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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奥古斯丹·梯叶里的唯物史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附录三奥古斯丹·梯叶里的唯物史观 译者按：本文，据梁赞诺夫说，是普列汉诺夫“直接用法文写的”，最初载在1895年11月《社会变化》法文杂志上，后来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中译文首次登载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它“部分重复，部分补充”了本书第二章“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内容（梁赞诺夫：《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8卷“编者说明”）。其中补充的重要内容有：（一）“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公”；（二）“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包括奥古斯丹·梯叶里在内的那个法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哲学的“中心概念”；（三）梯叶里关于“征服”和“人性”的观点；（四）梯叶里等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的得失；（五）本文中，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在资本家“被剥夺”的条件下有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六）指出马克思对待先前的历史观的一个基本态度。 奥古斯丹·梯叶里【历史学的荷马，像沙多勃利昂称呼的那样】是复辟时代在法国复兴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优秀团体成员。这个团体没有导师，也没有学生。但是它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考察一下这个学派的基本概念是极为有益的。 沙多勃利昂[1]曾经称这学派为政治学派。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坚信人民的状况完全决定于立法的十八世纪哲学家们，善于把“立法”仅仅同立法者有意识的活动联系起来[2]。这也是一种卓越的政治观。由此自然得出结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民法应当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它的政治结构，归因于它的政府。哲学家们不断地重复这一点。 [1]沙多勃利昂：《历史研究》序言。——作者原注 [2]在其他成千例子中间请参看马布利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的“考察”以及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著作。亚伯拉罕的宗教，起初似乎是为改革迦勒底人的迷信而想象出来的一种有神论；亚伯拉罕的有神论则被那个利用它来建立“犹太人的迷信”的摩西败坏。【参看中译本《自然的体系》（下卷），第185页。】“为了使斯巴达的改革不致仅仅昙花一现，他（李库尔）可以说进到了公民的心灵深处，而且在那里窒息了热爱财富的萌心。”参见《马布利全集》，第4卷，伦敦，1789年版，第20页。——作者原注 对于基佐说来，实际上恰好相反。他说：“大部分作家、历史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这个社会特定的状况，说明它的文明的水平或种类。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来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则会更合理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社会在受到制度的影响而开始变化以前创立了制度，不应当根据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来判断这个民族的状况，而应当首先研究这个民族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可能怎样。”[1] [1]基佐：《法兰西史论丛》，巴黎，1860年第10版，第4篇，第73页。——作者原注 在这一点上米涅完全同意基佐。他也认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决定政府的形式。当政府不再符合民族的状况，它就会消失。所以，当人们需要有封建主义的时候，封建主义事实上还不存在；后来它事实上存在了，就不再符合需要了，因而最后它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公社的解放改变了欧洲社会所有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它使得欧洲的政治进化朝新的方向发展。“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和代议制是它的结果：公社独占统治的地方是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同它无法使之就范的国王建立同盟的地方是专制君主制；诸侯利用公社来限制王权的地方是代议制。”[1] [1]《论封建主义，圣路易的制度，等等》，巴黎，1882年版，第83页。——作者原注 奥古斯丹·梯叶里同样不同意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观点。他说，宪法——这是社会的服装。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如果整个民族迁徙了，并且找到了新的居留地，那么，用编年史家和诗人的话来说，这是某个英雄要想为了显身扬名而建立帝国；如果新的习俗形成了，这是哪位立法者想出来要它形成的。如果形成一个城市，这是某个王公让它存在的；而人民、公民永远是某个人实现计划的材料。”[1]这样一来，叙述每个时代就变成了叙述立法者的出生、教养，叙述他的生和死。这种描写历史的方式对于中世纪的僧侣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僧侣作家们对那些给教会和寺院馈赠最多的人特别有好感。但这种方式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乃是真正的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这一历史会同时给我们提供行动的榜样，并且引起我们在少数完全占据历史前台的特权人物的冒险行为中寻求不到的那种兴趣。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对于像我们一样地生活和感觉的人民群众的命运的依恋比产生对于人们向我们叙述的仅仅是权贵和王公的命运的依恋要快得多，而单单叙述权贵和王公的命运，我们是得不到有益的教训的。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失去统治权的国王们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2] [1]“论公社的解放”。这一研究是关于第三等级历史的著作的最初概述，刊登在1820年10月13日的《法兰西信使》上。——作者原注 [2]“论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载1820年7月13日《法兰西信使》。——作者原注 因此，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奥古斯丹·梯叶里怀着暗暗的愤怒谈到无非是十八世纪历史学派不断援引的这些立法者（征服者）。不仅如此，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我们这些他们的子孙认为，他们什么都配得上，民族中为数最多和最默默无闻的部分应该恢复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果贵族过去能够觊觎赫赫军功和军人的荣誉，那么平民也有荣誉技艺和才能的荣誉。平民训练了贵族的战马，他们联结了贵族铠甲的钢牌；那些以音乐和诗歌给城堡中的庆祝增添欢乐的人们也来自平民；最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这是平民的语言；当贵族的庭院和城堡塔楼里传出日耳曼方言粗野的喉音时，平民创造了现在所说的语言。”[1] [1]“论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载1820年7月13日《法兰西信使》。——作者原注 奥古斯丹·梯叶里不止一次骄傲地提醒说，他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是第三等级的儿子。他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的人。他站在这个等级一边；他的观点是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也许这不只使一位读者感到惊奇。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把这个概念引进了历史科学。但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以前它就引进来了，它在被沙多勃利昂不确切地称为政治学派并为奥古斯丹·梯叶里所归属的那个法国历史学派中就已经是一个中心概念。 对于基佐说来，全部法国历史都是阶级间的斗争、战争。在十三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法国由两部分人民组成：一部分人民是胜利者——贵族；另一部分人民是战败者——第三等级。在十三个多世纪中，这些战败的人民进行了斗争，为的是摆脱掉胜利的人民所加的桎梏。斗争采取一切形式，运用各种武器；“当1789年全法国的代表们被召集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这两部分人民急忙恢复了自己原先的争吵：结束这些争吵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革命改变了这两部分人民的相互关系；以前战败的人民成了胜利者，它也征服了法国。甚至复辟时期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宪章宣布，这个事实有其法律根源，而路易十八签署了宪章就做了新的胜利者的首脑。但是刚刚被战败的人民，也就是以前取得胜利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继续进行自己原先的、十三个世纪来的斗争。而且在议会辩论时提出了问题，就像以前提出过的问题一样：是平等还是特权、是中等阶级还是贵族？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使它们和解乃是无法实现的意图。使它们达成协议，也会是同样无法兑现的幻想。”[2] [1]基佐：《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巴黎，1820年版，第2-3页。——作者原注 [2]同上书，第108页。——作者原注 这里既不缺乏明白性，也不缺乏确定性。不过基佐善于用更加明白、更加确定的语言说出来。当他的政敌们在他的上述著作刚问世就谴责他煽动内战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指出阶级斗争存在这个历史事实时并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他写道：“我只想简略地叙述法国的政治历史。等级斗争充满，或者更正确地说，构成这整个历史（原文如此！)。关于这一点，革命前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并且谈论过。1789年人们知道并谈论过，三个月以前人们也知道并谈论过。虽然现在有人责备我说了这一点，我却不认为有什么人会记不起这一点。事实不会按照内阁和政党的善良愿望、为了它们暂时的方便而自行消灭。如果德·布伦维列先生回到了我们中间，听到有人否认第三等级曾进行反对贵族的战争，否认第三等级曾为了消灭贵族特权和确立同贵族的平等地位而经常跟贵族斗争，他会怎么说呢？如果那许多被派进议会去保卫或争夺自己等级的权利的勇敢的资产者复活过来，听说贵族并没有同第三等级进行过斗争，并没有看到第三等级成长时惊慌起来，也没有总是阻挠第三等级增强自己的社会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影响，它们会说什么呢？” 整个这一斗争——“这完全不是理论，不是假设，这是最纯粹的现实本身，不仅看出这个斗争丝毫不是功劳，而且否认这个斗争也几乎是可笑的。”[1]如果贵族的某些拥护者想要忘记它，这是因为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的等级强大得足以经受住公开的斗争，而且在他们看到自己的等级逐渐衰弱时就力图欺骗中等阶级。于是基佐以愤怒的政论家风暴般的力量猛烈地抨击了他们。他大声说道：“统治着辽阔的国家并且迫使伟大的国王们颤抖的那个种族的不肖子孙们，你们背弃你们的祖先和你们的历史！你们感觉到自己没落，就对你们过去的伟大表示抗议。因为我们要求你们今后只做和我们平等的人，所以你们就否认你们曾经是我们的主人这一事实。老实说，如果我作为资产者不得不在这里恢复法国的历史，并向反对宪法上平等的人证明，他们的记忆太差了，我会感到羞耻。”[2] [1]前面所引著作最初两版的附录（第三版序言），第15页。——作者原注 [2]同上，第8页。——作者原注 由于作为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战士，奥古斯丹·梯叶里从来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最卓越的政治战士之一的基佐所做的那样使劲地、满怀怒气地鼓吹阶级斗争。但是他很清楚地懂得中间等级当时同贵族进行的斗争的全部历史意义。他在1820年关于约尔登论北美合众国这本著作写道：“当代的贵族把自己的奢望同十六世纪的特权人物联系起来。后者认为自己出身于十三世纪百姓的主人，这些主人又把自己同查理大帝的法兰克人（其系谱上溯到克洛维的西康勃雷人）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否定的只是自然的继承性；政治上的出身是不言自明的。让觊觎这种继承性的人如愿以偿，我们自己也希望有继承性——一种相反的继承性；我们是第三等级的儿子；第三等级出身于公社（自治的团体）；公社是农奴的避难所。农奴是征服的牺牲品。于是，从一个形态经过十五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到另一形态，我们就达到应当加以消除的最后一种征服。上帝保佑，这种征服本身弃绝了自己最后的痕迹，战斗的时钟不会敲响了。而没有这种正式弃绝，我们就不能指望有自由和休息，也将不能指望从那种使居留美洲成为如此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东西中获得什么；这块土地结出的果实，决不会在仍然充满着侵略的残迹的土壤上生长。”[1] [1]《欧洲的批评者》，1820年4月2日。——作者原注 资产阶级应当这样或那样地、用和平手段或者通过“斗争”，消灭贵族的特权，或者像基佐说的，而在他以前还有西耶士说过，战败的人民也会变成征服者。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米涅和梯也尔那里找到类似我们刚才引证过的那些篇章。不过这是无益的。现在已经证明，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到阶级斗争时，他们在这里只是效法第三等级最杰出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榜样。而且，当基佐说贵族的代表也像第三等级的代表一样鼓吹过阶级斗争时，他丝毫没有夸大。在奥古斯丹·梯叶里先于他的《墨洛温时代的故事》而写的《法兰西史论丛》中，读者可以找到对1789年以前各种历史体系的相当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旧法国社会分裂成的那些阶级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们，即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拥护者们的观点。任何一个布伦维列或蒙洛节的语言常常都像基佐的语言或今天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语言那样清晰有力。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鼓吹的阶级斗争不同于今天社会主义者宣扬的阶级斗争的地方，首先是社会战争的理论家们提到的那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不论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关于人民、关于民族、关于公民群众、关于整个第三等级说了多少话，事实上他们捍卫的仍然是民族中间小部分人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基佐很懂得这一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到这一点。他写道：“我知道……自行其是的、没有恐惧的、相信会胜利的革命，自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产生自己的、支配着社会的贵族。不过这种贵族将是另外一种，他们的形成将完全与我们见到其残骸的那种不同。”[1]如果像同一个基佐说过的那样，认为第三等级对贵族的斗争意味着平等对特权的斗争，那是不对的。实质上，问题在于新的特权取得胜利，也就是在形成上跟基佐和他的朋友曾反对过其残余的那些特权不同的特权取得胜利。对这一点，奥古斯丹·梯叶里大概没有像路易·菲利浦的未来部长懂得那么清楚。而且他的理想也没有超出中等阶级的胜利。例如他这样概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代替各个旧等级，即在权利和社会地位（原文如此！）上不平等的各阶级，形成了单一成分社会；出现了两千五百万人组成一个唯一的公民阶级，他们生活在一种法律、一种规章、一种制度之下。”[2]往后该做什么呢？不外乎保障新社会不受旧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捍卫资产阶级的成果不受在阶级大搏斗中失败了的贵族的报复。的确，甚至在1830年以后，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彻底胜利了，奥古斯丹·梯叶里这个圣西门的过去的学生和“继子”还没有像基佐这个工人阶级一切运动的凶恶敌人那样完全站在心满意足的那些人一边。《法兰西史论丛》的作者看来没有完全指责从路易·菲利浦统治的最初几年起就开始出现的那些新的社会倾向和政治倾向。但是他远没有理解这些倾向；他希望社会和平、阶级融合，虽然他在复辟时代鼓吹过阶级战争。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和平不能不是、也不会不是无产阶级顺从于“新贵族”加在它身上的桎梏。[3] [1]《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第108页。——作者原注 [2]在《墨洛温时代的故事》以前写的《法兰西史论丛》，巴黎，1840年版，第143页。——作者原注 [3]“社会和平”也是基佐的愿望。如果在1848年以后他出来反对共和国，那么这原因只在于共和国不能保障这个臭名远扬的和平。他在1849年1月说过，“不言而喻，民主共和国从其最初行动开始就接近于使自己陷入并把我们拖进社会混乱之中”（参见《论法国的民主》，第42页）。时代变了。这种语言跟同一个基佐在1820年说的话多么不同！——作者原注 不过回忆以下一点将是公道的：在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利浦时代，甚至工人阶级的理论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还不理解无产阶级将要进行自己的社会战争和夺得自己的政治胜利。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他们在工人问题上也都主张或多或少完全的阶级融合，而不赞成阶级斗争。圣西门——奥古斯丹·梯叶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历史观念归功于他——就是最热烈地拥护工蜂反对雄蜂的战争的人之一。但是圣西门认为工蜂既是工人同样又是工厂主和银行家。还必须谈一谈圣西门主义者。安凡丹很清楚地懂得地租和资本利润都是无偿劳动的产物。他说：“确认土地属于自己的私有者，通过租金把热爱劳动的人们双手创造的一部分产品据为己有。出租资本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这意味着劳动者支付给某些人，好让他们能够休息，好让他们支配生产材料。”[1] [1]“论动产和不动产租金之递减”，载《生产者》，巴黎，1825年，第242-243页。——作者原注 这个话说得好。但什么是把资本用于借贷的企业主的利润呢？它不也是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产物么？安凡丹回答说，不是，企业主获得利润是靠自己的劳动。利润和工资，对安凡丹说来是同一个东西，而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表明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理解李嘉图，因为这位英国经济学家说：如果利润不下降，工资就不可能降低。[1]这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圣西门主义者也不愿意听到阶级斗争。他们都深信，主人和工人组成统一的阶级，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圣西门主义者只反对“军人和寄生者阶级”；甚至宁愿使它“感动”和“转变”[2]。 [1]安凡丹天真地说：“李嘉图所谓利润总是指资本家（安凡丹想说的是，借贷资本）的利息，还说，劳动价格的提高减少不劳动者的收入。”参见前注“论动产和不动产租金之递减”，第545页。——作者原注 [2]“对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有和平和幸福，如果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停止，如果没有使它们转变和感动，因为应该使它们全都感动和转变。”参见《地球》，第183期。——作者原注 当十八世纪哲学家大张旗鼓地反对“特权”的时候，他们实质上只是反对封建所有制。土地所有者在他们心目中是对他人劳动的厚颜无耻的剥削者，几乎是强盗。相反，资产阶级所有制被他们看成是完全顺当的。商业利润和工业利润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商人和工厂主劳动的产物：剩余价值的秘密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理论家非常应时地继承了自己前辈们的这一理论错误。如果工人的收入远不像资本家那么大，这只是因为工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工作得像资本家那么多。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把企业主的利润同工人的工资混为一谈，只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的错误。在理论上，工人在对主人的关系上的地位，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的地位，只有在经济科学最后能够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性以后，才会弄清楚，并克服种种迷误。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发现结束了社会主义者在阶级斗争观上的全部错误。现代社会主义者情愿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十分珍爱的方案——“使之转变，接受自己的信仰”和“感动上层阶级”，不过有一个条件：在他们被剥夺以后来“转变”和“感动”他们。所有懂得“人性”的人都会同意，那时他们比现在要容易“转变”得多。[1] [1]“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智慧、良好的行为，为自己创造了资本，走上幸福和进步的道路，另一些不聪明或者懒惰或者腐化的人，仍然处在窘迫和困难的条件下，唯一靠着工资生活。”参见基佐：《论法国的民主》，第76页。——作者原注 现代社会主义者很懂得，只要问题涉及同贵族作斗争，不管是哪一种贵族，在他们没有被打败和解除武装以前，就谈不到和平，也谈不到休息。 现在的资产者斥责社会主义者在需要安定与和解的地方煽动战争。他们断言，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我们像基佐曾经答复过贵族的那样答复资产者：“堕落的人，事实俱在，让你们感到羞耻！” “反革命总是十分懂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它首先关心的应该是普遍夺取政权，以便随后组织和利用政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让国民党也懂得，对它说来重要的不是破坏政权，而是夺取它。” 1820年基佐就是这样写的。当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混为一谈时，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义务只可能有错误的观点。圣西门主义者之一在1830年写道：“至于所谓政治权利，我们看不出它们和群众的福利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1]现代社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再有误解，他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政治的权利”怎样同群众的福利联系着。他们懂得，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他们也力求不是像“无政府主义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去消灭政治权力，而是把它夺取到自己手中。 [1]《地球》，第183期。——作者原注 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一直到政治舞台上出现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以前，都清楚不过地知道这一点，而且没有把它忘记。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怎样给自己解释在原始单一成分的社会里产生出利益对立的那个历史过程呢？——读者已经看到，他们把法国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同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联系起来。一般说来，征服在他们的哲学和现代民族的历史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奥古斯丹·梯叶里叙述说，有一次他为着“充实”自己的政治观点，读了几章休谟的著作，那里的观点像道道亮光一样使他惊讶，他合上书，感叹道：“这一切从征服的时期起便开始了，这一切都以征服为基础。”于是他立即根据这个新观点想出了改写英国革命史的计划。[1] [1]《历史研究十年》，载《奥古斯丹·梯叶里全集》，第6卷“序言”。——作者原注 这是1817年的事。此后，我们这位作者的新思想成了他的其他许多历史研究的基础；而他那1817年刊载在《欧洲的批判者》第四卷中的《英国革命纲要》则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的全部价值和一切缺点。 “凡是其祖先曾经征服英国的人都离开自己的城堡，投入国王营垒，在那里占有符合其身份的地位。城市和港口的居民成群地走向对立的营垒。那时可以说集合了两支大军：一支为了闲逸和权力，另一支为了劳动和自由。所有游手好闲的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所有只图生活上享乐而不劳动的人，都站到国王的旗帜下，保卫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利益，相反，以前的征服者的后裔中间那些当时经营工业的人则归附于公会的党派”。[1] [1]《革命的目的》，载《奥古斯丹·梯叶里全集》，第6卷，第66页。——作者原注 十七世纪英国的革命运动就是这样。以前的战败者对以前的胜利者疯狂的反动。初看起来这好像非常近乎情理。但是，当你重读上面摘引的一段话时，怀疑就出现了。那里有以前的胜利者的后裔，他们经营工业，归附于“劳动和自由”的党派。另一方面，国王的营垒里充满了所有只希望“不劳动而享乐”的人。而在他们之中，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有一切“等级”的人。因此这里就有了利益的分歧，其中“工业”进步引起的经济运动起着重大的作用。可是奥古斯丹·梯叶里本人关于这一点说道：“战争从两方面都是为现实利益进行的。其余一切都是掩饰或借口。保卫臣民的事业的人大部分是长老会信徒，就是说他们在宗教上甚至都不愿意有任何服从。参加反对党的人属于英国国教或天主教；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中他们也追求权力和向人们征税。”[1] [1]《革命的目的》，载《奥古斯丹·梯叶里全集》，第6卷，第66页。——作者原注 因此，事情是十分清楚的。进行斗争是为了政党的经济利益，而权力本身实质上只是这些政党为了自己利益获胜而力求掌握的一种工具。奥古斯丹·梯叶里也像基佐一样很懂得这一点。[1]不仅如此。他也懂得诺曼人侵入英国时，在自己面前提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他们想“获得”，正像他转述过去一个编年史修纂者的话时所说的那样。他引证征服者威廉在哈斯汀战役前所作的演说，它告诉我们隐秘的征服内幕[2]。为什么在征服远不能彻底说明现象，它本身按其目的，特别按其结果要用胜利者和战败者的社会状况来解释的场合，他还要求助于征服呢？ [1]基佐：《英国革命史》。作者在序言中很有远见地声称，所谓英国革命毋宁是政治的，而法国革命力图改造政府和社会这种意见是肤浅的和无价值的。他说：“革命的方向是和它的起源一样的。”英国革命发源于“英国人民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中产生的变化，参见《英国革命史》，第1卷，1841年版，第11-12页；《关于英国革命史的演说》，1850年柏林版。——作者原注 [2]他在向自己的朋友呼吁时高喊：“英勇战斗吧，杀掉所有的人吧；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大家都会发财致富，你们全都会得到我获得的东西；如果我有土地，你们也会有土地”（参见《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第1卷，巴黎，1838年版，第352页）。另一方面，受到攻击的人们互相说道：“不管有怎样的危险，我们都要斗争，因为问题不在于承认新的主人……而完全在于另外的东西。诺曼的公爵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士和所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已经为了这一点承认自己是他的陪臣。他们全部希望有自己的一份；如果公爵成为我们的国王，他就一定会把我们的財产交给他们。”等等。参见《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第347页。——作者原注 问题在于奥古斯丹·梯叶里那个学派对人类经济史有十分混乱的看法。 他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符合人性和天意的社会。凡是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他们看来都是违反自然的，至少也是奇怪的。[1]他们能够很好地说明中世纪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这是自然的运动，因为这运动本来就应该使社会结构变成自然所指派的类型。至于封建制度本身，他们只能把它看成历史运动偏离了它的正常方向。对这种偏离最可能的解释是征服者的暴力。暴力和仇恨在“人性”中也是不多的。到“人性”中去找某种社会组织的基础，那我们就不是放弃“人性”论，而且一箭双雕；我们用人性的好的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力求建立这个制度的整个运动；用人性坏的方面解释在资产者心目中多少有些“奇怪的”封建制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组织的起源。 [1]奥古斯丹·梯叶里这样称呼旧时不列顛部落的氏族制度。按照基佐的意见，“过去和将来到处总是有食利者、企业主和雇佣工人。这些区别完全不是偶然现象．或者说，某个国家所固有的特殊现象；这是任何人类社会中自然地一再发生的普遍现象。而你越是仔细观察，就越会相信，这些现象一方面同我们能认识的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同我们只能预见的人性的命运的秘密，都是紧密联系和高度协调的”（参见《论法国的民主》，第77-78页）。马克思不是说对了吗？他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有这个阶级所有的理论家，只知道两种制度：人为的制度或者天然的制度，他们在这一点上好像神学家，后者也规定两类宗教；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来源于上帝。——作者原注 奥古斯丹·梯叶里完全像基佐和米涅那样认为，他胜过上一世纪哲学家们的历史观点，因为这些哲学家在中世纪只看到人类愚蠢取得漫长而不断的胜利。他自以为对待这一时代的态度要公正得多。 的确，他比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更好地懂得这个时代，不过他所看见的乃是当时市民的解放意图，“第三等级的形成和胜利”，而不是整个封建制度的“性质”。他是从封建制度的瓦解，而不是从它的起源来理解这个制度的。至于起源，那么“征服”对他说来仍然是谜语的答案。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奥古斯丹·梯叶里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归功于圣西门。圣西门所持的见解，被基佐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历史观点。无论如何，不可争辩的是：凡认真读过圣西门著作的人都不会在基佐的著作中发现任何历史哲学方面的新东西。例如，圣西门坚决认为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比古代民族的社会组织优越，他只是从这种组织使现代“工业”制度自由发展的程度这个角度来估价这些优越性。他认为封建主义无非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制度，无非是征服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制度。[1] [1]“现代各国历史学家通互相一致的唯一重要之点不过是一种迷误。他们全都称呼九至十五的那些世纪为野蛮世纪，而事实上它们恰恰是这样的世纪；那时建立了所有曾使欧洲社会在政治上具有过以前一切社会的决定性的优点的、积极的制度。”（《论万有引力》，载《圣西门和安凡丹著作集》）中世纪是这样的时代：那时“战争曾经被看作，而且本来就应该被看作民族繁荣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那里，封建领地所有制“按其起源和本性纯粹是军事的”（《组织者》，载《圣西门和安凡丹著作集》，第20卷，第81、83页）。——作者原注 无可争辩，封建领主的历史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们的军事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他们的所有制的军事性质。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为什么在现代欧洲军事职务之受限制与中世纪不同呢？为什么它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呢？因为欧洲社会的经济结构已不是当时的经济结构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需要的满足方式。 不管我们这里所讲到的那个学派的历史学家继米涅之后多少次重申封建主义在它真正实现以前在于其需要，他们仍然很少懂得它的“性质”，就像他们很少懂得社会人的需要的产生取决于其进化的不同阶段一样。他们的历史哲学归结于以下一点：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乃是结果；（这些结构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决定于所有制状况，而在现代各民族那里主要是决定于土地所有制状况。[1]最后，说到所有制，则用人的本性，或者用这个本性或多或少地被歪曲这一点来解释。 [1]米涅：《论封建主义》，第35页。特别是基佐的《法兰西史论丛》。研究土地关系，应该先于研究公民生活；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认识各种不同的社会条件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就必须知道所有制的性质和关系。【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5页。】参看圣西门所说的：“形成所有制的法律是最重要的法律。这个法律乃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作者原注 人的本性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曾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而且被奥·孔德这个形而上学的假敌人变成他的所谓“社会学”的真正本质，其实不过是修辞说法。人的本性不变么？在这种场合它就不可能向我们说明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其总体形成我们所谓历史过程的种种变化。它本身变化么？那就必须找出这些变化的原因。在这两种场合，“人的本性”同样说明不了人类历史运动中的任何东西。 澳大利亚部族的“所有制关系”不像今天西欧各民族中间存在的“所有制关系”。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是用澳大利亚人具有不同于欧洲人的本性来解释呢，还是用他们违反自然的呼声来解释？两者都不行。他们的所有制关系就是在他们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应有的那种关系。就它们仍然同这种状况相适应来说，它们是自然的。当澳大利亚部族的生产力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时，它们就变成反自然的了。 为了生存，人必须作用于外部自然，他必须生产。人对外部自然的作用决定于每个特定时刻人的生产手段、他的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越高，它们作用就越有效果。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生产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的某种变化。这就是被法律语言称作所有制关系的变化的那些变化。既然所有制状况的变化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社会的“性质”，而另一方面，既然人是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产物，那就很明显，生产力的发展在改变社会环境的“性质”时也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个观点，即从唯物史观来分析基佐、米涅和奥古斯丹·梯叶里的基本历史概念，那就可以说： 说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这是完全正确的；说为了了解政治制度，必须知道不同的社会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正确的，而为了了解不同的社会条件，必须知道所有制性质和关系，这同样是很正确的。但是所有制的状况具有比我们的历史学家赋予它的意义更大得多的意义。这种状况到处而且不仅仅在现代各民族那里有影响；断言政治制度的性质主要决定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不正确的；所谓动产的东西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如果在中世纪，大地产的拥有者组成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这种情况是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中产生的。最后，不应当在人的本性中，而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去寻找所有制形式的历史发展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许多对唯物史观有成见的读者看来似乎相当突然的结论。这个结论归结如下：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斥责先前各种学派的历史观点；它只是使这些观点摆脱掉导致这些观点无法走出迷宫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我们认为同样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断言马克思第一个谈到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那么毕竟毋庸置疑的是，他第一个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从而揭示了相继出现于世界舞台的各个不同阶级的“本性”。我们希望无产阶级会好好地利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个珍贵的发现。
附录二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学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附录二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学说 译者按：本文于1912年9月刊登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中译文作为附录曾收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该书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作者指出，卢梭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当时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表示不满时，提出了种种接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从而肯定了他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这些问题是：关于生产力是知识、技术进步的原因；关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合规律性：关于特定地理环境对特定社会制度性质的决定作用；关于暴力的历史作用；关于人的本性变化无常；关于国家的起源；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关于反对“法制万能”；等等。作者还分析了卢梭在其《论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关于“划分阶级的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内在逻辑”的论述，指出卢梭对阶级社会中“社会概念和社会风尚的辩证法”以及关于“美德”的学说表明他确实是“辩证法的卓越典范”，如恩格斯所说。所有这些都是对本书相关内容的重要补充。 一 让·雅克·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最卓越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在他诞生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再一次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过的。但是他的天才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十分自然的问题，在为今年六月的纪念庆祝活动所写的许许多多书籍、小册子、大小论文和短评中，很难找到稍微满意的回答。大多数用书面和口头论到卢梭的人都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同意他的思想，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纪念他，因为这些思想叙述得非常好。这很像有个什么人说过的话：我们尊敬普希金是光辉的诗匠。但是说某某作家是光辉的诗匠，还远不等于说他是伟大的诗人。同样，承认特定时代特定的政论家是卓越的文章家，还不等于承认他是伟大的作家。作家的伟大不是用他们文章风格的美来衡量的。凡是用笔很好地叙述出伟大思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作家，正如凡是用嘴很好地叙述出伟大思想的人都是伟大的演说家一样。况且最好的风格当它不再是一种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的形式的时候，也会很快变成矫揉造作的东西，即成为不好的东西。这不但在文学上是正确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正确的，大家知道，艺术作品也有其本身的风格。为什么米开朗琪罗的学生们无论在绘画方面或者在雕塑方面都只能创造极其平庸的作品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天才老师的风格以后，不能提高到使这种风格得以产生的那些深刻的内心感受的境界。因此这种风格在他们那里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滑稽可笑的东西，虽然，毫无疑问，这种风格在米开朗琪罗本人那里是光辉灿烂的。这位天才的佛罗伦萨人大概预见到了等待着他的辉煌风格的命运。他跟同时代那些对他处理材料的技巧感到惊奇的人说过：“我的知识造成一大批无知的人。”这些话初看起来离奇古怪，却表明了对事物的深刻理解。 不过我们回头来谈卢梭吧。下面我们会看到，现今驳斥卢梭思想的绝大多数批评家和政论家，对卢梭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不是由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实践上的担忧。于是我们深信，这些批评家和政论家之所以驳斥这些思想，原因不在于思想的内容，而在于批评家和政论家本身的社会同情。这种信念当然不妨碍我们承认，就纯粹理论上的考虑说，卢梭的许多思想在我们的时代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它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了。这是事实。但是只尊敬卢梭是光辉的文章家，毕竟是非常奇怪的。要知道，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政治论》中发挥的那些思想也很过时了。可是谁会因为这种无可怀疑的情况而想到要假定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的意义现在对我们说来只在于它的文体呢？……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随着特定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体现这些关系的思想也在改变。表现那些已经不再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不能不是过时的。然而就是过时的思想，按其意义说，并不都是一样的。其中也有重大的思想、普通的思想和渺小的思想；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思想和完全肤浅的思想。此外也有这样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在当时就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刚产生出来就过时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我们发现过去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定作家的思想是过时的，我们还不能据此确定这些思想的相对重要性。为了给这些思想以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弄清楚，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那个作家对他的时代来说已经过时的想究竟是什么。那时也许会发现，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但是新鲜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甚至简直是天才的。那时我们就应该承认，说出这些思想的人是天才的，甚至根本不顾及他的文体。在文学作品中，文体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作家说出了天才的思想，纵然用的不是很好的文体，也还得承认他是天才的。 卢梭的情况正是这样。不用说，他叙述自己的思想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华，这使得对他抱有成见的读者感到惊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他们。这当然是很大的优点。但是即便根本没有这个优点，即便卢梭的论文和书籍叙述得根本不出色，只要其中表现的思想是卓越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些思想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是天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纵令卢梭的叙述没有才华，他仍不失为一个天才的作家。 这里应当再补充一点：在分析任何理论著作时——而我们在此地正是讨论卢梭的理论著作——只考虑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的方式是不够的。在这里，还绝对必须考虑某个第三种东西，这就是研究的方法。方法，这是用来发现真理的工具。它所以重要，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利用它可以做出一些结论，正像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工具之所以重要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利用工具可以得到一些必需的物品。而且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特定工具带来的利益，是由实际使用工具而能获得的那些物品的总和决定的，并不是由单独拿出的其中任何一种物品决定的。同样，在精神劳动领域内，特定方法的优点也取决于应用此种方法的研究者得出的所有那些正确结论的总和，并非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作家特别有力地显示出自己的天才，恰恰是在他得出错误结论的时候。这种情况，例如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就可以找到。当别林斯基在一篇关于波罗丁周年纪念的论文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家。这类事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像射手即便使用很好的枪，也并非永远都命中目标。然而，如果用很好的枪射击可能失误，而用弓射击却很可能命中目标，那么由此完全不应该得出结论说，用任何东西射击：用完善的枪或者用太古的弓，都是一样的。和弓比较起来，枪毕竟利害得多。同样的道理：虽然掌握更现代的研究真理的方法可能犯错误，而利用比较落后的方法却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这还是完全证明不了方法的意义很小。和比较落后的方法相比，更现代的方法毕竟更有成效些。如果发现更现代的方法的作家本人，并非始终都善于无误地实际运用此种方法，那么这还是不会取消发现这方法的重要意义。继他而起的人们，不但会依据他的新方法改正他的失误，而且一般说来，他们对科学作出的成绩比他们过去利用成效较少的旧方法所作出的成绩大得多。因此，发现更完善的方法的人，其功绩终究是很伟大的，尽管他有个别错误。因此我才说，分析理论著作时，只评价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方式是不够的，还应当考虑到作者用来得出自己思想的那个方法。方法的正确可以绰绰有余地补偿个别结论的错误以及叙述的平淡无味。 至于卢梭，则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他的光辉的叙述才能决没有引起任何争论。长篇大论地来谈论这一点是完全无益的。而卢梭借以得出自己的那些虽然现已过时的思想的方法，却不是这样。对于这个方法，过去和现在都很少谈到——几乎完全没有谈。而它却值得给以最大的注意。 这篇文章的任务也就在于从方法论的观点评价卢梭的功绩。 二 要解决任何任务都必须有一定的材料。我到哪里去找这些材料呢？我首先是并且也主要是从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学说入手。这个学说主要是在我们的作者为了回答第戎科学院1753年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著作中加以叙述的，这个问题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 卢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说明，他是怎样思考这部著作的。他上圣日耳曼去过一个星期，在那里全部时间都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我在那里探求过，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大胆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我揭露了人间无聊的谎言；我敢于赤裸裸地揭示人们的本性，彻底研究歪曲这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并把人造的人（L’hommedel’homme）同自然人加以比较，指出人的所谓完善化乃是指出人类灾难的真正根源。我的灵魂被这些卓绝的默想所激发，上升到神的境界。在那种境界中，我看到，我的同类由于固执成见而走入迷途，朝着错误、不幸、罪恶的方向行进。我于是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他们喊道：‘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苦难都来自你们自己！’”[1] [1]参看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480页。圣日耳曼是凡尔赛附近的一个风景区。——译者注 十分明显，在圣日耳曼森林里漫步和使灵魂上升到神的境界时，是不能研究原始人的。要了解原始时代人类文化的景象，只有敏感的灵魂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有一些关于野蛮部落生活条件的知识。因此再没有比嘲笑卢梭和宣布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最纯粹的虚构更为容易的了。其实，早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伏尔泰就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卢梭使他产生了用四只脚跑进森林去的欲望。不过，实际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有可笑的东西，也有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当然不用说，我们的作者所拥有的关于野蛮部落生活的知识总量是不大的。一般说来，十八世纪的人很少了解这些部落。不过当时对这些部落也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近代伟大的地理发现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游记书籍，作家们说明原始文化时就从这些书籍中吸取材料。但是，当这些作家绝大多数在自己的论述中完全满足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卢梭却是感到历史唯心主义不能令人满意的少数特殊人物之一。 当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用极其精练的形式表述历史唯心主义基本观点的公式，这个公式就是：意见支配世界。何谓意见呢？秀厄回答说：“我所谓的意见是指民族内部流行的全部真理和谬误的结果；这结果决定着民族的判断、民族的褒贬、民族的爱憎、民族的风尚和习惯、民族的优缺点，一言以蔽之，决定民族的性格。正是这种意见支配着世界。”[1]而这就是说，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亦即观点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要设想和了解原始文化的历史，首先就应当弄清楚“自然人”的观点是什么。而卢梭懂得，假使认为人们的观点是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原因，则这些观点本身的产生还是完全不可能说明的。他说，人们把野蛮人看成人以前，就使野蛮人变成哲学家，他又特别中肯地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所固有的逻辑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原始人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些社会理想而没有别的社会理想就互相约定这样一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用卢梭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原始人利用了本身只是逐渐产生也只是由于社会组织才产生的那种教育来组织自己的社会[2]。卢梭发现，研究过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种种问题的作家，完全没有从应有的角度追溯到这种状态。“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设想，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已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何以会有这种观念，甚至也没有说明这种观念对他有什么用处。另外有一些人谈到自然权利，即每个人所具有的保存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权利，但却没有阐明他们对于属于一词的理解。再有一些人首先赋予强者以统治弱者的权力，因而就认为政府是由此产生的，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人类脑筋里能够存在权力和政府等名词的意义以前，需要经过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总之，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述的却是文明人。”[3] [1]秀厄：《文学杂录》，巴黎共和历十二年法文版，第3卷，第400页。——作者原注 [2]《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前言”，国家图书馆法文版，第23、25页。——作者原注 [3]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1页。【中译本可参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均指这一版。】——作者原注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在卢梭心目中如此重要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对立，在他那里具有怎样特殊的、而且就其本身说是极其重大的、虽然远不是始终正确的意义。不过首先我要请读者同我一起研究一下对“哲学家们”的那些指摘，这些指摘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卢梭方法的特点。 有一些哲学家假定，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保持属于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作者问道，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特定事物之属于特定的人，是以私有制度为前提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假定自然状态中有私有制呢？要是有，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人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由于原始人认为它有益，于是这些人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原始人想象为按照自己的理论信念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思想家。同时他们忘记问问自己，在私有制未产生以前，人们怎么能够相信私有制可以带来利益？在讨论自然人时硬说自然人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的那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什么是正义呢？罗马法学家说过：所谓正义就是把属于每个人的东西还给每个人。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卢梭公正地指出：“要把各个人的东西返还给各个人，是以每个人能有一些东西为前提的”。[1]最后，体力上的强者对弱者的优越是一回事，而统治者对他们所统治的那些人的政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当然可以有比另一个人更大的体力。卢梭不想否认这种情况。但是，第一，他发现，当研究者们力图了解人们之间体力上的不平等会引起什么结果的时候，他们却描述了以财富为基础而不是以体力不平等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反映出来的情景，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文明人同自然人混为一谈了。第二，他在这里也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用社会政治概念发展的进程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以前，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的。这些概念从哪里来的呢？很清楚，要产生上面两个概念在人们中间就必须存在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起源不可能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3页。——作者原注 所有这些完全正确的看法迫使我们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用到另一条路上去。他坚决否认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聪明人。[1]的确，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developpementdenosfacultiesetdesprogressdel’esprithumain）[2]，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是问题正是在于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即不是比其他一切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是些什么条件引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人类能力的发展。他在方法论上巨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就这方面说，在十八世纪的著作家中间，他是一个稀有的例外。因为十八世纪的著作家总是完全满足于这个肤浅的思想：意见支配世界，即支配人类的发展。 [1]同上书，第155页。——作者原注 [2]卢梭说得很好：“如果人类的保存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推理，则人类也许久已不复存在”。——作者原注 在这一点上，卢梭比谁都更像爱尔维修。爱尔维修也感觉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没有根据。他说过：“可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的事业，不如说是时代和必然性的事业。这仿佛得到所有国家中同样的科学发展过程的证实。事实上，如果像休谟所指出的，所有的民族只有在他们获得善于写诗的本领以后才能学会善于写散文的话，那么我觉得，同样的人类理性发展过程就是某种共同的和隐蔽的（即爱尔维修所说‘嗳昧的’）原因的结果。”[1] [1]《论人》，载《爱尔维修全集》，1818年巴黎法文版，第186页，附释。粗体是爱尔维修加的。另参看该卷第110、196页（附释）。——作者原注 爱尔维修本人就曾经企图[1]确定至少在文化发展最初各阶段上引起人类知识进步的那些原因。这种企图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中一段饶有兴味的插曲。下面我们就用一点篇幅把这个企图同卢梭类似的企图作某些比较。 [1]关于这点，请看拙著《唯物主义史论从》，1896年斯图加特德文版（载《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中译本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作者原注 三 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样，爱尔维修思考过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性的意义。卢梭则把引起知识发展的原因称为偶然的。而且他所谓偶然，意思只是这些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的外部。因此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和爱尔维修很接近。 跟爱尔维修一样，卢梭认为，知识的进步处处都是由人的需要引起的。例如埃及科学和艺术的起源和传播应该归功于尼罗河的泛滥；在希腊，对于科学和艺术说来，阿提喀多沙多岩的土壤比斯巴达肥沃富饶的土壤更有利些。卢梭说：“北方的民族一般说来比南方的民族较为智巧，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好像自然愿意这样调整事物以使它们趋于平等，在它拒绝把富饶给予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饶赐给了精神。”[1]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86页。——作者原注 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利用自然现成的赐予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随着人类的繁殖，这些赐予相对地变得更加少了。贫困迫使人们寻找维持生命的新方法。各式各样的发明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沿海和河流的两岸，人们发明捕鱼的器具，从而变成渔民。在森林中，他们设计出弓箭，从而成为猎手和战士。在寒冷的地区，他们穿着被他们杀死的野兽的皮。雷电、火山喷溢或者其他一个什么幸运的机会使他们认识了火，于是他们得到一种同冬季的寒冷作斗争的新武器。起初他们保存火，接着取得火，而最后利用火来煮食物。人对和自己不相似而且互相间也彼此不相似的事物的这种态度，渐渐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事物相互关系的观念。于是人就有类似思考的某种东西。有了这种东西以后，人对动物的优越性就逐步增大起来。虽然一些动物具有更大的体力，另一些动物跑得更快，但是人同时成为一些动物的主人和另一些动物的祸害。最初的这些进步使人取得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上人越来越容易进行新的事业。卢梭说：“智慧越发达，技巧便越趋于完善。”[1]人很快就不睡在树下或洞穴中；他学会了做石斧和盖茅舍。在卢梭看来，技术的这种进步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引起了第一次伟大的变革：家庭的产生。而在这种进步之后，其他进步不能不接踵而来。现在很不容易解决的是人们怎样认识了铁和学会了使用铁。很难假定人们之所以知道铁是由于某种幸运的偶然性，因为铁矿通常是在没有植物的不毛之地。按照卢梭的见解，仿佛自然力图不让我们发现使用铁这个非常不幸的秘密。[2]最后，我们的作者才又考虑到火山：某个火山突然爆发，喷出正在熔化中的金属物质，才使人的头脑第一次想到可以冶炼金属。但是即便这个假设卢梭也觉得不很可靠，因为观察火山爆发只有在智慧发达的人那里才能引起上述思想，自然人的头脑在还不认识金属时未必会有这种发达的智慧。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15页。——作者原注 [2]同上书，第121-122页。——作者原注 无论如何，人是学会了使用金属，而人的这一新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和农耕一起，成了人类相互关系中新的伟大变革的原因，就是说产生了国家。金属的冶炼和农耕创造了文明。亚美利加的野蛮人不从事农耕，也不冶炼铁；他们仍然是野蛮人。其他某些民族知道了这些实际技能中的一种，而不知道其他技能；他们仍然是野人，“欧洲的开化，与其他各洲相比，虽不算早，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较少间断，因此，文明化的程度也较高；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因为欧洲不仅是产铁最多，同时也是产麦子最为丰富的地方”。[1]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1页。——作者原注 农耕必然会引起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随着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一直到国家制度。卢梭继格老秀斯之后重复说，希腊人称赛丽斯女神为立法者，他们的意思是说土地之划归私人所有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自然权利不同。[1]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3页。——作者原注 从这一切议论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卢梭所谓知识进步的“偶然”原因，实际上并不在人的本性，而在人的周围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按照他的理论，如一些部落以狩猎为生，另一些部落以捕鱼为生，这种情况就取决于地理环境的特性。同样的特性最后会引起其他的技术进步：金属冶炼、农耕等。如果欧洲的文明程度比其他所有各洲更高更稳定，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可以用欧洲大陆的自然条件来说明。任何特定的地理环境的性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落入这种环境的人来说是偶然的。他可能落入——在其他场合下也真正会落入——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的地理环境。但是，用不着说，地理环境的特性本身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特性是特定地区地质史的必然产物，它们对人的影响显然具有必然性的一切特征。人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斗争，而在生存斗争中，他不能不利用特定地区供给他使用的那些手段。要知道，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人在一个地方成为猎人，在另一个地方成为渔人。当然这绝不是说地理环境万能，而人则毫无作用。积极的作用不属于地理环境，而属于人。但在特定的时间里，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他居住的地区的自然条件提供给他的那些生存手段。这个范围是由人的智慧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卢梭很好地了解和十分清楚地说明过这个道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在智慧发展道路上每一个新的进步，都是由于技术上在一定程度内预先有一种成就或一些成就所引起的：按照卢梭的理论，这就意味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发展过程具有合乎规律性的、即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性质。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证明，我们这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感到不满的著作家朝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走了很大的几步。在说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方面，卢梭表现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著名的《古代社会》一书作者美国人摩尔根的最卓越的前辈之一。 在哲学上他是唯物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只要读一读他的《萨伏依神甫的信条》（Professiondefoiduvicairesavoyard）就可以充分确信这一点。按其哲学观点，他无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不过（正像同一部《萨伏依神甫的信条》所表明的一样），他的哲学唯心主义并不很严整，也没有经过充分周密的考虑。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这位唯心主义者那里，比在敌视他的唯物主义集团“霍尔巴赫派”那里要多得多。我请读者注意，我根本无意于断言好像卢梭在其对历史作唯物主义解释时是完全彻底的。他有时也常常回到唯心主义。例如，他很难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这种对立在除开谢林或黑格尔这样的大家以外所有唯心主义者的言论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虽然他“大胆地描绘的”人类发展梗概的景象把人类的发展说成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过卢梭喜欢重复说，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这个过程可能部分地改变自己的方向，或者至少大大地延缓下来。他在重述这种看法时，只有在很少的场合下，才对特定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希望作一种和他已有的行动不同的行动这个问题加上一些不很果断的保留意见。我认为下面就是这种保留意见中最突出的一个。 我们所分析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二部分是从这样一个著名的见解开始的：谁把一块土地从四周挖沟圈起来，然后说“这是我的”，谁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者。在这个见解之后，卢梭用热情的声调疾呼：“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在这一段可以使人因之认为卢梭不是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热烈的话中，鲜明地表现出他把必然和自由对立起来的那种倾向。我们已经知道，按照他的学说，私有权是作为人的生产力发展（金属的冶炼和农耕）的必然结果出现的。我们记得，卢梭怎样继格老秀斯之后重复说，希腊人不无原因地把赛丽斯女神称为立法者。而现在他却想到，如果某个用心善良的人希望反对私有制度，即如果自由的力量起来反对必然的力量，事情就完全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赛丽斯女神也没有理由颁布自己的法律了。但是接着卢梭对一种力量起来反对另一种力量的可能性立即发生怀疑。他继续说道：“但是，想必那时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1]等等。换句话说，想必在当时的条件下，谁也不会想到要反对私有制度，而要是有人想反对它，或事实上有人想反对它，那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它的拥护者。这种观点也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想必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自然会希望建立私有制，这就是说，想必当时人们意志的倾向恰好表现了当时的必然性的力量。同一个思想的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会具有很大的优点，可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还有莱布尼茨）正是这样解决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的。不过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有了可能解决它的预感，而且就是这个在刚才指出的保留意见中如此明白地表露出来的预感，在他那里也是很少见的。大体上说，他不仅保留着尚未解决的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而且是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建立其关于社会继续发展合乎愿望的进程的见解的。在纯哲学问题上，他无论如何不能超出肤浅的唯心主义者之上。但是，当这位肤浅的唯心主义者思索到文化发展的动力时，尽管有个别唯心主义偏向，却是像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样进行推理的，而且在自己的推理中，往往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人。在这方面，十八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中间，只有爱尔维修才能同卢梭并驾齐驱，而在思想的力量方面还逊于卢梭一等。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11-112页。——作者原注 四 唯心主义的偏向，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当然破坏了他的唯物主义见解的严整性。他不善于克服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这使得这些见解带有不彻底性的因素。上文引述的关于私有制产生问题的保留意见证明，有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因素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即使排除不了这个因素，至少得削弱这个因素的朦胧的希望。不过使我们的作者在他关于“自然人”的错误观念中最感到麻烦的那个主要困难根本不在这里。 他的“自然人”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独自一个人”（seul）过活，因此他没有丝毫关于任何社会联合的概念。家庭和国家在自然状态中都是不存在的。卢梭对自然人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绝对不是仅有的看法。十八世纪的著作家们继承着十七世纪前辈们的先例，经常总是把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看作文化发展中的出发点。这在极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他们在自己的推理中喜欢援引人的自然状态。既然在这种状态中，按照他们的假定，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联合，于是他们以为只要拿这种状态同“文明”的生活方式加以比较，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社会关系在人类本性的种种特性的发展中所起的那个使他们发生强烈兴趣的作用。有个著名的查理·波恩就《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写过若干批评意见，同时还说，社会生活是人类本性的必然结果。卢梭在回答查理·波恩的时候说道：“我请您不要忘记，在我看来，生活在社会中对人类说是十分自然的，正像老年衰颓对个人说是自然的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老年唯一的来源是人的本性，而社会生活方式则不是直接来自人类的本性，像您断定的那样，而只是由于某些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外部情况，如我所证明的。”[1]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一种信念：人完全不是一生下来就只过社会生活的，因为社会仅仅在人类的老年期才产生。然而正是这个信念使卢梭陷于种种不可克服的理论窘境中。下面就是其中的一种。 [1]对用菲洛波利的笔名反对卢梭的查理·波恩的这个回答，刊载在我引证的那一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附录上（卢梭致菲洛波利的信）。上面这一段话在第184页上。——作者原注 语言是人类理性进步虽不充分、但是必要的条件。然而正像卢梭告诉我们的，“自然人”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同类没有任何往来。因此，他既没有语言的需要，也绝不可能进而掌握分节语。然则他从哪里获得这种语言呢？语言的产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卢梭长期劳而无功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他几乎想承认自己对付不了它，他宣称：“语言单凭人类的智能就可以产生并建立起来，这几乎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1]。这使人想起德·鲍纳利，他后来（在复辟时代）教导说，语言是神给予人的。如果说，我们的作者在暗示语言起源的某些非“纯粹”人类的原因时指的是和后来德·鲍纳利所作的那种解释相似的某种东西，那么，他由于有敏锐的智慧就不能不意识到，实质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大概就是这种意识曾经迫使他让其他的研究者去解决哪一个更必要：是社会的存在对“语言的建立”更必要呢，还是语言的存在对社会的产生更必要。[2]有某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解决谁先谁后的问题：鸡在蛋先呢，还是蛋在鸡先？只有当生物学掌握了发展的观点以后，这个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但是，卢梭采取的“自然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假设，有时使他根本不能了解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记得，正是在发展问题上，即实质上是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原因问题上，特别有力地说明了我们作者的天才，那么我们应当承认，上面这个假设给他造成了许多很大的不幸。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95页。——作者原注 [2]同上书，第95页。——作者原注 请注意他究竟得出什么结论。他以惊人的明确性论述社会发展的原因，却不预先说明这些原因怎么能发生作用。这似乎奇怪，但的确如此。他没有说明“自然人”怎么能够在文化领域内迈进任何最小的几步。而且只要认为自然人是像卢梭描绘出来的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话，也就不可能说明这个道理。 非常清楚，在沿海，人们会变成渔人，在森林里，人们会变成猎人。但是当我们现在谈到野蛮的猎人或渔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为他们过着社会生活。 在我们看来，问题可能只在于人们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1]而在卢梭的心目中，社会的产生是人类年老衰颓的一个特征。因此，只有在我们谈到人类老年期的时候，猎人和渔人的部落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极其低下。这个意见尤其适用于卢梭那个完全正确的猜测：调节尼罗河定期泛滥的必要性引起了埃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事情很明显，尼罗河的泛滥不是由“自然人”调节的，因为按照卢梭的假设，自然人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他们同其他的人们没有任何往来，也不感到有任何必要进行这样的交往。这种泛滥是由“文明人”来调节的，尤其是由从事农耕的“文明人”来调节的。因此，无论卢梭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原因的见解多么富有天才，这些天才见解中任何一个见解都排除不掉最主要的困难．即解决不了在人独自过活的时候文化的进步一般说来究竟是如何开始的根本问题。卢梭本人说，即使这时有所发明，除了发明者以外仍然是没有人知道的，并且会随着发明者的死亡而消灭。“在这种状态中，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一代一代毫无进益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许多世纪都在原始时代的极其粗野的状态中度过去；人类已经古老了，但人始终还是幼稚的。”[2] [1]的确，就在现在也可以遇到一些研究者，准备宣布野蛮人是大大的个人主义者。例如卡尔·毕歇尔在其《论国民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就宣布野蛮人是这样的人。不过毕歇尔毕竟是个例外（关于他的观点，请看我的论文《原始民族的艺术》和《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载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家之批判》，圣彼得堡，1906年俄文版）。我之所以必须在那里驳斥毕歇尔把野蛮人看作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是因为这个错误的观点在这位德国学者那里，同另一个同样错误的命题紧密联系着．这个命题就是：“游戏早于劳动，而艺术早于用品的生产。”【中译本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51-399页】——作者原注 [2]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6-107页。——作者原注 如果自然状态的确是如此，如果它的特征真是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那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状态中断了，换言之，即使是最缓慢的、勉强可以觉察得到的进步是如何开始的。按照卢梭的理论，技术的进步——而且还是很大的技术进步——乃是产生社会的必要前提。因之，如果不可能有技术进步，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人类只有在年代学的意义上才会衰老。在文化方面他应该永远是年轻的，这是因为正像我们刚才看到卢梭说的那样，每一代都是从同样的起点出发的。 五 也许可以认为，由于暴力才朝着走出自然状态的方向迈进了最初的几步。即使“自然”人没有任何相互的往来，但有时毕竟不能不互相接触。当强者偶然碰到弱者时，他可以使弱者服从自己，因而为存在着压迫者阶级和被压迫者阶级、统治者阶级和被统治者阶级的社会的建筑物奠定下第一块基石。大家知道，在很多历史哲学学说中，暴力起着钥匙的作用，拿着这把钥匙几乎打得开一切理论的大门。然而卢梭的眼光十分敏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不能满意于援引暴力。他非常细致地分析暴力概念，而且得出结论说，许多理论家由于想说明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生而援引暴力，但暴力本身只有在这些关系已经存在的时候才会出现。人们之间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差别，在自然状态中无疑是存在的。但是用卢梭的话来讲，这些差别远不如在文明生活方式中那么大。他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在那些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别中，有许多被认为是天然的差别，其实这些差别完全是习惯和人们在社会中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一个人体质的强弱以及依存于体质的体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是在娇生惯养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先天体质。智力的强弱，也是一样。教育不仅能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之间造成差别，而且还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增大存在于前者之间的差别。因为一个巨人和一个矮人，在同一道路上行走，二人每走一步，彼此之间的距离必更为增大。假如我们把流行于文明社会各种不同等级之中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来和吃同样食物、过同样生活、行动完全一样的动物和野蛮人的生活的单纯一致比较一下，便会了解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状态中的差别，应当是如何小于在社会状态中的差别，同时也会了解，自然的不平等在人类中是如何由于人为的不平等而加深了。”[1]弱者受强者压迫，这种现象自然状况中有，在社会生活方式中更多得无比。压迫一词表示，一些人进行暴力统治，而另一些人则可怜地认为自己不得不服从他们的一切古怪观念。卢梭说：一些人使用暴力来统治另一些人，后者呻吟于前者为所欲为的奴役之下，这正是在我们之间我所观察到的情形；但是我不理解如何能据此推断野蛮人也是这样，因为甚至使他们了解什么是奴役和统治都颇有困难。一个人很可能夺取别人摘到的果实、打死的禽兽，或者侵占别人用作躲避风雨的洞穴；但他怎样能够做到强制别人服从他呢？在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从属关系的锁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有人从一棵树上把我赶走，我可以离开这棵树到另一棵树上去；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有人搅扰我，那有谁会阻挡我到别处去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力量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给我的还要大得多。除此之外，他的戒备会不会稍微松懈一下呢？一个意外的声音会不会使他回一下头呢？我走进树林二十步远，我的束缚就解除了，他一生再也不会看见我了。”[2]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7页。——作者原注 [2]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8页。卢梭说得很对：对于私有制已经存在的那种状态，用“富人和穷人”一词比用“强者和弱者”一词要确切得多。（同上书，第130-131页）——作者原注 卢梭列举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很难奴役另一个人的原因时，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处在野蛮时期低级阶段的人的劳动，其生产能力是十分小的，仅这一点就使得对人的奴役成为经济上毫无意义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事。人剥削人的现象只有在人们拥有的生产力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所以，在所谓低级猎人那里是没有奴役关系的。譬如说他们奴役战俘，即意味着强迫战俘加入他与之战斗的那个血亲联盟。一旦战俘加入（虽然是被迫的加入）新的、从前敌视他的血亲联盟，他就成为这个联盟的平等的成员。因此，在那个阶段上，还谈不到奴役关系，而只能说强迫的合作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卢梭是表露了惊人明确的眼光，他证明，强者对弱者的奴役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或者说，“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1]在这里，他的眼光深刻地洞察到一个社会阶级剥削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秘密。但是，卢梭的眼光越是深刻地洞察到这个秘密，他越是明白地理解到流行的暴力理论的毫无根据，说明最初的社会联合的产生问题，对他就变得越发困难。不错，他引证社会契约，借以弄清处处掩盖这个问题的那些理论上的困难的症结点。但是，第一，这种引证本身就违反我们的作者希望用来分析人类不平等起源问题的那个方法。它假定了原始人的行为是很自觉的，因此也就重复了卢梭如此中肯地指出过的和如此辛辣地嘲笑过的“启蒙派”的错误，就是说，把野蛮人变成了过去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哲学家”。第二，在我们的作者那里，社会契约只是说明政治联盟的产生，而政治联盟的产生，按照他的理论，是以家庭的出现为前提的。可是家庭从何而来呢？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8页。——作者原注 卢梭详细地驳斥洛克的意见，在洛克看来，子女离开父母就不能生活，这使得男人和女人必须长期同居，从而奠定下家庭的基础。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意见，男人在自然状态中完全不关心自己后代的命运，而且也不可能关怀到这点，因为男人根本不考虑未来。同时在没有婚姻的地方，也不可能决定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因此男人根本不会想和一个女人长期同居，而女人同样也不会想和一个男人长期同居。卢梭说，洛克的全部辩证法没有能够使他避免霍布斯和其他某些研究者所犯的错误。他们所应说明的是“自然状态”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这个状态中，人们都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没有力求过共同生活的任何理由。但是他们却从现代的观点观察这个事实，而现时代的特点是，人们生活在一起，也有一切理由这样做。[1]在这里，卢梭的话中当然有许多是正确的。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实际上是从文明社会的社会关系的观点看待野蛮人的生活的。但是既然卢梭把原始野蛮人设想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对野蛮人的生活也就作了完全不正确的说明。而主要的是他自己本来就不可能找到家庭产生的充分原因。他说，人们学会了做石斧以后便开始用树枝和黏土为自己盖茅舍，这样就产生了国家。但这很不明白。弄不清的是，例如，和卢梭认为是在学会盖茅舍以前人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山洞比较起来，为什么茅舍会更有助于建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其他关系。最后，卢梭在谈到家庭的产生时，重复着（按照他的公正的见解）洛克、霍布斯和其他许多著作家所犯过的那些错误：他用文明人的眼光来看待原始社会中的家庭关系，换言之，他以为一旦产生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长期联系，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立即就会形成。他谈到所有制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那里，所有制是作为私人所有制一下子产生的。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82页（作者附注“十二”）。——作者原注 现时，在卢梭看来原是不可克服的那一切困难，早已被关于人类的科学排除了。今天我们知道，按照路德维希·努阿雷的说法，“语言和理性生活来自为达到共同目的的共同活动，来自我们祖辈们原始时代的工作”；我们知道，用同一个著作者的说法，人类的活动使语言的原始词根获得了内容。[1]但是为了使我们遥远的祖先们可能进行共同的工作，他们就不应当过孤独的生活，像卢梭假定的那样，而应该过共同的、多少广泛的集体生活。人种学证明，他们的确是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维持其生活的儿童的照料，就落在这些集体的成员身上。毫无疑问，家庭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同所有制的发展有着最密切的因果联系，而所有制的发展又是为生产力的增长所决定的。不过原始时代的家庭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卢梭看来乃是社会生活的第一基础。同样的道理，原始社会存在着的财富关系，跟文明时代产生和发展着的财富关系也是根本两样的。原始时代的野蛮人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读者也许知道锡兰某个韦达族人的故事，这个韦达族人从一个欧洲旅行者那里得到了一块硬币以后，即想把它劈成许多份，数目和他的血亲联盟中的成员人数相等。在卢梭所描绘的“自然人”那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图，因为“自然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而不是共同的生活。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卢梭在其关于文化发展大概过程的猜测中既然以这一毋庸置辩的原理为指南，他就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人。不过他对文化发展最初阶段的人类“生活条件”却很少了解。因此他对这种生活条件的观念完全不正确，这样在把自己正确的方法应用于思考文化领域内人类最初的进步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造成了许多困难。 [1]参看《语言的起源》，德文版，第331、369页。——作者原注 有趣的是爱尔维修并不认为原始人是个人主义者，虽然就其对文化史的观点而言，他比十八世纪任何一个别的唯物主义者都更接近卢梭。他说，作为一种弱小的动物，人应该力求同其他的人联合起来，一则保卫自己不受强大动物的伤害，一则攻击动物来供自己食用。他指出：“由此产生有关渔猎的一切规则。”[1]不妨补充一句，上述思想在爱尔维修那里表现得不够明白。他发挥这个思想时使用的那些说法，也许会让人认为，原始时代人们只有在特定地区的人口达到一定的密度之后才联合为社会。[2]对于十八世纪的著作家说来，得到对推动文化发展的原因的正确猜测，比描绘“自然状态”的令人满意的景象要容易得多。 [1]《爱尔维修全集》（法文版），第2卷，第581页。——作者原注 [2]《爱尔维修全集》（法文版），第2卷，附释。——作者原注 六 卢梭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曾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那些道路已经被人遗忘和迷失了”。[1]这些道路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迷失，道理是非常充分的；因为正像野蛮人完全孤独地在其中生活的那种状态过去并不存在一样，这些道路过去任何时候也是不存在的。毫不奇怪，卢梭纵有一切卓越的才能，也无法重新发现这些道路，和用自己的文化发展的公式来说明这些道路。他假设原始人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这种假设给他自己造成的种种困难他只是避开了，也只能是避开了，而不是克服了。因为这个假设向他提出的任务，一般说来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为了避免这些困难，他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很简单很不清楚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他顶多也只能表现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家。但是一旦他不再徒劳地寻找什么可以从并不存在的完全孤独的状态中把人引导到社会生活状态中去的那些道路，一旦他回到决定社会关系发展的原因上来，他就表露出十分深刻的思想，而且远远地超过了绝大多数和他同时代的人。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6页。——作者原注 十八世纪的著作家大部分都坚决地相信法制是万能的。他们说过：“一切都以法制为转移”。而他们所说的法制，首先是指关于国家制度的政治法制。他们对法制万能的这种信念是和对意见支配世界的信念密切相关的：因为政治立法者的活动，虽然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却是始终自觉的，因为它永远追求着一定的目的，而人的自觉活动是以意见为转移的。信仰法制万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许多表现之一。这种观点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事件深深动摇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懂得，社会思想的进程是由社会关系的进程决定的。因此他们就不再相信法制的万能。基佐说，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首先是结果；这些制度本身是从特定社会的状态中产生的，它们本身就依赖于“人们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是和十八世纪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不是用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该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而是相反，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本身是用该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来说明的。而这是更加正确得多的观点。在十八世纪，只有少数杰出的著作家才接近了这个观点。卢梭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时他也不惜重复说，一切都以法制为转移（他主要是在《忏悔录》中重述这个观点的[1]），但是在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表现出是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一个先驱者。他认为私有制的产生先于国家的产生，或者换一句话说，人们的政治关系是用他们之间的公民的、财富的关系来说明的。他说：“政府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是由政府成立时人们所处的那种状态的或大或小的差异而产生的。”[2]在这种状态中，越是平等，正在产生着的国家就越接近于民主政体；反之，在这种状态下，越是不平等，国家制度就越是经过贵族政体而接近君主政体。 [1]不仅在《忏悔录》中如此，在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里，卢梭也说：“无可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人民都会变成政府希望于他们的那个样子。”——作者原注 国家的起源应该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而一旦产生了国家，它就会反过来成为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政治制度是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但它也会影响这些关系，成为这些关系进一步变化的原因，扩大贫富之间的距离。卢梭这样说。由此可以看出，他非常了解“政治”对作为其基础的“经济”的反作用。也许还可以说，他有意夸大这种反作用。他用鲜明生动的文字描写文明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增长，他仿佛认为这种现象的增长同政治特权的联系比它同经济关系的联系更要多些。革命前法国的这位作家认为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因为当时的法国，站在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永远只是拥有政治特权的人物。不过这个小小的偏差并没有妨害卢梭很好地了解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内在逻辑。怪不得恩格斯在自己的《反杜林论》中称他为卓越的辩证法家。 在对人的本性的看法上，卢梭跟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的距离也是同样遥远的。他们把人的本性看作不变的东西，并且认为“立法者”越是依从人性的要求，“法制”就会变得越“完善”。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看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把关于人类本性的这种或那种思想当作自己体系的基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这样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乌托邦。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才清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他们指出，人的本性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卢梭也了解人类本性变化无常。用他的话说，人的心灵、他的情欲逐渐改变的结果，最后就会获得另一种本性。此一时代的人类不同于彼一时代的人类。假使第欧根尼没有找到人，那只是因为他在自己同时代的人中去找另一历史时期的人。[1]“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内心和意向的深处是如此的不同，以致造成文明人至高幸福的东西，反而会使野蛮人陷于绝望。”[2]卢梭不相信用抽象的方法解决道德问题的态度，就是对人类本性变化无常的这种信念的必然结果。他说，“哲学家们所不能解决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无数问题”，只有当我们用“事物的缓慢递嬗”的观点看待它们的时候，才能找到答案。这已经是我们熟悉的用存在说明意识的方法了。 [1]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6-147页。——作者原注 [2]同上书，第147页。在这方面卢梭又像爱尔维修。比较《论人》一书第四篇“论个人性格中的突然变化”一章，载《爱尔维修全集》（法文版），第209-210页。——作者原注 也应当说，卢梭的天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关于社会心理学的论断中。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可能说，他的观点过时了。他的这些论断，对于没有完全掌握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观点而又没有完全被唯心主义的偏见所迷惑的人来说，迄今都会是非常有教益的。而这些人的名字是多得难以计数的。凡是愿意了解卢梭对社会心理学的种种天才的看法的人，或者更确切些说，凡是愿意了解卢梭对阶级社会心理学的种种天才的看法的人，除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以外，一定要再读一读他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狄德罗和达兰贝尔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五卷。这篇文章的内容同政治经济学问题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而且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很重要的。卢梭主要是研究社会概念和社会风尚的辩证法。社会幸福是国家最高政权的唯一目的。这个社会幸福就是共同意志所追求的目的。对于每一个国家成员来说，共同意志，即全体人民的意志，乃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但是在居民分成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的社会里，要各个个人认识共同的意志并不那么容易。这样的社会仿佛是由许多小社会组成的，而每一个小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之也就有自己的、为这些利益所决定的意志。每一个小社会的意志，对于它的全体成员说来，都是共同的意志；同时，这意志对于更大的社会说来，又是局部的意志：因为它反映的不是更大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小社会的局部利益。因此，从小社会的观点看是完全公正的行为，从大社会的观点看却可能是完全不公正的，一个阶级认为是好人，全体人民可能认为是坏人。祷告上帝的神甫或者英勇果敢的士兵，用卢梭的话说，可能实质上是一个坏公民[1]。卢梭深信，利用这些简单明了的原则，可以非常容易地说明阶级社会诸成员的行为中的一切矛盾。如果人的行为就一方面说是完全正当的，同时就另一方面说又是不正当的；如果他蹂躏自己最神圣的义务的同时，又牺牲生命来履行某些极其可疑的义务，则这意味着，他把自己小社会的局部幸福当作更大社会的共同幸福。作者补充说：“指望那些能左右局势的人重视任何一个别的人的利益甚于重视自己的利益是不理智的[2]。因此，能左右局势的人在自己的小社会的范围内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但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他一定会表现出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经过这一番说明之后，不言而喻：人民的利益将为那些热衷于破坏人民利益的人所破坏。不过人民本身也可能是自己利益的破坏者。只要人民错误地把特定的小社会的局部利益当作更大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当作自己的利益，就会立即出现这种现象。”[3]卢梭的这一精辟的见解，把处在上层阶级影响下的下层阶级的心理表露得非常明显。当下层阶级尚未摆脱这种影响的时候，它的意志将照常集中于共同的幸福，而它的行动在“能左右局势的人”的利益的指导下则用于保卫这些利益，即直接违反代表它自己的幸福的共同幸福。这一矛盾只有用提高下层阶级的觉悟才能排除。一旦下层阶级深信“能左右局势的人”的利益在于破坏共同的幸福，它就不会再支持这些人了，换言之，它就不会再破坏自己的利益了。因此在我们这里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下层阶级的阶级觉悟越是增长，它的行动就越符合共同的幸福。对于上层阶级则不能这么说。他们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的行动就越违反整体的利益，他们就越会变成利己主义的人。 [1]我所有引证卢梭论政治经济学文章的地方，均见1839年巴黎出版的《卢梭全集》第4卷。关于英勇果敢的士兵可能实质上是一个坏公民的见解，载该卷第225页。【中译本可参看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6页。】——作者原注 [2]《卢梭全集》，第4卷，第226页。——作者原注 [3]同上书，第226页。——作者原注 七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个别社会阶段、阶层和集团的行为不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矛盾呢？很容易了解！必须排除这些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局部利益同整体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卢梭用另一种说法来表示这个意思，他说：“倘使您愿意执行共同的意志，您就努力使所有局部的意志同它一致吧。”在卢梭看来，一切社会美德在于局部意志和共同意志的一致。因此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执行共同意志的必要条件：“这样行动吧：使美德蔚然成风。”[1]对公民们说“你们会是好人”是不够的；应当教导他们做好人，而要教导他们做好人，就不能使他们处于让他们的局部利益继续互相矛盾而且同共同幸福也继续发生矛盾的那种境况下。[2]由此可见，卢梭的“美德”首先带有社会政治性质。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的著作者同“霍尔巴赫派”以及一般说来，同十八世纪最先进的法国著作家完全没有分歧。所有这些著作家都是从社会关系方面来看美德问题的，他们大家都坚决地认为，为了改造人必需改良社会制度。所以马克思后来说过，法国唯物主义的结论是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的基础。[3]而根据这一点，也可以判断现在千方百计地散布所谓卢梭的观点和列夫·托尔斯泰公民的观点一致的可笑臆想的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有多么深奥。卢梭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美德”的学说，完全符合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那一原则。[4]反之，托尔斯泰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那一信念的基础上的。只就下面托尔斯泰（1904年11月18日）拍给《北美人报》（TheNorthAmerican）编辑部以答复该报电询俄国解放运动的电报中的一段话，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来：“只有使所有的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都趋于完善，才能取得真正的社会改良。用改变外在形式的办法使各个个人对社会改良产生非常有害的幻想的那种政治宣传，通常会使真正的进步为之停顿——这在一切立宪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5]只有既不了解卢梭的观点，也不了解托尔斯泰的观点的人，才会把这些观点混为一谈。几乎同样可笑的是这样一些信念，如：“乔治·桑无疑是卢梭最直接的和最有才华的女学生”[6]，或者：“这两个才智之士的思想同出一源”，换言之，乔治·桑的思想和卢梭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7]乔治·桑只赞成卢梭的某些情绪和某些个别命题，而按自己思想的性质来说，她之接近卢梭未必会甚于接近俄国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这个卡拉姆津，大家知道，也只赞成卢梭的某些个别命题和某些情绪：爱自然、爱“会说笑话的看门人”等等。昂屠阿·居约根据“卢梭和乔治·桑都认为对自然的爱和情感是最深刻的灵感的泉源”[8]这样的理由来建立自己关于卢梭的观点和乔治·桑的观点同出一源的思想。卢梭的确爱自然，也很懂得欣赏自然，但是认为他的爱自然的态度构成他的思想的主要特征，却是十分奇怪的。恩格斯更好得多地说明了他的思想的特点，他指出，卢梭和狄德罗都属于十八世纪为数不多的辩证法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运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历史运动的原因的一次光辉的尝试。[9] [1]《卢梭全集》，第4卷，第231页。——作者原注 [2]参看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页。——译者注 [3]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参看我翻译的恩格斯的小册子《费尔巴哈论》附录一，彼得堡，里沃维奇出版社1905年俄文版。——作者原注 [4]不过这个学说虽然和那个原则一致，却不完全包括该原则。这就说明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宣传自己关于“美德”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同时，却能够采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矛盾，请看拙著《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一章。——作者原注 [5]参看维拉的论文《与托尔斯泰的会晤》，载《现代人》，1912年4月号，第182-183页。——作者原注 [6]参看昂图阿·居约：《卢梭对妇女的影响》，载《生活的需要》，1912年第33期，第1892页。——作者原注 [7]同上书，第1893页。——作者原注 [8]同上。——作者原注 [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译者注 “美德”的王国也就是平等的王国。卢梭不相信有可能完全恢复平等。他准备只满足于稍微接近平等。他希望，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说来，“工作永远是必要的，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1]在他看来，政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在于“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的产生”。[2]那些认为卢梭是私有制敌人的人，其错误并不比现在使卢梭同托尔斯泰或同乔治·桑接近的那些人的错误更少。卢梭断然地宣称：“的确，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中最为神圣的一种权利，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自由更重要。”[3]稍后一点，他称私有制为社会契约的基础[4]。考茨基说得完全正确：卢梭的理论“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纵然在浅薄的批评家看来可能是这样的理论”。[5]同样，自称是卢梭继承者的那些参加法国大革命的人，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不止一次地宣布过，私有制是神圣的。不错，他们曾经主张没收属于“阴谋分子”，即属于进行反对共和国斗争的保皇党的财产。圣鞠斯特说过，“阴谋分子”的财产属于全体不幸的人。不过在他看来，没收这些财产只是对某些（政治）罪行的惩罚，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某些（政治）罪行的预防措施。 [1]《卢梭全集》，法文版，第4卷，第240页。——作者原注 [2]同上书，第237页。——作者原注 [3]同上书，第241页。——作者原注 [4]同上书，第247页。——作者原注 [5]参看他的著作《论178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我引证这本书是根据爱德华·别尔特的法文译本（巴黎，1901年版，第72页）。——作者原注 卢梭不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未必会设想过任何一个最小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文化发展的出发点是原始血亲联盟的共产主义。但是像我们看到过的那样，卢梭认为原始时代的野蛮人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不认为像斯巴达这样一些古代希腊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他称它们为暴虐的贵族政体。他用足够悲哀的眼光来设想当时欧洲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未来命运。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又必然恶化人民中下层阶级的状况，即便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1]不错，他坚决地请求政府遏制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但是他不可能指望这些政府很乐意地依从这些请求。他懂得，政府的行动是保卫富人利益的。他问道：“难道不是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得到社会财富的一切好处吗？”[2]大概他从来就很少研究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学问题。但是他不仅在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中看到人民经济上的困苦状况而且如同上文说过的，他也了解一个社会阶级从经济上剥削另一社会阶级的本质。他用下面的“四句话”概括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你们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因此我们互相商定：我允许你们荣幸地为我服务，而你们则把你们所剩下的不多的东西交给我，作为我对你们的指挥劳动的报酬。”[3]这种说法不完全清楚；不过如果把“把你们剩下的不多的东西”一语理解为穷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这样一部分产品：它是满足了穷人简单的需要以外剩下来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剩余产品"的理论。这样一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就归结为，富人由于对穷人的“指挥劳动”而得到取得剩余产品的权利。我们的著作者目光如此深远，以致当我们把这个意义赋予他的关于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契约的简短公式时，并不那么冒违反真理的风险。而要是这个公式事实上就具有这样的意义，那么这就是以卢梭的观点为一方和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为另一方的新的接触点了。 [1]卢梭非常了解下层阶级相对贫困的意义，这是现在某些“马克思的批评家”很难掌握的，他机智地说过：“即使什么都没失掉，也可能变得更贫困。”——作者原注 [2]《卢梭全集》，第4卷，第249页。——作者原注 [3]同上书，第250页。粗体是卢梭加的。——作者原注 八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地认识了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本质在于：一旦人类在自己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走了稍微巨大的几步以后，自然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关系就受到了破坏。而在这条道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都导致了不平等的新的扩大。金属冶炼和农耕一方面创造了富人阶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穷人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利益的敌对关系引起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处在富人的掌握中，富人得到国家生活的一切好处。因此，国家是人类不平等扩大的新的源泉。而不平等越扩大，风俗就越败坏，淫佚就越增多，犯罪就越频繁。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又扩大不平等，从而也就加深风俗的败坏。因此，卢梭在和自己的批评者们的争论中不止一次地声明说，科学和艺术，就其本身来看，他是充分尊重的，但是他深信，实际上科学和艺术的传播会使风俗败坏。这也就说明了他对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问题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获得了奖金的征文的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自然状态中去了，已经不可能恢复原始时代的平等关系，最后唯有采取能够延缓不平等现象增长的措施，唯有保持小康状态（lamediocrite）。 这个学说本身中包含着卢梭观点中一切最重要的东西。它构成卢梭观点的核心；它既说明卢梭观点有力的一面，也说明卢梭观点薄弱的一面。凡是没有弄清卢梭的不平等学说的人，就不会懂得他的观点。而既然对这一学说流传着很多误解，则对卢梭的观点至今都理解得很坏，那就毫不足奇了。人们之所以把这些观点同托尔斯泰的观点或乔治·桑的观点混为一谈，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观点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概念。事情弄到怎样的程度，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 在其不久前出版的《革命的卢梭》（J.J.Rousseaurevolutionnaire）一书中，阿利贝尔·梅叶这样说明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论断的性质。“论不平等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惶惑和值得惋惜的著作。它同卢梭整个的政治学说不大相符。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还和这一学说矛盾。它是一个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包含这样多卓越思想的理论身上的疣物。”[1]这完全等于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他的其他的观点不大相符；这一学说是一个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包含许多杰出的观点的理论身上的疣物。而最滑稽的是，这样一些批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话，竟在英国和意大利流传，英国著名的“费边社”（Fabiansociety）某些成员制造出这些评语，意大利某些工团主义理论家就鹦鹉学舌。人的天真是浩瀚无边的。 阿·梅叶在下面一段又说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可以使人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明白性产生怀疑，虽然一般说来，卢梭的政治思想是严谨的和确切的。[1]事实上这些思想只有在根据卢梭的不平等学说加以考察的时候才会变得十分的明白易解。 [1]《卢梭全集》，第4卷，第55页。——作者原注 作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卢梭的伟大的理论功绩就在于，他不满意十八世纪盛行的对文明发展过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企图从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的那个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他任何时候也没有表述过这一原理。而且假使有某人把这一原理的唯物主义性质告诉我们的作者，他很可能——甚至非常可能——感到惶惑和生气，从而摒斥这个原理。然而这一原理毕竟是他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论断的基础。卢梭在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得出的所有那些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毕竟彻底渗透着这一原理的唯物主义精神。这些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卢梭作为思想家的光荣应当以这些结论为依据。不过这些极其重要的结论也给卢梭帮了倒忙，因为它们给他的实际方案带来了保守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因素。 他本人曾经说过，他绝没有想到要使现代文明民族回复到原始时代的朴直浑厚中去。他认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国家的堕落，这些国家由于处在特殊幸运的环境下，还没有来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联系的淫风败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怎样制止呢？卢梭向“立法者”呼吁，可是我们知道，按照他的学说，国家，从而还有立法权，是落在富有阶级手上的。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指望立法机关会愿意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呢？难道这符合富有阶级的利益吗？不。这些阶级的利益在于扩大他们和穷人的距离。卢梭自己就说，“能左右局势的人”绝不会违反自己的利益去行事。他能够指望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只有能够起来反抗可悲的必然性的人类自由的模糊的希望。换句话说，他只有在使他把必然和自由对立起来的那个哲学上的错误中，才能找到安慰。但是哲学上的错误并无助于实际方案的严谨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卢梭的实际方案常常是很不严谨的。在自己的《对波兰政府的考察》（ConsiderationssurlegouvernementdePologne）中，他还劝告波兰人注意农业和“使金钱变成可鄙的和尽可能无用的东西”[1]。这种劝告的实际意义当然等于零。卢梭自己也感到这点。他赶紧声明：“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货币流通，而是要延缓货币流通，特别是要指明十分重要的一点：好的经济制度不是财政的和货币的制度。”为了说明和证实自己的思想，他引证李库尔，说他“为了在斯巴达根除贪婪心理，并没有消灭硬币，而是使它变成铁币。”[2]也不用说，这类劝告和引证并未能在波兰人处境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而当忠于其小国理想的卢梭希望使波兰人相信，失去许多省份会给波兰共和国带来很大利益的时候[3]，波兰人可能把他的话当作一种恶毒的嘲笑。最后，在自己的关于波兰农民解放运动的论断中，卢梭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卡列林替卢梭辩护是枉费心机的[4]。卢梭劝人逐步地解放波兰农民，而“没有显明的革命”。[5] [1]《卢梭全集》，第4卷，第473-474页。——作者原注 [2]同上书，第477页。——作者原注 [3]同上书，第443-444页。——作者原注 [4]卡列林：《让·雅·卢梭——史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圣彼得堡，1894年俄文版，第126页。这本出色的著作的缺点是作者过分偏袒了自己的主人公。他看不到卢梭的弱点。虽然他准备，用法国人的话说：“完全撇开他们的争论”，但他并没有给“霍尔巴赫派”以及一般说来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以应有的评价。——作者原注 [5]《卢梭全集》，第4卷，第495页。——作者原注 天才的卢梭尝受了真正的智慧的悲哀。他不满意所谓“理性最后总归有理”的流行的空谈。他需要有理性胜利的客观保证。没有这些保证，他就不能相信理性会胜利。他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主要原因。他也看到，历史的运动要引起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和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的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他的难能可贵的智慧帮助他发现了这些重要的理论上的真理。不过当时的甚至西欧最先进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还不曾使人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引起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风俗败坏，但这种发展本身会提出一个社会阶级，能够用根本改造社会制度的办法来恢复平等和淳化风俗。因此，卢梭最后只有反对经济上的进步。他也就这样做了。而反对经济上的进步，并未能使他制定出一种严谨而彻底的世界观。他的观点中有许多对旧思想的让步。著名的《萨伏依神甫的信条》就应该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让步，这本书里反对唯物主义的意见，都是很天真的。 卢梭没有从不平等现象、利己主义和奢侈淫荡到处风行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找到出路。这妨碍了他拟订出多少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不过这个人民的儿子是真正热爱平等的，他对富人压迫穷人的现象由衷地感到愤怒。就其同情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例如在他就种种政治理论问题所写的每一页纸上，都表露出他的热情奔放的民主主义的同情。他的社会契约说，除少数例外，乃是完全革命的学说。[1]难怪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曾经自认为是他的学生，也难怪法国的无裤党人热爱过他。他说到平等时，声音里迸发出奔腾澎湃的革命热情。然而这种澎湃的热情，在现代法国资产阶级的温文尔雅的儿孙们的心灵中，不能得到同情的响应。现在社会里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之不能同情这种热情，就像他们不能同情卢梭对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唯物主义观点一样。对于这些思想家说来，这种热情“已经过时了”。而既然在他们看来，这种热情过时了，那么他们最好的选择就只有赞扬一番卢梭行文时素有的那种令人愉快的风格。 [1]我所谓例外，如卢梭认为，完善的国家里是不能容忍无神论者的。人们说，我们的作者更容易同宗教狂热分子和睦相处，而难同无神论者并容，这是公正的话。这里又暴露出他的世界观缺乏严谨性，因为它本身中就同时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可以看出，卢梭世界观中这种缺乏严谨性的现象，对于他这个不善于指明摆脱他当时那可悲的社会境况的出路的人说来，在精神上是何等的必要。他信仰来世生活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人的正义的行为最后应当受到奖励。然而在非正义注定地占着统治地位的那个社会里，正义怎么能够得到奖励呢？于是只有信仰灵魂不死．而且卢梭不止信仰而已，他还宣布说，凡是不信仰灵魂不死的人都应当予以追究，甚至处死。——作者原注
附录一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附录一唯物主义历史观 译者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01年3月8日、15日、23日和30日普列汉诺夫连续四次在日内瓦钟表工人学校向瑞士和意大利的工人以及日内瓦和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用法语所作讲演的记录稿，第一次发表在1926年的法文杂志《社会主义新月刊》上。同年该讲话的俄译文随即在《“劳动解放”社文集》第4集上刊出。整个讲话通俗、概要、系统地叙述了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确切些说，唯物史观从萌芽、壮大到成熟的历史。就叙述这一历史发展时段最长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这个讲话可以说是第一次。这里仅选录了论述中世纪到伏尔泰为止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论述神学史观的第一讲，因为论述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历史观的第二~四讲的内容，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已经有更详细更全面的说明。全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译文是重新翻译的，还对原文作了若干删节。 第一讲 （1901年3月8日） 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 关于人类的历史运动和进步的原因的大问题，构成前人称之为历史哲学，而在我看来最好用历史观一词来表示的那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我们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就是说，这是历史学不满足于研究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而希望知道现象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发生。 就像任何对象一样，历史哲学有自身的历史。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各个不同时代，研究历史运动原因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大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哲学。 你们也许会向我指出，在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的不只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历史哲学学派。我同意这个意见，但同时我请你们注意，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不同哲学学派相互之间始终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看作同一个类的不同的种。自然，它们中间也可以看到过去时代的种种残余。因此，为了简化所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哲学。 在我们的座谈中，我们要介绍其中的某些历史哲学。我从神学的哲学或者说神学的历史观开始。 什么是神学的哲学或神学的历史观呢？这是最原始的观点：它同人类想弄清周围世界的最初努力紧密地联系着。 实际上，人关于自然界所能获得的最简单的观念——这就是不把自然界看作互相依赖和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现象，而看作由一个或一些同人自己的意志类似的意志的作用所产生的事变。法国哲学家居友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叙述说，一个小孩当着他的面骂月亮是坏蛋，因为它不愿出现在天空。这个小孩认为月亮是有灵性的东西。像这个小孩一样，原始人认为整个自然界都是有灵性的。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而排除对自然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和把这些现象理解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现象则是科学的第一步。在小孩以为月亮不出来是因为它坏的同时，自然科学家却向我们说明在每一特定时刻容许或妨碍我们看见某一天体的所有那些自然条件。 然而当科学在研究和理解自然界方面以比较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则发展得缓慢得多。当对自然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早就只会令人发笑的时候，对历史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还被认为是可行的。在比较文明的环境中，常常甚至在高度文明的环境中，人们认为把人类历史运动解释为一个或几个神灵的意志的表现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样一种用神的意志对历史过程进行的解释，我们就称之为神学史观。 为了向你们提供这种历史观点的两个例子，我现在着重谈谈两个著名人物的历史哲学：希波（今阿尔及尔）主教圣奥古斯丁和莫城（在法国）主教波舒哀。 圣奥古斯丁（354-430年）认为，历史事变依赖于上帝的天命，而且他确信不能对它有别的看法。他说：“请想一想，上帝，这个最高的主宰、一切灵魂和一切肉体的唯一的和万能的缔造者和创世主……他把人创造成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有理性的生物，上帝是任何形式、任何美、任何秩序的始因，它决定一切东西的数目、重量和分寸，自然界一切种类和任何意义的创造都是由它发生的，——我要问，能否假定这个上帝遭过难，能否假定地上的王国、这些王国的统治以及它们的臣服完全不依赖于上帝的意志”（《上帝之城》）。 这个总的观点，圣奥古斯丁在自己对历史事变的任何一次解释中都没有背弃过。 谈到对罗马人的伟大所作的解释——这个希波主教详详细细地向我们叙述说，这种伟大似乎是上帝的天命所需要的。他说：“在东方诸王国经过漫长年代的繁荣昌盛之后，天主希望时间上最后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一个西方帝国成为按其庄严伟大和按其幅员辽阔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既然天主有愿望要利用这个帝国来惩罚许多民族，他就把治理该帝国的事务托付给这样一些人，他们热衷于朝拜和礼仪，认为祖国的荣誉就是自己的荣誉，并且始终决心为拯救祖国而牺牲自己，从而为了热爱荣誉这个唯一的缺点而压抑自己的贪求和自己的一切缺点。因为——不需要为自己掩饰这一点——爱荣誉是一个缺点”等等。 谈到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的国势昌盛——登上舞台的是容易解决一切和解释一切的上帝的意志。圣奥古斯丁对我们说：“天主上帝想不让自己忠实的崇拜者……相信没有魔鬼的全力相助就不可能在地上贏得统治和伟大，于是希望用自己仁慈的光辉照耀不求助于冒牌神灵，只崇拜真正的上帝的君士坦丁皇帝，并且赐给他任何其他人甚至不敢幻想的如此大量的幸福。” 最后，要解释为什么一场战争比另一场战争拖的时间长——圣奥古斯丁对我们说，天主愿意这样：“正如用种种灾祸来消灭人或者用仁慈来安慰人都取决于上帝，取决于他的审判和仁心一样，——他同样也确定战争时间的长短，根据自己的裁决缩短或延长战争。” 你们看，圣奥古斯丁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可惜，为了找到对历史现象的正确解释，忠实于一个特定的原则仍然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的是这个基本原则经过正确选择，其次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时仔细研究在他想加以说明的现象发生之前和同时的所有事实。基本原则可能和应当仅仅成为分析历史真实现象过程中的指导线索。 然而圣奥古斯丁的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提供分析历史真实现象的任何方法。至于它的基本原则，请你们注意下面一点。圣奥古斯丁如此确信和如此详细地谈到他称之为神的法则的那种东西，以致您在读了它以后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他的上帝难道没有在他面前披露自己的隐藏的秘密么？而同一位作者在始终同样忠实于自己“基本原则”的同时，在同一部著作中以同样的确信对我们说，天主的道路是不可吐露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提出研究这些“道路”的徒劳无功的课题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不可吐露的道路”当作对人类生活的种种事变的解释加以援引呢？矛盾是明显的，而且因为矛盾是明显的，所以就连有狂热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稍微尊重一点逻辑，只要他们不想硬说不可吐露的即不可说明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说明着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容易理解的，也都不得不放弃用神学来解释历史。 再来谈波舒哀（1627-1704年）。波舒哀在解释历史方面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是站在神学观点上的。他确信，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或者像他所说的，帝国的波动（revolutionsdesempires）是由天命调度的。他在《论世界史》中说道：“这些帝国是同上帝的民族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上帝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惩罚这个民族；利用波斯人重建它；利用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继承者们保护它；利用著名的安提奥克及其继承者们考验它；利用罗马人支持它的自由以反对无论如何想要消灭它的那些叙利亚国王。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以前都是生活在同一些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当犹太人拒不承认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一些罗马人虽然不知道这件事，却协助上帝复了仇，把这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消灭了”，等等。一句话，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和一切伟大国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同一个目的——基督教的昌盛和上帝的光荣。 波舒哀根据圣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解释的圣灵对他的那个启示，向自己的一个学生宣示上帝对罗马帝国和罗马本身的一次秘密审判。波舒哀就是——启示录也是——这样谈论这一切的：似乎天主的道路不再是不可吐露的，而且——这值得特别注意——历史过程的情景使他产生的只是人间万事皆空的思想。他说：“所以，当您看到，使得全宇宙都发生颤抖的这些伟大帝国——且不说国王们和皇帝们如何在一瞬之间从您的视线前飞逝而去的时候；当您看到古代的和现在的亚述人、米底人[1]、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如何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您面前并且一个跟着一个地倒下去的时候，——这种惊心动魄的破灭使您不会不感觉到，人没有任何经久不变的东西，无常和变乱是人事固有的命运。” [1]米底人，印欧人种之一，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大概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纪进入伊朗东北部，定居于后来称为米底的高原地区。大约公元前625年以后，基亚克萨里斯将许多操伊朗语的米底部落统一为一个强盛的王国。公元前六世纪米底国亡于波斯。到公元前二世纪又臣属于安息。公元三世纪米底转归萨珊王朝。从此米底人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融于伊朗民族。——俄文本编者注 这种悲观主义是波舒哀历史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且如果仔细地深入思考，就得承认这个特点正确地反映基督教的本质。事实上基督教许诺信徒们会得到安慰，许许多多的安慰！然而它怎样安慰他们的呢？要他们摆脱一切尘世的东西，并且劝他们相信尘世的一切都是空虚的，只有死后人们才可能有幸福。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请你们记住这个特点；以后的叙述中它会给我们提供进行比较的材料。 波舒哀历史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自己对历史事变的解释中他不满足于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援引天主上帝的意志，——他已经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谓的帝国波动的种种特殊的原因上面。 他说：“因为正是那个创造了宇宙和本身万能的上帝希望建立秩序，以便使如此伟大的整体的诸部分互相依赖，正是这个上帝也希望人类事务的进程有自己的连贯性和自己各部分的协调性。我这是想说，各个个别的人也像整个民族一样都拥有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为上帝】增光的等级相适应的素质，而且如果不考虑按照上帝的意愿本来只应唯一表现上帝自己的意志的某种特殊事变，各民族的生活中就不会发生在先前各世纪中没有其原因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变动。而且既然一切事务中都有为它们作准备的东西，都有激励人们着手进行这些事务的东西，都有促进它们成功的东西，那么真正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个特定时期确定造成巨大变动的隐蔽原因，和确定导致这些变动得以实现的那些事件的重要会合。” 由此可见，按照波舒哀的意见，历史中往往有一些事变，其中仅仅体现上帝的指示，或者换句话说，其中有上帝直接的活动。这类事变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迹。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在事物通常的流程中，每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变动都是受先前各个时期产生的诸原因制约的。真正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东西的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仅仅依赖于人们的和各民族的本性。 所以，波舒哀在自己的神学史观中为历史事变的自然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地盘。诚然，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他那里是同神学观念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天主上帝毕竟始终不渝地使人们和各民族具有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为上帝】增光的等级相适应的素质。不过这些素质一旦确定，它们就会独立地表现出来，而且只要它们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仅有权，而是像波舒哀断然宣称的那样，我们就一定要探求对历史的自然解释。 波舒哀的历史哲学比起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来有个大优点，就是它坚持研究事变特殊原因的必要性。不过这个优点实质上只是承认——自然是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承认——神学概念本身，即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象的那种方法本身是无能为力和徒劳无益的。 下一个世纪，反对神学的人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承认。这些人中间最危险的费尔内长老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非常挖苦地说：“没有任何东西像教会在遵循迫使第二性原因促成神的永恒规律取得胜利的上帝的意愿的前提下怎样建立起来那样值得我们如此好奇。让受到神圣托付的人去从事表示尊敬的神圣事业吧，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历史的事变。”[1] [1]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5页。——译者注 神学的历史观就这样推到一边。伏尔泰只注意历史事变，并且力求用第二性的即自然的原因说明这些事变。然而科学如果不在于对现象作自然的说明又会在哪里呢？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是科学地解释历史的一种尝试。 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个尝试。比如考察一下按照伏尔泰的意见哪些原因造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的衰颓是缓慢地和长期地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造成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的种种灾难中，伏尔泰主要提出以下两种：（一）野蛮人的灾难，（二）宗教纠纷。 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但是为什么，——伏尔泰问道，——罗马人不像马略消灭辛布里人[1]那样消灭他们呢？因为当时没有像马略一样的人。然而为什么当时没有马略呢？因为罗马人的风尚已经改变。这种风尚改变的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僧侣多于士兵。这些僧侣成群结队，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支持或者反对圣子的同性同体。”[2] [1]辛布里人（Cimbri），日耳曼部落。由于人口过多，以及海水对陆地的侵蚀，辛布里人被迫从现今的丹麦南迁，与条顿人联合后，于公元前二世纪末多次战胜罗马人，公元前102年在韦尔切利附近为马略所败。——俄文本编者注 [2]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1页。——译者注 “既然西庇阿们的后裔变成了好争论的人，而且既然霍尔腾修们和西塞罗们作为个人受到过的尊敬，已经转移到了基里尔们、格列高利们和安布罗斯们身上，那么一切就都完蛋了。而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惊异，那就是罗马帝国还苟存了一段时间。”[1] [1]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1页。——译者注 你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伏尔泰的意见，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就是基督教的胜利。不过伏尔泰本人是用他固有的辛辣讽刺的语言谈到这一点的：“基督教开辟了通向天国的道路，却毁灭了帝国。”[1]他是对的么？他犯了错误么？这一点我们此刻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确切地弄清楚伏尔泰的历史观点。我们下面就来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 [1]同上书。——译者注 总之，我们看到，按照伏尔泰的意见，罗马帝国是被基督教毁灭了。按人性来说，当然可以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基督教在罗马取得了胜利？ 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取得胜利的主要工具是君士坦丁。他根据历史的真实把这位大帝描绘成凶恶的和伪善的君主。然而难道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即使他是皇帝，即使他是很凶恶和很迷信的人，能够独自造成任何一种宗教的胜利么？伏尔泰认为能够。而且在他那个时代，不止他一人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哲学家当时都这么想。作为例子我向你们举出另一位作者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和关于基督教的见解。 如果对历史的神学观点在于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来说明历史的进化，那么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就在于用风尚和观念的进化，或者像十八世纪人们所说的，用意见的进化来说明同一历史进化。 秀厄说：“我把一个民族中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的结果，把决定该民族的判断、它的尊敬或鄙视、它的爱或恨的结果，把造成它的爱好和习惯，它的缺点和它的美德的结果，一句话，把它的风尚，称之为意见。” 既然意见支配世界，显然，意见就是历史过程基本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如果历史学家援引意见作为归根到底决定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的种种事变的力量，也就无须感到惊讶了。 而且如果意见一般说来说明历史事变，那么完全自然的是在宗教观念中（例如在基督教中）寻找任何一个帝国（例如罗马帝国）繁荣或衰落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当伏尔泰说基督教造成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他始终是忠实于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哲学的。 不过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中间有一些以唯物主义者著称的人。例如著名的《自然体系》的作者霍尔巴赫和同样著名的《精神论》一书作者爱尔维修就是这样的人。假定至少这些哲学家不赞成唯心主义历史观，乃是完全自然的。 但是，无论这样的假定看起来多么自然，它却是错误的。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其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则是唯心主义者。像十八世纪所有哲学家一样，像整个“一伙百科全书派分子”一样，当时的唯物主义者们认为，意见支配世界，观念的进化归根到底说明全部的历史进化。 【……】 我在前面说过，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批判这种理论，而是好好地了解它并且抓住它的本质。现在当我们已经了解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仅可以，而是甚至必须对它加以分析。 试问，整个理论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 说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能合理地捍卫这些利益，这是否正确呢？这是正确的、无可争辩的：说无知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罪恶，以及说像封建制度那样建立在人压迫人和剥削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只有在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时代才是可能的，这是否正确呢？ 对，完全正确，而且我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反驳如此无可怀疑的真理。 一句话，说秀厄规定的那种意义的意见对人们行为有巨大影响，这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凡是对人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说，这也是无可怀疑和无可争论的。 由此是否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历史观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且我们不能对它有任何异议呢？ 我回答说：又是又不是：这里我就想谈谈这一点。 就唯心主义历史观本身中包含部分真理这个意义而言，唯心史观是正确的，对，其中有部分真理。意见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权说，意见支配世界。然而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反问自己：支配世界的意见本身难道不是受什么东西的支配么？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反问自己：人们的意见和情感是否单纯地依赖于偶然性呢？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在否定的意义上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人们的意见和情感完全不依赖于偶然性。它们的产生，正如它们的发展一样，服从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加以研究的规律。而且只要你们同意这一点——又怎么能不同意这一点呢？——你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它们并不是作为最高主宰支配世界的，而是它们自身也是受某种东西的支配，所以，凡是拿意见做根据的人，是根本不能把历史过程基本的、最深刻的原因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历史观中有一部分真理。但其中还没有全部真理。 为了认识全部真理，我们必须恰恰是从唯心史观中断了真理的那个地方继续进行研究。我们需要试图确切地弄清楚在生存于社会中的人们那里意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为了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我们的研究，首先我们看一看，意见，按照秀厄下的定义，即人们中间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是不是天赋的，它们是不是与人俱来而且仅仅与人俱灭。这意味着反问自己：是否存在着天赋观念？ 过去有个时候，人们坚定地确信，观念至少部分说来是天赋的。而且在承认存在天赋观念的同时还承认这些观念构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观念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点都始终是同一的。 这个当年极为流行的观点被杰出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胜利地驳倒了。约翰。洛克在其题为《人类理解论》的名著中证明了人的头脑中没有天赋的观念、原则和概念。人们的观念和原则是从经验中产生的，而且这无论对于实践的原则，或者对于道德的原则都是同样正确的。道德原则依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当人们谴责任何一种行动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种行动对他们是有害的。当他们赞扬这种行动时，就意味着这种行动对他们是有益的。 所以，利益（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利益）决定着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的判断。 洛克的学说就是如此，十八世纪所有的法国哲学家都是这一学说的坚定的拥护者。所以我们有权把这个学说当作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的出发点。 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天赋的观念。经验决定思辨的观念，而社会利益决定“实践的”观念：我们接受这个原理，并且看一看从中会得出怎样一些结论。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肇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一部分工会基础的奠定（1764—1876年）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肇始 ↘行会制度 ↘重商主义的发展 ↘产业革命 ↘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一般起源于欧洲，于十六世纪[1]。在这个时候以前，从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时起，封建制度就是欧洲的基本社会制度。然而资本主义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可以远远追溯到罗马的经济制度，罗马经济制度是以使用奴隶来耕种大块土地——大庄园——为基础的。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1——413页。 封建制度的势力不但统治着从英国一直到俄国的整个欧洲，而且在亚洲——中国、印度、日本以及其他地方——也广泛地流行着，它和在它以前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总的社会制度的各种残余混合起来。当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时候，在广大的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除了掠夺的白人侵略者在这些大陆海岸的狭小地带巳经建立起倾向资本主义的前哨据点以外，原始公社制度普遍地存在着。 封建主义虽然在美洲取得一些胜利，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控制美洲。在后来叫做拉丁美洲的大陆上，大地主和封建贵族掠取了广大的土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把黑人充作奴隶，使印第安人沦为雇农，并且建立了一个从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体系。在后来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区里，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富有地主们也把从印第安人手中强行掠夺来的大块土地据为己有；他们并且着手按照封建欧洲的式样来改造新大陆。但是他们的成就仅仅是局部的，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法国人沿着圣劳伦斯河发展了一个小型的封建主义制度。荷兰人也在赫德逊河流域建立起从荷兰政权租地的封建地主制度；而最重要的是英国人在南部各州里建立了以黑人奴隶为基础的半封建制度。但是总的说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地区里，封建主义却在诞生时就是一个死胎。新大陆的广阔疆界所造成的分散影响和初生的资本主义的对对抗潮流都十分强大，非垂死的封建主义所能匹故。封建主义不能独占土地，也无法建立一个土地贵族制[2]。它无力使工人和农民屈服，也无力击退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几乎从一开头起，这片广大区域的经济，无论是农业或工业，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 [2]曾经有人企图使华盛顿、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做皇帝，而且在巴西和墨西哥的确也缔造了帝国，然而帝王制度证明是不能在美洲立足生根的。 虽然封建主义在欧洲不同地区里有各种不同的型式，像它在亚洲那样，它根本上是以一小撮贵族地主对土地和全部天然资源进行垄断为基础的。在政治上，这些贵族地主组成一个金字塔般的体系；最下层是乡村小绅士，往上到顶点的是极少数专制君主——国王、皇帝和教皇。一千年以来，这些专制的地主最富、最有权力的是天主数会。天主教会在权势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拥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欧洲土地；后来又几乎占有拉丁美洲土地的一半。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绝对优势，直接靠耕种土地为生的人数达百分之九十。士地由仅比奴隶高一等的农奴来耕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无酬地为他们的主人进行劳动。为了维持最低生活，他们只得在工作时间以外，耕种允许他们自行耕种的小块土地。他们耕种的方法比古代埃及人所用的方法高明不了多少。农奴没有地主应该尊重的政治权利或经济权利；他们的基本法律就是主人们独断独行的意志；他们生活困苦，而寄生的贵族们则过着豪华的生活。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在封建贵族们为彼此盗窃土地而发动的无数次战争中大批死亡。 无怪乎所有国家的封建制度的历史都充满着被奴役和沦为赤贫的农民起来反抗这种野蛮剥削制度的英勇起义。 行会制度 在封建制度下，市镇和城市的规模小、数目少，并且彼此之间相隔很远。但是这个时期中的大部分精巧的手工艺品的生产是在这些城镇里进行的。然而这种生产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由农民自己在乡下进行的——这是在资本主义后来发展中要起重要作用的一个事实。这些城市工艺产品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布、铁器、铜器、银器、金器、陶器、皮货、帽子、鞋靴、面包糕点、篮子、绳索、船帆等等。大量的壮丽教堂、辉煌的壁画和其他的杰出艺术作品，都说明手工艺高度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在封建制度的后期。 城市手工业者几乎全部按照他们相应的行业和职业组织了许多行会——诸如羊毛梳刷业、纺纱织布业、甲胄业、铁匠、切削业、珠宝商、链锁业、银匠、针匠、酿造业、帽商等等。特兰特说，所有行会中最高贵的是建造壮丽教堂的石匠所组成的行会。[1]此外，还有后来非常强大的商业行会。这些行会的作坊一般规模都小；通常包括一个行东，两三个帮工和一个学徒。行东们主持当时的那种原始工业的全部生产过程；他们购置原料，进行生产，然后把制成品在公升市场上出售。每个手工业行会把该业的作坊联结在一起。这种行会的组织是全城性的，它门对工人、生产和交易等几方面进行小型而紧密的垄断，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在所有城市里，通常都有数量很多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工人，他们大多数是不熟练的工人，不属于任何行会。 [1]威廉·特兰特：“工会”，华盛顿特区，1915。 行会开始于封建制度的最初阶段。欧洲在第七世纪时就已经有行会，而在亚洲，可能还要早得多。到十一世纪时，欧洲的行会在很多中心地点已经很强大了。手工业行会控制了城区的生产和交易，因而和傲慢的封建地主严重地冲突起来。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引起许多地方性的阶级斗争和内战。通常行会会员都不但成功地保卫了自己，并且大大地加强了他们对人口集中地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控制。据说，“在有些城镇里，工匠们的胜利是十分彻底的，使得整个公民组织都以行业为基础而重行[2]规划了。”[3]克兰治说，到一三七六年时，行会控制了伦敦城的政府[4]，而在欧洲大陆上，它们的控制比在英国还要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先驱亚当·斯密斯在他十八世纪中叶的论著中抱怨说，就是在他的时代里，欧洲大陆“自治城市的政府就完全掌握在商人和艺匠的手里”[5]。实际上，据杜布斯说，这些有着行会的城镇主要是由商业行会控制的。手工业行会很少超出地方性的范围，但是商业行会却常常是在全国范围，甚至是在国际范围进行活动的。 [2]录入者注：“重行规划”，原文如此。 [3]“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卷，第966页，纽约，1950。 [4]亨利·克兰治：“美国的行会”，纽约，1934。 [5]亚当·斯密斯：“原富”，第124页，纽约，1937。 行会制度也像一般的封建制度一样，从来没有在美洲，尤其是没有在美国获得稳固的立足点。然而也曾经有过企图在北美城市里建立行会的尝试。康门斯指出，波士顿的桶匠和鞋匠曾在一六四八年做过两次这样的尝试，他说：“这是在查看过去的记录后，在这个国家里所发现的两个仅有的例子。在这里，手工业行会建立起来，被赋与管理它们这一行业的权力，并且使用政府的权力来执行这些规定。”[6]但是方纳又提出了另外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一七二四年在费城创立的木匠公司。[7]这些由师傅和工人组成的组织控制工资、价格、工作条件、交易和产品质量，它们是违背甚至是殖民地时代的美洲的资本主义气氛的。它们存在不久就消亡了。 [6]约翰·蓉·康门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46页，纽约，1918。 录入者注：即John·Rogers·Commons，工运史学家，现多译为“约翰·R·康芒斯”或“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7]菲力浦·斯·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26页，纽约，1947。 重商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垂死的封建制度中一下子就羽翼丰满地长出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封建制度的初期。对于基本上是资本家的商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他们这类人在整个封建时代里都起着作用并繁荣起来。甚至在古希腊和罗马，以及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其他文明国家中，也可以找到他们这类人。 封建制度为商人阶级提供了成长和繁荣的充分机会——城市行会间商品的交换，行会会员和占有土地的贵族间的交易，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所有这些活动里，商人们逐渐要为自己建立垄断权，而且大体上建立起来了。他们也有着他们强有力的行会。中世纪在行会控制下的大部分城市里，商人的行会成为主要的力量。工艺行会和商业行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而通常是后者取得胜利。 商业资本家在不断地寻求新市场的活动中，是先驱的航海家、冒险家和发现者。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卡伯特以及其他著名的航海家都为了他们所属国家商人的利益向海外航行，通常是为了寻找通向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的新航路。这个时期里的商业探险家很难和海盗区别开来；他们彼此残忍地掠夺着，并抢劫在航程中所碰到的人。杜布说：“在法国，对航海家和海盗都用同样的一个字眼。”他又说，贪婪的商人“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在乎他们进行的交易是奴隶还是象牙、是羊毛呢还是毛织品、是锡还是金子”[1]。 [1]毛里斯·杜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207页，纽约，1947。 商业资本家的许多掠夺行为中最恶劣的是他们发展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到十九世纪中叶止，三百五十多年以来，他们野蛮地奴役黑人，并且把数以百万计的黑人移殖到美洲去。他们从这种血腥的贸易中取得巨额财富。输送奴隶的船只航行一次而取得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一千的利润是很平常的事。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特别是英国和它的美洲殖民地的商人，在经营这种万恶的贸易中繁荣兴旺起来。 商人们给与了正在发展中的欧洲国家第一个对外经济政策。到十五世纪时，“重商主义”是一切主要国家的既定计划。弗克诺把重商主义者的信条总结成这祥一句“卖出最多而买进最少的国家，是最富裕的国家。”[2]富有的商人同时也成为封建时代后期的银行家（高利贷者）他们和占有土地的统治阶级合作，借钱给他们，并且在财政上支持他们来进行战争。他们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通过皇家垄断公司控制了海外贸易。在北美洲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纽约和魁北克等地最早的殖民地，就是由这些公司——英国的、荷兰的和法国的——建立起来的；而奠定英国征服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基础的工作，也是由这些公司来执行的。 [2]哈罗德·安德渥·弗克诺：“美国政治社会史”，第54页，纽约，1937。 这些做生意但也进行掠夺的商人，在欧洲所有可以航行的河流上，尤其是在沿海地带，建立起城市。从十一世纪起，他们在意大利的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沿岸，在波罗的海地区——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建立起繁荣的城市。在十一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西欧沿海地带——英国、荷兰、法国、佛兰德斯和葡萄牙——建立起繁荣的城市。 产业革命 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扩展，大大地刺激了生产，并且缔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商业资本家集团，从而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但是这个因素本身并不能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使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这要等到封建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工业家这个新资本主义因素成长后才能达到目的。这些革命性发展在很早以前就扎下了根，而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就开始成为十分重要的了。 马克思说：“封建生产方式的推移，是二重地进行的。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与中世纪城市产业在行会中结合着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现实的革命的路。但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1]从历史上看，这种过程一方面是由致富了的行东所促成，他们朝着资本主义方向来扩大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也是由有钱的商人所促成，他们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进行投资。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3页。 新兴工业资本家最后毕竟用不同的策略打破了行会的控制和它的生产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仍在下一章还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工业资本家逐淅地发屣了工厂制度。这个运动历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不断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在土地上的封建生产瓦解了；正等待着不久即在它身上爆发的猛烈的经济和政治革命。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连续发明了许多新式机器，于是产业革命发生了。这些新式机器主耍是纺织工业中使用的，其中有：珍妮纺纱机（哈革里夫斯，1764年）、水力纺织机（阿克茉特，1769年）、综合精纺机[2]（克兰普顿，1779年）和自动综合精纺机。另外一项革命性的发明是美国人惠特尼在1793年发明的轧棉机。在法国，沃康生和热卡德也发明了重要的纺织机。这几十年间其他重要的发明有科特和达贝斯的熔铁和辗铁方法。这时期中关键性的发明是瓦特在1764年完成的蒸汽机；它把这新生工业的操作方法，从双手和水的基础上，改变到使用蒸汽动力。这些初步发明是以后数十年中更多发明的前驱。它们结合起来导致了工厂制度和马克思所谓的“现代工业”的成长。 出现这些根本性发展的条件巳经成熟，并且实际上迫使这些发展成为现实。十六世纪的扩展中的市场急需各种各样的商品；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大量地存在着，足以充当新开工厂中的雇佣工人；西欧各国有着巨额“原始积累”的资本，这特别是从美洲流入大量金银财富、对东印度的掠夺、从非洲奴隶贸易获致血腥利润的结果。急切需要商品的市场，现成的资本和充足的雇佣工人来源——这些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就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 [2]原文直译应为骡式纺机，因为它是综合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机的优点而成，名为骡也是寓意马驴合种之意，故意译为综合精纺机。——译者 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地和美洲英国殖民里开始萌芽。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德国莱茵地区，资本主义蓬勃地成长着；比利时和意大利是这个运动的先驱，但是英国不久便成为整个运动中的无敌的领袖。这是由于英国的一些特别有利的条件所促成的——这些有利条件包括：拥有媒和铁的大量供应，较少地受到欧洲时常发生的战争的蹂蹒，位于这个时期海上交通的战略的要衢，以及建立了海上霸权。由于工业迅速地成长，英国到十九世纪的头三十余年，便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了。 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本来，以农奴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比在它以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制度要先进得多，但是由于它内在的严峻体制和冲突，它渐渐地成为生产力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桎梏。实际上，封建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障碍。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的君主专制政体以及土地、贸易和手工业垄断的钢铁般的约束下，不能自由扩展。马克思曾经指出，统治阶级从来没有自动引退过的，所以进展中的资本主义便进而打破封建制度，并且只有在接连不断的许多革命之后，才代替了封建制度。正如斯大林所说：”革命，即一种社会制度之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艰苦残酷的斗争，是生死的斗争”。[1] [1]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 资产阶级长期世界革命的开始阶段，是十六世纪时击破天主教在北欧和西欧的权势的宗教改革。1644年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接踵而来。这些巨大动乱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胜利，经过在以后的三分之二世纪的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已经完全取得了。这些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同时进行着。这些运动包括1790年到1826年在美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中发生的许多革命，1830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广泛革命浪潮，1861年的美国内战，和1868年的日本革命。 构成全部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一连串动乱，粉碎世界封建制度的骨干，并且肯定地使资本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它们是在进步的资产阶级领导下，农民和工人群众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积极支持和推动下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削弱或废除了君王专制，粉碎了封建王公对土地的垄断，解散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废止了封建法律漫无止境的限制和取消了皇家特许商人对贸易的垄断。资产阶级革命同样也削弱了天主教的控制力量，并激烈地干预了天主数广大的修道院系统；它给予科学发展以有力的刺激；它终止了农奴和奴隶制度；它缔造了近代的民族国家；并且广泛地为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发展扫清了道路。 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了自由，对专制封建制度作战——那就是说，为了它本身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自由。它要求有自由在政治上任意进行统治，不受阻碍地进行贸易和生产，肆意剥削工人和农民，而受到国家最少的干涉。它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这种动人的文件中把自由理想化了。然而，除了为自己的杈利之外，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些著名文件中炽热的民主情绪。这些文件有效地动员了劳动群众来进行资产阶级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以及进行资产阶级对付敌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许多民族故争。 所有这些发展都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进步和竞争的阶段。从历史上来说，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帝国主义阶段开头时，便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在这个时候便停下来。相反地，它在其余的封建国家和半封建国家内继续进行。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里，在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进入世界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它还在进行。在这个帝国主义时期中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有1905年和1917年3月在俄国、1906年在波斯、1911年在中国、1918年在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革命，以及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中在印度和许多其他亚洲殖民地的革命。
第四章和平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四章和平大会 美国的和平运动是历史悠久而受人尊敬的。我很早就已开始加以研究，设法与它发生密切关系。关于和平团体在圣路易开会一事，我于一九二二年在「危机」中写道： 「和平在今天如果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意味着：为了基督教义与文化的缘故，制止强者杀戮弱者。现代的那种一味想占有非洲、亚洲、南海的土地与奴隶的欲望，是所谓文明人之间发生战争的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原因，为了这种『殖民』侵略与『帝国』扩张，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正在不遗余力地武装自己；为了对付这种政策，日本和中国正在拼命武装。然而美国和平运动仍认为讨论这个机关枪、土著及橡胶问题是下策，而要求在『仲裁、条约及国际法』方面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少一些威胁和美元，多一些人道，会使美国和平运动成为一种伟大的民主博爱事业，而不是一种贵族的避难所。」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上，我是个局外的旁观者，我的贡献是泛非大会以及对委任统治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呼吁。一九四五年，作为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顾问，我试图使得美国代表团在国际人权法案中给予殖民地人民一个真正的地位。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日写道： 「企图在旧金山会议通过国际人权法案而没有特别提到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最不幸的程序。如果大家都清楚地了解，各国要求保证的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能够毫无问题地给予生活在殖民地地区的七亿五千万人， 这将是一个巨大而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民构成世界上最下层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他们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况，是疾病的牺牲品，他们大多数人迄今一直被视为是利润的来源，世界上的民主发展没有他们的份—三百年来对他们的剥削已经成为战争、混乱及痛苦的主要原因！没有特别提到这些人民，几乎等于公开宜布他们已在大家默认的情况下被棑除于自由国家公民之外，他们的福利与自由只有依统治他们的国家的意愿来加以考虑，而不是依世界开明舆论的要求来加以考虑。」 我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领袖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一九四九年，有人请我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担任纽约的一次和平集会的发起人，组织和平集会要把世界各国的代表集合在一起。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前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奥·约翰·罗奇[1]写信给我说： 「最近美苏关系的发展，使得更加有必要举行一次像我们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这样的集会。没有疑问，今天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祧战，莫过于为了我们如何求得真正和平的问题：竭尽他们的才干、技术与专门知识。『我们极其希望使这个会议对现在阻碍和平道路的问题的解决：有真正的贡献。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请你和我们发起人中少数重要人物与我扪会面，以协力筹备这次的讨论题目和计划以及发言者名单……」 [1]奥·约翰·里奇是美国和平运动的叛徒，详见本书第十一章。——译者 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它标志着美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它是美国具有文化和自由思想的五百五十位杰出领袖发起的。它使得代表性非常广泛的现代文化领袖，特别是苏联的文化领袖聚首一堂。 这次和平会议的遭遇异乎寻常。美国报纸用很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它，使人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反对和平、赞成反苏战争的有布置有指挥的宣传运动。像毕加索那样卓越的文化领袖被拒绝入境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引起了激烈的互相攻击；每次开会都布有纠察线，报纸对整个事情的歪曲报道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攻击和歪曲。亨利·安·辛格尔(在「教育社会学杂志」〉总结说，在纽约报纸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一十三日到三十日刊出的二千零六十二条标题、特写、论文、社论、漫画、图片说明中，有： 一千零九十条感情激烈的指责字句 二百零五条没有根据的指责 一百三十九条谎言 四百六十八条反对大会的言论 一百三十二条口气中立的言论 二十八条赞成大会的言论 这样，一个由科学、文学和艺术上享有盛誉的人们怀着最好的动机所召开的会议，就像「纽约时报」所说，成了「最近纽约历史上争论最激烈的会议」之一，成了我国政治迫害和诽谤的显著表现——这种政治迫害与诽谤已经使得言论自由与探讨和说理的权利堕入几乎完全漆黑的深渊。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闭幕大会上，我介绍主席哈罗·沙普莱时说： 「我们明白，头脑比较淸醒的国家也明白，我们不是卖国贼，也不是阴谋家；我们不但没有阴谋使用武力和暴力， 而且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正是武力和暴力。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要保卫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要保卫美国生活方式。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要促进和平！召开这次会议是要不恽惮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说：无论不同制度的宗教信仰、工业或政府的好坏如何，战争总不是成功地，有利于人类地解决它们之间分歧的办法。」 下一月，奥·约翰·罗奇、艾伯特·伊·康恩以及其他一些人要我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世界性的和平集会。美国委员会同意供给我一部分费用，其余由我自己负担。在我看来，我所参加的是现代最伟大的一次和平示威。四天之中，差不多从世界上每个国家来的目击者都诉说了战争的恐怖以及和平的必要性——如果要保存文明的话。在最后一天——一个屋期日，从法国各地徒步、搭汽车、乘火车和飞机来的五十万观礼者列队走过广大的布法罗运动场，髙呼「要和平，不再要战争！」在这次世界性的会议上，我着重地谈了殖民主义，我说： 「我们不要弄错。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的分歧的主要原因，不是社会主义的传播，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所揭示的完全社会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思在全世界各地传播，甚至在美国传播……与这种社会主义的传播相对的，是一种现代的制度正在拼命地努力，那便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领导这种新的殖民帝国主义的，是我的本国，我的祖先用血汗创造起来的美国。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上帝赐给它富饶，它的质朴的公民的辛勤劳动使它得到繁荣……陶醉于权力， 我们正在引导世界走向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地狱，保持着一度毁灭我们的那一套奴役人类的旧制度；并且引导世界走向将会毁灭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会同莱纳斯·保林、约翰·克拉克、乌塔·哈根及奥·约翰·罗奇发起召开「美洲大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定九月间在墨西哥城举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位美国名流被邀参加莫斯科全苏和平大会。由于三月间的和平大会受到的粗暴的待遇所直接产生的原因，我是唯一接受邀请的人。我并向出席大会的一千个人发表演说[1]。 [1]这篇演说全文见附录。——原注 我的苏联之行使我不可能到黑西哥城去参加会议，但是我很感兴趣地注意了其他几次和平会议：八月间在古巴举行的会议；一九五〇年四月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会议；一九五〇年二月间由巴黎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所计划的向世界各国议会呼吁和平的代表团。 我和一些人一道准备欢迎被选派到这里来的人士，其中包括坎特伯雷教长和伟大的画家毕加索。但是他们被拒绝入境。一九五〇年五月，和平途径委员会召开世纪中和平会议，要我负责主持其中的一个讨论小组；但是我事先另有约会，不能分身。我被邀参加一九五〇年八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会议，并接受了邀请。这次会议号召召开一次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并提出要求裁减军备的新呼吁。 但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已经在美国组成了一个从事和平工作的组织。这便是和平宜传站。 补充说明 当然，在参加一九四九年四月问巴黎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像威·爱·柏那样丰富的参加国际性集会的经验的。 我们决定去参加的人之中，几乎没有人真正是任何团体所派遣的代表，虽然有些人是工会或者组织松弛的民间委员会的代表。我在一个月以前参加了我们自己在纽约举行的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得益极多，因此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看到更广大的世界面貌。我刚刚写完了我的那本关于本杰明·班尼克的书，但是为了从事这样的一次旅行，我必须开始再写一本小册子(由此可以预支一笔稿费)。因此，我没有来得及与代表团同行，他们是在复活节一早搭飞机横渡大西洋的。只是命运的恶作剧，使我不能与我们的好朋友和热情的支持者奥·约翰·罗奇先生同行。一件法律案件使他不能动身，他已向法国航空公司定座，在其他的人走了以后数天再走。他建议也给我去定个座。但是，我较我原来所敢希望的早一些时候开始写作，而且很幸运地在美国航空公司弄到一张票，可以在四月十九日动身。罗奇先生对我说，我所安排的旅行远不及他的舒服。他送别的话是：「在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上进餐时有香槟酒。」 因此，后来我在巴黎机场着陆时，正是保罗·罗伯逊在普利叶大厅发表那篇引起许多讨论的演说的时候。巴黎委员会为我在克拉里奇饭店定了一个房问，他们把杜波依斯博士也是送到那里去住的。这家旅馆的豪华叫我相当吃惊，我心里明白我必须快点搬出去；但是因为已是傍晚时候，而我又看到威·爱·柏给我的一张字条，邀我去与他一起吃晚饭，我于是换了一身合适的衣服走下楼去。 我们刚在金碧辉煌的餐厅中找到桌位，保罗·罗伯逊便来和我们一起，他一出现，乐队就奏起了「老人河」，全场客人起立鼓掌。我还记得当杜波依斯博士对保罗那天下午被介绍给大会时所发表的「谈话」表示赞美的时候，保罗·罗伯逊所表现的谦逊的神情。他马上就要到挪威去。在我们美味的晚餐结束的时候，我们祝他一帆风顺，祝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举行的巡回音乐会成功。 对我来说，这次和平大会眞，是紧张热烈得很。不论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头上套着耳机以便前面发言者的每一句话都用英语传到我耳中来的时候，或者我穿过拥挤的过道的时候，我都有置身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十字路口的感觉，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碰头了，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也会面了。整个大会对于从许多不同国家来的发言者都给予热烈的欢迎，从这一点来看，我的这种感觉是大家都有的。 我回顾一下展开在我们面前的节目单，我觉得很难决定哪几项是重点。有一个上午，杜波依斯博士经主席介绍发表演说，全场起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鼓掌欢呼。后来他告诉我说，当他站着等待欢呼的浪潮退下去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诧，因为这些从地球遥远的角落里来的人们「似乎都知道我这个人」。的确，在侮一张发光的、仰着的脸——非洲来的黑色的脸、印度来的棕色的脸、东方来的黄色的脸——上，这个事实是显著的。这些人的确知道这位他们第一次见到的瘦小庄严的先生许多年来都是他们的战友！ 另外一件本该成为我们报纸上的有趣的新闻的事情，是俄罗斯正教教会领袖、大主教尼古拉的出席。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参加了我父亲的主日学校，我每个星期日都得到一张色彩美丽的画片。现在当我看到这位俄罗斯主教时，我不禁想起了这些画片上所画的旧约长老的威严神态。他那飘飘然的长袍，胸前佩带一种镶着珠宝的胸饰，他那庄严的冠，他那长长的白须和炯炯的目光，使他成为一位庄严的代表。带着照像机的新闻记者赶到前面来，镁光灯闪烁着，铅笔簌簌在速写，这时，他的洪亮的声音响彻全厅，他的演说的结尾是祈祷「我们的天父赐福给我们亲爱的儿子，约瑟夫·斯大林！」 的确，尼古拉大主教提供新闻记者以轰动读者的标题的新闻材料，但是据我所知，我们商业性报纸上一个字也没有登载。 星期一——四月二十五日，大会的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和平宣言。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一开头就说明，它是七十二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各种宗教信仰、人生哲学、肤色和文明形式的男女」——的代表所起草的。这项文件庄严地宣布「从今以后，保卫和平是各国人民的事业」。大会以出席者所代表的六亿人民的名义，发出这样的通告：「我们准备并决心赢得保卫和平的斗争，因为这意味着赢得保卫生命的斗争。」 大会闭幕了，代表们回到他们的七十二个国家去。宣言随着他们同去，它比我早到了丹麦。我曾接受哥本哈根一家出版公司的邀请，去参加那里庆祝斯堪的纳维亚最有名的在世的作家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全国性节日。在六月间，我呆在那个可爱的绿色的小国。六月二十六日晚上，这位伟大的丹麦小说家的八十寿辰，我又看到了一次壮大的和平示威。 那天是一个连续不断举行庆祝的日子，一早就在霍尔特城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家中开始，下午又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公园中进行公园中挂着各种旗帜，节目有音乐、舞蹈和演说，接着在一个古老巨大的壁上嵌板的餐厅中举行盛大的宴会。北方的天空到了十一时还没有灰黯。我们驱车到哥本哈根的广大的中央广扬去，古代国王所建筑的城堡的铜顶塔的影子掩盖了广场，广场四周是华丽的、灯光明亮的店铺。我走上广场中心临时建就的来宾台；这时，广场的四面八方，从哥本哈根的每个角落走来了似乎是走不完的四人一列的火炬行列。他们歌唱着、挥动着火炬入场环行，把火炬挪在一个火堆上，火光直冲天际。随后他们全都站在广场中和我目光所及的街这中唱着：「马丁·安德逊·尼克索，这是我们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们在这里点燃了保卫和平的火焰。愿火光在高空为世人共见，愿各地人民都看到我们明亮的天空，愿它照耀着走向和平的道路！」 我在丹麦逗留了一个时候，直到七月最后一屋期才回国。那时已在谈论不久要在墨西哥城召开美洲大陆拥护和平大会的消息。但是我不去想它。因为我明白我必须回去工作。但是，我还没有打开行李，就被邀请去古巴哈瓦那参加一个和平会议，以筹备墨西哥城的和平大会。在我目睹耳闻了这么许多事情后，我当然对于参加和平事业的美洲人感到很有兴趣。我相信我们对维持和平的关心并不逊于欧洲人。我在鼓励别人去古巴的努力失败后，自己便于八月五日搭机飞向在热带的黑夜中闪烁的五颜六色的灯光。 这次会议的开幕会议在哈瓦那大学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三天之中每天都换了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没有人料想到全国各地会有二千多名代表来的。在古巴动乱的历史上，西班牙贵族的后代和非洲奴隶的后代坐在一起，以爱米利奥·奥卓阿博士为代表的正统天主教徙和茄西亚·盖洛的战斗的社会主义信徒坐在一起，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农民们也同扶轮社社员、新教牧师、神父、黑人与白人、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发表一样的意见，一致起草最后的决议。 我怀着热烈而迫切的心情回国，我要告诉美国的母亲们：「不要担心！全世界人民都像你们一样要和平。人人都要和平！」
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结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叙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主要考察了从理论的观点对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现在对我们有益的是认识一下至少他的某一部分论敌的实践理性。在这里我们使用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考察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实践理性”怎样迎接马克思的思想，然后再回头讨论我们亲爱的和受尊敬的同胞们的理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著名的卡尔·海因岑[1]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论战。论战马上具有很激烈的性质。卡尔·海因岑竭力企图，正所谓，嘲笑自己的论敌的思想，并且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精明，丝毫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回敬了他们。[2]也不会没有尖刻的词句。海因岑称恩格斯是“轻率肤浅、粗鲁无礼的小学徒”，马克思称海因岑是“粗俗文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3页】的代表，恩格斯则宣布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3]。论争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呢？海因岑把什么观点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的呢？下面就是。 [1]恩格斯这样描述过卡尔·海因岑：“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的小官吏，早在1844年就曾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幻想过一部聊胜于无的德意志宪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8页。】——俄文版编者注 [2]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时代》报上的一些文章。在这里属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属于马克思的一篇文章是“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322-356页。】——俄文版编者注 [3]引用的恩格斯这句话在以下的原文中：“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3页。】——俄文版编者注 海因岑硬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一个充满稍微高尚意图的人在当时的德国是无可作为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海因岑说，“应该首先开始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应该大量制造出工厂无产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开始行动。[1] [1]《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DieHeldendesdeutschenkommunismus），伯尔尼，1848年版，第21页。——作者原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考虑到由34个德国吸血鬼造成的那个无产阶级”，换言之，即除工厂工人以外的全体德国人民（“无产阶级”一词在海因岑那里只表示这个人民的贫困状况）。这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似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更好的未来，因为它身上很显眼的“只是压迫的烙印，而不是工厂的图章；在德国没有成为英国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忍受饥饿，并且死于饥饿。工厂是人民为了有权争取改善自己处境而预先通过的学校。”[1] [1]《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DieHeldendesdeutschenkommunismus），伯尔尼，1848年版，第22页。——作者原注 任何一个稍微熟悉德国历史的人现在都知道，海因岑的这些指责多么荒谬。任何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闭眼无视德国人民的贫困状况。任何人都懂得，硬说他们有当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时一个高尚的人就无事可干这样的思想是否公正：似乎这些人已经做了某些事情，并未等待自己祖国类似的转变。可是为什么海因岑把这一胡说整个加在他们头上呢？难道是由于心术不正么？不，我们再说一次：这里不是他的罪过，而毋宁是他的不幸。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此在他看来这些观点是有害的，而既然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就抨击了这些似乎对这个国家有害的观点。然而不理解在争论中乃是糟糕的顾问和很不可靠的帮手。这就是为什么海因岑陷进最荒唐境地的原因。他是一个很机智的人，可是没有理解，单靠机智是走不远的，而现在“发笑的人”不在他那边。 像读者看到的，由于完全类似的争论，不得不拿我们这里应当用以看待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海因岑。而且光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么？要知道所有那些把决心为柯卢帕也夫和拉佐瓦也夫[1]——他们的名字不可胜数——服务的意图硬加在“学生们”【指马克思的学生】头上的人都是，——要知道他们全都重复着海因岑的错误，要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过一条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意见不是几乎五十年前曾经作为海因岑的论据出现过的。如果这些反对意见中有什么独创的东西，那就是这样一点：对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并非独创这件事天真的无知。他们全都希望为俄国发现“新道路”，而由于他们的无知，“贫乏的俄罗斯思想”走上了充满坎坷、早已被抛弃的、欧洲思想的老路。这是奇怪的，如果拿“必然性范畴”来解释这个似乎奇怪的现象，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该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必然”要产生某些荒唐的想法。 [1]自由派民粹主义者责备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喜欢农村资本主义化，欢迎伴随着困难的农民丧失土地，和决心千方百计地促进同农村的富农和剥削者，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在讽刺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描写的“原始积累”的英雄们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相勾结的这一过程。——俄文版编者注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海因岑在同马克思争论中的处境何等可笑。他穷追自己的论敌们，要求他们说说对未来的详细“理想”：请说，他问他们，按照你们的意见，财产关系理应怎样建立？以私有财产为一方和以社会财产为另一方的界限理应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回答过他，在每一特定时刻，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于该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因此只能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倾向，而不能预先制定任何确切规定的法案。现在已经可以说，由现代工业造成的劳动社会化应该导致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不能说，在怎样的界线上，比如说经过十年，就可以实现这种国有化：这依赖于小工业和大工业、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等等那时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喏，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理想，——海因岑推论说，——好的理想只有以后将由机器制造出来。 海因岑站在空想主义的观点上。空想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就像我们知道的，总是从某个抽象的概念例如人性概念出发，或者从某个抽象的原则例如某些个人权利或“个性”原则出发，等等。一旦有了这样的原则，就不难从它出发十分确切地、极其详细地规定比如人们的财产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空想主义者对那些告诉他说不可能有与地点和时间的种种情况无关的本身自然好的财产关系的人，抱着惊讶的神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这样一些人完全没有任何“理想”。如果读者不是完全不注意跟踪我们的叙述，那么他就会知道，在这种场合，空想主义者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想，而且是很确定的理想：使必然性服从自由，使盲目的经济力量服从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从这个理想出发，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自然不在于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在于发展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成为自己产品主人的生产者本身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点不“关心”德国变成英国，或者就像现在我们这里所说，不“关心”替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就是没有他们效力也发展起来了，而且本来就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即没有这样的社会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这样做也会是多余的，因为旧的经济制度归根到底不比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好，而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如此陈旧，以致成了对一切人有危害。不过不可能停止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并不曾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德国人失去为德国人民的福利效力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有自己少不了的伴侣：所有那些在经济必然性驱使下而实际为它的钱袋服务的人。这些迫不得已的服务者的意识越是发展，他们的处境就越轻松，他们对抗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的力量就越强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就是发展这种自我意识：他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一开始就在自己面前提出了充分、纯粹理想主义的任务。 经济的现实就是理想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过。就是根据这句话，人们怀疑起他们有某种经济上的莫尔恰林作风，准备给经济上的弱者抹黑，而巴结讨好经济上的强者。这些怀疑的根源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经济现实一词。当形而上学者听说社会活动家应当依靠现实时，他以为人们劝他同现实和解。他不懂得在任何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对立的因素，同现实妥协意味着只同现实诸因素之一和解，同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因素妥协。辩证唯物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指出了和现实的这个因素相敌对的另一个因素，指出了未来成熟着的那个因素。我们要问：依靠这个因素，拿它当作自己“理想”的标准，——这是否意味着替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效劳呢？ 然而如果经济的现实应当是理想的标准，那么，理想的道德标准之不能令人满意并非因为人们的道德情感应当受到忽略或蔑视，而是因为这些情感还没有向我们指出在为我们邻人利益服务的事业上的正确道路，就容易理解了。对于医生说来同情自己的病人的处境是不够的：医生要考虑机体的生理现实，依靠这现实同它作斗争。如果医生忽然想起满足于对疾病的道德愤慨，那么他就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嘲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嘲笑了自己论敌们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敌们却以为他嘲笑的是“道德”。“人类的道德和意志在本人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意志的人们心目中是没有价值的”，——海因岑感叹地说。[1] [1]《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第22页。——作者原注 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俄国反对“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一般只是——不自觉地——重复自己德国先辈们的论据，那么他们毕竟在某些局部性上使自己的论据多样化。比如德国空想主义者对德国“经济发展规律”没有醉心于长篇的议论。我们这里，这类的议论却具有真正吓人的规模。读者记得，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开始，瓦·沃先生曾许诺发现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1]。的确，瓦·沃先生后来开始有些害怕这种规律，不过他自己在这里表明，他只是暂时害怕它，只在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发现很好的和很吉利的规律之前。一般说来瓦·沃先生也是乐意参加关于俄国是否应该通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无休止的争论的。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的学说就被扯进了这些争论。 [1]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瓦·沃（即瓦·彼·沃龙佐夫）给其1882年出版的论文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沃龙佐夫说明再版自己以前的论文的理由时说，他希望“唤起我们有学问的和宣过誓的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论家去研究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家生活所有其余现象的基础。没有对这一规律的知识，系统的和成功的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这里这样的争论是怎样进行的，塞·克里文科先生最近的话可以说明。这位作者在反驳彼·司徒卢威先生时劝告自己的论敌更好地仔细想想“资本主义的必须性和良好后果”。[1] [1]《俄国财富》，1893年12月，第2部，第189页。——作者原注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该通过的发展阶段，如果在这个历史必然性面前只有低头，那么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只能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的到来，以及相反，是否不应当力求减缓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和用一切努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最快到来，即力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逼进工厂呢？”[1] [1]这段话引自塞·尼·克里文科的文章“论有文化的单干者”。——俄文版编者注 塞·克里文科先生在这里其实提出两个问题：1）资本主义是不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阶段？2）如果是，那么由此产生怎样的实际任务？我们且说第一个问题。 塞·克里文科先生正确地把这个问题表述为这样的意思，即一部分、而且是最大的一部分我国知识分子正是用这样的形态提出了问题：资本主义是不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通过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人们以为马克思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为此非常伤心。当马克思似乎写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封著名的信[1]公布[2]的时候，人们惊讶地意识到，马克思没有承认这个阶段的“必须性”，于是人们幸灾乐祸地得出答案：喏，他使自己的俄国学生们丢了丑！然而幸灾乐祸的人忘记了法国一句谚语：最后笑的笑得好。 [1]在这个起草的、并未得到最后加工的详细概要中，马克思这封信不是寄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而是寄给《祖国纪事》一位编辑的。【该信全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时马克思用的是第三人称。——作者原注 [2]1884年，弗·恩格斯把卡·马克思未发出的信的抄本寄给维·伊·查苏利奇。他在3月5日的信中给她写道：“随信寄去马克思的手稿（抄本），或许对你们有用，我不知道他是在《新语》还是在《祖国纪事》上发现了那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的文章。他写这个答复，显然是为了在俄国发表，但是他因为担心他的名字会使那个刊登他的答复的杂志受到生存的威胁，所以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3页】——俄文版编者注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论敌们对这场争论从头到尾都完全陷于最“不合事物自身规律的废话”。 事情在于，谈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时，人们忘记了一件小事：忘记了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俄国主观主义者因此而曾陷入的那个窘境，才真正好极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过（如果读过的话）叙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于是他断定，这无非是黑格尔主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真正有大象在的地方没有看见大象，他开始左顾右盼，他以为他最后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章中看见了要找的大象，这一章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而完全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任何过程在它存在的地方都是绝对“必须的”。例如，既然火柴燃烧了，火柴的燃烧对火柴就是必须的；既然燃烧过程完结了，火柴就“必须”逐渐熄灭：《资本论》中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于有这一发展的那些国家说来是“必须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在《资本论》上述一章中有完整的历史哲学，于是断定，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生产对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是必须的。[1]这时候他开始对那些俄国人之流的困难处境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而且——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在呻吟声中充分重视了自己的主观渴望以后，便傲慢地转向茹科夫斯基先生说：您瞧，我们也会批评马克思，而且我们并不盲目遵循导师说过的话！不用说，这一切一步也没有向前推进关于“必须性”的问题，然而马克思在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呻吟以后，本来打算去帮助他。他以致《祖国纪事》一位编辑的信的形式起草了自己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文章的评论。当马克思去世后这份草稿刊登在我国刊物上时，至少给了俄国人之流以正确解决“必须性”问题的可能性。 [1]参看“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审判前”一文，载《祖国纪事》，1877年12月。“《资本论》第6章中有一节，标题是‘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诸发展阶段的历史概要，不过他提供了某种更多得多的东西——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我们再说一遍，这完全是荒诞的想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几个概括性的、相互间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的形态叙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不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过这是顺便的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在涉及资本主义过程对西方的“必须性”时也竟然会不理解马克思。他在工厂立法中看到了对历史过程注定不可违反性的“修正”。他以为，按照马克思，“经济的东西”没有人们的任何参与也会自行起作用，所以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生产过程的进程中的每一次干预都是修正，便是合乎逻辑的。他不懂得的只是，按照马克思，这种干预本身在其每一个特定形态中都是特定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请同如此引人注目地一贯不理解马克思的人们进行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吧！——作者原注 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马克思能够说什么呢？一个人陷入了不幸，把马克思理论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当作他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对马克思来说首先需要把这位寄予希望的俄国年轻著作家从不幸中挽救出来。此外，这位年轻的俄国著作家曾抱怨马克思判决俄国要走向资本主义。理应向这位俄国著作家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给任何国家判决任何东西，它不会指出在任何特定时期对一切民族都共同的和“必须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始终依赖于该社会内部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人说来，不要猜测也不要呻吟于某种以幻想为基础的“必须性”，首先应当研究这种相互关系；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说明对特定社会而言什么是“必须的”和什么是“不必须的”。 这一切马克思也都做到了。首先他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误会”：“在论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我想描写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因此在其中追踪着那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历史事件进程，在这进程中，生产者变成了雇佣工人（词的现代意义即无产阶级），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在这个历史中，每一次转变都构成一个时代，成为资本家阶级发展的杠杆；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剥夺土地占有者。在本章末尾，我说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我断言，资本主义的最高成就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些结语中我没有举出任何有利于上述断言的证据，简单的原因是，这断言本身不过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冗长的一系列议论的一般结论。”[1]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130页。——译者注 为了更好地弄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历史理论的地方当作这个理论的那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古代罗马的例子。一个很令人信服的例子！实际上如果所有民族都“必须"通过资本主义，那么对罗马又怎么样，对斯巴达怎么样，对印加人[1]的国家怎么样，对其他许多已经离开历史舞台，没有实现自己这一虚假的必须性的民族怎么样呢？马克思对这些民族的命运并非不知道，因此他不可能谈论资本主义过程的普遍必须性。 [1]印加人，古代生活在秘鲁的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译者注 马克思说：“把我对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变为一切民族历史道路的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对于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历史存在的条件怎样，都是宿命地预先决定了的，这对于我的批评者是方便的。不过我请大家原谅：这种解释对于我，同时既是不胜荣幸，又是不胜羞辱。”[1] [1]按问题的实质．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村社“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1版序言中曾说过这个意思。更早以前恩格斯在1875年发表于《人民国家报》上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答复特卡乔夫的“公开信”的文章中也说过这个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623页。】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已经知道，俄国的村社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压迫下正迅速解体。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这一点，如《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0年）、《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欧洲能够裁减军备吗？》（1893年）等等。最后1894年，他在“答特卡乔夫”一文的“跋”中写道“这种村社是不是还能保存到那种程度，以致在必要时，正如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期望的，将能配合西欧的变革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呢？关于这一点我不去下判断。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要想这种村社保存下一点什么东西，首先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要有俄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喏，岂不正是如此！要知道类似的解释把马克思变成了早在自己同蒲鲁东论战[1]时嘲笑过的那些“套公式的人”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把“进步的公式”硬加在马克思头上，马克思则回答说：不，太感谢您了，我不需要这个好意。 [1]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198页。——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们是怎样看待历史发展规律的（请读者记住我们关于圣西门说过的话）。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在他们那里曾具有神秘主义的形态；人类所走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事先已经预定了的，而且任何历史事变都不可能改变这条道路的方向。有趣的心理谬见！在空想主义者那里，“人的本性”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个本性的发展规律，在他们那里立即具有神秘的性质，它们被转移到人以外和人们的实际关系以外的某个地方，转移到某个“超历史的”领域。 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也把问题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从而使问题具有全新的面貌。 辩证唯物主义者“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我们已经解释过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然而什么是经济呢？这是在人们的生产过程中构成特定社会的人们的实际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不是不动的形而上的本质。它们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以及在特定社会周围的那个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永远变化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一旦给定，从这些关系中就注定要产生一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运动是合规律的，而且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好地说明了这一规律性。然而既然每一个社会的经济运动由于该运动在其中进行的种种条件的“独特性”都具有“独特”的面貌，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包括过去的和预言未来的一切社会经济运动的“进步公式”。进步的公式——这是一种抽象的真理，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的话说，形而上学者是如此地热爱这种真理。不过他又公正地指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种种情况，而如果一切都依赖于这些情况，那就是说，人们应当研究这些情况，等等。 “为了能够有把握地判断现代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学会了俄文，并且在几年内研究了官方和其他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登载在刊物上的种种文献资料。”[1]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译者注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在这一场合是忠实于他的。自然，在他们中间的某个人那里，经济知识可能更广博一些，在另一个人那里经济知识可能差一些。然而这里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知识的规模，而在于观点本身。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不是以主观理想为指导，也不以某种“进步公式”为指导，而是转向自己国家的经济现实。 马克思关于俄国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如果俄国继续按照它在1861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行进，那么它就会失去历史进程给予人民的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一切波折的那些最方便的机会之一。”稍微往下马克思补充说，近几年来俄国沿着上述道路行进“已经相当费力了”。从这封信写好的那时起（我们自己补充一句：即从1877年起），俄国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 从马克思的信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三条结论。 （一）他这封信不是使自己的俄国学生们感到羞耻，而是使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感到羞耻。这些先生对他的科学观点没有丝毫概念，他们企图按照自己本身的形象和面貌改造马克思，把他变成一个形而上学者和空想主义者。 （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对这封信不感到羞耻，原因简单，因为他们信守自己的理想，并不理解这封信。 （三）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想同我们讨论俄国怎样和往何处走的问题，那么他们在每一特定时刻都应当从分析经济现实出发。 研究这个现实使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出了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沿着从农民解放时期开始就走上的那条道路行进，那么它就会成为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在这以后，既然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下，它就不得不和其他民族这些门外汉一样服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的规律。这就是一切。”[1]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译者注 这就是一切。不过希望为自己祖国的幸福效力的俄国人对这个有条件的结论不能满意，他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俄国是否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呢？是否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不走这条路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重新回头研究国家实际状况，分析该国现时的内部生活。马克思的学生们根据这种分析断言：是的，将继续！没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会迅速离开1861年以后它已经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一切！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学生们”错了。他们应当借助同一个俄国现实提供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学生们”说：俄国将继续沿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行进，不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外在力量、某种神秘的规律推动它走这条路，而是因为没有实际的内部力量能够使他离开这条路。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有这样的力量，那就让他们说明它在哪里，让他们证明它的存在：我们将很高兴地倾听他们说话。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关于这个问题任何明确的意见。 ——怎么没有力量，我们的理想算什么？——我们亲爱的论敌们高声说： 唉，先生们，先生们！的确，你们天真得非常令人感动！要知道问题在于怎样实现比如你们的任何理想，哪怕它们是某种真的相当不协调的东西？这样提出问题的确非常没有诗情雅兴的性质，然而只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你们的“理想”就只会有“理想的”意义。 把一个善良的青年投进囚禁的石堡，放下铁插销，周围是严密的警卫。善良的青年人只是付之一笑。他拿起事先准备下的一小块黑炭，在墙壁上画一条小小的船，他坐在船上，于是……他告别牢狱，告别严密的警卫，年轻人重新在光天化日之下踱来踱去。 好一篇童话！然而……只是童话而已。在现实中画在墙上的小船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任何人送到任何地方去。 自从废除农奴法起俄国早就明显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自己就断言，旧的经济关系在我国以惊人的、越来越快的速度瓦解。不过这没有什么，他们互相说：我们把俄国放在我们理想的小船上，于是船就会从这条路上漂流到遥远的地方去，漂流到极远的国家去。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是善于讲童话的人，不过……“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然而要知道这非常不够，而且任何时候童话还不曾改变人民的历史运动，就像还没有任何一只夜莺靠寓言养活一样，这是由于同一个最没有诗情雅意的原因。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分类，把“俄罗斯人”分成两种：一种人相信有可能坐着主观理想的小船漂流，他们被认为是好人、真正关爱人民的人。而那些说这种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依据的人则被说成是怀有某种不合事物自身规律的恶意，想饿死俄罗斯农夫。在任何一部传奇剧中，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恶人，而按照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的意见，彻底的俄国“经济”唯物主义者理应是这样的人。这个令人惊讶的意见是如此地有充分根据，就像读者已经熟悉的、硬说马克思想使德国人民“挨饿和饥饿而死”的海因岑的意见之有充分根据一样。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自己：为什么正是现在出现了一些先生，能够“心安理得地”使千百万人注定要饿死和贫困？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以为，既然彻底的人已经确定，在俄国，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免的，那么他只有“力求……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驱逐出去”。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如此认为只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彻底的”思维。 海因岑至少承认马克思对身上盖有“工厂图章”的劳动者的热爱。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看来不承认“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那里甚至会有这个小小的弱点：据说他们彻底仇视整个人类的一切子孙。他们想使人类全部饿死，也许商人阶层例外。实际上如果克里文科先生容许“学生们”身上对工厂工人有某些善良意图的话，那他就不会写出刚才引用过的几行话。 “力求……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驱逐出去”。上帝保佑！为什么要力求呢？要知道新的工作人手流入工厂会导致工资降低。喏，要知道甚至连克里文科先生也明白，工资降低对工人不可能是有利的和愉快的。为什么彻底的“学生们”会力求给工人造成损害，做出工人不愉快的事情呢？显然这些人只是由于自己仇视人类才是彻底的，他们甚至也不爱工厂工人！也许他们爱，不过是以特殊的方式：他们爱，因此他们力求造成损害：“爱得要死，便使劲摇晃。”奇怪的人！奇怪的彻底性！ “力求……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多么可怕！但是为什么力求做这一切呢？要知道发展富农经济和使居民失去土地会影响到居民购买力降低，而居民购买力的降低会使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即使工资下降。不，彻底的“学生们”不爱劳动的人！而且是否光是劳动的人呢？要知道居民购买力的减少甚至危害雇主们的利益，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确信，雇主乃是“学生们”最温柔的关怀的对象。不，不管怎么说，这些学生都是些怪人！ “力求……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毫不“顾忌地收购农民的土地，开办小店铺和小酒馆，进行其他龌龊的活动……”但是为什么彻底的人们要做这一切呢？要知道他们深信，资本主义过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企业，比如小酒馆，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小酒馆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设想小酒馆现在不存在）。克里文科先生觉得龌龊的活动一定会加速资本主义过程的运动：不过我们再说一遍，如果资本主义不可避免，“龌龊事”就会自行出现。马克思的彻底的“学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力求”去干它呢？ ——在学生们那里理论已经在道德情感的要求面前默不作声：他们看到龌龊事不可避免，由于这个不可避免性，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事，并且从一切方面急忙帮助它，据说没有我们，不幸的、不可避免的龌龊事不会迅速完成。 是不是这样，克里文科先生？如果不是，那么您关于“彻底的”学生们的一切议论就毫不管用。如果是，那么您个人的彻底性，您本人的“认识能力”也毫不管用。 随便您拿什么比如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来说，它是两方面的过程：第一，出现了把生产资料积攒到自己手上的人们；第二，出现了实际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以取得一定报酬的人们。假定龌龊事是第一类人的特点，那么受雇为他们劳动的那些人看来可以避免道德发展的这个“阶段”了？如果是这样，如果我把我的活动贡献给第二类人，如果我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那么我的活动中会有什么龌龊的东西呢？也许克里文科先生说，这样的活动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会。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例子告诉他，在那里这样的活动不仅不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却是加速这种发展，而且使当地某些老大难问题的实际解决更加接近了。 或者拿破坏村社来说吧，这也是双方面的过程：劳动的份地聚集在富农手中；先前独立的田主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变成无产者。自然，这一切都伴随着利益冲突、斗争。“俄国的学生”来到这议论纷纷的地方，对“必然性范畴”高唱简短而充满感情的赞歌，并且……开办小酒馆！最“彻底的”人这样做；比较温和的人则限于开办小店铺。是不是这样呢？克里文科先生？为什么“学生”不站在乡村贫苦人一边呢？ ——然而如果他想站在乡村贫苦人一边，他应该会力求妨碍他们失去土地么？——喏，假定应该力求。——而这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会延缓。相反，甚至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主观主义者先生说来，一切似乎是村社“自身”倾向于过渡到某种“高级形式”。他们错了。村社唯一现实的倾向——这就是倾向瓦解，而且农民的处境越好，村社就瓦解得越快。况且瓦解可能在对人们多少有利的条件下发生。“学生们”应当“力求”使瓦解在对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那么，为什么不预先防止瓦解本身呢？ ——那么，为什么你们没有预先防止1891年的饥荒呢？不可能么？我们相信你们，而且如果我们仍然只是把这类与你们无关的事件归因于你们的道德，而不是用逻辑的论据来驳倒你们的观点，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事业输掉了。不过为什么你们用另一种尺度报答我们呢？为什么你们在同我们争论时把人民的贫困说成似乎它是我们的事业呢？因为在拿不出逻辑的地方，有时就拿出空话、特别可怜的空话。你们未能预先防止1891年的饥荒么？谁会担保你们能够预先防止村社瓦解、农民失去土地呢？就拿折衷主义者如此喜爱的中间道路来说吧：假定在某些场合你们能够预先防止这一切。而在你们的努力结果失败的那些场合，违反你们的努力，村社还是瓦解，农民还是失去土地的那些场合，——面对命定的过程的这些牺牲，你们将怎样行动呢？卡戎只把那些出得起渡资的人渡过斯提克斯河[1]。你们是否打算只把现实的村社社员接到你们的小船上，以便渡过到主观理想的王国去呢？你们是否打算用桨击退乡村无产者呢？你们自己大概会同意，先生们，这会是很“龌龊的”。而既然你们同意这一点，那么，你们在对待乡村无产者方面就必须完全像——按照我们的意见——一切正派人应该行事的那样行事，即不开设小酒馆向他们出售曼陀罗[2]，而增加他们抵抗小酒馆、抵抗酒馆老板、抵抗一切曼陀罗的力量，历史送给或将送给他们的只有这种力量。 [1]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冥河上把死者的灵魂送到阴间的门口去的摆渡者。为了准备酬劳渡手，人们把钱币放入死者嘴里。斯提克斯河即冥河。——译者注 [2]曼陀罗，一种酒精类的麻醉剂。——译者注 或者，也许现在我们开始讲一个童话故事？也许村社不会瓦解？也许人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土地？也许我们虚构出这个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至今享受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的农民陷于贫困？然而请打开你们的同志们的任何一种研究作品，它都会告诉你们，早在任何一个“学生”开设小酒馆或着手办小店铺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们跟我们争论时，你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人民已经生活在你们主观理想的王国，而我们按照我们固有的对人类的仇视抓住人民的双脚，往下拖向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然而事情恰恰相反：现在存在的正是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问自己：怎样同这种单调乏味作斗争，怎样把人民安置在哪怕稍微接近“理想社会”的状况下？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回答得不正确，但是为什么要歪曲我们的意图呢？[1]要知道，确实，这是“龌龊的”；确实，这样的“批判”连“苏兹达尔人”[2]也觉得不体面。 [1]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曾打算做如下的增补：“在这里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消灭过时的生产方式如家庭工业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民主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用倍倍尔在（1895年）布列斯拉夫里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简要地确定：‘我总是自问，这种办法会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会，我就反对它……’”（《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9页）。——俄文版编者注 [2]“苏兹达尔人”是个比喻词，用来象征粗糙、拙笨。这个词导源于苏兹达尔地方手工圣像画家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这些画家中许多人画法拙劣，但他们所做的圣像价钱便宜，因此有很大的销路。——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怎样跟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呢？这个资本主义不顾我们的努力和你们的努力已经存在着。你们有一个回答：即“巩固村社”，加强农民和土地的联系。我们则回答你们说，这是只有空想主义者才做得出来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抽象的回答。按照你们的意见，村社永远和到处都是好的，而按照我们的意见，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种种情况。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村社可能有益于全体人民；大概现在也有些地区，村社对农耕者是有利的。并不是我们起来反对这样的村社。而在整整一系列的场合村社都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我们起来反对这样的村社，就像反对一切对人民有害的东西一样。请记住格。伊·乌斯宾斯基那个“白白”付款的农民。[1]按照你们的意见，对他该怎么办？把他转移到理想王国去，——你们回答说。很好，同上帝一起运过去。不过暂时他还运不过去，暂时他还坐不上理想的小船，暂时小船还没有驶近他，而且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船会开来，这时避免“白白”付款对他岂不更好么？村社保证给他供应的只是完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花销，以及也许还得定期到乡公所受鞭笞，不再做村社社员对他不是更好么？我们以为会更好些，而你们却为此责备我们打算用饥饿整死人民。这公正吗？这里没有某种“龌龊的东西”么？或者也许你们实际上没有能力理解我们？难道这是对的么？恰达也夫某个时候说过，俄罗斯人甚至不知道西方的三段论[2]。难道这恰恰是你们的情况么？我们假定塞·克里文科先生完全真诚地不理解我们；假定卡列也夫先生和尤沙可夫先生也是如此。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们看来总是头脑更加“机智”得多的人。 [1]“生动的数字”系列丛书中格·伊·乌斯宾斯基短篇小说《真正微不足道的人》中，“白白”地即没有种地就付了款的农民说出了坚定的信念：“白白”付款比耕种份地更要划算得多。——俄文版编者注 [2]彼·雅·恰达也夫也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说过这句话。参看恰达也夫：《哲学书信》，莫斯科，1906年版，第11页。——俄文版编者注 为了改善千百万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命运，先生们，你们想出了什么办法呢？当谈到“白白”付款的人时，你们只会提出一个建议：为了不破坏农民同村社的联系，即使他“白白地”付了款，还是应该的，因为当村社瓦解，就恢复不起来了。自然，这会使“白白”付款的人一时感到不便，不过……“庄稼汉忍耐一下，不是坏事。”[1] [1]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正门入口旁的沉思》。——俄文版编者注 由此可以得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把人民最切身的利益牺牲给自己的理想！由此可以得出，他们的说教实际上变成对人民越来越有害的东西。 “做一个充满热情的女人成就了她的社会地位”，——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巴芙洛芙娜·舍列尔说道。[1]仇视资本主义成就了我国主观主义者们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处女的热情能给俄国带来什么利益呢？丝毫没有。“主观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仇视给俄国生产者带来什么利益呢？也是丝毫没有。 [1]安娜·巴芙洛芙娜·舍列尔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她满腔热情，使她取得了社会地位”。——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安娜·巴芙洛芙娜的热情至少是无害的。而空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则开始明显地损害俄国生产者，因为它使我国知识分子对待巩固村社是极其不择手段的。刚一谈到这个巩固，立即就出现一片黑暗，黑暗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殷勤地同“莫斯科新闻”接吻。而且这一切“主观的”精神错乱恰恰有利于“学生们”似乎打算要培植的那个小酒馆。说来可耻，隐瞒却是罪过：资本主义的空想的敌人事实上原来是资本主义最粗野、最丑恶、最有害的形态的走狗。 迄今为止我们说到曾经力求或者现在力求想出反对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意见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我们看一看喜欢引证某种反对意见的空想主义者过去或现在是怎样行事的。 海因岑——俄国主观主义者们在同俄国“学生们”争论时现在以如此惊人的准确性重复着他的话——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想主义者。不过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有许多空想主义者属于与此对立的派别。[1] [1]对这句话普列汉诺夫曾想加以说明：“即我想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页）——俄文版编者注 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就一般特点说是这样的。 一方面资产阶级迅速地发展了，它迫切需要德国政府各式各样的接济和支持。著名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曾是它的整个事业，而且拥护关税同盟的宣传鼓动不仅通过“请愿”进行，也利用或多或少科学研究的手段：我们想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另一方面，旧经济“基础”的崩溃使德国人民在对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处于没有自卫能力的境地。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充分地硬拖进资本主义运动过程中，这样，这一过程的一切不利方面他们都感同身受，在过渡时期他们的感受特别强烈。不过那时劳动群众还很少能够进行抵抗。他们还不可能给资本的代表以多少显著的回击。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就说过，德国同时既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又受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之苦。在四十年代它受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之苦还要严重些。资本主义摧毁了农民生活古老的基础;以前德国盛行的家庭手工工业现在不得不经受它无力胜任的机器生产的竞争。家庭手工业者贫穷了，每一年都陷入对收购商人越来越沉重的依赖中。而同时农民不得不为地主和国家负担整整一系列这样的赋役，这些赋役在以前也许可能是不繁重的，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则变得更加沉重，以致这些赋税越来越不符合农民生活的实际条件。农民的贫困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富农成了乡村绝对的主宰；他们往往购买农民尚未收割的庄稼：而农民靠打短工过着赤贫的生活。当时的研究者们都指出，村社中几千户家庭里只有几百户不过赤贫的生活。在另一些地区——事情几乎完全不可思议，不过德国的报刊曾及时指出确有其事——农民吃动物尸体为生。他们离开乡村之后在工业中心找不到足够的工作，而且报刊曾指出日益增长着的失业现象和失业引起的移民。 [1]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曾把发展个别国民经济的生产力提到首要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认为国家的协助是必要的（例如对工业品的保护关税）。——俄文版编者注 下面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关刊物之一对农民的境况所作的描写[1]：“在拉文斯堡区和德意志祖国其他地区的几万纺织工人已经不可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说的主要是家庭手工业者）。他们寻找工作和面包，两者均无所得，因为除了纺织，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最微薄的工资工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竞争。”[2] [1]《社会明镜》（DerGesellschaftsspiegel），第1卷，第78页（威斯特法里亚通讯）。——作者原注 [2]引文出自1845-1846年爱北斐特初版的《社会明镜》杂志。这份杂志上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文章。该杂志的纲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明镜》上据说刊登的几篇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墮落了。与旧经济关系崩溃相适应的是旧道德概念的衰落。当时报纸杂志上充满着对工人酗酒、淫乱、讲究穿戴、挥霍这样一些在工人中间随着工资减少而发展起来的现象的抱怨。在德国工人中间还没有出现新道德即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引起的新的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道德的标志。群众的解放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群众暗中不满的情绪只是偶尔表现在没有希望的罢工、没有目标的暴乱和毫无意义的捣毁机器上。然而在德国工人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认识的火花。在旧秩序下是不需要的奢侈品的书籍，在新秩序下成了必需的东西。读书的热情开始控制了工人。 这就是德国知识分子中间思想健全的一部分人（有教养的人——如当时所说）理应考虑的那种情况：怎么办，如何帮助人民？排除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回答说。这时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受到了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愉快的欢迎，把它们当作有利于必须排除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据。“与此同时，自由派政治家先生们吹起了李斯特保卫关税的喇叭，力图使人相信。……他们关心工业的高涨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的论敌、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则力图证明，英国之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典型国家完全不是由于保护政策——非常及时地出现了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本卓越的书，摧毁了最后的幻想。[1]大家公认，这本书是新时代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它用一系列最无可辩驳的论据说明，以私人企业主（对这些人说来钱就是神）的个人贪婪、自由竞争为其推动原则的社会会急急地跌进深渊。”[2] [1]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于莱比锡问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俄文版编者注 [2]《社会明镜》，第1卷，第86页（简讯和通报）。——作者原注 总之，应当排除资本主义，否则德国会跌进英国已处在其底层的那个深渊。这是恩格斯所证明的。谁来排除资本主义呢？知识分子——有教养的人。德国的特点，用这些有教养的人之一的话说，恰恰在于德国排除资本主义是德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然而“在西方同资本主义斗争得更多的是工人”[1]。德国知识分子怎样来排除资本主义呢？通过组织生产（劳动组织）。为了组织生产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呢？1845年科伦出版的“AllgemeinesVolksblatt”【《人民总汇报》】提出了下列措施： [1]参看赫斯（Hess）在同一本厚厚的杂志同一卷上的一篇文章，第1页及以下各页。再比较《新趣闻》（NeueAnekdoten），卡尔·格律恩（KarlGrun）出版，达姆施塔特，1845年版，第220页。在德国，和法国相反，同资本主义的斗争由少数有教养的人进行，并“保证战胜资本主义”。——作者原注 （一）促进国民教育，组织平民讲座、音乐会等等。 （二）设立大的作坊，在这里，工人、手工业者和家庭手艺人可以为自己工作，而不是替企业主或采购商人工作。《人民总汇报》希望这些手工业者和家庭手艺人逐渐自行组成联合会。 （三）创立货栈，以出售家庭手艺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国民作坊提供的制成品。 这些措施把德国从资本主义祸根中拯救出来。而采取这些措施是更容易的，引用过的这页书补充说，因为“到处都已经开始建立常设的货栈，所谓工业集市，在集市上手工业者可以展示自己的出售商品”，拿它们作抵押还可以立即得到某种贷款……往下接着描写从这一切中产生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的利益。 排除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地方看来是最容易的。因此，德国空想主义者常常喜欢强调德国还不是英国这一情况。海因岑甚至直截了当地准备否定德国工厂无产阶级的存在。然而因为对空想主义者们主要问题在于向“社会”证明组织生产的必要性，所以他们就不费力气地和不知不觉地有时转到了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上：他们断言，德国资本主义由于它固有的矛盾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居民购买力在下降，占领国外市场很少可能，因此在制造工业中做工工人的人数必定会越来越减少。在路·布尔有意思的小册子《论劳动阶级之贫困以及论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联盟之任务》（AndeutungenuberdieNothderarbeitendenKlassenunduberdieAufgabederVereinezumWohlderselber）。（柏林，1845年）问世后，我们不止一次引证过的杂志《社会明镜》，当时德国空想主义者最主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 布尔问自己：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而成立的联合会能不能担当起自己的任务？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现在工人阶级的贫困从何而来？ 布尔说，穷人和无产者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穷人不想或不能工作；无产者寻找工作；他有能力工作，但没有工作，于是他陷于贫穷。这种现象先前时代是完全不知道的，虽然始终有穷人，也始终有被压迫者，例如农奴。 无产者从哪里来的呢？竞争造成了无产者。竞争打碎了把生产联系起来的旧桎梏，唤起了工业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竞争迫使企业主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因此企业主们力求减少工资或工作人手的数目：后面这个目的通过机器的改良达到了，机器的改良把大量工人抛向街头。此外，手工业者经受不住机器生产的竞争，也在变成无产者。工资越来越降低。布尔举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还欣欣向荣的印花布生产为例。当时工资很高。优秀的工人每周能挣到18到20塔列尔[1]。然而出现了机器，同时出现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于是工资便大幅下降。在自由竞争原则占统治的地方，这个原则便始终和到处都这样起作用。竞争引起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则引起失业。而且大工业愈完善，失业现象便愈增长，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便愈少。这的确如此，下面的情况可以证明：上述灾难只发生在工业国家，农业国家则没有。然而自由竞争造成的事态对社会是极其危险的，因此社会不能依然漠不关心地对待这事变。社会怎么办？在这里布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处于首要地位：某个联合会一般说来能不能根除工人阶级的贫困？ [1]塔列尔，德国旧时货币名，1塔列尔等于3马克银币。——译者注 柏林的地方联合会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提出的目的是“与其消除现存的贫困，不如说阻止将来产生贫困”。现在布尔转向这个联合会，他问：你们怎样预防未来产生贫困；为此你们怎么办？现在工人的贫困起源于缺乏对劳动的需求。工人需要的不是施舍物，而是工作。联合会从哪里得到工作呢？为了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应当扩大对劳动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由于劳动群众工资的减少而减少。或者也许联合会会开辟新的市场？布尔也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得出结论说，柏林联合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是“善良的幻想”。 布尔建议柏林联合会在同工人阶级的贫困作斗争之前更好地深入思考一下贫困的原因。他不认为治标的办法有意义。“劳动交易所、储蓄所和退休金储蓄所，以及诸如此类，自然可以改善少数个别人的处境，但是不会拔掉罪恶的根源。”协会也拔不掉这个根源：“协会也摆脱不了竞争的沉重的必然性。” 布尔本人在哪里看到了消除罪恶的手段呢——这很难从他的小册子中确切地得出来。他似乎暗示，为了救治罪恶，需要国家干预，但是他又补充说，国家干预的后果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小册子对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且完全不是在使人失望的意义上。相反，人们在其中看到了劳动组织的必要性的新证据。 下面是《社会明镜》关于布尔的小册子所说的话。 “著名的柏林著作家路·布尔用‘贫困’等等的标题出版了著作。他以为——我们也同意他的意见——工人阶级的灾难是从生产力过剩中产生的：这种过剩是自由竞争的后果，也是物理学和力学中最新发现和发明的后果；回到行会和同业社团就像阻碍发现和发明一样的有害；因此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书评作者加的着重点），没有现实的手段可以帮助工人。假定现代自私自利的私人企业主的关系依然不变，应当同意布尔说的，任何联合会都没有能力消灭现存的贫困。不过这一假定完全不必要；相反，曾经可能产生而且现在已经产生其目的在于以和平手段消除新社会上述自私自利的基础的联合会。需要的只是政府不要妨碍联合会的这种活动。” 显然，书评家没有理解或者不愿理解布尔的思想，不过对我们说来这不重要。我们转向德国只是为了利用德国历史提供的教训，更好地深入分析现代俄国的某些思潮。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运动本身包含着许多对我们足资借鉴的东西。 第一，布尔的论据使我们想起尼·-逊先生的论据。他们两人开始都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劳动需求降低的原因，因此也是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原因。他们两人都谈到国内市场饱和和由此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减少的必然性。布尔看来不承认德国人夺取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尼·-逊先生坚决不承认俄国工业家有这种可能。最后，他们两人都始终完全没有研究过国外市场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出有利于自己意见的任何一个严肃的论据。[1] [1]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有以下备注，“关于尼·-逊。他的基本错误在哪里？不理解‘价值规律’。静态地而不是动态地看这个规律。恩格斯关于司徒卢威和尼·-逊的错误的可能性说过什么……”（《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231页）。——俄文版编者注1895年2月26日恩格斯致普列汉诺夫信中写道：“至于说到丹尼尔逊（即尼·-逊），恐怕对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所属的那一伙俄国人仍然相信俄罗斯，真正神圣的俄罗斯有着与其他不信教的民族不同的自发共产主义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3-394页。】——俄文版编者注 布尔除了在帮助工人阶级之前应该好好仔细思考工人阶级状况之外，他从自己的研究中没有作出别的明白的结论。尼。-逊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的社会面前摆着一个诚然困难、却并非不可解决的任务——组织我们的国民生产。然而如果用我们引用的《社会明镜》杂志书评家对布尔观点说过的那些见解来补充布尔的观点，那么得到的恰恰是尼·-逊先生的结论。尼·-逊先生=布尔+书评家。这个“公式”使我们产生下面的想法。 尼·-逊先生在我们这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甚至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可不可以说布尔和书评家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状况的观点的总和等于马克思对同一状况的观点呢？换句话说，书评家所补充的布尔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当然不是。从布尔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陷入的矛盾，还得不出他站在马克思的观点上。他是从很抽象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矛盾的，而且就是由于这一点他的研究按其精神同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点。听了布尔的话，本来可能以为德国资本主义在自己发展的重压下不久就会窒息而死，它已经无路可走了，小手工业生产彻底资本化了，德国工人的人数迅速减少。这样一些观点马克思没有说过。相反，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有时谈到德国资本主义最近命运时，他说过完全不同的话。只有根本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才会承认德国的尼·-逊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 [1]尼·-逊们在当时的德国是很多的，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派别。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保守派。例如法学额内教授（ordenthcherProfessorderRecht）卡尔·福里格拉夫博士在一本标题极长的小册子《论供应居民广泛消费的一切食品生产领域和一切工业领域的竞争——这些竞争超出自然必需的界限或者没有达到这些界限，——论或多或少影响一切阶级的德国普遍贫穷的最近原因，特别论粮食高利贷的原因及消除这高利贷的措施》（venderuberundunterihrnaturnothwendigesMasserweitertenundherabgedri-cktenConcurenzinallenNahrungs-undErwerbszweigendesburgerlichenLebens,alsdernachstenUrsachedesallgemeinen,alleKlassenmehroderwenigerdruchendenNothstandesinDeutschland,insonderheitdesGetreidewuchers,sounevondenMittelnzuihrerAbstellung，达姆施塔特，1848年版）中就是这样描绘“德意志祖国”的经济状况的，它与《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述》一书中对俄国经济状况描写惊人的相似。福里格拉夫也把事情描述成这样，似乎生产力的发展“在自由竞争的影响下”已经引起在工业中做工的工人人数相对的减少。在他那里比布尔更详细地描绘了失业现象对国内市场状况的影响．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者同时是其他部门产品的消费者，然而因为失业使生产者失去购买力，所以需求在减少，其结果失业现象变成普遍的，于是产生全面的赤贫现象（volligerPauperismus）……“而因为农民由于过度竞争也沦为赤贫，所以就出现各种事业完全停滞．社会机体在瓦解，它的生理过程导致野蛮群众的出现，而饥饿则在这些群众中引起骚动，国家的惩罚甚至武装力量都无力反对这种骚动。”自由竞争在乡村中使农民所有的土地变少。“任何一家农户的劳动力一年四季都找不到充分使用。这样，在成千的乡村中，特别是在土地贫瘠的地区，几乎完全像在爱尔兰一样，贫苦的农民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地站在自己家的门口。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无力帮助其他人，因为他们大家所有的东西都太少，他们全都需要工资，他们全都在找活干，又都找不到工作”。福里格拉夫自己想出了一系列同“自由竞争”的破坏性影响作斗争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杂志《社会明镜》的精神。——作者原注 德国的尼·-逊们曾如此抽象地议论，就像我们现在的布尔和福里格拉夫一样。抽象地议论，甚至在从完全正确的原则出发的那些场合也是错误的。读者，您是否知道什么是达兰贝尔的反物理学？达兰贝尔说过，他根据最无可争辩的物理定律可以证明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现象的必然性。只要依循每一个特定定律的作用，而暂时忘记使其作用改变形态的另一定律的存在，就可以了。得到的结果大概完全是荒谬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达兰贝尔举了几个真正辉煌的例子，甚至还打算闲时写出整个的反物理学。福里格拉夫先生和尼·-逊先生已经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地在写反经济学。他们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抓住某个无可争辩的经济学规律；他们正确地指出它的趋向；然后他们忘记这一规律在生活中的实现乃是一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他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特定规律的趋向到他们开始写作自己的研究作品时在生活中已经完整地实现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福里格拉夫、布尔或尼·-逊堆一大堆哪怕没有消化的统计资料，并且着手适时或不适时地引证马克思，那么他的“概述”就具有用《资本论》作者的精神进行令人信服的科学研究的面貌。然而这是不多不少的视觉欺骗。 福里格拉夫关于他当时德国“社会机体的瓦解”的预言完全没有应验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说明他，例如，在分析这个国家经济生活时忽略了许多东西。而尼·-逊先生完全徒然地接受马克思的名字，正如尤·茹科夫斯基先生有时徒然乞援于积分学，甚至最可敬的塞·尼·克里文科都不费力气地懂得。 和责备马克思有片面性的那些人的意见相反，这位著作家从来没有撇开特定国家经济运动同在其基础上生长的、本身影响着它往后动向的那些社会力量的联系来考察该国的经济运动（这一点暂时对您还不完全明白，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不过——请忍耐一下！）。有了一定的经济状况，从而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力量，这力量的作用必然要影响到经济状况的往后发展（您不耐烦了么，克里文科先生？下面对您就是显著的例子）。有了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代的英国经济，从而也就有了比如在当时英国国会中参加会议的那些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是特定经济状况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他们活动的方向则受这种状况的属性的制约。有了现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从而也就有了它的现代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影响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马克思研究某些人乐于称之为猜测的问题时，他就考虑到了这些社会力量，并不认为这个或那个仅仅靠自己美好的意图而强大的人物集团可以随意地阻止他们的活动（“随着历史运动的深入，群众的规模将扩大，因为历史运动是群众的事业。”）。[1]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译者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们的议论就不一样。当他们给自己提出某些任务时，他们指的只是自己国家经济状况令人难堪的方面，忘记了研究从这种状况中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力量。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是可悲的，上面指出的那位书评家曾议论说：因此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但不是无法解决的组织生产的任务。在可悲的经济状况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力量本身会不会妨碍生产的组织呢？友善的书评家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空想主义者从不充分考虑自己时代的社会力量，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用马克思的说法，总是把自己摆在社会之上。而根据同一原因，并且用同一个马克思的说法，空想主义者的一切盘算原来都是“没有主宰者参与而完成的”，而且空想主义者的“批判”无非是完全没有“批判”，即不善于批判地看待他周围的现实。 在特定国家组织生产只可能是该国存在着的那些社会力量活动的结果。为了组织生产需要什么呢？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就其全部复杂性和全部总和的自觉态度。在暂时没有这种自觉态度的地方，只有一辈子始终是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的人们，即使他们五亿次以最大的尊敬提到马克思，才能提出组织生产是最近的社会任务。尼·-逊先生在自己臭名昭著的书中关于生产者的觉悟说过什么呢？根本没有：他指望“社会”的觉悟。如果在这以后可以和应该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出为什么不能承认克里文科先生是我们时代的唯一的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主要的黑格尔主义者。 不过，是结束的时候了。我们的比较历史法给我们贡献了什么结论呢？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就是以下四条： （一）海因岑及其同道们关于马克思由于自己本身的观点被判定为在德国无所作为的这一信念，原来是胡说八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现在我国坚持马克思观点的人们似乎不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好处，相反，只会损害俄国人民的那个信念乃是同样的胡说。 （二）布尔和福里格拉夫对德国当时经济状况的观点由于其抽象性原来是狭隘的、片面的和错误的。可以担心，往后的俄国经济史会暴露尼·-逊先生观点中类似的种种缺点。 （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把组织生产当作自己最近任务的人们，都是空想主义者。在现今俄国推动组织生产的人们也是这样的空想主义者。 （四）历史粉碎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俄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嘲笑了前者；我们内心痛苦地预见，资本主义也会嘲笑后者。 但是难道这些幻想不曾给德国人民带来任何利益么？在经济方面根本没有，或者如果您需要更确切的说法，几乎没有。所有这些出售家庭手工制品的集市和所有这些创设生产者协会的企图几乎没有改善哪怕几百个德国生产者的状况。然而这些集市和企图促进了这些生产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德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学校、国民阅览室等等——带来了同样的利益，并且已经是通过直接的而非迂回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德国人民有害的后果只有随着德国生产者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同等程度地受到削弱或被消除。马克思比空想主义者更好地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的活动更有利于德国人民。 在俄国，情况无疑也是这样。就在1894年10月号《俄国财富》上，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张罗着”，如我们这里所说，组织俄罗斯人的生产。[1]克里文科先生这番“张罗”，什么也没有消除，谁也没有得到幸福。他的“张罗”是笨拙的、不成功的、无效的：不过如果这番“张罗”，尽管有这一切否定的性质，唤醒着哪怕一个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它们都会是有益的，而且那时得出的结论是，克里文科先生活在世上不是仅仅为了犯逻辑错误或者不正确地翻译用别国语言写成的、他不喜欢的论文的片段。同我国资本主义有害后果作斗争，只有在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将来得到发展的那个水平上才能进行。而从我们这些话中，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可以看出，我们完全不是“粗鄙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狭隘”，那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我们摆在自己面前的首先是完全理想主义的任务。 [1]普列汉诺夫指塞·尼·克里文科的论文《论国民工业需要问题》，结尾部分刊登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10期上。——俄文版编者注 现在，再见了，我们的论敌先生们。我们事先预感到你们的反对意见给我们带来的那一切最大的快乐。只是你们，先生们，要照顾好克里文科先生。他写得也许不坏，至少有感情，然而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他并不清楚！
