙斯明白表示会议的头几天过多地让煽动者占领了讲坛，但稻草之中毫无疑问地掺杂着智慧的谷粒。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主张、建议与提案，经过委员会与大会讲坛发言人初步的、然而又是苛刻的筛选，变成会章前言与会章的具体内容。由提案委员会选出并简化的下列决议，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1．规定建立并维持一个教育部，下设文献处与讲授处。
3．决议，本大会认为社会每一个别单位的劳工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来说，都是不可少的，他们有权得到平等的报酬。
4．决议，每年5月1日……定为本组织的劳工节。
6．决议，要求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与组织公开申明退出该会的理由。
8．决议，我们建议把社会总罢工作为最后解决阶级斗争的手段……。
9．决议，本大会赞成并提供一个完备的商业合作的体系。
13．决议，本大会认为只有雇佣劳动者才有资格加入这一组织。
16．鉴于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产业工会已经成立国际局，总部设在柏林，因此决议，这一新组织立即与该局建立关系。
20．决议，我们谴责任何形式与作用的军国主义，在资本与劳工的斗争中，它正危及宪法规定我们所应享有的权利与特权。并决议，凡接受有薪金的职位，直接或间接维护资本主义的会员，不得享受本组织会员的权利。
会议最后五天的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讨论与修订前言及会章。会章委员会起草的前言，除第二款有不同意见外，其余基本上均按该委员会的草案通过。头一、二款的原文如下：①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大众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却尽情享受，无所不有，就不可能有和平。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定要持续下去，一直到劳苦大众团结起来，通过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而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不但在政治领域内而且在经济领域内掌握并管理他们劳动的产品。”
①前言全文见附录二。委员会提出的会章草案及讨论情况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纪录》第295-512页。本届大会通过的有所修改的会章节要，载于拙作《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第49-53页。
第二款中提及的“政治领域内”一词，立即引起异议，整个条款也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赞同这一条款的代表吉尔伯特对这一款的意义，作了简要地解释。他说：
我们在此是要成立一个经济组织。大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摈弃政治行动；另一种意见是赞同政治行动。这款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实质上是，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这个组织主要是一个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其次，实质上是说，作为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采取个人认为合适的政治行动，但作为组织则不能。……第三，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不得支持现有的任何政党。
会议代表西蒙斯反对这条款，他说：“照文意来看，它是说我们支持政治行动，但不支持政党。”会议代表里奇特也反对这一款，他的理由是：当工人在政治和产业领域内团结起来时，斗争仅仅是开始，而宣言的含意却是到此阶段斗争已经结束。”
会议代表德利昂支持这一条款，并竭力为之辩护。他认为要使拟议中的组织与文明的步调一致，这一“政治条款”（此后成为这一款的代称）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野蛮人开始就动用武力；文明人只是在最后必要的时刻才动用武力。”他认为不通过政治团结取得保护——或者至少是内部的和谐——要想如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去“取得和掌管”产业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政治团结的基础是不要与这个经济组织发生任何组织联系，些微的联系也不要。讨论中的条款承认两点事实：（1）必须给政治行动与文明手段一个机会；（2）就这个国家而言，绝不可能设想一个政党可以掌握并管理产业。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立场。这一立场就预先体现了该党1900年大会时所通过的下列决议的精神：
真正的工会主义不仅要在工厂内进行斗争……而且必须毫不妥协地不计代价、不顾困难地在选举日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它的主要格言应该是‘工会会员证不能为政治工贼开脱罪责。政治工贼就是阶级的叛徒’……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济臂膀，而且是它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助手。
讨论引出了关于选举的各种意见。代表们都敏锐地认识到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制造者与控制者的事。正如一位代表所说：“把纸片扔进一个箱子的洞内，过去没有为工人阶级赢得解放……将来也永远不会……。”甚至丹尼尔·德利昂对选举也只有轻蔑，他说：
那些不切实际的政客，他们假想来到投票箱前，拿起张纸，把纸扔进去，然后搓搓手，自己哄自己地盼着，通过这个步骤，通过某种神方妙法，选票可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共和国会象仙女样，从票箱里面飞出来。
宣言很明确地提出要成立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一位负责人费兰克·博恩，却预言会成为一个政治组织。他说：
每个彻底了解本组织的重大使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者，都会投身于基于阶级觉悟的政治行动。产业工会不能增加平均工资。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还不如行业工会那样，肯定能防止减低工资……。这个新的经济组织必须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的；而且，六月会议已宣告单纯工会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最后的妥协——的死刑，很可能产生一个人数众多、原则性更强的政治组织，因为它的革命精神使它不致沦为“单纯获取选票的手段”。
编辑西蒙斯（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对此作了回答，他说：
“如果新的工会在经济领域内真的没有单纯工会那样大的力量，而仅仅成为一个在总罢工上空喊口号的政党，把它的干部安插在合作共同体内作为统治者，那么，它的生命注定是短促的、招人咒骂的。”
关于这一政治条款，最合理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必须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但这种团结不一定就是世界产业工会本身，或在世界产业工会内，或与世界产业工会有任何联系。然而，以后出现的事件说明这一条款为该组织的团结带来了灾难。三年以后，它果然成为这一运动分裂的根由，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两个分歧的组织。一派是直接行动派，反对参加政治，发表了新的经过修正的前言；另一派是德利昂派或教条派，赞成参加政治，可以说是另一个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保留着原有的前言与同样的政治条款。①
①1915年，德利昂派将该组织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
会章制订了一个权力等级森严而又混杂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整个组织分成十三个国际产业部门（后称为“部”）。每一部门应包括性质上相联系的产业群，目的是为了管理方便，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会章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中，对各部门的产业或行业的“势力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世界产业分成十三个管理群。报告提出该组织应由13个产业工会组成，规划如下：
第一部门将包括下列产业中的一切工作人员：职员、店员、卷烟、食品加工、面粉、制糖、面包及有关产业。
第二部门：啤酒、葡萄酒及其它酒类酿造工人。
第三部门：花卉栽培、畜牧、一般农业。
第四部门：开采、碾磨、冶炼精制煤炭、矿石、金属盐与铁。
第五部门：铁路、电车、海运装运与卡车运输。
第六部门：全部建筑工人。
第七部门：全部纺织工人。
第八部门：全部皮革产业工人。
第九部门：建筑业以外的全部木工。
第十部门：全部金属产业工人。
第十一部门：全部玻璃与陶器制造工人。
第十二部门：全部造纸、化工产品、橡胶、扫帚、毛刷及珠宝饰物业。
第十三部门：公园、公路、市政、邮政、电报、电话、学校与教育机构娱乐、卫生、印刷，旅馆、餐馆及洗衣工人。②
②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时，对此分类曾加以修改，重新作了调整。
这一节立即引起争论。大会用了两天半的时间进行讨论，约为讨论会章时间的一半。许多代表认为，由于大多产业的管辖范围都有明确的界限，这样具体的划分不仅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对于一个产业组织将要采取的步骤来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异于重建行业的界线。①很多人明显地感到这一条款没有体现宣言的规定，即“地方上行业自主，国际上产业自主，同时保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如此明确的划分，当然可以发现层出不穷的缺憾与矛盾，这些都被吹毛求疵的代表兴致勃勃地一一指出。把产业划分为若干部门，其主要思想是集中管理有绝对必要。大多数代表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认为产业虽系这一新机构的组成单位或细胞，但不应成为管理的主要的基本单位。管理的基本单位必须是各产业部门。
①码头工人工会的代表拒绝让他的分会加入新组织，部分原因就是反对这一条。
代表古德温说：“所有这些产业都附属于整个组织，并支持整个组织……。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集中。我们正由产业生产走向产业部门生产。不要多少年……我们就要从事产业部门生产。早期资本的发展趋势是投入产业，后来的趋势是分成产业部门，而这些部门都是国际性的……。”
经过修改，这一条款未提产业部门与产业的具体范围，仅仅规定设立十三个部及适当的分部。该款全文如下：
第一条，第二款——设立十三个国际产业部门管辖产业工会分部。产业工会分部由关系密切的各产业组成。各部门的管理工作由产业工会及相应组织派代表参加。各分部、国际及国内产业工会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充分享有产业自主权；但在关系全体福利时，应接受总执行局的管辖。
具体划分产业部门的名单，后来又列入会章中，但已大有改进。特拉特曼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于1911年公布了一个更为完善的草案。其中，部门的数目减为六个。
讨论会章的会议也规定了要设立的其它机构与附属机构，如规定可以设立产业代表会。此项代表会由两个或更多的产业及地方产业工会中的七个或更多的分会组成。当时规定这些分会是最小的组织单位。如当地无分会，孤立的个人申请加入组织时，将以“个人”会员资格取得会籍，直接隶属总部。
其它情况也适用同样原则。例如，假如在任何一产业中其分会数目不足以组成产业部门时，各分会均直接对总部负责①。当时大多数分会都是直接从总部取得会籍，现在也是如此。第一次大会闭幕时，西部矿工联合会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矿工部”，金属制造工人工会成为“金属工人部”，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成为“运输工人部”。所有地方分会在性质上都是产业的，即以工厂为单位，包括厂内和与该厂有关的所有行业。矿上的清洁工必须与钻探工一样，属于同一工会。这样做就是要把共同协作生产某类产品的所有工人都组织在同工会内。
①会章（1905年）第七条第四款规定：“一旦某一产业拥有干个分会，且会员人数不少于三千人时，总执行局应立即召集该产业开会，并将其组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国际产业部门。”
大会规定设立总主席一人，总书记兼总司库一人，由他们二人及国际产业部门主席若干人组成总执行局。②会章委员会建议：
大会选举七人组成临时局处理本组织事务，任期至下届全国大会时为止。该临时局应包括总主席、总书记兼总司库及五名其它成员。这五名成员应由西部矿工联合会选出一名，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选出一名，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选出一名，其余二名任由大会选举……。临时局也行使修改委员会的职责，向下届大会提出会章修改草案。
②第二届大会时废除了总主席职务。
依照这一建议，选出临时局，由下列人员组成：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总主席谢尔曼；辛辛纳提产业工人俱乐部总书记兼总司库特拉特曼；美国劳工同盟约翰·赖尔登，一般成员；美国劳工同盟克罗宁，一般成员；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弗兰克·麦克尔布；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西部矿工联合会莫耶耳。总执行局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大会闭会期间，该局全权处理整个组织的一切事务。该局有权向下属组织——产业部门、产业代表会、地方分会——发给凭照；监督总办事处一般管理工作，并审核其帐目；当某附属机构进行罢工而且当地经济情况需要时，有权增收特别经费；监督并控制机关报的发行工作，选举该报编辑。
总执行局在罢工和缔结协议方面被赋予的权力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关于这两点，条文是这样规定的：
当世界产业工会任一附属组织的会员接受该组织或总执行局的命令进行罢工，或工厂以停业抵制工人行动时，如总执行局认为有必要，可以命令其它任何一个或几个工会或整个组织进行罢工，总执行局有全权发布此项命令。
任何分会或组织的会员与他们的雇主之间，为解决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所订立的任何协议，在未得到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局批准以前，都不得视为有效或有约束力。
主席当然比执行局的其它成员具有更为广泛的权力，对整个组织的监督都属于他的管理范围。但是他的和总执行局的正式行动与决定，都得听命于代表大会，而代表大会的决定可能要通过全体会员以复决的形式进行最后表决。因而，基本会员被认为是最后的决定者。按照其森严的权力等级，凡属单纯本地事务，如管理制度的细节、社团自订的规章等，均给予“自治权”，但与全体福利有关的事宜，则属产业管理范围，行业不能自主。收入靠收取凭证费、入会费与会费，收费标准都订得很低。这些收入中的一定比例作为集中使用的防卫基金。
对什么是单纯内部事务的解释，要比正统工会的解释显然狭窄得多。大多只影响一个行业的事情也被公开地宣称影响所有行业，甚至所有产业。只有少数事情，如工会自订的规章及其它日常事务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当地事务。会章是以“一人受难，大家关心”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基础而订立的。这个文件只是临时的，而且是粗糙的，仅可作为以后制订更全面的和更具永久性的会章时的入门向导。
会章是以六票对一票通过的，这一事实说明至少对大多数代表来说，会章还是可以接受的。唱名表态时，愿意遵照新会章加入组织的，除五个主要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美国劳工同盟、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及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外，六个地方工会与三十九名个人代表（不代表组织）均一致表示赞成入会。①大会在选举负责人并指定芝加哥为总部所在地后，于1905年7月8日无限期休会。
①六个地方工会是：堪萨斯匹兹堡矿工联合会分会（劳联）、斯克内克塔迪冲床工人工会、旧金山计日成衣工人防护和福利工会、芝加哥产业工人俱乐部、辛辛纳提产业工人俱乐部、普韦布洛工人工艺与教育工会。
基恩（代表新泽西霍博肯码头装卸工人）和其它人一起拒绝加入新组织。他在解释投票理由时说，按他的看法，“会章没有遵照宣言的精神”。他认为把社会上的产业活动分成十三个分部，意味着制造而不是消灭行会路线。同时，他认为“会章赋予主席与执行局的权力几乎和沙皇一样大，这个国家的任何单纯工会对它们的负责人从未赋予过这么大的权力。”
毫无疑问，会议的结局与那些最关心会议的人的设想大不相同。最后定稿的前言与会章，并非丝毫不差地符合2月会议的规定，至少未能使该项文件的原作者感到满意。二月会议时，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及社会主义工人党，虽曾派其组织者之一弗兰克·波恩作为代表参加，但德利昂并未参加，这一明显事实可以部分说明问题。我们看到担心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控制或担心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幕后牵线和担心德利昂的影响都是一回事。西蒙斯在大会举行前几个月就宣称，最能彻底毁掉明年2月芝加哥会议的，莫过于普遍怀有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复兴的想法……。”这些担心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事实。西蒙斯说：“第一次会议（6月会议）时，德利昂及其一伙追随者在组织中掌握了大权，所以能改变该组织原有观点。后来，他被撵走或辞职，或者说他撵走了别人（这就要看说话人是谁）。”要确切说明究竟原有观点是以何种方式被破坏的，并不容易。甚至西蒙斯也承认：“各团体的代表之间惟一的分歧是组织方法问题。而且，即使在组织方法上，他认为“激烈辩论中所显示的困难，也不是根本性的问题”。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即所谓德利昂派的影响，比声明所指出的要广泛得多。它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组织，在所谓“五巨头”中，它人数最少；但它的影响，同人数的比例是大不相称的，已达到足以控制大会的地步。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遭到许多人反对后来成为纷争之源的政治条款，就是德利昂派在会章上留下的印记。完全抛弃“从内部动摇”的政策是德利昂派在会章上留下的另一印记。所有这些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极端重要的。
初期阶段，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实在地说，世界产业工会就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产物。新工会进行活动的大部分经费，就是来自这个富于战斗性的矿工工会。矿工联合会成为新组织的矿工部，人数占该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大大超过所有美国工会中最有活力和最有战斗性的组织。矿工联合会对矿主的顽强斗争，尤其是在科罗拉多蒙大拿及爱达荷的斗争，为在金属采矿产业的比较狭窄的范围以外推广革命产业主义奠定了基础，准备了舆论。世界产业工会紧跟在特鲁莱德及克里普尔湾罢工恐怖事件之后诞生，并非偶然。第二届（1906年）大会时，一位代表声称巴特矿工工会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奠基人。
尽管在西部矿工联合会退出以后世界产业工会仍继续存在，而且还曾兴隆一时，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矿工联合会的实力及其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例，就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矿工联合会对初期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和德利昂派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许多人暗示第一届大会完全由德利昂派“控制”，这样说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利昂就未被推选担任任何职务，由大会选举的总执行局成员，也都不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会员。德布斯说：“德利昂并没有‘控制’这个组织，德布斯也并不‘厌恶这个组织’”。这样说来，德利昂主义居于优势系由于其主张的优越性。那些主张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而且最后对这一运动的团结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在当时，其主要的倡议者及追随者却认定是正确的，为之辩护，坚信这些主张是发展此项运动必不可少的。德利昂在大会发言时说：“我来芝加哥参加会议，绝无任何个人目的，也没有私仇要报。事实上……我只有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就是资产阶级。”
当时是世界产业工会中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派的总书记赫尔曼·里奇特，在他们最近一一期的机关刊物中写道：“（第一届）大会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的是，并非所有代表都理解或随心所欲地支持这个组织的精神与意图。”考虑到这次会议的组成情况，可以说这是很自然的。结果证明第一届大会期间，处于萌芽状态的所有问题中，这是最微不足道的。
所有这些摩擦与内部不和，在《美国联合主义者》的社论中当然会大加宣扬。事实上，冈佩斯对芝加哥会议盯得很紧，看到没有搞出任何名堂。1905年该刊8月号以《芝加哥的工人救星》为题发表了下列文章：
经过六个多月的努力……在美国各地及世界各国散发了以电计的通报与“文件”……结果如何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捉住了一只老鼠，而且是一只愚笨的小老鼠……。在这个材料中，他们[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与美国劳工同盟]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会”。他们的脸皮比城墙还厚，这是一清二楚的。当然，工会运动中的二百五十万……工人丝毫不会在意把他们也括在内……。命运轮，或称为前神父哈格蒂图，已被采纳作为组织的“蓝图”。这张蓝图真是举世罕见，异想天开的杰作，所以我们匀出篇幅把它刊载出来，好显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最后他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工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学者、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将把芝加哥会议作为最乏味、最荒谬的一次会议记录在自居为代表工人的那些人的历史上，同时，把会议的参加者作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特号空想家记载下来。
尽管有内部的不和与外部的谩骂与歪曲，总的来说，产业主义者对新生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前景是极为乐观的，对它的将来也满怀希望。虽然宣言曾经强调“世界产业工会应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但许多报纸，甚至工人报纸，却硬要把这个运动说成是政治性的。《密尔沃基日报》说：
社会主义者正在一本正经地主张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希望贬低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联合会是反对把工会变成政治组织的。
劳工报纸《拥护进步报》是这样说的：
目前在芝加哥正准备成立一个新的产业工会。它将按照发起者所草拟的宣言使整个工人运动革命化。它将参与政治。我们预言它将失败。
衣阿华州劳工联合会发表了下列声明：
少数心怀不满的谋求官职的人与未来的政客，从自己利益出发，批评我们劳工组织现行的方法。就是这些人发出号召，于1905年6月27日在芝加哥市召开会议，成立一个组织……。该组织公开表明的目的就是要用政治方法彻底毁灭现在的工会运动。
原来指望美国劳工联合会许多分支机构会退出该会参加新的组织，这一指望并未实现。新组织中基本上没有劳工联合会所属工会。就会员人数而言，与后来减少时相比，似乎处于高潮。大会报告估计会员人数为六万，西蒙斯则估计六个月后，会员人数至少可达十万。最后决定入会的十三个组织共有会员四万九千零十人，这不包括三十九名“个人”会员。关于会员人数，圣约翰写道：“我知道年会报告声称有会员六万，但会员名册上并没有这么多人。事实上该组织第一年内缴纳会费的会员，不算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二万七千人，整整为一万四千人。”
按宣言所述，世界产业工会的组成系“促进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并实现其最后的解放”。实现最后解放的意图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与一般行业工会的区别所在。后者只有行业意识，而世界产业工会则具有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观点确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基本思想或“第一推动力”。其所以采用产业工会的形式，就是因为这一形式才能在有利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者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确实是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而努力，但（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却认为他们的方法——政治行动——是陷阱，也是幻想，而且单独使用时（在这一点上底特律派与芝加哥派意见一致）是毫无力量的。颇有意义的是，大会选出的临时局的成员，无一不是社会党的成员，但该党断然声称从未以任何方式介入，而且说除非作为敌人，永远也不会介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则确曾通过社会主义职工同盟间接地对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有所影响。
1905年时，无政府主义者力量微弱，该组织中在直接行动派身上现在表现得如此突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当时为这一运动的社会主义与产业的势态所遮蔽。卡尔顿说：“《世界产业工会与劳动骑士团相比，少了理想主义，却多了具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本应再加上一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代替了分散的管理体系，构成了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总工会（一个权力分散的组织）的基本区别。世界产业工会并不能说是缺乏理想主义。凡是充满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必然是理想主义的。这在第一届大会上已充分地证明。他们坚决主张把社会主义置于产业的、而不是政治的基础上，这使他们的理想主义带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当前的斗争必须以工厂斗争为根本，即以生产作为武器，票箱前的斗争只是次要的。
产业工会主义者声称：“按产业组织起来，我们是要在旧社会的躯壳内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结构。”①这里所显示的是对将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实现这种主张的方法。这些想法，甚至对社会主义者也是新奇的；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则有些近似。第一次大会确曾制订计划，虽然粗糙，却着眼于未来。按其组织范围，将来的无产阶级将不仅包括所有非技术工人，而且包括所有以挣工资为生的人，不论从事什么种类或等级的工作，有一天均将变成无产阶级，至少在精神上会如此，并聚集到这“统一的大工会”中来。
①1906年的大会前言中加进了这一款。
第一个会章虽然粗糙，而且是临时性的，但为全世界所有工人都留下了空位，所以，一开始该组织就是一个庞大但几乎是空虚的结构。某些基本产业中有几支低级工人队伍可充实计划中某些部门，其余的却都是空架子。这个空虚的结构能否充实起来，只有时间才能回答。乔治·斯皮德，原系总执行局成员（直接行动派），曾将这次大会描绘为“怪人大集会”。这样说也可能是对的，因为怪诞的想法的确常在会上出现，而且其中一些还写入会章中，但从本质上说，这个运动是极端重要的一步，具有高尚而且严肃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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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赵世炎，1925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五一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赵世炎（1925年5月1日）
〔说明〕原刊载于《京报副刊》第135号“五一”特刊，1925年5月1日，署名：识因。
五一节是什么日子呢？五一节是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实行斗争的纪念日，是工人因团结而得到胜利的纪念日，是无产阶级表现自己的能力使资本家屈服的纪念日。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工人们为什么要在每年的今天集成武装的队伍作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呢！他们这种示威运动不仅是纪念美国工人八小时工作运动的成功，而是为的继续斗争使各国工人得到同样的胜利；不仅是对于以往的庆祝，而是要召集自己的军队严密整齐地作将来革命的训练；不仅是回忆过去的陈迹，而是预备要勇猛积极地参加更进一步的斗争。
因此，在每年的今天，工人们和资产阶级的走狗总要发生许多的冲突，无产阶级的武士总要流许多鲜血；同时，世界革命的潮流在今天要特别的高涨，无产阶级革命的途程在今天要特别猛进，许多使资产阶级发抖的大运动要在今天爆发。历史上最有名的例：一九一六年的今天德国的工人们因反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国家——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威廉——役使无产阶级的大屠杀，联合作罢战的运动；一九二〇年的今天德国的工人又联合作承认苏俄的大运动。在我们中国，一九二二年的今天便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日期。在今年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工人们应当同声庆祝，一般平民都值得去注意的便是正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一个全国劳动者的大结合正当最可纪念的五一节，一般民众对于他的历史和意义无论如何都应有充分的了解。
第二次劳动大会是继承着第一次劳动大会来的。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者受着本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的共同掠夺，工作时间特别的加长，劳动力特别的低贱，又受着帝国主义者操纵的军阀的武力压制，团结比较困难，组织不容易成功，各国都有轰轰烈烈的劳动运动，中国劳动者仍然是一盘散沙。经过许多奋斗，经过百折不回的进行，才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集全国劳动者的代表开了一个空前的大会。这就是中国第一次的全国劳动大会。
第一次的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无产阶级团结的开始，讨论了劳动者本身的许多重大问题，决定对敌人作战的方针，是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纪元，是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在这次大会里以决定每年应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一次；决定第二年在汉口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因为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召集的责任仍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执行。
劳动者的团结刚才开始，反动势力的压迫突然降临。震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二七”惨变就于第二年发生了。英美帝国主义支配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用极残暴，极凶恶，外国资产阶级所不敢用的恶毒手段把各铁路的工会完全封禁，肆力摧残。武汉的工团被萧耀南打得落花流水。全国的工人组织不是封禁，也是在严重压迫之下。第二次劳动大会无法召集，方才萌芽的工人运动受了这一个重大的打击表面上消沉了两年。
但是这个消沉的形势仅仅是表面的，各地劳动者仍旧暗中进行，暗中组织，百折不回，再接再厉，两年之中有了不少的成绩。他们经了从前的失败，得了不少的经验，由散漫的群众进而为最新式的工会组织。
去年直系军阀倒台，工人乘机谋公开的合法运动，各铁路工会和总工会都次第恢复。全国工人都感觉大团结的必要，特由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广东工人代表会等团体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地点定在广州。全国各工团人数在一百以上一千以下的都可派代表一人，千人以上的加派一人，于四月二十七日以前赶到广州，五月一日正式开会。这次参加大会的工团比较第一次要多数倍，代表将超过五百人。这次大会的结果将要产生全国总工会，并要和广东农民团体联络，结成劳农的联合战线。
依据上面的消息，我们看出这次全国劳动大会有几点特别的意义。
（一）由几个重要的总工会联合发起，自行召集，自行筹备，表示中国劳动者已有充分的阶级觉悟，知道要同资本家宣战，先要有本阶级的大团结。
（二）从前工人是散漫的，现在各地工会都采用新式严密的组织，这次的正式代表预计有五百人，代表数十万劳动者，并且要组织全国总工会。这是对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一个大示威，是对于资本主义下总攻击的开始。
（三）贫农与工人本有密切的关系，在无产阶级未得政权的时候，他是援助工人的生力军，在取得政权以后也是共同支撑危局的中坚分子。工农应当同盟，不仅在俄国如此，在世界各国都应如此。在半殖民的中国，农民受军阀、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的压迫，感觉的痛苦和工人相差不远，尤其有联合的必要。广东农民组织特别发达，有五十几处，在今天，他们也要开大会纪念劳动者的节日。这次大会要和他们结成亲密的关系，这是中国劳农实行联合的开始，增加革命军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期愈见接近。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平民们，在今天我们应当同声欢呼：
工农联合万岁！
全国总工会万岁！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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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4月25日北京通信）（赵世炎，19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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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
（4月25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1925年4月25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13期，1925年5月3日，署名：罗敬。
（一）全国民众代表之集合
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前后一月有余，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些促成会旗帜之下集合的是：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到会各代表虽不能将各地团体人数作确切的报告，但所代表的民众，当在数十万以上。这个民众性的大集合在北京开会一月有余，而全国知者尚少，其原因是：在安福派政府高压之下，该会于开会时常不能自保安危；该会所寄出的会报，多被政府劫留；该会所发表的新闻，在北京占大多数的反动报纸，多不予以登载，而对于安福部政学系研究系联治派及军阀代表所组的善后会议消息，则逐日连篇累幅的予以登载。
这是一个民众的会议！从会议之经过与结果看来，是颇良好的。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本报代表民众利益，并曾屡次勉勖此会之成功，对于此次会议，实有不惜篇幅介绍之必要。记者曾觅得该会各种材料，并曾到会旁听，特作此篇以告本报读者，并盼本报读者特别注意于该会议之各种议案与宣言。
（二）会议时期与政治环境
当大会开幕之日，段政府的善后会议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各方面的“人物”，段政府竭力网罗，从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新官僚“社会党”领袖，都被召应试，与此会议之各地人民代表纷纷到京，遥相对应。北京城于安福派统治之下，早已在恐怖的状态之中；人民不仅集会不得自由，而且言论也遭政府罗织。但在当初，孙中山先生尚存一息于病榻之上，段祺瑞还不敢马上撕破面具，人民的活动还勉强自由。及至孙先生去世，骨尚未寒，而孙先生主义庇护下的民国日报被封，嗣后连续压迫各报馆与通信社，无端逮捕新闻记者，无数侦探鹰犬，大行活动。中山灵柩之停放，政府最初不允在中央公园，而指定远离民众之城外荒坛。中山遗体之移往西山，也是政府所欣愿的。北京城日堕于恐怖，反动势力日益增长，民众不能抗争。
军阀角逐而要造成的未来大战，自张作霖来京忽而离去之日，其局面已经开始。从此以后，段张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多。然而执政府谋臣甚多，能奔走者尤众；善后会议或连续或间断，日以金钱与交换条件贿买，务期成功。自中山逝世，分裂国民党的计划便自执政府而出；政府的机关报与附属于政府的各党系报纸，都扶掖国民党右派，宣传国民党之分裂。
但在这个时期的全国民众，反对善后会议之声遍于各地，哀悼中山，誓愿继续革命的表示，来自大小城市与村庄。然而政府对此，充耳不闻，只图应付军阀，手忙脚乱，急谋成功。
（三）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工作
各地民众代表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集会，自然感觉到人民自身责任之所在。因此，大会决定否认段祺瑞所提出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又以为趁人民代表聚集的机会，应该详细讨论中国衰弱祸乱之真因，并提出具体的救济方案，以宣告于民众；民众应从此继续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之成立，必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重要工具，因此大会决定讨论各种国际与国内的问题，而定出下列的范围：（一）国际问题，其中包含：（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2）不平等条约及特权；（3）租界地与租界问题；（4）关税问题；（5）外人在华驻兵问题；（6）外人在华航行权问题；（7）外人在华传教及教育问题；（8）外资与其势力问题；（9）华盛顿会议；（10）临城案件；（11）金佛郎案；（12）鸦片会议；（13）无线电问题；（14）外国银行团；（15）上海租界焚书问题；（16）沪西日本纱厂罢工问题。（二）国内问题，其中包含：（1）军阀军队与内乱；（2）联省自治问题；（3）人民自由问题；（4）实业问题；（5）教育问题；（6）商业问题；（7）工人问题；（8）农民问题；（9）妇女问题。（三）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内外债各问题；并详细审查中国的财政与提出救济方法。（四）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其中包含：（1）批评并否认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国民会议组织大纲；（3）促成国民会议与厉行民众组织。