第五章现代唯物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五章现代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观点在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无能本应促使而且确实曾经促使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即不是折衷主义者，不是二元论者）回到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过新的唯物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简单重复了。唯物主义再生了，为唯心主义的全部成就所充实。这些成就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方法，即从现象的发展中，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中来考察现象。这个新的方向的天才代表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不是头一个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人。义旗是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举起来的。随后，比费尔巴哈稍晚一些出现于文坛的是鲍威尔兄弟【即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他们的观点值得现代俄国读者特别注意。 鲍威尔兄弟的观点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回应。不过他们自己也仍然是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们并没有能够理解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和找到这些关系的现实的基础。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必然的、合规律的过程，而且在这种场合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谈到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他们就乞援于绝对观念，说绝对观念的属性一定会给这一过程提供最后的、最深刻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弱点就在这里，哲学革命的矛头首先也就针对这个弱点：黑格尔学派的极左翼断然抨击了“绝对观念”。 绝对观念存在于（自然，如果存在的话）时间和空间之外，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存在于每一个单个人的头脑之外。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再现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的进程，他们服从跟自己的历史发展格格不入的、站在这一发展之外的力量。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们之抨击绝对观念，首先是为了人们的主动性，为了有限的人类理性。 埃德加尔·鲍威尔写道：“思辨哲学在谈到理性时把它说成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力量，这是大错特错的……．理性不是客观的、抽象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说来人似乎只是某种主观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不，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正是人自身、他的自我意识，而理性只是这一自我意识的力量。所以，没有任何绝对的理性，而只有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永远变化着形态的理性；它绝不存在于终极形态中，它永恒地变化着形态”。[1] [1]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Bav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StreitderKritikmitkircheund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4页。——作者原注 总之，没有绝对的观念，没有抽象的理性，而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甚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曾进行争论，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对一切都“可以争论”……成功与否，多少令人怀疑。然而怪事！我们越是突出这个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处境就越是变得困难。在老一辈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自然中和历史中任何过程的规律性都被归属于绝对观念。试问：在摧毁这一规律性的载体即绝对观念以后，我们将把这一规律性归属于什么呢？假定说，对于自然界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把它归属于物质的属性。可是对于历史，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原来是人的自我意识、是永远变化着的、有限的人类理性。在这一理性的发展中有没有任何规律性呢？自然，埃德加尔．鲍威尔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说来，人，从而还有人的理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不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然而如果您请同一位鲍威尔向您解释他对人类理性发展中的规律性的理解，如果您问他，比方说，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代理性是这样发展，而在另一个时代则另一样发展，那么老实说，您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回答。他会对您说，“永恒发展着的人类理性创造着社会的形式”，“历史的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只要理性在其发展中迈出新的一步，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都会成为自己时代的过时者[1]。然而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都不会是对下述问题的回答，而是在问题周围彷徨徘徊：为什么人类理性在自己的发展中会迈出新的步伐，以及为什么这个理性会朝这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迈出步伐呢？您使埃德加尔．鲍威尔不得不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于是他急忙空空洞洞地援引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的属性敷衍一番，就像老唯心主义者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敷衍应付那样。 [1]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Bav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StreitderKritikmitkircheund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5页。——作者原注 认为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并且用某种特殊的、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理性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意味着在新的形态下复活刚才已经宣布被永远埋葬的那个绝对观念。这个复活过来的绝对观念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绝对观念同最绝对的二元论和平共处，确切些说，它甚至必定以最绝对的二元论为前提。既然自然过程不为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所制约，那么我们这里就存在着两种力量：自然界中是物质，历史中是人类理性，然而没有把物质运动同理性发展联结起来，把必然性王国同自由王国联结起来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鲍威尔的观点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道理。 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启蒙派如是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抨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鲍威尔兄弟也如是说。然而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其思想批判旧意见并创立新意见的那些人便是历史的主要动力。鲍威尔兄弟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对他们说来，历史过程的本质被归结为用“批判的精神”改造现存的全部意见和由这些意见所制约的社会生活形式。鲍威尔兄弟的这些观点被《历史书翰》的作者[1]移载入俄文文献，不过他已经不说批判的“精神”，而是说批判的“思想”，因为《现代人》禁止说精神。 [1]《历史书翰》的作者是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书翰》以彼·拉·米尔托夫的笔名于1870年出版于彼得堡。——俄文版编者注 “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既然自以为是历史的主要建筑师、缔造者，从而也就把自己和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划分出来，成为特殊的、高级类型的人种。这个高级人种同没有批判思想、只能在“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具有创造性的双手中起黏土作用的群众对立着，——“英雄”同“群氓”对立着。无论英雄多么热爱群氓，无论英雄对群氓的世代贫穷，对他们无休止的苦难怎样满怀同情，他都不能不用高高在上的目光俯看群氓，不能不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英雄，而群氓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的群众，好像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的头里宽容地摆放着慈祥的、“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单位那种场合下才会获得积极的意义。鲍威尔兄弟的折衷论的唯心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可以说非常丑恶的自命不凡之基础。而现在，这种唯心主义通过自己俄国信徒们的中介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同样的缺点。这种自命不凡之无情的敌人和揭露者是马克思，我们现在就转过来讲马克思。 马克思说过，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同“群众”对立起来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化，而黑格尔历史观本身又只是关于精神和物质对立的古老学说的思辨的结果。“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1]就把群众当作材料对待，只有在哲学中才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表现。但是在他那里，哲学家不过是历史创造者、绝对精神到运动完结时为止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哲学家之参与历史也就限于到运动完结时出现的这种意识，因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2]所以哲学家是事后（postfestum）才上场的。——黑格尔有双重的不彻底：第一按照他的学说，绝对精神只有在哲学中才达到自我意识，从而只有在哲学中它才存在，他却拒绝承认现实的哲学家、个人是绝对精神；第二，在他那里绝对精神只是表面上创造历史。实际上，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作为哲学家，而且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创造性的精神，那么它之制造历史就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意识中、意见和观念中，即只存在于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不彻底性。[3]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接着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精神只在幻想领域和事后才创造历史的角色：他，跟大批其余的人类相反，自觉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人；他预先经过周密思考，按照成熟的方案发明历史和创造历史。一方面是群众这个物质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和非历史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大脑活动。”[4] [1]就是绝对观念。——作者原注 [2]读者没有忘记上面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夜间才飞翔。——作者原注 [3]布鲁诺·鮑威尔是上面提到的埃德加尔·鮑威尔的哥哥，是当时名《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ihichtederSynoptiker）的作者。【在宗教史著述中，通常把《圣经》“新约”前三篇福音（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统称为复类福音，因其内容类似。】——作者原注 [4]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DieheiligeFamilieoderKritikderkristischenKritik,GegenBrunoBauerundConsorten），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845年版，第125-128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该书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反对“批判的批判”所写文章的论文集。所引文字出自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上一章所引的一段话也出自马克思。——作者原注 这段话产生奇怪的错觉：似乎它们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写的，而是不过一个月以前写的，并且不是反对德国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而是反对俄国“主观”社会学家。读了恩格斯文章中下面引用的一段话以后，错觉就更加增强了： “自满自足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发展，因为这正是意味着承认卑贱的群众具有全部巨大显要性，然而事情恰恰在于抵消群众的巨大显要性。因此历史将从群众的巨大显要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对待自己对象的批判就向历史喝道：你应当如此这般行事！批判的法律具有回溯的作用；在批判的法律以前，历史完全不是像这些法令以后历史进行的那样行事的。因此，所谓现实的、巨大显要性的历史跟批判的历史是大有区别的。”[1] [1]同上书，第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3页。】——作者原注 这段话说的谁呢？是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著作家呢还是以自负的态度议论这个题目即据说天主教徒把历史事变的进程想象成一种样子，清教徒想象成另一种样子，君主主义者想象成第三种样子，共和党人想象成第四种样子，因此好的主观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为自己心灵的日常生活设想出那完全适应于最好理想的那种历史的我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家”呢？难道恩格斯预见了我们俄国人郑重说出来的蠢话？一点也没有！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些蠢话，而如果他的讽刺隔了半个世纪之后击中了我国主观思想家们的要害，那么事情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情况来解释，即我国主观主义者的胡说中根本没有任何独创的东西：这种胡说不过是从它如此不成功地与之战斗的同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讽刺画那里描摹下来的浅陋的“苏兹达尔式的”[1]拓本。 [1]苏兹达尔，参看本书第275页注释②。——译者注 从“批判对批判”的观点看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观念的冲突：马克思指出，每当观念同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进步的载体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现实的经济利益不相符合时，这些观念都“出了丑”。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会提供理解历史发展现实进程的钥匙。 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法国启蒙派也没有对利益置之不顾，就是他们也愿意求助于利益来说明特定社会的特定状况。不过在他们那里，这种对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只是意见支配世界那个“公式”的变形：他们认为，人们的利益本身也依赖于他们的意见，并且随着这些意见的变化而变化。这样解释利益的意义，乃是唯心主义运用于历史时所取得的胜利。这种解释甚至远远超过德国的辩证唯心主义，在这种唯心主义看来，每当绝对观念在其逻辑发展中需要迈出新的一步时，人们那里都会出现新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意义的理解则完全不同。 对于普通的俄国读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好像是对人类某种卑鄙的诽谤。在格·伊·乌斯宾斯基那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破产》中——有一位官吏夫人老太太，她甚至在临终前的谵妄中都固执地重申自己毕生卑污的规则：“很想放进荷包，放进荷包！”俄国的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似乎马克思把这个卑污的规则加在整个人类的头上；似乎他断言，人类的子孙们不管干的是什么事，他们永远地、唯一地和自觉地“很想放进荷包去”。不自私的俄国“知识分子”自然是像某位九级文官太太之“不同情”达尔文理论，同样“不同情”这类观点的，这位太太以为，这个理论的全部意义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令人愤慨的论点，即据说，她，这位尊敬的官太太不过是戴着小包头帽的猴子。实际上正如达尔文没有诽谤九级文官太太一样，马克思也没有诽谤“知识分子”。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公民日常生活”——“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我们又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它这样做是违背意愿，违反自己的精神的，实在是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能令人满意和经不起推敲：马克思吸收了自己时代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关于上述结论，他完全同意法国历史学家们和黑格尔的看法。他说，我确信，“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自己固有的本性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而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对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求。”[1]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然而特定社会的经济又依赖于什么呢？无论法国历史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黑格尔，都未能对此作出任何满意的答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全都援引人的本性。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从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观察问题，他把人性本身看成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变化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则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必须维持他的身体，从他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活动的前提是人对这个外部自然的一定作用。然而“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1]在字数不多的这句话中包含着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的本质，虽然不言而喻，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能适当地说明这个理论，而是需要加以解释。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富兰克林曾称呼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使用和生产确实是人的特点。达尔文反驳那种认为只有人才能使用工具的意见他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在萌芽形态上使用工具是许多哺乳动物都固有的。而且不用说，达尔文就自己的观点而言，即在下述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声名狼藉的“人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一个特点不会在这种或另一种动物那里遇到，因此绝对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人是某种特殊的生物，可以把他划入特殊的“王国”。但是不应忘记，量的区别会转化为质的区别。在一种动物身上作为萌芽存在着的东西，可能成为另一种动物的特有的标志。关于工具的使用特别有必要这样说。大象折断树枝，并且挥动树枝来驱赶苍蝇。这是很有意思的和大有教益的。然而在“象”种发展的历史上，使用树枝同苍蝇作斗争大概没有起过任何重大的作用：大象没有因为它们那些或多或少类似象的祖先曾经挥动树枝成为大象。人则不然。[1] [1]“工具的使用到处都是人的仅有的特点，因此在冲积层，或者在角砾岩洞穴中发现哪怕是一块人工磨制的石头就被认为这里有人生活过的充分证明。”参见丹尼尔·威尔逊（DanielWilson）：《史前的人》（PrehistoricMan），第1卷，伦敦，1876年版，第151-152页。——作者原注 澳大利亚的野蛮人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他的飞旋镖[1]，如同现代英国人的全部生活依赖于他的机器一样。从澳洲人手中夺去他的飞旋镖，使他变成庄稼人，他就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自己的全部习惯、自己的全部思想方式、自己的全部“本性”。我们说：变成庄稼人。以农作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对自然界的生产性作用的过程不是仅仅以劳动工具为前提。劳动工具只是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资料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准确些，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发展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或者至少迄今为止（在重要的化学生产出现以前）曾经是劳动工具。 [1]飞旋镖，也译飞去来器。澳洲土人打猎时用的一种镰刀形木制器具，指出后飞绕一圈，仍回到投掷者手中。后传播到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译者注 人在劳动工具上所获得的是会改变他的解剖学结构的似乎新的器官。从人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就使自己的发展史面貌焕然一新：以前这种历史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那里一样，归结为他的自然器官的形态变化；现在它首先成了他的人为器官的改进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动物，他们的远祖许多世代都生活在或多或少规模巨大的群集中。为什么我们祖先开始过群集的生活，在这里对我们说来并不重要，——动物学家应当说明这一点，而且正在作出说明，——不过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非常重要的是指出，从人的人为器官开始在他的生存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开始随着他的生产力的发展进程而发生变化。 “人们在产品生产中发生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并不限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只有在生产者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协调活动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相互的联系和关系，而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内部并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对自然界的进行生产所必需的那些作用。”[1] [1]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undKapital）。【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作者原注 因此，人为器官、劳动工具与其说是单个人的器官，不如说是社会人的器官。这就是人为器官的任何重大变化会引起社会制度更替的原因。 “由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不同，生产者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共同活动以及他们之参与整个生产进程都会变化。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发明，随着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以及作为成员参加军队的诸个人之间发生的并因之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所有那些相互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最后，各个军队整体间的相互关系也会变化。因此，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变化和发展即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改变的。生产关系就其总和便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构成具有特定性质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便是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些独特的总和，而这些种类社会组织中间每一个反过来又与人类历史中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1] [1]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487页。】——作者原注 没有必要补充说，人类发展的更早阶段也是生产关系的同样独特的总和。也没有必要重复说，在这些更早的阶段上，生产力的状况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某些乍看起来足以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这样的。 人们常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否认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是劳动工具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您自己也承认，工具的利用以相对很高的智慧发展水平为前提。在劳动工具改进过程中每迈开新的一步，都需要人类智慧作出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是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结果。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就是说，断言世界由意见支配，即由人类理性支配的那些人是对的。 再没有比这种批评更合乎情理的了，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毫无疑义，劳动工具的使用以智慧在作为动物的人身上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不过请看一看现代自然科学用什么原因来说明这一发展。 达尔文说：“如果不使用双手这个如此令人惊讶地服从人的意志的工具，人绝不会在世界上取得支配地位”。[1]这不是新的思想，爱尔维修早就说出过这个思想。不过爱尔维修不善于坚持地站在发展的观点上，未能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多少概然的形态。达尔文提出了大量论据来捍卫这一思想，虽然所有这些论据不用说只具有假定的性质，但它们总合起来却足以令人信服。达尔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类似人的人那里，对人的“理性”的成就具如此卓绝影响的、人现有的、完全人化的双手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的形成大概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前后肢之间的生理分工变成有益的。“理性”的成就便是这种分工的遥远的后果，而且也是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下，这些成就反过来又成了人类出现人为器官、使用工具的最近的原因。这些新的人为器官再次促进了人的智慧发展，而“理性”的成就重又影响了这些器官。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不断地变换位置。然而如果从单纯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是错误的。要使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性”已经取得的成就来改进自己的人为工具，就是说，来增加自己对自然界的控制，他本应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这种环境能够给他提供：（1）为这种改进所必需的材料；（2）以经过改进的工具为前提而对之进行加工的对象。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社会人的自身的理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人带出“磨石时期”；同样，为了过渡到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没有这些动植物的存在，“理性”始终是停滞不动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各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越多，这些社会的智慧发展一定更加迅速，而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地理条件越是多种多样，即因此，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跟另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越是不相似，这些交往自然就越频繁。[2]最后，大家知道，自然的交通道路在这方面是多么重要；黑格尔早就说过，山岳使人们隔离，河海使他们接近。[3] [1]达尔文：《人的由来等等》（Ladescendancedel’hommeetc），巴黎，1881年版，第51页。【中译本参阅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作者原注 [2]在冯·马尔齐乌斯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名著中，可以找到若干有趣的例子说明各地区表面上最无足轻重的特点对于地区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是何等重要。——作者原注普列汉诺夫指马尔齐乌斯的《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法律状况》（VondemRechtsxustandeunterdenUreinwohnern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3]不过关于海应当指出，它并不总是使人们接近。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Antropo-Geographie，斯图加特，1882年版，第92页）正确地指出，在发展的某种低级阶段，海是绝对的界限，就是说，海使得它所隔离的诸民族之间的任何交往都是不可能的。交往的可能性最初虽然完全受到地理环境种种属性的制约，但反过来，交往也给原始部落的面貌打上自己的烙印。岛上居民大不同于大陆居民。“栖息在岛上的民族在诸个别场合下完全不同于邻近大陆的民族或最接近的大岛的民族；即使在这些民族原本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集团的地方，这些民族仍然始终明显地不同于这一种族；我们要补充说，这些民族相互之间的差别，通常都要大于它们同这个种族或集团的那些生活在大陆上的相应支脉的差别。”（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96页）这里重复着动物物种和变种形成过程中的同一规律。——作者原注 地理环境对规模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在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上产生的国家的命运，有同样决定性的影响。“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周围的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对某种自然力建立社会控制，以便通过有组织的人类努力而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使它服从于人，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埃及，在伦巴第、在荷兰或者在波斯和在印度的治水的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生繁荣的秘密。”[1] [1]马克思：《资本论》，第3版第524-526页【中译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562页】。在注释中马克思补充说；“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自然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让我们拿下述最新研究的意见同正文中引述的马克思的意见比较一下：“在生物界给人的全部赠品中间，最有价值的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在于力量中的财富，或者说得更好些，在于激励力量的发挥。”（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343页）——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我们的类人的祖先才能提升到使他们变成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需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完全同样的，也只有同一环境的某些特点，才会使实际运用和不断改善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有自由发展的可能[1]。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必须看作常量，而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2] [1]解放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本书中译本都在这里加了个注，根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地理环境的错误论述，不顾普列汉诺夫的整个思想，断章取义地指责他有地理决定论倾向。其实，普列汉诺夫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说，还明确提出了这一学说的新的基本原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生产力的“函数”，或者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0页）参看拙文：“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等。——译者注 [2]路·盖格尔说：“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过多地估计思考在工具起源中的作用，第一批极端重要的工具的发现，正如现代的许多伟大发现一样，自然是偶然地发生的。无疑，它们与其说是发明的，不如说是碰到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后来补充引证说：“普遍的比较表明．在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只有极少数的发明是按照预先设想的计划作出的，只有极少的发明追求着自觉的有益的目的。”参见格·潘可夫《论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载《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11页】“我得出这个观点，特别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的名称任何时候都不是从工具的制作中发生的，它们（即名称）任何时候都没有原生的性质，而是从掌握工具的那个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德语中的剪刀(Scheere)锯子(Sage)、锄头（Hacke），都是剪(scheeren)、锯（sagen）、锄(hacken)的对象。语言的这个规律之所以尤其要加以注意，因为不是工其的日常应用品的名称是原生地、被动地通过它们所由以或所因以产生的那种材料或那种工作而形成的．例如作为酒具的皮囊在许多语言中最初都是指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英语slough（蛇皮）相当于德语的Schlauch；希腊语的ascos，同时是作为盛具的皮和兽皮。因此在这里，语言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称为皮囊的应用品是怎样制成的和由什么东西制造的。工具就不是这样；如果以语言为根据，工具最初完全不是制造好了的；比方偶然碰到的、而且我要说是毫不费力地加以利用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先出现的刀子。”参见盖格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人类原始史，在语言中特别注意劳动工具的起源”（DieUrgeschichtederMenschheitimLichtderSprache.MitbesondererBeziehungaufdieEntstehungdesWerkzeugs），载论文集《论人类发展史》（ZurEntwickelungsgeschichtederMenschheit），斯图加特，1878年版,第36-37页。【这里，正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指人类刚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曙光期。说这个时期“人制造工具的能力必须看作常量”的道理，作者已在本注释中通过引文作了说明，见本注释中译者加了着重点的那些话。至于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因为这时期的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迁徙，因而必须不断地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地理条件。】——作者原注 不同人类社会所达到的结果（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正是由周围的条件不允许不同的人类部落同样地运用自己的“发明”能力这样一种情况来说明的。有一派人类学者把上述结果的不同归之于人类种族的不同属性。不过这一派的观点经不住批判：它不过是用引证“人的本性”（在这里就是用引证种族的本性）来解释历史现象的旧手法的新变体，而且按其科学的深刻性离莫里哀那位医生的观点不远，这位医生严肃地说，鸦片催眠，因为它具有催眠的属性（种族落后了，因为它具有落后的属性）。 人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也改变自己固有的本性。他发展自己的全部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然而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这种能力的水平取决于生产力业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既然劳动工具成了生产的对象，制造工具的可能性本身以及改进制造过程的或高或低的水平，就完全依赖于借以造出工具的那些劳动工具了。这对任何人都是容易明白的，也是无须任何解释的。然而例如下面的情况可能初看起来完全不可理解：普鲁塔克谈到阿基米德在罗马人围困叙拉古时所作的发明时认为需要原谅这位发明者。哲学家干这号事自然有失体面，他评论说，不过阿基米德的祖国极端危急的处境说明他是正当的。试问：现在谁会想到要找理由来减轻爱迪生的罪过呢？我们现在都不认为一个人用他的才能去发明机械是可耻的，完全相反！而希腊人（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罗马人），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对这件事的看法则根本不同。因此机械的发现和发明在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必定进行得——而且确实曾经进行得——慢得多。这里似乎又可以得出结论说，意见支配世界。不过希腊人那里这种奇怪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起源不能用人的“理性”的属性来解释。只有记住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社会和罗马社会曾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全部体力劳动、全部生产事务都落在奴隶身上。自由人以这种劳动为耻辱，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甚至对涉及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发明，包括对机械的发明的鄙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普鲁塔克当时看待阿基米德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待爱迪生的缘故。[1]然而究竟为什么希腊建立了奴隶制度？是不是因为希腊人由于其“理性”的某些失误而认为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呢？不，非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希腊人并没有奴隶制，那时他们根本不认为占有奴隶的社会制度是天然的和必然的。后来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并且逐渐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时希腊公民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就改变了：他们开始把它作为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要的设施而坚持着。然而究竟为什么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和发展了呢？大概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这些国家之所以产生了和发展了奴隶制度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而这个原因是已知的：它就在于生产力的状况。事实上，为了当时把被征服的敌人变成奴隶比吃掉他对我更有利，必须使奴隶的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仅能够维持奴隶本人的生存，而是至少部分地也能够维持我的生存，换句话说，需要由我控制的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制度正是通过这扇门进入历史的。奴隶劳动很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前进得极其缓慢，不过它还是在前进，而且最后前进到这样的时刻，这时剥削奴隶劳动就没有剥削自由人的劳动那么有利。于是奴隶制度就被废除或者逐渐地衰亡。曾经把奴隶制引进历史之门的同一个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对它下达逐客令。[2]这样，当我们回到普鲁塔克时就可以看出，他对阿基米德的发明的观点是为当时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既然这种观点对发现和发明往后的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更可以说，在每一个特定民族那里，在它的历史的每一个特定时期，它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都取决于所考察的时期内生产力的状况。[3] [1]“（这个力学的）创立者是爱夫多克斯和阿尔希塔斯，他们给予几何学更加多种多样的和有趣的内容，为了这门科学直接可触摸到的和技术上重要的应用，忽略了它的抽象的和不能绘图的问题……而当柏拉图愤然地向他们指出，他们毁灭了几何学的伟大，几何学在他们手上离开了无形体的和抽象的对象而转到可感知的、需要粗糙的工匠制作的对象，于是力学从数学中被赶了出来，离开了数学，并且长时期没有受到哲学方面的任何注意，成了军事艺术的辅助科学之一（普鲁塔克：《马赛鲁斯传》，泰布涅尔版，莱比锡，1883年，第14章，第135-136页）像读者看到的，普鲁塔克的观点当时远不是新的。——作者原注 [2]大家知道，长时期以来俄国农民自己就能够拥有、而且常常拥有农奴。农奴的状况不可能使农民感到愉快。然而在俄国当时生产力状况下，任何一个农民都不会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积了几个臭钱的“庄稼人”同样自然而然地想起买农奴，就像罗马当年获释而自由的奴隶力求买到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起义的奴隶们同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但是没有同奴隶制进行战争；如果他们成功地夺得了自由，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心安理得地成为奴隶占有者。这里不禁想起谢林的一句有新意的话：自由应该是必然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自由只有在它成为经济的必然性时才会出现。——作者原注 [3]在没有收进第2版的增补里，普列汉诺夫充分得多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1937年版，第209页)。——俄文版编者注 不言而喻，凡是我们遇到发现和发明的地方，我们也就会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和发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地上出现人以前发现和发明之为不可能一样。我们叙述的这个学说一点也不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是力求说明为什么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理性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它并不藐视理性的成就，而只是力求为这些成就找出充分的原因。 最近有人喜欢拿另一种理由来反对同一学说，我们且让卡列也夫先生来叙述这个理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作者一知半解地叙述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时说道，——恩格斯用新的看法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看法使得他的观点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以前他认为只有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才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研究家庭制度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这种变化是在婚姻家庭关系原始形式在新观念影响下发生的，这种新观念迫使他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人类世代的再生产过程。在这方面，影响正是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以及诸如此类。 [1]参看《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8月，第601页。——作者原注 总之，如果以前恩格斯“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实在说来，他已经不再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了。卡列也夫先生以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的口吻叙述这一事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拿它作理由“跳着和玩着”，不过他们两人实质上说的是同样的内容，而且两人都重复着极其肤浅的德国著作家魏逊格伦在其《人类发展的规律》（EntwickelungsgesetzaderMenschheit）一书中早就说过的话。 像恩格斯这样卓越的人物几十年来仔细地注视着当时科学的进展，因而给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补充”，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补充跟补充不同，就像“柴把儿跟柴把儿不同”[1]一样。在这个场合，全部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观点是否由于加进来的“补充”而变化了；他是否真的被迫承认与生产的发展同时还有似乎同它“势均力敌”的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任何一个稍微愿意仔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容易作出回答。 [1]语出莫里哀，参见《莫里哀喜剧选》（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大象有时挥动树枝驱赶苍蝇，达尔文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这些树枝在大象生活中并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大象并不因为使用了树枝才成为大象。然而大象繁殖着。在雄象那里存在着同雌象的某种关系。在雌雄象那里存在着同子象的某种关系。显然，这些关系不是“树枝”造成的：它们是这一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造成的，在这些条件下，“树枝”的作用是如此的无限微小，以致可以毫无错误地认为它等于零。不过请设想一下，在大象的生活中，树枝开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开始越来越影响到决定大象全部习惯的那些一般条件的结构，最后还影响到大象的生存本身。请设想一下，树枝终于获得了在创造这些条件的运作上的决定性影响，——那时不得不承认，它归根到底也就决定着大象同雌象和同子象的关系。那时不得不承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象的“家庭”关系是独立（在这些关系同树枝的关系的意义上）发展的，不过后来到了这样的时候，它们开始由“树枝”决定了。在这种承认中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呢？根本没有，除了树枝意外地获得在大象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假设令人奇怪之外。我们自己也知道，对大象而言，这个假设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可是应用到人的历史上，事情就不同了。 人只是逐步地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类人的祖先的生活中工具起着同样微不足道的作用，就像树枝在大象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过程中，类人的雄性同类人的雌性的关系，以及他们同他们类人的子女的关系曾经取决于跟劳动工具没有任何关系的该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那时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依赖于什么呢？这应当由自然科学家来解释。历史学家在这里暂时还无事可做。可是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生产力获得对社会关系（就是说也包括家庭关系）的全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这里就开始了历史学家的事业：他应当讲明，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随着他们的生产力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为什么变化，家庭是怎样依赖于经济关系而发展的。然而明显的是，一旦他着手从事这种解释，他在研究原始家庭时不得不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要知道早在劳动工具在人类生活中获得决定性意义以前人们就繁殖了；要知道早在这个时期以前由有智能的人（homosapiens）这个物种生存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某种家庭关系就存在了。在这里历史学家究竟必须做什么事呢？第一，他必须问自然科学家要一张这个物种的履历表，把进一步研究人的发展亲手移交给他；第二，他必须“用自己的资料”来充实这张表。换句话说，他必须研究“家庭”，比如说，在人类发展的动物时期家庭是怎样造成的，然后再讲明，在历史时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经济关系的改变，家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恩格斯所说的也不过如此我们要问：当他这样说时，他“最初”对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观点是否有哪怕些微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个因素的作用之外还认可了同它“势均力敌的”某个其他因素的作用呢？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看来什么这样的东西也没有认可。不过如果没有，那么究竟为什么魏逊格伦先生和卡列也夫先生谈到他的观点改变了，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跳着和玩着呢？最可靠的原因是自己的轻浮。 我们的论敌们齐声喊道：“然而要知道哪怕在您所谓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把家庭的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史也是奇怪的。”也许是奇怪的，也许是不奇怪的：对此可以争论，我们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而且我们不反对同你们争论，先生们，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争论中要举止严肃庄重，认真地仔细思考我们的话的意思，不要把你们自己的虚构硬加在我们头上，也不要忙着在我们这里发现无论我们这里还是我们的导师们那里都没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那些矛盾。同意吗？很好，请争论吧。 不能用经济关系的历史来解释家庭的历史，——你们说：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我们的主张则相反，我们请几位专业研究人员来仲裁。 日罗-泰隆的书《家庭的起源》（Lesoriginsdelafamille）你们自然是熟悉的吧？我们打开这本你们熟悉的书，在那里比如发现这样一段话： “在原始部落内部（日罗-泰隆其实是说在游牧部落内部．——delahorde）产生独特的家庭集团的原因，看来是同该部落财富的增长联系着的。任何谷类植物的使用或发现，任何新种动物的驯化，都能成为野蛮社会中使面貌根本改观的充分原因：文明时代的一切伟大成就总是同居民经济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相一致的。”（第138页）[1] [1]我们据1874年法文版引证。——作者原注 几页以后： “看来，从女系亲族制度向男系亲族制度的转变，特别是以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性质的冲突为标志的。”（第141页） 再以后：“男权占优势的家庭组织，在我看来，到处都是由如此简单和如此自发力量的作用所引起的……由所有权的作用所引起的”。（第146页） 你们自然知道麦克伦南认为杀死女性儿童在原始家庭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大家知道，恩格斯对麦克伦南的研究的态度是很否定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了解一下麦克伦南关于引起似乎对家庭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杀害女童现象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更为有趣。 “对于被敌人包围并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是艰难地维持其生存的部落说来，无论在防卫的意义上还是在谋取食物的意义上儿子都是力量的源泉，女儿则是虚弱的源泉。”[1] [1]约翰·费尔格·麦克伦南（JohnFerg.Mac-Lennan）：《古代史研究——原始婚姻》（Studiesinancienthistory——primitivemarriage），第75页。——作者原注 按照麦克伦南的意见，原始部落之杀害女童是什么引起的呢？生存资料不足，生产力低下，因为如果这些部落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大概不会由于害怕敌人有朝一日打来之后也许会杀害或俘虏他们的女孩而把她们杀死。 我们重申，恩格斯不同意麦克伦南对家庭史的观点，我们也觉得这个观点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对我们说来这里重要的是，麦克伦南所犯的罪过就是人们责备恩格斯的那个罪过：他也是在生产力的状况中去寻找家庭关系史的谜底的。 我们是否继续我们的摘录，是否引证李佩尔特、摩尔根呢？我们看不到有这个必要：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他们犯了像麦克伦南或恩格斯一样的罪过。在这种场合，大家知道，就是斯宾塞也不是没有罪过的，但是他的社会学观点跟“经济唯物主义”毫无共同点。 后面这一情况，为了论战的目的自然可以利用，并且说：嘿，看吧！这么说来，可以在这个和那个个别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而不同意他们的一般历史理论！当然可以。全部问题只在于在这里逻辑在谁一边。 继续讲下去。 日罗-泰隆说，家庭的发展取决于所有权的发展。他还补充道，文明的所有一般的成就都是同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变化相一致的。读者大概自己也看出来了，日罗-泰隆使用着完全不确切的术语：在他那里，“所有权”概念似乎被“经济生活”概念所囊括。但是要知道，权是权，经济是经济，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特定的所有权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它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的影响下产生的（拉萨尔说，公民权始终只是经济关系的表现），然而也许它应把自己的起源归之于任何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里应当继续进行分析，而不是恰恰在它获得特别深刻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刻中断它。 我们已经看到，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对所有权的起源问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卡列也夫先生在其论文《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中提到德国的历史法学派[1]。我们不妨也回想一下这个学派的观点。 [1]历史法学派——十九世纪主要法学流派，首先在德国兴起。开始时代表封建贵族利益，后来逐步演变成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维尼、普赫塔等。历史法学派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强调民族精神，主张继承历史传统，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译者注 下面就是我们这位教授关于这个学派所说的话：“当本世纪初德国产生所谓‘历史法学派’，开始把法不是看作以前的法律学家所以为的那种法律规范的不动体系，而是看作某种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着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学派中就暴露出把对法的历史观点当作唯一完全正确的观点同这一领域所有其他观点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历史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科学真理的存在，即不允许用新的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的存在，甚至直接否定了这些规律，而和这些规律一起，用关于法对于各地条件的依赖性（即一切民族所共有的诸原则对各地条件的、自然是到处和永远都存在而并未删除的依赖性）的观念的名义否定了法的一般理论。”[1] [1]《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12页。——作者原注 在这些不多的几行文字中有很多——这怎么说呢？——比如，不正确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们和拥护者们会起来提出抗议的。比方他们会说，当卡列也夫先生把否定“用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加在他们头上时，那么他或者是故意歪曲他们的观点，或者是用对“历史学哲人”最有失体面的方式混淆概念，把属于法的历史管辖的那些“规律”同决定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那些东西混为一谈：各民族历史发展顺序种种规律的存在，历史法学派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去否定，它正是力求发现这些规律，虽然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它失败的原因本身却是极有教益的，而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费些力气对这原因仔细思考一下，那么——谁知道呢？——也许他最终会弄清“历史过程的本质”。 在十八世纪，人们曾经倾向于用“立法者”的活动来解释法的历史。历史法学派猛烈抨击了这一倾向。萨维尼还在1814年就这样表述了新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总和归结为以下所述：任何法都产生于按照通用的、不是完全确切的用语被称为习惯法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任何法开始都是由人民的习惯和信念产生的，后来则仅仅为法律学所产生了；由此可见，它到处都是由内部的不知不觉起作用的力量创造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造的”。[1] [1]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D.FriedrichCarlvonSavigny）：论我们时代对立法和法科学的使命》（VomBerufunsererZeitfurGesetzgebungundRechiswissenschafts），海德堡，1840年第3版（1814年第1版），第14页。——作者原注 萨维尼后来在其名著《现代罗马法制度》（SystemdesheutigenromischenRechts）中发挥了这个观点。他在这里说：“实在法活在人民的普遍意识中，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人民法……然而这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时理解为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的成员按照他们的个人意愿创造的……实在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成员身上活跃着和作用着的人民精神创造的，因此实在法并非偶然地而且是必然地成为各个单个人物意识中的同一个法”。[1] [1]《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4-15页。——作者原注 萨维尼继续道：“如果我们对自己提出国家起源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像解释一般说来法的起源那样力求高度必然地用内在可塑力的作用来解释它；而且我们不仅一般地谈到国家的存在时这样说，而是谈到国家在每一个别民族那里所采取的那个特殊形态时也这样说。”[1] [1]《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22页。——作者原注 法也像语言一样是“以看不见的方式”产生的，它不是作为“抽象的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所以，一旦这里有必要，抽象的规则就会“通过某种人为的过程”，以自己的逻辑形式，从这个普遍观念中分离出来。[1] [1]《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6页。——作者原注 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历史法学派的实际意图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这一学派的理论，那么，根据上面引用的萨维尼的言论，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理论是： （1）对于十八世纪流行的、认为法由各个单个人物（“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立的那个观点的回应；企图为法的历史找出科学的解释，把这段历史理解为必然的，因而是合乎规律的过程； （2）企图从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过程：“人民的精神”、“人民的意识”是历史法学派上诉的终审法院。 在普赫塔那里，这个学派的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普赫塔那里，正如在萨维尼那里一样，原始法就是习惯法。然而习惯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常有人说这样的意见，习惯法是生活实践创立的，但这只是对人民概念起源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个别场合。“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生活实践只是最后的因素，其中表现着和体现着已经产生的、活在特定民族儿孙们信念中的法。习惯只有在信念由于习惯而变得更自觉和更牢固的那种意义下才会影响信念”。[1] [1]《法制概论》（Cursusder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31页。在附注中普赫塔强烈地抨击力图调和关于法的起源的对立观点的折衷论者．一想起普赫塔这样一些话，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他预见了卡列也夫先生会出现么？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在普赫塔时代的德国，那里的折衷论者是足够的：别的怎么样不敢说，这类聪明人却到处和永远都多得不可胜数。——作者原注 总之，人民对这一或另一法律制度的信念的创立，是不依赖于生活实践的、是早于“习惯”的。这个信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人民精神深处产生的。特定民族那里的这一信念的特定风格，由特定民族精神的特点来解释。这是很含混的，含混得这里连科学解释的迹象也没有。连普赫塔本人也感到，这里情况不太妙，于是他竭力用这样的议论来修补它：“法是通过看不见的途径产生的。谁会主动来仔细观察导致特定信念的产生、导致它的萌芽、它的增长、它的繁荣、它的出现的那些途径呢？那些着手做这件事的人大部分是从错误观念出发的”。[1] [1]《法制概论》（Cursusder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28页。 “大部分……”。就是说，也还有这样的研究者，他们的出发观念是正确的。这些人关于人民法观点的起源得出了哪些结论呢？当然啦，这对普赫塔始终是秘密，因为他除了空洞地援引人民精神的属性以外，没有前进任何一步。 上面引用的萨维尼关于法不是作为抽象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的见解，也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不难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萨维尼告诉我们这个有些紊乱的看法。如果我们假定法“作为抽象规则”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那么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就会同法律学家们的“普遍意识”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好地懂得人民是多么难以掌握这些抽象的规则，而第二，我们的法的起源理论就会具有极端不可思议的风貌。结果就会是，组成特定民族的人们，在互相加入任何实际关系之前，在获得任何生活经验之前，都给自己制定一定的法概念，并像徒步旅行者储备面包干一样把这些概念储存起来，然后他们才投身生活实践领域，踏上历史的途程。这自然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于是萨维尼便来取消“抽象的规则”：法不是作为一定的概念存在于人民意识中的；法不是现成结晶体的集合，而是多少饱和的溶液。“一旦这里有必要”，就是说，一旦同生活实践接触，从这个溶液中就会沉淀出必需的法律结晶体。这种手法不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机智，然而不言自明，它丝毫不会使我们接近对现象的科学解释。 举个例子。 在爱斯基摩人那里，用茵克的话说，几乎没有正规的财产；然而如果可以说得上是财产的话，他计算有三种： “（1）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财产，如冬季的住所…… （2）属于一个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比方夏天的帐篷和一切属于家什的东西，如：灯、大圆桶、木盘、石盆等等；用来运输所有这些包括帐篷、狗拉雪橇在内的东西的小船或大皮船，……最后，全部冬季食物…… （3）个人的私有财产……衣服、武器和工具，或者一切个人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被加上同它们的所有者的某种很像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联系的神秘联系。把这些东西借给任何其他人都不合乎习惯。”[1] [1]亨利·茵克博士（Dr.HenryRink）：《爱斯基摩人的传说和传统》（TalesandTraditionsoftheEskimo），第9、30页。——作者原注 我们力图从旧日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来设想一下这三种财产的起源。 既然，按普赫塔的话说，信念先于生活实践，而不是在习惯的基础上生长的，那就应当假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爱斯基摩人住在冬季的房屋以前，甚至在开始建造这些房屋以前，就得出了一旦他们有冬屋它们就会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信念：我们的野蛮人恰恰同样确信，一旦他们有夏天的帐篷、大圆桶、木盘、小船、盆、雪橇和狗，那么这一切就都要成为一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最后，他们对衣服、武器和工具应当成为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也是同样坚信的。对此我们补充说，大概所有这些“信念”都不是作为抽象规则存在的，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存在的，而后，“一旦这里有必要”，即随着同冬季的房屋、同夏天的帐篷、同大圆桶、同石盆、同木盘、小船、雪橇和狗的接触，爱斯基摩人的习惯法规范就以其或多或少的“逻辑形式”从法概念的这个溶液中沉淀下来了。上述法溶液的诸属性就为爱斯基摩人的精神神秘属性所决定了。 这根本不是科学的解释；这是纯粹的废话（Redenstarten），如德国人所说。 历史法学派的拥护者们所坚持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在说明社会现象的事业上比深刻得多的谢林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是怎样从唯心主义所陷入的那个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呢？让我们听听现代比较法学最卓越的代表之一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意见。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指出原始部落社会生活带有共产主义的烙印，他（请听，瓦·沃先生：这也是“教授”）说： “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这种制度的真实基础，如果我们想弄清曾经迫使我们的原始祖先、而且现在还在迫使现存的野蛮人坚持或多或少表现显著的共产主义的那些原因，我们就特别要弄清原始的生产方式。因为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要由财富的创造方式来决定。对于这个问题民族学是这样说的：渔猎民族之谋取食物通常是大群大群地进行的……在澳大利亚，猎取袋鼠是由几十甚至几百土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行的。在北方诸国猎取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毋庸置疑，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援助和支持，而联合起来则会大大加强他的力量……因此我们把社会生产以及作为它的必然的天然结果的社会消费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民族学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1] [1]马·柯瓦列夫斯基（M.Kovalevsky）：《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Tableaudesoriginsetdel’évolutiondelafamilleetdelapropriété），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2-53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援引勒米尼埃关于私有制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发生的唯心主义理论时继续道： “不对，事情并非如此。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原始人才想到个人占有用来作为他的武器的、经过砍削的石头或用以遮身的兽皮。他得出这个想法是由于把他个人的力量应用于对象生产的结果：他用作斧子的石头是他用自己的双手砍削的。在他同无数同伴一起从事的狩猎中，他给了野兽最后一击，因此这个野兽的毛皮就成了他个人的财产。野蛮人的习惯法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准确性。它关切地规定，比方说，被追击的野兽落到了两个猎手的共同打击之下，这时兽皮就判给发出的箭深入到靠近心脏部位的那个猎手。野蛮人习惯法也规定在已经受伤的野兽被偶然遇到的猎手打死的那个场合下怎么办。个人劳动的使用合乎逻辑地因之也就产生个人的占有。我们可以通过全部历史仔细研究这个现象。谁种了果树，谁就是果树的所有者……后来，夺得某种虏获物的战士就成了这虏获物的绝对所有者，所以他的家庭对这虏获物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同样情况，祭司的家庭对于信徒们供献的那些牺牲也没有权利，这些牺牲归入祭司的个人财产。这一切同样清楚地为印度的法律以及南方斯拉夫人、顿河哥萨克或者古代爱尔兰人的习惯法所证实。而且重要的恰恰是不要弄错作为运用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某种对象的结果而出现的这种占有的真正原则。实际上，当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同他身边的人们的帮助结合起来时……获得的对象已经不成为私有财产了”。[1] [1]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5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在上述一切之后就容易理解，最先成为个人占有对象的是武器、衣服、食物、装饰品等等。“从一开始驯化动物的时候起，狗、马、猫、役畜就成了个人占有物和家庭占有物最重要的资源”。[1]然而生产组织继续影响占有方式到何种程度，比如这样的事实可作说明：在爱斯基摩人那里，捕鲸是在大舢板上由大队的人群进行的；用于这个目的的舢板是社会财产，而用来运输归家庭所有的物品的那些小舢板则属于各个单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1]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7页。——作者原注 从农业出现以后，土地也成了占有的对象。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是多多少少大规模的血缘联盟：这自然是社会占有的形态之一。怎样说明这种占有的起源呢？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我们觉得，它的原因就在某个时候曾经导致占有大部分动产的同一社会生产中。”[1] [1]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3页。——作者原注 不用说，私有财产一旦产生，就会同比较古老的社会占有方式发生矛盾。凡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诸个体的努力”开辟着日益广阔的场所的地方，社会财产就会相当迅速地消失，或者会在可谓残存的制度的形态下继续自己的存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原始的社会所有制的这一瓦解过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按其自然的、物质的必然性，理应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只要指出现代法学的那个普遍结论：法的概念——即法的信念，像普赫塔会说的那样——到处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谢林当年说过，磁性现象应当理解为“主观的东西”之深入“客观的东西”。为法的历史寻找唯心主义解释的一切企图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补充、“Seitenstuck”[对应物、补足物]。这依然是对自满自足、自我发展的精神这个题目的那种有时光辉机智然而始终任凭臆断始终没有根据的议论。 法的信念光凭这样一点就不可能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如果它不是从生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那么它的出现就会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爱斯基摩人之所以赞成个人占有衣服、武器和劳动工具，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这种占有方便得多，而且是事物的性质本身所暗示的。为了学会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弓或飞旋镖，原始猎人应当适应它，好好地研究它的全部个别的特点，并且尽可能使它适应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1]私有财产在这里比任何其他占有形态都要理所当然得多，所以野蛮人才“确信”它的好处：他，像我们所知道的，甚至认为个人劳动的工具和武器同它们的所有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过他的信念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生长的，而不是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也不应当把信念的起源归因于他的“精神”属性，而要归因于他所接触的那些事物的属性，以及归因于在他的生产力的特定状态下对他说来必不可免的那些生产方式的性质。 [1]大家知道，猎人和他的武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所有原始部落那里都是存在的。马尔齐乌斯谈到巴西原始居民时说，“猎人不应使用任何别人的武器”，同时他还说明这些野蛮人的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那些用气管射击的野蛮人断言，外地人使用这武器，会把它弄坏的，所以他们不让它离开自己的手”。参见《论巴西土著人的法律关系》（VondemRechtszustandeunterdenUreinwohnern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第50页。“使用这种武器（弓和箭）需要很高的技能和不断的练习。旅行者报道说，凡是野蛮民族使用武器的地方，小孩们已经用儿童用的武器进行练习射击了”。参见奥斯卡尔·佩舍尔（OskarPeschel）：《民族学》（Volkernunde），莱比锡，1875年版，第190页。——作者原注 原始法中存在着的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明，生活实践在何等程度上先于法的“信念”。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跟着改变了，生活实践改变了，而“信念”却保存其旧日的形态。信念和新的实践相矛盾，于是就出现虚构的东西、象征性的标记和行为，它们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形式上消除这个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矛盾被根本上消除：在新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的信念。 确认特定社会中出现对这些或另一些对象的私人所有制，不足以用来规定这个制度的性质。私有制总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经济。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在野蛮状态下，人占有的只是直接对他有利的事物。多余的东西，即使是他双手劳动所得，他通常也是无偿地让给其他人：家庭的或氏族的或部落的成员”。茵克关于爱斯基摩人所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1]在野蛮民族那里，这些制度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话说，它们应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野蛮人不知道储蓄。[2]这个不十分明确的用语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因为庸俗经济学家们过分滥用了它。然而我们这位作者在什么意义下使用这个用语则是明白易懂的。原始民族确实不知道“储蓄”，原因简单，因为他们实行储蓄是不方便的，干脆地说，是不可能的。被杀死的野兽的肉基本上不能“储蓄”：肉会变坏，那时就完全不宜于食用了。当然，如果可能把它卖掉，那么把卖得的钱币“储蓄起来”是很容易的。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钱币还不存在。所以，原始社会经济本身给“节约”精神的发展规定下有限的空间。况且，今天我有幸杀死一头大动物，于是我把它的肉分给其他的人们，而明天（狩猎是不可靠的事情）我空手回来时，我们氏族的其他成员就会把猎获物分给我。这样，作为类似相互保险的某种东西的分享的习惯出现了，没有这种保险，狩猎部落的生存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不要忘记，在这些部落那里私有财产只存在于萌芽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公有财产；在这个基础上生长的习惯和风俗反过来限制着私有者的个人意愿。信念在这里也是跟随在经济后面的。 [1]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Talesandtraditionsoftheeskimowithasketchoftheirhabits,religion,languageandotherpecliarities），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2]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第56页。——作者原注 洛贝尔图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喜欢引用的那个例子说明人们的法概念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联系。大家知道，古代罗马著作家们强烈地抨击了高利贷。卡托监察官认为高利贷者比小偷坏两倍（老头子【按：指洛贝尔图斯】也这样说：等于两倍）。在这方面基督教神父们同异教的著作家们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值得注意的事情！——无论这些人或那些人都抨击货币资本产生的利息。对于实物借贷和这些借贷带来的暴利，他们的态度就无比的温和。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因为正是货币的、高利贷的资本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骇人听闻的破坏，因为正是这种资本“毁灭了意大利”。法的“信念”在这里也是同经济携手并进的。 波斯特说：“法是必然性或者确切说是需要的纯粹的产物。我们徒然在法中寻找任何理想的基础”[1]。如果我们这位学者没有暴露出相当大的和按其后果很有害的概念混淆，我们就会说，这完全符合现代法科学的精神。 [1]阿尔贝·波斯特博士（Dr.Alb.HermPost）：《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DerUrsprungdesRechts.ProlegomenazueinerallgemeinenvergleichendenRechtwissonschaft），奥登堡，1876年版，第25页。——作者原注 一般说来，任何社会联盟都力求制定出这样的法系统：它最好地满足这个联盟的需要，它是特定时期有利于这个联盟的。法设施的特定总和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取决于任何什么“理想”或任何什么人的“理想”的属性：它取决于，像我们看到了的，那些生产方式，取决于人们之间那些由这些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法没有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基础，因为法的基础始终是现实的。然而任何特定法系统的现实基础并不排除来自特定社会成员方面的对待这个系统的理想态度。整个说来社会只会从社会成员对待特定法系统的这种态度中获得益处。相反，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当社会中现存的法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生长出来的社会需要时，居民中的先进部分就可能而且定会把比较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设施系统理想化。法国文献充满着对事物来临的新秩序的这种理想化的例子。 法之起源于“需要”只有在习惯于把需要划入粗俗的物质领域并将这一领域同“纯粹的”、异于任何需要的“精神”对立起来的那些人的观念中才会排除法的“理想的”基础。在现实中只有那种对人们有益的东西才是“理想的”，而且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都仅仅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这个毋庸置辩的普遍规则中的一些表面上的例外，可以用社会理想往往由于社会的发展而落后于新的社会需要来解释。[1] [1]波斯特正是属于还远没有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人们之列。例如他认为氏族联盟适合于狩猎生活和游牧生活；随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氏族联盟就让位于“Gaugenossenschaft”（我们可以说：邻居公社）。一个人不在别的东西中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寻找说明社会关系史的钥匙，看来是明显的？在一些个别场合，波斯特几乎总是相信这种方向正确。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活在人身上的永恒的创造精神”看成法的历史的基本原因。这个人似乎是为了使卡列也夫先生高兴而故意创造出来的。——作者原注 社会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状况的意识越来越深入现代社会科学，尽管许多学者有不可避免的折衷主义，尽管他们有唯心主义的偏见。“正如比较解剖学将拉丁谚语‘睹爪知狮’提升到科学真理的水平，民族学也可以从特定民族的武装准确地推断出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奥斯卡尔·佩舍尔说[1]，——“社会的分化同食物的谋得方式最紧密地联系着。在人与人相结合的一切地方都出现某种权力。在巴西流浪的狩猎游牧人群中社会的束缚最为薄弱。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捍卫自己的领域，而且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军事首领……游牧部族大都处在父权制统治者的权力之下，因为畜群通常是属于一个主人的，与他同部族的人们或者先前独立后来却贫困了的畜群所有者都侍奉他。游牧生活方式多半（虽然不是唯一）习惯于民族大迁徙，像在旧大陆北部以及南部非洲；相反，美洲的历史只知道野蛮的狩猎部族偶然攻击引起他们兴趣的开化民族的田野。整个民族离开自己先前居住的地方以后，只有带着自己的、一路给他们提供必不可少的食物的畜群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长时期的远征。此外，草原畜牧本身就促使牧场的变更。跟定居的生活和农耕一起立即出现了利用奴隶劳动的企图……奴隶制迟早就导致暴政，因为有最大数量奴隶的人可以借助他们使最弱小的人们服从自己的个人意愿……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分是社会等级区分的开始”。[2] [1]《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139页。——当我们摘引这段话时我们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从自己的座位上迅速站起来喊道：“我可以对此进行争论：中国人可以用英国的枪械武装起来。允不允许根据这些枪械判断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呢”很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英国人的枪械推论出中国人的文明是不合逻辑的；从这些枪械推论出的正是英国人的文明。——作者原注 [2]《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252-253页。——作者原注 在佩舍尔那里有许多这类议论。其中一些是完全公正的和很有教益的，对另一些“可以争论”，不是只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人。不过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细节，而是佩舍尔思想的一般倾向。而这个一般倾向同我们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看到的那个倾向完全一致：他在生产方式中，在生产力状况中寻找法的历史，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解释。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早就坚决地建议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去做的事情。《政治经济学批判》（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那篇著名序言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读者下面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全部），也就在这里。这篇序言在我们俄国这么不走运，读过它的原本或摘要的大多数俄国著作家都如此可怕如此奇怪地不理解它。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遇到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1]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黑格尔讲到谢林时说，在这位哲学家那里，体系的基本命题仍然是没有得到发挥的，而且绝对精神像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地出现。[1]当中等的俄国知识分子听说，在马克思那里，“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基础”（另一些人简单地说：“归结为经济的东西”）时，他感到迷惑，仿佛他耳边突然手枪发射：“干吗归结为经济的东西呢？”——他厌倦而狐疑地问。“当然，经济的东西也重要（特别是对于贫困的农民和工人）。不过要知道，智能的东西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希望上面的叙述已经向读者表明，中等俄国知识分子的狐疑之所以发生在这种场合只是因为他这个知识分子对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智能的东西”总是有点漠不关心。当马克思说“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找”时，他根本没有想到用突如其来的发射使学术界困惑不解：他只是对于整个世纪以来折磨着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的那些“老大难问题”作出了直率的和确切的回答。 [1]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译者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彻底发挥他们的感觉论观点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具有其全部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人的学说，理应解决究竟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善于回答这个问题，从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惯例，回到旧时的、他们如此猛烈指责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说，环境由人们的“意见”所创造。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个肤浅的回答，给自己提出了分析社会环境的目的。他们分析的结果是那个对科学说来极其重要的结论：政治结构生根在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是由所有制的状况决定的。同这个结论一起，在科学面前产生了一个如果不加以解决科学便不能前进的新问题：所有制状况又取决于什么？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结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不得不用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的关于人性的属性的种种看法来避开问题。跟他们生活和活动在同一时代的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已经清楚地懂得人性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个观点。他们都懂得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当在人的本性之外去寻找。这是他们作出的巨大功绩，然而要使这一功绩成为对科学充分富有成效的东西，理应指出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把钥匙。他们是在精神的属性中，在绝对观念的发展的逻辑规律中寻找钥匙的。这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们的根本错误，这一错误转弯抹角地使他们回到人性的观点，因为绝对观念——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无非是我们的逻辑思维过程的化身。马克思的天才发现改正了唯心主义的这一根本错误，从而给予它以致命的打击：所有制的状况，而同它一起的还有社会环境的全部属性（在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所有制状况”的决定性意义），不是由绝对精神的属性决定的，也不是由人性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即在自己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中彼此必然发生的那些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比之于达尔文。这种比拟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列也夫先生及其同伙产生止不住发笑的心情。下面我们将说明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比拟，不过许多读者大概无须我们提醒也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请我国的主观思想家们别介意，我们来作另一番对比。 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曾教导说，地球是不动的中心，太阳和其他星球围绕地球旋转。用这种观点不可能说明天体力学的许多现象。这位天才的波兰人从完全相反的方面着手说明这些现象：他假定，不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而是相反，地球绕太阳旋转，于是正确的观点找到了，于是哥白尼以前弄不明白的事情中许多东西开始弄明白了。——马克思以前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从人性概念出发，因此人类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始终不可能解决。马克思的学说对事态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当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马克思说过——而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他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1]所以，对历史发展进行科学解释的事业应当从完全相反的一端开始：应当弄清楚，人通过生产而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这一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按其对科学的巨大重要性来说，可以大胆地拿这一发现同哥白尼的发现相提并论，以及同最伟大的、最富有成效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老实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比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更加没有坚实的基础。法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把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称作sciencesmoralesetpolitiques（精神的和政治的科学）[1]，以别于“sciences”这个本来意义下的“科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sciences”是唯一确切的科学。同时必须承认，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确切的。当学者们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审判庭而向之上诉时，他们就必然要用人们的观点、人们的自觉活动来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然而自觉的活动乃是人的这样一种活动，它必然要被人看成是自由的活动。可是自由活动是排斥必然性概念即规律性概念的，而规律性则是对现象的任何科学解释的必然基础。自由观念排挤了必然性概念，从而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谬误的见解到现在为止可以异常明白地在“主观的”俄国著作家们的“社会学”著作中看到。 [1]这里的“精神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译者注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自由应当成为必然性。由于排挤了必然性概念，自由观念本身就变成极端暗淡而且很少令人快慰的东西。从大门赶出去的必然性从窗口飞了进来；研究者们从自由观念出发，时时刻刻都碰到了必然性，而且终于只得伤感地承认必然性的注定不幸的、无法抗拒的、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的作用。使他们觉得惊奇的是，自由原来是孤立无援和不可救药的终身纳贡者，是盲目的必然性手中无能为力的玩具。而且最清楚最高尚的唯心主义头脑有时产生过的那种悲观失望真是令人感动。“已经有几天了，我每分钟都握着笔，——乔治·毕希纳说，——可是写不出一个字。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感到了自己仿佛被令人恐怖的历史宿命论所压倒。我在人的本性中看到叫人厌恶的平庸，在人类的种种关系中看到一般说来属于所有人个别说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个别人物只是浪潮表面的泡沫，伟大只是偶然，天才的权力只是木偶似的恶作剧、反对铁的规律的可笑的企图，这种规律充其量只能认识，却不能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1]可以说，就是为了避免其实完全合乎规律的悲观失望的这些发作，值得哪怕暂时离开旧观点和试图放弃自由，以便向这个嘲笑自由的必然性本身求诉；应当再一次重新审查唯心主义辩证法家已经提出的关于自由是不是从必然性中产生，这个必然性是不是构成人类自由唯一坚实的基础、唯一可靠的保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的问题。 [1]载1833年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注释：这不是曾经宣传“一般哲学意义下”的唯物主义的那个毕希纳；这是他早已故去的兄弟、著名悲剧《丹东之死》的作者。——作者原注 我们会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这种企图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过我们预先要力求弄清楚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以便我们对这些观点没有留下任何误解。 在生产力特定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人们的法的概念中和在或多或少“抽象的规则”中，在不成文的习俗和成文的法律中得到自己的观念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对我们说来已经没有必要了：现代的法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读者尽可以回忆一下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然而不妨从另一方面，即从下述方面看看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弄清楚了人们的法概念怎样由他们的生产关系所创造，我们就不会对马克思下面的话感到惊奇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即决定他们的社会生存形式），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对意识的一个领域，事情确实如此以及为什么如此。接下来我们只要解决，事情是否永远如此，以及如果是的话，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永远这样？暂时我们只讲到那些法概念。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社会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便同这个社会中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同生产力一直在其内部发展着的所有制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1]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译者注 动产和不动产的社会所有制，其产生是由于它对原始生产过程是适合的，尤其是必要的。它维持着原始社会的生存，它促进原始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人们坚持这种所有制，他们认为它是自然的和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所有制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之内，生产力发展到为运用个人的努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园地。现在社会所有制在某些场合变成对社会有害了，它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它就让位于个人的占有：在社会的法设施中进行着或多或少迅速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的法概念中的变革：以前认为只有社会所有制才对头的人们，现在开始觉得在某些场合个体占有更好些。其实，不，我们说得不准确，我们描述为两个个别过程的，乃是完全不可分离的东西，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理应改变，而且这些新的实际的关系表现在新的法概念中。 卡列也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时也像唯心主义一样是片面的。按照他的意见，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只是完全的科学真理发展中的“契机”。“跟随第一个契机和第二个契机之后应该出现第三个契机：正题和反题的片面性在作为完全真理的表现的合题中找到自己的调和”。[1]这将是很有趣的综合。“这种综合会是什么呢？——教授先生补充道，——我暂时不来说。”可惜呀！幸而我们这位“历史学哲人”并不很严格地遵守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这条沉默的戒律。他立刻使人们懂得，这一完全的科学真理是什么以及从哪里生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真理最后将为文明人类所理解，不过暂时只有卡列也夫先生知道。它是从以下的见解中产生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过着双重的生活——物理生活和心理生活，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物质需要的肉体，也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智力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灵魂。无论在人的肉体那里还是人的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也就是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而且这些关系都是双重种类的”[2]。 [1]《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6页。——作者原注 [2]《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作者原注 说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个“合题”是公正的，不过已经不那么很新鲜了：如果教授先生懂得近代哲学，那么他应该知道，关于它，关于这么一个“合题”，近代哲学史在整整几个世纪的流程中已经说得舌敝唇焦了，却并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对付得了。而且如果他想用这个合题替他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那么瓦·沃先生本人应当会同意，他的“教授”遇到某种不顺手的事，而且不是卡列也夫先生注定会成为“历史哲学”的斯宾诺莎。 随着引起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全部所有制关系也在变化。不过要知道，基佐早就告诉过我们，政治结构生根在所有制关系中。这一点完全为现代科学所证实。血缘联盟之让位于地域联盟正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产生的变化。多少庞大的地域联盟之融合为被称作国家的机构，也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者由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新的需要。这一点例如对于东方各大国是很好地弄清楚了的。[1]这一点对古希腊罗马各国也是同样好地弄清楚了的。[2]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特定的、关于其起源我们有足够知识的国家，都不难指明这一点。这里只需要不有意无意地使马克思的观点变成狭隘的。我们想说的意思有如下述。 [1]参看已故的列·梅契尼柯夫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河流》*一书．在这本书里，作者实质上只是总结了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例如勒诺尔芒得出过的那些结论。埃利泽·邵可侣在该书序言中说，梅契尼柯夫的观点构成科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观点不是新的：黑格尔早就以最确定的方式发表过它。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如果彻底坚持它，科学得到的好处将是异乎寻常之多的。——作者原注*：普列汉诺夫讲的是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Lacivilisationetlesgrandsflerveshistoriques），附埃利泽·邵可侣的序言，巴黎，1889年版。苏联“劳动之声”版，1924年。【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请看本书附录四。】——俄文版编者注 [2]参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一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者原注 生产力的特定状况制约着特定社会的内部关系。不过要知道，这种状况也制约着特定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外部关系。在这些外部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出现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生长出新的机构。如果用肤浅的观点看问题，各个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一系列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正是经济，经济既决定各氏族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实在的（而不是仅仅外部的）根据，也决定这些关系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自己的武装系统、自己的战术、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国际法。自然可以指出，在许多场合下国际冲突同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马克思的信徒中间没有人会想要对这些场合的存在提出异议。他们只是说：不要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要更深入些，要问问自己，特定的国际法生长在什么基础上？某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什么造成的？——于是您最终要转到经济上。诚然，考察各个个别场合是有困难的，因为参加斗争的往往是经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个社会。 不过在这里眼光敏锐的论敌们异口同声地打断我们。“好，——他们喊道，——假定政治关系生根在经济关系中。可是一旦有了政治关系，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关系。所以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且除了相互作用什么都没有。” 这个反对意见不是我们虚构的。下面这桩“真实事件”说明“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对这个反对意见珍视到何等程度。 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引用事实说明英国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办妥自己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勾当。在《黑格尔的及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GeschichtsphilosophieHegel’sundderHegelianer）标题下写了“批判的经验”的保尔·巴尔特博士抓住这一点责备马克思陷于矛盾[1]：据他说，您本人就承认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作为相互作用真正存在的证据，我们的博士引证施特尔涅格的一本书，这位著作家为研究德国经济史做了许多工作。卡列也夫先生认为，“可以把巴尔特书中用来批判经济唯物主义的几页指定为应当怎样解决经济因素的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范例。”不言自明，他没有放过机会向读者推荐巴尔特的反对意见和伊纳马·施特尔涅格的权威声明，“声明甚至表述了这样一个普遍的论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的根本特点”。应当哪怕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乱七八糟的思想。 [1]普列汉诺夫指保尔·巴特尔在《黑格尔的和马克思与哈特曼以前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GeschichtphilosophieHegelsundderHegelianerbisaufMarxundHartmann，莱比锡，1890年版，第49-50页）一书中向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伊纳马·施特尔涅格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关于加洛林时代[1]的德国经济史他提出以下的见解：“构成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根本特点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可以最确切地进行仔细考察。落到特定民族身上的政治作用，对该民族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对该民族社会设施的格调和制定，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民族固有的内在力量和这个民族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样准确地决定着它的政治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完全一样，加洛林辈的政治制度对当时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的影响，并不小于人民的自发力量、他们的经济生活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影响，给它打上了特有的印记。”[2]如此而已。不过这不多的话被认为足以驳倒马克思。 [1]加洛林时代，指加洛林王朝时代。加洛林王朝，指法兰克王公元751年起的王朝和公元800年起的帝国王朝。第一个国王是矮子丕平。王朝称号取自查理大帝的名字。公元843年帝国解体后，该王朝在意大利统治到公元905年，在德意志统治到公元911年，在法兰西统治到公元987年。——译者注 [2]《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DeutscheWirtschaftsgeschichtebiszumSchlussderKarollngenperiode），莱比锡，1889年版，第1卷，第233-234页。——作者原注 第二，现在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法和政治的关系所说的话。 “法的和政治的设施是在人们在生产的社会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到时候，这些设施促进着民族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繁荣。”这是马克思的准确的话，我们要问随便哪个认真负责的人，这些话中有没有否定政治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及提醒马克思注意这个意义的那些人是否驳倒了他？说马克思那里连这种否定的影响都没有以及上述那些人根本没有驳倒任何东西，难道不对吗？真的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竟然不得不认为不是是否驳倒马克思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对他理解得那么坏的问题么？而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法国谚语“世间最漂亮的姑娘也不能提供比她所有更多的东西”作答。马克思的批判家们不可能超越乐善好施的天性准许他们理解的那个限度。[1] [1]马克思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巴尔特推断说，——政治，按照您的意见，对经济完全没有影响，然而您自己就举出种种事实说明……等等——好哇——卡列也夫先生喊道，——这就是我称之为应当怎样同马克思争论的那种模范！卡列也夫先生的“模范”一般说来显现出令人吃惊的思想力量。“卢梭，——模范说，——生活在等级差别和特权盛行到极点，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制度的社会中；但是，卢梭运用从古希腊罗马那里借用的、理性地建立国家的方法（这个方法，霍布斯和洛克也利用过）来创立以普遍平等和人民专制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同法国现存的制度是完全矛盾的。卢梭的理论为国民公会在实践上实现了；因此，哲学影响了政治，而通过政治的中介又影响了经济。（前引书《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第58页）这个光辉的论据使您多么高兴，为了这个论据，卢梭，这位贫穷的日内瓦拥护共和政体者之子原来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同巴尔特先生争论，等于反复讲同样的话。不过关于对巴尔特鼓掌的卡列也夫先生，说什么呢？嘿，瓦·沃先生，不好，天哪，您的“历史教授”不好！我们毫无私心地建议您：给自己找个新的“教授”吧！——作者原注 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像卡列也夫先生不理解马克思一样，同样没有疑问。然而相互作用的存在是否禁止我们在分析社会生活的工作上继续前进呢？否，这样想就几乎意味着以为卡列也夫先生暴露的不理解似乎会妨碍我们获得正确的“历史学哲人的”概念。 政治设施影响经济生活。它们或者促进经济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碍这种发展。第一种情况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因为特定政治制度之所以创立，正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创立，在这个场合对我们完全一样）。第二种情况丝毫不会跟这一观点发生矛盾，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一旦特定的政治制度不再符合生产力的状况，一旦它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它就开始走向衰落，最后被消灭。不仅这种情况不违反马克思的学说，它还是最好不过地证实着他的学说，因为正是这种情况表明，在怎样的意义上经济主宰着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先行于民族的政治发展。 经济的进化引起法的变革。这一点形而上学者是不容易理解的，他虽然大肆宣扬相互作用，却习惯于一个接一个而且互不相干地考察现象。相反，一个哪怕稍微能作辩证思维的人则不难理解这一点。他知道，量的变化逐渐积累以后，最终会引起质的变化，而且质的这些变化乃是飞跃、渐进性中断的契机。 在这里我们的论敌自己已经忍不住了，并且喊出“СЛОВОИАЕЛО”【暗语，意即“有人造反”】[1]：要知道黑格尔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叫嚷着。整个自然界都是这样行动的，——我们答道。 [1]在莫斯科罗斯及1762年前的俄国，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某某人要造反时，就喊这句暗语。——译者注 说话容易做事难．运用到历史，这句谚语可以改为这样：故事说来很简单，但事情做起来却极端复杂。要知道，说生产力的发展引起法设施中的变革，这是容易的！这些变革乃是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成员的利益以最奇异的方式聚合在一起。对于一些人说来维持旧秩序是有利的，于是他们使用他们所能用上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秩序。对另一些人说来，旧秩序已经变成有害的和可恶的，于是他们竭尽他们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攻击这些秩序。而且这还不是一切。革新者的利益也远不是始终相同的：对一些人说来，某些改革更重要，对另一些人则另一些改革更重要。在改革者的营垒中产生了争论，斗争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按照卡列也夫先生公允的见解，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争取最无可怀疑的物质利益的斗争，必然在进行争论的各方面前提出毫无疑问属于精神上的问题：关于正义的问题。旧秩序同正义矛盾到什么程度？新要求同正义适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必然会在斗争者的头脑中产生，不过斗争者并非总是把正义简单地称为正义，而是也许用任何一种类人的或者甚至是类兽的女神的形态把它体现出来。于是，违反卡列也夫先生给它们定下的誓词，“肉体”产生“灵魂”：经济斗争，引起道德问题，而“灵魂”在更仔细的观察下原来是“肉体”：守旧派的正义原来往往是剥削者的利益。 以如此惊人的机智硬说马克思否定政治的意义的同一些人又断言，似乎不论对人们的道德概念、哲学概念，还是宗教概念、或者美学概念，他都根本没有赋予任何意义，他到处都只看见“经济的东西”。这又是造作的废话，如谢德林所说。马克思没有否定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他只是说明它们的起源。 “什么是电？——特种运动。什么是热？——特种运动。什么是光？——特种运动。啊，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您既没有给光，也没有给热，又没有给电以意义啰？在您那里一切都只是运动，概念多么片面，多么狭隘！”正是这样，正是狭隘，先生。您出色地理解了能量转化学说的意义。 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必然引起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集合，也就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结构。而一旦有了社会结构，就不难理解这结构的性质一般说来会表现在人们的全部心理上，表现在他们的全部习惯、风尚、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上。习惯、风尚、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要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适应他们为自己谋得食物的方式（佩舍尔的说法）。社会的心理始终符合社会经济的目的，始终适应社会的经济，始终由社会经济所决定。这里重复着希腊哲学家们早在自然界中就看到了同一种现象：合目的性取得胜利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不合目的的东西因为自己的性质本身注定要灭亡。社会心理对社会经济、对社会生活条件的这种适应，对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社会说来是不是有利呢？非常有利，因为不适应于经济的、同生存条件相矛盾的习惯和观点，会有碍于维护社会的生存。合乎目的的心理对社会说来同样是有益的，正如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目的的器官之有益于有机体一样。然而说动物器官应当适应动物生存的条件，这是否等于说器官对动物没有意义呢？完全相反。这等于承认器官的极大的、器官的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很贫乏的头脑才会用另外的方式理解问题。至于心理，情况也是完全一样的，先生们，正是完全一样。承认心理适应社会经济，马克思从而也就承认了心理巨大的、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意义。 马克思和例如卡列也夫先生之间的区别，这里归结为后者尽管有其对“合题”的爱好，却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在他那里，这边是经济，那里是心理；一个口袋里装着灵魂，另一个口袋里装着肉体。这些实体之间有相互作用，不过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保持自己独立的存在，这个独立存在的起源是无人知道的。[1]马克思的观点消除了这个二元论。在他那里，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乃是人们的“生命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斗争中他们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况而以某种方式集合起来。争取生存的斗争创造他们的经济；在经济的这个基础上生长出他们的心理。经济本身像心理一样也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由此可见，只有在通俗讲话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经济本身乃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函数”。 [1]不要以为，我们在诽谤可敬的教授。他满口赞扬地引用巴尔特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法有独立的、虽然并非不依賴的存在”．就是这个“独立性，虽然并非不依赖性”妨碍卡列也夫先生认识“历史过程的本质”。究竟怎样妨碍，下面正文中马上就要详细讲。——作者原注 现在就来详细讲讲注释中承诺过的话。“无论在肉体那里还是在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个人的物理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一方面创造出旨在保障个人的物质存在的各种技艺，另一方面则创造出全部智能的和道德的文化……[1]人对待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生根在肉体的需要中，生根在物质的属性中，应当在肉体的需要中去寻找狩猎、畜牧、农耕、制造业、贸易和货币业务的原因。——按照健全的看法，这自然是如此；要贸易和黄金呢？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没有灵魂的肉体是什么呢？不过是物质，然而要知道，物质是死的。要是物质本身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话，它自己是任何东西也创造不出来的。因此捕捉野兽，驯养牲畜，耕种土地，搞贸易和在银行开会，不是物质凭自己的智慧，而是根据灵魂的指示进行的：因此，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所以产生的最后原因应该在灵魂中去寻找。因此，在灵魂那里也有双重的需要；因此，灵魂也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而其结果有点儿很荒谬。而这不是一切。并且还由于下面的原因不由自主地感到“疑惑”。按照卡列也夫先生，结果是在肉体需要的基础上生长出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但这是否确切呢？只对自然界么？卡列也夫先生也许记得修道院院长吉贝尔怎样诅咒力图使自己摆脱封建枷锁的城市公社，这些“卑鄙的”机关，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是逃避封建赋役的公允执行。这里，在修道院长吉贝尔身上说话的是什么呢：“肉体”还是“灵魂”？如果是“肉体”，那么因此我们又要说，肉体也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而如果是“灵魂”，那么因此灵魂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因为灵魂在所考察的这个场合很少显现卡列也夫先生所说的构成“灵魂”特有特点的那种对待现象的无私态度。这里请把它弄个明白吧！也许卡列也夫先生会说在吉贝尔修道院长身上说话的其实是灵魂，不过是在肉体的指使下说话的，而且在抓捕野兽、在银行开会等等的事务上所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然而第一，为了指使，肉体也应当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而第二，“粗陋的唯物主义者”可能指出，要是灵魂是在肉体指使下说话的，因此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情况就根本保证不了任何东西：也许在整个历史上灵魂只做了在肉体指使下说话这件事？卡列也夫先生对这种假设自然感到气愤，于是开始驳倒“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定地确信，胜利会在可敬的教授一边，不过在这场斗争中，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对他的帮助多不多呢？ [1]引自卡列也夫的文章“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俄文版编者注 而且这还不是一切。在卡列也夫先生那里我们读到，在个人精神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神话和宗教……文学和艺术”以及一般地——“对外部世界（还有对自己本身），对存在和认识问题的理论态度”，以及“对外部现象（和自己本身的意念）的无私的、创造的再生产”。我们相信了卡列也夫先生。不过……我们有位熟识的、热心研究制造业技术的工学院大学生，在他那里对于卡列也夫先生所有列举的东西的“理论的”态度并没有显现出来。于是我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这位朋友莫不是由一个肉体组成的么？我们请卡列也夫先生尽快解决这个折磨我们、也使这位年轻的、极有才干、甚至可能是天才的工学院学生感到受辱的疑问。 如果卡列也夫先生的议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意义就只是：人身上有高级的需要和低级的需要，有利己主义的意图和利他主义的感情。这是最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完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基础。凭着这个真理，您不会比对人性这个题目的没有内容的早已陈腐不堪的议论走得更远，它本身无非就是这样的议论。 当我们同卡列也夫先生谈话时，我们那些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开始抓住我们的自相矛盾，主要是我们同马克思的矛盾。我们说过，经济不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同时我们又断言，社会心理适应社会经济，这是第一个矛盾。我们说，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然而马克思本人说，经济是现实的基础，在它上面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这是第二个矛盾。对我们说来，尤其不光彩的是，在这里我们同我们着手叙述其观点的那个人发生意见分歧。让我们解释一下吧。 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说法同马克思的一字不差，可见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所以，如果什么地方有矛盾的话，那就只在社会经济对社会心理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没有矛盾。 请读者回忆一下私有财产是怎样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处于这样一些生产关系中，在这些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个人占有某些物品对生产过程是比较适合的。因此，原始人的法概念变化着。社会心理适应着社会的经济。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必然耸立起适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然而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新步骤使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新的、相互的、同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符的状态中。这些新的、从未有过的状态必然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使它发生很大的变化。究竟朝哪个方面变化呢？一些社会成员保卫旧秩序，这是些停滞不前的人。另一些认为旧秩序对他们不利的社会成员则主张前进；他们的心理向逐渐取代古老过时的经济关系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方向改变。心理对经济的适应，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在继续，然而缓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1] [1]实质上这是现在欧洲无产阶级经历着的同一心理过程：它的心里已经在适应新的未来的生产关系。——作者原注 这个革命一旦实现，就会建立社会心理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完全适应。那时新经济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新心理的极度繁荣。在某段时间内这种适应是牢不可破的；它甚至会越来越巩固。然而慢慢地出现新的不和谐的幼芽：先进阶级的心理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其生命再次超越旧的生产关系：由于一刻也不停止去适应经济，它重又适应着构成未来经济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喏，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么？ 直到现在我们主要是举财产法领域中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法无疑正是那个思想体系，不过是初等的、可以说低级的思想体系。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即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 说经济在这些思想体系的发展中是基础，这意思是指，社会应当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便抽出某一阶层的人，专门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科学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业。其次，上面引用的柏拉图和普鲁塔克的观点说明，社会中脑力劳动的方向本身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关于科学，维科早就说过，科学是从社会需要中生长出来的。对于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说来，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它的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别基奥伯爵公正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特别证实这个规则：实践永远和到处都先于科学。[1]当然，这一点也可以在很抽象的意义上加以解释；可以说：“当然啦，科学需要经验，而且经验越多，科学就越圆满。”问题不在这里。试拿亚里士多德或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同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一下，这样您就会看到，在古代希腊的经济科学为一方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科学为另一方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别，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对对象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态度。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差别呢？很简单，就是现象本身变化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不像古希腊的生产关系。生产中的不同关系造成科学中的不同观点。不仅如此，请比较一下李嘉图的观点同无足轻重的巴师夏的观点，于是您会看到，这两人是用不同的眼光观察按其一般性质始终未变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时代这些关系刚刚才繁荣起来，刚刚才得到巩固，而在巴师夏时代它们已经开始趋于衰落。同一些生产关系的不同状况必然地理应反映在保卫这些关系的那些人的观点上。 [1]“直到它（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刚刚开始萌芽时为止，某些民族已经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取得了成就。后来科学就利用这个经验来说明自己的原理”（《政治经济学史在意大利等等》，卢加诺，1829年版，第11页）。约翰．穆勒重申：“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践都长期领先于科学。……因此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一切时代都必然是人类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中译本参阅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作者原注 或者我们拿国家法这门科学来说吧。它的理论是怎样发展的呢？为什么发展呢？贡普洛维奇教授说：“对国家法的科学分析只有在统治阶级相互间就属于它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开始。例如，我们在欧洲中世纪后半期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斗争、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斗争、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斗争，给予德国的国家法科学以第一次推动。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并推动对国家法相应部分进行政论性分析的第二次引起争端的政治问题是关于皇帝选举的问题”[1]等等。 [1]《法的国家和社会主义》（RechtsstaatundSozialismus），因斯勃鲁克，1881年版，第124-125页。——作者原注 什么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发生的那些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以及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种斗争乃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耸立着符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 而且这仍然是思想体系，如果不是初级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高级的。比如就哲学，就艺术来说，情况会怎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本题。 爱尔维修从人只是感觉这个命题出发。从这个观点看，很清楚，人将避开不愉快的感觉，而力求获得愉快的感觉。这是有感觉的物质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利己主义。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身上怎么会产生热爱真理、英雄气概这样一些完全无私的意向呢？这就是爱尔维修本来要解决的课题。他没有能够解决它，为了摆脱困境，他干脆把他保证要算出的那个X、那个未知数一笔勾销。他开始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会无私地热爱真理，每个人都只把真理看作通向荣誉之路，把荣誉看作通向金钱之路，把金钱看作获得愉快的生理感觉之手段，比如用来购买美味佳肴或漂亮女奴。不用说，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站不住脚。这些解释仅仅表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无力对付发展问题。 人们把无非是重弹爱尔维修形而上学调子的这种对人类思想史的观点硬加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人们常常大概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对历史，例如对哲学史的观点：如果康德研究了先验美学问题，如果他谈到了悟性范畴或理性的二律背反，那么在他那里这只是一些空话：实际上无论对美学，无论对二律背反，无论对范畴，他都毫无兴趣；他需要的唯一只是：给他所属的阶级即德国小资产阶级提供尽可能多的美味佳肴和“漂亮女奴”。范畴和二律背反在他看来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上佳手段，他才来“聊起”它们。 难道需要使人相信这是十足的废话么？！如果马克思说，这个理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他绝不是想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善于独立思考的代表人物自觉地使自己的观点迎合自己那些多少富裕、多少慷慨的恩人的利益。 当然，诽谤者随时随地都有，然而并不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理性的进步。真正推动理性进步的人们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当代权势人物的利益。[1] [1]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有时候害怕权势人物。例如康德讲到自己时说过：“谁也强迫不了我说跟我的想法相反的话，可是我下不了决心去说我想到的一切”。——作者原注 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情感和幻想、观点和概念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跟这些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人们不是把这个上层建筑看成一时的关系的一时的产物，而是把它看成某种按其固有本质说来天经地义的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教育的影响下以及一般说来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其观点和情感的各个人，可能对在或多或少狭隘的阶级利益基础上历史地产生的那些观点和那些社会生活形式充满着最真诚的、完全无私的态度。对整个政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848年法国民主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小资产阶级当然力求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然而马克思写道：“但是，如果以为小资产阶级自觉地力求维护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那是目光短浅的。相反，它认为它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乃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生活环境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也就是小资产者由于其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在实践上得出那些任务和决定。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为一方同这一阶级本身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如此。”[2]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译者注 [2]拉马克在证明生活条件影响动物机体时提出一个意见，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回忆一下这个意见将是有益的。他说：“谁停留在我的话的字面意义上，他就会把错误的观点硬加在我的头上。因为无论生活条件怎样，这些条件都不会在动物的形态和组织上引起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变化，在动物那里出现新的、和以前不同的需要．如果这些新的需要始终不变，或者存在很长时期，那么它们就会导致新习惯的出现。“而一旦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身上出现新的习惯，即刺激动物进行新的活动，成为习惯，——结果就会是一些器官得到更好的锻炼，而对于另一些器官则完全没有锻炼，成为没有用处的东西”。加强锻炼或者没有锻炼不会不影响到器官的结构，因而影响到整个机体。参见拉马克（Lamarque）：《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zoologiqueetc），沙尔·马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页。经济的需要以及从中产生的其他需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也应当作这样的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锻炼或没有锻炼的缓慢的适应过程；而我们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认为，似乎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人们在出现新的需要时就会立即故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很明显，在他们看来这是荒谬的事情。然而这种荒谬的事情乃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总之，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见使我们想起一位神甫反对达尔文的下述得意扬扬的论据：“达尔文说，把鸡丢进水里，它会长出蹼来，我则断言，鸡干脆会淹死。”——作者原注 这是马克思在其论拿破仑第三政变【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的话。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他也许还更好地向我们说明各阶级的心理辩证法。他讲的是个别阶级有时势必会扮演的那个解放者的角色。 “如果不暂时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人们承认它是普遍的代表，把它当作这样的代表来同情；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的权利和要求真正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和要求，而这个阶级本身真正是这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自己对所有其他阶级进行统治。为了担当起解放者这一角色，从而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靠毅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一个等级成为似乎包括整个社会的等级，就必须使一切社会的仇恨相反地都集中在其他某个阶级身上，必须使某个等级成为引起普遍憎恶的等级，成为一切障碍的化身……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而又反对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1] [1]《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Jahrbucher），巴黎，1844年版，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ieEinleitung），第82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作者原注 作了这番预先的说明以后，已经不难弄清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比如对哲学和艺术的观点了。不过为了更加明显起见，我们拿它同伊·泰纳的观点比较一下： 这位作者写道：“为了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应当确切地设想他们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那里有最后的解释；那里有决定其余一切东西的最初原因。这个真理为经验所证实。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艺术史上各主要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艺术是同与之相联系的某种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一起出现和一起消失的。例如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就是同在不大的各共和城邦的英雄时代，在伟大的紧张斗争的时刻希腊人之战胜波斯人一起出现的，由于这种紧张斗争，希腊人争得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建立了自己在文明世界的霸权。等到刚强意志的磨碎和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人受到异族统治的时候，这种悲剧就同这种独立和这种毅力一起消失了。同样，哥特式建筑同十一世纪黎明时代封建制度的最后确立一起发展的，这时摆脱诺曼人袭击和盗匪骚扰的社会比较牢固地稳定下来：当十五世纪末多少有势力的诸侯的军事制度趋于瓦解，这种建筑就同由于近代君主政体的产生而从这种军事制度中发源的所有那些风俗一起消失。与这类似的是，荷兰绘画的勃兴是在这样的光荣时刻，这时荷兰凭着自己的顽强和勇敢，彻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顺利地进行着同英国的斗争，成为欧洲最富庶、最发展、最繁荣的国家；十八世纪初，当荷兰退到二等角色，把第一位让给英国，而且简直变成秩序井然、和平安宁和设施完善的银行、商馆，这里的人可以过没有沽名钓誉的打算的、不会经历深沉的情绪激荡的、明智的资产者平静的生活，这时荷兰绘画就衰落了。最后，同样，法国的悲剧也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候，即路易十四时代牢固确立的君主制度带来了讲究礼仪的风尚、宫廷的生活、经过调教的贵族的豪华和文雅，而当贵族社会和宫廷风尚被大革命一扫而空的时候，法国悲剧也就消失了……就像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的气温，以便理解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如燕麦或玉米、松树或芦荟的出现，同样也应当研究精神的气温，以便说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如异教的雕塑或现实主义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人类精神的产物和生物界的产物一样，只有用它们的环境来解释。”[1] [1]《艺术哲学》（Pilosophiedel’art），巴黎，1872年第12版，第13-17页。【中译本参阅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作者原注 对于这一切，马克思的任何信徒都是无条件同意的：对的，正是任何艺术作品，就像任何哲学体系一样，都可以用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来解释。[1]然而精神和风俗的这个一般状况又用什么来解释呢？马克思的信徒们认为，这个状况用社会制度、用社会环境的属性来解释。同一位泰纳说：“人们处境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2]这也是正确的。只是要问，究竟什么引起社会人的处境的变化，即社会制度的变化？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唯物主义者”才同泰纳发生意见分歧。 [1]后来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这样一条重要的思想规律：“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特定时代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他把社会意识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高级的叫作“思想体系”（旧译“意识形态），低级的叫作“社会心理”，有时也简单地称为“心理”，但这“心理”跟现在心理学上所谓“心理”或“社会心理”不是一个东西，而大致相当于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日常意识”。——译者注 [2]《尼德兰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del’artdanslesPavs-Bas），巴黎，1869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对于泰纳说来，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心理学的任务”。精神和风俗的一般状况在他那里不仅创造各种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创造特定民族的工业、该民族的全部社会设施：这就是说社会环境以“精神和风俗的状况”为自己的最后原因。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说，社会人的心理决定于他的处境，而他的处境又决定于他的心理。这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十八世纪启蒙派绝对无法对付的二律背反。泰纳没有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在好些卓越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光辉的实例来说明二律背反的第一个命题或论题：精神和风俗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环境。 与泰纳同时代的、反驳他的美学理论的法国人，提出了反命题：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精神和风俗的状况。[1]类似的争论可以进行到基督二次降世，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个致命的二律背反，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我们受政治环境或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但不应忘记，如果我们也受到影响，我们同时可以抵抗这种影响，而且你们自然都知道那些难忘的例子……如果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有能力不受环境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使环境本身适应，适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参见斐·伯吕纳提埃尔（F.Brunetière）：《文艺复兴时代至今批判的进化》（L’evolutiondelacritiquedepuislarenaissancejusqu’ànosjours），巴黎，1890年版，第260-261页。——作者原注 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才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从而使争论达到圆满的结局，或者至少使有耳朵听有头脑进行思考的人们有可能圆满地结束这场争论。 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每一特定时代生产力的状况。一旦生产力的状况确定了，社会环境的属性也就确定了，适合这环境的心理也就确定了，以环境为一方同以精神和风俗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确定了。伯吕纳提埃尔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你们问，不适应我们周围环境属性的那些需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之在我们身上产生——而且我们说这话时指的不仅是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是人们的一切所谓精神需要——仍然是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历史运动，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发展，因为它，任何特定社会制度迟早要成为不能令人满意的、过时的、需要根本改变的，也许干脆只当报废。我们上面已经拿法设施的例子说明人们的心理如何能够超越人们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 我们确信，读了这几行话以后，许多甚至对我们抱好感的读者想起了一大堆例子，一大堆历史现象，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的观点解释。而且读者们已经准备对我们说：“你们是对的，不过不完全：持与你们相反观点的人们同样是对的，但也不完全：无论你们还是他们都只看到一半真理。”不过请等一等，读者，在没有弄清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能够提供的一切道理之前，别在折衷主义中寻求拯救。 迄今为止我们的论点必然是很抽象的。而我们已经知道：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论点具有比较具体的面貌。 既然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受到相邻社会的影响，那就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社会说来，照样地也存在着影响其发展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每一特定社会从相邻社会方面受到的影响，其总和任何时候都不会等于另一社会在同一时间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生活在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环境可能——而且实际上常常是——很像围绕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然而任何时候不可能、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是同后一环境完全一样。这就使得从我们以前的抽象观点看来曾是极端公式化的那个社会发展过程增加十分强大的多样性因素。 例子。氏族联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有人类社会都固有的社会生活形式。然而历史环境的影响使不同部落中氏族的命运变得十分多样化。这种影响使氏族本身具有这种或那种可以说独特的性质，它延缓或加速氏族的瓦解，它特别使这一瓦解过程多样化。氏族瓦解过程中的多样性制约着取代氏族生活方式的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在此以前我们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产生的私有制的性质，由于每一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变得多种多样。“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表明，从原始公社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公社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1] [1]《政治经济学批判》（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第10页注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作者原注 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自然也会影响该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外国的影响会不会削弱这一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呢？如果会的话，那么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削弱这种依赖性呢？ 请把埃涅阿斯纪同奥德修纪比较一下。或者把法国古典悲剧同希腊人的古典悲剧比较一下。请把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同古典的法国悲剧比较一下。您会看到什么呢？埃涅阿斯纪只是奥德修纪的模仿，法国人的古典悲剧只是希腊悲剧的模仿；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是按照法国悲剧的方式和面貌创造的，不过不是出自高手。到处都是模仿，然而把模仿品同自己的原型隔开的那全部距离，也就是产生它这个模仿品的社会同原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存在着的距离。同时请注意，我们说的不是加工的精拙，而是构成艺术作品的精神。拉辛的阿喀琉斯[1]像谁：像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希腊人呢，还是像十七世纪的侯爵——talonrouge[2]呢？对于埃涅阿斯纪的剧中人物，已经有人指出，他们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的确，对于十八世纪俄国的所谓悲剧的剧中人物，很难说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当时俄国人的风貌，然而他们的不称职本身就说明俄国社会的状况。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这种状况的不成熟性。[3] [1]阿喀琉斯（Achilleus，一译阿基琉斯），原为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的主要角色，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武的英雄之一。拉辛在自己的悲剧中重新塑造了阿喀琉斯的形象——译者注 [2]talonrouge，红高跟。——这是十七世纪法国对穿红后跟鞋的贵族的称呼，后来引申有“风雅人物”的意思。——译者注 [3]指苏马罗科夫、克尼亚日宁、赫拉斯科夫以及十八世纪其他俄国剧作家所写的悲剧。——俄文版编者注 再一个例子。洛克无疑是十八世纪绝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的导师（爱尔维修曾称他是一切世纪一切民族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但是在洛克和他的法国学生之间的距离，恰恰就是把“光荣革命”时代英国社会同法国人民“大造反”前几十年间法国社会隔离开来的那个距离。[1] [1]gloriousrevolution，光荣革命，值英国1688-1689年的政变。greatrebellion，打造泛，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第三个例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直接从法国输入其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思想，可以说那上面已经打上了应当在其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个社会的烙印。 总之，一个国家的著作对另一个国家的著作的影响是同这两个国家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时，这种影响就完全不存在。一个例子：非洲黑人至今没有亲身尝受到欧洲著作的丝毫影响。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不能给另一民族提供任何东西时，这个影响就是单方面的。例子：上世纪法国著作影响了俄国著作，本身却没有尝受到俄国的丝毫影响。最后，如果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类似，从而也由于文化发展的类似，两个进行交流的民族中间每一个都可以从另一个那里取得某种东西，这个影响就是相互的。例子：法国著作影响了英国著作，反过来自己也受到英国著作的影响。 拟古典主义的法国文学当时大受英国贵族的青睐。然而英国的模仿品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自己的法国原型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英国贵族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把法国拟古典主义文学当时得以在其中充分发展起来的那些社会关系搬到英国去。 法国的哲学家们曾经非常欣赏洛克的哲学。不过他们走得比自己的导师远得多。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法国，在自己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比洛克的哲学著作反映其意图的英国社会的那个阶级走得远得多。 当（例如在近代欧洲）我们有非常强大地互相影响着的诸社会的整个体系时，在每一个这种社会中，思想体系的发展都大大复杂化了，就像它的经济发展在同其他国家不断进行通商贸易的影响下大大复杂起来一样。 这时我们似乎会有一种为全体文明人类所共有的文学。然而正如动物学上的属之分为许多种一样，这个全世界的文学也分为诸个别民族的文学。 <每一个文学流派、每一种哲学观点，在每一个单独的文明国家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有时几乎是崭新的意义。>[1] [1]这句话只在第1版中才有。——俄文版编者注 当休谟来到法国时，法国“哲学家们”把他当作志同道合的人欢迎。但是有一次，法国哲学家们的这位毋庸置疑的同志在霍尔巴赫家吃午饭时开始谈到“自然宗教”。他说：“至于无神论者，我不认为他们可能存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自然的体系》的作者反驳他说：“您直到现在都很不走运，您在这里才第一次看到桌旁坐着十七位无神论者”。正是同一个休谟对康德有决定性影响，据康德自己承认，休谟曾把他从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然而康德的哲学跟休谟的哲学是大不相同的。正是同一个基本观念导致法国唯物主义者们的战斗的无神论，导致休谟对宗教冷漠态度，导致康德的“实践的”宗教。事情在于宗教问题在当时英国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它在法国所起的作用，而在法国的作用又不同于德国。而宗教问题意义上的这种区别，其原因则是：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里，社会力量不是处在它们在每一个其他国家所处的那种相互关系中。按其本性相同而胺发展水平却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结合着，从而使得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非常特殊的“精神和风俗的状况”，表现在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因此，同一问题可以使法国人激动得不得了，也可以使英国人淡然置之。对于同一个论据，先进的德国人可以敬而服之，而先进的法国人则恨之入骨。德国哲学应当把自己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什么呢？德国的现实。黑格尔回答说：法国人没有工夫搞哲学，生活把他们推向实践领域。德国的现实比较合理，所以德国人能够心安理得地钻研理论。实质上德国现实的这种所谓合理性不外乎德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使得当时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去作毫无魅力的“现实”的（迎合“实际”的）官吏，就是在理论中寻求慰藉，把热忱的全部力量、思想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然而如果埋头于“实际事物”的比较先进的国家没有把德国人的理论思想推向前进，如果这些国家没有把德国人从他们“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那么这个负面的属性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就绝不会产生这一巨大的正面的结果：德国哲学辉煌的繁荣。 歌德的梅菲斯托费尔说：有理变无理，恩德成罪愆。[1]应用到德国哲学史上，几乎可以大胆地说出这样的怪话：荒谬产生理性，贫乏原来是恩赐。 [1]梅菲斯托费尔（Mephistopheles），欧洲一些民间故事中恶魔的形象，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伙伴和诱惑者要以权力、知识、尘世幸福为代价买取浮士德的灵魂。正文中引用的这句话见《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部，第93页。——译者注 不过看来我们可以结束我们这部分的叙述了。我们把说过的话概括一下。 相互作用存在于国际生活中，也存在于各民族的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然的，然而它本身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理解相互作用，应当弄清相互作用着的诸力量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在相互作用的事实中是不可能为自己找到最后解释的，无论这些属性由于相互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场合，相互作用诸力量的性质、彼此发生影响的社会机体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来解释的，即由社会机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些机体的经济结构来解释。 我们希望，现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哲学已经带有稍微具体一些的面貌了。然而它仍然还是抽象的，它距离“生动的生活”仍然还很远。我们应当朝“生动的生活”这一方向迈开新的步伐。 开始我们谈到“社会”，接着转到了诸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要知道，社会按其组成不是清一色的；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导致不平等，导致具有不同的、常常是完全对立的利益的诸阶级的产生。我们已经知道，各阶级相互间进行着几乎不断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时而缓慢时而剧烈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对思想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我们对这一发展就不会有任何理解。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您愿意了解伏尔泰悲剧的真正原因吗？——伯吕纳提埃尔问道，——首先请到伏尔泰的个性中去找原因，特别是到迫使他既要做出不同于拉辛和基诺做过的事情，同时又沿着他们的足迹进行的必要性中去找原因。关于浪漫主义戏剧，关于雨果和仲马的戏剧，我可以说，它的定义完全包括在伏尔泰对戏剧的定义中。如果浪漫主义不愿意在舞台上做这种或那种事情，那么这是因为它想跟古典主义反其道而行……在文学上，正如在艺术上一样，除了个人的影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有时我们力求按照我们先辈们自己的风格同他们竞争，这样一来某些手法就得到发展，创立起流派，形成一种传统。有时我们力求创作出跟他们的作品不相同的东西，这时发展便同传统产生矛盾，出现新的流派，使手法得到改造。”[1] [1]前引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2-263页。——作者原注 暂时把个人作用问题放在一边，我们注意到，早就该仔细想想“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了。在一切思想体系中，发展绝对是沿着伯吕纳提埃尔指出的道路进行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或者跟随自己先辈们的足迹，发展他们的思想，运用他们的手法，而只允许自己同他们“竞争”，他们或者起来反对旧有的观念和手法，同他们发生矛盾。圣西门不是说过，有机的时代为批判的时代所取代。后面这个时代特别值得谈谈。 拿任何一个问题如货币问题来说吧。对于重商主义者，货币主要是财富：他们把夸大的、几乎是超常的意义硬加在货币身上。起来反对重商主义者的人们跟他们发生了“矛盾”，不仅纠正了他们的超常性，而且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间最热心的人，也陷进了超常性，而且恰恰是直接对立的极端：货币——这只不过是预先约定的符号；它们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比如休谟就是这样看待货币的。如果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用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发达来解释，那么，简单地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得到很大发展来解释他们论敌的观点将是奇怪的。要知道随后的这种发展绝没有把货币变成预先约定的、失去内在价值的符号。休谟观点的超常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跟重商主义者进行斗争、发生“矛盾”这个事实中产生的。他“想”跟重商主义者“反其道而行”，就像浪漫主义者“想”跟古典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一样。因此可以说，就像伯吕纳提埃尔关于浪漫主义戏剧所说的那样，休谟的货币观完全包括在作为它的对立物的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中。 另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尖锐地和坚决地反对一切神秘主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全都或多或少充满着宗教精神。这种向神秘主义的回归，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像《新基督教》的作者[1]这样的人物具有的“知识”比不上百科全书派么？非也。他们的知识并不比百科全书派少，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同百科全书派的观点是很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们最直接地继承了百科全书派，不过在某些问题上即其实是在社会组织问题上同后者又发生“矛盾”，同时，在他们那里出现了要跟百科全书派“反其道而行”的想法；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乃是“哲学家们”对宗教的态度的简单对立物；他们对宗教的观点已经包括在“哲学家们”的观点之内了。 [1]指圣西门。参阅《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0-204页。——译者注 最后，举哲学史为例；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的法国，唯物主义高奏凯歌；站在它的旗帜下的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极端派。在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受到旧制度的保护者、贵族、专制政体拥护者的喜爱。这里的原因也是明显的。复辟时代英国贵族与之发生“矛盾”的那些人，都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跟这些人“反其道而行”，反动派不得不走到了唯物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旧制度的保卫者拥护宗教，极端革命派则站到了唯物主义一边。人类思想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而且所有这些例子都证实着同一个道理：为了理解每一特定批判时代的“精神状况”，为了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代的过程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获得胜利，应当预先熟悉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应当了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学说和派别。没有这一点，无论我们对它的经济了解得如何清楚，我们也根本不会懂得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 同时不应当像俄国“知识分子”习惯于抽象地理解一切那样理解这一点。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所有人类知识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同自己前辈们进行全线的斗争[1]。十九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在许多人类学观点上同百科全书派完全一致；复辟时代的英国贵族在许多问题上，比如民法等问题上完全同意他们所憎恶的清教徒。心理的领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乡和村社，村社是各个个人（即各个个别问题）的联合。当“矛盾”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斗争的热情通常只发展到个别的省，如果不是个别县的话，只有反射的作用才发展到邻近的区域。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前一时代领导权所属的那个省份。只是慢慢地“战争的灾难”才扩大到最近的毗邻地区，扩大到被攻击省份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因此应当补充说，在说明任何一个特定批判时代的性质时，不仅必须了解前一有机时期心理的一般特点，而且也要了解这个心理的各种独有的特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领导权属于宗教，在另一时期内则属于政治，等等。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相应的批判时代的性质上，其中每一个时代，根据情况，或者继续形式上承认旧的领导权，而把新的、相反的内容放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中去（例如第一次英国革命），或者完全否定这些概念，于是领导权转到新的思想省份（例如法国的启蒙文献)。如果我们记住，为了个别心理省份的领导权而进行的这些争论也扩展到与它们毗邻的地区，而且在每一个别场合以不同程度朝不同方向扩展，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里，正如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是多么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点上。 [1]普列汉诺夫这里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译者注 “这一切也许都对，——我们的论敌反驳说，——不过我们看不出这里与阶级斗争有什么相干，而且我们强烈地觉得你们虎头蛇尾。你们自己现在就承认，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经济规律，或者同你们老在我们耳边唠叨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赶紧作答。 至于人类思想发展中，确切些说，人类概念和表象的结合中有其特殊规律，这一点，据我们所知，“经济”唯物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人否认过。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把例如逻辑规律同商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然而这一派唯物主义者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在思维规律中寻找人类精神发展的最后原因、基本动力。这正是“经济唯物主义者”胜过唯心主义者，特别是胜过折衷论者的地方。 只要胃里有一定数量的食物，胃就会按照胃液消化的一般规律开始工作。然而可不可能借助这些规律来回答为什么您的胃里每天都有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进去而我的胃里食物却是稀有的客人这个问题呢？这些规律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却死于饥饿呢？看来说明应当到某个别的领域去找，到另一类规律的作用中去找。就人的精神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一旦人处于某种境况，一旦周围环境给他提供某些印象，他就会按照某些一般规律把这些印象结合起来（而且在这里，由于得到的印象多种多样，所以结果也是极其多种多样的）。然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处于这种境况呢？什么东西制约着新印象的涌现和性质呢？这就是任何思想规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次。请设想一下，有弹性的球从高塔上落下来。它的运动按照众所周知的和很简单的力学定律进行。可是球遇到了斜坡。它的运动按照另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和众所周知的力学定律而改变形态。结果我们就得到折线运动，对折线运动可以而且应当说，它起源于上述两个定律的联合作用：然而球所碰到的斜坡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无论第一个定律，还是第二个定律，或者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无法解释的。就人的思想来说，情况完全一样。使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规律的联合作用的那些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不论诸个别的思想规律，还是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说明不了的。 制约着思想运动的种种情况，应当到法国启蒙派曾经寻找过的那个地方去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停留在启蒙派未能“逾越”的那个“界限”上了。我们不仅说，带有自己全部思想和情感的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力求理解这个环境的起源。我们说，这个环境的属性是由处在人之外并且迄今为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某原因所决定的。人们的事实上的相互关系中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必然引起“精神状况”中的变化，引起观念、情感、信仰的相互关系中的变化。观念、情感和信仰按照自己特殊的规律结合着。然而这些规律是由于跟这些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种种外部情况而发生作用的。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影响的地方，我们除此以外还看到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那些处在更深层位置的相互影响；在他只是说出现了矛盾，人们想跟他们的前辈反其道而行的地方，我们补充道：人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的现实关系中出现了新的矛盾，是因为已经不可能像旧时代的人们那样过生活的新的社会阶层或阶级走到了前台。 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知道浪漫派想跟古典派发生矛盾的时候，勃兰兑斯却力求用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地位来说明他们对“矛盾”的爱好。例如请回忆一下他谈到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力浦时代法国青年的浪漫主义情绪的原因时所说的话。[1] [1]例如参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译者注 当马克思说“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的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时，他也在揭示一条特殊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不过这条规律只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里才起作用和才能够起作用；在既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里它不起作用，也不可能起作用。 让我们仔细想想这条规律的作用。当某个等级在其余居民心目中成为普遍的奴役者时，在这一等级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这些居民看来自然就是只有奴役者才会有的观念。社会意识便同它们“发生矛盾”；它热衷于相对立的观念。不过我们已经说过，这类斗争任何时候也不会全线进行：始终有某一部分观念同样地既为革命者也为旧制度保卫者所承认。最有力的攻击指向成为特定时期腐朽制度最为有害的诸方面的表现的那些观念。在这些方面，革命思想家不可遏止地想同自己的前辈们“发生矛盾”。而对于其他的、虽然也是在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观念，他们常常依然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有时则按照传统继续持有这些观念。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进行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斗争（即反对僧侣阶级和贵族君主制度的斗争），却几乎没有触及旧的文学传统。诚然，就是在这里狄德罗的美学理论也是新社会关系的反映。不过这里的斗争很微弱，因为主要力量集中在其他战场。[1]在这里，起义的旗帜只是后来而且是由热烈同情被革命推翻的旧制度的那些人举起来的，那些人看来本应同情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那些文学观点。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奇怪的现象也可以用“矛盾”的原理来解释。不管您怎么想，比如沙多布里昂曾同情旧的美学理论，而伏尔泰——可恨的、恶毒的伏尔泰！——曾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之一。 [1]大家知道，在德国，文学观点的斗争进行得更加有力得多，不过在这里改革者的注意力并没有被政治斗争所转移。——作者原注 黑格尔说：“矛盾引导着前进”。思想体系的历史似乎再一次证明，这位老“形而上学家”并没有弄错。看来它也证实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不过我们请读者不要为此伤心，且听我们把话说完。 前面我们讲过，一旦有了社会生产力，就有了社会的结构，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的心理。根据这一点，也许可以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即从特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可以准确地推出该社会的观念的性质。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每一特定时期的思想体系总是同前一时期的思想体系有最紧密的——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状况”，只有同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当然，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热衷于跟它的意图相矛盾的那些观念。每个阶级虽然不自觉地但总是很好地使自己的“理想”适应自己的经济需要。不过这种适应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为什么它这样进行而不是那样进行，这不是单拿某个阶级的状况解释得了的，而是要用这个阶级和跟它对抗的阶级（或诸阶级）的关系的全部细节来解释。随着诸阶级的出现，矛盾不仅成为推动的因素，而且成为形成的因素。[1] [1]表面看来，例如像建筑这种艺术的历史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建筑史同阶级斗争有紧密的联系。参看爱德·柯罗爱依：《哥特式建筑》（L’architecturegothique），特别是第四部分：“市民建筑”（L’architurecivile）。——作者原注 然而个人在思想体系史上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伯吕纳提埃尔认为个人具有不依赖于环境的巨大意义。居友断言，天才总是创造某种新东西。[1] [1]“他把新的典型引进观点和情感的世界。”参见《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L’artaupointdevuesociologique），巴黎，1889年版，第31页。——作者原注 我们说，在社会观念领域天才之超越其同时代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比他们更早地理解新的、产生着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天才不依赖于环境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发现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当然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然而社会环境在任何伟大发现的历史上的作用，第一，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准备工作上，没有这些知识任何一个天才根本做不成任何事情，而第二，表现在天才把注意力的方向放在这个或那个方面。[1]在艺术领域内天才给特定社会或特定社会阶级的基本审美倾向提供最好的表现。[2]最后，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社会环境的影响都表现在给个人天才的发展提供或小或大的可能性上。 [1]其实，在这里只是表面上存在着影响的双重性质。任何特定的知识总量之积贮，正是因为社会需要促使人们去进行这种积贮，使他们的注意力朝向相应的方面。——作者原注 [2]任何特定阶级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判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经济状况，这一点，《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作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知道了。他说，美是生活，而且用这样的见解说明了自己的思想：“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看来，‘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人理解，就是美的第一条件。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会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而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是体格‘虚弱’的标记，人们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会有纤细的手足——我们的民歌里就不歌咏美的这些属性。总之，民歌中对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骼也越来越小；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当然是纤细的手足——它们是社会上层阶级觉得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手大脚，这或者是她长得不好或者是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标志。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贵、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然是有魅力的；然而病态、柔弱、委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苍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有物质的匮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因为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赖，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予他们那本来很单调的、没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然而强烈的感觉和炽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如果美人的慵倦和苍白是她曾经生活得好的标志，他怎么会不为她的慵倦和苍白而着迷呢？”——作者原注 当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用环境的影响说明一个天才的全部特性，不过这还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弹道学能够解释炮弹头的运动。它能够预见它的运动。但是它任何时候也不能告诉您这个弹头恰恰炸裂成多少片而且每一个别的碎片恰恰飞向何处。但是这丝毫不会削弱弹道学得出的那些结论的可靠性。我们没有必要在弹道学中站到唯心主义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上：对我们说来力学的解释完全够了，虽然——谁去争论呢？——这些解释仍然没有使我们弄清楚个别碎片的“个体的”命运、大小和形式。 命运的奇怪的讽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们像抨击“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无聊的虚构那样如此热烈地加以抨击的那个矛盾定律本身，似乎使我们“同我们亲爱的朋友兼敌人接近起来。”如果休谟否定货币的内在价值是为同重商主义者发生矛盾；如果浪漫派创造出自己的戏剧只是为了同古典派所做的“反其道而行”，那么客观的真理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我，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梅歇尔斯基公爵等等说来是真理的东西。真理是主观的，所有满足我们认识需要的东西都是真理的。 否，不是这样。矛盾定律并不破坏客观真理，而只是引导我们走向客观真理。诚然，它迫使人类所走的道路完全不是笔直的路。然而在力学中大家知道也有失之于距离而得之于速度这样的场合：按摆线运动的物体，从一点走到下面的另一点，有时比按直线运动来得快。“矛盾”出现在而且只出现在有斗争、有运动的地方，而在有运动的地方，思想便会前进，不过要通过迂回的道路。同重商主义者的矛盾曾使休谟得出错误的货币观。然而社会生活的运动，从而还有人类思想的运动并不停留在它在休谟时代所达到的观点上。它迫使我们同休谟“矛盾”，其结果就产生了正确的货币观。而且这个正确的观点，作为全面考察现实的结果，已经是任何往后的矛盾都无法排除的客观真理。穆勒著作注评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兴奋地说过： 一度为生活所取得的东西， 命运无法从我们身边夺走…… 应用到知识上，这无条件是正确的。无论哥白尼的发现，还是能量转换的发现，无论物种可变性的发现，还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任何命运现在都无力从我们身边夺走。 社会关系在变化；与此同时科学理论也在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最后出现对现实的全面考察，从而出现客观的真理。色诺芬具有不同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观点。萨伊的观点在色诺芬看来大概会是荒唐的；萨伊曾宣布色诺芬的观点为荒谬。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色诺芬的观点从哪里来的，萨伊的观点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片面性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已经是客观的真理，而且任何“命运”已经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最后发现的正确的观点。 ——然而人类的思想难道会停留在你们称之为马克思的一种或诸种发现上面么？——当然不会，诸位先生！它将作出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将补充和证实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正如天文学中的新发现补充了和证实了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最大的荒谬。然而任何荒谬都有其充足的原因，而且我们、一位伟大人物的微不足道的追随者，可以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知道这个荒谬的充足原因。下面就是。 “主观方法”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是“学派天使”，即不是《历史书翰》的作者第一个发现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信徒们早就遵循这个方法，就是这位布鲁诺·鲍威尔生出了《历史书翰》的作者，就是这位《历史书翰》作者生出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 “历史学家的客观性，像任何客观性一样，无非是纯粹的空谈。而且完全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客观性是无法达到的理想。对客观性，即对大多数固有的观点，对群众的世界观，历史学家只能低首下心。而一旦他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创造者，他就是为薪资工作，他就成为自己时代的雇佣。”[1] [1]舍利加（Szeliga）：《人类劳动组织和施洛塞尔、盖尔文奴斯、达尔曼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编纂艺术》（DieOrganisationderArbeitderMenschheitunddieKunstderGeschichtschreibungschlosser’sGervinus’s,Dahlmann’sundBrunoBauer’s），沙尔洛登堡，1846年版，第6页。——作者原注 这几行话是施利格写的，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狂热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DieHeiligeFamilie）一书中曾如此尖刻地嘲笑过他。在这几行话中，请用“社会学家”代替“历史学家”，把对历史的“艺术创造”换成社会“理想”的创造——于是您就会得到“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 请好好想想唯心主义者的心理。对他说来，人们的“意见”是社会现象基本的、最后的原因。他觉得，据历史叙述，在社会关系中往往是最荒谬的意见实现了。他议论说：“为什么不实现我的意见，这种意见，谢天谢地，一点都不荒谬。既然存在着某种理想，就至少存在着从这种理想的观点看来合乎愿望的社会改革的可能性。至于通过什么客观的尺度来检验这个理想，那么检验是不可能的，因为类似的尺度并不存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可能成为真理的尺度。” 总之，有某种改革的可能性，因为我的理想号召改革，因为我认为这些改革是有益的：我之所以认为它们是有益的，因为我愿意认为它们是这样的。撇开客观尺度，我这里除了我的愿望没有其他标准。别妨碍我的脾气！——这就是主观主义的最后论据。主观的方法是自然沿着折衷主义道路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寄生虫所侵蚀的哲学“好好先生们"的一切错误都倾注在这个寄生虫的头上。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不能把个人的“主观”观点同作为某种客观东西的“群氓”、“大多数人”等等的观点对立起来。群氓是由人们组成的，而人们的观点始终是“主观的”，因为这些或那些观点都是主体的属性之一。客观的不是“群氓”的观点，客观的是反映在这些观点里的、自然界或社会中的那些关系。真理的标准不在我之内，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中。正确地表现这些关系的那些观点是符合真理的；歪曲这些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地把握自然现象相互关系的那种自然科学理论是符合真理的；正确地说明存在于他所描述的时代的社会关系的那种历史描写是符合真理的。凡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描述诸种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的地方，只要他没有变成干巴巴的书呆子，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情这种或那种力量。在这方面，他将是主观的，不管他是同情少数还是多数。然而这种主观主义并不妨碍他成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只要他不去歪曲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据以生长的那些现实的经济关系。“主观”方法的信奉者则忘记这些现实的关系，而因此他除了自己可贵的同情或极大的憎恶之外便什么也做不了，而因此每当他的论敌们告诉他这还不够时，他就大喊大叫地谴责他们侮辱道德。他感到自己不能洞察现实社会关系的秘密，因此对这些关系的客观力量的任何暗示，在他看来都是对他自己的无能为力的侮辱、嘲笑。他力图使这些关系淹没在自己的道义愤慨的空话中。 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理想原来常常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卑劣的，也有高尚的，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符合经济现实的理想是正确的。听到这句话的主观主义者们以为，如果我开始使我的理想适应现实，那么我就会变成“欢呼雀跃的人”[1]可怜的仆从：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想，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形而上学者无法理解任何现实的双重的、对抗的性质。“欢呼雀跃的人”依靠已经腐朽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之下生长着新的现实、未来的现实，为这个现实服务也就是促进“爱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1]“欢呼雀跃的人”一词，语出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片刻的骑士”（一译“称雄一时的人物”）：“为了爱的伟大事业，请把我从欢呼雀跃的、空话连篇的、两手沾满鲜血的人们那里领进正在毁灭的人们的阵营！”【中译本参见《涅克拉索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俄文版编者注 读者现在可以看到，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赋予理想以任何意义的看法是否符合“现实”。这个看法原来是“现实”的直接对立物。如果在“理想"的意义上说，那就应当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所曾有过的、最为理想的理论。而且这无论对它的纯粹的科学任务还是对它的实践任务说来都是同样正确的。 “如果马克思不理解自我意识的意义及其力量，请问怎么办？如果他如此低度地评价自我意识认识到了的真理，请问怎么办？” 这些话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信徒之一还在1847年就写下的[1]，虽然现在已经不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语言说话了，但是责备马克思忽视历史中的思想和情感因素的先生们至今并没有比奥比兹走得更远。迄今为止他们全都深信马克思非常低估人类自我意识的力量；他们全都以不同的调子反复说同样的话。[2]实际上马克思认为解释人类的“自我意识”乃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 [1]《群众的英雄。性格描写》（DieHeldenderMasseCharakteristiken），特奥多尔·奥比兹（TheoderOpitz）出版，格伦堡，1848年版，第6-7页。奉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一读这本著作。他在那里会遇到自己许多的原创思想。——作者原注 [2]其实，不，不是所有人，还没有任何人想过用说明“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来打败马克思。卡列也夫先生有双重的原创：第一，他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过；第二，他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从这个注释中瓦·沃先生可以看出，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教授”以应有的评价。——作者原注 他说：“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迄今为止都是，它仅仅在客体的形式中，或者在直观的形式中，而不是在具体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中，不是在实践形式中，不是从主体方面考察现实，考察对象的、为外部感官所把握的世界。因此，能动的方面，和唯物主义相反，迄今为止都是由唯心主义发挥的，不过是抽象地发挥的，因为唯心主义自然不承认具体活动本身。”[1]先生们，你们是否仔细考虑过马克思的这些话呢？我们来告诉你们它们是什么意思。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译者注 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信徒们竭尽全力来证明用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的可能性。甚至对天赋观念的否定也没有使得这些唯物主义者超越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看作有感觉的物质(matieresensible)。他们没有试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说明人的历史，而如果他们企图这样做了（爱尔维修），那么他们的企图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人只有在历史中才会成为“主体”，因为只有在历史中他的自我意识才得到发展。局限于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意味着局限于把他看作“客体”，忽视他的历史发展，忽视他的社会“实践”，忽视具体的人类活动。然而忽视这一切，意味着使唯物主义变成“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歌德）。不仅如此，这就是要把它变成——这也是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宿命论的东西，从而注定使人完全从属于盲目的物质。马克思看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于是给自己提出了纠正它的任务。他的“经济”唯物主义乃是对人的“具体活动”怎样发展、他的自我意识怎样由于这种活动而发展起来、历史的主体方面怎样形成这一问题的回答。当这个问题即使部分地解决了的时候，唯物主义就不再会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它就不再把说明人类存在的能动方面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唯心主义。那时它就会摆脱它固有的宿命论。 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之所以愤怒反对马克思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把它的第一句话当成最后一句话。马克思说：在解释主体时我们看看人们在客观必然性的影响下会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关系，就可以弄清楚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是怎样发展的。客观的现实帮助我们弄清楚历史的主观方面。正是在这里，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通常便来打断马克思。也是在这里，通常重复着同恰茨基跟法穆索夫[1]谈话惊人类似的言论。——“人们在自己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遇到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生产关系。”——哎呀，老天爷，他是宿命论者！……在经济基础上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说什么！而且说的和写的一样！他完全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请仔细听完，哪怕一次：要知道，从以上的话中可以得出，——不听，受制裁！受积极进步人物的道德制裁，受主观社会学明显的监视！ [1]恰茨基、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都是亚·谢·格利鲍耶陀夫的名著《聪明误》中的人物。——译者注 大家知道，斯卡洛茹布的出现挽救了恰茨基。在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同他们严格的主观评价者之间的争论中，迄今为止事情具有相反的另一种性质。斯卡洛茹布捂住了恰茨基的嘴，这时候主观社会学的法穆索夫们从耳朵里抽出手指，带着自己的优越意识说道：他们本来就说得很扼要了；他们的观点现在依然是完全没有说清楚的。[1] [1]在新版中普列汉诺夫曾打算把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而故意弄得含糊的地方说清楚。保存在档案里未被他利用的、对此处的增补中有以下一段札记：“斯卡洛茹布就是书报检查。用同一个别尔托夫、《文集》、《新语》和《开端》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名单包括受到书报检查迫害的出版物：普列汉诺夫（别尔托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该书第1版很快卖完，同时被从图书馆没收，十年之内未能再版，直到1905年；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特点的材料》，刊印于1895年，在书报检查机关积压了一年半以后，除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几本以外，全部被焚毁；《新语》杂志1897年12月即已被查封；《开端》杂志，继《新语》之后于1899年创刊，出了5期，被查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几乎被剥夺了合法的论坛，同时民粹派却完全自由地利用了这个论坛。——俄文版编者注 黑格尔早就说过，任何哲学如果局限于简单地重复它的基本论点，都可能变成毫无内容的形式主义。然而这样的过错马克思是绝不会犯的。他没有局限于重复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基础。很少思想家像他那样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基本论点。 ——然而究竟在哪里，他在哪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呢？——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数落着，号叫着，大声喊着和言说着。——请看看达尔文吧，要知道他有一部书，而马克思那里连书也没有，于是不得不去重新建立他的观点。 不用说：“重新建立”是不愉快也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没有“主观的”材料来正确理解从而“重新建立”别人的思想的人而言。不过重新建立没有必要，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哀痛其缺乏的书早就有了，甚至有几本书，一本比一本更好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第一本书——这是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的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请熟识一下这本有趣的书（自然，“刘易士的东西”在这里是少了点）：它会告诉您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第二本书——这是《资本论》，正是这本《资本论》你们全都“读过”，你们全都“同意”，但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仁慈的先生们。 第三本书——这是从1848年开始即从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时起的欧洲事变史。请费些力气钻研一下这本巨大的和有教益的书的内容，只要你们“主观的”心中还有公平的话，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们：难道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给他提供惊人的前所未有的预见事变的能力么？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反动的、停滞的或进步的空想主义者那里现在剩下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一碰到现实就化为灰尘，这灰尘又跑到什么污泥中去了呢？要知道这灰尘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而马克思说过的话却实现了，当然是大体上，而且每天还将始终不渝地实现下去，直到他的理想最终实现。 似乎这三本书的证据足够了吧？而且似乎不能否定它们中间任何一本的存在吧？你们自然要说，我们从那里读到的并不是那里写了出来的？究竟是什么，请说出并证明这个；我们迫不及待地期望你们的证明，而为了使你们对这三本书不致感到头脑很紊乱，我们先向你说明第二本书的意义。 你们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但是否定他的历史理论，——你们说。应该认识到，这说明很多问题，正是：这说明你们既不理解他的历史理论，也不理解他的经济观点。[1] 在未发表的增补中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地方作了这样的说明：“他们不懂得，不能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而又否定他的历史观点：《资本论》同时就是历史研究。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理解《资本论》第3卷的命运。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都歪曲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资本论》第1卷说的是什么呢？那里说的，比如关于价值。那里说，价值是社会生产关系。你们同意这个吗？如果不同意，那么你们就否认自己本人关于同意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话。如果同意，那么您就是承认他的历史理论，不过显然并不理解它。 既然你们承认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着的、背着他们起作用的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以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的形态，如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反映在他们头脑中，那么你们从而就是承认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必定生长着一定的、符合它的性质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场合，你们改变信仰的事情就完成了四分之三，因为你们剩下的就是运用你们“自己的”即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观点分析高级的思想体系范畴：权利、正义、道德、平等以及诸如此类。 或者也许你们只同意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承认马克思”只是就他写了一封所谓的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信而言。[1] [1]说的是卡尔·马克思1877年末就《祖国纪事》杂志编辑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的卡尔·马克思》（该刊1877年10月号）所写的致该刊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了这封信已经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了。它曾刊登在《民意通报》1886年第5期和合法的《法学通报》1888年第10期上。通常都把这封信错误地说成是写给米海洛夫斯基的，虽然马克思在信中只是用第三人称说到他。【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在信中马克思驳斥对他的观点的歪曲，驳斥这样的愿望，即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一切民族，无论他们处于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都必然注定要走上的普遍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民粹派抓住了信中的这个地方，认为它证实自己寄托在俄国特殊道路上的希望。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7页。——俄文版编者注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在自己的报纸《新莱茵报》和当时其他定期刊物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来评价例如1848年到1850年法国历史事变的观点是错误的么？多么可惜，你们没有费力说明这个观点的错误性；多么可惜，你们的观点是处在未开展的形态中，而且由于缺乏资料甚至不可能“重新建立”这些观点。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用来评价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哲学学说的意义的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么？[1]可惜，在这个场合你们也没有驳倒马克思。也许你们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到过这个对象吧？喏，在这种场合，我们不想拯救你们摆脱困境；要知道你们拿来发议论的“对象的文献”，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要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都有平凡的和非凡的科学吹鼓手的称号。诚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妨碍你们主要研究“非正式的”科学：主观社会学、主观历史哲学等等。 [1]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章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170页；第3卷，第271、478-484页。】——俄文版编者注 ——可是究竟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写出这么一本书，其中用他的观点叙述从古至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并且考察发展的一切领域：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领域？ 一切有教养的头脑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善于提出问题，在于知道哪些回答是可以向现代科学要求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可是，尽管马克思论敌们的非凡性，有时甚至他们的平凡性，而其实正是由于这个性，在他们那里这个标志似乎没有出现。难道你们以为在生物学著作中有这么一本书，其中用达尔文的观点叙述了动植物界的全部历史么？去同任何一个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谈谈这个问题吧，那么他会预先嘲笑你们孩子气的天真，然后告诉你们，用达尔文的观点来描述全部漫长的物种史——这是现代科学的理想，现代科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理想；现在已经找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物种的历史只有用它才能理解。[1]在现代的历史科学上，情况也完全一样。 [1]“现在相互隔离得还很远并且从最不相同的各种经验的认识源泉出发的所有这些各式各样发展史领域，由于增长着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的意识，从今以后获得更高的发展。它们沿着最不相同的各种经验的道路行进并且依靠着最各式各样的方法，总是奔向同一个目的，奔向包罗万象的一元论的发展史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参见爱·海克尔（E.Haeckel)：《现代发展史的目的和道路》（ZieleundWegederheutigenEntwickelungsgeschichte），耶拿，1875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达尔文的全部工作是什么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道——几个有概括力的、互相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把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顺利地综合起来的思想。马克思的相应的工作在哪里呢？这工作是没有的……而且不仅马克思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尽管它内容极其渊博，传播非常广泛，也没有做这项工作。无数次被当作公理加以重复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至今仍然是相互间没有联系而且事实上未经检验，这在依据物质的、可感知的事实并具有主要是‘科学’尊号的理论、原则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1] [1]《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5-106页。——作者原注 说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本身仍然相互间没有联系——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只要读一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可以看出这些原理相互间的联系何等严整何等紧密。说这些原理未经检验，——这也是不对的：它们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在《资本论》中，而且完全不是“特别”在“原始积累”一章中，[1]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的那样，而是毫无例外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所有各章中都利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检验过。如果这个理论仍然没有一次联系“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叙述过，这一点，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见，对于把它区别于达尔文理论是不利的，那么这里又是一个误会。利用比如包含《物种起源》一书中的那个事实材料所证实的主要是物种的变异性；至于某些个别物种的历史达尔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只是假定式地提及：据他说，这个历史可以这样进行，可以那样进行，——有一点无可怀疑：有过历史，物种曾经变化。现在我们请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需要向马克思证明，人类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社会形式在变化，人们的观点互相在新旧更替，一句话，是否需要本应证明这类现象的变异性呢？自然，不需要，虽然，为了证明，堆积整整十座山的事实材料是容易的。对于马克思说来究竟本来应该做什么呢？社会科学和哲学先前的历史积累了“堆积如山”、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马克思就用像达尔文的理论一样由“几个综合的、彼此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理论解决了这些矛盾。当这些思想出现了的时候，事情就清楚了：用这些思想可以解决困扰先前思想家们的一切矛盾。马克思需要的不是把他的前辈们收集的实际材料堆积如山，而是主要利用这些材料、用新的观点着手研究人类的现实历史。这一点，马克思也做到了，他着手研究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结果出现了《资本论》（我们且不说像《雾月十八日》这类的专著）。 [1]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思想》第6期第90页上写道，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在《资本论》第六章一个质朴的标题‘所谓原始积累’中有所阐述”。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1页。——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在《资本论》中，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讨论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就是在这些期限内，对象自然甚至连大概也没有研究完。”这是对的。不过我们要再次提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教养的头脑，第一个标志在于懂得怎样的要求可以向科学人士提出来。马克思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包罗一切历史时期，完全同样的，达尔文也不可能写出一切动植物物种的历史。 甚至在对待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面，对象也研究不完，哪怕只是个大概。——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连大概也研究不完。然而第一，请告诉我们，达尔文把什么对象研究完了，哪怕只是大概，而第二，我们现在向你们说明在《资本论》中问题怎样和为什么没有研究完。 按照新理论，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导致经济关系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都必须从研究特定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关系状况开始。然而不用说，研究不应停留在这一点上；研究应当指明枯燥的经济骨骼怎样为生动的社会政治形式的肉体所包裹，然后指明——这是课题最有意义、最为诱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情感、意图和理想所包裹。可以说，到达研究者手里的是死材料（这里，正如读者看到的，我们多少是用卡列也夫先生的文体说话的），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充满生命的有机体。马克思能够解决的——而且自然只是大概地——仅仅是主要涉及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的物质生活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去世时不很老。如果他再活二十年，那么他大概还会继续（也许除了再写几部独立的专著以外）解决同一时期物质生活方式的种种问题。这又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生气。他双手叉腰，开始训斥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你怎么会这样呢，老兄？……只有一个时期……而且不完全……我不能，不能赞成……你学学达尔文的榜样吧！”。可怜的《资本论》作者只有用深深的叹息和令人伤感的承认回答整个这一长篇大论的教训：“艺术是长久的，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迅速且威严地转向马克思的信徒们这些“群氓”：在这种场合你们干吗看着，为什么没有支持老头子，干吗不去详尽地研究一切时期？——信徒们深深地鞠躬，拿着帽子走向一旁，回答道：我们没有工夫，我们忙着别的事，我们进行了反对沉重压在现代人类身上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斗争。别见怪！不过顺便说说，我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等着吧——我们还会做得更多。[1] [1]普列汉诺夫想在这个地方作个增补：“关于‘没有功夫’。用阶级斗争说明。”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变得稍微温和些：这么说来，你们自己现在也看出来，不完全吧？——怎么会看不出来！要知道就是在达尔文主义者那里也还是不完全的[1]，甚至在主观社会学中也不完全哩，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1]有趣的是达尔文的论敌们很久都反复重申，而且至今还在反复地说，他的理论正是缺乏“堆积如山”的事实证据。大家知道，微耳和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就讲过这个意思，海克尔回答他时曾正确地指出，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没有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所证明，那么任何新的事实就根本说不出于它有利的话。——作者原注 一提到达尔文主义者，我们这位作者心中的气愤便重新暴发——你们干吗拿达尔文来纠缠我呢！——他喊道。上层社会的绅士们都迷恋过达尔文，许多教授都赞同过他的见解，可是谁同马克思走在一起呢？一些工人，以及没有人公认的、科学上业余的饶舌者。 这种严厉斥责具有如此有趣的性质，我们不由自主地要继续注意它。 “在《论家族等等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顺带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遭到有行会习气的德国经济学家‘沉默’的对待，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指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从一开始主要转向工人们，而且在他们那里遇到了在官方科学代表们那里不曾预料的很强的理解力。这些事实正确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的意义怎么样呢？首先，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长时期的‘沉默’甚至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我们的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十分缺乏和极其微不足道的情况下，现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有为数众多的大学，普遍识字，有各派无数的报纸、传单，有不仅报刊言论而且口头言论的影响的德国，这就更加不可能。而且如果德国某部分官方的科学祭司开始时曾用沉默对待《资本论》，那么这未必能够用想‘避而不提’马克思的著作来解释。比较正确的是假定，沉默的动机在于因疑惑而犹豫，与此同时迅速增长的既有热烈的反对，也有达到极限的尊敬，其结果，《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很迅速地在公认的科学中已经无可争辩地占住了很高的位置。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也包括《资本论》中所具有的关于未来方向的那些远景的命运就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唯物主义，尽管存在了半个世纪，对各个科学领域至今并没有产生多少明显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却很迅速传播开来。[1] [1]《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5-116页。——作者原注 总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反对的立场迅速地生长出来了。这是对的。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副教授，如果他承认哪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也得不到教授的头衔；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甚至最没有才能的编外的副教授，只要他能够想出哪怕是两个明天所有人都会忘记的反对《资本论》的意见，就可以指望迅速晋升。对的就是对的：很热烈的反对立场。 还有达到极限的尊敬……这也正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的是尊敬。恰恰是中国人今天应该用来看待日本军队的那种尊敬：说打得好，不过受它的打击是不愉快的。德国的教授们在对《资本论》的作者，过去是而且至今仍然满怀这样的尊敬。而且教授越聪明，他的知识越多，在他那里，这样的尊敬就越大，他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驳不倒《资本论》。这就是为什么官方科学巨擘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攻击《资本论》。巨擘们宁愿派遣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需要晋升“编外饶舌者”的人去进行攻击。 在那不需要聪明人的地方， 您派列阿特去吧， 我在看着哩…… 有什么可说的：这类尊敬是伟大的。而另一类尊敬我们并没有听说过，而且在教授身上也不可能有，因为在德国不会让满怀这种尊敬的人做教授的。 然而这种尊敬究竟证明什么呢？它证明下面一点。《资本论》所囊括的研究原野正是从新观点，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观点已经耕耘过的那片原野。对于这片原野，论敌们不敢攻击；他们“尊敬它”。而这对于论敌们说来自然很好。然而需要有“主观”社会学者的全部天真才会惊讶地问，为什么这些论敌至今都没有着手凭自己的力量用马克思的精神耕耘毗邻的原野。“瞧，您想要什么，亲爱的英雄！这里就是用这种精神耕耘过的这么一块原野，不让活啦！已经对它叫苦连天了，您却想让我们按同一个体系还去耕耘毗邻的原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事物的本质理解得很差，因此他也不理解“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他不理解的还有德国教授们对“未来远景”的态度。当现在从脚下滑走的时候，老天爷，未来在他们就来不及想了。 不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在德国的教授都这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精神和“科学”条理性的精神。要知道有些专家除了科学什么也不去想。和没有一样，也有这样一些专家，当然也不是在一个德国。然而这些专家——正是因为他们是专家——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对象上；他们耕种着自己不大的一小块科学原野，他们对任何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都不感兴趣。关于马克思，这些专家很少有什么观念，而如果有的话，那大概就是给某人和某地制造麻烦的讨厌的家伙。你们怎么希望他们用马克思的精神写作呢？在他们的专著里通常根本没有任何哲学精神。然而这里发生着某种类似如果人们默不作声顽石也鸣不平的事情。研究者专家们本人根本不懂马克思的理论，可他们取得的结果却大声宣布说它胜利了。而且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关系史或文化史方面的严肃的专门的研究，没有这样或那样地证实这一理论。许许多多惊人的例子都说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精神在何种程度上迫使专家们不自觉地站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历史理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上。读者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例子：奥斯卡尔·佩舍尔和日罗·泰隆。现在我们举第三个例子：在自己的著作《古代市民公社》（Lacitéantique）中，著名的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说出过这样的思想：宗教观点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一切社会设施的基础。看来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诸个别问题时也应当持这个思想。然而涉及斯巴达衰落问题时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却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在他那里衰落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1]涉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时他的态度呢——他又是再次乞援于经济。[2]于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各个别场合一个人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而如果您称呼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大概会摇晃双手，对此卡列也夫先生会难以言状地感到高兴。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彻底的始终一贯，请问怎么办？ [1]参看他的书《论斯巴达的所有权法》（DudroitdepropriétéàSparte）。书中包含的（顺便说一句〕对原始所有权史的观点这里对我们说来完全不重要。——作者原注 [2]“对于每一个根据事实的具体详情（正是具体详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原文研究事实的人说来，十分明显的是恰恰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是真正的动因”等等。参见《古代法国政治设施史。封建制度的起源》（Histoiredesinstiutionspolitiquesdel’ancienneFranceLesoriginsdusystèmeféodal），巴黎，1890年版，第94页。——作者原注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打断我们说，——让我从自己方面也举几个例子。“请把注意力放到……布洛斯的书上[1]，我们看到这是一本很值得称颂的著作，但是上面完全没有历史科学中根本变革的特殊痕迹。从布洛斯谈到阶级斗争和经济条件中（比较起来很少），还得不出他把历史建立在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身发展上：叙述1848年事变时避开经济条件甚至是令人费解的。从布洛斯的书中把称颂马克思是历史科学中变革创造者的话，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某些千篇一律的词句删去，您就不会想到您遇到的是经济唯物主义的信徒。谈到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时历史内容写得好的个别几页，不用经济唯物主义的标签也能说过去，因为事实上其中考虑的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线占优势。”[2] [1]指B.布洛斯的《1848年德国革命史》一书。1922年版书名为《德国革命。1848-1849年德国运动史》。——俄文版编者注 [2]《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7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显然牢牢地记住了谚语：“既然叫做蘑菇，就应让采食”。他这样议论：如果你是经济唯物主义者，那么你就应该考虑经济的东西，而不要“涉及社会生活全部总和，虽然经济的弦线占优势”。可是我们已经报告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任务正在于从“弦线”开始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他怎么会要他们放弃这个任务的同时仍然做马克思主义者。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来不曾想要深入思考这项任务的意义，不过对此有过错的自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我们懂得，在我们不放弃这项任务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常常要陷入很困难的境地：在读到“历史内容好的几页”时他常常远离这样的思想（“不会想到！”）：它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写的。这正是十分狼狈的境地。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陷入此种境地是马克思的过错么？ 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者只应谈论“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我发展”。这个“自我发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深思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果您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您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社会生产关系呢？这是人们的关系。没有人们，这些关系怎么发展呢？要知道凡是没有人们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生产关系！化学家说：物质是由结合为分子的原子组成的，而分子结合为更复杂的化合物。一切化学过程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从这里您突然得出结论说，按照化学家的意见，全部问题都在规律中，而物质——原子和分子——可以完全不运动，也绝不会因此妨碍化学化合物的“自己发展”。大家都明白这种推论的荒谬。可惜，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把个人同社会生活规律、把人们的活动同他们社会生活形式的内在逻辑对立起来这种按其内在价值完全相似的做法的荒谬性。 我们重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新历史理论的任务在于用您所说的经济弦线，即事实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线”——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基础（我们已经解释过，正是在什么意义上），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徒然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像格·伊·乌斯宾斯基《波德卡》中一位人物[1]一样“只靠弦线为生”。 [1]在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波德卡》中一个靠供应小型流浪乐队弦线为生的老人。他骄傲地说，他的弦线都是珍贵的，“没有任何恶劣的废物”，因为他不能不这样；“只要我还靠弦线活命，我就要让它有完美的声音。”——俄文版编者注 彻底坚持一个原则来说明全部历史过程，这是困难的事情。然而请问怎么办？科学一般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这不是“主观的”科学。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许，在涉及思想体系发展的问题上，最深知“弦线”的人，如果不具有某种特殊天赋即艺术感的话，有时也会无能为力。心理适应经济。然而这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为理解适应的全部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别人明显地了解这一过程正是怎样进行的，不止一次又不止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天才。请看，例如巴尔扎克就做了许多工作来说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心理[1]。我们在易卜生那里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这样的人还少么？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懂得“弦线”运动的“铁则”，另一方面又能够理解和说明在“弦线”的基础上，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运动，怎样生长出思想体系的“生动的服装”。你们说，凡是牵涉到富于诗意的想象力的地方，都不可能没有艺术自由和悟性虚构的地位。当然是这样！事情也不能不这样。这也是马克思很好地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说，应当把特定时代的经济状况（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确切性来规定的）和这一时代的思想状况严格加以区分。对我们说来，这一领域还有许多、非常之多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过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对唯心主义者会更多，而对折衷主义者们则尤其多，他们其实任何时候都不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意义，他们以为，他们永远可以靠着赫赫有名的“相互作用”来对付任何问题。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对付得了任何东西，而只是躲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背后。迄今为止，用马克思的话说，具体的人类活动完全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试问结果怎样呢？令人满意的解释多不多呢？我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判断，就其根据不足而言，很像古代希腊哲学家关于自然界的判断：充其量是些天才的假设，要不就只是些机智的假设，由于缺乏任何支撑点来作科学证明，要证实、证明这些假设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得不理应把社会心理同“弦线”联系起来的地方，才做出了某种成绩。可是，当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从而建议不要放弃已经开始的企图时，当他说，应该永远以“弦线”为指导时，人们却责备他看法片面和思想狭隘！这里公道何在，也许只有主观社会学家们才知道。 请讲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挖苦我们说：——你们的新词句“50年前就说过了”。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差不多。然而更可悲的是您至今都没有理解它。科学中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就讲过但至今仍然是千百万对科学漠不关心的“人物”不知道的那些“词句”还少么！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了一个霍屯督人，并试图让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霍屯督人对太阳和地球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他很难抛弃它。