大会的责任既是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而此国民会议之产生，非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不足为功，所以该会议开会后于发行会刊时便宣言说：
“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其使命乃为客观情势所确定无疑；质言之，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锁链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群众运动的。今日之一粒种子，他日必结为最大果实。我们必须努力栽培灌溉，扫除其周围之蔓草荆棘。此工作最初虽不免于艰难困苦，牺牲流血，然吾人之责实无旁贷”。
（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之决议
大会自决定讨论各项问题后经过半月余的工作，便整理出各种问题之报告与其决议方案。报告的内容是十分繁多的，这绝不是豢养的善后会议议员甚至国会议员所能作的事，而惟有革命的民众代表才能做到。各种内容该会将另出专册印行，下面所述乃简略指出决议案中之重要者：
（甲）国际问题之决议——最初说明欲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须将已经为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攘夺以去的国家权力完全收在集体的人民手里。其次说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经过，历述自最初的商业政策以至为鸦片贸易扩张道路的英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民族史的第一页。马关条约为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一新时代，割地赔款保护外货的关税制度，由此而生。马关条约外，辛丑条约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酷烈者之一，这个条约是对中国民族反抗外力的惩罚，把中国军事，经济的国防完全打破，将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尊严蹂躏无余。鸦片战后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入史。中国自从堕入这个历史里，就变为国际的殖民地。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依国民会议产生国民革命政府，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大会决议案中曾一一指明：（1）领事裁判权；（2）租借地租界及中国境内其他的外国行政权；（3）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等规定；（4）外人管理财政权；（5）庚子赔款；（6）外国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7）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教育设施。此外又指明帝国主义列强于近数年对中国之进攻有下列诸事实：（1）华盛顿会议；（2）临城案件；（3）鸦片会议；（4）金佛郎案；（5）无线电问题；（6）上海租界焚书问题；（7）上海日本纱厂华工罢工问题。对于以上诸问题，都分析其内容，而提出严重之抗议。本决议案之结论是：恢复国家权力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就是恢复国家权力的机关，故大会决以全力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实现。
（五）“打倒军阀！”“排斥联治！”
（乙）国内问题之决议——在国内问题中，包括九个重要问题已如上述。决议文中一再申述打倒军阀的口号，在军阀军队与内乱之决议里，说明全国民众在打倒军阀的旗帜之下，应当勇猛的以人民要求民治为前提，对于一切军阀施行总攻击，尤其要反对的是军阀的武力主义，因为它是军阀否认人民力量的标语，与人民所期望的和平与统一，绝对背道而驰。同时又说明广大的士兵群众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在国民革命中，兵士应该为国家利益战，不要为军阀官僚战，应该为国家利益做捍卫，准备为国家幸福而牺牲。此次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大会决议痛斥联省自治论者之误国，其理论即幼稚，其所根据事实更错误。大会以为在此封建残局之下，决不能由制宪而获得自治。真正的自治必待国民革命成功，中国民族获得独立与自由之后，始能实现。
关于人民之自由，大会要求废除一切警治与军治。人民应有绝对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警察不得任意逮捕、羁押或搜索人民住宅，非军人绝不受军治。工人应有罢工的自由。惩治盗匪法，陆军审判条例等，均当废除。复次，对于实业、商业、教育诸问题，均各有确切之决议。最后关于工人、农人、妇女三问题，更一面分析在被压迫各阶级中此三大群众的痛苦，一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大会尤注意广大的工农群众与妇女界，应速起急谋团结，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成功。
在各项国内问题中，且提出各自的切实主张或要求；大会为注重国家财政问题起见，又单独讨论财政问题。
（六）“十年的外债停付！”
大会特别讨论财政问题，为求详细探索财政紊乱之情形，与国家财政破产之根源。据财政委员会讨论报告之结果，其结论就是：“十年的外债停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其用途！”
这种主张是关系严重的，帝国主义的列强一定畏惧，因为这种主张之结果，绝对有利于中国国民，而无利于列强。列强听到这种主张，一定要惊慌失措，指我们人民为“过激”。殊不知这种“过激”的办法，在列强各自的国家里，在他们的祖先的历史上，早就实行。法兰西曾要求过外债停付，比利时也要求过外债停付。停付（或缓付）这个名词，这个办法，是他们自己当初想出的。论到“过激”的办法，并不这样。“过激”——假使指的是布尔塞维克，在布尔塞维克的俄罗斯，自从革命以后，并不是停付，而是不付了。
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不困难，难在帝国主义之继续侵略。一国的财政破产并不是稀奇的事，所奇在无救济办法。中国的财政家梦昧终日，只学算账，不知清账；即有清账的办法，又都是有利于列强的，如主张再借外债以救财政的，便是一例。
大会同时感觉借债之危险，故发出公开宣言两种，一给外国银行团，一给国内各银行，警告不得再借债与政府。
（七）宪法是人民收回政权的证书
大会于各种问题之外，又特别注重宪法问题。
“中国国家的权力，现在不在国民手中，而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使者——军阀手中；一切不平等条约，即是保障此等权力的明文。
所以吾中国全民众，应集中其精力以求于最近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目前中国国民所要求于此国民会议的职任，不在制定一部空文无力的宪法，而在为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斗的人民机关。”
这是国际问题决议案中评宪法问题之一段。在国内问题决议案里，也有同样的说明：
“宪法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国国民保持主权的一部证书。这部证书，必须国民自己得了政权以后，才能产生出来。向统治的军阀要宪法，与奴隶要求主人严订管理法一样，结果反让统治阶级强奸民意，任意造作。政权的取得是由于革命的力量；必须国民革命成功，才有国民自己的宪法可言。……真正的国民会议之目的，就是要求政权收归人民以解决一切外患与内忧。”
（八）“敌人软化不了工人阶级！”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有两种政治的遗嘱：一为国内的；一为国际的（即致苏俄之遗书），笔记而出，为全国民众所普知。在这两种遗嘱传授之时，中山先生警告其同志说：“你们不怕敌人的软化吗？”记者曾于本报通信中述过。现在这一句话，全国的民众还没有公开的答复，惟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中之工农代表团早就答复了：“敌人软化不了工农阶级！”
工农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人数虽少，且偏于南方，但在大会中仍产出良好的工作。大会会刊中，我们看到农民代表某君的论文，充分表示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使命。大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工作，关切于大多数被压迫工农阶级最深。此次各种的决议，一方面证实民众代表工作之良好结果，一方面也可断言将受全国民众有力的拥护。
（九）第二安福国会与人民的国民会议运动
当大会闭会之时，安福部的善后会议也闭会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是要召集预备会议；善后会议闭会之后，是要召集第二安福国会。后者也许是可能的，可能则必是较快的，因为“政权”在段祺瑞之手。
然而大会指示了人民以国民会议之性质，指示了人民以奋斗的方法，并指示了人民对于各种问题之确切方案。素来藐视民众无组织的，将由这次人民代表的实际工作中证明其为恶势力所迷，现在促成真正国民会议的民众代表大会闭幕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闭幕了；我们需要一个第二安福国会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
全国革命的民众应当答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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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包办”（赵世炎，19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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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包办”
赵世炎（1925年4月19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37期，1925年4月19日，署名：识因。
近来在北京学生中，尤其在学生团体中，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这是共产党的利用”，“谨防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又把某团体包办了”……这些话的形式虽然有种种不同，归纳起来，只不过两个简单的名词：“利用”与“包办”。
这种简单感情话宣传的结果：一方面使许多有活动能力，愿作社会活动的有志青年骇得不敢做事，把有用的光阴完全用到无用的书本去；一方面反革命的分子借此以遂其阴谋，实行其迷误青年，增加反动势力的计划。我们虽然相信头脑清醒的青年绝不至趋向反革命的邪道，但事实上的确有许多青年因为怕利用怕包办而不敢做事。我们对于反动派的阴谋不值得去费唇舌，而对于青年的无谓恐怖却不得不有相当的解释。
无论哪一种组织总有一种主张，一种宗旨；只要这种主张是正当的，他的宗旨是光明的，我们都应当赞成，都应当集中在这个组织里面，共同谋这个主张的实现。在社会里，一般分子要有这种精神才可以谋社会的进化，社会上的事才做得成功。如果看见一种主张从旁人口里说出来，不管这种主张是否正当，是否合于现在的需要，我们都一概反对，都怕受利用而不敢去赞成，去帮助，我们可以断定社会上一切事都是不能成功的。假使满清时代，一般人都怕受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利用而不敢做事，中国现在一定还是宣统十七年；假使洪宪时代，一般人怕受蔡锷的利用而不敢声讨袁世凯，现在中国一定还是洪宪的天下。凡是一种主张起初总出于少数之口渐渐才成为普遍的主张，我们只应对于这种主张详加审查，不应因为这种主张出于异己者之口便不敢赞成，更不应因为怕利用而不敢去参加。只要我们承认这种主张是正当以后，这种主张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便是自动的参加，何尝是被人“用”，更说不上“利用”。
我们参加一种团体就变作这个团体中的分子，和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一样。只要这个细胞不是衰弱无用，虽然很小，在这个机体中也一定要显出他的功用；只要我们对于这个团体非常忠实，诚心在这个团体内做事，我们个人的势力虽小，对于这个团体也是有影响的，决不会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而被人“包办”。我们在会场中诚恳地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有理由，只要是为的团体，别人没有不容纳的，决不会排斥你的充分理由而无理的强行“包办”。我们参加一个团体是为的实地做事，为的共同谋某种主张之实现，并不是想在这里面出风头，并不是借这个团体作个人活动，我们偶而未当选职员，未当选干事，未占着上层位置，这是很不重要的事，决不能因自己没占着位置就说这个团体被人包办，更不能因自己没当职员而减少热度，甚至于以后便不到会了。假使存了这种心根本上就不是实地做事，完全为的个人出风头，对于团体是不忠实的，无怪乎别人不信任他，不举他当职员了。这不是别人“要办”，而是你不能“办”；这不是别人要“包”，而是防止你“包”。总之，只要我们忠实为团体，只要实地做事，一定能得人信仰，不要出不到风头就说被人“包办”，更不能怕“包办”而不敢做事。
以上对于“利用”与“包办”作了个普遍的解释，现在再来分析共产党的“利用”与“包办”。
共产党是现世界最纯洁的党，最后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明白的主张，有鲜明的旗帜，决不隐秘自己的政见；它是诚实地为被压迫者谋利益，随时替社会做事，谋社会的上进。东方的共产党，更以实际的客观环境参加；扶助与领导民族革命运动。我们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很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相信，用不着丝毫怀疑；对于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团体，应当无条件的踊跃参加，用不着丝毫踌躇。因为它的主张是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是适合现时的需要，可以引导青年走上正当的道路。
共产党是以取得群众为目的的，它时时刻刻要接近群众的，它对于别人的正当主张没有不容纳的，它决不在任何团体中“包办”。它有时为防止反动势力，贯彻正当主张，仿佛非求贯彻不可，这是应该原谅的。因为反动势力不防止，是与团体有损害的，是要破坏正当的主张的。我们可以说共产党攻击敌人是很勇猛的，但同时尽量容纳朋友的意见，共产党绝不“包办”任何团体，只要团体中没有反动势力；我们也不要怕共产党“包办”，只要我们自己不是反动分子。
现在一般反革命的反动派宣传共产党利用，是要使青年不走上革命的正当道路，减少革命的势力，使他们的黑暗势力得以增长。我们要是信了他们的宣传，就堕入反革命的邪道；我们怕受共产党的利用，实际上已受了反动派的利用；我们怕利用而不敢做事，谁知你不做事就是受了利用，反正都是受利用，我们与其受反动派利用来反革命，不如受革命派利用来做正当的事业；何况革命派（共产党）决不利用人呢。我们不愿意别人“包办”，就应当自己出来做事，你不做事，别人更要包办。反正别人都是“包办”，与其自己丝毫不办而让人“包办”，何不自己也出来办一办，何况共产党决不包办呢。
起来起来！图书馆实验室中的青年们！你们怕受“利用”，就应当出来实地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受反动派利用来减少革命势力；你们厌人“包办”，就应当自己出来办，不要让共产党“包办”了中国的革命，不要让共产党单独“包办”了中国最近将来的光荣灿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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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发行以来，已经过了将近10年。它是在50年代末脱稿而在1962年2月出书的。现在的这一版是在1968年底完成的。当我决定对第一版进行比较彻底的修订以准备第二版的时候，不仅要研究这10年里所经历的大事，因为这10年是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10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硕果累累的10年，我也需要使某些问题以及对某些问题的态度适应我自己观点上某种程度的变化，此外还要补充第一版中没有研究的某些人物。同样，我也力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增补大量的章节来论述对读者有用的某些新的因素，或至少是报道这些新的因素。
但是，如果完全不算关于最近时期的新章节，那么最大的变化是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分中。还在第一版中我就对这一部分的结构不太满意，但是当时我没有时间把它完全改写，而是利用了自己的某些过去的著作。因此，这一部分当时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简略地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概况，接着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独立的部分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对于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叙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史，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区分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和什么是恩格斯的贡献，不能弄清他们的观点中有时存在的差别。因此，我在这新的一版中，把这一部分完全按历史顺序来叙述，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也做了更详尽的叙述。
除了这新的一部分以外，还增添了关于下列人物的完全新的章节：弗·施陶丁格尔（F.Staudinger）、安·潘涅库克（A.Pannekoek）、弗·施特恩堡（F.Sternberg）、斯图契卡（P.I.Stučka）、帕舒坎尼斯（J.B.Pašukanis）、E.瓦尔加（E.Varga）和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A.Preobraženski）；还有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西德（不包括恩·布洛赫[E.Bloch]的部分）、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章节，对于它们，第一版中只提供了一些最概括的材料。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的部分，结构也有了变化，各章的内容都做了扩充，而且与其他部分一样，一直叙述到1968年底。
这里用不着再一次论证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一点意见，即这样的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只能着重提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谈到最近时期的时候，我不得不在某种程上偏离这一规定，因为有必要至少概括地叙述一下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状况和背离，在这里，特别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我提到了某些人物和著作，主要用来说明当代发展中的基本的和典型的现象。
还需要着重指出，某些人物按其民族成分本来不应该放在某一章节里，但是有的时候我却把他们放到这些章节里。理由是这些人物主要在另一个国家的运动中从事活动（如罗·卢森堡[R.Luxemburg]、安·潘涅库克）；或者我没有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他们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如厄·曼德尔[E.Mandel]、恩·费舍[E.Fischer]）。第三种情况则又涉及某些德国思想家，他们已经侨居国外几十年了（特别是赫·马尔库塞[H.Marcuse]和埃·弗洛姆[E.Fnmm]）。我认为，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现实，特别是法兰克福的环境，是他们的理论观点的历史根源，因此我把他们放入关于西德的一章里。我不能把他们放入东德，因为那里根本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一算上他们就会破坏那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谐一致。
我还想着重指出，在1968年完成的第二版，在这种情况下，将比第一版要充实得多。1968年看来在许多方面是转折的年头。老一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度过了自己创作旺盛的顶点。而年轻的理论家则刚刚崭露头角。法国的五月事件，全世界的学生造反，美帝国主义残酷镇压某些国家人民的解放愿望（特别在越南和拉丁美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武力阻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努力，苏联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取得积极成果，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使得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成为转折时期。世界能否避免军事国家主义和专家治国论新利维坦[1]的暗淡前景，并达到建立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关系的更髙阶段，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社会主义所内在固有的，而实现这种关系的一切基本历史前提都已具备，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步力量，首先取决于他们的创造性的理论思想和坚决的历史行动。
对本书的读者，在名词术语方面还要提醒一点。我想趁此机会提出自己关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共同标准语的一些想法，同时让每一个作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同义语。在这里我只想提到一个哲学范畴，我对这个范畴的使用，在语言表达上与其他哲学家有所不同。这个范畴就是拉丁文中的esse（存在）或德文中的dasSein（存在），它在我国语言中被译成biće或bitak。biće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在我国语言中日益具有生物的意思（德文中dasWesen有一个意思可以译成bice），而bitak这个术语，我则从来不曾把它用来直接表示它所应该具有的那种内涵。此外，在哲学表达上十分需要的派生词，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合适的（如bitkovanje，bitkujuće，或bićevanje，bićujuće）。因此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然决定采用bivstvo这个术语，及其十分合适的派生词bivstvovanje，bivstvujuće。在我国的语言中，bivstvo的概念既用作esse（存在）和existentiae（生存）讲，也用作essentiae（实质、本质）讲。由于我们已经有两个术语bit（实质）和suština（本质）来表示essentia的概念，而bivstvo这个术语则原来既表示esse（存在）又表示essentia（实质、本质），因此我决定选用这个更加合适的术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特别在现代哲学中，某些哲学家也在双关的意义上使用esse这个术语，既用来表示esse（存在）也用来表示essentia（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bivstvo这个词就能最恰当地表达这样使用的意思。
最后，对于那些我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曾向我提出过意见和给予过帮助的各位朋友，我表示最热忱的感谢。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70年2月于萨格勒布
[1]利维坦是基督教《圣经》中象征邪恶的一种怪兽，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论国家》一书中用“利维坦”来喻指现代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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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4月4日北京通信）（赵世炎，1925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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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
（4月4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1925年4月4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10期，1925年4月12日，署名：罗敬。
近日北方时局又甚紧张。冯张破裂之谣不仅风传，日本在北京之顺天时报且公然言之。记者多方调查，这种谣传并非无因，河南胡军胜利后，奉张确有趁先动手之势。最显著的事实：第一是李景林之进袭保大；第二是张宗昌南下奉军集中徐州；第三是浙奉之暂时的了解；第四是段祺瑞袒护刘憨，不仅不免刘憨之职，而且显然电斥冯胡保孙岳督陕；第五便是金佛郎案之急于解决。段政府为什么要在此时解决金佛郎案？一言以蔽之，是替奉张筹备打国民军的战费。红胡子之所以屡欲与冯决裂而不决裂者，便因为还缺少这一笔战费。
在段张祸国卖国的紧张情形之下，同时其走狗冯自由派破坏国民党之进行亦随着紧张。现在冯自由派反革命的纲要：第一是反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是反对广东政府；第三是反对共产派。前二者是冯派反革命的骨子，以此为投降段张的贽礼，所谓反共产不过是这种贽礼之外封罢了。据深知国民党历史者说：“这完全是该党反革命派与革命派之争：一派要作官；一派要革命，乃是国民党历年纠纷之原。试看每次北洋军阀之一派崛兴的时候，便有一批所谓国民党分子卖党求荣，此盖历验而不爽。此次安福复活，奉张势焰甚盛，又值中山去世，岂有不大批投降之理。年来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之革命性越强固，便于他们投降作官运动越有妨碍，他们如何不排斥共产派，兼以此买得权阀之欢心？其实此时即使没有共产派在内，反革命者与革命者还不是一样的纷争”。此诚深知底蕴之言。不过以记者所知，现在这些反革命恶棍都早已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如彭养光、焦易堂等于该党改组后并未登记入党，刘揆一则为民元首先声明脱离国民党投降袁世凯之叛徒，冯自由在上年已被中山开除党籍，至其遥相勾结之陈炯明、唐继尧、章太炎、唐绍仪等叛贼与老官僚，更与国民党风马牛不相及矣。
以上这些恶棍，现在要达到破坏国民党的目的，在上述三个纲领之下，他们一面投降段张，一面号召所谓联治大团结与从同盟会以来所谓各派“民党”大团结。表面上似甚矛盾，实际不过是一种下贱勾当的两面，因为主要目的不过是要破坏国民党与广州政府以为投降段张之贽礼。听说他们已经备了一个否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排斥共产派的宣言，上月念九日邀集所谓各派“老民党”大宴于西车站，要某君领衔签名发表；某君毅然拒绝曰：“先生在世我虽曾主张与共产派分家，但是如今先生刚去世，我可不忍这样主张了。回想先生生前的主意有时与我们的主意不相同，固亦偶然有他错我们对了的时候，但大半是他对我们错。他主张新弟兄们来合伙，而我们不愿意，或许是他对我们错了，亦未可定。现在决定和新弟兄们分家，我可很是怀疑”。这些鼠辈自知猥蕤臭恶不能号召，故屡诱某君为“龙头”，某君良知不昧卒脱圈套，亦云险矣！
冯自由派于上述诡计之外，还有一着便是主张第二次全国大会应开于北京，而以现在在京之所谓各省老民党为代表。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应与段张合作，段张并不会不许我们在北京开会”。殊知这个诡计亦着实与段张有所协定。当西站之宴，一些正派分子拂袖去了的时候，奉张代表杨大实、王秉谦相继发言，大致说中山死后，他们（杨王）曾写信给王用江等说，以后民党事总望大帅等帮忙；王用江以此信给大帅看，大帅即命王回他们的信道：“你们可去宣传，余甚愿维持与中山在时的友谊，只有共产派一定要铲除。”……可见冯自由派分裂国民党的运动完全是勾结段张而行的。
现在的争斗非常之明显：革命与反革命的营寨横在一切国民党分子之前。我希望一切国民党分子急于有个选择，尤其是中坚分子不能有犹豫徘徊的态度。同时各阶级的人民不应以为这种争斗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的事，须知这个争斗的结果关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生死。
资本帝国主义、段张和联治派军阀、买办阶级和大地主，以及一切反动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会直接间接站在反革命派方面；我们各阶级被压迫的民众也应一齐起来站在革命派方面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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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会和平的时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社会和平的时光
与1650年之前的一百二十五年相比，1650年之后的一百二十五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宗教战争、农民起义、内战和革命似乎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欧洲强权国家间依然爆发了残酷激烈的战争，例如，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和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在丹麦、瑞典、波兰和葡萄牙等国家，居于社会顶层阶级的国王与贵族之间也就权力的分配展开激烈争夺。1690、1715、1745年，甚至有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试图武力推翻大不列颠的宪政秩序。但是，曾经激烈撼动欧洲的热情，如今只在欧洲边缘地带残存。对生活在1750年代中期的人来说，环顾四周，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革命年代早已逝去，尽管留下了荒谬和野蛮——伏尔泰在讽刺小说《老实人》中对此有过出色的刻画和描绘。
然而，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心特征，恰是此前动荡革命的后果。曾经的反革命堡垒哈布斯堡王朝已成落日余晖，遗失的西班牙王冠如今戴到了波旁皇族一支的头上。相比之下，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这两个革命力量攻克的国家则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荷兰接收了原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英格兰则继而对荷兰提出了挑战。
17世纪后五十年常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围海造田和采用新方法种植新作物品种，为荷兰带来了繁盛的农业。[1]工业更是达到“繁荣的巅峰”，“阿姆斯特丹北部平坦而多水域的赞斯塔德地区”，可能是“整个欧洲……工业现代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一百二十八座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风车，使得“从纸张制造到稻米去壳的各种生产机械化”成为可能。[2]内战结束后，英国开启了一场“农业革命”。农业越来越商业化，萝卜、马铃薯、玉米等新作物被广泛引入。资本主义化农场广泛传播，掀起了一股“圈地运动”的热潮：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将原有的共有牧地圈起来，大量穷苦农民沦为赚取薪水的雇佣劳工。
工业产量也得到提升：据估算，1710—1760年间的年增长率是0.7%；1760—1780年间的年增长率是1.3%；1780—1800年间的年增长率是2%。城镇居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650年的9%上升到1800年的20%。[3]最初，苏格兰人普遍激烈反对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但这一合并却带来了工业和贸易巨大而稳定的增长。1722年，小说家丹尼尔·笛福造访格拉斯哥，将其描绘为一座“商业之城；这是一座国外与本土的贸易之城……国外与本土的贸易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和改善”[4]。
在如今的联合王国，工业创新的势头开始崛起，从而为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的“工业革命”打下坚实基础。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工作的蒸汽发动机出现于1705年（不过，要再过六十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才能在除了矿山外的其他地方有效地发挥功用）。1709年，人们开始用焦炭而不是木炭来熔炼铁（不过，要到四十年后，经过改良的冶炼方法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高效高质，从而得到普遍应用）。1730—1769年间，层出不穷的发明家不断努力突破纺织机的机械化难关：哈格瑞福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6），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69），康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1779）。[5]伴随着大型工业技术的巨大变化，许多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古老行业的变化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零碎：织袜机的普及、纺织价格相对低廉的“新布料”、飞梭的引入使手摇纺织机的产量提升了一倍、距离地表更深的煤矿采用更加先进的设备（1650年的煤产量是五十万吨，1750年增长到五百万吨，1800年更是达到一千五百万吨）。[6]
面对国外贸易激烈竞争的新环境，技术创新不再是一种偶然，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被广泛接受，而是一种追求成功的必要条件。
荷兰和英格兰都不是现代工业社会。两国的主要人口依然居住在乡间地带，恶劣的道路交通条件意味着，从地方城镇到首府城市，依然需要经历数天极不舒适的旅途劳顿。两国也绝非现代民主国家。拥有大地产的贵族掌控英国政府，通常能够决定众议员们如何投票，而荷兰的大商人在国内也拥有类似的地位。
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都与一两个世纪之前大为不同，也与它们的欧洲邻居迥然相异。农民对个体领主在法律上臣服的时代早已消逝远去。这里存在着真正的国家市场，既不像德国和意大利非常普遍的小国林立，也不似纵横交错的法国那样内部关税壁垒重重。大部分民众都已在某种程度上过上了城市生活：17世纪末，英格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都曾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乡村工业甚至吸收了许多来自农业地区的劳动力，港口和航队雇用大量仰仗贸易而非农业维生的下层阶层。伦敦取代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虽然大部分生产依然依靠个体手工业者在家中或自营小作坊里的劳动，但他们的工作却是越来越与商人或其他更加富裕的工匠密切互动，协调合作。在英格兰西部，此时出现了雇用十万零四百名工人（甚至包括一千名织工和精整工）的“服装制造”企业家，他们的收入比许多上流社会的绅士贵族都要高得多。[7]
控制政府的大家族非常谨慎，在满足大商人利益的同时，也注意采用同时能让“中等”贸易商、生产商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主满意的政策。1760年代及1770年代早期，伦敦市民掀起了一场反对控制议会和政府的贵族及上层阶层的激进运动，虽然他们的代言人约翰·威尔克斯被投进监狱，但是这场运动却得到了一些大家族的支持，并最终设法在无须经历武力革命的基础上达成了政治愿望。事实上，发生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的伟大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斗争，意味着他们早已在最重要的战役中获胜。
在欧洲其他国家，高涨的革命势头一直受到遏制，形势大为不同。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7世纪是经济衰退的百年：由于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导致人口数量减少；城市手工业规模缩水；由于贵族领主和国家夺取了所有生产盈余，导致对农业的投入持续降低，农民在看不到出路的穷困潦倒中挣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二次农奴制”）。在18世纪的波兰、西西里岛或卡斯提尔，农业总产量可能还没有两个世纪之前高。在波西米亚，十分之一的人口在1770—1772年的大饥荒中死去：这就是反革命胜利的代价。
相比之下，法国、德国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情况则较为适中。它们并未遭受卡斯提尔、意大利南部及东欧那样的经济衰退。但与英格兰和荷兰相比，它们的农业和工业平均水平都要较为落后。创新的农业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仅存在于某些大城镇周边地区。手工业产量有所增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建起了更大规模的矿场或工业企业。有些向大西洋航海贸易开放的港口生意还相当兴盛，尤其是在法国西海岸。到了1780年代，20%的法国人口主要受雇于小型工业——英格兰的这一比例达到40%。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朝着工业资本主义这同一个方向发展，只是在具体速度快慢上有所不同。
[1]乔治·吕德（GeorgeRudé），《18世纪欧洲》（EuropeintheEighteenthCentury,Harvard,1985），第23页；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174页。
[2]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23页；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174页。
[3]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242、248页。
[4]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大不列颠岛周游记》（ATourThroughtheWholeIslandofGreatBritain,London,1912），引自乔治·吕德，《18世纪欧洲》，第58页。
[5]关于这些发明的记述，参见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第187-191页。
[6]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88、242页。