于是他就挖苦起来：你们用新词句跟我说话，可是你们自己就说它已经有几百年了！霍屯督人的挖苦证明什么呢？只不过霍屯督人就是霍屯督人。可是要知道这是无须证明的。 其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挖苦所证明的比霍屯督人的挖苦能够证明的要多得多。它证明我们这位“社会学家”属于数典忘祖一族之列。他的主观观点是从布鲁诺·鲍威尔、施利格以及年代学意义上马克思的其他前辈那里继承来的。所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从年代学上说也比我们的“新词句”古老，而且古老得多，因为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重新回到了前一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1] [1]至于运用生物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就像我们看到了的，按其“类型”起源于本世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是很可尊敬的老者！其中“俄罗斯的智慧和俄罗斯的精神”真正是“反复地背诵和双倍地说谎”！——作者原注 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困惑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经济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出现了美国人摩尔根论‘古代社会’的书，[1]而且完全不依赖于经济唯物主义”。对此我们要指出： [1]摩尔根的这本书出版于1877年。——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摩尔根的书并非“不依赖”于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摩尔根本人正是站在它的观点上。就像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了他指出的这本书是容易相信这一点的一样。不错，摩尔根不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走到了经济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这对他们的理论岂不更好。 第二，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过了许多年”被摩尔根的发现所证实，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确信，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发现证实这个理论。可是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确信相反的东西：“主观的”观点不会为任何一个发现所证实，不管是五年之后，还是五千年之后。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的一篇序言[1]中获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即恩格斯】及其友人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是“不充分的”（恩格斯本人的说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感到欢欣雀跃，说：总之，正是四十年代产生的全部“经济唯物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充分的根据上面的。这是只有俏皮的四年级中学生才会得出的结论。成年人都会懂得，运用到科学认识上，正如运用到一切其他认识上一样，“充分的”、“不充分的”、“小的”、“大的”诸词，均应取相对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布新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活了整整几十年；他们勤奋地研究了经济史，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鉴于他们的非凡的能力，这一点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由于这些成就，他们以前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自然就是“不充分的”了，不过这还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达尔文论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仅仅过了10年，达尔文就认为他发表自己这部著作时所拥有的知识是不充分的。从这里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1]《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8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下述话题也有不少的讽刺：“对于自认为有能力阐明全世界历史的理论说来，在宣布这一理论之后过了40年（即似乎直到摩尔根的书问世为止），古代希腊和日耳曼的历史仍然是未解之谜”。[1]这种讽刺的唯一根据就是“误会”。 希腊史和罗马史的基础是阶级斗争——这一点，仅仅由于下述简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末是不会不知道的：希腊罗马的著作家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实了。读读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吧，读读罗马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吧，哪怕是梯特·李维的著作也好，不过李维在描述事件时总是常常转到“主观的”观点，——那时您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乃是当时社会内部历史的基础。这一信念在他们那里具有简单地确认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生活事实的直接形式，不过，比如在波里比阿那里就已经有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某种类似历史哲学的东西。不管怎样，事实却是大家都承认的，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果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读古书”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像对于一切科学界人士那样，不解之谜始终是有关希腊、罗马和日耳曼部族史前生活形式的问题（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一样）。摩尔根的书回答了这些问题。难道我们这位作者真的认为，达尔文写自己那本名著时对他说来当时生物学中就不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么？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必然性范畴是如此普遍和不容争议，它甚至包括最愚蠢的希望和最无益于事的担忧，它的使命看来是同它们进行战斗。从必然性观点看来，希望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不是愚蠢，而是必然性，完全一样，卡西莫多[1]不是畸形人，而是必然性，该隐和犹大[2]不是恶人，而是必然性。一句话，在实践生活中单单以必然性为指导，我们就会陷入某种虚幻的无边无际的空域，那里没有观念和事物，没有现象，只有观念和事物单调的阴影。”[3]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甚至任何畸形现象也像最正常的现象一样都是这样的必然性产物，不过从这里完全得不出犹大不是恶人，因为把“恶人”概念同“必然性”概念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可是既然您阁下，一个劲地想当英雄，（而任何主观的思想家，ex，professo[4]，都是英雄），那就请费力证明一下您不是“精神失常的”英雄，您的“希望”不是“愚蠢的”，您的“担忧”不是“于事无益的”，您不是思想上的“卡西莫多”，您没有邀请群氓“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为了证明这一切您得求援于必然性范畴，可您不会运用这个范畴，您的主观观点排除这类运用的可能性本身；由于这个范畴，现实对您说来变成阴影的王国。于是在这里您就陷进死胡同，在这里您就给自己的“社会学”签下贫困证书，在这里您就开始反复重申“必然性范畴”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它似乎说明的东西太多了。理论上贫困的证书是您提供给您那些“寻找安身之处”的信徒的唯一文件。少了点儿，少了点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1]卡西莫多，是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他有着丑到极点的相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駝背。——译者注 [2]该隐，圣经神话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是个种地的人。他出于妒忌，杀死弟弟亚伯（牧羊者），因此受到上帝的谴责。犹大，新约中使徒之一．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基督，转义为叛徒。——译者注 [3]《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113-114页。——作者原注 [4]按照专业技能。——作者原注 山雀保证说，它是一只英雄的鸟，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燃烧大海。当人们请它说明它燃烧大海的计划是根据什么物理规律或化学规律时，它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它开始用忧郁的和模糊不清的腔调嘟嘟哝哝地说，听人讲，“规律”起的作用本来就这样，实质上规律什么也说明不了，而且不可能根据规律建立任何计划；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上，因为大家早就知道，对罪过你用棍棒射击，不过一般说来理性最终会胜利。多么肤浅、多么讨厌的鸟啊！ 我们拿马克思的英勇的惊人严整的历史哲学同山雀这种模糊不清的喃喃声比较一下。 我们的类人的祖先，也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处在自然界的影响下。他们的全部发展都是完全无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通过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而适应他们周围的环境来决定的。这是肉体上的必然性的黑暗世界。那时连意识的曙光，因而也就是自由的曙光都没有出现。然而肉体上的必然性使人走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逐渐从其余的动物世界脱颖出来。他变成了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利用来作用于自然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器官。这是使必然性从属于人的意识的器官，不过开始的时候这种从属只是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零星地、间或地从属。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统治自然的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决定于人们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属性。这样，自然界本身给人提供征服自然的手段。[1] [1]对于这句话以及下文关于社会制度归根到底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等论断，均应联系上下文和本书前面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全面地进行分析、理解。有各式各样的“决定”，例如“西半球缺乏适于驯养的动物以及东西半球植物区系中特有的差异，在两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行程中造成了巨大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5页）换言之，在特定历史时期东西两半球社会制度发展行程的不同是由两半球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又如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两个世纪欧俄南部草原空闲地区的大量存在，与同时期西欧的情况不同，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始终只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垦殖国家的历史。（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3页）这和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没有“决定”性影响，是不相同的两种“决定”。前者讲的是特定的具体的情况对特定具体情况的决定作用，是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特定的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这一点，在包括本书附录四在内的普列汉诺夫许多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历史事例可作证明。后者讲的是普遍情况、一般规律。不能一看到说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或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就断定是地理决定论。——译者注 然而人不是孤立地同自然作斗争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是社会人（derGesellschaftsmensch），即或多或少有相当大规模的社会联盟。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时间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社会联盟的整个制度都依赖于这种发展水平。因此这一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的地理环境的属性来决定的。然而一旦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它们往后的发展就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规律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加速或延缓制约着人类历史运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由直接变为间接。地理环境通过社会环境影响人。而因此，人对他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成为极其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新的阶段上，这种关系都不会是它以前的那个样子。地理环境对恺撒时代不列颠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1]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解决十八世纪启蒙派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的那些矛盾的。[2] [1]孟德斯鸠说过：有了地理环境，就有了社会联盟的属性：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制度，在另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共和制社会，等等。伏尔泰反驳说，不对，在同一种地理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没有影响：整个问题都在于人们的意见。——孟德斯鸠看到了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看到了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借助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但它同时用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这种相互作用。启蒙派充其量只会把它束之高阁的这个二律背反，很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辩证的理性在这里原来也比启蒙派的健全的思想（“悟性”）要无限地更为强大。——作者原注 [2]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中写道：“孟德斯鸠喜欢用‘纯地理因素’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就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而言，他无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它只是更好地说明地理因素怎样影响‘社会人’。它指明，地理环境保证人们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从而多少有力地推动他们沿着历史运动的道路行进。孟德斯鸠是这样议论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制约着人们一定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而这些属性则造成这种或另一种社会制度。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这种议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首先而且最强有力地表现在社会关系的性质上，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比如同气候比起来，又无限强烈地影响着人的观点、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的生理发展。现代地理科学（我们再回忆一下梅契尼柯夫的书以及埃利泽·邵可侣为该书写的序言）【按：参看本书附录四】在这种场合同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这种唯物主义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过它对历史的说明比其他的‘诸个别场合’所能做到的要充分些、全面些。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霍尔巴赫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都取决于权势人物大脑中胡作非为的一个原子的运动。这也是唯物史观。不过它对于说明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有丝毫帮助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就卓有成效得无法相比。它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但却恰恰是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那种个别场合。霍尔巴赫唯物主义的软弱无力表现在它的拥护者们回到了唯心主义：‘意见支配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阵地上驱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10-811页）这里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提出了广、狭两义的“唯物史观”概念。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是从“物”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的观点，如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决定论”，等等．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史的另一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与前述的那个基本观点，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先行的种种历史观的革命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是紧密结合着的。——译者注 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自己固有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也像地理环境的属性一样很少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人通过生产作用于自然界，这样就产生人的依附关系的新方式、人受奴役的新形态：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人控制自然的力量越是增长，人的生产力越是发达，这种新的奴役状态就越会更加巩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这一过程的进程完全逃脱了他们的监控，生产者原来是自身产物的奴隶（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然而正如人周围的自然界本身曾经给人提供第一个可能性来发展人的生产力，从而使人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一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通过自己发展的固有逻辑使人认识到他之所以受经济必然性奴役的原因。这就有可能使意识重新彻底地战胜必然性，使理性重新彻底地战胜盲目的规律。 生产者（“社会人”）认识到他之受到自身产物的奴役，其原因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后，便来组织这一生产，进而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那时必然性的统治时期就会结束，而本身原来即是必然性的自由就会驾临。人类历史的序幕就会降落，历史就会开始。[1] [1]我们希望，在所有说过的话之后，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的关系就清楚了。达尔文成功地解决了动植物物种在生存斗争中怎样发生的问题。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在人们争取他们的生存斗争中怎样产生的问题。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研究恰恰是在达尔文的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动物和植物处在物理环境的影响下。物理环境通过社会关系的中介对社会人发生影响，这些社会关系是在最初依据物理环境的属性而或多或少迅速地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达尔文不是用动物机体似乎天赋的发展趋向来说明物种的起源，像拉马克早已做过的那样，而是用机体对处在机体之外的条件的适应来说明物种的起源；不是用机体的本性，而是用外部自然界的影响来说明物种的起源。马克思不是用人的本性，而是用社会人作用于外部自然界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发展。研究的精神在两位思想家那里是全然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道理（我们知道，按时间先后顺序说，情况并非如此，但这不重要）。而且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唯一科学的运用，因为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从达尔文主义中作出的那些结论不是科学地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研究社会人的发展，而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是内容很丑恶的道德说教，就像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从事内容漂亮的说教一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引证达尔文，实际上向自己的读者介绍的不是达尔文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达尔文所讨论的那些动物的野兽本能。马克思和达尔文走在一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则同达尔文研究过的野兽和牲畜走在一起。——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像论敌们归咎于它的那样，企图使人相信，起来反对经济必然性是荒谬的，反而它第一个指出怎样对付这种必然性。这样就会消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固有的、必不可免的宿命论性质。因此它同样也会消除彻底的唯心主义思维——如我们所看到了的——必然导致的那种悲观主义的任何根据。格奥尔格·毕希纳说过，个别人物只是波浪表面上的泡沫，人们服从只可加以认识而不能使之听命于人类意志的铁的规律。马克思回答说，不对，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个铁的规律。推翻这个规律的桎梏就取决于我们，使必然性变成理性顺从的奴仆就取决于我们。 唯心主义者说，我是虫。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反驳说，当我无知的时候，我是虫；然而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神。我知道多少，就能做多少！ 这个理论第一次切实地论证了人类理性的权利，第一次开始把理性看作不是偶然性手中软弱无力的玩物，而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有人却以似乎被它践踏的同一理性的权利的名义，以似乎被它藐视的理想的名义，起来反对这个理论！而且有人胆敢指责这个理论是无为主义，指责这个理论企图同周围环境妥协，几乎在阿谀奉承周围环境，就像莫尔恰林[1]之阿谀奉承所有比他职位高的人一样！真可以说，这里是嫁祸于人。 [1]莫尔恰林，是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阿·谢·格利鲍耶陀夫诗体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是逢迎巴结的典型。——译者注 辩证唯物主义[1]说：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一旦有了这个产物，它就不应该，而且按其天性本身也不可能听命于先前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它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面貌来改造这个现实，使之变得合理。 [1]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这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他们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作过斗争。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给了辩证的唯心主义，后者反过来被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一词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辩证唯物主义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说： ImAnfangwardieThat!【行动在先！】 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活动）向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1]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整个实践哲学正是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1]“社会生活主要是实践生活。一切神秘的东西、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会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作者原注 当主观思想家说“我的理想”时，他这里说的是：盲目的必然性的胜利。主观思想家不善于根据现实发展过程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他那里，在微乎其微的理想小花园的围墙外面立即展开偶然性的、因而也就是盲目必然性的广阔原野。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可以用来使所有这广阔原野变为百花盛开的理想花园的那些手段。它只是补充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种种手段就潜藏在这个原野的本身的内部，只要去发现它们和善于利用它们。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像主观主义那样限制人类理性的权利。它知道理性的权利也像理性的力量一样是广阔和无限的。它说：一切在人类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即一切并非幻想而是对现实的真实认识的东西，一定会转化为这个现实，一定会把自己一部分合理的东西放到这个现实中去。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意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1]他们远没有把这个作用归结为零，他们在个人面前提出的任务，用通常的、不过也是不正确的话说，应当承认是完全、非常理想主义的。既然只要认识必然性自身内在规律，只要用必然性自身的力量去打败必然性，人的理性就可以战胜盲目的必然性，那么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最伟大、最高尚的任务。Licht,mehrLicht！【光明，更多的光明！】——这就是首先需要的。 [1]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专论，该书新译集补本已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 然而如果早就有人说过，谁也不会为了藏入密室，弃之不用才点上灯火，那么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补充说：不要把灯火留在“知识分子”狭窄的书房里！只要存在着这样一些“英雄”，他们以为启发自己固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就足以随心所欲地把群氓带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氓当作黏土，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这时理性统治的时代就始终是漂亮的空话、高尚的幻想。只有当“群氓”本身变成历史行动的主角，当他们这些愚昧无知的“群氓”身上发展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自我意识时，这个时代才会开始一日千里地逼近我们。我们曾经说过，发展人的意识吧。我们现在补充说，发展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吧！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有害，正是因为它把群氓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氓不过是一堆零，其意义仅仅取决于那站在首位的英雄的理想，从而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 民间谚语有句粗话：有沼泽就有鬼怪[1]。主观主义者说：有英雄，对他们说来就找得到群氓，而且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就是主观的知识分子。对此我们回答说：你们把英雄和群氓对立起来，乃是纯粹的自命不凡，因此也是自我欺骗。而且你们始终会是纯粹的……空谈家，直到你们懂得，为了你们那些理想的胜利，应当消除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本身，应当在群氓心中唤醒英雄主义的自我意识。[2] [1]意思是：坏环境必然产生坏人；有漏洞就有人钻。——译者注 [2]“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作者原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说过，意见支配着世界；我们是意见的代表，因此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是英雄，群氓只有跟着英雄走。 上述观点的这种狭隘性是同法国启蒙派地位的独特性相适应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力求消除阶级；而且它是在消除阶级已成为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出现的。因此，它向应当成为最近历史时期的主角的生产者呼吁。因此，从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以来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来第一次发生科学同劳动者接近的现象：科学赶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自觉运动中依靠科学的结论。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的论敌所指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们说的一切只涉及预言领域；这一切只是些猜测，仅仅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戏法才具有几分结构整齐清晰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你们是形而上学者的道理——主观主义者们回答说。 我们已经说明了，只有对“三段式”没有丝毫概念的人才会把它扯进我们的争论。我们已经说明了，在黑格尔本人那里三段式从来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它根本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具有区别性的特点。我们也说明了，我们敢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引证三段式，而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放下这个反对意见，不予任何注意。但我们以为记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著作史中下面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对读者将不无益处。 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在评析《资本论》时曾指出[1]，《资本论》作者在自己的（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猜测中仅仅依据形式上的彼此协调，他的论据只是不自觉的概念游戏。下面就是已故的尼·齐别尔对这个责难的回答。 [1]尤·茹科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文章中（载《欧洲通报》，1877年版，第9册）评析了《资本论》。——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仍然确信，物质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是先于他的著作的形式方面的。我们认为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更仔细更公正地读完了马克思的书，那么他本人在这一点上就会同我们一致。那时他无疑会看出，正是通过对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物质条件的研究，《资本论》作者证明，人类给自己提出的只是能够解决的一些任务。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生产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引导读者，他分析了构成资本主义的一切因素，使我们懂得它的暂时性。”[1] [1]尼·齐别尔：“对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几点评论”（载《祖国纪事》，1877年11月，第6页）。——作者原注 “我们拿……工厂工业，——尼·齐别尔继续说，——及其每一道工序都不断更换人手，及其几乎每一天都把工人从一个工厂投入另一工厂的狂热运动来说吧；难道工厂工业的物质条件不是为社会结构、社会协调的新形式所准备的环境么？难道周期性地重复着的经济危机的活动不是朝着同一方向进行么？市场紧缩，工作日时间的减少，各国在公共市场上的竞争，大资本战胜规模不大的资本，难道不是追求同一目标么？……”接着尼．齐别尔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极度迅速的提高后再次问道：“或者这一切都不是物质的改造，而是纯粹形式的改造么？……难道，比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把种种商品定期地堆满世界市场，并在消费品过多时迫使千百万人忍受饥饿的那种情况，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实实在在的矛盾么？……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者（顺便要指出，他本人也乐于承认）在许许多多的人失去工作的同时又埋怨工人人手不够，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占有者把减少工作的手段，如机械的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变成工作日延长的手段，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主义主张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却剥夺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使大批大批的居民仅仅靠计件工资生活，难道不是实际矛盾么？难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仅仅只是形而上学，而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么？然而只要拿出任何一期英文《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就足以立即相信相反的东西。总之，现存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放在预先设想好的、形式的、辩证的矛盾中：光是些现实的矛盾就绰绰有余地够他忙一辈子了。” 齐别尔的回答就其内容而言是令人信服的，按其形式说是温和的。随后来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方面的、对同一位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回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这位可敬的主观主义者到现在对他当时曾捍卫过的那本著作还是理解得极端“狭隘”，如果不说是片面的话，并且甚至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片面理解恰恰是他的正确评价。自然，这种人不可能是《资本论》的可靠的捍卫者。因此他的回答充满着最幼稚的滑稽可笑的东西。例如下面就是这类东西之一。茹科夫斯基先生之责备马克思为形式主义，为滥用黑格尔辩证法，主要靠引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的一个地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马克思的这位论敌在这篇序言中“公允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反映”：“如果马克思只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篇序言，那么茹科夫斯基先生就会是完全正确的”[1]，即，就会证明，马克思无非是个形式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在这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成功地驴唇不对马嘴，如此程度地“用尽”类似的攻击行为，以致你不由自主地要问自己：我们这位当时还有希望的作者是否真的读过上述序言？本来还可以举出几个类似的和滑稽可笑的东西（其中一个下面要作说明），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些东西。无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解得多么不好，他毕竟立刻看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形式主义”是“说走了嘴”；他毕竟明白这类废话乃是无礼的简单产物。 [1]《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6页。——作者原注 “如果马克思说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这样的，即它自身本能地否定自己先前的状态，随后又否定这个否定，把所通过的诸阶段的矛盾调和于个人财产和公社财产的统一中；如果他说过这个话，并且仅仅说了这个话（哪怕有许多页），那么他就会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从自己的精神深处建立种种规律，并且满足于纯粹形式的即不依赖于内容的种种原则。然而要知道，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他说过的不只是这一点。”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说，从马克思似乎勉强塞进黑格尔公式中去的经济内容那里取消这个公式，就像从手上取下手套或者从头上脱掉帽子同样轻而易举。“关于已经经历的经济发展诸阶段这里甚至任何怀疑都不能有……同样无疑的是过程的进一步进展：生产资料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对于未来，自然可以有怀疑。马克思认为，既然资本的集中伴随劳动的社会化，那么劳动的社会化就构成新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生长于其上的经济基础和道德基础（这个劳动社会化怎么会‘构成道德的基础’呢？而且就‘形式的自我发展’而言又怎么样呢？——格·瓦·【即普列汉诺夫】注[1]）。茹科夫斯基先生有全权称这个理论是可疑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利（自然是道义的权利。——格·瓦）完全不提马克思赋予社会化过程的意义。”[2] [1]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叙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者原注 [2]《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3-354页。——作者原注 “全部《资本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都是用来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加强自己的典型特点，使生产方式的发现、发明、改善，使新的市场，使科学本身服从自己，同化（？）它们，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力，以及最后，这个社会形式怎样不能经受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1] [1]《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页。——作者原注 在马克思那里，“正是对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对么？——格·瓦）与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即与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存在越来越不牢固的生产力，——不对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格·瓦）的关系的分析，永远会是著者的逻辑体系和巨大博学的纪念碑。茹科夫斯基先生有道德勇气断言，马克思回避这个问题。这里已经毫无办法。只有惊讶不已地注视翻着跟头给观众取乐的批评者继续做惊险的操练，一部分观众无疑地立即明白这个勇敢的杂技演员会在他们面前摔得粉身碎骨，而另一部分的确善良的观众则赋予这一值得惊异的场面完全不同的意义”。[1] [1]《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358页。——作者原注 总结：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有形式主义，那么这一责备，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乃是“由一系列小谎言组成的一个大谎言”。 这一判决是严峻的，然而完全公正。而如果它在对待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它在对待现在所有说马克思的“猜测”只是根据黑格尔三段式的人的态度上也是公正的。而如果这一判决在对待所有这样的人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请费力读完这段摘录： “他（马克思）用事实的内容充实空洞的、辩证的呆板公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像从碗上取下盖子一样从这一内容上拿掉这个公式，而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损伤，只有一点例外，诚然这是极重要的一点。正是：关于未来，社会的‘内在’规律完全是按辩证方式提出来的。对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说跟随‘否定’之后应该是‘否定之否定’就够了；而与黑格尔式的智慧不相干的人们对此是不能满意的．对他们说来辩证的结论不是证明，而且使非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这结论的人应当知道，他恰恰只是使非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而不曾使他信服。”[1] [1]《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51-151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身的判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意识到，他现在重复着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马克思论据的“形式性”有利于“猜测”的话。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甚至担心论文读者可别不合时宜地想起它。因此他一开始就装出样子，似乎他现在说的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说过的一样。带着这个目的，他重申，“辩证的呆板公式”可以拿掉，“像盖子”一样等等。随后“只有一点”，在对待这“一点”的态度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悄悄地离开读者，同尤·茹科夫斯基先生走到一起。不过这“点”也是成为揭露茹科夫斯基先生“杂技职业”的理由的那个“极重要的一点”本身。 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关于未来，——即正是关于“极重要的一点”，并未限于引证黑格尔。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得出限制了的结论。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以惊人的“逻辑体系”，以“巨大的博学”说明了“特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怎样“不能经受”自己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这里说的正是“极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马克思对这一点说过多么多令人信服的东西，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显露过多么多的逻辑力量和多么巨大的博学。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茹科夫斯基不提马克思通过引证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实现的劳动社会化来证实自己的猜想表示了惊讶。这也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硬要读者相信，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按照辩证方式”猜测的。1877年“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不只是说了这个”。现在成了——“只是这个”，而且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未来的信心“完全靠黑格尔的有三个角的链条的末端来维持”。[1]上帝保佑，多大的转变啊！ [1]《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66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人的判决，并且意识到他宣布了这判决。 然而，为什么这使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忽然想要把自己归入他本人宣布的无情判决的作用之下呢？难道这位先前热情地揭露文坛上的“杂技演员”的人到老年自己感觉到了对“杂技艺术”的喜好？难道这样的转变可能么？任何转变都是可能的，读者！而且对发生类似转变的人们给以一切谴责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不来替他们辩护。不过对他们也应正所谓按人道方式对待。请记住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深刻人道的话：当一个人行为不端时，那么这里常常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请记住同一位作者关于尼·阿·波列沃依的文学活动说过的话： “尼·阿·波列沃依是库辛的追随者，他认为库辛是善于解决一切深奥难解的问题的人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库辛的这位追随者不可能同黑格尔哲学调和，而且当黑格尔哲学传播到俄文著作时，库辛的学生们就成了落后的人，而且，他们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并把在智慧运动上超过他们的人说过的话称为荒谬，这一点从他们方面看来决不是道德上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另一些有天赋、精力更充沛而且更刚毅的人超过了某个人就责备他，——另一些人是对的，因为他们更接近真理，但这个人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1] [1]《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圣彼得堡，1892年版，第24-25页。【中译本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6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生都是折衷主义者。按自己智慧的全部结构，按自己先前的——如果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这么说的话——哲学教育的全部性质，他不可能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调和。当马克思的思想开始传播到俄国，他起先试图捍卫这些思想，不过当然不会没有许许多多的保留，也不会没有极大的“误会”。他当时以为，他可以在自己折衷主义的磨坊中把这些思想研碎，并且用这种办法使自己的精神食品更加多样化。后来他看出了，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适于装饰被称为折衷主义者的世界观的镶嵌细工，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威胁着破坏他喜爱的镶嵌艺术。于是他就起来抨击这些思想。自然，在这里他立即成了落后的人，不过，说实话，我们觉得他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 ——不过要知道这一切并不证明“杂技职业”正确！ 对，我们也不是证明它正确，而只是提出情有可原之处：由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完全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样的境地，要从这种境地脱身出来只有靠“杂技职业”。不错，也还有出路，但只有充满真正英勇精神的人才会决心走上这条路。这条出路就是：收起自己折衷主义的武器。
第四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四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坚决相信，他们确实给予了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们把唯心主义看成是过时的、永远被抛弃的理论。然而就在那个世纪的末期便开始了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动，而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则陷于被大家看作过时的、遭到彻底埋葬的体系的境地。唯心主义不仅重新起死回生，而且得到空前未有的、真正辉煌的发展。这当然有其社会原因，不过我们这里不想涉及这些原因，只要考察一下十九世纪唯心主义有没有胜过前一世纪唯物主义的长处，如果有，这些长处又在哪里。 每当法国唯物主义势必遇到自然中或历史中的发展问题时，都暴露了令人惊讶的、现在简直难以想象的弱点。就拿人的起源来说吧。虽然这一物种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看来似乎并不同唯物主义者们“发生矛盾”，但他们认为这种“猜测”是很少可能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delanature）（参看第1卷第6章）的作者们说，如果不论什么人起来反对这类猜测，如果不论什么人辩驳说，“自然界凭着一定数目的普遍而不变的规律进行活动”，同时还补充说，“人、四足动物、鱼、昆虫、植物等等亘古以来就存在着，而且永远始终不变”，那么他们“对此也不会表示反对”。[1]他们要指出的只是，这种观点并不违反他们所阐述的真理。“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人不是生来就知道自己的起源”【参阅中译本《自然的体系》（上卷）第82页】——这就是《自然的体系》的作者们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归根到底所说的一切。 爱尔维修似乎更倾向于人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物质是永恒的，而物质的形式则变化无常”，——他说，同时提醒道，就是现在人种也由于气候的作用而变异。[2]他甚至一般地认为，一切动物物种都是变化无常的。不过他把这个健全的思想表述得很奇怪他得出的结论是，动植物不同物种之间的“相异”，其原因或者在于它们“胚胎”的属性，或者在于它们周围环境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培养”的不同。[3] 因此遗传性排斥变异性以及相反。如果接受变异性理论，我们就必定要从而假定，在适宜的环境下，从每一个特定的“胚胎”中可以产生任何动物或植物：比如从橡树的胚胎中产生公牛或长颈鹿。不言自明，类似的“猜测”是不可能阐明物种起源问题的，即使爱尔维修本人也只是一度顺带地谈到这个猜测，此后就再没有旧事重提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解释社会发展现象的本领同样的不高明。他们把各种不同的“法制”体系仅仅说成是“立法者”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把不同的宗教体系仅仅说成是祭司们搞阴谋诡计的结果，等等。 法国唯物主义面对自然发展和历史发展问题的这种束手无策，使得它的哲学内容非常贫乏。在自然学说上这一内容归结为反对二元论者片面的物质概念的斗争；在人的学说上则只限于不断重复和稍稍变更洛克的下述命题：没有天赋观念。无论这种重复在反对过时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斗争中曾是何等的有益，它只有在唯物主义者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思想来说明人类精神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具有郑重的科学的意义。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更确切地说，就是爱尔维修）曾经朝这个方向做过某些非常卓越的尝试，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它们成功了，那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问题上就会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唯物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历史观方面是站在意见支配世界这个纯粹的唯心主义观点之上的。唯物主义只是偶尔，只是极罕见地以下述见解的形式闯进了他们的历史议论：某个落入“立法者”头脑从而造成他的大脑功能失常的乖戾的原子，可以整整几个世纪地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宿命论，它没有为预见事变留下余地，换言之，就是没有为善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进行自觉的历史活动留下余地。 因此不足为怪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卷进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唯物主义是极左派可怕的理论武器）的、有才能和有天赋的人们说来，这个学说似乎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例如歌德就这样评论过它。[4]为了使这一指责不再是公正的，唯物主义本应抛弃枯燥的、抽象的议论，而力求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活生生的生活”，理解和说明具体现象的各式各样复杂的链条。然而在自己当时的形态下，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一伟大任务，正是唯心主义哲学把它解决了。 这一哲学发展中主要的最后的环节就是黑格尔体系，因此在我们的叙述中，我们将重点说明它。 黑格尔把那些不善于理解现象发展过程，不由自主地把现象设想成和说成是僵化的、没有联系的、不能互相转化的东西的思想家（不分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的。他把这个观点跟辩证法对立起来，辩证法正是在现象的发展中，因而是在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研究现象。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辩证法是任何生命的原则。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出某个抽象的命题以后，情愿承认也许他们错了，也许正确的是直接对立的观点。这是些有教养的人，彻头彻尾浸透着“宽容精神”：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他们对自己的悟性说。辩证法跟世俗人士怀疑论的宽容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它也善于使直接对立的抽象命题调和一致。我们说，人都有死，把死看成是某种植根于外部情况和完全不同于活人本性的东西。于是人就有两种属性：第一，是活人，而第二，也是死人。不过如果仔细地考察，原来生命自身中就包含死亡的萌芽，而且一般说来任何现象在该现象会从自身中发展出早晚要结束自身存在、使之变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的那些因素的那种意义上都是矛盾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这种不断的流逝，中止这个永恒的运动；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现象的辩证法。歌德把辩证法具体体现为精神的形象： InLebensfluthen,inThatansturm Wall’ichaufundab, Webehinundher! GeburtundGrab—— EinewigesMeer, EinwechselndWeben, EinglubendLeben, Soschaff’ichamsausendenWebstuhlderZeit UndwirkederGottheitlebendigesKleid.[5] 在给定的一分钟里，运动着的物体处在给定的点上，然而同时又处在这一点之外[6]。因此如果它只是处在这一点上，它至少在这一瞬间就会是不动的。任何运动都是辩证的过程，都是生动的矛盾，而因为在解释任何一种自然现象时我们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运动，所以应当同意黑格尔，他说，辩证法是任何科学认识的灵魂。而且这不仅适用于对自然的认识。例如“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summumjussummainjuria）这句古老格言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最正当的行为是在尊重法的同时也给非法以应有的尊重么？不，只有“庸俗的经验、愚人的智慧”才这样议论。这格言的意思是，任何抽象的法，一旦走到自己的逻辑终点，都会变成非法，即变成自己固有的对立面。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是这一格言的出色例证。[7]现在请看经济现象。“自由竞争”的逻辑结局是什么呢？每一个企业家都企图打败自己的竞争者，成为市场唯一的主宰者。当然，经常的情况是某个张三或李四得以幸运地实现这一企图。不过这表明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即导致对竞争的否定，也就是导致自己本身的对立面。或者请看看得到我们的民粹派著作夸耀的所谓“财产的劳动原则”会引导到什么。只有我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才属于我。这不可能再公正了。而且同样公正的是我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我创造的东西：我自己享用它，或者拿它去交换由于某种原因我更希望有的别的东西。最后，同样公正的是我仍然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换得的、我更喜欢的、更好的、对我更有益的东西。现在假定，我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换得金钱，又用金钱雇得工人，即买得别人的劳动力。使用别人的劳动力以后，我就成了大大超过我购买这劳动力时所花掉的价值的那个价值的占有者。这，从一方面说，是很公正的，因为其实已经公认，我可以对我更好和更有利地使用换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剥削了别人的劳动，从而否定了作为我的公正概念之基础的那个原则。我个人劳动所得的财产，给我生出别人劳动创造的财产。“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而且这种injuria【非法】以事物本身的力量产生于几乎每一个殷实的手工业者，几乎农村每一个勤劳的当家人的经济中。[8] 总之，每个现象由于正是制约着它的存在的那些力量本身的作用，或早或晚然而必不可免地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面。 我们说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从现象发展的观点看一切现象的，这意思也就是说，辩证地看现象。需要指出，形而上学者也会歪曲那个关于发展的学说。他们反复重申，无论自然界还是历史中都不可能发生飞跃。当他们谈到任何一种现象或任何社会设施的产生时，他们都把事情说成似乎这种现象或设施某个时候曾经是很微小的，根本觉察不出，后来才逐渐长大一些。谈到同一现象和设施的消灭时则相反，认为可能是它的逐渐缩小，直到现象由于其规模小得微不足道而变得根本觉察不出。这样理解的发展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必须以它应当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本身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它只考虑到这些现象中进行的量变。形而上学思维的统治地位，某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中曾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许多自然科学家除了把发展仅仅说成是被研究现象的规模如此的逐渐增大或缩小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虽然从哈维时代起大家业已承认，“一切生物都是从蛋中发展起来的”，可是来自蛋的这种发展，显然没有跟任何确切的观念联系起来，而精虫的发现立即成了下述理论产生的根据，按照这一理论，在含精子的细胞中已经有现成的、完全发育成熟的、不过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小生物，所以生物的全部“发展”都归结为生长。现在睿智老人，其中包括欧洲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进化论者，例如在谈到政治设施的“发展”时就完全是这样议论的：历史不作飞跃……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发展概念。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一概念，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正如逐渐的量的变化一样，飞跃也是发展同样必不可少的契机。他说：“存在的变化不仅在于一个量过渡为另一个量，而且也在于质过渡为量以及相反；每一次从量过渡到质都是渐进性的中断（einAbbrechendesAllmahlichen），并且使现象获得在质上和先前形态不同的、新的形态。例如水在冷却时不是逐渐地……而是一下子变成固态的；水已经冷却到冰点时，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它就仍然是液体，这时轻轻一碰就足以使它突然变成固体……在道德现象世界中……也发生同样的量到质的转化，或者换句话说，质的区别在那里也是建立在量的区别的基础上。比如，少一点点，多一点点都是一个界限，超出界限，轻率便不再是轻率，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变成犯罪……比如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大小的区别就有不同的质的特性。某些法律和某种国家制度，随着国家领土和公民人数的扩大，便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9] 现代自然科学家都很好地懂得，量变如何常常引导到质变。为什么一部分太阳光谱使我们产生红色的感觉，另一部分产生绿色感觉？等等。物理学回答说，这里全部问题在于以太粒子振动的数目。大家知道，这个数目对于光谱上的每一种颜色都在改变，从红色增加到紫色。这还不是一切。随着对红色光带外缘的接近，光谱中的热度就增加，而且超出光谱外在离开红色光带的某个间距上热度达到最高。结果光谱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它已经不发光，而只是发热。物理学在这里又说，光线的质随着以太粒子振动数目的改变而改变。 不过这也不是一切。太阳光产生某种化学作用，就像例如物质因阳光而掉色所表明的。紫色光线以及在我们身上已经不产生光线感觉的所谓紫外线具有最大的化学力。太阳光线不同的化学作用仍然不外乎用以太粒子振动的不同数目来解释：量过渡为质。 化学证明同样的东西。臭氧具有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另一些属性。这个区别从哪里来的呢？臭氧的分子中具有的原子数目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分子。试以三个碳氢化合物为例：CH4（甲烷），C2H6（乙烷）和C3H8（丙烷）。它们全都是按照n个碳原子和2n+2个氢原子的公式组成的。如果n等于1，您就会有甲烷；如果n等于2，就得到乙烷；如果n等于3，则是丙烷。这样组成完整的系列，它们的意义，任何一个化学家都会告诉您，而且所有这些系列都一致地证明老辩证唯心主义者们的命题：量过渡为质。 现在我们已经真正了解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特征，[10]不过读者觉得并不满足。他问，著名的三段式，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实质所系的那个三段式又在哪里呢？请原谅，读者，我们没有说到三段式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它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不是对这位思想家的哲学没有任何概念，而是根据例如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来研究它[11]的人们硬加在它身上的那种作用。这些极其天真而又轻率的人深信，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的一切论据都归结为引证三段式；老头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以安静的微笑让别人对困难去伤脑筋，自己则立即去构建三段论：一切现象都按照三段式进行；我打交道的是现象；因此我乞援于三段式。[12]这简直是精神失常的荒诞念头，像卡罗宁的一位人物所说的，或者是不寻常的废话，如果您更喜欢谢德林的说法的话。在《黑格尔全集》十八卷的任何一卷中，三段式没有一次起过论据的作用，而且任何一个哪怕略知他的哲学学说的人都会懂得，三段式无论如何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三段式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它还在费希特那里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意义，而费希特哲学是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显然，只有十足的笨蛋才会把至少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所固有的特征看作一个哲学体系的主要的具有区别功能的特征。 我们很遗憾，“三段式”使我们偏离了我们的叙述，不过既然开始谈到它，就应当讲到底。让我们看一看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任何现象一旦发展到底，都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然而既然新的、跟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本身也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具有同第一阶段的形式上的类似性。暂时且将这种发展进程在何等程度上符合现实的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假定以为完全符合的人们错了；在任何情况下明显的是，“三段式”只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题中产生出来的，而它本身绝对不是黑格尔的基本命题。这是很重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三段式是作为基本命题出场的，那么认为它有这种重要作用的人们就真的可以在它的“庇护”下寻找保护，然而既然它没有以这种身份出场，所以只有那些听到声音却不知声音从何而来的人才会隐藏在它下面。 不言而喻，即使辩证法家不躲藏在“三段式”之后，而是“为了最小的危险”隐匿在任何现象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命题的“庇护之下”，情况实质上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做，是因为上述命题根本囊括不了他们对现象发展的观点。比如他们说，除此以外，在发展过程中量过渡为质，质也过渡为量。因此他们同时要考虑到过程的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而这必须以细心地对待过程的现实的实际的进程为前提；这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从抽象命题中得出的抽象结论，或者至少不应当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希望仍然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的话。 “在自己著作的每一页上，黑格尔都经常不倦地指出了，哲学同经验的总和是同一的，哲学不像深入经验科学那样坚决地需要任何东西……事实上没有思想的材料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事实材料的思想乃是单纯的妄想……哲学是经验科学关于自身所达到的那个意识。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13] 这就是拉萨尔从研究黑格尔哲学中得出的、对善于独立思考的研究者的任务的观点[14]：哲学家们应当成为他们想帮助科学达到“自我意识”的那些科学中的专家们。看来从对对象的专门研究到为了颂扬“三段式”而轻率地空谈，距离是很远的。请不要对我们说拉萨尔不是“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说他属于“左派”和尖锐地谴责过“右派”，说这些“右派”只研究抽象的体系。一个人明明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他自己的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 不过你们也许想撤销《既得权利体系》作者的供词，就像法庭上撤销亲属们的供词一样。我们不来争辩和反驳；我们请一位完全局外的人，即《果戈里时期概观》著者作证。 请注意：证人将说得很长，而且按照自己的习惯说得有道理。 “我们很少是黑格尔的信徒，就像很少是笛卡尔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黑格尔现在已经属于历史，现在有另一种哲学，而且清楚地了解黑格尔体系的缺点；不过应当承认，黑格尔提出的原则确实是很接近真理，而且真理的某些方面，外表看来这位思想家是以真正令人惊奇的力量提出来的。从这些真理中对另一些东西的发现是黑格尔的个人功绩；其他的种种发现虽然并不纯粹属于他的体系，而是属于从康德和费希特时代开始的整个德国哲学，不过黑格尔以前谁也没有像在黑格尔体系中那样表述得如此清楚，说得如此有力。 首先我们要指出任何进步的最有益于发展的基础，这是一般说来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体系，如此显著如此优越地跟当时（十九世纪初）法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虚伪的和怯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找真理吧，因为真理中有幸福；无论真理是什么，它都比所有不是真理的东西要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是：不在任何结果面前却步；他应该决心为真理牺牲自己最心爱的见解。谬误是任何祸害的根源；真理是最高的幸福和其他一切福祉的泉源。’为了估价从康德时代开始整个德国哲学所共有、而黑格尔特别坚决地提出的这个要求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回忆一下当时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们曾经用怎样奇怪和狭隘的条件来局限真理：他们从事哲学研究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所珍贵的信念是正确的’，就是说，他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对自己成见的支持；每个人都只从真理中拿取他喜欢的东西，而抛弃一切他不喜欢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承认他觉得愉快的谬误比公正的真理好得多。这种不关心真理只关心证实愉快的成见的习惯，德国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叫做‘主观思维’（老天爷！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观思想家责骂黑格尔是诡辩家呢？——著者），叫做为了个人的满足而不是由于对真理的痛切需要去研究哲学。黑格尔无情地揭穿了这一无聊而且有害的游戏。（听吧！听吧！）作为反对追求脱离真理以迎合个人的愿望和成见的心理的必要的预防手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辩证思维方法’。它的本质在于思想家绝不应满足于随便哪一个肯定的结论，而要寻找：在他所思考的对象中有没有跟初看起来被想象成这个对象的那个对象相反的质和力；这样，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切方面来观察对象，于是真理对他说来无非是形形色色相反意见斗争的结果。用这种方式取代以前关于对象的片面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完整的、全面的研究，并形成关于对象全部现实的质的生动概念。说明现实成了哲学思维极其重要的义务。从这里出现了对待现实的异乎寻常的注意，以前对现实是不假思索的，毫不客气地曲解它以迎合自己片面的成见（寓言说的就是你！）。于是，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代替了过去任意的解释。然而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而且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用来判断善恶却不考察产生特定现象的种种情况和原因的一般的空泛辞藻——这些一般的抽象格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每一个对象，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本身的意义，而且应当根据它赖以存在的那个环境对它进行判断；这一准则表述为这样的公式：‘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就是说，只有考察了决定特定事实的全部情况以后才能对该事实做出一定的判断”[15]。 总之，一方面我们听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最仔细地研究现实；是对任何特定对象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在对象活生生的环境中，在制约或伴随其生存的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条件下对它进行研究。在这种场合，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供词跟斐·拉萨尔的供词是同一的。而另一方面，人们想使我们确信，这个哲学是空洞无聊的烦琐哲学，它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诡辩地运用“三段式”。在这种场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供词同瓦·沃先生以及一大群现代俄罗斯其他著作家的供词是完全一致的。如何解释证人们的这种意见分歧呢？怎么解释，悉听尊便，不过请记住，拉萨尔和《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是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哲学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瓦·沃先生一伙人大概没有费力研究过任何一本黑格尔著作。 而且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这位作者在说明辩证思维的特征时没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他怎么没有看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如此固执如此隆重地向所有爱看热闹的人展示的那头大象呢？再说一遍：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懂得黑格尔哲学，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对它却没有丝毫概念。 也许读者愿意回想起《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对黑格尔的另外某些评论吧？也许他会向我们指出著名的论文《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以下简称《对哲学成见的批判》）吧？这篇文章里说的只是三段式，而且看来它被说成是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然而这只是看来而已。作者在讨论所有制的历史时断言，所有制在其发展的第三的、最高的阶段时就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说，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让位于社会所有制。这种回归，他说，是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普遍规律：在这个场合，确实，作者的论据无非是援引三段式。这也就是作者论据的重大缺点：它是抽象的；所有制的发展没有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考察；因此，虽然作者的理由是机智的、出色的，却不能令人信服：这些理由只是使人惊讶、奇怪，而不是信服。可是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作者的论据中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如果作者正是像黑格尔劝告的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考察一切对象，即坚持现实的基础，一切具体条件，衡量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情况，他的论据，像您以为的那样，会是抽象的么？看来不会，看来那时恰恰不会有我们所指出的缺点。然而在这样的场合，缺点是因何而产生的呢？是因为《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在驳斥自己论敌们的抽象论据时忘记了黑格尔有益的劝告，结果没有忠实于他引证过的、这位思想家的方法。我们感到遗憾，在热情奋发的论战中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不过再说一遍，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不善于利用黑格尔的方法这种场合，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从什么时候起，哲学体系不是按照它们内在的内容，而是按照援引它们的人们偶然犯下的错误来评价呢？ 而且，重复一下，不管上述论文的作者怎样固执地援引三段式，在那里他也并没有把三段式说成是辩证法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三段式在那里对他也不是基础，而只是毋庸争辩的结果。在他那里，辩证法的基础、主要特征是用以下的话表述的：“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某种追求的强化，由于某种内容的更高发展而为同一内容或追求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谁懂得这个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谁学会了把它运用于任何现象，他该会何等安详地召来其他人感到犹豫不决的种种机遇啊，”等等。[16] “形式的永恒更替，为某种内容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辩证法家们确实把这种更替、这种“形式的否弃”看成是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现在不赞成他们这一信念的只有社会科学某些部门的代表，这些代表没有勇气直接面对真理，哪怕是借助谬误也力图坚持他们珍惜的成见。我们尤其应当重视伟大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功绩，他们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已经不倦地肯定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产生这些形式的内容的加强而致形式的永恒否弃。 上面我们“暂时”搁置下来没有考察一切现象是否确如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所想的那样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希望，读者会同意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完全不加考虑。 当您运用辩证方法研究现象时，您必须记住，形式由于“其内容的更高发展”而永恒地变化着。如果您要彻底了解一个对象，您就应当全面充分地仔细研究这一否弃形式的过程。不过新形式是否与旧形式相对立，——这一点经验会告诉您，预先知道这个是完全不重要的。诚然，正是根据人类的历史经验，任何一个了解实情的法律学家都会对您说，任何法的设施早晚要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物：现在它有助于满足某些社会需要；现在正由于这些需要它才是有益的、必不可缺的。后来它开始越来越不能好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最后它变成满足需要的障碍：它从必不可缺的东西变成了有害的东西——那时它就被废除了。随便您举什么例子，文学史还是物种的历史，只要有发展的地方您都会看到类似的辩证法。然而无论如何，凡是愿意深入辩证过程的本质的人，如果他正是从检验关于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并立的那些现象的对立性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 在选择进行这种检验的观点时，总会有许多任意的东西。应当从这个问题的客观方面去观察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应当弄清楚，为特定内容的发展所制约的形式的这种必然更替是什么？这是同一个思想，不过是用别的话加以表达罢了。然而在检验这个思想时已经没有任意的余地了，因为研究者的观点是为形式和内容的本来性质所决定的。 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从现象发展的观点，从现象产生和消灭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现象。“他是否第一个这样做，可以争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不过无论如何不是最后一个，而且最现代的发展理论——斯宾塞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的发展观念都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17]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每一步都证实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天才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说现代自然科学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呢？的确，黑格尔不是“最后一个”说出这种转化的人，其原因恰如达尔文不是“最后一个”说物种可变的人，而牛顿不是“最后一个”牛顿主义者的那个原因一样。有何见教？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就这样！您说出一个正确的思想，而且您大概不会是“最后一个”捍卫它的人；您说了胡话，——虽然人们很喜欢它，不过您仍然有成为“最后一个”捍卫和传播它的人的危险。所以，按照我微不足道的见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成为“社会学中主观方法”“最后一个”拥护者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们不认为有替理性发展这一进程担忧的理由。 我们建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他“对世上的一切以及其余许多东西都能争辩”）推翻我们以下的命题：凡是——“在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出现发展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一定“同黑格尔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就是说，在每一种关于发展的最新学说中都一定会重复黑格尔的某些一般性的命题。我们说某些，而不说一切，因为现代进化论者中间许多人缺乏应有的哲学教养，都抽象地、片面地理解“进化”。一个例子：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先生确信，无论自然界或者历史都不作飞跃。这些人如果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会获益良多。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反驳我们吧，只不过他别忘记，只按照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只按照刘易士的《哲学史》去了解黑格尔是驳不倒我们的。应当费些力气研究黑格尔本人的著作。 当我们说进化论者们的现代学说总是有许多“跟黑格尔主义的共同点”时，我们并不是断言，今天的进化论者们从黑格尔那里抄袭了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对黑格尔常常具有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具有的同样错误的观念。而且如果他们的理论，虽然是部分地但正是在这些理论原来是正确的地方，仍然是“黑格尔主义”新的例证，那么这种情况就只是说明作为德国唯心主义者思想的惊人力量：从来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人们，由于事实的力量，由于“现实”显明的意义而不得不像黑格尔说过的那样说话。对于一个哲学家说来，不可能设想更大的胜利了：读者们忽视他，生活却证实他的思想。 至今还很难说，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观点在何等程度上朝已经指出的方向直接影响了德国的自然科学，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本世纪前半期甚至法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大学讲课期间都研究过哲学，甚至像海克尔这样一些生物科学的专家现在也都以尊敬的口吻评论某些自然哲学家的进化理论。不过自然科学乃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薄弱方面。它的力量在于涉及历史发展各个方面的种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那就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记住，——如果他某个时候曾经知道过的话，——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整整一辈光辉的杰出思想家和研究者，他们使宗教、美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都具有崭新的面貌。在所有这些“学科”中，在某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中，没有任何一个杰出的工作者不应把自己对自己的科学所获得的发展和新颖的观点归功于黑格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以为，对此他也“可以争辩”呢？如果是，那就让他试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到黑格尔时就力图“这样做，以便不让‘哲学上头脑简单的人伊戈尔·费多洛维奇’知道秘密的人们也能懂得，像别林斯基举起反对黑格尔的义旗时不恭敬地说过的那样”。[18]他“为此”从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HerrnEugenDuhring’sUmwalzungderWissenschaft）【《反杜林论》】一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为什么不从黑格尔本人著作中举例呢？对于“知道秘密”等等的作者说来，这样做会更方便些。） “燕麦的子粒在有利的条件下掉下：它生发幼芽，于是作为子粒的那个东西就被否定了；在它的位置上产生出麦秆，麦秆是子粒的否定；植物在发展，生出果实，即新的燕麦子粒，而当这些子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它，子粒的否定本身被否定了。而且以后，同一个‘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过程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个过程的基础是矛盾：燕麦的子粒是子粒，同时又不是子粒，因为它始终处于现实的或可能的发展中。”不用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可以争论”。下面就是这种有魅力的可能性在他那里怎样转变成现实性的。 “第一阶段，子粒阶段，是thesis——命题；第二阶段，直到新子粒的形成，是anti-thesis——反命题；第三阶段，是sin-thesis【合命题】，或和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心通俗地写作，因此不留下希腊语词没有说明或翻译）；所有这些合成为三段式或三分法。而且一切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命运都是如此：它产生，发展，并为自己的重复奠定基础，然后就死去。这个过程的一大堆单个的表现自然立即出现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黑格尔的规律在整个有机界（我们现在还没有超出有机界）原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看我们的例子，那么我们就会看出我们的概括是极其肤浅极其任意的。我们拿子粒，麦秆，又到子粒，或者更正确些说，一堆子粒为例。不过要知道，植物在产生果实之前要开花。当我们谈到燕麦和具有经济意义的其他禾本科牧草时，我们可能指播下的子粒、麦秆和收割下来的子粒，然而认为这三个契机可以完全说明植物的生命，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植物的生命中开花这个契机伴随着力量的一种极度的和特殊的紧张状态，而既然花不是直接从子粒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即便坚持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也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即分成四段：麦秆否定子粒，花否定麦秆，果实否定花。忽视开花这一契机在怎样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请看下面。在黑格尔时代，把子粒当作植物生命的起点也许是可以允许的，而从经济观点看来，现在这样做大概也是可以允许的：经济年度是从子粒播种开始的。然而植物的生命并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子粒按照结构是某种很复杂的东西，而且它本身是细胞发展的产物，而细胞增殖所需要的东西正是在开花时刻形成的。由此可见，在植物生命的例子上，【把子粒】当作起点乃是任意的和不正确的，而且全部过程被人为地和任意地塞进三分法的框框里。”[19]结论：“该是不再相信燕麦按黑格尔方式生长的时候了。”[20]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在我们的时代，即当写这几行字的人在自己学生年代研究自然科学时，燕麦曾“按黑格尔方式”生长，可是今天“我们很清楚地懂得”这是胡说，现在“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对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懂得”是否充分呢？是否清楚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的燕麦子粒的例子，完全不像恩格斯本人叙述的那样。恩格斯说：“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占住它的位置的是从它中间生长出来的植物，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生命的正常循环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果，最后重新产生燕麦粒[21]；当麦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就自我否定。作为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重又得到燕麦麦粒，不过已经不是一粒，而是自身的十倍，自身的二十倍，自身的三十倍。”[22]对麦粒的否定在恩格斯那里是整个植物，然而进入植物生命循环的既有开花又有结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植物一词，在它的位置上放着麦秆一词。如所周知，麦秆只是植物的一部分，它自然被植物的另一部分所否定：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然而正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恩格斯的用语，用自己的用语取代了它：秆否定粒，他喊道，花否定杆，果实否定花；这里至少是四分法！当然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过这一切只是证明您在同恩格斯争论时甚至不放弃……如何说得温和些呢？——甚至不放弃……改变您的对手的话“这个契机”。这一手法有点儿……“主观”。 一旦偷换的契机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可恶的三段式就像纸糊的小房子一样化为泡影。您忽略了开花这个契机，俄国这位“社会学家”责备德国社会主义者说，而“对开花因素的忽视具有重要的意义”。读者已经看到，“开花的契机”没有被恩格斯忽视，而是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恩格斯的思想时忽视了；读者也知道，这类忽视在著作中具有重要的、虽然完全是否定的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使用了不漂亮的“契机”。不过怎么办呢？“三段式”如此可恶，胜利如此可喜，而“完全不让”某个“头脑简单的人知道秘密的人们”却如此轻信！ 我们生来全都没有过错， 我们对名誉都很宝贵； 然而冲突时常到来， 简直是我们不甘情愿地犯了罪……[23] 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器官的花很少否定植物，就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然而“果”，即确切些说，受精的卵，才真正是对作为新生命发展起点的特定有机体的否定。恩格斯就是从植物生命、由受精卵开始到它再生受精卵来考察植物生命循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很有学问的行家姿态指出：“植物的生命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等等——简言之，我们现在懂得卵是在开花时期受精粉的。恩格斯知道这个自然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然而这说明什么呢？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乐意的话，我们用受精卵代替子粒，不过这并不改变植物生命循环的意义，不否弃“三段式”。燕麦仍然“按黑格尔方式”生长。 顺便说一句。暂且假定“开花的契机”驳倒了黑格尔派的一切论据。对无花的植物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吩咐怎么办？难道把它们放在三段式的统治下么？这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三段式将有大量的臣属。 不过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为了弄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自己始终确信即使用“花”也抵挡不住三段式。而且是否只有我们才这样想呢？请看例如植物学专家菲·旺-蒂耶盖姆说的话：“无论植物的形式怎么样，无论植物由于这形式而属于哪一类型，植物体从先于它而存在过的另一植物体中产生并且跟后者区分开来。反过来这个植物体在一定的时间内从自己的大批数量中分出一定的部分成为新植物体的起点、萌芽，等等。总之，它像生产一样进行再生产：分裂”。[24]请看！这位尊敬的学者、研究院成员、自然史博物院教授，其议论就像名副其实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说，开始是分裂，又再回到分裂。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开花的契机”！我们自己也明白，这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该是很痛苦的，不过没有办法：大家知道，真理高于柏拉图。 再一次假定，“开花的契机”推翻了三段式。那时“如果坚持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四段划分”。黑格尔的术语使我们想起他的《哲学全书》。我们打开该书第一部，从那里我们得知，有许多场合三分法过渡为四分法，而且一般说来，三分法其实只在精神领域中占统治地位。[25]结果就是：燕麦“按黑格尔的方式”生长，像旺-蒂耶盖姆对此确信的那样，而黑格尔对燕麦的想法则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方式，像《哲学全书》（Enzyklopa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rimGrudrisse）[25a]对此保证了的一样。奇迹，真是奇迹！“他来她处，她来我处，我却到小吃店主彼得老爸那里去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开导“不让知道秘密的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卢梭的学说。[26] “按照卢梭，人们在自然状态和未开化状态下是平等的，是动物的平等。然而人的特点是有完善的能力，这种完善开始了不平等的产生，而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是矛盾的：‘表面上，这是朝向单个人完善的步伐，实际上这些步伐导致了人类的衰落……冶金和农耕——这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产生了伟大的变革。使人们文明化和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27]不平等继续发展，达到自己的顶点，而在东方专制制度中重又转变为普遍微不足道的普遍平等，即回到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往下的过程则以同样的次序引导到社会契约的平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转述恩格斯引用的例子。不言自明，他在这里也是“能够争论”的。 “对恩格斯的叙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重视的，不过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要知道在卢梭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恩格斯珍视的正是什么东西。他不涉及卢梭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他感兴趣的只是卢梭是‘辩证地思维’的：他在进步的内容本身中看到矛盾，并把自己的叙述安排成这样，以便可以把它赶进黑格尔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公式。而且的确是可以的，虽然卢梭并不知道黑格尔的辩证公式。” 这只是对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第一次前哨攻击。随后便进行全线攻击。 “卢梭不懂黑格尔，却按照黑格尔方式辩证地思维。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所有的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但是选择的正是卢梭，此人不仅按其天赋（在这方面许多人并不亚于他），而是按其智慧的气质本身和世界观的性质，在同时代人中间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此例外的现象似乎不应当拿来据以检验普遍的规则。不过我们这里可以任所欲为：卢梭之使人感到兴趣和觉得重要，首先是因为他第一个十分突出地指明了文明的矛盾性，而矛盾乃是辩证过程的必要条件。但是必须指出，卢梭发现的矛盾同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黑格尔的矛盾在于每一个事物都处在经常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顺序地按三段式变化）过程中，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如果把发展的必需的三阶段放在一边，那么矛盾在这里简单地似乎是变化、运动、发展的根基。卢梭．也谈到变化的过程。不过他决不是在变化的事实本身中发现矛盾：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其他著作中很大一部分议论可以这样概括：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这里没有‘否定之否定’，有的只是指出在这类现象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而与辩证过程全部相似之处就在于保持‘矛盾’一词，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此外恩格斯在卢梭的议论中看到明显的三分法：跟在原始平等之后的是对它的否定——不平等，然后来了否定之否定——东方专制制度下所有人在汗[28]、苏丹[29]、沙赫[30]的权力面前的平等。‘不平等的这个最后阶段也是终极点，完结了的圆圈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31]然而历史并不停止在这上面，新的不平等在发展，等等。引号中引用的话是卢梭的原文，正是这些话作为卢梭按黑格尔方式思维的明显证据对恩格斯特别珍贵。[32] 卢梭“在同时代人中间是出类拔萃的”。这是公正的。什么地方出类拔萃呢？就在辩证地思维，而他的同时代的人几乎全都是形而上学者。他对不平等起源的观点正是辩证的观点，虽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卢梭只是指出了在文明的历史中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不，卢梭不仅指出了这一点。在他那里，智慧的进步是道德衰退的原因。对此，即使没有读过卢梭的著作也可以深信不疑：只要根据上面摘引过的话回忆一下在他那里实现伟大革命和破坏原始平等的金属冶炼和农业耕作曾起过何等的作用就足够了。不过凡是读过卢梭本人著作的人，自然都没有忘记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以下的话：“我要做的只是对那些既使人的理性能够得到完善又给人类造成损害、既使他成为凶恶的动物又使他成为社会动物的不同场合做出评价和把它们互相联结起来……”[33] 这个地方特别卓越，因为它出色地阐明卢梭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的观点。关于这个特点他的“同时代人”也说过不少话。不过在他们那里这一特点乃是一种从自身中自动造成理性胜利的神秘力量。按照卢梭，这种能力“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自动地发展起来”。为了自己的发展，它需要经常的从旁推动。这是辩证的智慧进步观较之形而上学观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后面我们还得谈到这个特点。现在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引用过的这段话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卢梭对道德衰退同智慧进步之因果联系的见解。[34]而这对于弄清这位著作家对文明进程的观点是很要的。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卢梭简单地指出了“矛盾”，而且也许对这矛盾流过几滴高尚的眼泪。实际上卢梭认为这个矛盾是文明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围起一块土地并且说“它属于我”的人，乃是市民社会的奠基人，因之也是原始平等的掘墓人。换言之，市民社会的基础是所有制，它在人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争论，在他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贪欲，这样毁坏他们的道德。不过所有制的产生必须以“技术和知识”一定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原始关系的破灭正是由于这一发展；然而当这一发展导致了私有制胜利的那个时候，人们的原始关系自身就已经处在它们的继续存在变成不可能的那种状态。[35]如果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描述卢梭所指出的矛盾那样判断卢梭，可以认为这位著名的日内瓦人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主观社会学者”，这样的学者充其量能够设想出道德高尚的“进步公式”，用它来医治人类的灾难。实际上卢梭最痛恨的正是这类公式，一有机会便加以攻击。 市民社会是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原始关系的废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关系本身中包含着自己本身否定的萌芽。在证明这一论点时，卢梭似乎预先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形象说明：任何现象本身都要消灭，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卢梭关于专制制度的议论可以看作这一思想的新的例证。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天真地认为可能恩格斯把卢梭任意地编入辩证部门只是根据卢梭使用了“矛盾”、“圆圈”、“回到出发点”等等词语时，他暴露出对黑格尔和卢梭的理解有怎样的多。 可是为什么恩格斯就引证了卢梭，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要知道所有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 您错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远不是所有的人：恩格斯就决不会把您第一个当作辩证家。对他说来，读一读您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就足以义无反顾地把您列入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 关于辩证思维，恩格斯说道：“人们早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辩证地思维了，就像远在散文一词出现以前人们已经用散文说话一样。既在自然中也在历史中的否定的规律，当它仍然未被认识时，就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存在着，黑格尔只是第一次对它作了清晰的表述。”[36]就像读者看到的，这里说的是不自觉的辩证思维，它离自觉的辩证思维还很远。当我们说“两极相遇”时，我们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对事物的辩证观点；当我们运动时，我们仍然没有料到我们在从事实用的辩证法（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运动是实现了的矛盾）。然而无论运动还是辩证的格言还不会把我们在系统思想领域中从形而上学那里解救出来。相反，思想史表明，在长时期的流程中形而上学对原始朴素的辩证法，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必然理应要强大：“自然界之分解为它的各个个别部分，自然界各种现象和对象按一定等级分类整理，对诸有机体的内在属性根据它们有机构造的多样性进行的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百年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不过这个原因同时也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在自然现象和自然对象的孤立状态中，在它们总体的大联系之外，并且不是在运动中，而是在不动状态中，不是作为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作为永远不变的东西，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而是作为僵死的东西去把握它们。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的这种研究方式造成了最近几百年具有特征意义的片面性——形而上学思维。” 恩格斯这样说，从他那里我们又知道，“虽然近代哲学中辩证法也有光辉的代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然而，特别是在英国哲学的影响下，近代哲学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几乎完全控制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至少是在他们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不过在这一领域之外法国人也会给我们留下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我们只要记住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够了】。”[37] 看来很明显，为什么恩格斯谈到卢梭，而不说伏尔泰和随便什么人。我们不敢设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读过他引用的、从中取来作为研究“例子”的恩格斯的那本书。而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拿“随便什么人”纠缠恩格斯，那就只会有一种设想：我们这位作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偷换的“契机”……合目的地曲解自己对手语句的“契机”。利用类似的“契机”对他可能觉得更为方便，因为恩格斯的书没有翻译成俄文，而对于不懂德文的读者这本书又不存在。[38]我们这里出现了“任所欲为”，这里有新的诱惑，并且又是“我们不甘愿地犯了罪”。 啊，神啊，加入我们的名誉全部算数 难道会使您愉快？[39] 我们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回到“自在和自为的”德国唯心主义者。 我们说过，自然哲学是这些思想家的薄弱方面，他们的主要功绩应当到历史哲学各个领域里去寻找。现在我们补充说，这在当时也不能不如此。自称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总是包括许多“世俗的内容”，即总是研究许多本来意义上的科学问题。不过不同时期它的“世俗内容”是不同的。比方（这里限于近代哲学史的例子）在十七世纪哲学家们主要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十八世纪哲学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前一时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论，然而它本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只有康德；在法国，当时提到首位的是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继续从事的主要也是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研究罢了。例如谢林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解决乃是先验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如果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在变化；如果任何现象都自己否定自己；如果最终不会成为有害的设施因而转变为自己本身对立物的那种有益的设施是不存在的，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寻找“完善的立法”是荒谬的，设想出对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是最好的那种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位置上和在自己的时代都是好的。辩证的思维排斥了任何乌托邦。 它本来尤其应该排斥这些乌托邦，因为“人的本性”这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十八世纪启蒙派还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始终加以利用的，似乎固定不变的标准，经历了一切现象都有的普遍命运：它本身被认为是变化无常的。 与此同时，无论启蒙派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坚持的那个朴素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消失了，这种历史观表现在这样的论断上：理性、意见支配着世界。当然，黑格尔说，理性支配着历史，不过是在它支配天体运动的那个意义上，即在规律性的意义上。天体的运动是合乎规律的，然而天体不用说是没有关于这个规律性的任何观念的。就人类的历史运动说，情况也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但这不是说，人们意识到这些规律，因此人类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哲学”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因素。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里才开始飞行。[40]当哲学开始在灰色的背景上描绘出灰色的图案，当人们开始深入思考自己本身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制度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并准备让位于新的制度，而新制度的真正性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之后才会为人们所明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再一次只是夜间才飞出来[41]【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序言第14页】。不用说，这只聪明鸟儿定期的空中旅行是很有益的：这些旅行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它们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它们本身就需要说明，而且一定会得到说明，因为其中有自己的规律性。 承认密涅瓦的猫头鹰飞行中的规律性，是对人类智慧发展历史的崭新观点的基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派别的形而上学者，一旦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就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一切其他体系则无条件地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真理和谬误这两个抽象观念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思想史对他们只是部分可悲部分可笑的错误杂乱无章的交织，这些错误的那种狂乱可怕的情景一直延续到合乎真理的哲学体系终于被构想出来的那个最幸福的时代。让·巴·萨伊这位形而上学家中的形而上学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科学的历史的。他不主张研究这个历史，因为其中除谬误外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看问题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理性反映；每一种哲学对自己的时代都是真实的，而对于其他时代却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理性只是在现象的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世界；如果不是观念，不是知识，不是“教育”在人们的可以说社会大厦的建设中以及在他们的历史运动中指导着他们，那么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呢？人在其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那个领域，而不是像儿童那样以无聊的嬉戏自慰，不作跟自己不相干的、虽然也许不是盲目的力量手中的玩偶的那个领域在哪里呢？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摆在了十九世纪唯心主义者的面前，就像它曾经摆在前一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前一样，就像它毫无例外地摆在提出存在对思维的关系诸问题的所有哲学家面前一样。它像斯芬克斯[42]一样对每一位这样的思想家说：揭示我的谜底，否则我便吞食掉你的体系！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也就是谢林认为把该问题的答案应用于历史是先验哲学最大任务的那个问题。这个哲学是否解决了它呢？怎样解决的呢？ 请注意：对于谢林，正如对黑格尔一样，这个问题正是在应用于历史时才造成了困难。从纯粹人类学的观点上它已经可以认为是解决了的。 在这里作一番解释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就来解释，请读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磁针指向北方。这种现象是由特殊的物质的作用产生的，这种物质本身服从某些规律：物质世界的规律。然而对于磁针说来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觉察不出来的；磁针对这些规律没有丝毫的观念。在磁针看来，它指向北方完全不依赖于任何非自身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乐意指向那里。物质的必然性对磁针而言表现为它自己自由的精神活动。 莱布尼茨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斯宾诺莎则用类似的例子说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观点。[43] 某些外部原因使石头发生一定量的运动。运动自然在一定时间进程内持续下来，而在原因不再起作用以后停止：这种运动的持续按照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必然的。但是试设想，石头在思考，它意识到自己的、使它感到满足的运动，却不知道运动的原因，甚至不知道一般说来运动有没有无论什么样的外在原因。在这种场合石头会怎样想象它自己的运动呢？必定看成它自身愿望的结果，看成它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会对自己说，我运动，因为我愿意运动。“所有的人如此夸耀的那种人类自由正是如此。这种自由的本质归结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却不知道引起这些意图的外部原因。比如小孩以为他是自由地想要成为他的食物的那个乳汁……”[44] 甚至现代读者中间的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是“粗俗唯物主义的”，而且他们感到惊奇，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怎么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还会说，一般而言比拟不是证明，而凭空把人比作磁针或石头就更不是证明了。对此我们要指出，只要我们想起每天在人的头脑中所发生的现象，这个比拟就不再是凭空虚构的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脑纤维的某种运动是同大脑中的每一个意志运动相适应的。就磁针或石头而言显现为虚构的东西，对于大脑就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按照命定的必然规律进行的物质运动确实是同大脑中被称为自由的思想活动那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至于对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唯物主义议论初看起来十分自然地感到惊奇，那么必须记住，正如我们业已说过的，一切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是一元论者，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为按照二元论者的观点把物质和精神分割开来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留下位置。按照二元论者的意见，特定的物质聚集体只有在其中移入精神粒子的条件下才会有思维能力：在二元论者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是两种完全独立、相互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实体。莱布尼茨的比喻在他看来之所以奇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磁针没有任何灵魂。然而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一个人，他这样议论：磁针确实是某种纯粹物质的东西。不过物质本身是什么呢？我以为物质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精神，而且不是在物质为精神所创造那个意义上，而是在物质本身乃是同一个精神的意义上，不过这精神存在于另一种形态中。这种形态不符合精神的真正本性，它甚至是跟这种本性直接对立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神存在的形态，因为精神按照自己的真实本性应当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您可以对这种议论感到惊奇，但是您无论如何会同意，一个承认这种议论令人信服的人，一个认为物质只是“精神的异在”的人，是不会因为作出把物质说成精神的功能或者使精神的功能紧紧依赖于物质规律这样的解释而感到为难的。这种人可以接受对心理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同时（勉强地或者不勉强地——这是另外的问题）赋予这种解释以严格的唯心主义意义。德国唯心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 人的心理活动遵循物质必然性规律。然而这一点也不伤害人的自由：物质必然性规律本身无非是精神活动的规律。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必然性整个地转化为自由，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实际上较之二元论者所认为的要广阔得无法比拟：二元论者们力求把自由活动从必然活动那里分隔开来，从而使自由王国脱离他们划给必然性的那个完整的——甚至按照他们的意见也是十分广阔的——领域。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就是这样议论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他们牢牢地坚持莱布尼茨的“磁针”，不过这根针完全改变了形状，可以说，在他们手中变得有灵性了。 然而磁针的变形还没有解决同自由对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有联系的一切困难。比方说，单个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他服从必然性规律，甚至正是由于这种服从。可是在社会中，从而也在历史中，我们并不是同个人打交道，而是同整个一群个人打交道。试问：每个人的自由是否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我想做某某事，譬如想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我的这个愿望是我自由持有的，我力求借以实现这一愿望的我的那些行动也同样是自由的。可是我的邻人们妨碍我追求我的目的。他们就如我持有自己的愿望一般，同样自由地起来反对我的愿望。而且他们的旨在反对我的那些行动，也是自由的。我怎样克服他们造成的障碍呢？自然，我将同他们争论，说服他们，也许甚至是央求他们或者恐吓他们。然而谁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法国启蒙派说过：理性终归总是对的。但是要知道，为了使我的理性取得胜利，我就必须使我的邻人承认我的理性同时也就是自己的理性。然而我有什么理由指靠这个呢？既然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而这种活动是完全自由的），既然物质的必然性通过我不知道的途径转化为自由（而这种必然性根据假定是整个地转化为自由的），那么我的同胞的行为就会摆脱任何预见。我要想预见它们，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如果我能够像我之考察我周围世界所有其他现象那样，即像我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的特定的原因会产生必然后果那样考察它们。换句话说，我的自由只有在自由意识能够带来对于引起我的邻人的自由行动的原因的理解那个场合，即在我能够从这些行动的必然性方面考察这些行动那个场合，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我的邻人对我的行动也可以说完全同样的话。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如果活动者的理解所能及的必然性没有成为人的自由行动的基础，在这种场合，任何特定人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的可能性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实质上导致了宿命论。的确，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乖戾的原子，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无事可干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预见和防止个别原子的这些行径。 现在我们看到，唯心主义能够引导到同样的宿命论。如果我的同胞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或者如果这些行动从它们的必然性方面说是我的理解力所不及的，那么我唯有指靠美好的神明了：我最明智的计划、我最高尚的愿望在千百万其他人们的完全预料不到的活动上砸得粉碎。那是，按卢克莱修的说法，从一切中可以产生一切。[45] 而且有意思的是，唯心主义在理论上越是要突出自由方面，它在实践活动领域就越是不得不把自由化为乌有，在这个领域里它无法对付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所武装的偶然性。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中，必然性是自由最忠实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谢林说过，如果我的活动的结果仅仅取决于自由，即使是道德义务也不能使我对这些结果感到安慰。“在自由中应当有必然性。”[46] 不过在这种场合实质上究竟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必然性呢？不断重复某些意志活动必然适应大脑物质某种活动这个思想，未必会给我带来许多安慰。在这种抽象的命题上面，是不能寄托任何实际希望的，而往后我从这方面也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我的邻人的头脑不是玻璃制的蜂房，他的大脑纤维也不是蜜蜂，而且我并不可能观察它们的运动，即使我清晰地知道——然而我们毕竟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正是我同胞心灵中的某种意图紧跟在某种神经纤维的某种运动之后。因此应当从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人类活动的必然性。 其所以特别应当，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间才飞出来，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们自觉地追求自己特殊的、个人的目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觉地力求，比方说，大大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从他们单个人的活动的总和中会产生他们也许根本不曾希望而且大概也没有预见过的某些社会后果。富裕的罗马公民购买了贫苦农民的土地。他们中间每个人自然都知道，由于他的活动，某个张三和李四会变成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但是他们中间谁预见过，大地产会毁灭共和国，而随之还会毁灭意大利？他们中间谁曾经意识到、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发财欲望的历史后果？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意识到。而事实上结果是：由于大地产，共和国和意大利都毁灭了。 从单个的人们自觉的自由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他们意料不到、不曾预见的、涉及整个社会即影响同一些人们相互关系总和的后果。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自由领域转入必然性领域。 如果人们的个人活动产生的没有被他们认识到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事情始终在发生着，不过远不是同样迅速地），那么人们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个人目的：他们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会获得新的面貌。从必然性领域我们重又转回到自由领域。 任何必然过程都是规律性过程。不曾为人们预见然而作为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理论哲学应当发现这些规律。 由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带进生活目的，带进人们自由活动中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也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能够而且应当为理论哲学所发现。 理论哲学一旦实现这个任务，它就会给实践哲学打下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既然我知道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我就能按照我的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而不会因为乖戾的原子的行径感到惶惑不安，也不会因为我的同胞作为天生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每时每刻要给我制造一大堆最惊人的意外事件的那些意图感到惶惑不安。我自然不能替每一个单个的同胞的言行担保，尤其是如果他属于“知识阶级”，不过就一般特点说我将知道社会力量的走向，而且我只要依靠它们的合力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总之，如果我能够得到比如这样一种愉快的见解，即跟别的国家不同，在俄国，“道德基础”会取得胜利，那只是因为我确实把英勇的“俄罗斯人”的活动理解为合乎规律的活动，从必然的观点而不是从自由的观点考察这些活动。黑格尔说：“全世界的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这种进步，我们应当在其必然性中加以理解”。[47] 接着讲吧。无论我们对“人的本性”研究得怎么好，我们毕竟还远远不会理解从单个的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那些社会结果：比方说，我们同旧派经济学家一起承认追求发财是人性的主要特征。我们是否能够预见这种追求采取的那些形式呢？在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下是能够的；不过这些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本身在“人性”的压力下，在公民发财致富活动影响下将发生变化。它们会朝哪个方面变化呢？对于这一点，正像对于追求发财致富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所采取的那个新方向，我们所知道的将同样是很少的。如果我们同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一起断言，人的本性不是仅仅只有发财致富的一个追求，人身上同时还有“社会感情”（Gemeinsinn，也译“集体精神”），我们就会完全陷入同样的境地。这将是旧调新弹。为了摆脱由或多或少深奥的术语掩饰的无知状态，我们应该从研究人的本性转过来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当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合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就使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社会关系的本性依赖于什么，取决于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前一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是否成功地把它解决了呢？ 没有，他们也没有成功，而且他们之没有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为了弄清他们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上面提到的关于是宪法依赖风俗还是风俗依赖宪法的那场争论。黑格尔关于这场争论曾经公正地指出，在争论中问题提得完全不正确，因为在现实中，虽然特定民族的风俗无疑影响着它的宪法，而宪法也影响特定民族的风俗，但是不管风俗还是宪法都是某个“第三者”的结果，即某种既造成影响宪法的风俗，也造成影响风俗的宪法的特殊力量的结果。然而这个特殊力量、这个无论人们的本性还是社会关系的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在黑格尔看来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就是“概念”，或者说“观念”也是一样的，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观念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观念，而每一个特殊观念、每一单个民族的观念都是绝对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样一来，历史就似乎是实用逻辑：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这个历史时代对应于绝对观念逻辑发展的哪一个阶段。然而这个“绝对观念”又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下面就是一位曾经正儿八经地亲自通过唯心主义学校、本人又狂热地醉心于唯心主义、不过早已看出这个哲学派别的根本缺点何在的人物关于绝对观念所说的话。 “当我根据对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的认识得出‘果实’的观念；当我接着进一步想象我的……抽象观念‘果实’存在于我之外，甚至成为梨、苹果等等的真正本质，那么用思辨哲学的语言说，我就是宣布‘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我说：对梨说来，梨以梨的形态出现这个情况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苹果之成为苹果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是……我从它们那里抽象出来的观念：‘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果实’的样态（modi）。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外部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差别是无关重要的、非本质的，它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果实’。思辨的理性把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只看作虚幻的果实，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实体’是‘果实’。 显然，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是不会获得特别丰富的知识的。一位矿物学家，如果只会重复说一切矿物本质上都是‘矿物’，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因此，从各个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统一的抽象的‘果实’的思辨哲学，为了达到任何积极的内容，应当力求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从‘果实’，从‘实体’转到各种不同的现实的罪恶的果实上去，即转到苹果、梨、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根据对现实的果实的认识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这个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抛弃抽象，是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物的。因此思辨哲学家也就抛弃了它，不过是用特殊的、思辨的、神秘的方式抛弃的……他只是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他是这样议论的： 如果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实体’、‘果实’、那么，试问，究竟为什么‘果实’对我说来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实体’、关于‘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果实’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行发展的、能动的本质。现实的、罪恶的果实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有限的理智，而且对‘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千差万别的罪恶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在苹果中‘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梨、扁桃；这些果实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而且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果实才是‘果实’生命过程的不同环节……”[48] 所有这些话都是很讽刺的，但同时又是绝对公正的。唯心主义把我们自身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观念，并在这一观念中寻找一切现象的谜底，这样它就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只有抛弃“观念”，即告别唯心主义，才能够从死胡同里脱身出来。请看一个例子，谢林下面的话是否多少给您说明磁性的本性呢：“磁性是灵魂感应的一般动作，是统一性贯彻于多样性、概念贯彻于差别的一般动作。主观的东西之侵入客观的东西在观念中……是自我意识，这种侵入在这里是反映在存在中的东西。”[49]这些话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难道不对么？历史领域中的这类解释同样很少令人满意。由于什么原因希腊衰落了呢？原因是曾经构成希腊生命的原则、构成希腊精神的中心的那个观念（美的观念）只能是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类的回答不过是用正面的、并且高傲的、矫揉造作的形式把问题重复一遍。黑格尔这个对希腊衰落作过上述解释的人，似乎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急忙援引古代希腊的经济现实来补充自己的唯心主义解释。他说：“拉凯达伊蒙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财产的不平等。”[50]而且不仅在问题涉及希腊时他是这样做的。可以说这是他在历史哲学中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自然是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说实在的，在后面这一类解释中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唯心主义的东西，而且说“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的黑格尔采用这种手法时，就恰恰给唯心主义签署了贫困证明，他似乎已经默默地承认，实质上情况完全相反：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 不过黑格尔这里所接近的唯物主义是完全没有得到发展的、萌芽的唯物主义，一旦需要说明这些或那些财产关系从何而来时，便立即重又转回到唯心主义。的确，就是在这里黑格尔也常有机会说出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一般说来，他是把财产关系看成靠自己本身内在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法的概念的实现。 总之，关于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我们究竟了解了什么呢？ 现在再稍稍回到我们家里的、俄罗斯的哲学方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菲利波夫先生那里听说，而菲利波夫先生又从美国人弗列泽尔先生那里听说，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结为“流电学”[51]的神秘主义。从我们关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说过的话中读者会看出，弗列泽尔的意见多么荒谬。菲利波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也觉得他们的美国人“太过分了”：“回忆一下从古代人，从赫拉克利特的以前的形而上学的传承进程就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但是，他立即又补充道：“然而弗列泽尔的说明在很高程度上是有趣的，而且无疑本身包含一定份额的真理。”应当意识到，虽然不能不承认，……谢林早就嘲笑过这个“公式”。可是，请问，您说，他以前的同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位要向“不让知道秘密的人”解释他只是听人家说才知道这个“公式”的哲学家，怎么办？你不由得要装出行家博学的样子重复着什么也不说明的空话……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传承进程”。“流电学的试验对欧洲所有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其中也包括当时年轻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产生着影响，——米海洛夫斯基说，——黑格尔创造出名震全世界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结果甚至莫斯科的河流两岸都因此让人不得安静”……这里事情被说成这样，似乎黑格尔从物理学家们那里直接传染了“流电学的神秘主义”。然而要知道，黑格尔体系不过是谢林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传染应当首先影响谢林。它也的确影响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或者菲利波夫先生，或者弗列泽尔镇静地回答：“谢林，特别是做过他的学生的一些医生，把关于极性的学说推到了最后的极端”。好。不过大家知道，谢林的先行者是费希特。流电学的传染怎样影响了他呢？对于这个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说：大概他以为，什么影响也没有。而且他完全正确，如果真的这样以为：为了确信这一点，读一读费希特早期哲学著作之一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andlagedergesammtenWissenschaftslehre，莱比锡，1794年）[52]，就足够了。在这本著作中任何显微镜都发现不了“流电学”的影响。然而在那里出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构成黑格尔哲学主要特征的同一个臭名昭著的“三段式”，而且这个“三段式”的谱系，弗列泽尔似乎以“相当大的部分真理”上溯到“伽伐尼和伏特的试验”……应当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虽然不能不承认黑格尔毕竟……等等。 读者已经知道谢林怎样看待磁性。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点完全不在于它的基础是多余的、毫无根据的、把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现的迷恋当作神秘的公式，而恰恰相反，乃在于他借助被他人格化的思维过程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 结束时讲一条令人愉快的消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互相之间有最紧密的联系；用经济唯物主义的语言说，形而上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的组成部分，不过同时，资本把敌视形而上学的建立在试验和观察基础上的科学的一切技术应用加以占有，收为己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答应什么时候另一次再来谈谈“这个引人入胜的矛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真的将是“引人入胜”的！你们自己想想吧：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在古代希腊以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都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至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古代希腊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上述时期的德国，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表明，从“主观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这根本不对，正是古代希腊和费希特——黑格尔时期的德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您看到，“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让我们的著作家赶快发表自己卓越的发现吧。唱吧，可爱的人，不要羞羞答答！ [1]中译本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译者注 [2]《自然体系的真正意义》（Levraisensdusystemedelanature），伦敦，1774年版，第15页。——作者原注 [3]《论人》，载《爱尔维修全集》（OeuverscompletesdeHelvetius），第2卷，巴黎，1818年版，第120页。——作者原注 [4]歌德在《诗与真》（WahrheitundDichtung）中曾这样写道：“被判焚烧、当时曾引起许多热烈讨论的禁书，对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影响。我举《自然的体系》为例，由于好奇我们曾读过它。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是危险的；对我们说来它是那样的昏暗、死气沉沉，以致我们难以忍受它的内容，我们在它面前就好像在幽灵面前一样会发抖。”参见《歌德全集》，30卷本，第10卷，1937年俄文版，第48页。【中译本参阅《歌德自传——诗与真（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5]生潮中，业浪里， 淘上复淘下 浮来又浮去！ 生而死，死而葬 一个永恒的大洋 一个连续的波浪 一个有光辉的生长 我架起时辰的机杼， 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 ——作者原注【参看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6]普列汉诺夫这个说法直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在《大逻辑》中写道：“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但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现代西方有些研究家指出：运动着的物体，在T时处在M的位置，在T+T△时则处在M+M△这个位置：这里△表示任何小的量。我们不能说该物体在T时既在M，又在M+M△（参看邦格：“对辩证法的批判性考察”，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如果断定“X既是A，又是非A”或者说“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本书第584页）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推出任何假命题都是真的，就公然认可了逻辑矛盾，违反了形式逻辑常识。——译者注 [7]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夏洛克贷款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条件是如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从债务人靠近心脏的部位割下一磅肉。后来安东尼奥破产，夏洛克坚持要割肉以泄私愤，并诉诸法庭。安东尼奥朋友的情人鲍西娅装扮成律师，在法庭上根据夏洛克起诉状形式上的合法性发言支持夏洛克，但同时她强调，在割肉时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上的文字。她说：“契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不准流一滴血，也不准……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轻一点或略重一点”，否则就违反了威尼斯法律，夏洛克的土地、财产就要全部充公。（《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1页）——译者注 [8]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辩证法的这种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统治是不可理解的；一切都在变化，除了辩证运动的规律，他带着挖苦的怀疑神情说。对的，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回答说，而且如果这使您感到奇怪，如果您想反驳这个观点，那就请记住，您不得不去反驳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观点。为了确信这一点．您只要回忆起莱伊尔曾经拿来作为自己名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ofGeology）一书题词的普莱伊怀尔下面的那几句话就足够了：“在地球的种种变革中，自然界的构造是始终一致的，自然的各种规律是唯一能制约一般运动的东西。河流与岩石，海洋与大陆，它们的一切部分都有变化：然而支配这些变化的规律以及这些变化所遵循的准则却始终不变地是相同的。”【中译本参阅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卷首题词】——作者原注 [9]《逻辑学》（WissenschaftderLogik），第1部，第1篇，第313-314页。【中译本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04-405页。黑格尔实际上把质变跟渐进性的中断即飞跃混为一谈了。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证明质变有多种形式，飞跃是质变的一种形式。参看华国凡等著：《质变方式新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作者原注 [10]这里没有提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能不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叙述“辩证思维最主要特征”时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但是在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几乎全部哲学著作中，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或详或略分析论述过的成对的辩证范畴就多得不可胜数，如质和量、自由和必然、必然和偶然、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现实性和可能性、个别和一般……等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立面的斗争和互相转化问题是普列汉诺夫全部哲学著作的核心。——译者注 [11]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说：“梦想着律师的前程．我热心地、但毫无秩序地读了各种法律著作：其中有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这本书中有对同犯罪侦查学相关的各种哲学体系的简要述评。我对黑格尔著名的三段式曾感到特别惊讶。由于三段式，惩罚就如此优美地成为法和罪之间矛盾的调和。在黑格尔三项公式各式各样的应用中，对这公式的魅力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足为奇的是我被斯巴索维奇先生教科书中的三段式俘虏了。不足为奇的是后来也就慢慢地倾心于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88页)。可惜，很可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告知，他对自己之倾心于“黑格尔”满意到什么程度。从一切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走得并不远。——作者原注 [12]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坚信，已故的尼·齐别尔在自己同他争论中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时“使用了一切可能的论据，但为了最小的危险便隐藏在确定不移的和无可争议的三段式辩证发展的庇护下”（《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96页)。他同样深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全部（如他所说）预言都只是依靠“三段式”。关于马克思，我们下面再说，但对于尼·齐别尔，我们要指出，我们曾经有机会不止一次地同已故者谈过话，我们没有一次听他引用过“辩证发展”。他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完全不知道黑格尔在最新经济学发展中的意义。当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死者头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记述是驳不倒的。——作者原注 [13]参见斐·拉萨尔：《既得权力体系》（SystemdereroworbenenRechts），载《拉萨尔全集》，第3卷，原型出版社，第231页。——俄文版编者注 [14]参看拉萨尔：《既得权力体系》，第2版，莱比锡，1880年版，序言，第12-13页。——作者原注 [15]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译本参阅《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3页】在一个特别的注释中，《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出色地阐明对决定特定现象的全部情况进行的这种考察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注释也引下来。“例如：‘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抽象的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有时下雨带来好处，有时即使较少也带来害处；应当明确地问：‘谷物播种完毕后，连续下5小时大雨，这雨对谷物有利吗’——只有在这里回答才是明白的和有意义的：‘这场雨很有益。’——‘然而在同一个夏天，当谷物收割时期来临时，整个星期都下着倾盆大雨，——这对谷物有好处吗？’回答也是明白的和实在的：‘不，这场雨有害。’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有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危害极大的还是起良好作用的？’一般说来不能对此作出断然的回答：需要知道指的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对于野蛮民族说来，战争的危害不那么明显，益处则更显著些；对于文明民族，战争通常带来较少的利益和较多的危害。可是，例如，1812年的战争对俄国人民是救命的；马拉松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益的事件。——这就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公理的意义；如果对象带来全部的质和全部特点并在它所存在的那个环境中加以思考，而不是脱离这个环境和自己种种生动的特点加以思考（如抽象思维所作的那样，因此抽象思维的判断对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关于对象的观念是具体的。”——作者原注【马拉松之战：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马拉松之战（公元前490年）以雅典人的胜利告终。这次会战预先决定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有利的结局，并且，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繁荣。——俄文版编者注】 [16]中译本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7页。——译者注 [17]《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0页。——作者原注 [18]别林斯基1841年3月1日关于黑格尔哲学给鲍特金写道：“我十分感谢，伊戈尔·费多洛维奇，向您的哲学上头謫简单的人致敬；不过我有幸以适合于您的哲学庸俗作风的全部尊敬告诉您，如果我能够爬上发展阶梯的最高层，——在那里我就会请您向我说明生活和历史的条件的全部牺牲物，说明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所、腓力二世等等全部牺牲物；否则我就要从最高层头朝下地跳下来。”（《别林斯基通信选集》，第2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第141页）——俄文版编者注 [19]《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4-157页。——作者原注 [20]此处和下面的引文都出自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文《论辩证的发展和三段的进步公式》，载《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俄文版，第758-780页。——俄文版编者注 [21]其实恩格斯说的是大麦麦粒，而不是燕麦麦粒；不过这自然是不重要的。——作者原注 [22]《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第1篇，第1版，第111-11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48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作者原注 [23]阿芬巴赫小歌剧《美丽的叶莲娜》中的一节（歌词作者为梅里雅克和加列维）。——俄文版编者注 [24]菲·旺-蒂耶盖姆（Ph.Van-Tieghem）：《植物论》（TraitédeBotanique），第1卷，巴黎，1891年第2版，第24页。——作者原注 [25]《哲学全书》，第一卷，第230节，附录。——作者原注 [25a]指《哲学全书》的简要本。——作者原注 [26]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中关于卢梭所说的话。【中译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2-153页。】——俄文版编者注 [27]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28]汗（可汗），古代突厥和蒙古等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29]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30]沙赫，波斯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31]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5-146页。——译者注 [32]所有这些引文均摘自上面引用过的《俄国财富》月刊。——作者原注 [33]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译者注 [34]对于怀疑的人还有一段引文：“我把风俗败坏的这个最初阶段归于世上一切国家科学发展的最初时刻。”参看“致修道院长莱纳尔先生的信”，载《卢梭全集》，第4卷，巴黎，1820年版，第43页。——作者原注 [35]参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篇开头。【中译本参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作者原注 [36]《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译者注 [37]《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3页。为什么恩格斯说卢梭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普列汉诺夫在本书附录二中有补充的说明。在那里作者还论述了卢梭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译者注 [38]《反杜林论》第一个俄文全译本出版于1904年。——俄文版编者注 [39]请我们的读者不要因为引证《美丽的叶莲娜》而责怪。我们不久前重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达尔文主义和阿芬巴赫的小歌剧》一文，现在仍留着它的强烈的印象！——作者原注 [40]密涅瓦（Minerva，一译密纳发），古罗马女神，司掌技艺和战争，常被人们认为与希腊女神雅典娜为一体。她的足旁总是站着她的圣鸟——猫头鹰。“密涅瓦的猫头鹰到夜里才飞出来”这句话通常表示好主意夜里才想出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意思是．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俄文版编者注 [41]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一文中批评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他写道：“我们在《法哲学》序言中读到：‘至于世界应当怎样的教导，那么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世界的思想，只是在现实结束了其形成过程并且取得了已经完成的形态以后才出现的……当哲学在灰色的现实背景上用灰色涂料开始描绘的时候，青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只能去认识这个时代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黄昏时才飞出来’。在这里，黑格尔无疑是走得太远了。完全同意，‘哲学’不能使衰老过时的社会制度复活，可以问问黑格尔，然而究竟什么东西妨碍他向我们指出——当然只是在一般特点上——行将代替旧社会制度的新制度的性质？‘哲学’是在现象的生成过程中考察现象的。而生成过程有两方面：产生和消灭。这两方面可以作为时间上分开的东西来考察。然而无论在自然中，而且特别是在历史中，生成过程在每一特定时间都是双重的过程：旧东西在消灭，而同时新东西从旧东西的废墟上产生。难道新东西的这一产生过程对‘哲学’始终必定是禁止接触的么？哲学认识的是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按照这个或那个人的意见本来应该存在的东西．然而每一特定时间究竟存在什么呢？存在的正是旧东西的衰亡和新东西的产生。如果哲学所认识的只是衰亡的旧东西，那么认识就是片面的，哲学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认识存在物的任务。可这是同黑格尔深信进行认识的理性万能的信念相矛盾的。最新的唯物主义跟类似的极端性是格格不入的。它善于根据什么东西现在存在着以及什么东西已经过时来判断什么东西在生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关于什么东西在生成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关于是应当的东西（seinsollenden）的概念的，引述过的黑格尔关于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那句话就是反对后一概念的。对我们说来，在生成的东西乃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知道在生成的正是这个而非别的，那么我们为此应当归功于帮助我们认识正在生成的东西的社会发展客观过程。我们不把自己的思维同我们周围的存在对立起来。”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91-492页。——译者注 [42]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据说，它用女神缪斯传授的谜语作弄人，谁猜不着就把他吃掉。这个谜语是：今有一物，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什么？谜语終于被奥狄浦斯猜中。他说，是人。人在婴儿时期是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迈时拄杖而行。结果斯芬克斯跳崖而自杀。——俄文版编者注 [43]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1-234页。——译者注 [44]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45]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译者注 [46]参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47]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7页。——译者注 [4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3页。——译者注 [49]参见谢林：《来自自然哲学领域中的观念》（IdeenzueinerPhilosophiederNatur），兰茨胡特，1803年版，第233页。——俄文版编者注 [50]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8页。——译者注 [51]流电学，研究由化学变化产生的电流的学问。——译者注 [52]中译本参见《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译者注
第三章空想社会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三章空想社会主义者 如果人的本性是不变的，以及如果知道了它的基本属性，便可以从中像数学那样地在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引申出可靠的原理，那就不难构想出这样的社会制度，它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它将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早就乐意着手研究完美的立法（legislationparfaile）这个题目。这些研究乃是启蒙文献中的空想成分[1]。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了这种研究。 这个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赞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人类学观点。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也认为人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结果，[2]而且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也陷入循环圈中，用人性的不变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化无常的属性。 本世纪前半期为数众多的所有乌托邦，都无非是企图用人的本性作最高标准来构想完善的立法。例如傅立叶拿分析人的情欲作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理性社会制度论纲》（Outlineoftherationalsystemofsociety）中从“关于人性的基本原则”(firstPrinciplesofHumanNature）出发，并且断言，“理性的政府”应当首先“确定人的本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哲学建立在关于人性的新概念之上[3]；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构想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性的不变规律中得出的一系列无可争辩的结论。[4] 自然，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标准的观点没有妨碍不同社会主义学派在确定这个本性的属性上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意见，“欧文的计划跟人性的种种性情相违到如此程度，以致这些计划现时（写于1825年）大概享有的那种声望，初看起来似乎是无法解释的事”。[5]在傅立叶的论战性的小册子《应允联合和进步的两个宗派——圣西门和欧文的狡计和骗术》(PiegesetcharlatanismedesdeuxsectsSaint-SimonetOwen,quipronettentl’associationetleprogrès)中可以找到不少地方尖锐地指出，圣西门主义者的学说同人性的一切倾向相矛盾。现在，也向孔多塞时一样，在人性的定义上取得一致，比确定这个或那个几何图形要困难得多。 就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人性观点而言，他们只是重复了十八世纪思想家的错误，——不过他们当时的整个社会科学都犯了这个过失[6]。然而在他们那里可以看出从这个抽象概念的狭窄范围内挣脱出来并且依靠具体基础的有力的追求。在这方面圣西门的著作比其他人更加引人注目。 法国启蒙派最频繁地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或多或少凑巧造成的偶然事件[7]，然而圣西门在历史中则首先寻求规律性。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如此严格的科学。我们应当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种种事实，以便在其中发现人类生活进步的规律。只有理解了过去的人才有能力预见未来。当圣西门这样地提出社会科学的任务时，他特别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历史上。他的观点是何等的新颖和广阔，可以从他的学生奥古斯丹·梯叶里能够在法国史研究中差不多实现了完整的革命这一点上看出来。圣西门坚持认为，基佐抄袭了他的观点。暂且摆下理论的所有权这个问题不谈，我们注意到，跟与他同时的历史学专家比较起来，圣西门善于更深入地探究欧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因。比方，如果梯叶里、米涅、基佐，他们都曾指出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那么，极有说服力地而且首次阐明了这些关系在近代欧洲的历史的圣西门，就走得更远，他向自己提出问题：究竟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任何别的关系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按照他的意见，答案应当在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去找：“十五世纪以前，世俗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而且这曾是有益处的，因为贵族当时是最有能力的实业家。他们领导了农业劳动，而农业劳动当时是唯一的一种重要的实业活动。”[8]对于究竟为什么实业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中有如此决定性的意义的问题，圣西门的回答是，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组织的目的。他认为生产具有这样的意义，以致把有益的跟生产的等同起来[9]，并且断然声称，生产是政治和科学的目的。[10] 看来这些观点的逻辑发展本应引导圣西门得出结论说，生产的规律也就是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发展的那些规律，而且研究这些规律应当成为力求预见未来的思想家的任务。有些地方，他似乎在接近这个思想，然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而且也只是接近而已。 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工具。这些工具不是自然界以现成的形态给予的，它们是人的发明。特定工具的发明，而且就连工具的简单使用，也都必须要求生产者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发展。因此“实业”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智慧发展的必然结果。看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也是独自而排他地支配着世界。而且实业的重要作用搞得越清楚，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这个观点看来越是得到证实。圣西门比法国启蒙派还要彻底地坚持这个观点，因为他既然认为观念起源于感觉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少有理由想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知识的发展在他那里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11]。他力求发现这个发展的种种规律；例如他确立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个三阶段规律，正是后来奥古斯特·孔德极其成功地冒充为他本人的“发现”的规律。[12]不过就是这些规律在他那里归根到底也是用人性的属性来说明的。他说：“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社会理性的发展只能是个人理性发展在较大规模上的再现”。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每当他得以在个人发展中找到证实社会发展“规律”的合适的比拟时，他便认为自己的这些“规律”是彻底地弄清楚了并且被证实了。例如他断言，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缩减为零。[13]这个作用的逐渐的、然而不断的减少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之一。他究竟是怎样证明这一规律的呢？对它有利的主要理由是援引人们的个人发展：在初等学校，孩子必须绝对听从长者的话；在中等和高等学校，听话的成分逐渐退到次要的地位，以便彻底让位于成熟年龄的独立行动。不管谁来观察“权力”的历史，现在任何人都会同意，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比喻都不是证明。任何特定不可分者的胚胎发育（个体发育）同这个不可分者所属的那个种的历史有许多类似：个体发育提供关于系统发育的许多重要指示。然而如果有位生物学家突发奇想，硬说应当在个体发育中寻找系统发育的最后解释，对于这位生物学家，我们现在怎么说呢？现代生物学的做法恰恰相反：它用种的历史来解释不可分者的胚胎史。 向人的本性求助，使得无论圣西门本人还是他的学生们所表述的一切社会发展“规律”都具有十分独特的面貌。 这种求助把他们带进了循环圈。——人类的历史由人类的本性来解释。可是我们从哪里得知人的本性呢？从历史中。——显然，在这个死胡同里兜圈子，无论对人的本性还是对人的历史都是无法理解的，而只能就某一社会现象领域提出某些个别的、或多或少深刻的见解。圣西门提出了好些精辟的、有时真正天才的见解，不过他要为“政治学”发现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一主要目的却始终没有达到。 圣西门说：“人类理性进步的最高规律支配一切，应当统治一切；人们在它面前只是一种工具……虽然这种力量（即这一规律）来自我们，我们同样不能避免它的影响或者使它受我们支配，就像不能随意地改变使地球绕日而行的力量的作用一样。我们仅仅能够在弄清楚这个规律要求我们遵循的那个运动以后，自觉地服从该规律（即服从我们真正的天意），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它。附带指出，这恰恰将是我们世纪的哲学意识注定要实现的前进步伐”。[14] 总之，人类完全服从自己固有的智慧发展规律；甚至在他们想要避免这一规律的影响时他们也无法避免。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论点，而且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举三阶段规律为例。人类从神学思维走向形而上学思维，从形而上学思维走向实证思维。这种规律像力学规律的作用那样发生影响。 很可能这是对的，可是试问，怎样理解人类即使愿意也无法改变这一规律的作用这个思想呢？这是否意味着，即使人类还在神学时代末期就已经意识到实证思维的优点，他们也无法避免形而上学呢？显然不是的；然而如果不是，那么同样明显的是，正是在圣西门对智慧发展规律性的观点中有某种模糊的地方。这种模糊之处究竟在哪里呢？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它就在于把规律同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愿望对立起来。在人类身上一旦出现类似的愿望，它本身便成为人类智慧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于是规律就应当包括这个事实，而不应跟它发生冲突。当我们容许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时，我们就还没有弄清规律概念本身，于是我们一定会陷入两个极端之一：或者我们放弃规律性的观点而站在合乎愿望的东西的观点上，或者从我们的视野内完全忽略合乎愿望的东西——更正确些说，特定时代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从而使规律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使它变为某种宿命。在圣西门那里，以及一般说来在空想主义者那里，当他们说到规律性的时候，“规律”正是这样的宿命。顺便指出，当俄国的“主观社会学家”奋起捍卫“个性”、“理想”和其他美好东西时，他们正是同关于“事物自然进程”的空想的、模糊的、不完全的、因而站不住脚的学说作战。我国的社会学家甚至似乎没有听说过关于社会历史过程规律性的现代科学概念是什么。 规律性概念中空想主义的模糊之处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空想主义者们（当然并不只有他们）所持有的那个人类发展观的根本缺点。人类的历史由人的本性来解释。既然有了这个本性，也就有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像黑格尔会说的那样有了全部历史本身（ansich）。人之不能干预自己发展的进程，就像他不能不再为人一样。发展的规律是作为天意出现的。 这是历史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乃是把知识的成就，因而把人的自觉活动视为历史运动基本动因的那种学说的结果。 不过让我们往下讲。 如果理解历史的钥匙是由研究人的本性提供的，那么对我说来重要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实际研究，不如说正是对这个本性的正确理解。既然我掌握了正确的人性观，我就会失去对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几乎一切的兴趣，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社会生活应当如何符合人的本性上面。历史上的宿命论丝毫无碍于实践上对现实的空想主义态度。相反，它是这种态度的帮手，因为它割断了科学研究的线索。一般说来宿命论常常是跟最极端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的。宿命论经常把自己的情绪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正是对于宿命论者，可以用一位诗人的话说 他们所谓的历史精神 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的精神。 圣西门主义者断言，他人的劳动落入剥削者手中的那份社会产品在逐渐地减少。这种减少在他们心目中是人类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作为证明，他们援引了利息和地租水平的逐渐降低。如果他们在这种场合坚持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本该发现他们所指出的现象的经济原因，而且为此他们本来需要仔细地研究产品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要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也许就会看到，利息水平或者甚至地租水平的降低（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还完全证明不了私有者的份额的减少。那时他们的经济“规律”自然就获得完全不同的表述。不过他们顾不到这一点。深信来自人的本性的神秘规律的万能，使他们的思想工作完全集中到另外的方面。迄今为止历史上占优势的倾向未来只会加强，他们说：剥削者的份额的不断减少，必然以这一份额的完全消失，即剥削阶级本身的消失而告终。预见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应当构想出社会制度的新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已经完全不会有剥削者的地位。根据人性的另一些属性，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当是如此这般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很快就会制订出来：关于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极其重要的科学思想，就靠两个空想主义药方来解决…… 类似的药方被当时的空想主义者视为思想家最重要的任务。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原理本身并不重要。它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从中引出的那些实际结论。让·巴·萨伊跟李嘉图争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什么决定。很可能，从专家的观点看来这是重要的问题。不过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价值应当由什么决定，而这一点，遗憾的是专家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替专家们想想吧。人的本性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正是那个东西。一旦我们开始听从人性的声音，我们便会惊讶地看到，专家们心目中的重要争论，其实并不很重要。可以同意萨伊，因为从他的原理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人性的要求。也可以同意李嘉图，因为他的观点一旦正确加以解释和补充，也只会加强这些要求的分量。因此空想主义思想放肆地干预他们始终不理解其意义的那些科学争论。这样，有教养而且有很高天赋的人们，例如安凡丹，就解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上有争议的诸问题。 安凡丹写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不能算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但也不能予以忽视，就像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史家和社会主义史家的做法那样。安凡丹的经济著作，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是有其意义的。然而他对经济学家们的争论抱怎样的态度，下面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 大家知道，马尔萨斯固执地和（顺便说说）很不成功地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安凡丹以为，真理其实在前者而不在后者一边。然而他并不反驳李嘉图的理论：他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关于地租的性质以及关于私有者从劳动者那里夺取的那部分东西的实际的相对的提高或降低的议论，本应归结为一个问题：为了社会的利益应当存在于脱离经营的生产者（安凡丹这样称呼土地占有者）和积极的生产者（即农场主）之间的那些关系的性质是怎样的？当这些关系成为已知时，就足以弄清导致这些关系的建立的那些手段；在这里应当加以考虑的还有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其他任何问题（即除上面提出的问题之外）毕竟都是次要的，并且只会妨碍应当有助于实际使用上述手段的那些组合。”[15] 安凡丹宁愿称之为实业哲学史的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任务，在于同时说明不同生产者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生产者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这些说明应当建立在对实业阶级历史发展的研究之上，而且这种研究的基础应当是“关于人类的新概念”，换言之，即关于人的本性的新概念。[16] 马尔萨斯之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同他反驳很著名的——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动价值论紧密联系着的。安凡丹很少深入争论的实质，就急急忙忙用对李嘉图地租学说的空想主义补充（正如我们这里现在所说的——修正）来解决争论。他说：“如果我们好好地理解这个理论，那么看来似乎应该给它补充说……劳动者为了使某些人尽情休息以及为了得到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而给这些人付款（即以地租形式支付）”。 安凡丹这里所谓劳动者同样是，而且甚至主要是指农场主——企业家。他关于他们对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他的“修正”中，一切只归结为更尖锐地表述李嘉图也很好地知道的现象。况且这个尖锐的表述（亚当·斯密有时表述得还更尖锐）不仅既解决不了价值问题，也解决不了地租问题，而是从安凡丹的视野中把这些问题完全排除了。对他说来这些问题也果真不存在：使他感兴趣的唯有未来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使读者相信，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应存在。安凡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这类实际问题，那么关于价值的全部学术争论都会是单纯的文字之争。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所谓主观方法。 空想主义者们任何地方都没有直接介绍过这个“方法”。不过例如安凡丹曾经指责马尔萨斯（!）过分客观一事就证明他们是很喜爱这个方法的。客观性似乎是这位著作家的主要缺点。凡是熟悉马尔萨斯著作的人都知道，正是（比如李嘉图所固有的）那个客观性确实同这位《人口论》的作者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知道安凡丹是否读过马尔萨斯的原著（一切都使人不得不认为，比如李嘉图的观点，安凡丹只是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们从马尔萨斯原著中所作的摘录才知道的），然而即使读过，他未必会根据李嘉图观点的真正优点来评价它们，他未必能够指出，现实是同马尔萨斯矛盾的。安凡丹忙于考虑的问题是事情本来应当如何，他既无时间也无兴致仔细地深入思考实际情况是什么。他情愿对任何一个诽谤者[17]说：“您是对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正是像您描述的那样，不过您太客观了；请您从人道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时您就会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应当重新加以改造”。 空想主义的华而不实的作风，不得不向任何或多或少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士作理论上的让步。空想主义者为了冲淡他心目中产生的自身虚弱无力的意识，在安慰自己的同时指责自己的对手有客观性：据他说，即令您比我有学问，可是我更善良。空想主义者不是去驳斥有学问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他只是给他们的理论作“注释”和“修正”。 这类对社会科学完全空想的态度，在“主观”社会学家们的著作的每一页上，对于用心的读者都是很显眼的。对此我们还得有许多话要讲。暂时且举两个鲜明的例子。 1871年出版了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学位论文：《论在最新补充和解释下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序言中作者善意地、然而只是附带地谈到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经济科学中的斯密派和实证主义》（该文还在1864年就刊登在《现代人》上）。对于这一顺便的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我愉快地回想起，在《论尤·哈·茹科夫斯基的著述活动》一文中，我很公正地评价了我们这位经济学家的功绩。我正是指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早就说过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史家们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有正确解决科学诸基本问题的一切材料，这些材料被现代的书生气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歪曲了：不过我当时便已指出，‘头一个取得’这个后来在卡尔·马克思强有力的双手中变得如此富有成果的思想的权利的光荣，在俄国著作中不属于茹科夫斯基先生，而属于另一位著作家，即论文《经济活动和立法》（《现代人》，1859年）、《资本与劳动》（1860年）、穆勒著作注释等等的作者。[18]除了按时间顺序外，这位著作家和茹科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区别可能显著地这样表现着。如果说，比如，茹科夫斯基先生详细地和严格科学地，甚至有些学究气地证明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一切价值由劳动产生，那么，上述诸文的作者并没有忽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是主要强调从其中得出的逻辑的实践的结论：作为由劳动产生的和测量的一切价值都应该属于劳动。”[19]为了了解穆勒著作注释的这位作者完全没有理解后来在“马克思强有力的双手”上获得了如此辉煌发展的那个价值理论，并不需要很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而且任何一个知道社会主义史的人都懂得，为什么这位作者，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劝人信服的话相反，正是“忽视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是醉心于考虑在设施良好的社会中产品应该以怎样的标准进行交换。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是从空想主义者的观点看待经济问题的。这在他的时代是完全自然的。然而很奇怪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都未能同这种观点割断联系（而且后来也没有割断联系，否则在自己著作的新版中他就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时甚至从通俗著作中都很容易领会对事物的正确观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理解“穆勒著作注释”作者关于价值说过的话。这是由于他也“忽视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醉心于“从其中得出的逻辑的实践的结论”，即醉心于考虑“任何价值都应当属于劳动”。我们已经知道，醉心于实践结论对空想主义者的理论论述的影响始终是有害的。而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搞糊涂的“结论”是何等的陈旧，下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空想主义者[20]早已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作出了这个“结论”。不过作为空想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对空想的历史也不感兴趣。 另一个例子。瓦·沃先生1882年这样说明自己《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一书的问世： “本论文集是由各家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编成的。我们以单行本出版这些文章，只作了外在的统一，稍微不同地编排了材料，删除了重复（远非全部；在瓦·沃先生的书中仍然很多重复——普列汉诺夫）。文章的内容仍然是以前的；新的事实和论据引用得不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决定再次地把自己的著作提请读者注意，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以全副武装同时攻击读者的世界观，迫使知识分子去注意所提出的问题（图景是：瓦·沃先生‘以全副武装’攻击读者的世界观，而受到恐吓的知识分子就投降了，转变了注意力，等等。——普列汉诺夫），召请我国有学问的和宣过誓的、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论家们去研究俄国经济发展规律这个国家生活其余一切表现的基础。没有这个规律的知识就不可能有系统的和成功的社会活动，而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对最近未来俄国的观念未必能称为规律（观念……能够称为规律？！——普列汉诺夫），而且未必能够给实践的世界观提供牢固的基础。”（序言，第1页） 1893年，同一位瓦·沃先生已经成功地成了民粹主义“宣过誓的”、虽然——可惜！——还完全不是“有学问的”政论家，已经远远地离开经济发展规律乃是“国家生活其余一切表现的基础”的思想。现在他“以全副武装”攻击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的“世界观”，现在他想，在这个“观点中历史过程不是人产生的东西，变成一种产生的力量而人则变成历史过程顺从的工具”[21]；现在他认为社会关系是“人的精神世界派生的”[22]，并且以极端怀疑的态度对待关于社会现象和规律性的学说，把它跟“历史学教授尼·伊·卡列也夫科学的历史哲学”对立起来（懂了吧，诸位，那就服从吧，因为教授先生与我们同在！）。[23] 怎样一个借神灵帮助的转变啊！什么引起这种转变呢？原来是这样的。1882年瓦·沃先生找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这一规律只是瓦·沃先生他自己的“理想”的科学表现。他甚至确信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即俄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的“规律”。不过此后他不是白白地生活了整整十一年。他本应，虽然不是公开地，认识到根本无法实现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在发展。结果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成了最无可争议的“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于是瓦·沃先生急急忙忙地彻底颠倒了自己的“历史哲学”：寻找“规律”的他开始说类似的寻找完全是浪费时间。俄国空想主义者倒是愿意依靠“规律”；不过只要“规律”跟不仅因为恐惧而且因为良心他应予支持的那个“理想”背道而驰，他立刻就会摒弃“规律”，就像彼得摒弃耶穌一样。不过瓦·沃先生就是现在也并非永远同“规律”闹翻了。“使观点系统化的天然的企图应该使俄国知识分子去建立适合我国发展的需要和条件的经济关系的进化的独立方案；而且这项工作无疑将在最近的将来完成。”（《我们的方向》，第114页）俄国知识分子，在“建立”自己的“独立方案”时，显然将醉心于瓦·沃先生在《资本主义之命运》中所热衷的那项工作，即寻找“规律”。当方案找到时，——而瓦·沃先生对天起誓，在最近的将来会找到方案，——我们的作者就会像福音书上的父亲跟自己的浪子和解同样郑重激昂地跟规律性和解。好逗趣的人！不用说，甚至当瓦·沃先生还在寻找“规律”的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弄清楚这个词应用于社会现象时能够具有什么意义。他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空想主义者看待“规律”一样看待“规律”。只有这才能解释他之希望发现一个国家即俄国的发展规律。然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思想方式栽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头上呢？如果他以为他们在自己关于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概念上没有超过空想主义者，他就错了。而他所有反对他们的那些意见都表明他就是这样想的。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历史教授”卡列也夫先生也这么想；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这么想。他们起初把对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空想观点栽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然后用多少可疑的胜利来打倒这个观点。真是同风车搏斗！ 顺便谈谈这位有学问的“历史教授”。请看他用怎样的话来介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观观点：“如果在历史哲学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进步问题，那么这就可以成功地选择科学的极重要的内容、科学的种种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的分类。不过事实不可能臆造，也不可能放在凭空虚构的关系中（这么说来，无论选择时，无论分类中都不该有任何任意的行为啰？这么说来，分类应该完全符合客观现实啰？对的！听吧！——普列汉诺夫），而且从一定的观点来描述历史的进程，在描述的忠实性意义上仍然是客观的。这里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另一类的主观主义：创造性的综合，可以造成完整的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与之相比较的将是现实的历史，即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这种描述是从人类生活中重大变动的观点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归纳的。根据这种比较产生对历史过程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同样不应该是任意的。必须证明，被归纳的种种事实，像它们给予我们的那样，真正具有我们根据某种观点提出来，采取某种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的赋予它们的那种意义。” 在谢德林那里，“资望高的莫斯科的历史学家”夸耀自己的客观性时说：雅罗斯拉夫打了伊兹雅斯拉夫，还是伊兹雅斯拉夫打了雅罗斯拉夫，对我说来全都一样。给自己创造了“完整的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的卡列也夫先生同这类客观性是格格不入的。假定他同情雅罗斯拉夫，但毕竟不会允许自己把他的失败说成他的胜利（“事实不可能臆造”，不过他仍然有珍贵的权利，对雅罗斯拉夫的悲惨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不能不诅咒他的胜利者伊兹雅斯拉夫）。对这种“主观主义”作出任何反驳都是困难的。不过卡列也夫先生徒然用这种平淡无味因而没有危害的形态来描绘这种主观主义。这样描绘它，意味着不理解它的真正本性，将这种本性淹没在一大片多愁善感的空泛辞藻中，实际上“主观”思想家们的特点是，在他们那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没有任何联系：在这里是“应有事物”，在那里是“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两个领域是以整个一条鸿沟互相隔绝着。这条鸿沟在二元论者那里，把物质世界同精神世界分隔开了[24]。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其中之一就在于建立一座桥以通过这道表面上无底的鸿沟，当我们没有建好这座桥时，直到现在我们都必然对现实的东西闭上眼睛，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应有的东西”上（例如像圣西门主义者这样做的那样),因此自然只会延缓这个“应有事物”的实现，因为要获得对这个“应有事物”的正确观点变得更加困难了。 我们已经知道，和十八世纪启蒙派相反，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把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设施都看成该国公民日常生活的结果。这一新观点当时传播和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应用于实际问题时达到了奇怪的、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无法理解的极端。例如让·巴·萨伊断言，政治问题不应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因为甚至在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下国民经济同样可以很好地发展。圣西门以赞扬的口吻提到萨伊的这个思想，同时的确给它注进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容。除了极少数例外，十九世纪所有空想主义者都同意对“政治”的这种观点。 在理论上这个观点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抱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社会生活中正如我们同过程而不是同个别现象打交道的一切地方那样，结果反过来会成为原因，而原因却原来是结果；简言之，他们在这里很不合时宜地抛弃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的分析同样不合时宜地为之所局限的那同一个相互作用观点；第二，如果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结果，那么无法理解的是极其不同的结果（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设施）怎么可能由同一个原因即相同的“财富”状况所引起。显然，关于国家的政治设施同它的经济状况的因果联系的概念本身，在这里还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实际上，要指出在所有空想主义者那里这个概念是多么模糊，并不困难。 在实际上，这种模糊性本身导致了两类后果。一方面如此大谈劳动组织的空想主义者喜欢时而重复“自由，放任”这个十八世纪的古老格言。例如认为实业组织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任务的圣西门说：“实业需要尽可能少地对它进行控制”。[25]另一方面空想主义者——同样有某些属于较后时期的例外——对待当前的政治，对待今天的政治问题，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政治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结果始终是结果，不会反过来变成原因。由此得出几乎直接的结论：“政治”不能成为实现社会经济“理想”的手段。因此空想主义者厌恶政治的心理就容易明白了。然而他们究竟指靠什么来实现其社会改造计划的事业呢？他们实际期望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一切与虚无。说一切是指这样的意思，即他们不加区别地期待来自各个最对立方面的援助。虚无的意思是他们的全部希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空想主义者自以为是异常实际的人物。他们痛恨“教条主义者”[26]，而且他们把自己所有最轰动一时的原则都毫不犹豫地当作祭品贡献给自己的“固执的观念”。他们既非自由派，也非保守派，既非君主派，也非共和派；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君主派也好，共和派也好，只要能实现自己“实际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异常实际的计划，他们都不加区别地准备与之一道行进。老一代空想主义者中间，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傅立叶。他像果戈里的康斯坦如格罗[27]那样，企图把一切废物都利用起来。他时而拿高利贷者们的资本在未来社会中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息的前景诱惑他们；时而向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呼吁，用未来有极好的甜瓜和菜蓟来博取他们的好感；时而使路易·菲力浦相信，现在受到世袭亲王轻视的奥尔良王室的公主，在新社会制度下求婚者会多得应付不过来。他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呜呼！然而无论高利贷者，还是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或者“皇帝—公民”，对傅立叶那个似乎最令人信服的好处，都是正所谓充耳不闻，丝毫不加理睬。他的实际性原来是预先就注定要失败的、对幸运的偶然性的毫无乐趣的追逐。 十八世纪启蒙派早已卖力地从事幸运的偶然性的追逐了。正是由于指望这种偶然性，他们才不择手段地企图跟当时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立法者”和贵族拉关系。通常认为，一个人既然对自己说，意见支配世界，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沮丧：理性终归会胜利。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理性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胜利呢？启蒙派说，社会生活中一切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立法者”：因此他们就去笼络立法者。不过同一些启蒙派清楚地懂得，人的性格和观点依赖于教育，而且一般说来，教育没有使立法者预先就具备接受启蒙学说的倾向。因此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对立法者的指望不大。剩下来只有靠幸运的偶然性了。试设想，您这里有一个大箱子，箱子里有许多黑色球和两三只白球。您一个一个地把球拿出来。在每一个单个的场合，您取出白球的机会比取黑球要少得多。不过如果重复操作足够次数，最后您也就会取出白球。对“立法者”也是如此。在每一个单个的场合，极其可能的是立法者要反对“哲学家”，不过最终还是会出现同哲学家们意见一致的立法者。这个立法者会实现理性所指示的一切。比方爱尔维修就一字不差地这样议论过[28]。表面上给人的自由划出如此广阔地盘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意见支配世界”），实际上把它看成偶然性的玩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观点本质上很不乐观的道理。 例如，我们不知道比十九世纪末空想主义者即俄国民粹派和主观社会学家的观点更不乐观的任何观点。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拯救村社以及和村社一起一般地拯救农民的现成方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进步公式”。然而，唉！生活依自己的进程进行，并不理会他们的公式，这些公式没有留下任何别的路，也只有在抽象、幻想和逻辑结论领域中为自己开辟自己的不依赖于生活的道路。这里我们听一听例如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29]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 “工人问题在欧洲是革命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它要求把劳动条件（？）转交到工作者的手中，剥夺现在的私有者。工人问题在俄国是保守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只要求把劳动条件保存在工作者的手中，保障现在的私有者他们的财产。在我们这里，在彼得堡近郊……在布满工厂、制造厂、修理厂、别墅的地区，存在着乡村，乡村的居民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烧自己的林木，吃自己的面包，穿着用自己的绵羊的毛自己做成的厚呢上衣和皮袄。结实地为他们保障自己的这个东西吧，俄国的工人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为了这个目的可以付出一切，如果好好地理解结实保障的意义的话。人们说：不能永远停留在木犁和三区轮作制经济状态上，停留在缝制厚呢上衣和皮袄的古老方式上。不能。摆脱这一困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实践观点所赞同的，很简单，而且方便：提高税率，解散村社，对，也许这足够使工业像英国工业一样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不过工业侵蚀工人，剥削他。还有另一条路，这条路自然更困难得多，然而问题容易解决还不等于正确解决。另一条路就是发展现实已经存在于不过是极其粗陋的、原始的形态中的那些劳动和所有制的关系。显然，没有广泛的国家干预，这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国家干预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从立法上巩固村社。”[30] 在尘世上 给自由的心灵 准备了两条道路 衡量一下自豪的力量 衡量一下坚定的意志 再选择你想走的道路吧！[31] 我们觉得，我们这位著者的一切议论强烈地散发出甜瓜和菜蓟的气味。而且嗅觉大概不会欺骗我们。在涉及甜瓜和菜蓟的事情上傅立叶犯了什么过错呢？过错是醉心于“主观社会学”。客观社会学者会问自己：我描绘的图景有没有任何可能吸引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然后他会问自己：瓜蓟的爱好者能否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特定进程？毫无疑义，他会对自己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因此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同那些“爱好者”谈话。不过这样做的乃是客观社会学者，即根据社会发展特定规律性进程建立自己全部计划的人。而主观社会学者则以“合乎愿望的东西”的名义赶走“规律性”，因而对他说来没有留下别的出路，只有指望偶然性了。于是就用棍棒去射击罪恶，——这就是善良的主观社会学者能够依靠的唯一可以慰藉的意图了。 用棍棒来射击罪恶。然而要知道棍棒有两头，不明白的是用棍棒的哪一头来射击。我们的民粹派和（如果可以这么说）主观主义者已经试用过大量的棍棒（甚至在村社土地占有制下便于征收欠缴税款的想法有时就以有魔法的棍棒角色出现过）。在绝大多数场合，棍棒是完全不能用作火枪的，而当偶然发射出去时，那么子弹就落到了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自己的头上。我们回忆一下农民银行。为了巩固“基础”，不是曾对它寄予了何等的希望么！在农民银行开业时，民粹派先生们是何等地兴高采烈，结果又怎样呢？棍棒恰恰射中了兴高采烈的人们；现在他们自己承认，农民银行[32]——在任何场合都是很有益的设施只是使“基础”瓦解；而这种承认等于认识到兴高采烈的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流程内——曾经也是说空话的人。[33] ——不过要知道银行之瓦解基础只是因为银行的章程和实践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的观念完整地得到实行，那么结果就完全是另一样了…… 第一，绝非另一样：银行在任何场合都会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货币经济一定会破坏“基础”，而第二，当我们听到这无数的“如果”时，我们全都不知为什么感觉到我们窗下叫卖小贩喊道：“看哪，顶呱呱的甜瓜、菜蓟！” 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空想主义者们已经不断地指出了他们所构想的改革的“保守”性质。圣西门直截了当地用人民起义来恐吓政府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指资产阶级】，这种起义当时在“保守派”的想象中必定表现为可怕的、人人都记忆犹新的无套裤党人[34]运动的形态。然而这一恐吓自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而且如果历史真的会给我们任何教训的话，那么最有教益的教训之一原来是：证明所有似乎讲求实际的空想主义者的全部计划都完完全全是不实际的。 当空想主义者说明自己计划的保守性质，从而力求劝说政府去实现这些计划时，他们为了证实自己的思想，通常是把自己国家或多或少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作一番概述，通过概述可以看出某时某时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得整个社会关系具有全新的和极其不合人意的状态。政府只要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天国几乎就会立即在地上建立起来。 例如，圣西门曾要波旁王朝相信，革命前法国内部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君主制同实业家的联盟。这个联盟对双方都是同样有利的。革命时期，政府由于误会出面反对实业家的合法要求，而实业家出于同样可悲的误会起来反对君主制。由此产生后来的一切灾难。然而现在，当灾难的根源已经发现，事情是很容易纠正的，因为只需要实业家在一定条件下跟政府妥协。这也会是使双方摆脱许多困难的最明智的保守的出路。现在不用多说，无论波旁王朝还是实业家，都没有听从圣西门美好的劝告。 “不再坚持我们古老的传统；不再发展我们继承下来的、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不再利用西欧科学的种种发明和使用它们来发展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实业形式；不再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农民手中的方法来增加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再利用的并非生产的形式，而是生产组织本身，就像它出现在西欧的那样……不再做这一切，我们开始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尽管资本主义的诸生产形式建立在剥削农民之上，我们不仅不阻碍它们的发展，而是相反，企图全力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的全部经济生活，——这种破坏一直进行到1891年。”[35]尼古拉-逊先生这样地忧伤，他建议“社会”改正这个错误，解决极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在这样的形式中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即生产力能够不为数目不多的少数人所利用，而为全体人民所利用。”[36]全部问题在于改正“错误”。 有趣的是尼古拉-逊先生自以为同任何空想都绝无瓜葛。他时时刻刻都引证我们应该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批判归功于他们的那些人。[37]全部问题在于国家的经济，他不管是否合乎时宜都跟着这些人后面重复地说，一切罪恶都从这里发生：“因此消除罪恶的手段，一旦发现了，应该同样恰恰在于改变生产条件本身。”在说明中又有对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之一的引证：“这些手段不应该是头脑发明的，而应当是借思想之助在现成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发现的。” 然而推动社会去解决或者哪怕是只是去理解尼古拉-逊先生给社会提出的任务的那些“生产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不仅对读者们，而且自然也对著者本人仍然是秘密，著者以自己的“任务”很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在自己的历史观点上他依然是纯血统的空想主义者，尽管从完全不是空想主义著作家们的作品中作了引证。[38] 能否说傅立叶的计划同他当时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矛盾呢？不能，不仅不矛盾，而且整个地，甚至包括计划的缺点，都是建立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傅立叶之为空想主义者，因为既然他是“借思想之助”才根据他当时生产的物质条件来论证自己的计划的，他就没有能把计划的实现也归之于同一些条件，从而完全无益地将“伟大的任务”加在这样一些社会阶层和阶级身上，它们由于同一些物质条件既不可能有承担解决任务的志趣，也没有解决任务的可能性。尼古拉-逊先生所犯的这个错误，跟傅立叶或他不喜欢的洛贝尔图斯所犯的是同等程度的错误：最可能，他使人想起的正是洛贝尔图斯，因为尼古拉-逊先生之引证古老的基础恰恰是根据这位保守的著作家的精神。 为了开导“社会”，尼古拉-逊先生举出西欧这个吓人的例子。很久以来我们的空想主义者就企图通过这类举例显示自己是讲求实际的人，并不醉心于幻想，而只是会利用历史的“教训”罢了。不过这种手法也完全不是新的。法国空想主义者已经企图拿英国的例子吓唬和开导自己的同时代人，在英国，“极大的差距把企业主跟劳动者分离开来”，在英国，劳动者身上重重地压着特殊的专制主义枷锁。《生产者》（Producteur）[39]说：“在实业发展道路上步英国后尘的其他国家应当明白，必须力图阻止这种制度在它们自己国土上产生。”[40]能够成为阻止其他国家产生英国制度的唯一有效障碍就是圣西门主义的“劳动组织和劳动者组织”。[41]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成了幻想绕过资本主义的主要舞台，以自己的空想主义者为代表的德国，长期固执地把自己同“西欧”对立起来。德国空想主义者说，在西方国家，新社会组织理念的代表是工人阶级，在我国则是有教养的阶级（即俄国称之为知识分子者）。正是德国“知识分子”被认为赋有使德国躲过资本主义灾难的使命。[42]对于德国空想主义者们说来，资本主义是如此可怕，以致为了避开它，他们宁愿在万不得已时容忍全面的停滞状态。他们议论说，立宪制度的胜利会导致财阀的统治。因此最好是不要有立宪制度。[43]德国不曾绕过资本主义。现在谈论同样要绕过资本主义的是俄国的空想主义者。空想主义的理念就这样从西方旅行到东方，虽然到处都出现了这些理念加以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的同一个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前兆。然而这些理念越是走向东方，就越是改变它们的历史意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在当时是果敢的、天才的革新家，德国人则比他们差得多；至于俄国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拿自己古老的面孔来吓唬西方人士。 有趣的是还在法国启蒙派那里就已经有避免资本主义的思想。比方霍尔巴赫对立宪制度在英国的胜利导致卑污的商人利益的全面统治就十分伤心。很使他担忧的是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市场这个情况。这种对市场的追逐使英国人脱离哲学。霍尔巴赫也谴责存在于英国的财富不平等。他，正如爱尔维修一样，想促成理性和平等的胜利，而不是商人利益的胜利。然而无论霍尔巴赫，还是爱尔维修，或者启蒙派中间任何一个人，除了对理性的颂词以及对“英格兰人民”[44]劝谕性的教诲，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对抗当时事物的进程。在这方面，他们就像我们现代的俄国空想主义者一样如此束手无策。 还讲一点意见，我们就结束空想主义者了。“人性”观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招致了生物学比喻的滥用，这种现象至今在西方社会学著作，特别是在俄国准社会学著作中还有很强烈的影响。 如果整个历史的社会运动的谜底应当在人的本性中去寻找，以及如果像圣西门早就正确指出过的，社会由个体组成，那么个体的本性也应当提供说明历史的钥匙。个体的本性是由广义的生理学即同时也包括心理现象的科学来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生理学在圣西门及其学生们心目中成了他们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学的基础的原因。圣西门生前并在其最积极的参与下早已出版的《论哲学、文学和实业》（Opinionsphilosophiques,littérairesetindustrielles）中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可惜没有完成的一位匿名医学博士的论文，题目是：“论生理学之应用于改善社会设施”(Delaphysiologieappliquéeàl’maéliorationdesinstitutionssociales)。作者把关于社会的科学当作“一般生理学”的组织部分进行研究，这种生理学为“特殊生理学”对个体的观察和试验所充实，于是“醉心于思考高级的秩序”。对于一般生理学说来，个体“只是社会躯体的器官”，它研究社会躯体的功能，正如特殊生理学研究个体的功能一样。一般生理学研究（这位作者说的是——表述）社会存在的法则，而成文法则应当与这些法则相适应。后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例如斯宾塞，利用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学说作出了最保守的结论。然而我们所引述的这位医学博士却首先是改革家。他在社会改造的种种形态中研究“社会躯体”，因为只有“社会生理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卫生学”才会提供“能够据以建立文明世界现代状况所需要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实际基础”。不过看起来社会生理学和卫生学给这位作者的改革幻想提供的精神食粮并不多，因为他终于认识到不得不求助于医生，即求助于同个体有机体打交道的人们，请他们给社会提供“社会制度的体系”“作为卫生处方”。 这种对“社会物理学”的观点，后来为奥·孔德在其各种著作中反反复复地一再重述，或者如果您愿意说的话，为他所发展。这就是他还在年轻时代（当时在为圣西门主义者的《生产者》撰稿）关于社会科学所说的话：“作为人类现象的社会现象无疑地应当属于生理学的现象。不过虽然社会物理学应当因此在个体生理学中有自己的出发点，并且同它有经常的联系，但仍应把它当作完全独立的科学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各个不同时代的人们互相间发生累进的影响。如果坚持纯粹生理学的观点，就不可能好好地研究这种影响，而在社会物理学中应当把理解这种影响的作用放在主要地位”。[45] 请看，从这种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人们会陷入怎样的没有出路的矛盾中。 第一，既然“社会物理学”有个体生理学“作为其出发点”，它就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生理学中是没有唯心主义对象观的地位的。然而同一个社会物理学应当主要从事于弄清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累进影响的意义。这一代影响着下一代，他把自己从前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知识以及他本人所获得的知识都传授给下一代。所以，“社会物理学”从知识发展的观点以及一般说来从“教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这已经是纯粹的十八世纪唯心主义观点：意见支配世界。当我们按照孔德的建议把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同对个体生理学的纯粹唯物主义观点“紧密联系”以后，我们原来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比仔细研究这种二元论对例如同一个孔德的社会学观点的有害影响更为容易的了。然而这不是一切。要知道，十八世纪思想家们早已指出，知识发展中有某种规律性。孔德牢牢地坚持这种规律性，他把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个赫赫有名的三阶段规律提到首位。 然而究竟为什么知识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三个阶段呢？人类智慧的本性就是如此，孔德回答说：“人类的智慧按其本性在其活动的一切地方都通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46]很好；可是为了研究“本性”，我们必得求助于个体生理学，然而个体生理学却不会给我们提供充分的解释，于是我们重新援引“诸代人”，而“诸代人”则要我们去找“本性”：这自命为科学，可这里并没有科学的踪迹：这里有的只是在没有出路的圈子中永无休止的运动。 我国似乎独创的“主观社会学家们”整个站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空想主义者的观点上。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自己的叙述说：“还在诺任的影响下和部分地在他的领导下，我对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界限以及它们接近的可能性的问题感到了兴趣……与诺任的一类思想的交往带给我的益处我无法足够高度地评价，不过这些思想中毕竟有许多偶然的东西，部分地因为它们在诺任本人那里还只在发展，部分因为他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大在行。其实，我从诺任那里得到的只是向一定方向的推动，不过这种推动是强健的、坚定的和有益的。我并不想专门搞生物学，但是我按照诺任的指点以及似乎是按照他的遗嘱读了许多东西。这种新的读书气象对我以前搜罗的那大量不过是杂乱的、部分简直是无用的实际材料和思想材料产生了特殊的、使我异常着迷的影响。”[47]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集《交替》中假托布哈尔采夫之名描述了诺任。布哈尔采夫“幻想过借助自然科学来改革社会科学，并且已经制订了改革的广泛计划”。这一改革活动的方式如何，从下文可以看出。布哈尔采夫把广博的动物学论文从拉丁文译成俄文，并给译文加上自己的注释，在注释中他决定“放进自己全部独立工作的成果”，还对注释作出“社会学”性质的新注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热心地向读者介绍第二层的这些注释之一：“我一般地不能在自己对范-德尔-海文的补充中过分地醉心于对应用所有这些纯解剖学问题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见解和理论结论。因此我只是再次请读者注意，我全部解剖学和胚胎学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社会生理学的种种规律，因之我以后的全部著作自然都将建立在我这本书中所叙述的科学材料之上。”[48] 解剖学和胚胎学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社会生理学的种种规律！”这个说法很笨拙，不过对于空想主义的社会学家仍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建立起解剖学理论，他准备依靠这个理论，为他周围的社会写出一系列“卫生处方”。在他那里，社会“生理学”也归结为这些处方。布哈尔采夫的社会“生理学”其实不是“生理学”，而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卫生学”，不是关于现有事物的科学，而是根据同一位布哈尔采夫的“解剖学和胚胎学”理论本应所是的科学。 虽然布哈尔采夫是从诺任那里抄袭来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艺术创作的产物（如果应用于所引证的论文集时只能说是艺术创作的话）。因此就是他的笨拙的注释，也许实际上任何时候都不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注释就更可以说明用十分尊重的口吻说到它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特征。 “我有时还是在著作中遇到对这位难以忘怀的朋友兼师长的思想的直接反映”，用其名义进行叙述的特姆金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过去和现在都反映了布哈尔采夫和诺任的思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自己的“进步公式”。这个公式说：“进步是朝不可分的整体、朝各器官之间可能充分的和全面的分工和人们之间可能更少的分工逐渐接近。一切阻碍这一运动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有害的、非理性的。只有减少社会的不同种类性，从而加强社会各成员的不同种类的东西，才是道德的、正义的、理性的和有益的。”[49] 这个公式能有怎样的科学意义呢？它是否说明社会的历史运动呢？它是否说明社会的历史运动是这样而非另样进行以及为什么这样而非另样进行呢？丝毫没有，而且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它说的不是历史曾是怎样进行的，而是它理应如何进行，以便值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赞许。这就是空想主义者根据“对器官发展规律的确切研究”臆想出来的“卫生处方”。这正是医生圣西门主义者发现了的东西。 ……“我们说过，在社会学中唯一地使用客观方法，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等于把尺寸同斤两相加，由此得出的也并不是客观方法应当完全从这个研究领域离得远远的，而只是这里最高的监督应该属于主观的方法。”[50] “这个研究领域”正是合乎愿望的社会的“生理学”，即空想的领域。不用说，在这个领域使用“主观的方法”会使“研究者”的工作变得很容易。然而这种使用完全不是建立在任何“规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红色虚构的魔力”的基础上；谁一旦陷入这种魔力，他就甚至不会起来反对在同一‘领域’使用（诚然，根据不同的权利）两种方法，主观和客观方法，虽然类似的方法论上的混乱乃是真正的“尺寸和斤两相加”。[51] [1]在爱尔维修《论人》（Del’Homme）一书中就这种“完美立法”的详细方案。拿这个乌托邦跟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乌托邦对比一下，会是极为有意思和极为有教益的。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史家迄今为止都根本没有想到去作类似的对比。只拿哲学史家来说，顺便讲一句，他们以最不能容忍的方式轻视爱尔维修。甚至安详而温和的朗格，除了“肤浅的爱尔维修”之外没有为他找到别的特征．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比所有的人都更公允地对待了绝对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作者原注 [2]“是的，人是由万能的社会或万能的教育造成的，教育这个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即不仅指学校的或书本的教育，还包括人们和事物、事变和环境给予我们的教育，教育对我们的影响从襁褓时就不会停止任何一分钟。”参见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中译本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二、三卷，第129页】。——作者原注 [3]参看《生产者》（LeProducteur），第1卷，巴黎，1825年版，序言。——作者原注 [4]“我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从人类天性的规律推导出来的社会组织作一个简明易懂的扼要陈述。”参见维·孔西得朗（V.Considérant)：《社会命运》（DestinéeSociale，第1卷，第3版，宣言“最后，该是对以下一点取得一致的时候了：在创立法律之前．是否应该探问一下人的真正本性，以便使本身能够变化的法律同不变的和独立自主的本性协调起来呢？”参见《关于傅立叶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亨利·高尔塞著，巴黎，1844年版，第35页），作者写这本书是捍卫傅立叶主义。——作者原注 [5]《生产者》，第1卷，第139页。——作者原注 [6]我们讲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要在经济学家身上也指出这一点，那是很轻而易举的。当经济学家捍卫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反对反动派和社会主义者时，他们正是把这个制度当作最符合人性的制度来捍卫的。寻找抽象“人口规律”的努力，不管这些努力是来自社会主义者阵营还是来自资产阶级阵营，都是同把“人的本性”看作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的观点紧密联系着的。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把与此相关的马尔萨斯学说同葛德文或注释约·斯·穆勒著作的作者*的学说这两方面加以对比就足够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反对他的人，都同样在寻求统一的所谓绝对的人口规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则不同：它知道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人口规律。不过这是后话了。——作者原注【*约·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写了一系列的文字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49年俄文版，第251—334页。——俄文版编者注】 [7]在这方面，爱尔维修对孟德斯鸠提出的责备是极有特征意义的：“孟德斯鸠在其关于《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没有充分估计种种幸运的偶然事件在这个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他陷入了想对一切都作出解释的思想家最常犯的错误，陷入了忘记人的本性而给人民代表以不变的政治形态和划一的原则的书斋学者的错误。而事实上常常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裁定领导着这些称为元老院的重要会议“。（参见《思想与沉思》，载《爱尔维修全集》，第3卷，巴黎，1818年版）读者，这是否使您想起现今在俄国时兴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呢？*请等一等，往后的叙述还会不止一次地指出，俄国“社会学”中原创的东西多么稀少。——作者原注【“英雄与群氓”一词是米海洛夫斯基在他写于1882年的同一标题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此文的中译全文刊登在《俄国民悴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3—906页。〕——俄文版编者注】 [8]《文学的、哲学的和经济的观点》（Opinionslittératres，philosophiquesetindustrielles），巴黎，1825年版，第144、145页；又比较《实业家的政治问答》（Catéchismepolitiquedesindustriels）。——作者原注【参阅《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304页】 [9]有益的东西——这就是生产。——作者原注 [10]政治……这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作者原注 [11]圣西门把唯心主义历史观推到极端。在他那里，不仅观念（“原则”）是社会关系的最后基础，而在诸观念中则让“科学的观念”即“世界的科学体系”起主要的作用，从科学的观念中产生宗教的观念，而宗教观念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是同一时期也在德国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唯理智论，不过它在德国哲学家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态。——作者原注 [12]李特列强烈地反对雨巴，当后者提到这个抄袭时，他认为圣西门只有“两阶段规律”，即神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弗林特引用李特列的这一意见时指出：“当他谈到圣西门著作的任何一篇都没有提到三阶段规律时．他是对的”。（《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ofHistoryinFranceandGermany，爱丁堡和伦敦，1874年版，第158页）我们且从圣西门那里摘引以下的话来同这个见解作一对照：“哪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不知道长期以来当人类理性尚未从纯粹神学观念过渡到实证观念以前，就在每一个科学部门使用了形而上学？凡是研究过科学史的人，谁不确信这种中间状态对于过渡是有用的和绝对必不可免的呢？”【Dusystemeindustriel，即《论实业体系》，可参看《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3页。】三阶段规律在圣西门心目中曾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致他准备用它来说明纯粹政治现象，比如法国革命时期“法律家【指西欧中世纪那些主张实行罗马法，反对教会法，支持王权的一批人】和形而上学家”的統治。弗林特如果仔细读读圣西门的著作，是不难“发现”这一点的。然而遗憾的是，写出人类思想的学术史比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要更容易得多。——作者原注 [13]后来蒲鲁东从他那里借用并歪曲了这个思想，根据这个思想创立了自己的无政府理论。——作者原注 [14]《组织者》（L’organisateur），第119页，构成《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20卷中《圣西门著作集》第4卷。——作者原注 [15]参见《论动产和不动产的租金之逐步降低》（Considérationssurlabaisseprogressiveduloyerdesobjetsmobiiliersetimmobiliers），载《生产者》，第1卷，第564页。——作者原注 [16]特别参阅论文《论进步与政治经济学》（considerationssurlesprogresdel’economiepolitique），载《生产者》，第4卷。——作者原注 [17]诽谤者、告密者，指古代雅典职业的爱打官司的人和告密者。——俄文版编者注 [18]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文版编者注 [19]《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圣彼得堡，1888年俄文第2版，第239-240页。——作者原注 [20]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罗伯特·欧文以及他的学生汤普逊、托马斯·霍吉斯金、约翰·格雷等人。——俄文版编者注 [21]《我们的方向》，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138页。——作者原注 [22]同上书，第9、13、140页和其他各页。——作者原注 [23]同上书，第143页以下。——作者原注 [24]用米海洛夫斯基的方法，二元论的表现是肯定存在着两个真实者，即“真理——真实者”（现实的东西）和“正义——真实者”（应有的东西）。——俄文版编者注 [25]十八世纪启蒙派完全是同样自相矛盾的，不过他们的矛盾表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国家不进行干涉，然而有时又要求立法者制订微不足道的规章条例。启蒙派也不清楚“政治”（他们认为是原因）和经济（他们认为是结果）的联系。——作者原注 [26]“教条主义者”，指在复辟时代法国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团体。这些“教条主义者”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凶恶敌人。他们否定革命原则本身以及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承认新的公民秩序，即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俄文版编者注 [27]康斯坦如格罗，果戈里小说《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俄文版编者注 [28]“在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圣贤们说，一切可能性都必定实现：凭什么要对人类未来的幸福感到绝望呢？”【参阅《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3-534页。】——作者原注 [29]阿喀琉斯（Achilleus），荷马《伊利昂记》中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敢的英雄之一。他的母亲忒提斯女神希望他长生不老，把他倒浸在冥河的圣水中，只有忒提斯抓着的脚踵没有碰到水，因而该处最易受伤。后来阿喀琉斯因脚踵被帕里斯的箭射中而死，因而产生“阿喀琉斯的脚踵”一说，意为“致命的弱点”。——译者注 [30]《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俄文第2版，第102-103页。——作者原注 [31]引自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第4部第4章，【该书中译本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37页。】——俄文版编者注 [32]自由思想的民粹派分子曾寄予希望的农民土地银行，是沙皇政府1882年似乎为了帮助农民购买土地而设立的．事实上这个银行迎合贵族意旨，抬高地主土地价恪，成了在农村中培植和加强富农分子的工具。——俄文版编者注 [33]“兴高采烈的人”和“说空话的人”两词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称雄一时的人物》：“让我离开兴高采烈的人、说空话的人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进入那些为爱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人的营垒！”——俄文版编者注 [34]无裤党人，一译长裤党人，或译无套裤汉、长裤汉。十八世纪法国，贵族穿丝绒短套裤，平民穿粗布长裤。起初贵族讥称平民为“无套裤汉”。后来革命时期就成了所有革命者、爱国者、共和主义者的代称。——译者注 [35]尼古拉-逊：《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论》，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322-323页。——作者原注 [36]同上书，第343页。——作者原注 [3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尼古拉逊（即丹尼尔逊），饿国民粹派分子，是第一个把马克思《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人，并因此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资本论》第1卷（他和格尔曼·洛帕廷合译）出版于1872年，第2卷出版于1885年，第3卷出版于1896年。因此尼古拉·逊与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热闹的相互通信。——俄文版编者注 [38]与此相适应，尼古拉-逊的实践计划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例如以普鲁加文为代表的我国空想主义民粹派分子早已自然是毫无结果地提出的那些要求。“社会—国家活动（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这里既没有忘记社会，也没有忘记国家）在工厂经济领域中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应该是：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利益赎买一切劳动工具，并把它们提供给人民以作临时租用；另一方面，建立这样的生产条件组织〈普鲁加文先生想简单地说：生产，可是按照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所有俄国著作家的习惯，他用了‘生产条件’一词，但并不理解该词的意义是什么），该组织的基础是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在国家经济力量的商品资本主义组织的条件下发生的市场、销售和竞争的利益。”（维·斯·普鲁加文：《展览会上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年俄文版，第15页）让读者把这个地方同上面从尼古拉-逊先生的书中所作的引文比较一下。——作者原注 [39]《生产者》，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25-1826年在巴黎出版。该杂志是圣西门去世前亲自创立的，由他的学生巴扎尔、安凡丹、罗德里格等人编辑。该杂志的题词是：“盲目的传统一直求之于过去的黄金时代就在我们眼前。”——俄文版编者注 [40]《生产者》，第1卷，第140页。——作者原注 [41]关于这个组织，请看1831-1832年《地球》（Globe），在那里甚至从预备的、过渡的种种改革方面对该组织作了详细的叙述，（《地球》，1824年由比埃尔·列卢所创立，1831年起是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作者原注 [42]“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用全部力量企图把德国提高到英国现在还借以对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统治的那种工业发展水平。英国是他们的理想。自然，英国乐于自我欣赏；英国在世界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领地，它能够到处加强自己的影响·它有最丰富的商舰和军舰，它知道在缔结商约时如何哄骗立契约的人，它拥有最善于趁机谋利的商人、最大的资本家，最会发明的头脑、最好的铁路、最完善的工程设备．自然，如果从这个观点看英国，——它是幸福的国家，不过还有另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看这个国家的幸福大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它的不幸所掩盖。英国同时也是这样的国家，那里贫困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里大家知道，每年都有千百万人死于饥饿，那里成万的工人拒绝工作，因为尽管他们全力劳动和备受折磨，却得不到足以保障自己过最穷困生活的工资。英国是这样的国家，那里以捐税形式来救济穷人的慈善事业不得不变成徒具形式的法律。经济学家，看看摇晃的、弯曲的、佝偻的身影吧，看看苍白的、忧郁的、有痨病的面容吧，看看他们全部的精神贫乏和身体穷困吧，在这以后难道您还想要使德国成为第二个英国吗？也只有通过灾难和不幸英国才能达到这样的工业繁荣．也只有通过同样的牺牲德国才会达到类似的结果，换言之，达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态。”（《特里尔报》，1846年5月4日）——作者原注 [43]“如果立宪主义者成功地推翻了德国政府，并且建立起一般的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那么我们就会像在法国一样有金钱贵族，最好还是让它像至今以前的那样吧：”参看乔治·毕希纳（GeorgBuchners）：《全集》（sammtlicheWerke)．由弗兰佐夫编辑出版，第122页。——作者原注 [44]Albion（阿尔比昂），古希腊人对不列颠群岛的称呼【即英格兰的古名】。——俄文版编者注 [45]《论科学与学者》（Considérationssurlesstiencesetlessavants），载《生产者》，第1卷，第355-356页。——作者原注 [46]《论科学与学者》，载《生产者》，第1卷，第304页。——作者原注 [47]“文学与生活”，载《俄罗斯思想》，第4册，1891年版，第195页。——作者原注 [48]《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265-266页。——作者原注 [49]《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186-187页。——作者原注 [50]《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185页。——作者原注 [51]其实词语“客观方法”、“主观方法”本身已经至少是很大的术语混乱。——作者原注
第二章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二章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1] “根据历史研究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这就是：政府是民族性格最真实的原因；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毅力和脆弱，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教育或他们的无知，几乎任何时候都不是气候或特定人种属性的结果；自然界给一切人以一切，而政府则保存或消除它管辖下的人们那些原始时期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品质。”在意大利，无论气候方面还是人种方面都没有发生过变化（蛮族人的涌入对于意大利性质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界对一切时代的意大利人都是一样的；改变的只有政府，——而且这些变化总是先于民族性格的改变或者伴随着它们。” 西斯蒙第这样驳斥了将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完全从属于地理环境的学说。[2]他的反驳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确地理远远解释不了历史上的一切，正因为这后者是历史，即因为按西斯蒙第的说法，政府变了，而地理环境却依然未变。不过这是捎带的话；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西斯蒙第把地理环境的不变性同各民族历史命运的易变性对比时，将这些命运归之于一个基本因素：“归之于政府”，即归之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的性格完全决定于政府的性格。的确，西斯蒙第断然说出这个命题之后立即作了极重要的淡化：政治上的变更，他说，先于民族性格的种种变化，或者伴随着它们。由此得出，政府的性质有时取决于民族的性格。不过在这种场合，西斯蒙第的历史哲学碰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使法国启蒙思想家感到困惑的矛盾：特定民族的风俗依赖于他们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依赖于风俗。西斯蒙第也像启蒙派一样很少有能力解决这个矛盾：他不得不依次地时而把二律背反的一项，时而把另一项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然而无论如何，一旦选定两项之一，正是选定认为民族的性格依赖于他们的政府，他就赋予“政府”概念过于宽泛的意义：在他那里“政府”概念囊括特定社会环境的所有一切属性、特定社会关系的一切特点。更准确些说，在他那里特定环境的所有一切属性都是政府的事情，都是政治制度的结果。这是十八世纪的观点。当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想简单有力地表示自己关于周围环境对人有无限影响力的信念时，他们说：c’estlalegislationquifaittout（一切依赖于立法）。而当他们谈到立法时，他们指的几乎纯粹是政治的立法、国家制度。在著名的乔·巴·维科的著作中，有一篇小小的短文，题为“试论以罗马人的政治革命说明他们的民法的法律体系”。[3]虽然这篇“试论”写于十八世纪初，不过其中表达的对民法与国家制度的关系的观点一直统治到法国复辟时代；启蒙派把一切都归于政治。 不过“立法者”的政治活动在任何场合都是自觉的活动，虽然显然并非总是合目的的活动。人的自觉活动依赖于他的“意见”。因此法国唯物主义者[4]甚至在他们想高调表示环境万能的思想的那种场合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意见万能的思想。 西斯蒙第还站在十八世纪的观点上。[5]较年轻的法国历史学家们已经持有另外的观点了。 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以及它那些使最“有教养的”思想家不知所措的意外事变，是对意见万能的思想最明显不过的驳斥：当时许多人对“理性”的力量完全失望了，而另外一些不为失望所动摇的人则开始更加转而接受环境万能的思想，转而研究环境发展的进程。就连对环境，在复辟时代人们也开始从新的观点来观察了。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嘲笑了“立法者”和政治宪法，以致把特定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归属于作为基本因素的立法者和宪法，现在看来已经是奇怪的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把政治宪法看成是某种派生的东西，看成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基佐在其《法国史概论》（Essaissurl’histoiredeFrance）[6]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曾企图用某一社会的政治设施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状态、它的文明程度或种类。若是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弄清和理解它的政治设施，会明智些。设施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在设施影响下开始变化之前，先创造出设施；而且应当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人民政府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和本来能够是怎样的，而不是根据人民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社会、它的成分、依其社会地位为转移的各个个人的生活方式、各阶级的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l’étatdespersonnes）——这无疑是把希望知道各民族曾经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和希望知道曾经如何管理他们的政论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首要问题。”[7] 这是和维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维科用政治革命解释民法的历史，基佐用公民日常生活即民法解释政治制度。不过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成分”上走得还要远些。用他的话说，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一切民族那里，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是跟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的，因此研究他们的土地关系应当先于研究他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为了理解政治设施，应当研究社会中存在的各个不同阶层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当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8]基佐就是用这种观点研究法国最初两个王朝的历史的。在他那里，这个历史乃是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斗争史。在其英国革命史中他向前迈进了新的一步，把这一事件描述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这样就是默认，为了说明特定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要研究它的土地关系，而且要整个地研究它的全部财产关系。[9] 这种对欧洲政治史的观点，当时远非基佐独有的必具特征。许多别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其中我们要指出奥古斯丹·梯叶里和米涅。 梯叶里在其《英国革命概观》（Vuesdesrevolutionsd’Angleterre）中把英国革命的历史描述为资产阶级同贵族的斗争。他谈到第一次革命时说：“凡是其祖先曾经征服英国的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城堡，投入国王的营垒，在那里占有符合其身份的地位。城市居民成群地走进了对立的营垒。当时可以说集合了两支军队：一支为了安逸和政权，另一支为了劳动和自由。所有游手好闲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如何，所有只图生活上享乐而不劳动的人，都站到国王的旗帜下，保卫跟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似的利益；而相反的，以前的征服者的后裔中间那些当时经营工业的人则归附于公会的党派。”[10] 按照梯叶里的意见，当时的宗教运动只是实际的日常生活利益的反映。“战争从两方面看都是为现实利益进行的，其余一切都是外表或借口。保卫臣民的事业的人大部分是长老会信徒，就是说他们甚至在宗教上都不愿意有任何臣服。参加对立党派的人属于英国圣公会[11]或天主教；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他们也企图取得权力和向人们征税。”梯叶里在这里从福克斯的《詹姆士第二统治史》（HistoryofthereignofJamestheSecond）中引用了他下列的话：“对于一切宗教意见，辉格党人[12]是用政治家的眼光看待的。甚至他们对教皇统治的仇视，与其说是由于对这个不得人心的教派的迷信或所谓偶像崇拜，不如说是由于该教派企图在国家内建立专制政权。” 按照米涅的意见，“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通过各式各样的障碍，这个运动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就停下来，并让位于另一运动，这个运动开始时看不出来，只有当它成为最常见的现象时才为人所瞩目。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发展进程。当封建制度事实上还不存在时，在人们的需要中就已经存在了，这是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它实际上存在了，于是逐渐不再符合需要，因此最后也就终止了它的实际存在。还没有任何一次革命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13] 米涅在其法国革命史中正是从各社会阶级的“需要”的观点来观察事变的。[14]这些阶级的斗争在他那里成为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因。自然，这种观点甚至在那美好的旧时代也不可能适合折衷论者的口味，那时他们的头脑要比现在做更多的工作。折衷论者责备新历史理论的拥护者为宿命论，为体系迷（espritdeSysteme)。就像在这些场合经常有的情况一样，折衷论者完全没有看出新理论真正薄弱的方面，反而用更大的精力攻击他们的显然是强有力的方面。不过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就少有兴趣。更有兴趣得多的是这种情况：当时社会主义最光辉的代表之一的圣西门主义者巴扎尔捍卫了这些新观点。 巴扎尔不曾认为米涅关于法国革命的书是无可责难的。这本书的缺点在他看来主要是它把所描绘的事件说成是同“随着旧的社会制度的推翻理应有助于建立新制度的那长长一连串努力”没有任何联系的个别事实。不过书中也有不可怀疑的优点。“作者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说明各个政党相继地指引着革命，揭示这些政党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联系，指出正是哪些事变线索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在运动的前头，以及最后它们怎样消失。”折衷论者提出来指责新派历史学家们的那个“体系迷和宿命论”，按照巴扎尔的意见，有力地把基佐和米涅的著作同历史家-文学家（即只关心“文体”之美的历史家）的作品区分开来了，这些作品尽管为数众多，却不曾把历史科学从十八世纪向前推进一步。[15] 如果有人问奥古斯丹·梯叶里、基佐或米涅，是特定民族的风俗创造它的国家制度，还是相反，它的国家制度创造它的风俗，他们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民族的风俗和它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多么巨大和多么明显，然而归根到底两者都应把自己的存在归因于深藏的第三因素：“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他们的财产关系”。这样，十八世纪哲学家们所纠缠不清的矛盾似乎解决了，而且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承认，巴扎尔是对的，科学通过新历史观点代表们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矛盾只是十八世纪社会观点下述根本矛盾的个别场合：（1）人及其一切思想和感觉都是环境的结果；（2）环境是人的创造、他的“意见”的结果。能否说新历史观解决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矛盾呢？试看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是怎样解释那个公民日常生活、那些财产关系的起源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唯有仔细研究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 人们的财产关系属于他们的法的关系的领域；所有权首先是法的制度。说应当在人们的财产关系中去寻找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等于说这把钥匙就在法的设施中。然而这些设施是从哪里来的呢？基佐说得非常正确：政治宪法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首先创造了宪法，随后才开始在宪法影响下改变形态。可是难道不能对财产关系也说同样的话么？难道财产关系在成为原因之前本身不是结果么？难道社会不是在受到财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前本来就该先创造这些关系么？对这些完全合理的问题，基佐的答案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诸民族那里，公民日常生活跟土地占有制处于密切的因果联系中[16]：人对土地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在整个封建时代的流程中，一切社会设施归根到底是受土地关系制约的。至于这些土地关系，那么用同一个基佐的话说，它们“最初，在蛮族入侵后的早期”决定于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土地得到这种或那种性质，要看土地占有者强大到什么程度”[17]。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最初，在蛮族入侵后的早期”，土地占有者或多或少程度的自由、或多或少程度的强大，由什么决定呢？由蛮族征服者的社会中原有的政治关系么？可是要知道，基佐已经向我们说过，政治关系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为了理解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时代中蛮族人的政治生活，按照我们这位作者的建议，我们本应研究他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他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社会中各阶级的关系等等；而这种研究又会把我们带回到人们的财产关系由什么决定、特定社会中存在的所有制形式由什么造成的问题。如果为了解释不同社会阶级的地位，我们开始援引它们的自由和强大的相对程度，那么显然我们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这不是答案，这是在新的形态下稍微详细地把问题重复一遍。 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在基佐的头脑中作为严谨而确切地提出的科学问题，甚至未必产生过。我们已经看到，不考虑这个问题，对他说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他对这个问题作出的那些答复的紊乱不堪就证明他的表达是模糊不清的。在最后的分析中，基佐极端模糊地援引人的本性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毫不奇怪，这位被新折衷主义者们指责为观点过分系统的历史学家，例如在其关于文明史的著作[18]中，本人原来是个大大的折衷派。 从各社会阶级“实际利益”的观点考察宗教教派和政治党派的斗争，并极其热烈地同情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的奥古斯丹·梯叶里，用征服来解释这些阶级和等级的起源。他关于现代各民族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关系说道：“这一切都是从征服时代开始的；这一切的根基都是征服”。他所指的纯粹是现代各民族。这个思想不论是在政论文章中，还是在其后来的学术著作中，他都不倦地以各种不同方式发挥着。然而且不说“征服”这个各民族间的政治行为使梯叶里回到了十八世纪的观点，这个观点用立法者即政权的活动解释全部社会生活，任何进行征服的事实必然要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征服的社会后果正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日耳曼蛮族入侵前，高卢就经历过罗马人的征服。这次征服的社会后果很不同于日耳曼人的征服所引起的社会后果。蒙古人之征服中国，其社会后果跟英国被诺曼人征服的社会后果很少相似。这类差别从何而来？说这些差别是由不同时期互相冲突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之不同决定的，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仍然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决定这个社会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援引任何先前的征服，都无异于在没有出路的循环圈内兜来兜去。不管列举多少次征服，您最后还得作出这样的必然结论，说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某个X、某个未知的因素，它不仅不为征服所制约，而是相反，它本身制约着征服的后果，甚至常常、也许永远制约着征服本身，它是各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梯叶里在其《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中根据旧日的古代文献正是揭示出曾经引导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其争取独立的殊死斗争的那些动机。他们的一位公爵说：“不管有怎样的危险，我们都要斗争，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承认新的主人……而完全在于另外的东西。诺曼人的首领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士和所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已经为此承认自己是他的陪臣。如果这位诺曼公爵成为我们的国王，他们愿意享用这些赏赐的财物，而他则不得不把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妻女交给他们支配：这一切他早已答应过了。他们想毁灭的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我们的后代，他们想从我们手上夺走我们祖先的土地”等等。反过来征服者威廉则对其左右说：“勇敢战斗吧，杀掉所有的人吧；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大家都会发财致富。我获得什么，你们大家都会获得什么，我占领什么，你们也会占领什么；如果我有土地，你们也会有土地”。[19]这里再明显不过的是，征服本身不是目的，“在征服之下”有某些“实际的”即经济的利益。试问，是什么使得这些利益获得它们当时具有的那种形态？为什么无论土著人还是征服者恰恰接受了封建的，而不是任何别的土地占有制？在这种场合“征服”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同一位梯叶里《第三等级史》（Histoiredutiersétat）[20]中，以及在他关于法、英两国内部关系史的全部概述中，我们已经看到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历史运动的图景。只要了解一下这个图景，就足以明白把特定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归之于征服的观点是何等的不能令人满意：要知道这一发展同封建贵族即征服者及其后裔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奥古斯丹·梯叶里处心积虑地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推翻了他本人对征服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21] 在米涅那里有同样的混乱。他谈到土地占有制对政治形式的影响。然而土地占有制的形式依什么为转移，为什么会向这一或另一方面发展，这个道理米涅不知道。在他那里土地占有制的形式归根到底也是归之于征服。[22] 他感到，在国际冲突的历史中，我们打交道的不是抽象的概念——“征服者”、“被征服者”，而是具有血肉之躯、有特定的权利和社会关系的人们，而且在这里，他的分析并不深入。他说：“当两个民族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互相混杂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失去自己弱的方面和相互传染自己强的方面。”[1] 这不深刻，也不完全清楚。 直接面对着所提出的关于财产关系起源的问题，上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中间人人大概都会像基佐一样试图通过或多或少机智地援引“人的本性”来摆脱困境。 把“人的本性”看作解决法、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一切“棘手案件”的最高法庭的观点，十九世纪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启蒙派那里继承下来的。 如果人在他出世时并没有随身带来现成的一批天赋“实践观念”；如果善行之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而是因为，像洛克所断言的，它是有益的；如果社会利益原则像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是最高法则；如果凡是涉及人类相互关系的地方人都是衡量事物的标准；那么，十分自然地会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便是我们应当据以判断利害、判断特定关系之合理或荒谬的那种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十八世纪启蒙派审议了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也审议了他们认为必需的那些改革。人的本性是他们跟反对他们的人进行争论的最主要的论据：在他们心目中这个论据的意义是何等的巨大，例如孔多塞的下述议论就有极好的供述：“正义和法的观念在一切天生就有感觉能力和获得观念的能力的生物那里，一定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它们将是相同的。”不错，有时人们会歪曲它们。“但是任何正确思维的人，道德上如同数学上一样，会不可免地得出一定的观念。这些观念乃是从人们是感觉的和思维的生物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中作出的必然结论。”[23]实际上法国启蒙派的社会观点当然不是从这个十分贫乏的真理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他们周围的环境提示给他们的。他们所说的“人”，其特点不仅仅在于具有感觉和思维的能力：他的“本性”要求特定的资产阶级制度（霍尔巴赫的著作，其中包含的正是后来由立法会议实现的那些要求）；它规定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公民的财产关系(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24]，以及诸如此类。启蒙派是通过特定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关系的棱镜来看人的本性的。不过他们并没有料到历史在他们眼前放置了某种棱镜；他们以为他们嘴里所说的正是终于得到人类有教养的代表们的理解和评价的“人的本性”。 并不是所有十八世纪著作家对人性都有同样的概念。有时他们对这个问题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然而他们全都同样坚信，只有正确理解这个本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现象的钥匙。 上面我们说过，法国启蒙派中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人类理性发展中的某种规律性。引导他们产生这种规律性思想的首先是著作史。他们问：“哪个民族不是先有诗人，然后才有思想家？”[25]究竟用什么东西来说明这种先后顺序呢？启蒙派回答说，用社会需要，社会需要甚至决定语言的发展。阿尔诺院长在我们刚才在注释中提到的演说中曾经证明：“说话的艺术，也和所有的艺术一样，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的产物”。[26]社会的需要变化着，因而“艺术”发展的进程也在变化。然而又是什么决定社会的需要呢？社会的需要、组成社会的人们的需要，决定于人的本性。所以也就应当在这个本性中去寻找对智慧发展这一进程而非另一进程的解释。 为了起最高标准的作用，自然应当把人的本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启蒙派确实是这样看人的本性的，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上面引证的孔多塞的话中看出来。然而如果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那么怎么能够用它解释人类智慧发展或社会发展的进程呢？任何发展的这种进程是什么呢？是一系列的变化。可不可以用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来解释这些变化呢？变量之变是因为常量始终不变么？启蒙派认识到，不是，而且为了摆脱困境，他们指出，常量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是变化无常的。人经历不同的年龄阶段：童年、青年、成年等等。在这些不同年龄阶段中人的需要是不同的：“童年的人身上活跃着感觉、想象和记忆；他寻求的只是游戏，只需要歌谣和故事。接着开始激情的年龄；灵魂需要震荡和激动。后来思维能力发展了，理性发展了，这理性本身又需要练习，练习活动扩展到求知欲所能达到的一切方面。” 单个的人是这样发展的：这些过渡受其本性的制约；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是在人的本性中，它们也就表现在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中；它们、这些过渡，说明各民族始于史诗，而终于哲学[27]。 容易看出，这类“说明”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只是给描述人类智慧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一定的生动性（比喻总是更鲜明地突出被描述对象的属性）。同样容易看出，十八世纪思想家们作出这类说明时便回到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循环圈内：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实际上，一方面结果是人类的智慧发展，换言之，即人的本性的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说明，而另一方面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发展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来说明。 这个矛盾，如我们看到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也没有排除掉：在他们那里，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28] [1]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包括1814年-1830年，即从路易十八登基到1830年7月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2]《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HistoiredesRépubliqusitaliennesdumoyenâge），新版（巴黎），第1卷引言，第5-6页。——作者原注 [3]我们从法文译出这篇短文的标题，在这里赶忙指出，我们只是根据从短文的若干法文摘录知道这篇短文的。我们无法得到它的意大利原文，因为据我们所知，它只刊登在维科著作的一个版本中（1818年）；1835年6卷本的米兰版中就没有它。不过在这个场合重要的不是维科怎样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是他给自己提出的正是什么样的任务。顺便说说，这里我们要预防机灵的批评者们也许会急忙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责备：“你们不加区别地使用词语‘启蒙派’和‘唯物主义者’，——他们对我们说，——但是远不是所有的‘启蒙派’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中间许多人，比如伏尔泰就激烈地奋起反对过唯物主义者。”这是对的；不过另一方面黑格尔早就说过，起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启蒙派本身只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4]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曾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5]还在1796年他就开始了意大利共和国史的写作。——作者原注 [6]该书第1版出版于1821年。——作者原注 [7]《概论》（Essais），第10版，巴黎，1860年，第73-74页。——作者原注 [8]《概论》，第10版，第75-76页。——作者原注 [9]“在十七世纪英国，各宗教派别和各政党的斗争掩盖了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阶级争夺权力和影响的斗争。的确，在英国，这些阶级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里那样如此界线分明和如此互相敌视。人民没有忘记，势力强大的男爵们不仅为自身的自由而且为人民的自由斗争过。乡村的贵族和城市的资产者三百年来一起以英国村社的名义在国会开会。然而在最近一个世纪中，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治制度中却没有相应的变化……资产阶级、乡村贵族、当时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对社会事务的进程没有与他们的社会作用的重要意义相应的那种影响。他们成长了，但是地位并没有提高。于是在这个阶层中，同样在地位低于它的其他一些阶层中，出现了强烈的自尊精神，决心抓住头一个遇到的借口，强烈地表现自己。”参见《英国革命史论丛》（Discourssurl’histoiredelaré-volutiond’Angleterre），柏林，1850年版，第9-10页。比较同一作者关于第一次英国革命史的全部六卷作品和当时各社会活动家生平的概述。基佐在那里很少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作者原注 [10]《历史研究十年》（Dixansd’étudeshistoriques），参见《梯叶里全集》，第10版，第6卷，第65页。——作者原注 [11]英国圣公会教会是英国国教，是十六世纪国王政权为控制教会和加强专制国家而实行的改革的结果。长老会派是英吉利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的信徒，站在反对英国圣公会教会的立场上。他们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文版编者注 [12]辉格党，英国政党，产生于1679-1682年，依靠上层金融界、资产阶级化的农业贵族和商业资本，在1688-1689年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到十九世纪中叶改组为自由党。——俄文版编者注 [13]《论圣·路易制度的封建主义以及论这位君主立法的影响》（DelaféodalitédesinstitutionsdeSt.-Louisetdel’influencedelalegislationdeceprince），巴黎，1882年版，第76-77页。——作者原注 [14]弗·奥·米涅（F.A.Mignet）；《1789-1814年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evolutionfrancaisedepuis1789jusquen1814），巴黎，1824年版。有几种俄文版本。——俄文版编者注 [15]“Considérationssurl’histoire”,BIV.Produceur（“历史论丛”，载《生产者》第4部中）。——作者原注 [16]这么说，只有在近代诸民族那里么？这个限制之所以更加奇怪，是因为希腊的和罗马的著作家们已经看到自己国家的公民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同土地关系的紧密联系。不过这一限制并没有妨碍基佐把罗马帝国的崩溃同他的国家经济联系起来。参看他的第一篇《试论》：“Durégimemunicipaldansl’empirdromainauV-mesiècledel’èrechretiene”（“论耶稣纪元5世纪时罗马帝国市政制度”）。——作者原注 [17]即土地占有之具有这种或那种法的性质，换句话说，土地的占有同或大或小的依附程度的联系，视土地占有者的力量和自由而定。参见《试论》，第75页。——作者原注 [18]参加弗·比·吉·基佐（P.G.Guizot）的《欧洲文明通史》（HistoiregeneraledelacivilisationenEulope）和《法国文明通史》（HistoiregeneraledelacivilisationenFrance）。——俄文版编者注 [19]．参见《征服史》（Histoiredelaconquête），第1卷，巴黎，第296、300页。另见奥古斯丹·梯叶里：《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莫斯科，1900年版，第51、55页。——作者原注 [20]参看奥古斯丹·梯叶里：《试论第三等级产生和成功的历史》，载《梯叶里选集》，社会经济出版社1937年俄文版，第1-204页。——俄文版编者注 [21]有趣的是，圣西门主义者已经看到了梯叶里历史观的这个弱点。例如巴扎尔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指出，征服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比梯叶里设想的要小得多。“任何懂得人类发展规律的人都会肴到，征服的作用完全是从属的”.然而在这个场合，梯叶里比巴扎尔更接近自己过去的导师圣西门的观点：在圣西门那里，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是从经济关系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的，而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则简单地解释为征服的产物。——作者原注 [22]参看《轮封建主义》（Delaféoda-lité），第50页。——作者原注 [23]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观》（Esquissed’untableauhistourqueprogressdel’esprithumain，第1-2卷，巴黎，1794年版）一书中发挥了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在其他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证了这本书。——俄文版编者注 [24]【自由放任】诚然不是永远的。有时哲学家们以同一本性的名义建议“立法者缓和财产的不平等”。这是法国启蒙派为数众多的矛盾之一。不过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它没有关系。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抽象的“人的本性”在每个特定场合，都是用来证明这些或那些社会（而且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十分具体的意图的论据。——作者原注 [25]格里姆：《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littératre），1774年8月号。格里姆提出这个问题时只是重复着天主教修道院院长阿尔诺的思想，阿尔诺在法国科学院发表的演说中阐述了这个思想。——作者原注 [26]阿尔诺院长（F.Arnaud）：《1771年5月13日阿尔诺院长参加法国科学院会议是的演说》（Discours,pronouncedansl’Academiefrancaisele13ma:1771alareceptiondeM.l’abbeArnaud），巴黎，1771年。——俄文版编者注 [27]秀厄，前引书《文学通讯》，第383页。——作者原注 [28]关于梯叶里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史观发展中的意义，更详细的论述参看本书附录三。——译者注
第一章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一章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如果您现在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甚至有些过分性急地向您声明，他是‘唯物主义者’，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曾经是我国很早以前有过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崇拜者那种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是您的交谈者无论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还是科学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关于这些方面他所具有的甚至是极为模糊的概念。他想说的是，他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信徒，而且还是在特殊的、有条件的意义上……”[1] 我们不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遇到过哪一类年轻人。不过他的话可能使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代表们的学说跟“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否正确呢？“经济唯物主义”按内容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象的那么狭隘和贫乏么？ 简要地概述这一学说的历史可以作为回答。 什么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呢？ 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应物。唯心主义企图用精神的这些或那些属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一切物质属性。唯物主义的做法恰好相反。它企图用物质的这些或那些属性，用人类的或一般动物的躯体的这种或那种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所有那些把物质看成第一性因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阵营；所有那些认为精神是这样的因素的哲学家则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关于一般唯物主义，关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所能说的一切，因为时间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上建起了最为各式各样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使得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具有跟另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面貌。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包括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派别。的确，在它们旁边几乎始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承认精神和物质为单个的独立的本体的二元论体系：二元论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满意地回答关于这两种单个的彼此毫无共同点的本体怎么能够互相影响的必不可免的问题。因此最彻底最深刻的思想家始终倾向于一元论，即倾向于用任何一个基本原则（monos，希腊文的意思是统一的东西）来解释现象。任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正如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论者。[2]在这方面，例如贝克莱和霍尔巴赫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另一个是同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然而两人都同样是一元论者；两人都同样清楚地懂得迄今为止几乎最为流行的二元论世界观是没有根据的。 在本世纪【十九世纪】前半期，唯心主义一元论在哲学中占了统治地位；后半期，在哲学其实已经完全与之融合的科学中，取得了胜利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不过这种一元论远不是始终彻底的和公开的。 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叙述唯物主义的全部历史。考察一下上世纪下半期开始以来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3]而且在这里，对我们说来要紧的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它的一个——的确最重要的——派别即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们的唯物主义上面。 这派唯物主义者同当时官方思想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些思想家引证他们未必清楚理解的笛卡尔的话，硬说人身上有某些天赋的即不依赖于经验而出现的观念。法国唯物主义者反驳这个观点时，老实说，只是阐述了洛克的学说，早在十七世纪末洛克就已经证明没有天赋观念（noinnateprinciples)。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在阐述他的学说时曾赋予它更彻底的面貌，在洛克这位有教养的英国自由派不愿涉及的地方详细加以发挥。法国唯物主义者是无惧无畏始终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就是说，他们把人的一切心理功能都看作感觉的变形。这里来审查他们的论据在这一或那一场合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来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是无益的。不言自明，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熟知的东西中许多是法国唯物主义者所不知道的：只要提一提霍尔巴赫的化学观点和物理学观点就够了，虽然他精通自己时代的自然知识。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有一项无可争辩和无法替代的功绩，就是他们都从他们当时的科学的观点彻底地进行过思考，而这乃是能够要求和应当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毫不奇怪，我们时代的科学远远超过了上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而重要的是，这些哲学家的论敌们在对待当时科学的态度上已经是落后的人了。的确，哲学史家们通常把康德的观点跟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对立起来，要责备康德缺乏知识不用说是奇怪的。然而这种对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不难证明，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本质上都持同一观点，不过不同地运用了它，因而按照他们在其影响下生活和思想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中的种种差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知道，习惯于轻信哲学史家的人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怪诞的。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用详细的论据证实它，但并不拒绝这样做，如果我们的论敌希望的话。 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都看作感觉的变形(sensationstransformées)。从这个观点考察心理活动，意味着认为人的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结果。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们不知疲倦地、非常热烈地和十分坚决地宣称，人及其一切观点和感觉都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也就是由第一，自然界，第二，社会所造成的。“L’hornmeesttoutéducation”人完全依赖于教育），——爱尔维修反复地说，他把“教育”一词理解为全部社会影响的总和。这个把人看作周围环境的结果的观点曾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论基础。实际上，如果人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如果人的性格的一切属性都应当归因于环境，那么人的种种缺点也应当归因于环境；所以，如果您想同人的缺点作斗争，您应当用适当的方式来改变周围环境，而且正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界不会使人变恶或变善。让人们生活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下吧，即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时他们每个人自我保存的本能便不再促使他同别人作斗争；协调单个人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吧，这样德行（vertu）便会自动出现，正如失去支持的石头会自动落地一样。德行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社会关系的合理制度的培育。由于上一世纪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始作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德迄今为止被视为利己主义的道德。当他们说道德在他们那里整个地转变为政治时，他们自己正确得多地给道德下了定义。 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周围环境的结果的学说，往往使法国唯物主义者得出了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论。比如他们有时说，人的观点对他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在社会中传播这些或那些观念，丝毫也不能改变社会往后的命运。下面我们会指明这种意见错在哪里，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的另一方面。 如果任何一个人的观念决定于他周围的环境，那么人类的观念在其历史发展中就为社会环境的发展、为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想描绘“人类理性进步”的图景，而且如果我们在这里不限于“怎么样？”（理性的历史运动究竟是怎么样完成的？）这个问题，而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它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完成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从环境的历史，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入手。这样，研究的重心至少在最初时期就会转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方面来。法国唯物主义者紧紧地接近了这一任务，然而他们非但不能够解决它，甚至未能正确地提出来。 当他们谈到人类的历史发展时，他们忘记了自己对一般“人”的感觉主义观点，而像当时所有的“启蒙派”一样反复地说，意见支配世界，（即人们的社会关系）（c’estl’opinionquigouvernelemonde）[4]。这就是折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它的拥护者的议论中分解为整整一系列次要的、派生的矛盾，就像钞票对换成辅币一样。 命题。人及其一切意见是环境的结果，而且主要是社会环境的结果。这是从洛克的基本命题：noinnatepriciples——没有天赋观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反命题。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见的结果。这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命题：c’estl’opinionquigouvernelemonde[意见支配世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这个根本矛盾中产生了例如以下派生的矛盾。 命题。人认为那些对他有利的社会关系是好的；他认为那些对他有害的关系是坏的。人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的利益。秀厄说：“L’opinionchezunpeopleesttoujoursdétermlnéeparunintêrêtdommant”（一个民族的意见，总是由该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所决定）[5]。这甚至不是从洛克学说中得出的结论，这是简单地重复他的话：“没有天赋的道德观念……德行为人们所赞许，不是因为它是天赋予他们的，而是因为它对他们有利。善与恶……无非是快乐或痛苦，或者是使我们感到快乐或痛苦的东西。”[6] 反命题。人们觉得这些关系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这些人们的意见的一般体系。用同一位秀厄的话说，任何民族“neveut,n’aime,n’approuvequecequilcroltetreutile”（“都只喜爱、拥护和认可他们认为有益的东西”）。所以一切归根结底又归结为意见支配世界。 命题。那些以为宗教道德——例如爱邻人的说教——总算局部地曾经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精神的人是大错特错的。这类说教，正如一般说来观念一样，是完全无力影响人们的。全部问题在于社会环境，在于社会关系[7]。 反命题。历史经验昭示我们“quelesopinionssacréesfurentlasourceveritabledesmauxdugenrehumain”（“宗教的意见是人类灾难的真正来源”），而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般地说意见支配世界，那么错误的意见就像凶残的暴君一样支配着世界。 要延长法国唯物主义者这类矛盾的清单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当代许多“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从他们那里把这些矛盾继承下来了。不过这是多此一举。最好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质。 矛盾跟矛盾不一样。当瓦·沃先生【指瓦西里·沃龙佐夫】在其《资本主义之命运》或《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中每一步都自相矛盾时，[8]他的逻辑上的罪过仅仅作为“人类的文献”才可能具有意义：将来俄国的著作史家在指出这些矛盾时应当研究为什么最无可怀疑也最显而易见的这些矛盾，许许多多读瓦·沃先生著作的人却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极为有意思的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位著作家的矛盾像著名的无花果一样不育子嗣。有另一类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像瓦·沃先生的矛盾一样无可怀疑，它们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们不毒害人类的思想，不阻碍它的发展，而是推动它前进，而且有时推动得如此有力，以致按其后果说来比之最严谨的理论原来更有成效。对于这样的矛盾，可以用上黑格尔的一句话：“DerWiderspruchistdasFortleiteint”（矛盾引导着前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诸种矛盾正是属于这一类。 让我们着重研究一下它们的根本矛盾：人们的意见决定于环境；环境决定于意见。对此不得不像康德关于自己的“二律背反”讲过的那样说道：命题和反命题都是同样正确的。实际上，毫无疑问，人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同样无疑的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与他们的全部观点相矛盾的那种社会制度。他们会起来反对这种制度，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它。因此意见支配世界也是对的。然而两个本身都正确的命题怎么会互相矛盾呢？事情的解释很简单。它们之所以互相矛盾，只因为我们是从不正确的观点去考察它们。从这个观点看会觉得——而且一定会觉得——如果命题正确，那么反命题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然而，一旦您找到了正确的观点，矛盾就会消失，那时使您踌躇不安的两个命题，每一个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来，一个命题补充着，确切些说制约着另一个命题，而完全不是排斥它；如果这个命题不正确，那么您以前觉得似乎是它的对抗面的另一个命题也会不正确。怎么找到这个正确的观点呢？ 举个例子。特别在十八世纪，人们常常说，任何特定民族的国家制度都是受这个民族的风俗所制约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罗马人旧有的拥护共和制的风俗消失了的时候，共和制就让位于君主制。然而另一方面，同样常常有人断言，特定民族的风俗受其国家制度的制约。这也是不容任何怀疑的。实际上，例如在赫里奥加巴尔时代，罗马人从哪里得到共和制的风俗呢？帝国时代罗马人的风俗理应是旧的共和制风俗的某种对立物，不是明白得显而易见么？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般的结论：国家制度为风俗所制约，风俗也为国家制度所制约。但这本来是矛盾的结论。也许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命题中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命题是错误的。究竟是哪一个呢？不管怎样绞尽脑汁，您都找不出这一个或另一个命题中的错误；它们两者都是无可指摘的，因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风俗确实影响着它的国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风俗是国家制度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看，风俗受国家制度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国家制度的结果。出路在哪里呢？通常在这类问题上人们满足于发现相互作用：风俗影响宪法，宪法影响风俗，一切都明如白昼，而不满足于这类明白性的人们就暴露出应受一切责备的片面性倾向。在我们这里，现在几乎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议论的。他们从相互作用的观点看待社会生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影响所有其余方面，反过来又受到其余所有方面的影响。只有这样的观点才不愧做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社会学家”，而如果谁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去追问社会发展某些更深刻的原因，那么他就没有看出社会生活复杂到什么程度。当法国启蒙派感到需要整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点，解决使他们烦恼的矛盾时，就倾向于这种观点：他们中间最有系统性的人（我们这里不去说卢梭，一般说来他跟启蒙思想家们很少有共同点）并未走得更远。比如孟德斯鸠在其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9]中就持这种相互作用观点。而且这当然是正确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之间毫无疑义存在着相互作用。遗憾的是由于下面这个简单的原因，这个正确的观点所解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即：这个观点对相互作用的诸力量的起源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国家制度本身以它给以影响的那些风俗为前提，那么显而易见，这些风俗就不应把自己最初的出现归因于国家制度：对于风俗也应该说同样的话；如果风俗早就以自己给予影响的那个国家制度为前提，那么明显的是，不是风俗创造了国家制度。为了摆脱这一混乱状态，我们应当找出这样一个历史因素，它既产生了特定民族的风俗，又产生了它的国家制度，从而也创造了它们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本身。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要寻找的正确观点，那时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解决使我们犹豫不安的矛盾。 应用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上，这意思就是：当法国唯物主义者违背自己通常的历史观而说观念是虚无，因为环境是一切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宣布意见是任何特定社会环境存在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因时，他们这个通常的历史观（意见支配世界）也是同样错误的。在意见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毋庸怀疑的相互作用。然而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认这个相互作用上，因为相互作用远远不会给我们讲清社会现象。为了理解人类的历史，就是说，在这个场合，一方面理解人类意见的历史和另一方面理解人类在其发展中经历过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当超越相互作用的观点，应当发现——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既决定社会环境的发展又决定意见的发展的那个因素。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发现这个因素。 世界为意见所支配。然而要知道，意见不是始终不变的。什么东西制约意见的变化呢？拉莫特·勒瓦耶还在十七世纪就回答过：“教育的普及”。这是意见统治世界的思想的最抽象、最肤浅的说法。十八世纪启蒙派牢牢地坚持了这个说法，有时用关于教育的命运——可惜总的说来不大可靠的令人忧郁的议论来补充它。然而在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士那里已经可以看出对这种观点感到不满的意识。爱尔维修说，知识的发展服从一定的规律，因此存在着决定知识发展的某些隐秘的、未知的原因。他作出极有意思的、至今尚未给予正确评价的用人类的物质需要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发展和智慧发展的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了，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然而它给那些愿意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事业继续下去的下个世纪的思想家们，似乎留下了一份遗嘱。 [1]《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98页。——作者原注 [2]尽管《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的“一元论”是作者为了逃避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采用的一个“笨拙的”名词，但它的使用毕竟是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的：比如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时写道：无论自然观或者历史观的二元论，都是根本上只对庸人才有价值．“哲学绝不能满足于类似的‘多面性’，相反，它力求从折衷主义人士如此珍视的二元论那里解脱出来。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3页）。而且“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的发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拉萨尔评传》，载《马列主义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所以他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5页）。同时，一旦“我们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经验本身一定会解决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将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所遇到的现象。”（同上书，第154页）——译者注 [3]米海洛夫斯基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为了证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彻底胜利是由所谓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确立的，而这种理论和‘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有最密切的联系”，在哲学史中作了一次杂乱无章的和不充分的漫游。普列汉诺夫在回答这一指责时写道：“如果别尔托夫先生写过哪怕是哲学史的简要概述，那么他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转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从这些历史学家转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到德国唯心主义者等等这样一种回顾，的确是杂乱无章的和不可理解的。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别尔托夫先生没有写过任何哲学史。他在自己的书的第一页上就声明过他打算把被不正确地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的那个学说作一简要的概述：他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现了这一学说某些微弱的萌芽，并且指明这些萌芽在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专家们那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然后他转向按其专业虽说并非历史学家可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毕竟作过很多思考的那些人，即转向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哲学家。他远没有列举十八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所有的历史学家、这个时代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家。不过他指出了他们中间最主要的人物，指出了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比其他人作过更多贡献的那些人物。他证明了，所有这些禀赋如此之高、知识如此丰富的人都陷入了种种矛盾而不能自拔，从这些矛盾中得出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读过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论》，并且——最主要的是——理解了它们，那么他本人也就会懂得上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家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有过怎样的意义。别尔托夫先生突出地论述了这种意义，同时对这些人和另一些人、第三种人和第四种人在这种场合的最根本的观点作了简要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36、837页）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发展史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包括上述四种人在内的先进思想家的历史的合法继承和合理变革．即这种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译者注 [4]“我把民族中广为流传的大量真理和谬误的结果称为意见；这结果制约着民族的判断、它的尊敬或厌恶、它的爱或恨、它的喜好和习惯、它的缺点和优点，一句话，——它的风尚。这个意见也就支配着世界”。参见秀厄（Suard）：《文学杂录》（Melangesdelitterature），第3卷，第400页。——作者原注 [5]秀厄：《文学杂录》，第3卷，第401页。——作者原注 [6]《人类理解论》（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第1卷，第3章；第2卷，第20、21、28章。——作者原注 [7]这个命题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SystèmedelaNature）中不止一次地重复着。爱尔维修也这样表示过，他说：“假定我散布了从中引出最令人厌恶的结论的最荒唐的意见；如果我丝毫没有改变法律，我也就不会对风尚作出丝毫改变。”（Del’Homme,SectionVII,ch.IV。即《论人》，第7篇第4章）长期生活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队伍中间的格里姆和跟唯物主义者作战的伏尔泰，在自己的《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Littératre）中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命题。“费尔内的主教”在其《无知的哲学家》（Philosopheignorant）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曾经证明，从来还没有过任何一个哲学家影响过自己亲人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中是以习惯为指导，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指导。——作者原注 [8]瓦·沃（瓦西里·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出版于1882年。其文集《根据土地统计资料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农民工社》出版于1892年。——俄文版编者注 [9]霍尔巴赫在其《自然政治》（Politiquenaturelle）中站在风俗和国家制度相互作用的观点上。不过因为他在那里不得不同实际问题打交道，所以这个观点使他陷入没有出路的窘境：为了改良风俗，应当完善国家制度，而为了改善国家制度，应当改善风俗。使霍尔巴赫走出这个窘境的是想象的、合乎所有启蒙思想家愿望的bonprince（好皇帝），他，作为deusexmachina（奇迹创造者）【直译：出自机械的神；意译：急救神】，解决了矛盾，既改善了风俗，又改善了国家制度。——作者原注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第二、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第二、三版序言 本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这部著作是按照《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1925年）的原文刊印的，并根据1895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校正过。——俄文版编者注 我在这里只改正了第一版中的笔误和排印错误。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对我的种种论据作任何修改，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的这本书是论战性著作。对论战性著作的内容作任何修改，都意味着用新的武器反对自己的论敌，迫使他用旧的武器作战。这种做法一般说来是不允许的，而在当前的场合就更不允许了，因为我的主要论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已经不在人世。[2]批评我们观点的人们硬说，这些观点，第一，本身是错误的；第二，应用于俄国时特别错误，俄国在经济领域似乎注定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第三，它们之所以坏，因为它们预先就使自己的拥护者们无所作为，趋于“无为主义”。最后的这个责备现在未必有人敢于重复了。第二个责备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为最近十年俄国经济生活发展的全部进程推翻了。至于第一个责备，哪怕只是看一看近期的人种学著作，就足以深信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之正确了。任何关于“原始文化”的严肃著作，每当谈到“野蛮”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象的因果联系时，都一定要求助于这种解释。且举封登·施坦宁的经典著作《在中巴西原始民族中》(UnterdenNaturvolkernZentraI-Braziliens）为例。然而不言自明，在这里我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我的某些反对者，我在附录《对我的反对者们说几句话》一文中作了回答。这篇文章我是用笔名发表的。因此我在其中谈到自己的书时是当作别人的著作的，他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不过这篇文章丝毫没有反驳库德林先生，他在《俄国财富》上出来反对时，已经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后了。[3]关于库德林先生，我在这里说两句话。 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论据中最严正的，可能就是他指出的那个事实，即同一个宗教（如佛教）有时为处在极不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所信奉。不过这一论据只有初看起来才似乎是有根据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场合，“同一种”宗教相应于信奉它的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阶段本质地改变着自己的内容。 我想回答库德林先生的还有这么一点。他在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文原文上发现了我的一个错误（注意参看第619-620页），并且对它下了一些极为刻薄的评语。[4]不过实际上我对这个错误是“没有过失的”。我的书出版时我在旅行中，我把手稿寄给了彼得堡，其中引自普鲁塔克的文字没有写上，只是指出了该引用的那些章节。与出版有关的人士之一——大概是在博学的库德林先生曾经学习过的同一所古典中学毕业的——翻译了我指出的章节，并且……犯了库德林先生指出的错误。这自然是遗憾的。不过也应该说，这个错误乃是我们的论敌们能够捉住我们的唯一缺陷。他们本来就需要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我甚至对这一缺陷感到高兴。 [1]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书《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起初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以便非法发表。但是由于出现了合法出版该书的机会，书名《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就失去了意义，它会立即暴露出作者是谁。【1885年普列汉诺夫曾发表了自己著名的、反对民粹主义的重要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用别尔托夫的笔名于1895年1月出版。根据保存在普列汉诺夫档案馆中的原稿，根据已经在国外收集到的被发现的校样，以及根据其他至今不为人知的资料，揭开了这本书的历史【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然而颇有意思的是，普列汉诺夫第一个写成的是该书“结论”一章，它说明马克思主义可以适用于俄国的问题，以及马克思本人在其著名的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说过的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整理普列汉诺夫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一章的据所有材料判断写于1892年底并准备供合法期刊登载之用的两份原稿。普列汉诺夫希望在《北方通报》上刊登它，但未获成功。一份原稿上题为“奇怪的误会”另一份则题为“小小的误会”当时原稿都不曾问世，只是死后才第一次于1937年刊登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上。 [2]1905年革命的临近使得在俄国有可能出版本书第2版，拟议中的本书第2版没有在国外出版过，这时（1904年）普列汉诺夫论战矛头首先指向的主要敌人米海洛夫斯基已经去世。和1905年第2版一样，1906年第3版出版时也没有作任何重大改动。然而对第1版作增补的必要性已经成熟，1904年2月9日普列汉诺夫在致伯尔尼支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体的信中就谈到这一点（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1937年版，第203页)。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这种增补的简要草稿、一系列的暗示，这些暗示理应在别尔托夫书中得到发挥．这份文件通过辨识发表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的第203-236页上。下面，在注释中引用了一些这种补充。——俄文版编者注 [3]恩·库德林的论文“在客观真理的高度上”，该文是对比别尔托夫的书的评论，刊登在《俄国财富》1895年第5期第144-176页上。——俄文版编者注 [4]库德林指责别尔托夫（即普列汉诺夫），说他“引用的不是普鲁塔克的原文，而是在某个小册子中偶然碰到的拙劣的译文”。——俄文版编者注
译者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译者序言 （一） 本书一般公认是世界哲学名著，事实上也是历史学名著，确切些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名著，尤其是至今少有的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学说史名著。它和作者另一部著作《俄国社会思想史》（三卷本，中译本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同为思想史名著。从写作时间之长，收集资料之广，耗费精力之深，原创观点之多而言，《俄国社会思想史》大大超过本书，然而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就社会影响、发行数量、译成外文种类和知名度说来，前者又远逊于后者。本书也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整个说来是他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在这里他达到了自己一生理论水平的最高峰。 恩格斯和列宁对本书都曾给予很高评价。 1895年1月本书在圣彼得堡出版。很快普列汉诺夫的战友和信徒维拉·查苏利奇就把它送给了当时在伦敦的恩格斯。1月30日，恩格斯给查苏利奇写道：“格奥尔基的书出得很适时”。[1]2月8日，恩格斯在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又说：“维拉把您的书〔按：指本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2]恩格斯还没有看完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就给予它肯定的评价，这是因为他读过普列汉诺夫此前发表的其他著作，对它们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例如他对《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看法是：“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3]又如普列汉诺夫的“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一文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后（1891—1892年第7—9期分三期连载），恩格斯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这几篇文章好极了”。[4]他非常关心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外国文字，曾专门就此事写信给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丛刊编辑部，表示很希望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保加利亚文本问世。他还热情地帮助马克思幼女艾琳娜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英文本的出版。沃登回忆说：“恩格斯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询问他的著作计划，认为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和俄国民粹主义美文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5]据说恩格斯曾经对查苏利奇讲过：“我知道只有两个人懂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6] 列宁曾称本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有很好的论述”，又说它“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还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都“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7]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曾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8]，又说，列宁一直到晚年仍然“认为从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那里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9] 本书出版后相继翻译成德、法、英、意、西、波、保、塞、日、中……等外国文字，在欧、亚、北美等广大地区风行一时，是普列汉诺夫所有著作中译本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 在中国，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规定本书为十几种“干部必读”书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开始为止），本书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必读参考书。 （二） 为了争取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合法地公开出版这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普列汉诺夫不得不放弃正确反映该书内容的书名——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他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一文中写道：《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用的笔名是别尔托夫，“所谓‘一元论’历史观，我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我不想直呼其名，以免触犯书报检查机关。”[10]但是他选用“一元论”这个“蹩脚的”名称却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普列汉诺夫认为，“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11]而且“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中的一个阶段。”[12]他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13]同时一旦“我们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经验本身一定会解决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将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所遇到的现象。”[14]所以他说：“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5]可见，所谓一元论历史观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代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以康·尼·米海洛夫斯基、瓦·巴·沃龙佐夫、塞·尼·克里文科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民粹主义。他们在《俄国财富》、《祖国纪事》等刊物以及本人的文集中，在理论上，大肆宣扬“主观社会学”，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把它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说这种唯物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联系；在实践上断言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等等。本来普列汉诺夫早就有意写一本正面详细说明马克思哲学——主要是历史哲学，即他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于是趁着反驳自由民粹派这些议论的机会写成了《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本杰出的论战性著作。 本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至第四章，叙述十八世纪中期到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这一百多年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问题，即马克思以前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二部分，即第五章，详细论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最后，即“结论”部分，作者分析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在实践问题即俄国是否能够、是否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的错误。 对于今天我国广大读者说来最感兴趣、最有价值的自然是本书第一、二部分。第三部分内容则只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这部分的篇幅也远远少于前两部分，即从作者给本书所取的书名的观点看来，这部分也不是他的重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16]于是他就用第一至四章有选择有重点地简要叙述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欧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种种重要的科学成果。通过叙述，他清楚地说明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派人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那里存在着唯物史观某些微弱的萌芽，这些萌芽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那里如何得到增长，后来十九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使它们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所有这些人都陷入了矛盾，而从这些矛盾中得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这样，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即论述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唯物史观发展史时明确地贯彻了两个基本思想。一个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从“物”出发而不是从“心”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所谓唯物史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都属广义的唯物史观。因此，不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的理论，爱尔维修论人的学说，基佐米涅和梯叶里的历史著作，圣西门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等，这样一些多少“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就是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作家的某些观点也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仅希波克拉底和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就是十八世纪一系列先进思想家的人口理论也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所有这些“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17]这种唯物史观只具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是“不连贯的、偶然的东西”，还没有形成严整的体系，[18]而且顶多只能是“对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19] 另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历史观长期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即革命性）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科学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20]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变革，就是质变。所以科学唯物史观的出现同样必须服从辩证法关于量变质变规律。没有充分的连续不断的量变，何来光辉的质变？没有先进人类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种种发现的那些长期的、深入的、多方面的积累继承和丰富扩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出现吗？脱离继承性的变革是抽象的、虚幻的，像所谓“轮不碾地”一样只是纯粹的诡辩。抽象的变革性其所以没有根据，因为它没有告诉人们究竟由什么变革到什么，也没有说明是怎样变革的，即没有说明这个变革的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不知道第一个“什么”，第二个“什么”的变革性能讲得清楚吗？而且就是在论述由什么变革到什么时，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整体的历史观上，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历史哲学各个组成要素即历史观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从什么变革到什么。所以只有承认并深刻理解科学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这个基本思想的人，才真正懂得马克思所实现的这场革命的意义。“被无知之辈认为‘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事实上是历史观念若干世纪发展的合法产物。它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21]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先行者，不管他们如何博学，如何富于天才，他们的体系顶多也只能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十分机智和成功地解释了若干个别的历史现象”[22]，从而“为马克思所建筑的理论大厦准备了某些——的确是极宝贵的——材料”[23]。它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确切的科学，除了它们都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石和正确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原则之外，还因为所有这些学说内部都充满着各式各样无法解决的矛盾和令人迷惘的虚构。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以前至少一百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就不能弄清楚当时种种先进理论所陷入的那一切矛盾、一切虚构和一切迷惘，也就没有可能懂得马克思学说怎样结束了这一切矛盾、虚构和迷惘。而只要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先行者们在历史观各种问题上如何不能自圆其说，如何不能正确概括纷繁庞杂、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以及没有作出详细的、具体的、清晰的说明，马克思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就仍然不会有坚实的逻辑基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唯物史观的“萌芽”不是始于近代，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不是零星的偶然现象，而是源远流长、支派繁衍、内容丰硕的必然结果。尽管和一般唯物主义哲学不同，唯物史观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的任何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唯心史观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必然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熟。在这个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之后，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十分有益、然而尚待进一步探讨和系统化的材料和线索。例如在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性论，阶级斗争、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学说，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以及黑格尔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中的巨大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历史演进所作的精彩分析，确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对此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一书第九章逐一作了概要的评述。 （三） 本书前四章只是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主线（顺带涉及其他问题），说明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多年唯物史观的历史演变。 1901年3月，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就“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四次演讲，通俗、概要、系统地叙述了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确切些说，是唯物史观从萌芽壮大到成熟的历史。其中第二至三讲的内容，与本书前四章基本相同，所以本书只选录了主要讲述神学史观的第一讲（见附录一）。 在这四次讲演中，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的五个阶段，而且明确指出区分这些阶段的标准在于如何回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即如何回答人类历史运动和进步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这五个阶段依次是：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辩证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什么是神学史观呢？神学史观就是用神的意志解释历史过程的理论。“这是一种最原始的观点：它同人类思想企图探明周围世界的最初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24]它的特点是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意志和直接间接的作用来解释历史过程和评价社会现象。在它看来，一切历史事件都取决于天意。这种思想一直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十八世纪初才退位。这个阶段的代表是两位主教：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和波舒哀（1627-1704年）。他们各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 历史哲学发展下一阶段即理性史观的主要代表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派思想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们的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是：观念的发展归根到底说明着整个历史的进化，或者说：“意见支配世界。”所以理性史观也可以称为意见史观。把意见看成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看成是历史过程最基本最深远的原因，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观点。何谓意见呢？“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25]过去，人类的一切道德的和政治的灾祸都是愚昧无知造成的。一旦理性发现了真理，这些灾祸立即可以免除。启蒙派思想家都深信理性终归会取得胜利。所以“意见支配世界”也可以说是“理性支配世界”。 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圣西门等人的思想代表了历史观发展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和法国启蒙派相反，他们认为“不是意见，而是社会利益，或者说得更好一些，社会重大构成要素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这些利益的对抗性所引起的社会斗争，支配着世界并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因为“群众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创造的源泉和动力”。[26]这里所说的“利益”，是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的利益”，首先和主要是经济利益。正是这些表现在人们的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在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看来，成了政治事变的主要发条，成了决定民族风习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因。 历史观发展的第四阶段，即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了充分准备的阶段，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发展史观或辩证唯心史观。这个历史观的最大特点是从现象的发展观点上，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的观点上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和一切历史事件，虽然黑格尔所说的发展归根到底只是绝对观念的发展。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普遍的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历史哲学——这是依照理性来考察历史。它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看待事实，它加给事实的唯一的思想，就是理性支配世界。”[27]这里的“理性”不是指自觉的理性．而是一般规律。理性是在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历史的，就像它支配天体运动一样。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马克思的理论。它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第一，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第二，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 五阶段中的第二、三、四阶段，即理性史观、利益史观和发展史观都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以概括地说，历史观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即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神学史观，十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近代唯心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28]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最后的、绝对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古希腊罗马有没有历史哲学？如果没有，根据是什么？如果有，它究竟是属于神学史观还是自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特点是什么？等等。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所以他在上述讲演和本书中都明确申明，他仅仅谈到历史上的“某些历史哲学”。 （四） 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历史观发展史时，清楚地说明了各个唯心史观体系中唯物主义因素从萌芽到壮大到成熟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 奥古斯丁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历史事件绝对取决于天意。但是他在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基本原则的同时又一再声明：“天主的道路是不可吐露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又为什么提出探索这些‘道路’的徒劳无功的课题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不可吐露的‘道路’当作对人类生活的种种事变的解释加以援引呢？矛盾是明显的，而且正因为矛盾是明显的，所以就连有狂热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稍微尊重一点逻辑，只要他们不想硬说不可吐露的即不可说明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说明着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容易理解的，也都不得不放弃用神学来解释历史。”[29]换言之，提出研究“不可吐露的”“天主的道路”这一要求，就其是对神学史观的否定这个意义来说，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这是神学史观的第一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绝对的神学史观。 神学史观第二时期代表波舒哀否定了天主道路不可吐露的说法，提出了“人间万事皆空”或“人事无常”的神学。虽然这种否定总的说来仍然没有超出神学的范围，却是朝唯物主义迈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事件特殊原因的分析上。“按照波舒哀的意见，历史中往往有一些事变，其中仅仅体现上帝的指示，或者换句话说，其中有上帝直接的活动。这类事变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迹。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在事物通常的流程中，每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变动都是受先前各个时期产生的诸原因制约的。真正的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东西的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仅仅依赖于人们的和各民族的本性。”[30]和奥古斯丁的绝对神学史观不同，波舒哀的神学史观可以称为有限的神学史观。因为它给历史事件的自然的解说留下了广阔的地盘。用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用超自然的原因解释历史的自然过程，不正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么？不正是用自然解释自然这个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么？尽管“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他那里是同神学观念紧密联系着的”，但它毕竟“承认——自然是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承认——神学概念本身，即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象的那种方法本身是无能为力和徒劳无益的。”[31]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发展了波舒哀体系中的这个唯物主义因素。伏尔泰要求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仅考察第二性的即自然的原因：“让受到神圣托付的人去从事表示尊敬的神圣事业吧，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历史事变。”[65]这样他就一脚踢开了神学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第一次宣布了唯物史观对神学史观的彻底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初步的。“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是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尝试。”[33]因为伏尔泰以及后米的其他启蒙派代表都是用风俗和观念的发展，用意见的发展、理性的发展来说明历史的进化。 这无疑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是在这种历史观体系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唯物主义因素。所有的启蒙派在坚信环境（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为意见所决定的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对立的命题：意见为环境所决定。所谓“环境”在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看来主要是社会环境，主要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这样，“社会环境决定意见、舆论”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科学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雏形，因为首先，作为“社会环境”概念主要内容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确是“社会存在”构成要素之一，虽然还有比它更为根本的要素。其次，即使在法国唯物主义的上述唯心主义命题本身中也存在着唯物主义因素。“意见万能”思想固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其中包含着真理的极小颗粒：意见对人、对历史进程有极大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思想对社会发展有巨大反作用。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得不承认法国唯物主义者们上述对立的命题都是正确的。因为环境和意见、国家制度和道德风俗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作用，它们互为因果。这也是它们唯心史观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是：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的历史观进一步大大地发展了法国哲学家历史动力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发展了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环境是意见、舆论变化的原因，关于政治法律制度是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思想。基佐等人认为，必须从新的观点去考察“环境”或“社会环境"，不能把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都归结为立法者的活动，归结为政治宪法，因为政治立宪、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只是派生的东西。“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乃是结果；（这些结构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决定于所有制状况。”[34]反过来说，所有制状况或者叫财产关系，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甚至统治该国家的观点的最主要、最深刻的基础”[35]这样，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就在历史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而相对完整地提出了所有制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另一个要素，它决定着社会物质结构即社会存在的上层要素——政治法律关系，从而加深了“社会环境决定意见”这一原理的理解，缩短了“社会环境”过渡到“社会存在”的过程。 第二，论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至少是近代各族人民历史发展最主要动力的原理。阶级斗争是上述历史学家历史观的中心概念。在他们看来，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它遵循着这样一条进步公式：“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36]他们清楚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同各阶级或阶层中间逐渐形成的思想潮流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就为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文明人类的思想史准备了很好的基础”。[37]他们还善于追溯社会阶级或阶层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并且了解到国家政权是各阶级为实现自身经济目的而进行斗争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就是说，基佐等人对社会存在的两个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或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之间相互关系，即对政治以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已经有了初步的正确的观点。 第三．提出了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主人公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既然认为理性支配世界，那么具有理性的杰出人物、立法者在他们心目中就成了决定历史命运的主要力量。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例如梯叶里）断然否定了这个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指出，“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38] 把圣西门与基佐等人放在一起，同属于利益史观的代表，因为圣西门是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老师和先辈。无论在所有制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问题上，还是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以及其他历史观重大问题上，基佐、梯叶里都应当把自己的基本观点归功于圣西门。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例如，圣西门超过了他的学生，他没有停留在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个结论上，而是继续前进，得出了产业发展的需要决定财产关系的状况和变化的结论。这就使他接近于生产规律实质上归根结底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当然他只是有些地方接近于这个原理罢了。而且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也陷入法国启蒙派曾经陷入过的同一性质的矛盾。法国启蒙派哲学的基本矛盾是．意见决定于社会环境（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又决定于意见。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认为，政治法律制度由所有制关系，由社会阶级和等级的现实经济利益决定。但产生社会阶级和等级的来源是什么？造成特定所有制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是征服。而决定作为政治行为的征服的又是征服者的意志和意见。圣西门更进一步，他说，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原因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但为了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而工具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这样，启蒙思想家关于意见、“教育”完全支配世界的观点更牢固地得到了证实。 人们绕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圈子以后又退回到法国启蒙派原来的出发点。但他们毕竟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前进了。这个时期历史观的发展经过了一个螺旋式的历程。如果提出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是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前进的一大步，那么圣西门偶尔接近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原因的思想就向最后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靠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只是圣西门这一步的跨度实际上是很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唯物史观发展过程时把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在基佐、梯叶里等人之后，尽管按年代顺序以及基本思想继承关系说，这些历史学家应在圣西门之后。 向科学的唯物史观靠拢的最大的一步是黑格尔迈出的。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关键的。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哲学著作，特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就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而言，可以用以下三点来说明。 首先，黑格尔全面地制定了辩证法，并且开始用这个强大的认识工具去分析社会现象。他第一个试图阐明人类全部历史乃是一种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对立面不断斗争的发展过程，它服从于某种必然的规律性。尽管他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他的那些深刻的方法论原则为后人科学地考察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9]比方，如果没有谢林、黑格尔对自由和必然、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观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全面正确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黑格尔在说明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法权关系和国家形式对社会经济状况的依赖性的观点时，不仅继承了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圣西门等人的基本思想，而且大大强化了他们的理论深度。圣西门和他的学生们主要研究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史，他们的那些历史哲学结论正是从概括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中得出来的。黑格尔则不同：他的《历史哲学》上起古代东方，下迄当代日耳曼世界，包括欧亚非各洲。“他在历史哲学上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是自然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40]因此，他的历史观中的前述唯物主义因素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范围。加上黑格尔是作为哲学家，而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提出这些思想的，这也就必然会使他的结论更有概括性。 最后，黑格尔跟自己的前辈和同辈十八至十九世纪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力求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作用着和互相作用着的力量归结为普遍的和统一的源泉”。[41]这些前辈和同辈都是折衷主义者，始终在意见、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等互相作用着的诸社会因素的矛盾迷宫中困扰着。他们都不懂得，“互相作用着的双方不能当作直接的材料，而应该理解为某个第三者的、‘更高的’东西的因素。”[42]一旦这个既决定意见、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本身，又决定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三者”弄清楚了，归根到底引起人类历史运动的那个根本原因，即决定所有制状况的那个潜藏的力量也就揭示出来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在物质生产中而是在绝对观念中去找这个“第三者”。过去的思想家们在上述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迷宫中折腾了一阵子之后都相继回到了意见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人性论老巢。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明确提出弄清楚“第三者”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且还在于正确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人性之内，而在人性之外——尽管他看作“第三者”的这个绝对观念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即逻辑思维过程的抽象。 总之，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马克思天才地发现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时，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一百多年来西欧先进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或者正如普列汉诺夫自己所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43] （五） 普列汉诺夫在本书第五章中全面、系统、通俗地考察了社会外部和社会内部几乎所有要素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为了揭穿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主观”社会学的错误，驳斥他们攻击马克思历史观“狭隘”、“片面”的指责，以“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思想为中心，尽可能充分地逐个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各种原理。所谓以“真理的具体性”原则研究社会，意思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具体的整体，而不是只强调、只考察某个或某些社会因素。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因素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站在这个观点上看社会，都是分析的、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在尽可能多地分析诸社会因素之后，把它们整合起来，这样来考察社会，才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从类人的祖先进化为人开始自己的叙述。首先他说明工具的使用即人的劳动和生产活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指出地理环境对这一过程和早期人类社会演化的重大影响，然后谈到任何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力，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经济，接着从一般的人类社会转到任何社会的周围环境即与周围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然后转到家庭、家族制度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到法和法的概念及其与社会需要和生活实践的关系，转到法、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转到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到社会心理，转到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特别是高级思想体系如科学、哲学、宗教、文艺、美学等等的关系。往下谈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最后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懂得理性价值、最重视理性作用的哲学，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谈到它是“行动的哲学"，还谈到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发现新的更多的真理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 贯穿第五章的整个阐述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普列汉诺夫在每一个适当的地方都引证了马克思本人的原话，来说明某个或某些唯物史观原理，随即驳斥对手的歪曲或误解，并且对这些原理作出通俗的阐释和进一步的发挥，甚至提出了新的原理和命题。 第二，在许多地方他都引证了当时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学、法学、地理学、经济学、美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专门研究的成果和旅行家的证言来说明马克思历史观的正确。这是本书第五章另一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 第三，通过对上述专家的引证以及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有关错误观点的批判，使读者加深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 本书第五章主要是叙述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在叙述过程中顺带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主观社会学者”在各项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在“结论”中作者则用“比较-历史的方法”首先介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在德国是否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如何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然后分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自由民粹派分子在俄国是否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同一问题上如何攻击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通过比较，作者发现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议论没有一点新东西，完全是重复此前德国人说过的思想。如果说在第五章中通过对俄国“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切实详细具体地阐释了作者对唯物史观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种种观点，那么在“结论”中，普列汉诺夫把重点完全放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主义者们在俄国资本主义命运这个“实践理性”问题的观点上。至于问题本身几乎没有多着笔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俄国是否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已经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详细批判过了，这里无须重复。二是本书的主题，正如书名所示，是论述“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的。过多的重复会干扰、冲淡主题。只要简单指出“主观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如何导致实践上有害的政治“结论”就足够了。 通观全书，凸显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原理的研究同对该原理的历史探讨融为一体。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把深刻的和多方面的研究人类思想发展过程同解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结合起来。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一样，他力图通过分析哲学史上、思想史上种种学说或当今各派思想以便得出、验证、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批判自己所反对的理论观点，把哲学史、思想史过程的考察看成是自己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哲学史好比“真理的根”，“围绕真理的根挖掘总是有益的”。在他那里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史问题仅只具有历史意义；他从来不作孤立的历史考证。在他那里也从来没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或原理不是通过对哲学史各派学说的辩证分析而得出的。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对他的“旁征博引”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显示他的博学，而是为了更鲜明有力地论证某个思想。可以说，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史论结合的典范。 本书三联书店，1973年单行本的两篇附录，即《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和《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这里没有收入。但其中关系重大的三处论述，则完整地摘录，放在本书正文适当地方的注释中，并略作评论。 本书收录了四个附录。都是与唯物史观史密切相关的，是对本书前四章的重要补充。而且最后三篇（即附录二至附录四）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没有收进五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大概跟前苏联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们对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史和地理环境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认识不足有关系。我们在每篇附录前面都写了一段“译者按”语，对收录它的理由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书引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律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译文翻译，同时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卷次页码。所引其他文献，凡有中译本的也几乎全都注明了出处，以备查考。 本书重译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三联书店1973年单行本。这个译本虽然对博古的译文作过两次修改，仍然有不少误译、漏译和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对此我们尽可能作了补正。当然，学海无涯，译事艰难，本书译文难免不有错舛和不当的地方，敬请读者和方家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为了帮助年轻读者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我们收录了“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本书注释有三种。一，作者原注；二，俄文版编者注；三，译者注。为使读者阅读方便，我们统一使用“[1]、[2]……”表示，并在每条注释后面标明注释的类型。正文和注释中方括号（【】）内的文字为译者所加。 为了便于读者查找，还编了“人名索引”，放在本书末尾。 本书全部文稿均有李清贤女士帮忙打印，谨致谢忱。 王荫庭 2010年11月于南京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37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 [2]同上书，第383页。 [3]同上书，第36卷，第301页。 [4]同上书，第38卷，第236页。 [5]《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1页。 [6]转引自恰金：《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分析》，1977年俄文版，第7页。 [7]《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66页；第16卷，第267页；第32卷，第84页。 [8]《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8页。 [9]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10]《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3页。 [12]《拉萨尔评传》，载《马列主义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5页。 [14]同上书，第154页。 [15]本书第656页。（以下凡标注的本书页码，均指本书边码，——译者注） [16]本书第608页。 [17]本书第689页注释。 [18]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19]本书第689页注释。 [2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7页。 [2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2页。译文有改动。 [2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81页。 [23]同上书，第664页。 [24]本书附录一第一讲。 [25]本书附录二，第二节。又见本书第514页注释。 [2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35、737页。 [2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44页。 [28]《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251-252页。 [29]本书附录一。 [30]本书附录一。 [31]同上。 [32]本书附录一。 [33]同上。 [34]本书附录三。 [3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74页。 [3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4页。 [37]同上书，第527页。 [38]参见本书附录三。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40]本书第599页。 [4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95页。译文略有改动， [42]同上书，第三卷，第734页。译文略有改动。 [43]本书第674页。
白求恩遗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白求恩遗书 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 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可以）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
小甲长的旧梦（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小甲长的旧梦 作者：鹤皐〔籍云龙〕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深夜，“七支半”电灯光下面，他眯着疲倦的眼，低着晕沉的头，在写“国民身份证”的申请书。 赵根生，二十九岁的青年，以前当了三年多的甲长，现在仍旧是甲长，所不同的是，以前是“大日本海军保甲”，现在是上海市政府治下的甲长。他是“赵荣康”烟纸店的店主，店中并没有伙计，妈、他、妻子，三个人轮流管买卖，又共同小心地抚养一个三岁的独子。 “喂！好睡觉啦！”妻子的声音沙哑而沉浊。 “白天总没有空，后天要交上去的！”他闷着头不耐烦地回答。 “这是什么东西？要写那么多字？” “国民身份证的申请书，嗳！真的，我们的派司照片还有吗？”他搁起笔抬头望着妻子。 “那么这是新的市民证吗？” “我问你派司照还有吗？”显得很讨厌她的样子。 “嘿！你不是把所有的派司照片都烧了吗？说什么以后不会再要这些劳什子了，现在，又是老调来了！……”她以前一直为丈夫的过分辛劳而抱怨那见鬼的“海军保甲”，现在看见他又在为“保甲”忙得没有好睡，肚子里的牢骚又爬出口来了。 丈夫深深地打了一个万分倦怠的呵欠，看着妻子在黝黄色的灯光之下的表情，听着她那终年不断的怨声，心里的烦恼更厉害了，他把笔一摔：“睡觉去！” 每逢这样的情境，她马上沉默了。今晚不例外，她转身往后房走，不发一言。青年甲长于是再支持着晕沉的头，眯着惺忪欲睡的眼，继续照着户口册子填写申请书，直到最后一分精力消尽，双眼看不见写字，手指握不稳笔杆的时候，才摇摇晃晃地走进后房。 三年前，他才二十六岁，店里什么事都由妈做主，邻居都称呼他“小开”〔录入者注：“小开”意思类似于"富二代"，源于老上海话，一般指没有自己独立打理的一桩生意或赖以作主要生活来源的专业，只恃着老爸或老家财势的富家公子。〕，叫他妈“老板娘，他刚新婚，什么都称心如意，就少了年长的经验丰富的爸爸，他在好几年前死了，留下这爿小店，让孤儿寡妇撑持着。 就在他新婚不久以后一个阴霾的春天，同路转角上的茶馆老板流里流气地摇摆着走进店堂：“哈哈！老板娘，吃过饭啦？”黑黄色的胖脸上露出不自然的奸笑。 “喔！老板，今天什么风吹来的？有什么贵干？”她知道茶馆老板何永福没有事情从不访问人家的，内心起了一阵空漠的惊惧，表面上镇静地笑呵呵地应付着。 “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把手里卷着的纸卷一幌，衣袖一挥：“现在有一件小事情相商相商。” “又是捐钱了。”她心里在猜测，嘴里却流利地脱口而出：“什么话什么话！有什么尽管吩咐好了！” “不敢不敢！哦……现在要办保甲，调查户口，那边……区里叫我做保长，呵呵！其实我是个草包……” “哪里哪里！你老板又会说话又会干正经。”辨明来意她心里一松。 “你老板娘说得好，呵呵，我想请你们小开当一位甲长，卖我一点小面子，我想老板娘肯答应的吧？” ………… ………… 一个说她儿子年龄小，不配当甲长，不会干正经，心里实在不放心叫心爱的独生子和流氓们来往，始终推诿不肯接受甲长的名义。一个说有什么天大的事“都有我在这里”，什么事情在这个小地方（周围一带）他都能解决，言辞里有些“你非答应不可”的样子，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客客气气”地争得脸红耳赤，弄得不欢而散，双方都还勉作笑脸地说：“再讲吧！费心费心！” 一天以后，有三个陌生人跑来，先抬头看看门牌号码。其中一个瘦长子先发问：“老板娘你姓赵的吗？” 一听语气不好，根生妈立刻堆满了笑容回答：“是的先生！请问有什么贵干？” “小事情，区长想请你去一次，谈谈！谈谈！现在我们这里要办保甲、查户口，保长推荐你们小开当甲长，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你不肯，去见见区长解释解释，好让区长做个主，或者是怎么样的说法……”态度是温和的，但有些不耐烦。 “我们小开年纪太轻，才二十六，我说没有资格当甲长的，请你回报区长先生一声吧，另外请一位能干的甲长好了……” “你自己对区长说吧！走吧走吧！没有关系的！呵呵。”一面不耐烦地催促，一面还陪着干笑。 ………… ………… 最后，四辆黄包车一齐到区公所门口，她付过车钱，跟着他们走进区长室内，里面坐着一位红脸光头约摸五十开外的区长。 “这位是王区长！” “喔！王区长先生，我说，我的儿子年纪太轻，店里很忙，没有功夫也不够资格当甲长的！……” “怎么一回事？”王区长还没有弄明白她是谁。 “就是十六保那个不肯当甲长的。”那个瘦长子在解释。 “唔！我对你说！”区长整一整脸色：“你儿子几岁？” “才二十六岁。” “读几年书？” “初中一年级读完，以后因为……” “那很好！有资格当甲长的！你回去再想想吧！”他把手一挥，命令她出去，又跟旁人说话了。 刚走出区长室，那瘦长子就一把拉住她：“你这里去坐一忽儿，我们再谈谈！”语气与动作十分粗野无礼。她有些颤抖，但仍旧不作一声地不由自主地坐下，以胆怯的视线窥测对方的用意，心忐忑得很厉害。 “你真不识相！叫你的儿子当甲长，是看的起你的！”他故意将背一转，头一抬，双手向西装裤袋里一插，露出屁股上挂着的手枪。她的神经更紧张了。 “现在你再想一想！当不当甲长？答应了，到区长那里去道歉一声，不答应！嚇！你明天就不要住在那里！”他做一个可怕的手势，双眼发出凶光，盯住她。她的嘴唇吓得发白了，但还没有失去理智，试着最后的办法，从手帕包里取出几张钞票，强装着惨笑：“先生，请你去区长那里说说好话，这点小意思……” “你眼睛都瞎！”他重重地拍她的手，钞票飞落在地上，他立刻走出去，顺手把门用劲地拉上，下了锁。 “先生！”她哭着求饶：“先生！先生！……”她不知道将有什么灾祸来了，但下意识仍旧指示她拾起地上的钞票。一忽儿门又开了。 “怎么样？答应不答应！”他扮着铁青的脸。 “我答应了，先生，请你放我回家吧！” “不行！先到区长那里去！” 她如久缚的犯人一旦被释放了一样，胆怯地蹒跚着再去见区长，心不在焉地频频点头，不断说着一句单调的话：“噢！噢！……”借以应付贤明的区长的训话。 就这样，她的二十六岁的独生子，当了甲长；不久就拿到一张“委任状”、一张“身份证”、一块布臂章，这些东西就是甲长的“武装”。 赵根生本来是一个平凡的小店主。中等身材，贫血的白中带黄的皮肤；扁平的脸上，嵌着一对凸出的眼珠，一个扁鼻子，一张露出大门牙的嘴巴，对着买主总是笑嘻嘻的。他很熟悉自己的世界——小店，对于此外的真实世界却非常生疏，当了甲长，骤然地觉得自己不平凡了，胆子大了起来。他开始不满意母亲一贯把他当做年幼无知的孩子看待，他事后觉得她拒绝何永福的要求是愚蠢的。他把那张盖有“大日本帝国上海陆战队”大红印的甲长身份证不分昼夜随身带着，那块臂章用别针别在口袋里，怕遗失了给别人冒名，他把“委任状”用镜框配着挂在店堂里面，并且花了一笔小钱漆成一块“海军保甲第四区第十六保第五甲甲长办公处”的铅皮牌子，用钉子钉在门口。于是，二十六岁刚结婚过的赵更生甲长，充分地自信他已经成年而且有些不平凡了。他妈的咕哝，日益成为不可忍受的了，甲长先生偶然也发发脾气，起初用以对付弱妻，以后用来对抗母亲的老架子。 〔录入者注：据百度百科，国民党政府在实行“新县制”时采取了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想来日本人对此也不会大肆更改。所以赵甲长撑死管着十五户人，[/i]嘚[i]瑟个啥啊……〕 他第一次参加盛大的保甲长大会，在一个初春的星期日。踏着急促的步子走进公立小学，摸出团章在签到簿上盖了印，找到熟悉的本保甲长群那里坐下，保长在会场的一角和别的保甲长们交谈，个个衣冠端整。这时，赵根生才懊悔没有换一套新衣服来，很不自然地坐着，前后左右地转动他的头颈，有时也仰头看看大礼堂天花板上的艺术花纹，或者呆呆地一字一字地低声念念“大会程序”，其中有一节是“指导官训话”，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九点三刻到了，超过规定开会时间四十五分，还不见日本大亨到来，人们在拿“中国人不守时刻”为谈话资料，到会的人开始不耐烦地乱走且高声地交谈，像他们进了茶馆一样。区长穿着蓝袍黑马褂，从堂外踱到堂内，看看堂里的情形，又皱着浓眉踱出去。 十点刚过了三四分钟，只听见一声“来啦！”保甲长的头一齐转向后面的入口，等了一忽儿，四个日本海军保护着一个军官和一个穿西装的矮子拥进会场，后面跟着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以日语低低地谈笑。 区长登台扬手，叫保甲长全体立起来，他拍手，可耻地媚笑，一忽儿又以怒目注视保甲长们，于是主席台下面也拍手了。 会议一开始就是“长官训话”，那个五十开外脸蛋红红的蓄有仁丹胡子〔录入者注：指日本仁丹商标图像上的八字式胡子〕的日本军官，以沙哑的声调与目空一切的姿态说了没有几句话，他说他“是一个粗人”，希望到会的全体保甲长能够帮助维持上海日本海军警备区的治安，有什么困难，由日本海军作后盾，对于“恐怖分子”，应该“以全力扑灭他们”，有功的一定有赏。那个女翻译把“恐怖分子”译成“恐怕的人”，赵根生旁边有一个穿西装的保甲长在嗤笑她：“哼哼！把恐怖分子说成恐怕的人了，还像煞有介事呢！” 其次就是“指导官训话”，赵根生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久保寺〔录入者注：可能是久保寺德次，1904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1930年便来到上海充当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1939年开始在上海充当日本海军“嘱托”（“嘱托”的主要职务就是负责保甲管理事务，相当于保长）兼日本海军警备区域保甲事务所所长。〕，一脸横肉，留着典型的东洋胡子，胖胖的个子，“训话”就是骂人一样，声音高而辞句快，男翻译员却把他的话以小丑的姿态译给保甲长听，有些保甲长就说：“这个人真噱。”久保寺“训话”，长而且“精彩”，不愧为一个指导官的本色。他从中日两国兄弟相处一直谈到八一三事变及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当时日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赫赫战果，夸耀日本海军的无敌英姿。“以日本海军为你们的后盾，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保甲工作开展起来，最后且完成你们的使命！”这几句警语结束了三十几分钟的训话。〔录入者按：才三十几分钟，我看我们高中校长起码能讲三个钟头。〕 再次，就是这个男翻译，——主任“训话”，简短而无意义，只引起几阵低级的哄笑。 最后，才轮到胸前别一张红缎条的主席——区长，他除了恭维以外，没有什么话。当他刚开始“这个这个……”打起蓝青调子，那个红脸“长官”走了，台下引起一阵温和的骚声，淹没了区长的蓝青官话。他气红了脸，眼睛更睁得凶些，但并没有把声音压下去。恼羞成怒，把脚一蹬：“你们在哪里哗啦哗啦些什么！一点规矩也不懂！”全场顿时平静，只有几个人发出低低的嗤笑。但大家不耐烦再坐下去，区长只得在骚声之中匆匆结束他的“这个”。 散会时，那个“主任”发下来一批“调查户口须知”，于是引起了无数的问题，问得太多，答得太简，使人头痛的事，就是二房东不肯保三房客，并非因为三房客有什么政治背景，却因为他不肯驯顺地遵令缴纳任意增加的房租，说来说去，一致反对二房东这种毒辣手段，各甲长一律负责注意这件事，这好像是保甲长大会所给予民众唯一的安慰，虽然，人人很明白：从此真正的做亡国奴了。 走出公立小学校，赵根生的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脑袋里突然充满了莫名的哀感与空虚，手里卷着的那本“调查户口须知”，像一根魔杖，不知如何去运用它。这时他才懂得母亲的真心，才发觉自己的年幼无知。 翌日，户口调查表发下来了，雪白的道林纸，每家填写一式三张，表上还有邻居二户「连坐切结」及本户户长参加海军保甲「志愿书」，赵根生忙着去华中烟草组合申请领取「配给卡」，又不得不漏夜赶着编户、写总表，每户代写一张调查表，然后再发给各户去。 街头许多临时刻字摊骤然出现，生意空前的兴隆，木头图章是保甲方面关于「连坐切结」、「志愿书」以及将来领取「良民证」的必需品，它变成开门八件事的第一件事。无数平民从来没有用图章的机会，家里没有图章，出生以后从未想起要刻一个图章，但是，日本人来了之后，你要「参加保甲」，要住下去，非得有一个图章不行。所以，街头临时刻字摊的主顾，都是胼手胼足的平民。 「调查户口须知」上面明明印着「无印章者以指纹代替亦可」，但是，当赵根生将表格全部交上去以后，隔一天就退下来了，保长何永福告诉他：「阿弟！区里关照的，一定要用图章！」 「那本「调查须知」不是说可以用手印的吗？」 「嗳！」显得不乐意地：「他们说这样就得这样，说那样就得那样！快去弄好！后天是最末一天，弄不好要罚钱的！」何永福的脸上，再也找不出一丝温和的笑容。青年甲长走出茶馆的时候，想想从前保长上门和母亲「商量」时的满面春风，一阵寒意从背后飞上来，他打了一个寒颤。 赵根生日以继夜地把五十几家的调查表赶齐，缴出，满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不料第二天茶馆伙计传来新的命令，通知各甲长抄报本甲的壮丁详数，准备编制「自警团」，限一星期内「出防」！保长的第一号命令的开头是：「奉区长令……」把赵根生呆住了，思量一番，既然推不掉甲长那种小猢狲一般的羁绊，只得闷着头听候背后的命令，何永福的话又在耳边响了：「……这样……那样！」 翌日，保长下令集中「自警团员」训话！会场借一所街堂小学，各甲长又纷纷通知各户长——二房东：「统通要去！不去要罚钱！还要捉到区里去！」 人们纷纷议论关于「自警团」的种种，有人说，这是变相的抽壮丁，叫中国人去当炮灰的第一着棋子。有人说，这是叫中国人自弄自、自打自、自管自。有人说日本人弄些新花样起来，把中国人炫得眼花，叫中国人看得胆怯，好让他在上海为所欲为。有人说，这不过是弄几个钱的新把戏。整个虹口区的中国人在讨论一个新奇而可怕的问题：日本鬼子办「自警团」到底为什么？谁也说不出一个真由实因。 晚上六点多，人们走进隔街的大江小学，在签到簿上打了图章——这是他们第二次用那颗图章，静静地坐着，等着，倾听着室外的交谈与乱纷纷的问答。 那所小学的校长老板也是甲长，三十几岁，抽鸦片的，腰背终日向前弯曲着，一副小丑脸相，笑起来露出两派焦黄的牙齿。他是一保之中「最有学问的人」，在门口担任招待签名的职务。保长在一旁调解一家二房东与三房客的纠纷，满脸正经，一口公道。另外有几个甲长在客堂间（小学校的大厅）里面踱踱，有些早到的不耐烦的「自警团员」抬头呆望壁上挂着的各种图表。校长老板一向非常节约，今天把楼下的灯泡破例换了二十五支光的，脸上流露出自以为慷慨的傲态，向保长说了好几次：「今天我特地把灯泡换了大的，把灯罩擦了一擦，你看够亮了吗？」 「唔唔！」他又掉头去谈正经了。 预定的七点钟已过了三十分，到会的人已经坐满了两边厢房的长教室，保长听得好多人催着开会，才找着校长老板商议开会的事情：「喂！颜先生，会怎么开法的？」 「摇铃之后就开会。」接着又回头招呼后房的校役：「阿林！摇铃！阿林！快出来摇铃啊！」 「摇铃之后到底怎么开会呢？」保长急了。 「你来训话啦！」校长的学问在肚子里得意洋洋，脸上还是一本正经的表情。 「这个我不会！还是你来吧！」保长窘了。 「不敢不敢！你来你来！」校长更得意了。 他们推让着，保长怕出丑，校长以退为进摆架子，结果，经过众甲长的热诚邀请之后，校长才走上讲台，还连连说：「放肆放肆！放肆放肆！……」心里却得意非常。 「诸位……」他考虑了一下称呼，顿一顿，把上身略略转动，做一次老道的演讲姿势，接着：「诸位同胞！今天保长先生因为精神不大好，叫兄弟来代表说几句话。从今天起，凡是海军保甲区的壮丁，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都是自警团的团员！我们甲长就是班长，保长是分团长，区长是团长，唔……自警团干什么呢？……」校长滔滔不绝地讲着「维持地方治安」以及「防止恐怖事件」的种种方法和理由，最后，他声明：「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只能按照命令做事。」 赵根生是大江小学的毕业生，在求学时期熟悉许多许多「老枪」校长的丑事，一向轻视他，但今天知道自己已在学问与口才方面，半文钱也不值，校长比他强多了。校长的话是对的，「我们是被动的」，换言之，我们是亡国奴。散会后，他非常有礼貌地向校长鞠躬告别。 那时，上海的老法币和储备票等价流通，「军票」的价格差不多每天涨着，物价跟着军票走。有时也传出不用老法币的谣言；赵根生去取「配给烟」一定要用军票，起先在外边买了去，很吃亏，以后他们的小店也贴出「两替」的条子，收兑军票，确实赚了些钱，自己领配给烟也不再出高价向别人买军票了。「一举两得」，青年甲长常常如此想着，手里捏着软绵绵的从魔鬼的血手里发出来的钞票，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之处。因为他赚了钱。涨风厉害的几天，他们只买进不卖出，过了一夜他的财产数字又增加了些，吃午饭居然比从前阔气了，有时买些肉，有时也喝杯酒。 但是，扫兴的事也接二连三地发生。首先，米涨得厉害，平价米的队伍越排越长，黑市价和平价越差越厉害，排队的人一半是「扎米党」，他们勾通了巡捕，总是川流不息地在前面买了就去，去了又来买。有「派司」和制服的人，走到米店门口就可以买一升，平民总是挤在后面，等你刚挤到前面，「扎米党」又冲进队伍，巡捕提起棍子乱打，他们不打别人，专打那些不给外快的想买平价米的平民！ 米价涨了，赵根生为了军票涨价的欢愉也消失了。他们没有时间去排队等候，更没有气力一直挤着站着。菜价也涨了，因为「中央市场」的价格以军票计算的，他老婆买菜回家每天总发些牢骚。他们的晚饭变成了泡饭，午餐时间的酒与肉不见了。虚幻的光彩刚炫过他们的呆脸又飞逝了，小店的阴暗刚一躲闪又出现了。 自警团站岗的第一天，巡捕和自警团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真正的流血冲突。赵荣康烟纸店附近的米店门口，也演出了一幕悲剧。 和往常一样，巡捕在打平民，「扎米党」在窜来奔去。阳光和煦地照耀之下，人民在流汗流血、在呼喊、在挤、在怒骂。米店伙计在忙着收钱量米；向穿着制服的人媚笑，向额上淌着热汗的平民怒骂，慢手慢脚地，像施米的大富翁一般傲然地。铁栏杆保护着他们，他们成了「有米」的并且给米的人了，满脸骄气洋溢。自警团员站在转角上，越看越生气，走近了看更激愤，那个住在根生甲长三层楼上的福林铁匠，自以为有保甲长的「山」可靠，走上巡捕那里，腰一挺： 「喂！老乡！你为什么专打好人，不打这些扎米党流氓！」 「没有你的事！」江北人冒充山东人，把脸一沉，用手将福林一推：「去去去！」 「剥他的号衣！」群众在喊。 「打他这个不要脸的巡捕！」又有人激动他，行路人停下来了，后排的平民拥上前。 「现在，自警团也要在马路上管一点事！」福林更强硬起来，粗大的手紧握着短木棍，像拿铁锤一样用力。 「呸！」接着送来一记耳光。 「打啊！打啊！……」群众的喊打声与辱骂声混成一支听不清楚的疯狂交响曲。四个巡捕紧集在一起，群众开始冲上来，包围他们，铁匠福林环顺群众激昂的情形，用打铁的猛劲向巡捕还手，四条凶狗先围着他狠狠地踢他打他，只隔几秒钟，四周的拳脚向他们回敬，平时懦弱畏缩的人，现在无比地大胆勇敢，要把平时所受的毒打回报给巡捕，叫他们尝尝这个滋味。四条警棍一下子被抢去了，帽子给抛了，制服给拉破了，凶脸上一块青一块红的，嘴边流着血滴，他们在招架在想窜逃，但是群众好像铁桶一样围着他们，拳脚从四方八面攻来，最终，他们睡倒了，装死样子。 群众四散开去，铁匠福林像战场上的凯旋军一摆一摇地走向敌人，又重重的给他们每人一脚，然后回家去，脸上带着血斑，身上带着创伤。根生妈一见他就惧怕地警告他：「福林叔你闯了祸了！怎么同他们打起来了！」 「没有关系的！」他摇摇头，心里却有些害怕。 四周的自警团集合起来，重新整顿买米的队伍，受伤的巡捕逃回捕房去了。铁匠福林，上楼洗洗脸，再上米店门口站岗，人们以谈论英雄的口吻在指手画脚地看他、指他、说他。队伍排得很好，勾通巡捕的扎米党流氓溜在一旁，平粜米又照常发卖，秩序很好。自警团是平民，平民管平民的事，总比较容易办。自警团员们的自信力增强了不少。根生甲长看见这种情形，很兴奋，把「班长」臂章往袖子上一套，在米店门口踱踱，口里不住地规劝大家：「不要挤！不要推！一个一个来！我们要争气！不用巡捕管也排得好好的！……」 「根生！回来！」妈在叫他，他不理。他觉得他是刚得胜的自警团的班长，他必须在米店门口表示他是这里的甲长兼自警团班长，他不应该听一个讨人厌的老太婆的使唤。他头也不回，不理她。 「根生！那里没有你的事！」妈还在叫喊。 他走得更远些，在队伍的另一端踱来踱去。 他的妈赶出来想拉他回家，刚出门，立刻看见二辆大车子开来，停在米店门口，拥出一批凶狠的巡捕，一看见手臂上有一条白布的人就打，不问青红皂白把所有的自警团都半踢半拉地送上一辆大车，根生也在内，他惊骇地呼喊：「我是甲长！我没有打人！」一阵恐惧的电波袭击他的神经，他挣扎，想逃脱。 「行里去了再说！」一个巡捕把他一推，另一个在车上一拉，他也走进「香港车」的后厢。 他的妈慌得手足无措，目瞪口呆，眼看着心爱的儿子给人无故地捕去，却毫无办法。媳妇急得眼眶都红了，一回身就倒在店堂中间的小台子上哭起来。老太婆也哭了，口里不住地喊着：「怎么办？啊哟！怎么办呢！……」两支小脚在家里乱走乱拐。 「去茶馆问问保长看！老板娘！」有人在提醒她。 ………… ………… 化费了小店五分之一的财产，奔走了四天，说尽无数好话，她哀求，她哭，她送礼，她请客，第五天，青年甲长才保释出来。铁匠在里面坐了一个多月才放回家，因为石卵子榨不出油，贴饭钱也不是好生意。 根生自从保释以后，心灰意懒，坐一次牢，才知真正的坏人在什么地方，才懂得保甲组织是纸老虎，吓吓平民可以，要治安要管外面的事就谈不上。回家后，妈每天对他念经一般地发怨言，骂他不懂事。 「王区长就是生意白相人！他自己就是坏人，嘴里叫你报告坏人，你真的报告了，别人没有什么，你却先倒霉。现在这个世界，啊！人人口是心非。东洋人杀了无数中国人，烧了无数房子，还说他们是你的好朋友！「行」里那些人死要钱，专门找油水，还天天说公事公办！你这种小伙子，年纪轻轻，什么也不懂，自以为是甲长，甲长？哼！没有我这个老太婆在这里你就能当甲长了吗？他们像弄猢狲一样弄你，叫你去跑，去写，去开断命的会，去听他们那一派鬼话，去收钱送给他们用，去壮他们的威势。……吃了自己的饭，管这些闲账，哼！……」她每天从晨起到深夜总得念上好几遍，别的不心痛，她实在为了五分之一的财产化费得没有名义，心里懊丧万分，天天骂骂人出出怨气。根生也听腻了这一套，为了自己觉得实在对不起妈，所以听任她念，从不回嘴。 这样的无味生活过了十多天，又来了新的命令，要深夜调查户口了！区里下来的口头命令说是再过三天日本兵就要来查了，叫各户赶快买一个户口牌子的框子，一方旧铁皮包一块小玻璃，要四块钱储备票！等大家钱送去，牌子和框子挂好在门上，过了一个礼拜也没有动静，但恐惧心理还存在着。再隔了十多天，又传来新的命令，说是日本兵真的要来查户口了，保甲长先在三天之内挨户深夜调查，准备一切，万一查出不对，马上更正户口，如果给日本人查出了，连保甲长都要倒霉的！消息传出以后，户口报告单像雪片一般送到区里去，一张一元，手续费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统计过，区长自己也不知道是几万。 四五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有人来打门，通知根生甲长到茶馆里去集合。暮秋的晚上，寒冷的阴风夹着薄雾在街上漂游，刚走出门槛，他打了一阵寒颤，畏缩地又用劲地奔向保长那里，也没有日本兵，也没有区里派来的人，保长在喝茶，和校长假装文雅地谈着平价米和户口米的事情，其余的甲长忙着在整理户口册子和手电筒等等物件，两点一刻，十二个甲长，保长，以及保长的儿子，一共十四人，从第一甲第一户查起，预算今晚查四甲，明晚查四甲，三天可以查完。但刚打进第一户的门，一查人数，都不对，二房东是户长，不在家，老婆说他今天在厂里值夜，两个小孩子闹醒了在哭，她女儿穿着睡衣，半坦着胸，走出房间一看有那么多人来查户口，急忙躲了回去，保长的儿子看了她一出一进，得意地笑了起来。 「以后值夜班要报告！知道吗？不报告给日本人查出了要挨打的！叫他明天到我那里来！」保长在训话。 「好的好的！你在哪里？」 「嘿！茶馆里的保长你不认识吗！」第七甲甲长是保长的徒弟，心里有些生气，这女人连保长也不认识。 「噢！噢！知道了！」 第一户有四家附户（三房客），前楼后楼二房东自己住，楼下前客堂里少了两个女儿，老太婆起先含含糊糊，说她们就要回来的，再盘问她又说去亲戚家里吃喜酒去了，问到最后，她生气了，把黄脸一拉：「我也不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尽问她们为什么？就算她们卖x去了又怎么样！女人不像男人一样会做强盗，……」保长一听她话里面隐藏着语刺，因为附近一带的老住户都知道他的茶馆本钱是他的亡父死前抢来的。保长也恼羞成怒了，伸手送上一记耳光： 「什么！男人都是强盗？好好地问你女儿到那里去了又错了吗？哼！明天带你区里去！」再装着打的姿态时，给校长阻住了。 「好了好了！大家中国人！好了！不要动女流之辈的气。」 转往后客室，一局赌局正在进行，保长一看都是熟人，都是「自己人」，问也不问就去灶间查了一次，男人没有回家，不知那儿去了。 第一户一共化了十几分钟才查完。走出后门，校长发表意见了：「老板！我看还是分开四五个人一队，分头去查，这样比较快些，像刚才那样十几个人查一家，时间实在不经济。你的尊见如何？」 「好的好的！」 保长领了一队，校长一队，第七甲甲长一队，分头调查。房门给打坏了，楼梯扶手给他们「无意」之中折断了一二根，有人吃了几记耳光，有人挨骂，有人给他们吓得一夜睡不着，有的小孩子骇走了魂魄，新婚者的甜夜打碎了，少女在房里惊慌得入地无洞，老实人吃了亏，流氓与滑头轻轻地放过了，多数户口的人数不符，一面再三叮嘱明天去报告，一面送鬼出门似的恭而敬之连声答应。十几个保甲长犹似一群黑夜的魇鬼，把几百人的安睡闹醒，把平静的夜景捣碎。五点半的时候，四甲的户口查完了，他们像鬼一样地消逝在鱼肚白的清晨中。 保长接连忙了一星期的户口移动报告，收入手续好几百，区长那边当然更多了。 每月收一次「保甲费」，保甲长忙得很，一个小钱也不能入袋，校长先生所管的第一甲，以及保长门徒管的第七甲，住户特别多，他们常常逾期交付，或者先付一部份，拖欠一部份，保长也如此拖欠，规定每月十五日甲长收齐送交保长，十七日保长送交区公所。第一个月都准期的，第二个月就拖欠了，以后，延迟到月底，还有拖欠的人。 区长知道十六保保长也是「生意白相人」，肚子里雪亮，总让他拖欠十几天，保长借着这机会就放放印子钱，利息收入相当可观，每月的菜钱拿得稳一大半。 起初，大家以为保甲费是保甲长拿的，根生总是受人家的冤枉骂，说他开了小店赚饱了还靠甲长拿保甲费，他一再解释，别人也不相信。 「吃自己的饭管人家的事？天下的好人就不多！」 「我们没有办法呀！不做甲长就要倒霉，当了甲长也倒霉！贴脚步，赔笑脸，保甲区长骂你不起劲，户长骂你死要钱，阿弥陀佛！有理说不清。……」根生现在懂得甲长不容易当的了。 「别处的甲长会捞外快呀！」有些老实人知道根生是个好人，规矩人。 「别处的事不管它了吧！自己的事还管不了呢！」他只有苦笑的份，摇摇头，不愿多噜苏，走开了。 真的，不说别处，就是本保的保长也在捞外快；自警团亭，买雨衣，买文具，买什么都向户长捐，捐了钱就由保长任意化费，高兴时贴一张账目在弄口的墙上，不高兴时就不作声，谁也不敢查究。甲长只有在派岗的机会中拿钱，第七甲里的壮丁最多，甲长一家开支的三分之一是由「代岗费」抵挡的，别的甲长多少总捞几个，只有根生不敢捞。他自己年轻，母亲一再叮咛他不要学别人的坏样，免得做别人来敲诈的藉口。根生好几次想捞外快，一想上次无故给人捕去化了不少钱的教训，胆小不敢动手了。 为了平价米，曾经引起无数冲突咒骂和殴打，可是，夏季到了，挤着排队买米一定很容易传染瘟疫，人们早已在谈论「户口米」，现在更如旱灾时希望下雨。报纸上常常看见这三个字，人们的嘴上挂着这三个字，心里更深深地印着这三个大字——「户口米」。在平民看来，户口米是便宜的每人都有权利买的白米，且总得有「一饱」的份量。在黑市米价天天上涨平价米一天难买一天的当儿，平民不巴望户口米还能巴望别的什么呢？说了好几个月，办法公布了，但是，每人每天的平均食量是八合，户口米的配给量只有一半，又得吃黑市米。户口米发了三四期就脱期，再过几期连一期都不发了，发一些烂黄豆霉赤豆出来骗骗人。大家都得一场空欢喜。 老二家后门对面的一家夫妻俩都在当日本佣人，天天拿最好的白米回来，有时吃不了，卖些出来，有时偷些回来，也说是「配给米」。他夫妻俩在米这方面发了一些小财。人们给六角粉吸干了肚子里的油，薰黄了脸皮，日本人的奴才却吃得胖胖的，还有米出卖，邻居都恨他们，妒忌他们，背后骂他们，但当了面，为了出较少的钱买他们的黑市米，还得客客气气地，说些感激话。根生妈就是他们的老主顾，老二和兰英他们就很难得有钱买上好的黑市白米。 保长从人们的「报告」中知道有人出卖黑市米，通知每天上茶馆几个「老朋友」去详细调查之后，在一天晚上有三四斗米成交付钱的当儿，他们赶上了。 两个巡捕冲进去，电筒向四周一照：「哪儿来的米！」 「老乡，是我让给他们吃的。」 「让？要钱吗？让！就是卖！你的米那儿来的？」 「我们东家的配给米。」 「你偷来的吗？」 「不！是送给我的。」 「行里去行里去！」两个人提起两布袋米想走。 「老乡请你帮帮忙！」 「不行！」已经走出了后门，卖主追上去，刚好根生出来送派岗条子，看见了。 「甲长先生！请你代我说两句好话吧！」日本奴才求救兵。 根生一看，两个巡捕都在茶馆里常常看见的，心里有数，胆子大了些，走过去拍拍他们的肩：「有话我们到茶馆里说，茶钱兄弟来！请给一点小面子。」 「你讲了我倒不好意思拿到行里去了，唔……好吧，去那里再说吧。」路灯映出两副丑恶的狞笑的脸相。 走进茶馆，保长睡了，特地唤醒他，下楼来，日本奴才只是保长先生长保长先生短地哀求着，讲到最后，留下一袋米，其余的一袋拿回去。 根生回家后把这个新奇消息告诉妈，讨一个没趣，反听了她一顿教训：「你第一次看见吗？我看得眼睛都不敢睁了！人家的事以后不必你去起劲，更用不着你报信！天天叫你不要管闲事你就天天不听话，……」 根生不听她的，知道她总是那几句老调，心里在乱想：「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一个好人了吗？……」 走过苏州河的桥梁，常常要查市民证。市民证申请书送上去好久了，河南的居民都领完了，河北「海军保甲区」的居民还没有开始发给，人们在追问，探询，区公所及总事务所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原来申请书送去一个多月以后他们还没有动过它，甲长催得紧，区公所于是下令叫各保的甲长每天上区公所去填写空白市民证，没有笔，没有凳，没有茶水，有时连墨水也中断了。根生他们连去了两个上午才写好，点过总数没有错，这才允许他们回去。另一保的总数不对，区公所办事员逼甲长们查核，甲长们看见他们在一边吃饭一边神气活现地下命令，一个年青的不服气：「我们也吃饭去了！有什么错他们应该负责任的！我们是帮忙性质，不拿工钱难道还空着肚子代别人做事吗！」把户口册子和市民证一推，站起来想走，声调显然不好听。 「这是你们保甲长的责任！」一个小流氓式的区办事员胀红了脸，睁着眼，站起身，有时候拿着筷子，左手向那个青年甲长一指。 「申请书的拍头称呼是事务所，帮了你们的忙还要说什么责任不责任！谁拿工钱他就应该做事！」 「呸！」总务处长也发怒了，把筷子一摔：「你有没有立过志愿书给事务所？叫你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你敢走！不弄对了就走，明天带你海军部去！」 区长回家了，区指导官在里面听见吵闹声，问翻译员为什么事。 「他不听命令！」翻译用手一指。 黑色的瘦瘦的矮子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把竹骨纸扇，眼珠冒出凶光，竹扇清脆地打上他的脸，一下二下三下……，直打到他流泪时，保长才走来代为求饶，指导官这才停手，嘴里还咕哝着：「侬勿听命令格？侬海军部要去格？……」 二三十个甲长的心碎了，正义的怒火在心头乱烧，打那个青年就等于打他们全体甲长。区公所办事室里死一样的沉寂，只有区公所职员的吃饭声和甲长们翻动纸张的声音。他们把户口册页用力地翻，发出过份高大的声音，藉此发泄胸中的愤慨。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这难看的脸色里面，包藏着怨，恨，怒，惧，惊，畏，……各种因素。 根生看完了这场「戏」，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好在自己的事情完了，愤然以急速的步子离开区公所，如离开一个仇人一样。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妈，且发了一些愤慨的牢骚。 他妈摇摇头，用手势止住他的牢骚：「你们这些小孩子到外面去，总是不听老人言，吃亏了还说人家不好，不说自己的不对！」 「但是他们太欺人了呀！」根生实在不服气。 「哼！世界上欺人的事情正多着呢！你只要不被人欺就好了，管别人的闲账做什么？」 「打他就跟打我一样！我现在还不服！」 「你不服又怎么样？记住！你无缘无故地给他们抓进去，还化了不少钱，如果他说你反抗命令，抓你进去，杀了你也不希奇！」她的脸色沉了下来。 「没有那么方便！」 「就有那么方便！你们这些小孩子就不懂事……」她又发了一套世故的深奥的论调。根生心里很难过，精神有些恍惚，不想多辩，就闷着头专门吃饭。 领市民证的那天，已是仲夏天气，炎热异常，人们排着队在等候，区公所的办事员站在一张桌子上，一个人喊名字对照片发市民证，另一个职员把户口册和市民证核对之后交给站着的，第三个在下面照料着，休息着，准备轮流替换。 人那么多，发得那么慢，排着队乱了好多次，刚整理好，几分钟之后又乱了。办事员在骂自警团员无能，不负责任，自警团员苦笑着说没有办法，领证的在骂他们故意发得那样慢。小冲突不断发生，区办事员像几条疯狗，在高声叫喊，在咒骂，不时冲到人群里去打人。 有几个舞女的市民证给他们扣留了。 「你的没有！」 「明明刚才看见在他手里的，怎么没有了呢？」她们扳起没有搽粉的黄脸。 「我可没有看见！」他狡笑着：「等我找到了送到你家里来！」 「谁要你送！拿来！现在拿来！」她们忍受不住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侮辱。 「不要脸的！」群众在骂。 「下流坯子！」一个老太婆在摇头咕哝。 她们走了，市民证又继续在发。 人群挤在一起，那么热，又受些无名的污气，怨咒声渐渐响起来了，队伍不排了，一齐包围他们，挤得台脚吱吱声。区办事员在跳脚，在骂人，嘴角飞溅出白沫，人们不怕他，知道他只有那一手，挤得更厉害。 「排队！排好队再发！」他停止了工作，扮着阎皇脸。 「发得快些吧！搭什么臭瘪三架子呢！」 「什么话？谁在骂人？」他的目光在搜寻敌人。 「请你快点发吧！你骂人和调戏女人的时间比发市民证的时间还多了呢！」一个老头子也不耐烦了。 「刚才是你骂人的吗？」他跳下台子想冲过去。 旁边几个青年工人阻止了他：「是我们骂的你又怎么样？」 三四个办事员像狠狗一般地冲向他们，扭作一团，互相用力打着踢着，一忽儿，其余的办事员一齐奔来，抢了自警团手里的木棍，对准工人们的背部腰部猛烈地打击。差不多要晕倒的当儿，又抓住他们，推进边厢里，等待区长的审问。 帮忙发市民证的保甲长们，在天井里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七张八嘴你一句我一句在商量营救被困的人。 「派两个保长去说说情吧！」一个年老甲长的意见。 「不要管他们！这几个小瘪三不识相，我第一个不高兴去说情。」何永福保长在发脾气。 「老板，请可怜可怜他们吧，他们也是本保的居民。」第八甲甲长是一位好心肠的大饼店主。 「喔！」保长的眼一睁：「是你那一甲里的吗？干什么行业的？」 「都是做苦工的，人倒是很好的！」 「那末，我去试试看。」他匆匆地往区长室走去。 天井里，市民证又继续在分发，职员们的脸上散发出得意的骄光，排着队的人们脸上挂着汗，夏日的灼耀下，人气漂溢在天井里，人们想呕又吐不出什么。分发工作继续半小时后，一个老太婆晕倒了，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把她送走之后不久，有一个孕妇在高声呕吐，邻居扶她出去。再过一忽儿，队伍又乱了，职员们又不发了。 「不排队不发！快点排起来！排呀！自警团，死人！你们管些什么事呀！」他们更疯狂地发威了。 队伍始终排不起来，因为排在一起实在太热了。 「市民证交给保长回去发不是一样的吗？省了许多麻烦。」一个甲长向职员们建议。回答他的是一阵狡猾的默笑，没有人回答这个提议。 僵持了好一会，不排队也发了。这是群众以消极行动方法取得的胜利。 有人等得不耐烦，回去了；有人受不住人间地狱的罪，回去了；有人托熟人去代领，回去了；领到的也回去了；领不到的在四点钟的时候也不能再领，明天又得再来受罪。人们在路上高声地毫无顾忌地咒骂那些小汉奸，指手划脚地批评这样非议那样，想把一肚子污气尽吐在路上似的。 就在这时，区公所边厢里突然发出了尖锐的惨绝的呼喊，一直响了十分钟以上才停止。怕事的年老的甲长都回去了，看热闹的人们也被赶出了大门。 「他们在上刑罚了！」 「不会的！这里又不是巡捕房。」另一个躲在铁门旁边摇头表示反对，听听再没有什么声音，好奇心淡了，走开了。另外有些人等了二三十分钟听不到什么动静，也走了。直到吃过了晚饭，那四个青年工人才一摇一拐地从区公所里走回家，市民证并没有领到，却带回了满身创伤，这就是日本海军保甲给他们的烙印。 一条青一块紫，它告诉他们自己：你是有血的人。 王区长就任不满六个月，门生增加了不少，以前的门生都是不三不四的人物，最近收的门生都是「商界」的，一小部份是胆怯的安份守己的保长，大多数还是甲长以及别的暴发户。他还想收一批青年在手里，准备于必要时「用」他们。恰好那时别的保甲区在办理保甲青年团，这是一种最好的启示，他叫秘书写了一个呈文给指导官久保寺，说明成立一种青年组织的必要，且提供自己的具体办法，请他核准。呈文送去了之后，在一次宴会上，他们又以私人的资格互相交换了一些意见，总事务所主任也在场，大家非常高兴有一样新的玩意儿来叫下属忙忙，事情就轻描淡写地在短短的交谈之中决定了。 第三天，总事务所下命令通知各区长举办自警团班长训练班以及保甲青年团，王区长当天就以电话通知七十几个保长前来开紧急会议，宣称必须每保派两人参加班长训练，派两人参加青年团，没有人敢反对，于是接着就讨论制服操场讲堂等等问题。散会后，区总务处长坐上区长的包车到军服店去接洽制服的回佣问题，结果，讲定了七五折，圆满地回区公所报告区长。双方相对甜蜜地微笑了一会，又叫秘书进来拟通告文稿，以及志愿书等等的文件式样。 又过了一星期，班长训练班才开始上课上操，穿着便衣，听讲时不要紧，上操时就不成样子，好在制服十天以后就全部做好了，区长每晨监操时，对着这批青年甲长总是微笑，温和地训话几句，表示自己的仁爱。 各保因为困难重重，议决每保两人的，但没有人肯自动参加，保长纷纷要求改为每保最少一人，最多可以增加到三人，由各保长酌量办理，区长看看情形并不如意料之中的热烈，也就答应了。 为了制服费，皮鞋费，上操往来的车费，点心费……，各保多少捐了些钱，否则，谁肯赔了金钱又贴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些最无聊的事情呢？并且，因为班长训练出来以后，要随时听「军法」指挥行动，甲长们多少有些家事和工作，去了几天看看情势不妙，一个个地「脱班」了。 区长看看训练班长越来越少，心里非常不乐意，发了一个极严厉的通告，不准随意缺席，违者重罚。各保长轧在中间奔来奔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何永福保长想出一个办法：自警团员站岗可以出钱叫人代替，班长训练也可以叫别人代替，只要给那些替代者一个副甲长的名义，再由保经费里面多贴他一些点心钱，好让他「安心」受训，将来一定是各保的「专门人才」。区长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同意了，何永福为了这件事，在茶馆逢人便说，得意非常，他真正快乐了好多天，一面因为有了面子，一面因此又多了一种接触金钱的机会。 办法改变之后，青年甲长大多数不参加训练了，换上一批游手好闲的副甲长，区公所里顿时热闹起来，他们常常去那里玩，帮助办事员抄写，送文件，在会议室里下棋，吹口琴。一星期以后，其中有几个已经是王区长的门徒了。再过几天，那里又添了一套丝竹锣鼓乐器，除了教操的教师之外，又多了一个教唱京戏的人。 上操总是开步走，跑步，立正，稍息，敬礼，报数，……从没有看见枪，好奇的青年们不大高兴，纷纷提出要求，教练官答应了，区长也答应了，始终没有从总事务所领到一枝枪。 为了维持这些保甲区「活动份子」的活泼精神起见，王区长叫他们的京戏组举行彩排演出一次，筹集一笔基金，如此，今后的雨衣问题等等都可以顺利解决，且也可以发展这批青年「艺术家的天才」，一举两得。爱出风头的小伙子谁不拥护他们的好区长！他们忙了一个月，什么都接洽好了，戏票以强销的方式「卖光」了，戏目早就定好，压轴戏是区长的小姘妇演的二进宫。 总事务所根本没有知道这件事，区长没有呈文，区指导官也没有报告，开演那天，指导官久保寺接到一封用日文写的告密信，报告王区长如何在区里为这批青年设立一个俱乐部，如何强销戏票，一般民众非常不满等等的话。久保寺立刻亲自坐汽车到皇后大戏院把区长训斥了一顿。当面勒令停演。 可怜他刚致过开幕词，台上还在跳财神，不得不哭丧着脸走出台前致闭幕词。并且一再声明戏票的钱如数照退，由保甲长于三天之内发清，损失完全由他个人来负担。他再说：「我是个忠厚人，不懂嫌疑不嫌疑，答应了青年甲长们的要求，现在指导官说我做错了，我当然应该且只能认错，一切罪名一切费用，都应该由我负担。」那时，他的小姘妇在后台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 一场精彩的假戏，代以一场短短的更精彩的真戏，彩排就如此终结。不过，退钱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收到全数，谁也不追问是什么理由。人们收受这笔小钱，像拾到一颗已失落的小钮扣一样。 正当谣传着日本人失去了制空权的时候，每天，报纸以严重的口吻警告市民要注意防空。 黄沙涨价了，水缸缺货了，竹梯子和铅桶也涨价了。每一条街，每一巷，每天在谈着防空和未来可怕的空袭。人们很清楚，一小堆黄沙，一桶水，对于空袭之后的火灾，很少有什么作用，但不得不服从命令。 每月保甲费之外，老百姓得再出一笔防空捐。 自警团被区公所调去种植军用植物，据说，那东西将来可以榨飞机油的。 献铜献铁之后，又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献机，结果每家人又被迫交出几千元。 米价涨得使人难于相信，有的人家三餐改作两餐，但日本奴才照样有「配给米」出卖。满街都是负米的小贩，巡捕就靠他们的过境税过日子。户口米早就没有了，户口糖户口油户口粉户口肥皂……的配给证一领就是一大卷，出了钱去买配给品总比黑市便宜了一个八折七折，份量那么少，谁也不希罕它。 正当人们活不了死不了的时候，区长下令组织防空班，每保推派一个防空班班长到区里去受训，一星期以后各保开始分别训练，新花样出来，必然需要一笔新的款项，于是又到处捐钱，起先捐铁皮盔帽的钱，以后捐竹梯铅桶的钱，最后又捐制服钱。第七甲甲长当了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防空班班长，身兼两职，居然也摆起莫明其妙的架子来了。在巷的尾端，他们设立一个办事处，拿公家的钱装修，买台凳，有意抽调那些有钱而不愿意当防空班班员的人，一再发通知书「命令」他们准时去练习可笑的消防工作，一再的派人去吵闹，到后来，弄一套「制服费」到手就可以作为「例外」，免除操练。后来，防空班班长又兼办全保自警团的派岗查岗工作，这是保长的恩典，让他如此可以「安心」工作，并且常常送些小礼物给自己享受享受。 初期的防空演习，怪有趣的，人人走出街头看看有红绿灯的飞机放火花信号，放照明弹，家里电灯不能开，乐得上街去逛逛。以后不对了，路上不能走人，要靠边走。人们看厌了这些老花样，在家里不高兴出去，于是到处发生打玻璃窗拿灯泡殴人收市民证……这些从未用过的新手段。路灯减低了光度，电力减少了以后再减少，直到人们以豆油灯代替了电灯为止。学生们晚上不能温习功课，小贩的夜市完全吹了，人力车夫的夜班停了，唯有国际饭店和几个大舞场大酒店里面的电灯，仍旧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在那些响亮的灯光之下，游动着一群没有明天的醉生梦死的动物。 根生甲长的小烟纸店的夜市也不能做了，但白天的生意并不因此特别好些，他妈向来有失眠症，早睡睡不着，不能开灯做生意，牢骚更多了，骂媳妇，怪儿子，打孙子，咒日本人，怨自己的命运，喃喃地独自叙述亡夫的种种往事，……晚上，她是家中唯一的发言人。 巴望着的可爱的令人感到新鲜刺激的夜中空袭终于发生了，没有看见防空班的活动，因为他们白天操练或嬉游得太累了，晚上熟睡着，爬不起身。但在白天，他们是警报声发出以后骑了自由车满街飞奔的人，衣袖上有一条肩章。 轰炸的次数加多，范围扩大，时间延长，死伤的人也增加了不少，好在上海的人「太多」了，「劫数难逃」的总是少数中之少数。人们照样活着，照样笑，也照样哭。大家知道过日子的方式该换一种新的了，但还在过着旧的痛苦的没有光明的亡国奴生活。 有一天早晨，根生甲长下排门板准备早市的时候，茶馆伙计紧张着脸跑来：「小开！和平了！ 「什么？」他睁一睁惺忪的眼睛。 「和平了！日本人要求讲和了！就是投降了啊！」 「……？」他想了好久说不出一个字。 「马上去开会！保长在那里等着！」他不等小甲长的答话又奔到别处去了。 报告和平消息给妈和妻子听，她们都不相信：「又是谣言！日本鬼子肯向我们投降的吗？」 「但是他今天通知立刻去开会的！」他有些兴奋，等她们出来以后，他走进茶馆，里面已满满地坐了不少探听消息的茶客。他直冲上楼去，楼上东部的茶坐也差不多客满了，走进保长的卧室兼办公室，比他先到的人不多，保长在喝茶啃大饼，等了一会，甲长齐了，保长开始报告：「区里四点钟就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的，区长报告真的有和平消息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今天还不能宣布出去，唔……区长说，他和重庆方面向来有关系的，他以后不成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汉奸，更没有事的。不过，今后说不定是否再办保甲，如果不办，那没有话说，如果要办的话，还要我们真正出力为国家做事，哈哈！这消息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并不是汉奸！……」 别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把最麻烦而不讨好的甲长重负除掉了，只有第七甲甲长的内心生出「失业」的悲痛，而保长显然也有些惶然不安。 过了几个月，区长换了，保甲长原封不动地给新区长「接收」去了。根生送去一张志愿书，又领到一张委任令，一副重担又压在他身上，他常常想：「我命中注定了当小猢狲的吗？」 每当白天过度辛劳之后，晚上，就有做不完的甲长旧梦去打扰他，他看见自己莫明其妙地在开会，在写，在茶馆里看见保长的凶脸，在向人们收钱，在声辩自己是清白的，不是汉奸，他没有做坏事……。今夜，当他摇摇幌幌走进后房倒在床上以后，又做着做不完的保甲恶梦，直到晨曦把他唤醒时为止。 ——完——
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数（云龙〔籍云龙〕，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6期 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数 作者：云龙〔籍云龙〕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作者是籍云龙，与上一篇林原《经济恐慌与工人斗争》可以结合起来看。 食物类（价格单位金圆一元） 品名数量价格 实支总债 白米全月八斗每斗二.三〇 一八.四〇 肉每日半斤每斤〇.七〇 一〇.五〇 蛋每日六只每只〇.〇七 一二.六〇 菜每日二斤每斤〇.一〇 六.〇〇 豆腐每日二块每块〇.一七 一〇.二〇 煤球全月三担每担三.三三 九.九九 合计 六七.六九 衣着类 品名数量价格 实支总额 白布三尺〇.三五一.〇五 色布三尺〇.九〇二.七〇 丝织品三尺二.〇〇六.〇〇 缝工十三分之八套三.六〇 二.四〇 帽六分之一只八.〇〇一.三三 鞋十二分之九只一〇.〇〇 七.五〇 袜一双一.〇〇一.〇〇 线钮等战前〇.二〇现按三倍计算 〇.六〇 合计 二二.五八 杂用类 品名数量价格 实支总额 肥皂六块〇.二二 一.三二 生豆油六斤〇.六〇 三.六〇 糖二斤〇.三二 〇.六四 盐二斤〇.一四 〇.二八 酱油二斤〇.二三 〇.四六 泡水六十杓〇.〇一三 〇.七八 交际费战前一元按三倍计算 三.〇〇 娱乐费战前五角按三倍计算 一.五〇 酒茶叶费战前五角半按三倍计算 一.六五 合计 一三.二三 房租类 根据多方调查，目前工人区最普通的房租标准，每间每月食米二斗至四斗不等，现暂按二斗计算。九月份房租支出为四.六〇元。 以上各项支出，合计一〇八元一角。求取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数的简单方法如下： 108.10÷35.00=3.0885即百分之三百〇八倍强（基本计算原则请参阅本刊三卷五期）
币制改革能创造奇迹吗？（纪芬〔刘家良〕，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6期 币制改革能创造奇迹吗？ 作者：纪芬〔刘家良〕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纪芬，即彭述之一方的主要干部刘家良。本文的写作背景，是1948年国统区经济崩溃之际，发行新币和控制经济秩序遭到失败。作者的分析详细周到，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对工人阶级反抗的乐观估计。这一估计被事实证明不准确。 考虑到本文作者是彭述之一方的，乐观调子也就可以理解了，要不断的让己方队伍有盼头…… 币制改革能创造奇迹吗？ 八月十九日政府正式颁布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这项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实行喧腾已久的「货币改革」。事实上，这一种「紧急」措施，不仅久已不出人民所料，而且也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远在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在中国的沦陷区中发行储备票，以二对一的比率，把中国旧法币收兑了去。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则又以二百对一的比率用旧法币来兑回储备券。这一次政府用新的通货单位——金圆券，以一对三百万的比率来收兑旧法币，只不过规模更大，比率更创空前的纪录吧了。 也许政府的代言人将向我们指出：这次的新通货是有充分的准备金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空的，因为任何「通货」总有它的虚拟的准备金，而政府也不难开列清单，向人民证明它的「准备金」十分充足，横竖这种准备金是不能兑现的。比如这一次金圆券的准备金，据政府开列的清单看来，国营事业的股票（即有价证券）竟占百分之六十，而中央银行的账面资产，所谓「外汇资产」则占百分之四十。这种准备金的虚拟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国营事业（其实仅是一部分）的股票或中央银行的外汇都是无法兑现的「不动」产。 （一）通货危机是一种历史性的 其实，当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放弃金本位，又当如像美国这样金银准备金充沛的资本主义王国，也发生通货危机的时候，一个落后国家希望靠「充足」的「准备金」来维持它的通货，不仅是幻想，而且还是妄想。在这里，迫使我们要牵涉到经济学的常识问题。本来通货只是一种交换价值的符号，它的稳定是以生产和交换的和谐和正常的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和交换愈扩大，通货流通的速度和幅度同比例的增大，则它的「价值」愈趋稳定，其机能也愈趋正常，反之，市场愈趋狭小，交换愈趋呆滞，则通货逐渐失去平衡，发生膨胀现象。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阶段，虽然在经济繁荣与恐慌之间，通货发生了周期的摇摆，但一般的说来，它还是健全的，这一点在英国的金本位制中表现得最清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金本位制——这一有力的通货制度的杠杆也折断了。世界市场的恒久狭隘化与剧烈的竞争造成资本主义世界一种崩溃性的经济危机，膨胀的速度以几何级数增加起来。这一点最清晰的反映在像中国这样落后而又脆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世界恐慌的打击，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早就陷于萎缩的状态，这反过来就造成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愈来愈惊人的出超，结果，在国际贸易的总结算中，中国政府把全部白银都牺牲掉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白银国有」政策的历史意义。 八年的抗战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内战已把中国的生产力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国内市场已残破不堪。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中国对外的天文数字的巨额欠债只有靠两种方式来弥补：一种是饮鸩止渴式的向美借款；另一种是杀鸡取蛋式的经过国家垄断等方法去搜括外汇。但现在两者都证明已告失败了。第一种方式已遭逢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障碍；一方面，美国现在只能用全力埋首于欧洲；她对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和无能已告失望，虽然她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的军事行动，延长他们的生存；但除非中国资产阶级能完全服服贴贴地屈服于美国的绝对指挥之下，除非中国完全卖给美国，她是不愿意拿大量金钱来填补那永无效果的内战的。最后一种方式也已到了山穷水尽：所谓「国营事业」的垄断，固然已顺利地排挤了许多中小的工商业家，替政府争得一点盈余，但其中大部分利益却落入几个「官僚资本」的大「豪门」中，造成资产阶级内部的严重的离心倾向。政府喧嚷已久的征用国外存款、征收富人财产税或特捐，都只是徒然在资产阶级内部引起一种相互推诿，互相暴露的喜剧吧了。 （二）新币能造成奇迹吗？ 所谓「金圆券」政策就是在这个四面碰壁的危急关头中拿出来的应急办法，它的历史背景是黯淡的，它的直接动机是创造奇迹，连官家报纸，大公报也迫得称之为「最后一张王牌」。但尽管如此，政府却有系统地企图在人民的脑海中造成一个印象：以为这次币制改革是可以使人民恢复到战前的稳定生活的。这种荒诞的宣传，其主要目的显然是在利用人民对于战前生活的强烈憧憬。但只须一个很短的期间，人民便立即明白，维持战前那种相对稳定的通货的物质基础——国家生产力已永远崩坏了。 政府假定用来稳定金圆券的三种方法就是「黄金国有」、「冻结工资」和「禁止涨价」。不幸这三种办法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行政手段，而国内外许多例子都证明靠行政手段来干涉商品市场，特别是一个残破不堪的市场，只能产生更恶劣的后果。这些绝望的行政者忘记了一件小事：商品市场有其自身的法则，除非把旧社会加以全般的改造，否则支配这个社会的法则是无法改变的，无论当局的「震怒」也好，警察的恐怖手段也好，都不足以变更市场法则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货币只是交换价值的符号，那末，假如我们离开交换和生产的两个行程来谈稳定币值，显然是自欺欺人。稍为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战争是破坏生产力的最有力的工具，它流干了农村壮丁的血，它蹂躏了农村的生产，破坏和缩小了国内的市场，它致命地打击了民族工业，它无底止地消耗了国民财富（包括外汇），它全般地扰乱了社会的平衡——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状况。在生产和交换两个行程被严重地阻害和日趋狭小的条件之下，原有流通于市场的货币也增加空前的变态的流通速度，不断被大量排斥于流通过程之外，变成一种威胁性的游资，而政府为了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赤字空洞，又迫得卷入恶性的周期通货滥发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近来通货膨胀空前恶化的客观根源。那末，假如一切条件不变，政府用一种虚拟的新货币单位来收兑原有的旧币，也只能说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足以造成更大灾难的道路，数字的魔术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仿佛为了预防这一点，政府下令「禁止涨价」，规定一切物价不能超过「八.一九」的限度，其实这也只是「冻结」币值的同义语的反覆吧了。 （三）冻结物价的前提——「冻结工资」 假如物价或者物价的符号——币值能靠一纸法令可以冻结，过去统治力更强的日帝就应该更有理由奏凯了，而统治力更无比强梁的华尔街主人也就不必为美国的物价高涨而焦急了。显然的，即使颁布这项命令的政府也十分明白这点浅显的真理，但它仍然去追求那个虚无漂缈的奇迹，其中自有一种无可掩饰的动机存在。 从政府法令本身所列举的手段看来，它强制冻结物价，特别是冻结上海物价的主要动机，便是企图在短期内用一定量的虚拟币值尽量搜括市场上残存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藉以解救政府的军事预算的燃眉之急。这个物价或币值的「稳定」期间愈长久，则政府对这种「外汇泉源」的搜括也愈充分，这是一种最后的「杀鸡取蛋」的手段。但怎样去延长这个「稳定」的期间呢？唯一的办法仍然不出这一社会学的常识：「冻结工资」，取消「按照物价增加工资的制度」，即，最后还是牺牲工人阶级及一般贫苦小市民的利益来挽救一个腐朽入骨的政制。 （四）新的危机在发展中 现在距离新的法令的颁布已有一个多月，我们已有更充足的材料来判断这一法令的价值了。政府之用全力控制上海市场，主要的原因就在上海是一个「外汇的贮水池」，此外，政府还有一个幻想，以为控制上海市场则足以间接控制全国市场。但一个多月的过程证明：政府除了在上海搜括了一亿余美元（包括黄金）之外，它的政策已遭逢一种非常险恶的危机的威胁，这种威胁是从两方面来的：第一，政府为了防止物资和资金的逃避，已迫得于法令颁布之翌日禁止上海物资的转运出口，这一着把上海与全国各地的经济纽带完全割断了，结果一方面准备了上海粮食和原料恐慌的基础，另一方面则鼓励了各地工业品价格的自动上涨。第二，正因为政府致全力于上海市场，结果各地物价的上涨并没有受到严重的障碍，凡是政府统治力最弱的地方，物价的上涨更采取肆无忌惮的挑衅方式。则这种几乎不可遏止趋势压迫之下，上海市场也开始动摇了，这种动摇的象征最初也出现在政府控制最弱也最不注意的边缘上：日用品尤其是食用类、装饰品、房地产、股票黑市等。食用品（蔬菜类）的零售价格上涨反映农村的抵抗，其他如房地产之类的涨价则反映变相的资金逃避。此外还有一更带威胁性的危机在扩大着：上海及附近一般民营工厂（如纱厂、布厂、绸厂等）甚至一部分商店都在原料（或来货）缺乏与不敷成本的藉口之下，实行减工或全部停工，这是资本家实行消极抵抗的办法。 这许多因素综合起来，证明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迅速加强他们对于「新货币政策」的不信任，他们已用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抵御一种变相的劫掠，而在这许多方式之中，最残酷的便是把损失尽量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所谓停工或减工也就是使工人阶级在「工资冻结」之外再蒙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五）「金圆券」所隐蔽的社会意义及其前途 我们如果把「新货币政策」实施一个多月来的成绩加以总结，可以得出一个无可否认的结论：这个政策的首要牺牲者是工人阶级，其次是一般小市民（包括公教人员）；他们不但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甚至还被剥夺了为吃饭而斗争的权利（罢工权）；在资产阶级内部，则这个政策只是加剧了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没落过程，使他们不仅失去了市场，而且还丧失了保护资产的手段。唯一获得利益的是直接控制政府的官僚大资产阶级，他们除了为政府搜括一笔经费之外，还利用特殊的地位干一般人民所不能干的事情：如预先抛售股票、用低价大量收买港币等。 从这个社会学的结论出发，我们对政府的新政策的前途，也大致可以相当准确的预测出来：它不是在解决或缓和社会的矛盾，而是在把它们积累和扩大到一个毁灭性的爆发点上，不久的将来，一旦涨价的浪潮淹没了上海的时候，则活的商品——劳动力的活的代表——工人阶级将最后而又最不可抗拒地起来抗争，围绕这一斗争周围，一般贫苦的小市民也势必抬起头来争取起码的生存权利，而在这一火热的空气中，资产阶级的信心将更形丧失，内部的倾轨将更加激烈——在行将沉没的大船中每一个人都为了挽救自己而存心把别人推到海中去，虽然这也并不证明他真的能平安得救。这就是「新币政策」的社会意义——企图用一张新纸币来弥缝社会的崩解，无异企图用一把扫帚来阻挡大海的狂潮，两者同样是属于人类幻想中的神话。 十月一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到现在不到几天，想不到我们预言的危机竟在上海市场以如此迅速的速率暴露出来：从上海市场一直蔓延到京沪、沪杭一带的抢购货物风潮，宛如排山倒海的趋势爆发着。另一方面，仿佛为了火上加油，行政院却连续决定增加货物税和停止公用事业贴补的办法来弥补赤字公债，结果首先引起烟草业的加价，把「八.一九」限价的土堤掘开了一个缺口。这些事实证明消费者，甚至连资产阶级自己对新币从就没有多大信任，正因为如此，企图靠这种虚拟的纸币来搜购黄金及外币才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政府为了弥补收支的不平衡便只好急忙寻求上述的两项解救办法，这一来，把「币制改革」完全变成一场短促的幻梦，物价的威胁又如巨魔一样威胁着一般消费者，引起他们「重货不重币」的自保本能。现在据说，在新的威胁之下，当局已下令暂停上述两项办法的实施，但政府的收支如何平衡呢？只有一个老办法：增发纸币，实际上政府就未企图终止过这个办法的实行。据最初的预算，至九月底止政府发出金圆券是五亿，但实际上已超过九亿，亦即在短短的期间内，市场上突然增加九亿大票：因为它不是用来收兑旧币，而是用来购买黄金，外币及弥补赤字的。总而言之，我们仍然认为人们无法造成奇迹。 十月七日
复员线上的城市与乡村（旅途通讯）（胡含，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复员线上的城市与乡村（旅途通讯） 作者：胡含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断头台小姐按：这篇文章，如其说是工运文献，我个人感觉更像是游记，作者亲临了各大城市，这些纪实应该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自抗战结束到内战，国内的情形仍是一片混乱。目睹了各种人们的惨状，作者难免会有些真情实感，但决不能是这样： 中国的交通机构瘫痪无力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现存制度的腐败和国共战争的结果。唯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了国共的战争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才能有灵活的交通机构…… ……其次，消灭内战，免除征实征借及抽拉壮丁等，亦为正当途径。 现在我愿向因目睹……青年们赠一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我们理智的认清现实，是唯一恢复我们为真理而斗争的出路。 怎么个理智法？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吗？（笑） 李星按：本文是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回到沿海的一篇见闻。文章定的调子，符合彭述之一方当时的“和平民主”态度。 值得一提的，大概是关于四川农民骚乱的部分。农民不堪压迫起而造反，国民党和地主照方抓药：先定性“异党分子煽动”，再派兵清乡，30年代的老味道。同时，南京和上海在谈论宪政、选举、国民大会…… 笔者，由贵州高原滑到四川盆地，再爬越大巴和秦岭山脉，循渭水平原、中原、长江，拐弯抹角，来到钱塘江的西岸。路程是一万数千里，时间花去了两个整月又二十几天。途中经过的乡村与城市的图景，这是值得描绘一下的。 一：流亡？还乡？瘫痪的交通机构！ 笔者于八月六日由贵州遵义出发，本欲由重庆乘轮东下，但因买票不易，原来的计划不得不加以更改，即只好爬上汽车，继续自己的行程。笔者至重庆时，适逢暑夏，闷热的山城，强留下十数万急待还乡的难民、复员的公教人员的家属、兵士、学生……。波浪澎湃的江水，只能使旅人『望尘兴叹』，因为船只都抢先的在运兵，还乡的同胞只好无尽期的等待着。 从重庆出发时，已是八月末期，因汽车一路老是『抛锚』，并且沿途桥梁多被雨水冲坏。每逢渡河，汽车拥挤岸边，常等候一星期之久始能渡过。故经成都、广元、宝鸡、而至长安时，已是十月初，北方的黄风已开始呼啸了。山险谷深，汽车爬动真是费力。记得在广元渡江时，恰逢山洪暴发，码头被冲坏，两岸待渡汽车，排成三四行的纵队，远至数百米，恐不下百二十五辆。若每辆平均以五位旅客计，待渡时间以平均五日计，每日每人平均花费以二万五千元计，则因等渡而耗费的金钱，当是七千八百一十二万五千元，有数个这样的数目，恐怕广元大桥早已修筑起来了！ 从宝鸡、长安、洛阳，郑州、至汉口一线，笔者改乘火车，沿途买票乘车，皆拥挤异常。车辆都忙军运，客车货车颇受影响，中途常因等军车而误点。长洛线特快车，即因多挂了一列军用汽车，以致速度失调，造成会兴镇覆车惨剧。车辆既少，班次亦少，唯旅客改走川陕路日者多。有钱有势者皆可远走高飞，但贫困无力之老百姓、难民、小公务人员与学生只有受烈日之煎熬和风雨之吹打，饱尝痛苦之折磨。因此，这是『胜利』的还乡吗？还是颠沛流离的流亡？旅客们这样发问着。 笔者九月中旬至汉口，时逢张垣大战，汉口船只多在『打差』之列，下行颇非易事。笔者由西安一同乡转托汉口一友人代为购票，该友人又转托给他的同事，这位同事便命令他的属员去办，这样便在招商局弄到一张船票。『江新』号大船上，简直像四层的地狱，除了少数人可以躲在头二等舱里外，千百旅客都只得忍耐着人所仅能忍受的痛苦，度过了三天又两个夜晚。舱里、走廊、船顶、横七竖八地卧着男女老幼的旅客，到处是腿、是脚、是头、是行李、是杂乱脏污的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船顶上，旅客用自己的油布和毯子搭成临时的棚帐，交叉的绳索，像蛛网一样。人们假若从底舱到船顶走一趟，所费的力气、时间、和人家争吵的次数，恐怕比走完上海南京路还多的多呢。小孩子哭叫着，旅客们叫嚷着：『踏死人啦』！『混蛋』！『你混蛋』！『走呀』！『挡着路啦』！厕所门口排着二队男女旅客，睡在厕所附近甲板上的旅客，好像有必然的义务似的，总是命令着：『关上门呀！臭死人啦！』锅炉附近，白色的水蒸汽向每一个孔道里面川流着，附近走廊的旅客，气喘地喊着：『热死人啦！龟儿子』。船上开饭的时候，旅客们争抢着食具。这种情况，船主还没有忘掉敲敲竹杠，要旅客以陆仟元的代价，换取两顿碎米饭和小菜。 京沪和沪杭线上，并没有给笔者一个新鲜的印象。笔者走完这万余里的旅程时，在脑海里刻了这样的观念：中国的交通机构瘫痪无力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现存制度的腐败和国共战争的结果。唯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了国共的战争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才能有灵活的交通机构。 二：陪都消瘦了！花都不鲜艳！ 重庆在外貌上消瘦了，在内里也衰弱了。只有突出江之间的市中心，由于美货的装饰显得分外繁华。其实它不过是被人遗弃的女郎，当青春被人偷去之后，脸上的脂粉并没有伪装了难堪的处境。重庆庞大的市区，例如南岸、江北、沙磁区、和远伸数十里之外的迁建区，多已『人去楼空』，令人有『沧桑之感』。中小工厂相继倒闭，生产的不景气给了『胜利的狂欢之夜』一个刻毒的讽刺。但大渡口等地的兵工厂还没有完全停顿，它们正在制造从事内战的武器。 因为重庆大多数工厂的倒闭，工人失业已成为最严重的瘟疫。八个月来的重庆工人，三分之一被迫遣散回乡，或流浪街头——这些流浪者的唯一出路就是充当兵役；三分之一的在半解雇状态，面临失业的威胁。今年春天，工人们先后以普遍的罢工、怠工、请愿，来反抗厂方不合理的遣散和争取合理的遣散费。可是，当工人没有罢工自由的今天，罢工多被军警弹压了，像南岸军纺工厂、大渡口兵工厂竟发生了枪杀工人的惨案。 在重庆生产停滞和失业恐慌的暗影里，美货点缀了重庆的市面。从精神堡垒射出的几条马路，百货商店、咖啡馆、餐厅（常常是舞厅的别名），一个个光彩夺目，花样百出。可是与此相反的，则在不远的民生路的书店里，却冷冷清清的，显然缺乏阅读的雇主。重庆城市，现在充满着恐怖的气氛。到处谣传『暴动』的消息，夜里十点即断绝行人，甚至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怠工，也调来了军警干涉。这种人为的『恐怖』，不过是预告了一件大事：实行警管制。 成都有『小北平』之称。在去成都之前，友人曾描绘『赖汤元』『吴抄手』等美味的吃食，既至成都，除了『小吃』之外，又知成都人还非常讲究穿，尤其男女鞋子，小巧精致。成都不像重庆摊散在山野之间，那四方的城池和整整齐齐的马路，非常规律的建筑在一个平面上。市内住宅区有许多绅士与官吏的『公馆』，它们的规模使人联想到巴金的『家』。成都没有拥挤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可是有足够的人力车供人使唤，而且拉的相当快，车价也很便宜。在此，我们略谈一下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况，成都两万余人力车，按班分拉不到万辆的人力车，每人只半天的时间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力。因为车夫多，雇客少，物价贵，租金高，所以在他们该班的时候，都是没命地跑着、喘着、他们呼出蒸气，吸进尘沙。他们走完了乘客的一条街或一条巷，可是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那条苦难的道路。近十万人（二万余车夫和车夫们的家属）的生活，即占全市七分之一的居民的生活，其困苦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成都的某些生产，多是手工业的。例如锦绣手工业，至今尚存。四川最高贵的那个阶级——地主都集中在成都，住在外县的地主家庭，没有一家不和成都发生经济上，精神上的关系的。那些——例如春熙路的大百货商店、电影院，那些可口的『小吃』，合适的鞋子，舒服的人力车，安静的住宅，都是为这一个消费的阶级准备的。自然，他们的生活是懒散污浊的。 成都是由地主、地主兼官僚、地主兼富商组织成的『四川力量』的中心地。这里有一个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有『下层』的干部，可是它的政治前途非常渺茫的，他们喜欢那些地主『反对派』，而不敢认真的组织农民，对于四川的土地制度和生活，他们都避免加以科学的说明。现在因为农村的不安已遍全川，而且每一处『匪患』，都会使成都『三位一体』的绅士们畏惧的，关于这点，笔者在后面再谈。 三：陇海路上的点和线 西安，已因陕北战事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了。西安在充满着恐怖的气氛，中国政治的矛盾和军事的对立非常明显地影响着西安的市民。如果有人发表一篇文章，别人便以为有『背景』，说一句话，也认为有『作用』，在别处流行的思想，这里会认为『急进』。西安的居民通常把『陕北』神秘化，人们对那里实行的土地上的改良缺乏理解。 西安至今尚能给人一种古远的印象，宫殿式的车站，完整而高大的城墙，吞吐行人的大拱门和耸立云际的、多孔的、古式的城门楼，楼上无数的方形洞孔，仿佛小钢炮和机关枪偷偷地按在那里似的，而且时时有可能向四方发射出子弹来。在别的都市，城墙、门楼都成为交通的障碍物，然而在西安，仍保有重要的功用，傲然地站立在渭水平原上，面向着北方。 笔者在洛阳只停一夜，郑州却是一整天。往日繁华的陇海和平汉车站一带，今已断墙废墟，满目凄凉。陇海路花园里成行的白杨树，黄叶飘动，沙沙作响，仿佛只有它们是抗战的见证人似的。铁道附近，路工在修理枕木和铺路，他们似乎忘掉敌人的轰炸，现在，一列一列从他们手中开出去的火车，正满载弹药去进行内战了。 陇海路著名的『拆滥污』已屡见于报纸上。腐坏的枕木，各种凑合起来的铁轨，敷衍了事的木桥（例如高达数丈长至数十米的八号桥），可以随时吹进灰尘和煤气的车厢等等，都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笔者在宝长段时，曾看到疾行的火车为了拾回被风吹去的帽子，不惜空开一次倒车。那真是重演了一回左琴科的『鸭舌帽』，左琴科告诉我们，沙皇管理的西伯利亚某次列车，旅客们曾为司机到处寻找吹挂到枝头的鸭舌帽。特快车大小站一概停留，慢车几乎是无定期的在路上拖，『误点』是件非常平常的事，因为『信用』已因『国营』而判死刑。还有，售票的时间和规则虽都明白地写在纸上，可是站长就会首先违犯它。例如在长安这样人物往还的地方，站长整天被电话、介绍信、传令兵、听差包围着，结果车票不经售票时都飞出去了。在洛阳，站队买票的笔者，目睹带红色臂章的站长，为那些直接间接的朋友们，跑上跑下地『想办法』，在当时，一位无力亦无钱的老妇人，即跪破膝头也没有被允许上车。法律对于人民是残酷的，可是对于制造法律者是算不了什么！ 四、武汉·京·沪印象记 笔者在平汉线上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的疲劳旅行，至汉口，精神和体力已达到『冬眠』的状态，但仍然为重见『大武汉』而兴奋。武汉的江面和江汉关的钟楼都显得格外出神了。在大江码头拥挤着近代的汽轮，而狭小的汗水口漂浮着木板船。『保卫大武汉』时的『旗正飘飘，马正啸啸』的歌声，现在代以江水的啸嚷。两岸的烟囱只有少数吐出烟来，无烟的烟囱都以沉默来回答四周的寂寞。大半个武昌城仍然袒露出那灼伤的胸怀。汉阳兵工厂的残破情景，更使人回想到敌人的凶恶面貌。汉口除了码头上繁忙的军运之外，只有江汉路的霓虹灯来装璜萧条的夜市了。 到南京是在中央军占领张垣消息发表的当天，那时候，虚伪的政治谈判已经中断，北方大战正在酝酿着。笔者十三日去五台山日本神社，参观胜利品展览会。当天游人不多，稀稀落落地在敌人的飞机、枪炮，弹药旁边打圈子。每人的脸上表现得非常平淡，原因是：八年的抗战刚结束，新的内战又逼到眉头了。 笔者十月中旬至上海，像其他初来的旅客一样，曾在苏州河，黄浦滩，南京路上，甚至到杨树浦和江湾一带去观光，认识这样一个大都市不是几天的事，可是有些显著的现象可以举目辨明的。大和民族的太阳旗降落了；汇丰银行门前的一双铁狮子失掉往日的光彩；曾经出现在德国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里面的黄浦江上，驰走了大英帝国和意法等帝国主义的兵舰，但更多的美国军舰，得意洋洋的美国水兵从海的彼岸爬上来；更多的卖美货摊拥挤在川流不息的行人道上；巨大的百老汇楼让给美国人居住了；许多美国装备在机场与兵营放出异彩……。上海在变化中，这种变化已经而且将更加深地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这种变化给予八年的抗战一个肯定的结论：『战胜』了日本，中国变成了美国的菲律宾。 五、四川的农村！ 在抗战期内，由于征兵、纳粮、苛捐杂税的摊派和佃租的沉重，农民已穷苦得不堪设想，目前的国共战争，更加深了农民的这种痛苦。因此，大后方的农村呈现出不安的情况。例如在重庆四郊：『近来到处闹匪，到处行劫，单是巴县的城区内，就不下数十起。』（见八月份渝大公报『渝郊行』一文。）九月初，笔者至成都，差不多各家报纸都以显著的篇幅刊载『匪患』的消息，尤其是川东北、川西南山地更厉害！整个的『天府』蔓延着匪患乱。九月中旬，笔者至广元，那里还流行着恐怖的谣言。原来八月末梢，王震及其部队在秦岭山里向陕北会窜的时候，大巴山脉非常敏感的骚动起来。如广元一地，到处传说『共产党来啦』，『农村暴动啦』等等。这种恐怖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一个事实：川北的农村，正像烈日烤干的一捆薪柴、一有火触及，它会熊熊地燃烧的。 四川的『土匪』，除了原有一些早已脱离生产而以抢掠为职业者外，现在大部分失掉土地、耕具、和种子的农民，及一部分返乡的兵挤进了这队伍。虽然兵士为抗战效了力，但返乡后没有饭吃，他们只好当土匪了。四川山地除已发现数千之众的『土匪』队伍外，大都是小股的，『聚伙打劫』。 四川执政当局和那些懒散的绅士们，都以畏惧心理宣扬说：『这是受异党份子的鼓动』！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处理的手段就是：『武力围剿』。可是直至今日（十二月中旬），我们尚看到四川各地匪乱的报道哩！ 四川盛行的租佃制，地租普遍占收成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例如佃户李朝喜，『一年辛劳换来了十六石黄谷，他要按租约的规定，缴给老板十一石二斗（百分之七十——含）』（八月份渝大公报光诒记者的『抑郁的北碚农村』）如此，烧毁租约，把土地交给佃农，不能不是澈底解决农村不安的正当办法。其次，消灭内战，免除征实征借及抽拉壮丁等，亦为正当途径。 最后笔者要谈的是：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这种关系已因官僚制度的腐败与无能日益加甚了。例如，通货膨胀和物价的波动非常严重地打击着农村。重庆的谷价，『今年三四月间，最多达到三万多元一老石，如今（八月）已经跌到一万三四千元一老石（『渝郊行』）；西安，『今年二三月间，米价曾高涨到每石二万元以上，而今（九月），竟跌到一万元以内，甚而价值七八千元』（『丰收话农情』）地，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及城市工人的援助，只有城市工人阶级和佃农站在一起，才能够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处在同一被压迫的阵线上。因而，今后的农民运动一旦和城市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将领导农民，把中国推进新的境地。 六、尾声 笔者写到这里停笔了，因而旅途的回忆也停止了，但我内心追求真理的火焰却燃烧得更烈了。现在我愿向因目睹『胜利』之后的中国现实而不免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叹息的『好啦，让别人来管理中国吧！』的青年们赠一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我们理智的认清现实，是唯一恢复我们为真理而斗争的出路。 一九四六、十二、十四。
〔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 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一次座谈会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李星按：本文是彭述之一方为“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做的解答。关于彭等人一方为何这个口号，以前的录入分析也提醒过读者，这是他为了吸引学生，做的实用主义选择。现在看来，彭述之想要吸引的学生，大致有排斥国共两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对具体的阶级斗争没太大热情，从而容易接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等等特征。 就本文来说，我想指出一点：俄国在05-17年间，立宪会议这类口号能吸引很多人，包括在1917年，农民行动起来以后，吸引农民，是因为帝俄的统治框架一直未变，反体制的各种能量保持积蓄，并在“选票”这个方向上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共识。40年代的中华民国显然不是这个状况。 编者先生： 我是一个北大学生，同时也是贵刊忠实的读者。在北方，我感觉得整个杂志界都是非常沉闷与浅薄。除了一些把「内乱」「统一」「共匪」等字眼一个个硬嵌入句子中去的文章以外；留下的便只有那些充满着标榜华莱士的「超新政」，「政协路线」，「联合政府」的呓语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开始苦闷，失望，一种潜伏着的命运观不自觉地控制了我的思想。当一次次地想起中国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与缺乏一条新生的坦途时，我回答自己说：「这是命运的悲剧」！但是这种病态继续不久，一个出色的医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这个思想上的毒瘤割掉了。这医师就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所发现的你们的《青年与妇女》。从那时起，我就变成贵刊的长期读者了。不管上海与北平是被摆布得如何遥远，思想上的契合却使我把心中的那双手伸向你们。我敢说，在中国目前的思想界上，只有你们的理论是最深刻最正确的。如果中国思想界上犹有一盏明灯，那这明灯应该是属于你们。你们不但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腐恶的根源及其出路，指出了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症结及其救治的方式，而且还指出华莱士的虚伪，联合政府的幻想，国共和谈失败的根因，中共的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这一切霹雳般的议论，不仅震倒了一切伪装的人，同时也暴露了一个强奸马克思主义的恶毒阴谋。可惜能够接受你们的理论的人太少了，以致今日群魔依旧乱舞，反动势力仍是那么猖狂。不过，我虽然大体接受贵刊的思想，但也还有使我难于索解的地方。例如贵刊每当分析国内问题时（像如何停止内战，解救经济危机等等）最后总是提出一个口号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说只有它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有点难懂了！现在让我对这个口号的疑问提出几点来： 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似乎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改变政制的问题，在现政府统治下，要想召开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恐怕统治者绝难允许。即使它表面上允许了，但由于它有的是钱与势，它可以操纵选举，这样一来，所谓普选也者，不过是名存而实亡罢了。既然「普选」已失去了普选的真谛，那么，更何谈「全权」？ 二、召开这样的国民会议既然困难重重，即使形式上召开了，又极易受统治阶级操纵，那么接着使我们怀疑的自然是召开后能否「解决一切问题」了。 三、一般群众（至少是我所接触到的圈子内）现时都不能接受这个口号。他们要求的或是「联合政府」，或是「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二者之间去选择呢？如果一味的捧住「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究竟在这口号提出后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和接受呢； 四、据我想来，你们提出这口号或许是因为要把握所谓「民主阶段」。等到革命的主观力量完全成熟后是要提出更明显的口号来的，如俄国革命时的情形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我却怀疑，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否可作为我们的指针，还是问题。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果然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并因此引致了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当群众掌握政权的时候，立宪会议被放进历史博物院里去了。既然俄国革命证明了立宪会议并没有能解决，那末，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点教训去告诉中国群众，叫他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呢？ 以上是我积聚了一个长时间与经过多次思索而仍旧不了解的问题，请你们绝不要误会我是在有意为难你们。我实在是本着认真和严肃的精神在追求真理，希望你们给我以满意的答覆，藉以消除我的疑难。敬祝 撰安！ 读者曼青谨启六月十日 曼青先生： 读了来函，对本志的立场既备致赞许，并承告北方杂志界的一些现象，我们很是兴奋！你对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所提出的一些疑问，我们不但绝不误会你「是在有意为难我们」，而且很感佩你这种「追求真理」的「认真和严肃的精神」！在我们方面，绝无任何成见，其唯一的目的「在追求真理」，希望以「真理」来澈底改造我们这个国家的无比混乱和腐恶制度，并进而改造整个世界，让全人类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因此，我们对于真理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愿意同任何追求它的人不厌求详地来讨论的。而且我们坚决相信：「真理愈见讨论，便愈见明显」。反之，凡是拒绝别人提出疑问，害怕同别人讨论的，一定是自己站在真理的反面，故往往流于专横式武断。不过，现时确有不少自称前进的人物，甚至自称革命的党派（如克里姆宫所指挥的各国共党），就十分害怕别人向他们提出疑问来质问他们。他们的教条是：「只许捧，不许问」。如果你敢于冒险向他们提出疑问，要求讨论，他们不是摆出教训的态度，说你是学院派或怀疑主义，就是学着反动统治者的态度，给你戴上一个什么流派或什么匪的帽子。而我们是深恶痛恨这种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的作风的。这不过是就便表明我们对于「追求真理」所一贯采取的态度。现在让我们来解答你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吧。 你说「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似乎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在现时大家要求民主，大喊民主口号的情形底下，只有这个口号才是最具体，最实际，最具有民主的内容的。因为这口号内所标明的「普选」，就是指凡在十八或二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民，不分年龄，性别，均得以不记名投票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到国民会议里去，以表达他们的意向和要求；同时，所谓「全权」，就是指这样地由人民普选出来的国民会议，必须具有全部权力讨论和解决国家当前一切的重大问题，连澈底改组政府的问题在内。假如不谈民主改革则已，如果要谈民主改革，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的能统摄一切的总的政治口号。而这样的总的政治口号，在现时便只能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因为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将全国人民大众的愿望，意志和力量集合并集中起来，以最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家当前亟待解决的民主任务（如对外完全独立，土地归农民，八小时工作制，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等），以及国共的内战和其他的重要（如经济）问题等。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如果一旦实现了，到那时人民大众一定已经团结起来，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样，军事专政必趋瓦解，国共间的纠纷自会受到合理的裁判而获得解决。到那时，你所谓「根本改变政制的问题」，也就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澈底解决了，至少离澈底解决的路很近了。 至于你说，「在现政府统治下，要想召开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恐怕统治者绝难允许」。这是毫无问题的。不但这样的国民会议绝难被允许，就是现时某些党派所主张的「政协路线」又何尝得到允许呢！这里的问题，不是「统治者允许」与否的问题，而是人民大众能否为实现此种国民会议起而积极斗争的问题。如果民众不积极起来斗争，任何统治者总是不会自动允许，自动进行真正的改革的。倘使民众起来积极奋斗了，统治者主观上虽十分不愿「允许」，但在群众力量的压力之下，却不得不表示退让，不得不允许召开较民主的国民会议，或进行某种民主的改革。假如民众已积极起来斗争，统治者还要顽强抗拒，绝不让步，到这时进一步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会从民众及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中提出来。也只有到这时候，民主议会的解决方式才能真正为群众武力的解决所代替。但在达到这一步之前，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总是一个号召人民大众走向政治舞台，动员人民大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主要的口号。这是有以往一切历史可资凭证的。俄国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经常总是以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或主要的政治口号去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直到二月革命之后，即布尔塞维克已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主要政治口号之后，立宪会议虽被降为辅助的政治口号，但它在政治鼓动上仍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不错，你已提到：「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指针，还是疑问」。当然，我们绝不是拜物主义者，像现时一般所谓「苏联之友」或克里姆宫所指挥的徒党一样，凡是苏俄的东西都是绝对好的，尤其是史大林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天经地义。相反地，我们对于克里姆宫官僚独裁对内对外的全部荒谬政策，都是不断地加以指责的。但关于列宁领导俄国工农走向十月胜利的基本路线，基本教训，却应特别予以注意，从它们认真学习，以为我们的借镜或指针。而立宪会议在俄国一般民主解放运动，以及工农解放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无疑地是值得我们借镜，可以作为我们的指针的。 至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从力学的机械的观点来看，是很难说定的。但如果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却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说，这样的国民会议，如果「实现」了，它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实现，当然谈不到解决问题。但却不能因此便否认它对于解决问题之重大的助力。相反地，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有从现时起，积极地，坚定地，勇敢地，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提到人民大众之前，以此去号召他们，鼓动他们起来为实现这一口号而斗争，让他们在这一口号之下活动起来，团结起来参加政治生活，走上政治舞台，实行干涉政治。同时，并以这样的会议去对抗统治者的军事专政，暴露其一切虚伪的民主的「国民大会」（即所谓以「钱与势」「操纵选举」所召开的「形式上允许」的国民会议）。纵令这样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不能解决问题，但在这种运动之下，及由于这种运动的帮助，离开真正解决问题的时间也就逼近了。俄国由「二月」走近「十月」，就是最好的经验。你说「俄国革命证明了立宪会议并没有解决问题」，但你恰好忽视了正因为有立宪会议的长期鼓动，并最后在群众面前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客对此会议的召集表示故意怠工，才迫使群众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因此，从客观上说来，俄国的立宪会议口号虽然没有直接解决问题，但它却大大地推进了加速了真正走向解决问题的道路，即间接地帮助解决了问题。只有这样来了解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才是正确的。 你又说：「一般群众……现时都不能接受这个口号。他们要求的是「联合政府，或「」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二者之间选择呢？你这段话，只有小部份是多少合乎事实的。就是说，现时有一部份群众在中共领导下是在「要求联合政府」，可是现时人们所要求的「联合政府」，不但全是上层的拉拢，不能体现真正的民主，而且即令实现了，也绝对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战前法国和西班牙曾经一度实现过的「人民阵线政府」（即联合政府），以及战后在法意等国成立的「联合政府」所表现之无能，就是铁一般的教训。至于「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假如「一般群众」都「要求」的话，那我们将首先举起双手赞成。但事实上，这一口号尚未被提出来，更不要说一般群众在要求的话了。无疑地这一口号将来是一定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但这还是将来的事，它在现时至少只能有宣传的意义。今天要想号召民众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来干涉政治，宣传的口号是绝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日常的总的政治鼓动口号，——这口号，除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外，实在再找不出任何别的适当的口号来。假如你能找得出更好更适当的口号的话，我们是愿意接受的。但我们相信，你是找不出来的。 最后，我们希望你特别注意的是：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提出，绝非根据我们主观的愿意与否，而是完全由于客观的需要决定的，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西方先进的国家中，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便已成了一切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中心口号（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大会，美国独立运动中的大陆会议，迄至俄国的立宪会议等）。在现今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里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及中国等迟延未决的民族民主的改革运动中，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也仍然是主要的政治鼓动口号。这口号与民族独立，土地归农民，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连结起来，便构成为「过渡纲领」。这纲领不但可以推进民族民主的改革运动向前迈进，而且可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绝对必须的桥梁。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仅仅是所有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中最民主最急进和最具有革命内容的一个口号而已。 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的传统，对于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又颇隔膜，再加各种自称民主的党派又忙于上层勾结，害怕遵循最民主的方法去号召民众起来参加斗争，所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至今尚被忽视，尚未为民众所了解。但我们十分相信：如果中国民族民主的运动再往前进展，这一口号一定会被民众所接受并为之而起而积极奋斗的。因为一个政治口号，只要为客观的情势所需要，它便迟早定会获得群众的拥护，形成推进改革运动的力量的。因为篇幅所限，我们的解答未免简略。倘使你尚有疑问时，请往后提出来，我们将同你作进一步的讨论。 编者六月廿四日
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新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新声》、《求真》相关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彭述之领导的托派多数派曾创办《青年与妇女》，后改名为《新声》，作为机关报刋。现将找到的部分电子版做成PDF文件，并整理各期目录及部分篇目于此。彭述之的笔名有：镜微、旭东、欧伯、陈人白、鹤皐，等；陈碧兰的笔名有韵霓、群音、碧云，等；刘家良的笔名是刘少严、海明、纪芬、翟光；籍云龙的笔名有竹云龙、华贝、谢少翁；张开的笔名有康君、刘乃光、唯康、流光，等；周仁生笔名沈念；香港的阮仲琦笔名招志坚、张志坚；诗人陈景光的笔名有陈曦、蓝天；谢山笔名嵇山（嵆山）。 目录 《青年与妇女》 1946年：Ø第1期 Ø第2期 Ø第3期 Ø第4期 Ø第5期 Ø第6期 Ø第7期 Ø第8期 Ø第9期 1947年：Ø第1期 Ø第2期 Ø第3期 Ø第4期 Ø第5-6期 Ø第10期 Ø第11-12期 Ø《动向》《女声》《银行通讯》及其它 《新声》 1947年：Ø第7期 Ø第8期 1948年：Ø第1期 Ø第2期 Ø第4-5期 Ø第6期 Ø第7期 Ø第9-10期 Ø第11期Ø第12期 《求真杂志》 1946年：Ø【PDF】第1期Ø【PDF】第2期 Ø【PDF】第3期Ø【PDF】第4期 Ø【PDF】第5期Ø【PDF】第6期 Ø【PDF】第7期Ø【PDF】第8期 Ø【PDF】第9期 【《新声》PDF下载】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发刊词：人类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2页） 怎样才能合理解决东北问题（镜微﹝彭述之﹞第3页） 香港九龙定有密约（元度第3-4页） 印埃的反英运动（第4页） 犹有余恨话“保甲”（第4页） 战后国际局势鸟瞰（啸澜第5-6页） 青年在民主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与任务（旭东﹝彭述之﹞第7-9页） 今日妇女首要的任务（林汉达第9页） 妇女与民主（韵霓〔陈碧兰〕第10-11页） 青年男女（碧遥第12-13页）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群音〔陈碧兰〕第13页） 站在学生的岗位上谈民主（青波第14，24页） 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蕴梅第15页） 战后世界经济动向（竹云龙〔籍云龙〕第16-18，21页） 哲学漫谈（陈曦〔陈景光〕第19-21页） 漫谈妇女文学：我们要把文学作为自身解放斗争的武器（晓峦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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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最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第34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无条件停战！（陈鹰第1页） 我们对“宪草修正案”的态度（群音〔陈碧兰〕第1-2页） 暗云低迷的日本政局（流光〔张开〕第2-3页） 英国阁潮的意义（啸涛第3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民大会？：应当解决什么问题（韵霓〔陈碧兰〕第4-5页） 从“中美商约”谈到中国经济的危机和出路（纪芬〔刘家良〕第6-7页） 站在人民立场话征兵（青锋第8-9，12页） 和平与裁军（刘乃光〔张开〕第10-12页） 生活指数与工资（竹云龙〔籍云龙〕第13页） 工人与工会（华贝〔籍云龙〕第14-15页） 论中国的“新革命运动”（嵆山〔谢山〕第16-18页） 青年与政治：本刊第六次座谈会（十一月十四日）（泽清；卫星；秋燕第19-22页） 高尔基的“没落”：译者：贺非，出版者：神州国光社（海龙第23-25页） 〔诗歌〕看吧！我们重见真理与光明：祝“青年与妇女”的诞生（寒流第26-27页） 暗泣（亦萍第28-29页） 〔诗歌〕农夫吟（罗夫第29页） 一个女孩子被狙杀的故事（商邱通讯）（以人第30-31页） 暮秋在羊城（广州通讯）（樵子第31-32页） 沉默的古都变动了（以弗成都通讯第32-33页） 经济危机下的工人生活（工厂通讯）（刘浩然第33页） 信箱：怎样解决“独身”和结婚的矛盾（张秀华第34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期 延安失陷后的国共前途（韵霓〔陈碧兰〕第1-2页） 论护权运动（镜微﹝彭述之﹞第2-3页） 请读者原谅（第2页） 怎样保障人权（群音〔陈碧兰〕第3-4页） 台湾事变的前因后果（刘乃光〔张开〕第3-4页） 莫斯科会议与德国问题（旭东﹝彭述之﹞第5-6，13页） 英国运输工人罢工是怎样大胜利的（田恩；绮霞第7-8页） 青年正确的道德观：本刊第九次座谈会综合纪录（二月八日）（唯康〔张开〕第9-11页） 〔诗歌〕真理展开了翅膀：为青妇“诞生”一周年（蓝天〔陈景光〕第12页） 巴黎通讯：苏联在德占领区的移民（第13页） 巴黎通讯：萨尔的“经济”合并（第13页） 信箱：一个迷途者苦闷的申诉（赵真心第14-15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谈谈国民党政府改组（镜微﹝彭述之﹞第1页） 陆军会谈与印回领袖宣言（流光〔张开〕第1页） 接受五月的教训（江涛第1页） 国际局势之钥在法国（旭东﹝彭述之﹞第2-5页） 再论“第三方面”：评施复亮与平心二先生的争论（纪芬〔刘家良〕第6-8页） 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竹云龙〔籍云龙〕第9-10页） 评当前的男女分校问题（韵霓〔陈碧兰〕第11-13页） 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亚生第13-14页） 信箱：关于蔡尙思教授的“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讨论（伟德；文本第15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评“五·廿事件”（群音〔陈碧兰〕第1页） 评日本的片山内阁（纪芬〔刘家良〕第1-2页） 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和平（镜微〔彭述之〕第1页） 印回分治与印度独立（唯康〔张开〕第2页） 目前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出路（纪芬〔刘家良〕第3-4页） 法国“联合政府”排共的教训及其趋势（旭东﹝彭述之﹞第5-6，8页） 如何解除经济危机的威胁（刘乃光〔张开〕第7-8页） 读“史大林与史达森的谈话”以后（韵霓〔陈碧兰〕第9-11页） 纽约通讯：托洛斯基暗杀案眞相大白（李静微第12-13页） 美国资本主义走向不可逃避的新危机（保罗·沙比罗；阿堵第12-13页） 信箱：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李永健第14-15页） 印度消息：（锡兰四月八日电）（刘乃光〔张开〕第13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4期 评马歇尔援欧经济计划（镜微﹝彭述之﹞第1页） “民主”美国的新反劳工法（唯康〔张开〕第1-2页） 从孙科谈话反映出来的危机（韵霓〔陈碧兰〕第1页） 巴勒斯坦问题及其前途（江涛第2页） 从匈牙利政变看苏联对东欧政策（旭东﹝彭述之﹞第3-5页） 生活指数解冻后的劳资纠纷（刘乃光〔张开〕第5-6页） 学生运动的总结与教训（凌诃明第7-8页） 〔诗歌〕宇宙在翻腾（沙仑第8页） 华莱士与制造战争者（威廉·F·华特；沈念〔周仁生〕第9-11页） 广州通讯：白云山下日无光（樵子第12-13页） 印度消息续闻（第13页） 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曼青第14-15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5-6期 魏德迈访华的任务（旭东第1页） 泛美会议目的在防共反苏（唯康第1页） 评美苏汉城谈判（镜微第1页） “胜利”两周年（韵霓第2页） 英国面临的危机及其出路（潘卫眞第3-4页） 过时的帝国主义在摧毁年青的共和国（刘乃光第5-7页） 经济危机与改革方案（竹云龙第8-9页） 退学与解聘（晓澜第10，17页） 将要到来的美国经济恐慌（约翰·G·莱特；沈念第11-12页） 国际鳞爪：荷兰托派保卫印尼人民运动（李静微第13-14页） 国际鳞爪：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抗议荷军在印尼使用美国飞机大炮（李静微第13页） 马歇尔和华莱士（比里斯；阿堵第13-14页） 国际鳞爪：国大党上台後的狰狞嘴脸（李静微第14-15页） 国际鳞爪：法共对罢工态度的三大演变（李静微第15-16页） 一位伟大的战斗终生的妇人（伊佛林；秋燕第15-16页） 原野晚歌：（诗）（蓝天〔陈景光〕第16页） 评“列宁在一九一八”（伊明第16-17页） 信箱：对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讨论（吴思明第18-19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美国对华政策改变了吗（流光〔张开〕第1页） 法帝国主义对越南的新进攻（镜微﹝彭述之﹞第1-2页） 印度制宪大会休会以后（啸涛第2页） 抗议北平美军暴行（唯康〔张开〕第2页） 回顾与前瞻（韵霓〔陈碧兰〕第3-5页） “国大”开幕的前前后后（刘乃光〔张开〕第5-8页） 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青锋第9-10页） 工人与政党（华贝〔籍云龙〕第11-12，24页） 动荡中之意大利（凤溪第13-14页）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本刊第七次座谈会（十二月十八日）（应澜；卫星；唯康〔张开〕第15-21页） 评一部说谎的“奇书”“反苏大阴谋”（卡恩和赛耶士著，梁纯夫译）（纪芬〔刘家良〕第22-24页） 从“懒工”到“勤工”（新新公司通讯）（庄军第25-30页） 〔诗歌〕梦：我独自徘徊在残破的原野上……（希烈第26页） 复员线上的城市与乡村（旅途通讯）（胡含第27-31页） 争取合理的年赏（工厂通讯）（林静毅第30-31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从国共决裂到改组政府（韵霓〔陈碧兰〕第1页） 评政府的经济紧急措施（镜微﹝彭述之﹞第1-2页） 英国将政权交与印度吗？（啸涛第2-3页） 新“联合政府”治下的法国（流光〔张开〕第2页） 英国“工业上的邓寇克”（唯康〔张开〕第3页） 从日本的倒阁运动说起（元度第3-4页） 劝工大楼惨案教给我们什么（江涛第4页） 方兴未艾的反美运动（刘乃光〔张开〕第5-6页） 论“第三方面”（纪芬〔刘家良〕第7-9页） “党团退出学校”？（青锋第9-11页） 美国走向新的经济恐慌（金光宗第11-12，27页） 青年与文艺：本刊第八次座谈会（元月十九日）（康平；卫星；唯康〔张开〕第13-20页） 〔诗歌〕阳光之恋（希烈第20页） 评一部说谎的“奇书”“反苏大阴谋”：卡恩和赛耶士著，梁纯夫译，连载于“评论报”（纪芬〔刘家良〕第21-23页） 唐吉诃德的恋情（散文）（蓝天〔陈景光〕第24页） 〔诗歌〕火颂（沙仑第24页） 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廓流第25-26页） 女工婚后的大难题（女工通讯）（志超第27页） 谈谈英电卖票（亚章第28页） 编后话（第28页） 忙得很（海龙第29-31页） 《动向》《女声》《银行通讯》及其它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刘光宇来源：《动力》1930年第2期） 两个数目（NathanielPeffer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分析与结论（木君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评叶青的哲学倾向（南冠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哲学上一个旧案的重提（三男﹝王凡西﹞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编者后记（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第二次大战与中日战争（梁石生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南冠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被背叛的革命》读书札记（义方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胜利后的上海妇女（韵霓〔陈碧兰〕来源：《女声》1945年第24期） 银行生活——银饭碗之梦（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总第七十二期） 银座漫谭——小银行员的内幕（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第2期） 《新声》1947年第7期 论“国大”选举（韵霓〔陈碧兰〕第0页） 印度正在从分治走向内战（唯康〔张开〕流光〔张开〕第1页） 生活指数与最近工潮（唯康〔张开〕第2页） 谈禁舞与节约（群音〔陈碧兰〕第2页） 内战踏进了新的阶段（碧云〔陈碧兰〕第3页） 联合国大会暴露出来的国际危机（旭东﹝彭述之﹞第4-5页） 战后世界矛盾及人类前途——评一群『新民主主义』者的内部争论（纪芬〔刘家良〕第6-8页）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危机（潘卫真第8-9页） 对日和约应有的态度（江涛第10页） 对日贸易的认识（竹云龙〔籍云龙〕第11-12页） 向读者呼吁（第11页） 苏联的妇女（克利夫；晓澜译第13-14页） 国际鳞爪：抗议美国助荷的两个文件（沈念〔周仁生〕译第13-14页） 苏联到底有没有民主（信箱）（李觉民第15-16页） 《新声》1947年第8期 三十周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群音〔陈碧兰〕第1-2页） 评法国市政选举（镜微﹝彭述之﹞第2页） 从杜鲁门广播看援欧计划（唯康〔张开〕第2页） 第三次大战与中国的前途（韵霓〔陈碧兰〕第3-5页） 蒲立特『访华观感』读后（江涛第5-6页） 论九国共党情报局的设立（刘乃光〔张开〕第7-9页） 老问题的新发展（竹云龙〔籍云龙〕第10页） 评『反苏大阴谋』——一部说谍的“奇书”（旭东﹝彭述之﹞第11-14页） 中国社会究竟是何种性质（信箱）——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确（吴世明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1期 静观『国大』『行宪』（流光〔张开〕第1-14页） 评中国土地改革协会的土地方案（旭东﹝彭述之﹞第2-2页） 首都教授发表时局主张的意义（镜微﹝彭述之﹞第3-15页） 『美援』与中国经济的动向（竹云龙〔籍云龙〕第2-10页） 美苏『冷战』走向白热化（刘乃光〔张开〕第4-8页） 捷克政变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韵霓〔陈碧兰〕第5-16页） 意大利会走上捷克之路吗？（江涛第5-10页） 知识份子的幻灭与新时代的展望（纪芬〔刘家良〕第8-10页） 国际鳞爪 ↘巴黎劳工反对工会分裂（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英国经济的新危机（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伊拉克人民的骚动（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印度群众的一个大集会（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论里昂·托洛斯基（E.Germain著晓星译第11-14页） 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信箱）（张务普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2期 今年的五月（韵霓〔陈碧兰〕第1-2页） 『国大』揭幕以后（流光〔张开〕第2页） 逮捕·殴打与人权（卫真第2页） 战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金戈第3-4页） 史大林主义与苏维埃制度的堕落（纪芬〔刘家良〕第5-7页） 法国酝酿着新的社会危机（国际鳞爪）（沈念〔周仁生〕译第7页） 义大利人民的抉择（刘乃光〔张开〕第8-9页） 义大利的危机和前途（罗马航讯）（啸澜第9-11页） 论里昂·托洛斯基（E.Germain著晓星译第12-14页） 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信箱）（周永新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4-5期 开封失陷所暴露的危机（第1页） 『行宪』内阁的危机（陈曦〔陈景光〕第2-3页） 多瑙河会议之意义（芬第2页） 通货膨胀威胁着人民的生存权了（竹云龙〔籍云龙〕第3-4页） 美国扶植日本与中国人民应取的态度（韵霓〔陈碧兰〕第5-6页） 最近学潮的回顾与检讨（晓澜第7-8页） 怎样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刘乃光〔张开〕第8-10页） 现代的『疫病』在袭击埃及（康译第10页） 史大林主义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失败（纪芬〔刘家良〕第11-14页） 新的国际领导带来新的希望（巴黎通讯）（阿堵第15页）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有否前途问题的讨论？（信箱）（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6期 从济南失守看政局前途（韵霓〔陈碧兰〕第1-2页） 联合国大会与柏林问题（群音〔陈碧兰〕第2-3页） 印度与海德拉巴的战争（长戈第3-4页） 评当局逮捕学生（陈曦〔陈景光〕第4页） 币制改革能创造奇迹吗？（纪芬〔刘家良〕第5-7页） 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数（云龙第7页） 最近法国阁潮暴露出来的政治危机（旭东﹝彭述之﹞第7-8页） 日本工人斗争的动态（金戈第9-11页） 透过远东烽火看东南亚（刘乃光〔张开〕第9-10页） 中共新政协与土地改革（王景波〔尹宽〕第11-12页） 史大林主义的党制——克林姆宫与各国共产党的关连（纪芬〔刘家良〕第13-14页） （信箱）一个力量薄弱的革命党“要怎样能形成一个群众力量”（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7期 中国往那里走（旭东﹝彭述之﹞第2-3页） 最近国际局势之展望（纪芬〔刘家良〕第4-6页） 从币制改革到『补充』『修正』（刘乃光〔张开〕第7-8页） 美国工人政党的竞选总统运动（康君〔张开〕译第8页） 印度市政选举中的左派（康君〔张开〕译第8页） 战云弥漫中法国所昭示的动向（王景波〔尹宽〕第9-10页） 法国罢工中的法共（晓星译第10页） 中国史太林党之特质及其前途（纪芬〔刘家良〕第11-13页） 阿尔巴尼亚共党的危机（康君〔张开〕译第13页） 关于美苏第三次大战诸问题的讨论（编者第14-16页） 《新声》1948年第9-10期 评四外长会议无定期休会（镜微﹝彭述之﹞第1页） 『行宪』前夕（流光〔张开〕第2-3页） 大钞与邮电加价（韵霓〔陈碧兰〕第2-3页） 从援欧计划看美国外交趋势（纪芬〔刘家良〕第4-5页） 苏联币制改革与取消配给制（纪芬〔刘家良〕第6-7、5页） 法义发生了什么（刘乃光〔张开〕第8-10页） 革命集团在法国的重新结合（第8页） 从威尔顿事件看法国（第8-9页） 革命危机在意大利（第9页） 法国经济复兴的极限（沈念〔周仁生〕译第10-11页） 锡兰普选中左派的胜利（第10页） 评『反苏大阴谋』（书评）（旭东﹝彭述之﹞第11-14页）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再讨论（信箱）（世明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11期 英法同盟扩大的透视（韵霓〔陈碧兰〕第1-2页） 异军崛起在德国（流光〔张开〕第2页） 论『九龙事件』（翟光〔刘家良〕第2-4页） ·经济崩溃与改革币制（竹云龙〔籍云龙〕第4-5页） 美国第三党能带来和平与繁荣吗（刘乃光〔张开〕第6-7页） 新的幻想与新的灾难——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纪芬〔刘家良〕第8-12页） 法国应该建立工农政府（沈念〔周仁生〕译第12页） 你们的党将如何解除英国的危机（第12页） 血溅九龙城（香港通讯）（招志坚〔阮仲琦〕第13-14页）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问题的讨论——并评郭沫若翦伯赞等的意见（白云山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12期 从东北局势看中国前途（流光〔张开〕第1-2页） 本刊两周年的回顾（韵霓〔陈碧兰〕第2-4页） 剖看捷克政变（唯康〔张开〕第2-3页） 从片山到芦田（卫真第3-4页） 评中共对土地政策的转变（镜微﹝彭述之﹞第4-6页） 甘地被刺与甘地主义（纪芬〔刘家良〕第6-7页） 自由主义者往那里去（刘乃光〔张开〕第8页） 人类命运将决定于法国（巴黎通讯）（晓星第9-12页） 锡兰国会中革命党的姿态（晓澜译第12页） 英法西斯打击托派集会（晓澜译第12页） 意共怎样背叛了意大利的工人斗争（晓澜译第12页） 评『反苏大阴谋』（续）（书评）（旭东﹝彭述之﹞第13-14页）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问题的再讨论（信箱）——再评翦伯赞等先生的意见（白云山第15-16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创办宗旨（本社同人）（第1页） 扑朔迷离之东北问题（康君〔张开〕第4页） 英内阁访印团与印度问题（孟元第4-5页） 伊朗问题在安理会上的喜剧（鹤皐〔彭述之〕第5页） 论五四运动之划时代的意义：纪念廿七周年的“五四”节（陈人白﹝彭述之﹞第6-17页） 关于民主问题的意见：中国如何民主化（郭绍虞第18页） 关于民主问题的意见：现阶段的民主主义（李季第18-19页） 关于民主问题的意见：怎样实现民主政治（附图）（林汉达第19-20页） 关于民主问题的意见：民主问题（索非第20页） 关于民主问题的意见：民主与特权：谁配谈民主?（胡山源第20页） 佛拉提米尔论中国的民主主义 印度尼西亚的命运（竹云龙〔籍云龙〕第21-23页） 联合国宪章与殖民地人民（礼逊；康君〔张开〕译第24-25页） 一封表示愤懑不平的历史信件（第25页） 古史辨的解毒剂（母系氏族怎样转移为父系氏族）（李季第26-36页） 母系氏族怎样转移为父系氏族（第36页） 老子的哲学及其社会思想（欧伯﹝彭述之﹞第37-44页） 伊里奇论托尔斯泰思想的矛盾（欧伯﹝彭述之﹞第44页） 论古代希腊罗马戏剧（卢宁著；冰夷译第45-50页） 真与伪（索非第50页） 英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英C．考特威尔著；朱维基译第51-56页） 论社会思想（童止斋第57-60页） 社会的秘密（第60页） 东西文化不同的基础：对农村经济研究会演讲词（唐虞世第61-63页） 战后世界妇女的动态及其前途（碧云〔陈碧兰〕第64-67页） 近十年来科学新发展概观（论实验科学之生父）（李毓镛第68-73页） 论实验科学之生父（第73页） 悲愤的欢笑（小说）（谢少翁〔籍云龙〕第74-79页） 编辑室谈话（编者）（第79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时事评论（第6页） 从吉田内阁观测日本政局的发展（海明〔刘家良〕第4-5页） 印度问题之新僵局（康君〔张开〕第5-7页） 巴黎外长会议之又一幕喜剧（鹤皐〔彭述之〕第7-8页） 满库黄金遍地工潮（康君〔张开〕第8-10页） 密勒氏评论报论中国农民骚动（第10-11页） 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欧伯﹝彭述之﹞第13-21页） 维新与革命（唐虞世第22-25页） 失掉“绅士”风度的舌战（第25页） 波茨坦会议与德国问题（西岑第26-28，57页） 战后世界经济特征（竹云龙〔籍云龙〕第29-33页） 战后苏联之经济（彼得F·戴勒喀；刘少严〔刘家良〕第34-40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一、行不得也哥哥（李季第41-43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二、回头是岸（欧伯﹝彭述之﹞第43-46页） 论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冰夷第47-56页） 英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考特威尔；朱维基第57-61页） 近十年来科学新发展概观（续）（李毓镛第62-67页） 大时代的小船（谢少翁〔籍云龙〕第68-76页） 旅途随笔：自重庆到上海（苏闲第77-78页） “胜利”在珠江（广州通讯）（刘朝真第79-80页） 编后余谈（第80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3期 时事论评（第3页） 评“下关事件”（鹤皐〔彭述之〕第3-4页） 怎样消除内战（海明〔刘家良〕第5-7页） 法意选举之意义（海明〔刘家良〕第7-9页） 论官僚制度（陈人白﹝彭述之﹞第10-14页） 战后国际政局之演变（刘少严〔刘家良〕第15-23页） 美国六十家族之战争利润（乔治·沙尔第24页） 数以万万计之赢利（晓山第24-26页） 战后企业界的利润将有怎样的庞大（谢山译第27-30页） 利润与工资（少棠第30-33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评李季吕振羽的老庄看法（蔡尚思第34-40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再论老子与孔子：答欧伯先生（李季第40-51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孔子不会革贵族的命（陈振维第51-53页） 维新运动底阶级基础和解放意义（唐虞世第54-58页） 论文艺复兴时代西班牙的戏剧（冰夷第58-67页） 编辑余谈（编者第67-68页） 英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续完）（朱维基第68-77页） 〔诗歌〕求真（罗式熙第77页） 近十年来科学新发展概观（三）（李毓镛第78-80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读者意见：我们这些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的青年&编者答复（第1页） 论昆明李闻被刺事件（鹤皐〔彭述之〕第3-4页） 时事评论（第5页） 写在巴黎和平会议之前（海明〔刘家良〕第4-6页） 战后一年（陈人白﹝彭述之﹞第7-10页） 印度问题之真相（刘少严〔刘家良〕第11-20页） “密勒氏评论报”一封读者的信（第20页） 意大利之现状（康君〔张开〕第21-23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道家与小农（嵆文甫第24-30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答蔡尚思评我的老子看法（李季第30-37页） 关于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争：再评李季的老庄封建说（中国虚无主义史略）（蔡尚思第37-47页） 社会形式发展史中妇女地位之变迁（碧云〔陈碧兰〕第48-54页） 叙述第一国际成立经过的一个文献（马克思；唐虞世第55-56页） 论古典主义戏剧（上）（冰夷第57-61页） 小甲长的旧梦（谢少翁〔籍云龙〕第6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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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恐慌与工人斗争（林原，来源：《新旗》1948年第2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8年第20期 经济恐慌与工人斗争 作者：林原来源：《新旗》1948年第20期 李星按：《经济恐慌与工人斗争》的背景是解放战争末期，国统区的恶性通胀。当然，作者跟着第四国际的调子，判断资本主义爬不出萧条的泥坑，是判断错了。但长期萧条、慢性危机，确实是资本主义很多地区的持久现象。这样的社会里，工人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了解有关的看法和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 战后各国的复兴工作，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能踏上繁荣的境地，都很快的就不得不又重蹈战前军火生产的疯狂竞赛中去了。中国不能摆脱这一个世界的厄运，同时它本身又处在一个遍地烽火的劫夺中，其恐慌的程度，自然要比其他各国悲惨多多了。所以农村的贫困，城市的凋零，通货膨胀的恶性化，物价腾涨的直性化，以及工人生活的恶劣化，就表现得更其惊人了。 单就物价腾涨的情形来看，工人生活必需品中最主要的米油柴三项，在最近两三个月中，就跳跃得很难使人相信了。限价开放后，白粳由二十多元一石一跳而为七八十元，再跳而为四五百元，更跳而为八百元左右。那一次跳动，不过是几天功夫哩！迄金银存兑实施后，米价虽曾疲到三百五十元左右，但不到几时，就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又跳到六百多元，最近更跳到二千元左右，不过是半个月辰光，就跳涨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几。这样直线的腾涨，就连统治阶级自己办理的配给米价，也不得不跟着市价跑，要随时调整了。一月初订价每斗六十三元，不两周就调整为一百四十元，涨起百分之一百二十。油价也是涨得惊人，由五角一斤一跳就是十三元，再跳就是二三十元，最近已跳到六七十元了。至于柴呢？也不甘示弱，就是近半个月来看，由一百多元一石一跳而为二百多元，再跳而为三百多元，这两天又已突破四百大关了，几乎是三五天一跳。其他物价也都向涨看齐。在这样高物价重压之下，工人们如何生活呢？ 工人每月所得的工资，是按照统治阶级所编订的生活指数来计算的。统治阶级是资本家的工具，他所编订的指数自然不会对工人有利，往往要比实际物价低落一倍或一倍以上。最近一月份上半月的指数为四八.〇四倍，较上期十八.三倍涨起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二。许多为资本家和统治阶级所豢养的舆论家，都大叫与市价相差不多了，企图以此来讨好工人。其实工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体验得最为清楚，按照统治阶级所编订的生活指数得来的工资，已经很是可怜，加上资本家的折扣和拖延，实际工资更远落在物价后面两倍或两倍以上了。工人生活的苦况，在这里用不着详细的描画，就可想而知了。 在慢性经济恐慌中，农村破产的农民不断的流向城市，扩大失业的后备军；中小工厂经不起通货膨胀洪流的打击，先后被迫紧缩或停闭；就是能立得起的大厂，由于战火的蔓延，也在或多或少的搬迁或遣散。工人阶级在这种境遇之下，一肩担负着生活的重压，一肩排拒着失业的威胁，尝受着人间最难堪的辛酸。但工人们并不因此而沮丧，消极，甘向资本家低头。资本家正在将其在恐慌中所遭受的亏损转嫁给工人阶级；就是说加紧剥削榨取工人的劳动，来维持它的生存。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工人们在漫长的实际生活中，看清楚了资本家的嘴脸，不但不能放松对它的斗争，而且加紧对它的斗争。像近个多月来年赏加薪的斗争，反对搬厂遣散的斗争，以及关厂复工的斗争等等，真如雨后春笋的一样，继续不断的发生和进行着。 工人斗争，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以在经济繁荣时期为最具有力量的。在那时候，在业的工人多，失业的工人少，容易团结；同时，资本家获利多，容易让步。所以每次工人斗争，多会获致胜利，因而增强了工人的力量，使斗争能蓬勃发展。等到经济恐慌和萧条时期，工人斗争就转而消沉了。其原因就是那时工人失业多，团结不易，而且生活压迫得抬不起头来。这种情形，在资本主义周期恐慌时期确是如此。但今天，资本主义的周期恐慌已经过时，代替它的已是慢性的恐慌了；就是说：恐慌，萧条之后，不会再有繁荣这一个时期了。这厄运无论在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下，或共产党劳资两利的统治下，都不能完满的解决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糜烂到如此程度，再不能在某一个较落后的国度里起死回生了。只有工人阶级起来把它推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才有出路。但要做到这点，在眼前第一步就应先建立起新的斗争形式。这新的斗争形式是怎么样呢？简要的说就是在业工人之间与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要团结起来，共同去从事斗争；有工大家分摊做，工资不减；中小工厂要紧缩或停闭，或大厂要遣散或搬迁，工人们就坚决起来反对，并进而自己管理工厂，不让资本家干涉。只有这样，才能掘发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庞大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眼前个别的零星的经济斗争，扩展成为同盟罢工，以至于政治斗争。不过在这中间，觉悟的工人，尤其是革命的工人，要负起更多的酵素和凝结剂的作用。没有这个酵素和凝结剂，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是很难完满的建立起来的，在最近个多月来自觉的自发的个别经济斗争中，已大大的表现了工人的斗争精神，所缺乏的就是一个酵素和凝结剂了。 工人们！觉悟的工人们！快快走上革命的道路吧！未来的世界只有经过工人阶级的手才能建造起来的。 一月十九日
工人阶级与币制革改（林原，来源：《新旗》1948年第1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6年第18期 工人阶级与币制革改 作者：林原来源：《新旗》1948年第19期 李星按：本文的背景是解放战争中期，国民党用币制改革进一步攫取人民财富，支撑镇压人民的战争。值得注意的一个点：作者提出消费者应该联合起来，去检查资本家，打击囤积物资和投机买卖。在秩序稳定的时期，有很多消费者投诉行为，甚至有人靠打假去赚钱，属于市场允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秩序动摇时期，消费者针对资方的联合行动，突破了市场规则，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了。虽然对参与者来说，两者的表面动力似乎相同，即“我不能亏钱”。 国民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张最后王牌：币制改革，摊出在桌子上已经有一个半月了。本刊因为出版迟延，未能及时批评。现在，这个改革已经实行了相当时期，悲惨的结果业已显而易见，官方的乐观欺骗已经无人相信，所以我们也毋须在这方面多所揭发与暴露了。总之，在无法改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内，尤其病入膏肓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内，即使以最残酷的方法压榨工人农民及一般劳动者，即使以强暴手段部分剥夺非豪门的中小资产阶级，都不能产生一个「巧妙方案」，使这个垂死的经济局势起死回生的了。不过在这里，我们无意凭学理与事实详细说明为什么不能产生这样的方案。在这里，我们只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指出：统治阶级的任何改革方案虽然都是命定着走向失败，但其失败程度，却完全视我们工人阶级对它抵抗的程度而定。如果我们无言忍受，或竟「衷心拥护」，有似国民党党官所号召的，那它的命运就会好些，反之，我们如果坚决站在阶级利益上，不屈地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那它就会更快崩溃的。 因此，我们在此地只愿谈到我们工人应该如何对付此次币制改革： （一）反对废止生活指数改革币制是在经济恐慌，准备金不充足，以及破敝的旧基础上来进行的。统治阶级虽企图用权力来管制经济，抑平物价，以达到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心愿。但经济物价不比同军队，可以用指挥刀来如意指使的。最大的困难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不能相容了，又以统治本身的腐化无能，将使经济愈管愈溃烂，物价愈平愈高扬，加上战争上的大量消耗，财政上必然是天文赤字。在这种情形之下；美援有限，增税不可能，不再增发钞票，如何维持其统治？通货再膨胀，反过来又促进物价的直冲腾涨，这是必然的道理。但是工人的生活指数被废止了，工资被冻结了，难道就这样束紧我们工人的腰带，让资本家来剥削吗？按照生活指数发薪，这是我们工人在抗战结束后斗争得来的胜利品，前年四月曾经被冻结过一次，去年五月又给我们争取回来了，虽然被打了个折扣，虽然是由统治阶级自己来编订，但总比冻结好得多。现在又给统治阶级在改革币制的炫耀之下，废止了，这对我们工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威胁，大打击，我们工人是根本不能缄默的，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高着嗓子，挥着拳头来反对，要求继续维持按生活指数发薪的办法，并且由工人们自己来编订。 （二）反对解雇遣散币制是改革了，但外汇管制严，原料不易进口；工资停止，利息又低，告贷不易，资金周转不灵；加以市场狭塞，购买力低弱。这样一般的工商业家，还是不易站得住脚，今后减小营业，减产停产的现象，将更加剧。解雇和遣散工人，自然又愈来愈多了。被解雇和遣散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大不幸，而在业工人，也是一大威胁。因之，在业工人与被解雇和遣散工人应联合起来，反对解雇和遣散，要求有能力工作的工人都应该给他工作。如果没有这么多工作，就应该把在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让失业工人共同工作，而工资仍照原数发给。 （三）公开大资本家账簿自然，将在业工人工作时间减少，让失业工人都能就业，这在个别资本家方面，将自愿把账簿公开，说明他实在亏累，不能负担。我们工人对个别资本家的账簿，不感兴趣，因为这仅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中对个别资本家的不幸。我们工人所要求公开的所有资本家的账簿，尤其是大资本家的账簿。揭出他们的过分利得，过分浪费，以及他们的囤积物资与抬高物价的罪恶。因而无条件征取他们的利得，运用公私停产和开厂的房厂，开办公共事业由工人自己管理生产，收容失业工人。 （四）成立消费者代表会物价是当前剥削工人生活的最大敌人，也是大资本家剥削工人最凶猛的武器，我们工人必须联合士兵，农民，以及低级公教人员，小市民，和家主妇等，来组织消费者代表会，澈底检查所有资本家仓库，切实掌握物资，有效平抑物价。当然，统治阶级会对我们工人说：政府已成立有物价委员会，已宣布检查仓库，用不着工人们来劳师动众了。我们工人坚决反对这种说话。统治阶级的物价委员会和检查仓库都是虚伪的，欺骗群众的。他们限价，是跟随黑市的尾巴来钦定物价，或以服务为名，以保障资本家利益为实。至于检查仓库也是一样只是拍几个苍蝇，打几只有财无势的老虎，藉以中饱豪门吧了。我们工人切不可上统治阶级的当。 （五）争取罢工自由以上这些要求，是与资本家的利润欲两不相容的，除非靠工人自己的力量，用罢工的方法争取，是不能实现成为事实的。从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罢工是工人保障生活，维持最后一口饭的唯一武器，罢工是合法的，现在被统治阶级禁止了。缚住工人的双手，一任资本家压迫剥削，这是合理的吗？工人们必须联合起来，为争取同盟罢工而斗争。无罢工，就是无生活；不自由，就不能生存。
〔读者通信〕继续撑持我们的新旗（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5期 〔读者通信〕 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一）继续撑持我们的新旗 （二）甚么是机会主义？ 李星按：共产主义实践里的机会主义，到底是个啥，如何鉴别，是很考验一个人的阶级判断力的。本文就是阶级判断力的一篇短小范文，很敏锐地剖析了彭述之一方的阶级妥协观点。事实上，当时的第四国际，在阶级妥协立场上，距离彭述之也是大哥别笑二哥，彭向追随者兜售的一些观点，本来就来自当时的第四国际。 但，又要说但了：王凡西、郑超麟等人的敏锐分析，对当时追随彭述之的托派青年来说，是蛋用不顶的，不能启发他们，不能让他们摆脱思想上的错误理解，不能让他们更有效地推动工人斗争。原因是：人们总是在阶级实践中得出和修正结论的，而思想固然也是一种实践，但毕竟比较微妙，而难以那么直截了当地影响人们的认识。追随彭述之的青年，首先看重的是他的“权威”，这一权威是昔日共产主义实践遗存的残留物，以曲折的方式，落在彭述之身上，王郑的分析无法瓦解彭的“权威”。 那么，是否王郑就不该分析包括机会主义在内的社会思想现象了？当然应该。但他们更应该把力量放在对工人斗争的分析上。尽管在那个时代里，王郑难以直接影响工人斗争，但作为“精神遗产”，对后人的启发，会更直接、更有力。 （一）继续撑持我们的新旗 新旗社诸先生： 河山遥隔，虽然我们素不相识，是一颗颗追求真理的炽热的心将我们串连在一起。我们是贵社的一群读者，同时也继续不断地做着初步的启蒙工作。但是，我们不能经常地读到你们的刊物，因为这是统治阶级所深恶痛绝的。 阅贵社第十三期后面一则启事，因事实困难改为月刊，这讯息使得我们难过。的确！现在的杂志很多，但找不到一份能真正替劳动大众说话的刊物，我们以为贵社是唯一的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旗帜，「难道连这也不能撑持吗？」这问题苦恼着我们，我们感觉到耻辱，我们感觉得自己应当义务地担任起一部分责任，希望新旗能滋长，开展，成为中国革命先导的一面大纛，一盏明灯。 除了虔诚地祝福你们坚苦地支撑这一面的旗帜外，我们内心充满了崇高的敬意，这里，我们贫苦的一群，凑集了肆万块钱作为物质上之声援。… 真理是曲折前进的，在不久的将来，当暴风雨带着雷声迤逦响起的时候，愿我们共同迈步前进，余再谈。祝 奋斗 读者陈康成敬上 三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编者按，自从本刊第十三期向读者呼吁以来，我们收到好多读者来信鼓励，并解囊相助，兹选载此信，藉见一斑。我们固然需要物质的援助，但也需要精神的鼓励。 （二）甚么是机会主义？ 新旗社诸先生： 读了贵刊第十四期「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民主口号」一文后，我把某杂志座谈会记录翻出来重读一遍，觉得你们称他们，座谈会参加者，为「机会主义者」，是不对的。所谓机会主义者，如考茨基，史大林，毛泽东一流人，是主张阶级妥协，反对夺取政权的。座谈会参加者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主张用议会式的法律条文来解决问题。他们都是些青年人，正在学习当中，难免有缺点。我认为座谈会发言一般是对的，所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没有懂得：在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是用作唤起工农走向斗争的一种工具。你们将「机会主义」衔头送给他们，未免意气用事了。…… 读者唐中流 卅六年二月十三日 中流先生： 你为爱护某杂志座谈会而向本刊上期一篇文章提出抗议，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一般欢迎读者的抗议，无论抗议得对不对。如果抗议得对，本刊愿意认错和道歉。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觉得本刊的立场是对的。 你说座谈会的议论不是机会主义，你举出这议论与考茨基，史大林，毛泽东等人议论不同，为证据。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不同，但是要请你注意，机会主义的表现本是随时代而不同的。考茨基一辈的机会主义表现于反对革命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史大林一辈的机会主义表现于反对世界革命，主张「一国社会主义论」问题上；毛泽东一辈的机会主义则表现于轻视城市工人力量，企图与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上。史大林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也未曾主张中国一国能建立社会主义。所以仅仅拿机会主义在某一定时代的表现来概括一切机会主义，是不妥当的。现在，中国从左方反对毛泽东主义的营垒中，如果有机会主义产生，那多半会表现为新的形式。辩证法要求我们时时处处要注意一种本质在不同条件下所表现的种种形式。我们既然不能断言我们这一新营垒中决无机会主义产生，那就应当研究甚么准绳可以判别一种倾向是否机会主义的了。与座谈会发表同时，我们恰好接到E.Germain同志那篇文章，其中恰好给了我们所需要的准绳。这准绳就是说：凡不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或一种要求，不把民主口号或要求看做一种动员群众用的工具，反而认为民主是一个阶段或桥梁，必须渡过之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试拿这个准绳来衡量座谈会。座谈会是否机会主义，须看它是否合乎Germain同志所设的这个准绳以为断。那么请你判断一下：座谈会会说民主是口号或要求么？不会！会说民主口号或要求不过是动员群众用的工具么？不会！会说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非先渡过不能走到社会主义阶段么？确实如此说！（例如十九页上栏，「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代表两个历史的阶段，但在落后国家从此阶段到彼阶段却是紧相联系的。」）那么他们就是机会主义者了，——或者，恰切些说，他们乃是合乎E.Germain同志所设准绳的机会主义者——，你如果认为Germain同志所设准绳是对的，那就应当承认我们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也是对的。你说他们「所缺少的只有这一点，就是没有懂得：在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是用作唤起工农走向斗争的一种工具。」你说得很对，很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们「缺少」这种了解，他们才是机会主义者呀！ 你说座谈会参加者「都是些青年人，正在学习当中，难免有缺点。」你这话也说得对。他们是些很有希望的青年人，我们也同你一般地爱护他们。实在他们并不能替座谈会表现的机会主义负责。他们是在那里研究和学习。应负责任的，乃是座谈会结论者，他的机会主义是有机的，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的批评仅仅是针对他而发的。 记者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国际斗争（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5期 国际斗争 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动荡中的西班牙 ↘西欧诸国罢工 ↘东方也有罢工潮 ↘对于越南屠杀的抗议 ↘美国托派统一组织 李星按：这里收录的几篇短讯，说的是二战结束后不久，欧洲的工人斗争。佛朗哥一度不稳，统治者甚至在讨论换马。但冷战给他续命了三十年。美国的第四国际支部一度想跟分裂出去的前同志联合，但后来失败了。走出二战的美国，统治秩序空前稳固，世界影响空前加强，美国的工人斗争以及全社会的思想面临二十年的保守期。 王凡西、郑超麟的刊物是直接讲“我们托派”如何如何的，不会像彭述之一派那样，用民主主义面具遮掩自己。王郑也比较直接报导境外托派的实践。但当时同情第四国际的左翼青年还是追随彭述之的居多，因为他是“托派中央”，他代表“第四国际”，也就是现实中的权威。 王郑当年的这种态度，受时代所限。你不追随这个权威组织，就追随那个权威组织，否则做不成什么事。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归零了，权威不存在了，至少也免去了一个在权威之间做选择题的麻烦。 那么，能不能说，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的失败，工人国家的集体覆灭“也是好事”，因为这种覆灭打开了工人阶级重新出发的路？主流共产主义的失败让全人类的反抗精神进入昏迷状态，给劳动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剥削，对大众有害，而对资产者有利。对工人阶级来说，这种实实在在的灾难无论如何不是好事。同时，主流共产主义的灰飞烟灭，消解了过去束缚工人的精神权威与组织泥潭，让无产者有重新出发的可能。 动荡中的西班牙 这几天，为了恢复君主国问题，西班牙又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中心了。佛郎哥为甚么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呢？为甚么要同旧王朝谈判而最后宣布自己为终身元首呢？不知道西班牙内情的人，恐怕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国外的压力，其实我们虽不否认国外压力在这里有作用，但主要的原因，无可否认地，是由于国内的动荡的。下面是一些未曾见于中国报纸的西班牙消息。 一月十七日，巴黎各报登载西班牙罢工蔓延很广的消息，据说以前几星期中，巴塞伦那城几个大工厂哲伦那，包啻罗，特灵雪，毕马啻和「工业西班牙」，都发生了罢工，就中，哲伦那厂罢工特别引人注意。政府派了军队去驱逐工人出厂，并代替工人工作。可是工人把自己生活痛苦说给兵士听，而且告诉兵士以罢工理由，兵士都很感动，他们和工人联欢，他们的同情很快增长起来，最后拒绝破坏罢工命令，军官们不得不从工人区把军队调走。这件事成了街谈巷议对象，工厂周围，露天底下，群众聚集起来讨论此事，警察也不敢干涉。以后罢工工厂更增加了。巴塞伦那沿海区域煤气工人举行了罢工。本城一家大报纸「郭独」自办的造纸厂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警察奉了资本家命令，常常压迫这些罢工，有时把工人逐出工厂，有时成群逮捕罢工者，但工人抵抗力很强，警察不得不让步，被捕的工人大多释放了。最后，资本家也只好不顾政府禁令，答应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配给更好粮食的要求。 罢工潮现已扩大至全体城市了。特别有意义的是马德里五金工人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者一千人。这是好多年来西班牙首都所未有的。 西班牙「全国总工会」（CNT）是有优良传统的工人团体，它的巴塞伦那分会委员们，被佛郎哥的反动警察逮捕去了，此外还有许多工人运动战士被捕。 马德里附近，加拉班雪尔监狱中的政治犯，也感染了狱外斗争情绪，于去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举行一次绝食，为了抗议监狱长虐待几个政治犯。他们在监狱中受苦多年，依然保持着如此英勇的精神。 其他斗争消息自然还有，但因西班牙是法西斯国家，新闻报道不能自由，我们难于知悉。但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已可知道，自从革命失败以来，西班牙群众现在又开始觉醒了。旧创伤已经相当康复了，而轴心国战败又使得佛郎哥地位因孤立而动摇。现在只是如何去代替佛郎哥政制问题。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及本国资产阶级，要改变佛郎哥政制，但害怕群众在这改变过程中发生了作用。他们要一种没有群众干涉的政制，一种最便易的改制，于是提出复辟问题，即想简单地拿旧王朝继承者唐璜来代替佛郎哥。这个计划，显然是要遭受群众反对的。于是人们想出了一种「过渡的政制」，即成立一个含有君主党，共和党，以及劳工「领袖」在内的政府，而以军队诸将领为靠山，藉军队来维持「治安」。西班牙社会党现在也赞助这个计划。 佛郎哥企图与君主党妥协，但不成功，近日他宣布的改革自然不能解决问题。西班牙又有一个大斗争在我们面前。但愿此次能不被社会改良党和史大林党所葬送！（盛） 西欧诸国罢工 西欧罢工斗争并不限于西班牙一国，虽然与佛郎哥改制问题联系起来看，西班牙罢工含有更直接的政治意义。 与西班牙罢工潮同时，比利时发生了战后最大的罢工，那是安特卫普码头工人支持了四个多星期的大罢工。罢工爆发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本质上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因为工人工资不及战前二倍而物价则超过战前四倍。社会党领导的比利时政府派了二千名兵士去代替工人搬运货物，而且根据共产党部长马多去年所颁布的命令，拒绝给予罢工工人以失业救济金，以此希望工人屈服。以社会改良党和史大林党为主的工会官僚们不仅不领导罢工，而且反对罢工。但第四国际比国支部，「国际主义共产党」是积极赞助罢工的。它定于一月六日召集罢工大会。这消息一宣布，工会官僚们也急忙于六日以前召开大会，而且表示赞助罢工及付给失业救济金了。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晚报」很正确地说：这是工会领袖们图谋收回他们被托派夺去的势力。托派战士朵尔曼在工会官僚召集的大会上向群众演说要求随物价高涨增加工资，并号召总同盟罢工来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们看见大势已去只好让步，增加了百分之三〇工资。为了托派的活动，所以最近比国总工会大会中已可看出有一个左翼形成起来。 英国运货汽车工人罢工也得到了胜利。英国这部分工人劳动条件本来是远逊其他产业工人的，他们的正式工会领袖又是英国工会中最善于谄媚资本家和出卖工人利益的。工会官僚和工人群众对立如此尖锐，以致总书记台金每次罢工出席群众会议时候，都须请警察卫护他，否则要被人殴打，或者逐出会场。此次罢工并未获得工会上层领袖批准，它是下层领袖通过的，这些领袖，即各分会负责人组织了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来指挥罢工，各区，各市场，也有罢工委员会组织。起初，「中央罢工委员会」没有经验，又受史大林派操纵，不能尽职，曾决议复工，但群众不答应，继续支持下去。工党政府派出军队来代替工人工作，可是码头工人，搬运夫，以及一切与运输业有关的工人立即起来抗议，举行同情罢工，其他部分工人，如铁路工人，客车工人，煤气工人，石油工人等等，也准备于政府继续派出军队时举行罢工了。这是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以来第一次，一部门工人的斗争得到其他部门工人同情援助。最后资本家屈服，答应了工人要求，即每星期减少为四十小时工作，而不减少工资，每日超过八小时工作须另付工资，例假日休息。资本家报纸认为工人得到「完全的胜利」。此次罢工中，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共产党」，是唯一的党，不仅赞助罢工，而且号召其他部门工人起来援助。 法国印刷工人罢工使得巴黎好长久没有报纸。印刷工人要求的是增加工资百分之二五，为了抵补通货膨胀的损失。法国共产党公开反对这个罢工，指斥工会和罢工工人为「托派」。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也不能出版。共产党曾以「人道报保卫委员会」名义组织了一群打手，冲破报馆周围的封锁线，那是印刷工会派出纠察队封锁的。但「人道报」依然出版不成。法国托派确实赞助罢工，他们的周刊「真理」是罢工中唯一能出版的巴黎报纸。 东方也有罢工潮 新嘉坡六千四百个市政工人于一月间举行罢工，政府派一千二百名日本战俘来代替工人工作，工人劝告战俘停止工作，政府则派武装警察干涉工人活动。 印度加尔各答六千电车工人亦于一月间罢工，要求每月工资增至三镑（等于美金十二元）。孟加拉政府禁止罢工，主张用仲裁方法解决，工人不听。同城电气工人和码头工人也在准备罢工。（盛） 对于越南屠杀的抗议 东方不仅有工人罢工，还有民族独立战争。法国自己刚从外国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就要恢复它对于越南民族的统治了。法国这个企图显然获得联合国（连中国在内）默许。但越南民族反抗这个企图，不惜与法国帝国主义作战。在「联合政府」之中的法国共产党应当替法国这个行动负责。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国际主义共产党」，于十二月六日和一月二十四日两次在巴黎召集群众会议，抗议越南屠杀，但都被警察解散了，参加的北非洲人，越南人，及许多党员，被打受伤。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社会主义工党」联合另一个托派组织，美国「工人党」，亦于一月二十五日在纽约法国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要求法国退出越南，要求美国政府勿以军火供给法国。示威群中有越南侨民参加。示威者递送一份抗议书给法国领事，除要求一切法国军队立即无条件退出越南外，还抗议巴黎警察之解散群众会议。越南侨民亦曾邀请美国共产党参加此示威，可是共产党拒绝了。（盛） 美国托派统一组织 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社会主义工党」，一九四〇年因争论苏联问题，分裂为两派，少数派以夏赫脱曼为领袖，另外成立「工人党」，未得第四国际承认，但仍以托派自称。战争停止之后，「工人党」要求统一组织，双方谈判了好久，未能成功。今年二月间，由于「工人党」建议召集一个「临时大会」，并保证服从大会决议，「社会主义工党」遂同意统一。两党于「临时大会」以前将进行讨论各种争执的问题，以「党内生活」特刊登载争论争论文字，两党支部亦可先行联合开会。确定的统一，则在「临时大会」以后。 第四国际这个有力的支部之统一，对于未来美国革命发展将有极大的助力。（盛）