[7]曼（deL.Mann），《英格兰西部的制衣业》（TheClothIndustryintheWestofEngland,Oxford,1971），第23、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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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去世之前后（3月20日北京通信）（赵世炎，1925年3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赵世炎
中山去世之前后
（3月20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1925年3月20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08期，1925年3月28日，署名：罗敬。
不幸中山先生竟于本月十二早死了！
中山在病中虽沉默不谈政治，而对于最重要的政治消息仍有时询及汪君精卫；精卫亦常择其可告者以对，惟不敢以善后会议事闻于中山，因为中山每闻善后会议四字必起盛怒，盖以此为安福系阻碍真正国民会议的实现之恶谋也。中山病到垂死，而其政治观察仍异常清楚，其反对帝国主义和联络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完成中国革命的信念持之益坚。有一日病势正在沉昏的时候，精卫入视，中山忽启目问他外间有何大事？精卫答以无何大事。中山问苏俄政局平稳如常否？托洛斯基问题如何解决？精卫略举以告。中山又问此消息汝从何处听来？精卫告以由鲍罗庭处听来。是日又问孙科广东局面如何？孙亦遵医者命不敢多告。临终之前一旬，精卫等入室，中山似欲有所嘱告。汪等问先生有何嘱告党员的话？中山说：我如好了，自有许多话要说，若是死了……，汪等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不过总要经长时期的休养；在此长时期中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党员定即遵行。中山说：好，汝等先出去，等我休息一二个钟头，汝等再进来和我谈话。汪等退出后不及五分钟，中山唤汪等入室，命汪笔记其政治遗嘱，记毕再命汪读一遍；汪读完，中山面呈笑容，精神颇振奋；旋又沉默深思一会儿对汪等说：我的遗嘱好是好，不过于你们有危险。众问何以故？中山说：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汪等说：吾等愿继先生的志而奋斗，谁复怕危险者？中山说：好！我极赞成！随又命精卫笔记其家族遗嘱，记毕亦再令其读一遍，此时中山则泪涔涔下矣；而宋夫人在外面的哭声亦已闻于室中，中山不忍夫人伤心，遂说：改日再签名罢，此时我还不死。直到临终之前一日，始索遗嘱签名；致苏俄函也于是日始签名；并嘱仿列宁永远保存遗体，葬于南京紫金山。是日中山对左右言：我今晚怕要去了！翌晨遂与世长辞矣！
在中山未死以前，早被中山亲自宣布开除党籍的冯自由北与安福系南与联治派的军阀政客勾结力谋破坏国民党；他一面宣传举唐继尧、唐绍仪、章太炎为继任总理，——其实这些东西，或系老官僚（如唐绍仪），或系早已叛党的叛徒，与国民党全无若何关系；一面公然组织什么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起草党章选举理事。冯自由派开会的那天，张君溥泉跑去瞧，见是彭养光在那里主席，拍桌大骂道：“出席善后会议者来主席，什么国民党员，不要脸！”骂罢扬长而去。从此北京城里莫不知道冯自由派便是安福派的走狗，并不相信国民党此时有什么分裂，因为一则冯自由派的罪恶昭彰在人耳目，一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登报申明这个安福部的俱乐部绝不属于国民党，与国民党丝毫无关；并闻一部分误入冯贼骗局的青年已知懊悔。但是卑劣险恶的冯自由派诡计百出，却不少休；他们为段张作侦探，在新闻上造谣言，嗾令军阀杀戮真实信奉中山主义的同志，离间挑剔革命的分子；甚至在某处密谋决定暗杀的名单有二三十人之多。
段祺瑞除资助冯自由派破坏国民党外，本拟乘中山之丧捕杀一切革命分子，作一网打尽之计，不过近来段政府的地位因不满于张作霖大大地动摇，加以河南广东战胜的影响，不无顾忌，所以还只动手封禁北京民国日报。闻安福系在中山未死前所定的阴谋是教冯自由派冒着“国民党”的招牌另立组织，段政府即认为所谓国民党稳健派而与之以禄位（如彭养光等之参加善后会议便是这勾当的第一步），而对于真正的国民党则加以诬蔑和高压，使其不能在北京存在；这个阴谋成熟的时候，段政府即将号于众曰：“吾现在已与真正的国民党携手矣，其余都是过激派，乱党。”你看安福派破坏国民党的计划毒不毒？当然安福派这个毒计现在还未成功；并且他自己的地位异常薄弱异常动摇。旬日来奉张入关的威胁已骇得段祺瑞无头无脑。据闻奉张入关的目的有三：（一）压迫段祺瑞放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因山东为段派地盘，不愿与张，故张愤甚，宣传将拥黎驱段；（二）要段仍然维持刘镇华地位，使国民军不得乘胜扩张地盘；（三）严重的压迫国民党使其不能在北方存在，对于安福政府现在的压迫程度还不满意，因为他认国民党与国民军有关系，于他是一个绝大的危险。而其压迫的口实，与安福系及一切帝国主义者自然没有什么不同——即借口于所谓国民党的“赤化”。当于右任去奉天的时候，张为以上种种对于大骂段祺瑞什么“妈那巴子”……骂了个不亦乐乎。张送于出去的时候，言下表示非铲除共产党不可。于答：“你是想根本不要共产党，我们是想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用意和你一样。”张默然不好作声。当于到奉时，冯自由派有密电到奉，说于与共产派有关系，将谋不利于奉，望即拘捕之或暗杀之。此事于回京时始知之。记者又闻冯自由派不仅为段张收买而且为陈炯明收买，冯自由公然向报馆访员声言彼辈与陈炯明之亲密。国人于此可以透悉冯自由派的背景了。最可恶的，冯贼绝不隐讳这种背景，反而公然以段张陈之势自炫于众。然而只要是稍知自爱的人，谁肯跟着他去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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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赵世炎，192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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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
赵世炎（1925年3月15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33期，1925年3月15日，署名：识因。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日九时三十分离开了他所创造的民国，他所领导的群众，和他誓死拥护以求实现的主义而安静的长卧了。这个可悲的消息传到民众中间，我们只听见民众的哀号与悲泣，共同伤悼革命指导者之去世。在受军阀蹂躏，帝国主义侵略，而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突然失去艰苦卓绝，百折不回，领导民众打倒军阀的打倒帝国主义的中心人物，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对于革命的前途自然有不少的影响。但中山虽死，中山的主义仍存，中山虽死，却给我们留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中山虽死，却遗留下“国民奋斗”、“国民救国”的最后的惨痛呼声，民众只要本着孙先生的遗命，抱着他的主义，努力奋斗以求达到孙先生刻刻不忘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中国的革命仍然可以成功，民众仍然得救，孙先生之死也就无损于中国的革命，而孙先生也就真可“瞑目于地下”了。所以民众一面悲悼孙先生，一面更要在孙先生所遗留的革命的鲜明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以求革命之成功不要因孙先生之死而气馁。
然而在举国民众同声哀悼的声中，在国民党更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候，在民众更应团结的时候，却有极少数甘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当走狗的反革命堕落分子，诬诋孙先生的行为，制造破坏革命的国民党的空气，以实行欺骗人民，引导人民趋向反革命的阴谋。我们为革命的前途，为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对于在哀悼声中发现的谬论，不得不“辞而辟之”。
谬论中较为普遍的是预言国民党的分裂。但这件事是不值得重大的注意的。因为国民党是个有主义的政党，凡是信崇这个主义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旗帜下面奋斗。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凡是要革命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工作。国民党是以打倒军阀的、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为目的的，凡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党内集中。所以国民党员只是要愿为孙中山主义奋斗，愿意作革命工作，愿意努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无论何时都是国民党员，必定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决不因孙中山之死去而分裂。
反过来看，假使国民党中的分子并不真实信仰孙中山的主义，并不真要革命，并不是来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业，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有害无利的，也是国民党所应该排斥的，孙中山死了，他没有招摇的招牌自然要脱离，就是孙先生不死，也是要驱逐他们的。这投机而不革命的分子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使国民党成为真正革命的党，这与国民党丝毫没有损失，正是国民党革新的好机会。
从这样看来，无论国民党不能分裂，即使分裂，也不过是不革命的分子，国民党的败类，这种分裂不惟不能影响国民党，反转足以坚实国民党。关心国民党的人不必忧虑，破坏国民党的人也不必高兴。
还有些人说国民党要分成共产党与非共产党，这简直是不合逻辑的话。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党，何必要来分裂国民党。国民党要分裂也不过是分作信崇孙中山主义实行革命的党，和不革命而想接近军阀的堕落分子的集合。
除此以外，还有最足迷乱民众而我们不能不痛驳的是在孙先生逝世之翌日，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所发表的谬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悼孙文氏》，但除了在首段用了“悼惜”末段用了“悲悼”四个字而外，全编都是痛骂，找不出丝毫“悼”的意思，并且在“悼惜”之上还加了“相当”两个字，在“悲悼”之下，连忙接上一个“责备”。这样何苦要说“悼孙文氏”，干脆就说“骂孙文氏”岂不痛快。在哀悼文中骂人，简直是“失礼”与“侮辱”，表示自己手段卑鄙，人格低下。
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该报偏偏说“社会秉公平之心，因此彻底（？）之革命，仍不惜奉孙以为首功，而孙遂亦居之不疑”，好像还要否认。试问人民革命的思想是不是孙先生灌输的，屡次革命的运动是不是孙先生党人造成的。那时他们的首领梁启超正在大倡保皇，难道创造民国的功劳还数得到他们研究系吗？他们对于投机成功的段祺瑞都要恭维他“再造民国”，对于孙先生的创造民国还不肯完全承认，可见该报智识比三岁小孩不如，而险毒却在军阀之上。
孙先生是以彻底革命为惟一目的，该报认为“彻底”的辛亥革命实是不“彻底”的。在研究系进步党助袁世凯为虐的时候，孙先生看清了袁氏帝制自为野心，所以要二次三次革命，这正是要根本铲除旧势力，达到彻底的革命。后来几次北伐都是为达到同样的目的，何尝是“党同伐异”，又何尝仅以“袁一人为目标”？孙先生屡次要用武力实行彻底革命正是要打倒袁之背影，即是军阀，官僚……和阴谋派的滥政客——研究系。
孙先生是无私怨无私仇一秉大公的；与他的主义表同情就引为朋友，违反他的主义就是仇敌。段祺瑞听他的话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赞成，召集不要人民的善后会议，他就不赞成。他是以主义为标准而利用人，不像研究系做官骗钱为利用的标准。他不肯卖国，不肯借外债，不得已使广东人民增加了一点担负，即使广东人有“余恨”，总不至像北政府尽量借外债，尽量把主权送给帝国主义者，使中国人永永不能翻身，使全中国人子子孙孙都“有余恨”。
孙先生把中国现状细密分析，发现了中国的大害是帝国主义者操纵军阀，这正是给与民众以“缜密之理智”，民众根据这种缜密的理智所分析的结果，就有“判断政治之能力”；看清了中国的病根就有“参加政治的兴趣”，知道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的军阀在中国根深蒂固，就有“奋斗的精神”。所以在孙中山主义下的人没有不积极作政治斗争的。该报说孙先生仅以“极简单”之言论，“日灌输于空洞而毫无成见者之前”，这句话是不错的，正是要坦白而“无成见”的人才能接受这种恰中中国病根的“简单”言论，如果有了做官、发财、捧军阀的“成见”的人当然不能接受。
孙中山何尝提倡过共产党主义，他的国民党是作民族革命的，民族革命是要全民族来作的，共产党是代表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工人也是民族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国民党共同来做国民革命的事业。孙中山即未“提倡”共产主义，也未“利用”共产主义。
该报这篇谬论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孙先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试问择手段以什么为标准？孙先生是最会择手段的，他是以效果为择手段的标准。他知道完成中国的革命要根本打倒军阀、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在可以结合民众的时候就用和平，在和平无效的时候，就用代表民众的武力。他不一面借口妇人之仁来反对武力，一面又依附有武力的军阀。
总之，孙先生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的，民众懂得了他所分析的事实就应当在他的主义之下，努力革命。这些反革命者的论调绝不足以使清白的民众受欺，正是表示他违反民众，暗助军阀。使民众看穿他的黑幕。
民众应当记着孙中山的主义，应当记着他留下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口号，记着他最后喊出的“国民奋斗，国民救国”的惨痛呼声，振作精神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扫除反革命的恶势力。
附注：这篇文后半多引用北京晨报原文，读者请与三月十三日该报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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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赵世炎，192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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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
赵世炎（1925年3月15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33期，1925年3月15日，署名：士炎。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惟一可贵的存在就是孙中山主义。中国革命的民众，特别是国民党的同志，从今以后，应把孙中山主义当作行动的口号，民族革命信仰的中心，在他的旗帜之下奋斗，在他的标帜四围，为民族革命而工作。
孙中山主义这个名词是我们现在要郑重提出的。我们以为孙中山主义有其明显的涵义，在现在已经确定。相信孙中山主义的人此后的责任，便是如何把他发扬光大，期于实行。中山先生与许多的革命先觉或有名的学者一样，在他逝世以后，他的生平不朽功业与学说就成为他的主义，应为人所信仰与奉行。在现在，应该信仰并奉行孙中山主义的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便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双重压迫下欲谋民族自由独立的一切爱国分子，革命的战士。
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导师，同时这个革命导师的职务，就构成他的三四十年的生活。
在这三四十年之中，把民族之独立与自由放在革命目的的第一单位上，始终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便是孙中山主义的第一个成份，而且是最重要的成份，我们应该首先认定，并当永远记忆，不可遗忘。我们当知孙中山主义之精义在此，孙中山主义惟一不朽之点也在于此。自中山逝世，表面尊崇中山而实际系反中山主义的人，往往做反宣传的批评，有所谓“理想高而实行错”，或“主义正而手段误”，都算是敌人故意发表的恶劣口调，事实上正可以反证这种故意的批评，确是孙中山主义真实价值之所在。
我们以为孙中山主义可以成为中国民族革命不朽之理论与原则。我们以为中山先生的本身，是一个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实行家。中山先生的一生，并不曾离开他的理论而作工，亦不曾因实行而放弃他的信仰。本来任何种的理论不能实行而存在：一种革命的理论之来源，更是从实际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产生而出。中山先生一生的事迹，就是估量革命实际的环境，而成为他的信仰之运用。他的实际运用有挫折，他的革命计划常有失败，但他的革命理论因此愈以丰富。他为他的革命理论而工作，常致于失败，又因失败而工作，以致建成他的活动的理论，始终辛苦奋斗，而最后以至于死！
谈孙中山主义的人，粗略的解答起来，多以为孙中山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我们以为这种解答过于简略且将引出片面观察的错误。孙中山主义之内容固然包涵三民主义，而且三民主义为中山先生生时所自建立之学说，在解释其革命原则与建国主张时，是一般涵义的要点，惟尚不能包括其理论与实际之全部。孙中山主义之最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中山先生所自倡的三民主义与其应用。这个解释的要点，即在包括三民主义在中山先生生时所曾应用，与崇奉孙中山主义者所当应用。必须使三民主义入于行动，不能仅置之于空虚理论之域。
以民族革命为职志而崇仰孙中山主义的人，既须了解孙中山主义之内容在三民主义与其应用，更进一步而必须作正确解释的，就是三民主义本身的真义了。我们一读“孙文学说”再读中山先生自己所作关于三民主义之“讲演集”，复综观前后中山先生历次自作之解释，都可以了然知其内容。但是最后综合的定论，当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所发表之宣言与政纲所诠释者为准。这一次的解释，一方面是中山先生于革命工作忙碌中，自己的理论建设之一次的总归宿，另一方面则是民族革命运动已普遍于全国，在革命目的之指导计划上，已入于健全时期。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打倒障碍民权之军阀，建设民主的政府。要求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之绝对自由。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铲除目前障碍民主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用人民的国家的力量，开发实业，发展农业以厚利民生。我们离开以上的解释得不出第二种关于三民主义之答案。这种答案曾散见于中山先生自己的各种著作与演讲之中，凡是真实革命而崇仰中山主义的分子，到现在都应该把这种观念确定起来。中山主义确可以引导中国民族革命至于成功，虽然中山的逝世足以影响成功的速度，但是中山主义的存在可以教导中国民族革命至于永久。
我们悲悼中山先生，为的是不得再见中山亲身之指导，不复能在中山之旁，为民族革命的工作。但是历史给与中国民族以中山的功业又给与我们以可贵的现世，仍当在中山所开辟的革命大道上努力。我们这种努力之标准，又含带有中山的遗命，这种遗命是值得我们特别遵守的。我们除领受中山主义的理论与其原则外，又从遗命中得出中山主义之方略与其实施目的。
我们严重的问：中山先生的遗命到底什么呢？
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自中山逝世，其遗嘱立刻传播于全国，我们看出在遗嘱中除提明他的主义之最要内容外，更谆谆于切近时局的主张，而以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事严重申明。这两条重大主张的内容是：
国民会议——反军阀的人民自用的工具；
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的切实工作。
这就是中山对于全国革命民众的遗命。这种遗命之来源，也不仅是中山临终时的偶然主张，而是他自投身革命以至于死的一贯信念，但这次遗嘱把他的信念更切实指明，提出了目前的实施方略。