论机会主义者之利用民主口号（ErnestGermain〔曼德尔〕，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4期相关链接：曼德尔 论机会主义者之利用民主口号 作者：ErnestGermain〔曼德尔〕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库之曼德尔专栏上有此文，标题：OntheOpportunistUtilizationofDemocraticSlogans，作于1946年7月1日。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46/07/slogans.htm 李星按：据录入者考证，本文作者是曼德尔。本文的背景似乎是二战结束后，第四国际内部迅速出现了适应现实、要求在资产阶级政治里寻找自己位置的公开呼声。于是曼德尔在那里“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本文的观点，就不评论了，因为基本正确。但是，显然不具有启发性。就是说，一个读者看了以后，不太可能变得更理解阶级现实。为什么呢？至少写作的角度，这个主义者，那个主义者，符合辩证法，不符合辩证法，云云。这个写作角度，以我的浅薄认识，是抽离于阶级斗争，而更接近思维的抽象“运作”。它可能原则上挑不出毛病，但它从目的上，就不追求启发读者的自觉意识，而满足于“我写了正确的话”。 这个写作角度，或者说方式，长期以来，恰好是极为普遍的…… 又：本文的翻译风格晦涩难懂，文白杂糅，而时间已经是1948年了。也许，译者以为“理论”就该如此？ 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是革命运动中两个对称的倾向，其发生都是由于同样不了解列宁主义战略和列宁主义策略之间的关系。此外，不幸的，这两种倾向又能互相助长。过去一切的革命党中，在反对教派斗争过程内，都发生了中央派的倾向，反之亦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第三国际的历史不过是此类连续性经验之一种悲剧的覆演罢了。我们的运动也不会逃脱此类经验的。领导者的任务就在于如何细心去教育干部，为了防止个别同志付出太多的代价去重覆过去那一切痛苦的经验，为了制止传染病的扩大，当病症终于出现了时候。 教派主义者常常利用列宁主义那些反对机会主义的论据，为的把他们对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之无知输入革命运动中来。反之，机会主义者则常常利用列宁主义那些反对教派主义的论据做外衣，来遮掩他们的理论裸体。显然的，那些论据是决不会减少其正确性的，倘若是一个布尔雪维克党来使用它们，即是说，倘若是在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之下来使用它们。但如此，革命的论争者，于解释一个策略问题时候，就负有责任，来仔细斟酌他的一般论据，为的向极左派打击一下时必须跟着向右派打击一下。否则，他自己就有朝相反方向走得太远之危险。工人运动历史教训了我们，这种危险，对于那些以「反对教派主义」为专业的倾向和人物，是特别重大的。因为，我们常说的「教派主义跟随机会主义，如影之随形」，这话如果是对的，那么就有好多的人，他们开始向这个影子作战，不久自己就与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联盟，来反对革命纲领本身了。 列宁主义者，说到利用民主口号问题时候，是从估量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一般的客观局势出发的，又是从由此估量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出发的。策略的问题不过是关于领导群众去接受这个纲领时候必需经过的道路问题，……并非关于群众尚未「了解」这个纲领以前叫群众走其他道路的问题！在列宁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不过是动员劳动阶级用的一些工具罢了。 机会主义者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民主口号问题。他们说，「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尚未提出议事日程」，或「已退出议事日程」了。最好是「这几年间不必空谈它」，而应转向于「更具体的」问题。其次，这些「更具体的」问题切不可时时刻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着提出来，而应当离开革命纲领而独立提出来。换一句话说，在这个全时期中，不能为革命要求而斗争的群众，就要仅仅为民主要求而斗争，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以后，当群众意识又「成熟了」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方可以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试在欧洲浏览一下，就可以显示大西洋彼岸那些机会主义者：他们的论据每一点都近似于史大林派领袖们的论据，在欧洲大陆上中央派群中也可以听到这种论据之忠实的回声。 列宁主义对于民主口号之观念和机会主义对于民主口号之观念，其间根本的差异可以概括如下：对于列宁主义者，民主口号不过是发动群众革命行动而用的一些工具罢了，其目的是要创立双权政制；对于机会主义者，则民主口号就成了他们的藉口，为的无限期地把群众革命动员搁置起来，而代之以巧妙的，选举的，议会行动的，党团活动的工作，在「群众组织」中做这工作。列宁主义者规定现阶段性质为一种宣传的和组织的准备阶段，准备群众去从事革命任务；机会主义者则规定现阶段性质为一种「真空」，一种「两出戏间的休息时期」，一种必需的「过渡阶段」，诸如此类。 群众的「民主幻想」 从上述不同的前提就产生不同的结论。在列宁主义者看来，群众的民主幻想乃是偶然性的行情性的历史因素之次要的产物，决不会障碍群众革命行动的。反之，我们现在特别能够利用民主口号，正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独裁倾向面前，这些口号能促进群众动员去反对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目标！机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群众既有民主幻想，那就是表示群众将有一个全时期「注目着」议会，将不肯在议会工作范围以外行动。在机会主义看来，群众既有民主幻想，就不能进行革命行动了的。 过去二年欧洲全部经验已经证明机会主义者这般提出问题是如何错误的了。群众跟议会制度（比前都更衰颓的，腐败的和瘫痪的议会制度）渡过短暂的「蜜月」之后，就到处对于议会内的事情失去一切兴趣了。欧洲发生的，没有一件重要的问题，尤其一件「民主」的问题，群众不是自发地采取议会外的行动道路，即胚胎中的革命道路，去解决的。自然，史大林派和改良派要阻止这种行动发生。但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应当解释一下呀：为甚么，由于群众「不了解」之结果，这些运动必须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内呢？ 当萨伏衣家的翁伯特（译者按：即意大利国王）迟疑不肯退位时，米兰工人便要以直接行动来回答他。教派主义者此时如果发出「不要君主国，也不要共和国，只要苏维埃」口号，那是有罪的。事实上，那就是等于告诉群众说：「人家在那里准备绳子来吊死你们，你们不必去管它，你们只要耐心读书，等到明白了学问是我们专有物时候，才起来行动。」可是此时如果发出下面的口号：「要求制宪会议迅速行动，叫共产党和社会党立即投票罢免国王，等等」，那就是更加有罪的了。那就是等于摧残了群众的行动的意志，等于把群众推回议会范围内去，群众却是已经走出了这个范围的。唯一恰当的方式提出问题，就是号召群众实行一次总罢工，组织斗争委员会，反对翁伯特和君主国，要求共和国；这就是说，号召群众起来设立那从民主口号出来的革命政权机关。在此条件之下，凡不肯提出行动口号的人，不肯将民主口号联系于斗争委员会口号的人，就不是领袖了，而是运动的绊脚石。恶意的机会主义者将要反驳说：「可是，你们自己，与教派主义者斗争的时候，也曾坚持指出现阶段群众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指出群众尚不能自觉地提出进一步为苏维埃斗争问题。」不错，但是第四国际的全部任务，正是在于解决客观革命局势和群众落后意识之间的矛盾，而非在于简单地提出这个矛盾。闭起眼睛不看这个矛盾，而继续念诵共产主义经文，（如教派主义者所做的），固然是错误的：但是让自己给群众一种过渡性的精神状态所催眠，不将政治路线建立在帮助群众起来担负其历史使命的任务上，反而降低自己的纲领去适应群众中最落后层次之水平（如机会主义者所做的），那也是同样的错误。 无产阶级革命，其客观条件成熟性和主观条件不成熟性，这个矛盾之一种特殊的表现，就是群众意识和群众经验间的矛盾，就是群众思想方式和群众行动方式间的矛盾。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水平自然是低于一九二〇年时候，那时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比现在更加普遍，更加为群众所接受的。反之，第二次大战后，意大利群众行动水平则比第一次大战后更高得多，因为此次行动于一九四三年开始时就采取了成立苏维埃和武装自卫军形式。群众继续投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票，继续留在两党里面，这不过表示群众未曾陷入于政治的怀疑主义罢了；一旦，行动时候到来，无论是为了反对莫索里尼的，或为了反对生活高昂的，或为了反对君主国的，群众行动就更多符合于托洛次基主义纲领，而更少符合于那些出卖阶级的「领袖们」的训令了。自然，这个矛盾一天不得解决，即使有最广大的最坚决的行动也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阻碍着道路，使群众不能走向第四国际的，并非那些「民主幻想」，实是工人运动之全部活动遗产，实是群众对于目前「领袖们」之「革命」作用的幻想，实是惰性和传统的重量，实是托洛次基派组织之物质上的薄弱，实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底狭小，——这一切因素配合起来，就阻止了群众，使之不能迅速投向于第四国际欧洲各国支部。我们自己深信，在工人斗争现时期中，革命党将充分迅速而坚定地强大起来，于无产阶级未曾被人击败以前，就领导之获得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党首先必须保持其自己的面貌，其自己的旗帜，切不可同那些替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颂扬的人相混处。 民主口号的代数性 机会主义者，从现阶段不可能以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这一点出发，彻底推论下去，便要说：目前的斗争必须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以抵御资产阶级的独裁企图。资产阶级民主之临死挣扎，机会主义者对着，只想借助一些无效的药方去拖延它的生命；列宁主义者对着，则是要借助民主口号来催促它断气。 托洛次基，在与「第三时期」的史大林主义教派作坚韧斗争时候，顺带着也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保卫「腐朽的魏马民主」以抵御纳粹攻击；正是这个「民主」的腐朽产生了希勒特，以后还要产生更多的希特勒的。问题仅在于保卫「工人民主」这个核心，它存在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外壳之内。以这保卫为跳板，从此由守势转为攻势，目的在于结果希特勒之后再结果魏马政制，正如结果了哥尼洛夫之后再结果克伦斯基一般。 重覆以上的话好像是多余的，可是民主口号的「代数性」正可以从以上的话推论出来。当我们努力动员群众去反对君主国（这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完全解体路上的一个障碍物）时候，我们并不告诉群众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比资产阶级君主国「好些」。我们号召群众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其「阶级性质」是我们有意虚悬着的，并非为了我们认为能成立一个「既非资产阶级的又非无产阶级的」共和国，而是为了这类口号恰恰适应于真实斗争中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群众已经自觉地向一个障碍物进攻了，却不明白知道他们究竟为了甚么而斗争。我们要把共和国口号与整个过渡纲领联系起来，以此努力促进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斗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把共和国同一连串其他口号联系起来，这些口号都是越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以外去的。次一阶段是甚么，则将由活的历史过程自身来决定。如果，在为「共和国」的斗争中，有斗争委员会出现了，我们就要拿这些委员会的政权去对抗任何民主共和国；然后我们又要为「委员会的共和国」而斗争。如果在这个斗争阶段，委员会尚未曾产生出来，那么我们就要与那巩固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企图分开，我们就要向群众说明：他们并不要在新的商标之下继续他们的贫困生活。此时群众一定会了解我们的。但是我们虽然配合着每一阶段发出适当的口号，我们仍旧是不可和解地仇视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形式的，仇视它的每一机构的，我们并不隐瞒这个仇视态度，并不藉口什么「策略」来遮掩它。 反之，机会主义者，当援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时候，当郑重提示资产阶级共和国「较优于」君主国，或一院制国家「较优于」两院制国家时候，就是明白显示他们的思想的来源了。不错，当讨论宪法问题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最急进的最进步的解决法提出来，向群众解释，让群众知晓，正如当讨论军费预算时候，我们必须批评种种细目，要求缩短军役期限，增加士兵薪饷等等；但这并不阻止我们排斥整个的资产阶级宪法，正如我们始终排斥整个的军费预算案，不管其中采纳了甚么「革新方案」。 固然不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共和国之下比在君主国之下，在一院制之下比在两院制之下，都「更容易」发展些。但现在提到无产阶级面前来的问题，并非挑选一个「容易的」和理想的框壳让它在其中斗争的问题，而是自卫问题，而是保卫自己的阶级生存以抵御贫困，失业，法西斯和战争所招致的灾害问题。这些灾害，这些加于无产阶级头上的灾害，是从一个本源生出来的，即从资本主义衰颓生出来的，无论在意大利君主国中，或在西班牙共和国中，无论在两院制国家（如战前巴尔干诸国）中，或在一院制国家（如战前德国）中，都是一样。在衰颓的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创立一些不同的框壳，仍是不能避免灾害的。若有人只为创立这些不同的框壳，而号召群众起来耗费其宝贵的精力，那就不配称为革命者。列宁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原则上坚定，而所采取的策略无论如何富于伸缩性，仍是有原则的策略。反之，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则经过几次「策略的」跳跃，就走出革命纲领以外去了。 机会主义者既然附加一种「真实的进步的」价值于衰颓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上，而把民主口号看做一种议会式的纲领，为了获取群众的选票或同情，而不看做发动群众行动的手段，那么最后他们自然要抛弃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差别表现最清楚。对于列宁主义者说来，基本的战略仍旧是阶级斗争战略。民主口号得到一种新的重要性，仅仅在其帮助革命党去动员群众以反对资产阶级的限度内，仅仅在其为补助的手段以扩大工人和资本家间思想鸿沟的限度内，这种手段之重要，我们是第一个认识的，——同时也在于它能暴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全部的罪恶，其中最可耻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之公然消失。但所有这些要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即民主口号必须放在反资本主义的公开宣传和鼓动之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必须坚决攻击资产阶级，视之为应替各种自由之消失负责任。 反之，机会主义者则是从分析一种「退兵」或一种「未成熟」出发的，他们看无产阶级不过是争取「最基本民主」的「各种民众」间一种空泛的「士敏土」罢了。同时他们闭口不言这些民众的阶级性。他们不说起资产阶级的罪责，资本主义的罪责，他们叫群众行动去反对某一替罪羔羊，如外国「帝国主义」，「反动」或国王。在这时代，连落后国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为最低限度的「民主」而斗争哩，只能趁群众无力抵抗时在外国帝国主义卵翼下建立其最野蛮的独裁哩，此时机会主义者竟企图在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内寻觅资产阶级「同路人」，竟以为这些「同路人」是向着「真正的民主」走去的。在衰颓的资本主义时代，图谋将资本家（他们要求「自由地」剥削工人）和工人（他们要求废除一切剥削）团结在同一旗帜之下，那正如过渡纲领所说的，是要将民主口号转变为一种绳圈去吊死无产阶级的。实际上，这个「绳圈」体现为一种「同盟」或一种「阵线」或一种「人民运动」，人们奉此名义邀请无产阶级与它的阶级敌人联合一起，来「保卫民主权利」。向那些自称为「托派」的「革命者」覆述以上粗浅的道理，是很不愉快的事情。…… 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 教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民主口号问题上所用的推论方法，其对称性是非常显著的。在教派主义者看来，「现时代」不可以使用民主口号；在机会主义者看来，「现时代」政治上只可以使用民主口号。在教派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本身就是要不得的；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本身就有「进步性」。在教派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加强了」群众的民主幻想；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民主幻想又抬高了民主口号身价，使得「暂时」无革命可能。教派主义者责列宁主义者不该「偏爱」民主口号过于苏维埃；机会主义者则责列宁主义者不该「联系」民主口号于苏维埃。在教派主义者看来，任务在于「先教育群众」，同时避免行动；机会主义者，根本上，重覆同一思想，但他们并不是提出一种解毒剂，而建议一种「免疫法」，即要群众屡犯错误，来「教育」群众。事实上，教派主义者要走入书斋去；机会主义者要走上议会演说台去。如果来不及了，二者都要以自己的罪过指责群众的。二者都很自满，都要指责群众无能了解一种「聪明的」策略，都永不会从事变学得甚么。 这些机械的，图式的思想，是教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所共有的，却根本违反布尔雪维克派的辩证法，这辩证法表现了当代历史基本法则，即配合发展法则。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现在即使在最前进的国家，也是要经过最基本的民主法则的；但是这些要求，即使在最落后的国家，也只有经过无产阶级胜利和资本主义推翻才能实现。 然而，人民仅仅知道现实中有矛盾的因素存在，那还是未能超出思想上经验阶段以外去的，——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起源于这个思想阶段的。须待思想能在无量数的矛盾运动表皮下发现出根本倾向时候，马克思主义方才开始。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最前进的国家，也认识民主口号的重要性，当这些口号被纳入于过渡纲领整体内时候。所以马克思主义者须将这些口号隶属于整个纲领，如同人们将一种补助性的任务隶属于一种基本性的任务那样。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这些口号的插话性和过渡性，认识它们能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从群众运动之发动机转为群众运动之制动机；他方面，只要我们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是在革命前的条件中生活的，则动员群众以建立双权政制之任务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民主口号不过是解决此任务时所用的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手段罢了，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了。
国情的秘密（来源：《新旗》1948年第1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14期 国情的秘密 作者：寿来源：《新旗》1948年第14期 李星按：国情二字熟悉到痛。吐血了……凝固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周而复始，永无变化。 关于「国情」问题，因为美国一位学者说起了「内阁制不合中国之情」的话，引起了中国许多学者的严正指责。例如蔡尚思先生，戴文葆先生，甚至以保守著名的大公报，也对此说了些颇为正确的话。我们自然同意这些先生们的意见，尤其是蔡尚思先生的，他说：「国情说是少数的实力者，野心者，落伍者，腐败者最得力而又有力的一种藉口，其用意与目的一是在乎可以由自己一人，一派，一个性别，一个阶级永久包办独占下去。就政治方面来看，例如在清末：实行君主专制的西太后，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君主立宪制为不合国情；康梁等又斥光复派民主派的理论为不合国情。到了民国：北洋军阀痛斥国民党的民主理论为不合国情，国民党又痛斥在野党及其一般民主理论为不合国情。」这话说得真痛快，真透彻，不过他还没有说完全，我们这里得替他添上最后一节：「半在朝的中共则斥托派及其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说为不合国情」。
〔读者通信〕国民大会口号质疑（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12期 〔读者通信〕国民大会口号质疑 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李星按：本文谈到民主纲领与工人阶级如何落实自己的历史利益。这个话题在21世纪也颇有现实性。本文来说，作者努力阐述的，逻辑上没有问题，至少我看不出问题。但显然，落实起来是有问题的…… 无论如何，21世纪的工人阶级也要回答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人斗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 编辑先生： ……说到国民大会的号召，我觉得你们是跟从别人后面散布幻想。你们自己也明知其不可能而故作此说。虽然以这个理由来辩护自己，也是不可以的，即：「并非看重它是一个完美的机关的静的方面，而看重它能唤起广大群众的政治觉醒的动的方面。」诚然，使广大群众能达到政治觉醒的每一个可能性，革命党都不可以放过。但事情如果是属于虚幻的时候，只有弄得更糟些吧了。国民大会无论召开不召开，它总只是一个政治欺骗，以美丽的外衣来掩饰了的欺骗，我以为除了指出它的虚伪，暴露它的实质之外，用不着也来说许许多多应如何如何开法的话。这干脆的是空话。 现在各式各样的民主派，即所谓「中间派」，很时髦地在谈国民大会开会问题，不是吗？这正是他们干的事。你们应该站在他们的左边，越出他们之上。 如果说要「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在国民大会里选择着社会机构，解决国事，这样说是把阶级斗争也说得含糊起来了。 把你们对国民大会的召开的主张，比之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确是有些相似。都是以美的名字，包含了矛盾的关系。在教育群众，在启发工农的政治觉醒上，说工农民主专政，难道不有它的力量吗？但事到紧急时，像「四月」的光景，就显示了它的矛盾。如果现在将国大问题照你们目前的样子说下去，其中包含的矛盾更要大到十万倍哩！工农民主专政不过没有指出：究竟是工还是农作为领导者，而你们则说到全国民的普选了。「国民」中的财东，地主，小商人，以及工农大众，如何能在国民大会中商讨起国家民族社会的前途来？那不是非常明白的不可能的事么？ 你们是说过的，要「看重那唤起广大群众的政治觉醒的动的方面」，那意思是说，目的并不在召开不召开国民大会，是在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自觉吧？但是你们这样做，有陷入于迷乱之嫌。因为现在使人的头脑里有了对国民大会的幻想，就使他走入了被欺骗之门了，当他明白自己被欺骗的时候，恐怕连以前主张召开的人，都要被恼恨在一块了。 或许你们以为人们是不会这样糊涂的吧？你们不是坚决主张着一个「彻底民主」的国民大会么？我以为对广大群众的脑海里留印象，并不像学者之分析理论一样，是清晰可观的，所以应该把有混淆耳目危险的都要明明白白的说出。不要以为是策略上的运用，使自己有混同于别人的样子。 我想，让民主派去叫嚣着国民大会吧，你们只要告诉工农：惟有组织苏维埃，工农的苏维埃，才能产生自己的政权，不知你们以为如何！祝 撰安！ 高登上十月十七日 （二） 编辑先生： 我是新旗一个爱读者，对于你们的言论都感满意，只是对于召开普选「国大」一点，有些怀疑。 照你们的意见看来，你们也对「国大」没有多大幻想，只因为大家一致要求，所以你们也提出这个要求。并且你们以为在此普选过程中，可以让群众得到一些政治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见，大体上我都能同意，不过你们似乎不是篇篇作如此解释，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常常看到有这样的话：如何如何……是不可能的，只有召开普选的「国大」以后才有可能等等。我总觉得你们似乎把召开「国大」的幻想灌输进人的意识中去了。 你们既然自己对召开「国大」，没有幻想，那末为什么要把这幻想赠送给读者呢？并且你们这个意见和你们整个理论，似乎都有冲突。 或者你们可以这样说：要求召开「国大」不是你们的原则，不过是你们的策略，可是我觉得这策略似乎对你们也是不需要的。因为在我想来，能够读「新旗」的人，总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对社会科学有些研究的知识分子，普通的人是读不懂的。假使能够接受你们思想，一定全部接受过来，决不会接受一半的。如果在普通群众中，或者这种说法是需要的，因为不易向他们解释。但是在这种条件之下，我还是认为应当向他们尽量的解释，如果他们再不明白，那末再让他们去领受教训好了。 最近我看了列宁著作的「国家与革命」。在这书上，关于国家和专政问题等的解释，都和你们观点相同，可知你们是真正马恩列精神的继承人。但是我在里面看到列宁有如下的话：「他们起一种妄想，而且用这种妄想去鼓动群众，以为普选制在现代的国家中真正能够表现多数劳动群众的意志，而且能够担保这种意志的实现。」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们对普选「国大」有妄想的，问题在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个妄想去鼓动群众。 我的知识浅薄，不过胡言乱语，希望能够给我多多指教！ 张瑞莲上 高登瑞莲二位先生： 来信所提疑问，正是好多我们的读者所同样感觉的，所以乐意在本刊上公开答覆你们。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一点，中国虽然不是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因客观的民主任务没有解决，再加上三四十年来宪政与民主的鼓吹，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个极小集团，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可能有二：一、站在旁边，生着气，背向着那些有民主幻想的人，一味喊些群众未能接受的口号；二、参加群众的队伍，甚至领导他们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无力的民主要求，导引到最彻底的民主口号，归结到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口号，同时再用最革命的政纲，即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生产，土地归贫农，民族独立与自决，……等等来充实它。由此使他们不致受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欺骗，使他们能团集在我们的斗争周围，并走到超过民主的工农革命的路上去。 我们觉得，第一种态度是不对的，第二种是对的。何以故？因为倘照第一种态度，群众会鄙弃你，会打你身旁经过，会使你完全孤立；一个政治团体故意把自己和群众脱开，虽然不是绝不允许，在某些场合，革命党所需要的正是「逆流」的勇气；不过如果只为了群众的觉悟不够，为了他们一些具有进步性的幻想，同时这幻想又是有客观的历史任务作根基的，那我们便不能反对群众，而应该跟群众在一起。群众说：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土地，要一个民主政府来代替独裁政权；那末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好的，我们跟你们一起斗争。同时把他们的要求联结起来，归纳成一个革命政纲。群众说：国民大会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大会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权力。普通的国民大会只能给统治阶级操纵，仍旧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由全体人民用普选产生的赋有全权的国民大会，才可能解决问题。不但此哩，一个「普选国民大会」之是否具有全权，即能否解决问题，还要看这会议实现时候国内真实的阶级关系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看那时候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是否已经独立地组织起来，因而能充分自由地发挥其力量以为断；这也就是说，要看那时候的苏维埃的力量来决定。如果工农不曾独立地组织起来，那末他们的数量虽大，但因资产，文化，军力等等实权统统操在统治阶级手中，一切普选都仍是虚伪的。 我们这样解释，丝毫没有给群众以幻想，因为他们知道，要有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产生，并要这个大会能解决问题，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工农组织的存在，亦即苏维埃的存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只叫「普选的国民大会」一出来，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我们总是说必须是「全权」的。如何才能有「全权」呢？我们总是说，必须有国会以外的独立的工农组织来给它保证。一旦有了保证，那末国民大会便不能反对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了。如果没有这个保证，那末我们相信，和列宁一样的相信，「普选制」只是「一个妄想」。 总之，我们并不单单提出「国大」口号，而是提出「全权普选国大」口号；同时我们不单单提出口号，而且叫人相信只有国会外面的工农独立组织才能保证这个口号的力量。 至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与国民大会，那是不能混为一谈。前者不是口号而是公式，这公式不是向大家提出号召，而是一个革命党对于革命发展前途的估计以及革命政权的阶级结合的公式。国民大会则是一个政治口号，主要是民主性革命的中心口号，它的政治含义，如果我们暂时撇开一下社会学的方面不谈，那末主要是表示两点：一、结束过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二、由「全体人民」起来建立新的政制。这个一切「更始」的意义是具有很深刻的革命价值的。 列宁无论主张工农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时候，都不曾放弃国民大会（他称做「制宪会议」），在理论上，或者可以说，在宣传上，他都主张由这个会议来建立政权（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或由它来核准政权。 国民大会只有和苏维埃才可以并提。俄国革命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只由能苏维埃制度实现出来，国民大会，即使是普选的，也是反对工农利益的，所以结果被解散了。 中国的民主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这一点我们确信。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须由苏维埃形式或也可由国民大会形式来实现呢？我们认为必须由苏维埃形式的；但我们并不排斥一种可能，就是在革命苏维埃的存在条件下，产生了革命的国民大会；再由这个「全民性」的国大，批准了工农的苏维埃专政。 如果这种情形发生了，事实上即等于国民大会解决了问题。如果不发生，即国民大会反对苏维埃，那末苏维埃有力量解散它，有如十月革命后俄国所发生的，这也不会使觉醒了的群众「连以前主张召开的人都恼恨在一块」。 如果问题还谈不到革命的高潮阶段，如果中国的今后还需要经历一个「议会时期」，那末一个在野的革命党之必须参加国会的斗争与选举，更是无须多说了。 我们的答覆还不充分，但因篇幅限制，这次暂行结束了，希望能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编者十月卅日
保甲制度压榨下的农民（慈溪通讯）（益辉，来源：《新旗》1946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8期 保甲制度压榨下的农民（慈溪通讯） 作者：益辉来源：《新旗》1946年第8期 李星按：本文讲的是40年代浙江的保甲制度，农村基层土皇帝横行。值得指出的是，文中说抗战期间，当地农民对新四军滥发边区币，也有反感。这可能是事实，但根据地的压力很大，也是事实。抗战期间，有时会出现一种现象，配合占领军的某些地方，过的还安稳一点，抗日积极的地方，人民可能更困难些，因为负担更重。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运动，很多时候无法兼顾，但不反抗占领者是不行的。 浙江慈溪县东乡，洪塘镇，庄桥镇，骆驼镇，洋墅岭等地方，四面是被四明山围绕着，风景优美，像是一个桃花源，别有天地。一般人民大都是务农为业，从前称为富腴之区，人民的生活可能过得下去。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这个四明山下的桃花源，变成炮火弥漫的游击区，今天和平军打来，明天共产党三五纵队打去，后天又是国民党的宋部队与共产党三五纵队火并，辗转扰乱，勒索搜刮，弄得一般农民难过日脚。 这里的农民对抗战是冷淡的，对军队是恶感的，不仅对汉奸和平军是恨之入骨髓，就是对国民党的宋部队亦是忿恨至极。比较有好感的要算对共产党的三五纵队，后来三五纵队滥发抗币，刮削过甚，农民对它的好感亦渐渐变为恶感了。 和平以后，农民们希望能过战前一样的生活，能透过连年战争所受痛苦的气，可是农民生活没有得到一点子改善，反而变本加厉的受到压迫，日日呻吟在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及保甲制度的压榨之下。 「抗战胜利」了，政府大发慈悲，颁布三十四年度免征田赋一年，但是追加补收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的田赋，每亩征收谷二十八斤，而且县政府和镇公所还征收公粮数（俗称积谷），其数量每亩竟达一百十斤左右；再加上业主的租谷每亩要收一百余斤；于是三十四年度农民收获的谷，都被政府和保甲镇公所以及地主们所吞刮尽了。 三十五年度实行「二五减租」和「停征积谷」，这是胜利后政府支付给农民的一张支票，历年来受大小地主们剥削和保甲制的压榨，农民们拿到这张美丽的支票，自然是特别兴奋，额手相庆，以为从此可以过温饱生活。「胜利」给我们的幸福呀！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二五减租」仍旧不能名副其实的实行，大小地主们握有种种权力上的便利，居高临下，来威胁欺骗农民，他们利用土地私有权的权力，恫吓佃农收回佃权，留待自己雇人耕种，否则，另订新约，租额不减；还有增加租头，现在每亩租头有二百六十斤，有二百八十斤，甚至有三百斤计算的（佃农每亩早稻只能收获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晚稻亦仅如此，每亩早晚稻平均收获可得三百五十斤，而早晚稻二次都照二五减租，以二百六十斤租头计算，则每亩须缴租谷一百九十五斤；若照二百八十斤租头计算，则每亩须缴租谷二百十斤；以三百斤租头计算，则每亩须缴二百二十五斤）。租头越大缴租谷越多，这样名义上所谓「二五减租」，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罢了。 至于停征公粮谷（积谷），更是滑稽之至。积谷停征了，其他捐谷又像雨后春笋似的提出来了。例如：什么「文化谷」呀！「事业捐」呀！「房警捐」呀！「户口捐」呀！「壮丁捐」呀！「县平购」呀！「军米」呀！及其他临时捐等不胜枚举。这样的苛捐杂税，农民每亩共得缴纳一百余斤，这与缴纳公粮谷没有两样，不过把公粮谷化整为零罢了。 其尤甚者，莫如把分类杂捐收去之后，再要农民追缴公粮谷，使农民忍无可忍，激成农民之忿恨，致引起八月十日骆驼镇农民的反抗斗争。兹把八月十二日，宁波时事公报登载骆驼镇镇公所和警察派出所压迫农民强索公粮谷的经过事实抄录于后： 「慈溪骆驼镇镇公所事务员翁冠勋，于前（十日）日中午十二时，带同武装警察四名，向第一保湾塘农民强收亩谷。当由农民方云军、方阿定、张世材、张同余四人，以公粮谷已奉令一律停征，不允缴纳，并索阅公文。该事务员遂恼羞成怒。迨午后四时，复率领武装警察十名，暨侦缉队便衣侦探十名，荷枪实弹，声势汹汹，将佃户翁方周张五家包围，被拘去方云军、张世材、张同余三人，一路拳足交加，带至骆驼镇警察派出所。当晚，各农民工作完毕归家，闻悉此事，俱赶至派出所。愿与被拘三人同处罚。当晚，已激动全镇农民公愤，谴责镇长翁宝麟，民政干事何某，暨农会干事邬宪章、朱志芳等，强暴逼胁，非法征谷。派出所警长恐激成众怒，诳骗群众，谓被拘之人，概可释放。群众信以为真，始各散去。讵料该镇公所及派出所，于昨晨（十一日）三时，将农民方云军，张世材，张同余三人带走，不知去向。昨日午前，农民推派代表来甬，托朱鼎煦律师撰状，向慈溪县政府及司法处暨六区专署呈请澈究。 又讯，骆驼镇公所暨庄桥警察所，骆驼镇派出所，于本年阴历六月廿四日，曾派武装警察多名，饬传农民方阿珍、张莘耕、翁阿察、张同余、周华成等六人至镇公所，当予拘禁。旋有该镇农会干事邬宪章，为见好于镇公所派出所，劝谕各人须缴纳公粮谷。当将六人负责保出。越日，三人合缴三百斤，张莘耕缴八十二斤，周华成缴七十四斤，除掣给周某收据一纸外（派出所所出），而三百斤无收据，待次日午后，镇长翁宝麟，民政干事何某及农会干事邬宪章朱志芳等，又带同武装警察多名再往第一保湾塘地方，挨户勒迫农民出立笔据，共二九张。该项笔据无征收机关名衔，亦无斤两记载，只写新谷登场如数归还字样，显有弊实。此次翁镇长故态复萌，竟唆使派出所警察多名，任意拘捕农民，拳打脚踢，五人被拘时，用洋铐铐去，迄今不知下落。」 保甲处之横行不法，敲诈勒索，已成为农村中的一种风气。当镇长和保长的，像土皇帝一样，每个农户人家，要常常孝敬他们，凡有婚丧喜事，或过时过节，都要请他们这般瘟神来吃，或送礼物给他们，不然有什么事就要麻烦你。八月十二日洋墅镇第二保某姓丧事，因为没有打保长的招呼，请他来吃，竟致触犯了他，藉日棺材抬过他们旧宅徐姓门口，路径走错，犯了徐姓的忌，于是保长徐甫荣，开起祠堂门，鼓动徐姓宗族里的愚夫愚妇，向某姓拼命，要某姓担保三年无事或罚佛事一场，某姓不肯承认，于是勾结镇长郑炜景，强暴逼胁，敲索法币四万元完事。诸如此类之事，实不胜烦举。还有镇保长常常抽头放赔，骗取一般农民的钱。 农民每年每亩收谷，平均不过三百五十斤，缴了一百多斤租谷；缴了一百多斤捐税；还要孝敬镇保长；剩下来至多不过一百五十斤了，再除去秧十斤，人工一百四十斤，还有牛食肥料等等，这样辛苦一年，还要亏本，于是不得已借高利贷。例如，借谷一百斤还谷一百八十斤，二百斤或三百斤；借钱利息二角以十天为期。农民们饮鸩止渴，越弄越穷了。总之农村里的农民今日受苛捐杂税的繁重，租额的高昂，高利的盘利以及保甲制的蛮横压迫，使农民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过活。 八月十八日于慈溪
「胜利」一周年（唐盛，来源：《新旗》1946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6期 「胜利」一周年 作者：唐盛来源：《新旗》1946年第6期 李星按：《「胜利」一周年》内容简单，讲抗日胜利后的全民期待泡汤了。值得指出的，是文中提到胜利初期大众对国共和解抱有普遍期待。这个期待，解释了后来爆发内战，大众对国民党的普遍厌恶。无论蒋帮政权如何善于宣传，如何发动写手们洗地，人们还是本能的明白，不想和解、要通吃权力的，是国民党。而蒋军开始失利以后，这种厌恶就迅速转化为对当局的公开唾弃了。 在资本主义全胜地区，几十年来的国民党文化反攻倒算，精心炮制了另一种“架空”的近代史，其中包括解放战争史。从劳动者的角度清理这段历史，有助于推动工人阶级理解社会斗争。 去年今日（八月十五日）日本皇帝裕仁广播接受了波茨胆宣言。从此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及全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事至今刚满一个周年。 这一年来民众情绪的变化是极可惊人的。日本投降消息初传播时，大家都认为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人们由衷相信美国对我们毫无野心，将尽其可能帮助我们建国，而领导抗战的国民党也将能领导建国以至完成，共产党亦将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向着和平民主大道前进。现在才过一年，这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了。无论是谁，想起了去年今日，都如做梦一般。在这胜利的第一周年日子，谁也提不起庆祝兴趣。 惟有我们这一群人并未失望，简单因为当时我们并未存着那一切的希望。我们理解：战争乃是世界和中国种种矛盾未能解决之后果，这些矛盾决不能由战争来解决的。所以战争虽然终止了，矛盾仍旧留存下来而且更加深刻。但愿大家都能明白，要过太平日子，要建国，要有真正的民主与和平，必须先拿中国的以及世界的社会矛盾加以根本解决（，）而除了摧毁现存的腐朽制度之外，即除了彻底的革命之外，是没有解决方法的。果能如此，这一年的苦难和失望就不是没有代价的了。
女工们应有的自觉（云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5期 女工们应有的自觉 作者：云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讲的是女工。女工集中参与政治示威，确实有风向标的含义。 在这次「六·二三」大游行中，妇女占了大多数，其中尤以女工的人数为最多，情绪最好。她们热烈地唱着民主的歌曲，激昂地喊着反内战的口号，起着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事实。这事实不但表示出我们女人们在觉醒了，却又表示出大时代在临近了。 妇女，时常是报告大时代行将来临的燕子。因为她们，首先是劳动妇女们，乃是这社会中受着最深痛苦的一个人群。她们受着男子的压迫，受着社会的歧视，又受着资方的加倍榨取，这些劳动妇女是最痛苦的，最容易爆炸出来的。所以每到社会矛盾达到颇为难忍的时候，妇女总首先忍不住了，喊出来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于三八妇女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因巴黎妇女的面包示威而加深起来，这都是鲜明的历史事实。 战争对于妇女的压迫是顶顶重的，她们不但献出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而且还得挑起战争时期慢性的，但是十分难受的日常生活的重担；至于身体的被蹂躏，孩子的被践踏，以及家园的被破坏，这些痛苦，也只有妇女知道得最亲切。所以妇女是最爱和平的，最反对战争的。 中国打了这许多年仗，妇女们身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现在又要打内战，她们当然反对得比任何人更激烈。这就说明了妇女为什么如此热烈地参加这次反内战游行的原因。 不过一般的妇女是分散的，大多数限制在自己的家庭里。她们对战争的反对，对一切现状的不满，不过在小菜场上相当发泄罢了。职业妇女的数量也还是少，组织又不容易，所以力量不大，女人中真正能把女人的痛苦宣达出来，而且能够积极地走上斗争之路的，只有我们女工了。 因为中国目前主要的工业是轻工业，女工很胜任，同时加上了资本家的有意选择，他们看中了女工的比较听话，工资又比较的轻，所以上海工人阶级中，最大的部分竟是女工了。最近，根据工会的统计，上海有组织的女工达二十万，差不多占了全上海在业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这表示出女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以及正在展开的民主斗争中，将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不过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女工们应该觉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更应该培养我们自己，组织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女工们有太多的缺点，为要担负起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缺点，努力改掉这些缺点。我们女工的第一个大缺点，就是缺乏自信。因为历来受着压迫，处在这男子中心社会里，我们女工，整个的妇女，都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信心。女工做厂，每月赚几个工钱已经好得了不得了，许多人，根本做梦也想不到还要斗争，更想不到政治斗争，有时，因为真正受不住痛苦而斗争了，那也不过是短暂的发泄，不容易组织起来，长期斗争的。今后我们一定要去掉这个毛病，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女工团结起来（自然和男工在一起），是有极大力量，非但可以争到自身的改善，而且对「国家大事」，也能够发生极大影响的。第二，我们女工对政治比男工更没有兴趣，许多女工的思想与生活，都还脱不了普通女子的方式，多赚一点钱，添制几件衣裳，把整个心思都限制在自身或家庭方面，大部分女工是连对于工会都没有兴趣的；第三，女工的教育程度一般的比男工还要低，大部分不识字，只有少数人能写信，看得懂报的那就少极了。 上面所说的三个毛病是必须克服的。开始做起，我们女工应该尽量进夜校读书，学习看报，留心政治，全部加入工会，以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会领导的民主化与工人化，总之，我们要觉悟到我们在这时代所负的责任的重大，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而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力量。
为工人伸冤（镇远，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3期 为工人伸冤 作者：镇远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李星按：《为工人伸冤》的背景是解放战争初期，国统区开始进攻工人，表现之一是舆论造势。本专栏发过其它的有关文献，谈到了上海当局声称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赚的多，老板血本无归要跳楼云云。有的读者还不信，问出处。本文援引的有关内容，算是一个出处吧。 上海的工人阶级，刚刚抬起头来，现在又遭到灾难了！ 八个多月来的斗争，表示出上海工人新的力量，他们争得了好多经济上的改善，他们组织了好多自己的工会，以后并且还要从经济要求进而参加民主运动，以恢复他们从前英勇搏斗的传统力量。不幸得很，工人刚才醒觉起来，使资本家及其仆从们大大惊慌了。他们利用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制造一些歪曲的舆论，来围攻工人，使工人失掉社会的同情。他们说：「工人企图过优裕的生活」；仿佛只准工人饿着肚皮，做牛做马，来替资本家争取足够的利润。 最近更变本加厉了。上海新市长走马上任后几天，就直接来了一个消弭工潮的措施。五月廿九日，他召集全上海二百五十余产业和职业工会理监事，约一千四百余人训话，宣布工人的罢工和怠工是非法，说工人要求生活改善，是不安分，不知足，要「取缔」，「制裁」，「拒绝」。并且还规定办法五条：「一，绝对不许罢工，怠工，要强迫仲裁」；「二，鼓动罢工者，一定与米商同样严办」；「三，如万一罢工，罢工时期内，工资不发，福利余亦不承认」；「四，鼓动罢工，怠工，于增加工资后，如发觉有向劳工强索抽成者，可检举重办」；「五，要劳工严守纪律」。拿这五项办法来对付工人，无异把工人束缚起来叫资本家任意剥削。这显然是太不公平了。 顶顶说不过去的，莫如把工业的危机，也加罪于工人头上。他们说：「工潮不能迅谋消弭，不仅为上海工业界之严重危机，且将促进上海经济整个崩溃，战前我国一般工资较各国为低，现在工资标准已超过世界任何国家。如纺织工人工资，则较美国高昂倍屣，长此以往，五六个月之后，工厂必全部停闭，大量工人失业，上海经济基础势将整个崩溃，彼时社会治安，更将无法维持，其严重性实较任何问题为甚」。这种意见，不仅资本家的帮手们是这样说，就是自命为「民主」奋斗的人，亦大同小异的这样说。这种满纸虚构曲解，真令人奇怪。 其实目前工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一）美国货的大量进口，同类的工厂，都受到不能抵抗之苦；（二）官僚资本的操纵垄断，借外债，化外汇，人民负担加重；（三）工厂贷款的利息高昂，工厂的负担加重；（四）交通阻梗，水脚昂贵等压迫所致。我们且看万象织造厂的经理蔡若民在六月一日工业界代表会上质问当局的话，是最好的证据，他说：「……其实即使工人不拿工资，不吃饭，中国的工厂亦是要关门的……」。由此可知目前工业的危机，决非工人要求生活改善的缘故，而是当局一意孤行，借外债，高利贷款，相信外国人，崇拜洋货的缘故。 至于拿国内人工贵于美国人工的话来抵制工人的要求，也是没有理由的。工资的高低，不能笼统以工资作比较的，主要的要拿美国的通货膨胀与物价高涨的程度来看。美国的通货膨胀超过战前不过百分之三十，而中国的通货膨胀则超过战前五千倍，中国法币既不值钱，工资的数目字自然会比美国工人多。但物质的享受是怎样呢？美国工人有的有汽车坐，有的有洋房住，一切饮食滋养都比中国工人好过多少倍，目前中国一般职工的生活，在物价狂涨，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还是过着一种被压迫的极穷苦生活，工人为着保卫自己饭碗，为着养育他们一家老少，他们已经是在饥饿线上挣扎了。现在把这样的责任都推到工人头上，这不但是歪曲事实，而且是昧了良心的说法呀！ 当一般民众要求民主和当权政党应告「还政于民」预许「实现民主政治」的时候，还要剥夺罢工权利，这未免有点过于讽刺了。 如果要想「还政于民」，「实现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承认工人有罢工权利。同时一切高唱民主的人，亦必须站在工人一起，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而斗争。
第一章商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一篇商品、货币和资本 第一章商品 第一节商品生产的特点 第二节价值 第三节价值交换 第四节商品交换 第一节商品生产的特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硏究了当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在这本著作中并不硏究作为生产过程基础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的硏究是机械学、化学等的任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不是仅仅硏究一切民族所共有的生产形态。如果仅仅是硏究一切民族所共有的生产形态，那就多半会变成老生常谈，例如，说人为了生产，始终要有工具、土地和生活资料。恰恰相反，马克思所研究的是一定时代（最近几百年）和一定民族（欧洲各民族或从欧洲移民出去的民族；最近几年来，还包括其他民族，例如日本和印度）所特有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形态的运动规律。 这种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地硏究。这种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例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生产方式，或者同一切民族发展初期所共有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较，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在考察现代社会时，会看到现代社会的财富是由商品组成的。商品是一种劳动产品，生产者生产它并不是为了自己或与自己有联系的人的本身需要，而是为了拿它去交换他产品。可见，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并不是它的自然特点，而是它的社会特点。 现在举例说明一下。家长制条件下的农家姑娘用亚麻纺麻线，是为了后来再把麻线织成麻布，供家庭本身需要，这种麻线是消费品，不是商品。但是，纺纱工用亚麻纺成麻线，是为了拿它去交换邻家农民的小麦，工厂老板强迫工人日以继夜地把许多公担亚麻纺成麻线，是为了后来把得到的产品卖出去；这种产品才是商品。当然，它同时也是消费品，但是这种消费品必然要起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它必须被交换出去。 从麻线的外形来看，无法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商品。麻线的本性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不论它是由农家姑娘为了筹备自己嫁妆而纺出来的，还是由工厂女工纺出来的，当然，工厂女工纺的麻线，她自己是连一根也不会使用的。只有根据麻线的社会作用，即麻线所完成的社会职能，才有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商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产品愈来愈多地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如果说，现在还不是一切劳动产品都成了商品，那末，这仅仅是因为除了现代的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馀。如果把这种残馀撇开不谈，那就可以说，一切劳动产品现在都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要了解现代的生产方式，就必须阐明商品的实质。所以，我们应该首先硏究商品。 在我们看来，如果先叙述商品生产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点，那末，对马克思的这本学术著作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这样，我们也就会比较容易地了解马克思在硏究商品时所采取的立场。 不论我们回顾人类的过去历史多远，我们始终会看到人们为了获得生活资料，总要结合成为或大或小的社会，生产总是带有社会的性质。这一点，马克思在1849年“新莱茵”报上刊登的、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些论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自己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用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活动和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就不能从事生产，为了从事生产，人们发生一定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的联系和关系，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间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自己劳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这些条件，当然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性质不同而各不相同的。随着新式作战武器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内部组织就必然全部改变了，各个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改变了。 总之，各个个人借以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进的。生产关系总加起来，就是所谓社会关系，就是所谓社会，就是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一定特征的社会。”[1] 现在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上段引文的内容。且就某个处于低级生产阶段而以狩猎为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的原始民族——例如印地安人——来谈一下。道奇在“论远西的猎埸”("HuntingGroundsoftheGreatWest")一书中报道了印地安人的狩猎方式： “因为印地安人很少用脑思想，而肚子对食物的要求却是无止境的，所以部落一般地是处于‘第三阶层’的统治下。这个阶层包括部落里的一切狩猎人，他们组成象中世纪时期的行会一类的组织，他们关于狩猎问题的决定是不容反驳的。 在祁恩氏部落里，这些人称为‘猎狗’。比较年轻的和有才干的领袖都属于这种‘猎狗’，但‘猎狗’并不是绝对地支配一切事务。‘猎狗’自己讨论和决定一般性的问题，而细节问题则委托给最有威望的和最有能力的狩猎人去执行，这种狩猎人是从他们自己人中间推选出来的。在这些‘猎狗’中间，还有许多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受过成为一个‘猎狗’所必须经历的考验。一句话，这种‘行会’组织包括了部落里的一切劳动力，它是一种保护妇女和孩童以及供给他们食物的力量。 每年秋天举行大规模的狩猎，为的是得到尽可能多的野味，储存大量兽肉过冬。这时，‘猎狗’当家做主。谁胆敢不听他们的话或者即使忽略了他们的极其无关紧要的命令（不论这种命令是符合民主精神的，还是武断作出的），谁就会倒霉。在一切准备就緖的时候，最优秀的狩猎人一清早天还未亮就动身出发。如果他们发现有大群水牛，那末在开始攻击以前，就选定某一群水牛作为攻击对象，使包围前的准备和布置以及发动攻击时的喊叫声和射击声不致把其他的水牛群惊跑。 这时，有能力参加狩猎工作的男子，在前面附近水牛看不见的山谷地带集合，默不作声，激动得全身发抖。一旦水牛群出现在便于攻击的地方，领头的人就选出一部分人，叫他们到事先规定的地方等候。领头的人看到每人都占好位置，一切准备妥当，这时他就带领一队骑马的人前去包围水牛群，切断水牛群的退路。接着，他就发出信号，一大群人就大喊大叫，向水牛群扑去。这种喊叫声简直会把死人从棺材里惊起。大屠杀就这样继续一些时候；有些水牛冲破了包围线，逃跑了。如果在附近还有其他水牛群，他们就不再去追赶逃跑的水牛。 过去，印地安人使用的只是弓和箭，每个狩猎人都认得出自己的箭，因此能够很容易地辨出自己所射死的水牛。水牛完全归射死水牛的狩猎人个人所有，只有一部分拿去送给寡妇和没有狩猎人供养的家庭。如果在死牛身上发现有好几个狩猎人的箭；那末，猎物归谁所有的问题就根据箭射中的部位来决定。如果每枝箭都射在要害地方，那末，水牛就分成几部分，有时根据判决送给寡妇。所有这类问题都由领头的人解决，如果不同意他的决定，可以在‘猎狗’全体大会上提出申诉。 后来，射击火器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因此，无法确定某头水牛究竟是被谁射死的。从这时起，印地安人的观点就更加共产主义化了[2]，获得的所有兽肉和兽皮现在根据他们自己制订出来的标准，大致平均地进行分配”[3]。 我们看到，这个狩猎部落里的生产是社会的生产；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是共同地完成的，都是为了获得共同的成果。 这里已经有了劳动分工和有计划的合作（协作）[4]的萌芽。 狩猎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执行各种不同的工作。但是，整个的工作是按照总的计划完成的。猎物是共同执行各种工作的结果，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的说法，这是“活动的交换”。这种猎物不是交换的，而是分摊的。 在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一下，生产资料的变化——弓和箭为火药枪代替——怎样还引起了分配方式的变化。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另一种比较高级的社会生产，例如以农业为基础的印度农村公社。印度农村公社过去曾经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现在只留下很少的残余。可是，据斯脱拉波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舰队队长尼亚尔赫当时曾经报道，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土地是共有的，实行共耕制，在收割后，庄稼在公社成员中间分摊。 据爱尔芬斯童说，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在19世纪初还可以看到这种农村公社。在爪哇岛，农村公社仍然在一定的形式下被保留下来：全部耕地定期要在本村居民之间重新分配。本村居民领到的土产，并不归他私人所有，而只是由他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在印度，大部分耕地早已归农民个人私有。至于森林、牧场和荒地，则往往仍然是共有的，使用这些财产的权利属于各该公社的一切成员。 这种农村公社在英国统治（特别是英国人实行的租税制度）的影响下还没有完全瓦解。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种公社的劳动分工形式。我们已经看到美洲印地安人有劳动分工，但印度农村公社所代表的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劳动分工。 除了称为“潘迪尔”（如果是由一个人担任）或“潘次其”（如果是由好几个人——多半是五人——集体担任）的公社管理机构以外，我们在印度的农业公社中还能够看到负责各种职务的人：“卡尔那马”或“麦沙迪”——这是管理公社与公社成员以及与其他公社和国家之间的财务关系的簿记员；“泰利欧”——负责侦査犯罪行为和违法事件，还负责保护路过公社领地的旅客；“托吉”——耕地巡视员和土地丈量员，负责不让地界受到邻近公社的侵犯，而这种情形在种植稻谷时，特别容易发生；水利管理员——负责保持水网的正常状态，注意水闸是否及时开闭，注意每块耕地是否都得到充分的灌溉、这一点对稻田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婆罗门教祭司——负责举行宗教仪式；学校教员——负责教儿童识字；懂得星相术的婆罗门教祭司——指出进行插种、收割、打谷及其他重要工作的吉凶日子；此外还有铁匠、木匠和车匠、陶匠，理髮匠、牧人、医生、“迪伐达喜”——舞蹈者，甚至还有歌手。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整个公社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用一部分公地或一部分庄稼来酬劳。在这里，虽然劳动分工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但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劳动的协作和产品的分配。 再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看。这就是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农民家庭。这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刚才就印度农业公社例子叙述的生产方式发展而成的，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发展初期都存在过。 在这种农民家庭中，我们看到的也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共同的劳动，许多人根据年龄、性别和季节，共同地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他们分别耕地、播种、放牧、挤奶、伐木、编结、纺袜、织布、缝缎、做木工等。各种不同的工作在这里是共同完成的，各个生产者彼此结成联系；在这里，象在前面举过的几个例子一样，产品在各个劳动者之间并不是实行交换，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配。 现在假定[5]上述某个农业公社的生产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进，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可以比以前花费比较少的劳动。如果当时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那末，腾出来的劳动力就可以用来开采公社某块土地上的燧石，利用这些燧石来制造工具和武器。假定劳动生产率已经很高，那末，制造出来的工具和武器就会大大地超过公社的本身需要。 再假定说，某一游牧部落在游牧时与这个农业公社相遇。这个游牧部落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他们放牧的牲畜也超过了自己的需要。很明显，这一部落乐于拿自己多余的牲畜去交换农业公社多余的工具和武器。由于这种交换；多余的牲畜和多余的工具就成为商品了。 商品交换是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原始公社的有限需要的必然后果。在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原始共产主义就成为妨害技术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了。生产方式要求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但是，因为每个公社都是独立的，彼此排斥；所以社会劳动的扩大不可能通过共产主义有计划劳动的扩大来实现。这只有通过各个公社彼此交换剩余劳动的办法来实现。 至于在商品生产最后变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产品的彼此独立的个体生产者的生产以前，商品交换怎样反过来对公社内部的生产方式发生影响，这不属于我们的硏究范围。在这里，我们只想肯定如下一点：商品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协作，就无所谓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甚至意味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即商品生产超越了在以前共产主义生产（指氏族、公社或家长制农民家庭）的范围。但是，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举陶匠和农民的例子来看。他们最初是印度共产主义农业公社的成员，后来成了两个商品生产者。在前一种场合下，他们两人同样地是为公社工作。陶匠把陶器交给公社，农民把农产品交给公社。同时，陶匠领得自己的一份农产品，农民领得自己的一份陶器。在后一种场合下，陶匠和农民各自完成自己的具体工作，但每人的工作（可能象过去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别人。他们两人彼此交换产品。很可能，陶匠换得的农产品，农民换得的陶器，都和过去一样多。乍看，好象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根本不同的。 大家知道，在前一种场合下，有一种力量在规定各种不同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迫每人为别人工作，并且使毎人得到别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这种力量就是社会。在后一种场合下，毎人似乎仅仅是为自己工作，某一生产者借以取得其他生产者的产品的方式，似乎并不导源于他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是导源于产品本身的特点。看来好象并不是陶匠在为农民工作，农民在为陶匠工作，因而他们每人的劳动才成为社会所必需的。看来好象陶器和农产品具有某种神秘的特性，这种特性也就决定了他们能够按一定的数量比例进行交换。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由劳动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即产品）之间的关系的形式。 在生产是直接的社会生产的时候，生产是由社会指导和管理的，生产者的相互关系十分清楚。但是，只要各种不同的劳动由彼此独立的个体劳动者完成，只要生产因而成为无计划的生产，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将采取产品之间的关系的形式。从这时起，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由生产者本人决定了。这些关系的发展，不再是人们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了。社会力量赛过了人，几百年以前的人天真地把这种社会力量看成是一种神的力量，而现今比较“开化”的人则把它看成是自然界的力量。 商品的自然形式现在加上了一种近乎神秘的属性，好象在商品生产者的相互关系中是找不到解释的。象物神崇拜者在自己的物神上面硬要加上物神实际上所根本没有的特性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商品看成是一种具有超感觉特性的但又可以被感觉的物品。马克思“把这叫做拜物教。只要劳动产品是当作商品来生产，它就必然会具有这种属性。所以，这是商品生产的不可分离的属性”[6]。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以及后面提到的资本的拜物教性质，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只要这种拜物教观念没有被克服，它就会使人们难以认识商品的特性，甚至无法认识商品的特性。不揭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就不可能完全了解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一节，是“资本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是每个阅读这本著作的人必须特别注意的。但是，恰好是这些章节几乎没有引起马克思学说的反对者的注意，甚至往往也没有引起马克思学说的拥护者的注意。 第二节价值 只要我们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弄清楚以后，商品本身的硏究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了。 我们已经知道，商品的作用在于它能够交换。但是，只有在商品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不论这是实际存在的需要还是虚构的需要——的条件下，商品的这种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对他毫无用处的其他产品。所以，商品首先应该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应该具有使用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于它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不论财富采取哪一种社会形式。使用价值并不是只有商品才具有的属性。比方说，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共产主义公社[7]的产品并不是商品，但它具有使用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果实或河里的流水，并不是劳动产品，但它也具有使用价值。相反地，没有一种商品是不具有使用价值的。 当使用价值成为商品，即开始彼此交换时，这种交换始终采取一定的数量比例关系。某一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数量关系，称为这一商品的交换价值。 这种数量关系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在某时某地却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20尺麻布能够交换一件男式外套，同时20尺麻布能够交换40磅咖琲，那末，我们只要愿意，就肯定能够把一件男式服装拿去交换40磅咖啡。一件男式外套在与麻布交换时以及在与咖啡交换时，它的交换价值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不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是怎样不同，它在某时某地始终是以相同的内容作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用物理界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当我说某件东西重16公斤或40磅或1普特的时候，我知道这些不同说法是以一定的内容，即这件东西的一定重量为基础的。与此相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是以一定的内容即所谓价值为基础的。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的范畴，不了解这个范畴就不可能认识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全部作用。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的。 拿两件商品，比方说，小麦和铁器来看。不论他们按怎样的数量关系交换，这种关系始终能够用数学等式来表示，例如：1公升小麦=2公斤铁器。可是，毎个小学生都知道，只有同质的数值才可以进行数学演算，例如10个苹果可以与2个苹果相减，但不可以与2个胡桃相减。所以，作为商品的铁器和小麦必须有某种共性，才能够使它们相互比较。这个共性就是它们的价值。 这个共性是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呢？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以能够彼此交换，只是因为商品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是不相同的。这些自然属性是交换的刺激因素，但不可能决定这一交换的数量关系。 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不谈，那末，商品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商品是劳动产品。 但是，我们既然把产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不谈，也就必然要把创造这些产品的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撇开不谈；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什么木匠、纺纱工等的劳动产品，而仅仅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产品了。这样，产品就是价值。 这就是说，商品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它物化了人类的一般劳动。怎样测算商品的价值量呢？回答是：用商品中的创造价值的劳动量来测算。而劳动量是由时间来测算的。 有人会说，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在商品生产中所花费的时间，那末，商品生产者愈懒惰，他的技能愈低，则商品也就愈贵。但这里说的并不是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劳动。 我们记得，商品生产是各种不同劳动的系统总和，这些劳动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具有一定的社会联系。 “社会的全部劳动力，表现为会所生产的一切商品的价值，它虽然是由无数的个人的劳动力组成的，但在这里我们把它看成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力。任何个人的劳动力，只要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和作用，也就是说，在生产某件商品时仅仅使用了平均的即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那末，个人的劳动力也就象任何其他劳动力一样，都同样是人类劳动力。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是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用当时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8]。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也会改变，价值也会改变。 不言而喻，在一切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制造某种产品所必须支出的时间，始终是人们所关心的。即使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会影响各种不同劳动的数量比例。 现在再举印度农业公社的例子来看。假定这个农业公社所需要的农具是由两个铁匠生产的。再假定某件发明大大地提髙了劳动生产率，结果制造同样数量的农具现在只需要一个铁匠就够了。这时，制造农具的工作便不交给两个铁匠来做，而只交给一个铁匠来做。另一个铁匠可能改行去做制造武器或装饰品的工作了。 再假定说，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说，需要花费象过去一样多的劳动时间，才能够满足农业公社对农产品的需要。 在这种条件下，公社的每个成员将得到象过去一样多的一份农产品。但是，这里终究是有差别的：铁匠劳动的生产率加倍了，因此，为了制造农具，公社现在不必付出两份农产品，只要付出一份农产品就可以了。 各种不同劳动的对此关系的变化，在这里是很简单的，一目了然的。但是，如果铁工劳动和农业劳动并没有直接的协作联系，只是通过这两种产品的媒介才取得联系，那末，他们劳动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成为很神秘的了。这时，铁工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就表现为铁器对其他产品的交换关系的变化，表现为铁器的价值的变化。 里嘉图早就指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在制造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量。但他没有看到掩盖在商品价值形式下面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其次，他没有能够清楚地和有意识地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劳动一方面创造商品价值，另一方面又创造使用价值。 关于商品拜物教的问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根据马克思阐述问题的次序，硏究商品中所体现的劳动的两重性。 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商品的物质内容是由自然界提供的。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怎样创造价值，是怎样创造使用价值的呢? 一方面，劳动是人类一般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花费；另一方面，劳动又是人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一定的活动。劳动的第一个方面，是人类任何生产活动的一般因素。劳动的第二个方面，对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来说，是不一样的。举农业劳动和铁工劳动的例子来看。这两种劳动有它们的共性，它们都是人类一般劳动力的花费。但是，它们的目的、方法、对象、手段和结果，各不相同。 用于某种目的一定的人类活动，创造使用价值。这种劳动的不同性质，是商品生产的基础。只有质量不同的商品，才需要彼此交换。谁也不会拿小麦去交换小麦，或者拿镰刀去交换镰刀，但小麦和镰刀的交换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有在商品中所包含的是质量不同的有效劳动的时候，使用价值才能够被此对立起来。 至于商品的价值，这在质量上没有差别，只是在数量上有差别。商品所以彼此交换，是因为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但是，因为它们作为价值是相同的，所以它们在交换中可以比较，可以互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并不是用于某种目的的、质量不同的一定活动，而是在一切部门中具有相同性质的活动，即人类一般劳动力的花费。各种不同的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花费，象价值本身一样，并没有质量上的差别，只有数量上的差别。 这就是说，从价值形成的角度来看，任何劳动都是简单平均劳动，是平均每人所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花费。在这里，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大量的简单劳动。 与商品生产的性质相适应，确定各种不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即把各种不同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在对商品持有拜物教观念的人看来，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原因，并不是社会原因，而是自然原因引起的。 有些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一心想把价值“固定”下来，即一劳永逸地确定价值，“使商品生产摆脱自己的坏影响”，使商品成为一种永恒的现象。他们企图找出这种虚假的自然原因，并且确定每种单位劳动创造多少价值（洛得彼多斯的标准劳动日）。事实上，这是社会原因，因此是不断变化的。 很少有问题，象价值问题那样，引起过这么多的错误意见。其中某些错误意见，马克思早就驳斥过了。 不论马克思理论的拥护者，还是马克思理论的反对者，往往持有一种错误看法，就是把价值和财富混为一谈。往往有人把“劳动是任何财富的泉源”的说法，硬加在马克思头上。 读者在了解我们前面的观点以后，一定会很容易发现这个原理是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直接相矛盾的。这种意见，只有陷于商品拜物教而不能自拔的人才会说出。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只在商品生产时期才存在。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但财富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它是由使用价值组成的。财富在任何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都被生产出来。有的财富是由自然界给与的，它并不包含任何劳动；但是，没有一种财富是仅仅由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马克思说“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和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唯一泉源。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9]。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国的物质财富也会一起增加；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财富也会一起减少。但是，如果劳动花费总数保持不变，现有的价值的数额也将保持不变。收成好，会使全国财富增加。但是，如果社会必要劳动的花费数额不变，那末丰收所提供的商品价值数额，会与上年度一样。 既然马克思并没有说劳动是任何财富的泉源，既然这个原理是由于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而提出的，那末，由此就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切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了。马克思的反对者硬说马克思曾经忽略了自然界在生产中的作用，这种非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一点现在也是十分清楚的了。这些反对者自己却真的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内容和它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别。 “某些经济学家枯燥无味地和糊里糊涂地争论自然界在创造交换价值中究竟起怎样的作用。由此可见，商品拜物教或劳动的社会特点的实物外形，使这些经济学家受到多大的迷惑。因为交换价值只是借以表示在物品生产中所花费的劳动的某种社会方式，所以自然界给与交换价值的物质材料，当然不会多于——比方说——汇兑行市”。[10] 由此可见，马克思丝毫也没有“忽略”了自然界在生产使用价值中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自然界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的记性不好，而是由于他深入钻研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这种深入钻硏的精神终究是一些经济学家所缺少的，他们从与外界隔离的非社会状态中探求社会规律。 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另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和劳动力的价值混为一谈。但是，这两个概念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作为价值泉源的劳动，不会有价值，象重力不会有重量，温暖不会有温度一样。 我们现在谈的只是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并不是劳动力所具有的价值，并不是工人（劳动力的担当者）的工资。我们暂且只谈简单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交换。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现在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关于人类劳动力及其价值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地谈到。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问题，是为了避免错误理解。 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大部分意见，就是由于这些错误而提出的，因为这些反对意见根本没有与马克思所从未说过的东西相矛盾，或者仅仅是象习惯于责备马克思有教条主义倾向那样的毫无根据的非难。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理解，必须记住什么是象价值规律这种规律的实质。 任何自然科学规律或社会规律，都是企图解释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的现象。但是，毎个现象未必仅仅决定于一个原因。各种不同的现象会有形形色色的极其复杂的原因；此外，现象本身也不是各不相干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所以，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硏究者，负有双重的任务。第一，他应该把各种不同的现象区别开来，使它们不混在一起；第二，他应该把引起这些现象的各种原因区别开来，把本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经常原因与偶然原因区别开来。这两种硏究，只有借助抽象方法才有可能。自然科学家在硏究中可以利用一系列的十分完备的工具，采用视察和实验的方法。但是，社会规律的硏究者应该完全摈弃实验的办法，而应该满足于很不完备的辅助手段。 硏究工作者是借助抽象方法发现他所想解释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规律的。不认识这个内在规律，就不可能解释相应的现象；但仅仅依靠这个规律，是不足以全面地解释各种现象的。 某一个原因可能被其他原因所削弱，甚至它的作用可能完全抵消；但如果由此作出结论说这个原因根本不存在，那就错了。比方说，物体下落规律只有在真空地方才有效力。这个规律说明：只有在真空中，铅块和鸡毛才会以相同速度下落。在有空气的地方，由于空气的阻力，结果就不同了。可是，物体下落规律仍然是正确的。 价值规律也是如此。当商品生产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商品价格的规律性不能不引起生产参加者的注意，不能不推动人们去硏究规律的原因。在硏究商品价格以后，就能够确定价值量。但是，象重力并不是决定物体下落现象的唯一原因一样，商品价值也不是确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原因。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有些商品的价格不仅有时而且还经常地低于价值。譬如说，黄金和钻石的价格据说就始终没有达到十足的价值。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长时期低于价值。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利润对价值规律起影响，因此，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不仅有可能而且还必然经常地高于或低于价值。虽然这样，价值规律在这里仍然是有效的。价格和价值不相符合的现象，也只有借助价值规律才能够加以解释。现在，我们只能够这样说，要详细地把这一问题谈清楚，就必须了解资本和利润的规律。我们在后面还会重新谈这一问题。 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许多意见，都是由于把价格和价值混为一谈而提出的。但价格和价值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 其次，不应该看不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历史性质。这一理论的任务只在于解释商品生产的现象。但是，商品生产在目前也是与其他生产方式的残余交织在一起的。比方说，在农民经济中，生活备用品以及某些服装和工具并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为了农民家庭的本身消费来生产的。如果说，在这种条件下，有一些现象似乎与价值理论相矛盾，那末，这当然丝毫也不能驳倒价值理论。 但是，如上所述，首先不应该被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迷惑住，不应该把商品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当作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始终记住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生产，其中毎个经济单位虽然不是共同地从事生产，但它们是为对方的需要进行生产，记住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掩盖在物质外壳下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记住所有这些事实，那末，我们就将知道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学术著作中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就是： “某一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只决定于生产这一使用价值时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1] 第三节价值交换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时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价值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示的。人们不说“这件外套值4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而说“这件外套值20尺麻布或10克黄金”。 单就外套来看，它并不是商品。只有当我要把外套换进来的时候，它才成为商品。所以，当我没有把自己要换进来的某一商品的价值和自己要换出去的另一商品的价值加以比较以前，前一商品的价值是无法显示出来的。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时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是通过对另外一个或其他好几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即通过交换关系表现出来的。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往往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正是由它的交换关系决定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荒谬的。 举一块塔糖的例子来看，这块塔糖的重量是事先已经知道的，但我们只有把它的重量和其他一件东西，比方说，铁块的重量加以比较，才能够把塔糖的重量表示出来。我们把塔糖放在天平秤的一端，在另一端放几块铁码，每块铁码有一定的重量，比方说，重1磅。根据铁码的块数，就可以知道塔糖的重量了；但如果认为塔糖所以重10磅是因为天平秤的另一端放了10块铁码，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所以必须要在天平秤的另一端放10块铁码，正是因为塔糖重10磅。 这样，问题就十分清楚了。要知道，价值量和价值形式的关系，也正是这样。 物体重量的表现形式和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我们借以表现商品价值量的形式，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塔糖重10磅。继续用上述例子来看，更精确地说，这意味着，塔糖的重量等于10块一定大小的铁码的重量。关于外套，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件外套的价值等于，比方说，10尺麻布。 如果铁和糖没有一个共同的自然属性——重力，我们就不可能把铁和糖这两个物体加以比较。同样地，如果外套和麻布没有共同的社会属性，即它们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产品，具有价值，那末，我们也就不可能把外套和麻布这两件商品加以比较。 铁和糖在第一个等式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糖的重量等于10磅铁的重量。糖在这里作为糖出现，但铁并不是作为铁出现，而是作为重量的体现者，即重量的表现形式出现的。在这个等式中，我们并没有撇开糖的特殊的物理属性，但撇开了铁的特殊的物理属性。 这种现象可以用等式表示：1件外套=20尺麻布。 既然麻布和外套都是商品，它们也就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在价值形式中，在交换比例中，只有外套才是作为使用价值出现，而麻布只是作为价值形式出现。 塔糖的重量不仅能够借助铁码，而且还可以借助铜码、铅码等来表示。同样地，外套的价值不仅能够用麻布，而且还能够用任何其他商品来表示。所以，在一件外套=20尺麻布的等式中，麻布的特殊的自然形式完全撇开了；麻布在这个交换比例中，如上所述，只是作为价值，即作为人类一般劳动的体现者出现。麻布成为外套的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与外套的物体相对立。外套以及任何其他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对立性，反映在价值的表现形式中，在这里，外套的物体形式仅仅是价值的体现者，而麻布这一商品的物体形式仅仅是价值的体现者。即价值形式。 某一商品被用来表示另一商品的价值，这一商品马克思称为等价物[12]。等价物的使用价值并不是无关重要的。两件商品必须是不同质的：1件外套的等式，是毫无意义的。 外套的价值不仅能够用麻布，而且还能够用任何其他商品来表示。但我们可以把这个等式颠倒过来，用外套表示麻布以及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如下： 1件外套=20尺麻布+10磅茶叶+40磅咖啡+1/2吨铁+100公斤小麦+余略 但是，我也可以把这个等式颠倒过来，说： 20尺麻布+10磅茶叶+40磅咖啡+1/2吨铁+100公斤小麦+余略=1件外套 这两个等式好象是说明一件相同的事，但它们只有作为数学等式才是完全相同的；作为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它们在逻辑内容和历史内容上是不同的。 在商品生产的初期，产品只是间或地和偶然地交换一下。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简单的价值形式，也就是说，某一商品仅仅是与另一商品发生一定的关系，例如，1把铜锤=20磅石盐。马克思把这一形式称为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但是，一旦有某种劳动产品（比方说，牲畜）开始不是例外地而是经常地与其他产品交换，那末，价值表现形式就采取前面第一种等式的形式，例如： 一头母牛=2件外套+1把剑+1条腰带+10双皮鞋+3双凉鞋+余略 这个价值形式（例子是从荷马作品里找来的），马克思称为完全的或扩展的价值形式。 商品生产继续向前发展，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即商品——的数目增加了，愈来愈多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地进行交换。不仅牲畜，而且剑、腰带、凉鞋等，都成为经常交换的对象。其中最受人欢迎的商品——例如牲畜——最经常地被用来表示其他商品的价值，最后它成为唯一的价值表现形式。这时，前面第二个公式就开始发生效力。这就是一般的价值形式。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等式中的等价形式。我们知道，等价形式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体现者。但是，在以前的价值形式中，某一商品只是偶然地和间或地成为人类一般劳动的体现者。在1件外套=20尺麻布的等式中，麻布事实上只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但是，如果20尺麻布被认为等于100公升小麦或者再一次等于1件外套，那末，小麦和外套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体现者，麻布在这里是使用价值。 至于一般的价值形式，情况就与此不同。在这里，只有某种独一无二的商品才是等价物，这就是一般等价物。象所有其他商品一样，这种商品过去和现在一直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所有其他商品现在仅仅是作为使用价值才与它对立，而一般等价物本身就作为一般的和唯一的的价值表现形式，作为人类一般劳动的社会体现者出现。它现在成为这样一种商品，可以拿来直接交换一切其他商品。所以，人人都愿意把它换进来。另一方面，其他商品后来也就失去了彼此直接交换的能力和可能性。两个商品现在只有通过一般等价物的媒介，才有可能交换，因为在一般等价物中反映了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 第四节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要能够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被交换的产品对没有这种产品的人来说，必须是一种使用价值，但对自己的占有者来说不是使用价值。第二，交换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被交换的商品的私有者。 私有权的法律关系，仅仅是交换双方的意志关系的反映，而这种意志关系取决于经济关系。人们开始交换商品，并不是因为他们承认对方是被交换的商品的私有者。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碰巧彼此交换商品，他们才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劳动产品超过其所有者需要的剩余物，是劳动产品对其所有者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时采取的最原始形式，即商品的最初形式。生产这些产品的原定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生产这些产品，是为了供生产者自己消费。只有交换，才使这种产品成为商品。 至于第二个条件，即被让与物品的所有者承认对方对这些物品的私有权，但相互发生联系的人必须是彼此独立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承认这种私有权。 “这种彼此独立的关系，在实行财产共有的原始社会（不论是家长制家庭，是古代印度公社，还是秘鲁印加国家等）里，是不存在的。商品交换开始于公社的接界地方，开始于某一公社与其他公社或其成员相接触的地方。但是，一旦物品在公社对外关系上成为商品，它就会由于反作用，在公社内部也成为商品”[13]。 在交换的初期，价值量和价值形式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产品据以交换的数量关系，带有偶然的性质，并且涨落不定。但是，产品交换渐渐地成为愈来愈经常的社会过程。人们已经不限于交换乘余产品了，而开始专门为了交换才生产使用价值。，结果，商品据以交换的数量关系，愈来愈多地以商品生产条件为转移。商品的价值量开始取决于生产商品时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 一旦劳动产品是专门为了交换才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必将暴露无遗。 我们知道，任何商品所固有的这一矛盾，都要在价值形式中表现出来。在20尺麻布=1件外套的公式中，麻布是使用价值（因为是麻布）和价值（因为是外套的等价物）。但是，在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很难使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稳定下来。因为在这里作为等价物（即人类一般劳动的体现者）出现的商品，仅仅是暂时地起等价物的作用。在扩展的价值形式中，这一矛盾表现得更加明显。现在，当作和可以当作等价物的，已经有许多商品，因为所有这些商品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它们是劳动产品，是价值。 商品交换愈向前发展，劳动产品愈多地成为商品，则一般等价物也就愈加成为必要。在交换的初期，每人把自己不需要的物品，直接换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但是，随着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这种交换成为愈来愈困难了。 假定某某地方商品生产已经十分发达，出现了一些独立的手工业者——裁缝、面包师、木匠、屠夫。裁缝要把外套卖给木匠。外套对裁缝来说，并不是使用价值，但对木匠来说，是使用价值。但裁缝并不需要木匠的劳动产品，因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家具。因此，桌椅板凳对木匠和裁缝来说，都不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裁缝需要面包师的面包，需要屠夫的猪肉，因为裁缝自己现在已经不再在家烘烤面包和喂养小猪了。裁缝需要的猪肉和面包，对屠夫和面包师来说，并不是使用价值，但他们现在并不需要外套。这样一来，裁缝虽然也找到了购买衣服的顾客，但他仍然有饿死的危险。他需要一种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种商品是价值的直接体现者，因此对每人来说，都有使用价值。 这一发展过程既然使一般等价物成为必要，所以也就引起了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当各种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开始交换各种不同的物品的时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中许多物品把某一商品作为价值，与它进行比较，把它当作自己的一般等价物。最初，某一商品只是暂时地和偶然地成为一般等价物。但是，只要某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显得比较有利，这种商品必然就会愈来愈固定地起等价的价值形式的作用。 究竟哪种商品最后能够起这一作用，这决定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归根到底，贵金属取得了当作一般等价物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货币。贵金属所以成为货币，部分地是因为饰物及其材料一向是交换的对象；但决定性的原因，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完全符合于一般等价物所完成的社会职能。 在这里指出两点就够了。第一，贵金属始终具有相同的质量，它不会在空气或水里发生变化变化。其次，它可以随便分成好多部分，可以把好多部分又重新合并起来。因此，对体现到处一样的人类一般劳动来说，对表示不在质量上而在数量上有区别的各种价值量来说，贵金属是特别适宜的。 黄金和白银所以能够取得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垄断地位，仅仅是因为它们也是作为商品而与其他商品相对立的。它们所以能够成为货币，仅仅是因为它们曾经也是商品。货币并不是某人或某些人的发明创造，并不是价值的简单符号。货币的价值和社会职能，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创造出来的。贵金属由于本身作为商品在交换过程中起了作用，才成为货币商品。 注释 [1]译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67页。 [2]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印地安人恢复了共产主义的现点。最初，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共产主义的，因此，猎物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分配的。——原书作者注 “共产主义”这个术语，考茨基在这里是用来说明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俄译本校订者注 [3]论远西的猎场（英文），第266，353—355页。 [4]“许多人在同一劳动过程中或在于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几个劳动过程中，有计划地和协同地进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称为协作”（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9页）。马克思在后面不远的注文中说道：“林格在所着‘民法学说’（法文）一书中说过，狩猎是最初的协作形式，但人的狩猎（即战争）是狩猎的最初形式之一。他的话也许没有什么不对”（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00页）。 [5]许多事实证明：商品生产在发展初期确实是象我们在这里所描写的那样。很明显，整个发展过程并不象这里说的那样简单，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叙述商品生产的历史，而是叙述它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把商品生产与其他生产方式加以比较时，才能够最容易识别出来。 [6]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页。 [7]如上所述，这里说的是原始公社。——俄译本校订者注 [8]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1页。 [9]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页。 [10]同上，第67页。 [1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页。 [12]从拉丁文“aequus”（相等）和“valere”（价值）变来。 [13]译文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3-74页。
有密约应该公开出来（寿，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3期 有密约应该公开出来 作者：寿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最近，我们的政府做了两件令人不解的事：一，重新奉送内河航行权；二，重请洋大人回来主持海关。抗战八年，差可作为代价的是「不平等条约的取消」；但现在拿回来又送出去，我们真不知道这八年的流血究竟是所为何来？ 许多人痛心得很。难怪呀！因为我们是真心相信政府已经取消了不平等条约的。 可是看情形，事实并不如此。否则，为什么要把名义上业已收回的权利，又拱手送给人家呢？ 说政府诸公不懂得这些主权的重要，那是笑话。凡属可能，政府是要不顾一切来加以接收的。君不见，炮火连天，血流成渠，不都是为了「接收主权」？ 那末，为什么独独对于内河航行与海关主权，如此慷慨地赠送呢？这中间是必有缘故的。据我们想，不外乎两种情形：（一）取消不平等条约时候原附有这样的「了解」；（二）为要获得更多的外援来进行内战，最近才把这收回了的主权又送回去。 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们一定要逼政府把秘密公开出来！
骗谁？（仁，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3期 骗谁？ 作者：仁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日本投降，到现在十个月了，自从日皇下令停战之后，在中国的日军始终没有一点反抗表示。他们乖乖地放下了武器，钻进了集中营，除非我们「胜利国」的受降者命令他们保留武器，替我们来安内清乡。现在，便是这样的武装日军，据说也只留着几千人了。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即在日军放下武器的十个整月以后，我们的「盟邦」大总统杜鲁门先生向国会说道：「美国将继续以租借物资供给中国，直至日军全部自华撤退为止……」 仿佛中国不继续向美国租借大量飞机、大炮、机枪、弹药，便不能将留在集中营的徒手日军撤回本国去的！ 伪善也得有个限度呀！虽然在那些最高等的洋人想来，中国的老百姓全是傻瓜。
访问一个工人家庭（凯仑，来源：《新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2期 访问一个工人家庭 作者：凯仑来源：《新旗》1946年第2期 李星按：这是一篇40年代末期的工人访问记。虽然从文中看得出来，尽管拼命做工，而且已经是工资较高的熟手，但除了吃饭，也没多少余钱了。而访问者本能的感觉这家人生活“舒适”，民国真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 访问中提到罢工和工会，但没有任何具体的叙述，倒是问到了苏联……访问者也许是个左翼学生吧…… 比较无语的一个细节：被访女工的父亲，一提起政治、国共内战之类的，便兴奋起来大扯一通，男人真是喜吹政治，跨越时代的古今通病，服了！ 当我到达工人区域时，正在傍晚散工的时候。三五成群的男女工人从工厂中放出来，脸上带着愉悦和欢乐，边谈边笑地走着，声音中充满了生气。因为此时是他们或她们在整日的疲劳中最轻快的片刻。女工们穿着蓝布袍，嘴里偶尔哼着歌曲，手揣着手，如果在她们手里不拿着饭匣而拿着书的话，几乎要使人疑惑她们是从哪一个学校放出来的女学生哩！ 湾湾曲曲地我走了好多路，地下又脏又滑。天又渐渐地在暗下来了。寻了好久，才被我等到了目的地。可是抬头一望却又把我呆住了，前面有着一个大水潭，这幢房屋几乎被这污水完全围住。我点起了脚尖从一块块放在污水中的小砖上跨到了彼岸。 我所认识的一位女工是这个家庭中的最大的女儿，她在香烟厂内包锡纸的。她曾结过婚，未满一月就被丈夫遗弃了。她只能回到娘家来和父母一起居住。这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工人家庭（父母和姊弟三人），她们父亲和大兄弟都在纺织厂机器间做工。她的母亲本来也在纱厂内做的，近来因为耳朵和眼睛都不很方便，所以只能躺在家里做些杂务了。一个小兄弟还在学校中求学。 那时天色已经黝黑，这一家做工的人都已回家，中间挂着一盏如黄豆般大的幽黑的电灯。在一间灶间兼客堂的房屋中，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他们一家人都和蔼可亲地招待我。我先和他们客套了几句，于是我才和这位女工谈了起来。 生活状况 「你现在可赚多少钱一月？」我问。 「大概十万左右，」她回答。 「你的父亲和兄弟呢？」 「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 「是否每个工人都能得到这个数目？」我又问。 「不，如果生手就得的很少。」她回答。 「要比你们大概少多少？」 「大概要少一半以上。」 「要少这许多！那末你们当然是熟手了。」我惊奇地说。 「是的，我差不多已做了十几年了。」 「你是几岁做起的？」 「我十四岁就做起了。」 「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呢！」 「父亲已做了将近三十年了，兄弟也做了近十年了。」 「你的母亲做过工没有？」 「做过的，她也是十几岁就做纱厂的，直到最近耳朵和眼睛不便以后才退出的。」 「你们一家三人的收入很够维持这个家庭了，」我说。 「是的，照上两月的物价，当然很够的了。可是最近物价米价的飞涨，似乎以后又很难说了，」她的父亲接着说。 「无论如何你们要比一般先生们不知好了多少倍，」我说。 「那也不见得，先生们多少总有点积蓄，我们工人是只靠一双手，做一天，吃一天，一天不做，一天就得饿肚。」他谦逊地笑着回答。 「那末最近几个月生活一定过得很好的了。」 「是的，最近的确宽裕了许多。可是现在米价又是那末上涨，你要知道，我们最怕的是米价上涨了，因为我们食量都是很大的，」他说。 「那末你们一月要吃多少米呢！」我又问。 「我们五个人一月至少要吃一担半米。」这位女工回答我。 「要吃这许多！」我有些不信似地说。 「是的，我们的食量总要比你们多一倍，」她回答。 「那末你们除了伙食以外，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开支？」我又问。 「伙食差不多是我们最大的支出了。除此以外，只有小兄弟的学费和书籍费，父亲喜欢抽抽香烟，晚上饮一些老酒。我和大弟弟喜欢看看电影。母亲简直没有什么消费。」 「如果还有余钱呢！」 「还有余钱或者添几件衣服。」 「那你们的生活可算很舒适的了。」 「这也不过是和平以后的事，以前在日本人手下，不要说其他，就是连肚皮也吃不饱，一直吃苞米粉的。」 我听这位女工谈话，很感动，因此我又和她谈到她们的教育问题了。 教育程度 「你的父母都识字么？」我问。 「父亲识一些，母亲是一字不识的。」她回答。 「你的大弟弟呢！」 「他读到初中一年。」 「你的小弟弟今年几年级了。」 「他今年要小学毕业了。」 「你读了几年书？」 「我读到小学毕业。」 「能够写信么？」 「也不过会糊乱写写，」她谦逊地说。 「小说能够看么？」 「可以看看。」 「看过些什么小说？」 「如巴金的家等。」 「你能看巴金的家！」我好奇地问。 「随便看看吧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厂内有不识字的女工么？」我又问。 「有是有几个，但是并不十分多。」 「最普通的是什么程度？」 「最普通的是初小毕业。」 「如你一般小学毕业的人多不多？」 「也不多。」 「你们在厂内除了做工作以外，是否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做的工作比较轻松，所以手里做着，嘴里只管可以唱歌或谈谈天，如果做纱厂或其他工作就不同了。」 「你们在厂内平时谈一些什么话呢！」 「我们什么话都要谈的，自家常话一直到小报上登载的当日新闻等。」 「你们也能看报？」我又问。 「我们只能看看小报，其他是看不懂的。」 「你们很喜欢唱歌！那末唱的是什么歌曲呢！」 「普通在无线电内唱的流行歌曲。」 「你还想继续求学么？」 「我当然希望能够读一些书的。」 「现在听说夜校办得很多，你为什么不去读呢？」 「是的，我正想去读夜校。」 婚姻问题 「你的婚姻是否由父母作主的？」 我向她问到她的婚姻，她的脸色立刻变得惨淡无光，眼睛红红地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了。 「假使不是父母作主也不会弄到这步田地了。在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就和我定下了这件婚姻，我在十九岁那年出的嫁，那知嫁去不满一月就遭到他的毒手，他先把我的东西骗去，把我的床拆去，三句不对就毒打一顿，最后弄得我没办法，只好回到娘家来。」 「你不好请律师告他么？」 「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哪有钱请律师呢！」她说着一而不往地在拭泪。最后她又叹了一声气接着说：「我只有怨恨父母为什么要和我定下这件婚事！」她愤懑地说。 她的父亲听了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我不得不为他解围。 「你也不能单怪你的父母的不是，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的事不要去管他，因为那时还盛行这种方式。可是最近他们为什么还要和大兄弟定下一件婚事。不管我怎样反对，他们总是不理。」 「那末你的大兄弟有什么意思呢！」 「他懂得什么，他是一个无用鬼。」她恨恨地说。 「你们厂里的其他工人是否有自由恋爱的事？」我问。 「有的，多的很。」 「那末自由恋爱的结合，是否都能满意呢？」 「大部份都能满意的，就是有不满意，那也就是自己的事，怨不着别人的了。」 「那末你是完全同意自由恋爱的了。」我笑了笑说。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我看了看表时间已不很早了，我只好简短地问问她对于政治的态度。 政治思想 「你们可曾去参加选举？」 「去的，那是保甲长硬拉去的。只说叫我们去领身份证，到了那里才知道是选举。」 「你们怎样选法呢？」 「我们根本莫明其妙，他们指定我们选谁，我们就选谁。」 「去的人多不多？」 「大家都去领身份证的，怎么会不多，差不多全去的。」 「听说有打架的事，你们看见吗？」 「怎么没有看见，打得很利害哩！」 「你们可知道我们国内又在发生内战了？」我又问。 「知道的，我们厂内的人常常讲起的，」她的父亲特别感到兴趣似地抢着说。 「你们赞成内战吗？」 「我们怎么赞成战争呢？我们要的是安居乐业，刚和平时，我们总想从此可以过一些太平日子了，哪知和平了不久，自己人又打起自己人来了。不知要到怎样一个结局。」 这或者是习惯使然吧！似乎男人总比女人对于政治多感到一些兴趣，她的父亲本来没有讲过多少话，提到了战争，他就兴奋地发了一大堆牢骚。我为了时间有限不能和他作长谈。我只能又扯到别的话上面去了。 「人家说，物价上涨，都是你们罢工罢出来的。你们以后能不能罢工么？」 「这怎么行，现在物价那么上涨，我们不罢工怎么能过。没有一个资本家肯自动地增加我们工资的，」她率直地说。 「你们都加入工会吗？」我又问。 「我们都加入工会的。我们不加工会怎么会如此团结一致呢？」 「你们可知道苏联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国家？」我忽然又想到了上面一句话。 「我们怎么不知道！」 「那末你们是否也希望中国也成为一个工人国家？」 「当然希望的。」 谈话到此告了一个段落，我才和他们告别了出来。跨过了大水潭，又走上了湾湾曲曲的泥泞的道路。我的脑子中，来回地盘旋着刚谈的许多问题，我兴奋得几乎忘了路由。
两种民主（K.T.，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6年第1期 两种民主 作者：K.T.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前几日在五四运动文艺纪念会上，周予同先生说道：「在五四时所提出的民主口号是资本主义性的，现在已变为社会主义性的了。」 在普遍的民主声中，这是一个特出的声音。 俄国的列宁先生说过一句话：「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才讲到一般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却绝对不能忘记这样设问：「为的是那一个阶级？」」 在为民主而奋斗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忘记这一点。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序言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工人阶级的广大人士中，早就需要有一部世界工会运动史。在美国，这种需要特别迫切。在这里，工人长期受到洪水般的资产阶级宣传之害，他们的保守的领导人则是这种宣传的应声虫，这些领导人说，在美国，没有其他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工人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在美国没有阶级斗争。工人们还受到其他形式的“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因此，美国工人需要了解他们自己的和世界的工人运动史。 本书的用意是至少作为朝着这个总的方向前进的一步。但是，要完全公正地对待这个巨大的题目，需要写好凡部书才行。本书仅仅是一部史纲，因此必然受到一些限制，对于各国的工会运动的一些重大的方面叙述得过分简短，或根本未加叙述。 一部工人运动史必须阐述工会从简单的开始阶段到现在高级的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本书所叙述的运动的演进特点有，工会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长和扩大，它的结构、组成、战斗策略和日常工作的不断的变化，和它的日益发展和成熟的思想意识。 工会运动，像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一样，首先起源于英国。因此，早期工会运动的历史主要是与早期的英国工会有关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会运动也从英国扩大到全片界，直到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包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内，都有它的工会运动了。 工会巳经从十八世纪后期的结构简单、数量上十分薄弱的地方性的行业工会发展到今天全世界范围的拥有一亿四千万以上会员的工会国际了。它也已经从熟练工人的狭隘的集团扩大成为包罗妇女、青年、黑人、白领工人、非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巨大的产业工会组织。 工会运动在它所必须解决的任务方面，也同样地经过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从它的最早期的，为了工资要求而举行的最简单的没有组织的罢工，到现在在许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工会的策略已经从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的原始的地方性罢工，发展到整个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整个向前的发展，是以无数次的罢工和其他艰苦的斗争作为代价取得的，在这些斗争中，工人仍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忠诚、阶级团结和政治认识。 世界工会运动在规模、组织和战斗力方面既有了发展，同样，它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有发展，这种发展的实质就是，从充满着战斗本能，但是也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幻想的先驱工会工作者的早期的混乱的思想意识，经过许多阶段，好容易才发展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接受社会主义前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证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最有效的领导者。他们是最优秀的罢工领导者和工会组织者；他们最敏锐地懂得如何把劳动人民群众的经济斗争跟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懂得如何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并且培养先驱工会工作者的阶级意识。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情他们的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才成功地领导好些国家的人民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 世界工会运动的思想史，就是它的成员和领导向着马克思主义基础前进的过程。在为工人阶级的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斗争中击败了许多基本上起源于资产阶级的混乱的、破坏性的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倾向有：无政府主义、拉萨尔主义、费边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孟什维主义、龚泼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其他一些倾向。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这个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人们的思想倾向肯定地是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领导着经大多数的工会会员。 威廉·泽·福斯特 1956年1月于纽约
第三章我的旅行的习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三章我的旅行的习惯 我早年对美国和非洲黑人问题的兴趣使我养成了在大学毕业后的旅行习惯，后来并促使我拥护和平和参加和平宣传站。 我很久以来就有一再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去旅行，以了解世界大事的习惯：这形成了我对当前问题的态度。我在哈佛的四年——两年在大学、两年在研究院——中就关心世界问题。在这时，每一个希望受现代教育的学生都渴望到欧洲、特别是到德国去留学。美国人在英国留学的并不很多，因为英国的大学不承认美国的学位。在法国也是这样。但是，美国人在德国是受欢迎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新学者们多半是德国留学的。因此，我很早就希望到德国去留学，后来我请准了雷特基金会的奖学金，于是我通过我的哈佛指导教授艾伯特·布什奈尔·哈特，准备到柏林大学去办入学手续。 自从一八九二年第一次旅行后，我到欧洲旅行过十三次，其中有一次是环球旅行，我到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到过亚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旅行变成了习惯，关于现代国家中的新思想的知识始终是我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好的美国报纸也很少谈到欧洲的思想。在柏林大学的假期中，我到过东德、西德和南德，到过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的边界。 在一九〇〇年，我借着为美国政府做参加展览的准备工作的机会参加了巴黎博览会，并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泛非会议。十一年以后，费利克斯·艾德勒和我被任命为伦敦世界种族大会美国分会干事。我曾在伦敦大学大厅发表两次演说。 一九一八年，当威尔逊总统准备出席凡尔赛会议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这次以决定各国人民是否应该有权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为目的的国际和会，将有一个标榜着『被治者的同意』和『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自已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千二百多万人，从来没有人问他们是否同意被统治。在某些他们占大多数的州的州议会中没有他们的议员，在国会中也没有一个他们的代表。」 同年十一月，在停战以后我乘「克利尔」号轮到巴黎去，想促请总统和其他美国人注意以提出非洲人民的要求为宗旨的泛非大会，我和豪斯上校谈了话，他对我很客气，但是没有什么行动，于是我找法国人，我通过曾带领十万非洲黑人去保卫法国的塞内加尔议员布莱斯·迪·亚涅，请准了克里孟梭总理，在戒严期间的巴黎举行了一次泛非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十五个国家的五十七个代表，我们要求国际联盟审议非洲人民的地位的问题，结果之一就是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立。两年以后，我召集了笫二次的代表性更为广泛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分三次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开完的，这次有二十六个不同国体(包括非洲、西印度群岛、欧洲和美国)的一百一十三位受权代表。大会的宣言说： 「在这耶稣纪元的二十世纪，在这释迦和穆罕默德的一千年代，在这最伟大的人类理性时代，文明世界一定可以找到足够多的利他生义者、有学识、有仁人之心的人们来发展他们本地的组织，谋求同胞的福利，不必再听任大多数人类受到商业组织的愚昧而自私的代理人的虐待和奴役，而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少数人的利润和权力。」 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以及以后，还举行了另外一些这样的大会，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对这种会议的反对日渐加剧，会议的规模都较小，效果也不大，在一九二三年的伦敦和里斯本会议上，我们的宣言说： 「我们向全世界要求给黑人以人的待遇。我们看不出有其他获得和平和进步的道路。南非一个大国的首脑居然盲目地企图用奴役千百万非洲黑人的办法在欧洲建立和平和亲善关系，今天世界上有比他更荒谬的人吗？」 同年，由于一个特殊的政治情势，我被任命为驻利比里亚特命全权公使。美国国会曾拨款给各国，赞助它们发展战后经济，利比里亚也申请了这笔钱，但是太迟了。因为我在葡萄牙开泛非大舍后曾到非洲去访问利比里亚，于是某些黑人政客认为：给我一个外交职位让我代表美国总统参加利比里亚金氏总统第二届就职典礼，这倒是一个好举动，同时也是一个不太花本钱的举动。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出乎我的意料地，我成为了特命全权公使和赴蒙罗维亚的外交使团特使衔团长，我趁这个机会向总统祝贺，并提到美国黑人和西非洲黑人的过去关系。 同时，我对和平与进步问题的态度也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了，从前我和多数人一样，认为人类进步的这路必然耍通过战争，如果世界各国的黑人和美国的黑人要获得人权，他们必须组织暴动来反抗压迫他们的白种人，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开始认识到，在现代条件下，这样取得进步的办法是自遭失败，从世界火战中的现代技术看来，战争不可能有胜利。战胜者最后和战败者一样狼狈。理性、教育和科学知识必须代替战争。 我不能断定我思想上的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我还记得一九一一年我在伦敦遇见一个黑人，他向我解释他的从非洲带领一支黑人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的计划。我深为他的热心所激动。但是慢慢地这种激动消失了。我开始对人类进步形成一种新的看法。 一九二八年，这种看法变得更明确了，那时我有可能去俄国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不仅看到俄国，而且看到我三十年不见的屈辱的徳国。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访问了列宁格勒、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徳和基辅：最后经敖德萨和康斯坦丁诺波尔回国。这次旅行对我是一种终身难忘的经验，它加强了我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使我相信社会主义是走向进步的唯一大道。 十年以后，我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想要了解欧洲发生的变化，于是我向奥柏兰德基金会(卡尔·朱尔兹基金会的一部分)申请奖学金。我提出的研究题目是非洲前德国殖民地，同时在德国调査它现在对殖民地的态度。申请没有被批准，但是后来我请准了一笔奖学金，研究德国的专业教育。结果，一九三六年我在德国住了五个月，然后到苏联去由莫斯科乘了十天火车横贯西伯利亚到中国的东北。最后我在中国和日本呆了两个月，经夏威夷回美国。 我这次是第一次到亚洲，对于世界有色人种的地位的问题开始有了一个新想法，我在日本讲学，在上海会见了中国的领袖们，讨论有色人种的前途、殖民主义和世界和平问题。 我回到美国后继续在亚特兰他大学教书，到一九四四年才回纽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担任特别研究部生任。我以顾问资格参加了联合国旧金山会议。由于这个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告世界人民书」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美国对它自己的公民实行的歧视，大大违反它自己的法律，这种歧视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侵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特别是联合国的理想和工作。 「因此，尽管这个问题无疑地主要是一个国内的种族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将来随着各国关系日益密切，它的国际性也将日渐增加。因此，在这谋求共同基础和维护和平的共同努力中，一千三百万美国黑人公民理应向联合国呼吁，并请联合国适当地注意到这种使这一群人被剥夺他们作为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情况，这样一来，假若不是在许多情况下使联合国无法行使其职权，那至少使联合国在行使职权时感到更加困难了。」 到一九四五年，与外国人民、外国问题的一切接触以及这些问题与种族问题的联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这样就使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定地相信：解决世界问题的第一步就是世界和平。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我受到邀请和催促，参加了三次强调和平的重要性的大会。甶此产生了以我为主席的纽约「和平宣传站」，随后，政府把我们作为「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予以起诉。我现在就要谈到这一件事以及它对于我的生日宴会的影响。
工人运动的危机（镇远，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6年第1期 工人运动的危机 作者：镇远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李星按：本文是抗战胜利不久，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个侧面观察。写的比较简略，提出的主张也流于口号式的喊话。但作为目击者的见证，还是有些内容的。工人组织的阶级合作主张，既来自朱学范领导的“劳工协会”，也来自地下党。国民党对工人成立的工会，实行的上层接管、法律围堵、武力压迫等办法，看来也是有效的。 日本投降以后，上海工人为了要求胜利津贴，增加工资，或恢复职业，纷纷起来罢工，逐渐组织了工会，建立了他们中间的联系。这个潮流到现在蔓延了几个月还在向前进展。工人阶级抬起头来了，不仅是日本侵入后第一次，而且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后第一次。 然而刚刚觉醒起来的工人群众，他们的意识还落在自身运动的后面。长期间失败造成的颓丧情绪，还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胸，外加资方明的暗的硬的软的反攻，以致运动前面隐伏着种种的危机。 第一，工会上层领袖并非从工人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上层组织成为政府机构一部分，总是把工人斗争与「强迫仲裁」，「警察监护」等形式结合在一起，处处束缚在合法的圈套里，工人一举一动都得受政府的干涉，因此不能完全发挥斗争的作用。 第二，改良主义倾向支配了工人运动，人们企图利用群众的落后，强调「劳资合作」，鉴定「官僚买办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差别，理由是：「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是资本主义强国的尾闾，要把中国重新回复到战前半殖民地的附庸地位，我们工人应该反对它的；至于代表多数的民族资本家，是代表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从整个利益上看，我们工人同民族资本家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当前的工运要坚持劳资合作，发展民族工业的路向。」其实「官僚买办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是没有甚么区别的，二者同样剥削工人。中国整个经济现在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尾闾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不过有程度上，直接或间接之区别罢了，对于官僚资本固然不可劳资合作，对于所谓「民族资本」也是不可劳资合作的。 第三，资本家在罢工潮流之下，每每向社会宣传，说是工人破坏劳动纪律，说是工人支出太大，工厂即将破产了。资本家如此将中国工业竞争不过资本主义强国之责任加于中国工人阶级头上，仿佛以为工人必须饿着肚子，做牛做马，来替资本家争取足够的利润，这种宣传是为的使社会失去对于工人要求的同情心。 第四，政府于「强迫仲裁」失效后，也不惜采取高压手段。如电力公司罢工时逮捕工人代表，绸厂工人罢工时枪杀工人等等。 以上便是目前工人运动危机诸要点。要克服这些危机，只有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即提高自觉心，认清斗争的目的，组织完全属于自己的工会，不仅要组织职工工会，而且要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人有了觉悟，有了组织，就会从经济的斗争进而为政治的斗争了，即是参加和领导民主运动，发展之直至那解放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的人类的革命。
关于罢工权（刘默，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6年第1期 关于罢工权 作者：刘默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民国工人的罢工权问题。值得说的是，在资本主义全胜地区，主流学者却早有罢工权合法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与本文作者的主张，本质上是相反的。本文作者的意思，是工人争取行动的更大空间，而主流学者的目的，是用法律把工人行动约束起来。 中国的工人们，尤其是上海的工人们，在长年的消沉与被压迫之后，现在开始抬起头来，开始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初生的工人阶级。满怀希望地走上了斗争的道路，他们在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搏斗中，曾经起了主要作用。不幸得很，在斗争的半路上，他们被领导者欺骗，被「同盟者」叛卖而遭受了悲惨的失败，以致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计算起来，到现在已十足的十九年了。 十九年中，他们是连最起码的工会组织都被禁绝了的。他们受苦，他们挨饿，他们失业，他们默默地死去，而对这一切，他们是连半句不平都不能诉说，更谈不上行动的反抗了。在「自己人」的统治时代如此，在敌人的统治时代自然更甚。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在战斗的「质」的方面是如此地降低了，甚至，在那时期中，连这阶级的量的方面也给减少了。不断的经济恐慌，连绵的国内战乱，最后再加上那八个整年的抗日大战，使中国的工业衰落了，在某种限度内毁灭了。在五卅前后号称八十万的上海产业工人，到去年八月间日帝投降的时候，差不多只剩着四分之一了。 但虽如此，中国的工人群众还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而且，趁着战争的过去，民主风潮的激荡，他们又开始表示其力量了。自从日帝投降到现在的八个月中，上海的工人阶级已凭其本身力量，争得了好些生活上的改善，而更重要的，在这几个月的斗争中，上海差不多每一个产业部门，甚至每一种商业的职工，都已建立起自己的工会。不管这些工会目前的领导如何，而这普遍成立工会的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成果了。这表示中国工人生活史上新的一章的开始，也是他们英勇的传统精神的复活。 自然，现在不过是开始而已。过去几个月的斗争表示出来，工人们的要求差不多完全限于生活改善、职业保障等项。虽然他们成立了工会，虽然在他们张贴的传单上偶尔也看得到一些民主的要求，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觉醒还不曾达到政治斗争的地位。 但资本家和他们的帮手们却已感到了恐慌，他们已准备制定法律专条来对付罢工；同时一些自命为「工人首领」的人，也在发出「忠告」，叫我们要「劳资合作」了。有些反动的报纸上拼命在制造舆论，说工人的生活过得多么写意，说工价高是物价高涨的原因，又说工人的罢工妨碍了「民族资本家的产业复兴」。他们反对罢工，他们要禁止罢工。 其实，我们工人如果不能罢工，那末没有一个资本家肯来跟我们「忠诚合作」的。罢工是一无所有的工人们的唯一武器。如果禁止了这武器，或自动放下了这武器，则非但生活改善和职业保障无从谈起，便是几个月来既得的成果也就会全部失去的。 工人的罢工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权利之一。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间的一个最重大的分别，就是罢工权之是否被取消。因此，如果真想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那末工人们，乃至一切真心为民主斗争的人们，必须为罢工权之合法承认而斗争。 五，一。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刘光宇〔刘仁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 刘光宇〔刘仁静〕 来源：《动力》1930年第2期 李星按：本文的背景是1930年红军运动在多个省份持续展开，国民党也在进行针对农村红军的精神攻势。据中共早期党员回忆，陶希圣在1927年曾加入中共，做过一些文秘工作，后来自然转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并成为蒋的笔杆子之一，现在管这种人叫水军头子，洗地达人。 本文主要内容是探讨“游民无产者”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驳斥陶希圣的有关论点。作为转向的前共产党员，大谈马列自然是陶某人服务统治者的标配。陶的论述逻辑大致是“红军由游民组成，马恩说了，游民不是自己人，可见红军不是真马列队伍，大家散了吧，还搞啥呀！”。本文作者批驳了这一观点，指出陶某人直接篡改恩格斯的观点，并具体论述了游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辅助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作者也默认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很大部分由游民组成，这恐怕是当时很多人的观感。但从今天看来，中国红军在早期固然有部分人来自兵变或说军阀部队起义、以及帮会参与的乡村暴动，但从一开始就有华南几省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作为根基，随后的土地改革，开始吸引大量农村群众。红军主体上，是一只有强烈反剥削觉悟的武装，它的生命中充满波折，顽强向前，就像朱德所说，打过不少败仗，但没有倒下去。 另外要说的一点：陶希圣代表了一种类型的职业文人，上学时有三分钟向左，一生其余时间向右。20世纪的一百年里，这类职业文人帮助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庞大的精神欺骗系统，工人阶级要做的，是在这个系统里找到可以反过来绊倒统治者的绳索…… 本文的下半部分，阐明了两点：1陶希圣谈论“游民无产者”的用意，无外乎是借题发挥否定工人革命的可能。2中华民国的游民日益增多，不仅来自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毁坏，更来自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日益发展。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当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游民小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凭，但迟迟未能结合到社会生产当中去。这部分人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无心做事，心态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抱有各种逃避，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登峰造极的一个副产品。这些人是21世纪资本主义躯体上无数病变分泌物的一种，只能随着地动山摇的社会危机而有所改变。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之商品经济不但撞开了中国的门户，逐渐统治了各大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要的支配地位。这一经济变化的结果，使手工业者和农民不得不日益破产，不得不逐渐离开生产而形成庞大的失业群众。再加以历年的军阀混战，使农村经济愈陷于停滞与破坏之境，因而更加速农民脱离生产的过程，这乃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些失业群众，除掉很少的一部分被消纳于新式的各种产业之中，变为工人劳动者及一部份流落到国外去充当侨工以外，大部分是找不着出路可以谋生的；现今各大城市之庞大的流氓无产者，和庞大的雇庸〔佣〕军队之兵士，以及普遍全中国的土匪，便以此社会基础为其来源。这一广大的游民无产者群众，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已成为一种不可侮的社会势力，也就是一个十分难解决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以成为革命前进的障碍物，但在某种条件之下亦可以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助力。谁要完全不理会他，谁便不能很顺利的进行中国的革命。因此，目前中国的游民无产者的问题，虽然他比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样值得注意，然而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问题。但是，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第三卷第七号中发表的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一文，则恰恰取了相反的态度。他那篇论文的全部精神，以极端轻视与侮蔑的态度，完全否认了目前中国的广大游民无产阶级群众，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所以他说“从这些材料上，有人寄寓他的幽远的理想；然而材料的本质每到了暴露自己的时候，这种理想便成幻影。不了解这本质的人，对于这幻影遂追慕，甚至于陷入悲哀。”又说“流氓散兵决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本来，这些话出之于陶希圣之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支配者阶级的利益，当然不会看见一般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痛苦，也当然不能了解成千万被迫而脱离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发生的作用和意义。不过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大战以前的考茨基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改换面目作为他的立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会，我们在此地应该特别指明出来。 ※※※ 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即如他在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这篇文章里，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是要在历史上去找教训，所以他说“造成中国历史的材料值得我们细细的查勘。”“所以我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时候，对于革命失败之中的反革命的成功，不应从个人活动着手，而必须从历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质着手。这种研究不是徒然的。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之研究，使我们对于现在的事实，获得明确的观察的方法。”陶希圣便利用这样的方法和观点，历述历史上许多农民战争都失败了，都“由革命转变为剥削”，因而断定在今日的中国革命中，这些游民无产者是绝对不占地位的，也绝没有起任何作用的可能。不错，历史的唯物主义者把历史当做最重要的科学，马克思为要说明历史的重要，甚至于说历史以外没有科学。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分析一切问题都要根据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而绝不凭空的臆想。一切事变以至观念形态都有历史的因果规律，过去的历史有支配和决定现在的一切的权威，一切现阶段的事变之发展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历史的遗教不但可以作了解和决定现在的问题的指南，并且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但是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它在每一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便从旧的上面添加了新的因素，每一新的因素增加的结果便改变了历史的原因之性质，所以从运动的观点去观察历史的各阶段，他构成的原因就不完全是一样的，时时发生新的原因，而每一结果也就是新的。历史就因为这样绝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变，历史事件是不能机械的依样重演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与机械论者之观察问题的主要差别就在这点。 但是，陶希圣之观察“流寇发展及其前途”，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根本与此相反。他的观察方法与观点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正是机械的历史主义者的。他把发展的历史看做死的东西，他只抓住历史上所曾表演过了的现象作为纯经验的验证工具，抹杀了在发展中存在的历史的新因素，机械的完全以过去的事变来比拟现阶段的现象，认为历史是要完全照旧重演那些事变的，这是如何的荒谬笨拙！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数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革命都失败了，不是被反动的地主阶级所征服，便是因领导他的流氓无产者背叛了他们而“由革命转变为剥削”。但是这只能说明过去历史，不能说明现代的社会现象之必然绝对相同，其结果也必然完全一样。为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的本身缺乏政治的自觉，而在其经济的生活条件之下更有很深的私有观念，带着有天然的保守性，所以他是不能独力领导革命的，这如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本质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之不能独力领导革命一样。游民无产者与农民之在革命运动中，其能成为革命的势力与否，必须要看领导他的社会势力如何才能决定。就是说，如果他为破落的贵族分子所领导，可以成为极反动的一种社会势力，他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则可以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他如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亦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决定游民无产者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与其地位，决不能把他在某一历史阶级中所表现的状态来命定他的永远的前途，更不能把一定阶级的历史法则拿来概括了一般的历史发展形式。在过去的历史（资本主义时代前期的历史）时代中，在社会阶级的分野中，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的群众以至于农民，只能接受那些破落的贵族分子，破落的地主，商人等等的领导，所以便必然的在革命斗争中供他们的领导者的利用，使革命失败，结果落到由革命转变为反动，广大的群众终于没有出路。可是历史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带来了广大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为社会中最革命最澈底的一个阶级。〔，〕成为一切劳苦民众的反抗斗争的支柱和中枢，这就改变了历史的因素。游民无产者甚至农民，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增加了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起相当的革命作用的，无产阶级如果忽视了这一广大的群众而不加以领导，则无产阶级要实现他的革命是要遇到困难问题的。陶希圣不愿意了解和说明历史的发展从古代发展到近代，增加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新的历史因素，而机械的以过去游民无产者与农民的革命骚动的失败的死板公式作教训，来断定现代游民无产者完全不能成为一种革命助力，这是机械论的观察方法，是历史主义者的观点。 ※※※ 陶希圣在估量中国的游民无产者之发展前途中，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德意志在农民战争》所指责的游民无产者的缺点，作为他否认这一广大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理由。其实恩格斯止于在指出这一群众的效力点，并告诫社会主义者不能专凭他们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或军事冒险，而根本忘掉了广大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作革命的唯一武器，但他并没有说游民无产者完全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来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游民无产者是从一切阶级破落下来的渣滓，建立本营于一切大城市，是可以联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而陶希圣则说“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分子，并没有寄与何等的希望。他们对于流氓无产者如游民及散兵，不独没有希望，并且有如上的严厉的指摘。”“流氓散兵决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恩格斯说“每个工人的领袖，如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卫军（如目前中国的所谓红军——作者）或支柱（主力——作者），即此已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而陶希圣则篡改为“每个工人的领袖，如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护卫或助力，即此已证明他自己是革命的叛徒。”这很显然，恩格斯并不是认为游民无产者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完全不能与他结革命的同盟。反之，恩格斯认游民无产者亦是无产阶级的可以联盟的同盟者，只是每一个工人领袖要认清楚，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者是乡村的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游民无产者在这些同盟者中要算最坏的了。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他的革命时，绝不能把他们当做工人阶级的主要支柱，过分的依靠他们的力量来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自身上面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可以成为助力中之主要的助力，而游民无产者只能尽其副的作用而已。 为什么游民无产者不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好的同盟者呢？因为“游民无产者是从一切阶级破落下来的渣滓”（恩格斯），他们已脱离了一定的生产阶级，脱离了生产过程中之一定地位，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说来都是不相关的，并且根本就不懂得，而其一定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情绪便自然模糊起来，所以恩格斯说“他们是绝对易被人收买，绝对铜臭的队伍”。他们很易于为敌人所诱惑，不时走向反动方面而对自己的友军进攻，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些弱点，便完全否认他有接受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走向革命的可能呢！这在他们的广大群众与其生活困苦上说，仍是不能否认这种可能的。因为一般的说来，游民无产者是从社会的各社会层被排斥出来的，他不能在社会的生产上占一定的地位，差不多完全是没有生活出路的。所以他们之间，不是受着政治的严重压迫，便是遭遇着经济的极端穷困，他们的广大群众，并常常在这两种压迫之下受困穷。比如土匪，虽然在他们生意好的时候，可以暂时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然而也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在经济生活上有固定的保证，但在政治方面，则是绝对的遭受压迫。又如兵士，虽然它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一时的社会的寄生生活地位，但在军饷的低微与长官的克扣，使他们在经济上仍受着剥削，在政治上则统治者的军纪的压迫，使他们完全失掉了意志与身体的自由，完全成为木偶。所以在游民无产者的地位上说来，虽然他那投机贪污的特性很深。然而能从这种特性发挥而找得出路的，至多只是少数首领的幸运，大多数的群众始终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虽然他们缺乏阶级的自觉和阶级斗争的情绪薄弱，但因为为其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结果，其与当前的统治者的社会秩序相矛盾及其反抗的自然倾向的条件，也是与他那易受利用去危害与自己处相同的地位之劳苦群众的条件并存的。因为如此，所以游民无产者在前者的条件下是没有完全消灭他在革命中之可能尽其作用的作用，无产阶级能以正确的策略去领导他，他亦可以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可以联盟中”之“同盟者”，但在后者的条件之下，他不是很有阶级觉悟很能革命的一个群众，只能有成为无产阶级的助力的可能，只能如恩格斯所估量的成为“联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 可是现在对于游民无产者的估量，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他们认为“军阀崩溃的基点”就靠“兵变”，“这副好身手就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所以他们以兵变为“革命高潮的象征”，以“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红军的。”这无异公然的宣布不管城市的无产阶级起来不起来，中国的“军阀崩溃的基点”是“兵变”，游民无产者可以作“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的；不但革命高潮不以工人的斗争形式来决定，而以兵变来决定，并且无产阶级从武装斗争的主力的红军也不必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自己组织起来，而只要由“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生长”起来就够了。如此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者自然是犯了恩格斯所说的“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卫军或支柱，即此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的罪恶。但如陶希圣完全否认游民无产者之革命的那部分可能性，完全否认他在无产阶级正确领〔导〕之下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虽然是很坏的）和助力，这是害怕无产阶级去找得更广大的同盟友军，加强了他的力量来颠覆现社会，是现社会秩序的拥护者。这两种见解，虽然都利用马克思主义为立论的掩护，然而都是实际的与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企图，都不曾运用辩证的观点去估量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分估量这部分势力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观点，一味否认这部分势力之可能发生的作用是取消主义的观点。 陶希圣为什么要否认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呢？这有他的很深的用意的，这一用意就是否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他的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这篇论文，首先就引用了《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话来作掩护，而自己作结论式的说“所以我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时候，对于革命失败之中的反革命成功，不能从个人活动的事实着手，而必须从历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质着手。”他这里所指的“材料的本质”自然是叫我们去看看游民无产者的本质。其次他以历史的叙述说历史上“游民革命集团之转化”，而证明了屡次都是失败，即证明了这种材料的本质是绝对不能使用的。他在历史的叙述游民革命集团之转化过程，引用了考茨基一段话之后又结论式的说道“这一段话仿佛是描写今日中国的！这正是封建制度破坏而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现象。”这种用意是说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因此没有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所能凭藉的力量，只是封建制度破坏中所造成的游民；凭借这种力量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所得到的革命教训是不能用游民无产者来“解放无产者即工业劳动阶级”。总之，他是要说中国目前只有游民无产者的势力，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失败在于这种社会基础的不成熟上，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此客观条件的缺乏所命定的，而与个人的活动没有关系，中国根本上就说不上无产阶级革命。 陶希圣这样的系统的理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以历史的死板的公式，来证明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革命失败了，而断定新的历史时代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发生的今日，游民无产者仍然没有革命的可能。关于游民无产者在其本质上是否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问题，前面已说过了。现在我们应该来检讨论中国是否封建社会才开始崩溃，资本主义未发达，革命的群众仍只是些破落户的流氓无产者而没有无产阶级，与中国近年的革命是否就完全失败在这点，更是否可以根据此点来否认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存在等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开始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已经促成其逐渐崩溃了，所以如陶希圣所列举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游民无产者的革命，自秦以后就不断的发生。这些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之产生，是由于历来官僚贵族，地主，商业资本剥削的结果。一方面因为这些暴动不时对于商业资本的积累加以破坏，再加上中国的地理的环境和历史的原因种种，使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发达起来，没有产生一个领导他们的阶级，遂使这些暴动历次失败。但他一方也就从这些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的产生，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在那里崩坏了。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的确是从封建制度的解体一个来源来的。可是历史的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中国的遍地灾民，土匪，广大雇佣军队，他的来源就不完全相同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亦可以产生游民无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的毁灭作用，并不止于在打破封建特权而使封建制度解体，同时一样依于自由竞争的法则而毁灭他自己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依于商品经济的侵略而毁灭自由农民，这些毁灭，我们不能把他当做资本主义破坏封建制度一样看待。资本主义的这种毁灭，在初期虽然可以把那失业者容纳到工厂中来，但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最高度的工业发展，他所毁灭的能力超过了他所能容纳的能力以上，便发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城市的工业需要不能解决乡村甚至都市的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广大的产业后备军便出现了。这一广大的产业后备军中，一部分虽能再回到生产组织以内去，但一部分亦可转变为游民无产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游民无产者不但不能根本消灭，并且还仍然继续存在，并在某一定的时期甚至还要扩大。所以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发达，资产阶级的组织怎样完备，他不能根本消灭盗匪，乞丐等等，就是这个原因。在近代的中国，遍地的土匪，灾民和广大的雇佣军队，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其来源之中有封建制度更利害的崩溃之结果这一原因存在，但不能如陶希圣所说只是“封建制度破坏而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现象”。固然我们承认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幼稚时期，但即令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发达了，他也不能完全消灭游民无产者的。中国近年的土匪，兵士，灾民之有增无已，倒是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因为帝国主义的商品侵掠，与本国资本主义之无情的剥削，都是使农村经济破坏与农民及手工业者加速破坏的原因。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的是国际资本的势力在中国迅速的增加，而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所以本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钳制与卵翼之下，其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因而对于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收容力更小，遂造成了广大的游民无产者群众。在中国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游民无产者的增加不但不能说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结果，倒可以说是国际的和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之总汇的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愈往下发展，而游民无产者的数量将愈益增加，这我们可以从民国以来的现象得着证明：在这一二十年中，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势力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进步，然而游民无产者不但不因有这种发展而减少，并且还日益增加，便是显明的证据。陶希圣所结论的中国游民无产者的增加，只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而资本主义未发达是不合理论与事实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之不断的发展，一方产生广大的游民无产者，他方面也必然产生广大的无产阶级。中国现在已有几百万的无产阶级，散布于中国各大城市和矿山，铁路线上，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虽然这一数目在全国人口的数量中尚占少数，然而他在全国经济生活的地位上，因而在革命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异常重要的，这可从“二七”与“五卅”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中，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就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没有发展，他不特造成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并且这一阶级还有伟大革命力量与领导作用。陶希圣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所造成的材料，即革命的社会基础之广大的群众，这只是些不成材的材料——如散兵土匪等游民无产阶级——这是企图否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领导革命的作用，否认游民无产者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的可能。一句话，陶希圣是在那里否认中国有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存在，所以过去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今后仍然是要失败的。 不错，对于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简单的归之于个人，而是有他的社会的原因的，但是社会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自然有革命群众之阶级成分与本质的问题，即陶希圣所谓材料问题，但亦有阶级斗争的经验问题，这里面连那战斗的阶级之领导者的幼稚与否都包含在内。如果在革命的阶级之本质上有弱点，革命自然有失败的可能，但革命的阶级在本质上本很精良，而因战斗经验之缺乏与领导机关的政策错误，亦能使革命失败。我们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之本质不如俄国的无产阶级，然而德国革命便因领导者的错误失败下去了，俄国则在列宁领导之下成了功，这不是显然的证明吗？中国前次的大革命，绝不是在革命的群众的本质上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机会主义的领导政策是要负责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陶希圣的眼光看来，大概是本质上要不得，陶希圣把他看做与历来游民无产者的本质一样，这些材料在历史上是屡次表演过失败的，所以那种失败是历史决定了的，是必然的走归旧路。但我们要问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的广大工人群众之领导革命，广东，两湖，江西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加革命这一事实，能加以否认而认为是游民无产者的革命吗？这些都是立在生产组织以内的群众，绝不是陶希圣所说的游民无产者，并且在那次革命里游民无产阶级并没有公开的表现出他的作用出来。因此不能说那一革命是命定的应该失败的。陶希圣只机械的了解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可只从个人背叛革命去了解问题这一理论，遂认中国革命历来的失败，都完全是由于革命的群众的本质之不堪革命的结果。这是绝大的错误。其实马克思既并未因为要我们不可只从个人背叛革命去了解反革命成功的原因，就同时指示过我们绝对不要信仰群众。并且他曾明明白白的说“假如一个政党，他的政治本领，只在于认识某甲之不可信赖的孤零的事实，它的遭际又是如何的可怜呢？”这就指明了对于这些“孤零的事实”并不是完全不用去了解他，而是说只在于了解这些事实才是可怜的。一个革命的失败，尤其是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专委过于群众的不革命，在领导的政策上的错误，以及那些背叛革命的个人，我们于领教革命的教训时，也是不可宽恕的。 ※※※ 总之，游民无产者因为他已离开生产，缺乏固定的阶级意识与自觉，而易被人利用，不是很可靠的革命势力，这是我们应该认识清楚的。我们在无产阶级出现了的今日，不想聚积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并以他去领导农民，领导一般农民群众（游民无产者亦在内），而倒放弃城市工作，倾全力的收集散兵土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卫军，作为革命的主力，并以这种力量的武装捍卫来夺取政权，来代替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权（苏维埃），这是极端错误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将会使革命遭更深的惨败。纵令这种力量不完全是由游民无产者集聚而来，其中有一部分真正的农民，甚至少数的离开生产的工人，然而这不能以为少数个人在其中参加，就能谈得到领导作用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然是阶级的，就是说要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自身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政治势力走上了革命道路，形成了革命高潮，这种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表现出来。在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并未起来，而只纠合那种以散兵土匪为多数的力量来教训革命，这是以游民无产者领导农民工人，以农村领导城市，不但会遭不可设想的惨败，并且会养成农民工人的依赖心理，而妨碍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之发展，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但是，游民无产者是否绝对不能成为革命的群众呢？这在广大的群众之受经济的政治的压迫条件上，在他的生活条件之与现存的社会秩序相矛盾上，是不能完全抹杀的。他在革命中有尽其革命的作用之可能，只是要有很好的领导力量去领导他，过去历史的时代尚未产生这一领导的阶级，所以造成了历史上累次的农民革命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不是完全失败，便是反为他的领导者领导这些革命转化为反革命，使群众的牺牲没有显著的代价这个事实。然而历史是发展的转变，近代的历史与过去不是完全相同的，近代的资本主义已产生了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已有广大的数量存在，而且已充分的能表现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有领导农民与游民无产者走上革命道路的能力，因之游民无产者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有尽其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可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不但不能以历史上的简单的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革命目之，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他们所造成的革命，并且不能以其失败的原因机械的与历史上过去的失败相提并论，认为是由于这一革命带来的本质与过去的纯粹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本质相同，所以其失败也是一样。这一大革命的失败虽然不能归之个人背叛革命，然而我们不能委过于群众，抹杀了国际以至中国领导机关的政策为其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次革命在客观上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正是领导机关的政策压抑革命向前发展的结果。固然，如果以游民无产者的武装为推翻革命的主力，如果以游民无产者或农民的革命来解放工人，以游民无产者或农民来领导工人，替工人阶级代庖夺取城市政权，甚至代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则这农民斗争的影响和意识纵然不会与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及农民革命相同，而其结果将终至于成为空幻，成为悲剧，与历史上走同一失败的道路。然而在历史所达到的现阶段，却产生了能领导游民无产者及农民的无产阶级之现阶段，在历史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至领导广大农民群众之可能的时候，游民无产者，尤其是其中的兵士是能在革命中，尽其可能的作用的。陶希圣不愿意了解历史的新的转变，不愿意承认新兴阶级在历史的现阶段对于一般被压迫群众的领导作用之可能，所以就机械的以历史的死公式运用来作为中国革命的永久的铁律和教条，否认了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否认资本主义之发展，由此以否认历史的现阶段之广大革命群众成分与历史上过去的游民无产者那一材料本质间的极大差别，而达到否认中国有社会革命前途的可能，这是再错再机械甚至再毒辣没有的机械论者。 完 感谢雪球录入
〔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PDF电子书】 MessageoftheStorm PoemsofRevolution&Love 《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ArifViqar） 译者：吴季制作：工人诗歌公众号 译者前言 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致读者 风暴之声 切·格瓦拉曾说过 布托的绞刑 选举过后 第三世界 住房社会保障部 下一次选举的议程 村田革命 新殖民主义 人民的宴会结束了 社会不平等 你们的领导人 饿殍 下一代 这一天 费兹·艾哈迈德·费兹 悲剧 假如锁链能开口 革命的颜色 自由 亲爱的Ⅰ 亲爱的Ⅱ 现代经济 资本主义 利润——越来越多 如果 革命者Ⅰ 革命者Ⅱ 禁梏的脚 衣裳 鸿沟 穷人 贫困的锁链 革命 哈尼亚Ⅰ 钥匙 贫困的阴影 穷人 第三世界国家 我们被玷污的微笑 抢劫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我国的沙漠 真理 一个愿望 浮木 达拉斯Ⅰ 秋天 街头儿童 Mehvash 阿姆娜 达拉斯Ⅱ 阿里夫的哈尼亚 在我们的国家里 哈尼亚Ⅱ 他对我说 告诉我 种子 为了彼此 贝娜齐尔Ⅰ 贝娜齐尔Ⅱ 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 新德里-印度 其它诗作 穷人的饥饿 眼泪 富人的小钱 贫困之舟 梦 难以置信的事实 美国Ⅰ 美国Ⅱ 美国Ⅲ 美国Ⅳ 从不绽放的花 贫困的世界 剥削 贫困之海 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哭泣集》（TheCry） 《饥饿集》（Hunger） 《宣言集》（Manifesto） 《深思集》（Reflections）
第一章布雷铿立治上校的诺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一章布雷铿立治上校的诺言 时在一八七六年十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城，那个临海的宏大广场——炮台广场上，有四个人即将会晤；这次会晤，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世界的紧要关头。西边，暮色苍茫的市区上空悬着一轮血红的夕阳，映得海上闪闪发亮。 约翰·布雷铿立治上校和他的妻子，两人相隔不远，一起坐在家里白石柱子的前廊上。上校中等身材，瘦瘦个儿，长得还算秀气，头上已有了几络白发。他又是心烦，又是气闷，更因心情如此激动而生着自己的气。理由很简单：他要去说假话了。布雷铿立治上校是一向不会说假话的。这，部分是出于道德的信念，部分是由于传统的敎养，而主要还是因为他经济上足以自立，他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必依赖于他人的主张或偏见。自然，天生的厚道和秉性的谦恭，也往往使他坦率而倨傲的谈吐有所收敛。在他看来，对一个红颜老去的佳人说她还如当年一样娇艳，安慰一个衰迈多病的朋友说他面色丰润，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可是今天，他的任务却是要去说服一个穷苦白人的头儿，只要他们这一帮人不再听命于那些想要呑并地主贵族的平原良田的内地白人农民，那就可以让他们取得目前穷苦的白人农民所热烈追求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个新兴集团的成员，都是些城市工匠和过去从无奴隶、如今也几无雇工的小农。他们对黑人固然深恶痛絶，对山区白人的印象也好得有限；因此有人献计，认为利用他们这两种心理，可以同他们结成联盟，这样，卡罗来纳古老的地主贵族就可以得救了。 这种微妙的谈判，本来是怎么也不会推派布雷铿立治上校去担任的。可是那个最有势力的白人工匠的新领袖史克洛格斯，却一口咬定他只能跟布雷铿立治谈判，因为布雷铿立治是个守信的君子。奥尔、巴特勒、格里、哪怕就是罕普顿，全都不行。不是布雷铿立治就算拉倒。上校听在耳里，又是得意又是气恼。布雷铿立治家是世代士绅，当然都是守信君子。可是布雷铿立治家的人也决不承认工匠之流有哪点儿比得上自己。罕普顿百般劝诱，耍上校答应跟史克洛格斯会面，和他订立同盟；可是布雷铿立治表示，假话他是坚决不说的。不过他也知道，他要去说的纵然在字面上不算假话，在实质上还是假话。因此这会儿他等着史克洛格斯，内心觉得很不自在。 他虽然等着客人，可是看见客人走来，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瞧了瞧膝头上的报纸，抽起烟来。他的妻子也看见有人来了，却还是管她慢慢刺绣，只偶尔抬头望了望被落日染得通红的萨门特炮台，和远处的摩尔特瑞炮台。 布雷铿立治夫人原是路易斯安那州杜比侬府上的姑娘。她长得并不美丽，长长的脸儿，病黄色的皮肤。嘴和耳朵都嫌大了些，个儿相当高，简直显得有点瘦骨嶙峋。可是她显然受过很好的敎养，体态之间自有一种娴静的风度。她的双手纤长而优雅；一头乌光光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简直找不到一丝花白。身上的衣服虽然看得出不是新做的，有些还是家里缝制的，然而却是当年巴黎时行的式样。布雷铿立治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上也有人为当贵族而奋斗，或者以当贵族为志向。在她看来贵族就是贵族。她的祖上在十七世纪就已是太阳王手下的公侯，到十八世纪遭了大祸，沦于贫困，可是那又有什么呢？她们家照样还是贵族。后来在新世界重振家业，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势所必然的事。她在巴黎受过几年敎育，以后差不多每隔一年都要到法国去一次，直到战争爆发才罢。不过她觉得，任是什么变故也不会使世界、使世人永远改变的。 布雷铿立治上校却正好相反，完全是英国的性格、英国的血统。他的衣服是伦敦的出品，尽管已经穿旧，并已稍有磨破，却还十分合身。布雷铿立治家在英国历史上曾活跃了数百年之久。至今在英国乡间还有一些贵族是他的亲戚。这些事情谁也没吹嘘，谁也不提起，可是人人知道。不过上校内心毕竟有些不宁，他对于形势可不象他妻子那样放心。二十多岁时那一场战争的辛酸经历，以及战后的余波，使他理会到若不经过一番努力，经过一番苦苦的努力，旧制度只怕是要崩溃了。 小时候他在一个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的敎导下学过古典语文，后来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了业。南北战争一爆发，他毫不犹豫的随着父亲和伯父上了战场；到一八六四年他三十六岁那年，父亲死了，传下的遗产也损失惨重。他对英国人敬仰备至，只是有一点保留，就是他想不透为什么南北战争时大英帝国不全力支持南方。他看到前途凶险，不禁忧心忡忡；对于自己的一切，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充满信心了。 这时上校忽然发觉另外又来了一个人，他感到有点惊讶，就赶紧把灭了的雪茄点上，竭力借此掩盖惊讶的心情。原来从南边来了一个黑人，穿过炮台广场，显然是往上校家里而来。 这个黑人名叫汤姆·孟沙，他正是要穿过炮台广场，向布雷铿立治家而去。走近了布雷铿立治家的白石柱子的堂皇宅第，他内心倒发起慌来。脚下的步伐还是坚定不移，宽大的肩膀还挺了挺直，可是心里那原先不大显着的恐慌，却愈来愈厉害了。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找上校呢？他还记得在工会里也讨论过这个似小而实大的问题。那不请自来的蓓茜大婶，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一套。 “爬也要爬去，”她说，”只要目的能够达到就行。” “虫子才是爬的，可虫子只有给踩得稀烂的份儿，”福勃斯答道。 “对，”琼士说，“要走布雷铿立治家的前门。不能象个奴隶，要象个人样，直起腰来说话。” 所以这会儿他就犹豫了。他还是昂然直上正门的台阶呢？还是进了头门，再去敲边门？就孟沙本身来说，他完全不反对按照传统的礼数，绕个圈子从那扇边门进去。不过现在他不是奴隶了，他是南卡罗来纳州州议会的议员。他要尝试建立一个黑人工人和白人地主的联盟；他代表着一万名有组织、有选举权的工人。 要实现这一目的，头一步就应该坚持原则。如果他走了边门，他就是一个雇工的身份，比个奴隶强不了多少。反过来说，如果他能挺起胸来同布雷铿立治上校面面相对，侃侃而谈，那么，第一个回合的主力决战固然还不能说已经打嬴，却也摆开了阵势。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原则是千万不能放弃的。不过他也明白，也可能由于他对自己的权利作了一些或许是不必要的坚持，结果双方还没有交上手，他就把这一仗输了。到底怎么决定呢，真是为难到了极点。 布雷铿立治上校装作漫不经心似的冷眼瞧着。他感到迷惑，也有点惊慌。这个穷苦白人是约好的，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都已经谈妥了。大家一致推选他充当南方贵族的代表，去跟一个新兴的穷苦白人的集团订立联盟。他心里很厌恶这个任务，可是大家一致推选，他也难以推辞。大家都说，他是他们阶级的当然的代言人。况且——上校之所以苦恼也正是为此——他自己也很需要这个联盟。要是他们的阶级不能重掌大权，不能降低那使人倾家荡产的重税，不能迫使黑人接受仅足糊口的工资，那他就只有破产一条路了。庄稼没人收，土地不値钱，棉花涨到一块钱一磅！他这个布雷铿立治家的子弟，在这场倒霉的战争以前还没有尝过穷是怎么个滋味呢！是因为他怕穷而去说假话呢，还是他的行动自有其高度的原则呢？ 可是现在向他家里走来的这个黑人又是谁呢？他来干什么呢？怎么偏偏凑在这个时候？从他的衣着和气度来看，那不是一个仆人。步子迈得那么坚定，还高高的昂起了头。目前那班稍稍念了几年书的黑小子正把惶惑的黑人带得晕头转向，这一位大概也就是那一类的人物吧。可是他要上哪儿去呢？该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到他家里来吧？上校依稀觉得那个白人象是闪在一边，怒目而视。当前正是需要白人团结一致的时候。自然，在当前也不应该无端的挑起黑人的故意或猜疑。难道有人要逼他两头撒谎？难道他的心上得压上双重的羞辱？呸，他绝对不干！要对黑人说谎，让罕普顿自己去说吧！布雷铿立治家的人是决不把黑人当人看待的，便是随口这么答应一下都不行。 上校正觉得有个半隐半现的恶运在步步逼近，脑海里蓦地浮起了六十年代的那一连串古怪事儿。事情简直叫人不能相信。那是一八六五年开的头，黑人士兵竟然大步开进了查尔斯顿，一路高唱《约翰·布朗之歌》，顺着就拜堂街直开到炮台广场。到一八六八年，这个在南方文明世界中占第一把交椅的南卡罗来纳州，正要逐步恢复在战争中失去的势力，忽然落到了从前的黑奴和一帮白人“无赖汉”和“带手提包儿的”手里。上校和他的同道起初隐避不出，傲然的拒不合作。文明世界是决不会容忍这种恐怖现象的。只要耐心等待，这幕煞有介事的活剧是总会露尽了丑态，以垮台收场的。 由无知贱民选出的“制宪会议”居然举行了会议。从前的黑奴、“穷白小子”和北方的贪污分子组成了议会，居然占据了卡尔洪、勒特尔奇和平克奈当年在那里叱咤风云的席位。上校骇然的看到一个穷苦白人竟然当了州长，黑人竟然投了票，一个洋基将军竟然分了土地，最高法院的法官竟是黑人、南方白人、北方白人各占一席。免费学校开办了，税收有增无已；一个南方白人州长堕落到贪污诈骗的地步，如今又有个北方人做了州长，在实施所谓“改革”。简直叫人恶心。 如今快要到他台阶下的那位，大概也就是这帮荒谬绝伦的卡罗来纳当政诸公中的一员吧。可是当时的情况实在叫人吃惊，逼得上校不能再闭门不出了：想不到这个不伦不类的冒牌政府居然也执行职务了，尽管效率不高，却是摇摇晃晃的往前直冲，看去反而比意料中的全盘崩溃更令人骇然。这帮傻子居然开办了学校，对贫民不分黑白都给以选举权。那简直是公然收买蒙昧的群众！他们给战争中的受难者散发救济金，甚至还分掉了一些大种植园。那真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是对神圣的产权的亵渎！ 当然，上校他们也很了解是什么推动着这一切。黑人贱民和白人贱民都是由丧尽天良的头子们指挥的，那些头子多半来自北方，也有一些是本地的看得眼红的小人物。上校他们眼看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南方贵族要乘早恢复势力，夺回领导权。尤其是足智多谋的张伯伦上了台，着手改革州政以后，他们更感到迫不及待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一天州政经过了改革，吏治得到了澄淸，而贵族则被剥夺了财产，土地分给了农民，贱民都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最严重的是黑人都有了选举权，担任了公职。那怎么得了呵！与其这样，宁可再打上一仗。 上校的朋友策划阴谋，上校也参与其事。他们重新恢复了战前的秘密结社，煽动暴徒行凶滋事，跟密西西比州的怀德·罕普顿之流结成同盟。他们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让罕普顿当选为一八七六年的州长。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取得穷苦白人的支持和归附。内地小农是不能不吸收进来的，代价是取消财主的特殊政治权利，分出一部分以前为种植园主所独霸的大权。那些内地农民都是粗野无礼的家伙，但是对社会地位十分热中，有些人还被接纳加入了他们在战前不敢妄想加入的俱乐部和其他组织。事实上，他们不仅参与了阴谋，而且还受军方的领导，接受军方的派令。对于这一切，布雷铿立治上校虽然很不愿意，却还是无可奈何的同意了。 可是后来对方又提出一个要求，终于使上校忍不住了。原来，在穷苦白人的阵营里看来是发生了分裂。工匠和雇工团结了起来，跟商人、农民以及受其控制的无业游民形成了对立。史克洛格斯这家伙，就是这个新兴集团的代表。史克洛格斯要求跟上校谈判，上校推辞了。他的双手已经沾得够脏的了。但是他的朋友却竭力相劝。 罕普顿尤其劝得起劲。上校不太喜欢罕普顿；罕普顿太做作了，待人八面玲珑，处处讨好。他实在算不得一个绅士。不过他举出的理由倒也十分有理。只要掌握得法，这个新兴的工人集团可以用来约束那帮梦想做未来的贵族、企图在州里当权的白人农民。利用白人工人，可以抵消拥有土地而又垄断商业的白人资本家的势力。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恐怕也只有利用他们，才能最有效的限制黑人工人，因为他们对黑人恨之人骨。加以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其危险性就可以小于目前三K党中的那伙无纪律的强盗凶手。因此今天，布雷铿立治就等着这个白人工匠的使者，打算向他保证：新的州政府上了台，一定亏待不了白人工人，这一点他布雷铿立治上校可以担保。 上校猛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他发觉那个黑人果然是在慢慢地，然而故意地登上他宅前的台阶。山姆·史克洛格斯远远的躲在夕阳的斜影里，冷眼观望。如果上校在正门接待这个黑人，那个穷苦白人会怎么样想呢？他马上作了决定，不慌不忙的站起身来，摘下了嘴里的雪茄，直瞪瞪的盯着那个黑人。 汤姆·孟沙在台阶的半腰里站住了，举一举帽，开口说道：“对不起，布雷铿立治上校，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他看见上校变得全身僵直，下巴微微一抬，然后听见他以低沉而坚决的声音说道：“门在旁边。” 孟沙犹豫了；他站得直挺挺的，望着上校。 “布雷铿立治上校”他说，“我是南卡罗来纳的州议会议员……” 上校的口气虽然很有礼貌，却是冷冷的：“对我来说你只是个黑人，黑人就不准进我家的正门。” 汤姆·孟沙刚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说：“上校……” 上校截住了他的话：“走吧！” 这样汤姆·孟沙的尝试就失败了。他转身缓缓走下台阶。从正门的台阶到边门不过二十步路，可是这二十步路象是有一里多长，得走上一年。汤姆的思想在急剧的活动。他受了故意的凌辱，他的种族挨了嘴巴，他的身份啐了他一脸唾沫。怎么办好呢？这儿有个机会——也许是防止大祸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他固然也可以悄悄的、默默的走开，可是这样就把机会错过了——虽然归根到底，这个机会也许还是空的，恐怕多半是空的。不过，如果他暂时收起他的自尊心——那可怜的、破碎的、生来已晚而又快要遗忘的自尊心——不管希望如何渺茫，还是进去把话说下去，说不定……因此，他就向边门走去。 黑人的笃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前廊上片刻间笼罩着一片寂静。布雷铿立治上校放下手里的报纸，看了看他的妻子。布雷铿立治夫人慢慢的把刺绣搁在一边，望着汤姆·孟沙的后影。好一会儿谁也没开口。后来布雷铿立治夫人那双纤长的手又拿起了刺绣，扎下一针。上校不安地瞅着她，说道： “怎么啦？” 她等门关上以后，才说：“我在想，这是不是必要呢？” “什么是不是必要？你是说他胆敢上这儿来？” “不，你那样接待他。”. “你打算在前廊上招待黑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可难道你连跟个黑人说几句话都不愿意吗？” “对，我不愿意。除非他能记着他是一个黑人，永远也只能做个黑人。” 她又停下了针线，慢慢的把刺绣搁在一边，转过面来对上校说：“亲爱的，我并不想干预政治，你的事当然你自己最了解；不过，也可以这么说吧，战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同你并肩作战。我不能不看，也不能不想。南方的意见是对的：黑人还是应该做奴隶。可是南方战败了，根据法律黑人就成了自由人，有了选举权。你们为了自卫，这就想跟穷苦白人结成联盟。可是我在想——我不敢说很有把握，我不过是在这么想——假如跟黑人结成联盟，是不是更可靠些？跟黑人结成了联盟，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掌握更好的武器去对付北方？” “你知道那要花多少代价？黑人闯上了你的前廊，说不定还要闯进你的饭厅呢！” “这确是很不好受——不过近来种植园主家里都请了一些离奇的客人……” “对，对，我知道，可是这个史克洛格斯……他至少是个白人……” “那当然——不过这个孟沙倒很有规矩，我倒很想听听他有些什么话要说。——你的史克洛格斯先生来了。对不起，我得回避一下。” 史克洛格斯从炮台广场的那头，海军俱乐部的对面，慢慢的向布雷铿立治公馆走来，远远望见上校夫妇坐在前廊上。后来，他发觉对面有个黑人在穿过街道。他急忙站住，偷偷的向前廊上瞟了一眼，看看自己有没有让对方瞧见，然后就退后一步，闪在树影里。他今年四十岁，形容枯憔，未老先衰，皮色有如泥土，身上骨瘦如柴。看他的样子，象是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似的。他穿的是新衣服，却不很合身。鼻子带点儿钩，一对眼睛灼灼有光，仿佛凝聚着一股烈火，慢慢的耗蚀着他的灵魂。周身旺盛的血气不住的震撼着他、折磨着他。可是他狠狠的压制住了自己。史克洛格斯属于南方的庶民一类——就是没有读书、无人过问的穷苦白人。黑奴是贵重的财产，需要好好的保护。白人地主老爷则是政府和文明社会侍候的主子。可是南方的大部分白人，却不属于这两个阶级。 史克洛格斯不仅应该归入那五百多万从来没有奴隶的南方人，而且还是属于这个阶级的下层：没有土地，识字不多，不过能耍点手艺，只要没有廉价奴隶劳动的排挤，还可以当个木匠、泥水匠、白铁匠之类。他一八四〇年生在佐治亚，从小就在农场上、市镇上遇到奴隶劳动的剧烈竞争。在他看来，解放黑奴是他的机会来了，他可以做个真正的白人了。过去白人种植园主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就连黑奴也都嘲笑他。在战争爆发前，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饥饿、寒冷和屈辱中度过的。 后来，他所坚信不渝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要在暴发的“黑鬼”和倨傲的种植园主之间取得一个立身之地，跟中层的农民分庭抗礼。他跟任何人都要平起平坐。他会有细活儿干，有土地耕种，还有“黑鬼”侍候。他要爬出地狱，登上象富庶的查尔斯顿这样的天堂。有些白人为了追求权势富贵，对他也不惜象对付自由黑人一样恣意践踏。他就请求入伙，但是人家只让他加入三K党，干些酗酒杀人、奸淫偷盗的勾当。可是他很快就看出了，这样下去是混不出什么名堂的。他可得谨慎些——一定得谨慎些。 那些黑小子是有领导人的：有来自北方的白人，有说起话来象白人一样的上过学的黑人，上面还有北军。对于他们，有些南方种植园主居然还大献殷勤哩。这使他觉得又恶心又气愤。他又没人可以商量。穷苦白人的下层群众又蠢又懒，不懂团结。有些人还不惜屈身与“黑鬼”为友，甚至和他们通婚。也有些人对北方佬百般逢迎。内地的白人农民一心想取种植园主而代之，好当上贵族，不仅骑在“黑鬼”头上，还要骑在他的头上。可是他史克洛格斯，却要和真正的贵族结成同盟，不是取而代之，而是成为他们的一员，他的后代要同他们的子女通婚。他们是早晚会需要他和他的伙伴的。这一点他很明白。不过他可得谨慎些——定得谨慎些。 看来，大多数穷苦白人都有个幻想，以为自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可就要明白多了。他知道种植园主把他们利用完了就会一脚踢开，象对付黑人一样。他们必须团结起来，提出自己的条件。他们一定要争取社会地位和平等待遇。他那一伙人数目也扩大了。当无组织的暴徒在杀人、在酗酒、在宿娼的时候，他那一伙人却在讲条件。他们愿意加入三K党，为种植园主去杀死“黑鬼”。他们去偷盗、去破坏、去报自己的私仇，可是要种植园主出钱犒赏。 如今已到了摊牌的时刻了。他要布雷铿立治这样的名门贵族许个诺言，保证承认穷苦的白人工人的社会地位。不过他还是得谨慎些。说不定他们一转眼就会欺蒙他、出卖他。他要上校在今天跟他谈判。他故意到得迟了些，免得显出急不可耐的样子。他准备大摇大摆的，昂然直上正门的台阶，向高贵矜持的杜比侬—布雷铿立治夫人致意问候。哼，得让他们看看，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可是偏偏就来了那个“黑鬼”。他要上哪儿去呢？难道他也是布雷铿立治请来的？难道上校要叫他这个白人，坐下来同一个“黑鬼”谈判？还是他中了两面三刀的诡计？猜疑化成了刺心的恐惧。他隐在树后，脸上渗出了汗珠。 史克洛格斯看见那个黑人终于转身走了，这才平下了心。他等了一会，整了整衣领，就迈开了步子。他看见布雷铿立治夫人站起来想走，心里明白这是故意要回避他。他装模作样地往台阶边上的紫阳花丛里吐了口痰，然后拾级而上。上校站起身来，他妻子在一边说道： “我去看看那位黑客人找我们有什么事，好不好？” “那就最好了，”上校一边答应，一边就转身去迎接来客。“你好，史克洛格斯。里边请吧，还是那儿比较淸静。” 他们跨进了敞开的书房门，布雷铿立治夫人也走进了饭厅，饭厅的那头正通边门。她稍稍放慢了脚步，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心情竟有点慌乱。她很了解黑人。这一辈子来她一直都跟黑人十分接近——有保姆，有侍女，有仆人，有雇工，甚至还有一些带有黑人血统的亲戚，不声不响的，在背后当着心腹仆人、监工、或暗中接待的宾客这一类的角色。外边还有个传闻——想到这里布雷铿立治夫人微微一笑，不胜怀念——说是现今杜比侬家的血统里只怕已“沾了点柏油”。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杜比侬老夫人的耳里，老夫人生了好大的气呵！当时布雷铿立治夫人是个正当得意的华年少妇，听后也就一笑置之。杜比侬家的声名，有什么谗言玷污得了？“位高则任重”呵！贵族的血统可以抬举一个奴隶，而自己却决沾不上些微污点。 可是这回事却不一样。她可以摆出无上的尊严，把一个仆人赞扬或申斥一番；她可以用目光一扫，把一个妄自尊大的雇工的气焰压下去；她也可以威权十足而又不动声色地发号施令。可是这却是一件新鲜事儿。刚才她在隐隐约约责备丈夫的时候，也依稀表示过这样的意思。虽说目前有些荒唐的但也无疑是暂时的反常现象，法律可终究是法律。这个黑人前来有求于长上，那也是情理之常。可是，对他该怎么接待呢？怎么使他安分守己，不让他越礼犯份呢？当然，自己一定要毫不含糊地提醒他：他目前的地位是极端荒谬的，长久不了的。布雷铿立治家的人对法律和当权者固然应当尊重，可是对自己得之于神赐的优越地位，却也断不容有一点怀疑，断不容有一点含糊。 汤姆·孟沙手执帽子，站在扶栏边，正在观赏栏外绚丽的鲜花，布雷铿立治夫人出门来了。他慢慢的转过身去，面对面的向她鞠了一躬。布雷铿立治夫人望了他一眼，无意中略微仰了仰头，神态显得十分自若。 “你好，孩子，你有什么事吗？” 那黑人的话说得又快又流利，虽然不一定都合乎语法，却也很少土话。他是那样的气度不凡，若是不看他的肤色和头发，布雷铿立治夫人真会错以为自己在跟一个白人说话——当然不是跟一个绅士，更不是南方的绅士，而是跟一个北方人，或者外国人。他的话头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头一句话就解除了她的武装。 “夫人，你还记得蓓茜大婶吗？”他说道。布雷铿立治夫人当然还记得这个沉默寡言的黑女巫。她忽然兴奋的想起了战前的日子。蓓茜大婶并没有在她家当过仆人，而是经常在她的社交圈中当差：又是收生婆，又是草药郎中，又是在上层白人人家常来常往的一位谋士式的人物。她经常穿得齐齐整整、纤尘不染，在地主和商人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白人和白人之间，穿门走户，交换彼此的新闻。她简直万事精通，会出主意，会护理病人，会以极其高明的手法把小娃娃接到世上，据说有时又会以同样高明的手法把不受欢迎的小东西送回老家。她具有一种独特的尊严和智慧，这一点布雷铿立治夫人和她的同道都是一致公认的。战争爆发后，她就悄悄的、一声不响的，失去了影踪。布雷铿立治夫人只当她已不在人世。如今，却又这样离奇的传来了她的消息！ 布雷铿立治夫人刚要问她可好，孟沙却接口说了下去：“我叫汤姆·孟沙，我是弗吉尼亚人。我随休曼的部队进军到海边，在海岛种过地，在西部做过工，后来就到了这儿。在这儿我遇见了蓓茜大婶，跟她的女儿结了婚。蓓茜大婶对当前的局势非常看不惯。她一再告诉我，她只信任‘上流白人’——只信任旧日的真正贵族。她一向认为布雷铿立治府上就是这个阶级的代表。她要我——因为我是州议会的议员，也算是黑人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她要我来向布雷铿立治上校表示，我们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他。我们也有黑人领袖，有些是受过敎育、为人正直的，有些却不是。我们知道北方来的白人也曾经打算领导我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了。他们不是全都了解黑人的。” 孟沙又接下去说：“我们要的是工作和相当的工资。我们要自由和公道的待遇。我们愿意尽力工作，可是我们也要保证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还有我们的子女，也要有上学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全部要求了。我们除了自己能够胜任的职务以外，什么官职都不想担任；我们也不想挤入上流社会。可是我们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受私刑、受暴徒的迫害。问题在于，我们也详细的讨论过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的。我们知道用武力是不行的。我们不能依仗北方的士兵。光靠投票也不行；我们十分淸楚，单是我们的选票起不了多大作用。罢工也不是办法；因为罢工就是战争。我们在一些种植园里罢过工，在这儿查尔斯顿也跟码头工人一起罢过工。收获当然也有，可是损失更大。 “我们所需要的是法律和秩序，是雇主诚实相待，还有——我怎么说好呢？还有人们要彼此友善、亲睦，不要仇视，不要残杀。可是我们所苦思不解的是：这一切都到哪儿去找呢？我的岳母蓓茜大婶一直说，这一切只有在‘上流’白人中间、在古老的贵族奴隶主阶级中间才能找到。对不对我不敢说，不过我倒希望真是这样。我过去在弗吉尼亚的那个老主人，心肠就算是好的。我们经过了再三的考虑和商议，结果就选定了布雷铿立治上校。他是位绅士，是位君子，大家都称道他言而有信。为了要实现我们想望的目的，我们愿意组织工人帮助他，在政治上支持他。” 布雷铿立治夫人细心的听着，一边听一边想：这个黑人很真挚、很诚恳，他待人接物的规矩是古老南方的规矩，不用说这是学来的，不过学得也满不错：一点也不做作。她又模模糊糊的想起了在她路易斯安那的老家出入的许多黑人；其中有些还是她家的血缘之亲，而且也都自认不讳。她特别记得有一个女人，带着个碧眼金发的可爱的娃娃（当时自己还逗着娃娃玩儿呢）——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布雷铿立治夫人定一定神，把思緖又拉了回来。 她自己坐了下来，却没请孟沙坐下。孟沙还是站在那儿，神态是那么从容自若，显然对这轻慢的表示并不理会。布雷铿立治夫人平素冷漠的神情显得似乎有些兴奋，她探出了身子，说道： “你说得对，你说得真对。可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始终相信黑人是应该做奴隶的，奴隶是他们天然的身份。我相信他们当奴隶的时候，多数人的生活比什么时候都幸福，都安全。当然，主子中间也有例外——也有滥用权力的禽兽和暴君——不过这样的人哪儿没有呢，尤其在所谓自由国家就更多了。我不信绝大部分黑人能超越他们天然的地位——至少在我们这时代是不会的，也许过几百年都不会。当然，我也明白，他们中间可能也有例外，对这种例外也理应有所安排。在这一点上南方就没有做好。 “不过，我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根据这个国家的法令，现在黑人自由了，黑人应该得到自由人的待遇。这可不是说他们可以参加选举或担任官职；而不过是说，他们应该受到善心的指引，蓓茜大婶知道得就挺淸楚，这种指引只有南方绅士才能担当。我可以向你保证，汤姆，只要你能劝导黑人全心全意同我们合作，我们一定可以改善黑人的情况，引导他们走向新的文明。不过，这件事我当然还得跟布雷铿立治上校商量一下。” 汤姆·孟沙鞠了一躬，说道：“我听了你这番话，非常高兴。当然，你的看法我也不全同意。夫人，我看你对我们黑人的情况还不挺了解。我们不想取别人而代之，我们只要自己的本分。我们不要属于你们的东西，但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我们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资。我们欢迎你们的指点和领导；可是假如其他工人有选举权，我们也一定要有，不然我们就无法自卫。有些官职我们还担当不了——恐怕十之七八我们都还担当不了；不过也有一些职务是我们能够胜任的。赖特是一个好法官。卡度佐是个正直的君子。凯因一心按正道办事。我们黑人并不傲慢也并不倔强，我们是很虚心的。可是我们已经不是奴隶了，我们再也不愿意当奴隶了。南方的局势在一天天恶化，看来就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些办法，赶紧想些办法。夫人，多谢你听我说了这些话。不过——我想，我是不是可以跟上校谈几句？你也知道，我的伙伴想得到他的亲口答复。” 布雷铿立治夫人迟疑了一下，说：“只怕今天是不行了。他这会儿还有事。不过我可以把你的意思转吿给他，保证你很快就能得到他的回音。”她知道现在去找上校商议是不最恰当的，不过她相信她早晚总能说服丈夫采取行动。孟沙鞠了一躬，却没有走。 “夫人，”他说，“事情很紧急。我知道我们作出决定已经晚了一些，不过我希望还不至于太晚。可是时间很紧迫。我们一定要听到上校的亲口答复。等一会倒没什么，可是对不起，夫人，我一定要见过了上校才能去回复我的同伴。请你对他说一下好吗？我就在这儿等着。” 布雷铿立治夫人点了下头就走了。她穿过饭厅时，一路在想：“如果黑人也是跟我一样的人，这一切我当然也不难理解；可是他们真跟我完全一样吗？他们能跟我完全一样吗？恐怕有些缺陷吧——有很大的缺陷吧。正是在这些缺陷之处，应该对他们加以约束和引导。那么，在没有缺陷、没有差异之处，不就应该让他们自由了吗？因为谁还驱使得了他们、强迫得了他们呢？”她愈想愈糊涂，停了半晌，才推开了上校的书房门。 方才，史克洛格斯望了望布雷铿立治夫人的背影，虎起了脸，跟着上校进了书房。他心里很不痛快，对主人一丝一毫的轻慢都很敏感。他知道这位贵族女主人是有心要回避他。他知道这位名门大族的种植园主是因为心有不愿才没有跟他握手。他知道连他名字后面的“先生”两字也是故意略去的，略去时的那副费劲样儿，却好容易才掩盖了过去。 不过话说回来，他可有件事情要办。他狠狠的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些贵族老爷目前正需要穷苦白人的全体选票和白人工人的劳力，这样他们才能打退北方佬手里的武装力量，打退内地白人农民和城市商人，特别是打退那些自以为获得了自由的、自命不凡的黑人，从而把卡罗来纳抓在手里。 这最后一点——黑人，也正是史克洛格斯内心的痛处，因为黑人同他关系最为密切。他对黑人怀着盲目的刻骨的仇恨。在他眼里，黑人正是他苦苦奋斗而仍得不到立身之地的障碍所在。他们抢了他的饭碗，他们使他的子女无法上学，他们嗤笑他，嗤笑他枯瘦褴褛的妻子和肮脏的小屋。他从白人财主那儿受到的一切苦处，都要在这些黑人身上发泄；而这个布雷铿立治和怀德·罕普顿，可得跟他立下盟约，而且要如约履行，不然的话，“哼！” 只有一件事使史克洛格斯暗暗发愁，说起话来也不够响亮，那就是，他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力量作为后盾。他背后固然也有一伙人，可是人数还少。一个穷苦白人一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管是有了金钱、有了地位、还是有了学问——他就急于要做起“贵族”来；他搬出了做奴隶主的祖先，他装作小时候也有个服侍他的“黑妈妈”他千方百计要把其他的穷苦白人跟“黑鬼”一样恣意驱使。在真正的贵族面前他却百般的恭维逢迎。这样，就剩下了五光十色的一群，愚昧贫困，日甚一日，又是愤激，又是消沉，又没有统一的思想能让做头儿的掌握。谈不到阶级觉悟，谈不到计划或理想，他们满脑袋都是仇恨、杀人、抢劫。因此，做头儿的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可是这种行动的基础，是很不稳定、很不巩固的。史克洛格斯痛切地感到，他就缺少几个有经验、有学问的人为他出谋献策。他认识的人里，可以信任的不多——没有一个是北方的传敎士；穷苦白人而能相信穷苦白人、能领导穷苦白人的，也委实很少。 可是史克洛格斯并不认输。他寸步不让，也不承认自己的弱点。背后这个草创未久、漫无纪律、而又残酷好杀的集团，会跟着他去对付“黑鬼”；要不然，他也可以掉转矛头来对付白人，好歹要叫他们老老实实放下架子。 他对暴动抱着怀疑，对巴特勒和格里的长枪俱乐部也不信任。那些组织代表的是富裕的种植园主阶级，他们虽然也在柯尔敦、波福、汉堡、埃仑敦等地杀戮黑人，然而都摆起了种植园主和贵族的架势，根本不把其他白人放在眼里。他们所追求的是恢复种植园主的统治，而不是同工人建立联盟。不错，在奥古斯塔附近乡下有梯尔曼一家，其中有个独眼的年轻激进分子，听说颇有智谋。可是史克洛格斯至今还没遇见过他。三K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那儿，穷苦白人同大种植园主打成一片，并肩横行。史克洛格斯就打算加强这方面的联合行动，只要有贵族撑腰，就对黑人放手屠杀、奸淫、掳掠。这样，斗争就成为白人同黑人的斗争，而不是两边各有“黑鬼”的、富人同穷人的斗争了。 布雷铿立治上校虽然声色不动，然而内心也跟史克洛格斯一样局促不安。这真是个难堪的任务——不仅要跟暴发的乡巴佬订立同盟，而且还要和这些做工防下等人平起平坐，向他们求援。可是若不如此黑人就要掌权，那更不堪设想；所以他还是狠了狠心，来作这次会谈。他口气之间虽然带着些屈身俯就的意味，却也装得相当亲切，还向史克洛格斯敬了雪茄，免得看他大嚼烟叶。要他拿出他的上等白兰地来敬客，这还办不到。真的，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备些杜松子酒呢？ “史克洛格斯，”上校说，“一个新的世界已摆在我们面前，你我必须团结一致。奴隶是黑人的本位，永远是黑人的本位。在黑人做奴隶的时候，我们各阶层白人结盟的必要性，看来恐怕还不那么明显——自然，当时如果结了盟那也许要更好些。可是今天，我们必须叫黑人回到他们的本位上去。” 史克洛格斯很费了点事才把雪茄点上。他往椅背上一靠，以近乎狞恶的目光盯着上校，然后才说：“关于‘黑鬼’的事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哪怕要杀个一千两千，也得叫他们回自己的本位上去。不过问题不是这样就算完了。战前，种植园主差不多占有了所有的黑人劳动力；一般白人只有一点土地自耕自种；我们工人——也就是多半的白人——除了一双手以外，什么也没有。 “现在既然一切都变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工人有些什么好处呢？干活是可以的，可我们不跟‘黑鬼’一起干活，也不能象’黑鬼’一样干活。我们可以帮你们叫黑小子安分守己，帮你们把黑小子杀尽斩绝，可不是为了让白人小农小商都变做白人大老爷，而我们自己却代替了‘黑鬼’，或者跟‘黑鬼’一道，给他们充当奴隶。我们想要知道，你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看法，何妨有话直说。而且我们要你保证，许下的诺言一定耍兑现。”史克洛格斯说罢，大咧咧地住椅子里一躺，把雪茄咬得都裂了开来，可见他是不愿抽烟而宁愿嚼烟的。 布雷铿立治禁不住两眼直瞪，半晌说不出话来。问题这样提出，是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他一向认为卡罗来纳社会就是贵族和白人平民两个阵营。这帮平民缺少敎养，泄泄沓沓，不过今天，他们上面有梦想做未来贵族的野心勃勃的农民和商人在指挥一切。布雷铿立治他们为了要对抗北方佬及其黑人傀儡，就不得不同这些头儿们联合起来。可是现在，看来白人平民已经分裂，工人也想分得一份战利品。这岂止荒唐，简直危险！万一而黑白两族工人联合起来反对文明的有产社会呢？那就一切都完了。幸而眼前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仇恨——史克洛格斯这班人对黑人的刻骨的仇恨！这是救星，也是唯一的救星。因此他就小心试探： “当然，你也明白，史克洛格斯，我们要本州岛成为白人的地方，为白人所治，为白人所享。不过黑人也是个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他们干活……” “那没错儿，”史克洛格斯插进来说，“我们可以同意。我们将来发达以后也需要他们干活。可是只能干活——不能有选举权，不能做官。我们不需要上过学的‘黑鬼’，我们只要干庄稼活的，挖土的，还有当仆人的——工资得按‘黑鬼’的标准，甚至一个子儿也不给，因为他们多半不配拿什么工资。而我们白人可要担任真正重要的工作，要拿优厚的工资。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底下有‘黑鬼’承当白人不屑担任的工作，顶上是白人工人，一切白人只要有能力，都有机会爬上最高峰。” 布雷铿立治上校自言自语道：“不过，也有一些黑人工人……”他想起炮台广场一带的漂亮住宅、礼拜堂街两边的高大敎堂，都是黑人工人建造的。他也想起了他那个混血种的管家——可是说了半句他就打住了。 史克洛格斯冷笑一声：“不错，可他们现在没在干活，却在哥伦比亚开会，想给白人制订法律，把白人的金钱都浪费在荒唐的计划上。我们应该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把他们斩草除根，或者送回非洲，让他们自相残杀。”他本想给混血的杂种讲几句，说他们自然也承袭了白人的才能，可是临时又改变了主意。 布雷铿立治探索着相互谅解的基础。“不应该给黑人选举权，不应该让黑人担任官职，这一点我跟你意见完全一致。这些都是白人的特权。美国的黑人种族也的确很可能会最后归于消灭，特别是如果纵容他们贪吃懒做、为非作歹的话。你也知道，种植园主向来是鼓励黑人迁徙到非洲去的。不过，我们还是谈当前的事吧。 “我们打算把黑人赶出政治舞台，可能的话依靠法律，必要的话使用武力。到那时州政府就完全由白人掌管。我们同意：过去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政权将宣吿终止，黑人和北方佬给予穷苦白人的选举权，虽然未免操之过急，还是予以保留。白人的学校将加以扩充。另外我们还能答应些什么呢？” 史克洛格斯马上说道：“我们要一切工资最高的工作都留给白人工人，工资要提高到北方的水平。我们要白人工人能指挥黑人工人，一切待遇优厚的差事，都得把黑人工人换上白人工人。将来和平真正恢复以后，南方会迅速出现新的工业，这些新工业里的机械工人都得由白人工人充任。机器替代人力，我们，白人工人也将替代'黑鬼'，直到'黑鬼'绝迹为止。“ 布雷铿立治听得都呆住了。他探出了身子，说道："白人需要工作，自然得给他们工作，按照白人的生活水平给予他们恰当的工资。只要他们比黑人称职，自然也应该允许他们替代黑人。不过在此以前，让黑人心满意足的作为工人而工作，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不用说也符合你们的利益。将来有了新的、高级的技术工作，当然都归白人。久而久之，黑人自然也就绝种了。不过在此以前，还是应该让他们在生活上能过得去，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你我的利益。” 史克洛格斯寻思了一会，才说：“好象还有点道理。可目前也用不到让他们念小学大学，还有公园、头等火车、电车，都应该禁止他们入内。” “念大学确是没有必要，”布雷铿立治说，“可是他们学会了看书写字，干起活来就更好。其中有一些人也必须出门。反正，这一切都是法律问题，法律是由白人制订的！” 他松了口气，往椅子里一靠。史克洛格斯站起身来，说道：“好，就这样吧。布雷铿立治上校，这样我们就完全达成了谅解：我们帮你们打倒‘黑鬼‘、消灭‘黑鬼’，你们靠我们的选票接收大权。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工作、优厚的工资。我们可以有学校、有土地，可以尽自己的能力步步高升。‘黑鬼’要永远踩在脚下。” 布雷铿立治忍住了气，喝了杯水，又点上一支雪茄，“史克洛格斯，我保证一定使本州岛的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得到工作，挣上适当的工资；一定使黑种工人不会比白人优先录用；我们这些古老的贵族也一定要尽力为南卡罗来纳的全体白人打开一切进身之路；我保证大家可以充满信心地等待着那么一天，那时我们的州就会成为一个淸一色白人的、繁荣富庶的社会。目前我们先剥夺黑人所不配行使的选举权，叫他们干雇工、仆人的本分，发挥他们那点儿小小的本领。只要他们不逾越这种卑微的地位，我们对他们就加以保护；只要他们安于自己天生的身份，我们就保证他们生活能过得去，能受到公平的对待。” 史克洛格斯满面含笑的站起身来。“一言为定啦！”说着他就伸出手去。布雷铿立治正在抖掉雪茄头上的长长的白灰，没有看见伸来的手，但他还是十分有礼的把客人引到了门口。 他说：“这样我就跟你达成协议了。我以绅士的荣誉作为我的保证！”
9．喀山省农民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1917年5月13日〔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9．喀山省农民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1917年5月13日〔26日〕） 在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之前，在组织了乡和村委员会之后，为了革命获得成功和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农民代表苏维埃认为： 1．在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之前，把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寺院的、教会的、阁部的以及城市的全部耕地和牧场转交给乡委员会是必要的。 注：私有者从独立农田者[1]那里买入的土地（以及森林和牧场）应被认为是地主土地。 土地只能由那些正确组织起来的乡委员会支配。 怎样正确组织乡委员会呢？ 为了正确组织乡委员会，应在每个村庄召开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公民参加的村民大会，选举代表。如果是大村庄，则应每二百个十八岁以上的男女村民选举出一名代表。每个村庄无论大小，均应有自己的代表。所有选出的代表带着他们选举单位的决议参加乡代表大会。乡代表大会选举乡委员会。乡委员会不得少于三人，一名主席（他履行乡长的所有职责）和两名副主席。如果委员会超过三人，那么，除了主席和副主席外，还有乡委员会委员。全部地主的、国家的、寺院的、皇族的、教会的、阁部的和乡的其他土地转由这个委员会支配。 2．所有农业用地和森林处于省工兵代表苏维埃监督之下。 乡委员会不得自行砍伐森林，如果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允许砍伐，它不得禁止砍伐。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批准并监督正确砍伐。 3．地主的所有农具，牲口和财产均应如数交由乡委员会支配。应当详细登记农具、牲口及财产。应有地主本人或是他的全权代表以及证人在场。登记单应由全体在场人员签字。登记单交给地主，核实无误的副本留在乡委员会。 4．省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把已归乡委员会支配的全部土地交给所有乐意按一定比例分成的人，或是确定耕种这些土地及收获的费用，乡委员会应当据此组织耕种和收获。全部粮食和牧草都应转交国家支配。 喀山农民代表苏维埃将决定和宣布，应根据怎样的分成原则耕种土地。如果本乡无力耕种全部土地，那么其他乡愿耕种的人可以在同样条件下前来耕种土地。任何分割土地都是不允许的。份额以外的全部余粮经乡委员会转交国家。农民代表苏维埃认为：如果委员会不等立宪会议决定，现在就进行土地分配，肯定会出现许多争吵、抱怨和不合理现象。而前线上的士兵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说，有人想趁他们不在时分地，把他们撒在一边。正因如此，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谁也不能分地，在立宪会议做出决定之前，只能通过乡委员会来使用这些土地。 5．在缺少土地的特殊情况下，乡委员会应当注意向少地者提供粮食。如果有人土地极少，靠这点土地难以维持生活，仍不应分地，而应当由乡委员会设法从当年的收成中拨出一些口粮。 农民同志们，农民代表苏维埃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此。立宪会议召开前就应当暂时这样做。而以后，新的法令将产生，全部土地不应由他人掌握，应转由你们选出的乡委员会支配，只能这样。 （译自《1917年5-6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64-165页） [1]指那些退出村杜并把分给他的份地变为私有财产的农民。——译者
8．关于各地成立农民苏维埃的情况报导（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8．关于各地成立农民苏维埃的情况报导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这篇报导是支持临时政府的《新时代报》所作。 各地开始组织农民代表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方法大体如下：通过普遍和直接投票选举村、居民点、区代表进入乡农民代表苏维埃，根据计算，每二百名成年居民产生一名代表。通过普遍、直接投票选举代表进入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每一百人选举出一名代表。每个县苏维埃选出十名代表进入省农民代表苏维埃。 依据各省报纸来判断：目前在哈尔科夫、尼日戈罗德、雅罗斯拉夫、科斯特罗马诸省建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农民苏维埃和地方农民之间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它比省、县特派员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例如，《伏尔加河流域的人》在描述尼日戈罗德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工作时谈到，各地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断地到达苏维埃，因此，苏维埃努力接近农村是可能的。尼日戈罗德苏维埃发布了一系列布告，雅罗斯拉夫苏维埃已着手出版自己的农民报纸。正像《声音》报所报导的，第一个月的报纸将免费送给每个乡二十份。在其他布告中，尼日戈罗德苏维埃发表了反对开小差的布告。在告农民书中，建议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开小差。 （译自《伟大的十月》第89页）
7．彼尔姆省丘索夫工厂工人苏维埃给工厂委员会的指示（1917年4月19日〔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7．彼尔姆省丘索夫工厂工人苏维埃给工厂委员会的指示 （1917年4月19日〔5月2日〕） 这份指示摘自丘索夫工厂工人苏维埃的会议记录。它具体说明了工厂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 一、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由苏维埃代表中选出。委员会有自行加聘权。 二、工厂委员会负有下列义务： 1．对工作的合理进行实行检查监督； 2．对工厂管理人员、职员以及工人的活动进行监督； 3．对工厂生产的卫生条件进行督查； 4．对加工过的材料、原材料、燃料和辅助材料的出纳及库存进行登记； 5．参加讨论社会经济问题。 三、为使工厂委员会成员顺利履行所负的义务，特给他们如下权利： 1．要求工厂管理人员审查工厂委员会成员认为应当审查的文件； 2．同政府和社会机构进行接触，以解释与生产效率及生产状况有关的问题，工厂委员会成员在暂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时，可以不必征得自己的直接领导的同意，只需把此事通知他们。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43页）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TheScapel,theSword:theStoryofDoctorNormanBethune 手术刀就是武器 ——白求恩大夫的故事 ﹝英国﹞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 （TedAllan/SydneyGordon） 三联书店1979年版。译者：巫宁坤 原书初版于1952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1973年纽约MonthlyReviewPress的修订本翻译的 序言（宋庆龄） 致中国读者 修订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部：死与生 第二部：敌人——肺结核 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 第四部：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 尾声 译后记 补录 白求恩遗书（1939年11月11日） 感谢马由冰录入
6．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组建工厂委员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处的协议（1917年3月10日〔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6．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组建工厂委员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处的协议 （1917年3月10日〔23日〕） 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同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进行谈判，达成了下面的协议。8月10日〔2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批准了这一协议。 一、八小时工作制 1．在公布劳动日定额法之前，在所有工厂的所有班次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实际劳动）。 2．礼拜日的前一天实行七小时工作。 3．劳动时数的缩减不应影响工人的工资数额。 4．超时劳动需经工厂委员会批准。 二、工厂委员会 1．在所有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工长委员会），它是在普遍、平等和其他选举权基础上由该企业工人中选举产生的。 2．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 （1）充当该企业工人同政府和公共机关交往时的代表； （2）把该企业工人对社会经济生活问题的意见用确切的言词表达出来； （3）解决涉及企业工人内部的相互关系问题； （4）在调解工厂行政部门、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代表工人。 三、劳动争议调解处 1．在所有工厂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处以解决企业主、行政部门和工人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争执。 注：根据需要，劳动争议调解处可以按车间和作坊设置小组。 2．劳动争议调解处由工人和企业行政部门选出相同数目的代表组成。 3．工人代表选举程序由工厂委员会决定。 4．劳动争议调解处根据需要召开自己的会议。 5．在劳动争议调解处不能解决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矛盾时。问题转交中央劳动争执调解处去解决。 6．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主协会选出数量相等的代表组成中央劳动争议调解处。 四、在劳动争议调解处没有判明事件之前，不得撒销工长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职务，尤其不允许（私自）强迫撤职。 五、职员地位问题应立即确定。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42-243页）
5．帕夫洛夫后备近卫团士兵写信谈克伦斯基来访的情况（不早于1917年6月16日〔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5．帕夫洛夫后备近卫团士兵写信谈克伦斯基来访的情况 （不早于1917年6月16日〔29日〕） 这是帕夫洛夫后备近卫团士兵写给第一土耳其斯坦军团士兵的信。它反映了广大士兵要求和平，拒绝进攻的心情。 亲爱的土耳其斯坦同志们，你们好！ 我们向你们陈述近卫军的意见。亲爱的同志们，如果我们不去进攻，他们用近卫军来威吓你们，又用陆军来威吓我们。但你们用不着害怕，这不会发生。我们近卫军战士是有组织的。6月16日军事部长克伦斯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当面对他说，我们不去进攻，我们不承认您是部长。我们想让政权立即转入人民手中，也就是转给兵工农代表苏维埃。可他说，难道你们不相信我这个社会主义者部长吗？但我们回答说：我们不相信您，假如您是社会主义者的话，您会知道，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公民，可您为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规定军官有权枪毙不执行命令的下属，规定下属不执行长官的命令，他的妻子和母亲就会失去口粮。他狡辩说：这些命令是古契柯夫同波利瓦诺夫委员会[1]一道制定的。古契柯夫走了以后，他们让我签署这一命令，而我没看完就签了字。他说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是对的。我们对他说，要是您不看一看命令就发布，您是什么部长？怎么让人相信您呢？他无言以对。接着我们喊了起来：“打倒临时政府，政权转给人民！”同志们，所有交战国放弃了割地、赔款和裁决人民的和平。[2]但是他们，资本家部长们，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和资产者想消灭我们，派我们去进攻。但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且我们也劝你们，同志们不要去进攻。我们的进攻只会拖延战争，我们会失去自由，而不会使德国在这时爆发革命。德国现在正进行革命。我们问克伦斯基，为什么您不准休假？他回答说，我问过军队委员会，他们同意停止休假，因为士兵回家，士气涣散，并使军队瘫痪，所以他命令8月13日以前停止休假。但我们打断他的话说，他或许应当赶快开始休假。[3]我们用口哨和叫喊会见了军事部长，同样用口哨把他赶走了。大概他对第一近卫团的到来不高兴。同志们，再见！ 你们的帕甫洛夫团士兵 （译自《1917年5-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65-366页） [1]1917年3月成立了以波利瓦诺夫将军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改组军队的法令和章程。 [2]文件中知此。 [3]文件中如此。
4．关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成立及其职权的报导（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4．关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成立及其职权的报导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二月革命后，水兵纷纷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下文是彼得格勒电讯社所作的报导。 根据水兵代表的决定，在渡罗的海舰队司令部设立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章程规定：委员会是最高机关，未经它的同意任何涉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命令均不能生效。委员会审查一切有关舰队一般性问题、政治及内务问题的命令、决定和指令，无论它们来自哪里，但不干预舰队的纯军事行动。可是，委员会不希望像舰队这样重要的防卫手段仍停留在以前的情况下无人监督。委员会认为，建立最高委员会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最高统帅委员会不仅要监督舰队的政治情况，也要监督它的战略部署和行动。委员会应注意同在我国领海内活动的舰队建立联系。授权委员会在最短期限内召开全舰队代表大会。委员会由舰队的31名代表组成。其中：赫尔辛福斯[1]11人；列维尔10人；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阿波一亚兰区[2]各3人；根格—拉普维克区[3]1人。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511页） [1]赫尔辛基的瑞典语古称。 [2]、[3]在芬兰境内。
3．彼得格勒苏维埃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成部队的第一号命令（1917年3月1日〔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3．彼得格勒苏维埃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成部队的第一号命令 （1917年3月1日〔14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发出第一号命令，要求部队接受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的领导。它显示了苏维埃的力量。 工兵代表苏维埃决定： （1）所有各连、营、团、辎重库、炮兵连、骑兵连、军事机关的各处所以及海军各舰艇，立即从本军事单位的下级人员中选举代表组成委员会。 （2）凡未选代表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各军事单位，每个连队选出一名代表。代表带着书面证明，于3月2日上午10时前到国家杜马大厦报到。 （3）军事单位的一切政治行动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自己的委员会管辖。 （4）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应当执行，但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定相违背时例外。 （5）各种武器，如步枪、机关枪、装甲汽车等应置于连和营委员会的管辖和监督之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它交给军官，甚至在他们要求的时候，也不能交给。 （6）士兵在队列中，在执行公务时应当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但是，不在公务中，不在队列时，士兵自己的政治权利、一般民间的和私人生活中的权利，无论如何不能比一般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少。特别是不在公务时的立正和必须的敬礼也无例外地予以废除。 （7）同样也废除对军官的尊称：阁下，大人等，而代之以一般称呼：将军先生，上校先生等。 禁止对各级士兵使用粗鲁的称呼，包括禁止用“你”[1]称呼他们。发生违背本决定之事，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产生争执，士兵必须报告连的委员会。 本命令在一切连、营、团、海军陆战队、炮兵连以及其他战斗部队和非战斗部队中宣读。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89-190页） [1]俄国人彼此用“您”称呼，如果对一般人称“你”就是极大的不敬，带有蔑视的意味。—译者
2．加米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副报告（1917年4月24日〔5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2．加米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副报告 （1917年4月24日〔5月7日〕） 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加米涅夫在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副报告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这些反对者的意见，从反面说明列宁决策的英明。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古老传统，首先应当对现在发生的事情进行阶级分析。在我看来，列宁同志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是不对的。我认为它没有结束。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可以把事情设想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再加上我们毫无疑问是革命政党，现时一切又都处于沸腾的革命形势之中，即革命仍在继续。因此，我们应当清楚而明确地说，帝国主义的状况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参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策略当然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含义。但是，我想我们过高地估计了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困难还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还未结束。因为所有的地主土地还都掌握在地主手里。在承认封建主义的典型残余——地主土地所有制——从形式上和实际上还没有被消灭的同时，我们应当说上述的评价是过早了。 另一个论点是国家还未改造为民主社会。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就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丧失任何意义也未免为时太早了。我认为，我们都明白，当布尔什维克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时，它指的不是那种我们惯常看到的十八世纪的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指的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并且它本身也带有这个世纪所有的一切特征的革命。也就是说这个革命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并且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但由此得出过早的结论，说这个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那是极大的谬误。我们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我们力量的组织中心和政权中心。我们应当承认它们是革命中枢。光是它们的称呼就表明它们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盟。在这个力量面前还摆着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那么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存在，联盟也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任务，而无产阶级就要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集团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时刻，协同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承认这些苏维埃是组织力量的中心。因此，我们也承认存在着能由工农联盟来完成的任务。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行到底。另外，我认为你们大家都应当承认，如果这一革命已彻底完成，政权就应真正地转入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破裂的时刻以及无产阶级自己独立实现自己目的的时刻就会来临。我认为，两种策略只能取其一：一个是在无产阶级面前摆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的任务，任何其他社会集团都不能对它有所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分裂这个联盟，并去实现无产阶级应该完成的那些设想；另一个是按照当前的条件，我们认为这个联盟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前途的，那么我们就参加这个联盟，并拟定无损于这个联盟的策略。因此，我说无产阶级的党应该在这个联盟中具有突出地位，并明确地指出自己所特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目标。我们和联盟正在一起前进，并还可共同再走几步。我希望无产阶级政党真正这样做。 …… 其次，列宁同志的决议案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信任临时政府——我们知道它在同有组织的苏维埃相冲突中将交出自己的政权，而苏维埃将被迫夺取政权，不管它们那时是多么不想这样做。那么我们在这个政权还没有转入联盟手中之前是否有某种策略呢？如果通过列宁的决议，那么在它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做的各项工作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指示：必须在群众中做长期的解释工作和必须在苏维埃中作长期工作。可是我想，这不是实用的指示。这不是你们对地方组织所应作的答复。当然，我们的一切活动就是解释说明。可是，那样会以为写决议和作解释就足够了。这是不够的。应当有积极的具体措施，我们借助于它把群众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应当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群众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认识我们党同临时政府的固定关系。莫斯科的同志们和我拟定了这种关系，即对政府实行监督。列宁同志发表了激烈的演说，愤怒指责这种监督。你们说，没有政权会有什么监督？当然，没有政权的监督是无聊的玩物。可是，工兵代表苏维埃真是无权吗？或许，列宁同志承认苏维埃是一种力量，并且它的监督就是政权的监督。事实上，枪和炮都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在米留可夫那些人手里。因此他们不可能派遣士兵去制止土地骚动，镇压夺回地主土地的农民。他们没有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在何处呢？为什么士兵们不去镇压呢？因为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同意，因为政权在这些有枪有炮的苏维埃手中。在这个情况下，这种监督具有完全另外的性质。当科尔尼洛夫命令必须出动军队时[1]aname='_ftnref1'titlehref='#_ftn1'>[1]，苏维埃宣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只处于苏维埃的管辖之下，军队没有听从科尔尼洛夫的命令。这时，这个监督就实行了。事实上，监督不仅是一句漂亮的言词。当苏维埃宣布自己不希望军队出动时，苏维埃行使了相当大部分的国家权力。毫无疑问，当时也有科尔尼洛夫的命令。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省，那里苏维埃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相比较，在更大程度上是革命的真正领导者。 如果是这样，那么正是列宁同志讥笑的这种监督，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我们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逐步实现苏维埃的权力。现在这个权力是偶然地显现出来的。今天我们有这个权力，而明天科尔尼洛夫又把它从我们手中夺去。而如果我们把这种监督理解为政权过渡的一个阶段，并作为开始，作为一个阶段那样来组织它，那么这才是真正引导我们前进的政治要求，因为政权应当属于苏维埃，而苏维埃却不夺取政权。但是我们却局限于作解释工作，期待不依靠我们而出现一个从言论到行动的转变，期待苏维埃（除我们之外）会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现监督是必须的，而且应当写到决议中去。如果我们 不愿意以率直的规定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必然仅仅局限于解释说明……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3代表会议记录〕》第80-84页） [1]当彼得格勒发生群众示威游行时。科尔尼洛夫予4月21日〔5月4日〕发布命令，调遣两个炮兵连去冬宫广场。
青岛剪影（地方通信）（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青岛剪影（地方通信） 作者：志青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作为描写解放战争初期（1946年）国统区大城市社会实况的通讯，总的而言是比较全面的。青岛在民国时期是中国东部沿海的全国性大城市，与上海、天津、北平并称“北上青天”，青岛及其近郊的社会状况基本上是当时中国除了上海、南京、天津等少数地区外相对最好的。但是文章中从多个方面指出了经济崩溃、社会萧条的多方面的表现，文中提到，在青岛法币因为币值不稳定被美元排挤出了流通，黑市经济繁荣，走私盛行，外国廉价商品充斥市场，铁路运输瘫痪导致导致工业停摆、居民越冬困难，战争导致工厂停产等等。生产性行业的困难必然影响到服务业，青岛曾经繁荣的舞厅与妓院也遭遇了萧条，妓院收费显著下跌甚至和房屋出租进行捆绑销售，舞女兼职妓女补贴生活，舞女、妓女严重依赖驻扎青岛的美军和国民党海军提供的生意等等最直观的体现了青岛社会消费水平的严重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八路”的描写。在日本投降后，中共与国民党围绕着受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中共力图在远离大后方的山东、河北等省建立控制全省的革命民主政权，但是因为在美国支持下青岛、天津、北平被国民党军抢占，当地的中共武装退到郊区和附近的县城建立根据地。在文章写成的时间，北方解放区的土改尚未全面开始，实行的土地政策以减租减息为主，加之为了支付战争开销征税偏重，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农民吸引力较弱。虽然作者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在记述时多少体现出了对中共的敌意，但确实体现了当时中共在政策空白时期出现的问题。 作者在文章中空洞的反复谈“和平”，显得空洞无力，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相当一部分托派在理论上的空疏与茫然。 李星按：本文的描写中，“八路”的形象较差，而且“土八路”、“老八路”似乎都欺负群众。这是否符合当时青岛周边游击区的实情呢？也许符合实情，也许作者了解到一些零碎消息，加上一些从自身好恶出发的渲染。要害不在于作者的叙述是否完全真实（彻底凭空捏造的可能较小），而是如何从阶级角度向读者解释原因。录入者已经做了有关的分析，我只补充一点：作者承认八路给贫农分了土地和口粮，但没说蒋军到来后，如何对待分了地的这些农民。要么他不知道，要么蒋军承认现状（基本不可能），要么他很不愿意谈及这一话题，即农村阶级斗争的话题。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作者笔下八路做的事，无论好坏，都比较抽象，甚至惊悚（瓜上撒药近似都市传说），对国民党施政的记述，无论好坏，都更具体（征粮的加码、李弥惩办恶吏与李弥离去后，贪腐分子反攻倒算），这就不好猜测原因了。 青岛剪影（地方通信） 碧绿的海水映带着粉红的瓦楼、和丛茂的林木；幽静地。诚然，青岛是太美丽了。但是这只不过是她的外貌。 五、六月间青岛的局面曾一度空前紧张，那时共军已逼近市郊十余里，大有进占久据之势，自五十四军开到后，这种形势已经改变，现在早没有人觉得不安了。 北平路口和天津路口相连接的地方有座小石桥，石桥的北端便是国民饭店，自早至晚挤满了人们和货物，这便是所谓美货市场。石桥的东南端也有一群人来来往往，热闹一团，那便是有名的美钞市场。这两个市场连接在一起，是互有关系的。美货市场上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小到保险刀片，大到衣服被褥，无所不备。食物罐头多是排地摊，也有一部分轻小的物品排高摊，其余的东西都是拿着叫卖。这些物品自然大多数军用品，各式各样，新的旧的，也不知道这是哪里来？谁说是中国人偷得？恐怕没有这样大的胆量。有时美国宪兵开吉普车来了，他们便一哄而散。听说捉着了，东西是要没收的。但美国兵也似永远在和他们开玩笑，只是停下车来望了一望，笑了一笑，便又长扬而去了。又听内行的人说，如熟门路的话，还可以搭上路头来买价廉物美的美军大卡车，不过自然不是在这里交货了。 美钞在青岛相当的通行；酒吧舞厅用美钞，一般的商店甚至街头的摊子小挑都也用美钞；高尚些的店子起码是把货物美钞的价格标出来。舞厅汽水每樽美钞两角，舞票每张美钞两角，舞女坐台子每小时美钞两元等等，都是以美钞来做标准的，如要付国币的话，就要以时值来折合计算了。啊！真不知道我们已到了美国还是尚在中国呢？至于美钞市场上，那一群人，穿穿插插，熙熙攘攘，忙的不了，也不过是看涨望落投机取利。近日因有什么风声，又已日日看涨，突破四千大关了。 绿色的海水，浪平如镜。港内大小船舰，轴轳千里；但没有几只是挂青天白日旗子的。码头上来来往往的苦力也很多，但更多的还是美国水兵，胶济路原来设备是不错的。但也早已不能完全通车了。现在青岛客车只通到蓝村，又因“八路”时常“扒路”（这里的老百姓统称共军为“八路”），误点是常有的事情。大沽河的铁桥前被共军完全破坏，还要相当的时间才可以修理完成，所以胶济路的通车仍是遥遥无期。现在铁路既不通，淄川、博山的煤都运不过来，青岛的煤炭已成严重问题了。现因美国火油便宜，许多小家庭厨房里都已改用气炉燃火油了。但冬天来了又怎么办呢？ 住在青岛本是最美妙的事，但房屋的缺乏却令人苦恼。这里租房子虽要不了上海那样多的金条，但仍然是要“手头”的；而且你如没有相当的面子就是有钱也休想租房子。旅店上等的每天租金约万元，普通的连什么“加被”“加二”等每天租金总在四五千元以上。但是一样的，都客满了。有几家是比较容易找到房间的，但却是早成为变相的“平康里”了（青岛的妓院都集中在平康里），只要你肯付二万元的夜度资，姑娘是可以随唤随到的。 青岛的舞厅从前曾极盛一时，但现在都已关门，只剩四家了。舞客自然多是美国水兵，中国海军官员也常涉足，公务员和陆军是禁止进去的。舞女以土产为多，上海舞女早在两个月以前舞厅奉令关门时大都送回上海去了。他〔她〕们尽情的在异国战友的面前卖弄风骚，也不过是为了几个钱，至于是苦是乐，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了。从前她们还可以勾搭“盟友”们在街上走走，多弄些美钞，据说现在是禁止了。此外她们还有一种副业，那便是变相“平康里”的伴睡娘。 这里也有几家日用品平售店，听说是依户口凭券平价配售日用品的。但说也奇怪，店里挤满了人买东西，门口附近却挤满了人卖东西。店内有的，外面也有，虽然价钱不免贵一点，但比普通店内的还是便宜，挤不进去的人，便在门口买一二样算了，毕竟都是“平售”。 汽车曾在街上惹过好几次祸，现在行车时速已减限为十三哩了。但时常还是有许多汽车疾驰而过，也没有人去过问。最奇怪的是许多重要的十字路口，连个指挥车辆通过的警察也没有。 自蒙古路到沧口，一路上烟囱林立，红色的房屋都是工厂。有酒精厂、卷烟厂、机器厂……等。但最多的还是纺织厂。而且大多数都集中在四方和沧口附近。沧口端娄山旁边的一所不知什么工厂，那十二枝烟囱都没有烟。据说是因为共军前些时常来扰乱破坏，便停工了。大概现在机器不坏也锈了。要重开工恐非容易。纺织厂统由中纺公司经营，办理尚好，工人多属女工，生活较之乡村中的农人为佳。劳资纠纷尚少，产量颇大，前途似乎甚有希望。不过纵然纺织厂出的布多，一般穷人还是衣着褴褛啊！ 女姑口、仙家寨、流亭、城阳这些市郊的大乡镇，现在还是在半战时状态中，十步一堡，五步一垒，少数的国军在那里布哨警戒。城阳“八路”曾到过，但不久就撤退了。更北的南泉和蓝村已经很靠近前线了，那里共军常来袭击国军。共军的进攻，国军的反攻，苦的也只是老百姓，许多人平白死了，房屋破坏了，农作品也遭了殃。前些时“八路”退时连西瓜也撒下了什么，没有人敢吃，田野埋了地雷，老百姓炸死的不知多少。我曾实地考问了许多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究竟“八路”怎么样？他们不论贫的富的，都说吃不消。他们说，最初还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不利，而且穷的尚可以得到一份田地和“贫粮”；但日子长久了，抽壮丁、纳公粮都不算，尚稍不留意还要祸从天来，惨被杀害。据说莱阳老百姓从前因不满意游击队的无纪律，就引八路来赶走游击队，谁知“八路”比游击队还要难挨，现在他们都很懊悔，其实战争大家都不需要了，但却偏偏要有战争。 农人收了高粱、小米，又要收黄豆、红薯了。红薯山东人叫做“地瓜”，这便是他们主要的粮食，晒干的红薯片叫做“地瓜干”，可以保存到明年。多少穷苦人家终年是吃“地瓜干”过活，一天我在城阳的一个中等户家里“拉括”（谈天山东人叫做“拉括”）看见他们吃饭，也只有男的家长才吃面粉和“地瓜粉”混合制成黑的馒头，其余的大小男女都得啃“地瓜干”，他们说，所有的粮食“八路”来时都给抬去了，现在不啃“地瓜干”啃什么？ 劳山（原文如此）是青岛的风景区，但残破的乡村生活和优美的景色很不调和，靛缸湾的水虽有名，可惜也没有几个人是有闲情逸趣去欣赏的。 地方的区镇乡老爷好的固有，但多数都使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抽税派捐公平不公平不算数，上面派下十万就要浮收到十五万廿万，无缘无故的，高兴就抽粮食要钱，稍有不是还要绑人。从前第八军驻节的时候，曾有人告发了许多贪污作恶的区镇乡老爷和游击队，都给李弥军长惩办了，但是第八军开去后，这些原告都受了辱害，所以现在再也没有谁敢开口说什么话了。 金风玉露，一叶已秋，青岛也早已穿起秋衣来了。我们从表面看起来，青岛确是有她媚人的地方，但如仔细一瞧，却会令人难过和悲痛。（三五年九月廿五日）
「人民世纪」之讽刺（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人民世纪」之讽刺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不仅共产党人，甚至民主派、社会党、自由派和共和党人均被剥夺选举权，……希腊陆军当局告诉居民说：只有投票赞成国王复位者方能避免被划入共产党一类中，这一宣布，使更多人发生恐怖了。各地各城市、各乡村的拘留所都充溢着老年人和妇女，她们手中还抱着孩子。她们之被拘留，仅仅因为她们的男人或亲属犯政治嫌疑逃到山上去。她们没有东西吃……」 （九月十七日纽约「每日新闻」雅典专电）
今日的广西（特约通讯）（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7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7期 今日的广西（特约通讯） 作者：陈治华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7期 录入者后记：一点小小的暴论式感想…… 我以前一直以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托派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国民政府的追杀下秘密地组织工运，较中国斯大林派较少地深入农村考察，甚至可能潜意识里认为工人比农民要“先进”“更具革命精神”，给中共扣上农民党的大帽子了事，可是从这篇新闻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各地已先后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本年六月间宝阳卢圩发生了一群贫民向十几家富商抢米的风波，那群暴民除米之外余概不劫取，事发地点离县府不及一箭之地。本年七月间于绥渌一县亦发生一股类似贫民的『土匪』向富户抢劫米粮之事件，『土匪』抢米后除自用外余则分给一般贫民，事毕扬长而去。 我们可以从文字中看到陈治华先生对贫农绿林好汉精神的认同，农民不再是一些人眼中的“流寇”“暴民”“乌合之众”，也不是供人怜悯的对象，而是成为了有血有肉的讲义气的有阶级意识的一支力量。 本文揭示了抗日战争后国府的极度腐败无能，有一个板块讲述了陈派和李派为竞选省参议员闹出的一出出笑话，甚至要“专家”出面评理，为了相互攻讦，消耗了大量财力，我不禁想，如果这些有一点点拨给当地的民众，国民党的政权还能这么快就垮台了吗？ “官”字的组成，是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口，外面是一个房子。想让下面的人吃饱，先要喂饱上面的人。 中央辅助省款的经费，发到了省府即被吞蚀一部分，（这被吞蚀了的款项到那里去只有天晓得）以致省级公务人员之薪津基本数为七万五千元，薪俸加成四百四十倍，但省级公务人员基本数仅为六万元，薪俸加成三百倍，尚且往往拖延两月不发。 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饥荒时有发生，饿死人的事情简直不要太常见。 官方正式发表受灾人数共约二百五十三万余人（全省一千三百余万人），约占全省总人数六分之一 实际的人数，怕是还要更多一些…… 民国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 自『民主』的浪潮展开后，这个山城随即发生了普遍的波动，首先是表现在各学校中青年学术的活跃，出了很多的刊物，很多学校发生了风潮（如择师运动、研究自由、打倒贪污等） 但也指出了部分学生不成熟的一面： 很多『民主的学生』仍犯了『五四』时代的老毛病，如个人英雄主义行动及辄因小故而泄愤胡闹等这个时候就需要能力强的学生运动领袖。『猪仔议员』、『贿选乡长』这些名词以前只是读书人讲的，现在连老百姓也已知道叫喊了。 像五四运动一样，先是学生，其后影响到了整个社会。 农民不但受尽了战乱、饥荒、腐败的苦，还要受到国府的残酷剥削和监视：封建时代的徭役，秘密警察式的管理，压断脊骨的各种税收……农民哪里有不反的道理？ 李星按：90年代以来，随着对民国的缅怀文宣日益流行，各地区怀念本省民国“德政”的风气也很盛行。东北有人吹张大帅，山西有人吹阎锡山，“大上海”不用说了，法租界云云的自傲字眼前些年还上过当地广告。广西自然也有人吹李（宗仁）/白（崇禧）励精图治。本文是一篇通讯，以朴素的事实揭示了民国广西的暗无天日。 但愿朝阳常照我土，勿忘民国尸骸满地…… 今日的广西（特约通讯） 一：劫后的残局 十年前的广西，由于它的主政者某种积极的意图，和基于此意图的一套颇为特别的做作（如设立政治学校、吸收左翼分子、训练民团及学生军等）颇引起省外人的注意，即在抗战期间由于兵源的频频抽调，也是颇惹人注意的。可是经过廿六年王公度案（广西自己的清党事件）和两次的沦陷（廿八及卅三年）它的本来面目已暴露无遗，原来它也不过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某中央监察大员曾经公开的说：近年来广西政治的腐败几为全国之冠。这是有事实证明的，如卅三年冬敌人向西进攻，整个政治机构即如雪块一般崩倒下来，不上半月沦陷了七十六县（全省九十九县），一个月内省政府凡四次搬迁，物资的损失无法统计。在沦陷期间省政府停止办公达半年以上。即在收复一年后的今天，整个广西仍陷于极度瘫痪的状态中。铁路固然尚未修筑，能通车的公路尚未达十分之三，教育的复原则未达十分之二，而最严重的是所有的农民都普遍缺乏耕牛和种籽。省内仅有的官办工业（如纱厂、糖厂、磁器厂等）也已扫荡无遗。 多年以来广西已推行了严密的保甲制度，新训练出一批乡村长，用秘密警察的方法统治着一般农民，与这个保甲制度并行的是军事徭役制——无偿的劳动：农民自己带米粮去筑飞机场、开铁路和公路；在抗战期间农民又被迫带着米粮去破坏公路、挑运军粮（每一农民挑运六十斤军粮就要带三十斤至四十斤食米去备途中之食用）。目前捐税之繁重陷农民于普遍贫乏中。在广西国税之外还有省税，地方又有地方之杂税，这都是公开抽征的，理由是省府太穷，中央又辅助不足。但农民也是太穷了呀！各县经费的来源都是靠屠宰税合并富力捐（即按户摊派）。结果，每斤猪肉原来的底价是六百元，但税捐却收四百元，过秤时是连皮带骨的，结果一斤猪肉非卖千三百元不可。至于所谓富力捐或叫自治户捐是按户强派的，农民对此已普遍发出了愤怒，即按官方的报纸也时有登载此项消息，如万冈一县报道：『本县财政支绌，经由县通过追加富力捐八千三百余万元，平均每人一千元，县府已经动员全体职员下乡征收，全县人民闻讯后均有「临捐涕泣」之感』（九月廿六日南宁广西报）又如同正一县征收富力捐前后已共五千三百万元，每户平均一万元左右（同前报九月十八日）又九月十日桂林广西日报发表一篇宜山通讯，该县自四月至七月，每一农户负担的富力捐、建校捐，乡政人员食米、学校教师米津以及建筑县捐卫生县捐共为二十万元（惊人之捐款！） 中央辅助省款的经费，发到了省府即被吞蚀一部分，（这被吞蚀了的款项到那里去只有天晓得）以致省级公务人员之薪津基本数为七万五千元，薪俸加成四百四十倍，但省级公务人员基本数仅为六万元，薪俸加成三百倍，尚且往往拖延两月不发。至县级公务人员又比省级低，平均计算生活辅助费仅得二万元，薪俸加成五十倍。小学老师则更穷得可怜，每月只得四十斤米及一万元的辅助费。但内地生活费并不比省外为低。以九月份一般物价来说，白米二万五千元一担，生油一千元一斤，猪肉每斤千五百元，普通肥皂千二百元一条，粗毛巾二百元一条，皮鞋万二千元一双，普通蓝士林布千二百元一尺。本年四月间南宁全市小学教师因县府拖欠三个月薪津不发，曾发生全体罢教。其他各县中学教师因欠薪而罢教者报上亦时有所载。 最令人奇怪的是：广西的官吏是直接由人民最后的一碗饭来饲养的。譬如县政府的官吏是仰给于征收人民的富力捐，乡政官员的薪津公粮是按户摊派，各乡村甲长及乡政人员奉调到县训练所受训，在受训期间的膳食概由所在地的民户负担，理由是：他们将来回去是替人民办公务呀！ 二：贫穷·疾病·死亡！ 本年四月至七月间是广西最严重的时期，那就是最普通的灾荒（水灾和旱灾），贫穷疾病死亡与日俱增，随之而发生的是农村的骚动，各行政区奉令成立一保安团，日夜警戒！官方正式发表受灾人数共约二百五十三万余人（全省一千三百余万人），约占全省总人数六分之一。如灵川一县因虫灾及耕牛缺乏晚稻收成平均仅二成，连同早稻收获尚不及四成，农民有谷千斤以上者百不及一二（九月廿九日广西日报）。兴业一县因雨水过多仅甘田一乡被淹区域即一〇〇〇亩，灾民达二三〇〇人，粒谷无收，农民有对禾痛泣者有自缢者，惨不忍睹。（九月卅日南宁广西报）九月十九日桂林广西报载：『平乐一县人口共十七万六千，六月间饥民已达六万以上，农民因吃野草树皮致死者共四万五千人』，又『荔蒲一县人口十五万人，七月间全靠吃野草木薯过活者共三万余人』。至『第二行政区所属柳江、柳城、中渡十余县饥民数占各该县人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因灾祸饥馑疾病而死亡的即以全县一县为例，经该县府的调查，三月份病死七二一人，四月份病死六〇四人，饥死一七一人，五月份病死五〇〇人，饥死二四八八人，六月份病死九九七人，饥死三二九人，七月份病死一三九八八人，饥死一五九人（以上均见九月十九日桂林广西日报）即广西救济总署副署长谢某会向报界宣称：其沿灵川至全县一带村庄视察，此一带村庄农民因饥馑而死亡的几等于各该村人口三分之一。九月十八日南宁广西日报载：玉林一县（係全省土地最集中之一县）本年秋收仅及四五成，自本年三月以来，各乡灾民渗杂杂粮而吃者占十分之七八，因粮之饥死者占百分之三，五六十天无米吃者占十之二三，于秋收时米价则徘徊于四万元左右（是时广州米价三万元）同报（官方报）九月廿一日宝阳县通讯：『秋收期届，粮价骤跌，新谷仅售万三千元一担，但另一矛盾现象却是收成锐减，因经水旱虫灾之后，收获不及二成，各处现在正闹慢性之粮食恐慌，今年年底以前已难渡过，来年饥馑堪虑！』 所谓『大兵之后，必有荒年』，目前广西的饥荒其由来已久，一为抗战期间人民的负担与损失，二为劳动力的缺乏，三为耕牛的无着，所谓水旱灾不过系加促此一饥荒的爆发而已。据省政府公报发表，在抗战期间，军民的损失，死亡者计五十万，伤残者十三万以上，失踪者六万以上，合共一百万，占全省人数十四分之一，这个统计我们相信只有少而不会多的了。至人民的负担即就军公粮稻谷共一千四百九十七万余担，至于因为征拨是项军公粮损失约达七十四亿八千五百余万元』（见九月十三日桂林广西报）至第二次的沦陷（卅三年）给予人民的损失却太大了，据官方的统计：『被沦陷的县份共八十县，一一〇一乡镇，九二一四村街，房屋损失二九二、二三〇间，谷米杂粮损失一千七百余万市担，耕牛损失四十八万多头，农作工具二百万具。』（见前同日同报） 抗战期间壮丁频频的抽征，为数若干无人知道。但『胜利』后一年的今天，出征军人尚未见正式退伍回来，以致造成农村壮年劳动力的缺乏。最使人惊奇的是，全省农民已普遍陷入饥馑死亡的时候，苛捐重税又有增无已，自外汇提高以致影响物价又再暴涨后，政府为维持政务的支出，各项税率又提高了，各县政府现正动员全体职员下乡催收富力捐，屠宰税再度提高了，田赋征实将于十一月开始征收，今年的征收率为每元征实三五斤，征借十七斤，带征省县公粮三成。农民请求豁免或减免本年田赋的呼声均被驳回不准，但是各地已先后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本年六月间宝阳卢圩发生了一群贫民向十几家富商抢米的风波，那群暴民除米之外余概不劫取，事发地点离县府不及一箭之地。本年七月间于绥渌一县亦发生一股类似贫民的『土匪』向富户抢劫米粮之事件，『土匪』抢米后除自用外余则分给一般贫民，事毕扬长而去。像这类的事件官方报纸时有登载。我们回忆本年七月间各县警团严查警戒的情形，真是似有大难将临呢。但底下的一件事是确实的：即今年的秋收普遍的递减，（桂北一带平均是四成，其他各地成数也很低）来年的二、三月确是一个难关！ 三：『民主』的暗影 自『民主』的浪潮展开后，这个山城随即发生了普遍的波动，首先是表现在各学校中青年学术的活跃，出了很多的刊物，很多学校发生了风潮（如择师运动、研究自由、打到贪污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很多『民主的学生』仍犯了『五四』时代的老毛病，如个人英雄主义行动及辄因小故而泄愤胡闹等。但即使是小小的集体行动也使得当局恐惧起来。本年暑期省府特别招集各地的中学校长到桂林听训，要以『法律』来指导学生的民主生活。国民党青年团奉令发动所谓『民主守法』运动，但得不到回响。凡未经登记的刊物均不准出版发售。并以查禁黄色刊物为名，警察可以随时到各书店搜查，现在各地均已奉令查禁『黄色刊物』的命令，并已有很多种刊物被禁止售卖。书店老板时常被传到警局去听训。另外由当地律师、士绅、校长组织的『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对于被践踏被侮辱者的身体自由则默无一语。各乡公所仍可得任意逮捕人民，各县政府的监狱无不充满囚犯。数月尚未提审，有些囚犯已在监所因疾病死亡了，但他究得何罪？连审判官也不知。当局说得很响亮：本省要在本年底以前完成乡村长民选。但当时这些『民选』的乡长就职的翌日，即被人民以贪污的罪名控告，至于因选举舞弊而发生纠纷的无地不有。『猪仔议员』、『贿选乡长』这些名词以前只是读书人讲的，现在连老百姓也已知道叫喊了。 当局对于一般贪污的县长和乡长的老办法是由甲地调到乙地，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来缓和人民的反对，各级官吏的腐化与贪污数不胜数，如邕宁县某县长上任不够八个月既已搜刮得五千万元，均被人民告发而调职。前平南县某县长因办兵役贪污达五万万元（已在重庆被扣押）。而当卅四年春敌人压境，省府狼狈迁往百色之际，西隆县县长黄琪因贩卖鸦片和勒令人民种鸦片烟搜刮得五十万万元之巨款，后被人告发时则先期得省府内某大员之通知，于下令通缉数小时前逃遁，此事是全省妇孺皆知的。 广西行的惯例是最讲形式的，下级呈上级的公文是一核再核，一个下级机关雇佣一个最下级的职员如僱员书记，仍需详具履历，呈省核委，当教师的也要经由政府的严密考核始行委用（教师经省府核委恐怕只有广西才有的）。根据上面的情形，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腐朽的和专权的官僚政制和军事徭役（无价的劳动）制度不予以澈底的取消，人民如何能享受民主的生活？ 四：丑！省参议员的笑话 本年六月十日省参议会正式成立，并选举正副议长，于是各县的『人民代表』依期到桂林开会。选举议长的结果，李任仁得四十票，陈锡珖得四四票，可是成问题的在陈錫珖的选票中有四票的『錫』字有两张写成『×』〔注：右上角为“且”中间少一横〕，一张写成『×』〔注：右边“易”字下“勿”唯余一撇〕，一张写成『鍚』，李派议员认为此四票无效应作废，重行选举；陈派议员认为此仅为小小的笔误，并且不能证明其属于另一人，依法这四票应有效，陈锡珖应当选为议长。李派则坚不承认，于是就发生合法与不合法，多一画与少一撇应否有效的论争，双方均请来了大批的律师和法学教授，于会场上报纸上互相攻击，本来规定十五天的会期经六次延期（拖延八十日），省府公然支持李派，（每票据说给五十万元！）至于陈派据说亦得到中央什么团体的支持，（于争执期间陈派代表频频飞京请示可为明证）两方的攻击文章于每天的报纸上占了一大篇幅。陈派则公开指责在朝派的污绩：第一抑留中央发下各机关巨额的复员费，并刻扣省级公教人员的薪津，第二利用银行及企业公司营私舞弊，第三于沦陷期间派军人充当县长包庇贪污等。多谢官场的斗争，它暴露了当权者的诸种黑暗行为，于双方纠缠不清当中，转向内政部请示，可是内政部的答覆却很滑稽，其电文谓：『如于选举前无特别规定，且此小小之笔误不能证明为第二人者则仍属有效』，于是双方又在合法不合法的争执中猛烈的攻击，突然间陈锡珖以先发制人的手段，以已接得各方贺电和奉元首办理要公为理由，发出通电就职，李派旋即发出通电否认，闹成贻笑千古的笑话，即在旁观的民众来看也替他们丑极了。后来迫得请来了国防部的白部长飞桂调停，调停的内幕人们不得而知，惟当晚即重行改选，结果选出一姓蒋的出面当议长了事（姓蒋的属于李派的主要份子），另由一某当副议长（属陈派），这八十天的『民主斗争』始如此结束。有人正确的估计，因此八十日的议会，两派因宣传、招待、及贿买等活动费之开支达四万万元以上呀！ 一九四六，九月卅日夜
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观察内战及其出路（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6期 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观察内战及其出路 作者：海明〔刘家良〕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于国共内战前期四个月内共产党军队在苏北一线的失败和中共发言人面对得到了大量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的悲观态度的评价和分析。 该文作者认为：从中共军队这几个月的失败可以证实“散漫的脱离城市群众的农民武装”是无法战胜“拥有先进装备但腐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的。因为中共的游击战战略和农民武装“是建立在落后的隶属于城市的农村基础上的”。在阵地战时代没有城市基础的军队是无法击败有城市基础的军队的。只有团结城市群众，才能击败腐朽的但有帝国主义援助的国民党军队。 由于录入者对经济对军事的具体影响和当时的双方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没有什么了解，故不能针对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但录入者倒确实有一些问题，并且录入者认为，本文对于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必定失败的认识既然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除了一些巧合的原因之外，对于这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也一定导致了本文乃至本刊对后来局势的错误判断，甚至是对于一些更大的问题的错误认识。 第一，录入者不明白为什么在当时中国的共产党控制区内，乡村也是绝对从属于城市的？这种从属是经济政治意义上的总结，还是乡村在大多数方面都被城市状况所切实决定着？（就像列宁所总结的“革命高潮”不是一个预知的神秘时机，而是革命后回过头来用“革命高潮”来对那个时期进行高度概括） 第二，录入者不明白为什么本文的作者要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比作太平天国与李鸿章的洋枪队之间的战争。从政权的性质，政权的效率，以及党员和积极群众在抗战和反围剿时期所获得的锻炼和经验，群众对问题的认识程度。都已经与太平天国有了极其巨大的差距。难道能因为政权基础都在乡村而断定中共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胜利吗？ 第三，录入者认为该文基本忽视了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在获得了土地后保卫他们私有的土地的决心和积极性。 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观察内战及其出路 假如我们把抗战结束后至今年初的两次谈判——蒋，毛协商与政治协商——视为政府争取战略时间，进行华北与东北军事布置的政治手段，则长春之战，东北铁路线的打通，就是政府军事当局实行在华北占取战略主动地位的开始，这次东北之战无疑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它是后来国共军事力量关系的转折点。今年六月初的停战和新谈判，我们已预言：这种谈判无非又是一种战略上的休战而已。谈判一开始，从政府方面的强硬态度看来，我们立即指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内战似乎已迫在眼前了，不管人们主观愿望赞成与否。”（参阅本志第三期“时评”：《怎样消除内战》。）不久，一个全面性的内战果然愈来愈明显地展开了。这个内战与先前东北的决战是有密切关联的。 截至今天止，政府的战略企图已非常明显：占据点，线，将共军截成几个孤立圈，然后运用过去“江西剿共”的经验，采取稳扎稳打，长期封锁，各个击破的办法。政府军于六月间首先将中共的“中原区”消灭，将李先念部“逐至襄河以西”，解除后方的第一个威胁，然后进而解决苏北，打通胶济路，进攻冀东，直迫中条山，夺取承德。苏北之战与胶济沿线战事相呼应，目的在打通津浦路；中条山之战在打通同蒲路，承德占领的目的则在打通平绥路。但苏北之战事引起了鲁南共军的南下突击，及冀南共军进攻陇海路，结果引起鲁南的战役，及陇海路东段的争夺战；晋南之战又引起了八路军占领介休至临汾间的四个小省份：热河之战，引起晋北共军威胁大同，并迫使政府军向冀东共军进攻，企图解除后方的牵制。这是七，八，九三个月来内战的军事发展。不可否认，甚至中共发言人也不否认，政府军已差不多达到它的战略目的了。苏北战争，自淮阴，淮安攻陷后，已告一段落；胶济路已快打通；鲁南共军已因台儿庄之失陷受到严重的打击；承德已被顺利地占取，大同之围已解，冀东共军也被逐出城市。现在进一步就是继续完成原有的计划：进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津浦路，然后乘着战胜之余威向哈尔滨进迫。关于这两个重要据点的命运，甚至连中共的发言人也表示不敢乐观了。 据周恩来九月三日的谈话：“政府意欲占领中共五个主要区域，然后停止战争或继续打。”（九月五日大公报）二十三日，中共发言人王炳南宣称：“中共军队将在全国采取大规模游击战术，除哈尔滨及张家口两地外，中共将放弃一切据点、”（九月廿四日大公报）又据十九日周恩来在沪谈话：“即使中共失去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他铁路线主要城市，共产党亦决不向国民党屈服。”（二十日大公报）这些谈话证明：中共已不讳言失去所有点，线战略地位之趋势，而且无形中已承认战败了。 据中共的解释，此次政府之所以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内战并取得优势，完全是美国援助的结果，周恩来于九月廿二日向记者列举美国对中国政府之重大援助如下：“（一）本年度六千六百万美元之贷款，（二）胜利以来九亿美元军备租借物资之让渡，（三）八一二千五百万美元太平洋剩余军用品之转让，（四）政府军后方某地及铁路线利用美国武装卫兵保护，因而阻止中共军反攻军略阵地，（五）利用美国海军保护青岛，（六）美国在华全部空军基地之转让，外加海军船只二七一艘”（廿三日大公报） 本来美国自始即支持中国内战，此事是无可掩饰的。而中国政府之于美国政府完全结合，并不惜牺牲一切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此次政府军之胜利是否纯出于美国援助，而交战双方本身却不负任何责任呢？我们试将这个问题平心静气的研究一下，希望得出个合理的结论和教训。 军事力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他是反映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中国政府的军事机构是建筑在城市的势力之上，而现在中国城市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堡垒，中国资产阶级把守着这些堡垒，经过千百条海上和陆地的孔道与帝国主义和乡村的地主经济连结在一起，所以中国统治者的军事战略基础，必须建立于点，线之上；而维持点线的军队必须是近代化的，适宜于作阵地战的军队。此种军队的装备，最近因为得到美国的帮助，已达到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发展，这是他的优点。但由于中国经济之落后，农业人口与文盲占总人口的一个绝对大多数，以及此种落后经济所反映的统治者的无能，腐败，与极端官僚主义化，中国政府的军事机构（中国官僚政制之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了文盲的士兵和官僚化的上层指挥官的结合品，这是他的弱点。这种弱点，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军队近代化和机械化的效能，这就是中国军队在抗战时期，虽然得到了美国式的装备，但始终无法抵抗外国军队的原因。但这种军队却与满清末期的新军一样，虽然无力对外作战，却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国内一种孤立和散漫的农民武装，特别是当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的时候，如李鸿章洋枪队之对付太平天国，以及过去中国政府之对付江西农民暴动，便是一个雄辩的历史证据。 中共的武装力量则与国民党军队相反，它一贯是建立在农村经济和农民之基础上的，而农民队伍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利用散漫的农村地形进行游击战。这种战术是农村经济及农民本身的散漫性的反映。但近代历史证明：乡村既然已隶属于城市，则游击战在战略上也只能成为阵地战的辅助，没有任何决定和主动的意义。它是建立于落后的基础之上的。过去十年的江西农民暴动，证明缺乏外援，它终究屈服于严峻的封锁，与残酷的阵地战术——“碉堡政策”之下，这就是农村屈服于城市的最有教训意义的例子。最近中共军事的新的失败，只不过重复过去的例子而已。但这是不是说，农民的武装将绝不能对抗一种优越的城市资产阶级军队呢？这等于说，落后的中国军队无法抵抗优越的帝国主义军队一样，是机械的宿命主义观点。不是的，农民的武装是能够抵御城市资产阶级的进攻的，不过它必须实现一个前提条件：从孤立和散漫的环境中超度出来，那就是说，他必须从城市中，从资产阶级军队本身中寻求援助和盟友——工人，士兵和城市贫民，只有他们伸出手来，说出话来，组织起来，才能解救农民的孤立地位——但这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能够将农民利益与城市民众的利益连接起来的彻底的民主政纲！军事是政治的延长，正因为中共没有一个彻底的民主政纲，和认真推动具有实际内容的民主运动，才造成当前的军事失败！ 这是一个惨痛的新鲜教训！据官方发表的消息看来，双方士兵和民众死亡的数字已实在骇人听闻！物质的损失尚难统计。假如这次内战能够替人民打开一个出路，一个自由解放的远景则无论怎样大的牺牲还是值得的。但不幸，我们不但看不出这个前途，甚至觉得它愈离愈远了。假如政府当局竟顺利地利用了中共的弱点，靠军事取得胜利，则中国的政治局面而愈黑暗，人民所受的那种官僚统治愈加跋扈，而中共的农民队伍失败将给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一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很大打击，这是无可否认的。为了彻底挽回这个悲惨的局面，为了使中国人民得到翻身的机会，我们认为现在能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唯一办法，不是过去那种无生气的妥协谈判，更不能寄托丝毫幻想于美国中间人的“公正”，和中国统治者的慈悲，而是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让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未来的国民会议一定要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争回关税自主权，改善城市工人和贫民的生活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否则即使召集一个“国民大会”也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御用会议而已，于中国大局必将毫无裨益！（海明）
从《周报》被迫停刊说起（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5期 时事评论 从《周报》被迫停刊说起 作者：海明〔刘家良〕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是彭述之一方对出版自由受到侵害时，所发表的看法。如果说，它在抗战胜利后的而几年里，努力扮演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么在实际发声的时候，彭某人的团体却时不时沦为彻底的苦谏派，四平八稳、半死不活……） 我们读到八月二十四日《周报》的休刊号，知道这个刊物确实被迫而停刊了。在高唱‘民主’的今日，这种现象之发生当然要引起各方面注意。政府曾不断申言实现民主之决心，而最高当局本人也郑重地发表过有名的《四项诺言》。经过了八年战争的民众，在抗战结束之初，确也曾对政府这种慷慨的‘允诺’发生过不可遏止的熟望。其实，民众过去之忍受战争的祸害，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不仅是希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还强烈地希望：经此一战，中国能够彻底挣脱落后的环境，跻于文明和自由的地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要求之下，政府最初也不得不相当容忍一下某种程度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 我们说的‘相当容忍’和‘某种程度’，也就是说，中国民众所得的这种自由还是很不够、很起码的，距离真正的民主政治还远得很。但过去一年来的事实表现，政府即对这样可怜的起码的民主权利也逐渐在取消了。许多民主的集会，甚至是很温和的，也连续遭受打击了，甚至连人身也遭受伤害了！（如殴打、捣乱和暗杀等）学生、工人之参加政治活动本来也是最基本的民权，但他们不是因此横遭逮捕，便是整批的被学校和工厂开除，虽然政府对这一类失去任何同情的行为，尚极力推诿责任，但这至少证明政府口口声声维护民主的表示是并不很负责任的；因为没有一个诚意维护民主的政府肯纵容这种反民主的行为。 现在我们姑且将种种人身伤害、捣乱民众集会，甚至暗杀的行为抛开不谈，然最近各地刊物之横遭封禁又该作何解释？据各方面调查的结果，北平被查被封的刊物达七十七种，昆明四十六种，重庆、成都八十余种，广州查禁的数目还不得而知。除此之外，还有书局、出版社及报摊的横遭没收和捣毁，邮局的阻难，及登记证的迟迟颁发等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海是国际的都市，因为中外观瞻所系能一时得以相安无事，但最近《文汇报》之被迫而停刊一周以及《周报》之受停刊处分，却证明这个中国文化的心脏也岌岌可危，而上海言论界之重视此事，也就绝不是神经过敏了。近日报载《民主》周刊也有被迫而停刊之虞，这更令我们出版界发生当然的忧虑：是不是政府在有系统地肃清上海的刊物呢？！ 本来，即使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也有权因触犯刑法而勒令某一刊物停刊若干期间，以资惩戒。但这次《周报》的停刊却显然是永久性的，而且受这种严厉处罚的还不至于一个地方和一个刊物。抑尤有甚者，政府查封这许多刊物，迄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据《周报》记者称，当局之查禁它是根据上峰一道‘密令’。所谓‘密令’，就是查禁的理由不能公布之意。这种现象实在距离民主政治太远了！ 如果政府查禁某一刊物而具有充分的理由，他是不怕把它向民众明白地宣布出来的。如果不宣布理由就封禁一个刊物，或有系统的封禁一批刊物，这就无异承认政府此举是出于一种难于引起民众同情的动机了。这不仅对于民众方面，就是对于政府方面也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唯一结果，只能是加深民众与政府双方的鸿沟。 也许政府所隐藏着的苦衷，认为《周报》是代表共产党立场的刊物，而现在在内战全面爆发期间，对这种刊物要加以惩罚。关于《周报》本身是否共产党的刊物，我们不敢妄下断语，不过它之同情共产党当然无容辩解。纵令如此，政府的理由也是非常薄弱的。假如一个自称民主的政府，借口一个刊物拥护或同情某一个在野党而加以封闭，而这个在野党（共产党）虽然与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但双方始终未决裂，政府也继续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我们敢问：有什么比此更无力的迫害呢？！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尚在重庆出版它的《新华日报》，南京尚继续容许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公开发言，但一些手无寸铁的刊物却反而遭受封闭，这难怪有些报界中人舆‘有枪杆才有话说’之叹了。政府用高压手段迫出这种结论，不仅不幸而且也十分可怕！ 也许政府还有另一个隐衷，说：像《周报》这一类刊物对政府当局，对‘最高领袖’批评得过于偏激和难堪了，尤其难于忍受的，它仅仅批评国民党政府，而对于另一个政府--共产党政府则绝口不提。这个理由似乎有点动听，而且我们在官方报纸中也隐隐约约的看到不少这一类的愤懑之辞。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仍不能认为这是令人心服的。事实上，不仅《周报》，就是所有共产党系的刊物，它们对政府的批评，其偏激也是很有限度的，他们总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所以他们无论如何‘左’，也不过是国民党的反对派，他们没有提倡推翻政府，他们没有提倡与政府不相容的‘主义’，他们甚至还不敢否认‘最高领袖’的地位。他们所希望的民主也只是改一党专政为几个党的联合政府，他们不仅不主张立即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还不主张立即召集一个普选的国民议会。像这样一种‘左派’意见，与英、美各国主张赤裸裸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比起来，真是有天涯之别！但中国政府连此种温和的反对意见也视为不能忍受，视为‘过激’而加以压制，这未免太过狭隘了。我们还谈什么‘学习英、美的民主政治’？！ 再说，政府许还有一种苦衷，认为共产党本身就没有实现民主，它在它的‘解放区’里就不容许国民党员有言论出版自由，所以政府就有理由加以报复。这似乎是十分动人的动机。关于‘解放区’的详细情形我们很难知道。但共产党由于物质基础过于薄弱，统治缺乏稳定，似乎很可相信它也只能实施一种紧张的军事统治，因此所有过左（提倡彻底社会改革的）与过右（主张恢复原状的）的主张都不容存在，这当然是共产党的弱点。但即令如此，政府为了从政治上暴露对方的弱点，争取它的民心，却不应与它竞赛，不应采取报复手段，更不应该诉之无出路的内战。否则，不仅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只有自毁于国内民众面前，或充其量只有与反对党同归于尽而已。 无论政府处于上述何种动机，封闭刊物，封闭反对派之口，都是违反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过去全部人类的历史会证明过：官僚主义的螺旋盖扭得越紧，人民蕴蓄而难泄的不满越将激发成为可怕的爆炸力。至少，主张恢复中国旧文化，旧道德的政府当局，应该懂得这两句成了口头禅的古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几千年前，那个可怜的周幽王就是给防不止的‘口’咬死的。 （海明）
崇明之行（地方通讯）（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崇明之行（地方通讯） 作者：唐德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本文是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上海崇明地区社会生活的一篇通讯。对不了解抗战胜利后民国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只知道过去有个“富庶的江南”，岁月静好的女子撑着油纸伞在青石板街上走。本文内容会给他们/她们泼点冷水。蒋政府的苛捐杂税，美国军舰和美国商品的横行，盗匪猖獗，商人如何用市场手段让自耕农、佃农纷纷破产…… 本通讯多数内容，都比较实在，值得一读。但结尾一段讲“北岸解放区”的，就很让我恶心。 中共以清算汉奸的名义，打击部分地主，推动分地、退租，在本文作者笔下一无是处，被说成是“极权法令”，同时在革命意义上“毫不彻底”。文中又说农民没分到合适的地，生产完全没恢复，又说大批青年逃离共产党控制区，一团漆黑。 那么，这些说辞是否有可能是真的呢：农民完全没分到合适的地，生产被破坏了，青年外逃？在一时一地的那个“北岸”解放区，可能有真实的成分。但任何事都不会孤立发生。分地一旦发生，农民就会爆发高度热情，对当地的解放区政权，形成强大影响，而不会逆来顺受。土改后，当地社会生活剧烈重组，生产一时有影响是可能的，但要具体分析。青年外逃，什么样的青年？正在被清算血债的地主子弟及其帮凶，听信传言害怕被株连的地主穷亲戚，或是为了家庭之需，去大城市打工赚现钱的一般农民，都有可能。 再指出一点：文中用了“保甲制度”一词，形容“江北岸解放区”的社会管理规则。那一片解放区有没有可能真的建立了严酷森然的人身束缚制度？不排除这个可能。但只要当地开展了阶级斗争（清算地主是最真实的阶级斗争），农民与其他大众就不会是逆来顺受的状态，与当地政权，也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当地的党干部以及新四军，真的只靠枪杆子，无视本阶级的压力，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什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中共解放区政权的脱产工作人员大多是当地的社会改造运动积极分子，另外，还有大量不脱产、半脱产的群众组织积极分子，他们对解放区政权也有巨大影响。电视剧“潜伏”的女主翠萍，就是这样一个半脱产的地方军事组织领导者，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 不能忽视的是，解放区农民也会跟参加新四军的子弟保持联系，这种联系的本质，是社会改造性质的阶级运动，与自己创造的武力之间的精神联系，有助于双方保持对本阶级的忠诚。 要害不在于“北岸解放区”在土改中是否做错了某些事，而是要从阶级斗争的逻辑，去分析这场正在展开的阶级清算，会有什么后果。但本文作者更像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有力抨击黑暗现实，而对可能动摇秩序的活动，本能地感到排斥。 关于解放区的这段描写，对中共的社会改造实践充满厌恶，对社会改造进程可能的震荡，急不可耐地渲染（诅咒？），反映出的心态“他们那一派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这一派是好的”，在今天也颇有启示意义。 （李星） 崇明之行（地方通讯） “抗战胜利”转眼快要一年了！惯住在上海的人，真是“得天独厚”：不仅未曾遭到战火很大的损害，而且又像“盟邦”特别受宠，扶持，很快就恢复了——甚而超过了——战前的“繁华”；自然，并不是每一个上海人会给这表面里的繁华所熏醉的，现实的遭遇在促人深省，接踵而来的打击又逼使人们去重新考虑这次“胜利”的因果。狂欢、热望，早变成了梦一般的幻灭；怨尤、诅咒，已翻译成为果敢的行动。罢工、失业、关厂、粮仓、粮荒、贪污、渎职……这些惊人的节目不但愈演愈烈，而事实上早已遍及了每一个中国战后的都市。笔者这次偶然因事到乡下一行，并不是故意逃避都市这种闷人的空气，只也乐得利用这个机会，转移视线去观光一下胜利后的农村，看看这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领域，到底又是怎样走上建国繁荣的道路？ 此行的目的地是崇明，这个浮躺在长江口的带形孤岛，也感谢在她周围的浅滩和地势，否则早在一世纪前也许就代替了香港的命运；可是也正为了这个缘故，使她停留在闭关前的状态。从上海到崇明的直径距离只有三四十公里，但用时代的尺度去衡量却要相差两三个世纪了。这一百年来她就活像一个失职的司官，呆站门前，老让外客在她的“祖国”横冲直闯，此去彼来，为所欲为，胜利后崇明虽不像别的地方一样：鸿福无量，源源得到“救济”或“施舍”，但比之湘桂灾区和内战波及的地域那又幸运多了；本来像这样平凡的地方也难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笔者这次造访也并不存有任何“器重”的成分。不过，我相信从一个好的地方里去目睹这一切乡村的事情，给读者报道多少真却的材料，那似乎又是不无裨益的。 浦江依旧景象全非 下午二时三十五分，闵行轮在外滩起锚。 一年不回溯江游览，一切景象都悬殊多了！的确，这一向被人称为“敌人窝”的黄浦江，现在已没有像敌伪时代那般的肃杀萧条；最少，表面上已发现了无限的生气：代替“红膏药”徽章沿江点缀着的是红蓝相间的美丽花旗，“盟邦”军舰绵亘不绝地布满了江心，活像一条蛇阵，虎视眈眈的细心看着这块十里洋场，登陆汽艇就和路上的吉普卡一样横行无忌，高兴时也常愿意和这古老大国的小木船开开玩笑，教你啼笑皆非。此外白渡桥到杨树浦和浦东的每一个码头都泊满了洋船，几乎没有空隔。起重机辛劳的装卸着那各式各样的恩品！从活动房屋、曳引机、到鞋油头腊，真是应有尽有，无美不备，难怪市面洋货堆积如山！可是人心到底不足，最近又有些人怨天怨地，甚至马路上也不难发觉“抵制美货”的粉笔标语，难道一九零五年的旧剧又会重演一次？这却耐人寻味。 玻璃皮带打开话盒 船渐渐远离了市郊，海风轻轻的吹拂着，使人分外兴奋。站在舱面的每个人带着一种特异的心情看完了这幅浦江的景色以后，都半憎半羡的发出了感叹，长舌的便唠叨不绝的大发议论，话题从玻璃皮带一直说到了工业危机，有些显然在摆弄知识，尽情稍外，一部分却真实的反映了大众的见解。 “为什么美国货像潮水一般涌进来呢？” “这样下去将造就怎样的结局？” “难道政府就此熟视无睹吗？” 谈话逻辑又是也渐渐代入了问题的焦点，船舱里居然就这般展开了一幕真正的民主的讨论，在平庸而又纷乱的争议中，有时人们自己也夺得了正确的答案；长期的战争虽然破坏了人民的生活，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智慧，不过我却回味着另一位妇人的这一句话：“尽管洋货便宜，乡下人可买不起！”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客观意见。不知要想独占中国市场的大国，又可会认真思量过着一层没有？ 盗匪猖獗行旅为艰 靠了码头已是下午六时三刻，从南门江到目的地的X镇还得要跑二十多里的路；听说早班船已有汽车接送，但到了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代步的只有靠独轮的木车了，沿着破烂的公路推到东门城口，一位神气十足的守兵赶过来执行了严格的检查，原来崇明是通到北沙（指苏北启动、海门一带）的一条通路，共产党人也常来往其间，而且不久以前就搜查了一批军火，难怪这情景比沦陷时期紧张多了。旅客好容易被检查完毕，小车继续在弯曲的阡陌上推进，不到数里光景，推车人蓦地里把车子放下，问我身上有什么贵重物品，这一下可教我摸不着头脑，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个素称太平的地方近日也不太平了。来往客商常常被洗劫一光，不幸的还牺牲了性命，打家劫舍，时有所闻。而且绑架之风也日渐猖獗，索价亦颇辣手。（最近滨镇附近又被绑架了一位姓邱的小地主，困了九天，后来听说是八百多万才把肉票赎出）老百姓手无寸铁，只好束手待缚，惟命是从。本来这种情形在扩大的破产农村区域中，实已司空见惯，无足为奇，但在胜利以后这几个月中，崇明也“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种程度，可就出人意外。 在过去一度长期的居留生活中，我便深深感觉着崇明的人民正如它的地势一样，具有一种平坦柔和的品性，以致在长期的打击中他们从不会引起过什么的“越轨行动”，然而最近急转直下的发展中平无立锥的人铤而走险，愈闹愈凶了，谁能保证在继续煎迫的环境下，将来不会像湘西一样，酿成公开的反抗呢？ 豁免田赋有名无实 其实盗匪猖獗不但证明了农村破产的深度，同时也反映出这里治安的真相，本来当日本投降的初期，崇明也别和其他地方一样，曾经一度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最先共产党确实准备在这里捷足先登：进占了县城；新开河和几个重镇，建立起临时的“政权”并公开宣布过再次“落地生根”的。待得去年十月孙云达的队伍开到此地把他们的武力逼至北沙以后，才算完成了这次政权的交替。 不过，政府是光复了，凯旋军也两次三番欢迎而又奖赏过了，然而人民除了重新负担起更大的负担以外，几乎就不知道“胜利”究竟带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无疑，国民党政府为了体恤沦陷区人民八年来的苦况，曾公布了三十五年度田赋免征的法令，但就在这短短不及一年中，崇明的农民就支付了四五次巨大的募捐：像赏金、辅助费、特货、军米……凭借“胜利徽章”的统治者是不难想出更美丽的名目来的。至于军队驻扎的临时补给，所谓柴油捐，像这乡里每个月每甲就摊派到一百二十斤的柴，油还未议定。最近新县长（按孙云达以后的是陈光成，现在战后的第三任县长是郭成协）上台后他显然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县政的，所以最近保甲经费又开始征收了。当笔者探问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一位老伯伯不由自主的向我感叹道：“年轻的先生，我告诉你，风水虽然轮流转，花样到底也难翻新，老实说，除了那张更不值钱的老法币外，几乎什么都和日敌汉奸时代一样，甚至凯旋军里也常可以看到相同的面孔，自然咯，标记番号更是改过了！”他们每一个都很担心的向我问起关于田赋征收的消息，并且表示：“如果真的像安徽那样每亩征收四斗半，那我就索性把这仅有的几亩献给国家！” 怪不得内地好些地方田地真的荒着没有人愿意去耕种。 棉花朵朵破衣难裹 由于地质和技术的种种限制，崇明除了很少的区域种稻外，其余大都种植艰难，其中尤以黄豆、高粱、麦、苞栗为主。因此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一般就以麦和苞栗代饭。棉花产量也不算少，每年就大批的运销到上海去，不过自从崇明那两片有名的纱厂——大通和富安——开设以后，这里的花纱价格几乎完全为之操作，他一面和农村的高利贷联合，利用农民青黄不接的紧张关头，大量放债，同时当棉花收获的时候又把市价尽情压低，等到吸收得七七八八时，价钱又突飞猛进的上涨了，农民只好无奈地忍受这种明显的剥削。胜利后这情形不但没有丝毫的改善，而且听说中纺公司建立以来，现在更明显而且有计划的发展着。在城镇上人们临时可以看到那些衣衫褴褛身体裸露着的贫妇，谁能说是这里竟是一个产棉的地方！ 五谷登场家乏余粮 在两天悠闲的乡村生活中我们也作了一个简单而最现实的统计，凭此也可以知道一些乡村生产的实际情况。此地普通的说，都以每“百步”作为田亩计算的单位（计每亩折合二百五十步）现在就拿这几项主要的农产从他们的工本，收获来看它的损益吧：按（一）麦——每百步约收四斗，依目前市价法币八千元，需要肥料计豆饼二十五斤，合法币五千元，如扣除了柴草以最低限度四工人计算，则连同伙食合共四千元，对比除了损失种子外每百步种麦要亏损一千元。（二）栗苞——每百步约收七斗，值一万四千元，需肥料豆饼五十斤计一万元，连工价四千元侥幸出入相抵，种子牺牲。（三）黄豆——每百步约收三斗值一万元，无需肥料，柴草和人工相抵，再扣种子二斤半一千元外，可得益九千元。（四）棉花——每百步约收二十五斤，札去棉花实得净棉（俗称称花衣）十斤，值一万三千元，无需肥料，扣除了棉籽和柴草外约需工价六千元，对比得益七千元。（五）稻田——每百步约可收获一百二十斤，碾成百米六斗值三万元，需肥料豆饼五十斤计一万元，全部人工（包括肥田、车水、稻、收稻、打稻……）四千元，扣除秧种二千元，也许可以赚到四千元。 看了上面这简朴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费尽全年的岁月，辛苦耕耘，结果即便不蚀本也不过换来几千元的代价。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第一，这些数字都是根据丰收的标准和最低限度的开支来计算；第二，这里面显然还没把生产工具成本算进去；第三，所有募捐和租税，也未列入，可是即按这种情形已经证明农民的生活陷入怎样的绝境，如果不幸再遇着：风雨不调，蝗虫损害，战争破坏，生老病死等种种的“意外”的打击，那么一种更悲惨的情形时不能想象的了。 伤心惨目谁的罪恶 在这种严重的情形下，虽然一部分保有祖田数亩的自耕农，目前暂时还可勉强维持，但一个周期性的灾难也逼着他们把土地一块块的变卖。这甚至造成广大的中农层也在迅速的走向破产。至于那些租地自耕的佃农，他们大多以无法继续缴纳每步四斗的“地质”（按即地租，崇明现已流行实物地租，通例每百步黄豆二斗苞栗二斗）也急激地转入了贫农的队伍。那些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便广泛的一天天在增加，他们渐渐间转向农奴世纪的生活。一部分流为盗贼，一部分赶到上海，又空空的跑回乡下。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几个显着的现象：一方面是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愈来愈怀疑，由于无利可图的农村生产将日渐的低落；一方面也由于这普遍的贫困，购买力薄弱，他们对于上海贩过来的日用品只能投射以羡慕的目光；有些家庭甚至翻出从前的火石出来敲打，因为买不起一百二十元一盒的洋火；最离奇而又凄惨的是乡间近日还流行着一种残害婴儿的风气，光在我们亲戚口中，便可以听到四五种同样悲惨的事件，或者以制奶制饭使一条幼弱的生命慢慢饿死，或者干脆采用更棘手的办法。本来，人们过去一贯用着一种最苛刻的勤苦、吝啬、（他们所达到的程度是一般上海人所难以置信的）来抵抗他们的命运，如今命运又逼使他们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了。生存？人道？这十字架究竟应该由谁来肩负？ 内战纷纭生无宁日 洞察了农村的真实处境以后，我开始探讨人民对于内战的看法，也许在喧闹纠纷的时局中这里到还聆听到一些珍贵的启示。经过了两日的走访和各方面征询可以把他们的意见概括如下：（一）兵凶战危，打仗是人民最害怕的，但当政的人偏偏高兴用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来做赌博，有什么办法；（二）民国以来，事实上我们就没有过一日的安乐，中央政府如果是一个好的政府，恐怕共产党现在就不会这样出风头；（三）共产党反复无常，既冲突又合作，既开火又谈判，不顾民心，雷厉风行，也非好路道；（四）讲也讲不好，打也打不通，国家大事，老百姓谁敢过问。总之命有注定，生无宁日。 有时你还可以听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大胆谈论，在这“民主时代”里笔者也未便一一把它抄录下来的，那只好向读者抱歉了。 分田倒租白费功夫 最后我希望通过他们谈听一些关于“新解放区”的状况，因为这里隔江北岸可以说是共产党的世界，据说在苏北好些县份（并不是完全一律），跟着什么“三资运动”以后，还实行了所谓“分田”、“倒租”与严厉的民兵、保甲制度。一部分所谓“汉奸嫌疑”的地主的田地全部“充公”了，或者仅许保留一小部分，同时该地主还得向政府缴纳历年的租务，没有田地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参加“新解放区”的“新生运动”，壮丁一律编为“民兵”，人民行动须受严格的保甲制度和绝对的规则管制……这些，乍看起来无疑好像是公正的锄奸工作，而且似乎也接近“土地革命”。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极权法令，和毫不彻底的从上至下的应急改革，因此农民也分毫没有合理的分配到土地，他们只简单的被迫变成了新政治的顺民，而且在从事内战的前提下被迫被驱赶到水深火热的地步。结果地主们一部分屈服了，而土地始终不能恢复正常的生产，一般人民在严峻的鞭笞下无可奈何的、惶恐的参加工作，大批青年却不惜用种种方法冒着生命危险以求逃出虎穴，但共产党却把这个大白于世的事实解释为：人民战斗精神不够。 共产党在这里也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崇明人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向江南、江北注视着，他们相信“日脚”绝不会这样长此下去。 其实三日来农村的生活倒不觉得悠闲，我夹着不安的心重回到了上海。 一九四六，七，七脱稿
“密勒氏评论报”一封读者的信（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密勒氏评论报」一封读者的信 作者：M．A李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按该信乃登载于最近—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七日—一期「密勒氏评论报」上，它虽出于该评论报「老读者」之手，但李君（该信作者）显然同是「求真」之爱好者，因特将此信译出，以见读者对本志反响之一斑。（编者） 编者先生：一种不可遏制之感情已促使我要写一篇「求真杂志的评论与介绍」。它是一本新生的学术杂志，内容以追求真理为旨。我既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老读者，我以为把我的意见竭诚地发表出来，不但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我虽是沪江大学理学院的学生，但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我不能不也细心注意我的周围：复杂的社会。我的意见是： 求真是一本巨型刊物。内容注重各种科学、文艺、历史、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之学术评论。 「求真」第三期内容充实，有数篇甚有价值之论文。如：「论官僚制度」，「战后国际政局之演变」，「再论老子与孔子—答欧伯先生」，其中尤以老、孔思想与阶级根源之论争，富于吸引力与教育意义。 「论官僚制度」一文，纯以官僚制度之历史研究为前提，痛陈中国现时官僚制度存在之原因，指出惟有寡头政治的澈底废除，与「民主主义」的真正实施，方能清除官僚制度。 「战后国际政局之演变」——此文值得注意者，乃在她公正地责难所有死力保持现已腐蚀了之私有财产制者。作者大声疾呼谓：彼等已将人类两次拖入自杀的世界大战之歧途。全文长一万字以上，固以政治为论题，然不断致力于今日世界经济凋竭之分析。 求真不久之将来，将成为拥有广大读者之杂志。盖只有公正之立场，锐利之观察力，深刻之思想、具有理论基础之客观性，才足以解释世界所有之复杂问题。 （M．A李）
读者意见：我们是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青年（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读者意见：我们是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青年 作者：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李星按：中国托派，不管是彭述之还是王凡西，都从来没有办过工厂通讯，包括在解放战争时期，社会情绪逐渐发酵的那几年。有读者说，他们人太少了，王凡西一方的人更少。但工厂通讯/评论也可以慢慢搞，这是方向问题。回过头看，中国托派的心思，主要还是花在“宣传自己、壮大队伍”上了。他们的思路，一直有历史性的局限。 编辑先生： 我们这些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的青年，刚到上海，一位长者便介绍我们看《求真杂志》；他说：“这是上海最近出版的一种最客观的，而最能把握真理的刊物。”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开始看看它。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不觉且惊且喜。惊的是：《求真》真的在探求真理，丝毫没有像时下那些自命为“前进”的刊物，——那种以主观意识来批判客观事实的作风。自然那些自命为“正统”，而被一般人目为右派刊物的唯心论者的作风，更是一些影儿都没有。喜的是：我们这群青年自从《求真》出版以后总算有了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接近真理，而不致再要我们这群幼稚的青年去瞎摸索。 上面这些话，或许被人家认为太肉麻了些，但我们是在说“真话”。 但是，对于《求真》，我们不是全无意见的。 一个基本的意见，是：《求真》的学术性太浓厚了些，它几乎是一种学院派的刊物，这是阐明革命真理的刊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今天并不是不需要像《求真》这样高级的学术性的、阐明真理的刊物。并且我们认为必定要有这种高级的学术性的刊物，才可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获得正确而高度的发展，才可能使中国一般别有企图的人们、玩弄主观意识，而硬说真理是他们的人们，没有欺骗瞒蔽中国人民的余地。那就是说，中国目前和将来，急切的需要像《求真》这类的刊物来启示中国人民。真理是人民大众的，而不是一党一派所得而私有的东西。《求真》就像照妖镜一般，使中国一般玩弄真理，欺骗人民的一班牛鬼蛇神、妖魔邪术，无所遁藏。这就是《求真》在今天出版，而能光芒万丈的原故。 然而中国大多数人民还在愚昧的境界里，一般智识分子的水准仍是不够的。“真理”不能永远关在象牙塔内，而必须是放在十字街头的。求真在今天不仅是以学术性的杂志出现而能完成它的基本任务；《求真》必须大众化，把真理献给广大的中国革命人民——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使中国人民能够自觉的自主的参加中国政治，参加中国革命，这乃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求真》之更伟大更主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贡献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希望求真在提高真理之研究外，更须注重真理之普遍传播，我们所能想到的具体办法是：《求真》另出一种《求真副刊》，每周一期，每期十余面，文字以浅显简明为主，而尤注重国内外时势之解剖，使现实与理论配合。对象是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与人民大众研究，讨论真理乃是《求真》第一任务。 中国今天出版界，缺乏纯学术性的探求真理的刊物，也更缺乏纯客观的、纯人民的普遍性的刊物。《求真》对于这两个任务是应该兼筹并顾，而不应该有所偏废的。 这点意见先生能够接受吗？耑叩撰祺！（录入者注：原文，其义不明） 一群求真读者： 邓定皎程哲宜李声铎 程元宇李坦蒋丽 邓超临杨玳琇沈军强 等 敬启七，廿一。 编者答复 读者诸君： 我们读了你们诚恳而真切的来信，既是感奋，又是感激。感奋的是：你们对于《求真》的评价虽未免过高，但至少已表示本志对于追求真理的宗旨和努力，已经获得报偿了。感激的是：你们对于本志的批评和意见，是值得我们深深加以考虑的。 你们批评《求真》的学术性过于浓厚，虽然在今天是必需的，但对于水准较低的大多数人民不大适合，——这是完全对的。我们早已有此同感。不过我们创办本志的原意，乃是有感于我国近来的学术思想界，不但水准绝少提高，反而日渐低落，因而歪曲的思想，武断的意见，常常占了上风。本志的任务，便是想从根本上提高学术思想的水准来挽救这一危机，因而也就“顾此失彼”了！ 你们向我们所提出的：“另出一《求真副刊》”来弥补我们的偏向，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合乎现时客观的需要的。不过在现时，我们为了维持《求真》的按期出版，在精力上，尤其是在财力上，已深深感到不够。所以一时实在没有余力来“另出一《求真副刊》”。然而你们这种有价值的意见，我们一定牢牢地放在心头，一等到我们自己有点余力或获得外力的援助时，定将付之实行，以符热望。 此外，我们更希望你们及一切爱好本志的读者们，本着你们这种追求真理的热诚，以后常常给我们批评和意见，务使本志与时俱进。并祝向真理努力！ 编者复七月廿五日
编后余谈（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编后余谈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本期比之创刊号的内容，虽然有些地方是值得一谈的。例如，上期末及刊载战后经济政治问题的专论，和较有系统的研究民主问题的著作，但在本期，却承陈人白先生为本志撰著近二万言的“论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西芩先生从远方寄来的“波茨坦会议于德国问题”；刘少严先生翻译的“战后苏联之经济”；竹云龙先生写作“战后世界经济特征”，这使上期不足之处，充实起来了。 而特别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李季先生和欧伯先生对老子孔子思想问题的论证，不吝使沉寂已久的中国学术界，唤起了勇敢进取的批评精神。欢迎“公开讨论”！欢迎“自由批评”！这就是本志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我们竭诚希望各界读者，学者，专家门，都踊跃发表意见，展开热烈的讨论，为思想学术史创造新的一页。
“胜利”在珠江（广州通讯）（刘朝真，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胜利”在珠江（广州通讯） 刘朝真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本文是1946年的一篇通讯，作者刘朝真，生平不详。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跑到上海南京抢劫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为了方便赖掉教育当局的义务，曾称沦陷区的在校生是“伪学生”。但我还不知道，国民党居然能称呼沦陷区的民众是“伪人”。蒋公的下限似乎是惊喜（？）的同义词。 在1925-1927年间的群众性工农斗争期间，虽然困苦不堪，但稍有教育的青年对社会斗争一类的文字，都充满渴求，他们真的省下一顿饭也要去买共产党出版的杂志、小册子来看。本文也描述了抗战胜利后，广州的青年对带有反抗性的文字，同样十分欢迎。 王凡西曾回忆说，那是一个沿海地区大众思想发酵的时期…… （李星） 春天已经话别了羊城，荔子飘红又在陶醉着无数的岭南人了。夏天，是南国住民的风情和生活最绮丽的日子，尤其在乡村，绿波万顷，红红的荔子点缀其间，多少人愿为这情景徘徊向往？而且，今年的夏天，是胜利后第一个荔子飘红的季节。在情在理，人们当时以狂欢来度过它的。然而，一切都是不如意，人们正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农民，因了今年的天气特别亢旱，从春阳照到了大地以后，就没见过一滴雨点。农民们对着田地流泪，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劳动，希望这块田地有所收获；但有资格这样希望的，只是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因为他们的田地，对于水的灌溉，较为便利；其他高地的山田，唯有望云兴叹。四月末才开始降下的雨水，虽然挽救了一部分田地，但总不能消除旱灾的阴影！米价也并不因久旱逢甘霖而下跌，反而继续上升，广州曾突破了十万元，而产米区的中山也突破了八万元，现在才降回五万元。 战争基于农村的破坏，较之城市更为厉害。人们以为战争之后，因为米的珍贵，农民的生活当然是优裕了。是的，战争造成了不少农村暴发户，但更造成了无数的贫农生产者。只有大地主和高利贷，生活才能富裕，其他自耕农和佃农，却是在重重的压迫下喘息着。他们为了支付田租，捐税，和开耕的一切费用，出尽他们所收获的也不能支付这些重大的负担，因而，高利贷者的铁链，更紧紧的缚着农民的身心。在农村，高利贷者是最刻薄的，农民向他借一百斤榖，收货时便要还给他二百斤，还要拿田契或屋契来作抵押。农具和肥料既在涨价，地主也要提高租值，而政府还不断地以军榖啦！捐税啦！来吮农民的血。农民便是在这样重重的盘剥底下喘息着。而政府的农贷，也不知贷到哪里去了！要农民交军榖和捐税的布告，宛如十二金牌密密颁，随处可见；而农贷布告呢？不但片纸没出现在街上，连只字也不见在报端。 与农民的命运一样的，便是城市中的劳动群众。他们是最恳切的期望胜利归来，也是最热烈地迎接胜利归来的。他们寄与胜利后的国家以无穷的希望。然而，他们也是最先破灭了希望的人群，而且是破灭得最悲惨的人群。日帝崩溃的消息由以太传播了以后，工人们便相信着一个活泼的日子快到来了，虽然工厂关闭了，他们已失业，但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从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后，他们等待了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半年过去了，希望终于成了泡影。报纸印着的、人们传述着的、对于他们有利的传说或诺言，统统成了不兑现的支票。于是他们彷徨着，失业和物价高涨紧紧地威胁着他们！人们说，沦陷区的人民是“伪人”，因此，他们失业更被加多了一重口实。而不是“伪人”的；劳动者，也从四面八方涌到广州来。据去年十一月的计算，从韶关方面到广州来的机器工人，便有七千名，而失业的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只有印刷工人在胜利后的四个月内，曾走上了印刷业的黄金时代，他们是求过于供；那是，一般职业的工资都比不上他们。但是好景不常，在限制了全市半数的报纸出版后，他们便又大部失业了。这一大批失业工人，由今年二月起，因了香港工业的逐步恢复，才又大批的涌到香港去。 香港的劳工，现在每日的工资约为四元至六元，每日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而对于劳工保护，也算有明文的规定，这已比广州工人好得多。广州工人的工资，大约除了个人每月的膳费外，所余的仅是贰万元左右，而对于职业和身体更是丝毫没有保障，至于工作时间，普通是九小时，有些印刷工厂竟是十小时至十一小时，而且，对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是无限制的。这方法对于老板是省下不少钱，而工人也多些收入。但这却基于工人阶级一个很大的破坏。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剥夺了失业工人的工作机会，另方面损害了在业工人的健康，和受教育的权利，再其次，使失业这个阴影更严重的威胁着工人，使他们之间互相倾轧。 这胜利的阳光照耀在五羊城里的，便是民族文化的活跃。去年八月十五日，第七战区属下的挺进队，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和所谓军委会直辖的先遣队所发出的传单便飞满街头，而代替了日本的东亚文化，跟着报纸便如雨后春笋似的，先后出版了廿余家，这些多是接收了某些附敌报社而出版的。文坛的活跃和刊物的繁多是空前的。人们正在提议将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城，而出版自由已在日帝被屈服后的中国，遭受到第一次的试验了，那就是十余家报纸的奉令停刊，理由是他们未取得“合法登记”。冷水冰冻了很多人底心。 但是，流浪的文化人已从四面八方回到他们的摇篮地；而香港也已经确定了主人和开始了它的生活。香港是特殊的，因了这个特殊，文化人便汇流到了太平山下。“文化城”也给搬出了洋。 广州的刊物是同花扑克，而香港的则是杂花牌；广州的出版物比之香港大约少了一半，而且他们的销路也相当可怜。杂志在书店里往往摆到了残旧了，再换上一期新的，但是那些前进的刊物，青年们都争相购阅，霎时便告售罄；因此，政府当局便大发雷霆，密令各地书局禁止售卖“共产党刊物”。这是一个书店伙计告诉笔者的。至于被称为共产党文化机关的，如广州的华商报分社，立报分社，兄弟图书公司等也遭受捣毁。唉！可怜的民主自由！ 胜利后复员和建设，是说教者的中心题目。但是，香港和广州相差得太远了；但从水电两者来说，香港是昼夜供电，食水因为气候亢旱才每日开放十三小时；而广州呢，电灯好像多云的夜空上的星儿，自来水则难于有水来。记得广州出版的原子能半周刊，曾以墨黑一团来表示广州之夜，事实上广州的一切都是墨黑一团。人们早就说过，广州市是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自来水不净，马路不平，这现象直维持到今天。而且是越弄越糟。广州人也在无可奈何中生活着，因为他们知道，广州的工业有如一只垂死的牛，拉着载重的货车，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走着啊！至于那些建设用的天文数字的款项，人们更是不敢多问而且也不能够知道的。南国的原野生长着奇花异草，笔者一个人也难于一一详细记述，但需要写的太多了，新奇的事也太多了，相信将有很多人加以逐一详细的报导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寄自羊城
旅途随笔——自重庆到上海（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旅途随笔——自重庆到上海 作者：苏闲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这只水船停泊在黄鳝脚下的江岸了。 风，呼呼的叫嘑，爬过山岭，奔驰在江面。江面掀起了波浪，后浪逐前浪的涌向岸边，船更颠簸摇动起来。 “他妈的，拴紧牵绳啊！”甲长提高了嗓子喊。他正蹲立在船篷的上面，挥舞着他的右臂。岸边，有三两个白头巾的摇夫用尽力气把牵绳围绕在突起的石头上。风更大了，岸上扬起尘沙，木船的摇摆更是厉害了。 “要镇静啊！各位”一个长头发的工人站在船头叫喊着。因了风的吹打，涨头的冲击，和乘客们忙乱的移动，木船要失掉平衡了。“要镇静啊，不要乱动！” 这个长发工人的叫喊，乘客们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仍然忙乱的拥挤的走下甲板来。一个戴瓜皮帽的小商人，或是因为太害怕的缘故，一不小心从甲板滑下水里去，顿时在乘客中引起了一阵嚷喊叫。喧哭号的声音淹没了“要镇静啊”的叫喊。 这只木船的乘客共有百余人。在这些人当中，有工人，学生，公务人员，小学教师和军人；有男的，女的，老的和小的。他们在抗战的烽火和照耀下，跋山涉水的向祖国的大后方来。他们来自各方，有的住在长白山头，有的住在吴淞江口，有的离家已近十年，有的别乡已逾五载。人生的残酷，世间的不平和和蛮横，他们是饱尝够了。他们牢骚满腹，借这乘船的余暇，尽情的发泄着。他们从大事谈判到小事，在愤怒冲击着心头的时候，常常拍胸叫骂起来。有的说抗战的胜利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这样的胜利简直等于打跑了豺狼引进了猛虎，其结果仍受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有的说政府压制人民起来摧毁日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有的说汉奸都应该完全枪毙，不应该改头换面仍做大；有的说贫富相差太厉害了，富者腰缠万贯，贫者无立锥之地；有的说美国军队不应该帮助中国打内战，苏联当局也不应该变相的占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有的说投机商人像蛆一样各处攒动，企图大发复员财；有的说特务强奸了人家的妻子；有的说讨老婆要有钞票才行，有的则反驳说男女的结合必须理想的一致才能幸福……。他们议论纷纷，各说其是，好像自己的话在众人面前宣布是件痛快的事；又好像为了某种理由必须把自己的话在众人面前宣布似的。不管他们的议论怎样的分歧，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千万不要发生意外的灾难，要平安到达目的地。 这时，木船上的乘客们都涌上岸边来。他们聚拢在一起交谈着。江水的激荡，尘沙的飞扬，山野的荒凉和孩童在风声里的哭泣，使人们确实感到惊恐和惶惑了。 夜已降临。灰色的暮霭笼罩住山峦和山面，隔岸的山坡上，偶尔传来人的一两声温长的叫喊。 “吓人啊！哪一辈子造了孽。”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太颤抖的说。她的抚摸着胸口的右手哆嗦着。“山神奶奶保佑吧！” “多么荒凉的地方，简直没有人家。”一个穿黑色制服的青年人惶惑的张望着前面的景色，自言自语的说。他是一个小学教师。“看！那面山顶上一个人在走动！” 乘客们都随着小学教师手指的方向望过去。一个围白头巾穿长衫的人，在山顶上立住了脚跟望着下面的人群。突然，他调转身体跑动了，渐渐地，他的身体沉没在山顶的背面去。 “啊！土匪。”乘客们差不多同声齐气的叫喊起来。在乘客中引起了骚扰，恐惧笼罩了人们的心头。 “把甲长喊来，问问他这个地方的情形。”长头发的工人一面说，一面扫射了大家一眼。 “对！把他喊来。”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说。“甲长，快点来。” “他妈的，”家长正对搭好船蓬的摇夫们叫骂着。“啥子？就来。”他走上岸边来，挤进人丛中。大家的眼光都望着他的脸。人们开始问起他这地方的情形。 “常常抢人，他妈的，凶得很！”他说到土匪抢人的事件时，声音提得特别高，眼睛瞪得也特别大。 “该死的家伙，你为什么把船停在这鬼地方？”在人丛中有个青年责骂着甲长。他四年前听说干过宪兵。这责骂即刻在人丛中引起赞同的回响。 “各位，这不能怪我，他妈的，要不是风大，今天定会赶到X地了。”他边说边走出人丛，走上甲板去。人们望着他的背影。 “上船去！我们商量个防御土匪的办法，老是叫骂没有用的。”小学教师好像生气似的说。 “对，商量个办法。”长头发的工人赞同的说。 乘客们尾随着走上甲板去。船仍然颠簸摇动着。夜色已浓，山峦和江面的界限已模糊不清。船舱内闪烁的微弱的灯光吸引了大家。 当乘客们各就其铺位时，便开始了商量防御土匪的办法。这时，甲长站在船头指桑骂槐的叫喊，摇夫们也常常哄然大笑一下。起初，大家杂乱的讨论着。你说一句，他道一语，当有人站起来发表意见时，别人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既然抓不住问题的核心，所以废话说的太多了。这简直是一个吵闹的场所。时间是一秒钟一秒钟的跑过了，具体的办法仍然没有得出来。因为有人根本反对守夜，认为土匪来了，只要给他“打打交道”就够了，而小学教师，长头发的工人及宪兵等，则坚决主张必须守夜，这样可以事先知道土匪的到来，以便防备一下。双方争论了很长的时间，结果第二个意见获得了胜利。 守夜既然确定了，但是极大多数的乘客都拒绝担负守夜的工作。这是一个暂时聚集的团体，有什么力量能推使每个人来守夜呢？所以只好让青年人自动的来守夜了。 “我算一个。安逸自在的先生们，你们也学资本家的习惯了：自己坐享其利，让别人来工作。”长头发的工人挥了一下拳头，生气的说。 “我也算一个，请他们睡觉吧。”哈哈！宪兵半开玩笑半讽刺的说。 “凡是参加守夜的人，我们应分班轮流。”小学教师向参加守夜的人提议说。 守夜的近十人，他们马上分成两班。小学教师宪兵和长头发的工人分在第二班中。第一班的人拿着手电筒走上岸边去了。当他们走过船头时，有人踩了正在睡觉的甲长的脚，他恶嚎的“他妈的”骂了一声。 船舱内是片刻的沉寂。外面的风仍然呼呼的吹着。 这时，船舱内又恢复了骚扰。有人打开箱子清点东西，有人躺在铺位上长声短叹，有人低声交谈着。小学教师宪兵及长头发工人，他们在闪烁的微弱灯光下，边喝酒边谈着。 他们首先估计土匪可能来抢劫这只木船，并预先想象被抢劫时的种种可怕情况。他们都认为土匪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在贫穷饥饿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良心”一类的东西是会抛掷到云霄以外的。土匪常用“割鼻”，“挖眼”，“火炙”，“灌水”等刑罚来对付富人，借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务。富人也采用同样的手段来惩罚土匪。这是一种残酷的斗争形式，在我们落后的中国，这种形式更带有原始的残暴性。他们川流不息的谈着，都吧自己所见所闻的有关土匪的事件倾吐出来。从他们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的灾荒正普遍的展开，另一方面，土匪的生长也像雨后春笋似的增多起来。渐渐的，他们的谈话便转到对土匪的态度和怎样解决土匪出路的问题上来。 “固然，他们没有饭吃才干土匪，可是他们的行为是下贱的。假定我四年前还当兵的话，我要把他们杀个痛快。是的，哈哈！杀个痛快。”宪兵边喝酒边提高了声音说。 “老兄，你既然承认土匪没有饭吃才干土匪，你就不能够说他们的行为是下贱的了。我是一个工人，譬如我们工人为了生活的改善而罢工，好借这罢工逼使资本家增加我们的工资，你能认为我们的罢工是下贱吗？我们认为这是崇高的行为。如果在罢工斗争中，我们工人毁坏了机器，那只能说我们的行为不高明，而不能说下贱啊！”长头发的工人用手把他的散乱的长发向后拨掠了一下，反驳的说。 “哈哈，是下贱，偷东西能说不下贱吗？” “地主敲剥农民的骨肉才是下贱哩！老兄。” “哈哈！地主有自己的土地啊！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正因为地主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才有了土匪。” 小学教师没有等长头发的工人开口反驳宪兵的话，便抢先提出反驳的论据来。“正像你今晚所说的，四川七县的一家地主真富，全县的土地几乎全归他所有。这位地主向他的佃农收六七成的地租，谷仓数不清，他当然是富啊！可是佃农却穷透了。他们除向地主缴纳苛重的地租外，还要纳税，当兵，并受乡镇长的种种无理剥削，他们真是骨瘦如柴、没有站脚的地方。他们不愿活活的饿死，所以有一部分人当了土匪。” “这一部分人当然是下贱啊，哈哈！” “你不应该这样说，这一部分人如有吃饭的道路可以走，他们也会走这道路么，事实是没有道路可走。现在中国还遍地皆闹灾荒，土匪问题在这灾荒的推动下，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杀个痛快所能解决的，必须把土地问题解决，就是说，必须把地主归到农民手里，要办到这一点，则必须改变现社会制度的基础了。” “在四年前，听了你这番话，我个人定要你吃官司。哈哈！请你不要介意，我现在是改邪归正了。”宪兵瞪大了眼睛开玩笑似的说。 “我晓得你改邪归正了，所以我才敢同你大谈一阵。”小学教师半讽刺半致歉意的说。 “你不会要我吃官司吧，老兄？事实总是事实，土匪不能用枪杀光的。”长头发的工人又用右手把他的长头发向脑后掠了一下，恶意的说。 “不要谈土匪问题，来，请痛饮一杯，哈哈。来，”宪兵解围似的说。 “对岸山上有灯笼走下江边来了。”一个首页的青年人气喘喘的说，他的身体吓的有点发抖。 “天啊！”睡在临近铺位的灰白头发的老太太祈祷起来了。 “不要慌张，把大家喊醒，小声点！”长头发的工人镇静的说。说着，他同宪兵走出船舱去。 船舱内骚动起来；山上的灯笼走到对岸江边去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完稿
大时代的小船（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大时代的小船 作者：谢少翁〔籍云龙〕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录入者按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37年的国统区，抗战爆发的年份，这也是故事中动荡的大时代的寓意。鸭子妈妈一家三口人，一位母亲和两位强健的青年，被国民党的军队掳走了两个儿子。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壮丁政策是三丁抽一，可故事中的军官把两个儿子都带走了，上面的政策在最艰难的抗战时刻尚且给人民留下了一点希望，可国民党军官不管上峰的政策，带走了鸭子妈妈一家仅有的两个壮劳力！还不是为了多拉壮丁来赚取政府更多的补贴，给自己更多中饱私囊的机会吗？上峰对此想必也是睁一只闭只眼，在他们这些握有刺刀和印钞厂的“大人物”眼里，人民的哀嚎，骨肉分离的痛苦又哪里值得一提？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写的《新安吏》也写了同样的军队拉丁和骨肉分离的场面，不过他也说“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就是说那时的长官对待新丁如同父亲和兄长一样，对他们照料周到，所以人民对拉丁不要太难过，可是国民党的军队，对待新丁可曾有过这种人道？抗战期间，死在赶赴战场途中的新兵大约有140万人，几乎和正面战场的阵亡人数相等，新兵赶赴路上缺衣少食，没有医药，饿兵和病兵到处都是，更可怕的是，新兵一旦变成病兵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地活埋！ 诚然，抗战有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可这样暴虐人民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眼里比之残虐的日军，能好得了多少呢？ 李星按：本文是一篇短篇小说，文笔细腻，对30年代江南劳动生活的描写，继承了五四以来逐渐发扬起来的现实主义角度。本文刊载于彭述之的《求真杂志》，作者“谢少翁”，不知是哪位？） 大时代的小船 初秋的骤雨，从乌云中向大地倾泻，雨水带着泥土，由河的两岸注入。河面上，几千万雨滴所激起的小小的水圈，把原有的波浪遮盖了。 两岸，河面，空中，飘荡着雨烟，十丈以外的景物，完全隐在雨烟的幕帐里。 一叶小船，在雨烟中急驶向前。船头上，小鸭子蹲着，留神探望前面有什么东西，不时用全身的力量提高嗓子叫着：“嗳！......”如果前面有船，就会得到一下相同的回声，如果前面有座石桥，那么经验告诉他，自己的喊声不会完全向四野散开，总有一些留在前面，他们已经航到一座石桥附近了。“嗳！......”他一声接着一声喊着，忘记这是第几十声，也忘了已经穿过几座桥，更不知道在骤雨中航了几里。 雨太大了，风太猛了，小船在顺流顺风中急驶。大鸭子在把着舵，听着弟弟的喊声逐渐低弱，就用雄壮的声调叫一声：“喂！后面来！” 弟弟先把身子往船肚里一缩，然后把蓑衣笠帽放在船头上，爬过船舱，接换哥哥的职司。 “嗳！......”大鸭子的叫喊，又宽宏又嘹亮，他的经验比弟弟丰富得多，听觉视觉也十分优越，所以，小鸭子坐在后艄上把舵，不费一些注意力，连后面的叫喊声也不用留心了，因为哥哥的听觉强过他几倍。并且，哥哥还知道在什么地方要转弯，某处到某处一共几里，过了几座大石桥有一座小木桥......。 鸭子妈妈在舱里闷睡着，睡不着，也只得躺着，紧闭上眼，倾听着单调的风雨声，船头上的喊声，艄上的转舵声，船底的流水声。鸭子妈妈有这么两个儿子，她十分心满意足。她守寡十五年，吃苦十五年，现在，大儿子二十五岁，小儿子十九岁，他们都能做工，肯听话，不倔强，她真的以为自己在“享福”了，因为庄家桥头镇那个有名的王瞎子，总是这样说：“喔，鸭子妈妈，你放心，你放心，你有二十年老来福好享！二十年！二十年老运！你真是个老甘蔗头子......” 她现在已经相信自己确实是在“享福”了。她不再摇撸，把舵，拉牵，只管些家常事，省力不少。她享福了，全镇上的熟人，每一只大船小船上的熟人，都知道她不像从前那样苦了。 “大鸭子！过马家桥没有？”她在计算应该到哪一个镇上哪家店铺里去买些晚饭来。 “过了三里多啦!” “妈妈，今天在哪儿靠岸过夜？”小的问。 “还是在庄家桥熟识些。” 庄家桥离马头桥七里半，顺流顺风的小船，不上半个钟头就到了。 靠岸不久，雨停了，傍晚的虹彩，照得浑浊的河水有些红红的。大鸭子兄弟俩，脱下淋湿的上衣，绞了几下，晾在芦蓬上，用水桶汲上些水，擦一擦身上的汗。紫黑色的脸，脖子，膀，背，胸膛，在虹彩的照耀下，回射出他们值得骄傲的壮健的光彩。 鸭子妈妈上岸买米，顺便买些菜，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大家都知道，她在庄家桥镇上已经五年多不欠任何店帐了。 今天他们刚从城里回来，所以拉住她说闲话的人比往常多些。 “鸭子妈妈，今天城里的杉木价钱怎么啦？”她刚走过小木行，那木行老板赶出来问她。庄家桥镇上的人都知道，她每次上城，总得问一问木价，这是她九年以来的习惯，尤其是近来，木价涨起一成多，急得她几夜没有好睡，因为木料一涨价，她离开造大船的日子又远了。 “又涨了一成！”她在欺骗他，装出一副鬼脸。 “不会的吧？到底跌了没有呢？” “哈哈！还是跟前十天一样。”她见到小木行老板哭中带笑的脸，在哀求她，于是给他一个正确的回答。 九年了，她在小船中做了九年的大船梦。有了大船，她就得讨媳妇，抱孙儿女，雇用个把两个伙计，每天从城里到庄家桥来往一趟，载运些客人和货物，......现在，她的积蓄一天天地增加，离这个梦境的实现日期也一天天地近了。 城里那家大木行，在九年内，只见她问价钱，不见她买木头，也习以为常。大老板对她，因此生出一种同情心，一种钦佩她毅力的尊敬心，他答应她，如果将来她要买木料造船，一定照市价打个八折。 九年的苦心积虑，换得一个八折优待的权利，睡大船舱的日子又近了十分之二。 可是，前几个月，城里谣传着一个惊天动地的谣言，各种货价因此涨价一成多。大家都说银洋钱要给官府收去了，以后只许用钞票；这一个谣言，如晴空的响雷，震撼她整个的生命。她的积蓄，都是钞票，一旦钞票不能换得银洋钱，钞票还算是钞票吗？还能买木料造大船吗？还能讨媳妇吗？从那时起，她把全部钞票陆续换了现洋钱，一场虚惊像已逝的东北风，它没有带来什么灾祸。只是木价还没有回跌。不过，木行老板曾经给她吃了第二颗定心丸，他说：“老婆婆，你以后不必来问价钱，我总是照前两个月没有涨价的价钱卖给你好了，另外再打个八折！”木行老板真是个好心肠老板，她逢人便申述她九年“苦功”的收获，和大老板的仁厚。 其实，今天的木价，确实涨了一成多，她走过大木行时，是如此问价钱的：“今天跌价没有？” “没有！”一位账房先生回答的。 她今天有一件更大的“乐事”。城里人说，从明天起，市面上只准用钞票了，银洋钱要交给官府去换钞票。嚇！他们真以为乡下人是木头做的，连雪白的洋钱比花纸头值钱都不懂吗？蠢猪才白白把洋钱送上去换花纸头呢！她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为自己的命运欣喜：同时，在骄傲之中，包含着些幸灾乐祸的成分。 在薄暮中，在天空与河面已经变成灰黄色的当儿，母子三人吃饱了晚饭，聚在船声的前半部，指东划西地闲谈着。 水波上的天伦之乐，与陆地上的人们是一样的。今天上城，把昨晚在芦苇丛中捕得的黄雀，全部卖了，换到二块半钱，她们都很高兴。别的船上点灯的时候，他们已经入睡了。 他们从来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们什么事情都干：捉鱼，捕雀儿，赶农忙打短工，当大船的伙计，在码头上做搬夫，到榨油厂里做扛夫，......。 他们的生活，可算是水陆两栖的。他们倚赖水波的负托，自由自在地到处漂泊，他们的家在水波上，但他们的生活却大部分在陆地上。他们不懂诗意的生活或生活的诗意，但他们确实生活在富有诗意的大自然之一角。 他们是“船上人”。自由的人，水波上的鸭子。 那只小船是二十年前造的，大鸭子的祖父拆产时，小鸭子还没有出世，父子三人从大船上移居到小船上。从那时起，夫妻俩就克勤克俭，一心一意要建造一只大船，一则争一口气，一则准备将来生儿育女，讨媳妇养孙子。十五年前，老鸭子去世了，鸭子妈妈抚养十岁及四岁两个儿子，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每天在债堆里爬行，常常母子三人对着空锅子发怔。泪的洗礼，饿神的作难，命运之神的嘲弄，债主的迫榨，培养出母子三人善良的生活习惯与朴实耐苦奋发的性格。他们是真正的好人，自由的好人，水波上的好鸭子。 五年来，他们钻出了债堆，那些狼狗似的债主，不再用吃人的眼光向他们抛掷，不再像恶狗追逐乞丐一般每天在她们的后面追迫。现在，他们是真正的自由人了，昔日的狼狗，在取得最后一文利息以后，就变成怪客气怪惹人爱的哈叭狗了。 现在，他们是真正自由的水波上的鸭子。 他兄弟俩不但名字叫鸭子，在河里游泳，也像只鸭子。夏天和初秋的当儿，如果他俩白天休息，总得到河里玩上一二次，看见有漂亮的娘儿在航船的艄上把舵，说不定跟她们开开玩笑，拉着舵，随着航船向前浮游，抬头从舵柱的空隙中瞅住她们，说说俏皮话，阻碍舵的转动。有时，他们获得善意的一笑；有时，她们把头抬向天，脸颊通红，不敢朝下看；有时，她们逃进船舱；有时，她们也作弄他们，倒一桶污水之类的东西下来，于是他们立刻钻入水底，再浮上水面时，那娘儿在远处得意地笑了；有时，船上的男人或老年人，发觉他们在调戏自己的妻女，用橹尾及篙头去打他们，鸭子们从没有给打到，但总免不了给他们毒骂几句，这可不算什么，讨些娘儿们的便宜，给人家骂几句，总是合算的。可是，有时冤家狭路相逢，他们在航行的当儿给他们再发现了，艒艒船少不了吃上几篙。 兄弟俩和别的“船上人”一样，会骂人，会吵架，会摆狠架子，可是，他俩很难得跟别人打架。他们确实需要一个老婆，可是，没有大船，就没法讨老婆，他们焦急着，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造大船了呢？尤其是大鸭子，他时常问妈妈：“妈!还差多少可以造大船了呢？” “差得远呢！还差三百块！”她也很焦急。“造得小一点好啦！”大鸭子想早些结婚。“不能！你爸爸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造一只大船，同伯伯他们比个高低！我们的船要造得比他们的高大，要多一支橹，船头要包铁板的，桅杆要高过他们的五尺，我们的船舱要隔成三个房间，......”她又在喃喃地描画着未来的大船。 这样的谈话，不知道谈过多少次，她的主张，丝毫没有更改。两个儿子，除了更努力地工作及节约以外，没有旁的方法。 这时，鸭子妈妈有二百五十多块银洋钱储蓄着，再有四五年的功夫，就能造大船了，娶媳妇了！欢愉的幻影，在三个人的脑袋里扎下了根，而旧的狭小的艒艒船，在不知不觉中老朽了，陈腐了。虽则离水修理过三四次，涂油，嵌油灰，换木料，重下水时也像一只新船，可是，他的骨子里老了，旧了，陈腐了，隔了不久，就又现出破旧的样子。月色由皎洁转变为暗淡的时候，鸭子兄弟俩轻轻地把小船摇撸到湖边。燃起一盏回光灯；穿起一件又大又厚的夹袄；拿着兜捕黄雀的网斗，那网斗，是装在一丈左右的竹竿上的；厚底草鞋扎得紧紧的，腰眼里还挂着一只草鞋，芦根往往直刺进厚厚的草鞋，伤了他们的脚底；头上戴着自己改造过的草帽，眼鼻前面有三个窟窿，其余别的部分都包在草帽里面，锋利的芦叶，有时还割破了眼皮和鼻尖；双手的衣袖扎得很紧，套着特制的只有大拇指是分开的布手套；裤脚也绑得很牢，布袜子很厚，这样就不怕毒蛇和吸血虫的侵害。两个全副“武装”的青年，抱着在生存线上决斗的雄心，冲入密集的芦丛。 弯着腰，在芦叶丛中窝着，微弱的灯光，引来无数飞舞的小虫，他俩不管这些小生命的行动，只是一个人提着灯在芦叶中开路，一个人拿着网斗在后蹑行，有时，他们不得不爬，钻，有时又可以站起来伸伸腰。犹似两个偷雀贼，他们一声不响，在湖边的芦滩中找寻休眠的黄雀群。 爬着，钻着，行着，踏过新生的芦芽，涉过高低不平的水潭，到处没有路，到处是新的等待开辟的路。 拉长了听觉在探测，何处有啾啾声，长大了瞳孔在巡视，哪儿有黄雀的影子。 爬着，走着，听着，巡视着。湖水没膝盖了，再不敢向前走，只好向左右两方面继续无穷的跋涉。 “哗啦！”芦中突然发出一声种不平常的响声。他们立刻把灯光熄灭，恐怕有伤人的野猪等等从穴中刚出来找食粮，恐怕有“打闷棍”在芦丛中等候着劫夺别人的衣衫和捕雀儿的工具，于是他们从胸口拉出两柄匕首，等着，等着，等着。每一次，总是没有什么危险事情，但是，“船上人”的祖传习惯，已把他们的神经炼成富有防御性的了，他们每逢有什么特殊的声音，以及特别的气味，总十分小心，立刻准备抵抗。隔了很久很久，他们又点亮回光灯，再钻爬着。 黄雀成群地睡在芦枝上，双脚紧扣住芦枝，不管风吹雨打，它们总是如此。 他俩从不交谈，总是以手的动作传达本人的意义，有时也从鼻子里流出一声“唔”。 今晚，他俩兜了好几十个圈子，找不到一只黄雀，心里焦急万分，大鸭子不时从鼻子里呼出愤气，像一匹烈马。 “啾啾啾啾.......”一阵清风送来几声雀儿的梦中呻吟。直觉神经立刻叫他俩向东北方窜去。 慢慢地爬，轻轻地钻，缓缓地站起身，依稀的月光下，他俩像大猫儿似的在偷雀儿。起先，他们伸手捉着雀儿往大夹袄的胸部塞进去，以后，雀儿的惨鸣，唤醒了睡着的同伴，于是它们在空中乱飞，但总是在回光灯的光线所达到的范围内飞旋着，兄弟俩立刻擎起网斗在空中兜捕。 一只，二只，三只......。 胸襟里塞得饱饱的了，两脚在水里浸得冰冷，腰背开始酸痛，膀子，脖子，再也不能强烈地动作，双眼发昏，东方的天色，也有些灰白了。兄弟俩像打了胜仗的疲卒，从战场上一跷一拐地走回去。鸭子妈妈站在船头上等候，看见他俩从芦丛中钻出来，带着笑容问道：“今天多么？” “差不多！”兄弟俩同时回答。 “好了！你们睡一忽儿吧，我把船撑至老地方去。”她像老看护妇一样在安慰儿子。 二小时以后，太阳还没有脱尽初生地红晕，小艒艒船又向城里航驶了，他们得把黄昏时捕得的黄雀，在上午卖完，下午在船上瞌睡一忽儿，再用力驶回去。 这几天的黄雀不大肥嫩，卖不起钱，两毛钱买五六只，还说太贵。城里人真没有良心，别人拼了性命去捉来的黄雀，他们不过化一些小钱，就吃得满口香香的，还说乡下人狡猾，会讨虚价。 这一天卖到三块一毛钱，都是钞票，再也换不到现洋钱了。鸭子妈妈四处打听一下，洋钱用给他们可以的，他们付出来却不肯。嚇！城里人真以为乡下土老儿不懂事！她肚子里在讥笑这些城里人：“你们太聪明了！只进不出，好手段！可惜骗不了我。” 走去问问木价：“今天跌了没有？” “没有！” 其实，昨天涨的一成，她不知道了。 待续
俄译本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俄译本出版说明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是苏联读者所熟悉的人物。考茨基在19世纪70年代参加了工人运动。他起先主张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距很远的。后来，他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拥护他们的学说，虽然是极不彻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考茨基的错误，批评他的庸俗倾向。 恩格斯逝世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久都退到蜕化的道路。社会民主党从主张社会革命的党，变为主张“社会改良”的党。第二国际的最主要的严重缺点——理论和实践相割裂，弃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于不顾，口头上“反对”机会主义而事实上向机会主义投降——鲜明地体现在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考茨基身上。这些缺点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时，产生了严重后果。象第二国际的其他领袖一样，考茨基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事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考茨基直接地充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帮凶。这时，他采取了特别危险的隐蔽的形式，他是所谓“中派”的领导者，在口头上效忠于马克思主义，但在事实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伟大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成为十月革命的坚决反对者，这时他已经公开地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了。 但是，考茨基曾经有过一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广泛传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的通俗著作在传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些著作用好几国文字出版过许多次，在各国宣传小组里被硏究过。对许多国家的——其中包括俄国的——不少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考茨基的著作曾经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入门书。正是关于考茨基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列宁后来写道：“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1] 考茨基的这类著作中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虽然这并不是考茨基所写的最有名的著作。这本书是在1886年写成的，根据考茨基自己的说法，手稿曾给恩格斯看过。考茨基的这本著作的特点是：他在这本书里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指第一卷）的内容，并且比较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精神。考茨基在很多地方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但是，他在自己转述“资本论”的内容的时候，并不求助于引证原著，而努力想把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再现出来，他自己提出论据，甚至使用艺术形象，把文章写得很生动。本书的主要成就，即在于此。 考茨基把自己的叙述几乎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他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一些精辟的指示，这些指示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关键。但是，考茨基在重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分析时，相当详细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够在经常变化的历史环境的条件下向前发展的，但它对考茨基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东西。虽然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在作者在世时再版过许多次，他连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终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提也没有提到过。 大家知道，对帝国主义作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是列宁。进一步发展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是列宁的门生，即苏联共产党和外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杰出的领导者。 此外，还必须指出：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把“资本论”的一些重要章节，讲解得极为平淡无味。这首先是指关于原始积累、关于工人阶级贫困化、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马克思原来是写得很精彩的、激动人心的。因此，考茨基的这本书幷没有充分地显示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全部丰富内容。全书划分为三篇，是不成功的轻率做法。 这就是考茨基的这本书的一般性的缺点。一些最重要的具体缺点和不精确处，在校订者的注文中分别提出。出版局认为：考茨基的这本书虽然有这些缺点，但对硏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说，亳无疑问地是会有益处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能够比较容易地再来硏究“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天才著作，其中包括了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理论的全部基本内容。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3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俄译本，是从德文第一版翻译过来的，其中包括了德文版几次再版时补充进去的一些重要原理或实际资料，从而使内容更加丰富。现在的这个译本是1938年版的再版本。 现在这个版本的译文，由校订者A·列昂节夫重新看过，译文在许多地方作了改进。“资本论”的引文是采用1955年俄文版的译法，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和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的引文是采用最新俄文版的译法。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2月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9页
满库黄金遍地工潮（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满库黄金遍地工潮 作者：康君〔张开〕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录入者按：对战后的世界形势和美国国内的形势完全不熟悉...但是今天回过头看，文章里对美帝无力接收通过二战胜利所获得的世界市场，并且将因此走向衰落的判断显然错得离谱... 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在看前CWI香港支部的一些文，不断地通过表面上的一些现象，比如工运，群运频繁，然后就直接下了“××国面临巨大危机，革命形势高涨”这样的结论，然后过了几年十几年，××还是好好的。作者下的结论完全是机械的，套路化的，根本不是通过认真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我觉得写出这种文章，不然就是作者理论水平不行，按着既有的××群运高涨，所以形势一片大好的套路写了一篇应付了事，不然就是作者主观上希望美帝完蛋的愿望严重影响了他的判断。 李星按：二战结束初期，第四国际的主持者判断美帝国主义无法走出战争的破败，独裁将取代选票民主，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的希望很大云云，彭述之一方只是重复这一论断而已。 当然这一论断不是全无依据。在包括欧洲几个国家在内的广大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大量的独裁政府；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右翼集团也反复推翻选举上台的政府。要害不在于是否判断错误，而是为何错误判断？正如录入者指出的： “不断地通过表面上的一些现象，比如工运，群运频繁，然后就直接下了‘××国面临巨大危机，革命形势高涨’这样的结论，然后过了几年十几年，××还是好好的” 这样的判断，是否源于用不断预言世界末日，来聚拢信众的目的？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我只能说，资本主义确实周期性的陷入危机，而市场权力也确实蕴含着世界末日的危险。但工人阶级的解放，依靠的不是用末日神话恐吓大众，而是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理智。） 满库黄金遍地工潮 罗斯福总统任内所尝试的“新政”，虽然耗费了几百万万元以图缓和一下社会的危机，但实际上这尝试终于失败了。而远自“新政”实施时起，规模愈来愈大的工人罢工就很少间断过。在那时及以后的战争中，罢工全都是因战争工业的畸形繁荣而引起的。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工业都要转变为和平工业了。但这种转变是非常艰难而迟缓的，结果大量的军需工厂倒闭，失业队伍更加庞大，通货更加膨胀，使美国工人突然感受到失业的威胁，好象驰骋着的马碰了壁一样，致使罢工的浪潮特别来得凶猛了。 紧随着几乎每次都有几十万人的一连串大规模罢工（汽车制造业、电器制造业、钢铁、拖船和正在休战两星期的煤矿工人等罢工）之后，全国廿五万铁路工人的罢工又爆发了。这罢工将使“全国干线二十三万五千余里的交通陷于停顿，原料及燃料无法运输，外洋轮船亦将停航，国内重要工业均将关闭，全国经济将随之逐渐呆滞……”（联合社十七日电）。这种此起彼伏、汹涌澎湃的大罢工，都不断地充分证明了：美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愈来愈紧张了；整个美洲已趋向于欧洲化，就是说：她绝不是美丽可爱的和平“天国”，而是充满尖锐矛盾和纷争的火药库了。 美国在二次大战中虽然得到了胜利，获取了庞大的国际市场，但她能否消化这个胜利的成果呢？在今天看来，她显然遭遇到欧亚所难以解决的种种难题：譬如一般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荷印、越南、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等），中国的内战，整个星球的普遍的饥馑（据路透社四月十八日电：胡佛昨广播称，“世界之三分之一，八万万余人已受饥馑之威胁”），农工业因大战破坏所引起的破产，大量失业，通货膨胀，以及苏联为自保而作的对立行为……这些都不是美国在几年的短期内所能解决的，而且以后能否完满地解决这些难题，也是一个无法答复的疑问哩！这说明美国耗去无量数的代价获得的世界市场，却是残破不堪、难以稳定而又日趋狭隘化的市场，今天她不但从其中得不到好处，而且还受了这个市场的内在矛盾所牵累，即是说，美国获得世界霸权的一天，就是她趋于衰落的开始。现在她国内的不断的大罢工浪潮，就是这种衰落的产品，这产品反过来又加深了她的衰落。 美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显然已经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前夜了。杜鲁门总统在铁路工人罢工之翌日，一方面要“命令美国军队接收”，一方面又向国会演说：“此并非劳资纠纷之问题。事势已演变成以政府为对象之罢工。此项工潮如任其持续存在，政府势将宣告解体”（美国新闻处廿五日电）。美国政府居然应用战时的方法来对付工人，迟早要迫得他们走上与政府公然对立的地步。至于美国工人转向政治斗争的速度，则多份要视欧亚矛盾爆发之速度而定。如果美国不能迅速而顺利地恢复世界的市场，那她的工业便无法复兴。美国的统治者不能解决国外问题，自然也不能解决国内问题。因此，美国统治者以改良和民主的奢侈方法来维持统治愈少可能，则美国工人对改良与民主的拜物教式幻想便愈容易打破。美国陆军之不断地接收罢工工厂，尤其是美众院在五月廿五日通过的阻止罢工紧急法案，充分表明民主的范围已愈来愈缩少，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则愈来愈接近了。 固然，美国直到今天还没有澈底代表工人自己利益的政党。他们还是在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选择其一来投票。但美国工人在全世界工人中是从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失败，而新生的战斗力又是最富于朝气，最庞大可惊的（据联合社华盛顿本年四月廿八日电：民用生产管理局今日宣布，三月份美国工业获得胜利以来最大的进展——在业工人现约五千五百七十万名，较二月份增加一百万名），而且，如此大量的工人，又都是集中而有组织的。像美国的工业组织大会，现在已有五百万会员，光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就有一百多万会员了，因而在本年二月前后，汽车及其他产业部门工人的罢工竟在一百三十万人以上，这就是他们组织力量的表现和结果。即使他们的组织目前正被那些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所垄断，但在无数的巨大工潮中，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他们，是不难渐渐发现这些“领袖”们的妥协、无能、以至叛卖、同时发现出谁才是坚决勇敢地代表自己利益的。总之，他们那种丝毫不可忽视的革命潜力，将会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 我们从中国民众的观点看来，当然不能幻想美国六十家族那些大王们会真正地仁慈地帮助我们的繁荣和解放；我们最切实的希望，还是寄托在美国民众未来的命运上面的。 （康君）
编辑室谈话（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编辑室谈话 作者：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本志原定于今年元旦出版。只因各方面的复员，一般的收到了困难条件所限制，致使本志的出版日期，也同样受到了影响。因为本来可以为本志写文章的朋友，多大散出各地，彼时一时不能获得联系，这本是本志还至今日不能与读者想见面的主要原因。我们极端困难的今日，本志终于诞生了！这也不能不引以欣幸的一回事。本志为一公开研究学术的园地，这在“创办宗旨”内已详细坦白说明了的。至于本期的价值，自有作品的内容对读者作事实上的介绍，请读者自己批评，并且我们正是欢迎读者多多词语督促与批评的。实在荒芜的文化原地上开出鲜艳的佳花，则更有待于大家的培植于灌溉。在这里，谨向为本志纸币的作家以及各方面协助本志出版的朋友，表示忠诚的感谢。
创办宗旨（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创办宗旨 作者：本社同人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算是结束了。但，大战所留下的遗产，尽是疮痍满目！更坏的是，新的纷争混乱，又在各方面展现出来！如果人们不是“胜利”的拜物主义者，就应该看到：人类又将陷入一个最可怕的新崭崭的威胁之前。整个人类，今后究竟何处去？我们的国家又往哪里走？这些基本问题，都急待我们探讨，并应当从探讨中求得正确的结论，以为今后行动的指针。本杂志创办同人的物力与财力，固甚微薄，但对此有关人类，特别是中国命运的基本问题，希冀有所贡献。首先就是贡献这个学术思想自由讨论的境地：竭诚欢迎各思想家各创作家来自由播种，细心栽培，好让将来解决世界及中国出路问题，及其他各种重要的问题的人们，从这儿取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因此，本志主旨，在进一步介绍高度发展的学术思想（如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学等）并予以发挥。随时客观的分析国际局势的动向，研讨本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社会各方面的重要问题；籍以推动我国思绪向前进步，提高整个文化水准，俾资今后改造中国社会只真实参考。 为要达到上述任务，本杂志决采取完全公开讨论和民主批评的精神。凡国内外各派系的思想或创作，都愿容纳在本志内发表，并任其自由讨论和相互批评。因为任何真理，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只有经过无限制的讨论，才能够现其价值；同事，任何错误思想，任何虚伪作品，也只有在不断地争论光照之下才能够暴露原型。 但对于任何思想，任何创作讨论与匹配，本志都坚持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凡一切无谓的攻击或谩骂，均需避免，以期不至背忠于“求真”精神。我们的口号是“勇敢地追求真理”！“坚定的拥护真理”！但同时也要“勇敢的在真理面前低头”！
自由主义者往哪里去（来源：《新声》1948年第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12期 自由主义者往哪里去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新声》1948年第12期 李星按：二战结束初期，在非主流共运中，有较多预测资本主义中心地区长期衰朽的声音。本文可以说间接反映了这类一厢情愿的看法，诸如“二战后各国极度贫乏急需大量援助，更削弱了美国的物质力量。使它的民主改良范围更加缩小”。 当然，事实上西方进入了又一轮繁荣期，欧洲开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推动社会改良，美国更进入了黄金时代，阶级矛盾大为缓和。二战结束后初期那些预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一九八四》式物质衰朽的左翼，被打脸了。 文中关于国内自由派的那部分内容，大体符合事实。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已经不再是夹缝里生存的状态，而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流，而他们比民国时代的自由派要更加十倍地厌恶、警惕群众斗争，其实是与先辈一脉相承的。 最后，本文把目光放在对国共都失望的那些人身上，呼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新党云云。当然，这是空想。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空想的前提。在1948年，哪些人会对国共都失望？工人农民和学生吗？他们要么从中共那里得到了一些社会改造的利益，要么即使没有得利，也谈不上受害，也就没有失望。资产阶级吗？中国的资本家可能会对蒋党失望，但从未对共产党抱有什么幻想，老板天生是阶级嗅觉良好的野兽……说到底，也就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真的对两党都失望。是啊，为什么两党不能维持阶级和平而非要打起来呢？为什么两党居然不听我们的话？知识分子们摇着头。但是，他们更绝不会理睬彭述之代表的那一方托派，力量太小了，入不得眼…… 剩下的，就是很少数的，左倾而又对中共有保留的学生了。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想追随共产党。他们可能是阶级斗争的潜在参与者。为此，他们需要阶级教育，而不是“激进民主主义”的教育。 自由主义者往那里去 上海大公报于一月八日发表了一篇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跟着许多「自由主义者」都为文阐释这个「信念」；而各地的报章杂志也纷纷对它表示意见。人们为什么在此时此地提出此一「信念」，它昨天究竟从哪里来，今天变成了什么面貌，明天又将往那里去呢？对此，我们愿意趁这机会加以指出。 「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一样，原是资本主义初期的产物。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为了在自由竞争中发展资本主义，于是提出了民主自由，要求发展个性。一七八九年法国第三等级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便是最初明显的例子。在推翻封建皇朝，以及发展最初期的资本主义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曾经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那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资本主义本身有它的发展规律。自从战胜旧的封建阶级之后，它很快便从自由竞争逐渐发展到托辣斯的独占，独占从此便排挤了自由竞争，极少数的独占大王们便操纵了国内甚至国外的市场，生产力愈加停滞不前了，民主改良的范围愈被缩小了；法西斯主义于是在某些国家起而战胜了民主主义。即在人们所最夸耀的民主自由国度——金元帝国，它的生产力愈是发展，那也只意味着独占势力的发展，以及自由竞争的被排挤。而战后各国极度贫乏急需大量援助，更削弱了美国的物质力量。使它的民主改良范围更加缩小。资本主义早已结束了自由竞争的时代，早已踏入独占的垂死阶段，经济上早已残败不堪了。因此，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早已耗竭了它本身的历史作用，今天绝没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假如它们还存在，那只是徒有其名的装饰品，即是说，已经成了独占大王们的专有品了。对广大的民众来说，自由主义已成了无自由的表征，民主主义已成了反民主的工具，个人主义已成了束缚个性的护符。它们早就该放进历史的博物馆去，而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来代替了。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制度，使每个人在经济上平等，最大多数的人民才能得到更高度的民主自由，而他们的个性也才能得到尽量的发展。 这点真理，连大公报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先生们也不能完全否认。他们——虽然含含糊糊地——自认他们的「社会主义色彩也不淡」自认他们的基本信念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的」。但「自由主义者」毕竟还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们始终把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对立起来，认为英美有前者而无后者，苏联有后者但无前者，因此主张兼收两者之长，结论是赞扬中山先生之「伟大于三民齐重」。他们显然没了解：目下的苏联只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只是由于世界革命接连失败而使苏联陷于孤立，加上苏联本身的落后，生产品不够分配，然后产生这一官僚层，完全剥夺了一切工农大众的民主自由。史大林这种官僚主义显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假如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联官僚层便无法再存在，而绝大多数人民便可生活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里，享受最充分的民主自由了。人们不能拿史大林的官僚主义去抹煞社会主义的伟大进步性，从而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来对抗它；这犹之乎不能拿一个兵卒之无能射中目标，便抹煞枪炮和射击术之有用性，从而以落后的戈矛去对抗它一样。而且，人们尤其不能将史大林的官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不然，那确是最大的可悲的误解了。 但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不但抱着这种误解，而且还有更致命的弱点：他们竟自满于「无意夺取政权，所以也谈不到施政纲领」。「既没有口号标语吸引群众，连其本身也没有组织」。他们自认「需要集体行动的政党，本质上并不适合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口味」。反之，他们却在「本质上不崇信武力，挨起打来连手都不会搪」。这些先生们竟如此自描其「可怜相」，而毫不以愧对「先辈」为羞。因为他们所不绝赞誉的「自由主义先辈」，如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们，都有他们的政党、政纲、而且执掌过政权的；他们所引为典范的一七七六年北美独立战争，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群众以鲜血头颅从事夺取政权的武力行动。但何以当年的「自由主义者」如此轰轰烈烈地行动，而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只有这么一副卑怯的「可怜相」，呢？我们的解释是：历史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因为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而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却衰败不堪，必须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了；维护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各阶级，都命定要没落、死亡的；其中经济上最没有地位，最易向两极分化的中小资产阶级，则没落得更快，因而在政治上也表现得更无力。不幸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恰恰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被挤在国共两大党的夹缝中痛苦着，但又明知无力与它们抵抗，于是只能表示不要斗争，单以空谈为满足。因此，他们虽然列出许多政纲式的动人的要求，但这些要求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与有科学根据而能实现的理想毫无共同之点；同时又无能力争取其实现，那它们便只好成了纸上谈兵，不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了！ 不过，我们承认，大公报所代表的这种论调，在此时此地提将出来，多少总反映出目前中国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对国内交战双方前途的失望，因而急切需求获得民主自由。这情绪甚至在工农群众中也逐渐在滋长着。大公报所反映的这种情绪和要求，无疑是一种进步的酝酿。我们固然衷心维护一切民主自由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这种自由不应成为一种「独立」的主义，而应包含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里面，今天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中国的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民主与自由是无法充分得到的。但既然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对交战双方的失望，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已经在增长，而且由舆论反映出来，那就更多一次证明：组织另一个革命的新党，已比任何时候都迫切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补充说明：这个新党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政纲、严格的纪律和坚决的行动，它与目下的「自由主义者」所倡说的必须是完全不同的！
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给埃丝特 致谢 在准备本书时，这里和国外的许多朋友给了我积极的帮助，他仍提供原始资料，提出宝贵的建议，以及阅读全部或者部分原稿。这种帮助来有许多国家，包括人民中国、印度、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我谨对所有这些帮助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和感激。我特别要感谢阿瑟·齐普塞，因为他在收集参考材料方面作了广泛的和宝贵的工作，并且看了校样。 威廉·泽·福斯特
第二章非洲事务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二章非洲事务委员会 我不能断定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非洲发生兴趣的。有些人以为：或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根据他们父母的经验，美籍爱尔兰人对爱尔兰有一点思乡之情，美籍德国人和美籍斯堪的纳维亚人怀念他们的祖国，因此，美籍黑人也同样应该怀念非洲。 在十七世纪和在十八世纪初叶，情形的确是这样的，那时美国的确有一些黑人，他们不是自己记得非洲，就是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那里继承了这种记忆。在我母亲的家庭里，柏格哈德们还会唱一支从曾祖父传下来的歌，但这是相当稀罕的事。 在我这一代的黑人中，关于非洲，不仅直接的了解或有意识地继承下来的知识很少，而且由于白人世界传授给他们的关于黑暗大陆的知识，黑人们对于非洲都很有厌恶和畏缩之感。有人因为像我们这些世纪来就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居然会被当作是非洲人而感到不满。他们，的确像他们理直气壮地所说的一样，是美国人。我祖父对这一点特别讲究。他不愿意接受邀请去赴「黑人」的野餐。他不愿意把自己稍稍隔离开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根据一种逻辑的演绎而对非洲发生了兴趣。我经常看到报纸上、教科书里和历史上只有对白人的令人作呕的赞扬，而对黑人不是一字不提就是以诽谤和抱歉的字句提到，我简直厌烦透了。我心想非洲也一定有它的历史和命运，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这种湮没无闻的过去，并帮助指出灿烂的未来。多年以来我在这方面读了许多，写了许多，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和计划，关于这些，我在其他地方都写到过。 一九四四年，我从亚特兰他回到纽约担任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特别研究部主任，我的目的特别是要集中精力研究全世界的殖民地人民和黑人的后裔，并恢复泛非大会。由于这个计划，一九四五年在英格兰举行了第五次泛非大会；一九四七年，我的书「世界与非洲」出版。我是愿意参加非洲事务委员会并且预期会受到邀请的，然而委员会书记马克斯·叶尔甘似乎不需要我的合作，虽然过去我曾经帮助他做过非洲的工作。 没有什么能够比非洲事务委员会的历史更淸楚地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了。早日的唯心主义者曾梦想让美国非洲奴隶的后裔为非洲服务，最后就可以洗雪美国奴隶制度的耻辱。在十八世纪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多数都希望回到非洲去并把这当作他们的必然的归宿。他们时常把他们的俱乐部、教堂和他们的重要社会机关的名称冠上「非洲」的字样。但是棉花王国和殖民帝国主义逐渐把他们的这个梦想从他们的心中驱除个干净，后来，内战后时期的黑人竟把非洲当作是有色人种阶级和奴隶制度恢复的地方，他们对于林肯和藤纳主教的移殖运动和「返回非洲」运动不感兴趣。因此，当我在一九一八年想发起一个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泛非运动时，美国黑人赞成这个运动的并不多。 非洲事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九年在伦敦筹划的，那时，青年会的一个黑人秘书马克斯·叶尔甘在南非做了长久而艰苦的工作回来，他遇见了访问西非归来的保罗·罗伯逊。他们在纽约成立了这个组织。一九四三年，美国青年会最伟大的黑人秘书的儿子艾非厄斯·韩顿参加了他们的工作；他本人是英文博士，在霍华德大学当了十七年教授。 由于有弗雷德里克·弗·费尔徳的合作，新组织除了有办公的地方外，还有一个很不错的非洲图书馆和非洲艺术收藏室，出版了一份月报，专门报道新非洲的情况。为南非的饥民和西非的罢工的碳工募了捐。委员会还招待了非洲来的访问者，并举办了演讲会。 接着，政治迫害的恐怖就来临了，委员会被列入了司法部长的「颠覆」组织名单。不久，身为书记的叶尔甘没有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商量就在报上发表了声明，攻击「共产党人」，虽然叶尔甘本人时常被人攻击，说他是左派的同情者。罗伯逊提出了抗议，他的态度是：委员会不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它从事的是一种特别的、必要的工作；而且，只要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合法的，它的会员或负责人员的政治或宗教见解是他们自己的事。 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委员会的许多执行委员，都辞了职。这时，罗伯逊邀请我参加委员会，我同意了。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我相信他的诚意和非洲事务委员会的必要作用。叶尔甘现在既已和委员会有了分歧，他就被解除了职务。随后由于叶尔甘对委员会和费尔德先生认为是属于他们的那份财产提出要求，而发生了法律上的纠纷。纠纷终于解决了，委员会继续在司法部长禁止活动的不利条件下工作。 当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在一九四八年解除我的特别研究部主任的职务时，非洲事务委负会要我担任委员会副主席的名誉职务。这个职务没有薪金，但办公室租费免付，秘书由委员会雇请。我接受这个职务的理由有二：第一，因为我相信这个委员会应该为非洲做的工作；第二，因为我相信没有托何人或任何组织应该由于政治或宗教信仰而被剥夺从事合法事业的权利。 但是，就经费而论，这个委员会的基础是很不稳固的。会员减少了，筹措经费的活动也不很顺利。一九五〇年九月，一个满有希望的筹款机会来到了。 我们接到一个南非音乐家迈克尔·莫伦写来的一封动人的请求帮助的信。于是，我们去找出色的年青的黑人管弦乐队指挥迪安·狄克逊，请他举办一次各国黑人作曲家、包括莫伦在内的交响乐音乐会。在市政厅举行的音乐会很成功，售出了一千张票，批评家都众口赞誉。 但是我们空欢喜了一场。音乐会开销了四千六百一十七元，而我们的收入是三千二百三十六元，亏空一千三百八十一元。这样的成绩本来是不算坏的，可是因为我们的经费很有限，而收入又一天比一天少，这样的成绩就使得狄克逊那样热烈期望着的一年一次音乐会的计划无法实现。而「美国之音」在广播中居然说这次音乐会证明美国是扶植黑人文化的！可是它忘了加上一句，这次音乐会是由在美国被列为「颠覆」组织的一个团体举办的。 委员会连为我出房租和雇秘书也难乎为继了，到一九五〇年，我感到我有责任解除委员会的这项负担。但是，委员会的负责人到我边里来，诚恳地要求我不要这样做，并且向我透露了他们考虑过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我同意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举行我的八十三岁生日庆祝会，并说明目的就是要筹募出版基金，而这笔基金将用来维持非洲亊务委员会的办公费用以及我和这个委员会的联系，同时也用一部分款项来将我的若干早已绝版的著作拿来重新出版和出版若干还未曾出版过的手稿。他们料定这样一个提议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这样做不仅可以推进我的工作，而且可以促进非洲事务委员会的活动，因为在这个时候委员会的活动是非常需耍的。于是我又面临到一次生日庆祝会，我感到有些头痛。 那时的景况特别困难，因为物价高涨，一餐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其他的费用也要支出一大笔钱。但是我感到不能随便拒绝，我只好同意。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宴会准备在埃塞克斯大厦举行，由美国社会学会的前任会长、筹备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大学的埃·弗兰克林·弗拉齐尔博士发出的通知上是这样写的： 「美国各地的二百多位著名人士，其中有艾伯特·爱因斯担博士、马丽·麦克利奥德·贝琼尼女士、柯特莱·福·马瑟尔博士、兰斯顿·休斯，利昂·弗希特万格、杰·芬莱·威尔逊，共同发起在本月为威·爱·柏·杜·波依斯博士举行一次纪念宴会，庆祝他的八十三岁寿辰。」 「宴会筹备委员会名誉主席如下：霍华德大学校长莫德凯·吴·约翰逊博士、克里夫兰的拉比[1]阿巴·希莱尔·希尔佛、名作家汤马斯·曼恩、华盛顿的马丽·邱奇·特勒尔女士、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创始人之一马丽·怀特·奥文顿女士、艾伦·洛克溥士、威康·赫·叶尔纳金博士、卡里·麦克威廉斯、威廉·杰·华尔·斯主教」 请帖里面还附有一份筹款启事： 「在他的空前丰富的经验、学识和技术已达登峰造极之境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稀有的机会，用一种使他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工作得以继续的实际办法来表示我们的敬意。他的无法估价的图书馆必须完整无损地加以保存，他的数万件珍贵的书札和手稿必须编纂起来出版，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现已绝版的基本著作必须收集在威·爱·柏·杜波依斯博士文集中出版。」 [1]拉比即犹太教教师——译者 这个组织就这样发起了又一次的生日庆祝会，它的目的和困难我已经说明了。可是，现在发生了障碍，为了完全说清楚这件事，我必须提醒我的读者：自从一八九二年我借奖学金的帮助到徳国留学以后，我就有了周游世界的习惯，由于有了这个习惯，我的兴趣所及超出了非洲和它的苗裔的范围以外。由于这些兴趣，在我们还没有坐下来开始宴会之前，发生了新的事情。
从东北局势看中国前途（来源：《新声》1948年第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12期 从东北局势看中国前途 作者：流光〔张开〕来源：《新声》1948年第12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简述了当时中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大获全胜并即将将东北“东欧化”的局势。 这篇文章认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三个口号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原因在于中共没有坚强而集中的工农政府和武装而只有散漫的农民武装。可是俄国革命却正是靠这些地方性的散漫的组织赢得了对地主资本家的战争。“只靠一支组织坚强的工人政府在地方上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收垄断资本”反而是东欧式的。所以录入者认为，“散漫性的XX”并不能成为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散漫性”太过于宽泛，工人农民越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就自然会更团结在一起与地主资本家斗争，但团结在一起也不是能和被一个集中的革命政府划等号的。如果执着于“政党的集中，组织性，政党纲领”而忽视实际参与地方上斗争的程度，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组织性，政党实际活动中所作所为是否坚决坚持斗争的原则。那么也许就会像这篇文章的作者所在的政党一样，实际上对阶级斗争和局势没有半点影响。 李星按：本文写于辽沈战役期间，看内容，是反复说服自己”中共一定失败“的老调子。关于彭述之一方的立场，前面已经说过不少，这里不重复了。 值得说说的，是假设美方对蒋军予以大力援助，类似二战后美英援助希腊资产阶级打垮希腊共产党的模式，是否可能翻转战局？近些年，国内的军事爱好者圈子对解放战争中美援的可行性，做了不少探讨，结论是以中国的人口和领土，农村的落伍，美援要影响到战局，恐怕需要美方以举国之力来援，这自然不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美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问题，根本上说，并非是军事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十年红军、八年抗战过后，彭以及他的一党，继续无视中共军事斗争的实践，这绝不能用“不了解情况”可以辩解的，而是对不利于证明“我很正确”的任何情况，都视而不见的主观态度。） 从东北局势看中国前途 最近中共已集中全力向沈阳等重要据点进攻，企图将东北加以“东欧化”。随着“铁都”鞍山和营口等要地的失守，政府当局今天已承认遭逢了失败。事实上它在东北的所有重要据点都正陷于完全孤立中，对于这些据点，它（甚至连美国）当然不愿放弃，而要死力苦守。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如果马上没有美国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些据点是很难保持的。但无论如何，一幕最惨绝人寰的争夺战，很快便要在东北揭开了！ 这幕最可怕的悲剧，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政府机构的过分腐败无能；（因为它倘若能实行进步的政策，如土地改革及给予人民民主权利等，则莫斯科及中共想把东北“东欧化”也是不可能的！）另方面也证明：中共此次全力进攻，完全是配合苏联在朝鲜北部成立新政府，以及在东欧（如最近的捷克）发动政变等行动，完全是跟着莫斯科的总路线走的。它的不断反复跳跃，绝非前后一贯地以大多数中国工农的利益来决定。正因此，它廿多年来领导的结果，都只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牺牲，延长了他们的痛苦，同时也延长了腐朽的官僚统治的命运。 但由于中共最近在东北军事上获得某种胜利，难免会引起许多人对它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重新寄予幻想。这其实是完全无稽的。因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所主张的三个口号：没收垄断资本，没收土地，以及实行东欧式的新民主联合政府，都决不能单独由目前那种散漫的农民武装来实现的。无论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或保证土地改革的实施，都只能依靠一个集中力量的工农政府来实行。中共幻想靠农民的散漫武装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来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完全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甚至与东欧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知道东欧之实行没收土地及企业国有，并非由无力而空幻的联合政府，而只是由工农群众先行实现，再由前者加以承认，而前者也只是在当地红军的刺刀直接威胁之下才加以承认的。不幸中共轻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完全寄托幻想于农民的武装之上；即使这种武装力量在目前夺得了某些据点，但也只是一种行情性的胜利。既然“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则最后决定中共能否长久保持这种胜利，尤其是能否获得最后的决定的胜利，就主要看它有无一个彻底的革命政纲来定了。根据廿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尤其根据它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纲，阶级成分及它对莫斯科的附庸关系来看，我们对它的前途只能给予否定的答案。 从另方面看，目前战事还远没有达到决定的程度：政府军队的失利，势必加强美国对它的援助，因为连马歇尔也已公开承认：中国“倘无援助便可能崩溃”，而崩溃则不仅中国成了东欧化，而且也使美国“在日本的处境极为严重”，同时“在朝鲜的地位也将难以保持”，“可以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新闻处华盛顿二月廿日马歇尔的谈话）但美国援助的加强，就势必使战事拖延，甚至使战事更加激烈化了。 战事既然延长和激烈下去，交战双方又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能替中国人民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人民的痛苦在今天已感到无法忍受（尤其是最近因东北战事直接刺激起的物价疯狂上涨，便已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则明天的痛苦就势将更可怕，更难忍受，而且更无穷尽，那实在太令人不敢想象了。但悲观与幻想都不能解决问题，消除痛苦！唯一的办法，只有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动团结起来，干涉这个战争，要求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家的一切迫切和重大的问题（如土地问题，民族独立及一般生活问题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使国内战争的威胁终结。（流光）
血溅九龙城（香港通讯）（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11期 血溅九龙城 （香港通讯） 作者：招志坚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李星按：这是一个香港动作片式的标题，这是一起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九龙居民反英抗暴的历史，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毫不知情。本文把国民党的丑态说的清清楚楚，也揭露了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左派舆论的表现。值得一说的是，作者认为解放战争时期，香港地下党对英殖民当局的微妙态度是权宜之计，但恐怕更深的原因在于，苏联当时希望联英抗美……） 为“九龙城血案而激动的港穗居民的情绪，在“沙面事件”发生的晚上达到了紧张的饱和点。各大报出了两次或三次号外。居民谈论到深宵。香港居民，尤其是工人们，期待着更进一步行动，或者更正确地说，期待着国内政府的倡导，以使他们的积愤能够不受处罚地于明天发泄。他们认为，有了政府做自己后盾，行动是没有危险的。但电讯一个比一个使人失望。广州当局，在“沙面事件”之后，立即向英领事方面表示歉意。激昂的情绪下降了。十七日晚上，一种焦虑的心情又支配了每个人。原来在血案发生之后一天，香港警察当局曾口头通知九龙城居民，限他们在一星期内迁出，违令者将强迫押上火车驱逐出境。十八日是期满日子。十七日晚上每个人都在问：鉴于沙面事件，港府会进一步强令迫迁吗？九龙城居民预先分配了全部救济品，代表警告他们澈夜准备应变。但紧张的十八日毕竟安然渡过了。现在整个问题还悬在半空。群众既然趋于退潮，则最后线索无疑握在伦敦与南京的官邸之中。九龙事件与沙面事件，也许分别予以解决吧。在前一事件中，英国必能获得九龙城治权（虽然会在一种掩饰之下获得），还一点面子给中国（如安置九龙城居民等）；而在后一问题中，中国政府少不免要“代表”学生向英国道歉了。假如不幸如此解决，则居民当初为什么要流血呢？ 九龙城，这一仅有三千居民的弹丸之地，一面靠近启德飞机场，另一面则邻近全港最华丽的住宅区：九龙塘。围绕着它的是整个九龙租借地。为什么仅仅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一个什么主权问题来呢？ 据说，九龙城过去是古迹之地，满清某皇帝曾经驾临该地。为了保持“尊严”，虽然把整个九龙半岛都“租借”给英国了，但满清政府仍要保留着这一块小土地。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条约规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就在这一条文之下，九龙城居民得以把九龙城看作中国领土，得以自视为中国公民，而非大英帝国侨民。 话虽如此，但满清政府和以后的民国政府，从没有在九龙城行使过治权，从没有一件行政措施。土地呈报，民产登记，在国内都举办了，只有九龙城一地例外。九龙城居民三番四次到宝安县政府（按九龙半岛原属宝安）去纳粮印契均被拒绝。九龙城没被视作领土，其居民没被看为公民。 就在这种被遗弃的状况下，五十年来，九龙城居民遂被香港政府不断压迫。英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迫迁他们，已经数十次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九龙之前十五日，香港政府还派武装军警驱逐城内的居民。但过去每一次都因后者之坚决反抗而不成功。 去年一年之间，香港政府曾三次发出了迁出令。前两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命令的发出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这时中港协定早已缔订了，而宋子文亦曾以“微恙”及渡圣诞节为理由在其浅水湾别墅住了几天。以后一切“纠纷”，“事件”与“血案”，都是从这次命令及其执行之下发生的。不一定需要锐敏的新闻记者，才懂得香港政府态度之坚决是谁给予的。 对香港政府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的迫迁令，居民绝无妥协表示。他们组织了居民代表会准备反抗。十二月廿九日发出了第二次迁出令。居民坚决如故。一月五日，港府的铁拳伸出来了。动员三十六辆冲锋车，装载着全副武装及防毒面具的军警二百五十名，向纵横不及二公里的九龙城居民进攻。手无寸铁的贫民，以石头砖瓦作武器，反抗魔手。他们终于被迫后退了。在英籍警官的指挥之下，二百多个工务局工人不需数小时就拆毁了大半数茅屋，同时又逮捕了两个居民代表。当时的情境，使人想起了一九四一年英国兵士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底懦怯无能，又使人想起一九四二年被日帝强拆房舍后九龙城的一片凄凉景象。 九龙城居民仍不让步。在大轰炸过后，他们立即从山坡上冲下来，利用被拆除的木器在废墟上重建他们的临时居址以御风雨。中华民国的国旗每天早上仍惨然地被竖起在残屋底上空。“九龙城问题”自此为全国上下所注目了。慰问队，救济品相继而来。一月十二日晨十一时三十分，在距九龙城不远的红磡差馆（警局），停有十辆冲锋车，数辆附有无线电之警车，三辆十字车，（显然准备流血的了！）另有携带藤牌（显然是用以抵御砖石的）、警棍、催泪弹及长短枪之武装警察百余人，候命待发。八时左右，武装人员即在九龙城东门口出现，直向居民会临时办事处进发，由港九代警务处长施巴路等同大批武装警察，拟将残存的木屋拆除。轰动全国的所谓“九龙城血案”揭幕了。 居民群起反抗，仍以石头作武器，齐向警察掷去。一时秩序大乱，警察一度以东门口之三角小木屋做掩蔽，继则手持藤牌警棍直冲。居民并不后退，继续抵抗，相持数十分钟。警官某下令开枪，卜卜之声响澈了整个九龙城。受重伤的居民倒下了，受轻伤的不知名的孩子（非居民）被群众拖开去了，但尚存者仍继续抵抗。以刘子良张忠武等数十人构成的第一线任前锋，其余妇女小孩约三百人则在后方搬运石块。在英勇的群众之前，手枪失了效用。催泪弹发放了。全城被毒烟弥盖。居民被迫后退，扶老携幼，挟着衣服棉被，向城南道退却。他们过去受敌人日帝屠杀不够，现在命该被“盟邦”扫射以补不足。“上帝一定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赎多了一次罪，死后就可登上天堂了”。当时受伤者五人，三男两女。接着警察就进行“卫生”工作：将九龙城毁为平地。 十二月十七日，当九龙裁判司判定九龙城居民占用公地的罪名成立并下令迫迁的一天，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自南京返港，宣布道：九龙城只是弹丸之地，中国政府不愿因此而引起中英帮交发生不愉快之事。二十七日，他答复居民代表的请求时说：“依循外交途径向港府交涉，”你们应“冷静从事，稍安勿躁。”而他的秘书区樵则劝告居民：“先行自己拆除，免于究治。”一月五日，屋拆了，郭特派员没有告诉人家“交涉”结果如何。相反，当各报记者去访问他时，他的秘书说：特派员病了，不能见客。 十二月廿五日，郭德华说：“现在建筑木屋地带之业权，正由广东省政府饬属核查中，倘乏业权根据，即无法律立场，不能邀得中国政府之合法保障”。这是我们国家的外交官关于九龙城问题的纲领！郭德华先生没有举出任何根据去怀疑九龙城居民的业（权）。就算居民霸占公地吧，也是霸占中国的公地，应受中国司法当局（对九龙城言应是宝安县地方法院）的处置，为什么当他们被英国的殖民地政府处置时，反而不能“邀得中国政府之合法保障”呢？为什么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国公民之民事纠纷，要香港政府干涉呢？但想深一层，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不是在幕后承认九龙城是英国领土之一部，绝不会称其居民做“侨民”的。无怪要“先行拆除”，“免于”殖民地政府的“究治”了。 就是这位郭特派员，在血溅九龙城之后数天，得到我们政府的“景星勋章。”某些幽默的人问：放催泪弹的警察哪时才接到青天白日奖章呢？ 问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当京沪学生准备游行示威时，政府发言人洪兰友说：“希望各方对此事勿过分刺激，以免影响到另一问题。”什么问题呢？大概是中港协定吧。强行拆屋那天，一个香港官方译员对居民大呼：“我们是得到外交部的协议来拆的。”这种宣传的是与非，当然无法证实，但也足为观察问题的资料之一。 居留香港的“民主派”，包括共产党员，民盟盟员以及新近在港城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人员——他们的态度也许为国内人士所急欲知道吧？华商报，就是这些人的机关报；他为参加民盟的共产党知识分子所主持。如在别的问题上一样，华商报的态度足以代表整个“民主派”。 过去，华商报是宣传政协路线的福音的。但近一年来，它改变了。假如国内发生一个反美的运动，即令是微少的，华商报也加以大书特书。北平沈崇案，不仅发生时著论抨击，甚至其“一周年纪念”华商报也为之写社评。但对这次九龙城事件，华商报每天都以轻描淡写的态度来报道，正如它对去年的机工大罢工的态度一样。连那黄色小报也以特号字标题报道九龙城血案了，但华商报没有一句话是表同情于被迫迁的居民的。无怪在事情紧张的那几天，连平时五分一份也没人买的国民日报（我国政府机关报）也不断起纸，而只有华商报在这几天大跌特跌了。说句公道话：华商报这个自号爱国的民主派报纸，是全港华文报纸中最同情于香港政府的。 华商报仅有的论九龙城事件的社评，写道：“无论如何，原非绝对不可以避免的不合理和不幸事件，竟在九龙城发生，以至扩大，总是极可遗憾的事。”他连国民、华侨、星岛、新生诸报也不如，绝没有论述过九龙城究竟应是谁的领土。他只乞求英国要珍惜中英两大盟邦的“亲睦的友谊”。他们认为居民之态度坚决，是“有别具肺腑的顽固分子从中播弄”所使然。血案发生了，民主派仍沉默不言。沙面事件发生了，华商报以大字作标题，说“CC派”发动反英示威。对沙面“英国朋友”的被损害，他们认为是“独裁政府应该负责的荒谬举动。”马叔伦说：“这次九龙事件（按即被迫迁居民的反抗及因而惹起的血案——记者），是南京政权对于香港政府有政治意味的企图，而广州事件，又是政府里的某派制造出来，企图栽赃，企图打击在港的民主派，企图打击他的政敌”的“丧心病狂的行动”。华商报的《广州通讯》说：广州的游行示威，“所有参加的所谓学生和工人，差不多全是正统的特务分子——尤其是CC的血缘分子。” 对于香港政府，因为群众对华商报的言论底不满太明显了，才迫得于事后的一个星期，补了一个社评，在大骂“独裁政府”“无能卖国”和制造反英运动之外，第一次公开对居民“表示同情。”而郭沫若则深惜“香港政府底操切。” 十九日美联社来了两个电讯，一个自南京，一个自广州。南京的电讯，说反美和反英同是共产党的口号。广州的电讯，说共产党只反美，不反英，因此不相信反英示威是共产党所号召的。华商报根本不登载第一个电讯，却以大字标题登载第二个。这是一个对香港政府的最好暗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我们是不会反英的呀！无怪马叙伦代表民主派对香港政府说：“我们希望你们认清你们的盟友（指中国政府）是怎样的一个无赖，同时也希望美国的明智人士也了解这个盟友是惯于卖友的。”好一幕难看煞人的争宠剧！ 香港的工人组织，多份在“民主派”的控制之下。在平时，如有什么反美运动发生，他们一定开大会和募捐的。但对九龙城事件竟噤若寒蝉。工人自动要求工会办事人发动募捐，组织后援会，但均遭拒绝。结果，这次对九龙城居民的同情与援助，完全为政府派所独握领导权了。仅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十三、十四两天，在香港和广州分别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团体所发的传单，号召民众独立行动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同时从字里行间，他们也是反对中国政府的。 为什么以爱国自命的民主派会取这一态度呢？理由很简单。除了中共占领区之外，香港是他们唯一的避难地了。他们一贯就认为：香港是民主的“厨窗”，如果香港交还给中国，华南的民主运动就会消灭；如果香港政府对“民主派”加以压迫，民主运动就会遭逢打击。他们一方面厌弃中共占领地享受不好，另方面又没有勇气在中国内地做反政府的工作。他们一定要讨好英国，以换取它给予“民主派”的“民主”。这就是他们从来不敢反对英国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从来不援助对香港政府不利的任何运动的原因。这就是他们领导香港工人流入香港政府的法律河床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去年破坏机工大罢工与压止四电一煤的罢工潮的原因。这也是他们在这次九龙城血案中站在英国立场上说话，而在沙面事件中同情他们的英国“朋友”的原因。“既然我们为了民主运动，要保持香港于英国之手，那末，今天香港政府进攻九龙城，当然是扩展“民主厨窗”的行动了，为什么不应该拥护呢？什么“遗憾”只是官腔吧了。——让我们替害羞的人们明白说出来呀！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寄自香港
马克思给古盖尔曼的信（马克思著，寒光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马克思给古盖尔曼的信 （马克思著，寒光译） 一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八日 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九号 高贵的先生！[1] 在不多时以前，弗莱里格拉特曾给我看一封信，这封信是你寄给他的。若不是我家里一堆不幸的灾害使我好些时候[2]不能拿笔，那我老早就回信了。 从你的信里看见你和你的朋友对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评》有着那样热烈的兴趣，使我非常愉快。第二部分现在完结了，就是说到了预备付印的最后一部分（书中此语为“inderletstenFeilung”按照上下文及本句意义系“inderletztenTeilung”之误。——译者）的誊清。它大约有四百八十页。它是第一本的续篇，但它是独立地用“资本论”的名字发表，至于“政治经济学批评”则只作为副题。它实际上只包含着那应成为第一部门的第三章的东西即一般的资本论。所以资本竞争与信用制度并不包括在里面，英国人所名为“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3]的就包含在这一卷之中。这是精粹[4]（与第一部分相联），并且以下的发展（各种国家形态对于社会的各种经济构造的关系大致除外）在已经成立的基础上从其它方面也将易于详细地说明。 这种长久的迁延有如下的理由。第一，在一八六〇年福格特捣乱我许多时间，因为我对于原来平常的材料不能不做一大批的研究以进行诉讼等等。一八六一年中，我因美国的内乱失去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即《纽约论坛报》[5]我对于这个报纸的参加工作就到这个时候中止。我为着不让我和我的家庭直接地抛露在马路上，从前并现在不得不迫而负担一大批锐利的工作。我自己已经决定做个“实际家”，并且明年春我应当到火车站Office[6]里去。这种事情我应当叫它做幸运呢还是不幸呢？我的拙劣的书法就是我不能获得这种地位的理由。这样你就看见我很少有时间和安静以从事于理论的工作。以致付印的最终的竣工之时间，比我所希望的久，大半是这些同样的原因。 关于发行方面，我决不照第二卷给敦克尔君。他于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取得第一本稿子，而这本稿子是一八五九年七月或八月印行的。我有几分，然而却不十分强烈的希望，就是布罗克豪斯或许印刷这个东西。整个德国著作家中的无赖所用以对我示敬的死守沉默的阴谋不待言，事情常是因恶意而无济，在出版上对于我是不利的，无论我的著作的倾向怎样。我的草稿一旦誊好了清稿（这个清稿我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开始），我将马上把它带到德国，因为依个人自己的路程，或许容易和书店商人把它办好。 我有个连带的希望，就是，德文著作一出来，马上在巴黎准备个法文的修正本。把它译成法文，我自己绝对没有工夫，就是说太少，因为我自己或须继续工作，就要用德文写好的资本，竞争与信用之说明的结论，或须为着英国的读者把前两个劳作总括在一本著作里。在从国外得到一种证据之前来清算它在德国的影响，我是不相信的。第一本中的说明方法自然是不普通的。其所以致此者是由于对象的性质，限于我这样写的有限的地方和工作的目的。这一部分显然是容易的，因为它是关于具体的事情的。实际上对于科学革命化的科学的企图是绝不能通俗的。然而若是科学的基础一旦建立之后，那通俗化就容易了。若是时间有些骚乱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重新选择这些对象之通俗的说明所要求的色彩的浓淡。然而我自然希望过德国的专门学者不曾因体裁而完全忽视我的劳作。此外我已经获得到一种无论如何不能使我满足的经验，就是，自己好久就努力于这种科学的，德国的党友们，他们在私下里写信把我，对于第一本做过过分的夸奖，然而不曾前进一点在接近他们的定期刊物上写一篇批评，甚至连一篇介绍属性的文字也不曾写过。若说这就是党的政策，那这种政策的秘密我却猜不透。 若是你时时把关于祖国的状态写信告我，那我将十分愉快。我们公然地向着一个革命进行——对于此事我自一八五〇年以来就不复置疑的。第一幕将包含着一八四八—四九年的各种蠢事之绝无生气的复活。无论如何，现在这是一度世界历史的运转并且这是大家应当思索这种世界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世界历史。 敬祝新年幸福无量！ 你的卡尔·马克思 二 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一号 高贵的朋友！ 你将接到我今天从邮政寄给你的我所做的“AddressoftheWorkingmen'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7]六册。对不起请你送一份样本给马克亥姆（佛尔达）夫人并代致拳拳之意。米凯尔（Miquel）君处也请附送一部。 联合会——或则宁说是，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是重要的，因为伦敦的TradegUnions[8]的领袖们在其中，这些人预备[9]极殷勤地招待加里波第并由圣詹姆斯大厅的Monstre-Meetings[10]使巴尔麦斯顿对于UnitedStates[11]的计划归于泡影。巴黎工人的领袖们也与之联络。 我最近数年来非常为（譬如最近十四个月又被疗疮）病魔所苦：我的母亲之死的结果，我的私人的境遇已因遗产而改善。 我相信明年年底我的《资本论》（九百六十页）的著作该准备好付印了。 为什么我自己在拉萨尔生时不参加他的运动的各种理由，你该是很明白的，不需我把物endtail[12]胪列出来。然而无论如何这却不能阻止我——尤其是因为与他极其接近的人与我有关系——在他死后对于这样一个……不去保护他像保护那个哭泣的孩子加尔·布林德一样。 我恐怕来年夏初或春季之中要发生意、奥、法的战争。这种事情对于法国与英国内部的与继长增高的重要的运动大大的不幸。 我希望马上听得你的回音。 你的最忠实的卡尔·马克思 三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一号 亲爱的朋友！ …………[13] 我们的团体已经得到大进步。它已经有三个正式的机关报，一个伦敦的“TheWorkmansadvocate”，[14]一个布鲁塞尔的“Latribunedapeuple”，[15]一个驻在瑞士的法国支部“Journaldelá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SectiondelaSuisseromande”，[16]（日内瓦）而德国人支部的一个杂志《先驱者》几日之内就在贝克尔的编辑之下出版。（通信处：日内瓦摩来路六号贝克尔，有机会请你时时供给他一种政治的或社会的通信。） 把那唯一而真实的庞大的工人组织即自己老早地就特殊努力于工银问题的英国“工联”引到运动之中，这在我们是一种成功。我们所建立以促进普遍suffrage[17]之实施的英国团体（这个中央委员会之成立一半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人——工人）以这一工联之助在三两星期之前，开了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中只有工人们说话。《泰晤士报》连续两号内在它的Leaders[18]中谈论这个会议，你从这里就可知道这种效果了。 至于我的著作，那我现在每天十二小时从事于它的誊清。我想在三月间把第一卷的稿子带到汉堡并且趁此机会给你一阅。尤斯图斯·冯·麦捷尔的继任人[19]的跳梁行为大慰我心。但是一个有干才的人，怎么会这样无价值，他在同样的琐屑事情当中寻求满足！ 至关于毕尔格尔斯，[20]那他是善意的然而却是软弱的。不过一年之久的光景，他在科隆的公开集会上宣言（发表过的，在科隆各报纸中读得到）：舒尔采-德里奇已确定地“解决了”社会问题而他（毕尔格尔斯）只是因为我的个人的友谊误入了共产主义的迷途。照着这样公开的宣言我不把他视为“叛徒”能把他看做别的吗？ 你的忠实尊敬的卡尔·马克思 四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马尔吉特兰塞尔街五号 亲爱的朋友！ 后天我将从此地返伦敦。我的医生将我发配到这个海边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十分恢复自己的健康。…… 从德国来的报告是少有令人的满足的。普鲁士被俄国（和波拿巴），奥地利被后者（在正当防御之中继续着讨厌的事正多）袭击。若是我们的庸俗之辈最后看到，没有一个废黜哈布斯堡朝和霍亨索伦朝的革命（对于那些小儿女们说到此事却是赘疣），终竟要重新走到三十年战争和德国的新的分崩离析！ 从意大利方面来一个运动可以帮助普鲁士。然而奥大利与普鲁士只是为本身着想，那他们确实是不利的，不管它所有的杜佩尔（Düppel-Reuommage）怎样。无论如何贝奈德克是一个较胜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将军。奥地利不消说可以强迫普鲁士，但是普鲁士却不能强迫奥地利singlehandel[21]而进于和平。普鲁士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对于波拿巴使他干涉自己的一种鼓励。 当我写这个短信给你的时候，俾斯麦或许又已收敛那种锋芒亦未可知。然而那只是把纷争迁延下去罢了。这样的迁延依我的意见看来大半是可能的。 在波拿巴，德国的这种扰乱是一个极大的幸运。他的地位是完全提起来了。然而战争将给他造出一种新的犹豫期间。 请你马上写信给我并且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各种状况。 你的卡尔·马克思 五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伦敦 我的亲爱的朋友！ 我对于你的无论各种友谊的书简都迁延地默不作答，你对之当然要恼怒的。 然而你应当以我所处的非常的境遇而恕我。因为我的久病的结果，我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我已经债务丛积，这种债务积压我的脑髓并且使我除了调摄我自己的工作以外一切事情皆不能做。若是我至少不能借到五厘利息的一千塔列，那我实在找不着出路。虽然我从德国各方面许得到许多承认的书简，但我不知何所适从。我只能需要私人友谊的援助，毫不需要公众的援助。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写信是困难的。 重新恢复我旧来对于美国的盛大的联结，还没有成功。我们那里有许多个人的活动可作，而大家对于各种欧罗巴通信的支给，视为一种生产的附属的费用若是我自己移家于彼，那或则可以有济。然而就我的天职说，则应留在欧洲并完成我多年的著作。 至关于这种著作自身，则我不相信，我在十月以前能以把第一卷（现成为三卷）的草稿带到汉堡来。我每天只能有极少数时间做生产的工作并且同时不要顾到弱体上的健康，若是愿虑到我的家庭，那我没奈何就应当决定遵守卫生上的限制至我完全恢复健康为止。除此而外，工作又因受外界的不如意状况的影响而常时停顿。 我虽然费许了多时间结日内瓦会议做了各种准备工作！然而我却不能到会，而且不愿意到会因为我的著作决不能有长期的间断。我以为我借这种著作致力于工人阶级比我亲身参加大会议中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事体都重要得多。 欧洲的国际状况我以为都是暂时的。至特别关于德国方面的事情则应使各事适如其分，就是说应用一种适合各种变化的情形的方法贯彻革命的利益。至于普鲁士则注意追求并攻计他对于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比以前更为重要。 你的极忠实的卡尔·马克思 六 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 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一号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就是我不应该从你的许久默不做答，推想到我的前信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你。事情恰恰相反。无论何人，一处穷窘之境，都有发泄他的胸怀的需要。然而他也只有对他所特别置信的人们才能以发舒他的胸怀。我确实对你担保，我的市民的各种事务，因为它们妨害我的著作的完成使我苦闷比任何个人或家庭的理由更多得多。若是我明天要想从事于一个实践的职业以代替对于这种著述的工作，那我明天这种著述的工作就可以算是完了。我希望你对此种困厄爱莫能助的情况也同样地不会使你难过。这或许是那一个完全没有理由的理由。 现就一般的事情说一说罢。我对于第一次日内瓦大会非常惊讶。但是它的结果之佳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在法兰西、英吉利与阿美利加的影响是非所预期的。我不能并且不愿意前往参加，但是我却起草了伦敦代表团的纲领。我起草这个纲领立意在于工人的直接了解和通力合作所许可与其对于阶级斗争和工人成为阶级的组织之需要与以直接的培养和推动各点[22]：那些巴黎先生们的装了满脑子蒲鲁东派的空幻的浮夸之词。他们卖弄知识而一无所知。他们轻蔑一切革命的就是说发源于阶级斗争自身的行动，即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又是由政治的方法（例如劳动时间之法定的缩短）所可以贯彻的运动。—— 他们借口无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力个人主义——这些先生们，他们自十六世纪以来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忍受了并且在忍受着那种悲惨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的普通的经济只不过是蒲鲁东式的理想化罢了。蒲鲁东惹了非常的祸害。他的似是而非的批评与他对于乌托邦主义者（当在傅立叶、欧文等等的乌托邦之中也是一个新世界之观念与空想的表辞时，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庸俗的乌托邦主义者）首先感动并诱惑了头角峥嵘的少年、学生，其次工人，特别地是那些莫知所以“简直”是圈于旧染之污的奢侈工人的巴黎人。他们无知、空说、僭妄、多言、唱高调、妄自尊大，主要是在消灭一切，因为他们迅速增加即绝对不与他们的会员的数目相比率的赴会的数目。我将在报告之中暗暗地打击他们。 同时巴尔提摩的美国工人会议大快我心。反对资本之斗争的组织是此地的口号，而值得注意的是我所给日内瓦提出的各项要求的大半均同样地在那里为工人出自正常的本能所提出。 我们的参事会[23]在此地所创立的改良运动现在已经正在风行无阻地越发推广起来。自从它进行以来，我自己常是保持旁观并不对于此事发生什么关系。 你的卡尔·马克思 再者。《工人报》是一个庸俗的报纸，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共和国报》属于我们一班人的，然而暂时（半由于经济的理由半由于政治的理由）变成纯粹的改良的机关报。 我在短时间读了穆瓦兰医生的《生理医学讲义》它是一八六五年出版的；其中有许多妄想并有太多的“构造图”，然而也有许多对于旧来的配药法的批师，我希望你一读此书并把你的意见详以告我。我并介绍特雷莫的《论生物的起源等等》给你。虽写得浪费笔墨，充满着的地质学上的错误，许多文学的，历史的批评的缺点，然而它总包含着超过达尔文的一个进步。 七 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伦敦 亲爱的朋友！ 因为我要马上回答你并且因为你的信恰巧是在邮局关门之后到来（而明天星期日从此发出的信件又寄不出去），所以我想将我的受损害的信件的大要用少数语句总括地说一说。（这种信件的隐匿着实使人不快，因为他决不愿俾斯麦君知晓我的私事。若是他希望知道我对我的政策的意见，那他可以直接写信问我，我一定侃侃而谈。） 因疾病缠绵与因此而起的许多必需之费的结果，我的经济状况愈加变坏了，一种财政危机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光临，这一危机它除掉对于我及家庭之直接的影响外，而在大家应当保持体面的伦敦这个地方，简直使我在政治方面也受损害。你这一方面我所要知道的是：你可知道有任何人或任何几个人（因为这种事情不必要公开的）能以五厘至六厘利息借给我一千塔列至少以两年为期么？我现在所借的许多大借款，付出利息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然而就是这样对于债主，我毕竟不能久持，因此我的家庭一齐塌台的事已经临头了。（我翻译这书时，曾参考李季先生的《马克思传》中编二五四页。——译者）自从我上次给你的信以来我的经常之病又复发，因此我只能十分继续地作理论上的工作（国际联合会的实际工作依然照常进行，并且它是伟大的，因为我实际上是在领导这个团体全部。）下月我将我的著作的起首各页寄给迈斯纳并继续地工作一直到我带着其余稿件到汉堡去为止。无论如何我要趁这个机会来看你。 我的境遇（身体的和普通的阻害继续不断）使我感觉着第一卷应当先出版，不应如我从前所企图两者一齐出版。虽然，现在这个著作大概是三卷。 就是全部著作分为下列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含着前两册。 第三册，我想将它充做第二卷，第四册则充做第三卷。 重新起头在第一册中，即我在敦克尔那儿出版的著作再把他赅括地在论商品与货币的第一章中叙一叙，我已经认为是必要的。我所以认为是必要的，不仅因为要完备，并且因为头脑清晰的人自己不能完全正确地理解，就是对于第一次的说明不能不有些缺陷，特别的是关于商品的分析…… 伦敦英国工联的会议（它的秘书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目下在征求下列的意见：它应否宣言承认自己为国际联合会的英国支部。若是承认的话，那此地的工人阶级的指导权在一定意义上要移转到我们手里并且我们可以十分地“推进”这种运动。 敬礼 你的卡尔·马克思 八 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仓卒数行如下： 一、谢谢你的努力， 二、表示我欢迎这些信和欢迎以前的各信一样。 三、你误解我和恩格斯的关系。他是我的至友。我对于他绝无秘而不宣的事情。没有他，我好久就不得不开始去谋“职业”。我决不希望有任何第三者干预我和他的关系的情形。他自然也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尽力。 四、雅科比医生，如工人们写信给我所说的，是一个极好的市民，因此他绝没方法以我的私人关系相扰。[24] 我应体察我所作为，然而我知道你之能力所能及的，你都尽到了，所以我希望你把这种事情当做已经过去了罢。 我不在《共和国报》上做文章了。 你的卡尔·马克思 米凯尔一派可以长期地等待，一直到他们做了普鲁士的大臣为止。 九 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伦敦 亲爱的古盖尔曼！ 请你注意，你能否把下面的质问书[25]送到《北德意志报》去登载，若是它拒绝的话，那就送到汉诺威其它报纸！这件事对于我是重要的，因为我三两星期之内，实在要到德国旅行，全部注意纪录（Notiz）都有施梯伯的臭味。 在最近几天我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正式的报告寄给你，它现在在当地的一个报纸上用英、法文按号发表。《共和国报》完全宥于改良运动。它的编辑之权掌在十分拙劣的人的手中。我们虽然可以以股东资格出而干涉，然而我们有暂时放任的各种理由。 我们的团体近来与波拿巴氏起了各种争论。越到最近越多。对不起，请你告诉我，李卜克内西在做什么并潜藏何处。 你的马克思 十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日 伦敦 亲爱的朋友！ 这封信的迟滞或许多少有几分理由使我成为一个“坏家伙”的嫌疑。我只有如下的事实做减轻罪愆的理由，就是我几日以来才“居住”于伦敦。在这个中间我曾到曼彻斯特和恩格斯同住。但是你和你的亲爱的夫人现只要通常地找出我的久疏问候的罪过的理由，就足够认识我了。无论如何我从前每天都在你们跟前。汉诺威的逗留，我认为是生活的荒漠之中极华美和极快乐的沃土。 在汉堡除了我无论如何防范，竟还与威廉·马尔相识以外，绝不会做过其它危险的事情。照他的个人的素质看来，他是脱胎而为基督教督的拉萨尔，自然是更少价値。当我还在住在彼处的几天之中，尼曼虽然也曾来谈笑。然而我太被汉诺威的社会的奢侈之习所染，以致要同少数好的伴侣前往观剧以为常。于是尼曼就离开了我。…… 从汉堡到伦敦的海程头一天的天气有点不大好，其余完全都算是好天气。有一个德国的女郎，因她的军人的态度惹起我的注意，未到伦敦的数小时前她宣称当晚她就要从伦敦启行到威斯顿-修珀-梅里去，并且对于她所携带的许多行李不晓得怎样处置。碰巧，安息日那天在英国正缺少相助，更是倒霉。我自己承认到那位女郎在伦报上车的车站去。朋友们曾把这个车站名字同样地写在一个卡片上了。它是在西站之北，这个车站也是我所要经过的。于是我就好像一个好骑士献身于那位女郎以代她之劳。这种献身是被接受了。然而当仔细思量之后，我觉得威斯顿-修珀-梅里是在西南，而我所要经过并人家写给那个女郎的车站恰恰相反是在西北。我曾访求过船主的。不错，那她所去的地方恰恰是伦敦的一个和我相反的区域。但是我一旦应允，就不得不做成好好的样子来干这个不称意的勾当。我把那位迷途的女郎带到她上车的车站，她的车晚间八点钟方开。那我现在就有责任了，于是就同这位小姐到海德公园去散步，坐在饭馆里等等，白费了六小时工夫。结果才晓得，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俾斯麦的外甥女，他曾在柏林和他同居几个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因为“我们这样勇敢军队”的家庭就是充分地供给高贵身段的贵爵的。她是一个活泼而有教育的少女，但是贵族并且脸上的黑白斑点直到鼻端。当她晓得她是落在“赤”党的手中，她不胜惊讶。然而我们的邂逅已经“平安无恙”地过去了，这是我使她快慰的，而她也活泼而健康地启行到她的目的地去了。你想，这在布林德与其他俗流民主主义者看来是我和俾斯麦的阴谋的怎样的好材料！ 我今天已经寄去二二四页的修正稿。这个稿件大半是我从恩格斯那里取来的，它对于这个著作非常满意，特别地有四五十页他发见了它写得十分易于了解。他的批评使我安慰，因为我的著作常常使我不满足，特别地是当开创的一种见解的时候。 再会！ 你的卡尔·马克思 译者附白：我本打算把这本书信集中从“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的信”以后，择译出来以飨读者，因为自此以后的信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博大精深的知识之优越的兴趣”。但因前面有一封关于马氏与俾斯麦的一段间接的故事，不忍舍去，故从头译起。 注释： [1]我们这里所发表的信件是马克思写给汉诺威尔（Hanover）一个笃敬的朋友古盖尔曼博士，博士为他尽过重要大的劳力，特别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助其打破死守沉默的阴谋，得于他自己的努力，博士是德国科学界中首先容纳这个著作的。 [2]Sometime——马克思对于英法文写作与说话都同德国语文一样地好，易于把那些语言（指英法语——译者）的句子和表词运用在他的德文著作之中。若是把他全行译出，那或者是有点拘泥了；若是通统不译，有许多地方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或许是困难的。我们已经把那些在关系上是必要的并且我们认为它是一般所不知道的外国字译出来了。 [3]国民经济的基本原理。 [4]“Luintaessentia”为拉丁语，核心，精粹。 [5]马克思自一八五八年以来给它做文章。 [6]公事房。 [7]国际工人联合会就职演说。这一演说，是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以马克思所已隶属的临时中央评议会的名义提出于奠定国际基础的马丁大厅（Martins）中所开的大会中并一致通过的。 [8]工会。 [9]加里波第曾于一八六四年春季访问英国。 [10]群众大会。 [11]北美合众国。 [12]详细地。 [13]有些关于个人的不重要的事件我们已把它删去了。 [14]《工人辩护士报》。 [15]《人民论坛报》。 [16]《国际工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 [17]普通选举权的。 [18]社论。 [19]据此看来显然指着米凯尔（Miquel），他是一八六五年奥斯纳布吕克（Osnabrick）的市长和奥斯纳布吕克省议会议员。缪塞曾经居过同样的地位。 [20]毕尔格尔斯是共党同盟的党员，属于一八五二年科隆共产党大诉讼案的被告人并被判决六年要塞监禁（Festungshaft）。 [21]离散。 [22]在日内瓦会议里面因总参事会的提议遂讨论和决定以下各问题：国际的规则与组织；国际的工作统计的准备；关于经常工作时间；童工的限制；适当的学校教育的实施；同志协社；职工会；直接税与间接税；专制主义的俄国之斗争；民主波兰的恢复的必然；常备军的各种决议案的准备。已经被采纳的各种决议还要由我们差不多逐字逐句的承认并且今天那些个极明晰、极精准的还是那用少数章句表现此等问题的文件。 [23]获得普选权的选举的改良运动。 [24]若是此地要提到的亚伯拉罕·雅科比的事，则马克思后来把他对于他的批评已经修正过了，为从一八七十年的一封还待发表的与他的信中推论来的。 [25]质问书如下：致《北德意志报》编辑。我以为5522号的贵报所载的十分之八陷于恶感的注意记录：“居住伦敦的马克思博士……好像时运来了要旅行大陆（指欧洲大陆而言。——译者）为此事变（最近的波兰叛乱）做宣传似的。”是一种我所不知其为何种事件之警察的阴谋制造品。
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哭泣集》（TheCry） 《饥饿集》（Hunger） 《宣言集》（Manifesto） 《深思集》（Reflections） 《哭泣集》（TheCry） 几乎人人都认为，民选政府代表人民，人民通过投票民主地选出政府。但其实是少数有钱人选出了政府，他们利用金钱的力量控制了选举。因为金钱买下了媒体，媒体时代，谁拥有更多的电视节目时间，谁就能控制人们的心理和思想。少数有钱人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控制人民。通过这种控制，让他们所选择的领导人和政府通过选举而当选，不仅通过政府来控制人民，而且通过议院和国会通过的、有利于少数富人牟利的计划和目标、使得富人更富的法律来控制经济，并且通过他们所选择的政府和领导人来控制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控制全球局势和全球经济。《哭泣集》（TheCry）这本书中的一些诗，是关于有钱人如何控制一个国家的内容和方式。（阿里夫·维卡） 我不是哲学家，但我的诗对它们有一种现实的、带着同情的洞察和触知，因为我看见、思考并反思我所理解的这些思想，并且在我的诗中，我的诗是社会、世界、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我个人所见所感——事物是怎样，以及应该怎样——的生活经历的一面镜子，这些诗不是训诫、布道或说教，而是一个思想者的思想的反映。这个思想者以开放的理智、思想和心灵看待和感受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一切，并在诗中展示其本质——我是谁，什么原故和为了什么而存在、活着。 《饥饿集》（Hunger） 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你用这种力量改变事物的手段，也抗拒别人试图改变你剥削你的那种力量。知识来自对现实以及现实背后的现实的理解，因为剥削者的真正力量决不在你面前显露，所以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或看不到的事物，你就无法抗拒或予以改变。我的诗集《饥饿集》（Hunger）中的一些诗，就是描绘剥削大多数人这种现实背后的现实的图像。 《宣言集》（Manifesto） 我的诗集《宣言集》（Manifesto）里的诗作，乍一看可能会让西方读者认为是反西方的，其实不然。它们是关于我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因为富人利用社会-经济-政治-哲学，让自己更富有，而人民——穷人付出了成为穷人的代价，用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眼泪，让富者愈富。 我的诗集《宣言集》（Manifesto）里所有的诗，都反映了穷人生活中的眼泪和伤害，而富人将通过阅读我的诗歌来洞察穷人的眼泪与伤害，因为我的诗仍然贫瘠，所以我的诗反映了世界和我的贫瘠，以及穷人受到的伤害。 《深思集》（Reflections） 我是巴基斯坦诗人阿里夫·维卡（ArifViqar），过去33年里写了上千首诗。这本诗作《深思集》（Reflections）里的诗篇，是我对现有政治制度和政客们，以及他们给人民，给世界上普普通通的朴素、诚实、勤劳的人民带来的后果的深思，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政治就是政治。人类和人性到处都一样，而当今世界的政治以及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对那些不理解、不明白或没有手段可用以抵抗的人们的压迫、剥削，以及利用，因为他们——这世上的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日常生存的竞争中，为了让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人有饭吃，有衣穿。 我的诗作《深思集》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腐败的政治制度，腐败的政治，以及给普通人带来的后果。
第二章汤姆·孟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二章汤姆·孟沙 汤姆·孟沙长得身材高大，肩膀宽厚，皮色有如陈年的红木，头发髪曲，鼻子笔直，嘴唇丰满。他正处在一个不平常的时代，渐渐体会了生活的意义。二十年前他还是个一字不识的弗吉尼亚小奴隶，看来他的命运就是长大成为一个头等的农奴，拿到拍卖场上卖个一千五百元决无问题。他脾气和顺，干活勤快，除了想当个监工以外，对自己的命运再没有更大的幻想。 他从来也没有起过要逃跑的念头。有些黑奴逃到北方去了，可是他听说他们的境况也很艰难。他的主子是个好心人，给他吃饱，也不叫他过于劳累。就在战争的前一年，还允许他跟一个秀丽的混血姑娘结了婚，并且派给他一所小屋。汤姆觉得生活倒也挺美，后来，突然战争打乱了一切。当兵的开过种植园，把他也拉走了。他从此就看不见他年轻的妻子了，也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 他们交给他一把枪，叫他站岗。他过去也时常用老式的猎枪出去打猎，可是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家伙。他小心谨慎地捧着枪，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敢开不敢开，特别是对着白人开。后来有一天黄昏，来了一个白人。汤姆知道，这样靠近营地的地方，这个人是不应当来的。他有责任要盘问口令，就带着犹豫的口气喊道： “什么人？” 那白人傲慢地望了他一眼，只管冲着他走来，叫他闪开。 汤姆这一辈子来，对白人的话总是乖乖的服从。这一回他可没有了主意。他直瞪瞪的望着来人。那人又魁梧又骄横，衣着相当讲究，一派自命不凡。作为一个士兵，汤姆有责任把来人拦住。可是他有这个勇气吗？不知班长会支持他呢，还是会打他？或者还有更重的处罚？汤姆又犹豫了一会。他连那个家伙外套上的丝带和亮晃晃的钮扣都看见了。于是他端起枪来，瞄准了一颗大大的黑钮扣，把扳机一勾。只觉得一阵天崩地裂。他看见那个挨了枪的家伙满面是惊异和苦痛的神色，全身一震，就停住了。黑色的外套顿时就染红了——整个儿胸前都是粘答答的鲜红一片。只见那人摇摇晃晃，缩成一团，倒在地下，就一动不动，死了。 汤姆慌了，起初他转身想跑，但后来还是守在岗上，向闻声赶到的白人班长作了报告。班长好奇地对他看看，却没说什么。从那一天起，汤姆·孟沙就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是变得意气扬扬，不是变得满心欢畅，而是变得愈来愈严峻、愈来愈坚决，他变成了合众国军队的一名战士。 汤姆随着北军开进了田纳西，然后又长驱直入佐治亚。晚上，他在军营里慢慢的学会了看书写字。一八六四年，他随着休曼的大军从亚特兰大进军到海边，一路抓来就吃，把吓坏了的白人任意驱使；到十二月，那浩浩荡荡的大队士兵和难民到了萨凡那。部队命令他退伍，他留在当地，彷徨不定，更觉得有点迷惘，这样混到一八六五年正月，休曼向获得解放的黑奴开放了海岛的土地。汤姆丢下了枪，一路流浪，走遍锦绣的田野，渡过耀亮的大海，最后在皇家港和波福之间选中了一小片土地，买了一头骡子和一些农具，还盖了一所小屋。他成了个农民了，是个有地的人了。他不仅获得了自由，还在谋自己的生活。他狠狠的独力干了一年，除了玉米和麦子以外，还收了不少棉花。 后来，几乎连个事先的通知也没有，政府突然没收了他那片小小的土地，把它还给了先前的白人业主。他永远也忘不了命令下达的那天夜晚。他说什么也不能相信。他的政府哪儿能这样对待他呢！可是那自由民局派来的霍华德将军明明淌着两行热泪，站在黑沉沉的辽阔的棉田里，结结巴巴的告诉了大家。黑人们还举着火把，流泪唱道： 我的苦难深重有谁知呵——有谁知！ 他先向白人业主租地耕种，可是过不多久就心有不甘了。他的收成倒是不坏，可是分起收成来他总会上当。各地种植园主对佃户的压榨都在日益加重。奴役又在一步步恢复了。 他朝着落日，向西流浪，随处干点零活，有时在兵营，有时在农场。后来，既没有什么打算也没抱着什么希望，他又回到了沿海地区，在查尔斯顿当上了一名码头工。汤姆从来也没有见个这样大的城市。堂皇的大厦、宽阔的大街，叫他都看呆了。就在这些街上，卡尔·许尔兹和切士法官向黑人群众作过演讲；在这儿，每条船上都要载来许多北方商人；也就在这儿，修改了意在继续奴役黑人的《黑人法典》。 一八六七年夏天，黑人选民要举办登记，外间纷纷传说黑人要参加政府，开办学校，说不定还要收回海岛上的土地——他们认为那些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当时汤姆在码头上当装卸工，港口的来往贸易正在飞跃发展。他加入了装卸工人工会——那是自由黑人在战前秘密创立的，如今在一天天壮大了。 就在这时候他第一次遇见了蓓茜大婶。这个高大、枯瘦、长着一对火热的眼睛的黑女人，看见了他就像发掘到了一个可以传授自己智慧的人材。谁不知道蓓茜大婶呢，她是个黑女巫，容貌森严，从不轻易开口，眼睛不露锋芒，然而能看透人心。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细、她的年龄，可是早在战前她就自由自在，来往无阻，据说，为了要剥夺她的自由而送了性命的白人何止一个。高门贵第的种植园主家庭多半把这个不苟言笑的黑女人当作了心腹，谁家要是请不到她，在社会上就是个非同小可的耻辱。她又是看护妇又是收生婆，又是相士又是先知，又是忏悔师可又是个大灾星。她对卡罗来纳世家大族的家事秘闻知道得比谁还多。她跟奴隶不相往来，然而对他们十分了解，她难得吐露的一言半语，在奴隶中间无异是法律。在战争期间，她不再去串门效劳，却飘忽的往来于两军之间，传递消息，供给情报，出谋献计；可是双方都拿不准她到底是向着哪一边，背着哪一边。 黑奴解放以后，蓓茜大婶不再重操旧业，不再给财主们当仆人和谋士，而决心给解放了的黑奴做引路人。无论是工作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家庭问题还是生活问题，她都给予指点。她不断为他们寻取“做工挣钱”这个立身之基，使无根无依的奴隶都能独立自主、落地生根。她不但成了慈善团体和工会背后的有力人物；就连教徒和牧师，经她又是威胁又是许愿，还施展出了上古遗下的非洲式的奇能异术，结果也都一致唯她是从。 她很早就留意于汤姆·孟沙；为他的前途指引方向。汤姆在码头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寄宿，住的正是她家的小屋。汤姆当码头工收入不错，他的工会也相当壮大，因此他就想到了结婚成家——也说不定是蓓茜大婶让他想到了这些。他跟蓓茜大婶相识了这些时候，很少注意蓓茜大婶还有个女儿，一直躲在背后，却把小小的家收拾得整整齐齐、点尘不染。这个身材苗条的黑姑娘，也跟她的母亲一样沉默而能干。关于她的父亲，谁也不明底细，不过从母女俩身上也看不出有白人血统的迹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回家很早，虽然疲劳却很高兴，口袋里装满了工钱。小屋里很凉快，除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姑娘以外没有一个人影。这户人家向来就不大有客人，今天连蓓茜大婶也没在。汤姆饱饱的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舒舒服服往椅子里一躺。姑娘悄悄进来，请他再添点儿，汤姆抬起眼来正要辞谢，两人的视线碰到了一块儿。姑娘往常总是避开他的眼光，可是今天他们的眼光却粘住了。姑娘的眼睛长得又大、又黑、又美丽，蕴藏着一股惊醒了的热情。汤姆笑吟吟的伸开双手，姑娘迟迟疑疑的滑进了他的怀抱。她刚要把嘴唇凑上去，却猛然往后一缩，直瞪着汤姆的背后。 蓓茜大婶不慌不忙的进来坐下。姑娘想要挣脱汤姆的拥抱，可是汤姆紧紧的抱住她不放。老太太和小伙子相互瞪了半晌。后来，汤姆含糊说道：“密兰迪跟我打算要结婚了。”蓓茜大婶对女儿瞧瞧，姑娘浑身哆嗦，把脸藏在汤姆油污的衬衣里。蓓茜大婶慢慢的透出了笑容，若无其事的吃她的晚饭。这样，汤姆就结了婚。那时商船正在赶运货物供应南方空空的店铺，码头上出入繁忙，汤姆当装卸工有的是活儿干，也挺能挣钱。妻子，就在家里管家。 一八六九年，汤姆·孟沙听说有个叫劳勃·艾略特的，在州首府哥伦比亚召集了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他去参加了，有好一段路还是靠两条腿走的呢。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了一个学识渊博的黑人领袖——看起来也像个庄稼汉，黑黑的皮肤，一头鬃鬃的短发，然而不仅穿得漂亮，而且还会说白人那样流利的英语，还有白人特有的那种自信的神气。这个人是他的同族，可是在他的面前，汤姆心里却觉得很不塌实、很不自在。他不知道能不能信任这个黑人，只是听他说；这个人说的话，汤姆觉得似乎很有道理。 等了好久，汤姆还是没有机会跟艾略特见一次面，或者作一次个别谈话；不过他已经有了个想法，想跟艾略特一起工作，想把自己锻炼成艾略特所需要的那种助手。大会要求，雇农应该分得收成的一半，另加每天一块钱的工资。可是关于选举权和计划等等，似乎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一八七一年，汤姆去参加了在哥伦比亚举行的全国有色工人工会的会议。会议的主席是佐治亚的亨利·透纳——这位领导人真使孟沙兴奋极了。他现在明白了工人组织工会可以干出多大的事业。他在自己的工会里积极工作，后来就成了这个拥有八百名会员的工会主席。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他极力改进工会斗争的方法，加强工会组织，设法把木匠、泥水匠、大车工人和其他技术工人都吸引到工会的影响下来。 一八七四年，南卡罗来纳展开了争取改革的斗争。汤姆不了解当时的局势。原来北方起了恐慌了：社会上在猛烈抨击南卡罗来纳州政府贪污减职。学校开办了，却没有经费。政府为农民征购了土地，出售了两千块小农田，交易中却发生了舞弊。纳税人纷纷集会，痛加指责。对这一切，孟沙都不大了解，心里也没有个谱儿。谈到什么捐税啊，铁路啊，公债啊，他听着都不懂。他自己没有产业，当然不用付税，可是那些大地主，向他们征了税他们也不付。贪污，却是汤姆懂得的。假如州政府经费不足部是由盗窃、贪污和舞弊造成的，那就应该制止这种不法行为。看来工人运动还应该扩大规模，不仅要争取增加工资，还要去制止舞弊——这个想法渐渐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因此，看见蓓茜大婶突然打破了她一贯的沉默，他就用心听着。 蓓茜大婶的话很简短：“这世界真要完蛋了，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刚才自由民银行倒闭了，我的九百块钱也落了空。帕特逊之类‘带手提包儿的‘北方佬，简直是见什么偷什么。摩西之流的南方白小子，非下台不可。盗窃行为应该制止。目前唯一的救星，就是上流白人。你应该去当议员，选白人贵族来管事。只有白人贵族和黑人工人，才能搭救卡罗来纳。” 因此汤姆就去竞选州议会议员，并且当了选；也正是在这一届选举中，力主“改革”的张伯伦当选了州长。汤姆永远也忘不了他踏进南卡罗来纳州议会众院大厅的那一天。事实上会堂经过修建，在格调上早已沾上了浮华过火的气味，远不如当年壮观。可是在这个弗吉尼亚庄稼汉的眼里，那已是绝顶的辉煌，看得他凝神屏息：那金光闪闪的圆顶，那富丽堂皇的板壁，还挂着许多傲岸自负的人物肖像，那围成半圆形的一排排桌子，——人们有坐着的，有懒洋洋靠着的，也有伏在桌子上的。不应该光说“人们”，应该说是各色俱全的一百多人：有黑色的，有赤褐色的，有黄褐色的，有奶油色的，也有白色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叫他都看呆了。他以前固然也听说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来也没有当过真。这许多人坐在一起，简直无分彼此。 主席台上有个黑人，向一个白人点了点头让他发言。一个黄褐色皮肤的人插进来问了句什么。黑孩子和白孩子满厅奔跑，传送字条和书本。大厅那头有个赤褐色皮肤的人睡着了，旁边有个白人在写些什么，汤姆的心兴奋得快要蹦出来了。这儿真是别有一个世界。在这儿，不管肤色深浅，尽管衣着各别、口音不一，人可毕竟是人。他们在作些什么呢？他帮他们干些什么好呢？ 在这儿他又看到了劳勃·艾略特——如今已是本州众院的议长了：穿着精工缝制的衣服，满口急促的英国口音，一副显要而又老练的神气。他也是黑人，然而形容举止完全是绅士的气派。艾略特不久前才卸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大家都在纷纷谈论他和亚历山大·司蒂芬斯的那一场辩论。汤姆在休息室里，听凯因老爹叙说了事情的原委。凯因老爹是个满腮胡子的弗吉尼亚黑人，特地辞去了布洛克林一所教堂的圣职，来援助南卡罗来纳的黑人同胞。艾略特卸任，凯因老爹正好上任。凯因老爹说： “那天，会场上坐着当年南部同盟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司蒂芬斯，看去又干瘪，又瘦弱，一无表情，活像一副骷髅，然而他却是当年向全国挑战、造成四年战祸的那个强大的南方的代表。几年来他一直被拒于国会之外，可是这回居然混了进来，坐上了议员的席位，他对北方的敌意、对黑人的轻蔑，依然原封未动。但是今天他毕竟得听一个黑人议员发言。 “会场里鸦雀无声。艾略特是个极有风度的人物，举止优雅，讲话条理分明。全场听众都探出了身子留神细听。司蒂芬斯坐在那儿木然不动，艾略特用手指着他，说道： “‘各位，自从这位先生宣布成立一个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政府而震动了整个文明世界以来，至今还未满十二年。历史的发展，终于扫除了这个建筑在贪婪、骄横和暴虐之上的伪政府；当年被这位先生踢在一边无情践踏的黑人，现在要来跟他对阵辩论；我们黑人认为：过去压在我们头上的暴君，起初阴谋使政府顺从其维持奴隶制度的卑鄙目的，阴谋不逞，又妄图颠覆政府，这帮暴君根本不配享有目前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该归于那些虽处在奴隶制度的黑暗时代，而仍一贯忠于自由、忠于联邦的人们。……’” 汤姆对他的黑人领袖慢慢产生了信任，觉得他们只要团结在一起，可以无往而不利。他认识了好一些人：有过去做过奴隶、为人粗鲁、不通文理、然而十分正直的佩佛利·纳许；有以前他也见过、现在是州最高法院黑人法官的宾夕法尼亚的赖特；有自由人出身、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的风度翩翩的卡度佐；有州参院议长、威严而机灵的伦西尔；有全凭自学、虽然脾气生硬、却很得人望的史毛尔；有牧师兼编辑的理查德·凯因。 汤姆所一向看到的现实世界，自然是大种植园主的世界。在汤姆的眼里，大种植园主是一群稀奇的人。他们有个共通之处，就是有礼貌、有风度、受过一定的教育，而特别是：他们知道外边还有一个更辽阔的世界。他们都出过远门，有些人还到过欧洲；他们对华盛顿啦，费城啦，纽约啦，个个都很熟悉。最使孟沙暗暗惊异的，是他们那种自持的能力，是他们观察世界、指挥自如的那种镇定的态度。他说不上这是装腔作势呢，还是真是一种大权在握的气概；他猜想两者都有点儿。总之，发号施令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他们对一切人都要求绝对服从——对家人如此，对周围的穷苦白人如此，对奴隶更不用说了。 如今在这个会场里的，有像他这样的庄稼汉，也有白人绅士和穷苦白人，另外还有一些黑人——其中有几位也挡上了一道彬彬有礼而冷漠的高墙，跟孟沙和白人种植园主间的那道高墙一模一样。事实上，孟沙觉得那可能就是一码事——是教养有素、交往广泛的结果，是游历、见闻的结果，是读书的结果。他又忍不住想：这些贵族之所以彬彬有礼，恐怕未必是种族不同的关系，而是受过教育的结果吧？很可能是这样。他虽然经历不足，不大懂事，却很想跟这些黑人谈谈。不过目前最要紧的是：这些不同身份不同肤色的黑人，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等级的白人，一起治理着南卡罗来纳，建设着一个新的世界。他真想跟他们一起工作，可是怎么去做呢？他能做些什么呢？ 后来，过了些日子，汤姆对这种场面就渐渐看惯了。他看到满场鼓噪冲破了寂静，也看到有人暴跳如雷。不过事情还是办了起来。他热心听取一切发言。不过他想了解的是全盘的情况。根据辩论，根据报上的消息，根据道听涂说，他不久就意识到局势的发展却很不对头。 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固然，汤姆也投票赞成给穷苦白人和黑人分配土地，赞成开办公立学校，赞成发放养老金和救济金，赞成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标准。可是他那些制订法律的同事，却多半认为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他们所热衷的是税收、公债、借入北方资金、选举政府官员。对这些方面的事，汤姆懂得很有限，不过他看到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出售土地有欺诈行为，学校都缺乏经费。他对于公然的收买和行贿感到十分气愤，看到有许多不老实的家伙——有黑人也有白人——明明是受了贿赂在投票，或者在替人干不法勾当。有一次孟沙对旁边一个赤褐色皮肤的人说： “这里边有舞弊！” 那位是个小商人，他冷冷的瞧了孟沙一眼：“你是哪儿的人？”汤姆告诉了他。那人迟疑了一下，一边起身退席，一边说道：“挣一万块钱一年的人不偷也成。这种人要老老实实可以办到。可是挣一百块钱一年的，不偷就得饿死。据我知道，那边那个鬼鬼祟祟的黑小子，去年一年的收成才卖了九十七块钱！” 那人走后，留下汤姆独自深思。有一回他沿着海湾，漫步走到很远的乡下。绕过一个灌木林，冷不防撞上一个黑人，坐在树荫里啃一只才烤好的小鸡。那人皮肤乌黑，衣衫破烂，却悠然自得。他坐在一根大圆木上，若有所思地把汤姆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儿很讨人喜欢，眼睛老是含着笑意。 “你要知道我这小鸡是哪儿来的吗？老实告诉你吧，老兄，是偷来的。是从布雷铿立治老头的农园里偷来的。坏事？胡说！我说这算不得坏事。是要冒点儿危险，不过算不得坏事。白人偷了我一辈子，现在我要收回点儿。不过是收回点儿罢了。干活？我这后半辈子打算干的活儿我早就干完了。我就想好好歇歇，顺手就偷点什么吃吃。干活我可是干够了。我不是已经自由了吗？自由，不就是不爱干就可以不干吗？我从来也不爱干活，永远也不爱！为了我的亲人？我哪来的亲人！我从来也没有亲人。什么人也不来管我，我除了自己也什么人都不管。要坐牢？行啊，坐着不用动一动，自有白人来管我的饭。揍一顿？不成，不成！现在白人再也不准打黑人了。一枪送我归天？那可没准儿。可是我说老兄，我要上了天，你知道我打算干些什么？ “我要站起身来，老实不客气的把上帝数落一顿。我要说：‘上帝老爷，你掌管的事也许你要比我清楚。不过依我看哪，你办得可不大高明。我觉得你简直是胡搅一通，把世界弄得一塌胡涂。好人挨饿，坏蛋饱肚；无赖享福，圣贤吃苦。真是一团糟！就瞧我吧：生下地来两手空空，挨了一辈子饿，受了一辈子打，当了一辈子牛马。后来你给了我自由，我多么感谢你呵，又是欢蹦，又是祷告，又是高呼！后来你又告诉我，说是我没有自由，还得干活。呸！呸！我才不干呢！哪怕要用火刑烧我千年万载——你也只管烧吧。我还是一百个不干！不管烧我多久，反正我咬紧牙关不干。'” 汤姆作了个苦笑，默默地转身走了。那人满嘴鸡肉，油汁直流，肥大的脑袋向后一仰，呵呵大笑。 “听不进去了是不是，老兄？你要拯救世界你就去救吧，你要不怕烦恼不怕发疯，你就去！”说罢，他腰板一挺，胸脯突前，顷刻换上一副恶狠狠的凶相。“你要是去报告警察，可饶不了你！” “我不会的”汤姆说着就管他走了。 一八七六年五月，汤姆指示柯尔敦郡的农业工会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一下，逼得农场有颗粒不收、宣告破产的危险。后来工人终于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是胜利不大。到八月，正当收获的季节，他领导下的波福郡工会（汤姆先前那一块田地也就在这里）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那儿的工人工资极低，又经常遭到克扣。罢工工人囚禁了大批涌来顶替他们的工贼，还打退了郡长率领下的地方团队。可是结果罢工领袖都被逮捕下狱。 这时候孟沙犹豫了。他工会的罢工策略不灵啊。不用暴力是办不到的，因为不用暴力的话，罢工就会让工贼破坏。贫困造成了那么多的工贼；种植园主和商人又都虎视眈眈，只要抓住一点借口，就会把工会领袖逮捕。 孟沙一边还是在议会里照常议事，可是似乎也没有多大成绩。他支持张伯伦州长，也拥护他的改革方案。可是，一看见艾略特起来反对张伯伦，而白人的市商会又对艾略特大加赞许，汤姆踌躇起来了。黑人领袖也分裂了。有些领袖渐渐认识到他们是受了南北合流的一伙银行家和实业家的利用，这一伙人意在卖掉公债，对黑种工人并不真正关怀。汤姆面对着一八七六年的选举，不知所措。 汤姆所想不明白的是：收入到底是怎么决定的？为什么善良勤劳的人那么穷困，而不事劳动的人却又那么富裕？遗产倒也算得一回事，他觉得那虽然不太公平，至少还讲得过去。可是这些暴发户，这些对生产、对社会都看不见有何贡献的游手好闲的新贵，为什么他们这样快就发了财；而黑白工人劳累终日还是一贫如洗？缺少学问固然是个重要原因，然而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汤姆再三提出要改善学校，可是这就需要更多的经费。他投票赞成设立养老院，可是经费又没有着落。他主张政府收买大种植园，把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可是，就算能筹措到这一大笔经费，也找不到那么些正直热心的人来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汤姆心里还是打算支持张伯伦——何况后来艾略特又放弃了敌对立场，跟在张伯伦后面，打算竞选总检察长。艾略特从前是个工会领袖。张伯伦本人现在的立场如何呢？反对盗窃反对贪污，这是不用说的；可是在其他方面又怎么样呢？看来张伯伦是个明理人，一定得跟他谈谈。等了好些时候才有了个机会。那是一天下午，在议会大厘的台阶上。汤姆举了举帽子，道了声叹。 那个高个儿、秃脑袋、穿得体体面面的州长，热忱而有礼的停下了脚步，一时也有点迷糊，只记得这个黑人是他的拥护者，却记不清是哪一位。他觉察到这个黑人是真心诚意想要问些什么。 “州长大人，你铲除贪污舞弊，我是完全拥护你的。你打击了摩西这个卑鄙的南方白人，还有惠柏尔这个黑人盗窃犯，我也感到很高兴。不过我想要知道的是：我们杜绝了这种盗窃行为以后，贫困的现象是不是就能从此消除？” 州长微微一笑。“《圣经》上不是说了吗：‘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是啊，大人，这句话我也读到过。《圣经》上只说我们有穷人，可没说我们非有穷人不可啊。我还老是在想：我们黑人难道就永远得这样穷困、这样愚昧、这样病弱？” “喔，不会不会，黑人的状况会慢慢改善的。不过，懒汉、罪犯，这也总是难免的。” “一点不错，大人，这两种人在我们中间是有不少。不过使我担心的倒是：拿我们全体黑人来说，我们所以会有这样的处境，你说主要是由于我们好偷懒做呢，还是更主要是由于地主和警察的迫害？” 州长默然了，汤姆又接下去说：“如果真正的原因是受到迫害，那我们该怎么对付呢？我们总得采取一些措施。近来我就一直在组织黑人，让他们勤勤恳恳工作，然后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合理的工资和比较固定的……”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搞工会的。你听我说，孟沙：你走错了道儿了。这套玩意儿在北方的外国人中间挺时行，将来可是要制止的。你总不能逼着人家把自己的产业都一股脑儿送给你呀。你要是嫌这里挣得太少，那就换个码头好啦……” “可是大人，我所说的是我们应得而未得的工资，是不属于他们而让他们抢了去的财产，再说我们也不能离开这儿，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就是呀。那你还抱怨些什么呢？哦，想起问你一下，这些外国人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方面的书籍？” “社会主义？没有，大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说的是：农场工人很想好好过活，可是一天只能挣上五毛，有时还干脆不给，胆敢叫苦就得坐牢。大人，为什么……” 可是州长瞧了瞧他的大银表，打算走了。“对不起，孟沙，我还有个约会。能跟你认识真是高兴。可是那工会的事儿，劝你还是趁早撒手——我们的国家可是个自由国家。再见啦！” 汤姆直瞪瞪的望着他的背影。这样张伯伦就失去了一个真诚的拥护者。汤姆于是就决定听从蓓茜大婶的意见，转而求助于民主党人——至少要求助于其中一些最开明的领袖。 他想起了艾略特在一八六九年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还有他在国会中的演说。他决定将自己心里酝酿的计划去跟艾略特商量一下。那与其说是他的计划，倒不如说是蓓茜大婶的主意。蓓茜大婶总是那么稳重、冷漠而从容的，把汤姆在地方上和议会中所干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她的话头老是要转到一个题目上：汤姆应该去跟布雷铿立治上校商议商议。上校夫妇俩都是“高门贵第”，他们说话虽然严厉，却十分坦率，而且言出如山。对艾略特她不敢信任，对这些受过教育的北方“黑鬼”，她哪个也不敢信任。那些“高门贵第”的南方贵族，只要好言相求，他们是能够领导黑人、也肯于领导黑人的。自从汉堡暴动发生以后，蓓茜大婶就恨透了格里和巴特勒。他们代表的是内地的白人农民，主张使用暴力。罕普顿吗？——嗯，只要布雷铿立治肯拍胸膛，也可以将就。他不是南卡罗来纳入。他是密西西比州来的，“黑人地带”的奴隶主全都不是东西。 后来汤姆被提名为一个重要机构“土地与劳工委员会”的委员，他同黑人领袖们商议的机会终于来了。开过了几次例会以后，有一次他发现跟他在一起的正是艾略特、凯因、德拉奇等几位他想要请教的黑人领袖。他在会上一向不大受人注意，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年轻、腼腆、从来没有发过言。可是那天正要散会的时候，他却鼓起勇气要说几句，大家就很有礼貌的听着。 “各位，”他迟迟疑疑的说，“我可以说几句吗？我也跟你们大多数人一样，一向是竭力支持张伯伦的。他掌握了北方的商人，又自以为控制了我们，连种植园主也差点儿让他抓在手里。真要让他抓住了的话，只怕我们也已经完了。也是鬼使神差，民主党可并没有支持张伯伦，也没有对他停止攻击，而是跟从了‘顽固派’，提名罕普顿为州长候选人。结果怎样大家都是知道的。暴乱，凶杀，带枪的白人到处横行。可我们难道就摊不出一张王牌？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可到底不是铁路和捐税，而是活儿和工资。为什么我们不把黑人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去联合种植园主呢？不是去联合暴发的新贵，而是去联合古老的名门望族。我的岳母蓓茜大婶一直口口声声这么嘱咐我，她特别提出了布雷铿立治上校。” 顷刻一片寂静，大家都沉吟不语地望着汤姆。这个主意不算是新的了。废奴革命结束后第一批提出的建议中就有这样一个方案；方案是北方的传教士提出的，北方的工商家又大力支持。可是很少人能理会到其中的困难：谁能去跟种植园主说呢？种植园主现在又算是什么人呢？黑人的政治领袖，无论是受过教育的北方人还是初露头角的解放黑奴，都是以前的奴隶主认为大逆不道的。一向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解放奴隶固然可以去找以前的主子，可是他们只能去祈求，只要主子一声吩咐，他们什么都可以让步。 可是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人：虽只是个二三流的政治家，然而是一个工人，是一个工会负责人，要知道目前对多数大地主来说，工人得力与否就是决定发财与破产的关键所在。何况，这个人又有个极难得的门路，可以去找一个有头等势力的种植园主。艾略特也听说过蓓茜大婶，凯因还认识她呢。 艾略特却表示怀疑。他肯定认为现在干什么也来不及了。种植园主、商人和内地的白人农民，他们早已相互结成了联盟，只要得到北方的默认，黑人的命运就算定了。当然，这些想法他并没有说出来。委员们只是沉默了好一阵，后来主席表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过此时此地讨论似有未当。……”这样会议就结束了，委员们慢慢散去，留下孟沙，觉得又是失望又是羞愤，过了一会，才发现有几个委员留在他的身边，似乎还有话要说。 艾略特、凯因、还有戴拉奈，都在那儿。他们一个个走了出去，先后站住，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找了个外人偷听不到的地方，一同坐了下来。他们细细打听了汤姆的身世经历，对蓓茜大婶似乎特别感到兴趣。他们都知道布雷铿立治家，布雷铿立治是卡罗来纳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尊贵清白的门第。他们是不屑同巴特勒、格里和那些“顽固派”一鼻孔出气的。可是，如果情况再不改变，再不马上改变，他们家眼看就要破产了 艾略特若有所思地望着孟沙，说道：“我看恐怕来不及了，只怕无补于事了。这些旧日的贵族即使目前还没有妥协，很快也就会妥协的。不过孟沙，你提到的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兴趣，那就是工人的组织。那些白人波旁计划里的薄弱环节就是劳工问题。假如北方不加干预的话（按目前的情形来看大概也不会干预），他们能够剥夺黑人的公权，而且恐怕就要下手。可是南方也需要劳动力，需要悄悄愿愿的黑种工人来收割庄稼，战后物价高昂，种植园主对这种机会怎么肯放过呢。假定——这不大可能，不过假定我们可以通过布雷铿立治之流，使参加工会的黑种工人和旧日的地主贵族联合起来，那怎么样呢？这固然不大可能，可是……真的！很值得一试！孟沙，你为什么不去找布雷铿立治呢？” 凯因插进来说：“有什么用呢。说真的，据我知道他们已经什么都决定了。就在这个月里民主党要发动一个运动，实际就是掀起一场种族战争。七月在汉堡，九月在本城和埃金敦，都发生了屠杀黑人的事件。张伯伦想在自己的竞选会上说几句也不成，白人拿着武器，到处示威。罕普顿打算在南卡罗来纳实施《密西西比计划》。白人商人和内地农民都拥护了他，要是华盛顿再换上一个民主党总统，我们就算输定了。” “可布雷铿立治是不是拥护他呢？罕普顿支配得了那些种植园主吗？反正去问一下又碍什么事呢？”艾略特转身向孟沙说：“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好歹试试吧，孩子，好歹试试吧。”说着提了握孟沙的手。 “什么时候去呢？”汤姆问。 “这就去，”戴拉奈说。 汤姆马上站起身来，可是戴拉奈拉住了他。戴拉奈是个黑人，在北军中当过少校，有头脑，有远见。他直瞪瞪的盯着汤姆，说道：“我反正投罕普顿的票了。” “为什么？”汤姆问。 “因为他的党羽准备要把我们黑人剥夺公权，彻底打垮；可如果他们靠黑人的选票拿了权，他们就不敢实施这个计划。所以你看，你的打算正好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假如我们失败了的话，那就只有一条路了——干脆离开这个万恶的国家！”他搭着汤姆的肩头，好生古怪地望着他，说：“用你自己的名义去谈吧，别提我们。我总觉得，我们这些北方‘黑鬼’的意见，上校是不大欣赏的！” 于是汤姆·孟沙就去找布雷铿立治上校，并且碰了个钉子。他回身再走边门，在那儿见到了布雷铿立治夫人。现在，他还等着上校。 布雷铿立治上校目送史克洛格斯下了前廊的台阶，拖着脚步走远了。他不胜疲乏，回身坐下。就在这时候，布雷铿立治夫人走了进来。上校叹了口气，往椅背上一靠，做个手势让她坐下，可是她并没有坐。 她说：“对不起，亲爱的，那个黑人还等着哪。”——看见上校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不！听我说，你只要跟他说几句就行。这个黑人实在有意思。” 她正想再解释几句，可是上校不等她说下去，就一言不发的站起身来，点了点头，向边廊上走去。对这个黑人该说些什么，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今天这场戏已经演得过了头了。这会儿他就打算爽爽快快说两句。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那个黑人已经站了起来，走到他面前，直截了当的说道： “布雷铿立治上校，我们黑人需要援助，只要你肯，你就可以援助我们。我们不是自己要到这个国家来的，到了这里想要自由又得不到。我们出了力气，把这个国家建设得又强又富。后来我们突然得到了自由。自由，这是要推也推不开的，何况我们也不会推辞。我们要做个人，不是做白人，而只是做个人。我们要有活儿干，要有相当的工资。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可也不想超出我们的本分。如果其他工人不能投票，我们也可以不投。可是如果白种工人可以投票，我们就非投不可，不然我们就得饿死。我们大部分人还不能担任公家职务，因为我们的学识还不足。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已经成为能干而正直的官员。因为是黑人而就不让他担任公职，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这还不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当前，一千个黑人里有九百九十九个要的不是做官，而是做工，不是选票，而是饭票。 “上校先生，你和你的同事们能不能答应我们这一些公平合理的要求？有人答应过我们，可是他们那是欺骗，我们心里很明白。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叫黑种工人重新再当奴隶，这可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不是一下子什么都要。你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表现对我们作出评价。先生，民主党‘顽固派’需要我们的选票，他们许愿说，他们要是竞选胜利，就会好好的对待黑种工人。你是支持他们和罕普顿的。你能不能向我们保证他是一个诚实人，一定说到做到？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不像。他在上边耍手法，他的党羽却在下边残杀我们的同胞。但是，我们也看透了张伯伦。他嘴上大谈改革，大谈廉洁政府，可是他和南北双方的投机分子暗中勾结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如果他靠白人的选票当选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上校先生，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自己也很明白。我们明天晚上要在以马内利教堂举行最后一次集会。这是工会的一次秘密会议，却代表了城乡内外的五万张选票。你是不是可以到会上来坦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个主张？你认为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不敢说，你的意见我们会件件听从。不过我们可以保证，对你布雷铿立治的话一定洗耳恭听，并且绝对信任。” 上校坐下来，直瞅着廊外的庭院。対方会说出这一番话，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想要说几句，可是心里又踌躇起来。 “你们什么时候开会？” “明天晚上。我们九点钟等你光临。” 上校站起来说：“我一定来。我一定来老老实实告诉你们，依我看你们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怎么办，我们白人又会采取什么措施让你们得到公平的待遇。我以绅士的信义担保一定来告诉你们。” 说罢他就转过身子，没有再言语，也没有再招呼，管他慢慢的走回到前廊上。他妻子已经走了。二十年如一日的，他又站在斜阳里，眺望起大海来。他眺望那远方的大海——当初就是从那里开的场，一幕幕的展开了这片多难的土地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这片叫做卡罗来纳的土地，是用那个让克伦威尔砍了脑袋的顽固国王的名字命名的，辽阔的疆域超过了英国本土。三百五十年前依里翁登上过这片土地，后来他倒了运，让自己的黑奴给赶跑了。接着又来了索托，随他同来的还有后来深入西南神秘世界的那个怪样的黑人。以后又来了西班牙人。可是到一五八〇年，那个两手沾满鲜血的大海盗华尔特·拉莱爵士，拿他的长朗帽朝这儿沙滩上一扬，就把这儿算作了英国的属地，但是他留下的移民，不是被印第安人杀死，也都活活的饿死。五十年以后，这里有了第一批主人，他们花言巧语的从浪荡子查理二世手里骗得了这片领土；后来夏斯柏里伯爵一世口袋里带了洛克的奴隶法，就在这瑞安下了家。 上校知道，从那一天起黑人种族就纠缠住了卡罗来纳，至今阴魂不散。弗吉尼亚打算成为贵族绅士的庄园产业，由训练有素的黑人来侍候。可是南卡罗来纳却一开始就让商品奴隶制度牢牢抓住，境内奴隶成群，当着牛马，各人的身价就决定于生产多少庄稼——起初种的是稻米，后来就改种“棉花大王”了。特别在所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奴隶更是大批运入——实际上这次战争就是英国商人为了要独占非洲奴隶买卖而挑起的。奴隶增加之快，吓呆了白人移民，过不多久，奴隶的数目就超过了白人一两倍。 奴隶一开始就起来反抗：一七一一年的萨巴斯兴，一七一五年在鹅溪，一七二〇年到一七三〇年在查尔斯顿四郊，一七三九年在杰米和凯托领导下于斯通诺，后来还有那一八二二年的但麦·威西暴动，简直像一场恶梦。上校永远也忘不了他幼年的这段恐怖的经历，忘不了那个面对绞架毫无惧色的起义额袖的不祥身形，还有那一声高呼：“要学我的榜样，到死没有一句话！”上校赶紧避过脸去。这片土地，这片祖上传下的美丽的土地，难道就得永远永远的遭受黑人的祸祟？ 由于命运的错乱颠倒，这个理应江山如画、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卡罗来纳，倒变作了棉花王国立国的基石。这个王国在卡罗来纳人的颁导下，从南卡罗来纳的大片棉田向西扩展到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一直到路易斯安那，与日益衰微的法兰西、西班牙殖民地相毗连；这个王国，还梦想有朝一日要成为一个从密西西比河直到亚马孙河、从太平洋直到大西洋的奴隶大帝国。这种棉花文明同时也向东传播，引起了西欧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威胁全世界的殖民帝国主义。为支持这种穷凶极恶的制度，产生了劳动即奴役的理论；为支持这种理论，又发生了战争和反革命。往后可怎么样呢？——上校心里在问——往后可又怎么样呢？
1．临时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1917年3月19日〔4月1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三）临时政府的政策和它的危机 1．临时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1917年3月19日〔4月1目〕） 二月革命后，土地问题成为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就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企图用空洞的许诺来安抚农民。 战争和旧制度的崩溃把俄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国家的福利必须有计划地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 土地问题是其中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当今历史关头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任务。全国农民世代朝夕思慕的理想——土地改革——是一切民主党派纲领中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它将列入未来的立宪会议的议事日程。 土地问题不能用任何强占的办法解决。暴力和抢劫是经济关系领域中最恶劣最危险的手段。只有人民的敌人才会推动人民走上这条招致毁灭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不会有任何明智的结果。应当通过人民代表机关制定法律来解决土地问题。 要正确审议和制定土地法令，不能不事先认真作好准备工作，搜集资料，统计土地数量，分类确定土地所有权，弄清土地耕种的条件方式等等。 临时政府认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尽快完成土地问题的准备工作，使人民代表机关得到全部资料。 基于上述考虑，临时政府决定： （1）尽快准备和整理土地问题的资料。 （2）把此项工作交与农业部长去作。 （3）为此，在农业部设土地委员会。 （4）建议农业部长在近期向政府提出建立这一委员会的草案，并计算出这项工作的必要经费。 总理李沃夫公爵 签字的还有： 农业部长安·盛加略夫 外交部长巴·米留可夫 工商部长亚·柯诺瓦洛夫 交通部长尼·涅克拉索夫 国家总监伊·戈德涅夫 教育部长阿·马努伊洛夫 财政部长米·捷列先科 司法部长亚·克伦斯基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39页）
贫困之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贫困之海 在贫困之海 饥饿之海中，饥饿的眼泪是珍珠 穷人采集它们就像 就像来自贫困之海的 贫困的珍宝
剥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剥削 剥削就是 富人夺去 穷人的微笑 而没有了笑容 穷人就只剩下眼泪 眼泪就是让穷人变穷的原因。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译后记 这是一部感人肺腑的传记。他所塑造的白求恩不是一个钢筋铁骨的传奇式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完人，而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凡人。他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那条道路的终点，树立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 这部传记记录了白求恩成长的全过程：白求恩的一生是不断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真理中不断成长，又为真理而慷慨献身。白求恩不怕鬼，不信神，勇于探索，勇于追求。因而不论在医学领域，还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他都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一个境界上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境界。 今天，在白求恩同志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重新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重温他那些用斗争实践检验过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来激励我们献身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许是对他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 这部传记是二十五年前应上海平明出版社之约，根据美国里特尔—布朗公司1952年原版译出的。译本第一版采用的书名是《外科解剖刀就是剑》，副标题为《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5年重版时改用副标题为书名，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也仍以《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为书名。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杨善荃同志的协助。虽然全书经过我统一审校，仍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考虑到这部传记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我早就有意对译本作必要的修正。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年，中国人民将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四十周年，我有幸能根据原著1973年修订版对译本作了必要的修改，了却一桩多年来的心愿，也就算作献在白求恩同志墓前的一个小小花环吧。 巫宁坤 1979年4月17日
尾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尾声 游击队的队伍，爱国者们，以及侵略者用钢铁武装的部队，来来回回地从他的墓地路过，与此同时，他曾参加战斗以防止发生的那场战争席卷了全世界。 那些制造创伤的人们侵占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在三大洲的遥远的城市里，他们掠夺人民的财富，屠杀整个城市的居民。在晋东，他们把他墓地所在的那个山谷用作打靶场。 “我发誓，”聂司令员说，“在这种亵渎的行为没有洗刷以前，我决不回那儿去。” 九年以后他能够回去了。这时，中国大陆上已经没有外国军队。这时，白求恩的战友们已经成为古老中国的领导人。这时，那个亵渎行为终于可以洗刷了——他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北京西南石家庄市的革命烈士陵园里。 从那时以来，许多年又过去了。新的斗争降低了一些人的声誉，提高了另一些人的声誉，但是白求恩的英名却在继续增长而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中国的每个角落，从世界各地，人们来到他的墓前献花，以重温他亲身参与过的那些难以置信的战役的故事；追忆他那从放浪形骸的小天地走向西班牙和中国的战场的长征。 从世界各地，人们来到石家庄的阳光普照的大街。他们驱车经过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学院。到达陵园以后，他们穿过两个大铁门中的一个，进入仿佛是一个大公园的墓地。他们走在两行大树中间，经过一些已经名垂史册的农民和爱国者的墓。然后，在一眼看不到头的陵园的深处，他们突然面对着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生动象征。石头雕塑的两个男游击队员站在一个洁白耀眼的底座上，面对着两个女游击队员，她们的花岗岩肩上挎着步枪。在这座纪念碑后面矗立着用方形的石头筑成的线条简朴的纪念馆。 纪念馆里安静而凉爽。一面墙上悬挂着中国最著名的英雄人物的画像。死后和生前一样，白求恩和他们在一起，他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横眉怒目，仿佛仍然在向世界挑战。对面墙上，在一个特殊的壁龛里，安放着一座有真人四分之三大小的白求恩塑像。他一只手握着听诊器，凝望着他曾为之战斗的未来。附近有一座他的纪念碑，四周总是放满了花朵：西方人献的玫瑰花，和中国人献的永不凋谢的精致的纸花。 瞻仰的人们走了出来又进入明媚的阳光之中。现在向导把他们带到一大片圆形的空地上。空地中央有一个灵台，上面竖立着一个十字架。灵台后面，在左边，是白求恩的墓，顶上是一块凿光的花岗岩石板，头部有一根简朴的笔直的华表，一块用中英文刻写着他的名字的石碑。和他的墓平行的，在右边，是印度柯棣华大夫的墓，他是在前往晋察冀接替白求恩的工作的途中不幸牺牲的。 这两座墓的设计和布置是由一位感受到世界的心搏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在这儿，在这个优美的陵园里，在只有和风拂树的声音的一片幽静之中，死亡有如战斗一样，这两个人再一次表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亚洲人与美洲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一切向往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且决心摧毁那些制造创伤的人的强权的人们之间的兄弟关系。 瞻仰白求恩墓的人们之中有农民，也有贵宾，有知名人士，也有无名的工人。他们都怀着同样崇敬的心情站在他墓前，又都怀着同样感激的心情而离开。因为在回忆白求恩的一生的时候，伟大的人物想到他们是从人民那儿汲取力量的，而人民则想到了那条人人都能走的成为伟人的道路。
第四部：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四部：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 三十二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遗嘱，1925年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他飞到汉口，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汉口，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 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想象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他在这儿会见了政府的低级官员，参观了简陋的军医院，随后就作了到北方去的准备。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它们的起源只有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欧洲的兴起、列强的竞争、中国人民惊人的奋起当中才可以找到。 五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文明。当欧洲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时代。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却很深远。印刷术和火药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是欧洲商旅向往的圣地，在西方的嫉羡的眼光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宝库。但是，早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出现裂痕的三百年以前，工业革命就开始动摇西欧的封建制度。印刷的文字促进了对旧制度的挑战。资本主义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它的新制度就到处去寻找市场和原料。它依仗着火药的力量在落后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掠夺。 当欧洲在亚洲之前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正遭受着从陆上来的侵略、满洲人的专制统治以及国内驻扎外国军队的耻辱。但是，最难堪的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使中国蒙受的奇耻大辱。 那是个强取豪夺的世纪。英国霸占了香港，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并且在炮轰沿海口岸的威胁之下把鸦片输入中国。日本夺走了朝鲜和台湾，法国抢去了印度支那。德国在中国大陆上侵占了好几个城市。帝俄夺取了满洲的重要港口。美国因为正在开发自己的边疆，来晚了一步。它发觉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于是就施展了一套特殊的办法。它一面侵占菲律宾，一面要求在中国与其他列强享受“同等权利”。美国的政策具体表现为“门户开放”的要求，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我也有份”的政策。 当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大发其财的时候，中国人民却被普遍的贫穷、疾病、文盲和苛政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有一贯与历代帝王勾结的封建地主阶级，还是照旧地富有，照旧地腐朽。每次农民起义总是被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与外国军队的联盟镇压下去。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历史和进步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找到了最伟大的代言人，孙中山先生。同时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在满清的汉人军队中的传播，当时国内形势就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1911年，部分军队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于是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由孙中山出任总统。 起初这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变革。地主和官僚依然存在。广大的地区还是由各地的军阀统治着。他们反对孙中山，争先恐后地勾结列强与他对抗。孙中山当时仍然面临着以下的一些问题：驱逐帝国主义，统一全国，建立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府，打倒旧的封建集团，实施一些已经晚了千百年的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个变革的过程。 德国和奥匈因为战败退出了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放弃了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且公开宣布同情各殖民地国家要求完全独立的愿望。伴随着那些操纵中国的列强的削弱，中国国内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加强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大战的特殊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些实业家苦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列强的种种经济上的压迫，希望有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人阶级虽然还弱小，却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因素，它通过严密的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周围，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以日益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其次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纲领具体表现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结束“军阀割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在广州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军队。军队里的军官是从著名的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训练出来的。于是就开始了北伐，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军队对军阀的巢穴和外国势力的堡垒的进军。 北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到1927年，革命军已打到外国势力主要根据地上海的城下。从广州到上海，军阀都被推翻了。英法和美国派来了军队，但觉得还是不用为妙。在上海市内，工人们在化装潜入市内的周恩来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军还没进城以前就夺取了全市。 孙中山的遗嘱好像快要实现了。但是现在那些有势力的实业家，也就是昨天的封建地主，却恐慌起来。他们感到，在上海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的新兴人民力量，以及要求社会改革的热情，很可能推翻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在帝国主义代表的指使下，他们通过国民党右派暗中进行活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高潮，同时与封建势力和外国利益实行妥协，以保证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选中了蒋介石作他们的“铁腕人物”。 这时，蒋介石乘人不备地向他的工农同盟者发动了进攻，他下令消灭共产党，残杀数以千计的工农领袖，解除左派军队的武装并加以监禁，压制任何自由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废弃了。对军阀的斗争束之高阁了。在国民党用空前的血腥屠杀背叛革命以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 但这仅仅是第一个阶段。共产党人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他们率领着他们残存的队伍向江西进军，在那儿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们就是以一支有组织的军队领导着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蒋介石不顾人人皆知的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向美国大举借款，对江西红色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二个阶段，即“十年内战”时期就此开始。 日本利用内战的局面，抢在其他帝国主义前面，侵入中国东北，在短期内占领了这片广大的疆土，并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蒋介石熟视无睹，甚至不与东京断绝外交关系，却专心致力于消灭江西的共产党。 1932年，在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屡次的围攻以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蒋介石的回答却是对红军再度进行围攻。结果蒋介石的军队里有许多人起义加入了红军，还有许多人投降了。 向蒋介石提出的一致抗日的要求是以“中国所受到的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个前提为根据的。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里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是蒋介石对所有的要求都置之不理。从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他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江西进攻，又遭惨败。但是到1933年10月，他又发动一百万大军的围攻，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 由于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斗争，结果产生了把红军转移到北方的陕西省的那个著名决议，以便更有利地击退蒋介石的进攻，并出兵抗日。 于是1934年开始了惊险的“长征”，这是一个由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从江西到陕西的二万五千里的徒步跋涉。成千的战士死在途中。其余的则受到蒋介石的军队的追击。但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三万名百炼成钢的战士终于在1935年到达陕西，和陕北红军会合。他们以延安为首府，在那儿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现在他们迫近了日军，东京便威胁蒋介石，要他消灭红军，否则将发生可怕的后果。于是蒋介石在西安特设一个绥靖总署，向这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但是当时要求停止内战、保卫中国的呼声已传遍了全国。不仅蒋介石的剿共军队的士兵拒绝作战，甚至最高级的将领也与红军缔结了非正式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大为震惊，便亲自跑到西安去挽救这个局面，结果他本人却为他部下的军官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当时由于他一心想消灭的共产党出面进行调停，蒋介石才保全了生命。 西安事变的结果，产生了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协议。在西安，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全国军民不愿接受其他办法。他迫于群众的要求，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日军在1937年夏天再度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根据地已从陕西向西北伸展到宁夏，向西伸展到甘肃。国民党承认这三省为国民政府辖治下的自治“特别区”。现在约有八万人的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仍由红军领袖统率。现在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 当日军向南推进，侵入新“特别区”东北的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进入这几个省，并和其他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在日军后方建立了一个称作晋察冀的新“军区”。现在，不管共产党和国民党重新合作的前途如何黯淡，一个抵抗侵略者的堡垒已经在北方建立起来。 2月22日白求恩坐火车离开汉口，就是到这个地区去。他的路线要穿过许多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无路的山谷。他离开汉口十天以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在车站附近的一条板凳上睡了一夜，然后离开了这个被炸毁的城市去潼关，从那儿乘沙船渡过黄河，然后又坐上了同蒲线的火车北上。 火车慢慢沿着汾河东岸走进两行山脉之间的洼地。这是中国奇异的黄土高原的起点，从这儿起，褐赭色的山冈延绵数百英里不断，层层叠叠，好像巨大的人造台阶一样。 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箱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有的乱挤在机车上，有的站在脚踏板上和两节车厢中间的挂钩上。他们一声不响，面容枯槁得像两旁的田地一样，他们甚至疲惫得不能举目去看那些像乌云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成千上万的野鸭。 日间，列车在沿途的车站停了好几次，站上有小贩卖热小米粥、面条、茶水、炸兔肉、大饼、馒头、煮鸡蛋。两天以后，他们到达临汾，却发觉他们必须往回走。 他们进站的时候，临汾站台上挤满了携带着全部家当的老百姓，以及四肢和头部缠着沾满尘土、血渍斑斑的绷带的伤员。日军离城不远了，正在迅速推进，居民正在撤退。在遍布全城的混乱状态中，白求恩到处寻找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司令部。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司令部已转移了——没有人知道移到哪儿去了。他发觉现在只有向南开行的列车，车上都载满了难民。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几小时以后，眼看这个城市就要陷落了，再往前走显然又不可能找到交通工具，他无可奈何地同意搭最后一趟火车，再由原路折回潼关。 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白求恩在日记里记下了以后的旅程。 2月28日：事情就这样简单。到延安去，我们得往西走三百英里。徒步和坐骡车！得过河入陕西。到了陕西境内还得过两条大河。（当然是没有桥！）前面还有丛山。可是对于八路军的战士们，这一切都好像是平淡无奇的。 在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在这座空城里逛了一阵，在街上用一元四角钱买了四分之一只小猪做食品。不分昼夜，一、二十个一批的伤员陆续从前线退下来。城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敌人的炮声。 我们跟着一个四十二辆大车的运输队离开了高显，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每辆车由三头骡子拉着。天气很晴朗。我走在运输队前面，呼吸着凉爽干燥的空气。沿途有许多城镇，但是由于日军迫近的消息，居民把城门都关上了，我们只好在野外绕过了城墙再走上大路。 我们第一次遇到敌人是在下午，离开高显只有四个小时。我正在第一辆大车旁走着，忽然看见离我们左边两英里的地方有两架轰炸机向南飞行。它们立刻发现了我们。四十二辆大车从前到后有四分之一英里多长，附近既没有高射炮，全省也找不出一架中国驱逐机。我们一定使他们垂涎三尺！我们好比一群鸟，坐在那儿等人打死，他们就果真下手来打我们。有一架在高空盘旋，另一架从我们头上掠过去，离地面不过五百英尺。我们的护送队里有五个大人和五个男孩，总共只有五支旧步枪。我和赶车的以及护送的人一起从车旁跑开，伏在地上，附近找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可以给我们一点遮掩。 当我们望着的时候，第一架轰炸机回来了，飞得低到我能够用一个棒球击中它。它向运输队前面投弹，但是没炸中，差着五十英尺的样子！它向最后面的车辆飞过去，又投下四颗炸弹，这次可见效了。这次我听见炸伤的人的喊叫。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受伤，还有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李少校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赔一百块银洋。我发现这是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从老百姓那儿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我医治了受伤的人，我们把炸死的和炸伤的骡子从炸坏的大车上卸下来。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辆车了，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我们在满天阴云的黑夜里赶路，睡在大米包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震得骨头发疼。 3月1日：清早五点钟，我们又到了汾河岸上，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我们在硬梆梆的土炕上睡了四个小时，九点钟起来吃早点，吃的是酒酿，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在我们对面远远的河岸上是绛州城。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和这些步行着的伤员！ 我们渡河到绛州的时候，日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早晨。这儿河面有二百码宽，水很浑，有半人深，流得很急。 绛州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我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法国式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尖塔。我奔向这个教堂。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教堂里我看到一座普通常见的教会住宅，里面住满了避难教徒的家属。教堂里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个法国神父。他们热忱地欢迎我，开了一瓶红酒，给了我一支很香的雪茄烟，并留我过夜。我们谈得很投机，大部分用英语，夹杂着一点法语。 他们预料日军会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来到。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膀。日军对基督教徒不是和对中国人同样地残酷么？难道他们期望侵略者会尊重教堂尖塔上的法国国旗吗？他们承认以前发生过“不幸的”暴行，并且杀死了几个传教士，但是他们一定要和他们的教民留在一起。我佩服他们的勇气。第二天我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招待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说：“我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再见到。不然的话，就在天堂。” 我们等脚夫把所有的米都背过河以后，在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英里，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有这条河把我们和敌人隔开，使我们心里轻松得多。 到傍晚我们已走了六十里（二十英里），一路都是步行，然后在一个名叫岐山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3月2日：我们很早就动身。除了我们的步行的伤员以外，路上看不到一个战士。 我走在两辆大车前，看见前面有一个年青人不时停下来休息。等我赶上他的时候，我看出他呼吸很急促。他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他的褪色的蓝上衣上，有一大块变黑了的旧血渍。我强迫他停住，给他检查。他在一星期以前肺部被枪弹打穿，现在右胸上部的前胸壁上有一个正在严重溃脓的伤口。伤口从没上过药。枪弹射进了肺，又从背后穿了出去。胸腔里一直到前面第三条肋骨都有液体。心脏也往左移了三英寸。这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步行了一个星期。假若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把他放到我们的大车上。当这辆骡车在那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路上慢慢地走着的时候，他躺在车上，很痛苦地咳嗽着。 今天我们只走了二十英里。我们和紧跟在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3月3日：今天我们到了河津县。满城都是阎锡山将军的本省军队。我们终于追上中国军队了！我们听说美国长老会医院已在一个月前撤退。教会走了一个星期以后，从北面来了五百个伤员，而本地已没有医院给他们治疗了。 我在一家“店”里找到了这城里唯一的“医生”。他一身兼任医生、牙医及药剂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郎中。他的店里有好些伤员等着上药包扎，每人收费一元钱。我买了一小卷值五角钱的纱布，他要了我四元钱。 当地的部队似乎没有什么纪律。我们听说有的士兵不服从长官。据说老资格的军官还剋扣士兵的军饷，虽然他们的军饷本来就少得可怜——除了伙食和制服以外，每人六元钱一个月。我们又听说有些部队已经许多月没发饷了……一塌糊涂！ 3月4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四十八岁。去年在马德里，今年在中国的河津。我给伤员们的手和胳臂上药包扎，借以庆祝一下。我发现所有这儿的伤员都只有些被忽略了的轻伤，其余的伤员都在路上死掉了。我还在城里逛了一趟看看“景致”——鱼贩子木桶里的活鲤鱼，摇晃着大耳朵的黑猪，不叫唤的狗，窗户上糊着白纸的房屋，满是虱子的炕。 3月5日：今天我们离开河津到黄河东岸的小村子。动身以前，我们听说日军已经把我们在三十六个小时以前走过的那些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 我们很迟才出发。晚上九点，我们在一片漆黑中走向河岸。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岸上有十来处生着火，有五千人带着卡车、骡马、野炮和大堆的军用品囤集在那儿，都在等着过河去陕西。这片营地附近像墙一般陡峭的山坡上闪耀着反射的火光。在两岸高耸的悬崖之间，河水在翻腾咆哮。巨大的冰块汹涌地滚滚而下，在远处黑黑的河面上发出撞击的声音。这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奇景。 3月6日：我们到半夜才睡，就躺在河边的大米包上。清早五点我们就起来了，天很冷，阴云密布。过河的沙船一共只有四条，这样至少要用四天工夫。我们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英里了。 3月7日：负责渡河的中国军官把我们放在最先离岸的那条沙船上。这船有五十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上面载着一百个人，还有野炮、骡子和行李。我们一下子就被向下冲了半英里，冲过了岸上有上千名伤员聚集的地方，后来还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子跳到水里，用一根竹竿做锚使船慢了下来。随后船夫就竭力使船离开奔腾的急流，慢慢地渡到对岸。 西岸防御得很坚固，有许多部队，有很好的战壕和地洞。我看见了好几队野炮。士兵看上去很精神。他们表现出有秩序、有纪律、有效率。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褪了色的制服，颜色和那沾污了他们多少个日月的泥土一样。他们的装备看起来也还好，有许多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手榴弹。 我们走到附近一个村子，找了一所空房子住下。我开了两听罐头牛肉片给大家当午饭。我记得最后看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朱德将军的枣红色骏马。他曾把它借给在不久以前访问晋北战场的美国陆军武官伊万斯·卡尔逊中校。卡尔逊把这匹马交给了我们的队长，托他还给朱德将军…… 我们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我们总算抢在他们前面走了……可是，河水正在上涨，如果日军明天到达东岸，我担心那儿会有许多人被俘。河津离这儿只有五英里。我们预料岸上会有战事。天下着雨，很冷。 3月8日：我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昨天下午四点，日本骑兵到了东岸。我领着一伙人到河岸去搬我们还没有运走的物资，就在这时，敌人向我们发射机关枪，宣布他们已经到了对岸。枪弹在一百码以外落到河里。我们从河岸爬进一条战壕，从那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我们决定从一块没有遮拦的空地上跑过去。他们又对着那儿向我们开火。我们扑倒在地上，枪弹把泥土打得乱飞，近得使人胆寒。等我抬头一看，我吓坏了，原来我们正伏在五十英尺外我们自己的一座野炮前面。我们赶忙爬开，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日军枪打得很准…… 我们听说，对岸有两万名日军，包括四、五百名骑兵，几队野炮，以及步兵。我们的物资大部分已经运过河了。我给许多伤员上了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军医。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发现国民党军队各个师的医官只给他本师的人治疗，此外一概不管。简直是疯狂！ 这是这些天来最冷的一夜，地上有二英寸厚的雪。我们给自己找着一个洞，又舒服，又暖和，但是我可怜那些躺在雪地上，一点遮蔽都没有的士兵。村子里除了小米以外没别的东西吃。 日军的炮队在不久以前到达了对岸，现在正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轰击。我们的炮队也在还击。爆炸声在群山中此起彼伏地发出奇异的回响。一颗日本炮弹把三百英尺以外的一所房屋的屋顶给轰掉了，但是敌人却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洞在山腰里，深入地下四十英尺。 我发现了一批药品，这是一个混帐医官遗弃在这里的，其中有好多瓶樟脑化合物溶液、毛地黄、肾上腺素、外科手术用的丝缝线、注射器和好多瓶古柯碱。 3月9日：今天早上一醒，就听见我们的中国士兵里有一个在唱《马赛曲》。在黄河岸上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起身号。上午有一个小孩得了惊风症，他的母亲跑出洞去大声喊叫孩子的名字，以招回他的灵魂（她相信他的灵魂暂时离开了他的身体）。邪魔和《马赛曲》在一起！ 3月10日：今天我们出发步行到二百二十英里以外的西安去。李真是惊人。他还不到三十二岁，过去曾经在上海拉黄包车，后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两条腿就像树一样。当我们到达韩城的时候，他的精神仍然相当饱满。 今天是个行路的好天气。这儿的田野看着很不错，麦子已经有四英寸高了。 我们一直在河的左岸走，路上碰到了许多临汾大学的学生。他们有三千人被日军赶得七零八落的，向着南面和西面奔逃，其中有的被俘获杀害了，有的在山里冻死了。我们所遇见的学生中有许多一心想投奔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抗大。 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韩城，城墙很高，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至少我很高兴我们到了这儿。 3月22日：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动笔。我们在韩城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等侯从西安派来的卡车。多么紧张的一星期！我给许多伤员治病，同时又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我。我所治的病有肺结核，有卵巢炎，有胃溃疡，什么病都有。我在一个设在一座庙里的部队后方医院工作了几天以后，那儿的外科主任和全体护士都要跟我到延安去。当然我们是不能带他们去的。3月19日，卡车终于来了，我们随即出发去二百英里外的西安，路上走了两天，现在我们在这儿了。已会见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她一直在尽力设法给延安的各医院运去医疗器械。我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浴室去。一次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快感——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一次洗澡！ 再过四天我们就出发到延安去。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这儿就是那些仍然不大为外界所知道的人们。三年前他们还只是一小支打得七零八落的队伍，可是现在他们的话已经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传遍了全中国。当外界还在不加理会，或者感到纳闷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复杂的政治演变已经在这儿展开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境内出现了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所领导的自治区。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在这个专区的军事和行政总部里，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在他本人出现前就传开了。马大夫领着他访问各军政机关的时候，那种期待的气氛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拿大人家的一间大房间一样，里面有一个暖炕和一张小桌子。 他在延安的第一天的见闻使他觉得非常兴奋。他那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因为学生和其他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到了这个抗日根据地，延安的人口从三千增加到了三万。政府于是把居民组织了起来，在周围的山里挖了许多舒适的窑洞，居住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白求恩就住在这样一个窑洞里。因为粮食缺乏，这儿已经实行了配给制来平均分配所有的粮食，前方战士的定量比老百姓多一倍。 虽然共产党人在这儿处于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他们还是鼓励国民党人以及其他分子参与政府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地抵御侵略者，不受白求恩在南方所看到的种种限制和阴谋的阻碍。延安到处都强调这一点：专区的一贯政策是要给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一个如何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榜样。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晚上，白求恩就会见了制订共产党战略的主要人物——由于运用这一战略的结果，胜利地建立了这个专区和日军后方的晋察冀边区。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被邀请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一条阴暗的大街上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进行的。除了白求恩和毛泽东以外，在场的还有八路军卫生部长江大夫和一个翻译。 白求恩一进去，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亲切地欢迎他。毛泽东的身材魁伟，漆黑的头发在巨狮般的头部中央分开。他紧紧地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亲切地笑着，他的平静的眼睛打量着他。他们握着手站了一会儿，在烛光下互相端详着。然后毛泽东伸手示意，他们两人就在这没有陈设的房间正中的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来了。除了这张桌子，房间里只有五、六把椅子，一个普通的炕，几个摆得满满的书架。当毛泽东和翻译在讲几句话的时候，白求恩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他很吃惊地发现，在美国所发表的那几篇毛泽东访问记不但没有能够表达出他的整个形象，反而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在谈了半小时之后，这最初的感觉更加深了。 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面，听着那柔和而低沉的声音以及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同时又能以锋利的政治言论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他身上各个不同的方面浑然而成，因此他的思想和谈吐又极其平易近人。 毛泽东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很谦和地问白求恩对于西班牙的看法。虽然他起先只限于提出问题，可是不久就显出他对于西班牙战争以及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动态都有详尽的知识。他熟悉民主西班牙的所有军政领袖的名字，他问起莫达斯脱、李斯特、拉·巴塞奈利亚、蒂阿兹、乃格林和法约。他最后说，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加速运送人员和军火到西班牙，企图使这场拖延着的战争从速解决。 毛泽东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从他征求白求恩的意见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于提出的意见一定会极端重视。 白求恩说，他觉得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问白求恩有没有带任何医疗器械。 有的，他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足够供给一个他所提议的战地医疗队的需要。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战地医疗队，”他自言自语地说。“在前线附近工作……好，这办法好极了。使我们的战士知道他们一受了伤会立刻得到治疗，那一定好极了。” 从那天早些时候和马大夫的谈话中，白求恩已经知道由于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的缺乏，按西方的标准来讲，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设施。他于是开始向毛泽东提问题。 八路军有战地医疗队吗？ 回答说没有。 那么，重伤员怎么办呢？ 毛泽东回答说，不幸得很，由于没有医疗设备，他们中间死的人太多了。 “但是他们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肯定地说。他认为只要有战地医疗队，有适当的设备和及时的治疗，这是能够做到的。马大夫曾对他说，这儿任何一个后方医院都没有过腹部受伤的伤员。在白求恩看来，这并不表示前线没有这样的伤员，而是他们没有能够到达后方医院。一句话，他们半路上就死了。 毛泽东点点头。 “我在西班牙见过类似的情形，”白求恩继续说。“根据我在那儿的经验，我敢说，如果立刻动手术，这类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前线附近必须有战地医疗队的理由。” 毛泽东抬起头来，脸上显出强烈的兴趣。“百分之七十五？这类伤员现在很少有不死的，你倒以为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救活？这数字正确吗？” “正确，百分之七十五。” 毛泽东的思想好像完全集中在这个数字上了。现在整个的谈话仿佛都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事实。“那么毫无疑问，”他决断地说。“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 “好！”白求恩满意地说，他很高兴他的计划这样快就被批准了。他接着说，他立刻就写信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请他们拨款来推进这项工作。在他离开美国以前，他们曾保证经常给他汇款。他现在要提议他们每月至少汇一千美元来。 他们商妥了白求恩在最近的将来的工作这个实际问题以后，话题就又转到西班牙，转到白求恩在那儿的工作，输血术最近的发展，如何在中国内地技术落后的地区应用白求恩的方法，在没有现代冷藏设备的条件下是否有储藏血液的可能，国际局势，中国国内的政治，以及抗日战争的进程，等等。毛泽东对于白求恩在火线后面的小河的冷水里储藏血液的试验特别感兴趣，就和他讨论在中国是否有应用这种办法的可能。 至于中国，他接着说，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并不是因为抗战是绝望的挣扎或者成败在所不计的冒险而制订出来的。胜利不仅是国内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是实际上完全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共产党的纲领明确地指出了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很容易地就为大家所了解，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拥护。目前汉口的国民政府里还有不少强有力的分子，他们由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宁愿与日本妥协，而不愿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是，由于在孙中山领导下开始的社会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发展，中国人民现在已经不是毫无办法的人民，而是武装起来的人民了。人民的抗战意志非常坚决，足以孤立那些卖国的集团，使妥协投降成为不可能。国民党首脑的根深蒂固的反共成见，以及他们的政策中某些暧昧的成分，都摧毁不了人民要求全国一致进行抗战的决心。至于军事形势，战争也在按着一个相当明晰的规律进展。就军队的现代化和装备而言，日军占优势。但是就能决定最后胜负的那些更重要的因素而言——例如士气、人力、政治觉悟、全面的潜在力量，民族团结、地理条件等等，中国却又远在日本之上。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日本可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是最后中国一定会击败侵略者。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抗战。日本并没有能达到速胜的目的，而在一个长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却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 等到会谈结束，白求恩一看时间，想不到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们没有间断地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而毛泽东还是像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精神那么饱满，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到门口，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军事指挥部方面的充分合作，并请白求恩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转致谢意。他告诉白求恩，他们的援助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团结，以及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他接着说，中国的战士一定会知道如何纪念他们的朋友，并且如何在将来报答他们。说到这儿他停住了，握着白求恩的手，随后，就仿佛一定要把这一点弄到明确得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忽然又说：“关于你刚才所说的那类伤员——百分之七十五，是表示能救活的伤员的实际比例吗？” “至少如此，”白求恩说。 毛泽东热烈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形，以及他们如何决定了由他组织中国的第一个战地医疗队，等他写完，天已经快亮了。会谈一完，他立即回到了他的窑洞。他非常兴奋，急于趁着没有忘记以前，把会谈的详细经过记下来。他坐在炕上，膝盖上放着打字机，一支蜡烛在他身旁的一条板凳上发着微弱的光。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日记：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三十五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的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了，同时从汉口又来了一个加拿大人，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朗。布朗是个年青的大夫，在汉口公理会的医院里工作。他听到了北方游击战争的消息很激动，便在医院里请了三个月的假来帮助边区。他是个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很投机。白求恩估计他至少需要十来个技术熟练的助手，才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工作。现在感谢老天，他总算有了一位布朗大夫。 4月24日，他们出发去巡视延安北面二百英里外的前方医院。八路军决定要他从那儿向东走，前往晋察冀军区。这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方的广大地区（十万平方英里），这是特别边区的一个自治单位，由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治理着。这儿的游击队很厉害，使得日军不敢侵犯。马大夫曾考虑和白求恩同行，但是延安需要他，因此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白求恩的医疗队和延安之间的联络员。 他们由十二个战士护送向北走，先坐了一段卡车，顺着一条很硬的土路行驶。 离开延安几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写道）就到了山里，路陡了起来。在一个叫作延平的小城，我们路过两口石油井。再往前走，我们看见路旁有高级无烟煤的露天煤层。将来有一天工业化了以后，这儿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在延安北面一百英里的绥德，大路就到头了。他们只好步行，把医疗器材改由驮骡载着。他们走了一百五十英里，到了盘塘的一个医院，然后到贺家川的一个后方医院。他从贺家川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份报告： 我们现在正在贺家川工作，这是一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在黄河以西二十华里（约六又四分之一英里），长城以南约七十五英里的地方。这儿是一片荒凉的山野。我们从米脂（卡车通行的大路的终点）步行到这儿，器材由十三头骡子驮着。走得最快的时候，我们一天走了二十五英里。我们一共走了六天。路过的地方多半一棵树也没有，只是山洼子里有几棵柳树。 这儿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就是这儿的所谓“医院”。看见这些伤员会使你心碎。他们躺在炕上，下面只铺着一点干草。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这地方夜间冷极了，我们队里的人都庆幸自己有鸭绒睡袋可睡。 伤员们浑身都是虱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制服，而且由于九个月的战斗所留下来的积垢脏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绷带洗了又洗，已经成了肮脏的破布条。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冻疮变成了坏疽而失去双脚，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条被单。他们的食物是小米粥，没别的。所有的人都贫血，营养不良。大多数都因为饥饿和脓毒病而在慢慢地死去。许多人有肺结核。 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是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作战的战士。我们是否能筹一笔款子，使医疗队不成为经济困难的八路军的负担呢？我估计我们的医疗队每月需要一千二百五十元（国币）的经费。按最近的汇兑率折合，这还不到四百美元。 他在日记里写道： 军事形势恶劣。倒不是在这个地区，而是在中国其他的地方。这儿大家都相信汉口至迟在一两个月内一定会陷落。 我收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拍来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写几篇文章。好极了！我们可以用这笔稿费来购买药品器材。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腾出时间来写文章——我似乎连给马大夫和毛泽东写报告的时间都找不出来。但是我必须挤出时间来！ 6月初，他们又出发到兴县和岚城的医院。到了月底，他们的视察工作完成了。这时白求恩离开加拿大已经六个月了，可是他还没有收到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任何信息[1]。他拍了一封电报到纽约去打听，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他所巡视过的医院的总结报告，随后他就动身到晋察冀军区去。 晋察冀军区是什么？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怎么居然能在敌人后方存在？那儿有些什么人？白求恩曾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记下了他的第一手印象[2]： 这个完全被日军包围的地区在中国北方的内部，面积有十万平方英里，地势崎岖不平，人口一千三百万。在这个地区里，所有的铁路和主要交通线都被日军占领了。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政府预示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因此让人们知道它的历史和成立的经过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日军入侵华北，大规模的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开始以后，冀东和北平就沦陷了。敌人向西向南进攻，他们不久就先后占领了河北、察哈尔和山西等省的主要铁路线。这几省的地方军队或是战败了，或是退却了。各省政府和市政府的官员不久也逃之夭夭了。他们的权力也随着消失了。平津、平石、平同和同太等铁路线上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日军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宣布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他们进攻华北的战役好像是成功了。他们掌握着大多数的主要城市，所有的铁路中心点，所有的公路中心点。他们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驻了兵，同时继续向南推进，大有所向无敌的神气。他们公然蔑视中国军队，大摇大摆地闯过陷落了的中国城市。 1937年秋天，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中国军队只是一些极为分散的独立作战的部队，总共约有二万五千人。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部。也没有人去组织农民，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不久聂荣臻将军率领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进入了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聂将军是共产党最出色的战略家之一。他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五台山里，它的雄伟的主脉就是现在的晋察冀军区。他派他属下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去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和两侧作战，以配合部队的活动。 不久以后，这儿的八路军就能给日军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了。聂将军先让日军向南推进，占领了许多城市和铁路中心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八路军和它所集合的其他部队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从敌后突然向敌人猛攻。结果日军狼狈败退。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随后聂将军就和这儿留下的政府官员接洽，要求他们合作来为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建议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建立在战败日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目标之下。 于是在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来筹建这样一个政府。这个委员会决定召集这个地区（山西、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人民团体和部队开一个会议。这个著名的会议是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的。 在这儿，省政府及国民党的官员，中央军及八路军的军事首长，工人、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到会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代表。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议会。以往总是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一千三百万人民的命运，现在一切由人民自己决定了。与会的那些群众组织一共代表着三百万人。 这个会议选出了一个九人行政委员会，负责治理这个命名为晋察冀的地区。这个行政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内阁，包括教育、内政、农业、工业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部长。委员会里有两个军事代表，聂将军和吕将军。聂将军被选为最高军事司令员，在九个委员之中，只有聂和吕是共产党员。 晋察冀的游击队和部队的武器是怎样来的呢？这场战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主要是以从日军那儿缴获来的武器和物资跟日军作战。我本人的装备就是一个例子。我的皮帽、战马和皮靴都是日军的。 现在要为十二万五千名到十七万五千名官兵——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军队、游击队和自卫队——提供武器、服装、粮食，以及医治伤病员。虽然如此，这里的行政费用恐怕是中国行政史上最低的。举例来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以前是山西省的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现在每月薪金只有二十元。战士和游击队员每人每月一元。聂将军是每月五元……而国民党官员的月薪是从二百五十元到二千元不等（还不包括他们贪污受贿的收入，这项收入仿佛已成为许多国民党官员生活里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晋察冀没有贪污受贿！ 游击队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穿上军服的劳动者。他平时是个农民，身体强壮结实，能吃苦耐劳，惯于在长时间里吃得很少或者甚至什么也不吃。他从小就在外面风吹日晒，所以天气冷热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从那些还没有受到日本飞机、枪炮或刺刀蹂躏的村庄口口相传而来的消息，他知道了祖国所遭受的危难。人们告诉他，他怎样可以为祖国出力，同时把这场战争以及一切战争的起因都给他解释清楚，最后劝他和他的同胞联合起来。他于是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并且开始学习识字和写字。 他可以加入自卫队，领一支旧步枪或者一根粗陋的长矛，被派去巡查道路，守护桥梁，监视有汉奸嫌疑的人。 他若是加入了自卫队，就不能离开他住的地区。他甚至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劳动。他也可以直接加入一个游击队，在队里受军事训练，领一套制服和武器。他对于制服的态度是和所有的游击队战士们一样的。命令他穿，他就穿上。命令他脱，他就脱下——这样，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可以混进敌人的防线。他的饷和正规军队的战士一样，虽然他的任务不同…… 日军现在掌握着晋察冀四周的二十五个大小城市，但是游击队一直使得他们不能利用乡间的物资。 在晋察冀，人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斗争对于全中国以及对于全世界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所有的群众组织大会上以及在游击队和八路军部队定期举行的大会上，都有人对于全面的战略加以说明。晋察冀现在是全中国最有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军的力量在这里耗尽了，他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晋察冀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是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起来的。因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未进入一个地方以前，一定先请求当地政府及国民党和他们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1927年以来就被国民党放弃了，在晋察冀它却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民权、民族、民生三个主义现在真正实行起来了。封建制度正在被消灭。减低租税。扫除文盲。不没收任何人（除了给日军当傀儡的军阀和汉奸地主）的财产，也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目前的口号，而是将来的口号。共产党主张必须首先击败敌人和消灭封建势力…… 这时候日军决定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分散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部队。由于他们的正面进攻，以及他们所抄袭的游击队战术都一一失败了，他们现在开始对八路军在晋察冀的主要根据地五台山区进行全面包围。 晋察冀边区现在是与中国其他的地方隔绝了。但是在这儿，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的远景，终于从帝国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型。 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3]，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像马蜂似地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各“后方医院”总共有三百五十张病床，但是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这些医院也不是真正的医院。这儿的情况比他在贺家川所见到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儿伤员也是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面。因为没有病员服，他们仍然穿着自己的那套肮脏的制服。工作人员虽然尽到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人员。这儿没有麻醉药——除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器械。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缝伤口用的线是自己做的。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和镊子。这儿也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护士的设备。 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在一起爬山越岭，在同一个炕上取暖，在设备简陋的手术室里并肩工作。布朗动身回汉口教会去以前，他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在药品器材方面帮助白求恩。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青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布朗离开后的第二天，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 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布朗走了，我要想念他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和他谈话也非常有趣。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名字叫赫尔多·汉森，刚从北平来到这里。他就要南下去采访朱德。我告诉他我们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需要药品器材。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整个地区的文章，已经交给汉森，托他到汉口后给我寄出。 聂给我派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姓董，他的英语相当别致，我少不了他。我已经学会了一点汉语。我从来也没学会过一种外语，可是这次仿佛一见汉语就有缘似的！你能给我寄一本汉语字典和一些报章杂志吗？ 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的道路上前进。 几天以后，他到五台山里的蛟潭庄军区司令部去参加一个军区卫生工作会议。 他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这个会议。听说聂曾在法国学工程，孙中山先生联俄时期在苏联进过军事学校，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1927年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动进攻以后，他就加入了红军。他现在才四十岁，但已经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将领。到了蛟潭庄的军区司令部，白求恩很惊异地发现这位将军看起来像三十岁的人，脸光润、年青，带着一种一分钟也不肯闲着的态度。 他非常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其他的人，”他说，“处于你现在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 他接着说，他有一个建议提供给白求恩，希望他予以慎重的考虑。看来与支持白求恩的国际援华委员会保持联系是件困难的事。而同时，正如白求恩在许多次汇报中再三指出的，抗日部队的医疗方面的需要却一天比一天迫切。军区方面同意白求恩的看法，认为必须采取非常措置。他因此提议，请白求恩为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一个医务系统。白求恩的美国友人汇来的款项当然都用来推进他的工作。如果他肯答应，他就不仅是以加美医疗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还是以晋察冀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以及晋察冀政府卫生顾问的身份来进行工作了。 董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就答应了下来。他后来写信给马大夫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头衔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想，设立这样一个医院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 7月底，在聂司令员的热烈赞助之下，他召集了一个医务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河北村举行的，由军区卫生部长叶大夫主持。白求恩在会上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计划，然后会议通过了他的计划并决定开展一个“五星期运动”，将这个模范医院建立起来。 三十七 他们骑着马从河北村出发，在路上慢慢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身子都僵了。他们的路程只有九十里（三十英里）。但是这条路是一条骡车道，才十英尺宽，路面上有很深的大车轨迹。路有时在两边山岩耸立的山沟里，有时则越过崎岖的高山。 村子的南北两面矗立着崇山峻岭。西面，在他们背后，巍峨的五台山脉高耸在山西与河北之间，山顶上有长城蜿蜒起伏。东面，山谷又通到另外一个高入云霄的山脉。 不久他们就到了村里。村里有一堆茅屋，住着二百来个农民，村边有一条碧清的小河。虽然村里的人已经看惯了这位留着长胡子长着白头发的外国人忽来忽去，他们照旧出来到那尘土飞扬的街上，很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白求恩和董走过去。医院设在一座紧靠村边的山岩上的小庙里，周围长着些柳树和松树。当他们骑着马走近的时候，白求恩听见一个和尚在念经的凄凉的声音：“阿弥陀佛……”这座庙改作医院以后，和尚们照旧住在那儿。“虔诚而肥胖，”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描写他们，“活像法朗士[4]在《企鹅岛》中所讽刺的僧侣。” 他们的肥胖的脸，圆滑的态度，以及那一副多余的卑躬屈节的样子，使我每次看了都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们每天念三次经，一面念一面敲打着铃锣。我一嗅空气，闻到那种把花香压下去的熏人的气味，就知道他们是在烧香拜佛了。当我下马的时候，战士们忽然唱起一首爱国的歌曲来：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和尚在唱他们如何信佛，战士在唱他们如何信另外的神。我走进院子里，看见满院花卉盛开，心中感到极大的喜悦。大朵的粉红色荷花，有如那些被一顿丰盛的午餐撑得有点透不过气来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围绕着漆得很富丽的门洞。洗净的一小块一小块纱布挂在低矮的橘树上晾着，好像一朵一朵皱缩了的木兰花。小庙的台阶上坐着几个休养员，缠着绷带的胳臂和腿显得那么的不灵活。护士们跑来跑去，有时候跨过了睡在地上的狗或猪的身子。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着鸽子的唧唧咕咕的叫声、山底下潺潺的溪流声以及林间簌簌的风声。光线黯淡的病房门对着院子，这儿以前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 这就是在安静的松岩口村里的后方医院。董说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但是在白求恩的图表和计划里，它却成为他梦想中的模范医院的所在地，而且在五星期之内，它就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家要记载在中国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传奇的名字。 “五星期运动”开始的时候，先开了一个工作人员会议，规定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又为村里的人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说明这个运动的意义，同时又收到毛泽东拍来的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 毛泽东的电报是给聂司令员的，聂又把它转到了松岩口。董非常兴奋地给白求恩送了来。他拿着电报在大家面前一个劲地摇晃，最后才给白求恩翻译了出来，一面译一面还加上些兴高采烈的话。电报上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毛泽东。 白求恩写了一封回信给毛泽东，在信里关于他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报告，并谢绝了给他的津贴。 陕西延安八路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来电敬复如下： 第一，我谢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我本人若需少许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第二，我批准给各后方医院的经费约计一千五百元，系改建此间医院为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工料费用……将来每月约需一千元。 第三，目前需要五千元的各类药品。这些药品可以在北平购得。 第四，请随时将加拿大和美国汇来的款项示知，以便明了经济状况。 第五，以上并不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医院的计划，该项工程规模较大，约需五万元。永久性医院计划不久即可送呈。目下工作系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改建工程。 “五星期运动”以旋风般的速度进展着。白求恩指挥村里的群众盖起了一个手术室。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手术室仍然极其简陋，但是用处很大。无论如何，在整个边区这是第一个真正的手术室。他组织了几个“清洁队”进行清除垃圾、残食以及污秽的纱布绷带的工作，并负责维持病房清洁。他建立了一个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他画出图样让人做了一个器械和绷带的消毒器。他给护士、护理员和医生都详细规定了各人的职责。他又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给他们如何做胳臂和腿的夹板，担架，病员证章，保存食物用的盆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 他在医院外面选了一块地方，叫人把它整平，安放了一些舒服的椅子，使它成为休养员的娱乐场。一间附属于这座庙的屋子，本来是一个厨房，现在给改成了一个俱乐部——游乐、演讲、开会、看书、写信的地方。 村里的妇女自告奋勇，试做了五十套病员穿的衣服、枕头、被子以及油布床单。这些东西做好了，他就把它们用在一间病房里，这是大家在事前一齐动手清理过、刷过浆、消过毒的病房。松岩口的伤病员是晋察冀全区最先穿上病员服和睡上床单的人。 在“边干边学”的口号下，他开始给医务人员上起课来，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在这以前，这些知识只有延安卫生学校里有限的几个人才能得到的。讲授是隔一天一次，从下午五点到六点在院子里举行。当医务人员盘着腿坐在他面前，聚精会神地听讲的时候，他站在一块黑板前讲授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生理学等等，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飞快地画着图。 他除了给医务人员上课以外，还开办了一个附属于这个医院的卫生学校来训练护士和医生。他拟订了全部课程，留给这个学校在他走后采用。因为晋察冀全区也找不出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他就自己动手写，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他在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以极大的速度编写着。他一面写一面叫董译成中文。这本书写成以后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印行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他说这本手册将分发给全体的医务人员，并附带说： 如果这本手册成功，我要再写一套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等的小册子，现已着手写一本二百页的更详细更基本的医学教科书，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 在这一切当中——与时间的竞赛，万分艰巨的工作，从创造、帮助和领导别人而得来的愉快——他发现还有一些他得学习的东西。 作为医院经常性工作的一部分，他规定了工作人员周会，在每星期日下午举行。全体护士和医生都参加周会，共同讨论一周中的问题。最初几次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上有坦率的批评和建议，还有使他很高兴的，是工作人员都认真地把会上的讨论记录下来。现在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工作人员一定会以正确的态度来迎接一次针对各人工作上的缺点的正式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一定会使工作获得改进。 会上大家立刻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白求恩轮流批评了各人的工作。例如游大夫，他因为技术上有进步，受到了表扬，但是因为不能坚持正确的意见，受到了批评。林大夫，白求恩下面的主任外科医生，技术很好，训练方面一等，并且总是乐于动手术，但是他还得学习做平淡无奇的例行工作。刘指导员，精明强干，负责可靠，对他的政治工作有热情，肯想办法。 当白求恩一个一个往下说的时候，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对于他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后就轮到大家来鉴定白求恩的工作了。 他们说话的态度非常自然，正像习惯于冷静地提出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一样。他们对于他的工作、他的领导、他的技术以及他不断督促大家提高工作的精神，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可是等到董把他们各人的话翻译完了以后，他却转过脸对白求恩，嗫嚅地说：“另外还有一点。他们对于你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意见，但是我却想不起来在英文里怎么说。” “是批评吗？” “是。” “关于我的工作？” “不，不是你的工作。” “关于我个人？” “对了。他们用了一个字眼……急性……可是在英文里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来表达他们的意思。” 白求恩一会儿就找着了。这就是：“脾气大。” 那天晚上，在给他准备的那间房间里，他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日记里： 这个字是“脾气大”。我的“化身”，董，没想到这个字，可是我一想就想出来了。每逢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或者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他们做事没效率，他们说我总是脾气大。他们每人都说，以后我发觉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请我讲话放和气一点。我答应了。难道我永远不会改过吗？我答应了——可是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因为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粗心而对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他请董提醒我不要忘记了我的诺言。 我回答说：“我没忘记。可是也提醒他，他做事马马虎虎要影响人命的。” 不过我说话的态度是平和的，我接着又对这个护士说：“你换药粗心，不能由我原谅你，只能由这个受伤的战士原谅你。” 那个战士（胳臂重伤——榴弹碎片）仰头望着他，很认真地说：“我原谅你。” 这个护士几乎哭了出来。我想我以后用不着再对他发脾气了。而且我想我以后也再不愿发脾气了。 三十八 有一天，从北面越过高山送来了五十六个伤员。在照料他们入院的时候，白求恩发现他们中间大多数虽然伤很重，但是动手术后是会好转的。其中有一个战士在到达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现在躺在炕上还是一动也不动的。白求恩迅速地检查了他的伤，把手放在他的又冷又湿的前额上，随即吩咐董去立刻召集一个全村大会。 “他死了吗？”一个护士问道。 “没有。他的伤并不太重，可是失血过多。” 十五分钟以后，全村的人都集合在庙外面。男女老少一共二百人站在松树林中的空地上。过一会儿，白求恩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几个护理员，抬着那不省人事的伤员。他们一见就往前靠拢。白求恩吩咐护理员把伤员放在他们面前，随后就仔细端详着他们的黝黑而坦率的脸。 这是他一向在期待着的大好机会。三个星期以前，当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伤员流血过多，他便问护士有没有愿意给他输血的。结果手术室里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他对大家解释输血对于输血的人的身体并没有任何损害，但是他们还是畏缩不前。他不由得大怒地大声嚷嚷说，伤员的生死完全要看他是否能在以后几分钟内输得到血。难道他们都害怕吗？难道没有一个人肯牺牲一品脱的血来救一个战士的生命吗？“你——”他对一个护士，一个身体长得很结实的年青人说，“你怎么样？” 那个护士局促不安地低下头去。 董从他身后拉拉他的袖子，用息事宁人的口吻对他低声说：“他们还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释给他们听……” 白求恩忿忿地瞪了这些护士一眼，便一言不发地把输血器准备好，抽出了自己的血。因为他是O型，万能输血者，所以没有必要检查伤员的血型。当其他的人羞愧地在旁边看着的时候，白求恩替伤员输了血，接着做完了手术。 这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那伤员已经逐渐见好，白求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思索那些护士不肯输血的原因。所有他的助手在勇敢方面都是决无问题的人。倘使奉到命令，他们会穿过日军的防线，在最危险的袭击中与敌人交战，或者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敌占区。但是他们现在却害怕了。不是怕死，怕受伤，而是怕他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敌人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敌人侵犯了他们的国土，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抵抗。可是他们却从来没看见过输血，那是一件他们不懂的事情。 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总是害怕的。他们和我以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克服恐惧，最主要的，是靠了解和知识。当他们看见我如何抽出自己的血，而对我自己并无副作用时，他们就不再觉得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值得他们害怕了。然后他们看见那个伤员救活了过来，看出了这与输血之间的关系，他们就觉得羞愧。至于我对他们大发脾气，那就和他们害怕输血一样地毫无根据。毛泽东对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多么深刻而贴切的话……要做一个更好的先生，必得先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现在，他站在村里的人面前，脸上带着一副和蔼的笑容。等大家安静了下来，他对董说：“请你告诉他们我要表演一次输血，还要你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翻译我所说的话。”他走到那副载着伤员的担架的一头，面对着群众，直接对他们说： 这儿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他昨天在前线受了伤。我们的不怕辛苦的同志们爬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把他抬到了这儿，一路上敌人加在他身上的创伤一直敞着口，流着血。你们瞧瞧他。他躺在这儿一动也不动，好像一个死人，你们说像不像？如果我们不给他想办法，他的眼睛就永远不会再睁开了。 村里的人都挤到前面去，看着这战士的一动也不动的身子。他们的脸都皱了起来，露出一副怜悯的表情。 如果我现在对你们住在松岩口的任何一个人说，你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就能救活这个伤员，你会怎么回答？你一定会回答：“我愿意做。”这正是我想做给你们看的——你们可以把他救活过来。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看上去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他离死不远了。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受了伤，而且是因为他受伤后失血过多。在这儿医院里，我们能够治他的伤，但是他身体里若没有血，他等不及我们把他治好就会死的。土里没有种子就不会长小米。身体里没有血，就不会有生命。因此我们必须把他所失去的血补还给他。这样，我们才能治好他的伤。这样，他才能够再去和敌人打仗。我们怎样才能补充他所失去的血呢？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取。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取点血，对于他的身体没有损害，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很快就给自己补充上血了。 他向一个护理员做了个手势，让他把输血器拿过来。他坐到这个伤员旁边的一副担架上，一面说：“我要做给你们看，这事多么容易。”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人踌躇地从他身后的医院工作人员的行列中走上前来。这人就是三个星期以前，白求恩曾怒气冲冲地在手术室里问他肯不肯输血的那个护士。这个护士胆怯地向董翻译走过去，隔着两副担架向董说：“我请求你们从我身上取血。倘使白求恩同志准许我代替他，我一定觉得很光荣。他不久以前刚输过血，我年青，身体好。” 白求恩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护士，一面高兴地笑着。他说：“伤员不止需要输一次血。我先从我自己身上取，然后再从你身上取。但是我们必须先检查你的血型。” 白求恩解开橡皮管，举起了管子头上的针。“就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先给我的胳臂消毒。然后把这根针插到静脉里，就像现在这样。这根针很尖，可是中间是空的，血从这根针流进橡皮管，然后再流到瓶子里。” 当涌出来的血把护理员高举在众人眼前的瓶子染红了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吃惊得张大了嘴。白求恩躺在担架上面，直到那瓶子注满了三百毫升的血液。随后他就敏捷地从胳臂上拔出了针，一只手灵活地卷了一块纱布，用橡皮膏把它粘在插针的地方。 他站了起来，重新面对着村里的人们。“你们瞧，我还是和原先一样。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做，把血输进这个战士的静脉里。”他于是就以他在西班牙战场上练得像反射动作一般的纯熟技巧，把针插进这个战士的前臂，把它粘住了，然后往后一站，高高举起那个瓶子。 村里的人们又凑近了一点，交头接耳地嘀咕着，随后就一声不响了。他们紧紧盯住这个战士的脸，几乎连气也不敢透。他们怀着疑惧的心理在期待着，可是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一群鸟在他们头上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树木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寂静中听得见一阵好像是低声叹息的声音。 瓶子里的血液慢慢地少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向前欠着身子，仿佛都在无声地祈求一件事的发生。不久这个战士的嘴唇动了，他哼了一声，睁开眼睛，抬起头来，他有点莫名其妙地向周围看看，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群众中间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呼声——喜悦、宽慰、敬畏和胜利的呼声。 一个老太婆走到他的面前，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的背驼着，她的眼睛发亮。“我老了，没有什么用处，”她说，“我愿意输血。” 白求恩亲热地握住她的胳臂，转过身对群众说：“等再有伤员来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血。以后会有许多伤员从山那边送过来。你们愿意组织一个志愿输血队吗？你们肯给点血，让我们受伤的战士能够重上战场吗？” 村里的人们一齐涌到他的面前，嘴里喊着：“我们给！我们给！”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以后，在白求恩所去过的乡村和城镇里，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 三十九 到了“五星期运动”的第四周，河北村会议所订下的目标就如期完成了。病房已经打扫和改建了，医生和护士的职责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新的设备也都已装好并分别应用上了。那座古庙里的医院，在上个月还像一个简陋的救护站一样，现在已经合乎白求恩给模范医院所定的标准了。 一星期内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这时白求恩出发到那个地区的各救护站巡视了一次，在所到的地方做手术，讲演，表演外科技术。 第五天在回松岩口的途中，医疗队在蛟潭庄停了一下，他在那儿得到通知，请他立刻去见聂司令员。他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料到了以后发现聂司令员的房间里摆好了茶点，并且有位女主人在座。她是聂司令员的夫人，路过这儿去参加一个晋察冀妇女组织的会议。他们由董担任翻译作了半小时愉快的谈话。 等聂夫人走了以后，聂司令员就改变了态度。他陡然板起脸来开始对董说话，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话说得很快，董简直来不及翻译。 “首先要谈的，”聂说，“是白大夫完全忽视他本人的健康和安全。” 白求恩刚要开口来辩驳，就给聂司令员摆摆手止住了。“不对。不对。我们全都听说了，”聂坚决地说。“我从你所到过的每一个村子和每一个前线都接到同样的报告。你睡得不够。你吃得也不够。而且你好像以为日本人的枪弹炮弹决不可能打中你似的。” 白求恩插嘴说这些报告都太言过其实。“我吃得足够，睡得也足够。而且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危险。” 董现在越出了他的翻译的职责，来表示赞同聂司令员的意见。“他吃得不够，睡得也不够，他一个人做着十个人的工作。” “那样下去是绝对不成的！”聂坚决地说，他那副故意装着生气而又装不出来的样子，使得白求恩不禁笑了起来。 他一看见白求恩笑了，便改变了方法。“好吧。我们姑且不谈吃和睡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命令我每月付给你一百元钱，你却拒绝接受。为什么？你有你个人的需要。你一定得有钱来照顾你自己啊！” “我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白求恩回答说。 “但是你总得生活，”聂坚持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部队里，你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白求恩带着幽默的表情望着聂。“聂将军，”他问道，“你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每月多少钱？”他没等回答就接着说：“每月五元钱。一般的战士有多少呢？每月一元钱。如果我们拿你的钱做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全军区的最高军事首长，而我不过是卫生顾问。再说，你得照顾你的家庭，而我却是个单身汉。按简单的算术来算，我应该减到一般战士每月所得的一元钱。事实上，连战士的需要都比我的大，因为他们往往是有家眷的。” 聂在他的椅子里移动了一下。“好吧，随你便。你这人有时候很难对付，白求恩同志。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用作伤病员的特别费用吧。” 那天晚上，在他和董住的那所房子里，白求恩从炕上爬了起来，点了一支蜡烛，搬出了他的打字机。他写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而且尤其能满足我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表示了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他躺到炕上，想起聂将军对于他的关切，想起医院，想起自己如何在教别人的时候反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了教育。两天之内，松岩口的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到那时候他得发言。这必须是一篇有意义的讲演。 他们大家都会因为这个医院和他们的工作感觉到骄傲的。因此，他必须得想法在讲演中总结一下他们的成就、收获、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一些决定医学的价值的基本原理。 