我们从中山先生个人的历史里，可以指出他生平的事迹与其遗命是一贯的。中山先生自投身革命之初，即是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甲午之失败，中国民族开始受帝国主义之欺辱，中山先生于此时就发轫兴中会的组织。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帝国主义协同的侵略行动表现，而中山先生的同盟组织，因以兴起。这两次重大的中华民族受压迫的历史，迫成了革命先觉提倡反抗运动之有名的历史的革命之秘密组织。辛亥革命是中山反抗专制政体封建制度之成功，同时亦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初步的革命工作。然而辛亥革命的结局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即表现中山反封建制度之一次的挫折。当民国元年南京会议时，中山反对国民党中当时之右派（宋教仁，黄兴），欲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不得，同时又反对与满清政府勾结之妥协派，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之君主立宪派，孤身独战，卒至弃政权以图彻底再举。自是以后，中山的革命主张愈以自振，事业虽屡起屡挫，而主张愈坚。近数年的事迹，更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屡次为中国民族之自由而战。一九二三年的海关问题与一九二四年之商团事件，中山对帝国主义者的明白宣战，更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光荣的历史。从一九二三年起，直至今年离粤经上海与日本至天津之演说，几于无次不有反帝国主义的言论。因此，在中山先生遗命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号召，是中山先生临终时向中国国民提出的反帝国主义的最切实之方案。
反对军阀亦是中山先生始终如一的观念。在中山先生最近五六年的讲演中，反帝国主义的讲演占其半，反军阀的讲演亦占其半，这是我们可以仔细寻究的。把军阀的罪恶暴露，把中国的乱源分析，我们只觉得惟有中山先生所做的工作最多。把国民党当作政敌或肆意攻击中山先生的少数人，常指摘中山先生于某一时期与某一派势力之结合为勾结军阀，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当时的革命策略正确与否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忘却中山先生始终是反军阀的号召者。最近废除军阀的宣言更是最确切的证例。因为要铲除军阀政治，故以国民会议为号召，国民会议的真实作用，正是反对军阀而建立人民政府之关键，这是最近中山先生所拟自行完成之工作，不幸他不及亲身工作，所以在临终时特别提出，以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两件严重遗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这两个遗命固然是当遵守的，同时全国革命的民众，也当接受这遗命，力图其实现。
孙中山主义之存在，替代中山引导民族革命至于不朽。中山的遗命又给与民众以奋斗的切实方针。凡是革命的战士此后最沉重的工作就是求中山遗命之定成，与孙中山主义在民族运动中之胜利。
中山是不朽的，因为有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之存在。全国的革命分子应在孙中山主义旗帜之下立刻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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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不能善后了（赵世炎，192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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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不能善后了
赵世炎（1925年3月8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32期，1925年3月8日，署名：识因。
段祺瑞花了许多钱，挨了许多骂，甘冒违反民意的大不韪，拼死命去召集的善后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的会了。遗老，遗少，复辟党，帝制派，卖国的安福系，惯用阴谋的研究系，头脑简单的武人，滑头滑脑的官僚，以及大言不惭的“官僚社会主义家”，堕落的“新文化运动巨子”都聚处一堂，雍容揖让，台上伛偻而立的主席是一位耳聋目聩的龙钟老翁。这种光怪陆离的活剧真可谓尽古今怪相之奇观，集中国腐败之大成。我们对于段大执政造成这出滑稽剧给我们看的盛意自是非常感谢，但我们对于这一月来善后的成绩却也禁不住要问一问。
段大执政召集这不能善后的善后会议之本意一般国民早已知道。这个会既不许人民代表参加，所谓有“特殊资望学术”的御用学者还要限制着不得过三十人，虽经中山先生的力争，也不过摆几个仰承政府鼻息的法团首长在专门委员会中，既不能出席正式会议，又没有否决原案的权，只不过替善后会议作装饰品。这个会和人民没有丝毫关系是不用说的；不过段祺瑞以军阀推戴而成立个人独裁制的临时政府，他的基础还不稳固，他虽届暮年还有永久把持大权的野心，这个会议就是用来确定他的政权，扩张他的势力，制定可细为他包办的国民会议组织法，使操纵国民会议之权在他手中，好改变他的临时独裁政府作永久的专制机关。并且他虽和张作霖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而他两人的利害关系究竟不能一致；所以他对于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能赞同的，他对于直系残势力表示维持。对于吴佩孚也不过为已甚正是他用来维持均势的苦衷。因此，他召集善后会议的第二种重要的意思就是使各军阀平均分赃，受他操纵，作他独裁政府的基础。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希望善后会议能议决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件简直是与虎谋皮的思想，说他能善人民之后也不过是一种鬼话。我们现在并不用这种眼光去看善后会议的成绩，我们只看它能不能造出可以哄得住人民的国民会议组织法，和能不能骗得到军阀安安静静的坐地分赃。所以我们考察这一月来善后会议的成绩并不是着眼在它为人民的成绩，而是着眼在它替段大执政所做的成绩。
就第一点而论，产生国民会议组织法为段祺瑞对于善后会议惟一的希望，也就是一般“沐圣恩”而得参加该会的先生们所应慎重讨论，使一面对段大执政有利，一面又要哄住人民不起反感，才算足以答谢执政每人每月恩赏六百元的天恩。但他们在会议中只不过草草讨论一过便算大体成立，这是表现他们敷衍潦草，连逢人之恶的能力都不充足。
法制院所起草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已经算替段大执政想得周到了。会议的职权仅限于议决宪法，并且只限于“议决”，连起草权都吝不给与；仅注重选举议员法的地方选举，对于职业选举加了许多限制；各省区选举以行政长官为监督，职业区以实业厅长，教育厅长，铁路局长等为监督以便包办操纵。这个条例只能为段大执政产出御用会议，而不能产出国民会议。在段大执政方面自是有利，而在人民方面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善后会议诸公如果忠于段大执政便应苦心经营，设法修改，使表面上哄得过人民。但除了多数人随例举手，莫明其妙外，竟有一位高尔登反对学生为国民代表，并且他自己承认连实业区与商业区的分别都不知道。这样看来，善后会议不过产出一个全体国民一致反对，绝对不能适用的御用会议组织法，完全失去段祺瑞愚弄全国人民的苦心。
就第二点而论。善后会议既是段祺瑞想聚全国杀人的军阀，和平分赃，就应该有权力使各方停止军事行动。然而在善后会议呼声最高的时候，东南战事又起，南京上海一带重罹兵灾，方本仁在江西也在积极用兵。到现在善后会议正在北京开会之日，却也正是胡憨在河南大战之时。一面在善后，一面乱事又起；人民之后自然不能善，我们也不敢希望它来善，甚至于连军阀之后也不能善；在人民方面，固然用不着这种善后会议，在段祺瑞本身，也用不着这种善后会议了。
段祺瑞召集这个会满望它能替他装点门面，想一点办法，分一点责任，谁知道这批蠢蠢（衮衮）诸公真不会逢迎上司，对于冠冕堂皇的“移民计划消纳裁兵”案竟至以“有理由无办法”退回去了，“收束及安插军队”案，“编制警备队”案都想不出办法而退回，“禁烟”案也因牵涉外交而不敢讨论。诸公想不出办法，段祺瑞更想不出办法了；诸公怕外国人，声明“外崇国信”的段祺瑞更是看见外人就打战，他还敢想办法吗？段祺瑞就是要你们想办法，负责任，你们又给他退回去；退来退去还是一个“没办法”。这样看来，善后会议连装点门面的资格都不够，反而丧尽段祺瑞的脸，真不知是善的什么后？
到最近善后会议看看要破裂了，熊克武因为没有好地盘，竟自愤愤地退出，褚辅成提出完全推翻段政府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结果还不知闹到什么田地。段祺瑞本想些鬼方法来骗人民，谁知召来的鬼除了糊涂鬼而外，还有些捣乱鬼；他招了鬼来打自己的头，真是冤透了。
总之，我们看清善后会议不惟不能有利于人民，并且不能有利于段祺瑞；不惟不能善后，连现在当前的事都应付不了；不惟不能有效果，而且连装点门面的资格都不够。最后我们敢于大呼“善后会议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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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2月30日北京通信）（赵世炎，1925年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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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
（2月30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1925年2月30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05期，1925年3月7日，署名：罗敬。
从表面上看，这三月以来安福派在四面八方用了种种纵横捭阖的政策和欺骗人民的诡计，以图稳固其地位；但实际军阀间之暗斗甚烈，酝酿的问题甚多，迟早终必爆发成为公然的争斗。今请依次序言之：
第一是段张之间的问题。段祺瑞虽是北京城的主人，但目前的张作霖决不止于做关外王。“不问中央政治”的话完全是张胡子骗人的。我们用两件事来证明：头一件是东南的现状，目下虽谓已告结束，但这只是段派的单独胜利呢，还是张胡也有份？奉军对于东南的行动，与立刻急待解决的张宗昌地盘问题，都明白告诉我们人民以段张之争的痕迹。段派要地盘，张派也要地盘，你拿浙江我要江苏，你保山东我得直隶，这都是明显的。最近新闻界盛传张作霖要再到北京；张学良过天津时，北京传闻段召令入京，执政府秘书厅声明否认，这都是有趣味的事。
其次是善后会议，这虽是段祺瑞的御前会议，内幕亦有困难。溥仪的臣子赵尔巽之所以为善后会议议长，便是老奸巨猾的段祺瑞对付张胡子的手段。当初要使奉派代表早出席，现在要使奉派代表肯服从。原来“赵大人”是张胡子当初的上司，受招安的恩官；去年张来北京，即登门拜谒行三跪九叩礼。故现时善后会议在奉张虽觉纯粹成为段氏的御前会议，但也只好暂忍着。这话人言凿凿，虽觉偏僻，但善后会议之不能满张意是不可讳言的，将来更有事实去证明。
第二是段冯之间的问题。基督将军冯玉祥现在还表示不满意，所以一方面以西北计划做示威运动，一方面又屡上辞呈，开玩笑，再一方面又指挥黄郛等在善后会议中努力。善后会议中冯派之势力是有一部分的，从黄郛的议长与副议长票就可以看出来。
最近溥仪出走，即段所许；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亦实有人授意。闻冯对此甚为注意，已告其出席善后会议诸代表说：“如有人提出恢复优待条件，你等即请求复辟；他们如不允，你等可说明恢复优待即系复辟；如他们必欲恢复优待，你等即可推翻桌子退出会场”。此事如安福系不见风转舵，将为促起破裂之一因。
现在善后会议中，段冯两派的分化愈来愈显，报纸所载急进缓进者，实则冯段之争耳。黄郛确能得国民军派之拥护而形成对抗，然段有多数，莫可如何。最近几件议案必拖延甚久，而西南代表到后，变化生矣。
第三是西南代表的把戏。西南代表到后将生之变化是：他们要平分政权，要把独裁执政改成多数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最近他们提有一个政府组织草案，尚在秘密讨论中，其大要是：执政三十三人（善会选七人，二十二省军事长官二十二人，青海、西藏……五人，）组织国务院，全体军阀到北京做总统，解除所谓兵权，国务院只议事，另设各部总长执行，从此天下太平，过渡以至国民会议。这是一般联治派的梦想。此种提议如果提出来，在善会不过是一声大炮。段得西南代表来，如获珍宝，大炮放后，必将失望。此最近数日之情形也。
第四是保定问题与河南战事。河南战事之所以爆发，其机括全操在安福系与奉张的阴谋之中，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河南战事或许牵动全局亦未可知。奉方现在练兵场装置电灯，昼夜不停的操练。李景林对人言：“上海、天津两个大海口都入了我们手中，不久有大批大炮机关枪和弹药输入，看谁还敢怎样？”言下大骂胡景翼不止。孙岳在这种情势的威胁之下，表面上提出让步条件（如京沪各报所载）来和缓保定问题，实际保定问题还是未能解决。目下情形，胡氏似甚危险，因为安福系奉系的阴谋是：刘憨攻于西，奉军集中徐州方面而西下，鄂萧助攻于南，则胡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胡败则孙冯无能为也。冯军战斗力自较奉弱，军械亦远劣于奉，若现时全部决裂，当然敌不过奉张。闻胡氏作战计划拟以全力先破陕军去后顾之忧，然后才向中原作战。如胡氏开首能打几个胜仗，或可暂时挽回张冯全部爆裂之危机，然亦不过暂时耳。
此外还有四事最堪注意：（一）据可靠消息，安福政府已内定俟孙中山死后即大捕国民党员并解散其在京之一切机关，以为根绝中国革命运动之计，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算“完了”。近日外传法部严办共产党的消息，章行严虽以不负责之新闻否认，记者多方调查确有此事，内幕还是出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奉张之所请。语云：“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便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安福政府，准备在孙中山死后根绝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反动之前征！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决不可视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人人都须预备着呵！（二）冯玉祥派军阀，虽然处在四面危机之中，但自从得着西北地盘之后，仍然继续北洋军阀传统的反动政策：如惨屠数百变兵、封闭京绥路工会、严酷管理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国民党在他们地盘之内的活动与宣传须极有限制，组织党部还是不行的……冯部军官对西北诸地的行政态度都是如此。（三）这次上海各日本纱厂四万多中国工人的大罢工，最能给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感情以剧烈之兴奋，据个中人云在北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惶急万分，生怕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发布援助罢工的宣言，重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外人在华设工厂……等主张；据记者访问，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业已决定发布此种宣言，但记者草此通信时，上海长期的罢工已有被迫终止的消息，而国民党援助宣言尚未发出，延误时机，殊为可惜耳！（四）国民党右派几个不齿于人口的坏蛋（如冯自由等），在中山病危中，破坏国民党的无耻行为无所不至，据闻他们并不是个人复仇的举动，乃切实与安福系及西南军阀勾搭来破坏国民党；近惟张君溥泉大有觉悟，他在会议上大骂冯自由刘成禺等不是东西，他说：“主张尽可不同，然此辈的行动实太出范围了”，他又说：“国民党向来在安乐时有内争，在危急时则内争平息，此时正是内争平息之时”，又说：“造党工作尚未成功，大家应注意于如何使旧同志与新同志融和在一块儿”。据个中人言，张君这种觉悟不是偶然的，他北来后重新感受许多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痛苦，始觉前此误入歧途。至如冯自由、刘成禺、马素等恶棍，乃自觉的甘为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阶级的走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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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2月12日郑州通信）（赵世炎，19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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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
（2月12日郑州通信）
赵世炎（1925年2月12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04期，1925年2月28日，署名：乐生。
中国铁路总工会是“二七”的产儿，是目前中国工人阶级已形成的惟一的产业战斗组织。在“二七”以前，铁路工友的全国组织虽有拟议但无成就。“二七”后的第一周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产生，十余路工人领袖开始作全国的秘密的集会。虽遭曹吴数次的明显压迫，逮捕工人领袖至数十人之多，毕竟一年内的工作，完成了全国组织的雏形，尤证实了此次大会之良好结果。
大会开会前后共计四日，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余件。其议题可概括为三部分：（甲）总会报告与各路分会报告；（乙）政治报告，战略报告及“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次国际会议之报告；（丙）会务——如组织、宣传、救济、消费合作等问题。议事日程之详目如下：
（一）“二七”纪念会与预备会；（二）总会报告；（三）各路代表报告；（四）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报告；（五）进行方针报告；（六）太平洋交通工人会议报告；（七）汉堡万国交通工人会议报告；（八）本会与赤色万国职工会之关系报告；（九）组织问题；（十）宣传及教育问题；（十一）消费合作社问题；（十二）审查抚恤款项问题；（十三）救济失业及死伤问题；（十四）各路代表提案；（十五）讨论并通过各种议案；（十六）宣言；（十七）改选；（十八）闭会。
从议程之秩序与各种报告之内容观察，俱表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力之进步与阶级力量之发展。大会前后四日中，各路代表精神十分振作，每日开会多至十二小时以上，超过平时劳动之时间，但秩序整严从容，充分表现“二七”的遗留精神，由各路工人群众交付各代表带到这会议席上来。
在“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议题中，大会指明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责任及其未来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之发展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者之冲突与军阀势力之消长，是中国工人阶级采取战略之客观条件。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工会的组织是由资本制度社会中孵化而出的工人阶级之武器；所以大会规定工会的责任，着重于统一的阶级性的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在目前实担负了两重的工作：一方面是本会的基础组织之建立与群众化；另一方面则是开始担负引导本国各种产业工人阶级的劳动运动。
在简短的历史之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实况中，本身的工作尤为重要，因此，大会有下列的进行方针之决议：（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三）力谋工会之统一；（四）确立经济基础；（五）救济失业；（六）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七）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八）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九）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十）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大会对于宣传与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有计划的决议案；除于条文中列举方法外，其说明宣传与教育之重要是很确切的，原决议文说：
“当工人阶级漫无组织的时候，宣传的工作是占最重要的。工人有了团结以后，宣传的工作就是教育的工作。我们全国铁路总工会现在虽有组织的形式，但缺乏组织的实质，尤缺乏下部的基础工作。我们应当知道：这种下部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由组织着手，另一方面也要由宣传教育下手。
在‘二七’以前，我们的组织是空虚的，宣传更缺乏，所以一被军阀压迫，马上就瓦解了。如果我们有群众的宣传与教育，使工友群众明白工人与工会的关系，我们有时虽受摧残，工会虽被封闭，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是封闭不了的；这样，我们工会的基础是永远存在的。”
在后两日会议中，三个“国际会议”的报告，大会中接受美满的同情，尤以汉堡万国交通工人会议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战斗事实，指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防制工贼之方略。当工人的多数群众团结一致时，暴露叛阶级的工贼之罪状便可使工贼的诈骗行为完全失败；这个事实在欧洲已有先例，在中国劳动界开始团结时尤要严防。因此，近数月来与全国铁路工人为敌——欺骗同阶级而投降于官僚的交通系之张德惠，已被大会宣布为工贼，通告全国工人并暴露其罪状了。
此外，审查抚恤款项问题，大会组织委员会仔细审查之结果，证明过去事实的真相，尤证明因卷款潜逃而造谣中伤之工贼的行为，大会认为满意，并议决交新执行委员会编辑账目宣布全国。
总括起来，此次大会的结果，可得五项：
（一）提出统一铁路工会的口号，号召阶级性的团结。
（二）确定工会的基础组织，并力谋工会实力之群众化。
（三）关于教育宣传救济失业及死伤等问题（工会内部建设工作），都有了计划。
（四）对于中国之现状认清了，对于国际组织之联络也议定了。
（五）合全国铁路工人领袖聚议数日，互相结识，共谋自身利益，阶级团结之力，将从此愈见发展，愈见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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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赵世炎，19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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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
赵世炎（1925年2月7日）
〔说明〕原刊载于《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署名：士炎。
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纪念就是“二七”纪念。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的第一个位置就是“二七”的争斗。“二七”的争斗的纪念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初步运动的劲敌，就是封建式的军阀；这一次惨杀事件，是中国军阀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最猛烈的进攻，而工人亦最猛烈的反抗，以致成为血染中国工人阶级争斗史的第一次。
第二，中国军阀的主人翁靠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次直接向工人进攻的是军阀，而间接主使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那般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或半殖民劳动阶级，用的是最残酷的手段——他们必如此才能达到对于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的侵略，他们压迫中国民族必首先对付劳动阶级，所以这次争斗的实质，确是中国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直接对于军阀而间接对于帝国主义者之鲜红的阶级争斗。
这种阶级争斗的实质既然是如此，他的最严重的意义就是表现中国工人的猛勇的阶级战斗力，而他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表现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工友必须知道：与我们对立的仇敌阶级是资本阶级；而中国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者正是站在我们仇敌阶级的地位。军阀称兵割据，把交通机关占为私有，事实上就是军阀与我们立在敌对的地位；外国人占有矿山、制造厂，雇用我们的劳力，剥削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就是外国资本家与我们立在敌对的地位。我们每次的斗争，必然的都成为阶级之斗争。我们要谋我们的利益——集会，结社的自由，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履行罢工的条件；他们也要谋他们的利益——禁止集会、结社、增加工时，减少工资，压迫罢工，以求扩大他们的利润，集中他们的权力。这两种的利益既站在极端相反的地位，自然易冲突而易生争斗；但武器是在敌人方面的，统治地位是敌人占有的，所以工人阶级的血，越染满了敌人的武器，越表现出争斗的激烈，而最后的形式是：劳动阶级在血花中愈更团结起来，仇敌阶级在血花中愈更恐怖！
“二七”流血之结果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是：我们的工会被封闭了，大家不能活动，我们的同志被惨杀了，许多妻子穷苦流离；我们的工友失业了，好多人的生活一时陷于无法救济的地位。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同阶级的战士，在当时举行同情罢工的是遍于全国；同时就表现我们战斗的种子，撒遍了全中国工人阶级，总集起来，大家的奋斗力，在一年之内，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一年之后，又举行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的国际集合。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建筑在全中国铁路工人合力之上的，这就是铁路工友们多数努力的效果，也就是由“二七”事件直接产生出来的一朵鲜花。太平洋运输工人的会议是为远东各国运输工人，特别也为中国交通工人之前途，谋永远的结合，建立国际的基础。因此，“二七”的历史就表现出：一方面是中国工人阶级勇于战斗因高压结果而产出新的觉悟；另一方面则是开始了中国工人在“二七”事件之旁更加团结，更加发愤。
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怎样纪念“二七”呢？怎样纪念“二七”才算是我们的最好表示呢？我们当谨谨记着：纪念“二七”的最好办法是莫过于把我们的责任用行动表示出来。“二七”纪念并不只是铁路工人的，实是全国工人阶级的，同时亦是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战斗之目的是在举行世界革命，推翻资本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是在领导各阶级的群众以打倒封建式的军阀，并推翻帝国主义。世界工人革命的最近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者执政的国家；中国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是在打倒军阀官僚的政府，而较远的目的亦与世界工人相同。领导全世界工人作这种奋斗的，是万国觉悟工人自己组织的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而领导中国工人加入这个长远争斗的，也就是中国工人自己的惟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我们纪念“二七”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光荣的二七历史”之旁更加努力起来，听受我们自己政党之领导，与世界工人阶级取一致的行动，以达到我们上面所说的目的之实现。
“二七”的纪念若要更有意义，必须我们的行动继续，继续团结，继续战斗。并且把我们的战斗力，从散漫的行动联合成集中的势力。全国的铁路工人，要更紧密的团结于全国铁路总工会旗帜之下；各种产业工人，要各自团结于产业组合旗帜之下，并联合成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总团结。“二七”事件是指示我们团结与战斗之历史的标记，把“二七”奋斗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是中国工人阶级惟一的责任，同时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与取得自由之鲜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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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赵世炎，19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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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
赵世炎（1925年2月7日）
〔说明〕原刊载于《二七二周年纪念册》，1925年2月7日，署名：士炎。
中国工人阶级纪念“二七”的时候，必须记起列宁。列宁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惟一不朽的领袖，他领导欧洲的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大战，又领导俄国工人举行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筹备世界革命。全世界工人阶级自从有了列宁，才握紧了胜利的局面。中国工人于二七京汉罢工之役，遭压迫而失败，但若记起列宁，便增加我们的勇气，可以预判我们将来的胜利。
列宁虽已于去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但全世界工人都说：列宁仍永远活于人世。这话怎样讲呢？这就因为，列宁虽没而列宁主义永远生存。列宁主义确实生存在每一个工人、农人及被压迫民族的脑中，革命的工人农人与被压迫民族，都将承继列宁的意志，进行阶级争斗，图谋世界革命之实现。列宁主义之基本是甚么呢？这就是工人、农人与被压迫民族怎样举行革命的一些战斗策略，并且是实验过的，可以得到必然胜利的战斗策略。因此，列宁虽没有而列宁主义之存在可以指导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与列宁生时一样。我们纪念列宁，便是记忆列宁主义，表示愿意遵守列宁主义之教训。我们在二七纪念时记忆列宁主义，便是在悲痛之中转而兴奋，得到前途光明与胜利的慰藉。
列宁主义特别指示了我们工人以什么？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为说明这个，我们最好引用列宁自己说的话，这些话是列宁运用无产阶级科学之理论与俄国革命的经验战略综合而成，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对于列宁主义应有之基础观念。列宁曾将这些理论一点一滴的，一面实验，一面教训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些理论综合起来就是列宁主义。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阶级，应该自认为列宁门徒，好好学习列宁主义以便自己应用。把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惟一的责任，而且在中国只有劳动阶级才能担负这个责任。
列宁第一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政权”问题，列宁告诉我们以“政权”之要义是：
一切革命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不取得政权就等于失败。到现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议会主义时代已经告终了，但新的世界历史已经肇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运动共有的问题。工人阶级不懂得这个问题，无异于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专政，才能治服资产阶级；没有专政，就没有胜利。在政权问题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此外没有第三种形式。专政的最重要形式是什么？就是苏维埃。什么叫做苏维埃呢？这就是工人农人与兵士的代表机关。这个机关打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统治，收回土地给农民；收回工厂，作坊、矿山与交通机关给工人，把权力紧握在劳动阶级与被压迫群众之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列宁第二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国家”问题，列宁告诉我们以“国家”之性质与其作用是：
国家只不过是一副机器，资产阶级利用这副机器来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暂时利用这副机器去治服反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只是暂时需要他。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当然需要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因此也并不能狭义的爱国，只有阶级的界限，而并没有国界。国家是必须消灭的，但要到真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也就是人人都能劳动的时候。阶级不消灭，国家是不会消灭的。担任消灭国家责任的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后的阶级。
列宁第三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党”，列宁告诉我们以“党”与工人的关系及“党”的使命：
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指导革命的总参谋部。党是觉悟的工人分子组织而成，他团结工人中一部分的分子，但同时领导的是全工人阶级，并且教育一切的群众：贫穷的农人、被压迫的民族，一齐聚集在革命旗帜之下，图谋被压迫阶级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革命是可以成功的，倘若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就如船没有舵一样；共产党是工人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也须要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来行使职权。什么叫做共产党呢？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政党。什么又是共产主义呢？这就是，一切公有：土地、工厂、作坊、矿山、交通机关都归公有。工人阶级绝不怕党，而且组党便会十分坚强。工人与农民合组的政党——共产党——将是世界上最后的政党。
列宁第四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工会”，列宁告诉我们以“工会”的作用与其责任：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人，必须要组织工会一致团结起来。无产阶级要团结成一个阶级，才有力量，有了力量就有行动。工人在当初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明白自己的地位，误认了工厂的厂主真是自己的主人，错看了资本家是劳动贫民的救星。直到后来，这些主人与救星压迫太厉害了，才逼起工人的觉悟，开始了团结、发现自己的力量。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一件工具。工人的阶级觉悟愈发展，工会的作用愈强大。在阶级争斗过程中，工会是工人的营寨；他的责任是保护工人利益的集合，离开工人的利益，没有其他的利益。所有的工人运动，绝没有离开政治的运动。工人阶级每一个经济的争斗，同时就是政治的。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列宁给与工人的教训还多。列宁的著作即十分渊博丰富，他的言论记载尤种类繁多，我们要一一叙述起来是不易的，更非简单说明所能办到。我们做列宁门徒的责任，一面是力求学习领会，另一方面最要紧的还是遵守实行。中国工人阶级越是被压迫得痛苦，列宁主义运用之范围越更切实。
“二七”就是我们受压迫痛苦最烈的一次。我们纪念“二七”，因以纪念列宁；我们愿意以学习列宁主义纪念列宁。因为我们深信：
中国工人阶级要得解放与自由，只有实行列宁主义，与继续“二七”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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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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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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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与民众挑战（赵世炎，192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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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与民众挑战
赵世炎（1925年2月1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9期，1925年2月1日，署名：乐生。
胜利军阀统治政局的地位到现在是日趋稳固了。本报曾屡次警告民众：军阀是绝不顾民意的；军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绝无所顾忌的。胜利的军阀站在统治的地位上，简直是为所欲为；人民所反对的事，正是他们要做的事。他们可以利用优越的政治地位，运用政府机关，运用国家财政，运用军事武力，运用卑污政客官僚，运用社会团体，运用学者，运用流氓——一齐在指挥之下，做“冠冕堂皇”的“黄袍加身”的工作！
月余以来，反对善后会议之呼声，不是已遍于全国么？但是统治阶级能够充耳不闻，悍然自为其所欲为，置民众意见于无足轻重之列。同时对于可以代表民意之孙中山先生的意见，又极尽敷衍之能事。执政府答复中山先生筱电之主张，简直所答非所问；支吾敷衍之情态，了然显露。他们只顾竭力完成自己的统治，所以不惜与民众宣战。围在胜利军阀四周的各色卑污党系谋臣策士之韬略百出，我们认为：行动尚不集中，组织尚不讲究，活动尚无系统之国民党，又当他的领袖在病中，很缺乏力量应付这个局面。
但民众已渐有组织，民意之表现更多，现在统治者公然与民意挑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本报曾经说过：善后会议之能否成功是我们应当预判的，因为这个预判与对胜利军阀能否有完好统治局面之可以预判一样。本报又曾说过：民众应该真实努力的是自己的工作，即国民会议预备的正面工作。对于善后会议，民众是应该舍去消极否认的态度而积极干涉，而且力求切实的干涉监督。我们认为当局敷衍中山与国民党的办法，固然是侮辱中山与国民党，同时也侮辱民众。所谓善后会议中专门委员会容纳各人民团体，结果只是容纳可以御用的法团，这些法团中之好者（如一部分的教育会）还未必肯理会。而另外的：社会人民团体，如工会、实业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妇女团体等，全被拼于门外；在军阀官僚的意思，这些分子并不是人民。这能够忍受么？这些被容纳的分子到了会场，每月用六百元养活，结果只是被利用。这能够忍受么？
民众到现在应该明白了：第一要明白的是自己的地位；第二要明白的是此后的战略。我们人民现在的地位是：被摒斥于政治局面之外，只等候反动的政治。人民现时地位的危险，与未来所受的压迫，将有更甚于前几次几派军阀胜利之后的局面。我们人民到此时，应该起来有积极的行动，这种积极行动的可能性即建筑在最近人民之种种团结与行动上。各种社会团体是主要的基础，而由各团体联合所作促成国民会议之集合尤是切实的形式。遍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此时应该起来计划两个严重的问题：