四十 松岩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妇女们在茅屋里把她们又长又黑的头发梳好。从附近各村子，来了两千多人参加这将要在古庙里举行的盛大典礼。叶大夫从河北村赶到，他代表卫生部。从五台县来了一个军官代表团，他们代表八路军。此外还有一个代表晋察冀统一战线政府的代表团。 这一天是这个军区和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正式开幕的日子，它标志着“五星期运动”的胜利结束。对于在场的战士们、医务工作人员、老百姓和政府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开幕仪式是下午在病房里开始的。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准备在会上发言的人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对卧床的伤员作了一些简短的讲话。随后全体工作人员就结队穿过了悬旗结彩的院子，走到那改建的医院前面的广场。到了这儿，穿着雪白的工作服的护士、医生和护理员就一排一排地坐在讲演人的讲桌和村里的人以及能够行动的休养员之间的地方。 当讲演人的讲桌还在布置着，来宾陆续在地上就座的时候，战士们唱起歌来。随后刘政治指导员宣布了开会。他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一对聪明的眼睛，嘴角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他用简短、自豪的话宣布了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在他后面接着致辞的有八路军代表、晋察冀政府代表、医院工作人员代表以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然后刘又站了起来，先回头看了紧挨着董坐在讲桌后面的一条板凳上的白求恩一眼，接着就说： 同志们，战斗员们，松岩口的老乡们，今天你们亲眼看到了我们在“五星期运动”中为我们的伤员建立起来的新医院。 这在晋察冀军区，在我们全体人民，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现在起，我们的伤员可以有更多的复原的机会。从现在起，死在敌人手里的战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 是什么使这个模范医院成为可能的呢？这当然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于边区政府给我们支持，由于群众帮助我们完成了艰巨的改建工程。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新医院。这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建设这个医院的计划是白求恩想出来的。白求恩指导我们，督促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医院是如何必需，而且如何才能把它建立起来。他教导我们，他批评我们，他永远不让我们懈怠。他以他自己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孜孜不倦的榜样。 白求恩同志，为了你的工作，和你对于我国人民的忘我的忠诚，我们要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你。但是，除了那些我们所富有的东西：艰苦、牺牲、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送人。因此，我们备了一点我们自己做的礼物来送给你。我们希望这点礼物能表示我们全区的军民对你的敬爱。 刘转过身对院子那儿做了一个手势。当会场上的人纷纷站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队人，其中有护士、能行动的伤员以及村里的人，从院子那儿走了过来，手里高举着七面红旗。每面旗子上都有题词，是董用中英文写就，由村里的妇女用金线绣上去的。 这一队人唱着歌，先在会场上绕了一周，然后向着白求恩那儿走过去。每一个小组走到他跟前，一面高声念出红旗上的题词，一面把旗子献给他：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这时，白求恩慢慢走到讲桌前面，眼睛由于激动的泪水而模糊了，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村里的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宾都高声欢呼起来。有好大一会儿工夫白求恩低着头，凝视面前讲桌上的讲演稿子。随后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着亲切的微笑，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坐下去，带上了他的白金镶边的眼镜，随即开始讲起话来，每讲几段他就停顿一下，让董替他翻译： 同志们：感谢你们送我的美丽的旗子，以及对我所说的恳切的话。我觉得，而且我知道你们也一定觉得，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在我们一心一意要走的道路上添了一个新的哩程碑（我实在应该说，“里”程碑）。 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提供的[5]。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那一边和你们一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正在阻碍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个医院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不过几个月的工夫。我起初总觉得这是“你们的”医院，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互相影响，使彼此都改变了，是不是？我或许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辩证地起了反应；我们使彼此都有了改变；我们起了变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开幕的这个顶刮刮的新医院。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益。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我也许曾多少教过你们如何去掌握技术。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日本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从一个第十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的技术。技术掌握在日本金融资本的独裁者手里，结果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技术掌握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手里，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强国。那么中国必须模仿日本么？是的，在许多方面都要模仿。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必须在掌握技术方面效法他们，并且超过他们。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 技术这个名词，一般说是用来形容对于材料和方法的掌握的。它就是最进步、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它意味着我们控制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扫地的技术，组织医院的技术，上药的技术，动手术的技术，给病人洗澡的技术，扶起病人来的技术，以及使病人舒适的技术。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无数的其他工作，每一种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方法叫做“好的技术”，错误的方法叫做“坏的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 我们为什么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呢？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病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倘使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们问我们：“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可说。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医治伤病员。”他们也许要接着问：“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我们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在心里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吗？”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他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工作，其实，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医生要有一颗狮子的心，一双妇女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护理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设法去改进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一开始你们需要教导，需要监督，因此你们需要领导人。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养成时刻得有人监督的习惯。那只是暂时的，当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最后必须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工作。倘使你是个护理员，你应该去找领导你的护士长、大夫或者护士，跟他们说：“我下面还做什么？告诉我做什么。我这么做对吗？”等到把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再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过不久，他对于你的纠缠不清就会觉得腻烦，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护士。等到你做了护士，你又去找你那个单位的大夫，找领导你的人，跟他说：“请你教给我怎么做这工作。我药上得对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他迟早也要对于你的纠缠不清腻烦透了，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大夫。等到你当上了大夫，你要照旧讨人嫌，到处找事做，忙得天翻地覆。你一个人要做两三个大夫的事情，时刻研究怎样提高你的技术，时刻想着你的伤病员的舒适和福利。倘使别的大夫每天去看他们的伤病员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就每天去看他们两三次。这样，过不久，聂将军就会听到你，并把你提升做一个军分区的主任大夫。你在那里要和从前一样，时刻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时刻计划怎样改善伤病员的情况，时刻教导别人。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会听到你，想提升你做整个八路军的卫生部部长。到那时候，聂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就要展开一场友谊的争夺，看谁能抢到你，因为聂同志一定不愿意让你离开他的军区！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的理想是要有一个有训练的、有责任心的、有技术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什么品质呢？他必须具备：第一，组织的能力，第二，教导的能力，第三，监督的能力。组织意味着计划——全面的计划和详细的计划。教导意味着把这个计划传给别人，把正确的技术教给别人。监督意味着经常检查计划的进展，纠正错误，以及通过实践来修正理论。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的军队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每一个部门都在找领导人才。我们需要领导人才，甚于需要枪支和粮食。 我们这个医院有一项任务就是培养领导人才。当我谈到领导人才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是将军、上校和边区主席。不，我所想的是这整个军队和这整个军区，从那在所谓上头的大领导人到那在所谓下头的小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上头和下头。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组织不像一所房屋——固定的、静止的、不动的。它好像一个行星一一圆形的、流动的、活动的、能动的。它好像一滴水，由于各部分的凝聚和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想到领导，我所想的主要是小单位的“小”领导人，而不是大单位的大领导人。要想进行革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有主动性、有社会意识的人群，就必须从培养“小”领导人做起。等到那个工作完成以后，领导人（像国家一样）就将逐渐消灭。因此，虽然你们在现在，以及在很远的将来，都需要领导人，你们却必须学习着不依赖你们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过分依靠领导人的习惯）。你自己就该做领导人，虽然你只领导你自己，因为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先从领导自己做起的。 我们这些由于有点经验而领导着你们的人，我们是在费尽心机要让位给你们。我们急切地盼望你们来担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责任。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且来赞美你们这些胜过我们的人（当然是怀着友善的嫉妒）。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该佩服、崇拜，并且像羔羊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谈我们的本位工作。大夫们，你们要教导并监督你们手下的小大夫、护士和护理员。领导他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饱满、不顾自己、体贴别人的榜样。护士们，你们要指导你们手下的护理员，领导并监督他们；做事要勤快，要多做事，少说话；当你们自己还不懂的时候，不要太轻易地互相提供意见。要练习独立工作，而不需要六七个人帮忙。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找别人做。 至于会议，它们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跟着要有行动才真正有用。说话不能代替行动。人类发明了语言是用来描写行动的。我们要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认为它确实是八路军中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医院大多数我都见过。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停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和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中的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必须订下的目标。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止需要五星期的时间！这事能办到吗？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怎么才能办到呢？全仗着每个同志积极工作，必须大家合作，拿出精神，拿出热情，才能办得到。你们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热情——把它应用到这个伟大的任务上面去吧。没有任何工作是琐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不重要的。 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倘使有一个人的工作特别好呢，结果大家就全有好处。最后，我还有几句忠告。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由于目前的成功而乱打如意算盘；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把主观愿望和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们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论都拿到实践的阳光中去检验。唯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反映现实。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建造这个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好医院出过力的人们。我感谢木匠们，他们辛辛苦苦地修盖了这些房屋，做了改建工程，制造了病房的家具。我感谢做托马氏夹板的铁匠。我要表扬各位大夫、护士和护理员，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尤其应该表扬的是那些义务护士，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伤员的爱护是每天摆在我们大家眼前的忠心耿耿的榜样。村里的老百姓，无论男女，都乐于和我们合作，在他们家里安插了这样多的伤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往往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很多不便。我要感谢我们的管理科和勤务班。如果让我提名字，我可以提出十几个应该受表扬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只提出两个。一个是刘同志，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另一个是董同志，我的化身、助手兼翻译，要是没有他的耐性，他的好脾气和他的聪明，我一定是要不知所措的。 （当董翻译听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脸红了，窘得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白求恩笑了起来，双手抱住他，引起了会场上的人们拍掌欢呼。然后白求恩又接着讲。）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的苦痛。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能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下去的人和可能要死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同志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像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白求恩！”有人喊了起来。到会的群众立刻发出了响应的呼声： “白求恩，我们的大夫！” “白求恩，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我们的友人！” 四十一 整个晋察冀庆祝了模范医院的开幕。延安把这消息当作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消息传到了前线，传到了各解放区，传到了那些在日军后方神出鬼没的战士那儿。同时也传说着，领导“五星期运动”、创立这个医院的人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来帮助解放战争的“大鼻子”。 在山西的丛山里，在河北平原上，在黄土地带，在茅屋和窑洞里，流传着一个新奇而悦耳的名字，白求恩，一个能把垂死的伤员变成生龙活虎的战士的大夫。有些游击队里的农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大城市，现在都骄傲地谈论着这位从外国来到他们中间的大夫。敌占区里的地下工作者以他的名字作为日益增长的支援中国的国际团结的例证。甚至从来没有医生去过的偏僻乡村，也在传说他有一天会到他们那儿去使有病的人恢复健康。在高山上行军的游击队，把他带领医疗队到凡是有伤员的地方去的故事编进了歌曲。他医治过的战士归队以后，肃然起敬地给同志们形容他的高颧骨，有胡子的脸，他的炯灼的眼睛，他的奇怪的语言。 一个传奇人物流行了起来，传遍了整个北方和西北。大家这么说，他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他往往爬到最高的山顶上去救治受伤的战士。在他还没有给伤员想尽一切办法以前，他决不肯离开。他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而不需要休息。他只有在没有一点工作剩下来的时候才去睡觉——有时在露天，有时在乡村的茅屋里，有时在窑洞中。如果他的工作给耽搁了，或者他看到别人的工作没效率，他会大发雷霆，把他左右的人吓得浑身发抖。但是对于他医治的战士，他眼睛里却流露出慈爱。对于所有的伤员，他劈头第一句，总是用中国话说：“我的孩子……。”这个传奇人物越传越盛，同时晋察冀周围的游击战事也越来越激烈，结果许多前线的部队都纷纷要求延安派他到他们作战的地区。 在前线有新的战事的消息传到白求恩那儿的时候，他正忙着，每天平均做十个手术，还给新组织的几个医疗队准备药品器械，并且每天给他们讲课。他又为那个被派来主持医院的延安卫生学校毕业生准备详尽的指示，以进一步改进医院的工作。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写着他那本针对中国特殊需要的医学教科书。他利用手术室里实际工作的机会，教董如何上麻醉药。在这一切繁忙的活动中，他给他自己的医疗队作了到五台山区去的准备（那儿又有新的日军部队进犯）。 在分别出发到各自岗位上去的前一天晚上，这几个医疗队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他们的新任务。就是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它不久就变成了游击队医务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口号是：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 第二天，在寒冷的黎明时分，这几个医疗队匆匆告别，向五台山区进发。最后出发的是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在他这一队里每一个人和每一头牲口都是适得其用的。白求恩和董骑着马走在前头，他们后面是王大夫和游大夫，这两个人是他选来作助手，并且要在战地给以特殊训练的。再后面是贾，一个有说有笑的健美的年青女护士，一个炊事员，两个勤务员和两个饲养员。白求恩的简易“手术室”由两头骡子驮着，其中包括一张能折叠的手术台、一整套外科器械、麻醉药品、消毒药品、腿和胳臂的夹板、消毒纱布以及其他必需用品。 当这一队人马从医院走进村子的时候，街两边都站满了人。村里的人几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他要出发到接近激烈战事的地区，所以都跑出来给他送行。当他骑着马走过的时候，村里的长者都恭敬地向他鞠躬，年青人高声喊着爱国口号。他走过欢送的行列时，举起了右手行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敬礼，他们都知道这是他在和同志打招呼时特有的手势。 等他进入了山谷，奔向阴暗的山腰的时候，他还听得见送行的呼声。这是一个值得骄傲、令人满意的送别。 他们爬山越岭，穿过漫长的山谷。有时候，山路奇陡，步行倒反比骑马还来得快。他们在山洞里过夜，那儿可以避风，却避不了夜间刺骨的寒气。他们在黑暗中互相贴着身子躺着，白求恩仰望着满天的繁星。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又上马动身了。 他们绕过了不久以前曾发生过战事的柏兰镇，到了河谷村，这是八路军第五团和第六团的救护站。在六天内，他们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病员，做了一百零五个手术，平均每天几乎有二十个。 这时有消息说，八路军的部队在攻击一支从河北开来的日军。于是白求恩的医疗队就向东走，由山路进入河北省。这是白求恩没有来过的地方，这里的救护站，这里的战况，这里的地名，对于他都是生疏的。他得查看他的医务日记才能想起那些有伤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村子的名字：龙王里、下龙王、谢家河。 医疗队每到一个村子，就立刻把简易手术室布置起来，给外科伤员做手术。然后白求恩就带着他的助手们去看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伤员。这项工作完了之后，他就把村里的居民集合起来，给儿童检查身体，给生着病的老百姓诊治，并且巡视当地的卫生工作。 10月中，他出发到洪子店。根据事前得到的情报，他们现在离着日军防线只有几英里路远。他们走在曲折的山路上，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倘使面前的高山忽然移开了，他们就会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他们是在一个舞台的幕的一边，而敌人就在幕那一边。 快到洪子店的时候，他们看见最近日军进犯的痕迹：偶然见到的死驮骡，一辆被人抛弃了的大车，一支上着刺刀的日本步枪。“他们来侵占中国，”董说，“鸟儿会啄他们的眼睛的。” 再往前去，冀西还是一片多山和多岩石的不毛之地，往往走了很远都看不见一点人烟。在这静悄悄的荒原上，只有一些小村子散布在六七条小河的河岸上，疏疏落落，好像柳树枝上的芽似的，每个村子有五十户到三百户人家。看见医疗队来了，村里的人感到稀奇，等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白头发、长胡子、满嘴洋话的外国人，他们就都诧异起来。他们的皮肤是红润的棕色，男人们个儿很大，有时候足足有六英尺高，妇女们矮些，但很粗壮，脸很好看，盘起来的黑头发上常常插着一根银簪，她们手腕上带着银镯子，手指头上带着银戒指。 每个村子里都有简单的欢迎仪式和讲话，并有病人送来让白求恩医治。老百姓招待的殷勤是说不尽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困苦。大米是没有的，茶是奢侈品，主要的食物是小米和煮面条。根据经验，他们从来不吃生冷的东西。牛奶是没有的，在每个村子里白求恩都看见过母亲们抱着三四岁大的孩子喂奶。 所有的耕地都在村子附近。它们大多是小块的田地，有的在河岸上，有的在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挖凿得很深，没有树木的山腰上所筑的台地上。他们一路走过了成千的这样的台地，像一层一层架子似的靠着山崖，面积在几平方英尺与半英亩之间，每一块都是一个人造的盆地，里面充满了宝贵的土壤。 10月18日他们到了洪子店。他们到达的时候，城里还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烟雾，以及泼过水的灰烬的气味。一支从平山出发突袭的日军部队攻占了这个城镇，在撤退以前又放了火。日军进攻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但是等到他们开始撤退来缩短交通线的时候，游击队曾向他们发动攻击。从那场战斗下来的伤员正在仅存的少数几所房子里等着白求恩。 当游击队还在骑马走一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困扰日军后卫部队，以及白求恩还在一个临时的手术室里治疗伤员的时候，代表们正纷纷沉着地赶到洪子店来参加县政府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 早上八点钟，参加这个干部会议的代表们聚集在一个没有被日军毁掉、并且为着这次会议而布置过的仓库里。 除了军人和政府官员以外，这儿差不多是一座空城。在那长长的、曲折的、成了废墟的大街的两旁，有六七个小贩在卖油、纸烟、肉和蔬菜。一个理发匠在街上摆好了椅子，并且已经做起活来了。附近有一个老年人正在他的烧毁了的房子的灰烬中挖掘。笑嚷嚷的小男孩们，在清晨的凉空气中还是一丝不挂，正在瓦砾中玩耍。 县政府大门口有一个卫兵直挺挺地站着，他的草绿色制服上满是补丁，袖子上佩带着晋察冀军区的臂章。他的旧步枪的背带是一块污秽的绷带，可是他腰带上插着的四颗手榴弹的黄色木柄却是崭新的。他的光脚上穿着布鞋，鞋底是用破布做的，鞋面是鲜艳的红绿毛布，每双鞋的大脚趾头处都有红红绿绿的穗子。 太阳已经从山头升起了。日光斜着射进了烧得焦黑的、满地砖瓦的院子里，在残留的房子的白色水泥屋顶上闪耀着。白求恩和董朝开会的地方走去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想：在这个多少世纪以来没有变化的偏僻的地区里，生活忽然流动了起来。仅仅两星期以前，日军到了这儿，而居民在事前就极有秩序地撤退了。日军打了过来，但是扑了一个空。现在日军走了，居民几天内就会再回来，重建家园，在他们出走的地方居住下来，同时又准备着一旦日军再打过来，他们就再撤退。董有一次曾引用共产党的名言：“我们是中国人民大海里的游鱼”，结果，这个大海吞没了恼羞成怒的侵略者，以及他的枪炮和他处心积虑征服中国的计划。 白求恩隔着那少数几所依旧完整的房子的低矮屋顶，可以看见城外山上的一座小庙。因为离得很近，他可以从敞着的庙门看见焦黑的内部和没有屋顶的房间。一群鸽子轻盈地飞过小庙。他知道日军就在这烧毁了的小庙以东才十七里（五英里半）的地方。他们的骑兵可以在一个小时以内来到城里。但是在洪子店和敌人之间却有游击队散布在山上，隐藏在深谷里。几个小时以前在城里可以听到机关枪和大炮的声音，那是敌人想用炮火把他们从阵地上赶走。 当白求恩和董走进仓库的时候，二十名代表已经围着一长排拼在一起、漆得亮亮的桌子坐下来了。仓库里的空气阴湿寒冷，污秽的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上还带有燃烧着的木头的气味。这排桌子的上头给他们俩留了两个上座。会议就要开始了。白求恩很有兴趣地看着这些代表的脸，他们大多数是年青人，看上去都很精干。 “同志们，”主席宣布开会。白求恩发现这位站在他身旁的人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少妇，身上穿着游击队的褪了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她的脸宽阔安详，她的身体矮胖结实。 “同志们，”她重复着说，“我们召集这个紧急会议，是要请大家来对上两星期的工作加以批评和分析，并且想办法来应付我们面前的新情况。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设法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还要更有效地来协助我们部队保卫我们这个地区。下面我要请雷同志发言。” 当她坐下来的时候，白求恩注视着她的安详的脸。他心里想，她代表三百个村子宣布了一个非同小可的议程：与东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战。但是她却用一个妇女联谊会会长讨论下星期茶会的口吻，把它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在她之后说话的人，也都用着同样质朴而严肃的语气。伛偻的农民，眼睛发亮的学生，传统装束的妇女，穿着制服的军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或短或长的发言，讨论着如何抵抗敌人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从他们讲话的神气，可以看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会上，无论表扬或批评都是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提出来的。在这儿，延安的军事和政治纲领成了县里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焦点。在这儿，通过各阶层的代表，这个纲领在被检验，被实行，并且被传达给农民、学生、教师、自卫队、妇女组织、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年青人、公务员，以及各级行政机构。 第一个发言人，雷同志，身材瘦长，约有三十五岁。他穿着一件粗布的蓝棉袍。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深黄色的脸上都是皱纹，薄薄的嘴唇，大而直的鼻子，一对严肃而聪明的眼睛。 他是这一县的农会领导人。他代表着三万个小自耕农。 他谈到军事的实际情况，坚壁清野的政策，以及在敌人最近的进攻中农民组织和其他组织所暴露的弱点。他说，在某些部分人当中还流露着一种情绪，他们认为用火枪和上了锈的大刀来抵抗武器精良的敌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现有的武器来打仗，”他强调说，“因为我们要是不从敌人那儿夺取武器，我们是不会有其他来源的。” 主席又站了起来。“为了认清我们面前的任务，”她说，“我们必须考虑敌人的目标以及敌人的弱点和优点。” 她接下去报告了目前的军事形势，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日军已经从长江战场调了三四个师来进攻晋察冀军区：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县的几个优点。我们现有的武器和队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战斗中，我们的人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死伤的数目因此也减少了。我们的主要武器是手榴弹。因此我们得打交手仗。这对我们很合适：我们战士的勇敢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政府一直在领导着人民；它并没有撤退。因此，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是坚强的。敌人进攻的时候，人民在没有得到政府的命令以前决不撤退，这个事实表现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群众组织协助部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村里的民兵——人民自卫队——的活动把敌人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在好些村子里，每逢日军的扫荡部队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村里的自卫队就积极地担负起保卫本村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加强在人民中间的宣传工作，让他们明白这场战争的真相。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与基层干部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去更广泛地动员人民来参加斗争。我们必须扩充我们的游击队。我们必须扩大我们抗战的范围。 下一个发言人是政治指导员刘同志，他是属于第四军分区司令部的，曾在松岩口与白求恩一起工作。他说话干脆利落，正像一个首先在脑子里把自己的意思搞清楚了，然后又能很流畅地把它们表达出来的人。他只讲了一点：不断加强政治教育，作为增强县里的军事力量的基础。 再下面的两个发言人都是年青的女孩子。她们穿着和主席一样的衣服，宽阔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她们报告了从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来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这时到了正午，暂时休会让大家吃午饭。代表们结队走到仓库前面的院子里，围着一张粗糙的长桌子坐了下来。女同志们从一个临时的厨房送来了一大锅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白菜汤，大家一面说笑，一面就着锅吃。喝完了汤，接着吃没发酵的白面做的蒸卷子。吃完饭又继续开会。 午后一连五个小时，这些代表研究着以下一系列的问题：县里的财政计划、粮食供应问题、税收制度、成立更多的流动合作社、降低零售价格、在农民中储存粮食、加强各村子集体领导的方法、训练更多的军事和政治干部、扩展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到了六点又休会一次。暮色在慢慢地笼罩着这座静寂的城镇，带来了夜晚的寒气。桌子上点起了几支蜡烛，烛光使那些真挚的深黄色的脸显得分外严肃，并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投射下巨大的、摇晃不定的黑影。白求恩从敞着的门可以看见天上最先出现的疏星。 现在可是没有饭吃了，因为午间的一顿饭已经把这一天的定量都用完了。唱歌代替了吃饭，他们起初低声哼着，可是不久就放开喉咙高唱起军歌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要求主席唱一个歌。她起初不肯，可是最后还是答应了。她坐在那儿，用清亮悦耳的声音唱了起来： 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必须抵抗压迫我们的人们。 只有抵抗才能得到解放， 只有斗争才能继续生存。 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前进。 把日寇赶出我们的国境， 只有用我们的鲜血才能给祖国赢得和平。 然后代表们转向白求恩，请他们的大夫唱一个歌。董推推他的臂肘，低声说：“来一个西方的好歌。” 白求恩笑盈盈地站了起来。在这些年青代表当中，他的留着胡子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个老家长似的。他说：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像你们一样，也都渴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能过和平而庄严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以和他们的中国同志一样的英勇，在为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它是国际纵队中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唱的歌。它是台尔曼营的战歌。 他先念出了歌词，让董翻译出来，然后就以他的轻快的男中音唱了起来： 西班牙天空放出灿烂的星光， 高悬在原野里我们的战壕之上。 从远方传来黎明的呼声， 召唤我们重新走上战场。 这歌词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年青人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就连这曲调的简单、整齐和怀乡的节奏，在他们东方人的耳朵里听起来也很舒服。白求恩一面唱着，一面想这眼前的事情多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天经地义：他，一个加拿大人，唱着反法西斯的德国人的歌词，这些词句是在马德里郊外战线上的壮志与豪情中所产生，现在却由他远隔重洋在洪子店的断墙残壁中对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和教师唱着。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象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敲战鼓，上刺刀！ 前进，胜利将是我们的报偿。 在我们的旗帜下面粉碎他们的纵队。 塔洛莽营——准备，前进！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唱完歌以后，代表们又继续开起会来。摇曳不定的烛光在光亮的桌面上映射出幽灵似的图案，他们在烛光中又继续讨论了三个小时。 散会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代表们彼此匆匆道别，因为按着抗战的时间表，这个时刻已经够晚的。明天，他们中间有些人就该回到远处的村庄，在本地干部会议上传达这次紧急会议的决议。有些人要上前线。有些人正在偷偷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回到自己的游击队，或者到敌后继续做地下工作。 那天晚上白求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董和我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了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四十二 以后十天内，战地医疗队走了一百七十五英里，一路上爬过了这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并在十三个住着伤员的村子里设立起临时的手术室。到现在，医疗队的全体人员已经习惯白求恩的步伐了：天没亮就起身，徒步或者骑马作很劳累的行军，每到一个救护站或者后方医院就立刻进行检查和做手术，略微休息一下让大家睡觉，随后就又向下一站进发。 11月中旬，他们到了五台山聂司令员的司令部。 当别人休息的时候，白求恩和聂讨论了医疗队今后的工作。聂概括地向他说明了目前形势的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军事形势。日军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围攻。这次围攻对于晋察冀是个新的考验。国民党的首脑们已在怀疑这个地区是否守得住。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校在几个月前代表美国情报局到这儿来访问的时候，也曾想到同样的问题。英国外交部也在暗中打听日军的新攻势是否能被击退。由此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关于这儿战事的消息传到国外，晋察冀边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却在好些国家的首都被默认了。 聂从这个军事形势谈到了第二方面：国内的政治形势。从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看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是在违背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基本原则。而日本人哩，因为现在已经占领了主要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他们就狡猾地用和平建议来引诱国民政府。他们为着要破坏中国人的团结，作出了花言巧语的宣传，说他们除了对有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以外，不准备发动任何新的军事行动。现在，在所有国民党军与日军对立的正面战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不妙的相安无事的状态。汉口已经陷落，国民政府已经深入内地，迁到重庆。摆脱了沿海各大城市学生、工人和爱国团体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内部的地主、实业家和金融家集团在重庆显然正在要求实行一种更适合于他们切身利益的新政策。他们有双重目的：一是减少军事行动，以便与日本妥协媾和；二是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措施来封锁北方的共产党军队以及江苏的新四军。 聂深信这些分子并不能强迫政府向日本投降。蒋政权反对公然投降，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全国上下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他们却在暗地里进行着偷偷摸摸的投降活动。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联系现在已经减少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但共产党员，就连比较开明的人士都在遭受迫害，同时各正面战场对敌人的军事行动已经减少到单纯的“牵制战”。最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应该抗击日本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被调来对付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他们显然是在对北方的抗战地区实行军事包围，实际上就是一种全面封锁。同时在南方，也有包围新四军甚至解除它的武装的企图。 在这种形势之下，聂说，战争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倘使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唯一的真正抗战就将限于八路军和晋察冀的游击队所进行的战斗。那样一来，日本就可以从南方抽调出更多的军队，集中力量对付晋察冀。 日军把他们的战略寄托在人力和武器的优势上面。八路军的战略将是把敌人诱到山里，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然后再突然从四面八方进行袭击。但是今后的战斗一定会以一个新的规模展开，伤员也一定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在这方面，”聂最后说，“白同志，你对于我们将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你在我们这儿工作这个消息本身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部队的士气。许多部队都要求我派你到他们那儿工作……” 医疗队从聂的司令部回到了常峪。在这儿，白求恩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举办了一个护士训练班，整顿了当地的后方医院，并且挤出时间把他的日记补上： 听到了吉西大夫动身来这儿帮助我的消息。这消息太好了。但是对于西班牙，它意味着什么呢？那边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一直都是很坏的…… 吉西到这儿来！而马写信说有一个叫柯棣华[6]的大夫（受过高深的训练）也已经从印度启程了。马警告我说，国民党的封锁是非常紧的！听说蒋的部队已经和南面的新四军发生过冲突。 马说广州没有抵抗就沦陷了，汉口在猛烈的轰炸以后也陷落了。 等我回北方到王将军那一旅去工作的时候，游大夫和王大夫要跟我一同去。我们的药品器材很缺乏。我们需要刀子、夹血管的钳子、外科用的剪子、羊肠线和丝缚线。如果没有任何器材能通过蒋的封锁线，我们就得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运来！目前只有绷带、药棉和纱布还够用的。防腐剂存得很少。麻醉药也一样。我为战地医院装备设计了一种新式的运输工具，以便运载一个手术室、一个换药室和一个药房所必需的一切用品。这全部的装备足够做一百次手术，上五百次药，配五百个药方，只要用两匹骡子就都可以装载了。这装备包括一个可以折叠的手术台、外科用的器械、胳臂和腿的夹板、麻醉药、防腐剂、消毒纱布，等等。我打算在各处表演它的使用方法。所有我们的医疗队都应采用这种运输工具。 在战地医疗队就要向北往涞源方面出发的那天，白求恩从他的窑洞里走出来，看见董和王、游、叶、肖、林五个大夫——卫生部的全体高级干部——站成一排在等候他。他们像小学生似的正嘻开嘴笑着。白求恩探询地望望董的时候，董就走上前去，用庄重的声调说： 卫生部的领导干部希望把一封给你个人的信交给你亲收，并叫我把它译成英文。因为你就要离开，所以他们给你这封送行的信。我现在把它念给你听，好让你知道他们对于和你在一起工作，以及对于你的离开，都是怎样想法。 他举起一束纸来。在那五个大夫点头表示同意的时候，他郑重地念道： 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 首先我们要感谢你在教导我们以及在指导我们医院的工作方面所尽的力量。你不但提高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改善了我们医院的组织，又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计划来改进这些医院，使得很多的伤员能够得到治疗，恢复健康，前线作战的兵力也能够增加。我们卫生部和各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愿意并且诚恳地接受你的批评和意见。 但是我们很惭愧，我们没有好好招待你，这是我们要恳切地请求你原谅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们的好意和指导。 其次，我们要深深感谢的是，你把你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捐给我们的伤员，作为购置烟叶和纸烟的特别费用。你这份深厚的好意说明了你关切我们的伤病员是这样无微不至，而却忘了你自己。不但那些躺在炕上的伤病员要感谢你，而且医院的工作人员也要向你表示敬意。你真正是一个拯救世界和平的人，一个为世界和平民主奋斗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现在用你的钱给我们的伤病员买了许多纸烟和美味的食物。在分送这些礼物的时候，我们希望你来看看他们，并对他们讲几句话。 我们听说你将要动身到其他的军分区，去给伤病员做手术并提高医生和护士的技术水平。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希望你很快就回来，再给这儿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以更多的教导和训练。 我们向你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叶大夫、游大夫、肖大夫、林大夫、王大夫 董念完以后，把信（中英文各一份）塞到白求恩手里。白求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和每一个医生都握了手。 “你们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志，”他说。“我有时候说话粗暴，但是我很高兴，你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并且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准备做照顾我们的伤员的重要工作。”随后他又对留在这儿的肖大夫和叶大夫加上一句说：“我希望不久又可以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祝你健康，”他们一面鞠躬，一面说。 “我祝你们健康，”白求恩回答。“并且希望我们的伤员在你们的照料下早日恢复健康……” 四十三 他们从常峪出发，经过一片长长的平原，走向远方黄色的山峦。庄稼地里夏天没割尽的残梗已经枯黄了。上了冻的沙子路在马蹄下面发出清脆的响声。白求恩的年青活泼的勤务员邵一平跟在后面，他拣起路上的石片，向头顶上飞过的白鹁扔去，一面唱着流行的歌曲： 巴巴眼，望望天…… 快活似神仙……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等他们走到平原的尽头，爬上头一座山的时候，天气就更冷，山路也更艰险了。从山头下来以后，他们又到了一抹平川。 有五天工夫，他们继续往北走，一路上经过延绵不绝的高山和山谷。在山谷里，马蹄在耸立的峭壁中间发出得得的回声。在山腰上，他们下了马，挣扎着往上走，山风在他们周围号叫，吹干了他们脊背上的汗水。在山顶上，他们呼出的气立刻成了水气。在狭窄的小山沟里，有时只不过是山岩中很深的裂缝，亮晶晶的冰穗子挂在他们的头上，好像悬在半空中的凶器。 到了第三天，他们碰上了大风雪。这时候整个平原都埋在一层厚厚的白雪底下，所有的山头都让浓云遮蔽了。雪积在白求恩的日本皮帽子上，堙没了山路，在流汗的牲口身上化成蒸气。为了取暖，他们下马步行，手里紧紧握着马的缰绳。自从他们离开常峪以后，温度已经降低了二十度。这是山西山区严冬的开始。 在董以前曾当过县长的阜平，他们休息了一晚，在城里人家的热炕上取暖。第二天他们又上了路，一路上都在严寒和突如其来的风雪中挣扎前进。11月11日黄昏，他们在没吃东西也没休息一口气走了十个小时以后，终于到达了第一个救护站。这是三五九旅设在河淅村的后方卫生部。 由于解放区的无线电通讯网很有效率，这儿的人在事前就知道他们要来了。在卫生部办公室里，他们受到了古部长和卫生主任方大夫的欢迎。方大夫是个高个子的年青人，脸长长的，有一副农民的结实身体。 他们和这儿的人见面以后，脱下了潮湿的外衣，跺跺麻木了的脚，喝了没有加糖的热茶，随后白求恩就问，“病房在哪儿？” “正在准备饭，”方关切地说。“倘使你要在今天晚上去看的话，等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我们就陪你去看病房。” “我不但要在今天晚上去看——我现在就要去。吃饭还有多久？” “不会超过二十分钟，”方说。 “要是那样，我提议我们现在就去，”白求恩一面说着，一面穿上大衣。 方不安地望着古部长，随后又望着董。董一声不响地向白求恩那儿低着头，做了一个表示警告的眼色。方有点发慌地提议道：“但是你们刚走了一天山路，并且还是早上出发时吃的饭……” “是的，”古部长插嘴说。“最好还是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 白求恩扣上了他大衣的扣子。“我们刚走了很远的路，但是伤员们也是一样啊。” 他们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进外面的黑夜里。 病房就在村边的一座小庙里。它和白求恩在更靠南的地方所见过的许多简陋的医院一样。在一间狭窄的病房里，有三十多个伤病员躺在沿着墙的一排炕上。他立刻从第一个炕开始，很迅速地一个接一个检查下去。检查快完的时候，他问了方一些问题，给了他助手一些指示，记下了哪些伤员需要动手术，并给其他的伤员换了药。在这一排炕快到头的地方，他在检查着一个腿伤的伤员，忽然间他挺直了身子。“这伤员是谁负责的？” 方迟疑地走上前来。“是我。” 白求恩转过身去，“立刻准备给他动手术……等完了以后我有话对你讲。” 他检查完了其他的伤员，随后就满脸怒色地大步走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在那儿这个年青的伤员已经躺在一张石头手术台上了。这就是手术室，四面挂着白布，房顶上也绷着白布，当中挂着一盏汽灯，嗡嗡地响着。手术台旁边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套手术器械和消毒药品。白求恩很快地洗完了手，开始把伤员腿上的绷带解开，这时候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游大夫站在他旁边。绷带上满是浓血，紧粘在血肉上。等到绷带解下以后，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臭味。 白求恩转过身来，又冷冷地说了一遍：“这伤员是你负责的吗？” “是……” “你要受到处分的。他这条腿得切掉，这得由你负责任。你瞧瞧，这根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像一只犬牙似的！你怎么会让他的伤恶化到这种地步？你当初为什么不上夹板？”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在白求恩的责难之下，方往后退了几步，就仿佛挨了一顿鞭子似的。这个当着他的同志们的面叱责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白求恩，他自己曾热烈地期待着的全军所崇拜的人物。他的淳朴诚实的脸由于羞愧而抽动了起来。他想要开口，可是话刚到嗓子里就缩回去了。他带着求援的神情看了看古。 古部长觉得很窘。“也许，”他以和解的口吻说，“这不是由于方同志的疏忽……” “不是？”白求恩带着冷峻的神气对他说。“如果这不算是疏忽，那么这是什么？伤员的腿到了这个地步，方大夫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吗？也许他能够给伤员换上一条腿吗？这不仅是疏忽——这是完全没有把伤员当回事。” “可是前方的医院总共只有十副夹板，现在都有人用着。方大夫当时没有夹板可以给这个伤员上。” “没有夹板！”白求恩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成为理由吗？难道说我们就得等着现成的夹板吗？我问你，古同志，我们的战士总有现成的武器吗？他们没有武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打仗呢！他们是说‘好了，我们别打了，等有了武器再说吧？’还是挺身上前，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呢？如果没有夹板，方大夫就应该想办法做几副夹板，哪怕他得亲自动手。一个真正的医生就应该这样做工作。我们在松岩口就是这样做工作的。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还管自己叫做医生。” 方低着头，古一声不响，其他的人——除了董以外——全都愣住了。董一直站在手术台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现在仿佛就没有出过什么事情似的，他从那儿平静地说：“白大夫，伤员睡着了……” 白求恩转身回到了手术台。他低着头对伤员露出骨头的、坏疽的大腿看了一会儿。随后忽然间，他开始解释起他要做的手术，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不像刚才生气时那般粗涩了。为什么必须做截肢手术呢？他于是先把坏疽说明了一下，指出了骨头破碎而且突出的状况，详述了选择一个适当部位做截肢手术的重要性，一一指出了哪些肌肉、神经、血管、骨组织应该切开，简单地讲了一下动手术时以及动手术后止血的方法。 屋子里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董翻译时较高的声调以及头顶上汽灯的嗡嗡声。他一面说着，一面动起手术来。这时候，王和游在手术台两边各自站到了指定的地位，方、古、贾以及其他的护士也都轻松了下来。 白求恩忽然停住了，举起手中的器械，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这，”他转过身对方说，“只是一把普通的锯子！这是锯木头的，不是锯人骨头的！难道你们指望我用它来作截肢手术吗？” 方吞吞吐吐地说：“这……这……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把锯子……” 白求恩厌恶地把锯子扔到一边。“游大夫，我们必须拿出我们自己的器械来。等一等。那需要多久？不成，来不及了。我们的东西还没有下驮呢。没时间了。”他重新捡起那把锯子，这时候其他的人都在提心吊胆地看着。他用手把锯子弹了一下，嘴里咒骂着，匆匆忙忙地把它消过毒，然后回到了手术台。 他咬紧了牙做着手术，胡须上面的嘴闭得紧紧的，只听见锯子在骨头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手术做完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医生们和护士们一声不响地站在伤员周围。白求恩用绷带把露着肉的残腿裹好以后，又转过身对方大夫说：“我们花多少年的工夫工作，学习……为的是到时候我们能保全一条腿，一个生命……可是倘使我们没有好好地工作，学习，倘使我们做事疏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有人得牺牲一条腿，一个生命……告诉我，方大夫——你是那个医科大学毕业的？” 方含糊地答了一句，低着头走出了手术室。 屋子里又静寂了下来。游大夫一向是不轻易说话的，他现在和解地说：“弄到非截肢不可的地步实在是非常不幸的。可是目前我们的物质条件确实太困难……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夹板，也许……” “也许！没有足够的夹板！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足够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呢？不行，说什么这都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情况必须报告给聂将军。倘使一个战士扔掉他的枪，那不消说是要受到处分的。同样的，假使一个医生毫无理由地让一个战士丧失一条腿，那么他也一定要受处分。枪还可以补充，但是腿哩，那是我们没法补充的。”白求恩把手一挥，转过身子，表示这件事情到这儿为止了。他给伤员作了最后的检查，吩咐时刻要有一个护士守着他。洗完了手，他看了看手表，以一种仿佛是要接着去做一件未了的事情的神情对古说：“其他的伤员怎么办？” 他看见古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气，就重复说：“其他的伤员。这儿没有别的病房吗？让我上这儿来的电报上明白说着——‘许多伤员待医。’这儿只有三十个。其他的在哪儿？” “是有其他的伤员，”古急忙地解释。“可是他们都在曲回寺。我们的医院分成两部分。这是后方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曲回寺，在更靠北接近前线的地方。重伤员都在那儿。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先检查这一部分，然后再陪你去曲回寺。我们想你刚走了很远的路，一定需要休息……而且从这儿到曲回寺，路是很难走的……”古支支吾吾地说，仿佛怕白求恩再发脾气似的。 “那是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他恳切地对董说，他的声音很低，因此白求恩没听见他说什么。“你不能解释一下吗？我求你平平这位老人家的火气。他又行军又做手术搞得太疲劳了。倘使我们不负责任地把他拖来拖去，我们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 “你们在说什么？”白求恩问。 “同志，”董平缓地说。“医院的那一部分离这儿有许多里路。现在时间也太晚了，不便出发。再说，他们也得准备一下才能走。我们不妨利用等的时间休息一下。他们照顾你也为的是伤员。倘使我们现在出发，你怎能够有精神去给伤员动手术呢？” 白求恩又看看表，想一想说：“好吧，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早上四点半能准备好吗？”他这句问话等于一个命令。他看着古，直到他点头同意。“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早上四点半一定出发。游大夫，我们要带着我们全套的手术器械。” “现在也许，”古怯生生地问道，“白求恩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肯赏光来吃我们准备好的饭吧？” 外面一片漆黑，他们踏着雪走进了沉寂的村庄，身子往前弯着，顶着从街上吹过的山风。当白求恩走进卫生部办公室的时候，古把董拉住了。 “他当真要我们早上四点半出发？果真那样，他只有两小时的睡眠啊。他是不是像别的外国人一样，喜欢说钟点？” “他认真极了，”董笑着回答。“他碰到伤员就像磁石碰到铁一样。” 古抬头看着漆黑的天，在冷风中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一定也跟铁一样——到了白热的程度。” 他们赶忙走进屋子，去吃那顿耽误了好久的晚饭。 早上四点，白求恩就在病房，在病床旁微弱的菜油灯光下检查着肖，那个让他截断了腿的年青人。“好不好？”他用中国话问道。 “好。” “痛不痛？” “不痛。” 白求恩摸摸伤员的湿粘粘的额头，看着他那紧张的眼睛，憔悴的面目，紧闭着的嘴唇，以及一晚疼痛所留下的冷汗。“不对，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痛得厉害。但是你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这时候董悄悄地走进病房，到了他的身边，他于是用英文继续说道：“看到你情形好，我很高兴。在短时间内，痛苦是复原过程的一部分。我现在要到曲回寺去几天，但是他们会好好照应你的，我不久就回来看你。”他又对护士说；“你要像照应亲兄弟那样照应他……” 四点二十五分，白求恩和董骑着马，在那改作医院的小庙外面一座胖佛像底下等着。过了几分钟，王、游、贾、其他的人员以及驮子就都来了。到了四点半，古急急忙忙地从村里赶到，他喘着气，皱着脸，很吃力地爬上了马，低声向董说：“可别叫我再过这样的一晚啦。我怕起晚了，从离开你以后，就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把灯放在表旁边，深怕误了钟点。怎么白大夫睡觉起床就像机器一样准呢？” 等到天放亮，朝阳在白雪上闪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了。白求恩和董骑马走在前头，他把视线从路上移到他的伙伴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同志，”他说，“从我们出发到现在，你还没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的化身，你知道，你要是不说话，我就也只好一声不响了。” 董掉过头看看后面离着他们有几百码的长长的队伍。他勒住了马，让它慢慢走着。“大夫，我心里在思索方大夫的问题。” 白求恩急速地看了董一眼。他的伙伴的愉快的宽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他都熟悉。从董脸上若无其事的神气，他看出了董一直在准备如何委婉地提出一件难于启齿的事情。他于是简慢地说：“那是白费时间。这个人不中用——他不是个医生。而且他还不能接受批评。” “是呀，问题就在这儿。也就是为了这个，他才叫我心里难过。” “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他并不是个医生，他——”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白求恩插嘴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个好医生，没有正确的态度。”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董温和地继续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白求恩有点不耐烦了。“他是河淅村后方医院的外科医生。可是任何刚毕业的医科学生都会比他把那个腿伤治得好些。” 董点点头。他们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会儿以后，董漫不经心地又谈了起来，“可怜的方。倘使他过去上过大学，他一定会比现在懂得多些。他一辈子就没正式学过医。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用心听，学到了一点医学知识。他的一点外科技术是从临床上得来的。” 白求恩勒住了马，抓着另外那匹马的马衔，把董拉到他的旁边。“他怎么可能从来没学过医呢？董，从你那副装得若无其事的神气，我看得出你是在打主意让我上圈套。你在胡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袒护他，让他不受处分吗？你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人的疏忽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吗？你肯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同志，”董柔和地说，“昨天晚上在你熟睡的时候，我和方谈了很久。他把他的悲惨的一生，从小到大都给我讲了。我一早上没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同志，我可以给你讲讲方大夫的身世吗？” 白求恩放开了董的马，噘了噘嘴。在董说着的时候，他们两人骑着马慢慢地走着，离得很近，踏镫贴着踏镫。 “方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他家很穷。村里没有学校，因此他没有学习认字和写字的机会，还是个娃娃的时候，他就学着看水牛。整个童年，他一直在田野里放牛。他从来没看见过一本书。后来有一天，八路军的一个支队从村子里路过。他们在村里演戏，讲战争，讲国家大事。方就加入了八路军。他自己学念学写，有不懂的就去请教别人。他一开始当警卫员。等他能读能写了，他就当上了护士。然后当上了护士班长。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用中文注音。有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却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一直等到他把它们全记住了。然后他就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逐渐地由于经验而成了一个外科医生。我们来到河淅村的时候，他已经在像学拉丁药名似的学英文单字了，以便更好地向你白求恩学习。” 董说完了，把拉着缰绳的手往鞍头上一搭，仿佛刚说完了一件对于他已经失掉兴趣的轶事似的。 白求恩惊奇地望着他。这事可能吗？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边吹来的空气，就让一个在前方作战、在后方教育人民的军队给带走了。他完全靠着苦学，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外科医生，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因此在抗战中，方这个本来一字不识的人变成了方大夫，一个掌握生命和学问的人。 白求恩在心里咒骂自己。他为什么就不知道呢？在方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猜不到呢？而且这儿有多少像方一样的人！肖，那个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击队员。平山的女县长，她摆脱了上千年的奴役来领导一个县政府。松岩口的那个护士，他克服了比死亡还可怕的恐惧来输血。多少年青的学生忍着饥饿从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进抗大，一路上偷越敌人的防线，在经过的村子里传播他们从书本上吸收来的智慧。他身边的董，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曾荣任县长的人，但他却愉快地陪他来到荒野的地方。无数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敌人的进迫下烧毁了自己的房舍，背着少数几个包袱撤退，加入游击队，然后手里拿着枪回到家乡。他们正在从黑暗中奋起，这些一声不响的、百折不挠的、像方一样的五亿人民。他们为一股伟大的热情，一种与方一样强烈地要求学习、要求生活、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所激励。而他——白求恩想——却竟然羞辱了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几个星期以前，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国格言写进了他的日记：“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也曾努力把这句格言的意义贯穿到他在松岩口的讲演里。他以为自己懂得了这句话。但是学无止境！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了解，需要学习，需要传授，需要亲身体验…… 他的沉思给董打断了，董忽然在他前面停住，回过头来喊道：“下面的山谷就是曲回寺了。” 他们已经走出山沟，走上了一条长坡，坡底下是一片闪烁发光的平原。平原中央白茫茫的雪地上有一堆深褐色的房屋，前方医院就设在这里。他们下了马，伸伸腿，活动一下筋骨，一面等候后面的人。 白求恩一面注视着下面的村子，一面说：“我很高兴，你把方的情况告诉了我。”董瞟他一眼之后，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西方，在许多关于中国的书里，都特别提到中国人认为要保持荣誉就不能‘丢面子’。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吗？我在解放区里并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现象。” 董笑着说：“有些人还是非常怕丢面子的。但是在中国许多事情都变了。你亲眼看到，在八路军以及在边区的各种组织里，我们教大家做自我批评。只有地主和有钱的人注重‘面子’。在战斗当中，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这种事。”他调皮地加上了一句：“当然，各处都知道，白大夫是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丢面子的机会的。” 白求恩大笑起来，他伸出胳臂抱住了董。“等我们回到河淅村以后，同志，我要去找方，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丢尽我的面子。’” 第二天，他们沿着不久以前才被他们的马蹄践踏过的山路回来，傍晚光景回到了河淅村。白求恩领着董飞驰着进了村子，远在其他的人前面。他带着董一直奔向方寄宿的那个老百姓家里。 方在暮色苍茫中躺在炕上。“好不好，”他一面招呼他们，一面一骨碌地爬起来点了一盏油灯。 白求恩挨着董在炕上坐了下去。“方同志，”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董把你怎样学成了一个外科医生的经过给我讲了一点。” 方急速地看了白求恩和董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平静地接着说。“现在我知道了一点你的遭遇，我愿意给你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你知道，当初我开始行医的时候，年纪比你大得多。而且做了医生以后，我又害了两种难治的大病。” 方好奇地抬起头来。他本来以为白求恩是来着手正式检查他的工作的。但是白求恩这番话却又不像有那种意思。 “我刚开始做外科医生的时候，忽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那是——嗯，十二年前，那时候，关于治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有许多还是新发明的，或是大家所不知道的。看样子我的病是没有办法了。我把自己埋在一所疗养院里，以为必死无疑了。可是结果我居然想办法让自己治好了。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做一个胸外科医生……多年来我只靠一叶肺活着，可是我学习，我钻研，我在本国一位世界知名的医学大师的指导下工作。最后，我终于战胜了这个大病，并且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白求恩停了下来，点起一支烟。有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讲话，方静静地坐着，随后就抬起头来看着白求恩。他看见白求恩脸上现出一个谜样的笑容，使他自己也不由得神经质地跟着笑了起来。最后他支支吾吾地问道：“你的第二个疾病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疾病’……哦，这可不那么简单了。这个病我不是从任何人身上沾染来的——而是从所有的事情上沾染来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当了医生以后，时时刻刻都在沾染着这个病。它比肺结核要厉害得多。它就是——我的脾气。这可和治传染病不一样。我不能用药来去掉它。而且我行医时所看见的许多事情反倒使它加重了……正像我一度向肺结核屈服一样，我有一度也曾经向我的脾气屈服。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不再屈服了。这是在我明白了肺结核不仅仅是一种人体的疾病，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罪恶以后——这是我在我国看到了少数人很富，而大多数人很穷以后；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那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斗争。我看见人们为了争取生存而牺牲了生命。现在我在中国已住了九个月了……我已经明白怎样才能把我这第二个大病治好……可是有时候它还是发作，我还得和它斗争才能把它控制。现在它不常犯了，可是那天晚上又犯了。你明白吗，同志？” “我明白，”方柔和地回答。 白求恩轻快地跳了起来。“好吧，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出发，上床睡觉以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你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且一定会碰许多钉子，同志。要是我不坦白地警告你，我就是在欺骗你了。你必须补上所有你从前没学过的东西。你必须钻研，学习——正如同我们的战斗员得学习怎样和敌人作战一样。我要请古大夫在不久的将来把你派到我们医疗队里工作。你可以跟我一起工作。我一定帮助你学习。我们用得着另外一个医生。而且这样也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充实你的经验。” “那我太高兴了，”方说。他站了起来，把白求恩和董送到门口，张开嘴要接着说，想想还是不说的好，最后还是脱口而出：“白求恩大夫……关于姓肖的战士那件事，我认识到我是得负责任的。这些年来，每一件事情，我都得一个人学……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读和写，也才不过几年的事。倘若我有一天能跟着你，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我有一个儿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农村的孩子们就能够有上学的机会了。我一定尽力使他得到我自己以前所没有的念书的机会。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来补偿我这一生的缺憾……” “把你自己训练成一个好外科医生吧，同志——这样会给他一个最好的榜样。” 在方的严肃的脸上，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要教他学习一个更好的榜样，”他说，“我们的白求恩的榜样。” 四十四 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的行列越来越长，于是战地医疗队翻山越岭去迎接川流不息的伤员。 11月22日，白求恩领着医疗队到达涞源北面的转岭口，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儿白求恩又发了一次脾气，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道歉。 一连三天三夜，伤员一个个从前线送到转岭口。战斗十分激烈，伤亡很重。第一批三十五个伤员抬进来的时候，白求恩已经把手术室准备好了。他刚一开始检查，就把脸给气白了。 他把担架员叫了过来，让他们在他用作手术室的那间土房子里站成一排，然后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这些伤员从火线到这儿路上已经走了三天。自从团部的军医给他们上过药以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的照顾。为什么？为什么连一条绷带也没有换过？难道你们以为你们的任务就只是把这些伤员抬了来，好像他们是行李似的吗？你们是医务工作人员，不是骡子！” 这些战地工作人员看见白求恩的怒容都吓坏了。“从涞源到这个村子，”其中有一个人支支吾吾地解释道，“一路上没有休息站……也没有救护队。我们没办法……” “这不成为理由！没有休息站，就应该临时凑几个出来。没有绷带，就应该用你们身上的衬衫。”白求恩转过身对董说。“立刻派一个通讯员到王旅长那儿去。我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身分，请他亲自来这儿一趟，调查伤员从前线送来时的状况。” 第二天王旅长就应白求恩的邀请来到了后方医院，当时白求恩正在手术室里工作。他等到白求恩在动着手术的那个伤员抬走了，然后才走进去。 “我是王旅长，”他说，“久仰，白求恩大夫。” “久仰你的大名，王将军，”白求恩说。“聂将军告诉我，你是他部下一位最勇敢最善战的将军。你这一旅的战斗力是无可批评的，但是你们对于伤员的处置却是非常糟糕的，不能容忍的。” 白求恩随即把王旅长领到伤员住的那些民房里，一面对他叙说他们一连三天无人照料的情况。他指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感染，那些没有及时治疗的轻伤，以及两名由于用止血器后欠照料而生了坏疽的伤员。 王旅长严肃地听着。回到手术室，他沉思了一会儿，随即坚决地说：“大夫，你的批评像一把刀一样的尖锐。但是你的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卫生工作缺少器械，又缺少有训练的人员，但是你已经使我认识到我们必须马上改善这种情况。我个人负责把你的每一项建议都贯彻执行。我留在这儿和你在一起，等所有的伤员都治完了。然后我们来决定应该立刻采取什么办法。” 王旅长在手术室里和白求恩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呆了二十四小时。白求恩动手术的时候，他在一旁看着。当曙光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的时候，屋子里的空气是沉浊的，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汗味和溃脓的伤口的臭味。那一整天，除了两次吃饭的时间和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手术一直继续着。到了晚间很迟的时候，最后一个手术才做完。他们走出去呼吸了一口清新空气，随即回来开会讨论改善对这个地区的伤员的照料办法。 他们的讨论是简短中肯的。在前线与后方之间的村子里将设立一系列的救护站。站上有卫生工作人员和器械给向后方运送的伤员进行初步治疗。 “战地医疗队直接到火线上去工作，”白求恩强调地说，“是我们所能实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我确信这样做一定能大大减少我们的死亡率。” “我同意，”王说。“在一星期内我们就要给敌人再来一个伏击战。你能准备好跟我们一起行动吗？” “早一天通知我们，我们就准能赶到。”白求恩回答。“我们明天早上去杨家庄的后方医院，离这儿十英里地。我们在那儿听你的消息。” 王紧握住白求恩的手，摇动了两下，一次往上，一次往下。“我们下星期见，大夫，”他说。 11月27日晚上，一个通讯员从王旅长的司令部来到了杨家庄，送一封信给白求恩，同时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匹从敌人那儿夺来的栗红色骏马。按照惯常的手续，信先交给了董去翻译出来。董独自在屋子里读完这封信，看了看钟点，忖度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去找游大夫商量一下。 他在游的屋子里找到了他，游正在用鸡油擦皮带。“同志，”董带着不安的神情说，“你是白求恩的助手，我要征求你的意见……王旅长给白大夫来了一封信。信上说那个预定的袭击要在两天内发动……在灵邱北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应该现在把信送给白求恩，还是等到明天早上。你有什么意见？” “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早上呢？”游问道。游有四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体，一张和蔼的脸。他一向以沉默寡言闻名。有人曾开玩笑地给他做过统计，结果说他一天说不上十句话。现在，他提了问题以后，就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董。 “他会非常生气的，”董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三天内他做了四十个大手术。他已经有好多个星期没睡过整夜的觉了。虽然路程很远，可是我明天早上告诉他，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倘若我现在告诉他，他一定要立刻准备动身的……那他就又得不到休息了……聂司令员曾亲自嘱咐我们多注意他的健康。”董焦虑地皱起了眉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他听说什么地方有伤员，他是会怎样的……” 游擦完了皮带，慢吞吞地说：“今天晚上白求恩是能够睡觉的。所有的手术都做完了。要是你等到明天早上再给他这封信，他当然要发脾气的，但是发脾气总比他不休息要强些。他的体重已经减了很多。尽管他工作能比任何人都快，时间能比任何人都长，但是他疲劳极了。他现在不是用这个工作——”游屈曲了一下胳臂的肌肉——“而是凭着这个。”他用一个手指头指指他的头和心。“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这是董听见游大夫说过的最多的一次话。 游看完了信就抱憾地说道：“不成，这封信我们现在就得给他。这是王旅长本人来的信。信上明白写着这次袭击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出了岔子，我们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的。我们应该对白求恩说明天出发，时间是一定来得及的。可是我们千万别说留出时间让他休息，因为那样他会马上就要去的。” 结果董同意了。他到了白求恩的屋里，白求恩正在灯下工作。从桌上放着的手稿，董看出白大夫又在编写医学教科书的另一章了。 “王将军来了一封信，”董说。他把信译成了英文，随后就偷偷地瞅着白求恩。一点不错，董心里想，大夫确实需要休息。他穿的布裤子显得特别肥大。他上身穿着休息时候仍然穿的翻领毛衣，肩膀越发显得瘦削了。只有他的眼睛仍然透露着旺盛的精神，即使他在看书和做手术时戴的白金边大眼镜后面眼睛眯了起来，也还是一样的。 白求恩找了一张地图，把它摊开在桌子上，计算了一下距离。“还好。离前线大概有二百里地。”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董审慎地说。“我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出发呢？明天早上几点？” 白求恩把眉头一皱。“现在是十一点。好吧，明天早上五点。怎么啦，那有什么不妥当？” “从现在到五点只有短短的六个小时。这样，连睡觉和上驮子一共才只有五个小时。”董思忖着，要是五点出发，白求恩几乎睡不到四个小时。“也许七点动身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他提议道，一面机灵地加了一句：“这样，他们在开始繁重的工作以前，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那么六点钟吧，”白求恩让步说。 “我去告诉他们……明天见……” 董走了出去，心里非常高兴。能哄白求恩多睡一个小时，他想，实在是一个大胜利。 四十五 11月29日清早，天还没有亮，白求恩在广灵和灵邱之间的公路附近的一座庙里，把他的战地手术室布置好了。前一天，整个白天和大半夜，他从杨家庄走了七十五英里以上的山路。他已经同王旅长取得了联系，组织好了轮流替换的担架队来运送伤员，并且准备了专管撤退的担架队，以便把医治过的伤员输送到曲回寺。 这次作战的目标是要切断广灵和灵邱之间的公路，这条公路，对于日军发动南下进犯晋察冀的攻势，有着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王旅长部下将有两支部队向防守公路的敌人进行突袭，三五九旅其余的部队则留在后面作后援。白求恩改作临时医院的那座小庙的位置就在这两个突击部队的中间，离着公路一英里地的地方。 夜间，日军的装甲查道车从这条公路上开过，他们没有发觉两旁的小山上有什么异样。天还没亮，攻击就开始了，最初是军号和机关枪的声音，几分钟以后就听见手榴弹爆炸的声响。下午五点十五分，攻击后整整七小时零十五分，第一个伤员就送到了。当担架员把这个伤员从山里抬出来的时候，白求恩说，“还不够快的。”但是十五分钟以后，当这个伤员上了麻醉药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创立了：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战线上，从来没有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受伤以后如此迅速地得到了充分的外科治疗。 整个晚上，战斗一直进行着，伤员陆续运送到小庙里，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不停地做着手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已经做了二十五个大手术。当他工作的时候，担架员带来消息说，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正午，放在小庙地上的一排一排的伤员已经增加了一倍。医疗队现在以平稳的、不间断的节奏工作着：伤员陆续从前线运来，重伤员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的由专管撤退的担架队运送到十英里外的曲回寺的后方医院。 王旅长的旅部来了一个干部很焦急地询问是否还能再收留些伤员，白求恩一面做着手术，一面回答说：“只要有伤员继续来，我们就继续做手术。” 做到第五十个手术，董站着给伤员上麻醉药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他的手开始发抖。他勉强支持着等这个手术做完了，随即坐到地上，两眼无神，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 白求恩把他扶到一条板凳上，看了看他的喉咙，试了他的体温，接着嚷了出来：“你总说什么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你自己却患着很厉害的扁桃腺炎，发着高烧，接连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叫贾铺好一张床，让董睡下，并让他吃了点镇静剂。游大夫接替了上麻醉药的工作，王大夫代替了他作白求恩的助手。 黄昏光景，伤员还是源源来到，而且送来了第一个严重休克的伤员。当时腾不出人来，于是王大夫自愿输血。白求恩抽了三百毫升，随即王又回到手术台工作了十二小时。后来又有一个伤员失血过多，游大夫和方大夫输了血。下一次的输血是由贾自愿担任的，她看见白求恩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她，觉得又骄傲，又难为情。 接着前线传来了日军增援部队快要到来的消息。战斗结果如何不久可以分晓了。 半夜里，三五九旅的后援部队偷偷地越过了一片朦胧的山岭，到了那条公路旁边的小山上。低声的口信来回传递着，钢碰着钢发出锒铛的声音，散兵线铺开了，隐隐约约的人影爬来爬去布置机枪阵地，然后就在山石当中隐藏了起来。 下面五十码就是公路，一条椭圆形的细线。路的那一边，地面又陡峭地往上升起来。根据王旅长得到的情报，日军的增援部队迟早必须从这段狭窄的公路经过。侦察员又证实，他们正由五十五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运送着来了。 中国的战士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埋伏在山石背后像山石一样地一动也不动。然后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接着一辆坦克轧轧地沿着公路开了过来，车塔里探出来一个脑袋，上面戴着一顶有帽沿的小帽。坦克后面是第一批五辆卡车。坦克和领头的一批卡车过去以后，下一批出现了，跟着又来了一批。它们开得很慢，关着灯。它们都是敞篷的大卡车，上面满载着日本兵，他们紧张的脸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山头上，王部下的战士一声不响地把步枪紧贴着肩膀，瞄准了机关枪，抚摩着挂在皮带上的手榴弹。他们用从多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冷静的纪律在等待着开火的命令。但是卡车陆续从山下开过去，命令却还没有下来，他们都不安地仰起头来，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指挥员，嘴里则咬着手榴弹的冰冷的保险盖。然后，等到至少有半数的卡车全过去了，指挥员突然喊出了命令。山上的步枪和机关枪齐发，对着敌人车队的中心、头部和尾部开火，紧接着是一阵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从敌人的车队里发出了痛楚的呼号，嘶哑的喊叫，还有命令和咒骂。领头的那辆坦克竖起了后车身，想在这条窄路上掉过头来，但是在三颗手榴弹的爆炸下歪着蹦了起来，消失在一阵烟雾里，随后就瘫在炸坏了的履带上了。卡车东倒西歪地堆挤在一起。炸裂了的汽油箱冒出一道道的火焰。敌人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卧倒在地上。他们向四面八方乱放枪。有的爬到卡车后面找点掩护，有的在慌乱中爬上对面的山坡。 游击队的战士们冷静地、准确地继续扫射着动弹不了的车辆和乱奔乱窜的敌人。接着，一个队长跳上了一块山石，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啊！”他激昂地喊道。“消灭敌人，同志们！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游击队一窝蜂地冲下山去。 “冲啊！”指挥员一面大声吼叫，一面奋不顾身地跑在战士们前面。“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他们冲了下去，他们的枪口对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敌人平射着，枪声与有节奏的胜利的口号声互相应合着： 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沿着公路，深入山里，这个奇怪的作战口号追逼着失魂落魄的日军。一直到天亮，枪声才平息下来，击毙的和被俘的敌军一共有五百多名，胜利的战士们回来拾拢大量截获的装备。 12月1日上午十点钟，白求恩疲倦地离开了手术台，吩咐战地医疗队准备出发。他已经一连动了四十个小时的手术了。自从前一天下午第一个伤员开始，他做了七十一个手术。董的热度还没有退，在屋子的一角裹着一条毯子躺着。王输过血以后，终于被强迫躺在地上休息。游在收拾整理，他两眼发呆，站在那儿打盹。白求恩自己也觉得耳朵里有一种嗡嗡的不舒服的响声。 现在战斗结束了，所有的伤员全运走了，他才睡了一两个小时。他接着又赶紧起来，因为在曲回寺的后方医院里，伤员需要手术后的照料，并且需要特殊的检查，以评价在前线所做的手术的结果。 下午两点钟，战地医疗队正要出发到曲回寺，王旅长赶来给他们送行。他喜洋洋地握住白求恩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作战口号。我们的战士喊着你的名字去打仗。”他喊了起来：“‘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但愿敌人在许多战线上听见这个口号！” 在去曲回寺的冻结了的山路上，白求恩快活地骑着他的骏马，摇摇摆摆领着他的疲乏而愉快的医疗队穿过白雪覆盖的高山。一种他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喜悦在他心里荡漾，他给跟随着他的人们唱起了他心爱的那首充满战斗豪情的歌：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像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四十六 战事沉寂了几天，白求恩休息着，同时把他的日记和书信补上： 12月8日：回到杨家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况。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2月9日： 亲爱的马：我对于收不到你的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天，我只有这样！到现在足有两个月了。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的[7]。我一直在盼望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于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章、杂志——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 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器（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听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我现在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欢迎的，但是我情愿把它们都拿去换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我有半年多没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四月十八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十八个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烦透了。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只此一件？每月给我寄三本书、几份报纸和杂志。我想知道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的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 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者美国是否在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就真有那么厉害吗？ 药品材料的情况相当严重了。我一共只剩下二十七管羊肠线。等这用完了以后，我就得发明新的东西来缝伤口了！我只剩下半磅石炭酸。我自己只有一把刀和六个动脉钳——其余的我都分散了。我只剩下两磅半哥罗芳。等这点用完了以后，我们动手术时就只好不用麻醉药了！ 这个月很忙。走了八百五十五里路，做了一百一十三个手术……倘使你觉得我以上有些话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现在必须辩解恰恰是相反……这儿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这北部地区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早年生活。这儿的村庄像所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一片用泥土或石头盖的平房，分成好些院落。三四所互相对着的房屋圈在一个院落里面。院子里有猪、驴、狗，等等。我们初来时，这儿一切——人、房子、孩子们——都脏得可怕。我们医疗队立刻开始扫除，今天，一个离开了这儿几个星期的人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我在这儿一个人住一所房子。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少不了的炕、我的行军床和桌子。我自己做了一个洋铁炉子，烧的是煤和木柴。唯一的窗户是用白纸糊的。墙和地都是压硬了的黄土。 除了在小山沟里，这个地区是没有树木的。天气已经暖和一些了——白天差不多是冰点以上二十到三十度，晚上是冰点以上十度。刺骨的狂风从西北面的戈壁沙漠吹来，带来旋风似的尘土和雪。 我们现在在灵邱南面约六十五里（二十二英里）的地方。我们四面全是日军——西面的同太铁路上、北面、东面和南面。在南面，他们正在铺设宽轨的铁道以代替原先的窄轨的铁道。游击队又添了工作了！ 我们和绥远省的东北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聂将军相信日军的计划是沿着陇海铁路向南进攻西安，再向西进攻甘肃省的兰州。北面的攻势将向西推进，通过绥远省和内蒙，然后也到兰州或那条从兰州向西北到新疆的交通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苏联供给中国的物资全是从那条公路运来的。 倘使日军像以上所说的那样发动攻势，这儿战事一定会很频繁……吉西和柯棣华现在在哪儿？ 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我们的人通过日军的防线在北平进进出出是相当容易的！ 好了，我现在不多写了。圣诞节快来了，说老实话，我忽然有点想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的种种回忆！要不是实在太忙的话，我很可以找着充足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假期。 我现在正准备再到各处巡视一次，多搞出几个战地医疗队，给意料中的激烈战斗作准备。不要忘记给我寄几本书来，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 白求恩 四十七 在松岩口，当敌人从北面和东面打过来的时候，白求恩创立的第一个模范医院，连同它的所有的伤病员，都撤退了。剩下的一切，没几天就让敌人的炮火毁了。 这个模范医院，它曾使八路军全军感到骄傲，它曾为所有的卫生部门树立了一个榜样，它曾证明了如何能使落后地区的伤员得到现代化的医院治疗，它现在怎么办呢？ 冀西的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撤退的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正如解放区其他许多农民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他们的温暖的炕让给伤员，自己睡在地上。有一天清早，地里还尽是霜，他们就成百地走到一座以六十度的角度向天空倾斜的土山的脚下。他们是天刚发亮时排着队一声不响地从村子里出发的，就像行军的队伍一样。他们的肩上扛着原始的铲子、头像草耙一样宽的鹤嘴锄以及普通的木棍。他们把这些东西像武器似地扛着。事实上，这些就是他们要用来战胜那些轰毁了模范医院的日军大炮的武器。 农民们在山脚下聚齐的时候，有一队人先上山坡去踏勘，打下木桩，做些神秘的标记，探测土壤的软硬。然后是简短的讲话和指示，接着农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往山腰上走了一百多英尺的光景。他们就在这儿开始干起来。 他们用鹤嘴锄和铲子在山面上掘着，用手推的小车把土运走。他们一直掘进长着灌木的坚实的硬土。掘到了坚实的黄土以后，他们又垂直地继续往下掘。 他们每天回到山腰，弯着身子干活，在土中掘成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架。最后，这个岩架差不多有二十五英尺高，沿着山面有几百码长了，这时他们就在那平滑的、笔直的墙上画下一排半圆圈，它们彼此间离着好几码，离着岩架的底部有十英尺。这些半圆圈就是以后窑洞的顶，这是他们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木桩标画出的。 随后挖洞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些农民还是只用他们的鹤嘴锄和铲子，开始慢慢地、深深地挖进山腰，先从每间窑洞的顶挖起，然后再往下挖到它的底部。过了些天，他们就钻进洞里，在黑暗中往深处挖，直到后来每个张大着口的洞都变成一条空气流通的地道，二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十英尺高，有一个用不着任何支柱的半圆形的顶。 现在在山面上比第一个岩架低三十英尺的地方，又掘了一个岩架。在这儿，这些农民又垂直地往下掘，画出洞口的图样，再往山腰里挖，像一群巨大的蚂蚁似的。等他们完工的时候，两个岩架上有一百间窑洞了。接着就开始装修这些窑洞。 每间窑洞的门有三分之二的部分是窗户，用油纸糊着。白天有充足的光线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晚上点一盏油灯。夏天洞里比外面凉快；冬天用炭盆取暖。木炭由医院的工作人员自己烧。他们得先去伐木，然后把木头放在不久就要在半英里外建筑的特别窑洞里烧成炭。 为了装备窑洞内部，掘地的农民就又变成了木匠和石匠。他们在每间窑洞里做了五张简单的床，这是用两块宽阔的木板放在一个石头和泥土的架子上做成的。床上铺着一个草褥子，两条被单，一床棉被，一个枕头。他们又在床与床之间做了些低矮的桌子。有一些窑洞加以特别装备，作为厨房、办公室、手术室、俱乐部。附近山腰里又另外掘了些窑洞，作为医院工作人员的宿舍。手术室，由于它的特殊性质，是三间连在一起的窑洞，每间的内部都是用砖砌的。白求恩怀着一个眼看着梦想变成现实的人的兴奋心情，巡视了这个手术室。山脚下筑了一道厚墙，从大门口有小道通到上面各层。 模范医院在这一百间窑洞里重新安置好了，现在敌机看不见它，炸不到它，成千上万吨的土和石头围护着它。伤员搬进新病房的时候，白求恩兴高采烈地写信给马大夫说：“现在护士训练班成立了，百洞医院盖好了，新模范医院已开始工作，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 他当时想不到他所建立的第一个医院，现在成了一个窑洞的医院，还要来回地在北方的丛山中迁移二十次，然后才在永久的地基上成为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四十八 这是一个寒冷的黑夜。一个奇怪的声音偶尔打破这个冀西的村庄的寂静。白求恩穿着衣服躺在炕上，他一面听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忖度着这不知是那个伤员。 明天早上有许多事情得做——也许前线又有伤员下来。但是现在他在屋里躺了一个小时了，又累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不容易睡着的，因为在每间茅屋里伤员都由于没有吗啡而通宵翻来复去，他们的伤像火焰似的烧灼着他们痛楚的身体。要是再有伤员从前线来到，该怎么办呢？现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都已经住上了伤员，新来的人往哪儿住呢？而且他的药品差不多已用完了，他怎么来给他们治疗呢？ 他一直在焦急地等侯延安的消息，通知他纽约的援华委员会终于送来药品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来，这真是糟糕透顶啦！在重庆，蒋介石在他发表的关于全国一致抗战的言论里，是说得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药品器材却通不过国民党的封锁而到达真正在抗战的人们的手里。没有什么办法：他必须去见郝尔小姐。他必须说服她，让她帮助…… 一声尖锐的呼号惊动了他。这是一个怪熟悉的声音，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到外面的黑夜中，已经猜出这声音是从村子中央传来的。他追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嘈杂的语声走到了一间茅屋，屋里的暗淡的烛光从一扇纸糊的窗户透露出来。在屋里，屋主人举着一支蜡烛照在炕上，他家里的人蹲在临时铺在地上的被褥上。在炕上，一个伤员正在一面挥舞着胳臂，一面嚎啕大哭。他是前几天送来动截肢手术的三名伤员中的一个。白求恩迅速地准备了一针吗啡给他注射了。他等侯着吗啡起作用，一面轻轻地握住伤员的胳臂，一面说：“过一会儿痛就会减轻，你就能睡着了。 这个战士翻一翻眼，随后把双手绝望地伸向他的没有腿的残肢。他现在才第一次明白他已经失掉了他的双腿。 白求恩一直等到这个战士睡着，才疲倦地回到自己屋里。他在黑暗中在炕上坐了半天，然后长叹了一声，点着了那张粗桌上的蜡烛，拿出了打字机，用他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国际援华委员会。 这封信重复了他以前寄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信。所说的还是同样的题目：许多人垂危；药品器材差不多用完了；迫切需要援助…… 第二天他就去见郝尔小姐。在他顺着一条小山道急速地走着的时候，他想着郝尔小姐，以及他该怎样向她开口。显然地，这需要机警、诚实和口才三者的巧妙配合。他回想起他们第一次的会面，那次她和好几十个中国人一起从山里赶来看那第一个从这地区经过的医疗队。他当时很高兴地发现，郝尔不过是村里的人称呼她的名字。她是从新西兰来的，她的中国话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她主持附近一个基督教的布道所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曾愉快地足足谈了一个小时，后来他接受了她的邀请去看望她。上次去访问的时候，他曾有意无意地谈到她作为传教士的工作，以及他作为医生的使命，可是当时没有再往下谈。在有些方面，他心里想，她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她有修长的身材，直爽、刚毅的脸，举止端庄。每逢谈到她的工作，她总是很诚恳的。她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了坦白而恳挚的友谊，但是他今天要给她的考验是比友谊深得多的。他觉得她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不为个人利害所左右的妇女。真的，倘使只有个人利害能左右她，她对于他就没有用处了。他打定主意，决心要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摆在她面前；只有真理才能说服她。 布道所在半山腰，盖得像座堡垒。礼拜堂就在堡垒中央的院子里，是一座大得出奇的青砖建筑，尖尖的塔顶上有一个十字架在空中矗立着。院子四面是错落的砖瓦房。他走进大门，停了一下，便走向礼拜堂，这时钟声响了。他站在拱形的门口，看见十多个中国男女跪着祈祷，由郝尔小姐带领着。他看见一幅耶稣像，一张挂着黄缎子桌围的桌子，上面放着两只银烛台，香炉里的檀香升起轻盈的青烟。这一切对于白求恩都是熟悉的，可是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日军离着耶稣的像如此的近，随时可以步行开到，这却有些不调和。他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恐怕打扰那些做礼拜的信徒。 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礼拜做完，郝尔小姐看见他在台阶上，带着惊喜的神情前来招呼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希望你没有等得太久，”她抱歉地说，“你能在这儿吃早点吗？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天。” 她把他领到礼拜堂后面的一排三间平房。他在客厅里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凝神地打量着她。她虽然穿着一件黑旗袍，头发梳的式样非常简单，可是当她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却有一种安静娴雅的风韵。他猜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光景。 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十字架的细长的影子落在外面的地上。 他转过脸对她平静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郝尔小姐。你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的？” 她惊讶地望着他，就仿佛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她耸了耸肩膀。“我是教会里的人，来这儿传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做传教士？为什么又在中国？” “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献给传播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因为世上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我加入传教的工作，为的是要尽我的一点力量，以使人由信上帝而得到拯救。” “我了解，”白求恩说。“我出身在一个福音传教士的人家。你也许觉得奇怪，可是我自己多少也是一个传教士。你说你在这儿给上帝工作。你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使他们死后进入天国。我也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活在世上。不管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人在这条路上什么地方与另一个分手，我们所走的路方向却是一致的，你觉得对不对？倘使你忠于你所信仰的上帝，而我也忠于我的信仰，那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她起劲地说。“但是还不限于此……” “当然不限于此，”他打断说，“但是为着我的目的，为着我所要给你谈的，这就足够了。” “你的目的？” “对了。”他把身子凑近一点，急急地说。“这儿现在有迫切要做的事。就我所能想到的，你此刻是唯一合适的人。你知道我们多么缺乏医药器材。我们四面八方都给封锁了，虽然只有我们这儿在进行着真正的抗战。我给伤员动手术时，没有手套可戴，有时候没有适当的药品和防腐剂。现在我们的药品器械已经缺乏得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必须弄到药品和器械——哪怕我们得用最冒险的方法。向延安要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一点没有。而且我们得等多少个月，他们才能设法给我们偷运进来一点点。而我们在等着的时候，伤员就会遭受着无谓的痛苦和死亡。这就是你能帮助的地方。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到北平去是不会给阻拦的。我会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买。而且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去买药品器械，把它们带回这儿，都是合法的……你肯做吗？” 郝尔小姐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显然地，她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安。她沉默了一会，脸背着他，好久才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告诉你我的心情。我不能参加战争。我反对杀人，我反对战争。而且就单单从我在主持这个布道所这一点来说，我也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是应该守中立的。但还不仅是这样。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太糟糕了，但是我不能参加战争。” “我不是要求你参加战争，我是求你做一件救人生命的事情。” 她突然转过身去，把他领到一个小小的饭厅，一个中国仆人正在那儿摆着咖啡杯子、牛奶、蛋糕点心和一瓶葡萄酒。她觉得很尴尬，一言不发地低头吃着东西，躲避他的视线。然后她忽然抬起头来，笑着说：“安息日讲这些话让人太难受。你这人真难对付。我们在这儿安静地坐一会儿吧……不要再辩论了……” 第二天早上，她到村里来看他。她还穿着原来的黑旗袍。她坐在他让她坐的椅子上，双手交搭在膝盖上，态度很安详。“我决定去北平了，”她说。 “你晓得——让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会有危险吗？对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布道所？” “我晓得。但是还比不上你所做的事危险。我现在深信这是主的意思……” 后来，等她走了，她穿过日军防线到北平去的一切准备都安排好了，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遇见了一个天使……郝尔小姐，这儿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带回她的布道所——为我们！倘使她不是个天使，这个字又该怎么讲呢？ 四十九 整个秋季和初冬日军对五台山区的包围越来越紧。日军的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里有着无限的乐观情绪。看来似乎这个新的包围战略终于进逼到晋察冀边区抗日力量的大本营了。不久，东京的军事评论家们便预言游击队活动一定可以消灭掉。 但是，当深入军区腹地的五台山陷落，日军向八路军抽紧了套索的时候，他们所捕获的——只是空气了。他们想捕获的东西不见了。在人民的大海中，游击队像鱼一样游出了渔夫的网子。日军以为已经紧紧地包围住了成千上万的游击队，而游击队却早已静悄悄地分散开，渗过了封锁线，重新在日军后方集合了起来，并且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和原先的队伍。于是追捕者重新又变成了被追捕者。 这样大规模地“渗透”过日军的包围，除了敌人之外，当地人个个都知道。农民知道他们的军队的秘密调动，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村子里，帮助他们偷越过敌人的阵地，同时严守秘密。日本的军事首领们明白了事实的全部真相以后，便请他们最有经验的陆军司令官阿部将军想个办法来粉碎这个既捉不到，又围不住，也不能在战场上打败的、令人头痛的敌人。 阿部将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他重新组织了日军的兵力，把他们分成若干强有力的千人战斗部队，这些人都受过突击和各式各样战斗的特殊训练。他的计划不在包围或是占领某一个区域，而是以迅速而残酷的突击捕捉和歼灭游击队。因为游击队的机动性大部分基于他们确实是“人民大海中的游鱼”这个事实，阿部便命令把作战区内凡是有居民的地方一概摧毁。敌人要用闪电式的袭击打垮八路军，并且把支援八路军的人民完全消灭。 这个新的战略是在1939年初开始运用的。这些日军的千人特种部队向西进攻冀中大平原上五台山区的游击队根据地。 主要的战事现在已从山西转移到了冀中。白求恩把他的战地医疗队扩充到十八个人，从三五九旅调来了方作手术助手，便出发去冀中了。在白求恩曾经工作了一年的山区和河北大平原之间，日军设下了一条封锁线。要抵达战区必须穿过敌占地带。2月初，医疗队向东行进，山路上的积雪堆得高高的，刺骨的寒风呼啸着。 他们在一个阴沉的黑夜走出了丛山。在山上的最后那条羊肠小道上，他们牵着马走，看到他们下面的一片银色的雾，仿佛一大片云落到了地面。 “这儿，”董说，“山区就到了尽头。从此是冀中平原了。” 到了平地上，他们又上了马，向雾中前进。离奇古怪的情况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他们周围——盘根错节的古树，它们的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风的声音似乎是从远处什么地方发出的，好像隐约的低语渐渐变为高声的哀号然后又微落下去。在山里，寒冷把他们的脸冻得通红。现在又下起漾漾的细雨了。 最前面，一小队游击队员在领路，几乎消失在迷濛的夜雾里。走在董和白求恩后面的是方、游、林和十八人医疗队的其他人。游击队方面的联系，是前一天晚上在山上一个村子里通过军区司令部接洽好的。游击队的任务是把医疗队护送过敌占区，不让他们受到敌人的袭击，同时把他们带过封锁线。这些游击队员都是瘦瘦的有自信心的老战士，他们惯于在敌人附近活动，善于渗透过敌人的据点。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肩上挂着旧步枪，小心翼翼地向着敌人封锁线的某一处前进，那儿是敌人所最想象不到的一处。 在山上行进时，董和白求恩两人大谈起私事来。有好几个小时，董问起白求恩在西方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早年。现在董把马骑得更靠拢白求恩了，用袖子抹了下脸，接着问道：“同志，你舍不得到冀中去吧！” 白求恩一面在马上把身子往前俯了一下，向黑暗中凝视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倒并不。我们早应该去了。” “那么郝尔小姐呢？” “我相信她一定会给我们把药品器械搞来的。” “我所指的是另外一方面，”董转弯抹角地说。“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她？” 白求恩在马上扭动了一下，然后大声笑了出来。前头立刻传来了嘘嘘的警告声。“董，你这个鬼东西，”他嚷道：“你原来在那儿替我编出了一段罗曼史！” 董跟着笑了起来。“那两天，他们一直都以为你跟郝尔小姐在谈恋爱呢。” 白求恩格格地笑着。一阵风把雨点打到他们的脸上，他便把身子向前一倾。 过了一会儿，董问：“你跟你的夫人离婚很久了吧？” “唔，相当久了。” “你还想结婚吗？” “你今晚的情绪很特别，董。”白求恩点起一支烟，用手挡着雨。在火柴的片刻亮光里，董端详着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仿佛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但是笑中带有悲哀的怀恋。 “一个人总会感觉到需要一个伴侣的，”董提醒说。“那不是人人如此吗？郝尔小姐使我想起……如果你有一位夫人……”他没说下去。 “是的，同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可是在这儿，在前线？这不像是找一个新娘，或是娶一个夫人的地方。” “不过也许你在中国就能找到一个人？”董暗示说。 白求恩耸了耸肩膀。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董突然明白了过来：他的一席话把他身旁的这个人带到了他生命中的一条深渊的边缘上。他猛然觉得仿佛他自己遭受过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想到白求恩一定放弃了的许多熟悉的事物。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家，过着安定的日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理想的一部分，他们正为着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这个满脸胡子的外国人，他现在已是他最亲密的同志——他说不定忍着什么样的饥渴和寂寞哩，而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董从心里感觉到一阵冲动，他要表示一下他的突如其来的体会，说几句在同志（彼此找出人性中脆弱的地方，以便更好地克服它们的那种同志）之间有意义的话。这些话要适合这一刻的亲切的心情，又适合他们今晚就要直接在敌人枪炮底下这个事实。但是他刚开口，一个通讯员就奔跑着回来，说他们快到一个村子了，侦察员正去前面察看动静，叫大家等一等再走。 马队在静默中靠拢在一起。在远处，他们可以看得出一片模模糊糊的灯光。他们一直等着，直到传过话来，说平安无事，又继续前进。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穿过村子，一个“小鬼”跑在游击队队伍的前面，手里一本正经地拿着一面小三角旗，上面写着；加美医疗队。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停了下来。又有一队侦察员跑到前面，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定县，日军封锁线前最后一个解放区的村子。他们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在老百姓家的炕上烘干了潮湿的衣服。 等到他们又上路的时候，他们紧靠在一起走了。从定县到平汉路之间，他们是在无人地带。他们小心地走着，知道每一个声音可能是敌人的一个哨兵，每一堆黑黝黝的东西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抽烟和讲话是被禁止的。马蹄用布裹了起来，马嘴上挂了料袋。白求恩知道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已经杀死了所有的狗，怕它们在游击队过路时乱跑乱叫而惹起日军的猜疑。 现在雾在他们后面，夜晚也不如以前那般漆黑了。对于在山区里住了一年的白求恩，一眼望去只看见一片黑黑的没遮拦的平原地，只有几棵树疏疏落落地散布在大道边上，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忽然前面来了一个命令，马队停了下来。话从前面游击队传到了后面：“向右转，离开大道，不要掉队。” 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离开了泥土大道，在荒无人迹的原野上穿行着。从这儿起日军设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游击队熟悉它们的每一个位置。他们带领着骑队迂回曲折地偷偷绕过据点。有时候他们顺大路边走，接着又离开。每走几百码，他们就停了下来，静听着，等候侦察员查看前面的动静。 他们躲躲闪闪地走了几英里地以后，一个侦察员从黑暗中飞跑了出来。一个简短的命令马上从前面传了下来：“下马，躲到树下，不要走动，不要讲话。”他们迅速地移动到树丛里，下了马，蹲在地上，手里抓着缰绳，把马拉在身旁。有五分钟的工夫，白求恩只听见散开在树底下的人们均匀的呼吸声。然后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刺进黑夜，直射天空，照亮了前面一百码地方的一条大道。这是一条不断有日军巡逻的与铁道交叉的公路。大地震动了起来，接着是熟悉的轰隆轰隆的声音，转眼间一辆敌人的装甲查道车缓缓地驶了过去。 查道车一走过，他们就准备越过公路。他们上了马，紧张地等候着，等信号一发出，就刺了马腹，飞快地越过了公路，在那一边的平原上重新集合在一起。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这儿，蓦地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横贯河北的封锁线。 骑队刚停下时，白求恩什么也瞧不见，渐渐地他瞅见一条雪亮的钢轨，横在他五十码前面的地方。 这次会合的时间算得准极了。他们一下马，左边的公路上便出现一个黑影子，朝着他们飞奔过来。这人就是李士，驻在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他向护送队队长敬了个礼，然后低声报告横越工作都布置好了。 整整一夜，李的部下警戒着附近地区，监视敌人的行动，并等待着医疗队。在和护送队队长谈话时，他部下的两个战士飞快地从黑暗中跑了出来，监视着大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路口两边，约在四、五十米外，其他游击队员在那儿架起了机枪。还有一些游击队员顺着铁道散开了，像一丛丛矮树似的蹲着。 白求恩可以辨出几英里外有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黑漆漆的，像一个大工厂。“那是敌人的一个堡垒，”李低声说。“日军的营房就在那儿。往南……”他指着相反的方向。“那个是火车站。”隔着同样的距离，白求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车站，它被窗子里的灯光照得轮廓分明地呈现在地平线上。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上了马。医疗队沿着大道排列着。护送他们的游击队已经沿着铁道向南北两面散开了。他们的任务到封锁线便完结了。再过去，医疗队只带着一个向导继续前进。 白求恩四下看了看，最后点了下队伍，又向那两个指挥员敬了个礼，接着用膝盖夹了一下他的骏马缓缓前行。他们在两行游击队当中穿过了铁道，在黑夜中疾驰而去。 天亮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这是冀中一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典型的村子。村里的人照料着他们的牲口的时候，他们在那些一堆一堆的土黄色的茅屋里睡了起来。夜间，他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河间城，有一万五千人的八路军一二○师师部的所在地。一连三天，他们躲藏在沿路的村子里；一连三夜，他们在掘有阻挡敌人坦克及其他车辆的沟渠的大路上走着。白天，日本飞机在村子上空低低地飞过，寻觅着游击队。有两次，他们被几英里外日军据点发出的炮声所吵醒。村里的人似乎已习惯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他们耐心地等着炮火平息下来，接着又继续干活。 第四天早晨，医疗队到了河间城。他们发现这儿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十五英里外就驻扎着敌人的部队，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关镇定地进行着工作，随时准备好一接到通知就立刻进攻或撤退。 在师部里，李师长设宴欢迎他们来到冀中。然后全村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当地专给前线部队表演活报剧的剧团的演出会来欢迎他们。 这出戏是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院子里演出的。戏台是木头做的平台。观众坐在板凳上。这出戏对白求恩说来将是一次不平常的经历。 刚一开演时，白求恩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出戏。随后他抓住了董的胳臂。。即使用不上他已经学会的那点中国话，他也早就很容易地认出了剧中的“主角”。那就是他自己。“主角”留着胡子。他是一个医生。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土。在开始的一幕中，他向前线一个游击队队长介绍自己说：“我就是白求恩大夫。我是来照顾伤员的。” 底下简单而生动的几幕是关于这位医生主角怎样创办新的医院，把游击队队员训练成医生和医务人员，以及创建在前线工作的流动医疗队。最后一幕演出了三五九旅在广灵和灵邱之间公路上伏击战的实况。在这一幕里，白求恩把医疗队领到靠近火线的地方去工作，游击队一面冲出戏台，一面叫喊着：“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这出小戏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笑容满面地鞠躬谢幕，然后假装的白求恩走到了戏台边上，宣布真正的白求恩在场。观众当然本来一直就知道这么回事，这时候全站了起来高声欢呼。在“白求恩！白求恩！”的喊叫声中，董把受窘的白求恩领上了戏台。 “同志们，”白求恩慢吞吞地用中国话讲着，讲的时候常常停下来琢磨恰当的字眼，“这是我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我对于我能够在照顾我们的伤员上面出一份力气觉得十分骄傲。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支持着你们的反帝斗争。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我将和你们一起工作、战斗到我的生命停息为止。” 这确实是他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因此董嘻开着嘴，觉得有加以翻译的必要。他一讲完，台下的观众便不断地高呼起来：“再会，白求恩”，“万岁！白求恩万岁！”这是专门对伟大的民族领袖发出的欢呼。 白求恩在台上用传统的方式回答：“再会，同志们……” 五十 现在不管他去什么地方，有关他工作的故事总比他本人先到。 举一个例说吧，有这么一个伤员和石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正从一个设在一座小庙里的后方医院走出去，他注意到一段台阶的最后一块石头不见了。他跳了下去，然后转过脸对着后面的护理员。“你跳下去行不行？”他问。 那人轻松地回答，“当然行啰。” “可是复原的病人——他们跳下去行不行呢？” 护理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搬了一块大石头把缺的那一级补上。这件事和下面一句白求恩的名言一起在医务人员中流传着：“在照顾伤员时，决不要见石不搬。”[8] 又有一次，一二○师某后方医院里抬进了一个名字叫徐志杰的有名的连长。六个小时以前，他领着部下英勇地向敌军冲杀，现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在一次时间很长的手术中，白求恩替他缝合了十处肠穿孔，输了好几次血。接连一星期，他每隔两小时去探望徐一次，不让别人喂他饮食。医疗队出发到另外一个火线去时，他把徐放在一副特制的担架上带着走。有二十八天，徐在白求恩的亲自照顾下，跟着医疗队从一个战地医院转到另外一个战地医院，一直到后来白求恩认为他差不多快好了才被送到后方。徐离开的那天，他紧紧抓住了白求恩的手，消瘦的脸上充满了感情，一面说：“你是我的亲生父母，白大夫。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但是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只有以后再去杀敌人来报答你了。” 在他提倡公共卫生的一个村子里，他遇见一个老头在街上哭泣着。“你为什么哭啊？”他问。 “死了人哪，”老人回答。 “什么人？” “我的小孙儿。” “在哪儿呢？” “在那里头。”老人指了指他的家。 在那间茅屋里，白求恩和董发现一个九个月光景的死婴，一看就知道生了痢疾病死的。婴孩旁边坐着一个年青的妇女，她也在哭，怀里搂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这娃娃死得可惜，”白求恩说。“但是我能够把那个小孩缝好。” “缝什么？”老人在他背后问。 白求恩用手托住孩子的下巴。原来小圆脸给缺嘴破了相。 “那怎么缝？”老人问。“这从来也没听说过的事儿。” “他会缝，”董说。 “他就是会缝，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不要钱，”白求恩和蔼地说。 “还得要药，我们买药也没有钱啊。” “我们给你们药。我们部队上的医院，看病不要钱的，”白求恩重说了一次。 最后，那妇女眼泪汪汪地同意了。白求恩在他的流动手术室里给小孩子动了手术。几星期以后，从前线回来路过那村子，他又去看望那老头和小孩子。 孩子的祖父和母亲看见他，高兴得了不得，喊着：“你瞧，他的嘴治好了”，并且一面道谢，一面把一包食物塞给他，硬要他收下。他仔细检查了小孩，手术很成功，他也觉得高兴，他说：“谢谢你们的东西，不过给老百姓治病是不要钱的。” 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去，当地驻军的指挥员预备了一桌酒席来欢迎他。当他被领进饭厅，看见盘盘碟碟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时，他沉下了脸，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挥员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说：“你们拿我当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医生！”游击队和正规军自豪地传颂着这个故事：他是他们的近亲，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远亲。 又有一次，这是在一个后方医院里，他发现大多数的病人都患着极厉害的疥疮，他查出来这是消毒不周密的结果。虽然他本来只打算视察一天，但是他一呆就呆了三天。他每天吩咐护士烧一大盆一大盆的热水，把病人领到院子里，由游副部长帮着，给他们洗澡，用硫磺药膏搽他们的身子，同时让人把他们的衣服被单等消毒干净。他这样利用示范教会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如何对付这种皮肤病以后，就在他们中间组织了一个医疗组，到其他的医院去推广同样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个医生，”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同样的精神贯彻了他所发动的实习周，这是他给晋察冀的医务人员以集体的实际教育的一个运动周。第一个实习周是他在常峪举行的，军区的各医院派来了二十名代表。参加的人中间有方大夫、古大夫和战地医疗队的人员。虽然他有一个手指在开刀时划破而发着炎，同时又害着扁桃腺炎，他依然每天使这些人忙得焦头烂额。 一天八个小时，他讲解着内外科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段时间是用来让各医生和实习生轮流着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因此，方这一天擦地板当护士，过一天又当手术助手。古大夫，虽然他是旅卫生部的部长，也花了一课的时间替三十个病人剪指甲。晚上睡觉前，参加的人仔细地研究一天的笔记。一周完了以后，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医院，领导他们自己地区的卫生工作人员展开类似的实习周。照顾伤员的技术就这样从白求恩传到了高级人员，然后再进一步传到护士和护理员那里。“白求恩教了什么？”在卫生工作人员当中成了一句口令。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是聂司令员谈起他的。聂司令员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给他们动手术，他着急起来了。在五台山的一个战役中董打电报报告聂说白大夫工作太累，气色很不好。他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战斗还在进行，聂就命令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忍不住了。“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司令员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开吗？”白求恩大为生气，一转身就要走。 聂假装生气板起了脸。“你是我的部下，”他说，“我命令你去睡觉！”聂司令员用手指着一扇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炕。你到那儿去睡，在我没有允许你以前，不许离开。这是命令！” 白求恩大踏步从聂身边走过，进了那间房间。现在聂满意了。他坐了下来，捡起一本书，在白求恩的房间门口外面把守着。半个小时后，他想进去看看白求恩，看他是不是盖得好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向里面望了一眼。 白求恩仰起头看看他。他坐在炕边上，抽着一根烟，满脸怒色。“当伤员在等着的时候，这样命令我休息，我也是不能好好休息的，”他说。 五十一 3月带来了和暖的风、春天快到的景象、白求恩的生日、更多的战事。 新年以来，他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2月间，他在冀西的山岳地带走了四百英里地，然后到了冀中平原。现在有二千名以上的伤员分散在各医院和村子里，每个村里平均住着五十到二百名伤员。 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上写着：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他在3月2日的日记上写着：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 3月3日，日军突然向河间根据地附近进攻。白求恩当时正在那儿。从黄昏到深夜，伤员接二连三地到来。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生日又到了。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上写着：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像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日军开始了他们的望眼欲穿的进攻，白求恩在过生日以后一星期，领着医疗队在吕汉的一场激战中投入了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天，这时候日军打到了师部所在地的河间城。以后的一个月中，战火燃遍了平原地带。白求恩走遍冀中，从一个危险地方跑到另一个危险地方，在火线附近动手术，组织临时救护站，给后方的医生又举行两次实习周，并为贺龙司令员和东北军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就地建立了几个战地医疗队。 八路军的师部已经从河间转移到四公村，白求恩也在那儿建立了他自己的根据地。敌人突然在黎明时向那个村子发动了一次攻势。在日军从村子北口开入的前十分钟，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出了南村口。 对四公村的攻击只是日军攻势的一个尖头，攻势的主要目标是五英里外的齐会村。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了齐会。村外有一座小庙，庙前的空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伤员。他们是七一六团在一英里外和进犯的敌人接触时的第一批伤员。 负责伤员工作的是一个姓金的矮矮胖胖的年青人，他是七一六团的卫生部部长。他看见白求恩来到，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要马上把话传到前线，说你在这儿，”他一见面就说。“战斗非常激烈，伤亡一定很重。” 小庙作为临时病房。庙里四周都绷上了白布，当中挂着一盏煤汽灯，嗡嗡地响着，投射出暗淡的光。一阵从被炸的村子那儿传来的烟火和火药味跟着血腥味一起飘溢了进来。脚夫的草鞋无声地穿过砖地，运来了准备在灯光下安装的手术器械。 担架员整天穿流不息地把伤员从前线抬来。护士收下新来的人，把他们有秩序地放在空地上，给他们登记。护士登记完以后，接着林大夫给他们作初步治疗，并挑出应该先动手术的人。在庙里，除去吃饭或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没有一个人离开手术台。 到了早晨，他们还在动手术，伤员也还在不断地来到，随后从贺师长那儿得到消息，说将有更多的战斗。同时贾护士走到了手术台，吞吞吐吐地说了些白求恩没听清的话。“你说什么？”他问。她那和蔼的圆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嘴唇颤动着，她犹豫地说：“没有绷带了……没有防腐剂了……” 白求恩赶紧就找金商议。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就近弄到绷带和防腐剂？金沮丧地摇摇头。 白求恩不用防腐剂又动起手术来，同时护士们收集起一块一块旧的绷带，用烈性肥皂洗了。 夜晚又来了，可是他们仍然无休无止地工作着。在手术台的一头，董向下直视着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脸，好像受了催眠似的。游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庙，疲惫不堪地倚着墙，林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除了白求恩有时候开口要什么东西外，没有一个人讲话，他的下颚一动也不动，间或停下来擦擦模糊了的眼镜，揉揉充血的眼睛。 第二天的傍晚，日军又开始炮轰村子。一连五个小时，炮弹落在离小庙越来越近的地方。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围着手术台工作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不停地震动着，直到后来把他们弄得厌烦透了，气得咒骂起来。到了半夜，一个腹部手术快做完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到了空地外面庙墙的附近。一股股的热风震破了纸糊的窗户，吹进庙内。煤汽灯吹灭了，榴霰弹爆炸开来，沉重地打入了外墙。 有人把煤汽灯又点上了。白求恩急忙看看失去知觉的病人，四下望望其他的人，问道：“大家都没什么吧？”他们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一口气也不透，接着都苏醒了过来……可是没有董。“董哪儿去了？”白求恩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发现那位翻译弯着腰在看角落里的医疗箱。“董，你没有什么吧？” 董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两眼惊愕地瞅着手中的纱布和麻醉药听子。他走到手术台，抬头看着白求恩，哭丧着脸说：“空了……最后的一听……麻醉药都用完了……医疗箱里一听也没有了……” 他们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炮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手术台上，可以听得见病人短促的呼吸声。白求恩问道：“你确实吗？”董让空听子从他手中落到砖地上。“没有了，”他说。 白求恩走回手术台，深思地望着病人皱着的脸。“在麻醉药的药性过去以前，我们可以让他离开手术台，”他说。“其他的人就没有他幸运了。” 白求恩迅速地把手术结束了。当伤员抬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金一直在他紧后面站着。“你等什么？”他问。 “白求恩大夫，”金严肃地回答，“在这儿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要是你给一颗炮弹打中，而我在你旁边，那么我也会炸死。那样的话，人家可以正确地责备我不劝你离开，可是没有人能够说我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却把你扔在危险之中。” 白求恩疲倦地笑了笑，亲热地把肩膀靠着金。“和我在一起吧，同志。我从来还没有给炸中过哩。” 下一个战士抬了进来，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大腿和小腿里都有弹片。其他的人用从医疗箱里拿出的绳子把他捆在手术台上时，白求恩温柔地和他谈话，琢磨恰当的字眼使他对严峻的考验有思想准备。接着他用眼睛警告手术台一头的董，看了看其他的人是否紧紧按着战士的手脚，然后一刀向大腿切了进去。战士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贾虽然受过许多手术室的磨练，这时也把头扭了过去。 十四个其他伤员相继从空地抬到了手术台上。一连十个小时，白求恩不用麻醉药以飞快的速度给他们动着手术，而在同时机关枪火一会儿逼近，一会儿又向远处移动，炮弹不停地震撼着小庙，最后，曙光终于透进了破碎的窗户。 白求恩用冷水泼在脸上，然后走了出去，摇摇晃晃的，眼睛给太阳照得直睁不开，这时候已是早晨九、十点钟光景了。敌军已经在一英里外的小麦地里消灭掉了。他在六十九个小时里替一百一十五个伤员做了手术。 他在空地上站了一会儿，望着下面大道上最后一个担架队向着南面的后方医院走去。在右面，齐会村成了一片废墟。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烧焦了的人肉味、火药味、烟火味，部队上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小庙前面走过，搬运着战利品。又是一场战斗结束了…… 五十二 齐会的胜利鼓舞了保卫冀中的军民，把敌人弄得狼狈不堪。但是日军司令部又调集了增援部队，用它们来包围河北大平原，在坦克和飞机的强有力的掩护下，一英里一英里地再度进犯。城镇一个接一个地陷落到日军手中，大部分后方医院也随之而丧失了。到7月间，白求恩和医疗队撤退到宋家庄，在那儿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后方医院，它还是设在一座小庙里。在这儿，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写他的游击队医疗手册，董嚷着闯进了他的屋子：“郝尔小姐回来啦！” 白求恩冲到门口，向外看了看，又走了回来。“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进来？” 董咧着嘴高兴地笑开了。“她本人不在这儿。但是托她买的药品器材，她让我们的几个战士送来啦。这是他们从她那儿带给你的信。” 屋子外面，其他的医生聚集在两匹驮骡周围，兴奋地叫喊着，骡子上装着特别护送队运来的药品器材。他们把东西从牲口上卸了下来，一面兴高采烈地彼此拍着背，一面在白求恩的桌子上打开一包包的药品、麻醉药、防腐剂，随后白求恩才想起了那封信，连忙把它拆开了。 信上写着： 亲爱的白大夫： 你们走了第二天，我按着计划去北平了。去的时候，和每次一样，都很顺利的。两天之后，我便在这座东方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里了。可惜你没有来，不然，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到各处名胜的地方去游玩，你一定会很愉快的，我想。 到北平的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你的药单子，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大药房去买，他们看我买这许多药，都不肯卖。因为敌人防止占领区的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流到这儿来，其中包括药品，没有敌人当局的证明都不准卖。零买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一点点零碎买来，买到你所要的数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好，我这儿有一个开医院的朋友，他是我们北平的教徒，请他用医院的名义开了单子，我又到王府井那家药房去，才算买来了，不过有几样东西没买到，现在缺货……那几样东西我第二天在哈德门买到了，那儿有一家德国拜耳药房……跑了两天，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把你所要买的都弄到了。对你能有些帮助，我是很高兴的。 第三天我才开始办教堂里的事，请你不要笑话我，我知道，你一定又会说，我买这些药品和器械就是教堂的事，就是给上帝做事。我不反对你这种说法。我算是被你说服了。这就算是教会事业的一部分吧…… 你要我去找的那几个朋友，我都去了。他们知道你在这边的消息，开始是惊诧，继而是喜悦，最后是想能够见到你，谈一谈，甚至詹姆士还想跟我一块来，他想参加你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这边也没有准备，我答应他下次来北平的时候，再带他进来。 信接着又说她回来的途中如何通过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如何告诉他们那些药品器材是给教会买的，以及她沿途在敌人占领的村镇过夜的情况，最后她又如何回到了解放区和八路军派来的人见了面。信上继续说： 三分区派人来问，药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们转给你，我本来想亲自点给你，告诉你经过情形，可是你东西南北跑得那么远，那么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里的事也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离开。就写这封信给你。附上药品的清单…… 我想我已渐渐了解你的工作的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分担你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圣的工作。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我情愿多做。让那些法西斯卑污的灵魂，早点受到上帝的惩罚。诚如你所说的，这样才是耶和华真正赐给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祝福。 你的忠仆郝尔 白求恩看完信，转身向着董。“你知道，董，”他沉思地说，“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么一说：每当一个灵魂得救，天上就欢腾鼓舞。今晚我在地上欢腾鼓舞，因为我们的军队得到了一个顶呱呱的新兵——郝尔小姐。她来到中国为了使人们信仰上帝。可是作为一个教徒，她自己反而成为我们的军队的信徒了。这多有意思，”他笑了笑，“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 一星期以后，敌人打到了宋家庄。在村子数英里外，一支游击队抵挡着进攻的敌人，这时白求恩正在小庙里给抬进来的伤员动手术。接着有话传来说我军正在退却，必须撤出村子，同时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庙前的空地上。这个小庙医院的一堵墙倒塌了，屋顶陷下了，但是等到烟雾尘土消散后，却一个人也没有受伤。一小时后，战地医疗队离开了宋家庄。 现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在他们背后推进着，他们向西朝山岳地带撤退。在沿路的村子里，他们集合着从撤守地区的后方医院转移到老百姓家的伤员。在冀西的山区里，他们就安全了。但是在到达安全地点前，他们必须通过白求恩在2月间偷越的日军封锁线。 能行动的伤员都打扮成了老百姓。不能行动的，都藏在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了草。他们一共把一千个伤员偷运过了封锁线，经过日军占领的城镇和堡垒，进入了五台山区。等最后一个伤员安全地过了封锁线以后，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跟了过去。 回到了五台山区后，白求恩又把伤员疏散到村子里，同时做2月份以来战地医疗队的工作总结。现在是1939年7月。自从那晚他越过封锁线到冀中去，至今已有六个月了。六个月的战斗，急行军，战斗沉寂时的训练班，一个接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然后是败仗和撤退。 他给聂司令员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苦闷和愤怒：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援助？ 想想看：这儿有二十万军队，有二千五百名伤员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一年打了一千多场仗！而要应付这一切，却没有药品器材，仅有的只是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五十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 五十三 在冀西，白求恩现在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万分困难的局面。 延安方面终于传来了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一直从纽约给医疗队汇款的消息。宋庆龄也从南方设法运送了一批药品进来。但是纽约方面的款项仍然常常在途中被截住或耽搁，还有谣传说宋庆龄在重庆当局指令下被软禁在家里。国民党的封锁逐渐变成了军事包围，有消息说郝尔小姐的教堂已被日军烧毁了。 以后药品器材从哪儿来？医务部门怎样才能应付新形势下的要求呢？通过齐会的战斗，以及动手术不用防腐剂和麻醉药，通过日军在冀中的进展，以及他们目前向西对五台山区的进犯，白求恩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8月间，他到聂司令员那儿去，把这些结论摆在这位晋察冀的军事首长面前。 “过去六个月当中，”他开始说，“我已深深感到晋察冀的医疗机构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能够在现有的原始物质条件下建立起模范医院的。我们的战地医疗队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前线替伤员动手术，救活许多生命。但是单靠这一切在今天是不够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一个战地医疗队，甚至六七个战地医疗队也不能担当起我们面临的任务了。” 聂司令员一直在踱来踱去，做着迅速的、紧张的手势，这时候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指敲着桌面，一面仔细打量着白求恩。 白求恩继续说，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前面还有好多年的战斗，军队也将随着越来越庞大。一大部分的战斗已经开始转移到晋察冀来了。一个外国人，不管他的经验多么丰富，加上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可能不可能继续做需要数千个受过训练的人去做的工作？非常明显的，不可能。 不仅如此，还有国民党封锁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其他地方和国外友人给晋察冀的援助也切断了。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及早解决有训练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的问题。 “你建议怎么办？”聂殷切地问。 “最近几个月来，我时常考虑这个问题，”白求恩说。“特别在冀中有战事的那个时期。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为目前以及为长期需要打算的计划。我们一面在前线继续使用战地医疗队，一面必须开办一个新的卫生学校，采用计划周密的课程，来造就出一大批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我深信以速成的方法训练成千成百个真正熟练的医生在今后将比我们战地医疗队能做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们现在经常有二千五百名伤员住在后方医院里。我们有二十万部队。我们有一千三百万老百姓。一年以后，我们将有更多的伤员和更多的部队。如果我们的卫生机构得不到受过训练的人员，我们就等于没有卫生机构。不管我们还能弄进多少其他的外国医生，他们永远不能替代受过训练的本国人。 “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突破封锁，在最近几个月内设法运一些药品器材进来，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作工场，准备在当地至少制造出几种主要的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 “问题是，”聂思索着说，“怎么去弄经费和物资来推行这个计划。” “办法只有一个，”白求恩回答说。“我必须坐飞机去美洲一趟。我认识到，我必须亲自去弄到我们需要的经费、药品器材和助手……然后由我亲自把它们运进来。这事只能由这么一个人去做：他曾在这儿工作过，能够报道真实的情况，同时还要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针对着我们的需要，我已经为一个新的医院、一个新的卫生学校以及大批的医生和护士的训练问题拟就了一个五年计划。我估计过，连创办带维持这些机构五年，我们有五万美元就可以了。我以前为西班牙的医药援助募集到的钱比这个还多。我相信我在两个月当中，就能够在美洲募集到这个数目。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有好一会儿，聂坐在桌子旁一声不响地沉思着。随后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我们必须和延安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实在很难同意你离开——虽然只有几个月。” 最后的决定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作出的。雨季来了，每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山区和平原到处一片汪洋，战斗因而也沉寂了下来。白求恩就要离开边区去外面的世界了——如果国民政府不留难，由重庆坐飞机，不然，经过越南走陆路。他要在加拿大和美国住两个月，公开募集医药援助，然后回来实现他给聂司令员讲的那个计划。 但是启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照顾从冀中战斗下来的一千名伤员。其次是建立新的后方医院，训练医务人员，给战地医疗队在他返美期间的活动做一些准备工作。雨仍是下个没完，天气变得又热又闷，这期间他写完了他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接着又完成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特征的较短的著作。另外还得筹办第一批制造外科用的纱布、夹板和假腿的合作工场。 那时候是9月中旬，他的行期已经定好是下一个月。 五十四 在他要动身的前两个星期，有一天傍晚在手术室里，他一直瞒着别人的恐惧被证实了。 他从早晨五点钟起工作到现在，不断地同疲乏和一阵阵的晕眩作斗争。其他的人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变得心不在焉似的。到了傍晚，他在手术台旁不时停顿下来，向屋子四周望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蓦地间，他在上完一次药以后，从手术台旁往后倒退了几步，两手按着耳朵，使劲地摇着头，并扯掉白色的工作服，把小刀一扔，叫林接替他的工作，接着便像一个受检阅的士兵那样一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到了街上，他全不理会窗户里传出的惊呼声，在夜晚的寒气中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像刚从水里出来的游泳的人一样摇晃着头，随后向他住宿的地方走去。 他在屋子中央站了好一会儿，灯也不点，体味着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黑暗中，他觉得似乎迷失在一片广阔寂寞的虚空里。他从墙上取下大衣，又走了出去。 他慢慢地在两行茅屋中间走着，同时大口地呼吸着冷空气。他到村边时，便继续往低矮的小山那儿走去，一面走一面不时举起手来拍着自己的耳朵。他挺着头向前走，两眼炯炯地发亮，仿佛在黑夜中搜寻什么东西似的。 在村子里的手术室内，董、林、方三人互相看看，然后问道：“他在做什么？”在小山上，白求恩用一只脚踢着土，仰起头去凝视天空的疏星，然后又倾听着。 他在倾听风声、小鸟的歌声、他草鞋底下土地的嚓嚓声。但是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种可怕的突突声，似乎血液以一条远方的河流的怒号流过他的头部。 他举起手试试有没有风。不错，它和以前一样地刮着，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山腰里带来的回响，它是无声的、冰冽的气流。他捡起了一把石子，让它们从手指缝里落到地上。他聚精会神地瞧着它们落下，看到它们无声地碰着霜冻的地面。 他无力地靠到一棵树上，思忖起来。四周的黑夜和小山寂静无声。 他以前曾有过足够的预兆，他思索着——最初感到的不舒服，一阵阵的刺痛，几天几夜不休息后耳朵里的嗡嗡声，右耳特别难受时害过扁桃腺炎。这是在山西开始的；今天在这儿告终，世界上的声音他完全听不见了。 他纳闷着，是不是以后永远听不到生命的奇妙的喧嚣？是不是以后就只能在他自己身体内的嘈音中生活，不再有音乐，不再有朋友的说话声，不再有田野上的声音、奔驰的马蹄声、军号声、欢笑声？是不是感染，慢性的虚弱，一种能够治好的病？或是长厚了的骨头把娇嫩的听觉结构给封住了，如同坠下的岩石堵住了魔洞的洞口？ 他站了起来，直打着冷战，走回村子去。他的小屋子的纸窗里透露出一道灯光。屋子里，董在等着他，坐在一个椅子里打瞌睡。他摇摇董的肩膀，看着他脸上露出十分关切的样子，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从另一个寂静的世界向他发出急切的问话，但白求恩一句也听不见，只是悲伤地说： “我听不见你的话，同志。我聋了。” 这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在董走了很久以后——董很难受，焦急地提出了许多办法，他都不听——他还在桌子旁坐着，凝视煤油灯的毕毕剥剥直响的火焰，手指没精打采地翻弄他的手稿，心境抑郁而阴沉。 他设想他以后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的情景。他怎么来继续他的工作？他们会跟他说话，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看见自己在手术室里，如同鸟在笼中，董、方、林向他做着手势。他看见自己回到美洲，从与人绝缘的真空里向一群一群的听众大声疾呼。他看见他的母亲，她的话他听不见，她那苍老的脸拚命挣扎着要表达出一个母亲的欢迎。他看见朋友们熟悉的脸，像一部没有声带的影片里的映像展现在他面前，突然又变成了一群做着古怪的脸相的陌生人。 他被卷入到中国内地有多久了？一年半以上了。在这期间，他从散布在他的广阔的生活范围里的朋友们那儿收到过几次信？五次……二十个月中五封信！还有这个最后的讽刺：他曾写信给延安，给加拿大，给每一个他想得起来的朋友，请他们送他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使他重新能够和外界接触。现在收音机也没用了。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些使他感到如此满意的村子里，在如此好的同志中间，他竟然会和人世彻底隔绝了。 多么愚蠢，他悲哀地忖度着，竟然会陷入了肉体和意志的悲惨的矛盾之中。“老人家，”他们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昨天，当他听见小邵也用起这个生疏的名词时，他曾经问过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年人，”董嘻笑着回答。 “老年人！”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四十九呢！” “而干劲比我们许多小伙子可还要足呢！”董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昨天他还大笑过。现在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那一头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他暂时忘掉了那些时光用来蒙混人的眼睛的逐日的细微改变。他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同时端详着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镜子里向他望着的是一个七十老人的脸，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一个陌生人的脸——被河北的太阳晒得枯槁不堪，被山风吹得粗糙不平，满脸全是饥饿、疾病、紧张、过分的劳累所作践过的痕迹。这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长者的一张密布了深深的老年皱纹的脸。 前额更高更窄了，骨棱棱地突出在低垂到又细又皱的头颈的白发前面。乱糟糟的浓眉下面的眼睛显得更小了。它们仍然炯炯有神，但是周围却密布着得来不易的痛苦的智慧的皱纹。银白色的胡子下面，肌肉消逝了，皮肤像空口袋似的瘪了进去。两颊从颧骨到下巴颏刻划着一条一条的深痕，仿佛是从未愈合过的创伤。从下颚到喉核，皮肤松弛地垂了下来。 他擦了擦变薄了的嘴唇。矍铄的笑容消失了。牙龈萎缩了，牙齿黄黄的，全是空洞。 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它们枯瘦得像河北的树木的杈枝一样。他的胸脯、肩膀、臀部——以及其他部分没有一处不是又枯又瘦，一副皮包骨，仅一百磅多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残躯，当年战胜过肺结核、爬过阿尔卑斯山峰、在劳伦斯山[9]滑过雪、在西班牙的高山中行过军的白求恩的残躯。他咬了咬嘴唇，现在他的嘴唇常常由于贫血和寒冷而发青。他咳了几声，琢磨着胸膛里刺耳的呼呼声，一面希望这只是八路军中常见的咳嗽，一面猜疑着不知他那叶好肺还能支持多久。 他回到桌子旁，翻弄着他的手稿，想做点事来拴住他的思想。然后他又静静地坐着，回想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远方的朋友们，以及像山西的一座高峰一般耸入云霄的未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老年人，他的生命凭空缩短了二十年。他想起了那一个夜晚，董跟他谈起结婚，娶一个妻子过夫妇生活。那也完了。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回忆：有一次他曾经怎样地说到医生应当像穿草鞋的僧侣，到人民当中去恢复肉体的健康与活力；他曾怎样地痛骂那些以人们的痛苦作买卖的人；他又曾怎样地梦想过，有一天医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美化人类生活的花园。 有那么一个时期，作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曾经摸索着向那个理想前进。在这儿，在平原与山岳之间，他找到了如何实现它的途径。如今，诺尔曼·白求恩成了白求恩，他继承了无数的理想和企望，对于多少年来动荡的生活现在怀着满腔感谢的心情，他的生命是缩短了，但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因为整个生活就是斗争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诞生都要经过斗争，因此他所失去的年华一定会延长那些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名字的人们的未来。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头枕着胳臂伏在桌子上。肘边的灯在冒着青烟。他的手表已是早晨四点了。他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后他听见了一只小鸟的歌声。 他跳了起来。是不是聋了的耳朵，像截断的大腿上还能够感到痛的脚趾那样，在用记忆中的声音嘲笑人的意识呢？他冲到窗前，一拳触破了纸窗。歌声蓦地间停止了，但是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只受惊的小鸟飞入黑暗中时振翅的声音。 他从窗口伸出了身子。他的脑子清醒一些了。耳朵里的嗡嗡声也不像以前那般讨厌了。他依稀可以听见开门关门的叽叽轧轧声，以及风的嘶哑的怒号。夜晚的声音从来也没有这般甜美神奇。 他离开了窗子，一路使劲蹬着脚走回到桌子旁边。他捡起了一本书，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让它掉到地上。他听见它碰地时发出一种低哑声，就好像他头上裹了一条毯子，声音透过毯子进到他耳朵里一样，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从手腕上解下了手表，把它举在右耳远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渐渐靠拢。接着又用左耳同样试验了一次。 他的右耳什么也听不见。它仍然是全聋。左耳呢，当他把表紧贴在上面时，他可以听见一阵轻微的嘀嗒嘀嗒的声音。部分听觉恢复了。 他的听觉还够他进行工作用的——这就够了！他要把右耳朝着敌人，左耳朝着战友，剩下的董会去做的…… 他在屋子里不安地来回踱着，看了看手表。他还有一个小时的觉可睡，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睡。他想和别人说说话，和老朋友们谈谈心。对了，这个时间再好也没有了。他要写信给戴维森，给埃利瑟[10]，给约翰·巴恩韦尔，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拿出了打字机和他珍藏着的复写纸，在打字机上放进了四张纸。他说不定多久以后才会再给他们写信。照他的老办法，他将把同一封信给他们每人寄去一份。 信中他谈到了他的工作，谈到了他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隔绝，谈到了他对他正在造就成为护士和医生的那些年青的农村男孩子和工人所感到的骄傲。他用谨慎的字句提到了他的越来越坏的健康，叙述了他工作时的困难条件，但是又接着说： 我发现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背后有一尊二十英尺高的没有表情的佛像盯着我，我也能够做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有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他满怀信心地谈到战局的发展。日军虽然占领了很多地区，但是从最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紧紧抱住已经征服的地区，好比一个人抱住一只老虎的尾巴。“据我看来，日本人永远不能征服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 然后他说到私事：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好像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过去一、二十个月——很快就要两年了——过得很丰富，丰富得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在我写给你们的那些信里你们至少收到一封……我猜想你们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 邮件到得非常没准。信到了中国以后，再到我手中，至少还要五个月。我估计每二十五封信中，我只收到一封。我对于这，现在多少也认为命该如此了。 我有时候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鲜美无比的食物的幻景！……书籍……现在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的干净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所有这些东西会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实在让人伤心…… 我正在打算回国一行，预计年底可以到加拿大。我希望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带着五万美元，那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的全部机构（医院、学校等等）五年。这儿他们需要我。这儿是我的领域。这些人是我的人民。不多写了。亲爱的朋友。 白 董惊醒了，从炕上爬了起来。他好像刚睡着。是不是他想象着听到了人声？他用中国话喊了出来：“谁啊？” 一阵大笑响彻了整个屋子，窗户外的黑暗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老人家……这是晋察冀的老年人！一只耳朵的老公鸡把你啼醒了。起来，孩子，揉揉眼睛，醒醒吧。今天很忙，现在已经五点了！” 五十五 10月份来了，他预定要启程回国。但是，连同他在冀西新建立的医院在内，全区现在一共有二十个后方医院了，于是他写信给聂司令员说；“我又在推迟行期，以便到各医院巡视一次。它们有一部分是新的，还有一部分我好久没视察过了。在做这项工作以前，我决不能离开。这次巡视工作需要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我打算在11月初启程。” 他现在率领着医疗队出发去作最后一次巡视。到了10月20日，巡视工作快完成了，这时日军突然出动了五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着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聂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但是如果我们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董说，“你又不可能在11月初启程了。” 白求恩研究了一张北方的地图，回想起聂司令员所说的日军征服晋察冀的计划。如果聂的估计是正确的，目前正在展开的战事就会影响整个战争的前途。对于日军来说，只要边区一天挡住他们的路，他们就一天不可能征服中国。而且人所共知，在他们的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争的计划里，华北被看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和人力补给地。 “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白求恩说，“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我再启程。”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那儿主要的战事正在涞源与摩天岭之间的战线上展开。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医疗队在黑夜的掩护下到达了目的地。在医疗队与战地指挥部之间匆匆忙忙地建立了一个通讯网，吕司令员特地拨了一架军用电话机供白求恩使用。 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吕的部队大部分是身经百战的东北军战士，他们在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时候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得到了无畏的战士的名声。吕的抗日战绩有一些已经成为传奇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和他部下的战士一同作战，他的性情欢快，有机会的时候一讲起故事来精彩万分。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弟兄一样要好。白求恩当时还没学会东北话，而吕一点英语也不懂，可是一个笑话传开了，据说他们俩畅谈了三十分钟之久，彼此拍着背，听了对方的笑话哈哈大笑，就好像彼此都了解对方所说的每一个字似的。 战地医疗队在那个位于一条长长的山谷的南端的村子里安顿了下来，那时几英里以外摩天岭附近的战斗正进入高潮。 手术室就设在村子的木头戏台上。戏台前面是一片广场，周围有一堵泥墙，但是既没地板，又没屋顶，也没板凳。伤员用临时拿门板做的担架从摩天岭抬了来，放在泥地上。戏台前面挂着几幅白布，挡住了伤员的视线。 战斗开始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一个哨兵跑进了手术室，报告北面高山上有可疑的活动。游是从小就在军队里长大的，一听这话就马上出去调查了。 站在戏台后面的土坎子上，他隔着两座小山可以看见村子正北面的一座高山。果然不错：二十多个人正沿着山坡下来。他们打扮得像是老百姓。他们从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他继续瞭望一会儿，就得到了解答。在那群模样古怪的人后面接着又有人来，等这群人也给中间的两座小山挡住看不见的时候，山顶上使出现了一闪一闪的亮光。这是游曾经在许多战役里见过的一种诡计。那些打扮成老百姓的是伪军，后面跟着也化装成老百姓的敌人先头部队，敌人的全副武装的主力在一二里路后面，他们的亮晶晶的钢盔在日光中闪耀着。 他让哨兵留在土坎子上，自己跑回到手术室。“敌人！”他喊道。“敌人从我们后方过来了！要马上转移！” 护士们急忙去收拾器械。董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他慌张地问道：“后方！他们怎么能在我们后面呢？”外面人声乱成一片：“敌人！”“我们被袭击了！放警报！”一个勤务员从广场跳上了戏台，一把拉开白布幔子，气喘喘地问道：“伤员怎么办？” “等一下！”白求恩的一句话止住了乱成一片的人声。大家转过身来，一看见他青瘦的脸上的炯灼的眼睛都不开口了。白求恩手也没从伤员身上拿开，问道：“他们从哪儿来的，游？” “从北面高山上下来的。” “多少人？” 游紧张地用手比划着。“前面是一队掩护的伪军。后面跟着便衣队。再后面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 白求恩仍然弯着腰，向四面看看。“方——外面还有多少没动手术的伤员？” “十个。大多数轻伤……” 白求恩迅速地下了命令：“方——让已经动了手术的伤员马上撤退。游——立刻在这儿添两张手术台。林——叫护理员把伤员抬进来，一次抬三个。董——花六十秒钟去派一个卫兵到戏台北面放哨。另外派一个卫兵去告诉民夫把驮子收拾好，准备随时出发。” 其他的人犹疑不决地互相看着。游完全给搞迷糊了，他喊道：“但是敌人怎么办呢，同志？他们从王安镇出来，现在从我们后面抄了过来！我们连他们的制服都可以看得清了！” “游，”白求恩简短地说，“你估计从北面的高山到这儿有多远？” “不到十里路……” “他们从山上过来要多少时间？” “快一点，四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么我们至少还剩下三十分钟可以动手术。如果同时给三个伤员动手术，我们可以在敌人到达以前离开。” 护士们紧张地等待着，手里仍然紧紧抓着他们已经收拾起来的器械。游和方以及林都看着董，希望他替他们讲话。 “如果有必要，我们大家都愿意留下来，”董不慌不忙地说。“我说得对吗，同志们？”其他的人点点头。“但是我们认为让你来碰运气是太冒险了。”白求恩不耐烦地摇摇头，但是董很坚决。“这情况和以前在齐会或是宋家庄的不一样，白大夫。这儿敌人过来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他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被俘掳了，那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你却是我们整个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和导师，而且——” “而且个什么！”白求恩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走，还没动手术的伤员怎么办？”， “把伤员抬着走好了。” “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啊！我们先动手术，然后再走。” 白求恩大步走到戏台边上，把白布幔子拉开，对护理员喊道：“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 董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接着就回来了，游在白求恩旁边放了两张手术台，护士们又回来工作了，游、林和方给另外两个伤员动起手术来。 他们迅速地工作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忽然电话铃响了。林走过去接电话。他静听着，嘴里说着“是，是”，接着挂上了电话，向大家报告说：“战地指挥部。他们说从北面来的敌人离我们这儿只有七里地。已经派部队去监视敌人行动。他们命令我们立刻转移。”他在消毒水里洗了手，又去和游一起工作。 五分钟以后，起初报警的那个哨兵跑了进来。他一看见大家都在安静地工作就惊愕得呆住了，随即破口嚷了出来，“至少有七百敌军下山来了。” 白求恩摇摇手让他出去。 “但是我们卫兵一共只有九支枪！” “更好。走的时候轻便一点。” 哨兵弄得莫名其妙，张大着嘴退了出去。 山谷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我们的部队一定和敌人接上火了，”董猜想。 “该死！”白求恩大声骂了出来，大家都飞快地转过身来。但是他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让大家继续工作。“没什么。我刚把手指划破了。现在到哪儿去找橡皮手套呢！”他举起了没戴手套的左手，浸到旁边的碘酒溶液里，然后又继续工作。 十五分钟以后，最后三个伤员抬了进来。其中两个是轻伤，方和游迅速地给处理了。白求恩的手术台上的伤员是一个腿部枪伤的年青人。 由董和贾协助着，白求恩迅速地给伤员做了动手术的准备。其他的人已经做完了工作，在跑进跑出，帮助民夫把东西载上驮子。 枪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更近了，有节奏地在山谷里回荡着。林奔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哨兵。“白求恩，你一刻也不能逗留了，”林急促地说。那哨兵宽大的农民脸上充满了恐慌的神情，急得气也喘不过来地说：“敌人已经到了第二座小山了。”白求恩头也没抬，冷静地回答说，“我正在动手术。你们立刻走——我们过几分钟跟着就来。” “白求恩，”林恳求地说。“同志……” “大家立刻都走，”白求恩严厉地说。“我们跟着就来。”他揩拭着那条满是血污的腿。 “不，”林突然坚决地说。他抓住了白求恩的胳臂。“我不走。我来动手术。如果必须有人留下来，应该留我。我来接替……我不准你继续动手术……” “我是队长，林同志。除了董和我自己以及担架员以外，我命令所有的人立刻走。你把贾也带走。任何人不服从命令，我都要报告聂将军给予处分。” 手术台上的那个年青人抬起头来，一脸恳求的样子。“大夫，我不要你因为我不走。”白求恩轻轻地把他的头按了下去。 “那你只好把我报告给聂司令员，”林说。“如果你不肯走，我就留下来帮助你。” “大夫，你走吧，”那战士哀求他。“这不是很厉害的伤。把我带走丢下都可以，但是你千万在敌人还没到的时候就走吧。” “只需要一会儿工夫，”白求恩说。“如果现在我在这上面花几分钟，以后我可以给你治好。如果我现在不动手术，你这条腿就要完了。”这时山里突然传来了机关枪的声音，和越来越近的步枪声响成一片。 后来谁也记不得那次手术做了多久。但是手术做完的时候，担架员正站在旁边看着，那战士还昏迷着就给抬走了，同时白求恩嚷道：“只带拿得动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骑着马，在从村子通到南面高山的狭窄的山路上奔驰了。 他们在山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后面的担架都安全地抬了上来。 下面山谷里，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在进入撤退一空的村子。 他们在深夜到达了唐河上的一个村落，现在伤员从前线往那儿送着。他们整夜动手术，第二天休息，然后医疗队就分成了两组。一组由游和林率领，继续巡视其他的医院。白求恩带着方和董继续在流动的前线后面工作。 这样一分工，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白求恩就可以立刻启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对董说，“我也许还来得及赶回去，跟我妈妈一块儿过圣诞节哩。” “我希望现在没有别的原因再使你走不了，”董说。“可是你这手指怎么了？” “又是那种该死的发炎……慌慌忙忙当中给划破了……前几天我们从后方被敌人袭击的时候……没关系。” 那天工作结束以后，晚上白求恩躺在床上，把那只感染的手指浸泡在浓度食盐水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手术室的时候。那手指已经肿胀得很厉害了。他看到大家注视着那手指的时候，便又说：“没关系。”但是他们注意到他不灵便地把那只发炎的手指直挺挺地向外伸着，做手术也比平时做得慢了。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在手术台上碰了那只感染的手指，痛得尖叫了起来，然后喃喃地说：“真该死，是不是？” “我认为，”方建议说，“你最好等手好了再动手术。你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动手术。” “瞎说一气，”白求恩回答说，“我的手指以前也发过炎。我们今天在这儿做完，明早出发到下一站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走。东西都上了驮子好几个小时了，白求恩还躺在床上，董和方站在旁边。“同志们，我觉得有点累。对不起，我耽误了大家。” 他抱歉地仰脸看着他们。他两眼没神。他不停地用舌头润湿着烧干了的嘴唇。陷下去的两颊烧得通红。他的手现在像一个随时会破裂的巨大无比的水螅。“我们准备好了吗？”他问道。 “大夫，你病得很厉害，”方低声说，一面把手放在他那灼热的前额上。“发炎更厉害了。你现在发烧。我想我应该立刻切开一个十字，把脓放出来。好不好？” 白求恩闭着眼想了一会儿。“也许是个好办法，”他终于说。“好吧，就这样做。这样做就得了。然后我们就走。” 他们把器械拿到了屋子里，把贾也叫了来协助，同时医疗队的其他人员默不作声地聚集在小屋外面。当方切开了十字的时候，托着器械盘的贾护士开始哭了起来。白求恩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看她。“你哭什么？这只是一点讨厌的发炎。弄完了我们就走，明天你又可以在银坊帮助我了。” 董和方整天呆在那间小屋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时睡时醒。他的脸烧得越发红了，伤口化脓，感染已经进入了前臂。晚上炊事员老张把方叫到门口。“我看到过他用自己的血把死人救活过来，”他严肃地低声说。“我愿意把我的血输给他。”方摇摇头。“这不是那种病……” “什么事？”白求恩问。 方蹑着脚尖走回到屋子里。“没什么……” “现在走也太迟了，”白求恩迷迷糊糊地说。“我们又得等到早上再走了。”他痛楚地翻了一个身，随即又睡着了。 夜间有队伍经过村里，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银坊。他们说他们是到前线去反攻的。他们走了以后，方给医疗队发出了一个警告：不许让白求恩知道有战事。 第二天清早天气阴沉而寒冷。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白求恩慢慢地醒来，躺在炕上静听着风在院子里刮着。当他听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耳朵又在跟他开玩笑了，因为他好像听见远处有隆隆的炮声。 “你们听见炮声吗？”董和方进来看他的时候，他问他们。“现在有战斗吗？”他们互相瞅瞅，摇摇头。他又睡着了，中午的时候醒过来，听到了天空中有飞机的声音。 他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地叫唤董。 董和方跑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扣军服上的扣子。他烧红了的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身子略微有一点摇晃。“你们为什么骗我？”他发怒地质问。“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很明显，北面有战斗。告诉他们准备走，越快越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似的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傻瓜！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五十六 他们在漾漾的细雨中骑着马向火线前进。他们曾恳求白求恩不要走，答应他把伤员抬到村里来，并且用尽了他们所能想到的各种主意，但是他已经先上了马，等着别人跟他走，同时固执地重复着说：“我的手完全好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在大家前头，骑在马上，摇摇晃晃，中毒的胳臂则插在军服里。在一座高山脚下，当山路变得非常泞滑时，他下马步行，右臂抓着马鞍子。 在高山的那边，他们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路上不住地滑倒摔交。在一片漫长的树林中，大家都折了树枝来做手杖。走出树林以后他们又骑上了马，途中碰到了一场大风雪。他们在咆哮的暴风雪的中心宿营过了夜，除了树木以外没有别的遮蔽。其他的人吃着少得可怜的干粮的时候，白求恩没吃东西就钻进了他的睡袋。他在潮湿的地上沉睡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向前走，一股劲地赶了七十里，来到火线附近。在一个开阔的、全是沙滩的山沟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战地伤兵站，那儿既没医生护士，又没急救的设备。白求恩马也没下就命令把伤员送到十里外的王家庄，并让医疗队的其他人员跟着他走，随即就飞驰而去了。 到王家庄以后，他领着队伍往团卫生所走，在马上晕了过去。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卫生所的一个炕上，董和方以及团里的首长焦虑地站在他旁边。“你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他对董说，“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庄来。如果电话打不通，派通讯员去。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很难看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 方量了量他的体温，低声对董说：“他的体温很高。他的情况比将要送来的许多伤员危险得多。”白求恩静静地躺了一下午，有时睡着，有时睁开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屋顶。他不再想法掩盖他胳臂里的一阵阵的刺痛了。下午，他的头剧烈地痛胀，他要药吃了。到了晚上，体温增高到四十度。他说话渐渐没条理了。 “伤员到了吗，方？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动手术了……你做臂部腿部的伤员。要是有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他们抬伤员为什么这样慢啊？他们必须赶紧送来……我得启程回美洲哩……我头痛极了……我的手指完全好了……一只发炎的手指算什么？……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从美洲带钱和器材回来……让他们在重庆试试看，不让我走，让他们试试看……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快一点，孩子们，把下一个伤员抬来……没时间来浪费，孩子们……把他们抬进来，一次抬三个……” 夜间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坚持要到手术室去工作，但是方和董把他强迫制止住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更坏了：炎症已经发展到肘部。方代替他工作一晚以后，来切开肘部的脓疡，希望这样可以把脓排出来。这次他觉得痛苦减轻了一些，但是战地指挥部通知说敌人从五亩地向王家庄袭击过来了，于是他们又必须转移。 起初白求恩不肯走。“几个小时以内，我就又可以动手术了，”他这样回答大家的恳求。直到战地指挥员季团长亲自来命令他转移，他才终于答应了。 现在他们一队人马离开了摩天岭战线，翻山越岭向南走着。白求恩躺在担架上，方和邵骑着马在他旁边，董骑在那匹日本马上领着路…… 五十七 在黄石村于家院子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浑身发抖。“怎么这样冷，董？”他不住地向。“炉子里没火吗？我冷得要命。”从早到晚，他一直嫌冷，总叫人添火，他的牙齿得得地颤抖着，虽然他身上盖了好几条皮毯子，而且炉火在房间里熊熊地燃烧着。现在董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毯子，但是他照旧微弱地说：“我冷。”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来到了黄石村。昨天在这儿，在四面高山的围绕之中，村里的人们聚集在担架的周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惊愕的表情。在这儿，一支向摩天岭进发的游击队为他立下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在这儿，从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急差，传达了聂司令员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送出这个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 董和方整天整夜守在这间屋子里，只替换着出去打个盹儿。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复去，时常作呕，他们眼看着他瘦了下去。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是都止不住使胳臂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 “治一治，”方恳求说，“也许……” “治也没有什么用了。”白求恩凝视着他的助手。“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治了有用，你来治再好没有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病……太清楚了。欧洲和美洲有新药品，也许可以治这病。但是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方和董踌躇地互相看看。“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他们无言地走了出去，彼此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在街上，村里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村口，然后董说：“我们不应让他一个人呆着。” “是不应该，”方叹息了一声。 他们回到于家院子里，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在他们守护着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在山谷上空移动着。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一排一排凝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候开会似的。到了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墙注视着董和方。他们两人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我看着他，”方终于说，“我想他连还能活几个小时都计算过了……他可以算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他可不能死！”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抬着头，也不怕难为情。“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他说。“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方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举着左臂就好像它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他需要的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力气再往下写。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 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撼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 他写完以后颓然地倒在枕头上了，让纸张落到地上。 五十八 又过了一天。聂司令员、延安、晋察冀政府、战场上的部队，都纷纷紧急地探问着病况。董和方继续守护着，抱着万一的希望。现在白求恩烧得身上什么也盖不住了，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光芒并不单单是高烧。 他的精神突然奋发起来，他对董口授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卫生工作的建议，接着一直睡到晚上，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随即问道：“战事进行得怎么样，同志们？” “许多部队正在摩天岭作战，”董轻轻地说。“敌人用大量的部队向山里猛攻，但是我们在把他们诱入一个圈套。吕司令员已经派部队等着从后面袭击敌人。” “那就会像聂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了，”白求恩低声地说。“一定会有很多伤员……我们应该派一个通讯员去叫游同志和林同志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刻到前线去……” 夜色笼罩着黄石村。白求恩在炕上发抖，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在黯淡的烛光里，他的眼睛像两个黑暗的窟窿。 第二天清早，他的精神好像振作了起来。他用异常响亮的声音说：“董，箱子上我的书信文件——请你递给我好吗？”董迟疑了一会，他又说：“我的书信文件——我需要它们，董。”他的声调打动了董的心，使他不得不依从。 白求恩痛楚地抬起头来，手不灵便地翻着那一大堆稿件、书信、报告、日记，找到了他所要的一份东西。他让其余的东西落到地上，挣扎着想去读那份东西，但是给累得不能动。他伸出那条好的胳臂把它交给董，同时说：“我给聂将军的信和这个……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董从他哆嗦着的手里接过这篇稿子来。那是白求恩在山西时写的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创伤》： 头顶上的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亮的蜜蜂似的。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邱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当心。最好先弄湿了。从大腿后面过去。把腿抬起来。怎么了，这倒像一个口袋，一只长而松的红袜子。哪一种袜子？一只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 那根坚硬的好骨头现在哪儿去了？成了十几块碎片了。用你的手指把它们取出来；像狗牙一样的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儿。这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把它割掉。那怎么能恢复呢？那些以前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糜烂成这副样子，它们怎么能恢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 坏疽是一个狡猾的、偷偷摸摸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哩。在技术上说，他还活着。给他施行静脉内盐液注射。也许他全身的无数细胞会记得。它们或许记得那个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的最初的食粮。追溯到一百万年前，它们或许记得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日光如何孕育着生命。 又是一个。再到收获季节，他还会一面快乐地呼喊着，一面在他的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会，他是永远不会再跑了。你用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什么呢？他可以坐在那儿看别的小伙子跑啊。他会想什么呢？我们想什么，他也想什么。不要可怜他——怜悯会减少他的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作出这种牺牲的。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多么完善；它的动作多么灵巧，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多么凄惨。生命的细小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闪动一下就熄灭了。它像一支蜡烛一样，静静地、轻轻地熄灭了。它在临熄灭的时候发出抗议，然后就屈服。它把要说的话说了，然后就寂静无声。 还有伤员吗？四个日本俘虏。把他们抬进来。在这个大家都苦痛的地方，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止住那儿出血。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嗨，他们像弟兄一样！ 这些是职业的刽子手吗？不是，这些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这些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啊，这屋子多冷啊。打开门。在远方深蓝色的山顶上，东方现出一线淡淡的曙光。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出来。上床睡觉吧。 但是睡不着。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一百万日本劳动人民从日本来杀伤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日本劳动人民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人民，使他们被迫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是谁会得到好处呢？把这些日本劳动人民送到中国来干这杀人的勾当，这是谁的责任？究竟谁会从中获利呢？ 少数反动的富人，一个很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消灭另外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的穷人，这怎么可能呢？使这些富人可以变得更富？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么说服了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他们决不会来的。 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和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那么侵略战争，为了征服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只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不管这些犯下民族罪行的罪犯怎样用动听的空洞语言和理想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夺取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他们认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可怕的残酷无情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叫做利润。金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11]，追逐利润、报酬，而且无所不为，甚至不惜屠杀千百万人来满足它的贪心。军队背后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背后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不是脸上有一个记号，好让大家认识他们，躲开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呢？不是。相反的，他们是有身分的人士。他们受到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高尚人士。他们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栋梁。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维持私人的和公共的慈善事业。在私生活里，他们是又和善又亲切的。但是……一旦有减少他们利润的危险，他们就变得像野蛮人一样残暴，像疯人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酷……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消灭。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那天早晨，当男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村里走向地里去干活的时候，他们看到董站在于家大门口。他们在院墙外面站住了，打听白求恩的病况。 “他死了，”董说。 那是1939年11月13日[12]，五点二十分。 五十九 一支由他的战友们组成的送葬队伍抬着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慢慢地、迂回曲折地向西走着，一个村又一个村，接连走了五个晚上，白天则把遗体隐藏在农民的茅屋里。 在那些他生前医治过病人和伤员的村子里，他们停下来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他们把他躺着的担架放到地上；董讲述着他的生平和逝世的情形；人们哭泣着列队向他告别。然后他们又在满天星斗之下继续前进。他们把他葬在晋东一个山谷里，在他的坟上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标志。 这消息从八路军的无线电网传播了出去，使那些听到它的人目瞪口呆。在五台山司令部里，聂司令员流着眼泪，他部下的干部都垂着头坐在他周围。 理查德·布朗大夫在他的告加拿大人民书中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 在前线，战士们高呼着“白求恩！”从山里出击，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击毙了阿部将军、他的全体幕僚以及所有随从的士兵。 在窑洞里，在他所建立的那些医院和学校里，在那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他带来医药和卫生的无数村庄里，人们在哀悼他。我们不仅在哀悼一个人的逝世，毛泽东告诉他的同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3] 在延安，八路军的部队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他们一排一排地站着，把两行蜂窝状的悬崖之间的山谷的广大一角站得满满的。从一个临时搭的台上，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站在一张巨大的白求恩像前面对他们说： “白求恩同志的死是一个重大的不幸。我们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八路军的每一个同志都感到万分悲痛。以他的伟大的友爱，他的同情，他在斗争中的英勇，他达到了革命道德的最高标准。 “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将永远怀着敬爱来纪念他，有一天全体进步人类也会敬仰他的英名。 “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要用悲痛的眼泪，用从他的榜样得来的百倍的英勇，来纪念他的牺牲。” “打倒侵略者！”会场上广大的人群高呼着。“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一切为了斗争！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自由中国万岁！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世界和平万岁！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1]白求恩不知道，他和国际援华委员会往来的电报和书信大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被扣留或者迟误了。因此他始终不知道援华委员会实际上给予了中国北部多少援助。——原注 [2]以下是摘要。——原注 [3]白求恩遗留的书信文件当中存有信件的副本。——原注 [4]法郎士（1844-1924），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译注 [5]即白求恩自己带来的设备。——原注 [6]柯棣华是一个著名的印度外科医生，在尼赫鲁的赞助下由印度国大党派到中国。——原注 [7]延安派了一个医疗队到杨家庄，在白求恩领导下在晋察冀工作。——原注 [8]意思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此处为了结合这段故事，加以直译。——译注 [9]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山脉。——译注 [10]戴维森和埃利瑟是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原注 [11]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大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泛指需要牺牲人命的恐怖事物。——译注 [12]应为11月12日。——译注 [13]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 二十三 在灯火管制下的大马路上，一辆旅行汽车绕过炸坏的路面和炮弹坑，摸索着前进。车没有开灯，小心地、慢慢地移动着。它在马路的尽头向右拐了弯，接着爬过炸坏了的通向皇家别墅的街道。这儿已不再是被围的城市，而是战斗的地带了。 夜晚突然给震荡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粉碎了沉寂。路面像一个惊惶的生物在颤动。 在一颗爆炸的炮弹的橘红色闪光中，那辆旅行车猛然向路边一歪，接着就向前飞驰而去，好像不再需要小心了。没多时它就驶进了皇家别墅，笔直地朝着战壕开过去，炮火的闪光和战斗的喧嚣准确地指出了黑暗中的战壕的方位。 这是1936年12月23日夜晚的马德里。 眼看圣诞节就到了，马德里却仍是一片漆黑，实行着宵禁，受到用钢铁武装着的敌军的攻打。过一会儿，如果月亮穿出云层，也许轰炸机就会飞来，在天空中发出凶恶的咆哮。 今天，敌人在下午四点准时开始了轰击。炮弹搜寻着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有规律地呼啸着落到街上。晚饭时候轰击又开始，延续了一小时，那正是大街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的时候。“我们正在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拯救西班牙，”在布尔哥斯[1]发表、在柏林写就的公报这样说；为了“拯救”西班牙，卖国的将军们正在毁灭马德里。 中午的时候，一群工人在大马路上听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作关于战事的报告。从那个会上，志愿兵直接出发到皇家别墅的战壕去。他们的枪是旧的，但是他们的歌是新的，他们的脸上发着光。四条街工人区的妇女在今天下午的轰击中最遭殃，有的失去了家，有的失去了屋顶，有的失去了床，有的失去了孩子。但是今天晚上，工人阶级的妇女们跟随着她们自己街区的男人辛苦地劳动着，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挖防御工事，举着她们新获得的解放的旗帜：我们宁作英雄的寡妇，不做奴隶的妻子！ 马德里！负伤、流血、震荡、叛卖……但是被保卫着。一连三十七天，这城市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现在，在第三十七天，保卫的观念在市民的生活里像吃饭睡觉一样地自然。“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愿意做铁锤还是做铁砧，”一个演说的人前几天在不顾轰炸机的骚扰而举行的一次政治性群众大会上这样大声呼号。听众领会他的话，热烈地欢呼起来。听众领会他的话，是因为早在2月间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以后，马德里人就担任起铁锤的角色，以历史为铁砧，重新来锤炼西班牙。现在铁锤正锤在铁砧上，同时，布尔哥斯的将军们正在研究他们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在一个城市遭殃的时候，它的市民的声音联合起来，成了团结的宏伟和声。一连三十七个昼夜——每日每夜都充满了痛苦——这城市听到妇女的哭泣、男人的诅咒、撤退的儿童的告别。但是现在卖国贼们也正在被打倒，而最微贱的市民变成了政治家、批评家、军人、组织家。“热情之花”[2]，阴暗的阿斯都利亚[3]矿场的女儿，走遍了城里的街道，深入到城里最肮脏的角落，走进没出息的懒汉的酒吧和反应迟钝的人的家里——她大声疾呼地说出了所有不善于表达的人们所没有说出的希望，打中了每一个热情的市民的心坎，鼓舞了全民族的集体意志，并用简单的字句说出了所有恐怖、痛苦和抵抗的意义；与其屈膝偷生不如昂首成红！这个满街血迹的城市响遍了呼应的声音，像一曲大合唱，其中乐观的旋律盖过了悲愤的和音，欢乐的调子已经在和阴沉的低音对抗。 共和国继承了一、二十个党派，百十种互不相容的见解，上千件的蠢事。但是马德里的群众已经抛弃了旧作风和旧关系，他们坚决地提出了只为这一个目的而奋斗的要求：团结一致，抵抗到底，消灭敌人，共和国万岁！ 马德里认识到自己的险恶的处境和集体的力量。这个现在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城市，由于成为人民阵线的核心而获得了卓越的地位。制裁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卖国将军们的要求，就是首先从这儿提出的；在这儿，当政府不知所措的时候，徒手的男女群众冲进了市中心的蒙大拿营房，囚禁了躲在防垒后面的叛军部队，夺取了用来保卫二月大选和复活了的共和国的武器。 正是对这种在战斗中受过考验的集体力量的认识，给马德里带来了生气与信心，减轻了每一个时刻的痛苦。在大马路上，电话大楼，马德里唯一的摩天楼，无所畏惧地高耸在有德国轰炸机侵扰的天空中。顶上的几层已经一再被炸，但是在底下几层政府机关照常进行工作。城里不管哪儿被炸，工作也都照常进行。 起初敌人的轰击引起了恐惧。现在市民已经学会了在恐惧中生活。大马路上的行人知道敌人的炮弹只落在街的一边，于是他们镇静地在另一边走。当地防军司令部知道敌军从不炮轰阔人的住宅区，使机警地把大炮隐藏在那些点缀着拥护佛朗哥的上层阶级的豪华公馆因而毫无损毁的公园里。 自11月6日以来，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已经从市民的恐惧中消失了。那天，警报像往常一样地响了起来，轰炸机出现了，人们纷纷向地道和不坚实的防空洞跑去。但是他们正在奔逃的时候，听见高空有一种新的声音。他们马上站住了，抬头向上看。“咱们的！”他们嚷了出来。男人和妇女都高兴得直流眼泪，互相拍打。他们把小帽子扔到空中，又拥抱，又跳舞，又唱歌，又示威般地叫喊。“咱们的！咱们的飞机！咱们的！” 在城市上空的高处，有一中队极小的画着共和国徽号的驱逐机。它们以使人眼花绕乱的速度向惊惶的敌机冲过去，用机枪扫射着敌人。它们是政府的第一批真正的战斗机；它们击溃了敌人，连飞机带炸弹，从7月以来这是第一次。 “狮鼻子”，马德里人很高兴地给它们起了这个浑名。它们是四天以前刚从苏联运到卡他基那[4]的。它们使敌人的轰炸大为扫兴。 11月6日，“狮鼻子”的银翼在城市的上空掠过，接着，11月8日，第一批国际纵队匆匆忙忙地在阿尔巴西特[5]集合，配备了裤子、短上衣、粗劣的武器，便出发去前线了。他们到战斗岗位去的路线经过马德里的街道。这些不久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村庄和城市，来自墨索里尼的监狱和希特勒的集中营，以及越过西方各国的“中立”封锁的人们，在欢欣若狂的马德里人的热烈欢呼声中走向了前线。他们大多数人牺牲了，或者负伤了，但是又有其他人通过被封锁的国境跟着来了，因此，在六个月的外来侵略、国内叛乱和西方政府的出卖以后，马德里兴高采烈地呼喊着这个口号而战斗；“我们不是孤立的！” 马德里的人民知道，他们的事业所缺少的不是信徒——只是武器；他们也知道，敌人所缺少的不是武器——只是信徒。他们知道，是谁在给敌人派遣军队，是谁在使西班牙共和国得不到武器。他们知道，如果佛朗哥胜利，他们就要在旧政权及其外国操纵者的双重独裁之下生活。他们知道，那些将军和大公[6]的叛乱配合着轴心国家征服世界的蓝图。他们知道，伦敦、华沙、巴黎、上海的未来正在他们出世的这些街道上决定着。而他们所想的、感觉的和了解的一切则在这个城市里奔腾动荡，从黎明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清洁工用西班牙的方式架起了水管把血从路面上洗掉——一直到最后一个民兵叫出戒严口令的那一刻为止。 马德里被法西斯的大炮隔离着，它寂寞但是并不孤立，它以它的戒严口令显示了它的灵魂。昨晚戒严期间允许通行的人们在黑暗的街角上听到了这句盘问：“共和国的军队今晚在哪儿？”他们回答：“在挺进中。”今晚．当它等候着轰炸机的时候，当它派遣军队到战壕去的时候，当它饥寒交迫地入睡的时候——今晚，戒严中的马德里选择了这个口令：“什么将要自由？” 回答是：“全世界将要自由！” 那辆从大马路飞驰着开进皇家别墅的旅行车在一丛树下停了下来，离战壕很近。 两个人从车里跳了小来。在这些树下是他们约会的地点：一个救护站。 他们站住了一会儿，以辨认黑暗中在他们周围地来跑去的身影。从战壕里传来了低声的咒骂，机关枪的愤怒的吼声，可怕的迫击炮弹爆炸声，以及伤员的痛苦的呼号。他们可以看得出担架员们弯下去的身体。不久，他们的眼睛就习惯于夜战的忽明忽暗了。 他们周围的地面上躺满了伤员。月亮突然从云层里露了出来。在这丛树的附近月光是受欢迎的。对于伤员来说，它重新显示出世界，那些熟悉的环境使他们知道自己仍然活着。对于那两个人来说，从旅行车上卸下那套奇怪的用具也因此而较容易一些。 他们和负责救护站的忙乱的医官互看了证件。他们是一对不速之客：两个陌生的人，外国人，不会说什么西班牙话，突然从黑夜里出现在正好是政府军发动了一次局部攻击的地区。那个西班牙医生正为了伤亡超过他所能适当处理的人数而感到烦恼，现在他被他们的到达搞迷糊了。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来干什么的？他们用他们所知道的五、六个字和手势介绍了自己。其个一个是高个儿，瘦瘦的，长脸。他年青，但是动作中带有年长的人的谨慎小心。另外一个，负责的那个人，不容易分辨。他给人瘦长的印象，然而身材并不高。健壮的脸，看不出确实的年龄，然而端正的头周围长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使他有一副雕像般的容貌。他穿着一身有拉链的蓝制服，这是为行动方便而设计的粗军服；一件外面带口袋的军上衣，塞在笨重的皮靴子里的长裤，胸口挂着一枚共和国陆军上校的徽章。肩膀两边都有一颗“枫叶”章[7]。 那个西班牙医生看了看这身制服。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这身制服和穿这身制服的人刚才递过来的训令一样弄得他莫名其妙。他把证件递了回去，敬了个礼，说道，“请，队长，”同时伸出胳臂来表示他们可以开始了。 在随风摇晃的树下，担架员们抬来了更多的伤亡人员，头顶上子弹呼啸着飞过去，脚底下伤员们在呻吟，他们开始了…… 队长在一排伤亡人员中的第一个战士身旁跪了下去。他仔细看着他的脸。痛苦扭歪了他的面貌，但是正是那痛苦表明了他负伤的身体里生命的顽强力量。队长拍拍这战士的胳臂，接着又往前走去。 下面一个人已不再是负着伤的了；他已经死了。他的脸上显出了他临死时悲愤的寂寞神情。队长曾见过许多死者的脸，但是从没见过像这样带着责备的表情的脸。他解开这战士的衬衣，松开他的裤子。“伤并不重，但是出血过多，”他低声地说。 他又站了起来，沿着那排伤员继续向前走，迅速地进行检查并作出决定。对有些伤员，他说些鼓励的话；他们不懂他的话，但是懂他的意思，因而像孩子般自然地露出了笑容。在其他人旁边，他点点头，对他的高个儿的、沉默的同伴说：“这一个……” 在检查了所有的伤员以后，他朝着一个盖着一件上衣的静卧的人体走了回去。他弯着一个膝盖跪了下去，轻轻地扶起那个人的头——但是当他看到脸的时候，发觉原来不是一个成人的脸；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的脸，在乱蓬蓬的黑色短头发下甚至在月光中也显得苍白的脸。队长把那脸看得很清楚：嘴唇松弛，两颊下陷，皮肤冷湿，眼睛由于极度的疲惫而半闭着。他的脸上没有认人的表情，没有恐惧，没有希望。“严重的休克，”队长轻轻地说。“我们就从他开始……” 子弹的黄蜂般的呼啸声突然淹没在一种更深沉的音响里：一颗炮弹的哀鸣声。躺在地上的战士们倾听着；护理员们扑倒下去，手蒙着耳朵。哀鸣声拖得很长。接着是像撕裂帆布似的不自然的噪音，随后又是爆炸声，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的闪光，地面在震动，树木在摇晃。队长抱着的小伙子在呻吟，无力地抓住肚子。他肚子里的雷鸣像他耳朵里的喧闹一样使他忍受不了。痛苦使他从昏迷中暂时苏醒了过来。他仰脸望着那个花白头发的陌生人，也许除了那紧压住他的眼球的夜晚和黑暗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仍然竭力想看一眼他模糊记得的东西。 队长把那耷拉着的头轻轻地放在地上。护理员打旁边匆匆忙忙地经过，爆炸的回声消失了，这时他用敏捷的手开始工作起来。他一下撕破了那小伙子的短上衣，卷起衬衣袖子，迅速地在露出的前臂上摸索。“现在准备好了。”他讲话时没抬起头来，但是他的高个儿同伴就在他旁边，送给他一根一头安有发亮的针的细橡皮管。队长的手指在松弛的肌肉里找到了静脉，并顺着它摸到臂肘的弯曲部分。月亮自然不能代替手术室的弧光灯，但是队长的手指熟悉战士的逐渐衰弱的生命线，针刺进去只会带来一种仁慈的疼痛。 又有一颗炮弹飞过去的声音，这次来得更近更清晰，在这一颗爆炸以前跟着又来了一颗。敌人正在搜寻目标，正在把炮火网更逼近政府军的防线。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来估计什么危险。在皇家花园里一股接着一股像喷泉似的橘红色明亮火光中，队长用橡皮膏把针粘在那胳臂上，站了起来，并用手顺着管子摸到他的同伴拿着的短粗瓶子。“好，我来拿着，”他说。“你从车里再取几瓶出来。” 他现在站直了，光着头，一脸沉思的样子，完全不理会乒乒乓乓射进树林里的子弹、闪光、混乱、喊声、从身边匆匆走过的医官的警告、蹂躏夜晚的炮弹．深入他的骨髓的隆隆炮声。他把瓶子举在那年青的战士的身体上面，走到他头那边去，以便用自己的身体来隔开那瓶子和有子弹飞来的前线。 那是一个普通的瓶子，但是盛着一种宝贵的液体。血液！深色的，神秘的，流动的。血液——可输给任何人的血型，仍然像在活着的输血者的血管里一样又浓又粘，它能够起死回生，包含有一、二十个世纪以来探求知识的人们所积累的经验、牺牲和热望。在这个炮声震天的战场上，自从美狄亚[8]用魔术的那个神话时代以来的所有教科书、探索、错误、修正、科学上证实的东西——这一切都盛在一个短粗的玻璃瓶子里。 就在一阵齐发的炮弹从德国大炮的炮膛里飞越过伤兵站炸开时，队长却把温暖的血液——从一个无名的马德里人的热情的血管里来的——第一次输进了他脚下垂死的战士的出血过多的血管里。 他小心地慢慢放松了管子上的夹子。那小伙子已经快死了。在他受伤以后又从无人地带被拖回来的几小时里，生死之间的朦胧状态已经渗入他的器官。他浑身发抖，牙齿打战。 队长把夹子完全松开了。现在血液畅流着，而奇迹就快发生了。这奇迹队长以前曾看到过好多次，但是每次总觉得新鲜：好像一朵枯萎的花重新放出了色彩鲜艳的花瓣。 那小伙子动了一下。他的牙齿不再打战了。他的头开始活动起来。他睁开了眼睛，起先呆呆的，随后就挣扎着开始思索。但是这仅仅是开始。队长扔开空了的瓶子，准备着第二瓶。过一会儿，在第二瓶以后，奇迹就完成了。那小伙子露出了笑容；队长虽然看不见，却知道他脸上的血色已经恢复，他的湿冷的皮肤再过几分钟放会重新温暖起来，把他的伤口治疗好以后他会活下去的。 “很好，很好，”队长高兴地说。他点了一支香烟，放进那战士的嘴里。那战士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谢谢，”他畅快地轻声说，而队长已经不见了。 一连三十分钟，队长在伤员中来回走动，指挥着救护站的医生，拒绝听信教科书上说的那些死亡的征象。他不断地给最严重的伤员输血，高高地举着瓶子，用他的宽肩膀挡在瓶子和敌人中间，他切开静脉让伤员承受能以神秘的作用起死回生的带咸味的液体。旅行车里的容器终于空了。现在已经无血可输了，但是，在一小时前冲出战壕去从摩尔人和德国人手中夺取据点的人们当中，十二个本来会死去的人现在还活着，这十二个共和国的战士到达医院的时候脸上会带着笑容，他们会记得这个树下的夜晚，记得这个头发灰白的人的沉思的脸，以及他的一瓶瓶神秘的血液。 “没有了吗？”那西班牙医生跟着队长到了旅行车旁边。“没有了吗？”他问。 队长一面把车后面的门关紧，—面摇摇头。他打手势表示他一定得回城里去取一批新的血浆来。他说着话挥着手的时候，一群护理员和轻伤的战士把他围住了。 那西班牙医生举起拳头行了一个共和国的敬礼。他严肃而特别认真地讲着西班牙话，仿佛要用他那种强烈的感情来消除语言的隔阂：“阿尔瓦拉兹·鲁兹大夫[9]。万分感谢。” 那加拿大医生站得直挺挺的，他的拳头也举了起来。“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我的朋友，黑曾·塞斯。应该由我们来感谢你们。” 在突然的沉默之中，在他们相逢的这个混杂着痛苦与死亡的炮火弥天的战区，加拿大人和西班牙人面面相觑，心里洋溢着双方都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感情。接着，一个战士指着旅行车上的字样，那是在附近的火焰的亮光中可以看得清的：西班牙加拿大输血处。 他大声喊了出来：“输血万岁！” 那排伤员中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万岁！” “加拿大万岁！” “万岁！” 一个细小的声音微弱地插进了这低音合唱。“我万岁！”大家都转过头去。那是第一个接受输血的小伙子的声音。他撑着一只臂肘坐了起来，向前伸出另一只手，他的眼睛在天真的脸上闪闪发光。“我万岁！”他高呼着。 一阵笑声；他们大家都明白了。 “万岁！”他们高呼着。为了他们自己为了这些从国外来的陌生人，为了西班牙，为了全世界。 1936年12月23日的早晨，消息在皇家别墅的战壕里传开了：从海外某处来了一个朋友，给共和国的战士们带来了一种奇迹。 明天，这消息就会广播到整个马德里，传到特鲁尔、瓜达拉加拉、巴伦西亚和所有的战线[10]，传给在焦虑中等待着儿子和丈夫的妇女，最后越过西班牙国境，传给全世界。 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弟兄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来扭转历史——来输血，不是来制造流血。 二十四 11月3日，一个寒冷阴雨的早晨，他到达马德里，在电话大楼正对面的旅馆登了记。在休息室里，他遇见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金色头发的人，那人介绍自己是亨宁·索伦森，《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11]的驻马德里记者。 在旅馆外面，士兵士三两两地在街上巡逻。所有通到城里的街道都设有障碍物。白求恩问索伦森形势是否真像他在巴伦西亚听说的那样坏。 “那样坏，也可以说那样好，”索伦森回答说。“马德里是马德里，而巴伦西亚到底只是巴伦西亚。法西斯已经进了大学城。马德里的妇女正忙着用瓶子装满汽油。市民已经在所有的街上设置了障碍物。法西斯必须得一幢一幢房子地打才能拿下这个城市。” 新闻界的办公室在电话大楼的四楼。那天下午，白求恩和索伦森去那儿探听最新的消息。突然间大楼给一颗炮弹打中，震动了起来；大家抬起头来看看，等了一等，接着又继续工作。 白求恩从窗口向下望，可以看见街角上的电车管理员正在转换轨道让一辆电车拐弯。在同一个街角。地下火车入口处的报摊上贴着传单鼓动马德里人去加入第五联队，撤退他们的孩子，井帮助农民收割小麦。 索伦森笑了起来。“你坐上一辆电车或者地下火车就可以到达离战壕百码以内的地方。你瞧，马德里照常进行工作。局势确实是严重……但是我不信马德里会失守。” 那天，白求恩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得出马德里其余的人也像索伦森一样地乐观。 有索伦森做向导兼翻译，他便着手寻求最好的方式来组织加拿大对政府军的医药援助。 他在城里的各个军医院很快地巡视了一番，这些医院工作非常紧张，什么事都不确实知道，这使他提出的关于前方医疗情况的问题得不到什么明确的解答。为了得到解答，他直接来到大学城的战壕里，参观马德里市郊的防线。他视察了火线后面的救护站，并在几个后方医院里和陆军外科医官一起工作。他在这儿研究了战士们所受的伤的类型，并见记下了动手术后死亡和康复的人数的百分比。 在大学城的一个设在地窖内的司令部里，他会见了克莱伯将军，这位将军一度在加拿大住过，现在指挥着协助保卫马德里的各国际纵队。克莱伯概括地给他讲了一下军事形势，断言马德里一定守得住，然后让他去见国际纵队的一位主任医官，一位名叫欧文·吉西的捷克医生。 吉西大夫用生硬的英语热烈地欢迎了他，能有白求恩那样有地位的胸外科医生来参加工作使他高兴万分。“我们得马上让你去工作！”他嚷道。 吉西在西班牙已经两个月了，经常动手术；在他看来，什么地方需要白求恩是一清二楚的。而在白求恩本人看来，这事还不清楚。他请求再给他几天来作决定，于是这次会见便冷淡地结束了。 11月6日，他到第五联队的司令部去和该联队的政治指导员[12]卡罗斯·康特雷拉斯会谈。 政府的军事部队仍然是由民兵队组成的，这些民兵队是由各工会自动组织起来的，并且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指挥部。所有部队都英勇地战斗着，但却不是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军事机构的一部分。第五联队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不久由西班牙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共产党就和乃格林—法约[13]派的社会党人以及部分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一起，要求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第五联队的组成就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有纪律的战斗部队的榜样。现在它在整个西斑牙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了，并且被公认为马德里抵抗力量的核心。从英、美记者们那儿，白求恩曾听说康特雷拉斯是“能够把事情办成”的人。 他和卡罗斯·康特雷拉斯[14]的会谈是在前往阿尔巴西特途中的汽车上进行的，因为康特雷拉所说那是他唯一可以抽出的时间。那是一次很奇怪的会谈，接着又发生了很奇怪的事件： 在乘康特雷拉斯的汽车离开马德里以前（白求恩后来报道说），我们在蒙大拿兵营停留了几分钟，那儿年青的志愿兵正在接受初步的军事训练。我们听说步枪从墨西哥运到了，坦克也从俄国运来了。乐观情绪很显著。我们在凌晨三点半到达阿尔巴西特。在这儿我们听到以拉果·卡巴赖罗[15]为首的政府已经迁往巴伦西亚，留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来主持保卫马德里的工作。 在途中，卡罗斯向我们谈了他对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他明显地不大以老卡巴赖罗为然，他说老先生不应该忘记他现在所领导的不是一个工会，而是一场武装斗争。他恐怕卡巴赖罗应付不了这局势，并且暗示这位劳总[16]的领袖正在抵制成立统一指挥部的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阿拉贡[17]）的陆军部队部在各自为政。某些无政府主义的营队只有在他们自己委派的指挥员的命令之下才肯作战。康特雷拉斯认为，若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指挥部，共和国决没有希望来击败德、意的机械化部队[18]。 我忍不住提起马德里与巴伦西亚或是巴塞罗那在士气上的区别。卡罗斯回答时指出，战斗最艰苦的地方士气最好。共产党在马德里比在西班牙任何其他地方都强大，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部分也在马德里[19]。战争的教训正在使社会党的党员群众向左走，而卡巴赖罗却好像正在向右走，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和党某些右翼分子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卡罗斯认为，卡巴赖罗的各项步骤是一种想要抵销社会党左翼、共产党和共和党自由主义集团的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企图，这些党派都要求以一个积极的方案来把无组织的民兵改造成为有效率而又统一的战斗组织。 卡罗斯认为人民阵线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又好像表示，如果要把西班牙的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从事于长期战争，就必须在人民阵线内部来一次新的调整。很明显，卖国的陆军将领已经被打败；同样明显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打定了主意要尽可能延长战争，以便不但确保它们的地中海侧翼，而且利用西班牙作它们的装备和战略的试验场。 我们谈到我能为西班牙做些什么的时候，康特雷拉斯说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我可以在医院里或是在国际纵队当外科医生，也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加拿大医疗队在城市里或前方工作。他叫我放心，说任何我决定做的工作都会有用的，叫我在工作上需要协助的时候去见他，然后就离开了去处理他的紧急公事。他在第二天早上回到了马德里，而索伦森和我去见了国际卫生处（附属于国际纵队）的主任，一位身材矮小的法国人，他提议我和他一起工作。这是可以考虑的事，第二天（11月8日），我们和他一起离开了阿尔巴西特去“视察前线”。我们从没到达任何接近前线的地方，路倒迷了四回之多。我觉得实在够受了。我们和他在一起白白浪费了两天。我尽可能客气地对他说我有别的计划，然后我们就回马德里，很幸运搭上了一辆卡车。 亨宁和我在11回到达马德里。我又到各救护站看了一次。现在我已经大概知道应该干什么了。 等他确实知道陆军的医疗机构里缺少什么以后，他又去见吉西大夫，提出一个他已经想好的新奇的计划。他指出，在所有现代战争里，即使组织最严密的医疗机构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有些伤员在战场上或是在从前线到后方医院的途中流血而死，有些因为出血过多或是休克而非常虚弱，在到达后方医院后也因为经不住手术而死去，从来没有人为这些伤员想出过什么办法。在巴塞罗那，杜伦·焦德大夫在储血和组织血库方而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那问题是如何尽可能接近战场在前线就地施行输血。白求恩深信那是可以做到的，并且会使伤员的死亡人数锐减。他因此提议组织一个流动的输血队，这个输血队从城市里的志愿输血者那儿收集血液，加以储藏，供应各救护站和战地医院，而尤其重要的是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在前线施行输血。 吉西向后靠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盯住白求恩看。“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他终于用一种新的敬佩的语气说，“你就是在创造医学历史了。” 在巴伦西亚的红色救济会[20]总部，白求恩向负责人提出他的计划，这得由他们代表政府来考虑批准。他们仔细地听他讲，其中有两个西班牙的名医，然后大家互相看看，最后表示了他们的意见。 “不切实际。” 他们重新研究了他的数字，而那些曾经可能救活但由于出血过多或休克致死的人数统计使他们非常为难。 一个年长的西班牙医生向四面看了看他的同事们，然后看了一眼白求恩。“但是照你的说法，‘也许不可能，然而是必要的。’既然必要哩，那么就不会不可能。既然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是因为有人这样说而变成不可能的。” 他们不必做决议就决定了下来。那个年长的医生问他，“你多快可以把你的计划实施起来？” “等我去巴黎和伦敦一趟，带了必需的设备回来以后，你们给我一个工作的地方和几位技师、医生、护士，我就可以开始。” 一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他概括地说明了前线的形势、他的计划、政府的批准、他准备使用的方法以及他打算采用的各种技术革新。在电报的末尾，他请求即刻行动： 需要大量器械、消毒器、整套仪器、显微镜等等。改进器械的计划颇多。即将偕索伦森赴巴黎和伦敦采购必需没备。请尽量多电汇款项交委员会驻巴黎代表。 他没等回电，就在第二天早晨和素伦森一起动身去巴黎了。他到达以后，发现加拿大的委员会已经电汇来了一万美元，附电表示赞同他的计划并答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 他迅速到巴黎的各医疗器材行兜了一圈，为将来的器材供应建立了联系，然后就到伦敦去了。 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呆过之后，英国显得平静、阴沉而灰暗。他对成群地来采访他的新闻记者说明了他正在准备的计划，宣布了他认为西班牙可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并且说，英、法、美拒绝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是“混账的”行动。 采购完以历，他搜集了所有弄得到手的、从世界各处来的、关于最新的输血技术的文献，并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埋头研究起血液的故事来了，那是一个二千多年以来一直使人迷惑和神往的故事。 二十五 那故事到处都有：大英博物馆里，发霉的参考书堆里．世界各地无数的病房里，盘旋在每条市街和每架现代机器上面的危险里，文明所带来的灾祸里，人们对残酷的死亡——它终究把他们和最下等的海藻视为同等——的绝望抵抗里。 白求恩也曾经卷入其中。他也曾促进过它的发展——他在手术室里实习的时候，曾不自觉地促进过它的发展；现在他到战场上来当学员，又在自觉地促进它的发展。 从太古时代起，人类在用石板记载历史以前就用血写下了历史。他们敬畏地看待血的神秘。他们认为它和那些吹打他们的风雨，温暖他们的太阳有着同样的魔力。他们向着高级文明前进，却怀着迷信的忌妒看着低等动物，有时梦想着他们或许可以用四条腿的生物的血液来恢复自己衰弱的器官的活力。 对于在他们身体里来回流动的液体，对于它流通的管道，对于它沉积在主要器官里的维持生命的物质——好像地面上的河流留在荒芜的田地里的淤泥一样，他们有好几千年都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每个胸腔里都有一个节奏在跳动，每个手腕里都有脉搏，以及那变浓的液体从它的神秘的迷阵里迸流出来以后，身体从此就不声不响化为腐朽了。 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大群原始部落的迁徙、亚洲最早的文明、欧洲的初期活动、黑暗时代[21]的那些孕育世纪——在这整个期间，流血意味着死亡这个越来越确实无疑的知识并没有使人们感到什么新奇，也没有对人们发生什么刺激作用。人们对生命既不重视，便很少有人伸出手来建立抵抗死亡的壁垒。甚至少数的希腊贵族，虽然精通哲学而又热爱人体的外形，也认为人体的结构和狗一样。在中古的欧洲，希腊人爱好运动和探索的精神已经让灰尘掩没了，那时候生命对于少数人只是花天酒地的胡闹，而对于大多数人则是一种负担。民众是农奴，被束缚在别人占有的土地上；他们完全为那些偶尔出现的少数天才所忽视，甚至连被轻视的资格也没有。 人们既不仰望星斗，又不回顾曾一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过的光芒，也不瞻望未来。后来还是迫不得己的需要才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去遥远而被人遗忘的地方；开辟世界的其余部分；寻觅东方的财富；飘洋过海；发现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促进贸易；探测到远东去的较近的航线；发现美洲。 哥伦布在1492年探索一个大洋洲所隐藏的秘密的时候，一个医生正在罗马寻找着隐藏在生命的细流里的秘密。哥伦布的水手们发现陆地的时候，那医生正在把三个男孩的静脉里的血输进年老的教皇英诺生八世的静脉。历史上记载着：他们两个人中哥伦布的运气好得多。他虽然没到达远东，却发现了美洲，那医生则使孩子们和教皇都送了命。但是从美洲的发现和人们知道的第一次输血尝试开始，人类的努力将沿着许多途径发展，有一天会汇集起来成为西班牙战场上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所继承的遗产。 为了建立那份遗产，其他的探求者首先得不怕偏见、恐惧、惩罚。人体解剖是被禁止的；那些逐渐认识人体必须解剖才能了解的人们秘密地进行工作，有时惨遭下狱和流放。1613年，威廉·哈维[22]发现了血液循环，因而改变了医学发展的进程。那个无名的罗马医生的梦想只是到现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为了把它变成现实，许多人进行了工作、探求和实验——在他们对生命的虔敬之外添加了保护生命的可能性。 在英国，在哈维的发现之后半个世纪，理查德·洛尔用羽茎把一条狗的颈动脉通到另一条狗的颈静脉上，在两条狗之间进行输血。同时在巴黎，让·巴普梯斯特·丹尼把一只小羊的血输进一个患着贫血病和不知名的热病的十五岁男孩的血管里。他的病人恢复以后，法国的医生们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丹尼又继续为许多病症输血。然而正是他的成功使他终于倒霉。注意到有些病人在输血以后陷入一种休克状态，他便决定用输血来医治一个精神的患者。虽然由于不相合的血液所引起的休克和胰岛素注射或电荷产生的休克不同，丹尼却在二百五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某些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了。但是他是在黑暗中工作，虽然他的工作做得比他自己知道的还要好些。等到他的病人死了几个以后，偏见、恐惧和保守便声势汹汹地纷纷表示愤慨；于是一切的输血在法国都被禁止了，并且这禁令推行到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以后差不多有二百年，医学界回避了它所不了解的神秘。输血成为江湖医生的黑市行当。人的血液被胡乱地做各种用途，只有这个简单的用途除外：维持人体的正常供应或是克服出血、休克、灼伤的后果。正派的医生们为了从粉刺到鼠疫的一切病症给病人放血。邪门的骗子们为了一式一样的病症秘密地给病人输血。等到一个德国医生宣称他已经在血液里发现了家庭幸福的秘诀的时候，这个黑魔术的滥用就达到了严重而愚蠢的高峰。他宣称，如果夫妻之间有什么纠纷，只要把妻子的血输给丈夫，同时把丈夫的给妻子，就可以立刻消除一切不和。在当时医学知识的情况下，这会把夫妻俩也给一起毁灭掉。 妨碍进一步研究的那种对输血的鄙视，全然是人们对生命本身的鄙视的反映。在科学家们能够向蒙昧主义者反攻以前，法国大革命还得重新来强调生命的庄严。在1792年的壁垒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此以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受到了挑战。从美国，欧洲大陆听到了托马斯·佩因[23]鼓吹人权的大胆言论。现代工业社会缓慢地在中世纪精神的阴影下孕育成长着，终于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枷锁。当这个新时代，在动乱与流血之中，带着一种有着无限前途的希望，艰难曲拆地出现的时候，它使科学家们获得自由去为征服世界的资本家开辟道路。农奴变成了工人，成群地给赶进新的工厂，工业剥削的悲惨玷污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鲜明的口号，但是科学现在可以自由地探索一切神秘了，同时出现了新的一代思想家来谴责一切剥削。 于是，在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照亮了道路三十年以后，一个英国医生，詹姆士·布伦达尔，回到了很久很久以来无人问律的领域。他被侧隐之心和否定有不可知的事物的新精神引导着。多少年来他一直看着妇女在分娩时因为出血过多而死亡，于是就起来反抗这种在给与生命的过程中毁灭了那么多产妇的命运。他推想：既然她们是因为出血过多而死的，那么为什么不用机械的方法来战胜出血呢？为什么不把分娩中失去的数量相等的血液注回到哈维已经发现的动脉系统呢？他钻研了这个问题，终于创造出一种注射器，用来把血液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输到出血的产妇身上。像其他的医生们一样，他对于血液本身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注射器成功了。有些产妇由于他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死了，但是有些救活了。由于那些被救活了的产妇，输血重新回到正规医学的领域。 其他的医生继续着布伦达尔的工作，由于他们所不了解的理由，往往遭到失败，但无论如何救活了许多否则就要丧失的生命。接着使出现了在血液本身中寻找解答的人们。为什么输血能救活某些人而害死别的人？怎样才能防止血液在转输的过程中凝固起来？法国人朗德瓦进行了研究和实验，终于得到了这个惊人的发现：一条血流里有某种东西能够凝集并溶解另一条血流里的血球。但是究竞是什么呢？他虽然找到了正确的线索，却没发现全部真理。 然后来了另一个英国人，布雷克斯顿·希克斯大夫，他努力研究如何才能战胜凝固，终于用在血液里放近磷酸钠的办法得到了接近正确的解答。那已是相当正确了，但还不够完全正确。 然后来了“黑暗时期”。虽然医生们仍然不知道血液的奇异的秘密，输血却流行了起来。输血被用来治从脓包到肺结核的一切病症，治疗的结果往往比原来的病更糟糕。绝望之余，医生们为这个引诱他们向前却又始终使他们困惑的能救命的发现寻找起代替品来：他们用盐水来代替血液，在身体本身产生血液以前盐水摹拟血液。这样不会产生什么并发症。出血缓和了，手术后的休克也减轻了。整整五十年，输血难得有人采用，几乎完全被盐水注射代替了。 这也可能就是结局，但是科学和对人的生命的逐渐增长的重视却都不肯罢休。又有人重新否认有不可知的事物，他们继续研究、探索、实验，终于使神秘不再是什么神秘了。 1902年，维也纳的细菌学家卡尔·兰德斯太拿博士从他的实验室里得出了第一个解答。他深入地观察了人的血液。他发现血液像海洋一样也有它的“动植物群”。实际上，流贯人们血管的永恒的河流好像有三条支流，都是从主流流出来的，但是各有自己的特殊的“动植物群”。在他的试管里，兰德斯太拿把它们分开了，然后又把它们汇合在一起。当他把它们汇合在一起之后，他惊异地发现有一条好像和另外一条对抗了起来，掀起了一场奇异的风暴，仿佛那海洋里的一切生物突然间卷入了可怕的战斗。 他的发现把成功的荣冠放在朗德瓦的失败上面。他证明，某些蛋白质的物质，依它们存在的形式，使血液分为三种类型。他称它们为蛋白质同种凝集素，并且宣称有两种不同而敌对的同种凝集素。血液里有一种蛋白质的人是A型。有另外一种蛋白质的人是B型。有两种蛋白质的混合物的人是AB型。一种血型的血球破坏另外两种血型的血球；若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要招致灾难与死亡。只有当病人是从和本人血型相同的人转输血液的时候，输血才可能成功。现在三个世纪的失败得到了解释！挽救无数生命的工作有了基础。 当意大利的达斯卡斯达罗和斯图尔里步着兰德斯太拿的后尘，宣布发现第四条支流——一种没有任何兰德斯太拿发现过的蛋白质的血型——以后，血液的种种互不相容性终于被克服了。第四种血型——0型，它可以安全地输给任何血型的人。 从此以后，没有人因为转输一种不同血型的血液而死亡。然而胜利还不完全。主流仍然很乖张。它能够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血管里流通，从尼安得塔尔人[24]到在天空飞翔的驾驶员，并不断地更新，它在个人的身体里虽不免一死，但在人类的身体里是永远不死的。然而一旦暴露在空气和光线之中，它就不再是流动的液体了。它就变得像一条和水源隔绝的河流一样。它就变浓，变得像泥水一样的沉滞、凝固起来。 现在输血的危险差不多都消失了，然而转输的方法本身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转输的过程中，血液往往凝固起来，停止流动，造成病人死亡。于是实验又开始了，实验室里的工作无声无息地继续进行着，终于又找到了一个解答，这次是在美洲。 1915年，主流第一次在人体的动脉系统以外保持流动。理查德·路易生博士在纽约和阿各特教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工作，他们把柠檬酸钠放进了盛着血液的试管里，然后报告说，那种钠使得血液保持流动的时间比它单独保持流动的时间长些。 外科医生们承认了路易生和阿各特的工作，他们改进输血的工具并创造更简便的方法。十年后，俄国人以他们特有的对待传统和倡导工作的方式，又依从承接了过去，证明含柠檬酸盐的血液可以用冷藏保存六个星期而应用起来仍然得到良好的结果。 到1936年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血库制度。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已经在满洲燃起了，阿比西尼亚已经被法西斯吞没了，而西班牙正在侵略者的炸弹下流着血。 对于那些曾追根究底研究主流的人们，对于那些曾利用它来哺育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不久也就要在炸弹下（像他们正在摧毁西班牙那样）呼号的人们——考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这个漫长、曲折而又痛苦的故事，建立在那么多人的毁灭和希望之上，那么多的世纪当中，那么多的国土上面，现在该怎样呢？现在，对于那些对生命仍然怀着满腔虔敬的人们，这个故事发展到了西班牙，发展到了巴塞罗那的杜伦·焦德大夫，发展到了格雷文赫斯特、伦敦、维也纳、柏林、萨兰纳克湖、蒙特利尔和马德里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在巴塞罗那，焦德大夫[25]利用俄国人和他本人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已建立起了一个血库。他树立了一种非常专门的、把血液集存、装瓶和转输的制度。后来当加泰隆[26]本身成为战区的时候，焦德大夫的血库医院出了名，但是当时在马德里，这个战斗激烈而且有决定性的地方，却没有流动的血库。 白求恩就是要在这方面来出力。或许当时的形势需要这样一个人：他既是医生又是诗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既是人体的医治者又是人体的绘画者，既是科学家又是梦想家；他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对人民怀着无限的热爱，对扰乱生活的人们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他和别人可以创造的未来怀着无限的信心。有一天，人们会记载下来：诺尔曼·白求恩在这儿继承了探索主流的人们所留下的工作。 那个罗马医生、朗德瓦、达尼、布伦达尔、兰德斯太拿，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说他什么呢？ 在他的伦敦旅馆房间里，追溯着他们曾经为之献出了心血和生命的故事，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要忙于处理这些实际问题：容器、冷藏器、针头、注射器、防腐剂、旅行车、人员。 在他以后还会有别人来。主流本身不久就要被分成血清和血浆，并且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秘密。但是在那个没有尽头的故事里，他将被列入那些为了从笼罩西班牙和全世界的恐怖中救出每一条生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第一批人们之中。 二十六 12月6日，早上六点钟，白求恩随着一辆装满医疗器械和用品的旅行车回到了马德里。跟他同来的有索伦森和他新近找到的一个人：黑曾·塞斯。塞斯是一个年青的加拿大人，他在伦敦遇到了白求恩，志愿参加输血队工作。 马德里在欢腾鼓舞：法西斯军曾从南面向它发动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势，可是被击退了。这个城市炫耀了它的力量，就像一个年青的巨人突然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对体力的考验，结果被自己未曾料到的精力弄得眼花缭乱。现在，军事指挥部可以从激励人心转向冷静地估计这个城市的明显的长期抵抗的力量了。佛朗哥的军官们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在马德里吃午饭哩。 西班牙红色救济会没有闲着。为了给军事史上一种新奇的医疗工作做好准备，西班牙当局给输血队选择了特殊的房屋。在几天以内，白求恩、索伦森和塞斯就搬进了一座宫殿般的十一个房间的公寓，德国大使馆的法律顾问的旧居。这公寓在维尔格拉大道，那是马德里最阔绰的一个住宅区的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在这儿，”红色救济会的一个负责人幽默地说。“你不会被炸弹打扰。佛朗哥对富人的财产很当心。” 三个房间用作加拿大人的宿舍。其余的用来作化验室、储藏血液的冷藏室、接待室、输血室。两个年青的西班牙医生被派来给白求恩做助手，同来的还有两个化验员、三个护士，一个厨师兼管家，一个办事员和一个看门人。 在一种不断高涨的兴奋状态之中，化验室建成了，两套冷藏器装配好了，输血设备也都搬了进来。输血队要在一条四百英里长的战线上进行工作，由白求恩和两个西班牙医生每人分别负责一个战区。作为输血队的队长，领有共和国陆军上校的军衔，白求恩直接对陆军总部负责整个工作。索伦森被派为联络官，塞斯负责运输工作。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以后就要一刻不间断——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都要有一部分人员值班，随时准备在得到军事指挥部的通知以后，即刻把血液赶运到前线任何进行着战斗的地区。 维尔格拉大道上一切装置完毕以后，小型冷藏器就被分发到三个战区的各个医院和战地救护站，供两次紧急情况之间储藏血液之用。 现在一切准备好了。作了最后一次布置前线工作的检查以后，白求恩召集输血人员和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议。 “我们的超级牛奶送货组织，”他报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切具备。我们随时可以开始‘送货’。我们现在就差一样：‘牛奶’。如果没有它，我们大家还不如干脆回老家。”他带着询问的神气转过脸去看着一个红色救济会的代表。 那个西班牙人很有信心地点点头，“我们一定尽力使你得到你所需要的全部输血者。” “本队工作进行多久，对输血者的需要就将继续多久。为了经常保持充足的血液储藏员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每天都得有输血者前来。” 那个西班牙人好像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这事还需要讨论。“你一定会得到输血者的，”他简单地说了一句。 有三天功夫，通过报纸和电台向马德里的市民发出了一个呼吁。前方战士需要血液！ 第三天晚上，白求恩坐在那儿听着广播的通告，然后在房子里绕了一圈：装着亮晶晶的设备的化验室、放着待用的瓶子的冷藏室、放着三张给输血者用的床的输血室。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但是他突然又觉得靠不住，心里烦得慌。假使到了早晨只有零零落落的少数几个人来呢？买设备、订冠冕党皇的计划、挂上官衔，这些都很容易——要是没有血液的话，这一切都毫无用处，而且那是你在巴黎和伦敦买不来的东西。马德里有没有一家是不挨饿，没伤亡，没男人在前线的？马德里的男男女女，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在城市的周围铸成了一面刺不穿的盾牌。对他们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这些妇女构筑防御工事，靠豆子生活；这些男人整天工作，夜里“睁着一只眼”睡觉——难道他们自己没有流过血，挨过饿吗？他想到他或许忽视了这项工作中的主要因素：人的因素，那些无法估计的东西——当人体在手术刀下显露的时候，每个医生所面对的那些东西。而这儿又有多少无法估计的东西呢，他这样想，一面看着窗外的黑暗的街道。只要今天晚上来一次空袭，明天早上整个马德里就会因为睡眠不足而憔悴。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的睡觉时间，他的脑子就会像海绵一样软绵绵的。 在一阵烦乱不安的心情中，他叫醒了塞斯。“我刚在盘算明天的事，”他说。“你想他们会来吗？一切在纸上都说得好听，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输血者——” 塞斯在黑暗中瞌睡地打着呵欠。“那个红色救济会的家伙好像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似的。” “是的……不过……”白求恩在房间里悄悄地踱来踱去。“对了……他应该知道。好吧，明天见，今天晚上我们需要很多睡眠。反正不久就会知道了。” 他觉得仿佛刚上床就有人在叫他了。 “白求恩大夫……队长……”洛佩兹大夫[27]，那两个西班牙医生中的一个，招呼着叫他到书房外面的阳台上去，一言不发地指着下面的景象。 两千多人挤满了街道，同时不断地还有人来。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从街这边到街那边，眼睛盯着输血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平民也有军人，有衣着简朴的工人，也有服饰华贵的主妇。他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不做声，也不笑。 两个医生站在阳台上的时候，街上的人们轻轻地用臂肘互相推推，有所期望似的。白求恩对那些仰起的脸凝视了片刻，随即就进去了。他脸上一点也没露出内心的激动，他立刻下了命令把大门打开，最先的输血者就排着队走了进来。 他们从早晨一直工作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登记输血者，进行疟疾和梅毒化验，检查血球计数，装满那些一公升容量的瓶子——而输血者仍络绎不绝。不得不派一个民兵小分队去维持外面的交通。红色救济会加派了办事员来帮忙。终于没有空瓶子剩下了，连厨房里的冰箱也给腾了出来作临时的储藏器。 从阳台上，洛佩兹大夫宣布要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接受输血者。但是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的男男女女嚷了起来表示抗议和失望。 “明天？” “不行！为什么？” 洛佩兹在噪杂的人声中大声喊着，尽力解释说没有容器来盛他们的血液了，也没有地方来储藏了。但是人们继续抗议着。 “不行……同志……求求你们……现在！你们必须现在抽我们的血！我们的战士现在需要它！” 洛佩兹脸上带着一副为难的表情，转过身来面对着白求恩。“怎么办呢？他们不肯离开！” 白求恩倚着阳台的栏杆看着下面喧嚷的人群。他转过头来对着那个西班牙人，以一副自豪的神情说，“他们既然不肯走，那我们就继续开门。让他们都进来，让办事员登记他们的姓名、住址。我们今天能够做多少血液化验就做多少，同时向他们大家解释，我们在几天之内就会找他们回来……” 十天以后，12月23口，在大学城，用西班牙—加拿大流动输血队供应的储血试行了第一次输血。 第二天，白求恩发了一个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 输血处已开始工作。马德里市民热烈响应。昨晚在前线初次试行输血完全成功。全体敬礼。 二十七 这场战争像洪水似的，一处刚堵住，另一处又决口了。 11月间它曾在马德里周围激荡；现在进入新年，它眼看就要淹没南部的地方了。 佛朗哥曾拿出全副力量进攻马德里，可是未能得手。在目前，战事如果陷入僵持的局面，政府军就能够有时间来加强防御，而法西斯军就要遭受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因此，布尔哥斯方面认为他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西班牙政府军包围起来，使它与世界上其余的地方隔绝，从而使罗马和柏林安心。到了1月底，在进攻马德里未能得手之后调到南方的德、意和摩耳人的大批军队就开始向北方猛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要占领海岸，并从侧面进攻政府军。他们面前的障碍是马拉加、摩特里、阿尔梅里亚这一串日晒的城市，以及民主政府的装备低劣的军队。假苦一切顺手的话，他们可以沿着海岸一直打到卡他基那、米尔西亚、巴伦西亚，最后还许能进入加泰隆地区。对于佛朗哥，这将是一次轰轰烈烈的胜利，而对于民主政府，却是一场灾难。 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里，白求恩在忙着抽血，陆续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前线，注意听着政府的公报，研究西班牙地图。显然，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输血处的工作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11月和12月里，佛朗哥曾使马德里成为这场战争的车毂，而民主政府的防御工事则从城里伸展出去，像一个车轮子的辐一样。其中一个车辐就是输血处。现在，由于输血工作在长达一千公里的战线上进行得很有成效，同时法西斯军新发动的攻势在南方越来越猛烈，白求恩就拟出了一些计划，来扩大输血处的工作。这是一场靠鲜血与钢铁进行的战争，因此血液得紧紧追随着战斗。 他在1月底向红色救济会和同事们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认为目前刻不容缓的事，是把输血工作扩展到法西斯军最近的进攻所经过的地区和前线。他的计划立刻得到了批准。到2月4日，他就把输血处交托给洛佩兹大夫和索伦森，他本人则由塞斯陪着出发到马拉加去。他们坐着一辆新卡车，车上装备着特殊的冷藏器、储藏的血液和输血的设备。他们从一个刚由马拉加来的英国记者那儿听到关于南方情况的最新消息。“有现成的工作在等着你们，”他说。“我前几天离开的时候，那儿正是全西班牙最热的地方，而我所指的并不是天气。” 当他们沿着公路开车到海岸去的时候，白求恩记下了他们眼前就要开展的工作。“从巴伦西亚往下走的路上，我们要到所有的医院初步调查一下。我们要了解他们在血液方面的需要，制订输送计划，确定一下它们所能提供的救护站的数目。这样一来，我们在每一个地区就得有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医生，更多的化验员和输血者。”这样也就等于输血处要从马德里周围那个大弧形的地带把血液输送到所有的前线，一直向南延伸到直不罗陀[28]几英里以内的地方。2月6日到达巴伦西亚以后，他们在红色救济会总部听到的消息是暗淡的，据总部的一个负责人说，南方的形势是“不稳定的”。他表示目前沿着海岸南行太冒险。没有人敢说战局会有什么变化，为是谨慎起见还不如就在巴伦西亚设立一个分库。白求恩同意这个办法可能较为“慎重”，但是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照样出发了，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年青的英国人，托马斯·伍斯利，他是来给他们当替换司机的。 接连三天，在越来越不稳定的气氛中，他们沿着海岸前进，一路上感觉到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紧张。2月10日，他们到达阿尔梅里亚，听到了最坏的消息：马拉加已经陷落了。“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省长办公厅的一个发言人对他们说。“现在没有你们可去的地方。我们不加道我们的军队在哪儿。一切都要完了……” “但是伤员，”白求恩说。“总会有许许多多伤员的。” “一片混乱！你上哪儿去找伤员！法西斯军目下在马拉加，正在向北推进——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消息。也许你能在这儿尽点力量？”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把血液和输血设备送到南方最远的战线上，”白求恩简慢地回答。 他们一言不发地开着车穿过这城市，望着城下的小海港。一艘准备拆卸作废铁的驱逐舰停泊在港里。一幢俯瞰海面的别墅上飘扬着一面英国国旗。 在点缀这个海港的棕榈树下面，塞斯把卡车停住了。“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他问道。 “就干我们原来所要干的。”白求恩指着路旁的一个里程标：一百六十九公里。这些冕程标是指从马拉加开始往北面去的路程。这就表明他们现在离着法西斯军，离着前线，还有一百六十九公里。 二十八 白求恩本人记下了他们离开阿尔梅里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阿尔梅里亚停留了一个小时，足够我们去寻找一顿不容易到嘴的饭。这个小海港曾受到空中的轰炸和海上的封锁。在街上看得出城里饥饿到什么程度。一个流浪儿领我们到一家小酒店，但是那儿挤满了民兵，大家都在吃着同样的热气腾腾的杂烩汤。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等着抢剩下来的食物。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里，老板很抱歉地端上那千篇一律的一道菜：豆子。等我们又上路的时候，大街上渐渐挤满了人。关于马拉加的消息正在传开。 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辩论：留下明智吗？难道法西斯军真会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塞斯开着车经过港口，然后进入了山里。从这儿到马拉加只有一条路可走。它从阿尔梅里亚起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向前延伸，绕过许多很陡的弯兜来兜去；右侧耸立着灰色的悬崖，左侧俯瞰着大海。在我们后面，阿尔梅里亚给遮得看不见了；在我们下面，地中海的激浪冲击着岩石。 走出阿尔梅里亚十英里光景。我的思绪就被一支奇异的队伍打断了。我从车前的玻璃窗诧异地向外瞧着。农民？可不是吗，他们正牵着形影不离的驴子沉重地走着。可是等到走近些，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农民了。 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向我们走来。他用一根绳子牵着一头驴，拖着脚步，低着头，背着一个用披巾系住的小孩。那驴背上堆得高高的，有一床褥子，一大堆锅盘，一双鞋子，几条毯子，一个水壶。一个男孩拉着驴尾巴。他后面跟着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而她后面还有一个老头儿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走着，一只手牵着另一个孩子。 难民从卡车旁边走过，好像并没有看见它似的。他们疲倦地往前走，脚在坚硬的路面上一步一挪，肩搭拉着，仿佛是给拖着往前走似的，他们嘴张着，举目无神，显得精疲力竭。 再往前去，路上还有一群难民正在拐弯。他们像是跟在柩车后而送殡的人。男人戴着宽边的帽子，蹒跚地走着，妇女穿着传统的黑色棉布外套慢慢跟着走，孩子们只穿着短裤或是衬衫，半裸的身体在太阳里晒着。 第二群难民从我们旁边蹒跚地走过去，我感到一阵像刀戳似的怜悯、愤怒和急躁。我们继续往前行驶，在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都看见更多的难民。起先他们很零散，随后就越来越密集——相隔一百码，五十码，最后就彼此紧挨着：一根细线似的行列沿着公路川流不息地移动着，上面是烈日，底下是大海。 他们当中有的全家在一起走，携带着几件不值钱的东西；有的男女看上去孤零零似的，不由自主地随着别人的步伐行进；还有一些面容显得疲倦而迷悯的孩子由大人们轮流领着。他们好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他们好像是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幽灵。在海浪的声音与悬崖上的回声之间，只听见他们的凉鞋和石子摩擦的窸窸声，他们费劲呼吸的嘶嘶声，以及发自裂开的嘴唇、井顺着这歪歪倒倒的行列一直传至远处才消失的呻吟声。 他们中间各种年龄的都有，可是他们脸上都带着同样疲倦不堪的神情。他们毫无表情地在我们卡车旁边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一个看上去还不到十六岁的女孩子跨着一头驴，低头对着怀里吃奶的婴儿；一个老太婆，她那衰老的脸半遮在她的黑色披巾里，在两个男人当中很吃力地走着；一个老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的光脚沿路淌着血；一个年青人肩上捆缚着一堆被褥，他每走一步，肩上的皮条就勒他的皮肉一下；一个妇女捂着肚子，她的张大了的眼睛充满着恐惧——这是一群沉默的、憔悴的、苦痛万分的人和牲口，那些牲口有时不满地吼叫，那些人却像牲口一样不发怨言。 塞斯停住车。我下了车，站在路中央。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要往哪儿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懒洋洋地斜着眼看看我。他们没有力气往前走，可是又不敢多耽搁。他们说，法西斯军就在他们后面。马拉加？对了，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马拉加已经陷落了。马拉加！全完了！他们到哪儿去？沿着公路走吧。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法西斯军已经到了马拉加，大炮隆隆响着，房子轰倒了，城市遭了殃，能够走动的人都逃出来了。他们劝告我们，回头走吧；什么都没剩下了……他们后面只有更多的难民，再往后就是法西斯军。 我回到卡车上。塞斯把他的照相机准备好了。他从路旁边和卡车顶上照相，我黯然地在一旁看着。我想到马拉加：一个令人震惊的败仗：是怎么搞的呢？但是现在去想那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重要的是在那陷落了的城市这边某个地方政府军队一定正在整编吧。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新的、而且要更苦守的防线吧。在这条公路前面某个地方一定正在进行着战斗，至少有后卫战吧，那么也必定有受伤垂死的人正需要我们从马德里带来的血液。 我们现在把车开得更快。到了路陡峭起来的地方，难民的行列就比原来的密了。随后路就突然拐弯，离开了海岸，慢慢上升，骤然间我们面对着一座小山，山底下是一大片平原。塞斯猛然踩住了煞车，吃惊地哼了一声。卡车颠簸着在一大群难民和牲口的前面停了下来。他们像一座颤动着的墙似的，把整条路全堵住了。妇女尖声叫喊，驴子惊得站了起来，无数张脸向我们挤过来。等我们到达山头，就又有密得像一堵墙的难民在卡车周围走动着。 但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活来的是山下的景象。 这片平原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在这片平原上面，在那本该是公路的地方，现在遍地都是难民，他们的队伍足有二十英里长，像一条巨大的毛虫似地蠕动着，它的无数的脚扬起厂一片尘土，在慢慢地、笨重地移动者，从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起，穿过干旱的平坦的原野，一直到山麓的小丘。 我跳到车旁的踏脚板上，用手遮着眼向下眺望平原。什么地方也看不出道路来，它完全被难民遮住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像蜂房里的蜜蜂似的，也像蜜蜂一般使整个平原都充满了一片闹哄哄的话声、喊声、哭声，以及牲口发出的怪声。 我们开始慢慢地下山，塞斯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在踏脚板上挥手让难民们躲开。他们不理会我的喊叫声和喇叭声；她们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从车旁走过，有时撞着车身，随后就在路上散开，落在车后面了。 如果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他们就至少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这可能吗？那个腿上生着溃疡的老太大——她能在野外路上走五天五夜还照旧活着吗？可是她居然就在这里，她的外套在尘土里拖曳着，一转眼就被吞没在卡车后面的人堆里了。还有那些孩子……各种年龄的都有，大多数都光脚——他们怎么也能依旧活着呢？孩子太多了！只要你对眼前的路望上一眼，心里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过。五英里的蠕动的人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们的卡车从掉了队的难民身旁开过去，他们在路旁休息着，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睡在什么也没有的地上；我们通过了居民撤退一空的凄惨的村庄；我们从炸弹坑和烧成瓦砾的农舍旁边驶过。随后这沉重地走着的人群就不知不觉地变了，像骤然掺上污泥的泉水似的。我低声咒骂着：怎么回事，民兵！起初只有几个在难民当中，可是再往前一英里就有成百的，随后就有成千的。他们的制服破破烂烂，他们的武器不见了，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们的眼睛陷了下去，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他们跑到难民当中干什么？他们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人吗？逃兵吗？我还来不及寻思，这些民兵的后面就来了一队队的骑兵。马和人都精疲力尽。有些骑兵无精打彩地走着，脖子上挂着靴子，手里牵着马，妇女或孩子则紧抱着马鞍。他们已经不成为骑兵了：他们也是难民，和其余的人一样，哭丧着脸，不声不响地逃跑。 ……那一天西班牙的太阳和法西斯军同样地残酷无情。那份炎热简直成了一个有形的、可恨的敌人。公路现在拐弯，又靠近海边了，我们重新听见了海浪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在难民的嘈杂声中，浪声像是远处传来的鼓声。 现在我们看见更多惊惶和慌乱的现象。我们得绕过坏了的大车和被抛弃的卡车慢慢地行驶，垂死的小毛驴被推到下面的海岸上，那儿精接力尽的人们摊开身子躺着，他们的肿胀的舌头挂在皱起来的嘴外面。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民兵，更多的撤退一空的衬庄。我们因路上有障碍物而暂时停住了车，没想到立刻就被呼吁求怜的难民围住，有的伸手讨点水喝，有的要求搭车到阿尔梅里亚。我把我的水壶从车窗扔了出去，随后我们就继续前进。 我们超越一辆空的公共汽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民兵。在我们超越的时候，这个民兵把头伸出窗外，挥舞着双手，喊道，“汽油……”塞斯摇摇头，大声回答说，“上前线去！”那公共汽车后面有一个小女孩独自蹲在路旁嚎哭，嘴里衔着大拇指。我看见难民中有一个民兵伸出一只手，把她举到后背上。这个民兵身旁有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妇女，好像扛着一袋马铃薯似的。 海岸又离开公路了，我们在两片甘蔗地中间行驶。甘蔗的顶端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绿色的叶子飘落在路上并在光脚底下被踩过。在另外一辆抛锚的公共汽车旁边有一群民兵摆手叫我们开回去。我们从车窗里还是喊着，“上前线去！” 我们又来到海岸边，达时候太阳正开始西沉。天上一片霞光，火焰似的光芒在地中海海面上颤动着。然后天就骤然黑了。我们感觉到周围的难民加快了脚步。塞斯打开了卡车的前灯，立刻我们就听见忿怒的喊声：“关灯！”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孩子们在成长，却不知道人类早就征服了黑暗；在这儿，当年陶醉过游客的景色优美的海岸上，灯火也是一种威胁，只有在黑夜中才有安全。 不开前灯，车是几乎不能行驶了。我们按喇叭，我们大声嚷嚷，可是都没有用处。在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走了很短的距离，随后我们就停住了。我们坐在卡车驾驶室里想主意，这时候有一群民兵走了过来，样子很狼狈，可是似乎还保持着纪律。他们向我们要证件看，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敬了个礼，然后把他们后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他们说，法西斯军正在迅速地向东推进。下一个城是摩特里，大概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陷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线；阿尔梅里亚这一边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这不是败退——这是崩溃，南方沿海的地区像一个熟了的梅子落到佛朗哥的外国军队手里。 卡车门忽然开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用肩膀顶住门，他的张大的眼睛注视着我，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把孩子举到我们面前，瘦弱得不像样子，并且因为发烧而在浑身发抖。随后他就讲起话来，他说得非常快，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开始声音发哑，随后就高昂起来，到后来就好像一只孤独的火鹤的哀啼。我用不着翻译；他的话是通用的，用任何语言说都会听得懂的：“我的孩子病得厉害……等不到我把他带到阿尔梅里亚他就会死的……我自己愿意留在后面……我只替他求情……请你们把他带走——把他搁在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告诉他们我随后就来……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叫胡昂·勃拉斯，我不久就来找他。” 我接过那孩子，轻轻地把他放到座位上。那西班牙人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在我胸前画十字。对着那个陌生人，那些从黑夜和骚乱里显露出来的脸，那些在我周围因恐惧而扭动的脸，那些像暴风中的树林一样伸出来的胳臂，那些恳求我的声音，我即使会讲西班牙语，也不能表达由衷之情。 “同志……做做好事……救救我们，”他们喊道，我用不着听懂他们的话就能明白他们的吁求。 “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带走……法西斯军快追上我们了……” “可怜我们吧，同志，救救我们，请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我跳到踏脚板上。他们围住我，拉着我的衣服。我心里燃起了满腔愤恨：他们今晚到哪里去了，那些以执行基督教的上帝的意旨为己任的人们，那些给世间带来神的爱和救赎的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他们就听不见这些在向上帝求救的众生？人的爱又被赶进什么黑暗的洞穴里去了呢？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怜悯和良心哪里去了？ 空话——啐！到处都是像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空话，而这洪水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这些人间地狱里的人们。假若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里有一千支杀人的枪，每支枪有一千发子弹，每粒子弹都对着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那我就知道如何来表明我的愤恨了！我要用每只手上的每支枪来宣布这些败类的死亡，我要用天使加伯列[29]的号音在这个昏睡的世界的耳旁大吼，压倒那些仍在世上信口开河的蠢人和骗子的叫嚣。我要用加伯列的号音般的呼声，来唤醒被侵犯的西班牙国境以外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亿万人们：“你们的手上沾满无辜的人们的鲜血，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安然熟睡的人们！假若你们对于今天晚上马拉加公路上可耻的惨剧漠视无睹，你们的城市就要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30]了！你们的孩子将要同样地在死亡和恐怖的荒野里飘荡，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听见西班牙的痛苦呻吟而默不作声的人们！” 我弯下身子，隔着那孩子的发抖的身体去瞧塞斯。“他们说得对，”我说。“现在再往前走是毫无意义了。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做的——尽量设法把这些人带到阿尔梅里亚，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得把车后面装的东西都卸下来，腾出地方，这些东西交给头一辆过路的救护车带走。我们只带孩子……” 我们在这狭窄的路上把卡车掉过头来，卸下器械和储藏的血液，随后我就打开卡车的后门。一阵兴奋传遍我眼前的难民，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机会，可是没有一个敢希望轮到这个机会。我仔细地看了看卡车，估计一下能容纳多少人，随后就跳到地上。“只带孩子！”我宣布道，但是在那乱糟糟的喧嚷声中我的话没人听见，而我却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后面去了。现在，走向安全的门户打开了，每个难民都仿佛认为错过眼前的机会，就再也不能得救了。在他们的疯狂的进攻之下，我一面往后退，一面甩开胳臂挡住了开着的车门。“只带孩子！”我拦住他们，愤怒地喊道。“孩子！只带孩子！”塞斯急忙跑到我身旁来帮助我。 “我们怎么办好呢？”塞斯气咻咻地，往后推那来回转动的群众。“他们会急疯的——那些被丢在后边的人！” “不许成年人上，”在这一片哀求和啼哭声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冷酷的。“我们只能带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他们递给你——不要让别人上来，即使必须用武力也得拦住他们。” 我不慌不忙地挤到这些歇斯底里的难民的行列中间，嘴里喊着，“孩子！——只带孩子！”现在来决定让谁走，让谁留下，实在太可怕了，比当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更让人难受。“你，”我喊道，指着人堆里的一个妇女，她怀里有一个婴儿搂着他的脖子。“我们可以带你的孩子！”一双双心甘情愿的人把她推了过来。过一会我就在人堆里走到了她身旁。“我们可以带这孩子，”我重说一遍，可是这母亲只抬起头，以她那又大又黑的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把孩子抱得更紧。也许她没有听明白？