（一）促成国民会议不只于空言，不仅需要电报，应需要行动；到现在应该联合计划怎样才是促成的行动。
（二）善后会议既不是人民所要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则人民当自有其预备会议，这个预备会议从此无可等待；善后会议既与人民挑战，人民也应有应战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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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号》（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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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号》
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7期，1925年11月1日，署名：乐生。
《新青年》杂志历来是国内第一位的杂志，特别是这种杂志所经过的历程，代表中国的革命思潮由浪漫的文字运动逐渐入于科学的实际道路。到了现在，《新青年》杂志代表社会科学的最高之理论，无产阶级最进步的科学及无产阶级革命之战术。最近一期的《国民革命号》（季刊第四期，去年十二月底出版）更供给了许多革命之实际理论，历来读此杂志的人固然不可不读，而这一期的内容，尤其特别需要在目前革命潮流澎湃中与许多革命实行家有深刻的接触。
国民革命之呼声在国内已经喧嚷很久。但是国民革命之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只怕太少数的人才能解答得出来。这一期《国民革命》便是用种种材料来解答这个问题的。读者若全读了本期的论文，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之正确观念便可得到。特别是能够了解民族问题的原理，得悉最进步的革命战术与其基础之所在。现代的革命问题是世界的，民族问题亦是世界的，中国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问题不过是世界民族问题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之民族问题，在世界上的关系如何，位置如何，特别是革命的关系与位置如何，这一期的“新青年”已明晰的供给了我们一切有关材料与概念。
尤其可喜的是在这期中使我们得了些关于列宁主义之认识。列宁主义之内容本来包含甚多，不易解释，今后列宁主义者对于列宁主义研究发扬之责任，也正如当初马克思主义（列宁自己是其中的第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扬之责任一样。我们东方的革命党人，要研究列宁主义，最要紧先研究列宁对于民族问题之理论。这一期中《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一篇论文非常阐明，因为这篇论文的作者斯大林（现时俄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秘书）自身就是一个民族问题的专家，而且现在也可以说是最懂得列宁主义的一人。其次《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一篇演讲词是列宁自己的，与《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议案》（列宁起草的）一篇到现在同成为历史不朽的著作，而且是数年来近东远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方针之底稿。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共产党所以援助国民革命的政策，及各工业区的共产党与工党所采取的民族问题之方略，都是根据这两篇底稿之原则而出发。本期中所载列宁论中国问题的四篇文字都是新近寻译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不曾得见。这四篇文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时事的预言，读了可以看出列宁之智慧，使我们相信列宁真不愧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革命之领导者。
《新青年》杂志已感化了许多的新青年，兹后《新青年》杂志的任务是要使中国革命青年入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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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之恐怖（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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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之恐怖
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7期，1925年1月11日，署名：罗敬。
在最近混乱的时局中，社会上颇表现一种奇异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一般小资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之恐怖。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宣传是十分巧妙的，他们能够用种种手段以恐骇中国人民，达到使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政策之服从。他们死口咬定孙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就算是过激派，又利用俄国反革命的白党在中国流离生活的事实，做出反对的宣传而使中国小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发生恐怖。在中国的各种外国报纸，每一天都要捏造一点新闻，或在论说里放出一点腔调，鼓动并挑拨人民对于民族解放运动者、爱国运动者的同情心之减少。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自己的言论机关也握在外国人手中或其影响之下，稍微可独立的，除最少数外，也因为党派的关系，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其言论当然与帝国主义者所指示的符合，彼此心照心印，因为这个原故，关于共产主义之谣言在最近时期内乃愈出愈多。特别是在北京，在这个官僚与小资产阶级构成占主要势力之社会里，共产主义之宣传不见影响，而反共产主义的糊涂空气，却一天一天的更加增高了。
我们愿意严重警告一般反革命人物，共产主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绝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那样简单。你们的口调所谓“共产”，毫无脑筋的把“共产”二字作字面的解释是极无聊而可笑的。你们这样无聊并不能伤害共产主义，亦不能防止劳动阶级所必然走向的共产主义之路，更不能妨害目前共产主义者所赞助的国民革命运动。你们这样行为只是暴露了反革命的证据，而静候革命群众之裁判。
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不是在此地所能解释的，我们很愿意有机会供给读者以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知识之材料。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先说明几个最关重要之点：
（一）共产主义是国际的，世界的，而不单独是中国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部分，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党派。
（三）中国共产党在目前对于政治之主张，是根据于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的实际，而要求外倒帝国主义内倒军阀之民族解放的人民政治，这种主张丝毫没有什么奇异，更不是如反革命党那样传说的无聊与可笑，有所谓要马上实行共产。
关于第一点，共产主义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其发生原因与内容在这里无容详说，但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作战的，现在已有过半数的世界劳动阶级与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是一件事实，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其次，关于第二点，同为世界上有这样占多数的劳动阶级与广大的被压迫民众，当然有其国际的与民族的组织，在同一旗帜下奋斗，中国之劳动阶级与被压迫民众绝不会是例外的，所以中国共产党有其组织与革命战略也无容疑问。帝国主义者统治阶级现在各处都一样，都一致应用共产党（在中国有时依照日本人的意旨称过激派）一个名词作陷害人的罪名，在民众中利用其统治优势把共产主义说得与洪水猛兽一般，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一切反革命阶级发生恐怖，而实际上则是：世界上的革命潮流一天一天增高，苏维埃联邦已有坚固不拔的基础，欧洲无产阶级之革命风潮日急，近东与远东及美洲非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如怒潮澎湃了。
最后关于第三点是我们要解答一般人恐怖之所在。在中国对于共产主义恐怖的人，至少应先把中国共产党之主张明了，再判定是否值得堕入恐怖。目下全国沸腾一致呼号的国民会议，我们早已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两年以前直皖之战以后所曾提出的主张，当去年东南战争发生时，中国共产党曾发表对时局之宣言，在今日看来其分析与判断都成预言，这种明晰的判断是别的反革命党派所能见到的么？这种明白指示出人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为什么反值得大众恐怖？更切实的解释起来，自从最近国民会议的呼声提起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曾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地分析现代中国之政治状况，具体地提出了十三条对于国议之意见（见《向导周报》第九十二期及本报第二十四期）。这十三条除开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外，我们要问问大多数的民众，哪一条是可以反对的？而且这十三条中，哪一条是提出共产主义的？一般人不明了于共产党（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以劳动阶级为主要分子之革命结合）之主张，甚至并不细考其主张是什么，只一味盲目的反对或糊涂的恐怖，真算是中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奸计，其结果毫无损于共产党，只耽误了中国民族运动之自身工作。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之恐怖没有什么惋惜，惟有大众不明了于中国共产党之主张则认为有解释的必要。而且以为无常识的造谣中伤是帝国主义者与其走卒愚弄中国人民的重要政策，这种政策值得我们严重攻击。在小资产阶级的本身，他们全阶级是否革命的，还要靠最近事实来判断，他们中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分子，在最近必有反革命而拥护统治阶级的行动出现，或者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事实。这种事实姑且预言，留待革命群众之审判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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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团受鞭笞（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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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团受鞭笞
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7期，1925年11月1日，署名：乐生。
湖南人反对基督教之结果，引起一般基督教宣传者之主人的恐慌，代表这些主人的帝国主义机关报纸——上海《字林西报》——于是疾声厉色的鞭笞了一阵外交团。他们“质问外交团所司何事，现时抢掠劫军及种种违约之事，已足表明中国政治之趋向，再不理会，势必庚子敌事，突再爆发”。他们又说：“华人排外运动，即在进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又说：“此种排外行为，实为中国当局将自身应受之怨，极力转移于外人之结果”。这几句话里包含：（一）受雇用于帝国主义者的外国官僚，对于主人没有事事尽心应该挨骂；（二）中国的当局没有尽心也应该挨骂，而且他们明明说这也是“中国当局自身应受之怨”。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是不免恐慌的，一恐慌就着急了，于是情态毕露，责奴骂婢不听驱使。民众在此时紧紧工作罢，他们因盗财受惊而打狗，我们就觉醒捉拿打狗的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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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再战不可免（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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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再战不可免
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7期，1925年11月1日，署名：乐生。
东南形势之紧张已是事实了。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可免的东南再战有两条路线：（一）胜利军阀势力与非反势力之战；（二）反动势力与反革命联合骚扰南部之战。前者是很明显的，孙传芳要赶走张允明，管你是不是北京政府所维持的，非反攻不可。后者则是孙传芳与陈炯明之联合，将来又要展开一种南方形势之新局面，也是可能的事。在现在，人民应该可以明白了：卢永祥南下是宣抚呢，还是干别的？宣抚使和巡阅使或讨伐使有分别没有？现在的政府是要善后的，我们的意思却以为现政府早已揭破不能善后之假面具，用不着自己讳言。民众对于这些循环变局，鬼怪把戏，一律明白就是了，将来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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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悍然召集（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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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悍然召集
赵世炎（1925年1月11日）
〔说明〕原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7期，1925年1月11日，署名：乐生。
谁能够说军阀是能顺从民意的？谁能够敢于相信：军阀一朝权在手，还不把令来行？当国民会议怒潮澎湃之时，当全国民众反对军阀召集任何会议之时，而善后会议偏悍然召集了。统治阶级要与民众宣战，谁不知道这是不免的事？但我们从此到要看一看，二月一日是否可以开会？那四张戏报（四项参加会议人物的名单）是否能一齐粉墨登场，同歌执政之德，永颂太平之年？我们深相信：许世英到天津去了几趟，一定在中山先生病榻之前捣了许多鬼。所以现在弄得国民党敢怒而不敢言。我们又相信：善后会议能否成功之可以预判，也正如对胜利的军阀能否有完好统治局面之可以预判一样。但是我们主张可以领导民众的国民党，在此时绝不要隐藏面目，躲避引导民众的工作。民众的趋向到了那里，国民党的政策就要做到那里。中山秘书处之事业很小，国民党的党的工作责任甚大。国民党此时亦不必以自己的参加与否为讨论的前提而反引出迟疑之困难，国民党的主要政策应该是一步一步地紧紧密接于民众，多做自己的工作，多作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预备，一直到相当的时机，假使国民党必须到善后会议席上才有利于民众，则国民党代表民众在会场中有伟大的势力，假使不必参加而有利，则国民党领导民众在会场四围下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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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1月18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法雷尔·多布斯
（1940年1月18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随信附上伯纳姆同志对你最近关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的评论。请注意第一段自我表露的话。他表明，他首先想到的是民主帝国主义的知识阵营追随者的反应。无需指出的是，他把原来与伊斯特曼的争议颠倒了过来。伊斯特曼最初声称支持列宁的整个实践纲领（“工程”）；当时，他宣布，他只是想通过剔除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辩证唯物主义）对其进行“革命性”的修正。反对派把这么多简单的事实和思想混为一谈，真是令人吃惊。
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支部都提出决议，要求推迟大会，以便首先对你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和伯纳姆对它的回答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讥讽和俏皮话在布朗克斯支部（沙赫特曼支部）那些受到排挤的闲杂人员中占了上风，但党内的无产者却很想知道这种“宗教”，它是什么，谁支持它，谁反对它，以及为什么。
我想你收到关于“伯纳姆毕业生”通告的副本。昨天我们收到了另一份资料。加拿大少数派领导人罗伯逊——那里的大多数人都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向党递交了一封退党信。其理由是无价的。第一，他不想保卫苏联了；第二，他感到一个孤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绝望”（很奇怪地，他也是一个教授）；第三，他非常害怕一个以坎农为首的美国苏维埃政府会像斯大林一样无情。顺便说一下，这正是大约两年前我、伯纳姆和沙赫特曼的私人谈话中几乎一字不差地表达的恐惧，当时我给你写信，对伯纳姆表示不安。在那次谈话中，他还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不确定他的个人生活与革命领袖的责任之间的矛盾是否在潜意识中成为他与我们分歧的根源。几个月后，沙赫特曼开始按伯纳姆的轨道移动......
我同时给多布斯同志写信。既然他终于实现了他推迟已久的对你的访问，那么缩短访问时间将是短视的。他逗留的时间应该由你们双方的方便和愿望来决定。在此期间，我们在这里稳步前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和个人烦恼，那就是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处理行政细节的责任。这就像要在一片布满坚韧藤蔓的田地里奔跑。
除此之外，还有无休止的发言。昨晚我不得不再次与沙赫特曼辩论（关于组织问题）。我带着一种身体上的厌恶感来完成这种劳动；至少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间必须用来将沙赫特曼的“引文”重新纳入其适当的背景，并解释他的历史参考文献是如何在与它们的真正意义相反的意义上被错误地和不忠诚地引用。我安慰自己，在做这项工作时，我至少是在扮演一个好士兵的角色。在与沙赫特曼的辩论中，我为了第四国际的利益，在泥泞中匍匐前进。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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