我伸出胳臂，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动作，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抬头看着我，这时候我才看出来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我突然感到难过，不知如何是好。“只带孩子”，这话说来容易，可是这个妇女陷下去的黑眼睛似乎在回答：“你若是只带我的孩子，你就使我们母子俩都活不成了。”我用胳臂保护着她，给她开路，把她送到卡车旁边黑曾的手里。“两个都带走，”我说，随后就又挤回人堆里。 我来回地走着，下命令，安慰这些妇女，选择年纪最小的孩子，硬着心肠拒绝成年人上车，把被挑中的孩子一个一个抱到车旁。当我往车上送人的时候，痛苦的声音追随着我。我听见人们在叫唤黑夜里走散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已经在车上的母亲们站在车旁边，低声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男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等到车上快装满了，他们就绝望地走开了，躺到附近的地上。“我凭什么在这儿决定他们的命运？”我问我自己。 “还能装几个？”我对塞斯喊道。 “硬挤一下的话——两个。” 我觉得有人碰我的胳臂。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张苍老的脸，伛偻的背，眼泪，以及泪眼里无言的哀求。我望着这个老头儿，等到我喘过气来，我就慢慢地摇摇头。“朋友，我以后做梦也忘不了你的脸，”我心里想，可是我把那只手从我袖子上推开了——一个老年人伸出来向我求援的手，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车上只能再带两个人了——这些等候着的难民一明白了这个情形，全楞住了，突然寂静了下来：这种寂静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那绞刑吏把绞索套在犯人脖子上，旁观的人们硬起头皮来看这难以相信的酷刑的时候，才会有的。但是这儿没有旁观者。这儿全是犯人，都觉得绞索在各人自己的脖子上套得越来越紧。 我从一个五十岁模样的妇女面前走过，她未老先衰，可是死去究竟还太年青。她几乎不能站直了。她的腿粗大得惊人，肿胀的血管在黑暗中都看得出来，筋络盘曲着，像酷刑用的九尾鞭，血往下流，渗入她的布鞋的鞋面。我回到她面前。假若这是我自己的母亲——我将怎么决定呢？我站在她面前，用手摸着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我自己的母亲？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总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西班牙人的母亲，因此也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扶住她的摇摇晃晃的肩膀，但是她平静地把脸转了过去，仿佛她一无所求。 车上只剩下一点宝贵的地方了，最后上车的那个孩子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搂着孩子，又哭又叫，随后在哀呼中撒手了，就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这孩子——一个小女孩——从一声不响的人群中走向卡车。这时候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我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钻进卡车里。我在半空中抓住她的脚踝，嘴里骂了一句，但是她把脚蹬开了，在那极窄的地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同时把那孩子举到她的跟前。“你要上，孩子就不能上！你明白吗？你肯占孩子的地方吗？” 她是个年青的妇女。她的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脸的两边；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就解开她的大衣，把她的棉布衬衫高高地撩起来。她原来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我们俩面面相觑了一会，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肚里则怀着一个孩子。她在她占的那块极小的地方挤着坐了下去，大肚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她对着我笑，并伸出了她的胳臂。她的眼睛、她的胳臂以及她的笑容都仿佛在说：“你瞧，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儿，等于我没占任何人的地方。”她把那个女孩子放在膝盖上，让孩子的头靠在她的肩上。 现在这事算完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入了卡车和驾驶室。有一半人坐在地上。其余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不管好坏，这件事总算完了。 我使劲把车门关上，命令塞斯把他们一直送到阿尔梅里亚的医院，一路上不要为任何人任何事停车。假若他能在路上找几个武装民兵站在踏脚板上把守，不让别人上车，那就更好。他要让他们确实得到食物和医疗，随后向省长办公厅报告这儿的情况，告诉省长必须立刻派运输工具来，不然，死于饥饿和疲乏的人就会比死于敌人枪炮下的还要多。然后他要把油箱灌满汽油，把车开回来再运一批人。他转过身去，一直走到驾驶室，头也没回就爬了进去，踩了油门[31]…… 卡车开走了。妇女们有些因孩子走掉哭了起来，有些因看着孩子没走掉哭了起来。男人们扛起行李，继续前进，怕敌人追上的恐惧像一股热风吹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腿上流血的老妇人。她坐在地上，头枕着膝盖。她抬起了头，憔悴的脸上仍旧带着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医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把她的脚包扎了。“起来吧，”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们再走一会儿，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息。”我说的话，她一句都不懂，可是她把手伸了给我。我轻轻扶起她来，用她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跟她谈话。 我们俩一起加入了公路上的难民的行列，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进发，背后跟着别的难民…… ……我跟着这群川流不息的难民走，我看了看我的夜明表。才十二点吗？我只走了四个小时吗？这四个小时仿佛是没完没了的，而其他的人至少已经走了四天！ 我是在两个小时以前和那位老妇人分手的。那时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在田野里给她找了块地方，让她躺下，她四围还有好些别的难民，他们都是除了身体下面那块土地以外就什么也没有的。我心里想，也许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会把她带走；也许法西斯军会先赶上她。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的一包绷带，给人吃了最后的一粒药丸，送掉了最后的一块巧克力，吸了最后的一支香烟，并且扔掉了我的空医药箱。我现在只剩下一双空空的手，在急躁地等侯黑曾回来。他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呢？再继续运难民？那无异于想用顶针来淘干大海。 ……路上忽然骚乱起来。我看出是我们的卡车在爬行着，车灯很暗。塞斯从车上跳下来，面目憔悴，可是情绪饱满…… 一连四天四夜，我们往返穿梭，拚命忙着撤退整个城市的剩下的居民。一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没离开司机的座位，而我则停留在公路上，集合着下一批要运走的人。由于缺乏睡眠，我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生活在留下的人的悲伤和到达安全地带的人的疲倦的喜悦之中。我们在忙着，可是心里在想，每一趟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唯恐那些离城最远的难民会落到法西斯军手里。 每次到阿尔梅里亚，塞斯都在省长办公厅那儿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大车或任何能转动的东西来加速撤退难民的工作。但是在这城里什么样的车辆都没有了。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仿佛是来和我们的饥饿开玩笑似的，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在路上出现，推着一手车橘子，高声叫卖着。在战争、逃难、死亡之中，一个日常的街头小贩！我把这一车橘子全部买下来，自己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一片死沉沉的寂静笼罩着难民。其中饿得快死的躺在田野里，已经进入麻木状态，只是在咬野草时才略微动一动。快渴死的坐在岩石上发抖，或者漫无目的地东歪西倒地走着，眼睛里露出那种病态的迷惑、狂乱的神情。死了的人和病倒的人混杂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太阳。接着飞机从头上掠过——发着闪光的银色意大利战斗机和好几队德国亨克尔式飞机。它们大摇大摆地向着公路俯冲下来，就像在作射击演习一样，用机关枪在奔跑的难民周围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 我看见卡车又回来了。我们能塞进多少就塞进多少。这一次我也上去了。一个孩子坐在我腿上，他呻吟着，发高烧的眼睛注视着我。多半是脑膜炎。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像是不再痛苦了。这是个不好的症状。我希望我们能及时把他送到阿尔梅里亚。他大约有七八岁。 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发觉卡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走。这看来好像是最后的一英里了。但是多么可怕的一英里呀！从西阿拉山[32]到城里，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活像一根弯弯曲曲的大口细杆的烟囱。他们布满在山上、路上、海岸上，有的为了早点到城里，涉着海水走。 一到城边，卡车就只能跟随那些挤成一团的难民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们似乎抛锚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前面的难民才向前，涌进，我们也终于到阿尔梅里亚了。 在四天之内，这个城市已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营地。街上挤满了无家可归、无处可投的难民。有好几千人露宿在主要的广场上。人们很疲倦地从街上站立起来，让我们通过。 红色救济会指点我们到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里临时设了一个医院和儿童收容所。我们把我们带来的难民送进去，又把那个害病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医生。然后我找到一张帆布床，瘫了下来…… 我突然醒了，身上觉得不舒服。有一阵子，我以为我是在山里露宿，躺在公路旁边，可是我的手从粗糙的地板上滑过，于是我想起这里已不是公路，而是阿尔梅里亚了。我诧异我耳朵里为什么有响声。从我昏昏沉沉的状态，我猜想我大约睡着了一个小时。 把我吵醒的是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我匆忙爬了起来，可是头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我又跪倒了。那爆炸好像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铁掌深深地打入地里……我能够听见孩子们的惨不忍闻的号叫。人们在走廊里乱跑乱喊。我重新爬了起来，脚底下地板还在颤动。随即有更多的爆炸声，有的近，有的远。 我连奔带跑地穿过了黑暗的走廊，一路上冲撞着满处乱跑的人们。在宿舍里，孩子们吓得直哭。我摸索着到了街上，一口气跑到市中心区。 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过，街上只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我的耳膜都似乎要震破了。接着炸弹下来了，落在我前面的地方。 我瞥见一架轰炸机以优美的姿势在月光中倾斜着低飞，不屑于在高处或黑暗中躲藏。这些混蛋确实用不着着急啊！零星的高射炮火只不过像烟火似地点缀天空。 几分钟以后，我走到了城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在这儿，街上已经不黑了。被燃烧弹炸中的建筑物的骨架冒着大片的火焰。在燃烧着的建筑物所发出的强烈的火光里，一眼望去只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狂奔乱跑，有的在躲炸弹，有的让塌下来的墙压倒，有的在爬，有的掉进弹坑里，而在他们消失的时候，有的在惨叫，有的用手在空中乱抓。 从港口那个方向没有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这些轰炸机对于港口没有兴趣！它们所追逐的牺牲品是人。它们所追逐的是从马拉加逃出来的那十万人，这些人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但是在这儿，他们拥塞在一起，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没来侵犯阿尔梅里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准备着。现在难民从马拉加走到了这儿，现在难民被困在城里几条街上，屠杀他们只需要最少的炸弹——现在佛朗哥来满足他的复仇的欲望了。对于港口，他是不在意的。一个海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反抗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流血。只有人才有思想、感情、勇气。杀死他们，把他们弄成残废，让他们瞧瞧法西斯无情的魔掌的厉害吧…… 我从密集的人群中使劲挤过去，一路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但是，我的声音为汽笛声、爆炸声以及被扭曲的铁栏杆戳穿了肚子的驴子的惨叫声所淹没。 随后轰炸骤然停止了，飞机的吼声渐渐在天空消失。燃烧着的建筑物照亮了男男女女的脸，他们似乎已经没有感觉了，吓呆了。 现在空袭过去了。在寂静中我觉得耳朵疼痛。寂静？不是。现在轰炸完了，我能够听见人的声音了……空袭是过去了，可是死了的人和垂死的人还在这儿。 我从受伤的人们的衬衫上扯下布条子来，把他们的伤口包好。在一座内部完全烧毁了的房子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堆沉重的横梁底下呜咽。她大约有三岁。我拉开了横梁，把她抱在怀里带走。后来碰到一辆急救车，我就把她放在担架上，心里想她还不如死了的好，因为即使她的残废的身体能活下去，她的小眼睛已经显示出她的神志是永远不会正常了。 在市中心区，我看见一圈沉默的男女。圈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坑里面有炸弯了的排水管、衣服的破片和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的身体觉得像那些死人一样的沉重，可是又觉得空虚。我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 以上是他在马拉加公路上所经历的四天四夜的日记。这是他在另一个白天和黑夜里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他写完了以后，站在儿童收容所一个震破了的窗户前面，向外看着那直到黎明还在冒烟的城市。 他的身体渴望睡眠，可是他仍然站在窗前沉思了很久。在马德里，在前线，他听见过“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他和大家一起喊过，可是仿佛现在才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口号的意味。对于他，这个口号现在仿佛是一个他以满腔热诚来支持的判决，他必须加以执行，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的。把那些屠杀妇孺的匪帮处死，打下十八层地狱！让那些站在旁边冷笑的无动于衷的人们遗臭万年！至于全世界那些被蒙骗的人，他们还在安然观看着这些掘墓人，而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也会葬身于这同一的坟墓——对于他们应予以怜悯和警告。 “无论进入什么人家，我都要医治那里的病人……”当初这样宣誓[33]的时候，他多么意气扬扬，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医生一样。但是在他目前进入的这一家，死亡来自炸弹、谎言以及在反共的旗帜下毁灭整个城市的那些人。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像一个战士那样地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二十九 几天以后，在巴伦西亚，他把他的日记压缩了一下，送交西班牙政府。他管它叫《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政府把它印成小册子，有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并用塞斯所摄的照片作为插图。 在巴伦西亚，他听说卡巴赖罗政府快要垮台了。不抵抗就放弃了马拉加，这在大多数的人民阵线人士看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而且是完全该由政府负责的。白求恩听说政府甚至没有下命令进行任何后卫战。马拉加可以说是双手捧着奉送给法西斯军的。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任何麻痹大意以及缺乏效率在他看来都是“卡巴赖罗主义”，可能引起马拉加式的后果。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当他不在前线工作的时候，他总在盘算着一件自从马拉加沦陷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孤儿需要援助。穷于应付的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白求恩认为另外需要有一个能得到外援的特殊计划。巴塞罗那，北部的工业中心，当时离战场很远。他认为巴塞罗那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设立一系列的儿童村来照顾那些孤儿。他飞到巴塞罗那，加泰隆的首府，呆了五天，与政府官员讨论他的建议。等他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他就打电报请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这个计划筹款。委员会表示同意，后来在巴塞罗那北面最先设立的两个儿童村就是民主西班牙的加拿大友人捐款举办的。 重新回到马德里以后，白求恩就扩大输血队的工作范围，把整个中部战线全包括在内。4月初，政府军在瓜达拉加拉战区猛攻的时候，输血队曾在布里惠加一连进行了三天输血工作，那是三万意军被击溃的战线的中心。 瓜达拉加拉战役是政府军在攻击战方面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这个胜利一阵乐观情绪传遍了整个西班牙。胜利的滋味是美好的，白求恩因为心情比以前轻松，就开始想作些关于血液的新试验，并计划将输血队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只是昙花一现。 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电话，请他立刻去商谈。在他的办公室里，康特雷拉斯很快就谈到正题。他有一个建议——请白求恩到北美洲去一次，把西班牙人民的困苦危急的处境直接告诉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 康特雷拉斯对他说明了局势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瓜达拉加拉战役表明共和国假若有作战的武器是能够战败法西斯的。可是它现在得不到武器。苏联离得太远，而且它的没有武装的商船太容易被意大利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因此，单靠它的援助是不能战胜法西斯军在武装方面的优势的。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拒绝取消禁运。相反的，德国和意大利却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军火运到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他认为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 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实在无辞可对第五联队的首长摆在他眼前的那些残酷事实。 他和输血队的加拿大同事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康特雷拉斯的看法，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内，白求恩帮助西班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北美去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的群众运动。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34]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没做了。几个星期前，他接到《新边疆》[35]——一家加拿大文学杂志——的信，请他写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他决定趁着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 他把它叫做《久不写信的歉意》。这篇文章完全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性格。他一开头说，他之所以迟迟未写信，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西班牙，“我深深感到文字的陈腐空洞。”他可以描写一次轰炸，描写街头的屠杀，但那样做是不够的。只有艺术才能够表达他几个月来所体味的死亡与恐怖的经验，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经验的合法而可辨认的产儿。”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继续写道）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悠然地泅泳于个人性情的波流之中”。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愉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提倡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当输血队里的加拿大同事读这篇稿子的时候，他们并不奇怪他这个当医生的为什么要从西班牙战场上大谈其艺术家的作用。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正如他是一个医生一样。但是不仅如此，他们明白他不只是在说明艺术家的特性，而且是在描绘他自己生活的新轮廓。 1937年6月6日，他启程回国。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参加的人包括输血队的全体人员，新成立的军事卫生部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由于他在各条战线所采用的输血方法，伤员的死亡率已经大为降低，有些战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之多。这一点是西班牙的各位发言人在送他去履行他的新使命时特别提出来颂扬的。 他在西班牙看见的、经历的和做过的一切记忆犹新，他现在要回国了，“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三十 6月18日早晨八点钟，白求恩到达蒙特利尔。 虽然时间很早，好几千人已经聚集在古老的幸运车站和附近的街道上来欢迎他。他一跨下从纽约来的火车，一大群人便涌进入口处，沿着很长的月台蜂拥着跑过去。 他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给包围住了，热忱的手抢走了他的提箱，热烈欢呼着的人群把他高高地举在肩膀上。在照相机的灯泡的闪光中，新闻记者使劲往里挤。在一大堆喜笑颜开的陌生的脸当中，他瞥见了一些老朋友。“白求恩大夫万岁！”许多人高呼着。他被抬着经过了车站到街上去，前面的一条横幅上写着：民主西班牙万岁——欢迎白求恩大夫归来！ 车站外面，一长列的汽车在等侯着，挂满了彩绸和欢迎的旗子。在他还被抬着的时候他就用几句感谢的话回答了群众的响亮的欢呼，最后他说：“大家今天早上这样来欢迎我，我实在没法说出我心里是多么感激。我知道，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欢迎，而是大家对民主西班牙的支援的一种表示。”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了市中心区。然后，喇叭叫着，旗子飘着，白求恩坐在领先的敞车里，那汽车队就沿着温莎大街往前开，到了圣凯瑟琳大街，然后进入蒙特利尔商业区的中心。便道上，成千的人看到旗子时挥着手。在高大的工厂建筑物里，工人们从窗口伸出身子，撒下大把大把的五彩纸屑。 汽车队转弯抹角地慢慢通过了法族加拿大人的东区，回到市中心，然后来到商业区的一家旅馆。 从踏进旅馆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忙得应接不暇：电话啦，老朋友啦，医生的团体啦，采访的请求啦，从大陆各地来的致敬电函啦。从前只有医学刊物报导他的工作；现在他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他的工作，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在最初兴奋忙乱的两天里来看他的那些朋友们觉得他变了，那是一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变化，表面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他略微瘦了一点，也黑了一点，样子很困顿。然而与其说那是身体上的困顿，不如说是心事重重的神情。关于西班牙的最细微的问题也可以引起他的热烈的辩解。但是他往往一讲完就突然沉默起来，同时他的眼睛会溜来溜去捉摸着听他讲话的人的脸。有时，正在谈话中间，他会变得心不在焉，仿佛在倾听他自己的思想，或者仿佛周围的朋友们突然变成了他初次打量的陌生人。 弗朗西丝来看他的时候，重聚是亲切的，可是两人中间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你知道吗，”在他谈了一阵他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后，她突然说，“你看上去跟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感觉两样了。对吗？” 他笑了一笑。“我希望如此。我非常真心希望如此。” 他以在皇山竞技场所作的一篇讲演开始了他回美洲的使命。 从他电告多伦多他即将回加拿大的那一刻起，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就开始为他到全国各地去讲演作准备。在他到达两天以后，首先在蒙特利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 关于民主西班牙和佛朗哥两方面的优劣，魁北克省的舆论争辩得非常激烈，而且官方曾数次采取措施禁止拥护民主方面的发言人使用公共讲坛，但是白求恩在西班牙的工作的性质缓和了许多敌对的政客，并使他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当竞技场开门的时候，等着入场的人的行列一直排到街拐角又转了弯。等他随同当地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人员来到会场的时候，那座宏大的建筑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坐着的和在外面等着的加在一起，足足有一万五千人。 听众来自社会的各阶层，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信仰。有来自蒙特利尔的讲各种语言的各少数民族的人们，有教员、大学教授、工会工作者、医生、和白求恩个人意见相同的人们，甚至还有一些激烈反对他的见解但钦佩他的为人和工作的人们。 在作了介绍和赞颂的讲话以后，白求恩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到了麦克风前面。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一个人单独站在一根光柱中，而在讲台四周的黑暗里大约有一万五千个男女忘掉了一切拘束，大声呼喊着，形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嚷。他冷静地等待着，点燃起一支必不可少的香烟抽了起来，等欢呼的声音平息下去，然后以一种从容的讲话的声调开始讲演。 主席，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当初去西班牙，因为那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我现在回来了，因为有一些话需要说，以便答复那些在西班牙之外的不讲荣誉的人们所讲的话。 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我的职责是维护人类的优美无比、精力充沛的生命。我不是一个政客。但是我到西班牙去却是因为政客们出卖了西班牙，并且企图使我们大家也都陷入他们出卖的阴谋。政客们用不同的声调和不同程度的虚伪，裁决了民主西班牙必须死亡。而我一直相信，现在更坚决相信，民主西班牙必须生存。 在这个开场白以后，他讲起马德里，西班牙抵抗力量的核心——“火线上的城市，一面工作，一面和大门口的法西斯军作战。”他用平静的语调描述了城里的居民：被敌机炸得无家可归的妇女，肢体残缺的儿童，在前线光凭着勇气抵挡德国坦克车的男人，以及使一切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同仇敌忾的精神。西班牙人民对于自己战胜卖国贼和侵略军的力量有着钢铁般的信心。但是西方列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已经在瓜达拉加拉证明，他们能够给予法西斯军以沉重的打击，尽管西方各国不愿向他们提供法西斯军能够大量获得的军火。但是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禁运多继续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西班牙家庭要毁灭，更多的生命要牺牲，更多的城镇要化为灰烬。 听众在紧张的肃静中倾听着，除了他的平静的声音以外只能听到椅子叽叽嘎嘎地响。他描述了他访问前线的经过，从马拉加逃出来的公路上的难民，敌机对撤退的人们的轰炸，倒毙在路旁的人们，接着是对阿尔梅里亚的袭击，混杂在一起的活人和死人，那个被他抱在怀里走出燃烧着的街道的孩子。他为他们描绘了成千无家可归、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在公路上流浪，心中一片茫然，身上则害着病。这就是佛朗哥的叛乱、德意的侵略、西方列强的所谓“不干涉”的后果。“这是国际反动势力假借‘不干涉’的名义所默许而且赞同的一国人民的苦难。虽然各国政府背弃了苦难中的西班牙人民，但是各处正直的人们却已经纷纷赶来援助他们。国际纵队已经赶来参加保卫西班牙，同时在麦克泊泊营[36]里，一千多名加拿大人正在维护加拿大的荣誉。” 从竞技场的四面八方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白求恩停了一会儿，在他从不离手的香烟上抽了最后一口，然后在脚下踩灭了烟头。会场恢复安静以后，他报告了输血队的工作，最后他说道： 对于西班牙人民，对于曾亲眼看见西班牙的任何人，形势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它是如此之清楚，以致于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后台老板迫切地需要一个转移人们视线的借口，以掩盖他们的侵略，这正像满嘴“不干涉”废话的保守党人需要一片遮羞叶来掩饰他们可耻的政策的赤裸裸的马脚一样。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这使他们双方都感到宽慰。这无非是那个奥地利裱糊匠和那个意大利叛徒两人的私生子。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十四年前，墨索里尼坐着一辆特等客车被运进了罗马，就任新职——摧毁“共产主义的威胁”。他随即以他的神圣使命的名义，摧毁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最近，无疑地是作为这个神圣使命的一部分，他已经使意大利军国主义化，并且使阿比西尼亚陷入了法西斯和大屠杀的魔掌。 短短的四年前，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也是为了把德国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大家一定记得，他干得比那位“领袖”更麻利。以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战争”为名，他对德国的所有的民主集团，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反共的，进行了非神圣的战争，毁灭和屠杀了“非亚利安人”；他赶跑了本世纪的有数的天才；他使整个德国充满了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他把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可怕的暴政强加在人民身上。“希特勒先生”仍在谩骂“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他的新军队的炮口已经在对准着欧洲各主要非共产主义政府的领土了。 而现在，佛朗哥和他的摩尔人以及他的德意后台老板，又在唱着同样的老调：他们也是在把西班牙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解救出来。同时在唐宁街，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博学的美国参议员们中间，也表示着这样贤明的意见：西班牙的形势诚然令人遗憾，但终归是“赤党”在背后捣乱，因此目前的战斗无非是一种反抗莫斯科的阴谋的爱国行为。 今天晚上我对于讨论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哲学的优劣得失没有丝毫兴趣。如果西班牙人民愿意要共产主义，那得由他们自己而不能由其他任何人来决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实行。但是我认为，那种把侵略西班牙描绘成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拯救那个国家的十字军的企图不仅是卑鄙的谎言，而且是蓄意的、恶毒的疯狂行为。 如果这种疯狂行为得逞的话，它势必会给共产主义者以及非共产主义者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难道这还不清楚吗？因为如果你不自由，就像西班牙人曾经不自由那样，而你要保卫你的自由，那么你就会被当作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如果你挨饿，就像西班牙人曾经挨饿那样，在你要求面包的时候，你就会被“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呼声所压倒。如果你渴望一种起码的、衣食温饱的和平生活，也像西班牙人民那样，你就得遭受那些装上了刺刀在地球上扫荡共产主义污毒的人们的报复。一切诚恳的话，一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一切对非正义的行为的抗议，一切改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的要求，都将是可疑的，危险的，会招致报复，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予以镇压。 当然喽，有人这样辩论：苏联正在援助民主政权，西班牙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也正在支持西班牙政府。这个论证据说可以证明西班牙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就使民主方面失去了合法的地位。我不理解这种逻辑。我也不理解这样的论证：因为苏联或是别处的共产主义者赞成一件事，这就证明那必然是件坏事。我更不能接受这种意见：因为法西斯和他们到处都有的“中立的”保守党朋友们说一件事是好的，所以那事就不可能太坏。 是的，苏联已经在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墨西哥也同样做了，那可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难道这也是西班牙的耻辱吗？我倒觉得这问题应该反过来才对。我觉得应该说：这是苏联和墨西哥的光荣，因为它们履行了对西班牙政府的义务，而那个政府代表着西班牙人民。苏联和墨西哥通过给与西班牙政府以它的合法权利，正在援助着人民自己选举的和拥护的政府。而西方列强，由于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同时假装不见从意大利和德国源源不断地运给佛朗哥的军火和军队，正在支持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那些利用人民的贫困而发财的西班牙财阀和封建集团所选中的人。 那么让我们不要再上“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骗局的当吧。它给帮了大忙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不是被奴役的德国和意大利人民。它或许在保守派的耳朵里听起来很悦耳，也或许安慰了某些老处女似的英国劳工领袖的良心，但它仍然是最可耻的欺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弥天大谎。这是反动派最后的手段，因为他们的政治武库空了，他们的世界破产了，而他们的主子们对权力的欲望是穷凶极恶、有增无减的。这是西班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西班牙能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历史有一天会给那些背弃它的人以无情的报复。 全体听众都站了起来，经久不息地鼓掌欢呼。 三十一 两天以后，他动身去多伦多，在那儿他在另一个盛大的集会上作了讲演。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横贯大陆的长途旅行的开端。 一连七个月，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城镇之间往返奔波，放映《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公开讲演，以东海岸开始，经过安大略省的南部和北部，横越大草原上的各省，等他到达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后就绕道美国又往回走。 他的巡回讲演所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警告人们如果不支援民主西班牙就会招致更多的灾祸的时候，历史走到他的最可怕的预言前面去了。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在西班牙，”他在一篇讲演里宣称，“法西斯已经在向二千四百万人民进攻，而美、英、法却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女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他一心盼望着西方列强改变政策的迹象，但是任何迹象也没有出现。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满洲。西方列强只在口头上喧嚷过一阵，蒋介石政府也无所作为。现在，1937年7月，日本又在北平公开发动了进攻，并且像在西班牙一样，反共集团在日本的伙伴也大声叫嚣要在亚洲扑灭“共产主义”。 白求恩阅读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正像他曾一度注意马德里发表的公报一样。他在讲演里发出了一种新的迫切的呼声。愤慨与焦虑的情绪充满了他给朋友们的信。从听众的反应中，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言论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了。广大公众对轴心国家的举动越来越感到不安。但是他觉得笼罩着全世界的威胁比人民的觉悟增长得更快。 在读到日本对中国城市轰炸的消息时，他就想到了马德里，想到了阿尔梅里亚，想到了炸弹的声音、受伤的人们的呼号和死者的惨相。必须唤醒加拿大和美国！但是他们耳闻目睹的却是“苟且偷安的社论、政党发言人的花言巧语、好莱坞的麻醉品、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37]所巧妙散布的宣传。” 一个蒙特利尔的朋友在一封怀旧的信里向他提起了他去西班牙以前他们曾在一起分享的那些赏心乐事，他回答说：“不行了，对于我来说它们不能回来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欢乐、刺激、交游……的诱惑。对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再受它们的诱惑。未来看上去是既寂寞又危险的。” 在给一个医务界同事的信中，他写道： 今天我在换乘火车的时候买了几份加拿大报纸。我发现一条消息挤在后面几页当中，报道了在温哥华码头上举行的反对装运废铁到日本去的一次示威游行。好极了，任何正直的人都会那么想。但是有没有一位内阁大臣在那儿称赞他们，向他们保证加拿大的物资不会拿去制造武器用来杀害中国人呢？没有。只有警察在那儿冲散和殴打示威的群众。愚蠢！但是多么血腥而恶毒的愚蠢！而我仍然在空谈…… 在这种“愚蠢”面前，他下了一个决心。在美国中西部某处的火车上，他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写了一封信。他指出，他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为民主西班牙作公开讲演。他担任了这项工作，因为他深信有它的必要。但是自从他回国以后，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已经变得更险恶了，同时，战争正在远东蔓延着，别处的政治形势也在恶化。在这些情况下，军事上的考虑在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何况他已经走遍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再去直接参加斗争。 作为他的旅行的结尾，他现在还要在加拿大的几个会议上演讲。他对麦吉尔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讲了话，又在多伦多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一个星期后，在西部的萨斯卡通城的一个大会上，听众中有人大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确实是共产党员吗？”他回答：“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全国的报纸登载了他承认是共产党员的消息。有些人看到这消息大吃一惊；另一些人认为那是一个姿态；但是在最接近他的朋友们看来，他的行动显示出了一种必然性。 在萨斯卡通的大会以后，有人表示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会损害他为西班牙做的工作的效果，他激昂地反驳道： 不行，我可不能放过这种说法！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是我个人的信仰和个人所决定的问题。如果现在我说喝牛奶对儿童有好处的话，难道反共的人们因此就能说牛奶不好吗？如果我说人民需要面包的话，难道就仅仅因为说这话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公正、最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形式，而说他们不需要吗？ 在另一次大会上，一个故意刁难的人说他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他和蔼地回答说： 我的可怜的受骗的朋友……为什么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的雇佣呢？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俄国革命六十年以前在伦敦发表的。如果俄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难道你以为那样就会铲除共产主义了吗？我相信，如果基督再出现在地球上，宣扬人类的博爱，他也不免会被扣上一顶“莫斯科的雇佣”的帽子。 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在多伦多，在当地一个基督教堂举行的一个援助西班牙会议上演讲以后，他和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讨论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38]，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你了解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祝你幸福…… 白 [1]布尔哥斯，西班牙北部的城市，当时叛军政府所在地。——译注 [2]指多格列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当时她的言论鼓舞了西班牙苦难中的人民，因而获得“热情之花”的绰号。佛朗哥执政后，她流亡国外。——译注 [3]阿斯都利亚，西班牙西北部地区。——译注 [4]卡他基那，西班牙东南部的海港。——译注 [5]阿尔巴西特，马德里东南的城市。——译注 [6]大公，西班牙的最高级贵族。——译注 [7]加拿大国徽。——译注 [8]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善魔术。——译注 [9]这是一个假名。——原注 [10]特鲁尔在马德里东面瓜；达拉加拉在马德里东北面；巴伦西亚是西班牙东部的海港。——译注 [11]反映联邦合作同盟的观点的一家报纸和一个杂志。——原注 [12]恩里克·李斯特是军事指挥员。——原注 [13]法约当时任外交部长；乃格林后来曾任总理。——原注 [14]康特雷拉斯会说流利的英语。——原注 [15]卡巴赖罗（1869-1946），西班牙工会领袖，当时任西班牙总理（1936-1937）。——译注 [16]即劳动总同盟。——译注 [17]西班牙东北部地区。——译注 [18]1937年5月，卡巴赖罗辞职而由乃格林继任总理以后，统一指挥部才告成立。——原注 [19]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万名团员在几个月前已集体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原注 [20]红色救济会是一个西班牙的工会救济组织。1937年春天新成立的军事卫生处承接它的工作之前，它是民主西班牙唯一起作用的医疗结构。——原注 [21]欧洲中世纪处于蒙昧状态，史称“黑暗时代”。——译注 [22]哈维（1578-1657），英国医生。——译注 [23]佩因（1737-1809），英国的进步理论家。——译注 [24]在德国尼安得塔尔谷发现遗骨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译注 [25]焦德大夫后来当了西班牙共和国的输血处处长。——原注 [26]西班牙东北部地区。——译注 [27]这是个假名。——原注 [28]直不罗陀海峡，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通道。——译注 [29]基督教神话中的七大天使之一，见《圣经》《但以理书》第八、九两章。——译注 [30]见《圣经》《创世纪》第十八、十九两章；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罪孽深重，被天火毁灭。——译注 [31]第一夜英国人伍斯利和白求恩在一起。后来他就独自开车或帮助塞斯。日记中其他部分还有提到他的地方，因限于篇幅我们都省略了。——原注 [32]马德里西面的山脉。——译注 [33]医生开始行医以前所作的宣誓，叫作希波克拉底誓约。——译注 [34]即洛泽·卡帕提。——原注 [35]现已停刊。——原注 [36]加拿大志愿军。——译注 [37]指美国垄断集团组织为收买或胁迫议员使立法为其服务所设的专人和专门机构。因活动在议会走廊休息而得名。——译注 [38]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父亲已在1930年去世。——原注
第二部：敌人——肺结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二部：敌人——肺结核 十 1929年1月一个寒冷的晴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沿着蒙特利尔的公园大道向北走着，在松树大道往西拐了弯，然后走进了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那是皇山南坡上的一幢灰色大楼，看上去不大像个现代的医院，倒像座古老的苏格兰城堡。 在那幢大楼里，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在等着他。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他作为胸外科医生的新生活。两年来，白求恩一直使他的生命向那个目标发展，于是就回到了本国。他曾从萨兰纳克湖匆匆回底特律一行，清理私事，受到了以前的同事们热诚的欢迎。他们告诉他，他的名声，虽然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却已经站住了。他尽可以恢复他那个中断了的赚钱的业务。但是他对底特律、私人开业、赚钱，都没有兴趣了。他对朋友们说，他不干普通外科了。他现在唯一的兴趣是肺结核。“压缩，早期压缩，更早期的压缩”，成了他和每个医生见面时的口头禅。 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里，他动了一些手术，挣了够花的钱，还剩下一点现款。然后他到设在雷溪的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在那儿工作了将近两年。 在雷溪，他应用了在特鲁多疗养院学来的知识。他又和另外两个医生[1]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的细菌学实验。当他相信自己已准备好了去深造的时候，就写信给阿奇博尔德，接着这位当时加拿大胸外科的权威同意请他做第一助手。他怀着信心到达蒙特利尔，这信心的基础不是从前那种神秘的宿命观念，而是本身的成就。他已经努力工作了两年，准备来接受阿奇博尔德的指导，他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 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医务上是出麦吉尔大学著名的医学院领导的。白求恩到那儿几个月以后就被派到大学里去任教。他喜欢教书，他教书的方法很不平常。他的讲授给学生的印象很深，一半由于他那出色的手术示教，一半也由于他不留情地批评陈腐的思想、书呆子式地接受认为是已知事物的态度。他喜欢从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观点来生动地说明外科问题。他尽力使学生看到手术刀怎样用法，或是血管该怎样扎法，同时也使学生看到人。他的课堂讲授和手术室示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 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阿奇博尔德大夫主持的胸外科部工作和在麦吉尔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抽出时间偶尔去特鲁多疗养院讲学并示教胸外科手术。 他虽然埋头工作和教书，但是闲下来的时候，他在小公寓房子里呆着，或是在这个世界上用法语的第二大城市的生疏的街道上徘徊，他感觉到寂寞不安。他深知其中的原因：弗朗西丝。 自从到蒙特利尔以后，他时常给她写信。起初他虽不能断定她的反应，但是他尽情倾吐了他已经无法抑制的怀念。他这样想，破坏了他们婚姻的是他的旧我，但是他的旧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好像都使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他的一生仿佛顺着两条路线前进：一条是她，一条是他的工作。 他在信里倾诉他的寂寞，他什么都写，甚至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仿佛他所做所见所想的一切，除非和她共同享受，就不能完全体会似的。从前他的信里满纸是非难、自责、痛苦、赔罪、哀求，而现在他写的信冷静得多，温柔得多。在描写蒙特利尔或是叙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会突然发出强烈的渴望的呼声。在一封典型的信里，他写道： 九点起床，喝咖啡，吃烤面包和果酱。步行到医院（沿谢布鲁克街走二十五分钟），做临床工作（手术等等）至一点。在医院吃午饭。两点至三点研究工作。随后回家睡到六点。起来做晚饭。然后看一晚书，到十一、二点又上床。偶尔看一次电影或曲棍球比赛…… 我的健康良好。今天拍了一张爱克斯光照片，没有任何病症或空洞；除了愈合的疤以外没有别的。 我常想，希望有一天早晨在街角上等你，在你走过来乘电车的时候吓你一跳。我只说：“嗨，咱俩去散散步吧。” 弗朗西丝在回信里婉转地表示，她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变了很多，足以克服过去的困难。他在一封温顺的信里为他本人回答：“我越来越安静了！你现在一定不会认识我了，我敢说。” 弗朗西丝对于和他重新结合表示还有顾虑，这使他的寂寞变得难以忍受了。他有一次写道： 上星期日，重伤风躺在床上，我觉得公寓腻味得很，于是带着滑雪鞋坐了八点三十五分的火车上山去（城北四十英里）。滑了六英里。在树林里吃午饭，接着回车站，九点到家，然后上床。 今天觉得好多了。滑雪使我的咳嗽停止了！洛伦蒂安山美极了——像瑞士。火车就像维也纳的一样。你还记得你和我往常一道去乡下吗？——同样可爱的年青人从纸口袋里取夹肉面包吃，回来的时候互相枕着肩膀睡觉。我滑雪滑得一塌糊涂，到处摔跤…… 我还能说多少回？我爱你。我等你。 你的白 她的信渐渐亲热起来，但是她仍然尽力和他讲道理。他们以前失败得一塌糊涂，他们怎么能知道现在就会成功？她也爱他；她也寂寞；但是她非常害怕。 可是他不能再等了。“我们既然相爱，那么为什么要分开呢？我和你在一起能够快乐……而你和我在一起就不吗？我近来在想，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先做朋友，不住在一起。也许我们只能那样来往。” 她的回信，只有短短几行。让疑惧、等待的痛苦见鬼去吧！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蒙特利尔。 她在夏天到达，他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虽然在最后几封信里他们讨论过不住在一起，慢慢看两个人相处的情况怎样再说，现在他却赶忙把她领到一个牧师那儿。他们又结婚了。 弗朗西丝回来以后，他觉得一切都更新了。他现在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婚姻、爱情、他的工作——不久以后的孩子，孩子会使他们两人的生活都完满。 那时他心里想，过去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他的疯狂的探索、幻灭、失败、再生都有目的。这一切都形成了和引导了他。他已经过了四十岁生日。未来的岁月可以补救虚度了的年华。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在底特律垂危时所不知道的东西。有一天他要死的，但是在他死后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死于肺结核病了。 十一 手术室的静寂突然被一句大声的咒骂打破了。护士和助理员都抬起头来，看到白求恩直挺挺地站在手术台旁边，一只手仍然抓着一把从病人背后伸出来的血管钳子，另一只手举起一个肋骨剥离器。他瞪着剥离器，两眼怒气冲冲地露在口罩上面，他的脸因为戴着口罩显出一副恶魔的神气。 “该死的愚蠢！”他愤怒地把剥离器扔到房间的那一头。 手术完了以后，他平静地拾起了那件器械。回到办公室里，他把它放在桌上，研究了很久，然后画了一系列的草图。他相信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图样以后，就把医院的机工找来了。 “你瞧，”他说，同时扔给他那件器械，“这儿有几张草图我想交给你。我想改进一下那笨东西。”他的手指顺着一张图中的轮廓画着。 一星期以后，机工带着更新设计的剥离器回来。阿奇博尔德本人在下一次施行胸廓成形术时试用了，认为它肯定比旧的好，于是从那时候起便成了医院胸外科的标准器械了。 对于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来说，设计一个改进的肋骨剥离器只是一个征象，表明这个学生已经很快地变成发明家、革新家了。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手下工作使白求恩相信，他确实是大陆上最伟大的胸外科医生之一。但是对于这位立志要彻底战胜肺结核的无名医生，学习一切可学的知识固然必要，不以任何知识为满足也是同样地必要。现有的知识只是过去的仓库，必须彻底探究——并且经常扩充。 在他刚开始从阿奇博尔德大夫那儿接过复杂的病例的时候，他就已经沿着新的道路发展了。他脑子里充满了新技术．新方法、新器械的设计，在这些新器械中，肋骨剥离器差不多是附带的。他一掌握某种外科方法就对它不满意，而又去探寻可能的改进。这位助手坚决要求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手术台上，往往使阿奇博尔德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医院第一次独立动手术以前，他已创制了一种新的人工气胸器械。他对这个也不满意，又添上了一个脚踏唧筒和一个从胸膜腔抽出液体的机械装置，这样就使这器械有两种用途。这器械由医院的机工制造，而且不久就相当普遍地在其他医院中应用起来了[2]，其中包括白求恩在1926年曾住过一个月的格雷文赫斯特疗养院。 有一天，在施行胸廓成形术的时候，阿奇博尔德动手术，白求恩拿着牵开器（把刀口拉开的器械），累得精疲力竭。他觉得当时的技术实在太原始了。以后几个星期中，他设计了两个机械胳臂，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装到任何手术台上去，比任何人力都有效，并且省下一个助手去做别的工作。他管这新器械叫做“铁的实习医生”[3]。 对于外科大师传留下来的各种外科器械，他从心底感到敬佩，而同样地对于那些思想保守，抗拒变革和新技术的医生，他从心底感到轻蔑。“他们慢慢地沉到浮砂里去，而自己还不知道，”他常常说。例如，沙尔布鲁克、利连撒尔和斯蒂尔等人，先后改进了切第一根肋骨的剪子，这些剪子他认为是艺术品。但是万能肋骨剪使他生气。他每次用它的时候总要小声咒骂，然后就回办公室去画许多草图来设计一种新器械。还在雷溪疗养院的时候，这问题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每一种他自己设计的新型式都和它所要代替的那一种一样地笨拙，一样地沉重，或是一样地太锋利。 他以那种惯常使别的医生感到不安的非正统精神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有一天他去取一双换了底的皮鞋，注意到皮鞋匠用一件很有趣的工具把钉从鞋子里剪掉。他想，只要切肋骨也像补皮鞋一样简单就好了！他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有了个主意。他要求看看剪子。皮鞋匠觉得诧异，从柜台上把剪子递了过来。 几分钟以后，白求恩冲进了自己的公寓嚷着：“我可找到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从皮鞋匠那儿买来的剪子，洋洋得意地放在桌上。“你瞧，那就是答案。明明白白放在整个医学界的眼前，然而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联合皮鞋机件公司送给手术室的一件礼物。” 弗朗西丝看他带着新的画、帽子、书或是形形色色的艺术品回家来已经和从前一样地习惯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什么艺术品。“我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高兴，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件难看的工具。” “对极了，”白求恩快乐地说。“一件难看的工具。两星期之内它可就要变成一把可爱的、亮晶晶的肋骨剪，剪起肋骨来可精彩哩……” 以后几天内，他把空闲的时间用来研究皮鞋匠的剪子和画草图。结果，以白求恩命名的肋骨剪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用。白求恩肋骨剪基本上还是皮鞍匠的工具，只是经过改造以适应新的用途。柄子做得比剪头长九倍，这样可以在剪的时候起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尖子略为钝一点，用的钢比较坚硬，同时在柄子上按了橡皮抓手。这器械立刻获得了成功。 “一个外科医生，”白求恩常说，“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 在一点真理或意料外的知识面前，他是虚心的；而为了实现从他那敏捷的脑子里源源而来的主意和技术革新，他却富有斗争性；有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他甚至于激烈得让人受不了。有一次，一个病人的肺和胸壁之间发生了粘连，使得肺在需要压缩的时候压缩不下去，大家正在讨论如何施行手术，他提出了一个他钻研出来的割断粘连物的方法。那方法非常复杂，需要在胸膜腔里插进两根细管子。动手术的人可以通过一根管子照亮胸膜腔，同时向里面看，另外一根是一种机械装置，在精细的操作之下，把银制小夹子夹在粘连物的两端。粘连物在夹子中间被割断，然后小夹子就起“止血器”的作用，阻止被割断的部分出血。粘连割断以后，肺就可以用人工气胸来压缩了。 这是一种新奇而且复杂的技术。阿奇博尔德大夫对它表示怀疑，但是白求恩以他那有名的热情竭力主张采用。结果阿奇博尔德大夫让了步，说白求恩像骡子一样地固执，但是如果他的方法不成功的话，他一定会首先承认的。 他的方法成功了，不久白求恩就为医学刊物叙述并用图解说明了这方法。但是在做了很多试验以后，他终于承认这方法不及电凝固法（用一种以电烧热的金属器械来割断粘连物），并且很坦白地把他的新见解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 粘连物的另一方面问题使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试验。他们在医院发现，正如其他的人也曾发现一样，施行某些外科手术，有时候需要在肺与胸壁之间诱起粘连，以阻止肺的某些部分发生压缩。许多研究的人曾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往往没有好结果。白求恩创造了许多确实可以产生粘连的方法，但是大多数也带来并发症，因此不能应用。最后他用六只狗和六只猫来继续进行试验。这些试验证实：在需要的肺面上敷以普通的含碘的滑石粉（由一根空心的针吹入），使这些肺面由于迅速长成的结缔粘连而很快粘结到胸壁上去[4]。这些粘连于是阻止有关的肺面发生压缩。白求恩的方法能够产生粘连而不会在胸膜引起感染或其他并发症。阿奇博尔德大夫认为白求恩胸膜涂粉法是一种“很显著的进步”。他还毫不踌躇地说，涂粉法和其他革新“使白求恩在器械发明方面的天才成为确定的事实。”[5] 他的好钻研的脑子使他追根究底地探究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当时同行中有少数人却说他太贪图“惊人的”结果和器械革新——而太不关心对于病人的后果。他表面上对于这些窃窃私议完全无功于衷；而在他一向的镇静下面，他却因为这些中伤的话感到痛苦。接近他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在病人身上做的试验，不是他愿意首先用在自己身上的。 在他的左肺继续被压缩期间，他不断地用他的气胸器械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以尝试一切可能的使人工气胸更有效的力法，以及病人的一切可能的反应。他又扎起自己的膈神经，使自己重新体会病人的感觉，同时检验膈神经切断术的效力[6]。肺里有血在爱克斯光照片上是不是看得出的问题提出了以后，他决定亲自来解答。他从胳臂里抽出血来，注射进气管支气管丛，然后拍了爱克斯光。血液没有在照片上投下阴影。这个试验并不一定有决定性，但是表现出他进行试验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对于继续当试验品和当研究者都同样地愿意。 有一次，医院里有个病人死于无名病症，白求恩在验尸时发现他肺里有一种奇怪的异物，这使他困惑不解。于是他培养出一种霉液拿到化验室去化验，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为了要知道那异物是不是结核性的，他又把霉液在一个兔子身上注射了一些。因为兔子也没有反应，他就把霉液在自己耳朵上抹了一点。这使得化验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吓呆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和蔼地问道：“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很然急地看着他，都说不知道。难道他已经发现什么东西了吗？“没有，”他回答，“什么事儿也没有。反正不是结核，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在消极的意义上，试验是成功的。” 在白求恩突飞猛进的医疗生涯中，不管这些试验的插曲对他的同事表明什么，它们证实了人们对他作为一个革新家的重要性所结予的正式承认。 1931年夏天，跟阿奇博尔德大夫走上新的道路一年以后，他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有一天，一个举止庄重的中年美国人拦住他谈话。那英国人介绍自己是乔治·皮林。他说他早就想会见白求恩了，这次到蒙特利尔来有两个目的：第一，参加当时的医学会议，第二，会见白求恩。 皮林先生是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的老板，那是一家国际闻名的外科器械制造公司。“你发明的器械我已经见到几种，白求恩大夫，”他很赞许地说，“我想提议订一个合同，让我们有专利权来制造和经售所有你发明的外科器械。” 第二天，白求恩到皮林住的旅馆去，走进他的房间，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说道：“让我听听你的合同条件”，接着就在一本记事中上画起图来。皮林在旁边看着，被白求恩画图的迅速吸引住了。白求恩抬起头来看看，“别管我，”他说。“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你讲活。” 皮林扼要地说明他的公司所提出的特许权使用费办法时，白求恩继续画着图。那美国人讲完以后，不能肯定对方是否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白求恩没有停止画图，便说：“成交了”，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地讲现代的外科器械有什么毛病。 他的话的要点，是说外科学的一部分处于二十世纪科技发展的前列，一部分还停留在中世纪。外科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曾经成功地实行了种种惊人的改良，然而往往因为偏见和惰性受到阻碍。外科医生们往往蒙着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工业的发展可能使手术室得到各式各样的新器械。因此，必须抨击偏见、缺乏远见、漠不关心——必须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以科技方面最先进的变革为根据，甚至向技术提出要求。“一句话，我们需要在手术室里来一次春季大扫除，”他作结论说。 这一讲话给皮林先生的印象很深，于是他建议白求恩写一篇关于现代外科器械的医学论文。 “那正是我打算要做的，”白求恩说，接着递给皮林一札纸，里面有他的气胸器械和六七种其他手术用具的略图[7]。 皮林先生殷勤地送走了他的客人；不久以后，他的公司就登广告出售白求恩气胸器械、白求恩肋骨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白求恩器械了。对于白求恩来说，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卓越的地位。这个学生已经成为一位独立的大师了。从此以后，在整个大陆上，只要有医生同肺结核作斗争的地方，以他命名的器械总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武器。 十二 他自己选定的路线一直在向前伸展。仿佛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位在特鲁多新生的医生和新生的人所不能完成的。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垮了。第二次结婚一年以后，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次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切都还进行得相当顺利。甚至旧日的冲突重新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他们中间仍继续保持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双方都以畏惧和苦闷的心情发觉到又在重演第一次结婚生活的老一套了。 两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弗朗西丝格外觉得她自己愈来愈抑郁不乐。是个是他们两人根本不适合呢？那么为什么他们又有爱情，并且在两人和好的时刻表现得又非常强烈呢？模模糊糊地，两人都看出他们的冲突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白求恩惊人的献身事业的热情。这种洋溢的热情侵入了他们的婚后生活，使她觉得自己只参与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并且有时使她个人的生活受到难堪的压力。像他母亲和埃利诺·德尔[8]一样，她也深信他是注定了要作一番伟大事业的；可是她模模糊糊地怀着隐忧，时常觉得自己是他的障碍，对他“不相宜”。随着这些看法产生了另一种看法——他对她也“不相宜”！ 一天下午，她回家看见他盘着腿坐在地板上，正在研究一个骷髅的模型。早上她曾问他是否可以帮她捎点菜回来，现在她问道：“你记得买晚饭用的肉了吗？” “买了，”他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的门，没有看到羊排，却看到一条人的肠子，他从医院带回来准备有空时研究的。她吓得透不过气来，这件小事到这儿本来也许可以完结的，然而却没有完。不知为什么，这事总搁在她心上，使她渐渐认清了许多连她自己也—向不愿正视的事情。他有他的工作；即使在他们关系恶劣的时候，他照样专心工作。然而她只有他们的共同生活，如果这个落空，她就一无所有了。 即使在那时候，尽管反复出现紧张关系，他们或许还可以维持下去，还可以因为在一起而感到满足。但是出乎意外地，弗朗西丝想到，如果她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或许可以过像她从前所希望的那种正常而平静的生活。 她很坦白地对白求恩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在那种情况下，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生活下去，因此提出离婚。他的反应是一连串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表示。起先他大发雷霆，把她吓住。然后他突然表示宽宏大量，又使她人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她应该马上离婚。 白求恩现在外表上镇静自若，和蔼可亲，其实心里非常难过。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热狂地参加社交活动，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思。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一天天愈来愈容易动气。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一定衷心赞成她的新婚姻，但是有一天一个朋友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怨愤地说：“那个？那是‘奇境里的爱丽丝’。我的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她，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她要和我在一起过六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六个月……” 多少年的爱情和恋慕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洋娃娃。 十三 1933年春天，白求恩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的赫尔·基弗医院临时负责胸外科。那医院的胸外科主任，爱德华·奥布赖恩大夫，因为汽车失事受了重伤。请人代理的问题提出以后，他提议请白求恩。 白求恩明知道那位置只能维持到奥布赖恩大夫痊愈为止。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作为一个科的主任他可以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怀着矛盾的心情告别了阿奇博尔德大夫，“比任何其他医生教给我更多东西的人”，动身去底特律。 这儿，在大半年当中，他在赫尔曼·基弗医院、诺斯维尔的梅伯里疗养院以及战溪的美国退伍军人医院代理奥布赖恩大夫的职务，做了所有胸外科手术。这次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奥布赖恩复职以后，白求恩没有回蒙特利尔，却到各州去作了一次访问旅行，一方面表演他的外科技术，一方面和别的外科医生交流经验。 1934年春天他回到蒙特利尔，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外科技术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各医院却都没有空位置。离开特鲁多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从没有为发展私人开业操过心，因为他专心致志于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志愿，但是在那过程中，就像他给一个朋友写信时所说的，他弄得“不名一文”。 这位医生——他的外科器械已经获得了许多褒奖的证件，他刚刚给美国医生们表演了他的先进技术，他的医学论文被认真地研究着——现在要找工作了。他给各医院、疗养院和朋友们写了一连串正式的信，说他现在无职待聘。许多医院来了回信，都表示重视，都说：“阁下资历优良，如有机会，定予考虑。” 那是一个普遍紧缩的年头。经济萧条正在大陆上蔓延。疾病的发病率在各阶层居民中部在急剧增长，而美洲的财源却正在停滞，各医院正在裁减人员，因此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空位置来容纳一个已经崭露头角的外科医生。 然后，意想不到地，他接到了圣心医院答复他的普通求职信的回信，请他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的主任。 他接受了这个位置，立刻高兴起来，写信告诉B大夫： 我被卡第维尔的圣心医院聘为胸外科兼支气管科医生；医院有四百五十张病床，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都是法族加拿大人，信天主教。每年一千二百元，每周工作一天，所以也不太紧张。我的头衔是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ChefdanslesServicesdeChirurgiePulmonaireetdeBronchoscopie）！我打算做一顶漂亮的大白帽子，前面写上“厨师长”（“Chef”[9]）。说实话，我很高兴。这儿到现在为止，除了当作新奇玩意的切除膈神经以外，还没施行过任何胸外科手术。昨天我在那儿烧灼了一些粘连物，修女们[10]发出一片“哦”、“啊”的惊讶声，好像在祭台上唱经一样。 圣心在卡第维尔公路旁，在大片草地和花园的后面。那医院从来没施行过胸部或肺部外科手术，而现在，在白求恩的主持下，这个新成立的科成了全院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在那个天主教医院里，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使人不安的怪物。他不像那种常见的医生，他们像他所爱说的那样，“打扮得像殡仪师和旅馆管事的混种”，他在医院出现的时候，常常穿戴着卷边圆帽、深色衬衣、丝领带、做得极讲究的英国格子呢上衣和灰法兰绒裤子。起先，修女们对他很反感；然后她们接受了他；接着她们都热爱他。不久，他和圣心的关系便成为固定的了。 因为胸外科完全由他主持，他能够不受阻碍地尝试他的一切见解和技术。他改进并且发展了他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指导下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采用的许多新方法。他设计并且采用了许多新的手术器械。 他那个科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可以医治一千一百名之多的肺结核病人。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每年施行将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包括在一个十二个月的时期里施行多至七十三次的胸廓成形术。 经常的手术工作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他对于做试验和寻求治疗肺结核的新办法的热情。他旧日的精力又回来了，恢复了他对工作的爱好。他可以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半夜不睡，早上动手术，下午作试验工作，中间还要去查看病人。如果碰到一个医学文献里没有前例的病例，他就以惊人的大胆来临机应变。 有—次，他被请到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去为一个老年男病人会诊。两年前病人因为要从右胸间隙排除大量的脓曾经动过手术。现在原处又有剧痛，证实感染复发了。其中一个困难是病人的高龄，恐怕经不起长时间的手术。白求恩从胸部吸出了（确确实实是用嘴从一根空针吸出来的）五百立方厘米的脓，表明了感染的程度。化验表明其中有链球菌以及其他杆菌，但是没有结核苗。白求恩研究了这个病例，考虑到病人的年龄以及结核菌的不存在，决定用一种新奇的治疗法。他用刀一直切入到感染的部位，然后让伤口一连九天敞开着排脓。第十天，他直接放进敞着的伤口满满一试管的活蛆，用一块铁纱牢牢地盖着，又在铁纱附近挂了一盏电灯把蛆赶进伤口的深处。 他这种治疗法是根据自从安布罗斯·帕雷（1509—1590）[11]那个时代以来就知道但往往为人忽视的事实：被疏忽而有蛆侵扰的伤口往往并不恶化，反而愈合。对照实验屡次证实蛆似乎“吃掉”了感染病毒。现在病人的伤口里除了蛆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白求恩等待着结果。 在被铁纱盖进去以后的第二天，蛆很活跃。两天以后，它们不如起初那样活跃了，同时也长大了点。伤口排出的脓现在显著地减少并且变稀薄了。下一天，蛆都死了，排出的脓也更少了，在化验中出现的链球菌比以前少得多，同时暴露的肺面也呈现出健康的样子。死蛆用食盐水冲洗了出来，两天以后，重新放进了活蛆。六天以后，这些蛆又被冲洗出来，原来由感染造成的空洞缩小了五倍。又过了六天，病人起床，两星期以后，空洞完全封口，他就出院了，并且他的麻烦的感染病毒从此没有复发。蛆这样被人利用这是第一次[12]。 白求恩在这方面继续进行实验。他将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1935年3月号和《胸外科学报》上面。 那几年他在工作中成长，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树立自己的目标。他的脾气不和任何上级权威发生冲突。他可以自由地实行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沦。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有时候越出医学论文的常规而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他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并且终于被认为是有数的一个胸外科专家。就在他开始跟阿奇博尔德大夫工作的四年以后，他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他和约翰·亚历山大大夫一道担任理事。正是那位大夫的著作深刻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当时他还在特鲁多疗养院。随着声望的增长，他被聘为设在圣阿加莎·德蒙的疗养院以及联邦政府和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而当圣心医院扩大在法族加拿大肺结核外科治疗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他自己也开始从外科治疗的技术问题向肺结核的理论认识方面发展。 就像从前他自己病危时不满那些对根治疗法的顾虑一样，现在他也对他认为是对肺结核进行局部处理的办法表示不满。他在所有的著作里都说必须放弃认为肺结核只是一种肺部疾病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全身的疾病。杆菌对于肺部的袭击是环境对于整个人体袭击的结果。“任何医治肺结核的办法，”他常说，“如果不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看作环境的种种压力之下的产物，就非失败不可。” 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他重新陈述了将来可能有直接消灭结核杆菌的疗法的论点，但认为肺结核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就可以扑灭。他继续主张应该尽早压缩病肺，使身体可以摆脱这种病患。“肺结核，”他说，“本身就有一种痊愈的倾向。如果和几乎没有痊愈倾向的心脏、肾脏、肝脏的各种慢性疾病相比，这种倾向使肺病在人类所患的长期疾病中成为独特的一种……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能够扑灭肺结核的，只要我们认定花足够的钱来做这件工作是值得的。我们的办法包括改进医学教育、公共教育……强迫定期体检和爱克斯光检查、早期诊断、早期卧床静养、早期压缩、隔离以及保护年青人。” 他对于医学界中的保守性和惰性所持的态度愈来愈具有批判性了。他说，这种对进步的抗拒正在使得许多人丧失生命，而且终于使国家不得不把钱花在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住院治疗上面。那些反对用“积极疗法”来治疗早期的洞状前肺结核和明显的洞状肺结核的人们不过是在重复着“本世纪初年反对用手术割治阑尾炎的意见”。预防措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充分利用外科方法——这些是他经常的呼声。 在圣心，他的种种方法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许多病例，在十年甚至五年前可能会认为是没希望的，现在或是用外科技术治好了，或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他在研究入院病人的数字和病愈出院病人的百分数以后，一个起初模糊而后来明确的奇怪的矛盾，使他感到懊恼。“这事不对头，”他往往说。“我们的外科疗法愈进步，我们收的结核病人愈多。正当治疗这种病的科学知识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病的发病率也达到了最高峰。”魁北克省的肺结核病人百分数比加拿大任何其他省都高。病人的数目超过各医院和疗养院所能容纳的人数，生活水平最低的一省肺结核病人比率最高。在全国，在城市贫民区和破产的内地农村，成千上万的人慢慢地死于肺结核，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 为什么如此？就在他继续发挥早期肺压缩理论的时候，这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寻找答案的时候找到了另一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疾病——一种比结核杆菌更加致人于死的、比中古的霍乱传染起来更加迅速的疾病。 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源源不绝地产生肺结核病症，他和其他医生每治好一个病人就又有十个新的病人。现在他提出问题以后，解答把他引上了许多新奇并使他不安的道路。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有过一点波动，然后就比波动厉害得多了。当然喽，没有必要过分惊慌——人人都那样叫别人安心——但是许多银行、工厂、矿山，没有过分惊慌，却像纸牌砌的房子似地破产了，而那些高唱“慎重的乐观”的人士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华尔街办公室的高窗口跳了出去。 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位下了决心来医治肺结核的医生烦闷了起来，深怕他的—切美妙的理论虽然在手术室里非常实用，却正在手术室外遭受到破坏。 一百万人，加拿大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3]，依靠政府的救济过活。白求恩读到了失业者的生活水平的报导，发现失业者的家庭依靠大人每星期一元二角、小孩每星期八角的政府津贴过活，这种情况使他大为愤慨。那明明是荒谬的事，非得改变不行。但是当他那么说的时候，同事们看着他就仿佛他有点儿发疯似的。难道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吗？他发现确实也是如此。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都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14]。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黑夜好像就是白天，而白天却永远不来。“勒紧你们的裤带，”大腹便便的内阁发言人发出这样的忠告，而到全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千万的时候，他们就停止统计人数了。他们说这完全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到处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上有人讨五分钱买一杯咖啡喝，而巴西却把咖啡往大海里倒。在蒙特利尔的工人区，孩子们出于软骨病而生了罗圈腿，而美国南方的桔子却成车地被毁掉。加拿大医学会的主席也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除非采取紧急措施以医药供给大多数无力付款的公民，并维持无力免费治病的医生，加拿大医界和加拿大人民将遭遇到严重的灾难。 一天晚上，白求恩站在他的公寓小客厅里的画架前面，懒散地涂抹着，想从俯临着比弗楼广场的大窗口把夜景画下来。这些大窗口是他自己装的，代替了原来光线不足的小窗口。夜晚他可以向外眺望，看到比弗楼山脚下城市的低洼区域、港里的灯火以及集中在公寓南面和西面的巨大的摩天楼。从他的窗口可以清楚地听见圣劳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现在他想把他的感触在画布上画下来。 他涂来涂去，因为对已经画好的不满意，于是换上一块新的画布。然后他在打字机面前坐了下来。他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把那些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怀疑和恐惧与下来。他想到进入他的病房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表格上应该注明“肺结核”还是“贫穷”。在特鲁多的时候，他好像认清了外科疗法是解决肺结核的办法。现在好像什么也不清楚了，除了……对啦，至少有一件事好像是清楚的。 他写道，肺结核是人体对一定的环境的一定反应。可是，这话并不新鲜；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特鲁多曾经说道：“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他想，那是现在需要再说一遍的话，而且必须人声疾呼呼地说出来。“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灭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人体患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里呆下去，那他们一定会死亡！” 每年都有许多男女老少死于肺结核。他无从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从来连见也没见过他们，而且即使事实上能找到足够的医生来医治他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从同样的家庭、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城市产生出来。有发出一个警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中住满我国疗养院的不治的肺结核患者现在正带着早期而可治的肺结核在大街上行走，在案头上工作…”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把已经写下来的重读了一遍。他懂什么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当外科医生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能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那个叫做社会的乌七八糟的鬼东西。他继续写下去：“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而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15] 这篇文章他反复地读了许多遍。它说了什么新鲜而有价值的话吗？不然他是不是又在向一条死胡同里钻？ 他对于刚写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对于一切，都觉得不满。或许他只是在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想得太多吧。他走回画架前面去。 他以惊人的速度一直画到深夜，原先沮丧的心情渐渐消失了，画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但是很轻松。他离开画架站着，满意地端详着他的作品。 画布中央是一个印象派的上帝，正义和公正的强有力的化身。在他前面站看。—个外科医生，谦卑地、害怕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他曾在世界上医治过的男男女女的幽灵围绕着他，指着他，控诉他，满怀痛苦和愤慨在向上帝呼号。 在画布的背面，他用铅笔写下了画名：《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对于那些因为他花钱太随便而觉得不安的人们，他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钱嘛，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 在碰到一个专爱吹嘘他的职业的同行的时候，他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将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如果和一群使他厌烦的人在一起，他会毫不容气也不找托辞就离开。有一次，在他典型地突然光临又遽然离开以后，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 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画儿包括他自己的和许多加拿大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艺术品、地毯、窗帘都是从色彩、图案和质地的观点选择的。但是正像他的翻领毛衣是对他的—本正经的客人的晚礼服的讽刺一样，他独有的一种幽默的特质也使他家的华美的外观变得轻松一些。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在贫困中苦干的无名艺术家，在当时加拿大艺术所处的状况下只能梦想筹足饯去纽约或是伦敦的演员，还没有享受过经济保障的聪明年青人——都在欢迎之列，大家也都看得出，在招待他们的殷勤好客之下有着真正的情意。有时他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于是他们看他的书，听他的唱片，然后他出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出去看一个病人。冰箱里有吃的，浴室里有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玩吧。” 他用肖伯纳式的俏皮话抨击起所有权造成的自满情绪时甚至使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吃惊。一天晚上，一个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公寓里来的年青小姐爱上了窗上的两幅鲜艳的窗帘。那是用血红色的平绒做的，又长又宽。 “你喜欢这窗帘吗？”他问。 “美极了！” 他拿起一把剪子，把其中一幅窗帘的一半剪了下来，然后扔到房间那一头给她。“我亲自选的，”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喊道。 他膘她一眼，心里暗自觉得好笑。“我给了你一点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有什么？” 爱讲闲话的人——以及和他不大接近的人——往往大惊小怪地谈论他跟女人耍的“怪花样”。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16]，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17]。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情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大多数企图给他下定义的人只能在所有流行的名词里翻筋斗。他发疯，有的人说；爱虚荣，迷人，不负责任，敏感，傲慢，忠实的朋友，伟大的外科医生，风头人物，天才，要求太多的孩子——总而言之，一个像一颗轨道曲折的彗星一样的人，一忽儿以现在许多人的生活里，一忽儿又消失了，使得有人倾心，有人不安，有人感恩，有人伤心，有人愤怒，有人欢欣，但是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 有少数几个人真正了解他——这少数几个人接近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一度在特鲁多疗养院沉思着死亡和人的命运的病人，这个佩特和觉陀一度的信徒。 其中有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但是这个有时暴躁不堪的人也就是仁慈到虔敬的程度的医生。他用粗鲁的话嘲笑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对弗朗西丝他会郁郁不乐地说：“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 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在社会上，没有两个人对他的看法一样；在病房里，他的病人都衷心热爱他，正像修女们热爱他一样，以及所有了解这个人也了解这个医生的人们一样。 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片的人们都对它感觉到兴趣。贺片的一面是他的“压缩治疗者信条”。另一面画着一架气胸器械，下面写着：“祝你来一次快乐的人工气胸。”在贺片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18]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一转身，当她照料的那个患着凶险不治的肺结核的垂死的年青女病人轻轻地说：“你肯吻我一下吗？”时，他一面低头看着她，一面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躺着，这样死命抓住生命里剩下的一点东西，就像倾向日光的花朵一样。他只迟疑了一会儿，随即就弯下腰去吻她，而在同时刚给他骂过的护士警告地拉住他的胳臂。以后一连好些天他给自己施行预防，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怎么可以在一个险症上冒这种风险的时候，他耸耸肩膀，简慢地说：“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 他珍惜生命。他珍惜他的脑子、他的手、他的心，以及一切给他力量来救治生命的东西。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他个人的理想被看作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他看到生命和钱被同等看待，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隐藏起来。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弗朗西丝知道他像父亲似地爱护所有来找他的贫病交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暴躁发怒；作为医生，他和颜悦色。人的嘴唇嘲笑世道人心；医生的嘴唇吻着一个临死前渴望一点人的感情的年青女人。人的脸千变万化；医生的脸总是一样地仁慈。 这—切，以及它们的来源，弗朗西丝都知道——并不是一下子就都知道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从他有时候回家时的样子：他沉默着，除了他当时的特别疑难的病例什么都忘了，他的思想在不停地移动，从症状到疾病本身，到治疗，到预防，他的心情随着病人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变化。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又记起了这一切。他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见她走进去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他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青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只有手术还可能有些用处……我想——或许我能救他……他还年青得很……一个修道士……远离生活那么些年了……现在全完了……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 不管她有什么地方不了解他，这一点她还是了解的。不是死亡本身折磨他，而是丧失了一个他要救的生命折磨他；像他画的《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上的幽灵一样，这个生命以后会常在他心里复活，使他苦恼。 “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劝他说，一切可能做到的，一切知道的办法，他都做到了，而且为了不可避免的事责备自己也没有用处。但是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咆哮。鲍尔温首相在唐宁街十号高谈集体安全，而尼维尔·张伯伦等着召唤去破坏它。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安地动荡着。墨索里尼从罗马虎视眈眈地看着地中海的对岸。在莫斯科，报纸上登满了研究当时五年计划进展的论文。在中国，内战继续走着曲折的道路。在蒙特利尔，温暖的天气带来了半融的雪。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四十五岁生日。 在二十世纪的黯淡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春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蒙特利尔。在市中心，它使皇山露出了一块一块棕红色的土地。在郊区，它融化了去年草地的冻土。在东区，它留下了一层乌黑而尽是烟垢的冰，直到城里其余的地方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很久以后还未化掉。春天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地区各有一副不同的面貌。 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对他的助手和忠实朋友乔治·德塞大夫，他吐露了一些使他感到不安的事。他往往抱怨说，肺结核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增加。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它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谁知道有多少万人患着肺结核而从不到医院来——因为他们没钱，或是没知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有时他觉得他还不如把刀扔掉，站在街头去大声警告过路的人。那样或许比单用外科手术更有用。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性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将来有一天，教科书上要把我们说成前医学时代的人。”很久以前，在底特律，他就抱怨说太多的医生只关心“表面”医药。现在充满他一脑子的种种念头，在弗朗西丝听起来都很奇怪，可是使人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住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他不高兴了一会儿，接着就把她的问题撇开了。他以前想过，如果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他就可以在扑灭肺结核方面尽一些力量。但是那办法没行通。他们一定得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可是他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物，而去过修道院的俭朴生活，那么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弗朗西丝可知道，魁北克省农业区的疾病比全围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她可知道，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在拉辛，全部婴儿的三分之一在出生的时候就死去？她可知道，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出生时候死去的婴儿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19]，除去孟买和马德拉斯那样落后的城市不算？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我们靠我们所能得到的钱过活……五分也好，一角也好，一元也好。那些就足够了。人民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把这种情况公布出去，”他对朋友们说，“然后激起公愤，弄出些改进的办法来。用人民能懂的话来说明，使这个蒙昧的国家里那些垂危的婴儿有一些可能得救。事实一定要比世界上所有虔诚的滥调更能说服人。” 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希特勒究竟要什么？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让一个疯人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为什么西方外交家们用那么奇怪的审慎态度来对待他？还有另外那个牛皮大王，墨索里尼，从威尼查广场[20]大放厥词——怎么他白求恩从前在意大利竟然会根本不知道那狂妄的家伙的存在呢？又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用简单明了的话叫他不要乱嚷嚷呢？国内的这种骚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些集团在提出要求，攻击，组织，反组织，都是为了什么？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但是在忘掉这个计划以前，他确实列出了五十三个要下定义的名词，其中大多数表明他的思想正在探素的方向。这个表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他针对着当时正在发展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认真着手去找出各自的特征。他以典型的彻底精神，把许多张纸画了线分成若干栏，在一栏上面写下“资本主义”，另一栏写下“法西斯主义”，还有一栏写下“共产主义”。在下面他写下：“定义……”再往下他写下：“事实……”他在每栏里填进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进行过程中常常在“定义”和“事实”方面改变他的意见。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由于这个简单的理由，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可知道这一点：照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他们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所说的那种人，反过来也一样。我也同样知道，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他阅读了一切他所能找到的材料，在无数张写着精确的标题和一栏一栏的资料的纸上，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的思想按着整齐的次序发展着。但是他不久就会发觉他所寻找的答案超出了他的笔记和小册子的简单摘要的范围。 一天下午，在他开着汽车送几个同事到他公寓去的路上，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车被挤在阻塞的车辆当中，同时不知从哪儿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发疯似地沿着人行道飞跑。 他们开车门，往外看看，只见几辆警察巡逻车从停住的汽车当中穿过来，警笛呜呜地直叫，“一定是很严重的交通事故，”他想，于是从车里走了出来。 他从一排喇叭直叫的汽车当中钻到了前面一块空阔的地方，在那儿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事故。两排本市的骑警列成密集队形，正从克雷格街沿着圣劳伦斯大道的小斜坡下来，从街这边—直伸到街那边。他们并排地慢慢向前移动，驱赶着好几千名男男女女。警察骑马的神气就仿佛是供人检阅似的，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几乎是一副厌烦的样子。 人群紧紧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齐往后退，一步一步地，一声不响，他们的脸转过去对着背后开上来的骑警队伍。在他们头顶上，由看不到的手高举着的两根细杆子之间悬着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给我们孩子牛奶！给我们妻子面包！要工作，不要救济面包！” 接着，仿佛是依照预先约定的信号，两排骑警让他们的马奔跑起来。 人群里发出一阵愤怒的呼声。示威群众手拉着手聚拢到一起。有一会儿，他们站住了不动。警察冲了上来，他们的高头大马使人看了害怕。 “打倒警察！”有人高呼。“打倒警察！” 警察继续冲上来，脸上厌烦的神气不见了，嘴唇咬得紧紧的，手腕上挂着警棍的胳臂一齐往上举。人群当中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会儿，街上响彻了长叹的声音，一种表示抗议与惊讶的喘息声——随后又突然寂静下来。接着骑警就一直冲进人群中，挥舞警棍四下乱打，马在乱蹦乱跳，男男女女纷纷倒向地上，一面互相乱抓，一面因恐惧和疼痛而叫喊着。 白求恩被挤进了前几排奔逃的示威群众中，随后又被推回到停着的汽车旁。他被挤得紧贴在一辆汽车边上，瞥见开车的人一副惊恐状，接着人群把他挤上了人行道，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个门口。 他看见一个男人用手蒙着脸，畏畏缩缩的，衬衣的肩部撕破了，正朝他走过来，这人被挤得东倒西歪，像水面上的软木塞子一样，血从他的手指缝中直往下流。白求恩试着到他那儿去，但是一辆笔直向前飞驶的摩托车的侧车勾住了那人的下身，把他带到侧车的流线型尖头上，随后又把他甩到路旁去了。 “杀人犯！”有人大声喊叫。一个瘦脸的年青女人紧拽住摩托车不放，想把它推倒，同时尖声喊叫着：“瘟猪！瘟猪！”侧车里的警察一声不响地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搧了她一个大嘴巴，把她打翻在地。 白求恩终于设法挤到了街上，同时被一个蹲在一辆汽车旁，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绊了一跤。有些示威的人正想从停着的汽车中间逃走。他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回到自己车上去取药箱。他走到他的敞篷车的时候，一个同事正紧张地等着他。“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屠杀，”白求恩气呼呼地说。“冷酷、残忍的殴打和屠杀！” 一个年青男人走了过来，扶着车篷弯下腰大呕起来。他的脸有一边又破又肿，他的破旧的衣服都溅脏了。白求恩抓着他的胳臂。“过来，到这边来。我是医生。”他掉过头去对他的同事说：“把我的药箱递给我，再帮我一下。” 他把那年青人扶进了后座，轻轻地让他躺下，然后把手伸进了药箱，同时听着被围群众的喊叫声，马蹄的奔跑声，警笛的尖叫声，以及种种痛苦、恐惧和仇恨的声音。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他开始和久已不得一饱的人混在一起。他到他们家里去，在“街道委员会”不让他们因为无力付房租而被撵走的时候站在他们中间；他随同他们去开会，会上，演说者令人感动地讲着失业者的困境；他会见他们的领导人；他和自称是共产主义者、CCF[21]党员、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交起朋友来。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他的笔记和零星的日记现在有一种新的风味： 我的“坏的一侧”现在恢复正常了。我已经把这事忘了，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使人安心的消息，因为现在没有时间被拖回泥坑里去。我是在正道上吗？答案似乎是由必要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而不是只搜集按集学术性的事实。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身体的天赋权利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利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当中一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的昏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的、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分沾他们用贫穷、困苦和一心一德的精神所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它通到哪儿？……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行前安排了他的第一助手乔治·德塞大夫在他离职期间代理医院的工作。 其他的加拿大代表包括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约翰·布朗博士，汉斯·塞雷博士。班廷是以和查理·贝斯特共同发现胰岛素而闻名于世的。塞雷博士那时还没有发表他的著名的关于“适应综合病症”的论文，也还没有提出他的关于“适应症“的理论的轮廓。对于塞雷来说，列宁格勒之行意味着会见巴甫洛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工作曾是他自己的实验的前兆。对于布朗博士来说，生理学大会意味着交流经验，证实他自己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这些是使他后来成为加拿大一位杰出的医学教授和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个国际闻名的诊所主任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 他认为大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他事后可以以研读；在列宁格勒，他参加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单独行动了。他和巴甫洛夫作了一次私人会谈，然后把其余的时间用来“看人”和调查肺结核疗法。 他对巴甫洛夫的印象总结在给蒙特利尔的一个医界同事[22]的一封信里： 我参加了大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我曾有机会看到巴甫洛夫并听他讲话。他使大家想起肖伯纳——那是指他的相貌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巴甫洛夫在人类行为的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解决疾病的基本问题的新途径，或者不如说他提供了新的证据来证明：了解疾病必须根据恰当的因果关系——我们因为一定的条件而起反应。不仅是我们的反射作用，请你注意，而且连我们的组织，连我们的血球也一样…… 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 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不过夜的病人是从正规的疗养院出院后恢复工作的病人，或是少数有早期胸部征候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完全住院治疗的病人。 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他希望继续呆下去，再花些时间去研究医疗事业，并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去旅行，但是他逗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他的假期了。在他到达两个月以后，他启程回国，带走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医学论文，以及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加拿大和苏联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同时对于“苏维埃试验”的好奇心正在增长。因此，请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开讲演的邀请像雪片一样飞来。 他能接受多少邀请就接受多少，对学生、医学团体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发表讲演。他在讲台上的举止完全不同寻常。不管听众多少，他总是随随便便地讲话，就仿佛是在自己的客厅里和几个朋友聊天似的。有时候他坐在讲桌上，有时候他把椅子拖到讲台前，把一条腿跪在椅子上，接着往下讲，全然不顾教科书上关于演说的种种规则。 他在所有的讲话里都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报导事实，同时粉碎自满。他厌恶陈腐的思想，不管是右翼方面的还是左翼方面的，而且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对人们已公认的见解提出挑战，从而促使人们思考。在多伦多，班廷热烈赞扬苏联的报告更是哄动一时。班廷宣称，他的苏联之行是他一生中给他鼓舞最大的经历。他在文章和演讲里盛赞苏联“正在科学与研究的坚固基础上建立一个巨大的机构……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那么充分地认识到今天的科学是昨天的研究的成果，而今天的研究也就是明天的科学。”作为加拿大的一个民族英雄，班廷的这些话使白求恩正在讲的事情更容易为人接受，虽然两人都受到某些保守派的尖锐批评。 至于他的总结，他所搜集的事实的意义，白求恩留待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所主办的一次会上向医学界人士报告。 那个会是在1935年9月20日举行的。会场里坐满了医生、他们的家属和一些弄到令人眼红的请帖的普通人。塞雷博士第一个发言，只涉及生理学大会的各次报告和讨论。接着是布朗博士，他以开玩笑的态度不仅议论了大会，而且还讲到他个人的见闻：没有塞子的污水槽啦，不懂英语而装懂的国际旅游局向导啦，官僚作风啦，买火车票遇到的困难啦。他用使人觉得非常好笑的方式报告了他个人的经历，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了下来。白求恩事前就知道塞雷的发言以生理学大会为主题，也知道布朗要讲到他个人如何不幸遇到没塞子的污水槽，以及用磁砖铺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手纸的盟洗室。 他走上讲台的时候，下面响起了表示礼貌的掌声。他谢了谢主席赞扬他在胸外科界的地位的介绍词，接着点了一支香烟。 “我是今天晚上最后讲话的人，”他像平常谈话似地开始讲起来，“这次序是我自己挑的。我决定要采取一个和我的列宁格勒毕业同学[23]相反的立场。”听众发出了一阵哧哧的笑声，他停了一下。“我觉得相当有把握，他们的见解会是一致的。因此我决定，如果他们贬低俄国，我就赞扬；如果他们赞扬，我就贬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闹别扭——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关注，因为我觉得真理往往是由现实的许多表面上不能调和的方面结合起来的。” 他吸了一口烟，同时玩味着听众脸上那种好奇的神情，他们正在考虑他这种意想不到的开场白。他接着照事前预备的稿子讲下去： 所有从异邦和外洋归来的旅客的报导基本上是属于自白性质，而且无意中成了自传性的。批评（他把语气微微地加重了一些）……成为对批评者的评论。这个适用于从古到今所有的归客，从那些把巴勒斯坦说成是遍地牛奶和蜂蜜的国土的《圣经》上的人士——其实完全没那么回事——到马可波罗、哥伦布和孟豪森男爵[24]。 这时候他笑了一笑，与此同时，听众和其他演讲人好像都动了一动，往前挪了一下，期待着下面的话。 坦白地说吧，我跟其余几位不一样，我不是为了参加一个生理学大会而到俄国去的。我是为了更重要的理由而到俄国去的。我主要地是为了去看看俄国人。其次是看看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扑灭一种最容易扑灭的传染病，那就是肺结核。关于这个应该怎样做法，碰巧我自己已经有一些很肯定的见解，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费用就行。关于大会，我不打算说什么，因为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开幕式——就忙着在涅瓦河里游泳，自由自在地逛大街，看橱窗，以及参观各个美术馆——成了一个“偷看者汤姆”[25]兼“海外憨人”。 他又停下来吸了一口烟，重新改用比较轻松的口吻。 也许我的讲演题目实布应该是：《访问“镜中国”观感》。这或许会使人猜想我要拿“镜中国”和俄国作比较。很容易就可以模仿那个童话来揶揄一番，或是写一篇挖苦的文章，题目叫做《恶意人漫游谬境记》[26]。但是嘲笑否定都是有趣的心理现象，基本上是属于保护性的。嘲笑比起赞扬来要容易得多…… 有人管俄国叫做“颠倒国”，我们应该注意，对这种说法可以提出一种合理的怀疑，那就是人们在那儿看到的事物是不是真正颠倒的。因为这种古怪的错觉也可以由观察的人倒立而得来！说实在，俄国的大门上应该题着：“所有入境的人们抛弃旧的概念吧。”[27] 他把香烟弄灭了，把烟头往上衣口袋里一塞，就接着往下讲，继续从他心爱的“爱丽丝”童话里找例子来和他在苏联见到的事物作比较。他在苏联找到了和白骑士、白王后、红国王、矮胖子、疯帽匠、半斤、八两等相似的人物： 可以把斯大林当做“海象”，列宁当做“木匠”，那些在1921年被领到海滩上作了一次非常不幸的散步的新经济政策人员当做“牡蛎”。 如果断章取义，把《镜中国》[28]的人物说的一些话拿来应用到今天的俄国，也会是很有趣的；例如，俄国可以比做“镜子”里的房间，爱丽丝发觉那房间非常像她自己家里的客厅——只是东西都是反放着，书也像她自己的书，只是字都是反写的……“明天有果酱，昨天也有果酱——但是今天总没有果酱”可以当做某些人的牢骚，他们不能忍受在改进生活条件方面他们认为缓慢的进展。“白王后”对于下下星期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可以当做俄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前途所抱的无限的乐观主义和信心的一个例子。爱丽丝说“哦，我不能相信那个！”的时候，白王后对她的异议的回答也可以适用于今天的俄国。 “你不信吗？”王后说。“再试一试；吸进一大口气，闭上眼睛。” 爱丽丝笑了出来，“—个人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事惜。” 王后说：“我敢说你练习得不够多。唔，我有时候在吃早饭前所相信的不可能的事情多到六样哩。” 像那王后一样，俄国人认为相信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后来，当爱丽丝发觉壁炉里的火是真火的时候，她快乐的惊叹声里也包含有同样多的真理。“这样一来我在这儿就像在我家房间里一样暖和了，事实上还更暖和些，因为这儿没有人骂我，把我从火边赶开。”然后她从一座小山上往下望，看见整个国家像一个大棋盘，生活本身就像一局正在全世界下着的象棋，她说：“我最好能当上‘王后’[29]。”王后听了这话回答说：“那个容易办到。你要愿意的话就当‘白王后’的‘小兵’吧，开始时在第二排的方块里，等你走到第八排的方块时，你就成‘王后’了[30]，我们可以一起当王后，整天寻欢取乐。”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的信心与希望。 听众听这些诙谐的话正听得有趣，他的声音和态度突然变了。他丢开了开玩笑的态度，用下面的话作结尾说： 伊莎多拉·邓肯[31]在她的自传里这样描写她分娩的情形……“我躺在那儿，”她写道，“鲜血、奶水和眼泪像喷泉一样地流着。”一个人如果第一次看见一个妇女生产，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怎样想呢？他看见流血、痛苦、助产士的表面残酷、整个令人恶心的接生技术，难道会不吓坏了吗？他会嚷起来：“住手！想个办法！警察！杀人了！” 然后你告诉他，他正看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产痛会过去的，痛苦和丑恶对于生产是必要的，而且永远是必要的。他在了解这些以后，再看那妇女躺在那儿，他能说什么实话呢？她不丑吗？丑。她不美吗？美。她不可怜、可笑、奇怪、荒唐吗？是啊！她可怜、可笑、奇怪而又荒唐。她不庄严、崇高吗？是啊！她庄严、崇高。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现在俄国正在分娩的过程中，而助产士和产科医生们为了使婴儿活着，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把脏东西清除掉。正是这堆脏东西，这堆难看的、看着叫人不愉快的脏东西，冒犯了那些怯弱的金童玉女的眼睛，使他们撅起鼻子，因为他们自己灵魂的枯竭，他们想象力的缺乏，看不见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 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的无限前途，相信人类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今天呈现着地球上自宗教改革以来人类的进化、新生和英雄气概的最令人兴奋的景象。否认这个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心——而那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最终的背叛。 在公开宣布他的新的政治信仰几天以后，白求恩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正式党员身份保密，以便在职业上保护他。但是在一个受到分裂、危机和空前的苦难所折磨的国家里，他没有试图隐瞒这个事实：他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个革新家，而是一个革命者，要自觉地为改造世界进行战斗。 十八 几个星期以后，在蒙特利尔美术馆，布兰特纳画的一张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因此而无意中发现了弗里茨·布兰特纳的名字。就像他在这种情形之下经常那么做的一样，他买下了那张画，并且打听起布兰特纳的底细来。听说这位画家因为不愿意在希特勒统治下生活而于最近离开了德国，白求恩就写信告诉他说非常喜欢他的画。他们不久就成了好朋友，而从他们的友谊又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计划。 有一天，在叙述他在欧洲的工作的时候，布兰待纳提起他一度曾在维也纳跟席萨克博土学习过，席萨克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方面的进步理论的倡导者。白求恩留神听着，细心地盘问他，第二天又带着一份创办一所儿童美术学校的计划去见布兰特纳。这个画家已经为解决一个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医生兼革新家——能为在这个城市阴暗角落里成长的儿童做些什么？他也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答案，但那是一个开端，从那儿可以产生出更大的东西来。 他的计划很简单：在他的赞助和布兰特纳的领导之下设立一所儿童美术学校，采用席萨克博士的方法。不收学费，也不收任何其他费用。学校就设在他家里。所有孩子都欢迎。学校发展下去，也许最后能用热心人士的捐款来维持。在那以前，一切开支由白求恩负担。 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就是这样开办起来的，这种专门致力于把艺术的快乐和创造力带给贫民区的儿童的工作在加拿大还是创举。 白求恩请了另一位画家，玛丽安·斯科特，来帮助管理这所学校，她是他以前在国外旅行时候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 每星期有三个下午，斯科特夫人和布兰特纳招待孩子们，欢迎他们到白求恩的宽敞的客厅里去。他们分散在客厅的地板上，描画着使他们萌芽的感官发生兴趣的色彩和形象。 虽然医院的工作和外面的活动极繁忙，白求恩在这所学校上课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地常常回家去。他走进画室，满脸高兴地问，“我的孩子们今天好吗？” 每星期六早晨，他带他们去各美术馆，给他们讲解画儿，说明画家在每张画里的用心，在过去的以及加拿大现代画家的名画中间当着向导。这些星期六早晨是他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愉快的时日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期间，他收起了爱丽丝，假的爱丽丝，他的婚姻的可怕的纪念品。他终于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找到了他的孩子[32]。 他也是在绘画中找到了无限的快乐；绘画对于他不仅是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动。他的画雄浑而富于想象力。他的雕刻表现了同样的特点。1935午秋天，他曾在当地一个美术馆举行过画展，受到了蒙特利尔的艺术批评家一致的赞扬。 他把自己看作艺术家，就像他把自己看作外科医生一样，并且常说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他曾经写道： 由于受到他的材料——人体——的严格而不能变动的规律的限制，外科医生没有那些使用石头、木头或金属作材料的同道手艺人所享有的自由。 他的工作不容许他表现活泼的幻想、机智或幽默，而这是其他的手艺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所能做到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手艺人往往具有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灵魂，虽然他的造型材料的性质限制了他的艺术天性的自由活动。像大多数其他的人一样，他的创造力被限定在一个渠道，只有一条出路。现代麻醉法的采用把这行手艺从过去那种仓促的权宜之计中解放出来，今天可以运用比较从容不迫的办法了。现代的外科技巧，由于这种新的从容不迫，直接产生了新的精确性，同时也容许并且鼓励施行手术者的艺术感受性。而通称的“外科技术”就包含并大致满足了这些艺术性的愿望。[33] 十九 儿童美术学校开办以后，白求恩着手研究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他觉得这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向着这个问题摸索前进。他决定要做的工作是：考查全部医疗史，研究全世界的医疗制度，并且拟定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这计划要切合实用，简单易行，也要广泛周密，能够保证人民大众得到充分的保护。这计划大得使对他最表同情的同事们也大为惊讶。他曾和一个著名的美国公共卫生权威I.S.福尔克讨论这事，福尔克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一再警告他其中包含着巨量的研究工作。 “这不只是书本上的研究工作问题，”白求恩回答说。“问题是要找出方法来消除七年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以及贪婪和愚蠢所带来的普遍的疾病。” 有一个同事曾这样批评白求恩，说他对于行动的热情压倒了他对于研究的兴趣。不论这句评语是否恰当，现在他对于行动的热情却使他苦读每一篇他所能找到的关于医疗组织的论文。他读加拿大和美国各医学会的所有有关文献，从在伦敦工作的同行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的长篇摘要，与渥太华[34]的有关政府部门通信，并写信和美洲大陆上所有他能打听到的专家交换意见。他编制了有关的书目，列举出与这问题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好几百种。他埋头研究国际劳动局以及国际联盟有关部门出版的各种统计手册。他研究46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制度，同时也研究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平均工资、政府组织、政党和居民的社会觉悟。等到他觉得有充分把握的时候，便邀请一批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到他的公寓里去，向他们陈述他的见解。 这次聚会产生了加拿大医疗史上的一个新组织：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很罗嗦，并且一再更改过，但是它的宗旨却很简单。正像儿童美术学校的宗旨是增进贫苦儿童的福利一样，这个新的组织的宗旨是使最需要医药的人们得到适当的照顾。 一百名医生、牙医、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组织，推举白求恩作他们的书记。1936年7月，他们准备第一次公开放炮了。在白求恩事前与政府官员会谈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篇由白求恩签名的宣言，请大家注意魁北克省几十万人所处的悲惨境况，强调指出人民的健康只有由政府负责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来立即改善公众健康状况。 他们建议试行的办法包括：一项适用于所有工资劳动者的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由各专门医院派医生、护士和牙医组成医疗队在各大城市工作；所有失业者以五百人为一组划归当地的医生负责医疗，由政府提供医疗费用。 在医界内部，有人表示了疑虑，不知道这些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的责任的议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白求恩在给会员们的一个报告里写道：“到目前为止，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对于我们送去的初步草案的反应很保守。” 虽然他提出的方案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但是他毫不踌躇地宣称，社会化医疗制是一种能使医学得到解放，并且发挥最大作用的最终形式。如果有人想利用社会化医疗制的名目来把人吓跑的话，那么他是随时准备来为它辩护的。 在人民保健会发表主张的宣言所引起的讨论中，蒙特利尔的医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见解。等到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医学的经济问题讨论会时，争论就终于在正式的医学团体会场上出现了。这正是白求恩一直在等待着的机会。 二十 蒙特利尔三位主要的医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A.H.戈登、B.柯迪海和白求恩。 戈登大夫发表的见解认为，任何使政府对私人健康负责的企图都威胁医业的基础。 柯迪海大夫采取了中间路线，承认由于经济危机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及医生们到处面对着严重的问题，主张实行不受政府干预的健康保险办法。 白求恩大夫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他直率地主张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前面两个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制，虽然激烈的程度不一样。白求恩用很尖锐的话开始了他的发言： “今天晚上摆在诸位面前的是本会有史以来最有趣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35]。在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当中，必须着重指出医生们自己正在受到审判。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因此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戈登大夫曾详细讨论在社会化医疗制下面医生个人前途的问题。 这一点（白求恩说）使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放回到适当的范围里来考虑。[36]因为全民族的健康比医生个人的命运关系重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医学经济学，而是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必须把医学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讲明了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治疗的疾病。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有些人想把这个全身的疾病当作暂时的小病来医治，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大多数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暂时减轻痛苦的各种办法就像医治梅毒性头痛的阿斯匹灵药片一样。它们也许可以减轻痛苦；但是它们决不能把病治好。 医业（他平静地接着往下讲，把话故意说得轻的时候多，借助于修辞的时候少）是这个“能扔钱且捞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种典型的、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行业，在私人利润的基础上以垄断的方式进行着它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医业也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方面一样，遭遇到类似的危机，呈现着类似的、有趣而不愉快的现象。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多病的国家里，科学余，而健康不足。”正如在一个生产食品超过人民消费量的国家里，成千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还烧毁咖啡，把猪白白杀死，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成千的人却衣不蔽体。因此，好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好几十万人在遭受着痛苦，好几万人由于没有适当的医药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药治疗现成就有的，只是他们出不起价钱。无力购买是和分配不均结合在一起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医业，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是以珠宝的价钱出卖面包的，占我们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买不起，只好挨饿；我们做医生的卖不出去，也倒霉。人民的健康没有保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了。 这个国家里的人在经济上分为三大等：第一，宽裕的；第二，不宽裕的；第三，穷苦的。属于上等的是那些生活宽裕的人们，有钱人和大富之家；属于中等的是那些不太宽裕和不太稳定的人们；属于下等的是那些广大的群众，他们带着镣拷，挣扎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这些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们目前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的诊治仅够得上基本的健康标准所要求的三分之一。病人住院治疗的数目只及一个适当的标准所要求的百分之五十五，而住院的日数又只是需要的日数的百分之五十四。 总而言之，你一定得害一场非常严重的外科病，才能勉强得到充分的医疗。美国医学会的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少于—千二百元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如果把这些人和每年收入在一万元或更多的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三点八也得不到类似的诊治）加在一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事实：所有这些人中，不分收入多少，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这种惊人的事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经济困难出不起钱是主要的原因；第二，愚昧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 科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已经使任何个人实际上连全部医学知识也不对能完全掌握——更不用提什么应用了。这样就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产生了医学专门化。普通医生都知道，如果没有专科医生的支持，他们就不能使病人所花的钱划得来，然而专科学习的费用贵得使许多人不能向这方而发展。年青的医生为了缴纳医学教育的费用，在经济上作了一番艰苦挣扎，此后，为了挣钱，又住往被逼得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不论那种工作多么不合他的志趣。于是他就掉在经济制度的罗网当中，这是一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个能逃脱的罗网。收取诊金的办法在道德上使医生们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佩拉特和柯林所在1933年做了一次美国的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穷人的发病率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高。并且医生们给这个阶层的全部诊治次数当中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免费的，给中等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给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 请允许我讲几点明确的看法，因为在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有一定的作用： 保护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公平、没效率、浪费大、完全过时的办法。医生们、慈善家和慈善机关则在千方百计地延长它的寿命。一百年前，十九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这种办法早就该自然地消灭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么一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群众中一部分人的疾病和肌体的失调影响着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和废止或限制私人开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办法。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来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政客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剥削我们。 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我们的医务界里，让我们不单单讨论有趣的病例，而是更多讨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业与国家的关系；医业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认识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科学性的（在我们应用这两个名词时的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而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 医务界像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对它的领导人的估价也是根据他们对当前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在现代医务界里，我们需要少来几个内外科的名医，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界——作为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利人的人民健康的保护者——必须向政府捉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方案。然后，在实施这个方案以后，医务界无论发觉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那个地位。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像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医务界必须完全重新组织和统一起来，编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向疾病进行协同性的攻击，并见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那个目的。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 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二十五年前，谁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可耻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可笑的事。 各种医疗改革，例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它们都是迫不得已由过时的人道主义所产生的五花八门的假社会主义。 反对社会化医疗制的人们所强调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第一，丧失积极性。虽然据说人和驴子一样，在现代这种野蛮状态之中，多半需要在鼻子前面挂一些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一束名望之花也一样有效。 第二，官僚制度。这可以用由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 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唯一提倡这种说法的人是医生们自己——不是病人。可以给病人有限制的选择机会——比如说两三个医生吧，然后如果病人还不满意，就送他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是公平交易——医生多少也该有选择病人的权利吧！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所要求的是疗效，不是名医。 我们医务界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惊醒过来，从而关心社会，认识健康是和经济上有保障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孤立状态，了解目前经济危机的实情。世界正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变化着，阿斯柯莱帕斯[37]的船已经开始感觉到日益高涨的世界浪潮在它的龙骨下面咆哮。这个浪潮正在向前奔腾，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随着浪潮前进，不然就要葬身波涛。 人民对于社会化医疗制已经准备好了。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在医务界外面有，在医务界内部也有。承认这个事实这是整个情况中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反动分子的嘲笑的面孔或是悲观主义者无精打采的神情，假托下面这一类的话宣布他们的原则：“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啦”，“非盈利的国有企业没效率啦”，“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啦”，“个人的自由啦”。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务界的敌人。 医务界今天历面临着的情况是医务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我们的私人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外一派主张医务界的作用比维持医生的地位重大，保障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超越在职业的特权之上。因此，《亨利四世》中莎土比亚的一个角色的口令在好几个世纪以后仍然挑战似地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38] 二十一 几天以后，白求恩在自己书桌的记事本上草草地写下了几条备忘录： 一、搜集所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背景材料……二、把《赞成社会化医疗制》一文重打出来，准备散发征求意见。三、准备一份人名单，以便分送肺结核患者离开疗养院以后作康复用的模范城的计划。四、查医学文献了解是否有过和这孩子病况相似的先例…… 战争、政治纠纷、病人康复计划、民族的命运、一个孩子的苦境。 如果有个人站在他背后看他写，也许会觉得他记的几件事莫名其妙地互不关连。要是在从前某一个时期，他自己也会把它们列为互不相关的事项。现在他却觉得它们交织在一起，都作为同一个复杂图案中的互相关联的螺纹而要求重视和行动。 他以前在组织人民保健会的时候，曾同时花了许多个晚上的时间去设计一个完整的城市。他曾经把许多草图给玛丽安·斯科特看，她是他的朋友，同道的艺术家，以及儿童美术学校的合作者。“我的意图，”他曾解释道，“也许好像是新奇，可是我深信它也很实际。”在俄国有许多专为疗养院“毕业生”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这些“毕业生”是指那已经恢复到可以重新工作的病人，但是他们还需要监督、注意和较轻的工作。而在加拿大就没有这种医疗设施。但是，他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建设崭新的城市，其中有适宜的房屋、公园和轻工业，一切都适应曾患过肺结核的人的需要呢？目的当然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健康，有机会过正常的生活，并且从事对他们没有过分要求的职业来维持生活。 他给玛丽安看的那些草图对于她的艺术家的眼光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它们包括许多设计：住宅．公园、儿童游戏场、诊疗所、医院、工业建筑物。他着重指出，如果由国家来主持的话，总共所需的实际费用比加拿大将来终于不得不花来弥补疾病所造成的损害的钱要少。那是加拿大因为没有及早采取有效的行动来防治肺结核而应付的最后的罚款。他不满足于仅仅拥护公民应享有健康和保障的权利的原则。他兼有艺术家从绘画着手和医生从技术着眼的办法，觉得不能不通过图纸来证明：人们有可能——而且从长远来打算，也便宜些——生活在舒适的环境里，窗口有日光照耀，后门则有花园。 但是他的理想，虽然不久就在政府官员和各界领袖当中流传开来，却又碰上了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以前曾一再恶性循环似地从支撑点上把他的信念冲走。一天，有人问起他的计划怎么样了，他打开报纸，指着大标题：叛军飞机轰炸马德里。 “那个说明我的计划怎么样，”他说。“未来的城市被埋在从来没有机会建设起来的城市的废墟下面。我有一个孩子在医院里病得快死了，因为人的肺生来不是呼吸贫民区的空气的。但是，如果我为了她把我的呼吁送到渥太华去，如果我对当权的人物说：这儿是一个城市的计划，在那儿我的孩子可以没有畏惧地生活和成长，我将对谁去讲呢？正是那些轻松自在地坐下来大事宴饮的人们，他们完全不关心那些不但患病而且正在炸弹下面死亡的城市。” 所以都是一回事：医院里的孩子、医生兼艺术家的理想、正往下落的炸弹、冷心肠的政客、正在向全世界大声求援的西班牙城市。 他念念不忘报纸的大标题和一个孩子的脸。 法西斯分子正在向马德里推进，与此同时，在圣心的一张病床上，一个孩子躺在那儿快死了。他看着她的时候，心情和他谈到来自西班牙的公报同样地苦闷。 一个同事注意到他闷闷不乐，便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我的孩子病得很重。我能救活她的机会很小。” “噢，太糟了……不知道你有孩子。” “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自己的孩子。我是说医院里的一个小女孩。病很重……” 她的名字是伊薇特·P……她是法族加拿大人。她十岁。她快死了。 她的父亲，一个在法族东区开小铺子的穷人，和他的妻子一道到医院来。在医院的陌生的气氛里，他们意识别自己的褴褛的外表，竭力保持着镇静，但是和白求恩谈话的时候他们忍不住痛哭了起来。他们说，已经有一年了，他们注意到伊薇特慢慢地消瘦下去。他们没钱，他们付不起私人开业医生的昂贵的诊金，他们不得不去公立诊疗所。他们把她从这个诊所带到那个诊所，但是她仍然消瘦下去。现在他们到他这儿来了。他们听人说起这位有名的医生，他到穷人家里去，他不向没钱的人要钱，他到处公开地说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健康的权利。 她的父亲很激动地说：“相信我，我们不要求施舍。我们愿意把东西都卖掉——我们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全部拿去。只求你务必把她治好。” 她的母亲穿着一件粗布衣服坐在那儿，粗糙的手放在膝盖上。她说：“这是我们唯一的该子，大夫先生……” 他检查那孩子的时候，父母坐在候诊室里。 他们曾经到各诊疗所去，排在失业者的长队伍里等一个机会见疲倦的医生们，并在那些地方得到了各式各样的诊断。一个医生说毛病在胃里，“慢慢会自己好的。”另一个说是呼吸器官的病，“支气管炎，不很严重。”再一个说：“显然是顽固性的咳嗽。我给你一种咳嗽药。”还有一个看看瘦胳臂和胸部，埋怨说：“你料想呢？营养不良。” 白求恩检查她的时候，就猜疑到真实的情况。检查完了以后，他就吩咐给她的胸部拍爱克斯光，同时让她上床休息， “那么她会好些吗——拍了这些爱克斯光？”她的父亲问。 白求恩把他们从病房里领了出来。他以一种他并没有感觉到的信心解释说，从爱克斯光照片可以看出是什么毛病来。在他没有研究那些照片以前，什么也不能做。 一个修女把他们领走了…… 那天晚上白求恩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充满了思虑。想起伊薇特的陷进去的黑眼睛使他非常抑郁不乐。爱克斯光照片会证实他的猜疑吗？但愿不会如此。甚至是最严重、最凶险的肺结核也比较好一些。 他停好了车，上了公寓的楼，走进自己的客厅。房间里一塌糊涂。孩子们的图画都被恶毒而有规则地撕成了纸条子，散布在地板上。他所雕刻的人头好像是用棒球棍给打碎了。墙上涂满了湿淋淋的黑卐字。他的最好的家具都给砸坏了。 他打了电话叫警察。来了几个侦探问他有没有私敌。他指着墙上的卐字。“那个像私敌干的事吗？”不错，不错，他们了解；他们要加以调查。同时他最好和几个朋友住在一起——更安全一点。“如果你们到本地法西斯组织里那些白痴冲锋队队员当中去看看，”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在背后嚷道，“你们也许可以找到点儿什么。”他猜想这事件就算完了，他也不会听到什么下文。 第二天早上在医院里，他所疑虑的最坏的情况被证实了。爱克斯光照片显出整个右肺处于脓肿的状态。他细心地研究了这些照片，然后把德塞大夫请来征求意见。德塞大夫看了照片以后，怀疑地摇摇头。 白求恩带着探问的神情看着他的助手。他没法治那个肺。而她留着那个肺就活不下去。“要话下去的话，她那肺必须切除。 “那么你打算切除吗？” 白求恩在他坐的椅子上移动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还不能决定哩。”过了一会几，他生气地骂了出来“多么糟糕、该死的事！” 他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一年以前，这孩子也许可以很容易就治好。现在是碰运气的事了。如果他动手术而她死了，有人会说他杀害了她。但实际上是谁杀害了她呢？那不是医生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对他来说，那是医生需要回答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人一直在杀害她。你，我，所有在这整个混帐世界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只顾自己的人！” 她快死了，这是很明显的，同时因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似乎没有人关心儿童的遭遇，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让她病死或是可能在手术台上送命。 他郁郁不乐地走来走去。过了—会儿，他比较平静地说：“好吧，明天把手术室准备好……以备万一吧。” 他整晚在他的客厅里踱来踱去。他应该动手术吗？他能够动手术吗？压缩一个肺的原理是简单的，而且普遍地为人接受。但是从胸腔里把病肺完全切除却是另一回事。还不多几年以前尼森在柏林这样做过，以后有几个人仿效他。已经这样做过的也许有一、二十个病人。但是从来没有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做过。她的身体能不能经得起这打击？他有权利让她经受这场考验吗？ 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动手术而可能救活她，还是不动手术而让她死去？ 突然他骂他自己是个大傻瓜！那是奇怪的理论！当初他自己要求人工气胸，不是也曾碰到一模一样的谨慎小心的废话吗？也许他害怕吧？ 清早四点钟，他下了决心。他要让伊薇特活下去。这意味着他必须敢于承担一切后果。否则，他以前说的、写的或者干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欺骗。 他上床以后睡得很沉，睡前把手术的每一个细节都明确地预见到了：肋骨、肋膜腔、肺、支气管、动脉管，像一张图画固定在他脑子里。他八点钟睡醒，有一种“紧张的”感觉，他知道这感觉会使他一直到中午都非常机警。 他开了汽车到一家大百货公司去，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洋娃娃。到医院后，他把洋娃娃放在伊薇特身边，接着就发出了关于动手术的最后指示。 他穿着手术衣戴着口罩定进手术室的时候，伊薇特手里抱着洋娃娃，已经在麻醉之下渐浙失去如觉了。她肚子朝下躺在两个支撑的胸靠中间，头歪在一边，嘴的一角被拉开着。话很快就传开了，现在手术室里挤满了医生。这几年里，圣心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胸外科手术；而现在这位主任就要做全国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事情。助理员们、医生们和观摩的人们都紧张极了。年青的实习医生们互相耳语道，“主任今天上午要表演一回尸体解剖。” 麻醉师做了最后一分钟的检查，护土长把被单拉开，于是白求恩向下看到窄狭的脊背，可怜的小肩胛骨。他试了试手里的手术刀，踌躇了一会儿。他的刀要从那儿进去，在右肩胛骨下面一点儿，靠边上的地方。他忘掉了挤满人的手术室。现在，她正在黑暗中漂流，他的思想在那黑暗中追随着她。 黑暗这会儿紧紧抓住你，伊薇特，他想，但是我要把你领回到春天的阳光里来。 你看，有多少人来参观啊！他们看着我的手，而有时候我觉得难于解释我不单单在用手推动到处钻的刀，而且用别的东西——这是一种有力而肯定的东西，胎里带来的，虽然到处受到嘲笑和攻击，却仍然深探地藏在我心里。在痛苦来到，你觉得很难了解你的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要记住它。我这样做是出于爱——这是一个神秘而热情的字，他们把它残忍地删掉了，就像他们同样残忍地想把你删掉一样。 现在，牵开器，这个出于必要而残忍地把肋鞘拉开的金属假手。揩干净深色的、神秘的流体，像从沙漠里的葡萄园流出的酒。肋骨在这儿，奇妙地弯曲着，但是脆弱得多么可悲。 现在，肋骨剪，又长又有力，干净锐利……然后是胸膜，现在全部露出来了，像那张画布，那幅我从清早就带在脑子里的图画。 现在要当心啊。其余的都只是准备工作，第一步。现在我们看到裸露的肺，一堆溃烂的软东西，在那儿生命已经被浸润的脓肿部分消灭了。这儿毫无希望。我的决定绝对不能更改。这个病肺必须切除。 当心！这肺不再呼吸了，但是它仍旧想报复的。脓肿部分紧挨着活的组织。全世界到处都是如此，污秽渗透进一切热望活着的东西。污秽的复仇心很重，它能进行丑恶的报复。 当心！这是真正的斗争。切断粘连。现在血液在流动，地球上没有任何酒能跟它相比。哦，现在死亡从切开的肉当中瞪眼看着我，而我只有两只手。什么？脉搏当然是慢了。准备输血。氧气。第一叶肺刚从肺窝里取出一半来，而心脏已经微弱了。但是我们可以提高生命机能的效率。再来氧气——快！ 什么时候了？太多的时间过去了。 再来氧气！ 现在你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 现在氧气面罩轻轻地往你的独肺里输进氧气；从这一刻起，只有一个肺能尝到氧气的滋味了。现在你必须愿意活着。现在和将来，没有愿望就没有生命。 你现在愿意活着吧，我们以后再向那些闯进我屋子里、我的孩子们的屋子里的匪徒啐唾沫！他们在我孩子们的头上面涂下了弯曲的十字。他们用魔鬼的声音喊着说你们没有什么特殊权利活下去。他们从他们的蝙蝠翅膀下面扔炸弹，把废墟当作花朵来叹赏。但是我们在这里回答他们。我们以每一口痛苦的呼吸回答他们。如果我们不回答他们，不久就会没有孩子剩下，没有欢笑，而只有他们的贫民区和炸弹坑那些凄惨的地狱之花了…… 好了，手术完了。 你现在自由了。来看我的技巧的诸位先生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只看着你的生命在冷漠的标度盘上不断地颤动。它把管子里的水银往上推[39]，在这一点世上没有别的东西比它的负担更为沉重。现在胸膜敞着口，呈现出不习惯的空洞。以后另外一叶肺、心脏和内脏会急于要闭合这块真空地带。现在是要让这片在荒野里开辟的地方产生秩序。生命是不能分割的：荆棘似的静脉、动脉和残株每一个都在捣乱。最细微的地方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慰藉。现在，张着大口的、悲惨的深渊缝起来了。现在，牵开器放松了受了伤的组织，细小的针温柔地把嫩肉重新缝合起来。 动手术几小时以后，伊薇特要水喝。白求恩正站在旁边用一块湿布沾了她的嘴唇。 在过道里，她的父母怀着希望与焦虑在等待着。“她会恢复的，”白求恩说。她的父亲站在那儿，起先讲不出话来，接着张开两臂拥抱住医生，同时她的母亲交叉着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那天夜里，他又疲倦又欣喜，给玛丽安·斯科特写了一封短信谈这次手术： 我的孩子情况很好。 这次手术做得真漂亮。做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除了有时偶尔觉得难受。整个右肺切除了——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做这手术在加拿大还是第一次……精彩不精彩？ 好了，我今晚一定睡得很沉。昨晚是“不眠之夜”——不是我能不能做，而是我该不该做的问题。但是我的孩子情况很好，我现在要好好睡一觉了……晚安。 白 二十二 给伊薇特动手术一星期以后，他接见了一个不速之客——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发言人。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多伦多，由班·斯潘司牧师任主席，得到了许多传教士、工人领袖和其他社会名流的支持。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所需的费用直接向加拿大人民募集。委员会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如果他肯担任的话。 他的客人走了以后，他独自坐着沉思了很久。然后他心不在焉地翻阅了书桌上的一堆书信文件，在他零星的日记里写道： 到西班牙去？上星期我得决定给不给我的孩子动手术。现在我又得决定去不去西班牙。我感觉到惊讶、光荣——同时又为难。我是适当的人选吗？我准备好了吗？昨天的答案好像为今天准备了新的问题。而明天——又该是什么呢？时代强迫我们作出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 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同意给他时间考虑以作决定；西班牙的战事却不能等待。每天不断地有关于政府军被围困和法西斯军队向马德里推进的消息。 他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酷的问题。九年来他尽力想法要解决一个多少世纪以来使医学界感到棘手的问题：扑灭肺结核。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但是那需要工作、说服、不停顿的宣传、不寻常的鼓动方法。他现在能把这一切都抛弃吗？ 而且，他问自己，他个人的地位怎么办呢？假定他果真到西班牙去？他以后去哪儿？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剩下可以做外科医生的年月并不太多。他三十九岁刚开始搞胸外科，而在那个年龄一般医生的事业已经大为可观了。 他现在是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自治领养老金及卫生部的外科顾问；魁北克省圣阿加莎城的西奈山疗养院以及蒙特利尔的格雷丝·达特疗养院的外科顾问。他是医务界里薪金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当时在加拿大和美国从事胸外科的医生中有许多都曾跟他学习，观摩他的技巧以及他如何使用他本人发明的器械。他是地位最高而入会很难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受到他以前所崇拜的人们的敬仰。 这一切，也许他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整个前途，都得扔在一边。他问自已，个人因素究竟在什么时候让位于更重大的问题？ 更重大的问题却使他没有机会从个人因素的观点来考虑。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而国内的法西斯集团，为他们在国外的同党的成功所鼓舞，开始在大街上胡作非为。随着佛朗哥对马德里的猛攻，在蒙特利尔也发生了袭击犹太族公民和抢劫犹太人开的铺子的事件，出现了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会突然对朋友们嚷起来。“他们在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 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在窗前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广场出神。然后他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翻阅了他的书信文件，写了给上司的辞职信，立下了他的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以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代理委任权来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那天夜里他上床去睡觉的时候，书桌上放着他用打字机打的一首诗的草稿： 今晚这个苍白的月亮， 如此安静——皎洁而遥远—— 是我们忧心的一面镜子， 高悬在冷涣的加拿大上空； 就是这个月亮昨晚低垂在 西班牙破碎的山巅，一片血红， 从她那明亮的盾牌上映照出 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容。 朝着那苍白的月亮我举起怒拳， 向那些无名的死者我再次宣誓： 同志们，你们在悲愤的寂寞中倒下去， 你们为我们牺牲——我们永远牢记。 三个星期以后他动身前往西班牙。 [1]史密斯大夫和威尔逊大夫。他们的实验结果于1930年由三个人联名发表在《细菌学学报》上。——原注 [2]当时已有的气胸器械达二十五种之多，都是由世界各处的肺外科技术大师创制的，因此，采用白求恩的器械是对于发明人的一种难得的赞扬。——原注 [3]后来在他自己主持的一个诊所里，他很有效地应用了这种器械。加拿大医学会的机关刊物1936年12月号就有详细的说明和图解。——原注 [4]这种方法后来发表在《胸外科学报》1935年2月号上。——原注 [5]1943年给本书作者的信。——原注 [6]施行这种手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观察膈神经的再生力，而且因为他相信他自己当时的情况适合这种办法。这是一种需要切除副膈神经的彻底的膈神经截除术。——原注 [7]他后来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1936年12月号上描述了他的各种发明。——原注 [8]见第一部第四章。——译注 [9]法语“主任”和“厨师长”是同一个字，而厨师长戴白帽子。——译注 [10]圣心医院为天主教医院，护士由修女担任。——译注 [11]法国科学外科学创始人。——译注 [12]应该提一下，这是在磺胺制剂和各种抗菌素发明以前。——原注 [13]1952年加拿大人口已经超过一千四百万。——原注 [14]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独裁者（1920-1930）。——译注 [15]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原注 [16]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市给阿道勒小姐做的手术。——原注 [17]这项圈是掩盖疤痕用的。——译注 [18]惠特曼（1819-1892），美国大诗人，《草叶集》作者，曾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担任伤员护士工作。——译注 [19]白求恩的话是根据该省省政府的统计数字，当时正是经济萧条很严重的年头。此后魁北克的婴儿死亡率业已降低。——原注 [20]罗马的大广场。——译注 [21]联邦合作联盟——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原注 [22]1935年9月9日给H.S.大夫的信。——原注 [23]原文是“Leningraduates”，意思是“从列宁格勒毕业的列宁的学生”，一语双关。——译注 [24]孟豪森（1720-1997），德国旅游家。——译注 [25]“偷看汤姆”，英国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曾偷看戈德瓦夫人裸体骑马的姿态。——译注 [26]《恶意人游谬境记》（MaliceinBlunderland）是仿照英国作家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land）的书名的一句俏皮话。——译注 [27]仿但丁所著《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中地狱大门上的题词：“所有入境的人们，抛弃一切希望吧。”——译注 [28]《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二部。——译注 [29]国际象棋中最厉害的一个棋子。——译注 [30]照国际象棋规则，“小兵”走到对方最后一排以后就升格为“王后”。——译注 [31]邓肯（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译注 [32]孩子中有两个在法国政府主办的国际艺术节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和三等奖。——原注 [33]《美国结核病评论》，1932年9月号。——原注 [34]加拿大首都名。——译注 [35]“病案”和法庭的“案件”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字。——译注 [36]从本句至本章节末的材料均引自白求恩的发言。——原注 [37]罗马医神。——译注 [38]《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五幕第三场。英王亨利四世驾崩，其子亨利五世即位，因此问口令的角色提出了效忠哪个国王的问题。白求恩借这个类比来说明医务界所面临的抉择。——译注 [39]胸腔手术结束前将肺吹胀，水银柱因肺压增高而升起。——译注
第一部：死与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一部：死与生 一 中国北部，河北…… 他们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把他从山里送了出来。在那些小道上敌人是不敢插脚的，马儿也不能骑，只能让人牵着走。 他们把他抬在一副载伤员的担架上。起先他曾生气地摇摇头，让担架员走开，跨上了他的栗红色的马，搭拉着左臂坐在鞍子上。但是他们从摩天岭走了没有多少里路，他就昏迷过去了。等到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给抬在一副担架上，随担架员的动作有节奏地移动着，他只转转眼睛望着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他们这一队沉默而顽强的人员和骡马，在河北西部山地的荒原上爬上爬下走了一天一夜。白天，11月的太阳仿佛是一只孤零零的大眼睛，蒙着一层泪水，透过密云的愁眉凝视着他们。夜晚，星星低垂在悬崖的上空，仿佛以一种有寒意的温暖抚摸他们，并给他们照路。不分白天黑夜，他们似乎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天空。背后仍然回响着像远雷似的炮声，他们踏着尘土向前行进，穿过了笼罩在山谷上的像银色小湖似的浓雾，从悬崖峭壁中辟出的小路，以及寸步难行的丛林。然后他们脱离了崇山峻岭。矮胖的董翻译，这时骑在栗红色的马上带着队，他举起了手。他们站住了，凝望着下面开阔的山谷。 “那儿就是黄石村了，”方指着下面说，接着他们便开始下山。 他们在山腰上转来转去地向下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可以清楚地看见黄石村棕褐色的房屋和从地里往回跑的很小的身影。等到他们到达山谷，已经有一群人聚集在村子的北口了；他们快到村子的时候，一阵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响彻了山谷。 “白求恩！白求恩！” 在村边，人们高呼着这个名字，喜笑颜开地挥动着手。但是当栗红色的马到达村口，队伍进村的时候，欢呼声从他们的嘴边消失了。他们满脸不安地望着方——他身子向前骑在马上，低着头，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颓丧的神情。他们闪开让方过去，同时他们自己嘀咕起来。白求恩在哪儿？为什么队伍这样沉默地走进村子？为什么担架员走路的眼睛盯着地上？然后他们看着担架慢吞吞地进入村子，他们由于烦恼和惊愕都变得愁眉苦脸了。 董勒住马，队伍停了下来，担架员跪下去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到地上，低着头，仿佛他们感到把他这样抬回来是他们的过失似的。 村里的人慢慢聚集在担架周围。是的，是白求恩，外国人，白求恩。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像一阵旋风似地经过村子，昂着雪白的头，领着队伍向山中疾驰而去。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出发到前方去，而现在他躺在他们面前，头向后仰，眼睛闭着，胡子朝天。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摸不着头脑。是的，是白求恩，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竟会像死人一样躺在这儿？在所有解放了的地区，他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他的面貌照亮了山西的村庄。他穿越过中原，穿越过河北和陕西。甚至在沦陷区他还捉弄过侵略者。他的名字好像刺向敌人的一把剑。这可能吗？ 他们朝董看看，想得到一个平安无事的表示，接着又回头瞧着白求恩。在他所创造的所有奇迹当中，他一定还给自己留下一个吧；过一会儿他一定就会站起来，笔直笔挺的，像一柱火一样威严有力；白发高耸，胳臂伸出来叫大家放心，绿色的眼睛像往常一样地微笑。但是就在他们望着的时候，他突然痛苦地扭动了一下，把毯子从身上扯开了，于是他们看到了绷带，和一条一直肿到肩膀上、颜色变得难看的、肿胀的肌肉。 他们啊呀一声向后退开，孩子们抱着大人的腿，担架员也畏缩地退了一步。 白求恩睁开了眼睛，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他撑着一只胳臂肘抬起身来，四下里看看，找到了董。他用只有董听得懂的外国话讲了几句，又疲惫地倒了下去。 董下了马，面对着村里的人。“我们一定得在这儿停留，”他沉重地说。“我们从前方来，一天一夜没停过。他不能再走了。他一定得休息一番才能度过这场大病。” 一个年长的人走了出来，到担架前面按河北的传统规矩恭敬地鞠了一躬。“起先我们以为也许是敌人从山里出来，可把我们急坏了，”他说。“后来认出了栗红色马和担架员，我们就高兴极了。现在我们非常难过……就是敌人来啦，就是‘坚壁清野’，就是我们的家这会儿都烧得精光，我们的家人都分散在山里，也比您这样病着回来强得多。” 白求恩转过头来，迷迷糊糊地伸出了手。 “我们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董说，“等到我们能够移动他的时候再走。” 那个老人直起身来。“到于地主家。他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了。” 他们跟着担架到了于家院子里，在外面等着，同时孩子们瞅着大人，从父母脸上的表情，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现在笼罩着这山谷，笼罩着河北的丛山以及全中国辽阔国土的威胁，他们为这个远比曾在村子里投下阴影的敌人还可怕的不幸而感到惊愕…… 傍晚，村里又惊动了一次。这次是一个通讯员从军区司令部翻山越岭赶到这儿来。前一天，司令部一收到前方拍去的无线电报，他就得到聂司令员本人的命令马上出发。这个消息使得大家极为震惊，并且立刻就转到延安给毛泽东了。聂司令员接到延安来的一封一封的急电，命令他随时向朱德和毛泽东报告病情，并且要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把白求恩送到军区司令部。通讯员虽然因为赶了路又累又饿，却没有心思吃东西。“白求恩病着，在五台山和延安，他们都在等着消息，”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知道我们的人会说什么吗？而你们还让我吃饭？我马上要见他。” 方把聂的代表带进了房子里去，他想安慰白求恩一下，让他知道不但在这儿，在于家的炕旁边，不但在黄石村，不但在摩天岭，在战士们曾看着他抱病离开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整个晋察冀边区，所有的人都关注着他的病况。 村里的人等候着消息，可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两个人还没从房子里出来，他们就悄悄地走开了。男人们回到地里去干活，还常常回过身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面挡住阳光，心事重重地看着村子。妇女们从她们少得可怜的食物里拿出小鸡、小米煎饼、鸡蛋、蔬菜，用篮子盛着放在于家门口。孩子们在村里唯一的布满车辙的街上游戏时，互相警告不许吵闹。小鬼[1]蹑手蹑脚地走到白求恩的屋子门口，再也不肯走开，并且问所有进出的人：“明天他能好得离开这儿吗？我给他拿点儿吃的来好吗？我可以问问他想不想吃东西吗？” 方整夜呆在那个屋子里。清早他出来的时候，他的长脸上带着一副烦乱的神情，并且急急忙忙跑出了村子。董在村口外面找到了他，看见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盯着远方出神。董一声不响地在他旁边蹲下，用一根树枝在地上浮土里画来画去。太阳这时还隐藏在山背后。从村里隐隐约约传来日常活动开始的声音。 “他现在怎么样？”董没抬头，问了这个问题。 方用手蒙着脸。“起先我因为能来护理我们的导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心里难过极了。他的病很重，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来。“我们怎样去向聂司令员和毛主席报告呢？” “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说，“现在我仿佛也在死去。我们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死。” 董在院子里找到一条粗板凳，放在白求恩的屋子窗户底下，继续守护。 夜晚来了。一个人影悄悄地走进院子。“白求恩是在这房子里躺着吗？”一个声音轻轻地问道。 “是的。”董掉过头来，看到一个穿着游击队蓝布棉制服的年青人。 “我们是人民自卫队的队伍，”那战士说。“我们路过这儿上摩天岭去。在村子里我们听到了这沉痛的消息。为了白求恩，我们抱定自我牺牲的决心。我们全体保证：到前方以后，我们愿意接受任何任务，给别人树立榜样——决心自我牺牲到底……请你告诉白求恩好吗？” “好，”董说。“我一定告诉他。” 这个战士敬了个礼，随即在黑夜中沉默地走开了。接着，方走过来在董旁边坐下问道：“他叫过人吗？” “没有，”董说。“他安静地躺着哩。起来过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写东西……” “真奇怪，他还有气力爬起来，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儿思索起来，望着殷红的炕火照耀着的屋子。“他现在会写什么呢？我纳闷他心里想些什么？” “也许想他所记得的痛苦事情，”董说。“今天晚上星星很多，正像他往常喜欢的夜晚一样，而我曾听他讲过像星星一样多的无数往事。在山里，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像寺院里涂金的天花板的时候，他往往对我说：‘我的化身，这些河北的夜晚就像我小时候在我本国所看到的夜晚一样……’口口声声不离他的化身……刚才有一个战士在这儿……从一个过路部队来的。为了白求恩，他们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出发了。所以他们也是他的化身……” “我——你——他们……咱们进去吧……我们决不能再离开他了……”董默默地哭了起来，一点也不怕难为情。“我一会儿就进来……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方沉重地站了起来。“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他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二 美国，底特律——1926年…… 他三十六岁，而从他的症状看来，他已离死不远了。他躺在床上，细想一生是怎么开始的，而现在就要结束了。他想历史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他不知道就在1926年历史已经在部署伟大的国家和无名的人们从事战争、暴动、屠杀和英雄行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尝一次死亡的苦味；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会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来歌颂他；更不知道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山野里，一个姓董的人会守护着他，会想起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岁月都付诸东流了。他对自己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窗下大街上的声音和灯火增加了底特律长夜的凄凉，他在床上翻来复去，时梦时醒，痛苦不堪，他检查他杂乱无章的一生，咬紧牙关不许自哀自怜，他不断探索他失败的原因，并把这种探索当作自己唯一有意义的遗嘱。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粘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颠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这一切他全记得，还有那些关于十六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移居到苏格兰的白求恩族的传说。他们是法国的胡格诺[2]教徒——早在三百年前他们就不是同流合污的俗人，他想起这件事来往往暗中得意。以后两世纪中，他们给苏格兰提供了许多医生、教师和牧师，其中有几个做了斯开岛[3]爵主的世袭医生。后来，在十八世纪，他们迁移到加拿大去，在那儿白求恩族出了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他是多少代长老会教徒以后的第一个国教徒。白求恩族的另外一个人做了麦吉尔大学校长。还有一个，就是诺尔曼的祖父，行起医来，成为多伦多杰出的外科医生。 他记得关于他祖父的许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见解、非正统的言行和对科学的爱好——以及这些事曾如何成为他童年向往的目标。他尤其记得他那热爱语言文字的父亲，还有那又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她一直私下相信她的儿子是注定了要做一番事业的。 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去从事比较庸俗的商业。1880年他和哥哥安格斯一道乘船去夏威夷，准备买一片橘树林来发财。但是在檀香山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安·古德温，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的相识整个儿改变了他的一生。 古德温小姐是一个英国家具技师[4]的女儿。她十岁时就在故乡伦敦的街上散发宗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她充满了对人类的博爱，胸怀着拯救异教徒、传布基督福音的伟大决心。她把说服的本领用在马尔科姆身上，得到了惊人的结果。他改信了自己祖先的教派，并在她的感召之下回到多伦多，完全抛弃了买橘林发财的念头，而不断地写信到檀香山向她求婚。 他的说服的本领也不亚子她。她不久就去加拿大跟他结了婚。 1888年，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有了双重喜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特出世，同时马尔科姆进了诺克斯神学院准备做牧师。他一生中的转变，始于夏威夷，现在则完成了。他被任命为牧师以后，便把他的小家庭搬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在那儿初次执行牧师的职务。就是在这儿，在1890年3月狂风暴雨的一天，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那是从木板盖的教堂顺着一条土路走一百码就到的），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世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5]。 作为一个传教士，马尔科姆·白求恩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见解。虽然后来因为讲道动人受到超乎寻常的赞赏，他却拒绝了所有有钱会众的聘任。他说：“富人太庸俗了。”他只肯在那些他认为居民比较接近他的基督教徒生活准则的地方当牧师。结果，随着牧师职务的调动，他一家接二连三地从安大略的一个小城搬到另一个小城。 诺尔曼两岁的时候，马尔科姆·白求恩牧师调到比弗顿，然后到多伦多，在以后若干年中，还到过艾尔默、盲河、苏·圣玛丽、欧文桑德，最后又回到多伦多。可是有许多年诺尔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过夏天。这儿，在马斯科卡湖里，他养成了对游泳的爱好。也是在这儿，他开始显露出对森林和夏日天空的爱好。 白求恩家无论搬到哪儿，家庭生活总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有好多年全家爱玩一种识字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能正确地念出一个生词并且说出生词的意思，就得五分钱作为奖励。通常总是诺尔曼得奖，可是他总把得到的钱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种游戏是诺尔曼一个人玩的：搬动家具。他喜欢按照自己对形状和色彩的想法重新布置每个房间。家里人认为他担任室内装饰师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仍然耐心地任从他这种嗜好。 从最早的时候起，他的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就被认为当然的事。刚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种肮脏但科学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苍蝇和鸡骨头。后来他在解剖方面的调查研究逼得他的母亲也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满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气味。她一直找到阁楼上，发觉诺尔曼正在那儿很细心地从他刚煮过的一条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他。他简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来，好察看骨头。这些骨头可以做成很好的标本。”她急忙走开，让他继续搞科学研究。那天，他后来把牛骨头放在后院的篱笆旁边晾干。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家不许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诺尔曼，并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医生铜名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 他家初次在多伦多定居的时候，他才七岁，可是他非常喜欢那个大城市。有一次他跟母亲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溜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给一个警察送回家。他母亲都急坏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淘气地笑了笑。“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滋味。我就走到警察面前告诉他我迷路了。真好玩。” 以后几年中，他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表现得更大胆了。他居然把捉蝴蝶的田园消遣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游戏。有一次，在格雷文赫斯特郊外，他看到一块陡峭的悬崖顶上有一只蝴蝶，就领着弟弟马尔科姆往上爬。爬到半中腰的时候，路太难走了，他便叫马尔科姆在那儿等他。他一面抓着石头、树根、灌木，连拽带爬到了顶上，马尔科姆一面吓得大喊大叫。他下来的时候，一手拿着蝴蝶，气喘喘地说：“马尔科姆，捉蝴蝶有两方面。首先是捉，其次是蝴蝶本身。”有两次，在类似的冒险行为中，他摔断了腿。他十岁的时候，全家在佐治亚湾[6]上休假，他看着他的父亲在蜜港横渡海湾。第二天他自己也试了一下，亏得他父亲坐船赶到，刚刚来得及把他从海里救起。可是第二年诺尔曼游过了港湾。 他父亲因为他这样不怕危险而愈来愈为他担心，不过，他母亲的比较冷静的看法占了上风。“他应该学习去冒风险！”她说，“他爱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那样他才能学到。” 他在许多城市的不同学校里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后在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毕业。他快要进大学的时候，白求恩夫妇搬回到多伦多，以便让诺尔曼，以及不久以后让马尔科姆，能够进多伦多大学。 新思潮正在从海外传入这个自治领。就在诺尔曼出世的那一年，横贯加拿大辽阔疆土的第一条铁路完成了。在诺尔曼的童年，威尔弗雷德·洛里埃爵士[7]崭露头角，他用愈来愈明确的语言表明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工业在全国蓬勃发展，吸引着亿万美元的英、美投资。来自欧洲的大批移民给西部无人的平原带来了农民，给东部的工厂带来了工人。在五大湖[8]上，轮船把大草原出产的上等小麦运到圣劳伦斯河[9]，然后这丰盛的产物又从那儿流向全世界的港口。随着工业、移民和开拓，也带进了促进现代文明的技术、与世界大势愈来愈密切的关系以及新思想的种子。这些新思想不久就要使白求恩夫妇感到不安，同时向他们的儿子提出挑战。 小白求恩当时在大学里吸收的新思想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他的父母来说，达尔文主义就是反基督的同义词。当时芝加哥著名的传道家德瓦特·穆迪竭力反对在美国学校里教授进化论，而白求恩夫妇是穆迪在安大略省的主要信徒。白求恩夫人在诺尔曼的教科书中发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她大为惶恐，便开始把宗教小册子夹在他的科学书籍里，以抵销那本似乎亵渎神明的书。 诺尔曼很愉快地把这些小册子看了一阵，后来有一天晚上，在他母亲睡着以后，他溜进了父母的卧室，把一本《物种起源》塞在她枕头底下。他的玩笑使她的宽容受到了不可忍受的考验：她在厨房炉子里把这书烧了。他认了错，可是她看得出他是作为一个好儿子向她赔罪的，而作为一个快成年的人，他却以典型的、顽皮的幽默表示了反抗。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10]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像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粘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青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当时在法族加拿大[11]有反对“他们的战争”的怨言。在魁北克[12]的大街上，成群结队的民众谴责“帝国主义者”，反对征兵。但是对于白求恩来说，就像对于安大略省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没有什么疑虑，也没有什么良心的责备。普遍的兴奋使得他激动，而且在法国有着富于刺激性的事物——新奇的国土、新奇的人、新奇的风光、新奇的经验。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在伤员中间奔走，抬着残废的人和已经不像人的废物，地上和手上都是血，他当了死亡的学员和那些还想活下去的人的战友。远离了政客的滔滔雄辩和躲在国内的爱国者的激昂慷慨的高调，他看到的只是一幅破坏、泥浆、徒劳和大屠杀的图画。他开始大喝其酒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13]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14]，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竞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己请求，被调到驻在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里当军医。 德国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法国。庆祝胜利以后，他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巴黎小酒馆里，大家都纳闷，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二十八岁，两鬃未老先衰地露出了白发；大好青春已经付诸流水了。大战在白求恩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白求恩的成人时代前面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觉到衰老，不知所措——模模糊糊地开始想望新鲜的事物。 年青的时候他只认识加拿大；成年以后他只认识欧洲。他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彷徨歧途，走投无路，只是丧失的时间需要去追补。他感到幻灭，那就是西方小说家在以后二、三十年中要在西方世界传布的幻灭……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伍。 四 后来，他回想起战后的伦敦岁月，总说自己是“海外戆人”[15]。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身边只有空军的军饷；可是不久他就很阔绰地过起日子来了。“我没钱，”他这样解释，“但是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现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 他到法国和西班牙去，利用鉴定的本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艺术品铺子里，以及灰蒙蒙的货栈里搜罗货色，拿到伦敦去卖，赚一笔厚利。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总共只有一百英镑本钱，都是向朋友们借来的。他带回来许多好货色和精巧的艺术品，卖给伦敦的艺术品商人，净赚了两百英镑。每到存款不多的时候，他就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两年他就这样挣了足够的钱来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无数的书，别人借钱有求必应，并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 在儿童医院以及后来在热病医院共事的那些实习医生，因为不知道他的“商业旅行”，把他当作一个有钱的加拿大大牧场主的少爷。他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觉，因为他觉得这事有意思得很：他来自一个生活简朴的家庭，而他们却以为他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只有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才能那样瞧不起钱。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他把所挣的每一分钱都省下缴学费，现在他是在补偿那么多年所受的苦。 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摆动着一很手杖，胡子和灰白的两鬃使他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些，做工极讲究的衣服使他显得很英挺。他出入梭瑚区[16]的公寓，那样子真引人注目。在那个公寓里，他和一个在法国认识的澳大利亚医生住在一起。他们在这儿，在梭瑚区的中心过尽了放浪形骸的生活。 他的公寓里堆满了奇异的雕刻品——石膏的心脏、肾脏、脑子、卷曲的肠子、骨头、腿、手和手指。他喜欢人体的外形，对于各器官和内脏也极有兴趣。“我住的地方就像一家血淋淋的肉铺子，”他后来回想起来这样说。 他在这个“肉铺子”里接待宾客，为一群年青的崇拜者，一些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所围绕，他们每晚聚集在这里听他高谈阔论，同时放量饮酒。在战后的波动里，在和平带来的争端以及纷乱的世界的恐惧、麻木和幻灭中，他向他们大谈他的人生观。 当他夸夸其谈款待宾客的时候，别处的人们却正在认真地为他们的重大的怀疑寻找答案。随着各种流行的狂热、各种教派、爵士音乐和不加标点的诗，新的先知的名字也进入了公众的意识。有些人梦想以威尔逊的“十四点”[17]作为新世界的指南；有些人梦想费边社会主义；有些人借西格门·弗洛伊德[18]的名字把“无意识界”供奉了起来；有些人在卡尔·马克思的旗帜下行动了起来。 当时正是乔洽·萧伯纳最出风头的时候，但是他的剧本和费边主义的见解居然没有引起白求恩的注意。在二十年代早期的伦敦，这实在得有点儿本领，而白求恩却做到了，后来他变成萧的崇拜者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 白求恩也有他自己的先知，那是在英国文学界一度影响极大而当时几乎已没没无闻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奥斯卡·王尔德[19]精神上的父亲。他的名字是瓦特·佩特：教授，作家，批评家，提倡感官、兴味、快乐的先知；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许多大学生所崇奉的文化英雄。他正合白求恩的口味，白求恩彻头彻尾应用上了他的名言：“目的不在经验的成果，而在经验的本身……永远用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达种欢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中的成功了。” 在二十年代早期的伦敦，白求恩拼了命去追求瓦特·佩特所说的“成功”。 这位年青的医生沉浸在战后伦敦放荡的气氛里，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通宵狂饮。目的是要体验一切。战争让他认识到生命不值钱，死起来很快，而人能用来体味生活所提供的一切事物的时间却很少。 与此同时，他母亲经常给他写信，劝他要牢记《圣经》，要做礼拜，要避免犯罪。他很孝顺地写回信，向她报告自己做实习医生的进展。 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解释佩特的学说。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努力和时间的问题罢了。三年以后他的实习期满，便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 “啊，命运之神，命运之神，”关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写道，“她们是以两个女子的形式出现的。” 第一个女子是埃利诺·德尔[20]大夫，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的英国实业家，她本人也极富有。她就是白求恩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东区诊所的所长，后来做了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在她的敦促指导之下，他努力进修，准备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的考试。一个年青的医生要进修就得有钱，比他去法国和西班牙做买卖所能挣的还要多的钱。德尔大夫供给他钱，白求恩大夫记下数目，好在日后全部还清。他答应德尔大夫到欧洲去继续进修两年，然后在她的赞助之下在伦敦挂牌行医。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去参加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在那儿他认识了第二个女子，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那是一听种情，”他老爱这么说。弗朗酉丝讲话时用一种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她的声音、美貌以及“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全使他大为倾心。接着他热烈的追求也让她倾心了，于是在他考试以后两三个月，他们就在伦敦结婚了。 她当时二十二岁，是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儿，英国和欧洲上流社会最好的精修学校[21]的产物。 他们婚后的第二天，他宣布身无分文，最好准备私人开业。在爱丁堡的时候，他向她提起过他打算到欧洲去进修。她问他为什么现在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回答好像很简单。他现在是结了婚的人，准备负起做丈夫的责任，不得不延搁一部分计划。但是弗朗西丝不懂这个道理。她宣布她有一小笔遗产，因此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进修。这一小笔遗产是新消息，好消息，不过他想动用其中一部分在伦敦开设诊所可能更好些。但是弗朗西丝不同意。她不愿意让他的医生事业因为结婚受到妨害。于是1924年春天，他们就到欧洲去了，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弗朗西丝，年二十二岁，个性非常恬静而羞怯。白求恩，年三十四岁，为人非常直率，举止豪迈。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发生了冲突。像当时许许多多上流社会的年青妇女一样，弗朗西丝对于结婚生活的种种亲密关系怀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不久以后他们中间就经常闹别扭、吵架、发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白求恩的婚姻不久就成为他失败的象征，而战后欧洲混乱的气氛更增加了他的惶惑。 他心里的种种不快使他做出了没理性的行为，弗朗西丝感到害怕，因此就更加矜持。他们的关系成为一串吵架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不幸的循环。他们曾分离过无数次，结果总是又回到一起，发誓说两人绝对不能分开生活。他一向急躁，而这种不幸的关系又惹起新的急躁、对她爱情的幼稚的考验，以及围绕种种真正的和想象的隔膜而产生的痛苦思量。有一次他在狂风暴雨中跳进了英吉利海峡，险些给淹死。他很难为情地向她解释说，他一直就想要在暴风雨来临时在这个海峡里游泳。而在她看来，他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毁灭自己。 还有一次，他激她跳过一个很宽的峡谷，如果她失足的话，可能会受重伤或者送命。她跳了过去，然后就跑回旅馆，搭了最早的船去伦敦。他写信给她，求她原谅，对那一件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古怪行为表示惊愕。她回来以后，两人亲热了一个星期，接着又因为每天闹别扭和吵架而闹翻了。 又有一次，在意大利，看着觉陀[22]画的《圣芳济的一生》的时候，他得到一种他说是近乎天启的感觉，于是决定要修道。到维也纳以后，他的心情变了。他在那儿跟几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学习，那时候他肯定他非做外科医生不可。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觉得需要活动和刺激，于是他们就到瑞士去滑雪。他滑雪滑得很不错，但是他对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发挥得太过火了，以致于心脏机能疲劳，不得不在床上休息了三个星期，那是他在欧洲度过的日子里最安静的三星期。 他拼命喝酒，拼命进修，拼命过奢华的生活，这样在一年之内把佛朗西斯的遗产差不多都花光了。 这一年并没有虚度，因为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名医的手术，但是他总不愿意记起这一年。“我像一只对着一盏灯乱扑翅膀的蝴蝶，晃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地转圈子，生活没有目的，死也没有目的。”[23] 他的蜜月是一场胡闹。他的婚姻是一场胡闹。他的生活是一场胡闹。当他们结束在欧洲的东奔西窜时，他就是这样认为的。 五 一年过去了，弗朗西丝的遗产只剩下了两百镑。他们用这笔钱回到伦敦，从伦敦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密歇根州底特律城。 为什么去底特律呢？白求恩有他的道理…… 当时那个紧接加拿大边界的城市已经非常活跃了。那儿已经是汽车工业的都城，美国大规模生产工业的蓬勃发展的中心，冒险家的乐园，满心相信亨利·福特预言的人们的圣地。美国富极了，而它的大量财富像一股洪流经过底特律。美国正在走向以前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繁荣，而底特律正是无限前途的摇篮。在底特律有的是钱，有的是工作。只要在那儿肯干，肯努力。他告诉自己，在那儿他不必对任何人低声下气，不必对任何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老妇人折腰。那儿是美国灿烂前途的人为新疆界。他说：“我们要在底特律开设第一个诊所。” 于是1924年暮冬，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夫妇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拐角处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两人总共只有二十四元钱，还有在欧洲买的旧锡蜡器皿和零散的古董，以及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椅子[24]。在弗朗西丝看来，底特律很沉闷、肮脏、讨厌，使人局促不安。而在白求恩看来，底特律就是二十世纪，就是一个机器时代的堡垒，在那儿机会敲着每一扇大门。 他拉出了祖父的行医招牌，等机会来敲门。他等了一年，机会只是很轻微地敲了一下门。 白求恩当初选择了卡斯衔和塞尔登街的拐角处，因为那儿似乎是城里的闹区。不久，那儿果真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热闹。 当时那儿是妓院区的中心。他借了一张桌子，买了一条裤子，开起业来以后，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希波克拉底[25]，医治着历史悠久的马德琳[26]。在城里其他地区，工商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附近，卖淫随着时代盛行了起来。他的诊所里逐渐有病人来了，而其中出得起钱的多半是妓女。 在他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一个事实，那是他在多伦多、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学的医学课程中所很少提起的；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有一天，他侥幸地被附近食品杂货店的老板请去给他妻子看病。那妇女有一条腿肿得非常难看。她丈夫急得要命地说，有一个医生断言那条腿非截断不可。白求恩切开了脓肿朗地方，在他细心监督下不断地放脓，几天之内病人就脱离了危险。老板心里万分感激，而他的“出纳机”里却空无一文。“大夫，我只能在买卖当中来酬谢您，”他低声下气地说，“您给治了病，以后您需要的杂货都请到我这儿来拿，一概不收钱，随您拿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食品问题。其余的问题是由对门一个卖肉的给解决了。很侥幸，那个人喜欢孩子。 他来到白求恩诊所，在楼梯上把皮鞋上的锯屑抖掉，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屋的孩子。你给我孩子瞧病，我给你送肉，尽你吃。” “至少，”白求恩跟弗朗西丝说，“我们的伙食现在可以荤素平衡了。” 一家五金和家具店的老板领着病病歪歪的妻子来加入的时候，什么都齐全了。他们的裤子下面有了床，厨房里有了锅盘，路易十四时期的椅子和大瀑布市[27]的家具不伦不类地挤在一起。 他等了一阵——又等了一阵——可是他的境遇仍然和他的病人们一样。到他诊所来的人浙渐多了起来，但是许多人的贫穷并没有比少数人的贫穷使他增加什么收入。有些病人惹他生气。他们到诊所来，或者派人请他到家里去，往往已经病得很重，而他们的病如果在初期是很容易医治的。要么是当初有点疼病不在意，而现在已经发展成穿孔的阑尾了；要么就是有点不舒服没有理它，其实已经是晚期性病了；还有疝气现在发展成箝闭性的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病，由于疏忽变得十分棘手。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请医生？”他往往生气地嚷起来。而病人，一个斯拉夫人，或者匈牙利人，或者土生土长的汽车工人，因为穷觉得很难为情，往往会弄得语无伦次。 在富庶的美国的这个新兴城市里，破烂的小公寓房子、欠付的账单、莫名其妙地普遍患有的疾病，开始使白求恩忧闷起来。“这不是医疗，”他往往对弗朗西丝说。“这就像在木头腿上涂芥泥一样。他们需要治疗的时候，要么自己并不知道，要么就害怕出不起钱。最后当他们还是来的时候，往往又太迟，或是健康已经完全的糟蹋了。妓女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有病，而在于当了妓女，这样的话，我对妓女有什么用处？”他把责任推给世界，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对自己说，这实在和他没关系，他是医生，而世界就是那副老样子，他只能把断了的腿接起来，医治疝气和内脏，并且在“玛丽”掉进“职业上的风险”的罗网以后把她送进医院。 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挨了过去，一种新的恐惧侵入了他的单调不堪的生活和工作。他发觉自己比以前容易疲倦并且需要更多的睡眠。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以前一向充沛的干劲和精力。于是随着愈来愈厉害的疲劳，他更加疑虑，更加喜怒无常，更加愤懑。 后来他又常常出诊看病。他往往发现病人已经快死了，他就和毁坏身心的无名威胁作顽强的斗争。他一心一意地诊治，使病人起死回生。他因为自己的成就又感到踌躇满志，精神振奋起来，恢复了旧日的希望和自豪。他的知识和技术像一线温暖的光芒照耀着他的内心，疑虑和喜怒无常消失了。他重新成为充满了信心的外科医生，相信自己一定有前途，他等待着时机，并不因为贫穷而气馁。 突然间，一夜工夫，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一跃而成名了——而且有钱了。 他曾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做普通的手术。有一天他从手术室里出来，在走廊上被一个衣着整齐、彬彬有礼的人拦住了。那人介绍自己是格兰特·马丁大夫[28]，白求恩曾听人说起他是底特律最有成就的开业医生之一。 “我很佩服你的技术，”马丁大夫对他说，“我想提议把我的外科病人送到你那儿去……哪天晚上你和你夫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再详谈，好不好？” “那好极了。” 他们握了握手。“我觉得我们合作起来一定不错，”马丁大夫恳切地说。 寥寥几句话——而一切都改变了。 在马丁家里，白求恩和弗朗西丝会见了其他名医和社会名流。有钱的和有地位的男女人士现在开始到卡斯街和塞尔登街的诊所来了。其他医生也效法马丁，把病人转给这位大家突然谈论起来的外科医生。在马丁的鼓吹之下，话给传开了——白求恩是该去见的大夫。 钱现在源源而来了。他邻近的病人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来找他，来了又哭穷，而新来的病人看最轻的病也准备付很贵的诊金。在医院里，他在外科方面也开始有进展，应用了他跟欧洲名医学来的技术。两三个月之内，他们搬到头等住宅区的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去。可是他还是不肯搬诊所，虽然现在他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大阔佬了。 成功是可喜的，不过有的时候，他坐在新装潢的诊所里，不禁看着手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手还是这双手。难道它们今天有了昨天没有的魔力吗？他找到答案了：它们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是富人。 他现在要的是钱。他需要钱！不过在挣钱的过程中，他对挣钱的那些方法憎恶起来。他成名以后，已经不是旧日的白求恩大夫了。他发觉自己现在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他送病人来，他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用，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持这个制度。 钱是开端，也是尽头。他尽可能弄够了钱，然后回到原先的贫民区病人当中去，找回失去了的平静的心境，和玷污了的为贫病交迫的人们服务的医生理想。 钱是那个制度之下大家奋斗的目标，他也就尽量利用他的成名，天天增加收入。但是生活逼着他注意这个现实：许多受苦受难的男女病人需要他医治，可是出不起钱。 有一天晚上，他给敲门的声音惊醒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站在那儿。他慌慌张张讲了一大堆话。白求恩最后总算听懂了，这个陌生人的妻子就要生产，可是找不到愿意给她接生的医生。他不久就发现了其中的道理。那人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辆没人要的铁篷车里。 在一盏煤油灯的灯光下，两个孩子挤在角落里的一条褥子上。由产妇的丈夫做助手，他接出了一个小于一般个儿的、枯瘦的婴儿。他把婴儿洗干净，用他父亲递过来的破毯子包起来，因为没有摇篮，就放在他母亲身边。 他从外面的一个桶里倒出一盆水来洗手，婴儿的父亲很紧张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张一元钱的钞票。白求恩接过钞票，把它叠了起来，塞回到那人的衬衣口袋里。 到了早上，他又来了，带来一篮食物、婴儿的尿布和一件母亲的睡衣。他给营养不良的母亲规定了饮食，又检查了婴儿。临走的时候，他很粗鲁地打断了那父亲的紧张的道谢的话。他知道母亲可以复原，但是婴儿大致不出那个月就要死去。他们管这叫做医学——神圣的治病救人的技术！ 他向弗朗西丝抱怨说，对于那个丈夫说来，一星期二十元钱的工作，要比现在可以用在他那注定要死的孩子身上的一切神妙的医术更有用处。什么医学？那些骗子甚至于不肯打搅舒适的睡眠去铁篷车里接生！ 他公开指责起一些同行来。弗朗西丝安静地坐着看书的时候，他往往大发牢骚。“他们当中有些人行医的资格也就和中世纪的理发匠差不多。照我的意思，首先要把他们淘汰掉一半，让他们去站柜台。然后我一定要让其余的人明白他们是医生，不是商人。” 有一次他出诊去矫正另外一个人搞糟了的骨科手术后，对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萧特大夫说，“我做母亲比他做外科医生还强些。这些白痴自以为做起买卖来了！我跟你说，医学界应该找最好的人组织一个委员会，在内、外科医生干这个——这‘买卖’——两年以后，审查他们的资格。还说什么道德哩。比起我们当中有些人来，连费城的律师[29]也算得上道德的典范。” 他的激烈的见解，公开地到处发表，在有些医生中引起了怨愤和非难。“他们中有些人装出那一副神圣的鬼相，”他发牢骚说，“指望大家把那些说他们是万无一失的和忠心耿耿的神话信以为真。他们决不能接受批评。他们要公众相信他们万无一失。而他们当中有些人果真地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们的口号应该是：救了表面就等于救了一切。’他们除了表面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懂，对什么也没兴趣。在贫民区里，病人应该来找我的时候却不来，因为他们没钱。现在我收的费比我应当收的数目多上好多倍，而别人比我还过劲。我从前一文不收救活人命的时候，我吃不开。现在我给一个女人一剂简单的补药，其实她好好地做一套振作精神的体操也一样地有用，我敲一大笔竹杠，却大为得法。” 弗朗西丝现在难得看到他。他总是在诊所，或是出去应诊，或是，她猜想，和酒友在一起消磨一部分夜晚的时间。她开始注意到他身上起了一种变化，这使她充满了新的恐惧。 随着喝酒、发脾气、闹情绪，他的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同事们注意到这一点，劝他减少工作。他们的劝告使他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他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对不对？而成功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对不对？那么好了，他就要赚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一直等到他赚够了钱，能够随心所愿，为所欲为：如果他高兴的话，可以不理会这世界；嘲笑那些无用的富人的无关紧要的小毛炳；看看是不是可以照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的方式来行医。 终于他的精力和恢复疲劳的能力完全消失了。他一清早就觉得累，上午开始看病的时候还是照样累得难受，但是不分昼夜，他从没有拒绝过给人看病，尤其是穷苦的病人。 弗朗西丝看着他这样心里害怕，竭力劝他休假。“你在把自己赶进坟墓。你绝对不能这样搞下去。” “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他不耐烦地回答。 他得了很厉害的咳嗽病，起初他没在意，后来就用普通的成药治了一下，但是他的咳嗽愈来愈严重，弗朗西丝听见他咳嗽着回家时觉得刺耳，半夜里也常常给他吵醒。 他的两颊发红，好像发烧一样。渐渐看得出他在消瘦下去。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磅秤上称了一下体重，发现减了五十磅，减轻到不象话的一百一十五磅。他给自己配了一剂补药吃了下去，然后在镜子里瞧瞧自己。在他那高高的、圆顶形的前额上，头发比以前稀疏、而且灰白了。有一次他发觉弗朗西丝盯着他的头，他对她说：“这没什么出奇。我父亲也是少年白。” 当他拼命应付业务的时候，发现自己会突然感到虚弱，在这种时候一切都要让位，他只有一种压倒的欲望想爬上床去。 以后他开始在半夜惊醒，突然吓得跳起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他的心卜卜地乱跳，睡衣汗透了。他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睡觉，一连咳上好几个小时。 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早。弗朗西丝到门厅里去，一看见他就立刻站住了。他拿一块手绢儿堵着嘴，手绢上浸透了血，他的眼睛在血红的手绢上面瞅着她，然后他东倒西歪地爬上楼到自己房间里去。她吓得呆了一会儿，随即赶忙跑去打电话请邻近的一个医生。 医生来的时候，白求恩躺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苍白。他在下巴下面围了条毛巾，上面沾满了血和痰。他正在喘气，一种翻泡似的、汩汩的声音在喉咙里一起一伏。 医生咕哝了一声，摆手叫弗朗西丝从床旁边走开，急忙弯下腰去听白求恩的胸部。“病相当明显，”他干脆地说，“不过我们还得马上拍几张爱克斯光照片。” 六 他躺了两个星期。仿佛有一层雾裹住他的脑子，阻塞着他的思想。有时他的嘴唇扭动一下，微微露出—丝苦笑。医生们的脸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他眼前，他听见门厅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时候雾散了，他就仰头看弗朗西丝。这时候他似乎在端详她的脸，态度很客观，就仿佛她是一个陌生的人，一句话也不讲。医生们低声说：“很严重的出血。”他听见他们的话，冷冷地盯着天花板。休克、出血、失血……不止那些，他心里想；远远不止他们能用他们贫乏的名词叫得出的或是在爱克斯光照片上看得出的那些东西。 一连好几天，门厅里有低声说话的声音，弗朗西丝的影子在他身上飘来飘去，喉咙里热呼呼的、有咸味的、汩汩作响的东西有时候在黑夜中惊醒他，有时候在白天。人们的脸过来仔细地看着他，随后又消失，人影照在天花板上像群魔乱舞…… “白求恩大夫……” 那是在他床旁边的一个医生，他们为什么还要烦扰他呢？ “白求恩大夫……”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长着修得很整齐的胡子，表现出一副很有教养的病床旁边的态度。那是一个诊金很贵的脸。“你觉得怎么样？”他们大家用的词汇都这么有限。“我觉得怎么样？”他学着说。“就好像我快死了似的。你觉得怎么样？” 脸隐没了，连胡子带别的。 老色鬼……他肯不肯在半夜出去，到一辆铁篷车里给一个妇女接生，那妇女的丈夫没工作，孩子没东西吃，车里还另外住着两家？单想起这事也叫人厌烦。他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坠入他身体所渴望的半睡眠状态。 有一天他醒得很早。脑子好像清醒些。他望着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现在呼吸稍微容易一些了，出血已经完全停止，他觉得舒服一点。他不知道那天是几号了，懒洋洋地听着街上的声音，这一天就像平常日子一样，街上的声音也是往常听惯了的，但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不对头。他奇怪起来，难道他那么容易就忘记了，一切活动会在他房间外面像以前一样照旧进行下去？ 底特律的早晨——烟囱丛中不知什么地方小鸟啁啾地叫着，汽笛在响，孩子们懒散地拖着脚步去上学……在伦敦该是中午了，在地中海岸上该是午睡的时刻。在这样的日子，在梭瑚区，他也许会想到泰晤士河上去划船；在维也纳，他也许会想到阿尔卑斯山上去滑雪；在罗马，他也许会想念南方炎热的海滩。现在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了。他奇怪这些思想并没引起他任何兴趣。格雷文赫斯特、伦敦、欧洲、战争的回忆、他和弗朗西丝的婚姻、在底特律的先穷后富——说来奇怪，它们都只是些依稀隐约的往事。这究竟是否奇怪，他又想，它们现在竟显得这么模糊溯，这么无足轻重？它们发生过；如斯而已。幕已经落下来了；它们是一出演完了的无聊的戏的一部分。 弗朗西丝……这名字引起任何反应吗？有的——一点痛苦，满心怜悯。他辜负了她，或是她辜负了他，或是出了别的毛病；不管怎么说，总是搞得一塌糊涂，无谓得很，一场空。连孩子也没有，孩子至少可以给你一种幻觉，使你以为自己有一部分没有死而在延续。 如果幕已经落在弗朗西丝身上，那么还剩下什么？什么也没有。当然喽，曾经有过等待着他的命运，他从小就期待着的命运。做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多么了不起的命运！一个锯骨头、死要钱、拍马屁的家伙——这就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四下看看房间，看到床旁边桌子上的一面镜子。他伸手把镜子拿了过去，好奇地仔细察看自己。 他完全没料到他的样子会变得那么厉害。他曾经眼看着自己体重不断地减轻，但是在他卧病的短时期中，他的两颊陷下去了，头发更白了，眼睛烧得通红。他倒了下去，疲倦极了。“用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连佩特也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己…… 他的胡思乱想被脚步声打断了。是弗朗西丝来了。当她把他的一杯牛奶放在桌上的时候，他望着她，端详她忧心重重的脸，让她把枕头撑在他背后，然后用坚定的声音说： “有一件事我们得谈谈……我不知道他们对你说了什么，不过我快死了。我是完蛋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和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七 他在当地一个医院里医治了好几个星期，等到他能够起床行动，就动身到格雷文赫斯持的卡利多疗养院去了。他是“回老家去”，这样一来他生命的讽刺就完成了。 在火车站上．弗朗西丝在匆忙的人群中站在他身旁，一个红帽子在给他搬行李。他向车站四下里望望。他心里想；这就是底特律——新兴的美国的心脏。又是—年，又是一个好梦，付诸流水了。 弗朗西丝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臂。她曾经恳求跟他走，但是他倔强地坚持着他一成不变的见解：他快死了，他们一定要离婚，她一定可以找到新的生活。 现在一刀两断对于双方都最好。她起先发愣，然后气恼，最后认输。她的忠诚和爱情都大声地抗辩了。不管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他在一起，竭尽她微薄的力量来帮助他，至于将来怎样可以听其自然。但是对她所有的恳求，他都冷静地回答：“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我就不到疗养院去。”这样一来使她毫无办法了。 现在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了，她竭力想找话说，想怎样才能挽回从他们手中溜走的一切。 他低下头来吻她。“再会吧……亲爱的，言语不能形容的苏格兰人，”他温柔地说。“回爱丁堡去——你在那儿一定会快乐一些。把东西都卖掉，回去……”他转过身去，然后沿着月台走开了。 在多伦多，第二天早晨，他的父母公车站等着他，准备送他去格雷文赫斯特。 他父亲苍老了一些，背有点儿驼；伸出手来，手指直发抖。他母亲刚毅而骄傲的脸上带着非常痛苦的表情。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安大略北部去，母亲坐在他身旁。 火车驶过顿河的时候，他沉默地凝视着丛林、棕色的田野、城边上最后几座房子。有一次他母亲用衰老的眼睛朝他看着，问道：“诺尔曼，你感到很痛苦吗？”他摇摇头。不，并不是那种痛苦。 田野里呈现出小块的沙地，接着是直挺挺的绿色松树，低山上露出的岩石，马斯科卡群湖的最初几个手指形的湖泊，最后是格雷文赫斯特。 他们开着汽车从镇上穿过，经过了他从前在里面听父亲讲道的那个小教堂，到那些顶上布满岩石的山里去。离开市镇几分钟以后，他们掉转方向朝着湖开，经过一条煤渣路，在两排收拾得很整齐的松树中间开进了疗养院。 在医院里，他穿着粗布的病人衣服躺在休上，母亲在床旁边低下头来祈祷，两眼泪汪汪的，他温柔地抓住她的手。“不要这样妈妈，”他说。“不需要祈祷和眼泪。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以后无论什么也都没意思了……” 八 他已经和世界断绝关系了，但是特鲁多疗养院来的一封信改变了他的治疗过程。 在底特律的时候，他最初的意思是要去设在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的特鲁多疗养院。可是当时那儿没有空的床位。现在，他到达格雷文赫斯特一个月以后，从萨兰纳克湖来的信通知他可以马上入院。 萨兰纳克湖疗养院是北美疗养疗法的伟大倡导者爱德华·利文斯通·特鲁多创办的，在整个医学界很受器重。白求恩虽然有厌倦的、听天由命的心情，还是决定换个地方。 他在12月16日到了特鲁多疗养院。建筑物上的冬青花环给疗养院添了一点圣诞节的气氛。他再一次接受了例行的检查，安静地忍受了所有的化验。他对自己的爱克斯光片发生了兴趣。 他阅读，写信，一连几个小时躺着思索。他不焦急，不抱什么希望，也不害怕。他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冷静的神情，但却设法使疗养院的规矩迁就他自已的脾气，而不管护士怎么说。他卧床的时候，头上戴一顶自己带来的旧草帽。准许他起床以后，他穿着睡衣在走廊里蹦跶。等到他搬到疗养院在皮斯格山坡上一座叫做“草原”的单幢住所去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那微型城市的小天地里，医疗图表底下写着1927年1月。每座单幢住所里的病人早上醒来，他们的呼吸把空气呵成云雾一般。医生们走过一长溜红晕的脸前，散布着乐观的空气。创办人特鲁多的铜像守卫着大门，在他没有视觉的眼睛前面，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出去。同时在那座叫做“草原”的单幢住所里，四个没有什么指望的男子，结束了他们人生的旅程，他们在一起无活不谈。渐渐熟悉了彼此心灵深处的思想。 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医生，都患着不治的肺结核，他们对于把他们送上死路的病都很有知识，都熟悉每小时、每天、每周出现的预告最后灭亡的时间和方式的种种症状。在二百二十五平方英尺的空间里，在黄松木的板壁之间，放着四张病床，放得可以让他们充分利用三面的门窗和第四面通到一个很小的洗澡间的门道。房子外面风越刮越大、雪越堆越高的时候，他们那儿就变成一个阴森森的世界，他们熟悉各人咳嗽时特有的音调，以及各人特有的爱好、痛苦、习惯、惊醒和恶梦。 其中一个是B大夫[30]，美国南方人，他有浅色的头发、蓝眼睛、漂亮的脸、亲切愉快的笑容。一个是林肯·费希尔大夫，生在密执安州，长在美国东北部，黝黑、年青、热烈、敏锐。一个是李南，中国人，小个儿，有礼貌、很友好。还有白求恩，他很快地打量了他们一下，马上就喜欢他们，现在也加入了他们那种一分钟也不间断的亲密的关系。 特鲁多的医生们规定他们每个人都必须睡眠、休息和安静。而他们对于如何消磨他们剩下的日子却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他们通过几个护理员建立了一个和外界来往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个“地下组织”偷偷地买进烈性酒、食物和任何他们中意的东西。他们藐视黑夜和白天的天然界线，往往在别的单幢住所熄灯以后，就挤进洗澡间，整夜玩一种叫做“俄国银行”的纸牌戏，用一件睡衣挡住唯一的小窗户，免得灯光泄漏他们的秘密。他们喜欢音乐，一连几个小时听一架“合法的”留声机。他们最喜欢的唱片是《孤独的路》，翻来复去地听了又听。他们有一个秘密的“食品橱”，从那里面拿出东西来做小吃，那些小吃是医院当局不会容许他们吃的。有时他们请别的病人来参加他们愉快的聚会。他们如果有一夜玩得很晚，第二天就睡大觉。他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人生、肺结核、书籍。为了将来着想，他们以一种“科学的超然态度”——真正的或假装的——画了一张表格，上面记着每人预料要死的日期。 他们的这种心情反映在一套壁画里，那是白求恩在另外三个人很有兴趣地在旁看着的时候画在墙上的。他把这套壁画题名为：《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路九场的痛苦的戏剧》。这出直观“戏剧”包含有九幅寓言画，表现了他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阶段。这些画具有鲜明的色彩，雄浑的线条，以及他们四个人将要夭折的预言。在每幅寓言画下面，他都题了一首讽刺诗。 在第一幅画里，生命的天使抱着婴儿时期的白求恩。在以下几幅里，那婴儿被面目狰狞的动物——象征童年的各种族病——一一缠绕着。接着是青年时期：一个年青人站在一只船头上，受四个叫做“名望”、“财富”、“爱情”和“艺术”的海妖的诱惑，迷失了航程。他们指着一座城堡，名字叫做“如意宫”。下一幅画出那城堡原来只是一个幻景，一套好莱坞的舞台布景，在那儿，那年青人受到成群的“肺结核蝙蝠”的袭击。以下几幅画着他进入特鲁多，然后离开那疗养院，最后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平原上。 在最后一幅里，死亡的天使抱着白求恩。她仁慈地低头看着他。前景是一片小坟地和一排墓碑。在这最后一幅下面题着这首诗： 在你温柔的怀抱里，请让我与世长辞； 天空出现明亮的繁星，烈日早已无光， 我演完短短一幕，无聊的戏从此收场。 死亡的天使从壁画里满面慈悲地垂视着他们的时候．春天来了，同时也带来了弗朗西丝的信。离婚已经判决了；她马上就动身回爱丁堡。 他把信重看了一道，随手一扔，便套上了上衣到外面去了，他在山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充满了矛盾的思想，不愿意和任何人在一起。那封信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不曾料到的怀念。离婚有什么关系呢？他问自己。但是他等到现在了结了，却又难过起来。原先是他坚持离婚的，但是突然间，他仿佛失去了和外面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他发现自己还有脆弱的地方，竟然还依恋已置诸脑后的旧情，这个发现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在潮湿的雪地里转来转去，和一种逐渐高涨的无能、自怜、反抗的情绪搏斗着。 他回到“草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费希尔、李和B在等他。 “还有酒吗？”他问。 他坐在床上，对于朋友的同情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需要，他想说个痛快。其他的人觉察出他情绪上的波动，都专心地听着。 外面开始下雪了。潮湿的雪片飒飒地溅在窗户上。夜似乎变成白色的了。白求恩感情冲动地讲着话，一面一支接一支地点纸烟，一面不时给自己倒酒。他漫谈着自己和过去的生活，外面风刮了起来，像一只巨掌在摇撼那单幢住所。其他的人了解他纷乱的心情。他们每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受过同样的折磨。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是过来人了——对这个新的肺结核患者他们是有耐心的。 他讲完了，在病床上躺了下来。他心里想，那封信使他想起了一件早已忘记了的事。他来特鲁多时对于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现在他才发现活着等死是什么滋味。现在，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弗朗西丝，他感觉到一种难堪的空虚，痛苦地认识到失去她是什么滋味，以及失去她以后单独在皮斯格山上等死的最后的孤寂。他以前只知道死亡的皮相；现在他尝到了它的最后的、缓慢的痛苦。 他跳了起来。“管它哩，”他说。他的肺很快地在烂掉，不久一切痛苦和疑虑就会结束了。“再来一杯酒吧。” 费希尔去取酒瓶的时候，他拉出了留声机，放上一张唱片。一阵洪亮的男低音歌声充满了房间……孤独的路…… 歌声消失了，房间里寂静起来。在黑暗中其他的人看着他，知道没什么话可说，随后就安静地睡着了。他扭开了床头灯，开始给弗朗西丝写信： 亲爱的弗朗西丝： 你真要回爱丁堡了。那再好也没有了。你倒尽了穷霉，而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这儿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或者不如说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其实，发生的事可不少。沉思成为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能逃避这种强迫沉思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种种变化、种种发现、更深刻的自知之明…… 我从前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殊的、个人的宿命。那已经化为灰烬了。在这儿，与活的世界相隔绝，我们有时也许和现实更接近一些。从那种接近产生了朦胧的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循环往复的绝望、希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但是认识得太迟了——对于我来说。多可伯的讽刺啊：命运的牺牲者只有付出承认失败的代价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他突然感觉到一切都是徒然，便停住不写了。他周身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和无边的寂寞与压倒一切的恐怖搏斗着。这种感觉强烈得使他无法否认：这是恐惧的滋味、气息和实质。说他可以把弗朗西丝忘记干净是一句谎话。说他已经活过了一生是一句谎话。说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也是一句谎话。他没有什么成就，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甚至还没有活过哩。他拧灭了灯，完全陷入了绝望。 在他上面，在《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的痛苦的九场戏里，黑暗伤佛使死亡天使的仁慈的面目露出了可怕的狞笑。 九 那是夏末一个很热的夜晚。在单幢住所丛中，窗户迎着热风开着。在“草原”里，四个病人躺在床上看书。他们刚从图书馆回来，每人抱了一堆小说、杂志和医学刊物。 白求恩先看一本流行小说，觉得没有意思，便拣起一本约翰·亚历山大大夫著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他拿着书随便翻翻，从后向前翻看看，接着大声说：“你们听听这个。”他念道： 我们在肺结核外科方面进行倡导工作竟然如此落后，实在颇为惊人。本书读者中的美国医生大多数会意想不到，胸外科已经大有进展，并且给绝望的病人带来了明确的希望。 “你看完以后让我们看看，”费希尔困乏的说。 白求恩把床头灯弄合适了，重新躺下去看起书来。开头是一句很冷静的话，但是富有革命性的弦外之音：“二十世纪外科学最重要的进展，无过于目前在肺结核手术处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是谁做的？他只想得起美国医学文献中一些不成熟的报告。手术处理……直接而剧烈的外科干预？正和那治百病的迷信——拖延时日的、不可靠的卧床休息——相反，他自己不是就抱怨说单靠休息不够吗？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激动。 仅仅数年以前，对于本病使用任何外科疗法均被认为卤莽多事。胸膜外脊椎旁的胸廓成形术[31]以及类似办法，现在能使许多偏重一侧的肺结核出者免于一死且可望永久恢复健康。 他把这段话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位大夫竟然是在不动声色地宣布：被认为不治的、主要集中在一个肺里的肺结核的患者，可以用外科方法完全治愈！而这正是他自己的病况——感染毁坏着左肺。白求恩飞快地看下去，他的激动随着亚历山大的话继续增长。亚历山大用慎重的措辞宣称：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采用外科方法；在美国之所以未能加以利用，是由于惊人的无知；成千的男女因此耽误了生命；即使在事实未完全抹杀之处也存在着普遍的误解。书上的字仿佛朝着他跳起来： 自柯克时代以来，在为人类最普遍的灾难寻求疗法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今日整个医界对肺部压缩如此无知，不能不令人惊讶。肺部压缩无疑是本世纪在肺结核疗法方面最有价值的贡献，事实上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特韦勒提倡疗养法以来最有价值的贡献……外科疗法对于有选择的肺结核病例的价值已是毋需争论的问题……凡属医生均有义务熟悉施行外科手术的各种适应征和禁忌症，使成千上万否则必死的患者可能得救。 本书讨论有关肺结核外科治疗的全部课题，在英文中尚属初见，其目的在位医界同仁熟悉各种原则与实用细节，以期每年救治若不施行外科手术则必死的成千上万的生命。 这时候其他的人都睡着了。只有他的灯在黑暗中亮着，在墙上投下移动的阴影。白求恩深思地看着手里的书。为什么他以前没有听说过呢？他翻翻书，找到了出版日期：1926，就是前一年。 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得救——给绝望的人的希望！有人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有些医生努力探索未知的东西，结果找到了一线光明，只要有人肯继续去钻研；可能就是这样的吗？ 天快亮了，他床头的灯还亮着。最后书从手里掉开了，但是他过了好久才睡着。他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念头开始比现——滑溜溜的、抓不住的、他还不敢承认的一线希望。是希望吗？不是，还不是，他心里想——只是渐渐增强的决心而已。 他睡着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约翰·亚历山大大夫的书在他身旁，其中许多地方用铅笔重重地画了，他的生命，不管好歹，从此发生了深远的、不可挽回的、不能动摇的变化。 以后几天内，他很少跟人讲话。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职工阅览室里，搜寻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的出版物。他惊讶地发现关于这个课题的资料多么稀少。他在医学刊物里找到两三篇文章，但是根据亚历山大大夫已经整理的资料，他认为这些文章无足轻重。除了亚历山大大夫自己的几篇文章以外，他只能依靠这位专家的那本书。但是他所找到的资料已经足够使他脑子里充满了新的想法。 一连几星期他看完了一切所能找到的资料。在亚历山大的书里，他读到许多使他敬佩的人物的事迹，他们抛弃了偏狭的传统，寻求革命的方法使肺结核患者恢复健康。瑞士的塞伦维；德国的布鲁尔、威尔姆斯、沙尔布鲁克、斯图尔兹；法国的古岱、杜费埃、拜哈；瑞典的雅克拜斯；英国的戴维斯；美国的盖克勒和墨菲；加拿大的阿奇博尔德。这些人否认医学是静止的。他们钻研未知的东西，以便变不知为已知。如果人们死于肺结核，他们坚持医学的任务是如何使他们免于死亡。如果当时的技术失败了，他们坚持必须找到新的技术。此刻，在白求恩的强烈的激动中使他特别兴奋的是这个发现：在提倡“绝望的人有希望”这一新信条的人们中有一个加拿大外科医生，爱德华·威廉·阿奇博尔德大夫。 所有这些人都曾用自己的手证明：曾经有无数的病人卧床休息以后没有好转，但是在按照各人情况的需要，将感染了的肺长期或暂时压缩以后，病人就康复了。在这个问题上钻得更深入的时候，白求恩就从急躁变为愤慨了。 “草原”里现在经常进行着关于人工气胸和叫做胸廊成形术的剧烈手术的讨论。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白求恩总是说。“成千上万的人不但适合而且急需外科治疗却不能得到，并因此而正在死去。这个国家里只有十七个外科医生采用着沙尔布鲁克、布鲁尔和其他人创造出来的那些方法。过去七年中施行手术的总数——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美洲——只有三百次。沧海一粟！就在这一刻，单在这个国家里就有三万名男女，在加拿大有多少我还不知道——三万人正在等死，这些人用目前的方法治疗是毫无希望的，而用外科疗法，以一定的方法压缩病肺，却可能救活。” 他闷闷不乐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那不仅是单纯的无知。也不单单是保守。十足的野蛮……至于咱们呢？你们认为咱们当中有谁有什么希望吗，在床上一直躺到末日？”他站住了，面对着他们。“亚历山大收集了所有的证据。人工气胸，连我们也听到有好几年了，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们却像魔鬼害怕圣水一样地怕它。其实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事？把一根空心的针插进胸腔里去。往胸腔里打空气，使肺收缩到你要它收缩的程度为止。那样肺就可以真正休息了。它不能活动。相比之下，躺在床上却让肺像救火车一样地活动……那个做过以后，继续打你的气，每星期、每个月、每两个月一次……需要多少次就打多少次，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他拿着书在面前晃了晃。“我已经厌烦这种死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你能说你已经老老实实给了卧床疗法公平的试验吗？” “没有，我也不打算这样做。我要用压缩疗法。亚历山大已经使我信服了。这里一切都只是开玩笑。我就去要求人工气胸。”那天下午他冲进了办公大楼，当时工作人员会议正在那儿进行，他就提出了用人工气胸的要求。 特鲁多的工作人员熟悉他的暴躁的性情，于是一个医生婉转地暗示说，这种疗法包含着一些危险。 白求恩张开嘴笑了笑，解开他的衬衣，大声说：诸位，我欢迎危险！” 据他后来表示，虽然他批评了特鲁多的“保守的”治疗方法，但他很幸运是在那儿治疗的。自从在十九世纪末年成立以来，这个疗养院一直站在北美大陆防治肺结核斗争的最前列。 当时大多数著名的肺结核医生，或是在特鲁多受过训练，或是一定要到那儿做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像约翰·亚历山大大夫和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那样的肺结核专家，这两人白求恩后来在离开疗养院以前都会到过。然而，那个时期的医院当局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对于肺结核外科疗法的态度，虽然特鲁多的负责人比当时国内其他地方的同业要开明得多。 因此，只有对严重的病情才采用外科手术，而人工气胸疗法，虽然医院工作人员也知道，仍然被认为是处于试验阶段的一种疗法。不久以后，整个结核病医学界就争论起亚历山大大夫的种种说法和理论来了。亚历山大的见解最后为大家接受是必然的事，但是白求恩注定要起的作用是促进特鲁多人员接受这些见解。他自己愿意当一只豚鼠，做试验品。 如果特鲁多有些医生不愿试用他们没有完全把握的医疗方法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欢迎有一个病人坚持要用，尤其那病人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危险。气胸疗法的效果真是快得惊人。他的咳嗽渐渐减轻，痰在一个月之内就没有了[32]。他感觉周身有一种新的活力，心情和意识发生了变化，精力与希望不断地增长。 他现在严格地遵守着规章制度，拟出了一个重回正常生活的肺结核病人的复原方案。他认为肺结核病人和退伍军人的处境相似。他们被迫脱离了各人的常规．他们的生活中断了，一旦病愈回家，没有适当的准备去继续过去的生活或是开始新的生活。按他的计划，就在疗养院里设立一个大学。教授就由患着肺结核的人担任。学生是正在恢复健康的病人。目的是要病人在职业和心理两方面适应一个没有为他们回来作任何准备的社会。他的计划被看作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是日后终于实现了[33]。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单单拟订复原方案。他急于掌握自己的前途，开始为自己恢复正常生活作准备。他热烈地学习着，记录下他对气胸疗法的反应，深入钻研肺结核的外科疗法，接连不断地给老朋友们写信，并且在疗养院主办的米尔斯护士学校担任一门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课程。 在他第一次用人工气胸治疗两个月以后，他照了最后一次爱克斯光，被医生敲打了一遍，全身检查了一次，然后被宣布可以出院了。压缩疗法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实在是奇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在施行人工气胸和暂时的膈神经切断术[34]以后，病肺上的空洞已经愈合了。没有感染的迹象。以后许多年中，他的病肺将继续被人工压缩着。 整个晚上医生们和同院病人到“草原”来送行。随后就剩下他们了，他和三个同房间的病友。 “我们要想你的，”费格尔简单地说。“‘草原’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那也是好事，”白求恩笑着说。 他亲切地拍拍费希尔的背。“你们这些大傻瓜。我也要想念你们的。不过有一点，我指望看到你们大家……不久……长得胖胖的……健康、愉快，给气胸疗法治好了。” 早上，他和同房间的人紧紧地握手，说了再见。在办公大楼前面，在12月的雪地里，雪车在等着，他们互相打打闹闹，像四只小猫露出牙齿笑着。然后他走了，一路站在雪车上挥舞着胳臂，一直等到出了大门口下坡进城。 在火车站他潦草地拟了一个打到爱丁堡给弗朗西丝的电报，递近电报室：“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你是否愿意与我结婚？”他还剩下一分钟，对又被白雪覆盖着的萨兰纳克湖看了最后的一眼，然后就坐上了在白茫茫的山间疾弛着的火车。 他把脸贴在车窗上，心里快活极了。这是真的；他离开那里了，他现在自由了；他已经从死里逃生。一年前他穿过了这些同样的山——最后一次了，他当时想，听天由命，心灰意冷，已经辞别了一切。他想，在底特律，他屈服了；而在特鲁多，他重新得到了活下去的愿望。 底特律……这时在他觉得很遥远了。这是个充满了装配线、奢华的生活、阔人、穷人和美国神话的城市。他当时屈服了，却自以为是一个孤独的反抗者，其实他紧紧地抱住了它不放，一面想为自己刮一份金光灿烂的财富，一面则在自己的幻灭中辗转不安。对了，现在很容易来面对这个事实了，他愉快地想。当时他满嘴是说得好听的理想，事实上却把名和利放在医学应该独占的宝座上。但是今后决不如此。 从今以后，在他的手术刀下面次不会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他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还有多少个费希尔和李留在特鲁多！在他们以后，还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要去！他想，特鲁多已经在他背后了，但是一年来他的头脑里装满了一幅可怕的图画；痛苦、绝望、许多浪费了的生命、许多被肺结核消磨了的事业和才华——这一切的滋长，都是由于某些人拒绝钻研未知的事物，以及某些人的漠不关心。但是也有其他的人，那些真正的医学工作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否定一切的人，不是抢着发横财的人，而是探求者。他也要做其中的一个；他的左肺压缩在胸腔里而他的希望却高涨着，他对自己宣誓：他一定要做其中的一个。 比一切音乐、绘画、诗歌本身更伟大的是它们给予人类的礼物，他觉得现在重新安眠在他双手和脑子里的礼物：生命本身，这是所有的人平等享有的，一切音乐、绘画、诗歌都是为它创造的。对了，他一定要加入到那些探求者、不安于现状者、生命给与者，那些重新使他树立信念的人们中间去。火车飞驰过空旷的田野的时候，新生的信念在他心思形成了一种丰富而坚强的主张。他把他的思想倾吐在一张纸上，把《使徒信条》[35]改写成这样： 我信特鲁多，全能的美国疗养院之父，肺结核病人的地上天国的创造者；我信人工气胸，由卡森构想，由福拉尼尼发明；它在傲慢与偏见下，受苦受难；受到那些把病人治死埋掉的庸医的非难；现在成千上万的病人好了，原来已经是第三期肺结核的患者，也从病榻上复活了；他们升入医学的不朽伟人的天堂，坐在我们的始祖希波克拉底的右边；从那里来审判那些轻率施行压缩空洞或是敷衍了事的肺痨病庸医。我信柏丁顿、布莱姆、柯克和布鲁尔；我信墨菲、弗雷德里克、威尔姆斯、沙尔布鲁克、斯图尔兹和雅克拜斯；我信不用压缩行法之罪不可赦；我信健康的身体从病体复活，以及肺结核患者得永久照顾而长生。阿门。 他写完了以后，向后靠到座位上，重新看着移动的景色。他心里想，他的一生像火车一样：开始很慢，但是开足了马力以后现在渐渐以最大速度行驶了。 天啊！他不久就三十七岁了。他背后留下了一条多么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多少浪费了的时光和错过了的机会的废墟！不过至少这一切现在已经在他背后了；已经死去并且体面地埋葬在十来个城市里，其余的也和他的痰盂、医院工作人员、结核菌、疑虑、恐惧一起丢弃在特鲁多了。别了，废墟。别了，特鲁多。向等待着他归来的城市致敬！ [1]指白求恩的勤务员。——原注 [2]胡格诺，十六、七世纪的法国新教徒。——译注 [3]斯开岛，苏格兰西北海面的小岛。——译注 [4]即亨利·古德温。——原注 [5]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马尔科姆在三年后出世。——原注 [6]佐治亚湾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休伦湖上。——译注 [7]洛里埃爵士（1841-1919），加拿大自由党领袖（1887-1919），曾任加拿大首相（1896-1910）。——译注 [8]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五个大湖，即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安大略湖。——译注 [9]圣劳伦斯河在加拿大东南部，经安大略湖流入圣劳伦斯湖。——译注 [10]温索尔，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的城市。——译注 [11]加拿大东部诸省的居民大多是法国移民的后裔，至今仍操法语，这些区域称为法族加拿大。——译注 [12]魁北克，加拿大东部魁北克省的首府。——译注 [13]给A.F.的信。——原注 [14]伊普雷，在比利时西北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发生激战的著名战场。——译注 [15]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欧洲游记取名《海外憨人》，讽刺美国游客盲目崇拜欧洲的文物。——译注 [16]梭瑚区是伦敦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居的地区。——译注 [17]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第一次大战后在“巴黎和会”提出所谓和平原则“十四点”。——译注 [18]弗洛伊德（1859-1939），奥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译注 [19]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译注 [20]这是个假名。——原注 [21]一种为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年青女子准备进社交界而设立的学校。——译注 [22]觉陀，十四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城著名画家，建筑家兼雕刻家。——译注 [23]给弗朗西丝的信。——原注 [24]路易十四，法国国王，1643-1715年在位，当时法国家具以雕镂富丽著称。——译注 [25]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59），古希腊名医，西方医学鼻祖。——译注 [26]马德琳，《路加福音》第七、八两章中提到的淫妇，耶稣曾为她治病。通常用作妓女的代名词。——译注 [27]大瀑布市，底特律以西的城市。——译注 [28]假名字。——原注 [29]美国费城的律师以狠心毒辣出名。——原注 [30]B大夫请求不要发布他的名字。——原注 [31]抽取一部分肋骨来压缩感染了的肺。——原注 [32]根据特鲁多疗养院的病历。——原注 [33]十年以后在萨兰纳克湖成立了一个技艺学习会。“只有白求恩的少数几个朋友，”特鲁多疗养院内科主任的妻子海斯夫人说，“知道这是白求恩的理想的成果。”——原注 [34]或膈神经截除术。切断横膈膜神经使横膈膜停止活动，有助于压缩病肺。——原注 [35]基督教信条的精义。——译注
第一版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一版前言 这本传记所根据的材料是在历时十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搜集的，这项研究工作遍历了白求恩大夫的一生：从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经过加拿大大多数的城市，美国的主要城市，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苏联，最后到中国。我们两人都得去了解白求恩的加拿大背景，西班牙战争（1936—1939）的起因，现代中国的演变发展，许多错综复杂的世界大事——它们曾有助于决定白求恩一生的进程，他也曾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对它们起了反应。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他曾生活在许多境界里，有过许多种经历，与许多人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而且成为当代一些决定性事件的先驱。 我们两个人中间，泰德·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并且曾和他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塞德奈·戈登仅曾在蒙特利尔与他有泛泛之交，但直到他逝世为止始终密切注意着他的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幸运能够兼有一个好友的主观的深刻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公平的客观精神。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我们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了解了白求恩。 他留下了很多生动的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著作，因此对本书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大大简化了我们的工作。一般说来，我们避免用注解，因为我们在为书中的叙述、谈话和事件查明出处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脚注多得几乎可以构成另外一本书了。因此，凡是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我们希望读者了解书中所有的谈话有的是由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亲耳听见的，有的是从他的书信中摘录的，有的是由他的密友回忆起来的。 在书中，我们往往提到白求恩的思想：他的内心的感情。在每一处，我们或是根据他自己的话改写，或是从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引用原文，或是引用他对本书作者或某一个友人所说的话。在书后的谢词里，我们列举了帮助我们写成这本书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们觉得必须提出几个人的名字来，可是并没有任何分别轩轾的意思。这中间包括他的母亲、故伊丽莎白·安·白求恩夫人，他的弟弟、故马尔科姆·白求恩，以及他的姐姐珍妮特·斯特尔斯夫人，他们三位供给了我们一切必需的早期家庭资料。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白求恩的离婚妻，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得来的。 白求恩在中国的生活的材料在许多方面都是最详细和有充分文件根据的，关于这个事实我们得感谢四个人。董越千，白求恩的“化身”、翻译兼朋友——他在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极大部分时间里和白求恩在一起——供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私人札记。宋庆龄——她为本书写了序文——帮助我们获得了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全部书信文稿和日记。伊斯雷尔·艾泼斯坦——他所写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背景的书[1]也许是英文中最好的一本——不惮烦劳地搜集了白求恩的书信文稿，值得我们特别感谢。若是没有他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以及宋庆龄所供给的其他书信文稿，就会很难叙述白求恩一生的最后的、高潮的两年。 此外，中国作家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周而复的第一手的叙述对于白求恩本人的日记是重要的旁证材料，尤其是关于那些还没有用任何文字在其他任何地方叙述过的事件。周而复的著作，以及其他未出版的中文材料，都是由陈为熙给我们翻译的。 另外，本书得到了白求恩的医界同事的热忱协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部是世界知名的了。我们所指的特别是在下列各机构任职的他的同事：美国结核病学会、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特鲁多疗养院（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加拿大卫生及养老金部，以及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本书经过七位医生校阅，但如有任何医学上的错误完全由我们负责。 ※※※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远离他的故乡的许多国土上是一个英雄。五亿中国人民、亚洲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民主西班牙的第一次攻击的老战士、南北美洲和欧洲的医生、那些已经知道他的业绩的人们，都歌颂他的名字。他的一生跨越全世界。他把他的才能慷慨地献给了所有的人。他是为国际主义的事业而牺牲的。作为加拿大同胞，我们因为能向全世界报导他的故事而感到骄傲。 作者 1952年于多伦多 [1]指《中国的未完成的革命》。——原注
修订版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修订版前言 《手术刀就是武器》，自从在加拿大和美国问世以来的二十年中，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它已经用二十种文字出版，从希伯来文到中文都有。我们再也不能说各大洲已经有多少万人读过这本书了。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的生平和他的事业，已经为北美的学生、英国的工人、德国的医生、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为印度的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为非洲的自由战士，为中国的亿万人民，当作他们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所接受。 求恩一生的故事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影响，这是什么缘故？答案最好到本书中去寻找。不过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白求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拿大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也是由他的国家和当代世界所形成的。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对于他来说，陈旧的框框是愚蠢的；爱是一种强烈的渴求和对人生的肯定；内科和外科是他的艺术，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承诺；我们这个世界上日益增长的残暴是一种个人的创伤。最后，他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战士—游击队员而视死如归，这是对那些挨饿的人们，那些被践踏的人们，以及一切争取自由的战场上那些勇敢的人们的呼唤所作出的自然的响应。 白求恩是一个对自己的弱点获得了痛苦的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向它们屈服，而是战胜了它们，从而表现出他的伟大。他背弃了寻欢作乐、酒色征逐的生活，而成为前线的医生、穿草鞋的游击队员、革命者——对于他来说，生活意昧着和人民之间的同志情谊、每天几把大米以及在那些流血的和现在已著名的战役当中所施行的外科手术。他在他那巨大的改造世界的梦想中找到了他最后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最后，他个人的生命与世界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了。今天，哪里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他在那里就受到尊崇；哪里人民的事业还有待于取得胜利，他在那里就是一面旗帜，一声战斗的号令。 关于本书还有几句话。 这个为美国发行的新版本使作者面临增订和修改的问题。遗憾的是，事实证明不可能深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发现，初版以来的二十年不仅在世界上产生了许多改组，而且在两个作者之间在若干问题上也造成了意见分歧。我们发现，如果要在修订工作的许多方面取得一致，就会需要比世界的步伐所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时间。我们认为，把白求恩的故事介绍给更广大的新读者，其重要性超过等到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取得一致，并且把每一个评价都根据事后诸葛亮的认识加以修正。读者将作出自己的判断，何况白求恩本人的生平和思想才是他最雄辩的证书。 我们当然包括了许多根据新资料所作的明显的订正。这部白求恩的故事，正如白求恩本人一样，已经为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所肯定，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作者 1973年
致中国读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致中国读者 我觉得这个中译本新版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恰当的时刻出版的。白求恩本人以及这本书都继续为人们所怀念，我感到不胜欣喜。我几乎可以听到白求恩在说：我们肯定地必须学习掌握技术，否则我们就要倒退，但是同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发扬我们的自我牺牲，献身他人，以及热爱同志的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自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如果他今天还健在，他一定会为中国目前掌握各种技术的努力，为中国目前的目标和抱负，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也会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创始者的其他伟大抱负。 对于白求恩来说，中国人民是亲如骨肉的。他真诚而深挚地热爱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鼓舞他作出了伟大的事业。愿他的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的榜样继续鼓舞伟大的中国人民。 TedAllan 1979年4月17于美国
序言（宋庆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序言[1] 宋庆龄 和过去的人类世界相比，我们的世界极其复杂。由于交通极其发达，在地球上每一部分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均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孤立的灾难，也没有一种进步不是会促成全面进步的。 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人们的思想内容在范围和复杂的程度上现在也具有世界性。一个为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谋福利的人若单单联系毗邻的国家来考虑本国的形势是不够的。世界大势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投身其中并有所贡献才能够左右自己的前途。今天人类最崇高的任务是：认清反动和死亡的势力，并同它进行斗争，加强并实现今天的世界所提供的、以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给所有的人一个美满的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今天这些任务是世界性的，因此当代英雄——无论是在本国或外国工作——也是世界英雄，非但在历史上是如此，而且现在也是如此。 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曾在三个国家里生活、工作和斗争——在加拿大，他的祖国；在西班牙，各国高瞻远瞩的人士曾成群结队地去那儿参加人民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势力的、第一次伟大的斗争；在中国，他曾在这儿协助我们的游击队，在日本法西斯军人自以为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夺取并建立了民族自由与民主的新根据地，并且协助我们锻炼出终于解放了全中国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他属于这三个国家的人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属于和对国家对人民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一切人。 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医生，他曾用他所最熟悉的武器在医务方面进行斗争。在他本人的科学范围内，他是一位专家和创导者——他把他的武器保持得锋利如新。而且他，自觉而一贯地，把他的伟大的技能贡献给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先锋。对他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一种摧毁千千万万人的身心的疫病，并且它既否认人的价值，也就是否认了一切为人的健康、活力和生长服务的科学的价值。 诺尔曼·白求恩在日军炮火之下传授给中国学生的技术的价值，决定于它们使用的目的。德国和日本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因为它们曾为人类进步的敌人所领导，它们的科学与技术只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人民的战士有掌握最高的专门技术的责任，因为只有在他们的手中技术才能够真正为人类服务。 白求恩大夫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他的输血工作曾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战士的生命。在中国，他提出并实践了这个口号：“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在一个与西班牙完全不同的而且远比西班牙落后的环境里，他组织了一种游击队的医疗机构，挽救了成千成万的我国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他的计划和实践不仅建立在医疗的科学和经验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军事和政治的研究以及人民战争中战场上的经验之上。在西班牙和中国的白求恩是医学战场上的一员先锋。 他充分了解了这种斗争的形势、战略、战术和地势，同时他也知道；对于那些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前途而与其他自由的人们并肩作战的自由的医务工作者，人们可以抱着什么希望。他训练出来的医生、护士、护理员在他的教导之下，不仅将自己看作技术助理人员，而且看作前线战士，和战斗部队担负着同样重大的任务。 这些工作白求恩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一个医生对自己的任务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认识是决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他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的山村里完成了这些工作，事前对中国语言及中国人民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在他自己为肺病侵蚀的身体里，除了他的炽热的信心和钢铁的意志以外别无其他力量。 是什么杀害了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是在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当中牺牲的，他为那个斗争献出了他的热情、技能和力量。他工作的地区当时不仅被日寇封锁，而且同时被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封锁，那个政府始终宁可与敌人妥协，放弃胜利，而不愿进行人民的战争。白求恩为之斗争的那些人不仅被认为不配使用武器弹药，甚至不配使用医药器材来救治伤员。他们因为得不到现代的抗毒药品而死于传染病。 白求恩死于败血病，这是动手术未戴橡皮手套而又无磺胺制剂用以医疗的结果。 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现在在中国终于获得了自由的新情况下进行工作。但是白求恩死后，曾和他在西班牙共同工作的吉西大大奉派继任，却被蒋介石的封锁阻止而未能到任。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大终于担任了白求恩大夫设立的一个医院的院长，英勇地继续了他的工作，后来也死在岗位上——也是因为缺乏可用来为他医治的药品。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是许多牺牲者中的两位，这些牺牲者，如果当时没有封锁，可能现在仍旧活着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事业进行斗争。 我很荣幸来介绍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生平，让为数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当代英雄——他如此崇高地象征着所有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共同利害。他的生、死和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由于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由我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2]内的工作。保卫小国同盟正在为继续白求恩的事业的白求恩和平医院及白求恩医学院获得援助而工作。 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是那些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位。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水远活在我们中间。 [1]本文作于1952年，系由英文转移，译文经本人审阅。——译注 [2]保卫中国同盟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又于1950年8月15日改称中国福利会。
贫困的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贫困的世界 贫困的世界并非贫穷 因为，假如它曾是贫穷的 那么富人就无法靠着盗窃穷人的财富 而让富人变得，如此地富有
从不绽放的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从不绽放的花 从不绽放的花 正如它们在种子的墓穴里 像从不绽放的花儿的眼泪那样，绽放
美国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美国Ⅳ 我祝福你，美国 也许，我祝福的风会鼓满夜里星星的帆 把星星从夜之黑暗带向白昼之光，如美国之光 那样闪耀，带到即便是空寂的白昼之光里，假如 天空，即便是美国的天空，不哭泣落泪就不会有彩虹 美国啊，也许虹彩会拥有 春日之花那样的色彩 让年轻人可以将这些色彩赠予自己的心上人
美国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美国Ⅲ 共和党人谈论 赤字 民主党人谈论 充分就业 而美国人民的 眼泪以一种无声的 带着无人倾听的心跳的 无人倾听的声音，谈论着 他们在挨饿 疯狂竞争[1]带来的饥饿 像机器人一样干一辈子活的 单调带来的饥饿 拧着螺丝 日日夜夜 在当代工厂的 装配线上 人民说道 作为蓝领工人 作为被美国变成机器人的工人 工作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美国啊 而我， 阿里夫·维卡 哲学家 诗人写道 是世上这样一个地方 中情局会带来一个首席运营官 带来一个军事独裁者 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去购买美国的武器弹药 好带来充分就业 奥巴马美国式全球倡议的 充分就业 [1]疯狂竞争（ratrace）：（大城市里为财富、权力等）疯狂竞争，你死我活的竞争。
美国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美国Ⅱ 美国 你好吗 我希望星群 在你生命的 夜空中为你闪耀 希望七彩虹霓 为你明媚 希望没有人哭泣 而生活 为你微笑 美国 你好吗 希望你一切都好 希望微笑在 为你微笑 我发自内心地 祝愿你，美国 春天常驻 春天永在 为了你，美国 愿那些春天里 春日之花 荆棘长得少 花儿开得多，为了你 美国 美国啊，我还祝愿你 眼泪的伤害 不会伤害你 美国，我为你写下一首 爱之诗，美国啊 美国 你可知道那个 离你如此之遥的 外人 美国啊，是那样地爱你
美国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美国Ⅰ 贫穷不只是黑暗 它是富人投下的阴影之黑暗 一个国家的富人越多 阴影就越黑暗 在富人的国家里
难以置信的事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难以置信的事实 花儿绽放 又凋谢 四季 在变迁 但剥削 始终依旧 荆棘的干渴 依旧 树倒下了 在人类 贪婪的 斧头的猛击之下 沙漠在扩张 被污染的河流污染着海洋 千百万的鱼儿死去 大自然在哭泣 少数富人为自己 今年挣得的利润欢呼雀跃
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梦 我梦想成为这片天空之上的天空 在这片黑暗的天空中 迷途的星星就能找到一个家 在这片天空之上的天空，那儿没有黑暗 只有光
贫困之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贫困之舟 贫困之舟航行于苦难之海 经济的潮水把船只驱向 眼泪与痛苦之岸 穷人是那些船 贫困是海，我们的经济是潮水。
富人的小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富人的小钱[1] 春日爱抚着花儿的种子 母亲微笑着爱抚婴儿 富人施舍的小钱 爱抚着乞丐空空的手 就像秋天爱抚春日 夺去春日色彩的生机 荆棘低声道，假如穷人不乞讨 这些小钱对富人又有何用？ [1]小钱：原文是CentsandPennies，即“分和便士”。
眼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巴基斯坦〕阿里夫·维卡《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眼泪 彩虹在哭泣 苍天也在哭泣 河流污染 大海静默 曾经是森林 如今是沙漠 人剥削人 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地球绕着太阳旋转 宇宙绕着虚空旋转